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父之罪

黑暗之刺

刀锋之先

屠宰场之舞

恶魔预知死亡

向邪恶追索

繁花将尽

一滴烈酒

葛洛根的最后一夜

父之罪

（马修·斯卡德系列）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易萃雯　译

版权信息

书名：父之罪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易萃雯

书号：ISBN 978-7-220-10671-2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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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大个子，身高与我相仿，但骨架粗大，比我多了些肉。他弓形的眉毛漆黑，颇为显眼。铁灰色的头发笔直往后梳，令他的巨大头颅宛如凛凛雄狮。他原本戴着眼镜，此时已搁在我俩中间的橡木桌上。他深棕色的眼睛不断在我脸上逡巡，想找秘密信息。就算他找到了，他的眼睛可没透露。他的五官如雕塑般分明——鹰钩鼻，嘴唇丰润，下巴的线条宛如悬崖峭壁——但他的脸孔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它活似一块空白石板，只等着别人刻下诫令。

他说：“我对你了解不多，斯卡德。”

我对他所知甚少。他的名字叫凯尔·汉尼福德，约莫五十五岁。他住在纽约州北部的尤蒂卡，是批发药商，拥有几处房产。他那辆去年出厂的凯迪拉克停在外头的路沿。他的太太在卡莱尔饭店的房间等他。

他的女儿躺在市立太平间的一方冰冷的钢屉里头。

“也没什么好知道的，”我说，“我以前干过警察。”

“表现优异，据凯勒副队长说。”

我耸耸肩。

“而你现在是私家侦探。”

“不是。”

“我以为……”

“私家侦探领有执照。他们窃听电话，跟踪别人。他们填表格，他们存档案，诸如此类的事。那些我全不干。我只是偶尔帮人忙，然后他们给我礼物。”

“原来如此。”

我啜口咖啡。我喝的咖啡里加了波本威士忌酒。汉尼福德面前摆的是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和清水，但他兴趣不大。我们坐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墙壁嵌有暗色木板，配上有花纹的锡制天花板。现在是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下午两点，这地方等于是我俩的天下。罗斯福医院的几个护士坐在吧台远远那端，护着酒杯细细品尝；一个冒出几根髭毛的孩子在靠窗的桌子吃汉堡。

他说：“实在很难跟你解释，我想请你帮什么忙。”

“我不确定我真能帮上什么忙。你女儿死了。这点我可没法改变。杀她的男孩当场被逮捕。我从报上得来的印象是：这案子不查自破，跟看影片播放谋杀经过一样清楚明白。”他的面色一黯，仿佛眼前影像重现：刀起刀落。我赶紧开口道：“他们逮到他，把他扣押起来，然后踢进‘死牢’。那天是星期四？”他点点头。“然后星期六早上他们发现他吊死在牢房里。结案。”

“你是这么想的吗？案子已经结束？”

“从执法人员的观点来看。”

“我不是这意思。警方当然必须从那个角度看。他们擒服凶手，而他已经不能接受法律制裁。”他上身前倾，“但有些事情我必须知道。”

“譬如？”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遇害。我想知道她曾经是个怎样的人。过去三年我跟温迪形同陌路。老天，我甚至连她是不是住在纽约都不确定。”他的眼睛避开我的视线，“他们说她没有工作，没有明确的经济来源。我看过她住的大楼。我想上楼进她公寓，可是我办不到。她的房租每月将近四百块钱，你说她钱从哪里来？”

“有个男人帮她付。”

“她跟范德普尔，那个杀死她的男孩同住。他帮一个古董进口商做事，周薪大约一百二十五块。如果有男人包养她，他应该不会让她找范德普尔当室友，对不对？”他吸口气，“我看她摆明了是妓女。警察没有跟我明说，他们很小心。报纸可就不管了。”

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再说这案子又是报纸最爱炒作的那种题材。凶案发生在格林威治村，死者是漂亮的女孩，而且案件性意味浓厚。而且他们逮到理查德·范德普尔时，他浑身是血跑在街上。纽约稍微值几个屁的老编，都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大显身手。

他说：“斯卡德，你知道为什么这案子对我来说还没结吗？”

“大概吧。”我命令自己深深地看进他幽暗的眼睛，“凶案为你打开了一扇门，你想知道房里藏了什么。”

“你的确了解。”

的确，何其不幸。我不想要这工作。我尽可能不接案子。我目前没有必要工作，我不需要赚钱。我的房租便宜，我的日用花费很低。再说，我没有理由讨厌此人。我一向比较爱跟讨厌的人收钱。

“凯勒副队长搞不懂我要什么。我敢说他给我你的名字，只是想礼貌地打发我走。”也不尽然，但我没吭声。“我非知道不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温迪到底变成了什么人？而又为什么有人会想杀她？”

为什么有人会想杀人？纽约一天就有四五起杀人案。去年夏天某个炎热的星期，案件更是高达五十三起。杀朋友，杀亲人，杀恋人。长岛有个男人砍死他两岁的女儿，他几个较大的孩子就那么眼睁睁地看他表演空手道。人为什么会变成野兽？

该隐杀弟后向上帝辩解说：他不是亚伯的守护者。人只有这两个选择吗，守护或者杀害？

“你愿意替我工作吗，斯卡德？”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不，我该改个口。你愿意帮我忙吗？天大的忙。”

“我有些怀疑。”

“你的意思是？”

“那扇开了的门。房里也许有些东西你不想看。”

“我晓得。”

“所以你才非看不可。”

“对。”

我喝完咖啡，放下杯子，深吸一口气。“好吧，”我说，“我姑且试试。”

他坐回椅子上，掏了包烟出来点上一根。这是他进门后的头一根。有些人紧张时得抽烟，有些人刚好相反。他现在比较自在，看来好像自觉完成了什么使命。

我眼前添了杯咖啡，记事本添了几页笔记。汉尼福德还在跟同一杯酒奋战。他跟我讲了许多我根本无须知道的事——关于他女儿。不过话说回来，他说的任何事以后都有可能派上用场，只是难以预知是哪件事。我早就学到，不能漏听别人想讲的每一句话。

所以我得知温迪是独生女，高中成绩优异，人缘不错但不常约会。我的脑中开始浮现她的形象，虽然轮廓不清，但终究会与格林威治村又一名惨死的妓女合而为一。她离家到印第安纳念大学以后，形象模糊起来。他们显然就是那时开始失去她的。她主修英文，辅修政治。毕业典礼前两个月，她提了行李悄悄离开。

“学校通知了我们。我非常担心，她的行为实在反常，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我们收到一张明信片。她在纽约，有个工作，说是有些事情她必须理清头绪。之后几个月我们又收到迈阿密寄来的明信片。我不知道她是搬到那里，还是只是去度假。”

然后就音讯杳然——直到电话铃响，他们获悉她的死讯。她高中毕业时十七岁，大学退学时二十一，被理查德·范德普尔割死时，她二十四。她的生命到此画下休止符，不会再长半岁。

他开始告诉我凯勒日后会提供更详尽资料的事情。名字、地址、日期、时间。我让他讲下去。有个什么叫我困惑不安，我搁在脑里让它慢慢成形。

他说：“杀她的男孩，理查德·范德普尔，他比她小，才二十岁。”他想到什么，蹙起眉心。

“当初我一听出了事，知道是他下的毒手，我恨不得杀了他。我要亲手杀死他。”他紧握双拳，然后缓缓松开，“但他自杀以后——不晓得怎么回事，我内心起了变化，我意识到他也是受害者。他父亲是牧师。”

“嗯，我晓得。”

“在布鲁克林一间教堂。我有个冲动想找那人谈谈——虽然我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打算跟他说些什么。不过再想一下，我就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他。只是……”

“你想了解那男孩，为的是要了解你女儿。”

他点点头。

我说：“你知道嫌犯组合像吧，汉尼福德先生？或许你在新闻报导上看过。通常警方找到目击证人后，他们会用一组透明重叠胶片组合出嫌犯的长相。‘鼻子是这样吗？耳朵呢？哪对耳朵最像？’如此这般，直到五官凑成一张脸孔。”

“嗯，我见过。”

“那你或许也看过嫌犯本人的照片与组合像并排放置的样子。它们其实不像——尤其对没受过训练的眼睛来说。但不可否认，五官分开来看是有部分相似，而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官往往能充分加以利用。你懂我的意思？你想要你女儿和杀她那男孩的照片，这点我办不到，没人办得到。我可以挖出足够的事实，综合多方打探来的印象，为你拼凑出组合图像，但结果可能跟你真正要的会有出入。”

“我了解。”

“你还是要我去查？”

“呃，当然。”

“我或许比那些响当当的大侦探社收费还高。他们为你工作，可以论日或者论时计酬，调查花费另计。我的方式是先收一笔钱，花费从中扣除。我不爱做记录，不爱写报告，也不会为了讨好客户定时跟他联络。”

“你要多少呢？”

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定价。我的时间只有对我才有意义，它对别人而言能值多少我怎么知道？如今我已经刻意调整我的生活方式，希望尽可能不要介入别人的生活。那我又该跟强迫我介入的人收多少才算合理？

“我得先拿两千。我不知道这能用多久，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决定不想再看那间暗房。这一路下去，或早或晚，甚至结束以后，我都有可能会再跟你收钱。当然，你也可以一个子儿也不给，主动权在你。”

他突然一笑：“你做生意真是不按牌理出牌。”

“大概吧。”

“我从来没聘过侦探，所以实在不知道一般手续是怎么样。开支票可以吗？”

我告诉他我收支票，而在他填写的时候，我想到之前困扰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说：“温迪退学以后，你一直没雇私家侦探？”

“没有。”他抬起头，“我们没隔多久就收到第一张明信片。我考虑过雇人追查，当然。但后来知道她没事后，我就决定作罢。”

“但你们还是不晓得她人在哪里，或者她过得怎样。”

“对。”他垂下眼皮，“这是我来找你的部分原因，当然。我现在后悔莫及，工作全部停摆。”他的眼睛和我的碰个正着，那里头有些什么我想避开不看，但做不到。“我得知道我该负多少责任。”

他真以为他能找到答案？唉，他也许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但那绝不会是正确答案。那种无可避免的问题永远没有正确解答。

他把支票写好，交给我。该填我名字的地方他空着没填，他说我或许想直接提现。我说指明付给我本人即可，于是他又拔下笔套，在右边横线写下“马修·斯卡德”。我把支票折起，放进皮夹。

我说：“汉尼福德先生，你有件事情略过没提。你不认为那很重要，但这很难说，而你也知道这很难说。”

“你怎么晓得？”

“直觉吧，我想。我有多年经验，观察别人苦于无法决定自己到底愿意了解多少真相。你不需要跟我透露什么，但……”

“唉，其实是不相干的事，斯卡德。我没提是因为我觉得和你的调查无关，但——唉，也罢。温迪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是养女？”

“我收养了她。我太太是温迪的母亲。温迪的父亲在她出生前过世，他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韩国仁川的时候遇难。”他移开视线，“三年后我娶了温迪的母亲。从一开始我就待她和亲生女儿一样。等我发现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小孩以后，我对她更是加倍疼爱。就是这样，说不说有关系吗？”

“不知道，”我说，“也许没关系。”但知道总是好的，现在我明白汉尼福德为什么自觉罪孽深重。

“斯卡德，你还没结婚吧？”

“离婚了。”

“有小孩吗？”

我点点头。他嗫嚅着，欲言又止。我开始祈求上天快点让他离开。

他说：“你当警察一定表现出众。”

“还不赖。我有警察直觉，也学到如何见机行事。这样就已掌握了九成功夫。”

“你在警界待了多久？”

“十五年，将近十六年。”

“如果做满二十年，不是能领退休金什么的吗？”

“没错。”

他没问下去。奇怪的是，这比他问了还叫我难堪。

我说：“我失去了信念。”

“跟牧师一样？”

“差不多吧。不过也不完全一样。失去信念还继续当警察的大有人在。有些人从进这行开始就只是想混日子。总之我辞掉，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想再当警察。”或者当丈夫，或者当父亲，或者当社会中坚分子。

“看尽局里所有的贪污腐败？”

“不，不。”腐败从来没有干扰到我。没有腐败我哪来足够的钱养家。

“不，另有原因。”

“噢，我懂。”

“是吗？也罢，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跑到华盛顿高地山庄一处酒吧，那里警察喝酒免费。有两个孩子在那儿抢劫，出门前一枪打中酒保心脏。我追着他们上街，打死其中一个，另一个打到大腿。他这辈子别想再好好走路。”

“我懂了。”

“不，我想你不懂。那不是我第一次杀人。死掉了一个我很高兴，而且我很遗憾另一个最后复原了。”

“那……”

“有一枪失误，反弹出去，击中一个七岁小女孩的眼睛。子弹反弹，力道削掉了一大半。再高一英寸①的话，也许只会划过她前额。有可能留下个疤痕破相，但没有大碍。可是射进眼睛里，都是软组织，自然就直捣进大脑里。他们告诉我她是当场毙命。”我看着我的双手，抖得不厉害——肉眼难以察觉。我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我说：“不可能定我的罪。事实上，我还得到局里嘉奖。然后我递上辞呈。我不想再当警察。”

他离开后，我多坐了几分钟。然后我迎上特里纳的视线，她为我端来另一杯加了酒的咖啡。“你的朋友没啥酒量。”她说。

我同意她的说法。我的音调八成泄漏了我的心情，因为她二话不说就坐上汉尼福德的椅子，轻按我的手背。

“有麻烦吗，马修？”

“也不算。有事待办，但我宁可不办。”

“你宁可坐在这儿，把自己灌醉。”

我龇牙一笑：“你什么时候看我醉过？”

“从来没有。不过每次看到你，你都在喝酒。”

“喝而不醉，功夫到家。”

“这样对你不太好吧？”

我希望她能再碰碰我的手。她的手指纤长，摸起来清凉而舒服。“天下有什么事是对谁有好处的？”我说。

“咖啡跟酒，奇怪的组合。”

“是吗？”

“酒叫你醉，咖啡叫你清醒。”

我摇摇头：“咖啡从来没法叫人清醒，它只能让你撑着不睡。拿壶咖啡送给酒鬼，两个加到一起只是个睁眼酒鬼。”

“这就是你的写照吗，宝贝？睁眼酒鬼？”

“我眼睛睁不开，但也没醉倒，”我告诉她，“所以才得喝下去。”

四点过后不久，我抵达我存钱的银行。汉尼福德给的钱我存了五百，剩下的全部提取现金。这是我今年元旦后第一次来此，所以他们在我的存款簿上加计利息。有台机器一眨眼工夫就算出多少，但数字小得实在不该劳烦机器浪费时间。

我在五十七街上，折回第九大道，然后往上城走去，一路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跟罗斯福医院，抵达圣保罗教堂。弥撒已近尾声。我等在外头，只见几十个人三三两两步出教堂。大多是中年妇女。然后我走进去，把四张五十元钞票塞进捐款箱里。

我照圣经所说，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不知道为什么。我已养成习惯，就像我上教堂也已成了习惯。我是搬进旅馆“定居”之后不久，开始这样。

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坐在那里头思考。目前这家，我是坐在中间靠走道的位子。我想我在那里待了大概二十分钟，也许更久。

两千块钱从凯尔·汉尼福德那儿转到我手上，两百块钱从我这儿转到圣保罗的捐款箱里。我不知道这钱他们会怎么花。也许买食物和衣服分送给穷人，也许买林肯轿车给牧师代步。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怎么花。

天主教堂从我身上拿到的钱比别人要多。不是我偏心，只是因为他们开门的时间较长。不是周末的话，基督教堂大部分都关了门不做生意。

天主教堂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点蜡烛。我一路出门时点了三根。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五的温迪·汉尼福德，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一的理查德·范德普尔。还有，当然，一根给永远活不到八岁的埃斯特利塔·里韦拉。

① 一英寸等于2.54厘米。

2

第六分局位于西区十街。我到那儿时，埃迪·凯勒正在他的办公室审阅报告。他看到我并无讶色。他把文件推到一旁，朝桌沿一张椅子颔首示意。我一屁股坐下，伸手跟他握了握。两张十块和一张五块的钞票从我手上滑入他手中。

“我看你得添顶帽子。”我告诉他。

“此言不假。帽子再多，我也永远觉得少了一顶。你看汉尼福德怎么样？”

“可怜哪，我只能说。”

“唉，也只能这么说。事情发生太快，他只有愣着下巴傻在那里。击垮他的就是这个，你知道。时间因素。如果我们逮到凶手得花个十天半月，或者说开庭审讯，拖他个一年左右。那样一来他就好过多了，他可以有机会跟着案情发展慢慢适应。但照现在这样子，砰一下，事情接二连三赶着来，他连女儿死掉都不知道我们就已经拿住凶手，等他妈的好不容易回过了神，坐飞机赶来，男孩已经吊死。汉尼福德适应不来，因为他时间不够。”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所以我想到该找个老相识，让他趁机捞一笔。”

“是啊，为什么不？”

他从烟灰缸里拿出一根熄灭的雪茄重新点上。换根新的抽，他绝对负担得起。第六分局炙手可热，而他的职位又有不少油水可捞。他大可三言两语打发走汉尼福德，犯不着为了抽那二十五块蝇头小利把他引荐给我。积习的确难改。

“摸沓便条纸，到现场附近散个步，找人问个话。花几个小时就好收摊了。到时候跟他报上一个星期的工作量，狠狠揩他个一天一百块，花费另计。全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差事，我看你打着灯笼往哪儿找去。”

我说：“我想瞧瞧这案子的档案。”

“何苦呢？那上头你啥也找不到的，马修。案子还没开审就已经结了。我们连那狗娘养的干了什么好事都不知道，就已经把他上了铐。”

“只是例行公事，意思意思。”

他的眼睛稍稍眯了一下。我们年龄差不多，但我比他要早进入警界，当他还在警校受训时，我就已经做了退休打算。凯勒现在看来老了很多，下巴松垮垮的，长期的办公桌生涯让他臀部坐得全是赘肉。他眼里有些什么东西我不喜欢。

“浪费时间，马修。何必自找麻烦？”

“就当这是我的办案方式好了。”

“档案不对外人公开，这点你该清楚。”

我说：“让我看一眼，就再给你添顶帽子。另外我也想跟逮住犯人的警官谈谈。”

“这个我可以帮你问问，安排碰面。不过答不答应还是在他。”

“当然。”

二十分钟后，办公室只剩我一人。我皮夹里少了二十五块，我面前的书桌多了个牛皮档案夹。我这钱花得有点冤枉，档案没提供什么新的资料。

巡警路易斯·潘科夫，擒服罪犯的警官，这厢开始报告。我有一阵子没读这种东西，这份报告让我重温旧梦：从“例行的徒步巡逻任务，目标往西的方向行进”一直到“在此时刻，据报的肇事罪犯被移往男囚狱责行监禁”。他的警察术语很特别。

潘科夫的报告我读了两遍，记了些笔记。报告如果用白话来说，其实还算挺清楚的事实陈述。四点十八分，他沿着银行街往西走。他听到一阵嘈杂声，没多久便有人告诉他说，贝休恩街有个浑身是血的疯子在那儿手舞足蹈。潘科夫立刻跑过街角到贝休恩街，发现“据报的刑事犯人，其后查证出是贝休恩街194号的理查德·范德普尔，他的衣衫不整，沾满看似血液之物，口里高嚷猥亵之语，并对路人展露他的私处”。

潘科夫当机立断把他铐住，好不容易才问出他的住处。他领着嫌犯上了两层楼梯，进入范德普尔和温迪·汉尼福德同住的公寓。他在那儿看到温迪·汉尼福德，“显然已经身亡，身无蔽体之物，割伤致死，显然是利器造成”。

潘科夫马上致电警局，其后便是例行公事。验尸人员看过后，证实潘科夫的判断正确——温迪确已死亡。摄影小组拍下照片：几张血迹四溅的公寓照片，多张温迪尸体的特写。

无从得知她生前的长相。她因失血过多死亡，这点麦克白夫人颇有体会。实在难以想象，人体在死亡过程中流失的血液可以多到什么地步。要是拿根冰锥刺入心脏，衬衫前胸有可能连滴血也看不到。但范德普尔割了她的乳房、大腿、肚子以及喉咙，整张床如同血海。

他们拍下尸体以后，移尸解剖检验。由验尸官简吉尔进行全程验尸。他表示受害者是二十多岁的白种女性，最近有过性交，包括口交及性器接触；遭利器割了二十三下，很可能是剃须刀，但没有戳刺伤口（他判断是剃须刀的原因或许正在此）；在这非人道过程中，许多动脉、静脉（他一一指出名称）遭全部或局部割开；死亡时间大约是当天下午四点，误差是二十分钟；而且照他推断，伤口不可能是自行造成。关于最后这点他的立场如此坚定，实在叫我佩服万分。档案夹其余部分全是零星记载，日后都得由司法机关的其他部门发出正式报告加以补充说明。有条附注指出，犯人在被捕的第二天就被带到法官面前，正式控以杀人罪名。另一条则注明法庭指派的律师名字。还有一条指出，理查德·范德普尔在星期六早上快六点的时候，被人发现死于牢中。

档案夹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厚。这案子已经宣告侦破，但第六分局的档案会像尸体上的头发和指甲一样不断生长。查监时发现理查德·范德普尔吊死在蒸汽管上的狱卒得交份报告。同样得交报告的是宣布他死亡的医官，以及斩钉截铁判定他死因的那位。他是撕开床单绑结成绳后，系住自己的脖子吊死的。最终法医的检验报告会总结说：温迪·汉尼福德遭理查德·范德普尔谋害，而理查德·范德普尔则畏罪自杀。第六分局，以及其他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已经下定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的前半，他们早在范德普尔入狱之前就已下定。

我回头重阅某些资料。照片我一张张拿来细看。公寓本身不会显得特别凌乱，这表示凶手是她的熟人。我回到验尸报告。温迪的指甲缝没有皮肤，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脸部瘀青呢？是有。这样看来，他在割她时她有可能已经昏迷。她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死亡。如果他先割喉咙，而且把颈静脉划开，她应该可以走得快点。问题是她躯干上的伤口失血太多。

我挑出一张照片，塞进衬衫。我不确定我目的何在，但我知道没人在意。我认识布鲁克林圆石丘一名内勤警员，他习惯把他经手的每张恐怖照片复印收藏。我从没问他原因。凯勒回来时，我已收拾好所有文件，摆回档案夹里。他换了根雪茄抽。我从他书桌后站起，他问我是否满意。

“我还是想跟潘科夫谈谈。”

“都安排好啦。我知道你他妈的死脑筋，不可能改变主意。那堆垃圾里头你捞出啥宝贝没？”

“我怎么晓得？连要找什么都搞不清楚。听说她拉客，有证据吗？”

“没铁证。不过要找的话，准能找到。衣柜里都是名牌，手提包里有好几百块，看不出她靠啥过活。答案再明显不过。”

“她为什么跟范德普尔同住？”

“那小子有根十二英寸长的舌头。”

“不开玩笑。他帮她拉皮条吗？”

“可能。”

“他们俩都没前科，对吧？”

“没有，没坐过牢。等他割了她以后，两人才上官方记录。”

我阖了一下眼睛。凯勒叫一声我的名字，我抬起头。我说：“只是个念头闪过。你说过一切发生太快，汉尼福德措手不及。除了你提的情况以外，我还想到一层：如果杀她的人身份不明，你就得把她过去两年多的生活查个一清二楚，放到显微镜下看个仔细。问题是案子还没开审就宣告落幕，调查她的过去不再是你的工作。”

“对啊。所以现在变成你的工作。”

“嗯。他拿什么杀她的？”

“医官说是剃须刀。”他耸耸肩，“也是猜的。”

“凶器下落呢？”

“是啊，我就知道你少不得要问这个。我们没找着。不过你可抓不到我们小辫子。有个窗户开着，搞不好是从那儿扔掉的。”

“窗户外头是什么？”

“通风井。”

“你检查过？”

“唉。任谁都有可能捡到，随便哪个路过的小鬼。”

“检查过通风井里有没有血迹？”

“你开啥玩笑？在格林威治村的通风井？有人从窗户往外撒尿，还有人丢卫生棉、垃圾什么的。十个通风井有九个可以找到血迹。你会去查吗？何况凶手已经畏罪自杀。”

“不会。”

“反正啊，忘了那个通风井吧。他手里攥着把刀窜出公寓。或者是剃须刀，管他什么鬼。他把凶器扔在楼梯。他冲上街以后把它扔到人行道上。他把它扔进垃圾箱里。他把它丢进下水道。马修，我们没有人证看到他跑出大楼。必要的话，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不过那狗娘养的在他干掉那女孩三十六个小时以后死翘翘了。”

讲来讲去老回到这点。我现在做的是警察的分内工作——如果他们有必要做的话。但理查德·范德普尔省了他们的麻烦。

“反正我们不晓得他是啥时闯上街的，”凯勒说，“潘科夫逮到他的前两分钟？十分钟？这么长的时间，他要嚼掉那把刀吞下肚里都没问题。”

“公寓里头有剃须刀吗？”

“你是说直形剃须刀吗？没有。”

“我是说男用剃须刀。”

“唉，他有把电动的。你他妈的怎么念念不忘那把剃须刀？你也知道天杀的那些验尸报告是怎么回事。我几年前接的一个案子，验尸处那儿一个他奶奶的混账居然说凶器是把斧头。我们在寓所逮到那狗杂种时，他手里抡的可是棒球棍。你说说看，连人家脑袋瓜是被斧头劈碎的还是棒球棍捣烂的都搞不清楚，这种人还分得清刀口跟私处吗？”

我点点头。我说：“我在想他的动机何在。”

“因为那狗杂种他妈的脑子坏了，就这么简单。他在街上来回乱跑，全身都是血，吼得震天响，还把老二抖给大家看。问他为什么这么干，呸，他自个儿也搞不清楚。”

“什么世界。”

“老天在上，别开这种话头，小心我讲个没完。我们这一带可是世风日下。”他朝我点个头，我们便一道踏出他的办公室，穿过侦缉组出去。打字机前坐着身穿便服和制服的人，一个个啪嗒啪嗒地敲出篇篇故事——主角是假想的罪犯和据报的嫌疑人。有个女人抽抽搭搭地用西班牙文在向一名警官报告。不知道她是犯人还是被害人。

侦缉组的人我全不认识。

凯勒说：“巴尼·西格尔的事你听说了吧？他们给他终身职。他现在是十七分局的局长。”

“嗯，他人不错。”

“百里挑一的人选。你退休多久了，马修？”

“几年吧，我想。”

“安妮塔跟儿子怎么样？都还好吧？”

“很好。”

“跟他们一直有联络？”

“偶尔。”

我们走近前门时，他清清喉咙：“有没有想过再戴上警徽，马修？”

“门都没有，埃迪。”

“妈的实在太可惜了。”

“时候到了，自己清楚。”

“嗯。”他挺直腰杆，言归正传，“我跟潘科夫讲妥了，他今晚大概九点会跟你碰头。约翰尼·乔伊斯酒吧。在第二大道，我忘了是跟哪条街交叉。”

“我知道那地方。”

“他是常客，你只要找酒保指给你看就成了。今晚他休假，我跟他说了你不会亏待他。”而且他也讲过，有一部分油水得回头孝敬副队长。不用说。

“马修？”我扭回头。“妈的你到底打算问他什么？”

“我想知道范德普尔骂了什么脏话。”

“当真？”我点点头。“我看你跟范德普尔一样，头壳坏了，”他告诉我，“给顶帽子钱，全世界的脏话都可以让你听个够。”

3

贝休恩街始于哈得孙大道，往西延伸向河，街道狭窄，两旁都是住户。有些树是新种的，树底下围上矮栅栏，挂着牌子恳求狗主制止他们宠物的天性：“我们爱我们的树／拜托管住你们的狗。”194号是栋整修过的褐石建筑，前门颜色宛如人造草皮。共有五间公寓，一层一间。前厅里的第六个门铃上标着“管理员”三个字。我按铃静候。

应门的女人年约三十五。她穿件男式白衫，敞开领口两个纽扣，褪色的牛仔裤斑斑点点。她体态仿若消防栓，一头短发好像是拿把钝剪刀随意喀嚓几下的结果。不过看来不坏。她站在门口，仰头看我，五秒钟之内就判定了我是警察。我报上名字，得知她叫伊丽莎白·安东内利。我告诉她我想跟她谈谈。

“谈什么？”

“你三楼的房客。”

“呸，我以为已经完事了呢。我还在巴巴等着你们开锁，清出他们的东西呢。房东要我带人参观公寓，可我连进都进不去。”

“还上着挂锁？”

“你们这些人都不沟通的啊？”

“我不是局里派来的，这是私人调查。”

她的眼神千变万化。她对我稍有好感，因为我不是警察，不过现在她得知道我目的何在。而且如果我不是公家派的，那就表示她没有义务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她说：“听着，我很忙。我搞艺术，有很多工作要做。”

“回答我几个问题，我保证比你打发我走来得省时。”

她想了想，猛地转身走进大楼。“外头冻死了，”她说，“跟我下楼，咱们可以谈，不过可别占用我太多时间。”

我跟她走下一段楼梯，到了地下室。她有个大房间，厨具置于一角，西墙摆张行军床。仰看全是暴露在外的水管和电线。她的艺术创作是雕塑，现场有几件作品作证，但她正在创作的那件我没法看到——有块湿布盖住。其他几件都是抽象作，形体庞大，呆钝，仿如海怪。

“我没法跟你说多少，”她说，“我当管理员是因为可以免缴房租。我手巧，无论什么东西坏了，我基本都能修好，而且我够凶，敢跟拖欠房租的人大声嚷嚷。大部分时间我都不理人，大楼有什么事我很少注意。”

“你认识范德普尔跟汉尼福德小姐吗？”

“打过照面而已。”

“他们什么时候搬来的？”

“我搬来以前，她就在这儿了。到今年四月我才待满两年。他大概是一年多一点以前搬来跟她同住，我想。没记错的话，我想是圣诞节前没多久。”

“他们不是一道搬来的？”

“不是。在这之前，她有过别的室友。”

“男的？”

“女的。”

她没留记录，不知道温迪的前任室友叫什么名字。她给了我房东的名字和地址。我问她记不记得温迪什么事情。

“少之又少。我只注意找麻烦的人。她从来没开舞会放音乐什么的吵到人家。我去过她公寓几次，她卧室暖气机的活塞裂了，暖气漏得太多，他们没法调节温度。我换个新活塞上去。才两个月前的事。”

“他们公寓保持得很干净？”

“干净极了，非常赏心悦目。他们把窗沿和门沿都上了漆，家具摆设也很别致。”她沉吟一下，“我想也许是他带来的改变。他搬来前我就在这儿了，我记得以前没那么好。他挺有点艺术气息。”

“你以前就知道她是妓女？”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报纸上总有太多谎话。”

“你不认为她是？”

“我正反意见都没有。没听房客抱怨过。不过话说回来，她在那上头就算一天接了十个客人，我这儿也啥都听不到。”

“她有过访客吗？”

“我才跟你讲过，有的话我也不知道。上楼不需要通过我这关。”

我问她大楼还住些什么人。总共有五间整层公寓，每层房客的名字她都给了我。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当然可以找他们谈，她说。不过顶层那对夫妇可不行——他们在佛罗里达，要到三月中才会回来。

“你问够没？”她说，“我想回去工作了。”她弹弹指头，一副等不及要捏泥土的样子。

我告诉她，她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觉得好像没跟你讲什么。”

“倒是有件事你可以告诉我。”

“什么事？”

“你不认识他们，两个都不认识，我也晓得你对这大楼的人没多大兴趣。不过长时间经常看到的人，多多少少总会在心里留下一点影子。你对他们所知不多，但他俩总会给你什么感觉，什么特殊印象。也许这个星期来发生的事，会模糊你原来的印象，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以前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说出来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何况你是艺术家，观察想必非常敏锐。”

她啃起指头。“嗯，我懂你的意思。”她顿一下后说，“不过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

“他杀了她，你很惊讶。”

“每个人都很惊讶。”

“因为跟你原来对他们的看法出入太大。你本来是怎么看他们的？”

“只是房客，只是很普通的——等等，好吧，你搅乱了我的脑细胞。以前我从没想过要把这个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不过你知道我是怎么看他们的？我觉得他们像姐弟一样。”

“姐弟？”

“对。”

“为什么？”

她闭上眼睛，攒起眉心。“没法说得很清楚，”她说，“也许是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不是他们做的事情，只是他们散发的能量，他们走在一起时给人的印象，他们互动的关系。”

我等着。

“还有件事。我倒也没常去想，我是说没人问的话我是不会提，不过我好像自然而然就认定他是同性恋。”

“为什么？”

她本来一直坐着，这会儿却站起来，走向她的一个创作——铁灰色的多角凸面体，比她本人还高还宽。她背对着我，粗短的指头顺着一个曲面画过去。

“体型吧，我想，举手投足的样子。他高挑纤瘦，讲话的方式特别。其实我这种人实在不该讲这种话。我的身材、我的短发，我喜欢用手，电器和机械又是我的强项：一般人很容易认定我是女同性恋。”她转过身，眼睛有挑衅意味。“我不是。”她说。

“温迪·汉尼福德是不是？”

“我怎么知道？”

“你觉得范德普尔可能是同性恋，对她，你是不是也有过同样的猜测？”

“噢。我还以为——不，她不像。我只要看女人对我的态度，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我觉得她是个异性恋。”

“而你却认定他不是。”

“对。”她仰头看我，“知道吗？我到现在还很肯定。”

4

我到格林威治大道一家意大利饭店吃点晚餐，然后上两家酒吧消遣后，才拦了辆出租车到约翰尼·乔伊斯酒吧。我告诉酒保我要找路易斯·潘科夫，他指指后头一方雅座。

其实不用别人指点我也能找到他。他高高瘦瘦，四肢细长，发色淡黄，刚刮过胡子，一脸毫无心机的样子。我走近时，他站起来。他身穿便服，廉价的灰色格子呢西装配上淡蓝色衬衫和条纹领带。我说我是斯卡德，他说他是潘科夫，然后伸出手来，我便握了一握。我坐在他对面，服务生过来时点了双份波本。潘科夫面前还有半杯没喝完的啤酒。

他说：“副队长说你想见我，是要问我汉尼福德谋杀案的事吧？”

我点点头说：“干得好。”

“全凭运气，误打误撞上的。”

“帮你添了笔光荣记录。”

他脸红了。

“搞不好可以拿个嘉奖。”

脸更红了。我在想他到底几岁，外表看来，呃，就算二十二吧。我想到他的报告，我看他一两年内应该可以升任三级警探。

我说：“我看过你的报告。细节不少，不过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你补充一下。你跑到出事地点时，范德普尔站的地方离发生凶案的那栋建筑有两个门面。他当时到底在干什么？手舞足蹈，还是在跑？”

“应该说是站在原地不动，不过身体动作很大。就像精力过剩需要发泄，就像喝了太多咖啡两手会抖个不停。不过他是全身都在抖。”

“你说他的衣衫不整，怎么个不整法？”

“他的衬衫从裤子里扯了出来。皮带是系好的，不过长裤没扣，没拉拉链，那话儿露出来了。”

“他的阴茎？”

“对，他的阴茎。”

“你看他是故意的吗？”

“呃，那玩意都露出来了，他自己应该晓得。”

“不过他没有自慰，或是猛扭屁股，或是做什么不雅动作之类的？”

“没有。”

“他有没有勃起？”

“我没注意。”

“你看到他的老二，可是没注意有没有勃起？”

他脸又红了。“他没有。”

服务生拿来我的饮料。我举起杯子，朝里头看看。我说：“你在报告里说，他当时说了脏话。”

“是吼出来的。我还没绕过转角就听到他的声音。”

“他说的是……”

“你知道的。”

他很容易发窘，这小菜鸟。我忍着没发他脾气。“他用的字眼。”我说。

“我不想重复。”

“勉强一下。”

他问这重要吗，我说也许。他倾身向前，声音压低。“我操。”他说。

“他就那么一直嚷着‘我操’？”

“也不完全是。”

“你就照着讲。”

“呃，好吧。他说的是，他不断地喊：‘我操，我操，我操了我妈！’这话他嚷了又嚷。”

“他说‘我操’，还说他操了他妈。”

“对，他就是这么说的。”

“你当时怎么想？”

“我觉得他疯了。”

“你有没有想到他杀了人？”

“噢，没有。我马上想到他是受了伤。他全身是血。”

“他的手？”

“全身。他的手，他的衬衫、长裤，他的脸，他浑身上下都是血。我本以为他给人砍了，但仔细看看他其实没事，血不是他的。”

