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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臣随笔集：含笑花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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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含笑花之树／（日）陈舜臣著；赵宏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10

（陈舜臣随笔集）

ISBN 978-7-5146-1941-6

Ⅰ．①含…　Ⅱ．①陈…②赵…　Ⅲ．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6813号

Copyright © Chin Shun Shin 1989 Printed in Japa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含笑花之树

［日］陈舜臣　著　赵宏　译

出版人：于九涛

审　　校：崔学森

责任编辑：郭翠青

营销主管：穆爽

责任印制：焦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发行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32开（787mm×1092mm）

印　　张：7.75

字　　数：125千字

版　　次：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德富泰（唐山）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5146-1941-6

目录

第一篇

千变万化的国家

承载历史的母亲河

拜谒黄帝陵

泰山之事

黄山兴

丝绸之路的魅力

再会西域

不可思议的线之连接

第二篇

答谢宴上

茅盾先生轶事

与巴金先生会面

哀悼武田泰淳、竹内好、增田涉三位先生

井上先生与历史小说

第三篇

神户的魅力

《青云之轴》杂谈

赫定与《丝绸之路》——青春之书

身兼二职——处女作创作之时

我的碧海蓝天

跑步二三事

价值百万美元的夜景

含笑花之树

名人之言与我的开场白

国际化的美食

茶馆复兴

屠苏

会议

女性迈入社会的兴衰起伏

天知地知

我的宰相论

政治为伦理之“技术”

农历的作用

“平成”杂感

第四篇

《中国风土与文明》日文版出版寄语

陆文夫《美食家》日文版出版寄语

蔡子民《唐诗旅情》出版寄语

稻畑耕一郎《一勺之水》书评

李顺然《我的北京风物志》出版寄语

小槻晴明《情迷印度》出版寄语

后记

卷末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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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千变万化的国家

俗话说：“南船北马”。

中国南方水网如织。长江与珠江水系为人们所熟知，浙江省的钱塘江、福建省的闽江也有着相当多的支流。它们不仅有天然形成的河流湖泊，而且还有许多人工水路。在一些地方，水路犹如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铺满地表。

我正在车里欣赏着窗外的风景，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片巨大的帆船从水田上面滑过，船当然是不会在水田上行驶的。原来，水田的对面有水路，船是在那里悠然地滑行。像这样，极其多的水路隐藏在我们目所不能及的地方，一眼看上去难以分辨哪里是水田哪里是水路。

我们曾经花费一天的时间驾车穿行在福建山区。车在河流沿岸的道路上行驶着，我本来以为是一直沿着同一条河流，但是后来向导说这条河流与刚才经过的那条河流是不一样的，并告诉了我这条河流的名字。在我的认知里，同一条河流有多个名字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之前提到的浙江省的钱塘江就是一个例子，“钱塘江”是它流经杭州湾这部分的名字，在这之前的一段被称作“富春江”。钱塘江的上游是新安江和兰江汇合而成的“桐江”。兰江的上游是“衢江”，而衢江的上游也有着不同的名字。所以，“钱塘江水系”是其最好的称呼吧。在福建时，被我误认为是同一条河的那些河流，不仅在称呼上有所不同，所属的水系也是不同的，道边的河流在不经意之间悄然变换着。由此可见，这里的水路是多么的密集啊！

在以前，架一座桥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相比较的话，在水路上驾驶船会更快一些。因此，对于中国南方的人们而言，船就成为了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在中国的北方地区虽然也有一条大河——黄河，但是由于水流湍急、冬季多处河段结冰等原因，不仅对船的通航没什么帮助，反而会给其带来阻碍。但是到了结冰期就不一样了，船可以在冰面上滑行前进，反倒是一种别样的便利。

长江的上游几乎能够允许一万吨级别的船通航，小型水路中的帆船那是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在黄河上则只能看到寥寥几艘船。在北方，麦田连绵到地平线，草原辽阔，很多土地散发着浓郁的沙漠气息。在汽车普及之前，这里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匹。因此这就是所谓的“南船北马”。

不过，人们有时也将“南船北马”与“东奔西走”等同意义来使用，指的是往南走时坐船四处奔走，往北走时骑马到处奔跑。

道光十八年（1838），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湖广总督林则徐被皇帝召进京，汇报如何应对鸦片问题。道光皇帝被他的人品及提出的禁烟对策所感动，特地赏赐他“紫禁城骑马”的恩典。北京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依照惯例是不允许大臣骑马进入的，这是恩赐给林则徐的特别许可。11月14日这一天，林则徐骑马进宫觐见道光皇帝。可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蒙谕云：‘你不惯乘马，可坐椅子轿。’谨叩头又谢。”

实际上是林则徐骑马进宫觐见的时候，皇帝在殿廊里看见了他不熟练的骑马姿态，感觉这种骑法实在危险，于是下令翌日起让林则徐坐八抬大轿进宫觐见。林则徐是福建人，在科举及第之后开始了他的文官仕途。也就是说，林则徐是南方人，根据“南船北马”的说法，他是不精于骑术的。

但是，在古籍文献之中并没有出现过“南船北马”这种表达方式。这是一个不知在何时形成于民间的固定成语，而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将它运用了起来。查阅古籍中与其类似的说法，发现公元前2世纪的《淮南子》中记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胡人”一般指外国人，但据《淮南子》中记载，在西汉初期，“胡人”专指匈奴。《史记》中也有关于匈奴被称为“胡”的记载。到了唐代，“胡”这个字逐渐变得越来越有“西域的异族”的含义了。无论是塞外的匈奴，还是西方丝绸之路上的民众，从中国全域来看，“胡”都属于北方，据说胡人都是善于骑马的。

北方的异族被称为“胡”，而南方的异族被称为“吴”“越”或“蛮”。春秋末期的时候，吴越两国对立为敌。吴国位于现在的江苏省，越国位于现在的浙江省一带。越国起用名臣范蠡，谋求富国强兵，打倒宿敌吴国，一雪父辈之耻的越王勾践名留青史。

据《史记》记载，越王勾践的祖先是夏王朝创立者大禹的后裔，被周天王分封到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恭敬地供奉继承着夏禹的祭祀。他们在那里“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文身和断发是夷狄的风俗。中原人会束发，戴上头冠，当然，肯定不会文身的。

根据上文来看，他们原本出身中原，但因被分封至夷狄之地，所以遵从了夷狄的风俗，并开垦了荒芜之地作为居住的城邑。然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春秋时期颇有权势的诸侯在上位后想掩饰自己出身的一种做法而已。这样做并不是在遵从夷狄的风俗，而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夷狄。我的这种想法更趋于合理吧。

广东被称为“粤”，自不必说，这个“粤”和“越”是一样的。越南这个国家的名字之所以用汉字写为“越南”，就如其字面意思一样，是因为越南位于当时的越国的南部。古代越族人居住在从浙江到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自然也就与大海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文身的习俗则是因为他们将文身视为一种护身符，相信有了文身就能避免遭受海中鲨鱼等残暴鱼类的袭击。断发的习俗也是因为剪短头发更适宜海上的生活。

海边的居民擅于驾船也不足为奇。虽然说是在海边，但是因为周围的海域与很多河流是相连接的，船不仅被应用于海上，也被用于河流。越国攻打吴国的时候，调动的军队中有“习流二千人”。有说法说这些人是被赦免流放之罪而接受训练的士兵，我觉得还是把他们看作深谙水性的水军为好。

范蠡帮助越国打败了吴国之后，随即离开了越国。《史记》中用“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来描述这个场景，可见范蠡他们都是“船民”。

如此说来，“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结论便应运而生，一个朴素的疑问也随之而来——中原人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呢？想象一下，北边是骑马的胡人，南边是乘船的越人，中原人夹在二者中间。偶尔骑马，偶尔乘船，这应该就是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吧。但是，我们难道不应该用更积极的思考方式去看待问题吗？

中华的“华”有“饱含文化”之意，指“黄河中游”。

中国原本并不是指“中心的国家”，而是指“国家的中心”。古诗中的表达都是如此，“中州”是指“州的中心”，“中田”是指“田地的中心”。让我们一起来查一查诸桥辙次先生编写的《大汉和辞典》吧。对于“中国”的解释是：

第一项：中间国，国家的中心，国的中央，京城，全国。

第二项：中国的自称。

在史书中还可以看到“中国可能有那样的惯例，但与我们并不相关”这样的记载。具体来说，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湖北、湖南一带的楚国的首领自立为王时说的。春秋时期，不管诸侯的实力有多强，只要名义上的周王朝依然存在，哪怕是有实力的晋国或齐国的诸侯也不能以“王”自称，只能称“公”或“侯”。在诸侯之中率先僭越称王的是楚国。后来战国七雄全部称“王”。而开启了先河的楚王，也发表了震惊四座的言论：

“按照规矩，在国家的中心——也就是在京城或许要对王这一称号有所避讳，但我们这种蛮夷之地的人才不管这些，所以我将以王自称！”

“中华”是指文化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指首都圈。因为与“中国”一词本来的含义很相近，所以演变成国家称谓的过程与“中国”也很相似。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注释中，可以看到这样有趣的记述：

“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

像诸葛孔明那样的人物，若是漫步游走于“中华”地区的话，想必他那超群的才华（龙光）必定会使众多有能之士黯然失色吧。诸葛孔明在与刘备相遇之前一直住在襄阳，襄阳位于湖北省的北部，毗邻河南省。但这个地方也不是中华地区，因而才有了“若使游步中华……”这样的假定表达。

前面所提到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同一注释的前段引用了孔明所说的“中国绕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大意是“中国多的是士大夫，要遨游天下何必非要回到故乡！”这是孔明给因思乡而想要归乡的友人的劝慰。正因为这是孔明对将要离开故乡的友人所说的话，所以这里的襄阳也在中国范围之内。据此可以推断出，在裴松之（372—451）奉诏为《三国志》作注的5世纪初期，“中国”虽然有了现在“整个国家”的自称的含义，但“中华”一词仅仅是指黄河流域中心地区及首都圈。

进行这样的考察无非是想要像前文提及的那样，以积极的方式看待问题。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或“中华”的含义至少要比5世纪以前的用法广泛得多。以前，作为文化的中心、文明最为浓厚的地域被称作“中国”或是“中华”。后来，为了避免混乱，把这个地区的黄河的中游一带改称为“中原”。“天下”这一概念和比“天下”还要古老的“四方”这一概念，两者基本上都与现在的“中国”的概念相等同了吧。

据《史记》记载，首次使用王号的楚国君主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里所说的“蛮夷”，并不是表示“野蛮的异族”之意。天之骄子的楚国君主怎么可能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如果自己说自己是“异族”，岂不是在语言表达上产生矛盾？所谓的“蛮夷”，在这里，应当是指“远离中原地区的居民”。而楚国君主正是展现了“我们这些乡下人”的率真性情。

《史记》的研究者——美国学者华兹生先生在论文中写道，对比东方的司马迁与西方的希罗多德，其中一个明显的不同点是，《史记》中完全没有关于民族的身体特征的记述，而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列举了许多关于民族的身体特征的事例。

虽然《史记》中有“越人文身断发”的相关记述，但是不论是文身还是断发，都是后天的风俗习惯，不能说是先天的身体特征。其中关于朝鲜人留着锥形的头发的记述，也与文身断发是一个性质。但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述了各种各样的民族的身体特征。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反映了相比民族的身体特征，中国人更加关心文明程度的高低。禹王的后裔，即中原文明人迁居至越国，成为了越国的乡下人，开始文身和断发。后来这些乡下人却逐渐完成了文明的开化，摒弃了文身断发的旧习，穿戴上衣冠，并开始被视为真正的中原人。到越王勾践时期，越国早已成为诸侯国的一员，谁也不会再将其视为“蛮夷”。

那么“文明”究竟为何物？它的定义总是显得那么模糊而笼统。一言以蔽之，大概就是不野蛮行事、举止端庄有礼吧。朝着孔子所制定的礼乐体系的方向去考虑的话，对“文明”的理解就不会太出错了。同时，“文明”也包括认可并生活在这个体系中的人们。“文明”因超越了民族和种族的差异而变得繁杂多样。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文明的多样性的根源吧。

虽然就“南船北马”这一成语，已经讨论过了南北方的多样性，但东部和西部的多样性也毫不逊色。有句俗语“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关”是指河南省灵宝县的函谷关，函谷关以东为“关东”，以西为“关西”。另外，现在的河南省与陕西省交界处附近的华山，是道教的圣地。虽然也有称华山以东为“山东”，华山以西为“山西”的说法，但这与现在中国的山东省和山西省并无关联，这种说法与日本称呼“关东”和“关西”的方式更为接近。所谓的“相”就是宰相，即文官，“将”是将军自不必说，即武官。

虽然也有不少例外，但是包括中原在内的关东，文人众多，名相辈出。诸葛孔明的籍贯是与山东半岛岛脊相接的琅琊郡。书圣王羲之一族也出自该琅琊地区。与此相对，从陕西省到甘肃省的西北地区，经常出现英武勇猛之士。其中也有像《三国志》中董卓和吕布那样非常勇敢、出类拔萃的人物。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侵占了舟山列岛，面对不利的战局形势，清政府出动了甘肃的军队。果然，紧要关头还是得依靠西北地区剽悍的将士。不过，在甘肃的士兵到达之前，战争就已经以失败告终了，没来得及反击。清政府专门向遥远地方的军队下达动员令一事最能贴切地表达出“东相西将”之意吧。

经常听到中国人的性格是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是，所谓的“中国人”，是指“东相”，还是指“西将”呢？根据所举的例子的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另外，提起中国的成年人，人们一般会认为不紧不慢是其最基本的状态，但这种想法真的对吗？福建和广东一带的人身材矮小，而且也有不少行动敏捷的人，他们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在南方，身材矮小的人居多，山东半岛则以身材高大的人居多，有“山东大汉”这样的表达。中国的东北地区有不少从河北移居过去的人，但是从山东半岛迁移过去的人比他们还要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东北地区的人普遍身材高大。

地域不同，人们的性情也大不相同。有一种说法是“千万别和湖南人吵架”，因为很多湖南人顽固且血气方刚。这里革命家辈出，也许就是因为湖南人性情的缘故。从辛亥革命的黄兴、宋教仁到毛泽东、刘少奇，近代时期的革命家中很多都来自于湖南省。

谈到血气方刚，我想到“燕赵悲歌士”中所说的，河北至山西一带涌现了很多悲歌慷慨的热血之士。人生需要一种拥有意气而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气质。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三国志》中的刘备和张飞，还有那誓死不归挺身刺杀秦王的荆轲。荆轲本是卫国人，却滞留于燕国，成为了燕赵人杰。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首离别歌可以说是“燕赵悲歌”的代表作。

曾经的吴越之地，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浙江一带，是“江南才子”即秀才的辈出之地。在中国6世纪末的隋朝，开始实行以考试的方式选拔高级官员候选人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有1300年之久。然而，科举及第的人，多半来自江苏省和浙江省。正因如此，也出现过按照省份分配及第名额的时期。因为如果按照成绩的话，江南地区的比例就会过于偏重。例如，清朝260年间，共举行了112次科举殿试，但是所选拔的112名首席及第者（俗称“状元”）之中，有49名江苏人，20名浙江人。如果把实际上属于江南地区的9个安徽人也算上的话，总计有78人。其余的几十个省总计也不过34人，如此看来，江南才子们在学问上有多么高的造诣就不言而喻了吧。

并不是说江南地区的人就格外聪明，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周围始终萦绕着一股做学问的气氛吧。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经济很发达，与那些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不得已让孩子们也参与劳作，可能连给孩子们学习的时间都没有的地区相比较，江南地区经济上的优越也赋予年轻一代更多优势：既有可以勤奋学习的闲暇时间，也有高薪聘请优秀老师的经济实力。有权有势的地主也许是藏书家，甚至自家府邸的一部分就是图书馆。江南以外的省份，却没有这样优越的条件。

浙江省的绍兴（清朝的会稽与山阴二县）在清朝出现了三名首席及第者。中国的县比日本的还要小，一个浙江省就有75个县。因此，即使在人才辈出的浙江省，绍兴也是遥遥领先的。俗话说，“天下事情要问绍兴师爷”。在日本，“爷”一词给人的印象主要是指“年纪大的人”，而在中国则是不论年龄多大，对有文化人家的男性的一种尊称，多用于“少爷”的意思。

朝廷之中也有集聚重臣议政的机构，与日本的内阁类似。宰相以下的官员执管着天下的政治事务。他们虽然通晓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务，但对其他领域的事务知之甚少。比如负责掌管经济事务的官员就对文教相关事务十分陌生，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然而，出身于绍兴的秀才们却对在政治舞台抛头露面不感兴趣，他们虽有卓绝之能，但比起成为战斗在修罗场上的人，他们更愿意成为那些人背后的操控者。即使他们迈入了政治舞台，大多也会成为顶级人物的幕僚与秘书。阁僚们出身于各种地方，但他们身边秘书级别的人却大多是绍兴人。纵使阁僚们互相没有太多联系，他们的秘书长们却因是同乡而时常相聚，保持着联系。因此，与其说阁僚们知晓天下事，不如说绍兴的这些师爷对天下事了解得更为详细。所以才有“天下事情要问绍兴师爷”的说法。

说起近代绍兴籍的代表人物，当数文学界的鲁迅、政治界的周恩来、教育界的蔡元培。

清朝在闭关锁国的时期，只开设广州为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就相当于日本闭关锁国时期的长崎。正是因为与国外往来较多，所以广州发展相对较快，也更容易孕育革命的萌芽。

像孙文那样的革命家，康有为那样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那样的启蒙思想家，出自广东也算理所当然的吧。

出身于山西省的金融界人士不在少数，北京书店的老板也几乎都来自山西省。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大概就是，那些在自己行业打拼出一片天地的人将自己家乡的人也召唤到这个行业里来，对他们倾囊相授，培育他们成为自己的后继者，直到他们也能够独立打拼。那些成功人士的事业大概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壮大起来的吧。七宝（景泰蓝）的手艺人大部分是广东人，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技术在广东流传发扬的缘故。中国人说到广东的梅县，就会想到篮球，说到陕西的户县，就会联想到农民画。这些并不是因为每个地区的人都有地方性的天赋，而是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一些优秀且热心的指导者。

自古以来就有“龟兹之乐”之说，在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库车附近，歌舞音乐十分盛行，唐代长安的宫廷戏乐中龟兹部族也十分引人注目。我访游库车的时候，从当地的老年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自嘲：

这里夏季酷热难耐，到了夜晚，残暑也让人难以入睡，反正也睡不着，年轻人们就整晚地唱歌跳舞，这样一来自然就变得能歌善舞了吧。

尽管他们调侃自己的能歌善舞是在炎热的夏夜里练就而成的，但我认为不仅是这样。在维吾尔族人的身体里，似乎从一开始就深藏着节奏。乐器一奏起，人的身体就自然而然地迎合着它动起来。我也时常参与进他们跳舞的圈子中，但难为情的是，连我自己都意识到了自己动作的笨拙。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不得不考虑到天赋果然是具有民族性的。

我想再举一个让我深感民族天赋的例子。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曾经去过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是满族的一个分支。锡伯族由于其举族被派遣到伊犁地区驻守边疆，周围没有比其文化水平高的民族，所以他们至今仍使用满语。现在，伊犁城内的政府机关、商店的招牌上写的都是满语。

虽然有点跑题，但我想告诉大家，锡伯族人都是射箭高手。锡伯族虽然在18世纪前后才集体移居到了伊犁周边地区，但据说在中国射箭比赛中获胜的都是锡伯族的青年。或许是因为他们在草原上持续进行军事训练的缘故吧，他们有着极佳的视力以及出众的集中注意力。在北京一带的满族人似乎并不是特别善于射箭的情况下，这个民族在不知不觉中诞生了众多射箭名手。这一传闻为民族性天赋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除了擅长射箭，锡伯族人还有另一项特殊技能——由于经常使用满语的缘故，他们可以通读满文。虽说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由于其他满族分支都已完全丧失了这种能力，所以不得不说这是一项特殊技能。多用满文书写的清朝的文献（满文档案）是研究清朝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新疆伊犁的锡伯族秀才们目前好像有不少被招到北京从事满文档案解读工作。

我讲过在中国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我认为人的这种多样性也可以体现在风景之中。“南绿北黄”——这是我模仿着“南船北马”随意编造的词。如果考虑风景的基础色调的话，中国北方是以黄河黄土为代表的黄色，南方则是以水田为代表的绿色。当然，北方的麦田也绿意盎然，树木也生机勃勃，终有一天，不以“北黄”来论北方地区基础色调的时代会到来吧。黄河的水因为混入了黄土而变得浑黄，即便如此，只要我们修建水库截流排沙的话，水质也会变得清澈澄净。

目前各地已经建起了水库，现在中国最大的水库是离甘肃省兰州市不远的刘家峡水库。我去过那里两次。那里的黄河水清得惊人，甚至让我怀疑“这是黄河吗？”。恰好黄河和洮河的交汇处也在那里。部分洮河的底部被称作“洮砚”，有制作上等砚台的石材。据说到目前为止，因为水流湍急，石头开采非常困难。建了水库之后，开采也许会容易一些。

砚台的话，还是“端溪”的最有名，“端溪”是广东省西部溪谷的名字。这里的石头开采似乎也很困难。

说到石头，除了砚台以外，制作印章的印材也很贵重。距福建省福州市北约20公里的寿山，自古以来作为印材产地而闻名。有这样一句谚语：“黄金易得，田黄难求”。

“田黄”即从寿山溪旁某处水田古砂层中采挖的上等印材。文人墨客都垂涎寿山的名印材料，所以就有了上文那样的说法吧。

福建省让人难以忘却的风景要数武夷山了。随着乌龙茶在日本引起流行热潮，其产地武夷山也被大家熟知。山间有一个名为“崇安”的县，在那里还设立了茶叶科学研究所。武夷山除了作为茶产地闻名之外，作为天下名胜之一自古以来也被人们喜爱。

俗话说“武夷九曲”，九曲溪的溪水转了九道弯，每曲都有其独特的韵味，景观多变。朱熹有一首名为《九曲棹歌》的诗，九首诗词分别咏叹武夷九曲的景色，为后世传诵。另外，南宋哲人朱熹出身福建，这一名作会不会就源自他的爱乡之心呢？九曲处处都耸立着被称为“峰”的巨岩。著名的桂林山水景观也是以奇峰为主构成的。

中国人似乎特别注重景观中的岩石。日本庭院中的“庭石”不可或缺，中国庭院中的“峰”必不可少。与其说那些是石头倒不如说是岩石，比起横向排列，纵向耸立的景观更受欢迎。中国庭院中的峰也会尽可能选用水中的岩石，而不是山上的岩石。这是因为中国的儒雅之士都喜欢山峰的朗润。位于江苏和浙江省内的天池山最令人喜爱，其中的归田石被认为是最上品。人们甚至认为有太湖归田石的庭院和没有归田石的庭院其格局相差甚远。

北宋徽宗皇帝（1100—1125年在位）曾将江南的奇石运至位于中原开封的皇宫。除奇石外他还搜集珍奇花木，运送这些奇石花木的队伍叫做“花石纲”。宋徽宗的这一举措给百姓带来了痛苦，也使国家财政面临危机，最终导致各地发生叛乱，其中就有《水浒传》中写到的宋江等人。金军攻打开封时，北宋军队无力抵抗。史家批判宋徽宗的“花石纲”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在深水中开采巨石绝非易事，阻碍巨石搬运的民宅也都被摧毁了。

由于北方没有这些珍稀资源，（黄河水底是黄土砂石，不可能有圆润的岩石。）所以纵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宋徽宗也要将这些江南的珍木奇石运到开封，并建造了名为“艮岳”的人工庭院，在北方的开封打造富有江南风韵的园林。倾其国力做这般事情自然不会得民心，但这却是一流艺术家徽宗皇帝的个人愿望，亦或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想要实现的一个悲壮宏愿。

北有南无，南有北无。资源分配的多样性虽然也有好处，但有时却会让人为此而感到懊恼。在沙漠中明明一滴水都显得如此珍贵，但在其他地区却可能因河水泛滥、水资源流失而危及人畜。见此情景，我们会想要将泛滥的河水引到沙漠吧。宋徽宗大权在握，尽管将江南的奇石花木搬运到中原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但最终他还是实现了这一愿望。

到访北京的游客一定会去的颐和园也是如此。清乾隆皇帝（1735—1795年在位）十分喜爱江南风景，曾多次南下江南。此外，在为皇太后庆祝六十大寿之际，乾隆皇帝下令在建于明代的好山园旧址兴建大报恩延寿寺，并将周围都设计为具有江南风情的庭园。虽然把山命名为“万寿山”，把湖命名为“昆明湖”，但都是人工打造的“赝品”。颐和园最初叫“清漪园”，慈禧太后时期改名为“颐和园”。颐和园中连接昆明湖东岸与南湖岛的十七孔桥和昆明湖长堤上的玉带桥，也是富有江南风情的景观。

中国南北分裂时期，对于北方人来说江南是他们的向往之地。例如在12世纪中期，宋金南北对立，大金皇帝海陵王有吞并南宋的远大抱负，便将杭州（南宋的首都）的山水、城市、宫殿等画于屏风之上，并附上“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首激越豪迈的诗歌。在远征途中，海陵王被部下杀害，最终没能实现其吞并南宋的野心。海陵王之后的第六代金朝皇帝金章宗书写的字体与北宋的皇帝宋徽宗的极为相似，他就是以宋徽宗的书法为范本练成的。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更倾心于南方。

南北方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隋朝（581—619）最终打败了位于南方的陈朝，实现了南北统一，并最先开凿大运河。即使动用军事力量实现了全国统一，但实际上若是不能把南方的资源运输到北方，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统一。隋朝大运河对此后历朝历代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幅员辽阔，人、物、景观多种多样。然而，这种多样性绝不意味着它们各自分散。南北方、东西部互通有无，建立一个完整的“天下”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即使在分裂时代人们也没有甘心于此，而始终心怀一统天下的祈愿，最终实现了全国统一。

中国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今后也将持续这种状态。

（1986年2月）

承载历史的母亲河

俗话说“黄河千年一清”。黄河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黄色的河水浑浊不清，但传说千年也能变清一次。因为千年才有一次，所以被人们认为是奇观。奇观一出必有圣贤，此乃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

我记得曾经在哪里读到过造反团在准备奋起时便会宣传“河清”的故事。在中国，只要说到“河”就是特指黄河，“江”则指长江（扬子江）。总之，“黄河清”是社会变革的前兆，意在预告人们现在的政权迟早会改变。

然而，同一王朝中既有将“黄河清”作为下一朝代可能会有圣天子出现的预兆，也有将其作为在位皇帝最终会成为圣天子的前兆，这并非无法理解的事情。对于现任政权或是想将其推翻的势力来说，“黄河清”这一现象都是值得宣传的事情。从他们的解释来看，无论哪种说法都合乎情理，这的确就像“母亲河黄河”一样，给人宽容豁达之感。

《后汉书》本纪中能看到延熹八年（165）四月和次年四月有“河水清”的记载。但此后并没有出现圣天子，反而出现了《三国志》中的大动乱。东汉王朝在黄河水变清后的半个世纪走向了灭亡，曹操掌握实权使东汉皇帝成为傀儡实则要更早。上文记载的是济阴、东郡、济北等地河水变清之事，它们只是黄河的支流。从结果来看，应该说河水变清这件事对东汉王朝来说，不是祥兆反而是不祥之兆吧。

史书中记载着在南朝宋的元嘉年间（424—453）黄河水变清澈一事，当时人们欣喜地认为这是“美瑞”。然而宋朝却在此后半个世纪走向了灭亡。

也有记载唐代贞观十四年（640）黄河水变清，文人作歌庆祝之事。唐朝在此后260多年尚存，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短期来看，具有政治领导才能的太宗死后，体弱多病、昏庸懦弱的高宗继位，最终武则天掌握了朝政实权，一时间建立了武周王朝，对于唐朝来说，这并不是值得庆幸的前兆。

文献中能看到的“河清”记载几乎都是黄河的一部分或是其支流，并没有黄河整体河水变清的记载。因为毕竟是千年一次，所以又有了“河清难俟”这个成语。河水变清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现象。

或许人们就是这样伫立于永远不会变清的黄河边，想象着河水澄澈的样子吧。换言之，这可能也意味着有圣天子出现的时代是一种幻想。

黄河河水浑浊不清是因为水流中混有黄土且水流湍急。虽然河水表面看似平静，但水下却汹涌湍急。自古就称黄河是“一石水，六斗泥”，黄河无疑是一条泥水河。据说在水流湍急之处，还有鱼因吞食泥沙窒息而亡漂浮到水面的现象。

河水变清应该只是因为水流在某处被拦截，于是便出现了黄河水变清的现象。这样来看，史书中不时出现的“河清”的记载并不是地方谎报。

如此浑浊的黄河水在建了水库的地区也会变得十分清澈。今后黄河流域可能会修建更多的水库，目前最大的水库是兰州附近的刘家峡水库。

黄河从青海流入甘肃，在邻近兰州地区的地方与支流洮河汇合，附近就是刘家峡，巨大的水库就建在那里。由于黄河水流被水库拦截，那儿的黄河水自然是非常清澈的。一九七五年我曾去过刘家峡，九年后再次到访那里。初次到访时水库才新建不久，修建水库形成的人工湖大小与日本的琵琶湖相当，水库周围的土地、山坡还是一片荒凉，似乎没能充分利用这些水资源。但当我再次到访时，这里早已是一片绿意盎然。我两次到访都是在8月末，而造成两次所见景观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季节不同所致的。

虽然在这里没有详细的说明，但一定会有很多人认为这都得益于“变清澈了的黄河”。

洮河与黄河交汇，因其河底石头可以做成优质砚台而被人们熟知。美丽的绿石制成的砚台叫做“洮砚”，名气颇高，和“端溪砚”齐名。由于洮河水流湍急，开采潜在水底的石头并非易事，所以洮砚具有稀有价值。然而修建水库后，水流自然而然变得平缓，采石作业也变得容易了，而且现在也能用炸药进行采石。初次到访时我问了一个问题：“多开采一些的话价格就会便宜吧？”向导如是回答了我的问题：“供给增加，需求也会增加。”

以前仅有部分阶层的人会喜欢砚台，现在喜欢砚台的人数正在增加。人口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加上日本书法爱好者，恐怕如今砚台的需求量会达到百年前无法比拟之多。其实，开采石头制造砚台只是黄河变清后带给我们的诸多益处之一。

除灌溉、发电外，人们还可以在水库养鱼。但是，据说在刘家峡水库养鱼之初，鱼苗都是从武汉运过来的，也就是说是将长江里的鱼放到黄河里。说到鱼的味道，长江的要胜过黄河的。那是必然的了，因为黄河里的鱼群饮入了太多泥沙。

据说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就发生在山西省黄河沿岸的河津县一带，那里还有一座名为“龙门山”的山峰。龙门三级是指三段瀑布，鱼儿们很难跃过。但一旦跃过这三段瀑布，鱼就会化身为龙；而没能跃过龙门的鱼便会跌落下来点额。这与官吏录用考试类似，多数为落地者，能够及第的人少之又少。一旦及第就相当于在这条精英路上勇往直前，所以可以将其比喻为“龙”。在中国将科举落第称为“点额”就源于跃龙门失败的鱼点额而归之意，白居易有这样一首诗：

五度龙门点额回，

却缘多艺复多才。

虽说黄河里的鱼不够美味，但很早以前在《诗经》中却写到黄河因鲤鱼和鲂鱼非常美味而出名。俗话说“洛鲤伊鲂，贵于牛羊”。洛水是黄河的一条支流，位于其北部的洛阳是中国的古都。秦朝的咸阳和汉唐的长安也都位于黄河支流的渭水河畔一带。位于黄河河畔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大概只有上游的兰州和下游的济南。黄河在给予人们恩惠的同时也带来了洪水灾难。虽说是母亲河，但过于靠近她时就会感到无比恐惧，所以人们也只能居住在支流附近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是李白诗歌中的一节。黄河既有水流湍急之处又有水流平缓地带。但是，人们偶尔看到的河水泛滥景象深刻于心，所以一提到黄河定会浮现出“奔流”的印象。如何治理汹涌的河水呢？人们绞尽脑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更好地生存，人们不断磨炼着自己的智慧。这也许是黄河流域能够孕育出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在中国，人们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有其遵循的法则。圣人的工作就是按照法则治理国家、管理社会。那么圣人为什么会知道那些法则呢？据说，古代中国人坚信母亲河黄河会给人们启示，教人法则。

“河图洛书”的传说讲述的就是这一问题。神话中伏羲时代，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上附图，即“河图”，伏羲根据“河图”画成了八卦。所谓洛书，是相传夏王朝的始祖大禹的时代，从洛水中浮出一只神龟，其背甲九宫花纹上所刻的数字。大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上天子之位，洛书就出现在他治水之时。

在《论语·子罕》中能看到亲眼目睹春秋乱世的孔子咏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凤鸟”是圣天子出现的前兆，“河图”无疑是圣天子要遵循的法则。“河图洛水”的传说难道不是象征着在人们治理黄河过程中累积的各种经验和知识吗？

对于中国而言，黄河——永远的未解之题，才是所有法则的源泉。然而这些法则并不是被谁所赋予的，而是中国人民通过努力提炼出的经验教训。

唐垂拱四年（688），掌政的武则天想要建立自己的新王朝，就令人在白石上刻上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谎称这块白石是从洛水中打捞出来的，并称为“宝图”，将其称为圣天子出现的吉祥之兆，甚至还举行了感谢洛水之神的仪式。武则天这一举动利用了“河图洛书”的传说，但不得不说，蕴藏在传说中至关重要的教训却被遗忘了。

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黄河，今后也将继续为中国带来难题与挑战。当难以应对这些难题与挑战时，我们不妨换个心情、换个角度去眺望黄河。王之涣就曾这样咏唱：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985年5月）

拜谒黄帝陵

黄帝是传说中的圣天子，据《史记》记载黄帝姓公孙，名轩辕，驾崩后葬于桥山。现陕西省黄陵县（原中部县）的桥山就被认为是黄帝所葬之处。

虽说是“三皇五帝”，但三皇的神话色彩过于浓重，五帝时期才开始渐渐有了历史气息，就连司马迁也是从五帝时期开始记述历史的，因此中国人认为五帝之首黄帝即为自己的祖先。无论他是否真实存在，黄帝始终是中国人象征意义上的祖先。

1903年，年轻时期的鲁迅在东京剪掉辫子以示参加民族革命之决心，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诗：“我以我血荐轩辕。”“荐”是敬献供品之意，所以鲁迅是想将自己的鲜血献给始祖黄帝。辛亥革命（1911）重要推动力之一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将带有黄帝像的徽章作为会员徽章。

稍微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民国成立时以孙文的名义写的文件日期中“民国元年”这一部分，还特意贴了一张纸。往下面看的话，能读出“黄帝纪元四六〇九年”。据说革命后似乎也曾采用过黄帝纪元的方案，但因为对于民主共和国而言“帝”字显得不太合适而最终停用。

今年4月5日我拜谒了黄帝陵。每年清明（4月5日，中国扫墓祭祖之日），陕西省政府都会在黄帝陵举行公祭。从去年开始，海外的华人也作为陪祭者受到邀请。我去年也收到了邀请，但因为有事无法参加，便请求推迟了一年。按照约定，今年来祭拜始祖之墓，按中国的说法叫做“扫墓”。

从西安市出发，向北行驶约五个小时，全线铺设快速干道，经过铜川市到达黄陵县。黄陵县位于西安和延安的中间地带。西安事变（1936）时，这里到处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吧。抗日战争中，立志要到延安的青年们，应该是从西安途经这条路跋涉而来的，但由于当时还没有铺路，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条路一定十分险峻。

桥山的坟墓矮小。传说是因为黄帝驾崩后乘龙升天，人们将其衣物埋葬于此。山脚下有轩辕庙、历代的石碑等很多文化遗产。在历代皇帝祭拜黄帝的祭文中，现存最古老的是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的祭文：

朕生后世，为民于草野之间。当有元失驭，天下纷纭，乃乘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

祭文这样开始无疑是在向先祖报告天下太平。清代皇帝也经常派遣使者到黄帝陵，但并不是在清明时节，而是在皇帝生日宴会、平定西藏和新疆战乱之时，采取后代向始祖报告的“祭告”形式。

黄帝不仅仅是汉族的始祖。在《魏书》中有记载，北魏鲜卑族王朝的远祖是黄帝之子昌意最小的儿子。《史记》的匈奴列传中记载道：匈奴虽是夏后氏的苗裔，但夏后氏是黄帝的子孙。就连西域地区的安息（帕提亚）也是黄帝的孙子开创的国家。黄帝有25个子嗣，分封于各地。清朝皇帝恭敬地到黄帝陵祭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吧。

辛亥革命后，虽然暂时一段时间没有通用格式的祭祀记录，但还留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起写的祭文。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共合作的第二年，即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清明节，三种祭文在黄帝陵前依次得以宣读：

第一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派张继和顾祝同诵读的祭文。

第二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委派陕西省主席孙蔚如诵读的祭文。

第三种：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委派林祖函宣读的祭文。

在第三种祭文中有这样的表述：

琉台（琉球和台湾）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满洲、河北地区），汉奸何多……

同时，这第三种祭文还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爆发三个月前的状况，并昭告明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

1955年起，开始公祭黄帝陵，祭文文体变为白话文，结尾处还加上了“尚飨”这样祭文常用的套话结语。从1962年起的19年间，公祭活动中断，1980年又恢复了。文体似乎也回归到了以前的祭文文体，今年的祭文既工整又有韵律。它的结尾这样写道：

……文化昌盛，经济繁荣。一国两制，五洲共钦。祖国一统，华胄同心。昆仑毓秀，黄河澄清。美好现实，锦绣前程。人歌乐土，史著丰功，敬告我祖，以慰威灵。尚飨。

从现在中国的主流思想唯物史观来看，把未被证实真实存在的传说人物作为中国各民族的始祖并供奉起来是不科学的。但从人们将黄帝陵的清明公祭作为报告形势、宣示决心的场所来看，不难想到供奉始祖已经成为一种超越理性而又被民族情感所认同的行为了。

黄帝陵的公祭典礼以奏乐为开端，据说这段乐曲是胡笳十八拍中的一段。然后，敬献鲜花，行三鞠躬礼，诵读祭文。最后，鸣放爆竹，主祭和陪祭人绕行陵墓一周，典礼结束。伫立于松柏苍茂的桥山之上，秀丽美景尽数收于眼底。蓦然间，我不禁把从伊势神宫[1]与大和之山[2]眺望到的宝地景色与眼前的美景重叠交织在了一起。

（1987年6月）

[1]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的神社，主要由内宫和外宫构成，创建时间不晚于持统天皇四年（690），日本史学界一般认为创建于天武天皇时期，其建筑样式来源于日本弥生时代的米仓。

[2]位于奈良县的大和三山，即耳成山、天香具山和亩傍山。

泰山之事

《水浒传》第74回中有这样一幕：在东岳庙的相扑比赛中，蝉联两年的相扑冠军任原被梁山豪杰燕青猛摔出去。自不必说，其中的“东岳”指的就是“泰山”，东岳庙位于泰山山麓的泰安市，一般称之为“岱庙”。《水浒传》中写道，燕青是在三月二十八日这天打擂的，而这天恰逢天齐圣帝（泰山山神东岳大帝的封号）诞辰日的庙会。

今年（1980）5月11日我登上了泰山。很偶然，这天恰逢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听说泰安城拥挤不堪，近郊有十万人蜂拥而至。

车站前面挂着横幅，上面写着“泰城春季物资交流大会”几个大字。虽然这一活动被命名为“物资交流大会”，但其实就是庙会。每年，自阴历三月二十八日起，举行为期半个月的庙会。我问当地人，他们很少有人说“泰城春季物资交流大会”，多数人都会像以前那样将其称为“庙会”。河畔上排列着搭着帐篷的小戏台，部分街道被地摊淹没。无论怎么走，映入眼帘的都是人头攒动、遍地摆摊的景象。就连算命先生也开了一家店，招牌上写着几个有趣的字：为人民服务解决痛苦。

我登泰山那天不巧天公不作美，赶上了雨天。全身湿漉漉的倒无大碍，但因为有雾没办法远眺就让我感到有些遗憾了。同行的当地人安慰我说登泰山重在攀登，景色是次要的。

即使冒着雨也有很多人前来登泰山。尤其是这天是泰山之神的诞辰，人们可能认为会比一般的日子更灵验吧，上山的队伍几乎从不间断。但一眼望去三分之二都是女性，其中又以老奶奶居多。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缠足的老奶奶们几乎都拄着比自己还要高的拐杖，一身轻松似的上下山。

泰山的海拔在地图上显示是1524米，但在泰山管理局发行的手册上却变成了1545米。虽说山未必会有那么高，但从山麓到山顶，大部分铺设的都是石阶，同行下山的小田数了数，大约有8000级。我在登泰山后的三天左右依然感到双腿酸痛、抬腿困难，十分痛苦，第一次体会到由于疼痛无法屈膝的感觉。

尽管如此，还有六七十岁的老奶奶迈着碎步在泰山爬上爬下。《水浒传》中写道，三月二十八日这天是天齐圣帝（道教中地位最高的神，即“玉皇大帝”）的诞辰。泰山的山顶叫“玉皇顶（别名天柱峰）”，那里有座玉皇庙。但当地人却认为泰山山神祭祀在玉皇庙下面的碧霞祠中，泰山山神是一位名为“碧霞元君”的女神，据说是天齐圣帝的女儿。碧霞祠俗称“娘娘庙”，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好像被认为是“娘娘的生日”——碧霞元君的诞辰。因为碧霞元君是一位女神，所以来参拜的游客中女性居多，但年轻的女性不多，老奶奶们的身影较为常见。同行的当地年轻人似乎认为泰山山神是“泰山奶奶”之神。

以前，泰山是皇帝举行封禅仪式的地方。在泰山上筑土祭天为“封”；在泰山下辟场祭地为“禅”。封于高处，禅于低处。这可能源于人们想更接近天地的愿望吧。泰山山脚下有一处名为梁父的地方，所谓的封禅也就是“封泰山禅梁父”。

一般的皇帝是不允许举行封禅仪式的，只有真正为天下带来太平的圣天子才能举行封禅仪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没能出席汉武帝的封禅仪式而悔恨欲死。临终前他握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并嘱咐司马迁编写《史记》，让父母的名字出现在《史记》中，以弥补他的遗憾。

这样有来历的泰山却不能自有其尊，被女神抢占了主导地位，《五杂俎》（十七世纪初，明代随笔集）中曾叹息“其倒置亦甚矣”。

因为登山有益于健康，所以老奶奶登上险峻的泰山来锻炼腰腿也并不是什么令人感到可悲的事。据说，在1980年春节期间，碧霞祠里的香火钱多达1万元。此外，五一劳动节期间，虽说下雨，但仅泰安火车站的旅客量就有8万人，加上乘坐公共汽车来的人和当地人，听说10万余人登了顶。似乎只有这一天会有很多年轻人来登山。

以前好像有坐轿子登山的人，但这样就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登山。和庐山相同，泰山也有健壮的挑山工，但早已不见轿夫的身影。如果想登泰山，还是用自己的双脚攀登吧。尽管如此，日本企业还计划在泰山山顶设置缆车。虽然是作为观光资源而进行的投资，但即使有了缆车，我希望年轻的一代也不要示弱于当地的老奶奶们，要一路攀登，到达泰山顶峰。

（1981年1月）

黄山兴

“看余已发黄山兴”。

17世纪，清初有名的文人、画家梅清受访于从黄山归来的画家石涛，石涛赠画一幅，于是梅清作长诗《石公从黄山来宛见贻佳画答以长歌》相和。其结尾正是本文开头所书的诗句。

黄山是中国画家们心中的向往之地。不知黄山无以论山水。但其被称作“黄山”则是始于唐的天宝六载（747），在这之前似乎被称为“黟山”。

中国的画家几乎游尽了天下名山，其中黄山最受欢迎。说到天下名山，有泰山、嵩山、华山、峨眉山等，它们主要是作为信仰之地而闻名。黄山则是诗人和画家们的向往之山，也是中国佛教的中心地之一。

传说黄帝带领容成子和浮丘公等仙人一起，在这里采仙药，炼制仙丹。天宝六载敕命改称为“黄山”，以纪念黄帝。黄山虽没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也因太古圣帝和仙人的传说多少染上了一些宗教的气息。传说黄山有三十六峰的绝景，云在陡峭山壁上飘荡蜿蜒。

黄山多松树。名墨“黄山松烟”就是用优质的黄山松烧制的碳而制成的。黄山山系的南麓地带有一个叫做“歙县”的城镇，自古以来就以名墨产地而闻名。跟其他产业不同，墨是一种文化性商品，这里的氛围与黄山的秀丽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极致的优雅。

据说黄山除三十六峰外，还有二十四溪、十二洞、八岩。从那里流来的水在歙县一带与各个川流汇聚成河，叫做“新安江”，进入浙江省境内，与从江西方向流来的衢江汇成富春江，流入杭州。杭州是南宋的首都，正如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所记载的，它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这意味着新安江流域与中国文化的中心地直接相连。这片流域因黄山的名胜、歙县的名墨以及与之相连的杭州的海路，和更多陌生的土地紧密相连。

我们需要知道黄山不仅仅是江南的名山，在文化、经济方面也具有深厚的背景。

14世纪，主宰中国的明朝，以朴素为政治思想，并采取了农本主义。众所周知，那个时代有着农民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不得穿的规定。可见那是一个轻贱商人的时代，但从明朝中期开始商人得以崛起。这是因为明朝在财政上陷入走投无路的僵局，将实物缴纳的税制转换为金钱缴纳的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商人地位的提升。

在崛起的商人团体中，最有实力的是出身于黄山南麓地区的人们，因新安江流经那里，所以他们被称为“新安商人”。黄山的水流经杭州，杭州通过水路与各种各样的消费地和产地相连。因此新安商人拥有物资流通的所有信息。他们跻身于北京的宫廷中，也不断地扩张海外市场。

盘踞日本五岛的明代商人王直是安徽歙县人，所以也是新安商人。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是被有组织性的新安商人集团派遣至日本的驻留人员。而这个在黄山山水中长大的王直，也因此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新安商人发展的黄金时期，黄山周边的经济也自然而然地随之发达了起来。在生活宽裕富足的地方，艺术的花儿也随之绽放。在那些竭力想要描绘美好事物的人面前，一种罕见的美出现了——黄山之美。

对于新安的画家们来说，紧邻黄山是最大的幸福。在三十六峰中，凌空的天都峰、芙蓉峰或是朱砂峰等是最能勾起画家们创作欲的绝胜美景，因此很多人描画过黄山。因黄山山系的西北诸山类似陕西省东部的神圣华山，所以被称为“小华山”。话虽如此，但那只是黄山的一部分。黄山是一个不适合用“小”这个形容词来形容的山系，它绵亘不断，涵盖了诸多景观。

明代宫廷画家丁云鹏和后来出家的弘仁、清朝中期的奚冈等大画家都把歙县作为故乡。明末清初的法若真虽出生于山东省胶州，但作为出任安徽布政使（行政长官）一职的高官，也成为了黄山的拥趸。他将“黄山”作为自己的雅号，并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黄山诗留》。位于斯德哥尔摩的东方博物馆中收藏的法若真的山水画描绘的就是黄山。这幅画中的黄山与现代相机拍摄出的实物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不仅是出生于歙县的人，被称为大画家的人也必定会游览黄山，比如石涛，《黄山图卷》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了吧。石涛作为明末宗室（广义的皇族）一员，在景色秀美的桂林长大，但明朝灭亡后他以僧人形象云游各地。他最爱的是黄山的风景，毋庸置疑，描绘黄山风景的作品是他的最高杰作。他曾多次游览黄山。黄山的北麓有一座叫宣城的城镇，那里居住着前面提到的梅清。石涛在往来于黄山之时经常会拜访梅清。

因新安江流经黄山南麓，所以出生于北麓宣城的梅清，也不能完全算是新安画家。但是在与黄山这伟大山水相连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因而可以把他们总称为“黄山派”。不管出身何处，以黄山为号的法若真与创作了《黄山图卷》的石涛等也可以说是黄山派。早晚经常从北面眺望黄山的梅清也是黄山派，他的代表作是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黄山炼丹台图》。这幅画描绘的是前面所述的传说中的炼丹台，淋漓尽致地呈现出黄山绝佳美景的精髓——浮云暗自流动，层层叠叠环绕诸峰，拨开云间一角得以窥见炼丹台全景。

有一次，去黄山写生的石涛到宣城拜访梅清并赠与其画。梅清似乎也曾将自己游览泰山时作的画赠与石涛。本文开头处提到的长诗中有这样几句：

我写泰山云

云向石涛飞

公写黄山云

去染瞿硎衣

梅清号瞿山，也许是为了避免山字的频繁出现，他将自己的“山”字改为“硎”（意为“石头”），其大作《黄山云海图》被赞为“烟云历落、枝干奇古”。虽然是自己平日里再熟悉不过的黄山，但梅清收到石涛赠送的黄山画时，还是有感而发出“黄山兴”的赞叹。

（1985年2月）

丝绸之路的魅力

我至今仍难忘第一次踏入吐鲁番的火焰山中，看见柏孜克里克石窟旁美丽的黄色沙山像美女的乳房一样映照在蔚蓝天空中时的感动。

乘吉普车行驶在帕米尔群山之间，穿过险路，带有慕士塔格·阿塔蓝色的银岭出现在眼前时的喜悦仿佛就发生在昨日，萦绕在心田。

没有一草一木的火焰山、被冰覆盖的慕士塔格·阿塔，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美？或许这就是丝绸之路的魅力之一吧。

人们通过邂逅、相互交往，促生出各种各样的智慧。丝绸如此，纸如此，玻璃如此，青铜铸造的技术也如此。可以说思想和信仰就是智慧本身。智慧不是单独存在的，其所蕴含的能量会不断传递，更会延伸到人类居住地以外的其他地方。丝绸之路是这种智慧的重要传播途径。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丝绸之路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而这种光芒永远吸引着我们。

比如说，去敦煌看看吧。在那里我们就会邂逅北凉、北魏时期的佛像和壁画。

据说著名的交脚菩萨是五世纪初的作品。在那个时代，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拥有着浓厚的诞生地的色彩。轻薄的衣裳让人想到异国风情，胸前的土耳其蓝让人想到遥远的西方。

北魏壁画中的飞天，裙摆飞扬，诚如天竺。到了隋以后，衣裳开始变厚，逐渐转变为中国风格。过了融合探索的时期，飞天这一原本从异域传来的艺术形象也能够以中国独特的创作方式表现出来了。敦煌壁画很早就描绘了中国神话中出现的王母娘娘形象。尽管如此，来自东方的游客仍能在这里感受到浓郁的西域色彩。而来自西方的游客则感觉在这里终于接触到了东方的艺术表现形式。

穿越沙漠进入绿洲的游客，可以在葡萄架旁的溪谷边抚慰旅愁。吐鲁番、喀什都有很大的伊斯兰教寺院，尖塔耸立在蓝天下。随着佛教的传播，拜火教、摩尼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也随之传入，现在这一带已成为伊斯兰教区域。

我们可以在丝绸之路所及之处追寻历史的痕迹，还可以缅怀曾穿行此地的先人们，西汉朝的张骞，东汉的班超、甘英，十六国时期的法显、唐朝的三藏法师玄奘，甚至是年轻时的马可·波罗等人。

对于厌倦了沙漠黄色的人们来说，比起绿洲的绿色，最能洗涤心灵的或许是眺望天山、昆仑山或葱岭（帕米尔高原的古代称呼）的银岭吧。

结伴而行的骆驼商队，一队又一队缓缓地穿过沙漠，在绿洲与从对面而来的商队相遇。互相交换走过的道路信息，祈祷一路平安，第二天，各奔东西分别而行。这就是文化的诞生和交流的原型。

现代的人类，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遗忘了某些东西。那到底忘记了什么呢？丝绸之路难道不是为我们能够想起这些提供了一些线索吗？

我认为丝绸之路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那些奇景，更有那些令人才思泉涌、深化精神修养的力量。

（1988年5月）

再会西域

中国的“西域”之所以被称作是“考古学和古代美术的宝库”，大概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年降雨量10毫米或20毫米，这样的数字几乎相当于不下雨。在这样的干燥地区，埋藏在地下的文化遗产几乎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例如，在当今的日本，围绕着邪马台国的《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论非常盛行。但是，现在的《三国志》原著中最古老的是12世纪的南宋绍兴本，距3世纪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已过去了900多年。但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的遗迹中发现了4世纪晋代的抄本。遗憾的是，这仅仅是吴志的一小部分，不包含魏志。但将来很有可能会发现魏志部分的古本。那样的话，邪马台国很多问题就会水落石出。如果想要发现古本，新疆、甘肃西部等干燥地区被认为是最佳的候选地。

我于1973年到过新疆的乌鲁木齐、吐鲁番，1975年到过甘肃省敦煌，1977年到过新疆的喀什、和田，每隔一年走访一次西部。1973年去乌鲁木齐的时候参观了博物馆，正好那个时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了文物展，其中有很多展品来自新疆。博物馆的一位副主任感到很抱歉，她说：“很遗憾，有价值的文物基本上都送到北京去了。”

除了那些被送到北京展出的文物以外，特别贵重以及对温度、湿度、光和热等敏感的文物则被妥善地收藏起来，馆内的展览现场有时会陈列其摹本或复制品。在乌鲁木齐博物馆展出的《伏羲女娲图》也在夹注中说明其是一幅摹本。去敦煌的那一年（1975），正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个角落举行了“明清绘画展”。所以，在众多的明清画中，只有一幅徐渭的《驴背吟诗图》在说明板中注明了原本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摹本。

如此慎重对待、珍惜文化遗产的态度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但在封建时代这些文化遗产却被一部分人所独占。我们或许可以将那些令人叹为观止而又数不胜数的珍藏品——它们过去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都看作独属于皇帝一人的吧。到了清代，其数量越来越多，即使鉴赏一件文物仅用一分钟，从早到晚不断地鉴赏，一辈子也看不完所有的藏品。即便如此，当时的皇帝也不想给别人看自己还没看过的东西。而如今这些珍藏品向普通人公开展示，任何人都能够接触到自己的祖先们所创造的艺术成就了。

走访敦煌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们对待文化遗产慎重认真的态度让我深受感动。被挖掘了近500个石窟寺的敦煌鸣沙山，实际上曾因岩质脆弱被注入了凝固剂进行加固。填补龟裂，使岩体表面突出，防止日光直射等，这些虽然都是不起眼的工作，但做起来却十分费劲辛苦。在敦煌也盛行制作摹本和复制品。

北京地铁工程开始施工时，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按最初的计划应该拆除元代天文台的地基。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地铁线路绕行。听说大同云岗石窟的维修也是周总理亲自下的令。

话题回到乌鲁木齐博物馆，那个副主任对我深感抱歉，但我在去乌鲁木齐之前已经参观过故宫博物院的出土文物展了，其中一部分也在日本进行了公开展览。人们在古墓中发现了干燥硬实的唐代饺子和花形的点心。点心虽不能称为美术品，但很受大家欢迎。即便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唐代点心展柜前也聚集了很多人。1977年我在名古屋参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人们聚集在展出的梅花形点心前，不断地发出感叹。这种百姓的民间风土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毫无二致。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各地展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为方便起见可以称为“乌鲁木齐博物馆”）收藏的文化遗产大都是1966年至1973年间，从200余座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文物。

吐鲁番盆地过去有一个叫高昌的国家，是西域国家中罕见的汉族王朝。众所周知，三藏法师玄奘去天竺取经时，中途落脚于高昌国，受到了国王的热情款待。虽然玄奘约定了在返程时会再次拜访，但却未能到高昌。因为他在印度逗留期间，高昌为唐朝所灭。

当然，我们走访了高昌的遗迹。从现在的吐鲁番市出发，乘车向东行驶约30分钟就会看到写着“高昌古城”的标牌立在那里。在当地的语言中，高昌古城被称为“哈拉和卓”。它是周长约6公里的长方形城市遗迹，里面到处残留着唐代的建筑物。

虽是汉族王朝，但不可思议的是，遗迹显现的却是伊朗风格，主要的建材是土砖。这些土砖不是烧制而成的，而是由夯土经日光晒干而成。能够使用这样的建材也是因为该地域几乎不下雨的缘故。残留下来的大多是寺院和宫殿等大规模建筑。平民居住的简陋房屋早就倒塌了吧。因此在漫天黄色的哈拉和卓遗迹中，能够展现当时百姓生活的东西并不多。

居住在这座城内的人们的墓地就是阿斯塔那。虽位于城外西北约五百米处，但第一次走访（1973）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那里，而是赶往了下一站。一方面是为了节省时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阿斯塔那的光辉存于地下，所以只能远眺地上部分。相比之下，我们更倾向于柏孜克里克。木头沟河西岸的悬崖边建造了很多的石窟寺。柏孜克里克似乎有着“用壁画装饰着的土地”之意。

两年后，我参观了敦煌石窟的大壁画，与之相比，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显得萧索凄凉。本世纪初，德国的勒柯克和英国的斯坦因等在这里切割剥取了大量的壁画。或许是因为用于运输剥下的壁画的骆驼比较少，他们想留着打算下次再搬运，所以还留下了一些壁画。想想这还真是令人心痛。

我一生都忘不了柏孜克里克背后的沙丘。弥漫细沙的圆锥形山丘，每次都随着道路的转变而改变模样。如果你认为它看起来像富士山的话，它却又变成了扣碗的形状，时而变成微尖的三角形，时而让人联想到乳房。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映衬这黄色山容的蔚蓝天空。这天空可谓湛蓝清澄，但我觉得这样的形容还远远不够，或许是这黄色的山突显了天空的蔚蓝吧。

每当在展览会会场或通过图鉴等与西域文物重逢时，我一定会想起柏孜克里克背后那不可思议的沙丘和蔚蓝的天空。在名古屋文物展会场，除点心以外，我再次见到了彩绘——骑马武士俑、马夫俑、锦衣裙女俑三个彩绘俑。乌鲁木齐博物馆的萨菲特先生当时也在文物展会场，更加深了我对西域的怀念之情。

去敦煌旅游时往返都要经过兰州，返程时我顺便去了甘肃省博物馆。因为它就在我们住的酒店的正对面，所以离开兰州的当天上午，我们就把这里当做最后一站进行了参观。幸运的是，陪同我们的是对日本非常熟悉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我们一边聆听常先生讲解一边进行了参观。

在这里发生了一场不可思议的“邂逅”，就是我看到了甘肃省武威出土的铜骑俑，我之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过它们。这里不仅有骑马的人，还有轺车和牵马的马夫，它们组成了一套完整的铜骑俑。因实物正去往北京“出差中”，所以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是复制品。

这一“邂逅”还有后续。在我访问兰州的第二年，即1976年，在东京和京都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代青铜器展”，我再次在京都国立博物馆和这套铜骑俑不期而遇。

在这个古代青铜器展上，还有更多令人欣喜的“邂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本次展览会的亮点——长信宫灯。它出土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我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过它。当天一下子看了很多东西，所以不会都记得。但是，这个长信宫灯却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展览会上，作为特殊展品，还陈列了唐代的金银工艺品。银碗、银盒、银杯、金碗、银盘、银壶、金水注，这些都收藏在位于西安市的陕西省博物馆。我曾两次到访西安市，每次都参观了博物馆。我记得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过在日本邂逅的金银工艺品。可见我在日本鉴赏到的这些文物都是“出差中”的展品。

这些唐代的金银工艺品，总觉得有一种西域风情。例如装饰在八棱银杯上的人物的的确确有着西域容貌，而唐舞马衔杯纹银壶则被认为是模仿骑马的游牧民族挂在马鞍上的容器。

关于外形，故宫博物院的唐青釉凤首龙柄壶与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喀什或和田日常使用的水壶基本相同。三彩的骆驼俑虽多，但骑在骆驼上、牵着骆驼的人的容貌大多是眼睛凹陷、高鼻子、胡须多的西域人，仿佛是结束了漫长的丝绸之路之旅，已经到了长安城的感觉。

难怪大家都说，唐代的长安是世界各国的首都。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摩尼教，稍晚一些的伊斯兰教等都在这座城市盛行。在长安的街道上，紫须深目的西域人绝不少见。

但你不可以把唐代的西域色彩看成是异国情调。唐朝长安的人们并没有将从远方而来的人当作异国人来对待。像安禄山一样的胡人成为政界、军界核心人物，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以晁衡这个名字担任秘书监（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要职，高仙芝这位出身于高丽的将军，穿越帕米尔高原，在塔拉兹与撒拉逊军作战。对于唐朝人来说，他们绝不是异国人。他们会被认为是骑着骆驼穿越沙漠从远方而来的人。相比“异国情调”，将其称为“具有地方色彩”或许更为合适。

步行于广阔的哈拉和卓遗迹上，脚下踩的一定会是唐代土砖碎片堆砌而成的山丘。在被称作摩尼教寺院遗迹的地方，我从脚下捡起一块碎片放在了手心。这块碎片承载的是1200年的重量。说起摩尼教，它在伊朗受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势力迫害，被迫向东流亡传教。不被故国接纳的宗教在高昌地区建立了信仰基地，甚至进一步向东延伸。发生于北宋末期浙江一带的“方腊之乱”是人们众所周知的一页历史，据说支撑方腊引起动乱的根基就是摩尼教。

哈拉和卓的吐鲁番地区还有一个别名叫“锅底”。吐鲁番盆地位于低于海平面154米的低洼处，而乌鲁木齐市海拔为900米左右。所以从乌鲁木齐坐3个小时汽车下行海拔约1000米才能到达盆地，名副其实是锅的底部。这个别名的另一个意思是，一到夏天连日45度的高温（根据勒柯克的考察报告记录，这里气温为50度），仿佛置人于火海之中。

在这样的土地上，即使想通过普通的水渠导入天山消融的雪水，也会在途中蒸发掉。于是，人们修建了名叫“昆那特”的地下水渠。伊朗古代就有昆那特，在中国被称作“坎儿井”。解放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飞跃性地扩大修建坎儿井。坎儿井延伸到的地区变得湿润、可以进行耕种了。

耕地必然要扩展。为此，地下水渠坎儿井成为排头兵，潜入到一直被认为是不毛之地的沙漠地带的地下去改造那里的土地。

登上哈拉和卓的摩尼教寺院遗迹，远望四周，可以看到沙漠中的绿色区域不知不觉越来越接近这遗迹。无需多说，这说明坎儿井一直延伸到了此地。

退沙还耕是一件好事。但哈拉和卓遗迹之所以能够历经一千多年仍旧完好，恰好是因为干燥的气候。土地湿润的话，遗迹或许就会融化消失。如果从遗迹保存这一点来看，土地的湿润化是有弊端的。我试着向同行的乌鲁木齐博物馆的人询问了这件事。他们说：“目前，绿化线止于哈拉和卓近前方。”

每当我在不同的地方遇到西域文物时，心中都会浮现出柏孜克里克的沙丘与蓝天，与此同时，我也会想起站在哈拉和卓的摩尼教寺院遗迹上眺望遍布吐鲁番盆地的蜿蜒绿浪的情景。

（1978年9月）

不可思议的线之连接

由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道路分为东西两条。东边的路在吉尔吉特附近汇合到印度河的上游，向北看，喀拉和林白雪皑皑的山岭为东西走向。从现在的巴基斯坦到印度的路也可以称为“信仰之路”或是“佛陀之路”。这是中国的法显与玄奘他们踏上求法之旅的路。

我们根据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或是他们弟子写的《三藏法师传》等，可以详细了解这条道路在5世纪初以及7世纪中期的样子。无论多险峻的道路都可以将信仰与思想传播过去，致力于传播信仰与思想的人们所经历的艰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三藏法师传》中，穿越帕米尔高原的路上，流传着“大头痛山”“小头痛山”的叫法。这恐怕是玄奘在那里有了高原反应的症状。求法、传法的都是少数优秀的人，逐利的商队也很少。可以说这条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险要道路，将中国与印度一分为二了。

不过，阿富汗的开伯尔山口连通了西亚和印度，在某种程度上让信仰与思想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在印度次大陆的西部形成了现在的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圈，可以认为是这种传播所产生的结果。

在日本看来，印度是佛教的结缘之地。当然现在的印度是印度教地区，但并非与佛教没有联系。特别是从密教的视角深度观察时，我们可以在印度找到很多身边之物的源头。佛陀伽耶、那烂陀、瓦拉纳西等佛教圣地自是不言而喻。在那烂陀，可以缅怀到此地求教的唐僧玄奘，更可以联想到从日本渡唐向玄奘求教的道昭等日本僧人，可谓是令人怀念之地。我从初次探访印度之时起，就对此地留有怀念之情。

与此相比，伊斯兰教圈就感觉好像是距离日本很遥远的异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那个地方产生了浪漫情怀。那里有着一个承载着我们全部好奇心、令人回味无穷的世界。

虽说是异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再传到日本的东西也不少。正仓院宝物之中，还有我们今时今日也能观赏到的东西。

中国的很多乐器是由西方传来的。琵琶就是代表之一，四弦的琵琶从伊朗传来，五弦的琵琶从印度传来。因为前者传来时间更早，所以被大家所熟悉吧，而后者不久后在中国被荒废，现在什么也没留下。然而，正仓院里现在仍保存着中国没有留下的五弦琵琶，令我们大为感动。

在伊朗，我最想去的地方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据守的阿拉穆特（鹰之巢）山。他们暗杀了支配伊朗的土耳其系塞尔柱王朝要员，与十字军的基督教诸侯为敌。使其灭亡的是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与旭烈兀交好的同母哥哥忽必烈曾两次向日本派遣远征军。站在阿拉穆特，进攻这个城池的蒙古大军与博多湾头的蒙古军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重叠了。

忽必烈与旭烈兀的生母是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教徒。就算身在遥远的异界，我们有时也可以看见这些不可思议的线的连接之处。

现在住在阿拉穆特山平静的农村里的居民并非伊斯玛仪派，而是一般的什叶派。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帕米尔山中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据说是伊斯玛仪派。这片土地可谓是让我们充分体会到了历史、思想和信仰相联系的不可思议之处。

（1983年12月）

第二篇

答谢宴上

九月到十月的旅行天数因一些变故比原定计划长了一些。

原本打算先到西安再飞往四川顺着三峡而下对NHK[1]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丝绸之路》进行采访，但这个计划发生了一些改变。

至于改变行程的原因，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就是，我在很早以前就决意要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附近的石窟寺院和帕米尔高原（中国辖区）看看。而实际上我也的确拜托了中国作家协会帮忙牵线，然而却迟迟未收到回信。于是我便放弃了这一想法，决定去三峡。但九月份，我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冯牧先生“可以成行”的电报。

要想进入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需要翻越海拔4200米的苏巴什山顶，所以必须在降雪期开始之前去。由于当时的季节刚好合适，于是我便取消了去三峡的计划。

如果去三峡，预计10月中旬前能回到日本，但要是去帕米尔高原，则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为此我还推辞了文艺春秋和京都佛教大学的演讲，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真的非常抱歉，日后一定要做些补偿。

中国作家协会也对我非常关照。曾于今年5月以作家代表团团长身份访日的周扬夫妇在北海公园的宫廷菜馆仿膳饭庄备酒设宴，为我开了欢迎会。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办公室的林绍纲（担任过访日作家代表团的秘书）和陈喜儒两位朋友还特意陪我一起进入新疆腹地。

从帕米尔高原回到北京，我们决定举办答谢宴，回请中国作家协会的各位朋友。与同行的朝日新闻记者、曾获江户川乱步奖的作家伴野朗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将答谢宴的地点定在了王府井的北京烤鸭店。

当天，周扬先生有事未能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出席了这次答谢宴。由于当时临近第四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文艺界的核心人物都异常繁忙。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召开了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953年、1960年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此后的19年里一直没有召开。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的组织虽由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等联合会的九个团体构成，但似乎是以作家协会为中心的。

答谢宴连主带客一共来了20多人，围坐成三桌，整场气氛都非常融洽。

“19世纪出生的人，怕是都驾鹤西去了吧。”说这话的是《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李季先生。说到李季先生，他的长篇叙事诗《王贵和李香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本人也是一位非常严格的编辑，现在一直催促我交稿。

“是的，十九世纪的人只剩下我了吧。”谢冰心女士笑着说。她是1900年出生的。20世纪是从1901年开始计算的，这样算来谢女士确实是19世纪出生的人。战后曾在东京大学教过书的谢女士，口中经常会冒出日语来。虽然是19世纪出生的人，但谢女士精神头非常好，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她询问伴野先生的年龄，伴野先生回答说“43岁”，她立刻就答出：“啊，你是1935年出生的啊。”当时我们的大脑都还在打转，一时给不出答案呢。

谢冰心女士旁边坐的是丁玲女士。丁玲女士是1907年生人，比谢女士小得多。

1933年，年轻的丁玲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监禁于南京。她的老师鲁迅以为她一定会被处决，还为她写了追悼诗，就是那首收录在《集外集》里的七言绝句《悼丁君》。如今距现在已经过去46个年头了。

不管我是劝她喝酒，还是劝她喝果汁，丁玲女士都不喝。她说自己血压高，还有糖尿病倾向，所以只能喝矿泉水。她说：“为了工作我们要多注意身体。”这样说来，谢冰心女士也和她一样，一直把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刚翻完手中的译稿，就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还有一位女性客人是诗人兼儿童作家柯岩女士，坐在旁边那桌。她也是今年五月访日代表团的一员。她对我的妻子讲过拜访濑户内晴美（寂听）时候的事。她说：“因为是拜访纤尘不染的尼师，我心里原本忐忑不安。结果你猜怎么着，濑户内女士直接把自己的过往毫无保留地跟我诉说了。正因为这些真正有烟火气儿的话语，才让我松了一口气……”

曾于9月访日的京剧代表团的团长、《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先生坐在刘白羽先生的旁边。《白毛女》在神户公演的时候，贺敬之曾经光临过我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5月份在京都见过的柯岩女士就是贺敬之先生的夫人。贺先生和我是同年生人，柯岩女士和我妻子是同年生人。

旁边那桌的严文井先生，不知为什么来到了我们这桌。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他，似乎是因被同一桌的姚雪垠先生（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逼问稿费的事，逃到我们这桌来避难了。尽管姚先生已经70有余，却依然早上四点就起床，慢跑之后进行写作，可见姚先生是一个精力十足的人，他的逼问一定是声色俱厉的吧。

“文革”以来，中国的作家就没有稿费了，靠所属单位的工资生活。在日本，我们还要给文艺家协会支付会费，但据说中国的作家不仅可以从作家协会拿到工资，而且还没有写作的义务。

我开玩笑地说：“请让我也参加这样的协会吧！”

听说现在又重新实行稿费制度了，标准回到了1958年的水平。谢冰心女士温和地对来避难的严先生说：“那都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不能再使用那个时候的标准啦。”

严先生拼命解释，像是怕被堵回去似的说道：“我正在尽力而为呢，今后再版也有稿费了。”

“在延安那会儿，你总和艾青（诗人）下围棋，从那时候就这么顽固。”丁玲女士泼了严先生冷水。

大家回忆了一下当年在延安时代的事儿。据说当年除了下围棋，也经常打麻将。丁玲认为以实力定胜负的围棋可以不赌而下，但是存在偶然性的麻将并不是不赌就能打的，听说在延安时代，他们以香烟为赌注打麻将。

对于这些人来说，延安好像是青春的圣地。就在大家回首过去谈得正热烈时，前菜结束了，烤鸭端上来了。

“我进去的那会儿（指关在监狱），想吃烤鸭都要想疯了啊！”刘白羽先生如此说道。现在作家协会的干部，大多数都曾在林彪和“四人帮”时期遭到过迫害。因《朝鲜战争从军记》和《无敌三勇士》等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作品而被人们熟知的刘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周扬先生甚至被监禁了九年，刘先生估计也和他差不多吧。

“你好奢侈啊。如果吃花生能吃饱我也就满足了。”沉默寡言的季羡林这样说道。季羡林现在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世界级的梵文学者。我去新疆之前，曾去北京大学拜访过他。我们一边漫步在北大的未名湖畔，一边畅谈了许多事情。最近他完成了《罗摩衍那》的全译本，全六卷的第一卷据说马上就要出版了。我们讨论的话题不止印度学，还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写作手法。

我在冯牧先生5月访日的时候才得知，这位各方面都对我有着诸多关照的先生竟是西域学泰斗冯承钧先生之子。而直到今天的答谢宴我才知道，冯承钧教授在北京逝世时，在延安的冯牧先生未能送上最后一程，也才知道世界陶瓷学者冯先铭先生是冯牧先生的幺弟，等等。

旁边那桌还坐着两位日本文学研究家——李芒和卞立强。李芒先生研究松尾芭蕉和小林一茶，卞立强先生目前正在致力于《万叶集》的中文翻译。

我慢慢地吃着烤鸭，胸中偶有郁结之感。在座的各位作家的作品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烁、跳跃，交相辉映。丁玲女士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谢冰心女士的《南归》和优美的诗集《繁星》、刘白羽先生描写大渡河战役的《火光在前》，这些作品都被刊登在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卷首。

时隔22年，丁玲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可是老舍和赵树理，却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1980年1月）

[1]即日本放送协会。英文字母为Nippon Hoso Kyokai，取首字母为NHK，是日本第一家根据《放送法》而成立的大众传播机构，具有官方色彩，本部位于东京。

茅盾先生轶事

1977年，我结束了从新疆喀什到和田的沙漠之旅回到北京，实在是太累了，便来到医院的中医部针灸。

结束针灸后，我在走廊里看到了由一位妇人搀扶着、拄着拐杖行走的茅盾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茅盾先生。我看过他的照片，所以能认出来他，不过他肯定不认识我。在走廊这样的地方不便多做停留，正在纠结要不要打招呼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就擦肩而过了。

茅盾先生和我父亲都生于1896年。此次邂逅时，父亲已去世5年，我便想当然地以为可能不会再见到茅盾先生了。事实也的确如此。

去年，我参与“NHK《丝绸之路》”纪录片的采访时，在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先生来见我的时候，我才得知茅盾先生正卧病在床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先生如今年纪大了，之前也听闻了先生的病情，因此就算此时传来噩耗，大家也不会感到太突然。但是，我还是生出了自己在重新抚摸时代烙印之感。

茅盾先生原名沈德鸿，但其字“雁冰”更被世人所熟知。听说他正在撰写《回忆录》，我不禁为这部作品没能完成而深感惋惜。不过，茅盾先生留下来的数部作品，都是值得当今中国年轻人品读的。

已故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日本演讲时曾提到，要想了解十八世纪的中国，什么书都比不上《红楼梦》。而我想说，要想了解1930年前后的中国，茅盾的《子夜》是最值得一读的。这本小说里大量人物的出场、多个故事的交织，在我眼前绽放出宛如曼陀罗般绚丽的色彩。

众所周知，茅盾先生是长篇小说作家，其作品多以青年挫折为主题。茅盾先生1927年曾在武汉政府任职，并在此经历了巨大的挫折。第二年，茅盾先生以在逃犯的身份潜往日本。

去日本之前隐姓埋名的时期，他创作出了代表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后来，这三部曲被命名为《蚀》。

从32岁到34岁，茅盾先生在日本避难的三年间，创作了长篇小说《虹》、评论《从牯岭到东京》，并进行了神话研究。《虹》于昭和十五年（1940）由现已去世的武田泰淳译成了日语。

最能体现茅盾先生思想的，当属其评论。茅盾先生在日本写的评论，视角聚焦于小商人、中小农民、没落读书人，主张不能歧视排斥这些人，必须包容接纳。回国以后发表的《林家铺子》是最能体现其主张的小说。“文革”中对茅盾的批判，据说主要是因为这部作品。

茅盾先生说去日本是因为当时不需要护照。他先去了东京，之后又辗转至京都，在京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不过除了少数的随笔之外，好像日本并没有投影在他的作品中，在日本创作的《虹》是以四川和上海为舞台的。不管人在何处，茅盾先生都是中国的作家。

1941年，遭遇了皖南事变的挫折后，茅盾先生从重庆前往香港，在那里写下了长篇小说《腐蚀》。同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时隔11年，茅盾先生的命运再次与日本交织在一起。听说为了躲避日军的眼线，茅盾先生和朋友打麻将，日军感到很新奇，前来围观。

《腐蚀》作为日记体小说，以国民党女特工为主角。茅盾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为了满足读者的愿望，故事结局拯救了主角。但即使说是拯救，也只是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局而已。我站在作家的立场，曾想要就“读者的愿望”这个问题和茅盾先生畅谈一番，可惜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1981年4月）

与巴金先生会面

去年我去中国旅行，按照惯例去了伊犁和喀什的边境之后才回到北京。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陪着我的不是旅行社的人，基本都是作协的人。所以，我对中国作家的动向都了如指掌。同行的作协朋友告诉我，巴金先生与我住在北京的同一家酒店。我住在8楼，巴金先生住在12楼。巴金先生是中国笔会的会长，刚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出席完在巴黎举办的国际笔会大会回到中国。他的家在上海，只是在北京停留几天。

因为前年在日本同巴金先生见过面，所以我打算到12楼打个招呼。正要过去的时候，作家协会的陈喜儒先生打来电话，说之后巴金先生会过来，让我不胜惶恐。

聊天理所当然地聊到了国际笔会的事，得知我不是日本笔会的成员，巴金先生似乎感到很意外。

“在日本，作家是否加入作家组织完全听凭本人意志，一切都是自由的。”我只好这样解释道。

几年前，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朋友旅行的时候，在旅行地，他们半开玩笑地邀请我，“要不要加入中国作协当个会员呀？”好像得有几个介绍人，过去还得有点成绩，而且还要通过考试才能成为会员。虽然我用日语写作，但国籍是中国国籍，所以即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不过，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是日本文艺家协会的会员，自然也要缴纳会费。我抱着同样的想法问道：“如果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话，要支付多少会费比较好呢？”他们露出了奇怪的神色反问道：“会费？”

哪里有什么会费？在中国，作协会员每月从协会领取工资。虽说不是会员也可以参加文学活动，但是只有被承认颇有建树的作家，才能成为会员，同时也就意味着成为了一流作家。而且据说即使领取工资，也完全没有发表作品的义务。要知道写成一篇小说，可能要花费数年去做准备。如果成为会员的话，在此期间，首先就不需要担心生计的问题了。作品一旦发表，稿费和版税还都是本人的收入。所以二流作家把成为会员当成自己的目标也是不奇怪的吧。

我想，在中国，作家协会的经费应该也不是那么充裕的。成为会员之后还能拿工资这样的事，我的良心实在过意不去，所以我只能感谢邀请，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估计有人会这样想，每个月都从作家协会拿到工资，作家难道不会惫懒吗？不过，不必担心生活费、专心创作的状态的确是令人艳羡的。在日本，由菊池宽[1]创设的无论是“芥川赏”[2]还是“直木赏”[3]，据说都是打算让获奖者至少半年左右不用为生计费心，专心创作小说而设立的奖项。而现在这两个奖的奖金最多只能支撑两个月的生活费了吧。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得奖之后总给人一种迫于压力而只能趁着这获奖的势头，需要不断发表作品的感觉。

巴金先生说的话，我并非一件一件做了记录，也许是我听错了，听说在巴黎国际笔会大会上，印度不能向总部缴纳会费一事成为讨论的重点。对于是否依据规定将其除名，中国笔会给出了只是未缴纳会费的话可以不被除名的意见，日本笔会也是同样的意见。因此，印度笔会得以继续保留会员资格。

对这件事，我很心痛。年轻的时候，我也学过印度语，也接触过印度的现代文学。

战争时期，因为没法进口原版书，我们把蜡纸油印版的普列姆昌德的小说当作教材学习。普列姆昌德被称作“印度的鲁迅”，这位作家比鲁迅早出生一年，和鲁迅同一年（1936）去世。

但是比起鲁迅，他更加贫穷。普列姆昌德作为社会派，针对当时印度社会的矛盾——从寡妇的再婚问题到阶级差别，写出了非常深刻的小说。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也展现出了一种美妙的历史浪漫感，这些作品虽然有些通俗小说的感觉，但在数量上是占优势的。据说他创作了300多篇小说，可以说是非常高产的作家，大概是为了维持温饱吧。内容深刻的小说鲜有读者，只有降低格调，批量生产读者众多的通俗小说，才能赚到生活费。虽然普拉姆昌德有很多读者，但也只是在当时的印度被人熟知。

而鲁迅是国宝级的知识分子，他的文章人们都抢着争相阅读。但是，普雷姆昌德的印地语作品，没有普及到全国人都来读的程度。尽管后来印地语成为了标准语，但在其生活的年代，印地语还只是一种方言。从文学遗产的角度看，比起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和坦米尔语比较丰富多彩。

和他同时代同国家的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发表作品，摘得了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有余力开办大学、享誉世界的人物。相比之下，普拉姆昌德真是太可怜了。如果每个月都能从协会领取工资的话，普拉姆昌德的300多篇小说里，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通俗小说没必要写。这样的话，他的主打小说内容就会更加丰富多彩。或许在他那种与贫穷战斗、壮士断腕式的创作方式中，最初就能够诞生出一系列打动读者的优秀作品吧。

前年，和谢冰心女士见面的时候，她问我：“我从韩素音那里听说，英国最畅销的作家，因为缴不起税金而自杀了。日本怎么样呢？”现在的中国还没有所得税制度，所以她好像还不太了解税金的事情。

“我觉得，在日本，作家只有在支付税金的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是贫穷的吧。”我略带苦涩地回答道。和我畅谈这些的谢冰心女士，去年也缠绵病榻了。

巴金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在巴黎留学，所以格外怀念巴黎的土地。当时巴金先生因国际笔会大会而暂留巴黎，在某家中国餐厅吃饭的时候，老板听说他是作家巴金，不仅没有收费，还给他端来了专为他做的饭菜。那家店的老板是从台湾过去的中国人，特别喜欢读巴金先生战前的作品。

因为不能太晚，我们在房间聊了30分钟左右，然后我一直把巴金先生送到了电梯口。与前年他和谢冰心女士一起来日本的时候相比，现在的巴金先生脚步和思维都颇为迟缓。大概是因为经历了从巴黎出发的漫长的空中旅行之后疲惫了吧。在电梯前面，他说第二天早上会有南斯拉夫的记者来采访。后来作家协会的C先生跟我念叨：“他总算是要拿诺贝尔文学奖了。好像还是个有力的候选人。我听说基本上是定下来了。”

这是10月13号的晚上，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日本了。好久没回家了，整理一大堆邮件时，一家报社打来电话——“井上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候选人了。这事儿基本定下来了，能否请您对此事发表个意见？”

（1982年2月）

[1]菊池宽（1888—1948），日本小说家，戏剧家。主要小说作品有《无名作家的日记》《珍珠夫人》《新珠》等，被誉为“日本文坛太上皇”。曾任文化学院文学院长、日本文学报国会创立总会议长、大日本著作权保护同盟会会长等。

[2]1935年由菊池宽提议为纪念日本大正时代的文豪芥川龙之介所设立的文学奖，并由主办单位文艺春秋颁发给纯文学新人作家的一个奖项。现今的主办单位已改为日本文学振兴会，每年举行两次选拔活动。

[3]菊池宽为纪念友人直木三十五于1935年与芥川奖同时设立的文学奖项，每年颁发两次，得奖对象以大众作品的中坚作家为主。

哀悼武田泰淳、竹内好、增田涉[1]三位先生

听到增田涉先生的讣告，我有点不敢相信。

没想到在1月14日举办于神户崇光（SOGO）百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开幕式上，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典礼从上午10点开始，这个时间对于住在神户本地的我来说也有点早。从大阪赶来的增田先生因为不熟悉路线，遇上交通阻塞而稍微晚到了些。作为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增田先生需要演讲并参加剪彩，但由于迟到，只能由鲁迅先生的恩师藤野先生的外甥——大阪大学名誉教授藤野恒三郎先生代行。这些活动刚刚结束，增田先生就进入会场了，边擦着汗边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还补充说：“年纪大了，干什么都迟到。”这时，去年10月去世的武田泰淳先生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突然意识到“干什么都会迟到”这句话是不是在说，连离开这个世界也晚于比自己年纪小的泰淳先生呢。

泰淳先生在40多年前“中国文学研究会”刚刚成立时便已经入会，他的去世对增田先生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泰淳先生去世后不久，我便在仙台举办的鲁迅展上遇到了增田先生。他说：“竹内好还没能打起精神，我有点担心。”看着他担心着病榻中竹内先生的模样，我隐约地感受到了他心中的寂寥。

即便如此，在仙台时，增田先生的精神状态也还是不错的——喝了一些酒，也与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叙了旧。在这之后，他又赶往北海道大学演讲。至少在旁观者看来，他意气风发。现在想一想，他或许是怕我们担心而故意装作精神饱满的样子。

从十几年前开始，我每月都能与增田先生见上一面。主要是几个人坐在一起听增田先生讲话。我们想从增田先生那里得到他从鲁迅先生身上学到的思想涵养。刚开始是在周一傍晚聚会，因此称为“周一恳谈会”，但是慢慢地，我们聚会的日子就不只限于周一了。

“没有聚会名字也无妨。”这是增田先生的意见。但是这样用明信片通知大家的时候不太方便，索性就随便命名为“例会”。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聚会，像郭沫若与郁达夫谁的日语更好这样轻松的话题也有很多。在二楼的画廊闲聊之后，大家会均摊饭钱吃饭。若是竹内先生从东京赶来，大家就会设宴吃河豚鱼肉火锅欢迎他的到来。

聚会的负责人是神户大学的副教授饭仓照平先生，在饭仓先生去了东京之后由关大的丸山松幸先生接管。但是在丸山先生去东大任职之后，聚会的次数就逐渐减少了，近几年都没再举办了。

“我们把那个会重新组织起来吧，挺有意思的”。在仙台的那晚，增田先生一边敬酒一边说道。之后经过商讨，我们决定在3月14日重新举办聚会。

刚好那个时候，竹内好先生去世。我在去年年末得知竹内先生已然病入膏肓，因此在得知竹内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暗感到该来的终究到来了，然后条件反射般地想到了增田先生。

说到武田、竹内两位先生，他们是增田先生最亲近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盟友吧。三人因中国及鲁迅结为至交。一想到相继失去两位盟友的增田先生，我的心情也低落起来。前两天，我收到了新的负责人——神大的山田敬三的电话；“14号的聚会还是先延期吧。增田先生为竹内守夜，出席葬礼，应该很累。”

我也非常赞成。

就在刚才，我又接到电话，说增田涉先生在盟友竹内好先生的葬礼上宣读悼词的时候由于体力不支倒下了。仿佛命运安排一般，武田、竹内和增田三位先生一位接着一位地都倒下了。

在那个黑暗时代里燃起的星星之火——中国文学研究会，现在成为了墓碑。火光虽然已经熄灭，但墓碑永远屹立不倒。

（1977年3月）

[1]增田涉（1903—1977），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鲁迅的学生，《中国小说史略》日语译者。历任岛根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教授。

井上先生与历史小说

记录历史与写历史小说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我正在研究的课题。

实际上，井上靖[1]先生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解答。但是，我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要解开一个已经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有一段时间沉迷于井上先生的历史小说之中，比如《敦煌》《楼兰》《天平之甍》等。之所以用沉迷这一词，是因为井上先生对于西域精神的看法与我有共通之处。井上先生对于西域的思考应该也是当时流行于京都大学的一种西域热的投射吧。而斯坦因、伯希和、大谷探险考察队等对于敦煌文物的介绍，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这股热潮发展的巨大原动力。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增强，开始限制国外探险队的入境。在这之前的各国调查队在短时间内相继进行了比较重要的探险和发掘。“难道历史将要被改写了吗？”这种兴奋感弥漫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在京都，好像这种话题更为敏感，因为井上先生也曾在此地从事相关研究。

诗人竹中郁先生说过：读井上先生规模浩大的历史小说，可以感受到朝夕观望伊豆山脉之人的气息；读井上先生的诗，仿佛置身于关西之水。在抑扬顿挫中不知不觉地表达出细腻的感情波动，是京阪风土文化自古以来的特质。

我还想要在此之上加上一条，从先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能够理解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的逃亡等内容，感受到那种对一切敦煌相关信息极其敏感的京都学术浪漫主义气息。若是将这种气息深藏于内心深处，想必终有一天会呵气如兰、吐字殷殷吧。

在一边沉迷于井上先生的历史小说，一边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之后，终于意识到我必须试着去逃离井上先生的历史小说。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写的那样，在我这个想要努力去解决问题的学生旁边，已然有了一个标准答案。而我决不能去窥视这个答案。

说到逃离，在1975年我第一次走访敦煌时，面对憧憬的莫高窟，我的思绪是想拼命地从井上先生《敦煌》中的咒文中逃离。尽管我用尽全力逃离，但也无法完全逃脱。比如，当我想象到西夏军从沙漠那边来袭的场面时，脑海中似乎还伴随着颇有井上先生的创作风格的地盘鸣动之响。就连进入那个备受瞩目的藏经窟时，我的心中也一直被战乱的回声所烦扰着。

我作为职业作家真正被世人所认可，大概是在井上先生发表了《苍狼》后不久。与大冈升平先生一起围绕《苍狼》展开的历史小说争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在执笔于所有以西域为主题的小说时，我好像都会无意识地避开井上先生所走过的道路。在我最初的作品中，凡是围绕西域展开的创作无一不是设定在现代（20世纪以后）。《消失在天山》《黑色的喜玛拉雅》《消失在乌鲁木齐的火》《去往喀布尔之路》《昆仑河》等都是与近代史有关的故事。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随时提高警惕，一味抵抗。其实不然，井上先生的存在对我来说有时是一种依靠。这一巨大的精神支柱在给我带来种种烦恼的同时，也令我感到无比心安。《漆胡樽》是井上先生的名作，我有一篇以“参观正仓院物展”为副标题的同名散文诗。我总觉得与其说井上先生历史小说的构成对我影响颇深，倒不如说他的作品是我酝酿新作的重要线索。我在自己的散文诗中引用了一部分井上先生的小说内容，对先生来说可能比较失礼，还请见谅。

……某日，由于某些原因，一个漆胡樽从骆驼的背上掉落，从此也就脱离了民族意志的暗流，开始孤独地步入了颠沛流离之路。速度时快时慢，一边被命运支配着，一边直直地落进这东亚千年的时空中。然后一不小心，它落在了东方一个小岛国的王室成员温柔的掌心里。正仓院北仓冷清而又寂寥，但这份透露着丝丝华光的静谧却为这渺茫无边的旅程画上了句号。

接着两千年的时光飞逝。突然，门被打开，秋季的阳光照射进来。这是这个国家战败流亡之日空洞刺眼的白光。人们每日聚集在一起，干涩疲劳的眼眸中徒然地流露出悲伤之情，仿佛在渴求着什么……

井上先生在获得芥川奖发表感言时说道：“多亏我走上了文学这条道路，才没变成诈骗犯，也没有成为无赖之徒。”虽然井上先生是从结果这个角度去判断的，但他似乎也在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文学的力量。

在战败流亡的灼灼烈日下，仅仅是芳香的浪漫主义已经无法治愈他们了，更多的是井上先生意识底流的思想润泽抚慰了眼眸干涩疲乏、如饥似渴的人们吧。经历过残酷现实的人们会强烈地拒绝力量单薄的安抚。这些流亡的人不易亲近，他们有着孤高的灵魂和冷傲的目光，但井上先生在小说中所描绘出的世界却使他们在荒芜之中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丝润泽。或许是因为这个世界早已与历史小说融为一体，所以井上先生才走到这里来的吧。

接着前面引用的部分，散文诗《漆胡樽》是像下文这样结尾的：

……漆胡樽那傲慢的神情中带有一丝忧愁，这种特殊的表情胜过任何华丽绚烂的帝王珠宝，不知为何，这种神情嵌入了人们的心中，久久无法消散。虽然这块燃起巨大梦想的陨石上蒙着一层毫无生气的阴影，但它却奇迹般地让连悲伤之情都丧失了的国民们感到安心。

通过结尾这段话，我开始明白井上先生赋予了漆胡樽怎样的意义——不仅拥有傲慢的神态，还有一抹忧愁。小说和历史小说也都像漆胡樽一样傲慢与忧愁并存吧。

能给人们的心灵带去安宁的人一定是有志向的人。不仅要拥有志向，还必须拥有资质，可能还需要其他条件吧。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这位历史小说家必须是一位旅行家。我经常想起，《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当时是一位超乎人们想象的大旅行家。因为历史不仅与时间有关，也与空间密切相关。

井上先生应该是现代日本文坛中被公认的数一数二的大旅行家吧。井上先生与旅行相关的趣闻轶事有很多，虽然那些轶事早已广为流传，但我还是想补充说一件事。

那是发生在1979年去库车时候的事。在我去此地的两个月之前，井上先生一队人已经到达。听说京大的樋口先生与日经新闻的円城寺先生去参观库车附近的石窟寺院，只有井上先生去了塔里木河。从库车县城到塔里木河单程需要花费五个小时，而且那里也没有名胜古迹，仅有一条河静静地流淌。由于时间关系，参观石窟寺和去塔里木河只能二选一，而井上先生选择往返十个小时去塔里木河，在那里划了半小时左右的小船。据说井上先生当时说，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交给樋口先生这样的专家就好了。虽然塔里木河除了流淌的河水什么都没有，但是井上先生应该是在那里回顾历史吧。

从库车县的涉外人员那里听说这些事之后，我深为感动。我对这位涉外人员说我也想去塔里木河看一看，“那种地方我再也不敢去了”——我就被这样无情地拒绝了。可见那应该是一次非常辛苦的远游。

听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旅途中，年轻的同伴一直叫苦，而井上先生始终都是精神饱满。井上先生有一套保持健康的秘密体操，我让先生教了我，但是我这个不肖弟子一直懒得付诸行动。我虽然无法逐一究明为什么井上先生能够创作出那么精彩的历史小说，但身体健康一定在其中占了不小的比重吧。保持健康也是一门艺术。

（1981年8月）

[1]井上靖（1907—1991），日本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曾任日本艺术院会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顾问，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委员，日本文艺家协会前理事长，川端康成纪念会理事长。井上靖一生27次访问中国，著有以西域为题材的作品《楼兰》《敦煌》和《丝绸之路诗集》。

第三篇

神户的魅力

我上小学的时候，图画课上老师经常会让我们到屋顶去写生。我就读的神户小学正好在县政府的前面，是一座沿东西方向建造的钢筋水泥的三层校舍。当时是昭和初年，附近还没有高楼，再加上有一个舒缓的斜坡，视野非常好。

在屋顶上学生们被分到南北两边进行写生。南边是海，北边是山，不管是山还是海，感觉都离我们很近。这片向东西延长的地区被夹在山与海之间。可以说从屋顶上看到的景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神户的地域特征吧。

我们的美术老师若杉慧先生后来成为了一名作家，成了我在写作道路上的前辈。我们从五年级开始使用画具，那时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提着调色板和笔洗等画具夸张地跑来跑去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偶尔到屋顶上写生是挺不错的，但是在写生比较频繁的时候，就会为选择写生对象而苦恼。

描绘南边的大海时，川崎造船厂的起重机是绝不能被落下的，否则就无法成为一幅完整的港口画了。

面向北边画山的时候，必须在画纸上描绘出东亚宾馆。这是一家别致的北欧风格的木制高级宾馆。它坐落于神户中心地区的山脚处，因此在画山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它的踪影。

可是如今，象征着山与海的两个地标建筑物也早已消失了。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那个巨大的底座起重机已经变成了无用之物。我还记得大约在战后十几年的时候，报纸上出现了“遗憾隐退”这样的标题。

尽管遭遇了惨烈的神户大空袭事件，但这幢木质的东亚宾馆却免遭烧毁逃过了一劫，这可谓是个奇迹了。“二战”以后，这里变成了美国军人们的投宿之处，或许是有人在酩酊大醉中踢翻了火炉的缘故吧，这幢造型优美的建筑在战后没多久就因失火而消失殆尽了。这着实令人惋惜。现在这里建立了一所外国人俱乐部，但是与之前的宾馆不同，这个俱乐部隐藏在树林深处，很不显眼。大概是因为之前的宾馆太引人注目的缘故，这次就稍微收敛了一点吧。虽然外国人俱乐部现在已然成为了东亚之路尽头的建筑物，但这里靠东侧一带，近些年来却成为了颇具人气的异人馆街。战争时期，我住在这附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里有许多珍贵的建筑物都成为了燃烧弹的牺牲品。现在仅存的几栋建筑屹立于此，引人驻足观望。

北野天满宫旁边的“风见鸡之馆”在电视上一跃成名，在木制建筑很多的北野的异人馆中，这座砖砌建筑别具一格。它以战前住户的名字命名为托马斯宅，但在战后成为了造船公司船员的宿舍，之后又成为中华同文学校的宿舍。

可是，关于“异人馆”的定义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与“洋馆”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在明治时代，大概是在明治初期，由外国建筑家采用日本材料建成的建筑物这样的说法相对准确一些。不同于现在，那个时代的建筑材料不能立刻运送到，在日本连砖块都没有。据说明治初期，西式建筑所需的砖瓦都是从天津运输而来的。当时的天津有租界，西式建筑盛行，因此有一定砖瓦的存货。听说神户居留地下水道的砖块全都是从天津运来的。

因为处于那样的时代，所以哪怕想用石棉瓦铺个房顶，也会因为日本没有这种材料而不得不使用日本的瓦片。因为建筑家所涉足的领域本来就与艺术相近，所以即便在仅能使用日本材料的情况下，他们也对此苦心钻研，为能构筑出接近理想中的建筑而努力着。他们也逐渐有了一个这样的决心——设计出不同于欧美的“西式建筑”。

或许我们可以把异人馆理解为外国建筑家从“日本”视角出发构筑的西洋建筑物吧。

明治二十九年（1896），英国人亚历山大·纳尔逊·汉塞尔为自己设计的住宅现在还幸存着。因为是自己的房子，所以无需妥协于客户的要求，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这是一座拥有左右匀称“悬山式屋顶”的木制二层建筑，屋顶由日本瓦片制作而成，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屋脊两端的兽头瓦（在日本多用于建筑做避火符咒）。除了自己的住宅，汉塞尔的作品哈萨姆旧居也被认定为重要文化财产。如今，哈萨姆旧居搬迁至相乐园内保存。而在王子公园中则保留着亨特旧邸。亨特创立了成为日立造船厂的大阪铁工所，娶日本女子为妻，入了日本国籍，姓为“范多”。他于大正六年（1917）去世，他的住宅作为神户在明治开埠时期是外国人聚居地的证据而被留存了下来。这一建筑中没有多余之物，就如同把宋代磁器的精神完全体现在建筑上一样，它把“异人馆”的风格传达得淋漓尽致。

明治初年，居住在神户的外国人在“居留地”具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这在中国叫“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而日本也在明治初期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竭尽全力。

神户的居留地大约四万坪[1]，建立于庆应三年（1867）十二月，在明治三十二年（1897）七月回归日本。居留地时期的建筑物，现在只剩下一栋。这栋建筑物建于明治六年（1873），当时被称作“十五号馆”，而今成为了野泽株式会社的办公楼。这是一家经营石棉瓦等建筑材料的老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本身就对建筑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这栋大楼也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与作为天然纪念物而被留存于公园中的亨特旧居和哈萨姆旧居不同，野泽公司的办公楼直到现在也还在被使用着，不得不说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除了野泽株式会社的办公楼以外，其余的建筑物即使古老也都是在居留地回归以后建立的，都是昭和初年日本经济跃进期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群似乎残存着一些令人追忆过去的氛围，尤其让人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船成金”时代（内田信也、山下龟三郎、胜田银次郎并称三大“船成金”）。

居留地时代，很多人公司在这里而家则在北野町。他们必须坐马车或者步行往返于东亚之路。居留地时代过去之后，在留外国人逐渐开始在郊外盖房子。刚开始，可能是由于治安管理的原因，外国人的居住地是受限的。他们只能住在被称为“神户区”的神户中心地带。这个限制逐渐被解除，旧居住地以东的御影、芦屋，以西的须磨、盐屋、舞子地区也增建了很多外国人住宅。盐屋的詹姆斯山就被计划性地开发为外国人专用居住地。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早已摒弃了马车这样的通勤方式，步入了汽车时代，所以即便住得稍微远一些，人们也更青睐那些空气清新、视野开阔的地带。

须磨、舞子自古就以白沙翠松、风光明媚之观光胜地而闻名，同时也是一处和歌名胜。提起神户，大家通常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因通商而新开设的港口城市，但其实无论何时它都被冠以“摩登城市”的称号。“摩登”这个词会让人立刻有一种复古的感觉。相比而言，须磨、舞子两地的怀旧气息则比神户这一“摩登城市”更为浓厚。它们也是源平战役的古战场。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曾带我们到这里来郊游，那时候我还听说了源义经从一之谷背后陡坡骑马速降奇袭平氏军的故事[2]。

敦盛和熊谷的故事、青叶笛、箙梅等各种传说或许是神户的一种深层文化吧。在成为了《平家物语》舞台的150年后，神户又成为了书写《太平记》的舞台。它也是湊川之战楠木正成战死的地方。

从须磨到盐屋，山逼近海边。电车轨道离海岸特别近。新干线无法直接通过此地，途经此地只好穿越隧道。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形就会发现，这里对于当时日本的首都京都而言就相当于保卫中国长安的函谷关，是个要塞之地。平氏军在此地被攻陷，最终全线溃败，而楠木正成则因未能守住此地而战败，令足利尊成为了京都之主。

明治之后，神户作为港口城市吸引了很多居民，许多成功人士在须磨建造了豪宅和别墅。患有肺病的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在舞子的别墅疗养，并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一月去世。他在须磨有一座离宫，而今成为了离宫公园。

甲午战争时作为从军记者来到大陆的正冈子规[3]因病回国之后，曾经在须磨疗养院疗养。

拂晓时分，白帆驶过蚊帐外。

以上是须磨寺院内子规亲笔的俳句碑。

夏末清凉，神清气爽，须磨之地，心驰神往。

子规的这首俳句可以说与下面芭蕉的俳句成为了一联。

放眼望去，若是歌咏，若是观赏，须磨之秋。

须磨寺是著名的真言宗寺庙。最近三重塔恢复了原状。

源家铁骑卷尘征

警报频到青叶营

解否兴亡棋一局

笛声清雅白沙平

以上是我受须磨寺正觉院的方丈之邀所作的诗——《须磨寺怀古》。

过去，人们称六甲山连绵的山脉为“后山”，但是后来，由于六甲山的后山中的有马温泉也被纳入了神户市区，“后山”这一说法就变得不恰当了。六甲山中的寺庙都是真言密教系的。

首先，摩耶山的忉利天上寺因供奉着摩耶夫人（释迦牟尼的母亲）而出名，是祈祷平安分娩的寺庙。这座寺院在十几年前因失火而被烧毁殆尽，如今得以重建。

西边的再度山上有一座大龙寺。据说空海圣僧在入唐之前曾登过此山，回国后又一次攀登此山，由此得名“再度山”。有传言说天上寺的摩耶夫人像也是空海在唐期间得到的，回国后把其安置在了天上寺。六甲山似乎与空海有着很深的缘分。

再度山位于神户中心的后面，被市民所熟知。稍往西边一点的高取山也是同样闻名，山上因清晨登山的市民们而热闹非凡。山道的茶店中有本签名册供登山者签名记录，累计登山一万次的人的名字就可以被刻在大龙寺内的万回碑上。

从新神户站的后面往上走就到了布引瀑布。过去经常有外国人攀登这条山间小路。因为距离北野町的外国人住宅区很近，这段路程作为他们上班前的散步小路最合适。葡萄牙的文人莫拉埃斯住在神户的时候就经常攀登布引，可能吸引他的是山道茶亭里美丽的三姐妹吧。三姐妹中的大姐与英国的海军士官结婚了，听说莫拉埃斯好像倾心于三姐妹中的二姐，但他还是失恋了。

从新神户站步行到布引的雌瀑仅需十分钟。在距离市中心这么近的地方竟有个极具深山幽谷韵味之地，这应该算是神户的特别之处吧。再往上攀登，只需10分钟左右就能看到布引的雄瀑。虽然落差达43米，但却几乎没有什么宽度。《伊势物语》中有一个章节说的就是在原业平邀请对方看布引的瀑布。可见在平安朝时这里就作为名胜之地被人熟知。从雄瀑稍微往上走就看到了布引的水库。这里的水被称为布引之水，水质优良，现在神户市的自来水都是买的淀川的水，它在源头与布引之水混合。而据说停泊在神户港口的船舶的供给水则是从布引直接用水管引下来的。

六甲山的水质很好。我家有自来水也有井水，用这个水泡茶或往酒中搀兑，味道是再好不过了。商业发达的神户市出售的神户水虽然很适合泡茶，但是冲咖啡的话还是宫水（兵库县滩地区酿酒所用的地下水）更好。

神户也是酒乡，所谓的“滩产原封清酒”（日本兵库县滩地区酿造的优质纯酿清酒）就产于此。据说滩酒的秘密在于宫水。宫水不同于六甲之水，它是从海附近涌出来的。

滩酒拥有悠久的历史。传说有人曾将此酒进献给神功皇后，并被欣然接受。带有黑色围墙的酒窖整齐地排列着，道路尽头就是白沙海滩。黑与白的反差，耀眼刺目。

现在酿酒变为了四季酿造，设备也都趋于现代化了。酒窖接连不断地被改建，除特意保存下来的酒窖外，其他的可以说是绝迹了。从黑色围墙间的过道中可以眺望到的白沙高地也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

自从庆应三年（1867）神户开辟商港成为海军基地，到现在逐渐发展起来，不能忽略隐藏在背后的滩五乡的功劳。滩五乡的酿酒业者除了酿酒还要承担酒的运输工作。供应给政治中心江户的酒不是通过陆运，而是依靠海运。以兵库港为据点，开拓了北方航路的高田屋嘉兵卫远近闻名，他的存在及事迹作为神户港的一段前史，使兵库沿岸运输船业者这一角色在此地广为人知。而隐藏在背后的酿酒业者之功绩就往往会被忽略了。

开辟港口的时候，神户有两万人口，基本上过去都居住在兵库的港口城市。10年之后，这里成为西南战争的军事基地，那时的人口已经达到10万。神户的人口之所以10年内翻了5倍，无非是因为光外来人口就占了其中八成。或许当时还有很多人尚未决定是否扎根于此地吧。正因如此，才显得他们胆量过人。他们认为即使在这里开创了某个新事业也无妨，若是失败了再转移到其他地方就好了。他们的这种达观果断的心态在那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时期里再合适不过了。

在西装、西式家具、西餐、西点等带有西洋风格的东西中，很多都是从神户先开始有的。神户开设了通商港口，因此这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制作西装的技术，据说是在开港之时来于宁波、上海的裁缝传授给日本人的。而西式家具的制造则是由于进入蒸汽轮船的时代后，人力船舶的订单需求变少，造船工人们便纷纷转入此行了。

在衣食住行中最难改变的就是“食”了吧。这可能是神户开港以来被西化最为缓慢的一部分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人们以面包为主食的习惯普及得相当之慢。好吃的面包比较少也是理由之一吧。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面包普及的一大契机。日本参战并袭击了德国在中国的租界地——山东青岛。大量德国士兵就此成为俘虏，这其中就有面包师和甜点师。然后有不少人就这样直接在日本安家生活了。巧克力的引入应该是源自俄国革命吧。移民到日本的白俄罗斯人中有宫廷糕点匠人，他们把日本巧克力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神户牛肉也是声名远扬。大概是因为喜欢吃牛肉的外国人很多，而神户人早就对他们的这种饮食爱好了如指掌了吧。听说在开港之前，黑船就靠近和田岬，在这里的松林进行买卖牛的交易。所以神户郊区的农家早在开设通商港口之前就已经深谙什么样的牛肉口感更好了。

因为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有很多，所以中华料理在神户盛行也是自然而然的吧。但是中华料理的大范围普及也是从“二战”以后开始的。“二战”以前的中华料理是经过改良的适合日本人口味的料理。而如今，自引进了香港、台湾的厨师以来，日本的中华料理也变得正宗了起来。日本人的口味也更加国际化了。

神户的魅力之一就在于美食。从中西式料理到甜点或面包，无论是哪种美食在这里都能享受到正宗地道的口感。由于神户临近濑户内海，所以连日本料理的食材都格外新鲜。

关东日本大地震以后，谷崎润一郎先生本打算暂时栖身于阪神中心地区，但这一住却住了20年。因为这里具有此处独有的魅力。他认为这里的魅力就在于，既可以住在此地感受神户这个摩登而又充满朝气的城市，又仅需一个小时的行程就可以领略京都古色古香的传统氛围。用他喜欢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让人情不自禁地去深入探索这座耐人寻味的城市。一天就能往返于京都和奈良这样的古都，正是其魅力不凡之处。最近，只要有半天时间就可以悠闲地游玩于京都和奈良了。

我喜欢神户人的达观和果断。虽然他们经常会被人认为是浅薄而又轻浮的人，但在我看来，他们的这种不够严谨稳重也是个珍贵的品质。若是实在介意这一点的话，那就像谷崎润一郎先生那样，体验着神户朝气蓬勃的同时也一同享受京都的古色古香就好。

一些研究中国古代的学者——如研究中国考古学的水野清一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科学史的薮内清先生以及研究中国文学的吉川幸次郎先生等，他们都出身于神户，这也绝非偶然吧。我认为神户的新潮、轻佻、崇尚西方文化等特征，也恰恰作为一种反向作用力，推动着神户繁荣发展。

虽说神户是一个历史尚且短暂的城市，但它开辟商港却已经超过120年了。神户也慢慢变成了一个有深度的城市，或许这里会逐渐释放出更多非同凡响的魅力吧。

（1988年6月）

[1]日本传统面积计量单位，主要用于计算房屋、建筑用地的面积。1坪等于1日亩的三十分之一，合3.3057平方米。

[2]寿永三年（1184）二月七日，源义经、源范赖等率领镰仓军从京都丹波口出发，袭击驻扎在福原的平氏军，史称“生田森一之谷合战”。在《平家物语》当中，源义经从一之谷背后的陡坡奇袭平氏军，仅仅半日，平氏军全线溃败。

[3]正冈子规（1867—1902），日本歌人、俳人。本名常规，别号獭祭书屋主人、竹之乡下人，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诗人、散文家，作品有《月亮的都城》《花枕》《曼珠沙华》等。

《青云之轴》杂谈

今年2月末，位于元町六丁目的三越百货神户店停业闭店了。对于三越百货而言，神户店似乎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负担。过去神户的中心在楠公（凑川神社）一带，神户车站、神户市政府、神户地方法院等都在这附近，三越百货也是神户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后来神户的中心却逐渐向东转移了。虽然也有来自大阪的牵引力的原因，但其实还是因为神户港的主要堤坝都建设在东边的缘故，这个港口城市的中心自然也就向那边转移了。

“二战”后，市政府迁移到海关附近的加纳町，三宫成为了繁华街市的中心地带。之后国铁也把三宫车站设立为神户的主要入口，来往的乘客也比神户站要多得多。由于这种东盛西衰的倾向，三越百货的业绩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了。

由于闭店一事成为了热点话题，有关三越百货神户店的内容屡屡登上报纸版面，其过去也被刊载回顾。由此我也得知了这家店是在大正十五年（1926）开业的。我出生于三越百货斜对面的小巷中，从幼年时期就对它十分熟悉。我总是感觉在我出生之前，巨大的三越百货大楼就已经存在了，但实际上它是在我出生两年之后才开业的，对此我有点意外。开业的时候应该很热闹，因为那时候我太小还没记事，所以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城市规划拓宽了道路，我出生时所住的那个家就变成了道路中间一带的建筑。我每天走路不到3分钟去三越百货看橱窗里的那双红鞋子。这些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经模糊了，或许是因为后来父母跟我谈起过的缘故吧，让我对它们的记忆愈发鲜明起来了。

上小学之前，我家搬到了北长狭，并且住进了父亲位于海岸通五丁目的店铺三楼。这里虽然没有我幼年时期住的地方离三越百货那么近，但也算又住到了离它很近的地方。虽然步行不到十分钟便可到达三越百货，但是我已经过了对百货商店感兴趣的年纪了。我从10岁到“二战”结束的20岁这十年间基本都住在海岸通，所以可以说这里是承载着我全部青春的地方了吧。

我在应试杂志上把青春时代的故事写成了小说《青云之轴》，毫无疑问，这本小说主要是以我在海岸通的住所为舞台展开的。这里是典型的华侨商行，一楼是仓库，二楼是办公区，三楼是住宅区。外表看起来是砖砌建筑，实际上只有一楼的仓库是砖筑的，上层都是木造的，然后再抹上灰浆。我过世的父亲曾向一直交好的前辈借了一间房作为事务所，但是由于经营海产物，无论如何都需要一间带有仓库的店铺，所以就趁这里还空置着的时候搬了进来。

这里曾是一家名为“仁记”的店铺，由福建华侨一手创办，是一所颇具实力的贸易商社。仁记在四丁目建了高楼，就把这个位置腾出来了。由于东盛西衰的缘故，比起五丁目，四丁目和三丁目的位置更好。仁记在上海也有店铺，我搬家的时候，店主郑先生正好在上海。上海分店的生意逐渐成为主力以后，仁记似乎就把四丁目的店铺变成了一幢出租楼房。

“二战”以后，郑先生从上海去了台湾，并打算回到日本。战争刚刚结束之际，中日之间尚未能够正式通行，那时去日本除了乘坐黑船以外别无他法。因为日本砂糖稀缺，所以常有运载砂糖的走私船从台湾往来至此。这些走私船就是所谓的蒸汽船，要是有承重百吨的船舶自然是更好了，然而绝大部分的船都只能承重几十吨。

大富豪郑先生曾租下了一整艘黑船运输货物，然后带着家人也乘上了这艘船。但是船员们企图除掉郑先生这个货主而将船上的货物据为己有，于是将郑先生一家扔进了海中。郑先生家中较为年少的在海里奋力挣扎，竭尽全力游向琉球群岛，历经波折后最终幸免于难，而上了年纪的郑先生则不幸溺水身亡。

虽然郑先生的所作所为算是企图非法入境，但因为他拥有日本国籍，据说只要入了日本境内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其实他只需再等一年左右就能够获得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许可并可以顺利通航至日本。郑先生若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这些信息的话，或许就不会冒险乘坐黑船偷渡入境了吧。那些抢夺了货物的人又怎么样了呢？想必是在日本把砂糖抛售处理之后谋取了暴利，说不定他们已经因此而成为大富豪了。

由于空袭，位于五丁目的我家和仁记化为灰烬，只剩下三丁目的新瑞兴没被烧毁。留下来的新瑞兴并不仅仅是因为幸运。新瑞兴作为福建系颇具实力的商馆，在我出生的那年——大正十三年（1924）开始修建新店铺。由于前一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店主周先生为了使其能够经受住各种级别的地震，特意设计以钢筋构筑整个三层建筑物，使其仿佛紧紧匍匐于地面一样牢固，并使用了大量的支柱。虽然是为防备地震而设计的，但是也能有效地抵抗空袭。它的水泥也比一般的大楼要厚得多，因此我们都将其称为“装甲大楼”。虽然很坚固，但如果作为店铺来使用的话似乎不是那么的方便。

“二战”后，周先生已经不在这个“庞然大物”的店铺里做生意了。他回到山手县的家中，通过电报进行纤维交易，也可以顺畅地做起生意了。新瑞兴家的公子周达生先生没有经商，而是成为了民族学博物馆的副教授，是个学者。国立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逐渐地开始正式接受外国人为教授，周先生好像是关西地区第一位被接受的外国人。

我家位于五丁目，面朝一条主干道，和荣町的电车轨道之间还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被称为内海岸。隔着一条路的南边是海岸通，北边就是荣町的番地。这里的水产批发店鳞次栉比，以出口为主业的华侨商馆就是从这里的批发店采购货物。战前的贸易很少使用信用证，主要是信用交易。如果不了解对方的信用度，就会有对方拒付货款的风险。所以日本商人只负责从批发商那儿进货，商品的对外出口部分则由华侨负责。既然分工明确，就不会有利益冲突，大家相处得也非常融洽，会一起登山、赏花、参加运动会。可以说，即使是战争时期，这里也有日中友好示范区。

内海岸南侧的批发店与我家房子背对着，我只要爬上晾晒台就能听到从对面后门传来的“喂，明天南部产的鱿鱼干能到货吗？”之类的声音，有时候似乎也能看到批发店的人们聚在后门谈买卖的场景。我家房子的前门比较宽敞，背面有“富永”“大桥”“小室”这些批发店。富永是琼脂专卖店，大桥除了水产物还有豆类和谷类，小室店老板的儿子跟我是小学同级。去年年末，我在NHK广播中与冈部伊都子女士交谈时，才知道小室店的老板是冈部女士母亲的哥哥。她在少女时代会去小室商店玩，有时候还会在那里过夜。我少年时也常在那附近转悠，或许还遇到过学生时代的冈部女士呢。

如此写来，我的脑海中愈发鲜明地浮现出了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一点一滴。可能是因为在写《青云之轴》的时候完整地回忆了一次，所以记忆比较深刻吧。

关于《青云之轴》标题的由来，我犹记得当时是因为脑海中涌现出了这样一联诗句：

青云无轴转乾坤

红颜有情看天地

作律诗之时讲究对偶，但我这一联诗句终究也没能用到诗里。后来我自省了一番，觉得将“天地”和“乾坤”列于诗句之中未免过于夸张，格调过高。即便如此，想到它能够作为我小说的题目，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984年3月）

赫定与《丝绸之路》——青春之书

战争时期的青春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毫无二致的吧——无一不是被极度凝缩过的。在战争时期随时面临着死亡，人们无法掌握生命的长度，自然只能将生命活出厚度了吧。

海外旅行对于战时的年轻人来说终究只是个梦，他们除了应征奔赴战场外别无他选，而这件事情反而更加坚定了年轻人奔赴海外的志向。我在外语学校读过印度语和波斯语专业，对西域——所谓的“丝绸之路”抱有兴趣。

那个时候应该是出版书籍日益困难的时期，但是有关“大东亚”的书籍也许是被认定为与时局相符的原因吧，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迎合时局的书籍，但是有真材实料的书籍也不少。当时有一家名为“生活社”的出版社出版了很多那方面的书。打着亚洲内陆丛刊旗号的刊物是正规的菊版[1]，似乎收录了很多好书。奥雷尔·斯坦因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和普尔杰瓦尔斯基的《蒙古与青海》都被收录在这个丛刊里。改造社的大陆文学丛刊收录了斯文·赫定的《马仲英逃亡记》，这或许可以说是我的“青春之书”。

马仲英是回族的青年将军，1932年至1934年之间在新疆发起叛乱，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也被卷入其中。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书中写到的那些事情的始末，正是发生在过去十年内活生生的事件。读时令人热血沸腾，读后又发人深省。而这无非是因为那些都是真实发生于我国的动乱。

斯文·赫定的著作最初是用瑞典语写的，之后出版了德语版、英语版，以“Big Horse flight”为题的英文版在1936年出版，两年之后日语版出版。译者是小野忍先生，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因为故事的梗概我早已烂熟于心，所以现在想来，当时的反复阅读完全是为了进行思考。

赫定最后的探险分为三部曲。动乱的部分是《马仲英逃亡记》，罗布泊旅行的部分是《游移的湖》，出发和结束的部分为《丝绸之路》。战争时期，全部被译为日语的《丝绸之路》有两个日语版本，桥田宪辉翻译的题目为《绢之路》[2]，高山洋吉翻译的题目为《红色之路踏破记》[3]。当时正值中日战争时期，后者题目的译文大概是想到了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之路吧。与“丝绸之路”这个比较浪漫的题目相比，“红色之路”这个符合时局的题目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吧。

因为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能去丝绸之路，所以只能怀着苦闷的心情一字一句地读完了这本书。《马仲英逃亡记》我随身携带反复阅读了好几遍，最后在战争后期的空袭与疏散的慌乱中把它弄丢了。在我真正能够去丝绸之路的时候，我特别想念这本书，也一直在留意旧书店，但怎么也买不到。于是我就死皮赖脸地缠着译者小野忍先生赠给我一本。大概在10年之前小野先生来神户的时候赠给了我一本书，不是《马仲英逃亡记》，而是《中国的西北角》。这本书是天津大公报社记者范长江所著的游记，昭和十三年（1938）由松枝茂夫先生翻译，改造社出版。

“把书送给最需要的人。”小野先生是这么说的。因为我特别怀念那本书，所以打算留作纪念，但小野先生似乎以为我要用做研究。

“二战”以后，白水社把命名为《马仲英逃亡记》的这一部分以《探寻战乱频频的西域》为题重新出版。小野先生似乎是考虑到若是用做研究的话，最新版《探寻战乱频频的西域》是最合适的，所以送给了我已经很难入手并且也没有重新翻译的《中国的西北角》，并且补充道：“这也是松枝先生的初衷。”封皮的背面加上了题字：“小野忍先生　惠勿存　松枝茂夫拝。”一般都是“惠存”，就是“请好好保存”的意思，但是加上“勿”，就是“不要保存”的意思。小野先生在松枝先生署名的上方写道“敬赠陈舜臣先生”，日期是1977年9月20日，即使赠言上写着“惠勿存”，小野先生也保存了40多年。

我在青春时代不仅仅拜读了赫定的著作，又因为喜欢小说，也曾沉迷过海明威的作品。

前几年我获得了“NHK放送文化奖”，获奖理由中提到了我对“丝绸之路”等节目的支持。获奖者需要发表5分钟左右的获奖感言。

我本打算这样说：“我在学生时代就拜读了赫定的作品，也一直对丝绸之路心存憧憬。这次有幸能够参与丝绸之路这一节目，我不胜感激。即便如此，获得这个奖项我感到……”

几天后，NHK送来了颁奖典礼上录的录像。当时孙子们也在我家看录像，当我跟他们说“看，爷爷出来”时，不禁愕然了——本应该说“赫定”的时候我却说成了“海明威”。因为读了海明威的书而非常憧憬丝绸之路这句话完全不通顺。难道是因为他们名字开头的发音都是“he（へ）”吗？但是，我总觉得自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一定是有着什么必然的原因。

（1988年7月）

[1]菊版是日本印刷用纸的一种规格，日式的菊版纸张尺寸，即国内所经常称呼的“菊版”规格纸，为23英寸×35英寸（约635mm×889mm），是最常用的尺寸之一。

[2]日文名字为《絹の道》。

[3]日文名字为《赤色ルート踏破記》。

身兼二职——处女作创作之时

去年，我的作家生涯正好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这25年的光阴，可真是不短啊！从我的处女作《枯草之根》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的那年——昭和三十六年（1961）开始，向前追溯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就回到了昭和十一年（1936），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

那些在我写处女作的时候以“现代”为背景创作而成的小说，现在读起来好像是要被归为历史小说了。

当时的杂志界，杂志很少有加印的，但那些标榜着推理小说特辑的杂志却总是被破例加印，可以说推理小说在人们心中已扎下根来。优秀的作家不断地涌现，催生了推理小说的出版热潮。像黑岩重吾、结城昌治、佐野洋、笹泽左保[1]，这些精英作家在前些年就已经分庭抗礼。昭和三十五年（1960），水上勉发表了运用推理手法创作的《雁之寺》，而在其翌年才发表处女作的我，给人一种“迟到的青年”的感觉。

松本清张扩大了推理小说的范围，创造了一个更能孕育出精英作家的环境。这时候出现的作家，应该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清张的影响。

梶山季之的作品《黑色试走车》和我的处女作前后问世，因此他称呼我为“同期生”。但梶山以前负责编辑过《新思潮》杂志，还做过报告文学记者，与其说他的同期生是我，倒不如说是三好徹和野坂昭如吧。

我不是文学青年，没有和同仁一起做杂志的经历，也没有能一起探讨文学的朋友。多亏了乱步奖，我的名字才得以登上报纸，加之白川渥[2]先生的召集，大家为我开了个庆祝会。我们和当地的十几位“伙伴”聚集在神户的花隈，有田边圣子、灰谷健次郎、织田正吉[3]等人，但我之前和他们都没有任何接触，和白川先生也是第一次见面。

获奖作品是我的处女作，虽然由出版方讲谈社将作品送到各处，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向恩师若杉慧老师和岛尾敏雄前辈敬赠了我的书。我在神户小学读书的时候，若杉老师没当过我的班主任，但是在五年级时，曾指导过我绘画。岛尾前辈是在我入学那年毕业的，听说若杉老师给他改过作文。我们那个名校不知为何，安排侍从在走廊里张贴上学生的作品，只有在绘画、手工、作文方面最突出的学生的作品才有资格被贴上去。侍从们当然不会一一细看作品，上交作文的正是岛尾前辈，若杉老师虽然也不是他的班主任，但帮他修改了作文。岛尾前辈担任神户外大副教授时还教过我的妻子，可以说是两层缘分。我和妻子都收到了满载着岛尾前辈谆谆教导的信件，本来已经好好地保存了起来，但现在居然找不到了。

那时的我，除了写作，每天还帮着处理家里的生意，可谓身兼二职。也不是每天都有蜂拥而至的订单，所以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但是写作这个工作似乎耗费了我大量的体力和精力。可能是作为新人压力过大，过了一年左右我便得了十二指肠溃疡，身体暴瘦。妻子担心我的身体，让我无论如何保证健康第一，不要再写小说。于是我和妻子做了约定：“如果体重瘦到40公斤以下就不写小说了。”我在写第三部新作《弓之屋》的后记时，体重在42公斤上下，写完那本书体重达到了45公斤，终于松了口气。顺便说一下，25年过去了，现在我的体重达到了五十七八公斤。十二指肠溃疡没做手术就痊愈之后，我就不再担心什么了。

为了加强运动，强身健体，我打算打打保龄球，于是我就想加入神户新闻会馆的保龄球会。记得当时会费是3万日元。我去神户新闻会馆交钱的路上偶遇了白川渥先生。白川先生问我：“你要去哪里呢？”东扯西聊一番后他说道：“打保龄球也能算是运动吗？不如去打高尔夫吧。用这3万日元去买个二手的球棒吧，我陪你去。”那时，白川先生刚开始打高尔夫，小矶良平、竹中郁都是他的朋友，我非常犹豫。得知他们高尔夫比赛的奖品是小矶良平的素描时，我又大为心动。同时打保龄球和高尔夫也未尝不可，于是，我对白川先生说：“高尔夫我再考虑考虑。”总而言之，我还是成了保龄球会员。

最终我还是没能去打高尔夫。因为本来就身兼二职，实在无暇顾及高尔夫球。之后我还在报纸的专栏上发表过“高尔夫球包也应该收费”的言论，被认为是反高尔夫派，白川先生也不再邀请我一起打球了。日本国铁（“日本国有铁道”的简称）规定，虽然高尔夫球包的大小超过了随身行李的限制尺寸，但为了振兴体育事业，允许自由携带，且不收任何费用。摆摊的老奶奶带的行李都要收钱，而资产阶级（当时打高尔夫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平日消遣竟然免费。虽然这种想法有“无理取闹”的成分在，但确实令人感到奇怪。当时还是太年轻啊。

好不容易交了保龄球入会费，只去了几次便放弃了。而高尔夫呢，高尔夫球场上有个牌子，上面贴着我的高得令人惊讶的分数，特别显眼，大概是为了招揽顾客吧。但正因如此，我也不能去打高尔夫了，如果去了的话，就会暴露了牌子上的分数是伪造的。我想着：“难道我也是个名人吗？”当时的心情很微妙。

（1987年10月）

[1]黑岩重吾（1924—2003），日本作家。1960年以首部长篇小说《休日之断崖》入选直木赏候补名单，而翌年（1961）的《背德的mes》顺利获得第四十四届直木赏，之后相继发表《腐坏的太阳》《废墟之唇》等作品。结城昌治（1927—1996），本名田村幸雄，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代表作品《夜的终结时》《军旗随风下》等。

佐野洋（1928—2013），本名丸山一郎，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有日本推理文坛五虎将之一之称，主要作品有《戒烟日》《仁义陷阱》《滑梯》《妻子的证词》等。

笹泽左保（1930—2002），本名笹泽胜，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其代表作有《断崖边的情人》《不懂女性心理的罪犯》《初夜失踪的新娘》《春梦疑案》《暗坡》《空白的起点》《突如其来的明日》《大海的请柬》等。

[2]白川渥（1907—1986），本名白川正美，日本小说家。明石短期大学名誉教授。作品《崖》为芥川奖候补。

[3]田边圣子（1928—2019），日本小说家。以写作恋爱小说为主，曾获得过包括第50届芥川文学奖在内的多项文学奖。代表作品有《伤感旅行》《乖僻一茶》等。

灰谷健次郎（1934—2006），日本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品有《兔之眼》《太阳之子》等。

织田正吉（1931—），本名构恒一，日本演艺作家、放送作家、随笔作家。代表作品有《绚烂的暗号　解开百人一首之谜》《笑与幽默》等。

我的碧海蓝天

因为住在神户，从我的住处大多能看到大海。少年时代在港口一带长大，现在住在六甲的高台，离港口稍微远了一点，但侧目转头，便能看到书房的窗外广阔无垠的大海。

少年时期我住在海岸通，但不可思议的是，我的记忆里竟然很少有关于大海的印象。脑海里仿佛都是关于船的记忆。同样是生活在海边，过去离海太近，每天看着船生活，而现在才是真正地眺望大海。离海太近的话，“大海”这一印象反而在我的脑海中留存尚浅了。

在港口长大的我，年少时一心扑在船上，就像现在的“机车爱好者”一样，我曾经也是个相当狂热的“船迷”。时间一长，我还是渐渐淡忘了年少时自己为之痴迷的东西，可是去年缘分眷顾，我又开始了乘船之旅。

4月，去福建武夷山采访时，我们选择了从香港乘船去厦门的路线。我们乘坐一艘名为“鼓浪屿号”的中国客船，大概能载重3000吨，但是船上却到处挂着法语的牌子，好像是法国制造。当时不凑巧，天公不作美，船颠簸得厉害。即使是短短两天一夜的海上旅行，心中也充满紧张，直到看到厦门岛屿的轮廓时，我才松了口气。

7月，我乘坐万吨级客船“耀华号”从博多去天津。这三天两夜的乘船之旅无比平稳，完全感觉不到海浪的律动，安稳到甚至让我有点失望。但返程时由于不能保证海面平稳如初，还是选择了乘飞机。

不管摇晃不摇晃，我都没那么喜欢坐船。少年时代确实是船迷，但也只是望着船，自我陶醉在被船环绕着的氛围里罢了。而真正晕船的滋味却叫人头昏眼花、难受无比。所谓喜欢，并不是爱其全部，有时只是喜欢某一部分而已。

初中时，我爱读一本叫做《碧海蓝天》的杂志。那时战争已经开始，杂志上刊登了许多关于军舰和军用战机的报道。生活在商业港口的我，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商船上，因此于我而言，杂志中有很多可有可无的部分。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初中生可以看的与船相关的杂志了。

虽说是可有可无的部分，读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沉迷其中。那时候，我渐渐开始对飞机感兴趣了。但当时正值备考期，只得被迫与《碧海蓝天》告别。之后，我又关注别的事，就没再看过那本杂志了。

虽然不喜欢海上旅行，但直到现在，一看到船我的心就怦怦跳。这种感觉大概有点像对前女友的愧疚感，但对于飞机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难道是因为我对它们投入感情的深浅程度不同吗？

巨型油轮和豪华客船暂且不提，我们平常在港口看到的商船与之前相比，船体精美了许多，但好像在体积上没有什么变化。平均来看，现在的商船与以前相比，体积基本上是变大了，但并没有像飞机那样大型化。我一直把零式战斗机当做普通飞机，所以看到现在的客机，就感觉不是飞机，至少我感到那熟悉的亲切感在渐渐消散。我们小时候，一听到飞机来了，大家都会冲出去仰头看天空。现在的孩子不会冲出去看飞机了，飞机也多半飞在云层之上，它们的踪影不再被轻易地找到。

丝绸之路之行，我乘坐了24人专用的螺旋桨飞机。由于当时无法翻越高达4000米的天山，于是绕路乌鲁木齐，从山与山之间穿过，到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因为是不太常见的飞机，沙漠绿洲中到处可见冲出来仰头看天空的孩子。

在库车招待所工作的一名22岁的吉尔吉斯族女孩问我女儿：“你家有飞机吧？”好像以为在日本只要过得还可以的人，就会有私人飞机。这可能是因为那时上映的日本电影中有自家用的塞纳斯飞机的场景，以至于夸大了生活在西域的吉尔吉斯少女对日本的印象吧。但是，她之所以会这样想，或许不仅因为她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绿洲与绿洲之间相隔较远，外界消息流通相对闭塞，还可能因为观光的小型飞机飞得比较低，触手可及吧。

虽然我经常坐飞机，但现在的飞机却给我一种无法触及的感觉。因此，刚坐下一会儿，我就会有强烈的疏离之感。

去年，许久未坐船的我又登上了甲板。我不喜欢乘船，但船近在咫尺的感觉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这也许是我乘船之旅最大的收获吧。

（1981年1月）

跑步二三事

虽然最近走路有点不稳，但我一直到60岁的时候，对自己的腿脚都还很有自信的。这种自信可能源于小学4年级我被选为了接力跑选手。其实被选为参赛选手的经历只有这么一次，而且因为在运动会前夕我的手臂骨折了，实际上并没能在运动场上为观众展示我矫健的身姿，或者可以说多亏了骨折，我才幸免在大家面前丢脸吧。

小学一年级运动会时，在全员参加的赛跑中，我得了倒数第一。但是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比别人跑得慢。因为当时我的短裤快滑下来了，我只能一边用手紧紧提着裤子一边跑，所以我坚信，我的倒数第一都怪那条短裤。而四年级时被选为接力选手一事更是坚定了我的自信心。

现在回想起来，运动会上总有几个过于引人注目的运动少年，而校方恰恰是想要排除这种“明星主义”的吧，“尽可能地给更多的学生展示的机会”，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教育方法上的考虑，我这样的人才被选为选手了吧。但是，我这个当事人却不知道这些事，只是受到鼓励，增强了自信心。

我还清楚地记得，初中的时候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全校马拉松，除了生病体弱的同学，每个学生都被要求必须参加。200人跑的话，我大概在180名左右。作为倒数几名里的一个，这个惨不忍睹的成绩却丝毫没有挫败我的自信心。因为我认为“马拉松拼的不是谁跑得快，而是一场持久力的较量”。

初中毕业后，虽然也接受过跑步训练，但再没有赛跑的机会了。即便如此，我那没来由的自信心却丝毫未减。

慢跑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时，许久没运动的我也跑了跑。我家对面有所学校，操场没人的时候我和妻子就去跑步，但我总是比妻子跑得慢。本来就是为了运动而不是赛跑，但我还是很在意自己居然跑得这么慢。也没有听妻子说她因为跑步快而引以为傲的话，或许这是昭和年代女性的标准步速吧。我很难接受就这样输掉了的事实，总是在想，不应该是这样的，但那时候更应该做的是通过这件事反省一下自己。

只要不是专业运动员，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跑步速度的快慢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之前跑步本身应该也不是竞技比赛的主流吧。时常耳闻相扑、剑道这些靠力量或技巧角逐的比赛，或是赛马这样值得一看的赛事，但从未听说过武士在赛跑比赛中收获大量人气。十八般武艺之中，有游泳，却没有跑步。

明治二十五年（1892），福岛少校（后来的福岛大将）单枪匹马完成横渡西伯利亚的伟业，一跃成为国民英雄。他对当时马拉松终于在日本流行起来一事评价道：“这不就是车夫和马夫做的事吗？”

此番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当然也不难想象这句话肯定也受到了以金栗四三为首的日本马拉松先驱们的强烈批判。福岛少校对马拉松的侮辱如果放到现代的话，会因为职业歧视而被质疑吧。

在过去的战争中，有名的武士都骑马打仗，在战场上四处奔走的都是歩卒。在那个时代，只能靠双脚奔走的人往往不受尊重。

跑得快的人被叫做“韦驮天”，就是我们常说的“飞毛腿”。韦驮天本是婆罗门教的神，在佛教中被供奉为伽蓝守护神。翻阅手边的梵语词典，韦驮天（“skanda”）是至今仍被供奉为印度教最高神雪娃之子，既是军神，也是侵袭孩子的瘟神。虽然没有特别强调跑得快，但“skanda”一词还表示“蝗虫”之义，所以好像还是和腿脚快有点关系。

在佛教传说中，释迦牟尼涅槃之时，以腿脚快出名的恶鬼捷疾鬼从释迦牟尼的遗体中偷走了牙齿，被韦驮天追回。虽然立了大功，但是日本禅寺的习俗却是将韦驮天供奉在厨房。明明是守护神，却不怎么受到优待，没准儿是因为脚步太快的缘故吧。

我好不容易开始了慢跑，却又放弃了。并不是对跑步抱有偏见，也不是对韦驮天的不得志打抱不平。三年前，我打算去中国帕米尔山中的塔什库尔干，在新疆喀什做心电图时却被告知“你不能去”。因为要翻越海拔4200米的跳跃山口，所以去那儿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要接受心电图和血压检查。我的检查结果不合格。在那之前，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心脏机能不够好。

来到了喀什却不能去塔什库尔干，实感遗憾。尤其是不能亲眼眺望公格尔峰和木孜塔格峰的银岭让我感到十分可惜。但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医生终于陪同我带着氧气瓶完成了去帕米尔的夙愿。

虽然达成了心愿，但是我的心脏连攀登4200米的高度都是问题，这令我很意外。但无论有多意外，心电图检查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必须坦然地接受这一结果。

虽然慢跑对健康有好处，但如果心脏状况不太好，就算是再小的毛病，也应该考虑是否还要继续跑下去。我安慰自己，还没有那么糟糕，毕竟在医生陪同下最终还是被允许进入帕米尔地区，即便这样，我还是决定适当减少慢跑。

也许是我特别容易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40多年来，小学时被选为接力选手的事我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觉得这件事证明了自己的跑步水平。这期间虽然几乎没有需要快跑的机会，但我一直觉得一到紧要关头自己就能化身飞毛腿。这份自信对我的人生多少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吧。

心电图的事与此正相反，它让我的人生比较消极，我选择了退缩，放弃了跑步。由于运动不足，体型也圆润了，这自然是负面的影响。

我时常会想，如果四年级的时候真的出场参加了接力赛跑的话，结果可能是从此丧失了自信。或许丧失掉那份自信之后，我的人生会变得稍许单薄。不过换个角度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定位也是一件好事。哪种结果更好呢？

之前评选文学奖的时候，我有时会突然陷入沉思。——所谓颁奖，到底是不是为了获奖者好呢？现在看来，参赛者通过落选一事反而能够获知自己真正的实力，我们让他们落选也不失为一种善意。因为不清楚获奖者的真实想法，这个问题时常得不出结论。

写下这段话时，我抬头看了看窗外，对面学校的操场上，有十来个学生正在恣意奔跑着，挥洒着青春……

（1982年1月）

价值百万美元的夜景

我住在六甲的高台，每天都在俯瞰神户的大街小巷。自古以来，神户的夜景就被称赞价值100万美元。因为现在是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时代，100万美元听起来也不怎么震撼人心，所以如今时常有人在百万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位数——“价值千万美元的夜景”。

这么说来，把有钱人称作“百万富翁”的情况好像也越来越少了。出于习惯想说出这个词时，仔细想想，100万也不能算是富翁，所以今后是不是要换个说法呢？但“百万富翁”可能也不是什么过时的用法，感觉是从英语“millionaire”翻译过来的。

100的一百倍是一万，一万的一百倍就是100万，所以在形容数量繁多的时候，总会出现“上百万”这样的字眼。战争也是如此。“百万大军”的说法我们并不陌生，但并不知道是否真正多达百万人。如果是的话，那就数不胜数了。以此为由，也有人口若悬河地称自己率领过百万大军，大概是想凭数量来威吓敌人吧。

比如，鸿门宴时，天下之争，项羽率军40万，刘邦率军10万。《史记》一书中这样记载：“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刘邦）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项羽有40万士兵在，便称此为百万。而刘邦率兵10万，翻倍称之为20万，还是项羽野心更大。也许《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用意正是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来展现两位将领不同的性格特点。而打仗的时候宣称兵力为实际的两倍左右，似乎是当时的常识。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说法。

说到百万，自然会想起京都的地名——百万遍。为了消除疾病和灾难，北白川的知恩寺曾举行转佛珠、念佛100万次的仪式。这便是“百万遍”这一地名的由来。

而民间故事中，关于母子相逢的歌谣里也出现了“百万”。这个孩子是位高僧，能够召集十万群众传教，世称“十万上人”。而称呼他的母亲，自然要再加上一位数字，于是便有了“百万上人”这个有点幽默的尊称。但歌谣里母亲“百万上人”的设定是：她好不容易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却不属于这个世间。

数字中的“百万”在度量方法——尺贯法上遇到了问题。的确，生活中“一寸小虫”“五尺男儿”“百贯胖子”等说法渐渐变得不常用了。作为普通人，不管我们怎么努力，也无法理解长度、重量这些抽象概念。

当我就中国历史相关部分进行写作时，我时常有些困惑，因为中国度量衡的单位因时代而异，甚至在同一个时代也不尽相同，比如，在唐代，单位“尺”就有大尺和小尺之分。

细微差别尚可理解，但“里”这一单位在中国和日本却大相径庭。中国不同的时代对“里”的长度定义各不相同，但大体指500米左右。而日本的“里”将近4000米，所以如果没有注释的话就会引起歧义。

“斗酒犹不辞。”这句话常常被用来形容大酒鬼。一个人肯定喝不下一斗酒，所以这也被认为是“白发三千丈”式的夸张手法。

春秋战国时代的“斗”大体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升”。若要细说，日本的“一升”相当于1.8公升，而中国春秋时期到汉代的“一斗”大约1.9公升。

我们周围有很多能喝一升酒的男人（现在应该泛指“人”，虽然我的语感偏向于特指男人），用不着大惊小怪。而且我请教过行家，好像古代酒的度数要比现在低。如此一来，斗酒不辞的男子汉，好像也没有那么稀奇。

我每天眺望的夜景，不论它被称赞值100万美元也好，1000万美元也罢，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都让我引以为傲。但是前几天我又有了新发现。

于我而言，夜景就是单纯地站在高处俯瞰万家灯火。然而前些日子，我在晚上去了港口，抬头仰望，惊觉于夜景之美。神户是坡多的城市，站在港口远眺，便会有种仰望之感。神户新建了一座名为“港岛”的人工岛，明年将在那里举行博览会，届时，抬头就能仰望到的夜景一定会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吧。

（1980年4月）

含笑花之树

大概在“二战”后的第二年，有人来卖含笑树的压枝。他衣着简陋，但却气质不俗。当时，在战火的废墟中，时常会看到这样生不逢时的人。虽然压枝价格不菲，但岳父还是买下了它。

“含笑”原产于热带，学名叫“唐种招灵”，在日本不太常见。奶油色的花朵，散发着幽远的清香。有些台湾的女性会把花瓣点缀在发间作头饰，也有人佩戴于身，把它当作香水来用。把花瓣放入茶点，香气也会浸润其中，为此，渐渐有人开始栽培“含笑”。据说战争时，台湾总督府下令（或许是下级官员佯装忠诚出此建议），说粮食增产是首要任务，像这种可有可无的树木只是占地方而已。据说当时大量的含笑花树被砍伐，这简直荒唐至极。

在神户，外国人家的院子里常种着含笑花。威尔斯王子访日时种在神户的松荫高等女子学校里的，也是含笑。卖树的人坦言，他在因遭到空袭而变成废墟的外国人宅邸的庭院里发现含笑居然还活着，就把它分株做成了压枝。

14年前，我搬到六甲时，又取了分株种下，它安然生根，长到现在。花一开，周围一圈便充溢着甘甜而又柔和的香气。母亲去世后我才突然发现，我之所以喜欢含笑花的香气，或许是因为这是妈妈身上的味道吧。每到花开的季节，母亲总会把含笑花插在头发上，或是包在手帕里放在身旁。也许从我还没懂事的时候起，母亲就一直这样做吧，不知从何时起，我把含笑花的香气当成了妈妈身上的味道。

从名字中的“唐种”二字便能知道它是外来品种，传到日本的时期好像有江户中期和明治初年两种说法。虽然它和日本渊源不深，但时常能在花店看到它的身影。也许日本人也开始喜欢上这种香远益清的花了。

说到香远益清，这和木樨有点相似，中国也把木樨类的花木总称为“桂”。日语中的“桂”字是指连香树科植物，虽然两个国家都使用“桂”字，但所指代的却不尽相同。难道这是中日同文同种的陷阱吗？著名的中国桂林，整个城市都埋没在桂树中，一到花季，无论走到哪里都充溢着桂花的香气。

繁育了我家庭院里含笑的那颗母株现在已不复存在。据说是土地的主人为了建停车场，直接把它砍了。我家的含笑也像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一样失去了父母。我现在每天给它浇足水，悉心地养育着它。

（1984年10月）

名人之言与我的开场白

上次看电视的时候，碰巧看了一档烹饪节目。平时，我定点收看的电视节目只有NHK新闻中心的9点晚间新闻。因为早上起得迟，饭点也相应推迟，晚饭大概在8点半到9点之间开始。饭量虽不大，但我总会小酌几杯。我妻子会说我“喝个没完”，但最多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吃饭的时候打开电视，正好就是NHK晚九点新闻。与其说特意去看电视，倒不如说正好到了那个时间。

我的工作室在二楼，当然那里没有电视。前文提到的那档烹饪节目，是因为前几天孙子来玩，想稍微跟他玩一下，下楼的时候，电视里放着的正是那档节目。虽然只看了片刻，但不知为何我的心里十分不痛快。嘉宾好像是东京大仓酒店的厨师长，但他摆着架子，对现场的女主持人尖酸刻薄。节目主持人代表着广大观众，所以这说明那个厨师瞧不起观众们。也许是因为他不想上电视，被硬拉来参加节目，才表现出不耐烦吧。如果不想出场，直接拒绝即可，毕竟又不是专业演员，就算拒绝了也不会影响生计。

所谓匠人气质、名人气质正是此意。性格有点乖僻的人往往是一根筋埋头钻研的人，但也不能程度过甚，切忌狂妄。傲慢的人永远出不了名。想要成为名人，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谦虚。

不管处于哪个领域，能否成为名人都取决于资质高低和努力多少。“努力”这个词可能会遭到误解，那就暂且称之为“吸收力”或是“钻研力”吧。

我也曾被带去所谓的“老板有些古怪，但饭菜很棒”的饭店吃过饭，但一般都不好吃。店里的客人好像吃得津津有味，但总感觉老板摆着架子，客人点头哈腰。看到这样的情景，就明白了这家店肯定很难吃。如果在这样的店里说出“这个不好吃”之类的话，可能就会被老板一脚踢飞，或者被老板拿着菜刀追吧。这样的厨师，自诩做了最好吃的菜肴，一旦听到批判之声，就会勃然大怒。而谦虚的厨师会向客人道歉，也会尽力倾听客人直率的批评。听进客人的建议之后，就不会再失败第二次，这就是提升厨艺的契机。

我发现了一项铁则，屡试不爽。如果客人点头哈腰、满怀感激地拿着筷子，仿佛在说“请允许我品尝”，这样的店无一例外都不好吃。虽然偏离了电视节目的话题，但也可以想象那位厨师做的菜有多么难吃。烹饪一定要用心，不然即使那位厨师做的菜是绝世极品，恐怕我也不想吃吧。人生在世，少吃一两盘所谓的“绝品佳肴”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

现在提笔想为已故的朋友王炳炽先生写点东西，我很尊敬他，但回忆他的故事实属痛苦，我也只是在絮絮叨叨罢了。在神户的粤菜厨师中，没有谁的厨艺能和王炳炽先生相媲美。我一直近乎偏执地使用“谦虚”一词，但这都是在认识王先生之后开始用的。虽然是老生常谈了，但王先生是我认识的最谦虚的厨师。有时他也会兴致勃勃地说起关于烹饪的话题，他自幼来到日本，却一辈子也没说好日语。或许他的一生中，在厨房度过的时间已占据了大半，而社交生活的比重微乎其微吧。

王先生说起烹饪的话题时还会使用到肢体语言，这大概是因为做菜本来就是一件很难讲述的事吧。现在回想起来，他从未炫耀过自己的厨艺，相反，经常听到他说自己力不从心之类的话：“我一直在跟火打交道，真就像我的名字一样，这一辈子都在操劳关于火的事。”他名字中的“炳”“炽”二字均为火字旁，“炳”字意为亮光照耀熠熠生辉之姿，“炽”字表达篝火熊熊燃烧之意。“我就像个火人”，他自己这样说着，表情却甚是开心。

王先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和他是从小的玩伴，虽然我写得比较混乱，没能形容出他的纯粹，但我知道，他心灵的纯粹是不掺任何杂质的。

王先生十分孝顺，一直在给远在广东的母亲寄钱。他单身的时候大概是把所有的钱都寄回了家。“二战”刚刚结束时，因为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所以也无法正常向家里汇款。当时盛行小型船走私，冒充海盗的一伙人告诉王先生“我们会把钱带到广东，交给你的母亲”，然后就这样拿走了他的钱，而且这种情况绝不止一两次。不管对谁来说，父母都很重要。我佩服王先生的孝心，但同时又对利用他这一赤诚孝心的那些家伙感到愤怒不已。后来当我得知王先生将自己的血汗钱如数送给的其实是他的继母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大概在二十年前，王先生经营的元町的“别馆牡丹园”曾经濒临经营危机。客人络绎不绝，但餐馆赤字严重，甚是不可思议。我仔细询问才得知，王先生太专心于做菜，却忘记给菜品提价。计算成本之类的词，仿佛从未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生意越兴隆赤字却越严重，这着实是个奇怪现象，但仔细想想，这也很符合王先生的日常作风。如果有懂经营的人来相助的话，餐馆自然就会盈利了。

两年前，王先生在香港过世了。他回广东老家探亲时，给亲戚们送礼物，勉强地喝了许多酒，多少有些累了吧。后来听说他将原计划提前了，先去香港，然后回日本。在香港的酒店里还发生了电梯事故，被困了30分钟左右，这可能也对他的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吧。

“就一瞬间的事儿。”王夫人讲起王先生临终的情景，他猝死在了酒店的房间里。

王先生素来谦虚，唯有一事令他骄傲，那便是培育兰花。我家也在温室里养了兰花，但长势欠佳，他听说后，激动地满脸放光说：“我去你家里教你。”

除了培育兰花，他的摄影技术也十分精湛，但这高超的技巧都是源于心中想要记录兰花的执念。

微微眯着眼睛的圆脸上满是笑容，身材不高，却总是在弯腰颌首向人问候，这就是王炳炽先生。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操劳关于火的事，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顶峰。提到“名人”，王先生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我的脑海。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自称“名人”的冒牌货，我就更能懂得王先生有多了不起。

去年，别馆牡丹园翻修了。一般装修都会增加几张桌子，但这里反而减少了。“名人”王先生的气息尚存。厨房里，王先生的儿子跟他父亲的穿着一样，得心应手地处理着事务。言传身教，润物无声。

（1985年5月）

国际化的美食

我家从事食品贸易，以海产为主，所以也被称为“海产品店”。记得以前父亲对这个称呼不太满意，因为我们还做着不少香菇和琼胶等一些其他品种的生意。琼胶产于信州周边，但原材料是海藻，即便把它归到海产也无可厚非，但香菇却是完全生长在山里的。

出口商当然也是经营相同商品的店铺，它们在广州和香港被称为“南北行”。“行”就像是“银行”这样的名称，是日本企业的单位。再加上表示方位的南北，便是经营南方物产和北方物产的店。东部和西部的店铺呢？或许会有人提出不满，但不管怎么说，每个地方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物产，而这种叫法还是能体现出这种细微差别的。

在香港，这些店铺鳞次栉比排列的地方被称为“南北行街”。但是，这和神户的“托尔路”一样是个统称，并不是正式的地名。我有几个客户在那边，所以也去过“南北行街”，确实北方和南方的物产都有。虽然也有零售店，但大部分都是批发商。因为是批发街，放在那里的都是样品，但种类却非常可观。在那里我见识了很多新鲜事物。

鱿鱼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比如日本海的鱿鱼，与北海道的松前鱿鱼和青森县南部的鱿鱼就略有不同。而日本海的竹岛鱿鱼、九州的对马鱿鱼也各有特色。对马鱿鱼又被评为对州第一鱿鱼、第二鱿鱼之类的等级，而剑尖鱿鱼就属于前者。精心去了皮的剑尖鱿鱼非常昂贵。在香港一带，被称为“半剥皮”的日本佐伯鱿鱼也属于高级品。虽然也被称为西机鱿鱼，但这明显是将日语发音广东化后的汉语名字。

20多年前，佐伯鱿鱼只批发，不零售，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实际上也是有原因的。

在福建省南部捕捞的鱿鱼被称为“鱿鱼中的王者”，别名“厦门透抽鱿鱼”，当然价格也很昂贵。鱿鱼以5条或10条为一捆的形式出售。因为日本的佐伯鱿鱼和厦门的鱿鱼形状相似，所以在一捆厦门的鱿鱼中也会被悄悄地放进一两条佐伯鱿鱼。这就是所谓的“掺水”，是零售店在捣鬼。但如果掺的水分过多的话就会受到非议，事情也有可能败露，所以掺水的比例也很微妙。不管怎么说，正因为如此，零售店渐渐开始不再出售佐伯鱿鱼。

虽然有这样的内幕，但做买卖的人还是很努力。因为手段高明，往往只有眼光锐利的消费者才能识破。比较认真的餐馆往往会派有鉴别力的人去采购，一般的餐馆通常是厨师长亲自出去买。菜品味道好不好，一半以上都取决于原材料。之所以提到佐伯鱿鱼的内情，正是想要表达对原料的甄别研究很重要，不能马虎大意。

烹饪本身就是文化，文化产生于不同生活的交织和碰撞。一有机会我就会说这些话。最近经常使用“文化交流”这个词，但在交流文化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因为有交流，所以才产生了文化。这一点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也能清晰明了。例如，考古挖掘时发现，新石器时代是创造出了彩陶等精美物品的时代，即使在同样深度的地层也会发现与之前不同种的石器。这种不同不是石器的优劣之分，而是制作方法的差别。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那个时期，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们之间是有交流的。正是这种交流孕育了以彩陶为代表的优秀文化。

换言之，在交流中得到地缘优势的，文化便应运而生。上古时期的黄河中游和美索不达米亚就得益于这种地理优势。突然讲到了这个晦涩的话题，其实是想强调广东，不管从位置上还是从历史上来说都具有地缘优势。

锁国时期的日本，只把长崎作为对外开放的小窗口，只允许与荷兰、中国进行贸易交流。清朝时期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进行外事交涉，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当时和日本一样，对交易国家没有限制，但是开港只限于广州一港。因此，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得以接触不同的生活方式，并激发了文化的发展活力。因为是唯一的开放港口，不仅是国内，国外的物产也源源不断地传了进来。

广东作为集散地，送到这里的南北物产会被运输到各地。运输得越远，经手的商人就越多，价格也就越贵。这些物产在广州自然是最便宜的。材料的种类多，加之价格便宜，因此在广州可以吃到高级而又实惠的食物。所以人们常说“食在广州”，意为吃美食的话，最好的选择还是广州。这句话与“住在杭州，穿在苏州，死在柳州”风格相似，也与《枕草子》的用语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之所以说死在柳州，是因为柳州是木材的产地，在柳州可以以低价买到优质的棺木。

集散的不仅仅是物产，还有人。正如长崎有荷兰人居住生活的出岛一样，广州城外的“十三行街”也是外国人的居住聚集地。和出岛一样，虽然想要和外国人保持距离，但完全隔离是不可能的。外国文化会透过小窗口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而广州自然受影响最大。十三行街最重要的便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9世纪中叶，那里是鸦片贸易的大本营。当时，世界上的各大买卖中，鸦片是最赚钱的。因此，广州成了世界上利率最高的地方。有赚大钱的地方就会有高利率，因而金融业者也蜂拥而至。犹太人及印度帕西族的那些老资本家也都聚集在了澳门附近。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时，每个人就会有着不同的嗜好。而为他们提供食物的人们，就必须串联起各种味道。食客们有选择的自由，如果菜不好吃的话客人就不会来了。食物不仅要有多种口味，食材也要讲究颜色的搭配。只要肯动脑筋，就能应对自如。可以说，正因为厨艺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如今独具特色的粤菜。

但有时，工夫也会做过头。香港也吃“烤乳猪”的，就没那么夸张。但广东人就会使用整只小猪，在其眼珠上点上油灯，让它啪嗒啪嗒地闪烁。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有点过头了。但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也是广东人特有的气质。

无论是旧金山的唐人街还是伦敦的苏霍，说到中餐馆，主要还是指粤菜。巴黎也是如此，但也有不少的越南餐厅。但在我心中，大致把越南菜也看作粤菜的一个分支。上个世纪美国在修建横贯大陆铁路（原称“太平洋铁路”）的时候，招募的工人几乎都是广东人。现在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大多是这些人的后代，正因如此，美国的中餐厅大多都是粤菜馆。而伦敦也因为和殖民地香港的关系，在伦敦的唐人街也有很多的粤菜馆。即使没有这些关联，说粤菜是中国菜的代表也不足为奇。好像前文已经提过了，由于原料很多，粤菜的传统菜式范围也很广。总之，不管什么嗜好的人都能从中选出几样符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可以说粤菜是国际化的美食。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签订，广州以外的地区也被划定为通商口岸。但是对外贸易和与外国人的交易，却不得不依赖有经验的广东人，当时，广东人开始到全国各地发展。粤菜同他们一起，进入到了中国各个开放的窗口。

就算是清朝时的北京也随处可见粤菜馆。其中，以奇园和月波楼最为出名。据一本名为《京华春梦录》的书中记载，菜肴既美味又便宜，而且最饱腹的要数“鸭子饭”和“鱼粥”，在冬天吃“边炉”最好。“边炉”就是火锅，读其说明，得知主材是鱼，根据各自的喜好，用椒、油、酱、醋以及新鲜的蔬菜作为佐料，好像和什锦火锅差不多。在北京的寒冬之中，广东的火锅大受欢迎，这可谓是用心烹饪的成果吧。

（1985年10月）

茶馆复兴

记不清是何时，报纸上曾刊登过中国茶馆再度兴盛的报道，大概就是这两三年吧。然而，在这篇报道刊登很早之前，茶馆文化就已经在复兴之中了。不，说不定茶馆文化从未消失过，那么复兴一说便有些说不通了。

提到茶馆，我们的脑海中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浮现出老舍的名作——戏剧《茶馆》。日本将其称为“新剧”，而在中国则称之为“话剧”。因为它并不像京剧那样边唱边演，而是仅以台词对话为主进行的。

这是一场以一家名为“裕泰”的茶馆为舞台而展开的话剧，并按照时代划分为三幕，每一幕写一个时代。第一幕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即戊戌（1898）年；第二幕发生在大约20年后的北洋军阀时代；第三幕发生在那之后大约30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部话剧时间跨度长达50年，但场所却都设在裕泰茶馆里。登场人物几乎都是平民百姓，能称得上有点小钱的人仅有出场寥寥的茶馆房东秦仲义而已。

富豪们几乎不会去茶馆之类的地方，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宅邸中呼朋引伴地饮茶。而老百姓们忙于生计，无暇收拾他们那狭小的房子，因此他们也只能去茶馆了。

虽说是茶馆，但这里也不是仅仅只能喝茶。茶馆里也售卖茶点、京味儿烂肉面之类的东西。进了茶馆后要先买茶叶，沏茶热水是免费的。有些闲人早上去了茶馆，喝一碗茶，吃碗烂肉面，一直待到晚上也没人管。虽说这样的人是例外，但一提到茶馆，却总是给人们留下浓厚的“消磨时间”的印象。或许只有那些例外才会让人印象深刻吧。

茶馆不仅是供人休憩的地方，也是老百姓们的社交场所。工作劳累的人们会来这里，他们或许也很想在家里休息，但回到家中便琐事缠身，孩子也很多，多数情况下无法令人沉静下来好好休息。大概只有宅邸宽敞的有钱人才能在家中休憩吧。

茶馆的常客们总是在这里相遇，他们虽然做着各不相同的工作，但都是过着相似生活的老百姓，因此互相之间能够心照不宣地产生共鸣。感觉手头的活儿难熬的时候，只要想到工作结束后能去茶馆和那些家伙聊聊天、开开玩笑，就不自觉地开心起来，努力地加把劲儿把活干完。百姓之间的交往就是这样以相互慰藉为基础进行下去的。

跟彼此了解脾气秉性的伙伴聊天是令人愉悦的。人们非常自然地在茶馆里交流着各自的情况，互相诉说着自己从工作中听说的事，比如“有种药在受伤的时候一涂就能止血”之类的。除此之外，有时好像也真能见到老百姓在茶馆里面磋商工作的光景。

营造茶馆氛围的条件可谓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必然也有落后腐朽的因素存在。在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摒弃它成为了理所应当的抉择。在那个激烈变革与动荡的时代，人们自然也忽视了茶馆本身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内涵。茶馆的落后之处一味地被批判着，人们对其本身也并不看好，就这样茶馆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那么在茶馆中与朋友谈天说地、闲暇休憩的人们又怎么样了呢？虽说茶馆消失了，但人们却不可能不休息，社交活动也不可能不进行。尽管没有挂茶馆这样的招牌，但却有着一个个胜似茶馆的去处——那无非是在人们聚堆下象棋打牌的街头巷尾、在道旁树木撑起的绿荫下，亦或是独居一室稍显宽余之人的家中。

两年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日本举行《茶馆》的公演，我受邀就此话剧写一个随笔，于是就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

……不认生的中国老百姓们总是喜欢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商量这个又商量那个，直到现在也存在着一些变了模样的茶馆。虽然茶馆的数量日益减少，但一如从前模样的茶馆也是存在着的吧……

从上文也可以看出，这里还没有写到茶馆文化复兴的内容。但是，就在这之后紧接着有这么一段：

在我的印象中，四川之旅中尤为引入注目的便是那些映入眼帘的“茶园”“茶庄”“茶馆”招牌。不仅有那些招牌，更有那些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摆着椅子的“野外茶馆”……

那些场所是茶馆文化复活的产物吗？亦或是茶馆文化始终是存在着的呢？但旅行中的我却疏于去探明这些疑问。

但也不能光看那些招牌就想当然地以为这些都是可以喝茶吃茶点的地方，这当中也有那种只出售茶叶的店铺。我去北京时住在北京饭店，出去散步的时候顺便去看了看王府井一家挂着“茶庄”招牌的店铺。那是家只出售茶叶的店铺，没有可以饮茶的地方。店里陈列着装着各地特色茶叶的大罐子，罐子上标注着“白毫”“云雾”之类的名字以及一级、二级、三级之类的等级字样。不知为何，不管是哪种茶叶，几乎都看不到有一级品。问过店里，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因为茶叶等级筛查地十分严格，一级茶叶本来就很稀有，加之现在眼看就要出产新茶，所以更加供不应求了。”出了店门后，同行的当地朋友又向我解释道：“实际上，这段时间一级茶叶大多都被用于政府机关间的互赠礼品了，据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收到的礼物就是特级龙井茶呢。”

名为“白毫”的高级茶叶，因其茶叶嫩芽上生长出如胎毛一般的白色细绒毛而得名。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误以为茶叶发霉了。据说庐山的高山云雾之中出产的茶叶尤其味醇香浓。这便是云雾茶。光是看着这些茶叶罐子陈列于此，我便心生愉悦。一眼看过去，客人们或三两或半斤地买着茶叶，店铺的人将茶从罐子里拿出来，去秤上称重，最后再打上包装，非常费时间，但在此等候的客人们却看不出一点儿等得不耐烦的样子。在那里，我感受到了真正源于“茶馆”的氛围。

如今茶馆即使复兴，应该也无法复刻老舍这部戏剧的传奇了吧。纵然在老舍的裕泰茶馆之中，与第一幕相比，剧情也不免朝着茶馆开始兼营住宿（第二幕），再转型为品茶配小吃的美式经营模式（第三幕）的走向来发展。虽说原封不动地保留茶馆形态会更加令人感到别扭，但无论店面如何改变，饮茶谈天作为茶馆最基本的模式却是一直存续的。这种模式的存续是一种必然，也正是人性的根本体现。不得不说，饮茶这一行为无论何时都与人们的交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人与人的交流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细细想来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1985年4月）

屠苏

最近，粉末酒一度成为了话题焦点，还作为题材被画进了漫画中。客人带着粉末酒去饭店，只需要点一杯热水冲一下，就达到了自带酒水一样的效果，让店家很是头疼。看了那个漫画，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葛洪（283—364）所著的《抱朴子》中的一个片段：

郑君（葛洪的师傅郑隐）要做酒时，将附子和甘草放入酒中，使其干燥成鸡蛋大小的药丸，然后再倒入一斗水，即刻便做能成美酒。

这若是事实的话，早在公元3世纪的中国，“固态酒”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附子和甘草的用量以及其干燥方法我们不得而知。而且附子等药材具有毒性，稍有失误可能就会产生危险。

在原文中，附子和甘草在酒里展现了“屠”的形式。大概就是通过将捣至细碎的药材与酒搅拌混合，然后将其加热之类的形式，使药材无法保留其原有的形态。

“屠”字一旦跟酒产生关联，就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屠苏”一词。而且“屠苏酒”最早似乎就是在葛洪的文献上出现的。

屠苏酒，是华佗（公元3世纪初的名医）的药方。而又被魏武帝曹操收录，由其推广至世间。元旦进饮，可驱邪避瘴。

自古流传下来的说法中，“屠苏”是一间草庵的名称，前人居住于草庵并制作了这种药剂。“屠苏”，原本也指“平房”的意思。或许并不是什么草庵的名称，只是因为姓名不详的制药者住在平房之中制成的此药，因此才得名“屠苏”的吧。但也有一种说法，可能是“苏”这种药材也被捣碎至酒中，因此得名。这里的“苏”可能指的是紫苏叶，中国的南方地区一般称草类为“苏”。

公元6世纪，一个名为宗懔的人撰写的《荆楚岁时记》中曾记载，屠苏酒是元旦时饮用的酒品，在平安时代初期、弘仁二年（811）传入日本。屠苏酒最初仅在宫中饮用，后广泛流传于民间。

在日本，元旦饮屠苏酒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而在中国，这种习俗却不知何时渐渐消失了。若是能仔细品读相关文献的话，想必能够大概了解到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衰落下去的。无论如何，在19世纪末的《燕京岁时记》中，虽记载了元旦吃饺子，但却没有提到喝屠苏酒的事情。李家瑞在1936年的《北平风俗类征》中写道，正月里有喝椒柏酒的，但它是区别于屠苏酒的。

不仅仅是屠苏酒，像正仓院的皇室珍藏品、茶道、花道等，这些明明是从中国传至日本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而在日本却多有保留。明治时期，留日学生偶尔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特别惊讶。比如，在《后汉书》里面出现了“举案齐眉”。“案”表示“托盘”之义。“举案齐眉”是指妻子送饭时把盛有饭菜的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通过这一行为来形容妻子对丈夫的敬爱之情。中国的妻子们很久以前就不“举案齐眉”了，在中国，这类词汇仅仅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可是明治时期来日本的留学生看到旅店接待人员“举案齐眉”地将食物端上来，却吃了一惊，回国之后就告诉自己的朋友说：“日本人居然像中国的语言所描述的那样生活着……”

激烈的战争，尤其是无法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而产生的不同民族间的诸多战争是导致中国很多文化消逝的原因之一吧，而这些文化在日本得以存留的原因恰好与中国相反。当然这也仅仅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一部分原因而已，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进去。