“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就是晓得。他没事，不是他的血，那应该就是别人的。”他擎起杯子，一饮而尽。我挥手招来侍者，为潘科夫再点一杯啤酒，我则点杯咖啡。侍者拿来饮料之前，我们就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潘科夫过去几天拼命想排出脑外的事情，现在又统统给逼回来了。他面容惨淡。

我说：“所以你就猜到公寓里有具尸体。”

“我知道会有，嗯。”

“你当时以为会是谁呢？”

“我以为会是他妈妈。他一直嚷嚷，‘我操，我操了我妈’，我以为他发了失心疯还怎么的，把他妈妈杀了。我连走进去了都还以为那真是他妈，你知道，因为起先根本看不出她年龄什么的，就是那么个血淋淋的女人光着身子，床单、毛毯全浸在血里，暗红……”

他的脸白里泛绿。我说：“放轻松点，路易斯。”

“我没事。”

“我知道你没事。把头搁在两膝中间，来，离开桌子侧过来，头低下。你没事的。”

“我知道。”

我以为他会昏倒，结果他还是稳住了。他的头保持一两分钟没抬，然后直起身来。他的脸现在有点血色。他做了几次深呼吸，咕噜噜狠狠灌下几口酒。

他说：“老天。”

“你现在好了。”

“嗯，对。她在那里，我只看一眼就忍不住想吐。我不是没看过死人。我老爸，他心脏病发死在床上，头一个走进他房里看到的就是我。而且当了警察以后——你知道。可我从来没看过那种惨状，我非吐不可，可我又跟那混账铐在一块，他的老二还甩在外头晃着。我把那狗杂种死命拖到角落，然后开始大吐特吐，就那样，在房里一个角落，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吗？我突然咯咯笑起来。我没法控制，我站在那儿像个白痴一样，咯咯笑个不停，哪想到跟我铐在一块的家伙，竟然停了他满嘴的胡言乱语问我说：‘什么那么好笑？’你信吗？就像他要我跟他解释这个笑话，好让他也开开心。‘什么那么好笑？’”

我把我剩下的波本酒全部倒进咖啡，拿汤匙搅一搅。我开始知道理查德·范德普尔的一些片片段段。目前这些片段根本凑不到一块，但它们最终很可能会拼出一幅完整的图像。不过它们也有可能永远带不出任何具体结果。有时候全貌还远不如局部分开看来得清楚。

我又花了二十分钟左右和潘科夫奋战，来来回回重温我们走过的路，但没有斩获。他谈了些他对谋杀现场的反应，他想呕吐，歇斯底里。他不知道这种事情得过多久才能适应。我想到我从档案里抽走的照片，看那照片我没什么感觉，但如果我跟潘科夫一样进过那间卧房，我可能也好不到哪去。

“你慢慢会习惯一些事情，”我告诉他，“不过偶尔还是会冒出新的状况，叫你恨不得一头撞死。”

我看着实在挖不出旁的东西，就把一张五块放在桌上付账，另外塞了二十五块给他。他不肯收。

“收下吧，”我说，“你帮了我忙。”

“呃，没错，我只是想帮忙而已。拿钱我觉得好怪。”

“你这样就太不上道了。”

“啊？”蓝眼珠瞪得老大。

“不上道。这不算贪污，这钱干净得很。你帮人一个忙，拿点酬劳。”我把钞票推过桌子给他。“听好了，”我说，“你才立下一个小功，写了篇精彩的报告，处理得当，没多久就要轮你坐巡逻车了，不必再徒步巡查。不过如果坏名声传出去的话，可没人敢跟你搭档。”

“我不懂。”

“仔细想想。如果人家塞钱给你你不收的话，多少人会给吓到。你不用当坏人，有些钱你可以拒收，而且你也用不着四处跟人伸手要钱。不过行有行规，你总得遵守游戏规则。钱就拿了吧。”

“老天。”

“凯勒难道没告诉你会有油水？”

“当然讲了。不过我跟你谈为的不是这个。嗯，我每回轮完班都会过来喝两杯。我跟我女友常约了十点半在这儿碰面，我才不是……”

“凯勒帮你赚了二十五，会要分个五块红利，你想自己掏腰包给他？”

“老天。要我怎么样？闯到他办公室给他五块钱？”

“这就对了。你可以编个什么理由，像说‘还你借我的五块’类似的话啦。”

“我看我要学的还很多。”他说。他对这个前景似乎不太乐观。

“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说，“你是有很多得学，不过他们会让你轻松过关。制度本身会带着你一步步往前走。这个制度就是好在这里。”

他坚持要用我刚给他的钱请我一杯。我坐在那儿静静地听他告诉我，当警察对他有何意义。我不怎么专心，只偶尔在恰当时机点个头应应。他的话我听不进去。

我走出酒吧，沿着五十七街穿城回到我的旅馆。《纽约时报》才刚摆上第八大道的书报摊，我买一份带回去看。

前台没有给我的留言。我上楼回房，脱下鞋子，拿了报纸瘫在床上。凶案的报道跟路易斯·潘科夫的谈话一样，乏善可陈。

我打算更衣就寝。脱下衬衫时，温迪·汉尼福德的尸体照片掉到地板上。我捡起来盯着它看，假想自己是路易斯·潘科夫，手腕铐上凶手闯进那个场景，想象着他穿过房间吐在角落，然后歇斯底里地咯咯狂笑——直到理查德·范德普尔神志清明地问我在高兴什么。

“什么那么好笑？”

我冲个澡，把衣服穿上。先前一直断断续续下着雪，现在开始积雪。我绕过转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找张吧台的高脚凳坐下。

他跟她像姐弟一样住在一起。他杀了她，然后大吼他干了他妈。他冲到街上，全身沾满她的血。

我知道的事实太少，而且没有交集。

我喝了几杯酒，避过几个搭讪。我四下寻找特里纳，但她轮完班后走了。我静听酒保告诉我，今年尼克斯队何以出了状况。我不记得他说的话，只记得他口沫横飞，一脸激情。

5

戈登·卡利什办公室的墙上有座老式的钟摆挂钟，是以前火车站挂的那种。他不断瞟眼看它，跟他的腕表对时。起先我以为他是想暗示我什么，其后我才悟到这只是他的习惯。早年一定有人告诫过他，他的时间宝贵。他从没忘记这句话，但又没法勉强自己完全接受。

他是鲍登房产经纪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十点过几分抵达他们公司设在熨斗大厦①的办公室。我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卡利什才拨了个空给我。现在他桌上已经堆满文件和账本。他连声道歉，说他实在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把公寓直接租给汉尼福德小姐，”他说，“她很可能打一开始就有室友。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她是我们留档的房客，可以自由找人同住，不论男女。我们不用知道，也无不关心。”

“安东内利小姐搬进去当管理员时，温迪有个女室友。我想找她。”

“我无从得知她的身份，或者她搬进、搬出的时间。只要汉尼福德小姐每月一号按时缴交房租，只要她没干扰到别人，我们没有理由过问她的事情。”他搔搔头，“如果真住过那个女人，结果又搬走了的话，邮局不是会留下她的转寄地址吗？”

“我总得知道她名字，才能问到地址。”

“噢，当然。”他的眼睛瞟回钟上，然后回到他表上，然后又回到我身上，“我父亲刚踏进这行的时候，一切都跟现在很不一样。他做生意讲究人情。他原本是铅管工人，存了钱买房产，买下一栋栋楼房。所有修理工作都自己来，一栋楼赚得的利润又全数拿来再买一栋。而且他跟房客都熟。他亲自上门收房租，每个月一号，有些大楼是一个星期一次。有些房客如果赶上青黄不接，他会宽容几个月不收。有些人才迟五天，就会给他撵上街的。他说干这行得要懂得看人。”

“了不起。”

“可不是吗？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当然。在佛罗里达住了五六年。果树自己种自己摘，而且每年还缴会费给铅管工会。”他两手交握，“现在这行可大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卖掉他当初买的大部分大楼。产权现在是头痛问题，帮别人管理房产要轻松多了。汉尼福德小姐住的大楼，贝休恩街194号，屋主是芝加哥郊区一个家庭主妇，那是她叔叔留给她的遗产。她连看都没看过，只是每年由我们寄四次支票给她。”

我说：“汉尼福德小姐是模范房客吧？”

“她从没做过什么叫我们伤脑筋的事。报纸说她是妓女，有可能，我想。其他房客都没抱怨过就是了。”

“你没见过她？”

“没有。”

“她房租都按时缴？”

“偶尔晚一个星期，跟大家一样。不会再晚。”

“她付支票？”

“对。”

“租约她是什么时候签的？”

“我租约搞哪儿去了？噢，在这儿。我瞧瞧，嗯，1970年，10月23日。标准的两年租约，自动续租。”

“月租四百？”

“现在是三百八十五，当初又更便宜，之后涨了几次都很合理。她签约时是三百四十二块五。”

“你不会租给没有明显经济来源的人吧？”

“当然不会。”

“那她一定说了她是上班族，她应该有推荐信放你们这儿。”

“早该想到这个。”他说。他翻翻找找，终于捧出她填的申请表。我看看表格，她自称是工业系统设计师，年薪一万七，雇主是科特雷尔公司。上头写了电话号码，我把它抄下来。

我问他推荐信有没有查对过。

“应该有，”卡利什说，“不过也只是形式而已，要捏造其实很简单，她只需要接电话的人证实她的说法就好了。我们依惯例会打去查问，不过有时候我真怀疑到底有没有必要。”

“所以当初你们的确有人打过这个号码，对方也有人接，而且还帮她撒谎。”

“显然如此。”

我谢谢他抽空见我。我在楼下大厅的公共电话投下一角硬币，拨了温迪留下的号码。有个录音的声音告诉我，我拨的是空号。

我把一角再投回去，打到卡莱尔饭店。我要前台转接凯尔·汉尼福德的房间。铃响到第二下时，有个女人接了电话，我报上名字，告诉她我要找汉尼福德先生。他问我有没有进展。

“不知道，”我说，“温迪寄的明信片你们还留着吗？”

“可能还在。很重要吗？”

“可以帮我把时间先后次序弄清楚。她的租约是三年前的十月签的。你说过她是春天退的学。”

“我记得是三月。”

“第一张明信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退学后两三个月之内，我记得。我问问我太太。”他一会儿之后回来，“我太太说第一张卡片是六月到的，但我记得是五月底。第二张，佛罗里达那张，是隔几个月以后收到的。抱歉我没办法讲得更明确。我太太说她大概还记得把卡片收在哪儿。我们明天早上回尤蒂卡。我猜你是想知道，温迪租那公寓，是在她去佛罗里达之前还是之后。”

猜得八九不离十，所以我答了声是。我告诉他一两天内我会再打给他。我已经有了他尤蒂卡的办公室号码，但他又把家里电话告诉我。“但请你尽量打到公司。”他说。

伯盖什古董进口公司位于十一和十二街之间的大学广场。我站在一条走道上，周遭环绕的是西欧残剩的古董。我眼睛定在一座钟上——和戈登·卡利什墙上那座一模一样。标价是二百二十五。

“你对钟有兴趣吗？那可是口好钟。”

“这钟准吗？”

“噢，这些钟摆挂钟永远坏不了，而且准极了。你只要调一调重量，就可以控制它们的快慢。你看的这个，钟框还保存得像新的一样。这不是稀品，当然，不过要找个品相跟这一样好的恐怕很难。如果你真有兴趣，价钱我们还可以商量。”

我扭头仔细打量他。他约莫二十七八岁，干干净净一个年轻人，穿件法兰绒长裤，粉蓝色高领毛衣。发型看来非常昂贵，鬓角齐耳，两撇八字胡修剪得一丝不苟。

我说：“其实我对钟没有兴趣。我是想找人谈谈以前在这儿工作的一个男孩。”

“噢，你说的一定是理奇（理奇是理查德昵称）！你是警察吧？真叫人不敢相信，不是吗？”

“你跟他很熟吗？”

“陌生得很。我感恩节前不久才开始到这儿上班。我以前在这条街下边不远的拍卖画廊工作，不过那里实在吵得我受不了。”

“理奇在这儿做了多久？”

“我不清楚。伯盖什先生可以告诉你，他就在后头办公室里。发生那件事以后，这儿真被搞得鸡飞狗跳。我到现在还是没法相信。”

“案发当天，你在这儿工作吗？”

他点点头：“我那天早上看到他。星期四早上。然后我整个下午都在送货，一卡车丑毙了的法国乡间家具，运到赛奥西特一栋丑死的叠拼别墅。在长岛。”

“我知道。”

“呵，我可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可真好命，不晓得天下还有这么个叫赛奥西特的鬼地方。”他想起我们原来严肃的话题，神色又凝重起来，“我五点左右回到这里，刚好赶上帮忙收摊打烊。理奇早就提前走了。当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对吧？”

“谋杀时间大概是四点左右。”

“我那时候正在长岛高速公路上跟交通奋战。”他戏剧化地打个哆嗦，“我到当晚十一点收看新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我实在没法相信凶手就是我们的理查德·范德普尔，但他们提到公司的名字，而且……”他叹口气，两手垂下，“天下事真的很难讲。”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根本没时间跟他混熟。他一脸和气，彬彬有礼，非常殷勤。他对古董懂得不多，但是挺有感觉的——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

“你知不知道他跟一个女孩同住？”

“这我哪会晓得？”

“他也许提过。”

“他没提。问这干吗？”

“他跟女人同住，你觉不觉得奇怪？”

“这问题我没想过，也没什么好感觉的。”

“他是同性恋吗？”

“我哪知道？”

我逼上前去，他缩缩身子，但脚没移动。我说：“省省你这套吧。”

“啊？”

“理查德是不是同性恋？”

“我对他可没半点兴趣，而且也没看过他跟别的男人一道。没见他勾搭过什么人。”

“你想过他是同性恋吗？”

“呃，我一直都这样想啊。看老天的分上，他一副标准的同性恋长相，只差没写脸上。”

我在办公室找到伯盖什。他身材矮小，满额皱纹几乎波及头顶。下巴才刮没两天，八字胡蓬乱一团。他告诉我，找他的警察和记者实在多得烦不胜烦，他还有生意要做。我告诉他我不会花他太多时间。

“我有几个问题，”我说，“我们再回到星期四，案发当天。那天理奇的表现跟平常不太一样是吧？”

“我不觉得啊。”

“他没有坐立不安什么的？”

“没有。”

“他提早回家。”

“没错。他吃完午饭回来以后，说人不舒服。他在转角那家印度餐馆吃了咖喱，肚子觉得怪怪的。我常提醒他味道不要吃太重，普通的美国食物吃了最安全。他的消化系统特别敏感，可又老爱尝些跟他体质不合的外国菜。”

“他什么时候离开这儿的？”

“我没留意。他吃完午饭回来很难过，我马上要他回家休息。肚子绞痛哪有办法专心工作。不过他想硬撑，这小子事业心强，工作卖力。有时候他像那样消化不良，然后撑一个小时他又好了，但这回只有愈来愈糟，我看不过去，硬把他逼回家。他走的时候，呃，不晓得，大概是三点吧，还是三点半？差不多就那个时间。”

“他帮你做多久了？”

“大概一年半。他是前年七月来的。”

“他前年十二月搬去跟温迪·汉尼福德同住，你有他在那之前的住址吗？”

“二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他当初来应征时，住的就是那里。然后他又搬过几次，但没给我住址，他搬到贝休恩街我想就是十二月。”

“关于温迪·汉尼福德你知道些什么吗？”

他摇摇头：“从没见过，名字也没听过。”

“你以前就知道他和一个女孩同住？”

“他是那样跟我讲啦。”

“哦？”

伯盖什耸耸肩：“我看他应该是跟人合租房子，如果他要我以为那人是女的，我又何必反对。”

“你觉得他是同性恋？”

“对啊。我们这行也不是没听过这种事。我的员工就算跟非洲大猩猩上床，我也无所谓。下班时间他们爱干什么，是他们自家的事。”

“他有没有哪个朋友是你知道的？”

“没有，我没一个知道，他有话都闷在肚里。”

“他工作表现很好。”

“非常好，非常谨慎细心，而且对这行有感觉。”他眼睛盯着天花板，“我看得出来他有私人问题。他从来不谈，但他，呃，该怎么说才对？绷得紧紧的。”

“紧张？敏感易怒？”

“不，不完全是。绷得很紧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形容。你可以感觉到，有什么心事在拖着他往下沉，绑得他动弹不得。但你知道吗？他刚来这儿做时，这种情况要明显多了。过去这一年他稳定很多，好像已经找到纾解的方法。”

“过去这一年？也就是说，从他搬去跟温迪同住以后？”

“我倒没那样想过，不过的确没错。”

“他杀了她，你很惊讶。”

“我吓坏了，根本没法相信。我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一年半来，他每个星期帮我做五天事，我以为我很了解他。然后我才发现我根本不认识他。”

出门的路上，穿高领毛衣的年轻人叫住我。他想知道我有没有问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

“但这案子已经结了，”他说，“不是吗？他们俩都死了。”

“对。”

“那你这样四处刺探，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晓得，”我说，“你看他是为什么要跟她住在一块？”

“人跟人住在一起是为了什么？”

“假设他是同性恋好了，他为什么要跟女的住？”

“也许他掸灰跟打扫的工作做腻了，洗自己的衣服洗烦了。”

“我不晓得她那么贤惠。听说她是妓女。”

“我也听说了。”

“男同性恋为什么会要跟妓女同住？”

“天哪，我也猜不透。也许她让他接收她过剩的嫖客，也许他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弟。反正我呢，就算打死我，也不会去跟别人住，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我跟我自己住就已经麻烦一箩筐了。”

这点我没法反驳。我朝门口走去，然后又扭过头。太多事情说不通了，而且根本兜拢不到一块。“我只是想寻出个道理来，”我说——跟我自己，也是跟他，“他好端端的干吗杀她？先奸后杀。为什么？”

“呃，他是牧师的儿子。”

“那又怎么样？”

“他们那伙人全是疯子，”他说，“不是吗？”

① 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座落于纽约曼哈顿岛第五大道。

6

马丁·范德普尔牧师不想见我。“找我的记者太多了，”他告诉我，“我拨不出时间给你，斯卡德先生。我对我的会众负有重任。空闲的时间，我得专心祷告和静思。”

我知道这种感觉。我解释说我不是记者，我说我是受雇于凯尔·汉尼福德，受害者的父亲。

“原来如此。”他说。

“我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范德普尔牧师。汉尼福德先生痛失爱女，就跟你痛失爱子一样。事实上，他可以说是在他女儿遇害前就失去她了。现在他想再多了解她一点。”

“我恐怕没办法提供什么资料。”

“他告诉我他想亲自见你，牧师。”

沉寂良久。有一会儿，我还以为电话坏了。然后他说：“你的要求我很难拒绝。今天整个下午我恐怕都得处理会堂事务，也许晚上？”

“没问题。”

“你有教堂的地址吧？牧师会馆就在隔壁。我会等你，呃……八点行吗？”

我说八点可以。我又翻出一枚一角硬币，查了个号码拨过去，这回跟我讲话的人提起理查德·范德普尔可就健谈多了。事实上，这通电话似乎让他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还要我马上过去。

他名叫乔治·托帕金，跟他弟弟合开了托氏兄弟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在麦迪逊大道，四十几街附近。墙上裱框的毕业证书，证实他是二十二年前从市立大学毕业后，进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继续攻读。

他矮小清秀，肤色黝黑。他让我坐在一张红色的大皮椅上，问我要不要咖啡。我说好。他按一下对讲机，要他秘书给我们一人一杯咖啡。他告诉我，他和他弟弟什么案子都做，但重点放在房产。他接的刑事案件（除了帮老顾客做的一些小事情外）都是法庭指派下来的。而这些大部分也是小案子：抢皮包、轻度攻击、私藏毒品——直到法庭指派他担任理查德·范德普尔的辩护律师。

“我原本以为会被解聘，”他说，“他父亲是牧师，想来他应该会找个刑事律师取代我。但结果我还是见到了范德普尔。”

“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星期五快傍晚的时候。”他用食指搔搔鼻翼，“本来还可以更早去的，我想。”

“但你没有。”

“没有。我一直在拖。”他两眼平视着我。“我本以为会被换掉，”他说，“如果接手的人马上要来，我想我应该可以省掉见他的那一面。不过倒也不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怎么说？”

“我不想看那婊子养的。”

他从书桌后站起来，走向窗口。他拨弄着百叶窗上的白绳，拉了几英寸上去又放下来。我耐心等着。他叹口气，然后转头面对着我。

“那家伙是个冷血杀手，二十几刀活活把个女孩割死。我不想看到他，这点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吗？”

“一点也不会。”

“不过我有点愧疚。我是律师，照说为人出面是不该设想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我应该全力以赴，为他做出最佳辩护。至少绝不该在还没跟自己的客户谈话以前，就假设他是凶手。”他回到书桌边，再度坐下，“但我做不到。警察在犯罪现场逮到他。如果这案子带到法庭上辩，我也许可以找出什么漏洞向他们挑战，但当时我心里其实已经审过那个杂种，而且判他有罪。再加上我认定了这案子会转给别人，我自然就想尽办法避免见到范德普尔。”

“但你那个星期五下午终究还是去了。”

“嗯。他关在纽约市立监狱的囚室。”

“那你是在他牢房里见到他的。”

“嗯。我没怎么注意周遭环境。搞半天他们终于拆掉女囚狱了。好多年前我和我太太住在格林威治村时，我常常都会经过那栋建筑。好可怕的地方。”

“我晓得。”

“真希望他们也能拆掉男囚狱。”他又抓抓鼻翼，“我想我是看到了那可怜虫上吊用的蒸汽管，还有他拿来绑脖子的床单。我们谈话时他就坐在床上，他让我坐椅子。”

“你跟他在一起待了多久？”

“我想应该有半个多小时，但感觉好像久多了。”

“他开口了吗？”

“起先没有。他神游天外，我试着要引他话头，可是徒劳无功。他的眼神看来好像是在跟自己进行一场无言的激辩。我想引他开口，一边开始寻思如果有机会帮他辩护的话，我要采取什么策略。这是纯粹假设性的头脑演练而已，你知道，我没预期真会有机会跟他上庭。总之我大致决定了，要以精神失常的理由为他脱罪。”

“大家好像都认为他是疯了。”

“这跟法律认定的疯狂还是有差别。结果会变成专家大作战——你请一排证人，检方也请一排。反正啊，我当时就那么不断地跟他讲话，好引他开个口，没想到他倏地扭头看我，像是在纳闷我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就好似他一直不知道我原本就在房里。他问我我是谁，于是我又把原先讲过的话再讲一遍。”

“他看来神志清不清楚？”

托帕金琢磨一下这个问题。“我看不出他神志是不是清楚，”他说，“我只知道他当时看起来神志清楚。”

“他说些什么？”

“我希望我能一个字一个字记得很清楚。我问他有没有杀掉温迪·汉尼福德，他说……让我想想，他说：‘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他应该就是那么讲的。我问他记不记得杀了她。他表示不记得。他说他胃痛，起先我以为他是说我们谈话时他胃痛，但后来我想想他应该是说他案发那天胃痛。”

“他那天因为消化不良提早下班。”

“唔，他记得自己胃痛。他说他胃疼得不得了，所以先回公寓。然后他就开始讲起血来。‘她躺在浴缸里，到处是血。’据我所知，他们是在床上发现她的。”

“对。”

“不是从浴缸移过去或什么的？”

“她在床上被杀，警方报告是这么说的。”

他摇摇头，“他头脑不清吧，他一口咬定她躺在浴缸里，浑身是血。我问他他有没有杀她，问了好几次，但他一直没有真的回答。他一会儿说他不记得杀了她，一会儿又说杀她的一定是他，因为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这话他说了不止一次？”

“嗯，好几次。”

“有趣，有趣。”

“是吗？”托帕金耸耸肩，“我不觉得他在撒谎。我是说，他说他不记得杀了那女孩，这我相信。因为他承认他做了一件，呃，更可怕的事。”

“什么事？”

“跟她性交。”

“这会比杀她更可怕吗？”

“事后跟她性交。”

“噢。”

“他并没有试图掩饰。他说他发现她倒在血泊里，然后跟她性交。”

“他是怎么形容的？”

“我记不清了。你是说性交吗？他说他干了她。”

“在她死了以后。”

“显然。”

“他记住这一点而没有一点困难？”

“没有。我不知道他跟她性交到底是在事前还是事后。验尸看得出来吗？”

“天晓得，反正报告里没看到。不过我怀疑他们是否真能验出奸跟杀的时间是不是很接近。为什么问？”

“不知道。他不断地说：‘我干了她，她死了。’意思好像是，他跟她性交是导致她死亡的原因。”

“但他根本不记得杀了她啊。我看他是下意识抹掉了这个记忆，只是搞不懂他怎么没忘掉性交那段。呃，过程我再讲一遍看看，他说他一进门就发现她倒在那里？”

“我其实也记不全，斯卡德。他走进门，她死在浴缸里，他是那么说。其实他也没特别讲到她死了，只是说她倒在一缸血水里。”

“你问了他凶器的事吗？”

“我问了他怎么处置凶器的。”

“他怎么说？”

“他不知道。”

“你有没有问他凶器是什么？”

“没有，我不用问。他说：‘我不知道剃须刀跑哪儿去了。’”

“他知道用的是剃须刀？”

“显然。他有理由该不知道吗？”

“呃，如果他不记得行凶，怎么记得凶器？”

“也许他听人谈到过，说那是把剃须刀。”

“也许。”我说。

我徒步一会儿，大致是朝西南方走。我在第六大道靠三十七街的地方歇个脚喝一杯。隔我两张凳子坐了个男的正在告诉酒保，他做牛做马赚的钱，都给拿去供领社会救济金的黑人买凯迪拉克了。酒保说：“你？老天在上，你一天他妈的在这儿混八个小时。付的税给他们买个轮胎轴都不够。”

我往西南方再走一小段路，进了家教堂坐了一下。是圣约翰教堂，我想。我坐的位置靠近讲台，看着别人一个个进出告解室。他们出来和进去时，表情完全没有两样。我在想，如果真能把自己犯下的罪留在一间隔帘小密室的话就好了。

理查德·范德普尔和温迪·汉尼福德。我揪着手上的线头，想找出来龙去脉。有个结论不断缠着我，但我不愿轻易上钩。这个结论不对，一定不对，但它锲而不舍苦苦纠缠，不去面对我就没法办案。

我知道下一步绝对逃不掉。我一直躲躲闪闪，但它老不松手，我没法永远躲着不理。现在不做，更待何时？总不能等到三更半夜才动手吧。

我又晃了一下，点上两根蜡烛，往救济箱里塞进几张钞票，然后在宾州车站前拦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开往贝休恩街。

一楼的房客出去了。二楼那位哈克太太说她和温迪、理查德甚少接触。她记得温迪的前任室友是深色头发。有时候，她说，她们会在深夜把收音机或音响开得很大，但从没有糟到她得提出抗议的地步。她喜欢音乐，她说。她喜欢所有的音乐，古典、半古典、流行——各种音乐。

三楼的公寓门上有把挂锁，要撬开不难，但一定会惊动邻居。

四楼还没人回来，我暗自庆幸。我继续爬到五楼。伊丽莎白·安东内利说过这楼房客要到三月才会回来。我揿了下电铃，静候反应。悄然无声。

门上有四道锁，包括一道防窃最得力的泰勒锁。解决其他三个锁我用的是赛璐璐片——某家石油公司的信用卡，不用白不用，因为我现在已经是无车阶级。然后我便踢开泰勒锁，得踢两次，门才朝里飞开。

进门后我锁上其他三道锁。这儿的房客要猜出泰勒锁到底出了什么事的话，可有一顿好忙，不过那是他们的问题，而且也要等到三月了。没一会儿工夫我就找到连上防火梯的窗户，我把它打开，往下爬两层到了汉尼福德和范德普尔的公寓。

他们的窗户没锁。我打开来，窜身跃进，然后关上窗户。

一小时以后，我爬出窗户，走防火梯回到楼上。四楼现在有了灯光，还好我得经过的那面窗户帘子已经拉下。我重返五楼公寓，由前门走到外头甬道，把门锁上，然后下楼走出大楼。我有足够时间可以在见马丁·范德普尔以前吃个三明治果腹。

7

我搭BMT地铁线，在六十二街和新乌得勒支大道的交叉口下车，然后走过两条街，穿过布鲁克林湾脊区和本森赫斯特交界的地带。此刻，一场绵绵细雨开始融掉昨天的雪。天气预报说，今晚还要下雪。我早到了一点，便停在一家小店的餐台上喝杯咖啡。柜台尾端一个小鬼正在跟他两个朋友展示他的重力弹簧刀如何砰的一声即开。他迅速瞄我一眼，随即收起刀子，这才提醒了我，我还没脱掉一身警察味。

我喝掉半杯咖啡，一路走到教堂。那栋建筑宏伟壮观，是由白石砌成，但因年代久远，展露出各种不同色调的灰。一方角石显示，此栋建筑于1886年落成，捐款促成此事的会众在当地已有220年的历史。一面图文并茂的公布栏上写着，这是湾脊区的第一复兴教会，驻堂牧师是马丁·范德普尔，每星期天九点半举行礼拜。这个星期天，范德普尔牧师预备要讲的题目是：通往地狱之路布满善心。

我绕过转角，发现牧师会馆和教堂紧邻：楼高三层，建材也是同样醒目的白石。我揿了铃，站在阶前雨下等了几分钟。前来应门的是个矮小的灰发女人，她抬头瞥眼看我。我报上名字。

“唉，”她说，“他吩咐过请你进来。”她领我走进客厅，指了张沙发要我坐下。我面向通电发光的壁炉坐下。壁炉两旁的墙壁排满书架，木地板的绝大部分铺着色调阴晦的东方地毯。房内家具清一色沉暗庞大。我坐在那里等他，心想刚才路上真该叫杯老酒，不叫咖啡。这房间暮气沉沉，别想喝酒。

他让我在那儿坐了五分钟。然后我听到他下楼的脚步声。他进房时，我站起来。他说：“斯卡德先生？抱歉让你久等，我刚才在讲电话。请坐，请坐。”

他很高，瘦得像根铁杆。他穿套黑色西装，戴着教士领，脚上一双黑皮拖鞋。他的头发已白，间杂几抹亮黄。以几年前的标准来看，他的头发或许嫌长；但现在看来，那头浓密的鬈发则显得保守。玳瑁镜架框着两只厚厚的镜片，很难看清他的眼睛。

“要咖啡吗，斯卡德先生？”

“不了，谢谢。”

“我也不喝。晚餐我只要多喝一杯咖啡，就会大半夜都睡不着。”他坐上的那张椅子和我的配对。他上身前倾，两手搁在膝上。“好，开始吧，”他说，“我实在不晓得是不是真能帮上什么忙，请你说吧。”

我把凯尔·汉尼福德托付我的事再解释得清楚一些。讲完后，他两指夹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汉尼福德先生失去女儿，”他说，“而我失去儿子。”

“对。”

“我们这个时代要为人父实在很难，斯卡德先生。也许一向如此，但我老觉得时代在与我们作对。嗯，我是非常同情汉尼福德先生，尤其我的遭遇又跟他类似。”他转头凝望火光，“但我恐怕没法同情那个女孩。”

我没答话。

“这错在我，我很清楚。人是不完美的。有时候我觉得，宗教最大的功用不过是让我们警觉到我们有多不完美。唯有上帝无懈可击。就连人，他最伟大的创造，也是无可救药地充满瑕疵。很讽刺，斯卡德先生，你说是吗？”

“我同意。”

“我有个很大的瑕疵是，我觉得温迪·汉尼福德死有余辜。你晓得，她父亲无疑认定我的儿子得为他女儿的死负责。而我，从我的角度看来，却认为他的女儿得为我儿子的死负责。”

他起身走向壁炉。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背脊挺直，烤热双手。他扭头看我，欲言又止。他慢慢踱回椅子，再度坐下，这回跷起腿来。

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斯卡德先生？”

“不是。”

“犹太人？”

“我不信教。”

“可怜哪你，”他说，“我问到你的宗教，是因为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也许你会比较容易了解我为什么对汉尼福德那女孩深恶痛绝。但也许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这个问题。你相不相信善与恶，斯卡德先生？”

“是，我相信。”

他点点头，满意了。“我也是，”他说，“不管一个人的宗教观如何，都很难不相信这点。只要瞄一瞄报纸，恶的存在就昭昭在目。”他顿一下，我想到他是在等我开口。然后他说：“她就是罪恶。”

“温迪·汉尼福德？”

“对，一个罪大恶极的蛇蝎魔女。她把我儿子从我身边抢走，叫他远离他的宗教、他的神。她把他引入歧途，远离正道。”他的声音提高一个音阶，我可以想象他在面对会众时的强大威力。“杀她的是我儿子，不过是她先扼杀了我儿子的灵魂，是她引动了他杀人的心。”他的声音又沉下来，两掌搭在体侧。“温迪·汉尼福德死有余辜。取走她性命的是理查德，我觉得遗憾；他自杀身亡，我更觉遗憾。但你客户的女儿死掉我觉得毫不足惜。”

他双手下垂，头低下来。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但看得出他神色苦恼，一张脸笼罩在善与恶的纠葛盘结之中。我想到他星期天要布的道，想到所有通往地狱的路，以及所有路上的引诱。我脑中浮现的马丁·范德普尔宛如希腊神话里瘦长的西西弗斯，任劳任怨地要把不断滚下的巨石推上山顶。

我说：“你儿子一年半前就去了曼哈顿，在伯盖什古董公司做事。”他点点头。“所以说，他搬去和温迪·汉尼福德同住之前六个月，就已经离开这里。”

“没错。”

“但你觉得是她把他从你身边抢走。”

“对。”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我儿子高中毕业后没多久就离开家了。我不赞成，但也没有强烈反对。我本希望理查德能上大学。他很聪明，进大学一定会有优异表现。我有我的期望，这很自然，希望他能接我衣钵，做个神职人员。不过我并没有强逼他走这条路。人各有志，他的前途只能由他自己决定。我在这方面是很开明的，斯卡德先生。与其让他将来变成个自怨自艾的传道人，我宁可看到我的儿子成为事业有成、心满意足的医生或者律师或者商人。

“我了解理查德必须找到他自己。这年头年轻人都流行讲这套的，不是吗？他必须找到他自己，这我了解。我盘算着，这段自我追寻的过程顶多一两年，之后就会把他带回大学。这是我的如意算盘，我知道，但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理查德当时有个正当工作，他又住在正派的基督教兄弟之家，而且我感觉到他并没有走上歪路。那或许不是他最终要走的路，但至少是他当时必须经过的考验。

“然后他碰上了温迪·汉尼福德。他和她一起活在罪里。他跟着她一起腐化朽败。然后，最终……”

我想起一句厕所文学：快乐是当你儿子娶个和他信仰相同的男子。理查德·范德普尔显然当过同性恋，而他父亲一直蒙在鼓里。然后他搬去和一个女孩同住，老爸因此雷霆大发。

我说：“范德普尔牧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流行同居。”

“这点我清楚，斯卡德先生。我不赞成这种事，也不可能视而不见。”

“但他俩同居，你好像不只是不赞成而已。”

“对。”

“为什么？”

“因为温迪·汉尼福德是妖孽。”

我的头开始隐隐作痛。我拿指尖摩搓前额正中。我说：“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她父亲提供有关她的资料。你说她是妖孽，这话怎么说？”

“她以年长女人的身份，引诱一个天真无知的年轻人和她发生不正常关系。”

“她只比理查德大三四岁而已。”

“对，论岁数的话。但论起涉世程度，她比他大了几百岁。她人尽可夫，她淫荡无行，她该下地狱。”

“你到底有没有见过她？”

“有，”他说。他吸口气再吐出来：“我跟她见过一次。一次就够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实在记不太清楚。我想是春天吧。四月或五月，应该。”

“他把她带到这儿来吗？”

“不，不。理查德不会笨到把那女人带来家里。我去了他们同居的那间公寓。我特意去找她，跟她摊牌。我选了个理查德上班的时间过去。”

“于是你见到温迪。”

“没错。”

“目的何在？”

“我要她结束跟我儿子的关系。”

“而她拒绝了。”

“哦，是的，斯卡德先生。她拒绝了。”他仰靠在他椅背上，阖起眼睛，“她血口喷人，满嘴脏话。她嘲笑我。她……这事我不想多谈，斯卡德先生。她斩钉截铁地说她无意放弃理查德。她打定主意要跟他同住。那整个谈话是我这辈子最最不愉快的经验。”

“然后你就再没见过她。”

“对。我跟理查德见过几次面，但不是在那公寓里。我想尽办法要他离开那女人，一点用也没有。他对她迷恋得完全失去理智。性——邪恶、纵淫无度的性——让某些女人牢牢控制住脆弱的男人，叫他们无力自拔。男人是软弱的，斯卡德先生，面对蛇蝎女妖肉体的诱惑，他们往往无力招架。”他沉重地叹口气，“而最终毁掉她的，就是她邪恶的本性。她施加到我儿子身上的魔咒，正是导致她死亡的工具。”

“你把她说得像是中古时代的女巫。”

他淡淡一笑：“女巫？我的确是这么想。未经启蒙的世代是会把她当女巫一样，绑上火柱活活烧死。现在我们讲的是精神失常、各种心理情结、强迫症；过去我们讲的是巫术、妖魔附身。有时候我会想，我们现在是不是真像我们说的那么开化，而我们的开化又是不是真的带来了什么好处。”

“不都一样吗？”

“啊？”

“我只是在想，又有什么是真的带给了我们什么好处。”

“啊。”他说，他拿下眼镜，立在膝上。我到现在才看清他眼睛的颜色：淡蓝色闪着金点。他说：“你没有信仰，斯卡德先生。也许这就是你愤世嫉俗的原因。”

“也许。”

“照我看，神的爱对我们大有好处。在下一个世界里——如果不在这个的话。”

我更愿意一次只对付一个世界。我问他，理查德有没有信仰。

“他信仰不坚。他的心思全放在自我实现上，没有余力遵随神意。”

“噢。”

“然后他又被汉尼福德那女人的魔法蛊惑了。我这话可不是信口胡诌的，他的的确确是被她蛊惑了。”

“在那之前他是什么样子？”

“是好孩子。头脑清楚，对世事充满兴趣，很有抱负。”

“你跟他从来没出过问题？”

“没有问题。”他把眼镜戴回去，“我无法不怪自己，斯卡德先生。”

“为什么？”

“很多原因。他们那句话是怎么说的？‘鞋匠的孩子永远光脚丫。’也许这句俗话也适用在我们身上。也许我为我的会众花费太多心力，相形之下给儿子的时间就减少很多。我必须独自把他抚养长大，你知道。当时我并不觉得那有多难，也许我是低估了养儿育女的难度。”

“理查德的母亲……”

他闭上眼睛。“我是将近十五年前失去我妻子的。”他说。

“噢？”

“她的死对我俩打击不小。日子难过，理查德和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应该再婚。我从来——从来没有起过这个念头。我后来雇了个管家，而我的职业也让我能比一般父亲多花些时间陪他。我一直以为那就够了。”

“而现在你的想法有了改变？”

“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人很难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我们一生的路都在命定之中。”他笑一下，“相信这点，可以活得比较安心，但也可能正好相反，斯卡德先生。”

“我懂你的意思。”

“有时候，我又觉得应该有什么是我该做而没做的。理查德非常内向，他害羞沉默，几乎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有过什么社交生活吗？我是说他念高中住家里的时候。”

“他有过朋友。”

“约会呢？”

“他那时候对女孩没兴趣。他在掉进那个女人的魔掌以前，对女孩一直没有兴趣。”

“他对女孩不感兴趣，你不担心吗？”

我在暗示他理查德只对男孩有兴趣，但只是点到为止。就算会了意，他也没露出声色。“我不担心，”他说，“我认为理查德迟早会跟异性发展出良好、健康的亲密关系，然后结婚生子。他当时没有四处约会，我一点也不烦恼。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看到我所看到的，斯卡德先生，你就会了解许多麻烦都是源自两性之间过从太密。我见过未成年的少女怀孕，我见过年轻男子在不谙世事的年纪被迫结婚，我见过年轻人染上难以启齿的恶疾。理查德在这方面晚熟，我只有高兴的份，哪来烦恼的心？”

他摇摇头。“但话说回来，”他说，“也许，如果他经验能多一些，如果他没那么天真无知，或许他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让汉尼福德小姐玩弄在股掌之间。”

我们默默坐了一会儿。我又问了他几件事，但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答案。他再问一次我要不要咖啡，我摇摇头，表示我该走了。他没有挽留我。

我从玄关的柜子里拿出管家为我叠在里头的外套。我边穿边说：“听说案发以后，你去看过你儿子一次。”

“嗯。”

“在他牢房里。”

“对。”回忆到这段，他微微缩了下身子，“我们没讲很久。我能力有限，但还是尽可能劝慰他，让他宽心。显然我失败了。他……他决定要以他自己的方式赎罪。”

“我跟分派到他案子的律师谈过，一位叫托帕金的先生。”

“我们没碰过面。理查德……自尽以后……呃，我觉得没有必要见那律师，而且我没那勇气。”

“我了解。”我把外套扣好，“托帕金说，理查德不记得谋杀过程。”

“哦？”

“你儿子跟你提过什么吗？”

他犹豫一下，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然后他不耐烦地甩甩头。“现在说出来也无妨了，是吧？也许他跟律师讲的是实话，也许当时他的记忆模糊起来。”他又叹口气，“理查德告诉我，他杀了她。他说他突然变了个人。”

“这话他有没有解释？”

“解释？我不知道对你来说那算不算是解释，斯卡德先生。对我来说，那是。”

“他说了什么？”他越过我的肩膀往前看，寻思恰当的措辞。终于他说：“他告诉我他在一片刺眼的光照之下，看清了她的脸。他说他仿佛乍见魔鬼现形，只知道他必须毁了她，毁了她。”

“哦。”

“我没有因此原谅他犯的罪，斯卡德先生，但我仍然认为汉尼福德小姐必须为她自己的死负责。她设下罗网引他入彀，她蒙住他的眼叫他看不到她的本相，然后有那么一会儿面纱滑落，蒙布自他眼前松脱，他终于见到她的真面目。而且也看到，我很肯定，她对他、对他的一生做了什么。”

“听你的口气，好像他杀她是替天行道。”

他瞪着我，眼睛睁得老大。“噢，不，”他说，“那可行不通。人不能扮演上帝。奖惩取予，这是上帝的职司，人怎么能越俎代庖？”

我的手伸向门把，有点迟疑：“你跟理查德说些什么？”

“我记不太起来。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我当时又因为震惊过度，更是无话可说。我儿子要求我原谅他，我为他祈福。我告诉他，他应该求神原谅。”近距离看，他的蓝眼在厚厚的镜片下放大了，眼角渗出泪水。“我希望他求过。”他说，“我希望他求过。”

8

我起床时天色仍暗，上床时的头疼现在又原封不动带下床来。我走进浴室，吞下两颗阿司匹林，然后强迫自己花点时间站在热水莲蓬头下。等我擦干身体换上衣服，头疼已经去了大半，天际也开始现出曙光。

我的脑子还塞满前一天晚上谈话的片段。我从布鲁克林回来时头痛欲裂，口干舌燥。我止渴的功夫做得比止痛彻底许多。我记得和前妻安妮塔谈话的大概——儿子们都好，他们当时已经入睡，他们想来纽约看我，如果方便的话也许在此过夜。我说很好，但我目前手头有个案子待办。“鞋匠的孩子永远光脚丫。”我告诉她。我想她大概没有听懂。

我抵达阿姆斯特朗酒吧时，正好赶上特里纳下班。我请她喝两杯威士忌苏打，跟她约略提到我的案子。“他母亲在他六七岁的时候过世，”我说，“这我一直不晓得。”

“知道又怎么样呢，马修？”

“不知道。”

她离开后，我独自坐着，又喝了几杯。本想吃个汉堡再走，但他们已经关了厨房，我不知道我是几点回到房间。我没注意，或许是不记得。

我到我旅馆隔壁的火焰餐厅吃早点，喝了不少咖啡。我本打算打到汉尼福德的办公室，但想想不急。

克里斯多福街邮政分局的一名职员告诉我，转寄地址通常他们只保留一年。我建议他查阅过期档案，他说那太花时间，而且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再说他又工作过量。我看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破天荒第一个工作过量的邮政人员。我接过他这招暗示，偷偷塞了张十元钞票给他。他似乎颇为惊讶，可能是因为钱数，也可能是因为我没叫他挨顿臭骂。他闪进里头一个房间，几分钟后就拿到玛西亚·梅塞尔在东八十四街、靠近约克大道的地址。

那是栋高楼，有地下停车场。休息室可以媲美小型机场的大厅，有个小瀑布，配上碎石和塑胶植物。房客名册上，我找不到姓梅塞尔的，门房也从没听过她。我找到管理员，他马上认出这名字。他说她几个月前结婚搬走了，现在是杰拉德·塔尔太太。他有她在马马罗内克的地址。

我从韦斯特切斯特区的询问处要到她电话，然后拨过去。拨了三通都是忙音，第四回响了两下，有个女人来接。

我说：“塔尔太太吗？”

“对，请问哪位？”

“我叫马修·斯卡德，想跟你谈谈温迪·汉尼福德。”

停顿好久，我开始纳闷是不是找错了人。我在温迪公寓一个柜子里发现一沓旧杂志，上头写了玛西亚·梅塞尔的名字和贝休恩街的地址。我这一路查来或许哪里出了差错——邮局职员给的可能是另一个梅塞尔的地址，管理员搞不好查错了档案卡。

然后她说：“你想怎么样？”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问我？”

“你以前跟她合租过贝休恩街的公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久以前，而且在另一个星球。再说，那妓女已经死了。“我跟温迪几百年没见了。连她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呢。”

“但你以前认识她。”

“那又怎么样？等等好吗？我得拿根烟。”我等着。她一会儿之后回来说：“我看到那条新闻，当然。杀她那男孩自杀了，不是吗？”

“对。”

“那干吗又要把我扯进去？”

她不想被扯进去就算得上是个理由，但我没说。我跟她解释我的任务特别：凯尔·汉尼福德想要知道他女儿的近况——因为她已经没有将来。我讲完后，她说她也许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你是前年六月，从贝休恩街搬到东八十四街的。”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好，算了，说下去吧。”

“不知道你是为什么要搬？”

“我想一个人住。”

“噢。”

“再加上我希望住得离工作的地方近一点。我在东区上班，从格林威治村每天来回实在很累。”

“你当初怎么会找到温迪合租房子的？”

“她住的公寓对她来说太大，而我又刚好在找房子。当时觉得很好。”

“后来开始不好了？”

“呃，地点，而且我又需要隐私。”

她只是想随便搪塞一些答案，快快把我打发掉。我真希望能跟她面对面问清楚，但又实在不想耗掉一天的时间开车往返马马罗内克。

“你们是怎么变成室友的？”

“我才说过，她有间公寓……”

“你是看广告找去的吗？”

“噢，我懂你意思了。不，我是在街上碰到她的。”

“你们以前就认识？”

“噢，我以为你知道。我们是大学同学，不很熟，点头之交，因为学校很小，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认识。总之我在街上碰到她，两人就开始聊起来。”

“你是在学校认识她的？”

“哎，我以为你知道。我很多事情你好像都很清楚，奇怪怎么这个你会不晓得。”

“我想跟你当面谈谈，塔尔太太。”

“不成，电话谈就可以了。”

“我知道会占用你的时间，但……”

“我只是不想介入这事，”她说，“你还不懂吗？老天！温迪不是已经死了吗？重提旧事对她能有什么帮助？”

“塔尔太太……”

“我要挂了。”她说。然后挂了。

我买份报纸，找个小店叫杯咖啡。我给她足足半小时时间纳闷我有没有那么容易打发，然后又拨了她的号码。

有件事我早就学到：不需要知道对方怕什么，知道他在怕就够了。

第二声铃响一半她就接了。她话筒凑着耳朵，好一会儿没讲话。然后她说：“喂？”

“我是斯卡德。”

“听着，我不……”

“闭嘴，你这笨女人！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跟你谈。我可以当着你老公的面跟你谈，也可以跟你单独谈。二选一。”

沉默。

“你考虑一下。我要租辆车，一小时内可以到达马马罗内克，再一小时我就会回我车上，永远不再烦你。这办法实行起来容易。如果你想来硬的，我也可以奉陪，不过我看对我俩都没有多大好处。”

“哦，老天。”

我让她考虑。鱼钩已经撒下了，现在她想甩也甩不掉。她说：“今天不可能。几个朋友要来喝咖啡，他们随时会到。”

“今天晚上？”

“不行，杰拉德会在家里。明天呢？”

“早上还是下午？”

“我十点跟医生有约，那之后我都有空。”

“我中午到你住的地方。”

“不行，我不希望你来我家。”

“你选个地方我们碰面。”

“等等，给我几分钟。老天。这一带我根本不熟，我们几个月前才搬过来的。我想想。斯凯勒大道上有家餐厅附设鸡尾酒吧，名字叫卡力欧卡。我看了医生以后，可以到那儿吃午饭。”

“中午？”

“好，不过我不晓得具体门牌号。”

“我会找到的。斯凯勒大道上的卡力欧卡。”

“对。我忘了你名字。”

“斯卡德。马修·斯卡德。”

“我怎么认你？”

我想道：看来跟大家格格不入的那个就是啦。我说：“我会在吧台喝咖啡。”

“好吧。我们应该会碰到头的。”

“当然，这我可以打包票。”

我前一天晚上非法闯入民宅，除了发现玛西亚·梅塞尔的名字以外，没有多大斩获。我的搜查质量大打折扣，多少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要找什么。如果你想把哪个地方搅得天翻地覆，脑里有个特定目标应该会有帮助；而如果你不在乎留下痕迹，想必也能省点力气。举例来说，搜书架时，如果可以任意翻阅，然后往地毯随手一丢，工作效率自然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你得把每本书整整齐齐地摆回原位，二十分钟的工作准可以拖上两个小时。

温迪的公寓藏书不多，而我也没有多加理会。我对刻意藏好的东西兴趣缺缺。我当时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现在事情过后，我也搞不清我到底找着什么。

待在那里的一个小时，大半时间我就是在几个房里晃来晃去，一会儿坐坐椅子，一会儿墙上靠靠，想感觉出一点前任两位房客遗下的精魂。我看着温迪死时躺的床铺，那是张矮脚床，铺了个双层弹簧垫。他们还没有换下渗血的床单，虽然换不换都一样；床垫浸满了她的血，整张床都得刷干净。有那么一下子，我手捧一块红锈的血，脑里旋着一波波教士手持圣餐的图像。我摸进浴室干呕许久。

既然人在里头，我索性掀开浴帘，检查浴缸。缸里有圈痕迹，是上回洗澡留下的，排水孔积了些头发，但没有任何杀人的迹象。倒也不是我怀疑会有。理查德·范德普尔的回忆原本就是颠颠倒倒，语无伦次。

打开医药柜，我就知道温迪有服避孕药的习惯。药一颗颗嵌在一张小卡片上，中央一个数字盘注明是星期几：哪天服没服可以一目了然。星期四的药没有了，所以我知道她被杀那天做了一件事：服避孕药。

除了避孕药以外，我还找到好几瓶有机维生素，看来这公寓的房客至少有一个是健康食品推崇者。有个小罐子贴了处方标签：理奇有花粉热。他们的化妆品名堂很多，还有两瓶不同品牌的除臭剂，一把专剃腿毛和腋毛的小型电动刮毛刀，一把大型电动剃须刀。我找到其他一些处方药——速可眠和达尔丰止痛片（他的），标签上说明是减肥用的德克斯瑞恩①（她的），以及一个没贴标签的瓶子——里头装的好像是利眠宁。药都还在，我很讶异。警察一向喜欢顺手拿药；尤其那些不愿拿死人钱的警员，更是无法抗拒兴奋剂或镇定剂的诱惑。

我顺手摸走速可眠和德克斯瑞恩。

卧室里的衣柜和五斗柜摆满了她的衣服。花样不多，但其中几件时装有博洛茗百货和罗德与泰勒百货这两家高级服装店的标签。他的衣服摆在客厅，衬衫、短袜和内衣裤他都放在一张西班牙式写字台的抽屉里。

客厅的沙发可兼床用。我把它摊开，发现里头已经铺好床单跟毛毯。床单上次洗后有人睡过。我阖上沙发，一屁股坐下。

厨房设备齐全。铜底炒锅，一套橘色的搪瓷铸铁锅——深浅都有，一个柚木架上摆了三十二罐香料。冰箱的冷冻室里有两份电视快餐，但其他空间塞得满满的全是生鲜食品。橱柜里也是琳琅满目。这个厨房以曼哈顿的标准来看算是大的，里头还摆一张橡木圆桌。桌旁立了两张高背扶手大椅，我坐上其中一张，想象起一幅家居安乐图：其中一个兴致勃勃地准备大餐，然后两人一起坐下开怀大嚼。

我离开公寓，两手空空。没有地址簿，没有支票簿，没有银行结单，没有一大沓深具启发性的作废支票。这两位不管是如何分配开销，一切花费显然都是以现金支出。

现在事隔一天，我回想我对那间公寓的印象，实在很难理解马丁·范德普尔为什么会把温迪比成魔鬼化身。如果她是色诱理奇，他又何必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而那整间公寓又为什么会散发出那样宁静的家居气息，那种卧室里再多的血也无法淹没的家居味道？

① 德克斯瑞恩（Dexedrihc）一种中枢神经刺激剂。

9

我回到旅馆时，前台有我的电话留言。凯尔·汉尼福德十一点一刻打过电话，要我回电。他留下一个号码，是他已经给过的，他的办公室电话。

我从我房间打过去，他在吃午饭，他的秘书说他会回电。我说不用，我一个小时之内再打给他。

这通电话提醒了我该试试科特雷尔公司——温迪租房申请表上填的雇主。我在记事本上找到电话，再试一次，心想或许头一回拨错了号码。结果还是同样的录音回答。我查电话簿找科特雷尔公司，没有登记。我问查号台，一样没有。

我想了几分钟，然后拨了个特殊号码，有个女人拿起话筒。我说：“巡逻警员路易斯·潘科夫，第六分局。我这儿有个电话目前给暂时切掉，我得知道号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

她问我号码，我告诉她。她要我等着别挂。我坐在那里，话筒紧贴耳朵，等了将近十分钟她才回到线上。

“这是空号，”她说，“不只是暂时切掉。”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号码上回是分配给谁？”

“恐怕没办法，警官。”

“这种资料你们都不存档的吗？”

“应该是有，但我没法找到。我有最近切掉的号码，但这个是一年多以前切的，所以我查不到。奇怪竟然到现在还是空号。”

“所以你就只知道，这号码已经停了一年多没用。”

她就只知道这个。我道谢之后挂断。我倒杯酒喝，酒杯见底时，我想到汉尼福德应该已经回到公司。没错。

他告诉我，他总算找到了明信片。第一张的邮戳盖着纽约，是六月四日寄的。第二张是九月十六日从迈阿密寄的。

“这告诉了你什么，斯卡德？”

这告诉了我，她最晚也是六月初就到了纽约。这告诉了我，她的迈阿密之旅是在签租约之前。除此以外，这没告诉我什么伟大的线索。

“还有些疑问，”我说，“卡片在你手边吗？”

“嗯，就在我前面。”

“麻烦你念给我听好吗？”

“其实也没写什么。”我等着。然后他说：“唔，也没有不念的理由。这是第一张卡片。‘亲爱的妈妈爸爸：希望我没让你们担心。一切都好。我人在纽约，很喜欢这里。退学是因为烦人的事太多。以后见面时，我会解释清楚……’”念到这行，他的声音有点嘶哑，但他赶紧咳嗽一声再念下去，“‘请别担心。爱你们的温迪。’”

“另一张卡片呢？”

“等于什么也没写。‘亲爱的妈妈爸爸：还好吧？我一直以为佛罗里达只能冬天来，没想到现在也很棒。再见。爱你们的温迪。’”

他问我进展如何，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我一直在忙，查来的片片段段还有待慢慢拼凑组合，难说什么时候才能有点具体结果可以向他报告。“范德普尔出现以前，温迪跟另外一个女孩合租过几个月。”

“那女孩是妓女吗？”

“不知道。我是挺怀疑的，不过不敢肯定。我约好明天跟她碰面。她是温迪大学时代的朋友。温迪有没有跟你们提过一个叫玛西亚·梅塞尔的人？”

“梅塞尔？应该没有。”

“她大学的朋友中，你有没有哪个知道名字的？”

“好像都不知道。我想想。我记得她提过一些名字，没讲姓就是了。不过我一个也想不起来。”

“也许不重要。科特雷尔这名字，你有印象吗？”

“科特雷尔？”我拼出来，他大声再念一遍。“不，一点印象也没有。该有吗？”

“温迪签租约的时候，雇主名字填的是他。我找不到他开的公司。”

“你为什么认为我该听过？”

“只是随口问问，看能不能误打误撞。近来我常常这样，汉尼福德先生。温迪会做菜吗？”

“温迪？就我所知，不会。当然她有可能念大学的时候培养出烹饪的兴趣，这我就不清楚了。住家里的时候，她了不起也只会自己弄个花生酱或者果酱三明治吃吃。为什么问？”

“不为什么。”

他另一个电话响了，他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事。我正要说没有，却又想起打开头就该想到的问题。“明信片。”我说。

“明信片怎么了？”

“另一面是什么？”

“另一面？”

“她寄的是风景明信片对不对？翻个面，我想知道另一面是什么。”

“我瞧瞧。是格兰特将军墓，这解决了你的疑问吗，斯卡德？”

我没理会他讽刺的语气。“这是纽约那张，”我说，“我对迈阿密那张比较有兴趣。”

“是家旅馆。”

“什么旅馆？”

“哦，天哪，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也许暗藏了什么玄机，对不对？”

“什么旅馆，汉尼福德先生？”

“伊甸石。这是重要线索吧？”

不是。

我找到伊甸石的经理，告诉他我是纽约警方，正在调查一件诈欺案。我要他翻出1970年9月所有的住宿登记卡。我电话在线等了半个小时；他在那头翻出卡片，一张张查对有没有姓汉尼福德或科特雷尔的人登记住宿。空等一场。

我不很惊讶。科特雷尔不一定是带她到迈阿密的男人。而就算他是，那也不表示他非得在登记卡上签下真名。如果他签真名，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截至目前，有关温迪的事情——不管是关于她的生还是死——没一件好办。我不可能奢望现在突然事事顺心。

我又倒杯酒，决定今天要放假一天。我好胜心切，想把沙漠里所有的沙子统统过滤。没必要嘛，因为我在找的答案，跟我顾客问的问题八竿子都打不着。理查德·范德普尔是谁并不重要，他为什么在温迪身上画红线也没人想知道。汉尼福德想要的只是温迪死前不久的一点生活轨迹。杰拉德·塔尔太太，前玛西亚·梅塞尔小姐，明天就可以提供正确答案。

所以在那之前我大可闲散度日。看看报，喝喝酒，闷在房里快得自闭症时，不妨一路踱到阿姆斯特朗酒吧。

只是，我办不到。那杯酒我慢慢喝了将近半个小时，喝完后我清洗杯子，穿上外套，搭A线地铁前往市中心。

要是选个非周末的下午闯进同性恋酒吧，你会纳闷这些店为何名不副实。到了晚上，一大堆人又喝又闹，你勾我搭，空气里才开始弥漫着同性恋者乐陶陶的气氛。这气氛也许有点勉强，你也许可以感觉到一股压抑得不太成功的绝望暗流，但用快乐形容大抵还是不差。不过找个星期四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跑去，这种地方就只剩无处可去的几只小猫在那儿纯喝酒；还有个酒保，拉得老长的脸告诉你他知道世风日下，他晓得事情不可能好转。

我一家家登门拜访。银行街一个地下室俱乐部，有个白发长长、八字胡像打过蜡的男人独自一人在玩滚球机，啤酒摆一边都走了味。西十街一个大房间，装潢和气氛面向的顾客群是大学球员和球迷，地板上有锯木屑，砖墙挂着写上希腊字母的旗子。算一算，贝休恩街194号方圆四个路口以内总共有半打同性恋酒吧。

很多人瞪眼看我。我是警察吗？或是潜在的性伴侣？或者两者皆是？

我有报上剪来的理奇照片，谁愿意看我就拿给谁看。几乎每个人都认出是谁，因为他们都在报上看过。命案才发生不久，又是在这附近，而且病态的好奇也不是异性恋者的专利。总之他们大多都认出照片，而且不少人表示在这附近看过他，但没有人记得他来过酒吧。

“当然我也不是那么常来这里，”我听了不止一个人说，“只是偶尔喉咙发痒时，过来喝杯啤酒。”

在一个叫辛西亚的酒吧，酒保认出了我。他很夸张地做了个要信不信的惊诧样。“我没看走眼吧？来人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马修·斯卡德吗？”

“嗨，肯恩。”

“你老兄该不会是终于转向了吧，马修？听说你离开条子窝时我就已经吓得够呛了。要是马修·斯卡德真的想通了，觉得当个同性恋者也挺好的，那我可是真要晕过去了。”

他看来像是只有二十八，但其实他应该都快这年龄的两倍了。金发是他自己的——虽然颜色是瓶里倒来的。凑近了看，你可以发现整容的痕迹；但站在几码①以外，他看来并不比十五年前——我以腐化未成年人的罪名逮捕他时要老半岁。那回逮他，我没什么好自豪的。所谓的未成年人当时十七岁，而且腐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肯恩这辈子都别想有幸攀登的高峰；但这位未成年人有个父亲，而这个父亲一状告上法庭，于是我也就只好对不起肯恩。他找了个挺像样的律师，结果宣判无罪。

“你看起来棒极了。”我告诉他。

“烟酒加上众多美男，想不年轻也难。”

“看过这个年轻美男吗？”我把报纸剪照丢在吧台上。他看一看，然后还给我。

“有趣。”

“你认得他？”

“是上星期撒野的那个家伙，不是吗？好恶心。”

“对。”

“你又是怎么扯进来的？”

“一言难尽。在这儿看过他吗，肯恩？”

他两肘支在吧台上，两手撑出个V形，然后把下巴搁进凹口。“我说有趣，”他说，“是因为《邮报》登这照片时，我就觉得好眼熟。我记人体的某些部位特别有一套，脸孔也包括在内。”

“你以前见过他。”

“我是那么想过啦，现在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你何不买两杯酒咱们喝喝，我好一边儿梳理梳理我的记忆。”

我抽张钞票放上吧台。他为我倒杯波本，为他自己调了杯橘色的酒。他说：“我不是在拖时间，马修，我是要回想那张脸的主人做了些什么事。我知道我很久没看过他。”

“多久？”

“至少一年。”他啜啜饮料，直起腰，阖上眼睛，“最少也有一年，我现在记得很清楚了。他很有魅力，很年轻。他来这儿的第一次，我问他要身份证，他好像一点也不奇怪，大概是习惯了别人跟他要年龄证明。”

“他那时候只有十九岁。”

“呃，要说是早熟的十六岁也有人相信。有几个星期他几乎每晚都来这里，然后我就没再看过他了。”

“我猜他是同性恋。”

“呃，他总不会是来这儿钓女人的吧？”

“他有可能只是好奇才来这儿逛逛的。”

“话是不错。是有不少人抱着这种心态来这儿，不过理奇可不。他酒量很小，你知道。他点杯伏特加，可以喝到冰块融化。”

“这种顾客还是愈少愈好。”

“唔，他们年轻貌美的时候，你不会在意他们花钱太少。他们是我这儿的最佳室内摆饰，你知道。他们可以招徕顾客。从看人的逛逛心态演变成被看的室内摆饰？不，不是这样，咱们这小伙子绝对不只是看看就算了。来这儿的每个晚上，他都让人带出场去。”

他移到酒吧的另一端，帮人添酒。他回来时，我问他他自己有没有带范德普尔回家过。

“亲爱的马修，如果我带过的话，我不会花那么久时间回想吧？”

“很难说。”

“去你的！你错了，那时候刚巧碰上是我的一夫一妻期。亲爱的你眉毛别挑得那么老高好不好，怪难看的。我承认我可能有点禁不住诱惑，不过他虽然秀色可餐，毕竟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

“我还以为他就是。”

“噢，那你显然并不了解我，是吧，马修？我偶尔喜欢打几只童子鸡吃吃，这我承认。老天明鉴，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天大的机密。不过光年轻还吸引不了本人，你知道，得是腐化的年轻。”

“哦？”

“青涩的堕落散发出糜烂的光华，年轻的果实在枝头乱颤。”

“你可以写诗了。”

“可不是吗？不过理查德完全不够格，他天真得叫人不敢侵犯。就算你是他今晚的第八个，你还是会觉得你在勾引处男。而这，亲爱的老兄，这种游戏我可不爱玩。”

他又为自己调了杯酒，拿找我的零钱付账。我的波本还剩不少。我说：“你说什么今晚的第八个，难道他卖肉？”

“不可能。他喝的酒永远有人抢着付账，不过他一晚顶多也只能喝个一杯。不，他没有拉客的打算。”

“那他是想多找几个，通宵狂欢？”

“也不对，我看他好像只想一晚一个。”

“然后他就不再到这儿来了，为什么呢？”

“也许他开始对这儿的室内摆饰有意见。”

“他有没有特别常跟谁出去？”

肯恩摇摇头。“从来没跟过同一个。我记得他好像连着三个星期左右常到这儿，总共来了十七八次，每次身边都换张新脸孔。这种情形挺常见的，你知道。很多人就爱变化，尤其年轻人。”

“他是不再来这儿以后，才开始跟温迪·汉尼福德同住的。”

“大概吧，不过时间上我就不确定了。”

“他为什么会跟女人同居，肯恩？”

“我其实不算认识他，马修。而且我也不是心理医生。我有过心理医生，不过咱们现在讨论的好像不是这个话题。”

“一个男同性恋为什么会跟女人住在一起？”

“天晓得。”

“讲正经的，肯恩。”

他的指头开始敲起桌面。“讲正经的？好吧。他可能是双性恋，你知道。这你也不是没听过吧，都什么时代了。每个人都来这套，就我所知。异性恋想试试跟同性上床合不合口味，同性恋想实验看看跟异性做爱的滋味。”他夸张地打个呵欠，“我恐怕我只是个没药可救的保守派。一个性别对我来说已经够复杂了，两个都来我可招架不住。”

“还有别的解释没？”

“没有。如果我认识他的话就好办了，马修。不过他对我来说，只是一张漂亮脸孔。”

“有谁认识他？”

“谁又真的认识谁了？要说有点认识的，应该是带他上床的人了。”

“谁带他上过床？”

“我又不是计分员，亲爱的。再说最近几个月这儿又换了不少新面孔。老顾客有不少都另辟战场，找更嫩的草去了。我们这阵子来了不少流里流气的阿飞，一个个皮衣皮裤。”讲起这个他眉头就攒起来，可是一想到皱眉容易起皱纹，他的脸孔又回复原状，“这群苍蝇真叫人不敢恭维，赶都赶不走。飞车党的，不是虐待狂就是受虐狂。我可不希望有人死在酒吧里，你知道，尤其是在下我。”

“怎么不想个办法呢？”

“老实跟你说吧，他们吓得我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喝完我的波本。“有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愿闻其详。”

“到第六分局找埃迪·凯勒副队长谈谈。告诉他你的问题，请他来这儿突检几次。”

“开什么鬼玩笑。”

“你考虑看看。塞点钱给凯勒，他会安排几次临检，叫你的飞车朋友吃不了兜着走。你什么罪名都不会有，卖酒执照也不会吊销。飞车党跟一般人一样，也受不了警察一再骚扰，他们会找别的地方去闹。当然你的生意头几个星期难免会受到影响。”

“反正已经受到影响了。那帮小骚货只喝啤酒，而且不给小费。”

“那你就没什么好损失了。只要再过个把月，你的顾客群又会合你的意了。”

“你可真够毒的，马修。我看搞不好还真行得通。”

“应该可以。而且不必太佩服我，这已经是行之有年。”

“你说五十块够吗？”

“应该够。差不多是我以前在警队时的价码，不过最近什么都涨，红包也一样。如果凯勒想要更多，他会让你知道。”

“这我相信。呃，倒也不是我从没付钱给纽约的人民保姆。他们每个星期五都固定来收钱。圣诞节得花我多少，说出来你一定不信。”

“我信。”

“不过我给钱一向也只是为了生意能做下去，我可不晓得还能请他们助我一臂之力呢。”

“警察也得多开几道门来做生意啊。”

“有道理。我大概会试他一试。来，我请你一杯，谢谢你的锦囊妙计。”

他往我杯里倒了满满一杯。我举起杯子，从杯口上方朝他看。“还有件事你可以帮我忙。”我说。

“哦？”

“帮我打听一些理查德·范德普尔的事情。我知道你不愿意讲名字，这我完全了解。不过看看你能不能问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会很感激。”

“不要寄望太高。”

“我不会。”

他手指叉过他美丽的金发。“你真的在乎他是什么样的人吗，马修？”

“是的，”我说，“我的确在乎。”

也许是因为造访了太多有名无实的同性恋酒吧，我不确定，总之去搭地铁的路上，我停在公共电话亭旁边，从记事本里翻出一个号码。我丢个铜板拨了号。她喂一声后，我说：“伊莱恩吗？马修·斯卡德。”

“哦，嗨，马修。你还好吗？”

“马马虎虎啦。现在去你那儿方便吗？”

“欢迎。给我半个小时行吗？我正要淋浴。”

“没问题。”

我叫了咖啡和小面包，翻看《邮报》。新任市长任命的副市长老出问题。他的调查团发现，他提名的一个个理想人选，都逃不了贪污嫌疑。有个很明显的解决办法他迟早会想到：他得解散调查团。

昨天的报纸出刊后，又有几个市民互相残杀。两名值完勤的巡逻警员，在伍德赛德区一间酒吧喝了几杯酒后，拔出警枪决斗，结果一死一重伤。一男一女因为虐待儿童，服刑九十天后出狱，他们上诉要求取回他们小孩的监护权，结果竟然胜诉——孩子在养父母家已经住了三年半之久。一名少年的裸体躯干，在东五街一栋出租公寓的屋顶被人发现。有人在他胸上刻了个X，我们可以假设是截掉他四肢的那人干的。

我把报纸留在桌上，叫辆出租车。

她住在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的五十一街上一栋相当好的楼房里。门房确定她在等我之后，朝电梯点点头，示意我上去。她就等在门口，穿条低腰的宝蓝色紧身裤，套件柠檬绿衬衫。她戴了副金色圆圈耳环，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麝香味。

她把门关上后闩好，我把外套披在一张现代感十足的塑胶椅上。她投进我怀里，张嘴吻我，娇小的身躯贴了上来。“嗯……”她说，“好棒。”

“你看来不错，伊莱恩。”

“让我仔细瞧瞧你。你也不坏啊，粗犷，饱经风霜，有你独特的魅力。近来如何？”

“很好哇。”

“保持忙碌？”

“嗯。”

她的音响上摆了一摞室内乐唱片。最后一张唱片才刚放完。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走到唱机旁，把那摞唱片全部翻面。我暗自纳闷，不知道她臀部一扭一扭是为了给我养眼，还是她天性如此。这疑问已经跟了我好久。

我喜欢这个采用大量原色与铬黄的房间。纯白的长毛地毯盖住整个地板，光秃秃的现代家具实际上比它们看上去的要让人舒服，墙上几幅抽象油画。要我住这种房间我可不干，不过偶尔过来坐坐倒是不错。

“饮料？”

“现在还不要。”

她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谈起她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她聊天很有一套，我想这也是干她这行得会的技巧。

我们吻了又吻，然后我摸起她的乳房，一手摆在她圆滚滚的臀上。她性感小猫样似的发出咪呜咪呜的声音。

“上床吧，马修？”

“当然。”

卧室很小，颜色比较暗。她打开一盏小巧的彩色玻璃灯，然后啪一声关掉大灯。我们脱下衣服，一起躺在特大号的床上。

她热情，年轻，主动，柔软的皮肤散发出阵阵香气，肌肉紧实富有弹性。她的手和嘴动作灵活，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几分钟后我从她身上爬开，轻抚她的肩膀。

“放轻松些，小宝贝。”

“不行，今天不行。”我说。

“我该做些什么特别动作吗？”

我摇摇头。

“喝太多了？”

不是。我脑里想的事情太多放不开。“也许。”我说。

“这种事难免。”

“也许是时间不对。”

她笑起来。“对，你也有你的月经。”

“应该是。”

我们穿上衣服。我从皮夹抽出三张十块，摆在梳妆台上。跟往常一样，她假装没有看到。

“现在要来一杯吗？”

“唉，好吧。波本，如果你有的话。”

她没有。她有苏格兰威士忌，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她为自己倒了杯牛奶，我们一起坐上沙发，默默听着音乐。我觉得非常放松，跟做完爱没两样。