明治时期以来，日本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近代化成就并不是以“去旧革新”为基础，而是以“保留传统”为基础展开的。明治初期爆发的废佛毁释运动我认为也是在上述基础上开展的。这不外乎是一种一边为自己营造着避风港一边前进的方式。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就可以随时躲进避风港中，难道不是正因如此他们前进的步伐才显得尤为果敢吗？

能否用得上避风港谁都不得而知，但只要它存在着就好。屠苏也在明治时期以纸袋包装的形式被制成简便的“屠苏散”，虽说乏善可陈，但起码得以保留并流传了下来。

（1982年1月）

会议

这世上总是有那种像是为开会而生的人。无论何时给他们打电话都会听到“开会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管是在哪个组织机构中，地位越高的人出席会议的次数就会越多。那些从早到晚都穿梭于会场的人，必然有着很高的地位。

实际上我是一个不太善于参加会议的人，对于参会能避则避。所以我对于那些“热衷参会者”或许是怀抱着一种格外敬畏的情感，从心里认为他们真的很令人钦佩。

总有那种仿佛永远也开不完的会议，在耗光体力之后我就会产生一种“随意吧”的心情。实际上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它讲述了一个优秀争辩者的作战策略，即通过冗长会议一般的持久战方式使得其论敌最终放弃的故事。

相传两个佛教僧人有一场持续了20年的争辩。虽说是传说，但因为它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越南，所以也并没有那么久远。他们争辩的主题是关于给予穷人施舍的问题。

其中一人说：“你施惠于贫穷者，但或许他们拿了你的钱去买凶器杀害别人。”

他的论敌反击道：“你若是不施惠于贫穷之人，他们或许会潦倒至死。”

就这样他们的争辩持续了20年。据说如果他们的论敌去世了，活着的那个人就会在对方的墓碑前立下自己的墓碑然后刻上自己的主张，让自己的对手即使去世了也仍旧能跟自己展开争辩。

我绝对不认为这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因为关于给予穷人施舍的问题，即使过了20年也没有被解决。但是，这两位僧人的争辩却并不是没有一点成果的。两个人都为了稳固自己的主张，考虑了众多因素。两个人也都为了守住自己的主题，从主题以外的方向展开过辩论。

虽然争辩最大的主题悬而未决，但衍生出的不少小问题却作为这场争辩的副产物被一个个地解决了。可见，无论是什么样的争辩，总好过缄口不言。

即使是讨厌开会且从事的职业也不需要开太多会的我，偶尔也必须参加会议。在自己觉得“开会真烦人”的时候，我便会这样说服自己：“就算这个会议看起来没什么用，在跟同伴们的交谈之中应该也会萌生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吧。”

（1979年6月）

女性迈入社会的兴衰起伏

能够看到女性迈入各种各样的领域工作并且能够稳定下来，我感到无比高兴。最近我去了中国西部边境旅行，得知在喀什市有一半公交车司机是女性时，我深受打动。如果仅从女公交司机这件事看的话，可以说中国的边境在这方面已经领先于日本了。

时至今日，女性在职场上还一直受到限制。令人意外的是，女性平时所做的烹饪和缝纫这些日常工作，一旦上升到职业的水平，几乎都会变成男性的工作。所有出名的厨师和有名的裁缝无一不是男性，这一事实引发人们的深思。

曾几何时因为需要，我查阅过近代沿海地区的一些资料，尤其是中国海盗的相关资料。让我出乎意料的是，从事海盗行业的女性惊人得多。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活跃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海盗中，有个叫“赖翠山”的女头目，她手里掌握着12艘武装帆船，这件事经记者A. E.莉莉娅丝的采访后闻名于世。但是，海盗的女头目不仅仅只有赖翠山一个人。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近海地区，海盗的女头目非常活跃。

远古时期，男人和女人一同工作，那是一个为了生存必须一同劳作的时代。工具和食物储存法的发展给生活带来了仅有的一点宽裕，恰恰是这种宽裕在男女之间萌生出了一个细小的裂缝，而这种裂缝转眼之间就不断地扩大。封建的等级社会中制造出劳动分担等一系列的借口，从而更加拓宽了男女之间的裂缝和鸿沟。从那之后女性便只能被迫专心于家务了。

不知道从何时起，女性乘船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事情，因此人们也尽量避免让女性上船。但是在古时候，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偏见。《古世纪》中记载着日本武尊在妃子弟橘姬的陪伴下出海远征的故事。但据说那个时候因为海神作祟，致使海浪翻天汹涌，于是弟橘姬就纵身跳入海中平息了波涛。我想女性不能乘船一说大抵是由这则传说演化而来的吧。

无论如何，就像现如今女性能进军到每个职业一样，我无法忘却海边的女性不断拼搏，长时间守护着职业女性孤垒的功绩。在男人外出捕鱼期间，女人只做家务却是不行的。她们会潜入海中采得鱼卵和海藻，因为她们必须去找些贴补家用的东西。自己所在的地区出现了问题时，她们一起开会并阐述自己的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召开会议的时候，即使在外捕鱼的男人们碰巧回来了，她们也会说“男人们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外出海，所以他们对这个社会并不了解”。

为了工作要像海女一样去潜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海边的女性对海潮和气候很敏感，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构成了一个仿佛命运共同体一般的社会。比如一些被称为“片舟”“同仁”等的一系列小团体。因为性命攸关，所以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她们有着很高的觉悟。即便她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但这不是已然展现出女性早已站在了当时社会的最前端吗？

不仅仅是在日本，这种情况可能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由此说来，我便理解了以前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盗首领中时而有女性出现这件事。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女性当家”的风尚，如果只看正史的话可能会了解不到这一现象。民间流传着很多类似的笑话，如东汉的《笑林》，明朝的《笑赞》《笑府》等，这些都是笑话集，而且其中怕老婆的笑话更是数不胜数。比如《笑赞》中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怕老婆的人，被老婆殴打逃到了床底下。他老婆说道：“快给我出来！”但他躲在床下说道：“我好男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说过不出去，就绝对不出去！”

我曾经想做一张中国女性当家的分布图，但一直没有实现。这不是因为我害怕我妻子，而是因为调查起来实在困难。但是我总觉得“女性当家”的氛围在沿海地区似乎更浓厚一些。

听到一个笑话，我们只需捧腹大笑即可，但想要解释这其中笑点的话，或许就得多加注意了吧。

我们不能说具有社会意识的女性在面对弱势的丈夫时就会变得专横，而应该理解为，不论多么柔弱的女人，若是拥有自信，都不会允许男性对自己有任何的霸道行径。

职业使人萌生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使人要求进步，而进步令人不容许霸道。畏惧女性踏入职场的，说到底应该是那些蛮横的男人吧。

（1978年2月）

天知地知

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周围，盘旋着几颗人造卫星。人造卫星在通信和气象观测等领域里大有作为，因而提起这类卫星时人们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但是，一提到侦查用的人造卫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间谍卫星，人们就会觉得大为反感。

间谍卫星的目的在于捕捉军事设施、军队、船队的动向。它们如果不搜罗相关动向的话，就不能捕捉到目标。间谍卫星从宇宙不停地拍照，但被拍摄的东西应该不仅仅限于军事方面。自不用说，除了目标物以外，很多其他事物的照片也都会被拍摄下来。有传闻说，就连普通的搬家之类的活动都会被拍摄得清清楚楚。

今后，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们的动态也会被人造卫星详细地追查了吧。不，或许这种追查已经在进行当中了。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毫无隐私可言这件事实在令人可怜。即使在地下室里进行私密谈话，也只是在做无用的抵抗。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伦琴博士在上个世纪发明了X光线，人类自此能够通过X光窥见自身的构造。科学的发展进入20世纪再至21世纪，别说是混凝土和铁了，即使是被守卫的再森严的东西，人们也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透视其内部的方法。说不定通过透视观察宇宙中某个人物的身体，做出他的体检报告也不是不可能的。某国首相很长时间未在正式场合露面，这到底是因为下台还是因为重病无法出席？像这一类的猜测现如今应该已经落伍了。

人们常说公众人物无个人隐私可言。而他们也是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才选择了成为政治家、成为明星。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因为他们与我们老百姓无关，就能安心生活了吗？就像在军事侦察时，甚至连普通的搬家也会被拍摄到一样，为了追踪总统、首相、将军的动向，我们这些平民的隐私恐怕也会受到牵连。不禁想到，若是连卧室和卫生间都被监视的话，不论是谁都会深感绝望吧。

近期，中国废止了曾经一贯要求机场内禁止拍照的规定，允许游客在机场各处自由拍照留念。然而在印度的机场里面，拍照仍旧是被禁止的，即使是在当地小地方的机场，也有军人持枪警备。

“反正无论如何都会被卫星拍摄下来，这种愚蠢的规矩早晚会被取消的。”在机场的候机室里，一位印度的学者苦笑着说道。可能距离印度取消机场拍照禁令的日子也不远了吧。看来世界上的人们面对来自高空中的侦查眼，都放弃了抵抗。

人类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暴露着自己的一切，存活于这个地球之上。仿佛赤身裸体地站在毫无遮蔽之处一般，无所遁形，任何事情都无法隐瞒。在过去，天上的神注视着地上的人，而今后观测人们的将是人造卫星。

不久的将来，人造卫星也会和现在日本的SL监视系统一样成为上个世纪的纪念物吧。今后想必会出现一种得以隐介藏形、不会被人类任何器官所察觉到的东西，去代替它们继续监控着我们。

在过去，父母们总是会教育孩子“即使把犯过的错掩藏起来，神也都会看到哟”，当孩子们反问“神在哪里”的时候，父母们就会稍加思索后回答：“在天上。”今后，人造卫星或许就会扮演“神”的角色了吧。当人造卫星变成了古物，成为了历史时，又会是怎样一个光景呢？到那个时候，这些无形的科学精粹不见得只会从天上监视我们，反而从地下放射出的某些物质可能会监视着我们吧。

东汉时，有人向杨震行贿，并告诉他不会有人知道的。据说这时，杨震以“天知，地知，我知，子知”拒绝了对方。当时的人们或许还会质疑天和地是否真的知道这些事，但是今后的天与地却将会被科学地筹划，也将清楚地知晓地球上的居民们所发生的一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凡人总是会用一种惯性思维去思考关于未来的事情，并且浅薄地认为，正月的到来有着一种向未来踏出一步的感觉。然而，这些没有形态的科学精华在未来又会被怎样命名呢？我认为有人会主张称其为“科学”，而一些怀旧的人或许会主张将其命名为“神”吧。

（1980年1月）

我的宰相论

存在与否，我们不得而知。——这就是作为宰相最理想的样子。

一般人都对英明宰相的出现抱有强烈的期待，但当人们的这种想法十分强烈时，也说明了当时并非好时代。

过去的名相克服了艰难险阻，全权处理各种政治问题，因而才得以名垂青史。这样想来，正因为这些难题的存在才使得他们的才华得以发挥。若是让同一个人处于一个较为安稳和平的年代，即使他拥有同样的地位，但由于能够让他发挥才能的机会较少，因此很难称其为名宰相吧。这样的人就成为了“存在与否，不得而知”的人，无法在历史中留下辉煌的名声。但是，出生于这样安稳和平年代里的百姓却是幸福的。政治是为百姓谋幸福的，因此真正理想的宰相并不是世人所说的有名望的宰相，而必然是“湮没无闻于和平年代做宰相的人”。诚然，以前的大平首相应该成为政治家们的楷模，他曾说过：“最理想的状态是仅提供给国民些许的帮助就能解决问题。”虽说这只不过是大平首相的理想论而已，但若是一丁点儿理想论都没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担任宰相一职。

设想在那个问题如山、困难重重的20世纪80年代，那应该是人们最渴求名宰相能够出现的年代了吧。

因为政务问题实在是太过繁重，所以80年代的宰相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判定这些政务问题的紧急程度。为此，他们必须有着丰富的知识并且能够保持情绪上的稳定平衡。被认为是怪才、奇人的那类人对于事物的评价有所偏颇，而过分张扬的人更容易有精神崩溃的风险。美国军队有很严苛的文官控制制度，这是因为考虑到军人们都从事专职，而文官们的知识相比起来更加丰富的缘故。中国自古以来也是如此，重大战役的指挥官必定会由文官担任。这是因为在判断战况时，拥有丰富知识储备的人往往是众望所归，因而设立了这样的制度。

能源问题是80年代首当其冲的问题，想要制定其对策，不仅要了解当前的现状，也必须了解例如西亚历史和伊斯兰教的一些基础知识。对于宰相的要求，有时的确已经超过了人力之所及。

今年4月份，我走访了福建省泉州市。泉州市是我的籍贯地，它作为一个古老的对外贸易港，吸引了很多从阿拉伯等地来这里的商人落户于此。明末李卓吾（1527—1602）出生于泉州，他主张的宰相论即倡导要成为跟从本心而追求内心从容的人。李卓吾之所以拥有第一宰相之资格，是因为他提出了“因时”的思想。“因时”就是指看透时代走向的能力，也就是说拥有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李卓吾之后又提出“结主”（与君主相连结）的思想——臣子与君主之间应建立和谐的关系。楚国的大臣屈原有着正确的判断力，他建议联齐抗秦，但是楚王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结果屈原被放逐，并自尽于汨罗江，而楚国最终也被秦国所吞并。屈原虽有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但却没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没有“结主”的意识。佞臣阿谀奉承于君主，无法建忠言、献良策，屈原便赋诗以咏志。正因佞臣当道于君主左右散布无良建议，致使屈原的想法无法被君主接纳。

在倡导主权在民的当代，“结主”就是与国民之间关系融洽。不能将舆论片面地断定为俗论，有必要尽力创造与国民对话的机会，并努力去说服他们接纳自己。屈原没有做到“结主”的原因，在于他的内心不够从容。在他的诗中虽能体会到他激烈的心情，却无法看出他的从容。

汉朝的公孙弘虽被辕固说成是“曲学阿世”之人，但他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所以能将自己的观点反映于朝政之上。为了能与君主搞好关系，他也可能会阿谀奉承、讨好君主。然而辕固却是无法做到这些的人。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辕固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有多高，但他的能力却无法展现于政治上，更不能为人民谋求幸福。辕固虽被后世所称赞，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却没有任何功绩。

因此，不管历史将如何书写80年代的宰相，我们都不应太过当真。

（1980年7月）

政治为伦理之“技术”

理想不可能与现实完全相符。而能够做到将这永不相符的两者尽可能相贴近的，在我看来就是政治。未能被完成的理想清楚而明晰，而属于政治的宿命就是那些未完成的部分吧。

或者可以说，政治就是伦理所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用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而伦理就作为与理想相关联的部分将其展现出来。

享有“东亚圣经”之名的《论语》中有“政者正也”一词，却也收录了否认“政”作用的文章。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统治管束的话，百姓们便一心想着怎样去钻法律的空子，失了心智而不知羞耻为何物。显然，这里的“政”明显指的是法制禁令之类的手段。而与这段话相对应的是下面这一段：

“道之以德，齐之也礼，有耻且格”。以“德”代“政”，以“礼”替“刑”。

这段话来源于《论语·为政第二》，前半部分与手段即与现实密切相关，后半部分与伦理即与理想紧密联系，整段话歌颂了以后者至上的儒家理想主义。

《三国志》作为记载历史的书籍，不仅在中国流传，在日本也广为传阅。其中刘备入川的部分着实是书中的一大亮点。当时刘璋拥有巴蜀的统治权，但最后却被刘备强行夺取了。自不用说，夺取他人领土必然是不义的行为。但刘备和诸葛孔明却平息了接连不断的动乱，燃起了给百姓带来和平与幸福的理想，并为此定下了三分天下之策，设立了他们的根据地。

如果在这次强攻霸取的行动中刘备将巴蜀之地原来的统治者刘璋杀害了的话，无论他树立了多么崇高的理想，我们这些读者应该也不会原谅他吧。而刘璋在刘备占据其领地之后仅仅是被迫迁至别处，财产和身份都得以保留，终其天年。因而《三国志》的读者们也在千百年以来逐渐接受了刘备的行为。

若是刘备等人为一己私利强夺巴蜀，无论最后刘璋是如何终其天年，我们或许也都不会容许刘备的这一行为吧。

我们会随着所处的时代背景下理性常识的不同，自然而然地划分出对于事物所能容许的限度。而所谓政治的伦理不正是为了能够不逾越这条底线所做出的努力吗？

理想是切实存在着的，但若是一味好高骛远的话，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政治手段，我们就会选择佯装不知。人尽皆知，注定不会有完全实现的政治，而那些谋权的灰色手段虽令人心生厌恶，却也是始终避免不了的产物。

理想的最高形态无非是拥有极高的伦理逻辑性。政治家们若是想要尽情自由地施展他们的政治才华，就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伦理逻辑能力。如此，我们才能容许和接受他们的一些行为。

若是对政治家们的容许限度不断扩大的话，或许就会发生被他们徒有其表的高远理想所欺骗的情况吧。要看穿这些计谋，需要我们明智地做出判断。国民越是明智，衡量伦理的标准和尺度就越是精准。

一个国家的政治水准是无法超越它的国民水准的。国民越是贤明智慧，政治便会随之不断发展。

而想让国民更加贤明，就必须掌握更多的提高判断能力的资料。尤其是就伦理这一部分而言，归根结底言论自由才是其根本。

“民信之矣。”《论语》中的这句话向我们提出了实现政治需具备的最大条件。朱子学中以“吾之信可以孚于民”对这个条件做出了一定解释，而荻生祖徕的“让国民心悦诚服于政治家”则更加具有说服力。总之，缺乏逻辑和伦理的政治家是无法令国民信服的。

（1989年5月）

农历的作用

因为人们逐渐不用农历的缘故，现在都很少能见到带有春节的日历和手账了。现在我的手头上有十几本日记、手账，但是标注着2月20日是春节的只有历史手账（吉川弘文馆）、文化笔记本（潮出版社）和读卖手账，中国把农历正月初一叫做“春节”，是个节假日。住在东南亚的大多数中国人，也保留着春节放假的习惯。

我总是把我最爱用的文艺手帖（文艺春秋）放在口袋里，这个本子上就没有春节，但是却标明了圣诞节。每本手账上应该都标注了圣诞节吧。圣诞节不一定只有外国才会庆祝，日本的某些地区也仍举办一些庆祝春节的仪式，然而却只有圣诞节被标明在册，春节却没有，这难道不是很不公平吗？

虽然手账上没标明春节，但是每本手账都标明了冬至和立春等二十四节气。在二十四节气中，春分和秋分这两天也是日本的“法定节假日”。

农历主要是根据月亮盈亏而制定的历法。但是仅以月亮为判断标准的话，阳历年将会有10～11天的延迟。若是这样经过三年，就会产生一个月的误差，因此不得不设置一个闰月。伊斯兰日历算法不采用阳历年，他们认为一年有354天，按照正常的月份每一年有354.3671日，所以每30年会有11个闰日。

另外，伊斯兰教的风俗中有断食的月份，而这些月份总是发生在夏季或冬季中，但这其实和季节没什么关系。

与阳历相对，也有人把农历叫做“阴历”，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设置闰月是为了符合阳历年，二十四节气的算法也是由黄道（太阳一年运行的圆形路线）进行二十四等分而成的。因为不仅考虑了月亮的盈亏，还考虑了太阳的运行，同时兼顾了阴阳两方面的缘故，故正确的叫法应为“阴阳历”。大部分的词典中都称阴历为“农历”，这有些欠妥当吧。因为“阴历”如同伊斯兰教历一样，是指只考虑月亮不考虑太阳的历法。只考虑太阳而不考虑月亮的历法被称为“阳历”。

有些人反对抹杀度量衡，我虽然不主张复兴“农历”，但我衷心希望农历的名誉能够得以恢复。我们人类生存在白天有太阳、夜晚有月亮的世界里。太阳是地球的父母，而月亮则是地球的孩子，我们难道不应给予这两者同样的尊重吗？给地球带来最大引力的是太阳和月亮，正因有这两个天体的引力，才会发生潮起潮落的现象。我们其实是与太阳和月亮一同呼吸着的。

因为西历（格列高利历）忽视了月亮的因素，所以会导致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满月，而农历几乎每30天就设置一个满月的日子。而且根据月亮盈亏的历法而产生的季节偏差，会依照由太阳运行而计算出来的二十四节气进行调整。

二十四节气虽然属于农历，但每年都与西历的日期一样。即使根据闰的不同也不过相差一天。所以即使是在西历时代，春分和秋分也能成为法定假日。所以说，包含阴阳两种因素的“农历”可以说保持着极好的平衡感。据甲骨文研究显示，早在3000多年的殷代，百姓中就已经有了冬至和夏至的说法。而二十四节气的应运而生，则是在春秋时期（公元前5世纪）。

“黄道吉日”直到现在还被使用，可以说是因农历而产生的一个词汇。黄道自不必说，是指太阳运行一年的圆形路线，整个词的意思不外乎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农历以太阳和月亮为基础，若是对字典上“阴历”的解释有所疑问的话，看到这个成语便能理解了吧。

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春是在2月4日，之前的那天被称作节分。立春原本是一年的开始，在日本还保留着立春前一夜撒豆子以去除厄运的习俗。另外还有着从立春开始数88夜和210日之类的说法，这两天在西历上被固定为5月2日和9月1日。

今年的春节是在立春之后到来的，所以今年的年初是没有春天的。在香港那边有着这样的迷信，年初没有春天的年份不适合结婚。

去年年末，我与陈美龄小姐见面时，她开玩笑地说道：“本来打算明年结婚，但是明年没有春天，所以没法结婚啊。”因为迷信给人们带来的这类想法固然令人唏嘘，但这并不是农历的罪过。

农历的存在虽然很好地平衡了阴阳的关系，但也有其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会出现有一些年份没有立春，又或者是在闰年有两次立春等一系列不得已的情况。

西历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它的便利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为了便利和合理性而抹杀其他一切因素的历法呢？我希望，至少在日历和手账上能够出现春节的标识。

（1985年2月）

“平成”杂感

得知新年号被选定为“平成”时，我心想，这个年号着实太过于保守低调了，而当我看到新年号被公布出自于《尚书·大禹谟》和《史记·五帝本纪》的时候，更是条件反射般地预感道，一定会出现一些学者对此产生异议的声音。

这是因为，《尚书》共58篇，其中25篇被判定为伪作，而《大禹谟》便是这其中的一篇。《尚书》本是周朝的史官对君王言论的记载，但秦始皇的焚书使其几乎被焚毁殆尽，直到汉代初期才经由秦朝博士复原了其中的33篇，这些史料均没有什么问题。年号昭和便出自于这33篇中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然而后来，有人声称在孔子子孙之宅中又发现了被涂写在墙壁上的25篇尚书，但却疑点重重。南宋哲学家朱熹（1130—1200）凭直觉怀疑此书为伪作，而这种怀疑直到清代考证学先驱阎若璩（1636—1704）考证研究之后才得以证明。据阎若璩的考证来看，后来发现的25篇据说是在公元3世纪时人们将散失的资料整合起来为复原《书经》而书写的作品，所以这些全部都被定论为伪作。《尚书·大禹谟》中有一句“地平天成”（地上水土平稳，天上得以有成），实际上在《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中也记载着同样的话。这句话据说是尧提及服从于自己的舜的功绩的事情。《春秋》是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编辑收录的史书，左丘明对此进行注解编撰而著成了《左氏传》。左丘明生卒年不详，但与孔子是同一时期的人。

后世的“伪作者”（说得好听一些应该是“竭力还原古典作品的工作者”）就是这样把它当成舜的话语，收录了《春秋左氏传》的这个句子吧。而这段历史的主人公自然也是舜本人。

新年号公布的时候，《史记·五帝本纪》似乎也被视为了年号的出典处——内平外成（境内和平安定，境外得以有成），这也是引用了《春秋左氏传》的内容。

我们完全可以以《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中下一段所记载的内容作为年号“平成”的出典之处。

舜臣尧，举八恺（高阳氏的八个才子），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高辛氏的八个才子），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

与《春秋左氏传》相比，《史记》晚了400年，而伪作《尚书·大禹谟》就更是在《史记》出现的400年以后才问世的。

我是主张使用西历，但一想到这世上唯一的年号日后也不免会被废止，我就倍感惋惜。就好像俳句家区别使用创作俳句时用的署名和日常生活中用的本名一样，根据不同的场合灵活地使用西历和日本年号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虽说年号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主流氛围，但它也仅仅在一些特殊年代才显得十分突出。尤为令人瞩目的年号，如保元、弘安、应仁、文禄等，都属于战争时代。元禄因风气的逐渐衰败而引人注目，我也并不希望平成变成那样的时代。

综上种种，才有了我在本文开头的那段话，“平成”这个年号太过保守低调了。汉语中区分平仄声调，“平”是指平直的音，“仄”是指带有抑扬的音。平和成两字都属于平声字，这一点与“昭”“和”二字相同，但即使是平声字，也与“昭”“和”二字不属于一组音韵，平声中有30韵，“平”“成”二字是属于同一组韵（庚韵）的汉字。二者既无抑扬顿挫又无声调起伏，更没有什么变化之处了，犹如毫无波澜、平静如镜的海面一般，在由这样的平成二字象征着的世界里，或许仍旧有人在为温饱而发愁，但我们仍旧对这个时代寄予希望，愿子孙后代们都能平安顺遂、祥和稳定地生活。

（1989年1月）

第四篇

《中国风土与文明》日文版出版寄语

“观光”一词，现今专门用来形容“欣赏和领略土地的秀美风光”，从语源来看，它是出自《易经》里的“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如果是光辉闪耀、德行兼备的国家，自然有人想去那里任职。在一个什么都依靠易经占卜的时代，如果出现了这种卦象，就说明这个国家“可仕官从政”。

所谓“国之光”，与其说是景色，不如说是指德行方面。但如今形容自然景观之意愈发强烈。那么，体察某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人情时，就不应该使用“景观”一词，而应该用其他的词来表达。相对于“观光”一词，人们更倾向于“观风”这个说法。

在封建王朝时代，高级官僚不能在自己的家乡担任长官。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当地人脉甚广，和家人、亲戚亦或是祖祖辈辈相交甚笃的友人、老乡等的关系盘根错节吧。总之，原则上地方长官会被派遣到陌生的地方就任。赴任初期，他们通常会在当地举办“观风试”的小测试，来了解当地的民心向背、民众的思考方式和愿望等等。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种地方长官为深入了解民众需求所做出的举措。

所谓“观风试”，就是召集当地准备科举考试的书生，让他们就某一话题写一篇论文。据说十九世纪中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被派遣到广州取缔鸦片贸易时，一上任就举办了关于鸦片问题的“观风试”。考生除了需论述取缔鸦片贸易的方法，还要写出广州当地贩卖鸦片的商人的住址、姓名以及自身对于鸦片交易的了解等。最后还特别指出，这一部分可以匿名作答。

像这种笔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观风”的一种补充。但最重要的自然还是真正踏上那片土地，直接和当地的居民交流接触。

不论喜欢还是嫌恶，只要地球上的人以国家为单位生存着，日本和中国就必须一直以邻国的身份相处。而互相理解自然是两国交往的前提，“观光”和“观风”又是加强相互理解不可或缺的手段。

如今我们通过研究关于对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的书籍，阅读翻译文学作品等方式来增进了解。可以说与中国古代被派遣的地方长官所举行的“观风试”类似——都是依靠文字的力量加深了解。

但是如今，照片这种在“观风试”的时代似乎难以想象的新事物华丽登场。

虽说体察风土人情最好的方法还是去实地考察，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比如，为了概览中国而去环游旅行就十分困难。为了了解中国历史，我也考虑过去当地采风，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对于只能利用工作空隙时间去旅游的我来说，实在没有充裕的时间，所以这一想法还在计划阶段就被迫放弃了。

我能做的就是多去一些重要的地方采风。有时候去山东至洛阳一带，有时去四川，亦或是去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带，湖北、湖南，或是广东和福建这些中国南部省份……只能通过去这些特色地区采访，一点一点地在脑海中构建出整个中国的轮廓。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东西南北、沿海与内陆之间差距甚大。因此，以部分地区来推测整个中国的情况，与其说有难度，不如说有些轻率。

当我思考有关中国的事情时，总感觉面前好像立着一堵墙，让人看不透彻。如果能给我一把梯凳，让视线越过挡在面前的墙壁，也许我就可以隐隐窥见轮廓，从而对整体有所把握。但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才有些焦虑不安。

而面前这本精致的写真集，仿佛天赐的一把梯凳，略微抚平了我心中的焦躁。

我翻阅着这本书，渐渐地忘记了时间的流淌。这里面既有我见识过的风景，也有我还未曾踏足过的土地。对于未曾踏足的土地，其中既有通过文字和语言了解过的，又有充满未知全然陌生的。

我虽然去中国旅行多次，但还是不敢说自己走遍了全中国。就算文字、词汇能多多少少起到补充作用，但我脑海中的中国全像仍然色彩浓淡不均，有的鲜明，有的模糊。这本照片集锦恰到好处地完善了我对中国的认知。翻看着它，我的焦躁感渐渐消失，想要实际感受的事物其轮廓也在脑海中愈发鲜明，心情也放松了起来。也许正是因为沉浸在这样的世界里，我才渐渐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近代以来，摄影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亦或是从世界范围看，拥有卓越艺术天分的人在此领域开始崭露头角。感觉在未来的中国，这一领域的逐渐壮大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吧。照相的进步不仅仅停留在摄影、器材、印刷等技术层面，更拉近了心灵之间的距离。能够感受到与拍摄对象心灵相通、血脉相连的情感，才是真正的现代照片。

翻看这本书，在领略祖国山河的秀丽风光和文化遗产的深刻魅力大饱眼福的同时，其中所蕴含的生活的真实感也拨动了我们的心弦。这是只有在现代社会的孕育下才能产生的照相技术。本书的一大特征就是在书页留白处插入大量照片，比起追求细节，更注重总览全貌。

有时，积累了再多的细节，也无法看清事物的全貌。比起用显微镜放大所有细枝末节，能够大致把握整体显得更为重要。

我在这本书的日文版出版之前就把英文版拿到手了。最近在写与中国相关的事情之前，我还一边用磁带听着京剧名角的经典片段，一边翻看了这本书。书中的一张张照片，将我带入了一个写我所想的回忆世界里。

不知不觉中，我已然将自己的心声流露出来。这可能也是因为我想向大家介绍这本书究竟多么贴切地描写了中国大概的轮廓与氛围。

万里长城的照片让我想到了彪悍勇武的匈奴军队疾驰漠北草原的英姿；南京中山陵让我想到的是一代先驱孙文和在他领导下爆发的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杭州六和塔的照片与在《水浒传》中坐化六和塔、爽快直率的花和尚鲁智深的形象相重合；一看见福建武夷山九曲溪的照片，仿佛就能享受到舌尖上乌龙茶的浓郁香气；黄山的松里，让我脑海中浮现出凭借画笔尽逍遥的历代画家；四川岷江，映射着《三国志》里一代风流人物逐鹿群雄的壮志豪情……从敦煌莫高窟到遥远的西域，亦或者是神圣壮美的青藏高原，梦想之花遍地盛开。

这本书于我来说宛如珍宝，我时常把它放在身旁。

此书是由中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方联合出版的。这本书的出版让我不仅获得了书本本身的知识，也收获了许多有形无形的物质和精神。和我一起从事同样工作的人们，即使彼此之间语言不通，但通过工作也能互相深入理解——因为这些照片，所以有了一起沟通交流的机会。因为我有跟“丝绸之路”的日中采访小组一路同行的经历，所以当我拿到这本书时，仿佛透过这些照片，就能看到当时各种各样的场景。

这本书对于准备去中国旅游的人来说可谓是必备物品；对于曾游览过中国风光的人们来说是本回忆录；对于还没找到机会游览中国的人来说，也是一本可以带领大家在脑海中欣赏中国壮阔景观的好书吧。

即使不涉及到旅游，对一些想了解“邻居中国”情况的人来说，本书也应该会有所帮助。

最后容我再啰唆一句，本书可谓为想要了解中国的人提供了一把又高又稳的“梯凳”。总之，希望读者能踩上这个“梯凳”，尽情地眺望中国。

（1981年7月）

陆文夫《美食家》日文版出版寄语

这是一个关于生活在动荡时代的普通人的故事。在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形象精彩地显露出来，通过反射巧妙的人物形象，小说背景又再次更加深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杰出小说中这种共通的“相辅相成的效果”，在《美食家》这篇小说中尤为突出。

去年3月31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先生来京都时，我和谦臣一起前去酒店拜访，并提出了《美食家》的翻译计划。其作者陆文夫先生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与冯牧先生关系甚好。冯牧先生说：“在苏州，没有人不知道陆文夫先生。”也就是说，陆文夫先生的名气传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

读小说的一大乐趣在于能与书中的世界产生亲近感。作者的附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本文是小说，纯属虚构。不得已而借用苏州风物，此亦文学之惯技，务请读者诸君不必一一查对。”虽说读者也不会真的一一查对，却可以尽情享受亲近之感。

苏州因为《苏州夜曲》和寒山寺等，被日本人所熟知。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两三百年间苏州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是因为它不是政治中心。因为没有硝烟和战争，苏州和杭州并称“人间天堂”，因而把此地作为《美食家》的大舞台是再合适不过了。

苏州虽不是政治中心，但其经济十分繁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程度在中国都处于领先水平。苏州交通便利，又是丝绸的产地，天下财富汇聚于此。经济繁荣，生活富足，文化自然应运而生。唐代，白居易、刘禹锡等大诗人当过苏州刺史（行政长官）；李绅、罗隐、陆龟蒙等著名诗人也扎根于苏州；造访此地的诗人，李白之后更是数不胜数。苏州的绘画艺术也十分繁荣。浙江的画家重视作画技巧，而苏州的画家则重视画的神韵——前者被称为“浙派”，后者为“吴派”。苏州古称“吴县”，宋元时期被称为“平江”。明朝时期，以“吴中四才子”——唐寅、徐祯卿、祝允明、文征明为首的文人辈出，江山代有才人出，明朝的苏州也是人杰地灵、人才荟萃之地。另外，与之同时代的画家谢时臣也生于苏州，他虽不属四大才子之列，但其自称为“姑苏台下逸人”，并尤其喜爱使用刻有此句的印章。

苏州是中国代表性商品“丝绸”的产地，曾被视为中国的代表性产业城市。丝绸不仅仅是商品，同时也是美术品，从一种精美的设计品发展成为一种潮流时尚。

四才子不仅绘画拿手，也擅长书法、精通诗文。在此之前，明初被称为“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人也大放异彩。元朝末年，军阀张士诚以苏州为屏障，阻碍明太祖朱元璋的大一统进程，因此朱元璋不喜苏州。后来，高启因蓄意谋反而受连坐之刑，杨基和徐贲死于狱中，张羽自杀。虽说这是文人的悲剧，但也正是他们的才能受到肯定的证明。

张羽作过一首题为《赠僧还日本》的诗：

杖锡去随缘，乡山在日边。

遍参东土法，顿悟上乘禅。

咒水龙归钵，翻经浪避船。

本来无去住，相别莫潸然。

而被赠与此诗的日本僧人之名，至今也不得而知。张羽于1385年自杀，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末期。吴中四才子的唐寅也在日本人重直彦九郎回国之际作诗相赠：

萍踪两度到中华，归国凭将涉历夸。

剑佩丁年朝帝扆，星晨午夜拂仙槎。

骊歌送别三年客，鲸海遄征万里家。

此行倘有重来便，须折琅玕一朵花。

这首诗的序里写道：“彦九郎还日本，作诗饯之，座间走笔，甚不工也。”落款日期是正德七年（1512）五月。当时日本正处于后柏原天皇在位的永正九年，应仁之乱之后的战国时代。这首送别诗的真迹现存于国立京都博物馆，并收录于各书法全集里。从诗的内容来看，重直彦九郎在中国生活了3年，而且这好像还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当时苏州和日本联系之紧密，可见一斑。

到了清朝，苏州作为丝绸与文化之城而繁荣。但绘画重心转移到了盐商聚集、政商如云的扬州，此地更是聚集了人称“扬州八怪”的书画家。

清末，文人团体“南社”于苏州诞生。柳亚子任社长，聚集了高天梅、陈去病等众多有影响力的文人。其目的在于通过诗文宣传革命。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的张东阳祠召开了创社集会。张东阳本名“张国维”，是明末抗清时投池自杀的烈士。在张东阳祠宣布“南社”成立正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这并不只是一个文人社团。南社的第一次集会有19人参加。南社成员不断增多，后来的知名画家黄宾虹也是其中一员，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革命斗士也陆续加入。辛亥革命以后，在北京、广州、长沙各地成立了分社，据说鼎峰时期，社员人数足有上千人之多。来自横滨的华侨诗人苏曼殊也是南社的主力成员。但随着人数的增多，一些意图不轨的人也趁虚而入。1917年南社内部发生纠纷，被迫停止了团体活动。1923年，柳亚子等人又创立了“新南社”。当时的政客，如汪兆铭、居正等加入其中。1928年，本想在南社创立之地举行成立20周年纪念会，但张东阳祠已不复存在，于是就定在冷香阁举行了。

清末的南社实际上是在明末复社的影响下创建的。明代，苏州衍生了一个名为“应社”的团体。这个团体不断发展壮大，于1632年在虎丘召开的大会上更名为“复社”。这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人团体，而是为了对抗明末时期猖獗的宦官而组成的政治社团。复社弹劾了宦官党派阮大铖，因此遭到报复，社团成员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到偏远地区。

在复社成立的277年后，同样在虎丘成立的南社面临的敌人不是宦官，而是来自清朝政府和之后的军阀。但两者仍旧有共通之处：贴近民众，以诗文为武器凝聚力量，面对强大的敌人依然发扬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

可以说，苏州是一个远离战争与硝烟的安静城镇。但吴中四杰全都死于非命，吴中四才子傲世不羁，复社与宦官为敌，南社和封建势力对抗。苏州这片土地，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

陆文夫的《美食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采芝斋和松鹤楼留存至今。松鹤楼在当时店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装和大规模的整修，之后又在店后面盖起了一栋新楼，可谓“苏帮菜第一楼”。

据《史记·郦食其传》记载：“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君王把百姓当作治国根本，百姓把粮食视为安身立命的保障。老子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这种关系民生的问题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倒也不无道理。

《史记·殷本纪》中曾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商汤王的宰相伊尹，为实现王道，最初以美食入手，接近汤王，进而影响汤王。可见当时“食”的地位之高。

但后来，从《孟子》里的“君子远庖厨”一句不难得知，“食”的地位有所下降。孔孟学说过分重视礼教，也实实在在地看低了厨房的地位。君子洁身自好，不屑进厨房，文人墨客自然也就不愿意拿它来写文章。宋朝时期，苏东坡和梅尧臣等人虽然对衣食住行等观察得比较细致，但他们的作品中涉及饮食方面的诗文却少之又少。虽偶有佳作，比如清朝袁枚的《随园食单》，也只是个例而已。

《美食家》虽未将美食本身作为主题，但也可以看作是为中国文学中的美食文学做了些许补充。关于这一点，希望读者在读完《美食家》后能稍作思考。

范烟桥既是南社的重要成员，也是南社20周年纪念会的记录者，曾作《王家酒店》一诗。原诗的注解中记载，范烟桥在王恒豫酒家品尝梅酱后，惊叹于梅酱的甘甜美味，第二天就收到了南社同好——郑逸梅的夫人做的梅酱。

王家酒店试梅酱，

一种酸甜醒酒肠。

多谢梅妻妙制贻，

更添齿颊十分香。

范烟桥，苏州人，知名书法家，同时也画得一手好墨梅。据说他爱喝太湖洞庭山的碧螺春茶，也爱喝酒，想必也应该是一位美食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担任苏州文化局长、博物馆长等。

范烟桥曾在《申报》上发表小说《离鸾记》，其中，《苏味道》一章就是和美食相关。“苏味道”是唐代一个文人宰相的名字，此处一语双关，也有“苏州的味道”之意。读这篇《美食家》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范烟桥先生的身影。可能陆文夫先生也一直挂念着他的同乡前辈吧。

读《美食家》这部小说时，也可以稍读一下我的这篇文章。我避开了对其内容的解说，而是就其中一些事抒发感想，随笔一记。如有读者读了我的这篇文章后，能在脑海中留下些许印象，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

（1987年9月）

蔡子民《唐诗旅情》出版寄语

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期，从古至今，唐诗广受日本爱好诗歌之人的推崇。尤其在日本平安时期，达官贵族们对白居易简洁明快的诗文情有独钟，只要提到“文集”指的就是《白氏文集》。在本书中也有介绍过，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巧妙地引用了白居易的诗歌《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显示了其非凡的汉学才能和过人的智慧。可以说只要不是目不识丁之人都知道这一文坛佳话。

众所周知，俳谐鼻祖松尾芭蕉痴迷于李白和杜甫的诗作，因此其作品深受他们的影响。松尾芭蕉在《奥州小道》里写道：“日月乃百代之过客，流年亦为旅人。”而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有这样一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不言而喻，松尾芭蕉的这一句无非是对李白诗句的再塑造而已。

《奥州小道》中除了大量地引用了本书中也曾提到过的杜甫《春望》中的叙事部分之外，“行春や鳥啼き魚の目は泪（匆匆春将归，鸟啼鱼落泪）”这句便是杜甫《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和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珠联璧合。“此道や行人なしに秋の暮（秋日黄昏，此路无行人）”是《奥州小道》中的名句，也是杜甫《秦州杂诗》中“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和寒山诗里的“寒岩深更好，无人行此道”两句诗的相辅相成。而这句“素手琵琶绕，泪泣到天明”一定是从白居易《琵琶行》里的“满座闻之皆掩泣”中获得的灵感。当然前提是读者读了白居易的诗，否则这种说辞便是不成立的。

“今夜三井寺，月亮来敲门。”这一句与贾岛的《题李疑幽居》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如出一辙。如果读者不知道贾岛的诗，就体会不到我讲这件事的乐趣所在。在这里说一句题外话，据说贾岛在这首诗完成的最后一刻仍在犹豫要不要把“僧敲月下门”里的“敲”换成“推”。这就是“推敲”一词的由来，江户时期的文人大都知道这一典故。

说起松尾芭蕉，我们对他出门游历时会带上什么样的书饶有兴趣，比如他为了撰写纪行书《奥州小道》会带上什么书出远门呢？实际上，有学者正在进行相关研究。

日本读者是因为《唐诗选》而喜欢上唐诗的。在荻生徂徕的大力推荐下，他的弟子服部南郭在享保年间翻刻了《唐诗选》，之后唐诗在日本盛行起来。因其在松尾芭蕉死后半个世纪才广为流传，有传闻称他根本没有读过《唐诗选》。但是在服部南郭翻刻《唐诗选》之前，明版、清版、五山版等几个版本的《唐诗选》已经问世。所以，松尾芭蕉和《唐诗选》毫无关联的说法未免过于主观。

可是，松尾芭蕉在《野曝纪行》里曾写道：“今秋已十霜，却指江户是家乡。”也许芭蕉借鉴了贾岛的作品《渡桑干》，从而写出了这句话。《渡桑干》大概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诗人贾岛原本在并州生活了十年，一直渴望归家，后来因为一些意外不得不离开并州，远渡桑干。然而在这十年的客居之中，竟然不知不觉对并州产生了感情，把并州当成了第二故乡。《唐诗选》中《渡桑干》里最后一句是：“却望并州是故乡。”另一作品《联珠诗格》里则有“却指并州是故乡”的表述。这样看来，感觉松尾芭蕉对唐诗产生兴趣似乎也并不是因为《唐诗选》。

据专家考证，芭蕉是在《杜律集解》《白氏文集》《三体诗》《古文真宝》《锦绣段》《诗人玉屑》《联珠诗格》《千家诗》《寒山诗集》《唐诗选》等书籍的影响下才喜欢上了唐诗的。

其中《杜律集解》和《白氏文集》是个人诗文集，《寒山诗集》也与其类似。《三体诗》将七言绝句、七言律诗和五言律诗按照虚实分类，这本书颇像一本作诗教材。（《唐诗选》是按作家编排的）书中除了上述三种类型外，还收录了古诗、五言绝句、排律等类型的作品。《锦绣段》按照天文、地理、节序、怀古题咏、人品等进行分类，收录了唐代至明代的诗歌。《古文真宝》的前集为诗歌集，里面收录了包括五言古风、七言古风、长短句、歌类、行类、吟类、引类、曲类的各种形式的诗歌。诗话集《诗人玉屑》则分为诗辨、诗法、诗评、句法等56个门类。《联珠诗格》将七言绝句按照四句全对格等320多种格的形式进行分类收录。《千家诗》把71位诗人的99首诗依照春夏秋冬的顺序编排。

像这样，将日本文人曾参考过的唐诗集进行再次探讨研究，不只是因为我个人的考证习惯，也是因为我想强调：这些诗集不是按照作者来分类就是依据诗的类型、主题和季节来分类编写的。

因我个人孤陋寡闻，还不曾听说有第二本如同本书一般，看重诗歌吟咏场所，并按照地域不同而进行分类的文集。可能是因为过去交通不便、旅行不易，以至于人们从未想过要去某个别的地方吧。如果当初旅游条件像如今一样便利，大多数人都能够尽情游览国土自然风光的话，应该会有更多的唐代诗人去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催发诗兴，如同临摹美术品一般，还原自己的心情。从之前清少纳言和松尾芭蕉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和中国的古典文化素养是重叠的。但明治维新之后，这其中的重叠部分在逐渐减少。为了更好地理解邻邦，我个人认为很有必要重视并促进两国之间共通的古典文化的发展。

我知道，如今实地去中国旅行的人在逐年增多。而通过书籍，在脑海里畅游中国的人也不在少数。本书可能刚好为他们提供一些参考。

本书作者蔡子民先生和我是同乡，在他来日本担任驻日大使馆参事之前，我们在北京就已交情匪浅。他的夫人李玲虹与我的妻子亦是好友。去年，我们四人一起从长崎到平户去旅行，收获了一段愉快而又美好的回忆。那个时候我又一次意识到：蔡子民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外交官，更是一位内心丰富、情感细腻的文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蔡子民先生应该是最能把日本读者带入到唐诗世界中尽情徜徉的人了。

我相信通过读这本书，日本友人一定会对中国风土和历史或多或少产生一点儿亲近感的。哪怕只多一个人，我也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上中国。

（1985年7月）

稻畑耕一郎《一勺之水》书评

想起了和稻畑先生一起去四川和云南旅行的时候，他对我说：“我还是第一次享受这么奢华的旅行。”说是奢华，但也不过是坐了飞机，住了个还算过得去的旅店而已。在稻畑先生看来，想要了解中国，需要多跟当地居民接触，所以他自己降低了客座教授应享有的待遇等级，选择更贴近百姓的交通方式出游。后来去新疆的时候，他乘坐火车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再坐客车往返于乌鲁木齐和喀什之间。其中的所见所闻都记录在稻畑先生的《塔里木往返》里。

大约15年前，我也曾坐火车从北京去了乌鲁木齐。和稻畑先生乘坐的硬卧不同，我选择的是软卧，但透过两层窗户也能闻到火车燃烧的劣质煤炭散发出的刺鼻味道，让人感觉很不舒服。除去这一点，我想我和稻畑先生的交通出行条件都差不多。但当我坐上天山南路的往返巴士的时候，我还是不得不佩服稻畑先生。我去过喀什三次，每次都是坐飞机。从喀什到和田又是和家人一起坐吉普车，所以不用我说大家也能够想象，我当时几乎没什么机会接触当地人。

稻畑先生广泛接触了中国民众，并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他也精通中国的古典文化和艺术，对旅行中的经历应该感悟良多，本书字里行间也在向我们传递着这种感觉。

“一勺之水”来源于作者在北京大学住的宿舍名“勺园”和“勺园”的出处——“海淀一勺”。广阔中国大地的辽阔水域中取水一勺尚且不满的谦逊，正如作者人品，让人心旷神怡。即使只有这一勺，里面盛放的也是精心收集的甘露。

本书中也有跟“观摩”一词有关的随笔。“观摩”一词出自《礼记》，原本表示“相互切磋勉励，努力进取”之意，但近来出现了“用眼看，用手触摸”的释义。这个词常见于考古学文献，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姿态，“用眼看，用手触摸”是正确的做法。

这本书可以说是在“观摩”中国。从众多的中国见闻记里能看见许许多多只有“观”的东西，并且有时只有“摩”的东西。东汉时代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个叫蓟子训的方士，他在长安和一个老人一起抚摸铜像。他看完铜像后和老人说，500年已经过去了。

著者与杭州大学的蔡义江教授通信对诗。也许日本的一些古汉语学家也会作诗，但一些研究中国学的传统的学者好像认为这只是从文中“观”的立场上做的事情。稻畑先生以“摩”对诗，通晓现代汉语，深入了解群众，足迹遍布全国，这样的稻畑先生，可以说是“摩”的先驱。

读这个随笔，总感觉会在日本诞生一些新型的中国学者，感觉他们会取得更大的成绩。没有读过这篇文章，或许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因为这相当于对眼前呈现的新兴学问的来龙去脉视而不见。所以希望读者有机会一定要读一读。

末尾处的两篇文章是对我全集的解说，而不是我的评论。最后只想补充说一点：我从稻畑先生身上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

（1987年12月）

李顺然《我的北京风物志》出版寄语

越来越多的日本游客选择到中国游玩。其中，大多数人都会到北京看一看。在此之前，日本人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感受中国的首都。也正因此，我觉得应该好好地了解一下北京。如此说来，我倒是知道一个作为北京向导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就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朋友——李顺然先生。

李顺然先生出生于东京，作为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在日生活20年后，又在北京生活了30年。他熟知日本人的内心想法，走遍北京的一个个角落，将他与北京人的推心置腹呈现于纸上。因此，让他来做北京的向导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我每次去北京都与李顺然先生对饮畅谈。他是我妹妹在电视台的同事，他的夫人和我妹妹也是亲密无间的好友。出于这一层关系，我十分了解他。他以一位东京人的眼光，将居住了30年的北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审视了一遍。

从这本书开始在《人民中国》上连载起，我就已经是它的忠实读者了，并且我能深深体会到作者观察之细致，语言之得体。或许这得益于作为电视台日语部部长的李顺然先生的留心观察，他在本书中的用词细腻妥当，经得起推敲。如果一个人只了解当地的事，不知道外乡人对这里的了解程度的话，那么他就不适合做向导。如果这个向导自以为“当地这些事外乡人也肯定都知道吧”，那么这次向导就会变成一场自以为是的个人表演。而李顺然先生二十出头便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耳濡目染30载，他一定能事无巨细地把北京的故事诉说给异乡的人们。

我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就事先阅读了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和刘侗的《帝京景物略》这些备受好评的书，掌握了一定的背景知识。虽然不能否认这两本书的作用，但它们总是会因为时代变迁的缘故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每当我察觉到这些不足之处时，就会觉得心焦不已。如果那时就有李顺然先生的《我的北京风物志》的话，我该会体验到一次多么令人身心愉悦的旅行啊。为此我感到些许遗憾。

这本书呈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北京。胡同里老百姓的生活气息仿佛可以轻轻拂过读者的脖颈。哪怕只多一个读者也好，我希望大家能从此书中体会到北京的风貌。

有时因为杂志连载片面限制的缘故，一定有很多想写的话语，只能无奈割舍。当这些连载的文章被归纳为一本书的时候，李顺然先生又添加了相当一部分新写的东西，可以说满足了作者的愿望。《人民中国》的前主编康大川先生与李顺然先生是一对最佳搭档。正因如此，他能把读者的反响及时而又全面地传达给李顺然先生，当然，新编入的部分也不例外。在读这本书的校样时，我回想起康主编在家烹饪甲鱼招待我和李顺然先生的那段令人怀念的时光。因此对我来说，这本书也同样是难忘的存在。

我喜欢的诗人当中，有一位是元代的萨都剌，他出生于1307年，是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在父亲驻北期间（代州雁门）出生的他在《古兰经》的陪伴下成长。其对事物的看法与常人不同，而我也因这种清丽脱俗的感觉，喜欢上了他的作品。读李顺然先生的文章时，我一下就想到了他。出于这种机缘，我引用萨都剌咏叹北京之春的诗句来结束本文。

京城春暮

三月京城飞柳花，

燕姬白马小红车。

旌旗日暖将军府，

弦管春深宰相家。

小海银鱼吹白浪，

层楼珠酒出红霞。

蹇驴破帽杜陵客，

献赋归来日未斜。

（1987年4月）

小槻晴明[1]《情迷印度》出版寄语

总是能听到这样的故事：刚踏上这片土地，就被其魅力征服。我认识一位澳大利亚的老人，他在50年前以医学生的身份，来日本观光旅游后就在日本定居了。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回到了澳大利亚，但战争一结束，他就又匆匆忙忙地回来了。对他来说，日本是值得他放弃医学和故乡的地方。

虽然说起来给人一种“老古董”的感觉，但我认为那是那片土地上的神灵在向特定的某些人召唤的结果。当我听到有位一直憧憬着西域的作家站在西域的绿洲上这样说“可能我前世就属于这里吧”，我的心就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深知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至于为何被那片土地吸引，即便是当事人也说不清、道不明。

有一种地方，遑论踏足之后，在踏足之前就已经迷住了一些人的心。印度便是其中之一。说“一些人”是因为也会有对那样的地方产生抗拒心理的人。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想法，如果没有使人产生抗拒心理的特别之处，也就不能让还未踏足的人为之着迷吧。

从年轻时起，我就被印度的魅力所折服，因此学习了印度语。这与战时美国潜水艇封锁日本一样，在那个时代，别说是渡到外国，哪怕是在关门海峡都有可能遇到危险。现在想来，正因为想去不能去，我对印度的憧憬才越发强烈。大家都知道，在那之后，人们又过了很长一段为生计所迫的日子。迎来了退休的年纪之后，我才终于踏上了印度这片土地。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进行了一场“可怜”的印度恋。

我曾到访憧憬已久的瓦拉纳西，也曾伫立在恒河岸边，年轻时学的印度语，虽说还能听懂一点，但自己说的时候却磕磕绊绊。我深知我几乎忘记它了，心中不免有些遗憾，要是能早点来就好了。

本书的作者小槻晴明先生，和我一样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学习印度语。他是为印度所倾倒才学习印度语的吧，到底出于什么动机，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虽说是在同一所学校学习，但细细算来，我与他的毕业年份相隔了29年。

从年长的我的角度来看，虽然年龄差让我有一种“君生我已老”之感，但那种亲近的感觉是同类人才有的。我借着这种亲近感一口气读完了小槻先生写的校样。

阅读文学奖的候选作品令人疲惫，但我读这本书时完全忘记了劳累。这绝不是说这本书缺少耐人寻味之处，这里有着青春的故事，值得细细品读，其余韵令人荡气回肠。

本书既不是外交官眼中的印度，也不是特派记者眼中的印度，更不是公司常驻人员眼中的印度，而是一个读书人，既不装腔作势，也没有夸大其词，淡淡地为我们讲述着他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历——这片命中注定让他魂牵梦萦的土地。印度既是新时代希望萌芽的候选地之一，也是嬉皮士的圣地之一。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这里能看到世界新时代读书人的风貌，作者没有赘述哲学智慧，而是韵味简洁明快地将这种风貌原封不动地刻画了出来。

读完这本书，我又想起了第一次去印度时的遗憾。与此同时，我也羡慕起生逢良时的小槻先生。只能说他遇到了很多好人，也许这种人性的眷顾并非偶然，而是被作者的人格魅力吸引而来。

由亲身经历写作而成的故事，阅读时也能感受到其字里行间流露的作者的气息。它扩宽了读者的心海，丰盈其内心，开阔其视野，加深其对人类的理解。

我希望读者能因为某种机缘，结识小槻先生并与之交谈，在不知不觉间倾听他在印度的生活趣事。

（1980年10月）

[1]小槻晴明，1948年生，大阪外国语大学毕业后，留学印度5年，曾在大阪预备校教授英语，也从事翻译工作。

后记

承蒙二玄社的宇和川准一先生对我的作品进行筛选收集，我才知道在这近10年间我所写的随笔，除去系列丛书的部分，其他几乎都是分为两册的单行本。其数量之多也令我感到些许的意外。

今年3月出版的《云外峰》作为第一集，以历史、美术、中日关系为主展开。

本书作为第二集，包含中国山水、旅行、丝绸之路、身边杂记、交友、回顾、料理、政治杂感等主题。这些都是独立成文的随笔，我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如此明确的分类来出版的打算。

我认为，像这样的随笔集应该尽可能地收录原汁原味的文章。本书也遵从此原则，仅仅修改了初版时明显的错误。最初，我还不知道《含笑花之树》这个标题该怎样用日语表达，后来知道读法后，才把标题加上去的。

“随笔”一词意为将一切交给笔，这并不是不负责任的说辞，只是希望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能保持轻松的状态。

如果重新阅读，可以发现，《在答谢宴上》出场的中国文学家中，丁玲、周扬、李季三位已过世。最近的报纸上也刊登了贺敬之担任文化部部长的消息。而当时在答谢宴上与我夫人畅谈的女作家是贺敬之先生的夫人柯岩女士。

此书于平成元年编辑成书，我于年号确定之时受共同通讯社邀请写作的《“平成”杂感》也是时代的纪念之一吧。

多亏了宇和川准一先生的鼎力相助，两册随笔集才都能在平成元年得以出版，感激不尽。我将此事看作一个阶段的结束，感觉自己听到了“要更加努力工作哟”的声音。

平成元年（1989）秋　于三灯书室

陈舜臣

卷末随笔

志在千里

稻畑耕一郎

作家陈舜臣是当代首屈一指的随笔家。从身边发生的琐事偶感到古今历史、东西方文明，文笔涉及范围广泛。他的文字朴实自然，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将心中所想娓娓道来。他把平日里的勤苦钻研不留痕迹地浸润在一篇篇文章中，文笔虽不华丽，但大多数文章都富有智慧且不失天籁般的余韵。本书《含笑花之树》中收录的文章也展现了这样的韵味。

陈舜臣的随笔爱好者与喜爱他小说的粉丝一样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如此说来，小说创作的成果似乎与作家的年龄并无关系。并不是不承认其晚年写出的“大杰作”“大经典”的历史价值，而是年轻时的作品尚有青涩之处，但声名鹊起前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感人至深的魅力之作，这一点众所周知。

但说到随笔，从古至今，优秀作品鲜少出现在早期作品当中，总觉得晚年时的作品更有韵味。我想这是因为晚年的随笔中能够直接反映出笔者此前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我深觉，不论笔者有名气与否，真正优秀的随笔处处都能反映出作者的人生轨迹。

因此，对于年过古稀的作家陈舜臣，一定有许多读者撇开其创作本领，关注他日常书写的随笔中会发表怎样的观点，并以此为乐趣。至此，作家围绕自身境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宛如蚕不分昼夜吐丝做茧一般，实实在在地连续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其文笔也渐入佳境。

但此前不久，陈舜臣创作的随笔数量锐减。这是因为前年夏天他突发轻微脑出血，住院一段时间之后不得不进行术后的康复。

1994年8月中旬，陈舜臣于某地演讲时，因日常过度劳累加上会场内的暑热，突然语言混乱倒在讲台上，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经过周密的检查，发现大脑局部少量出血，随后进行了手术。虽然手术很顺利，也万幸没有生命危险，但右手右脚却瘫痪了。从那之后，他就专心养病了。

暂且不论生活在电脑时代的作家，对于写作来说，没有比被夺去写字惯用的右手更令人心烦的事了吧。尽管他们在疗养中尝试练习使用打字机或左手写字，但结果却并不乐观，只得将康复的重点又置于恢复右手的机能上。

1月中旬，经过精心的疗养，陈舜臣的身体渐渐恢复之时，神户遭遇了大地震。不久之前出院回家的先生好不容易躲过一劫，强震平息之后，他拖着不便的身体，穿过倒下的家具的缝隙，望向尚未破晓的窗外。目光所及之处不是和往常一样的神户夜景，而是愈发猛烈的火势从黑暗中交织而生。

地震之后，陈舜臣与夫人一起在冲绳避难，在那里继续康复练习。在临海的恩纳村旅馆，每天都能看到他在私人海滩上伴着寒风反复练习走路，之后又继续进行温泉治疗的身影。其夫人总是伴其左右，不断地鼓励他。

陈舜臣在冲绳疗养时，很多的编辑和好友都去慰问探望他。在冲绳的那段时间，他们比在神户时更忙于招待客人。3月上旬我也带着家人去住了几天，因此我也算是打扰先生疗养的人之一。

我在先生家中逗留时，曾去他的房间与他闲谈，有幸看到了《成吉思汗一族》的原稿。该书计划从4月开始在报纸上连载。作家已经写完了60多章。

陈舜臣的手稿原本十分端正，但是不得不冒犯地说一句，当时他的字就像刚开始学写字的小孩，亦或是非汉字圈的外国人写的文字一样，歪歪斜斜地排列着。一眼便能看出，他的胳膊不听使唤了。特别是原稿的开头部分，十分凌乱，后来才慢慢变得工整起来。尽管如此，作为对他之前的字迹稍有了解的人，我也深刻感觉到，虽说身体恢复尚且顺利，但一字一句的书写仍然十分困难。

在这期间他经受了多少身体的训练和内心的折磨啊。如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就算是拖着不方便的手臂，他也传达着想写作、要写作的强烈意志，想到这里，我也情不自禁地挺直了脊背。但即使这样，陈舜臣也只是说：“还好，瘫痪的不是我的语言功能。”

那时他还说：“以后只随心所欲地做想做的工作。”至今为止，他并非没在做他自己想做的工作，但是借一句古人的话来说，这叫“人必为己”。他是在表明心意，今后要更加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年过七十并且健康状况不佳，还经历了阪神大地震这样的天地异变，这些都是让他的决心更加坚定的原因。

在做决断时，陈舜臣没有选择轻松悠闲的写作道路，而是给自己安排更加繁重困难的工作——继续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或是以小说的形式书写历史。

陈舜臣的作品涉及范围广泛，从推理小说到历史、旅行游记、中国古诗等各个领域。但当今公众一致认为，从中国历史中取材创作长篇小说是他作品的根本所在。这些长篇小说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经《秘本三国志》《太平天国》《大江不流——小说日清战争》到这几年的《诸葛孔明》《耶律楚材》，它们贯穿了陈舜臣的写作生涯。

尽管看上去这些作品已经涉及了中国全史，但在陈舜臣的脑海中还有更多构想。《成吉思汗一族》只是其中之一。对于陈舜臣来说，不完成这些作品就如同画龙不点睛一般。而这也激励着他将书写的不便放在一边，继续向长篇小说发起挑战。

我们为陈舜臣心气之豪迈、志向之高远而感动不已，也因此祈祷先生能尽早康复。并期盼着在某日拂晓，先生能用笔尖残墨挥就随笔，我们将不胜欣喜。

陈舜臣迄今为止创作的作品之多，大概无人能出其右，只因陈先生志在千里。也正因如此，许多作品只有陈先生才有能力完成。

（早稻田大学教授　稻畑耕一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旅主人／（日）陈舜臣著；孙晓宁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12

（陈舜臣随笔集）

ISBN 978-7-5146-1951-5

Ⅰ．①逆…　Ⅱ．①陈…②孙…　Ⅲ．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3027号

Copyright © Chin Shun Shin 1986 printed in Japa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逆旅主人

［日］陈舜臣　著　孙晓宁　译

出版人：于九涛

审　　校：崔学森

责任编辑：李媛

责任印制：焦洋

营销主管：穆爽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发行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32开（880mm×1230mm）

印　　张：6.5

字　　数：85千字

版　　次：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ISBN 978-7-5146-1951-5

目录

至桂平

街边的荔枝树

刺桐城清净寺

不起眼的小镇

酒泉传说

孔子之城（一）

孔子之城（二）

典礼

诗人之墓

人造岛随想

景德镇盛衰记

逆旅主人

普陀山记

从梅福到慧萼

发丘中郎将

昆曲

禁火节

海贼林凤

百、千、万及其他

天河之石

蝉鸣

哈卡里的季节

从“椿”谈起

评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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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桂平

正如许多中国人除本名之外，还有字、雅号、室名（好比书名中的六甲山房属于室名），我则自称六甲山房主人。中国的不少街道也有其别称。比如，福建省福州市因多种榕树而被称为榕城。

榕树为热带植物，从树干与树枝上生出的气根垂至地面，看似多株丛生，实则只有一株。在日本，榕树（gajumaru）之名为人们所喜爱，从发音来看当属琉球语。别名榕城的福州在过去曾设有琉球馆，因此，最近福州市与那霸市结成了友好都市，大抵也是与榕树有着不解的缘分。

4世纪初期，晋代嵇含撰写《南方草木状》一书，有“十亩之榕”这样的形容。榕树因长有树瘤且枝干弯曲而无法做成器具，树干上褶皱纹路过深而难以用作木材，投入火中不能燃烧而被排除在薪柴之外。正是由于毫无用处，人们几乎不砍伐榕树，导致它疯狂生长，不断向周围成片扩展。然而，以气根为支柱，覆盖十亩之宽的榕树，为人们提供了一片可以乘凉小憩的树荫。人世间并不存在毫无用处的事物，即使是看似无用的榕树，也能用树荫为热带的人们带来一丝凉意。如果我的计算无误，魏晋时期的十亩相当于如今日本的一千五百坪[1]以上。

我曾三次到访福州，但停留时间过短，别说十亩之榕，甚至连引人惊叹的榕树也未曾见过一株。在我看来，榕树中的非同一般者并非指榕城的那些，而是广西桂平县招待所门前的两株。据说那两株榕树的树龄均已超过400年。广西的简称是“桂”，其中还有一个被称为“桂林”的地方，这样看来，当地的有名物产不该是榕树，而应是桂树。

虽然中日两国都有汉字，但同一汉字在中文和日文里代指不同含义的情况十分常见，这其实容易导致理解上的混乱。好比“柏”和“桂”这两个字。“桂”，在日本指连香树科落叶大乔木，在中国则指木犀科常绿小乔木。桂林的含义就是木犀树之林。木犀花盛开的时候，桂林的大街小巷里都萦绕着木犀花的香气。

我于1979年3月到访过广西桂平县。1850年，洪秀全等人举兵发起“太平天国运动”的地点金田村就属于桂平县。如果不是为了太平天国的取材，我大概很难有机会来到这个位于广西深山处的僻静之地。虽然我说它地理位置偏僻，但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72个县之中，桂平县却是人口最多的。全县总人口达110万，仅县城就有3万的人口。根据日本的制度，人口达到3万的地方就具备了成为“市”的资格，因此，若是在日本，桂平县就是可以成为“市”一级的地方了。

我从桂林乘坐火车大约8小时抵达南宁市，留宿一晚后乘坐汽车去往桂平县城。我在笔记中写道，上午8点从南宁明园饭店出发，下午1点10分到达桂平县招待所。车程虽然长达5个小时，因为路况不错，我并不感到过分疲惫。总长250千米的道路全程用柏油铺设，但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限速20千米”的标识牌。倘若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行车，恐怕这段路程要花10小时以上了。我们的司机笑说：“大概只有那帮铁牛才不会超速吧。”司机所说的“铁牛”，是拖拉机的别称。路边还有不少“禁开英雄车”的标志，我一看就领会到这是禁止飙车的意思。我所搭乘的汽车大约以限速两倍的速度稳步行驶，这个速度也远远达不到飙车的地步。

从地图上看，由南宁开往桂平的线路其实是朝桂林方向返回的线路。从桂林出发向南宁，不知为什么乘坐火车花了8个小时。这是由于地图呈现的距离与实际行驶所需的时间未必成正比吧。目前我居住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相较于从神户去往同县的日本海一侧的路途，从神户到东京的旅程更加轻松，即使从距离上看后者要比前者遥远得多。这样的感受大概要取决于路况与交通的好坏吧。从南宁到桂平的路况就是这样舒适，虽然我们必须时不时地为水牛和鸭子让路，然而这也十分的惬意。美中不足的是，途中我稍感身体不适，具体来说就是我的肠胃出了些问题。

一旦作息发生变化，我就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那天上午8点从南宁的宾馆出发后，刚过一个小时我就察觉到隐隐的不适。那时正值我乘车朝着东北方向前进，从五塘村进入丘陵地带的时候。

9点07分　过了九塘。山中有石制华表。

9点16分　进入宾阳县境。

我记录中的时间开始变得频繁，这表示我在旅途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了情绪上的紧迫感。旅行社的一位年轻女性坐在我的邻座，为了以防万一，我还从包里掏出一大把纸巾塞进了口袋。

笔记中提到的“华表”，就像北京天安门前矗立的华表那样，是一种在宫殿、官厅、陵墓等地的入口处树立的石柱，柱体雕刻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或纹样。我见到的那座山中华表应当是作为墓地的标志而存在的。华表大多为石造，但我却在笔记里写成“石制华表”，可见我当时心志的动摇。

抵达县城大概得10点左右。我感觉自己大概忍耐不到那个时候了，尽管怀着万分羞意，我还是说明了我的实际情况。司机告诉我前方不远的太守村里有一个公共厕所，建议我在那里解决。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前方不远”这种说辞有很大的空间，但我下决心忍耐到最后一刻。

汽车恰好在9点30分到达太守村的公厕前。虽说是公共厕所，其实是一行并排的狭长埋柱式小屋，开有10扇门，刚好容下10人同时上厕所。我想，离公厕最近的民居大约在50米开外的地方。在农村，人的粪便是极为珍贵的肥料，正因为每家每户彼此共同劳作，所以才将厕所集中建设的吧。村民们也都从各自的家里跑到此处来解手。虽然附近荒无人烟，总归是带门的厕所。想着终于能一解燃眉之急，我飞快地跑进了公厕。

我并未在公厕里待上很久，解过手之后，随着我把厕所的门“嘎吱”一声打开，眼前的景象令我惊吓不已。公共厕所前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小孩子。我回忆自己跑进厕所前，四周几乎还没有出现什么人影，这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猜想，此刻村里的孩子们应该都聚在这里了。

我乘坐的汽车“上海”是国产车，停在这个叫“太守”的小村子里尚属罕见，瞧见它的孩子们忍不住好奇，从远处纷纷跑着围过来。直到回到车里，我系上安全带的时候仍在思考，在当今中国最缺少的、最需要补给的东西里面，毋庸置疑，娱乐应当是排在前列的。

即使在标记非常详尽的地图里，也找不到我记忆中的“太守村”这一地名。在省一级的地图集中，过了九塘后的区域被标识为“昆仑关”。矗立着华表的地方和我去解手的地方都是这个被称为“昆仑关”的古战场的一部分。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2]蛮族的首长侬智高举兵反宋，攻入广州，宋仁宗派遣枢密院副使狄青镇压叛乱。在这场战役中，部将陈曙因急功近利而擅自领兵进攻，最终大败于昆仑关，全军将士覆没。狄青以陈曙违反军令为由将其斩杀，亲自率兵突袭昆仑关，终于攻破敌军。狄青也因与部下同甘共苦、赏罚分明而在军队中颇有威望。凯旋后，狄青被提拔为枢密使，作为宰相处理国政，可谓是北宋首屈一指的名将。前文提及的华表，说不定与狄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我身体状况的好转，这趟路程也逐渐变得惬意且舒适起来。我们未在宾阳县城休憩停留，经过贵县一路向东边的桂平县驶去。考虑到眼下急于到金田村取材，我打算回程时再绕道贵县。说起贵县，以将领石达开为首的大平天国运动的很多参与者出身于这里。

贵县的总人口有108万，仅次于旁边的桂平县，当属广西的第二大县。我曾经先入为主地以为太平天国发端于偏僻之地，如今看来必须改变自己的成见了。大概是因为对金田村与紫荆村这种地名的印象，才造成我所谓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吧。实际上，广西发生的叛乱皆起源于人口相对较多的地方。

汽车所行驶的道路北侧，排列着许多在桂林风景照中常见的奇形怪状的大山。与其说是“排列”，不如说是一座又一座山峰从各处拔地而起。道路的南侧则是绵延无尽的低缓山脉。据说，当地人往往把北侧的山叫做“山”或“峰”，而将南侧的山称为“土山”。大概因为“土”字有着“司空见惯的”或是“乡村气息的”微妙感觉吧。桂林的山确实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

贵县多矿山，该地为数众多的矿工都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曾关闭银矿，致使许多人瞬时沦为失业者，这一举措简直像是倒逼民众参与反叛一样。太平天国的起义者在攻城之时，挖掘地道，设置炸药，炸毁了部分城墙，最终得以拿下这座城池。这是太平天国十分得意的战术之一，毫无疑问战术的实行者正是那批失业矿工。

贵县城内有不少四层建筑，仅从车窗向外看，挂着招牌的建筑只有百货商店和林业研究所两栋，其他的几乎都是普通住宅。这些住宅呈现出小型化与公寓化的格局，令我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

最近，标语在中国变得越来越罕见了。就在不久前的1979年，标语还随处可见，那些激动人心的文字传递出一种中国人多力量大的感觉。从南宁到桂平的途中，我从车窗向外望时常看见如下标语：

热烈欢迎勇敢战士们胜利归来

这样的标语既有写在拱门上的，也有印在横幅或是条幅上的，目的是欢迎从越南战争中归来的士兵，那时正值中国军队士兵从越南战争的战场上逐渐复员的时期。我曾在南宁市亲眼目睹满载着复员士兵的卡车突然停下来，其中有一人跳下车去与路旁的一名士兵紧紧相拥的场景。我暗自猜测，可能是找到了分属不同队伍的战友，两人热泪盈眶地感慨着“太好了！你居然还活着”吧。

上述这些欢迎条幅都是新做成的，我在一个叫黎塘的地方，看到了正在制作中的条幅。这些标语当中，有我能读懂的具有年代感的条幅，上面写着“庆祝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鉴于广西省改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是1958年的事，20周年也就是前年了。

广西有36%的人口属于壮族，现在大约有800万壮族人民居住在广西。同时，壮族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位居第二的少数民族是因丝绸之路而为人熟知的维吾尔族，人口大致有400万左右。由此可见，壮族在人口数量上以显著的优势位列少数民族第一位。贵县属于壮族人口众多的地域，我在回程途中路过贵县取材，区别汉族与壮族于我而言实在是困难至极。若参考清代的《广西通志》，壮族不分男女皆崇尚青色，民族服装上以蜡染花纹点缀，颇有华丽之感，领口及袖口均有由五色丝线织成的刺绣。我试图在人群中发现身着传统服饰的壮族人，却未能如愿。大概壮族人在诸如祭典之类的场合才会穿上民族服饰吧。平日里他们身着普通的衣服，实在难以区分。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出生于一个从广东移民至贵县的家庭，其父为石昌荣，其母为某周姓妇人，也有其他资料（《起义报告》）称其母是当地熊姓僮人[3]，僮即壮族之意。“僮”通常有“僮仆”这样的称呼，有童仆或生手之意，做民族名称使用稍显失礼，因此改称为“壮”字。使用“僮”字这一称呼的话还勉强过得去。清代文献中大多也用“獞”来称呼壮族。

12:00　出贵县城外，离开怪山林立的区域后驶进起伏平缓的旷野。这一带种植着一年两熟的水稻和一年三熟的小麦。已经进入桂平县境内了。

这段笔记显示，据我之观察，此后路旁就再难看到怪山奇峰，周围尽是“土山”环绕，土山裸露出来的地表略微发红。

就这样，下午1点10分我顺利到达桂平县招待所，被门前的巨型榕树所震惊。

发源于柳州的黔江与流经南宁的郁江在桂平县城相汇，改称为浔江，流入广东省境内，途经珠江三角洲，最终汇入大海。现在的县城从宋代开始建立，在此之前的县城位于西山。西山也称思陵山或思灵山，位于距离招待所开车5分钟之处，我们一行人把行李放下后就立刻奔向了那里。在我们看来，同样是休憩之地，比起百无聊赖的招待所，可供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绿意盎然的西山显然是更好的去处。

如果说招待所的标志物是那两株大榕树，那西山的标志物大抵就是因树叶呈鱼尾形状而被称为“鱼尾葵”的树木了。西山有一座建于唐末的尼庵，名为“洗石庵”，其临近的龙华寺如今已经改成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历史陈列馆”。

横渡黔江后就是金田村，从这里举兵起义的太平天国军，两度的渡江战役均以失败告终。之后他们长驱直上，占领南京并改其名为“天京”，仿佛不曾离开过故乡的县城一样。虽然太平天国将桂平县城改名为“秀京”，但实际上看，该地到最后都默许了清朝的统治。从西山的中山飞阁俯瞰下方，河流原来是这样的啊，令人感到十分遗憾。中山飞阁是广西地方派系首领李宗仁为了纪念孙文而建成的楼阁，抗日战争中原建筑被烧毁，现在的楼阁是之后重建的，保存至今。

[1]日本土地或建筑物的面积单位，1坪约为3.306平方米。——译者注（后文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原文写成“源州”，旧称应为“广源州”，为今靖西、田东一带。

[3]壮族人的旧称。壮族在商周时期称为濮或僰，晋至隋唐称为僚，宋始称为僮，沿用到1958年改为现在的壮。

街边的荔枝树

我曾在南宁市的路边见过芒果树，芒果被写作“芒果”或“檬果”，显然是由外文词汇音译而来，对于中国而言，芒果树可谓是外来的果树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在古诗文中我不知任何提及芒果的例子。

桂平的招待所门前立有两株巨大的榕树，榕树前方的路边还种着荔枝树，而且并不高大，应该是新栽没有多久吧。透过招待所的窗户眺望，能看到一位老妇人坐在荔枝树脚下。大概是因为在树荫下乘凉，但也只能坐在那里，因为她若是站起身来，头不免会顶到树枝。

与芒果不同的是，自古以来中国文献里就有关于荔枝的记载，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一则有关杨贵妃的逸闻。据说杨贵妃喜食荔枝，荔枝却只产于南方地区，如果从产地运至长安，荔枝在运送途中就会坏掉。于是，皇帝下令派快马运送新鲜荔枝，每途经一处驿站就更换一次马匹，夜以继日加急赶路，才得以在7日7夜内到达长安。盖因此举，杨贵妃品尝到新鲜的荔枝，可途中人马折损，沿途百姓苦不堪言。

虽然不知此事是否出于杨贵妃的要求，但可以肯定的是，命令下人特快运送的人是唐玄宗。为了讨得一个女子的欢心而牺牲众人性命，玄宗应当也是心里有数的。

因梅兰芳的出色演绎而被世人皆知的《贵妃醉酒》，是一出表现杨贵妃与梅妃因唐玄宗而争宠的剧目。与杨贵妃针锋相对的梅妃出生于福建省，从南方派出的荔枝紧急输送队所举的就是福建朝贡的旗帜。梅妃听闻运送荔枝的福建地方使到达长安城时，以为娘家人给自己带来了礼品而特意出城等候。然而，地方使一行人并未驻足，快马加鞭赶往杨贵妃的住处。由此可见，杨贵妃不是仅因喜欢荔枝而做出此举，恐怕她还企图以此举激起梅妃的妒意。

杨贵妃的传说太过有名，以致人们每每想起长途运送荔枝这样荒唐事的时候，都以为它始于8世纪中期的唐朝。但实际上，《后汉书》里已有禁止昼夜不息加急运送荔枝的记录。由此条禁令可知，唐朝之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汉和帝（88—105年在位）时期就曾禁止南海郡向朝廷进贡龙眼和荔枝。为了远途进献朝贡之礼，须每十里设一驿站，每五里设一候所[1]，造成“奔腾险阻，死者继路”之景象。运送贡品的差使客死途中，不仅有因奔波于险路的辛苦所致，也有很多丧命于山中众多毒蛇猛兽。一直以来，南海郡的奇珍异果多用于宗庙的供奉，直到毗邻南海郡的临武县县令唐羌[2]上书和帝，“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龙眼与荔枝）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和帝接受了唐羌的意见，下令废除了“荔贡”。虽然颁布该禁令的年代尚未明确，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推测，也应是和帝亲政，即窦宪之死（92年）以后的事情了。

历史上还有魏文帝（曹操之子曹丕，220—226年在位）赐予群臣荔枝的记录。据记载，南方的龙眼和荔枝尚且不能与西域的葡萄和冰糖相提并论，龙眼和荔枝仅因罕见而得名于世，只要尝一口就能知其味，或许基于上述考虑，魏文帝才将其赐给群臣的吧。那时正值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时代，闻名遐迩的蜀国宰相诸葛亮在魏国也有相当的知名度。世间对事物的评价往往言过其实，正如时人对荔枝的评价一样，即便是诸葛亮也未必如传说一般，因此对他无须畏惧——魏文帝可能借用荔枝之例试图帮助部下克服应对诸葛亮的恐惧心理。

苏轼（1037—1101，号东坡）被贬谪于南方之际，曾在惠州写下品尝荔枝的诗二首。作为文人和政治家的苏轼同时也是一个美食家，名为“东坡肉”的炖肉菜相传为他创制的菜品。苏轼所作关于荔枝的二首诗中，一首是五言律诗，一首是七言绝句，下面为后者引文：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罗浮山乃广东名山，以赏梅胜地而闻名。传说隋朝时期有一位来此地赴任的地方官，在梦中游历仙境，且偶遇仙子，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梅花树下。罗浮山的东南方向即为惠州，清末，孙文在此策划武装起义失败。

1094年随着旧党失势，苏轼被流放至惠州。苏轼在上首诗的序文中写道，惠州当地立有一座纪念曾任惠州长官、后官至宰相的陈尧佐的祠堂，祠堂边栽有一株他亲手种下的荔枝树，当地人称之为将军树。此树在那年结满了丰硕的果实，所摘得的荔枝被分给了衙门的官差，流放于此的苏轼也有幸分得了许多。

苏轼虽属流放之人，此前却接连担任过杭州与扬州的地方长官，也在中央做过兵部尚书与礼部尚书之职。惠州知事詹范热情地招待了被贬的苏轼，可是，詹范也因此触怒朝廷，受到了中央的谴责。

总之，苏轼就在惠州嘉祐寺住了下来，他可以享受不似戴罪之人般的自由。他极快地适应了当地的环境，积极地以当地人姿态享受生活。

诗中所写卢橘指枇杷，更早的文献中已出现过“卢橘”这一名称，也被视为英语“loquat”（即枇杷）一词的语源。杨梅，即日语中的山桃。岭南虽为流放之地，气候却四季常春，一年中不断产出新鲜的水果，甚至还有荔枝这样的稀罕物。身处逆境的苏轼就乐在其中。连杨贵妃也难吃到的荔枝，自己居然能每日品尝三百颗之多，如果以之为乐，即使得不到皇帝的恩赦，也心甘情愿做个岭南（广东）人。

序文中提到，常人难以摘到长在高处的荔枝果实，所以须“纵猿取之”，意指请猿猴代人摘取高处的荔枝。将军树好像就是一棵巨大的荔枝树，相较之下，桂平街边的荔枝树宛如幼儿一般。自那次看到之后已数年，大概人们已经可以立于树下乘凉了吧。

在南宁到桂平的途中可见的荔枝大多个头饱满。但除了在公共厕所附近之外，路边几乎见不到芒果。我猜想昆仑关这种边境的场所，同时也是在植物分布的分界线吧。我有种不断驶入深山的感觉，在桂平县城时，县干部曾告诉我：“桂平是日本人足迹未至的地方，不，是不久前迎来了一位。”这个日本人是为了寻求木材而来此地，因为发现能用作牙签的木材而欣喜万分。日本商人开拓海外市场的行为还是很令人惊奇的。

40多年前，日本军队在南宁作战，其目的是切断越南对迁都于重庆的国民政府的物资补给。彼时，来自越南（当时的法属印度）方面的物资补给每月可达6千吨，所有物资必须经广西公路运输至重庆。1939年10月16日，日本方面下达了南宁作战的命令。

南宁本属于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据点，中国军队抵抗日军的作战比日方预想的要激烈许多。中日两军在古战场昆仑关决战，太守村应当也是战场的一部分。日军的旅团长中村正雄则丧命于九塘，虽说日军最后占领了南宁，可这场战役对日本方面来说是失败的。为何这样定论呢？日军控制了从南宁到海岸出口的钦州沿线，但中方却打通了西北的百色到昆明运送物资的新通道。因此，不久后，日军也从所占领的南宁撤军了。

据当时记录，日军早已预料到，控制广西公路之后中国方面会向百色—昆明路线改道。最初，陆军省的一些人员和驻扎军的军官对于南宁作战计划持反对意见。而且，因为那一年8月已经发生了诺门坎事件，反对的声音就更强烈了。然而，日军的大本营仍一意孤行。

日军料到作战计划可能落空却依然下达作战指令的原因，无疑是轻敌。根据日军比较乐观的推想，己方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对手理应沮丧不已而失去开通新的补给路线的意志。

在1939年的南宁作战中，日军攻入昆仑关、宾阳县一带，只是为了在南宁构筑一道防守线。而在40多年后的日本商人，为了寻求制作牙签的木材，带着电脑装备来到了更深处的山林地带。

桂平与桂林和柳州水路相连，旧有“食在广州”的说法，而与之对应的下句则是“死在柳州”。柳州一带森林资源丰富，生产大量优质棺材木，较其他地区也便宜许多，所以才有了“死在柳州”的说法。

在桂平县城，街边树木是尚属幼树的荔枝树，也许以前那里还没栽种过行道树。虽然桂平县被誉为“树木之国”，却可能因此而忽视树木的种植。不止是树木，任何物产如果过度富饶，人们反而容易视而不见，却对稀罕之物追求不止，这是人之常情。魏文帝曹丕将荔枝赐给渴望品尝荔枝的家臣，并让他们将其与葡萄和冰糖相比较的故事，的确要时常回味。

[1]相当于现在的政府招待所。

[2]字伯游，和帝刘肇永元年间（89—104）任桂阳郡临武县县令。

刺桐城清净寺

1984年4月7日清晨，我在福建省泉州市一处名为华侨大厦的宾馆里醒来时，有种置身于六甲山房的错觉，因为我仿佛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喧哗声。擦了擦惺忪的睡眼，我才意识到外面的喧哗与以往的并不一样。时钟的荧光指针正指向6点半，我恍然大悟，自己已置身泉州，窗外的吵闹声并非来自六甲山房对面的学校，听上去人数应更多一些。莫非是小学？我起身掀起窗帘，眼下没有预想中的学校，而是一大片自由市场，我听到的喧哗声正来自于此。

我邻床的妻子说在凌晨4点就被吵醒了。可能我的神经比较大条，一直熟睡到了6点半。据妻子说，自由市场最热闹的时候已过，现在已是接近尾声了。透过窗户向外望去，比起步入市场的人，确实从市场中走出的人要更多些。

泉州是个令我十分怀念的地方，少年时，我在假期回到故乡台湾，只要有祭祀活动，就会请一位道士念诵一篇极长的青词（即祝词），我感觉甚是无聊，青词中出现过“泉州府同安县……”的描述。青词是一种向玉帝祈愿的祝词，祈愿时若不说清自己的地址，玉帝就有可能错将恩惠降于别处。所以在青词中会言及“泉州府同安县”，且是在青词的接近末尾处。只要出现“泉州”，就表示快结束了，我就会十分高兴只需再忍耐片刻就将迎来祭祀活动的尾声。

旧时的泉州是个贸易港，无疑早在唐代就有外国商人到此经商。唐朝覆灭后，进入五代十国割据时期，传说被南唐封为晋江王的留从效加固城墙时，沿着城墙边栽下了刺桐。留从效原是闽地（今福建）掌权者王审知的部下，王审知之子王延政即位之后，王氏向南唐投降。趁混乱之际，留从效拿下泉州与漳州两地，南唐无可奈何，只能封他为王。留从效入主泉州正是公元944年，不久后他就命人植下了刺桐。泉州的街道似鱼形，被称为“鲤城”，别称“刺桐城”。马可·波罗由此地乘船回欧洲时，在记录中称泉州为“zaiton”[1]，约莫是刺桐的音译。

刺桐在冲绳语中叫“deigo（デイゴ）”，刺桐的汉字字形体现其形态，它是一种枝丫上长满荆棘的植物。我在泉州开元寺内看到了刺桐，树形巨大，据说初夏时会开满蝶形的红色花朵，4月上旬离花期尚早。虽不知现在的泉州还留有多少株刺桐，眼下在开元寺以外却没有见到。10世纪前后，刺桐沿城墙而立，实属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道风景。就像现代人种枸橘做篱笆，沿墙种刺桐的想法也不足为奇了。

比之现代的旅客常常对自由市场的喧哗声惊讶不已，过去的旅人在泉州听到这不习惯的声音时，也难以自制地产生某些奇思妙想吧，这就是伊斯兰教寺院中盛行的“唤礼”（Adhān）声。担任“穆安津”一职的宣礼员登上高塔，向教徒宣布礼拜时间开始，敦促穆斯林做礼拜，这个声音就是“唤礼”。

在中国，伊斯兰教寺院被称为清真寺或清净寺，而在泉州却将其统称为清净寺。清净寺内留有刻着阿拉伯文的残碑，尚能辨认出，“希吉来历（伊斯兰历）710年（1310）重修此寺，此寺创建于希吉来历400年（1009）”。如果是公元1009年的话，则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重修则为元武宗至大三年。那座清净寺至今仍位于泉州城的中心位置。

有许多被叫做“藩客”的外国人住在泉州。其中有被认为食量极大的阿拉伯人，也有大批伊朗人。泉州出土的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石刻，除了阿拉伯语之外，还有不少刻着波斯语。从南宋末期到元代初期，泉州一直处于“藩客”蒲寿庚的统治之下。蒲寿庚虽然被称为“藩客”，他父亲却是从广州迁居至泉州的外地人，而蒲氏在移居广州之前长住于四川。他的六代先祖蒲宗孟，在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时曾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宋神宗后来又将此官职改名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与他同为尚书右丞。《宋史》的《蒲宗孟传》写及蒲宗孟的奢侈铺张，每天上午宰杀十头羊，点上三百支蜡烛。不止如此，蒲宗孟每天要盥洗，分为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澡浴、大澡浴，常令十几名婢女服侍他，每次沐浴都要用上五斛[2]热水。

从蒲宗孟担任副丞相到后来蒲寿庚在泉州拥有势力，大约过去了200年。令人惊讶的是，蒲寿庚依然被泉州人称为“藩客”。副丞相的后代在泉州担任“提举市舶”一职，也绝不是特例。蒲氏在中国生活了许久却仍然被叫做“藩客”，世代被冠以西域人头衔，也许是因为他们惯守着自己的生活习惯。

蒲大概是复制了阿拉伯语中的“abū”音，蕴含着“父亲”之意，多用于阿拉伯人的人名。蒲寿庚本是南宋高官，后投降元朝，残杀南宋宗室而得到元朝重用，在中国的评价很不好，大概这也是他一直被视为外来者的原因之一。忽必烈远征日本之时，蒲寿庚受命建造兵船，因此他在日本人心中印象也不佳。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的侧面，比如蒲寿庚奉命造船，盖因皇命难违；南宋宗室残暴不仁，原本就遭泉州人民憎恨不已。

现在我们在泉州能参观的伊斯兰教寺院，就是前文提及重修于1310年的那座清净寺。史书对蒲寿庚留下的最后记录停留在1284年，寺院重修时他在世与否已不可考。那已是蒲寿庚之子蒲师武担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的时代了。

当时的中国，孔孟儒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占压倒性优势，且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为朝廷高官，想要坚守住自身宗教信仰相当不易。

在清净寺为我们引路的青年人说，“现在，泉州的阿拉伯后裔约有3万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他并非寺院的工作人员，而是当时正巧没人，住在附近的他就“临危受命”了。青年人姓郭，长相和我们完全相同。

信仰在当代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乍听这一问题可能会一头雾水。在西安市，人们有星期日去伊斯兰教寺院做礼拜的习俗，教徒们的信教热情也感染到此地，该传统也被沿袭至泉州的伊斯兰教寺院。我们拜访清净寺的那天是星期六，非常遗憾没能目睹那场面。

自由市场的喧哗声是普通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沸腾鼎盛的象征，而精神方面的象征，当为信教者的礼拜。我在半睡半醒间听到的自由市场的喧哗声，与我在西安和丝绸之路的城镇上感受到在寂静中进行却又充满热情的礼拜氛围，二者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在生活的根基处奇妙结合。

桑原骘藏对蒲寿庚的考证可谓十分详尽，他引用顾炎武的《日知录》，记载了明太祖曾下令禁止蒲寿庚的子孙为官。我在泉州拜访了伊斯兰教寺院，还去了伊斯兰教圣人墓。那里还有明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到泉州参拜（行香望灵）的纪念碑。立碑之人是当时任镇抚的蒲日和，这样看来，他是否也是蒲寿庚的子孙呢？又或者明太祖禁止蒲寿庚的子孙为官应该只是一时的禁令？关于《聊斋志异》的作者——清代的蒲松龄在70岁以前经历数次科举落第之事，世上也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因为他身为蒲寿庚的子孙，或者因为他是阿拉伯后裔之类的。

那晚，我在距宾馆稍远的地方听到了“南曲”。与盛行于花柳界的热闹“北曲”相比，“南曲”则多流传于读书人之中，由文人随雅兴而演奏。南曲的主要演奏乐器是笛子，甚至被称为“笛乐”，此外还用月琴、胡琴、小铜锣、拍板等乐器伴奏，可谓皆由民族乐器演奏而成。南曲虽优雅，却类似于日本的谣曲，久听便单调乏味。正襟危坐而听曲，久坐则乏；短时间听之则颇具雅趣，作诗之意油然而生。静听南曲演奏时，我不由得忆起了在我小学时期就早早过世的祖父。

回到宾馆后，我品读了当地诗人的诗集。中国人有在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与友人集会赋诗的风俗，此诗集即为元宵节的应景之作，题为《泉州癸亥春灯诗刊》，出版于1983年，出版者为诗人们自发结成的“刺桐吟社”。诗集中，一位名为傅佩韩的诗人吟咏了一首关于伊斯兰教寺院的诗文：

清真寺历千年古，

法式真堪树典型。

万里传经人去后，

穹隆门自立苍冥。

该诗流露出诗人感慨伊斯兰教的传教者离世后，穹隆门人去楼空的寂寥之情。虽说泉州的藩客后裔还有3万人，但随着入海口河沙沉积、河港变浅，泉州贸易港的地位已被厦门代替。不能否认，泉州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然而，它作为繁华国际贸易港的历史依然会留名千古。比如，泉州完好地保存了南曲这样的民族传统艺术，这使它具备了一个国际化都市必需的气质。

[1]刺桐的日语读音。

[2]中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一斛本为10斗，后来改为5斗。

不起眼的小镇

福建省北部有个崇安县，我曾经在1980年到访过。而且早在15年前，我就在小说《鸦片战争》中提到过这个地方，我是这样写的：

终于可以看到崇安的城墙了。崇安县城属建宁府管辖，当时道光帝在位，为避皇帝旻宁之名讳，建宁府在道光年间被改称“建甯府”。崇安县城方圆五千米的旧城墙已严重损毁，破败处长了些杂草灌木。或许，这荒废的城墙预兆着现时的和平呢。

若问偏居深山一隅的崇安县为何会出现在鸦片战争中，盖因崇安曾是重要的茶叶产地。英国为了扭转因大量进口中国茶叶而产生的贸易逆差，决定向中国输出鸦片，鸦片战争即肇始于此。

关于此次崇安之行，我或多或少有些心虚。原计划在崇安县城歇上两夜，却没料到所住之处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对这里这样说长道短我感觉有些失礼。即使最初我在小说《鸦片战争》中描绘的19世纪30年代的崇安，也不至于如此荒凉冷清。我承认，小说中对崇安县城的景象描写皆出于我的主观创造。小说写成的15年后，我终于踏足此地。此时此刻，意识到想象与现实的差距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我们的旅行从福州开始，乘坐面包车直至到达崇安。清晨，我们从福州出发，中午在古田县城歇脚用餐，当晚住在了建瓯县城。第二天，我们继续沿着建溪北上，途经建阳抵达崇安。

提起福建古田的时候，大家自然会想起著名的“古田会议”，1929年，红军第四军在此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然而，虽然同在福建省，但此古田与彼古田实则同名异地。“古田会议”之“古田”位置偏西，属于毗邻广东、江西两省的龙岩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我们用餐的古田则是个有数万人口的县城，且周边因烧窑而闻名。战前，因道路施工发现了被掩埋的古窑遗址，还在此处挖掘出土了明代的青花瓷器，据说与景德镇的青花瓷极为类似。

古田县群山环绕，重峦叠嶂，面向河川的一侧是依山而建的梯田。鳞次栉比的梯田从山脚一直盘绕到山顶的壮观景象令我印象深刻。日光时而反射于山顶周围的梯田之上，与我鼓噪的心跳声形成了奇妙的共鸣。古田县不仅开垦了面积广大的梯田，还种植了数量众多的茶树，年产茶叶13000担[1]，可谓是极具规模的茶产地了。

我们离崇安县城越来越近，却没能寻见小说中描绘的150年前的古城墙。绕城一周的古城墙曾经发挥了重要的护城作用，但现在在多数地方都妨碍交通，不适应地方自然发展，如今已有许多城市将过去的城墙拆除。崇安县城也是依循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我写崇安的城墙长达5千米，是在某处文献中寻得的依据。学术论文需要严谨地将依据、出处标于注释之中，可是小说体裁，我就没有具体标注，并且我自己也实在忘记了究竟此依据出自哪里。出行之前，我仔细翻阅了手边的《读史方舆纪要》，其中关于崇安城墙有“五里有寄”之描述，“有寄”无疑为零数之意。《读史方舆纪要》属清代文献，因此全书皆遵循清代的度量衡，一里即576米，“五里有寄”则意为最多不过3千米。可如今古城墙已不复存在，究竟哪个是正确的也就无从考证了。

城墙的长度问题尚属细枝末节之事，重要的是想象与现实之情景存在的差异。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有很大的落差。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一边看着崇安地图，一边自以为是地想象它会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乡间小镇，崇安也确实如此。只是在我的想象中，崇安仿佛一个依山而建的小村镇，四周群山连绵，城墙也随之蜿蜒起伏。然而，现实中崇安的地形十分平坦，几乎看不到起伏的山脉。此处虽然靠近武夷山脉，但却是处平坦开阔的山脚地带。

我所描绘的崇安，给人一种闭塞之感，而景致也不够大气。但现实中的崇安则开阔许多，景色也更为壮观。这样说来，我是否应当修正此前的描述呢？回顾上文内容，除了把“周围5千米”改为“3千米”以外，我认为别处并没有修改的必要。因为除了写崇安的城墙边杂草丛生之外，我在行文中尽可能避开了直接的景物描写。

崇安以产茶名镇而闻名于外，这从150年前至今从未改变。我所参观的崇安茶厂，是由1938年设立的中国茶叶研究所演变而来，我们在这里体验了品茶的过程，即用猪口杯大小的容器饮用乌龙茶，来猜测茶叶产地和名称。我观察茶厂的专家的做法，就是茶入口后，在口中凝神不动，最后闭紧双唇，左右移动，专家解释说“这是为了用唇齿品味茶香”。我们观察着专家品茶的样子，似懂非懂地领悟了品茶的要领。这样的鉴茶人被称作“茶师”，茶师也分等级，据说晋级非常困难。

如果说可以推断茶叶产地，也只是在大范围内判断，比如该茶叶产自武夷山还是安溪，似乎还比较简单。然而，同产于武夷山的茶叶，茶叶产区的划分非常细腻，要猜中各种茶叶的小产区则相当不易。茶厂的人对我们说：“至少请将水仙和铁观音区分出来吧。”水仙产自武夷，铁观音产自安溪，分别是两地代表性的乌龙茶品种。主任给了我们一些提示，“你们读过《西厢记》吗？武夷茶就是崔莺莺，而安溪茶就是红娘。”

《西厢记》是根据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改编而来的元代戏剧，可谓是元曲的巅峰之作。虽说《西厢记》是出戏曲，但它作为中国罕见的阅读性剧本，被许多读书人拜读。不识字的人也可以通过观看戏剧表演而熟悉它的故事情节和出场人物。《西厢记》是围绕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爱情线索展开的故事，两人最终跨越了礼教制度的束缚而结为了夫妇。可是剧中在两人的感情发展中，乖顺的崔莺莺几番犹豫，不断鼓励她、引导她投奔爱情的是侍女红娘。红娘是个明朗爽快而又聪明伶俐的自由恋爱主义者，在读者中拥有极高的人气。所以，喜欢崔莺莺的人不少，喜欢红娘的人也甚多。红娘的人物性格是非常开朗、直爽的，换言之，她喜欢把一切都表露出来，是个不懂得含蓄为何物的女子。而最终时刻仍犹犹豫豫的崔莺莺，令人感受到不够果断的另一面，却也展现出贤淑端庄的气质。用闻名天下的两位美女崔莺莺与红娘的性格比喻茶叶，确实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茶的味道。在这一提示之下，即使如我一般味觉不灵敏的人，也勉勉强强地懂得了鉴别。

据说，从清明（4月5日前后）至谷雨（4月20日前后）期间采摘的茶叶比较好，或者说是社前（社日之前，社日指立春之后的第5个戌日），这两个阶段基本属于同一时期。我抵达崇安之时正是4月13日，恰好是最适合采摘茶叶的日子。

我在武夷山看到了著名的“大红袍”，“大红袍”是生长在断崖之上的三株茶树，具备了作为茶树生长的所有优越条件，因为是献给皇帝的贡品，享受特殊待遇。然而，现在这几株茶树已是进贡给清朝皇帝的茶叶的隔了不知多少代的“后裔”了。茶树所在的断崖虽险，却也是常人可以登上的。看着司空见惯的茶树，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这三株茶树的叶子一共才能泡几杯茶呢？现在来看，我的想法确实有些愚蠢可笑了。

北宋时作贡品的茶叶被命名为“乙夜清供”“玉叶长春”“万寿龙芽”“承平雅玩”“瑞云祥龙”等，一听就是令人十分诚惶诚恐的名称。把茶叶用黄色的绸缎包起来放在一寸四方的容器里，仅能泡三四杯茶的量就可以卖出40万钱。为了将福建产的新茶及时运送至朝廷（当时北宋的都城为现在的开封市），官府不惜劳苦沿途百姓，苏轼等人还批判过这一过分行为。虽然皇帝急欲饮用新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应给百姓造成麻烦。就此观点而言，我是赞成苏轼的。

当我们到达崇安县的招待所时，同行人都面露喜色。招待所内不仅有一间浴室，还设有可冲水的厕所。要知道，前几天我们在建瓯县留宿的招待所里可是没有这些设备的。

虽然我们因为崇安县招待所的可冲水厕所而万分激动，可崇安确确实实没有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看点。崇安城在被城墙围住的时代，应是有过属于自己的整齐性，而没了城墙之后，竟让人觉得杂乱无章。我不知道崇安县城过去的样子，所以没有将其今昔对比的资格。但是，至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想象中的崇安县城是一座城镇的风格，但这也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

这样想来，崇安这座小镇，大抵是作为茶叶的附属品而存在的。正因为有茶叶才有的小镇，比起崇安县城，产茶地武夷山才更能被称为“主人公”。而且武夷山不仅仅产茶，也是享誉盛名的中国名胜之地。同属县城的建瓯县地域更广，可崇安县招待所的条件却好过建瓯，皆因游客甚众的缘故。抛开茶产地这一附加条件，崇安和建瓯并无差别。

来自日本的游客尚且寥寥，而东南亚的华侨中多有出身于福建者，趁归国省亲之时，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有名的武夷之地。最近，我听从武夷游览回来的人说起，那几株著名茶树“大红袍”的断崖边上已经安上了防护栏。

我在崇安停留的三天还是非常开心的。不论是茶的幽幽香气、武夷山的绝妙景致，还是传说中的“大红袍”，一幕幕都仿佛昨日一般令人记忆犹新。但是，若说我对于崇安县城的本身印象，却不可思议的模糊，可以说只有与我小说中描绘的崇安城之间的落差令我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真的有过崇安这样不起眼的小镇吗？——这感想的无礼程度超越对杂草丛生的描述，却是事实，实属无奈。

[1]市制重量单位，1担等于50千克。

酒泉传说

时隔九年重访敦煌，我们乘坐螺旋桨飞机从兰州飞往嘉峪关机场，夜晚就在酒泉县城住下了。想起1975年的时候，我坐着火车花了一整天从兰州到酒泉，在酒泉留宿一晚，第二天又乘吉普车到了敦煌。

说起来，这是我第二次住在酒泉了。1973年，我乘坐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飞机，还曾在酒泉机场停留一小时左右补充燃油。

“咦，何时建成的嘉峪关机场？”我看到行程表时，猜想嘉峪关机场是新建的，抵达后却感到似曾相识。1973年的旅行对我而言意味着探索丝绸之路的开端，因此，那段记忆依然历历在目。下了飞机，我说：“这里像极了酒泉机场。”前来迎接的人解释道：“啊，这就是以前的酒泉机场。今年6月刚刚改了名字。”

机场地处郊外，所以此处既算是酒泉县城的郊外，又算是嘉峪关市的郊外，离酒泉和离嘉峪关的距离相差不多。有火车站名为“酒泉站”，许是机场也叫“酒泉”显得不太公平，亦或是为了便于清楚区分火车站与机场，总之就在我们到达的两个月前改名为“嘉峪关机场”。

关于“酒泉”这一地名，我曾在1973年旅行途中，听过“酒泉机场”的女服务员说起，我在文章《敦煌之旅》里介绍过。

汉代李广将军到达此地之时，当地的父老乡亲献酒给他。将军说：“这些酒我一个人喝不完，量也不够分给数千部下，不如把全部的酒倒入城下的泉水中，用水稀释加量，也足够分给全体将士。”据说，就是为了纪念李广将军倒酒入泉体恤部下这一事迹，当地人改地名为“酒泉”。

李广是汉武帝时代的名将。传说他曾把石头看成老虎，张弓射虎却把箭深深射进了石头里，因而名扬四方。《史记》中记载：“广廉，得赏赐而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与匈奴的漠北之战中，李广迷失道路而未能参战，自杀身亡，是一位命运充满悲剧色彩的将军。《史记》还记述道：“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此句恰恰印证了李广乃酒泉传说的主人公。但是，最近的游览手册里却把酒泉传说的主人公写成了霍去病，而且倒入泉中的酒也不是父老乡亲献的酒，变成皇帝御赐的酒了。究竟是十多年前的女服务员记错了，还是我听错了呢，或许有可能是霍去病一说弄错了。传说之所以为传说，流传着几种版本也属常事。

霍去病在李广离世两年后故去，是享年仅24岁的青年将军。他年纪轻轻就担任将军之职，概因身为外戚，武帝也十分器重他，在霍去病从军期间给了他大量赏赐。由此，假设传说的主人公是霍去病，那么酒就一定是御赐的了。但是，如果参阅《史记》的下述记载，我认为霍去病作为酒泉传说的主人公有点差强人意。“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文中的“骠骑”指的是有“骠骑将军”之称的霍去病。武帝在霍去病出征的时候，赏赐了装满物品的数十量大型辎重车。可是，当霍去病凯旋之时，丢弃了许多米和肉，与此同时，他的士兵中还有一些人在忍饥挨饿。骠骑将军却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出征塞外，粮食短缺，士兵们因食不果腹蹒跚而行，此时的霍去病还建设场地、踢球游戏，沉溺享乐之中。这只是其中一例，关于霍去病的类似逸事还有很多。

这样的人会是酒泉传说真正的主人公吗？是酒剩余太多，或是酒质不够美味，骠骑将军不喜饮用，于是将其倒弃于泉水之中，可怜的士兵们争先恐后地去抢泉水喝？若是将传说改成上述版本，倒有可能符合霍去病的形象，这样的话，酒泉传说就不再是美谈，而变成一段残酷的历史故事了。

有关酒泉传说似乎编写的有些过于美好，关于地名的由来，这一类的话题还有很多。然而，同样一个“酒泉”之名的传说，《甘肃通志》中却出现了不同的记载。书中称，福禄城的谢艾筑城之时，在城下发现了金泉，而金泉之味甘甜如酒，因此以“酒泉”命名此地。我觉得这一传说更为可靠，因为《汉书》中颜师古的注释也印证了此事，即“旧俗传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

汉武帝在位时，在河西（黄河以西）临山的回廊状区域设立了四郡，自东向西分别为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唐代依循道、州、府、县的制度，因此汉代的河西四郡分别相当于凉州、甘州、肃州和沙州。顺便提及一下，中国有很多从省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两个州名字合为省名的例子。甘肃省是将甘州与肃州，也就是张掖和酒泉两郡合并而名。福建省则是采用福州与建州，安徽省是采用安州与徽州。如此看来，酒泉可谓是极为重要的地区。汉代设立酒泉郡是在元鼎六年（前111）的时候，那时距李广与霍去病死后不久。从时间来看，地名与两位将军的事迹相结合的说法也能令人信服。

将弓箭射入巨石之中的李广将军最终自杀身亡，他的家族之后也一直时运不济。李广育有三子，名为李当户、李椒和李敢，前两子早早离世，小儿子李敢则被霍去病暗杀。李广的长子李当户留有一名遗腹子，名为李陵，曾与匈奴作战，刀折矢尽而投降匈奴。李陵的悲剧曾被中岛敦写成同名小说《李陵》，日本的读书人中有不少熟知他的故事。

据说李广祖先是秦代的将军李信。秦始皇有意攻打楚国时，秦国的老将王翦回复称自己需要60万兵力，而李信却表示20万兵力足矣。于是，秦始皇派李信和蒙恬率20万兵攻楚，却以战败告终。李氏一族似乎从祖先开始就运气不太好。

李广故去400多年后，他的16代子孙中有一位名叫李暠（351—417）者，是李广的小儿子、被霍去病暗杀的李敢的后代。这一系属于甘肃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了几位郡太守。正值十六国的乱世，李暠建立了十六国之一的西凉。

武威的州名称为凉州，但也偶有将广阔的甘肃西部一带地区称为“凉”的说法。那里土地荒芜一片，用“凉”来形容倒也形象。

后世的历史学家人为地划分了西汉、东汉、北魏、东魏、西魏等朝代，而在历史上，对当时的王朝只有汉朝与魏朝两种称呼。十六国的时代，该地称为“凉”的地方政权就有五个，历史学家在“凉”字前冠以“前、后、南、北、西”，用以区分五者。李暠原为北凉的县令，随后在敦煌自立政权，405年迁都至与先祖颇有渊源的酒泉。然而，李暠在与北凉的斗争中战败，他死后，其子继承大权，却被北凉击溃，使西凉成为仅延续了21年的短命王朝。

河西走廊是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交界，现在这里拥有火车站和邻近的机场，其作用也依旧如此。酒泉的市中心还保留着昔日的鼓楼，登上鼓楼就能一览酒泉的景色。鼓楼的四面各悬挂着一幅题字匾额，写着“东迎华岳”“南望祁连”“西达伊吾”“北通朔漠”。

传说中注入了酒或者传说中酒香四溢的清泉，就位于酒泉公园。用所谓“酒香”来形容，是为了表达泉水之甘甜吧。古时候这里被叫做“河西四郡”，无疑是沙漠中的绿洲。对于横跨沙漠跋涉而来的行人而言，绿洲中的水不可谓不甘甜。张掖郡的州名为甘州，据说也是由于南门内的泉水极为甘冽，被称作甘泉而得名。

酒泉公园中有一块刻着“左公柳”的石头，提示此处有一株清末左宗棠亲手栽种的柳树。左宗棠受过林则徐的知遇之恩，是清末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曾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近代人们对于他有一些负面评价，还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一同列为“大汉奸”。然而，左宗棠也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成功修改了中国与沙俄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伊犁条约》，人们不应该忘记他的历史功绩。我听说，如今中国正在对左宗棠进行重新评估，这刻字的石头看上去也很新的样子。

为了平定阿古柏之乱，左宗棠率兵从兰州攻入新疆，沿路还令人种下许多柳树，受其恩惠的人们把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可谓是一桩美谈。左宗棠率领的先发部队抵达乌鲁木齐时，后发部队还未从兰州出发。面临短时数万士兵的驻屯，不论是多大的绿洲，泉水都可能干涸枯竭。因此，左宗棠命部队分批行动，沿途栽种柳树，为后续的部队留下可供乘凉的绿荫，真是一个慢吞吞的传说啊。

9年前，我在县里的招待所里留宿，睡在很高的床上，底下是光秃秃的水泥地，时不时担心一翻身从床上跌落的话会受伤。这次的酒泉宾馆非常豪华，免了上次的担心，房间内甚至还提供了彩色电视机。傍晚，服务员过来提醒我，“山口百惠的电视剧就要开始了哦。”她说的是电视剧《血疑》。据同行的E君说，他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一张宣传“舞会”的海报，以为能看到民族舞表演，交钱进去却发现那里正在举办一场舞会。这样说来，看到电视中的山口百惠说中文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了。我真切地体会到酒泉的确与过去不一样了。

孔子之城（一）

最近阅览报纸，看到有报道说中国要把孔子的故乡曲阜作为旅游地重新开发。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曲阜这座城市应当会面貌一新吧。

我曾在1980年5月去过曲阜。当时“批孔”的浪潮刚刚退去，孔子的声名也大概得到了恢复，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不怎么能看到游客的身影。在孔子后代居住的孔府，工作人员邀我在游客签名簿上签名。我翻开签名簿，看到了半年前来过孔府的舍弟的名字，和我的签名不过间隔10人左右。即使来过的游客不是人人都留名，也能明白曲阜还不是什么游客纷至沓来之处。毕竟恢复之前推倒的石碑工作也才刚刚告一段落。

还有报道提到要为游客建造宾馆，具体不知道是要把我当时落脚的孔府招待所建成高层建筑，还是在孔府外新建宾馆。曲阜的主要观光地主要有三，分别为孔庙、孔府、孔林（孔林即为孔氏一族的墓地），合称“三孔”。我虽在曲阜住了两晚，但也只参观了“三孔”而已。现在不论我怎么回想，脑海中也浮现不出那时曲阜城的样子。孔林在市郊，所以去参观时应当是坐车穿城而过了。即使如此，曲阜的市容市貌却也经不住这五年岁月的磨蚀，这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三孔”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的强烈。

但亦或是因为那时的我都是昏昏沉沉的状态，当天我于凌晨1点57分坐着列车从洛阳出发。列车的软座车厢比起日本的卧铺列车更加宽敞，但我在摇晃行驶的车中难以入眠，所以一路上都睁着眼。11点38分时先到达了徐州。中午转乘发往兖州的列车，下午3点50分又到了兖州。到了兖州后坐上轿车，25分钟后才终于到达了曲阜。当天我的脑中一片混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中国是王朝交替比较频繁的一个国家，也因如此，严格说来，几乎没有什么家族是完全意义上的从古传到今。硬要说有的话，孔家应该是其中唯一的一例。究其原因，则是因为自汉代独尊儒术，并将孔子奉为圣人。历代王朝都供奉孔子，超越了现实政治的存在，这样形容听起来比较冠冕堂皇，但实际上也就是某种不持有实权的象征而已，只是进行推崇。由于是象征，所以不会构成威胁，而且可以随时加以利用，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孔氏一族才能做到血脉绵延不断。

当权者通过礼遇孔子后裔来提高世间对自己的评判，而反对势力在打倒当权者后也会继续做同样的事情。

即使没有掌握实权，嫡传本家的位置也是相当有魅力的，既能受人尊敬景仰，获取名誉，又能继承家族积累的巨大财富，过上富足的生活。

唐朝刚刚倾覆之时，曲阜孔家的嫡传本家是孔子41世孙的孔光嗣，他在动乱的五代之时为同族的孔末所杀。其子孔仁玉得到母亲一方亲戚的庇护四处藏匿，长大后回到曲阜，即为孔家嫡传第43代。孔家为世人所知的同族相残只有这一次，而被掩盖的纷纷扰扰或许数都数不清。

如今的孔氏嫡传第77代孔德成，1920年出生于曲阜，现生活在台湾。参观孔府时，导览者向我们介绍：“这就是孔德成长大的地方。”孔府的纪念品商店里出售孔德成的著书，均价格不菲。

说是嫡传，但孔家在流传到第77代的漫长时间里，也出现过数次直系无人，只能从近亲处立嗣的情况。第76代的孔令贻也是未能留下后嗣就去世了。

虽被视为高于政权，但不管怎样这尊荣也是实权者赐给的，所以在金和北宋、南宋朝廷对立的时期，孔家的嫡传本家也分裂成两家。

北宋国都开封城陷落后，宋高宗南渡，1127年在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当时的曲阜孔家嫡传是第48代的孔端友，由于山东也被划入了金的版图之中，孔端友也就携着族人一起南下了。

金是女真，而非汉人建立的政权，但金的当权者也同样供奉孔子。正是因为他们并非汉族，所以更要努力控制统治下的汉族人心，而礼遇圣人后代，对金政权来说则正是省钱省力的一步好棋。既然嫡传的孔端友已携家眷南下，金政权就再立其弟孔端操之子孔璠为嫡，形成孔家的“南北朝”局面。南下的孔族移住至浙江衢州，从地理位置上看，衢州虽在浙江腹地，但是靠近福建和江西的僻地，不留情面地讲，可以用闭塞来形容。

孔氏分裂时期，通常将留在曲阜并被金政权支持的一方称为北宗，移住浙江的一方称为南宗。日本南北朝时的分裂局面也与此一模一样，传统历史观点将据点在吉野的南朝视为正统，但实际上被足利氏拥立的北朝更为强势，最终天皇皇位也是从北朝的后小松天皇[1]手上往下传承。孔氏的情况也是完全一样，孔子族系中将第48代孔端友到53代孔洙的南宗视为正统。但后来元朝代替金朝后继续支持曲阜的北宗，北宗也因此更为兴旺，南宗在元灭南宋后自然消亡了。元朝一统江山，孔家由北宗完成了南北合一。北宗第8代孔浣之子孔思晦，被封为孔家第54代嫡传者。他的立场和日本北朝后小松天皇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元朝政权由蒙古族人建立，和金一样是非汉族政权，他们和女真人采取了同样的优待孔氏家族的政策。元政权对孔庙进行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流传至今。也许说法有些夸张，但可以称作中国道德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这就是女性可以进入孔庙。元朝之前，孔庙一直严禁女性入内，而在元至大元年（1308），元朝皇帝（武宗）带着妹妹一起礼拜了孔庙，这一举动打破了女性不可进入孔庙的禁锢。

有一种说法认为，非汉族势力不断南下而带来的新鲜血液，使中国能不断地保持活力，鲁迅也曾经肯定了这种观点。元朝皇帝的妹妹是蒙古族人，她通过消除一条完全不合道理的规矩，为中国做了极大的贡献。如若没有这样的人破除陈规旧习，那么不合理就会一直被保留，最终社会也只能渐渐陷入停滞和后退。

孔庙中保存着大量的石碑。既有在造碑亭内进行保护的，也有立在露天之中的。碑亭计13处，亭内保存的石碑据说共有53块，记载了元朝公主来访之事的石碑就是十三亭碑之一。碑文记载时除了使用汉字，还使用了蒙古文和八思巴文。蒙古族在成吉思汗时代前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我们现在称作蒙古文字的，实际上是被借用的维吾尔族文字，严格来说并不是蒙古族人原有的文字。这时候藏人出身的僧人八思巴受令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字，也就是八思巴文字。但这种文字多直角，书写起来不方便，因此使用频率并不高。即便如此，元朝还是将其作为国字，将大量的中国古典书籍翻译成了八思巴文，内容从四书五经到三国志，涵盖范围十分广泛。除此之外，官印上也绝对会使用这种文字。虽然八思巴文不适合日常使用，却很适于印章。前几年在博多湾发现过元朝侵略日本时期的印章，上面刻着的正是八思巴文，主人则是军队将校。即使大多数的人都读不懂，元朝的公务场合也一定要使用这种文字。从这块元碑上我们仿佛还能感受到蒙古族人这种执着的民族自尊。

孔庙内最古的一块石碑立于唐开元七年（719），东庑和西庑下保存的石碑中也有可追溯到魏汉时期的，有日期记录的最古的一块是西汉五凤二年（前56）的碑。孔庙的东西两庑，也就是古代碑石博物馆，可与西安碑林比肩，将其称作日本书法家们的圣地也不为过。

孔庙中的石碑，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到水泥修补的痕迹，这是重新立起被砸断的石碑时留下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聂元梓的北大哲学系女讲师认为中国的新生需要通过“打破”来实现，因此在她的指挥下，这里的石碑被全部砸断。此人也许是元代以来出现在孔庙中的二号“有问题”的女性了。

我去文庙参观时，修复工作几乎全部完成，但还是可以见到几处躺在地面上的碎块。也有的石碑表面用黄色油漆画上了大大的圆圈，圈里是一个“留”字。似乎聂元梓们在最开始砸断石碑时也不是完全无差别对待，而是在有保留价值的碑上留下了记号以示区别的。只不过躺在地上的石碑中也不乏做了保留记号的，这大概是上层的指令没能好好传达到执行人处，又或者执行人觉得上级的方针太过心慈手软，不管不顾地自己出手了吧。

事实上即使从近代开始算起，孔子遭难也不是头一回。辛亥革命推翻清政权后，孔子的儒学礼教被认为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而最先提出“批孔”的，竟然是右派人士胡适。1927年，国民政府政治会议审查通过了一份叫做“改革曲阜林案办法草案”的文件，文件里提出，国家采用共和制之后，对曲阜的保护需要采取与清朝政府不同的措施。比方说，孔氏本家世代继承的衍圣公的爵号，由于共和政府不存在爵位制度，这一称号也肯定要被剥夺。但这一动作被误解成要没收孔氏财产，导致本家孔德成写下悲壮长文，电报发给当时的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全国的孔氏亲族，当时孔德成不过8岁，所以这一举动定然是身边亲近之人阵脚大乱之中采取的措施。

现在想来，现77代孔德成出生在批孔思潮最为高涨的五四运动之年（1919），仿佛就象征着历史的风向。

[1]1382年被立为天皇，1412年退位，一休和尚据说就是其私生子。1392年，因南朝的后龟山天皇接受足利义满的条件，将神器交还北朝，从而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孔子之城（二）

提起至圣非孔子莫属。后世王朝追封孔子时，也如“至圣先师”“至圣文宣王”那般，使用“至圣”封号。而“亚圣”（仅次于圣人）指的则是孔子的大弟子颜回，有时也用来指孟子。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孟子就被追封为亚圣公。对元朝廷来说，为了维护自己政权下的秩序，对孔孟的礼教体系表示尊重也可以理解为理所当然的举措。

中国历代皇帝的谥号中，不乏一些过于夸张令人汗颜的说法，但因为顾全到孔子的名号，没有称“至圣”的谥号。唐朝皇帝中取“大圣”的很多，比方说唐高祖谥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太宗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顺宗是至德大圣，其子宪宗叫大圣至神。每个谥号都无限逼近，但都没有超过“至圣”。就连《西游记》里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最终也只称齐天大圣而已。

所以说“至圣”这个称号，在中国是神圣不可轻易染指的。孔氏一族的墓地通常被叫做孔林，但大门的匾额上却书着“至圣林”三个大字，这才是此地的正式名称。之所以被称为“林”，则是因为其中墓碑丛立，仿佛树林。孔子的墓碑就立在这片碑林的中心，碑上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字样。

孔庙正殿名叫大成殿，“大成”二字与孔子的关系十分紧密，孔子一生的功绩中有一条叫做“集大成”，“大成殿”也因此得名。

现在的大成殿始建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重修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重建时将稍带青色的鱼籽石立为石柱，上刻龙纹。石柱直径80厘米，高达5.7米，而龙纹就游走缠绕在整根石柱上。与清朝精致的石雕风格相比，明朝的大成殿石雕略显粗犷，更能让人感受到雕刻中蕴藏的生动与活力。观察大成殿龙的样式，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明朝这个时代明显地带有元朝的风格元素。历史不断变迁，明朝反抗外族的统治，试图剔除和蒙古族相关的一切，找回宋朝余韵，但历史的潮流是难以抵抗的。蒙古族带来的不同文化，最终还是成为了新鲜血液，为这个国家注入了活力。

清代乾隆帝驾临曲阜前，官府里来人踩点，曾命人用红布遮上这个石柱。因为皇上居住的紫禁城的台阶和墙壁上虽然刻有龙纹，柱子上却没有。紫禁城的正殿太和殿的柱子不过是朱漆或金箔装饰的木柱，也并不是龙纹石柱。大成殿中的石柱居然超过皇帝住处的规格，这实在不妥，因此官员考虑到尽量不触及皇帝的视线。

不过即使皇上看到了石柱，也应当不会因此而觉得孔庙不敬，因为孔子是独具一格的。官员害怕的也许是皇帝受孔庙的蛊惑，会要求将紫禁城正殿的柱子也都改成龙纹雕刻的石柱吧。就算是清朝鼎盛的乾隆时期，这样的花费也是不小的负担。

乾隆帝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孔氏本家72代嫡传的孔宪培，孔府中至今还保留着乾隆为其女建的慕恩堂。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他们始终害怕自己在汉族的浩瀚海洋中被汉族人同化，最终消失。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不断地向满族人发诏，要求满族子弟学满语，不要受汉族风俗影响。当时还禁止汉满两族通婚，这一禁令直到1901年才被解除。所以公主下嫁汉人是极为罕见的例子，不过由于孔宪培是孔氏嫡传，是所谓的“圣域之人”，这段姻缘才成为了可能。孔宪培并未留下子嗣，第73代由其弟孔宪增之子孔庆镕继承。

即使是未和皇室联姻之时，孔家也已经拥有了许多特权。明朝重新修葺时用的是绿瓦，因为黄色的琉璃瓦只能用在皇帝的宫殿。而到了康熙年间，很早就允许孔家使用皇家专用的黄色的琉璃瓦，并且不仅仅是允许使用那么简单。清朝时，曲阜孔庙中使用的琉璃瓦全部是专程从北京运来的，因为当时除了北京以外，没有地方制造黄瓦。

这样看来，不论是蒙古族人还是满族人，非汉族政权在孔庙和孔氏家族身上花的心血都比汉族政权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成殿前即为杏坛。《庄子》中曾记载，孔子曾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和琴瑟而歌。而我们现在称为杏坛的，其实应当是宋代以前的大成殿遗迹。杏坛旁边就立着乾隆御笔碑，但比起御笔碑，金代党怀英篆书的“杏坛”二字更为有名。党怀英在金代文人中的地位仅次于元好问，是十分有名的书法家，犹擅篆书，和楷书名家赵沨并称“党赵”，一度风靡。乾隆帝的书法虽也不坏，但实在太多，随处可见。党怀英的字则是物以稀为贵，这里的“杏林”二字，习字之人大概是人人皆知的。右下角有“门生党怀英”的落款，左下角则写有“承安戊午五十一世孙元措立”几个字。这里写着的承安戊午年也就是公元1198年，正处在孔氏本家南北分裂的时期，南迁的南宗51世当家的名叫孔文远。

前文也提到了，《庄子》一书中曾记录孔子讲学之处叫做杏坛，但儒家书籍中并未留下类似的记载。石壇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就是用石头堆砌成壇，之后在周围种上了杏树，说起来也就是和热海有名的宫之松是一个性质。

中国人大多对杏树抱有好印象，杜牧所写的名诗《杏花村》中有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中医学界被称为“杏林”，则来源于东汉董奉的故事。董奉住在庐山，为人看病不收取费用，只是叫人种杏树，按病情轻重种一到五棵，这样不久后就种出了一片杏林。大概是因为杏仁也可作为药材入药，才让董奉有了这个想法吧。唐代诗人温宪写过一首名叫《杏花》的诗，结尾的一句为“澹然闲赏久，无以破妖娆”，这里的“妖娆”是常在古诗文中出现的美人。她是一个挎篮采桑的女子形象，具有亲和力，并不高高在上，不冷艳不妖艳，美得恰到好处，这种美感令人联想到杏花。人们常会出门赏樱赏梅，但不会特意抽空去观杏花。

今年3月末，我曾受邀去赏杏花。在神户的一座人工岛的某食品公司院内，几十余株杏树亭亭立在公司大院里，虽然已有落花，但仍是楚楚可怜，别有风情。

这样的杏树，和自古禁止女性进入的孔庙的搭配，让人感觉并不是那么相宜。反而孔子的弟子子贡亲手种下的楷树似乎更适合儒家本身的气质，我认为是最符合孔庙的树种。楷树是一种和侧柏相近的常青树，和松柏一样常被种在墓旁。因为子贡亲手植楷树的传说，楷树得别名“孔木”，只不过连导览人也不知道这段渊源。有历史渊源的楷树被杏树的风头压过，我虽曾提过杏树不太适合，但反过来想一想，正因为是严肃庄重的儒学圣地，柔美气质比较突出的杏树，说不定反有其合适之处。

说到不相宜，就不得不提一下孔府的园子。不论是孔子的园子，还是至圣的子孙的园子，总是过于粗糙俗气，没有给人以恰到好处的感觉。虽然园内既有假山还有水池，但都让人感觉半途而废，松松垮垮，没有紧凑感。据传是因为76代的孔令贻总得不到后嗣，请来风水先生看后，说是因为园子里的假山太高，所以将假山全部削矮。但就是把假山削矮，孔令贻还是迟迟无后。骑虎难下的风水先生为了避祸选择了半夜出逃。还有风水师说园子里的水池面积太大，影响风水，所以孔家又将水池填小了。孔府的园子就这样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改造，但都不是出于审美目的，而只是轻信风水师三言两语的结果罢了。

没有后嗣，那么可以从关系较近的亲族处收养子。比方说立了杏林二字碑的51代孔元措无子，便收养了自己的弟弟孔元紘之孙孔浈，使其继承嫡传本家。但孔令贻却无论如何想要有自己亲生的后代，使其继承孔家。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借助风水就不合道理了。其祖先孔子曾这样评论过：

子不语怪力乱神。

也就是说不要过度去探求超自然的东西。孔子从不讲“怪力乱神”，孔子不言“怪”而言“常”，不言“力”而言“德”，不言“乱”而言“治”，不言“神”而言“人”，这是他一贯的原则和风格。

荻生徂徕将这里的“语”解释为给弟子们讲课。这样就可以解释为，站在讲坛上的时候，孔子便绝口不谈怪力乱神，但孔子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并非如此。这样的解释也非常符合徂徕一向的风格，他认为圣人说到底也是活生生的人，本质上与常人无异。

“至圣”的称号逐渐绝对化，甚至出现了圣域的概念，也是可以称为一“怪”了。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将并非诸侯的孔子列为世家，看上去是十分尊重儒家，但他将黄老（老庄）置于儒家之前，于是受到多方批判。明朝的李卓吾（李贽）也是由于批判孔子，被逼在狱中自杀。凡此种种，岂不是都属于孔子避而不谈的“力”？

曲阜常住人口有十万余，应当是一座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城市。然而对我这样一个游人来说，曲阜除了孔庙、孔府和孔林以外，其他毫无印象，孔子的存在感实在是太过浓厚。

旅行归来后，我不禁开始反思，为什么我未能从孔子的影响中走出来？究竟孔子自身，是否能创造出这么大的影响力？这无疑是历代王朝借用孔子的秩序以维护政权、纲常伦理、强化统治的结果。孔氏血脉绵延77代而不断，与其说是孔子遗德的作用，不如说是人为施力造成的。像金、元、清一样，侵略性越强的王朝，就越热衷于对曲阜的保护和优待，其中蕴藏的道理也是明白易懂的。

典礼

孔庙在明清时期被称为“文庙”，明代以前称为“先师庙”。查看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日记，每月初一大多会有如下标记：

黎明诣文庙行香（黎明时去文庙参拜上香）

没有这条标记的时候就表示差旅外地，条件不允许参拜。林则徐极早期的日记中也很少出现上述的记述，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十月后，类似的记述突然全部消失了。当年九月，林则徐被追罚鸦片战争之责，被解除了官职。这样我们就能推测出，参拜文庙并奉香应当是属于当时官员的义务。参拜时也不是只身一人，而是要率主要的手下一起前往。日记中时不时也会出现“诣文庙会同行香”的字眼，指的是一群人一起举行奉香的仪式。初期的日记中没有出现则是因为当时林则徐还未坐上高位。

文庙分布在全国各地，每月初一，当地的长官都会前往当地的文庙。而国都太学的文庙，每逢初一，祭酒官（相当于大学校长）都会设酒芹枣栗来供奉先师（孔子）牌位。而司业（大学副校长）则会在每月十五的时候参加同样的仪式。

让我们再回到林则徐的日记中，查看每月十五的标记，大抵都会留下“去武庙参拜进香”的文字。武庙供奉的是《三国志》中的关羽，所以俗称为关帝庙。但实际上每月十五林则徐也不一定就是去武庙参拜，有时也会去朝天宫、文昌宫、海神庙、天后庙或者是城隍庙祭拜。日记里还出现过“至先农坛主祭”的记录，当时民间也将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作为祭祀礼拜之日，至于文官大臣们，则是初一一定要去文庙祭拜，十五则不一定去武庙祭拜。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奉命奔赴广东取缔鸦片期间，无论是初一还是十五，都只去武庙、天后庙或者海神庙祭拜，从未出现过文庙祭拜的记载。林则徐这一年的日记保存完整，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留存，同年一月他在奔赴广东的途中。而鸦片战争开始后的道光二十年的日记只剩下八月十五以后的文字了。八月十五当天林则徐去了武庙，九月一日终于又去了久未拜访的文庙。到九月十五，日记中这样写道：“尚未赴行香。”

我们可推测的是，日记主人本应当去进香，但却因为别的事情没能成行。至于要去的是文庙还是武庙，就无法确定了。

林则徐前往广东时的身份是钦差大臣，并非地方长官，当时广东的最高地方长官称为两广总督，按道理应该由他来主持文庙的祭拜。林则徐可能是出于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只去了武庙。也有可能是林则徐预见到了将来与英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比起文的孔夫子，他认为武的关二爷的庇护可能更为重要。

那么为什么到了第二年，留存下来的日记中有一则又提到了文庙祭拜呢？实际上，林则徐在这一年的正月里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而前任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被调任为两江总督。北京撤掉了林则徐的钦差大臣这一短期特殊任职，转而给了他一个总督的长期任职，这大概是让他安心并耐心地在广东工作吧，林则徐就这样成为了广东的地方长官。八月十四前的日记虽已散逸，但是从当年二月开始，林则徐应当是每月初一都会去文庙祭拜的。

从林则徐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明白，去庙中祭拜是长官的义务。林则徐还是年轻官吏的时候，不管是初一还是十五，他都在京城中悠闲赋诗，从来没去过什么庙里。

在调查过有关林则徐的日记后，我意外地发现，他似乎还是一个信仰甚笃的佛教教徒，他留下的手写经书，书写很虔诚很认真。我虽然只看过这些抄经的照片，但也可以感受到工整字迹之后隐藏着的虔诚之情，在他留下的诗文、书翰、日记之类的东西中未曾透露出的对佛教的皈依，反而在手写经书的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流露了出来。

身为佛教信徒和参拜孔子、关羽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但若是信仰基督教，两者能否共存则有可能很成问题。日本在1639年封禁了基督教，并实行了锁国。日本封禁基督教的原因很多，而中国在大约一世纪后也事实上禁止了基督教传教士的布教活动，主要原因却是在礼仪问题方面。

天主教在日本布教时也是一样，传教士花费很大力气将在民众中有影响力的上层社会的人吸收为教徒，当时成为教徒的有大友宗麟[1]、高山右近[2]以及小西行长[3]等大名。中国，当时也就是清国，与大名位置相当的就只有高级官僚们了。但通过林则徐的日记我们可以知道，高级官僚们是必须参拜孔子的。如果基督教将其视作偶像崇拜而加以禁止的话，就无法在中国扎根存活下去。

耶稣会在中国布教时，将中国人祭拜祖先和孔子的行为视作传统礼仪，采取了不予禁止的方针，并且认为可以省略一些对于中国人来说难以理解的基督教礼节。比方说，最成问题的是男性神职人员司祭需要和女性信徒进行身体接触的仪式。更具体地来说，就是在受洗礼和临终之时，牧师要向女性信徒的皮肤上抹油。如果将此定成非执行不可的仪式的话，那么在中国将很难招到信徒，布教将举步维艰，基督教甚至还会被视作惑乱人伦的邪宗淫教。

因此，耶稣会顾虑到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和伦理观，在布教时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方针，这让基督教传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中国自唐朝时期就出现了聂斯托利派[4]，到了元代，皇族中出现颇多的基督教信徒，众所周知的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生母。天主教的布教是始于明代来到中国的利玛窦（1552—1610）。孟德高维诺等数名方济各会会士曾在元代到达过北京，但不过是以类似于使节的身份进行来访，虽到元末期开始进行了布教活动，但随着1368年元朝灭亡，布教的努力也付诸东流。从属于耶稣会的方济各·沙勿略认为，要想在日本成功传布基督教，需要先将他们所尊敬的中国人吸引为教徒，所以他一直将在中国传教作为自己的目标。1552年，他终于从广东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但不久之后便去世了。在方济各去世的同年，利玛窦出生，后来也终于由他开始了在中国的布教活动。利玛窦主张通过传播欧洲知识来获得中国人的信任，在此基础之上再实现天主教的传播。通过这种方法，利玛窦获得的信徒诸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既是学者又是高官。

进入清代之后，这种倾向也持续了下去。文人原则上都是要进入仕途的，不能任官的不是科举未能及第的落魄文人，就是性情过为古怪之人。进入仕途担任要职之后，就要像林则徐日记中写的一样，必须去参拜孔子牌位。如果放弃参拜，就相当于放弃为官，在当时的中国也就相当于放弃较为优渥的生活。那么当时耶稣会允许向中国传统妥协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当时同为天主教会的其他修道会都强烈反对耶稣会的这一做法，比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以及奥斯定会，他们就此向罗马教皇提起了诉讼。这一行动的背后，既有对耶稣会在中国布教取得成功的妒忌，也有由于耶稣会得到的是葡萄牙的保护，而其他诸会得到的是西班牙的支持等因素的影响。耶稣会也派遣使者前往罗马说明了己方的立场，并取得了罗马教廷的许可。即便如此，其他教会还是持续不断地向罗马教廷提出反对意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称为礼仪之争（Rites Controversy）的争论就爆发了。虽然实际情况和理论观点不相符合是常有之事，既然发展成为论争，毋庸置疑理论观点是占了上风。论证中处于防守地位的耶稣会，将从康熙帝处得到的一份手谕交给了罗马教廷，手谕上写着，“敬天、崇祖、祭孔这三件事是所有中国人都要完成的德义上的礼仪”。耶稣会本指望着能凭借这道谕旨在争论中扳回一城，但将属于俗世权力的皇权的发言带入宗教争论之中，这一做法反而引发了更强烈的反击。1704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二世发布敕令，禁止今后在中国布教时的一切妥协行为。为了将这条敕令传递给在华的传教士们，教皇派遣了多罗作为使节。

清廷得悉多罗的使命之后，命令葡萄牙人将其拘留在澳门。原因是多罗的任务实际上是否认了清朝皇帝的“圣谕”，所以清政府不允许他入关。皇帝的命令是全国通用且至高无上的，自然不能允许反抗，所以才采取了上面的措施。礼仪之争还在持续，耶稣会又多次向罗马教皇申诉，但无一例外都被驳回了。另一方面，康熙帝同意参加传统祭拜的传教士进行传教，其余的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罗马教廷则又派出使节，要求不遵循教皇发出敕令的传教士们必须遵守敕令，但使节们当然也没能进入中国。1742年，教皇又发出了教敕，要求停止一切有关礼节之争的讨论。这道命令也就标志着礼仪之争中得到的最终结果成了定局，再不能对此进行论争，也最终导致了天主教在中国的衰落和消亡。

由于耶稣会是天主教中最大的派别，总会误以为它鼎盛不衰，但事实上，在礼仪之争发生之后，耶稣会也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并于1773年一度解散。直到40年后耶稣会又东山再起，其历史也可谓波澜起伏。

无论什么时代，实干家们想要成事，就必须不断地妥协让步、顺应潮流。用类似讲道理讲原则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制止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了。我觉得当时的罗马教廷以及诸教会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所谓礼仪之争，只不过是天主教内部势力斗争的一层外衣罢了。即使在当世，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1]大友宗麟（1530—1587），日本战国时代九州的大名，是天主教大名，起初皈依禅宗，后改信天主教。

[2]高山右近（1549—1615），又名高山重友，彦五郎，右近乃其自封的官位，原为高槻城主，精通茶道，是利休七哲之一，信仰天主教。

[3]小西行长（1558—1600），天主教教名约翰，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后期武将，堺市豪商小西隆佐之子，通称弥九郎。

[4]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信奉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所倡导的教义，故名。曾于唐代传入我国，称景教。

诗人之墓

伊拉克空军轰炸了伊朗城市设拉子，让我不由得开始担心诗人们的墓地是否遭到了破坏，因为那正好是伊朗大诗人萨迪和哈菲兹的长眠之地。但这两位都是世界闻名的诗人，墓地受损的话一定会有新闻报道吧。并且这次的空袭规模并不大，既然没有相关消息，就意味着墓地应当是安然无恙的。

1982年9月时我曾到访过设拉子。沙阿统治时代的伊朗，观光的游客随处可见，而到了霍梅尼统治时期，除了公务出差，外国游客前来这个国家的少之又少。沙阿时代各地兴建的宾馆自然入住率很低，所以我们一路上都没有预约房间，反正几乎所有宾馆都是空空荡荡的。但行车到了设拉子，当我们打算投宿在居鲁士宾馆时，却被告知住不了。这也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

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虽然直接导致了伊朗观光业的萧条，但也强化了宗教信仰的发展。我们到达设拉子时，正好处在麦加朝圣时期，而从伊朗出发的前往麦加参加朝圣的信徒，大多从设拉子搭乘飞机出发，设拉子其实是朝圣之路当中的一个基地。

伊斯兰教历是完全不将太阳的运行列入计算的纯太阴历，因此和公历相比，一年中的天数要少11天左右。这样每过三年就要相差一个月，所以伊斯兰教的许多庆典活动也不是每年都在同样的季节里举行，而麦加朝圣就定在左希贾月，也就是伊斯兰教历12月的7号至10号。我疏忽大意地忘记了那时正是麦加朝圣的季节。

朝圣就是绕着麦加的克尔白圣殿行走7圈，再前往参拜神圣的阿拉法特山，这两件事情是麦加朝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朝圣结束后就开始进入古尔邦节，这也是伊斯兰教一年之中最为盛大的节日。事实上，前一年的10月9日，我曾在中国新疆的喀什体验过这一节日。按伊斯兰教历比公历早11天、朝圣维持4天这样来算的话，第二年的麦加朝圣应当是在9月下旬左右。根据我写的记事本，我们是在9月16日到达的设拉子，正好就在朝圣开始的一周之前。

居鲁士宾馆满员，我们只好在一家名叫帕科、看上去不怎么入流的宾馆入住。这里也住满了前往朝圣的信众，我们被安排住在7楼的房间，但电梯只通到6楼，从6楼往7楼就得爬楼梯。这一层楼很明显是后来增建的部分，万一发生火灾，估计连逃生都十分困难。更何况拖家带口的信徒们，有的还自带炊具，总之令人感到万分不安。

第二天我们终于搬去了居鲁士宾馆。后来听说，实际上前一天这里也是有空房的，但由于我们没有预订所以被拒绝了。居鲁士宾馆现名霍马宾馆，古伊朗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大帝，在位期间远征巴比伦，最终于公元前529年在东方远征途中战死。霍梅尼体制下，将伊斯兰化以前的伊朗称为异教时代，不想宣扬这一段历史，以至于宾馆改名。但基本上大家还照旧称其为居鲁士宾馆，宾馆使用的便笺上也还是以前的名称。

阿契美尼德时代的伊朗国教为拜火教，居鲁士大帝在位时将国都定在帕萨尔加德，他的墓地也建在了这里，石砌的巨大陵墓至今还留存着。伊朗革命后，曾有人提出用炸药将这位“异教巨人”的陵墓炸毁，这些人就是宗教体制内的部分极端分子，这个提议也许是为了奉承讨好霍梅尼，但最终没能实行。

日本明治中期，有一位名叫格鲁姆的英国人（后来入了日本国籍）在神户六甲山上，先是建造了一幢别墅，后来还经营了一家高尔夫球场，山上也立了一块“开山之祖”的石碑来表彰他的功劳。“二战”时，有意见认为，“六甲山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山，怎么可能由一个英国人来开山”，这样石碑就被砸了个粉碎，这也是极端分子为了迎合体制采取的行动。现在立在六甲山上的石碑是战后重立的，并且尊重格鲁姆遗族的意愿，在重立的石碑上没有刻上开山祖师等字样。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刻着开山之祖之类的字，石碑才会被砸碎。

居鲁士大帝的墓是安然无恙的，这一点我也在帕萨尔加德亲眼目睹了。只不过冠着居鲁士名字的宾馆却不得不改名。

过度的宗教热情，会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束缚，这在伊斯兰世界反映得尤为明显。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有很多，但我认为，伊斯兰世界神学原则上僧俗不分的规定起了很大作用。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和其他宗教中的僧侣、祭司不同，他们不过是信徒的指导者，安拉和信众之间也完全没有阶级上的差别。因此，无论是举行什么宗教仪式，一般都是推选参加者中最精通《古兰经》、最熟知伊斯兰教法的人进行主持，并不存在非神职人员不可主持的情况。

如今在伊朗，娱乐用的音乐是被明令禁止的，《古兰经》中强调的禁酒当然也被严格执行，违反者被发现后会被处以鞭刑。但霍梅尼并不是第一个这样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统治者。14世纪中叶，统治设拉子的穆巴里兹丁·穆罕默德曾下令关闭境内所有酒馆，但这一禁令在其子舒贾·沙阿即位后立即被废除了。

我为葡萄藤女儿写着悼词，

朋友们眼中都流下了血泪。

酒馆的大门关闭了，真主啊，别赞扬！

因为欺骗和伪善之门已大敞。

上文是酒馆禁令发出后，哈菲兹所撰诗文的一小部分。后来在禁令解除之时，诗人又作了好几篇诗，下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神清气爽的早晨，

我耳中传来不可思议之声，

如今已是舒贾·沙阿的时代，

禁酒之令也不再留存。

聪慧的人啊，不必再躲躲藏藏，

装聋作哑的日子一去不返！

我们很能感受到诗文中蕴藏的解放感。就像战争结束后，各种各样的禁令，尤其是言论的禁令被解除后所带来的欣悦之情，总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穆巴里兹丁在发布禁酒令的同时也禁止了音乐演奏，在音乐禁令解除之时，哈菲兹还写下了以下的诗句。

看啊，那些跟着竖琴曲调起舞的人，

我们享受音乐甚至也曾被他们限制！

诗文中描述的场景，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伊朗人的面前重现。虽然还不知道这一天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我感觉两伊战争肯定是推迟了这一天的来临。和外敌进行战争时，国民们都不得不忍受生活中或多或少的限制和不自由，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设拉子城里哈菲兹墓地附近倒是出人意料的热闹。说是墓地，其实已经一半变成了公园，空间十分宽敞，人来人往。除了当时前来朝圣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以外，也由于娱乐活动实在贫乏。看到眼前的场景，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哈菲兹为自己的墓地写的诗句。

来我长眠之所的人们啊，请听好：

这里终将会变成婆娑罗的朝拜之地！

我尝试着将“rindijahān”一词译成了婆娑罗，波斯语字典中的对应释义写作“vagabond”，意思是不为世俗规矩所困，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之事的人。也有英国学者将其译成“libertine”，意为浪子。哈菲兹预言自己的墓将会成为这些人的朝圣地。我在哈菲兹墓旁向四周放眼望去，如今的伊朗对这些人来说是非常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吧。和穆巴里兹丁时期一样，不可饮酒，没有音乐。他们是在忍气吞声、如遁世一般过日子吗？我察言观色，感觉他们似乎也只是随意来这里游览而已。中文叫做“遨游”，李白的诗中就出现过“三山动逸兴，五马同遨游”的句子。

我百无聊赖，合上报纸后，写了下面这首七言绝句。

闻伊拉克轰炸设拉子忆哈菲兹墓

酒家深锁断箜篌，

歌舞恨无蛟蜃楼。

伪善商缠门大辟，

诗人庙苑足遨游。

大意是，如今伊朗的酒馆都被勒令闭店，竖琴的旋律也无处可觅踪迹。享受歌舞就如目睹海市蜃楼一样，变得非常困难。哈菲兹说过，酒馆的门被关上之后，伪善的大门就会打开，真的是如此吗？哈菲兹曾预言自己的墓地会变成浪子们的朝圣地，现如今随心所欲前来游玩的人确实不在少数。

人造岛随想

神户的人造岛建设竣工于1981年，作为纪念，举办了盛大的博览会。博览会的爱称采取公开招募进行评选，我作为神户当地居民代表，成为该活动的审查员，博览会名称最终定为天堂港（portopia）。我也给这个名称投了赞成票，理由很简单，一是名称是港口（port）和乌托邦（utopia）两个词的结合，语源很好；二是这个词略带陌生感，可以吸引大家的眼球。还有另外一个候补名称与天堂港一直竞争到审查的最后阶段，但由于我个人对那个名字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没什么印象了。唯一有点印象的是，那个名称虽然未被使用，却已经被注册了商标。

仅仅几票之差最后确定了天堂港之后，主办方坦诚地告诉我们，如果最后当选的是另一个名称的话，大赛的主办方就必须跟审查员商量，需要向商标拥有者支付一定的费用。而实际上，主办方举办这一大赛的目的是从购买博览会的名称制作商品的企业那里收取使用费。如果不是天堂港最后以几票之差胜出的话，结果就和原计划背道而驰了。

我认为，大概不会有人心思细密到给候补名称注册商标之后再来参赛，如果真的有，那也该表扬一下这种热心于赚钱的精神。再加上用那同一个名称报名参赛的人有好几个，蓄意为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我倒是十分敬佩主办方将参赛的名称一个一个进行检查，看是否已经被事先注册过的精神。我将这件事情同经营公司的朋友讲了之后，对方却认为“这种做法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自己是想要注册这个商标的呀”。朋友反而不理解我到底在佩服什么，很吃惊我这种耍笔杆子的人社会经验太少。

由于博览会的举办不使用政府税收，所以确实要很小心费用的问题。神户市在这一点上很稳重，可以说神户不仅仅是地方自治体，甚至可以称为神户市株式会社。合格的实业家会在最开始的时候去检查商标是否已被抢注，而只能在一旁佩服的就是像我一般的虚业家。

也有部分审查员对“portpia”这个名字当选表示出为难之色，他们大多是码头的工作人员。英文“pier”是埠头、防波堤的意思，港口（port）肯定有码头（pier）啊。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个名字不仅太过平淡，甚至还有些傻里傻气的。在平时经常使用“pier”这个专业术语的人看来，这个名称确实有点奇怪。但抱有这样想法的人只是极少数，更何况这些人都是港湾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自己人，所以最终还是将博览会的名称定为“portpia”。用英文字母表示时使用的拼写是“Portopia”，一目了然是使用了“港口”和“世外桃源”的合成词。

博览会的主题决定委员会曾根据小松左京委员的提议，想将草稿记录的主题“海上都市”改变成别的表达方式，这件事我也颇有些印象。根据科幻小说里的说法，“海上”表达的是浮在海面的意思，类似的还有浮动栈桥、浮动码头、浮桥等说法。但是人工岛港是填埋而成，绝对不会浮在海面上，所以“海上都市”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经他这么一说，人工岛港的确是在海面之下扎根，用“海上”这个词来描述确实是有些不妥的，大家都赞同更改说法，但具体改成了什么，因为是好几年之前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楚了。

说到现在，不论是“海上”问题还是“pier”问题，亦或者说是注册商标的问题，各个圈子里的不同的人都在提供自己的观点，最终使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本来会议也就应当是这样的。

天堂港是神户人工岛的通称，它在行政上的正式名字叫做“港岛”。当初是平了高仓山填埋成的岛，所以已故的竹中郁曾经提出，应当将这座岛命名为“高仓岛”。让新生的海岛继承消失的山名，确实是非常有内涵的想法，但最终这个提案还是未能得到实现。未能实现的原因，一是因为造岛用的土石并非全部来自高仓山；二是因为山虽然不在了，但后建的住宅地还是要继续使用高仓的地名，容易让人混淆。

我从1970年左右开始，曾住在六甲山脚下的一个山丘上，从那里远远可望见天堂岛的景象。从填埋工程开始，我每天都会眺望将砂石沉入海底的整个过程，从表面上看不出丝毫变化，我甚至怀疑过这工程是否在顺利进行。但自从海上可以看出小岛的轮廓之后，变化就开始日新月异了。正如我现在描述的那样，我亲眼目睹了在海面上凭空耸立出来的陆地，所以才认为“海上都市”这个词是否更准确一些？

虽然说是正式文件上的命名，但“港岛”这个名字平时并不常用。虽然和“人工港岛”（port island）比起来音节又短又好念，但似乎还是不怎么受欢迎。按照关西人的习惯，“port island”通常被略称为“po-ai”。

填海扩充陆地的工程实际上并不少见。少年时代，我曾住在神户的海岸通五丁目，房子前面就是沿海大道，大道的对面就是大海，在我初中的时候被填埋了，变成了现在称为“国产滨”的一带。那几年常常站在窗口，看着填埋工程的我，对填埋出来的土地总莫名地感到很亲切，所以我也总觉得很喜欢这座人工港岛。并且这里不是沿岸填埋，而是离开了海岸，再建了一座小岛，这很令我兴奋。再加上这座岛不仅仅是用来当作港口，而是成为人们居住的小镇，这就更令人开心了。

从一片荒原上建设出城市是常有的事。所谓按照城市建设规划而进行的城市建设，札幌就是日本的典型代表。而古代日本仿照中国都市建设出的平城京和平安京，也是在没什么基础的情况下规划形成的。虽然只是我的想象，但是当时参与这些工作的人们，应当是心潮澎湃吧。

追求创作带来的喜悦是人类的本能。在洞穴中画上动物壁画，制作陶器，人们大多是为了享受这种喜悦才做这些事情的。而建设人类的生活场所，又不同于艺术创造或者道具制作，它不囿于观赏或者使用，而是一项和生命有着同样重量的工作。

据传平城京是以唐朝的长安城作为模型的。只不过长安城是东西长、南北短（9.7千米×8.2千米）的布局，而平城京是南北比东西长（4.2千米×4.7千米）的布局。渤海国国都遗迹被发掘后的调查显示，这里几乎是长安城精确的缩小版。那么与之相比，从东西和南北的长度来看，平城京也不算忠实重现了长安城。也许是当时选择的地形使得不得不如此建设，也许是日本人的独创性使然，又或许是两方的理由兼有。但我私心推断，或许是当时建设平安京的人们，为了享受更大的创造快感才故意如此的吧。

唐朝的长安城，实际上是隋朝文帝下令建成的。但隋朝只持续了38年，而唐朝连绵了近290年，所以谁都认为是唐朝的长安。而隋朝当时建造这个都城时，命其名为“大兴”。

说起为什么称作唐朝的长安，是因为与汉高祖刘邦所建的汉的都城长安并不在同一个位置。比较起来，汉长安的位置离渭水更近一些。到了东汉，定都洛阳，长安降格成了副都，但城市自身一直到北周时代都没有衰亡。隋朝是在击败了北周后建立的王朝。

北周的皇室是宇文氏，隋文帝原来是宇文氏手下的重臣，同时也是皇室外戚。文帝篡权成功后，将北周皇族一个个赶尽杀绝，可以说是杀得非常彻底，一人不留。同时也将北周都城长安完全毁坏，几乎是想将地面上北周留下的所有痕迹全部抹杀。原来的长安城被破坏夷为平地，但这对文帝来说似乎还不够，他又将北周宫殿原址挖成了一个水池，想通过改变地形来完全封印住北周的复苏。

就这样，在北周长安（即汉朝长安）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开始建设新都城，就是唐朝长安。在全新的土地上，开始了依照建设计划而进行的城市建设。长安城西南低，东南高，所以在西南角上建寺院，造大型的木制佛塔，东南角上有曲江池，对其进行扩张建设以保持城市建设的平衡。长安城虽说是在全新的土地上进行建设，但那里原本只是没有城市，而名为龙首原的丘陵则是存在的。对比之下，人工港岛则是在连土地都没有的地方先造土地，再开始了城市的建设。

我有时也会在港岛上的宾馆里做自己的工作，工作的闲隙，我停下笔向窗外眺望之时，竟总会不由得想起少年时期的一些场景。中突堤附近立着海港塔，我就是在那座海港塔旁边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眼前的那片深海被填埋时，还是少年的我曾默默感叹道这可真了不得，可真是件大事儿。但现如今，当时无法想象的更大规模的填埋也成功了，而我就端坐在那上面建起的宾馆房间里。我现在正在写一本有关长安的书，所以不论谈到什么都不由得要联想到这座城市。隋代长安建城之时，估计所有人都会觉得这真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但到了今天，谁都不说这座城市曾是隋朝的都城。

38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实在是太短。分析起来，导致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很多，比方说强行挖掘大运河，出征高句丽，等等。但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大的原因还在于隋朝君主的心胸太过狭窄，以至于他在篡权夺位之后，无论如何都想抹去前朝留下的痕迹。而大唐都城长安，竟然是从这样一个狭隘的想法之上建设起来的，并且持续了近290年，这也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讽刺了。这样看来，规模的大小和度量的大小之间似乎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景德镇盛衰记

剑桥镇、牛津镇虽人口不足10万，但只要提及这两个地方，大家就会联想到那里颇负盛名的大学。像这样特色鲜明的中小城市，其实世界上并不多见。要在日本的城市中举个例子的话，热海应该算是一个。热海是个居民只有5万人左右的城市，却因为温泉而在日本国内人尽皆知。

要拿中国的城市举个例子的话，比方说曲阜，只要提到名字，大家都会立即想到那是孔子故里。遗憾的是，这种反应也只限于中国国内。又比方说提到敦煌，大家都会想到古籍经书，以及千佛洞中的壁画。和曲阜相比，敦煌的国际知名度要高得多。能和敦煌平起平坐，世界闻名的中国小镇还有一座，那就是景德镇。

丝绸和瓷器早已成为中国的象征，并且为世人所熟知。丝绸历史悠久，殷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了“絲”字。从殷朝灭亡的时间（约前1046）推算下来，丝绸的历史至少也在3000年以上。有一种说法称，希腊语和罗马语中对应的“中国人”这个单词，词源也来自于“丝绸”，意思是“制造丝绸的人”。英语中的“silk”一词，也肯定和“丝绸”一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吧。

大多数人都知道英文中的“China”一词和中国历史上的秦朝有很大关系。秦统一全国之后，王朝寿命只持续了不到20年，但实际上在其称霸之前的数百年间，国力都十分强盛。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中亚城市索格迪亚纳的时候，正值秦惠文王当政，距秦一统天下还要再等百年，但秦国已然是战国七雄当中最强大的国家。惠文王推行合纵连横，使其余六国疲于周旋。张仪和苏秦两人是合纵连横的主要策划者，也是秦国当时的重要谋士，他们与亚历山大大帝是同时代的人。于是，丝绸就随着东方大国秦国的大名，一起传到了当时的商业城市索格迪亚纳，成为了中国的代称。

丝绸变为中国的通称之后，西方人又开始用中国的国名“China”来指代陶瓷。丝绸和陶瓷的分量，从这两个译名中就可见一斑。

在中国，丝绸并没有特定的代表性产地。四川作为丝绸产地很是出名，那里生产出的丝绸被称为“蜀锦”。四川的成都也有个“锦官城”的别名，是因为掌管丝织品的官员曾驻守在成都。但同时，以苏州、杭州等产丝地为首，有名的丝绸产地亦遍布中国各地，四川在其中并不能说是最突出的。蜀锦真正出名是在西汉以后，按公历算的话已经是公元后的事情了。在这之前，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集中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地才慢慢向南方移动。从税收数来看，到了宋代的时候，南方的丝绸税收开始超过北方，实现了逆转。究其原因，有专家认为南方的水土更适合桑树的种植，随着原料分布的变化，丝绸的主要产地也就跟着南迁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很能明白为什么丝绸没有所谓的代表性产地了。

四川别名“蜀”，有人将这个字解为蚕在茧中。但这也不能代表蜀地就是丝绸的原产地。

相较丝绸而言，瓷器的具体产地比较容易确定。各个地方的陶土各有其特征，各地瓷窑的结构和使用的技术也不尽相同。能够做到驰名中外，尚需要具备大量生产的能力。

繁荣时期的景德镇曾向国外大量输出陶瓷，景德镇这个地名就渐渐和陶瓷捆绑在了一起。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8）设镇，景德镇这个地名就诞生了。但这只是给镇的命名，镇本身存在的历史更为久远。因为位置在昌水之南，所以也曾被称为昌南，或者陶阳，但并不出名。北宋时期最出名的是北方的磁州窑，当时的“磁器”就是指烧磁，磁州窑也就是如今的河北省磁县彰城镇的窑。当时能和磁州窑分庭抗礼的，大概只有浙江省内的越州窑。被誉为中国茶圣的陆羽曾在《茶经》（760年著）中断言，最适合用来品茶的就是越州的青瓷。《茶经》成书之时，景德镇这个地名还未诞生，但书中继越州之后，按顺序罗列了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等地的瓷器，景德镇所在的饶州也未见其名。

景德镇曾出土过唐朝的瓷窑旧址，说明此地确实从事过瓷器的烧制。但并未入茶圣陆羽的法眼，可见当时此地的产品并不十分上乘。从瓷窑旧址中出土的陶片来看，有专家认为景德镇曾大力模仿过越州窑和岳州窑的产品。这模仿正是学习的过程，而学习则最终能提升能力。

越州窑遗址位于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附近。唐朝灭亡，到宋朝再次建立统一的稳定政权之间有大约70年的乱世，这段分裂时期现在我们称为五代十国（907—979）。当时的浙江地区处在钱氏家族建立的吴越政权的管辖之下，越州窑处于当权者的大力庇护与扶持之下，在那个时代迎来了越州窑的黄金期。扶持的目的当然是振兴产业，因为这关系着钱氏的兴亡，可谓十分认真。越州窑从金银雕刻工艺中获得启发，创造了浮雕技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987年，随着吴越灭亡，越州窑也迅速地衰落了。

我们在这里学到的第一个教训是，被过分保护的产业，在失去了赞助人之后，就会十分迅速地衰败。

一直处在线外的乡下窑景德镇，通过坚持学习与模仿开始显现出效果。越州窑是通过在瓷器上雕刻花样而一举成名的，景德镇当然也模仿了这种技法。但陆羽称赞越州窑为天下第一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青色。越州的青釉药也很入眼，再配上陶土自带的纯粹颜色，越州窑瓷器烧窑后的色彩堪称“秘色”。日文中“秘色”一词有着专门的发音，念作“hisoku”，在平安时代是天子专用的瓷器品种，《源氏物语》中也留有和秘色相关的记述。陆羽是最早推举青色和茶汤的颜色相得益彰的，他认为茶器若是白色，就会衬得茶汤过红；若是黄色，就会衬得茶汤过紫；若是褐色，就会衬得茶汤过黑。

景德镇的陶土是白色的，虽然这是景德镇瓷器的最大优势，但白色会将茶汤颜色衬得过红。在不失去白色这种优点的情况下，能施上一层青色的，就是使用透明的青色釉。器面上雕花下陷处会留住釉药，这些部分也就显得比其他部分的青色更深一些。景德镇出产高岭土，这种白色的瓷土耐高温且可塑性极强，因此制作出的陶胎在削薄之后再雕刻就能彰显青色。这种瓷器称为“影青”，风靡一时，并且大量出口，景德镇荣登国际舞台也是在开发出影青之后。

影青的制作工艺中有削薄这一道工序，要把陶土削薄，十分费工。景德镇窑场在订单大量涌入之后，似乎有些忘乎所以，开始在削薄工艺上偷工减料。不久之后，景德镇陶瓷就失去了口碑，为新兴的龙泉窑所代替。

第二个教训，正确发挥自己的优势可以获得荣耀（景德镇瓷的优势就是白和薄），但要想守住成功，就必须维持品质。

龙泉窑兴盛于南宋，也就是12世纪以后。北宋未能抵御金的侵略，失守都城开封，于是在1127年，南宋王朝开始了它的历史，将临时首都设在了杭州。从北方逃难而来的陶工们将北方青瓷的技术方法，也就是多次施釉技术带到了南方。没落的越州窑陶工们就是为了让越州窑技术在浙江的腹地龙泉重放光彩，才做了许多的努力。

第三个教训，受到外部刺激会促人进步。景德镇受越州窑的雕花技术刺激，龙泉窑受北方的施釉法刺激。

坏了名声的景德镇再也接不到订单，与之相反，龙泉窑的生意则是一片兴隆。由于两地相隔并不很远，丢了工作的景德镇陶工们大概很大部分迁徙到了龙泉。

这时候的龙泉因为订单大量上门，差一点重蹈覆辙，踏上了景德镇偷工减料的老路。上好的釉药的调制方法十分复杂，因此制作量也有限。为了应对大量的订单，就不得不批量制作釉药。大批量制作出的釉药的缺点就在于烧出的青色没有深度。为了分散大家对瓷器颜色的注意力，龙泉窑创造了“贴花文”的工艺，这种工艺在日本被称为“浮牡丹”。陶工们做出牡丹花和叶子形状的模子，压制出大量的形状一样的花样，贴在陶胎表面。这个想法大概是从国外，特别是西亚地区的审美中得到的灵感吧。

第四个教训告诉我们，如果碰到困难，那就得想办法解决它。

南宋时景德镇停滞不前，面对龙泉窑的发展也只能望尘莫及。但在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之后，终于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其重振旗鼓的原因，还在它白色的陶土上。

从古时开始，人们就会使用竹篦等工具在陶器上印花，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出现了在陶器上雕花的工艺。但到元朝为止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人想到直接在器皿上作画来对其进行装饰。世界性的大国元从西亚带回来氧化钴颜料，钴颜料在日本被称为吴须，在中国则被称为回青。使用这种优质的颜料，可以在白色器皿上绘出色彩斑斓的图案，便诞生出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青花瓷。通过青色渲染白色，之后又发明了使用红色或其他颜色颜料突出白色。继青花瓷之后出现釉里红等多种瓷器种类，景德镇也因此声名大躁。

元朝疆域十分广阔，国境内各种物资的交换也就成为可能。为景德镇带来新的生机的，便是景德镇的白陶搭配这种出色的颜料。陶土的白色和颜料的青色确实配合得十分完美，因此青花瓷一经问世就受到了世人的极大追捧。不久之后回青的出现，似乎告诉我们的是“有福不用忙”这个道理。但如果真的不做任何努力，只想着机会从天而降的话，即使是将回青放在我们的眼前，估计我们也不会发现它。正是由于陶工们毫不懈怠，不断地思考如何创新，才最终促成了与回青命运般的邂逅吧，所以说不劳是无获的。

逆旅主人

中国的古诗文中以出门远行作为主题的不在少数。有的文章不会直接言及旅行，但会谈到送别，又或是谈到思念远人，又或是诗文本身是在旅行的途中执笔写作而成。大概是心潮起伏之后，创作的欲望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自然涌出。将这些林林总总都算在内的话，相关文章的数量肯定是非常之多的。

古时候的中国，人们在为即将远行的朋友送别践行时，似乎是要陪着同行一天。在旅馆住上一晚，第二天早晨才迎来真正的离别。读王维那首有名的《送元二使安西》，就可很清楚地了解以前的这种送别习惯。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渭城，从名字也能猜出，指的是渭水边的一座城市。汉朝的长安城便坐落在渭水之滨，而唐朝时的长安城向东南方迁移了，从唐朝长安的西门出发到渭水应当有10千米左右的距离。