“这阵子在工作吗，马修？”

“嗯。”

“呃，人人都得工作。”

“嗯。”

她从烟盒取出一根烟，我帮她点上火。“你有心事，”她说，“问题就出在这里。”

“也许吧。”

“绝对没错。想谈谈吗？”

“不很想。”

“好吧。”

电话铃响了，她到卧室去接。她回来时，我问她有没有跟男人同居过。

“你是说跟皮条客？从来没有，以后也不可能。”

“我是说跟男朋友。”

“从来没有。我们这行交的男友说起来很好笑，他们到头来一定都是皮条客。”

“真的吗？”

“不骗你。我认识好多女孩。‘噢，他不是皮条客，他是我男朋友。’结果搞半天他好像永远都失业，在找工作；好像求职是他的终生职业，而她得负担所有的家计。不过他可不是皮条客，只是男朋友。她们自欺欺人的功夫都很到家，那些女孩。这我做不来，所以我连试都不试。”

“你看得很清楚。”

“我可养不起男友。忙着存钱养老。”

“房地产，对不对？”

“嗯。皇后区的公寓房子。别人要玩股票是他们的事，我要的是我能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

“你当起了房东，真好玩。”

“噢，我从来不见房客什么的。有家经纪公司帮我打点。”

我在想会不会是鲍登房产经纪，但我没问。她问我还想不想上床试试。我说不想。

“不是要赶你走，不过有个朋友四十分钟内要过来。”

“没问题。”

“再来杯酒吧。”

“不用，我该上路了。”她陪我走到门口，帮我拿着外套。我吻她一下。

“下回别又是隔好久才来。”

“保重了，伊莱恩。”

“嗯，我会的。”

① 一码约等于0.914米。

10

星期五早上天高气爽。我在百老汇大道的欧林租车公司租辆车子，然后开上东缘大道出城。车子是雪佛兰迈锐宝，小小的车身不太稳定，碰到弯道时得小心伺候。我想这种车大概挺省油的。

我开上新英格兰直通公路，经过佩勒姆和拉奇蒙特到马马罗内克。我在加油站问路，帮我加满油的小伙子不知道斯凯勒大道在哪里。他进店里问他老板，结果老板亲自出来告诉我方向，他也晓得卡力欧卡餐厅。十二点二十五分我把雪佛兰停在餐厅的停车场，然后走进鸡尾酒吧间。我坐在黑色塑胶贴面吧台尾端的一张塑胶椅上，点杯加了波本的咖啡。咖啡很苦，是前一天晚上剩的。

咖啡喝了一半，我抬眼看到她迟疑地站在餐厅和鸡尾酒吧之间的拱门旁边。要不是早知道她跟温迪·汉尼福德同龄，我会以为她要再大个三四岁。黑色及肩长发圈了张鹅蛋脸。她穿条黑色格子呢长裤，珍珠灰毛衣底下挺显出丰满的胸部。她肩上挂了个很大的棕色皮包，右手拿着一根烟。她看到我后不是很高兴。

我等着她过来，犹豫一会儿之后她过来了。 我缓缓侧过头看她。

“斯卡德先生？”

“塔尔太太？要找张桌子坐吗？”

“嗯。”

餐厅人不多，领位的把我们带到后头一张隐蔽的桌子。这房间装潢太过，煞费周章地要布置成某人脑中弗朗明哥舞的格调，太多的红、黑和冰蓝色。我把我苦涩的咖啡留在吧台上，点杯波本酒加水。我问玛西亚·塔尔要不要也来一杯。

“不了，谢谢。等等。嗯，我想我还是叫一杯好了。没理由不喝吧？”

“我也想不出理由。”

她越过我看着女侍，点了杯威士忌鸡尾酒加冰块。她的视线迎上我的，移开，又转回来。

“到这儿我不是很情愿。”她说。

“我也一样。”

“这是你的主意。你把我制得死死的，对不对？强迫别人照你意思做，一定是你的最大嗜好。”

“我从小就爱拔苍蝇翅膀。”

“我一点也不奇怪。”她想狠狠瞪我一眼，可是却忍不住笑了起来。“唉。”她叹道。

“你不会被拖下水的，塔尔太太。”

“希望如此。”

“保证不会。我只是想多了解一点温迪·汉尼福德的过去，我可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我们的酒送来了。她拿起她的，仔细端详起来，就好像这辈子从没见过那玩意。我看那不过是杯最普通的威士忌鸡尾酒。她啜一口，放下杯子，挑出里头的樱桃一口吃掉。我啜了点波本，等她开口。

“你要的话可以点些吃的。我不饿。”

“我也不饿。”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真的不知道。”

事实上，我也不确定该从何问起。我说：“温迪好像一直没做事。你刚搬去和她住的时候，她有工作吗？”

“没有。可是我当时不晓得。”

“她当时跟你说她有工作？”

她点点头。“但每次提起工作，她都含糊其辞。老实说，我也不是很留心听。我对温迪有兴趣只是因为我能跟她合租，月租一百。”

“她只跟你收那么多？”

“对。当初她告诉我公寓月租两百，我们平摊。我没看过租约，所以难免假设我付的大概比一半要多些。这我无所谓，家具全是她的，而且对我来说已经够便宜了。在那之前我住福音小筑，你知道那地方吗？”

“西十三街？”

“没错。是人家介绍我去的，适合单独在大都市讨生活的年轻女性，环境单纯。”她扮个鬼脸，“他们有宵禁之类的规定，说起来实在挺可笑的。我跟一个女孩合住一个小房间，她好像是浸信会教徒，一天到晚祷告，而且我们不准有男性访客。住那儿实在单调乏味得很，房租又跟我后来付给温迪的差不多，所以就算她多收我的，我也不在意。我是到后来才发现公寓的租金远不止两百块。”

“而她又没有工作。”

“对。”

“你有没有想过她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原本没有。我慢慢才开始发现她好像从来不用出去上班。我提起来，她会承认她在找工作。她说她有钱，如果一两个月找不到事也无所谓。哪晓得她根本没在找事。我下班回去后，她会提到职业介绍所还有面谈什么的，我给唬得死死的。”

“她是妓女吗？”

“用这字眼好像不太对。”

“怎么说？”

“她是从男人身上拿钱没错。我猜她大概租这公寓以后就是这样，不过很难说她算不算妓女。”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情况有异？”

她拿起酒，再啜一口。她放下杯子，指尖不断揉搓前额。“是慢慢发现的。”她说。

我等着。

“她常约会，跟年纪大很多的男人，不过我一点也不奇怪。而且通常，呃，她跟她的男伴都会上床。”她垂下眼睛，“我也不是好管闲事，但这种事不可能没感觉。那公寓她睡卧室我睡客厅，客厅有张沙发床——”

“我看过公寓。”

“那你应该知道公寓的格局。要进卧室，一定得穿过客厅，所以如果我在家的话，她会带着她男伴穿过我房间到卧室里，他们会在里头待上半个一个小时，然后温迪会送他到门口，要不就是他独自出去。”

“你会不自在吗？”

“你是说她跟他们上床？不，我不会，我该不自在吗？”

“不知道。”

“我搬出福音小筑有个原因是我不愿意像小孩一样处处受限。我已经不是处女。温迪带男人到公寓，就表示我要的话也可以。”

“你带过吗？”

她脸红起来。“当时我还没有特别知心的男友。”

“你晓得温迪滥交，但你不知道她拿钱？”

“当时是不知道。”

“她跟很多不同的男人交往？”

“我不太清楚。有几回我看到的都是同一个男人，尤其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通常都碰不到她男伴，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公寓。要不就是我回到家时，她已经跟人进了卧室，而我有可能出去喝杯酒什么的，回来时他已经走了。”

我端详起她，她把视线移开。我说：“你应该是打开头就起疑心了，对不对？”

“我不懂你的意思。”

“那些男人有点特别。”

“也许吧。”

“怎么个特别法？都长什么样？”

“年纪大，当然，不过我一点也不奇怪。而且他们都西装革履的，呃，商人、律师、专业人员之类的。而且我觉得大多是已婚男人。说不出为什么，我就是有那种感觉，很难解释。”

我又点一次酒，她慢慢松弛下来。图像开始补白成形。温迪出门时她接了些电话——对方留下她得负责转达的暗语。有个晚上温迪不在家时出现了个酒鬼，他告诉玛西亚她也可以胜任，还跟她笨手笨脚地调情。她好不容易把他打发走，但仍然没有意识到温迪的男伴是她的经济来源。

“我还以为她只是行为不检，”她说，“我不是自命清高，斯卡德先生。那时候我可以说是往反方向极端发展——我说的不是行动，只是我对事情的看法。我受够了福音小筑那些正经八百的处女，所以我对温迪的感觉变得满复杂的。”

“怎么说？”

“我觉得她的做法好像不对，因为那对她的心理会有负面影响，你知道，负面的自我评价。因为真正的她其实非常天真。”

“天真？”

她啃起指甲。“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她有那种小女孩的味道。我觉得她不管性生活多乱，心里永远都只是个小女孩。”她想一想，然后耸耸肩，“总之，我觉得她的行为有自毁倾向，迟早会受到伤害。”

“你不是指身体伤害。”

“不，我是说感情上。不过我也得承认我蛮羡慕她的。”

“因为她自由？”

“对，她好像完全没有顾忌。在我看来，她一点罪恶感也没有，完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羡慕她这点，因为我认同这种自由，至少我自以为认同，可是我没办法做到。”她蓦地咧嘴而笑，“我羡慕她，也是因为她日子过得比我要多姿多彩。我是有约会，但没什么意思。约我的男孩年纪都跟我差不多，又没什么钱。温迪外出晚餐去的都是大饭店，而我就只能去小馆子。所以我实在没法不羡慕她。”

她起身表示要上洗手间。她走后，我问女侍有没有新鲜咖啡。她说有，于是我点了两杯。我坐在那儿等玛西亚·塔尔回座，心想温迪当初为什么想找室友，尤其对方又不清楚她的营生。一个月一百块，这动机实在不足。何况照玛西亚刚才的描述，室友对她卖肉的生涯显然会造成种种不便，而这当然远非玛西亚提供的小额进账所能弥补的。

她回座时，女侍刚好端了咖啡过来。“谢谢，”她说，“我开始感到酒力了，是需要喝点这个。”

“我也是，待会儿还得开长途车回去。”

她拿出一根烟，我擦根火柴为她点上。我问她是怎么发现温迪上床要收钱的。

“她跟我讲的。”

“为什么？”

“妈的，”她说，吐出一线烟雾。“她就是告诉我了，可以吗？别再问了。”

“统统说出来，对你对我都好。”

“你凭什么认为还有别的好讲？”

“她怎么做？把她一个男伴推荐给你？”

她的眼睛喷出怒火。她闭闭眼，猛吸一口烟。“差不多就是那样，”她说，“不完全是，不过相当接近了。她告诉我她有个朋友的生意伙伴从外地来，问我想不想跟那人约会，我们可以来个四人行。我说恐怕不好，于是她就开始讲起我们可以一道欣赏精彩表演，然后吃大餐什么的。然后她又说：‘别傻了，玛西亚。你会玩得很开心，而且可以赚几个钱。’”

“你怎么反应？”

“呃，我没吓到。所以我大概是老早就起疑心了。我问她这话什么意思——当时问那种问题实在很蠢，于是她说跟她约会的男人都很有钱，而且他们也知道年轻女孩讨生活不太容易，所以分手前，他们通常都会给钱什么的。我说那跟妓女有什么两样，她说她从没开口跟男人要钱，不是那样，不过他们总是会给她一些。我想问多少，但没问出口，结果她还是讲了。她说至少二十，有时候有人甚至出一百。今晚她约会的对象一向给五十，她说，所以如果我跟着去，那就表示他的朋友应该也会给我五十。她问我这钱是不是很好赚——我们有表演可看，有大餐可吃，然后只要花半小时陪个高贵有礼的绅士上床就好了。她就是那么说的，‘高贵有礼的绅士。’”

“约会结果怎么样？”

“你这么肯定我去了？”

“你去了，不是吗？”

“我当时周薪八十，又没有人带我去吃大餐，或者看百老汇表演。我连个我愿意做爱的对象都没碰到。”

“那个晚上你玩得愉快吗？”

“不愉快。我脑里只有一件事：我得跟这个男人睡觉。而他又那么老。”

“多老？”

“不知道。五十五或者六十吧，我最不会猜年龄。总之我只知道，他对我来说太老。”

“不过你还是没借故溜掉。”

“没有。我已经同意要去，而且我不想扫他们的兴。晚餐很棒，我的男伴非常殷勤。可是表演我一点也没心情看，没办法。我一想到晚上的压轴戏就焦虑不安。”她顿一下，眼睛盯住我的肩膀上方。“是的，我跟他上床，是的，他给了我五十。是的，我也收下了。”

我喝下一些咖啡。

“你不打算问我为什么要收下那钱？”

“我该问吗？”

“我要那肮脏钱，我想知道那感觉怎么样——当个妓女。”

“你觉得你是妓女吗？”

“我干的不就是妓女的行当吗？我让男人睡我，然后收了他钱。”

我没说话。一会儿之后她说：“管他的，索性都说出来好了。我后来又做过几次，大概平均一个星期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为钱，不完全是。或许可以说……不知道，算是实验吧。我想知道我对这种事有什么感觉。我想……了解我的某一面。”

“你了解到什么？”

“我了解到我比我想的还要保守，我了解到我不喜欢在我脑里黑暗的一角不断看到的东西，我了解到我想过个比较，呃，干净的生活。我想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传统的那一套我都要。绕了一大段路，我才知道这是我要的。有了这个结论以后，我就知道我非搬不可。我不能再跟温迪住下去了。”

“她有什么反应？”

“难过得不得了。”回想到这点，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我挺意外的。我们其实不亲，至少我从来不觉得我们有多亲。我没跟她讲过心里话，她对我也不是推心置腹。我们常在一起，尤其是我开始接待男伴以后，而且我们聊很多，不过都是很表面的事。我觉得我住不住那里她应该都无所谓。我告诉她我得搬出去，也讲了原因，没想到她反应那么强烈，还求我再待下去。”

“有意思。”

“她告诉我，她可以分担更多房租。我就是那时候才发现她付的钱一直都是我的两倍。我想如果我要的话，她大概会让我免费住下去。而且她也提到我不需要接待男伴，说是如果我不自在的话，就不要再做。她甚至提议，她会把她的活动限制在我上班的时间——事实上，她很多男伴都是晚上没法从家里脱身的生意人，他们也只能下午过去，我搞那么久才知道真相，这是原因之一。她说晚上的男伴得带她上旅馆或什么的，还说我下班以后公寓就是我们两个的，不会有别人。但她没搞懂，我非得完全脱离那种生活不可。因为那对我诱惑太大，你知道。我当时卖命工作周薪才不过八十，辞职不干开始变成很大的诱惑。会起这种念头，我觉得非常害怕。”

“所以你搬出去了。”

“对。我打包离开时，温迪哭了。她不断说她不知道没有我的日子她该怎么过。我告诉她，她要找室友绝对不难，该找个比较能适应她生活方式的人。她说她不要太能适应的人，因为她不只是一重人格。我当时没听懂。”

“你现在懂了吗？”

“大概吧。我想她是需要一个比她稍微保守的人，能跟她滥交的性生活保持距离。回想起来，当初我同意和她一起赴约，她好像有点失望。她使出浑身解数说服我，可是我答应以后她却有点不对劲。你懂我意思？”

“大概吧。她这种表现也跟其他一些事情连得上。”玛西亚先前提到的某件事一直在烦着我，我打开我的记忆库，四处翻检搜索。“你说过她跟年纪大的人约会，你一点也不奇怪。”

“对。”

“为什么？”

“呃，因为学校发生的事情。”

“学校发生了什么事？”

她攒起眉心没说话，所以我又问一次。

“我不想给别人带来困扰。”

“她在学校卷入桃色纠纷？跟年纪大的男人？”

“我说过我跟她不熟，只是点头之交，我们好像哪个学期一块修过一两门课，不过谈不上认识。”

“她毕业前几个月离校，就是因为那事？”

“那事我其实知道的不多。”

我说：“玛西亚，看着我。那件事就算你不说，我也可以查出来。只是你可以帮我节省很多时间跟精力。我实在不想大老远跑到印第安纳找一缸子人问一缸子尴尬的问题。我……”

“噢，千万不要！”

“我也不想，不过这要看你了。”

她的资料支离破碎，主要是因为她所知有限。温迪离校前没多久闹过丑闻。她和教艺术史的一个中年教授有了婚外情，他的孩子跟她差不多年纪。他想离开他太太，娶温迪为妻。结果那位太太吞下大量安眠药，给紧急送医洗胃，保住了一条命。接下来自然是谣言满天飞，轰动整个校园，温迪只有收拾行李离开。

据学校谣传，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和年长的男子发生关系。她的名字曾经和好几个教授扯在一起，他们全都比她年长许多。

“我敢说有不少加油添醋的说法，”玛西亚·塔尔告诉我，“我觉得她不可能跟那么多男人发生关系，还能瞒着大家那么久。不过那次事情爆发以后，有关她的流言就愈传愈多。我想总有一部分是真的吧。”

“所以当初你要搬到她那儿时，就已经知道她作风大胆。”

“我跟你讲过，她的放荡我一点也不在乎，跟很多男人睡觉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只要她想，有何不可？”她斟酌了一番，“那之后我的想法是有了改变。”

“这个教艺术史的教授叫什么名字？”

“这我拒绝回答，不重要。也许你查得到。应该可以，不过我不想讲。”

“是叫科特雷尔吗？”

“不是。”

“在纽约，她认不认识什么叫科特雷尔的人？”

“没有吧，这名字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有没有哪个人她固定见面？比别人要熟？”

“没有吧。当然下午她是有可能常跟某个人约会，不过我不会晓得。”

“你看她大概赚多少钱？”

“不知道，我们不太谈这个。我想她的价码应该是三十左右，平均下来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很多男人给她二十。她提过有男人给她一百，不过我想那是少数里的少数。”

“你看她一个星期大概接几次客？”

“我是真的不晓得。有些人她也许一个星期见三次，也许四次。不过白天也有人找她。她不想赚大钱，只要够她过她想过的生活就行了。她常拒绝人家，一个晚上绝不超过一个客人。而且节目也不一定排满，吃晚餐看表演统统来。有时男人过来，她就直接跟他上床。不过她回绝不少人，要是跟谁合不来，就不会再有下一次。而且如果约见的生人她不喜欢的话，上床一定免谈，当然对方也不会付钱。还有些人是跟别的男人要到她电话，她会跟他们出游，不过如果不合意什么的，呃，她就会推说头痛回家。她没打算当富婆。”

“看来她一个星期应该可以赚个几百块。”

“差不多吧。比我赚的当然是多多了，不过长远看来其实也还好。我觉得她做这行不是为钱，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

“我恐怕不太懂。”

“人尽可夫，她乐在其中。”说这话时她脸红起来，“她热爱她的工作，真的。这种生活还有男人还有其他种种，我觉得她需要那种刺激。”

我从玛西亚·塔尔身上得到的比我预期的要多，也许不用再多。

你得适可而止。你永远不可能查出所有真相；不过你永远可以查到比已知的多，而你得知道从哪一点开始你问到的资料于事无补，你花掉的时间都是白费。

我可以飞到印第安纳，我会得知更多，不用说。但完事以后，我不认为我知道的一定比现在还多。我可以问出名字和日期，我可以找不同的人问他们各自对温迪·汉尼福德的看法。但我能为我的客户多要到什么呢？

我招手示意结账。女侍算账的时候，我想到凯尔·汉尼福德。我问玛西亚·塔尔，温迪有没有常常提到她父母。

“有时候她会谈到她父亲。”

“她说了他什么？”

“哦，猜测他是什么样的人之类的。”

“她觉得她不了解他？”

“噢，当然。他在她出生前就死了，她怎么可能了解他？”

“我说的是她继父。”

“噢。没有，我记得她从没谈过他，只除了隐约提过她该写信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她一切都好。她说过几次，所以我猜她大概一直在拖。”

我点点头：“她是怎么说她父亲的？”

“不太记得，只有个印象她好像把他神化了。有回我们在谈越南，她说不管那场战争是好是坏，去打的毕竟都是好人，另外她还讲到她父亲是怎么死在朝鲜战争中的。她好像说过：‘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想一切都会很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她没说。”

11

两点过后不久，我把车交还欧林公司。我进餐厅叫份三明治和柠檬派，然后翻阅笔记，看看能不能把已知的资料串连起来。

温迪·汉尼福德对年长男子情有独钟。如果想要的话，大可照心理学的说法，把这归因于她对她从未谋面的父亲的一种情感转移。念大学时，她意识到自己的魅力，跟几个教授发生关系。其中一个为她陷得太深，出了意外，事情闹开以后，她卷了铺盖独自来到纽约。

纽约有很多年长男子，其中一个带她去了迈阿密海滩。她租公寓的时候，同一人，或者是另一个，给她提供工作证明。而这一路下来，一定有过许多年长男子带她出去晚餐，塞个二十块给她坐出租车，在她的五斗柜上留下二十或三十或五十块。

她一向不需要室友分担房租。她补贴玛西亚·梅塞尔，向她收的房租远不及一半。她也有可能补贴理查德·范德普尔；而她找他当室友，动机或许跟她当初邀玛西亚同住是一样的——也跟她恳求玛西亚留下的理由一样。

因为这是个孤寂的世界，她一向是孤孤单单地活着，只有亡父的鬼魂跟她作伴。她得到的男人，对她有吸引力的男人，都属于其他女人——是和她春宵一度后都得回家的男人。她需要有个在贝休恩街公寓同住，但不会想和她上床的人，一个可以当好朋友的人。先是玛西亚——而玛西亚同意和她双双赴约时，温迪不是有点失望吗？我想没错，因为她虽然找到约会的同伴，但相对的，她却失去了纯真世界的伴侣——玛西亚在温迪身上感觉到的纯真。

然后来了理奇，他或许是更恰当的搭档。理奇，羞怯而又沉默寡言的男同性恋，他为她美化居家环境，煮大餐吃，带给她家的温暖；但他衣服放在客厅，和她分房而睡。而她相对地也提供给理查德一个家，她给了他女人能给的慰藉，但不像其他女人一样有性的需索。他搬去和她同住，从此不再光顾同性恋酒吧。

我付账离开，沿着百老汇大道一路走回旅馆。一个红着双眼睛、衣衫褴褛的乞丐挡住我的去路，想知道我有没有多出的零钱给他。我摇摇头，冲着他直走，他立刻闪到一边，一副想鼓起勇气骂我一声脏话的模样。

这事我还想多深入？我可以飞到印第安纳，在温迪学到如何定义她自己的那个校园到处打听招惹人厌。我可以轻易得知和她的关系曝出如此戏剧化结果的教授姓甚名谁。我可以找到那名教授，不管他是不是还在那所学校。他会跟我谈，我可以强迫他跟我谈。我可以一一访谈其他跟她睡过觉的教授，其他认识她的学生。

但他们又能告诉我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是要写她的传记，我只是想了解“真正的温迪”，好对凯尔·汉尼福德有个交代，告诉他她是什么样的人，而她又是为什么变成那样。我手头的资料应该已经可以轻易做到这点，我不需要到印第安纳访查更多。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凭良心说，我跟汉尼福德的约定不只是为了规避侦探执照法以及逃税。他给我的钱是礼物，正如我给凯勒和潘科夫和邮局职员的一样。为了回报他的馈赠，我要帮他的忙，正如他们帮我一样。我不是在为他工作。

所以我不能因为已经取得凯尔·汉尼福德需要的解答，就放手不管。我自己也有一两个问题，但答案尚未完全揭晓。我有了大半解答——至少我是这么认为——但仍有几处空白需要填满。

我走进去时，文森特坐在前台。不久前他给我不少脸色，现在他还不确定我有没有记恨在心。我才给了他一张十块钱的圣诞节礼金，这应该已经充分表明我的宽大为怀，但我靠近时他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缩缩身子。他现在缩了一缩，然后递上我房间的钥匙以及一张肯恩的留言条。上头写了个我能联络到他的号码。

我从我房间打过去。“噢，马修，”他说，“真高兴你打来。”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啊。我只是忙着在享受今天的休假。休假和坐牢，二选一，而我对牢房一向都没多大兴趣。我敢说一进里头，准保会留下生动不快的回忆。”

“我听不懂。”

“我讲话有那么暧昧吗？我听了你的话，跟凯勒副队长谈过。我的店预定今晚某时要遭到突袭。俗话说得好：事前有准备，到头不吃亏。所以我已经做好准备工作，要我一个酒保今天下午和晚上帮忙看店。”

“他知道为什么吗？”

“我还没那么坏，马修。他知道他会坐牢，也知道他很快会被保释出狱，而且不消多久就可以宣判无罪。他也晓得走这趟路，口袋里可以多五十块钱。我自己哪，老实说，就算给我十倍的价钱，我也不愿意灰头土脸地给揪送法办。不过俗话说得好：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嗯，还有啊，你那位凯勒副队长蛮合作的，只不过他跟我收了一百块，比你说的要多五十。我没跟他讨价还价应该没错吧？”

“应该没错。”

“我也是那么想。总之，如果事情有了结果，这价钱只是小意思而已。你不介意我提了你名字吧？”

“一点也不。”

“这样我以后找他办事应该就方便多了。不过这一来我就欠了你的情，我打算马上奉还。”

“理查德·范德普尔的事你有了消息？”

“没错。我在一家地下酒吧花了好几个小时，问了好多一针见血的问题。你知道休斯敦街那家吗？”

“不知道。”

“是我最爱的地下酒吧。有兴趣的话，哪天晚上我带你过去坐坐。”

“再说吧。你问到什么？”

“呃，我想想。我到底问到什么？我跟三个绅士谈过。他们回忆起是怎么把我们的星星王子带回家喝牛奶、吃饼干。我还跟另外几个男人谈过——我很想发誓他们做过同样好事——不过他们的记忆雾蒙蒙的不太清楚，很不幸。我说过他应该不是男妓，看来的确不假。他从没跟人要过钱，有个家伙说他想塞些钱给理查德坐出租车回家，但小伙子硬是不要。出淤泥而不染，你说是不是？”

“嗯。”

“现在这个年头尤其难得啊。事实部分全讲完了，剩下的就是印象了，不过我想你最有兴趣的大概就是这个。”

“对。”

“看来理查德不是什么性感小猫。”

“哦？”

他叹口气：“小男生不太喜欢性，技巧也不甚高明。我想不是因为胆子不够，虽然他的确是神经紧张兼焦虑不安。说来应该是因为他对床上那套作业无法苟同，而且性本身也没带给他多大乐趣。而且他拒绝亲密关系。脏的那套他会乖乖做完没有怨言，不过你可不能握着他的手或者摸他肩膀。这种事也不是没听过嘛，你知道，就有那种同性恋，只要高潮不要爱。他们所有的朋友都注定了只能做完就算。不过他好像连性交都没法享受。”

“有意思。”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还有哪，只要一做完，理查德就会巴巴地赶着上路。不是过夜型，连留下来多喝一杯咖啡跟白兰地都不肯。就是砰——磅——谢了——先生，然后拍拍屁股拜拜。而且没有兴趣再续前缘。有个家伙实在很想和星星王子重温旧梦，不是因为性交愉快——一点也不，而是因为他大感好奇，以为再给个机会，他就可以戳破他硬绷绷的外壳。理查德死不答应。谁跟他同床共枕过，谁就别想再跟他讲话。”

“这三个男人……”

“不给名字，马修。我有我的原则，我是有的。”

“我对他们的名字没兴趣，我只不过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同一型。”

“哪方面？”

“年龄。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吗？”

“差不多。”

“都是五十以上？”

“你怎么知道？”

“只是猜的。”

“猜得好，依我看他们都在五六十之间，年龄全写在脸上，可怜虫，跟我们这种在青春泉里洗过澡的人真是没得比。”

“嗯，全都说得通。”

“怎么说？”

“一言难尽。”

“意思是要我滚蛋？我无所谓。只要知道我帮上忙了，我就已经心满意足，别无所求。反正我也不需要多你这个故事，在我老掉牙的时候跟我孙子献宝。”

12

埃迪·凯勒不在他的书桌旁。我留话要他回电，然后下楼到大厅的书报摊买份报。电话铃响时，我正看到《阿比夫人信箱》。

他谢谢我把肯恩介绍给他，但声音听来有点戒心。我已经不在警方，他用不着给我回扣。

我撤除他的戒心：“你可以帮我个小忙做回报。找个人打几通电话，或者查查档案。我自己大概也可以办到，不过得花三倍的时间。”

我把要做的事跟他讲清楚。要还我人情这对他来说再容易不过，于是他欣然接受。他说他会再打来，我说我不出门，就等他电话。

一小时以后，几乎一分不差，电话来了。科特雷尔公司在松树街上的克兰汉斯大楼有过办公室。该公司发行一份华尔街通讯达十二年之久，直到老板过世才停刊。这个老板名叫阿诺德·莱弗里特，两年半前过世。没有什么叫科特雷尔的人跟公司有过关系。

我道声谢挂断。这算是圆满的解释，我一直找不到科特雷尔是因为原本就没这个人。莱弗里特在温迪·汉尼福德的生命里扮演过某种角色，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不过这角色是大是小，现在已经无从得知。除非借助灵媒，我不可能找到他求证。

反正也没事干，我打了个长途到伊甸石，又找来那个经理。他还记得我。我问他是否可以帮我查个叫莱弗里特的先生，而这回他花的时间要少多了，因为他一听就知道该查哪些档。如我所料，他们的记录上指出，阿诺德·莱弗里特夫妇从九月十四号到二十号都住在伊甸石。

我终于查到她生命中一个男人的名字。如果莱弗里特留下个寡妇，我可以跑去骚扰她，不过这样做弊多于利，不必跑这趟无谓的差事。现在我可以忘了是谁带她到佛罗里达，也不用一天到晚纳闷那天杀的科特雷尔是哪号人物。他不是个人，只是家公司，而且已经倒闭。

我绕过转角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坐在吧台。这天真是够我受了，开车来回马马罗内克比我预计的还要累人。我打算今晚就坐在吧椅上，好好品尝掺着波本的咖啡消磨时间，混到夜深再回房睡觉。

结果天不从人愿。两杯下肚以后我想到有件事该办，没法说服自己不办。这样做八成是浪费时间，不过我做的事其实全是浪费时间，看你从什么角度看。显然我心里头有个什么，命令我非得浪费时间不可。

搞半天结果其实不算浪费。

我在第九大道搭上出租车，一路听司机抱怨汽油的价钱。这全是阴谋，他说，然后开始解释起内幕。大石油公司都是锡安教徒在把持，经由减产他们可以影响大众意见，鼓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起来，强占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土地。他甚至还找了个说法，把这跟肯尼迪的谋杀兜到一块。我忘了是哪个肯尼迪。

“这是我的理论，”他说，“老兄你觉得怎么样？”

“是个理论。”

“听来蛮有道理的，不是吗？”

“这方面我不太清楚。”

“嗯，当然，美国老百姓个个都跟老兄你一样。一问三不知，啥事都没人关心。随便啥事拿来做民调，有一半的人都没意见。没意见！所以我说这个国家快完了。”

“我就知道是有个原因。”

他在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的图书馆前把我放下车。我穿过石狮之间，拾级而上到了微卷室。我查查我笔记本上阿诺德·莱弗里特的死亡日期，填在纸条上。一个眼神忧伤，穿着牛仔裤和格子衬衫的女孩把一卷胶片交给我。

我把影片卷上扫描机，然后开始找。在微卷上看过期的《纽约时报》很难不分心。其他报导会吸引你的视线，浪费你的时间。但我强迫自己找到正确日期的讣文版，看到阿诺德·P.莱弗里特的讣文。

他没占多少空间，四段，全都平淡无奇。他心脏病发，死在华盛顿港的家中，留下妻子与三个小孩。他上过某些学校，为某些股票经纪人做过事，然后1959年开办一份有关华尔街时讯的《科特雷尔每周分析》，死时五十八岁。只有最后这个陈述跟我的调查能沾上边，而这点其实我早已推论出来。

不知道人的脑子是怎么转的。也许是眼角无意中瞄到别的报导，搅动了我脑里的什么。我不知道触媒是什么，而且是一直到离开微卷室，走下一半楼梯时我才意识到脑里的骚动。我马上转身回去，找到1959年的《纽约时报》索引。

这是莱弗里特开办他那份通讯报的年份，所以触媒或许就是这个。我翻阅索引，得知马丁·范德普尔太太正是这年过世。

我其实没有预期会看到讣文。她只是个牧师娘，而他又没什么名气，不过是布鲁克林蛮荒地一个小教区的牧师而已。我本想顶多也只会登个不起眼的死亡公告，但其实却上了讣文版。

等我把该年的胶片上了扫描机，找到登她讣文的那页后，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认为她有那个价值。

马丁·范德普尔太太，前弗朗西丝·伊丽莎白·海吉曼小姐，自杀身亡。她在湾脊第一复兴教会牧师会馆的浴室割腕自杀，发现她陈尸浴缸的是她年幼的儿子理查德。

我回到阿姆斯特朗酒吧，但我此刻的心情和这里格格不入。我在第九大道上往北走，再踏上哥伦布大道。我闯进好几家酒吧——走累了就停下来快饮一杯。哥伦布大道有好多酒吧。

我在找个什么，但我一直要等找了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我其实应该早就猜到。我以前也有过像这样的经验：走过一条条黑街，想逮个机会把积压在心里的恶气统统发泄出来。

我在哥伦布大道，靠近八十几街的地方逮着机会。我踏出一家挂着爱尔兰招牌，而顾客全讲西班牙话的酒吧。我跌跌撞撞，步伐和酒鬼跟水手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看到正前方十到十二码的门廊有点动静，但我还是继续往前迈进。等他拿把刀从门廊一跃而出时，我知道我已经找了他好几个小时。

他说：“快，快，乖乖把钱拿出来。”

他没有毒瘾。大家都以为他们全有毒瘾，其实不然。有毒瘾的人会闯空门，拿走电视、打字机，可以马上变现的一些小东西。五个抢匪里顶多一个真有毒瘾，另外四个干这行当是因为他们懒得工作。

而且也可以借此证明他们勇猛过人。

他有意让我看到刀锋。我们位处阴影底下，但刀面还是映上一点光线，邪恶地对我猛眨眼睛。那是把菜刀，木头柄，刀刃有七八英寸长。

我说：“放轻松点。”

“让老子瞧瞧你他妈的钞票。”

“没问题，”我说，“只是刀子请你小心点，我一看到刀子就紧张。”

我看他约莫十九二十岁。他没几年前脸上爆过很多青春痘，灾情惨重，现在两颊和下巴全是坑坑洼洼。我作势要往上衣内侧胸袋掏东西，然后自自然然地颠跌一下，斜只肩膀，右脚跟站稳，然后左脚往他腕上踢过去。刀子从他手里飞开。

他伸手要抓，犯下大忌，因为刀子落在他后头，而他当时又是踉踉跄跄。他其实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就是直接扑到我身上，要不就是扭头跑掉。但他却做了不智的决定，想把刀子夺回去。

他连离刀十英尺①的距离都不到。当时他失去平衡，步履蹒跚，于是我一手抓住他肩头，把他像陀螺一样旋过来。我张开右手甩过去，手掌根正好击中他的人中。他咿呀大叫，两手护住脸孔，我趁机往他肚子连捶三四下。他折下腰时，我两手捧住他的后脑勺，抬起我的膝盖撞上去。

这一撞可真是结结实实，力道十足。我放开他，他昏昏糊糊佝着身子，膝盖处弯成直角。他的身体不知道是该直起身，还是倒下去。我捧起他下巴用力一推，算是帮他做了决定。他身子挺起来，倒下去，然后瘫在地上，动弹不得。

我在他牛仔裤的右边口袋找到厚厚一卷钞票。他抢钱不是为了买牛奶给他饿扁了的弟弟妹妹，不，谢谢，不是，他屁股上已经塞了将近两百块钞票。我往他口袋塞回一块零钱让他搭地铁，剩下的全部入了我的腰包。他一动不动躺在那里，目睹整个过程。我看他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弯下一只膝盖，左手抓起他的右手，把脸凑向他。他目瞪口呆，一脸惊惶。我很满意，因为我的本意就是吓他。我要他知道恐惧是什么，感觉怎么样。

我说：“听着。要在这些黑街讨生活，你可得又狠又快又准，这三点你都做不到。我劝你还是早点找个正经工作，不要误了自己，因为你在这儿混不下去。你以为干这行非常容易，这你就大错特错了，今天算是让你缴费学到一课。”