唐长安有三个西门，自北向南分别是开远门、金光门和延平门。但人们并不是从城门所在之处踏上旅途，而是从自己家，又或者说是从日常生活的场所出发上路。长安城东西宽9.7千米，南北长8.2千米，在当时来说规模相当宏大，仅是从家里走到城门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举例来说，从空海曾经接受惠果阿阇梨教诲的青龙寺出发，走到金光门的话，根据我的估算，大概要走十多千米。从行路的距离来考虑的话，第一晚停宿在渭城周围是非常合适的。既然是旅行的第一天，那么也不太着急赶路，再加上送行的人们同伴同行，自然是缓缓而行，一边互叙惜别之情一边行路。

丝绸之路上，每隔差不多30千米会设有驿站，来供商队歇脚。马和骆驼组成的商队的一日行程应该也就是30千米左右了。徒步的话，一天的脚程一般是其一半。据说春秋战国时代，军队一日行军的距离为30里，当时的一里大概是现在的400多米，30里也就是12千米左右。由于每行军30里便扎营休息，大家就称30里为一舍。成语讲“退避三舍”，也就是指后退36千米。

从长安到渭城，如果一天能到达的话，还算是比较轻松的，但这仅限于骑马。若是徒步，正好就是“一舍”的距离。因为送行的人也要住一晚，渭城的旅馆生意想必是非常兴隆。旅馆级别自然也应当是从豪华高级的到普通简陋的，各种都有。但写文章注重简洁明了的唐朝人，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关于旅馆的详细记述。虽说小说中时不时地会出现旅馆的场景，不过我们还是很难从中了解到关于旅馆的具体情况。在纸张能够大量生产、印刷术普及之前，文人似乎也会同情誊抄者的辛苦，不作多余的描写。

唐朝传奇《枕中记》中诞生了有名的邯郸梦（黄粱美梦）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舞台就在“邸舍”，应该就是旅馆之中。文中提到在邸舍之中“设榻施席”，“榻”指的是长凳，“席”指的是褥子，所以故事发生的具体场所大概也就是在店头的长凳之上。故事中，一位叫吕翁的道士坐在了这条长凳上，有一个叫卢生的年轻人恰巧路过，和道士并排坐在了凳子上，这样我们也就知道，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旅馆的内部。并且卢生的角色设定是“邑中少年”（所以他也不可能是住在自己村子旅馆里的旅客），可以推测描述的是茶室的场景。

唐朝传奇《虬髯客传》，讲的是唐朝元勋李靖功成名就之前的故事。李靖带着一位面容姣好的张姓歌妓四处周游，有一日住在了山西灵石的一家旅馆里。张氏虽是女扮男装，但在就寝之前坐在床头对镜梳妆，李靖则在刷马。就在这时，一个胡须赤红的男子骑着驴出现了，他将自己的行李扔在炉子前，掏出自己的枕头，侧身躺下便开始看张氏梳头的样子，李靖看此情景，自然是恼怒异常。但张氏绾住头发，暗暗使眼色告诉李靖不可发怒。之后李靖和红须男子变得熟络，甚至同食同饮。从上文的描写，我们能够知道这间旅馆中旅客们是合住的。有炉子，既可用来做菜，又能用来取暖，李靖就是用那只炉子来炖的肉。而李靖在刷马时可以看到在床边的张氏发暗号，也就是从拴马的位置可以看到床。那么房间里自然也是能闻到马粪臭的，这样想想，这家旅店也就一点诗情画意都没有了。

客舍，邸舍，旅舍，这三个词都可以用来指代旅馆，但“逆旅”这个词在当时更为常用。“逆”即是“迎”，按字面来翻译的话“逆旅”就是迎接旅途的意思，这也就成了旅馆的意思。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有这样一句：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这句话被芭蕉[1]引用在《奥之细道》中，也为日本的读书人所熟知。李白还曾留下以下的诗句：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李白深知，不论是多么豪华的旅舍，说到底也不过是临时的住处。宋朝的苏轼也曾写道：

逆旅浮云自不知。

浮云不会永远停留在一处，而逆旅也是一样的漂泊无定，所以作者将这两个意象罗列在了一起。旅人自然是心情萧索又无所寄托，而诗兴常常是在那样的状态中才酝酿出来的。反过来说，如果心情完全处在平静的状态，未受到任何刺激的话，也很难得到创造诗歌的灵感。

任何人都想逃离不稳定的旅行，回到自己生活的温暖而又熟悉的家中。古人在送别旅人之时，会将柳枝结成环相赠。“环”与“还”同音，也是表达盼旅人早日还乡的心愿，但却不知道这个风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王维诗中的“客舍青青柳色新”一句，则是通过对柳枝鲜艳翠绿的描写，越发衬托出离别时的悲伤与不舍。

旅馆在我们有关旅行的回忆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的时候，即使我们逐渐忘记了旅行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对旅馆的记忆也还会清清楚楚地留在脑海之中。当然，如今虽然越来越重视它的实用功能，我们还是会因旅馆的服务，或倍感温情，或感受冷落。人在旅途，神经也会变得格外敏感，与其说我们是住在旅馆里，不如说我们是依赖了旅馆主人的情谊。在表达寄宿于某处时，明明只要说“宿逆旅”就足够了，但在唐代诗文中却常常出现“宿逆旅主人”的说法，有时甚至连主人的姓名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出现诸如“宿某地逆旅某氏家”的标题。李白有一首诗，题名“宿清溪主人”，开头一句写道“夜到清溪宿”，下句紧接着的是“主人碧岩里”。诗人能晚至却顺利入住，也完全靠的是旅馆主人的热情。

不住旅馆，也可以住在寺院里，稍有些规模的寺院，都会为信徒提供寺内的住宿。唐代诗人钱起曾写过一首诗，诗名为《宿远上人兰若》。兰若是梵文中“Aranya”一词的音译，指的就是佛寺，寺院住持名叫远上人。庙本身自然是有名有姓的，但对于钱起来说，他感觉并不是去庙里投宿，而是投奔远上人去的。

《唐诗选》中曾收录了张谓的一首七言绝句，诗名为《题长安主人壁》。题目中的长安主人，指的自然是长安某个旅店的老板，而不是长安城的主人。张谓是河南人，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曾在长安城内长期驻留。因此这里的逆旅，指的应当是出租屋一类的地方。迄今为止的注释，大家基本上都是按字面来解释这首诗的题目，认为诗人将这首诗题写在了房子主人的墙壁上。但如果李白的《宿清溪主人》与《宿清溪逆旅》是一样意思的话，“主人”和“逆旅”实际上是同义的。所以，张谓的这首诗也不一定就是写在了主人的房间里，反而很有可能是写在了自己租住的房间的墙上。

世人结交须黄金，

黄金不多交不深。

纵令然诺暂相许，

终是悠悠行路心。

诗的意思是，与世人结交，黄金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黄金不够多，也就很难深入交往。纵使暂时成为了好友，最终也还是会沦为路人，互不关心。最后一句中的“悠悠”就是用来形容不感兴趣的态度。这是一首非常浅显易懂的诗，告诉我们不管是张谓生活的8世纪中叶，还是那之后1200年的现代，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状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张谓是因为不能按时缴纳房租，受到房东冷遇，心生愤慨，才在墙壁上题诗的话，写在房东的墙壁上才更有魄力吧。但若真是这样，张谓估计也早被房东赶出家门了。所谓主人，是相对客人来说的称呼，客人就是旅客，起码在当地是漂泊无根的人，而主人，则是扎根于那个地方，来招待客人的。但同时，旅店的主人也是经营者，面对不付寄宿费的客人，是不可能一直笑脸相迎的。开始的时候奉上笑脸，不过是因为旅店也是一种营生，给人留有好感是非常重要的。何况考生们将来还有可能平步青云，当上大官儿。张谓则是因为未能及第，才受老板冷落了吧？

第宅非吾庐，

逆旅暂留止。

这是白居易留下的诗句。人生如旅，安定的家庭与自己无缘，诗人总是在路上奔波，辗转于旅馆之间。邯郸一梦的故事中登场的吕翁，在店头设塌休息时“铺了褥子”。从这个描写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旅行者们都是自己背着被褥出门，看到可以休息的长凳子，就取出准备好的被褥休息一会儿。有了这些准备的话，露宿也更好捱一些。人生的旅途也是一样，万万不能空着手上路。

[1]即松尾芭蕉（1644—1694），江户时代前期的一位俳谐诗人，公认的功绩是把俳句形式推向顶峰。

普陀山记

《华严经》中记载过善财童子去南方净土的一座补怛洛迦山，在山中面见观自在菩萨的故事。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山名变为了布呾落迦，但不管怎样，这两个名字都来自梵文“Potalaka”的音译。或许“Potalaka”只是个传说中的地名，但根据玄奘的记载，7世纪的印度人认为其指的是南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附近。

各地的观音道场都开始自诩是“Potalaka”。中国最大的观音道场在浙江省舟山列岛的普陀山，在中国常常用“山”来指代“岛”。普陀山是一座面积只有12平方千米的小岛，旁边还有更小的岛就像它的附属品，叫做洛迦山。这两座岛其实也就是将“Potalaka”一分为二取的名字。

从上海坐8小时晚班列车到达宁波，再从宁波港乘船5个小时才能到达普陀山，一路上可以说是相当的辛苦。但我本身对观音道场一直都很感兴趣，舟山又是鸦片战争的战场以及遣唐使离开中国的地方，再加上倭寇也曾在这里盘踞，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想亲眼看一看。

提到“普陀落”，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普陀落渡海”这种让人很难理解的信仰。信徒们从熊野出发渡海，坚信自己坐着船能够前往菩萨所在的南方普陀落净土。在日本，那智山被视作观音道场。《吾妻镜》中记载，天福元年（1233），下河边六郎行秀法师从那智滨出发，渡海前往南海普陀落山。书中还提到，法师出航时，在船内囤了30天的口粮，并且请人将船从外部钉死。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杀行为，但法师本人却是希望通过渡海来到达极乐世界。那智滨之宫中有一座普陀落寺，江户时代，普陀落寺的住持到临终之际，都会被载上船流放入海，换句话说，当时普陀落寺的住持们都是“普陀落渡海”的志愿者。说起那智滨，实际上，《平家物语》中，在坛浦之战中吃了败仗的平维盛，相信自己能得到阿弥陀如来的救赎，诵经投水而亡。“普陀落渡海”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投水行为的一种。

柳田国男[1]认为，在佛教传入之前，日本人就已经相信世界上存在不老不死的国度，在那里可以和故去之人见上面，入口就在伊势和熊野。

他在《海上之路》中这样写道：

我想，这里是否是普陀落渡海的新的佛教信仰由此成长而来的渊源呢？

玄奘并没有实际到达过南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所以他对于“Potalaka”的描述不过是根据传闻，他写道：

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

前往“Potalaka”被描写成了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冒险，而普陀落渡海肯定是更加危险。大概南方观音净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涉足的。日本有名的33处观音道场巡礼，一开始是僧人的一种修行，克服途中的重重困难是巡礼的主要目的，之后却渐渐变化成了普通百姓的娱乐活动。在中国，从绍兴出发，途经宁波，再从海路去普陀山的旅途也变成了善男信女们的享受。一路上的风景也被画成平面图，代替旅行指南，销路很好。

直到13世纪，普陀山才作为观音道场而为世间所熟知。但普陀山开山却是在9世纪，开山的是一位日本僧人，名为慧萼。

鉴真、空海、最澄、圆仁、道原、荣西，这些大家熟知的僧人，都是因为佛教而结缘中日两国。不过，慧萼却几乎无人知晓。在五台山被暗杀了的灵仙，战前也不太为人所知。灵仙的出生地日本米原町，最近也开始了关于他的宣传活动。但还好歹知道灵仙是何处生人，慧萼则不知是何年何处生，甚至俗姓都没有遗留下来。

慧萼与圆仁几乎是同时期的人，他曾前后四次渡唐。仁明天皇承和十四年（847），圆仁回到日本，同一年慧萼乘另一艘船回国。之后，慧萼再次远渡唐朝，并在唐大中十二年（858）打算回到日本，但未能遂愿，圆寂于唐土。

慧萼在五台山得到了一尊观音菩萨像，想要将其带回日本，便从四明（今宁波）上船启航。船行至普陀山（当时被称为梅岭，传说前汉仙人梅福曾在此处炼仙丹）时，触礁不前，大家立即卸下行李减重，但船还是浮不起来。这时候，慧萼取出了观音像，船便浮了起来。慧萼察觉到观音是想留在此地，便放弃了回国的想法，和观音像一起留了下来。这则小故事曾记载在《元亨释书》中。

也因为这个故事，大家称这尊观音为“不肯去观音”。观音上岸的潮音洞附近建了一座不肯去观音院，匾额为康有为所书。指示牌上介绍道，慧萼的船不是由于触礁而搁浅，而是被海上出现的数百朵“铁莲花”拦住了去路。导游解释道，这些铁莲花有可能是大群的海豚，海豚颜色像铁，且感到危险的时候有结群游泳的习性。浪漫的传说故事被那样科学地解说一番，不由得让人略感扫兴。

不肯去观音院所在的地方据传是观音像和慧萼上岸的地方。最开始时观音院的规模并不大，只是普通的小草庵，后来在当地的一位张姓之人的援助下，数年后建成了“紫竹林禅院”。正如所取的名字一样，观音院周围原本有大片的紫竹林，进入新世纪之后，紫竹纷纷枯萎死亡，几乎快要绝迹。但最近似乎又有再植紫竹林，重振其名的计划。

观音像与慧萼一起上岸的附近，有一处称为“观音跳”的景观。相关的传说也是各种各样，有人说这是观音从洛迦岛跳到普陀岛上留下的脚印。也有人认为“跳”是“眺”的误记，因为观音从这里眺望远方才得了名。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

普济寺是普陀山内最大的寺院，位置就在仙人跳的北边。寺庙最初勅建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并被赐名“宝陀观音寺”，现在总体面积达到1.14平方千米，占全岛面积的近十分之一。当然，普陀山中除了普济寺外，还有大大小小许多其他的寺院。但实际上，到南宋的嘉定七年（1214），岛上所有的寺院才都将观音作为自己的主佛，当时的皇帝宁宗给普济寺赐了“元通宝殿”的匾额，普陀山也自那时开始被公认为是观音道场。

我们并不知道慧萼佛事的观音像最后下落如何。明初洪武十九年（1386）颁布了禁海令，除朝贡船以外，私人的贸易船被禁止入海，规定“寸板不许下海”。

禁令极其严厉。当政者认为，如果沿海地区没有住民居住，那么就能完全抑制住走私行为。因此沿岸的建筑物被强制破坏，居民被迫迁移到内地。而寺院也是建筑物，所以当时的宝陀观音寺也被放火烧毁了。观音像则被转移到郡东栖心寺，也就是宁波的七塔寺之中。

不久海禁解除，普陀岛作为观音道场又恢复了活力。但荷兰人在清朝初期的1665年占据了普陀岛，岛上的寺院又被烧毁。1689年，荷兰人被驱逐后，康熙帝来到杭州，捐了千两白银资助寺庙重建。南京明故宫后得到的材料都用在了寺庙的重建上。明朝在永乐帝时迁都前往北京，但洪武帝建造的宫殿仍然留在南京。皇帝宫殿使用的自然是最高级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用来建造了普陀山的佛寺。颇让人感慨的是，也正是洪武帝发布了海禁令，并下令烧毁了普陀山的寺庙。洪武帝的宫殿最终被用来重建寺庙，不禁让人想到因果报应的说法。

康熙三十八年（1699）时，康熙再次巡幸杭州，捐资重修普陀山，并且赐宝陀观音寺“普济群灵”之匾，宝陀观音寺也由此改名普济寺。

康熙还给当时的海潮寺赐了“天花法雨”的匾额，海潮寺也就改名变成了法雨寺。

普济寺为前寺，法雨寺为后寺，这两座寺庙被认为是普陀山的双璧。清朝中期，岛上的法顶山（也被称为菩萨顶）上也建成了一座大型寺庙，称为慧济寺。如今这三座迦蓝被合称为三大禅林。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占领过定海县的舟山岛。舟山岛就在普陀山对面，渡船来往只要10至15分钟，但历史上似乎没有留下普陀山受到英军破坏的记录。

观音过此不肯去，

海上神山涌普陀。

楼间高低二百寺，

鱼龙轰卷万千波。

云和岛屿青未了，

梵杂风潮音更多。

第一人间清净土，

欲寻真歇竟如何？

这首诗名为“不肯去观音院”，作者是康有为。诗中出现的真歇是南宋名僧，曾经居住在普陀山。南宋的真歇，元代的孚中，清代的潮音，以至于民国的了余，这些名僧都继承了慧萼的遗志。而同时这里也留下了洪武帝、荷兰殖民者的痕迹，不知为何，正因为他们的癫狂行迹，更加深化了普陀山真的是“第一人间清净土”的感觉。

[1]柳田国男（1875—1962），日本民俗学创立者，东京大学政治专业毕业，1932年后专攻民俗学，创立民间传说会和民俗学研究所，著有《后狩词记》《远野物语》《桃太郎的诞生》等诸多民俗学著作，后刊有全集36卷。

从梅福到慧萼

作为观音道场的普陀山是中国的四大名山之一，另外三座名山分别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位于山西省）、普贤菩萨道场的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地藏菩萨道场的九华山（位于安徽省）。

九华山的南边就是黄山，所以九华虽然是地藏菩萨的道场，也被黄山的赫赫声名压制得没有什么存在感。五台山、峨眉山和普陀山，在成为佛教道场之前，都曾经是神仙道的修行之所。正如人字旁加山写成“仙”字，道士们大多选在山中修行。不管是神仙道的道士还是佛教的僧侣，大家似乎对灵气的感触都是一样的。在峨眉山听到的说法是，峨眉山中的道观，很多直接改造成了佛教寺院。

普陀山也是一样，在日本僧人慧萼奉观音像上岸之前，神仙道的道士们肯定在此地活动过。岛原名梅岭，据说是因为有一位名叫梅福的仙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汉书》中也为梅福立了传：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穀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辄报罢……

《汉书》中对梅福作了长篇幅的介绍，他曾居南昌县尉（县的副知事）这个并不算高的职位，辞官回乡之后，通过县道级别的行政机关，上书朝廷来报告非常之事。还会自己借马车前往皇帝行在之处，针对最近的政务，一条一条进言献策。但梅福并没有政治野心，每次提过意见后就立刻离去。

梅福虽没有野心，但对国家政治却十分关注，他的传记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引用他上奏皇帝的奏折内容。但梅福的进言未显成效，不久后王莽建立新政，掌握了政治实权。当时正值元始年间，也就是1世纪初期的时候。此后梅福便抛妻弃子，得道成仙去了。所以梅福并不是生来就是超然之人，与之相反，最开始的时候他比谁都更加关心政治。也正因如此，王莽的出现才会让他深受挫折，以至于让他想要遁世吧。《汉书》中还提及了有人在浙江会稽见到过他，他改名换姓成了吴市门卒。都是一些没有确实根据的传言，传言中并没有提到他去了舟山列岛的事情。

仙人是自由自在，可以在任何地方显现身形。不用说舟山列岛本就在会稽郡的管辖之下，恐怕江南各地肯定也都流传着梅福的传说吧。

从梅福所在的东汉末年，到慧萼的中唐时期，800年的岁月流逝而过。这800年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岛的记录。传说梅福炼成了长生不老的仙丹，估计大家认为他曾经一直活在岛上的某个角落里，直到观音的到来。

据传，从5世纪的北魏时期开始，五台山开始了由道教向佛教的转换。普陀山则是在四百年之后，也踏入了与五台山一样的模式。从神仙变成了观音菩萨，代表人物则是从梅福变成了慧萼。

在中国成为寺院开山祖师的日本僧人，除了慧萼之外估计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并且，普陀山不仅是一座寺院，全岛所有的寺院都变成了观音道场，而慧萼则是这一切的起点。从这一点看来，慧萼的成就可以说是破天荒的，遗憾的是他在日本的知名度却很低。正如上一章中提到的，他的生卒年、家乡、俗姓都还是一片谜团。慧萼先后四次渡唐，对唐朝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当时的日本朝廷也曾对他委以重任。

在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日本时隔30余年派出了以藤原常嗣为大使的遣唐使团。藤原回国时，唐朝还安排了使节将他一直送回至日本，因此，日本的朝廷也必须安排唐朝使节的送还事宜，于是将这个任务委托给了新罗船队。当时日本是仁明天皇当政，天皇的父亲嵯峨上皇，想要趁这个机会为五台山捐资布施，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慧萼。藤原常嗣回到了日本，但与其同行的圆仁等人还留在唐朝修习佛法，慧萼便在这个时候踏上了唐朝的土地，时值承和六年（839）。

留在唐朝的圆仁（后被称为慈觉大师），对于慧萼第二年来唐之事是知情的。虽然两人并未在唐朝相见，但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中，圆仁时常提到有关慧萼的消息。譬如，唐会昌元年（841）九月七日的记录中写道：

闻日本僧慧萼、弟子三人到五台山，其师主为发愿求供十方僧归却本国，留弟子僧二人住五台山。

除此之外，会昌二年（842）四月二十五日的记录中，引用了楚州的新罗语翻译刘慎言的来信内容：

送朝贡使，梢工、水手前年秋自彼国回。附玄阿闍梨书状并砂金廿四小两见在弊所。慧萼和尚附船到楚州。已巡五台山，拟今春返故乡。慎言己终人船排比。其萼和尚去秋暂往天台。冬中得书，云拟取明州赴李邻徳四郎船，拟返国。萼和尚之钱物、衣服并弟子悉在楚州，又人船已备，奉遂免发于此……

根据书信的内容，慧萼在会昌元年九月前，将两名弟子留在五台山，孤身短暂归国，但马上又回到了唐朝，会昌二年的春天又回到了日本。那时，慧萼将钱物、衣服和弟子都留在了唐朝，所以是计划立刻再返回唐朝的。

圆仁日记中的其他部分中也出现过李邻德这个名字，此人大概是个新罗船主，名字后面还跟了一个四郎，所以我们认为李邻德这个名字是兼顾了船的商号在使用，李邻德的几个儿子都是船长，慧萼坐的肯定是第四个儿子的船。“取明州”则是指船要途经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阿倍仲麻吕和最澄也都是从明州上岸进入唐朝的。空海当初也是想取道明州上岸，但船却漂流到了福建。与橘逸势一起回国时，空海则是从明州上的船。唐朝的鉴真和尚前往日本时，也途经明州。

慧萼乘李邻德四郎的船回国后，没过多久就又远渡唐朝。会昌五年（845）七月五日的圆仁日记里，记录了慧萼在唐朝的有关消息。

也正是在会昌五年，唐武宗被道士赵归真诓骗，弹压了道教以外的全部宗教。究其原因，则是因为道士制作仙丹，迎合了武宗想要长生不老的愿望。对于佛教来说，这是空前的“法难”，在住的外国僧人也都被迫还俗或被流放。圆仁等人则在当年五月离开了长安，沿路他们不得不目睹一座座寺院被破坏摧毁。六月末到扬州，七月初到达楚州。圆仁在七月五日的手记中写道：

日本国慧萼闍梨与弟子于会昌二年礼五台山，为求五台之供，就李邻德之船归却本国，年年将供料到来。今遇国难还俗，现在楚州。

如果知道同胞慧萼也在楚州的话，圆仁肯定会去相见，因此有人认为，这里是将苏州误记为了楚州。但当时是逃难路上，楚州也是很大的一片范围，即使知道对方离自己很近，也可能并不能去相见。前文中引用的是圆仁在楚州时从翻译刘慎言处听到的消息。按照上文的说法，慧萼每年都带供料到五台山来。而这里提到的“国难”，不用说，指的就是会昌年间的“法难”。

其实圆仁所在的藤原常嗣遣唐使团，是日本朝廷派出的最后的遣唐使。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菅原道真被任命为遣唐使，但朝廷听从他的意见废止了遣唐使船。废止的理由当然有很多，由于搭乘新罗的船只可以十分方便地穿行于中日之间，也就没有必要花大量的财力专门养着遣唐使船了。慧萼频繁地来往于中日之间，搭乘的也都不是遣唐使船。

按《元亨释书》中的说法，慧萼是在橘大后的诏令下前往唐朝的。橘大后是嵯峨天皇的皇后，仁明天皇的生母。慧萼登五台山，又至杭州盐官县灵池寺谒见齐安禅师，最终以橘大后的名义聘得义空长老一起返回日本。也就是说，橘大后不仅命令慧萼去五台山进香火钱，还命令他寻找唐朝的名僧带回日本。

长生不老的仙丹在武宗身上没有发挥丝毫效果，反而极可能是由于服用这成分不明的药，武宗在翌年三月驾崩了。圆仁当时还因僧人还俗的敕令，被禁足在登州赤山院庄，听到皇帝驾崩的消息后，他写道：

身体烂坏而崩。

仿佛在说武宗活该受这天罚。

宣宗即位后，立刻解除了对佛教的禁令，并处刑了道士赵归。

剃头披缁衣。

圆仁意气扬扬地写下了这一句话。当时也在唐朝的慧萼，心中肯定也是一样高兴的。之后圆仁归国，但慧萼却不知所踪。慧萼的行踪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唐大中十二年（858），距圆仁归国已过去了12年。慧萼在五台山得了观音像，打算带回日本供奉。但最终由于佛缘，僧佛一起留在了普陀。

据新华社报道，1981年4月28日的下午，海面上出现了五色祥云，其中还浮现出了大伽蓝的幻影，也就是所谓的海市蜃楼现象。实际上，1916年8月，孙文乘“建康号”军舰视察舟山列岛，登陆普陀山时，也看到了海市蜃楼。这样说来，1300年前，慧萼决定与观音一起留在此地，是否同样因为看到了海市蜃楼呢？

发丘中郎将

我的家在属于六甲山系的伯父野山和伯母野山的边界线上，房子面积只有一百多坪，三分之二属于伯母野山，剩余的三分之一属于伯父野山。当时这附近尚被规划为“字”[1]，所以地址既可以标伯父野山也可以标伯母野山。我家并排的屋子也是同样，处在跨在两座山之间的状况，但北临的房子的地址标明自己属于伯母野山，南临的标明自己属于伯父野山。打算在那里建房子之前，我在城里巧遇了诗人竹中郁[2]，喝茶闲聊的间隙，关于新家的住址到底应该选哪座山，我也征求了他的意见。

我觉得从听觉上来讲，B听起来比J顺耳，但又感觉伯母要比伯父好一些，伯母是女性，听起来也会多一份女性的柔美。嗯，其实两个名字都挺好。

这个是竹中的意见。虽然说二者皆可，但我还是从话语中嗅出竹中似乎比较倾向于伯母野山。也考虑到房子在伯母野山的占地面积更大，我最后选择了伯母野山。

数年后，这个地域的规划从“字”变为了“町”，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些“町”里人才能享受的服务。比方说，行政规划是“字”时，国营铁路运送的货物是不会配送到各家各户的，必须自己到六甲道站去签收，而变成“町”后就能直接在家收国铁配送的货物了。是否就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差别对待，大家才都不想用他家的快递，国铁的生意才越来越萧条吧。宅急便则是从很早之前就开始送货上门了。在东京的二手书店买二手书时，我也会再三叮嘱店家：

——请不要发铁道快递。

倒不是因为我有多讨厌国营铁路，而是因为，即使发件人再三要求送货上门，到头来还是要自己跑到车站去取货。

大家翘首以待“升格”为“町”，神户市也非常简单果断地将这附近一带命名为“伯母野山町”，没有人提出不满。当然，论知名度的话，本身伯母野山要更为世人熟知一些。

——啊，原来还有一座伯父野山呀。

即使有人知道伯母野山，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不知道伯父野山。这样说是因为，伯母野山中发现了绳文末期的人类居住的痕迹，相关消息也经常见诸报端。昭和三十年代盛行开发至上主义，伯母野山遗迹被破坏，变成了学校的操场和公司的宿舍楼。但好在出土文物被保存了下来，还留下了考古报告，算是比较令人宽慰的。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施工现场挖出了类似文物的东西，施工方也会隐瞒事实，继续施工。或者认为，这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根本没有必要提及。开发至上主义时期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计算出来了。我们急切地探索的，想要得到的答案，很有可能就藏在这些来自地下的文物之中，但人类欲望却毫不留情地将它们踏个粉碎。

古人的生活痕迹，可以成为今人的参考。就好像我们不停地参考医生的临床病例、律师和法官判例一样，人类只能以历史为借鉴。从绳文、弥生时代的人类遗址中，我们应该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对巨大古坟有一种生理上的排斥。那种巨大的权力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主题。巨大古坟是膨胀的欲望的具象呈现，因为相信死后存在另一个世界，人就会想要把现世拥有的东西全部带去那个世界。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就拼命地将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入自己的坟墓中，坟墓也就成了一个巨型的财宝收藏库。

如果知道某处有宝藏，就又会滋生出新的欲望，想要将那些财富挖出来据为己有，这也是人之常情。坟墓的主人对于这一点再明白不过，所以建造陵墓时最大的着眼点，就是如何下功夫防止盗墓。

秦始皇动员70多万囚徒建造了皇陵，《史记》中曾记载道：

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正如这句话所说，陵墓中设置了机关，有人接近的话，弓弩就会自动发射。秦始皇还将制作机关或者知道藏宝处秘密的工匠，全都关在了墓道中，将他们活活饿死。

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无复出者。

《史记》平淡地叙述着工匠们悲惨的命运，工匠们被关在墓道中，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来。这样秦始皇大概就觉得万事俱备，不用担心了。不过，只要是人做出来的机关，就必定会被人破解，即使能自动发射弓弩，用人海战术就能解决。因为无论怎样的连发式装置，弓箭的数量也不是无穷尽的。始皇帝死后3年秦就灭亡，骊山陵也很快被挖了个底朝天。《水经注》中写道：

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羊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灭。

项羽动员30万军众，花费30天往外运输墓内的宝藏，还是没有搬完。关东来的盗贼把棺椁熔化，取走了铜。牧羊人为了找羊时进入墓穴，一把火烧了陵墓中剩下的东西，火连烧90天不熄。这些皇陵中剩下的，大概都是不能轻易搬走的东西吧。传说陵墓中有用水银制作出的百川、江河、大海，还有用人鱼油点的长明灯，诸如此类的东西，怕是还留在了坟墓中。

——财宝长眠于地下。

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这样想，所以盗墓也就难绝其踪。皇帝从生前就开始建造陵墓，这种陵墓被称为“寿陵”，同样，活着的时候就做成的棺材被称为“寿器”。据说皇帝一开始制作寿陵，盗墓者就会在离得很远的地方建好自己的住所，然后研究从哪里挖盗墓用的坑道。皇陵还未完成，就已经被盗墓贼盯上了。盗墓也是经历父子两代，将地下的财宝据为己有。家里虽然现在一贫如洗，但到了下一代肯定就是大富豪了，他们在挖地道的时候估计会这样想吧。

三国乱世之中，也有人为了筹措军费去做盗墓的勾当，此人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曹操。他也和项羽一样，使用军众大规模地进行盗墓。或者说，不能将他们的行为称为“盗”墓，所谓“盗”，总是带着偷偷摸摸的意思，但曹操却是堂堂正正地进行，并且还设置了诸如“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的官职。“丘”指的是坟丘，也就是墓，“中郎将”是俸禄二千石的部长级官职，这个职位其实也就是“挖坟大臣”的意思，“摸金”就是寻找黄金的意思，校尉也是俸禄二千石的军队官职。在黄巾之乱中曹操立功，由此晋升为了校尉。除此之外还有“寻宝将军”，这指的是负责寻找地下宝藏的官职。

《文选》中收录了陈琳所写的弹劾曹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檄文中写道：

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文中说，没有不暴露在外的尸体，由此可见各处古墓都被挖掘得很彻底。曹操自然也是深知此道理（正因为宝藏被埋藏，才会被挖掘）。所以，他临终之时，以“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也”的理由，留下了“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的遗言。敛是指将尸体装进棺材里，这句话的意思是，埋葬时只给我着便服，不得陪葬金玉珍宝。

曹操的儿子曹丕（魏文帝）在建造寿陵时，也要求不要种树，不要建寝殿，并且陪葬品不用金银铜铁，只用陶器。其诏书中这样写道：

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

霸陵是西汉文帝的皇陵。文帝巡视寿陵时说：“啊，假如以北山石为椁，斩断纻絮上好漆，再塞住缝隙，这样谁也动摇不了它。”近旁的人都频频点头称是。只有张释之走上前去，说道：“如果陵墓里面装有人人想要得到的宝藏，即使用铁来铸造加固南山，盗墓贼仍能找到缝隙；如果里面没有人想要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文帝认同了张释之的发言，没有陪葬任何贵重的物品。也正因如此，霸陵才没遭遇盗墓，曹丕认为这是张释之的功劳。

明帝太过爱戴自己的父亲，在原陵中陪葬了太多财宝，所以东汉光武帝的原陵被盗挖了。曹丕曾这样断言过：

明帝孝以爱害亲也。

汉代时皇帝和皇族下葬都要穿金缕玉衣，但在三国乱世时，这些坟墓几乎都被挖开了，里面的陪藏品自然也不复存在。曹操是任命了发丘中郎将，大张旗鼓地挖坟，但背地里偷偷摸摸地挖的人肯定也不在少数。曹丕也肯定目睹过那些挖坟的场景，所以才再三下达有关自己下葬仪式的命令，甚至将那份诏书保存在宗庙之后，又将三份副本分别在尚书、秘书、三府保管。正是由于亲眼见证过那些悲惨的尸体残骸，才不想让自己也被曝尸于青天白日之下吧。

[1]日本的城市内，区以下的地域区分单位，基本上相当于中国的街道，现在已经很少使用。

[2]竹中郁（1904—1982），日本诗人，本名育三郎，兵库县神户市兵库区出身。

昆曲

提起中国传统戏剧，任何人都会联想到京剧吧？但京剧的历史实际上并不是很长。京剧也不是突然凭空出现的，而是在吸收了以往戏剧内容的基础之上慢慢形成的。没有史料能确切证明京剧具体“诞生”在什么时间，但大家公认的是，京剧是由徽剧名优程长庚（1811—1880）创立的，所以京剧的历史最长也不过百余年。

京剧之前也有过非常流行的传统戏剧，京剧取代了它们。通俗地说，就是有别的传统戏剧被打败了。那么，到底是哪种戏剧被“打败”了呢？它又是为何被打败，最终走上末路了呢？我想知道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脑海中之所以浮现出这种种疑问，是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昆剧团受邀至日本演出的报道。比起京剧，昆曲的知名度可以说低得令人绝望，即使是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也会认为，“那是来自云南昆明的戏剧吧。肯定是云南的地方戏”。

昆曲的“昆”，不是云南昆明的“昆”，而是江苏昆山的“昆”。昆山好像是一个县，正好位于上海和苏州中间。昆山在地图上略写成“昆”，但此地原名应当写作“崑山”。

昆曲具体诞生的时间也并不精确，据说是在16世纪中叶，由一位名叫魏良辅的天才剧作家创立。魏良辅祖籍江西，但曾在昆山附近的大仓居住，他生来就有音乐天赋，并热衷研究。当时音乐的主流是“南曲”，但魏良辅对这种乐曲并不满意，因此他枯坐家中，研究怎样才能创造出他理想中的音乐，甚至被传颂“足迹，不下楼十年”。

南曲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南方的戏曲，另一个是指南方的乐曲。为了区别二者，后者又被称为“南管”，和“北管”相对应。北管热闹，旋律起伏激烈，而南管则相对音韵低沉，节奏缓慢。几年前，我曾在福建泉州听过南管演奏，对此不感兴趣的人怕是会犯困。北管是烟花柳巷中的酒席音乐，南管则是文人聚会上的乐曲，一般都是这样定位这两种音乐的。这也反映在戏曲的风格上，北曲的风格偏向悲愤慷慨，南曲则是平淡悠长。

戏曲变得有趣，是从元代开始，其原因当然是出色剧本的出现。自元朝开始，一流的文人也开始写作剧本和小说了，在这之前的一流文人们，一心只想科举及第考中进士，所以只研究四书五经。同时，科举考试的项目之中出现了诗，所以吟诗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除此之外的文学形式都饱受冷落。写小说剧本的多是一些屡不及第的文人，以此作为赚钱糊口的营生，作品的质量自然也不高，所以现存的也很少。元朝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科举制度被废除，失去了奋斗目标的文人们，总算将目光从诗歌转向了戏剧和小说，元曲中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作品。从元代到明代，涌现出了诸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奇书。因为这些文章十分耐读，所以才能流传至今。魏良辅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在嘉靖、隆庆年间极为活跃，那时候是明朝中期，戏剧和小说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提高。

也正是在那时，唐寅和文徵明等吴中四大才子出现，苏州作为文化城市迎来了它的黄金期。昆山则是当时苏州府的县治，也就是县政府所在地。江南地方，当然是属于南曲圈子。魏良辅正是对当时的南曲持有不满，他认为南曲太过小众，有自我陶醉的倾向。明白人来看来听就行，这种“闲人免进”的态度，不仅表现在乐曲中，还表现在戏曲形式中。

因此，魏良辅开始对北曲产生了兴趣。北曲比较吵闹，一直为南曲的创作者们看不起。的确，北曲有震耳欲聋的嘈杂，和文人的审美观念不相符的地方很多，但北曲激昂豪爽的艺术风格却令人难以割舍，如果能与南曲“清秀婉转”的特色相结合，岂不是一桩美事？

这种想法说起来容易，好像将两者相加后再平均折中就行，但作品要面对的是活生生的观众和听众，所以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魏良辅立志要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大概也是出于自身的危机意识。实际上当时的戏剧无聊至极，观众们在观戏时，为了维持自己作为文人的体面，不得不忍耐而表面上做出一副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这样长久以往，观众肯定会慢慢流失。对吃这碗饭的人来说，客人流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像现在这样不作任何改变的话，流失的客人肯定不会自己重新回来，这一点让魏良辅觉得必须创造一些前所未闻的东西出来。

这时，魏良辅与北曲作者张野塘相识了。北曲当时也面临危机，虽然乐曲听起来很热闹，但戏剧内容却十分单调乏味。平庸之人很难感受到危机的存在，对危机敏感的，都是行业中的优秀人才。我们不是很清楚二人是怎样相遇的，但南北戏曲界出色的两人开始合作为戏曲改革贡献了力量。据说魏良辅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张野塘，由此看来，这二人之间有相当大的年龄差。创新过程中，魏良辅成了主导的中心人物。首先，南曲中未曾使用过的乐器，比如笙、笛，都被魏良辅导入使用。除此之外，魏良辅还加入了地方音乐元素，给太过优雅的曲调注入了活力。

当然，这些地方戏剧的精华都被融入昆曲中。随着昆曲的出现，苏州周边的海盐、弋阳、余姚等地的地方音乐便迅速衰落了。同样是昆山人的梁伯龙，写了《浣纱记》的剧本，并配上魏良辅研究出的新曲调，一经上演，这个形式便一跃成为了苏州剧坛的主流。元代以后出现的优秀戏剧剧本，也都接连配上了魏良辅的曲调进行演绎，逐渐地形成了昆曲。

就这样，昆曲在明代中期后，以苏州为出发点，制衡了中国剧坛。自此以后，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寿殿》，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些优秀的作品都是作为昆曲剧本创作出来的。不过，到了清乾隆年间，也就是18世纪中期，昆曲开始逐渐失去了活力。由出色的剧作家们支撑发展起来的昆曲，也走上南曲的老路子。昆曲开始追求演出形式上的典雅，台词也为了脱俗而越来越文言化，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便理解不了昆曲中的台词，自然让一般观众提不起兴致。为了自己的体面而牵强附会，观众也就逐渐减少了。

当时在北京，最为百姓们所接受的是北曲系的秦腔。秦腔音调极高，情绪高亢且内容简明易懂。秦腔也是南方化后的“西皮”，过分吵闹的舞台，看多了也容易厌烦。更何况舞台的内容单调乏味，不管听哪一场，看哪一场，观众都不会有新鲜感。秦腔看起来好像取代了昆曲，但单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将霸主地位维持下去。说到底，秦腔没有经历过昆曲诞生时的阵痛，只是在大家对形式化、陈腐化的昆曲感到厌倦时，才突然变得抢手起来。所以在不久之后它就会被新势力轻易地取代，而在北京取代秦腔的就是京剧。

昆曲虽然在北京走下了神坛，但在其诞生的故乡苏州，依然被继承了下来。大概在北京受到的挫折，刺激了昆曲的生存欲，集秀班、高天小班、聚福班等戏班子守护了昆曲的火种。只不过到了清朝末年，只剩下全福班和四六班两个戏班子。危机感是重生的原动力，1921年，由北京大学吴梅教授、俞粟卢教授等人在苏州成立了昆曲传习所。沈月泉、小彩金、沈斌泉等老艺术家，在那里向十多岁的学生传授传统戏剧表演。戏剧从骨骼还未定型的孩童时期开始学习为好。这些复苏的昆曲名演员，为了纪念“传习所”，都给自己的艺名里加了“传”字，比方说周传瑛、王传松、朱传蓉等名优。

昆曲复活的见证是1956年在北京成功上演的《十五贯》。剧本改编自清代朱素臣（也是苏州人）的戏剧《十五贯传奇》，是昆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演目之一，估计在日本也会公演。《十五贯》可以说是公认的、最为成功的古典戏剧改编的例子。

话题回到京剧上来，如今即使对日本人来说，京剧也算是比较熟悉的剧种。但如果疏忽大意，京剧也有可能随时没落下去。任何事物开始失去活力时，就是衰败开始之时。昆曲通过吸收不同的元素而产生活力，并走向了繁荣。后来又经历了太过阳春白雪而失去活力，最终衰落下去的过程。

京剧的完成者是梅兰芳，他将难登大雅之堂的京剧进化得更为优雅，并将其捧到了舞台上。但鲁迅却对梅兰芳的功绩表达过不满，他认为梅兰芳将京剧搞得太过脱俗了。

打把式卖艺时代的京剧，使用的台词自然是通俗易懂的，如果观众在台下喊些什么，台上的演员还经常会据此进行即兴表演或者对观众的呼喊做出回应。观众和演员的互动中，也不乏一些鄙俗的、带有性暗示的对话。但只看双方互动这件事，我们就能感受到当时隐藏在京剧中的活力。变得高雅是件好事，但戏剧原有的活力也消失了的话就不可取了。鲁迅曾经提出意见，认为京剧中“乡间姑娘的健康美”，会因为梅兰芳的演绎而有消失殆尽的可能，换句话就是说，不能忘却京剧中意气风发的活力。

昆曲这种传统戏剧，在消失的边缘还是勉强地保住了自己的活力。这活力的根源到底何在，也只能从戏剧观赏中来探索。

禁火节

彼岸节是日本独有的节日，春季和秋季一年两次，要扫墓并举办其他佛事。佛教诞生地印度没有这样的习俗。彼岸节把春分和秋分作为中日，再加上前后一起就是三天。春分和秋分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二十四节气之一，但在中国也没有那样的习俗。

在中国，扫墓则是被安排在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日本的话，只有冲绳非彼岸节时扫墓，而是和中国一样在清明，另外鹿儿岛的一部分地区，也有清明扫墓的风俗习惯，但地域范围极小。

二十四节气平均分布在一年之中，一月有两节，从节气的名称我们也能很强烈地感受到季节的差异。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降霜

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像这样，节气分成四行排列下来就一目了然了。春夏秋冬的开始都使用“立”字，从左往右按顺序数到第四个，春秋是“分”，冬夏是“至”，二十四节气的名字中带有四季的，就只有这八个。古代只有“二分二至”的说法，无疑指的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但仅仅这样的话就显得过于简单粗略，所以又加上了四个“立”，由此便诞生了八节。随着人类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只有八节也不够方便了。八节之间也需要更精细地指导农事，于是又各插入二节，二十四节气便产生了。立春开始第三节叫做启蛰，《汉书·律历志》将其写为惊蛰。

最基本的是“二至二分”，至是“寒暑之极点”，分则是“阴阳之和”。夏至时白昼最长，冬至时白昼最短。春分、秋分则是昼夜对分，因此被认为是“和”。

夹在中间的“四立”则是“生长收藏之始”。立春、立夏时万物生长，立秋和立冬则代表要开始收藏了。

人们都习惯于将农历称作阴历，但更准确地，我们应当将其称作阴阳历。太阴历是单纯地依据月球的运行进行日期计算，一年会少十一天。伊斯兰教历就是纯阴历，每过三十多年就会和阳历差一年。而我们所说的农历，则会设置闰月来调整与太阳运行之间的偏差。尽管如此，每过三年还是会出现一个月左右的偏差，所以光看日历还会出现与季节的不相符。播种、收获等农事又都和季节息息相关，所以人们发明了以太阳运行为基础的二十四节气。从公历上看，二十四节气每年差不多都在同一天，即使有差异，也最多差不过一天。

春分在3月21日或22日，下一个节气清明就是15天之后，具体日期在4月5日或6日。也就是说，中日两国扫墓祭祖的日子有15天左右的间隔。清明，如它的字面意思一样，正是处在一个清澈明亮的季节之中。已经过完春天正中的春分，下一个季节的气息开始在空气中飘荡，正是嫩叶的季节，人们也走向户外。在这洋溢着新鲜活力的时节里，有代表性的娱乐活动是踢足球和打秋千。

古代，有清明前两天禁火的风俗，这是来自晋（山西）的地域习俗，在南北朝时期这一风俗开始向南方扩展，到了唐朝时，几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风俗习惯，都开始禁火。关于这一习俗的由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法认为，山西地区到了清明就会刮大风，为了防火才在一定时期内禁止用火。另外清明时期的“改火”仪式即来源于此。古时候，人们会根据季节不同，不断改换用于烧柴的树木的种类。《论语·阳货篇》里这样写道：“钻隧改火。”

“钻隧”就是钻木取火的意思，依据古代注释的说法，春用榆柳，夏用枣杏，末夏用桑柘，秋用杵栎，冬用椀檀。唐朝时有一种风俗就是，每到清明，就会在宫中燃起新火，并将新火赐给群臣。唐朝诗人张说写过一首清明诗，诗中写道：

承恩如改火，春去春来归。

所谓“承恩”，多用于形容受到天子恩赐，在这里也就是指火。燃起新火，大概是为了招来春天的阳气吧。古注称，一年要进行5次“改火”仪式，但只有清明这一次才会将新火赐给群臣。同时，也只有清明这一次，才会在改火前禁止用火，其他的改火期则完全没有这种说法。因为不可以用火，所以大家都只能事先做好饭，留在当天食用。对于不管吃什么都要先加热的中国人来说，食用冷饭冷炙大概很难受，所以到明清时期，这一风俗也就取消了。只有“寒食”这个词留了下来，几乎成了“清明”的同义词。

有关火烧介子（也写作之）推的传说。介子推是春秋人氏，曾追随晋文公亡命长达19年。但在文公即位以后，介子推隐居山中，拒绝为官。文公为了将他逼出，便放火烧山，但介子推誓死不从，最终竟被活活烧死在山中。文公为了悼念介子推，便下令当天禁火。

四月上旬的时节，也非常适合整理心情，重新出发。走出家门，已然感受不到寒意，所以，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可以去扫墓了。墓地大多在郊外，需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外出，带上做好的便当。寒食——吃冷饭日的来历，原型说不定是来自扫墓时带的便当。

出门扫墓的人只能吃冷食，留在家中的人们也不大好意思吃热腾腾的饭菜。而便当要带出门，所以一定要便于取食，有的时候也会不用筷子吃，而是直接用手抓取食用。如今我们很熟悉的春卷的形状，一开始有可能就是作为扫墓盒饭诞生的。福建和台湾地区，将生春卷称为“润饼”或“切饼”，确实也是清明时令的食物。

《燕京杂记》中写道，清明时，街上会卖“盒子菜”，人们将其用作扫墓时的供品。所谓“盒子菜”，就是装进盒子中的饭菜，比较便于携带。当然供奉过祖先后，大家也会将盒子菜撤下吃掉。

清明时，妇女儿童要头上插柳。正好是柳树发芽的时候，人们大概也是想借助这强大的生命力来祛厄消灾吧。

——清明不带柳，死后变黄狗。

墓地是灵魂聚集之地，冤魂也在其中。要去那里的话，就必须借助柳树的灵力。还有另外的歌谣唱道，

——清明不带柳，死在黄巢手。

黄巢是唐末一次大规模起义（878—884）的领导人，约定以清明为期发动起义，造反者头戴柳条，以区分敌我。但这个故事未免显得太过巧妙了。

王维的七言律诗《寒食城东即事》中，有这样一句话：

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

蹴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足球，被踢入高空，甚至超越鸟儿。秋千摇晃着，穿过杨柳枝，这句诗中也是清明配柳。契丹辽王朝制霸华北时，正是清明秋千的全盛期。秋千由五彩的绳索做成，人们着盛装踩在秋千上，荡秋千被称为“半仙之戏”。仙人可在空中自在飞行，那么荡秋千差不多就能成半个神仙。而到明朝时，北京城里就已经看不到荡秋千了。

韦应物写过一首名叫《寒食后北楼作》的五言绝句：

园林过新节，风花乱高阁。

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

远处可能有一处兵营吧。诗人听见的鼓声，可能是蹴鞠比赛时用来加油助威的。诗名中提到“寒食后”，印证了蹴鞠是清明时的游戏。

在缺乏娱乐的时代，扫墓也是一种散心。在中国通常称为“扫墓”，也就是整理打扫先人的长居之所，借此追忆故去之人。我们也可以说，追思故人是进入新时代的一种通行仪式。禁火数日之后，人们进行一道仪式，跑出户外，门外等着他们的是秋千与蹴鞠，是芬芳桃李，黄莺鸣啭，是绿柳，还有欢歌飞舞。

杜甫在五言律诗《一百五日夜对月》中写道：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

日本的“八十八夜”，是指从立春开始数的第88天，而寒食是从冬至开始计算，冬至到清明是107天，清明前两天就是禁火日，也就是寒食，相当于第105和106天。《荆楚岁时记》中有：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

温庭筠在《寒食节日寄楚望》中写过：

家乏两千万，时当一百五。

但元稹的《连宫词》中则写道：

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

有的注释中写道，如果从冬至的第二天开始数，数到寒食就是105日，如果带上冬至的话，就是106日。但寒食要持续两天，特别是元稹的句子里写的是“过”寒食，我们将其理解为清明前一天应该也没有问题。

没有火是寂寞的，但看不见的火苗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正如沈佺期所说：

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

不知何处火，来就客心然。

海贼林凤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在接见中国代表团时，曾谈到自己的祖父是中国人。还有传闻说，马科斯总统在接见某个蔡姓中国实业家时，为了表示欢迎之意，对他说“我也姓蔡，我们是本家呀”。

很多人都认为，菲律宾的历史是在16世纪中期处在西班牙统治下之后，才真正开始的。这种说法是以文献记录为标准的，实际上菲律宾这个国家从更早就已经存在了。中国的史书中，就片段地出现疑似是菲律宾的国家。元代的《文献通考》中有这样的记载：

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982），载宝货至广州海岸。

文中又说摩逸国在渤泥（婆罗洲）的北边，所以肯定是菲律宾的某处，藤田丰八认为应该相当于现在的菲律宾民都洛岛。同样是元代的《岛夷志略》中提到的麻里噜，肯定指的就是马尼拉。其余的书籍（13世纪的《诸藩志》）中则记载道，在麻逸（同摩逸），商船进入港口后，船员就会下船与当地人混居。大概因为当地生活太过舒适，甚至留下了如下的记载：

亦有过期不归者，故贩麻逸舶回国最晚。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早在西班牙开始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之前600多年，菲律宾就已经与中国有往来了。并且，有不少中国商人都留了下来，和当地人关系十分友好。但受到西班牙统治后，在菲中国人多次受到迫害。“devide and rule”（分而治之）是殖民地统治的铁的守则，在少数人作为统治者的体制下，统治者最害怕的无非就是多数人的团结。为了破坏被统治者间的团结，西班牙殖民者采取的基本方针就是恶化土著和在菲中国人（也就是华侨）之间的关系。即使这样，当地人和华侨生出的混血儿还是在不断地增加。从中菲近一千年的交流历史来看，阿基诺夫人家族还算是比较新的迁居混血家庭。

根据西班牙方面记录，16世纪末期，有一位名叫“Limahon”的中国海盗头目，曾率领大批人马袭击吕宋岛，副首领是个名叫“Sioco”的日本人，攻入了马尼拉。西班牙的政府军经过一番苦战之后才击退了他们。

“Limahon”到底是何方神圣？根据中国方面的史料记载，当时横行南海的海贼首领有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人。《明史》中称曾搅得吕宋不得安宁的海贼名为林道乾，但《明实录》中则记载的是林凤。中国人除了名外还有字，林道乾和林凤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也有史料称林道乾是福建泉州人，林凤是广东饶平人。如果将“Limahon”看成是“Li-ma-hon”的话，汉字也可以写成李马奔。

在南方，“林”的发音是“lim”。称呼对方时为了表示亲昵，还会在名字前加一个“a”，如今这种称谓方式已经很普遍。这个“a”，汉字可以写成“阿”或着“亚”。因此，“Limahon”也有可能是指林阿凤（Lima-hon），但同时，“a”音也可放在名词后面。譬如，我的名字在闽南语中的发音为“Tan Sun Sin”。长辈或与我关系极为亲近的朋友们，在我不在场的时候谈论我的话，就会称呼我为“Tana Sun Sin”。另外与我关系非常亲近的人在面对面称呼我的时候，一般会在姓的后面加上一个表示“的”的“e”音，这种情况，一般只单叫姓，不叫名字，也就是“Tane”，这种叫法比较潇洒，有点类似于江户时代的“……的”，比如“哎，河内家的”这种感觉。话题有些扯远了，但西班牙方面的“Limahon”记录如果指的不是“Lim a-hon”，那就是“Lima hon”，我认为不论是哪一个，指的都是林凤。

明朝为了抵御倭寇，实施了海禁，只要是飘在海面上的船都会被明朝政府视为海盗，林凤一伙人则肯定是自带武装的贸易组织。处在海禁时代，日本若想买中国产的生丝，就不得不和这些非法组织进行交易，并且有必要派人潜入这些组织当中。据说突围马尼拉的副首领“Sioco”就是日本人，大概平日里被称为“壮公”或者“庄公”吧。

从明朝政府的角度看来，林凤是违犯禁令的海盗。从西班牙的角度来看，他是来争夺商权的对手。但如果西班牙将林凤团伙称作海盗的话，从墨西哥横渡太平洋而来的西班牙团体组织也一样是海盗。西班牙从1565年开始了对菲律宾的侵略，1571年时在马尼拉设置了基地，林凤攻击吕宋则是1574年的事。

迟来一步的林凤，带着反转局势的想法发动了进攻。

《明实录》中，万历二年（1574）十月辛酉日留有这样的记载：

总兵胡守仁、参将呼良朋追击之，传谕番人夹攻，贼船煨烬，凤等逃散。

当时抵御了林凤的攻击并将其击退的，实际上是西班牙将军萨尔塞多，明朝总兵和参将的军队并没有到达吕宋。尽管如此，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他们还是称自己与西班牙军队“夹攻”了海盗。西班牙并不是因为接到了明朝皇帝的诏令才出战，他们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商权才应战的。

理应溃不成军的林凤团伙第二年又出现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总兵胡守仁一直将他们追击至淡洋，并报告称击沉了海贼船二十多艘，林凤逃亡西蕃。

攻击马尼拉失败之后，林凤在邦阿西楠附近安营扎寨，希望自己能够东山再起。但最终他还是未能抵挡住西班牙将军萨尔塞多的猛攻，于1575年8月逃离了菲律宾。林凤团伙战斗力变弱，或许和副首领日本人庄公的战死不无关系。

《明实录》中记载道：

把总王望高等以吕宋夷兵败贼林凤于海，焚舟斩级。

《明史》中只是将“夷兵”写作“蕃兵”，将“败”写作“平之”，描述时使用的措辞都大体一致。向北京传达报告时，说的是指挥西班牙军队的是明朝把总王望高。

但实际上王望高到达吕宋时，林凤已经被包围，溃败只是时间的问题。西班牙方面的记录中留下的“Omocon”，指的肯定就是王望高了。

明朝军阶中最高的是提督，相当于现在的师长。往下是总兵，大概就是现在的连队长。再往下才是参将、游击、把总，所以王望高只是个下级校官，或者是个上级尉官。说这种官阶的他指挥西班牙军讨伐了海盗，这其中肯定有不少粉饰的成分。西班牙方面倒也是对王望高非常礼遇，主要是希望能够凭借惩办海盗的功绩，建立与中国的通商关系。西班牙当局与王望高商量之后，派遣了马丁·德·拉达和赫罗尼莫·马丁两个传教士前往福建。

因为击退海贼有功，福建当局款待了这两位传教士，并给他们赏赐，只不过最后没有缔结通商条约。在海禁时期，这种与基本国策息息相关的问题，地方官员自然是不敢随便定夺。拉达通晓中文，返回吕宋时，购买了一百余部汉文书籍。不久后他就成为了汉文化的传播者，这也可以说是西班牙在林凤事件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西班牙在1576年向福建派遣了使者，15年之后，丰臣秀吉给吕宋的西班牙政府送去了一封颇带威胁语气的书信。对于通商这件事，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当然是持欢迎态度的，但秀吉书信中的措辞非常强横。在看到“若不进贡就要征伐”之类的言辞之后，当时的总督戈麦兹·佩雷斯·达斯马利亚斯甚至开始怀疑这封国书的真实性，于是他派遣传教士凡·科博前往日本进行确认。此后又有了好几次使者的往来，但对于日本提出的投降的要求，西班牙当局回答道：

——我们不承认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以外的君主。

西班牙多次派出使者，也是为了瞄准与日本的通商机会，不过未能达成这个目标。

林凤逃出吕宋以后下落如何，史料中没有留下明确记载，有传闻说他占据了渤泥，也就是现在的婆罗洲文莱一带。但林凤一党已然失势，就再也没有登上过历史的光辉舞台。

自此以后，南海的贸易权为福建的新兴势力郑氏一族所掌握。林凤叱咤海上之时，他的副手是一个名叫庄公的日本人，与林凤一样，郑家也同样与日本颇有渊源。郑家的顶梁柱郑芝龙，曾在日本平户居住过一段时间，那时他与日本妻子生下的孩子便是郑成功。日本对于生丝的需求，在南海贸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刘继宣在《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5年出版）中提到林道乾曾想要仿效徐福在日本发迹的故事。正如前文所述，这里的林道乾与林凤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徐福则是传说中秦始皇时期，船载众多童男童女，横渡东海的人物。林凤率领的部队有4000人，但全员并不都是战斗人员吧。有史料记载，福建总兵胡守仁追击林凤，在碣石俘虏了男女“贼徒”80多人。“男女”这种记载方式，是否暗示着他们是大规模的移民呢？没准儿林凤真的在婆罗洲定居，修建了自己的住宅，安然度过了晚年呢。

百、千、万及其他

有人认为中国的十二进制法是从西方传来的。但也有人提出证据反驳说，中国人古来就已经有了这种制法，比如，十干和十二支都是用来计数的，在中国已经耳熟能详。

在古代，个、十、百、千、万、亿、兆，这些单位实际上都是依序排列下来的十进制单位。按现在的数法，从个到万是一样的，但亿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兆相当于一百万，十兆才相当于一千万，再往上的数字基本上都很难用到。古人使用算筹进行计算时，用横表示个位数，竖表示十位数。甲骨文和金文中，“I”指的是十，“II”指的就是二十。

在上古时代，一百就已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所以我们有“百姓”这个词，代表有很多“姓氏”的意思。在日本，“百姓”这个词专指农民，但中国则指的是普通民众、平民。“百姓”和日本的年号“昭和”都出典自《书经·尧典》中的一句话，也就是：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这里的百姓一般被注解为“百官”。从一般民众中，选出有德有能的人担任官职，再依据他们的政绩赐姓氏。还有一种解释称百姓为“畿内民庶也”，如果按这个来理解的话，“百姓”就是指不受诸侯的管辖，而是直接受王统治的民众。百官善于治理，民众讴歌和平，这样的状态就是“百姓昭明”，推广开去，各地友好相处的状态就是“协和万邦”。

古时候，并不是人人都有姓，姓是御赐的，所以当时姓氏的种类最多也就只有一百左右。与日本姓氏（日本人称为苗字）的数量相比，会发现中国的姓氏数量少得可怜。中国人常说的是“百家姓”，一般认为姓氏种类大概在一百左右，实际上中国人的姓氏应当有数千种，但日本人的姓氏数量却是数以万计的。日本人的姓一般由两个字组成，偶尔还可以见到三字姓，中国绝大多数都是一字姓。当然也有二字姓（中国称为复姓），诸如司马、诸葛、欧阳，等等，但极为少见。据说诸葛亮家族的祖籍原本在诸县，原姓葛，之后移居至山东省内的琅琊阳都，但阳都那里已经有姓葛的家族，为了与当地的葛氏进行区分，表明自己是诸县来的葛家，自此便改姓了诸葛。历史上的复姓名人其实很多，比方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和诸葛亮同时代的公孙氏、夏侯氏都是声名赫赫。而曹操的父亲曹嵩，据说也是原姓夏侯。曹操的祖父名叫曹腾，是个颇有权势的宦官。宦官当然是无法生育的，一般是领养继子来解决后嗣问题，于是领养了夏侯家的夏侯嵩。

要说到如今为何复姓变得越来越少，主要是因为很多改回了一字姓。比方说姓司马的人改回原来的马姓，诸葛改回葛姓，欧阳改回欧姓，公孙改回孙姓，夏侯则改回夏姓。毕竟大多数人的姓氏都只有一个字，复姓总觉得很显眼，日常生活中有时也会多感不便吧。

“世”字和“卅”字一样，一代平均也就是30年。族谱记录得最为清楚的孔家，如今当家的孔德成是第77代。按一代30年来算的话，孔家的历史应当有2300多年。孔子是在公元前479年去世，所以孔家世代交替的频率实际上是略快于平均值，但误差并不很大。对我们来说，从春秋时代开始就存在，并且超过100代的家族已经绝无仅有了。所以，百世或者百代真的是让人感觉很遥远的悠长岁月。百代平均下来是3000年，也就是基督诞生前的1000年前。

日月乃百代之过客，流年亦为旅人。

这是芭蕉的《奥之细道》中十分有名的开篇第一句，引用的是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这句话在前文中曾有提及。百代指的是永恒的时间，成语“百代之城”中也用了这个词，这个说法则是出自《管子》，用于形容百代不坏、坚固无比的城池。但不管如何，用百代不坏的说法来形容城墙的坚固，未免令人觉得太过夸张。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的传播多靠手写，因为当时的照明条件比较差，书中出现错误的情况很多。因此也有人认为“百代之城”是“仞”字误写成了“代”字。在周朝时，一仞是7尺，相当于不到现在的158厘米。那么百仞就是158米，作为城墙来说也许有些太高了。不过看过南京城之后，百仞之城的说法也不能说是荒诞无稽。

一百是人类寿命很难达到的一个数字。特别是在说“人生五十”的年代里，大家一般都不会指望自己能活到百岁。中国人避讳说“死”字，因此通常用“百岁后”来婉指。《史记》中，吕后曾问高祖：

陛下百岁之后，萧相国既死，令谁代之。

这句话问的是，萧何现在是丞相，那么，陛下去世以后，萧何又马上死了的话，应当由谁来代替他呢？如果萧何先死，继任首相自然由高祖自己来任命。但是，如果皇帝先死的话，就要先将丞相的人选定好。对于这种事情大臣们很难开口，只有吕后来问才合适。尽管如此，吕后也是出言谨慎，用“百岁后”代替了“死后”。百岁后也可以说成“万岁后”，放在十进制中来看，这就是连升了两级。同样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回到故乡沛县，写下了有名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高祖高歌起舞，流着泪对着家乡沛县的父老说，虽然我将都城定在关中，但死后，自己的魂魄还是会牵挂沛县。这里的死后也用了“万岁后”这种表达方式。

但“万岁之后”是专门给皇帝用的，普通百姓不能轻易乱用。

皇帝又叫“万岁爷”。在日本，“爷”这个称呼常常用于称呼年龄比较大的男性，比如民间传说中的花咲爷和长瘤子的老爷爷等。在中国则是不问年龄，用来称呼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所以即使是年长的仆人，在称呼20岁上下的自家少爷时，也是要称对方为“爷”的。

在日本，三呼万岁的做法是到了明治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但在中国的史书中，却常常可以见到有关高呼万岁的记录。万岁是“long live！”的意思，但除了长寿的含义以外，其实也在暗示着死亡。

皇帝是万岁爷，亲王则要降低一级，称为“千岁爷”。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称万岁，二号人物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在击破清朝的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实际上的威信和天王不相上下。于是杨秀清将自己九千岁的称号，擅自升格成了万岁。这样的举动，天王洪秀全自是不满意，那些原本就反对东王的人更是坚决抵抗，最终，东王在政变中下了台。

都说中国人喜欢数字，这一点和中国人务实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也说明中国人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最明显而又常用的就是“万里长城”，与其说很长很长的城楼，不如使用具体数字“万里长城”来描述更为人所好。虽然之前没有人具体测量过长城的长度，但大家都认同“万里”是长距离的一种表达，最终“万里长城”也就成了长城的通称。

富豪又被称为“千金之子”，称呼中有了数字，理解起来也自然更加具体。《史记》中曾写道：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有人解释为，有钱人自爱，不会在街市中因为无聊的争斗而殒命。但当时，为了儆戒民众，犯人常常在菜市场被处刑，因此也有人将此处的死解释为被处死刑。这样一来，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不是因为自爱而不被处刑，而是因为有钱行贿才不需受刑罚了。

除此之外，看得远的人被称为“千里眼”，快马被称为日行千里的“千里马”。

重视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固然是好事，但即使这样能促进“算术”的发展，却很难与“数学”的大飞跃相联系。印度人喜欢抽象概念，那样的风俗也孕育了数字0的出现，印度也由此成为了数学的诞生之地。相较而言，中国的数字单位，最大的是兆，也就是如今的一百万而已，这一点在前文中也提到了。

印度最长的时间单位是“劫”，印度语中称为“kalpa”。将方圆40里的巨大城池堆满芥子，长寿的人百年来一次，一次取走一颗芥子，芥子取尽“劫”还未尽。这种没有尽头的单位，可以说没有丝毫的现实意义。但正是通过思考这种非现实的东西，才使高等数学的发展成为可能。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一劫就是梵天的一日，相当于人间的四亿三千二百万年。劫的一亿倍叫做“亿劫”，这么长的时间让人根本提不起兴致来数。日语中这个单词读为“okku”，用来形容让人不起劲的事，或者非常麻烦之事。如果真的打算数到“亿劫”的话，就不能用平常使用的方法来数，而是应当换个思路，比如说将四亿三千二百万年换算成梵天的一日。这些方法都是现实主义者们想不到的，却又恰恰可能成为高等数学的开端。

天河之石

1970年大阪世博会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展示品是一块“月石”。世博会开幕那年，是阿波罗2号载人飞船实现人类首次成功月面着陆的第二年，对此人们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参观者们为了看这块展示的月亮上来的石头，每天都排队排成长龙。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看，也就未曾加入队列中去。还记得当时看着这长长的队伍，我不禁联想到“张骞之石”的故事。

即使史实有清清楚楚的记录，民间也会广泛流传许多与史实不同的版本，张骞出使的故事便是这样。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让他前去与西方月氏国结成军事联盟，一起夹击匈奴。月氏曾在战争中败给匈奴，国王被杀，被迫向西逃亡。张骞历经种种艰难困苦之后，好不容易到达西域月氏国。但遗憾的是，月氏国的人们迁移到肥沃的土地上，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也失去了报复匈奴的斗志，最终拒绝了与汉朝结成军事同盟。

虽然未能完成最开始的出使目的，但通过这次出行，张骞了解了非常详细的有关西域的情报。

无论是在《史记》还是《汉书》中，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经过都是如上记载的。但民间却说，因为汉武帝下令要寻找黄河水源，才派张骞出使。至于民间传说变成那样的原委，大体上也是能够推测出来的。元朔三年（前126），张骞从西域回到了长安。回朝后马上谒见武帝，报告了他在途中的所见所闻。

张骞的报告，也就原模原样的成为了汉朝所有的西域的知识。在张骞的报告中描写到，从葱岭（帕米尔高原）和于阗（昆仑山）向北流的两条河，合流注入蒲昌海（罗布泊），之后进入地下潜流，再从积石（青海阿尼玛卿山）流出地面，最终成为中国之河（黄河）。

也就是说，报告了与月氏结盟失败的消息后，张骞也讲述了出使途中各种各样的见闻。在叙述见闻的过程中，就提到了有关黄河水源的事情。

匈奴问题属于时事问题，黄河水源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却是超越时代的大问题。匈奴分裂后，它对汉朝来说也不再成为威胁。这样一来，找到黄河河源反而成为了张骞取得的较为重要的成绩。久而久之，在大家口口相传之中，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和月氏进行交涉的部分也不翼而飞，而为了找出黄河的源头成为出使的目的。

脱离史实的民间传说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展开自由想象的空间。地上有条巨大的黄河，天上也有一条巨大的银河。传说中，张骞为了寻找河源，坐上了竹筏，到达银河去探访河流的源头，还碰上了织女和牛郎。

这个传说最早的出典在6世纪前半期，梁代的宗懔所写的《荆楚岁时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一处，见城郭知州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曰：此是那边？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机石与骞俱还。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机石为东方朔所识。朔曰，此石乃是天上织女支机石也，何至此处。

大夏指的是从古希腊人的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的中亚国家巴克特里亚。月氏人被匈奴追杀逃往此地后，征服了这块地方。月氏人有了臣服于自己的属国，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对匈奴的仇恨也就被悠闲的生活消磨殆尽了。关于月氏，也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属于斯基泰人的国家。

在民间传说中，张骞就这样为了去探寻河源乘着竹筏，前往银河了。询问牵牛、织女，他们也没给出明确的回答，只是要张骞去问严君平。严君平是汉代后居住在蜀地，十分擅长占卜的名人。卜筮虽为贱业，但严君平觉得这能给众人施以恩惠，所以每天都会在成都的市场上给几个人算卦，赚个几百钱，够当天的饭钱后就歇业，开始讲习《老子》。总而言之，严君平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物。张骞回到汉朝后，向蜀地的严君平询问了此事，严君平答道，你出发的某年某月某日，客星（流星）划过了牵牛星、织女星，那颗流星就是张骞。

织女还送给张骞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原本是织女用来垫织布机的。张骞回来后，给东方朔看了这块石头。东方朔曾出现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善于临机应变，也被认为是无所不知的人物。因为他总能一语道破对方心中的想法，所以被视作仙人。葛洪所著的《列仙传》中，记载有人怀疑他是木星下凡。所以，东方朔也是在民间传说中随时可能登场的角色。东方朔看了看那块石头，说道，这是织女的支机石，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那么，到银河去了一趟的张骞，是从哪里踏上返程的呢？拥有葱岭和昆仑两个河源的黄河，进入罗布泊后，潜流于地下，又从积石流出，流到现在的青海省，之后黄河就流入甘肃省境内。唐乾元二年（759）发生了饥馑，杜甫弃官，前往甘肃秦州。在那期间，杜甫留下了有名的“秦州杂诗”20首，其中第5首如下：

闻道寻源使，

从天此路回。

牵牛去几许，

宛马至今来。

一望幽燕隔，

何时郡国开。

东征健儿尽，

羌笛暮吹哀。

这里的寻源使，不用说指的就是张骞。杜甫是知识分子，所以应当不会分不清史实和传说。但为了创作，诗人在作品中将这两个故事融合在了一起。

传说张骞沿着这条路从银河返回了汉朝，那么牛郎星离这儿到底有多远呢？历史记载张骞的脚步一直延伸到了中亚，因为他的到来，大宛国的汗血宝马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人所知，现在也还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大宛国的这种名马非常适合当作军马。

诗中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宛马”，对应传说中的“牵牛”，可以说是奇思妙想，令人叹服。下一句中，又从历史上出现的名马转回到现实中来。诗人遥望叛乱爆发的幽州和燕州，却只能空叹路途中阻隔重重。两年前，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所杀，但叛乱尚未平定。杜甫逗留秦州期间，安庆绪又为同是叛乱军的史思明所杀。造反者之间发生内讧是好消息，不知要到何时，郡国之间才能恢复自由通行呢？为了平定叛乱，此地的年轻人都出发东征，只留下了妇孺老幼，羌笛奏出的旋律也更显哀伤。

同时期，杜甫还有一首名为《天河》的五言律诗，最后一句为：

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

吉川幸次郎[1]先生曾说过，“我并没有充分领会到这最后一句的意思”。我认为，这句话用的是一种对比的手法。天上的情侣年年相见，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与此相比，地上的亲人却四处离散，见不到面，诗人大概是想吟出这份分离的悲伤吧。

前文出现过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牛郎织女为何一年只能相见一次的原因。据故事说，牛郎织女结婚时，向天帝借了两万钱，却长期不偿还，便得到了报应。想必是牛郎一时筹措不到彩礼钱，才向天帝借款的吧。即使这样，这个故事也显得太过实在，缺少了一些浪漫气息。

刘禹锡的《七夕》中，也提到过织女给张骞的那块支机石：

河鼓灵旗动，

嫦娥破镜斜。

满空天是幕，

徐转斗为车。

机罢犹安石，

桥成不碍槎。

谁知观津女，

竟夕望云涯。

诗中的“河鼓”，指的就是牛郎星，嫦娥则是住在月宫中的仙女。

天河能渡，是因为有喜鹊架桥。喜鹊成群之后，看起来像是在空中架起了一座天桥，人们大概也是由此联想出来的吧。而在故事中，张骞则是乘着竹筏渡了银河。有桥，乘竹筏也可以到达，若想相见，可以采取的方法应当很多。即使这样，也有只能站在渡口，整夜遥望云涯的女性。人世间总是上演着想见却不能见的悲剧。

诗中的“机罢犹安石”之石，肯定指的就是张骞带回来的支机石。即使暂停了织布，垫织布机的石头却不能取下。一夜欢会之后，还是不得不坐回织布机前。天上也有天上的难处。

刘禹锡受到顺宗的信任，实行了革新政治。但随着顺宗在805年退位，刘禹锡也在政治上失势，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流放至外地。晚年时，刘禹锡才被朝廷召回，复官至检校礼部尚书。他被逐出长安那年，是空海返回日本的前一年。前文出现的《七夕》一诗，成诗时间并不确切，但经历过天堂和地狱的刘禹锡，被陷落地狱之时，也还执着地偷偷怀抱着那块天堂来的石头吧？

[1]字善之，号宛亭，日本神户人。作家，1923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选修中国文学，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

蝉鸣

六甲山房迎来了蝉鸣的季节。

不同种类的蝉，鸣声各异，不同的人也能从蝉鸣中听出别样的意味。传闻中有修行中的僧侣听到“死去吧死去吧”[1]的蝉鸣声而决然顿悟的例子。在日本，有些蝉的学名恰恰取自蝉鸣的拟声，例如昼鸣蝉[2]与知了[3]。

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蝉”这个名称的语感让人感到太文绉绉，平时人们一般都叫做“知了”，据说是因为蝉鸣听上去也仿佛是“知了、知了”一般。蝉的总称别名为“蜩”，肯定是听到“知了”的蝉鸣声的古代人为它取的名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蝉”字时，称它为“以旁鸣者”。所谓“旁”，意为身体的侧边，蝉是依靠身体侧边的发音器而鸣唱。“蝉”在日语的音读中，吴音为“ゼン”（音“zen”），而汉音为“セン”（音“sen”），这个音经过误传才变成了“セミ”（音“semi”）。“蝉”字也是与日语中的“颤动”、“扇动”两词的“颤”、“扇”二字同音的。

一般而言，蝉以吸食树液为生，而古人认为蝉是饮露水为食的。同属夏季昆虫的萤火虫，是以吃蚯蚓为生的肉食性昆虫，相较之下蝉就显得洁净且清高一些。即使蝉鸣声给人喧闹之感，人们对它的印象却是不坏。

蝉的幼虫期是在壳里度过的，此阶段须持续5年左右。然而，当它变为成虫破壳而出后，它的寿命也只有两三周的光景。因此，蝉既是清净高洁的，更是纯粹的。蝉在需要鸣唱的短暂时光里尽情鸣唱，也被人们当作“知时节”的一种仁义。

一般的蝉始鸣于夏至5日后，而寒蝉始鸣于立秋，在《周书》中有记载。根据《周书》的内容，“夏至5日后蝉鸣止，盖因达官显贵放浪淫逸；寒蝉立秋后鸣声止，盖因朝廷无勤勉之士。”[4]

人们用“蝉蜕”来形容蝉蜕的壳或者蝉破壳而出，比喻人果断脱身、毫无留恋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一种仁义。例如，《史记·屈原列传》中就提到这一意象：“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

蝉一贯是善者的形象，是“和平主义者”。虽然蝉鸣声聒噪，但实际上的蝉没有嘴这一器官。过去人们常说：蛇无足而行，鱼无耳而听，蝉无口而鸣，他们以为，蝉鸣声是来自天上的声音。正因为如此，修行的僧侣才能听蝉鸣而顿悟了吧。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诗咏蝉——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诗以《蝉》为题，句中的“君”也指代蝉，意为蝉鸣声使自己严格警醒，同时自己也正如蝉一样，举家清贫如洗却甘之如饴。

李商隐认为蝉栖身高枝之上而难以饱腹，为中国读书人反复读阅的《孔子家语》中也描述蝉“只饮露水而不食他物”，因此，蝉留下了甘于忍受饥饿而独立清高的形象。另有“蝉腹”这一词语，即空腹之意，特指宁可忍饥挨饿也决不食用肮脏之物，这样的人的身体恐怕也瘦如仙鹤吧。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中有如下对偶句：“平生风露充蝉腹，到处云山寄鹤躯。”我觉得“蝉腹鹤躯”确确实实是给人清爽凉快之感的意象。

戴叔伦（732—789）是中唐杰出的政治家，因推行“均水法”而享誉盛名。安史之乱后，朝廷政事转向以军事为重，而戴叔伦却勇于对抗当时的风潮，提倡以民政为先。“均水法”就是为解决农民争抢水源的问题而想出的对策。此外，他还主张：身为朝廷命官，理应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大政鞠躬尽瘁，不应将官职视为平步青云的垫脚石。如此坚守信念又敢于进言的人，自然成了某些官员的眼中钉，导致他在朝廷中树敌甚多。虽然他曾经从抚州刺史被提拔为容管经略使，但他却在晚年辞官后自请为道士，隐世不出。他曾写下《画蝉》一诗：

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

斜阳千万树，何处避螳螂。

这或许是他一边欣赏着画中蝉，一边将自身比作蝉而吟咏出的诗歌。作为朝廷官员的他是洁白无瑕的，“吟风”意指自己想要成为做实事的官员而立足于官场。保持自身的清正廉洁，是身为官吏的基本准则，不仅不能为非作歹，还要积极投身于国计民生的善事中去，只有如此，才能“韵更长”。另一方面，像戴叔伦这样勤于政事、直言不讳，树敌之事也就无可避免了。

“斜阳”则暗指晚年，戴叔伦在晚年之际，环顾四周发现如蝉一般的自己身处树木数不清的密林之中，却无枝可栖，不免扼腕叹息。

若说蝉是“和平主义者”的化身，那么与之相对的“好战者”虫类就非螳螂莫属。古有“螳臂当车”的典故——小小一只螳螂，举起斧子一般的前肢，试图迎向载人的车辆开战。因而，就有了“螳螂之斧”的说法。

《说苑》一书中记载了一则寓言，栖息在树木上饮露为生的蝉，被螳螂视作狩猎的目标，企图捕蝉的螳螂却未能察觉到身后有一只黄雀虎视眈眈、已然伺机而动，而在黄雀背后，一只弹弓悄然地瞄准了它。

《说苑》是汉代刘向所编的杂史小说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提及“弹丸”一词，并非指枪的子弹，而是用弹弓弹射的圆球，但弹射的威力却不容小觑。这则寓言实际来源于一个进谏的故事。好战的吴王准备攻打荆国，一个人以劝诫吴王为目的编写了这个寓言故事。当螳螂为捕蝉而全神贯注之时，自然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威胁。同理，当吴王试图攻打弱小的荆国之时，自身也可能被更强大的敌国趁机吞并。总之，螳螂是蝉的天敌，就仿佛朝廷中对清官抱有敌意的政敌。供蝉栖息的大树固然有千千万万，却找不到既能防止螳螂的攻击，又能保护自身安全的栖身之所。戴叔伦写下《画蝉》一诗，似乎在暗示人们他最终自请为道士的理由与苦衷，不正如书中所写吗？

蝉的翅膀透明清丽，不难想象，这种美来源于它以清露为食的习性，因为远离污秽而美得纯粹。所以，蝉的翅膀也适合装饰在与它同样有德行的、清廉之人头上。

这就是所谓的“貂蝉”，是指装饰在朝臣头冠之上的点缀之物。自古以来，貂尾就被用于做头冠的饰物，貂皮“外柔内刚”，外表触感十分柔软，却不显过分奢华。在冠上装饰貂尾与蝉翅最初为少数民族的习俗。战国末期，赵国的武灵王引入少数民族服装时，也一并将貂蝉冠引入进来。武灵王如此做的原因，是因为与中原地区的传统服饰相比，匈奴等游牧民族穿着的裤装于作战更为便利。战国时期，战争的形态已经由骑马战代替了过去的战车战，因而改变战服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了。明治初期，西式服装得以引入日本，佩戴帽子的习俗也随之普及，这与貂蝉冠在中国的流行情形大致相同。秦始皇灭赵国之后，秦始皇把貂蝉冠赏赐给了侍中。自此以后，貂蝉冠作为侍中冠佩戴的传统就沿用了下来。

在小说《三国演义》里，大将吕布的妻子名为“貂蝉”。为了得到貂蝉，吕布不惜杀掉主人董卓。也许有读者会心存疑惑，为何将美女取名为“貂蝉”呢？我想，上文的叙述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貂的“外柔内刚”与蝉的“清高饮露”，正是古人所推崇的理想中的妇德吧。

秦代之后的貂蝉冠不再饰以蝉翅的实物，而改用蝉翅的模型替代，比如《宋史·舆服志》中关于貂蝉冠的记载——“上缀玳瑁蝉”，说明那时通用的貂蝉冠已经用蝉翅形状的玳瑁制来装饰头冠了。

蝉还可作药用。根据明代李时珍的记述，古人用蝉之“身”，而后人用蝉之“蜕”。也就是说，在古代整只蝉被用作药材，而后来只取蝉蜕下的蛹壳入药。《本草纲目》记载其功效，“蝉之蜕可治小儿惊痫、惊哭夜啼”，说明其功效对于儿童的癫痫之症与夜间惊哭有效，若医治出生120天以内的有夜间惊哭之症的婴儿，应取49个蝉蛹作药。至于为何写“49个”，而不能用“50个”，李时珍并未予以解释。

除此之外，据说蝉还适用于妇人“胎盘不下”之症。就像蝉能轻松地从蝉蛹中脱壳而出，若在妇人生产之时，借用脱蝉的伟大力量或许有助于妇人尽快排出胎盘。

因为蝉多从地下现身，古人还相信蝉有“复活”一说。地上乃生者，人死则归于黄土，而蝉能从地下出生，可谓是“重生”了。蝉在变为成虫后，仅有短短数周的寿命，竟被视为“不死”的象征，这着实令人深思。

在中国，人们相信玉器具有某种灵力，能为死者在冥界中照亮明路，也能驱散恶灵而守护死者。所以，古代帝王死后就身着金缕玉衣入葬，达不到这种条件的人家，也会让死者口中含玉而葬。这种被放入死者口中的玉石，往往做成蝉的形状，因为含在口中，因而有了“含蝉”这一说法。使用蝉形玉石陪葬死者，利用了蝉因能复活而保持不死之身的意象，寄托了遗族希望逝者终有一日能复生的美好愿景。

蝉短命却为“不死”的象征，或者说，正是因为蝉的短命而使它不死之身的意象染上了更浓厚的传奇色彩。假若可以不断从地下重生，那么所谓的“不死”即使是短命却也为人向往。《庄子》里写“蟪蛄不知春秋”，此言确实，蝉所知的的确只有夏天。《盐铁论》中有一句：

以所不睹不信人，若蝉之不知雪坚。

形容因见闻不广而目光短浅之人，与不知冬雪的夏蝉无二。可以理解为，这句话是针对过度现实主义的人，是在说明想象力的重要性时使用的。

[1]蝉鸣的声音类似日语中“死ね死ね”的发音，“死ね”意为“死去吧”。

[2]昼鸣蝉在日语中叫做“ミンミン”，发音为“min min”，该学名取自蝉鸣的拟声。

[3]知了在日语中叫做“ツクツクボウシ”，发音为“tsuku tsuku boushi”。

[4]此段在《周书》中的原文为“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鸣……蜩不鸣，贵臣放逸……立秋之日，凉风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蝉鸣……寒蝉不鸣，人皆力争……”，与作者所记有所不同。

哈卡里的季节

土耳其东南端距离与伊拉克交界一百多千米处，有一座名为哈卡里的城市。此处姑且称它为“城市”。根据土耳其共和国旅游局发布的旅行指南可知，哈卡里非常耀眼地被标注为主要城市，人口却只有六千人。前不久，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的松原正义先生作为向导，跟我到哈卡里同游。哈卡里连同其周边地区的人口中，几乎95%都是库尔德族。然而在日本出版的地图上，土耳其的这个周边地区超越伊朗、伊拉克的国界，被注名为“库尔德斯坦”，顾名思义，这里是库尔德族人的土地的意思。

库尔德族属于雅利安人种，当然他们的语种被归为印欧语系。根据语言学家的分类，库尔德语应属于伊朗语系统中的西北分支。因此，不管在种族上还是语言上，库尔德族与从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土耳其民族都不属于同一系。

问题是，现在土耳其共和国的任何正式文献都禁止使用“库尔德族”一词，于是发明了“山地土耳其人”，这个称呼一听上去就能明显感觉出是转换称呼的“代替词”。所谓“代替词”，就像日语中称“女仆”为“帮手”，或是称“盲人”为“眼镜不方便”，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最近出现新型事例，将“土耳其浴”改称“soap land”[1]，听说土耳其大使馆还曾经为此向日本提出异议。只是就日本“土耳其浴”的实情来看，土耳其大使馆也并非无礼取闹。土耳其大使馆的目的是将“土耳其浴”与具有色情服务性质的行业区分开来。

启程去土耳其的半个月之前，我偶然在东京的酒吧里碰见了刚从土耳其回国的星新一先生。他对我说：“前不久我去了土耳其共和国。”乍听他说起土耳其国名的全称，我突然有些疑惑，试想后才了然，原来他是为了避免产生误解。说到底，这些的根源都在于切切实实存在的政治问题。

土耳其下令改称“库尔德族”为“山地土耳其人”，也有其政治上的必要性。我在土耳其东部很多地区看见过横幅，写着“Ne Mutlu Türkün Diyene！”的字样，却从未在伊斯坦布尔周边见过类似的口号。横幅上文字的意思是：“能被称为土耳其人，是多么幸福！”细细想来，这一标语着实有些奇怪，它没有说“身为土耳其人”，而是“能被称为土耳其人”，这令我感到有些奇怪。后来我反复思考这个奇怪的感觉，对于这种如大海捞针一般的粗略形容，只能用精妙的、细微的“奇怪的感觉”来加以补充。试着再体会一遍这句话，它真实的语义是“即使不是土耳其人，只要能被称为土耳其人，就是一件令人倍感幸福的事”。

土耳其的标语让我想起一段歌词。战争时代，台湾传唱过一首民谣（此处虽写成“传唱”，但不如说成是“被强制要求唱”），它是《雨夜花》的填词歌，是一首现在每每听到都能激发我台湾乡情的名曲目。

红色的束袖带，英勇的军夫。

幸福的我们是日本的男子汉。

歌里的“军夫”指军队的后勤人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招募了许多来自中国台湾和朝鲜的年轻人。这里美其名曰“招募”，实际是转换语言的一个十分鲜明的事例，是超越强制水平的强制性征兵。日本方面的官厅记录乃是“招募”与“自愿”，一看便知这是失去判断力的历史学家与别有用心的评论家企图按术语进行解说，可以说这是鲜活的歪曲历史的典型。

战争时期，军队中的志愿兵尚且能按照军队身份划分待遇和地位，“军夫”却毫无地位可言。最初，他们被视为消耗品，是最低微的劳动力，终日遭受残酷剥削，随时被击毙在战场周围，甚至死后都无法得到补偿。被迫走上战场的他们从来不是日本人，却被歌颂为“日本的男子汉”。说回正题，土耳其东部横幅上的标语写“是多么幸福”，倒与台湾民谣的“幸福的我们”的语感有几分相似的意味，因而令我格外在意。

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究竟有多少库尔德族人，暂且是个未知数。“库尔德族”之名已在政府文件里不再提及，因此，官方上讲其人口数目应该为零，而实际人数也只能依靠推算。不过，有百科词典记载，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各有200万库尔德人，三地合计大约600万人。依我来看，土耳其只有200万库尔德人这一数据，相比实际应该缩水了许多。1935年的统计中有关于语言学的调查结果，显示使用库尔德语的人口148万人，而同年土耳其的人口1615万人。如今，土耳其人口已达4600万人，增长了两倍左右。

在此，还有一个事实：帝制时代的沙俄在统计数据中，为了推行希腊的东正教，曾刻意瞒报穆斯林等异教徒的人数。1935年土耳其的语言学调查肯定是把会说土耳其语的库尔德人也算作土耳其人口，计入了最终的人口统计中。根据我的推断，当时的库尔德人应该已经有两百万之多。假设库尔德人的人口增长速度不能与土耳其共和国的总人口增长速度同步，按保守的人口增长速度推算，库尔德人也该在400万以上吧。说起为什么我对人口的数量如此执着，理由很简单，因为官方从未公开具体数据。尽管土耳其官方并不承认他们存在民族问题，但不得不说土耳其的民族问题依然严峻。

为了国家的发展，土耳其共和国似乎选择了向单一民族国家发展的道路，日本则是一个很好的模型。可土耳其的实际国情是，它不仅有库尔德族，还有异族的亚美尼亚人。曾经的日本也试图否认异民族的存在，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皇民化运动[2]，企图将朝鲜和来自中国的台湾“军夫”誉为“日本的男子汉”。众所周知，皇民化运动以失败告终，土耳其却要学习日本的失败之路来推行国家发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一部叫《哈卡里的季节》的土耳其电影曾经在日本上映，我尚未观影。此次土耳其之行的同行人——医生吉田昭子女士今年（1986）正月在大阪看过，我拜托她详细地向我介绍影片的剧情。故事发生在哈卡里的一个小山村中，有位读书人到这里担任乡村教师。村民们在冬天以外的季节，都以四处放牧为生，只有在冬天会聚集到村子里，也只有在冬天，家里的孩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部影片的原名实际是《哈卡里的冬天》，教书的主人公是土耳其人，而村民们都是库尔德人。平日里，全村的伙食由村长夫人负责，她与教师之间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与主人公交流只能依靠孩子们在中间充当翻译。一天深夜里，主人公听到刺耳的枪声而惊吓不已，第二天一早便急忙告知全村人，却没人理睬他。村民表现得好像是在说“你恐怕是在做梦吧”。其实，全村人不可能没有听见枪声，他们清楚地知道枪声意味着什么，却对此不慌张，不，他们一定是深知不能对此躁动不安。这件事，哈卡里的村民们都知道，只有来自外地的土耳其教师被蒙在鼓里。村民们甚至认为，这件事没有告知这个人的必要性。主人公体会到身为外来者深深的悲哀。

正是这种关系复杂之地，我到达此地途中经历了军队和警察的数次审问，每次都被要求出示护照，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吧。在哈卡里停留了整整一天，我倒是没听见电影中描绘的枪声，但确实目睹了巡逻中的士兵，他们两人一组，佩戴着自动手枪在狭窄的城中巡视。就连我们去周边的名胜古迹观光的时候，身边也必定有警察与我们同行。

现在，那里好像又禁止民众集会。来自松原先生的盛情，又通过友人的一番周旋，让我们欣赏了库尔德族的传统民族舞蹈秀。然而，这样的活动，我们也不得不向当地申请集会的许可证。舞蹈在一个类似日本公民会堂的馆内表演，席中可见军队和警察的身影。他们并非在一旁暗中窥视，而是明目张胆地坐在桌子旁，两手交叠于胸前，严阵以待地观察着动向。

我们离开土耳其数天后，新闻报道土耳其当地警察遭到了“分离主义者山贼”的伏击，其中12人被残忍杀害。那则新闻还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复仇之誓”。“分离主义者”指谋求自治与独立之人吧，将抱定该理想的组织称为“山贼”，这也可以说是“分离主义者”的“代替词”吧。也许“山贼们”在边境地区进行物品走私，得到的钱财用作分离主义者的军用资金。总而言之，就算当地的居民听见枪声了也能若无其事。

对警察的恐怖袭击是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的行为，当时我甚至都不知道“PKK”是什么的简称，简称使用的是库尔德语的首字母。当地人称呼从属于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组织为“阿波会”。

库尔德族生活在三国国境交界之处，导致他们很难争取到独立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提倡民族自决原则，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出身库尔德族的外交官谢里夫的斡旋，签订了《塞夫尔条约》，明确库尔德成为独立国家。然而，《塞夫尔条约》最终被凯末尔废除。

其实，库尔德族不全是反土耳其的，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贝克尔·西德基就是亲土耳其主义者，他在1936年打倒伊拉克的亲英派，第二年就被暗杀身亡。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土耳其还是多民族国家，就像现在的美国和苏联一样。土耳其人大概会想，因为多民族的国情导致国家难以统一，才导致土耳其衰落至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奥斯曼土耳其属于德国一方）因为战败而失去了它在阿拉伯和希腊的土地，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国家统一的条件终于成熟，土耳其试图作为单一民族国家而复活，残存的库尔德族却成了其在民族统一之路上无法跨越的阻碍，土耳其共和国不得不为官方拒绝承认的少数民族问题而伤神。这是仅仅靠审查和巡逻机制，扩充军警与枪支装备的数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哈卡里是凝缩土耳其的各项问题于一身的复杂区域。我们看完库尔德族的民族舞蹈，在回程的路上，遭遇了几批值班巡逻的武装部队，我仿佛听到了没有叹息、没有呻吟的这座土耳其城市百感交集的心声。

[1]“土耳其浴”的“代替词”为“特殊洗浴”，此处作者的原文用了外来词“soap land”，指兼营性服务的土耳其浴池。

[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为战时体制而将朝鲜、中国台湾等地殖民地化的统治政策，日本企图以同化为名，扼杀朝鲜和中国台湾人民的民族性，使之成为忠实的“皇民”。

从“椿”谈起

日本人把汉文[1]作为文章表现的主流文体使用了一千多年，对于他们而言，汉文的意义是极大的。日本虽与中国一衣带水，但日语与汉语却还是直接采用了不属于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其中当然存在很多差强人意之处，为了避免应用中的生搬硬套，日本人做出了极大努力。例如，为了便于汉文阅读，他们创造了返点[2]和诸如一二三、甲乙丙的标记符号。

阅读汉文，日本人很难快速浏览，只要读就是精读，也就是边读边思考其中含义，需要不停地动脑思考。他们还要做到不光能读还要会写，不仅可以做文章，还可以赋诗几首。汉诗对平仄和韵脚有严格要求，中国人能通过汉字的读音推知平仄，虽然各地有不同的方言，但每个方言的平仄基本都是相同的。对于日本人而言，判断每个汉字的平仄只能依靠背诵，例如为何“灯”为平声而“冻”为仄声，仅靠日语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即使有“全部促音皆为仄声”这样的难能可贵的规则可循，大部分的平仄规律仍需要死记硬背，这岂不是变成头脑训练了吗？明治时代，日本开始吸收欧美的知识之际，日本人千百年来的训练成果在潜移默化中显现。

对于东亚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掌握汉字肯定是极大的负担。直到文字处理机的出现，不必再一笔一画地书写汉字，人们才可以从汉字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吧。无论如何，从古至今，汉字强大的造词能力，对吸收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因此，汉字的历史功绩不应被轻易遗忘。

我曾经听说，有位完全不懂汉字的外国人被日本各官厅看板的简洁程度惊呆了。比如看到“外务省”三个汉字时，就能理解这个官厅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在英文里，“外务省”写作“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表述十分冗长。本居宣长[3]曾主张“廓清汉意”，即摒弃汉文对日本国学的影响，以大和词语取而代之。以他的观点来书写看板的话，是十分困难的，日本官厅的名称必定变得更加复杂。“外务省”将会改成诸如“外国事务担当政事处”之类的称呼，用假名写出来恐怕要超过两行。“众议院”则改为“诸人聚集议政谏言之所”。

日本人在引入汉字为己用的过程中，也有屡屡出现误用物名的情况，尤其以动植物名称的误用例为多。中国地广物博，物种众多，中国人也偶有误用的时候。

例如，“鲇”字在日语中指香鱼[4]，在汉语中就成了鲶鱼的意思。黏黏糊糊通常称为“黏”，或许与这多少有些相关吧。另一方面，香鱼就没有那么黏黏糊糊的触感。说起来，日语中鲶鱼的“鲶”相当于哪个汉字呢？其实这个“鲶”字是日本自创的文字，与“辻”“峠”同属和制汉字，即所谓的日本的国字。但有趣的是，一些和制汉字不知不觉地传入了中国，虽然清朝的《康熙字典》与“二战”前的《辞海》等书中尚未予以收录，但最近出版的汉语词典中已经可以查到“鲶”字，释义同“鲇”，注音同“念”（二声），与“鲇”同音。为何和制汉字会混入中国汉语词典中呢？我也不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或许，更简化的文字，使用起来更加便利，才被采用的吧？但是，“鲶”字的笔画数又多于“鲇”字。我斗胆推测，可能因为鲶鱼游动时呈蜿蜒之态，“念”字更能表现出鲶鱼的姿态吧。而且，我甚至感觉这个“鲶”字可以生灵活现地把鲶鱼的胡须体现出来。

“柏”在中国属于针叶科植物，不能像日本的橡树那样用其叶片包裹年糕。中国的“桂”字不是指连香树之意，一般多指丹桂。广西地名“桂林”的得名就源于桂花。花期一到，桂林满城都飘着浓浓的桂花香。

“椿”在中国多指长寿之树。《庄子》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由于椿树是一种难能可贵之树，它常用来比喻父亲，“椿堂”就是指父亲。在字典里，“椿”的读音为“chun”，还有一种惯用读法将它读作“qing”。但不管哪个读法都不是“茶花”的意思，中国通常称茶花为“山茶”。

中国的历代诗歌最喜欢吟咏牡丹和梅花。唐代，以牡丹为百花之首。白居易的新乐府诗《牡丹芳》写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唐代的长安人不仅是喜欢牡丹，甚至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唐国史补》记载：“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时人对牡丹的疯狂令人咋舌。白居易写《牡丹芳》一诗，目的不在于夸耀牡丹的美，而重在关心当时的农业生产。其中有“人心重华不重实，重华直至牡丹芳”一句。若要问人在“实”与“华”两者中选择何者，答案不言而喻。白居易所批判的“华”恰恰是当时最能代表奢华之风的牡丹。梅花的意象则与牡丹相反，出现在诗文中的梅花，往往都是众人赞誉的角色。相较之下，秀美的山茶花就很少在古代诗文里出现。晚唐诗人司空图（837—908）曾以《红茶花》为题，写下一首七言绝句。

景物诗人见即夸，岂怜高韵说红茶。

牡丹枉用三春力，开得方知不是花。

晚唐的诗歌文风艳丽，气势磅礴，有时也暗含了诗人的激愤之情，上述绝句说“牡丹不是花”，正是晚唐诗风的如实写照。“三春”指春季的三个月份，诗人欲表达的是，耗时一整个春天，耗费众多人力物力，仅仅为了培育一朵价值万金的牡丹开花，可谓歪门邪道。在司空图看来，诗人们对这种外表看上去美丽的事物，有过分推崇的倾向。虽然表面没有如此奢华，但气韵高洁的红茶花才是真正美丽的事物，只可惜无人欣赏。

晚唐僧人贯休也作有一首名为《山茶花》的诗。

风裁日染开仙囿，百花色死猩血谬。

今朝一朵坠阶前，应有看人怨孙秀。

此诗体现了唐末诗歌特有的夸张风格，诗人把山茶花比作猩红的血，写它飘零于台阶之上，暗喻西晋末年潘岳、石崇二人因孙秀栽赃而被砍下首级。与砍头的意义有所关联，导致人们把山茶花视为不祥之花，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山茶花色彩鲜丽，却极少被诗歌传颂，大抵与不祥的意象有关。

日语中与山茶花对应的汉字是“椿”。日语的“椿姬”对应的汉语词是“茶花女”，小仲马写过同名的小说，在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翻译自林纾（1852—1924），当时的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字琴南，他完全不懂外语，招揽了16名通晓外语的工作人员，请他们读外文书并口述其内容，自己则在一旁边听边记，最终编写成文言文体的作品。林纾的译著颇丰，甚至还翻译过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凡是他的译著，都极为畅销，而《巴黎茶花女遗事》被记录为他的开山之作。那年是1985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林纾的译作当然有不少误译，但他的妙笔生花往往能弥补这一缺憾，酿造出令人叹服的魅力。那时的中国尚处在过渡时期，所以的确需要像林纾那样的译者。郭沫若曾说起，自己步入文学殿堂就是因为拜读了林纾翻译的《艾凡赫》。

在当时，把外国小说翻译成中文并将其介绍给国人的林纾无疑是进步的。他也自诩为进步派，还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等诸多社会活动。在他致力于“听译”期间，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政权随之建立，中国的革命从此走向了高潮，1919年的“五四”运动应运而生。“五四”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写作，相当于日本近代的“言文一致”运动。那时，林纾已步入晚年，白话文令他无法接受，他依旧把新出来的外国小说翻译成风雅的文言文。依他所见，白话文非常荒谬，令人无法忍受，假如课堂上只教学生们说白话、写白话文章，那么，举世闻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就会消逝在后世的历史之中，民族传统不就在此绝灭了吗？必须守护住文言文的阵地！

林纾执着地反对白话文运动，甚至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寄去了一封公开的批判信。他的这一行为让我感到有些过激，这或者是老年人的固执吧？是他落后于时代了吗？不不，绝对不是他落后了，而是时代发展太快，等我们注意到的时候，他留在了原地，止步不前。令人哀叹的是，从《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到“五四”运动爆发，不过才短短24年，曾经走在时代最前端的人，却落在了时代之后。

山茶花在中国别称为“海石榴”。古代日本也有城市名为“海石榴市”，在《万叶集》和《日本书纪》中皆有记载，据推测应为今天的樱井市周边地区。正如其名，大概周边的山茶树也很多吧。

白居易曾经诗咏杭州郊外的天竺寺与灵隐寺，天竺寺有名的是桂花，灵隐寺有名的是海石榴。如此看来，观赏山茶花的胜地，在日本好像就是奈良县樱井市附近的海石榴市，在中国好像就非灵隐寺莫属了。“好像就”这种不靠谱的表达方式，也容易让人感觉这里是山茶花的名胜之地。

[1]“汉文”是日本人写的仅由汉字构成的文章及文学。

[2]“返点”是日语的汉文训读中标记读音顺序的颠倒符号。

[3]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名人之一，又号芝兰、舜庵，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努力按照古典记载的原貌，排除儒家和佛家的解释和影响，探求“古道”，提倡日本民族固有的情感“物哀”，为日本国学的发展和神道的复兴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

[4]一种淡水鱼，生活在日本各地的溪流中，有一种香气，鱼背呈青黑色，鱼腹为黄白色，可食用。

评分

北京郊外有一处香山，风光明媚，在可以远眺琉璃塔的山的一角，有一处西洋风格的城堡式建筑。它仿佛堡垒一般坚固，如宫殿一般威严，又像寺庙一般庄重。当游客们满怀期待地通过巨型大门入内时，发现其中空空如也之后，大多败兴而归。这座建筑虽说不像废墟一般残破不堪，但如今并没有被利用，是一座感觉不到利用价值的建筑物。导游对这座建筑也所知不详，看样子是清中期以前的建筑了。他还补充道：“这里曾经是关闭评分期间阅卷官的地方，大概10天左右。”导游使用的是过去时，我便猜测可能意指古时的科举。在我细问之下，才发现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导游说的“评分期间”不过就是几年前高考阅卷的时候，负责评分的老师就被隔离在这个地方。此处距北京市内车程40分钟左右，也算离闹市街区有段距离，是个隔离阅卷官的好地方。

为了保证高考的公平公正，这样的隔离是十分必要的吧。当然，阅卷场所必然也是有一定保密性的。

“考试地狱”[1]看似是由日本输出到中国的选拔方式，从中国的角度看其实恰恰相反。因为，通过笔试来选拔官吏的应试方法应属于古代中国人的发明。中国科举兴起于7世纪中期，当时西方各国尚未具备制作纸张的条件。

科举始于公元606年。关于具体年代，历史上的许多说法之间都相差数年，可以明确的是，科举兴起于隋炀帝在位时期。隋炀帝在历史上恶名昭著，他死于部下的缢杀，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隋炀帝死后，隋朝被唐朝所灭。唐朝的第一任皇帝高祖李渊是隋朝的“八柱国”（八位柱国大将军）之一，可谓是亲手灭了自己的主君，类似的事在历史上也实属寥寥。不过，若要为李渊不忠的行为辩解，就必须把隋炀帝塑造为比实际更可恶的坏人角色才说得通。又因编隋史者乃唐朝史官，更加无人为隋炀帝辩驳，只能任人言说。于是，历经近300年的流传，有关隋炀帝的评价得以固化。所以，我认为，实际上隋炀帝杨广所做的恶，并没有史书上描写得那般不堪。尽管如此，杨广下令开凿大运河、远征高句丽也确实劳民伤财，置百姓于水火之中。

开凿大运河使当时的平民百姓劳苦不已。不过，大运河竣工之后确实为后世的人们带来诸多福祉。因此，开凿大运河一事，总归是要经过哪位帝王之手来完成的，只是隋炀帝急躁冒进地行事了。若说起逞匹夫之勇而果敢行进之事，兴科举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论古今中外，一国之政最重要的是招纳贤士。所谓“选举”制度，现在的固定模式是根据投票选拔担任国家公职机构的从业人员。但是，“选举”原本的词意指“选拔”，投票只是其中的方法之一。各个时代的史书中，与地理志、食货志、天文志等并列，还设置了选举志，主要记录在每个时代都有哪些选拔人才的制度。因为政治体制的好坏直接影响朝政，所以理解政治体制就成了把握那个时代历史的关键。

兴科举之前，皇帝和朝廷高官往往喜欢任用自己所青睐之人，或由各地长官举荐贤能。由于皇帝自身目之所及十分有限，为秉持“野无遗贤”的原则，皇帝将提拔和任用贤能的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行政长官。但是，此事却让地方官烦恼不已。作为推荐人，他们在举荐人才的同时，也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意味着，假如所荐者将来做出坏事，推荐人就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所以地方官谁也不愿意向中央举荐人。于是，皇帝赋予地方官“举贤”的义务，每年如果没有人才被举荐上来是不行的。这一命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地方官总是尽量推荐“无才之人”担任官职。为何会这样呢？有才之人，勤于政务者为多，政务决断中必定会出现或大或小的问题。比如，若推行改革，则会触犯既得利者的利益而招致反对；若实施新政，则会遭受保守派的记恨。有才之人更易得到提拔、更易被政敌妒忌，说不定会遭到恶意的陷害。正是因为有才之人往往有为，有为就容易惹麻烦，而不为或无为之人就相对比较安全，不从事政务就不会树敌。如果此类无才之辈占据朝廷的大半官职，自不必说国家离自取灭亡不远了。

朝代更迭自有其中规律，王朝末期往往出现野心家干政，搅乱政治，加速国家灭亡。不管是权臣、外戚还是宦官，纵容这些野心之辈乱政的原因，在于朝廷中已经没有铁骨铮铮的有识之士了。也就是说，这归结于所谓的“选贤任能”制度的失败。

科举兴起前的魏晋南北朝采用的是“九品中正制”。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忙于公务，极少有时间发掘民间的可用之材，因此皇帝在朝中设置了专门考评人才的官职，即“中正官”。正如其名，将朝廷官员划定九个等级，但最终九品中正制没能延续到后世。一般来说，经中正官考评判定为上等并得到提拔之人，一旦失势下台，中正官也会被追究责任。所以即便是选拔一些专业性强的官职，也会落入以前的套路，中正官的考评只求无功无过而流于形式。当时的人们都抱有极强的家族观念，个人是家庭中一员的意识过于强烈，个人必须对家族负有绝对责任。所以，九品中正制下的考评，与其说考评个人功绩，不如说考评的是家族地位。如果A家族为二品，B家族为四品，C家族为七品，那么这些家族出身的子弟就能沿袭家族的品阶，而无关乎个人能力。长久一来，阶级流动停滞，国政也随之奄奄一息。

在上述背景之下，隋炀帝大胆提出，官员选拔应以个人能力为先，起用了以应试为中心的科举制度。在此之前的数百年间，九品中正制名存实亡，根据门阀制度的选拔成为主流。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一大变革。

科举不问地位贵贱，不看门阀。固然，那时的高官显贵可以雇用优秀的家庭教师，贫民子弟则多从小小年纪就扛起家庭生计，即使富裕者与贫穷者的起点尚有差距，但这是可能跨越的阻碍。在富裕家庭里也有不成器的孩子，不管雇用多么优秀的家庭教师，也不能保证所教的孩子一定可以长成可造之材。

隋朝以前的中国是“贵族时代”，从隋朝开始就成了“贵族与知识分子并存的时代”。但唐朝并未依循“科举至上”的原则，同时还继续根据门阀起用人才。一国之政不断引入新鲜血液而焕发生机，国家因此而长盛不衰。日本遣唐使曾向日本介绍了科举制，暂且不论当时日本还是律令制国家，从实际来看，不得不承认日本最后没有采用科举制是非常明智的抉择。虽然是基于日本的国情，但日本的青少年们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免于遭受“考试地狱”之苦。

明治时期，从欧洲引进的内容还包括了考试制度，正是法国采用且改进的中国科举制度。当科举制在中国变得愈来愈形式化之后，欧洲引进这一考试制度，并通过改进获得了显著成果。

中国废除科举制是1905年，自隋炀帝兴科举时开始计算，尽管元朝曾短暂地废停科举，科举制跨越了1300年。一个能够绵延1300年的制度还是有不可否认的长处的。

只要考试公平公正，就会有许多人跨越阶层而出任高官，政治也会一步步接近民众。反言之，不同阶层的优秀人才都以升官晋爵为目标，那么，社会其他领域的人才就会流失严重，社会整体就会出现严重失衡问题。用时下流行的语言来概括，“提倡价值观多样化、建立平衡健全社会”，却不知不觉走向了它的对立面。

科举制还有一个消极影响，即开创了“八股文”的文体。答案必须是固定的格式。正文一般分为四段，每段都必须有两个“比”，就是排比对偶的文字。例如，一句写“万里江山”，另一句就须以“一条大河”来作对。四段中每段须有两“比”，合起来就是“八股”。八股文的评分标准也有章可循——比起文章的具体内容，评分的重点更侧重于考查写出的对偶句是否工整，以及是否规矩地按照八股的格式行文。

我觉得，这样一来，岂不是可以根据阅卷人的个人喜好来判断了吗？八股文的题目一般出自四书五经中的一节原文，要求考生深入论述儒家观点，作出论文。这种文章很难评分，还是那种可以直接判定正误的更为简单。在限定阅卷时间之内，几乎不可能细细审阅每篇文章的内容。如果把评分标准定为“考生是否遵照八股文体行文”，阅卷也就变得容易许多。

每当自己坐在阅卷人的位置上，我就能想象古代考官的样子。过去，我曾经担任过几次文学奖的评委。但是，不管经历多少次评审的工作，我依然对评分一事头疼不已。不过，其中有一次推理小说的新人奖评选让我觉得比较轻松，因为有明确的评分规则和基本固定的模式。在20多年前，我还担任过民间广播电视大会的评审员，从民间播放的收音机节目中，分不同部门评选出优秀作品。我负责电视剧类别的评审工作，所幸的是，这一类别也制定了明确的评分标准。然而，新闻类别的评审中，有一位评审员中途踢了几下座位后离席退出了。他并非因为与他人争执而愤怒离席，而是“我太想就此展开一番激烈的争论了，但却无法做到，觉得很气愤”，无奈之下退出了评审会。

离开的时候，他愤慨地留下一句话，“没有相扑场地的相扑，裁判没法做！”我可以理解他对评审形式的质疑。比方说，长时间播放“幼儿的音感教育”、“板门店会谈”、“美国的人种问题”、“陶瓷器的流行”和“濑户内海的渔业”这一类主题的录音让你听，然后让你就此评分，你一定会很无奈，不由得说“请等一下”吧。

令我感到无比难受的是，站在等待评分结果的人的立场上来看评分这件事情的时候。从小学入学至今，我们作为被评分者的时期很长，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

最后谈一谈我的感受。近两年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写作没有固定题目的随笔，像是相扑运动员绕着没有比赛台的场地乱转一样，这样的写作，远远没有常人看上去那般轻松。

[1]日本国民对日益繁重的考试的贬称。

后记

很多时候，有很多想法在我脑中盘旋，有些消失了，有些还牢牢记着，有些淡去了，有些更深刻了，有时还会不断变换记忆的形式。所谓“随笔”，就是时常把脑海中的想法截取出来形成的文字成品。虽然随笔像是碎片化的东西，但是写随笔的玄妙之处不正在于，可以听到贯通前后的经纬之音吗？

此书收录了我在《世界》杂志（1985年1月号至1986年12月号）上两年来连载的全部随笔。随笔中写到的要在曲阜建设豪华宾馆，现在都已经竣工了，我的几位朋友还去住过。正是这种时代的变迁，鲜明地提醒我们，我们身处在不断流淌的历史长河中。

没有固定的题目，我在写随笔时反而感觉无从下笔。虽说完全可以顺着自己的思路行文，却没有超出我的思维之外，反而常常出现思路阻塞的情况。在看似跳脱的每篇随笔题目之间，有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我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侧耳倾听这些微弱的声音。

1987年2月

于六甲山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邦宾客／（日）陈舜臣著；崔学森，高美美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12

（陈舜臣随笔集）

ISBN 978-7-5146-1983-6

Ⅰ．①万…　Ⅱ．①陈…②崔…③高…　Ⅲ．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40938号

Copyright © S. Chin 2001 printed in Japa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万邦宾客

［日］陈舜臣　著　崔学森　高美美　译

出版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郭翠青

营销主管：穆爽

责任印制：焦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　　编：100048

发行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32开（787mm×1092mm）

印　　张：5.5

字　　数：100千字

版　　次：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ISBN 978-7-5146-1983-6

目录

第一部　万邦宾客

第一节　牧野之战

第二节　曲水与淝水

第三节　江南时代

第四节　画人的谱系

第二部　西域·丝绸之路

第一节　敦煌前事

第二节　西域的诗人

第三节　乌托邦与虚构人物

第四节　沟通东西方之人

第三部　边境历史纪行

第一节　人的命运

第二节　革命风暴

第三节　特殊的任务

第四节　挫折之旅

第四部　历史漫步

第一节　历史中的数字与理想

第二节　关帝庙

第三节　诗史

第四节　共有的文化

第五节　历史中的禅让

第六节　历史博物馆的回忆

第七节　连接东西方之人

第八节　故宫的乐趣

第九节　在特殊历史上构筑的未来——“香港回归与一国两制”的走向

后记（文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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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万邦宾客

第一节　牧野之战

中国古代有几场战争广为人知。传说黄帝与神农氏的子孙战于阪泉之野，又与蚩尤氏战于涿鹿之野。

涿鹿之战中，蚩尤作大雾困住黄帝的军队，黄帝发明指南车，辨明方向，最终击溃敌人。据说黄帝还驯化熊、虎等七种猛兽参与战斗。后人解释说这些“猛兽”是部队的番号。

无论如何，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是发现殷商甲骨等文物以后的历史，之前是传说和神话的世界。或许神话和传说也能反映几分史实，但是并不能直接将其视作“历史”本身。

夏桀大败于鸣条，最终亡国。这种将战争传说当作历史事实的说法无凭无据。论起历史上的战争，灭商兴周的牧野之战可以说是现今有史可稽的第一次战争。

据说牧野在殷都南郊。

周朝集结兵力，第一次起兵，本想在黄河渡口孟津渡河，直捣殷商大本营，却折返回营。两年后第二次起兵之时，战争才正式打响。

第一次起兵时为何折返，原因至今不明。

第二次出兵是在文王去世之后。将士出征之际，其继承人武王以“太子发”自称，将文王的牌位载在战车上。

周文王名姬昌，乃季历之子，曾西进征讨犬戎、密须，深得民心。殷商也认可周的实力，封姬昌为“西伯”。或许当时周就已经逐渐积蓄实力，有意取殷商而代之。

周王朝以农业立国，却多有游牧民族的色彩。西伯姬昌的父亲季历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末子继承是游牧民族特有的继承方式。13世纪成吉思汗时期，末子叫作“斡赤斤”[1]，待遇特殊。与忽必烈争夺帝位的阿里不哥[2]是嫡出末子，即“斡赤斤”，是汗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一旦儒家重视长幼有序的思想成为主流，就必须对幼子继承大统给出合理解释。于是就有了这种说法：姬昌是天选之子，祖父想将王位传给他，所以先将王位传给姬昌的父亲季历。季历的兄长太伯和虞仲得知父王的愿望后，为遂其所愿，两人一起出走他乡。太伯成为吴国的祖先，这也成了吴国建国传说。《史记》也取这一说。

西伯姬昌在位50年，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僭越称王，死后谥“文王”。

文王姬昌夺取天下大业尚未完成便去世，太子姬发即位，这便是周武王。即位九年后，武王祭奠先王，将文王牌位放在战车上，名义上想让这场战争由已故的文王来指挥。虽说文王已经去世，但他在民众中威信不减，武王只是顺势而为，采取了这种出征的形式。

好不容易载着文王牌位抵达孟津，却不知为何又中途折返，或许是因为敌人的防守比预想的更加坚固，意识到尚不具备攻打敌人的实力，又或许是考虑到策反倒戈工作尚不到位，抑或是顾虑到首战有可能失败而中途退兵。

当时，在周军看来，多次出现象征自己一方取胜的吉兆。例如，传说有白鱼跃入武王乘坐的船里。每个王朝都有自己崇尚的颜色，夏朝尚黑，殷商尚白，周朝尚红。“白鱼跃入武王之船”被诠释为周承受天意，任意宰割“白鱼”殷商。

还有，河流上游火势凶猛，大火在武王的营房前化为一只赤鸟。巫师（萨满）解释这也是吉兆。周军士气高涨，大呼“纣可伐矣”。可是，武王此时虽然明知这些吉兆，却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屈原的《天问》中记载，提出收兵的是周公旦。

周之前的殷商实行的是神权政治，任何事情都必须先询问神意。殷王同时充当巫师，沟通神灵。神明会过问人间的大小事情。殷人最关心的是祭祀，他们灼烧牛的肩胛骨或龟甲，通过分析灼烧后甲骨上的裂纹来探寻神意。

比如，在祖父的忌日应该供奉多少祭品才能告慰先祖亡灵？甲骨上诸如此类的记载很多。供品有猪有牛，多达几十头，甚至上百头。这些内容都一一刻在甲骨上。如果对询问的结果不满意，便要重新占卜。殷墟出土的部分甲骨藏于民间，总数不详，不过，估计多于十万片。

占卜行为一天一次，占卜之后甲骨就没有用处了，被丢弃在土坑里，因此会有大量甲骨出土。估计殷朝也是以某种形式留下了关于国家的记录，不过周朝许是将其毁掉了，其目的是为了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历史”。

周是商的诸侯国，周既然讨伐主君殷商，便需要各种正当理由，必须在历史上留下商纣王暴虐昏庸的骂名。恐怕这其中捏造的部分不在少数。

周一定是毁掉了与自己创造的“历史”相悖的记录，抹去殷朝的记录也是出于这一目的。于是，周编造出商纣王轻视祭祀先人之类的记载。但是，大量出土的甲骨片显示，纣王较历任商王更加热衷于祭祀活动。

纣王统治时期祭祀的突出特征是很少牺牲活人祭祀。之前殷商的祭祀多供奉斩首的游牧民族羌人，且一次供奉三五十人。然而，这一现象在纣王统治时期消失了。也有人认为，当时人是劳动力，拿劳动力作为祭品实在可惜。但是，停止使用活人祭祀这件事本身就足以推翻“纣王昏庸无道”之说。

从字面上看，羌人是牧羊的游牧民族，“羌”字上半部分为“羊”字，下半部分表示人的辫发。羌人在草原上三五成群地放牧，很容易被殷人抓获。甲骨上也刻有“今天捕获了几名羌人”这样的内容。

可以推定，甲骨的发现基本证实了周篡改历史的事实。纣王是否真的如传说般暴虐无道，十分值得怀疑。如此说来，第一次起兵伐殷半途折返，也可能是周军战败受挫的掩饰。

根据甲骨文记载，当时殷频繁地向一个东方小国“人方”出兵。然而，参考周朝官方历史记录撰写的《史记》却对殷出兵人方一事只字未提。周故意隐瞒这件事，实在不合常理。周在殷忙于征讨人方的战事之时趁乱出兵，也就是所谓乘虚而入。究其动机，大概是不想留下企图乘人之危的把柄吧。

第一次出兵伐殷之际，周本以为殷军已经远征他国而一举入侵，途中听说殷军已经班师还朝而就此罢兵，事实十有八九如此。

第二次起兵伐殷比第一次更加谨慎。跟第一次一样，举兵时带着文王的牌位。举兵前照例占卜，结果是大凶。据说太公望拨开筮竹，踩碎了龟甲，说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

这个时期，武王的战争动员令中有“庸、蜀、羌、髳、微、、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此处列举的都是少数民族的名称。

如上所述，殷人捕获羌人之后就会将他们供奉给神灵或是作为奴隶役使。

也有人认为“羌”写作“姜”，羌人即姜姓氏族。殷周之战的军师姜太公吕尚被视作姜姓始祖。

被殷人当作猎物的羌人自然对殷恨之入骨。传说周的始祖之母姓姜，这一点值得注意。

周部落姓姬，而周的始祖之母姓姜，这暗示着周部落是母系氏族。而且，连周部落的军师太公望都是姜氏出身，这意味着西方游牧民族姜氏试图和农耕民族的领袖联合讨伐殷商。

殷商在牧野之战中大败于以周为首的联军，殷商动员的七十万大军也全部倒戈相向。

纣王的联合军人数虽多，却都无心战斗，一心想迅速归入武王麾下。纣王的军队在与武王军队开战时全部调转枪口，投敌背叛。纣王逃到鹿台，把宝玉都盖在身上，投火自焚而死。[3]

这是《史记》关于牧野之战的所有记录。

牧野的具体位置不详。据说纣王统治时期，殷商定都“朝歌”，周领导的联合军逼近朝歌南郊。朝歌在今天河南省淇县附近，牧野应当在淇县南部的汲县（现为卫辉市）附近。《史记》记载纣王集结七十万军队，而《帝王世纪》则记为十七万。《帝王世纪》为皇甫谧（215—282）所著，该书已经失传，只有被其他著述引用的部分流传下来。该书成书比《史记》晚三百五十余年，其中记录的殷军人数从《史记》中的七十万减少到十七万。或许皇甫谧怀疑是否确有七十万人，或许觉得七十万人的记载过于夸张。

牧野之战中，周军规模为戎车（战车）三百乘，虎贲（士官）三千人，甲士（武装兵）四万五千人。这些是周自己的军队，另有其他诸侯的军队，总计战车四千乘。

后人作注解释，一车四马为一乘，车上甲士三人，车下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4]即三万七千五百人。因此，《史记》中记载的周军兵力加上各诸侯的兵力，总数约为殷军的一半，未必寡众悬殊，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纣王的军队毫无斗志。

纣王火烧鹿台，佩戴珠玉投火自焚。鹿台是纣王花费七年建造的宝库。纣王宁愿将鹿台毁于一旦，也不肯让财宝任由攻入的敌军肆意掠夺。

当时的作战方式尚不明确，距离铁制兵器的出现应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兵器以青铜器为主，战争成本很高。另一方面，胜者能从失败的一方掠夺战利品，只要获胜就有利可图。

据传武王登上鹿台，亲自向纣王的尸体射了三箭，又用剑刺，然后用黄钺切下纣王首级，将其挂在白色大旗上。不知武王是否真的进行了这样的仪式。既然纣王投火自杀，遗体应该已经烧焦，还谈得上“斩首”吗？这件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甲骨上一般刻有天干地支，关于时间的记录很清楚。目前，唯独没有发现记录牧野之战的甲骨，因而我们无从获知这场战争发生的准确时间。

关于牧野之战发生的时间，董作宾[5]（1895—1963）主张以公元前1111年为上限，公元前1027年为下限。

他的判断依据是，第一次出兵讨伐殷商又途中折返，是因为“天命殷商命数未尽”。

再次出兵讨伐殷商时，殷的太师带着殷的祭器逃到周，这意味着天命灭殷，殷命数已尽。太师或少师是乐师之首，或是乐师的辅佐者，是古代非常重要的官职。在召唤祖先灵魂的仪式中，必须由太师演奏音乐，使用祭器。既然现在殷连召唤祖先神灵都无法做到，周也就不必担心会出现任何凶兆了。

季历的一个妃子生下文王，她出身于畿内殷姓诸侯之家。《诗经·大明篇》中有相关记载，“自彼殷商，来嫁于周”。

周讨伐殷，仅杀死了纣王。武王将殷地分封给纣王的儿子禄父（武庚），又以纣王之弟管叔鲜和蔡叔度为相，自己则率兵西归。

《史记》记载，纣王的首级被挂在白色大旗上。如前文所述，白旗是殷商的标志，而将首级挂于旗上并不值得宣扬。文王武王是人们口中的圣人，更何况文王的生母即武王的祖母是殷商子民。因而，也有人主张旗帜上悬挂殷王首级的记载不可信。

明代的方孝孺[6]（1357—1402）论述道，牧野之战后残忍的处置方式不符合圣人的行为准则，因此不属实。他颇有自信地推断：“此皆战国薄夫之妄言，齐东野人之语，非武王之事。”

牧野之战虽然称为“战争”，但殷军在交锋时倒戈投敌，或许两军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战后论功行赏之时，“首封”即受封一等功的是太公望吕尚。他被分封于营丘，国名为“齐”。

太公望吕尚又被称为“齐之逐夫”。所谓“逐夫”是被逐出家门的丈夫之意。妻子埋怨他“百无一用”，将其逐出家门，现在他却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姜太公受封一等功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这次不战而胜的战役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才智。提起姜太公，我们马上会想起“姜太公钓鱼”的民间故事。传说西伯姬昌在渭水之北和正在钓鱼的姜太公交谈后，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将他请回，封为“国师”。

屈原的《天问》中有这样的诗句：“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根据这一记载，太公望不是在钓鱼，而是在肉铺里一边磨刀一边大声谈论天下大事。西伯姬昌被太公望的见解深深折服，便将其收为心腹。

鱼也好，肉也罢，太公望的形象总是和吃的东西息息相关。这让人联想到殷早期的名臣伊尹，他精通烹饪之道，以此接近商汤。或许太公望这位名垂青史的宰相原本就是一个厨师。

牧野之战时，官兵们吃什么食物呢？殷商时期的出土文物中，酒器占绝大多数。目前，食物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殷人大量饮酒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有不少人很极端地认为，酒是导致殷商灭亡的罪魁祸首。

《尚书·周书》中有一章名叫“酒诰”，传说作者是武王或周公，讲的是戒酒的内容：“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唯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唯辜。”

周公再三强调酒的危害，说殷商因“酒池肉林”而威仪尽失，因此天降灾于殷商，不再庇佑殷商。

他在书中写道：“唯民自速辜。”认为殷民嗜酒，也难免其罪。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周和殷相比，尽管周的统治阶层与殷一脉相承，但总体上差异很大。比如，殷商万事都要询问神意，但周未必如此。第一次出兵伐殷之时，一切占卜结果都是“吉”，可是周并没有遵循神谕继续战争。

周更加注重实质内容，殷更加依靠神意。殷纵欲嗜酒，而周更加克己禁欲。

但是，周公常说，尽管殷商的子民纵欲嗜酒，也不能残杀迫害他们，而是施以教化。以王国维（1877—1927）为代表的史学家将牧野之战视为“殷周革命”。而以傅斯年（1896—1950）为代表的史学家则以“夷夏东西说”来理解中国的地方差异。

无论哪一种认识，牧野之战都可以说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道关口。或许我们不必给出答案，但在跨越关口时，我们必须驻足思考：为什么殷的青铜器如此复杂古怪？为什么酒器数量如此之多？

第二节　曲水与淝水

唐王朝的开创者高祖李渊自称十六国时代西凉武昭王李暠的第七代子孙。当然这只是李渊自己的说法，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这位李暠也自称汉代将军李广的第十六代子孙，李广是那位令匈奴闻风丧胆的“飞将军”。传说他放箭射“虎”，箭射在形状如虎的石头上，插入石中难以拔出。

如今，我们将“凉”称作“西凉”，实际上国号只是“凉”。然而，当时以“凉”为国号的政权有五个，因而人们在“凉”字前加上不同的字眼儿加以区分。

按建国从早到晚依次排列，五个政权分别为：前凉（318—376）、后凉（386—403）、南凉（397—414）、北凉（397—460）、西凉（400—421）。其中，前凉和西凉是汉族政权，后凉是氐族政权，南凉是鲜卑族政权，北凉是匈奴政权。起初北凉的当权者是汉族太守段氏，不久被匈奴取而代之。

虽然名为“十六国”，但“十六”不过是大概的数字，汉人冉闵建立的政权“魏”只存在了三年，所以历史学家没有把它算在“十六国”中。

349年，冉闵发布悬赏令，迫害匈奴，二十多万匈奴人被杀。《资治通鉴》记载：“高鼻多须滥死者半。”匈奴人的面貌特征是鼻梁高挺，须发旺盛。据说5世纪进攻欧洲的匈人[7]阿提拉[8]面部扁平，鼻梁低且体毛稀少。这样一来，匈奴和匈人同根同源的说法则显得不合逻辑。但也有人主张，匈奴不是民族的名称，而是一个政权的名称。根据这一说法，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民族都可以称为“匈奴”了。

无论如何，4、5世纪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貌各异的民族，这一现象昭示着唐帝国即将崛起。

地处山西偏僻之地的鲜卑族政权勉强维持了十年，历史学家也没有将其算在十六国之中。

还有一个“北魏”政权，也没有被算在十六国之中。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是北方唯一一个超过五十年的政权，人们或许不愿意将它与十六国相提并论。十六国是众多小国，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仅是地方政权，而北魏是与南方分庭抗礼、雄霸北方的大型政权。我们将北魏存在的那个时代称为“南北朝”。南北朝时代可以说是隋、唐这一世界性帝国崛起的前奏。

唐代之前，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动向，即中国一方面积极向世界扩张，另一方面汉民族文化向内收缩，二者并行不悖。

毫无疑问，中华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书法是一门创作者用心创作、鉴赏者欣赏诠释的艺术。

书画作品都面临保存困难的问题。敦煌壁画之所以如此珍贵，就是因为同一时期的绘画作品寥寥无几，或许只有墓葬棺椁中出土的帛画例外，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弥足珍贵。

大量写在纸上、画在绢上的书画几乎全部被损毁，我们只能通过地下出土的文物勾勒它们的样子。

十六国时代的“十六国”仅指中国北方，全国应称为“东晋十六国时代”。晋朝司马氏从中原地区东迁，定都建康（南京）。

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晋朝皇室后嗣凋零，死伤殆尽，只留下琅琊王司马睿一位皇室继承人。他凭借琅琊名族王氏的支持，继承了大统。

东晋政权早期，政治上依赖王导，军事上依赖王敦。

书圣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王导的表亲。王羲之早年丧父，在王导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永和九年（353），文人雅士齐聚会稽山阴的兰亭，举办三月三“曲水宴”。“曲水宴”即把酒杯放入水中，浮在水面上随流水而动，要求宾客在酒杯漂过自己的位置之前写诗作赋。当酒杯停在某位文人面前时，他就要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当日共有四十二名文人雅士赴宴，后来当上宰相的谢安也在其中。共有二十七人写诗作赋，王羲之将这些作品编辑成书，为之作序。这就是书法界的巅峰杰作《兰亭集序》。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他倚仗皇帝的权威，四处收集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唐太宗留下遗诏，用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为自己陪葬。随着朝代更替，时代变迁，陵墓多被盗贼光顾，金银以外的其他随葬品被随手丢弃损毁。这着实可惜。

举办曲水宴是三月三上巳节的风俗。“上巳”的意思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巳日”。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则是五月的第一个午日。上巳日和端午日的具体日期在当月的12天之中变动不居，因此魏晋之后上巳节被固定在三月初三，端午节被固定在五月初五。

阴历三月初三，天气基本转暖。古时浮在水面上的不是酒杯而是人，这一天人们常常去水边沐浴，这一活动称为“祓禊”，目的是洗浊去垢，消灾除厄。不知何时，曲水宴渐渐成了三月三的主要活动。

当时的岁时记中曾记载：“四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杯曲水之饮。”

祓禊有消灾祈福、祈求丰收、祈愿人丁兴旺、祈求降雨等多种目的，举办形式各地不一。随着起初流行的“水浴”逐渐衰落，曲水宴之类的水边游乐或采撷香草渐渐成为主流，同时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势。

永和九年的兰亭之会不是民俗活动，而是贵族的娱乐活动。

永和九年的前一年（352），将二十余万匈奴人迫害致死的冉闵被杀，来自氐族的苻氏在长安称帝。中国北方各地小国林立长期并存的局面终于被打破，较大型的政权由此诞生。氐族和羌族都是藏系少数民族，氐族人多从事定居农业，文化水平更高。

这个氐族统治的政权一般被称为“前秦”。前秦政权有一位优秀的皇帝——苻坚。当时，北方除了氐族统治的前秦政权之外，还有鲜卑族统治的前燕，苻坚控制了四分之一的中国。370年，苻坚终于攻取前燕，前秦如愿以偿，壮大为能与南方东晋政权分庭抗礼的一大势力。于是东晋也就不能悠游自在地玩曲水流觞的游戏了。

前秦苻坚实施了异乎寻常的政策，他将自己本族的氐族人迁移到东部地区，将原本聚居在东部的鲜卑人迁移到西部的首都长安，长安和洛阳的居民由此全部调换。

苻坚是理想主义者，他想让中国北方实现氐、羌、鲜卑、匈奴以及汉族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北方民族领袖之中，出现了精通儒学之人，水平与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匈奴人刘渊遍览诸子百家经书，从《诗经》《易经》《春秋左氏传》到《史记》《汉书》，儒家经典无不精熟。明代的李卓吾[9]甚至赞誉他的学识“羞煞司马儿”。刘渊儒学修养之高，足以让皇室司马一族汗颜。

也有人称赞苻坚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且志存高远。苻氏来自氐族，不过与同为藏系少数民族的羌族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羌族姚氏一度归顺于南方汉族政权东晋。

毫无疑问，东晋一直致力于北伐事业，这一方针不可动摇，旨在收复以洛阳为首的中原失地。

三军统帅殷浩率领北伐军北上，不久遭羌人背叛，战败而归。羌人背叛也在情理之中。东晋朝廷担心羌人功高盖主，于是扣押其人质，并派出刺客行刺。如此一来，羌军自然会对朝廷离心并最终背叛。

此事发生在永和九年，即王羲之等人集会兰亭举行“曲水宴”的那年。起初，王羲之反对在这种时候北伐，他直接给殷浩写信，建议其放弃北伐。

殷浩战败后被罢官，接替他率军北伐的是野心勃勃的桓温，他是皇帝的乘龙快婿。

东晋皇帝本身缺乏实力，拥立皇帝的王族和军阀实力雄厚，皇帝与王族和军阀之间的实力几乎难分伯仲。

前凉是五凉之一的汉族政权，原本地处中原，为避免卷入纷争，政权开拓者张轨特意躲避到偏僻的地方。前凉政权起初便软弱无力，分别附属于两国，即一面向前秦称臣，一面附属于东晋。

当然，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前凉禁不起东晋的教唆，背弃前秦，只臣服于东晋，于是遭到前秦的报复而灭亡。

鸣沙山最早开掘的石窟始于前凉存在的这一时代。敦煌的石窟寺当时已经竣工，但现在未能留下早期的石窟寺。早期石窟开掘十年后，十三万前秦兵攻下了前凉控制的敦煌。

前凉王张天锡自知死期将至。他臣服于前秦却对其不忠，甚至还斩杀了前秦来使。

但是，苻坚不但没有处决张天锡，还在长安建造宅邸，让他住在那里。

不仅前凉如此，以前被前秦消灭的前燕皇帝和王公大臣也通通获得赦免。苻坚试图南征，一统天下，并非纯粹出于野心，他心中也燃烧着理想主义的熊熊烈火，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开拓一个全新的世界。

前凉投降三年后（379），前秦攻占襄阳。那里曾是三国鼎立时期关羽把守的城池，据关羽失守正好过了一百六十年，襄阳失守，东晋极为震惊。

当时，名僧道安[10]身在襄阳。苻坚不仅精通儒学，对佛教也心有所向，前秦对道安礼遇有加。苻坚对东晋作战的同时，也以吕光为三军统帅，派军远征西域。

苻坚严命吕光：“龟兹（库车）有名僧鸠摩罗什[11]，务必将其请来。”

公元383年，前秦西域远征军从长安出发。

同年八月，前秦皇帝苻坚率领百万大军离开长安，士兵六十余万，铁骑二十七万，军队旗鼓相望，浩浩荡荡，前后绵延千里，场面蔚为壮观。

东晋凉州刺史朱序在此前的襄阳之战中拼死抵抗，被俘后获赦，就任前秦度支尚书（财政部长）这一要职。这场战争中，东晋都护李伯护主动作为内应，和前秦军里应外合，苻坚以背叛旧主的不忠罪名除掉了李伯护。苻坚出于自己的理想主义情怀，赦免了朱序，却没有宽恕李伯护。

率领东晋军同前秦大军交锋的正是三十年前参加会稽山阴兰亭集会的贵公子谢安。他的麾下还有弟弟谢石和侄子谢玄，二人分别担任征讨大都督和前锋都督，与谢安并肩作战。

兰亭集会之后十年左右，写下《兰亭集序》的王羲之去世。

前秦军队和东晋军队对峙于淝水之畔，双方都将这场战役视为一统天下的决胜之战。

前秦号称拥兵百万，但不是将所有兵力一次聚齐，而是先驻扎在淝水之岸，等待后续部队。于东晋军而言，必须在前秦的大部队赶到之前攻破其先头军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先渡河。

前秦自然看出了东晋急于渡河，渡河时队列必然会被打乱，急于求成的时候尤其如此。前秦军为了引诱东晋军仓促渡河，故意将前阵后撤了一段距离。

在大部队赶往淝水的途中，前秦军定下了欲擒故纵、反戈一击的战斗计划。但是，前秦军一直后撤，迟迟没有收到反击迎敌的命令。士兵不清楚军队指挥层的作战计划。由于没有收到迎敌的命令，为了诱敌渡河而后退的命令一直有效。非但如此，还有人向撤退的士兵散布这样的信息：“撤退！快跑！战败了！”

这是因为有人企图混淆视听，扰乱命令。那位在襄阳之战中被俘获赦且受到重用的朱序，一手导演了这出大戏。

听到逃命的呼喊声，前秦的士兵不明就里，惊慌失措，一哄而散，并非敌军逼近所致。

是前秦的军队不假，但与苻坚出身同族的士兵并不多。最多的是汉族士兵，然后是归降的鲜卑兵，其后是匈奴兵和羌族士兵。

这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团军。苻坚心存理想，希望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并肩作战。但是他们还没实现民族融合，相互之间还没有结成强劲的纽带，经不起流言蜚语的考验。

淝水发源于安徽省合肥西北。前秦的后续部队排成长列，从长安出发向东南方向行进，恰好遇到逃跑的先头部队，他们听到“已经输了，去了也赢不了，回长安吧”，之后便与撤退的部队一起逃跑了。

渡过淝水后的东晋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给予前秦军沉重一击。

苻坚以为自己开恩赦免并委以重任的降将会因此感激涕零，效忠于自己，这实在是过于幼稚且不切实际。搅乱前秦军阵营的是理应被处死的东晋地方长官朱序，和原本附属于东晋的地方政权领导者、前凉皇帝张天锡。可以说，这是理想主义的失败。

在淝水之战中，苻坚身负重伤，险些殒命，好不容易逃回长安，而那里鲜卑族实力大大强于拥护他的本族实力，原因是他曾经将居民进行了大调换。

将苻坚逼迫到五将山，又将五将山包围并迫使他禅让的是羌族的姚苌，姚苌一度臣服于东晋。苻坚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姚苌派人到新平佛寺，将其缢死。

史书记载，姚苌麾下将士得知苻坚的死讯，纷纷落泪，“皆为之哀恸”。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将苻坚的败因归结为“骤胜而骄”。所谓骤胜，即屡战屡胜，未尝败果，因此渐渐自负起来，最终成了失败的原因。

杀害苻坚、将前秦据为己有的姚氏也立国号为秦。后世史家为便于区分，遂将苻氏建立的秦称为前秦，姚氏建立的秦称为后秦。

淝水之战大败前秦的东晋，也未能成功进军长安。

受苻坚之命远征西域的吕光按照原定计划攻打龟兹，并得到了身在龟兹的鸠摩罗什。吕光在自己的主公苻坚兵败淝水的八个月之后攻下龟兹国，此时他已无处可归，便想留在富饶的龟兹，自立为王。可是，鸠摩罗什称龟兹是“凶亡之地”，反对在此建国，于是吕光决定暂且东归。

史学家认为，鸠摩罗什担心吕光留在龟兹建立政权，会使自己丧失向“东方传法”的大好时机，因而才称龟兹是“凶亡之地”。

吕光东回到河西武威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王朝，后世史家称吕光建立的政权为“后凉”。后凉存在了16年，被后秦姚氏推翻。后凉被后秦所灭之时，鸠摩罗什被迎至长安。

襄阳名僧道安被迎至长安之后，一直居住在五重寺。他的高徒慧远并没有和他一起到长安，而是住在东晋下辖的庐山，住持的寺庙叫东林寺，是当时南方佛教的中心。

当时南北双方都重视佛教，礼遇名僧。这大概是由于当时中国民族混杂，为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求助于非本土因素更为合适。

中国僧人立志前往天竺求法也始于这一时期。399年，僧人法显[12]为求取真经离开长安，前往天竺。此时，淝水之战已经过去十六年。当时，法显应该不知道鸠摩罗什已被吕光请到河西地区，否则法显或许不会远赴天竺了。

法显踏上前往西域的旅途时已年逾六旬，回国经由海路。他把将近十五年的旅途见闻整理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

继鸠摩罗什之后，有大批印度和其他西域国家的僧人来到中国。来自北印度的佛驮跋陀罗[13]曾经担任鸠摩罗什的助手，但后来受到处分，被逐出长安，庐山慧远把他收留在东林寺。

这一时代的文人中，除王羲之外，还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陶渊明。陶渊明出生四年前，王羲之去世，出生二十年后前秦苻坚被杀。法显离开长安前往天竺的那一年，陶渊明获得了东晋镇军参军这一无足轻重的官位，这期间，他经常饮酒赋诗。

以“饮酒”为题的二十首诗中，《饮酒·其五》最为有名：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第三节　江南时代

盛唐爆发的“安史之乱”（755—763）让繁荣强大的唐帝国走向衰亡。

据说安禄山本姓康，他也可能是撒马尔罕人。当时，中国称撒马尔罕为康国，在中国的撒马尔罕人给自己取一个本土化的名字时，常常选用康姓。后来，安禄山的母亲改嫁安家，他也改为安姓。安姓人有可能来自安息国（波斯地区）。安禄山大概是几个少数民族的混血。继安禄山叛乱之后，另一个叛乱领袖史思明则是匈奴人。

这两次叛乱规模宏大，颇具世界大帝国的气势，李白杜甫也被卷入其中。这两场大规模叛乱前所未有，战争的余波也没有马上平息。与安禄山交战过的颜真卿，被叛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杀害，实在是可哀可叹。

颜真卿的书法作品广受青睐。人们欣赏他的书法作品的同时，也缅怀他那勇敢抵抗安禄山、不屈服于乱臣李希烈的壮烈事迹。“安史之乱”过后，大唐命脉又延续了一百四十多年。毫无疑问，此时的唐朝已不复当年的胜景，但毕竟根基尚存。有人指出，尽管“安史之乱”沉重打击了唐王朝，但是受影响的主要是长江以北地区，长江以南地区未受太大影响。

唐末“黄巢之乱”中，战火蔓延到江南以南地区，大唐帝国再也无法维系下去了。其实，唐代江南地区已经拥有足以支撑全国经济的实力。

广州是世界级的贸易港口。鉴真和尚本打算从扬州出发前往日本，却在海上遭遇台风，漂流到海南岛，随后来到广州。鉴真在海南岛万安州受到当地豪族冯若芳款待，冯若芳曾经袭击经过万安州附近的波斯船，抢劫船上货物，劫持船员并迫使他们沦为奴隶。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到广州的航路不乏上述海贼出没的危险，但贸易往来繁荣兴旺，盛极一时。“来自婆罗门[14]、波斯和昆仑[15]等国的船只云集广州港，船上的香药珍宝堆积如山。”记述鉴真事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如此记录道。书中描绘的恰好是“安史之乱”之前的景象，似乎安史之乱并没有给广州的繁荣造成太大影响。北方战乱不断，但南方依旧商业兴盛。

879年9月，黄巢仅用一天便攻陷广州，随即杀死唐朝节度使。广州外国人聚居地叫作“蕃坊”，里面居住着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十余万外国人。黄巢连抢带杀，战火蔓延到南方，中华大地遍地焦土。

当时，中国的财富集中在南方，官员调动竞争最为激烈的岗位是广州节度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南方的繁荣始于东晋时期朝廷南迁，不过，广州地区在此之前便以商业之利润泽了这一方水土。

5世纪初，法显经海路从斯里兰卡回国，搭乘的就是前往广州的商船。归国途中，船遭遇暴风雨，漂流到山东半岛附近。当时就有载重二百人的大船往返于南海与广州之间。即便安史之乱令中国元气大伤，这样的大商船带来的丰厚利润依然能够为大唐保驾护航，支撑其屹立不倒。此后，南方地区也在黄巢之乱中经历浩劫，最终导致唐帝国灭亡。

唐代以前，中国政治中心长期偏于北方。唐朝首都在长安，即便首都被敌军占领，国家苦难重重，却仍得以维系下去，这多仰仗于南方的帮助。

在南北分裂时期，南方地区以运送“岁币”的形式向北方提供经济援助，南北经济平衡得以维持。

历史上，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围困于白头山，约定每年向匈奴赠送绵、绢、酒、米等物资。约定的内容包括献上一位汉族女子作为匈奴首领的妻子，汉族对匈奴以“昆弟”（亲近的弟弟）相称。从这些内容来看，这显然是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后来，汉武帝征讨匈奴时中止了这种屈辱关系。上述汉族和匈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南北问题。

北宋和辽（契丹）缔结的“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送给契丹二十万匹绢、十万两白银，而且后来的数量还有所增加。另外，北宋又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签订条约，每年向西夏赠送绢十三万匹、白银五万两、茶叶两万斤。这些礼物是西夏向宋称臣的回报。当时北宋可以承受这些负担，这足以说明其经济实力的雄厚。

这些物资交流类似于当代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北宋对辽的态度就如同汉朝对匈奴的态度。北宋一直对结下澶渊之盟的屈辱耿耿于怀，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一雪前耻。女真族在东北崛起之后，北宋马上和女真结盟，左右夹击对抗契丹。不过，北宋最终与金（女真）反目，宋朝首都汴京（开封）惨遭蹂躏，宋钦宗、宋徽宗以及其他皇族重臣被挟持到北方。只有一位皇族幸免于难，逃往南方，并在临安（杭州）定都，建立了南宋王朝。

金没有实力远赴南方追剿宋朝的残存势力，南宋也没有实力收复北方失地。以南宋年号命名的《绍兴和议》[16]以及修订后的《乾道和议》[17]（用金朝年号命名则为《大定和议》）几乎奠定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由此可知，即便是在宋代，如果没有南方的物质支持，北方政权也难以持续下去。

《绍兴和议》规定，南宋向金进献岁贡二十五万两白银、二十五万匹绢。金朝海陵王（曾称帝，死后因不够格而被剥夺帝号）与南宋开战之后，岁贡便随之停止。海陵王被部下杀害之后，金朝停止对南宋用兵，并陆续撤退。金撤兵至原来的国境线淮河一带，但并非一切皆可恢复如初，南宋的岁贡就此作废。新和约规定，南宋向金赠送二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岁贡”改名为“岁币”。新和约与之前的《绍兴和议》相比，稍有利于南宋。

最突出的一点是，《绍兴和议》规定南宋“臣从”于金，而《乾道和议》则将两国关系阐述为“叔侄关系”。同时将“岁贡”这一具有屈辱意味的用词改为“岁币”，算是对南宋有利。

金为什么签订了对自己如此不利的条约呢？

诚然，海陵王毁约出兵，金国理亏。但是，对金朝而言，如果失去来自南宋的白银和绢，金国则难以度日。因此，即便新条约对自己不利，也必须快速签订，以解燃眉之急。

在国境线附近，金与南宋设置了“榷场”，即公营的交易场所。“榷”字本意是一架独木桥，指除此之外无路可走，而且一次只能通过一人，后来引申为专买专卖、垄断利润之意。其实，榷盐和榷茶这样的词语古已有之。

榷场是获得交易凭证、征收专卖税的地方。南宋向金输出茶叶、药材、食料、日常用品等商品，而金向南宋输出毛皮、珍珠、人参等商品。从两国交易的商品种类可以看出，金国入超额度巨大，十分不利。

金好不容易从南宋输入二十万两白银，转眼间就在国境的交易中流回南宋，原因是金从南宋购买的商品数量巨大，因此金处于难以扭转的入超地位。

尤其是金国不产茶，其消费的茶全部在淮河榷场的交易中购买，完全依靠南宋提供。从南宋输入的二十万匹绢折算成金钱，再加上受赠的二十万两白银，也无法抵消金和南宋的贸易差额。金国的民间商贩持有的白银也在交易中大量流向南宋。

金政府别无他法，只能控制茶叶的输入量。为此，金甚至必须限制国内茶叶的消费量，并颁布法律，规定七品以下官员不许饮茶，也就是说，不是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喝茶。无疑，这也是为了稍稍改善在淮河榷场交易中的白银流失状况。

即使金向南宋索要岁币，北方白银外流的情况也依然如故，南北之间的差距清晰可见，物质层面自不必说，文化层面也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局面。

北方的金王朝是女真族统治的政权，大部分居民却是汉人。汉族王朝北宋曾经一度人才辈出，以继承中国文化正统为骄傲。但是，北宋灭亡后，遗民南迁，文化正统也随之迁往南方。

对北方文人而言，南方是心之向往的圣地。一生中一定要去一次江南，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这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心声。

南宋的基本方针一直都是希望有朝一日打败金国，收复中原。首都临安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称为“行在”，和“行宫”同义，意为天子巡幸地临时搭建的皇家寓所。在南宋眼中，汴京（开封）始终是宋朝首都，现在虽被金军占领，但未来终将失而复得。因此，西湖之畔的杭州不是真正的首都，它不过是旅途中暂时歇脚的临时都城。

临安城的其他皇家建筑也都是临时性的。皇陵全部从简，打算收复中原后再大规模修建，然后从临时下葬的地方改葬过去。因此，位于临安附近的南宋皇帝陵寝规模都很小，而且不符合陵墓规制。本应该南向的陵墓，却设计为北向，寄托着南宋收复北方失地的心愿。

南宋以继承中国文化的正统自居，但是大部分金朝子民也是汉人，其中有人认为自己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元灭亡金之后，金朝的文人遗臣中产生了为金朝灭亡感到惋惜的动向。比如，曾经在金朝为官的诗人元好问将金朝诗人留下的诗篇以及诗人的传记收集起来，整理成书，取名《中州集》。

从《中州集》这一书名也可以看出，北方文人心中不无自豪地认为金朝才是中州（中国）的传统保持者。《中州集》结尾处元好问题诗一首，其中有“北人不拾江西唾”一句。“江西”指的是南宋诗坛举足轻重的诗人群体江西诗派。这群诗人推崇黄庭坚，因黄庭坚出身江西而得名“江西诗派”。“不拾唾”即不去效仿江西诗派，或者说不去理会南方的江西诗派。由此可见，北方文人自信北人自有北人之诗，北人之诗理应自成一派。

然而，除元好问之外，金朝诗人大都认为自己比不上南宋诗人。首先是人数难以与之匹敌。金朝文人稀缺，就强迫南宋来的使节留在本朝做官。《中州集》中的二百五十一名诗人中，就有这样被迫留在金朝的“南人”。

为奖励要退休的老官吏，金朝让他们随使出访南宋，因为北方汉人非常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风光。这也体现了元好问等北方文人不甘向南宋文坛示弱的心理。

无论元好问如何不甘落后，传承发展中国文化的大任都已经转移到了南方。

日本人耳熟能详的《唐诗选》收录了一百二十八位诗人的作品，以初唐、盛唐时期的作品居多。从诗人出生地来看，绝大多数属于“北人”。

但是，宋代江南地区的文人突然多了起来。四川属于南方，苏轼也算是江南文人。北宋的大文学家全部是南方人，欧阳修出身江西，梅尧臣出身安徽，王安石、曾巩和黄庭坚都出身江西，南方可谓群星璀璨。至于北方，能称得上知名文人的，也就是山西出身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吧。

实际上，从4世纪东晋时代开始，中国文化就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倾向。北方地区苦于塞外民族屡屡侵扰，缺少相对安定的“文化环境”。经北方政权隋朝之手，中国实现了南北统一。继隋之后，唐朝实现了政权的长期安定，首都长安发展成中国文化的中心。经由安史之乱，唐朝并没有灭亡，这足以说明支撑唐朝的经济中心不在北方。文化无形，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毫无疑问，当时文化重心正逐渐向南转移。南方地区的文化并非到宋朝之后突然蓬勃发展起来的。因此，用具有“文化潜力”来形容南方文化的发展再合适不过。

唐灭亡后约半个世纪内，北方地区五个朝代交替更迭，各地的十个小政权并立，这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十个小国中，定都金陵（南京）的南唐和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虽然是小国，但以文化高度发达而自居。

南唐国主（起初称“皇帝”，在后周的压力下改称国主）中，第三位国主李煜（称为“后主”）是首屈一指的文人，他擅长的文学艺术形式是词而不是诗。“词”是伴着乐曲演唱的歌词，词的曲调多已失传，无法再现。和不以演出为目的、通过阅读进行欣赏的“阅读性剧本”[18]一样，如今词已经演变成了脱离曲调，仅仅用于朗读的文学形式。词不用题目，类似题目的实际上是称为“词牌”的曲名。

李白和白居易也有词作品存世，但五代到宋代这一历史时期词的创作最为盛行，其中南唐后主李煜是最优秀的词人。

人们常说“唐诗宋词”，宋代（包括五代十国时期）是词文学的黄金时期。词和诗相比，形式更加自由，更加适合表达细腻的情感，宋代的社会风气便是如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江南的风土人情更适合词这种文学形式。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词讲究配合曲调，即兴创作，因此词都没有留下具体创作时间。上文是李煜和着曲牌“虞美人”所作词的上半阕。宋太祖开宝八年（975），李煜时年三十九岁，南唐国都金陵被宋攻破，他和同族子弟四十五人一起被挟持到汴京。李煜被宋朝封为陇西公，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权。李煜到达汴京的那年十月，宋太祖驾崩。李煜去世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享年四十二岁。尽管这首词的创作时间没有明确记录，但从“故国”“回首”等词语可知，这首词创作于李煜战败到去世前的一段时间。民间传称李煜遭毒杀而死，根据就在这首词当中，但这恐怕只是谣传。这首词被诠释为李煜对宋朝怀恨在心，难以释怀。不过，历经国破家亡，心中却没有丝毫恨意，那才不合人之常情吧。

北宋战败后也有类似遭遇，以皇帝为首的宋廷上下全部被挟持到北方。这时，北宋皇帝宋徽宗填了一首《燕山亭》：

天遥地远，

万水千山，

知他故宫何处。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评论道：“诸降王及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

他赞扬宋朝有胸怀，能容下南唐后主、吴越王和南汉帝，保全其性命。

李煜死后被追赠太师之名，追封吴王，以帝王之礼下葬。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国将北宋亡国后之帝挟持到遥远的北方，可谓残酷不仁。

不过，金灭亡之时，幸存的北宋皇族全部被蒙古军斩尽杀绝。

金灭亡四十五年之后，南宋也被蒙古军消灭。年仅六岁的南宋皇帝投降，勉强保全性命。从忽必烈统治之后，元朝的统治政策宽松了许多。

最令人欣慰的是，南宋首都临安（杭州）丝毫没有遭受战争的蹂躏。这应归功于蒙古的将领，尤其是总司令兀良哈·阿术功不可没。兀良哈·阿术下令，在南宋投降之前，军队要在城外按兵不动，禁止攻城。

南宋的残存势力拥立年仅九岁的皇帝及其弟弟，在南海一带继续抵抗了一段时间，最终全部战败。至此南宋朝廷烟消云散。

文天祥拼死抵抗到最后，最终难逃被俘的命运。忽必烈想方设法把他招入麾下，文天祥却宁死不屈。他被元军押解到北京，劝降长达四年之久。文天祥本可以自杀而死，但为了保持自己的“正气”，经历了漫长的牢狱之后，他最终如愿，被斩首处死。

免于战祸的临安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依然一派繁华。马可·波罗在其《东方见闻录》中记载了临安的繁华景象。

“毫无疑问这里是世界上最繁华、最富裕的都市。”他颇为得意地叙述道。

南宋投降的末代皇帝赵㬎没有被杀，长大成人后娶了元朝的一位公主，生下儿子赵完普，这个孩子皈依佛门，出家为僧。

元朝末年各地反元运动频起，元政府在至正十二年（1352）将赵完普一族迁往沙州。

这是为了避免动乱演变为以“复兴宋朝”为口号的复辟运动。若是以前的朝代，大可直接杀掉赵完普一族，而元朝却保全了赵完普的性命。正如杭州城毫发无伤一样，宋元政权实现了平稳交接，这要归因于攻打临安的军官士兵几乎都是汉人。可以说，这也是多民族国家的胜利。

第四节　画人的谱系

元世祖忽必烈登基之后，北京正式成为中国的首都，称为“大都”。忽必烈统治之前，蒙古首都哈拉和林位于遥远的北方。

北京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就是“燕”的中心，也称为“燕京”。契丹政权辽国统治时期，北京位于辽国南部，因而称为“南京”，这一点容易混淆。而女真政权金国控制时期，北京则称为“中都”。

忽必烈继位后推翻南宋政权，开始统一中国，大都成为无可争辩的国都。

这个一统中国的元朝，于1368年弃大都北去，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就将大都拱手让给明朝。明将其改名为北平府，并定都南京。象征帝王的星宿位于紫微垣中，因此明朝将皇帝居住的地方叫作紫禁城。

然而，明朝第三位皇帝永乐帝却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

元朝不战而北上，大都城几乎未遭破坏，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永乐帝却弃用北部区域，扩建南部区域，重新营建都城。

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迁都北京。北京的皇宫沿用南京皇宫的称呼，也叫“紫禁城”。

狭义上的紫禁城时代指1421年到清朝灭亡（1911）之前，广义上可以从1267年忽必烈建都算起。严谨细致的人则主张将定都南京的明初的半世纪排除在“紫禁城时代”之外。

故宫的意思为“古时的宫殿”。这一称呼带有思念故乡的怀旧之情，因而有人主张，共和制度下的中国不应该留恋封建时代的遗物。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议，废除故宫这一名称，将其改为“废宫”。当然，这种极端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历史新旧交替时期，极端论调并不少见。甚至还有人提出野蛮无理的提议：前朝帝王家是逆贼，应当把逆产（逆贼的财产）变卖充公。就算故宫是“逆贼”的财产，国家接管之后就是国家财产，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皇帝是中国最大的收藏家，收藏家的最大功绩是防止了文物流失散佚。故宫的文物原本为皇帝私藏，现在在“故宫博物院”中获得了新生，供众人观览欣赏，也为研究人员系统研究文物提供了方便。

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不惜花重金四处收集，又下诏死后让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陪葬。后来，唐太宗的陵寝遭到盗掘，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好多都下落不明。

三国时代曹操曾经因军饷不足而发动士兵大规模盗墓，这是一条筹集资金的捷径。魏国为此还设置了发丘（揭开土丘）中郎将和摸金（搜寻财物）校尉等官职，负责盗墓。

汉代皇族的墓穴中出土过用金缕玉衣包裹的遗骸。盗贼为了获得玉片，将遗骸从金缕玉衣中取出，丢弃在一旁。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亲眼见过这场景，所以曹操反复强调“我的墓里不许陪葬任何金银玉器之物”。“随葬财宝，陵寝就会遭到盗掘，我的陵寝中只陪葬陶器就够了”，曹氏父子特意在多份文书中强调了这一点。

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即便心知肚明，也依然用文物陪葬，或许他们都幻想自己的王朝能够持续千秋万代，自己的陵墓不会遭此劫难。

亡国的宫殿里留下的文物与随葬在陵墓中的文物命运相同。明朝宫殿被李自成纵火烧毁，他只拿走了值钱的物品。

而清朝并非亡于战乱，时代风气也焕然一新，幸运的是宫里的文物以较为完好的状态保存了下来。民国时期，故宫文物也在相关人员的努力下得以保存至今。今天人们所说的“故宫文物”，就是指清宫留下的遗物及其周边的东西。

故宫画作中的绝品当数黄公望（1269—1354）的《富春山居图》。

元朝开始兴建大都（北京）的第二年，黄公望在江苏常熟出生，当时元朝与南宋战事正酣。黄公望十岁左右时，南宋灭亡，南宋末代皇帝在广东崖山投水自尽。

两年后，元军第二次远征日本，遭遇了“神风”的袭击。这件事对少年时期的黄公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黄公望寿命长达八十四五岁，在当时是极其长寿之人。他笔下的江南风景平铺直叙，自然延伸，构图疏淡，不刻意强调起伏，线条平稳却不失变化，给人一种厚重感。

黄公望是“元末四大画家”之一，闻名于世。《富春山居图》是故宫绘画藏品中最优秀的画作。不过，台北故宫也有两卷名为《富春山居图》的作品。

故宫收藏的《富春山居图》曾幸运地被明代一流画家沈周（号石田）和董其昌收藏临摹。乾隆十年（1745），这幅画传入清朝内务府。乾隆看到大名鼎鼎的《富春山居图》，喜不自胜，在宽三十三厘米、长六百三十七厘米的长卷上照例题写了亲笔赞词。

然而，乾隆帝题词的《富春山居图》是摹本，真迹第二年才传入内务府。

可以说，中国古代优秀绘画作品一定都有摹本。当然，这些摹本不是为了以假充真，而是后人为了学习自己景仰的画家之笔法，尽量惟妙惟肖地去模仿。这里所说的临摹，是将真本放在手边临摹，临摹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原作者的运笔、构思，甚至是精神状态。不仅是绘画作品，书法作品的临摹也盛极一时。

家境殷实的收藏家中，有人将珍藏的真迹画作借给画家临摹，他们以这种方式支持艺术家。

18世纪，扬州地区人才辈出，譬如“扬州八怪”，这多归功于当地富豪马曰琯兄弟。他们向艺术家们开放自家十四万卷书画藏品，让扬州地区的艺术家自由临摹。除马氏兄弟之外，还有一位叫卢见曾的盐运使，也是著名的书画收藏家。扬州成为当时的艺术中心，这些人功不可没。

《富春山居图》是扬州收藏家尽人皆知的精品，向乾隆进贡之人也一定认为得到的是真迹。可是，实际献上的却是足以以假乱真的摹本。第二年真迹现世后又被收入内务府，但乾隆帝已经在一年前收入内务府的摹本上题诗钤印。“纶言如汗”这个词的意思是皇帝一言九鼎，说过的话就如同出过的汗一般，一旦说出来便收不回去了。

皇帝无法再在《富春山居图》的真迹上题诗了，于是就命侍臣梁诗正在真迹上撰写“题语”。大致内容是，旧藏的那一幅才是真迹，这一幅是摹本，但因“画格秀润”，同真本一并收藏。现在，这两幅画都收藏在台北故宫中。

另外，还流传着一个《富春山居图》的奇闻。清初，这幅画被一个叫吴洪裕的人收藏，他非常喜爱这幅画和智永的书法《千字文》，临终之际命人把这两幅作品烧掉。据说智永的书法作品未能幸免于难，黄公望的画作却被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安从火中救了出来，卷首一小部分焦损，但大部分幸存下来，被收入内务府时经过了精心修复，没有留下丝毫过火的痕迹。

近年，随着科技的发展，肉眼观察不到的痕迹也能被检测出来。后收入内务府、被当作摹本的真迹果然被鉴定出卷首有轻微焦损的痕迹。

黄公望作品的摹本具体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再次临摹摹本的二次摹本数量一定远远多于直接临摹原本的摹本。后人反复临摹黄公望的作品，是希望能够透彻分析并承袭他的笔法。

后世模仿追随者太多，以至于黄公望流派的画风逐渐被视为俗套。但实际上，黄公望在世期间，其作品风格是有开拓性的。

黄公望死后，明太祖朱元璋举兵，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明玉珍和韩林儿等元末群雄并起，一场巨变正在酝酿。黄公望身处纷扰喧嚣的时代，在他的画中我们却丝毫捕捉不到喧嚣浮躁的时代之气。

比黄公望年轻十岁的画家吴镇（1280—1354）与他同年去世。吴镇的画寂静平淡，也没有沾染分毫喧嚣的时代风气。他的名作《渔父图》收藏于台北故宫，是一幅夜景图，描绘的是色彩寡淡的山水，显得更加恬静。

另外一位名列“元末四大家”的倪瓒（1301—1374）的画作与这两个人有共通之处。倪瓒的画作寂寥干枯，没有水汽氤氲之感。其作品构图多在近景和远景之间大量留白，无非是想通过这一手法刻画自己的内心世界。

另外，倪瓒几乎没有人物画作品。据专家调查，他的作品中只有一幅出现了人物。

这一特点不禁让人想到南宋画家郑思肖。他经常画兰花，但从不画土。有人询问原因，他便反问道：“土为蕃人所夺，汝尚不知耶？”

郑思肖本名和生卒年均不详，名“思肖”的“肖”取宋朝国姓“赵”的繁体字“趙”，寓意永远心系宋朝。他的居室匾额题字“本穴世界”。“本”字可以拆分为“大”和“十”字，“十”字加在第二个字“穴”当中，就是“大宋”二字——他把自己的居室称为“大宋世界”。

元末四大家之一的王蒙（1308—1385）与其他三人稍有不同，从台北故宫的《具区林屋图》中可略知一二。具区是太湖的别称，林屋则是坐落在西山脚下临水而建的洞窟建筑群。王蒙的画作用笔精细，与倪瓒“惜墨如金”的简练画风形成了鲜明对比。《具区林屋图》中连湖水的波纹都一清二楚，细致到令人透不过气来。画中湖上的岛和岛上的洞窟描绘得过于精细，反而透出一种不安定之感。或许画家是想要在这种不安之中寻求某种恒常不变的慰藉吧。

明朝文人虽然摆脱了蒙古族人的控制，但并没有迎来自己的春天。明太祖不信任读书人，动不动就伺机肃清他们，尤其对苏州文人心怀敌意。宰相胡惟庸爱好文物收藏，王蒙经常出入宰相府，欣赏他的书画藏品。频繁出入胡府的王蒙最终受牵连入狱，年近八旬锒铛入狱，惨死狱中。因胡惟庸案件受牵连的达一万五千人之多，大部分人都清白无辜，王蒙自然也是含冤去世。

苏州多富商，明太祖不喜欢商人。明朝允许农民身穿丝绸，却不允许商人这么穿。非但如此，苏州还是当年顽固抵抗明太祖的军阀张士诚的根据地。明初大诗人高启被杀，或许也因为他是有代表性的苏州文人吧。明初大画家徐贲本是湖南人，因长期住在苏州而被视为苏州人。《明史·徐贲传》中没有说明他的罪名，仅总结为“下狱瘦死”（被关入监狱后饿死）。

直到亲操画笔的宣德皇帝（1426—1435年在位）即位之后，明朝文人才过上安稳的生活。显然，宣德皇帝想将大明帝国改造成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

北京的宫廷画院也因此发展起来。不过，明代的绘画艺术不是依靠画院，而是仰仗民间力量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讽刺的是，以绘画艺术等著称的明代文化却在明太祖百般厌弃和镇压的苏州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中国画坛一分为二，有吴（苏州）派和浙（浙江）派之说，吴派以压倒性优势雄踞中国画坛。

沈周应该算得上明代苏州画坛的先驱，他曾说：“意足不求颜色似。”[19]由此可以看出他拒绝写生、复制自然风景。

“起来寻纸画桃源。”这是沈周的一句诗，意思是他要描绘桃源乡的场景。桃源乡和乌托邦一样，虚无缥缈，并不存在。沈周以此表达自己无意钻研工笔线条。

清代乾隆帝是举世罕见的大收藏家，他将收藏的书画作品借给有心精进绘画技艺的廷臣临摹。有记录表明，乾隆曾将沈周的《春草秋花图卷》借给宠臣张若霭，让其学习绘画。张若霭当然要将这幅画还回宫中，不过该画于清末又从宫中流到民间，至今下落不明，幸而保存下来一张彩色照片，但其去向依旧不得而知。听说这幅画如今在美国美术商手中，只希望这幅传世佳作能免受《富春山居图》那般烈火焚烧的劫难。

在当时的苏州，很多人认为唐寅和祝允明这些人虽然是天才，却互不往来。这几位天才勉强聚到一起，形成文人团体“江南四大才子”，都要归功于行事严谨、滴酒不沾的文徵明。

画风有派系之分，文徵明学习的是元末倪瓒的画风，他想承袭倪瓒绘画的精髓，这是他的老师沈周未能完全掌握的。“徵明”是他的字，他本名“文璧”。文徵明自称南宋忠臣文天祥的后裔，文天祥的弟弟也叫文璧，他因将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受刑而死的哥哥作为“嗣子”延续香火而为人所知。文徵明身世显赫，而同时代的唐寅则出身相对平凡。

唐寅不仅出身平平，而且还在科举考试中受挫。他在乡试中拔得头筹，却在会试中舞弊，锒铛入狱，最终遭到流放。据说科举失意后他才开始认真钻研绘画。他别号“六如居士”，取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自此之后，唐寅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过上了放浪形骸的生活。倘若唐寅没有经历科举失意，或许后来也不会成为大画家。

鲁迅说，中国没有幽默的传统，如果非要找出一两个代表人物，当数唐寅、徐渭和金圣叹（文艺评论家）这些人了。

徐渭（1521—1593）是年少成名的天才，但他命运多舛。他曾出任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幕僚，胡宗宪失势后，徐渭忧惧发狂，企图自杀，后因嫉妒杀妻，被关进监狱。他被囚七年，出狱后穷困潦倒，放浪形骸。徐渭五十三岁出狱，七十三岁去世。他精通诗文、书画、戏剧和小说，多才多艺，堪称全才。有人认为，倘若徐渭一帆风顺，或许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过，如果没有那种艰辛的环境，徐渭或许就没有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动力了。

徐渭去世半个世纪后，明朝灭亡。在这一社会变革时期，出现了两位优秀画家——八大山人和石涛。

“八大山人”的所有署名都可以读成“哭之”二字，这显然是故意为之。八大山人出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他十九岁时崇祯帝（1627—1644年在位）自杀，明朝名存实亡。

经历亡国之痛后，他继而丧父丧妻丧子，于二十三岁出家。清朝统治者在汉人中强制推行留辫发的满族风俗，以此作为汉民族臣服的证明，不留辫发的人就要被斩首。当时，出家颇为盛行，出家就要剃发，可以将其视为对清朝统治的一种抵抗。但是八大山人究竟是不是为了抗清而出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由于八大山人的父亲和妻儿接连去世，他出家的动机没有遭到怀疑。他本名朱耷，出身于明王朝的江西宗室。宗室是指广义上的皇族，八大山人出身于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王家系，这种级别的宗室子弟仅江西或许就有几千人。

“忽而大笑，忽而痛哭。”朱耷的这种异于常人的举动广为人知。他的画作不乏冷峻的构图，比如蹲伏在高石上的猫，停留在纤细断枝上的双鸟等。流传到日本的《花卉杂画册》中的形象也是两只鸟怒目圆睁，相互怒视。

石涛比八大山人年轻十四五岁，他本名朱若极，也是明朝的宗室子弟，但他没有八大山人那样强烈的宗室意识。他的祖先是明太祖的从孙，世代分封在桂林。他的父亲得知崇祯帝在北京自杀的消息后，在桂林以监国（临时皇帝）自称。不过，此时郑成功已经拥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石涛的父亲以僭越之名被押往福州，随后被杀。所以，石涛自然没有朱耷那样强烈的反清情绪。不仅如此，他还两次前往北京叩见清朝的康熙帝。

八大山人和石涛这两位宗室出身的画家都非常重视发挥个性。石涛坚持认为“一代一夫执掌”，主张一个时代只应推崇某一种特定风格和某一个特定的人，而对其他流派鄙夷不屑。

尽管吴昌硕、齐白石和黄宾虹这样的近现代画界巨擘主张后世画家应开辟前人画家未走过的道路，但他们也曾不惜笔墨，盛赞“山水石涛，花卉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这句话语出齐白石，看来“一代一夫”的画派传承也是自然存在的。

[1]蒙古语音译，意为“灶君”，指幼子。

[2]孛儿只斤·阿里不哥（1219—1266），蒙古贵族。元睿宗拖雷的第七个儿子，元宪宗蒙哥及元世祖忽必烈之弟。

[3]原文为“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引自《史记·十二本纪·周本纪》。

[4]《史记》原文为“遂率戎车三百乘”，文中写“五百乘”恐是笔误。

[5]董作宾，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

[6]方孝孺，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明朝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

[7]匈人，是一支生活在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

[8]阿提拉（406—453），古代欧亚大陆最为人熟知的匈人领袖和皇帝，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并对两国构成极大的威胁。

[9]即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10]道安（312—385），东晋高僧，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州境）人。

[11]鸠摩罗什（343—413），东晋时期后秦高僧，天竺人，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

[12]法显（334—420），东晋高僧，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

[13]佛驮跋陀罗（359—429），又称佛度跋陀罗、觉贤。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译师。

[14]指现在的印度一带。

[15]“昆仑”是唐朝人对印度半岛与南洋群岛的泛称。

[16]南宋与金在1141年订立的和约。

[17]即《隆兴和议》，又称“乾道之盟”。

[18]即不以上演为目的、仅供阅读的剧本，更侧重于文学性和思想内容。

[19]这是宋代诗人陈与义《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其四》中的诗句，沈周应当是借用。

第二部

西域·丝绸之路

第一节　敦煌前事

众所周知，东汉明帝命人画下二十八位功臣的肖像，悬挂在云台（又叫云阁）上，以示纪念，目的是让国家有功之臣的事迹传于后世。宫殿的建筑材料多为上佳材质，应是帝王希望它能屹立千年。不过，云台的功臣肖像却一幅也未能流传下来。三国时期魏文帝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或许意识到画像有可能被烧毁而失传，但文章却会被人传抄，代代相传。

西汉时已出现宫廷画师，是在蔡伦改进造纸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他们必定是在建筑的墙壁上和其他空间中作画的。

据说画师毛某为宫女描像时，由于王昭君没有行贿，便将她画成了丑女。那么，毛某是在绢上作画的吗？宫女人数众多，都用绢来画像，过于奢侈浪费，所以在木板上作画的可能性很大。

马王堆帛画至今保存完好，它是中国美术史的黎明。

马王堆汉墓陪葬品清单记录在竹简上，关于这幅帛画的记录是“非衣[1]一，长丈二尺”。按照汉尺的标准，一丈二尺长是282厘米，但这幅帛画只有205厘米。不过，据说加上悬饰和下方丝带等装饰，非衣帛画长达285厘米。

墓主人的丈夫利苍于公元前185年去世，她的墓建于丈夫墓道的前部，这一点足以证实他的夫人更长寿。

“非衣”这个词用法很特殊，“非”似乎通“飞”。好像人死后披上“非衣”就可以翩翩起飞，飞到某个想要去的地方。

帛画华盖上方画有凤凰，似乎准备引导死者前往天界。下方画的不知是什么怪物，也许是风神“飞廉”，它背生双翼、身体长毛，是人升天时出现的神兽。

这幅帛画的绘画风格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山林仙人图和第249窟的天井壁画非常相似。山林仙人图是西魏时期的作品，第249窟则开凿于西魏时期。公元5世纪到6世纪的佛教壁画与公元前2世纪非佛教仙人画竟如此相似，着实令人惊讶。

中国文化有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之分。

按照地域来划分，北方是现实主义，南方是浪漫主义，长期以来二者逐渐交织融合。这种文化的双重构造不仅表现在美术上，文学创作也从中获得了颇多灵感。

说起文化的双重构造，不得不提一提近来备受瞩目的玉文化。长江流域的文化多以玉为主体，甚至有人推测，掌握了玉文化的先人因洪水等原因而北迁。

说起玉，人们自然会想到金缕玉衣。

有一种说法叫“含蝉”，是死者把蝉形物品含在口中，也称“饭含”。人们相信玉可以通灵，死者佩戴玉器可以与神灵建立良好的关系。据说将玉含在口中可使尸骨不朽，因而有人想到将玉制成衣服包裹尸身，或可保持尸身不腐，这便是“玉衣”的由来。

在与秦始皇有不解之缘的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中，就有“含珠鳞施”这样的字眼，意思是死者口含珠玉，身覆玉片，如鱼鳞状。含珠鳞施一词用于形容钟鸣鼎食之家的厚葬。

据说汉代以后，人们制作出用金属丝线串联玉片的玉衣，将遗体放入其中。

“二战”结束之后，中国发掘出土了十几具玉衣，最有名的当属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据文献记载，皇帝着金缕玉衣，诸侯王着银缕玉衣。

只有皇帝可用金线串联玉片，其他人使用银线，按理说中山王本应使用银缕玉衣，但出土的却是规制和皇帝同级别的金缕玉衣。中山靖王死于公元前113年，当时的皇帝是其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武帝。中山靖王夫妇合葬，二人身穿的都是金缕玉衣。

皇帝的兄弟享受与皇帝同等的待遇，未尝不可。这位中山靖王热衷于生儿育女，据说他育有子女一百二十人，三国时期的刘备就自称中山靖王的后代。

宠臣死后有时可以获赐玉衣，霍光便是如此。即便不赐予一物难求的玉衣，也会赐予东园秘器，东园是宫中承造丧葬用品的地方。

西汉第十三位皇帝汉哀帝于公元前7年即位，公元前1年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六岁。他爱上一个叫董贤的美男子，以好男色而闻名。一日，两人一起午睡，皇帝先醒过来，要起身时发现董贤枕着他的衣袖安然熟睡，不忍打扰他，遂将衣袖剪断后才起身。自此以后，中国便称喜好男色之人为“断袖”。

哀帝生前曾派人在自己将来的陵地旁为董贤建造墓地，并赐以“东园祕器，珠襦玉柙”。玉衣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衣称为襦，下身称为柙。

哀帝死后，太后（哀帝的妻子）责备董贤侍奉不周，董贤夫妻双双被迫自杀。

因为董贤的丧仪用品早已备好，董贤之父便将夫妇二人仓促下葬，但因墓地规制有所僭越，再遭弹劾。董贤被匆忙下葬，也引起了别人的怀疑，有人说他实际上还活着。于是坟墓被掘开，他生前获赐的玉衣也被扒了下来。

哀帝为其情人倾其所有，如记载所言：“国家为空虚。”

董家的全部家当变卖充公，共得四十三亿钱。被下葬的玉衣是否包含其中，则没有记载。制作玉衣需适合人的体形，别人无法使用，若是变卖，也只能拆开卖玉片。中山靖王的玉衣共有2498枚玉片。

玉衣也可赠送给周边少数民族的王室。夫余国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一，领土范围相当于现在的长春和哈尔滨。根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夫余国“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制作玉衣耗时费力，无法立即做好，需要提前动工，之后放在离该国较近的郡里。夫余王死后，汉朝就让他们派人来取玉衣。

东汉时期玉衣制度被废除，不仅如此，厚葬礼法在这一时期也大致结束。

厚葬制度在三国时期彻底宣告终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现了以曹操为首的一批现实主义者。他的军队组织中不乏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之类的官职。

军费不足时，他们就公然掘墓，皇陵和富豪的坟墓均难逃一劫。因为棺椁中值钱的陪葬品为数众多，棺椁会被撬开，遗骸被拉扯出来，裸露在外。曹操见惯了这种情景，觉得这种厚葬实在太过愚蠢。

用金银财宝陪葬，被盗后曝尸在外，惨相不堪入目，于是有人开始使用陶制品陪葬。魏文帝曹丕（曹操之子）的遗言中记载：“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

这是曹丕的遗训。他还下令禁止玉衣陪葬，认为这是愚俗。说其是愚俗，确实不假，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金缕玉衣陪葬。

从那时起，墓室多用壁画来装饰，主题多是墓主人生前率领手下出游的情景，敦煌壁画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敦煌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是9世纪后半叶的作品，它不是佛教画，但继承了这种潮流。

敦煌的石窟寺是前秦苻坚于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建造的。不过，早期的雕刻绘画作品早已不复存在。

敦煌以前的魏晋壁画也与敦煌壁画关系密切。端详魏晋壁画时，我们感到人们对美的憧憬好似一个圆环，完美地连在一起。

魏晋墓的壁画、画像石和彩画砖的主题多是墓主人生前的日常生活，或许是墓主人希望往生之后仍可延续富贵。

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提过，我从敦煌回来之后参观了迁至甘肃省博物馆内的魏晋墓。1985年我再次访问时，馆内增加了十六国墓葬的模型。

十六国时代的酒泉丁家闸墓，壁画内容颇丰，其复制品陈列在博物馆里。

十六国时代颇为玄妙，佛道并行，但这些壁画全无佛教风格。

日本曾展出过其中一幅砖壁画的复制品——两头牛并排牵犁，后方有一男人挥鞭驾驭。这幅砖壁画线条粗犷，与敦煌壁画之精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有一种自由奔放之美。

敦煌原本是寺庙，观赏者众多，所以壁画画得细致精美。但墓中壁画在墓道关闭后就不会再为人所见，皇家陵墓另当别论，普通地方豪族的墓画都比较粗犷。不过，随意勾勒一笔，也不乏趣味。

已出土的十六国时代的墓画，图案多为三足乌鸦或九尾狐，它们服侍西王母。九尾狐并非长着九条尾巴，而是只有一条长尾巴，有九个分叉。

十六国时代的墓画中还有裸身耕地的人物图案，据说这是黄帝的女儿“魃”，是旱神。画中还有一棵大树，树上有像猫的动物和像鸽子的鸟，它们位列吞食不祥之物的十二神。画中还有一些欣赏着杂技、饮酒作乐的人，或许是生前的墓主人。

从神话到现实生活，十六国时代的墓画取材广泛。虽然是墓穴，但并无阴森昏暗的感觉。

十六国时代从公元304年前赵建国起到公元439年北凉灭亡止，共一百三十五年。正是在这一时期，公元336年，敦煌石窟开始开凿。

当时已经出现了佛图澄、道安等一批优秀僧人，但敦煌壁画仍带有浓厚的《山海经》色彩，如西王母画等。不过，我们并不觉得这两者性质有多大差异，当时的善男信女也是这么想的吧。

提起敦煌，第十七窟即藏经洞十分有名。至于为什么要建一道墙，画上壁画，将藏经洞封起来，我猜测过是害怕西夏来犯这一原因。不过，后来我觉得相较于虔诚信仰佛教的西夏而言，在其西边的喀喇汗岂不更加可怕？这种说法更有说服力，在此我将它补充上。

喀喇汗是中亚突厥一脉的王朝，这个王朝不精于历史记录，记载寥寥，很多事情不为人知。999年，喀喇汗王朝灭掉萨曼王朝[2]后东迁，将和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与历史记载的年代相符。而且，喀喇汗王朝（也叫伊利可汗王朝）是虔诚的穆斯林，在它的治理范围内需强制改信伊斯兰教，佛教寺庙和佛像因此遭到大肆破坏。有反对意见认为和田距离敦煌太远，但对于喀喇汗这样的骑马民族来说，或许距离并不遥远。喀喇汗要破坏佛寺的传言想必会让敦煌很震惊。由于商路通畅，喀喇汗东进的消息传到敦煌这个商队的据点不会花费太多时间。不过，这些仅仅是较有说服力的推理而已，并没有史料加以印证。

虽然喀喇汗竭力向和田扩张，却没有再东进。由于缺乏记载，确切的情况不得而知。不过，从11世纪初占领和田开始，喀喇汗内部纷争四起，渐成分崩离析之势。

喀喇汗王朝以西格里亚为界，于1041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而敦煌被西夏占领是在1036年。由于喀喇汗王朝分裂，无力向和田以东扩展，敦煌才得以在佛教势力范围内存留下来。

东西分裂后，喀喇汗西部以布哈拉为都城，东部以喀什为都城。距离如今的喀什噶尔十几公里的地方留有些许都城遗址。1069年，用伊斯兰化的突厥语创作的首部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作者是御前侍臣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此书也译为《福乐智慧》。

第十七窟中间有两幅人物画像，或为供养人，或为侍从，其中央部分为空白。我在《敦煌之旅》一文中曾猜测，两棵树之间留出的空白，或许原本有塑像。

敦煌石窟随处可见菩萨像或供养人像。其中，曾居住在敦煌的僧人洪辩的塑像，从尺寸和时代来看，都与石窟风格一致，恰到好处。第十六窟极大，甚至让人觉得第十七窟好像是它的耳房。第十七窟定是第十六窟的开山堂，是为了纪念创立这座寺庙的人而建造的。

公元851年，归义军[3]武力夺回吐蕃占领下的敦煌。洪辩命弟子将这一消息传至长安，于是朝廷授予他一个长长的官职：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

后来，西夏又受到喀喇汗侵扰，洪辩像被移到其他石窟内，近千年之后，才再次公之于众。我撰写《敦煌之旅》时，尚不了解洪辩，即便有所了解，也无从确认一些事实。《敦煌之旅》发表后，我对洪辩渐有了解，后来又有了令人信服的推理，因而才在这本书里加上，或许将来还会有所补充。

第二节　西域的诗人

凉州是甘肃省的地名，也是通往西域的入口。即便诗人没有去过凉州，在创作沙漠或征战题材的诗歌时，也会使用“凉州词”这个题目。

“凉州词”是乐府词牌的名字，原本是带曲调的。许多人以“凉州词”为题作诗，人们和着它的曲调吟唱各自的诗词。

在为数众多的《凉州词》中，最有名的当属王翰创作的一首，因为过于有名，《凉州词》几乎特指他的这首诗，其他作品仿佛成了陪衬。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首诗的意思是，将士出征前喝得酩酊大醉，横卧在沙漠里，醉倒之前，在马上弹着琵琶，一想到“自古以来征战之事，有多少人能生还呢”，情绪就激动起来，觉得不管倒在沙漠还是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了。

这首诗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了出征将士的真情，加之葡萄美酒和夜光杯（玻璃杯）等西域风物让人想到边关的战场，使人更加伤感惆怅。

查阅《新唐书》王翰的传记可知，他出生于并州（山西），在长安任职，此后先后调任汝州（洛阳南部）、仙州（河南省，原为叶州）和道州（湖南省），最终客死于此地。他与西北的凉州似乎无缘无分。或许他喜欢葡萄美酒，但凉州这个地名只不过是他想象的产物。王翰嗜酒如命，喝醉后常会有很多旁若无人的举动。

我撰写《中国奇人传》时将他选入其中。他也许是一个有趣的人，但千万不要跟他交朋友。王翰在仙州和道州担任的都是别驾[4]和司马[5]这种级别低的官职，显然是被贬了职。这并不是政策上的问题，而是由于王翰的性格问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他总是像对待下人一样，自己像王侯将相一般装腔作势，让人十分讨厌。

史书记载：“人莫不恶之。”（人们没有不讨厌他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在官方编撰的《唐书》和《新唐书》中留下姓名，这说明他作为诗人还是一流的。

据说王翰著有诗文集十卷，但现在流传于世的只有一卷文集和十四首诗歌。但是，他却因一首《凉州词》而名垂青史。

同样是歌枕的还有西域有名的楼兰。我所知的诗人里应该没有去过楼兰的，他们大体上也是把它作为歌枕而吟咏。

如“直斩楼兰报国恩”这样振奋人心的诗句，是唐代元和年间翰林学士张仲素所作《塞下曲》中的一句诗，而实际上唐代并没有叫楼兰的地方。

楼兰过去位于罗布泊附近，原来的名字叫“库罗来那”，汉代时是西域的重要城市，汉朝灭亡后，晋代时属于前凉，大谷探险队[6]在楼兰发掘得到著名的《李柏文书》[7]。

根据塔里木河的水量和河床变化，不难想象楼兰的衰败。这是4世纪到5世纪时的事情，所以唐代根本没有叫楼兰的地方，只是作为歌枕留存于前文提到的张仲素等人的诗作里。说到以楼兰为歌枕的诗歌，更有名的是王昌龄的《从军行》。当然，王昌龄也没有踏上过西域这片土地。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在这些行军打仗的人里，有一位十分杰出的诗人。

他就是岑参，他的曾祖父岑文本是唐太宗时期的宰相。岑参出身名门，因为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岑参的代表作是《胡笳歌》[8]，这是颜真卿作为监察御史出使河西陇右（甘肃）时岑参送给他的。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

紫髯绿眼胡人吹。

吹之一曲犹未了，

愁杀楼兰征戍儿。

凉秋八月萧关道，

北风吹断天山草。

昆仑山南月欲斜，

胡人向月吹胡笳。

胡笳怨兮将送君，

秦山遥望陇山云。

边城夜夜多愁梦，

向月胡笳谁喜闻。

颜真卿出使是在天宝七载（748），即岑参去西域的前一年，写这首诗的时候，岑参还没有去过西域。

高仙芝将军赴任安西四镇节度使是在天宝八载和天宝十载，岑参在天宝八载时被任命为节度使幕掌书记，前往西域。

据传在天宝十载有名的塔拉斯河战役中，唐朝战败，懂得造纸术的士兵被俘，造纸术因此得以向西方传播。岑参是文官，没有随军出征，而是在武威等待高将军回来后班师回朝。高仙芝的继任是封常清，于是岑参作为节度判官再次进入西域。时隔三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他身上一定浸润着丝绸之路的气息。

他们主要驻扎在库车附近一个叫轮台的地方。岑参有一首作品叫《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可见他只是送行，没有随军出征。岑参虽说是节度使的幕僚，但终究是一介文官。

匹马西从天外归，

扬鞭只共鸟争飞。

送君九月交河北，

雪里题诗泪满衣。

这首七言绝句题为《送崔子还京》。诗里写的是交河之北，不是驻扎地轮台，或许他是在吐鲁番盆地写的。

吐鲁番盆地有高昌和交河两座城市。高昌又名哈拉和卓，交河又名雅尔湖，高昌面积更大。交河小而雅致，地如其名，位于两条河的交汇处。唐代安西都护府在移往轮台前设置在交河。岑参应该有时会来这里，也许他是为了送别回京的人而从轮台来到交河的。

看来岑参很擅长交际。他与高适、薛据和杜甫等人关系亲近，诗里也有体现他们交往的内容。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诸公”里就有岑参。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就是那时的诗作。

在前后两次西域生活中，岑参难以忘记的是丝路中碛砾的可怕之处。王翰的《凉州词》里，“沙场”指的是沙漠，而碛砾则没有沙漠那么细软，但日本是把碛砾和沙漠混为一谈。只是普通碛砾的话，中原也有不少。西域碛砾的可怕之处在于遍地都是。

岑参有一首绝句叫《过碛》。

黄沙碛里客行迷，

四望云天直下低。

为言地尽天还尽，

行到安西更向西。

他还有一首《碛中作》，也是七言绝句，收录在日本人也常读的《唐诗选》里。

走马西来欲到天，

辞家见月两回圆。

今夜不知何处宿，

平沙万里绝人烟。

用“绝人烟”代替一般人所写的“断人肠”正是岑参的新意。岑参之所以是岑参，就因为他的诗有这种新意。

杜甫有一首题为《九日[9]寄岑参》的长诗，结尾处这样评价岑参的诗作：

岑生多新诗，

性亦嗜醇酎。

采采黄金花，

何由满衣袖。

“岑生多新诗”并不单指他的新作品数量多，还指像“绝人烟”这种立意新颖的诗很多。既然说他“性嗜醇酎”，那他一定是酒量过人。他有一首五言绝句，题为《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这里的“行军”应该不是指征战西域，而是指镇压安禄山之乱的军事行动。

强欲登高去，

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

应傍战场开。

登高是农历九月九日的传统活动之一，即登上高处，饮菊花酒，来消除厄运。虽然勉强登上高处，却没人送菊花酒来。花儿开在哪里了呢？是开在战场上了吧。

还有一个陶渊明的故事，与九月九日菊花酒有关。九月九日，陶渊明没有菊花酒可喝，无奈之下只好赏菊，这时地方官正好送酒来了，时机恰到好处，于是开怀畅饮起来。但岑参那时却是“无人送酒来”。

故乡长安的菊花也许已经盛开，但那里现在被叛军占领，无法回去。

虽然安禄山之乱也扰乱了诗人的心绪，但岑参的真本领还是在边塞诗上。和王昌龄、王翰等人不同，能够真正站在西域的土地上，亲眼目睹、亲口吟咏西域风物的一流诗人，除了岑参别无他者。《西游记》里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十分有名，但就连《西游记》的作者也没有亲自去过那里。

岑参的确亲眼看到过像在燃烧一样的火焰山，所以，他写下的《经火山》和《火山云歌送别》等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了。《经火山》全诗如下：

火山今始见，

突兀蒲昌东。

赤焰烧虏云，

炎氛蒸塞空。

不知阴阳炭，

何独然此中。

我来严冬时，

山下多炎风。

人马尽汗流，

孰知造化功。

火焰山上燃烧着“阴阳炭”的形容就是岑参诗作的新颖之处。将那些不为人知的风物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可以说是文人墨客的使命。遇到这种难得一见的风物，或许岑参的胸中便燃起了文人的使命感和创作新诗的喜悦。

行军途中有时会遇到回京使者。我此番西行，前路漫漫，不由得回头东望。那条路也遥遥无尽，故乡就在那里。

故园东望路漫漫，

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

我想给亲人草书一封，报一声平安，行军途中却没有准备纸笔，只好拜托给你了，请替我捎一份口信吧。出了塞外，便常常是临战状态，虽说是行军，却不单单是赶路。这首诗的题目叫《逢入京使》。

因为只是“进京的使者”，所以不是作者十分亲近的人。真正亲近的是像在玉门关写信的对象李主簿那样的人，然而对方却没有回信，在除夕这样特别的日子里，思念之情更浓。岑参一定是满怀“不要忘记我”的愿望，给友人李主簿写下了一首诗：

东去长安万里余，

故人何惜一行书。

玉关西望堪肠断，

况复明朝是岁除。

这首诗题目叫《玉关寄长安李主簿》。主簿是主管文书的官职，由谁来当，并不确定。李主簿连只有一行字的信都没寄来，岑参似乎有些恼火。不过，他能在诗里倾吐这样的感情，足见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

一般而言，除夕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但在旅途中，尤其是在军旅中，家人团聚是不可能的。不仅是除夕，立春也一样。岑参出了玉门关，在叫作苜蓿烽的烽火台边写了一首寄给家人的诗。这里的“家人”，应该指的是他的妻子。

苜蓿烽边逢立春，

胡芦河上泪沾巾。

闺中只是空相忆，

不见沙场愁杀人。

征战沙场之人的辛苦远远超过爱人的想象。这可以说是远征之人与妻子的书信往来中最为精彩的一首诗。

第三节　乌托邦与虚构人物

唐代诗文繁荣，百花齐放。同时，国运极尽隆盛，至唐玄宗时期，西域也被纳入版图，开拓了诗人活跃的舞台。一些诗人开始进入西域，创作西域风情的诗篇，代表诗人是岑参。之后因安史之乱，国运式微，从此西域诗难得一见，西域也渐行渐远。

此后再次出现西域诗文，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入主西域的时候。蒙古大军十分国际化，除了蒙古族游牧民之外，还有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和色目人，色目人由突厥人和伊朗人等组成。

明代有郑和远洋出征，意气风发，但其势力却不及西域，原因是帖木儿的势力非常强大。到了清代，文人（同时也是官员）间的往来也渐渐频繁起来。

蒙古汗国最有名的西域文人是耶律楚材。按照当时的区分标准，他是汉人，实际上是汉化的契丹人。他还是契丹王族，与辽王朝有直接关系。

耶律楚材出生于燕京（即现在的北京），虽是契丹人，但从小在汉语环境下长大，契丹语是长大后才学会的。论汉语文章，当时无人能与之匹敌。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汉人，蒙古人将他视为汉人也在情理之中。据说他的岳父苏公弼是苏东坡的四世孙，他自然深深浸润在汉文化之中。

当时的统治者是女真人的金王朝。大约百年之前金灭辽，辽王朝的耶律一族降金，并且为其效力，耶律楚材在蒙古人攻陷燕京的时候便已投降。当时，成吉思汗说：“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耶律楚材回答：“臣祖父皆北面事金，既为臣子，敢仇君父耶！”

耶律楚材不是一个只会对胜利者摇尾乞怜的人。这一年（1215）他二十六岁，此时金还没有灭亡，但距离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王朝（1115）已经过去了大约一百年。虽然自己的祖国灭亡了，但他此后受到的恩惠他也不能忘记。这便是耶律楚材的儒家精神。

成吉思汗的西征随即开始。使节团在讹答剌[10]被杀，成吉思汗为此兴师问罪。花剌子模[11]万万没有料到成吉思汗会来到这里，因此并未当一回事儿。

耶律楚材参加了这次远征。

花剌子模军岂是蒙古的对手，撒马尔罕、布哈拉、苦盏以及首都乌尔根奇[12]相继沦陷，讹答剌更是遭到了彻底的践踏。

在巴米扬发生了大屠杀，没有留下一点点生命的痕迹。成吉思汗的孙子木阿秃干（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长子）曾在这里中箭身亡，大屠杀便是为其复仇。从前的地名也被“抹杀”，改称“被诅咒的土地”（maubaliq），直到现在，那里仍无人居住。

参与这场大屠杀的耶律楚材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西域诗。吉川幸次郎[13]从中选择了一首《河中春游有感》，收录在他的著作《元明诗概说》中。所谓河中，指的是泽拉夫尚河中的土地，也就是撒马尔罕。

异域河中春欲终，

园林深密锁颓墉。

东山雨过空青叠，

西苑花残乱翠重。

杷榄碧枝初着子，

葡萄绿架已缠龙。

等闲春晩芳菲歇，

叶底翩翩困蝶慵。

每个人都各有所好，要是我的话，就从《西域河中十咏》中选取。这十首五言律诗都以“寂寞河中府”一句开篇，现将第二首收录于此。

寂寞河中府，

临流结草庐。

开樽倾美酒，

掷网得新鱼。

有客同联句，

无人独看书。

天涯获此乐，

终老又何如？

这样的心境是在巴米扬大屠杀中产生的吗？耶律楚材投降，其目的不就是让他们减少一些兽行吗？哪怕只减少一点点。他之所以觉得在西域“终老又何如”，是因为“要是没有战争”的想法愈发强烈了吧？甚至会有“若不是因为战争的话，就不会来到水果这么好吃的地方”的想法。西域的哈密瓜古今闻名，耶律楚材也有咏瓜诗，是一首题为《西域尝新瓜》的七言绝句：

西征军旅未还家，

六月攻城汗滴沙。

自愧不才还有幸，

午风凉处剖新瓜。

这首诗写的还是军旅，诗里提到攻城以及汗水滴落在沙子里。攻城是在6月，烈日炎炎，酷暑难耐，想必士兵大汗淋漓，那时候的哈密瓜一定好吃得不得了。

战争时代创作的诗里出现战争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觉得作者的心情却是“已经够了”。士兵们已经厌倦了漫长的西征之旅，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很想家。蒙古汗国的军官都带着家眷。在这漫长的征旅中，成吉思汗有蔑儿乞惕部出身的忽兰王妃伴其左右，但普通士兵却只能哀叹“未还家”。

他们在一些小事上得到了喜悦，作为漫长行军途中的乐趣，在“午风凉处”香甜地吃上一口哈密瓜还是被允许的。

葡萄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象征，事实上西域葡萄的产量最高。

据说中国原来没有葡萄，是在汉武帝时期（前141—前87在位）从西域传过来的。传播的人可能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或者远征军将领李广利。

人类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栽培葡萄，不用说，是为了酿造葡萄酒。据说公元前3000年，葡萄从地中海东部沿岸到高加索地区均有种植。

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雅利安人和塞姆人，据推测，葡萄传到希腊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葡萄栽培技术和葡萄酒的酿造方法逐渐传向东方，一旦传到大宛（费尔干纳），再传到中国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种植葡萄，气候和土壤十分重要。中国有大面积的干燥地带，栽培不会太困难。有记录表明12世纪日本开始种植中国的葡萄品种，却没有推广开来。17世纪开始的棚栽有了一些可观的成果，但日本真正开始栽培葡萄，是从明治时代开始的。

葡萄作为设计造型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如藏于正仓院的海兽葡萄镜等。“葡萄美酒夜光杯”之类的诗句也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之间广为传诵，但日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真正的葡萄是什么样子。

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被称为“石国”。这里的特产石榴与葡萄齐名，在丝绸之路的风物诗中不可或缺。石榴也称“若榴”，是日语“石榴”的语源。据说石榴是在平安时代[14]之前传到日本的，也许是因为它对水土没葡萄那么挑剔。

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没有提到石榴，但出现了杷榄，杷榄其实就是橄榄。下面是十首中的第三首。

寂寞河中府，

遐荒僻一隅。

葡萄垂马乳，

杷榄灿牛酥。

酿春无输课，

耕田不纳租。

西行万余里，

谁谓乃良图。

“遐荒”是距离都城十分遥远的外族居住地。“酥”指的是像奶油或者奶酪一类的乳制品。这里所说的细长的马乳葡萄可能就是吐鲁番盆地出产的。

诗里说这里没有酒税和田租，是因为战争而没有的，还是本就如此？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这片土地从一开始就不收税金，这不正是“乃良图”吗？“乃良图”是蒙古语“乌托邦”的意思。

庄子的《无何有之乡》中有乌托邦的原型，意思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即一望无际、虚无缥缈的仙境。这和我们笼统意义上理解的乌托邦略有不同。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讲了一小群人为躲避秦始皇的暴政，断绝与周围的一切往来的故事。

他们不知道秦朝之后有西汉和东汉，也不知道经历三国大乱后有魏晋之世。六百余年间，这里的人们对外界的生活一无所知。因迷路误入此地的人见到了桃花源，本想再去一次，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正是因为找不到，才是桃花源，才是“无何有之乡”。

1872年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写了一本小说《埃瑞璜》（Ere·hwon）。书名是把“乌有乡”（Nowhere）倒了过来，指的是在哪里都不存在的地方。

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乌托邦的故事流传甚广。那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时代，人们十分相信这种故事。乌托邦还出现了变种，即虚构的人物，比如祭司王约翰的传说。

故事讲的是东方有一个基督教的祭司，他拥有自己的王国，那是基督教徒受到穆斯林压迫的时代。

当时，伊斯兰教出了一位叫萨拉丁的优秀领导人，而基督教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十字军屡战屡败，圣地耶路撒冷也被夺走了。

萨拉丁的正式名字叫萨拉丁·优素福·伊本·阿尤布，他是阿尤布王朝的开国君主。当时穆斯林中有很多阿拉伯人和塞姆人，但他是库尔德族人，出生于伊拉克中部。

库尔德族属于雅利安系，距离欧洲很近，现在仍生活在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边境地区。

阿尤布王朝不是民族政权，而是伊斯兰政权。十字军本来想打败他们，最终不但没有成功，还失去了耶路撒冷。萨拉丁是少见的杰出人物，占领耶路撒冷后仍然允许基督教徒来巡礼朝拜。这里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种宗教的圣地，但基督教占领时期却不允许穆斯林在此巡礼朝拜。

萨拉丁占领耶路撒冷是1192年，当时成吉思汗还只是铁木真，尚未击败泰赤乌部，成为蒙古诸部的盟主。对于欧洲来说，当面之敌是伊斯兰教，如果背后能有打败伊斯兰教的强大势力，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祭司王约翰的传说。基督教徒寄希望于这个故事，但祭司王约翰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不过，也不能完全断言这个故事没有根据。

有人认为成吉思汗可能就是祭司王约翰，但似乎这个传说在成吉思汗之前便已出现了。

第四节　沟通东西方之人

将东方和西方连在一起的是13世纪的蒙古人，之前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是汉武帝，都未能成功，他们仅差一步之遥。不管是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必经之地费尔干纳盆地都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地方，穿过那里会相当困难。将东西方整合在一起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不过，那些跃跃欲试的人头脑里一定没有东方和西方的概念，他们甚至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起初注意到地球是球形的是在海上航行的人们。那是15世纪以后被称为“大航海时代”时的事情，时间上紧随元朝称霸世界之后。简而言之，就是马可·波罗从元朝返回西方一百年后的时代。我认为，草原时代和海洋时代是联动的。

1405年，郑和的舰队第一次远征。可以说，是郑和将草原与海洋连接在了一起，而郑和是奉明永乐帝之命出海的。永乐帝是明太祖洪武帝的儿子，他把首都从南京迁回了北京。郑和第一次远征，距离明与元交替还不足半个世纪。

郑和的家族出身云南，是穆斯林，据说他的祖先是西域人。明军进入云南后，年少的郑和被献给了受封于北京的燕王，燕王是太祖（洪武帝）的第四个儿子。因为第二位皇帝建文帝的父亲（洪武帝的长子）即位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他以孙子的身份继承了皇位。心有不平的燕王将侄子建文帝剿灭，登临帝位，即永乐帝。

郑和年少时便以宦官的身份服侍燕王，燕王做了皇帝之后，他也被提拔为内官太监。这是宦官的总管，拥有极大的权力。而且，攻打建文帝时，永乐帝不仅借助了外族的力量，也受到了南京宫内宦官内应的帮助。因此，与其他时代相比，此时的宦官拥有极大的势力，所以，站在这个顶点的郑和握有绝对的权力。

有观点认为，永乐帝的目标是成为忽必烈那样的接班人。

推翻元朝后，明朝致力于抹去一切外族色彩。但是，在元朝的长期统治下，草原游牧民早已和中原的农耕民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比如，游牧民把草原上喂养的马卖给汉人，用换来的钱买生活必需品。随着蒙古人撤回蒙古高原，划分出了国境线，永乐帝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抹除国境线，即统一国家。

与父亲收缩保守、仅巩固汉族势力的国策不同，永乐帝采取了撤除国境线的做法，有观点认为永乐帝开创了一个新王朝。

一般来说，关于皇帝的称呼，只有开国皇帝或极其优秀的才称“祖”，其他皇帝只能称“宗”。唐朝只有开国皇帝李渊称“高祖”，尽管李世民是事实上的王朝缔造者，但也仅仅称“宗”而已。草原霸主成吉思汗和他的孙子忽必烈是特例。成吉思汗是“太祖”，而定国号为“元”的忽必烈称“世祖”。

明朝的开国皇帝洪武帝（朱元璋）被称为“太祖”，而永乐帝被称为“成祖”。包括建文帝在内，明朝一共有十七位皇帝，但称“祖”的仅有这两人。应该说只有两个人呢，还是说竟然有两个人呢？无论如何，明朝确实出现了两个相当于创始人的皇帝。有两位创始人，就出现了存在两个王统的解释。有人认为，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因此就有两位“祖”。无论如何，永乐帝其人绝非等闲之辈。

太祖洪武帝十分重视减少开支，增加积蓄。他的儿子永乐帝却以建立世界帝国为目标，在经济方面采取积极的政策，派遣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舰队出海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永乐帝派出的七次航海远征（最后一次在永乐帝驾崩后）一般称为“郑和下西洋”。

第一次航海于永乐三年（1405）出发。船队由62艘大船和27800余名将士组成。当时尚未迁都，首都还是南京。这些大船是在南京一个叫宝船厂的地方建造的。据记载，一艘船长44丈（150米），宽18丈（62米）。这是《明史》中记载的数字，不过由于记载的数字过大，有人怀疑是夸大其词。这艘船相当于现在8000吨级的船只。93年后，瓦斯科·达·伽马率领舰队绕过好望角，舰队里的旗舰才120吨。

郑和下西洋的百余年前，马可·波罗记载：“古代船的吨位比现在的还要大。但是，南海各岛所建港口由于海上风暴的冲击而破损不堪，因而现在的港口几乎无法停泊大型船只，因此，只好建造吨位较小的船舶。”尽管如此，这些船只也要最多搭载300名水手，并带上几艘小船一同出海。小船也要搭载60人到80人，有时能达到上百人，此外还有很多商人搭船同行。

根据南宋的记载，有穆斯林商人从印度南部的库伦换乘中国船只。所以很难相信对于中国船只的记述有夸张之处。

1957年，南京郊外的宝船厂遗迹里出土了一只巨大的船舵，由此证明《明史》记载的船只大小的数据并无夸张成分。

郑和的舰队从苏州的刘家河——通称“六国码头”出发，62艘大船组成的船队一定十分壮观。

船队第一次至第三次到了爪哇、马六甲、锡兰和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第四次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另一支分队从马迪布群岛到达非洲东海岸，然后北上前往阿拉伯半岛的亚登等地。

郑和是穆斯林，想必近28000名船员中穆斯林也不在少数。因此，他们向麦加派遣了小分队。“郑”是他做宦官成名不久后获赐的姓，他原姓马。

为什么会进行这次国家层面的远征呢？或许有几个原因混杂在一起。

宣扬国威和获取贸易利润是谁都能想到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行踪。攻下南京城后，既没有找到建文帝，也没有找到他的遗体。所以，寻找建文帝的活动一直在持续着。有人认为，也许他逃到国外去了。因而，当时私下里就有人说，其实郑和下西洋是带着搜索建文帝的任务。

其次，有人认为是为了清除誓死反对洪武帝的苏州张士诚的海上势力，但此时这股势力已经毫无威胁可言了。

但此时如果出现了成吉思汗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不仅是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这时，距成吉思汗出现已经过去将近两百年了，元王朝的后裔被驱逐到了漠北，在草原和沙漠上建立的政权也大多因继承人纷争而丧失了力量。

这时，帖木儿出现了。他自称出身于名门，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也有人说他只不过是牧人的儿子。他的右腿残疾，人们叫他“跛子”。据说他因少年时代偷盗家畜而遭受私刑。而真正见过帖木儿的西班牙骑士克拉维约说，起初他只是有几名部下的小贵族。

克拉维约前去会见帖木儿，是因为罗马教皇为了对抗奥斯曼帝国，想与其背后的势力即帖木儿帝国建立关系。在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诸如此类的外交战十分激烈。克拉维约在他的游记里记述了当时明朝使节也在撒马尔罕，并且遭到了虐待。

永乐帝当然也想和帖木儿结盟，但只因为这一点就派出如此大规模的舰队，却是小题大做。而且，帖木儿死后明朝仍然持续派遣舰队。帖木儿留下遗言，想把王位传给孙子，但并没有被遵守。在他死后的一片混乱中，帝国失去了跟中国交战的意向，已经不再让人忌惮了。

帖木儿讨伐明朝的远征军于1404年出发，兵力达20万人。帖木儿和永乐帝一样，喜欢御驾亲征，但此时他已经70岁了。远征第二年，帖木儿驾崩。

作为征服者，人们常常拿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比较。但是，与称霸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相比，帖木儿显得微不足道。或许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决定向明朝出兵吧。如果不在中国身上打主意，帖木儿终归是无法跟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

他们同样是小贵族出身，只是成吉思汗的出身要稍好一些。帖木儿说他和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其实他的突厥血脉更加浓厚。成吉思汗不太信教，而帖木儿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要说帖木儿属于哪一类人，我觉得不如将其和同时代的永乐帝比较，更容易理解。

帖木儿王朝和明王朝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帖木儿原本是从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建立的汗国发迹的。察合台汗国原本是喀喇契丹（西辽）的领土，面积广大。由于地域过于广阔，最终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东部的人自称“蒙兀儿”（蒙古），而将西部的人轻蔑地称为“哈剌瓦纳”（混血儿）。

相反，西部的人自称“察合台人”，将东部的人称为“察台”（小偷）。西部的君主改信伊斯兰教，贵族掌握着实权，国家更加混乱。最终察合台国将不国，帖木儿趁机脱颖而出。

帖木儿的一生戎马倥偬，向西进攻时，为了不受到背后偷袭，不得不与东方的势力缔结友好关系。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各国向明朝进贡，《明史》的相关记载中出现了“撒马尔罕”。这个撒马尔罕正是帖木儿帝国。为了和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后代脱脱迷失交战，帖木儿王朝的使者才带着贡品（二百匹马）与明朝修好的。

但是，若想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帖木儿必须进攻中国。他梦想着远征中国，但此时还是先献上了二百匹马。

作为答谢，明朝派遣傅安出使西域，他率领一千五百名将士前往撒马尔罕。随员中有一个人叫陈诚，撰写了《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等著作。他多次被派遣到西域，他在西域写的诗，对失去西域的明代而言，是珍贵的资料。

复过川

世事应如梦，

胡川又复过。

古今陈迹少，

高下断崖多。

识路寻遗骨，

占风验老驼。

夷人称瀚海，

平地有烟波。

这个使节团一到撒马尔罕就被扣留了，或许当时撒马尔罕正在跟印度打仗，没有人负责接待他们。

帖木儿死于明永乐三年（1405）。他的继承人不但放弃了东征，还担心扣留使节会遭到报复，遂遣返了长期扣留的明朝使节。

《明史》记载：“永乐五年，（傅）安等还。”

郑和的第一次远征船队从长江出发，正是那一年。

帖木儿被葬在了他热爱的撒马尔罕，他的陵墓叫古尔·埃米尔陵。

如果得到特别许可的话，就可以进入安置帖木儿灵柩的地下室。根据我在那里听到的故事，1941年6月，苏联考古学家打开灵柩，调查了里面的遗体。据此发现，帖木儿不仅是右腿残疾，连右手也比左手小一点。原因尚不明确，有可能是小儿麻痹症导致的。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相信打开帖木儿的棺材就会有不祥之事发生。

[1]指丧葬出殡时领举的一种旌幡，画面主题内容是“引魂升天”或是“招魂安息”，入葬后作为随葬品盖在棺上。

[2]又称萨曼帝国（874—999），阿巴斯王朝时期波斯人在中亚地区建立的波斯-伊斯兰教中央集权封建帝国。

[3]唐宣宗大中五年（851）至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的沙州地方政权武装。

[4]即别驾从事史。汉置，为州刺史的佐官。

[5]历代司马职责各有不同，唐代司马与别驾同为州刺史的佐官。

[6]日本大谷光瑞派遣的中亚探险队。

[7]前凉唯一有史书可证的重要人物的文书遗迹，是前凉时西域长史李柏于328年从海头——罗布泊给焉耆王等几个国王发出信函而留的草稿。现存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

[8]即《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9]指九月九日。

[10]又称奥特拉尔，中世纪时代的中亚古城，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

[11]花剌子模，一个起源于突厥马木鲁克的波斯逊尼派王朝，首都为撒马尔罕。

[12]旧都城乌尔根奇被蒙古汗国军队攻陷后，设立了新首都撒马尔罕。

[13]吉川幸次郎（1904—1980），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著名汉学家。

[14]平安时代（794—1192），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历史时期。

第三部

边境历史纪行

“边境”一词让我们感到振奋的同时，不知为何也让我们感到苦闷。为了回答这个“为何”，我们特此编纂了《中国边境历史之旅》丛书。

本书第三部《边境历史纪行》是陈舜臣先生为白水社出版的《中国边境历史之旅》原书出版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做的解说。——编辑部

第一节　人的命运

宣统三年（1911），即清王朝最后一年，清朝仿照日本官报发行了《内阁官报》。当年闰六月二十日（阳历8月14日）的内阁官报条例酌定了官报送达各地的日期。毕竟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天在北京印刷发行的官报上所载的法令无法当日生效，因此需要预先确定送达各地的日期，送达之后法令生效。据《内阁官报》记载，送达拉萨的驻藏办事大臣处的时间酌定为发行之日起一百六十五天后，其次是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今新疆塔城）的一百四十天，再次是驻扎在新疆西部边境的伊犁将军处，定为一百二十天。《东藏纪行》所涉及的地区由川滇（四川和云南）边务大臣管辖，《内阁官报》从北京送达这位大臣的所在地需要一百零五天，到乌鲁木齐为九十天。

从直线距离来看，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和到拉萨花费的时间几乎相同，但从酌定的官报送达所需天数来看，拉萨多出将近一倍。这是考虑了道路状况、交通工具及其他各种条件后酌定的，可谓“实实在在的距离”，也就是说拉萨距离中央最远。

这份内阁官报条例出台之时的驻藏办事大臣是联豫，川滇边务大臣是赵尔丰，他的任职到当年3月为止。这一年清朝灭亡，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元年，驻藏办事大臣改名为西藏办事长官。中华民国是共和制，不再使用“臣”字。首任驻藏办事长官是钟颖，而川滇边务大臣被废除。民国二年设立川边都督，首任都督是尹昌衡。两年后，除了军职川边镇守使之外，还设置了行政职位川边道尹。刚刚列举的联豫、赵尔丰、钟颖、尹昌衡等名字也出现在《东藏纪行》中，其中出现最频繁的是在台克满调停之旅七年前便已故去的赵尔丰。

当时赵尔丰已不在人世，但仍然是重要人物。《东藏纪行》中也写道，清朝皇帝派遣一名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人驻在拉萨，其代表是驻藏办事大臣（该书称其为“安班”），副手叫驻藏帮办大臣。该书提到，1908年3月，赵尔丰以北京政府长官的身份被任命为驻藏大臣，或许是帮办大臣。从《清史稿》的疆臣年表来看，光绪三十四年（1908）及其前后，驻藏办事大臣只有联豫的名字。但同样是《清史稿》，正文中正、副（办事大臣、帮办大臣）统称驻藏大臣。该书的《赵尔丰传》中，写有“充川滇边务大臣，护总督，改驻藏大臣……”，川滇边务大臣（该职位设于1906年7月，他是第一任）就任驻藏大臣，还拥有总督的资格，因此并不单单是副官。

赵尔丰是汉族人，不过他不是普通的汉族人。1644年，清军越过山海关占领北京，这被称为“入关”。中国大部分汉族在清兵入关后归顺清王朝，但在东北地区，一部分在清朝入关前就已归顺的汉族人，获得了相当于满族的待遇。赵尔丰就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普通汉族都有“籍贯”，比如籍贯浙江绍兴，但像赵尔丰这样的家世则与之不同，他的籍贯是“汉军正蓝旗”。赵尔丰虽然是汉族，却和满族一样被称为“旗人”，可见其身份不一般。

汉军旗人受到优待，赵尔丰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便从山西知县升为道员（道的长官，也称道台）。据说他在镇压义和团事件中有功，受到四川总督锡良赏识，成为四川省永宁道的道员。由于政绩得到认可，赵尔丰随后被派遣到与西藏交界的四川西北纷争多发地区。可以说，川滇边务大臣的职位就是为他设立的。

赵尔丰于1911年去世。1911年是辛亥年，这一年清朝被推翻，其直接契机是铁路国有问题。

中国的铁路几乎都是向外国借款而铺设的，还没有铺设的铁路铺设权也转卖给了外国。然而，看到京汉线和京奉线获得了巨大利益，清朝政府计划将铁路全部国有化，并计划凭借所获利润重建政权。当时，民间已经展开了购回出售给外国的铺设权，自行建设、经营的“收回利权运动”。进展最快的是粤汉川（广州—武汉—四川）铁路，经民间人士出资已经收回铺设权，并且成立了类似股份公司的组织，眉目已经相当清晰了。不过，政府试图通过国有化政策将其没收，这势必会激起反对运动，其中四川最为激烈，发生了大规模罢工。

据《东藏纪行》记载，四川总督赵尔巽是赵尔丰的哥哥。这一年的1月，赵尔巽被召回北京，并于4月转任东三省总督。而认可赵尔丰才能的前四川总督锡良曾是东三省总督，这位蒙古族总督因病辞职，赵尔巽便成为继任者。四川总督之职因此空缺，四川布政史王人文署理。王人文看到四川的反对运动如此激烈，便向北京申请推迟铁路国有化。在北京看来，铁路国有化政策是唯一起死回生之策，所以对王人文的软弱表示不满，决定更换更强硬的人物。恰巧此时，赵尔丰正在附近处理西藏问题，他又是前总督的弟弟，是一位富有决断力的可靠人物。

强硬的赵尔丰一到成都，也感受到了反对国有化运动的震撼力，电报清政府暂时推迟铁路国有化为好。

北京坚决拒绝延期国有化，命令一位叫端方的满族高官率兵前往四川镇压反对运动。端方曾担任直隶总督这一要职，但遭到罢免，理由是其在光绪皇帝大葬时拍摄照片，以不敬罪遭到弹劾。

北京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十分强硬，或许是深知不实现铁路国有化，清王朝就将覆灭。赵尔丰察觉到了这种气氛，转而采取强硬政策，突然拘留了要求清政府停止派兵的人，甚至还向前来请求放人的民众开抢。据邹鲁的《四川光复》记载，阴历七月十五日几十人被夺去性命，从城外前来请愿的群众也有几十人被杀。由此，抵抗运动扩展到了四川全境。

端方到资州后便不再继续向四川前进。当时正值阴历八月十九（阳历10月10日），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成功。赵尔丰只好承认四川自治，释放入狱的革命党人士，他自己则决定处理川滇边务。然而，军队中出现了内讧，混乱至极，这时四川的有识之士推选出时任陆军小学总办一职的尹昌衡。

赵尔丰表面上承认四川自治，而自己佯装引退，实际上则在暗中伺机反击。他是汉军旗人，自然会对清王朝十分忠诚。他向广州将军凤山、傅嵩怵等人派遣密使，要求派兵。被告密后，革命军政府知道了这件事，尹昌衡率兵逮捕了赵尔丰，在明远楼（一说贡院）旁将其杀死。

据《东藏纪行》记载，杀死赵尔丰的尹昌衡被对手逐出成都，后来与赵尔丰一样参与处理西藏问题。讽刺的是，虽然尹昌衡以赵尔丰的路线为目标，却没有达成目的。

赵尔丰之兄赵尔巽从动荡的四川转任东北，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清史馆总裁，负责编辑《清史稿》。《清史稿》提到赵尔丰的死因：由于兵变，成都无主，百姓请他务必出马，却遭到尹昌衡的攻击而死。这与当时四川当地的记录不一致。赵尔丰口说专心处理边务，却没有亲赴西藏，而是一直停留在成都。郭孝成的《四川光复记》中记载：“将罪大恶极赵贼尔丰之首级，传示各街，以快人心。”他的首级好像还被拍摄了下来。

《东藏纪行》记载，杀死赵尔丰的尹昌衡在北京被捕，一度在铁窗下呻吟，险些被处死，但他侥幸逃过一劫，得以被释放。郭廷以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民国三年（1914）二月二日，“前四川都督尹昌衡在北京被拘（有人控其侵吞公款，私通乱党，实为赵尔丰报复）”。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在北京担任清史馆总裁，不久便成为参政院参政，一定拥有强大的人脉关系。此时，袁世凯暗地里想当皇帝，极力讨好保守势力，因而赵尔巽有相当的发言权，被杀身亡的弟弟身边的人也都想向尹昌衡报仇雪恨，尹昌衡自然身处险境。

赵尔丰等人的结局让我们深思人的命运，而《东藏纪行》中出现的另一个人物也是如此。

据《东藏纪行》记载，1910年，钟颖向赵尔丰借调一队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进攻拉萨的时候，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知道那是对一直以来把自己当作朋友的西藏人民的背叛，因此辞去职务”。

出身广东的温宗尧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作为中国最早的公费留学生之一赴美留学。[1]1903年归国后，在外交领域工作，参加了1908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之后，温宗尧驻在拉萨市。

辛亥革命期间，温宗尧偏向革命一侧。二次革命中他也倾向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20年，温宗尧以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的身份，再次活跃在南北议和的会议中。广东军政府是设立于肇庆的一个小政权，在南北对立中属于南方阵营，却反对孙中山的领导。后来，这个军政府被陈炯明解散，温宗尧也在1920年后隐居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温宗尧任日本傀儡政权维新政府的立法院长。1940年，汪精卫组织傀儡南京政府后，他在汪伪政权中历任立法院长和司法院长。抗战胜利后，温宗尧受审并被处无期徒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日本发生了出兵西伯利亚、米骚动[2]等重大事件。中国针对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反抗运动越演越烈。第二年，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由外国外交官来调停中国内部的西藏问题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当时四川和云南两省不和，斗争不断，中央政府无力出面。这一事件也告诫了国民起内讧的可怕之处。

民国十三年（1924），四川和西藏的边界地区，除川边镇守使之外，还增加了川边防务督办一职，第二年成立了“西康特别行政区”，长官为屯垦使兼民政长。1928年，又设西康省，与中国其他省份待遇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撤销西康省，金沙江以西汉族稀少地区成为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以东则划入四川省，此时基本恢复了清代的行政区划。

第二节　革命风暴

勒·柯克的第四次新疆之旅与前三次略有不同。

德国派遣的中亚探险队最初以吐鲁番为中心，所以叫吐鲁番探险队。《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的前言也说：本次探险是第四次吐鲁番之旅，但他们根本没有去吐鲁番。前三次的主角是格伦威德尔[3]，其中第二次是勒·柯克先行，在目的地迎接格伦威德尔。

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的关系似乎不太融洽。勒·柯克曾尝试与哥本哈根的威廉海姆·托姆森[4]教授共同研究由土耳其古代文字书写的文献，但“由于格伦威德尔关于发现摩尼教优先权的非分要求而遭到了破坏”。勒·柯克评价格伦威德尔的著作《古代（新疆）佛教遗址》“费了很多心血（尽管尚有几处较大的错误），富教于益”。虽然褒扬其“有益”，但仔细揣摩便知，这其实是不怀好意的批评。

勒·柯克对这位年长四岁的前辈似乎并无多少敬意，共同调查时也经常发生意见冲突。于勒·柯克而言，第四次旅行摆脱了碍手碍脚的格伦威德尔，他一定期待按照自己的想法顺利进行调查。

然而，他的期待落空了。清朝因辛亥革命（1911）而灭亡，1913年，勒·柯克来到中国时，已是中华民国二年。前三次探险是在清朝统治之下，而第四次则是在新共和制政权之下。当时，清政府已经垮台，新政权刚刚建立，但中国幅员辽阔，交通和通讯不那么发达，边境地区无疑会出现暂时的动荡。

“我们同地方当局打交道的经历在这本书中也可以读到。总是有种不愉快的感觉，一种不安全感。这是与以前的安全和安宁相比较而言的。”

那么，在以前“安全”“安宁”的背景下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侵犯。辛亥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国民当然会对主权问题表现出坚决的态度。中国政府行使正当主权正是他们产生“不愉快”和“不安全感”的原因。

我们总会把勒·柯克与“壁画盗贼”联系起来。他剥下柏孜克里克[5]和克孜尔[6]等地的壁画，带回了柏林民族博物馆。

据说他与格伦威德尔不和的原因之一就是二人在剥离壁画问题上意见相左。格伦威德尔曾在慕尼黑美术学校学习，掌握临摹技术，所以主张尽可能临摹壁画。但勒·柯克却认为与其做那种慢吞吞的事，还不如直接剥下壁画来得简单可靠。他甚至指责格伦威德尔过于依靠自己的临摹技术。

我到柏孜克里克和克孜尔看过被勒·柯克剥掉后的壁画，上面还有一道道鲜明的伤痕。在柏孜克里克，斯坦因也揭取过壁画，但他却批评德国探险队的剥离方法过于粗鲁。他说，没有拍摄原貌照片就径直将壁画切割下来，真是可恶至极。

勒·柯克也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和斯坦因一样，他声称自己是在拯救这伟大的美术和宗教史上的珍宝。他说，如果就那样放任不管，它们会被人破坏，或者会被地震摧毁。然而，一千年以前石窟寺群的壁画便已存世。由于勒·柯克和斯坦因等人揭取了壁画，当地人认为那些壁画值钱，也开始破坏壁画。克孜尔等地远离人烟，不会有特意前来破坏壁画的闲人。勒·柯克辩解道：“所有绘画如不被我们或者欧洲类似的机构保存，毋庸置疑地要走向毁灭！”

这第四次探险因为格伦威德尔缺席，勒·柯克得以比之前更加随心所欲地揭取壁画。格伦威德尔关心的是这些绘画对希腊主义和东亚风格的融合、伊朗对佛教美术的影响和佛教史与之相关的寺院群。他似乎对完全变为中式风格的壁画没有多大兴趣。为了节约时间和经费，勒·柯克先从他最关心的地方下手。在第四次探险中，勒·柯克甚至将唐代的中国风壁画也揭取下来。勒·柯克不无炫耀地说道：“我们现在可以带几分自豪地说，（柏林）民族博物馆珍藏了唐代真实的绘画。”

对中国来说，这些行为无异于掠夺。当时正值清朝末期，中国人因《辛丑条约》而不得不放任外国人的无理要求，或者说正因辛亥革命刚刚结束，行政系统混乱，勒·柯克等人才能把壁画揭走。他说：“这是把它们从危险的地方拯救到‘文明世界’中去。”然而，柏林民族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遭空袭而化为废墟，一部分未来得及运走的壁画永远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如果它们仍然在柏孜克里克和克孜尔山间，也许能够保存至今。他们说壁画被救出来，但果真到“文明”的土地上了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当然，勒·柯克在吐鲁番时发现并解读了摩尼教文献，只有像他这样语言素养极高的人才能做到，这些文献是用古土耳其语和巴列维语书写的。在《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的序言中，他略带兴奋地谈道：“我们经常坐在一起，忘记吃饭喝水，一直到晚上7点。这美好的工作和富有成就的日子，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时我享受了上帝赐予的喜悦，每一天都有新的和重要的东西。”勒·柯克的这份业绩确实值得兴奋。

勒·柯克说，在库车河两岸发现带有大规模坚固城堡的巨大寺院建筑废墟时，他坚信他发现了第二个高昌，兴奋到抑制不住自己的欢呼声。熟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人马上就知道那是“昭怙厘伽蓝”[7]，但他在书中并未提及。斯坦因也不会汉语，不过他在其著作中谈道，旅途中会随身携带英译本《大唐西域记》，将其当作路标。这就是勒·柯克与斯坦因的不同之处。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1979年编纂的《新疆简史》中斥责道：“德国的所谓探查队，从新疆窃去的历史文物计有四百三十二箱”，是“披着考古学家招牌的帝国主义强盗”。该书还指出，不止勒·柯克，那个时代到过新疆的外国学者都在任意歪曲和捏造新疆历史，目的是为其侵略新疆制造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想证明新疆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也记述了勒·柯克与俄国军队的多次接触，他断定：“俄国为了扩大在亚洲的领土，试图趁火打劫，夺取中国的领土，计划将其纳入西突厥斯坦的领地。”《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也详细记录了俄国挑起的各种事端。后来，俄国撤回了侵入中国领土的军队，其目的只是为了备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诸如此类的事件实有发生，所以中国对于外国人的学术调查很警惕也不是没有根据。

在最后一章里，勒·柯克以论述两位诗人的诗篇结束：他对吉卜林的诗“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提出异议，而对歌德的诗“东方西方是不能分开的”产生了共鸣。

勒·柯克生于1860年，1930年年满七十岁时在他担任柏林民族博物馆东方部部长的岗位上去世，当时希特勒的军靴声已渐渐响起。

第三节　特殊的任务

“我想方设法尝试避开较大的市镇通过此地，最终没有成功。”从《中亚骑行记》序言到正文，书中这样的记述不胜枚举。绍姆贝格的使命是调查道路，所以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尝试发现新路。

据说他是英国的密探，所以他踏上旅途并非出于兴趣，而是为了执行任务，因此他必须仔细反复探查。

“我从库车回到了喀什噶尔，这段路不知走了多少遍，实在是无聊。”

他经常这样时不时地抱怨。如果觉得无聊，似乎可以不走同一条路线，但对他来说工作是第一位的。曾经的日不落大英帝国就是靠他这样忠实完成任务之人支撑着的。

同其他英国绅士一样，他旅行时也喜欢以马代步，带犬随行，他不喜欢的只是在同一条路上走多遍而已。为什么同一条路要走多遍，书中没有详细说明。关于道路情况，他可能另行提交了详细的报告书，说不定它们还被保管在英国政府的某个部门里。

为什么英国要调查新疆的道路呢？他们要调查的应该不仅是现在使用的道路。一般认为，英国想在沙漠或草原中找出几条有可能成为道路的路线。实际上，容纳多人通行的道路会受到居住条件、饮水问题和气象条件等因素影响，能划出的线路有限。而各种因素随季节变化而变化，要调查这些问题就必须多次考察同一个地方。

英国将来有可能会在此地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才觉得这样的调查十分必要。在绍姆贝格奉命考察之际，英国不得不制定中亚作战计划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对于统治印度时的英国来说，防范俄国势力南下是其根本的世界战略。俄国自西伯利亚南下，企图将势力范围从中国东北扩张到朝鲜半岛，英国对此非常敏感。

俄国一开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集结舰队，英国便立刻在朝鲜海峡的巨文岛集结了军舰。后来，俄国舰队因克里米亚战争从太平洋上消失了，英国才将军舰从巨文岛撤到香港。

英日同盟便是英国为了让日本牵制俄国南下而缔结的。这种19世纪的帝国主义模式到20世纪依然存在。

绍姆贝格的“初次旅行”是1927年到1929年。他骑马到达库车城时，正值1927年除夕，距俄国爆发革命、罗曼诺夫王朝灭亡正好过去了十年。尽管俄国诞生了新的苏维埃政权，但新政权全盘接收了帝俄统治下的领土及其基本的世界战略。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方。由于辛亥革命（1911），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土崩瓦解，新政权就此诞生。绍姆贝格的旅行在此十五年之后。

新生的中华民国不久便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北方是北洋军阀将领控制的北京政府，南方则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政权。

当绍姆贝格骑马到达新疆时，国民党政府开始北伐，1927年定都南京，第二年6月进入北京。6月4日，张作霖在撤回东北的途中被日军炸死。同日，北伐结束，北方军阀大势已去，逐渐没落。这些都是绍姆贝格骑马游历新疆时发生的事情。

1923年10月，苏联人鲍罗廷[8]被聘请为国民政府顾问。第二年11月，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可以选为中央委员。至此国共合作达成，这也成了北伐战争的原动力。

在这一连串事件的基础上，英国考虑未来新疆可能成为战场，所以必须在那里做好作战准备，而事先对行军道路进行调查就是一项基本准备。

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就隐约可知绍姆贝格的旅行任务了。他在书中没有写明核心任务，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他要重复同样的路线以至于到厌倦的程度。不过，作者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来看，国共合作在北伐途中便瓦解了。1927年4月，当绍姆贝格进入新疆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拥有了独立的武装力量。

如果国共合作没有破裂，英国势必加紧筹划新疆对策，所以说绍姆贝格的考察是一次急迫的旅行。

他常常感到焦躁不安：“这里（新疆）总会让人忘记旅程的紧迫。”作者在旅行中最关心的无疑是“任务”，而这一点又不能明说。所以，阅读《中亚骑行记》之后，读者自然会感觉作者的关心集中到了“人”身上。

当然，他的任务中应该也包含对“人”的调查。如果真的在新疆作战，当地居民的性格、思考方式、可信度和组织能力等方面都是考察的要点。更何况新疆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需要进行非常细致的观察。抛开任务不谈，绍姆贝格确实喜欢与人打交道，读过该书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仅仅出于义务，他是不可能将这里的人们描写得如此生动的。他在书中说，对游牧民的自由生活“越看越羡慕”。

“哈萨克族的生活就是在草原上骑马、套马、赶回走散的家畜。除了受到自己宗教的些许约束，他们活得悠闲自在，无拘无束。他们的乐趣只有马匹买卖、求爱、跳舞、无尽无休的闲聊、喝奶茶和马奶酒，还有享受美食。这种生活或许与提高精神境界的学问相去甚远，但它完整、简朴、健康……”

这些记述几乎极尽赞美之词。他的马多次被盗，骑马旅行时马匹被偷走，应该不堪忍受。但是，他却这样观察对方：“当地人为了招待客人，宰掉了最后一只羊，同时又抢走了客人的东西，他们真是一群令人吃惊的家伙。”对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作者来说，当地百姓实在是魅力无穷。作者似乎格外喜欢克烈部哈萨克族，他的记述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作者在书中提到，他从博格多圣山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遇到了斯文·赫定探险队的袁教授和尼尔斯·安伯特[9]博士。袁教授就是古生物学家袁复礼。我们一般通称斯文·赫定探险队，但其正式名称是“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由徐炳旭和斯文·赫定共同担任。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已经不允许外国人单独在中国从事考察活动了。

《中亚骑行记》中多处写到外国人拿走文物的事情。书中说道，中国人的漠不关心与突厥人的偶像破坏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对文化遗产造成重大破坏，因此“还是把出土文物带回柏林较好”。

他在柏孜克里克和克孜尔等地都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去这些地方，确实能看到那里遭受的破坏触目惊心，但都是在斯坦因和勒·柯克揭取壁画之后才出现的。绍姆贝格虽然没有参与带走或揭取文物的行为，但他大概也感受到了共犯者般的内疚。

绍姆贝格原打算选取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吐鲁番前往罗布泊的路线，以及沿昆仑山脉北坡前往喀什的路线，但是中国官员以不安全为由禁止了这条路线，他将其表述为“妨碍”。放弃这个计划后，他去看了塔里木河，因为他从斯文·赫定探险队成员那里得知，塔里木河流域一改常态，干涸已久的河道又出现了水流。

在这看似漫无目的、不得要领的游记里，塔里木河水的突变可能是一段高潮。长久以来被人们忽视的干枯河道现在竟然水流滚滚，而那曾经汇集了天山南坡所有河水的罗布泊[10]却蒸发殆尽。

对于首次探访此地的人们来说，《中亚骑行记》一书展现出距今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风姿。[11]如今，这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根本看不到大型喷气式飞机起降的机场和乌鲁木齐的高楼大厦。不过，通往库车郊外大龙池的沿途风景却依然如故。

“附近的红色砂岩峭壁耸立在河岸之上，沐浴着冬日阳光，闪耀着红彤彤的生辉，美不胜收。到达库车河之前，有7公里的道路穿越了美丽的峡谷。”

根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介绍的传说，大龙池中的人是“龙种”，他们恃强凌弱，为非作歹，于是龟兹王借突厥之力将他们斩尽杀绝。

就像《中亚骑行记》中记载的，红崖附近有铜矿山，山体呈塔状，从深红色渐渐变为粉色、橙色，直到乳白色，附近还有露天煤矿。山体呈现多种色彩说明矿物资源丰富。我途经这里的时候，想起了《大唐西域记》中的传说，不禁浮想联翩，库车王之所以杀死大龙池的人们，是不是因为争夺横在两地之间的矿物资源呢？

即便过去了一千多年，争夺财宝同样还会发生。这也一定是绍姆贝格此次考察的一环。

第四节　挫折之旅

罗伯罗夫斯基的探险生涯始于1879年参加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三次探险队。当时他23岁，很年轻。之后他又参加了第四次探险（1883—1885）。在这次探险中，科兹洛夫以探险家的身份初次亮相。科兹洛夫当时刚满20岁，比罗伯罗夫斯基还小七岁。两个人都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得意门生。第五次探险原本已计划好，普尔热瓦尔斯基却病逝于伊塞克湖畔，佩夫佐夫[12]接替他从泰米尔盆地出发，穿过莎车、和田，前往西藏探险。罗伯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也参加了这次探险。此时，罗伯罗夫斯基还单独调查了喀什噶尔和昆仑山。这次探险从1889年持续到第二年。

《从天山到青海》记述的是接下来的一次探险，1893年开始，1895年中断。这是罗伯罗夫斯基的最后一次探险，其原因如该书末尾所述，他突然中风了。当时他只有三十九岁，大家读完本书便知道，这是他长期熬心费力、拼命工作使然。他的恩师普尔热瓦尔斯基四十九岁就去世了，我们难以想象19世纪的探险人的肉体要承受多么巨大的负担。

罗伯罗夫斯基中风之后无法继续探险。之后他又活了十五年，或者整理探险报告书，或者撰写游记《从天山到青海》。

参加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三次探险时，罗伯罗夫斯基的身份是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据《从天山到青海》记录，他还拥有参谋本部大尉的头衔。1879年6月15日，他拜谒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墓，从普尔热瓦尔斯基（为了纪念在卡拉库尔去世的普尔热瓦尔斯基，1889年沙俄皇帝敕令更名）出发时，他给参谋本部和俄罗斯地理学会发了一份电报，他们是此次探险的赞助方。这一时期的探险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调查，而是兼有军事调查的目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例如，1876年普尔热瓦尔斯基进行了第二次探险，与此同时，库罗帕特金大尉也在调查天山南路。这是俄国向阿古柏军队派遣的调查团，纯属军事行动。库罗帕特金的大尉之职不只是一个名号，他是职业军人，从军近三十年后，晋升为陆军大将，在日俄战争中任俄军总司令。

这一时期的探险需要特别关注其时代背景。19世纪下半叶，新疆遭到浩罕汗国阿古柏的入侵。帖木儿帝国崩溃后，中亚进入三汗国（布哈拉、希瓦、浩罕）时代，但俄国通过南进，先后将其吞并。浩罕汗国将军阿古柏拼死防守阿克梅切特[13]，却因遭到俄国将军佩罗夫斯基[14]的炮击而弃城逃往塔什干。浩罕汗国朝廷冷眼旁观，想追究他的战败责任，他便率军出走，进入新疆。

这可以说是一种连锁反应。俄国进攻浩罕汗国，战败的将军无容身之处，向东突进。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1871年几乎掌控了天山南路。

对这种情况表示欢迎的是英国。英国希望与阿古柏缔结友好关系，在天山南麓扶持亲英政权。但是，俄国也没有保持沉默。仿佛是为了寻求平衡，俄国于1871年占领了中国伊犁地区。这显然是无理行为，但俄国以维持新疆秩序为借口，保证新疆恢复秩序后就把伊犁归还给清朝。其实，俄国认定清朝没有力量平定阿古柏叛乱，因此打算永久占领伊犁地区。

然而，清朝派出钦差大臣左宗棠，委以其平定阿古柏的重任。左宗棠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他乘阿古柏失去人心之际，于1877年一举成功平定了叛乱。俄国派遣库罗帕特金大尉去做阿古柏军事顾问的第二年，阿古柏自杀。俄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一度束手无策。清朝屡次催促，俄国却一直拖延归还事宜。清政府向俄国派出大臣崇厚作为全权大使。1879年秋天，终于在克里米亚雅尔塔的里瓦几亚宫殿召开了关于归还伊犁的会议，缔结了所谓的《里瓦几亚条约》。正是这一年，罗伯罗夫斯基首次作为探险家参加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三次探险。中俄关系此时相当微妙，终于到了了结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时候。然而，清朝朝野上下群情激愤，因为崇厚几乎全盘接受了《里瓦几亚条约》中俄国的要求：俄国虽然归还了伊犁，但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这一广大地区则划归俄国；向俄国支付“代收代守”兵费五百万卢布；允许俄商在蒙古和天山南北路的免税交易等。而且，崇厚没有向本国政府请示关于条约细节的批复，未奉旨就回国了。清政府随即将他逮捕，宣判死刑。之后，清朝又派左宗棠进驻哈密，决定武力包围伊犁，这是强硬派左宗棠的主张。俄国知道这一消息后，也开始备战。为了抢占瓜分清朝的时机，各国都把军舰集结到了上海。

在危机一触即发之际，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队的罗伯罗夫斯基一行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了西藏。左宗棠进驻哈密之前，俄国探险队已经离开那里，从阿尔金山脉进入了西藏高原。

清朝决定派驻英（兼任驻法）公使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严重不平等的《里瓦几亚条约》的修改问题，然而俄国却迟迟不予回应。清政府无奈之下只好赦免崇厚的死刑，这才使曾纪泽的谈判成为可能。但是，有利于己方的条约一旦签署，修改便没有那么容易了。最终，俄国同意将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札尔特峰归还给清朝，但原本清朝领属的霍尔果斯河以西还是划入了俄国版图；塔尔巴哈台的一部分被返还，但斋桑湖[15]东侧则归属了俄国。清朝索回了一些领土，伊犁占领费却从五百万卢布提高到九百万卢布；天山南北麓的免税贸易改为有期限的免税。

1881年2月，条约在圣彼得堡签订，也称为《伊犁条约》。为了压制左宗棠的对俄强硬主张，李鸿章派遣曾纪泽了结了此事。

伊犁条约签订两年后，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始了第四次探险，这也是罗伯罗夫斯基参加的第二次、科兹洛夫参加的第一次探险。这次探险，他们进入了黄河水源地，也是《从天山到青海》书中所提到的探险的起点。黄河的水源也就是人们说的“河源”，大致位于西藏北部。此时英国正在稳步推进对西藏的霸权，俄国不得不应对这个挑战。对英国势力圈周围做细致的实地调查符合俄国的国家利益。19世纪的探险，无一例外都带着火药味。

罗伯罗夫斯基参与的第四次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已经大致探明了黄河的源头。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从黄河源流到罗布泊》（白水社版，加藤久祚译）详细记录了这次探险。

盐泽即指罗布泊。当时中国人似乎认为从昆仑山和帕米尔流出的河水注入罗布泊之后会继续伏流，最后从中国的积石山的河源流出。两千年后的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这种说法荒诞无稽，但是汉代人相信人世间有一条与黄河有关的河流。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曾派人寻找河源。当然这也是为了夸耀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治理得很好，再遥远的边境也都可以放心前往。当时，“河源”即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尽头。

有一个词叫“寻源使”，似乎是指张骞。杜甫的诗中也写道：

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

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

张骞出使是为了和月氏结成军事同盟，但他的出使变成了传说，他成了寻找河源的使臣。比起血腥的军事同盟，追溯黄河源流更有传说的浪漫色彩。不知何时它变成了童话故事——张骞为了探寻河源，乘筏逆流而上，最后到达了银河。杜甫的诗中出现了“从天而回”和“牵牛”的字眼，说明他是在这个传说基础上作的这首诗。但是，杜甫没有相信这个无稽之谈，他知道张骞去月氏的目的。由张骞向朝廷的报告可知，大宛（今费尔干纳）盛产一种叫汗血马的名马，皇帝为了得到宝马，派遣了李广利率领的远征大军。杜甫也知道这一史实，所以才吟咏了“宛马至今来”。这首诗大概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创作的，战马的马蹄声或许还在他耳际回响吧。

中国人并不是完全相信黄河重源说。隋炀帝攻下吐谷浑后，于609年在如今大致相当于青海、新疆南部等地设置四郡，分别是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河源这一命名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那里就是黄河源头。

进入唐代后，太宗时代远征高昌国（吐鲁番）的侯君集在讨伐吐谷浑的著述中写道：“达柏海，望积石山，观览河源。”（《新唐书》）另外，唐人张文成著《游仙窟》的主人公也被认定为受派遣探寻“河源”的使者。《游仙窟》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学产生过很大影响。

清朝乾隆时期有一个叫阿弥达的人也调查过河源，并撰写了《湟中杂记》。此书大致标示了河源位置，还说前方似乎有伏流。有人批评他在迎合相信伏流说的乾隆帝，但阿弥达的本意或许并不是迎合，只是不愿搅乱乾隆帝的梦想罢了。

潘迪特是印度学者的意思，这个词用来称呼受雇佣来探险的印度人。他们化装成朝圣者或商人，进入白人难以进入的地区进行调查。不用说，他们的雇主是英国人。他们在印度测量局接受了简单的教育，主要被派往西藏。他们拿着的念珠有100颗（一般是108颗），每10颗中间有一颗稍大的珠子，以此来计算走了多少步，据说一颗珠子相当于走100步。他们还把简单的水银计装在化缘的碗里，想尽各种办法去测量温度，但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据说多数潘迪特没有读写能力，但正因如此，他们的记忆力才十分超群。率领着装备齐全的探险队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如此批评潘迪特的调查，实在是不近人情。

这次探险期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亲俄派李鸿章主导外交工作，他指望俄国干涉，并为此做了工作。罗伯罗夫斯基病倒的1895年1月28日，正值日本军队攻击威海卫、俘虏清朝北洋舰队的前夕。紧接着，中日签订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清朝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

此时正是清朝想要依靠俄国的时期，所以对俄国籍的探险队不至于冷眼相待。事实上，第二年，李鸿章便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

罗伯罗夫斯基探险队进入青海时，他所处的是西宁办事大臣的管辖地。青海省是民国之后（1928）才设立的。当时的西宁办事大臣是奎顺，驻扎在西藏的驻藏办事大臣是奎焕。他们看似同姓，但不是同族，奎顺是满族，奎焕是蒙古族。

这次探险的队长是罗伯罗夫斯基，科兹洛夫是副队长，队员中只有他们二人是军官。四年后，科兹洛夫从西藏东部去了湄公河上游探险。1909年，科兹洛夫发掘了哈拉浩特遗址[16]，得到很多文物，而罗伯罗夫斯基第二年就去世了。

[1]温宗尧大约于1891—1894年间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此处或系作者笔误，温也不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赴美（赴英）留学生。

[2]指1918年在日本发生的由于大米价格暴涨而引起的暴动事件。

[3]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德国东方学家、考古学家、中亚探险家。

[4]威廉海姆·托姆森（1842—1927），丹麦语言学家，突厥学学者。

[5]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6]克孜尔千佛洞。

[7]昭怙厘大寺的僧人居所。

[8]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代表。

[9]尼尔斯·安伯特（Nils Peter Ambolt，1900—1969），瑞典探险家。

[10]日语原文为“塔里木河”，或为作者笔误。

[11]指陈舜臣先生写就本书时（1986）的半个多世纪之前。

[12]佩夫佐夫（MikhailVasil'evicPevtsov，1843—1902），俄罗斯探险家。

[13]今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城市，1853年被俄国占有，更名为佩罗夫斯克，1925年更名为克孜勒奥尔达（意为“红城”）。

[14]佩罗夫斯基（VasilyAlexeevichPerovsky，1794—1857），俄国上将兼奥伦堡要塞驻军指挥官。

[15]额尔齐斯河上游流经的淡水湖，位于阿尔泰山西麓。

[16]即黑水城，又称黑城。位于干涸的额济纳河（黑水）下游北岸的荒漠上，是居延文化的一部分。

第四部

历史漫步

第一节　历史中的数字与理想

孔子的弟子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六艺指作为君子素养的六种技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御”指驾驭马车的技术，而“骑”未列入六艺之中。孔子所在的时代，一定是把马套在车上，人乘坐马车。

据说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首次引入北方少数民族的骑术和骑马用服装，是汉人骑马的开端。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出土文物也证明了在此之前汉人是不骑马的。所以，马厩着火时，孔子只过问有没有人受伤，没有问马匹，这里的“马”不是骑行用的马。

六艺中礼和乐最为重要。《论语》里我最喜欢《泰伯第八》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句。这里涉及了六艺的先后顺序。人类有感而发是“诗”的源头，但“诗”有时会脱离规范，这时就必须以“礼”来建立秩序。而人修养的完成在于音乐。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有三千名弟子，但精通六艺的只有七十二人。同样是这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却记载着颜回等七十七人的名字。

七十二是十二的六倍，有人认为这是数量多的意思。《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共有一百零八人，是十二的九倍。在其原型《宣和遗事》中，好汉有三十六人，是十二的三倍；之后又增加了七十二人，变成了现在的《水浒传》。

道教认为世界上有七十二处“福地”。众所周知，传统历法三候为一气。从立春到大寒，这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乘以三便是七十二候。在这种意义上，七十二这一数字也为中国人所喜爱。

曹操死后命人修建了七十二座陵墓，因为他害怕死后陵墓被盗，不想让人们知道他真正的陵墓是哪一座。陵墓的数量是七十二，这一点也很有中国特色。

然而，中国人最熟悉的数字当属“五”，这与阴阳五行说有深厚的渊源。中国人起名字时，大体上也遵循五行说。我家的家谱也能体现这一点，取名时按照“炳、培、钩、河、杨、灯、地、银、汉”的顺序，名字中带有家谱中的一个字。其中的依据只能用“火、土、金、水、木”的五行说来解释。我家最后按照家谱起名的一辈是四代之前的“培”字辈，从那之后就不再这样做了。一个大家族在一片土地上生活上百年，可能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比刚出生的婴儿的辈分还低，就得叫这个婴儿一声叔父。可能是因为出现了这种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才不再这样起名了。现在我家人一般只知道自己的辈分，而名字则是另一回事。我是“灯”字辈，五行属火，但一般通用名是“舜臣”。

五伦即一个人必须遵循的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五种行为准则。清末被处死的谭嗣同（1865—1898）认为，五伦中只有朋友这一伦常关系是平等的，因此他主张废除剩下的四伦。

五爵是指公、侯、伯、子、男这五种爵位。在日本，这种爵位制度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殷商时期，还有一个爵位叫“妇”，地位最高，甚至高于公爵。“妇”指的是王的妻子。

1976年从殷墟的一个大型墓坑中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上刻着“妇好”的铭文。殷墟大部分墓主身份不明，但这座墓葬可以确定为商朝第二十二代君主武丁的妻子妇好之墓。

刻有甲骨文的甲骨片都出土于武丁时代之后，之前还没有出土过甲骨。

据《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报告（1980）记载，有一段卜辞说妇好统领几千名士兵。我们不清楚她实际是否参加了战斗，或者是否由别人率领了她的军队。

但是，妇爵比公爵和侯爵的地位高，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妇爵拥有很大权力。妇好墓中出土了二百一十件青铜器，这似乎表明她是部落联盟的关键所在。

从周代到秦朝，女性的权力逐渐衰弱，“妇”这一爵位也从记录中消失了。

有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就不会出现与其平起平坐的人。三国时期，三分天下的曹操、刘备和孙权被称为“三哲”，而他们的家臣却不能与之为伍。

但是中国人似乎认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不应该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无论是《三国演义》这种历史小说，还是《西游记》这样的虚构故事，最高层人物总让人觉得缺乏生气。刘备本应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但因为当上了皇帝，所以作者下笔时就有了顾虑。例如平定了黄巾之乱之后，刘备被任命为安喜县县尉，每年俸禄只有三百石，他很不满意，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更高的职位。

中国的郡县制度之中，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据说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时，设三十六郡，其下的县有几百个。《后汉书·郡国志》的结尾部分记载，东汉时期，郡有一百零五个，郡下所属的县竟多达一千一百八十个。

县原本不值一提，而县长之下才是县尉，所以刘备很不满意。这时，负责巡视地方、稽查地方官吏工作的督邮来到了刘备所在的县。于是，情绪低落的刘备痛打督邮，将督邮捆绑起来怒鞭两百下。痛打上司决不会轻易了事，刘备索性将为官的凭证——官印挂在督邮的脖子上，然后与自己的部下关羽、张飞等人一起逃之夭夭。

据正史《三国志》记载，是刘备做了这件粗野之事。但在《三国演义》的故事中，怒鞭督邮的人就变成了一直给人以粗鲁印象的张飞，刘备匆忙制止张飞，但为时已晚，他扮演的是一个因家臣胡来而惊慌失措的主人角色。

中国百姓所期望的帝王形象便是如此。

《西游记》也是这样，孙悟空大闹时，唐三藏总是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虽然是虚构故事，但很明显是为了说书和表演时赢得观众的喝彩而编造出来的。

《水浒传》也几乎都是虚构故事，但头目宋江却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反而是花和尚鲁智深和打虎英雄武松这样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

百姓其实并不希望皇帝有活力，皇帝如果特立独行，就麻烦了。

读历史时，我们会想到那些英明卓越的皇帝。但是，我们也有必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当时民众的角度来思考历史。虽说是汉武帝击退了匈奴，但我们不能忘记其背后有李陵的悲剧。李陵的悲剧也牵连到了司马迁。

对于百姓来说，也许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无为而治的时期才是黄金时代。

我并不认为频繁发动战争的唐玄宗是一代明君，读过杜甫的诗便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的《石壕吏》一诗是了解这个时代历史之人的必读篇目。此外，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也向历史爱好者展示了历史。

第二节　关帝庙

关帝庙供奉的是三国时代的英雄关羽，他效力于蜀国“皇帝”刘备，当时关羽不是“皇”，也不是“帝”。不过，中国人还是为他立庙纪念，尊称他为“关帝”。

关羽武运不佳，建安二十四年（219）在漳水河畔战败而死。与其交战的吴国统帅吕蒙不久后也病死于公安[1]。

吴国副将孙皎也在关羽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第二年正月，吴国把关羽的首级送到同盟军曹操手中，当月六十五岁的曹操病死于洛阳。《三国演义》中说吕蒙和曹操都是因为关羽的怨灵附体而死的。

可见，关帝庙是安魂“祠”的说法比较可信，但仍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由关羽来镇压怨灵？历史上含恨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如屈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但是，说起对人世心怀怨念的武将，人们首先会想到颇具悲剧色彩的关羽。此外，关羽还具有“诚信”这一人性化的一面。他跟曹操最终兵戎相见，因为接受过其恩惠，离开时坚守道义，不忘报恩。有人认为，重视信义也是关羽受到商人崇拜的原因之一。一旦与人有约，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信守诺言。关羽重视的信义不仅是商人必备的品质，无论是学者，还是公务员或技术工作人员，都应当严守信义。关羽的故乡解县[2]是盐产地，全国各地的盐商云集于此。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关羽才和商人颇有缘分。

关羽通常被称为关公，宋代时被追封为武安王，从那时起，祭祀他的地方开始被称为关王庙。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关羽被追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3]。关帝庙的说法是此后才出现的。

第三节　诗史

有一个词叫“诗史”。如果把重心放在“史”上，就是讲述诗歌变迁的历史；若把重心放在“诗”上，就是用诗的形式来讲述历史事件的经过和个人传说。

文学领域中的“咏史”诗属于后者。从学术角度对历史提出“如果”的假设或许是歪门邪道，但喜欢历史的人也许都会想“如果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话……”，唐朝的杜牧就很喜欢这种想象。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题乌江亭》描写了项羽生命的最后时刻，含有对项羽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的批判意味。反过来说，或许这首诗也在不经意间道出了作者对自身和自己周边环境的批判。

除此之外，诗史还专指杜甫的诗。可以说，杜甫的全部作品就是用诗写就的历史，并不限于“咏史”。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杜甫之子）》中有一句“松柏邛山路，风花白帝城”。寥寥数言，描绘了这样的情景：诗人哀叹身处乱世，长期无法回到洛阳墓地所在的邛山去扫墓，墓地旁种植的松柏郁郁葱葱，而此刻映入眼帘的却是异乡的白帝城，风儿吹过，落花满地。诗里描绘的是一个旧世界，也可以说是历史本身。通过描绘历史，诗人能够永远参与其中。透过优秀诗人的作品，能够窥探到历史的光与影，这是我们无上的幸福。

第四节　共有的文化

中国经典著作的一个特征是普通人经过一般的努力便可读懂。这里说的普通人，不仅指中国人，还包括依靠颠倒符号[4]或者通过训读汉文把汉语作为日语来读的人。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典著作传统几乎没有断绝的缘故。

其他地区的经典著作则未必如此。比如，一个普通人能否经过一般的努力读懂古希腊经典或许就成了问题，更何况古埃及的圣书体[5]和现代阿拉伯字母之间存在着过大的隔阂。

此外，汉字是表意文字，虽发音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记载下来的经典著作几乎原封不动地流传到现代。

魏文帝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跟随父亲曹操南征北战，纵横沙场。据说军费不足时曹操便下令挖掘坟墓来填补财政亏空。

（曹）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

——《文选·檄》

亲眼见过这种场面的曹丕深知“不朽之盛事”有多么困难。不论帝王贵胄生前衣饰多么华美，死后也不过落得曝尸在外、金银财宝被劫一空的下场。与之相比，留传下来的文章则会永垂不朽、一往如初。

日本把认识汉字当作一种修养，直到明治初期，男子大多用汉文来明志。西乡隆盛在一首言志汉诗中写道：“不为儿孙买美田。”或许是因为他想起了《后汉书》中庞公说给子孙留下遗产就是留下危险的故事。

明治以前，“诗”即汉诗，“歌”即和歌。如果说诗歌是日本人文艺的核心，那么汉诗背后的中国故事便是中日两国文人共有的东西。明治时代以来，这种共享状况则日渐解体。

松尾芭蕉曾说他品尝过李杜的心酒，并坦露了他的倾慕之情，但白居易对日本文人的影响远远大于李杜二人。白居易在世时，他的著作便传入了日本。《枕草子》中说：“文是《文集》《文选》，文章博士所做的申文。”仅说《文集》二字就意味着是白居易的作品《白氏文集》，可见他的文章深受人们喜爱。

虽说中日共享了经典著作，但日本是根据颠倒符号阅读的，障碍颇多。就这一点而言，白居易的文章浅显易懂，而且像《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诗具有故事性，更易于理解。

江户时代的室鸠巢[6]曾指出，中国的诗歌自古晦涩难懂，日本人难以理解，唯独白居易的作品简明易懂，因此平安时代十分流行。

浅显易懂并不是白居易的诗深受日本人欢迎的唯一原因。即便出自同一位作者之笔，同样浅显易懂，白居易也有不易被接受的作品。白居易给友人元稹的诗中，把自己的作品分为“讽喻”“闲适”“感伤”三类，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讽喻”。然而，正是这些讽喻诗，最不受日本人欢迎，很少有人读。

如《诗经》序中所云：“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讽喻诗就是为了将百姓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替他们说出想说的话。古代专司其职的部门称“乐府”，其作品也叫乐府，白居易的讽喻诗就是这种“乐府”，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新乐府”，并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比如，他在一首题为《海漫漫》的诗中作注说：“戒求仙也。”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如果天子热衷于求仙长生，百姓就会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胡旋女》中则注释“戒近习也”。这是一首吟咏波斯舞女的诗歌，但其本意则是天子应当慎重挑选左右亲信。

《新丰折臂翁》相当有名，它的注释是“戒边功也”，讲述的是一位老翁年轻时为了逃避征兵，将自己的手臂折断的故事。老翁因此得以长生，欢喜不已。这首诗是为了劝诫统治者停止征战。

还有一首诗，吟咏的是长安盛行的牡丹花，采取了赞美天子关注农事而非牡丹之美的形式。因为当时长安兴起一股“牡丹热”，白居易对这种“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现象感到不满。

事实上，天子不仅不关心农事，反而可能是“牡丹热”的始作俑者，白居易正是为此忧心不已。

读白居易的“新乐府”便知，他在这种讽喻诗上下的功夫最多，我们也能够从中感受到他的抱负——当诗人就是为了作出这样的讽喻诗。

讽喻诗多议论时事，涉及对当时皇帝的劝谏和进言，多是热门话题。而一海之隔的日本则无法理解新丰老翁说的云南和泸水这样的地名。即便能理解，那也不是日本读者所期待的“诗歌”。

然而，受日本欢迎的还是“闲适”和“感伤”类型的诗，讽喻诗则几乎无人问津。按照白居易自己的分类，他的代表作《长恨歌》和《琵琶行》应该属于感伤诗。

《和汉朗咏集》汇集了深受平安时代贵族喜爱的文学作品，其中汉诗部分共收录八十位诗人的作品，白居易的作品最多，有一百三十五首，此外再也没有收录一人的作品超过五十首的。《和汉朗咏集》几乎收录了除讽喻诗外的所有白居易的作品。日本人喜欢白居易，看来只喜欢他的一部分。

不过，日本人广为传诵的《唐诗选》[7]中，白居易的诗一首也没有收录。或许是因为这部选集的重点在于初唐和盛唐时期。《三体唐诗》[8]也没有收录李白和杜甫的诗，因为这本诗集将重点放在中唐和晚唐时期，它与《唐诗选》形成互补。

《唐诗选》或许是假借名人的名义编辑的，但编辑得很好，将其与《三体唐诗》一并阅读，便可大致了解唐诗的全貌。

《白氏文集》是日本平安时代文人的必读书目，《唐诗选》和《三体唐诗》紧随其后，成为中日共有的文化财富。

第五节　历史中的禅让

我特别喜欢“雨过天青”[9]这个词，曾用它为我的一部随笔集命名。这个词是指刚下过雨后天空放晴呈现出的蓝色。

唐朝之后的大约五十年间，相继出现了五个政权，也就是所谓五代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政权中，说过“雨过天青”这个词的是最后一个政权后周的皇帝。这位皇帝本名柴荣，庙号世宗。后周世宗（921—959）是一位明君，据说他在京城开封开窑烧瓷时，臣下问他想要烧制什么样的瓷器，他回答说：“雨过天青云破处。”

世宗的这个要求相当有难度。雨后天空的蓝色，也是云消雾散、天空初晴时的颜色。

世宗开办的官窑也叫柴窑，在那里烧制的瓷器称“雨过天青瓷”。真想看看那究竟是怎样的瓷器，却一件都没有发现，窑址现在也没有找到。有人说当时战乱频仍，所以这种瓷器仅仅止于计划，实际没有烧成。总而言之，如果有，它应是如梦如幻的绝品。

世宗是鲜有的杰出人物，却在三十八岁时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当时其嗣子只有七岁，生逢乱世，年幼的君王难以维系政权。他的部下推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并拥立他为帝，这就是后来的宋太祖。

这种政权的交替方式称为禅让。据说尧舜时代政权交替都是通过禅让实现的。社会学家认为，进入私有制社会后才开始采用世袭制。据说夏王朝是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到了殷朝（商朝），由于出土了大量甲骨片，所以可以确定殷朝是世袭王朝。

我们都清楚，此后世袭制天经地义，偶而会采取禅让的形式，实则是“篡夺”。王莽通过“禅让”继承了汉朝的皇位，实际上不过是一出掩人耳目的把戏。王莽残忍地将年仅十四岁的汉平帝杀死，抱着其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两岁），令其让位。据说当时他涕泪横流地说：“昔周工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此后还有汉献帝将帝位禅让于魏国曹丕，但这也并非皇帝所情愿。不过，让位后的汉献帝被封为山阳公，得以尽享天年，也算是一件幸事，他比魏文帝（曹丕）还要长寿。

魏元帝（曹奂）后来也将帝位禅让于晋武帝（司马炎），前者也比后者多活了十余年。据《三国志》记载，与被封为山阳公的汉献帝相比，魏元帝被封为陈留王，还享有封国待遇，成为晋的宾客，情况要好得多。当然，应该考虑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晋朝效力这一因素，或有美化晋朝之嫌。

得知隋炀帝驾崩的消息后，李渊（唐高祖）通过隋炀帝之孙杨侑禅让的方式即位。二百九十年以后，唐昭宣帝禅让的第二年被毒死，其兄弟九人被悉数杀害，投入九曲池中。与魏晋时期相比，禅让变得更加血腥。

朱全忠之后约半个世纪，宋太祖接受柴荣幼子的禅让。历史上的禅让先例众多，这一例堪称典范。柴荣之子被封为郑王。宋朝遭到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驱赶，被迫南迁，此时郑王也与柴家随宋朝一并南迁，直到宋朝被元所灭，郑王一族一直享受宋王朝的宾客待遇。双方一直遵守着约定，长达三百年之久。

宋朝历代皇帝即位时，会有一种独自拜读太祖石刻遗训的仪式。仪式是秘密举行的，所以遗训内容无人知晓。直到太祖即位一百六十六年后，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蹂躏了开封，宋朝被迫南迁，石刻遗训的内容才为世人所知，内容如下：不能因士大夫言论而处以死刑，子孙世代都要照顾让位于宋的柴氏族人。

北宋是新旧党争异常激烈的时期。然而，最重的刑罚也不过像党争中失败的苏东坡那样，被流放到海南岛，而无人被判处死刑，因为读过石刻遗训的皇帝会坚决反对死刑。宋朝皇帝也绝不会忘记柴家。

南宋灭亡时，谈不上禅让，但元朝仍然以宾客待遇对待南宋皇室。六岁的南宋末代皇帝（恭帝）也与忽必烈一族的公主联姻。相传元朝的末代皇帝顺帝其实是南宋末代皇帝之子。有闲人考证，元顺帝出生时宋恭帝正好五十岁，此时恭帝已遁入佛门，所以这一说法怎么看都站不住脚。

从形式上来看，明朝被李自成所灭，不会有禅让的说法。

从清朝到中华民国的转变，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完成的。禅让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第六节　历史博物馆的回忆

我去过北京历史博物馆[10]好多次，护送鉴真坐禅像[11]的那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宝要出国，文化厅[12]也相当紧张，但森本长老[13]说，还是之前去巴黎的那一次更加让人费神。“这一次可是回娘家。”我至今也忘不了森本长老说话时和蔼可亲的面容。

1984年，为了撰写《中国发掘故事》，我曾去过一次北京历史博物馆。当时，我在特别展厅里见到许多珍贵文物。其实当时我和司马辽太郎[14]先生在福建逗留了一周之久，在厦门和他分开后去了北京。时至今日，那次旅行仍令人难忘。

当时在历史博物馆特别展厅里见到的文物中，最出众的当数春秋时代的“秦公簋”。有拓印名家之称的马旭先生还为我做了拓片。

铭文中，“秦”“朕”“以”等十二字出现了两次。罗振玉等人认为，因为这些字的形状、大小分毫不差，因此可能是事先做成字模，然后铸铭而成。据说这只秦公簋是秦哀公时期铸造的，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三百年前的物件。

我在历史博物馆的特别展厅久久地注视着文物，中国历史使我浮想联翩，这种经历令人难忘。午饭也是在博物馆里吃的。

马先生的拓片十分珍贵，我拍照后当作插图插入书里。这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

第七节　连接东西方之人

日本北海道西南部，洞爷湖以南有一处有珠遗迹。考古研究表明，有一只与公元1世纪前后弥生时代的遗骸一同出土的贝镯，是只生长在奄美大岛[15]以南热带太平洋的护法螺。在冲绳的伊江岛也发现了制作护法螺和芋螺工艺品的作坊遗迹。不过，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记录。

大陆定居者的记录保留起来十分容易。他们为了契约、土地边界或者来年的作物而记录今年情况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傍海而居的人们则似乎有一种不重视记录的天性。

日本旧石器时代的遗骸几乎大半出土于冲绳。据说旧石器时代的遗骸，如出现在教科书中的港川人等，百分之九十都出土于冲绳。此外，日本国内只有冲绳出土了中国战国时代的明刀钱。冲绳的具志市还同时出土了弥生时代的陶器和中国的铜镜。这在日本也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说到冲绳，就会条件反射般联想到“大海”。曾几何时，冲绳是“海上之路”的说法广为流传。这里出产一种“宝贝”，在三千年前的殷王朝十分流行，是一种在中国沿海地区捕捞不到的贝类。它就是子安贝，只有在日本的宫古岛[16]或越南才有出产。柳田国男[17]大胆地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法：殷人为了获得子安贝而来到冲绳，当时中国已进入铸币时代。他们留在这里，随后沿着岛屿北上，成为了最初的日本人。

暂且不提这段古老的历史，但只要想到自古至今那些远渡重洋，给我们带来新鲜事物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遣唐使。与遣唐使同行的鉴真大师虽然不是遣唐使，但也决不能不提。另外，唐朝这一世界帝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东西交流，给日本造成了巨大影响。三藏法师和从海路去往天竺的义净[18]，其存在也有重大意义。

比玄奘早二百年前往印度的法显，去时走的是陆路，归程走的则是海路，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411年，法显从斯里兰卡出发，坐着载有二百人的船先到达爪哇岛，在那里换乘前往广州的船只，最后却漂流到了山东半岛。法显、玄奘和义净都留下了饶为有趣的游记。相反，从印度来到中国的达摩[19]、鸠摩罗什[20]和真谛[21]等人却没有留下任何旅行记录，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同。

除宗教家之外，外交家也起到了促进东西方交流的作用。有一个叫王玄策的外交官，与玄奘几乎是同一时代，曾三次前往印度并发起战争。然而，其传记记载却不甚详尽。他写了十卷游记，如今已失传，只有一部分被其他文章引用，才零散地为世人所知。当时的外交使节稍有不慎就会被杀，王玄策似乎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连接东西方，不论是从东走还是从西走，似乎到达费尔干纳一带就寸步难行了。亚历山大的军队最东到达了费尔干纳盆地，汉武帝为了求汗血宝马而西行所至的“大宛国”其实就是费尔干纳。

可以说，让历史停滞不前的正是费尔干纳，而打破这一局面的则是蒙古帝国。此后不仅陆路畅通无阻，像马可·波罗那样归程时乘坐巨船悠然航行也得以实现。有着四根桅杆的十四艘巨船连成一排行驶在福建泉州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面上，可以说十分安全。世界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22]也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中国船只的大小。

之后，明朝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六十二艘巨船载着两万七千八百余名士兵，航海一直从1405年持续到1433年。

这次航海的总指挥郑和在航海过程中，还向麦加派遣了使节。但这项航海事业后继无人，实在可惜。

第八节　故宫的乐趣

故宫有“旧时宫殿”的意思。辛亥年（1911）中国发生革命，清王朝随之覆灭，第二年，中国变为“共和国”。帝制时代有宫殿，但共和制时期就不应该再有皇帝居住的“宫殿”了。于是，位于首都的宫殿就被称为“过去的宫殿”，也就是“故宫”了。

像“故乡”“故国”等词一样，“故”这个字给人一种怀旧的语感。其实，一些人原本打算使用“废宫”这一名称，他们认为采用共和制却还怀念专制时代的东西，不成体统。好在几乎无人赞成，“故宫”这种叫法便最终确定了下来。

清朝的宫殿是指位于北京的紫禁城，但实际上“故宫”包含的意思更广。抗日战争前夕，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几乎全部被转移了出去。由于战火蔓延，数量庞大的文物被辗转运到南方，最终转移到四川，还曾一度运往湖南大学。由于日军进攻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批文物不得不进一步向内陆转移。几日后，湖南大学遭到日军空袭，化为灰烬。故宫的文物免遭一次浩劫。

故宫的文物是皇帝收集来的“宝物”。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在位（1661—1795）的一百三十余年是“康乾盛世”，可谓黄金时代。三人之中乾隆对于文物收藏最为热心。他自己也是一位独具慧眼的鉴定家，因此当时为其收集文物的人也一定十分紧张。不用说，他在位时收集的文物品质都出类拔萃。

古代文物的精华当属青铜器和玉器。它们或是王室和收藏名家传下来的“传世品”，或是古墓中发掘出来的“发掘品”，从古董商那里买来后上贡朝廷。

但凡中国的富豪或名家，都会收集书画、陶瓷、珐琅器、文房四宝和家具之类的东西，但其规模和皇家的收集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历代档案等资料也都只有皇家才有。

这些东西即使现在不在紫禁城里，也叫“故宫文物”。它们被疏散到各地，在四川省的山洞里也好，在台北也好，或者留在北京故宫里也好，全都是故宫的文物。

这些东西过去属于皇帝，或者属于皇宫，但现在属于中国人。在我看来，“属于中国人”这种意识很快就会消失，一定会出现“这是属于世界的宝物”这种新想法。

那些与自己一同穿越战火，藏身于洞穴深处的故宫文物，俨然战友一般，中国人决定与它们同呼吸，共命运。经过这个阶段，中国人才能意识到故宫文物是世界的瑰宝。

如今，影像技术突飞猛进，比如佛像的宝冠部分，通过影像要比肉眼观察得更加清晰。我希望，看过这些影像的人能够一边回忆，一边追求新的发现；第一次观看的人也能够为进入未知世界而激动不已。这些故宫文物逐渐从国宝变为世界瑰宝，它们被拍摄为影像，又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财宝。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第九节　在特殊历史上构筑的未来

——“香港回归与一国两制”的走向

黄帝是传说中的圣王，是否真实存在还不得而知。但每年清明节，陕西省的黄帝陵还会举行公祭活动。现存最早的祭文写于明朝洪武四年（1371）：“……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祭文向黄帝汇报了平定天下、建立新王朝的事情。祭文是以洪武帝的名义撰写的，自然是最严肃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55年开始举行黄帝陵公祭，1962年后中断了19年，之后又从1980年恢复了公祭。

我作为陪祭人参加了1987年的公祭。当年的祭文中有“……文化昌盛，经济繁荣，一国两制，五洲共钦，祖国一统……”等内容。

此时的“一国两制”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十年以来，我认为“一国两制”并不是一句模棱两可的口号。

1984年12月，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极不情愿地签署了同意返还香港的共同声明。香港回归中国由这一文件确定下来。

不用说，为了迎接香港回归，中国考虑了各种情况，并准备了应对策略。既然叫“一国两制”，就要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但究竟保留到什么程度，目前只能凭空想象。

华人占香港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太平洋战争中被扣押在沈阳的英国人香港总督杨慕琦[23]回到香港后，实施了“华人优待政策”。由三十人组成的市议会成员半数改为华人。这就是所谓的“优待”。三十名议员中，十名由政府委任，其余二十名则为民选。二十名民选议员中，十名洋人是以全香港为一个选区选出的，参选资格是在香港居住一年以上。而华人的选举方式则是将香港分为十一个区，每区分别选出一人。然而，只有在香港居住十年以上才有竞选资格。战后五十年，特别是香港回归前夕，选举方法有所改善，但基本上如上文所述，变化不大。

殖民统治的主调是歧视，香港被殖民统治时也是如此。长期以来，洋人的居住区禁止华人入内。英国在殖民统治香港的五十五年里，颁布了针对华人的“宵禁令”。晚上11时（不久改为10时）后华人便不能外出。在1908年9月的英文报纸上，有人提议应当在电车和公园里设置洋人专用座位，不跟华人混在一起，华人因此群情激愤。

有必要回顾一下发生于1923年3月4日的沙田事件和1925年的沙基事件。沙田位于香港，沙基则是广州的街道名称。但是，在那里被英国用机关枪射杀的六十二名牺牲者都是香港的工人，原因是海员罢工[24]。香港总督因此被撤换，由金文泰[25]出任第十七任总督。在此之前，行政机构中的三名非官方委任议员都是洋人，新总督上任后首次任命了一名华人。立法局非官方委任议员定额六名，其中华人两人，此时增加到三人，但定额也增加到了八人。

这种微不足道的“优待”也并非唾手可得，而是用沙田和沙基的牺牲者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香港这座城市，让香港有新的发展，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多人都在关注着这个“一国两制”，他们都抱着一种期待：或许“一国两制”能成为拯救这个病态世界的一剂良药。

[1]地名，隶属今湖北省荆州市。

[2]今山西省运城市。

[3]日语原文为“协护国忠义大帝”，或为作者笔误。

[4]指日本训读汉文时在汉字左下角标注的符号。

[5]古埃及人使用的一种文字体系。

[6]室鸠巢（1658—1734），日本德川中期的儒学家，著有《太极图述》《赤穗义人录》等。

[7]明朝李攀龙编纂的唐诗选集。

[8]宋代周弼编写的诗集。

[9]《雨过天青》，陈舜臣随笔集之一，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10]时为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

[11]1980年4月13日—5月28日，由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中日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放送社联合组织的“鉴真和尚像中国展”，先后在江苏扬州和北京展出。

[12]日本中央省厅文部科学省所管辖的外局之一，负责统筹日本国内文化、宗教交流事务，设置于1968年。

[13]森本孝顺（1902—1995），日本唐招提寺第八十一代住持。

[14]司马辽太郎（1923—1996），日本作家，代表作有《枭之城》《功名十字路口》《宫本武蔵》等。

[15]日本九州南方海面上奄美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属于日本鹿儿岛县。

[16]日本宫古列岛的主岛，地处琉球群岛西南部，先岛诸岛东部。

[17]柳田国男（1875—1962），日本民俗学创立者。

[18]义净（635—713），唐代译经僧，河北涿县人。

[19]菩提达摩（？—535），南北朝禅僧，为南天竺人或印度人，将佛教禅宗带入中国。

[20]鸠摩罗什（344—413），东晋时期后秦高僧，天竺人，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中国新疆库车）。

[21]真谛（499—569），南朝时期天竺僧人。

[22]伊本·白图泰（1304—1377），摩洛哥穆斯林学者，旅行家。

[23]杨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1974），第二十一任香港总督，太平洋战争后，于1946年复任香港总督。

[24]1922年1月12日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25]Sir Cecil Clementi（1875-1947），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1925年至1930年任第十七任香港总督。

后记（文库版）

本书主要收录了我在几套系列丛书里撰写的随笔。

第一部《万邦宾客》是NHK出版的《故宫》（全4卷）各卷末尾的文章。当时北京和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无法汇聚一堂，但NHK的节目组与两座博物院交涉成功，使两院藏品能在影像中同时出现，电视节目已经放映了几次。《故宫》就是将电视节目的内容整理出版的成果。这项工作我也参与了，但我觉得优秀的文物无论置于何地，都应该为喜爱它的人所拥有。身处21世纪，我们应当超越国籍和种族的差异，将其视为全人类的瑰宝。我在大英博物馆作的诗就以“秘文名画万邦宾”一句作结。

我很喜欢“万邦宾客”一词，因此把它用作本书的书名。

第二部《西域·丝绸之路》由读卖新闻社出版的《丝绸之路全纪行》（全五卷）各卷中的文章组成。我在文中介绍了一个观点，即敦煌第十七窟之所以被封上，并非因为担心西夏侵略这一迄今为止的定论，而是对自西而来的喀喇汗王朝有所忌惮。我自己也找到了这样的证据，自1976年我撰写《敦煌之旅》以来，敦煌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第三部《边境历史纪行》是我对白水社策划的系列图书各册做的解说。

第四部收录了几篇新近撰写的随笔。这里要提到一些私事，1994年我大病一场，出院第四天就遭遇了阪神大地震。正因为这几篇随笔的写作是以这种苦难为背景的，所以才令我难以忘怀。

2001年6月

陈舜臣

花狸居主

（日）陈舜臣　著

苏君业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狸居主／（日）陈舜臣著；苏君业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1

（陈舜臣随笔集）

ISBN 978-7-5146-1752-8

Ⅰ．①花…　Ⅱ．①陈…②苏…　Ⅲ．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4645号

Copyright © Chin Shun Shin 2006 Printed in Japa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花狸居主

［日］陈舜臣　著　苏君业　译

出版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田朝然

责任印制：焦洋

营销主管：穆爽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　　编：1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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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32开（787mm×1092mm）

印　　张：7.125

字　　数：123千字

版　　次：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德富泰（唐山）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5146-1752-8

目录

传奇作品中记载的中日围棋对弈

古代善于雕刻的名人

遗失于民间的巴比伦通天塔

出自国粹主义者之手的诡异文字

十八年之等待，非尔所知也

“昭君悲剧”背后

人生乐在相知心

一年之计在于“冬至”

童年的乐园——通关自由的神户港

被算命先生左右的清朝战争

慌慌张张改名为哪般？

主张博爱与反战思想的墨子

关注“保护弱者”的墨子派

那些被遗忘的天灾的“证人”

神户居留地和中华街的诞生

消失已久的有轨电车

与走读同学的“多期多会”之缘

相扑比赛禁令以及相扑摔跤场的历史

马匹与国运

历史上假借“虎威”的中国士兵

以“字”解决同名同姓问题

左与右的命运，宛如鞋子与木屐

紫阳花名源于白居易

孙子提倡的“谍战”

今东光和尚所赐的免费戒名

开心事不用记录

信历法，尽天命

没有石器的“中华思想”

沿袭至今的“大安”和“佛灭”

极简而又娴熟的贿赂方法

消失在波涛中的宫古的历史

台风中历练出来的“尚武之乡”

伴随着铃声的号外报纸

鞋被人错穿到东京

放弃学习日语的巴金

亚瑟·威利是神仙？

杀鸡焉用“牛刀”

环肥燕瘦

谁吃掉了狮子？

形式各异的中日《新青年》

掩盖俊美相貌的假面武士

超越国界的市民救援行动

传到中国台湾的歌曲《荧之光》

武夷山三十六峰

“谎话连篇”的马可·波罗

八十一岁的“半寿”和“盘寿”

十二属相里为什么没有猫？

被孙悟空蔑视的土地公

何谓花狸居主？

爱护动物，视国情而为？

祭祀“悔恨先生”的凑川神社

我是猫皇帝

互赠礼品让人无所适从

竹马之友抑或抗衡对手

在宇奈月温泉“作诗一首”

区别“兿”与“芸”

暴怒大叔——铁道卫士的魄力

安集延探险之荣耀

千年等待，只为恋人归来？

骨折三次与那些如履薄冰的岁月

“落华生”的父亲是地道的中国台湾人

与“常胜海军将领”同名

古董级车票的有效期

《水浒传》中的酒旗

因人而异的“声纹”

好书史中藏

罕见的钢笔手稿

由地震悟出写作之道

不时不食

悄无声息地改用阳历

薄如纸张的高价茶杯

无畏战列舰和大舰巨炮主义

生死观折射出的懊恼

上下级关系与“左右”关系

啊！可怜的狗

随烟消逝的历史资料

“共同体”之梦

日本堪称保存古书的仓库

我与“有礼”有缘

逃，还是不逃

与年轻时的自己重逢

童年时代留着辫子的父亲

“改名”带来的麻烦

孩子怕生，只是母亲的想法

一片冰心在玉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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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作品中记载的中日围棋对弈

世人皆在意来自外界的评价，日本人也不例外，这似乎已成定论。

日本人最早出现在外国文艺作品中，是在唐代苏鹗撰写的笔记小说集《杜阳杂编》。虽说文中首次言及日本人，但毕竟是一本短篇文集，涉及日本的不过两篇而已。

其中一篇提到“日本王子”，他是日本无人能敌的围棋高手。大中年间（847—859），他初到唐朝，与当时代表唐朝围棋最高水平的棋王顾师言对弈，在平分秋色的博弈中，最后，顾师言险胜日本王子。

当时，相当于唐朝外交大臣的鸿胪卿正站在日本王子身边，于是王子向鸿胪卿请教：“顾先生在贵国围棋界排第几？”鸿胪卿答道：“算是第三吧。”事实上，顾师言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棋王。但是，正如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员在外事场合首先考虑国家声誉那样，鸿胪卿很机智地说了谎，这种谎言也就是所谓的大国尊严吧。两国顶级围棋高手对弈，若说唐朝棋王险胜，的确有损大国颜面。日本王子虽然无奈，也只能是发出一声叹息：“小国的棋王竟不及大国第三棋士。”这本文集关于日本人的描述也就言及至此。

而且这件事也未必属实。唐朝大中年间，实际上距离最后一批遣唐使藤原常嗣从唐朝返回日本还不足十年，按理说日本王子此时也不会出现在唐朝宫廷，归根结底不过是个“传奇”罢了。

若说捕风捉影，“日本人棋艺高超”的传说曾经盛极一时，似乎也确有其事。

第十七次遣唐使节中，因有空海和最澄这两位高僧而名噪一时，其中还有一位叫伴小胜雄的围棋高手。因日方知道唐朝皇太子的亲信中有一个叫王叔文的围棋高手在侧，于是特地派他随行，以求友好切磋棋艺。可能由于伴小胜雄在唐朝到处与人对弈，才使“日本人棋艺高超”的传说得以流传于世。

2003年10月6日

古代善于雕刻的名人

唐代《杜阳杂编》中同时还介绍了倭国人韩志和的故事。

作者苏鹗在介绍日本王子时，用的是“日本国”，而提到韩志和，用的却是日本旧称“倭国”。同一本书中连日本国名都没统一，可见《杜阳杂编》也确实有随意编写之嫌。此书自序中记载的出版时间是乾符三年（876）。

“韩志和”这个名字不像是日本人的名字。他曾是飞龙卫（近卫师团）的一员，是官居近卫的将校。唐朝是世界帝国，在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天下能人都可以作为士兵或官员被招致朝廷麾下。阿倍仲麻吕也在其中，他在唐朝名为晁衡，官居唐朝秘书监（帝士文书馆长）这一要职。

韩志和理应有一个日本名字，但无从考究。他身怀树雕之绝技，经他雕刻的仙鹤和喜鹊能啄食、能悲鸣，且腹中装有带发条的机关，上天能飞三百多米。后来他制作动态模型的绝活儿上达天听，于是他的作品被呈至宫中，以悦龙颜。他还精心为皇上制作了一张类似板凳的“见龙床”，说是脚蹬上去就能看到飞龙。

“哎？龙真的现身了！太可怕了！你们赶紧把它拿走！”

笨手笨脚的皇帝刚把脚踏上“见龙床”，就吓得失魂落魄。这御前验证也就不得其果。

韩志和见状马上跪拜谢罪：“皇上息怒，接下来请允许微臣给皇上演示一下蝇虎子[1]。”

巨大的飞龙吓坏了皇上，这次改为诸多小蜘蛛结成的蜘蛛群，兵分五列，跳着时下流行的“凉州舞”。

“这个多少还有点儿看头。”皇上称赞有加并予以赏赐。

韩志和对皇上的赏赐不屑一顾，随意转送给了他人。可能是他不满皇上那句“多少还有点儿看头”这近似苛刻而又吝啬的评价，于是从此销声匿迹。

为区区小事而耿耿于怀，这就是日本人的胸怀？一千多年前就能把大东西雕刻成小巧玲珑的模样，这就是当时的名人韩志和！如此说来，从一片芭蕉叶子中，能琢磨出现在大家使用的扇子，这确实是日本人所为。

2003年10月20日

[1]一种蜘蛛，不结网，在墙上爬行，捕捉苍蝇为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诡习》中有记载。（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遗失于民间的巴比伦通天塔

有一个词叫作“仿古”，意为模仿古代的习俗或做法。还有一种文体，叫作“仿古文”。模仿源于敬重，所以我们才会模仿，才会对远古的东西深信不疑。

相反，也有一些人对古代的东西嗤之以鼻。为了加以区分，我们姑且把这些人称为“疑古派”。他们对古代的东西万般唾弃，神话也好，传说也罢，对他们来说都只不过是海市蜃楼，根本没有正视的必要。

德国著名考古学家施里曼1871年起发掘爱琴文明遗址，在那以前，很多人认为荷马所描绘的特洛伊战争也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科尔德韦发掘巴比伦通天塔之前，通天塔也不过是传说中的塔。巴比伦塔是大洪水之后人们开始建造的通往天堂的高塔，可是上帝嫉恨凡人的冒犯，于是便命令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无法沟通，从而阻止了计划的实施（《圣经·旧约·创世纪》）。

虽然这个计划长期搁浅，但是进入新巴比伦帝国时代后，诸王继续造塔，在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期间（前605—前562）终于竣工。历经两千五百年的风吹雨淋，这座通天塔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科尔德韦发掘的也仅仅是通天塔的遗址。该塔底座是正方形，长宽高均为九十米。发掘时，通天塔裸露在地面上的部分早已化为乌有。

科尔德韦的考古发现是对那些否认通天塔存在的“疑古派”最有力的回击。

巴比伦的庶民百姓居住的是土房子。由于少雨，容易干裂的土房用不了百年就得翻修重建，历时一两千年，不断重建的房子渐渐堆成了土丘，被称为“遗丘”。

巴比伦通天塔是国王诸侯的王宫，不是百姓的土房子。由烧出的砖瓦建成的王宫乐园，对百姓来说可望而不可及。有朝一日，帝国王朝崩溃，人们就趁机抢走了质地坚固的砖瓦来加固自己的陋室，有了砖瓦加固的房子以后，那些由百姓土房子堆成的“遗丘”也必然风化在历史的时空里了。

2003年10月27日

出自国粹主义者之手的诡异文字

最近发生了一件很荒诞的事情。有人把事先伪造好的旧石器掩埋到某处地下，然后再挖出来，以示天下又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并以此来证明日本文明的起源比现在公认的时代更加久远。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而伪造遗址的这些人恰恰又都是学术界公认的专家，这就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这些专家想必是难以接受日本文明的起源晚于其他地区这一事实，才出此下策的。他们伪造的遗址，也许可称为一种“爱国行为”。

当媒体曝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江户时代发生的“神代文字”[1]。众所周知，日语的假名是根据汉字的草书和行书的一部分演变而来的。这是日本祖先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不朽文化，也是享誉世界的重大发明。

对日文假名源自中国文字这一事实耿耿于怀的那些国粹主义者，其实早在江户时代就曾粉墨登场过。当时他们就像平成时代伪造遗址的那些专家一样，编造出一种“神代文字”，还煞费苦心地把这些文字刻在石头上，然后到处掩埋，并称之为“日文”，曾经名噪一时。

这种文字近似韩国文字，而且有着极其合理的文字体系，所以那些学者便趾高气扬地宣称：“我们的祖先实际上创造了比假名更完美的文字。”以平田笃胤为代表的那些学者，对此文字也津津乐道。既然这种文字优于假名，并出现在假名文字之前，那人们为什么还要沿用劣于“神代文字”的烦琐假名呢？实在令人费解。

其实，神代更早，音韵数量理应更多，但是却与假名文字时代数量相同，这就难以自圆其说了。也就是说，所谓“神代文字”，不过是破绽百出、虚构捏造出来的文字而已。

2003年11月10日

[1]神代文字是指日本神话时代的文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被部分在野学者宣传为日本最早的文字，以此表明日本于史前已拥有独立文化，学术界普遍视此为近人虚构。

十八年之等待，非尔所知也

日语中“不落俗套”一词，指的是在不拘礼节的宴会上，无高低贵贱之分，皆可尽情狂欢。用现在的话来讲，叫作“发泄”。如若不然，人就会变得压抑、郁闷。

中国古代春秋季节庙会的“春社”“秋社”之日和12月的“腊日”这三天都可以不落俗套地尽情畅饮。一般来说，春天在农活开始之前，秋天则在秋收之后举行。春秋季节的“社日”分别指立春和立秋后第五个“戊日”，“腊日”则指冬至后第三个“戊日”。后来被固定在每年的12月8日。

普通老百姓一年中除了这三天也吃不到什么美味佳肴，在娱乐匮乏的时代，能够欣赏到有钱人对酒当歌也是一件幸事。

孔子（前551—前479）当年也曾出游，去看腊日的宴会，弟子子贡与之同行。子贡出身富贵，同时也是孔子出游活动的赞助商，但他却非常迂腐，以至于孔子死后他为之披麻戴孝六年，也确实是个死脑筋。

《礼记》这样记载着二人的对话，孔子问：“赐也乐乎？”子贡答：“一国之人皆狂，赐未知其乐也。”意思是举国上下近似疯狂般地寻欢作乐，我不知道世人因何而乐。见子贡如此回答，孔子便告诫他说：“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意思是百日内仅有一天快乐的日子，其他日子必须汗流浃背地辛勤劳作，对于像你这样的富人来说，当然不知道百姓其乐之所在了。

阪神棒球队十八年来第一次夺冠，球迷们兴奋得跳进道顿堀[1]，他们对常胜将军——巨人队的球迷们说：“十八年之等待，换来一日之泽（夺冠），非尔所知也！”

2003年11月17日

[1]道顿堀是位于大阪市的运河。以邻近的戏院、商业及娱乐场所闻名，也是最受大阪市民欢迎的地方之一。

“昭君悲剧”背后

歪曲历史事实的世俗之说，有时竟出乎预料地横行于世。

“前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这段历史的时间很明确，在改年号的诏书中，写着“赐女官王昭君为单于（匈奴王）之妻”。于是王昭君被迫与匈奴王和亲，成为单于的若干妻子之一。这是正史记载的历史事实。

元帝赐给单于的女子必须从女官中选拔。把美女拱手送给别人，皇上当然不悦，于是他想到让一个姓毛的画师为宫女们作画，从中选出最丑的一个嫁出去。宫中女子为了取悦画师把自己画得更美而纷纷贿赂他。对这种把戏不屑一顾的王昭君，理所当然地被画成丑女而远嫁匈奴。临行之际前来跟皇上道别的王昭君，竟然是一位绝世佳人，元帝这才知道画师欺骗了自己，虽然对其加以处罚，但王昭君远嫁匈奴之事已成定局，元帝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这些其实都是世俗之说。常说帝王后宫三千佳丽，元帝在位时是西汉末期，当时或许并非如此奢华，但至少后宫也有近千人。若真的为这么多佳丽一一作画，耗费的时间实在令人质疑。再者说，与其凭借画像判定美丑，还不如召集后宫佳丽，直接由皇上钦点来得快，而且佳丽们经常服侍皇帝，皇帝对她们也基本是心中有数才对。

所以上面的世俗之说也只能是怪说、妄说。

匈奴后来因内乱和气候恶劣导致国力衰退。这一年单于朝贡汉朝，也是竭尽“降伏”之意。这也正合长期恼于匈奴骚扰的汉元帝之意。为纪念单于前来朝贡，汉元帝特改年号为“竟宁”，寓意“终于安宁”的和平时代的到来。那必然会把单于视为国宾而万般礼遇，也就谈不上如此失礼，选个最丑的女子赐予单于了。

当时的匈奴王是第十四代的呼韩邪单于，正在和其兄郅支单于两权相争。这时呼韩邪找到汉朝做靠山，在汉朝远征军的帮助下打败了兄长。如此一来，呼韩邪倾心于汉朝，心存感激之念入朝拜见汉元帝，这时恩赐的妻子便是王昭君。

2003年12月8日

人生乐在相知心

王昭君作为悲剧女性，《明妃曲》[1]中收录了许多吟咏她的诗歌，以王昭君为主题的这组诗歌中，西晋以后的作品居多。为避开西晋实际建立者司马昭的“昭”字，刻意把“昭”改为“明”，这才有了《明妃曲》。

汉都长安的宫女远嫁生活在沙漠帐篷中的匈奴王，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最后饱经思乡之苦而客死边塞。每当历代朝廷与塞外边疆势力抗衡，军事及外交摩擦加剧的紧张时期，都会大肆渲染“王昭君的悲剧”。

北宋曾经遭受西夏和契丹等边塞诸国的骚扰，全国上下排外情绪高涨也在情理之中。在此背景下，当时的文人，即后来的宰相王安石（1021—1086）为王昭君赋诗两首，收录在《明妃曲》中。其中有一句：“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受汉恩极浅，皇帝有上千位后宫佳丽，王昭君不过是上千人中的一人。匈奴的单于有几个妻子不得而知，但长期游牧生活环境下，顶多不过五人吧。事实上，王昭君还为单于生了三个孩子。

汉朝和匈奴长期和平相处，每年都有使节团往来。使节团中也总有王昭君的后人随行。王昭君出生于湖北，从湖北老家到当时京城长安路途遥远，回乡省亲基本无望。但她的后人却能作为首领一族，不断地往返于匈奴和汉朝之间，堪称幸事，毕竟一般宫女一旦入宫也就意味着永远告别家人。

王安石写下这首诗时三十九岁，还不是宰相，但也是朝中高官。当时有一个叫范冲的大学者以《明妃曲》“坏天下人心术”来诋毁排挤王安石，害得王安石差点在政治上失利。“人生乐在相知心”，姑且不论上句的汉与胡，好诗好在后半句！

2003年12月15日

[1]《明妃曲》是宋代文学家王安石的组诗作品，被称为是吟咏王昭君最好的诗作。

一年之计在于“冬至”

时值收新挂历的年终岁尾，新一年的日记或记事本等摆满柜台。依照惯例，日本大多数日历上都没有农历。因为有了新年，所以农历新年就被淡忘了，这多少有点不近人情。

在国际化时代的今天，世界上还有十几亿人因农历新年的“春节”而放假休息。中国人在这一天饮酒助兴，当然还得碍于情面打若干贺岁电话，这在新加坡等地也一样。

日本人用的记事本中依旧标注大安、佛灭、友引等“六曜”的说法，这是日本使用的六天为一轮回的历法，分别是先胜、友引、先负、佛灭、大安、赤口。这种历法，据说是源自唐朝初年李淳风的学说。可是在中国此历法早已被废弃，即使提起此历法，我觉得有些人也会认为这是源自日本的风俗。

现在很多日历上也看不到二十四节气了，但我还是希望能把“冬至”保留下来。

据慈觉大师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当时（9世纪）唐朝的冬至甚至比新年更热闹。

人们只要一见到圆仁，便会上前道贺：今天是冬至节，和尚万福！

公元838年7月，圆仁遣唐使一行进入长江流域以后，便留在扬州的开元寺，以迎接冬至。

圆仁写道：“此节皆同于本国（日本）1月1日新年，俗家寺家各备百味祝宴，僧侣们亦皆以三日为期，庆贺冬至节。”唐朝冬至节和新年一样，都是休息三天。

在北半球，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以此为界，白昼会越来越长。相对于漫长的黑夜来说，人们更喜欢温暖的白昼，也因此认为白昼就是上天的恩赐，才把白昼最短的一天作为一年之始。从这个意义上讲，唐朝冬至这天大家需要彼此道喜，时至今日，我们也似乎能理解他们那种喜悦的心情。

从冬至开始把一年划分成二十四份，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清明、谷雨等别有韵味的名字便应运而生。

2003年12月22日

童年的乐园——通关自由的神户港

昭和十一年（1936），我们小孩子看到行驶在大街上棱角不太分明的盒子状的汽车都会欣喜若狂：“啊，这就是流线型汽车！”为什么那么久远的事情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就是因为当时流线型汽车也叫“三六年车型”。模糊的记忆中，那种汽车后面的标牌上也确实写着“1936”的字样。

当时汽车还是个稀罕物。我们这些住在神户海岸路五丁目的顽童经常打赌，下一辆从近似直角的六丁目处拐出来的汽车到底是不是流线型汽车。

当时是昭和十年（1935）前后，孩子们耍小聪明还可以免费乘坐出租车。当然，要规规矩矩戴好帽子，家庭条件好一点儿的最好还要穿皮鞋。这样，当出租车驶来时，司机就会招呼你：“去看船吗？”地点就在现在的神户市办公厅附近。

那时的海关，出租车不搭载乘客是不许进去的。每当有观光船驶入港口（当时神户版的报纸上有船舶进出港信息栏），我们就能享受免费的出租车了。

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一旦海关有人检查，就撒谎说：我爸爸是船员，今天回来，我是来接爸爸的。

搭免费出租车固然开心，不过我更喜欢在海港看船，还装腔作势地定期订购了杂志《大海与天空》。我经常徜徉在海港码头，如痴如醉地看着那些大船。回家后也总能够看到隔海相望的川崎造船厂的大吊车，还有那些不知道是在建造还是在修理的大船只。这一切令我流连忘返，乐此不疲。

1936年的一个下雪的日子，德国的一艘小型战舰驶进了神户港。

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没有实力造出大型军舰。而这种德国制造的小型战舰，实际上类似巡洋舰。当天我一个人冒着大雪去观看军舰，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得以进入军舰内部参观。

那时我虽然正面临中学的升学考试，但根本没有把考试放在心上，依旧悠然自得地到处游逛，真是心宽。可是就在那个下雪的日子，东京发生了日本“少壮派”青年军官杀死政府重臣的“二二六事件”[1]。

2004年1月5日

[1]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数“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要求实行“国家改造”、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后被镇压平息。

被算命先生左右的清朝战争

义和团运动始于1900年，1901年签署了平定运动的协定，这可算是二十世纪初的重大事件。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有个叫彭述的御史相信算命先生的话，“义和团的咒文连炮火都难以把它点燃，堪称法力无穷，可以借此抵抗洋人的炮击，因此大可不必惧怕洋人”。

此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由于英国军舰上的大炮命中率极高，有个叫杨芳的将军便认定，英军一定是用了什么魔法。为了破解英军的魔法，他听信算命先生之说，只要对着英军摆满女人用过的尿桶就可抵御洋人，因此便大量征集当地百姓家的尿桶。当然，这纯属徒劳之举，杨将军的阵地最终还是被英国军舰的炮火彻底击垮。

1879年，清朝全权大使崇厚远赴沙俄，缔结了俄国归还伊犁的条约。清军击退了来自中亚的阿古柏[1]对新疆的侵略，一直战败的清军这次难得取胜。

可是签署的条约内容却令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大为吃惊。好不容易赢了这场战争，从签订的条约上看，清朝俨然是战败国。条约上答应赔偿五百万卢布，甚者割让领土给沙俄。难道还是谁逼着他们来侵略清朝？难道还要给战死的敌军头领阿古柏赔款？

阿古柏之乱给新疆带来空前的灾难，沙俄以保护新疆伊犁为名占领伊犁，约定一旦平定战乱，就把伊犁地区归还给清政府。他们美其名曰占领伊犁期间曾经保护过伊犁，所以清政府应该支付保护费。

而这个崇厚听信算命先生某月某天不回清朝必亡的谗言，一门心思只想早日打道回府，所以根本没有斟酌条约的具体内容就糊里糊涂地签约了。

崇厚回国后，被清政府定为死罪。沙俄自知理亏，勉强同意重新交涉条约事宜，但条件是清政府必须撤销崇厚的死罪，最后清政府也只能妥协了。

2004年1月19日

[1]也叫雅霍甫，汉名为阿古柏。他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中亚屠夫”。

慌慌张张改名为哪般？

我有一个朋友，由于父母偏信用名字算命而不得不改名，这大概源于昭和初期比较盛行的用名字算命的习俗。

记得以前在学校的国史年表课上老师讲过这样一件事，说奈良时代有一个叫道静的僧侣恶意地把跟自己作对的和气清麻吕和尚的名字改为别部秽麻吕。从那时起我就对改名没什么好印象。

其实改名也并非简单之事，至少得有个理由，比如同一街道出现了同名同姓的人，那就只好改名。难得父母或者好心的长辈赐给的名字，真不能轻而易举地改掉。不过也有一些让人无法忍受的名字。比如在我的老家中国台湾，把名字起得太好，反倒会招致神灵的妒忌，所以有时候还故意取些卑俗的名字。比如“乞丐”，我在中国台湾做教师的时候，我学生的父母中确实有人叫过这个名字。

中国有的地区的人把5月5日视为最坏的日子。据说门下有三千食客的孟尝君，就因为是5月5日出生的，他的父亲下令放弃这个孩子，但是他妈妈却背着人偷偷地把他抚养成人。一般家里遇到这种事情，都是表面上暂时放弃孩子，但随后又马上把孩子捡回来继续抚养。这样的孩子在日本被称为“舍吉”“舍松”。

我还有一个朋友，因为是在父母去欧洲旅游后所生，所以被取名为“伦敦”。可是后来日本宣布向美、英开战，要征兵检查时，他父母马上慌了神。起着敌人首都的名字，是很容易遭到他人铁拳相加的。于是他只能通过出家的途径，顺理成章地得到一个合理的法号。日本法律规定，出家的法号可以视为本名，因此他成功地改掉了“伦敦”这个名字。

听东光先生说，他的真名叫东光，出家之后得一法名叫春德，他现在使用的笔名，实际上就是过去他自己的真名。

2004年1月26日

主张博爱与反战思想的墨子

小泉纯一郎首相在2004年1月19日的施政演说中，引用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的话，“为义非避毁就誉”（行使道义，并不是为了避免他人诋毁或者赢得荣誉）[1]。

大概小泉首相在往伊拉克派遣自卫队时，就预料到可能会招来人们的非议。不过小泉可能不知道墨子同时也是一个反战者，在其著作中就有“非攻”一说。“非攻”就是说要谴责攻击者。

非攻论者的墨子不仅仅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和其弟子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当A国进攻B国时，墨子就派人去帮助B国防御。这个组织也是积极反侵略的组织，因为其帮助被进攻的一方，所以有很多精于筑城的防御专家。

作为大国的楚国想进攻弱小的宋国，墨子闻讯率三千弟子竭力保宋[2]。当时楚国有一个叫公输盘的名将，墨子进入楚国，公开叫板公输盘，两人在类似作战沙盘上模拟攻城，最后墨子获胜。楚国由此断定难以战胜如此精心备战的宋国，于是决定退兵。不战而胜，这就是和平反战的效果。

墨子热衷于周游全国，推广“非攻”的主张，而这时孔子和其弟子也云游全国，推广儒家思想。

有句话叫作“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说的是孔子和其弟子全国四处云游，宣传他们的主张，每到一处，坐席还没坐暖，便又匆匆赶路。而墨子和其弟子的做法是，如果遇到东边国家遭受侵略，他就去为之筑城防守，遇到西边国家遭受攻击，他就去为之挖沟筑壕。往往他家的烟囱还没熏黑，便又匆匆赶到别处去助人了。

墨子的弟子好像都是建筑及土木行业之英才，他始终倡导的博爱思想（兼爱）与和平主义（非攻），显然没有停留于口头，而是贯穿于行动中。

墨子和其弟子如果今天还在世的话，一定会站在被进攻的一方，而且不仅仅口头声援，还会扛着铁锹前去助阵！

2004年2月2日

[1]小泉前首相以墨子之言来强调派遣自卫队支援伊拉克重建的意义。对此受到在野民主党诋毁，他们认为小泉误解了墨子的本意。其意为“行使道义是一个人理所应当的事情”。

[2]出自《墨子·公输》中“墨翟陈辞，止楚攻宋”的典故。

关注“保护弱者”的墨子派

美国有不少军人文身，其中有的不是“刺青”，而是涂上蓝色墨水或者把带有图案的塑料贴胶直接贴到皮肤上。

文身也叫“纹身”，古典《礼记》中介绍说这是东方夷人的习俗。大家所熟知的《魏志·倭人传》中就有记载，其中“东夷传”一节介绍说，倭人（日本人）男性皆文身，并解释说男人潜水捕获鱼贝类时，文身图案能吓跑大鱼或水鸟。

听起来文身好像是一种海边渔民的习俗，对那些住在寒冷地区很少入水工作的人来说，文身毫无意义，所以欧洲就没有与“文身”相对应的词。

英语的tattoo指的是文身，库克船长[1]用当地土著的语言把南太平洋盛行的这种风俗介绍于世，已经是十八世纪后期的事情了。

文身有时也作为一种惩罚被强行文上图案。小泉首相曾用这种观点解释墨子的“墨”字，是指一群由受刑者聚集起来的组织。

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墨”就是那些总是随身携带墨斗（墨盒）的人，比如我们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工地上画线的设计师或者木工这一阶层的人。墨斗是画线时必不可少的道具，那些携带墨斗的人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墨子门派。

战国时代，儒墨两家长期争执的结果是儒家获胜，墨家惨败，所以关于儒家的文献资料不计其数，而关于墨家的记录却寥寥无几。《汉书》中记载的墨子著作有七十一篇，而现存仅剩五十三篇。

墨家著作的根本思想在于平等。他们要保护弱者，并无偿地为其防守。这种人生哲学当然遭到士大夫的摒弃，其结果这些思想只能游荡于社会底层，在侠义之士的世界里得到推崇与传承。鉴于这层意义，好像墨家思想最近又被中国人所关注。

2004年2月9日

[1]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曾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

那些被遗忘的天灾的“证人”

去年是关东大地震八十周年，明年是阪神淡路大地震十周年。有关神户地震的记忆，仅仅十年就逐渐被淡忘，这对住在神户的我来说实在难以想象。

现在体验过关东大地震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我是1930年上的小学，同年级学生一般是1923年4月2日至1924年4月1日出生的。关东大地震发生在1923年9月1日，我同学基本都还是婴儿或者还在妈妈腹中。司马辽太郎[1]是那年8月出生的，地震时他刚出生不久。我出生于1924年2月，地震时还在妈妈腹中。当时关西地区受关东大地震影响并不大，但是我们一旦在学校嬉闹起来，老师就会冲着我们怒吼，“你们这些大地震后出生的孩子，整天就知道吵吵闹闹”。

说起“淡忘”，鸭长明在《方丈记》中记录了1185年大地震三十年之后的情景，并感叹道：“日月流逝，此去经年，无人提及。”可就在同一年，平家在坛之浦之战[2]中败北，对此很多人倒是一直“津津乐道”，多年以后也念念不忘。

元禄地震那一年（1703），新井白石在《折焚柴记》中对灾情做了详细的记录。如若不然，关于这一年的记忆可能大家只记得剖腹自杀的赤穗浪士。

1938年神户水灾，导致三千七百人死伤或失踪、七千多间房屋被冲走、二十二万户房子被淹没的悲剧发生。时值战乱，况且神户水灾属于地方性灾害，这就愈发容易让人淡忘。关于这场水灾，谷崎润一郎在《细雪》中进行了详细描述。

那不是一般的洪水，而是从六甲山的深山里喷涌而出的山洪，泛白的浪尖卷起的怒涛一浪高过一浪，宛如完全沸腾的开水。

不仅仅是这些文学作品，还有同样令人震撼的记录以前灾难的影视作品，这些都将成为提醒人们不要忘却过去天灾的“证人”。但是以后是否真正有人去关注这些问题，实在令人担忧。

2004年2月23日

[1]司马辽太郎（1923—1996），日本作家。代表作有《猫头鹰之城》《龙马风云录》《国盗物语》等。

[2]又称“坛之浦合战”。发生于日本平安时代末期，为“源平合战”的关键战役之一，由源义经发起。此战之后西方诸势力再也无法与源义经所率领的源氏大军抗衡。

神户居留地和中华街的诞生

记得小时候老师站在神户大丸百货前告诉我们：“以前，从这里开始日本人就不得入内。”

那里就是居留地[1]。

日本最初于安政六年（1859）在横滨和长崎划出了居留地，接着于庆应三年（1867）又在大阪和神户划出了两块地。为什么在大阪和神户要比横滨晚了近十年？据说是因为他们不敢冒犯讨厌洋人的天皇（孝明天皇），才拖延了对外开放的港口。

当时攘夷浪士[2]袭击外国居留地的传言盛行，所以日本的居留地进出管理比中国的租界要严格得多，也因此形成其内部与日本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异域景观。

昭和初年（1926）小学老师教育我们：国弱民耻，甚至日本警察对居留地内部的事情也鞭长莫及。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其实力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到了1899年7月，这些居留地终于回归日本。

神户大丸百货前的马路是居留地的分界线，以此往南四万坪[3]，就是被租借出去的“条约公民”的领土。当时中国人虽然不是条约公民，但为了给这里的英国人提供服务而陆续来到日本。住在居留地的人生活上有很多麻烦，他们甚至连日式发髻都不会扎，日本裁缝店也做不出来他们想要的衣服，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上海和香港那些娴熟的手艺人招到日本为他们服务。这些中国人不是条约公民，当然就没有理由住到居留地内。然而要求他们给理发或做衣服的客人却都住在居留地，所以中国人无奈也只能住在居留地附近了，这就是神户中华街的由来。之后这里又陆续出现了餐馆和外汇兑换店等。

1867年神户划出居留地的时候，正在横滨的《泰晤士报》日本特派员曾说过这样苛刻的话：“我一直在质疑，作为大阪的进出港，为什么不选择更方便的大阪地区的另一个城市‘堺’，而选择了神户？神户确实不是最佳候选地，因为神户居留地到了雨季就会变成一片过膝的沼泽，而到了夏季又变成弥漫着尘埃的灼热的沙场。”

2004年3月1日

[1]相当于中国的租界。日本与欧美诸国缔结通商条约后，首先在长崎、横滨两地辟出居留地，以后逐渐扩展到神户、大阪、东京、新潟、函馆等地。1899年被取消。

[2]地方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藩镇武士以“黑船来航”事件为借口，提出了尊奉天皇、排挤洋夷势力的口号，这些武士就是所谓的“攘夷浪士”。

[3]坪：1坪≈3.3m2，四万坪即13.2万平方米。

消失已久的有轨电车

小学时学校就在我家附近，当时大家都是走着上学，好像也没要求小学生要排队上学。最近经常可以看到小学生排队一起上下学，可能是为了防止儿童遭遇交通事故或遇到可疑的坏人。

我读小学的时候是昭和初期，即使在城市中心，来往的汽车也寥寥无几，大家一般都乘坐有轨电车，也叫“市内电车”。电车时刻表是根据上班和上学时间设计的，每两三分钟发一趟。有时电车接踵而至，远远望去好像是串起来的丸子。

到了中学我还是乘坐电车上下学。神户的市内电车曾是市民的骄傲，有的电车车体被设计成流线型，就被人们称作“浪漫号”。偶尔去大阪或京都，看到那里的电车，神户人都会狂妄地、不屑一顾地说：“这是啥呀？这里的电车也太破烂不堪了！”

京都是日本最早开通电车的城市，设计电车的先驱也是采用了当时最新技术，但随着电车在日本的普及，最早那批电车的机轴也旧得早该淘汰了。电车的后发城市神户，“浪漫号”电车早已进化成轻轨，而京都依旧是铃声作响的“叮当有轨电车”[1]，这就越发显得凄凉破旧。但是大城市的有轨电车最后还是非常公平地瞬间被时代的巨浪所吞没。

“浪漫号”和“叮当有轨电车”最后殊途同归。现在有轨电车道也变成一般道路，行人、自行车、汽车、公交车甚至连狗都可以上路。虽然还保留着轨道，但并不意味着电车就有特权可以优先行驶，所以电车司机不能对着路人喊叫：“让路！让路！”而且有轨电车一旦被别的汽车超车，也完全没底气追上去发泄。电车行驶在轨道上，逢站必停，也终于寡不敌众败下阵来。与以前相比（最多十年前），原本三十分钟的路程，现在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以上，万般无奈只能废弃，那已是昭和四十年（1965）的事了。

现在广岛、长崎的有轨电车依旧悠然自得地行驶在马路上。前几天在广岛看到了类似“浪漫号”的新电车，便觉得神户的“浪漫号”确实比这里的电车早了很久很久。

2004年3月15日

[1]源自乘务员拉动绳子向驾驶员发出信号时叮当作响的铃声，泛指对京都有轨电车的爱称。

与走读同学的“多期多会”之缘

从神户到大阪上学，历时五年我都是走读，那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我家在海岸路五丁目，从我家到元町站和神户站基本是等距离，无所谓从哪站上车，主要考虑学校离大阪相对近一些，所以从元町站上车的次数就相对多一些。从三宫站到大阪站，当时中途不停车，不过现在的快速电车中途也至少在住吉站和芦屋站停车，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阪和神户之间居民颇少的缘故。

我偶尔也从神户站上车，原则上只要是坐上早晨七点的电车能赶上第一节课就行。这个时间段就有一趟七点零五分开往鸟羽方向的火车。燃煤的火车在元町等电车专用车站不停，火车开得稍慢一些，即使几站不停，我也勉强能赶上第一节课。乘坐这趟车的人也不在少数，可能是因为当时电车禁烟，而火车则没有这个限制。

每天坐车上学也就与其他学校的学生混了个脸熟，但也只是脸熟，确实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当时都是统一的校服和帽子，根据这些可以判断他们的学校和学院。在环路（当时叫城东线）的京桥站下车的那些学生，根据他们方形帽角上别着的校徽，就能判断出他们是大阪大学的学生，再根据他们校服领子上有一个“T”字样的刺绣，便知道他们是工学院的学生。

从1941年4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期间我都是走读，也结识了很多面熟的走读生。有一个成语叫“一期一会”，说不定哪天在电车中就再也见不到那些熟悉的身影，那只能说明他们或者毕业，或者是应征入伍了。

我们这些走读生算是“多期多会”，都是一路从空袭和战场硝烟中走来的伙伴。其中有个练柔道的外校学生我只记住了他的外号，因为我们学校柔道部的一个学生，总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喂，不倒翁！”

在十年前的一次聚会中，时隔四十年我偶遇了那位被称为“不倒翁”的学生，才知道他仍然健在。他问我：“你还记得我啊？”我回答道：“当然记得！”但嘴上确实说不出他的真实姓名。就在我犹豫之时，他对我说：“是我呀，我就是那个不倒翁呀！”

2004年3月22日

相扑比赛禁令以及相扑摔跤场的历史

我家住在神户海岸路五丁目的时候，我还是初中生，没事时经常在这附近的海边徜徉。当时正值神户海边实施填海工程，已经填成陆地的部分有一半还没铺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是相扑明星双叶山的鼎盛时期，相扑热风靡全国。海边那一半没铺好的陆地就成了最好的摔跤练习场，而且还搭建了一个跟正式相扑比赛相近的摔跤场。当时正好又是夏季，所以孩子们整天在那里摔跤。比赛也可能是由当地居委会举办的，我记得有些摔跤比赛还颁发奖品。

居委会的领导致辞说：“你们要像真正的相扑比赛那样，交替抬高左右两腿并用力踏地，那么这一片填海造出来的人工陆地就会变得非常坚实，也就等于你们为国家做贡献了。”

可是孩子们反驳道：“摔跤也只能把摔跤场附近的泥土踩得夯实，那其他地方怎么办？”有的孩子甚至提出在那里赛跑会更有意义。

江户时代初期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摔跤场。相扑选手摆成圆形阵势并席地而坐，其中两名选手便在圆形场地中间进行比赛，当然比赛空间要远远大于现在的摔跤场。如果两个人中的一个被另一个推到观阵的人群里，或者被另一个人举起来并摔出去，那就算输了。比赛规则也很随意，所以经常有人负伤或大打出手。后来又出现了看相扑比赛要收门票的规定，但是幕府正难以忍受相扑手几近赤裸的身躯，于是在庆安元年（1648）决定取缔相扑比赛。

从取缔相扑比赛，一直到解除禁令的贞享年间（1684—1687），相扑比赛被迫中断了四十余年。

为了取得相扑比赛的许可，有关人员煞费苦心，其中搭建摔跤场便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我们从井原西鹤《本朝二十不孝》的插图中，能看到他们当初还曾尝试过四方形的摔跤场。

摔跤台是神圣之地，所以一直禁止女人入内，这种解释实属荒诞。相扑确实始于祭神活动，可是日本祭神在神武天皇即位以前的神话时代就有女人登场。难道是贞享年间，有人为了得到相扑比赛的解禁令，而迫不得已地承诺相扑比赛不能用于赌博、不能有欺骗行为，顺便也承诺女人不得进入摔跤场？

2004年4月5日

马匹与国运

经常出现在古装电影或电视剧里的骑马武士，往往给人一种特别潇洒的感觉。他们骑的是现在的“铁蹄马”。在马蹄铁普及的明治时代之前，古代的马蹄上套着草鞋，马走起路来“吧嗒吧嗒”作响，不可能发出像现在骑马时所听到的清脆的铁蹄声。因此，现在电影或电视剧就默认用现在的铁蹄马替代过去的草鞋马。如果非要完整再现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已婚女性也得像以前一样，把牙全部涂黑，这也未免太荒诞了，所以只能让电视剧中的老太太按照现在的习惯，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微笑。

军队在实现机械化装备之前，驱动系统也基本依靠马匹。马匹的优劣、数量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由于一国之运寄于马背之上，所以中国的汉武帝向大宛国（费尔干纳盆地）征集汗血宝马去远征，也并非醉狂之举。“马政”是国防要事。

换个有关弘法大师空海的话题。延历二十三年（804），三十岁的空海大师计划乘坐遣唐使第一批航船去明州（宁波），但是不尽如人意，航船最终漂流到福州的赤岸镇。当地的长官是刚刚换防上任的福建观察使，他的前任长官在任七年，因为马匹问题被撤职。这位新观察使精通历史，知道南北朝时代福建曾有一个南朝大牧场，只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已经荒废了。他揣摩着若能把这个大牧场重建起来，那么自己必定能建功立业。但是后来他购买的马匹接二连三地死去，复兴福建牧场之梦也以惨败告终。

中国适合养马的地方基本分布在北方，而南朝没有北方领土，百般无奈也只能在福建养马。后任的观察使阎济美知道其中的原委，一不做二不休地把牧场改造成了茶田。

琉球地区十五世纪以后多半是从属于日本萨摩和中国王朝的两属之地。琉球人向宗主国的中国朝贡，而中国王朝却赠予几倍于他们贡品的回礼。琉球的主要贡品是硫黄和马匹，又因为硫黄是制造火药的原料，所以两样贡品都是国防必需品。

2004年4月19日

历史上假借“虎威”的中国士兵

阪神老虎棒球队夺冠那天，我所居住的阪神地区趁势瞬间演变成“老虎一色”，大家剪成了虎头发型，帽子及T恤衫也都是黄色老虎图案，格外抢眼。

古代中国的近卫军叫作“虎贲”，头冠上插着野鸡羽毛，穿着虎纹（老虎图案）的锦袴，有些类似于现在阪神棒球队粉丝的打扮。五世纪的文献中有“穿斑衣带虎头”的记录，这也与阪神粉丝如出一辙。

要说为什么如此打扮，那一定是为了显得更加威猛！

选拔近卫军的时候，军中首领一般看重的是体格强健的年轻人。根据秦始皇陵旁出土的兵马俑推算，他们的身高一般都在一米八以上。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人体格强健，而是因为近卫军团选拔的确实都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

虽然这些兵马俑是参照公元前两千年的人体制成的，但是近卫军的选拔标准似乎是一成不变的。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清军收回失守的宁波，首先派出五百虎兵冲进城内。之所以采取这种战术，是因为事先派出的几十个乔装改扮的士兵早已潜入城内为他们打开了城门。

一开始五百虎兵喊声四起，势不可挡，可当队伍攻到城内中央市场附近时，突然四面枪弹如雨，他们本来想奇袭攻城，没承想反倒中了英军的圈套。

于是虎兵慌不择路，四处逃命，有人试图逃到城外，结果只有一半人得以生还。率领四千士兵在城外待机攻城的将领段永福，也被炮声吓得一路狂奔，逃回绍兴。

英军看到那些被遗弃的清军尸首，还以为是住在深山里的别的种族。

英军方面记载道：士兵皆穿黄色皮革衣服，衣服上描着虎纹，帽子上绘着虎头。

2004年5月10日

以“字”解决同名同姓问题

中日两国取名的方法略有不同，比如日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的长子四代将军取名为德川家纲，即把父亲名字中的一个字传给了儿子。在中国，父亲名字的字，是应该忌讳使用的。

但偶尔也有例外。比如“之”这个字就不必忌讳。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叫王献之，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大家，父子齐名，世人称“二王”。另外，当时还有个书法上颇有造诣且以偏爱画竹而闻名的王徽之，他其实也是王羲之的儿子。

有种说法，“之”本无意，只是用来保持某种韵律感。还有另一种说法，六朝时道教盛行一时，作为教徒信仰的标识，他们在名字上都加了个“之”字。

汉代一般是一字的姓加上一字的名，如刘邦、项羽、张良、陈胜、吴广等。汉末两字名逐渐增多，但是一时赢得天下的王莽却发布禁令，“禁止使用两字名”，结果又恢复了过去的一字名。

中国的姓氏少于日本，又因用来取名的佳字数量有限，导致同名同姓的人不乏其数。这样的人长大后进学塾或结婚，就需要另起“字”。以《三国志》为例，刘备字玄德，孙权字仲谋，关羽字云长。另起“字”，基本解决了同名同姓的问题。

“字”也往往选择与其姓氏有关的文字，取名为“亮”的人，意为“甚为明亮”，于是相应地取字为“孔明”；取名为“中正”的人，意为“居中公正的国境之交界石碑”，故取字为“介石”。

《三国志》里出现了两位刘岱，更麻烦的是这两个人的字都是“公山”，就是所谓的同名同姓同字。岱是指中国的圣山——泰山，或许因为泰山是天下圣山，故取字为“公山”。

万般无奈，也只能以他们的出生地加以区别。大刘岱官居刺史（地方长官），是东莱（山东省）人，小刘岱是曹操部将，沛（江苏省）人。如果连出生地也一致，那么就是某某之子，若他们的老子也同名同姓同字，那么我们就大可不必再费心劳神了。

2004年5月17日

[1]徳川家光（1604-1651），江户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将军。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设立幕府，史称德川幕府或江户幕府，开始了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

左与右的命运，宛如鞋子与木屐

不知何故，我左右眼睛的视力相差悬殊。左眼视力0.8还算正常，可右眼视力仅仅0.2，无奈之下只能戴眼镜。可一旦摘下眼镜，就像瞬间变成独眼龙似的，时间久了，就养成了一个不由得总想闭上一只眼睛的坏毛病。前些日子，我做了右眼白内障手术，总算改掉了这个毛病。

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香港配眼镜，回日本后戴了一段时间就觉得眼睛疼得厉害。我就纳闷了，仔细一看，可能是香港眼镜店的人忙中出错，把左右眼镜片安装反了。我当时想得简单，把左右眼镜片换过来就行了。谁知日本眼镜技师告诉我说：“老式的圆片眼镜片可以左右互换，但是现在的眼镜左右略有不同，就像人穿着普通的鞋子和木屐一样，多少有些异样的感觉。”结果只能通过研磨镜片来重新调整眼镜。

提起木屐，过去比较正式的木屐，一般要在木板上打孔，用来穿绳子，这个孔基本都靠大脚趾一侧，所以木屐有左右之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孔逐渐居中，木屐的木板也变成了左右兼用，因此脱下的木屐不用顾及是否该摆放整齐，这对懒惰的人来说确实方便。

那么换成一般的鞋子会是什么情况？比如部队夜间紧急集合演习，如果有不分左右直接就能穿上的鞋子，士兵就能迅速出动。有过上面木屐演变的先例，就能顺理成章地研究出供军队内部使用的左右兼用的军鞋。1882年8月15日的《朝野新闻》作过以下报道。

乃木步兵大佐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最近终于发明了一款新鞋。这种鞋没有左右脚之分，而且穿着非常舒适，已经有二三十位官兵试穿过，他们证实这种鞋跟以前的鞋相比确实方便。该大佐的部下，即东京镇台步兵第一连队决定采用这款新鞋。

报道里提到的乃木步兵大佐，就是后来大家都熟知的乃木希典[1]。照此说法，这种左右兼用的鞋理应成为未来的主打军鞋，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看到过。毕竟我们今天穿的鞋子并没有重蹈木屐进化的旧辙。

2004年5月31日

[1]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三位“军神”之一，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中，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紫阳花名源于白居易

梅雨时节盛开的花应该首推紫阳花，它也是神户市花。以前并非如此，三十多年前，神户市面向社会募集市花，最后经评审委员会评议，确定为紫阳花。因为我也有幸成为评委之一，紫阳花能够当选市花，我也有一定功劳。至于那些强烈反对意见，是纠结于“紫阳花别名叫幽灵花，不算吉利”。

紫阳花的花色易变，所以别名为“幽灵花”。

我竭力赞成的理由是因为神户属于国际性大都市，所以选择一个原产于日本的花比较合适。而且紫阳花受风土气候影响，容易杂交成不同品种，这也能反映出神户的国际性特色。

中国最早在杭州一带发现了紫阳花。可能是日本遣唐使或日本水手的衣服上沾着紫阳花的种子，无意中将其带到中国，以后紫阳花就逐渐在中国沿海地区蔓延开来。原本中国没有这种花，所以这种花也就没有中国名字。诗人白居易（772—846）被委任为杭州刺史，他在西湖的招贤寺发现了这种花，且无人知晓其花名，便说：“那么，我给花取个名字吧！叫紫阳花如何？”

这样，白居易就成了第一个为紫阳花取名的人。他的《白氏长庆集》中有以紫阳花为题的七言绝句，诗的序文和全诗如下：

招贤寺有山花一株，无人知名，色紫气香，芳丽可爱，颇类仙物。

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

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

白居易诗意大发，赞美紫阳花是植于天上仙坛的花，不知何时下凡而来，盛开在杭州招贤寺，费尽周折下凡人间，却不为人知，所以为其命名。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仍然把它称为幽灵花，这也未免有些太不解风情。我之所以把它推荐为神户的市花，就是想让人们重新审视它的美丽。

2004年6月7日

孙子提倡的“谍战”

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多半是军国主义教育时代玩的“军国少年式”[1]游戏。游戏规则是发给每个人几张类似扑克牌的卡片，通过卡片决一胜负。卡片中的“飞机”非常厉害，却不得不输给“高射炮”，还有“迷彩”和“烟幕”。那是因为当时的飞机只能依靠目视飞行，一旦视线模糊，就必死无疑。“军旗”也相当厉害，但也得输给军官级别中地位最低的“少尉”，因为连队的旗手一般由少尉担当。

还有一张卡片非常神秘，只要赢了这张卡片，那整个对弈就算全盘皆输。这张卡片就是“大将”（或者叫“元帅”）。这个游戏的设定是只要赢了军队中的最高长官，那么剩下的就不战而胜。能赢这张卡片的是“间谍”，即“特务”。

兵法书《孙子》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强调的是“知道，了解”的重要性。关于这种认知，他提出了三个不可为的事情：第一是“不可取于鬼神”，弄鬼拜神、祈求神谕之事不可取，即规劝人们不要祈求神灵庇护；第二是“不可象于事”，即不可以万事都依此类推；第三是“不可验于度”，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不能完全依靠统计数字。

《孙子兵法》有十三篇，最后一篇是“用间篇”（使用间谍）。熟读《孙子》，可以理解他的思想精髓在于尽量避免战争，即使迫不得已开战，那也尽可能止于谍战。这一点很难做到，所以奉劝人们仔细研究。下面是《孙子兵法》的一段，如果把“间”理解成“间谍”就会领悟到其中的内涵。

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如此看来，没有大智慧当不了间谍，谍战非哲学家不可。

2004年6月14日

[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学校教育以军国主义为主，宣传“忠君爱国”思想，培养了大量效忠天皇的“军国少年”“军国少女”。本文指当时玩的类似军旗的扑克牌。

今东光和尚所赐的免费戒名

我们通常所说的“戒名”，是给逝者起的名字，一般人过世了，遗属就会花钱请人给逝者起戒名。听说这起戒名也有行情，四十多年前我跟今东光和尚共同出席文艺讲演会，听他讲了一件趣事。

某位歌舞伎演员去世，在处理后事的时候，遗属和寺庙里的和尚话不投机，最后悲泣不已。因为与寺庙有关，今东光和尚经常接受一些咨询，说白了就是钱的事。死者家里祖祖辈辈都是那个寺庙的施主，这次去世的那位演员的父亲也是演员，父亲去世时，家里人就觉得寺庙给起的戒名不太风光。无奈一个时代一个说法，虽然当时他也觉得父亲的戒名不妥，但由于自己地位卑微，也就不了了之。可如今演员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这时候遗属就觉得过去起的戒名有些寒碜，又旧事重提。若按惯例，给这个去世的演员起戒名的价格基本说得过去，但是如果希望进一步提高名字的档次，那必然需要额外付费。当遗属知道这一行情时，都颇为震惊。虽然演员的生活很风光，但是一旦面对巨额的起名费，家人也是惊讶不已。