我把他右手的指头一根根往后扳断，只扳四根，大拇指留着没碰。他没有尖叫或什么的。我想大概是吓麻了吧。

我拿走他的刀，丢进我碰到的第一个下水道栅口，然后走过两个街口到百老汇大道，叫辆出租车回家。

① 十英尺约合三米。

13

我觉得我根本没有睡着。

我褪下衣服爬上床。我阖上眼睛，滑入可以不需要完全睡着就能梦见的那种梦，心里明白这是场梦，我的意识保持距离站在一边，像剧评家冷冷坐在一旁看戏。然后一串串事件涌上来，于是我知道我不可能睡着，也不想睡着。

于是我把莲蓬头开到最热，关上浴门站在浴缸旁，算是即兴的土耳其浴。我在里头待了半小时左右，让积在体内的劳累和酒精借着流汗排出去。然后我把莲蓬头的温度调到可以忍受的程度，开始淋浴，最后一分钟我以冰水冲洗。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真的有益健康。我看这只是斯巴达式的磨人方式。

我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的西装。我坐在床沿，拿起电话。亚勒格尼航空公司刚好有我想搭的班机。飞机五点四十五分由拉瓜迪亚机场起飞，七点多一点可以把我送到我想去的地方。我买来回票，回程时间未定。

五十八街和第八大道交叉口的童年餐厅通宵营业，我点了碎牛肉加蛋，灌了好多黑咖啡。将近五点时，我坐上一辆出租车的后座，请司机把我载到机场。

这班飞机绕路在奥尔巴尼市停一站，得多花不少时间。飞机准时在那里落地，几个人下机，另外几个人上机，然后驾驶员又带着我们腾空而起。第二趟起飞，飞机根本没有机会保持水平飞行：我们才停止升空，就开始降落。在尤蒂卡机场，我们颠簸了一下，但没什么好抱怨的。

“祝各位旅途愉快，”空中小姐说，“保重。”

保重。

我觉得大家好像是近几年来，才在道别时说这两个字。人人开始有了危机意识，整个国家陡然意识到，我们住在一个随时需要保持警觉的世界。

我是打算保重。至于旅途是不是能够愉快，我可不太确定。

我从机场搭车到尤蒂卡市，七点三十左右抵达。十二点过几分我打到凯尔·汉尼福德的办公室，没有人接。

我打到他家，是他太太接听。我报上名字。“斯卡德先生，”她试探性地说，“你，呃……有进展了吗？”

“是有些眉目。”我说。

“我叫凯尔过来。”

他拿起话筒后，我表示想和他碰面。

“噢，我懂。有些事电话上讲不方便。”

“嗯。”

“那……你能到尤蒂卡来吗？除非是绝对必要，我现在恐怕抽不开身到纽约，不过你可以搭今天下午或者明天的班机过来，很快就到了。”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到了尤蒂卡。”

“哦？”

“我在杰佛逊和莫好克街交叉口的雷克斯药房，你可以到这儿接我，我们一起去你办公室。”

“没问题，十五分钟？”

“可以。”

我认出他的林肯轿车。他停在药房前面时，我跨过人行道走上前去。我打开车门，坐在他旁边。他也许平常在家都习惯穿西装，要不就是他为了见我特地换上的。西装深蓝色，条纹不很明显。

“你要来应该事先跟我讲一声，”他说，“我可以到机场接你。”

“不必，我想借这个机会游览你住的城市。”

“这地方不坏。也许以纽约的标准来看，太安静了，不过这也不见得就是缺点。”

“没错。”

“以前来过这儿吗？”

“来过一次，好几年前了。这儿的警察抓到我们通缉的嫌犯，我来这儿把他押回纽约。那趟我是坐火车。”

“今天这趟飞行怎么样？”

“还好。”

他巴不得赶紧问我，为什么突然不告来访。但他可是有教养的人，吃午餐的时候要等咖啡上桌才能谈生意，我们的公事也得到了他办公室才能讨论。汉尼福德药业的仓库偏处城西一角，而他接我的地方则在城中。我们一路往城外开，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他把他认为我会有兴趣的东西指给我看，我也只有嗯嗯啊啊佯装有一点兴致。终于到了库房。他们一周上五天班，此时除了几辆闲在一旁的卡车外，没有其他车子。他把林肯停在一个卸货台旁，然后领我走上坡道进到仓库里。我们穿过一条长廊，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打开天花板的灯，指张椅子给我，然后坐到书桌后头。

“怎么样？”他说。

我不觉得累。我突然想到我其实应该非常疲倦。没睡觉，昨晚又灌了少许黄汤，但我精神还好。不算抖擞，但也不累。

我说：“我是来跟你报告的。你女儿的事我能查的都已经查到了，我想你也不用知道更多。我可以再多花我的时间，多花你的钱，不过我看没必要。”

“没花你多少时间。”

他的音调不带感情，我听不出这话有没有弦外之音。他是佩服我的效率，还是不高兴他的两千块只买到我五天的时间？

我说：“够久了。如果你一开始就对我毫无隐瞒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省点时间。也许不会。不过至少我查起来应该容易一点。”

“我不懂。”

“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没想到这点。你觉得我该知道的你已经都告诉了我。如果我要找的只是事实，那你或许没错，但我要找的是能够拼凑出图像的事实。如果事情全都摊在我面前的话，我查起来应该比较容易。”他一脸迷惑，浓黑的眉毛挑高到眼镜上方。“我没事先通知你我要来，是因为我在尤蒂卡有事要办。我是大清早搭机过来的，汉尼福德先生。我花了五个小时才知道你五天前就可以告诉我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

“我去了几个地方。市政厅的人口统计处、户政事务所、警察局。”

“我没雇你到尤蒂卡来问问题。”

“你根本就没雇我，汉尼福德先生。你娶你太太是在——呃，我不用告诉你日期。你们两个都是第一次结婚。”

他什么也没说。他摘下眼镜，放在他前面的书桌上。

“你早该告诉我温迪是私生女。”

“为什么要讲？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你确定？”

“嗯。”

“我可不敢这么确定。”我吸一口气，“韩国仁川港一役，不幸阵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里，有两名是尤蒂卡去的。其中一个是黑人，不用考虑。另一个叫罗伯特·布娄，已婚。他是不是温迪的父亲？”

“嗯。”

“我不是要揭旧疮疤，汉尼福德先生。我想温迪知道她是私生女。当然也有可能她知不知道都无所谓。”

他站起来，走向窗口。我坐在那儿，暗想温迪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我赌十比一她知道。罗伯特·布娄是她成长过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她一辈子都在寻寻觅觅，找他的替身。她对他产生暧昧难解的感情，似乎是因为知道了什么汉尼福德和她母亲都没透露的秘密。

他在窗旁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扭头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或许我早该告诉你，”他终于开口道，“我不是故意隐瞒。我是说，当时我完全没想到温迪是……私生女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根本不提此事，我压根儿没想到要讲。”

“这我了解。”

“你说你有事报告。”他说。他回到椅子坐下：“请讲，斯卡德。”

我回溯到印第安纳。温迪念大学时，对同龄的男孩没有兴趣，只喜欢年长男子。她跟几个教授发生关系，或许都只是逢场作戏，但至少有一个认起真来，至少男方如此。他想离开他太太。这位太太服药自杀，或许是真的想死，或许是为了挽救她的婚姻才耍的手段，也或许连她也搞不清自己动机何在。

“总之，轰传出一段丑闻。整个校园沸沸扬扬，不过有没有上校方记录我不知道。温迪在毕业前两个月离校，这就有了解释。她没法再待下去。”

“当然。”

“她消失后学校没有急得抓狂，道理一样。我原本还很纳闷，因为照你所说，他们的反应好像不很强烈。显然他们当初是想通知你她走了，但又不打算告诉你她离开的原因。总之，他们之所以不在意她的去向，是因为他们知道其中内情。”

“噢。”

“她去了纽约，这你已经知道。她几乎是马上和年长男子发生关系。其中一个带她去了迈阿密，我可以给你他的名字，但这其实并不重要。他两年前死了。很难说他在温迪的生命里到底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但除了带她去迈阿密以外，他还让她在申请租屋时，借用他的名字。她在雇主栏写下他的公司，而经纪公司打去查对时，他也帮她圆谎。”

“房租是他付的吗？”

“有可能。到底当时他是帮她付了全部还是部分家用，只有他才能告诉你，只是你已经问不到了。不过照我看，她不是他的禁脔。”

“那同时她也跟别的男人交往？”

“我想没错。这个男的已婚，家在郊区，就算他想花很多时间跟她在一起，恐怕也做不到。而且依我看，温迪自己也不想跟任何一个男人固定下来。教授的太太吞药自杀，对她想必是一大打击。如果他对她迷恋到可以抛家弃子，想来她也可能对他用情很深——至少她可能是这么想。遭到那次挫折以后，她会提醒自己不能对任何人过于专情。”

“所以她结交很多男人。”

“对。”

“而且跟他们拿钱。”

“对。”

“你知道这是事实？或者你只是凭空臆测？”

“是事实没错。”我跟他提了点玛西亚·梅塞尔的事情，谈到她是怎么逐渐发现温迪维生的方式。我没补充说明，玛西亚也下海试过。

他垂下头，浆硬的西装两肩有点塌。“报纸还真说对了，”他说，“她是妓女没错。”

“也不完全是。”

“什么意思？这就像怀孕一样，不是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觉得比较像诚实。”

“哦？”

“有些人比别人诚实。”

“我一向以为诚实只有是与不是两种。”

“或许吧。不过我觉得有不同层次。”

“卖淫也有不同层次吗？”

“我是这么想的。温迪没到街上拉客，没有一个个嫖客轮番上阵，也没有把钱交给什么皮条客。”

“我还以为范德普尔做的正是这个。”

“不。稍后我会讲到他。”我把眼睛阖上一会儿。我睁开眼睛说：“这话我没法证实，不过我很怀疑温迪的本意是真的要卖肉。她也许是从好几个男人手上拿了钱以后，才醒悟到自己是在干什么。”

“我不懂。”

“我们假设有个男的带她外出晚餐，送她回家，结果跟她上床。他出门时，也许交给她一张二十元钞票，他也许是跟她说：‘我本想送你一束鲜花或者礼物，不过你何不就拿这些钱买点你喜欢的东西呢？’也许前几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她一再回绝，但后来她就开始习惯收下了。”

“我懂了。”

“不消多久，她就会开始接到素不相识的男人打的电话。很多男人喜欢把女人的电话广为传播，有时候是因为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借此提高他们的形象。‘这女孩很不错，她不能算是妓女，不过事后给她一点钱好了，因为她没工作，你知道，小女孩在大都市里讨生活实在很辛苦。’所以她有一天醒来，才猛然醒悟到她已成了妓女——至少是字典上定义的那种。可是当时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方式，而且感觉也很自然。照我看来，她从来没跟人伸手要钱。她一个晚上最多只见一个男人。如果哪个男人她不喜欢，以后的邀约她会回绝。而外出共进晚餐时，如果她觉得眼前的男人看不顺眼，她也会假称头疼，不和他上床。所以她是靠那方式赚钱没错，但她目的不在钱。”

“你是说她喜欢。”

“反正绝对不讨厌就是。她又没被人贩子绑架为娼，想要的话，她应该可以找到工作，她也可以回尤蒂卡的家，或者打电话跟你们要钱。你是想问她是性欲亢进吗？这我没有答案，不过我怀疑不是。我觉得她是得了强迫症。”

“怎么说？”

我站起来，移近他的书桌。桌子是暗色桃花心木做的，看来至少有五十年历史。桌上井然有序，摆了本记事簿，还有双层文件盘、纸插、两张镶框的照片。他看着我拿起照片仔细端详。其中一张照的是个年约四十的女人，两眼迷茫，脸上挂着隐约的笑容。我感觉到这个表情是她的注册商标。另一张照片是温迪，头发不长不短，两眼发亮，一口白牙可以去拍牙膏广告。

“这是什么时候照的？”

“高中毕业典礼。”

“这是你太太吗？”

“嗯。我忘了那是什么时候照的。六七年前吧，我想。”

“我看不出她们哪里像。”

“嗯，温迪像她父亲。”

“布娄。”

“对。我从没见过他，我太太说她长得像爸爸。我当然是无从判定，不过我太太是这么说的。”

我把汉尼福德太太的照片摆回原位。我深深看进温迪的眼睛，我们过去这几天变得非常亲密，她跟我。我现在对她的了解恐怕已经超过她能接受的限度。

“你刚刚说你认为她有强迫症。”

我点点头。

“强迫她的是什么？”

我把照片摆回原处。我注意到汉尼福德刻意避免对上温迪的眼睛。他没做到。他望进那对明亮的大眼，脸部抽动一下。

我说：“我不是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医生什么的，我只是当过警察的普通人。”

“我知道。”

“我只能猜测。我猜她一直都在找寻父亲，想尝尝做女儿的滋味，而他们一个个都想和她上床。不过她倒也无所谓，因为她爸爸正是这样的人。他是跟妈妈上床，让她怀孕，然后到韩国去，然后再也没有消息的人。他是已经跟别人结婚的某某人，所以吸引她的男人一定都是别人的丈夫。要找爸爸很可能大祸临头，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他可能太喜欢你，而妈妈就有可能吞下一大堆药，然后你就得打包走路。所以仔细想想，如果爸爸给你钱的话，应该比较安全。这样一来，一切就是单纯的金钱往来，爸爸就不会为你发狂，妈妈不会吞药，你也可以待在原处不用离开。我不是心理医生，我不知道教科书上是不是这样写。我从没读过教科书，也从没见过温迪。我是到她生命结束以后，才开始走进她的生活。我一直想走进她的生活，结果却得一再地面对她的死亡。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喝的？”

“啊？”

“你有没有什么喝的？譬如波本。”

“噢，我想是有一瓶什么酒。”

怎么可能有人连自己屋里有酒没酒都不知道？

“拿来吧。”

他的脸上闪过几种不同的表情。有意思。刚开始他是在想，我他妈的以为我是什么人，竟敢这样指使他，然后他领悟到此时此刻这种小事不必斤斤计较，于是他便起身走到酒柜前打开门。

“是威士忌。”他宣布说。

“很好。”

“我没什么可以调酒的。”

“无所谓，把酒跟玻璃杯拿来就好了。”而且找不到杯子也没关系，先生。

他把酒跟一只平底大玻璃杯端过来，然后带着研究的兴味，在一旁看着我把威士忌往杯里倒到三分之二满。我喝掉一半，把杯子放到桌上又拿起来，因为我想到可能会留一圈水渍。我动作迟疑不定，他会过意来，递给我几张便条纸充当杯垫。

“斯卡德？”

“嗯？”

“你说当初找个心理医生对她是不是会有帮助？”

“不知道，搞不好她试过。虽然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不过是有可能。我觉得她是在想办法。”

“以她那种生活方式？”

“嗯。她的生活算满稳定的。也许外人看来不觉得，不过我看法不同。她找玛西亚当室友，为的是给自己安定的感觉，后来找上理查德原因也是一样。她的公寓给人一种温馨祥和的居家感觉，家具搭配得宜，是居住的好环境。我想她生命里的男人是她必须通过的阶段，我看她应该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代表的是她肉体和感情上，在过渡阶段需要的求生工具，我觉得她的眼光已经放到将来她不再需要他们的那一天。”

我又喝了些威士忌。对我来说稍嫌甜了点，而且过于温和。不过下肚后，劲道倒也还差强人意。

我说：“就某些方面来说，我对理查德·范德普尔比对温迪了解得还要多。我访谈过的人里有一个跟我说，所有牧师的儿子都是疯子。我不知道这句话真实性有多少，不过我想他们大部分一定都没好日子过。理查德的父亲是那种烦忧易怒型的人物，严峻，冷漠，我很怀疑他是否懂得什么叫做父爱。理查德的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自杀。他没有兄弟姐妹，就这么个小孩和他父亲以及一个干瘪的老管家在坟墓样的牧师会馆里过活，这种成长过程让他对他父母产生非常矛盾的感情。他这种对上一代非常混杂的感情，跟温迪的情况倒是蛮类似的。所以他们才能那样互惠互助。”

“互惠互助！”

“对。”

“拜托你好吗，他可是杀了她！”

“他们的确配合得很好。她是那种他不需要提防的女人，而他是那种她不会误当做父亲的男人。他们共度的家居生活带给他们一种两人都没经历过的安定感觉，而且也没有性关系来破坏这种和谐。”

“他们没有上床？”

我摇摇头。“理查德是同性恋。至少在他搬去和你女儿同住前，他一直是以同性恋姿态出现。他不喜欢那种角色，很不自在。温迪给他机会脱离那种生活，他终于可以跟一个女人同住而不需要证明他的男子气概，因为她并不需要他当她的性伴侣。他自从碰上她以后，就不再去同性恋酒吧。我想她在那同时也改变了生活方式，不再约会。我没法证明，不过以前她一个星期总有几个晚上会外出与人共进晚餐，但我进她公寓看过，厨房储满各色食物，我想理查德大概每个晚上都为两人准备晚餐。我刚说过，我觉得温迪在想办法解决她的问题，照我看，他们两人是一起在想办法。也许到头来他们会上床，也许温迪会出去找个工作，不再以职业性的方式跟男人约会。我这只是在猜测而已，当然，不过我还想讲得更远一点。我想他们最终也许会决定结婚，一切或许会有个圆满的结局。”

“纯粹是假设。”

“我知道。”

“你说得好像他们在谈恋爱。”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谈恋爱，我只知道他们之间一定有爱。”

他拿起眼镜，戴上去又摘下来。我往杯里再倒些威士忌，啜一小口。他久久坐着不动，看着自己双手，偶尔抬眼瞄瞄立在他书桌上的两张照片。

终于他说：“那他为什么杀了她？”

“这问题我没法回答。他完全不记得杀了人，而且在他的记忆里，这整个过程又跟他母亲的死纠缠不清，混在一起。再说，这并不是你想追究的问题。”

“是吗？”

“当然。你想知道的是，你女儿的死你得负多少责任。”

他什么也没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女儿时，发生了什么事？想跟我说吗？”

他不想，不是很想，他花了好几分钟才做完暖身。他模模糊糊讲到她是什么样的小孩，多么聪明活泼热情，还有他多爱她。

然后他说：“在她大概——实在记不太起来，不过我想她当时应该有八岁大，八岁或九岁。她喜欢坐在我怀里，搂我……搂我，吻我，而且她习惯扭来扭去，而——”

他得停下一会儿。我没说话。

“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不过有一天她坐在我怀里，而我——哦，老天。”

“慢慢来。”

“我兴奋起来，身体上的兴奋。”

“难免会。”

“是吗？”他的脸看起来像彩绘玻璃，“我实在——实在无法想象。我觉得自己好恶心，我爱她就像爱女儿一样，至少我是一直那么以为，等我发现我对她有性欲……”

“我不是专家，汉尼福德先生，不过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是一种身体反应。有些人坐火车也会勃起。”

“我不只是那样。”

“也许。”

“我很清楚，斯卡德。我被自己在心底看到的东西吓坏了，我担心那结果，担心那对温迪可能带来的伤害。所以我那天就做了个决定，我不再和她那么亲近。”他垂下眼睛，“我退缩了，我强迫自己限制对她的感情，我是说感情的表达。也许连带我对她的感情吧，不知道。不再有那么多拥抱、亲吻和抚摸。我下定决心不能再旧事重演。”

他叹口气，盯住我的眼睛，“这你猜中了多少，斯卡德？”

“一点点。我以为还会再往下发展。”

“我不是禽兽。”

“很多人做的事情你根本无法想象，但他们也不见得个个都是禽兽。你最后一次看到温迪时，发生了什么？”

“这事我从来没跟人讲过，为什么又要告诉你呢？”

“你不用，但你想。”

“是吗？”他又叹口气，“她从大学回来，我们的关系还跟以前一样，但她好像哪里变了。我想她当时大概已经发展出和年长男人发生关系的模式。”

“对。”

“有天晚上她很晚回家。她是单独出门的，也许有人来接她，我不晓得。”他阖上眼睛，回忆起那个晚上，“她到家时我还没睡。我没刻意等她回来，我太太早已入睡，而我有本书想看。温迪大约凌晨一两点回到家。她喝了酒，倒也没有跌跌撞撞，只是有点醉意。

“我看到了她的另一面，她想……她勾引我。”

“就那样？”

“她问我想不想上她。她说了……一些脏话，告诉我她想跟我做些什么。她试图抓住我。”

“你怎么做？”

“我甩了她一巴掌。”

“噢。”

“我告诉她她醉了，要她上楼睡觉。我不知道那巴掌是不是打醒了她，她脸色一暗，一句不吭就转身上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到也许应该到她那儿跟她说声没关系，忘了也就算了。结果我什么也没做。我又坐了一个小时，就回房去睡了。”他抬起眼睛，“到了早上，我们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以后也没再提起那件事情。”

我喝光杯里的酒。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每个细节。

“我没去找她的原因……我觉得她那样做很恶心，我想吐。但我心里头的欲望却给……挑了起来。”

我点点头。

“我不太确定那晚进了她房间以后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斯卡德。”

“不会有事的。”

“你怎么知道？”

“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些小小阴暗的角落，只有浑然不觉的人才会控制不住。你看到了自己这点，所以应该会有能力把持住。”

“也许。”

一会儿之后我说：“我觉得你不需要怪罪自己。照我看，那种事其实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温迪躺在你怀里扭动引起你的性欲，那其实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她在挑逗你——不过我相信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都说得通——跟她母亲竞争，想在每个她觉得有吸引力的男人身上找到她父亲的影子。很多女学生都想勾引教授，你知道，而大部分教授也都在学习怎么挡驾。温迪的成功率算是蛮高的，她显然功夫到家。”

“真奇怪。”

“什么事？”

“你原本把她讲得像受害者，现在她听来却像害人精。”

“每个人都有这两面。”

一路开车到机场，我们都没什么话说。他好像比先前来得放松，但我很难看出，这到底有多少是表面装的。如果我对他有什么正面影响，与其说是因为我帮他查出什么，倒不如说是因为我叫他吐露了一些事情。他其实该找的是牧师或心理医生，他们可能都会做得比我好。只不过他拣选的是我。

我开口道：“不管你决定给自己安上什么罪名，有件事你要记得：温迪是在复原。我不知道她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找到比较正常的谋生办法，不过我想最多应该不会超过一年。”

“这点你不可能确定。”

“我当然没法证明。”

“这样想反而更糟，不是吗？更叫人痛心。”

“是更叫人痛心没错，是不是更糟我就不知道了。”

“嗯？噢，我懂了。你这样分倒满有意思的。”

我走到阿勒格尼航空公司的柜台。他们有个班机一小时内会飞到纽约，我划好机位，转过头时，汉尼福德站在我身边，手里拿张支票。我问他那是干吗，他说我没提到要钱，而他也不知道该给多少才算合理，但他对我的成果非常满意，想给我一点谢礼。

我也不知道要拿多少才算合理。但我想起我跟路易斯·潘科夫讲过的话：有人把钱送上，一律收下就是。我收下了。

我一直到上飞机才把支票摊开来看。一千块。我到现在还不太确定他为什么要拿钱给我。

14

我在旅馆房间里，打开一本平装的《圣徒字典》信手翻阅。我发现自己在看圣玛丽·戈雷蒂的故事。她1890年生在意大利，十二岁时，有个年轻男子开始向她求爱。后来他企图强暴她，以死威胁她听命于他。她不肯，他便杀了她，拿刀在她身上一刺再刺。她二十四小时之后才死。

经过八年毫无悔意的囚禁，杀她的凶手萌生忏悔之心，我读到。服刑将满二十七年时，他被释放。1937年圣诞节那天，他想尽办法要和玛丽的寡母并肩共领圣餐。从此以后，他一直是要求废弃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案例。

我永远能在那本书里找到有趣的东西。

我到隔壁去吃晚餐，但没什么胃口。服务生说要把我吃剩的牛排打包，我告诉他不必费事。

我绕过转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坐在后头角落里的桌子。几天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凯尔·汉尼福德星期二走进我的生活，而现在是星期六。感觉上好像远远不止这么几天。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星期二才开始的，但事实上，事情的起头远早于那天。我啜饮波本咖啡，心想到底能回溯到多久以前。在过去的某一点上，这一切或许就注定要发生，但我不知道那一点究竟是什么时候。有那么一天，理查德·范德普尔碰到温迪·汉尼福德，而那当然可以算是某种转折点，但也许他们各自的结局早在那天之前就已成定局，而他们的碰面只是要促成那最终的结果。也许一切要归源于更早以前——罗伯特·布娄死在韩国那天，弗朗西丝·范德普尔在浴缸切开静脉的时候。

也许是夏娃的错，谁叫她乱吃苹果，制造麻烦，让人类得到分别善恶的知识，以及经常做出错误抉择的能力。

“请小姐喝杯酒？”

我抬起头。是特里纳，没穿制服，脸上的笑容在研究过我的脸后逐渐消失。“嗨，”她说，“你神游哪儿去了？”

“内太空。”

“想一个人静一静？”

“刚好相反。你是不是要我请你喝一杯？”

“刚才是有过那么个念头。”

我招手叫来服务生，为她点了杯威士忌苏打，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杯。她谈到前一天晚上服务的几个阴阳怪气的顾客。我们边聊边喝，叫了好几回酒，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指尖轻触我的下巴尖。

“喂。”

“啊？”

“你神色不对，有麻烦吗？”

“今天过得糟透了。我飞到州北，谈了场不太愉快的话。”

“是你前不久跟我讲过的案子？”

“我跟你讲过？嗯，大概吧。”

“现在想谈谈吗？”

“或许待会儿吧。”

“好。”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话。这儿星期六一向很安静，今天也不例外。有两个孩子进门，走向吧台。我不认得他们。

“马修，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回答。酒保卖给他们两盒六罐装的啤酒，他们付钱离开。我吐口气，我不知道自己刚才一直屏着气。

“马修？”

“只是反射动作。我以为他们要抢劫，最近神经绷得太紧。”

“噢。”她的手盖上我的。“天晚了。”她说。

“是吗？”

“有点。你陪我走回家好吗？过几个路口就到了。”

她住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五十六街上，在一栋崭新建筑的十楼。门房勉强抖起精神抛给她一个微笑。“我有些酒，”她告诉我，“而且我泡的咖啡绝对比吉米高明。跟我上去吧？”

“好哇。”

她的公寓是工作室，一个很大的房间，挖进一方凹室摆张窄床。她告诉我外套能挂哪里，然后放了张唱片。她说她已经在煮咖啡，我说我不想喝。她为我俩倒了酒，然后蜷坐在一张红色的厚绒沙发上，我坐在一张有点磨损的灰色扶手椅上。

“好地方。”我说。

“快要有点样子了。我想在墙上挂些画，有些家具以后也得换新，不过我现在住得还算喜欢。”

“你在这儿多久了？”

“十月搬过来的。我本来住上城，实在很讨厌每天搭出租车上下班。”

“你结过婚吗，特里纳？”

“结了三年，将近。我已经离婚四年了。”

“跟前夫还见面吗？”

“我连他住哪一州都不知道。我想他应该是在东岸，不过我不确定。干吗问？”

“只是随便问问。你没小孩？”

“没有，他不想要。后来处不下去了，我很庆幸没生。你呢？”

“两个男孩。”

“一定很不好带。”

“不知道。有时候吧，我想。”

“马修？要是刚才真是抢劫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什么也不做，或许。的确是没有什么我能做的。怎么了？”

“你没看到你自己的表情，好像随时准备扑过去的野猫。”

“反射动作。”

“当了那么多年警察的结果。”

“大概是吧。”

她点上一支烟。我拿起酒瓶为我们两人再添些酒，然后我就坐到沙发上，靠着她，讲起温迪和理查德。几乎什么都讲。我不知道是她还是酒还是两者的结合，总之突然间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讲起这件事，而且觉得非讲不可。

然后我说：“难就难在得知道能告诉他多少。他怀疑是他对她造成伤害，不管原因是在于他克制住了他对她的感情，还是他曾不自觉地想引诱她。我跟他一样也没法找出答案。但还有别的事。命案，他女儿是怎么死的。那有多少是我能告诉他的？”

“呃，那些他统统都知道了，不是吗，马修？”

“他知道的是他想知道的部分。”

“我不懂。”

我嘴唇开始嗫嚅，但又放弃了。我往我们的杯子里再倒些酒。她看着我：“想把我灌醉？”

“把我们两个都灌醉。”

“我看酒精已经开始起了作用。马修……”

我说：“很难决定自己的权限到底在哪里。我想我大概是在警界待太久了吧，也许我不该离开。你知道我那件事吧？”

她移开视线：“好像哪次听人说过。”

“呃，如果没碰到那件事，我是不是迟早也会离开呢？这点我一直都在纳闷。当警察非常安全，我不是说工作稳定那种安全，我是指感情上的安全。不会碰到那么多问题，而真要碰上的话，也都有很明显的答案——至少当时看来是这样。

“听我说一个故事。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也是发生在格林威治村，女主角二十多岁。她在她的公寓被人奸杀，尼龙丝袜绑在她的脖子上。”特里纳打个哆嗦。“那回没有马上破案，没有人浑身沾着她的血跑到街上招摇。那种案子你就只能不断地挖，调查每个嘘过那女孩的人、那栋大楼的每个人、跟她在工作上有过接触的人、在她生活里扮演过任何角色的男人。老天，我们起码找了几百个人谈过。

“呃，有个男的我打开始就很怀疑。浑身横肉的狗杂种，是她那栋大楼的管理员，当过海军，因为行为不检给踢出来。我们有他的前科记录，两次攻击别人被抓，但都因为被害人拒绝起诉，没有受审。两个案子的被害人都是女的。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要把他的身家背景调查得一清二楚。我们说到做到。而且我跟那狗杂种谈得愈多，就愈肯定是他干的没错。有时候你就是知道。

“但他有很好的掩护。我们判定死亡时间是在某一个小时之内，但他太太口口声声说她发誓他一整天都没离开她的视线，而我们也没有证据推翻她的说法。没法证明他在命案发生的那段时间去过那女孩的公寓，完全无能为力。连个他妈的指纹都没有，而且就算有，也等于没有，因为他是管理员，他有可能是去修水管或什么的才把指纹留在那里。我们啥也没有，一丝线索都没。我们知道他是真凶的唯一原因是我们就是知道，没有哪个地区检察官会蠢到根据这个理由找陪审团审这案子。

“所以我们只好去调查其他每个有那么半点可能的人。当然，我们毫无进展，因为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前进，于是那案子就给归到‘开放档案’中，意思是我们知道它永远不会结案，意思也就是它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已经结了，因为不会有人吃饱饭没事干还去管它。”

我站起来，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我说：“不过我们知道是他干的。这都快把我们逼疯了。知道每年有多少人杀人不偿命吗？比大家想的要多多了。而这个洛德，我们知道他就是凶手，可是我们动不了他。他就叫这名字，雅各布·洛德。

“案子归入所谓的开放档案以后，我跟我的伙伴还是放不下，每天总要提上一回。后来我们跑去找这个洛德，问他有没有测过谎，你知道这种测验吧？”

“嗯，电视看过。”

“用测谎器。我们对他非常坦白，告诉他他可以拒绝接受测验，也告诉他测验结果不能列为不利于他的证据——的确是不行。我不晓得这种规定合不合理，不过法律是这么说的，我们也没办法。

“他同意接受测验。别问我为什么，也许他是怕拒绝的话太可疑；虽然他应该晓得我们他妈的本来就认定是他杀了她，不管测不测验，他都脱不了嫌疑。也可能他是真的以为他可以胜过机器。反正他做了测验，我们找来最好的测谎员帮忙，测验结果跟我们想的完全一样。”

“他有罪？”

“毫无疑问，他铁定有罪，可是我们又能怎么样？我告诉他机器说他说谎。‘呃，那些机器偶尔总会犯几个错啊，’他说，‘因为这回它就出了错。’然后他就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他知道我不相信，也知道我他妈的拿他没办法。”

“老天。”

我走过去，再度坐在她旁边。我啜了些酒，眼睛阖上一会儿，回忆起那狗杂种的眼神。

“你们怎么做？”

“我跟我伙伴讨论半天，我的伙伴想把他推到河里。”

“你是说杀了他？”

“杀了他，用水泥封起来，然后丢到哈得孙河。”

“你一辈子做不出这种事来。”

“不知道。当初我是有可能附议。你知道，是他干的，他杀了那女孩，他迟早再干一票的几率实在很大。呸，妈的，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啦。知道是他干的，知道他知道我们知道是他干的，然后还要把这个混账放回家——好像只有把他扔进河里才能消我这口气，要不是想到了更好的办法，我搞不好真会动手做了他。”

“想到什么？”

“我有这么个朋友在毒品侦缉组。我告诉他我需要海洛因，要很多，我也告诉他以后全都会拿回来。然后有一天下午洛德和他太太都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偷溜进去栽他的赃。我把毒品塞到毛巾架里头，放进他的马桶浮球里，我把那鬼玩意藏进每一个我能想到的明显的可藏匿的地方。

“然后我就去找我毒品组的朋友，告诉他我知道他上哪儿可以来个他妈的大丰收。他一切照手续来，拿到搜索令什么的，洛德那时候人在州北的丹尼莫拉城，啥都不知道。”我忍不住要笑。“审判后等裁决时，我到牢里看他。他唯一的辩解是说他根本不知道海洛因怎么会跑到他家，不用说，陪审团没有被这句话搞得整晚睡不着。我去看他，我说：‘你知道，洛德，可惜你没法去测个谎，搞不好还真能说服人家你不知道毒品的来路。’他只有光着眼看着我，因为他知道他是给谁害的，这回可是换了他拿我们没辄。”

“老天。”

“结果是二十比十判他私藏毒品。服刑大概三年的时候，他跟别的囚犯因为一些小事打架，给一刀捅死了。”

“老天。”

“问题是，你开始会想，到底你有多大权利可以那样子扭转局面。我们有权利陷害他吗？我无法想象让他逍遥法外，总得想个法子定他的罪吧？要是办不到的话，我们有权利把他扔到河里吗？这个问题我更没法答了，我想了很久。对与错之间总该有条界线，可是实在很难知道该画在哪里。”

一会儿之后，她说快到上床时间了。

“我这就走。”我说。

“你想留下也可以。”

我们还蛮合的。有那么一会儿，所有难解的问题都不见了，躲在阴暗的角落。

完事后，她说我应该留下：“我们可以一起吃早餐。”

“好。”

然后，她睡眼惺忪地问：“马修？你刚刚说的那案子，关于洛德那个？”

“怎么？”

“你为什么会想到要讲？”

我有个冲动想说出来。不过这点我可得守住关口，就像我也隐瞒了凯尔·汉尼福德一样。

“只是两个案子的一些共同点啦，”我说，“同样是女孩在格林威治村被人奸杀，联想到而已。”

她模模糊糊嘟哝些什么我没听懂。我等她睡沉了以后，赶紧溜下床，穿上衣服。我走过几个路口，回到我的旅馆房间。

我本以为我会失眠，结果还好。

15

我抵达时，礼拜才开始进行。我溜到后排一个座位，从椅背架上抽出一本小黑皮书，找到引述的经文。我错过了祈祷文及第一首诗歌，但刚好赶上牧师引述律法。

他看来好像比我记忆中要高，也许是因为讲坛给人崇高的感觉。他的声音浑厚有力，读起十诫威严十足。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房间不挤，约莫八十人出席，大多跟我同龄或者更大，带小孩的父母没有多少。教堂能容纳的人数，应该是到场人数的四或五倍。我想大多数会众在过去二十年大概都已陆续搬到城郊，取而代之的是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而他们过去的居处，现在住的则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今天来做礼拜的人会比往常多吗？他们的牧师才刚经历过重大的家庭悲剧。上周日他没有主持礼拜。这是他们在命案和自杀发生后，第一次有机会在正式场合见到他。好奇心会引来较多的人吗？或者压抑及羞愧的心——以及今早的寒意——会让许多人留在家里？

“不可杀人。”

斩钉截铁的宣告，这些诫令不容人争辩怀疑。不是万不得已，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我揉揉太阳穴。他能看到我吗？我想起他厚厚的眼镜，知道他应该不能。何况我又坐在后头靠边的地方。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我们站起来，合唱赞美诗。

礼拜花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念了一段《旧约·以赛亚书》，又念了一段《新约·马可福音》。又唱了首诗歌，作了一段祈祷，再唱一首诗歌。奉献盘传下来，我放了张五块钞票。