于是今东光和尚提议：“不必担心，我按他父亲去世时比较廉价的行情，给这位逝者起个高雅的戒名！”据说后来给起了个叫什么“院”还是什么“殿”的戒名，当然戒名缀满了许多华丽的词藻。讲演会结束后，很多编辑聚在一起，今东光和尚说起了这件事情。于是就有人担心自己过世后起戒名会花很多钱，不如趁此机会请今东光和尚免费给取一个戒名，以备不测。今东光和尚高兴地应允了大家的要求：“好吧，起多少个都行，但是起名之前得说清楚你们的家宗门派。”最终在场的有五个人请和尚起了戒名。不管怎么说，今东光可绝对是一位名正言顺、纯正宗的大僧正[1]。这些编辑想到自己离世以后，不用因为戒名而让子女们破费，都非常高兴。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回绝了此事。和尚问他信仰的教派，他说是“神道”。于是今东光和尚笑嘻嘻地说：“这个嘛，你呀，只要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个某某尊就可以了！”[2]

2004年6月21日

[1]各宗中最高地位的僧正。

[2]如果逝者死后不想归入佛门，那就在其名字后面加个尊称以示尊重就行。

开心事不用记录

记事本、笔记都属于备忘录一类。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别人赠送给我的日记本也都让我用作备忘录了。我的备忘录上记的都是极其简单的内容，基本也就一行字。阪神大地震中，我的右手受伤，手不灵活了，也就放弃了记备忘录的习惯。从1994年至今已有十年没记了。

根据备忘录上记载的简单的几个字，就能读出文字中所包含的超大的信息量，这就是备忘录的用途。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越来越读不出备忘录的内容了。以往的事情大多被遗忘在记忆深处。

我三十多年前写的备忘录，基本都是各种杂志连载的我写的小说的题目、我当天写下稿件的页数和来访的客人名字等。1974年的1月至2月，报纸连载小说的题目让我记录成数字，还特别认真地标注上圆圈，这样的标注共有六处，时隔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再煞费苦心也读不出其中的内涵。备忘录本该就是看其文便知其意的，过去的一切就这样被淡忘了。

1975年10月27日我的备忘录上写着“冈山西大寺、开高、井上”几个字，仅凭这几个字提供的线索，我瞬间想起来当时的情景。那是一次《文艺春秋》举办的巡回讲演，我和开高健、井上靖同行。我们从本州中部的冈山、德山一直转到本州最南端的下关。我参加这次巡回讲演完全是听信了开高健的一个电话：“据说今年河豚味道不错，怎么样，到下关一带转转，尝尝河豚？”

一路走来，到了最关键吃河豚料理的时候，井上靖突然因故没能大饱口福，只有我一个人独享了开高健的高谈阔论，回忆当时的场景，一些细节都历历在目。

人对不想记起的事情，自然就会逐渐淡忘，而对愉悦的往事却总是记忆犹新。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那年我也没正经地记备忘录，但是我却清晰地记得和山冈庄八、开高健二位从大分县、宫崎县、种子岛一直共游到那霸。“原以为种子岛小到一杆子下去能把高尔夫球打到海里，没承想还真是个大岛”，开高先生肆无忌惮地谈论着，可种子岛当地的人对他却是双眉颦蹙，多少流露出厌恶之情。当然也是开高健先生本人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

2004年6月28日

信历法，尽天命

过去凡事靠占卜算卦，不过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周灭殷之战的前夕，焚骨卜签皆为凶相，可周的军师太公望把卜签丢在一边，把占卜用的龟甲踩在脚下，说：“枯骨死草，何知吉凶？”于是不为占卜所左右，大举进兵，最终灭殷。

据记载，殷灭亡于公元前1050年前后，虽然当时出现了像太公望这样的唯物主义论者，但是这以后占卜却越发盛行，甚至把每一天的吉凶都写进了日历。但是穷人即使遇到“今天不宜外出”的凶日，为了生计也迫不得已地奔波在外。所以，完全可以把日历看成是富人的游戏。

西汉末年，即纪元开始的那几年，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耶稣诞生时期，有个叫陈遵的硬汉，他身材魁梧、性格豪放、不拘小节，但不知为什么却跟一个与他性格截然相反的、严谨得一条道走到黑的张竦成了挚友。

两人先后隐退。陈遵家登门造访的宾客络绎不绝，他自己也是寻花问柳，终日美酒相伴，歌舞升平。与此相反，张竦虽然官居丹阳郡太守，但隐退后却过着极其贫困潦倒的生活，更别说客人造访了。

张竦当年在池阳县做官时，遭遇贼军袭击，手下的士兵慌忙逃窜，他本人原本有充裕的时间跟着逃跑，但却无动于衷。这是因为他根据历法推算，那天是“反支日”，意为“移动需谨慎的日子”，所以他就岿然不动，坐以待毙。

“反支日”是指十二天支轮回一遍之后，新一轮天支开始之前的那一天。据说在很长一段时期，这一天连朝廷都不受理奏折文书。

张竦的朋友陈遵后来进京去了长安，又因被派去镇压匈奴，也落得个被杀的下场。不过他是醉酒时被杀，比张竦死得更洒脱一些。

2004年7月5日

没有石器的“中华思想”

1920年，我还没出生，四年之后我才呱呱落地，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说并不遥远。之所以要强调这一年，是因为这一年人们首次确认了中国存在过“石器时代”。可能有人不信，在此之前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即使有人否认，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当时的北洋政府聘请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作为矿政顾问来中国考察，安特生到中国以后，派助手刘长山去河南省西部考察，并提醒他注意搜集有关石器的资料，结果刘长山从河南带回来二百多个石器样本。

“是石器！这就是石器！”安特生欣喜若狂。

这样的石斧、箭头在当地随处可以挖到。只不过这些东西不值钱，没有引起大家注意。当地老百姓挖掘地下古墓，对能卖出钱的青铜器或铜镜等金属很感兴趣，而石器无人问价，所以盗墓者看到石器后觉得“这算什么东西”，便不屑一顾地抛掷一边。

我们是圣王天子尧舜的子孙，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石器？我们可没用过那种廉价俗气的东西！

正因为这种中华思想根深蒂固，所以人们才不情愿关注脚下的石器。

而且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欧洲就出现了西方版的中华思想。对西方至上主义者来说，他们根本不想承认文明会在遥远的东方之地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所以他们主张中国文化起源于西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比较偏执的学者拉克伯里（1844—1894）。他是出生于法国的英国人，曾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根据他的著说，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都是来自古巴比伦，在经历了一定文明程度之后，才逐渐传播到东方的中国，所以这些人在中国经历了石器时代的生活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不论对固守中华思想的中国人来说，还是对西方古巴比伦至上主义者来说，出土石器无疑是多此一举。

2004年7月12日

沿袭至今的“大安”和“佛灭”

“奉正朔”[1]一词中的“正”和“朔”分别是一年和一月之首日。正朔连在一起指日历。“奉正朔”就是按照日历做事，即臣服于天朝。

琉球国的中山王第一次向明朝朝贡是1372年，遵照明朝诏谕，初期选择的贡品是马匹和硫黄。对此，明朝下赐的礼品是大统历和绫罗绸缎，因此琉球得到了很多日历和丝绸。其中主要是日历，大量丝绸属于附属品。于是琉球国又提出一个滑稽的要求：我们国家用不上绫罗绸缎这样的奢侈品，以后就请多给我们一些铁锅、铁器、陶器。其实他们原本可以把那些丝绸卖掉，再用卖的钱去买铁锅和陶器等所需之物。

然而日历象征服从，所以按理不该卖掉。

日本曾使用过一种由《仪凤历》的编撰者李淳风所提倡的“六曜”（大安、友引、佛灭等）历法，不过其在中国并不受欢迎。

很多仁人志士认为这种历法不足挂齿——不足取其意。

日本到了江户时代，由幕府天人方编成的历法原稿先是送到京都，加注以后又返送回来，再次校对后，才交给具有从业资格的历法大师，最后出版发行。历法大师不容许有一字增减，必须照原样印刷。

这就是正统日历的由来。当然这里面并没有记载大安、友引等六曜，并且民间也禁止出版日历，所以这个时代的日本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安、佛灭。但是，人们总迷信世间存在着做事皆顺的吉日和做事皆不顺的凶日。到了江户末年，人们就知道遇事要求助知识渊博的人，这种行为曾一度被视为是“迷信”活动，大同二年（807）被平城天皇禁止。到了近代明治改历的时候，明治天皇把迷信视为“妨碍人们启智”的行为，发诏书予以禁止。尽管如此，到了明治时期，日历出版自由化，大安、佛灭也就冠冕堂皇地闯入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2004年7月26日

[1]奉正朔即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表示对王朝的效忠和拥戴。这个词一般用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一些人拥戴新的统治者，就叫作“奉正朔”。

极简而又娴熟的贿赂方法

贿赂并不光彩。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既然各国的官场上贿赂俨然已成常态，那么为什么还要取缔贿赂？既然社会上很多事情靠贿赂就能轻易解决，那么取缔它岂不是把事情变得更麻烦？在贿赂一事上，行贿一方和受贿一方彼此都觉得没什么损失，因此双方好像也就没有什么罪恶感。

北京琉璃厂是古董店和古书店的密集之地。据说以前琉璃厂里有些特殊的商店，其特殊之处在于商店里不陈列商品，顾客来店里也不说想买什么。一般店员会先问顾客的去处，比如顾客说去民政部李先生官邸，那店员接着就会问购物的价位，顾客回答“一千两左右”，那店员就会推荐说：“来个花瓶吧！我们正好有一个适合民政部李先生雅兴的花瓶，我在里屋给您打个包装，请您稍候。”奇怪的是顾客并不看买的是什么款式的花瓶，只是说“那就拜托您明天上午把花瓶送到李先生府上”，这番交涉后顾客就回去了。

这就是清末贿赂的套路。第二天下午，那个店员拿着包装好的花瓶来到李先生府上。几天后，李先生与古董店联系说：“我有个花瓶想处理掉，你能不能过来看货？”店员再次造访李府，这时才算第一次打开花瓶的包装。古董店的店员会说：“这个花瓶真不错，能值一千两！我还得挣点儿手续费……手续费，花瓶价格的一折就行。”至此贿赂就算大功告成。

这真是极简而又娴熟的贿赂套路。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产生错觉，认为贿赂能使社会上繁杂的事情变得简单。若有人真的这样认为，那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倒退的想法。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世界上的竞争，早该淘汰贿赂这种行为。

当然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假设的故事。清朝1906年才设立民政部，几年后大清就灭亡了。清朝最后的尚书是肃亲王，侍郎是李经迈（李鸿章的儿子）。当然这与我所说的李先生毫不相干。

2004年8月30日

消失在波涛中的宫古[1]的历史

据柳田国男[2]在《海上之路》中的考证，去宫古岛采集宝贝[3]的殷人就是日本人的祖先。对此持支持态度的人寥寥无几，再加上没有确凿证据加以证明，这一观点基本在学术界也就无人问津了。但是那些狂热的支持者却锲而不舍地反驳说，那是因为宫古的台风早已经吹走了一切证据，所以才无从考证。

今年夏天我来到了宫古岛，正好遭遇十三号台风，没办法就多滞留了一天，也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了台风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感觉好像不仅仅是波涛在咆哮，整个大海都像被台风掀起来似的。这场台风让我体会到，寻找三千年前留给小岛的证据，那确实是妄想，因此在情感上，我倾向于《海上之路》的拥护派，我承认在这个连个像样的山都没有的小岛上，没有留下证据也是天经地义。没有证据，并不等于事实没有发生。

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宫古岛是一个新发现，但不知为什么宫古岛在语言上却保留着最古老的形式。很多研究古日语的学者都对宫古岛的语言感兴趣。

柳田国男指出，原日本人就是宫古人。言语学的研究也表明，最古老的日语就保存在宫古岛上，所以世界著名语言学家，俄罗斯的尼克拉·耐夫斯基就曾来到宫古岛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当时正值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他还在大阪外语大学教俄语。我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耐夫斯基已经回国，在列宁格勒大学执教，但是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比如他刚到日本还不到半年就能熟读万叶假名等。

战争接近尾声，我在大阪外语大学的研究所里，听到耐夫斯基被捕入狱并被处死的不幸消息。

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宫古岛人从来没有忘记过曾三次进岛的耐夫斯基。宫古岛人甚至每年都会组团去俄罗斯，看望耐夫斯基的亲属。这也堪称“国际佳话”。

2004年9月6日

[1]地处琉球群岛西南部，先岛诸岛东部，是宫古列岛的主岛。

[2]日本的妖怪民俗学者，被尊称为日本民俗学之父。他认为妖怪故事的传承和民众的心理、信仰密切相关，将妖怪研究视为理解日本历史和民族性格的方法之一。

[3]一种坚硬而且漂亮的卵形贝壳。古代中国把这种贝壳的一种用作货币，因此汉字“财”“资”等与经济有关的词都带“贝”字旁。

台风中历练出来的“尚武之乡”

宫古岛自古以来一直饱经台风之苦，这个由隆起的珊瑚礁堆积而成的平坦岛屿，难以留下历史遗迹。

无论是柳田国男的《海上之路》，还是某语言学家提出的宫古岛是日语发源地之学说，宫古岛都能唤起我们对古代的遐想。尽管如此，岛屿现存的历史遗留物中最古老的也不过是十五世纪的东西，这也不能全归咎于台风。

中国台湾的澎湖列岛也是台风多发之地。除了肆虐的台风，澎湖列岛一年中有近半年的时间都因波涛汹涌而导致岛民赖以谋生的渔业或海上运输被迫中断。于是当地人把不能出海的日子利用起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中国台湾如果遇到才艺高超的人，有人就会说：“他肯定是澎湖人！”

实际上，从歌舞声乐方面的杰出艺人，拳法界及书法界的名人，到珠算、心算的优胜者，知名学者，医术精湛的医生，甚至绘画、篆刻、雕刻等一些外行难以逾越的领域，也都有脱颖而出的澎湖人。

遇到打仗斗殴事件，若有人说：“我是澎湖人！”并架上拳法的招式，那么当地的小混混马上就会逃之夭夭。

传说中宫古岛曾被称为“尚武之乡”，就是因为人们在岛上有充裕的时间练武。一般人觉得宫古岛人最明显的气质特点就是耿直坦率，这可能是因为岛上没有毒蛇。

耿直坦率的人豁达开朗，而不会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比如犯困了，他们就会不假思索地席地而睡，宫古岛人对此很是习以为然。但与宫古岛相邻的八重山诸岛，那里的人们却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们随时有被饭匙倩毒蛇咬死的危险。

今天的宫古岛并非仅仅由台风肆虐或者没有毒蛇所造就。我们的寻古之梦仍在继续。

2004年9月27日

伴随着铃声的号外报纸

说起“号外”一词多少有一点年代久远的感觉，因为现在我们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任何新闻。

话虽如此，但世界各地毕竟受时差限制，即使新闻能迅速扩散全球，可地球上也总有白天和晚上的时差。“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突发时，由于纽约和洛杉矶有三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当纽约处于一片恐慌之中时，洛杉矶却是早晨，除非早上有看电视的习惯，不然一般人对纽约发生的事也是一无所知。反倒是日本正是电视的早间新闻时间，所以通过电视人们马上知道了最新的资讯。

我有个朋友当时是驻洛杉矶的新闻记者。他儿子在日本看到纽约的突发事件，觉得还是应该叫醒睡梦中的父亲，于是就急忙给他打电话：“纽约惨不忍睹，爸爸你快看电视！”

我朋友虽身在洛杉矶，但是在纽约发生的恐怖事件还是通过他在日本的儿子才知道的。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类似这种事情估计以后也会屡见不鲜。

这件事情让我联想到“号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神户荣町五丁目、六丁目是报社集中的地区。五丁目有《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两大报纸的分局，六丁目有《神户又新日报》和《神户新闻》的本社，所以发生重大事件时，号外报童就会穿上印有报社字号的短外衣，腰上挂着铃铛，倾巢而出去卖号外。这些报童好像还都穿着白色胶底鞋。

叮！叮！“号外！号外！”

“五一五事件”[1]、“二二六事件”，还有“阿部定的猎奇事件”[2]，这些事件都是通过号外最早被报道并传播开来。

将这些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那些最想知道的人，正是靠这些不绝于耳的铃铛声以及那些穿梭于大街小巷的胶底鞋。因此，新闻最基本的传播途径并没有改变，胶底鞋所到之处都是人最多的地方。

我现在住在冲绳的名护市，这里发生了美军直升飞机坠落民间大学校园的突发事件，当然报社特增了号外版。但是冲绳到处都是汽车，又没有停车场，导致市场和繁华闹市都变得萧条起来。人少了，也就不知道号外的去向。结果在超市收款处旁边，我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号外，眼看着被超市的顾客陆续拿走了。

2004年10月4日

[1]发生于1932年5月15日主要由日本帝国海军基层军官发动的流产政变。这次事变间接导致了“二二六事件”的发生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2]指女佣阿部定于1936年5月18日在日本东京都荒川区尾久的茶室，将情人绞杀并切除其生殖器的事件。

鞋被人错穿到东京

十几年前在大阪，我们以“圣兽”为题，举行了五个人规模的小型座谈会。其中有一位先生叫江上波夫，因为大家好久没见，当时还挺开心的。

很早以前人们把自己的先祖称为“图腾”，比如人们可能会因自己是蛇的后代还是狗的子孙这一问题而争执不休。如果仔细端详麒麟这种动物的图案，就不难发现它其实是个复合动物，头上生角，身子似蛇，看着就令人毛骨悚然。但正是它集若干个要素于一身，所以与任何图腾都能和睦相处，因此被视为和平的象征。

这次的座谈会不是报社和出版社举办的，而是以圣兽为品牌形象的某著名啤酒公司筹划的。因为与学术界无关，所以大家彻底放松，畅所欲言。

座谈会实际上是在大阪的某餐馆边吃边谈中进行的，参会的五个成员住东京的居多，宴会一结束，大家都早早离席。我因为另有安排，所以最后一个离席。

出门时，在餐馆的玄关，我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倒是有一双跟我的鞋比较类似的鞋。我的脚比一般人稍小，那天能够穿上我鞋的只能是身材矮小的江上先生。

我一下子就猜到肯定是江上先生把我的鞋穿回东京了。神出鬼没的江上先生，在座谈会上还说过，若能赶上新干线，今天就回东京。

我住在神户，鞋没了，当然就回不了家。无奈之下，那天只能借用他的鞋了。我觉得江上先生可能压根就没注意到自己穿错鞋了。我暗自设定一周为测试期限，如果一周内他没联系我，就证明他没发现自己穿错，我一周之后再跟他联系。

不过就在第五天，从江上先生任馆长的博物馆打来电话，是关于那双鞋的事情。我们马上用快递把穿错的鞋互换过来，这件事情就算完美解决。但是穿错鞋这件事是否真的是他自己发现的，我至今仍深表怀疑。

2004年10月18日

放弃学习日语的巴金

打开日本笔友会的会刊，看到上面刊登着关于中国文坛泰斗巴金的报道。报道说，巴金老先生生于1904年，今年正值百岁诞辰，一直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疗养。

巴金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也经常率领代表团访问日本，所以我曾经见过他几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和巴金同住在北京的某宾馆。巴金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刚出访欧洲回京。我向同行的作家协会的人（恰巧就是在日本笔友会的会刊上报道过巴金的作家陈喜儒）打听，才知道巴金的房间就在我楼上。我把自己的著作签上名，交给陈喜儒，拜托他转交给巴金，还让他传话说如果巴金先生不麻烦的话，我想亲自去拜访。没想到巴金却说要来拜访我，于是就来到了我的房间。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一些细节已淡忘。但是当我说我一直在用日语写小说时，巴金就说：“我也想学日语，不过中途遇挫就放弃了。”这句话我倒是记忆犹新。

据说巴金为了学日语于1934年11月来到日本，当时他正好三十岁，掌握一门新的外语还不算太迟。他以前留学法国，其语言天赋令人刮目相看。除了法语，他还精通英语、俄语、世界语[1]等。他的外语才能都浓缩于后来出版的共十卷的《巴金译文全集》中。但这里却没有日语译作，其中倒是有秋田雨雀的戏曲，这也是从世界语转译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早上，几个日本刑警搜查巴金在日本的宿舍，最后他被拘留在神田警署。当时他已经发表了反映年轻人在革命和爱情之间彷徨的小说《灭亡》，还有提倡反封建思想的小说《家》。

在日本被抓，年轻的巴金愤然作色，放弃学习日语而返回上海。

我记得在与巴金的交谈中，他确实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日本的警察还是非常优秀的。”我们这次相见的时候，他的行李都事先寄到上海了。他说现在手头只剩这个了，于是把一张在德国美术馆目录上写的他的签名，送给我留作纪念。

2004年11月1日

[1]世界语是国际辅助语的一种，由波兰医生柴门霍夫于1887年创制。

亚瑟·威利是神仙？

把《源氏物语》翻译成英语的亚瑟·威利（1888—1966），又接着英译了《枕草子》。不过他的第一个译作是出版于1918年的英译《中国古诗一百七十篇》。《源氏物语》的英译版第一卷出版于1925年，所以在翻译《源氏物语》之前的六七年里，读者一般都视他为中国文学翻译家。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靠自学掌握了汉语和日语。他那超凡的才能令世人钦佩，况且他在有生之年，从来不曾踏上中国和日本的土地。

他晚年宛如仙人般的生活曾被日本的偶像杂志介绍过。那是一张在伦敦街头骑着自行车的照片，虽然当时世界上汽车已经普及，可威利骑着自行车的洒脱形象还是引来旁人奇异的目光。所以作为为数不多的自行车爱好者的形象，他的照片被猎入日本杂志。杂志好像介绍说，他印象中的日本就是《源氏物语》《枕草子》里所描绘的日本，如果看到现实中的日本，可能会觉得幻想破灭吧，所以他就不想来日本。这些话怎么都会让人觉得是采访记者自己随意杜撰的。

杂志还说他对中国的感觉也是如此。他印象中的中国就是李白、白居易时代的中国，现在去中国也会觉得幻想破灭。实际上果真如此吗？对此我有些质疑。

亚瑟·威利晚年作品中有一本叫《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这是根据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日记创作的。读过这本书后，我甚至觉得他就是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向欧美人介绍中国的。同时我觉得他写这个作品的动机，可能就是因为他对堪称西欧和东亚之间戏剧性冲撞的近代诸多事件很感兴趣的缘故。亚瑟·威利绝不是在《源氏物语》中韬光养晦，我认为他是想通过翻译这本书，让世人知道日本人在《源氏物语》中寄托了怎样的情结。同时他也是《西游记》的英译者，他可能也想通过这本书，让世人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孙悟空。我想应该标新立异地换个角度去重新认识这个被视为神仙的亚瑟·威利。

2004年11月8日

杀鸡焉用“牛刀”

牛和鸡一般用来比喻事物大小。

“割鸡焉用牛刀”[1]出自《论语》。

孔子来到其弟子子游做县令的武城访问。武城位于鲁国国都曲阜东南方向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好像就是现在的费县。孔子一行进入武城，就“闻弦歌之声”。孔子是重视礼乐教化之人，作为其弟子，子游在武城组建了市营乐团，为了欢迎孔子的到来，他就以乐团接待。这可是正规的管弦乐团，好像还有正规的合唱队。

孔子觉得武城不过是个地方小城市，即使组建乐队，也不过是演奏“咚咚！锵锵！”的笛子和大鼓之类的乐器，充其量也就是个七八个人的业余乐团。可没承想是穿戴正式服装的大管弦乐团，这令孔子大为吃惊，才发出了上面的“割鸡焉用牛刀”的感慨。可能孔子只是觉得“太夸张”，也并没有责怪子游之意。

《论语》中，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夫子莞尔而笑曰”，说明不是斥责，而是一种玩笑。

可是子游被孔子这么一说，甚是不悦，于是正色地回答：“我时常听先生说，君子得道就能够仁爱，小人得道就容易使役。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必须学习大道，即学习施用礼乐之大道，所以我才如此实践。”

听到这些，孔子回头看了看其弟子，说：“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即言偃（子游的本名）说得对，我刚才只是开玩笑而已，于是果断收回了“割鸡焉用牛刀”。

不管怎么说，子游说得是没错，所以他才显得有些激动。

可是这里说的“牛刀”另有一说。子游德才兼备，本可以胜任一国宰相，可实际上大材小用，只做了偏僻地方的县令。若是这样，可以解释为孔子原本是为了表扬子游（大材小用），只不过是子游没能意识到这一点。这个说法源自在中国有一定声望的黄侃所写的《论语集解义疏》，这本书失传很久，德川时代在日本的足利学校才得以发现。

2004年11月15日

[1]出自《论语·阳货》。比喻处理小事，毋需大才。

环肥燕瘦

用《和英辞典》查“枇杷”一词，标记为“loquat”，相当于汉语的“卢橘”。如此看来该词虽然原产于中国，但除了译成“枇杷”，还有的辞典译为“日本的西洋花梨”。

中国古籍中出现的“卢橘”也有多种解释，未必就是同一种东西。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中有一句：“卢橘为秦树，葡萄出汉宫。”大意是卢橘源自国外，可现已长在了“秦朝”（中国）。葡萄也源自国外，现在也登上了汉朝的宫殿。即“秦朝的卢橘，汉宫的葡萄”。

还有一本注解书将其解释为：卢橘不是枇杷，而属于金橘类。

想必李白当时也是随意一说，不管是西方的葡萄，还是东方的卢橘，只要大家都能尽情享用就好，完全没有必要去探讨这些水果源自何处，重要的是渲染把酒尽欢的气氛。

李白作这首诗是天宝二年（743），当时他四十三岁。在这前一年他奉诏进京，官居供奉翰林[1]，这个职位平时清闲，偶尔等皇帝心情好了被召见。一日，玄宗皇帝和杨贵妃在游玩，突然要召见李白写诗助兴。李白来到皇帝面前，已是酩酊大醉，被迫持笔作出上面那两句诗。据说总共作诗十首，流传下来的有八首，其中有一首诗把杨贵妃比作红颜祸水赵飞燕，惹得龙颜大怒，就被朝廷流放他乡。

上面这段是通说。可能是赵飞燕身材苗条妩媚，这才让体态丰盈的杨贵妃心怀不悦。其实李白想表达的是，苗条也好，丰满也罢，赵飞燕和杨贵妃都是天下美女。然而杨贵妃觉得是李白更加赏识苗条的赵飞燕，所以才红颜一怒。我觉得这个说法比上面的通说更有说服力。

2004年11月22日

[1]皇帝的文学侍从官。

谁吃掉了狮子？

据说诸葛孔明即使在五丈原蜀营病死后，也令敌方惊恐万分。如果孔明真的死了，那么蜀军就变得不堪一击。实际上蜀国如果给孔明发丧，就得做出撤军之举，这个时候魏国全面追击，那蜀国必将损伤惨重。

——且慢！孔明岂能轻易亡故？若孔明假死是圈套，我们草率行事，全面追击，遭到算计结果可就惨了。

所以魏国的进攻也是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贸然出击，于是蜀国没有遭受惨重的损失就撤了回去。

“死孔明吓走活仲达”说的就是这件事。仲达就是和孔明对峙的魏国将军司马仲达。还有一种说法，说仲达如果显得过于强大，可能会招致朝廷戒备，所以他就故意装出怯懦的样子，不全力迎击。

动物世界也有对死去的动物感到畏怯的事情。准确地讲，就是一些动物即使死了，别的动物也还是怕它。这只不过都是寓言里的故事。

首先是狮子，它被尊称为百兽之王。因为中国没有这种动物，就用了“狮子”这两个字来指代，多半是把它视为想象中的动物。西域进贡朝廷的贡物中才有狮子，所以能看到真正狮子的人也为数不多。于是大部分人就是凭借道听途说的印象，做出耍狮子舞用的狮子。

不管怎么说，狮子很厉害，即使死了，别的野兽也因惧怕它而不敢轻易靠近。据说鬣狗、秃鹰等凶猛的野兽也不敢撕咬狮子的尸体。但是，死后的狮子最终还是被吃掉，只留下一堆白骨，那么是谁吃掉了狮子？原来是寄生于狮子体内的虫子（类似蛆之类）。这个虫子叫“狮子身中虫”。

《梵网经》里提到，毁灭佛教的不是外道天魔（佛教以外的宗教家），而是佛子（佛教弟子）。这本汉译的经书，却未曾发现与之对应的印度语原书。

2004年11月29日

形式各异的中日《新青年》

1915年上海发行了《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可以说这本杂志的出版归功于陈独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首任总书记，还曾任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发表在这个杂志上的。它对中国的青年和学生有着积极的影响，当时的《新青年》堪称是中国的希望之星。

白话文这种提倡言文一致的文章是因为发表在《新青年》上而被世人认可，中国文学革命也是以《新青年》为中心开展起来的。这本以上海租界为据点的杂志，于1926年停刊。

中国的《新青年》，如同它的刊名，曾被全国广大新青年争相传阅。与此同时，日本也出版了同名的《新青年》杂志，出版社是以出版《帝国百科全书》而名声显赫的博文馆。

两国的《新青年》都是以当时的青年人为对象。中国的《新青年》政治色彩浓郁，民主和科学的追随者居多，而日本的《新青年》却是民主主义政治的产物，代表的是世界主义、国际性的世界观。

日本的《新青年》是提高青年教养的杂志，它理想的读者层设定在放眼于世界的年轻人。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该杂志后续不断强化了其娱乐性的特点。杂志总编森下雨村就曾是一个推理小说迷，当时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为数不多，推理小说也基本都是翻译过来的。森下总编的后任是横沟正史，他赴京之前一直在神户开药局。由于主编的嗜好不同，《新青年》这本以激励年轻人走向世界为宗旨的杂志逐渐演变成专门发表侦探小说的杂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侦”这个字未纳入当用汉字，所以就只能写成“探てい小説”（探侦小说），让人觉得不成体统。于是就想到用“推理”二字取而代之。

尽管后来“侦”字也纳入了当用汉字，但是“侦探小说”一词却难以替代已经被人们接纳了的“推理小说”，最终只能销声匿迹。

2004年12月13日

掩盖俊美相貌的假面武士

圣诞节前后，姑且不说圣诞老人，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戴假面具的人。戴上白胡子，半个脸用红头巾遮上，乍一看好像戴了个面罩。如果再戴一个大黑框眼镜，那就几近完美地将自己的脸全部遮盖。

人们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在一个未知的世界里畅游，乔装打扮成他人，为所欲为地做些开心事。这种欲望源自人的本性，如果把这种欲望与宗教结合，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假面剧”。世俗社会叫作“假面舞会”。这个舞会会使他们拥有一个尽情狂欢、忘乎所以的美好时光。参加假面舞会的人就是为了戴上假面，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摆脱自我，但如果一味沉浸于假面中那就是变态。

人一般因为相貌丑陋才戴上假面具，但有时相反，如果长得过于慈眉善目，与敌人作战时就难以从外表和气势上震慑敌方，有时就必须戴上面目狰狞的假面具。

六世纪后期，北齐的兰陵王高长恭[1]是个名扬天下的人物。此时与北齐抗衡的是北周，北周和匈奴结盟，一时间包围了北齐的金墉城，危急时刻过来救援的就是兰陵王高长恭。

可是金墉城内的北齐军难以辨认赶来的援军的真伪，不敢轻易给援军打开城门。于是兰陵王摘下盔胄，没想到大家看到的是一位英姿飒爽的美男子。也正是因为他太有名了，即使没见过他的人也会认为，貌柔心壮、音容兼美的美男子就该是兰陵王。摘下盔胄的兰陵王活力四射，高声呼喊：“本王便是兰陵王！”于是城里人打开城门，兰陵王的人马入城解围，一举击败了北周的军队。这段佳话倒是接近史实，可是他的柔美容貌被大肆渲染，不足以震慑敌人，所以兰陵王带兵打仗时就戴上狰狞的男性面具。

兰陵王的故事跟日本源义经相似。源义经[2]被其兄长源赖朝[3]杀害，兰陵王也是被当了皇帝的堂兄弟赐死。可能是因为他名扬天下，才招致皇帝的妒忌。他就是中国版的源义经。也许大众倾向同情弱者，才使得他威名远扬。

日本宫廷雅乐中有《兰陵王入阵曲》[4]，可能是由遣唐使带来的雅乐。不过中国的《兰陵王入阵曲》仅剩下目录部分，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2004年12月27日

[1]兰陵王高长恭（541—573），骁勇善战，战功卓越。因为相貌俊美，所以上战场时要佩戴恶鬼面具，以遮住自己的面容，从而增加在战场上的威慑力。

[2]源义经（1159—1189），日本传奇英雄，平安时代的名将。

[3]源赖朝（1147—1199），日本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的武将、政治家。镰仓幕府第一任征夷大将军，也是日本幕府制度的建立者。源义经是他同父异母的胞弟。

[4]中国古代著名的歌舞戏。起源于北齐，盛于唐代，是为歌颂兰陵王的战功和美德而创作的男子独舞。东传日本，现今属日本雅乐。

超越国界的市民救援行动

阪神大地震已经过去十年，那天是我因颅内出血住院而又出院回家的第四天。出院时，医院的人跟我说：“今天是13号星期五[1]，你不介意吧？”我一门心思想回家，也就义无反顾地出院了。

我们这些外国人作为外来者生活在日本，在发生阪神大地震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之时，不禁会想起关东大地震[2]时发生的不堪回首的往事。据说地震后的惨案[3]中有成百的中国人和上千的朝鲜人惨遭虐杀。时过境迁，这次阪神大地震就没有发生上次的惨案，而且现在日本的“国民素质”也有很大提高，特别是与过去一直提倡的“国际意识”相比，现在的“地球市民的自觉性”更深入人心。政府武装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市民时代，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作为一个老百姓，遭遇了灾情，又靠老百姓之间的互助渡过了难关。到灾区救援的都是发自内心对灾民的痛楚深表同情的义工。他们对我这样行动不便的人，热情相助，真令我动容落泪。这眼泪也包含着对震灾遇难者的悼念，集悲伤与欣喜于一身，真是感慨万千。

有个词叫“悲欣交集”[4]，是中国诗僧弘一法师的临终遗言。

弘一法师从藏于中国福建鼓山的古书中，发现了日本的《大正大藏经》中未曾有过的经文，于是他印刷了二十五部《华严经疏论篡要》，寄给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剩下的一半寄给高野山寺等主要寺院。在抗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代，他不问西东，普济众生。

当得到义工救援时，我不知为什么想到超越国界的弘一法师所说的话。这次大地震中，超越国界和宗教的隔阂，人们无私的救援令我动容。我之所以想起弘一法师的话，就是因为当时义工进行救援的情景感染了我，令我触景生情。这或许就是佛教的教诲！

弘一法师本名叫李叔同，毕业于日本的美术学校，师从黑田清辉大师。他也是中国新剧的先驱。可惜的是在战争还没结束的1942年，他在福建泉州结束了六十三岁的短暂人生，令世人惋惜不已。

2005年1月17日

[1]星期五和数字13在西方都代表着坏运气，两个不幸的个体最后结合成超级不幸的一天。所以，不管哪个月的13日又恰逢星期五的那天就叫“黑色星期五”。

[2]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一带发生了7.9级的关东大地震，死伤者达十四万余人。

[3]关东大地震后，中国积极援助，但是日本国内谣言四起，于是一些军国主义暴徒开始屠杀在日朝鲜人和华人。先后有六千多名朝鲜人和七百五十多名华工惨遭杀害，史称“东瀛惨案”。

[4]弘一法师弥留之际，写了“悲欣交集”四字，一面欣庆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悯众生的苦恼。

传到中国台湾的歌曲《荧之光》[1]

日本有不少歌曲是在英格兰民谣的基础上填日语的歌词才得以传唱下来，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荧之光》。我学生时代，在校生唱《荧之光》、毕业生唱《敬仰您的尊贵》献给老师。好像当时也只唱《荧之光》的第一段或者第二段，不唱第三、四段，是因为歌词有问题，“保卫从千岛列岛到冲绳的日本国土”。

我昭和十一年（1936）小学毕业，当时日本正处于扩张时期，有人鼓吹千岛列岛以北的库页岛[2]和冲绳以南的中国台湾理应也属于日本。于是歌词里把库页岛和中国台湾也加了进去，但是唱起来还是觉得别扭。不提这个了，不过第一段最后一句以“待到黎明时，离别悄然至”结束，真是韵味无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曾在故乡中国台湾当过教师。当时正是日本撤离之后，国民党政权进入台湾，严禁使用日语。毕业典礼上用中文（北京话）唱的歌，曲子就是《友谊地久天长》。准确地说是英格兰民谣的曲子，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作词，在台湾作为毕业歌被传唱的《友谊地久天长》，即日本的《萤之光》。当唱到最后一句“奈何别离今朝”时，女生们不禁抽泣起来。

毕业典礼汉语过去叫“毕业式”，不管用汉语唱还是用日语唱，都充满了离愁别恨。

我不知道汉语的词作家是谁，可能当时他也来日本留过学吧。

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吸收西方文化，类似这首歌，不少东西都是经由日本传到了中国。中国的第一个话剧，就是中国留学生于明治四十年（1907）在日本公演的《茶花女遗事》，“茶花女”在日语中叫“椿姬”，“遗事”意味着死后流传下来的故事，所以这部话剧译成日语只能叫《椿姬物语》。扮演椿姬的就是弘一法师。

汉语里有“椿”这个字，但是不是日语“椿树科”的“椿”，而是旃檀科植物。日语的“椿”，汉语里有两种意思，如果是花，指“茶花”，如果是植物，那就是指“山茶树”。

2005年1月24日

[1]这首歌汉语译为《友谊地久天长》，原是苏格兰民间歌曲。在日本一般用于毕业典礼、宴会、圣诞节等场合。

[2]汉语叫“库页岛”，日语叫“桦太”，英语叫“萨哈林”。1945年，苏联发动8月风暴行动，占领库页岛全境。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南桦太主权。

武夷山三十六峰

今年新年假期我去了趟中国福建的厦门，至今已去过四次，但每次都是被安排到某处访问，所以来去经过厦门而已，即使稍作停留，也不过一两天。而这次是因为福建的武夷山被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我才希望到此一游。

其实1988年我为了研究茶文化去过武夷，还记得从武夷到厦门坐车得两个小时。

这次听说从厦门到武夷每天有一趟航班，我才动了心思。

我问别人是不是直升机，结果贻笑大方。人家告诉我，是中型飞机，地地道道的喷气式飞机，一个小时就能到达。

武夷山是茶的产地，以“岩茶”之名为世人所熟知。

传说中有个叫彭祖的长寿老人，活了八百多岁。

彭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武”，一个叫“夷”，两个儿子齐心协力开辟出来的大山就是武夷山。

住在神户的中国人中，有一些登山爱好者自发成立了登山会，曾攀登过六甲山和再度山，这个登山会取名“武夷山登山会”。

流经武夷山的河流，九曲回肠，人们称之为“武夷九曲”。武夷山之所以能成功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在于它那秀丽的景观，更有那些无处不在的奇岩、怪石，并且都逐一为之起名。概括起来叫作武夷三十六峰。三十六代表诸多的意思，日本无声电影中武打片的解说员就经常侃侃而谈“东山三十六峰”。

武夷三十六峰中最有名的是大王峰、狮子峰、玉女峰、隐屏峰、接笋峰、玉华峰、天柱峰、晚对峰等。在隐屏峰山脚附近，有朱熹（1130—1200）建造的知名学校——武夷书院。

我在武夷本想泛筏下江，可天公不作美偏偏下起雨来，无奈只得作罢。虽留遗憾，但老天似乎在明示：欢迎再来！

2005年2月7日

“谎话连篇”的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十七年之后才回到欧洲。他详细记录了中国之旅的所见所闻。其初衷并不是为了写《东方见闻录》，作为商人，他只想详细调查全国各地的物产以及市场行情，所以有关地名或各地之间距离的记录才特别详实。

回国后的马可·波罗卷入了他的国家威尼斯和另一个国家热那亚的战争中[1]，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威尼斯战败，为此他被投入热那亚监狱。狱中马可·波罗口述自己的旅行经历，由同一牢房的曾以写故事为生的专业作家——来自比萨的鲁斯蒂谦来记录，才完成了《东方见闻录》。

书中，马可·波罗尽数距北京十英里（约16公里）的石桥之美，那就是卢沟桥。他对卢沟桥赞叹不已，称世界上再也没有如此美丽的桥。由于得到马可·波罗盛赞，欧洲人也把卢沟桥叫作马可·波罗桥，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这座桥是马可·波罗建造的。

卢沟桥历史上几经修缮，但基本形式没变，都是由十一个拱门构成。但是马可·波罗却说有二十四个拱门，也不知道是他记错了还是另一个人写错了。

有人觉得《东方见闻录》里没有涉及司空见惯的长城和茶叶实在令人不可思议。马可·波罗进出长城，不可能回避有关长城的话题，也许是负责记录的鲁斯蒂谦觉得长城一说令人难以置信而最终从书中删除了。

《东方见闻录》记录了大米造酒、如薪柴般的可燃石头（煤炭），但是对茶叶只字未提。世上普遍认为欧洲人最初知道茶叶是在此书问世二百年后的十五世纪末，还是由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介绍给欧洲的。当时不知道茶为何物，也就没法写。《东方见闻录》出版后，马可·波罗就得了个“谎话连篇”的绰号。

马可·波罗于1324年去世，享年七十岁。据说临终之际，他的朋友忠告他“要为你自己的弥天大谎忏悔”，而他却回答说：“书中所记还不及我看到的一半！”

2005年2月14日

[1]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以及阿马尔菲是中世纪意大利四大海洋共和国。

八十一岁的“半寿”和“盘寿”

去年我年满八十岁，很多人祝贺我的“伞寿”，今年八十一岁本以为可以安安静静地迎接新的一年，可朋友却说：“那可不行，不管怎么说，八十一岁是半寿。”

“半寿”一词不常入耳，八十一岁，人生才过半，让人觉得有点厚颜无耻。别人跟我说，“半”这个字从结构上可以分为“八”“十”“一”这三个部分，这也太牵强附会。

查查辞典，“半寿”作为一个独立词条，有的辞典里有，有的辞典则无。好像还不算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词。而“伞寿”和“米寿”在一般的辞典里都可以找到。

在我八十一岁生日宴上，有个编辑告诉我，有个词叫“盘寿”，确实是指八十一岁。可是我查辞典却没找到。

“盘”是指“日本象棋盘”，纵横共九路，九乘九组成八十一个格子。在象棋的世界里八十一是个特别的数字，可遗憾的是“盘寿”这个词鲜为人知，并没有普及到在《广辞苑》能够找到的程度。

正仓院[1]里保留着中国唐代的围棋盘，基本跟现在的棋盘别无两样，围棋的下法亦然。但是将棋变化却非常显著。将棋也叫作“象棋”，源自印度，正仓院里没有实物，也只能从出土文物或古文献中略知一二。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被称为“大将棋”和“中将棋”的将棋，棋子特别多，比如“猛虎”“飞龙”“奔车”“猛豹”“铁将”“铜将”，棋盘有纵横各“十二路”的一百四十四个棋子和纵横“十三路”的一百六十九个棋子。据说到了十六世纪后期，才演变成今天纵横“九路”的八十一个格子的棋盘。

西方的国际象棋和中国的象棋、日本的将棋都源自印度。但是日本将棋有其独特的规则，比如说可以把吃掉的敌方棋子，留下为己所用。可能是因为古代日本的战争基本都是兄弟相争的缘故。

2005年2月28日

[1]日本奈良时代的仓库。在今奈良市。

十二属相里为什么没有猫？

喜欢猫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专门为爱猫人士出版的杂志。

如此之多的爱猫人士，肯定会因为猫没能入围十二属相而为之打抱不平吧！与人类保持友好关系的狗、羊、牛、马都入围了，为什么把猫排斥在外？

有种说法认为十二属相之首是“鼠”，而猫吃鼠，所以就对猫敬而远之。还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认为上帝为了确定十二属相，专门召集动物大会，结果猫迟到了，所以落选。

其实“子”和“鼠”、“丑”和“牛”、“寅”和“虎”原本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子”“丑”“寅”不过是一种计数方法，为了便于记忆就假借了动物之名。

除了十二属相里没有猫，此外还有一个不解之谜。十二属相中的十一种动物都是现实中存在的，而以“辰”代表的“龙”，只不过是想象中的动物。也可能十二属相为世人认可的年代，龙确实存在过。

三国的魏国，其元号为“青龙”。公元233年1月，摩坡（地名）的井里出现了青龙，2月皇帝（曹操的孙子，明帝）前去观看，就把当时的年号“太和”改为“青龙”。这里所说的井，可能是老百姓共用的水井，也可能是市井的井（众人聚集之地）。后来这里的地名也因此改为“龙坡”，引来看客无数。也可能真正出现的动物不是龙，而是大蜥蜴或者黑熊等珍禽猛兽。魏国后来好像知道了真龙并不存在，所以四年后又把年号改为“景初”。当时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在这个时期也曾向魏国派过使节。

有人主张说既然把想象中的动物放入十二属相缺乏科学性，那倒不如把龙替换成现实中存在的动物，比如熊猫。对此建议，好像也没人理会。你如果说自己“我属熊猫”，那倒没什么，但是听的人似乎会觉得好像是漫画故事，所以不要多此一举。

若借此机会替代龙，把一直是个悬案的猫放到十二属相中相应的位置，大家感觉如何？估计也就是说说而已。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把猫纳入十二属相，永远保持那种清高自傲，这才是猫。桀骜不驯的姿态就是猫的本色。

2005年3月7日

被孙悟空蔑视的土地公

在日本，每个人出生地的守护神叫作“产土神”，这可能相当于中国的“土地公”。

因为产土神即土地公无处不在，所以这些神仙的数量就不止一个。北京的土地公祭祀在宣武门外的土地庙，那里的花市很有名，好像这也成了这个土地庙的一大特色。

土地公就在我们身边，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邻居家的老人，一旦有求于他们，便能召之即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每当遇到妖魔鬼怪，总是求当地的土地公帮忙，土地公对孙悟空也是唯命是从。有时候孙悟空在说话之前竟然莫名其妙地对土地公左右开弓打嘴巴，真是个蛮横霸道的猴子。土地公也称为土地神，大小也是个神仙，怎么能任凭孙猴子蔑视？

这是因为土地公曾落下过把柄。传说玉皇大帝曾命令土地神“要把财气分配给地上的众人”，可土地公对此置若罔闻。财气是指带来财富的运气，土地公的老婆，即土地婆指使他违抗玉皇大帝的旨意：“你那样做，大家都成了富人，那我们女儿出嫁时，谁抬花轿？没有穷人，我们就指使不动别人了。”被土地婆这么一说，土地公也就胆大妄为，所以才有了世上的穷人。这是收集于《福建故事集》中的故事，书中提到土地公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二，每年的这一天，富人都为土地公供奉豪华贡品，而穷人为了泄愤，为土地公摆放的贡品不过是猫食之类的残羹剩饭。好像还听说土地公夫妇不喜欢吃牡蛎，所以特意摆上牡蛎作贡品。

这些传说也都缘于《西游记》的负面影响。人们认为，一般人死后其灵魂首先去了土地庙，于是遗属马上到土地庙烧纸。另外，土地公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也叫作“龙抬头”，是龙升天的日子。这些风俗也就从《三国志》时代沿袭至今。

2005年3月14日

何谓花狸居主？

三十多年前，我家搬到了神户的六甲山脚下，并在庭院里栽上了花梨木。当时司马辽太郎很难得跟我聊起了这个话题。

他问我：“你家院子里的那些树，你最喜欢哪种？”

“我喜欢花梨木。不过好像这种树没什么人气。”

“是啊！是鲜花的‘花’，加上鸭梨的‘梨’字吧？”

“是，‘梨’与‘狸’同音，汉语里也有‘花狸’这个词。那你喜欢什么树呢？”

“我喜欢细叶冬青树，这种树冬天也郁郁葱葱，所以叫作冬青树。”

我说：“我记得有一首写冬青花的诗。”

诗的作者叫林景熙（1242—1310），是个不太出名的诗人，估计知道的人不多。忽必烈时代，西藏有个妖僧叫杨琏真加，散布了一个禁止大宋复兴的符咒，就是取下绍兴南宋六帝陵寝中遗体的首级，先把遗体埋在杭州原南宋行宫遗址的镇南塔下，然后把帝王的首级扔入西湖。林景熙等大宋旧臣，拜求渔民湖底寻尸，最后把寻到的帝王头骨偷偷埋在了兰亭山上，又在掩埋处栽上了冬天不枯的冬青树作为标识。官府在处理遗骨时，动员当地人帮忙，所以便能轻松地找到遗骨下落。

西藏妖僧如此猖狂地施展巫术，目的就是为了打开帝陵，掠夺大量的陪葬品。他勾结宰相桑哥，桑哥也是个坏事做尽的伪善之人。桑哥倒台后也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

林景熙在《冬青花》这首诗的开头写道：“冬青花，花时一日肠九折。”跟司马辽太郎聊了这些话题之后，他就受邀去了中国。

从中国回来时，他给我带来一个小盒子，说：“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在北京琉璃厂刻印章的地方请人给你刻的，要是喜欢就拿着吧！”小盒子里放着一对印章，一个是阴刻章“陈舜臣”，一个是阳刻章“花狸居主”。[1]

“谢谢！那我就是花狸居主！”

肯定是在他去中国之前就决定送印章给我作礼物，于是从与我的那次对话中，巧妙地套出了所要刻的文字。

2005年3月28日

[1]刻图章一般都刻凸出来的字，这就是阳刻。如果是刻凹陷下去的字，就是阴刻。

爱护动物，视国情而为？

在中国香港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道风景，卖螃蟹都是把五六只螃蟹用绳子捆绑在一起销售。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的那些年，这种行为曾被视为虐待动物，据说还曾遭到动物保护组织抗议。

诚然，虐待螃蟹不可取，但那也得看谴责这种行径的人是否有资格。让狗去咬死狐狸，把这一野蛮行径视为体育运动，这种人难道有资格？

有人说爱护动物是文明人的一个标志。我们亚洲人爱护动物的传统一直是代代相传。日本古代曾有个极度喜欢动物，甚至被人嗤笑为“犬公方”的德川将军叫德川纲吉[1]。日本在奈良时代以前，经常发一些《怜悯生灵令》，特别是镰仓时代尤甚，但是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德川纲吉。当时上流阶层盛行一种用鹰捕鸟的鹰猎运动，鹰猎用的鹰不吃腐肉，需要专门喂食活着的狗。这种运动实在过于残忍，就被德川纲吉给废除了。他的这一举措堪称一种仁政。除此之外，禁止遗弃牛马等政令在德川纲吉死后，作为幕府的方针也一直被沿袭下来。动物们为人类任意驱使，直到身子散架，再也没有可利用的价值时，就被无情地抛弃。正是因为这些动物一生都为人类劳作，所以我对类似《禁止遗弃牛马》的政令颇为认同。

几年前我去巴黎，看到一个告示：“请不要抛弃家养的猫狗。”因为当时正好是长假之前，据说为了全家能出去旅游，有人竟然把家养的宠物猫狗遗弃到郊外。我当时还很诧异，这哪像是大谈爱护动物的城市所发生的事。

昭和时代初期，货物运输主要依靠马匹。神户某地的一个上坡路段，马拉着堆积如山的货物艰难地爬行，这时一位亡命日本的俄罗斯妇女对车夫说：“这可不行啊！下次可不能这样呀！”她义正辞严地谴责车夫让马拉那么多不堪重负的货物，而车夫却不解其意，只是茫然地眨巴着眼睛。

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末，德川纲吉就已经数次发布过严禁马车超负拉货的禁令了。

2005年4月4日

[1]德川纲吉（1646—1709），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绰号“犬公方”（狗将军）。

祭祀“悔恨先生”的凑川神社

神户的凑川神社供奉着楠木正成[1]，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楠公”。我五六岁的时候，家住神户元町七丁目，身高差不多也就在楠公膝盖的位置。很多事已经淡忘，记忆中留下的只是大街上行驶的电车。楠公对我们来说也只不过是遥远的历史人物。

我小时候，除了听到“楠公”这个叫法之外，有时还听年长者把他叫作“悔恨先生”。据说是因为楠木正成在凑川[2]战败而死之前，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悔不该……”。

明治五年（1872）楠公才被供奉到神社内，在此之前一直被埋在水田的一个小土坟中。这个土坟是水户光国建造的，墓碑上还刻着“呜呼忠臣楠子之墓”的字样。

土坟建于元禄五年（1692），当时老百姓对楠公的认知程度也就是“英雄战死于此，太可惜了”。

据《太平记》记载，楠木正成的弟弟曾说：“如果人死后能轮回七次，那我也要我的七条命重返人间，彻底消灭朝廷的敌人。”哥哥楠木正成也是意气昂扬地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为了七生报国，兄弟二人相刺而死。

老百姓对楠木的死难以理解，于是当时的说书人就煞有其事地把楠木身居的官位也加在他的名字里了，变成了“楠木左卫门尉正成”。老百姓听了他的故事后，都觉得楠木是个死不瞑目的忠臣，于是称他为“悔恨先生”。

《太平记》对楠木格外偏爱，说他因战败而懊恼得咬牙切齿，结果把牙都咬碎了。由于这个小插曲家喻户晓，后来楠木正成就成了江户时代专管牙痛的神仙。直到大正时代，一旦谁家里有人牙疼，别人就会劝说：“赶紧去拜拜悔恨先生，牙就不疼了。”楠木正成是大阪河内人，可神户人却愿意把他当成老乡。楠木正成坟墓的碑文出自亡命日本的中国人朱舜水[3]之手。

2005年4月11日

[1]楠木正成（约1294—1336），明治时代起尊称大楠公，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武将。他一生竭力效忠后醍醐天皇，后世敬其忠义多智，誉其为武神、军神。他也是日本史中三大“末代”悲剧英雄之一。

[2]日本古地名，即现今神户。建武政权时足利尊氏迎战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的战役，因战于凑川，故名凑川之战。结果楠木正成败北自刃。

[3]朱之瑜（1600-1682），字楚屿，号舜水，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后东渡定居日本。他在长崎、江户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著有《朱舜水集》。

我是猫皇帝

古代埃及有个皇帝，名字叫“猫”，准确地说叫“猫二世”[1]。他于公元前609年至公元前594年在位，史书记载中确有其人。

这个猫皇帝原本跟猫无关，但当时埃及推崇猫为神兽，从这个意义上讲虽有些牵强附会，但也能扯上一点关系。当时杀猫的人可定死罪，日本将军德川纲吉爱狗痴狂，人送外号“犬公方纲吉”，埃及这个猫皇帝虽不及此，但也确实是个跟猫有点关系的皇帝。他甚至出台法律，规定即使发生火灾，在灭火之前也要先救出猫。这简直和十七世纪江户时代老百姓怕狗如出一辙。公元前埃及的老百姓对待猫神可真是胆战心惊，唯恐招来横祸。

猫皇帝曾在几场战争中屡屡战败，很难称得上享誉四方的“大帝”。他的名字用罗马字标记是“NechohⅡ”，这和日语“猫”的发音相近，我们才称他为猫皇帝。他曾经在米吉多之战中大败犹大王约西亚，一时间复兴了埃及的帝国大业，甚至大举进攻到幼发拉底河流域。但最后在和巴比伦王国王子作战中，彻底败下阵来，从此丧失了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此时战败的埃及也是岌岌可危，而巴比伦国王猝死，其王子没办法只得中途撤回，没跟猫皇帝抗衡到底。

这次战争之后，猫皇帝放弃了战争，转向贸易立国，但是终究无法使埃及起死回生。猫皇帝死后约七十年，埃及帝国被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镇压了。

后来的波斯大帝居鲁士二世，曾一度谋划远征埃及，但壮志未酬身先死，后来他的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承了他的事业。而那时的埃及早已经改朝换代。

在波斯与埃及的战争中，波斯军队最前面以猫布阵。埃及军队不敢向他们认为是神兽的猫射击，结果波斯军队大获全胜。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以猫为盾，埃及从猫皇帝开始就已经是大势已去，根本不是英雄辈出的波斯的对手。

冈比西斯二世所继承的王位，就是以建造黄金都市“波斯波利斯”[2]而闻名的大流士一世的王位。

2005年4月25日

[1]猫二世指埃及法老尼哥二世。

[2]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二个都城，主要遗迹有大流士王的接见厅与百柱宫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互赠礼品让人无所适从

在确定神户市花的时候，并没有顾忌到以花寄托情思的“花语”。单说玫瑰花的花语就达六十多种，无法逐一考证，也难以顾及周全。结果确定市花为紫阳花，没想到该花的花语是“傲慢”。

“大和抚子”一词常用来形容温柔而刚强的日本女性，于是“抚子”二字就成了“贞淑”的象征。可实际上“抚子”本是一种花，叫“石竹花”，其花语为“大胆”。花语原本是伊斯兰教地区以花寄托情思、以花回复的一种风俗。这种风俗在十八世纪又传到了欧洲。

如果能意识到花语这个层面的含义，那么选花答谢别人的时候就得慎重。如果不经意地随便给人送花，结果花语是“我对你暗生仰慕之情”，那就惹麻烦了。

交换各自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可能是最爽快的一种互赠礼品的形式吧！互赠能把“赠送”与“回赠”同时解决。美国总统格兰特[1]卸任后曾漫游世界，1879年4月，拜访了正在天津逗留的李鸿章。格兰特作为美国南北战争的北方军总司令同南方军队作战，而同一时期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两个人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共同的话题。交谈中，李鸿章向比他年长一岁的格兰特提出交换彼此手杖作纪念的建议。

格兰特回答说：“我这手杖是我几个朋友一起赠送给我的，回国后我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才可以把它送给你。”

李鸿章回答说：“那我可不敢冒昧接受这么贵重的手杖，这事权当我没说过。”于是就故意把话题岔开了。

十七年后，即1896年，李鸿章参加沙皇二世的加冕典礼到国外出访，途经美国时，他去拜谒了十一年前已经去世的格兰特的陵墓。格兰特夫人举行酒会款待李鸿章。酒会席间，格兰特夫人高举着手杖说：“我丈夫格兰特在世的时候，时常提起要去一趟天津，把这个手杖交给李鸿章先生，在此我代替我丈夫亲自把它交给李总督。”

归国后李鸿章细察手杖，颇为震惊，原来那个手杖采用的是名贵木材，上面镶满了钻石，据说当时价值十几万美元。

2005年5月9日

[1]格兰特（1822—1885），美国军事家，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美国南北战争时任北方军总司令。于1879年访问过日本。

竹马之友抑或抗衡对手

两小无猜的朋友叫竹马之友。

作为一种儿童游戏，“竹马”到底怎么玩，众说纷纭。现在小孩玩的竹马，是两根木棒之间各安上踏脚的横木的竹马，这种玩法历史也并不久远。而且以前的玩法更简单，好像就是两腿间夹着一根带叶的竹子，一只手握住竹子，另一只手做抽鞭子状四处奔跑。中国古书《博物志》中记载：“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戏。”

鸠车就是小童车，车上装着用木头或藤蔓做的鸽子状小玩具，然后用绳子拽着小车到处跑。这是五岁小孩玩的，到了七岁就开始玩竹马。当然这里说的都是虚岁。把一根竹竿放在两腿间当马骑着到处跑，这也算是七岁小孩最大的本事了。现在日本真正的竹马，能玩起来的，那可绝对是个技术活儿。小学高年级时，我跟朋友学骑竹马，结果没能学会。我都能骑自行车，却唯独学不会骑竹马，而那些不会骑自行车的孩子却能骑竹马，令人匪夷所思。我问朋友其中的原委，朋友爽快地告诉我：“那很正常，我没有自行车，当然谈不上会骑自行车喽。”

竹马之友是童年的玩伴，可有时也是抗衡的对手。仔细思量“竹马之友”出典里的解释，你就会觉得竹马之友的背后，互相嫉恨的成分更浓。

“竹马之友”一词源自《晋书》。主人公桓温（312—373）是位居人臣最高职位的大司马，他童年时的伙伴殷浩经常炫耀说：“我小时候总和桓温一起玩。”但实际上这两个人势不两立。

桓温对殷浩与自己相提并论一事颇为不满：“少时吾与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浩辄取之。”

所以竹马之友未必都是好友，也有这样互相嫉恨的劲敌。

桓温是个野心家，暗中欲行篡位之事，而挡在他前面的拦路虎就是殷浩。于是桓温上表弹劾竹马之友殷浩，并将其流放到东阳。他自己一步步奔着皇位而去，就在距皇位一步之遥的时候，竟意外患病而亡。这就是竹马之友的来龙去脉。

2005年5月16日

在宇奈月温泉“作诗一首”

俳句是日本独特的传统诗歌体裁——定型诗。甚至是小学生，只要扳着五指，数着五七五的拍节，也可以作诗。可以说俳句对日本国民情操教育影响很大。这种诗歌形式也备受中国文人青睐，他们相应地创作出不受平仄及脚韵限制的短诗形式——“汉俳”，并竭力推广和普及。

过去文人聚会，尽兴时总说：“那就连诗一首吧！”这里说的“连”，就是把连歌或俳句的前句和接句连在一起作诗，也是文人之间的一种游戏。现在有这种雅兴的文人已不多见。我平时也不参加俳句会，当然也就没有机会体验这种优雅的游戏。

但也有一次参加了类似的俳句会。我朋友是一个俳句诗人，他说：“咱们连诗助兴怎么样？”当时也没有正规的写毛笔字用的宣纸，只是发给大家半张白纸，规定“在一个小时内作诗五首后提交”。

当时我们在富山县宇奈月温泉，正好是去参观黑部水库两天一宿之旅的归程之夜。黑部水库建成于昭和三十八年（1963），受关西电力公司之邀，我们可以享受参观大坝内部的特殊待遇，于是我们二十多个朋友便结伴前行。

我的那个俳句诗人朋友叫赤尾兜子，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诗人富田碎花，由这两个人当评委。我有一首作品入选，“一朝被降伏，痛恨巨能无泄处，默隐水库底”。虽然入选了，但也没有什么奖赏，倒是迫不得已地被多灌了几杯酒。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年龄最大的富田碎花可能比我现在还年轻。赤尾兜子跟我是同学，所以我敢直言不讳地说：“你是专业俳人，如果谁创作出的俳句比你写得还好，那可怎么办？”他笑着回答道：“这也就是游戏嘛！”

富田碎花先生总是背着一个小双肩包，里面装的东西似乎不多。我好奇地问包里装着什么，他回答说：“是压缩米饭，一旦遇到险情能用得上。”现在想来，那次旅行带上遇险用的食品确实是明智之举。

2005年5月30日

区别“兿”[1]与“芸”

把“兿”字简化为“芸”，我多少有些抵触。因为“芸”不是简化字，它本身是某种芳草的名字，同时也可以用来形容植物盛开的样子。而且这种香草用于防止虫蛀书籍，因此自古以来文人们用它做书签，或者放置于书房。阿倍仲麻吕在唐朝为官的秘书省（掌管文书）叫“芸省”，也叫“芸台”，源自于“芸”跟书籍有关。

用“芸”字命名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命名方法。比如早在十八世纪后期的日本江户时代，就有“千叶芸阁”，大阪也有“片冈芸亭”，日本的儒者也曾选用“芸”作为自己的号。

四十多年前文兿春秋出版社的池岛信平来问我，出版社名字中的“兿”，用简化字表示怎么样？我回答说：“‘兿’和‘芸’不是一个字，最好别换。”我觉得一向严谨的池岛先生也同样向其他诸多有识之士征求过意见。现如今出版社依旧沿袭着过去的“兿”字，说明大家都是反对用简化字的（顺便提一下，汉语中“兿”的简化字不是“芸”，而是新造了一个“艺”字来替代）。

“芸香”一词代表书香味，常用于诗歌或人名，其原有意思已被淡化。《论语》和《孟子》里也用过这个词。诗人白居易曾有一句感叹诗：“惆怅青袍袖，芸香无半残。”

近代名人中，有个叫王芸生（1901—1980）的中国著名记者。“九一八事变”前后，他出版了六本《六十年来的中国和日本》。他也是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王芸生任《大公报》主编。战后，他受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之邀出访日本。他观察当时的日本后发现，日本人虽然饱受战争之苦，物质上粮食匮乏，精神上颓废不振，但是日本的孩子却是面红体宽，精神饱满，看得出是大人把食物让给了孩子。因此他预言道：日本战后复兴肯定会比预想的要快得多。有的日本学者把后来成为《大公报》社长的王芸生称作王艺生，我真觉得他们应该把“艺”和“芸”的区别搞清楚才对！

2005年6月6日

[1]此文中的“兿”均指日语中的“兿”字。

暴怒大叔——铁道卫士的魄力

空袭的战火吞噬神户之前，我一直住在神户海岸通五丁目。眼前的海滨主干道路对面，行驶着临港线货物专用火车。JR神户站对面是货物周转专用车站——凑川站，很多出口货物由这条铁路被运到神户港，反过来也由这条铁路把进口货物从神户港运到凑川站。车站时刻表上零星的几个发车时间，意味着火车一天也就往返几个来回，似乎让人忘了这条线路上还跑着火车。所以每当火车经过时，车上的工作人员就会刻意鸣笛警示。虽说这条铁路靠近海边，但毕竟也是行驶在城市中心，所以火车开得极其缓慢，记忆中这里也从没有发生过事故。

——赛跑的话，我肯定能赢！

火车慢得连小学生都敢跟它较量。

火车头前方经常站着一个工作人员，人送外号“暴怒大叔”。他手持喇叭，看到轨道上有小孩，就会暴怒不已：“喂！喂！太危险啦！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我们看到他在大喊大叫，也会替他担心：“大叔，你不热吗？”“要是你从火车上摔下来，那可怎么办呀？”慢慢腾腾的火车绝不会把他从火车上甩下来的，所以我们的担心也是杞人忧天。

另外，当时还有个热门话题，说“临港线那个暴怒大叔，长得跟我们学校摇铃的那位大叔很像”。摇铃大叔是学校打杂的工勤人员，到了上课时间，他就在走廊摇铃，边摇边训斥学生，絮絮叨叨喊个不停。这一点确实像火车上那个暴怒大叔。有人说他就是那个暴怒大叔的弟弟，结果谣言越传越离谱。甚至有人煞有介事地说：“摇铃大叔跟火车上的暴怒大叔原本就是一个人，只不过是他一边在学校摇铃，一边去火车上兼职。”

火车上的暴怒大叔戴着铁路工人专用帽子，总是把喇叭放在嘴边。但是再慢的火车也是在行驶，所以我一直也没看清楚他的模样。有一次，大叔突然脱下帽子擦汗，我们这才发现他没头发，而学校的摇铃大叔却是满头浓发。

以后每当听到哪儿发生了火车事故的新闻，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临港线的暴怒大叔。虽然言语犀利，但从他身上确实能感觉到铁道卫士的热情。

2005年6月13日

安集延探险之荣耀

安集延这个令人记忆犹新的地名最近频繁出现在新闻里[1]。

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内部纷争，导致反总统势力遭受镇压进而向邻国逃命，这些人最终都聚集在国境线上的城市——安集延。

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长久以来隔断着东西方往来。汉武帝（前140—前88在位）为了得到汗血马也曾派军至此（当时称为“大宛国”）。由于两座高山阻隔，无奈只好放弃进一步西征。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也举兵至此，没再东征。

日本人最初在安集延留下足迹的是1902年的大谷探险队。他们从伦敦出发，坐火车到达巴库，再乘船横渡里海，最后乘坐火车来到安集延。探险队从安集延开始探险，在他们到达安集延之前，先后经过布哈拉、撒马尔罕、浩罕汗国等西域诸城市。但毕竟是坐着火车，仅仅是经过这些城市而已，所以算不上“探险”。

探险队一行五人，有大谷光瑞、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和井上弘圆。他们在安集延雇用马车前往奥什，在奥什准备了二十五头驮马和五头拉车马，然后越过天山，最后到达中国的领地喀什葛尔。

探险队一行又从喀什葛尔出发，进入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库尔干。在此兵分两路，大谷、本多、井上一行人穿越中国与克什米尔间山口的明铁盖达坂，再通过中国新疆西喀什西南面的罕萨谷地，最后抵达印度。渡边和堀贤雄一行人则经过叶尔羌进入和田，他们俩2月份从安集延出发，到达和田已是11月末，于是决定留下过年。第二年的1月2日又奔着安集延而去。

现在想来，1903年是日俄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堀贤雄还曾感叹俄罗斯警察不许他们到处拍照。两国开战之前，禁止拍照也是必然。

现在的日本也是个探险大国，日本的探险先驱我认为当属大谷探险队。在此之前，虽然福岛安正（后来的福岛大将）也曾靠单骑横跨过西伯利亚，但是他的探险之旅军事色彩太重，所以就不能算在其中。大谷探险队的荣耀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他们一直是边祈祷边探险的。

2005年6月27日

[1]指安集延骚乱事件。2005年5月12日夜间，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安集延市发生武装骚乱事件。次日晚上，乌政府采取措施平息了武装骚乱。

千年等待，只为恋人归来？

等人是一件闹心的事情。心里念叨着“快来了，快来了”，结果还是没等到该来的人。如果你能知道你等的人肯定会来，那顶多有点心神不定，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等的人是否能来，那就得一直坐立不安地等下去。没有比这更受煎熬的了。

汇集中国古民谣的《诗经》里，有一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意思是一天不见，如同隔了三个秋天，就等于三年未见。

朱熹把这句诗解释为期盼约会的恋人。可在古注中，却把这句诗解释为一日不见君主的龙颜，就会担心是否轻信敌人谗言，因此觉得一日如隔三秋。这种解释让人觉得有点过虑，还是解释为对恋人翘首以待的心情比较自然。

《诗经》里收集的是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时代中期（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歌谣。这句诗后来演化为成语“一日三秋”。可在日本却常说“一日千秋”。

在中国出版的日语辞典里，出现了一个中国人不常用的“一日千秋”这个词条，其解释与“一日三秋”相同。中国文字一定是“平”或“仄”的其中一种，作汉诗时，按规则必须平仄押韵，表示数字的文字中，只有“三”和“千”是平韵，其余都是仄韵。而且用日语来读的话，“サン（三）”和“セン（千）”的发音也相近，所以就解释为两者通用。

以一日三秋之思念去等待，比如等待恋人从国外归来，那种心情用这个词来表达确实贴切。可是一日千秋有多长，你能想象出来吗？千秋就是千年，如果是距今一千年之前，那岂不是倒退到清少纳言、紫式部的时代？从那时一直等待至今，实在是超出常人想象。

2005年7月11日

骨折三次与那些如履薄冰的岁月

小学四年级我一年中曾有三次骨折，都断在胳膊上，左胳膊两次，右胳膊一次。

如此轻易骨折，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骨头脆弱。每次骨折，整骨的医生都会无可奈何地说：“又断了？就是因为你不锻炼身体，所以稍不注意就会骨折。你是不是该考虑通过柔道之类的运动来锻炼身体呀！”

回家后我没敢把医生的话告诉父母，担心一旦说漏嘴，父母就会逼我学柔道。我可不是活泼好动的孩子。

于是我就糊弄父母说：“医生让我在家静养。”一般来说骨折在休息几天后，把胳膊绑上绷带吊在脖子上就能上学。可每次骨折我都是休息若干周。我既不喜欢通过柔道让自己动起来，更不喜欢上学。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做过什么运动。转眼间日本社会日趋被军国主义色彩笼罩。中学时代各种体育俱乐部活动，占据了所有课程的近半的时间。后来又组建滑翔机俱乐部，毕竟学校在市内，所以根本没有滑翔机起飞降落的空地。据说只能利用周日，在六甲山后面押部谷的空地进行训练。我想如果一周只参加一次活动，那总能有办法蒙混过关。于是报名参加滑翔机俱乐部，结果马上被拒绝，其理由是：如果认为你也能坐上滑翔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需要的是拖拉滑翔机的人，像你这样弱不禁风的人，我们根本不需要。

不管怎么说，我是明确表明了参加俱乐部的意图，有了这个借口，以后我就可以不参加其他俱乐部了。学校军训，练习匍匐前进，我总是最后一个，我的托词就是胳膊不好，其实治愈之后我再也没有骨折过。小学四年级骨折，距今也是七十多年了，这七十多年的岁月对我而言如履薄冰。上了年纪以后，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患有骨质疏松症，医生劝我做个骨强度检查。

对此我自然没有信心，但检查结果的数值令我意外：与同龄人相比偏上，无碍。

早知如此，我这七十多年就不用这么整天提心吊胆了！

2005年8月1日

“落华生”的父亲是地道的中国台湾人

明治二十八年（1895），甲午战争败北的清政府迫于无奈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清朝有个惯例，高官应该回避在自己家乡做官。当时台湾的官员基本都不是台湾人，所以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这些做官的干脆撤回大陆。

但也有例外。一些人在其家乡极有名望，通过了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并晋升为进士，但却没有步入官场。这些人就是不想做官，如果有意做官的话至少也能当个县长。他们平时跟别的高官交往，也都是平起平坐。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跟其他高官一起离开台湾？

台南就有个叫许南英的进士。

他出生在台南西定坊武官街，他的父亲许廷璋在延平郡王祠附近开设私塾教人读书。毫无疑问，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台湾人，可他却选择了和其他官僚一起撤离台湾。他告知天下：日本把台湾人视为日本的臣民，你若抗拒，就请离开台湾！

许南英离开台湾到达厦门时，作了一首充满望乡之情的诗句：“海天东望台南哭。”

许南英的第四个儿子叫许地山，就是后来以“落华生”为笔名的作家。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去美国留学，跟女作家冰心是同期生。

他的专业是以梵文为主的印度文学。商务印书馆模仿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一套《万有文库》丛书，他的《印度文学》就是其中一本。

更重要的是他摘抄了存放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东印度公司的航海记录，后来整理出版了《达衷集》。我在写《鸦片战争》的时候没少借鉴这本书。

他以落华生为笔名出版的小说《春桃》（1934年出版），一时间跃入畅销作品。

1941年，许地山在香港大学任教授，正是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之时，他满腹遗憾地病逝。

他父亲许南英于1917年去世，生前曾一度回台湾上坟祭祖。当时许南英留下诗句：“已别乡关十六年。”关于他儿子许地山，一般的文学事典里都介绍说他是福建省龙溪县人，实际上，他是1893年生于台南市马公庙的地道台湾人。

2005年8月22日

与“常胜海军将领”同名

出访韩国，我向韩国人递上名片，对方一般看看我的脸，就会心照不宣地连连点头，或者微微一笑，而且还总能记住我的名字。

十六世纪末，日本的丰臣秀吉率兵进攻朝鲜时，朝鲜出了个武将，在海上屡屡击败日军，人称“常胜海军将领”，他就是李舜臣。在韩国，如果让大家说出最尊敬的历史人物，那么毫无疑问李舜臣应该稳居榜首。

李舜臣是一位清廉的武将，他组织建造了类似潜水艇的新式军舰“龟甲船”，曾一度让日军不堪一击。他所到之处，连战连胜。比如在釜山的一次海战中，他烧毁了百余艘敌船，为抵抗日军侵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是他英勇善战却遭到同僚忌妒，被谗言陷害而锒铛入狱。失去李舜臣统帅的朝鲜水师连连败北。可能因其悲剧性的命运唤起了老百姓的同情，朝廷又重新启用了他，他也不负众望，在各地连胜日军。

陆上作战中，日军占优势，所以善于海上作战的李舜臣，其战功就格外显赫。由于丰臣秀吉之死，日军只能撤退，李舜臣机智地率军断绝日军撤退后路，在露梁海战[1]中，他壮烈牺牲。

我的名字是祖父给我起的。祖父长期致力于模仿岳飞的书法，不可能知道朝鲜名人李舜臣。舜是圣天子之名，如果能成为圣天子的臣民，肯定就会一生幸福！我祖父可能基于这种考虑，才给我起了“舜臣”这个名字。好像出于同一考虑，所以叫“舜臣”的人也不乏其数。距今六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回到了中国台湾，有一天打开报纸一看，着实吓了我一跳。

我儿子陈舜臣从日本归来，但四处举债，品行恶劣，因此我决定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今后与他有关的一切我概不负责，等等。

毋庸置疑，这是跟我同名的另一个人。家人希望他能成为圣天子的臣民，可这个陈舜臣好像误入了歧途。我也只能祈祷他早日改邪归正。

2005年8月29日

[1]十六世纪末发生在露梁的朝鲜壬辰卫国战争的最后一场海战。双方为中国明朝与朝鲜联军对日本军队的岛津立花一部。战争以中朝联军获胜而告终。

古董级车票的有效期

平成作为年号，其时间跨度现在已经超过大正时代。大正之前是明治时代，离我们更加久远。进入明治时代，人们剪去发髻，这又比明治以前的时代更加新潮。

提起古董，不少人会认为越古老的东西就越好，可实际上未必如此。现在大部分日本人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目睹的战争可能也只局限于昭和时代的战乱时期，所以当这个时期的服装及日用品拿出来展示时，他们就显得格外好奇。

奈良的天理参考馆里收藏着不少明治、大正时期的物件，其中还有1912年10月发行的火车票。车票是从热田到大阪的，结果我一不小心读成了“阪大”，因为那时的票都是从右向左写，按现在的读法就是“大阪”。车票上“金一元七十三钱”的下面写着“通行税三钱”，还有“铁道院三等单程乘车劵”等字样。

一般火车票在出站口被回收，民间很难收集到。

根据车票上的文字得知这是昭和时代初期的车票。到底是国际火车，文字跟当时日语写法相反，是从左向右写的。上部分是“西伯利亚经由欧亚联络”，乘车船券标题的下方写着“使用卧铺，另外付款”，本来票就是一等座的，但好像卧铺必须额外交钱。同时还写着“详细线路记录在第三页”。由此可知，这张票实际是一本小册子。

估计现在没有人乘坐火车去欧洲，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铁路比轮船要快许多。

这张票的有效期为“含出票日共六十天”，还写着“持本票的旅客在有效期的最后一天半夜十二点之前必须结束旅行”。在旅游热盛行的今天，能定睛凝视着一张古董级的车票也是一种惬意和满足。

2005年9月13日

《水浒传》中的酒旗

《水浒传》中的英雄武松，赤手打虎，名扬天下。在此之前他路过景阳冈的时候，去酒家喝过酒。酒家的招牌一般旗子居多，这样的旗子叫酒旗。

他去的那个小酒家的酒旗上写着“三碗不过冈”。可能是由于小酒家的酒是上等的烈酒，劝酒客不要多喝的意思。武松对此置若罔闻，他一边吆喝着掌柜的，一边不停地豪饮，然后奔着景阳冈而去。没想到真的遇上了老虎，武松也只能与老虎殊死搏斗，最后打死老虎。这是《水浒传》中非常有名的一个片段，出现在《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这段文字写得畅快淋漓，每每读来都令人激情澎湃。

日语有个成语，叫“水浒只看第二十三回”。说的是如果《水浒传》在手，就会不自觉地直接翻开那百看不厌的第二十三回。

《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经常豪饮。有句话叫“斗酒不辞”，当时的“斗”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升”。有种说法，说当时中国酒度数较低，除非饮酒过量，一般情况下酒不醉人。还有一种说法，说白酒系列中的烈性蒸馏酒是元朝以后才在中国出现。

据说武松喝的酒叫“出门倒”，名字倒是骇人听闻，实际上好像也不是什么烈酒。

酒旗的传统也非常悠久，天理参考馆的展示品中就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搜集到的招牌藏品，其中就有酒旗。

这面酒旗上写着“天子呼来不上船”[1]这七个字。这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描写酒仙李白的句子[2]。

对那些不识字的好酒贪杯之人，怎样才能让他们知道酒家在哪儿呢？

这个答案也在《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顺着酒家的标识——扫帚，不停地寻找酒家。那为什么酒家的招牌又变成了扫帚呢？

这是因为在苏轼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把酒称为“扫愁帚”[3]的缘故。

2005年9月20日

[1]范传正在《李白新墓碑》中记载说，玄宗泛舟白莲池，召李白来写文章，而这时李白已在翰林院喝醉了，玄宗就命高力士扶他上船来见。

[2]《饮中八仙歌》中描写酒仙李白的句子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3]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后来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

因人而异的“声纹”

指纹正式用于调查犯罪事件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最早采用指纹的国家是英国，时间是在1901年，日本是明治四十一年（1908）之后才开始启用的。

当时正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主人公夏洛克·福尔摩斯风靡之时，其实那时人们基本可以确定指纹是没有完全一样的，而且也终生不变，但法律上尚未认可，所以小偷作案时也不必戴手套。

人们凭借经验和感觉知道声音因人而异，所以开始了世界性的“声纹”研究。据说发生在1930年的林德伯格爱子绑架案[1]中，就涉及声音记录的问题。指纹可以说是“万指不同，终生不变”，但是声音却不然。男人有变声期，即使是同一个人，有时也会刻意大声说话或小声嘀咕。就像模仿声音，有人就有这个绝活，能做到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人声音。人有感冒鼻塞的时候，发出的也不是自己平常的声音。

我的朋友圈子里，开高健和九谷才一两人是有名的大嗓门儿。当我们以为他俩在吵架而前去围观时，结果两个人正津津乐道地谈论着钓鱼的事。有一次我对开高健说，你们俩堪称高音双璧，结果他做出意想不到的表情对我说：“即使同样是大嗓门儿，我和他可不一样哟！我的声音是有旋律的（音乐型），而他的声音只不过是杂音（噪声型）。希望你不要把我和他相提并论。”

当然这只是开高健一面之词，对站在中立角度的我而言，他俩的声音听起来都是如雷贯耳。

相对于指纹，声纹普及起来好像更难。但不久的将来，司法部门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正式启用声纹。如果声纹用于司法，估计小偷作案时担心留下声纹，就会用胶带把自己的嘴粘上，再慢慢从口袋中取出事先写好的“把钱交出来”的卡片，然后递给被害人。在预防违法犯罪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先行一步。

2005年9月27日

[1]美国飞行员林德伯格是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人。1932年绑匪绑架了他的儿子，尽管付出赎金，他的儿子还是被杀害。国会因此通过了以林德伯格名字命名的“林德伯格法案”。

好书史中藏

林子平[1]是一位先知先觉之人。

他对俄罗斯南下忧心忡忡，于是著书《海国兵谈》，全书共十六卷，宽政三年（1791）出版。过去把出版书籍叫做“上梓”，因为以前印书需要使用刻有文字或图案的版木，这种版木，日本一般取材于樱花木或者黄洋木，而中国主要用梓木，因此出版一词也叫“上梓”。

这本《海国兵谈》因为触犯了幕府的忌讳，结果版木没收被焚，林子平本人也惨遭软禁。软禁期间他作了一首诗，后流传于世。

“无亲、无妻、无子、无版木、身无分文却仍无意求死”，是以，自号“六无斋主人”。

煞费苦心完成的巨著的版木被焚，林子平真是懊恼之极。版木作为作者的个人财产，江户时代就受到正式保护，也严禁复制。特别是一流的雕刻师雕刻的版木，其价格好像也极其昂贵。

《水浒传》里描写的主要是造反的故事，所以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把它列为禁书，一旦发现必然没收版木。现在大家看到的《水浒传》，曾几何时也都是秘密出版的。这本书有七十回和一百二十回两种版本。

七十回版本讲的是一百零八将逐渐集结在水泊梁山。他们都是反朝廷的，其中还有不少亡命之徒。一百零八将，可能源于佛教所讲的“一百零八种烦恼”。他们集结在一起之后发生的事，就是一百二十回版本的内容了。主要是接受朝廷的招安，被招安后又去攻打大辽，平定方腊起义。后来那些英雄豪杰一个个战死，最后只剩三十六人。

一般读者认为七十回版本更精彩。中国书店里卖的基本都是七十回版本的《水浒传》。

据幸田露伴介绍，由于这本书曾被视为历代禁书，如果被当局发现，一百二十回版本损失的版木太多，所以流行下来的基本都是七十回版本。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局没收并焚烧版木，但是经典之作必定会流传下来。《海国兵谈》如此，《水浒传》亦然。

2005年10月11日

[1]林子平（1738-1793），日本学者。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政治学者，与高山彦九郎、蒲生君平合称为“宽政三奇人”。

罕见的钢笔手稿

主流的书写工具不知不觉就从钢笔、铅笔的时代发展到打印机的时代。这种潜移默化的变迁，不知道是源于何时，可能需要凭借个人的体验来推断。

我是从1988年1月开始尝试这种新的过渡性体验。当时我是直木奖评委，因为有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评选会，所以必须在每年的1月和7月进京。直木奖以长篇小说居多，而芥川奖则以短篇小说为主，而且规定所有获奖作品的手稿必须捐赠给日本近代文学馆收藏。

那次进京是评选出第九十八届芥川奖和直木奖作品。池泽夏树的《生活方式》获芥川奖，按惯例他的手稿也必须捐赠给近代文学馆。但是他的手稿全是打印稿，这可是芥川奖第一次遇到的难题。

一般说的手稿都是作者亲笔写的，近代文学馆收藏这样的稿件，其目的就是期望通过作者的手稿能让读者进一步感觉到作家的创作气息。但是打印稿违背了他们的初衷。相关工作人员也愁眉不展：“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我知道的也就这些，至于后来如何处理，我便没再过问。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觉到时代真的变了。这个时期也正是从昭和走向平成的值得纪念的历史转换期。昭和六十四年（1989）只过了七天，即从8号开始就是平成元年。我也默默地把这一年按自己的理解，记忆为打印机元年。

最应感谢打印机的想必是那些长期饱受作家拙劣文字之苦的编辑。每个出版社都有专人去破解因字迹潦草而读不出来的稿件，还把这个工作称为“日文日译”。当时有的作家特别热情，担心自己的文字无法被别人识别，就特意把手稿全部录音，然后再把手稿和录音一并提交给出版社。可是，出版社的编辑打开录音一听，到处都是“哎呀，哎呀，这是什么字来着？”结果是作者连他自己写的字都难以辨认。

现在所有稿件都是打印稿，我们这些只会手写的稿件反倒成了稀罕之物。

各个出版社的打印稿件虽然干净清晰，但是由于数量增多，似乎又给他们增添了新的烦恼。

2005年10月18日

由地震悟出写作之道

我在国外旅游时曾遭遇过大地震。

1986年8月10日，当时我们正在土耳其凡湖附近宾馆楼顶的露台上吃晚饭，这个露台倒也没有别的设施，我印象中好像只有桌子和椅子。这个宾馆坐落在农村，也就四层左右，宾馆的其他客人或是已吃完晚饭，或是去了其他场所，反正露台上只有我们旅游团的二十多人和五六个服务员。

地震发生时，只觉得服务员如脱兔般向楼下跑去，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据亲眼目睹当时场景的人回忆说，他们根本不是跑下去的，用跳下去来形容倒是恰如其分。

我们团是由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松原正毅带队，一行中有几名学校的老师。地震发生时，这几名老师迅速钻到桌下，那一画面实在太精彩了，不愧为经常带领学生搞防震训练的老师，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马上就能做出正确的应急反应。

也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上面不会再掉下来什么东西了！”这里是露台，周围也没有比宾馆再高的建筑物，如果真有东西掉下来，那只能是流星！

我这才从椅子下钻出来，因为第一次住这家宾馆，我也不知道出口的位置，只能等着剧烈的晃动平稳下来，好在地震引起的晃动马上就平息了。

第二天我们从宾馆驱车外出，沿途看到几栋房子已经完全倒塌。这一带的建筑物多半是用劣质的砖瓦堆积上去的，实在不堪一击。电视里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地震的现场报道，到处都是这种建筑，一旦坍塌，惨不忍睹。

提起地震，我常常把神户地震和土耳其凡湖的那次地震体验联系在一起。虽然地震规模不同，但给人的记忆都是刻骨铭心的。

我那本1986年的记事本空白处写着数字8:48，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搞明白这个数字的含义。现在终于想起来了，那是地震发生的时间。这就像学校的老师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会神速地钻到桌子下一样，作为以著书为业的我，关键时刻会迅速看表，并把时间快速写在记事本的空白处。

教师也好，作家也罢，能以此为职业的人，都有一种天赐的本能吧！夸张地讲，此乃道也。

2005年10月25日

不时不食

《论语》二十篇中，第十篇的《乡党篇》，里面没有一句以“子曰”开头。这是因为这篇不是记录孔子及弟子的言行，而是描述公私生活、衣食住行以及与之相关的礼节的，说实在的，读起来确实百无聊赖。

甚至有的论语注解书里写道：“若觉得无聊，本篇可越过。”

——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毋庸置疑）

——沽酒市脯不食。（不吃市上卖的酒和肉制品）

——不时不食。

“不时不食”这四个字有些蹊跷。有的古代典籍注释说，除了一日三餐，不格外多吃。可是朱熹的说法是“不食过季的食物”。

温室种植的蔬菜公元前就出现过。《汉书》中介绍了一位叫召信臣的人，他在竟宁元年（前33）当上太守，当时高官的菜园冬天种植大葱、韭菜等，菜地搭上棚顶后，再把四周围上栅栏，白天晚上生火，用埋在炭里的灰火维持大棚温度。这与时下的温室大棚如出一辙，可在当时实属奢侈之举。

召信臣觉得通过这种方法食用的蔬菜都是《论语》中所说的“不食之物”，有伤于人，于是他下令取缔。仅此一项，据说每年就为朝廷节省数千万银两。

召信臣死后，朝廷亲自为他立祠。

《论语·乡党》还明示了就寝的方法。

——寝不尸。

“尸”是尸体的意思，是指面朝上，伸直手脚。这句是说，人睡觉时不能睡成“大”字形状。正确的就寝方法是双脚稍微弯曲并拢而侧躺，据说这个睡姿还可以避免打鼾。

我觉得硬着头皮最好也要把这篇读完。像马厩失火的故事（马厩起火时，孔子没问马是否被烧死，而只是询问人员是否安全）也源于此典故。这篇甚至还介绍了火灾的应急知识。

2005年11月8日

悄无声息地改用阳历

明治五年（1872）之前，日本一直使用太阴太阳历（通称阴历）。明治维新之后，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使用太阳历（通称阳历）是时代发展所趋，因此旧历换新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具体什么时候是最佳时间？

日本事先也没有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就突然规定把1872年12月3日算作阳历的1873年1月1日。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百姓曾骚动一时。

阴历是根据月亮圆缺来计算的，一年中比阳历少一天。于是每三年增加一个闰月，那一年就是十三个月。而明治六年（1873）正好多出了一个闰月。

本来政府应该给官员发十三个月工资，可实际上只发了十二个月就蒙混过关了。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委，难道这样政府就能省钱？后来我在参与修改历法的大隈重信先生的回忆录中看到，就是因为对政府来说这样做合算，所以才在这一年改成了阳历。

总感觉政府不做任何铺垫，悄无声息地就把阴历换掉，老百姓对政府的政策有所质疑也是无可厚非。不过，能早日采用世界通用的阳历，确实也说明日本高层有先见之明。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同一天宣战。关于宣战日期，日本的诏书上写的是1894年8月1日，而清朝政府的诏书上写的却是1894年7月1日。

神奇的是那一年正是新旧日历更换之年，正好差了一个月。

中国正式启用阳历是在1912年元旦，其前一年的1911年10月10日（阴历八月十九）是武昌起义成功之日，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孙文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就任仪式上宣读的誓词，日期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在阴历上相当于前一年（宣统三年）的十月十三。这份誓词的副本当时也制作了几个试用版本，其中一份的日期是额外用纸粘上去的。把贴纸撕下来一看，下面写的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字样。可以看出，中国人还是很看重元号，甚至都想到把中华民族的远祖“黄帝纪元”用来做候补备用。

2005年11月22日

薄如纸张的高价茶杯

英国是饮茶之国。喝红茶是先放牛奶还是先放茶叶，这都能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看来还是闲人居多，过得悠闲。

景德镇生产的陶瓷中有纸瓷和卵幕，如名所示，两种陶瓷薄如纸张和蛋壳。当然价格不菲。过去景德镇曾经生产一些皇帝喜欢的小玩件，叫“内廷密玩”。其中特别的一款陶瓷茶杯叫“古月轩”[1]，皇帝赐给周围的亲信，才得以流传于民间。当然，这种小玩件的价格也令人咂舌。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出现了乔舒亚·威基伍德制作的极其昂贵的英国女王御用陶器，这种陶瓷和古月轩的茶杯一样，仅仅放在那里就令人心驰神往。据说这种茶杯也根本不是用来喝茶，只是用来欣赏。

既然茶杯薄如纸张，人们必然担心如果稍不注意就会破碎。实际上，纸瓷比普通陶瓷更坚固，一般不易破碎。但看上去精致到“薄如蝉翼，轻若绸纱”的程度，所以令人不由得谨小慎微地轻拿轻放。主张先放牛奶后放茶的人可能认为：突然把开水倒进昂贵的纸瓷杯里，杯子容易瞬间碎裂，所以还是先在杯里倒入牛奶更稳妥。

马可·波罗在中国逗留的期间正值元朝，元朝之前是茶文化处于鼎盛时期的宋朝，按理说宋朝沿袭下来的饮茶习惯也会在元朝盛行。而且元朝那些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饮食以肉食为主，也应该缺乏维生素C，所以中原的汉族人曾经忠告他们：“你们应该多吃蔬菜。”而游牧部落回答道：“蔬菜？羊群每天都在吃草，我们吃这些吃草的羊，不就等于吃蔬菜？况且我们每天喝很多茶，完全没问题。”

马可·波罗不论到哪儿，按理说都能看到饮茶的人。但是他的《东方见闻录》中却完全找不到这个话题，很多人对此产生过质疑。本来对欧洲人什么时候开始饮茶就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始于十五世纪末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好望角航路。但是这个时代比马可·波罗来中国晚了二百多年。

马可·波罗回国后，因卷入威尼斯和热那亚之争的海战而被俘入狱。狱中他把旅行见闻讲给作家鲁斯蒂谦听，而执笔者鲁斯蒂谦不知茶为何物。可能马可·波罗提到了茶的话题，只不过是作家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给省略了罢了。

2005年12月6日

[1]据《词源续编》记载，清乾隆时，苏人胡学周设窑制瓷瓶、烟壶等，自号“古月轩主人”。乾隆南巡，见而好之，遂携之至京使管御窑，仍用“古月轩”之名。

无畏战列舰和大舰巨炮主义[1]

我家在神户，小时候从窗户就能看到对面川崎造船厂的船坞，那里好像还是大型船只专用的船坞。记忆中的“图南丸号”、“日新丸号”捕鲸船只就是在那里建造、维修的。有时军舰也会在短期内驶入船坞，可能也是进行维修。

每当军舰驶入船坞时，定期巡逻的特高警察[2]就会制止我们说：“你们不要死盯着看！”但毕竟我们都是小孩，再怎么被人训斥，也还是对军舰万般好奇。我问父亲：“是不是也不让别人家的孩子看呢？”父亲满脸不悦地答道：“外国人和殖民地来的人才不能看！”

现在想来，我的童年时代正是各国军备竞赛的狂热时期，日本海军煞费苦心地建造大舰巨炮，终于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大和号”和“武藏号”战舰。在这些不可一世的战舰建好之前，少年杂志的小说里就出现了不沉战舰“高千穗号”，简直就像为即将问世的“大和号”和“武藏号”做预告。

到二十世纪初，日本的“三笠号”战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军舰。这艘军舰于1902年在英国的维克斯公司建成。1905年5月，在日俄对马海战中它大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该舰重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吨，速度为每小时十八海里。之后英国1906年又建造了“无畏号”战舰，该舰重达一万七千九百吨，采用了蒸汽轮机驱动，速度为每小时二十一海里。此后很长时间内再也没有出现凌驾于“无畏号”之上的战舰。自从取名“无畏号”，同型号的战舰都被称作“弩级”战舰。

《英汉词典》（牛津版）里写着：取无所畏惧之意，故为“无敌战舰”。

“无敌号”战舰以及“弩级”战舰独霸天下的时间并不长。1912年英国又打造出“猎户座号”战舰，在攻击、防御等领域都比“弩级”更胜一筹。

那么超过“弩级”的战舰又该如何称呼？可能是考虑到逐一更换战舰名称很麻烦，所以后来的新型战舰都叫“超弩级”。用英语表示的话，前面加一个“super”就行。

至此，日本从外国订购军舰的时代基本告一段落，“金刚号”是日本最后一艘从英国订购的“超弩级”大型主力舰。

“超弩级”本来日语写做“超ド級”，但是人们煞费苦心找个比较难写的“弩”字，就是想把那种大舰巨炮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们觉得呢？

2005年12月13日

[1]大舰巨炮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各国海军发展的主流。要赢得海战，就要有比对手更大吨位的战列舰，搭载更多的、比对方口径更大的火炮。这是那个时代海战决胜的不二法门。

[2]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简称为“特高”，在旧制中，主要是对付意识形态领域犯罪的警察，成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生死观折射出的懊恼

撰写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作者参考历史上同一时代人的纪实，然后将自己作为一介百姓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当时的社会，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远比单纯整理史书更有价值。与此同时，还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观察到一些历史人物连其本人都不曾悟彻的、被时代戏弄的细节。

我撰写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和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等题材的史书，就曾大量参阅了当时一些名人的纪实。比如，历史上有一小有名气的学者，叫王士铎[1]，他的日记在他死后约半个世纪才被发现，这就是1936年出版的《乙丙日记》。

太平军占领南京时，汪士铎被拘留达十个月之久，之后越狱逃生，在其后的五年，他迫不得已辗转流亡到安徽。他的子女颇多，据说是一男八女。他离世时，只剩下了三个女儿，其他孩子基本都在乱世中丧生。据他记载，早死的孩子叫夭折，男性夭折，指的未满五岁之死，而女性夭折，指的是未满十岁之死。

女性二十岁前之死为“正”，意思是女的死于二十岁，也算正常。而男性五十至六十岁之死才为正常，男女不平等的意识可窥一斑。“甚”为三十岁女人之死，这是不是意味着女人能活到三十岁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四十岁女人之死为“变”，难道想说女人活到这个年龄就等于变成了妖魔？五十岁女人之死为“殃”，辞典里解释其意为“祸害”“罪过”。用在五十岁的女人身上，似乎在暗示，已经活得太久了，会遭到上天惩罚。六十岁女人之死为“魅”，跟魑魅魍魉这些表示妖魔鬼怪的字意差不多。女人七十岁之死为“妖”，八十岁之死为“怪”。

而男人寿终正寝应该是五十至六十岁。七十岁男人之死为“福”，八十岁之死为“寿”，九十岁之死为“祥”，百岁之死为“大庆”。

读到这里，各位女士想必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我想王士铎在写下这段内容的时候，肯定泪崩。因为他那些可怜的女儿接二连三地死去，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叫“悔翁”的别名，还用过“无不悔翁”（皆是悔恨的老翁）这个字号。可想而知，那该是何等的沮丧与懊恼！

2005年12月13日

[1]王士铎（1802—1889），清末历史地理学家。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记》《梅翁笔记》等，其中《乙丙日记》是一部主要谈人口问题的著作。

上下级关系与“左右”关系

相扑界曾有一个时期由一个人独霸横纲宝座，因为当时就只有一个东横纲，西横纲则一直空缺。正如同我们常说“东西南北”，“东”居首，意味着“主”，其余皆为“次”，位居“东”之后。

清朝咸丰帝（1851—1861年在位）的皇后无子嗣，便把侧室的孩子奉为皇太子，即后来的皇帝。虽然这个皇帝的嫡母就是咸丰帝的皇后，但生母另有他人。咸丰帝之后是同治帝（1862—1874年在位），就等于他有两个母亲，两个母亲也都被立为皇太后。嫡母是东太后，生母是西太后，这就是清末的风云人物——女杰西太后。

东太后不久病亡，坊间传说她是被西太后毒死的，这个说法令人难以置信。东太后比西太后小两岁，原本就体弱多病，也曾几次发病，这在宫内也不是什么秘密，而且据说两位太后关系相处得还算融洽。

东与西，表现在相扑界或者东太后与西太后的关系上，其地位关系十分明显。可是左与右哪个为上的问题，因时代不同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日本的律令制度是模仿唐代“尚左”而制定的，即左大臣的地位高于右大臣。除了元代有些例外，唐代以后一直都是“尚左”（尊左）。

不过汉代以前的原则是“尚右”，即“尊右”。由此得知，“左迁”这种说法始于汉代以前。“尚右”的时代的“左迁”，意味着被贬谪发落到远离权利中心的偏僻地方，因此被左迁的官员也称作“左降官”。所以当官的在仕途上为了能奔右而去，都是想方设法煞费苦心。反之，“出右”（右升）这个词，如果出现在尚右的时代，那也是顺理成章。

现代是一个“尚左”的时代。左大臣位居右大臣之上，所以被左迁就意味着接近权利中心，当属“荣升”之事。这时的“出右”意味着远离权利中心，如果“出右”也走到了尽头，那就意味着只能被打入官场的最底层。为此当官的为了高升，都会争先恐后，奔左而去。

到底左右哪个为上，也都是人类的任意妄为。但是一个词一旦形成了固定的含义，就难以轻易改变，“左迁”就是证据。

2005年12月27日

啊！可怜的狗

日语有一个汉字是“犬”字上加一瞥“”，字形为“祓”这个字的右半部分。

乍看这个字，就有种“狗死于一刀之下”的感觉。古代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以牺牲狗为代价的事情很多。殷代（前1046年灭亡）古墓被发掘的时候，出土的殉葬品中就有狗或者牵着狗的士兵。

人类有与生俱来的生理弱点。比如，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嗅觉明显退化。人类祖先最初曾靠四肢爬行，后来又逐渐用两腿直立行走。四肢爬行的时代，鼻子贴近地面，所以嗅觉应该相当敏感。而直立行走后，鼻子远离地面，靠闻气味辨别周围情况的能力逐渐退化，渐渐地也就变得“对气味不那么敏感”了。于是就得借助味觉敏感的动物，便想到了狗。人们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一定要带上狗。“极乐世界”对人类来说也是第一次去的地方，所以要带狗做向导，因此被安葬的人一般都带狗殉葬。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字加上表示祭祀的“示”字旁，就是“祓”字，是祓出不祥、驱除妖魔的意思。

远行或者出门征战都是去“陌生之地”，没办法都得借助狗的力量。但是狗有时跟人类共赴黄泉，不是被埋于地下，而是活生生地被车轮碾轧而死。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狗在死亡过程时会流出鲜血，而鲜血被视为具有清洁新事物的神奇功效。《大汉和辞典》中，“落”这个字条有很多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就是“新制的钟要涂血”。人们认为新东西上涂血，能起到净物的作用。因此，建成新的宫殿、寺院，就叫“落成”“落庆”，就是取“落”字的这种用法。

人类利用狗忠诚温顺的特点，做了很多暴戾无情的事情。不过以前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是狗一直在糟践人类。传说狗靠两腿如疾风般奔跑，见到人就把人咬死。束手无策的人们开始想办法惩罚狗，他们把烧得烫人的果实种子，撒在狗出没的路上，两腿走路的狗踩到烫人的种子，“哎呀呀”地叫着便应声倒下，结果把双手烫焦，再也起不来了，后来就变成四条腿走路。

这个传说是南方熊楠在《十二支考》中介绍的，他在书中标出了典故的出处，据说源自乔治·布朗的著作。

2006年1月10日

随烟消逝的历史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刚刚停战的8月15日、16日前后，广播里刚播放完被称为“玉音放送”[1]的由日本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美国大兵还没有“进驻”各地，就在这个时候，被空袭烧焦的城市一时间忽然烟灰四起，人们慌忙焚烧那些免于战火的文书。

因为政府有指示：“尽早处理掉被美军发现后会惹麻烦的文书。”这些指示大概不是通过公告发布，而只是口头下达的命令。

老百姓当然不知道政府所说的“会惹麻烦的文书”具体是指什么书，所以只要是书，能烧的就都烧了。当时日本各地肯定被这件事闹得狼烟四起。有些一文不值的东西被烧成灰烬倒也不足为惜，但是这四处的灰烬中也包含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想必有不少人为此一直遗憾至今。

世界各国都有收藏公文的文书馆，它类似于医疗机构的病例。医生给患者看病时，有时需要参考患者过去的病历。国家亦然，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那些政治家就必须参考过去的案例。这时以前很多记录就会派上用场，公文书等珍贵史料绝不能轻易付之一炬。

近代文书馆最发达的国家当属法国。为了能把1789年至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书和有关历史记录保存下来，法国政府特地制定了设立国立中央文书馆的法令。若干年后的1821年，又设立了国立古文书学校，专门培养文书馆馆员。英国和德国也都有类似的文书馆，但是正式开展这项工作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之后，人们越发祈祷着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因此在史料的记录和保存方面格外加大了投入。

中国也积累了大量的文书。中国把政治、行政文书统称为“档案”。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有明、清古文书约一千万件。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里收集的基本是辛亥革命（1911年爆发）之后的文书。中国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相当数量的文书，都还处在“整理中”的状态。辛亥革命后，有不少慷慨激昂的声音：“帝政时代已经结束，要烧毁一切旧的文书。”那些历史文书险些被焚为灰烬。千方百计制止此事的是学者罗振玉[2]。

2006年1月17日

[1]由于日本天皇的声音首次向日本普通公众播出，故称“玉音放送”。

[2]罗振玉（1866-1940），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共同体”之梦

“西班牙”的国名在清朝文献中多半标记为“日斯巴尼亚”，它取自西班牙的英语发音“Hispania”，我倒觉得清朝的标记更接近原来发音。如何标记倒也无妨，但是使用略称时，这个词就变成了“日国”，容易令人误解。因此一些认真负责的文献上就会特意加注：“日国非日本之国。”

清朝当时不使用“大使”或“公使”这样的名称。派出的驻日公使，就称为“出使日本大臣”，就是说是到日本办事的大臣。清朝从1875年开始向各国派驻外交官，查看其名单，就会发现1875年日本一栏是空白的。第二年记载的是何如璋公使12月份赴任，可当时清朝的历法还使用阴历，这时如果按阳历计算就相当于1877年。

何如璋即将赴日任职，正赶上日本爆发西南战争[1]，无奈他就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才去赴任。西乡隆盛[2]是1877年9月自杀的，清朝派出公使应该是在这个时间之后。

日本于明治三年（1870），首先试探性地向清朝提出两国建交之事。据清朝资料记载，遭到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恭亲王奕的反对。但是刚上任不久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给恭亲王送去书函，主张应该与日本睦邻友好，所以同意第二年与日本使节伊达宗城[3]举行会晤。李鸿章书函的大致内容是现在日本受英、法、美等诸列强欺凌，清朝应该“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当然和日本友好合作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成为西人（西洋人）的外府（在外基地），首先考虑的还是清朝的利益。当然任何国家的统治阶层理应最优先考虑国家利益。

仔细研究李鸿章的奏稿便可知道，日本因“西乡叛乱”提出借用百万发枪弹，是李鸿章首先同意给他们送去十万发。这件事情过去约二十年后，日本与清政府交战，李鸿章作为清朝代表前去签署媾和条约。这时，李鸿章在中国国内的政敌就借机辱骂他是被日本收买的卖国奴。其根据就是送给日本枪弹，以及把他儿子李经方任命为驻日公使。

李鸿章就是希望把日本纳入其内，来实现他的东亚共同体的梦想，同心协力是当时的共同口号。但是与东亚共同体的梦想相比，日本更大的野心是加入欧洲列强之列。

2006年1月24日

[1]发生于1877年，是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西南之役的结束，亦代表明治维新以来的倒幕派的正式终结。

[2]西乡隆盛（1828—1877），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被称为“维新三杰”之一。后来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兵败西南战争之后剖腹自杀。

[3]伊达宗城（1818—1892），幕末时代的大名，宇和岛藩第八代藩主，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

日本堪称保存古书的仓库

明治十年（1877），清朝外交官何如璋去日本赴任，他也是第一任赴日公使。他去日本主要有两个任务。其一是琉球问题，琉球处于日本（明治以前是萨摩）统治之下，可名义上以琉球王国之名，接受清朝册封，并向清朝朝贡才可以进行贸易活动。何如璋赴日是想把琉球的两属关系彻底做个了结。日本实际上统治着琉球，清朝也不敢断言把琉球作为自己的属国。

何如璋的另一个任务是通商。在通商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任务，就是中国在外公馆特别重视购买“古书”。

大家知道，黄侃所著的《论语集解义疏》作为《论语》的注解书非常有名。诸多与《论语》有关的书籍，都会频繁地解释说“《论语义疏》是这样解释的”“黄侃是这样描述的”等。可实际上却没有人看到过此书，这是因为它很久以前就失传了。可是在日本足利学校[1]，《论语集解义疏》却意外被发现了。在宽延年间（1748—1750），根本逊志对此书进行校正刊刻，使其重新传回了中国，被收于《四库全书》，曾名噪一时。此后日本善于保存古书的美谈便传及开来。

何如璋把对古书造诣颇深的学者杨守敬（1839—1915）带到日本，让他在日本搜集和购买古书。除此之外，很多专业书商也聚集日本，在日本各地购买中国图书，其中还有不少人因此发了大财。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当时有一股风气，就是便宜地甩卖旧书，这让来自中国的书商欣喜若狂。他们把买到的书拿回中国复刻出售。

前几年，我在北京买了一本《两朝平攘录》，里面描述了丰臣秀吉率领的日军在朝鲜被击退的情形。当然是复刻版，买回去后我就在宾馆里翻阅，才知道其书的最初版本是明治初年在日本发行的。因为书上附带着对中国人来说不必要的读音顺序符号，说明中国的书传到日本后，又被日本人按照日语读音顺序重新加了标注。

上面提到的杨守敬在日本逗留了四年，收购了大量的中国图书，他自己也编著了共十六卷的《日本访书志》。同时，他作为书法家也享有美誉，去日本时带去了很多拓本，日本的书法家严谷一六、日下部明鹤等人都是通过他的拓本掌握了北魏的书法，为日本书法界做出了贡献。

2006年1月31日

[1]足利学校位于栃木县足利市，是日本最古老的学校，被指定为日本国家文化遗产。

我与“有礼”有缘

日本第一任文部大臣叫森有礼。我和他有缘，知道他在叫“有礼”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他年轻的时候，人们都叫他“金之丞”。庆应元年（1865）他奉藩府之命去英国留学。他是萨摩藩士，去英国学的好像是测量，当时年仅十八岁。

森有礼是明治维新以前去的国外，所以自然就成了日本文明开化的先驱。明治六年（1873），他从英国学成归国，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明六社”，进行启蒙教育。森有礼任明六社的社长，福泽谕吉也在其中。

森有礼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当时还是武士腰上佩带两把武士刀的时代，他就大胆提倡废刀主张，可是由于赞成者寥寥无几而告终。没想到几年过后，武士们自然而然地放下了刀。

森有礼认为订婚是合理的。他按自己的意愿先签订婚约，然后结婚。结果后来他还是离婚了，与岩仓具视的女儿再婚。

他去神社祭拜，好奇地问里面祭祀着什么，边说边掀开祭神的帐幕往里窥视。有人对此愤慨不已：这难道仅仅是蛮横之举，而不是在有意亵渎神灵？

1889年2月11日，是纪元节[1]，也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是日本人盼望已久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日。前一天晚上的东京银装素裹，由政府举办的颁布庆典在宫中正殿的大厅举行。上午十点半，明治天皇就坐在会场专设的宝座上，黑田清隆首相以及其他阁僚也都到位就坐，而此时偏偏没有森有礼的身影。就在这天清晨，森有礼大臣遭到国粹主义歹徒袭击，身负重伤，次日去世。

历史上明治宪法颁布之日，竟发生了这样的流血事件！

有种由文人出演的戏剧，叫“文士剧”[2]，现在早已失传。当时的演出是由文艺春秋社举办的。昭和十五年（1940）的文士剧演的是直木三十五的《南国太平记》，这是幕府末期的剧目。有人劝我参演，我一看剧本，有个角色台词最少，觉得不妨一试，便欣然应允。我演的那个角色就是金之丞，即年轻时代的森有礼。说是年轻时，他死的时候也不过四十二岁。

2006年2月7日

[1]纪元节是日本祝祭日中四大节（纪元节、四方节、天长节、明治节）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废除，其后改为日本建国纪念日，为2月11日。

[2]日本的作家、剧评家、新闻记者、画家等专业演员以外的文人出于个人兴趣而聚在一起上演戏剧，被称为“文士剧”，是业余戏剧的一种。

逃，还是不逃

有句话叫“君子不近其危”[1]，这并非出自典故的名言。名言之所以成为名言，就是大家若对一些话有认同感，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成了谚语，不需非得凭借《论语》《史记》等权威书籍的力量。其实语言就是靠语言本身的力量流传于世的。

也不知道出自谁之口，说是遇事逃跑时为了避免尴尬，最好用上“君子”这样容易被人接受的名词，那么本来尴尬的行为，听起来就会显得冠冕堂皇。比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是类似的说法。

“三十六”意味着数量之多，一年有十二个月，以此为基准，十二的三倍就是三十六，而且三十六的三倍是一百零八，众所周知，《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就是一百零八将。有些词并不完全跟古籍说得一样，只是极其接近古籍里的说法。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个表述源自正史《南齐书·王敬则传》。王敬则（498年去世）是南齐的重臣，后来谋反。谋反初期，南齐政府军连战连败，四处仓皇逃窜。王敬则因此嘲笑他们说：“你们作战军师只教会你们逃跑吧！”这本书里就用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即三十六计策逃为先。南齐军队一直在退逃，但最终结果是王敬则战败而死。两军对垒，岂能蔑视嘲笑敌方。

计策虽多，但如果真觉得危险，那最好还是退逃或逃跑。反之，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遇事却总想着逃跑，实不可取。

也有诸多意思与之相反的格言。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穴是老虎窝。这句话的意思是：绅士如果摆出“君子不近其危”的架子，就不能抓到虎子，即不能立下战功。原文出现在比较正规的史书《后汉书·班超传》中，据说出自班超之口。

除此之外，还有《论语》中孔子说的：“见义不为，无勇也。”孔子是个文人，他不主张暴力，但也告诫人们，人生也有不能逃避的时候。

2006年2月14日

[1]也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出自《孟子·尽心》。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和方法。一是防患于未然，二是及时远离危险境地。

与年轻时的自己重逢

一个世纪（百年）的四分之一是二十五年。对我来说，距今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大约也就是1980年前后，自己当时是个什么样子？想来就觉得挺有趣。可能有人会觉得，既然那么感兴趣，翻一翻过去的老照片不就知晓了？但是特意把老影集翻出来，我还真是懒得动弹。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在电视上还真的与二十五年前的自己重逢了。

最近NHK（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播放了一套新节目——《新丝绸之路》，之所以加一个“新”字，是因为四分之一世纪前曾做过《丝绸之路》这个节目。当时申请去中国边境很难获批。而NHK制做的这套节目能把观众带到未曾涉足之地，所以博得了广泛好评。摄制组在丝绸之路中国地段拍摄了一年，节目播放后反响很大，于是接着又到中国境外的丝绸之路遗址拍摄一年。节目组任命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和我等几个人为节目顾问，与摄制组一同前往。第一次出发的场景设定在西安，我出现在镜头前，接着马上又登上钟楼，激动地对着镜头说：“现在开始，向丝绸之路进发！”《新丝绸之路》放映之际，NHK又把二十五年前拍的片子重播了一遍。于是，这时电视上就出现了二十五年前的我。当时我还年轻，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白发，五十岁毕竟是人生精力充沛的大好时期。

实际上那个画面是重拍的。这个持续一年的节目拍摄初期，我一直表现得过度紧张，所以电视画面里的我，看上去好像在刻意控制自己的感情。

摄制组的人对我的要求是，希望你的声音能表现出很激动、很兴奋的心情。

可能是我想竭力克制自己原本非常激动的心情，才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早知如此，我毫无掩饰地把当时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就好了。可事到如今，再也不能重回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那天，事先大约喝了二十分钟茶，才终于达到重新拍摄的最佳状态。但现在仔细看着重拍的画面，还是觉得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气血方刚，略带幼稚。”

看到四分之一世纪前自己的样子，联想起当时发生的一切，一份迟来的反思不断地萦绕在我的心头。

2006年2月21日

童年时代留着辫子的父亲

我出生在日本，但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父母的故乡中国台湾，另一个是自己的出生地日本神户。因此说回老家，就必须说清楚是哪个老家。我懂事之后也只是小学三年级的春假和中学二年级的暑假回过台湾，仅此两次而已。

我回到台湾已是二十二岁，当时我父母还在神户。父母的故乡在台湾新庄，是一个人口约一万人的城市。我在这里教书，城里有识之士基本都是我父亲在公学校读书时的学长或学弟。台湾日据时期，日本儿童读书的学校叫小学，台湾人读书的学校叫公学校。儿童在上学之前基本都不会日语，需要进行特殊教育。公学校的老师基本都是日本人，台湾老师极少。父亲是在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那年出生的，父亲进公学校读书的时候，日本占领台湾还不到十年。同龄的孩子去学校读书的也是少数，好像一般都不读书，在家给父母打下手，过早地干活儿了。不过也有的家庭并不是因为家境贫寒，而是家长不让孩子去公学校，他们觉得“去了公学校，就不学汉文，倒不如在家里教孩子学汉文”。

战后回台湾探亲的时候，我拜访了父亲在公学校时代的恩师，听恩师讲了许多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我说的恩师是一位台湾女老师，只不过比我父亲大十岁左右。她把父亲班级的照片拿给我看，那可是我以前从没看到过的照片。

“你看！你父亲小时候多可爱啊！”她指着童年时代父亲的照片对我说。

公学校低年级的父亲那时留着辫子，不足十人的同学中，半数是留辫子的。

那时候留什么发型都比较自由。有的家里有从大陆来的亲戚，他们看到不少光头的小孩，就会哭着问：你们怎么都把孩子送到寺庙了？

清朝（1911年以前）规定男人有义务留辫子，除了出家人或秃顶的人，不留辫子会被处以刑罚，所以大陆来台湾探亲的人，就把光头的小孩当成了寺庙里的小和尚。因为当时很穷，所以经常有人把自己家孩子送到寺庙里去当和尚。大陆来的亲戚哭着问：“怎么会穷到如此地步？”所以父母没办法，就让孩子继续留辫子。我向父亲提起这段往事，据说后来辫子终究被淘汰，小学毕业时，他们班同学也全剃成了光头。

2006年2月28日

“改名”带来的麻烦

人们长期耳濡目染的人名、地名或建筑物名，突然莫名其妙被改掉，这倒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自己存取钱的银行跟别的银行合并，按惯例好像合并后新银行的名字得把原有两个银行的名字都加进去，这样还勉强能接受。但如果三四家银行合并，新银行的名字里又是罗马字又是平假名，那就有点莫名其妙，令人费解了。

最近许多学校合并，不过我一直清楚地记得我的母校在两校合并之前的名字。我小学三年级转校，新学校和我原来的母校后来合并，我觉得两校合二为一可以接受。可是后来我们学校继续跟别的学校合并，校名也由汉字变成平假名，导致我对学校的感觉好像越来越淡薄。

地名都有其来历，但是有时地名一旦被符号化，就会遭到居民的抗议。地名的符号化，多半都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考虑的，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封建时代绝对权威者的一声令下不得已而为之。

当年鉴真和尚在其故乡扬州大明寺传戒讲律，因受日本僧侣之邀而东渡日本，时值日本天平胜宝五年（753）。扬州大明寺始建于南朝宋大明年间（457—464），因而得名大明寺。可是到了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在大明寺匾额上亲笔题书“法净寺”，这就意味着大明寺只得照此改名。

大明寺自建成以来的一千三百年，一直沿用这个寺名，“大明”两字本无罪，皆因天子一声鹤唳——“乾隆的一笔”，迫不得已改为“法净寺”。前王朝明朝的“明”字加一个“大”字，大明寺的名字，对清王朝来说觉得很没面子吧！可实际上刘宋就有年号为大明，明代九百多年之前就一直沿用，两者并无关联。

1980年唐招提寺的国宝鉴真和尚坐像从日本荣归故里扬州。4月19日在扬州举行法事，我作为随行人员前一天也抵达扬州。法净寺决定在法事当天把寺院的名称由现在的法净寺改回原来的大明寺。寺额以及其他所有跟寺名有关的，都要相应改回去。改名定于4月20日，无奈只能提前一天在新改好的大明寺的匾额上，贴上写有法净寺的白纸，等到第二天时辰一到，再把上面的白纸一揭，露出“大明寺”字样，新名字就算改完。乾隆的一笔之咒，终于以这种形式被解除。

2006年3月7日

孩子怕生，只是母亲的想法

上小学前，我是一个非常怕见生人的孩子，现在想来可能是我的自我保护意识过强。本来没人愿意搭理我这样的小孩，可我却觉得世界上的人都在关注着我，因此非常害羞。幼年的我就是个性格极其腼腆的孩子。

如果家中来客，我就会藏身于壁橱，能坚持几个小时躲到里面不出来。我们家是大家庭，少一个人谁也不会发现。家里十个兄弟姐妹（七男三女）中，我排行老二。我从出生时就不那么惹人注意，可自己也偏偏刻意保持低调。

平时被人淡忘倒也无妨，可吃饭时不叫我，那真是饥饿难耐。我们家人都在中式大圆桌上吃饭，不起眼的我被遗忘的概率很大。为了一口吃的，我只能主动现身，刷自己的存在感。上学以后，再怎么腼腆，我也算是交了几个朋友。当我请他们来我家玩时，我母亲惊讶不已，好像觉得不可思议：腼腆的孩子还能交上朋友？对母亲来说，孩子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婴儿，确实如此。

我也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改变自己腼腆的性格。比如在学校大胆地举手发言等。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孩子，可在母亲眼里，我依然是一个有缺憾的、棘手的孩子。

我成为职业作家以后，母亲好像终于放下心来。她的理由是：“作家整天在家写稿子，不用跟别人打交道，这工作太适合我儿子了！”可是当我外出讲演的时候，母亲又说：“我才不信呢，他怎么敢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呢？”于是我妹妹说：“那你亲自去看看哥哥的讲演不就知道了？”正好我在神户当地讲演，就把母亲带去了。

我母亲根本不懂日语，但是当她看到我在台上镇定自如地讲演时，她虽然满心疑虑，但最终还是频频点头认可。藏身于壁橱的那个懦弱的孩子跟眼前站在讲台上的人就是同一个人，母亲一开始还真的难以置信。

2006年3月14日

一片冰心在玉壶

电视里看到花样滑冰的精彩表演，我真觉得这就是冰上的精灵在娇娆地起舞，不觉间垂涎三尺，如醉如痴。说来有些肤浅，一想到冰，我能联想到的只是童年在满大街的摊位上经常可以买到的刨冰。

中国文学中提起冰的印象，“晶莹剔透”的感觉要远远强于“冰凉刺骨”。选择“冰”作笔名的中国女性作家冰心生于1900年，与我母亲同岁，每次见到她，我总是联想到我的母亲。一次宴会上，我坐在冰心女士旁边，按中国习俗我殷勤地替她夹菜，可她却说：“我吃饭都是有规律的，就不必麻烦你了！”这个语气也跟我母亲如出一辙，没想到这样的细节令我动容。

冰代表晶莹剔透，最恰如其分的例子是唐朝王昌龄（698—757）的诗句。王昌龄是考中进士的聪明才子，但他不擅长与人交往，曾先后几次被贬降职。他的传记中，说他“不拘小节”，其实就是说他是一个很随意的性情中人。

当时天下的中心在洛阳和长安，王昌龄被发落到被视为偏僻之地的江南一带。他在江南有一个密友叫辛渐，辛渐动身去洛阳时，他在芙蓉楼为其送行，并赋诗一首。芙蓉楼临着长江，位于现在的镇江市。王昌龄和辛渐共同的朋友有不少都在洛阳，那些朋友肯定担心被贬的王昌龄在江南会因失望而自暴自弃，也担心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弱点引出新麻烦。王昌龄也知道洛阳的朋友为他担心，因此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与不安，他作诗一首相送。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意思是洛阳的亲朋好友若有谁问起了我，希望你不要说我被贬后变得萎靡不振、自暴自弃，而是转告他们：我的心就像盛在清澈见底的玉壶中的冰那样，清雅纯洁，晶莹剔透。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那些被解雇的日本公司职员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叹！

2006年3月28日

后记

本书汇集了2003年1月至2006年3月发表在《朝日新闻》晚刊上以“六甲随笔”为题的随笔。而在东京等全国主要版面上发表的内容仅截止到2005年3月，这以后至2006年3月的内容只在神户的《朝日新闻》（大阪本社版）刊登过，所以东京的朋友看不到，就来询问：“为什么不写了呢？”也难得东京的读者能有这份热情。他们说：“仍然想接着看您的文章。”实际上并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只能回答他们说：“总之，过一段时间我准备出单行本，届时再让你们分享。”现在我终于能够兑现当时的承诺了，所以对本书的出版深感欣慰。

我一周大约写一篇一千字（四百字的稿纸写两页半）左右的文章，这两年半的生活节奏比较缓慢。本次收录的文章内容基本与当时刊登在报纸上的内容一致。

《武夷山三十六峰》这篇中，朱熹在隐屏峰山脚下创建的学校名叫“武夷书院”，好像一般称之为“武夷精舍”，这倒也无妨。可是有些书中记载，“武夷精舍”的别名也叫“紫阳书院”。另外，关于紫阳花，如同《紫阳花名源于白居易》一篇描述的那样，这种花的原产国是日本，大概是遣唐使中日间几次往来之际，顺便把它带到了唐朝。可中唐时期，这种花还没有名字，于是白居易就成了第一个给这种花命名的人。

紫阳花传至英国，并非从原产地的日本，而是经由中国传播过去。1789年英国探险家、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把它带到英国，并冠以他的名字。德国人西博尔德（1796—1866）将一种淡紫色的多萼片的紫阳花以妻子楠本泷的名字命名。

查看清末诗人龚自珍的年谱，发现他的父亲龚丽正是紫阳书院的山长（校长）。当然这和朱熹的紫阳书院毫无关联。但不知为什么，好像人们很愿意用“紫阳”来命名学校。紫阳花确实是一种高雅清秀、低调内敛的花。

实际上紫阳花是我家所在的神户市的市花。我也是市花评委会一员，当时议论颇多，我记得决定因素在于：它虽产自日本，却被称为西洋紫阳花，是从日本传至国外，又从国外传回到日本的“再进口”花，鉴于此，大家看重的是紫阳花具有国际性的这一特色。

如果您有机会给女士送花，而且那位女士对花语也颇有研究的话，那我不劝你送紫阳花。因为紫阳花的花语是：

——花虽美，但没有花香也没有果实。

——高傲自大。

这两年半时间，我每周写一篇文章，觉得十分惬意。但并不是说我怠慢休息过，所以每篇文章间隔时间基本是一周。有时间隔两周，那也并非我懒惰，而是报纸休刊几天。

标题的“六甲”是神户的一个山名。过去说六甲，还必须附加一个简单的说明，可现在因阪神老虎棒球队的声援歌而为世人熟知，因此现在就没必要多此一举。

我时常远眺六甲山，才坚持把每周一篇的随笔写完。《朝日新闻》大阪本社生活文化部的大村治郎先生总是一丝不苟地核对我的每一篇文章，《朝日新闻》社出版本部的长田匡司先生，也是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凝视着被六甲梅雨洗礼的紫阳花的花狸居主　陈舜臣

初次出版：《朝日新闻》2003年10月6日至2006年3月28日连载（2005年4月4日至2006年3月28日大阪本社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福神与曼陀罗山／（日）陈舜臣著；盛凯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12

（陈舜臣随笔集）

ISBN 978-7-5146-1795-5

Ⅰ．①七…　Ⅱ．①陈…②佟…　Ⅲ．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9226号

Copyright © Chin Shun Shin 2005 printed in Japa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七福神与曼陀罗山

［日］陈舜臣　著　盛凯　译

出版人：于九涛

审　　校：崔学森

责任编辑：廖晓莹

责任印制：焦洋

营销主管：穆爽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发行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32开（787mm×1098mm）

印　　张：9.37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20年12月第1版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德富泰（唐山）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5146-1795-5

目录

前言

第一部　时代之风

对掌权者的要求

小谈“开不完的会”

支撑帝国的外语才能

漫谈残障人士

遍布世界的电波

追寻孙中山的足迹

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对话

民族习俗和多样性

六甲空中漫步

第二部　三灯随笔

扶桑与蓬莱

旧杂志和那一页

日本人奴隶

种子岛的铁炮

伊比利亚的人们

“国花”

鹤寿千年

鹤鸣一声

鹰扬

鹈之眼、鹰之眼

景观小议

旅酒

浮盃

懂事

栗子

交通管理

“鬼城”的搬迁

偷盗神仙

灯笼游行队伍的由来

布袋和尚

韦驮天

福神

点的故事

大黑天神是何方神圣

金刚力士

惠比寿

关帝庙杂记

财神

风水先生

天神

赤色杂谈

户板康二先生

赌博

怀炉和暖贴

镜子的用途

三顾茅庐

犬与人

獬豸

鸩毒

千里

弓箭的灵力

弩的级别

第三部　曼陀罗山

梦的报应

长崎眼镜桥

老地图

占卜

跨越沙漠，冲过海浪

杂谈《青云之轴》

《聊斋志异》

上元杂记

黑色人

对丝绸之路热潮的担忧

蒙古帝国传奇

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方法

书写冲绳

曼陀罗山

“翁”字

文库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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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随笔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是“时代之风”，第二部是“三灯随笔”，第三部是“曼陀罗山”。

“时代之风”是因《每日新闻》晨报的一个栏目而起的名字。从1997年年末开始，多名撰稿人以时事评论的形式大约每月一次给此栏目自由撰稿，我是最早的撰稿人。期间，撰稿人经过多次更换，而“时代之风”栏目一直延续至今。报社规定，撰稿人在著书时无权使用“时代之风”这个栏目名称。我已经以“三灯随笔”为题出版了两册书。藤泽桓夫先生还以“人生座谈”为题，在《读卖新闻》报大阪总社的周一晚报上连续刊登了10年。藤泽桓夫先生去世后，受报社邀请，我欣然接受续写此栏目的任务。这就是“三灯随笔”的来历。

“三灯”是我的一个别称，在中国家庭中，起名时一般有一个字是必须使用的范字，这大多是事先规定好的。我家的范字顺序依次为炳、培、钩、河、杨、灯、地、银、汉。我这辈以“灯”字为范字，而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因此起名为“三灯”。在同一个地方住上300年，有时白发老人不得不叫刚出生的孩子为叔叔，介于此因，从我爸爸的曾祖父那辈开始就不用这种家庭范字规则起名了。名字里有没有这个字也无所谓，只要知道自己是“灯”这辈人就行了。

之后，我在《读卖新闻》报全国版上开始连载“纸之道”，“三灯随笔”才宣告结束。当时，还没有编入书籍的“三灯随笔”有很多，又不能作为总题目使用，所以决定作为第二部汇集于此。

第三部是“曼陀罗山”，多是杂文，希望读者能够轻松地阅读此类文章。

纵观全篇，“布袋和尚”“韦驮天”“福神”“大黑天神是何方神圣”“金刚力士”“惠比寿”“天神”等，好像大多写的是财神。经济萧条[1]的时候，连神户都举办了七福神巡游活动。我好像不知不觉卷入了平民式的拜神风潮当中。

综上所述，便将书名定为“七福神与曼陀罗山”。七福神信仰可能有点儿过时，但辩才天女的确还是印度的萨拉斯瓦迪（印度的圣河），这也许是当今国际化进程缓慢的一个体现吧。

2001年1月

[1]指1929年至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第一部　时代之风

对掌权者的要求

我曾仔细品味过“廉耻”二字。“廉”字，辞典解释好像大多是“没有私欲”“心地纯洁”等非常好的意思。“廉吏”即为官清正，“廉士”即有节操的人，“廉直”“廉洁”自不必解释，“廉价”一看也知道是不太令人起贪婪之心的价格。只有“廉耻”一词有点搞不清楚，没有私欲的耻辱是什么呢？坦荡无愧的耻辱又是怎样的耻辱呢？据辞典描述，“廉耻”即廉洁方正，有知耻之心。“耻”（恥）字原本就有“违背做人之道而羞耻之心”的意思。据说《论语》《孟子》里也有此类用法。

尽管我们知道廉耻决不是坦荡无愧的耻辱，可在这世间可能有许多和我一样浅学之人对此一直抱有误解。在最近的“证券公司破产事件”“股东贪污事件”中，有些人尽管不是最高负责人，但因为是相关负责人而被捕。人们常常把这些人蒙受的耻辱理解为“坦荡无愧的耻辱”“没有私欲的耻辱”。

人们常常把此类蒙受耻辱之人认定为廉耻的典型代表，因为那都是奉上司之命而为之，自己只不过是一块挡箭牌。这些为上司顶罪而被捕或被拘留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坦荡无愧的耻辱的典型。

真正的廉耻就是知羞耻。在中国，廉与孝并列为基本的传统道德的两个德目，合起来被称为孝廉。古代官吏的任用也根据孝与廉这两个标准选拔。这种标准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时代被制度化，但实际上，以孝廉为标准选拔官吏的想法在此之前就有过，问题在于孝和廉从表面上很难判断。

随着时代的变迁，选拔官吏的标准可能有所不同，但大部分地方官僚采取这种方法选拔官吏。既然推荐了就得担负责任，被推荐者要是做了坏事，自然要连累推荐人，最坏的情况还有可能被处以刑罚。因为有这些后顾之忧，谁都不愿意推荐。为此，在选拔官吏时，大多被强制分配推荐人数。迫不得已，大家都推荐一些即使选错也不会做坏事的人。这样被选拔上来的人也许不会做坏事，但也不干实事，不过是一些无为的懒惰之人，但懒惰之人总不会被判死刑。在这种制度下，自然不会出现优秀人才，选出的只能是一些平庸凡人。说是在推荐的时候以孝和廉为标准，但实际上大家都搞不清到底如何实施。因此，在实行孝廉推荐制度的时代，伪善者曾经突显一时。“萤窗雪案”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那个时代。《二十四孝》里记载了很多孝子行孝的故事，其中就有“卧冰求鲤”和“鹿乳奉亲”的故事。为了让母亲吃上鱼，在寒冷的冬天卧冰求鲤；为了治愈父母的眼疾，披着鹿皮钻到鹿群中挤取鹿乳，险些被猎人射杀。这些故事乍一看好像都不具有真实性。报纸上还报道过有人想测试借助白雪的反光和萤火虫的光亮是否能看书。总之这是一件难以验证的事情。

在日本，一本名为《本朝二十四孝》的书籍出现在江户时代。尽管书里多是无聊的故事，但在当时此类读物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名家井原西鹤[1]在原本的基础上稍微调整，并减少了故事的数量，以《本朝二十不孝》为题，把石川五右卫门[2]等人物编入书中。尽管当时断文识字的人不多，但这些少数人读完了会再讲给更多的人听，这也算是一种大众教育。当时，这些故事的传播大多是免费的，但其中也有收费的。专门讲三国故事的人被称为“说三分”，这个词在描写宋都繁华的书籍里曾经出现过。据记载，“说三分”的宣讲师最早出现在宋朝（960—1279），那时《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还没有出生。罗贯中的演义想必也是由繁盛时期的宣讲师的故事剧本汇集而成，并在此基础上删除了一些听众感到无聊的部分，同时添加了一些有趣的故事，自然就成了一部有趣的读物。

日本应该也是如此。《平家物语》[3]《太平记》[4]也曾一度使闹市沸腾起来。因为是长篇，自然成了连续读物。《太平记》在客人少的时候，也出现过“楠木正成[5]将在明日登场”的布告。在中国，听三国演义的客人减少的时候应该也出现过“明日诸葛亮将登场”的布告。这种读物也成了对百姓进行历史教育的读物，这些免费而且随时可以听到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一种伦理教育，也算是现在所说的社会学。廉耻是什么，这样的话题往往是从退休老大爷那儿听到的。百姓不愿意听这无聊的话题，他们更愿意听一些民间传闻，乱世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当时，率领数万大军的将领好像叫关羽。据说他的军队军纪严明，不胡作非为。东边来的是吕布军团。吕布是一个暴君，老百姓要避难。乱世的百姓很需要这些信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更多准确的情报来保护自己。

读《三国志》时，人们常常感到吃惊，一方将领虽然未曾与交战对手谋面，却对其了如指掌，实际上他们都是从这些民间传闻中得来的消息。《三国志》描写的时代（2—3世纪），人物评论相当盛行。据说有个叫许劭的人，每个月的第一天都会聚集人员召开人物评论大会，当时人们把每月的第一天叫“月旦”。许劭的“月旦评”集会在当时非常有名。赖山阳曾经说过，边吃花生边盘点古今的英雄豪杰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而许劭的“月旦评”并不是为了乐趣而为之。

尽管当时的人们身处乱世，但他们相信早晚有一天会有人一统天下。对“得天下之人”的候选人评判及研究，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这并不单单是一种乐趣。曹操还是一个小地方官吏的时候，许劭就曾评论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当时的确是一个乱世，曹操果然不久就成为了英雄。当今社会，人物论也相当盛行，一定有很多人想知道克林顿、叶利钦[6]等人都想些什么。即使不是日本人，应该也有很多人想知道桥本龙太郎[7]心里都想些什么吧。现在的人物评论已经和三国时代“月旦评”的人物品评有所不同，人物评论的切入点、方法、手段都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但我觉得其本质也许是一样的，对于为官当政者的素质要求没有太大的变化。

曹操曾经说过，即使他曾经与兄嫂通奸，收受贿赂，但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可以任用。正因为曹操是这样的人物，才会任用那种毫无廉耻之心的人。平民百姓并不希望那种人从政，更希望知廉耻的人为官当政。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识别一个人是否晓知廉耻这一点非常难，况且现在的人越来越聪明，他们不会再编造像“萤窗雪案”那样一看就不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辨别起来就更加困难。

小谈“开不完的会”

大概没有哪个时代有如此多的会吧。随着科技的发展，将大家齐聚一地的会的形式肯定会有所改变，但可以确定的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会。从单方面通知事项的上情下达到齐聚一地的集思广益，每天各地都在召开各式各样的会。

春秋战国时代（前770—前221），诸侯割据，但据史书记载，诸侯之间频繁地举行“会盟”。据说在“会盟”上，诸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还有盟主适当掌控并主持会盟。盟主是会盟的倡导者且必须具备足以讨伐缺席者的实力。

与现在一样，正式开始会盟之前，先要举办宴会。现在以“干杯”作为会谈开始的信号，当时是宰牛烹饪，然后将牛头放在盟主前，盟主持刀割下牛耳后表示会议正式开始。盟主手执牛耳，因此主持会议也叫“执牛耳”。

《孟子》中记载了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会盟，我们可以从中了解盟约的内容。会盟是指诸侯间会面、结盟的仪式。“盟”本义是指在神前微饮牲血宣誓缔约。葵丘会盟订了五条盟约：

（一）责罚不孝之人，不轻易更换继承人，不以妾当妻。

（二）尊敬贤能，培育英才，表彰有德之人。

（三）尊老爱幼，勿忘羁旅之人（外国人、旅人）。

（四）官不世袭，官员不兼摄；选拔读书人要取人才；不可专横杀戮大夫（官员）。

（五）不得遍设堤防，不得禁止购买谷米，不得封地而不告。

以上五条盟约中，第一条以避免家庭骚动为重点；第三条是要关照外国人、旅人，这条是国际条约；最后一条“不得遍设堤防”是因为齐、宋、郑、卫、鲁等会盟诸国都位于黄河沿岸。不管多小的国家都有战胜对手的方法，破堤放水，整个国家就会被大水淹没，如此一来肯定能够战胜对手，但对方也可能用同样方法进行报复。遍设堤防一定会获胜，可以说这种方法相当于现在的核武器，所以葵丘会盟规定禁止使用这种“核武器”。

据推测，《孟子》的记载是在公元前320年左右，此时距葵丘会盟已过去300多年。孟子想表达的是300年前的诸侯信守盟约，如今诸侯皆违背条约。

人们唯独信守这条“不得遍设堤防”的盟约，也许是因为被报复的后果太可怕。在诸条盟约中，只有禁止“核武器”这一条没有被诸侯废除，由此也加强了我们反对核武器的意志。

黄河流域虽然发生过自然灾害，但直到本世纪（20世纪）为止没有发生过人为的大决堤。自然的决堤倒是每两年会在某地发生一次，每百年可能会有一次大型的河道变更，但都不是人为的活动。有名的那次大洪水发生在北宋末年的政和七年（1117），约百万人淹死。据说这也是不可预防的自然灾害，并不是有人违反了葵丘会盟的盟约。

然而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6月，日军占领徐州之后准备乘胜追击，而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的追击进行大规模人为决堤。

“黄河决堤，浊水的诅咒。”这是当时《大阪每日新闻》报道此事的标题。据报道，此次决堤殃及了3000个村落，受灾人口上百万，但这只是不完全的统计。新闻的附注中还写道：“若将由此引发的疾病疫情的受灾情况统计在内，恐怕会出现令人震惊的数字。”根据战后的文献记载，溺水死亡人数80万，受灾人数2000万。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次决堤是由苏联军官下令发起的（《东京日日新闻》）。遵循了2500年的葵丘会盟的盟约就这样被打破了，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井上靖先生曾对我说过，他写《孔子》是因为想传达葵丘会盟的精神。那时，井上先生反复说：“核武器一定会被禁止的。”

黄河流域诸国欲结盟以对抗南方新兴的超级大国——楚国而举行了葵丘会盟，当时人人心存危机。

这时的盟主是齐桓公。齐桓公归还掠夺自诸侯的土地，复兴一度衰亡的诸侯国，是一代明君。他在葵丘会盟上倡导不杀牲口不饮牲畜血，废除这种残忍的仪式。《孟子》记载：“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意思是不宰杀用于祭祀的牲畜，将其捆绑后系盟书（五条盟约）于其背，废除饮血这样野蛮的仪式。

可惜英雄好色，英年早逝。齐桓公死后，齐国陷于内乱。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中国台湾。我看见战败的国民党将士伤痕累累，像行李一般被塞进船只，运往基隆港。有一位老人看着他们，喃喃自语：“都是因为打破了葵丘盟约。”对此我一直记忆犹新。

世界上各处都有类似于会盟的集会。游牧民族居住分散，所以忽里台大会成为一个万众期待的集会。这是推选大汗的重要集会，聚在一起的人们连日举办宴会。成吉思汗去世两年后，蒙古人召开了推举可汗的忽里台大会。大会事项实际已事先决定，被推选上的人几度推辞，其实这只是形式而已。

忽里台大会这样的盛事自不必说，人们甚至期待能够在战场上相见。很多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表兄弟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或许有的战士的堂兄弟、叔叔就在敌方阵营。上战场前他们互相问候致意，然后开始举办宴会，迟迟不上战场，直到最后有一方喊道“好了，要上战场了，快回去！”才结束宴会。

与人相见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会谈不断就好，这比战事连绵好得多。

支撑帝国的外语才能

近几年，每到寒冷季节我就会去气候温暖的地方。三年半前，我因脑出血病倒，自那以后这已成为我生活的固定模式。今年（1998）我决定在夏威夷过冬。

现在，我在下榻的旅馆写这篇文章。相传，史蒂文森曾在一棵榕树下写《金银岛》，那棵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那时候，史蒂文森一定是乘坐轮船前往南方的岛屿的。相比之下，现在方便多了，从关西机场出发飞行7个小时即可到达。

因为写作需要，我正在调查战前及“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国际会议资料。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8]曾在京都演讲以前也会举办国际研讨会，但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会议出席者来到会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不会如此频繁地召开会议。我常想，也许再多召开一两次会议，参会人员就能达成共识，真是令人遗憾。

蒙古帝国第四代大汗蒙哥汗（成吉思汗之孙）是一位很喜欢讨论会的人物。当时，佛教和道教（当时被称作全真教）彼此反目，蒙哥汗便召集双方开展道教和佛教的宗教论战。论战的话题确定为《老子化胡经》，佛道两教于1255年及次年在新兴建的哈拉和林的宫殿展开了两次论战。僧人、道士共500人参与，最终以佛教的胜利告终，但在论战中失败的道教也未遭到禁止。蒙哥汗的生母唆鲁禾帖尼皇后是有名的聂斯脱里派基督徒，但是其子蒙哥汗不信基督教而成为了萨满教的信徒。

论战的前一年（1254），蒙哥汗召开了一神教与多神教的辩论会。这也是以讨论会的形式进行的，大汗设了3名裁判，3人分别是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僧人。其中基督徒是蒙古境内信徒众多的聂斯脱里派信徒，天主教传教士鲁布鲁克等也参与了辩论，而且辩论是在天主教的礼拜堂举行的。蒙古境内的天主教徒仅是少数，而鲁布鲁克欲主张三位一体，最后被聂斯脱里派基督徒阻止了。

《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记载了这次辩论。最后一神教取得胜利。在一对一的辩论中，鲁布鲁克对战来自契丹的僧人。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记载了这位僧人有一名陪同翻译。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国际性辩论会，与现在的国际研讨会一样，翻译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即使是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大臣向皇帝呈报文书之前，一定也举行过这样的讨论会。有时候皇帝会亲临会议，有时候朝廷大臣先行讨论，得出初步结论后再向皇帝禀报，最后将讨论的结果形成文书。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常为世人引用，此句是魏文帝（曹操之子曹丕）的著名言论。这句话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即“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业”。像魏国这样的大国，方言众多，开会也迟迟得不出结论，如此一来，将会议内容巧妙地形成文字就显得颇为重要。能将此事做好的都是善于写文章的才士，可谓是经国之士。做会议总结的人必须充分理解发言人想表达的内容，除此之外还必须具备听懂方言的能力。在这个时代，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家同时也作为政治家为世人所知。

13世纪至14世纪，蒙古帝国达到鼎盛时期。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官至宰相的耶律楚材是当时已亡国百年的辽国（契丹族建立的国家）皇族后裔，但他常居北京，受汉族人影响，完全被汉化了。耶律楚材的母亲也是汉人，是苏东坡的四世玄孙。耶律楚材不懂契丹语，后来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时才正式向同族人学习，蒙古语也是在归顺蒙古之后学习的。因此在归顺初期，耶律楚材与成吉思汗对话肯定需要翻译。耶律楚材反对窝阔台汗重用西域人，并且反对征收重税，但意见未被采纳，最终忧愤而死。史书记载，在耶律楚材竭力反对征收重税时，窝阔台汗对他说：“你这是要与朕搏斗吗？”当时耶律楚材的蒙古语还不太流利，说话时伴着大幅度的肢体动作，所以窝阔台汗才会这样说。

管理蒙古帝国财政的是历代善于理财的色目人，即西域的穆斯林。他们在征税和财务上有着极大的权力，但母语不是蒙古语，应该是波斯语或土耳其语系。色目人与大汗会谈时，必须借助翻译，但史书上没有相关的记载。看上去事情进展顺利，其实具体的操作过程更加复杂。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是在熟练掌握波斯语后，通过翻译与宫廷高官进行沟通。

曾率兵征讨日本的元朝将军范文虎也是汉语圈的人，他那时刚归顺不久，应该没有时间学习蒙古语。遭遇台风后，范文虎临阵脱逃。后来他向皇帝忽必烈谢罪，皇帝以“暴风不是卿之罪”赦免他，当时也有翻译在场。文天祥被俘后，忽必烈对其劝降时也应是将蒙古语译成了汉语，而文天祥拒绝的话语也是通过翻译传达的。成吉思汗攻下维吾尔地区后首次以回鹘文书写蒙古语，而在此之前，蒙古语没有文字。蒙古族人也想创造本族文字，而不是假借其他文字，于是八思巴文诞生了。这种文字直角很多、字形奇怪，最多用于加盖印章，未曾普及。即使如此，也有人用八思巴文译过一些中国古典作品，但因为文字没有得到普及，谁也看不懂这些作品。创作出读不懂的大部头书籍岂不是徒劳费力？但是，编纂八思巴文字的书籍是国家事业，在编纂过程中，外语人才应运而生。待到有一天地球成为一个多民族团体时，希望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经验可以派上用场。

漫谈残障人士

我认为，衡量文明程度的一个基准是对弱者的关心程度。可以认为一个对弱者漠不关心的社会是不存在文明的，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世界。近代社会有许多高科技装备，但若是缺少了这个基本条件也是野蛮社会。

三年半前（1994）我因脑出血病倒，住院5个月，出院后只能靠拄杖行走。后来康复训练成效显著，不用拄杖也能行走了，但还是控制不了左右平衡，总是拖着腿走路。谁看了我的走路姿势都以为我是残障人士，也许只有我自己不这么认为。

去年夏天，我在夏威夷进行康复训练时发生了一件事。威基基海滩边上有一条细长的人行道，是堤防形状的，而且可以通向大海。人行道一米多宽，两边是大海，所以就算摔倒了也不可能掉进海里。我就在那里练习走路，妻子在稍远的地方观察，“右脚再抬高点儿”，“左脚用力往前迈”，如此这般，指导着我训练。

这时，一位美国老妇人突然脸色大变，气势汹汹地冲着妻子责备：“你丈夫行动不便，你怎么能远远地看着呢？这种时候你应该牵着他的手。”

这种情况下，不能觉得别人多管闲事。对方可能有点误解，但她是出于善意，她想告诉他人文明是什么，所以才会出口斥责，对此我们必须心怀感激。

越是文明的地方，对残障人士越是关心。自己行动不便后，我才开始意识到，至今为止我似乎一直都居住在文明程度较低的地方。

我拖着腿慢慢前行，仔细观察别人向我投来的目光，有时候他们像是在说“走又走不好，还在大家正忙时出来晃荡，快别给大家添麻烦了”。身体有缺陷的人对这种目光尤为敏感，正面接触这种目光时心情失落，甚至感觉到了当代人的“野蛮”。

半世纪以来，这种野蛮的风气渐渐淡去。这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不断努力的结果。在这种漫长的变迁中，大家都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一切歧视都是“罪恶”。一直以来，人们都在与种族歧视、地域歧视作斗争，这种努力也声援了反对歧视残障人士的运动。

对于残障人士来说，运动康复是有效的康复手段，这种运动很早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国际性的体育盛会——残奥会是从本世纪（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的。1960年罗马奥运会闭幕后，在同一城市举办了第一届残奥会；1964年第二届东京残奥会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79名运动员参赛。

我感觉整个世界正慢慢地朝着文明的方向前进。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自己曾经也是一名残障人士，所以才会特别注意这一点。正如前述，我确实感受过别人冷漠的目光，但我也感受过别人的善意，这让我的内心备感温暖。

视线相遇的那一刻会心一笑，这也许是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却有着无法言喻的温暖。那绝不是怜悯的表情，我想那是人与人之间无言的鼓励：一起好好地生活下去吧。

向残障人士、贫穷的病人、孤儿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善行。基于佛教的博爱精神，奈良兴福寺于养老七年（723）设立悲田院和施药院。据说这是仿照唐朝——唐朝在开元五年（717）设立了悲田院。6年后，日本也出现了悲田院。不得不说日本很早就引进了唐朝的养老制度。

明治初期，日本吸收西洋文化，并在明治五年（1872）颁布了《学制》[9]。其中有一条是“应当设立废人学校”。“废人”这个词用得不妥当，若是现在，肯定会因为使用歧视语言而受到抨击。明治五年，日语中的“废人”指的是残障人士。《学制》中规定必须兴办残疾儿童教育，但这只是空谈理想，实际情况是那种学校并未立即创办起来。《学制》颁布6年后，也就是明治十一年（1878），日本才出现第一所残疾儿童学校。

据从事特殊教育的专家说，日本在这方面比欧美国家晚了大约百年。我想这是日本“耻文化”[10]带来的消极影响，家人不想带身体有残疾的孩子出门，一直把孩子藏在家里。这种想法类似于“自主规制”[11]，不让人看到就不会受人非议。

自明治十一年建校以来，京都盲哑院一直由京都府经营管理，建校时只有48名师生。据说举行开校典礼那天，3000市民不顾风雨前来参加。其中可能也有看热闹的人，但大部分人都是为支持学校的成立而来的。他们鼓励校方：“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残障人士关进禁闭室，而应该邀请他们进入我们的生活圈。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一些想象力，去想象残障人士的生活，并且认真思考如何让残障人士生活得更舒适。

虽然只有三四级台阶的不能称之为楼梯的楼梯，但怎么说也有高度差，然而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没有安装扶手。但对残障人士来说，这里非常需要扶手。在我行动不便的那段日子，面对着这样的台阶曾经想过爬着前行。我也曾遇到中间缺损了30厘米左右的扶手，那时真是不知所措，听人说是施工人员切断扶手后忘记接回去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还有需要扶手的人。

据一位身体不便的前辈说，有些老房子的扶手特别低，那是因为以前使用扶手的大都是弯腰驼背的老人，所以尽量弄低一些。可是近来也有不少身材高大的残障人士，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扶手就非常不便了。

虽然这种不便看似微不足道，但如果有人向相关人员反映，也许有一天会有所改善。不过，说出自己小小的不满，似乎不太符合日本人的美学意识。

由此，我想起了在威基基海滩责备我妻子的女性，“你这样做，身体不便的人该怎么办”，如果能这样“吹毛求疵”，真是感激不尽。但如今的日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妇人，让我们期待威基基妇人的想象力吧。

遍布世界的电波

所谓波及是指影响逐渐扩散，即余波扩及。从“波”的字面来看，可以想象孩子们在海边嬉戏，一个波浪打来，孩子们急忙逃跑，像是与波浪比赛一般。有时候孩子们被海水打湿了，但脸上依然挂着笑容，这是多么令人开心的场景。

最近，信息的传播速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多时候几乎瞬间完成。现在的“波”是指“电波”，如此想来，可以说在没有电波的时代，人们过的都是田园诗式的生活。

若说“没有电波的时代”可能言过其实了，因为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有雷鸣的轰隆声。《说文解字》（成书于1世纪的文字学书籍）中也记载了“电”这个字，不过那时候的“電”字，尾巴处不弯，是垂直纵贯的字形（雨下添甲）。

这里，我们暂且将人类不懂得利用电波的时代笼统地称为“前电波时代”吧。

据说，鸦片战争（1840—1842）是进入电报时代之前的最后一场大战争。摩尔斯电码发明于1837年，鸦片战争时应该还没有投入使用。顺便说一下，现在的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开通，在鸦片战争之后。

人类利用电波通信之后，世界确实更加便利了，然而不幸的是，这也为战争提供了方便，而且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

1868年，世界已经进入电波时代，俄国不断侵占中亚，并在这一年占领了撒马尔罕，使布哈拉汗国沦为俄国的附属国。俄国的进攻引发了连锁反应，战争的影响波及中亚各国，不得志的中亚“英杰”们开始入侵中国新疆，由此引发了阿古柏事件。

清政府当然会出兵讨伐阿古柏，那时已经是电波时代，清朝政府组建了新式军队，然而讨伐军作战并不顺利，因为当时手握大权的李鸿章调用了一部分本该西征的讨伐军。

明治四年（1871）琉球国宫古岛船队漂流到清朝台湾府，后来有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日本以遇害事件为理由派西乡从道中将为司令官率兵征台。明治七年（1874）5月日本出兵台湾。鉴于日本出兵，李鸿章将西征兵调用于南方。

这个事件由最后清朝赔款50万两白银平息。有一种说法是，清朝对阿古柏的平定因此晚了一至三年。

事件解决后，军队也没有被调回西北，东亚小岛上发生的事件对中亚的战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大推迟了清朝远征军出发的时间。

这次事件可以说对日本造成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为何宫古岛岛民遇害三年后，西乡从道中将才出兵台湾呢？

明治维新之后，这是日本首次有组织的海外派兵。若要出兵，首先需要国际上承认被杀害的琉球人是日本人，这一点在当时存在很多问题。

日本推行“废藩置县”[12]（1871）后，琉球归鹿儿岛管辖，但同时琉球王国也向清朝进贡。琉球王国归属不明确，日本为了确立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必须将管辖权移交至中央政府。换言之，日本必须设立“琉球藩”。琉球藩设立于明治五年（1872），也就是台湾事件的次年。

前一年，日本在国内实行了“废藩置县”，匆忙之中设置了迟早会被撤销的琉球“藩”。其他藩已改为县，可能是为了保持一致，所以先设置藩以后再改为县。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认为这项措施的目的在于为出兵制造正当理由。若将设置琉球藩作为琉球处分[13]的前提，那么台湾事件造成的影响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虽然宫古岛岛民遇害是一件偶发事件，但可以预想即使没有发生这件事也会有类似的事件出现。

台湾事件延长了新疆之乱，那时电波通信已经投入使用，但是只靠通信的进步无法消除战争的痛苦。

当时，台湾还在福建省的管辖之下。事件发生后闽浙（福建、浙江）总督沈葆桢急忙赶赴台湾。每次发生事件，这里就成了重要地区。起初，清朝政府在台南设置了“台湾府”。事件发生之后，1875年设置了“台北府”。1885年，台湾脱离福建省，升为台湾省。

琉球岛民遇害后，日本聘用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顾问，意图借助他的外交手腕来解决琉球归属这一难题。在他们的帮助下，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专约》）。日本利用这一条约将琉球人归为“日本属民”，这可以说是日本外交的胜利。

历史上，不断有李仙得这样的国际人士登上国际舞台，当今世界也是如此。但是，以前的国际人士虽然活跃于国际舞台，他们本人却绝不是国际人士。例如，库罗帕特金曾活跃于中亚和中国新疆，但他至始至终都是俄国军人，一直为俄国效力，后来俄国与日本开战时，他是日俄战争中俄军陆军总司令。同一时期有“国际商人”之称的福尔赛[14]也是为英国四处奔走，但他们主要是售卖武器。

一百多年后，现在出现了“地球市民”的说法。这种“新国际人士”不太在意自己的归属国，他们超越归属国的意识更加强烈。有一些日本人除了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外，超越日本的“地球人意识”也愈发强烈。现在这个时代，电波如此迅速地传播到地球各地，一瞬之间就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如今，仅为一个国家担忧已经于事无补。例如环境污染问题，只有从全球层面全盘考虑才能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信息传播就在一瞬之间，设想全世界的人都接收到同一信息，那么相较于百年前的电信牧歌时代，我们人类自身也必须有所改变。

我们地球人到底该如何改变？也许我的想法有点过于乐观，但我认为我们似乎还有时间可以好好思考，而且思考的头绪只能从历史研究中而来。

追寻孙中山的足迹

我这次来到夏威夷是为了追寻中国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1866—1925）的足迹。

孙中山的兄长孙眉比他年长13岁，在夏威夷经商并获得成功。从12岁到17岁，孙中山在夏威夷度过了人生中最多愁善感的时光。

夏威夷的生活一定给孙中山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想边追寻着他的足迹边思考这个问题。

来到夏威夷之前，孙中山在村塾读书，接受传统的口传汉文教育。传统教育中也许有高深的思想，但老师不会教授这些，只是让学生不断背诵。

而夏威夷的基督教牧师会先物色看起来很聪明的少年，然后对学生因材施教。夏威夷的教学方法不同于故乡村塾的一味背诵，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完全可以掌握，所以孙中山对基督教感兴趣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思想保守的兄长不理解他这一点。于是孙中山在17岁的时候便被送回中国，5年的夏威夷生活就此画上句号。

回国后的孙中山就读于香港的医学院，因他没有受过普通孩子所受的教育。夏威夷的伊奥拉尼学校是英语教学（孙中山就读时学生人数在50人左右，现在已超过1000人，是夏威夷首屈一指的名校），香港西医书院（后来的香港大学医学部）也是英语授课，孙中山所受的普通教育只有12岁去夏威夷前上的村塾授课。

孙中山一生著作颇丰，其中有很多演讲记录，也有英语作品，例如他晚年在香港大学（前身是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是该校首届毕业生）发表的演讲。可以说孙中山用汉语撰写的文章也是格调高雅、易于理解的名文。我在想他到底是在哪里掌握的这项能力。

可以认为孙中山是自学成才，他既热爱读书，也无比喜欢说话。也许和朋友聊天是他写文章的灵感源泉，如此一来就很难说他是自学成才了，应该说他是从大家身上学习的。

来到夏威夷的第2年，孙中山开始进入伊奥拉尼学校学习并于3年后毕业。在一个50人左右的班级里，包括他在内共有5至7个中国人，是只占班级人数不到一成的少数派。而且，清朝男子必须留辫子，被说成猪尾巴的发辫特别引人注目，所以常常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

孙中山一直是少数派。去夏威夷之前，他是“客家人”，这是一个少数人的群体。所谓“客家”，正如字面含义，“客”即后来的人，不是那片土地的原住民。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离开了原来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来的人。

在中国，孙中山是客家人，是少数派；在异乡夏威夷，他是中国人，也是少数派。在普通人看来，孙中山是反政府革命家，同样也是少数派。孙中山一直行走在少数派的道路上，而他的目标是将最后的少数派变成普通人眼中的多数派。

作为清朝统治下的汉族，可以说这个时代的革命家都是民族派，他基本的政治思想是追求民族平等，这应该源于他在夏威夷的经历。虽然在学校也有人恶作剧，揪他的辫子，但是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基于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孙中山以英语第2名的成绩从伊奥拉尼学校毕业，并获得了夏威夷卡拉卡瓦国王授予的奖品。而3年前孙中山完全不懂英语，这不仅说明他头脑聪明，也体现了学校平等的教育。孙中山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当然他也必定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他说想成为而且必须成为世界主义者。

“世界主义不是受屈辱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辱的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

1924年，也就是孙中山去世的前一年，58岁的孙中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中山大学）演讲“三民主义”。上面一段是演讲的一部分。

孙中山是天生的世界人。他为何如此执着于民族主义，谜底在此揭开。

距今大约70年前，孙中山曾说中国人是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宗族”是指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是家族的扩大化。为了家族可以奉献自己，往大一点说，为了保护宗族也可以牺牲自己，但这种奉献精神只止步于此，孙中山主张的民族主义是要将这种精神进一步扩大到保护民族。

宗族是血缘的集团，也是地缘集团。同乡也包含着亲缘关系。在中国，尤其是在地方，同乡就等于同宗。在这样的团体里有时会发生“械斗”式的武力冲突，例如李姓和张姓械斗，虽然不是因为什么大事，但也会出现人员伤亡。

中国台湾的居民大多来自福建泉州和漳州，他们之间关系非常不合。50年前，我的故乡新庄乡大约有一万人，大部分人祖籍都是泉州。与新庄乡隔着一条淡水河的板桥镇是漳州人的聚集地，两地的居民经常发生纠纷。居住在新庄乡的林本源是漳州出身的大富豪，在新庄住不下去后，搬到了对岸的板桥。

虽然说只是纠纷，但一般都会出现伤亡，所以双方都会充满激情地投入斗争。这份激情为何不倾注给国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正是以此为目标的。也许有一天，巴尔干半岛上正燃起的民族主义也会与某个世界范围内的运动联系起来。

世界主义产生于成熟的民族主义。孙中山记录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外交官来华劝说中国参战的言论：“请你们去打德国，因为德国侵略了中国土地，占领了青岛，中国应该去打它，把领土收回来。”

孙中山回答：“青岛离广州还很远，至于离广州最近的有香港，稍远一点的有缅甸、布丹、尼泊尔，像那些地方从前是哪一国的领土呢？现在你们还要来取西藏。我们中国此刻没有收回领土的力量，如果有了力量，恐怕要先收回英国占去了的领土罢。”

这不像世界主义者说出的话。他特意作为一位还不具备民族主义精神的国民发表此言论，半个小时前满脸愕然的英国外交官听了这番话后说道：“如果我也是中国人，一定也和你的思想相同。”

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对话

观看了法国足球世界杯后，我感觉终于迎来了无国界的时代，那份狂热之下确实燃烧着民族之魂，但是看着那些在足球场奔跑的选手，我发现这些球队基本上都是多民族团体。夺冠的法国队队长德尚是西班牙裔；中场核心齐达内是阿尔及利亚裔；前锋德约卡夫是亚美尼亚裔。已有报道称，德约卡夫将会陪同希拉克总统访问亚美尼亚。

据说，德约卡夫很兴奋，自己的祖父拖着沉重的步伐从亚美尼亚步行到法国，如今自己乘坐总统专机回到亚美尼亚。我们不知道德约卡夫的祖父是何时来到法国的，但可以确定那一定是苦难之旅，而且可以推想旅途中发生了全世界人们决不能忘记的悲剧。

亚美尼亚人以擅长经商著称，活跃在世界各地，这一点经常被拿来与犹太人作比较。只是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已经被同化了，而亚美尼亚人没有舍弃民族意识，所以基本上没有被同化。

亚美尼亚人是讲印欧语系语言的高加索人种，也有很多亚美尼亚人居住在土耳其。多数亚美尼亚人是基督教徒，属于亚美尼亚正教会。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1453）后，没有强制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在米利特[15]这个自治组织中甚至能够享受一种特权。米利特也被希腊东正教徒、犹太教徒认可，被称为伊斯坦布尔的三大米利特。

人们认为，随着时代的推进人类会走向文明化，我想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在米利特制度下，度过了和平幸福的400年，但自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亚美尼亚人遭遇了不幸。

1878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保加利亚获得独立。奥斯曼帝国唯恐亚美尼亚成为第二个保加利亚，从而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高压统治，给没有独立建国（现在也是这样）的库尔德族配备武器，并送到亚美尼亚人的聚居地，似乎是想让两个民族相互屠杀。一开始，亚美尼亚人击退了库尔德人，紧接着奥斯曼帝国军队出兵大量屠杀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的抵抗组织为了把世界的目光聚集到这场屠杀上，占领了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银行。

接下来就是1915年的大屠杀，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俄国计划利用亚美尼亚义勇军对抗土耳其，土耳其将在留亚美尼亚人视为“敌对集团”，下达驱逐令之后便开始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人在著作中记载了这次被屠杀的人数达150万，而土耳其方面的说法是只有30万人被处刑，被驱逐人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30万人死于途中，总死亡人数是60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府和军事法庭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负责人大都下达了死刑判决书，但他们基本上都逃亡海外，实际被处刑的只有一人。另一个逃往德国的塔拉特·帕夏（下达屠杀命令的人）在柏林被亚美尼亚青年特利里扬刺杀。柏林的法庭判决杀害者罪名不成立，特利里扬被释放。

在土耳其，谈到“亚美尼亚问题”就是指这次屠杀事件。作为“一战”的战败国，亚美尼亚问题是土耳其难以跨越的难题。作为辩解的说辞，可以说俄国在其国内编制了亚美尼亚军队，准备向土耳其出兵时，住在土耳其东部的亚美尼亚人基本上都希望俄国胜利，因此土耳其不得不将之视为敌对集团进行处理。这种说辞与美国在“二战”时期的辩解相似，即美国不得不将希望日本胜利的日裔视为敌对集团。

土耳其人的说辞是，屠杀只发生在与俄国接壤的东部，居住在西部的伊斯坦布尔、士麦那的15万亚美尼亚人中没有一人被驱逐。我想，他们不想重提旧事的心情倒是不假。

但是，这是必须要重提的事情。不仅是这件事情，战争、屠杀都应该被人反复讲述，否则历史会被人遗忘。

据说，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时曾说：“再过20年，人类还会记得亚美尼亚大屠杀吗？”为了不再有这样的言论，我们必须不厌其烦地、执着地反复讲述那些残忍的历史。

亚美尼亚的悲剧是，虽然也曾和平幸福地生活了400多年，但为何在这一世纪坠入了地狱的深渊呢？近百年似乎怪物横行，好像是因为民族和国家的字眼被无限地放大，成为了人人追求的理想。如果顶多是国家自豪感，那也就无可非议了。

亚拉拉特山是亚美尼亚人心目中有特别意义的山。相传，诺亚方舟最后停泊于此，这座圣山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团结统一的象征。亚拉拉特山海拔5165米，终年积雪，坐落在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国界处，山的主体在土耳其。我曾从埃尔祖鲁姆出发，环绕亚拉拉特山麓，但没有越过国境，山确实是在土耳其。

亚美尼亚将亚拉拉特圣山设计到国徽图案中，土耳其对此颇为不满：“不要擅自将他国的山设计成本国国徽。”对此，亚美尼亚回答：“那月亮和星星是你们国家的吗？”（土耳其的国旗图案是新月和星星。）真希望两国的交锋止步于此，不再继续深化。

1952年，土耳其共和国举行了“建国1400周年”纪念活动。从1952年往前推算，1400年前即公元552年。据《资治通鉴》记载，这一年突厥打败了其依附国柔然，以突厥（土耳其）从柔然（有蒙古说和通古斯说）独立的年份为建国元年。建国地点在阿尔泰山麓，与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相距甚远，当时的突厥汗国横跨现在的蒙古国和中国新疆。

有人可能会说：“不要擅自在他国的土地上建国。”这样的话，最相安无事的生活方式可能还是打着“地球人”的名号生活。

民族习俗和多样性

虽然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但我认为生活方式没有上下和优劣之分。将它们置于同一平面，放眼望去，感叹一声“好多呀”，如此足矣。我认为，总以天下第一自居的“中华思想”[16]是落后于时代的。

很久之前，我在某大学演讲。提问环节中，一位中年人一站起来就开始了他的演说：“我认为世界上有金、银、铜三种人，日本是黄金的民族，白人是银，黑人是铜……”他的得意观点与我的演讲毫不相关，他似乎是为了抢占演讲的地盘而来的。

我回答，又不是奥运会，将人分等级不是我的兴趣，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更多的是共同点，并且我还强调了自己反对歧视主义。

后来听大学的人说，那个人经常在各种演讲会上出现，总是喧宾夺主，大抢风头，颇有名气。若谁无意中点了下头，就会被认为是支持者，而被引用进演讲之中。对方热衷于落后的“日本第一思想”，真是难以应付。

对付这种人，只能与他硬碰硬。汉文帝于公元前180年登基，对游牧民族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将公主嫁给单于。陪送公主到匈奴的中行说（姓中行，名说）转而在匈奴做官，与汉朝来的使者做了一番争论。这是一个争锋相对的激烈争论，中行说认为匈奴优于汉朝。

例如，按照匈奴的习俗，自己的兄弟去世后，可以娶他的妻子。这在汉朝便是违反伦理，但在匈奴看来可以防止种族离散，保持内部团结。

游牧民族住在帐篷里，他们认为定居不动是不清洁的。每次折叠帐篷，准备移动时都会打扫，所以跳蚤和虱子不会长期寄生。

《史记》中只是如实记录了中行说的言谈举止，并未偏向一方。莫非司马迁（《史记》的作者）赞同中行说的言论，不然他不会将争论一一记下。

19世纪60年代，太平洋铁路[17]开始铺设，许多爱尔兰移民和黑人劳工参与修建，死亡率很高。那时，大量中国的劳工（苦力）不仅死亡率低，而且他们参与的工程进展顺利。有人说在“中华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肉体上也有优越感。事实上，好像是因为中国的劳工不喝生水，所以预防了感染病。在中国，喝生水被认为是不健康的，现在人们还有烧开水喝的习惯。

只有少数沿海地区的中国人吃生鱼，在宋代的诗歌中，有吟诵食用鲈鱼生鱼片的情景。这种吃法似乎在11世纪很盛行，“惩羹吹脍”中的“脍”肯定是生鱼片。

14、15世纪，中国瘟疫流行，后来人们便不吃生鱼，不喝生水了。所以，在19世纪的美国，便传说中国人对瘟疫有很强的抵抗力。

生活在沙漠或是干燥地带的人容易蒙上沙尘，所以他们有不露头发的习俗。或许缠头巾也是应此需要而兴起的。仔细观察一下奥斯曼帝国君主的肖像，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戴着大头巾。

一般的头巾不是直接缠在头上，而是先将碗状的帽子戴在头上，然后再缠起来，缠得好就显得威风凛凛，若是松松垮垮就看起来很散漫。波斯诗歌中讲述了一个有关头巾的故事。一个人行走在沙漠中口渴难耐，来到井边后，解下头巾将里面的碗状帽子当作水桶，将头巾用作绳索来打井水。诗歌中也有官吏以头巾当绳索抓获犯人的故事。如此一来，头巾变得松弛不像样，而且吸水后很难打结。

“我们土耳其人因为头巾给外人留下了许多不好的印象，而且缠头巾费时又麻烦，将它废除吧。”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废除缠头巾，并将菲斯帽定为国民帽。菲斯帽源于非洲地区，不是土耳其的发明，因被定为国民帽也被称作“土耳其毡帽”。

然而，戴了国民帽后很多人依旧抽烟、喝茶、整天无所事事，这样一来土耳其毡帽成了懒惰的象征。内心依然如旧，就算改变外在头饰也无济于事。

奥斯曼帝国于1922年灭亡。1925年12月，凯末尔·阿塔土克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国禁止土耳其人戴土耳其毡帽。他们又拿帽子说事了。禁止的理由是，中世纪色彩和地方色彩过浓。菲斯帽源于菲斯，不是土耳其固有的，所以很容易被禁止。

虽然菲斯帽在土耳其遭到禁止，但其他国家没有规定禁止。在非洲的一些地区，这种帽子似乎依然被视为“国民帽”。最近，在美国的直销店也常常能看到菲斯帽，每看到这些我就会想起西亚的露天市场。

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习俗，不管是通过露天市场还是其他形式，最好能将它们展示出来。少见的事物自然会被人投以惊奇的目光，若常常被拿出来展示，人们自然会习以为常。特别是近来，影像显出强大的威力，逐渐将世界统为一体。可以说世上基本没有“奇物”了，就算电视制作人睁大眼睛寻找，似乎也很难找到了。

今后电视界的主流应该是将各种习俗汇集在一起，然后介绍各自的由来和历史。重要的是，习俗不能用来比较和排序。

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中，华工做出了最大贡献，然而没有一位中国代表被邀请参加1869年的通车仪式。纪念铁路贯通百年时，尼克松总统向美国的华人团体寄去了郑重诚恳的感谢信。对于战争中日裔的遭遇，美国也表示遗憾并进行了补偿。美国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有相同之处。据说为纪念在工程中逝去的华人，他们还在现场建立了纪念碑。

六甲空中漫步

同一件事物稍微转变一下视角，就会发现未曾注意的一面，就会发现全新的风景。我自认为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在头脑中思考，我都深深地明白这一点。

我住在神户六甲山的稍高处，常常向来客夸耀这里的美景，也常指着K炼钢厂的巨大烟囱，洋洋得意地讲解根据冒烟的情况可以大致推测当天的天气。28年间，我不厌其烦地向人介绍，也有可能向同一个人反复讲解了多次，虽然我也会留意这一点。心软的人不会说“已经听过了”，但他们心里一定会感到很困扰。

“从这里只能看到六甲的正面，您没看过背面的风景吧，太壮观了！”前不久，一位新闻工作者对我说道。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正面”“背面”这样的用词也许有失恰当。随意将六甲、神户等地分成正面、背面，那么被称为背面的恐怕心里不太乐意。我觉得表述成方向的南、北更为妥当，特别是近来，北部开发如火如荼，人口也呈爆发式增长。

“那就去六甲的北面看看吧。”

我想亲眼去看看六甲的北面到底有多么壮观。果然不出所料，确实很壮观。透过车窗一瞥，便明白了。我生怕错过什么，于是决定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可能这么说有一点兜圈子，我想稍微换一个角度去看看人们口中的开发区。

近来，“开发”这个词语的语感已经完全贬义化。曾经，“开发”一词就像一面锦旗，只要提出来一般都会起作用。不仅是在战后，从战前开始就是这样了。可以说滚滚浓烟是开发的象征，战前大阪市民唱着市歌自豪地歌颂滚滚浓烟，浓烟也象征着大阪的活力。

煤炭曾经被人们视为黑色钻石，而煤矿则是令人艳羡的工作单位，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产业的精英。

昭和三十年代（1956—1965）末，我曾与稻垣足穗[18]先生有过一次谈话。当我们谈到《明治天皇与日俄大战》这部电影时，稻垣先生异常激动，因为这部影片的错误太多。其中最大的错误是海战场景中，双方军队正在海上交战，但是军舰的烟囱却没怎么冒烟。稻垣先生勃然大怒，战场上军舰应该以最快速度作战，必定要燃烧大量煤炭，肯定会浓烟滚滚如黑龙腾空。这部电影是怎么拍的！

煤炭的成本已经无法与柴油相比，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找到能够代替煤炭的能源。如果用核燃料代替煤炭，后续处理肯定会很危险。烟从“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人们呼吁要适度开发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涨。

乘坐直升飞机绕着六甲山和西邻的摩耶山北部环行，我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就在不久前，那里还有“层峦叠嶂的群山”，这样的景色绝对不只在“大和”才有[19]。天气晴好的话，在六甲和摩耶可以看到播磨、摄津、河内、丹波、和泉、大和、纪伊、淡路八国[20]，所以摩耶山有“八州岭”的别名。《万叶集》中的“たたなわる”写成“畳なわる”，表示连续的状态。不同于以前，现在很多都是人为建筑的，可以说是人造的绵延山群，尤以神户一带最为突出。

六甲山如屏风般矗立着，没有什么厚度，只是从南边看不出来这座山薄如墙壁。我心想，开发商是不是只给我们留下这一张薄皮，然而这并非出于他们的同情心，好像是有一处被政府指定用于建设濑户内海国立公园，所以他们才不能动用。

开发商们应该考虑到神户的海域附近有山，可以直接用山上的沙土填海造岛。12世纪，平清盛[21]已经开始修建大轮田泊和经岛，宋朝的船只也曾停泊于此。这些土木工程的沙土来自日本铁路兵库站附近的盐槌山，那里是凑川之战[22]（1336）时新田义贞的大本营，向北1000米左右是楠木正成的阵地。

现在工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土地，而平清盛时期工程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港湾设施和避风场所。大概从二三十年前开始，全国的山河地貌因工程建设而改变。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现在所看到的景观再过10年或20年就会完全不一样。汉语中的“沧海桑田”是形容景观变化的典型成语，描述的是岁月变迁中的自然变化，若算上人工改造的话就不成比喻了。

要说以日本全国为背景创作的故事，首先当属《太平记》。夸张一点说，我对世间景观的变化抱有危机感，我还曾写过历史随笔式的文章，题为《山河太平记》。文章从1978年开始发表，共连载18回，距今刚好20年。我曾有幸与著名摄影师长野重一一同取材，作品连载于备受摄影界认可的杂志《太阳》。我很少执着于某件事，但一直坚持将原有的风景面貌保留下来。出版《山河太平记》单行本时，我在后记中写道：“经济高度成长期时的日本似乎有一种要将山河完全改变的架势。对此，我心有不安。如果不趁着现在多走走多看看的话，我的内心会很焦虑。”

这篇后记写于1979年7月。在《太平记》中描述的时期，这一带是赤松圆心[23]的势力范围，我当然会前来取材。我经常去山的南面，除了被大火烧毁的忉利天上寺（摩耶山）焕然一新之外，其他地方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在悬崖边遥看山的全貌，我不由得心生感叹：真的很壮观！

我曾在20年前预言现在，若也在此时预言20年后的光景，我猜测明石大桥的开发速度会急速下降，然后人们一定会开展新的工作，在那里会找回曾经丢失的情感。必须施工补上被削去或者说被扒得体无完肤的地方，这需要时间，当然这无可厚非，毕竟开发也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绿化也属于开发的一部分，为了恢复“开发”一词的名誉，急需在绿化方面做出努力。

可以说绿化是新一轮开发的开端。

[1]井原西鹤（1642—1693），日本江户时代小说家、俳谐诗人，代表作有《西鹤大矢数》《五百韵》等。

[2]日本战国时期的侠盗，死后得到广大日本民众的同情和讴歌，并出现了大量歌颂他的文艺作品。

[3]成书于13世纪初，相传作者是信浓前司行长，主要讲述以平清盛为首的平氏家族的故事。

[4]成书于1372年左右，共40卷，以日本南北朝50年的动乱为题材。

[5]楠木正成（约1294—1336），日本镰仓幕府末期至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凑川之战兵败后自杀。与真田信繁、源义经并列为日本史中三大“末代”悲剧英雄。

[6]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2007），俄罗斯族，苏联解体后首任俄罗斯总统。

[7]桥本龙太郎（1937—2006），日本第82、第83任首相。

[8]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代表作品有《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等。

[9]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颁布的教育改革法令。

[10]“耻文化”区别于西方的“罪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自己的行动多受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支配。

[11]动漫类专有名词，意思是自我约束，不发表或不做出越过某种尺度的言行。

[12]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实行的一项政策。1871年7月日本政府废除全国各藩，统一为府县，目的是建立中央集权政权。

[13]日本学者对日本吞并琉球的一系列政策及过程的概括用语。以1872年设立“琉球藩”为开始，到1879年设置“冲绳县”，以及1880年“分岛问题”的发生与终结，前后长达9年。

[14]名称来自约翰·高尔斯华绥创作的《福尔赛世家》。福尔赛家族代表的是随着英国工业发展和帝国主义日益强大而崛起的英国中上层阶级。

[15]土耳其的宗教团体，类似于自治地方。在奥斯曼帝国，特别指那些专为少数族群自治而设的属人法法庭。

[16]这里的“中华思想”是日语中的一个名词“中華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华夏的天子是天下的中心，自己的文化、思想是神圣的。

[17]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全长3000多千米。1863年开始修建，1869年通车。

[18]稻垣足穗（1900—1977），日本小说家，代表作品有《一千一秒物语》《A感觉和V感觉》《少年爱的美学》等。

[19]此句中作者引用了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里的一首诗歌《たたなづく青垣》。诗中歌颂了“大和”（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领域相当于现在的奈良县）及“大和”层峦叠嶂的群山。

[20]“八国”是日本古代的令制国，是当时的地方行政区划，从奈良时代开始实施，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废藩置县为止。

[21]平清盛（1118—1181），日本平氏政权的开创者，日本首位掌握政权的武士，开创武家政权的先河。

[22]凑川是日本的古地名，也就是现在的神户。凑川之战是建武政权时足利尊氏迎战新田义贞、楠木正成的战役。

[23]赤松则村的别称，其主要成就是在“元弘之变”（1331）时期响应朝廷的讨幕号召，举兵于播磨。

第二部　三灯随笔

扶桑与蓬莱

神户的中突堤上曾经高高耸立着一座塔，很遗憾不得不在此加上“曾经”一词。原因很简单，曾经中突堤上只有一座高塔耸立，而现在周围遍布高耸的建筑，就连旁边的酒店都超过了这座高塔。

对我来说，中突堤一带是充满了少年时代美好回忆的地方。海岸大街五丁目红砖墙住友仓库的西边就是令我怀念的家园。

现在，中突堤仍然是日本国内海上航线的港口枢纽，但航线的范围却发生了变化。中国台湾被日本占据的时代，从这里开往台湾的船只属于日本国内航线，如今属于国际航线了。从最东面的堤防出港的是国际航线，乘客进出时必须携带护照接受出入境检查。

“二战”之前，中国台湾航线的船只在中突堤最前面进出港，开船时间是正午时分。我家是贸易商，一楼是仓库，工人们在这里将货物打包，然后通过对面国营码头的驳船送至远洋驳轮上。从我家三楼的窗户可以看到停泊在中突堤边上的远洋驳轮。因为远洋驳轮舱口正午时分才打开，所以大家都赶着时间装载货物。所谓“进出口”是指和外国进行贸易，而中国台湾在当时被日本占据，所以两地的货物运输属于日本国内调转，因此台湾又被称为“移出口”，也就是“国内”运输。因为不用缴纳关税，一般都是要开船了才把货物装载完毕。

定期航船有大阪商船和近海邮轮（日本邮轮系列）。近海邮轮中有一艘“富士丸号”，是万吨新锐船舶，而大阪商船的王牌轮船叫“高砂丸”，大小与“富士丸号”差不多。

“二战”之前，我基本上都是乘坐大阪商船回乡。除了“高砂丸号”，我还坐过“扶桑丸号”和“蓬莱丸号”。

中国将“扶桑”和“蓬莱”当作日本的别名或雅称。

中国的神话宝库《山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汤谷即十个太阳沐浴的地方。扶桑枝下，九个太阳一边沐浴一边赞叹：“多好的水呀！”扶桑枝上，一个太阳升起照亮世间，就这样十个太阳每次轮番升起。因此，虽然我们在天上只见到一个太阳，但民间却有十个太阳的传说。其他文献中也有“旸谷”之说（《淮南子》等），日语中两者发音一样，都读作“ようこく”。

因为每天都是沐浴完的那个太阳升起，所以扶桑树一定在东方。从中国来看东方就是日本，因此扶桑也就成了日本的代名词。

汉代的《海内十洲记》中记载：“长者数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仙人。”汉代的1丈不足2.3米，这样算起来，扶桑应该是高达2000多米的大树。关于“围”的长度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成年人两臂完全打开的长度为1围，因此扶桑树有2000多人手拉着手围在一起那样粗大。

“这事有一点儿难以置信。”作者大概一边写一边这样自言自语吧。“扶”字正如相互扶持一样，有聚集的意思，因此扶桑树一定是两棵同根而生并交织在一起的树木。此外《海内十洲记》中还记载了一些极其荒唐的事情。例如，在扶桑国，人们像吃竹笋一般食用形似梧桐叶的扶桑树叶。此外，人们还用扶桑树叶喂养鹿，以取其乳汁。日出之木为扶桑，日落之木为若木。若木具体是什么样的树木，人们不得而知，只听说它生长在昆仑山以西极其荒凉的地方。

西海栽若木，东溟植扶桑。

李白的这句诗写出了诗仙那气吞山河的气势。

王维在阿倍仲麻吕归国之际，为他写了一首诗。“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是其中的一句。看来王维也认为日本在扶桑的另一边。也许阿倍仲麻吕曾对王维说过“日本是比扶桑更遥远的孤岛”。

虽然怀着思乡之念，但阿倍仲麻吕因为遭遇风暴未能归乡。他先是漂流到越南一带，之后又回到了大唐。那时曾一度流传阿倍仲麻吕遇难身亡，李白听到这个消息后还作了一首追悼诗，其中有“征帆一片绕蓬壶”一句。蓬壶和蓬莱一样，是东方海上三座仙山的其中一座，山上有长生不老药。徐福向秦始皇说的仙岛就是蓬壶岛。

战前的定期轮船中，我曾搭乘过“扶桑丸号”和“蓬莱丸号”，这些船舶都在战时被击中，沉入大海。如今，中突堤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里一提到“扶桑”和“蓬莱”这两个代表日本的名字，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怀念之情，而这种感觉似乎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旧杂志和那一页

最近，我因为写作需要，查阅了20世纪30年代的资料。我浏览了当时的报纸和杂志，因为实在有趣，就不由自主地阅读了一些不相关的报道。当我察觉时已经超过了计划的时间，只好匆忙结束了这次查阅。即使如此，我并不觉得是浪费时间，因为通过这些报道，我对当时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

看到这个时代的资料，就会突然想到这一年自己做了什么。1930年是日本昭和五年，我开始上小学的那一年。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本应背着新书包，但我背的却是哥哥的旧书包。翻开1934年的中国杂志和报纸，就会看到“远运”这样的字眼。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看了文章的内容和照片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远东运动大会”的简称。

英语的“FAR EAST”在日本翻译成“极东”，但在中国却用“远东”来表示，二者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称呼，与远东相对的地方是近东。“二战”前，有被称作“极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体育盛会，即远东运动会。1913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举办，到1934年正好是第十届，也是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的正式名称好像是“极东选手权竞技大会”。这10届大赛的举办情况是马尼拉4届、上海3届、东京2届、大阪1届。

在杂志（上海的《良友》画报）的报道中，刊登了中国代表团从上海乘船去马尼拉的照片——送行的人们拉着写有“预祝胜利”大字的横幅的场面。我想，如果事先得到祝贺，选手们会不会有压力呢？

远东运动会的特征大概是，这次[1]终于被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棒球，早在80年前就被大会认可了；另外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首次成为奥林匹克项目的排球，在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就被列为比赛项目，但不知为什么日本总是很容易败给中国和菲律宾。

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因为日本企图让“伪满洲国”加入远东运动会，中国宣布退出，所以大会自此停办。中国不承认伪满洲国这个傀儡国家，事实上，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都不承认所谓的“伪满洲国”。

“二战”前，区域性的体育竞技大会，除了远东运动会之外，还有西亚运动会。“二战”后，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举办期间，以菲律宾和印度为首的国家将这两个大会结合在一起，组成全亚洲的体育竞技大会。这个大会就是现在的亚洲运动会，举办年份与奥林匹克运动会错开，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公认的地区运动会。

奥运会在1936年柏林举办之后，由于战争的原因中断了12年。日本也没有参加战后初期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日本在参加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前，先参加了1951年的印度亚运会。日本在体育领域的国际回归是以亚洲国家的友善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这一点我们应该铭记于心。

看到杂志上这一页的照片，我知道当时中国代表团总领队是原外交部长王正廷。王正廷是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四处奔走的外交部长，但1931年他遭到被“九一八事变”激怒的学生殴打，负伤之后停职，直到1936年才作为驻美大使复职，代表团总领队是他停职期间的工作。

在这一页上刊登着“远运”有功之臣的照片。除了大会的倡议者——菲律宾体育协会的美国人“Brown”（中文名为“布郎”），还有日本人岸清一的照片。

实际上，岸清一在最后一次远东运动会举办的前一年，即1933年，就去世了，但杂志编辑似乎并不知道此事。

岸清一是日本体育协会的第二任会长（第一任会长是嘉纳治五郎），也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是一个铮铮铁汉。1932年的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因为墨索里尼为获得冠军的意大利选手颁发勋章这件事，他直接将抗议电报打给了墨索里尼。正因为岸氏是法学家（律师），所以才会严格遵守当时奥运会规定的“业余主义”。以他的家人捐款为基金建立的“岸纪念体育会馆”，成为业余体育运动爱好者的大本营。

旧杂志上封存着历史和人物的各种各样的细节，翻开一看，似乎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日本人奴隶

从哥伦布不停地向西航行，到达西印度群岛的1492年开始计算，到今年（1992）正好500年。

虽然也有像“圣母玛利亚号”复原等纪念500周年的活动，但人们对于表彰哥伦布这件事有很多异议。

首先，“发现”这个词就成了问题。哥伦布到达的不是无人居住的土地，他不能称为最初发现者。另外，哥伦布把原住民当作奴隶，并以买卖奴隶为事业，从人道主义来讲是无法原谅的，伊莎贝拉女王对此也十分气愤。

在哥伦布看来，把原住民作为奴隶，大概因为是罗马教皇在敕书上允许的，所以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

罗马教皇的敕书承认了对新发现地的征服、占有、贸易垄断和对原住民奴役。葡萄牙首先认可了这份敕书。相对稍晚一些，西班牙也承认了这些特权。

16世纪后半期，南蛮人来到日本，他们也进行了奴隶买卖，并将其作为葡萄牙商人的商业之一。这看起来是非常赚钱的生意，虽然日本政府屡次颁发禁令，但似乎并没有人遵守。

丰臣秀吉于天正十五年（1587）颁布了基督教传教士的驱逐令。在此之前，丰臣秀吉没收了高山右近的领土，并向耶稣会长老（日本准管区长）科埃略神父提出了四个问题，其中的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葡萄牙人买卖日本人，并将他们监禁在船上带走？”

当时丰臣秀吉颁布驱逐令的做法，令人感到十分突然。丰臣秀吉在之前一直与科埃略神父和谐地进行对话，并说想看看葡萄牙船。之后，对于船长亲自前来解释启动船只遇到了困难，他也表示了谅解，说：“好，好，这没关系。”

丰臣秀吉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把我的家臣发展为教徒？”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和僧人相争，破坏寺庙？”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吃百姓们耕田需要的牛？”

科埃略神父对于这些问题做出如下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努力传教但并不强制人们信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僧侣被天主教的真理所感动，自发破坏寺庙；关于第三个问题，他辩解，吃牛肉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如果不合时宜，不吃也可以。

关于奴隶的第四个问题，他做出这样的回答：“是日本人进行奴隶买卖的，教会对此也感到很悲哀。您颁布禁止买卖人口的法令是最佳解决方案。”

但科埃略神父没有说罗马教皇为了鼓励向全世界传教，默许将原住民变成奴隶。

我推测，丰臣秀吉当时颁布驱逐令的最大原因是传教士将日本人作为奴隶一事。

当时的文献资料是以抄写本的形式流传于世的，其中《九州御动座记》中有如下记载：“不仅如此，数百名日本人，无论男女，皆被买上黑船，戴上手铐脚镣，赶入船底，地狱也不过如此……”

一提起奴隶，我们马上联想到非洲黑人，总觉得这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日本也出现过戴上手铐脚镣的奴隶，而且这是得到罗马教皇认可的，那我们就有必要铭记于心了。

葡萄牙政府也再三颁布禁止买卖奴隶的法令，基督教会也在1598年长崎会议上决定应该禁止这种挑起日本反感的行为，违反者将被逐出教会。

日本奴隶很受欢迎，因为他们价格便宜而且工作努力，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他们还能变成勇敢的雇佣兵。1628年，停泊在暹罗的日本朱印船[2]遭到西班牙船队袭击，船上50余名船员被带往马尼拉，成为了奴隶。

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拥戴同一个国王。作为报复，德川幕府扣留了3艘进入长崎的葡萄牙船只。最终葡萄牙向日本道歉，这件事才得以解决。

那些从日本买来的奴隶被带到澳门。好像也有不少奴隶从澳门被转卖到马六甲、刚果等地。

1606年，葡萄牙的基地马六甲遭到了荷兰舰队的袭击。当时日本雇佣兵英勇善战，击退了荷兰舰队。然而，葡萄牙政府好像是因为日本人过于英勇，担心以后他们会不服从葡萄牙的统制，下令解雇了马六甲守备队中的日本人。

外国劳工如今成为一大问题。此时此刻，我们不正应该想起那些被廉价买卖、客死异乡的日本人吗？

种子岛的铁炮[3]

葡萄牙人是最早出现在日本的欧洲人。

漂流到种子岛的葡萄牙人带来铁炮的故事广为流传。

“种子岛”这个地名也因此成为铁炮的代名词。但是，关于铁炮传入日本的时间却有1542年和1543年两种说法。

根据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加尔旺（1557年去世）的记述，1542年从暹罗港的船上，3名葡萄牙人乘坐小帆船逃跑。他们在逃亡途中遭遇暴风雨，漂到了日本岛。

深得岛津氏[4]信赖的儒僧南浦文之（1620年去世），受种子岛氏所托撰写了《铁炮记》。其中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天文癸卯秋八月廿五丁酉日，有船漂至种子岛西村小浦，船客百余人，中有大明儒生五峰者，在与当地人笔谈中得知“外貌奇异者”为西南蛮种之贾人（外国商人）。而且这本书还详细描述了他们带有铁炮并进行展示的事情。

天文癸卯年是1543年，南浦文之撰写《铁炮记》是距此60多年后的事情，应该不是直接从目击者那里听闻的。但是，根据干支纪年法，天文癸卯年的八月廿五确实是丁酉日。因此如果以日期为根据，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最近一段时间的电视报道说，明年（1993）是日本与葡萄牙两国友好建交450周年，届时将要举行相关纪念活动。由此看来，1543年一说俨然已成定论。

虽然在各个年表上都有葡萄牙船曾于1543年漂至种子岛的记载，然而到达种子岛的船只到底是不是葡萄牙船仍然不能确定，但漂至种子岛的船上有葡萄牙人之说应该是千真万确的。

虽然根据加尔旺的记载，这3个人是从葡萄牙船上乘坐小帆船逃走的，但小帆船不一定就是漂到种子岛的葡萄牙船。并且，在《铁炮记》中，还记载了船上有一位叫做五峰的大明儒生。

1620年，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在台湾海峡截获了一艘葡萄牙船，虽然船长是一位叫平山常陈的日本人，但这艘船的目的好像是为了让传教士潜入日本。

这样看来，16、17世纪的亚洲海洋是极其国际化的。虽然是中国式的帆船，但并不一定就是中国的船只；而且，我们不能因为是葡萄牙人乘坐的船，就断言这艘船是葡萄牙船。葡萄牙人乘坐被称为牢船[5]或者加俐船[6]的本国巨船航行日本之前，曾顺便搭乘中国的帆船来日本做生意，铁炮就是那一时期传入日本的。

最近，人们在拆除东大寺南大门的阿形仁王神像的过程中，在其左上臂内侧接近肘弯处，发现了一枚直径1.2厘米的铅弹。永禄十年（1567）6月、10月，东大寺戒坛院和大佛殿分别遭受战火。据说阿形神像肘弯处的铅弹大概就是10月交战的时候打进去的。

松永久秀夜攻了据守在东大寺的三好三人众[7]。那时，大佛殿失火，大佛的头部都被烧毁了，但仁王神像只遭到了流弹的射击。

因为当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铁炮普及非常迅速。日本出现了许多优秀铁匠，所以很快就造出了国产铁炮，这是铁炮传入种子岛后第24年的事情。

在天正三年（1575）的长篠之战中，织田信长用3000人的铁炮队击败了武田信玄的骑兵队，向天下人展示了铁炮的威力，这是一段闻名于世的历史。这一年是铁炮传入种子岛后的第32年。

有一种说法认为，继织田信长之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之所以加快了终结战国的进程，原因之一在于铁炮的出现。

有一句话叫“以毒攻毒”，铁炮确实包含了“毒”的要素，但是如果利用它加快和平时代到来的话，那它也就具有了“药”的一面。

与日本相邻的中国当时正是明代，天下基本太平。比较权威的说法是葡萄牙人于1514年来到中国，所以中国接触铁炮的时间应该比日本早30年，但因为是和平时代，铁炮并没有普及开来。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是在日本文禄元年（1592）。据说，无论是朝鲜军队还是前来支援的明朝军队最害怕的都是日本军队的“鸟铳”。

伊比利亚的人们

葡萄牙人来到日本是为了做生意，如果把中国的生丝运到日本，就能获得很大的利润。

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可以说葡萄牙人给日本带来的是铁炮和基督教。铁炮的出现加速了乱世的终结，基督教与日本之后的“锁国”政策紧密相关。

继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等也来到日本，但带头的是葡萄牙人，也可以说是伊比利亚半岛人。

为什么伊比利亚半岛人会在这场发现者竞争中居于首位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15至16世纪前半期，在欧洲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是伊利比亚半岛人。

从8世纪初到15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由伊斯兰教统治。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被称为“安达卢斯”。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势力范围也有所减小，到15世纪末期就只剩下格拉纳达了。

当时的伊斯兰文化圈在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黑暗的中世纪”时期，欧洲没有学术自由。在这个时代，伽利略因为承认哥白尼的日心说而受到教会制裁。那些被教会视为异端或者女巫的人会被执行火刑。1431年，拯救国家的爱国少女——圣女贞德被当众烧死。

与此相比，伊比利亚半岛的安达卢斯拥有优秀的文化，当地人的知识水平远远高过欧洲其他地区。

12至13世纪，古希腊的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等人的学问由拉丁语引入欧洲。这里是指将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科学著作再译回拉丁语，因此专有名词有时会使用阿拉伯语的方言来表示。翻译基地就设在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的托莱多。

航海需要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伊利比亚半岛人的相关知识水平较高，所以在发现新大陆的竞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也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哥伦布是意大利人，但他的航海资助者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天主教皇。他根据9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家花拉子密的学说（经纬度1°相当于562/3英里），算出地球的周长是20400英里，并计算出航行4500英里就能到达亚洲。据说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瓦特林岛），这里与他的出发地相距4512英里。

哥伦布进行过多次航行，但他至死相信到达的地方是亚洲，从未怀疑过。

事实上花拉子密的学说使用的是阿拉伯的英里，而哥伦布却用意大利的英里来计算，算出的结果比原距离短了25%。

“一点儿不差！”到达地点的距离和计算的数据正好对上，哥伦布认为那里就是亚洲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另外，伊利比亚半岛被伊斯兰教统治了将近800年，所以基督教教徒一直为“国土光复”而展开激战，相对欧洲其他地区，伊比利亚半岛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更加强烈，也更为虔诚。

就是这样，一些欧洲人最先来到了日本。这些满怀信仰的传教士与其说是跟随商人而来的，不如说几乎与商人同时来到日本。毋庸置疑，他们对日本的传教活动都抱着极大的热情。

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们在光复运动中获胜后，立即开始清理异教徒。穆斯林可以回到北非的故乡，于是无法躲避的犹太教徒就成了所谓的异教徒。

当时，欧洲各地的犹太教徒都受到了迫害，只有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文化圈是安全地区。伊比利亚半岛最后的伊斯兰王国——格拉纳达酋长国最终在1492年灭亡，犹太人彻底失去了庇护者，他们或被驱逐或选择改变信仰。当时很多犹太人都转移到北非或奥斯曼土耳其等地的伊斯兰圈去避难。

犹太人必须记住，在他们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候，是伊斯兰文化圈的人热情地接受了他们。今年（1992）是伊比利亚半岛驱逐犹太人500周年。西班牙的犹太人驱逐令实际上到1968年一直生效。

光复运动胜利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对日本的传教活动热情异常高涨，但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对这高涨的热情持有强烈的戒备心。所以，日本人驱逐了作为先锋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转而去接受不善于传播信仰的荷兰人和英国人。

“国花”

到“朝颜”[8]开花的季节了。

我的名字中的“舜”是中国古代的圣帝之名。辞典里“舜”还有“木槿”“蔓草的一种”等意思；详解辞典也将蔓草称为“朝颜”。

然而，在《广辞苑》中查“朝颜”一词时，就会看到“桔梗的旧名”“木槿的别名”等释义。

据说在《万叶集》中，与瞿麦和败酱草一起被称为“秋之七草”的“朝颜”，不是现在的牵牛花，而是桔梗。

有意思的是，“舜”所指的桔梗或木槿，都是朝鲜的名花。桔梗在韩国被称为“道拉基”。与《阿里郎》共同列为两大名曲的《道拉基》歌唱的正是桔梗花。

木槿是锦葵科的落叶灌木，汉字写作“木槿”或“槿”。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槿花一朝梦”。木槿花清晨绽放，傍晚凋零，常用来比喻短暂而美好的事物。白居易的诗中也有“槿花一日自为荣”的诗句。

日本的国花是樱花，韩国的国花是木槿。韩国虽然自古以来盛产木槿花，甚至被称为“槿域”，但为什么会将代表短暂事物的木槿花作为国花呢？

木槿花不像樱花那样同时绽放。虽然一朵花朝开夕落，但下一朵花不久就会绽放。从夏季到秋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木槿花坚持不懈地绽放，似乎无穷无尽，因此也被称为无穷花。木槿花不仅是韩国的国花，也是韩国国歌的主题。

有了这样的解释，我便明白韩国为什么将国花定为木槿花了。也许有人会说，日本的樱花才是“一朝之梦”。为什么日本将樱花定为国花呢？

据说，现在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依据法律确定了国花。韩国的木槿花也是根据法律确定的。而日本的“国歌”“国花”都不是依法确定的，因此樱花未必是日本的国花。也有人认为菊花是日本的国花，因为它既是皇室徽章图案又是护照封面图案。

辛亥革命（1911）推翻清王朝后，中华民国成立。据说当时为确定国花，梅花派和牡丹派展开了激烈论争。其中有名的论述是：因为形势依然严峻，比起华丽的牡丹，严寒中怒放的梅花更胜一筹。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没有明确国花。

美国因为国土面积太大，很难选出有代表性的花，因此美国政府决定选出各州的“州花”。

郁金香是荷兰的国花，这是理所当然的。但郁金香同时也是土耳其的国花，其中有着复杂的渊源。

郁金香的原产地是安纳托利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郁金香一词来源于土耳其语的“头巾”。这么说来，大多在茎顶上绽放的郁金香，确实与头巾很相似。

大概是十字军将郁金香传入欧洲的。将郁金香作为园艺品种进行培植，这在欧洲十分盛行，特别是荷兰的改良品种非常有名。

在郁金香的原产地土耳其，人们并没有付出这样的努力，因此到18世纪前半期，土耳其就开始从欧洲重新引进郁金香了。

奥斯曼帝国的艾哈迈德三世是一位有唯美倾向的人物，喜爱美女、花鸟、美酒和歌舞音乐。自然，他也十分喜爱从欧洲重新引进土耳其的郁金香。在他执政的后半期，其侄子易卜拉欣帕夏被认命为首相，并将和平外交和引进欧洲文明定为国策。史学家将这个时代命名为“郁金香时代”。

虽说是引进欧洲的文明，但引进的科学技术较少，上层阶级引进的大多是宫廷的生活方式和奢侈品。与其说这个时代是西欧化时代，不如说是法兰西审美趣味时代。

艾哈迈德三世在1703年即日本元禄十六年即位。郁金香时代是土耳其版的元禄时代，文化灿烂，没有战事，天下太平，但老百姓却因为皇帝和上层阶级互相攀比、生活奢侈而负担沉重，并且通货膨胀导致生活更加贫困。1730年，土耳其国内爆发叛乱，皇帝退位，首相被杀，郁金香时代也随之宣告结束。

郁金香无罪。土耳其将产自本土的郁金香作为国花是理所当然的，但也可能是为了铭记历史的教训而将其定为国花。

鹤寿千年

神户的诹访山公园以前养过鹤。法国人詹森于明治七年（1874）曾在此地观测过金星，为了纪念这件事，当地人在此建造了一座圆柱形纪念碑，并围绕这座纪念碑建造了喷泉池。我幼时的回忆中虽然有关于喷泉的记忆，但喷泉池里的水好像刚刚漫过我的脚踝，以后多是干涸状态。前些日子我去看了一看，喷泉池内没有水，混凝土的池底曝晒在阳光之下。我记得公园里有鹤的那段时间这里的的确确是有水的。

这不由得又使我回想起准备考试那段时间的事情。大约是日本昭和十五年（1940）或者昭和十六年（1941），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背诵英语单词。那里有藤萝架，是凉爽宜人的阴凉处。我背诵单词累了的时候，就会观察鹤。公园里虽然有篱笆，但没有金属网之类的屏障。我一边观察着鹤，一边纳闷：“这些鹤难道不会飞走吗？”

篱笆并不高，个子高的人可以轻松地跨过去。鹤大概是翅膀哪里被剪掉了，飞不起来。

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诹访山公园才不见了鹤的踪影。

“被吃掉了。”我的朋友告诉我。

“鹤好吃吗？”

“好吃，好吃。鹤肉不仅仅好吃，还能成为良药呢。因为是可以活一千年的鸟呀！”

听了朋友的话，我想起了“鹤寿千年，龟寿万年”的谚语。

公元前100年的中国古典作品《淮南子·说林训》中有“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尽其乐”，“鹤岁千年”好像由此而来。无论是千年还是一日，只要快乐地生活，都是一样的。虽说这体现出道家思想的一面，但“鹤岁千年”“蜉蝣一日”是当时的常识，“鹤寿千岁”一词也许就是以此为前提的。

蜉蝣在水中生活一年多后，会羽化成虫。成虫的蜉蝣几个小时至大约一周之后就会死亡，人们说其是朝生暮死，某种程度上说得也不错，但所谓“鹤岁千年”就过于夸张了。

鹤的寿命因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据说平均寿命是80年左右。在平均寿命较短的时代，也有这样的说法，“那只鹤在爷爷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才有了“鹤寿千年”的说法吧。

据说日本有六种鹤，但数量特别少。鹤的繁殖地只有北海道，有些鹤过冬时会飞往山口、京都和鹿儿岛一带。

鹤的数量变少，是因为被吃了吧。

德川家光自己养鹰捕鹤，并将捕获的鹤献给朝廷，之后便成了惯例，也变成了年初的例行活动。鹤是将军家狩猎的动物，所以禁止其他人狩猎，这无形之中成了保护鹤的一道屏障。

根据《年中行事大成》记载，宫中有正月十九“鹤庖丁”（鹤十字）的活动。据说是将鹤的两翼切下，在台上摆成“十”字，然后将鹤头放在上面，变成了“千”字，这就叫做“千年切”。人们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是听过鹤寿千年的说法。虽然禁止平民猎鹤，但从德川时代开始，鹤的数量好像就开始减少了，因此从享保三年（1718）起，连续3年停止了已成惯例的献鹤活动。

明治维新是鹤遭遇不幸的开端。明治维新开始后，人们可以无视幕府的禁令，所以开始对鹤进行滥捕滥杀。

对于被禁止的东西，就连我也想插手看看。德川时代，鹰师在将军府前将进献给天皇的鹤的内脏掏出来，作为奖励喂给鹰，之后将盐塞进鹤的体内并缝合完好，送往京都。据说是昼夜不停地急运，人们将此称为“仙鹤通道”。如果普通平民也可以猎食如此珍贵的禽鸟，那自然就会滥猎滥杀了。恐怕在维新中暴富的人挥金如土，一定要买一只鹤吧。

同样是鹤，单讲味道的话，据说白颈鹤、灰鹤的肉比较鲜美，丹顶鹤的肉质硬不好吃。汉语中有“煮鹤焚琴”一词，指食用鹤肉是极伤风雅之事。

千年的仙鸟不仅仅是肉，就连血都散发着香味。将军猎鹤之日，打开两桶酒，将鹤血掺入酒中，制成“鹤血酒”供随从人员饮用。那时人们喝的不是鹤血酒，而是千年长寿的精华吧。

鹤鸣一声

鹤因为形体优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将其当作祥瑞之鸟。

喜鹊虽然在东方为祥瑞之鸟，但在西方却是不祥之鸟，这是有所差异的。相传其蔑视因不能乘坐诺亚方舟而溺水的人，并发出咯咯的笑声，因此被当作是缺乏教养的鸟。

韩国的国花是木槿花，“国鸟”就是上文提到的这种喜鹊。据说韩国把它当作吉祥鸟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它的叫声空灵悦耳。然而，据说在西方，喜鹊的叫声和乌鸦的叫声一样，预示着不祥和灾厄。

东西方对鹤的评价，没有差异。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民都会说鹤那细长的腿尽显高贵优雅。而且，鹤的叫声也是恰到好处，被人们称为“鹤鸣一声”。

据说，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造字圣人仓颉就是受到鸟爪印的启发而造字的。古希腊神话中，帕拉墨得斯也是看到排成一列飞翔的鹤群而受到启发，从而创造了古希腊文字。

“鹤鸣一声”不是让大家保持沉默的独裁者的声音。鹤体型庞大，飞行时会排成长列，领头鹤就不得不用从头至尾都能听到的声音发号施令。所谓“鹤鸣一声”指的是谁都能听到的声音，这才是正确的理解。

鹤的叫声，虽然清脆，却带有渗入人心的悲调，人们称之为鹤唳。我们在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来形容溃败的军队，所以鹤的叫声听起来会使人惴惴不安。

在中国，鹤与仙人有密切的联系，“黄鹤”被看作仙人的坐骑。广为流传的是，蜀国一个叫费文祎的人，成了仙人，驾乘黄鹤。他偶尔小住的地方是武昌的一座小山，人们将这里命名为黄鹤山，将他居住的房屋称为“黄鹤楼”。

关于黄鹤，还有另一种传说。

以前有一位辛氏以卖酒为业。有一天，酒店来了一位身材魁梧，但衣着褴褛的道士。这位道士面色从容地问辛店主：“可以给我一杯酒喝吗？”辛店主没有怠慢，盛了一大杯酒给他喝。就这样持续了半年，辛店主没有因为这位道士不付酒钱而露出厌恶的表情。有一天，这位道士又来到酒馆，因为酒钱累积得太多，而且也没有钱支付，所以在墙上画了一只黄鹤作为赔礼。到辛氏酒家喝酒的客人一边用手打节拍一边唱歌时，墙上的黄鹤也随着歌声、合着节拍翩翩起舞。这件事成为吸引客人的一大亮点，自此辛氏酒家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就这样，十年后辛氏凭此发了大财。

有一天，那位衣衫褴褛的道士又飘然来到酒馆，辛店主上前说：“别客气，请喝一杯吧。”道士笑着取出笛子吹了起来，不久只见一朵朵白云自空而下，画中黄鹤随着白云飞到道士面前，道士跨上鹤背，乘白云飞到天上去了。辛氏为了纪念此事，便在此建了一栋楼，取名“黄鹤楼”。日本的落语[9]“抜け雀”（飞雀）就是以这一传说为模本的。

唐代诗人李白曾数次登临黄鹤楼。

李白因“附逆”之罪被流放夜郎（现中国贵州）。途中，李白与史钦在黄鹤楼上对饮之时，忽然听到一阵阵笛声，有感而发，作了一首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诗收录在《唐诗选》中，诗中的“落梅花”是笛中名曲。

李白在黄鹤楼送别友人孟浩然去广陵时，也作了一首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此诗也收录在《唐诗选》中，广为传诵。

此外，还有“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等诗句。正因为这些大诗人的诗篇，黄鹤楼才更为世人所熟知。

黄鹤楼重建了很多次。乾隆元年（1736）重修的黄鹤楼，于1858年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烧毁。之后，清朝末期再次重建的黄鹤楼比原来小了一圈，当时人们考虑到原来黄鹤楼的大小和其知名度，故决定将这座重修的塔楼命名为“警钟楼”，意味着国家多难之时，警钟长鸣。[10]令人遗憾的是，这座警钟楼也在1938年被大火烧毁。

十几年前我去武昌的时候，黄鹤山上什么也没有。但是，那时我在当地听说要在黄鹤山上重建黄鹤楼，因为闻名天下的黄鹤楼是珍贵的旅游资源。日本也有仙鹤报恩的民间故事，名为“鶴女房”（鹤妻）。山本安英参演的《夕鹤》中，鹤平时也与人很亲近，但最后却飞向铺满晚霞的天空。鹤是神仙之物，这一点倒是与黄鹤楼传说相同。

鹰扬

“鹰扬”一词，虽然指悠然自得的样子，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大様”的假借字。“鹰扬”出自《诗经》，因为鹰是悠然自得翱翔于天际的，所以说是“大様”的假借字也合乎常理。因为“大様”也有“大致”的副词含义，所以想特别强调“悠然自得”的时候，多数人都会使用“鹰扬”一词。

即使这样说，日语的“鷹揚”和汉语的“鹰扬”在语感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单就“不慌不忙、悠然自得的样子”而言，汉语就不用“鹰扬”来形容。

虽然可以看到鹰悠闲地在空中飞来飞去，但实际上它是在寻找猎物。一旦确定目标，它就会全速用力猛扑过去。虽然悠然自得，但一旦有紧急情况，不能迅速行动的话，也称不上“鹰扬”。

《三国志》里，曹操（155—220）的儿子曹植（192—232）写给友人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孔璋鹰扬于河溯（地名）。”孔璋是著名文学家陈琳的字。陈琳是建安（当时的年号）七子之一，是一位优秀的文人。据说，深受头痛困扰的曹操读完陈琳的文章之后，头痛便不药而愈。

在河溯无所事事的陈琳，看起来悠然自得，但实际上一直在寻找时机。当时机到来，他便立刻投入到袁绍的麾下任职。

官渡之战之前，陈琳为袁绍写了一篇檄文，痛斥对手曹操挖掘历代帝王的陵寝，夺陪葬之金宝，扒帝王之金缕衣（用金丝玉片缝制的衣服），暴露尸体；又说曹操的祖父是宦官阉人，父亲是其祖父收养的乞丐，借助赃银而得高位等。他大骂曹操，将其批判得体无完肤。

后来，袁绍战败，陈琳成了曹操的俘虏，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但曹操爱其才能，又或是担心头痛发作时没有能治愈头痛的文章可读，就赦免了他，并收为己用。曹操赦免陈琳时只说了一句话：“你数落我的过错也就算了，就不要骂我的祖宗三代了。”世人对于曹操的评价中有“好乱乐祸”一词，或许曹操本人也会认同这个评语。

这篇言辞激烈的檄文收录在《文选》中，深受平安时代以来日本文人的喜爱。

有用武之地时，便能写出言辞如此激烈之文章的男人，我们便用“鹰扬”来形容其悠然自得、不慌不忙的样子。

因为鹰是用锋利的爪子展开攻击的，所以人们对鹰的印象更偏向于武力。

古代中国选拔高级官吏的科举考试分为文举和武举。因为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人们都认为科举就只有文科科举，但其实也有武科科举。只是因为不受重视，不会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罢了。

武科科举结束之后，考中者会与考官聚在一起举行庆祝宴会。人们将这场宴会称为“鹰扬之宴”。

武举考试及格者将是未来的高级军官，鹰扬之宴是作为其起点的贺宴，其名称可谓恰到好处。

为什么更多场合用“扬”字来形容鹰的飞翔，而不用“飞”字呢？鹰起飞之后，长时间在空中盘旋的姿态用“扬”字来形容可能更为贴切吧。

另外，在《三国志》中，有猛将吕布向曹操请封徐州牧的故事。有人对曹操说：“任命吕布就如养老虎，应当用肉将其喂饱，要是喂不饱，他就会吃人。”曹操听完回答：“此言差矣。这就好像养老鹰，让它饿着就为我所用，让它吃饱了就会飞走。”这段话的原文是“饱则扬去”，果然这里用的还是“扬”字。

另外，“鹰扬”还有夸赞精兵强将的用法。上文提到陈琳写的檄文中有“幕府董统鹰扬，扫除凶逆”一句，是用来赞扬袁绍的功绩的。

鹈之眼、鹰之眼[11]

这几天的报纸报道了日本最后的驯鹰师去世的消息。看来现在的日本已经没有专门驯鹰捕鸟的人了。

驯养鸬鹚捕鱼和鹰猎相似，汉语中鸬鹚也叫“鱼鹰”。无论是驯鹰捕鸟还是鸬鹚捕鱼，性质都一样——用动物来捕猎动物。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将“鹈之眼，鹰之眼”放在一起说。

鹰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遗迹的浮雕里有鹰猎的场面，所以鹰猎的历史应该相当久远。

秦始皇驾崩后，位极人臣的宰相李斯也随之下台，被处以腰斩之刑，并夷三族。据说，他在奔赴刑场之时曾叹息：“我想再牵着黄犬，擎着苍鹰，到家乡的上蔡东门外追逐狡兔，可终究是不能如愿了。”鹰猎的标志性姿势就是鹰站立在人的手臂之上。李斯是在公元前208年被处以极刑的。

虽然也有人用猎犬捕获猎物，但主要用于发现猎物、追赶猎物、追踪猎物和回收猎物，与鹰和鸬鹚还是有差别的。

另外，“鹈”在中国指伽蓝鸟，也就是鹈鹕。其在日本称为鹈，在中国叫作鸬鹚。

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鹈鹕一词就已经出现在《诗经》中了。

维鹈在梁，不濡其翼。

捕鱼时石头堵住河流的地方就是“梁”。这句话的意思是鹈鹕站在这样的地方，翅膀自然会被水打湿，没被水打湿不是很奇怪吗？下一句中，将“翼”字换成了“咮”，“咮”是“鸟嘴”，意思是鹈鹕那长长的嘴巴没有被水打湿是很奇怪的事情。

据说，这首诗歌讽刺了朝廷胡乱任用官员，使得政治愈加黑暗。原本肯定会被打湿的东西却没有湿，这是站的位置不合适的缘故。

有关日本鱼鹰的记载首次出现是在中国的史书《隋书》中。《隋书》成书于7世纪，其中的《东夷传·倭国》一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以小环挂鸬鹚项，令入水捕鱼，日得百余头。”

因为罕见，所以被记录下来。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人饲养鱼鹰。到了10世纪，中国才终于出现有关鱼鹰的纪录。但是，正史的编写者大都住在长安、洛阳这样的都城，偏僻之地可能早就有了鱼鹰捕鱼这样的风俗，但在都市生活的人却不得而知，这也许是史书很晚才对鱼鹰记载的缘故。

去桂林旅游的时候，我在漓江看到过鱼鹰捕鱼。日本的鱼鹰捕鱼是为了表演，而在中国是“渔业”，是渔民为了捕鱼而想出的方法。但我总觉得中国的鱼鹰捕鱼也会逐步变成表演。

鹰猎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变成表演了。无论是鹰师还是鹈师，穿着打扮都很独特，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要吸引观众吧。据说在江户时代，大名之间经常互赠鹰猎之鹰。由此看来，上等鹰一定价值不菲。

虽说鹤寿千年，但说实际寿命，鹭、鹰的寿命比鹤还要长。时速可达400千米，能急速俯冲的隼，虽然速度胜于鹰，但因为寿命太短，几乎不被用来鹰猎。

栖息在中国东北部的海东青是最适合用于鹰猎的鹰。但是鹭、鹰都喜欢将巢穴搭建于悬崖断壁之处，捕捉它们十分困难。

辽国（916—1125）下令让当地的女真族捕捉海东青上贡，并且派遣捕鹰使监督女真族捕鹰上贡，并严惩违令者。据说为了捕获一只海东青，有很多人失去性命，正所谓“九死一生，难得一名鹰”。

女真族完颜部的首领阿骨打，为了拯救遭受捕鹰使奴役的同族，发起了反抗斗争。最终，完颜部推翻了一直以来臣服的辽国，建立了金王朝。

一只鹰虽然微不足道，却关系到一个王朝的覆灭。但还是有人不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元朝末期的顺帝（1333—1370年在位）在位之时，也要求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人上贡海东青，最终招致叛乱。而元朝也是在这位皇帝当政之时，失去都城北京，迁往北部草原的。

景观小议

“欧洲不是博物馆。”法国总统如是说道。

欧洲承载着过去的荣光，历史灿烂辉煌，文化遗产星罗棋布。近来，社会上出现一种强烈的呼声，认为欧洲应该将此发扬光大，传承给下一代，这是欧洲的责任也是义务。但呼声太高，总统先生有一点不开心了。

我们不能不好好地保护过去的文化遗产，但也不能因此疏忽未来的建设。那么，当这两个“不能”之间出现摩擦时应该怎么办呢？恐怕只能有一方让步才能解决问题。即便如此，在此之前双方也需要认真进行商谈，一味地让对方让步未免有些不太合适。

景观也是一种文化遗产，必须对优质的景观采取保护措施。当然，受到保护的景观也都是绝佳的旅游胜地。但人们建设旅游设施的时候，有时会破坏当地景观。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拥有“多瑙河珍珠”美誉的美丽都市。多瑙河的右岸是布达，左岸是佩斯。1873年两地区合并成布达佩斯。兴建于13世纪的王宫及马加什教堂等著名旅游胜地大都位于布达地区。

据说，当年美国企业家计划在马加什教堂的附近投资建造酒店时，市民一致持反对意见。酒店方与坚持反对的市民协商，并对修建计划进行了说明：一是为了与当地环境相协调，不会修建高层大厦；二是会对周围环境进行整修。鉴于此，市民才同意修建酒店的计划，并予以大力支持。

因为是从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那里听来的，这也可能是酒店方面的粉饰之辞。但事实上，人们即使在附近经过，也注意不到酒店的存在，可见酒店的建造者相当用心。因为酒店不是高层大厦，收益会大打折扣。但这座酒店也因此成为人们所支持的酒店，整体印象得到提升，后来成了世界级的连锁酒店。从长远来看，这也是稳赚不赔的。因为是成功的案例，不妨说出这座酒店的名字，它就是希尔顿酒店。

在这方面，当然也有失败的例子。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有一座国际大酒店。其是一幢大楼，中间有一座塔，说得中听一点，这是一座雄浑的苏联式大楼，说得难听一点，这是一座吓人的大型建筑物。酒店明明有一座高塔，但不可思议的是，无论在布拉格的哪个地方，都看不清这幢建筑。据说，这是因为捷克故意挑选这样的地形建造这座酒店的缘故。

这座酒店好像是苏联提供设计图，逼迫捷克建造的。虽然不得不按照苏联提供的设计图来建造，但拥有场地选择权的捷克将这座不请自来的酒店尽可能地建在市民看不到的地方。虽然当时是苏联高压统治时期，但不得不说捷克人很聪明，巧妙地进行了反抗。这座酒店在远处看不到，只有在车辆接近时才突然映入人们的眼帘。

布拉格被誉为“百塔之城”，城内遍布尖塔建筑，这座苏联式塔楼混在其中，并不引人注目。即便如此，讨厌的东西就是讨厌的东西，更何况布拉格以百塔为荣，对异类之塔的容忍度更低。明明不想看见却偏偏就在眼前，对于捷克人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

真正引人瞩目的是建造于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之际的埃菲尔铁塔，人们站在巴黎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其身影。但修建之时，铁塔被当作“玷污巴黎名誉的怪物”而遭到文化界著名人士的强烈反对。以莫泊桑为首，大名鼎鼎的艺术家都在向政府提出的请愿书上签上了字。

即使遭到著名人士的强烈反对，埃菲尔铁塔的建造依旧如期进行。竣工后高300米的铁塔成为当年世界博览会最经典的建筑。原定世界博览会结束之后就拆除的埃菲尔铁塔，因广受好评，被原样保留了下来。此时文化界知名人士依旧强烈反对，但已经不起作用了。

“怪物”非但没有玷污巴黎的名誉，反而成为巴黎的象征，历经百年沧桑，至今依然耸立，以至现在人们无法想象没有埃菲尔铁塔巴黎会是什么光景。

埃菲尔铁塔上有供喝茶休息的场所，世界博览会结束之后仍然继续营业。在当地，从埃菲尔铁塔俯瞰巴黎成了一道新的风景线。据说莫泊桑每天都会来这里喝茶休息。有人问他：“你不是说这座塔是怪物，并极力反对它吗？”莫泊桑先生听完抿嘴一笑答道：“整个巴黎，只有在这里我才看不到它。”

旅酒

原则上来说，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在产酒之地喝酒，在产酒地喝的酒也最为醇香。

日本从前是将酿好的滩酒[12]装进杉木酒桶里，再用船从酒的原产地运到江户的。滩酒经过数日海运，由于船的颠簸，杉木的香气逐渐渗入酒中，到达江户时就变得极其醇香了。

江户人曾经说过：“在上方[13]喝滩酒，不如在江户喝。”或许真是如此，但这也可能是江户人不服输的一种说辞。

味觉的个体差异很大，也许有些人什么味道都能忍受，却唯独忍受不了杉木的香气，所以我在本篇第一句话前加上“原则上来说”。

虽然不为众人所周知，但在土耳其喝当地的葡萄酒是相当不错的。

土耳其有一种叫“拉克”[14]的名酒，一加水就会变得如牛奶般浑浊。但“拉克”酒是蒸馏酒，这类酒的产地是有限定的，因此不能像葡萄酒那样相互比较。也有人不喜欢“拉克”酒，说它有一股药味儿，但我很喜欢喝。井上靖先生也爱喝“拉克”酒。他曾经在电视上接受访谈时说：“一起去伊斯坦布尔喝拉克酒吧。”

NHK[15]的特别节目《丝绸之路》第一部——中国部分制作完成之后开始录制第二部，之前就在宣传片中确定第二部的内容是介绍土耳其。

这是一档没有脚本的谈话节目。虽说嘉宾可以自由谈论，但只谈论酒也不太符合人家节目的要求，当时那种焦虑不安的心情我至今仍然记得。

说到土耳其的酒，我只想到“拉克”酒，但土耳其的葡萄酒也很不错。前些天，我在维也纳喝了广受好评的奥地利葡萄酒后，不由地自言自语道：“这比维也纳的葡萄酒好喝呀……”说完这句话，我觉得自己对不住那些曾在维也纳关照过我的人。

我曾在土耳其的乡下喝过葡萄酒。酒瓶上贴的粗纸材质标签非常不错，但上面有橡皮章印上的价格，而且上面的数字被更改了三次，我不由得有些失落。当地人频繁地提高价格，说明土耳其存在相当严峻的通货膨胀。

想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并不轻松，明明是难得的美酒，我却如鲠在喉。

酒的味道，口感虽因人而异，但有时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相传，诺亚下了船就开始种植葡萄，因为当时葡萄是东方人的主要食物。但在人们大量种植小麦之后，就不把葡萄当主食了，而种植的大部分葡萄都用来酿酒。所以，也可以说小麦造就了葡萄酒。

在拉丁系民族之间，葡萄酒好像不属于酒类，而是用来代替水的饮料，孩子也可以喝。这种拿来解渴的葡萄酒与以喝醉为目的的葡萄酒不同。

以半干的葡萄为原料酿制的贵腐葡萄酒，味道甘甜，风味独特，尤以匈牙利的“托卡伊”[16]极负盛名。同样，在原产地布达佩斯喝的“托卡伊”比在日本买的好喝，也许是因为日本的空气更加干燥的缘故。

捷克的葡萄酒也不错，但啤酒更为出名。我喝过很多地方的啤酒，虽然我的味觉不太敏感，但我能感觉到不同的啤酒味道差异很大。啤酒和葡萄酒一样，不同的制造商酿出的酒也各具特色。

我在捷克的酒店喝杯装葡萄酒时，偶然看了一下玻璃杯，发现杯口附近有一道白线，上面印有0.1L的标记。仔细观察后发现，装啤酒的大玻璃杯上也有刻度线。

说到有刻度的玻璃杯，我们容易联想到药瓶。在捷克旅行，我几乎快要忘了这个国家不久前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城市的街道上，我既没有看见标语和红旗，也没有看到军人。我曾经仔细寻找捷克的社会主义痕迹，但始终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后来，我终于在餐桌玻璃杯的刻度上找到了社会主义痕迹，准确来说，应该是“全体主义”的残留。之后我还特别留意过，发现大部分玻璃杯都有刻度，但同一类型的玻璃杯中，偶尔也会有不带刻度的。我想应该不是生产商忘记了，而是因为已经不需要在新生产的玻璃杯上标记刻度了。

浮盃

日本佐贺县的诸富町有一个叫做“浮盃”的地方。

秦始皇时期，相传东方有长生不老药，于是始皇帝派遣徐福沿海东渡求取仙药。因为船只是向东海航行，我总觉得徐福最后到达的目的地是日本。

有《史记》这样可信度较高的文献作为参考，所以徐福东渡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事情一定是历史事实，而且日本各地也流传着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据研究人员统计，以熊野为代表，日本有十几个城市都流传着徐福的传说，新宫市甚至还保存着江户时代建成的徐福墓。另外，佐贺县的浮盃也流传着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

从有明海沿筑后川逆流而上，很快就能到达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吉野之乡。两年前（1990）我受邀参加在佐贺市举办的徐福研讨会。在参观完吉野之乡后，也去了“浮盃”。

徐福虽然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但是否来过日本，又在何处上岸，目前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因为这是2200年之前的事情，恐怕很难找到与此相关的文献记载。有时想来，徐福的传奇故事以传说的形式保留下来岂不是更好。

我对“浮盃”这个地名很感兴趣。我不知道这个地名的由来，但从字面意思来看，可以解释为“漂浮的酒杯”“在酒杯中漂浮”等。

“盃”同“杯”，而“盃”好像是俗字。

“浮杯”，即在旋转流动的水中放置酒杯，任其漂浮，最后酒杯停在谁前面谁就赋诗一首，是古代的风雅节目。“曲水”就是弯弯曲曲的水流。据说，也有人特意为这种活动修建专用水道。如果水道笔直，酒杯漂浮在上面，很快就会漂到玩家眼前，玩家几乎没有作诗的时间。所以为了给玩家留够充足的作诗时间，最好将水道修建成弯曲的。如此一来，玩家不仅有足够的时间作诗，还不会离得太远。

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等文人们在会稽山阴的兰亭相聚，举行“曲水之饮”。《兰亭序》中提到了“引以为流觞曲水”[17]，所以曲水就是人工制造的水流。

另外，“在酒杯中漂浮”又叫“杯浮”，指的是九月九重阳节人们将菊花的花瓣泡在酒杯中，让花瓣浮在酒面的一种习俗。

这一活动原本是将菊花掺入酒中制成菊花酒。可能人们觉得仅仅如此的话不够风雅，于是改为让菊花瓣漂浮在酒面之上了。

“浮杯”是指三月三的活动还是九月九的习俗，我不得而知。六朝的庾信（512—580）在《秋晚》一诗中写道：“残秋欲屏扇，余菊尚浮杯。”诗中出现了秋和菊的字眼，由此可知，“浮杯”指的是重阳节习俗。

4世纪末，中国有一位叫做杯渡的僧人。他名字的寓意是：以杯为舟，渡水而过。

一寸法师乘坐的是碗舟，那么杯渡的杯舟有多大呢？

如果“杯”含有舟的意义，那么“浮杯”也就有了浮舟之义。另外，也有“浮杯而去”的说法。晚唐诗人张宪写给友人的送别诗中也用这个表达，这应该解释成友人乘舟而去，而不应该理解为友人在曲水旁喝完一杯酒后马上离去。

今年（1992）是黄檗山万福寺开山鼻祖——隐元禅师诞辰400周年，佛教弟子应该会举行很多祭祀活动。

63岁的隐元禅师，不顾弟子们的阻拦，毅然决然地东渡日本。他的好朋友徐孚远那时为他作了一首七言律诗《送隐元师赴日本》。开篇为：“闻道浮杯过海东。”毫无疑问，此处的“杯”就是舟的意思。

乘舟渡水还有一种说法是“苇航”，这个词好像是禅宗特有的用语。不过用来比作舟的话，杯好像比苇更加形象。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篇文章的主题——佐贺县诸富町的浮盃上来。

从徐福传说的角度来考虑，“浮盃”二字就可以解释为徐福泛舟东渡，最终来到此地。但这样解释的话，“浮盃”一词总让人觉得带有佛教色彩。

也有可能此地本来叫做“ブバイ”（bubai）[18]，只是后来借用汉字“浮盃”来表示。从浮盃出发向佐贺市的方向，会看到一座金立神社，据说这是座供奉徐福的神社，再往前走不远就能到达吉野之乡，也有人称此地为邪马台国。

懂事

所谓“懂事”，到底是什么呢？

我查了一下词典，上面的解释是：“理解人情和世态的心。”看到这样的释意，我还是不太理解“懂事”一词，因此写起小说来就很费劲。根据这部词典的解释，是不是可以说我还不懂事呢？

我又用其他词典查了下“懂事”这个词，看到的解释是“对于世上的事物和人情，能够懵懵懂懂地理解和判断之心”。我看到“懵懵懂懂”的字眼，心就放下了，因为我还是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

我们平常所说的“懂事之时”，好像就是以是否有记忆为标准的。是不是因为能够懵懵懂懂理解和判断人情世故，所以就有记忆了呢？也可以反过来说，不能理解和判断人情世故，所以“没有记忆”。

我记事是在上小学之前。那时的记忆都是断断续续、杂乱无章的，根本理不清两件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

我们会记得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事情。我出生在神户，大部分时间都在神户生活。上小学之前，因为在神户工作的父母要回故乡探亲，我曾随父母在中国台湾待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不过一个月，我却有很多关于台湾的幼年记忆。可能是因为对于幼时的我来说，在台湾的生活比较难得，所以印象也更为深刻。

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姑母牵着我走在乡间小道上，我突然摔了一跤，掉进水里变成了落汤鸡。我应该是掉进了灌溉农田的水渠里，虽然水不深，但还是受到了很大惊吓。落水地点距离亲戚家不远，姑母因此才松开手，我就不小心掉进了水渠里。到亲戚家后就立刻换上了借来的干衣服，但我忘不掉在大家的笑声中脱光衣服的屈辱感。

另外，还有一件关于我左脚受伤的事。我左脚脚背上的这条伤痕至今仍未消去。记得当时是母亲牵着我走在乡间小路上，我的左脚脚背突然被割伤了，那时我觉得左脚像被切断了一样疼痛难忍。

当时路旁有削竹子的人，我记得是一个男人，但不记得他是多大年纪。当然，这不重要，他削竹子应该是要编竹筐，用来编竹筐的竹子肯定是越长越细越好。我忘记了那个人的模样，但记得他当时正在削一根三四米长的细竹，刚刚削好一面，正要把它翻过来。他握着竹子的一端，像钓鱼人那样大喊一声“走”，然后把削好的竹子翻到一边，这时竹片恰巧落到了我的脚背上。我的运气还算好，竹片只是落到脚背上，如果运气不好，削尖的那一面直接插进脚背的话问题就严重了。

可能是因为太疼，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完全没印象，只有那种害怕脚尖被割掉从此无法走路的恐惧感。我当时肯定是大哭大叫了，但完全不记得母亲是怎样哄我的。

因为伤势严重，也流了很多血，母亲说我一边看着血，一边大哭大叫。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没有对血的恐惧了，可能是因为更怕以后无法走路。

“你总是迷迷糊糊的。”母亲经常这样批评我。母亲生养了7个儿子、3个女儿，所以她看孩子的眼光应该很准。比我小点的弟弟从小就像猴子一样，动作灵活。相比之下，母亲觉得我格外笨拙。

但是，削好的竹子从天而降，突袭而来，是无法预料的。无论笨拙还是敏捷，应该都躲不过去，我们只能将这样的事情称为“横祸”。

“幸亏是脚尖。”那时，我的祖父好像这样说过。当时母亲很年轻，又让我受了伤，所以我认为祖父是为照顾母亲的心情才这样说的。如果竹子直接砸到了胸部或者头部，又或者是身体的其他重要部位，确实会非常严重。我只伤到脚尖，的确很幸运。

如此痛的记忆，我当然不会忘记。说不定那时候我就已经懂事了。看到小时候的照片，我发现大多时候我都是张着嘴巴，这种情况直到我上小学后才有所改善。

我看着脚背上的伤痕，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只有痛过，才会懂事。”虽然伤痕已经不太清晰了，但对于我来说，这却是刻骨铭心的“教训”。

栗子

说起秋天的味道，当数栗子和柿子。由于温室栽培技术的出现，很多作物都失去了季节感，但栗子和柿子都只在秋天上市，这让我很高兴。绳文遗迹中出土了栗子，古代人应该是把栗子当作重要的粮食了。《诗经》中也有关于栗子的诗句：“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人们认为晋僖公过于节俭，便作了这首诗来讽刺他，意思是人生应该适当享乐。诗中栗子与美酒佳肴齐名，供人享乐。被当作享乐的物品，栗子的美味应该是众所周知了。

据说《诗经》由孔子编纂而成，很多人都为其做过注解。关于栗子就有如下注释：“栗五方皆有，周秦吴扬特饶。唯渔阳范阳栗，甜美长味，他方不及也。倭韩国上栗大如鸡子，亦短味不美。”（《诗义疏》）渔阳和范阳位于现在的北京地区，我们所说的“天津甘栗”就产自这里，而天津不过是装运栗子的港口罢了。

令我感兴趣的是《诗义疏》中对倭国（日本）和韩国（当时的三韩）栗子的记载——大如鸡子，亦短味不美。我能理解诗经中提到的“甜美”和“味不美”，但没怎么见过“长味”和“短味”的说法。

《魏志·倭人传》中虽然列举了楺、枥、橿等九种倭国树木，但没有记载如鸡蛋大小的栗子。

然而，《魏志·东夷传》的马韩部分中则有如下记载：“禽兽草木略与中国同。出大栗，大如梨。”由此可知倭国和韩国盛产大栗，但《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在马韩部分中先写了大如梨的栗子，所以撰写《倭人传》的时候就将此项省略了。

“反正是难吃的栗子，没必要写第二回。”也许作者在撰写时这样自言自语。史学家陈寿行文简洁，不喜欢冗杂重复，所以才没有对栗子进行二次记述。“短”有缺乏、不足之意，短味应该是味道不足、难吃的意思。然而味觉有个体差异，所以我们不必探究倭国、韩国的栗子是否难吃，这样的记述看看也就罢了。

大家公认天津的甘栗好吃，但丹波的栗子也非常味美。《延喜式》中记载了丹波、但马、播磨等地的栗子曾作为贡品运往都城。

小说姑且不论，但史书之类的文献最好不要涉及好吃或难吃这样的主观评价。虽然《诗经》的注释中写了倭国、韩国的栗子难吃，但陈寿的《魏志》中只提到了“大如梨”，并未谈及好吃或难吃。

据说“栗”字是指果实在树上裂开的形状。一般的果实还好，但栗子有带着尖刺的外壳，裂开后会给人一种紧张感，所以才会用“战慄”来形容紧张不安。“战慄”中的“慄”字有时也会用不带竖心旁的“栗”字代替，例如《论语》的《八佾》篇中，鲁哀公（公元前494—前468在位）问孔子的弟子宰我，土地神的神主[19]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木材，宰我答：“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当时虽是春秋时代，其实是周朝的天下。宰我回答鲁哀公，周朝用栗木作神主的目的是为了令人民恐惧。

据说孔子不满意宰我的回答，他认为周朝的制度是理想化的，但宰我的回答好像说周朝是以恐吓为国策的。孔子对宰我的发言这样评价：“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意思是已经做过的事就无需再提，已经完成的事无需再去劝阻，已经过去的事也不必再追究。孔子的评价到这里戛然而止。

成事、遂事、既往等都指过去的事。周朝的恐吓政策已经是过去的事，本无需再提，宰我还愚蠢地进行讽刺，孔子话里话外都是对宰我的责备。“今后你要注意！”我想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打击对方了。

交通管理

学生时代，我曾被临时派到大阪港口装卸货物。当然，这是战争时期的事情。当时日本的战局虽然已经日益严峻，但还未成定局，当地的物资通过船运最终安全地运到了大阪。

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将船上卸下的锡块从码头搬运到仓库。这些堆积如山的锡块应该是从马来西亚运过来的。

“看啊，有这么多制造飞机的原料，肯定没问题，大家也要加把劲啊！”

当时监工说的这些话信心满满，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锡块很重，虽然我们用手推车搬运，但这也是一项重体力活。

我很熟悉手推车，原因是我家在神户从事贸易业，仓库就在我家一楼，而我也经常用手推车搬运货物。有趣的是，我们对手推车有两种不同的称呼，放在角落的手推车叫做“猫”（ネコ），正在使用的手推车称为“徒工”（デッチ）。当叫人把放在角落的手推车推过来时，我们不说“把那个徒工带过来”，而说“把那个猫弄过来”。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普遍的叫法，还是当地同行的习惯叫法。不管是哪一种，由于装卸的机械化，现在人们几乎看不到“猫”和“徒工”了。

当时，装卸区的那个监工十分有干劲，他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挑选了几名身材瘦小，看起来没有什么力气的学生，吩咐道：“你们别装卸了，去管理交通吧。”我也是其中之一，虽说不用做重体力活，但管理交通实际也是一项非常耗神的工作。码头附近的道路没有信号灯，有时车辆会突然增多，我们只能靠默契来指挥车辆行驶。因此，我们常常累得筋疲力尽，干一上午就受不了了。相比之下，其实装卸工作要比管理交通轻松，于是我又做回了装卸工。我至今还记得我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想和大家一起干活。”

最近，和我同辈的中国人给我分享了“下放”的体验。虽说是知识分子下农村，实际上在农民看来，白面书生的义务劳动反倒添了不少麻烦。据说，当时有人对我的朋友说：“你把塑料膜洗干净并晾干吧。”就这样一个工作，他干了好几年。

这是一项很简单的工作，就是把塑料大棚里的塑料膜在河里洗涤后，放在河滩上晾干。虽然塑料膜不用每天清洗，但因为农村没有其他适合知识分子的工作，只能让他干这项工作。

这是一项不怎么需要动的工作。晾晒塑料膜的那段时间，即一天的大半时间他都躺在河滩的草丛里，除了看书无事可做。如此几年如一日，他的读书量自然增加了不少。

“多亏了下放，我才能好好读书。”这位朋友如此说道。

他说进入政府部门后，工作繁忙，根本没有时间阅读工作之外的书。

据说，有人很快就读完了下乡时带去的书，反复读了好几遍，还背诵了几十首唐诗。每当有农民去镇里时，知识分子就会托他们买书。但乡村的镇子上卖的书也不多，只能有什么书就买什么书。有一次买到一本《简便家庭治疗法》，有人读了5遍后，都能医治轻微病症了。

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条件，但出乎意料的是那段时期，许多人都有机会阅读大量的书。当我得知这些事情时，不知为何会有一种得到救赎的感觉。

换一个话题，我曾在美国看到惩罚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清扫马路的事情。即便是对汽车社会进行反思，日本也应该引进交通管理和清扫道路的制度。

中国的交通管理是为了防止车辆无限增加而采取的措施之一。中国的现状是车辆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急剧增加，而道路设施却跟不上形势发展。

如果日本引进交通管理的制度，恐怕汽车制造业会大力反对其制度法律化。

“鬼城”的搬迁

中国有一座以“鬼”为卖点的城市。

这座城市就是四川省丰都县，又被称为“鬼城”。丰都县位于长江上游，距离重庆市100多千米，汉代被称为平都，明代被称为酆都。

据说，东汉时期的两位著名方士王方平和阴长生就是在此修行得道，成仙而去的。

相传，有一位仙君教授阴长生炼制仙丹的秘诀。我不知道这种仙丹有什么功效，但它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太清金液神丹”。

根据《神仙传》记载，阴长生曾在成都青城山修道。无论什么地方，大家似乎都喜欢把名人与自己生活的地方联系起来。丰都主张阴长生是在名叫丰都观的道教寺院修炼，并将他炼丹的丹炉称为“阴君丹炉”，视为观内名器。

误会也因此而起。

阴是一个姓氏，虽然姓阴的人不太多，但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的皇后姓阴，名丽华。光武帝尚未娶妻时，就曾感叹：“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执金吾是秦汉时期率领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名，相当于现在日本的警视厅厅长。身披官服的执金吾，应该很帅气。

阴丽华非常美丽，光武帝十分爱慕她，并如愿娶她为妻。光武帝最后做了皇帝，自然不会任职执金吾。阴皇后是汉明帝的生母，而汉明帝是东汉第二位皇帝，被世人赞为名君。

阴皇后是南阳郡新野人，而阴长生也出生在此地，二人或许有血缘关系。

或许是因为丰都县有智者，所以阴长生决定在此地炼制仙丹。天下那些渴望长生不老的善男信女为了效仿阴长生，纷纷造访这里。

“阴君”是世人对阴长生的尊称，其实“阴君”还有“地狱君主”的意思。此世为阳，彼世为阴，所以阴间的王就是阎罗王。

仙人之城就这样变成了阎罗之城，又因为阎罗王手下有众多小鬼，所以人们将这里称为鬼城。

这种称谓简直不成体统，很早以前就有人指出过鬼城名字由来的问题。

南宋文人范成大（1126—1193）在《吴船录》中记载了离任四川知府之后，沿长江而下返还苏州故乡的旅途。这本书被世人奉为名著，是读书人的必读书目。范成大在这本书中将“阴君”的事情，也就是阴长生的事情断为“俗讹传其为幽冥之主”，并以“尤为谬传”结尾。

然而一旦被定为鬼城，就很难更改了。比起拜神来说，能向阎王问好的噱头更能吸引游客吧。

从山脚到鬼城的丰都观一直都有石砌的台阶。

最近我与另外19人一同登上了丰都观。阎罗王的塑像安置在一个叫“森罗殿”的大殿里。阎罗王怒目而视，似乎不想放过人们生前所做的恶事，确实很有魄力。阎罗王的这座塑像应该是后来重塑的，听说原来的遭到了破坏。现在这座塑像金光闪闪，明显是为游客而造的。

我们一行之中，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最为年长，已经82岁高龄。

中国首屈一指的梵文学者季先生，身体非常健康，大步流星地登上了石阶。而68岁的我则气喘吁吁，最后决定直接下山，不去山顶了。

石阶上上下下，我的脚开始站不稳。当我振作精神，站稳脚跟，准备再次出发时，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老先生，您82岁了，还是那么精神啊！”这个人正是导游。他可能听说团里有一位82岁的老人，而将我和季先生认错了。

我突然有些沮丧，然后一边深刻地反省着，一边向停泊在丰都码头的船只走去。

偷盗神仙

希腊神话中众神天真烂漫，性情豪放，属于地中海式性格。他们和人类很相像，偶尔也会认真地和人类搞一场争斗。

与希腊神话中的众神相比，以色列唯一的神——耶和华的形象威严，总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希腊众神之王宙斯与人类签订祭品份额的契约之时，犯下一个愚蠢的错误。看来神也会有失误，那么我们人类也就无需为自己的失误而懊恼，可以稍稍地松一口气了。

普罗米修斯调换了祭品，他将牛骨头包裹在牛油里，用牛皮包裹肉和内脏，让神选择。宙斯看着牛油和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由此看来神有时也只看表面，也会犯错误。

神选择了骨头和牛油的那份祭品，而给人类留下了美味的肉和内脏。宙斯恼羞成怒，为了发泄怒火就把人类赖以生存的火藏起来。火对人类来讲至关重要，没有火就无法生活。

怒上心头的宙斯选择攻击人类最薄弱的部分来复仇，看来神也对食物有着可怕的执念。

据说后来普罗米修斯将天上的火转移到大茴香的茎上带回了人间，这是希腊神话中的精彩场面。

宙斯知道后大发雷霆，下令将普罗米修斯捆起来，还派一只可恶的鹫鹰每天去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肝脏白天被吃光，夜晚就会重新长出来，日夜循环，无穷无尽，普罗米修斯备受痛苦。将普罗米修斯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是英雄海格力斯，这也是希腊神话的著名场面，为人们所熟知。

火对于人类来说，是万能之匙。有了火人类可以取暖、做饭、照明，甚至还可以作为烧田农耕的工具和战斗的武器。

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好像都有一个以偷盗火种为主题的故事。人们似乎认为只有神仙才有这样的万能之匙，而人类想要的话只能从神仙那里盗取。

中国的神话中有一位叫鲧的人。相传他从天帝那里盗取了宝物“息壤”。“息壤”是一种神奇的土壤，可以自己生长，瞬间堆积成山。

对于深受洪水泛滥困扰的古代人来说，治理洪水是最为紧要的事情。那时如果不能很好地治理洪水，人类就活不下去。所以比起火来，人们更想要能治理洪水的东西。于是治理洪水的王牌“息壤”就在神话传说中出现了。

有的文献中也将“息壤”称为“息土”。文中的注释是：“息生之土，长而无穷。”因为这是不断生长的土，所以可以用来建造堤防。

就如被盗了火种而发怒的宙斯一般，息壤被盗后天帝雷霆大怒，下令将鲧囚禁于羽山之中，这和普罗米修斯被囚禁于高加索山一样。

宙斯让鹫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天帝则命令祝融杀死鲧。

也有学者称中国神话中的“烛龙”就是祝融，烛龙和祝融的日语发音听起来也很相似。

按照字面解释“烛龙”的含义，即“带着烛光的龙，身上挂着灯笼的龙”。如此就变成了天帝命令与火有关的怪物杀死与水相关的英雄。

总之，那些人一定历经了千辛万苦才将人类生活必需的东西拿到手，那种痛苦非常人可受。

即使偷盗过程顺利，偷盗的人也会很快受到神的惩罚，要么被悬于高加索山遭鹫鹰啄食，要么被身上挂着灯笼的龙杀死。

严苛的刑罚正说明了他们所完成的事业有多伟大。

《史记》记载，鲧被囚禁于羽山，变为东夷。

将原是文明世界的人变成野蛮人，这可能是最严苛的刑罚了。鲧变为东夷，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就是东夷之祖呢？

从中国来看，日本也属于东夷。一般认为《魏志·倭人传》是记载日本的，但严格来说，记载日本的应该是《东夷传》中的倭人部分。

鲧和普罗米修斯均性情刚直，功绩伟大。楚国著名诗人屈原的姐姐曾告诫他要适可而止，如果太过刚直的话就会像鲧一样，年纪轻轻就命丧羽山。

灯笼游行队伍的由来

以前琉球在新王即位的时候，会举行典礼迎接中国的册封使。因为一个国王只即位一次，所以这样的典礼每二三十年才举行一次。

使者一行人从首里城[20]到册封使下榻的“天使馆”这段路程，会有举着火把的仪仗队迎来送往。

这在中国称为“火城”。

这原本是唐朝的元旦和冬至的风俗。早朝，百官要在东方尚未泛白之际进宫朝贺。火把除了照亮进宫的路，还兼有取暖的作用，因为元旦和冬至都在冬天。据文献记载，当时去宫城的路上会出现五六百支火把，接连不断。

虽说是百官参拜，但官员并不是同时进宫，而是按由下及上的等级顺序朝贺。官员等级越高进宫朝贺的时间越晚，宰相则是最后一位进宫朝贺的官员。那时应该已经是黎明时分了，所以有“宰相至则百官灭烛以避之”的说法。据说，这煌煌“火城”成为了当时都城的一道靓丽风景。

可能琉球国认为这是迎送贵宾的最高礼仪，所以才用来迎送册封使吧。册封使到达琉球国的时间会受到季风的影响，大致是5月或6月到达，10月或11月回国。而这一期间琉球国正处于炎热的季节。天气本就炎热，册封使还被火把围着，一定热得受不了。

一个人不能担任两次册封使。因此册封使心里会想，“暂时忍一下吧”，毕竟是对方的盛情款待，所以有意见也不能说出来，即使汗流浃背，也要先主持完成册封大典。

因此，琉球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下一个册封使。

册封使团的主要官员会乘坐肩舆（扛在肩膀上的轿子），所以他们离火把非常近。因此，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

据说火是从神仙那里盗取的，所以在人们心中显得越发神圣。火因为被认为具有烧尽一切的灵力，所以常常被人们用来消灾除厄。

在中国台湾有一种叫“过火”的习俗，即人们进出家门的时候，要跨越火堆。人们跨过火堆时，火会将身上所带的灾厄焚烧殆尽，人也就变得神清气爽。日本也有类似“过火”的习俗，例如人们参加完葬礼后会撒盐以驱鬼辟邪。

据说江户时代的享保十七年（1732），许多人死于饥荒和瘟疫。1733年，德川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举行祭祀活动抚慰亡魂，驱散恶灵，而当时在两国桥两岸的茶水铺作为余兴而燃放的烟花，就是江户著名的“两国烟花大会”的前身。这应该也算“过火”的一种。

不仅凶事，像“火城”这样的喜事中也会用到火。人们不仅在抚慰亡魂、驱散恶灵的祭祀仪式上燃放烟花，也会在像开河庆典这样的盛会中举行烟花大会。

此外，迎接宾客时人们也会手持小型烟花排成一列，这类似于琉球的“火城”。据说，万延元年（1860）费城市民为了迎接日本幕府使节，大约3000人手持烟花，随着乐队的演奏前进。

明治二十二年（1889）2月，东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为了庆祝宪法颁布，手持火把，一直游行到皇宫广场前。可能是因30年前幕府的使节回到日本后争相传诵费城的烟花游行吧。

“可喜可贺，我们也这样做吧。”因此烟花游行就变成了庆祝喜事的一种方式。和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很多房屋都是木质的，所以火把非常危险。因此，日本人想出了以灯笼来代替火把。

据说，1900年皇太子（大正天皇）结婚庆典就举行了大规模的灯笼游行。之后，灯笼游行就成为日本固定的庆祝活动。

在日本，人们都是手持火把或手提灯笼列队游行。但中国的元宵节（正月十五）则是将灯笼悬挂在城市的街道各处，人们悠闲地赏灯游玩。

6世纪左右的《荆楚岁时记》中没有关于元宵节习俗的记载。元宵节大概是由喜欢奢华的隋炀帝（604—618年在位）发起的。当时许多西方商人经由丝绸之路来到洛阳，据说隋炀帝是为了让他们惊讶于隋朝的国力才这么做的。

北宋时期（960—1126）的元宵节活动最为盛大华丽。当时元宵节的活动上有由几万盏灯笼排列而成的长龙，还有跨坐在狮子上的文殊菩萨像和坐在白象上的普贤菩萨像。这两尊神像都是由彩色丝绸做成，并且在神像里安装了可以从五个手指喷出水的装置。

日语中“提灯”和“挑灯”的读音来源于宋音，也许灯笼就是那个时候传入日本的。

布袋和尚

日本寺院和中国寺院有着完全不同的氛围。中国寺院将布袋和尚作为弥勒佛安置在佛堂之中，而在日本则没有这个习惯。但日本在中国色彩最为浓厚的宇治万福寺中供奉了一尊布袋和尚的佛像。其大腹便便，坦胸露腹，面为福相，称之为油光满面也不为过。在日本安置布袋和尚塑像的寺院和没有安置的寺院，有着很大的差异。

弥勒是佛陀的弟子“Maitreya”，据说在释迦入灭之后56亿7千万年的时候降生于世间，常被称为“弥勒下生”。

唐末至五代后梁时期有一位叫做契此（917年去世）的僧人，世传他是弥勒的化身。他手提布袋，乞食于各地，将别人布施的东西息数放于布袋之中，因此得有“布袋”之名。但不知何时起，布袋和尚就被人们传为是弥勒佛的化身了。

另一种说法是，契此在遗偈（僧人的遗言）中说道：“我是弥勒佛的化身。”自古以来，对某事痴迷的人有时会说一些出人意料的话，但大众并不是说什么就信什么的老好人。据说他掌握了在距离很远的两个地方同时出现的“分身”术，生前就创造了许多奇迹。

契此和尚生前似乎就被人们认为是弥勒的化身。

弥勒信仰在佛教界历史悠久，而现世才出现的救济佛，人们对它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有所期待。在布袋和尚之前，也有不少人向世人宣布自己就是弥勒佛化身。他们自称弥勒，为改朝换代而现身，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动乱。例如515年北魏的法庆自称弥勒，发动了大乘教起义。

大乘教起义一百年后的隋大业六年（610），发生了自称弥勒佛化身的白衣组织闯宫事件。虽说是闯宫，起义军也不过是焚香，静悄悄地进宫，据说连宫门守卫也下跪参拜。最终整个闯宫成员均被杀害。但3年之后，博陵郡的宋子贤和扶风郡的向海明二人均在不同的地方，自称弥勒而发起起义。宋子贤举兵起义之前就被朝廷发现，后被诛杀；向海明虽然聚集数万名信众，但最后也被隋朝的军队所灭。

自称弥勒化身的人都是在不怎么太平的时代出现的。隋朝末年，之所以各地都出现自称弥勒的人，是因为隋炀帝挖掘大运河，远征高句丽，使得百姓生活艰苦，怨声载道。

与弥勒信仰相比，阿弥陀信仰追求的则是现世的救赎，但二者都是多苦多难的百姓寄托希望的信仰。后来白莲教出现了。南宋以后的民间宗教结社，开始是借于阿弥陀净土信仰。不知从何时起，弥勒信仰也被利用，并成为元末叛乱的主角。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虽然发迹于白莲教，但取得天下之后，就将白莲教视作邪教并颁布了禁令，或许是因为知道白莲教过于强大的缘故。

尽管白莲教在明代遭到禁止，却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到了清朝也时常发动起义。起义就如百姓所需的弥勒救赎那样，一到生活艰难的时代就会层出不穷。

当然，弥勒信仰不仅仅与起义相关。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在高宗死后便废除唐朝，创立周朝，成为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当时她也自称是弥勒下生，将此作为登基称帝的依据。

敦煌莫高窟有许多弥勒佛像，其中有两尊巨大的佛像，分别立于南北两个方向，北大像高35.5米，南大像高26米，二者都是弥勒菩萨。另外，著名的交脚菩萨也是弥勒菩萨。布袋和尚是唐朝末期的人物，所以唐朝以前，人们是不会把布袋和尚当作弥勒佛的。

日本认为大肚且坦胸露腹、哈哈大笑的布袋和尚是七福神之一，并没有把它当作弥勒佛。因此，日本人在中国寺院中看到布袋和尚的佛像时会感到不解。

说起感到不解，日本奈良中宫寺有名的半跏思惟像，根据寺传的记载是如意轮观音，但最近认为它是弥勒菩萨的观点却日盛一日，好像已经有人开始这样称呼了。

朝鲜半岛也有很多寺院把半跏思惟像雕成弥勒佛的形象，但若是救赎众生的弥勒佛陷入苦思冥想，那岂不是很麻烦。有一种说法认为，半跏思惟原本是太子释迦开悟前的写照，可能是还没有下定决心出家、深陷苦恼之中的状态。

没有出家之前的弥勒，应该也如释迦牟尼那样有烦恼思绪。因此思索中的弥勒也可以作为半跏思惟像，但成为救世主之后的弥勒，最好不要再苦思冥想，对希望得到救赎大众来说，还是哈哈大笑的弥勒更平易近人。

世人还是更喜欢笑着说“大家快过来，快过来呀，哈哈”的布袋和尚。

韦驮天

日语中有一个“韋駄天走り”的惯用语，意思是大步快跑。

韦驮天是印度神话中希瓦神和神妃帕尔瓦蒂的儿子，好像原本就是军神。既然是军神，当然跑得很快。

韦驮天最早出现于印度的叙事史诗《马哈布拉塔》中，但不知什么时候成了佛教的神。他的原名是塞健陀（Skanda），译为“私建陀”或略称为“建陀”。那么“韦驮天”之名从何而来呢？据说是写字先生把“建”错写成“违”，“违”字去掉走之旁就变成了“韦”，并用同音的“驮”字代替了“陀”。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荒唐，但韦驮天就是塞健陀，且以脚程快而出名，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太平记》中经常引用中国或印度的神话典故，在卷八的“谷堂炎上之事”一章中记载了韦驮天将被邪教捷疾鬼偷走的佛牙舍利追回的故事，这也是歌谣《舍利》的出处。

虽然这是佛典中记载的故事，但无论怎么查阅，我都没有在佛教相关文献中找到韦驮天夺回佛牙舍利的故事。原著已经遗失，或许这是传说中的作者小岛法师编造的故事。

夺回佛牙舍利的故事有可能是小岛法师创作的，但这位印度的塞健陀神经常在文献中出现，并被赋予“跳跃者”的意义。

变成佛教神以后的韦驮天成了南方增长天王所率的八大神将之一，并被人们认为是伽蓝的守护神。

至于中日两国寺院的不同点，我在“布袋和尚”一篇中叙述了中国将布袋和尚供为弥勒菩萨的事情。除此之外，两国在安放韦驮天塑像上也存在着差异。日本有的禅宗寺院将韦驮天塑像安放在厨房，例如皇室的菩提寺——泉涌寺就是如此安放韦驮天塑像的。但将韦驮天像安放在厨房的话，一般的参拜者是看不到的。中国的寺院一般将韦驮天的塑像与布袋和尚的弥勒佛像背对背安放。

去中国的寺院，穿过山门，进入天王殿，我们会看到布袋和尚脸朝外面，盘腿坐在大殿中间。绕到后面，全副武装的韦驮天会首先映入我们的眼帘。他面朝里面，站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

至于日本的禅寺为什么将韦驮天像放置在厨房，据说是因为人们相信如果将韦驮天放在厨房里，就不用发愁吃饭的问题。

中国寺院里的韦驮天静静挺立着，似乎肩负着整个天王殿。如果韦驮天是伽蓝的守护神，那么这个形象很符合他。但是在中国，韦驮天似乎也与食物有着很深的渊源。韦驮天的塑像有三种不同的姿势：一种是双手合十，将金刚杵横放在双臂上；另一种是手中金刚杵拄地；还有一种是斜拿着金刚杵。

我在中国寺院听到的说法是，据说云游僧人可以通过韦驮天手持金刚杵的姿势判断是否可以在这所寺庙吃斋饭。中国有的寺院会为云游僧人布施一宿一饭，但是有的寺院则没有这样的布施，道场的寺院应该不会为云游僧人生火做饭。如此一来，行脚僧就不必逐一敲开寺院大门，询问是否可以在这里吃斋饭了。

看来中国寺院里的韦驮天虽然是天王殿的守护者，但仍然与厨房有着密切联系。

谣曲[21]《舍利》就是以京都泉涌寺为背景的。这座寺院有一颗从中国泰山的白莲寺传来的佛舍利。这颗佛舍利集善男信女的信仰于一体，被奉为无上的灵宝。这颗佛舍利被盗之后，韦驮天奋起直追，最后夺回了灵宝。

对于“建”被误写成“违”，“违”又变成“韦”的这一解释，我觉得有其合理之处，但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明显的失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纠正。古代印度的圣典《吠陀》被译为“韦陀”，或许也是受了这种影响。

关于韦驮天还有一个怪说。很多学者主张塞健陀，或韦驮天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的前两个字母Al是阿拉伯语中的前缀词（如alcohol或alkali），将这两个字母去掉的话，“Alexander”就变成了“exander”[22]。据说古代印度人无法忘记宛如从西方跳跃而来的英雄马其顿，于是便将他映射到自己的神话之中了。

虽说这是怪说，或许真相就是如此，因为亚历山大大帝非常符合迅捷军神这一形象。若真是如此，日本就不能将亚历山大大帝塞在厨房里了，可以和中国的寺庙一样，将其当作伽蓝的守护神放在门口。不对，这样的话韦驮天就成了守门人，而这也不符合亚历山大大帝的身份。

福神

我以前住的房子面向神户的海岸大街，大街的对面就是大海，我在此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大海渐渐被人工填埋，变成了装卸货物的地方，不过这些地方都有各自的名字，如国产滨、辩天滨等。

那时辩天滨聚集了许多被称为“anko”[23]的临时工人。我曾经在小说中使用“anko”一词，有一位编辑担心这个词语带有歧视色彩，于是我在《广辞苑》中查阅“鮟鱇”一词，注释如下：（源自“从等待鮟鱇鱼饵”）等待工作的临时工人。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没有说过“ankou”[24]，说的都是“anko”。

我们将挺着肚子圆圆胖胖的力士称为“anko”型，从来不说“ankou”型，但辞典中对这个词的解释为来自“鮟鱇”。与此相反，我们称体型削瘦的力士为“sop”型，这是源自熬完汤之后的鸡骨头。日语中“汤”一词来自英语的“soup”，发音是“suupu”，但人们不说“suupu”型，而是说成“sop”型。

人们之所以将这里命名为辩天滨，可能是因为附近有供奉辩才天女的神祠。供奉在江之岛、琵琶湖的竹生岛和安艺的严岛的辩才天女被称为“日本三辩天”。如此看来，人们通常将辩才天女供奉在与水域相关的地方。

辩才天女简称为辩天，本是古代印度的女神，原名是萨拉斯瓦蒂（Sarasvati）。据说她是旁遮普地区的河神，所以辩才天女才与水有着很深的渊源。

“弁”即“辩”。所谓弁才就是指拥有辩论的口才。辩才天女传至日本后，被认为是七福神之一，成为了恩赐福禄的神仙。虽然也有人将“才”写为“财”，但这是进入江户时代之后的事情。

在印度，辩才天女除拥有辩论之才外，还是一位集智慧、知识和音乐才能于一身的艺术女神，并且是婆罗贺摩天（梵天）的妻子，但她似乎不具有为人类带来财富的技能。

虽然辩才天女在《胎藏界曼陀罗》的图中是两手抱着琵琶弹奏的形象，但以前是八臂的形象。

日本最古老的辩才天女像是东大寺法华堂（三月堂）的立像。这座八臂站立塑像是一座等身像，比供奉在同一佛堂内的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更为古老。但是我们却无法去参拜，因为其损坏严重，木架也有松动。寺院为了保护这座珍贵的塑像，把其请入佛龛之中。法华堂的吉祥天女神像也被请入佛龛之中，加以保护，因此塑像保存得比较完整，依然可以看清面容。辩才天女和吉祥天女似乎是一对，两尊立像都有两米高。

辩才天女之所以成为七福神之一，是因为人们将她与掌管福德的吉祥天女合二为一的缘故。吉祥天女是集幸运、财富、美丽于一身的女神，又被称为“功德天”。

人们往往会美化神仙，尤其是女神，最终都会被美化成绝世美女。人们美化辩才天女和吉祥天女的过程中，两者越来越像，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地步。

日本药师寺的吉祥天女图与京都净琉璃寺的彩色木像都很出名，无论哪一个都代表了当时的理想女性美。东大寺法华堂佛龛里的吉祥天女像与同一佛堂的辩才天女像不同，虽然躯体损坏比较严重，但面容保存得相当完整，眼睛细长，给人一种丰满的感觉。据说这尊吉祥天女像是天平初期的作品，那时的日本人将唐朝杨贵妃视为理想形象，以丰盈为美。

七福神信仰盛行于室町时期。不可思议的是，人们选择了惠比寿、大黑天、毗沙门天、布袋和尚、福禄寿、寿老人和辩才天这七位神仙作为福神，而漏掉了原本就是福德之神的吉祥天，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将吉祥天的属性转移到了辩才天身上。

福禄寿是长头短身的道教之神，被视为南极星的化身。然而，同为七福神之一的寿老人也是星之化身，是延年益寿的道教之神。福禄寿手握经卷，寿老人拿着团扇，这两位神仙的形象虽然有差异，但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神，因此人们有时也会省去寿老人。

除去寿老人之后，有人将喝酒的猩猩列入七福神，也有人将吉祥天列入七福神。

吉祥天本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福神，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文化元年（1804）春，日本民间开始流行一种信仰，如果给名为叶福助的大头人偶穿上礼服并供奉起来，就会增加福德。后来人们打算将叶福助列入七福神，但因为没有多余的福神名额就搁置下来，不再提了。据说，最后叶福助根据大黑天的命令看守仓库，掌管鼠类，并听从惠比寿的管理。顺便提一下，据说叶福助迎娶了多福的女儿为妻，真是可喜可贺。

点的故事

最近我由衷地赞佩李政道博士的一句发言：“20世纪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时代。”诺贝尔奖获得者李博士是华裔美国物理学家，我记得上面这句话是他对《读卖新闻》报记者的提问所做的回答。

李博士研究的是在显微镜下也看不到的基本粒子，并将极微物质的研究与宏大的宇宙开发事业相结合，这样的“点与无限”使我们深受感动。虽然我完全不了解具体是什么和什么的结合，也许是所有物质的结合，但这个结论充满了宗教哲学色彩。

“点”的繁体字是“點”。繁体字“點”中嵌入的“黑”字代表点只有比周围更黑，我们才能看到。

《说文解字》这部古老的文字解说书对“点”的解释是“小黑也”。所谓的“小”指比周围小，所以既有基本粒子那样极微小的点，又有比地球还大的宇宙中的一点。

有个成语叫做“画龙点睛”，意思是无论龙画得多么惟妙惟肖，如果没有点上眼睛，就会显得无精打采。

《水衡记》中记载了画龙点睛的故事。六朝时期的画家张僧繇在金陵（南京）安乐寺墙壁上画了4条龙，但没有画眼睛。其他人问其原因，他回答：“点了眼睛龙就飞走了。”人们都以为很荒唐，于是张僧繇就给其中的1条龙点上了眼睛。不一会儿，果真电闪雷鸣，那条龙冲破墙壁，乘云飞上了天。而另外3条龙因为没有被点睛，就一直留在墙壁上。虽然这是名匠传奇中常有的故事，但缺了眼睛的龙确实一点威严也没有。

在日本的选举中，候选人如果成功当选，一定会认真地给达摩像画上眼睛。没有眼睛的达摩呆若木鸡，但一旦给他画上眼睛，就会变得灵动活泼。

人们将沏茶称为“点茶”，这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首先“点”本身有一种清雅的感觉，让人联想到指尖轻轻敲击，而不是黏糊糊地抓在手里。

杜甫的《曲江二首》中有“点水蜻蜓款款飞”一句。看着蜻蜓尾巴轻轻点击水面的一幕，我们的内心会不由地平静下来。“款款”用来形容缓缓的样子，可以让人联想到蜻蜓悠闲自得的姿态。

据说宋代的欧阳修（1007—1072）担任科举监考官的时候，每当批改到优秀的答卷时，就仿佛感觉到他身后有一红衣人频频点头示意。因为这是暗中示意的场面，所以用“点”很合适。

但是，“点”未必都指清雅淡泊的东西。例如“点检”这个词，指的是细致入微地逐一检查，给人一种执拗的感觉。

中国将在非正餐时间吃的食物叫做点心，意思是稍微吃一点食物，点击一下心灵。这样说来，在早中晚的正餐之外吃的食物只能是点心了。

6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长子——皇太子萧统30岁英年早逝，后被世人称为昭明太子。他热爱文学，喜欢与文人谈古论今，并主持编选了《文选》，其中收录了历代诗文名作，共30卷。这是他短暂一生的最大成就。

《枕草子》[25]中将《文集》（《白居易文集》）与《文选》列为文人必读经典。《文选》的编者昭明太子心地善良。据说当时都城（现在的南京）的谷物价格猛涨，他命人“改常馔为小食”，“常馔”指日常膳食，“小食”指简单的食物。按照宫廷的膳食标准，皇太子的饮食肯定是各类山珍海味，而皇太子下令撤掉这些山珍海味，改成简单的食物，这就是“点心”的由来。

昭明太子是俭约的典范。但也许是因为他厌倦了山珍海味，看到老百姓的食物后，觉得“那些好像更好吃”。

“点改心胸”，即产生厌倦之意时，简化饮食以转换心情。这虽是点心的由来，但对老百姓来说不管怎么简化，皇太子的食物依然是奢侈的美味佳肴。

大黑天神是何方神圣

可以毁灭一切的神是“时间”。

人世间没有人可以打败时间，因此时间之神的形象必定极具威严。三头六臂、全身通黑、头发竖立、呈炽燃火焰光的愤怒神像应该很符合这个形象。

人们所熟悉的大黑天神是日本的七福神之一，与惠比寿神齐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大黑天神在他的故乡印度却是一位令人恐惧的神仙。与印度的大黑天神相比，日本大黑天神的形象可以说除了肤色仍然是黑色，其他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黑天原名摩诃迦罗（Mahākāra），摩诃意为“大的”，伽罗意为“黑”，所以他的名字是直译而来的。

查阅梵文辞典可知，摩诃迦罗是希瓦神的别名。希瓦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本尊为湿婆，又被称为大自在天。

再往前追溯，在更加古老的神话中，希瓦似乎是名为“楼陀罗”的暴风雨神。神话故事中最初的楼陀罗没有大黑天神如此高的地位，但后来他的地位逐渐提升，成为印度教的主神之一。

暴风雨神应该是季风性神。他能引起台风，具有可怕的破坏力，但在台风过境后会带来凉爽的气息，并且拥有治愈的能力。

希瓦之所以被称为破坏和创造之神，大概就是因为季风之神的性格。随着神格逐渐提升，他最终成为宇宙最强者——“时间的化身”。

如果大黑天神是希瓦的别名，那么他必须同时拥有破坏和创造的神格。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同时，护法诸神也随之传入。最初的佛典中对大黑天神的记载为“大黑天神为战争之神”。

出身于疏勒（喀什噶尔）的慧琳撰写了《一切经音义》。根据书中的记载，大黑天是八臂，身青黑云色，二手怀中，横把三戟叉；右第二手捉青羖羊，左第二手捉一饿鬼头髻；右第三手把剑，左第三手执髑髅钟；后二手各于肩上共张一白象皮如披势，以毒蛇贯穿髑髅以为璎珞，虎牙上翘，呈大怒之相，雷电烟火以为威光，身形极大，足下有一地神天女，以二手承足。这种形象是多么可怕。

看到这样的描述，我脱口而出：“怎么会有这样的大黑神！”

脚踩米袋，右手持锤，左肩背布袋，头戴头巾，笑眯眯的那位才是大黑天神。

我不太清楚战神是怎么摇身一变成为福神的，但每当看到他踩着米袋的样子，我总觉得我们所亲近的这位大黑天神应该是农业之神。

对于东南亚的农民来说，能带来及时雨的季风性神就是福神，大黑天神头戴的黑色帽子也许就是用来避雨的。

比慧琳更早一代的唐代僧人义净（635—713）曾取道海路，到达印度，一一巡礼各地佛教圣迹，研修各地佛经教义，历时20余年。他回国之后根据自己的经历编著了见闻录《南海寄归内法传》。据其记载，印度的寺庙会在厨房的柱子旁边或者仓库的前面安放一尊手拿钱袋、左膝跪立在凳子上、右腿自然垂下的黑色神王像。这会不会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黑天神呢？

出生于喀什噶尔的慧琳热衷于研究古代佛经。他根据文献资料对大黑天神的姿态进行了描述。那时大黑天神的形象也许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僧人义净巡礼印度的寺庙时，曾亲眼见过与大黑天神相似的神像，然而足不出户的书斋派慧琳只知道颈戴骷髅项链的大黑天神。

7世纪的印度寺院将类似大黑天神的神像安放在厨房，这说明了大黑天神舍弃了破坏的神力，成为了保佑粮食丰收的农业之神。

日本人将僧侣的妻子称为“大黑”，可能是因为她们经常待在厨房的缘故。

相传，比睿山有一尊由最澄法师亲手制作的大黑天神像。那么为什么在大黑天神像的左右两边会出现毘沙门天和辩才天的头像呢？也许是因为曼陀罗中摩诃迦罗的画像是三头六臂的缘故，据说人们将此称为“三面大黑”。摩诃迦罗的妻子是鬼子母神，那么化身为大黑天神的大黑与鬼子母神也有关系。

在日本神佛合一的潮流之中，人们似乎将大黑天神视为大国主神了。大国也能读作“だいこく”（daikoku），与“大黑”的日语发音相同。上小学的时候我学过因幡的白兔故事之歌，开头是“肩上挎着大袋子呀，大黑天神呀……”最后一段就变成了“大黑天神是谁呀，是大国主神呀……”

金刚力士

在寺院大门的左右两侧，经常有两尊金刚力士如看门人一样站立着，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仁王”。面向仁王像，右边的力士怒目张口，左边的力士怒颜闭唇，分别展现“阿”和“吽”的口型。力士像大都是裸着上半身，且肌肉健壮有型，既然是看门人的形象，那就必须身强力壮。

日语中用“仁王”一词来命名佛经的时候，其发音会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读作niou，佛名读作ninnou）。《仁王经》是《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简称，与《法华经》《金光明经》并称为“镇国三部经”。虽然《仁王经》的“仁王”意指“成为仁德之王”，但是站立在寺门两侧的仁王，则是愤怒的形象，称不上“仁”。那么如此看来，寺门的“仁王”应当是“二王”的意思。

有一种说法认为，虽然“阿形”力士和“吽形”力士是一对，但两者原本就是一体，因为要做看门人才不得不分立在寺门的两侧。由于是一变为二，而且特别强调“二”这个数字，最终人们决定将其命名为“仁王”。

东大寺南大门的两尊金刚力士像，都是高度超过8米的巨大神像，“阿形”力士右手握着金刚杵。金刚杵是杵形的武器，中间是把手，两端是锋利的刀刃。据说，这两尊金刚力士是运庆法师和快庆法师指导弟子建造的，也许可以称之为金刚力士神像中的最高杰作。

“金刚”是梵语中的“跋折罗”（Vajra），有坚固无比、金刚石的含义，因此金刚杵就成为人们心中最强的武器。而手持金刚杵的金刚力士就作为佛法的守护者成为天神，因此可以认为寺门两侧的“仁王”像就是被一分为二的无敌金刚力士。除此之外，对“仁王”像还有一尊为“金刚”、一尊为“力士”这样无比牵强的解释。

历史上，唐玄宗（684-762）有一位叫做高力士的宠臣。当时高力士是风靡一时的人物，唐玄宗非常信任他。因安禄山之乱，唐玄宗一行人弃都城长安向外出逃。到达马嵬坡的时候，随行军队提出了如果不杀杨贵妃，就不再前进的要求。唐玄宗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含泪命人处死杨贵妃，而高力士就是执行这个命令的人。他选择用白色丝绸勒死杨贵妃，因为这样比较能令军队信服。

高力士年幼时被迫净身，之后被人从岭南（广东）送到长安进献给皇室。被选为少年宦官的孩子必须眉清目秀，体格健壮。当时有两名少年宦官被选入宫，分别改名为金刚和力士，这两个名字也是来源于一分为二的金刚力士。但是高金刚早早过世，而在宫中活下来的高力士渴望得到权势。高力士的净身手术好像做得不彻底，据说他还与贵族妇人私通。

另一个说法是，寺门前的力士像一位是金刚力士，另一位则是密迹金刚。密迹是跟随侍奉释迦牟尼并且领悟了佛法奥秘的神仙。密迹金刚为了聆听佛法寸步不离释迦牟尼，一直在最合适的地方守护着释迦牟尼，最后变成了可靠的保镖。

印度佛教雕刻中在释迦牟尼的旁边搭配的一位手握金刚杵的神仙，就是密迹金刚。后来演变成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等十大弟子作为胁侍，并排站立在释迦牟尼旁边，而作为保镖的密迹金刚似乎逐渐被边缘化了。

敦煌石窟中并立在释迦牟尼两侧的是弟子迦叶和阿难陀，外侧站立的是胁侍、供养天，而武将和力士则站立在他们的旁边。

石窟寺因为是在洞内还好一些，一旦到了塔尖并立的伽蓝寺院，金刚力士就从正殿被请到了门外，成为守卫门庭的看门人了。在寒风凛冽的季节，裸露半身的金刚力士应该很冷吧。

日本东大寺三月堂著名的执金刚神立像，正如其名，手握金刚杵，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金刚力士的一种。执金刚神的姿势大体和金刚力士相同，但身上穿的铠甲不同。这幅铠甲嵌入了宝相花和忍冬纹图案，颜色极其艳丽。现在东大寺只在每年12月16日，即良辩僧正忌日时才展出这座执金刚神立像，所以铠甲的色彩依然艳丽。

但是执金刚神所穿铠甲的内里是半袖，人们可以透过铠甲看到塑像手臂上凸起的血管，由此看来这个铠甲也不是太厚。

立在三月堂须弥坛上的两尊金刚力士像，高达3米多，而且“阿形”力士和“吽形”力士都身着铠甲，手执金刚杵，但现在“阿形”力士的金刚杵已经缺失。

佛教由印度传入寒冷的中国北方时，也许人们觉得半裸的力士一定很冷，于是给龙门和云冈的力士像都加上了铠甲，日本的佛像可能也受到了这种影响。

惠比寿

日语中“惠比须”“惠比寿”“夷”“戎”都写作“エビス”，读作“ebisu”。

我们关西人亲切地称福神“えびす”为“财神爷”。正如上文所提到的，“えびす”可以写成4种汉字。前面两种写法是日语发音的汉字谐音，而“夷”和“戎”原本是中国对异域人的称呼。

公元1世纪末中国最早的文字学工具书《说文解字》中载，“夷”字是由“大”和“弓”组成，可以理解为使用大弓狩猎和战斗的人是野蛮的异域人，但随着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等古代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可以知道“夷”字并不是“大”和“弓”的合成文字。从象形上看，“夷”字像是人们弯腰屈膝蹲着的姿势。

中国的中原人一般都是正襟危坐，蹲则被视为不合规矩。《论语》中也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孔子和幼时好友原壤约定见面，当他看到原壤蹲坐着等待，就劝诫其要知礼。孔子可能认为蹲坐是非常不合礼仪的行为。后来“夷”字特指不知礼仪的外邦人。

我总觉得被称为“夷”的外国人居住在潮湿之地。中原属于干燥地区，所以人们可以直接端坐在地面上，但夷人因为地面大多潮湿，所以比较喜欢蹲着。

“戎”是由“戈”和“干”组成的文字。“戈”指攻击用武器，“干”指防御用武器。中原人和异域人多相见于战场，所以由二者共同组成的“戎”字，就成了异域人的代名词。

夷和戎都指代异邦人，如此一来“惠比寿”似乎就变成了外邦之神。日语中“えびす”一词来源于“えみし（蝦夷）”“えぞ（蝦夷）”，而这两个词对于日本宫廷里的人来说就是指边境的外邦人。

不管怎么说，外邦人惠比寿成了日本的福神。在七福神中，有“惠比寿”“大黑”的说法，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视惠比寿为七福神的代表，甚至可以说其位居七福神之首。外邦人惠比寿外貌奇异，令人畏惧，我总觉得日本人将他的地位抬得太高，但这其中应该有特别的缘由。

惠比寿常见的形象是身着狩衣，头戴乌帽，右手持钓竿，左手抱鲷鱼。只看形象的话，惠比寿应该是渔业之神。但如果是外邦人，惠比寿一定是从大海彼岸驾着小船来到日本，自然会被人们赋予航海神或交易神的色彩，那么最后变成保佑生意兴隆的福神也就不足为奇了。

琉球有一种“仪来河内”[26]的异世观。琉球人认为除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大海彼岸的“仪来河内”。仪来河内的诸神造访人类世界的话，就会带来幸福和繁荣。人们有时也会将仪来河内与海底龙宫的传说联系起来。

对于容易与外界隔离的岛国人民来说，外界的刺激非常宝贵，而这个外界的文化水平是高是低都不足为虑。例如，一位擅长捕鱼的渔夫来到了农耕世界，并传授给当地人优秀的捕鱼技术，那么他们的生活应该会迅速富足起来。古代人自然会把这样的人当作神来供奉。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伊奘诺和伊奘冉在孕育天照大神和月照神后又产下一子。此子3岁时还不会站立，伊奘诺和伊奘冉便将他放在天磐豫樟船里顺风而弃。他们生的第4个孩子是素戋呜尊。据说那位被丢弃的孩子漂到了摄津国西宫，并被那里的人们供奉为“财神爷”，也就是惠比寿。因为他是伊奘诺和伊奘冉的第3个孩子，所以供奉他的神社称为“戎三郎社”。然而在《古事记》的记载中，惠比寿是伊奘诺和伊奘冉的第1个孩子。

这个孩子在大海中随风漂流，最后一定漂至仪来河内。此地是理想之乡，在这里3年未能站立的腿也会痊愈。不久他便作为仪来河内的神仙，带着财富和幸福来到了人类世界。

在人类活动范围有限的时代，人们非常欢迎见识过其他世界的外来者来到自己的地方。

人们非常感谢惠比寿，至今都将他供奉在神社里。

2500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将“尊重宾旅”列为国策。“宾”指暂住外国的人，“旅”指旅行者。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能从这些人那里学到宝贵的技术或者打听到可靠的消息，排斥外来者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晋国公子重耳曾流亡于各国之间，卫国、曹国、郑国均未对他以礼相待，最后这三个国家都没落了。这可以说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关帝庙杂记

《三国志》中关羽是富有侠义之心、勇猛善战的武将。我从未听说过关羽是富豪或者他擅长做生意的传闻，为什么他会被人们奉为商业神呢？

关羽是重信重义之人。他奉刘备为主君，与刘备情同兄弟，因此虽然被曹操捕获之时受到优待，仍然拒绝了曹操的招降。然而他终归是受了曹操的恩情，在曹操与宿敌袁绍开战之时，关羽大战袁绍的武将颜良并斩下其头颅后，才去追随刘备。他在报完曹操的恩情后才奔赴刘备身边，可以称得上思虑周全了。商人必须信守承诺，并且保证收支与财务表完美吻合。关于关羽成为商业神的理由，我曾听过上面这样的解释，但总觉得有些牵强。

我本以为就是如此，但还听到了以下的说法。

据说，天帝在决定八百万神仙的神职时，在一个大袋子里放了很多物品，神仙们蒙着眼睛，一次只抓取一件物品，抓到什么就担任与此物相关的神职——抓到书就是书籍之神，抓到尿布就是安胎育儿神。这与其说是怪谈不如说是奇闻。据说，关羽抓取的是算盘，所以成为了商业神。一定是因为人们很难将关羽与财神联系在一起，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奇闻。

现在的神户凑川神社非常气派。但是据说德川光圀[27]没有修建“呜呼忠臣楠子之墓”之前，这是一座非常小的神社。虽然我们现在称楠木正成为“楠公”或者“大楠公”，但是从前他好像被人们称为“遗憾先生”。我知道这个称呼来自他的失败，而奇怪的是这座神社将他奉为“牙疼神”。难道是因为他在切腹自杀的时候，咬牙切齿地念着“遗憾，懊悔”，才被奉为“牙疼神”的吗？那么这就和关羽的算盘如出一辙了。

人们在祈愿之地所祈求的心愿大致相同。家人平安、生意兴隆应该是最普通的愿望。关羽之所以成为保佑商业繁荣的神仙，也许其中的缘由非常简单，只是因为供奉关羽的神庙特别多而已。

中国的关帝庙遍布各地，而日本祭祀八幡神的神社最多，中国的关帝庙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日本，华侨最密集的地方是神户和横滨，两地早在明治时期就修建了关帝庙。

若以儒家文化为骄傲，华侨应该修建孔子庙，但他们只是将孔子的牌位放在关帝庙的一角。华侨因为移居海外，应该祭拜航海神，但中国南方的航海女神——妈祖（又称为天妃或天后）的神像也被放在关帝庙内。

关羽被杀之后，人们将他的首级送到曹操面前，不久曹操便去世了。曹操去世时66岁，也许他寿命已尽。然而击败关羽的吴国大将吕蒙几乎在同一时期去世，年仅44岁。还有吴国的副将孙皎明明还很年轻，也随后去世。当时人们将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归根于关羽的怨灵作祟。

日本人为了镇压菅原道真的怨灵，将他奉为天神。同样，中国人为了镇压关羽的怨灵，为他修建神庙。尽管如此，鉴于关羽的身份，我们可以猜想到供奉他的神庙刚开始时应该不是很大。

唐建中三年（782），关羽去世500多年后还从祀于武成王庙。武成王庙的主神是太公望吕尚，关羽则被安放在他的旁边供人们祭祀。因为关羽不是主神，所以说是从祀。同样，孔庙中主祭孔子，孟子、朱子等为从祀。

据说，关羽在10世纪成了一庙的主神。关羽的知名度通过《三国志》的小说和戏剧得到了提升，最终取代太公望吕尚成为武神。太公望是周武王的军师，在武王伐纣中立下大功，但他的时代过于古远，所以知名度远不及关羽，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提起太公望，人们一般只会想起那位钓鱼的老人。

12世纪，关羽被世人追赠王号，其神庙也开始称为“关王庙”。16世纪中期，明万历年间，关羽终于获得了帝号。清代，人们对关羽的崇拜日渐高涨，一县必建一座官庙，就连村里也建造了相应规模的关帝庙。最终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

说到文庙当然是孔子庙，提到武庙必然是关帝庙，但有的村子即使没有孔子庙也不会没有关帝庙。人们在此祈求家人平安、生意兴隆，于是关羽渐渐地被人们作为财神供奉。似乎从追赠关羽帝号的北宋末期开始，这种趋势就开始逐渐增强了。

财神

由于人们向神祈祷时通常会祈求“生意兴隆”，以至于各路神仙都加入了财神的成分，甚至像关羽那样与商业毫无关系的武将，也不得已成了商业神。

中国历史上的英豪中，最适合成为财神的是春秋时代的范蠡。《史记》记载，他在辅佐越王勾践完成霸业之后，辞去宰相之职而致力于发展实业，自号“陶朱公”，并成为大富豪。可能有的地方将范蠡供为财神并为他修建了神庙，但由于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惠比寿是日本的财神，虽然被人们认为是七福神之首，但我没有听过他在哪里发大财的故事。根据《日本书纪》记载，虽然他是伊奘诺和伊奘冉的第3个孩子，但3岁时还不会站立，被父母丢弃在海上。这样看来他好像也做不了什么大生意。

《南总里见八犬传》的作者龙泽马琴以《朱子》的“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这一小节为根据，创作了蛭子神即惠比寿是北极星的怪谈。龙泽马琴认为惠比寿3年间没有站起来是因为他的脚是地轴的北极一端，没有移动的必要。

说起星辰，日本人认为七福神的元老福禄寿是南极星的化身。

七福神是日本的说法，而其中的惠比寿是日本本土的神仙，中国没有这个神仙。但福禄寿来自中国，也被列为日本七福神之一。“福禄寿”这个名字，幸福、福贵、长寿的寓意非常明显。

福禄寿不是很古老的财神。相传北宋嘉祐八年（1063）十一月，有一名道士在京城的集市上行占卜之术，其人“貌体古怪”，饮酒千杯而不醉。据说他并不是普通人，而是南极星的化身。所谓的“貌体古怪”指的是他长头短身，手持拴着经卷的拐杖，身旁带着白鹤。

虽然喜庆之事都是好事，但总觉得有些可疑之处。中国似乎很早就有一种说法，说福禄寿是画工为了卖出喜庆的画作而精心捏造出来的财神。

虽然比干没有被列为日本七福神之一，但在中国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财神。比干是殷纣王的叔父，是距今3000年以上的先人。因为他直言劝谏，触怒了纣王。纣王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七窍！”说完纣王便命人杀死比干，并将他的心挖出来以供观赏。这个故事在《史记》中也有记载。

由此可见，比干含恨而死，其事迹丝毫不亚于关羽。当时人们肯定是害怕含恨而死的比干出来作祟，为了镇压他的怨灵，同时也寄托了生意兴隆的希望，将比干变成了保佑人们的财神。同关羽一样，比干也被迫成了财神。

世人将关羽和比干分别称为武财神和文财神。

比福禄寿更古老的中国财神还有“玄檀神”，他是一位道教色彩浓厚的财神。根据道教书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玄檀神姓赵名公明，于秦朝年间在终南山得道升仙，被封为正一玄檀元帅。

然而，明代的小说《封神演义》中，赵公明辅佐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当时周武王的军师是太公望吕尚。赵公明死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而殷商末期和秦朝之间相差800余年，不得不说关于“玄檀神”的记载尚有疑云。

据说玄檀神是黑色的，或许是由外国的神演变而来的。向前追溯到唐朝，当时形形色色的外国商人来到长安，做生意赚大钱。也许玄檀神就是这个时代传入中国的。

唐代的《义山杂纂》中将“波斯的穷人”视为“不相称之人”，由此可知唐朝人认为波斯人很富有。也许长安的闲人打听到波斯富豪都毫无例外地拜了灵验的财神。

当时的波斯人大部分都是拜火教的教徒。因为玄檀神的颜色是黑色的，也有可能与成为大黑天神的希瓦神有关。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猜想这位来历不明的财神可能是藏在大黑天神的米袋或者百宝槌里来到日本的。

风水先生

中国台湾有“风水、文章、茶博士”之说，也许福建南部也有同样的说法。因为在“风水”这方面没有明确的标准来评定孰优孰劣，所以可以随意地说大话。

过于糟糕的文章，只要一读就能做出相应的判断，所以不能将之吹嘘为“名作”。但是只要超过一定标准，我们就很难判断作品的优劣了。对于格调太高的文章，我们可以批判它“过于严肃”“不易理解”；而对于简明轻快的文章我们说它“文风轻浮”。但若是一篇文章介于二者之间，我们则很难评判。

茶博士是指可以在茶这一领域指点江山的人。

味觉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品茶时除了味道，气味、氛围也非常重要。我读中国的茶书时发现了“蟹眼”“鱼眼”这样的字眼。在烧开水的时候，水刚开始沸腾时水面上会出现小的水泡，这就是“螃蟹眼”；过一会儿开始发出咕嘟咕嘟声，水泡变大，这就是“鱼眼”。虽然茶界一直在讨论沏茶的时间是在蟹眼时为宜还是鱼眼时为宜，但这两者真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所以，和外行人无话可说。”虽然我被茶博士这样鄙视了，但我并不打算去品味这样的微妙之差。茶差不多好喝就行了，至于聆听茶博士讲述茶文化，这就是另一种乐趣了。

至于排在文章和茶博士前面的“风水”，指的是古代中国流传下来的风水学说。这套理论认为土地的灵力可以影响人类的吉凶祸福。

大到王朝兴建首都，小至百姓建造坟墓，人们都会请风水先生相看风水。因为要考量通风、采光、交通等各种条件，所以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理论。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其更偏向于封建迷信。

人们安葬祖先的时候都会请优秀的风水先生相看墓地风水，因为如果将墓建在风水宝地，子孙后代就会繁荣昌盛。然而就像“风水、文章、茶博士”的排列一样，风水之术没有明确的优劣标准。那么就有可能风水先生A认为此地是绝佳的风水宝地，但风水先生B却认为：“此地不行，还有更佳之地”的情况发生。

人们对文章和茶的评价都会通过相应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某位作家的书很受欢迎，好茶有好销量，如此这般，优劣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然而，因为风水先生相看的是“子孙的繁荣”，所以当时的委托人和同时代的人就无法评判他们看得是否准确。即使是下一代子孙的生活状况没有那么乐观，风水先生也可以装糊涂地说“且看百年以后”。正因为如此，风水先生才可以随意说大话。

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开始强烈地指责风水先生。在开辟铁路、运河、道路的时候，因为有些墓地被风水先生认定为风水宝地，所以遗属强烈反对迁墓，从而阻碍了现代化进程。

虽然社会上不断宣传破除封建迷信，但现在依然有很多人相信风水之说。风水先生的生意在中国台湾很繁荣，大陆也有受人追捧的风水先生。

当然，风水大师的出场费很高，只有有钱人才能请得起。所以也有这样的事情——大富豪花大价钱请风水大师选好墓地后，有人偷偷将自家的棺材葬在那里。这也算是不折不扣的“盗墓贼”吧。

19世纪50年代，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据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天王洪秀全在南京服毒自尽。清政府破坏了洪秀全及其他叛乱军队领导者家族的坟墓，并挖空了墓穴。据说，某个军阀首领将自己父亲的灵柩放进了被挖空的洪家墓穴之中。虽说洪秀全最后失败并自杀了，但他们认为洪秀全做过一回皇帝，所以这个墓地肯定是风水宝地。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愚蠢的盗墓事件，是因为人们对风水之说深信不疑。

据说，东晋的郭璞（276—324）是中国风水学的鼻祖。但是在他之前，也有被称为“望气士”的人物，他们成为皇帝的亲信，判断周围的气运并提出很多建议。

秦始皇来到金陵（南京）的时候，他身边的望气士说“金陵地形有帝王都邑之气”，于是秦始皇下令切断了这里的山脉。因为他不允许其他地方存在帝王之气，所以必须切断金陵的王气。秦始皇此举改变了山的形状，风水先生也因此无故惊扰了他人。

天神

新年过后，人们继续参拜惠比寿神和厄神，但日本的学校在新年过后便举行入学考试，所以掌管学问的天神也开始忙碌起来。

虽说日本的天神是菅原道真公，但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天神就是“天之神”，我总觉得像是雷神。带来雨水的雷神也是农神，不知何时竟与道真公联系起来了。

印度是农业国，所以印度神话中地位最高的神仙因陀罗具有典型的雷神性格。印度古代赞歌《梨俱吠陀》一书的四分之一都是献给因陀罗的。

然而，是什么原因导致因陀罗在印度神话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呢？神话中说因陀罗引诱乔达摩的妻子阿哈尼亚，所以他的声誉并不好。

因陀罗在佛教中被称为“因陀罗大将”，是新药师寺塑像中著名的药师十二神将之一，后又成为佛法守护神的“帝释天”。神将“因陀罗大将”自不必说，而“帝释天”也是身穿铠甲、手持金刚杵的形象，怎么看都是武神。那为什么会将他与文人菅原道真结合起来呢？

日本平安中期是藤原氏的全盛时代，但非藤原家的菅原道真一直晋升到右大臣，因此受到了旧势力的强烈打击。菅原道真突然从右大臣左迁为大宰权帅，毫无疑问是受到了官场的打压。

左迁之后的第三年（903），菅原道真在流放地去世。后来，日本人将每年2月25日作为他的忌日。今年（1993）是他逝世1090周年，他的忌日正处于日本入学考试期间。

菅原道真去世后，日本京都异变频仍，人们认为这是他的怨灵在作祟。当时人们对灵魂崇拜程度之激烈，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

贞观五年（863），少年时期的菅原道真受上级之命于平安京的神泉苑举办了“御灵会”。这是日本有历史记录的最早镇压怨灵的神事。

桓武天皇即位（781）的同时，同母胞弟早良亲王被立为皇太子，但因受到藤原种继暗杀事件的牵连，被幽闭于乙训寺，后在流配淡路的途中绝食愤死。在此之后，皇太后、皇后相继去世，而代替早良亲王被立为皇太子的安殿亲王（桓武的儿子、之后的平成天皇）也身患重病。人们认为这一定是早良亲王的怨灵作祟。恒武天皇为了抚慰怨灵，几度举行诵读经书、供奉币帛的镇魂仪式，并追赠早良亲王为崇道天皇。

之后，日本便接二连三地发生政变，导致许多皇族、贵族死于非命。因此，当时的人们就想到举办神事集中镇压、抚慰这些怨灵，这就是神泉苑的“御灵会”。那时怨灵神的代表是早良亲王，而和空海同期留学唐朝、在承和之乱（842）中连坐、死于流放途中的橘逸势也被人们列入怨灵神的行列。

我曾相信御灵信仰不仅能平息怨灵，而且人们还能借助灵魂的强大力量祛灾避祸。

据《北野天神缘起绘卷》记载，延长八年（930），在清凉殿有落雷，廷臣有死伤者，其为菅原道真的怨灵作祟。不仅仅是菅原道真的政敌藤原时平一派，皇太子保明亲王也死于此。受到清凉殿落雷冲击的醍醐天皇，急忙让位于皇子宽明亲王（朱雀天皇），并于数日后驾崩。《北野天神缘起绘卷》中说醍醐天皇死后堕入地狱，我认为这种记述不太妥当。

怨灵化雷作祟，所以菅原道真信仰就与之前存在的雷神、天神信仰结合起来，灵力也有所增强。菅原道真的威力很大，与之相应佑护的灵力也很强大。

位于日本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区马喰町的北野天满宫，似乎自古以来就是祭祀雷神、祈雨的地方。

菅原道真一直以来都任文官，完全没有粗暴的形象。

去年今夜侍清凉，

秋思诗篇独断肠。

恩赐御衣今在此，

捧持每日拜余香。

这是菅原道真在流放地太宰府净妙院所咏之诗，曾被选入日本教科书之中。即使被贬仍然对恩赐御衣怀有感激之情的道真，会对记忆之中的清凉殿化雷而落，做出几乎将天皇惊吓至死的邪祟之事吗？

菅原道真去世后，朝廷恢复了他的名誉并追赠他为太政大臣。

赤色杂谈

现在伦敦将出租车的颜色规定为黑色，但是据说几年前对出租车颜色的限制还很宽松。那时我们可以在伦敦的大街上看到胭脂色、银灰色的出租车，但似乎看不到色彩绚丽的出租车。美国出租车公司的名字“Yellow Cab”在伦敦并不通用。

好像是因为黄色显眼，美国出租车公司才将出租车涂成黄色，但伦敦的出租车似乎并不需要多么醒目。需要引人注目的是行人，例如儿童戴黄色帽子，过人行横道时要手拿黄色小旗等。伦敦的出租车继承了街头揽客马车的传统，无客时在固定场所等待，并不四处走动。

虽说醒目，但在全是黄色的背景之下，黄色并不显眼。在黄土地带的沙漠中，红色更加显眼。我还记得以前曾看过停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火车，火车头的大车轮被涂成了红色，看起来很漂亮。

日语训读[28]为“あか”的汉字有很多，主要有赤、朱、红、丹等。

“朱竹”是一种吉祥物，人们认为在室内挂上朱笔画的竹子，可以保佑生意兴隆，家宅平安。朱竹源于宋朝的苏东坡（1036—1101），他在试院批改答卷时，画兴大发，但因考官批改答卷的时候要使用朱笔评分，所以书案上没有墨汁，只有朱砂，便用朱砂画竹。

有人批判红色的竹子不自然，但苏轼辩解：“世间无墨竹，既可以用墨画，何尝不可以用朱画。”如果能彰显竹子的精神，那么无论是黑色还是红色都不成问题。

苏东坡的前辈欧阳修是“朱衣点头”一词的创造者，他也曾做过科举考官。据说，欧阳修批改到优秀答卷时，仿佛觉得身后有一个穿红衣的人频频点头示意，他朱砂笔一挥，便有一篇佳作入选。因为这个典故，人们也将科举中选称为“朱衣点头”。

如果不用批阅答卷，只看红衣人是否点头来评分的话，也会很有趣。不过朱衣人只是一种感觉，如果考官不批阅答卷，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宋朝是科举制度的全盛时期，如果官员不能考中进士，在官场就没有升迁的希望。朝廷有功之臣的儿子虽然可以通过荫补入仕为官，但不管官居何位，如果不是进士，也不会受人尊重，官职升迁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当时获得此恩典资格的人也会放弃荫补入仕，而选择参加科举考试。

现在的日本也有与此相似的考试至上主义。和苏东坡、欧阳修一样，日本大部分有名的文人、政治家都曾担任过考官。

考试要保证公平公正，考试中有不正当行为则会被定为重罪。据说，鲁迅的祖父作为考官因有作弊的嫌疑而被捕入狱，鲁家也因此家道中落。

有的朝代为了避免考官根据笔迹来辨认考生，所有的答卷会先由誊写生另行抄录，再交由考官进行评判。

考官的书案上不放置墨汁可能就是为了避免考官在考卷上进行添写，因此只能用红笔进行批注。也许在批改答卷时劣质文章层出不穷，东坡先生不胜其烦，才想画竹子。

我认为红色都是一样的，但是真心可以说成“赤心”“丹心”，却不能说成“朱心”“红心”。

宋朝“朱衣使者”指考官，经常出现在诗文之中，而“赤衣使者”是红蜻蜓的雅称。可见，“朱”“赤”二字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大体来讲，人们认为红色是喜庆之色。在中国，贴在门上的“对联”都是用红纸书写。中国的“红包”类似于日本的“祝仪袋”，虽然是用红色纸袋装压岁钱，但“红包”一词偶尔也有“贿赂”的意思。

中国婚礼的请柬和贺年卡也普遍使用红纸。我在日本请别人印刷贺年卡的时候觉得红色过于夸张，便决定只把文字印成红色，但印刷店的老板仍担忧地问道：“红字可以吗？”

红字是在日本引入近代簿记后才开始含有贬义的，但这不过是百余年历史。几千年前，红色就代表着喜庆，所以不必有所顾虑。

户板康二先生

我担任了十年的“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评选委员，这是一份令人愉快的工作。难能可贵的是，它不像直木奖那样两年举办一次，而是一年举办一次。而且参选的文章都是中短篇，对评选委员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令人高兴的是，有很多优秀作家都是通过这个奖脱颖而出的。由此奖项一举成名的赤川次郎，获得这个奖项之后又摘得直木奖桂冠的逢坂刚、小衫健治、宫部美幸、森田成男等新锐作家也正活跃在文坛上。

和我一样居住在关西的作家，都很期待能在评选委员会上见到东京的朋友。说是东京的朋友，但夏树静子在担任委员期间，从名古屋搬到了福冈，或许应该改成“很期待见到老朋友”。

我还记得我们说过：“一年见一次，就像牛郎和织女一样。”

我和户板康二先生一起担任了5年的评选委员。但这5年期间，我们不是像牛郎和织女那样一年见一次面。因喉头癌手术不能发声的户板先生，不能出席评选委员会，而是通过书面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是书面参评。

不过，户板先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来到了评选会场。

他在喉咙上贴了一个棒状的仪器，这样别人就可以听见他说话了。户板先生说：“多亏科学技术的进步，我才得以这样出席评选委员会。”通过仪器发出的声音就像最近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宇宙人”那样，是非常机械化的声音。不管怎样，被夺走声音的人能够重新发声，即使有点异样的感觉，也只能忍耐了。户板先生一边给我们展示那个仪器一边说：“这是意大利的，就是那个意大利哟。”

我不知道那台仪器的名称，因为有助听器，所以可能叫“助声器”吧。户板先生说当时日本不生产那种仪器，只有意大利生产。好像并不是日本不能制造，而是不制造，因为没什么利润可赚。

虽说发出的声音像合成的声音，但我能从中深切地感受到户板先生为日本不生产这种仪器而遗憾的心情。

人上了年纪听力就会衰退。最近我也注意到自己开始听不太清楚了。由于这是任何人都会有的衰老现象，助听器的市场需求也就很大，因此这是有利可图的。日本的电器制造商也因大量生产助听器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而与此相比，只有极少数人发不出声音，相应的市场需求也很小，生产相关仪器也不会盈利。

说到没有盈利，意大利应该也是一样的，我也没有听说过意大利的喉头癌患者特别多。

意大利在经济实力方面似乎不如日本，但在制造“助声器”方面，日本不如意大利。这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人心的原因，看来户板先生对此深感遗憾。

当我通过报纸得知户板先生去世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反射性地浮现了昔日评选委员会的情景。

虽说我和户板先生一起担任了同一个文学奖的评选委员5年，但我们见面的次数，在此前此后只有那一次，因此我不知道户板先生原本的声音什么样。

虽然这个奖项有5名评选委员，但因为户板先生前4年一直是书面参评，所以会场上总是只有4位评委。然而户板先生出席的那一年，评选当天有一名评选委员因得了急病不能出席。如果户板先生还是像以前那样书面参评的话，会场上就只有3位评委了，这不免有些凄凉。当时主办方也松了一口气吧。

从接下来的一年开始，户板先生就不再担任评选委员了。我记得这是1983年的事，那之后的10年，我都没有机会再与户板先生见面，只是在杂志上拜读了他写的《一日一话》。

报纸上刊登了户板先生生前的亲友为他写的悼词。可以说他始终是一个热爱戏剧的人，一生都在坚持走这一条道路。然而对于我来说，户板先生不是戏剧人，而是推理小说的爱好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读书能手，还是一位对日本的拜金主义毫不掩饰怒火的人。

赌博

英国有专门从事赌局局头的公司，似乎所有的事物都能成为赌博的对象。人们会精确地计算日本相扑的胜负，相扑好像也变成了赌博的对象。因为局头是从大众手里集资，所以必须要有信用。拥有信用和权威的赌局局头，这样的称赞在我看来有些讽刺。

赌博是根植于人类本能之中的。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曾与伙伴们比赛，看谁能猜出贴在市公交车后面的广告牌。大概有五种广告，我至今还记得“料亭菊水”“白金怀炉”，过了50多年还没有忘记，不得不说广告效果很好。然而，我不记得下过什么赌注，大概就是奶糖、口香糖之类的东西。说不定那时我们只关注中了还是没中，有可能什么都没有赌。

丁还是半[29]、硬币的正面还是反面、赢还是输——结果都一目了然，用来赌博也不会出现纷争。毫无疑问，所有的胜负都会成为人们赌博的对象。

人们想出一种赌博方式——让没有任何仇恨的两只鸡或两条狗相互争斗，一群人在一旁押孰胜孰负。罗马人让人和狮子相斗，而中国则有斗蛐蛐儿的习俗。但胜负结果最为清楚明白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战，因此相扑必然会成为人们赌博的对象。

日本庆安元年（1648），幕府禁止了相扑比赛，理由是伤人事件和斗殴事件层出不穷。那时的相扑不是在土台[30]上而是在人墙中进行的，所以经常会出现伤者。我想，是因为赌了钱才容易发生吵架斗殴的事件吧。国外的足球比赛中，甚至有人拿出手枪制造骚乱，出现死伤者，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赌博。

相扑比赛被禁止了30年，直到土台建成以后才解禁。土台将候场的力士与观众隔开，比赛便不会出现骚乱而且观众也不会受伤。日本人认为土台是圣地。曾经有一位女官房长官[31]要为冠军颁发奖杯，但土台是不允许女性涉足的。我记得曾写过一句话，土台是日本人为了解除相扑禁令而想出的苦肉计，是优秀的商业性产物。

我认为赌博不能没有基本的幽默感。俗话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们不能专注于赌博，沉迷赌博会导致家庭破裂，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唐律”（唐朝的法律）中规定赌博要受罚，但如果赌注是饮品之类的食物的话，参与赌博的人就不会被问罪。例如“输的人在祇园请客”，这样的赌博就没问题。赌高尔夫球最好也只赌上几块巧克力。

5世纪时，南朝宋时代，有一位叫羊玄保的人是围棋名家，但宋文帝也以围棋自傲。一日，这对君臣围坐棋盘，文帝问道：“赌什么呢？”羊玄保回答：“请赐一郡。”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将中国划分为36郡。刘宋时代正处于南北分裂之期，所以一郡在国家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请赐一郡”指羊玄保请求皇帝认命他为这个地方的长官，而郡的长官被称为太守。

文帝答道：“好吧！”便拿起棋子开始下棋。这盘棋最后以羊玄保的胜利告终。文帝按照约定任命羊玄保为宣城太守。君臣将官职作为赌注，不免太过于儿戏了。

但宋文帝是这样解释的：时任宣城郡守刘式之，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宣城极度疲敝，而羊玄保反对刘式之的为官之道，故任命其为宣城太守。

表面上玩闹似的将官职作为赌注，背地里却另有打算。也许宋文帝原本就信任被世人评价为“廉素寡欲”（清廉且无欲无求）的羊玄保，早就想封他为宣城太守了。

羊玄保有一位名为何尚之的围棋劲敌。何尚之年轻的时候轻佻放荡，热衷赌博，之后幡然醒悟，专注于老庄学说。二人都注意到一位名为褚胤的年轻人，他也是一位天才棋手，7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围棋的最高水平。然而，褚胤后来因父亲褚荣期意图谋反受到株连。羊玄保和何尚之虽然为其上书求情：“特乞与其微命，使异术不绝。”但褚胤最后还是被诛杀了。

羊玄保一直活到94岁，无疾而终。

怀炉和暖贴

人们常说这个国家历史悠久，那个国家传统古老，但人类应该拥有同样长的历史，谁也不比谁更古老。

因此我们不能说历史悠久，而应该说历史的一部分——文化悠久。

人们在不同的土地上衍生了不同的文化。虽然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大致上我们可以把文化看成生活方式。那么生活方式因地而异也在情理之中。

文化水平有高低之分，但与人们的幸福程度不成正比。例如，北方气候寒冷，当地的居民掌握了先进的取暖技术；然而四季炎热国家的居民完全不懂这些技术。这样看来两地的取暖文化显然有高低之分，但显而易见的是，四季炎热国家的人们在不需要取暖的情况下才更幸福。

为了抵御严寒，寒冷地区的人们必须建造结实的住房。而在热带，人们修建住房的重点在于避暑防雨，也仅仅是用椰子叶葺苫屋顶。这样看来两地的建筑文化也有很大的差距。

无论什么样的房子，单凭结实是不能抵御严寒的。于是人们发明了火盆——木炭在装有灰烬的火盆中燃烧，产生热量为人供暖。火盆本来的作用不是温暖整个房间，而是放在人们身边供人烤手，因此小型的火盆也被称为“手炉”。

后来比手炉更小一点的怀炉出现了，据说这是元禄年间日本人发明的。手冷就用火盆烤，腹部冷就用怀炉来取暖，这可以说是局部对症疗法了。

“对症”一词给人的语感是暂且不去深究根本原因，先对表面出现的症状进行处理，立即解决患者的痛苦。

双手冻僵、腹部发冷的根本原因是寒冷。虽然使整个房间变暖是根本的解决方法，但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所以还是先用手炉和怀炉来局部取暖更为实际。

日本没有韩国和中国北方那种火炕，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冷到那种程度。如果冷得实在受不了，就会考虑床下取暖。但并没有那么冷，总觉得稍微忍耐一下，春天就会到来。

气候宜人的话，人们也不会急着从根本上解决取暖的问题。

人们看到京都御所[32]就会想“这里的冬天应该很冷”，不由得心生同情。我想女官所穿的十二单[33]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保暖。

朝臣们肯定也穿着好几件衣服上朝，即便如此还是很冷，所以他们才用布包着烤过的石头，放入怀中取暖。这是最初的怀炉，但保温时间不长。元禄时代出现了真正的怀炉——将保温持久的草木灰点着并放进金属容器里。而烧热的石头被大家所熟知是因为常被医生用于热敷法。

据说20多年前，从日本回中国，定居在北京的人会拜托从日本到中国的亲戚朋友带一个怀炉，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卖怀炉的。

我认为怀炉是日本国民性格的象征。虽然日本人建造了东大寺大佛，但其实日本人喜欢将物品小型化，例如，将夏天扇风的团扇改造成可以放在怀里的折扇。日本扇从平安时代开始就是日本的重要出口商品。

日本的晶体管制造驰名世界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日本拥有小型化的传统。

然而，这样的怀炉也变成了怀旧物品，现在只有去古董店才买得到。

后来，一次性的暖贴开始上市并且迅速普及。在这里无论如何我都不想用“怀炉”一词，最终决定写为“暖贴”。它的原理是将铁粉、活性炭和其他成分混合在一起封入袋中，利用氧化反应产生热量。这也是日本的发明。

日本昭和天皇的葬礼是在寒冬举行的（1989）。那时日本政府给出席的各国代表配发了这种一次性暖贴。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大家听完它的使用说明后颇为吃惊。好像那个时候，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东西。

镜子的用途

日语的“炼瓦”指的是“砖”。汉语中有“磨砖”一词，“磨砖岂能成镜”出自中国禅僧的语录《景德传灯录》，夏目漱石在《我是猫》中也曾引用过这句话。

一位学者去拜访一位和尚，看到和尚正在全神贯注地磨砖。学者问：“大师，您正在做什么？”和尚回答：“我正在磨镜子。”学者非常吃惊地说道：“无论多么有名的僧人也不能把砖磨成镜子吧。”和尚哈哈一笑：“那就不磨了，无论读多少书，不明其道的话不就是如此吗……”

夏目漱石在《我是猫》中是这样写的，但原著中磨砖的和尚是南岳怀让禅师，问道的是江西道一禅师。怀让禅师那时回答的是“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并非是责骂道一禅师。

说起磨镜，唐朝的小说中有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除磨镜之外无任何才能。因此“磨镜者流”（指磨镜工一类人）就变成了无能人物的代名词。毫无疑问，天下的制镜人对此深感愤怒。

镜子是日本三大神器[34]之一，由此可知镜子是神圣的物品。古代人对镜中蕴含灵力一事深信不疑。

镜子可以映照万物，辨正邪，分美丑，这肯定是拜镜中灵力所赐。

镜也可以写成“鉴”，其实后者的用法更为古老。据说，“鉴”原本是盛水的盘子，古人用其盛水，当镜子用，使用之后便收入箱中。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一般都将镜子放在盒子里。一方面是防止落上灰尘，另一方面一直被镜子照着，人着实不自在。鉴于此，我平时也想把镜子收起来。

“龟鉴”用来比喻成为模范的人。过去我们经常听到“武人龟鉴，孝子龟鉴”的说法。

古人经常使用龟甲进行占卜，了解吉凶。除了龟甲之外，牛的肩胛骨也可以用来占卜，所以人们统称为“甲骨”。人们将打好孔的甲骨放在火中烧制，然后根据甲骨的裂缝判断吉凶。

“龟”是吉凶的标准，“鉴”为美丑的标准，所以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模范的意思。有时候人们也将“龟鉴”写成“龟镜”。

例如，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魏朝皇帝赏赐给卑弥呼使者的物品单中有“铜镜”百枚，并且物品清单的后面附有一句“故郑重赐汝好物也”，由此可知镜子是卑弥呼喜欢的礼物。

卑弥呼的使者于景初三年（239）来到魏朝，第二年，即正始元年归国。在日本已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之中，有的带有景初三年和正始元年的年号，有人推测它们是魏朝皇帝赏赐的百枚铜镜中的一部分。

三角缘指边缘高高隆起，断面呈三角形。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大量出土，但在中国尚未出土一面。

也有人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魏朝为倭国特别打造的，其他的镜子并不采用这种工艺。

另外，古铜镜中有的采用了十二地支的设计。据说这样的铜镜好像是人们在海上用于辨别方向的。

十二地支既可以用于编排日期和时刻，也可以表示方位。北为“子”、东为“卯”、南为“午”、西为“酉”。将北和南连起来的线称为“子午线”，通过旧格林威治（Greenwich）天文台的经线就是本初子午线，这是世界时间的标准。日本标准时间的基准线是东经135度经线，穿过兵库县明石市。

还有一种圆形古镜，用绳子穿过中间的孔，吊起来后镜面就会保持水平状态。

在海上辨认方向时，首先必须知道大概的时间。上午10点的时候为“巳”时，所以将镜子水平放置，令镜面铸着巳的地方朝着太阳的方向，“子”字所对应的方向就是北，这种方法在北半球不会出错。

可以想象在没有指南针的时代，人们要想在海上辨别方位，就要使用这种准确地刻有十二地支标志的圆镜。东京商船大学名誉教授茂在寅男先生提出了“古代人大航海论”，其依据之一就是这个十二地支镜。

古代人在海上航行的范围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得益于充满灵力的镜子。看来为人们指明方向也是镜子的用途之一。

三顾茅庐

《三国志》中有许多著名场景。这在净琉璃[35]中称作“精彩部分”（さわり），其中“三顾茅庐”应该称得上是《三国志》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了。

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次前往偏远的隆中，恳请在此过着晴耕雨读生活的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骁勇善战的将军，但没有智谋超群的军师。这是刘备最大的弱点，所以他无论如何都想请一个才智双全的军师。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关于孔明的传言——“诸葛孔明者，卧龙也”。

卧龙就是卧着的龙，虽然现在在睡觉，但出云之时便会飞升上天，即只要有机会就能发挥出色的才能。

能否将孔明收入麾下，可以说是决定刘备命运的事情。

在此之前，刘备是曹操和其他各路英雄的客将，因为身为客人依附于各路英雄，所以他可以不用制定全盘作战计划，只要有几个野战的猛将就足够了。

刘备最终也有了争夺天下的意识。然而要想夺取天下，就必须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

于是就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也有人将这个感人的故事简单地概括为“这是当时的惯例”。第一次突然到访就答应的话，显得分量过轻；即使再次被邀请，也要谢绝对方的好意；第三次的时候，既然都说到这个分上了，正是接受邀请的最佳时机。要是这个最佳时机成了一种形式，那么三顾茅庐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周朝的礼仪中有“三辞”之礼，即“三辞、三揖、登、拜受”。好像周朝的礼仪是先辞让三次，再三行揖礼（双手合抱于胸前，上下行礼）之后，才感激地接受对方的请求。

万一对方在第一次辞让的时候，说“这样的话，那我就去问问别人吧”，然后离开了，那该怎么办呢？明明内心很想要这个职位，但只是一味地遵守“三辞”之礼而失去了这个机会，那岂不是很悲哀。既然这是一种固定的形式，恐怕对方不会只邀请一次。

刘邦（前247—前195）打败项羽（前232—前202），赢得天下之争的胜利，但当时他还是汉王。据说当时跟随他的众人请求他“请登基为皇”，刘邦也是在推辞三次之后才决定即位的。《史记》中有“汉王，三让，不得已，乃即皇帝之位”的记载。非常明显，这里的所谓三让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

《论语·泰伯篇》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据说，周朝的大王有泰伯、仲雍、季历三个儿子。泰伯本是法定的君位继承人，但因为小儿子季历的儿子昌有圣人的瑞相，大王就有意传位给季历，以便传位给昌，但并未明确表示。泰伯察觉到此事，便与弟弟仲雍一同拜别父亲去了江南的吴地。

季历的儿子，即后来的文王，重用太公姜尚。文王的儿子，即周武王，伐纣成功，成为天下之主。

泰伯出走之时，周朝不过是诸侯国。虽然说让出天下有点夸张，但毕竟最终武王取得了天下，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说法。泰伯之所以被赞为至德，是因为他是在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保持了谦让的美德，没有人称赞他伟大，所以孔子才会对他这种无私的行为大加赞赏。

可是这种情况下的三让并不是谦让三次，而是坚决拒绝。

刘备的“三顾茅庐”也只是用来形容真心诚意、郑重的邀请，他未必亲自到隆中三次拜访诸葛亮的草庐。

只是听到世人评价而已，就突然邀请尚未谋面的人来当军师，我总感觉太轻率了。孔明在《出师表》中提到：“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当世之事”应该就是当时的时局。刘备与诸葛亮谈论了三次时局后，才确定“这个人可以作为我的军师”，这才应该是三顾茅庐的真相。

犬与人

日本东寺的狛犬像一直被认为是镰仓时期的作品，但根据专家的观点，它的时期可以追溯到更加古远的平安初期。

有很多文物，人们一直强调其年代久远，但经鉴定后发现并没有那么古老。但反之就不多见了，日本东寺的狛犬像就是这罕见的一例。

中国的马王堆是另外的一例。

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正式发掘马王堆，但在此之前人们就知道这是一座古墓。当地人认为是马王墓，因此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堆”的意思是堆积起来的东西，和“坟”的意思大致相同。

“马王”名叫马殷（852—930）。唐朝灭亡之后，各类地方性政权群起。湖南地区也诞生了一个地方性王朝，国号为楚。马殷就是楚王朝的君主。

唐朝灭亡后的半个世纪为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五朝更替，10个地方性政权分立各地。作为十国之一的楚国需要经常向中原的王朝纳贡，行臣属之礼。当时楚国的茶叶主要销往中原，所以马殷并没有像其他地方政权的君主那样自称皇帝。

马殷生育了20个孩子（只是男孩的数量），而兄弟相争致使楚王朝灭亡。

楚王马殷是木匠出身，从最底层一跃为王，是一位相当厉害的人物。当地人认为长沙东郊的坟丘就是马殷的坟墓，一直称之为马王堆。

然而从发掘的情况可以确定，马王堆的墓主人是轪侯夫人。虽然不清楚她去世的确切年份，但人们知道她的丈夫轪侯利苍是公元前186年去世的。发掘时，考古专家发现她的墓穴是挪用旁边她丈夫墓穴的封土建造的，因此可以确定她去世的时间在轪侯利苍之后。

无论如何，轪侯夫人生活的年代都比马殷时代早了1000年。人们将这座古墓误传为马王堆，但二者的年代相距甚远。

与此相比，日本平安时代与镰仓时代相差不过三四百年。

狛犬也写作“高丽犬”，但我们也可以认为高丽是外国的总称，因此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是不常见的日本犬。

“狛”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如狼，善驱羊”。由此看来狛犬好像是牧羊犬。

日本人没有见过“狛”，那么是如何建造出狛犬像的呢？大概是因为“狛”的画像从朝鲜或者中国传到了日本吧。

空海等密宗僧侣带回日本的画像《胎藏界曼陀罗》里面画有十二天宫。其中狮子宫中的狮子以唐狮子为模型，这是众所周知的。

本来狛犬和唐狮子是完全不同的生物，在日本平安时代二者还有区别，但后来二者无限接近，狮子也就逐渐被犬化了。然而无论唐狮子还是狛犬，日本人都没有见过。

据说，平安时代清凉殿的左右两侧分别放置了狮子像和狛犬像，同样，天皇皇后的帷帐两边也是如此。狮子张着口，而狛犬闭着口，并且像独角兽那样头上有一只角。

为了防止邪恶的东西进入神社、佛堂和其他圣地，日本通常会在这些地方的入口处放置狮子像和狛犬像。

中国的墓室里大多会放置奇形怪状的镇墓兽。不出所料的话这些镇墓兽都是以犬为原型的。

考古专家在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镇的新石器时代遗迹中发现了作为殉葬品的犬。

当有邪恶的东西靠近时，犬能够迅速地察觉。而人类双腿站立，鼻子远离地面，如此一来嗅东西的次数减少，嗅觉自然就会退化。

狩猎时人类依靠犬的嗅觉来寻找猎物，看家护院的动物也一定是犬。犬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了家畜，与人类关系亲密。很多犬见到人类就会摇头摆尾，可能也是源于这种亲密关系。

河南二里头遗址是“幻想的夏王朝”，这曾在报纸上引起热议。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墓遗址，从这里出土了一个红漆木箱，里面装着一具犬的遗骨。看来当时人们很重视这只犬的葬礼。

殷商时期（约前1600—前1028），人们建造宫殿和宗庙时，为了奠基会在基址处挖坑埋狗，有时也会埋入牵着狗的士兵。人与犬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獬豸

人类凭借想象力创造出很多不存在的动物，龙就是其中的代表，西方的龙（dragon）也是想象中的动物。

“dragon”在辞典中的释义是“龙”，但是东方的龙和西方的龙好像颇有差异。

东方的龙具有灵性，而西方的龙是邪恶的代表。《尼伯龙人之歌》所赞颂的英雄西格弗里德屠的就是龙。此外，西方还流传着许多其他英雄屠龙的传说。而基督教认为龙是和撒旦一样的存在。

东方将龙视作圣物，这与西方截然不同。例如，中国用龙颜来形容皇帝的相貌；用卧龙来形容诸葛亮；天子的礼服上绣着龙形图案，而臣子的礼服上不能绣五爪龙纹。

龙能降雨。唐朝的不空三藏[36]是求雨的名家，据说他就是通过召唤神龙来求雨的。

东方的龙平常都是潜藏于深渊之内，出云彩时便会飞升上天，即具有将天地结合的灵力。东方龙的姿态威严庄重，而西方的龙有时会被刻画成大蜥蜴，两者颇有差别。

麒麟也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圣兽。麒麟不会踩踏有生命的小草和虫子，所以又被人们称为仁兽。而且据说麒麟只有在圣王或圣人出现时才会现身，所以又被看作瑞兽。

虽说雄性为麒，雌性为麟，但麒麟并不是由雌雄交配而生。人们将杰出的人物称为麒麟儿，由此可知麒麟还是祥瑞的动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非洲的长颈鹿时，毫不犹豫地将其命名为麒麟。

另外，仁兽麒麟也有角，并且只有一只角，这和独角兽很像。

前文提到的狛犬也只有一只角。关于瑞兽都有一只角的原因，比较可信的说法为这只角是屹立在天的男根的象征。

还有一种叫做“獬豸”的瑞兽也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但并不那么出名。因为“獬豸”不是常见的汉字，所以我决定用片假名“カイチ”来表示。

相传狛犬其实就是獬豸。

獬豸见到有人相斗，会用犀利的犄角去碰触理曲之人；听到有人相争，它会用嘴啃咬挑起是非的一方。看来獬豸肯定具有敏锐的判断力。

獬豸的头顶上也有一只角。

因为獬豸不仅能辨善恶忠奸，还能用角抵，用牙咬，具备攻击能力，所以人们也会让它看家护院。

关于獬豸，《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似牛，一角”。东汉王充（27—101）的《论衡》中有“一角之羊也”的解释。《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角神羊产于京兆之富平县，肉角当顶，白毛上捧。识者以獬豸名之。”

我不知道獬豸是牛还是羊，有人说是鹿，也有人说是犬。大概日本人认为獬豸是犬，并擅自命名为狛犬。

现实世界中，法官是最需要辨别正邪善恶的。据说春秋战国时期，楚王仿照獬豸的形象制成冠帽，并命令官吏戴上。

这肯定是极其华丽的冠帽，楚国的服饰好像原本就特别引人注目。

春秋时代，有一位叫钟仪的楚国伶人（音乐家），被郑国俘虏后献给了晋国。在晋惠公（前651—前637年在位）的时代，郑国是小国，需向当时的霸主晋国进献贡品。

钟仪虽然被郑国献给晋国，但依然遵循故国的习俗，戴着楚冠，十分引人注目。晋惠公很快就注意到他，问道：“南冠而絷者，谁也？”从地处中原的晋国来看，楚国就是遥远的南方，所以晋惠公将这不曾见过的冠帽称为南冠。南冠也叫“楚冠”。钟仪以此为契机，受到了晋惠公的器重。

楚冠即獬豸冠。秦始皇灭掉楚国并一统天下后将此獬豸冠赐给御史。

不管怎样，钟仪身在敌营依然固守故国之礼，没有丢失气节，是一位爱国人士。元朝的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中也提到了这个楚囚的冠帽。

20世纪有一位日本记者用“楚人冠”作为笔名。这可能是为了表达他的志向和理想，立志如獬豸那样严格辨别正邪，坚持正义不屈节。

鸩毒

进入初夏之后，登神户六甲山就必须采取措施防范蝮蛇。六甲山中有“蝮蛇谷”这样令人害怕的地方。除了蝮蛇之外，这里还有眼镜蛇、饭匙倩毒蛇等很多其他毒蛇。

空中有像马蜂那样将毒液刺入其他生物体内的毒虫；海里有带毒素的河豚，至今仍有人因误食而丧生。据说，只有鸟类不含剧毒，然而最近报纸上刊登了在新西兰附近发现毒鸟的新闻。

我的朋友K先生是鸟类学的泰斗。他问道，听说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鸟毒杀人，那是什么鸟呢？

那是一种名为“鸩”的鸟，辞典中的解释是“常用浸泡过其羽毛的酒杀人。雄名运日，雌名阴谐”。（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

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后在刘邦死后，陆续杀死了刘邦和其他女人所生的儿子。虽然史书记载她使用的是“鸩毒”，但一般认为是浸泡过鸩羽的酒——鸩酒。

《汉书》对“鸩”的注解是“鸩鸟黑身赤目，钦蝮蛇野葛，以其羽划酒中，饮之立死”。

陶弘景（456—536）在《本草经集注》中写道：“鸩鸟状如孔雀，五色杂斑，高硕，黑颈赤喙。”这和《汉书》的注解有很大差别。

明朝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则变成“鸩似鹰而大，状如鸮，紫黑色，赤喙黑目，颈长七八寸”。不管哪一种解释，多多少少都有些差异，难道没有人见过鸩鸟的真面目吗？

李时珍还记述了鸩鸟喜欢的食物是蛇。它一旦发现藏在树木或者石块下面的蛇，就会慢慢踱步并且念咒语，施法术，不时树倒石崩，蛇就会失去藏身之处，供它食用。鸩鸟的尿液和粪便如果落到石头上，石头就会变黄腐烂。只有犀牛角能解鸩鸟的毒，所以传说有鸩鸟的地方就会有犀牛。

李时珍的记述带有怪力乱神的色彩，让人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事。

晋朝的石崇（249—300）是贪官污吏的典型，做生意也很精明，生活异常奢侈。他的别墅金谷园奢华至极，奢华程度无法用文字来形容。据说，石崇在南方为官时，得到一只鸩鸟的雏鸟，便决定将此作为江南特产带回洛阳。然而，当时的法律规定鸩鸟不得过江，并且此事被司隶校尉（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局长）傅祗纠察，石崇无奈，只能在大街上将这只雏鸟烧死。

我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的法律，但总而言之，长江以北是看不到鸩鸟的。而人们总喜欢添油加醋地描述未曾见过的东西。很多文献记载，鸩生于南海，而南海也是人们不易到达的地方。

用来毒杀的毒药应该有极其隐秘的原料和调制方法。特别是鸩，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吕后杀皇子的例子，好像在宫廷中经常使用，而宫廷是一个隐藏很多秘密的地方。

想必是将调制好的毒液混入酒中，并用鸟羽搅拌混合。当事人可能是为了隐瞒毒药的原料和来源，才故意说“这只羽毛有毒”的。

李时珍对具有毒性的鸟进行了归纳列举：“白鸟玄首，玄鸟白首，三足，四距，六指，四翼，异形异色。”

哪一种看起来都不像实际存在的鸟。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食用奇形怪状的东西。虽然我认为“鸩”是不存在的鸟，但如果在新西兰发现了毒鸟的话，也不能否定“鸩”曾在古代被引入中国的可能性。

据说“毒”字表示女性为祭祀活动而盛装打扮的样子。

《说文解字》对“毒”解释是：“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

“毒”好像原本为浓妆的意思。化妆以清爽的淡妆为宜，一旦妆容过浓，看起来就如中毒一般，所以用毒来表示浓妆。

无论是什么东西，过量的话就会变成毒药。古人在描绘“鸩”的外形时用词过于夸张，会让人产生“这果然是毒药”的想法。这可以说是古人在造字方面的智慧。

千里

人们认为黄莺是报春鸟。我家在神户六甲山的山脚下，从3月中旬开始，就能听到黄莺的啼叫声，但是我几乎没见过这种鸟的身影，它们应该是隐藏好之后才放声高歌的吧。也许是因为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所以我才会将这声音铭记于心。

歌颂黄莺的汉诗中，要数中唐诗人杜牧的《江南春绝句》脍炙人口。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有人说诗中的“千里”过于夸张，是不是把“十里”写错了呢？虽然时代不同，“里”的长度也会略有差异，但中国的1里约为500米，与日本的1里相比非常短，但即使如此，1000里也有500千米之多。

登上稍高一点的地方，可以聆听莺啼，遥望寺院与楼台，应该是在10里也就是5千米以内。正如乃木大将的诗句“十里风腥新战场”中所描述的那样，可以认为方圆十里就是人类五感所及的最大限度。

印刷术是在宋代以后普及的，之前文献都是通过抄录流传于世。因为是人工抄写，所以难免会有误写。

“十”字与“千”字只有一笔之差，人们应该很容易写错。有可能是抄写人粗心大意而写错，也有可能是抄写人主观地认为这里用“千”字更具有张力，所以将“十”字改为“千”字。