讲道内容正如题目所示，讨论的是：通往地狱之路布满善心。心怀至善、正义的目标行事是不够的，马丁·范德普尔说，因为伴随崇高目的而来的行动如果不义、不善的话，目的本身的价值就大有问题。

我没注意听他怎么周延地解释这点，因为我的心思已经完全被这个中心议题占满，开始活动起来。我在想，目的正确手段错误，跟目的错误手段正确，到底哪个较糟。这不是我第一次思索这个问题，也不是最后一次。

然后我们站起来，他手臂伸开，袖袍垂下，宛如巨鸟的双翼。他的声音在室内振荡回响。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全能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有几个人没跟范德普尔牧师寒暄几句就溜出教堂。其他人排好队等着和他握手，我排到最后。终于轮到我时，范德普尔对我眨眨眼睛。他看我眼熟，但想不起原因何在。

然后他说：“噢，是斯卡德先生！你来参加我们的礼拜，真是难得。”

“很棒的经验。”

“真高兴你这么说。没想到会再看到你，当然更是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无意的一次会谈，会把你引来寻找上帝。”他越过我的肩膀看向远方，嘴上挂着半抹笑容，“他的旨意凡人无法测度，是吧？”

“看来是。”

“像你这样的人会因为别人的一桩悲剧有了改变，将来哪一天，也许我可以拿这个来当布道的题目。”

“我想跟你谈谈，范德普尔牧师。私下谈。”

“哦，”他说，“今天我恐怕抽不出时间。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宗教方面的疑惑，我了解这种迫切需要解答的感觉，但——”

“我不想谈宗教，先生。”

“哦？”

“我要谈的是你儿子和温迪·汉尼福德。”

“我知道的我已经都告诉你了。”

“这回恐怕是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情，先生。我们最好能现在谈，而且非得私下谈不可。”

“哦？”他专注地看着我，我凝神观看他脸上多种感情的变化。“好吧，”他说，“我的确有事得马上处理，不会太久。”

我等着，不到十分钟他就过来了。然后他亲密地搭着我的肩带我走到教堂后面，穿过一扇门进入牧师会馆，踏进上回我们谈过话的房间。壁炉里点的是电能火，他跟上次一样，站在那前头烘暖他纤长的手。

“早上的礼拜结束后，我习惯喝杯咖啡，”他说，“你也要吗？”

“不了，谢谢。”

他离开房间，然后捧杯咖啡进来。“怎么，斯卡德先生？什么事情这么急？”他的语调刻意放得轻松，但隐伏着紧张。

“今早的礼拜我很喜欢。”我说。

“嗯，你刚才说了，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不过……”

“我本以为你会引述另外一段《旧约》经文。”

“《以赛亚书》是蛮难理解的，我同意。他是诗人、先知。有兴趣的话，今天那段我可以介绍你读些有趣的评注。”

“我本想你会引用《创世记》的一段。”

“噢，我们要等到圣神降临节才会从头开始讲经。为什么特别提《创世记》？”

“我说的是《创世记》里的某一段。”

“哦？”

“第二十二章。”

他闭了会儿眼睛，蹙眉专心思考。他睁开眼，抱愧地耸耸肩。“以前我章节一向记得还算清楚，这大概是老化过程带来的一点小祸害。要我帮你查吗？”

我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的试炼。‘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很美的一段。”他的眼睛盯着我，“你能背诵经文实在很不简单，斯卡德先生。”

“前些天我有个理由需要读这一段，一直忘不了。”

“哦？”

“我在想你也许能把这章解释给我听。”

“以后我们当然可以找个时间谈，不过我搞不懂这有什么好急……”

“搞不懂吗？”

他看着我。我起身往他那儿迈近一步。我说：“我想你应该懂。我想你或许可以跟我解释亚伯拉罕和你之间有趣的共通点。你可以告诉我如果神不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的话，结果会怎么样。你可以再跟我多谈谈，通往地狱之路是怎么布满善心的。”

“斯卡德先生——”

“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狠得下心杀死温迪·汉尼福德，还有你为什么让理奇代你一死。”

16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你知道，先生。”

“我儿子犯了一宗惨绝人寰的谋杀案，我敢说动手的那一刻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原谅他所做的，我也向上帝祈祷，求他原谅他……”

“我不是你教堂的会众，先生。我知道所有你以为没有人会发现的事情，你儿子唯一一次杀人是他自杀的时候。”

他坐那儿愣了好一会儿，慢慢消化我讲的话。他的头稍稍下垂，姿势像在祷告，但我不认为他在祷告。他开口时，语气与其说是要自我防卫，倒不如说是好奇，每个字听来都有认罪的意味。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斯卡德先生？”

“很多我查到的事情，还有它们拼凑起来的结果。”

“告诉我。”

我点点头。我想告诉他，是因为我一直想找人倾谈。我没有告诉凯尔·汉尼福德，我差一点就告诉特里纳——开始暗示她，但终究还是没有开口。

范德普尔是我唯一能讲的人。

我说：“这案子不查自破，警方是那样看，因为只能那样看。不过我接这案子要找的不是凶手，我本来只是想多了解些关于温迪和你儿子的事。结果我知道得愈多，就愈难相信是他杀了她。

“他被定罪是因为他浑身沾了血跑到人行道上，而且歇斯底里。不过如果先搁下这点，他是凶手的说法就开始漏洞百出。他下午过了一半突然请假离开，那原本是可以事先设计好的，不过他没有。他是消化不良拉肚子，结果老板好不容易才把他劝回家。

“他到家的时间算一算，根本就没剩几分钟可以让他奸杀她后又跑上街。当天他的举止如常，唯一明显的不同是他胃痛。理论上说，他是无意撞见她，而她不知怎么引得他当场抓狂。

“但到底是怎么回事？突然起了性冲动？他跟那女孩住一起，我们应可以很合理地假设说，他随时都可以跟她做爱。而对他我了解得愈多，就愈肯定他从没跟她上过床。他们同住，但没有同寝。”

“你怎么知道？”

“你的儿子是同性恋。”

“不可能。”

“是事实。”

“在神的眼里，男人之间发生关系是可耻的行为。”

“也许吧，我不是这方面的权威。理奇是同性恋，这点他觉得很不自在。照我看，他对任何性关系都没办法觉得自在。他对你，以及他母亲，有种非常矛盾暧昧的感情，所以任何性关系对他来说都是负担。”

我走向那窝假火。我在想，搞不好连壁炉也是假的。我转身看着马丁·范德普尔。他的姿势没变，仍然端坐在那儿，双手放在膝上，两眼看着他脚间的那方地毯。

我说：“理奇跟温迪一起，好像就沉稳很多。他开始能够规律地安排他的生活，我会说他变得比以前开朗。然后有个下午他回到家，不知道什么逼得他发起狂来。到底会是什么？”

他没吭声。

“他也许一进门就撞见她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不过这样讲没道理，因为照说他不会因此发飙。他早该知道她的营生，知道他上班时她会约别的男人到家。再说，应该有另外那个男人的痕迹，他总不会在理奇拿刀割人的时候跑掉。

“何况，理奇又是从哪儿拿来的剃须刀？他是用电动的，现在二十岁的年轻人不可能还用刀片刮。有些孩子随身携带剃须刀就跟带刀一样，不过理奇不是那种孩子。

“而他事后又是怎么处理剃须刀的？警方宣称他把刀扔出窗外，要不就是丢到别处，给路人捡走了。”

“听来不是挺合理吗，斯卡德先生？”

“嗯，如果他原本真有剃须刀的话。当然，他也有可能是拿刀子而不是剃须刀干的，他们厨房有很多刀子。不过我去过厨房，所有的柜子和抽屉都关得好好的，你总不可能一时冲动随手抓把刀子干掉某人，却还记得要把抽屉关好。不，我看只有一种说法讲得通：理奇回家，发现温迪已经死了或者快要死掉，他会歇斯底里原因在此。他没办法应付。”

我的头痛又回来了，我拿指节摩搓太阳穴。没多大用处。

“你告诉过我，理奇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过世了。”

“对。”

“你没说她是自杀死的。”

“你怎么知道她自杀？”

“只要是有记录的事，有心人一定可以查到。那种资料我不必费心去挖，重点是得想到去查。你太太在浴缸割腕自杀，她用的是剃须刀吗？”

他看着我。

“你的剃须刀吗，先生？”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的。”

“真看不出吗？”我耸耸肩，“理奇走进去，发现他母亲死在一摊血里。然后，十四年后，他走进贝休恩街一间公寓，发现跟他同住的女人死在她床上，也是剃须刀割死的，也是躺在一摊血里。

“从某种角度来看，我认为温迪·汉尼福德对来说他就像母亲一样。他们在彼此的生活里，一定扮演过很多不同的代理角色。但突然一声霹雳，温迪变成他死去的母亲，理奇没法应付这个变化，结果我想他做了这辈子从没干过的事。”

“什么事？”

“他跟她性交——完全是无法控制的反应。他连衣服也没想到要脱，就那么躺到她身上和她媾合，事毕后他冲上街，开始扯着喉咙大声嘶喊，因为他脑里满满的就是他和他母亲交媾的画面，而现在她死了。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想法，先生。他以为他把她干死了。”

“我的上帝。”他说。

我在想，这四个字他以前应该从没用这语气说过。

我头疼得更厉害了。我问他有没有阿司匹林。他告诉我怎么到一楼的浴室，医药柜里有阿司匹林。我服了两颗，喝下半杯水。

我回到客厅时，他仍然保持原来坐姿。我坐回原位，看着他。还有很多话得讲，但我想等他打开话头。

他说：“实在意想不到，斯卡德先生。”

“是啊。”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理查德有可能是无辜的，我打开始就认定是他干的。如果你说得没错……”

“错不了。”

“那他等于平白死掉。”

“他是为你而死的，先生。他是燔祭用的羔羊。”

“你总不会真以为是我杀了那个女孩。”

“我知道是你，先生。”

“你怎么可能知道？”

“你跟温迪在春天碰过面。”

“对。我想你上回到这儿时，我就告诉过你。”

“你选个你知道理奇上班的时间过去。你想跟这女孩碰面是因为理奇和她活在罪恶里，你于心难安。”

“这话是我跟你讲的。”

“对，是你讲的。”我吸口气，“温迪·汉尼福德偏好年长男子——可以扮演她父亲角色的男人。碰到吸引她的男人，她会非常积极主动。念大学时，她引诱了好几个教授。

“她碰到你，深深迷恋上你。这点不难理解。你有威严，严苛冷峻，令人望而生畏。最重要的是，你就是理奇的父亲，而她和理奇一直像姐弟一样生活在一起。

“所以她就开始挑逗你，我想她这么做应该是驾轻就熟，而你又非常脆弱。你当了多年鳏夫，你的管家或许分内的事办得很有效率，但你当然不可能把管家当做泄欲的对象。上回在这儿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应该为理奇再婚。我想你真正的意思是，你应该为你自己再婚，这样你就不会对温迪·汉尼福德的诱惑毫无抵抗能力。”

“这全是你凭空臆测而已，斯卡德先生。”

“你跟她上床。也许那是你太太过世以后，你第一次做爱。我不确定，不过这也不重要。反正你是跟她上了床，而且我想你还蛮喜欢的，因为你又不断去找她。你自谴自责，但你没有因此回头，还是继续沉沦下去。

“你当然恨她。连她死了以后，你还特意告诉我她有多邪恶，我本以为你是要为你儿子的罪行，找个合理化的解释。当时我并没有认定他是凶手，不过我以为你是那么认为。

“然后你告诉我，他承认有罪。”

他没说话。我看着他拭掉前额的涔涔汗水，然后抹抹袍子。

“那其实也不代表什么。你可能一直想说服自己相信，理奇是带着悔罪的心死掉；要不也许他是真的跟你认了罪——因为事后他也糊里糊涂，根本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告诉过律师他发现温迪死在浴缸里，也许再多想一下，他就算不记得经过，也会总结是自己把她杀了。

“不过对温迪了解越多，我就越难把她跟邪恶联想在一起。我不怀疑她给某些人的生活的确带来负面影响，但她为什么会给你邪恶的感觉？这其实只有一个解释，先生。她引诱你做了你觉得可耻的事，而这又让你做了更可耻的事——你杀了她。

“你事先计划好了，把剃须刀带去。杀她之前，你和她上了最后一次床。”

“一派胡言。”

“一字不假。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你做了什么。验尸报告说，她死前不久有过口交和阴道交。理奇跟她应该是性器交合，所以我看你是脱下衣服，要她为你口交，然后亮出剃须刀把她割死。事后你就回家，让你儿子背这黑锅。”

我站起来，走到他椅子前站定。“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你是他妈婊子养的。你当时知道理奇再过两个小时就会到家，你知道他会发现尸体，你不见得预料到他会崩溃，但你知道警察会把他扭送警局，逼他认罪。你设计害他。”

“没有！”

“没有？”

“我本打算……报警，我想打匿名电话。他们会在他下班前发现尸体。他们会推断他跟命案没有关系，他们会把目标锁定在她某个性伴侣身上。他们永远不会想到……”

“你为什么没有照原定计划进行？”

他很困难地咽口气。他说：“我离开公寓，头晕目眩，我……被我做的事吓坏了。然后我看到理奇往公寓的方向走去。他没看到我，我看着他爬上楼，我知道……知道来不及了。他已经来到犯罪现场。”

“所以你就让他上楼。”

“对。”

“那你去探监的时候呢？”

“我想告诉他。我想……跟他说点什么。我……我开不了口。”

他上身前倾，两手抱着头。

我让他像那样坐了一会儿。他没哭，没发声音，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灵魂某处的黑洞。最后我站起来，从我口袋掏了瓶半品脱①装的波本。我打开瓶盖，递给他。

他不想要：“我不喝酒，斯卡德先生。”

“这是特殊情况。”

“我不喝酒，我家里不许有人喝酒。”

我琢磨后头这句话，心想他已经没有资格设定规则了。我咕噜咕噜灌了好几口。

他说：“你没法证明。”

“那么肯定吗？”

“只是你一些猜测而已。事实上，大部分都是猜测。”

“到现在你还没否认什么。”

“没有。事实上，我等于承认了，不是吗？不过我会否认我跟你说过这些话。你没有一丁点证据。”

“你说得再对也不过了。”

“那我就搞不懂你到底用意何在。”

“我没法证明什么。不过警方可以——如果我报案的话。以前他们没有必要展开调查，不过现在他们会开始挖，然后会挖出东西。他们首先会要你交代命案当天你的行动。你当然说不出来，不过这本身不足以构成罪名，但他们这就有理由追查下去。他们现在还封着那公寓，一直没理由动手采集指纹。现在他们可有理由了，而且一定可以找到你的指纹。我敢说你没有四处抹抹擦擦。

“他们会问你要剃须刀。如果你有把新的，他们会觉得纳闷。他们会翻出你所有的衣服找血迹。我想你杀她时应该是光着身子，不过你总会在哪儿留下一点血渍，没法洗掉。

“他们会一点一滴拼凑出整个案子来，事实上他们也不需要统统拼出来，因为你在拷问之下要不了多久就会崩溃。你会碎成破片。”

“我也许比你想的要坚强，斯卡德先生。”

“你是冷硬，不是坚强。你会垮的。我盘问过多少嫌犯你一定没法想象，哪种人受不了压力我一看就知道。对付你太容易了。”

他看着我，然后移开视线。

“不过你垮不垮其实都无所谓，而他们能不能找到足够的证据起诉你，也无关紧要，因为只要警方展开调查，你就没戏唱了。看看你的生活吧，范德普尔牧师。他们一旦开始，你就完了。你就没办法每个星期日对着你的会众宣读律法，你会颜面扫地。”

他默默坐了几分钟。我掏出酒瓶，又喝几口。喝酒抵触他的信仰。啐，杀人抵触我的。

“你目的何在，斯卡德先生？我得先声明我不是很有钱。”

“你说什么？”

“我想我是可以安排定期付款。我没办法付很多，不过我可以……”

“我不要钱。”

“你不是想勒索？”

“不是。”

他蹙眉看我，一脸不解：“那我就搞不懂了。”

我让他自己想。

“你还没去报警？”

“没有。”

“你打算去吗？”

“希望不用。”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又喝了点酒。我把瓶子盖好，放回口袋。我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小瓶药。

我说：“我在贝休恩街公寓的药柜找到这个，是理奇的。他十五个月以前找医生开的处方，是速可眠，安眠药。

“我不知道理奇是不是有失眠问题，不过他显然没服。这瓶子还是满的，有三十颗药。我想他当初买的时候可能打算自杀。很多人起先会那样想不开，有时候他们会改变主意把药扔了，有时候他们会留着准备下一次又有想死的念头时再服。另外还有些人觉得，自杀用品摆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比较有安全感。听说自毁的念头帮助很多人度过无眠的夜晚。”

我走向他，把瓶子放在他椅子旁的小茶几上。

“里头的分量够了，”我说，“如果统统服下，保证你可以长眠不醒。”

他看着我：“你全计划好了。”

“对。我的时间都拿来想这个。”

“你要我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的生命已经完了，先生。现在只是要看你想怎么结束。”

“要是我服下这些药呢？”

“你可以留张纸条。你因为儿子自杀非常沮丧，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离事实其实不远，不是吗？”

“如果我拒绝呢？”

“我星期二早上就去警局。”

他深呼吸好几下。然后他说：“凭良心说，你真认为让我活下去不是好事吗，斯卡德先生？我的工作对众人有益，你知道。我是很好的牧师。”

“也许你是。”

“我真的认为我对世人有益。我做的好事不是很多，但多少总有一些。我想继续行善难道有什么不对？”

“没有。”

“而且我不是什么罪犯，你知道。我是杀了……那女孩……”

“温迪·汉尼福德。”

“我杀了她。哦，你认定那是悉心策划、冷血无情的谋杀，对不对？你知道我发过多少誓，永远不再见她？你知不知道我攥着剃须刀到她公寓几次？一心一意想要杀她，但又害怕犯下这天理不容的大罪。那种矛盾跟折磨你能想象吗？”

我什么也没说。

“我杀了她。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再杀人。凭良心说，你真认为我对社会来说是个祸害吗？”

“对。”

“为什么？”

“杀人不偿命会危害社会。”

“但如果我照你的提议去做，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为那个理由结束生命。没有人会知道我在为谋杀付出代价。”

“我会知道。”

“你打算法官跟陪审团都一手包了，是不是？”

“不，得一手包的是你。”

他阖上眼睛，往后靠坐。我想再喝酒，但终究没有掏出瓶子。头痛还在，阿司匹林毫无作用。

“自杀在我看来是罪，斯卡德先生。”

“我同意。”

“真的吗？”

“当然。如果不是这么想的话，我早就自杀了。还有更大的罪。”

“杀人。”

“那是其中之一。”

他牢牢地看着我：“你觉得我是恶人吗，斯卡德先生？”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善与恶，这种事情我一向搞不清楚。”

“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你出发点是很好，这你布道时也提过。”

“而我布下的是通往地狱的路？”

“呃，我不知道你的路通往哪里，不过一路上的确出了不少事，对不？你太太自杀，你情妇被割死，你儿子发狂，还为一件他没做的事上吊。这样说来，你是善是恶？这点你得自己想清楚。”

“你打算星期二早上到警察局？”

“必要的话。”

“我自行解决的话，你会保持沉默？”

“对。”

“那你呢，斯卡德先生？你是代表善，还是恶的力量？我敢说你已经想过这个问题。”

“偶尔。”

“你的回答呢？”

“模棱两可。”

“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强逼我自杀？”

“我可没有逼你。”

“没有吗？”

“没有。我是好意给你自杀的机会，只有笨蛋才会放弃。我可没逼你做任何事情。”

① 半脱品约等于284毫升

17

星期一大清早我就醒了。我在转角处买份《纽约时报》，配着培根煎蛋和咖啡一起消化。一名出租车司机在东哈勒姆区遇害，有个乘客拿冰锥刺过玻璃隔板的通气孔把他戳死。现在每个读过《纽约时报》的人都会晓得，又多了个方法可以干掉出租车司机。

银行开门的时候，我到那儿把凯尔·汉尼福德给我的支票存进一半。剩下的我领现金，然后走过几条街到邮局买张汇票。我在旅馆房间里把信封写上地址，贴好邮票，拿起话筒拨给安妮塔。

我说：“我要寄个几百块给你。”

“不用了。”

“呃，买些东西给孩子们吧。他们怎么样？”

“很好，马修。他们现在在学校，当然。错过你的电话他们会很难过。”

“反正电话上也讲不了什么。我在想，我可以买到星期五晚上大都会棒球队的票。看你能不能把他们送到体育馆，赛后我会叫出租车送他们回家——如果你觉得他们愿意的话。”

“我知道他们一定愿意。我开车载他们过去，绝对没有问题。”

“呃，那就看能不能买到票了。应该不会太难。”

“要我告诉他们吗？还是等你真拿到票了再说？或者你是想亲自告诉他们？”

“不，由你讲吧，怕他们另外安排了节目。”

“为了跟你一起看比赛，他们什么都可以取消。”

“重要的事可就不能了。”

“他们也可以跟你一起回城里。你可以帮他们在你旅馆租个房间，隔天再送他们坐火车回来。”

“到时候再说吧。”

“嗯。你怎么样，马修？”

“很好。你呢？”

“还可以。”

“你跟乔治还是老样子？”

“为什么问？”

“只是好奇。”

“我们还碰面，如果你是要问这个的话。”

“他有没有考虑跟罗莎莉离婚？”

“我们已经不谈这个问题了。马修，我得走了，他们在按喇叭催我。”

“好吧。”

“票的事早点跟我讲。”

“当然。”

消息并没有登在《邮报》上，不过下午两点左右我把收音机转到一家新闻台，听到了相关报道。马丁·范德普尔，湾脊区第一复兴教会的牧师，被他的管家发现死在卧室里。验尸报告还没出来，不过死亡原因暂定是吞服大量的巴比妥酸盐。范德普尔牧师目前已知是理查德·范德普尔的父亲，理查德最近因为谋杀与他同住格林威治村一间公寓的温迪·汉尼福德被捕，畏罪自杀。据称范德普尔牧师为他儿子的死悲痛不已，显然他结束自己生命的原因在此。

我关掉收音机，又坐了约莫半小时。然后我就绕过路口到圣保罗教堂，在捐款箱放了一百块钱，是凯尔·汉尼福德给我酬金的十分之一。

我在靠后头的地方坐了一会儿，思考很多事情。

离开前我点上四根蜡烛。一根给温迪，一根给理奇，一根照例是给埃斯特利塔·里韦拉。

还有一根给马丁·范德普尔，当然。

黑暗之刺

（马修·斯卡德系列）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陈佳伶　译

版权信息

书名：黑暗之刺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陈佳伶

书号：ISBN 978-7-220-10672-9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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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没有看见他走进来。我坐在阿姆斯特朗后排那个我一向坐的位置上。午餐的人潮已经散去，吵闹的声音也降了下来。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现在你毫不费力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外面一片灰蒙蒙的，吹着可怕的风，空气中含着雨意。不过，这种天气真适合待在这家位于第九大道的酒吧里，一边喝掺有波本威士忌的咖啡，一边读《邮报》上有关第一大道砍人的报道。

“斯卡德先生吗？”

他大概六十岁左右，高额头，淡蓝色的眼睛上面架着一副没有镜框的眼镜，变灰的金发服服帖帖地伏在头皮上。他大约五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高，重一百七十磅上下，肤色白皙，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瘦削的鼻子，嘴小唇薄，穿着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戴着红黑金三色条纹领带。他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拿着雨伞。

“我可以坐下吗？”

我朝我对面的那张椅子点点头。他坐下来，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钱包，递给我一张名片。他的手小小的，上头戴着共济会的戒指。

我看了名片一眼，还给他。“抱歉。”我说。

“但是……”

“我不需要任何保险，而且你也不会想要卖给我的。我的风险很高。”我说。

他发出一种类似紧张的笑声。“老天啊，”他说，“你当然会这么想，不是吗？我不是来向你推销东西的。我都不记得有多久没写个人保单了。我专门负责公司团体保险。”他将名片放在我们中间的蓝格子桌布上。“拜托你。”他说。

从名片上看来，他的名字是查尔斯·伦敦，共同人寿新罕布什尔总代理。地址在松树街四十二号，位于市中心金融区内。上面有两个电话号码，一个在市区，另外一个的区域号码是914。应该在北边郊区，也许在韦斯特切斯特。

当特里纳过来为我们点饮料时，我手中还拿着他的名片。他点了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我则还有半杯咖啡没喝完，等特里纳走开听不见我们的谈话声时，他说：“弗朗西斯·菲茨罗伊向我推荐你。”

“弗朗西斯·菲茨罗伊？”

“菲茨罗伊警探。第十八分局。”

“哦，弗兰克，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第十八分局。”我说。

“我昨天下午和他碰的面。”他把眼镜拿下来，用餐巾擦亮镜片。“他向我推荐你，我刚刚说过了，当时我决定考虑一个晚上再说。我没怎么睡。今天早上我有约会，然后我到你住的旅馆，他们告诉我在这里可能找到你。”

我等他继续说。

“斯卡德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是芭芭拉·埃廷格的父亲。”

“芭芭拉·埃廷格。我不……等一下。”

特里纳端着他的饮料过来，放在桌上，一言不发地走开。他弯着手指握住杯子，但是没有将杯子拿起来。

我说：“冰锥大盗是我知道这个名字的原因吗？”

“没错。”

“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九年。”

“她是受害人之一。我那时候在布鲁克林工作。柏根街和弗拉特布什区的第七十八分局。芭芭拉·埃廷格，是我们分局的案子，对吗？”

“是的。”

我闭上眼睛，让记忆浮到脑海中。“她是后面几个受害人之一。应该是第五或第六个。”

“第六个。”

“在她后面还有两个，然后他就洗手不干了。芭芭拉·埃廷格。她是个教师。不对，不是教师，但类似这样的工作。一家日间托儿所。她在一家托儿所工作。”

“你的记忆力不错。”

“应该可以更好的。但是我只处理到判定又是冰锥大盗后，就把案子转给专案承办人。我想起来了，是中城北区。事实上，弗兰克·菲茨罗伊那时候就在中城北区。”

“完全正确。”

我突然记起那时候的感觉。我记得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厨房里，死亡不久的腥臭味压过烹煮食物的味道。一个年轻的女人躺在油毡上，衣衫零乱，身体上有数不清的伤口。我记不得她的长相，只知道她死了。

我喝完我的咖啡，真希望我喝的是纯波本威士忌。坐在我对面的查尔斯·伦敦啜了一小口他的苏格兰威士忌。我看着他金戒指上的共济会标志。我觉得很奇怪，那些标志代表什么意义，还有这些标志对他个人而言又代表什么。

我说：“几个月的时间内，他杀了八个女人。从头到尾都使用相同的犯案手法，大白天里在被害人的家中展开攻击，用冰锥戳得伤痕累累，攻击了八次以后销声匿迹。”

他什么都没说。

“九年后他们逮到他。什么时候的事？两个礼拜以前吗？”

“快三个礼拜了。”

我没有特别用心读那则新闻报道。两个上西城的巡逻警察在街上拦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搜身时翻出一把冰锥。他们把他带回警察局，清查他的档案，发现他刚服完在曼哈顿州立医院的延长拘禁。有人多事问他干吗带把冰锥在身上，他们还真是走运。在大家都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前，他就全盘招认了那一长串还未破案的谋杀案。

“他们登出了他的照片，”我说，“小个子，对吗？我不记得他的名字。”

“路易斯·皮内尔。”

我看了他一眼。他的手放在桌上，指尖对着指尖，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看他一定觉得如释重负，经过这么多年，凶手终于被抓到了。

“没有。”他说。

音乐正好在这时停了。收音机播音员在推销订阅一本奥杜邦协会①出版的杂志。我等它结束。

“我有点希望他们没有抓到他。”查尔斯·伦敦说。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杀害芭芭拉。”

之后我回到座位上读完三份报纸，报道中大略提到皮内尔招认了七件冰锥大盗残杀案，但是他否认第八件是他干的。就算我先前已经看过这则消息，我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谁知道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杀人犯在事情过了九年后还能记得些什么？

根据伦敦先生的说法，皮内尔并非仅凭记忆，他还有不在场证明。在芭芭拉·埃廷格被杀的前一天晚上，皮内尔因东二十街一家咖啡店服务员的控告而被警察带走。他被带到贝尔维医院观察了两天才放出来。警方和医院都记录得十分清楚，芭芭拉·埃廷格被杀时，他被关在禁闭室里面。

“我不断告诉自己他们一定弄错了。行政人员记录进出院的日期可能会出错。但是他们并没有弄错。皮内尔对这件事的态度更是斩钉截铁。他十分愿意招认另外七件谋杀案，我推断他多少以此为荣。但是别人将他没犯的案子栽赃给他让他着实气愤。”伦敦说。

他拿起杯子，根本没喝又放下来。“几年前我就放弃了，”他说，“我认为永远抓不到杀死芭芭拉的凶手是理所当然的。一连串的杀戮突然停止，我猜这个杀人犯不是死了就是离开这里了。我幻想他经历了片刻的神志清明，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于是自杀了。假如能让我继续相信这个幻想，我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我猜想这类的事情偶尔会发生，正如一位警官曾经告诉过我的那样。接着我就想，芭芭拉是因为自然的不可抗力而死的，就好比说她是死于地震或水灾。杀她的力量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办法可以知道。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了解。”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芭芭拉并非死于不可抗力。芭芭拉是被人谋杀的，而且杀她的人把她的死布置得像是冰锥大盗的杰作。杀死她的人肯定是个十分冷静和精明的杀人犯。”他闭了会儿眼睛，脸部一侧的肌肉抽动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她是无缘无故被杀死的，”他说，“然而，今天，情形更糟，我明白她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杀死的。对我而言，这实在太可怕了。”

“是的。”

“我去找菲茨罗伊警探，看看警方现在打算怎么做。事实上，我不是直接找上他的。我去了一个地方，他们再把我送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我踢来踢去，你明白的，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我知难而退，不要再麻烦他们了。最后，我终于找到菲茨罗伊，他告诉我他们不打算缉拿杀害芭芭拉的凶手。”

“你希望他们做什么呢？”

“重新调查这个案子，着手侦查。菲茨罗伊让我明白我的要求不切实际。我原本很生气，但是他把我说服了。他说这是九年前的案子。那时候没查到任何头绪和嫌犯，现在当然更加不可能。几年前他们就已经完全放弃这八件杀人案。现在有七件能结案纯粹是意外之喜。对于还有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这件事，他或是任何一位和我谈过话的警官似乎一点都不在乎。我猜有成堆的杀人犯逍遥法外。”

“恐怕的确如此。”

“但我对这个特别的杀人犯有特别的兴趣。”他的小手握成了拳头。“她一定是被一个她认识的人杀死的。这个人还来参加她的丧礼，假装为她哀伤。天呀，我无法忍受。”

有几分钟我一言不发。我向特里纳使了个眼色，要她过来点饮料。这次我点了一杯纯酒。我已经喝够了咖啡。她把酒端过来，我一口气喝掉半杯。我感觉到它的热气流遍全身，驱走了一些寒意。

我说：“你要我做什么呢？”

“我要你找出杀死我女儿的人。”

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我说：“也许没有办法。”

“我知道。”

“就算有一条线索，经过了这九年也不管用了。我又能做什么警察做不到的事呢？”

“你能够尽力去做。这是他们做不到，或至少是不愿意做的事，结果都一样。我不是在指责他们不肯重新调查，但问题是，我要他们重新调查，而我又对他们使不上力，但对你，我可以雇用你。”

“不见得。”

“麻烦你再说一遍？”

“你不能雇用我，我不是私家侦探。”我解释道。

“菲茨罗伊说——”

我继续说下去：“他们有执照，而我没有。他们会填表格，写一式三份的报告，用单据报支出账，申请退税，他们做那些我不做的事。”

“斯卡德先生，那么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耸耸肩膀说：“有时候我帮别人忙，接受我帮助的人给一些钱，作为回报。”

“我想我明白。”

“你明白吗？”我把剩下的酒喝光。我想起布鲁克林那间厨房里的尸体。白色的皮肤，刺开的伤口旁黑色的斑斑血迹。“你要将杀人犯绳之以法，”我说，“你最好先弄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就算真有个凶手逍遥法外，就算真的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不会有什么证据留下来的。不可能在某人放五金工具的抽屉里找到沾染了血迹的冰锥。我可能运气好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然而这东西却不足以拿来放在陪审团面前作为呈堂证物。某人杀了你的女儿至今逍遥法外，这件事让你痛心。但是，如果你知道是谁做的，却又拿他无可奈何，你不会觉得更加沮丧吗？”

“我还是要知道。”

“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自己说的——某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她。不知道那个理由，你可能会活得快乐一点。”

“有可能。”

“但你想冒这个险。”

“是的。”

“好吧，我想我可以试着和几个人谈一谈。”我从口袋里拿出笔和记事本，翻到空白处，把笔套拿掉。“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说。

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记了一大堆笔记。在这期间，我又叫了一杯双份波本威士忌。他则叫特里纳把他喝的东西收走，倒一杯咖啡给他。我们结束谈话之前，特里纳为他续了两次杯。

他住在韦斯特切斯特哈得孙河畔的黑斯廷斯。芭芭拉五岁的时候，他们从市区搬到那里，那时她的妹妹林恩三岁。三年前，也就是芭芭拉去世六年后，伦敦的太太海伦因癌症去世。他现在一个人住在那里，每隔一阵子他就有把房子卖掉的念头，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曾跟房地产经纪人讨论贴告示出售的事。他认为他迟早要这么做的，到时候他可能搬到市区里或在韦斯特切斯特找间花园公寓。

芭芭拉活了二十六年。假如她还活着，现在应该三十五岁了。她没有小孩，死的时候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了，伦敦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讲到这件事，他的声音都变了。

道格拉斯·埃廷格在芭芭拉死后数年再婚。他们结婚时，他是政府福利部门的社会工作者，谋杀案发生后不久，他就辞掉这份工作，改行做销售。他第二任太太的父亲在长岛拥有一家体育用品店，他们结婚后埃廷格成为合伙股东。埃廷格现在和妻子住在米尼奥拉，有两个或三个孩子——伦敦不太确定数目。埃廷格一个人来参加海伦的葬礼，伦敦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和他联络过，也从未见过他的新任太太。

林恩·伦敦这个月正好满三十二岁。住在切尔西区的她在一家实验私立学校教四年级。芭芭拉去世后不久她就结婚了，她和她的丈夫结婚两年多后分居，不久就离婚了。没有孩子。

他提起其他一些人。邻居、朋友、芭芭拉工作的那家托儿所老板、那里的一位同事、她大学最好的朋友。有时候他记得名字，有时候不行，他把记忆片段提供给我，我可以从中自己找资料。不过这些线索都理不出什么头绪。

他讲了许多题外话。我不想局限他的话题。我想让他天马行空地讲，这样我更能对死者有全盘的了解。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能对她产生真实的感觉。我只知道她长相迷人，十几岁时就很受欢迎，在学校里表现良好。她热心助人，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家庭。从童年到她不能再活下去的年龄她都是一个无邪而具有温柔美德的女人的形象。我有种感觉，他并没有非常了解芭芭拉，由于工作忙和父亲这个角色的关系，他对她的感觉并不完全可信。

这并不稀奇，很多人在自己的子女为人父母前并不真正地了解自己的孩子，而芭芭拉并没能活到那个时候。

当他把能告诉我的都说完了以后，我大略看了一下我的笔记，然后把本子合上。我告诉他我会看着办。

“我需要一些钱。”我说。

“要多少？”

我从来就不知道如何开价钱。什么叫太少？什么又叫太多？我知道我需要钱——一向都如此，他也许可以源源不绝地供应。有的保险经纪人赚很多钱，也有的只赚一点点，但我认为推销公司团体保险应该收入颇丰。我用掷硬币来做决定，数目是一千五百元。

“这笔钱能买到什么，斯卡德先生？”

我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买我的努力。我会用这些钱找出些结果出来或是确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果情况比我预期的提早明朗化，我就赚到了你的钱，你也得到一些你想要的。假如我觉得我能查到更多东西，我会告诉你，你可以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付我钱。”

“非常随意，不是吗？”

“你可能不太习惯。”

他考虑着但没说什么。随后，他拿出支票簿，问我支票抬头要怎么开。我告诉他开给马修·斯卡德，他照着写上去，把支票撕下来，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

我没有把它拿起来。我说：“你知道，我不是你唯一的选择。还有许多人才济济的大公司，他们的做法要正规得多。不但报告详尽，收费和支出也精确计算。此外，他们可以取得的资源比我多。”