但是，我认为像杜牧这样的著名诗人，他的诗肯定会被许多文人墨客抄写传诵。即使有一两个人出现笔误或者擅自更改，但原诗被篡改后才流传于世的可能性非常小。

这首诗据说是杜牧在金陵（南京）所作，但题目却变成了江南的春天。江南的话应该不仅仅是金陵，应该还包括京口（镇江）、苏州等地，所以即使是千里也不能说过于夸张。

由眼前金陵的春色联想到江南各地的春天，这正是诗人的特点。而认为这一点不合情理，不正是俗人的浅薄之见吗？也许苏东坡创作著名的诗句“一色杏花红十里”时，这种场景也只是浮现在脑海中，并未亲眼见过。无论是红还是绿，眼睛能看到的充其量也只有10里，所以就随性地写为“十里”吧。如果此时回想一下有名的诗句，那么我希望大家能想起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这是一句意境非常雄壮的诗句。

据说，汉高祖刘邦的军师张良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相传，张良体弱多病，只能在营地制定作战计划，但作战的将士根据他的计划能在遥远的战场上打胜仗。

“千里”一词总能让人联想到战争。战时，日本在烈士慰灵式中唱的歌曲就是以“千里”开头的。

出征千里外，

只为君而战。

勋也，绸也，献壮士。

力拔山河，今何在？

啊！啊！今何在？

这是一首悲伤的歌曲，但是在我听来，这首歌的歌词不仅充满悲伤之情，还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因为“力拔山河”是项羽大败后对爱人虞姬说的话。有一种“明明力拔山河，豪气盖世，但只因‘时不利兮’就这样大败于此”的意思，所以人们总是将“力拔山河”与失败联系在一起。

“千里之志”指希望一统天下的志向。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仅是一位枭雄，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晚年所作的诗中有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意思是，年老的骏马虽然伏在马厩里，但依然抱有驰骋千里的志向。

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诗，中国退休的政治家或者军人被邀请写些什么的时候，经常会写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虽然你们这群人把我当作老马，放在马厩里，但我还有驰骋千里的志气”。虽然有些不服老的语气，但我最近也经常写这句话。与其说是不服老，不如说是自我鼓励。

弓箭的灵力

丘比特是女神维纳斯的孩子，据说他经常恶作剧，射出爱情的神箭。这支神箭不会伤人，而是能唤起爱的激情，所以被人们认为具有控制心灵的力量。

弓箭是古代的武器。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石箭镞出土，因此可以说弓箭的历史非常悠久。最为古老的远射武器是投石，其次是标枪，弓箭则是在二者之后。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弓箭了。

“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周朝贵族需要掌握的六种技艺，为儒家所重视。其中的“射”就是指射箭。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有七十二人通晓六艺。因为儒家有重文轻武的倾向，所以其对武技“射”的重视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在孔子的时代，射不单单是武技，还是绅士的一种修养。换言之，武技“射”已经被仪式化了。

在古代举行祭祀、宴会和会盟等盛大活动时，为了净场，首先要进行“射礼”。还有一种“会射”活动，指将人分成两组，礼节性地进行射箭。

若要祓除邪气，必须有强大的灵力。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似乎都认为弓箭内寄藏着强大的灵力。所谓“鸣弦”，就是人们相信只要拉响弓弦，就能祓除邪气。

日本相扑比赛中的弓取式，在比赛全部结束之后举行，而中国的射礼仪式是在活动开始之前进行，所以日本的弓取式好像并不是源自中国。

相扑的弓取式是优胜力士用来表达喜悦之情的一种仪式，所以不能在比赛之前进行。平安时代，弓取式是舞者拿着弓箭表演立合舞；江户时代也是由二级力士代替获胜的大关力士进行弓取式。优胜者本人手拿弓箭狂欢乱舞的话，人们会认为他一点儿也不谦恭。

相传，日本给获胜的力士授弓这一仪式源于织田信长。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之后，相扑比赛的最后一天，会给大关、关肋、小结级别的力士分别授予弓、弦、箭一对。

弓取式原本是在相扑终场比赛之后举行，可能因为相扑逐渐趋于表演化，从昭和二十七年（1952）正月场开始，改成每日举行一次。但授予弓、弦、箭的仪式，现在还是只在终场比赛后进行。

中国和日本利用弓箭驱邪和表达喜悦的仪式虽然不同，但人们对于弓内宿有灵力的想法一致。

毛利元就曾以箭训诫他的3个儿子，强调团结的重要性，这是非常著名的典故。

折箭行为在古代意味着立下誓言。“誓”字中含有“折”字。誓约最为重要之时莫过于战争时期。战场上两军原本说好是同盟，然而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其中一方倒戈投敌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书经》中有《甘誓》《汤誓》《牧誓》等诸篇，都是写给出征军队的训词。箭本为笔直之物，嘭地一下折断，表明军人决绝的态度。而且箭中宿有灵力，人们必须要有非比寻常的觉悟才能将此折断。

据说，要求以活人祭祀的神仙，会在中意的少女家的房顶上射一只白羽箭。这虽然是民间传说，但让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这里说的既不是棍子也不是旗子，而是箭。

箭在这里给人一种“必须是箭，不是就不行”的印象。

古代人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先向神灵起誓，好像起誓后才能有所领悟。古人不会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采取行动。

如果“箭”有立誓的意思，那么“知”就是人与神立下誓约的产物。遵循誓约采取行动，人们就有可能获得知识。

古代中国在婴儿出生的时候，有用桃木弓向四面八方射荆棘箭的习俗。人们认为桃木带有咒力，在家门两边贴的对联也是写在桃木板之上，称之为“桃符”。现在的春联虽然大部分都是在红纸上写上吉祥的文字，但也可以称为“桃符”。

日本有一个风俗——娘家人在婴儿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新年和第一个节日，要送破魔弓和破魔箭作为装饰品。如果要追溯的话，这类习俗应该来源于儒家“六艺”中的“射”技。

弩的级别

日语中有“超弩级”的说法，意思是超级、特大号。

按照字面意思解释，就是超过“弩”的体积，大的不得了的东西。这样的话，“弩”的原型一定是相当大的东西。

“弩”是带有弹簧装置、可以将箭飞弹出去的强弓。普通的弓需要借助人力拉弦放箭，而弩则是借助卷扬机拉开弩弦，其威力比弓强数倍。不仅如此，弩还带有瞄准装置。弩是极具杀伤力的武器，人被弩箭射中就会丢掉性命。

1906年，英国制造出“无畏号”战舰（Dreadnought）。其在当时是一艘令人叹为观止的战舰，17900吨的排水量，装备10门30厘米口径的榴弹炮。“无畏号”战舰下水以前，日本的三笠战舰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舰。三笠战舰虽然也由英国制造，但只有15140吨的排水量，并且只装备了4门30厘米口径的榴弹炮。

与三笠战舰相比，“无畏号”战舰的排水量多了将近3000吨，并且装备精良。这种级别的战舰在日语中被称为“ド号級”。“ド”与“弩”的日语发音相同，意为“弩级”。

日本最终出现了超过弩级的军舰，人们将之称为“超弩级”。然而，当比超弩级更大、性能更好的军舰出现时，就被人们冠上“超超弩级”这个让人喘不过气的名字。

这种情况下，“弩”只表示“ド”这个音。除杀伤力巨大之外，军舰跟有弹簧装置的“弩”毫无关联。“无畏号”战舰是1906年（日俄战争日本海海战的第2年）制造出来的，所以“超弩级”这个词语是20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如果没有这个用法，在日语中我们应该没有见到“弩”字的机会。

在中国，弩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那时是战国七雄争夺霸权、激烈交锋的时代。要想获得胜利，同时也为了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开发新式武器。当时弩的出现带给人们的震惊，可能不亚于现代核武器。

《史记》记载，秦始皇的墓中设置了“机弩矢”的机关，如果有外人侵入，就会自动放出弩箭。此外，弩在史书中还出现过很多次。

另外，还有“万弩”和“千弩”的说法，指众多士兵拿着弩，站成一排，一起射击的场景。这样的杀伤力肯定令人胆战心惊。

相传杀伤力如此强大的“弩”是在中世纪以后才传入欧洲并普及的，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东亚发明的弩竟然经过1500年才传入欧洲。

1139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二世认为，弩为“诅咒之物”，禁止对基督徒使用，但如果是基督徒使用弩攻击异教徒的话则无妨。所以不得不说当时的宗教精神也不过如此。

134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的长弓部队在克雷西战胜了法国军队的热那亚弓兵。当时热那亚弓兵使用的武器是弩，杀伤力强大的弩应该远胜于长弓。尽管如此，弩还是败于长弓，因为弩要用卷扬机拉弦，所以一次只能射出1支弩箭，而据说长弓可以一次性射出6支以上的箭。

似乎无法连射是弩的弱点，但诸葛亮于3世纪初就发明了“一弩十矢俱发”的连弩。而克雷西战役是1000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之所以战败恐怕是因为热那亚弓兵的训练还不够娴熟。

据说2世纪初东汉蔡伦造纸成功。但是最近的考古报告显示，在西汉遗址中出土了形似纸张的古物。对此比较有力的说法是，蔡伦应该不是发明了纸张而是对纸张进行了改良。

纸张后来传入西方，而造纸工厂在距蔡伦生活的时代600多年后才在撒马尔罕出现。

由此看来，过去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速度极其缓慢。因为现在的传播速度过于迅速，所以我们才会对过去的缓慢感到不可思议，但也要明白我们的祖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我们可以陶醉于现代的辉煌，但也不能因此而蔑视过去。

[1]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将棒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2]日本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开往东南亚各地的商船，因需要允许海外航行的公文（朱印公文），故得此名。

[3]即火绳枪，虽被称为炮但实际上是枪。

[4]种子岛在中世纪被纳入岛津庄，成为岛津庄的属地；14世纪管理种子岛的岛津家家臣种子岛氏成为领主。16世纪末，第16代岛主因故被移封，种子岛成为岛津家的直属领地。

[5]葡萄牙语为Nao或Nau。

[6]另译为加莱船。

[7]指日本战国时代末期阿波三好氏一族的三名武将——三好长逸、三好政康、岩成友通。

[8]即牵牛花。

[9]相当于中国的单口相声。

[10]此处作者所指的的黄鹤楼非今日黄鹤楼。因黄鹤楼屡遭大火，特在其原址一隅修建警钟楼，用以报火警。——编者注

[11]“鵜の目，鷹の目”是日语惯用句，意为虎视眈眈。

[12]兵库县滩五乡产的清酒。

[13]京都和大阪一带。

[14]“raki”，土耳其很有名的一种酒，由葡萄和大茴香酿制而成，相当于中国的白酒。

[15]日本第一家覆盖全国的广播电台及电视台。

[16]产自匈牙利托卡伊地区的著名葡萄酒，堪称世界上最好的贵腐酒。

[17]流觞：杯随水流的样子。

[18]浮盃的日语发音。

[19]指供奉祖先或死者用的小木牌。

[20]当时琉球王国的宫殿建筑，是日本第11个世界文化遗产。

[21]日本古典歌舞剧“能”的台本，或简称谣。

[22]日语发音为エスカンダ，和塞健陀的日语发音スカンダ很像。

[23]アンコ，翻译为汉语大致是力工的意思。

[24]アンコウ，即鮟鱇的日语发音。

[25]日本平安时期女作家清少纳言创作的随笔集，大约成书于1001年。

[26]琉球文化中，仪来河内是理想之乡，相当于中国的桃花源。

[27]即“国”字，是武则天造的字。

[28]只借用汉字的形和义，不采用汉语的音。

[29]日语中称偶数为丁，奇数为半。

[30]相扑比赛的场地，高40～60厘米，727厘米见方，四边斜度为40°～50°，日本称为“土表”。

[31]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

[32]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行政中心。

[33]日本平安时代高位女官穿着的朝服。

[34]即八咫镜、八尺琼曲玉、草薙剑。

[35]日本独有的木偶戏，由三人分工操作。

[36]Amoghavajra，705—774，向唐朝传播密教的天竺僧。

第三部　曼陀罗山

梦的报应

梦是朦胧的为好，鲜活的梦总让人不愉快。我们醒来后，总想回忆梦的细节，想不起来倒也松了口气。

相传，日本人熟悉的五月人偶钟馗[1]源于唐玄宗的梦。在梦中唐玄宗被豪杰所救，后来画家吴道子根据唐玄宗的描述画下钟馗的形象。说起来，钟馗面部没有特色，满脸胡子，特征不太明显。唐玄宗大概是染上了疟疾，发着高烧，神志不清，梦见自己被许多小鬼缠住。这时，出现了一位满脸胡子的豪杰驱走了小鬼，唐玄宗询问后得知豪杰的名字叫钟馗。

“满脸胡子，令人害怕。”唐玄宗一定只跟画家说了这些。听到胡子，画家应该松了口气，因为可以用胡子遮住豪杰的五官。

今年（1975）8月底，我去了敦煌。从甘肃酒泉前往敦煌的途中，我们远远地看到了桥湾城遗址。甘肃省文化局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做向导。根据他们的说法，一位清朝皇帝梦到一座名城，便令大臣依梦建城，建成的就是这座桥湾城。

皇帝倾心于梦中名城，便下令修建城池，化梦为现实，可是那样的梦中仙境为何不修建在皇帝随时可去的地方呢？我不能理解为何选在甘肃的河西沙漠地带，那里是皇帝绝不会去的边境。

一定是皇帝回忆梦境时，脑海里没有清晰地浮现出细节，只说了大概，自己并不确定，所以下令建在遥远的沙漠地带。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人脸可以用胡子敷衍，城池可以用沙漠糊弄，总能糊弄过去，这不过就是一场梦罢了。

“受命依梦建城的大臣不断收取商人贿赂，中饱私囊，最后事情败露，被处决了。”向导向我讲述。

“贪污也会被处以死刑，真严格啊！”

世上有些地方是贪官的天堂，相比之下处以死刑确实过于严苛，我莫名地心生敬佩。向导继续讲述：“皇帝没有因为死刑而宽恕他们，还将大臣剥皮制鼓，鼓被悬在桥湾城望楼，日夜敲击，让他死后也继续受苦。”

死后也被鼓槌敲得咚咚响，这真让人受不了。当时的人们肯定是缩着脖子，不敢出门吧。

当时皇帝极为震怒，所以才会下令将其处以这样的刑罚。

梦虽朦胧，有的却很珍贵，有的带来感动，会让人一直念念不忘。那位皇帝一定是因为珍贵的梦被玷污了才勃然大怒的。

自己的梦和别人的梦都是不容被破坏和玷污的。如果那样做了，会遭恶报，应当注意。

长崎眼镜桥

长崎眼镜桥是兴福寺[2]的中国僧人默子于日本宽永十一年（1634）兴建的。默子俗姓陈，名如定，出生在江西。他的出生地建昌府位于江西南部，邻近福建省，广义上可以说他是江南人。长江（扬子江）奔流不息，支流如毛细血管般纵横交错。

河流是江南水乡的生命线。正所谓南船北马，河流不仅用于灌溉，还是不可或缺的交通手段。架桥必须确保大量船只畅行无阻，于是“拱桥”应运而生。“拱”即弧形。

默子在长崎中岛川架设的拱桥有两个拱，倒映在水面宛如眼镜。据说，在庆安年间（江户初期）曾对此桥进行修缮，当然保持了中国拱桥的原貌。

虽说是砌石，但在中国，通常是制成长方形的石砖后再进行堆砌。古代的中国人会在都市的外围建造城墙，以御外敌。后来，建成了有名的万里长城。

我在中国旅行时，看到桥就会想起长崎眼镜桥。苏州的亭子桥也位于城内。不同于长崎眼镜桥，这座桥共有三拱，而因《枫桥夜泊》一诗为日本人熟知的枫桥只有一个大拱。同样在苏州，有一座名为宝带桥的长桥却有53个拱，但只有中间的三个拱特别大，是为舟行之便。

一直以来，我好像总是从方便行船这个角度来看待眼镜桥的拱。我想虽然应该也有这个考虑，但建造者一定考虑到了力学上拱形结构具有稳定性的特点。

去年（1975），我在兰州市参观了搬迁至甘肃省博物馆旁的嘉峪关魏晋墓。墓门和墓室内部都由砖垒砌成拱形，这种砖是由黏土烧制而成的。我感觉若将这座墓从地下搬到地上，再移到河中间，就能架成一座桥。说起来，前年（1974）我在西安市郊外参观的永泰公主墓，也是由多个壮丽的拱形组成。

也许古代人对墓的执念催生了可以在地下承受土重的堆砌技术，并进而运用在架桥上。这是我在魏晋墓内突然冒出的想法。

堆砌砖状的石块、黏土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直接并排堆砌，也有相互交错的纵连式堆砌，长崎的眼镜桥就属于纵连式堆砌。在罗马，不需要使用黏合材料可以直接堆砌成拱形，而在中国，人们一定会在石块与石块之间涂上黏合物。人们一定是担心桥受水的侵蚀、墓受水和土的侵蚀才涂上黏合物。现在我们可以用水泥进行砌合，但在以前除了石灰，人们还将糯米、牛血等用作黏合剂的材料。

我参观魏晋墓时也了解到，古代人通常会在拱形墓门的石块之间嵌入铁钱、铜钱。因为钱生锈后会发生化学反应导致体积膨胀，这样做是为了强化黏合效果。若是执着地追求某一事物就会产生很多想法，我想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向前推进的。

当时，日本的桥多是木桥，无论材料还是形状，眼镜桥一定别有异国风情。尽管如此，也没有马上掀起木与石的优劣之争。汉墓的砖多刻有木纹，它们似乎在说：“本想用木质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只能用砖。”

没有生命的冰冷石头似乎也因为木纹而有了生命的温度。我们的祖先也许正是考虑到这点才使用石料与泥砖修建坟墓的。有生命的树木会枯朽，无生命的石头会存留，这使我感受到其中的无常。

老地图

翻看中国以前的地理资料，发现里面的地图非常写实地描绘了山岳、江河、寺庙等。有人翻开交通时刻表就想出门旅行，我想地图会比时刻表更容易激发人们旅行的欲望，尤其是手绘地图更是如此。

写中国历史小说的时候，地理资料里的手绘地图发挥着极大的威力。通常，我写历史小说时必须将文字资料放在案头，边浏览边在脑海中构思背景，这需要极为缜密的思维逻辑。但有了手绘地图之后，头脑中自然就能浮现出要写的背景。

例如，写《鸦片战争》这部小说的时候，一翻开《粤海关志》，里面的手绘地图就为我提供了大致的历史背景。描写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炮台的场景时，只要翻到“虎门口图”一页，我的眼前就立刻浮现出关键的画面。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虎门有一个税馆（关），还有洪圣、天后、龙王三座庙。这些细节不一定都写进小说，但如果作者的脑海中有这样的图画，那自信也会在文中体现出来。

仔细看甚至还能在“黄埔口图”一页中看到从外海进入河道的大帆船。鸦片战争时期，黄埔口一带常有重大事件发生。从地图上可以发现，黄埔口的前面有税馆，远处有文塔和华佗庙。手绘地图对于小说家而言，不仅可以搭建背景舞台，还能调动写这部小说的情绪。我们是受地图的邀约，在脑海中漂泊到那块土地的。特别是想在时间的长河里逆流而上，游历过去的时代时，手绘地图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向导。

去年（1975），我去敦煌莫高窟参观了第61窟西壁有名的《五台山图》。这是高3.4米、长13.4米的宋初大壁画，其实也是一幅手绘地图。中国山西省的五台山是文殊菩萨信仰的中心。相传，当时的善男善女祈愿一生巡礼一次五台山，而留学唐朝的日本僧人圆仁也曾经到此巡礼。

《五台山图》以绚丽的色彩描绘了从河北道的镇州经由太原到五台山众寺院的路径，非常细致地刻画了沿途人们的生活场景及耕作的人、运送行李的人、马匹、骆驼等。壁画中的地图绘制于宋朝初期，当时的敦煌并未纳入宋朝的中央统治，而是在曹氏地方政权统治之下。因为政治问题，敦煌居民想去五台山巡礼也去不了。我站在这块巨大的手绘地图前，似乎听到了当时人们的叹息。

手绘地图肯定会变形，不能说一定准确，但一心追求准确的学术性地图也许不能像手绘地图那样让人联想到古代人的叹息。

不能以不准确和比较通俗为理由索性舍弃手绘地图这类的物品。有人认为只有学术性地图那类的文化才能留存于后世，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毋庸置疑，比起学术性地图一类，后世人更能从手绘地图的文化中生动捕捉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气息。

即使看到由点和线构成、写满测量数值的学术性地图，我也不会从中萌生写《鸦片战争》的冲动。《粤海关志》的手绘地图确实稍欠成熟，却能拨动我的心弦。今后，我会继续发掘研究并珍视手绘地图。

占卜

常言道：“灵也八卦，不灵也八卦。”中国的古书中也记载：“（卜筮）十中六七，以为上手。”即使求签算卦的结果不尽如意也无需惴惴不安，因为总会有三四成无法言中。糊里糊涂地生活，顺其自然也坏不到哪儿去，多留心的话就更能提高避开灾祸的概率，也就越有可能避免灾祸，无需担忧。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源于龟甲和兽骨的卜辞，也就是甲骨文。文明的象征——文字起源于占卜的记录，由此可知占卜在古代生活中所占的分量。

相传，古代部族的首领基本上都是占卜师。占卜师的职责就是预言，提前预知某件事情可能会改变整个部族的命运。例如，如果可以准确预测地震就能使受灾的损失降到最低。

说到预测地震，除了动物行为和地下水位的异常以外还有许多其他预兆。通过观察这些异常征兆，某种程度上可以预知地震。动物本能和地下的异常可以说是科学数据，从这一点来看，占卜在古代算是先进的科学。作为占卜师的首领肯定会广泛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优秀的占卜师会被部族尊为伟大的首领。

进入有史时代，首领变成帝王，原来作为占卜师的一面逐渐消失，但有时也会出现通晓占卜的人物。晋明帝是4世纪前半期的人物，也略懂地理占卜。占卜墓地，也被称为“看风水”，中国人相信墓地的选址可以影响子孙的命运。修建墓地时，当时的人肯定会请占卜师选择位置。两晋时期，郭璞被誉为风水大师。明帝想了解郭璞的本领，于是乔装打扮前去参观。一看郭璞选的位置正是“龙角”——在龙角处建墓，整个家族都会灭亡。明帝大为震惊，便向墓地的主人问道：“为何葬在龙角？”主人回答：“不是龙角，这里是龙耳。”明帝习占卜术是出于爱好，不明白龙角和龙耳的差别，便追问埋葬在龙耳处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主人回答：“郭璞先生说3年以内天子会来此询问。”明帝已经乔装，所以主人不知道对方是天子，不用说3年，此时天子正向其询问。

到这个时代，占卜不是首领的职责而是学者负责的领域。东汉时期，马融是天下第一学者，实际上他的门徒郑玄更有才学。郑玄完成学业决定回故乡时，马融心想：“郑玄这小子，今后就会如他所愿，博得天下第一的名声，不如趁早把他解决掉。”郑玄对此早有察觉，于是藏到土桥下，将木屐放在水面上，然后坐下。马融算出郑玄的行踪，说道：“那小子在土下水上，倚着木，这个卦象表明他必死。”于是，马融放弃了追踪。

这个故事一定是人们编造出来的，但也说明学者掌握占卜权的原因在于门下有众多弟子，可以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帝王忙于战事、狩猎，而将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交给学者出身的大臣。诸葛亮、司马懿等人物一定也担当过这个职责。

到了近代，科学飞速发展，科学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展现出来。占卜似乎游离在科学的边缘，而且还被罩上了神秘的面纱，开始装神弄鬼。曾作为科学的占卜一旦脱离科学就成了无足的幽灵。

成书于6世纪的《颜氏家训》中有一句话：“解阴阳者，为鬼所嫉，坎填贫穷，多不称泰。”例如，上述的郭璞及京房、管辂等占卜名师均未成功发迹，反而大都多灾多难。在我看来，现代的占卜师似乎也没有那么幸运，也许是因为他们窃取了幽灵的绝技。

跨越沙漠，冲过海浪

这次的大东洋美术展的副标题是“跨越沙漠，冲过海浪”。今年（1977）7月，我几乎跨越了半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个沙漠东西长1400千米，南北宽500千米，特别是从喀什到和田，我们坐了一整天的吉普车才抵达。沙之荒原广阔无垠，旋风卷起黄沙形成黄色龙卷风，冲向天空，疾驰于沙漠之中，时而在吉普车前闪过。每当这时，我就不由得缩紧脖子，深深地感受到沙漠的可怕。

简单说来，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穿过重重沙漠，绝非易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克服了沙漠和海浪的危难，所以文明的筋骨才如此坚韧。

没有人会喜欢穿越如此可怕的沙漠，我们必须要明白：文明本身蕴藏着自然流动的强大力量。

旅途中，我曾停下来在库车的机场休息。那时候，由于通往克孜尔千佛洞的道路正在施工，所以我们只好改去阿克苏。休息时，我想到这里是古龟兹国，是鸠摩罗什的出生地，也是玄奘经过的地方，不禁有些感伤。不知为何，此时脑海中又浮现出鉴真的名字。鉴真与沙漠并无太大联系，却与海浪有很大关联。我之所以联想到鉴真，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历经了漫长的苦难之旅。

这次的大东洋美术展展览了鉴真东征画卷、罗什三藏画传、玄奘三藏画。三位高僧的画卷荟萃一堂，我想这是不亚于青、黄、赤三不动明王[3]汇聚一堂的盛事。

鉴真6次乘风破浪，从大唐东渡日本；玄奘历经18载穿越沙漠去天竺（印度），再穿越沙漠回大唐；鸠摩罗什从沙漠奔赴中原。这三幅画卷均出自镰仓时代日本画师的笔下。大概画师们也没见过沙漠和波浪，也没去过大唐和天竺，也许他们通过山水画对大唐的风景有所了解，但对天竺的风景应该一无所知。

在中国西域的克孜尔、库木吐拉一带，健驮逻国、塔克西拉、哈达佛寺遗址等地的希腊式美术融合了唐代美术，从展品中也可看出越往东，中国元素越多，这是地方水土使然。但镰仓的日本画师只了解日本风土，穿过沙漠，冲过海浪都是脑海中的想象。玄奘三藏画中描绘的荒唐情景让人看了不禁发笑，但最能打动我们的应该是祗园精舍的场景。玄奘拜访天竺的祗园精舍遗址时，废墟中秋草繁茂的情景正是由充满日本情调的笔触描绘的。跨越沙漠，冲过海浪，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唤起内心的感动，也许这就是深深扎根于风土之中的内心真情。

杂谈《青云之轴》

今年（1984）2月底，三越百货[4]的神户分店将关闭。很长一段时间，神户分店对于三越百货来说似乎就是一个累赘。神户的中心曾经在楠公社（凑川神社）一带，附近有神户站、神户市政府和神户地方法院。三越百货也位于神户的中心，然而神户的中心渐渐东移。这其中应该也有受大阪吸引的原因，也因为神户港的主要堤坝在城市东部，港口都市的中心向东移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战后，神户市政府搬到海关附近的加纳町，三宫成了闹市中心。后来，国铁（现JR）设立了三之宫车站（不知为何，只有国铁加了“之”），这里便成为神户的大门口，客流量远远超过神户站。这种东高西低的趋势使得三越百货的业绩越来越差。

三越神户店的关闭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并且经常登上报纸，内容多是回顾往昔。由此，我了解到这家店于大正十五年（1926）开业。我出生在该店斜对面的小巷里，幼年时代起就与三越关系密切。虽然感觉巨大的三越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但实际上是在我出生后两年开业的，这让我有一点意外。开业应该很热闹，但那时我还小，因此没有留下记忆。

对城市重新规划后，神户的道路变宽，我出生时的房子大概位于现在的道路中央。那时候不用3分钟就能走到三越，我每天都去看橱窗里的红鞋。其实我对此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后来听父母说起，所以记忆也上色了，那幅画面比实际的记忆更加鲜明。上小学前，我家搬到了北长狭那边，后来又搬进位于海岸大街五丁目父亲店铺的三楼。虽然比起小时候离得远了些，但也算又回到了离三越较近的地方，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了，但那个年龄的我已经对百货商店不感兴趣了。从10岁到战争结束那年的20岁，我在海岸大街度过了1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说我的青春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我在某个考试期刊上连载的那部青春小说就是《青云之轴》，当然故事的背景主要是在海岸大街的那个家。那里是典型的华侨商行，一楼是仓库，二楼是办公室，三楼是住所。看上去像是砖结构建筑，实际上只有一楼的仓库是砖砌的，楼上都是木质砂浆涂面。在那之前，父亲从一位关系亲近的前辈那里租了一间房作为办公室，但是经营海产品必须有带仓库的店铺，这边正好有空房就搬过来了。

这里曾是一个叫“仁记”的店铺，是由一个福建籍华侨经营的很有实力的贸易商店。仁记在四丁目建了一栋大楼，这里便空出来了。既然是东高西低，应该是五丁目不如四丁目，四丁目不如三丁目，越往东档次越高。仁记在上海也有店铺。我搬来的时候，店主郑先生在上海，当时他以上海的生意为主，四丁目的仁记好像变成了出租大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郑先生本打算先从上海去台湾再回日本。在战争刚结束的那个年代，两地没有正式通行，只能乘偷渡船东渡日本。当时的日本极度缺糖，走私船从台湾装载砂糖偷运至日本，船只往来频繁。能有装载百吨的当然是好，实际上大都是数十吨的，也就是所谓的波波船[5]。那时候，大富豪郑先生包下一整条船，他自己也坐在这艘船上。

船员们将货主干掉就能私吞那些货物，所以他们将郑先生投入了大海。郑先生身边的年轻人被投入海中后，竭尽全力游到琉球的一个岛屿并成功获救，但年长的郑先生最终溺亡。虽然是企图偷渡，但郑先生有日本国籍，要是到了日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再等一年，有了GHQ[6]的许可就能出国了。如果一开始郑先生知道的话也许就不会冒险坐偷渡船了。不知道夺走货物的那伙人后来怎么样了，他们处理完白砂糖后一定获得了巨额利润，也有可能因此成了大富豪。

位于五丁目的家和仁记都在空袭中化为灰烬，只有三丁目的“新瑞兴”没有在战争时期被烧毁。这不单单是幸运，主要是因为在我出生的那年，也就是大正十三年（1924），新瑞兴作为福建系的大商行开始修建起新店铺。前一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为了让建筑能承受大地震，店主周先生将三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设计成趴地状，同时也增添了很多柱子作支撑。本来是为地震做准备，但也有效地抵抗了空袭。我们称之为装甲大楼。混凝土也加厚了，甚至超出了实际需求。这栋大楼确实很坚固，但很难发挥出它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周先生不在这怪物般的店里做生意了。因为店里主要经营的是纤维，通过电报就可以完成交易，就算是在山手[7]的家里也能做生意。新瑞兴的公子哥周达生不做生意，当上民族博物馆的副教授，走上了学术道路。后来，国立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终于可以正式接收外籍教授，听说周先生是关西地区外籍教授第一人。

我家位于五丁目大街的路边，对面是荣町的电车大道，中间隔着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叫做内海岸。穿过马路往南走是海岸大街，往北走是荣町。那里的海产品批发店鳞次栉比。

以出口为主的华侨商行从那里的批发店采购商品。“二战”前的贸易很少用到信用证，都是靠信用来交易，不清楚对方的信用程度就有可能遇到拒付货款的情况，所以日本商人只采购，华侨负责出口。分工明确就没有利益冲突，交情甚好，日本商人和华侨经常一起登山、赏花，也一起开运动会，即使在战争时期这里也可谓是中日友好的模范地区。

内海岸南侧的批发店背对我们这边。一看到我们爬到晾晒台上，他们就喊：“喂！明天南部的墨鱼干会到货吗？”这算是同行间的后门商业洽谈会。我家店铺的门面有点大，背面并排着富永、大桥、小室三家批发店。

富永专营琼脂；大桥除海产品以外还经营豆类和谷物；小室家的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去年（1983）年末，我在NHK的广播节目中与冈部伊都子[8]女士交谈，了解到小室家的主人原来是冈部女士母亲的兄长。冈部女士说她年少的时候经常去小室商店玩，有时还会留宿。那时候，我经常在那一带闲逛，也许少年时的我和女学生冈部曾在哪里相遇过。

这样写着写着，那时的生活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鲜明得甚至有点令人害怕。我在写《青云之轴》的时候也曾一度将记忆复原，所以到现在轮廓还很清晰。

此外，关于《青云之轴》这个题目，我记得当时想到一联：

青云有轴转乾坤，红颜有情看天地。

创作律诗必须用联，这一联最后也没用作诗句，但能作为小说的题目，我也很满足。

《聊斋志异》

我是十兄弟中的老二，老三比我小一岁。我小的时候，父母很忙，但因为是大家族，孩子多也能想尽办法照顾，我理所当然地成了爷爷和奶奶带大的孩子。祖父兴趣广泛，我原以为他热衷于兰花，他却说要与已婚女子热恋，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老人。

在祖父的书架中，我最喜欢看的是带插图的书，当然那些都是文言文，我不可能全读得懂，这样也许算不上是爱看书吧。带插图的书叫做“绣像本”，而书架上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样的名著。小孩子看到画上有人手持兵器相互打斗，就会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当然这得是祖父在旁边的情况下我才可以提问。我一个人看书的时候就会随意编故事，假装画中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虽说孩子的想象不切实际，但后来再听祖父给我讲这些故事，觉得自己基本上都猜对了，心里很是洋洋得意。

但唯独有一本书的内容完全偏离了我的想象，虽心有不甘，我也必须承认自己深深地被书里有趣的故事所吸引，这本书就是《聊斋志异》，书中还附有详细的注解和插图。我想祖父在给我讲故事的时候，肯定进行过一点改编，因为故事里经常出现妖怪，而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为了不让我害怕，所以祖父用了比较温和的表达。我只记得故事很有趣，完全不记得自己害怕过。

现在想起来，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连续的故事，我从插图中想象出的场景应该是基于祖父讲过的情节，所以才没怎么偏离故事情节。而且，画里有很多动作场景，如打斗场面，所以我也不是毫无头绪地胡猜乱想。与之相比，《聊斋志异》是短篇怪异小说集，前后情节没有联系，而且插图描绘的大多是静态场面，没有什么动作，所以在孩子的脑海中很难想象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

《聊斋志异》中狐狸频繁出现并且能和人类正常对话。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翻看图画书时了解了日本和欧美的童话，对于这样的设定我似乎也没那么抵触，就算是孩子也懂得这只是一个故事的设定。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故事，一个狐狸精变成了一位老人，只要一抬手就有钱掉下来。后来，老人去了一个秀才那里。秀才请老人下了一场钱雨，但当秀才打算花这些钱的时候，原本堆满整个房间的钱瞬间就消失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人不能贪得无厌。听到这个故事后，有一段时间我总以为秀才就是坏人。

绣像本带给我的最大冲击是，画里面的风俗与我实际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

暂且不论故事里的世界，也许现实世界也未必只有一个，这样一想我就能理解了。在那里还有比不能贪得无厌更加令人深思的大道理。

上元杂记

大家都知道“中元”这个词，但“上元”“下元”的知名度就没那么高了，想必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两个词根本就不存在。

中元是阴历七月十五，上元是一月十五，下元是十月十五。在中国，比起中元，还是上元更有名。阴历以月的盈亏为基准，十五是满月，阴历正月肯定是一弯瘦月。月末称为“晦”，意为昏暗，表示月到尽头；“朔”指初一，表示月的新生。因为是新生的第一天，夜空还很幽暗，虽然人们互相道着“可喜可贺”，但黑夜还是有些寂寥。

过完新年后，一月十五的夜空最为明亮，当天人们有夜游的习俗。满月悬空甚为明亮，但人们依然会点亮一排排灯笼。每个时代的风俗习惯虽不尽相同，但大都有挂满灯笼的彩饰花车，真是非常华丽。

现代照明如此发达，也许现代人不能理解古代人在黑夜里对光明的向往。在中国，禁止夜间出行这一禁令一直延续到唐朝。唐代的长安城被划分为110个街区，称为坊或里，当时以日落的鼓声为信号，一齐关闭坊门。

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上元夜才解除禁令，允许夜间出行。平常久居深宅的良家子女也可以在这一天彻夜闲逛。

现在也是有戒严令的地方禁止夜间外出，这是维持治安的措施。所谓“治安”是在当权者看来的治安，明确地说无非就是维护统治，压制反动派。

百姓中有可能出现反动者，所以要控制所有百姓，而如果控制得太紧、太久，反对者爆发得也越强烈，也许统治者是为了消解民怨才规定一年解除一次禁令。

到了宋代，也就是10世纪以后，统治者解除了首都的禁夜令，可能是为政者对治安充满了自信。都城开封到处都是24小时营业的饮食店，呈现一派盛况，人们欢欣鼓舞，都说“每天都是上元夜”。唐代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于当权者而言是如此，但对百姓来说，远不如宋代宜居。

对治安的自信就是对政治的自信，有了这份自信就不会担心反对派，若是有人想改变这样宜居的社会，应该会遭到百姓的反对。

人们称上元夜为“元宵”。后世禁夜令解除后，该日依然被视为百姓夜游日。在宋代，只要人们愿意，每天都可以夜游，但和大家一起逛庙会更有乐趣，上元日前后的三天被称为“灯节”。灯下猜谜，即“灯谜”也是一项愉快的活动。

中元节在日本是赠答季[9]，但在中国却不如上元节有影响力，也许是因为与盂兰盆节重合了。清末的《燕京岁时记》也记载，中元节不是节日，人们只是扫墓祭祀。这种扫墓活动也带有宗教色彩。

至于下元节，一般的岁时记中都没有对其进行说明。有的书中记载，这一天是水官（道教中掌管水的神）下凡为人消灾之日，但不是特别的节日。也有文献将十月十五的下元节看成是“夫妇不得行房”的日子，也就是禁欲日。

百姓追求的是快乐。上元、中元、下元本应相同，却出现了很大差别，看来夜游的快乐完胜了阴郁的禁欲。在日本，中元节好不容易作为赠答季而被保留下来。收到礼物当然会很开心，但也不得不承担赠送义务，这也让人很为难。中元节这种快乐的活动好歹保留了下来，但上元节似乎正迎来危机。因为禁夜令解除后，夜游成了家常便饭，早就失去了原来的稀缺价值。

黑色人

“从人治到法治”这句话曾在中国流行一时。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权者应该依法执政。依照法律此人构成犯罪，比如被判处两年徒刑，但上面的人一发话“把那人放了”就必须释放，这就是“人治”。

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总有人际关系可以打通的地方，所以才有“人脉”一词。假设某个地方规定不能让一般人进去，但可以允许有特别需要的人进去。然而，真正有需要的人要花大量时间进行说明和证明。这时，如果请有权势的熟人帮忙就能缩短时间。这还称不上是“人治”，因为他们遵守了法律，但如果是绝对不能去的地方，有人说“无妨”就无条件准许的话，这便是“人治”。

“人治”这个词语听着好听，其实无非就是独裁、专制，也就是只有皇帝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中国的皇帝专制历史悠久，应该与其作坚决斗争，从形式上将其消灭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爱新觉罗·溥仪是最后的皇帝，但实际上依然存在“皇帝”，而中国人民仍然在与“专制”作斗争。

在家长制的金字塔上，位于顶端的是一个国家的皇帝或者君主。换言之，国家的专制是以封建家长制为支撑的，而封建家长制又与儒教紧密相连。

儒教有强调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的一面，也有拥护封建制度的一面。前者是很难推翻的人伦，只打压后者又不免难以奏效，因此，中国的反封建斗争困难重重。而鲁迅对此发起了挑战。

鲁迅遇到的困难不止这些。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列强强占租借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侵犯中国的权益。也就是说，鲁迅还要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两面受敌，陷于苦战。

1926年，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日本与列强联合，要求解除国民军封锁的大沽口武装，而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屈从了列强。3月18日，因主权受到侵害而愤怒的学生和市民游行请愿，段祺瑞政府向游行队伍开枪造成47名群众死亡。军阀政府进而下令逮捕学者和知识分子，鲁迅也在名单之列。此时，鲁迅受厦门大学之邀南下，并在这一时期撰写了《铸剑》这部短篇小说（收录于《故事新编》）。

《铸剑》是一部复仇记。一位名匠被楚王所杀，多年后少年眉间尺欲为父报仇，于是潜入都城，等待楚王回宫。他计划先从跪拜的众人中冲出来刺杀楚王，这时却被一位黑胡子、黑眼睛男子[10]抓住大腿，拦住去路。那位男子说要替少年报仇，为此需要少年的首级和佩带的宝剑。因为楚王千金悬赏少年首级，由此可以接近楚王。有了少年的首级和宝剑，“黑色人”成功刺杀了楚王。

实际上，这个故事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复仇记，鲁迅据此改编，有些地方与传说有实质性的差异。在神话小说集《列异传》和《搜神记》中，少年偶然在山中与一位旅人相遇，于是将复仇大任托付于他。但如前所述，在鲁迅的小说里“黑色人”拉住眉间尺的腿，由此接下复仇的任务。

“黑色人”是何方神圣？在少年准备冲出去的时候，他制止了意气用事的少年，也许是为了告诫少年应该制定更严密的复仇计划，此时冲出去一定会被卫兵砍得粉身碎骨。我想“黑色人”代表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形象，是意气用事的少年应有的样子。

鲁迅的学生也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这部作品写在惨案之后，而鲁迅在同一时期的随笔中也写道：“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我想反封建、反专制的年轻战士们正逐步变身为鲁迅所说的“黑色人”。

对丝绸之路热潮的担忧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见于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著作，距今不过百年，但似乎已经变成了固定表达。

当然，丝绸是东西方贸易的代表性商品。除此之外，丝绸之路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交易。运送丝绸的是“人”，同时“人”也运送了各种无形之“物”，例如信仰、思想、习惯及技能等。

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殷商卜辞使用了天干地支来纪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记数法原本是十进制，而十二进制来自西方，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传到中国后形成了十二地支。这一说法似乎还未成定论，但我想计数方法是交易中最基本的问题，应该很容易传播。

据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使用六十进制。那么以六十为周期来计算年、日的方法也有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像这样对丝绸之路进行想象也是一种乐趣。

19世纪末，一位出生于法国的英国学者拉克伯里主张，中国文明和中国人都是来自于西方。一时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作为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说的论据，拉克伯里列举了中国和西方的各种相同之处。例如中国古代称百姓、奴隶为“黔首”或“黎首”，这源于“黑头”[11]，而在古巴比伦也有相同的说法。

古代说“黑头”是因为普通百姓不戴帽子，而在字典中“衣冠”也有名门世族的意思。士大夫阶级可以戴冠帽，但平民没有这个资格，更不用说奴隶了。如果不戴帽子，露出的头发当然是黑色的。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将头上的佩戴物视为身份的象征。以东西方的共同点作为西方起源说的依据，未免太经不住推敲了。

青铜的制造技术起源于中东，然后向东方传播，这几乎已成定论，但中国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

就最古老的青铜器而言，商初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比西方克里特文化的青铜器晚了200年左右。也许东方最古老的青铜器尚未发掘出土。中国龙山文化遗址（前3000—前2000年）的断层中也曾出土过纯铜。也许青铜制造技术是中国的发明。

丝绸之路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学者对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交流展开研究，就连普通人也对此抱有兴趣，这着实令人欣慰。真正优秀的文化穿越沙漠，跨越雪山，历经千辛万苦传播至远方，这足以令人感动。但如果认为所有文化都来自远方，我觉得这种想法过于偏激。不管生活在哪里，人们的基本生活和内心想法都没有太大的不同。若将揉好的黏土进行烧制，黏土就会变硬，这种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也许上古人到了某个时期自己就发现了。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会有各自的发现，这也是人类根本的共同点，这一点不也很令人感动吗？

人们制造不出某物只是因为不太了解相关的秘诀和窍门而已，只要掌握了诀窍，不管是丝绸、纸张还是青铜，人类都能立刻制造出来。丝绸之路上的“人”应该相互传授了许多秘诀和窍门。人们明白了之后可能会觉得没有想象中复杂，心想“原来就是蚕啊”。

丝绸之路能够传播的只是一些表层的东西，因为东西方的人们有共同的基础和各自的积累，所以才能轻易地接受外来的文化并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

我担心的是，丝绸之路热潮太过强调东西方的差异而忽略了其中的共同点，因此希望大家能将重点放在双方的共同点上。

蒙古帝国传奇

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成吉思汗”基本上就等同于“蒙古”，但现代蒙古人肯定对此不情不愿。我也是先知道“成吉思汗”这个名字，后来才知道“蒙古”这一专有名词的。我感觉人们是根据自己了解的英雄来理解英雄所在的国家的。

绕过成吉思汗，就无法讲述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出生于12世纪中叶。那时蒙古部落林立，部落间或相互斗争，或互相结盟，没有统一。一方面因为游牧生活无法形成大的集团，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一些害怕蒙古族团结统一的势力，他们对蒙古族实施了分裂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离间的作用。

当时，中国以淮河为界形成南北两朝对立的形势。北有金朝，南有南宋，而女真族政权的金朝最害怕蒙古族统一，因为金朝的北部边境与蒙古接壤。女真族是东北通古斯系狩猎民族，太祖阿骨打统一了自己所属的完颜部，以此为基础成功统一整个女真族，并相继消灭辽国和北宋，建立了王朝。金朝当然会防备北方的蒙古，害怕蒙古族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国家。

蒙古诸部落中，离金朝最近的是塔塔尔部。汉族称他们为鞑靼，后来这个名字成为了蒙古族的总称，再后来则演变成对非汉民族的称呼。金国毫不留情地镇压塔塔尔部，使之臣服，同时要求塔塔尔部俘获蒙古其他各部落的首领和干部以表忠诚。

看来金国的离间计比较成功，蒙古各部落间的斗争越发激烈，内部相互憎恨，根本不会考虑团结统一，但部落间的诸多战斗也成了培养英雄的土壤。

成吉思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是乞颜部孛儿只斤氏首领也速该巴特尔的长子，名铁木真。《元史》记载，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而波斯的史书则记载其生于1156年，也有生于1167年的说法。这说明成吉思汗的出生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

乞颜部的首领俺巴孩汗成了塔塔尔部向金国表示忠诚的牺牲品，后被金国处死。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巴特尔继承了汗位，后来也被塔塔尔部毒杀。成吉思汗虽然出生在部落首领的家庭，但自幼失去父亲，境遇凄惨。

除影儿外无伴当，除尾子外无鞭子。

《元朝秘史》中如此写道。只有影子作伴的青年成吉思汗转眼间就率领百万大军，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这既不是奇迹也不是谜团。游牧民族有极为清晰的法则：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力量决定一切。这其中当然也包含智力因素。蒙古族的内部斗争不是以消灭敌人定胜负，而是以化敌为友，增加同伴为胜利。

年少的成吉思汗已经是盛名在外。他曾经遭到同族的泰赤乌部的袭击并被俘获，但最后成功脱险。当时，同部落的人会把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消灭掉，以防他们将来成为自己的强劲对手，由此看来即使是对同部落的人也不能大意。

互相敌对的部落更是如此，从成吉思汗的父辈开始，乞颜部就与蔑儿乞惕部相互对抗。为了作战，成吉思汗得到两方的支持：一方是幼时的好友——札答阑部的札木合；另一方是父亲的朋友——克烈部的王汗。他们认为成吉思汗值得自己去帮助，但如果实力太强，朋友也会变成竞争者，后来成吉思汗与朋友札木合兵戎相见。

《元史》和波斯语史书中均记载，札木合战败，但蒙古语的《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战败后逃往斡难河谷。

这次战役后，札木合阵营的兀鲁兀惕、忙忽惕、晃豁坛等部落投靠了成吉思汗。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战功的认定和战利品的分配心存不满。

也许成吉思汗所统率的部落在战斗中失败了，但战斗力却得到了提升。关于这场斗争，当时的史书对胜负的描述截然不同，或许是因为立场和评价的方法不一样。

最终，成吉思汗被21个部落推选为可汗。另一方面，金国号召蒙古其他部落对违抗命令的塔塔尔部进行讨伐，由此挑起了蒙古族的内部斗争。成吉思汗为报杀父之仇，也响应金国的号召，消灭了塔塔尔部。金国也许正为离间计成功而沾沾自喜，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讨伐中培养出来一位能将四分五裂的部落统一的英雄。之后，成吉思汗攻打了父亲的朋友王汗，并将克烈部纳入旗下，进而长驱西部，征服乃蛮部。1206年，成吉思汗实现统一，建立蒙古帝国。

强大之后，各个分散的团体就会投奔过来，寻求庇护。不只是蒙古各部落，无论是通古斯族、土耳其族还是斯基泰族，只要投靠成吉思汗就可以参与战利品的分配，一律平等对待，所以大家争先恐后地投降归顺。一统草原的英雄出现之后，转眼间草原势力就强大起来。前有匈奴冒顿单于之鉴，后有帖木儿汗之例。关于匈奴这个游牧民族，有土耳其族说、蒙古族说、通古斯族说等各种说法，但出生于法国的英国东方学者拉克伯里（1844—1894）提出，匈奴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政权。

到了成吉思汗的晚年时期，蒙古帝国吸收了蒙古族以外的各种元素，可以说有超民族政权的倾向。色目人主要管理经济，但也有很多粟特人和伊朗系人。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也曾在元朝任职，而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官至宰相进入了元朝的中枢系统。

据说，越过万里长城南下的蒙古族曾计划将河北、河南肥沃的田地变成牧场，并杀掉该地半数居民。

游牧生活以牛羊为伴，但又不得不宰杀它们，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计划吧。正是耶律楚材极力劝阻了成吉思汗，向其提出让农民耕种田地、征收赋税更为有利的谏言。跨越人种任用人才，坦率地接受他们的进言，我想这也是源于游牧民族的开放性。

中国的少数民族王朝最后大都被汉族同化了，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各民族、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及后来的满族（实际是女真族），只有蒙古族没有被同化。

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时，接到消息称蒙古使团在西部的花剌子模遇害，于是调兵远征西域，历时7年。当时，蒙古族接触了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萨拉森文化[12]。在真正接触汉文化之前就已经了解了不亚于汉文化的优秀文化，也许这是没有被汉族同化的原因之一。

成吉思汗去世后，颇有声望的窝阔台继承了蒙古帝国。蒙古族的传统是家业由最小的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成人后将分得一份财产，独立门户，父亲去世后剩下的归小儿子所有。但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拖雷将汗位让给了兄长窝阔台。有人说拖雷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与他的妻子是基督徒（聂斯脱里派）有关。但第三任大汗贵由汗逝世后，拖雷的儿子蒙哥（宪宗）即位。蒙哥汗离世后同母胞弟忽必烈（世祖）继承帝位，灭南宋、远征日本都是在忽必烈时代。

忽必烈的同母胞弟旭烈兀成为了伊尔汗国的君主。伊尔汗国的领土包括以伊朗为中心的西亚。伊尔汗国承认元朝为宗主国，两国往来密切。马可·波罗最后的任务是，经海路将被选为伊尔汗国王妃的元朝公主阔阔真护送至伊尔汗国。

1368年，明朝军队逼至都城，元朝当政者弃都北逃。因为元朝并未灭亡，而是退至故地，并建立了北元，所以被称为“北逃”，此时元朝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影响力。从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到“北逃”共历时97年；到南宋灭亡为89年；从成吉思汗即位算起共160多年。在约一个世纪的鼎盛期，蒙古帝国带给了世界和平，可以称之为“鞑靼和平”，由此开启了以一种势力维持世界和平的先河。

“像风一样来，像风一般去”，很多人如此评价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蒙古族人，因为他们没有被汉文化同化，同时也没有给中国留下什么。但也有人像鲁迅一样评价，蒙古的气度大大地刺激了中国，使国人清醒。虽然我个人难以接受蒙古人的粗犷，但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果敢。在此意义上，我对成吉思汗也是爱憎参半。

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方法

我们只能从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录了解历史人物，但无论什么样的记录都不可能完整地记下一个人的一生。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人物评传，当要写真实人物时，我总是感到不安。为了消除几分不安，我首先要透彻理解人物所处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时代之子，对人物所在的时代理解得越深，人物的轮廓也会越发清晰。

接下来，我会试着将要写的人物放到另一个背景中。例如，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将军成为了外交官，他会怎么做。写《诸葛孔明》的时候我也展开了很多想象，例如，如果他不是生在乱世而是处在一个和平时代，他的生活方式会是什么样。我想如果诸葛亮生活在太平盛世，或许不会青史留名。从他身处乱世的很多记载中，我们不是不可以反推他在和平时代的情形。我试着去勾勒和平时代的孔明形象，如此一来，脑海里的乱世孔明也就变得更加深刻了。也许这样的胡思乱想能让自己安心，其实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乐事。

《中国杰出人物传》在月刊连载了16期，我对每个月的主题人物都做了一番想象。例如，假定范蠡出逃失败不得不留在吴越之地，他能否幸存？如果汉宣帝没有成为皇帝而是继续留在市井之中，那他一定会成为侠客的首领。如果耶律楚材没有被派往燕京且没有遇到成吉思汗，他会度过怎样的一生？如果郑和指挥的不是舰队，而是代替永乐帝率领远征蒙古的军队，他会怎样与敌作战？如果顺治帝果真出家了，那么他在五台山清凉寺会以何种心情眺望世间？

都说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我们当然不能篡改历史，但体味历史或是了解历史人物时，假设一番也许能够对他们进行多角度地把握，至少我是这样在历史这本写生簿上画上一笔投影的。对于我来说，无论是看待历史还是历史人物，使用这种方法可以看得更加透彻。我不想舍弃这种方法。

书写冲绳

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

这段令人感动的铭文刻在悬挂于首里城正殿的钟上[13]，这座钟铸造于琉球王国第一尚氏王朝尚泰久五年（1458）。

三韩是朝鲜，大明是中国，日域是日本。辅是颊骨，车是下颌骨，它们同唇齿一样，必须很好地咬合在一起，以此说明国家要吸取邻国长处，促进睦邻友好。希望以舟楫（船舶）架构起万国间的桥梁，这样国家才会愈加富裕。

这是一篇绝佳的文章，讴歌了贸易立国、亲善外交的国策。

对冲绳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喜欢冲绳。起初是因为冲绳的一些风俗习惯与我的故乡台湾相似，所以内心对冲绳抱有亲切感。例如两地都是在清明节扫墓而不是在彼岸日[14]，而且坟墓的形状也很相似。

30年前，我为写《鸦片战争》这部小说收集了许多资料。在这些文献中，我常常能看到冲绳的影子。

1816年，英国为与闭关锁国的中国通商，任命阿美士德伯爵为外交大使前往北京。阿美士德伯爵使团乘坐“阿尔切斯特号”和“里拉号”两艘船抵达天津后再转往北京。返回英国时，阿美士德伯爵使团计划由陆路南下广东。使团下船后两艘船则在沿岸地区缓慢航行沿途侦察，最后在广东停靠等候阿美士德。这场谈判历经了很长时间，却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这两艘船到达冲绳并停留了40天。当时岛津[15]统治下的冲绳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冲绳人对船上人员非常亲切。“里拉号”的船长巴兹尔·霍尔和船医麦克劳德回国后都写了航海记，他们描写冲绳时言语之中均流露出好感。

1832年，为纪念阿美士德伯爵，东印度公司将一艘轮船命名为“阿美士德号”。这艘船依然沿途侦察中国沿海地区，但所到各地均被告知“只能在广东交易”。轮船从山东半岛出发，经由朝鲜、冲绳返回澳门。因为朝鲜接受了清朝的册封，所以也冷淡地拒绝了“阿美士德号”的通商请求。与朝鲜处于同一立场的冲绳也做了同样的答复，但冲绳人对船上的人员极为友好。

东印度公司的此次航海记录被保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作家许地山先生抄录了这份文件并题名为《达衷集》，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书。我在阅读此书后了解到，船长林德赛被拒绝通商后依然心满意足，送了许多礼物给谈判对手马允中（小禄亲方良恭）。“阿美士德号”在朝鲜遭到了冷淡的拒绝，但在冲绳却受到了友好的对待。

鸦片战争前夕，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上任后的第二天给福州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委托住在广州的琉球商人送信。按照规定，琉球商人不能随意走出福州的琉球馆，但他们却来到了广州。

冲绳人似乎进行着无边界的活动。冲绳人是大海的子民，没有国境意识，也无视国境，自由行动，这真是一件令人痛快的事情。另外，冲绳人也迫切希望成为万国之间的桥梁。读完《达衷集》后我就想写一部以冲绳为背景的小说，而在之后的小说中也加入冲绳人作为次要人物。后来，我收到NHK大河剧组的创作邀请，我想这就是天意。

小说以岛津入侵前后为背景，因为这段时期在冲绳的历史中最为跌宕起伏。对冲绳来说，吃败仗、国王被软禁在江户无疑是奇耻大辱。但是，冲绳文化的精华——“组踊”[16]、大政治家蔡温[17]都是在战败之后出现的。由此可见，冲绳人在战败中吸取教训，实现了飞跃。

这种魄力来自何处？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试着寻找答案。写到最后，内心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我很少能遇到如此令人开心的工作。

曼陀罗[18]山

我这一代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很熟悉“神户的后山”。即使是现在，我也会在不经意之间说到“神户的后山”，但频繁使用这个词汇的好像多是年长之人。六甲、摩耶、再度、高取、铁拐这些山都是我们所说的“神户的后山”。

然而，神户扩建后这些山的里面也成了神户市，是实际上的“市区”。那里高楼林立，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神户”。这样的话，“神户的后山”就不是六甲山、摩耶山这些山了。现在去神户的新城要先通过六甲山山腰处开凿的隧道。

“里面”是“表面”的反义词，与“正门”对应的是“后门”，但“里面”和“后门”总让人感觉降了层次。日本海一侧的人被称为“日本背面”，他们当然会有抵触情绪，堂堂正正称自己为“里”的只有茶道的里千家[19]这种级别的了。

连神户后山的里面都被开发了，感觉神户的街道失去了韵味，反而显得很干瘦了，也许这就是老年人的絮叨话。

不能再叫后山了，那就叫“神户群山”或者“六甲群山”吧。再度山谷一带曾经吸引众多登山者，很是热闹，现在游客明显减少了。再度山位于神户市中心的后面，虽说那里是商业中心，但只有店铺几乎没有居民，学龄儿童的人数也急剧减少。我在诹访山小学读到二年级，三年级时转到神户小学。当时，岛尾敏雄[20]前辈在神户小学读五年级，是高年级生。他毕业的时候我还在诹访山小学，所以我们没有在同一时期就读于同一学校。因为学生人数骤减，两所学校合并成了现在的神户诹访山小学，对我来说就是两所母校合二为一了。我们上小学的10多年前，学校是男女分校，所以神户、长狭、诹访、山手的四所学校在平成初年合成了一所学校。

上小学时，低年级去近一些的再度山郊游；到了高年级就去稍远的摩耶山和须磨一带。哪座山都有寺院，基本上都是真言宗寺院，再度山大龙寺也是东寺系真言宗寺院。

以前，山中松果散落一地，松蘑也能随意采摘。相传，空海渡唐前曾登此山游玩，归国后再游故地，因此被世人称作再度山，可以说人们对这一地名的解释平淡无奇。还有一个非常离谱的传说：空海在大唐时曾向天上抛了一个松果，似乎要将松果抛出天际，回国后来到这片土地一看，发现那颗松果就落在此地。

寺庙稍稍向上的地方有广场和水池，我经常在水池里划小船游玩。那里被称为“修法之原”，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僧人们设坛焚护摩，手结印契，口诵真言，可能是在进行加持祈祷修法。

附近有外国人墓地，埋葬的大部分是基督徒，不同宗派被划分到不同区域。

说起神户，摩登、明亮的街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若再向前迈出一步进入大山，就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近畿大山独有的密教氛围。楠木正成曾布阵的地方“会下山”就在大龙寺偏西的略高处，现在完全被学校和住宅遮盖住了。我们可以从山的名字中推断出，这里曾经一定是设座讲经的地方。

近畿山区处处沉香萦绕，反倒是那些没有寺院的地方更加罕见，其中的代表当属六甲山。六甲山虽然是六甲群山中最高的山（931米），但上面别说伽蓝寺院了，连一座小型神祠都没有，如果有，可能也是最近新建的。比起寺院来，六甲山与高尔夫球场更相称。

关于“六甲”这一地名有诸多说法。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是，神功皇后出征时在此地埋了六个盔胄，所以被称为“六甲”。还有一个比较自然的说法是，从难波津[21]一侧来看，这里正是“对面的山”，人们根据谐音为这座山起名为“六甲”[22]。另一种说法是，因为这座山上有许多糙叶树，树上栖息着许多灰椋鸟，由此而得名。叫做“椋”的树和鸟[23]缺少了诗情画意。这样看来，还是“对面的山”更具梦的色彩。

六甲山的西面是摩耶山。关于“摩耶山”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没有什么争议了。相传，日本大同元年（806）空海渡唐归来，带回梁武帝制作的摩耶夫人像（佛陀生母），并安放在这座山上的忉利天上寺。自此以后，这里就被称为“佛母摩耶山”。据说这座山海拔699米。

每年夏天，忉利天上寺都会举行护摩法会。我没想到神户竟然是一座很适合护摩坛的城市。不因事外出的时候，我常常沉浸在法事的氛围中，周身烟雾缭绕，耳边传来法螺的声音。我非常喜欢这种声音，看来与神户相称的不只是爵士乐。

寺传中记载，忉利天上寺创建于日本孝德天皇时期大化二年（646），创建人是从天竺来的法道仙人。据说，主佛是释迦牟尼亲手制作的十一面观音像。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释迦牟尼在世时佛教从不制作佛像，而且创建人法道仙人是传说中的人物，虽然传说是他传播了十一面观音信仰，但似乎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据说，法道仙人精通“飞钵法”，大概是从天竺飞过来的。

因为这座寺庙与佛母的因缘，人们认为在此祈祷孕妇平安生产会很灵验，所以以前这里有许多女性参拜者。摩耶山比旁边的六甲山稍平缓，但海拔也有700米。在这座山上散步闲逛，也会很吃力。但若是前来求神许愿则恰到好处，既可以向神表达敬意，也不至于山高难行。

忉利是梵文“Trāyastriśa”的音译，意为“三十三”。印度的吠陀神话中有33位天神，这也被吸收进佛教之中。相传，须弥山顶有三十三天宫，因陀罗（帝释天）是主宰，被世人描绘成了乌托邦般的世界。传说，释迦牟尼的母亲逝世后在这里降生，释迦牟尼为了给母亲说法而登上了这座山。

众所周知，京都的莲华王院别名三十三间堂，但少有人知摩耶山的别名是“八州岭”。天气晴好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摩耶山顶看见摄津、淡路、播磨、丹波、河内、和泉、纪伊、大和八国。六甲山几乎没有宗教色彩，而摩耶山则与之截然不同，极力体现出忉利三十三天的极乐世界，具有浓厚的密教色彩。然而，昭和五十一年（1976）1月30日的晚上，忉利天上寺突遭大火，大火烧毁了寺院。现在的伽蓝是之后重建的。此外附近也兴建了“六甲牧场”等观光胜地，给人一种比以前更加明亮的感觉，以前有些地方总是阴沉沉的。由此看来，这世上并非不能有明亮的曼陀罗。

六甲群山开凿了几条隧道，同时也修建了连接新城区的高速公路，诸如此类，人们不断地创造着新景观。

人们曾经感觉若是往神户的须磨一带走，路就逐渐变窄了。但后来人们削山挖土，填海造岛，修建了“港岛”等人工岛，高仓山也随之逐渐消失，山上的沙土尽数沉入神户港。

为人工岛征集名字的时候，担任评审的诗人竹中郁先生提出：“这是毁了高仓山造的岛，叫高仓岛不就成了吗？”但这一提案遭到神户市的反对而没被采纳。反对的理由是，人工岛的沙土虽多来自高仓山但也混杂了别处的，叫这个名字可能会引起不满。

须磨果然有真言宗寺庙——须磨寺。空海在渡唐之前的4年间的经历是空白的，那时他大概在游历诸山，潜心修行。在这不为世人所知的修行旅途中，或许空海也曾跋山涉水来到神户群山。我在写关于空海的小说时，本想在开篇写他在日本的修行，结果还是决定从他漂流到福建的经历开始写起。空海在唐朝的经历也没有那么明确，与其东写一点西写一点，还不如锁定空海的留学生身份。空海没有在唐朝大显身手，是回国后才开始活跃起来的。这段历史已有多人著述，我想，到现在也无需补充。我是在没有任何空海渡唐前相关资料的情况下仅靠“空想”写空海，还是依靠空海在唐朝那仅有的资料写空海，又或是一心写归国后的著名人物空海呢？我有以上三条路可走，而我选择了中间的那条路。

如果我选择第一条路，我一定会先将背景设定在须磨。从空海的故乡——赞岐国[24]朝着都城（当时是长冈京）前进时，对岸的须磨是必经之路。空海应该在那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我在开篇写那里的白砂青松是不会有错的。

我只是这样构思了一下，下笔之前背景、人物、时代都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会时不时地把它们调出来看一看，有时就像感受到了五味杂陈的惜别之情。

须磨寺院内立着我喜爱的子规[25]的俳句碑。

拂晓时分，白帆尽过蚊帐外。

碑上刻的是子规的亲笔字。寺院内也有不少其他文学诗碑，例如山本周五郎的《须磨寺附近》[26]、良宽[27]的和歌，而尾崎放哉[28]的俳句是由荻原井泉水[29]书写的，甚至还立了一块《须磨寺有感》。

今年10月15日，须磨寺院修建了“阪神·淡路大震灾物故者追悼碑”并做了开光法事。须磨寺是真言宗寺院，为了让追悼碑不偏向特定的宗派，设计成了宝箧印塔和佛塔的组合形式。

现在，神户群山一带兴建了高速公路、高楼大厦和一些观光设施，这里已被开发成明亮的现代化地区，但神户群山依然是“曼陀罗山”。

“翁”字

人到了多大年纪会被称为“翁”呢？西乡隆盛[30]年满五十而逝，在世时被人称作翁。年过四旬已是翁，而西乡隆盛号南洲，一定会被人称为“南洲翁”。“翁”字容易让人想到退居二线后怡然自得的爷爷。虽说“翁”与年龄无关，但称呼年轻人却有失妥当。

下面这首诗是我自己写的。1985年，我61岁，开始在一些作品里自称为翁。因为是汉诗，必须平仄工整、押韵，而且能用的文字也有限。我记得当时也是迫不得已才选的“翁”字。这首诗作于正月。

多情薄材乏奇功，

结梦寄生不作丛。

怕看山间新历日，

嗟叹吴下旧阿蒙。

徒翻杂籍三千卷，

宁舐春酸一点红。

褒贬等闲风雪度，

随缘六甲护花翁。

这首诗的题目是“迎春”。恰逢正月，回顾往昔不由心生感慨，自己虽有满腔热情却无大才能、大事业，耽于空想而没有大成就。

律诗的要领在于第二联（两行为一联）和第三联必须对仗，只有二三联工整，才有可能作成诗。

近来读诗，苏东坡的一句诗令我心生惊讶：“老去怕看新历日。”

怕看新日历，这其中有多层含义。有一层含义是害怕上面的日子一眨眼就过去了。

在对偶句中，新对的是旧。人们熟知的《三国志》中有一句话叫做“吴下旧阿蒙”。吴国名将吕蒙年轻时在吴地被称作“阿蒙”。阿蒙不用功读书，在苏州游玩度日，后来在短时间内发奋学习，取得进步，与之前判若两人，人们对此非常惊讶。我自己也像苏东坡一样害怕看新日历，而对吕蒙这样取得大进步的人也只有叹服，丝毫没想过自己也能像他一样。

我乱读了三千卷杂书，这甚至不及一次戏剧性的经历。不管怎样，我想将毁誉褒贬置之度外，随缘不违逆，就在这六甲山做一个护花爷爷。“翁”字好像是用来形容放弃竞争的退隐之人，但我的理想是不放弃自己的事业，永居一线。

只是我已过花甲之年，那就让我顺应年龄，以“翁”自居吧。护花翁的典故出自清朝诗人龚自珍（1792—1841）《己亥杂诗》中的以下两句。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护”中当然也蕴含了培育之意，不外是指守护、培育后辈。自己凋零后，落红化成春泥，当时花之绚烂已不复还。这一年，龚自珍48岁，他自己化作了春泥。杜甫在《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诗中也写道：“春泥百草生。”肥沃的土壤能够培育出各种植物。杜甫官至工部侍郎。考中进士的精英，但似乎拙于实务。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广东处理鸦片问题时，好友龚自珍想以幕僚的身份随行，但被林则徐拒绝了。他虽留下一封书信但并未说明拒绝的理由，只写下“有难言之隐”。当时林则徐尚未出发，尚在北京。好像是林则徐不想让留下的文书成为证据，打算见面时再告知缘由，所以后世只能随便猜想了。

有力的说法是，林则徐已做好赴死的准备，不想牵连朋友。也有人推测，或许林则徐还有第二、第三计划，让龚自珍静待消息。甚至还有一种观点是，林则徐估计清朝终将灭亡，所以将以后的事托付给了龚自珍。

林则徐为何拒绝好友随行？随着龚自珍突然去世，这成为了永远都解不开的迷。龚自珍与情人的恋爱是另一个难解之谜。据说，19世纪中叶的某段时期，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时为龚自珍的风采所倾倒，就像麻疹一样，谁都无法避免地被传染上了。

有时，我也会想起太宰治[31]。算命先生曾说他能活到71岁，但50岁时他就逝世了。我想查阅一下资料，看看太宰治是否曾在诗文中自称为“翁”。

[1]日本人在端午（日本的端午节是公历的5月5日）摆设的人偶。钟馗的故事传至日本后，钟馗成为保佑孩子学业有成、祛灾消病的神。

[2]日本国内最早的黄檗禅宗的唐寺院，兴建于669年，位于奈良市登大路町。

[3]即不动尊菩萨。在日本，不动明王受到民间的崇拜。“三不动”指日本有名的三座不动明王像——京都青莲院的“青不动”、高野山明王院的“赤不动”和三井寺的“黄不动”。

[4]一家日本百货公司集团，总部位于东京，1673年创办。

[5]蒸汽铁皮船，使用热球式内燃机。

[6]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7]神户市的一个地名。

[8]日本作家，出生于1923年。

[9]日本人会在中元节期间向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上司、客户等送礼，以加强双方的联系。

[10]即侠士晏之敖。

[11]黔首，战国时秦国及秦代对平民的称呼。黔，黑色。“黔首”，犹言黑头。据说秦尚黑色，当时平民都用黑布包头，故称“黔首”。

[12]西欧习惯将阿拉伯帝国（632—1258）称作萨拉森帝国，即中古时期时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伊斯兰帝国。萨拉森文化吸收了波斯帝国、古希腊、古罗马等文化，有特点也有包容性。

[13]即万国津梁钟，本来悬挂于琉球国首里城的正殿，1879年琉球国被日本所灭。1978年，该钟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收藏于冲绳县立博物馆内。

[14]指春分、秋分前后三天的各七天时间。日本人会在彼岸期间扫墓。

[15]17世纪初，萨摩藩的统治者岛津家族征服了琉球王国。

[16]冲绳（琉球）的一种舞剧，由音乐、舞踊、台词组成。

[17]蔡温（1682—1762），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儒者。

[18]宗教术语，或称满达、曼扎、曼达，梵文是mandala，指一切圣贤、一切功德的聚集之处，在佛教和印度教中代表平等的宗教思想。

[19]日本茶道流派之一，也是日本茶道诸流派中最大的流派。

[20]日本小说家，代表作品有《出孤岛记》《孤单的旅行者》《终于没有出击》等。

[21]古代的难波江港口。

[22]日语中，“对面”（むこう）的发音“む”与“六”（むっつ）相近，“こう”与“甲”（こう）相同，所以根据发音安上了“六甲”二字。

[23]日语中糙叶树和灰椋鸟都有一个“椋”字，而日语的“椋（むく）”与“六（むっつ）”音近。

[24]古代日本令制国之一，领域大约是现在的香川县。

[25]即正冈子规（1867—1902），日本明治时代著名诗人、散文家。

[26]山本周五郎在22岁时创作了短篇小说《须磨寺附近》，代表作品还有《日本妇道记》等。

[27]良宽（1758—1831），日本曹洞宗僧。

[28]尾崎放哉（1885—1926），日本俳句诗人。

[29]荻原井泉水（1884—1976），日本俳句诗人。

[30]西乡隆盛（1828—1877），号南洲，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萨摩藩武士，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之一，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为“维新三杰”，后起兵反抗明治政府，兵败自杀。

[31]太宰治（1909—1948），日本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逆行》《斜阳》《人间失格》等。

文库版后记

随笔能占的版面有限，因此定下文章主题后，必须首先确定删减部分。若是偏离核心主题，即便自己颇感兴趣也不得不忍痛割爱。重读自己的散文集，有时会想其实这里想多写一点，也会想其实这里想写一点别的。

有的想法会催生出下一部作品，有的则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自己头脑的藏宝箱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读是一项快乐的工作。

以本书收录的《獬豸》为例，文中描绘了獬豸这一想象中的动物。我没有见过獬豸，相关书籍中记载獬豸与牛相似，而且有一个犄角（《说文解字》）。也有人说獬豸是长着一个犄角的神羊（《唐书》），但我连獬豸的画都没见过。据书中记载獬豸能辨善恶。

这篇随笔发表于1993年。十多年过去了，去年（2004）我收到中学同学M的来信。他是刑法学家，与我同学，也80岁了。他身为法学博士，应该是自己所在领域的泰斗。他在北京参加刑法的国际研讨会时收到一个石狮子般的雕像，来信询问是什么，信中也寄来雕像的照片。刚好我的书桌上摆放了在台湾买来的陶瓷制品，像长了胡子的石狮子，店里人告诉我这是名为“天禄”的瑞兽。于是，我回信说这个雕像像是天禄，也被称为“天鹿”。

后来，M又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与我的回信相互错开了。他在信中说：“那时急匆匆地问你那个雕像的名字，根本没看到在北京收到的雕像箱子里附有说明书。实在对不起，原来叫做獬豸，是正义的象征。”他还随信寄来说明书的复印件。“啊，原来是獬豸啊……”我恍然大悟。

獬豸能辨善恶。据说，它出现在争论现场时会咬住有过错的一方。而且它是一角兽，代表正义只有一个。

秦始皇规定以獬豸形状的冠帽为执法御史的官帽。这原本是南方楚国的风俗，所以这个冠帽又被称为“南冠”或是“楚冠”。

曾经有一位《朝日新闻》报记者，原名杉村广太郎（1872—1945），以“楚人冠”为笔名。我想他的笔名是为了表达辨别善恶、敢与邪恶斗争到底的记者精神。

我家的天禄就像一位稳重的门卫，左右两边各长着一个不知是耳朵还是犄角的东西。

2005年7月1日

陈舜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天竺之路／（日）陈舜臣著；崔学森，李文杰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12

（陈舜臣随笔集）

ISBN 978-7-5146-1796-2

Ⅰ．①通…　Ⅱ．①陈…②崔…③李…　Ⅲ．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5892号

Copyright © Chin Shun Shin 1991 printed in Japa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通往天竺之路

［日］陈舜臣　著　崔学森　李文杰　译

出版人：于九涛

审　　校：崔学森

责任编辑：廖晓莹

责任印制：焦洋

营销主管：穆爽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发行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32开（787mm×1098mm）

印　　张：7.875

字　　数：130千字

版　　次：2020年12月第1版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德富泰（唐山）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5146-1796-2

目录

第一章　西行先驱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拾壹

拾贰

第二章　天竺来客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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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通往天竺之路

壹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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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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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捌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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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叁

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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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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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行先驱

壹

三藏法师玄奘的少年时代正处于天下大乱时期。

他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关于他的出生年份，还有仁寿四年（604）、开皇二十年（600）、开皇十六年（596）几种说法。我觉得602年的说法较为妥当，前后几年的差距也算不得什么大问题。哪个年份都是“隋氏失御，天下沸腾”，玄奘在这样的乱世中度过了少年时代，这一事实不会改变。

上面的句子出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为《法师传》），实际上在这一句之前，还被冠以“其后”二字。他出生时，天下尚未大乱。不仅如此，那还是一个可以称作人人心中燃起希望之火的时代。

长期以来——算起来大约400年间，中国一直四分五裂。虽然东汉灭亡、三国时代到来是在220年，但在此之前，“三国的动乱”便已经开始——184年的黄巾起义已使天下分裂。西晋接受吴国投降，天下统一，但不过30余年，仅是昙花一现而已。其后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时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代。南朝中的陈，也于开皇九年（589）被隋所灭。

长久以来中国人盼望南北统一。正因分裂的时间如此之长，统一的愿望才更加强烈。隋的统一实现了百姓这一夙愿，可想而知当时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何等兴奋和喜悦之中。

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物由阴阳而生，这也引出了国家唯有南北结合才能存续的信念。只有南北在经济上实现相辅相成，中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隋统一之后，立即开凿连接南北的大运河，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分裂是异常时期，人们翘首以盼的是统一时代，这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想法。非常时期的方方面面必须改革。分裂时期南北方都是贵族政治。而贵族与其推举之人废除了运行国政的“九品官人法”，代之以科举选举官员。这是与州郡制的大幅改革并举的措施，绝对称得上改变中国政治性质的重大事件。以往的“九品官人法”，由中正官审查其才能与德行，再根据排名决定录用官吏。而审查的根据，是“风评”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东西。这种制度尤其重视门第，需要和手握推荐权的要人搞好关系。倘若变为以笔试来录用官吏，像以往门第和关系这样绝对的条件就不复存在了。长久以来，不知多少知识分子都因为这层障碍不得不放弃仕途，这一举措无疑为他们带来了希望。

隋的首都大兴城在南北统一之前就已经开始修建。隋朝是由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而创立的王朝。文帝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猜疑心很强，一心想要抹去有关北周的一切。北周都城的位置与西汉都城长安的不二，因此也一直被称为长安。文帝破坏了长安，还故意挖池子改变了地形。接着在其东南角建立了新首都。原本是草原和丘陵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首都，因而得名“大兴城”。

将地面上的前王朝的痕迹消灭殆尽，俨然是对前朝耿耿于怀。虽说如此，建造新都鼓舞了人心，使人感到“好嘞，一切从这里开始”。负责建造首都的宇文恺和随后接班的何稠，都是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部长），据说二人都来自西域，因此，这一工程便酝酿出“跟以往大不一样”的氛围。

野心十足的大规模建都工程耗时很长，隋灭亡时也没有完成。唐将其作为首都继承了下来，“大兴”这个名称被废掉，只是称其为京城。而世人用古都名称其为“长安”，“长安”便作为通称流传开来。建在隋大兴城之上的唐都长安，与之前的汉代长安相比，位置稍有不同。

连接南北方不能仅靠运河。怎样将长久以来被不同政权统治的民心连接在一起，也是一个大问题。北朝各政权寻求塞外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对佛教寄予了期望。南朝政权也有如梁武帝一样热忱的佛教信徒，佛教盛况空前，甚至有诗歌称“南朝四百八十寺”。隋的当政者将佛教看作南北民众共同的信仰，十分重视，视其为联系南北的纽带。

敦煌莫高窟现存石窟492座。其中唐代建造232座，隋代建造79座。与唐连绵289年的国祚相比，隋只统治了37年。计算起来，隋代一年建两座，唐代不满一年一座。隋之前的北周政权持续了24年，以两年一座的速度，在敦煌建造了12座石窟。持续23年的西魏，只发现了7座石窟。

敦煌位于西北边境，其石窟的建造数量并不能原原本本地成为衡量佛教流行程度的指标。上述数字不过是现存的石窟数，可能还有被损坏或尚未被发现的石窟。然而，在隋统治的时间内，佛教信仰异常兴盛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可能有当政者奖励的因素在其中，但信仰也不是那样简单受人左右的事情。

玄奘出生于隋南北统一的10余年后。他两岁左右的时候，文帝驾崩，炀帝即位。大兴城建设的喧闹声此起彼伏，与之相呼应的是整个中国对一个崭新时代的憧憬。民心高涨的原因有很多，而佛教信仰便乘着这个东风逐渐兴盛起来。

但是，隋炀帝即位之后辜负了人们的期望。与其说政治失败了，不如说政治处于迷失状态。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在那个幻灭的时代，玄奘度过了童年，又在天下沸腾的时代迎来了少年时代。不仅仅是天下大乱，之前隐约可见的些许微光也即将熄灭，对于人们来说，这一时代实在是过于残酷。

贰

玄奘俗姓陈，名祎，虽是陈留人，却生于缑氏。

陈留县隋时隶属梁郡，唐时隶属汴州，现位于开封市东南。而《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以下简称为《行状》）这本书则认为玄奘是颍川人。隋时颍川为郡，郡治（郡政府所在地）虽然距陈留县西南约100千米，郡的管辖范围却一直延伸至紧挨陈留的地方。因陈姓发祥于颍川河畔，上书的作者冥详便自然地将其看作颍川人了。东渡日本成为日本人的陈姓之人，如颍川入德[1]这样将发祥地地名作为姓氏的人也不在少数。《法师传》中，有“汉太丘长仲弓之后”的记述。

这即是说玄奘为东汉太丘县长陈寔（104—187，字仲躬）的子孙。陈在中国是大姓，有几个分支，陈寔的后裔也是其中一支。实际上我的家族也将陈寔视作祖先。现如今恐怕有数百万陈姓人是陈寔后人。

县长在中国是地位较低的官员。秦始皇开创郡县制之时，将全国分为36郡，郡之下再设县。东汉时期郡级行政单位有150个，在其之下的县级也有近1200个。县也分大小，一万户以上的县，长官称为“县令”；一万户以下的县，长官称作“县长”。县令的俸禄为600石至1000石，县长的则约为300石至500石。一郡之长太守的俸禄为2000石，如此便知身为县长的陈寔，其地位是何等之低。

虽说如此，陈寔却名声远播。管理百余人的太守尚且不为人知，而区区一个县令，陈寔的名字却无人不知。这有赖于他高尚的德行。在“九品官人法”之处已经作了说明，当时风评有着很大的分量，因为它是评价人的标准。

有几个关于陈寔的逸闻流传至今，今天仍在使用的成语中也有与他相关的故事，比如将盗贼称作“梁上君子”。某日，有盗贼潜入陈府，藏在房梁上。陈寔发现后，召集家人训诫道：“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训诫子弟的同时，陈寔也是在对隐藏起来的盗贼进行说教。盗贼从梁上跳下来，谢罪之后，陈寔给了他两匹绢布。

表示难以分出高下优劣的成语被叫作“难兄难弟”[2]。

这个成语的典故来自陈寔的两个孙子元方和季方，他们都十分优秀。元方和季方的孩子相互争论，都说自己的父亲更加优秀，他们向祖父陈寔征求意见以判定高下。这时，陈寔便说出了上面这个成语。与陈寔的德行相比，我们不难想象，面对孙子们抛出的难题巧妙地摆脱困境时祖父露出的笑脸，可见陈寔回答得恰到好处。

在风评至上的时代，逸闻多的人最为光彩。与其地位相比，陈寔成为话题人物的次数很多。当时士大夫与宦官激烈抗争，皇帝近侧的宦官镇压知识分子。陈寔也被视作“党人”，被捕入狱，但却不屈服。并且他任县长时为官清贫，从未有过背德弃义的行为。断案是地方官的重要工作，他断案公正，从未有人对他的断案有怨言。人们常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

汉中平四年（187）陈寔去世时，各地前来吊唁的人有3万之众。他虽非达官贵人，却深受众人爱戴。

孩童之时，我常常从父亲和祖父那里听到祖先陈寔的故事。虽说是自己的祖先，但这些1700多年前的故事总是遥远而陌生。对玄奘来说，这位祖先是400年前的人物。虽然也十分久远，但在那个家族血缘关系尚且颇具分量的时代，或许“梁上君子”的故事仍让少年玄奘激动不已。

据说玄奘的曾祖父陈钦在北魏末期曾任上党郡太守。上党郡位于山西省，因出产人参而知名。太守是2000石俸禄的官员，地位不低，但《魏书》中却并未为其立传。祖父陈康已身在北齐，曾任国子博士，相当于大学教授，地位大约与俸禄600石的官员相当。但随后，他获得了周南的缑氏县的食邑，因为要从那片土地获得年贡来维系生活，便举家搬迁过去。玄奘也出生在那里。因此按出生地来说，他是缑氏人，按祖籍来说是陈留人。

现在也有缑氏这个地名，位置也几乎没变。从洛阳穿过因石佛而出名的龙门，前往嵩山的途中便可经过缑氏。1980年我曾途经那里，那时好像不再是县，而是乡一级城镇，位于登封县与偃师县的边境处。虽是农村，但距离北齐的首都洛阳不过60千米。与陈留相比，交通十分便利，文化水准无疑也高出很多。这片作为食邑受封的土地虽不甚广阔，但只要没有战乱，当一个小地主，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玄奘的父亲陈惠是一位眉清目秀的美男子，英杰有雅操。据说其身高八尺，按照一尺约为23厘米的汉尺来折算，已经超过了1.8米。

《法师传》中记载：“时人方之郭有道，性恬简无务荣进。”郭有道是400年前与陈寔同时代的郭泰，字林宗。所谓“有道”是官员录用时的一种资格，郭泰虽被推荐，却并未出仕。他因评定人物准确而闻名，也有许多逸事流传至今，其中也有过于夸张的故事。据说玄奘的父亲与400年前的郭泰相似，除同样未当官之外，也有相貌上的因素。郭泰也是身高八尺，别人见到他似见到神仙一般。有一次，他遇到下雨，头巾的一角被淋瘪了。不过，这种造型十分适合郭泰，世人便模仿他将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人们取他的字，将这种造型的头巾命名为“林宗巾”，风靡一时。

手握官吏推荐权的地方大员以“孝廉”[3]推举陈惠，但他以生病为由并未出仕。不过这是《法师传》的说法，根据《行状》，陈惠被推举“孝廉”之后，先就任陈留县令，后又任江陵令，但不久便辞职归乡。虽然就任了不大不小的地方官，但辞官之后便没有再“务荣进”。时值大业末年，距离隋灭亡也不远了。

玄奘的母亲宋氏，是洛州长史宋钦的女儿。长史为俸禄600石的官职，与缑氏的陈家门当户对。不过，据《行状》记载，玄奘的祖父从国子博士一路晋升至司业（相当于大学副校长）和礼部侍郎（相当于教育部副部长）。但是，他做官的北齐不过是南北分裂后的北方再次东西分裂的“北之东”。虽说是副部长的级别，但毕竟只是四分之一的政权，应该算是中级官僚。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但是家里研究学问的氛围很浓厚。玄奘茁壮成长之时，父亲尚未当官，因而能亲自教育子女。就这一点，玄奘无疑受惠颇多。

叁

玄奘是陈惠的第四个儿子。二哥名素，玄奘跟随父亲学习四书五经的时候便已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号长捷。

关于玄奘的大哥和三哥，几乎没有任何记载。不论是《法师传》《行状》，还是唐道宣编纂的《续高僧传》或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所有关于玄奘传记的资料都没有提及他的两个哥哥，有人说这是他们都早早夭折的缘故。另外他还有一个嫁给瀛洲张氏的姐姐，很长寿。玄奘56岁时与姐姐一起回故乡为父母扫墓，并置办棺椁改葬。为此请假的表文保留了下来：“但玄奘更无兄弟，唯老姊一人卜有远期。”可以看出，此时二哥长捷应该已经去世。关于二哥为什么早早出家，有人推测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没有做官而使家境清贫。

身为小地主，一般应是衣食无忧，但炀帝之后征调频繁，以致常常劳动力不足。我想家境清贫可能与这一点有关。

隋大业四年（608），玄奘7岁之时，为开凿运河，朝廷在河北征发百万劳动力。那时，壮丁不足就把妇女带走，这也成了惯例。由此可见，青壮男子不断减少，应该出现了不少有田地却无人耕作的情况。这为小地主造成了重创。

此时的运河叫永济渠，沁水以南为黄河，北通至涿郡。前一年为修筑从榆林至紫河的长城，刚刚征用了100多万壮丁。即便如此，筑城工程也未顺利进展，后来只好又征用了20万人。

根据《隋书》记载，同年三月（该书《东夷传》记为大业三年，即607年）日本遣隋使到达洛阳。进呈国书的开头是有名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乎？”《隋书》中称其为倭王多里思比孤的使者，指的就是圣德太子。当时日本在位的是女天皇推古天皇。缑氏是从东至洛阳的必经之路，少年玄奘可能见到了当时的遣隋使一行。此时正值隋最强盛的时期，国力充实，但性格浮华的炀帝却大肆炫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连年的征用，民力日渐衰弱。如缑氏县凤凰谷陈村陈家这样中级官僚辈出的小康之家，首当其冲地陷入了困境。

隋大业六年（610）元旦拂晓，几十名身着白衣的人焚香持花，口诵“弥勒佛驾到”从建国门进入宫中，宫门卫兵见此纷纷行礼。这些人夺去卫兵的武器，试图作乱，但被皇族[4]斩杀。其后因此事而受到连坐的有一千余家。

佛教信仰中，有“末法时代弥勒菩萨降世拯救众生”这一说法。听到弥勒下凡，民众自然会联想到“现在已经是末法时代了”。民生疾苦之时，民间便会出现弥勒信仰昌盛的现象。被连坐的千余家中，或许也有被诬陷的，但无疑确有企图造反之人。生活受到压迫，人们自然会图谋叛乱。

尽管如此，那一年正月十五，在洛阳的端门街举行了盛大活动。因为有外国首脑和使节到洛阳朝贡，炀帝有意震慑来使，便布置了方圆七八千米的大型剧场，进行各式各样的表演。史书记载：

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

所谓“丝竹”是管弦乐器的意思。也就是有1.8万人一起演奏。虽然音乐声不能直接传到缑氏县，但如此前无古人的大型盛事，距离并不算远的缑氏县的人肯定会来凑热闹。陈家在洛阳应该也有不少熟人，又是年初，所以少年玄奘也跟随父亲一起出行了。集会持续了半个月，我觉得他们至少会去一次。

与此同时，在洛阳的东市举办大型集市，外国买家可以随便吃喝。史书记载，见到用丝绸装饰树身时，有一个外族人问道：“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此以物与之，缠树为何？”而官员“惭不能答”。

虽然表演一片祥和，但连外国旅行者都能看得出来贫富差距很大。

大运河虽已完工，但连弱女子都调动起来，简直是胡作非为。炀帝不仅打算将大运河用于南北方物资交流，还准备将其作为征讨高句丽的战备工程。其父文帝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尝试远征高句丽，但最终铩羽而归。随后，高句丽派遣了谢罪使，两国关系暂且缓和了下来。

文帝远征失败的原因是补给未能跟上。若是大运河完工，那么军队和物资的运输便能有所保障了。隋炀帝既是野心家又好大喜功，想要用自己的双手完成其父未竟的事业。

隋大业八年（612），隋炀帝向高句丽派遣远征军，自己也前往辽东。当时以辽河为界，东为高句丽，西为隋朝领土。然而，此次远征仍以失败告终。辽东城久攻不下，隋水陆两军联络不畅，进攻乏术，遭到高句丽的游击，败退下来。

隋军渡过辽河之前，即尚在本国境内之时便受到巨大损失。隋炀帝下令在山东蓬莱建造300艘兵船，工人昼夜不停地赶工程，下半身一直泡在水中，三四成人因而丧生。陆地上的士兵也因必须某月某日之前到达某处的命令，导致昼夜兼行的强行军式行动，“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苦力和车夫被征用从军的有60万之众。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规定额度运至目的地。定额未完成便会被治重罪，故而有逃跑事件接连发生。逃跑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便聚在一起武装起来，各地便形成了起义集团。

隋炀帝并未在失败中得到教训，第二年又派遣了第二次远征军。这只能说是丧心病狂的举动了，因为前一年仅士兵便有30万人损失。

第二次远征期间，礼部尚书（相当于文化部部长）杨玄感驻屯黎阳，受命负责输送，主要工作是监督将从扬州运送至通济渠的军需物资转运至永济渠。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曾在炀帝即位之时立下大功，先帝文帝曾下诏废嫡杨广（炀帝），但杨素却将诏书束之高阁。文帝因卧病在床，束手无策，据说最后被他的儿子炀帝杀害了。杨素觉得自己立下大功，趾高气扬。据传，炀帝不喜他仗着对自己有恩便无法无天，最后将杨素毒杀。

杨玄感因此耿耿于怀，暗地里图谋起义。身为兵战负责人，却故意拖延物资输送，前线将士因此叫苦不迭。

逃跑的团伙一边唱着“无向辽东浪死”的反战歌，一边不断召集同伴。不仅仅服兵役的人逃跑了，那些担心被征的人也抢先一步，纷纷逃离自己的户籍地。当时，这么做的人除了加入起义集团别无他法。这一情形下，杨玄感便起兵包围了洛阳，却久攻不下。虽说真正的首都是大兴城，但毕竟还在建造中，因此作为实质上的首都，洛阳戒备森严。此时在辽东御驾亲征的炀帝赶紧调转马头，赶往洛阳平乱。远征高句丽整装待发的大军及时赶到，击溃了杨玄感的大军。虽然此次起义不值一提，但杨玄感在眨眼之间便聚集了10万兵力，可以看出隋已经失去民心。

杨玄感包围洛阳时，为收拢人心，打开国库广施百姓。炀帝镇压杨玄感起义之后，秋后算账，在此期间3万人被杀，6000人遭流放。而杨玄感打开粮库时领到粮食的百姓被尽数活埋。

时值隋大业九年（613），此时玄奘虚岁12。少年玄奘因兄长长捷法师之故与佛教结缘，曾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但具体时间不详。当时并不能随便出家，必须获得官方许可。有人为了弄清玄奘具体出家时间，去调查当时颁发的敕令，但由于并不是所有出家人都记录在案，所以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头绪。

我对杨玄感包围洛阳时玄奘到底是在洛阳城中还是在乡野的缑氏县颇感兴趣，但现在一无所知。不过，其二哥长捷法师所在净土道场正是在杨玄感包围洛阳的大业九年（613）改名为“净土寺”的。不管玄奘在哪里，这位敏感而又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肯定见到了洛阳周边如人间地狱般的景象。这势必对他的思想和信仰造成了极大影响。

肆

以洛阳为中心的“人间地狱”，并未因杨玄感的起义失败而结束，只是从此拉开了序幕。隋守住洛阳，炀帝也从大兴城赶回洛阳，他为大量龙舟因杨玄感起义被烧毁惋惜不已。所谓龙舟，就是在船头处装饰着龙的游览船。他立即下令要求江南建造1000艘龙舟。隋大业十二年（616）七月，炀帝乘江南运来的龙舟经运河前往江都（扬州）。炀帝的皇太子去世早，他让自己的两个孙子杨侑和杨侗分别留在大兴城和洛阳，自己则打算一直住在扬州。

有一个叫李密的人，曾因支持杨玄感被抓，后来又顺利逃脱，在河南集结大军，屡次进攻洛阳。隋为驰援洛阳，派出出身西域的王世充。

隋大业十四年（618）三月，炀帝被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所杀。近卫军的士兵均出身北方，炀帝却不想离开扬州，士兵们不杀掉他便无法回家。可以说，扬州的宫廷里尽是谋反之人。

率领援军进入洛阳的王世充听到炀帝在扬州被杀的消息之后，便让炀帝的孙子杨侗即位，改元皇泰。大兴城有炀帝的另一个孙子杨侑，已于前一年禅让于李渊，年号义宁。那时炀帝仍然活着，但已经退位，成了太上皇。听到炀帝死讯后，皇帝杨侑便禅位给李渊。李渊即唐高祖。现将公元618年发生的大事件整理如下：

大业十四年，炀帝被杀。

皇泰元年，杨侗在洛阳即位。

隋义宁二年，杨侑在大兴让位给李渊。

此时虽然是隋义宁二年，但从五月甲子开始便成了唐武德元年。

如上所示，这一年共用了4个年号。此时玄奘17岁，他从洛阳前往大兴城。因为唐废除“大兴”之称，此时应该叫长安。

为何离开洛阳，是因为那里已经成为“豺狼之穴”。根据《法师传》记载，他向兄长长捷劝说道：“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余闻唐帝驱晋阳之众而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哥哥也同意了玄奘的意见。

杨侗在洛阳即位，不必说他是王世充的傀儡，如同长安的杨侑沦为李渊的傀儡一样。不同的是，王世充虽然是洛阳实际的主人，但洛阳已被李密的大军包围。而且长安的李渊是隋的名门——八柱国中的一人，而出身西域的王世充并非隋之正统。从王世充本来的姓氏“支”可以看出，他应该是月支人。另外，包围洛阳的李密和李渊一样，也是八柱国中的一员。

洛阳的局势十分不稳定。杨侗身边应当有炀帝幼时便跟随左右的亲信。这时作为援军进城的王世充虽然可靠，但比起坐地户，毕竟还是新来的。更何况他还是个来历不明、发色奇怪之人。王世充凭借援军的兵力镇压了洛阳的旧势力，但元文都、卢楚这样的旧势力代表对此心怀不满，暗中策划着反王世充的运动。

洛阳的另一个不安定因素是杀掉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他率领近卫军大举北上，直指洛阳。此时的洛阳城既有王世充派又有反王世充派，李密久久难以攻克，而此时宇文化及又从南边挥师北上。如此一来，李密或被洛阳的王世充和北上的宇文化及两面夹击。而洛阳方面则可期待兵临城下的李密阻止宇文化及北上夺取洛阳。

但洛阳的反王世充派则试图招降李密。王世充能够在洛阳城内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正是因为他手握兵权，洛阳城除了他的军队没有其他武装力量。若能招降李密，则可以引入第二个武装势力。更何况对这些杨侗身边的旧势力来说，比起西域人王世充，八柱国之一的李密要熟悉得多。双方交换使者后，李密接受了皇泰主[5]赐予的爵位，并领命攻打宇文化及。背负弑君之名的宇文化及军队自然士气不振，很快被李密击败。之后李密便准备将军队开进洛阳，按照之前的约定入城辅佐皇泰主。但是招顺李密是反王世充派的主意，王世充对此自然不知情。招降李密的反王世充派被王世充迅速肃清，随后王世充加紧攻击逐渐接近洛阳的李密军。此时李密因为刚击溃宇文化及军而有所松懈，遭受突击，溃不成军，不得已之下只好逃至长安，向李渊求救。

洛阳的王世充完全扫除反对派之后，不久便废掉皇泰主，自立为帝，国号为“郑”，年号“开明”。

王世充称帝之时是在玄奘前往长安的第二年，即公元619年。但以上一连串的事件几乎都发生在玄奘尚在洛阳的时候，这也是他离开洛阳的背景。

人们对王朝更替已习以为常。隋于37年前夺取了北周的天下。当时的杨坚（隋文帝）与37年后的王世充或李渊并无二致。被夺取了天下的北周也在24年前篡夺了西魏政权。而西魏则是23年前北魏分裂之后建立的一个王朝。面对这些分裂与夺权，人们毫不吃惊。实力即是一切，分裂或是夺权都是理所应当的事。

如此一来，“这一切难道不是虚幻吗”这样的想法也应运而生。虽然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信仰，但提倡“空”，并追求解脱。它盛极一时也算这个实力至上的时代的一个侧面。

伍

洛阳虽是古都，但隋都洛阳却是一座新城。洛阳毁于北魏末年战乱，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令西域人宇文恺重建洛阳。据说每月都要动员200万劳动力，并将附近居住的几万名富商以近乎强迫的方式安置到别处。新洛阳城位于古都洛阳以西约15千米处。中国最古老的佛寺白马寺原本坐落于洛阳城西门外，但因隋将洛阳城向西移动15千米，白马寺便在新洛阳的东郊了。新洛阳实际上是越过白马寺而新建的，今天的洛阳市因为位于隋之后的位置，所以白马寺仍在东门外。

新洛阳起初被称作“新都”，后来一般称其为“东京”或者“东都”。洛阳城给人以古旧之感，但对玄奘来说，在他4岁时开始动工的这座城市，还是一座新城。

新洛阳建成后，隋大业四年（608），北魏时代兴建的净土寺也一并迁了过去，位置在焕然一新的新洛阳建阳门内。因为是将旧建材拆解之后再重新搭建的，这座寺庙可能没有那么光彩夺目。顺便一提，玄奘在印度留学时这座寺院曾搬到一个叫毓财坊的地方。武则天统治时各地修建大云寺，这座净土寺便成了洛阳大云寺。

玄奘的兄长长捷法师或许曾入住迁至新洛阳前的老净土寺，而玄奘则肯定是住进了搬迁至建阳门内的新净土寺，此时身在李密包围的洛阳城内，生活上不便也不言而喻。

东都米斗三钱。人饿死者十二三。

这是《资治通鉴》大业十三年（617）的记载。隋代的1斗约为6升，是日本1升的三分之一。虽然写着1斗米3钱，但是从后文来看，这一记载主要是想描述因为米供应匮乏而导致十人里有两三人饿死的惨状。由此推断，这应该是笔误，可能是“三”和“钱”的中间漏了一个“千”，也可能是“千”错写成“三”了。据记载，因为米价高涨，有二到三成的百姓饿死，可谓是活脱脱的“人间地狱”。同书第二年记载，“东都乏食”。大府卿的元文都招募不吃公粮的守城士兵——自己带饭的士兵。同时对那些给士兵供给食物的人授予散官[6]。当然这些人并不是有觉悟，不过是有闲财罢了。

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

能供给食物的都是大商人，他们通过捐献以获得名义上的官职。按照当时的制度，五品以上的官员手持象牙做的笏板。这里即是说手持象牙笏板入宫觐见的商人数不胜数。

食物不足无疑是因为商人强买强卖。捐献的商人众多，也许其中有爱国、爱洛阳的因素，但不可否认他们是以提供粮食获得官职，将其当作免罪符，避免因强买强卖而遭受刑罚。

那么，净土寺的粮食供应又如何呢？正式出家的僧人持有朝廷敕令，所以跟官吏一样，由国家保障生活，此外自然还有虔诚信众的施舍。所以待在寺内虽然不能保证吃饱饭，但不至于饿死。但是，僧人们却亲眼目睹了城中百姓挨饿的惨状。17岁的玄奘也在其列，他也应该主持过不少饿死者的葬礼吧。感情丰富的玄奘，是怎样看待这一切的呢？因为他未曾提及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去揣测了。

再怎样远离世俗，佛门圣地也应该会传来洛阳政治斗争的消息。佛寺依靠财政维持，正因如此，那里的僧人，特别是高僧不可能对政治毫不关心。

政治斗争的热门话题，年轻的玄奘也应该有所耳闻。皇泰主手下有7名重臣把持洛阳政务，人称“七贵”。但实际上，被封为郑国公且身居要职的王世充一人独大，大搞个人独裁统治。除了手握兵权之外，他丧偶之后还与皇泰主的姨母再婚，地位又进一步上升。

“七贵”之中反王世充派的文元都与卢楚惨遭杀害，皇甫无逸逃往长安。他们原本计划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王世充，但参与其中的另一位“七贵”段达因为害怕，便向王世充告发了此事。

皇泰主其人虽然“眉目如画，温厚仁爱，风格俨然”，但毕竟还是太年轻，无力与王世充抗衡。虽然他老实地让位于王世充，完全放弃了反抗，但最后还是惨遭毒杀。他似乎早已明白自己命不久矣，便将国库中的大量织锦和丝绸捐赠给佛寺，制作佛具，委托僧人向穷人布施。但不久后他连处理国库物品的自由都没有了。

从上面的逸闻可以看出，皇泰主杨侗也是一名佛教徒。至于他是在预见到自己的悲惨命运之后才皈依佛门，还是在此之前就一直信佛，便不得而知了。王世充赐给他毒酒之后，他便设席焚香礼佛，说完“愿从此不生帝王尊贵之家”后将毒酒一饮而尽。这位皇泰主应该一直与净土寺有联系。

唐武德四年（621），洛阳重归唐军之手，李世民（唐太宗）进城之后看到隋宫，感慨“逞侈心，穷人欲”，并加上一句“无亡得乎”。攻陷洛阳后，李世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在全城僧尼中各选30位有名德者留在寺中，其他人通通还俗，可见洛阳城中僧尼人数之多。此时玄奘刚好虚岁20，如果一直留在洛阳净土寺，应该会被强制还俗吧。

王世充统治下的洛阳城如同一座大监狱，他早已失去人心。不，事实上用“失去”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得过人心。他一直战战兢兢，害怕有人叛乱，便将有背叛嫌疑的部下一个一个地投入牢中。当然，这样做并不需要什么确凿的证据。

因为对百姓的压榨实在过分，所以其治下的人们不断逃亡。为此王世充建立了邻保制——逃亡者的家人不必说，连其邻居都要被处刑。但如此一来，逃亡的规模反而不断扩大，愈演愈烈。这是因为一旦想要逃跑，大家便会集体行动。

据《法师传》记载，玄奘劝说兄长长捷法师前往长安，当时的状况是“衣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衣冠”指的是士大夫，也就是说再大的官也难逃一死，而灾祸也波及寺里人。街头白骨累累，这种形容也不是夸张。“烟火”指炊烟，“烟火断绝”无疑是指人们已经无法活下去了。

玄奘逃离洛阳是在王世充篡位之前，若稍有迟疑，肯定会被视作逃亡。如此一来，身在缑氏的父亲也就危险了。虽然玄奘的父亲在大业末年便去世了，但玄奘离开洛阳时依然健在，得出此结论的理由是前面所说的唐显庆二年（657）玄奘为父母的坟墓改葬时，“问姊父母坟陇所在”。如果玄奘在离开洛阳前父亲已经去世，那么下葬时他肯定会在场，这样一来就没必要向姐姐询问墓地在哪里了。表文里写着父亲去世40余载，但这一年其实是玄奘离开洛阳的第39个年头。“40余载”可能只是一种修辞技巧，但也有可能在他逃离洛阳前父亲确实已经死了，这些事情都难以理清。若是父亲去世是玄奘出逃洛阳的动机，那么为何忘记了重要的墓地位置就成了问题。不过，也有可能是地形改变的原因。

无论如何，隋末的洛阳生灵涂炭，而这一切都被玄奘看在眼中。

当时，洛阳的国子监中有一位叫徐文远的老人，学问渊博，玄奘的父亲陈惠可能也是他门下的弟子。据说，占领洛阳的王世充和攻打洛阳的李密也是他的弟子。有一次，徐文远出洛阳时被李密军抓住，带到本部后，李密自然是大吃一惊。虽然李密殷勤招待，不敢怠慢，徐文远却对李密“倨见”[7]。但在洛阳城内，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必先行礼。他身边的人便问，同样是弟子，为何对他们的态度如此不同。徐文远答道：“魏公（李密），君子也，能容贤士；王公（王世充），小人也，能杀故人，吾何敢不拜！”可见小人治下的百姓，活着是多么困难。

在隋末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被王世充这样一个特殊之人所君临的洛阳变成了惨象寰生的“人间地狱”。这种情况势必会影响玄奘思想的形成。

陆

隋炀帝从受封为晋王的皇太子时代开始便笃信佛教。他请出为避战乱而隐居庐山的天台宗大师智顗，为其授予菩萨戒。这件事十分有名。智顗那闻名天下的“智者大师”之称号也是由晋王所赠。晋王时代的隋炀帝在江都（扬州）任扬州总管时，曾在那里设置4座道场以招徕优秀的宗教人士，其中佛寺、道观各两座。两座佛寺分别为慧日寺和法云寺，江南名僧云集于此，其中最有名的是会稽嘉祥寺的主持吉藏大师。吉藏大师俗姓安，虽是安息（中亚的帕提亚）人，却出生在金陵（南京）。

晋王即位后，在洛阳也设了内慧日道场。内道场即是服务宫廷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招待了不少名僧，慧景、敬脱、道基、宝暹等大德之名都记录在册。据《法师传》记载，玄奘在洛阳时，曾向景法师学习《涅槃经》，向严法师学习《摄大乘论》。“景法师”应该是慧景，但这个“严法师”是谁却不得而知。30多年后，玄奘亲自翻译《摄大乘论》。当时严法师所用的文本可能同自真谛之手。也就是说，玄奘在20岁之前，接触到唯识论。不过，此时的玄奘年龄尚小，却亲眼目睹了“人间地狱”的惨象。他不仅亲眼目睹了饥饿、无力、眼神空洞的人们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还为之料理后事，想必他本人也曾忍饥挨饿，死亡阴影常伴左右。

玄奘因留下大批准确无误的译经，是人尽皆知的“学僧”。然而结合他成长的时代和生存环境，仔细想来便知他不是为了寻求知识和学问而接触佛法的，生活在人间地狱中的玄奘应该是在向佛法寻求关于死的看法，学问不过是其探寻的路径罢了。

不得路径，便探寻无果。洛阳城中已经没有多少玄奘想要前去请教的良师了。《续高僧传》记载，玄奘弃洛阳前往长安正是为了向道基学习，因为曾为慧日道场名僧的道基已经离开洛阳。被称为“成实论泰斗”的敬脱也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去世，享年63岁。那是玄奘逃离洛阳的前一年。

洛阳的上林园中设有翻经馆，隋末混乱时期虽有译经活动，但未必有多少成果。那里曾有一位天竺僧人达摩笈多，也称作“法密”。他本是南印度人，隋开皇十年（590）从瓦罕走廊至帕米尔高原，再经塔什库尔干到达喀什，最后经由库车、吐鲁番抵达大兴城。他起初住在长安大兴善寺，隋炀帝即位后奉命前往洛阳上林园翻经馆。达摩笈多在唐武德二年（619）圆寂于洛阳。那是玄奘离开洛阳的第二年。

空海入唐不久便崭露头角，这与其能熟练使用汉语有莫大关系。但他在入唐前在哪里、向谁学习汉语是一个疑问。玄奘虽也类似，但留学印度长达17年之久，与仅仅待了两年的空海似乎没有可比性。诚然可以到印度之后再学语言，但玄奘在真正前往印度很久之前便有此打算。如此一来，他自然会考虑学习梵语，并为之做准备。他最可能求教的老师便是很久之前入唐、能熟练运用汉语的天竺僧。如若只是学习梵语，也可请教天竺商人，但还要学习佛法，所以一定得请印度僧侣当老师。

玄奘何时出家虽无定论，但可知他在洛阳净土寺修行了数年。据《法师传》记载，玄奘学习《涅槃经》《摄大乘论》时，“一闻将尽”[8]，令众人惊叹。13岁时，他的“美闻芳声”[9]开始传播。《法师传》记载，玄奘出生年份为隋仁寿二年（602），按此计算，玄奘虚岁13岁时即大业十年（614）。玄奘于大业十四年（618）离开洛阳，那么他作为僧侣在洛阳至少待了4年，在此期间，他应该有与达摩笈多见面的机会。

达摩笈多从进入长安到在洛阳圆寂，一共度过了29年，其间也在翻经馆译出了《摄大乘论》。天才少年玄奘从严法师那里学习《摄大乘论》，并为其深深吸引，他对原文产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如此一来，他肯定会经常前往位于洛水南滨的翻经馆，拜访达摩笈多。如前所述，玄奘所学的《摄大乘论》应该是真谛所译。当时真谛译本最为流行，摄论宗也是以此为基础而创立的。倘若玄奘果真去拜访达摩笈多，他们讨论的话题不会仅局限于唯识论。达摩笈多肯定会从自己的出生地印度及佛迹之类的话题开始，一直讲到翻越帕米尔和天山南路之旅。我推测，“通往天竺之路”的信息最早是由达摩笈多传达给玄奘的。

玄奘兄弟在隋大业十四年（618）某月移居长安。这一年动乱达到顶峰，针对隋的起义此起彼伏，唐王朝在长安建国，各地群雄割据，这其中佛教徒之乱最巨。

河北怀戎县（幽州涿郡）一名叫昙晟的沙门，拥5000僧众起兵，杀死隋朝的县令和镇守大将。昙晟自称为大乘皇帝，立尼姑静宣为邪输皇后，改元法轮。

同在幽州的还有一支由高开道领导的起义军力量。他本来是制盐商贩，参加农民起义军之后成为首领。他与隋将李景作战，并夺下北平[10]，攻陷渔阳郡后自称为燕王，建都渔阳（北京），定号始兴。但随后被大乘皇帝昙晟招安，立为齐王。高开道从一开始便心怀取而代之的企图，假装带领5000人马归顺，几个月后便杀死昙晟，吞并他的部下。此时玄奘离开洛阳向西出发，于他而言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后。这一年与洛阳王世充争斗的李密投降了长安的唐军，所以玄奘一路上理应没有遇到战事。但不必多说，人心不稳。

对于玄奘来说，这是人生第一次远行。路上，他可能在一边向西前进，一边在心中勾勒着从达摩笈多那里听到的帕米尔或天山南路的旅程吧。

柒

抵达长安的玄奘抑制不住内心的失望。长安在唐的统治之下的确安定下来，但是新政权在如何恢复秩序，以及对各地群雄割据是讨伐还是怀柔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法师传》中可见：

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

孙子、吴子的兵法为要紧事务，已经没有顾及孔（儒）、释（佛）之道的余地了。玄奘为习佛法来到长安，那里却已经没有传授佛法的地方了。

玄奘与兄长暂宿庄严寺，他们肯定第一时间打听了曾在洛阳道场的名僧的消息。曾经请教过的慧景、道基、宝暹本应在长安，但来了之后却不见一人，原因是他们与玄奘同样感到失望。新王朝刚建立时期的首都不是研究佛教或学问的理想场所。或许长安四处弥散着把这些当作累赘的情绪。

《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元年（618）六月癸巳条目记载：“禁言符瑞者。”所谓“符瑞”即“上天传达的吉兆”。新王朝初建，很多人把一些若有若无的事情说成是上天的吉兆以迎合统治者。虽然那些溜须拍马的人无伤大雅，但那些有意破坏的流言同样也可能借着“天意”的幌子扩散开来。比如“即将发生天地异变，新王朝长久不了”之类。世间尚不安定，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民心，而动摇民心的言论自然会让他们绷紧神经。

不设佛教讲席的原因恐怕就是新政权的禁令。即便不是公然发布禁令，但不欢迎聚众演说的意思也应该传达给各个寺院了。否则，设置讲席成本并不高，寺院也不会不做讲经活动。乱世中的人们寻求灵魂安息和精神支柱，要是知道有讲经活动，便会蜂拥而至。寺院本应为满足民众需求而提供这些服务，但不可思议的是，那时却对其置之不理。

不仅仅是佛法，儒学也不受欢迎。唐高祖李渊身为隋的重臣，却取而代之，按照儒家的纲常伦理是难以从正面评价的。新政权根基尚浅，不能容忍丝毫的批评，所以便借取缔流言蜚语的名义大行言论管制。

从混乱中心洛阳来的大德高僧们满心希望见到一个充满新气象的长安，却大失所望。

隋炀帝还是皇子时曾在江南任扬州总管。当时他除了召集名僧硕学，还收集了大批经书典籍。被立为太子之后，他便在长安建立了日严寺，将在扬州收集的经书搬到了那里。因此，从洛阳而来的僧人满心以为只要去长安便可以尽情地研修、讲习佛法。期望过大，失望越大。当时有消息说四川政局稳定，佛教兴盛，不受统治者的制约。这不是传闻，而是从四川到长安的人的亲身体验。僧人对于没有讲席的长安没有任何留恋，纷纷前往四川。

见此情形，玄奘便劝说兄长，“吾亦往绵蜀焉”，而兄长也并无异议。四川成都一带曾经称作绵州。如今的成都，隋时称为绵阳县，而“蜀”自古以来指四川一带。玄奘所说的“绵蜀”，是对四川的中心成都一带的笼统称呼，而玄奘兄弟以前的老师都在那里。

兄弟二人经由子午谷到达汉川时，遇到了空、景两位法师。《法师传》中记载：

皆道场之大德。相见悲喜停月余。

“空”是何方神圣不得而知，但“景”无疑是前面提到的慧景。“道场”即洛阳城内的慧日道场。二人曾是那里的学僧，故慧景是玄奘兄弟的旧师，再次相见自是悲喜交加。他们悲的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彼此遭受的苦难，喜的是总算活了下来得以重逢。

“汉川”指的是已经接近陕西与四川交界的汉中。在这里“停月余”期间，兄弟二人如饥似渴地向他们的师父学习。不久之后兄弟二人与两位师父一同前往成都。

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毗昙及震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

成都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名僧云集此地，大设佛教讲席。

“基”指的是道基。据说玄奘离开洛阳就是为了向他学习。“宝暹”同道基一样，是靖嵩（也作静嵩）门下，曾与北天竺出身的阇那崛多一同活动。阇那崛多于北周武成年间（559—560）到达长安，入住草堂寺。但北周武帝即位后，大兴灭佛运动，他也被强制遵守儒家礼仪。他拒绝服从，逃往突厥，那是北周建德三年（574）发生的事情。他与10位同仁一起，在西域寻找经书，共得梵本260部，而宝暹即为10位同仁中的一人。北周被隋消灭后，佛教复兴，宝暹便携带梵本回到长安，与大兴善寺的僧众一起从事翻译活动。但因为音义上有百思不得其解之处，他便邀请仍在突厥的阇那崛多回来。随后的达摩笈多继承了阇那崛多的衣钵，先住大兴善寺，后移至洛阳的翻经馆。

据说玄奘在成都停留了两三年，正值其18岁到20岁。受惠于良师，他的佛法研修大有进步，并且因成都等蜀地未经战乱，物资丰富，佛法讲座兴旺，常常有数百人聚众听讲。僧侣来自各地，成都的信息经由他们传遍各地。玄奘“聪慧多才的青年沙门”的名声便从湖南、湖北一直传到江南各地，不仅限于蜀地本身。

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

当时似乎有一个规矩，年纪不满20岁便无法受戒。所谓“受具”，即受具足戒。“具足”为完全具备、十分满足、不缺少任何东西的戒律的意思。因此，受具是佛教中的成年仪式。

捌

虽然接受了完全的戒律、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佛教僧侣，其才能也广为人知，但玄奘的内心并未满足。他那过目不忘的超群记忆力是他研修佛法的不二利器。

受具之后需要“坐夏”学习戒律。他一遍就掌握了“五篇七聚”。所谓“坐夏”也叫“夏安居”或是“安居”，即在一夏九旬期间，寻找一处地方静修。这本是印度修行者的习惯，因为雨季之时，不知不觉便会踩死草木小虫，于是避免外出，静坐修行。这个规矩同佛教一起传入中国，随后传入日本。因地域和宗派的不同存在一些小差异，通常在5月中旬之后的90天内进行，这是一个静下心来细细思考、自我反省的好机会。“受具”之后的“坐夏”，自然是学习戒律、静心思考的时间了。

关于具足戒，比丘有250戒，比丘尼有384戒必须遵守。比丘的250戒分为5种，被称作“五篇”[11]；犯下罪行的根源被分为7类，被称作“七聚”。学习“五篇七聚”时，首先要逐条记下，然后就每一条细细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可参透各条罪行的内容，直视人类的内心世界。记忆天才玄奘转眼间便记下了分为5类的250戒，他的思考时间显然要长于他人。

凭借极其明晰的头脑和敏锐的理性思维，玄奘可以用比所有人更为闪亮的光芒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然而，即便如此也仍有未被光芒照射到的地方，光亮仍然不足，或者说，也许必须要被其他的光芒所照耀。

必须接受更多的光芒照耀自身，或者必须寻找其他光芒将其内化于心，为此必须更刻苦地钻研和积累。但是，如今的成都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成都这里确实聚集了许多名僧高师，但玄奘在三年间已经穷尽他们所学。在成都还可以听到各地高僧的消息。玄奘学习过多遍的《摄大乘论》，其译者真谛已于50年前圆寂。但协助其翻译的道尼高徒慧休和道岳仍然健在。慧休住在相州（河南）的慈润寺，道岳住在长安的大觉寺。慧休年近八旬，若要向其请教佛法，就必须赶快动身。而因成实论扬名的道深则在赵州（河北）。

出行并不只是为了向各位前辈求教，在旅途中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与众人接触，也是再好不过的研修。从洛阳到长安，再从长安到成都，在少年时期的旅行中，玄奘感到了自己的成长。他似乎很享受这种旅行。

虽然玄奘想要离开成都踏上新的旅途，但应了成都的生活，但兄长长捷却完全适应了成都的生活，长捷而言成都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

玄奘兄弟二人均为与父亲一样的美男子，学问也都十分精深。人们称赞道：“虽庐山兄弟无得加焉。”所谓“庐山兄弟”指的是慧远（334—416）和慧持（337—412）两兄弟。因为兄弟二人都十分优秀，且学问精深，人们便怀着羡慕的心情，将他们比作“庐山兄弟”。

长捷法师除了佛典之外还喜好中国古典，尤其精通老庄之学。这与一心一意埋头钻研佛法的弟弟稍有不同。玄奘终其一生几乎未作过诗赋，而长捷法师则相反，常常作诗，据说他的诗作还广被蜀地文人相传。这样看来，比起“哲学青年”弟弟玄奘，长捷法师应该是一个文学青年。他也非常善于交际，被有权势的人推崇，似乎有许多拥趸。他一直是文艺沙龙的中心人物，所以他喜爱成都，不愿离开那里。“庐山兄弟”也是如此，弟弟慧持60岁之后便告别兄长，从庐山前往成都。如今，玄奘兄弟分别的日子也到来了。

“如此令人心情舒畅的地方只有这里了。”“人人安定，没有战乱，物资丰富。”“这么好的地方，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呢？”长捷法师试图挽留弟弟。《法师传》也记载，玄奘推迟离开成都的原因是“条式”，即法律，以及兄长的挽留。

乃私与商人结侣。泛舟三峡。沿江而遁。

虽然《法师传》中这样记载，但至少当时受戒的僧侣似乎不能随便更换住所。玄奘偷偷地化装成商人，从三峡沿着长江悄悄逃走了。“遁”字说明玄奘的旅行是不合法的。

玄奘之后前往印度时也是如此，出发时违背了国禁。但对玄奘来说，行动的第一标准是是否符合佛法，而国法则位居其次。“条式”到底是什么实在不得而知，但似乎玄奘离开成都并未遭到处分。他下三峡出荆州（湖北），到达天皇寺留宿时，受到当地僧俗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他作为成都的才俊名声广为流传。受人们的请求，玄奘从夏天到冬天将《摄论》和《毗论》分别讲解了三遍。

当时的荆州都督是汉阳王李瓖，他是高祖李渊的堂弟李安之子。他还是郡公的时候，因为促成与突厥颉利可汗和议有功，被封为汉阳王，代替兄长李孝恭任荆州都督。他早已听闻玄奘的名声，便亲自前去问候，玄奘讲课时他还率领幕僚一同听讲。无论道俗，有一技之长的人都云集于此。讲课中还有答疑环节，难解的问题接连不断，但玄奘都会细致入微地耐心解答。听众中甚至有人因深有体悟而感动落泪。都督对此赞叹不已，施舍了数不胜数的财物，但玄奘丝毫未取。

离开荆州后，玄奘心怀遍访高僧的夙愿，继续踏上旅途。他先去拜访远在赵州的道深，学习了成实论；接着前往相州向慧休问了许多问题，以解决他的疑惑；最后他进入长安，向大觉寺的道岳学习俱舍论。

玖

玄奘的游历一直从唐武德六年（623）持续到武德九年（626）。

此时，唐朝的根基终于稳固下来。最大的军阀洛阳王世充也被高祖的次子李世民所灭。高祖的长子皇太子李建成在北方边境作战，展现出卓越的统率能力。负隅顽抗的刘黑闼大败于李建成军，随后被诛杀，时间是武德六年（623）二月。刘黑闼曾经一时占领相州，而玄奘能够去相州拜访慧休，正是因为那里当时已经平定。国内局势终于稳定下来，旅行也变得安全了许多。

消灭了刘黑闼军后，唐将目光转向北方。唐与突厥和吐蕃尚有争端，军事和外交两方面都让人焦头烂额。但此时，唐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尽管暗地里已是波涛汹涌，但表面仍是风平浪静。问题的源头便是皇太子李建成和其弟秦王李世民关系不和，这是兄弟之间的帝位之争，已经无法避免。话虽如此，那毕竟是庙堂之上的争斗，与平民无太多关系。

因为政局稳定了下来，打天下时期的临时性禁制也多多少少有所缓和。长安也终于可以设佛法讲席了。长安除了道岳，还有法常、僧辩两位名扬天下的高僧。再次回到长安的玄奘肯定前往拜访了两位高僧，他们也为了讲授了《摄大乘论》。

法常（567—645）为慧顗（也作智顗）的弟子，住在长安普光寺，随后成为皇后的戒师[12]，著有《摄论义疏》。他是玄奘最关注的唯识论的权威。僧辩（566—642）乃张氏南阳人，与法常同姓同乡。他为人谦虚，曾经前去听比自己小两岁的道岳的讲经，后来也成为玄奘翻译事业的助手。

与玄奘接触过的这些名僧，均对他赞叹不已。法常与僧辩感慨玄奘的出现真乃佛门幸事。据《法师传》记载：

二德并深嗟赏。谓法师曰：汝可谓释门千里之驹。再明慧日当在尔躬恨吾辈老朽恐不见也。

虽然这番话是法常还是僧辩说的不得而知，但可能两个人常常将这些话挂在嘴边。

与玄奘第一次从洛阳来长安时不同，此时，长安已经可以自由宣讲佛法，各个寺院也恢复了活力。但实际上局势正渐渐向着不利于佛教的方向发展。说一千道一万，对中国来说，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信仰，自然会成为心胸狭窄的人的攻击靶子。再加上针对寺院实行租税等方面的优待政策，令一些人产生了因妒生恨的反感情绪，并且佛教界内部也出现了为人诟病的腐败问题。

事件始于太史令傅奕向高祖上疏“请除佛法疏”。太史令为从五品下的官职，主要负责观察天文，稽定历法。这一职位观察日月星辰变化或风云气象异变，故而有些神官的色彩。这件事也可以说是中国神职人员对外国神灵激烈的排斥反应。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愒愚夫，诈欺庸品。乃追忏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万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

上疏连篇累牍，其中有人提到天下僧尼有十万之众，要是让他们分别成婚，那么就能多出十万家庭；他们生儿育女，便“可以足兵”。隋末动乱，人口骤减，这对唐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作为一个解决方案，僧尼的还俗问题便被提了出来。

傅奕将佛教视作迷信，坚信其不过是在欺骗百姓，为此必须将这股“妖惑之风”革除，以回归“淳朴之化”。

高祖李渊令百官讨论这篇上疏，全面支持傅奕意见的只有太仆卿（马政长官）张道源，而笃信佛教的尚书右仆射萧瑀自然持反对意见。

萧瑀本是南朝梁武帝的玄孙。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但傅奕却在上疏中说梁因此而灭国，此事“足为明镜”。“明镜”自然指的是应该以此为鉴，把这件事当作反面教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血缘的关系，萧瑀从年轻时开始便是佛教徒。他的姐姐是隋炀帝的皇后，他的妻子是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一族的族人，可见其是一个准皇族级别的人物。他的职位“尚书右仆射”为行政部门的二把手，相当于副总理。秦王李世民任尚书令（相当于首相）一职，萧瑀作为高祖的心腹可以说是大权在握。

佛，圣人也，而奕非之。非圣人者无法，当治其罪。

萧瑀反驳道。傅奕回道：

人之大伦，莫若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矣！

萧瑀闻此一时语塞，只能合掌说道：“地狱之设，正为是人！”

高祖对僧侣和道士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们不缴纳税金，也不服兵役。话虽如此，以心腹萧瑀为首，手握大权的佛教徒也不在少数。开创王朝时期，最好不采取极端政策。高祖没有全面废除傅奕进言的佛法，而是采取了较轻的措施。虽然傅奕只抨击了佛教，但是高祖却将信仰老庄之道的道士也纳入了处分的范畴。

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上述诏书下达的时间是唐武德九年（626）四月辛巳（二十三日）。虽然不是完全废佛令，但内容却十分苛刻。唐会昌年间（844年左右）的废佛措施一直被认为是史无前例之举，日本留学僧圆仁曾卷入其中。即便如此，长安还是保留了4座寺庙。高祖武德末年的废佛措施一旦实行，将是不次于“三武一宗灭佛”[13]的佛教灾难。但是39天后发生的一件大事让这个废佛令几乎未能实行，并从律法层面遭到了废止。

所谓大事，即是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弑兄。兄长李建成作为皇太子，理应继承皇位，但身为弟弟的李世民却发动军事政变，将兄长杀害于玄武门。结果高祖退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继承皇位。这就是以明君闻名的唐太宗。拒绝玄奘前往印度而又迎接从印度归来的玄奘的，也是这位唐太宗。

我们今天阅读的唐朝历史是以军事政变胜利者太宗的视角编写的。据史书所载，皇太子李建成一直想杀掉弟弟，因此李世民抢先一步杀掉了兄长，不弑兄则会被杀。但是，已经确定为帝位继承人的皇太子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而杀弟弟，这种说法实在缺乏说服力。根据史书记载，唐建国时辅佐父亲李渊的李世民居功至伟；正是在李世民的促使下，李渊才奋起打天下。而兄长李建成却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因此担心自己的皇太子之位会被废掉，便对弟弟起了杀心。但是，这也明显不合逻辑。虽然唐初期最大的敌人王世充确实是被李世民消灭的，但当时王世充试图与塞外的突厥相勾结，夹击唐军。而出色抵御北方突厥人行动的正是李建成。这不能不说也是大功一件。

虽然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但事实不过就是太宗李世民与兄长争夺帝位，用强硬的手段取得了胜利罢了。玄武门之变中，太宗不仅杀死兄长李建成，还杀掉弟弟齐王李元吉。不仅杀了兄弟，还把他们的孩子也一齐杀掉。当时李元吉不过24岁，但已有5个孩子。太宗不仅杀掉了李元吉的5个孩子，还将其妻子纳入自己的后宫。

太宗虽然有决断力，果敢过人，但同时也极为冷酷。太宗与其说是一位明君，不如说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政治家。

政变发生在六月；八月高祖即让位于太宗。据说，这是高祖自己提出的，虽然太宗坚辞不受，但盛情难却之下只好即位。但是，从之后高祖的处境来看，太宗逼迫父亲退位也就不言自明了。此后，高祖在一个条件很不好的地方一直过着如同幽闭的生活。

玄武门之变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人们无疑都非常震惊。玄奘此时正在长安，但《法师传》对这一事件却只字未提。玄奘身为宗教人物，他的传记自然不会涉及政治性事件。但我不相信这种争夺帝位、手足相残的阴惨事件对玄奘的精神世界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少年时代在饥馑横行的长安见到了如同地狱般景象的玄奘，又在充满朝气的新长安见到了另一种地狱。

在洛阳的净土寺学习的玄奘，可能一开始不过是一个好学而聪慧的少年，而见识过地狱般景象之后，他开始深入思考自己所学的佛法到底必须去拯救什么。玄奘从很早便开始探寻佛法的中心——有关生与死的追问。

拾

《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九年（626）一项有如下记载：

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复浮屠、老子法。癸亥，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

所谓“太白”指的是金星。而“太白经天”为金星经过午（南）的方位，自古以来，这被认为是凶兆。金星过午的时间段必须是白天，而白天能看见星星本身就带有妖异的色彩。据《汉书·天文志》记载：

太白经天，乃天下革，民更王。

丁巳为六月一日，而两天后的己未日又观测到“太白经天”。观测天文是太史令傅奕的任务，他急忙进宫密奏此事。己未次日的庚申（六月四日）日，秦王李世民发动了军事政变。值得注意的是，政变当日立即取消了“废佛令”。虽然下诏的是高祖，但不用多说，这应该是掌握实权的李世民的意思。

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之时是癸亥（六月七日）日。而待高祖退位，他即位已经是八月之后的事情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取消“废佛令”有多么地匆忙。

政变的前年，高祖访问“国学”[14]并定下“三教”的排序，下诏将老子列为第一，孔子其次，释迦牟尼居末位。唐代决定僧侣和道士于宫中席次时，经常以此为据，因为究竟是以佛僧为先还是以道士为先，经常争执不休。李唐王室不知以何为根据，称自己是老子的子孙。老子本姓李，名耳，字聃。唐王朝始创之时肯定是为了给自己的家谱镀金，才无凭无据地将千年前的名人定为自己的先祖。武则天醉心于佛教之时短暂地出现过“僧先道后”的现象，但唐朝总体上还是“道先僧后”。佛教界人士也从因果关系解释这并不是蔑视佛教，而是因为皇家祖先是道教创始人罢了。

“三教”之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宗教色彩最为淡薄，因此说起宗教争端便是佛道之争了。借着高祖正式定下老子第一、释迦牟尼第三的排序，道教人士想乘机再给佛教以更大的打击。清灵观道士李仲卿以其所著《十疑九迷论》，另一位道士刘进喜以其所著《显正论》来抨击佛教。对此，僧侣法琳以其所著《破邪论》加以反驳。

佛道之争愈演愈烈，而最终裁决者高祖则采取了向双方“泼冷水”的措施。就事情经过而言，点燃战火的是傅奕的废佛论，结果却导致佛道针锋相对，如此一来不得不同时压制双方。高祖的本意是无法忍耐那些不纳税也不服兵役的人，不论是佛是道。本来作为生产力的人口数量就在锐减，再添上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就更让人头疼了。作为王朝创始人，高祖李渊也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15]。

傅奕将魏晋以来500年间发表的反佛论文收集起来，以“高识传”为题付梓，此外还为《老子》作注。他贬低佛教，声称“佛是胡中桀黠……模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由此可以看出，他崇拜老子。因此，他虽然希望废佛论被采纳，但连老子之法也被朝廷弹压应该不是他的本意。

以强硬手段夺取政权的人，最为迫切的便是笼络人心。与天下大赦一样，复兴佛道或许也是其中一环。太宗政变当日，即被立为太子之前便昭告天下，无疑是觉得事关重大。据载，高祖的废佛令比想象中的还要令人怨声载道。

佛道双方阵营的激烈争论在唐武德八年（625）迎来高潮，此时玄奘已经到达长安。他被前辈高僧寄以“佛教界的千里之驹”的厚望，但当时他才20岁出头，不过是一个修行中的沙门。他自然无法参加这场争论，但争论应该对他影响很深。“这种时候要是我的话，会这样反驳吧。”他应该有过这种心痒难耐、跃跃欲试的想法吧。这实际同亲身体验激烈的理论斗争并无二致。因为他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便能够将想法自头脑中随时提炼出来，从而将其纳入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即便如此，玄奘的思想也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疑点。

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

《法师传》中未说明“众疑”是什么，但前往印度，取得《十七地论》答疑解惑的愿望是有的。众人充分讨论疑问后，只能到此为止，所以除了前往印度外别无他法。想到这一点的，当然不仅玄奘一人。有几名同仁试图与他一同出行，他们联名向政府提出了出国申请。但是，申请却被驳回。他们三番五次提交申请书，但朝廷不允许出国的结论却始终未变。同仁一一放弃了前往印度的计划。最终，坚持初衷的只剩玄奘一人。为了追求佛法，即使触犯国法也在所不惜——这是他强烈求法精神的体现。

拾壹

据《法师传》记载，玄奘从长安出发的时间是唐贞观三年（629）秋八月。按照其中“时年二十六也”的说法来推算，玄奘的生辰应为隋仁寿四年（604），但如果依此制作玄奘的年谱，就跟仁寿二年（602）出生的说法难以对上。根据《续高僧传》或《释教录》，玄奘出发之年因为遇上霜害，允许“道俗，随丰四出”，所以一路上未被怀疑，得以顺利前往敦煌。若在平时，旅行者会立刻引起别人的注意，但这一年因为霜害出现了饥荒，从而下达了靠“丰”[16]来疏散的通知，由此玄奘的旅行也得以掩人耳目。

从《新唐书》贞观元年（627）八月的记载可以看到，“河南，陇右边州霜”。而《旧唐书》中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此外还有九月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征为赈恤而被派往诸州的记录。然而，不论新旧唐书，贞观三年（629）一项中均无关于霜害或饥馑的记载。关于贞观三年（629），两书都只是记录了从塞外有120多万归还者到达，这表明当时还有能够接纳这么多归还者的粮食。此外，贞观二年（628）九月还有“贞观二年九月壬子，以有年赐酺三日”的记录。秦汉时平民是不能随意聚集举办宴会的，当时记录中的“天下赐酺”即为下令许可全国举办宴会。唐代民间的宴会当然不被禁止，所以这里的“赐酺”肯定是天子赏赐平民酒食了。因“年”[17]赏赐酒食三日，太宗治下的23年太平盛世中，《新唐书》唯有这一处记载。被公认为是善政标杆的贞观时代，应该不会只有贞观二年（628）丰收，仅此一年“赐酺”，可以推测出前一年是极为严重的灾年。

可以确定，贞观元年（627）八月玄奘自长安出发。此时下发了疏散饥民的许可，可以认为玄奘借此机会向西出发，此时距太宗的军事政变不过一年的时间。按照中国的惯例，通常即位之后的第二年改元。太宗在武德九年（626）八月即位，之后的第二年便改元为贞观。玄奘几次向朝廷申请出国，应该都是在高祖时提出的。这一点我们不甚了解。即使掌权者换了人，对外政策也并不会有什么变化。出国禁令的决定因素是外交问题。

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

《法师传》是这样记录禁止出国的原因的。当时唐王朝成立不到10年，说是10年，距离消灭强大的反唐势力刘黑闼也只有5年左右，这便是“国政尚新”的表现了。好不容易刚刚控制了中心地带，但边境仍尚未安定下来，不仅突厥屡屡南下，吐蕃、吐谷浑和党项诸部也进行着军事活动。疆场即国境线，还不能将其划到那么远的地方。边境的状态仍然不确定，大部分地区被视为危险区域。由此，人们出国便被禁止了。

唐朝最大的对外问题即是与突厥这一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之前提到的刘黑闼在河北能如此与唐军抗衡，便是借用了突厥骑兵之故。当时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以颉利可汗为首领，西突厥以统叶护可汗为首领。

武德九年（626）八月，太宗即将即位时，东突厥向唐朝派遣使者请和。太宗即位后不久，颉利可汗领兵直抵渭水便桥之北，在桥上缔结了议和条约。但东突厥颉利可汗领导无方，他重用汉人赵德言和精通生财之道的粟特人招致族人不满。贞观元年（627），不仅唐朝苦于霜害，东突厥的领地也遭遇大雪，家畜死亡，百姓挨饿。群臣向太宗建议乘机讨伐突厥，但太宗答道：“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馀，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其实太宗已经从出使突厥归来的郑元璹的报告中得知，突厥民饥畜瘦，照此情形恐怕坚持不了三年。因此，他并不是为了信义和仁义，不过是在等时机成熟罢了。颉利可汗在讲和之后，献上了3000匹马和1万只羊，但太宗并未接受，只是“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唐很清楚，运用手段激化东突厥内部矛盾比发动战争更为简单、有效。

隋末动乱期间，许多人逃往塞北避难。突厥内部虽然有许多人不满，但并未发展到内战的地步。对乱世的居民来说，不论多么寒冷，不论生活方式有多么不习惯，只要是没有战争的地方便等同于极乐净土。除了像这样自发地前往塞北突厥势力范围避难的，还有被突厥强行掳走的人。在人力即生产力的时代，与物资一样，人也是被掠夺的对象。他们被迫成为了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付赎金无妨，想办法让他们回来。”唐与突厥之间有过类似的交涉。以交涉为借口，其背后应该也有搅乱突厥内部的意图，这就是所谓的外交战。禁止人们出国是为了避免不明就里的人闯入外交战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禁止出国最大的理由是边境不安定，未能结成切实的条约，人们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

如果玄奘于贞观元年（627）秋八月从长安出发，那么饥荒所到之处正在玄奘的西行之路上。霜灾尤为严重的陇右道在陇山的西边，位于现在的兰州一带。从长安向西行，经过秦州便能达到陇右，玄奘便从这条忍饥挨饿的百姓蹒跚的道路上一直向西前行。

以《法师传》为首的诸多文献都将玄奘出发的时间写成贞观三年（629），恐怕是与玄奘到达印度的时间搞混了。玄奘从印度归来时，在于阗向长安寄去表文，表文的目的之一是就偷越国境一事道歉。这篇表文中有“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一节，到底是贞观三年（629）出发还是到达印度，并不明确。同一篇表文里还有“历览周游一十七载”的记述。玄奘在于阗写下表文的时间是贞观十八年（644），反推出发的时间应该是贞观二年（628），因此“贞观三年”说难以成立。最具有说服力的是玄奘亲自撰写的《请御制经序表》中“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据此，“元年说”应该不容置疑。之所以拘泥于出发年份，是因为若是贞观元年（627），则玄奘一直在饥荒中旅行，这是继太宗的军事政变之后，他所经历的另一个地狱。

贞观元年（627）是闰三月，八月是阳历9月15日到10月14日。救济霜害的魏徵等人被派往各州的时间是九月辛酉，即阳历10月26日。

拾贰

先来谈一谈玄奘周边的世俗之事。唐朝禁止出国的政策与跟突厥的纠纷有关，太宗在等待突厥自我灭亡。与轻举妄动相比，待其自取灭亡要明智得多。前面也讲到了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在部族内名声不好，因重用汉人和粟特人，他在维系政权根基的族人之中人气急剧下跌。大雪导致的饥荒又导致突厥活力衰减，作为应急之策的重税也使得治下的百姓越来越与他离心离德。最终铁勒诸部反叛，推举薛延陀部一个叫夷男的人为可汗。唐与这支叛军联合消灭了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的时间为贞观四年（630），而此时玄奘应当已经在印度了。同时，西突厥也是实力不振。玄奘在离清池[18]西北500余里的素叶[19]见到了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这是因为他有吐鲁番盆地高昌国国王的介绍信。高昌国国王麹文泰的妹妹嫁给了可汗的长男为妻。

统叶护可汗本打算迎娶唐朝公主而派遣使节，却被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妨碍，这是贞观元年（627）发生的事情。根据《旧唐书·铁勒传》记载，统叶护可汗死于贞观二年（628），被他的叔父所杀。他的叔父并无声望，很快众叛亲离，西突厥最终也陷入混乱状态。

玄奘在素叶见到统叶护可汗应当是在贞观二年（628），恐怕和玄奘会面后不久统叶护可汗便被杀害。要是按照“贞观三年出长安”的观点，玄奘是不可能见到已经在前一年死去的统叶护可汗的，而持“三年说”观点的人则认为玄奘所见到的应当是统叶护的继承人。但是，《法师传》却明明白白地写着统叶护可汗的名字，并且如前所述，统叶护死后突厥陷入混乱，但玄奘通过的时候，似乎并未发生那样的混乱。至少按照《法师传》的记述，没有动乱的迹象。统叶护可汗死后，他的儿子肆叶护可汗和莫贺咄可汗成为对立的两股势力。这当然会令西突厥的实力衰退，也使唐朝有机会在西域开疆拓土了。

如前所述，贞观三年（629）根据户部（相当于财政部）的公文，有120余万归还者。这正是在东西突厥衰退的背景下发生的。

贞观五年（631），唐用金帛赎回汉族男女8万余人。因为他们被当成奴隶，所以不得不向他们的所有者交付赎金。

据说玄奘与统叶护可汗见面的时候，偶尔也会有唐朝的使节去往那里。私自出国的玄奘见到故国官员不知道会持怎样的心情，《法师传》未作记录。唐使带去了国书和信物，国书的内容玄奘也没有提及，大概是因为玄奘对这些世俗之事并不关心，因而也没有去了解。国书的内容恐怕就是关于那些被强行掳走之人的送还问题及被东突厥妨碍的唐朝公主出嫁一事。《大唐西域记》中有一座三百余户的孤城，位于恒罗斯城以南10余里处，其中的居民都是被突厥掠走的人。虽然房屋和服装跟突厥无异，但语言和礼仪还是保留了中原的风貌。这些人可能几年后便可以回归故土了。

贞观十四年（640）唐攻下高昌，将吐鲁番盆地作为直辖地，设置西州。唐朝的疆域终于延伸到远方。若再等上10余年，玄奘便可以更加轻松地出国。但是，他无法等待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等待的必要。困难的只是冲出国境，一旦出国，后面便一样了。他在高昌和西突厥均受到热情款待。西突厥虽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20]的国家，但并未阻碍玄奘的壮志。

在玄奘离开故国，周游西域、天竺的17年间，唐逐渐强大。玄奘尚在长安之时，唐虽有进攻突厥的好时机，但为了时机更加成熟而不得不等待。唐还存在可以称作“动乱后遗症”的饥荒和军粮不足的问题，要尽力避免人为的损害。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看到唐这副模样，可能判断它不会远征。然而，贞观十四年的唐朝已经不是贞观初年的唐朝了。玄奘回国时太宗正在指挥高句丽远征军。这时的唐已经是兵强马壮了。《资治通鉴》贞观四年（630）一项记载：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玄奘出国后不久，唐的国力迅速提升。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即“贞观奇迹”。这正是在太宗的指导下一切以国家为重、集中力量的成果。佛教也不例外。

有旱灾之虞的时候，便召集高僧让他们祈雨。根据《辨正论》记载，贞观三年（629），高僧27人在天门衙进行了为期7天的祈雨法事。僧尼要是完全与俗尘脱离关系，便无法让他们为国家服务了。为此太宗下诏，令天下的僧尼礼拜父母，其中便含有不允许他们“完全出家”之意。

僧尼不事生产，免纳赋税，人数无限制地增长，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不鼓励出家，自己随便出家的私度僧会被严惩。在隋唐交替的兵荒马乱时期，出现了许多私度僧，虽然不排除真的是因为信仰而出家，但肯定有许多人只是为了免除征税、劳役和兵役。据说玄奘出国的贞观元年（627），唐发布了对私度僧处以极刑的敕令，有许多僧人逃亡。有一座名为峄阳山的山，成了许多僧人避难的场所，他们在那里缺衣少食，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但其中也有像法冲这样师从慧可受教《楞严经》的名僧。第二年，全国搜查义宁[21]私度僧，并下令不自首者斩立决。

高祖举兵以来，大会战的地点共有7处，这些地方皆用官费修建了寺院，并给寺院配置了田地、农户、车辆和牛马。贞观三年（629）让寺院为阵亡将士祈祷冥福。这一举措无非表示，为国捐躯的人会获得国家的相应回报。

贞观五年（631）八月，唐向高句丽派遣使节，收殓隋阵亡将士遗骨回国安葬祭奠。隋炀帝远征高句丽可以说跟唐并无关系。但是，战死者的遗属现如今已是唐的臣民。在高句丽收殓遗骨，也可能是太宗秘图远征的表现。高句丽从隋开始便和塞北的突厥勾结，一同牵制中原。在唐看来，为了解决突厥问题（或者更应该说是塞外势力问题），必须首先压制高句丽。收殓遗骨14年后太宗出兵高句丽。

此时，佛教呈现出成为国家宗教的势态，官员会查勘僧尼的修行。当时的指导性用书《遗教经》被分发给首都各官和地方官，时值贞观十二年（638）。僧人中也有人出入宫廷，法雅便是其中之一，但不知因为什么不端行为，他被禁止再出入宫廷。他对此心怀怨恨，发表了一些不妥当的言论，后以“妖言”罪被诛杀，当时是贞观三年（629）。这件事还牵连了建国元勋裴寂，他因此被解除职务。

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生病的时候，皇太子李承乾（之后被废）请求“大赦度僧”，而他被皇后责备的事情，都可以在新旧唐书中看到。皇太子希望通过积累功德使母亲痊愈。与大幅度赦免罪人的“大赦”相似，“度僧”也算是王者的一种功德。没有官府的许可是不能剃度出家的。王朝初期的创业时代，不事生产的僧人数量尽可能不要增加。与各座寺院的既得权利一样，准许出家的人数也是固定的。对于想要出家的人来说，出家是一扇窄门，想要通过这扇门必须备有谢礼。而对寺院来说，其权利便成为财源。皇太子所请求的是让更多的人出家，换言之，即增长了寺院的收入。皇后训斥自己的孩子“这可不是父皇的意思啊”。按照太宗的想法，佛教是外来宗教，会让政体靡弊。《贞观政要》也收录了这一逸事。如此看来，太宗似乎只是在利用佛教。

太宗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到国家建设之中，也许在他看来佛教也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手段。

玄奘不在的时候，唐朝佛教的发展方向是确定的。他出发那一年圆寂的长安清禅寺的慧胄被赞誉为僧侣的模范。慧胄在长达40年的时间中一直“经营”着清禅寺。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地，据说粮仓也常常填满粮食。不需要官府费心，能够自食其力的寺院，不必说，在国家看来是最为理想的寺院了。

[1]日本江户初期的名医，本名陈明德。

[2]此处为该成语的本意，指兄弟均非常优秀。

[3]与之前的“有道”一样，也是一种官员录用资格。——译者注

[4]即齐王暕。

[5]王世充拥立的杨侗没有皇帝资格，后世史家仅用其年号称呼他。——译者注

[6]非正式官位，但享有其官位相当的待遇。——译者注

[7]傲慢地蔑视。——译者注

[8]只听一遍便几乎可以尽数理解。——译者注

[9]绝佳名声。——译者注

[10]古地名，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译者注

[11]日本佛教的南都读作“gohin”，北岭读作“gohen”。——译者注

[12]出家弟子对其受戒师父的尊称。——译者注

[13]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译者注

[14]国家级大学。——译者注

[15]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被称为近代政治学的始祖，著有《君主论》等作品。其主张只要最终能增进国家利益，就可不择手段，这种赤裸裸的非道德主义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16]能够果腹的门路。——译者注

[17]丰收。——译者注

[18]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译者注

[19]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译者注

[20]拜火教。——译者注

[21]隋最后的年号，从617年11月到618年5月，只持续半年。——译者注

第二章　天竺来客

壹

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

根据《法师传》，玄奘决意前往印度时说了如上一番话。

法显和智严是5世纪初，即在玄奘200年前西渡印度的求法僧。法显年过六旬，为求律法翻越流沙和葱岭（帕米尔高原），13年后从锡兰（斯里兰卡）经海路归国。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实在令人惊叹。智严生卒年不详，从周游西域前往印度与法显相会一事来看，其应该与法显是同时代之人。智严求禅而渡印度，与佛驮跋陀罗[1]结伴回到长安。佛驮跋陀罗此后在建康（南京）的道场寺与从锡兰归国的法显一同从事译经工作。智严归国后再次西渡印度，圆寂于克什米尔。当时他已经78岁，可见第二次印度之行是在其年事已高之后开始的。确实，这两个人的履历可谓“高迹”，其志向也可谓“清风”。高迹追者无人，清风绝亦可耶。“我将追寻他们的脚步。”玄奘发下如此宏愿。

从中国前往西方的求法僧有很多。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收录了60位求法僧。但是，我认为从西域、天竺或者从南海为弘扬佛法而来到中国的人也不该被忘记。玄奘前往天竺的旅行也应当从这些弘扬佛法的异国僧人那里受到不少启发。年少时的玄奘，因读无著[2]所著《摄大乘论》而倾心于唯识论，为了解决其中的疑问而决定前往印度。当时的汉译本《摄大乘论》有佛陀扇多译本、真谛译本及达摩笈多译本，均出自从印度来中国的弘法僧之手。如前所述，真谛译本流传最广，所以玄奘可能也是用它来学习的。佛陀扇多活跃于6世纪前叶，如前所述，玄奘在洛阳时，达摩笈多应该还在洛阳上林园翻经馆，或许二人有缘，可能见过面。

很多弘法僧都是从印度文化圈来到中国，在玄奘时代也有侨居中国的。很多人心头会浮现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唯识论有许多疑点，为什么玄奘没有向他们咨询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玄奘关于唯识论的学问水平已然不亚于入唐的弘法僧了。玄奘不明白的地方，他们也不见得明白。至少，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能让玄奘完全满意，充其量是“如果前往印度的那烂陀寺，一定有人可以回答你的疑问”这种程度的回答。玄奘一到达印度就立刻前往那烂陀寺，这无疑是有人给过他建议。

为了更好地理解玄奘，我们必须追溯一下唯识论的发展脉络。

一切存在不过是由心的功能制作出来的影像，即虚假的存在。

这是唯识论的根本，它建立在“空观”成立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以下简称《般若经》）的思想系统之上，但为了试图纠正其虚无主义倾向，进一步锤炼了它的学说。《般若经》的成书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后到1世纪中叶，而唯识论据说是在3世纪到4世纪之间，是自修行瑜伽的人们中诞生的。因这些人被称为瑜伽师，唯识派也被称为“瑜伽行唯识派”。

所谓瑜伽，即“心之作用的止灭”，而以此为目标进行精神和肉体修行的人即瑜伽师。瑜伽有许多流派，作为健身术加以修炼也为其中的一种。瑜伽将身体视作宇宙，通过独特的体式试图与宇宙合为一体。它原本是为了“梵我合一”而进行的修行，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成立的婆罗门教经典之一的《奥义书》中，已经有过相关记述。

《奥义书》是后来印度思想的源流，佛教也从中汲取了营养。“轮回”及其原因“业”的思想都是从《奥义书》中继承过来的。佛教解释如何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而《奥义书》中认为最高存在的是宇宙本体“梵”（Brahmā）及人类存在的本质“我”（Ātman），而这两者本质上一致的“梵我一如”思想为《奥义书》的根本思想，通过参悟这一道理，人方能得到解脱。为了得到这一体悟，必须谋求心的统一，其修炼法门除瑜伽无二。

瑜伽存在于佛教之前，佛教之外的宗教或学派中也有修行之人。为避免被混淆，人们渐渐不再将信奉佛教唯识论的人称作瑜伽师。佛教中的唯识论派出现于佛教中修行瑜伽观行[3]的一众之中，与信仰相比，哲学色彩更为浓厚。

空观不易理解，难解之处在于修行之法不同，各人理解各异。解说空观的《般若经》经典浩如烟海，简单说明其本质的作品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下简称《般若心经》）。但这部《般若心经》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佛教的宗派很多，传入日本后更是生出了许多新宗派，而各个宗派都有自己所依的经典。据说太平洋战争期间，各个宗派一同为战殁者祈祷时，所诵经文多为《般若心经》。诵读其他经文，必然会有某个宗派出来反对，既而无法得到全员的同意，但无论哪一宗派均认同《般若心经》。换言之，正是因为《般若心经》可以作各种解释。

唯识论在当时的佛教之中是新学说。基于空观思想的唯识论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正因为是新学说，含有各种观点的学说体系尚未被全面介绍到中国。玄奘前往印度之前的情形，粗略来说就是这样。

贰

那么，唯识论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呢？

唯识论的始祖据传为Maitreya，Maitreya被译为“弥勒”。释迦牟尼死后56.7亿年诞生，人们认为他是拯救那些未被释迦牟尼救赎之众生的菩萨，但也有说法认为他是3世纪到4世纪间实际存在的人物。弥勒下凡之类的传说还有很多，可以认为，真实存在的Maitreya和那些传说中的形象混淆在一起了。或者说，弥勒下凡的信仰是在实际存在的Maitreya降生很久之后才诞生的救世主信仰（messianism）。

真实存在的Maitreya是一名优秀的思想家。据传，他将唯识论传给了无著（Asaǹga），传授的经文为《瑜伽师地论》，其将瑜伽修行分为17个阶段，亦称《十七地论》。玄奘的译文认为那是弥勒的作品，而藏文译本则似乎认为作者是无著。其实，无著是解说了Maitreya讲授的内容。作者究竟是谁，只能看怎么解释吧。无著的代表作是玄奘年轻时苦心研读的《摄大乘论》。

无著有一位名叫世亲（Vasubandhu）的弟弟，最初支持大乘非佛论，但后来受其兄的影响转向了大乘佛教。他的《阿毗达摩俱舍论》（以下简称《俱舍论》）是佛学的基本论著。这对兄弟据说是4世纪后半叶之人。将唯识论传到中国的真谛（Paramārtha）生于499年，距离Maitreya不过1个世纪左右，据说其出生于西天竺的优禅尼国（Ujjenī）。

回顾真谛70年的生涯，可以说苦难二字贯彻始终。他在印度各地游历，传播自己所信佛法，即唯识论。年近50岁时他到达扶南之地，这是印度支那湄公河流域的一个国家，因统治者出身天竺，所以也属于印度文化圈。因扶南毗邻中国，所以当时有很多从中国传来的信息。

6世纪中叶左右是中国的南北朝时代。南朝梁由武帝开创，其在位近50年。武帝萧衍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优秀人物，在位时期被称作南朝的黄金时代。这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因严守戒律被世人称为“菩萨大皇帝”。尽管被称作“黄金时代”，但在其统治的后半，武帝的佛教信仰失了分寸，弊害丛生，国势日颓。或许是因为武帝年事已高，判断力也日渐下降的缘故吧。他说要出家为僧，便突然从宫中出走，随后大臣们不得不花一亿的赎金将他从寺庙中赎回来。如此这般，前后一共发生4回。

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以“南朝四百八十寺”缅怀南朝的盛世。不过，据说武帝时建康的寺院有700余座。武帝出家的同泰寺、钟山的大爱敬寺、青溪边的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和开善寺等，都因为由武帝建立而知名。首都的僧尼数据说超过10万。另外，据传武帝又研究了《涅槃经》《三慧经》等佛典，有关著述达数百卷之多，其中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此外，他还亲自在同泰寺讲经说法。

梁武帝倾心佛教，关于他的逸事自然也远传到了扶南。而且，实际上武帝曾委托扶南招纳名僧。梁代优秀的外国僧人，除了真谛，还有僧伽婆罗（，僧铠）、曼陀罗（Mandra，弱声）等人，他们也从扶南而来。不过，僧伽婆罗是在之前的南齐一代渡海而来的。随后，陈朝初期，于扬州的至敬寺翻译《大乘宝云经》的须菩提也是扶南人，恐怕也是梁代招纳来的。

真谛到达广州时是梁大同十二年（546）；两年后他进入首都建康，与武帝会面，希望能开始期待已久的译经工作。身处扶南时，真谛对于中国佛教界的事情知晓多少不得而知，但在抵达广州后到前往建康的两年内，他几乎完全掌握了译经的现状，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想要传播的，自然是大乘佛教的新形式——唯识论。他应该知道已经有世亲的《十地经论》译本了，这是世亲对《华严经·十地品》的注释，这部经是在真谛进入建康之前约40年时间里，在北魏的洛阳译出的。不管南北如何分裂，北方译出的重要经典不应该传不到南方。另外，无著的《摄大乘论》也由北方的佛陀扇多（Buddhaśānta，觉定，北天竺人）在约10年前译出。真谛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但他还是想自己译出《摄大乘论》。

然而，梁太清二年（548），真谛进入建康那一年，梁事实上已灭亡。北方的北魏已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魏有一位叫侯景的将军，出于某种原因向梁投降。原因是东魏想要削减功臣们的势力，因此他选择先发制人。但是，此后北边的东魏与南边的梁媾和，梁武帝的外甥萧渊明成了东魏的俘虏，释放一事也成为媾和的条件之一。皇帝的外甥不可能无条件释放，肯定会有交换条件——传言要将背叛东魏降梁的侯景引渡回来。善于抢先动手的侯景这一次故技重施，起兵造反，攻陷了建康。据说侯景率着不足千人的军队南下，攻打建康时已有10万人之众。侯景打着解放奴隶的旗号，聚集了大量人马。由此也可看出，所谓的“黄金时代”，也是建立在巨大的贫富不均之上的，相应地也就有很多不满之人。也有人指出，是因为梁武帝过于强调佛教的慈悲、仁爱才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的。但是，已经86岁的武帝领导能力下降才是最大的败因。衰老的武帝在幽禁中死去，侯景则被陈霸先打败。陈霸先即位之后到陈王朝开始之前的这一期间，梁王朝名存实亡，皇帝不过是一个傀儡。真谛没有料到自己能目睹梁的灭亡。

真谛本意是借助梁武帝的力量推进译经工作，无奈只得暂时前往浙江富春避难，并在那里开始了翻译工作。政局动荡，真谛也不得不过着流浪的生活。他倾注心血译著的《摄大乘论》和《俱舍释论》，就是流浪中的产物。

叁

鸠摩罗什（344—413）与玄奘和真谛并称为中国三大译经者，也有将密宗的不空（705—774）与以上3人合称为四大译经者的。但不管是3人还是4人，与其他著名译经者相比，真谛并不怎么知名。关于这一点，如前所述，玄奘将真谛所译唯识论的诸经典又重新翻译一遍，之后主要以这些“新译”经典为准。不得不说正是玄奘削弱了真谛的光芒。

但是，将玄奘引入唯识论的，无疑是《摄大乘论》等真谛所译的诸多经典。其实不仅是译经，影响了玄奘的大师几乎皆出自真谛之门。

在洛阳净土寺为年轻的玄奘讲解《涅槃经》的景法师应该是慧景，与之后在四川再见接受教诲的道基和宝暹一样，都是靖嵩的门生。靖嵩是法泰的首席大弟子，而法泰正是真谛的高徒。

玄奘从四川下扬子江，在各地求教名僧，其中真谛一系也不在少数。《法师传》所载长安大觉寺的道岳正是真谛弟子道尼之徒。称赞玄奘为“释门千里之驹”的法常和僧辩也同样是和真谛有缘之人。据说法常的老师慧顗是真谛最喜爱的弟子。香港大学的罗香林教授制作了如下《真谛弟子传授系统图》：

根据《续高僧传》，真谛意外遭遇侯景占领建康和武帝被幽禁事件之后，首先前往富春，在那里翻译了《十地经论》；梁承圣元年（552），应侯景的要求返回建康。《金光明经》就是当时在金陵正观寺译出的。但是两年后他又去了豫章，即今江西南昌。他又从那里去了新吴和始兴（广东）。在此期间，有名无实的梁灭亡，陈霸先开创了陈王朝，即为陈武帝。陈永定二年（558）七月，真谛又回到予章。

《续高僧传》如此形容真谛的流浪生活：“随方翻译，栖遑靡托。”从豫章再到临安、晋安，流浪仍在继续。

自扶南亡日起，真谛身具异能之名便广为流传。梁武帝令护送扶南使节归国的张泛邀请名德三藏和大乘诸论，真谛也因此来到梁。按照国家间的约定，真谛带来大量经文。“一定将最新的大乘佛教理论，即唯识论传遍中国。”真谛是怀着这种振奋的心情渡海而来的吧。虽年近五旬，却仍是热情高涨。但到达之后，接待方却陷入混乱，因为请他前来的梁武帝在他到达首都的那一年怅然失势。

因仰慕其德，真谛弟子云集，但真谛却无法安心翻译。他受到国宾待遇，本以为可以专注于译经工作，但现实状况却不如人意。他想要乘船前往楞伽修国（今新加坡附近），但因弟子和信徒挽留，便留在广东南部，继续译经工作。陈天嘉元年（560），耗时两年译成《摄大乘论》。他本来准备将这部经书作为辞别中国的礼物，译完就西行回国，但再一次被弟子挽留下来。天嘉三年（562）九月，他终于从梁安坐上了船，但这次又遇上了暴风，巨浪飘摇中又被带回了广州。同年十二月，广州刺史欧阳頠招待其入住制旨寺，请求他重新开始翻译工作。

真谛认为这是业缘，便放弃了离开这个国家的念头，继续和爱徒慧顗一同翻译唯识论相关的经典。欧阳頠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欧阳纥继续支持真谛。与往常一样，虽没有任何不便之处，但真谛还是怏怏不乐。陈光大二年（568）六月，他试图自杀，但终究未遂。

谛厌世浮杂，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道俗奔赴，伺卫防遏。

这是《续高僧传》中的记载。《光孝寺志》中也有“光泰二年，师入广州北岭山，告众欲入灭，道俗啼泪挽留”的记述，即他自杀时是向众人预告过的。这里的北岭山，应该就是现在临近广州机场的白云山。高僧自杀未遂是不寻常的，而且真谛的经历也与我们理想中的高僧形象有着很大的出入。我们理想中的高僧，大概就是像玄奘一样，为了求法视偷渡出国与流沙雪山之险如无物。鉴真也是如此，百折不挠，未得偿素志绝不罢休。但是真谛几次说要回去又被挽留，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乘上船又漂流回来，预告自杀又被劝阻。看来真谛应该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

真谛自杀未遂两个月后，又失去了最爱的徒弟慧顗。慧顗的传记被收录在《续高僧传·法泰传》中。慧顗俗姓曹，好像与真谛门下的曹毘是表兄弟。他曾与法泰同住扬都寺，并且一起不畏艰辛，远至广州制旨寺问寻三藏。慧顗很有文学天赋。有人形容他“词力殷赡”。

虽然他只是帮助真谛译经，但恐怕译经成稿还是出自他之亲笔。慧顗给《摄大乘论》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两句话：

恺谨笔受，随出随书。一章一句，备尽研窍。

虽然真谛在中国滞留时间很长，中文可能理解得相当到位，但他或许不能熟练地用汉语写作。译经工作大概是按照口述笔记的形式先打草稿，然后再一章一句详尽地去研覈[4]。译经通稿，由文采斐然的慧顗负责，因此他的去世对于师父真谛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据说慧顗是正在广州显明寺讲解《俱舍论》时去世的。正讲到业品疏第九卷时，还没讲完便突然逝去。当日是陈光大二年（568）八月十五日，享年51岁。剩下的讲经由师父真谛亲自完成，但只讲到惑品第三卷便中止了。真谛痛失爱徒，肉体上也备受折磨。他悲伤成疾，于第二年太建元年（569）迁化，享年71岁。遗体火葬之后在海边为其立塔，但根据18世纪乾隆年间的广州知府顾光所著《光孝寺志》，当时该塔已经不知所在何处。真谛从事译经工作的寺庙正式名称为制旨王园寺；唐代更名为乾明法寺；宋代为乾明禅院、万寿禅院、报惠广孝寺；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更名为光孝寺，沿用至今。

肆

《大正新修大藏经·律部三》中有《律二十二明了论》一卷，疏五卷，卷后有跋文：

陈光大二年，岁次戊子，正月二十日，都下定林寺律师法泰于广州南海郡内，请三藏法师拘那罗陀翻出此论，都下阿育王寺慧顗谨为笔受，翻论本得一卷，注记解释得五卷。

《续高僧传》也提到，真谛除波罗末陀（Paramārtha）外，还有拘那罗陀（Kulamātha）之名。陈光大二年（568）八月慧顗去世，那时真谛也已经72岁。根据上述跋文，可知真谛的译经工作由法泰主持，由慧顗将真谛的讲义笔记进行整理，所以并不是死抠原文，埋首书桌翻译出来的。因为是讲义，应该也偶尔会有脱离原文，混杂着讲师解说和意见的情况。唯识论本来就不易理解，所以用这种方式翻译也在情理之中。负责笔录的慧顗，应当尽量只记录原文部分，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一些记录。慧顗的梵文水平是何等程度不得而知，但应尚未达到可以精确核对原文的程度。真谛和他的弟子都是为了佛法信仰而去努力理解唯识论的，他们的脑海中没有为了学问而学问的想法。因为不是学术研究，所以比起逐字逐句判断译文正确与否，重心必然会放在是否易于理解上。

真谛翻译的唯识论相关经典，之后都被玄奘译经代替了。不受重视的原因有很多，这种讲义录式的翻译形式或许也在其列。这种经文中掺杂了过多译者话语的翻译方式并不正确。可以想象，视经文准确性无比重要的玄奘对真谛的译文颇不满意。

《法师传》中有一个太宗就《金刚般若经》垂问玄奘的小插曲，发生在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秋九月。玄奘答道，这部旧译经典中有些许纰漏。他将旧译的标题“金刚般若”当作例子。所谓“金刚”，即钻石，而“般若”则为智慧之意。按照这种理解，“金刚般若”即为如钻石般坚硬的智慧之意。然而，过于坚硬难以对付的是烦恼，这部经正是说如何斩断这种烦恼的智慧。因此，必须翻译成“能断金刚般若”[5]。玄奘又进一步指出旧译中“三问缺一”、“二颂缺一”和“九喻缺三”的问题，甚至进一步还提到鸠摩罗什与菩提流支二人翻译的优劣。于是太宗便请求道：“大师啊，请您翻译出来吧。”于是玄奘便遵照原典，将经书的名字定为“能断金刚般若经”。