“菲茨罗伊刑警也这么说。他说他也可以推荐几家有名的侦探社给我。”

“但是他推荐我？”

“是的。”

“为什么？”我当然知道一个理由，但不是他告诉伦敦的那一个。

伦敦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说你是个狗娘养的疯子，”他说，“这是他说的，不是我。”

“还有呢？”

“他说你会全心全意地投入，这是一般大侦探社做不到的。而且，一旦你的牙齿咬到东西，你就绝不松口。他说虽然这案子看起来胜算不大，但你就是可以找出杀死芭芭拉的凶手。”

“他这么说吗？”我拿起他的支票，用心看了一下，再对折起来。我说：“他说得对。我会的。”

① 奥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美国一个致力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环保组织，根据著名鸟类学家、博物学家、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名字命名。

2

那时候要去银行已经太晚了。伦敦走后，我去吧台结账，顺便跟店家借了点钱。我的第一站是第十八分局，我考虑到两手空空不太礼貌。

我先打电话确定他在，然后搭往东的公共汽车，再换另一辆开往市中心的。阿姆斯特朗酒吧在第九大道靠五十七街的转角处。我住的旅馆在五十七街。第十八分局坐落在警察专科学校的一楼，这是一幢八层楼高的建筑物。新生训练，巡警预科班和警官升职考试都在这里进行。这里有一个游泳池、一座配备有重量训练机和一条跑道的体育馆。在这里可以上武术课，或到震耳欲聋的射击场做练习。

我感觉到那种每次我进警察局都会有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而且是个失败的骗子。我在办公桌旁停下来，说我来找菲茨罗伊刑警。穿制服的警员挥手叫我进去。他可能把我当成自己人了。我一定看起来仍旧像个警察，或走起路来像个警察，或是什么的。一般人这么看我，甚至连警察也是。

我直接走到小队办公室，看见菲茨罗伊在角落的一张办公桌上打报告。桌上堆放着六个一次性咖啡杯，每杯都还剩约一英寸高的淡咖啡。菲茨罗伊指了指一张椅子，我坐着等他做完报告。隔几张桌子，两个警察和一个瘦得皮包骨又长着一双青蛙眼的黑人小孩吵翻了天。我猜他是因为坐庄赌西班牙纸牌被抓。他们不会太为难他的，况且那也还称不上是世纪之罪。

菲茨罗伊还是我记忆中的老样子，也许年纪大了些，体重也增了些。我不认为他会花很多时间在跑道上运动。他有张结实的爱尔兰脸庞、灰色的头发，留个小平头。不会有太多人把他当成会计师、管弦乐团指挥或出租车司机，也不会以为他是个速记打字员——他在打字机上花了不少时间，但是他只用两根手指头打字。

菲茨罗伊终于做完了，他将打字机推到一边去。“我发誓全部的工作都是纸上谈兵，”他说，“光做这个和出庭，谁还有时间去调查什么？嗨，马修，”我们握握手，“好久不见了，你看起来倒不怎么糟。”

“我应该很糟吗？”

“不是，当然不是。要不要喝点咖啡？加牛奶和糖？”

“咖啡就好。”

他走到咖啡机那儿，又拿了两个一次性咖啡杯回来。那两个刑警还在戏弄那个赌纸牌的庄家，说他们怀疑他是第一大道的砍杀狂。那孩子很有分寸地顺着他们一起开玩笑。

菲茨罗伊坐下来吹凉他的咖啡，喝了一小口，做了个鬼脸。他点燃一支香烟，靠在旋转椅上。“你见过伦敦先生了吗？”他说。

“刚刚见过。”

“你怎么打算？你会帮他完成心愿吗？”

“我不知道话是不是这么讲的。我告诉他我会试试看。”

“对呀，马修，我想你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点好处。这家伙想要花点银子。你知道这像什么吗？就好像要他的女儿活过来，然后再死一遍，他以为他可以办得到这件事。问题是他根本就办不到。但是，如果能让他花一点钱，他会觉得好过一些，而这笔钱为什么不能给一个配得上它的好人呢？你知道，他有几个钱，而且这又不是在敲诈一个跛脚的报童。”

“我也是这么想。”

他说：“所以，你答应了要试试看。那好。他要我推荐个人给他，我马上就想到你。何不把生意介绍给朋友呢，对不对？人们互相照顾，才能使地球继续转动。大家不都这么说吗？”

他去倒咖啡的时候，我在手里放了五张二十元的钞票。现在我身体往前靠，把钱塞到他手中。“好啦，我可以利用几天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很感激。”我说。

“听着，朋友就是朋友，对吗？”他把钱收起来了。朋友是朋友，没错，不过恩情就是用来还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警局里外皆是如此，没道理为我破例。他继续说道：“所以，你要去找线索并且问一些问题。他要玩多久，你就哄着他玩多久，但你也不需要太卖命。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九年了。只要你结得了这件案子，我们就用飞机把你送去达拉斯，让你去猜一猜是谁杀了约翰·肯尼迪。”

“破案的线索一定很难找。”

“比登天还难。如果那时候有任何理由让人想到她不是冰锥大盗死亡名单上再添的那一笔，那也许就会有人深入一点去探查。不过你也知道事情是如何进行的。”

“当然。”

“现在第一大道上有个家伙在街上挥舞着一把屠刀四处砍人。我们推测这些都是随意攻击事件，对吧？我们不会跑去问受害人的老公，他老婆有没有和邮差乱搞，就好像她，叫什么来着，埃廷格，也许她就是和邮差乱搞才会被杀死的。不过，当时看起来似乎没有必要清查这方面的问题，如今想要这样做，简直像是要变魔术。”

“是呀，至少我会做做动作。”

“当然，为何不？”他用手轻轻拍着一个纸面压有百褶细纹的牛皮纸档案夹。“我叫他们把这个调出来给你。你干吗不花个几分钟大略看一下？我必须去见一个人。”

他去了半个多钟头。在这段时间内，我用我的方法读完冰锥大盗的档案。在我结束之前，那两个刑警把赌纸牌的庄家押到拘留室，然后急急忙忙出去了，显然想去找找看有没有第一大盗砍杀狂的消息。这个砍杀狂在第十八分局已小有名气，第一大道离分局所在地只有几个街区，他们显然急着把他抓起来。

弗兰克·菲茨罗伊回来时，我已经看完档案了。他说：“如何？找到什么？”

“不是很多。我做了一些笔记，大部分是姓名和住址。”

“经过这九年，资料都不准了。人们搬来搬去，生活也他妈的整个改变了。”

上帝知道我的生活真的整个改变了。九年前，我是纽约警察局的刑警。我、我太太和两个儿子住在长岛一幢有草坪、后院和烤肉架的房子里。虽然，有时候我觉得要决定人生的方向实在很困难，但是无论如何我离开了。而我的生活当然也改变了。

我轻轻地拍了一下档案夹说：“有多少把握确定皮内尔没有杀芭芭拉·埃廷格？”

“信用保证，马修，绝对可靠。他那时人在贝尔维医院。”

“那里经常有人溜进溜出。”

“我同意，但他那时候穿着紧身囚衣。那个多少会限制行动。此外，有些迹象显示埃廷格命案与其他几件不同。只有用心去找，才会注意到，但它们确实存在。”

“比如说？”

“伤口的数目。在八个受害人当中，埃廷格的伤口数最少。这个差别不是关键性的，但是已经够明显了。再者，其他的受害人在大腿处都有伤口。埃廷格腿上和脚上则都没有刺伤的伤口。问题在于受害人之间原本就互有差异。他可不是用糕饼模子来做这些谋杀案的。因此，埃廷格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异在那时候并不显得突出。大腿处伤口较少或没有伤口，可以看成是因为时间仓促，他听见或者他认为他听见有人来的声音，所以他没时间给她做完全套处理。”

“当然。”

“当初会判定是冰锥大盗杀了她的主要依据你是知道的。”

“眼睛。”

“对，”他点头表示同意，“全部的被害人都被刺穿了双眼。一只眼球戳一刀这一点从未见报。我们总是处心积虑保留一两点省得被那些跑来捏造口供的神经病愚弄。你绝不相信有多少小丑跑来说自己在街上砍人。”

“我可以想象得到。”

“而你得逐一清查然后还要录口供，这才真是气死人。不管它了，我们回头说埃廷格。冰锥大盗总是攻击眼睛。我们隐藏了细节，但是埃廷格的一只眼睛也被刺穿了。所以你会怎么想？既然看到有一只眼睛被戳穿了谁还会去管她的大腿有啥伤没有？”

“但是只有一只眼睛。”

“对了，这也是一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再加上全身伤口数目较少，以及大腿上没有伤——他赶时间，没时间做完——你不这么推测吗？”

“任何人都会这么想。”

“当然。你还要再喝点咖啡吗？”

“不了，谢谢。”

“我想我不能再喝了。我今天已经喝太多了。”

“你现在怎么认为，弗兰克？”

“关于埃廷格？我认为是怎么一回事？”

“嗯哼。”

他抓抓他的头，沿着鼻梁两边在额头上皱起两条垂直线。“我不认为事情很复杂，”他说，“我想有个人看报纸和电视并且正好看到这则有关冰锥大盗的消息。你也知道一直都有这些好模仿的人。他们是一群没有想象力自创名号的疯子，所以只好依附别人疯狂的主意。有些疯子看了六点新闻，然后走出去买了一把冰锥。”

“然后凑巧也在她的眼睛上戳了一刀？”

“也许。有可能。或许他只是心血来潮，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就像皮内尔那样。或许是消息泄露出去了。”

“我也这么想。”

“就我记忆所及，报纸或电视新闻里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是指没有提到戳穿眼睛这一点。但是，也许媒体已经披露了这一点，后来才被我们压下来，但是这个疯子已经看到或听说了，并且在脑海里留下印象。或许消息没有传到媒体，但却在警局里面传开了。我们有几百个警察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加上参与验尸的、看过记录的、全部行政人员及其他所有的人，他们每个人再告诉三个人，全部这些人又都来谈这个话题。那么，需要多久就会有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我懂你的意思。”

“要说呢，关于眼睛这件事，看来也只有神经病才会这么做。某个家伙为了一时的刺激作这一案，然后就洗手不干了。”

“这一点你怎么想，弗兰克？”

他往后靠，手指交叉放在脑后。他说：“假设是她丈夫因为她与邮差乱搞而要杀她，而且他弄得像是冰锥大盗做的，这样他就不必负任何责任。假如他知道关于眼睛的事，他会两个眼睛都这么做的，对吗？他不会冒险。疯子，一定又是一个疯子。他刺了一只眼睛因为那代表某种意义，可是他也许觉得厌烦，所以他没刺另一只眼睛。谁知道他们那些该死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

“假如是个神经病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可以抓到他了。”

“当然没有办法。事情过了九年，你还想要找一个没有动机的杀人犯？这就像要在稻草堆里找针，而且这根针还不在稻草堆里。不过，这也无所谓。你接下这个案子玩玩，等你玩不下去的时候，只消告诉伦敦这案子必定是个神经病干的即可。他会很高兴听你这样说的。”

“为什么？”

“因为九年前他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想法。他接受它了。现在他开始害怕是因为他觉得凶手是某个他认识的人，这个想法弄得他都快要疯了。因此，你现在只为他一个人展开调查，并且告诉他一切都没有问题。太阳每天早晨仍旧从东边升起，他的女儿仍旧是被一种他妈的不可抗力杀死的。他会再次放松心情去过他的日子。他会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你说得可能对。”

“我当然是对的。你甚至可以省去跑来跑去的工夫，就这么坐着耗上一个礼拜，然后把你打算好要告诉他的告诉他。但是，我不认为你会这么做，是吧？”

“是的。我会尽全力去做。”

“我想你至少会做出个样子。因为，马修，你仍然是个警察，是不是？”

“我也是这么想。在某一方面。不管这代表什么意义。”

“你没有什么固定收入吧？你就这样来一件工作做一件？”

“对。”

“你有没有想过回来工作？”

“回警局？偶尔吧。但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他犹豫了一下。有些问题他想问我，有些话他想对我说，但他决定不说出来。我很感激他这么做。他站起来，我也起身。我谢了他的时间和情报。他则说这是老朋友应该要做的，他很乐意帮好朋友的忙。对于换了手的一百块，我们两个都没提。我们干吗要提呢？他很高兴拿，我也很乐意给。受人恩惠一定要回报，否则不会有好下场。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总是要回报的。

3

我和菲茨罗伊谈话时，天空下了一点小雨。我走到外面时，雨已经停了。不过我觉得今天的雨还没下完。我在第三大道的转角处喝了一杯，并且看了一段电视新闻。他们公布了警方绘制的砍杀狂素描，和《邮报》头版上刊登的相同。图片上是一个圆脸黑人，蓄着修剪整齐的胡子，头上戴顶软帽，一双杏仁形的大眼睛露出狂暴的凶光。

“想象一下你在街上发生这种事，”酒保说，“我告诉你，很多人拜此事件之赐取得手枪许可证。我也正考虑要去填申请表。”

我想起我不再带枪的那一天，同时交回了我的防弹衣。没有了腰际那一块铁，我有一股十分脆弱的感觉，但现在我几乎无法回想起当初配着枪在街上走的感觉。

我喝完饮料后离开。那酒保会拿到枪吗？也许不会。大多数人说的比做的多。但是，每当有这类的疯子上了头条新闻，不管是砍杀狂还是冰锥大盗，就会有一群人拿到枪支许可证，另外一群人则购买非法枪支。在这些人当中，总有几个人会在喝醉酒后，拿枪射杀老婆，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逮到那个砍杀狂。

我往住宅区走，路上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停下来吃晚餐，然后在四十二街的中央图书馆待了几个小时。我看了缩微胶卷旧报纸，又看了新的和旧的市区地图。我做了一些笔记，但不是很多。我主要是想试着让自己深入到这个案子的情境里，在时光隧道中后退几步。

我走出来时，天空在下雨。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在吧台找到一张凳子坐下来。这里有人可以聊天，有波本酒可以喝，有足够的咖啡可以消除疲劳。我不是真的很喜欢这样，我只是随波逐流，勉勉强强，就这样一天混过一天。然后你会很惊讶，一个人不管什么日子都可以混得过去。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用早餐时，读了一份报纸。昨晚没有砍杀事件发生，但是案子仍旧毫无进展。在厄瓜多尔，有几百人死于地震。最近好像死了很多人，也许是因为我比较注意这类消息的缘故。

我到银行去，把查尔斯·伦敦的支票存进我的户头，并且领出一些现金和一张五百元的汇票。他们给我一个信封装汇票，我要把它寄给赛奥西特的安妮塔·斯卡德太太。我拿着银行的笔，在柜台边站了几分钟，想要在里头写几个字，但我终于还是只寄出了汇票。汇票寄走了以后，我想到要打电话跟她说一声，但是看起来这比寻思那张便条要怎么写更烦人。

今天天气还不坏。云朵遮住了太阳，但还是看得见一小片一小片的蓝色天空，空气中有种特别的香味。我到阿姆斯特朗酒吧还了之前借的钱，没喝任何东西就离开了。这时候喝第一杯还太早。我离开后，向东走过一个很长的街区，到哥伦布圆环，搭上一辆地铁。

我坐D线到史密斯和柏根街，下车后回到外面的阳光里。我四处走走，确认自己的方位，往东过去六七个街区就是七十八分局，我曾经在那里干过很短的时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在那段时间里，我有时候会到布鲁克林来，没有一样东西看来似曾相识，当时这个地方属于布鲁克林区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到最近才有自己的名字。现在，这里一部分叫圆石丘，另外一大片叫波朗坡区，这两个地方都全力参与褐石建筑复兴运动，邻近纽约的各地区没有按兵不动的，不是变进步就是变堕落，大半个市区看来都要瓦解了。在南布朗克斯区，一个接着一个街区都是被焚烧掉的建筑物。在布鲁克林，同样的情形侵蚀着布什维克和布朗斯维尔。

这里的街区则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我在这些街道里走来走去，终于明白变化在哪里。每一条街道都有树木，它们大部分都是这几年才种上去的。虽然有些褐石及砖砌建筑物荒废失修，但大部分还是都装点得焕然一新。商店也反映出这种改变。史密斯街上的健康食品店，沃伦和邦德街口的时装店，那种稍具格调的餐厅也随处可见。

芭芭拉·埃廷格死亡和生前居住的房子位于尼文和邦德之间的怀科夫街，这是一幢砖造的建筑物，楼高五层，每一层楼有四户小公寓。因此，它没像其他的褐石建筑物一样，变回原来的独栋住家。不过，房子变干净了些。我站在门厅处检查信箱上的姓名，和我抄下来的旧市区指南资料作比对，总共二十家住户中，只有六户自谋杀案发生以来还一直住在这里。

信箱上的姓名不完全可信，人们会因结婚或离婚而改变他们的姓名。为抑制房东调高租金，公寓常被转手租出去。早就不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却一直还留在租约和信箱上，或者，承租人找人来同住，后来自己先搬出去了。没有捷径。你必须敲遍所有的门。

我按了门铃，有人按对讲机让我进去，我先走上顶楼再一路访谈下来。有张名片能亮一亮，事情会比较简单，但是举止比证件重要，而且就算我想也摆脱不掉那种气质。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警察，但我也没有要让他们以为我不是个警察。

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是住在顶楼后排公寓的一位年轻妈妈。我们谈话时，她的小孩在隔壁房间哭。她告诉我说她搬进来这里还不满一年，对于九年前发生的命案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很着急地问我命案是否就发生在她住的这间公寓，当她得知不是的时候，立刻就松了一口气并且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四楼前排公寓里的一个斯拉夫女人给我倒了一杯咖啡，她的双手长有黄褐斑并且因患关节炎而弯曲。她让我坐在长沙发上，再把她的椅子转过来面对着我。她那张椅子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让她可以看见街道。她告诉我她在这栋公寓住了将近四十年，四年前她先生还在，但是现在他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她说附近的环境越来越好。“但是老一辈的都死了，我多年来购物的地方也不见了，还有每一样东西的价格——我真不敢相信这些价钱。”

她记得冰锥谋杀案，虽然她很惊讶这件事居然已经过去九年了。对她来说，没那么久。她说被杀死的那个女人是个好人。“只有好人才会被杀害。”

除了说她人很好以外，关于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她记得的好像不多。她不记得芭芭拉是否对某邻居特别友善或不友善，也不记得芭芭拉和丈夫处得好或不好，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还记得那女人长什么样子，真希望我能拿张照片给她看。如果我先前就想到这一点，会向伦敦要一张芭芭拉的照片。

威克小姐是另一个住在四楼的女人，她是唯一向我要证件的，我告诉她我不是警察。她拴着门链，透过一个两英寸宽的门缝和我说话，这对我来说并非无法理解。她刚搬来这里没几年，知道这件命案发生在这里还有冰锥大盗最近被捕落网，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所知所闻仅止于此。

“大家都随便让人进来，”她说，“我们这里有对讲机，但大家也不问清楚你是什么人就开门让你进来。大家都在谈论犯罪的事情，但是他们不相信会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然后，事情真的就发生了。”我想告诉她只要有一把门闩剪，要弄断她的门链实在很容易，但我认为她的焦虑程度已经足够高了。

那一天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不在。三楼，芭芭拉住的那个楼层，后排公寓有一间没有人应门，我停在隔壁那间公寓的门口，听到有迪斯科音乐穿门而出。我敲门，过了一会儿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来开门。他留短发和胡须，只穿了一条蓝白条纹短裤。他全身肌肉结实，晒黑的皮肤上闪烁着一层薄薄的汗水。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并且说我想请教他几个问题，他带我进去，把门关上，然后经过我身边走到房间的另外一头。他先将收音机音量关小一半，停了一下，再完全关掉。

在没有铺地毯的镶木地板中央放着一块大草席。一副举重杆和一对哑铃横放在草席上，另外还有一根跳绳卷成一堆扔在旁边的地板上。“我刚才在健身，”他说，“你不坐下来吗？这张椅子挺舒适的，另外一张刚坐下去还好，但不适合久坐。”

我坐在椅子上，他则盘着腿坐在席子上，当我提起发生在同一楼层的谋杀案时，他眼睛一亮表示他知道。“唐纳德告诉过我，”他说，“我才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一点点，但唐纳德在这里就住得久了，他眼看着这一带变得漂亮起来，幸好这栋特别的建筑物还保留着它本质上的寒酸，你也许想和唐纳德谈一谈，但是他出去工作了，要六点或六点半才会回来。”

“唐纳德姓什么？”

“吉尔曼。”他拼出这个姓的写法。“我叫罗尔夫·瓦戈纳，我在最近才看到有关冰锥大盗的报道。我当然不记得这件案子，我那时才读高中，在印第安纳的家乡，曼西，印第安纳离这里很远，”他想了一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吉尔曼先生和埃廷格夫妇很熟吗？”

“还是由他自己来回答比较好，你们已经抓到凶手了，不是吗？我看到报道说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而且没有人知道他杀过人，后来他被放出来，他们又抓到他，而他自己坦承犯案或是怎么样的？”

“差不多是这样。”

“现在，你是要确定你这个案子也是他干的？”他笑了，他有一张好看而且天真的脸，穿着短裤坐在席子上。他的样子看起来很轻松，一般同性恋者通常都会比较有警觉性，特别是有警察在场的时候。“这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一定会变得很复杂，你和朱迪谈过了吗？朱迪·费尔伯恩，她就住在以前埃廷格夫妇住的那间公寓。她上夜班，做女招待，所以她现在应该在家，除非她去试唱，上舞蹈课，或逛街——反正她要么在家，要么不在家，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吗？”他又笑了，完全露出牙齿。“还是，也许你已经和她谈过了？”

“还没有。”

“她是新搬来的，我想她才搬来六个月左右，这样你还会想和她谈一谈吗？”

“要。”

他伸开盘着的双腿，轻快地站起来。“我帮你介绍，”他说，“等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好。”

他再出现时穿着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光脚穿着跑步鞋。我们穿过厅堂，他敲隔壁公寓的门，先是静悄悄的，然后传出脚步声和一个女人应门的声音。

“是罗尔夫，”他说，“还有一名警察要来拷问你，费尔伯恩小姐。”

“啊？”她一边说着，一边把门打开。她真像罗尔夫的姐妹，他们有着同样淡棕色的头发，相同的脸部特征和中西部人开朗的表情。她也穿牛仔裤，以及一件毛衣和一双便宜的拖鞋。罗尔夫帮我们介绍，她往旁边站，示意我们进去。她完全不知道关于埃廷格夫妇的事，她对这件谋杀案的认识仅限于命案就发生在这里的事实。“我很高兴搬进来以前我不知道这件事，”她说，“否则我可能会被吓到，这实在太蠢了，不是吗？公寓很难找，谁有那个本钱去迷信？”

“没有人，”罗尔夫说，“没有这个市场。”

他们谈论着第一大道的砍杀狂，还有最近发生在本地的盗窃风。一个星期前，这里的一楼就发生过一次，我问她可否看一下厨房。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走在去厨房的路上了。我想，无论如何，我应该还记得厨房的位置。但是，我已经去过这栋大楼的其他公寓，每一套的布局其实都相同。

朱迪说：“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吗？在这间厨房里？”

罗尔夫问她：“你以为在哪里？在卧室吗？”

“我不想去想这个问题。”

“你甚至不觉得好奇吗？不过你听起来像是克制着好奇心。”

“也许吧。”

我不加入他们的对话。我试着去回忆这个房间，跳过这九年，再一次身处现场，站在芭芭拉·埃廷格的尸体旁边。她离炉子很近，两腿伸到厨房中央，她的头朝向起居室。地板上有张油毡，现在没有了。原来的木地板经过整修，处理得光光亮亮的，炉子看起来也是新的，灰泥被除去，露出砖砌的外墙。我不能确定以前砖块有没有露出来，也不能确定我心中的影像有几分真实。回忆是一种合作的动物，很愿意讨好你，供应不及时，它常常可以就地发明一个，再小心翼翼地去填满空白。

为什么在厨房？这扇门通往起居室，因为她认识他，或尽管事实上她不认识他，她都让他进了门。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抽出冰锥，而她想逃跑？他抓住她站在油毡上的脚踝，爬过去，然后用锥子攻击她？

厨房居中，隔开起居室和卧室。也许他是她的情人，他们正要走进卧室，他突然用那几英寸长的冰锥攻击她。但是，为什么他不等到他们走到卧房才下手？

也许她在炉子上煮东西，也许她正在为他冲咖啡，厨房太小了不能在里面用餐，但是也足够两个人舒舒服服地站着等水烧开。

这时，突然有一只手蒙住她的嘴巴，并且一刀刺进心脏要了她的命。之后，再用冰锥补上几刀，让它看起来像是冰锥大盗的杰作。

是第一刀置她于死地的吗？我记得有很多血滴，尸体不会一直流血，但是大部分戳刺的伤口也不会。验尸报告指出心脏的那一刀多少可以立即致死，这一致命伤可能是她挨的第一刀或最后一刀。这些我在验尸报告中都看过了。

朱迪·费尔伯恩把茶壶装满水，用一根火柴点燃炉子。水开时她冲了三杯速溶咖啡。我希望我的咖啡里能加点波本，或者干脆给我一杯纯波本，但没有人提议这样做，我们各自拿着杯子走进起居室。她说：“你看起来好像见到鬼了。不，我说错了，你看起来好像在找鬼一样。”

“也许我刚才就是在找鬼。”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相信这种事。他们认为这种情形比较常发生在猝死的情况下，死者没有料到事情会突然发生。理论上是灵魂不能接受死亡的事实，所以游荡不去，因为它不知道要进入另一个生存层面。”

“我想它在地底下走，呐喊着要复仇，”罗尔夫说，“你知道，拖着链条，把地板弄得吱嘎作响。”

“不，它只是不明白该怎么办才好，你要找个人来安抚鬼魂。”

“我可不碰这个玩意儿。”罗尔夫说。

“我真以你为荣，你克制的功夫一流。那叫什么来着，安抚鬼魂。那是驱邪的一种。鬼魂专家，或随便你怎么称呼，与鬼沟通并让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它就会离开，让灵魂到灵魂应该去的地方。”

“你真的相信这一套？”

“我不能确定我相信什么。”她说。她把翘起来的脚放下，然后又翘起来。“假如芭芭拉的灵魂还在这套公寓流连不去，那么她一定相当克制。木板没有吱吱嘎嘎地响，也没有夜半幽灵出现。”

“你的鬼很低调。”他说。

“我今晚一定要做噩梦了，”她说，“假如我睡得着的话。”

我敲遍了下面两层楼的每一间公寓，没几家有回应的，住户不是不在家就是没什么有用的消息可以提供给我。公寓管理人住在下一个街区一栋类似建筑物的地下室公寓里。但我看不出来去找他能得到什么，他才来工作几个月，而且住四楼前排公寓的老太太告诉我，过去九年来已经换过四五位管理员了。

走出这栋建筑物时，我为再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而感到高兴，也为回到街道上感到高兴，我在朱迪的厨房内感觉到一种东西，虽然我不愿称之为鬼魂，但我感觉到有个来自许多年前的东西拉着我，想要把我拖下去，拖到地下去。

不知道那是芭芭拉的过去还是我自己的过去，我说不出来。

我在迪恩和史密斯转角处的一间酒吧停下来休息。他们有三明治，还有微波炉可以加热，但我不饿，我很快喝了一杯，并且啜了一口解酒的清凉饮料。酒保坐在高脚椅上喝着一大杯看起来像是伏特加的东西。另外还有两位客人，年纪和我相仿的黑人，在吧台另一端看着一个电视比赛节目。其中一人偶尔会对电视机里的话评头论足。

我翻了翻笔记本，然后走到电话旁边查阅布鲁克林的电话号码簿，以前芭芭拉·埃廷格工作的那所日间托儿所看来已经停业了，我查看分类广告，看看同一个地址上有没有登记其他公司，结果没有。

托儿所的住址在克林顿街。我离开这一带太久了，因此我必须打听一下方向，结果只要走过几个街区就到了。布鲁克林这一带的边界一向都界定不清楚，这个地区的面积大小大部分是房地产经纪人自行发明的，但当我走过法院街时，我已经由波朗坡区来到圆石丘了，而且两区间的变化不难看出来：圆石丘绿化得比较漂亮，树木多，褐石建筑物比例也高，街上大部分是白人。

我找到克林顿街上那个我要找的门牌号码，它在太平洋街和友谊街之间，日间托儿所已经不见了。一楼店面卖的是编织用品和针织花边。老板是一个肥胖而且镶着一颗金门牙的胖女人，她不知道托儿所的事，一年半以前，一家健康食品餐厅结束营业，她才搬进来的。“我在那家餐厅用过一次餐，”她说，“他们真该关门大吉，我不骗你。”

她给我房东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在街角试着打电话，但却一直占线，我只好走回法院街，爬了一段楼梯来到他的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卷着袖子，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塞满烟蒂的又圆又大的烟灰缸。他打电话的时候，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窗户是关着的，整个房间烟雾弥漫，浓得像是凌晨四点的夜间俱乐部。

他一放下电话，我就赶紧逮住他，趁电话铃声又响起前问他几句话。就他记忆所及，除健康食品餐厅以外，那里还开过童装店，同样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找到做针织品的，”他说，“不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她明年就会结束营业。你现在能卖出多少毛线？事情就是这样，有人为了本身的嗜好和兴趣就去开一家店，健康食品，针织品，不管是什么。但他们对做生意懂个屁，不出一年或两年他们就做不下去了。她一中止租赁合约，我们就会在一个月以内以她所付价格的两倍将房子再租出去，在高级地区是出租方市场。”他拿起电话。“抱歉，我帮不上你的忙。”他说。

“查一下你们的记录。”我说。

他告诉我他还有许多事要办，但话讲到一半口气由坚定转为发牢骚。我坐在一张老旧的橡木旋转椅上，让他一个人在档案堆里乱搜一通。他把半打以上的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最后才拿出一本档案夹，“啪”的一声扔到桌上。

“找到了，”他说，“快乐时光儿童看护中心，什么名字嘛？”

“有什么不对吗？”

“在酒吧里快乐时光饮料全部半价，活见鬼把这词儿拿来用在小孩子身上，你不觉得吗？”他摇摇头，“他们还奇怪为什么生意做不下去。”

我倒不觉得这个名字有何不妥。

“承租人是一个叫科温的太太，贾尼丝·科温。租约五年，做了四年放弃，在八年前的三月终止合约。”那是芭芭拉·埃廷格死后一年的事。“老天，你来看看这租金，你不会相信的，你知道她才付多少钱吗？”

我摇摇头。

“来，你看过那个地方，你开个数目。”我看着他，他捻熄一根烟后又点燃另一根。“一百二十五元一个月。现在的租金是这个数字的五倍，而且一旦那个做针织的不做或租约到期，马上还要涨价，不管哪一种情况先发生。”

“你有科温太太的联络地址吗？”

他摇头：“我有一个她的永久地址要不要？”我写下地址，他念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也把它记下来。

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电话，打声招呼，听了几分钟，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讲了一会儿。“听着，我这儿有人在，我待会儿给你回电话，好吗？”

他挂了电话，问我可以结束了吗，我想不起来还有没有其他事情。他拿起那个档案夹说：“她在那里做了四年，大部分的店面在第一年就做不下去了。撑过第一年，你就有机会，做两年就大有搞头了，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哪里？”

“女人，”他说，“她们是业余的，她们没有非做成不可的必要。她们做生意像试穿衣服一样，假如颜色不喜欢就脱下来，她们就是这样，这样我才会有生意进门。”

我谢谢他的帮忙。

“听着，”他说，“我总是合作，那是我的天性。”

我拨了他给我的电话号码，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女人接的。她对名叫贾尼丝·科温的人一无所知，而且没讲多久她就把电话挂断，没让我有机会多问几句。我投下一个硬币，又拨了一次，我怕我第一次拨错号码。听到同样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把电话挂断。

从电话号码停机到这个号码重新给另外一个人使用，中间间隔的时间大概一年。当然科温可能只是换了电话号码，但没有从怀科夫街搬走。一般人，尤其是女人，经常换号码以摆脱骚扰电话的纠缠。

但我相信她搬走了，我猜每个人都搬走了，离开布鲁克林，离开纽约市这五区，离开本州。我开始回头往怀科夫街走，过了半个街区，转过来，折回去，再转过来。

我命令自己停下来，在我的胸中和胃里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我怪自己在浪费时间，而且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收了伦敦的支票。他的女儿躺在坟墓里九年了。杀她的人早就有足够的时间跑到澳洲去展开全新的生活，我做这些事根本他妈的毫无意义。

我站着让强烈的情绪平复下来，想清楚我现在不去怀科夫街，要等一下才去，等吉尔曼下班时我再去，到时候可以顺便去查一下科温的住处。这时候，我想不出来关于芭芭拉·埃廷格的谋杀案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有一件事我现在可以做，以抚平我焦虑的情绪。

布鲁克林有个现象：你走不了多远就会看见教堂，在这个区里到处都是教堂。

我在法院街和国会街的转角处就发现了一家，这间教堂已经关闭而且铁门深锁，但是上面有个指示牌指引我找到转角右边的圣伊丽莎白·西顿礼拜堂，有一个栅门通往这间挤在教堂和牧师公馆中间的平房式礼拜堂。我走过一个种满常春藤的庭院，里边有个牌子写着这里是埋葬科尼利厄斯·希内的地点。我懒得去看他是谁，以及他们把他葬在这里的原因。我从两排白雕像中间走进这间小礼拜堂，只有一位孱弱的爱尔兰妇人在里面，她跪在前面的长椅上，我坐在靠礼拜堂后方的位子上。

我不记得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教堂里面打发时间，好像是在我离开警察局以后，在我迁出赛奥西特区那栋房子并且离开安妮塔和我的孩子搬到五十七街的旅馆去住以后。我想我发现教堂是和平宁静的最后根据地。在纽约，这两件东西很难获得。

我在这间礼拜堂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感觉很平静。我只是在这里坐着，先前的那些感觉就会慢慢消失。

离开之前，我先算好一百五十元，走到门口时，我把钱放入那个救济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始这么做，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曾停止。这问题并不怎么困扰我，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结局，我做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他们把那些钱拿去做什么。我并不是很在乎。查尔斯·伦敦给了我一千五百元，这个举动并没有比我把其中的十分之一拿来送给不特定的穷人更有意义。

那里有一架子的奉献蜡烛，我停下来点了两根，一根给去世已久的芭芭拉·伦敦·埃廷格，虽然不像老科尼利厄斯·希内那么久，另一根给埃斯特利塔·里韦拉，一个和芭芭拉去世了大约同样久的小女孩。

我没有祈祷，我从不祈祷。

4

唐纳德·吉尔曼比他的室友大十二到十五岁左右，我想他没花多少时间练哑铃和跳绳。他一头红黄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透过尖角镜框里的深度镜片闪烁着冷冷的蓝色光芒。他穿着西装裤、白衬衫，戴领带。他的西装外套披在罗尔夫警告过我的那张椅子上。

罗尔夫说过吉尔曼是一名律师，因此他向我要证件时，我并不讶异。我向他解释，几年前我已经离开了警察局。听了这则新闻，他抬了抬眉瞥了罗尔夫一眼。“我是应芭芭拉·埃廷格父亲的要求才插手这个案件，”我继续说，“他要求我做调查。”

“但是，为什么呢？凶手已经抓到了，不是吗？”

“发生了一些问题。”

“哦？”

我告诉他路易斯·皮内尔在芭芭拉·埃廷格被杀的那一天有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

他立刻说：“那么杀她的另有其人，除非他的不在场证明是乱编的。这就可以解释她的父亲要这么做的原因了，他可能怀疑，是呀，他可以怀疑任何一个人。假如我打电话给他确认你来这里当他的密探，希望你不会见怪。”

“他可能不好联络。”我带着伦敦的名片，并把它从钱包里拿出来。“他现在可能已经离开办公室了，不过我想他现在应该还没到家。他一个人住，太太几年前去世了，所以他很可能必须在餐厅里用餐。”

吉尔曼看了名片一会儿，然后把它还给我。我看着他的脸，看得出来他已经做好决定了。“哦，好吧，”他说，“我想与你谈谈不会有什么伤害，斯卡德先生，不过，我好像也不知道任何会有实质上帮助的事情，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桥下流水滔滔而逝，流过了水坝，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蓝眼睛闪烁着光芒。“说到液体，我们通常在这个时候喝一杯，要不要加入我们？”

“谢谢你。”

“我们通常调些马提尼来喝，还是你喜欢喝别的？”

“马提尼对我而言有点太烈了，”我说，“我想我最好还是喝威士忌，波本威士忌，假如你们有的话。”