从上述逸事也可以看出玄奘的严谨作风。他最后的译作《大般若经》原文共有20万颂，有重复的部分，也有非常繁杂的部分。鸠摩罗什的翻译按照“除繁去重”的方针，巧妙地做了处理。玄奘的弟子也曾请求“删略”，玄奘也姑且接受了。但他说为此做了噩梦，最终还是决定全文翻译。玄奘从印度带回三个版本的《大般若经》。每当翻译遇到疑问时，他都会逐一查找各个版本加以校订。最后《大般若经》译本成书600卷。

玄奘一丝不苟，是完美主义者，有了疑问即使远在天竺也要前往解决，经文繁杂重复也绝不疏漏，哪怕是题目误译也不能忍受。他只认同自己的翻译，即“新译”。以往的“旧译”在他眼中都是不完整的作品。

贞观初年，朝廷下旨处斩私自出家者。在这种情况下冒死剃度逃往峄阳山的法冲对玄奘说：“你说不可凭旧译修行，你不也是以旧译经典出家的吗？那么你是不是也应该先还俗，然后凭借新译再出家一次呢？”《续高僧传》中介绍了这个让玄奘无言以对的故事。

这个小插曲虽是对玄奘强迫症的反驳，但也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是持反体制立场的僧侣对这位受皇帝庇护、被尊为国宝、埋首翻译事业的玄奘的反驳。但法冲也有充分的理由如此诘问。玄奘能有今天，不仅是因为他前往了天竺，也因为他去天竺之前便与佛法结缘，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在那里他向相当于真谛徒孙的师父学习。教授他《唯识论》的慧景、道基或者法常、道岳等人，恐怕都是使用真谛所译的《俱舍释论》《摄大乘论》为教材的。

可以说，玄奘是在已逝的真谛引领下，走进了唯识论的世界中。让他前往天竺的，正是真谛本人。然而对于将正确性放在首位的玄奘来说，对这搀杂着讲师杂谈的讲义录肯定很不满意。

要说不满，真谛也有很多。他为了成就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而来到中国，作为皇帝的老师，作为帝国的宾客，得到了各种方便，其目的就是让全新的大乘佛教在这片土地上传播。为此，他带来规模宏大的经典。用梵语书写的原典汗牛充栋，要是全部翻译，得有两万多卷。梁武帝应该是动员了全国所有的学僧充当他的助手。所以，即使译经两万余卷，也并非天方夜谭。然而实际上，武帝遭幽禁，梁亡国，这些事件接连发生，真谛不得不开始流浪生活。

陈王朝创立之后，真谛的弟子在建康为促成朝廷聘请师傅到处奔走，但是陈首都建康的佛教界反应强烈，充满敌意。他们知道真谛带来的是最新的佛教理论，真谛要是来了，他们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会减小，甚至有可能消失殆尽。根据《续高僧传》，建康的佛教界唯恐被夺“时荣”，他们向陈帝上奏道：

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

他们控诉唯识论是反国家政治的理论，是一种危险的思想。不可将真谛置于“诸华”之地，即文明交汇的地域，应该将他发配至“荒服”，即边境之地去。通晓佛法的沙门不可能察觉不到唯识论正在成为佛学界主流。正因如此，他们才害怕暴露自己思想守旧，落后于时代。他们认为，把真谛逐出中央之地，便可高枕无忧了。

当时的真谛身处远离中央的广东，所依靠的仅是一个地方长官的个人好意，译经的助手也极少。若如慧顗一般能干的助手哪怕只有10人，也能把从扶南带来的原典译完。与其说是不满，更多的还是心灰意冷。他预告自杀的异常举动，如果从心灰意冷到极点来考虑，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梁至陈，真谛在中国停留了23年，其间译出经、论、传共64部，278卷。原本应有2万多卷。未译的原典有240荚之多，译出的不过数荚。真谛每天带着无比遗憾之情盯着堆积如山的原典，这样的情形让人难以想象。想想真谛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后来的玄奘则备受恩宠，我们不由得会将他二人的境遇两相比较，心生几多感慨。

那些未译梵荚最终如何，不见任何记录。这个时代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还未能造出纸张来。印度以叶质细密、坚硬的多罗树树叶记录保存文字。梵语中将这种树叶称作“Pattra”，音译即“贝多罗”，也有用树名称其为“多罗树叶”，或简单地称作“贝叶”的。将外形近似棕榈的树叶制成宽七八厘米，长五六厘米的长方形，在上面用针雕刻文字，再灌入油使文字部分变黑后再捆扎起来。与纸张相比，贝叶更为笨重，也不易保存。

陈灭亡，隋末战乱持续不断。许多贝叶经便在这一期间不知不觉散轶消失了。即便是真谛汉译之后用汉字写在纸上的东西也多有丢失，未译贝叶经之命运更是可想而知。十分干燥的贝叶应是被当作了很好的燃料。如果那些贝叶经能够保留下来，玄奘只需在中国学习梵语，也就不必前往印度寻求原典了。

伍

真谛将《十七地论》译至第5卷，余部没有译完，这在当时的文献中也能看到。但是，这些文献也皆散失，很早便不见了。玄奘是否读过未完成之汉译《十七地论》也不得而知。玄奘生活的年代，五卷本的汉译《十七地论》可能已经散佚。如前所述，《法师传》记载玄奘决意前往印度时曾说：“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也许他读过未完的汉译，从而渴望一窥全貌，或者一直想读却未能找到。

木版印刷于8世纪发明，所以之前还只能依靠抄写，书籍传播的条件尚不具备，更何况真谛还是在中国南方的广州进行译经工作，而且他还被中央（南朝首都建康）的佛教界所忌惮。不过，真谛虽然在郁郁不得志中去世，然而随后他翻译的《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影响甚大，直接促成了摄论学派的产生。就佛教的发展潮流来说，这也是大势所趋。玄奘也是在摄论学派的氛围中研习佛法的一员。

在真谛之前新兴的大乘佛教已经由那些来自天竺的弘法僧传播开来，为大乘佛教在中国兴起做好了前期铺垫。菩提流（留）支（Bodhiruci，道希）和勒那摩提（Ratnamati，宝意）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二人共同翻译了《十地经论》，这是世亲的著作，的确是唯识论新大乘佛教的经典。但是，此二人的共同翻译并非一帆风顺。

虽然无著、世亲两兄弟提倡唯识论，但到了百年之后的6世纪初，这一体系在印度分为两派，因对认知作用之根源的见解不同而对立起来。

万事万物，不过由“识”（心）孕育而出。

二者在基本理论上并无二致，但针对“识”却是意见相左。

唯识论的学术中心有两个。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古代摩揭陀首都的王舍城（）附近的那烂陀学院。这座兴建于5世纪的学院是赫赫有名的佛教最高学府。另一中心则在古吉拉特邦卡提瓦半岛的伐拉彼。从6世纪初起，那烂陀出身的高僧德慧（Gunamati）移居于此，讲解唯识论，自此这里也作为那烂陀之外的另一佛教学府而欣欣向荣。

无论是那烂陀派还是伐拉彼派，肯定都自我标榜是Maitreya（弥勒）、无著和世亲的正统继承人。首先让我们看看那烂陀派的主张。

那烂陀派的主张可以由陈那（Dignāga）的认识论中推导出来。这一认识论也曾存在于世亲的理论之中。

在《般若心经》提到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中，五识基于五官，最后的“意”则以思考为媒介。但是，因为有自我意识（末那识）的存在，所以六识常常指向自己，将并不存在的自己当作仿佛真实存在，设想在这种自我意识的深层有阿赖耶识的存在。所谓阿赖耶，意为“休息场所”或根源。这里是“种子”寄宿的地方。虽然六识常伴自我意识的左右，但“种子”却一直埋在阿赖耶识之中。有“业”存在，因“业”而生“轮回”，乃至涅槃的存在，其根源都被认为是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为一切之根源，所有“种子”都只能存在于此。那里既有清净的“种子”，也有污秽的“种子”。话虽如此，阿赖耶识本身并无净污之分。按照现代深层心理学的理论，可以说是类似于潜意识的东西。

佛法是去除烦恼、寻求开悟的教义，烦恼的“种子”也存在于阿赖耶识之中。那么除去了烦恼、得到了“绝对知”之后，阿赖耶识又会如何呢？那烂陀才俊高僧护法（dharmapāla）认为，即使根除了烦恼的“种子”，也不能否认阿赖耶识。虽说是绝对知，但既然还是知识，必须要有一个对象。这可以说是陈那表象主义认识论的必然归宿。继承这一学说的护法认为，既有阿赖耶识中原本存在的“种子”，也有新近产生的“种子”，进而提倡新旧合生说的“种子论”。即使烦恼消失了，阿赖耶识仍然存在，在绝对知中有见者和被见者。护法的这一成唯识论，随后由玄奘传播开来，其影响不局限于中国，还成为日本法相宗思想的根本。

那烂陀派高僧护法的理论并不否定阿赖耶识，并认为绝对知中也有对象，因而被称为“有相唯识论”。相反，伐拉彼的德慧之学说则被称为“无相唯识论”。去除烦恼，含有它的阿赖耶识也被消除，在绝对知中见者与被见者的区别也随之消失。作为轮回根基的阿赖耶识一旦消失，个体将成为最高的实在——真如。真如充盈在各处，这正是《华严经》中所说的“法身遍满”，世人皆有佛性。继承这一学说的人是安慧（Sthiramati，510—570）。

来到中国的菩提流支是北天竺人。据说，其在北魏永平元年（508）来到洛阳。他早于护法，与陈那基本是同时代之人，那时肯定阿赖耶识的有相唯识论已经成了那烂陀当地佛教学界的主流。他来自那里，应该也有相唯识论的倾向。与此相比，同时来到中国的勒那摩提似乎更加倾向于无相唯识论。虽说他们二人一同翻译了《十地经论》，但意见上的冲突肯定不可避免，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分别翻译的。虽然他们还生活在唯识论内部对立尚不明晰的时代，而他们下一代的真谛皈依佛门时，德慧已在伐拉彼设下讲席。

真谛出身优禅尼，《大唐西域记》则记为邬阇衍那，其都城应为今印度乌贾因市，地处印度西部，与伐拉彼相距不远。这样一来，他与无相唯识论结缘也就不难理解了。真谛翻译的《摄大乘论》中有关于如来藏的解释，而这一部分在玄奘的译文中没有找到。实际上《摄大乘论》的梵本已经散失，如今已无法对照。《摄大乘论》也被译为藏语，不过其中也没有这一部分，所以基本上可以推定原典中也没有如来藏的思想。由此可推知，真谛的译文具有讲稿的特征，这一部分相当于像教授脱离教科书、自己发挥给学生讲解的部分。

如来藏意为“如来之胎”，如同子宫中的胎儿一般，任何人的身上都藏有成为如来（佛）的可能性。“藏”为“隐藏的状态”，显露出来后便成了真如。“法身遍满”是华严思想，不过佛陀的法身是彻底显露的真如；隐藏着的、还处于可能性阶段的真如仍有几分朦胧，这是众生的状态。

要说为何朦胧，朦胧是有其根据的，这种根据能被转换，方可成为真如。要是这根基是阿赖耶识，就不得不将其消灭再加以转换。真谛将阿赖耶识转换后的状态称作“阿摩罗识”。“阿摩罗”是梵语amala的音译，a是否定前缀，mala意为“污秽”，所以其意为“无垢”。

北方依据《十地经论》形成了“地论宗”，认同菩提流支的阿赖耶识肯定说的群体被称为北道派；支持勒那摩提真如说的则被称为南道派。

相反，南方根据真谛所译《摄大乘论》，否定阿赖耶识，提出“无垢识”（阿摩罗识），被称为“摄论宗”。真谛在世时摄论宗虽只限于广州一隅，但他去世后在南朝佛教界却获得了巨大的声势。

陆

虽然北方为“地论宗”，南方为“摄论宗”，南北势力分裂，但两宗在教义上的差异十分微妙。地论宗南道派的真如说也有与摄论宗无垢识说相通的地方。将无垢识作为第九识[6]的摄论宗，其排列方式与地论宗北道派的做法是一致的，而地论宗是将第八识阿赖耶识分为真妄两种，共九识。

北朝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采取废佛政策，结果北方僧侣大举逃往南方。在此之前，北方的地论宗和南方的摄论宗接触并不多，以这一事件为契机，南北佛教的交流也开始了。

认同地论宗的人员多前往摄论宗主场避难，自然有许多地论宗信徒转而信奉摄论宗。比如地论宗南道派的靖嵩向从南方来的真谛高徒法泰学习了《摄大乘论》，转而成为摄论宗派系中人。道基、慧景和宝暹这些靖嵩的弟子也如前文所说成为玄奘的师父。

虽说是改宗，但两派的学说也有一定程度的折中之处，这才使之成为可能。隋之后，前往南方避难的学僧摄论宗化以后再回到北方，使摄论宗在北方也兴盛起来。两派学说也不得不出现不小的融合倾向。

从传承脉络来看，玄奘在洛阳净土寺所学的唯识论应该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而这位即将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千里之驹”的性格不能忍受这种折中和暧昧。

要获得绝对知，即开悟，潜意识会如何呢？肯定有人这样思考过。要是有工夫去思考那么远的事情，不如多花时间学习“空观”以求开悟。但印度的观念论却不允许这样思考，认为解决阿赖耶识问题是获得绝对知的必要前提。

一方面，那烂陀派护法的有相唯识论中，“种子”的新旧合生说中无论如何考虑都确实有不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解释都有不清楚的地方。另一方面，伐拉彼派的德慧和安慧的无相唯识论否定阿赖耶识，看起来十分明晰，但这种说法过于明了，唯识论因此很有可能与它试图回避的虚无思想关联在一起了。

一切存在都是“识”创造出来的，识若消失，一切存在将化为乌有。这种理论拿人的死亡作比，会一目了然。人一旦死去，对那个人来说一切都不复存在。但是，人们可以依经验而知，对于别人来说同样的事物依然存在。与虚无思想无关的解脱，究竟怎样从空观中把握才好？每个人凭着各自不同的资质和钻研，或在表层或在深层，努力去理解它。但是，在玄奘看来，仅凭当时中国翻译的经典，是无法彻底将其搞清楚的。思来想去，玄奘最终得出了只能前往天竺寻求原典的结论。

去天竺首先必须学习天竺的语言。《续高僧传》记载，玄奘在出国申请被驳回后开始学蕃语。

顿迹京皋。广就诸蕃遍学书语。行坐寻授数日便通。

从“诸蕃”可以看出，可能不只是天竺语，他也学习了途中经过的各个地方的语言，这不难理解。当时丝绸之路上的住民多为伊朗系民族，其语言也多与梵语有亲缘关系，所以对于聪敏的玄奘来说，掌握数种语言并不算什么难事。

前往天竺的准备应该不只是语言学习，也有必要从熟悉西域情况的人那里打听途中的事情。在教授他语言的人中，可能也有在中国出生和经由南海而来的人，但大部分都应该是经由西域的入唐者。这样一来，语言老师也就是西域风土的老师了。去天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佛法，因此同样是学习语言，比起从西域来的商人，跟僧侣学习应该更好。那些佛教术语对于一般人来说还是太难懂了。

虽然文献上并无记载，但玄奘为天竺之行而寻得的老师很可能是西域（包括天竺）僧人。对玄奘来说，比起二三十年前来到中国的人，新近到来的人无疑更好。玄奘需要的是最新的消息。

中国唯物史观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篇》中说：“此时适逢天竺僧波颇蜜多抵长安，玄奘得闻印度戒贤于那烂陀寺讲授《瑜伽师地论》总摄三乘之说，于是决心前往天竺学习《瑜伽师地论》，于629年出发。”

根据这一记录，范文澜将玄奘出发时间定为贞观三年（629），他从印度僧波颇蜜多那里听闻在那烂陀寺有一位出色的学僧戒贤，故而下决心前往印度。

波颇蜜多是波罗颇迦罗蜜多罗（Prabhākaramitra）的略称。因为过长，所以有时略称为“波颇”，有时称为“明友”，有时称为“光智”。唐武德九年（626）十二月，此人从突厥之地到达长安。

即使玄奘于唐贞观元年（627）秋从长安出发，他也很有可能见到波颇。波颇在那烂陀寺学习之后进入西域的突厥之地，那时刚刚到达长安。他掌握最新的印度与西域信息，对最新的佛教学也十分了解。

柒

波颇也被称为波颇三藏。“三藏”是精通经（佛陀的教诲及相应的经典）、律（僧侣的生活规则）、论（经和律的注释、论文等）的人。虽然西魏时也将僧侣的统辖者称为三藏，但唐代更多地还是用其称呼自天竺或西域而来的译经者。真谛也被称为三藏；日本名僧空海也曾将在长安学习梵语的印度僧称为般若三藏、牟尼室利三藏，而称青龙寺的老师唐僧惠果为阿阇梨。空海归国时为他写赠别诗的朱千乘也称空海为“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如今我们一听到三藏便条件反射般想起玄奘。这么称呼他，不如说是一种例外，是因为他前往天竺，归国后又从事译经工作的缘故吧，尽管他是唐朝人。

波颇三藏的传记可见于《续高僧传》。他出身于天竺中部，在那烂陀学院跟随戒贤（Śīlabhadra）学习佛法。戒贤是护法的弟子，当然也是有相唯识论派。波颇遗憾未能向北方蕃族传播佛法，于是与道俗等10人一起向北进发。所谓北方蕃族，即游牧民族。他们以“杀生”为生计，自然与佛法格格不入，但波颇却认为，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前去教化他们。

当时北方的最大势力是突厥。因为要从印度北行，所以自然会经过西突厥的势力范围，当时的首领是统叶护可汗。根据《续高僧传》，波颇仅仅花了数日就让可汗皈依，但大多数史学家均不相信这一说法，因统叶护可汗和西突厥部族并没有佛教化的迹象。波颇等人或许作为可汗的文化和外交的顾问仕于朝中，试图耐心地将这个勇猛的游牧民族尽量变得温和。

统叶护可汗采取亲唐政策，如前所述，他曾向唐请求迎娶公主为妻。一般认为，波颇是处理这种西突厥外交问题的人。不过，这桩婚姻因为东突厥的妨碍未能继续。

唐为牵制东突厥，认为与西突厥结盟方为上策，接受了统叶护可汗的求婚。而对于统叶护可汗来说，与唐结盟也是为了抵御颉利可汗。关于统叶护可汗，《旧唐书·西突厥传》中有如下记述：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

他是领导西突厥走向强盛的英雄，“西拒波斯”指的是令波斯的萨珊王朝臣服。西突厥攻破萨珊波斯的军队，杀死波斯王霍斯劳二世，并立其子为王，此事发生在唐贞观二年（628）二月。

统叶护可汗向唐求亲是在唐武德八年（625），唐派遣高平王李道立协商此事。李道立是唐高祖的外甥，唐太宗的堂兄弟。西突厥为了与这位贵为唐朝皇族的外交使节交涉，肯定是动用了波颇三藏。李道立归国时，作为西突厥使节团的一员，波颇三藏也一同入唐。《续高僧传》记载，武德九年（626）十二月，波颇三藏随道立回到长安。长安此时正处于兵变之年，八月太宗即位。

据《旧唐书·突厥传》，贞观元年（627）西突厥派名叫真珠统俟斤的人与高平王李道立同行到达长安，献上“万针宝钿金带”及5000匹马。他应该是前一年十二月到达长安，第二年正月进宫参见的。东突厥的颉利可汗担心唐与西突厥联姻后受到威胁，于是频繁出兵，使得联姻之事未能顺利进行。李道立因未能完成使命，从高平王降为县公。根据《旧唐书·宗室传》，道立被贬职发生在武德九年（626）。同书武德九年（626）十一月记载，“降宗室封郡王者并为县公”。虽然这里看不出贬职的意思，但《新唐书》中明确写道：“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为县公。”据此，李道立虽然可能在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到达长安，但因为十一月便被贬职，可推测出他之前便进入唐的领土。为何如此拘泥于日期？是因为还有一个说法认为西突厥使节是在贞观元年（627）入唐。如果是这样，当年秋八月从长安出发的玄奘便与其失之交臂了。

范文澜认为玄奘出发的时间为贞观三年（629），他从波颇三藏那里听说那烂陀的戒贤，从而决心前往印度。但即使是贞观元年（627）八月出发，玄奘也是可以见到波颇三藏，从而获得西域及天竺情报的。

据《法师传》，玄奘在素叶城见到的是叶护可汗，不必多说，即统叶护可汗。八月离开长安，又在库车等待天山融雪，这时应该是贞观二年（628）了。而这一年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所杀，如果按照贞观三年（629）出发说，玄奘是不可能见到统叶护可汗的。

与西突厥使节一同进入长安的波颇三藏奉诏住在兴善寺。兴善寺是隋开皇二年（582）作为国寺建造的，隋炀帝时与其他寺庙规格相同，但也是长安的名刹。隋时有那连提黎耶舍（Narendrayaśas，北天竺人）、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等高僧在此从事译经工作；唐玄宗末年有不空（Amoghavajra）在此弘扬密宗佛法。这是一座与外国僧人关系密切的寺庙。

玄奘前往天竺之前，曾住在长安的大觉寺。大觉寺同兴善寺一样，建于隋开皇二年（582），据说医师周子臻将其用作自己的佛堂。它位于名为崇贤坊的街区，从朱雀门向南到第四个街区再向西走三个街区便可到达，而兴善寺则位于正对朱雀街的第五个东街区靖善坊。这两座寺院相距不远，同为佛门弟子之谊，玄奘前往兴善寺询问天竺的佛教事情和西域状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先前便提出了出国申请，所以他应该已经学习了天竺的语言，也许他向波颇三藏询问的是之前没搞懂的地方，或许就在此时波颇三藏告诉年轻的玄奘，自己就在几年前曾拜于戒贤门下，并向他讲述了戒贤的人品和他的学说。由此，玄奘对天竺的向往变得愈发强烈了。

我认为波颇应当告诉了玄奘，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对佛教并无敌意，并且他品行端正，对前来寻求庇护的人也十分友善。另外，统叶护可汗治理有方，在西突厥势力范围内通行十分安全。

玄奘越过玉门关到达伊吾，准备从那里前往天山北路，这是一条接近西突厥势力范围的路线。他在伊吾与高昌国使者相会，在盛情邀请之下不得不进入吐鲁番盆地，但从高昌走到库车，便可越过天山出北路。虽然从库车直接前往天山南路，越过帕米尔高原更加轻松，但在这条路上据说十人中有三四人会被冻死，是一条十分艰险的跨越天山之路。他判断在统叶护可汗的庇护下旅行更加安全。像这样有关西域的最新消息，必须要向刚从西域来的人打听。

而波颇三藏在玄奘开始天竺的旅程之后，便奉太宗之旨从事译经工作，《大乘壮严经论》《宝星经》等都是成果。在其译经过程中，有法琳、慧乘、慧净、慧赜等19名优秀学问僧作助手，朝廷也提供了不少帮助。波颇三藏比起真谛，应该幸运得多。真谛明明是受邀而来，却因怀才不遇而客死广州，而波颇三藏并非被邀请而来，他是为了向北方的蕃族传播佛法来到此地。蕃族的首领虽然热情好客，却对佛法缺乏兴趣。蕃族只是偶尔向唐派遣使节，波颇三藏便随同他们来到了唐。

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从天竺前往中国首都并非易事。虽然有人是受到邀请，但如若内心没有燃起弘法的火焰，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来到中国的天竺僧中人们最为熟悉的便是达摩了。关于菩提达摩[7]的传说数不胜数，但竟然连他是从陆路而来还是从海路而来都搞不清楚。他来到中国的动机既有“悲悯边隅，正教陵替。遂能远涉山海，游化汉魏”这样的自发说（《楞伽师资记》），也有说法称其听从乃师般若多罗的指示而来（《祖堂集》）。即使同为自发说，既有因佛法未兴而来的说法，也有说因震旦（中国）的众生中蕴有大乘佛性。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看到中国的众生有资质，欲加点化，便首先派遣两名弟子来到中国，而他们却不能为当地人所容，徒然迁化了，所以达摩亲自渡海而来。

达摩前来中国，动机种种，在来到中国的天竺僧中也有人与其一致。

捌

为了弘法、求法而渡海、跨越流沙雪山的人，并非全是断舍私欲的圣人。冒着风险踏上旅程，还应该怀有其他动机。冒险的商人不怕死，是因为畏首畏尾便难以获得巨额财富，而多数冒险家则是为了名声才向危险挑战。英国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有一句名言——“因为山就在那里！”当然，也应该有人只是被跨越险境的快感所吸引而直面危险。

出家为僧但毕竟也是人，想完全舍弃物欲和成名欲也非常困难。15岁时来到洛阳的天竺僧人不空（Amoghavajra）是中国真言密教的集大成者。他于唐大历九年（774）六月十五日在长安圆寂，而同一天空海在日本的赞岐国多度郡屏风之浦出生，因此，空海坚信自己是不空转世。不空的译著浩如烟海，其中《金刚顶经》更是被奉为密教的基础圣典。他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一起被称为四大译经僧。

当代唯物史观历史学家范文澜就指出了不空的“物欲”。

不空不仅从朝廷获得了“大广智三藏”的称号，也接受了特进试鸿胪卿的官职。所谓鸿胪卿，相当于外交大臣一职，而“特进”意为特别提拔，“试”是未正式任用但享受等同于外交大臣的待遇。日本有五山[8]僧侣担当外交事务的先例，同样，唐朝将外交顾问一职委托给出身天竺、详于外国事务的不空也很正常。不空还接受了“关府仪同三司”的称号，被封为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所谓关府仪同三司，是指与司徒（相当于丞相）、司空（相当于副丞相）、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的“三公”拥有相同的仪仗特权，该官职允许设府（自己的执政处），受到特别优待。

由不空请求而投资巨额修建的佛阁有很多座，如五台山的金阁寺等。并且，每次献上译好的佛经都会受到数额巨大的赏赐，因为是从国库拨款，使用的就是人们的纳税钱。虽然确实是间接的，但不也相当于盘剥百姓吗？范文澜甚至谈及不空的遗书。不空在遗书中详细嘱咐了如何处理自己所有的财产及从田园获得的收益。为了供奉文殊阁下道场的转念师僧，将这些财产和收入都留下，永久地充当香火和炭火等供养。一切都不能出院外，也不允许外人拦截或侵吞。不空唠唠叨叨地留下了这份遗嘱。但佛教不是强调施舍吗？像不空这样飞黄腾达的人，让外人稍微得到一点儿恩惠也无妨，但不空也和俗世的守财奴一样，一直担心外人抢夺自己的遗产。

为这个批判辩护并不困难。种种荣誉称号和赏赐并不是不空向朝廷强行要求的。不光唯物史观，佛教界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到指责不空的观点，认为他与宫廷的权力者或者军阀联系过于紧密。在不空看来，为了弘扬密教佛法，借助王者的力量应该最有效果。为救济众苦，必须得抓紧时间，从而他选择了一个捷径。空海得到不空得意弟子惠果（746—805）授予的阿阇梨位之后回到日本，也与朝廷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看来他在行事方法上也继承了祖师的衣钵。

也有人认为，就算不建造金阁寺和文殊阁，国库的收入也未必用于人们的福利。佛阁建成的话，那里便会成为民众福利的据点，比起把钱用于其他地方无疑会更好。

还有人批评佛门中的名声欲望和占有欲，范文澜则把目标指向了玄奘一门。玄奘从天竺回来后翻译《成唯识论》，最初想与窥基[9]、神昉、嘉尚、普光等得意门生一同翻译，但因为窥基反对，最后只留下他一人作助手。有人便认为这反映了窥基的独占欲和玄奘偏心，如此一来便成了玄奘为窥基一人讲解唯识论。但新罗僧人圆测（613—696）贿赂了守卫，悄悄潜入讲堂偷听。讲义结束后，圆测立即返回西明寺，召集众僧，再原原本本地讲解一遍。这个故事是说窥基也被抢了先。这与独占欲和偏心一样，他们的竞争之心和追求名声的欲望也强烈地表现出来。富豪因为偏爱某个孩子，将更多的东西给这个孩子，便会招致其他孩子的反对。争夺财产的场面在俗世屡见不鲜，佛教界不也同样吗？大乘佛教，宣扬舍己济人的菩萨行，而玄奘一门的种种纠纷与之背道而驰。唯物史观的攻击也大致指向了这里。

不限于唯识论，密宗在这方面的倾向也很强。给未达到一定理解程度的人讲解高水平的佛法反而很危险。对唯识论的理解要是一知半解，或许很容易陷入虚无思想之中。而密教则是特别肯定生命的哲学，比如将男女之间的爱欲积极地评价为“菩萨位”，若是不能透彻地理解这一思想，便极易迷失在低层次的声色中。所以，限制听众并不能说只是因为偏心。特别是唯识论，对阿赖耶识持否定立场的真谛已经将诸典译出，因此新译就不得不持极为慎重的态度。

玄奘最初考虑用四名得意弟子，将天竺十位大论师关于世亲（Vasubandhu）《唯识三十颂》的注释原封不动地翻译出来。但是，年轻的窥基则进言道，将十位大论师中最重要护法的注释作为中心，将另外九位大论师的注释有选择地编进去。玄奘听取了他的意见。他的印度老师戒贤是护法法统的继承者，细加分析，按照窥基进言的方式编译脉络更加清晰，玄奘也觉得这样更易于理解，从而改变了主意。在玄奘看来，窥基是他最为优秀的门生，既然确定了一脉相承的思想，将其他三人排除在外，从译经的技术层面来说也是理所应当的。

请错综群言，以为一本，楷定真谬，权衡盛则。

这是窥基在他所著《唯识枢要》中记载的自己向玄奘进言的经过。他并不单纯地认为只取一种观点要比十种观点更加易于理解，而是确信最好的办法是将护法的注释作为“真义”，另将其他内容作为补充内容加入其中。窥基已经达到这种境界，恐怕玄奘也一直在期待着这个建议吧。窥基后来以“慈恩大师”的法号闻名天下，被视为法相宗的始祖。

从《成唯识论》的共同翻译工作中被排除的另外三名弟子，其个人风格各有不同。普光文笔优美，历经20年为玄奘的授课做笔录。虽然最终要由玄奘过目，再加以润色，但是玄奘浩如烟海的译经，大部分可以说都是由普光打下的基础。并且玄奘将《俱舍论》仅教授给了普光。神昉是新罗人，在玄奘的译经工作中主要担当“证义”的工作。所谓“证义”，指的是在翻译者的身旁考究梵文。神昉应该具有优秀的语言才能。嘉尚则是在翻译《大般若经》时做证义。

选贤任能不管在哪个领域都理所应当。偷听一对一授课的圆测被法相宗视作异端，这件事可能也是捏造的插曲。他本是新罗王族，年轻时留学唐朝，拜在摄论学派的法常和僧辩门下。如前所述，他们属于真谛一脉，因而圆测跟随玄奘学习后，仍然保留了强烈的真谛无形象唯识论倾向。

慈恩大师窥基17岁出家之后立即拜于玄奘门下。与之不同的是，比他年长19岁的圆测遇到玄奘之前，先遇到了真谛一脉。窥基完全被那烂陀派浸染；圆测则残存着伐拉彼派的痕迹，其立场捉摸不定。窥基出身和田，但因他的家系始于北魏平东将军尉迟说，已经在中国生活几代，所以他的本籍也成了长安。圆测虽然是新罗王的孙子，但当时的新罗已经纳入唐文化圈。

法相宗始于慈恩大师窥基，他的得意门生慧沼（650—714）是第二祖。慧沼15岁出家拜入玄奘门下，之后又跟随窥基学习。传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但计算一下便知，玄奘在慧沼出家的那一年已经圆寂，因此慧沼主要受到了慈恩大师的熏陶。如此一来，可以说他与那烂陀派的有形象唯识论血脉相连。

菩提流志（Bodhiruci）主持的《大宝积经》翻译在长安崇福寺进行，慧沼担任证义工作。菩提流志接受了唐高宗的聘请，在武则天长寿二年（693）来到洛阳。因为与6世纪的菩提流（留）支完全同名，所以用“志”与“支”加以区别。菩提流志是南天竺人，与从和田来的实叉难陀（Siksānanda，652—710）共同新译了《华严经》。虽然实叉难陀也是和田出身，但与在唐出生的窥基不同，他在武则天时代经由敦煌来到中国。旧译《华严经》有不完善之处，为了填补缺漏必须获得梵本。实叉难陀便在于阗（和田）找到梵本，将其带了回来。他在武则天晚年时虽然一时回到于阗，但在唐再三邀请下，于景龙二年（708）再次入唐，住在大荐福寺。

即便有玄奘这样的人物进行了如此规模庞大的译经工作，也仍有不少经典未被译出，《大宝积经》即其中一部。菩提流志主持了其翻译工作，此时慧沼便为证义。

玄奘在世时，圆测尚未放弃真谛一派的倾向，作为一个另类，仍被接受为同门之人。但自从窥基和慧沼继承法统之后，圆测的异端性也就令人无法容忍了。慧沼在其《成唯识论了义灯》中严厉地批评了圆测的唯识论。

那烂陀派肯定阿赖耶识，玄奘按照那烂陀派的立场重新翻译唯识论的诸经典，译出之后，之前的译本都因为“旧译”而受到排斥。除了关于唯识论的解释不同外，玄奘翻译的方式也与之前大相径庭。玄奘坚持尽量忠实原文，一字一句地翻译为中文。在此之前，比如鸠摩罗什版的《法华经》，并不是逐字逐句从原文翻译过来的，但整体上也体现了经文的精神。不过，玄奘并未采取这样的翻译方式。总而言之，他坚持追求字义准确的翻译。

汉译《法华经》之所以能够打动许多人的心，要归功于鸠摩罗什大胆的意译，让译文十分生动活泼。而玄奘的译经虽然确切，但遗憾的是，也因其常常过于追求精确，致使文字丧失了灵动性。

虽然有这样的不足，但玄奘的所谓“新译”拥有十分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的源泉不仅来源于翻译的准确性，也因他的译经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由此也产生了莫大的能量。反过来看，译经能够如此准确，也可以说多亏了国家的支持。大批优秀学僧齐聚一堂，衣食无忧，将所有参考文献都收集在一起，又准备好存放它们的场所。要是没有国家的支持，并且是强盛的国力的话，这些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一切只有在太宗的时代才能实现。在唐玄宗时代的前半段也可能做到，不过8世纪下半叶之后，唐王朝虽然仍具实力，但完成这样大的事业已经十分困难了。当时还没有印刷技术，翻译出来的经典不通过抄写就无法流通传播，因而又动员了大批写字生参与到这项事业中。另外也需要校阅人员，检查是否有抄写错误。

译经确实准确无误，其权威性也通过国家得到了保证。因为玄奘在准确性上无比自信，所以新译本完成后便禁止通过旧译本学习唯识论了。给自己的弟子指定教材是理所当然的，但除了他的直系弟子，其他人也渐渐不用以前的版本了。这不仅仅是译文的正确性问题，新译本传播由国家主导，国家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真谛当时也受到广州地方权贵的援助，但真谛旧译几乎是个人的事业。两相比较，差别自然巨大。真谛被中央——南北朝时期南朝的中央——佛教界所排斥，一直处于孤立状态。在他死后，从北朝的废佛运动导致北方僧侣向南迁移开始，他的译经终于得见天日。玄奘也是通过真谛的旧译敲开唯识论之门的。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玄奘对于真谛却完全保持了沉默，与其说是因为不值一提而无视他，不如说是或许真谛在玄奘心中分量过重，从而无法发表意见。玄奘对真谛保持沉默，除了二者近百年的时代差之外，也可以看到重大的意义。太宗问玄奘关于《金刚般若经》的问题时，如前所述，玄奘举了鸠摩罗什和菩提留（流）支的译文为例，却并未提到真谛的译文。玄奘从天竺归来在洛阳与太宗见面时，希望在少林寺从事译经工作，理由如下：“是后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译经处。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伏听敕旨。”可以看出玄奘对译经前辈菩提留支的仰慕之情。对此，太宗命令道，不要住在深山老林里，长安有一座弘福寺，又新又静，在那里翻译吧。不用说，玄奘只得遵从皇帝的旨意。这件事发生在他刚从天竺回来不久的贞观十九年（645），而12年后，即高宗显庆二年（657），他于父母坟墓改葬归乡时再次申请住进少林寺，而这一次又被高宗抚慰，未能如愿。玄奘的表文如下：

即后魏三藏菩提留支译经之处也。实可依归以修禅观。

高宗亲笔写的抚慰文中有如下几句：“省表。知欲晦迹岩泉。追林远而架往。托虑禅寂轨澄什。以标今。”文中的“林远”指的是东晋王羲之挚交支遁（314—366，别名道林，和庐山的慧远（334—416），而“澄什”则指佛图澄（232—348，出身库车）和鸠摩罗什。由此也可以想象，玄奘对前辈的尊敬之情是多么深厚。即便如此，玄奘对同属唯识宗的真谛却又为何三缄其口呢？

真谛这个名字，应该会让玄奘想起德慧和安慧等伐拉彼派的学说。他们的无形象唯识论在绝对知中不分见者和被见者，可能玄奘自身将他们当作遗留的课题。只要这一课题尚未解决，便无法提真谛的名字。

玖

玄奘受到强大的国家权力的援助，自然会有反对的声音。玄奘只认可新译本，态度未免过于强势。如前文提到的故事一样，一名叫法冲的僧人对玄奘说：“你也重新出家吧。”玄奘竟然无言以对，此后便稍微改变了态度。法冲是在颁布对私度僧处以极刑的法令时，冒死成为私度僧的，对权力的反感无疑也极其强烈。

无论是对抗权力也好，将权力当作背景也好，出家的目的还是为了拯救众生。应该如何拯救那些挣扎于生老病死“四苦”中的芸芸众生呢？四苦中最大的苦即为死。对死的恐惧，动摇人心，直到使人发狂。针对这一点，佛教强调死亡绝不恐怖，不如说死是获得绝对自由，是令人愉悦的事情。就这一点而言，如何更有说服力，还是在于出家修行。唯识论认为，一切存在不过是由识（内心的作用）表现出来的虚假存在，由此教导人们死亡并不是恐怖的事情。伐拉彼派和那烂陀派虽然关于认识作用的根源意见不同，即教导方式不尽相同，不过，对众生来说存在只是幻影，在此之中发生的死亡并不可怕，在此观点上二者保持一致。去除细枝末节，简单地说，哪种说法能够使人觉得死亡并不可怕才是问题所在。

此处再来谈一谈真谛自杀未遂一事。他因爱徒之死而绝望，从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要是一心求死，只要默默地自我了结便可，但他却将自杀之事告知众人。接着，他受到安慰，既而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谛真实的意图，难道不是想通过自己的死来教导人们死并不可怕吗？四处宣扬自己准备自杀，这种奇怪行为只能作如此解读。我认为空海的“入定”也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来解释。真谛一直在反复强调，存在只是幻影，可以说把自己的自然死亡提前也是对这种理论作最后总结的一种方式。他的弟子通过学问已然通晓了七分，如果看到他的死，至少能够理解到九成。

日本的补陀洛渡海也是一种自杀行为，是将从外面封起来的船只拖至海上再放开。据说，由此便可以前往观音的补陀洛[10]，自愿参加的人也不在少数。理解了死亡并不可怕的人都期望登上那条船。

据说，观音的居所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补怛洛伽（Potalaka）。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有“布呾落迦山”，是位于西藏拉萨的喇嘛宫殿，玄奘称之为“观音的化身”，因而得名“布达拉宫”。位于中国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也与旁边的小岛洛迦山一起被合称“普陀洛迦”。访问普陀山的时候，我在海岸边看到了清代的巨大石碑，上面刻着地方长官的布告。布告的内容是愚昧的男女想要依靠观音菩萨求得往生极乐，这座岛上便接连出现跳水自杀事件。要是官员知道有人跳水自杀而不加以阻止，要加以重罚。因此布告极为重要，刻字都涂上了朱墨。投水者虽然已死，但对此漠视不管的官员也会获罪。从字面上看，投水者并非偷偷摸摸，而似乎是告诉了大家，在许多人的见证下，从岩石上投身水中。不管是投水者开心赴死，或是看着他们赴死的人，他们都觉得死亡绝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被死亡的恐惧裹挟着度日的人十分悲哀。为了将那些人从死亡的恐怖中解放出来，真谛越海而来。为了寻找更好的解脱之法，玄奘踏尽丝绸之路的难关。都是为了佛陀的教诲，这么说显得太过抽象。而以“为了人间大爱”这一仍显抽象的表达来形容他们的追求，就显得极为具体了。

[1]Buddha-Bhadra，意为觉贤。——译者注

[2]，阿僧伽。——译者注

[3]心统一，冥想。——译者注

[4]核音，更正、明确异同之意。——译者注

[5]如钻石一般的烦恼都能斩断的智慧。——译者注

[6]六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及阿赖耶识转化的阿摩罗识。——译者注

[7]Bodhidharma，也常将“摩”写作“磨”。——译者注

[8]五山制度（ござんせいど）是日本的寺格之一，主要是临济宗的制度，从上位开始区分成五山、十刹、诸山、林下。

[9]一般称为窥基，但原本应为“基”一字。窥基俗姓尉迟，出身和田，即慈恩大师。——译者注

[10]即中文中常说的“普陀山”。

第三章　通往天竺之路

壹

一切的现象，皆由无数的因和无数的缘相互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关联在一起而成立。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人们常常在难以解释清楚的时候搬出缘（pratyaya），但不能就此敷衍了事。所谓佛法，即将因（hetu）与缘一层层剥开，将没有任何实体存在的事实展示出来，从而将自己的心从表象世界中解放出来，最终使自己获得自由。大乘佛教并不只是追求自己的自由，而是始终以令所有人获得自由为目标。

玄奘正是为了更多的心灵获得自由，才前往天竺寻找有说服力之法的。

当时，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一切之法皆在未来。我们生活在“现在”。未来之物唯有通过缘才能到达现世。所以，可以说玄奘是在依靠缘来行动，没有缘，法只能一直停留在未来了。

玄奘出生在陈家，幼时即入佛门，这些都是缘；为求佛法而决心以非法的形式出国也是缘。那一年偶然赶上了霜害，政府奖励疏散而使得旅行变得不再可疑，也无非是缘起。当时，一名秦州出身的僧人孝达，在长安学完《涅槃经》之后准备返回家乡。秦州位于今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现存有麦积山这样了不起的佛教遗迹。正所谓“出门靠旅伴”，能与这位孝达一同前往到秦州也是缘分。到达秦州之后，那里正好有前往兰州的商队，玄奘得以与他们同行。在兰州又碰到了送完官马回来的凉州人，再次获准同行。所谓缘，通俗地说就是“条件”，而玄奘受到了各种眷顾。

长安方面一直在彻底追查这个曾经申请出国未得许可，现在离开长安试图偷渡出国的僧人玄奘。他们向凉州都护府发出了遣返此人的通告。《法师传》写道，当时的凉州都督是李大亮。根据史书记载，李大亮是贞观元年（627）九月辛酉被贬为殿中监的宇文士及之继任者。玄奘于秋八月从长安出发，到达凉州时应该是十月左右。不过，他在凉州停留了大概一个月。作为宇文士及的继任者，如果李大亮九月从长安出发，应该是在玄奘之后才上任为新任都督。那些认为玄奘贞观三年（629）出发的人指出，玄奘如果于贞观元年（627）出发，就应该无法与李大亮相遇，他们可能擦肩而过。如果李大亮在宇文士及离开凉州前赴任并办理好交接手续，那么玄奘或许是在他上任之后才到凉州的。

总之，凉州都督传唤了玄奘，并劝告他返回长安。但是，河西[1]有一个名为慧威法师的佛教领袖，为玄奘的精神所感动，带着两个徒弟——慧琳和道整秘密地帮助他向西逃亡。凭借这份缘，玄奘到达了瓜州。

唐将河西各地以州名相称。按照汉代的郡名，凉州是武威，从那里再往西依次是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然后便是瓜州。汉代的瓜州隶属敦煌郡，唐代从沙州（敦煌）分离出去。瓜州相当于现在的安西县，当时的玉门关即在比敦煌还要偏东的瓜州，或许玄奘是向波颇三藏询问后才取道伊吾的，因为他判断走被西突厥控制的路线会更加安全。要是取西域南道，应该直接从那里西行前往敦煌。玄奘从天竺回来时正好经过了那里。慧威法师的徒弟道整是敦煌人，他便去了敦煌。慧琳虽然留下，但无法强求天竺之旅，还是让他回去了。玄奘又成了孤家寡人。并且，凉州的通告也到达了瓜州。瓜州的官员李昌是佛教信徒。虽然他看出来这个滞留了一个月的僧人就是通告中所说的玄奘，但是，他却把通告拿给玄奘看，并当面将其撕毁。这岂不是对玄奘的鼓励？而且，可以说这是一段良缘吧。

当时玄奘于瓜州寺庙中的弥勒佛像前祈祷，希望能有一位向导带自己出境，此时碰巧有一个异族人走了进来，请求玄奘为自己授戒。玄奘为他授予五戒之后，凭借这个缘分，他答应为玄奘作向导。

为玄奘当向导的人名叫石磐陀，恐怕就是石国人。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附近。虽然现在居住的都是突厥系的乌兹别克人，但在玄奘的年代，那里是雅利安系的居住地，笼统地说就是伊朗系，也是更接近欧洲人的族群。

石磐陀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男人，他明明请求玄奘为自己授戒，却在半夜举起了白刃。但他没有伤害玄奘，而是忠告他，虽然已经顺利度过了玉门关，但前方太危险，还是回去为好。玄奘没有理会这些劝告，他便自己一个人折返了。他到底要干什么呢？竟然举起了白刃，可是没走几步又改变了主意，是觉得已经被玄奘发现了吧。他可能想过夺走财物，但玄奘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许他觉得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太过愚蠢，从而改变了心意吧。

解驾停憩。

《法师传》中有这样一句话。意思是解开行李停下来休息，行李中到底装着什么呢？除了随身物品，应该还有旅费和可以代替旅费的东西。开始这场规模空前的旅行，应该不会有强大的资助者。要是资助私自出国之事东窗事发，也会给资助者带来麻烦，故而不明说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像《法师传》这样后人写下的文献中也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应该还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石磐陀偷偷地翻看了行李之后，一定很失望。好像玄奘要按照僧侣的做法，依靠布施继续旅行。在凉州停留的一个月，玄奘应当地僧俗之请，讲解了《涅槃》《摄论》《般若经》等经典。听众不限于当地人，还有西藏和西域的商人，大家都施舍了“珍宝”。

珍施丰厚，金钱，银钱，□，马无数。

《法师传》中如此记载。布施中的“□”一定是指奴婢。玄奘将其中一半当作“燃灯”[2]之用收下，剩余的都捐赠给了寺庙。不管是上供还是捐赠，他都没有将这些收入据为己有。他应该留出了旅费，但无欲无求的玄奘一定不会多取。他一定是觉得如果有必要，再讲经说法便可获得旅费。石磐陀冒着犯罪的危险，却只看到这么一点儿东西，其愤怒之情也不难理解。

玉门关处的国境线就是瓠卢河，那是一条深不可测的湍流。合法的渡口只有这里。但因为是私自出国，玄奘不能在此渡河。石磐陀将玄奘带到河的上海。虽然无论哪里河水都很深，但溯流而上河面逐渐变窄。玄奘在约一丈宽的地方砍倒树木，临时搭桥越过了国境。

石磐陀已经折返，玄奘只得只身一人，骑着瘦弱的枣红马朝玉门关外的五烽出发。五座烽火台按照肉眼可见烟雾的距离并列排开。第一烽的校尉是一位叫王祥的善人，亲切地接待了玄奘，告诉他前行的路线，并建议玄奘顺道去拜访第四烽校尉王伯陇。到了王伯陇的第四烽后，他告诫玄奘看守第五烽的家伙们性情暴躁，不可接近。玄奘所乘的枣红马虽然瘦弱，却经验丰富，多次往返玉门关和伊吾。通过关门五烽之后是延绵800余里的大沙漠，叫莫贺延碛。玄奘在那里丢失了水袋，口渴难耐。这时，枣红马直接将他带到了水源处。

凭借环环相扣的缘分，玄奘到达了伊吾。按照玄奘的计划，自伊吾进一步从西北取道便可越过天山。那里当时是西突厥势力渗透最深的地方，治安良好。旅行中最重要的是治安问题，再艰险的道路，都不如盗贼可怕。

但是，玄奘在伊吾停留的时候，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使者前来拜访。实际上伊吾刚刚成为高昌国的附属国。那位使者一回国，就将玄奘在伊吾之事报告给了国王。皈依佛门的国王邀请了玄奘。前来迎接的人已经到达伊吾，玄奘便也不好拒绝，无奈更改了路线，起身前往天山南路的高昌国。

玄奘随缘度过玉门关，又经由关外五烽平安地经过了莫贺延碛的流沙，他可能觉得还是不要逆缘而动为好吧。因为伊吾已臣服于高昌国，玄奘可能顾虑若是拒绝高昌国的邀请也会对伊吾很不利。更何况高昌在伊吾的西边，到那里也就更接近天竺了。就前往天竺这一大目标来看，去吐鲁番盆地也算顺路。

《法师传》记录了玄奘秋八月出长安，但并未标注日期。不过，从伊吾前往高昌时，基本可以断定已近年关。玄奘停留在高昌国的时间，可以认定是在贞观二年（628）年初。

贰

高昌国位于现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盆地，存在时间为公元5世纪到7世纪。

现在吐鲁番县城以东大约46千米的地方，有一座“高昌故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处遗迹就是上文所说的高昌国都城。20世纪初，施泰因等外国探险家曾经做过调查，并以“喀喇和卓”[3]之名介绍给世人。

公元前的西汉时代，汉族人在这里屯田，加以开发，建造了如城塞一样的堡垒，被称为“高昌壁”。在南北分裂的4世纪到5世纪，河西地区各种短命地方政权频繁更迭。那些独立小国均采用“凉”作为国号，后世史学家为区分它们，称其为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统称“五凉”，吐鲁番盆地大多在这些政权的统治之下。

440年左右，北凉匈奴系王族逃到这里建立政权。吐鲁番终于从河西政权独立出来，但是土著的汉族人又迅速将其取代。

玄奘前往天竺途中经过的高昌国，是麹氏的汉族王朝。麹氏王朝第一代国王麹嘉于498年夺取了政权。玄奘访问高昌国时，按照唐贞观二年（628）计算，高昌正好迎来建国130周年。

当时高昌国国王是一位名叫麹文泰的人物，其父麹伯雅5年前去世，曾于隋时入朝，还在隋炀帝远征高句丽时随军出战，之后隋把外戚宇文氏的女儿嫁给了他。高昌国建国以来，也仿照中原采用年号，玄奘访问时高昌国的年号为“延寿”。即使中原的政权由隋变为唐，高昌国也不曾怠慢朝贡。麹伯雅去世时，唐还派遣河州刺史朱惠表前去吊唁。唐对高昌国的朝贡也施以还礼。有记载，唐太宗曾将花钿送给麹文泰之妻。

如此说来，高昌可以说是十分亲唐的政权了，但是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国家国情极为复杂。东边有唐这一大国，西边也有西突厥这一大势力。高昌国的王族里也有西突厥的血脉，麹文泰的曾祖母就是突厥可汗之女。高昌国当时也有突厥的监督官常驻其中。

当时突厥是西域势力庞大的突厥系部族政权。

高昌国国王麹文泰对学识渊博、品格高洁并且眉清目秀的年轻玄奘完全着了迷。玄奘本打算在高昌国停留十余日便出发，但国王无论如何都不肯放他走。

他说，愿意让高昌国国民全部成为玄奘的弟子，让其成为数千僧徒之师，频频地挽留他。但是，玄奘的决心并未动摇。他一心前往天竺，解开佛法教学上的疑惑，求取未传到中原的经文。

国王牵袂挽留，大声说道：“我要是挽留老师（玄奘），您如何能自己离开这里呢？我一定会阻止您的。我还可以将您强制遣返。请您三思，一定要按照我说的来做。”

如此这般，半是威胁，半是哀求。

“玄奘来到此地是为了求取大法。大王以武力强留，留下的不过是我的骨头，而不是我的精神。”这是玄奘的回应。随后，高昌王呜咽起来，泣不成声。

此后，高昌王每日都献上食物，但玄奘却以绝食相逼，明确自己的态度。绝食的第四天，高昌王终于罢休，允许玄奘出行，但请求他从天竺归来时在高昌接受三年供养，玄奘也同意了。因为这一约定，玄奘从天竺回国时才没有选择更为轻松的海路，而是原路返回。

高昌王麹文泰极力挽留时口中提到的“强制遣返”，理由不用多说，就是前文提到的玄奘出国并不合法。

与唐有国交的高昌如果想要那样做，是可以将玄奘直接遣送回长安的，但倾仰于玄奘的高昌国国王不过是为了威胁，说说而已，当然不会这样做。

高昌国国王准许玄奘出发，但请求他再多待一个月，希望玄奘在此期间讲授《仁王般若经》，玄奘肯定无法拒绝这一请求。

高昌国局势复杂，不仅在于外交关系，其国情也决不单纯。以国王为首的王族和统治阶层是汉族，但居民中伊朗系民族也不在少数。宗教方面佛教最为兴盛，但也有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及摩尼教和基督教的分支聂斯脱里教（景教）。

算来我探访丝绸之路已达10次之多，其中大半都不是受人所托，而是遵从内心的强烈愿望而出发的私人旅行。每当有人问起那里有何吸引人的地方，我总是千篇一律地答道：“因为那里是各民族、各种文明相互交汇之处。”但另一方面，我也想向玄奘寻求答案。那条充满苦难的天竺之路，究竟是什么驱使着他无畏前行呢？即使就那样留在长安，身为英俊的沙门，将来不也定能成为佛教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吗？

为了寻求玄奘的答案，我探访了西域和天竺。我想，要是走一遍高僧玄奘走过的道路，应该能在哪里听到他的声音。我穿行在这1300多年前的路线上，不仅是为了踏查古迹，更想触摸玄奘的内心。

我第三次拜访吐鲁番盆地的时候，已经熟悉我的当地人带着几分难以理解的表情说“你又来了呀”，之后再添上一句“又去高昌故城了吗”，我则答道，“当然去了”。

这种零散的旅行重复了不知多少次。1979年秋天，我与《朝日新闻》的伴野朗结伴而行，成功探索了相当多玄奘当年的行迹，自不必说，当时也是从高昌城出发的。站在故城遗迹前，各种各样的情感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从未感到厌倦，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看到高昌故城的遗迹，首先让人吃惊的是那浓厚的伊朗氛围。尚未完全坍塌的建筑多为宫殿和寺庙，是因为建造得十分结实，所以风蚀崩塌的过程也慢得多。而粗陋的民居，则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都城的内侧为长方形，这是中原的风格，而非正方形的外城无疑是后来补上的。地上残留的建筑物还处于半毁状态，已经失去了平衡，如果放任不管可能会加速自然损毁。因此，最近正在对重要文物进行加固。

此地雨量稀少，所以建筑材料是未经过火烧自然风干的土炼瓦。原本的遗迹部分和后来加固的部分不能混到一起，最近加固上去的土炼瓦比从前的更小，这是特地为了让它们更加容易区分。

玄奘对伊朗系居民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有多大程度了解，我个人颇感兴趣，然而没有留下相关记录。

但是，玄奘滞留高昌国时所见到的风俗习惯却十分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高昌故城的旁边有一座名为阿斯塔纳的墓地，那里出土了包括干尸在内的很多陪葬品。贵族下葬时会给他的家臣、士兵、女佣等制作人俑，布置在棺椁旁。因为土质极为干燥，所以被发掘出来时保存状态十分良好。

在日本举办的中国出土文物展也展出了阿斯塔纳俑。印度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中，阿斯塔纳出土的俑也不在少数。从那些人俑的特征可以看出，虽然男性伊朗系居民都穿着伊朗风格的衣服，但女性无论是化妆风格还是服装，皆多为汉族风格。

从高昌故城的遗迹和这些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想象出玄奘当时见到的高昌国的风俗。

玄奘应当在高昌国停留了50天左右。从国王那里获准出发后，玄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讲解《仁王般若经》。这段时间不可能从早到晚一直讲经，想必在此期间他不会只闷在高昌城内。

吐鲁番盆地中除了作为首都的高昌城，还有一个名叫交河城的城池。

交河城和高昌城都是在同一时期——东汉时期开垦的屯田基地。如其名所示，是在两条河流交汇处建立的城市。交河城虽然规模比高昌城小了一个等级，但南北朝时期曾作为车师国的王城，也应该是一度极为繁荣的城市。车师国被高昌国吞并之后，交河城作为高昌国的第二大都市便发展了起来。

这样一座繁华的城市，玄奘没有道理不过来观光一下。

因为并非首都，所以没有宫殿和政厅，政治色彩淡薄，可以放松心情尽情游览一番。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蕃市以西约12千米的地方，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残存的建筑物比高昌故城还要多。

虽然没有确切记录，但交河城被遗弃成为遗迹的年代应该更晚，据传是在14世纪左右的元代被遗弃的。高昌城的居民肯定早在此前便搬离了。如前所述，高昌城内只剩下宫殿和寺院等主要建筑，但交河城中还留下了百姓生活的痕迹。

交河城堪称“雕刻都市”，以两河交汇处的高地为基础，展现了精湛的建筑技巧。比如，那里挖掘出一条宽3米，深3米的长堑壕。3米的宽度对于堑壕来说过宽了，但是其底部是道路，左右的墙壁中都开凿着洞窟式的住宅。

虽然被称作雕刻都市，但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作地下都市——地面即为住宅的屋顶，几条道路纵横交错其中，一直延伸到悬崖边，宽阔的道路上一片晴空，如果整个城市均是雕刻而成，那么交河就是个了不起的地下都市。当然，地上也有自然风干的炼瓦垒砌起来的房屋。寺庙和办公场所当然建在地上，但那毕竟只是少数重要的建筑物。平民的住宅基本都在地下，墙壁就是天然的泥土。在土层的断面上经常有一条线贯穿其中，而交河城内每一家的墙壁上都出现相同高度的线。同时，到处都有红褐色的部分，多为直径30厘米左右，那是灶台的痕迹，人类生活的痕迹都印在了那里。这样想来，简直就是一副活生生的场景，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的气息仿佛迎面吹来。

高昌故城因为未能留下平民居住的痕迹，所以并没有这种感觉。或许岁月具有净化作用，人类活动的痕迹都风化了，只剩下纯粹的遗迹。

交河故城中只有南门和东门。东西长1.5千米，宽不过300米，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形状。因为地处两河交汇处，故城就成了这副模样。

城内的北部宝塔林立，可知曾为寺院领地。现存最大的塔是南北朝时代的建筑，玄奘前去拜访的时候，还能看到其伟岸的身姿直指西域的晴空吧。佛龛也保存了下来，但其中的佛像已经丢失。当然这座塔也是用自然风干的炼瓦垒砌的。

东门附近有一处好像是卫队驻屯所一样的地方，其建筑物上开着小孔，一定是射箭用的。

南部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居住的地区，也就是闹市区。这里又分成很多小区，生活的气息最为浓厚。因为是凿刻出来的，所以住宅只能一家挨着一家了。

城内几乎正中央的位置有一座广场，驴能慢悠悠地走来走去。它们被绳子连在一起，只是按照同样的路线往返。仔细一看，原来是从地下将土挖上来。

据向导介绍，那里是交河故城从前的水井的遗迹。那座古水井当然已经被埋在黄土之下，现在只是试验性地在那里反复挖掘。对驴来说这也是过于单调的工作，它们时不时地闹脾气，突然停住，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于是，有5个女孩拿着枝条抽打它们，驴便不情不愿地再次踱起步来。

我们不知厌倦地望着那里。从前的工匠也是这样重复着单调的工作吧。玄奘恐怕也在这座城中像现在的我们一样，一直盯着那些动作。我们只是无所事事地看着，但玄奘应该会从中诞生出哲学思考吧。

我询问了其中一位女孩的名字，她答道“Tolsunhan”。向导在笔记中用汉字写下“吐尔逊汗”，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

高昌故城与交河故城相距约60千米。按照日行30千米计算，单程需要2天，往返则需4天。玄奘可能在高昌城滞留期间去了交河城，但也说不定是在离开高昌西行途中顺便经过那里的。

与之相比，柏孜克里克的石窟就没有那么远了。1973年，我第一次前往柏孜克里克时，从高昌故城乘车只用了半小时。如果乘马去，稍微加快行程，当天往返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当时我走过的那条路后来因河水泛滥而损毁。6年后的1979年，我不得不由火焰山内侧人迹罕至的小路取道前往那里。

“柏孜克里克”本是维吾尔语，即装饰得极美的地方。木头沟河的悬崖上凿出了约45座石窟，多是8世纪后回鹘时代建造的，最古老的可追溯至隋。如此看来，玄奘访问高昌时那里应该已经有了几座石窟寺了。

玄奘从印度归来时途经敦煌，但他去时是从敦煌东边的玉门关[4]穿过的，所以他此时并未见到那个有名的敦煌莫高窟千佛洞。他要是去了柏孜克里克，那里应该是他初次体验西域风格的石窟寺的地方。

柏孜克里克附近的山脉被称作火焰山。《西游记》中有一座同名的山——孙悟空为了扑灭山上的火焰，从铁扇公主那里夺取了芭蕉扇。这个故事家喻户晓，由此关系，现实中的火焰山也闻名遐迩。

红色的山体因侵蚀作用纵向上生出了很多条线，地气上腾时便晃动起来，看着确实像火焰一般。加之海拔低于海平面154米的吐鲁番盆地夏日极为炎热，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持续不断，这种高温也使人联想到火焰。

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们还可以自由地出入火焰山中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甚至还能拍照，但6年后状况发生了巨变。

20世纪初，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大谷探险队都到过这里，接连不断地揭下壁画，将其带走。可想而知，与被揭去部分相接的壁画因为失去支撑而变得不牢固，容易脱落。在这之后又过了半个世纪，仅存的壁画也处于危险的状态。为了保护石窟中的壁画，首先在入口处用门封堵上，防止风沙侵蚀。如今仅为参观者开放了几处石窟。

可以参观的石窟壁画也有脱落的危险，有些地方用塑料覆盖上了，只能用“满身疮痍，绷带缠身”来形容了。但是，如果玄奘在那里看到了隋代的壁画，刚刚画上不过几十年，画作尚新，想必极为华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并未记录高昌的事情，因为这部作品只记录外国的风土人情，而在他撰写时高昌对唐来说不算是外国。

高昌是与玄奘的青春密切相关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不是被别人，正是被玄奘的故国大唐王朝所吞并的。这发生在玄奘尚在天竺期间。

高昌在贞观十四年（640）秋天灭亡，而玄奘告别留学地那烂陀，开始归国的旅程是在整整一年之后，即641年的秋天。高昌亡国的消息，此时还未传到印度。

玄奘为了履行与高昌国国王麹文泰的约定，放弃轻松的海路而选择了充满艰险的陆路。然而，麹文泰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玄奘知道与自己立下约定之人已不在人世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兴都库什山脉（今阿富汗北部）之后的事情了，此时再换成海路已经不可能了。

玄奘原本打算按照来时同样的路线，从兴都库什山脉经由撒马尔罕越过天山，沿着天山南路到达约定之地高昌王国。不过，如果不用再去高昌的话，有一条更近的归国之路，即取西域南道，沿和田前往敦煌，为此必须翻越帕米尔高原。

叁

高昌究竟是如何灭亡的呢？

玄奘到访高昌两年后，国王麹文泰亲自前往路途遥远的长安，拜谒唐太宗并宣誓效忠。而且效忠并未停留在表面，他还用千里迢迢的入朝行为表现出来，由此获得实际利益。

看地图便可一目了然，从天山南路的焉耆到高昌，经过伊吾（今哈密）到达敦煌，当时的这条路线是一条很大的弧线。而从焉耆经由楼兰到达敦煌的旧路则近得多，5世纪初法显进入天竺走的就是这条路，然而唐初这条路已经废弃了。

但是，与高昌关系不和的焉耆想要恢复这条旧路，而唐则准备支持这一计划。一旦恢复这条旧路线，高昌便会偏离丝绸之路的主干道，难以维持一直以来的繁荣。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对高昌来说，阻止恢复旧路线是实际利益，于是高昌便攻打了焉耆。而唐对此事颇为不满，派遣了问罪使，麹文泰只是若无其事地答复道“这是为了生存”。他的背后实则有西突厥为其撑腰，原本在唐与西突厥之间维持平衡的高昌，在考虑了利害关系之后，决意投奔西突厥。

唐太宗派遣大元帅侯君集率领大军攻打高昌，而高昌依仗的西突厥只有声援，未能提供有力的援助。在西突厥看来，应该避免与强大的唐军正面冲突。唐攻打高昌对西突厥来说无关大局，或许他们决定不能赌上国运援助高昌。

高昌国国王麹文泰在唐军迫近之时在忧惧中死去，其子麹智盛成为新的高昌国国王，但终究无法抵御唐的进攻，只能打开城门投降。唐太宗将高昌作为直辖领地纳入版图，称为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高昌国便如此这般消失于历史之中。此时已是唐贞观十四年（640），距离玄奘离开高昌过去了12年。

玄奘由高昌出发之时，麹文泰除了僧衣和御寒衣物之外，还赠送了黄金100两、银钱3万枚及绫和绢500匹。他将这些赠品充作往返20年的旅费，同时还写了24封介绍信，每一封都附有大绫一匹。这24封信正是写给沿途各国国王的。

虽然称为沿途24国，但当时这些国家几乎都处在西突厥的势力范围内。高昌自身也几乎有一半是西突厥的附属国，而另“一半”则意味着高昌也是唐的附属国。高昌国国王前往唐的首都长安朝贡，其国内也有西突厥的监督官常驻。

麹文泰给玄奘带去的前往西突厥的介绍信中写道：“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

他为西突厥王特意准备了绫绡500匹和两车水果做礼物。

30匹马和25人的手力也是高昌国国王真心的饯别礼。并且，为了能让玄奘顺利到达西突厥，麹文泰还让一位名叫欢信的殿中侍御史陪同前往。

出发当日，国王在城西抱着玄奘痛哭，难分难舍，一路又同行了数十里，没有比这更盛情的款待了。玄奘肯定一直在想，如此厚待自己的高昌国国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履行和他的约定。

玄奘骑着马，从高昌向西行，右侧是一直延绵着的火焰山的红色山体。高昌王一直送到了哪里呢？《法师传》记载为“数十里”。当时的一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十米，一日行程平均30千米，恐怕是走了10千米左右返回的吧，应该没有走到今天吐鲁番县城附近。途中依依惜别，可能休息了几次。

今天那里有很多葡萄园，被称作“葡萄沟”，葡萄架常常延绵数千米。我们参观完高昌故城回到县城的时候，也曾在那挂满葡萄的绿荫下休息，旁边则有清澈的河水流过。

但是，离开葡萄沟后便都是不毛之地了。两旁的山上寸草不生，满眼灰色。随处建着的“阴房”勉强打破了这单调的景观。所谓阴房，指的是悬挂葡萄的场所。将土炼瓦交叉垒起来，尽量多地留出缝隙来，葡萄必须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晾干。

用阴房制作葡萄干起源于何时，连当地人也不知晓。玄奘的时代恐怕还没有阴房这种事物。

吐鲁番盆地的自然景观自唐以来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但建筑物则另当别论了。

吐鲁番县城附近，耸立着一座名为“额敏塔”的著名清真寺塔。塔高44米，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额敏”是人名，即部落首长额敏和卓，清朝时期被封为吐鲁番郡王，任参赞大臣。他在去世前捐出白银7000两，发愿建立一座清真寺。实际建成这座寺院的，是他的儿子苏来满，因而这座塔的正式名称为“苏公塔”。但是一般来说“额敏塔”的叫法更为普遍。

这座塔的历史刚满200年，玄奘当然不曾见过。玄奘做梦也没想到，他曾拜访过的高昌国曾住满虔诚佛教徒，而几百年后会伊斯兰化。玄奘的时代正是伊斯兰教发展的阵痛期，他应该完全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宗教信仰存在。

在历史的长河中，屡屡发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事。

以印度为首，玄奘走过的地方中坚信佛教的已寥寥无几，如今都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

即使仰望着这座清真寺塔，我也绝不认为他的苦难之旅毫无意义。他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其内心深处那超越宗教宗派的伟大精神，无论何时都会熠熠生辉。

离开高昌城后，玄奘一行人或许第二天在交河城停留一晚。后来唐消灭高昌，设置安西都护府，便选在了吐鲁番第二大城市交河城，而不是高昌。虽然可能也有对亡国之都敬而远之的考虑，但唐太宗的目光无疑是更远的西方。唐太宗虽未能实现，但最终唐的版图还是继续向西扩张了。

玄奘经过的道路，现在已经铺建铁路，从吐鲁番至库尔勒的铁路已基本完工，那里矿产资源丰富，铁路或许以运输为目的。玄奘一行遭到盗贼袭击的那座银山，从名字也可以看出当时有白银出产。《大唐西域记》中的阿耆尼国，即焉耆。这个名字早已出现，《汉书·西域传》中便记为“焉耆”。所有的“焉耆”都是“agni”的汉译，表示“火”的意思。

因这里也曾是佛教国家，国王和大臣都出来迎接，并献上贡食，但对于玄奘一行替换马匹的请求却并未答应，只是行了迎接礼便草草了事，之后便不予理睬了。

高昌国国王麹文泰给玄奘的24封介绍信中，第一封便是写给这位阿耆尼王的。这样的介绍信可能不写反而会更好，因为高昌与阿耆尼之间水火不容。

如前所述，阿耆尼想要重新启用经由楼兰前往敦煌的旧道，因当时路线的好处全被高昌拿走了，因而两国的关系并不融洽。

“好啊！这和尚竟然是高昌王麹文泰的干弟弟，随便应付一下吧。”阿耆尼王应该是这么想的。

根据《新唐书》，这位阿耆尼国王名为“龙突骑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评价这位国王有勇有谋。

因为遭到冷遇，所以玄奘一行只在该国的都城停留一夜便继续西行了。《法师传》中载：

其国先被高昌寇扰，有恨。

以前可能也有一些高昌人闯入阿耆尼国寻衅滋事，但真刀真枪地入侵领土则是发生在玄奘旅行之后的事。

玄奘离开此地4年后的贞观六年（632），阿耆尼第一次向长安派遣了使节。虽然一直想向唐进贡，却一直因为高昌的阻挠未能成功，所谓进贡也就是通商。

“不必特地跑去长安，我们高昌替你们代办了吧。”

就这样，高昌一直阻碍阿耆尼与唐直接接触。

阿耆尼奏请重新开通“大碛道”——这是一条自隋以来被关闭的旧道，唐太宗准许了。

对此不满的高昌发兵侵扰了阿耆尼边境，这无疑损害了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印象。

贞观十二年（638），高昌进攻了阿耆尼的5个城镇，掳去1500名俘虏，并四处纵火。由此，唐决定远征高昌。唐一向高昌出兵，阿耆尼便兴高采烈地作为唐的盟友一同出兵，夺回了被攻占的城镇，救出了被俘虏的人。

虽然两国冲突的白热化是此后的事情，但玄奘访问时两国不和已显现出来。玄奘是受其牵连才受到冷遇的。

肆

玄奘接下来访问的是屈支国，即今库车。《汉书》《新唐书》等文献中对应名称为“龟兹”，此外也有写作“屈茨”或者“苦叉”的。

从乌鲁木齐飞到喀什要经停在库车机场。库车之后是阿克苏，最后就是终点站喀什。

库车是县，从属于阿克苏地区。我们从机场一出来便有人前来迎接。我认出其中一人是几年前在阿克苏机场见过面的郭坚先生，他当时是阿克苏地区的外事科副科长。在这种地方还能碰到老朋友，着实让我安心不少。

玄奘在库车停留了60多天，但跟在高昌国时被国王强行挽留下来不一样，这是由于他没有选择从天山南麓向西南方向越过阿克苏、喀什和帕米尔这一条路线，而是选择由库车向西北跨越天山的缘故。这是经由塔什干、撒马尔罕[5]前往阿富汗的路线。

在地图上看，翻越帕米尔高原可能更近，但是玄奘不得不翻越天山，因为高昌国国王的24封介绍信是写给这条路线上沿途各国的。最重要的西突厥可汗也在天山的另一侧。高昌国国王派来的人也必须前往西突厥可汗之处，因其国王还给可汗带了礼物。

佛教重视缘分。玄奘选择遵从同高昌国国王结下的缘分，这看起来很被动。可以说这次取经之旅，玄奘尽量把一切都交给缘分，而不是依靠发挥自己的能量。但是，就这一点而论，选择交给缘分就等于选择了远路、难路。

似乎玄奘的魅力就在于能从被动状态转变成积极进取的状态。玄奘一直期待着令人愉快的意外发生。他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会发现相见恨晚的伯乐在远方恭候已久。

他到达库车时，并不是翻越天山的好时候。大雪封山，他只好等待冰雪融解。在库车停留的60余天是等待天山雪路开通的一段时间。如果沿着天山南路向西南前进，很快就可以看到北印度，但是玄奘不愿与缘分背道而驰。

《大唐西域记》中虽然写的是“屈支”，但还是《汉书》《新唐书》里的“龟兹”更让我们感到亲切。由“龟兹之乐”的说法可知，此地因歌舞乐曲之盛而闻名。

盛唐时，为长安宫廷锦上添花的音乐家多出身此地，而现在从这里也走出了很多优秀歌手、舞蹈家和音乐家。

这里信仰的宗教也由佛教变成了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几次大变动也让当地居民频繁迁移，玄奘访问时大多数居民还是伊朗系民族，如今突厥系的维吾尔族则占大多数。宗教改变了，居民变动了，但载歌载舞的传统却一如既往。

玄奘也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此地的管弦伎乐十分有名。

从阿耆尼到库车，需要在西南200里处翻越一座小山，渡过两条大河，再走700里。

玄奘接近库车国都时，国王带领群臣以及木叉麹多等高僧一起出门迎接。此外，还有数千名僧人在城东的门外拉起幔幕，安置佛像，奏起音乐。

虽然在阿耆尼时国王也出门迎接了，但对玄奘一行的态度却很冷淡。不过，在库车玄奘却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对玄奘而言，虽然是第一次到访这个国家，但这里是中国佛教界的先驱鸠摩罗什的出生地，应该有几分亲切感吧。对于为信仰而生的玄奘来说，应该没有来到异国他乡的感觉。汉译《妙法莲华经》《般若经》《阿弥陀经》等佛典，玄奘自幼便耳濡目染，其译者正是鸠摩罗什。这是一块与佛教有缘的土地，并且缘分极为深厚。

玄奘停留过的吐鲁番（高昌）、喀什、塔什干、和田等地都没有留下关于玄奘的传说，所以只能凭借我们的想象。比如，柏孜克里克距离高昌故城不远，第25座石窟又于隋代所建，或许玄奘到过那里。但是，当地并没有玄奘到此参拜的传说。

也许是因为西域已经伊斯兰化了，所以佛教方面的传说才没有流传下来吧。但例外的是，库车的库木吐喇还流传着玄奘说法的故事。库木吐喇是距库车县城西北约30千米的千佛洞。“库木”意为沙子，“吐喇”则是烽火台。千佛洞是石窟寺群的俗称，维吾尔语中读为“minui”，“min”是“千”，“ui”是“家”的意思。我本以为千佛洞是指许多的佛像、佛画装饰的石窟寺，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不是形容佛像佛画，而是石窟寺院，所以正确的理解并不是“千佛之洞”，而是“千之佛洞”之意。

库木吐喇有106座洞窟，但是并不是所有洞窟都是用壁画装饰。洞窟分为僧窟、禅窟和佛窟三种。僧窟为僧侣居住的场所；禅窟是修行的场所；有壁画或佛像的只有佛窟。严格来说，最后一种才是石窟寺院。

洞窟都编有相连的号码，从第68窟到第72窟的5座石窟是一个区域，有回廊相连。当地人将这5座石窟统称为“讲经堂”，玄奘逗留库车时曾在这里说法的传说流传至今。

这5座石窟都建在高处，回廊之外便为悬崖峭壁，其高度令恐高症患者感到头晕目眩。实际上这座回廊的外面曾经有一个突出的宽阔舞台，搭在许多结实的木柱上。如今，在崖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四四方方的洞眼，这正是曾经嵌入木料的地方。这表明，“上千人可以在舞台上坐着聆听讲法”。

那么，玄奘究竟是用什么语言讲法的呢？

进入第69窟，左侧的墙壁上可以看到不常见的横写文字，这就是龟兹文字，也就是所谓的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根据《大唐西域记》，这一文字是借自印度文字，将其稍加改造而成。

将古库车语称作吐火罗语，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吐火罗与在中国文献中记载的“都货罗”，即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并无关系。在出土的古代土耳其语译本《弥勒下生经》的后记开头有如下记述：“从印度语译为吐火罗语，又从吐火罗语译为土耳其语。”正因这种解读才将古库车语称为吐火罗语。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这其实是误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twγry”，但当时前一种叫法已经约定俗成了。

这一语言是雅利安系，从语言学上属于印欧语系。印欧语系大体上可分为咝音类语言[6]和颚音类语言[7]两大语群，而古库车语意外地属于颚音类语言。

语言与民族的关系十分复杂，无法一概而论，但按照最为常识性的推测，9世纪突厥系的维吾尔族人蜂拥而入之前的天山南路，民族血统似乎比伊朗人更接近欧洲人，玄奘见到的正是这些人。但是，人们发现贝叶文时误以为是吐火罗语，其实是斜形的婆罗米文字，因为这是印度的文字，所以玄奘的记述无误。

玄奘应该不会说这样的库车语，但是，他身为学问僧应该通晓当时的印度语。

库车也属于佛教圈，所以佛教用语应该与印度语共通。为了讲经说法，玄奘肯定使用了在中国学过的当时的印度语，以便于当地人理解。

虽然这都是我的想象，但从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东汉班超和前秦吕光等人也都在西域进行军事活动，一直以来库车也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联系，另外，也有贸易上的需要，所以这里说不定有不少除了母语外还通晓汉语之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居民其实是超乎想象的国际人。

第69窟的正面墙壁磨损严重，但仍依稀可见一幅法轮图，上面有“法轮常转”四字。另外，还可以勉强读出“都”“惠”等文字。

说不定玄奘就在这座讲经堂中用汉语说法，懂汉语的人到这里听讲。绿洲居民的语言能力是万万不可小觑的。

千佛洞多建在河畔。根据记载，最有名的敦煌莫高窟千佛洞之前曾有一条“党河”在此流过，虽然现在已经干涸。

可能由于河岸崖壁的倾斜程度适于开凿石窟。另外，毕竟是在沙漠中的酷热之地，修行和居住场所的石窟首先要选一个清凉的环境，而面向河流的地方，不必说一定很凉爽。

库木吐喇千佛洞的前面，流淌着渭干河。库车河被称为东川水，而在西面流淌的渭干河也被称为西川水。

好像敦煌的党河改变了水道，但夹在山与山之间的渭干河却未能变道，自古至今仍然流淌在同一个地方。然而，其流量是否不变则不得而知。近年建造了水库，这里的水位已经高于以前。

一千几百年前，虔诚的佛教徒开凿石窟时设计的石窟高度是根本不可能进水的。如今水库使水位升高，水能达到的高度也大大提高了。

1976年，渭干河的水位异常升高，许多石窟进水，文物也受到损害。

五窟延绵的讲经堂没有遭受河水泛滥之灾，即使受灾了，因为也没有留下像样的壁画，所以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第72窟之类的地方，几乎什么都没有，仅能隐约看到几分佛像背后光圈的余痕。

伍

玄奘在库车讲经说法只是传说，并没有文献方面的证据。《法师传》自然是以称赞玄奘为主的，但也没有涉及玄奘为大众说法之事，倒是传记中他与库车首屈一指的名僧木叉麹多辩论一事令人印象深刻。

玄奘信仰大乘佛教，不难想象，他与当时盛行小乘佛教的库车佛教界人士志趣不同。库车中也有几十名高昌国出身的信徒居住在城东南的寺庙里。玄奘滞留库车期间也住在那里。高昌国盛行大乘佛教，其信徒即使移居到库车好像也不会放弃大乘佛教。

虽然同样追求解脱，但大乘佛教更加积极，且考虑的是拯救苍生；而小乘佛教则略显消极，追求个人救赎。

在宗教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时代，宗教也是一种生活体系。同样是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生活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库车王招待玄奘进餐，他却没有享用提供的食物，而是吃了其他东西。人家特地准备的食物，玄奘却不领情，这看起来仿佛缺乏教养。

食有三净，法师不受。

《法师传》中可见这样的记载。

所谓“三净”即“三种净肉”，指的是没有见、闻、疑三种污秽的肉。具体来说是指，第一，没有看见为了自己而杀死的动物肉；第二，没有听说为了自己而杀死的动物肉；第三，没有怀疑为了自己而杀死的动物肉。

小乘佛教容许吃这三种净肉，但大乘佛教禁吃一切肉食。

以自我救赎为中心的小乘佛教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只要是没有见、闻、疑的污秽，即便是肉食也可以食用。大乘佛教则是舍弃了自我，持浓厚的利他主义立场，无论自己见、闻、疑与否，所有肉食都不可以食用。

玄奘选择住在高昌国人居住的寺庙里，食物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身为库车城西北部阿耆理贰寺住持的木叉麹多也是小乘佛教信徒。他曾经留学印度20余载，研习过众多佛典，最擅长声明学——这是一门关于音韵和语法的学问。他对玄奘说：“库车国藏有大多数经典和注释书，又何必非得历经千辛万苦西行呢？”

“那么，有《瑜伽论》吗？”玄奘问道。这是大乘佛教的经典。

“为何要找这种书？真正的佛门弟子是不会学习那种东西的。”

这就是正面冲突了，青年玄奘果然还是有一些年轻气盛。他说：“学习《瑜伽论》正是我此次旅行的目的。您所举出名字的经典，我的国家也有，已经不足以为我所用了。”

接下来便是关于木叉麹多所举经典的争论，最终以玄奘胜出收场。此后这位库车高僧便开始刻意避开玄奘。

木叉麹多当过住持的寺庙在《大唐西域记》中即为阿耆理贰伽蓝。这座伽蓝的旧址，据推断可能位于库木吐喇千佛洞的对岸。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在那里发现了大批文书。

玄奘曾在库木吐喇讲经说法这一传说，很有可能源自在对岸的寺庙与木叉麹多的论争，但不知何时被传为讲经。如果玄奘在库木吐喇讲经说法是事实，那就变成了在论敌的眼皮底下对大众说教了。

木叉麹多也并非从一开始便抱有敌意。他善意相劝，旅途太过艰苦，还是放弃为好。也许对小乘佛教的人来说，为了拯救苍生而冒死进行大动干戈的长途旅行实在令人费解。如前所述，宗教虽然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根本上来说也是思想体系，思维方式不同，价值观有差异也在所难免。

如今，玄奘与木叉麹多的争论虽然见于《法师传》，但在当地已不见流传。而当地好不容易流传下来的玄奘在库木吐喇说法一事反而在《法师传》中没有记载。说不定，在已经湮灭的库车佛教传说中也可能有“木叉麹多辩倒从长安而来的唐僧玄奘”这样截然不同的故事呢。

如前所述，玄奘访问库车时，那里已经信奉小乘佛教，但库车是否一直信奉小乘佛教则不得而知。在玄奘之前的两百多年前，被邀请到长安译经的天才僧人鸠摩罗什正是在克什米尔习得小乘佛教、又在喀什研习大乘佛教的人物。但是，他在长安翻译的几乎都是大乘佛教的经典，从译经的倾向也可以判断出他也是大乘佛教的信徒。

因为鸠摩罗什信奉大乘佛教，从而推测当时的库车是信仰大乘佛教之地，倒也不尽然。他当时被视作库车国宝，据说，吕光进攻库车正是为了得到他。他是大乘佛教信徒，那么从常识判断库车也应该是信奉大乘佛教之地，至少玄奘访问时不应该是纯粹的小乘佛教国家。

即使是同一块土地上的同一位居民，也有可能从大乘佛教改宗小乘佛教，甚至可能从佛教改信截然不同的伊斯兰教。人的心灵深处有着一股巨大的潜流，可以随时吸纳各种宗教。但是，它有一种令人困扰的特性，即一旦信奉了某宗教，便会拒绝其他宗教。

据记载，敦煌千佛洞的第一座石窟是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由沙门乐僔所建，留下了建造的时间，但除此之外西域的各个石窟都缺乏这样的文字记录。创建年代只能通过建筑样式或其他线索来推断，因此众说纷纭。

据文物负责人张锡仑说，库木吐喇的最早的石窟建于4世纪到5世纪之间，如此一来与敦煌几乎是同一时期。佛教由西向东传播，按照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便容易认为佛教的石窟寺院也是由西方传向东方。但是，事实未必如此。我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常书鸿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也认为各地几乎都是同一时期开始兴建石窟的。

据说库木吐喇最初的石窟是第46号窟。“去年（1978）以前，这里是不能进的。”张锡仑说道。第46号窟建在很高的地方，1978年建好阶梯之前因为太过危险而不能上去，因此这里是库木吐喇保存最为完好的地方。

这里保存完好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可思议的是，这座石窟墙壁上绘制的佛陀菩萨图，不知道为什么都闭着眼睛。石窟的墙壁上，照例描绘着释迦前世故事“本生谭”，其中有修行中的菩萨为了盲人而将自己的眼睛施舍给他们的场景，这也是健驮逻国中“千生舍眼塔”的由来。为了纪念因施舍双眼而盲的菩萨，所以石窟中所有的佛像都闭着眼睛。

穹顶上画着月仙和日仙，其中还有共命鸟和风仙。正面是天宫伎乐图，有琵琶却无箜篌，这是一大特色。虽然保存完好，却和其他早期石窟一样，色彩的种类相对较少。

我们参观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石窟：第二期的第24窟、第三期的第43窟。时期越靠后，色彩越丰富起来，画法也更加细致。我们也看了第43窟旁边的第42窟，但那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能隐约读出几个汉字题记：南无□殊□菩萨。

唐显庆三年（658），唐打败西突厥，同时附属于两国的库车并入唐的版图。这正好是玄奘离开此地30年之后。

即使刻有汉字，也不能完全肯定石窟是在并入唐之后建造的。唐在扩大其政治影响力之前，丝绸之路上的各地也因贸易而需要懂得汉语的人，传说中玄奘讲法的讲经堂中也刻有“法轮常在”之类的汉字。

但也有可能是在石窟内新雕刻上去的。汉字是象形文字，很适合作装饰。但从第43窟这样突出线条的画法及其样式可以看出是唐的风格，所以这是一座玄奘来访时尚未建造的石窟。

佛教确实是由西向东传播的，但是也有这种情况：东边的中国按照自己的风土发展起来的佛教艺术又千里迢迢地反传到了西域，我们可以把库木吐喇作为实例加以确认。

人心宽阔、水乳交融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不存在什么只有中国人才能接受的艺术样式，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到的传统技艺，或者只有印度人才能理解的思想，这些都只不过是当地人自我陶醉式的“选民意识”在起作用，只是其他地域的人们内心还尚未接触到它们罢了。虽然风土确有影响，但其并非什么不可跨越的壁垒。

行色匆匆赶往印度的玄奘，应该是相信这一原则的。正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接触到西域风土，他才选择了以天竺为目的地。

陆

在库木吐喇前流过的渭干河上游约15千米处，有一处叫作克孜尔千佛洞的石窟群，规模要大于库木吐喇，现在发现236座石窟，是库木吐喇的两倍多。

20世纪初，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人及日本的大谷探险队都调查过库车地区的石窟寺院。我无意袒护日本人，但大谷探险队是日本佛教团体派遣的，队员也应该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其目的也是为了调查佛教传播的经过及佛教遗迹。与之相比，西方探险队只是出于对考古学和美术史的兴趣而展开调查。如前所述，他们不仅调查，还带走了雕像，剥下了壁画。

克孜尔的石窟和库木吐喇的一样，都曾遭到德国探险队的巨大破坏。按照科学调查的常识，揭下壁画之前至少要先拍摄一张原始的照片，而他们却连这一步都没有做，甚至就连剥下柏孜克里克壁画的施泰因也批评了德国探险队的这一做法。

德国探险队根据各个石窟的特征，分别将其命名为“孔雀洞”“十六骑士洞”等。1953年中国给石窟编号的时候还是235窟，之后又发掘了一座石窟，但发掘后，在外面的空气进入石窟的一瞬间，雕像上的颜料便剥落了。据说在提出解决这一现象的方案之前，决定不再发掘新窟了。

渭干河在这一带被称为木扎提河，南边的山是却勒塔格山。东南方向有明屋依塔格山，意思是千佛洞山，在这座山上开凿出了延绵2千米的石窟。

我们在克孜尔参观时，觉得最古老的是第17窟。那里有一幅交趾菩萨图，用忍冬花图案绘制两层说法图，其上绘有大量菱形的框中画着本生谭。1962年在此调查的北京大学袁教授认为，这座石窟或许可以一直追溯到东汉末年。如果是这样，即为2世纪末到3世纪初所建。然而，千佛洞的管理人还是认为其应该是再过一个世纪之后，即4世纪的产物。

因为是在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当地人将克孜尔称为上千佛洞，将库木吐喇称为下千佛洞。但是根据行政区划，库木吐喇属于库车县，克孜尔则属于拜城县。

他们分工十分明显，与我们同行的库车县文物管理员张先生在这里一语不发，讲解工作全部交给了拜城县的人。我们参观的石窟之中，第8窟、第27窟属南北朝时期，第77窟及第167窟则属于唐代石窟。虽说是唐代，但只是指时期，克孜尔的壁画终归还是库车风格，并不像库木吐喇明显带有唐朝风格。唐朝风格的倒流没有回溯到渭干河。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库车有“迦蓝百余，僧徒五千余”。石窟寺也应当包含其中，但玄奘是否去了克孜尔则不得而知。就库木吐喇而言，其对面是木叉麹多所在的寺庙，因为玄奘到寺中与其论争，所以他不应该路过石窟寺而不入。虽然没有关于克孜尔的记录，但即便是小乘佛教的寺庙，作为虔诚佛教徒的玄奘也不应该不去造访。为了等待天山冰雪融化，玄奘在库车停留了60日之久，时间是足够的。

我们并未沿渭干河逆流而行，而是从其他路线前往克孜尔。从库车乘小型巴士需要3小时左右。最后小型巴士无法开下河谷路段，我们换乘了吉普车。如同源义经[8]从一之谷的悬崖上冲下一般，我们沿着断崖绝壁的石子路向下开，场面惊险刺激。

我们通过的这条险路，若是玄奘在此经过，单程应该要花上3天之久。虽然要视当时渭干河水量而定，但玄奘乘舟逆流而上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克孜尔如库木吐喇一样，并未留下玄奘说法的传说。有不少传说是在之后附会上去的。

我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事办主任阿卜杜拉·来依姆是1973年以来的老相识，他就出生在克孜尔千佛洞附近。不必说，他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他在乌鲁木齐向我们介绍了他儿时从大人那里听到的克孜尔千佛洞的故事。他说，佛教时代的某位库车王对向自己女儿求婚的青年说，若是他能造出千佛洞便答应这门亲事。那位青年拼命建造，但最终只造出了999座。这种刁难求婚者的故事与日本的民间传说辉夜姬[9]很相似，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日本武将武藏坊弁庆“刀狩”[10]——也很有趣。

克孜尔没有受到来自东边逆流的影响。常书鸿先生也认为克孜尔比敦煌更加接近巴米扬。那里有一种所谓“Laternen Decke”[11]风格的天花板，是从四面向上搭起来的立体形状。据常书鸿先生说，那里曾悬挂着灯笼。

第27窟舞女的手势怎么看都是印度风格，排成一长列的小佛龛也是库木吐喇所见不到的。

第77窟虽然是唐代的作品，但与巴米扬一样，如在石窟前立着巨大佛像，如今只剩脚踝部分，因被砂土掩埋而留存下来。

唐灭西突厥并将库车纳入势力范围是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这一年玄奘57岁，仍然健在，居住在长安。后来空海等日本留学僧求学的西明寺正是在这一年建造的。

因库车王后与宰相私通等原因，库车朝政十分混乱。唐攻打与西突厥勾结的库车大将，并将其诛杀。

如前所述，太宗时唐吞并高昌，并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唐控制库车的这一年，又将安西都护府向西移至库车，此后库车便成了唐统治西域的基地，交河城的旧都护府改为西州都督府。玄奘应该听说了唐的势力扩张到西域的消息，也许在长安静静地回想着30年前曾经游历过的库车。

汉武帝时西域各国臣服，汉在那里设置了校尉和都护，作为当地的监督官，这是公元前的事了。西汉的西域都护府设置在距离库车以东很远的轮台县鸟垒城。

东汉灭亡、王莽当政的年代，西域各国掀起叛乱。叛乱起因其实十分可笑。注重形式主义的王莽认为，野蛮的西域部落酋长称王是一种僭越行为，便把他们降为诸侯。叛乱的西域各国自然被突厥收于麾下。

直到东汉永平十六年（73）明帝才首次击败匈奴，收复西域；第二年再次派遣都护及校尉诸官。但是第三年，明帝死后，继位的章帝又放弃了西域；再后来的和帝再次转向积极政策，任命班超为总司令远征西域。永元三年（91）平定西域的班超成为都护，自此在龟兹设立都护府。

当时修建的城墙还随处可见，当然都是土墙，原本高7米、宽7米，如今已经坍塌，高高低低地延绵约两百余米。如今已经作为“龟兹古城”被列为自治区级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12]而克孜尔和库木吐喇的石窟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就是国宝。这座城池的遗迹是省级重要文化遗产。

龟兹古城附近有一座称为“库车大寺”的清真寺，那里被指定为县级重要文物保护单位。这座能容纳3000人的清真寺历史颇为悠久，1918年曾因失火被烧毁，1927年复原重建。要是没有这次火灾，应该能被指定为更高一级的重要文化遗产。

有一件有趣的事：克孜尔石窟天花板的设计与这座库车大寺的天花板十分相似。这种现象似乎表明，即使由佛教改宗伊斯兰教，居民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原理仍未改变。

我们站在龟兹古城上，久久地极目远望，那里如今都是成片的高粱地，旁边有公路穿过。城墙虽然被这条路隔断，但又在其对面延续。

玄奘造访时此处还是都城，如今从库车驾车大概15分钟左右的车程，不算太远。

“请看那里，那边的小树林左侧有一些隆起的地方，是不是还都连在一起。”张锡仑说道。我们向那里望去，确实那里有着一些土包，断断续续地，可以认出来。张先生严肃地说道：“那里就是内城的城墙。”

其城三重。

《晋书》中可见这样的记载。除了外城和内城，另外一个应该是王城的城墙。确实是一座戒备森严的都城。《晋书》的龟兹条目中又写道：

王宫壮丽，焕若神居。

“焕”指闪耀着光芒，也就是说这里如同神仙居住的地方一般。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未记载西域各国的人口，但列举了僧徒人数，据此可大致推断出该国的规模。库车有僧徒5000人，这与西域南道最大的和田相同。僧众更多的是喀什，有1万余人。可见，库车确实是当时西域屈指可数的强国。

柒

据说，库车王姓“白”。不仅是王族，这里的人按照汉族风俗起姓时，多用“白”或“帛”。与和田人姓“尉迟”、喀什人姓“裴”、撒马尔罕人姓“康”是一个道理。隋唐之际，以音乐家身份在长安宫廷做官的白明达应该也是出身库车。

唐建国时，库车王也派来了使节。根据《新唐书》，此时国王名为“苏伐勃驶”，不久后去世了，其子“苏伐叠”即位，玄奘访问时的库车王应该就是此人。玄奘离开此地的两年后，库车向唐进贡了马匹。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库车王智谋不足，受强大的臣子压制。30年后被并入唐的版图时，苏伐叠已经去世，其弟诃黎布失毕成为国王。

按冯承钧考证，“苏伐勃驶”本为“Suvanarna·puspa”（金花），诃黎布失毕则为“Hari·puspa”（狮子花）。据说，经常在人名中使用的这个“puspa”，其读音转写为“白”（bai或bo）。

根据《新唐书》，在库车有断发的风俗，只有国王不剪发。而且，还有孩子出生时用木片压着头顶令头型扁平的奇风异俗。这些在《大唐西域记》中都有记载，或许欧阳修等人编辑《新唐书》时，有关西域的内容也参考了玄奘的著书。

将头顶人为压扁的风俗，玄奘在喀什的时候也有所记录。但是，观看库车附近的壁画或者雕塑，并没有看到这种迹象。因此，对长久以来关于古城是否真的有这样的奇俗，一直存有疑问。但是，1978年在距离库车东北20千米的苏巴什古城发现了一座古墓，棺内尸骸的头骨明显被人为地前后压扁了。北京的科研人员对棺椁做了科学调查，结果发现，其骸骨距今已经1500多年了，玄奘的记述终于得到了证明。

帕米尔也有一个地方叫苏巴什，建在4800米的山顶上，本意是“水源”，所以同名的地方还有很多。

苏巴什古城是自治区级的重要文化保护单位，据说建于魏晋时期，也就是3世纪左右。虽然确实拥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但现在地上剩下的除了随处可见的土城墙遗迹，就只有寺院的遗迹了。

那里有一条被称为东川水的库车河流过，遗迹横跨这条河的两岸。发掘出畸形头骨的古墓在苏巴什古城河西处的某座塔下，那座塔是整个河西河东最高的建筑物，塔上还隐约残留着彩色壁画的痕迹。我们前去参观时那里正在进行保护和修缮工作。

佛塔之下为何会有墓地呢？墓主人是捐赠这座塔的人，还是寺院的住持？亦或是为了奠基而被当作人柱[13]？究竟是先建的墓地再在上面盖塔，还是反过来的呢？已经半塌的苏巴什古塔只是静静地矗立在晴空之中，没有向我们诉说任何事情。

我们拜访苏巴什故城是在10月，若是8月来到河西的话，可以参观上述那座古塔和其下的古墓，却不能前往河东。因为此时库车河水位升高，又没有桥梁，驾车渡河十分困难。而在水位低的10月前来拜访，我们得以乘坐迷你巴士横渡河流，前往河东。然而归途中，巴士在河水正中间抛锚，我们靠着同行的吉普车用绳子牵引，才好不容易上了岸。

河东也只有寺院遗迹，与河西大同小异，但塔顶多为拱形。两岸都有城墙，所以这里确实曾经是“城”。城一般是以宫殿或政府为中心，但这里是以寺院为中心。

从形状判断，苏巴什古城基本可以确定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昭怙厘。据玄奘记载，有两座伽蓝被河流隔开，分别称为东昭怙厘和西昭怙厘。昭怙厘与“雀梨”和“雀离”一样，是表示“寺院”的吐火罗语“chakri”的音译。

玄奘极力赞美了两座伽蓝的壮美，并对僧众严格持戒、精研佛法感到钦佩。可以想象，苏巴什古城是一座被城墙包围的大伽蓝。城内虽然也有民宅，但应该是寺庙工匠或者为寺院供应粮食、衣物或者佛具之类的人居住。虽然这座“城”也是城市，但并不是政治或者军事城市，而应当是一座宗教城市。

《大唐西域记》中除了玄奘亲自访问过的地方，还有他听说的部分。但是苏巴什古城距离库车城并不遥远，又是一座宗教都市，玄奘不可能不去走访。他震惊于其壮美，感佩其僧人的持戒与精进，正说明他是用自己的眼睛确认过的。此外，他又详细描述了在河东的伽蓝见到的佛足石。这块形如蛤蟆的黄白玉，大小2尺有余，佛足则长约1尺8寸，宽6寸有余。若非亲眼所见，不可能描写得如此详细。

如今这一切只能依稀可见。那座河西最高处的佛塔上玄奘看过的壁画，一定也曾炫彩夺目。

无疑，这座苏巴什古城废弃的原因与其他城镇有所不同。其他城镇多为自然老化，水道变更或者是政治、军事等原因致使居民搬离，但苏巴什古城应该是在当地伊斯兰化之后遭到废弃的，这是宗教都市的命运。苏巴什古城与佛教石窟寺院的荒废应当在同一时期。

在库车还有几座比库木吐喇和克孜尔规模小的千佛洞，我们访问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克孜尔奈哈千佛洞。这里也离库车县城不远，有46座石窟，但有壁画的只有11座。即便如此，这里也可以看到龟兹文字，以及描画了古代库车人水上生活状况的龙舟图。

这一地名来源于千佛洞附近矗立着的一座巨大烽火台。这座烽火台据说建于西汉时期，是公元前的建筑。克孜尔是“女儿”之意，而奈哈是“停留之处”。据说，从前有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此地的国王让占卜师为自己的女儿占卜命运，得知她会被毒蝎蛰死，于是国王便建造了一座毒蝎无法到达的高塔把女儿关在上面，这座高塔就是克孜尔奈哈。但是，送上去的水果中混入了一只毒蝎，公主最终还是因毒蝎而死。

捌

为何要开凿石窟呢？

地面上也建造了壮丽的礼拜堂，但地面上的东西不知何时便会毁灭，也许出于这个考虑才在悬崖上掘出横向的洞穴，觉得如此便能永久保存。上面有山，下面有河，这对石窟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在敦煌和克孜尔的千佛洞，我并未强烈地感受到石窟的不灭性。敦煌千佛洞所在的鸣沙山是质地脆弱的砾岩，容易受到风沙侵蚀，因此无法制作石佛，只能造好雕像再运进山中。

访问印度的埃洛拉石窟和阿旃陀石窟时，我才第一次明白人们为何能感受到石窟的不灭性。石窟开凿在看上去十分坚固的玄武岩山体上，让人确实能感觉到即使地面上的一切都毁灭，这里也会保留下来。

玄奘要是经过阿旃陀石窟的话，应该是在唐贞观十二年（638），正值他37岁，那里是摩诃剌陀国的领地。《法师传》仅记载“迦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大小乘兼习”，并未涉及石窟寺。但是，在《大唐西域记》中则清晰地记载：“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岩面壑。”这肯定是石窟群，不会是其他建筑。但是，需要留意的是，玄奘还进一步描述了伽蓝的大精舍高百余尺，其中佛像也有70余尺，顶上的七重石伞盖与虚空相接。但是阿旃陀石窟中并没有那样巨大的佛像。第16窟的佛陀倚坐像是阿旃陀石窟最大的佛像，其高度也只是稍高于4米。至于七重石伞盖，感觉更像在第19窟的佛塔之上垒砌起来的东西。

由此可见，玄奘可能没有去过阿旃陀石窟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法师传》中提到他到过那个国家，但《法师传》并非他亲自所写。另外，即便是去了摩诃剌陀国，但该国国土辽阔，玄奘也有可能没去过阿旃陀石窟。《大唐西域记》只是一种地方志，也有不少对传闻的记述。

要说佛教遗迹，如今附近也只有阿旃陀石窟了。埃洛拉石窟中除了佛寺还混杂着印度教和耆那教的寺院。玄奘到达时，印度佛教尚在，地面上也应建有很多佛教寺院。可能玄奘只是浏览了地上的伽蓝，而关于阿旃陀石窟是听别人说的。

在印度佛教兴盛时期，阿旃陀石窟对玄奘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阿旃陀石窟的使命可能在于佛教在那个国家灭亡、地上的伽蓝均被破坏之后，依旧展现着其曾经的风貌。建造它的那些信徒的心灵深处应该一直坚信它不灭吧。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阿旃陀石窟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大小不一的29座石窟建造在果瓦拉河U字型弯处的断崖上。果然，在石窟寺起源地印度，它也与河流连在一起。

据说，最古老的石窟是被推定为公元前1世纪建造的第10窟，而早期的石窟大多建于1世纪。隔了一段时间后，5世纪下半叶到7世纪上半叶开始第二轮建造，之后没有再建。玄奘访问的时候，阿旃陀石窟应该刚刚建成。

离阿旃陀石窟最近的都市是奥郎加巴德，因为莫卧儿帝国第6代皇帝奥朗则布（1618—1707）在皇子时代曾任德干总督，驻守此地，于是将原名“法泰赫纳加尔”改成了“奥郎加巴德”。

奥朗则布是一位听到父亲病重后便立即与兄弟争夺皇位的人，他胜利之后杀掉了自己的三个兄弟。而讽刺的是，此时他的父亲沙贾汗却已经痊愈，奥朗则布便把父亲幽禁在阿格拉城中。

原本继承皇位的应该是他的长兄达拉·希科。达拉一直陪伴在父皇身边，也就是在为登基作准备。为何奥朗则布要强夺皇位呢？当然，皇帝的宝座本来就是冒死也想得到的东西，而莫卧儿王朝的皇位则一直是通过血腥的争夺，最终落入胜者手中的，输掉就可能会被胜者杀掉。但是，奥朗则布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他的长兄达拉对印度教很感兴趣，热衷于将其教典翻译成波斯语（莫卧儿王朝的通用语是波斯语）。而奥朗则布信奉伊斯兰教。

甚至他的父亲给奥朗则布起了一个外号“namazi”（祈祷者），可见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他的信仰过于狂热，由此生出了使命感。

“将印度全境伊斯兰化，正是伊斯兰帝国莫卧儿王朝被神赋予的使命。”

奥朗则布坚信这一点。在他看来，研究《奥义书》（古印度经典）并对其他宗教持宽容态度的兄长无疑是异端，绝不能把伊斯兰帝国的皇帝宝座让给一个异端。他肯定是钻了这个牛角尖。

奥朗则布杀掉兄弟、幽禁父亲，即位时才40岁，直到90岁高龄去世，在位50年。在此期间他始终在镇压异教徒。

有镇压即有反抗，而反抗又进一步发展为叛乱。他在位的50年间，他一直在制造敌人，又接着讨伐自己制造出的敌人。连年战乱使人民疲敝，国家财政也濒临破产，皇室日益丧失公信力。他继承的这个庞大的帝国，在交给继任者时已经风雨飘摇。

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王朝苟延残喘。可以说，他的狂热信仰是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要是他没有让这个王朝一蹶不振，王朝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被英国毁灭。

在莫卧儿王朝的土地上，奥朗则布不允许存在异教的神明或者放置神明塑像的异教徒寺院，并将其毁灭殆尽。比如他毁掉了印度教圣地马图拉寺院，将其材料用作建造清真寺。这一事件引起了贾特人的反抗。

实际上，在玄奘离去的不到一个世纪内，印度佛教便开始急速衰退。没有人守护佛教遗迹，任其荒废。印度博物馆中的无首佛像，都是奥朗则布下令破坏的。

佛教衰落后，阿旃陀石窟也遭遗弃。河岸野草丛生，遮掩了石窟，使其在奥朗则布的时代侥幸保存下来。1819年，在此狩猎的英国军官发现了石窟。

建造阿旃陀石窟的人们恐怕从未想过会出现奥朗则布这样的破坏者。地上建筑的命运，也让人不禁隐隐感到世事的凄凉与虚无。

追求不灭和永恒的心情，虽然他们自身并未察觉，但也应深藏于心中。心灵深处的东西超越了民族、语言和国境，为许多人所共有。

摩诃剌陀的首都有孟买市东北的卡扬说和纳西克等说法。纳西克到阿旃陀石窟的直线距离有200多千米，卡扬则更加遥远。敦煌的千佛洞距离敦煌城镇有20千米，柏孜克里克距离高昌城也差不多是相同的距离。库木吐喇、克孜尔也距离库车城很远。这可能是考虑到祈求不灭与永恒的对象不能距离都城或政治中心太近。

阿旃陀石窟的壁画十分精美，特别是第1窟和第17窟堪称双璧。但很不巧，我访问时正赶上第17窟维修而无法参观。第1窟的壁画中多以本生谭、降魔图、舍卫城大神变图及其他佛教故事为主题，后廊左边的莲花手观音像更是格外有名，以至于必定会用在观光海报上。而天花板上的绘画宗教色彩则淡了许多，多是波斯使节会餐图等搭配着植物和动物等的设计。

“这个是棚顶的那头大象。”

在我用手电筒照射窟顶的大象图案时，同行的观光局库马尔先生从口袋中拿出自己的名片给我看。阿旃陀石窟第1窟窟顶的大象是印度观光局的标志，在那里工作的库马尔先生的名片上也印有这一标志。

我认为玄奘没有到过这里，这里距离首都200千米，应该没有纳入他的行程。《大唐西域记》描述墙上有“雕镂”，但丝毫没有提及壁画的事情。玄奘要是到过这里，一定会被精美的壁画所吸引。

早期的石窟中没有佛像，1世纪左右佛教没有制作佛像的习惯，毋宁说人们认为佛陀的形象是不可制作的。人们相信口说观佛三昧，念及于心，佛陀的形象自然会显现出来。所以在早期的石窟中，礼拜的对象只有塔。说起塔，我们会立即想到野外矗立的那些建筑，但像这样的石窟中也建有塔。

最古老的第10窟前方后圆，纵深约30米，高20米，宽12.5米。佛塔在靠近里面的地方，可以绕到塔的后方。

过一段时期，佛像出现了，一般放置在佛塔前或者收纳在佛龛之中。

我们打着探寻敦煌和克孜尔等千佛洞源流的旗号来到这里，但对于我这样的业余人士来说，自然无法弄清楚详细情况。

阿旃陀石窟中的佛塔称为“chaitya”，克孜尔中有中心柱的佛窟也有一个名字叫“支提窟”，“支提”显然是“chaitya”的音译。

克孜尔将禅窟和僧窟统称为毗珂罗窟，这也是印度僧窟“vihara”的音译。

最初将这些石窟与中国的石窟相比，觉得风格迥异，但不久便发现了种种共同之处，觉得很亲切，心情也愉悦起来。

玖

追寻石窟寺的源头一直追溯到印度，话题也岔到了阿旃陀石窟，现在我们再次回到库车。

玄奘在库车停留60余日后又开始了印度之旅。库车王也亲自送到城外，并提供了骆驼、马和人手等。虽然也是仁至义尽，但没有如高昌国王一般恸哭的场景。

玄奘经过跋禄伽国到达凌山。翻越凌山后，来到苏联的伊塞克湖南部[14]。虽然玄奘将这里记述为葱岭北原，但现在是天山山脉。当时“葱岭”一词，其范围比我们今天理解的帕米尔高原要广得多。

伯希和认为跋禄伽国就是今天的阿克苏。虽然也有其他不同的说法，但不管从何处北上，翻越这座天山都是玄奘印度之行的最大难关。

这里已经无法乘坐骆驼或马通过，短短的距离我们也得驾车行驶，玄奘的辛苦可见一斑。我们从库车出发，目的地是一个叫大龙池的地方。玄奘也在《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大龙池，但要是把跋禄伽国视为阿克苏的话，方向就反了。玄奘应该没有去过大龙池，这一记录又是听别人说的。

我们行走在山中的险路上，乘坐小型巴士单程花了5个半小时才到达大龙池。我们深深感受到在这里旅行是多么不容易。

“这是我第一次带外国客人到大龙池，真是受够了，今后再也不带客人来这里了。”同行的阿克苏地区和库车县的人小声说道。虽说如此，从库车到大龙池好歹有一条能通车的道路，比玄奘时代要好走得多。

这里有座山，山上明明没有一根草，却整体呈绿色。紧靠着它的一座山都是岩石块，但岩石表面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这里的矿藏资源一定很丰富。我们看到了规模不大的露天采煤场。在路上有人要求我们停车等候15分钟左右，因为附近正在进行爆破，必须等到爆破结束才能通过。我感觉一下子就从《西游记》的魔幻世界被带到了科学世界。

玄奘一行离开库车两日后，遭遇了两千余骑突厥盗贼。幸亏他们事后分配战利品时起了争执，随后自行解散。

即便等到大雪停后才翻越天山，仍有许多人冻死、饿死，牛马也损失了不少。

殍冻者十有三四。

《法师传》中这样记载。但究竟是十三四人还是十个人中有三四人，意见出现了分歧。但无论如何，牺牲者不在少数。

“我是为了什么呢？”可能玄奘会不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必须进行这样的旅行呢？

在玄奘之后约一个世纪，同为唐朝僧侣的鉴真，受邀决意东渡日本时说道：

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玄奘或许也会做出相同的回答。

这难道不是玄奘所信仰的唯识论的命运吗？远望皑皑白雪覆盖的天山，走在剧烈颠簸的路上，我在前往大龙池的车里不禁如此想到。

唯识论试图解明人的内心，并且其前提是除了人的心识作用之外，没有任何真实存在。为了贯彻这一信仰，必须对万事万物进行检验。A也好，B也好，C也好……为了使一切都是心识作用这一前提不可动摇，必须积攒经验。

驱使玄奘私自出国的理由，难道不正是他对未知的庞大经验的期待吗？这些经验在前方如同初雪一样等待他的到来。

不光是亲自观看，玄奘也在四处打听。他实际上并未见到大龙池，但也为我们详细地描绘了一番。

我在现场向张锡仑询问了在大龙池居住的龙与母马生出龙驹的故事，这也是由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而流传下来的故事。据说龙驹难以驯化，只有龙驹的后代才能驯服驾驭。

还有一个传说，化为人形的龙与来到水池边取水的女人相会，令她们怀孕生子，这便是龙人。这种龙人，比马跑得还要快，剽悍勇猛，不服从国王的命令。国王一筹莫展，最终引入突厥兵，将龙池城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杀死。

大龙池的水十分澄澈，透过令人心神愉悦的碧蓝池水可以清晰看到水藻在轻轻摇曳。

现在这一带已经成了吉尔吉斯族的居住地。我们遇到了几个扛着枪、令人稍感危险的骑马人。他们并不是龙人的后裔，而是要去打猎的吉尔吉斯族大叔。

在看惯了纯种马（thoroughbred）的人看来，在那附近吃草的马，确实显得有一点粗肥、笨拙，但载了人之后，又意外地迅速。这里所有人都会骑马，不仅是游牧民，汉族人也是如此。同行的阿克苏地区外事科郭坚先生策马扬鞭的样子像是一幅画。

我们住进大龙池的吉尔吉斯族民宿，主人为我们提供了羊肉和马奶茶等食品，是一顿有野味风情的大餐。

大龙池在山中海拔3000米的地方，虽然别人提醒我要多穿衣服，但那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

玄奘应该从那里的某处翻越了高山，见到西突厥的可汗，并将高昌国国王委托的礼物转交给他。因为是游牧民族，王宫也就是一顶帐篷，但帐篷装饰着金花，美得令人眩目。

那里有不一样的生活和文明，以及不一样的美，玄奘也试着去验证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存在，不过是心中的映像罢了。将理所应当的事情一件一件去印证，可谓正是他的天竺之旅，他也心存这种印证的快乐。

有时候，我也觉得心中有与玄奘相同的快乐，但又觉得太过狂妄，便迅速打消了。

西突厥可汗的宴会可谓奢华，他为在场所有人准备了鲜嫩的牛羊肉。但是，为出家人玄奘呈上的是“净食”。净食中有饼饭、酥乳（酸奶？）、石蜜（冰糖）和喇蜜（？）等，还有葡萄和葡萄汁。但是，这不禁让人担心艰苦旅行所必需的能量是如何获得的，不过这可能只是俗人的担心罢了。

突厥曾经分裂为东西两支。玄奘见到的当然是西突厥可汗了。据《新唐书》记载，西突厥在龟兹以北的三弥山建立了政权。虽然不知这座三弥山在何处，但一定是在库车北边的天山山脉的某处。清代的地方志认为唐代的三弥山就是汗腾格里山（海拔6995米）。西突厥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因为是游牧民族，大帐应该是经常移动的。

可以推定，玄奘访问西突厥是在唐贞观二年（628）的上半年。

前面在考证玄奘出发年代时提过，这一年西突厥发生了政变，发生了人称有勇有谋的统叶护可汗被叔父所杀的事件。

统叶护可汗颇为自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对下也采取高压政策，从未施加恩惠。因此，有许多部下反叛，实在不得人心。于是“诸父”（父亲的兄弟）中的莫贺咄将其杀死，自立为王，但他并非人心所向。有人拥立逃往康居的统叶护可汗之子，西突厥进一步分裂。

虽然知道异变发生在这一年，但具体发生在哪一月却不得而知。根据《法师传》记载，招待玄奘的是统叶护可汗，那时应该正是风暴的前夜。

离开西突厥的大帐，玄奘又经过了塔什干、撒马尔罕等中亚城镇。《大唐西域记》对这一带的国家描述得极为简略，可能因为它们并不信仰佛教吧。那些居民多为拜火教徒，还有一部分摩尼教徒。撒马尔罕有两座废弃的寺庙，留有佛教的痕迹。与玄奘同行的两位出家人想要前去参拜，却被当地居民拿着火把赶了出来。出家人逃回去后，向国王报告了此事。

“好。抓住暴徒，砍掉他们的手。”

眼看着要处刑，玄奘不想发生这样野蛮的事，便劝说国王，于是换成了鞭刑。

玄奘一行虽然得以在风暴之前离开西突厥的大本营，但从撒马尔罕进入活国时则被卷入了风暴的中心。现推定活国在今阿富汗东北部的昆都士地区，西突厥可汗的长子咀设度曾在这里担任太守，并创立了一个小王国。高昌国国王的妹妹嫁给了这位太守，玄奘当然也把国王的亲笔信带去了。

但此时太守妻子已经去世，太守自己也卧病在床，他又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高昌国国王妹妹的孩子年纪尚小，但因为是一夫多妻制，太守与其他女人生的孩子中已有人成年。成年的孩子与其父亲年轻的妻子私通，竟毒杀了父亲，自立为太守。

玄奘在此停留时发生了这般骇人听闻的事件。西突厥是为了争夺汗位，叔父杀掉外甥，而活国则是逆子弑父。匈奴和突厥有一个沿袭已久的风俗，即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将除自己生母外的生父妻妾纳入自己的后宫。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是这样评价活国的：风俗淳朴，但民风强悍。

在安稳的农耕国家印度诞生的佛教，经过剽悍的游牧民所在的西域，传入了同为农耕国家的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佛教是否发生了变化？玄奘等人所学的佛法之中，很难说没有变质的部分。玄奘之所以要走这条道路，是因为他想按照唯识论的理论构想，将自身置于历经佛教变迁的风土之中。

拾

印度在中国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史记·大宛传》中，国名为“身毒”。印度流域被称为“Sindhu”，“身毒”自然为其音译。《后汉书·西域传》中又变为“天竺”。此外还有“申毒”“辛头”“天毒”“天笃”等种种称法。

关于“天竺”这一名称，有一种说法认为“竺”是“天笃”的“笃”的简写，但目前尚无定论。但是，从中国看印度，是需要翻越流沙和雪山的遥远之处，所以“天”字与这一印象完全一致，因此不仅是中国，日本也爱用“天竺”这一称法。

玄奘从活国经过巴米扬和犍陀罗，终于进入了天竺，按照现在的地名来说即通过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当时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国境附近有一国叫至那仆底。印度将中国称为“Chin”，即“秦”帝国的音译，也是英文China的词源，日本曾经使用的“支那”也出自佛典。无论“至那”还是“支那”，都是从同一发音转写过来的名字。

传说，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王[15]从中国国王那里获得人质，让他们居住在那里。至那仆底的意思是“中国人的领土”。迦腻色伽王时代的中国正值东汉时期，班超远征西域，没有必要将皇子送给印度作人质。据《后汉书》记载，疏勒王曾向大月氏献出质子，所以这可能是喀什地方政权的首领向贵霜王朝表达忠心的措施。

在印度看来，帕米尔的对面都是“至那”。虽然此事发生在玄奘访问的500年前，但当地居民仍指着玄奘说道：“您是我们先王的同胞。”

这里有一位名叫毗腻多钵腊婆[16]的北印度王族，是学识高深之人，据说玄奘停留了一年多，跟随其学习。

该国东北方向有一国叫阇烂达罗国，这里也有一位名叫旃达罗伐摩[17]的高僧，玄奘又在这里停留4个月，接受其教诲。

令玄奘心驰神往的，肯定是佛教圈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但是他还太年轻，在前往佛教世界俊才云集的那烂陀之前，必须提高自己的水平。所以，每经一地只要遇到良师，他便会留在那里尽可能地吸收知识。

玄奘又经过屈露多、设多图卢、波里夜咀罗等国到达了秣兔罗国，该国在今摩特拉市，是从阿格拉到新德里途中的一个中型都市，与犍陀罗并称为佛教艺术的两大中心。前面提到的迦腻色伽王的雕像就收藏在此地的博物馆里，但该雕像没有头部。

摩特拉于17世纪被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大肆破坏。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神明的塑像都在该地的博物馆中陈列着，展出的是还算比较完整的文物，受损严重的应该被保存在藏品库里了。

与犍陀罗的佛像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相比，摩特拉的雕像（此地也是耆那教的中心，所以不局限于佛像）都是纯印度式的，女性雕像甚至多性感妩媚。

摩特拉市的公园里摆放着一台战车。看到这台战车，我不禁联想到奥朗则布。在宗教都市摩特拉的公园里，这实在是一件让人觉得格格不入的纪念品。

玄奘天竺之旅的目的，除了学习与取经，还有在佛迹朝圣。

舍卫城中，富商须达为释迦牟尼和弟子们建造了祇园精舍。但是，玄奘拜访时祇园精舍已经荒废，印度佛教开始式微。

释迦牟尼的故乡劫比罗伐窣堵城也成了一片废墟。早于玄奘200年访问此地的法显也记载了其荒芜的样子。法显说，5世纪初这里已经没有居民，成了大象和狮子出没的危险地带。

这个时期的印度，佛教虽然仍未衰退，但正在被佛教信徒所说的“外道”——印度教所取代。受益于印度最伟大的国王戒日王的保护，佛教才得以在大厦将倾之时苦苦支撑。笈多王朝没落后，正是这位国王将四分五裂的印度，除南印度外几乎全境统一。他获得了戒日王的称号，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是，无论多么强大的君主，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左右一个宗教。奥朗则布曾试图毁灭印度教，将印度变为伊斯兰教国家，最终以失败告终。同样，戒日王也无法一直维持佛教的兴盛。

玄奘是否也领悟到这一点呢？看到释迦牟尼的故乡和祇园精舍荒废的样子，千里迢迢从长安来访的玄奘不可能没有感慨。

佛迹中最重要的就是释迦牟尼开悟之地，即菩提伽耶菩提树下的金刚座之上。这个金刚座据传与大地同时生出，处于三千大世界之中，不管发生怎样的大地震都纹丝不动。据说，不仅释迦牟尼，洪荒开辟以来无数的佛陀都是在这个金刚座上开悟的，释迦牟尼仅是其中一人。

菩提树多次遭到憎恶佛法之徒的砍伐，还曾被火焚烧。虽然法显与玄奘只间隔200年，但二人所见菩提树已经不是同一棵树。玄奘来访的约半世纪前，身为湿婆崇拜者的孟加拉国王设赏迦王将树砍倒，因为树根怎么都挖不干净，便放火焚烧，又撒上甘蔗汁试图使其腐化。即便如此，金刚座旁的菩提树还是再次发芽、重现生机。菩提树也有被暴风雨吹倒的时候，但每次它都坚强复活。

然而，玄奘访问时菩提树下的金刚座已经埋在砂土之中，无法看见。比他早200年来到的法显记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形：

石可广长六尺，高二尺许。

金刚座的南北两端原本有朝东安置的观音像，玄奘到来时南边的观音像已经被土埋到胸口。玄奘在悲哀懊恼中伏地痛哭：“为何我的业障如此深重？”

他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佛法的式微。

为何明明佛教最高学术殿堂那烂陀寺近在咫尺，却没有保护佛迹呢？从佛教的根本思想来说，纪念物和遗迹等东西并不重要，建造佛像是在释迦牟尼圆寂百年之后。据推测，在释迦牟尼开悟的土地上建造佛塔、称其为菩提伽耶大塔，是6世纪的事情。法显说佛陀得道的土地上有僧迦蓝，应当并非现在的这座大塔。

将埋在地下数米的金刚座挖掘出来是近代考古学的工作。菩提伽耶大塔附近比路面要低得多，所以必须沿着石阶走下去。我在心中试着比较了玄奘所看到的半埋着的景象和眼下维修完好的观光景象。

释迦牟尼坐在金刚座上，不是在苦行，他已经超越了苦行阶段。根据传说，释迦牟尼在那里与诱惑他的恶魔交战。库车和阿旃陀石窟的寺院中，经常画着降魔变图，画师尤其着力描绘美女逼近释迦牟尼的场面。

当地人将大塔附近的尼连禅河称作Phalgu河，我们去的时候一滴水都没有。从那里向东走便是前正觉山，是释迦牟尼达到正觉（悟）之前修行的山，所以才如此称呼。它相当于《大唐西域记》中的钵罗笈菩提山。

山中有石室。我们穿过没有水的尼连禅河，脚陷入沙中，走到前正觉山的石室，花费了约一个半小时。我们又穿过几个村庄。比哈尔邦是印度较贫穷的地方，这一带土地尤为贫瘠，居民一贫如洗。狗不时地向着我们吠叫。

释迦牟尼在这一带修行了6年之久。此地人们的生活与释迦牟尼在世时相比应该没有什么变化，灵魂的救赎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完全没有关系。

前正觉山是一座如屏风一般的山。我们没有登到山顶，但看到了像是堡垒遗迹一样的石墙。为我们带路的是常先生说，要是走到山顶，山的另一面是如同被削过一般的陡峭绝壁。

相传山腰的石室是释迦牟尼修行的场所。我进入石室坐了一会儿。法显来过这里，玄奘也来过这里。他们也曾经像这样坐在石室中。他们一定追忆释迦牟尼的修行，心中百感交集。释迦牟尼曾在树林中苦行，在尼连禅河中沐浴，但那毕竟是在户外，对俗人来说已经无法感受到释迦牟尼的气息了。但在石室之中，能感受到周围依然充满着释迦牟尼的气息。

据说释迦牟尼在这个石室之中听到了来自净居天[18]的声音：“这里并不是开悟的地方。过去未来诸佛都是在离此不远的菩提树下的金刚座开悟的，到那里去吧。”

释迦牟尼听到后便要立即前往那里，但石室内的龙却频频劝阻，于是释迦牟尼便把自己的影子留在这里。根据这个故事，这里也称作“佛影石窟”或“留影窟”。法显说，他清晰地看到了长三尺有余的佛影。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注释中写道，人人都可以看见佛影，现在也偶尔有人看见。他自己应该是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

我在一座寺院内看见住持付钱给从山麓运水上山的村中年轻人。运送沉重的水上山往返需要两个小时，每次能得到半卢比（约15日元）的报酬。住持付钱的时候，脸上露出很不情愿的表情。

印度的农村风情与中日两国很相似，水牛横卧在水洼中的样子应该也与越南一致。无疑玄奘也将印度农村的种种场景与祖国一一对照，他可能觉得佛教很适合农村。玄奘越过的沙漠和山区也有佛教，但他还是觉得佛教扎根于农耕生活。释迦牟尼降魔成道像的右手手指一定会伸出来触碰地面，也就是所谓的“触地印”。这种类型的佛像，比起日本或中国，印度更多，可以从中感受到“不能离开土地”的教诲。

拾壹

佛教在其诞生地印度灭亡已过千年，但东南亚、中国和日本依然还信奉佛教。因其教义具有世界性，才得以广传外国，但也正因如此才在印度被本土的信仰所取代。近代以后，佛教圈兴起佛迹朝圣，释迦证道的菩提伽耶成为最终圣地，世界各地的佛教徒都想在那里建造伽蓝，日本人也在这里建造了日本寺院。此外，还有泰国寺院、缅甸庙宇和规模不大的中国寺院。为我们作向导的是常先生在大学里教授日语，来到这里也是佛教的缘分。

佛教能否在印度复兴？日本寺院附近的一个村庄全村居民都改信佛教，村名也根据释迦牟尼的本名改名为悉达多村。据说这是一座“Harijan”[19]的村庄。以目前来看，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因为一般印度人大多只把佛教看作印度教的一个流派。

圣地也有重合的情况，摩特拉是印度教和佛教共同的圣地，也是耆那教的圣地。贝那拉斯[20]是印度教最终圣地，每个印度教教徒都憧憬在恒河水中沐浴，河岸旁是成排的朝圣者住宿地。而贝那拉斯的萨尔纳托（Sarnath）正是释迦牟尼开悟后最初说法的地点——鹿野苑。

萨尔纳托有阿育王建的塔。玄奘来访时鹿野伽蓝的佛龛有百层之多，其中收纳着黄金佛像，十分壮丽。将其荒废的是岁月，将其破坏的是莫卧儿皇帝。现在虽有一部分正在重建，但就现状而言只是用于观光。悉达多村的人们被称为“新佛教徒”，那么萨尔纳托复原的建筑又该如何称呼呢？

萨尔纳托的博物馆非常壮观，不逊于摩特拉。菩提伽耶也有一座小型博物馆。我印象最深的是庭院中陈列的“受伤的佛像”。那些头被拧下、手臂折断的佛像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这般光景令人难以忘怀。

佛教诞生于菩提伽耶，从那里传播到印度各地，又翻越高山，穿越沙漠，渡过海洋，主要是向东传，但未能在被称为“东方”的西亚传播开来，那里的风土适合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说佛教带有世界性，但或许也无法与之相融合。

据说，玄奘伏在菩提树下掩埋着金刚座的地上哭泣起来，或许来到印度后他开始对这个国家佛法的未来充满不安。正因如此，“要抓紧时间”的这种焦虑感也越来越强。在菩提伽耶逗留的第10天，那烂陀寺四位大德前来迎接，玄奘赶忙前往那烂陀。

玄奘写的是“那烂陀僧伽蓝”，当然那里既是僧迦蓝，也是当时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水平最高的佛教大学，地位大致相当于今日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甚至可能在其之上。因为是宗教学堂，肯定是以寺院为中心，但其氛围应该与一般寺院有所不同。

那烂陀的寺庙和讲堂也和前面的例子一样，因岁月和莫卧儿皇帝的破坏而荒废了。1861年，英国军人、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发现这座遗迹，开始了挖掘工作。卡宁厄姆最后晋升至中将，但他因发掘佛教遗迹而青史留名，与他的军衔无关。

“那烂陀”这一名称，源自伽蓝南部芒果园水池里一条龙的名字。玄奘记录了在此建立寺院的6位国王的事迹。因为他们分别捐赠一座寺院，所以这里曾有6座寺庙。而比玄奘稍晚到此留学的义净则说有8座寺院：“如观一寺余七同然。”好像每座寺庙的结构都相同。

玄奘来到这里时，僧徒的主客人数常达1万人。除了大乘佛教的学问，也有人研修俗典（佛教之外的经典）、伦理学、音韵学、医学和数学等。能解经论20部者有1000余人、能解经论30部者有500余人、能解经论50部者有10人，玄奘在最后10人之列。通览一切、德高望重、被尊崇为众人宗师的戒贤已经年逾百岁。玄奘称其为戒贤法师，也有人称他为正法藏。

此时印度的大乘佛教已经发展得极为细致，不仅与佛教之外的宗教争论广泛而深入，佛教内部教义的争论也盛极一时。有一种“讨论迦蓝”，是给予宗教辩论获胜者的迦蓝。也有击鼓挑起争论的行者，其情形仿佛武者修行一般。为了守护自己的学说，理论不断细化，训诂学也发展到了极致。

玄奘正是在有着如此氛围的那烂陀寺中学习的。虽然细致，但过于注重细枝末节反而会丧失活力。另外戒贤法师的学脉中包含“五性各别说”，承认存在“不成佛者”，即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拯救的人。这就站在了所有人都可以成佛——“悉皆成佛论”的对立面之上。

玄奘应该有很多烦恼，他也研究了佛教之前的印度哲学，还有许多必须要学习的东西。他在那烂陀学习了5年后，又踏上旅程；在印度各地游览4年后，再次返回那烂陀寺；并且，又师从住在杖林山的胜军两年。好像在宗教辩论中，他也作为那烂陀的希望之星而异常活跃。

据说劝他回国的是戒贤法师，或许这位老法师已经感受到了印度佛教的衰弱。身为佛教守护者，戒日王的寿命也不长。佛教在这里变得只是自夸法论之精巧，而不是拯救众生，作为宗教的魅力也日渐稀薄。

玄奘出国是在唐建国后仅仅10年的事情。经历数百年的分裂之后，中国终于又重回统一，各个领域都生机勃勃，佛教界也颇具活力，但是教义未能整理出来，多有疏漏。在那烂陀吸收了精细佛学的玄奘现在应该归国了。

“学无止境。”

戒贤应该是这样对玄奘说的。不管是多么高超的名医，都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临床经验，探究佛教教义的深义也与之相似。那烂陀不仅有中国的僧人，东南亚各地，甚至全世界佛教领域的僧人都到此留学，他们的使命都是回国传法。

5世纪的法显75岁之后从印度归来，与其同行的道整则留在了印度。玄奘选择了法显的道路。

今天的那烂陀中仍有学生宿舍、食堂、水井、研究室和图书馆等遗迹，如紧紧抱住大地一般留存下来，吸引着游客的目光。但是，地面上却未能留下一座完整的建筑。据说，玄奘归国前梦到了变成荒废之地的那烂陀，那正是如今那烂陀的景象。

稍偏一点位置有一座中国风格的“玄奘纪念堂”，看上去威严庄重，里面却空空荡荡。空无一物的纪念堂中没有一名访客，孤零零地立在地上。

拾贰

好像玄奘是在进入兴都库什山脉时才得知高昌国灭亡的消息。吐鲁番盆地中的一个小国的事情是无法那么快到达印度的中心地带的。

唐贞观十四年（640）秋，高昌国灭亡。那一年玄奘刚结束为期两年的钵伐多国研修，回到了那烂陀，顺利完成回国的准备，并且见到了戒日王。

一般认为，钵伐多是位于巴基斯坦著名的恒河流域文明遗迹哈拉帕。当时，因为那里有教授《根本阿毗达磨》《摄正法论》《教实论》的优秀法师，玄奘便将其作为留学的最后一站。回到那烂陀后，他又与师子光展开了教义辩论。辩倒对方后名声更加显赫。师子光重视龙树[21]的《中论》和提婆[22]的《百论》，他因驳倒无著的《瑜伽论》而闻名。玄奘就此反驳道，《中论》和《瑜伽论》不过是同一真理从不同方向的论述，相互之间并不矛盾，这即是《会宗论》。据说被驳倒的师子光羞愧之下回到自己的寺院。虽然瑜伽唯识论原本是依靠批判《中论》而成立的，但《中论》自身却并不与3世纪的种种教说相违背。

若是那烂陀中将师子光驳倒的只有玄奘一人，那么他已经到达了印度佛教界的最高水平，可以说留学的目的已经达成，必须赶紧回国。

玄奘也是在这一年见到戒日王的。其在位时间是605年到647年，见到玄奘时已是晚年。戒日王的名字在《新唐书·天竺国传》中为尸罗逸多。他的妹妹拉袈室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受其影响，戒日王建造了许多佛塔和福利设施，每5年举行一次无遮会。所谓“无遮”就是没有遮挡、没有限制、平等的施舍，国王即是施主。据传最初由阿育王举办，中国南朝的梁武帝因前后5次举办无遮会而声名远播。

戒日王钦佩玄奘的信仰之笃与学识之深，命令大众听其讲法。当他听说玄奘即将回国，便请求他至少待到下一次无遮会举办的时候。戒日王的无遮会将在第二年，即贞观十五年（641）举行。无遮会中有财施和法施，不仅仅是财物的布施和参拜仪式，还是包含有佛教学说的大讨论会。《法师传》中详细描述了这场大会的场景。因为是“无遮”，所以不分男女贵贱，也不限于佛教，婆罗门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也聚集于此，一天之内将这5年间积累的所有物品丝毫不剩全部施舍出去。戒日王甚至将身上穿的衣服都施舍出去了，只好向妹妹要来简朴的旧衣服穿。为接受施舍而聚集的人们有50万之众。

玄奘到达印度后便跟随诸位法师完成预备研修，之后进入那烂陀，师从戒贤学习5年，当时便被誉为院中第一英才。如前所述，戒贤建议玄奘回国，并要求那烂陀寺的众人不要阻止他归国。

当时年迈的戒贤已经预见到印度佛教的衰退，他或许对那烂陀中的学问执拗于细枝末节的倾向感到不安。而160年后长安青龙寺的惠果阿阇梨预见中国密宗即将衰亡，则将传法阿阇梨位授予从东海而来的空海。这两种情况很类似。

玄奘因为还有与高昌国国王的约定，所以也有意尽早回国。但是眼前还有无法穷尽的课题，天竺还有没见到的地方，于是玄奘便一边旅行一边做学问。按照唐的年号来说，他在那烂陀研修是贞观四年（630）到贞观九年（635），之后游历各地；最后一站是钵伐多；贞观十四年（640）回到那烂陀。正在做归国准备时与戒日王相会，之后受邀参加无遮会的教学研讨会，又延长一年。这样一来，他踏上归国旅程时已是贞观十五年（641）。

玄奘一直在旅途中学习。他在少年时代便开始旅行，从洛阳到长安，从长安到成都，从成都再到各地拜访名僧，最后又回到长安。他在旅途中应该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前往天竺的旅途中，石磐陀拔刀相逼，对玄奘来说应该不是第一次碰到。类似的事情在以往的旅途中也曾有过，他应该从中学到了不少经验。

戒日王的首都是Kanyakubja，被称为曲女城，无遮会在距其不远的钵逻耶伽举行。宽敞的会场在恒河与雅鲁藏布江汇合处，用竹墙圈了起来。大会接连举办了75天。结束后，戒日王也没有让玄奘立即离开，而是继续挽留了10余日。

在中国的种种旅行中，玄奘从未见过像戒日王这样的帝王。凉州都督和瓜州刺史，应该是当时玄奘接触到的地位最高的人物。开始前往天竺的旅程后，他才第一次见到高昌国国王和西突厥可汗等帝王级别的人。后来，玄奘接受唐太宗恩典时，他已经熟练掌握与帝王交往之道。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为了佛法”这一标准却未曾改变。戒日王挽留玄奘10余日后，赠给他一头大象、三千金钱和一万枚银钱作为旅费。为数众多的经典、佛像和佛具也由戒日王的军队护送，国王的特使一直随行至边境。沿途各诸侯都遵照戒日王的命令，殷勤招待玄奘，为他提供一切方便。对佛法来说，这也是值得庆幸的。

从曲女城到北印度的旅途与来时相同，玄奘的心情十分放松。毗罗删拿（Vīraśana）[23]有他过去的论敌师子光，二人既是论敌又是同窗，他们都对再次相遇感到十分开心。玄奘在这里停留两个月，举办了一场特别讲座。之后在阇兰达（Jālandhara）又逗留了一个月。就这样，进入克什米尔时，正好迎来新的一年，即贞观十六年（642）。

渡印度河时因为风浪翻船，导致50卷经典丢失。在蓝波国（Lampaka），国王正在举行为期75天的无遮会。因为是游学之旅，没有必要着急，玄奘在这里又进行了丢失经典的重写工作。经典是用梵文书写在贝叶上的，因为玄奘挑选的都是中国没有的经典，所以必须趁着未出印度圈时加以补充。

高昌国灭亡的消息应该就是在此前后听到的。高昌国国王鞠文泰已经去世，他的儿子也被带到了长安，如今已经无法履行约定了。因为曾经预定在高昌国停留两年，这么一来玄奘的时间充裕了不少。

昆都士（活国）曾是都货罗[24]所在地，玄奘来时是从撒马尔罕通过铁门到达那里的。也许当初的计划是选择与来路一样的路线，也就是选择放弃翻越库车的天山前往伊吾的路线准备前往高昌。因为已经没有前往高昌的必要了，便决定取最近的西域南道回国。从昆都士进入帕米尔高原，经由巴达克山前往瓦罕的河谷，越过高山，最后到达可以远望到慕士塔格峰的塔什库尔干。玄奘从昆都士出发时，已经是贞观十七年（643）。

拾叁

拂晓中的慕士塔格峰，银顶染上了通透的淡红色，如梦幻一般。

在漫长的旅途中，玄奘最为熟悉的应该就是这座山峰。我在县招待所的庭院中，将借来的大衣衣领立起，远望慕士塔格峰的朝霞时，如此想道。

此时，我置身于憧憬的帕米尔之中。从前，这里曾经叫作“竭叉”或“汉盘陀”。401年，66岁的中国僧人法显经过这里，将其记载为“喝叉国”。643年左右，42岁的玄奘途经这里，将其记作“朅盘陀国”。站在这里，我不由得想起那些从中国远赴印度的僧侣的身姿。

法显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经过这里到达印度；返程时则选择了海路。

玄奘去程时翻过天山，从苏联的中亚地区前往印度；归程则取道帕米尔，在塔什库尔干停留了20余天。

“塔什”意为石头，“库尔干”指城市。塔什库尔干全县居民大约1.5万人，县城人口不足1万。虽说是县城，但也没被城墙包围起来，只是一条大道贯穿其中，两边零散地排列着县政府、招待所、医院和剧场等建筑。零散得似乎过了头，看起来有些不成格局。然而，这里曾经却是连接中国和印度的交通要道。

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

道安（314—385）的《释氏西域记》记载了这句话。虽然是地处帕米尔溪谷的狭小地带的国家，但所有道路都必须通过这里。4世纪时，“万国”是指中国和印度。

虽然现在已经不复往日的繁荣，但山河模样应该没有改变。自古至今，慕士塔格峰一直在黎明时分用它那浸染通透的粉色美景来抚慰旅行僧人的双眼。

1300多年前，玄奘停留在这里时，他已经从印度留学结束，踏上归途。

回到祖国的路途尚且遥远，虽说路途艰辛，但天竺研修的目标已经完成，一心所念的经文也已到手，不足的部分也能在和田补充上，只剩下回去这一件事了。与来时相比，玄奘现在的心情一定很放松。而且，从塔什库尔干所见的慕士塔格峰并不陡峭，整体带着几分圆润，给人以包容感。这景观正合乎归国途中玄奘的心情。我这样想着，也不禁松了一口气。

或许慕士塔格峰曾经安慰过玄奘，我也向它表达了谢意。

太阳升起后，慕士塔格峰便褪去粉色的妆容恢复为原本的面貌。当地人称慕士塔格峰为“慕士塔格阿塔”。其中“慕士”是冰，“塔格”是山，“阿塔”是父亲之意。冰峰如同覆盖着白色大理石一般，冰爽清凉。

玄奘在塔什库尔干的20余天中，也许每天都在远望这座山峰。不，应该说在接下来10天的塔什库尔干之旅中，他每天都是以这位冰山之父为伴的。

长久以来，慕士塔格峰都被认为是帕米尔的最高峰。1902年大谷探险队的《帕米尔游记》中记载：“高度8130米，北纬38度20分以北没有比其更高的山峰。”

但测量这一高度的根据却不得而知。1900年施泰因探险队做了三角测量，结果是7433米。斯文·赫定的著作中是7800米。然而，现在的中国地图中的记录为7546米，因为1956年才有人首次登顶，所以这一数据应该可信。因而，实际上它要比在北边不远的高7719米的公格尔峰略低一些。

奇怪的是，为什么连赫定这样的人物都没有注意到公格尔峰呢？公格尔峰虽然更高，但从喀什走的话，本以为会看得见它，却不知何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与其相比，乘吉普车的5个小时车程，从布伦口公社到塔什库尔干一直能看到慕士塔格峰。

现在吉普车一小时的车程大约相当于以前一天的行程。因为路况不佳，吉普车的时速也只有每小时30千米左右。据说为丝绸之路商队准备的客栈之间的间隔大概就是30千米，在塔什库尔干河河畔还残留着一间。

当地人称之为“亚尔提古木巴孜”。“亚尔提”是游牧民族的圆形毛毡帐篷，“古木巴孜”是居住地之意。塔什库尔干河畔的“亚尔提古木巴孜”并不是毛毡做的，而是用在当地随处可见的晒干的土炼瓦建成。里面很宽敞，挤一挤的话可以容下30人。角落里有灶台的痕迹，高高的棚顶上开着洞，可以看到蓝天。据说不是棚顶塌陷，而是一开始便如此，因为此处雨量稀少，帐篷只要能抵御大风即可。

塔吉克族的向导解说道，这个亚尔提古木巴孜不过百年，但一千多年前，这里便已建有同样的亚尔提古木巴孜了。

占塔什库尔干居民大多数的塔吉克族是雅利安系民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人数颇多的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使用突厥系的语言，而塔吉克族则使用印欧语系的语言。他们的相貌也是棱角分明。这位塔吉克族的青年用流利的普通话为我们讲解。

以前的旅客多带着马匹和骆驼，所以住宿要选在取水方便、青草茂盛的地方。满足这样条件的地方，过了千年也不会改变。面前这个“亚尔提古木巴孜”遗迹的历史虽然不到百年，但同样的地方肯定建过不止一个。

1890年前后，英国军人荣赫鹏（Sir Francis Younghusba-nd）曾经骑马调查帕米尔。当时这座亚尔提古木巴孜是新建的，他可能也在此留宿。帕米尔通了汽车后，亚尔提古木巴孜便废弃了，只是作为一个纪念物被保留了下来。

塔什库尔干河对岸的萨雷阔勒岭连绵起伏。我询问了一些有着尖峰的山脉的名字，回答说是“环状列石”[25]。山的对面是苏联境内的帕米尔。距离国境线不过20千米。

玄奘或许也曾住在不知道多少代之前的亚尔提古木巴孜里。他从印度回来时，因为携带着沉重的经文，便使用大象驮经。当时带着大象的商队也不在少数。那一带虽然是溪谷，道路却十分宽阔，大象也能轻松通过。但是，穿越狭窄的“达坂”（山口）时，大象应该如何通过呢？我有些不解。

现在的帕米尔，起码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已经看不到大象的踪影，倒是可以经常看到卡车运载货物和人。

7世纪玄奘到访的朅盘陀国（塔什库尔干），其首都在何处？他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国大都城基大石岭，背徙多（叶尔羌河）河。”

塔什库尔干河是叶尔羌河上游的一条支流。

帕米尔山中的国家不具备建造大都市的能力，即使地处交通要道，繁荣一时，这里的“大”可能专指土地广阔而言。

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县城附近曾有一座残留的城址，但如今已经夷为平地。看起来像是自下而上垒起石头建成的，也可能是利用了不高的山丘来筑城，最高处可能有20米左右，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山中的城市。

1906年，施泰因报道了在河岸的岩石山顶上发现了城塞的遗迹，说是岩石山中的大都市，颇有几分奇怪。但若在山中建造长城式的城墙用来防守，把国王居住的都城建在平地上是可以理解的。如此一来，现在县城附近的城址便有可能是当时的王城。

据当地文物管理人员介绍，这座古城是历经数代堆积起来的。据说现在我们脚踏的上层部分年代约为十四五世纪，下面则历史更为悠久。

不论都城位置在哪里，玄奘在这里停留的20余天中，每天都会眺望慕士塔格峰和周围的景观。并且，玄奘也曾听过我们从当地人那里听到的传说，将它们悉数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之中。

过去，曾经有一位波斯国王迎娶中国的公主。公主一行在从中国到达帕米尔时，那里发生了兵乱，交通断绝。一行人把公主藏在山里，他们在山脚下警卫。不久，兵乱平息，但不可思议的是公主竟然有了身孕。其实，她在避难时，每天都与从太阳里骑马而来的日天（太阳神苏利耶）于正午时分相会。如此一来，一行人就无法再去波斯了，因为没有完成护卫的任务，会被处以极刑。于是，一行人便拥立公主为国王，留在了那里。

这就是塔什库尔干建国的传说。因为以汉人为母、日天为父，他们便称自己为“汉日天种”。玄奘也提到这里王族的相貌与中国人相同。

汉朝公主与日天所生的男孩成了这个国家的始祖。玄奘访问时，那具“乾腊”[26]，也就是木乃伊仍保存完好。人们会经常为其更衣，并供上香花。这个建国传说不知道比玄奘来访时早多少年。不过，在都城东南300多里处的两座石窟中，各有一具罗汉木乃伊，玄奘在书中提到其已有700年历史。

20世纪80年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哈密发现了3000年前女性的尸体，这则消息登上了新闻。前几年的马王堆女尸采取了防腐措施，哈密的女尸则是自然保存下来的。这里气候干燥，具备尸体成为干尸的便利条件。

拾肆

玄奘离开朅盘陀国向东北出发，5天后遭到盗贼袭击。

这一带多有山贼出没。比玄奘早100多年，宋云作为使者曾经路过这里，在他的游记（见《洛阳伽蓝记》第五卷）中，介绍了住在山中水池的毒龙将住宿在池边的300名商人悉数杀死的传说，这里的“毒龙”应该就是山贼。传说，塔什库尔干国王将王位传给儿子，学习婆罗门咒法，降服了毒龙。这里说的一定是令盗贼归顺。

遭遇盗贼袭击后，与玄奘同行的商人们逃往山里，驮经的大象东逃西窜，坠入河中溺死。之前玄奘渡过印度河时也损失了经文50卷。

即使到了19世纪末，帕米尔仍有群匪出没，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即使是天生冒险家荣赫鹏[27]也不得不时刻警惕剽悍的坎巨提族袭击。因鲍威尔写本[28]而闻名的英国骑兵大尉鲍威尔曾在帕米尔追踪杀人犯，一直至库车，在那里发现了婆罗米文字的贝叶写本，也就是吐火罗语文本。[29]帕米尔两侧是山，多蜿蜒曲折的溪谷，地形非常适合袭击，对山贼来说是绝好的谋生地。

玄奘是与商人们同行的。之所以在塔什库尔干停留20余天，可能是等待跟商队一起出发。在帕米尔旅行，队伍的人数越多越安全。

玄奘一行被袭击的地点不得而知。实际上关于选择的路线他也没有说清楚。他说离开塔什库尔干往东北方向行走5天遇到了盗贼。若就现在的塔什库尔干而言，慕士塔格峰几乎就在其正北方向，所以一般认为玄奘是从慕士塔格峰的东侧通过的。

现在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中巴公路在慕士塔格峰西侧。我们的吉普车当然走的是中巴公路，而玄奘当年走的则是一山之隔的反向道路。

不过，当地人则坚信“唐僧”[30]走的是和我们一样的路。

此后，玄奘出帕米尔到达了位于今喀什市的佉沙国。从塔什库尔干向东，翻越4630米的齐齐克里克岭，有一条穿过莎车的近路。早于玄奘两百年的法显走的也是这条路；20世纪初大谷光瑞进入帕米尔也是从莎车经由塔什库尔干的。

玄奘的归国路线是由塔什库尔干到莎车，再经过和田前往敦煌。这样一来，前往塔什库尔干就是绕远路，而直接前往莎车要近得多。当地人认为玄奘走的是西路可能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为了回国，走东路这条近路，经过没有什么要事的莎车确实有一点奇怪。《法师传》并非玄奘亲自所写，而是弟子慧立的著作。所以其中记载的方向和里程也不全是金科玉律。虽说是东北，到底是怎样程度的东北呢？当时塔什库尔干的都城远比现在靠西，这样一来慕士塔格峰西侧的道路也可能在东北方向了。也可能离开塔什库尔干时向东北方向前行，之后又转向了西北方向。

要是走慕士塔格峰西侧的道路，就必须翻过4800米的苏巴什岭。其被西欧探险家在地图上标记为“Uluğ Balat岭”，但因为山峰北麓有苏巴什公社，当地人便称之为苏巴什岭。

“苏”是水，“巴什”是头的意思。被视为水源的地方，常常叫这个名字。如前所述，库车也有一个名叫苏巴什的遗迹。当地人还给这座苏巴什岭起了别名叫“小头痛山”。

根据传说，玄奘从印度回到中国时翻越了帕米尔的两座高峰。海拔高时氧气稀薄，人们出现高原反应，即头痛的症状。之后更让人头痛的山峰便被叫作“大头痛山”，与之相比头没有那么痛的山就被称为“小头痛山”。

“这座苏巴什岭就是小头痛山，所以唐僧一定经过了这里。”

我听到同行人员底气十足的发言，也觉得这是玄奘走过的道路了。我在笔记本上写道，从塔什库尔干乘吉普车出发时是上午9点55分，到达苏巴什岭的顶点时是11点40分。

中巴公路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国境线附近，很平整。但是，帕米尔山中的道路尚未铺设。乘吉普开过小头痛山，即苏巴什岭时，驾驶员告诉我们：“那里就是达坂（岭）的最高处。”

山顶的道路并不宽阔，且蜿蜒曲折。道路中央有一个白色标志，是一块10厘米见方的石头，上面涂着白色油漆之类的。我们转眼间开了过去，没能仔细观察，那应该不是石头而是水泥，但我们已经无法下车再确认了。

“您头痛吗？”祝大夫问道。

“不痛，没有任何问题。”

“那太好了。”

按照中方的规定，从喀什进入帕米尔之前必须接受身体检查。这是为了防止高原反应而发生意外，以前偶尔有翻越帕米尔时死亡的情况。检查项目是血压和心电图。检查时，我和同行的伴野记者亮起了黄灯。好不容易来到喀什却无法进入帕米尔，让人十分伤心。这次旅行是拜托中国作家协会安排的，1978年5月访日的作家代表团成员林绍刚先生特意与我们同行。我们便几乎带着哭腔向他求助。喀什方面与北京的冯牧先生通话至深夜，并在宾馆的楼下召集医生开会。最终允许我们进入帕米尔，但是带有几个条件：一是必须有医生同行，并携带氧气瓶；二是在帕米尔山中绝对禁止饮酒；三是不可大声说话、唱歌、奔跑。

因此，喀什第一医院心脏病专家祝家庆先生和维吾尔族女医生阿比贝芭与我们同行。中国称医生为“大夫”，祝大夫还是不到40岁的青年，任凭吉普车在溪谷的路上颠簸，他一直泰然自若地睡着觉。快要到达4800米的苏巴什岭时他睁开双眼为我们把脉，幸运的是一切正常。

塔什库尔干海拔3200米，我们在那里停留数日，身体便渐渐能适应高海拔，返程才会安全。我们凭着现代文明的利器安然无恙地越过了让玄奘稍感头疼的苏巴什岭。

《新唐书·西域传》有塔什库尔干一项，介绍了“朅盘陀”“汉陀”“渴馆檀”“渴罗陀”等种种别称，也记述了该国的位置，其中有“西南即头痛山”一句。

《新唐书·西域传》已经在天竺一项中记录了玄奘的事情。我认为，如果头痛山这一地名的由来出自玄奘，那应该在这一项中提一句才对。既然没有提到，可见在玄奘之前就应该有头痛山这一地名了。高原反应这一症状肯定不是从玄奘开始的。

在《新唐书》中，头痛山位于塔什库尔干的西南，恐怕指的是克里克峰和明铁盖达坂，无疑就是当地传说的“大头痛山”。但是这两处山峰海拔都是4600米，要低于苏巴什岭。

要是仅从高度来考虑，苏巴什应该是“大头痛山”。不仅仅是玄奘，从天竺经由帕米尔北上的人们都会渐渐适应高海拔，即便是同样的高度，越往北头疼症越能得到缓解。苏巴什岭被称为小头痛山是讲得通的。

越过苏巴什岭，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慕士塔格峰全貌一览无余。

“峠”是日本创制的“国字”，汉语中没有这一汉字。从字形上看造字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中国称“峠”为“山口”，新疆多用维吾尔语dawan的音译词“达坂”。古书中的“孔道”也有同样的意思，但同时也有“近道”之意。

苏巴什岭的南边居住着塔吉克族，北边居住着柯尔克孜族。这个山口也起着居住区边界的作用。

如前所述，塔吉克族是雅利安系，与玄奘经过的朅盘陀国居民几乎是同一民族，但现在其居民信奉的宗教已经与玄奘时代的截然不同。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该国“伽蓝十余，僧徒五百余”。不仅如此，据说老国王为了得到住在南边呾叉始罗国的绝代高僧童受论大师（Kumāralabdha），竟威胁进攻该国，还为他建造了大伽蓝。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与玄奘基本是同时代人。穆罕默德从麦加前往麦地那这一年被称为伊斯兰历元年，即622年。同年，年轻的玄奘不满足于在四川的研修生活，离开成都去了长安。

穆罕默德占领麦加时的630年，玄奘进入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两年后，穆罕默德去世。

拾伍

翻越苏巴什岭到达北麓后，湖水随处可见，绿油油的草原上牛群悠闲地吃着草。道路两旁静静地排列着伊斯兰风格的墓地，也可以看到硕大的野兔横穿道路奔跑而去。

真是一派祥和的景象。

山贼只能在更加狭窄的山谷间出没。

苏巴什公社的北部是布伦口公社。布伦口本为柯尔克孜语“布伦库勒”的转音，“库勒”是湖的意思。布伦口的村落距离道路非常远，在布伦口的歇脚地附近我们也没有看到像样的民居。我们往返都是在临时歇脚的地方用餐，据说这里海拔有3600米。

令人惊讶的是，看上去简陋的歇脚地，食物却十分可口。大家都觉得比北京饭店好吃。服务员的态度也非常好，让人心里暖暖的。

“北京饭店的厨师和服务员应当来这里进修。”我们说道。

在歇脚地的庭院中玩耍的柯尔克孜族的孩子们也很有魅力。柯尔克孜族因骁勇善战著称，但实际上他们十分淳朴。

布伦口的歇脚地偶尔会有巴基斯坦的司机过来吃饭。我们的吉普车司机是汉族人，但去过巴基斯坦多次，跟我们聊起了该国最大的城市卡拉奇。

实际上我最初曾打算经过这条中巴公路前往巴基斯坦。但是，这条路是商路，不是给旅行者准备的。所以，国境处没有负责旅客出入的工作人员。但货车司机只需要提供一纸证明便可出入国境。

出布伦口前往喀什后变为东北方向，在那一带看到了盖孜河。这里的地形终于适合山贼出没了。我们又走过了慕士塔格峰的山区，这里可以看到公格尔山脉，也作“贡格尔”，其海拔7719米，高于慕士塔格峰。如前所述，慕士塔格峰从开阔的土地上能看到其全貌，所以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而公格尔山，至少从我们通过的道路来看，从周边的卫星山脉缝隙中可以看到它变化多端，仅能看见山的一部分。虽然富于变化，却缺少能够打动人心的绝佳景色。

公格尔有两座山峰，登山家分别称之为第一峰和第二峰。前述高7719米的是第二峰，第一峰约为7600米，当地人称之为“贡格尔九别”。1956年人类初次登顶第一峰，而第二峰至今仍是一座处女峰。

初次登上第一峰的是中苏联合登山队；1961年第二次登顶的全部是中国人，且登山队员皆为女性。

按照我的推断，玄奘可能是在盖孜河溪谷遭到盗贼袭击的。不管他从慕士塔格峰的东边走还是西边走，都必须出布伦口进入盖孜溪谷。

乘坐吉普车从塔什库尔干到这里要花大约5个小时。在前面也提过，吉普车1小时的车程大约相当于以前1天行程。这与玄奘从朅盘陀国出发5天后遇袭的记述相符。大象在那里东逃西窜，坠入河中溺亡，所以应当在河边，而且不应该是一条小河。

汉语把帕米尔叫作“葱岭”。其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因为山上长葱，有人说山体呈“葱翠”色，也有人说是当地人发音的音译。

《汉书·西域传》中已有“西域三十六国，西侧限于葱岭”的记述，可知这一名称古已有之。

《新唐书·西域传》中也有“葱岭，俗名极疑山。环朅盘陀国”。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这样描述帕米尔高原的：“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里，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

高原环境如此严酷，又有山贼出没，但翻过这座帕米尔高原，前方更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在等着他们。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玄奘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比玄奘早200年到天竺旅行的先驱法显虽然去天竺时途经西域，但回来时便选了海路。而迟于玄奘前往天竺的义净来回走的都是海路。虽然乘船也有遇到风暴的风险，未必安全，但乘上船便把一切都交给船和天气了。与走陆路要穿越雪山和流沙相比，肉体上要少吃很多苦头。玄奘不知道高昌国灭亡的消息，一路来到兴都库什，在此知道没有去高昌的必要了，但也已经无法返回走海路了。

西域南道中，南有昆仑山，北有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是一条由喀什到和田、再由楼兰故地到达敦煌的路线。1977年夏，我们花了一天从喀什赶往和田。在繁星依旧闪烁的清晨我们乘上吉普车从喀什出发，经过莎车和叶城，深夜才到达和田。玄奘走了多久，是否走了这条路都不得而知。《法师传》只记录了他从喀什（佉沙国）向东南走了500余里渡过徙多河，翻过大岭到达叶城（斫句迦），从那里再东行800余里到达和田（瞿萨旦那）。当时商队一天行程为60里（约为30千米），所以要花上20多天，途中可能又在莎车或是叶城逗留了数日，所以一共差不多一个月，而实际他在不算大的城市勃伽夷还逗留了7天。

在和田，为了补充损失的经典，玄奘向喀什和库车派遣了使者。因为17年前出国并不合法，如今回国还要得到唐的谅解，为此玄奘让一位名叫马玄智的高昌青年与商队同行，委托他带去请求宽恕的表文。能够做好这些事情，得益于戒日王赏赐的巨额金银财宝。

有人批评玄奘，说他一边信奉唯识论，认为一切存在不过是从心中创造出的虚假存在，一边又过于接近政治权力。然而，也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信奉唯识论，他才不会在意是接近权力还是远离权力。

唯识论的目的是消除世人一切烦恼，可以说是对灵魂的救赎。为了使更多人安心，接近权力并寻求权力的帮助自然是便捷有效的。这样一来，接近权力也是慈悲行为。

在当时的印度，与解决人的烦恼、尤其是将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相比，唯识论已经成为一门精致的学问。研讨的时候僧侣多偏离普度众生的目的，而将重心放在如何辩倒对方上。身为导师的戒贤规劝玄奘回国也是担心他在那种你死我活的争论中迷失自我。

而在动乱的旋涡中成长起来的玄奘从未迷失过自我。要说服别人，他首先必须说服自己。玄奘为此孜孜以求，为了学习而远赴天竺。在他看来艰辛遥远的旅行也不过是发之于心的假象，借助权力能使大众内心平静的话，就没有拒绝的道理。

凭借大小掌权者的庇护，玄奘得以前往天竺，其中也包含将凉州都督的通告撕毁的瓜州官员李昌、最初接待玄奘的国王高昌王鞠文泰。按照当时的情况，要是没有掌权者的支援，旅行本身会变得极为艰险。而且，还必须在天竺收集经典，且因为在那个时代，经典需要雇用抄写员誊抄，必须得支付报酬，这一最关键的工作也必须获得掌权者的财政支持。之后还要将其运到中国，更需要庞大经费。这一切仅一介行脚僧是无法做到的，必须借助掌权者的力量。

归唐的玄奘受到了盛大的欢迎，私自出国一事当然也被赦免。对他如此有勇气的行为，唐太宗似乎也大为感动。他看中玄奘的才能，要求他还俗在身边辅佐自己，玄奘当然坚持不就，如被强留在高昌国时矢志不渝。玄奘即便接近当权者，但基本原则十分明了，一以贯之，其原则无非是以拯救众生为目的。

带回唐朝的庞大经典必须要翻译，如前所述，这是一项国家级的大事业，个人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玄奘回到长安是贞观十九年（645）正月。漫长的旅途虽然结束了，但译经工作才刚刚开始。到达长安的第二天，他便将带回的经典与佛像在朱雀门南面公开展览。佛像姑且不论，用梵语在贝叶上书写的经典，如果原封不动，在中国则毫无作用，只有将其翻译成汉语，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其内容。因此，必须集合全国各地的高水平学僧，并从培养翻译人员着手。一切都要从这里开始。“转识得智”——清洁有污垢的“识”，方能得到清净的智慧。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接下来就由玄奘来指引众生了。

前往天竺的旅行，一言以蔽之，是一场大慈大悲、壮绝高尚的行动。1300多年后，我一边继续着追寻玄奘足迹的旅途，一边为他的慈悲深深折服，因其行为散发出的无限光芒而目不暇接。人类无论何时都该为他的慈悲而自豪。

[1]黄河以西，凉州一带。——译者注

[2]在佛前点燃明灯上供。——译者注

[3]此名来自于波斯语“Kara-Khodjo”，意为“黑色高昌”。

[4]汉代的玉门关位于敦煌以西。——译者注

[5]现均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6]Satem，有印度语、伊朗语等。——译者注

[7]Centum，包含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译者注

[8]源义经（1159—1189），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名将，其生涯富有传奇与悲剧色彩，是日本人爱戴的传统英雄之一。

[9]日本古老的文学著作《竹取物语》中的主角。传说，她设置了很多挑战来挑选自己的意中人。

[10]武藏坊弁庆（1155—1189），平安时代著名僧兵，是源义经的家臣。传说，他曾进行“刀狩”，即与武士比武夺刀，在收集了999把刀后败给源义经，既而成为其家臣。

[11]德语，意为“灯笼天花板”。

[12]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龟兹古城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指在架桥、修堤、筑城时，为祈求工程完成或者神灵庇佑而将活人作牺牲埋在水底或者地下，亦指被这样活埋的人。

[14]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15]生卒年不详，但一般认为生活在1世纪或者2世纪前后。——译者注

[16]Vinītaprabha，又译作调伏光。

[17]Candravarman，又译作月胄。

[18]只有圣者居住的天界。——译者注

[19]意即不可接触的贱民。——译者注

[20]正确说法是瓦拉纳西。

[21]2世纪到3世纪的佛教哲学家。——译者注

[22]龙树弟子。——译者注

[23]此梵音按照陈舜臣先生标注日文转写。现在有人认为毗罗删拿来自巴利语的“Verañjā”，或是梵语的“Vairambhyā”“Vairañjā”，如《四分律》中记载的“毗兰若”等。

[24]即吐火罗。

[25]原文“クルムレク”疑为“クロムレク”，即英文“cromlech”。——译者注

[26]乾腊（qián xī），本指干梅或干肉，此处引申为尸体不枯不坏。——译者注

[27]即前文提到的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28]此写本是现存最古老的梵语文本，公元4世纪中叶用婆罗米文字写成，涉及医学、巫术和咒文等。

[29]实际上鲍威尔写本与吐火罗语并无关系。

[30]当地人所说的唐僧即玄奘。——译者注

后记

5年来，“通往天竺之路”是我的一份“作业”。以此标题在《朝日新闻》连载（1980年1月4日—3月1日）文章，目的是为了追寻玄奘走过的道路，姑且把旅行的氛围写出来。在最后一次连载中我做了预告，希望添加一些内容后整理为一本书。确实印象中用了“近期……”这样的字眼。但是，当我开始探寻驱使玄奘开启这段苦难行程的原因时，我的写作便立即停了下来。我开始学习唯识论，又被华严思想所吸引，最终兴趣又转向密宗。现在想来，虽然谈不上离题，但也因此迟迟未能完成“作业”。

这让我不禁想起那烂陀寺戒贤大师规劝玄奘归国时的话：“智无涯也，惟佛乃穷。更参他部，恐失时缘。”所以，与其交出一份完整的答卷，我选择了如约交出一份适合自己的答卷，即便是拖延了太长时间。

报纸上连载的内容相当于本书的第三部分，但也在原文的基础上增添不少。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玄奘壮大旅行的“缘起”，我尽力用我的笔触勾勒其周边的部分。我认为，与其讲述自作聪明的一己之见，还是尽可能地列举关于缘起的事实更佳。这些工作大致有了眉目，便悄悄地提交上来，尽管我为迟交这份“作业”感到羞愧。

《朝日新闻》社对布置“作业”一事念念不忘，他们的耐心也让我感动。我给负责人福原清宪先生和樱井孝子女士添了不少麻烦，谨在此表达我的歉意和感谢之情。

陈舜臣

1986年5月于六甲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