他们当然有。他们有野火鸡波本威士忌，比我通常喝的那一种要高上一两个等级，罗尔夫用一只雕花水晶酒杯倒了五六盎司给我。他再把孟买金酒倒入一只壶里，加冰块和一汤匙的苦艾酒，轻轻搅拌，最后将调好的酒倒入两只和我的款式相同的玻璃杯内。唐纳德·吉尔曼举起杯子，提议为星期五干杯，我们都喝了。

我一直坐在罗尔夫先前叫我坐的那张椅子上。罗尔夫双手抱着膝盖和以前一样坐在席子上，还穿着带我去见朱迪·费尔伯恩时穿的牛仔裤和衬衫，举重器和跳绳都不见了。吉尔曼坐在那张不舒服的椅子的边缘，身子向前倾，眼睛向下看着他的杯子，然后抬起眼睛看着我。

“我试着回想她死掉的那一天，”他说，“很困难——我那天没有从办公室直接回家。下班后我和一些人去喝酒，然后在外面吃晚餐，好像那天我还去格林威治参加一个舞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次日清晨才回家，因为我吃早餐时看了晨报，所以我知道回来会遇到什么场面。不，不对，我记得我买的是《新闻报》，因为它在火车上看起来很方便，容易翻页。头条新闻是‘冰锥大盗攻击布鲁克林’，或是其他同样意思的字。我相信他先前在布鲁克林已经杀死过一个了。”

“第四个受害者，在羊头湾。”

“然后我翻到第三页，我知道在那一页一向有整个事件的报道。没有照片，只有名字和住址，当然那不可能会弄错。”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前。“我记得那时候的感觉，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惊。你从来没想过这种事会降临到你认识的人身上，让我觉得自己也很脆弱。你知道，在我住的公寓里发生这种事，我先感觉到这个，然后才感到朋友死去的失落感。”

“你和埃廷格夫妇有多熟？”

“可以说相当熟。他们是夫妇，当然，大部分的社交活动也都和其他夫妇进行。但由于他们就住在对门，我偶尔会邀他们过来喝酒或咖啡，有时候他们也邀请我去他们那里。他们来参加过我办的一两次舞会，但没有待太久，我想他们和同性恋者相处很自然，但次数不多，这我可以了解。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做团体中的少数，不是吗？感觉难为情是很自然的。”

“他们生活快乐吗？”

这个问题把他拉回埃廷格夫妇身上。他皱起眉头，斟酌着他要用的字眼。“我想他有嫌疑，”他说，“通常配偶都有嫌疑。你见过他了吗？”

“没有。”

“他们快乐吗？这是个老掉牙的问题。但谁又能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们看起来快乐，大部分的夫妻看起来都是如此，然而大部分的夫妻最后都会分手。当他们分手时，他们的朋友都会一致表示惊讶，因为他们看起来快乐得要命。”他喝完他的酒。“我想他们够快乐了，她被杀时已经怀有身孕。”

“我知道。”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

他轻轻地转动他的空杯子，罗尔夫很优雅地站起来，将酒倒满吉尔曼的杯子，又为我倒了一杯野火鸡。喝完第一杯我有点醺醺然，所以第二杯我慢慢喝。

吉尔曼说：“我想那会使她安定下来。”

“孩子吗？”

“是的。”

“她需要安定下来吗？”

他喝了一小口马提尼。“话是这样说的，‘勿非议死者’。批评死人的话，人们总是不轻易说出口。芭芭拉身上有一种不安定的特质，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你知道，迷人、精力充沛又机灵，我想不起来她念的是哪一所学校，不过肯定是所好学校。道格上的是霍夫斯特拉，我不是说霍夫斯特拉有什么不好，只是不像芭芭拉的母校那么有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不起来。”

“韦尔斯利。伦敦告诉过我。”

“当然，我应该记得的，我念大学时曾和一个韦尔斯利的女孩子约会过，有时候自我接受也要花一段时间才做得到。”

“芭芭拉算是委身下嫁吗？”

“我不会这么说。表面上看来，她在韦斯特切斯特长大，上韦尔斯利学院，嫁给了一个在皇后区长大、上霍夫斯特拉的社会工作者，但这些不过只是标签而已。”他啜了一口金酒。“不过，话虽如此，她可能也觉得她对他而言太优秀了。”

“她当时在和什么人约会吗？”

“你的问题实在直截了当，不难相信你以前是个警察。为什么离开警察局？”

“私人原因。她有外遇？”

“没有什么比诋毁死者更不敬的，不是吗？我曾听他们说过这些事。她指责他与因工作而认识的女人有性关系。他是福利部门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工作让他有机会去单身女子家里拜访。假如有意四处留情，他当然有机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占人家的便宜，但是他让我觉得他是那种会这么做的人，而且我猜她也这么想。”

“所以她为了报复也要有外遇？”

“你的脑筋动得真快。是的，我是这么想，但别问我那个人是谁，因为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我有时候白天会留在家里，不经常，但有时候会。有几次，我听到她和一个男人上楼的声音。还有几次，我经过她的门前听到有男人的声音。你必须了解，我不是好管闲事的人，所以不管他是谁，我都没有试着去窥视这位神秘的男人。事实上，我对这整件事也没有太注意。”

“她竟然在大白天款待这个男人？”

“我不能断言她是在款待任何人，也许是一个水管工人来修理漏水的水龙头。请你一定要弄明白，我只是有一种感觉，她可能在和某人约会，而且我知道她指责丈夫的不忠，所以我认为她会对那只呆头鹅以牙还牙。”

“可是她白天不上班吗？”

“哦，在那间托儿所。我猜她时间上很有弹性，她是因为没事做才去上班的。定不下来，又是这个问题。她主修心理学，也去念研究生，只是没念完。她那时候没事做，所以才到托儿所去帮忙，我想他们没付她多少薪水。而且我想如果她有几个下午没去上班，他们也不会反对。”

“她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

“天呀，我在他们的公寓里碰见过一些人。但我不记得了，我想大部分是她丈夫的朋友，其中有个托儿所里的女人，但恐怕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

“贾尼丝·科温。”

“是这个名字吗？没办法，我想不起来。她住在这附近，就在对街，我说对了吗？”

“你说对了，你知不知道她还住不住在那里？”

“不知道。我不记得上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认得出她。我想我只见过她一次，我还可以想起她是因为芭芭拉谈起过她，你说名字是科温吗？”

“贾尼丝·科温。”

“托儿所已经不在了，好几年前就结束营业了。”

“我知道。”

我们没有再往下谈太多。他们有个饭局，而且我想问的问题也问完了。酒精在我身上产生了作用，当我发现酒杯竟然空了时，才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喝光了第二杯。我觉得自己没有喝醉，但是也不怎么清醒，我的神志应该可以更清楚一些的。

冷空气帮了我一把。风吹着，我弓着肩膀迎着风穿过街道找到我手上贾尼丝·科温地址的所在地。这是栋四层楼的砖造建筑物，几年前有人把它买下来，租约一到期就解约，然后改造成单间出租。

据业主表示——他的名字我连听都没听清楚——改造还在进行中。“真是没完没了，”他说，“任何事都比你想象的要困难三倍，时间拖延四倍，成本高出五倍。这些数据还算保守的，你知道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把门柱上的旧漆刮下来吗？你知道像这样的一栋建筑物有几个门吗？”

他不记得他解约掉的那些承租户的姓名。贾尼丝·科温这个名字他不熟，他说他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一张承租户名单，但他简直不知道该从何找起。此外，那单子上也没有他们的联络地址，我告诉他不用找了。

我走到大西洋大道。在那些摆着维多利亚式橡木家具的古董店、盆栽店和中东风味的餐厅中，我设法找到了一家普通的咖啡厅，里面有富美家牌耐火板装潢的柜台和红色人造皮的高脚椅。我不想吃东西，只想喝点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再不吃点东西就会有麻烦。我点了索尔兹伯里牛排，土豆泥和青豆仁，并强迫自己吃下去。还不坏。我喝了两杯普普通通的咖啡，这中间我还跑出去在电话簿里找姓科温的。其中有一个姓科温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J，此人的住址看起来在湾脊区或本森赫斯特一带。我拨了那个号码，但无人接听。

其实也没有理由认为她还在布鲁克林，也没有理由认为她一定用自己的名字去登记电话，但我又不知道她丈夫的名字。

去邮局查也没意义，他们对迁移地址的资料仅保留一年，而怀科夫街那栋建筑物已经转手超过一年了。但总有办法可以找到科温夫妇的，通常会有的。

我付完账单并留下小费，服务人员说离这里最近的地铁在走过去几个街区的富尔顿街。我坐上开往曼哈顿的地铁才想起，我甚至没有到柏根街和弗拉特布什区附近的第七十八分局看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没有想到。

5

回到旅馆，我在前台停下来。没有信件，没有留言。回到房间里，我打开一瓶波本威士忌并倒了一些在玻璃杯里。我坐了一会儿，翻阅着一本平装本的《圣人传记》。这些殉教者对我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他们竟能找到如此多彩多姿的死亡方式。

数天前，报纸上有一则报道，嘲讽一名一年前在东哈勒姆两个女人的公寓内犯下命案的嫌犯。受害人是一对母女，被发现陈尸在卧室里，两个人的耳后都挨了子弹。由于凶手犯案手法异常残酷，警方一直在努力缉拿凶手。现在他们逮捕了一名十四岁的男孩，那两名受害妇女被杀害时，他才十三岁。

故事的最后一段说：这桩命案发生后的一年内，被害人住处附近另有五人被杀。报道中没有指出这五件命案破案了没有，或是被拘押的那个孩子是否有嫌疑。

我的心老是想到别的地方去。现在，我又把书放到一边，发现自己想着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唐纳德·吉尔曼也说她父亲可能怀疑某人，他心里有数但不说出是谁。

也许是她丈夫。配偶总是最先受到怀疑。如果芭芭拉不那么像是系列受害者之一的话，道格拉斯·埃廷格早就要被反复拷问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主动接受中城北区刑警的讯问。除了讯问外，他们没有做什么别的。他不但是死者的丈夫也是发现尸体的人。他工作完回家，在厨房里惊见尸体。

我看了笔录。做笔录的人先入为主地认为谋杀案是冰锥大盗干的，所以他问的问题集中在芭芭拉的行程上。她是否有为陌生人开门的习惯？她是否曾经提到有人跟踪她或有人形迹可疑？她最近是否为骚扰电话所困扰？有人打电话来不说话就挂断吗？有可疑的人说他打错电话吗？

在讯问过程中基本上要假设讯问对象是无辜的，这种假设在当时确实符合逻辑。显然，道格拉斯·埃廷格的态度没有什么令他们起疑的地方。

我已经不止一次试着要唤起对道格拉斯·埃廷格的记忆。我总认为我一定见过他。中城北区的人从我们手中接走这个案子前，我们已经在现场了。所以，当我站在厨房仔细查看伸开手脚摊在油毡上的尸体时，他应该在现场附近。我也许曾对他讲过几句安慰的话，应该会对他有印象，但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也许我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卧室里和其他刑警或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某个巡逻警员谈话；也许我从未正眼看他；也许我们谈过话，但我完全把他给忘了。从事这个工作多年，我看过太多刚刚痛失亲人的人。在混乱的记忆里，这些人无法一个个如浮雕般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

我很快就要去见他一面。我的当事人没说他怀疑谁，我也没有问，但显然芭芭拉的丈夫列在名单之首。如果杀死芭芭拉的人伦敦并不认识，那么，伦敦可能就不会觉得如此沮丧，不管杀她的人是芭芭拉的情人还是朋友，对伦敦都不重要。但是，如果她是被她自己的丈夫，被这个伦敦认识的人，被这个在事后多年出现在伦敦太太丧礼上的人杀死的话……

我房里有电话，但是电话要经过总机。尽管我不在乎接线员有没有在偷听，但我讨厌这种方式。我到楼下大厅打电话给我在黑斯廷斯的当事人。他在电话铃响第三声的时候接了起来。

“我是斯卡德，”我说，“我要你女儿的照片，任何一张，只要看起来像她本人就可以。”

“我有很多相片簿，但大部分都是芭芭拉小时候的照片。你要的是最近的照片吧，我想？”

“越近越好，有没有结婚照？”

“哦，”他说，“当然，那张照片他们两人都照得很好，照片装在银色的相框里放在起居室的桌子上。我想我可以去复印一张，你需要我这么做吗？”

“如果不会太麻烦的话。”

他问我要不要邮寄过来，我则建议他下周一带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会先打电话，然后过去拿。他问我展开调查了没有，我告诉他我已经在布鲁克林花了一天的时间。我问他两个名字：唐纳德·吉尔曼及贾尼丝·科温。但这两个名字他都毫无印象。然后，他也试着打听我是否找到头绪了。

“想要找到有力的线索很困难。”我说。

我没问他到底怀疑谁，就把电话挂了。实在定不下心来，于是我决定到街角上的阿姆斯特朗去。走在路上，我真希望我刚才能用点时间回去拿件外套。因为有风，天气更冷了。

我和几个罗斯福医院的护士们一起坐在吧台。她们的其中一个叫特里，她刚结束为期三个礼拜在小儿科的工作。

“我想我喜欢值班，”她说，“但是我受不了，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子，只要失去一个，就会让人感到十分难过，而且他们之中有些勇敢到让你的心都快碎了。我没有办法应付，我真的没有办法。”

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影像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没有试着把它留住。另一个护士把眼镜拿在手上。她说，整体而言，比起苦杏酒她还是比较喜欢茴香甜酒，还是反过来，我忘了。

凌晨已过，我才就寝。

6

尽管我回想不起遇见道格拉斯·埃廷格的情形，但我却能在心中描绘出一幅他的画像。他长得很高而且骨瘦如柴，浅黑色的头发，肤色苍白，手腕关节有瘤节，是林肯那一类的长相，并且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喉结。

我周六早上醒来，心中牢牢铸着他的影像，就好像是在一场遥远的梦中被印到我心上的。匆匆吃完早餐，我到宾州车站搭往长岛的火车到希克斯维尔。我打了一通电话到他米尼奥拉的家中，得知埃廷格已经到他希克斯维尔的店里去上班了。从车站搭出租车到他店里只要二块二毛五的美金。在一条陈列壁球和板球器材的走道内，我问一位店员埃廷格在不在。

“我就是道格拉斯·埃廷格，”他说，“我能为你效劳吗？”

他大概五英尺八英寸，矮矮胖胖的，约一百七十磅。细鬈的淡褐色头发透着红色的光泽，脸颊胖胖的，一双棕色眼睛机警如松鼠。他满口大白牙，加上上面的门牙微微暴出，让人再度联想到松鼠。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眼熟，也跟我想象中那位为了制作铁路篱笆而奋力劈柴、漫画化的林肯毫无相似之处。

“我姓斯卡德，”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和你私下谈谈，关于你太太的事。”

他原本开朗的脸上有了戒备。“卡伦，”他说，“她怎么了？”

老天。“你的第一任太太。”

“哦，芭芭拉，”他说，“你用那种严肃的声调，说要跟我谈我太太的事，弄得我一时都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你是纽约警局的人吗？这边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谈。”

办公室里面有两张办公桌，他的那一张比较小。发票和信件整齐地摆放在桌上。透明塑料材质的立体相框架上有一个女人和几个小孩的照片。他看到我看着那相框就对我说：“那是卡伦，还有我的小孩。”

我把相框拿起来，看着照片中那个年轻的女人。她短短的金发，带着灿烂的笑容，站在车子旁边，后面有片一望无际的草坪，看起来在相当郊区的地方。

我把相框放回去，坐在埃廷格指给我的那把椅子上。他坐在桌子后面，用那种一次性打火机点了一根烟。他知道冰锥大盗已经被逮捕了，也知道他完全否认涉及他第一任妻子的谋杀案。他认为皮内尔在说谎，如果不是因为记忆衰退，就是因为精神失常的缘故。当我向他解释皮内尔的不在场证明已经很确定时，他看起来很不以为然。

“都这么多年了，”他说，“人们常会搞错日期，而你也不能确定记录是否很准确。这个案子应该是他做的。我不会相信他所说的话。”

“他的不在场证明看起来很完整。”

埃廷格耸耸肩道：“你对这件事情可能比我有更好的判断。不过，我仍旧很吃惊，你们这些家伙居然要重新展开调查。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们期待能做到什么地步呢？”

“我不是警局的人，埃廷格先生。”

“你不是说……”

“我只是没有刻意去纠正你的印象。过去我的确一直在警界服务，但现在我是私家侦探。”

“你为谁工作呢？”

“你以前的岳父。”

“查尔斯·伦敦雇用你？”他皱起眉头，紧紧地皱成一团。“好吧，我想这是他的权利。这样做不能使芭比再活过来，但我想他有权利让自己觉得他在尽力。我记得在她被杀以后，他一直说要悬赏缉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去做。”

“我相信他没有。”

“所以他现在竟想花几个钱来找出真正的凶手？海伦去世后，他的生活没什么意思。海伦是他太太，芭芭拉的母亲。”

“我知道。”

“也许做些他关心的事会对他好些。不是说他的工作不忙，但是……”他弹掉烟灰。“我不知道我能帮你什么忙，斯卡德先生，但是你可以问所有你想知道的问题。”

我问他关于芭芭拉的社交关系，她和同栋大楼邻居的关系，以及她在日间托儿所工作的情形。他记得贾尼丝·科温，但说不出她丈夫的名字。“那个工作并不那么重要，”他说，“基本上她只是需要做一些事，好让她能出去走走，也让她的精力有发泄的地方。当然，在经济上也有所帮助。我每天拖着公文包为福利部门工作，这并非是一条致富之路。但是芭比的工作是暂时性的。她那时正打算辞掉工作专心在家待产。”

门开了，一个十几岁的售货员走进办公室，他停下来站在那里，看起来笨手笨脚的。

“我马上来，桑迪，”埃廷格告诉他，“我现在正忙。”

那男孩退出去，把门关上。“星期六我们一向都忙，”埃廷格说，“我不是在催你，但我必须出去一下。”

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他的记忆力不是很好，但我可以了解原因。因为他有这么一段破碎的过去，必须在这上面重新建立新的生活，假如他不老想着过去，事情会比较简单一些。他的第一次婚姻没有留下能在法律关系上约束他的小孩，他大可以把他和芭芭拉第一次的结合，连同他社会工作者的经历以及那段生活的点点滴滴，统统留在布鲁克林。他现在住在郊区，有辆车可以用，有片草皮可以割，并且和他的小孩及金发的老婆住在一起，为什么还要没事坐着回忆那在波朗坡区的廉价出租公寓？

“奇怪了，”他说，“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我们过去认识的人会……对芭比做出那样的事。但另一件我绝不能相信的事情是，她竟会让一个陌生人进门。”

“她对这类的事很小心吗？”

“她一向都很警觉。怀科夫街不像她过去成长的地区，尽管她觉得也够舒适的了。当然我们并不打算永远住在那儿。”他看了那相片架一下，好像他看到芭芭拉站在草皮前面的汽车旁。“但她被其他的冰锥谋杀案吓得半死。”

“哦？”

“不是打从一开始就害怕。可是当他在羊头湾杀了那个女人之后，她开始害怕了。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在布鲁克林展开攻击，你知道的。这使她开始有些奇怪的幻想。”

“是因为地点的关系吗？羊头湾离波朗坡很远。”

“但是它属于布鲁克林区。而且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记得她对那个被杀的女人感应非常强烈。我应该知道是什么理由，但是我想不起来了。无论如何，她很紧张，并且她告诉我有人在监视她。”

“你把这一点告诉警察了吗？”

“我想没有。”他眼睛往下看，点燃另一根烟。“我确定我没有。因为那时我以为这是怀孕症状之一，例如渴望吃一些奇怪的食物，诸如此类的事。怀孕的妇女老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奇怪的事情上。”他抬起眼睛注视着我。“此外，我那时也不愿去想这个问题。就在她被杀的前一两天，她还在和我谈，说她希望我在门上加装一个警锁。你知道那种锁，有条钢栓拉条装在门上，使人无法强行打开的那种。”

我点点头。

“然而，我们没装那种锁。就算装了也不会有任何差别，因为门不是被强行破坏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奇怪，像她那么紧张的人，为什么会让人进去？不过，那是在白天，毕竟人在白天的时候没那么疑神疑鬼的。那个人可以假装是水管工人、煤气公司的人，或什么的。波士顿勒人狂不是这样做的吗？”

“差不多是这样。”

“但是，如果这个人她的确认识……”

“有几个问题我必须要请教你。”

“没问题。”

“你太太有没有可能和别人过从甚密？”

“过从甚密？你是指有外遇？”

“像这一类的事。”

“她那时正在怀孕呢。”他说，好像这句话就是答案一样。我没说什么，所以他接着说：“我们在一起时很幸福，我可以确定她没有在和别人约会。”

“你不在家时，经常有人来拜访她吗？”

“她也许会邀请朋友到家里来。我没有过问她这些事。我们彼此信任。”

“她那天提早下班。”

“她有时候是如此，她和她的老板关系不错。”

“你说你们彼此信任，她相信你吗？”

“你打算说什么？”

“她可曾指控你和别的女人有染？”

“老天！你究竟和谁谈过这件事？我敢打赌我知道这话打哪儿来的。是的，我们有过一两次争吵，而且一定有人听到了。”

“哦？”

“我告诉你，女人在她们怀孕的时候总有些奇怪的念头，像喜欢吃某些食物。芭比就满脑子想着我会利用我经手的案子做这档事。我当时在哈勒姆区和南布朗克斯区的贫民窟里奔波，应付填不完的表格，努力控制自己不因那些怪味道而呕吐，躲避那些他们从楼上向你扔的垃圾。她指控我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和那些姑娘们情意相投，我认为这是怀孕中的神经衰弱。首先，我又不是魅力无法挡，再则我也被贫民窟里的种种弄得倒足了胃口，所以有时候在家里我的表现都不太好了，更别说在工作时我会有什么心情。那儿真像个地狱，你是个警察，我用不着告诉你我每天所看到的那些事吧。”

“所以你没有外遇？”

“我刚才没有告诉你吗？”

“你也没有和别人谈情说爱吗？例如，住你们那一带的女人？”

“当然没有，有人说我有吗？”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你在你第一任太太死后三年再婚的，对不对，埃廷格先生？”

“差一点才满三年。”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你现任太太的？”

“大约在我们结婚前一年，也许还更早一点，大概有十四个月。是在春天里，而我们是在六月举办的婚礼。”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彼此的朋友介绍的。我们去参加一个舞会，虽然在舞会里我们都没特别注意到对方，但是后来，我的一个朋友请我们两个人一起过去吃晚饭。”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她不属于我在南布朗克斯的案子，如果你是想抓我这种小辫子的话。她也从来没住过布鲁克林。天啊！我真蠢。”

“埃廷格先生……”

“我是个嫌疑犯，是吗？老天，我坐在这里老半天，居然都没想到这点？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是个杀人嫌犯。”

“这是我为了调查必须要执行的例行工作而已，埃廷格先生。”

“他认为是我做的吗？伦敦？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伦敦先生没有告诉我他怀疑谁或不怀疑谁，如果他有特定的怀疑对象，他也只是放在自己心里头。”

“哈！他真是有修养。”他用一只手擦擦额头。“我们该结束了吧，斯卡德？我告诉过你我星期六很忙。很多人平常努力工作，在周六他们才会想到运动。所以，假如我已经回答你全部的问题——”

“你太太被杀的那一天，你大约是在六点半回到家的。”

“应该没错。我确定这在警方报告里有记录。”

“你能详细交代那天下午的行程吗？”

他瞪着我。“我们现在谈的是九年前发生的事，”他说，“我根本分不出那些每天到处敲门的日子有何不同。你能记得你那天下午做了什么事吗？”

“不记得。但那天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意义。假如那天你曾经离开工作岗位的话，你会记得的。”

“我不记得了。我一整天都在做我的工作。而且我就在以前我说过的那个时间回布鲁克林。应该是六点半没有错。”他再一次擦他的额头。“但你总不能要求我提供证明吧。我当时应该填写了建档报告，但他们只保留那些东西几年而已。我不记得是三年还是五年，但绝不会是九年。那些档案放几年就会被清理掉。”

“我并不是在要求你提供证明。”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没有杀她。你看着我，我像个杀人犯吗？”

“我不知道杀人犯长什么样子。前几天我才读到一则报道，一个十三岁大的男孩从耳朵后面开枪杀了两个女人。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我想他看起来一定也不像杀人犯。”我从他桌上拿了一张空白的留言纸，在上面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我旅馆的电话号码，”我说，“或许你之后会想起某些事情。你绝对不知道哪些事情会蹦进脑子里。”

“我不想记得任何事情。”

我站起来，他也是。

“那已经不再是我的生活了，”他说，“我现在住在郊区，卖滑雪用品和运动装。我去参加海伦的丧礼是因为我找不到不去参加的好借口。我应该不去的。我……”

我说：“放轻松点，埃廷格。你感到生气和害怕，但你不需要这样。当然，你有嫌疑。有谁会调查一个女人的谋杀案时不盘查她丈夫的？你听说过有这样进行调查的吗？”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说：“有人杀了她。而且可能是一个她认识的人。我或许查不出任何结果，但是我会尽力试一试。假如你想起任何事情，打电话给我，就是这样。”

“你说得对，”他说，“我是有些生气，我……”

我叫他忘了这件事。我自己找到出去的路。

7

我在搭火车回市区的路上读了一份报纸。有一篇专栏报道讨论从背后勒颈袭击案件有增加的趋势。文章告诉读者如何使自己不要成为醒目的攻击目标：两个人或一群人走在一起，走灯光充足的街道，靠路边砖道走，不要靠着建筑物走。走路速度要快，并且要保持警觉，避免别人对着你迎面走过来。那些袭击者总先估量一下你的身材，看看你是否容易下手。他们会佯装问你时间或方向。别让他们有机可乘。

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棒了。“对不起，先生，你能告诉我到帝国大厦怎么走吗？”“去你的！你这神经病！”这就是现代都市的礼仪。

这火车好像没有终点站似的。到长岛去总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希克斯维尔离安妮塔和孩子们住的地方还很远，但长岛就是长岛，而且我每次到那里都隐隐约约感到不大舒服。我很高兴宾州车站终于到了。

这时候该要喝一杯了。在车站里专门做上班族生意的酒吧里，我很快喝了一杯。周六对道格拉斯来说也许是忙碌的一天，但对铁马酒吧的酒保来说今天的生意很清淡。他平日的客人一定都跑到希克斯维尔买小型帐篷和篮球鞋去了。

我走回街上时，太阳已经不见了。我走过三十四街，再转往第五大道去图书馆。没有人来问我现在几点或荷兰隧道怎么走。

走进图书馆前，我停下来用公共电话打给林恩·伦敦。她父亲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我查看了我的记事本，然后拨电话。电话答录机接听了我的电话。一开始答录机先重复她电话号码的后四位，然后说无人接听，请我留下姓名。这是女人的声音，发音清晰准确，只是有一点点轻微的鼻音，我猜她是芭芭拉的妹妹。我没有留话就挂断了。

在图书馆里，我仍旧拿出那本我先前用过的布鲁克林区指南。这次我查看怀科夫街的另外一栋建筑物。里面有四套公寓，其中一套租给爱德华·科温夫妇。

这个名字给我提供了一个消磨午后时光的方法。在第四十一街和麦迪逊转角处的一家酒吧里，我叫了一杯咖啡和一杯可以加到咖啡里的波本，又将一块钱换成十个一毛的硬币。我从曼哈顿开始，这里有几个爱德华·科温，一个E.科温，一个E. J.科温，一个E. V.科温。没有一个有结果。我利用查号台，先拿到布鲁克林区的名单，接着是皇后区、布朗克斯和斯塔滕岛。有些号码占线，我在接通前必须试个四五次，其他的都无人接听。

我又多换了一些零钱，然后拨电话给纽约五个区内所有的J.科温。在这段时间内，我喝了第二杯掺有波本的咖啡。我就这样漫无目标地用掉不少零钱，不过大部分的调查工作都是如此。只要她还住在这一带，瞎猫也会碰到死耗子的。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离开酒吧的时候，大约三分之二的电话号码我已经做上记号表示和对方联络过，但他或她并不是我要找的科温。有必要的话我会找个适当的时间再打电话，但我觉得希望不大。贾尼丝·科温结束营业而且公寓也退租了。她可能在那时候搬到西雅图去住。她和她的丈夫也可能在韦斯特切斯特，或新泽西，或康涅狄格，或在希克斯维尔给网球拍标价钱。只依靠电话黄页办事成效有限。

我又回到图书馆。我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结束快乐时光托儿所的，我从房东那里只打听到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是否也大约在那个时候搬出了波朗坡区呢？

我查了一年又一年的城市指南，找到了科温夫妇迁出怀科夫街那栋砖造公寓的年份，时间看来很吻合。结束托儿所很可能是搬家的序曲。他们可能搬到郊区去，他的公司也许把他调到亚特兰大去。或者他们分手，各走各的路。

我把指南放回去后，突然又有一个高明的主意，我的想法又改变了。我走回去把它再拿出来。自科温夫妇搬走后，那栋建筑物还转过三次手。每个房东各拥有数年的所有权。我复印了他们的姓名夹在笔记本中。

这次我在四十二街的一家酒吧里打电话，我跳过曼哈顿直接用布鲁克林的资料。我很幸运地立刻就找到高登·波默朗斯，他把怀科夫街的建筑物卖出去后还一直住在布鲁克林。他们只搬到不到一英里远的卡罗尔街。

波默朗斯太太接的电话。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并且说我设法要联络上科温夫妇。她立刻就知道我说的是谁，但她不知道如何才能联络上他们。

“我们没有保持联络。埃迪是个好人。在她搬出去以后，埃迪常带小孩到我家来吃晚饭，但是他搬走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好多年了，我知道他大概要搬到哪里去，不过我想不起来是哪个城市。在加州，我想是南加州。”

“是她先搬出去的吗？”

“你不知道吗？她离开他，就这样留下两个小孩离开了他。而且，她关了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托儿所。所以他还要为自己的小孩另外再去找一家。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想象一个母亲会这样留下自己的孩子一走了之。”

“你知道她可能到哪里去了吗？”

“格林威治村，我猜。去追求她的艺术，不顾一切。”

“她的艺术？”

“她幻想自己是一位雕塑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作品，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她可能是有些天分。不过，我还是很讶异她这么做。她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女人，住在一栋很好的公寓里，有一个非常温柔的丈夫，两个漂亮的孩子，她甚至自己有份事业，而且做得也还不坏。结果，她就这么一走了之，头也不回地走了。”

死马当活马医了。我说：“你是否正好也认识她一个名叫芭芭拉·埃廷格的朋友？”

“我没有这么了解她。你说什么名字来着？埃廷格？怎么这个名字听起来这么熟？”

“在你以前的住家附近被谋杀的那个芭芭拉·埃廷格。”

“就在我们搬进去以前。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我不认识她，因为我刚刚说了，谋杀案发生在我们搬进去之前。她是科温夫妇的朋友吗？”

“她替科温太太做事。”

“她们是这种关系吗？”

“什么关系？”

“很多人谈论这件谋杀案。这使得我要搬进去的时候十分紧张。我和我丈夫彼此安慰道：‘不必担心打雷会两次都打中同一个地方。’但是私底下我还是十分忧虑。后来，那些谋杀案就停止了，不是吗？”

“是的，你从来就不认识埃廷格夫妇吗？”

“不认识，我告诉过你了。”

一位住在格林威治村的艺术家。一位雕塑家。我还没有联络上的J.科温中有住在那个地方的吗？我不这么认为。

我说：“你记不记得科温太太结婚前姓什么？”

“记得？我想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问这个？”

“我在想如果她要追求她的艺术家生涯，可能会回头使用她原来的姓氏。”

“我确定她会这么做。不管是不是为了艺术家生涯，她都会恢复她本来的姓名。但是我无法告诉你她原来姓什么。”

“当然她现在可能已经再婚了。”

“我可不这么想。”

“请再说一遍。”

“我不认为她会再婚。”波默朗斯太太说。她的声调变尖了，我觉得很奇怪。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说。

“这么说吧，”她说，“不管什么雕塑不雕塑的，她可能住在格林威治村。”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她咋舌，对我的迟钝不耐烦。“她离开她的丈夫还有两个小孩，但不是和其他男人跑了，她是为了另一个女人而离开他的。”

贾尼丝·科温的本姓是基恩。我坐地铁到钱伯斯街，花了几个小时在档案暨资料服务部的几间办公室内寻找关键资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办手续上，我不断需要那些周六不来上班的人批准我的申请。

首先我试着找结婚证明。当我知道不能成功时，就试着找出生证明。波默朗斯太太对科温家小孩的姓名和年龄印象模糊，但她很确定最小的那个名字叫凯莉。她的母亲离家时，她五岁或六岁。事实上，应该是七岁。所以她现在大约十五岁了。她的父亲是爱德华·弗朗西斯·科温，以前的妈妈是贾尼丝·伊丽莎白·基恩。

我带着胜利感把那个名字写在我的记事本上。不是我得意忘形，而是一种成就感。我不能证明我现在比和查尔斯·伦敦在阿姆斯特朗酒吧相对而坐的时候，离谋杀芭芭拉·埃廷格的人更近了。但我查到一些东西，而且感觉很好。这是一种磨人的工作，一般而言毫无意义，但它让我能运动一下那些平时不常用的肌肉。当我发力时，这些肌肉还会刺痛。

过了几个街区，我发现了一家叫布拉尼·斯通的熟食店。我叫了一份热的熏牛肉三明治，喝了一两杯啤酒。吧台上摆了一台彩色大电视机，正在播放周六下午的一档体育精选节目。几位男子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中摆弄圆木，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是骑它们。这里根本没人在意他们的努力。等我吃完三明治，骑圆木的节目也播完了。接着是改装车比赛。仍旧没有人注意这些赛车。

我再一次打电话给林恩·伦敦。这一次也是答录机，我等到“哔”一声响后，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我开始查电话号码簿。

曼哈顿没有全名登记为贾尼丝·基恩的，但有六个人登记姓基恩且名字以J为开头。另外，这个姓的相关变体有很多，奇尼，肯恩，奇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收音机节目——奇尼先生，失踪人口的猎人。不过，我记不起来他用的到底是哪一个。

我试了全部叫J.基恩的。两个没人接，一个老在占线，其他三个则都说不是贾尼丝·基恩。那个一直占线的住在七十四街，我断定那不是从波朗坡区来的女同性恋雕刻家会住的地方。我拨了查号台，其他四区也依此例行公事扫了一遍，但我突发奇想地停了下来。

她一定住在曼哈顿。该死的！我知道她就在曼哈顿。

我查询在曼哈顿区有没有叫贾尼丝·基恩的。我拼出姓的字母，等了一会儿，他们告诉我曼哈顿区唯一登记这个姓名的电话不公开。我挂断，再拨一次，换了一个接线员，然后使出警察取得不公开电话的一贯伎俩。我自称是第“幺八”分局的弗朗西斯·菲茨罗伊刑警。我故意把它说成“幺八”分局，因为虽然警察并非全体一致都用这种方式讲，但一般老百姓却一致认为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就这样拿到了住址。她住里斯伯纳德街，一个雕刻家住那里是十分合逻辑的。那里离我目前所在的位置不远。

我手上还有一毛钱，我把它放进口袋里，回到酒吧。赛车播完了，换成一个特别节目。两个轻重量级的黑人在一个不真实的地方举行冠军赛。我想是凤凰城吧。我不知道什么是轻重量级。他们加上这些中间重量分级，如此一来可以多举办几场冠军赛。有些客人刚才不看滚圆木，也不看赛车，现在则盯着这两个男孩互殴，这档事他们可不常有机会做。我坐着看了几回合，喝了几杯掺了波本的咖啡。

如果我能找出一些点子来接近这个女人，对案情发展应该会有帮助。我借着电话簿、档案和电话线追踪她的足迹，好像她握有埃廷格谋杀案的证据。然而，就我目前所知道的，芭芭拉·埃廷格对她而言只是个不起眼的临时工，在孩子玩完字母积木后把玩具收起来，如此而已。

不过，她可能是芭芭拉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她的情人。我记得波默朗斯太太的那个问题：“她是科温夫妇的朋友吗？她们是这种关系吗？”

也许是她杀死芭芭拉的，她们两个那天是不是都提早离开托儿所？先不说是不是真的如此，究竟有没有可能这样呢？

我让自己的脑子空转，我知道自己心不在焉，但我让它就这么转一阵子。电视屏幕上，那个短裤上有白条纹的小子终于开始用右拳发动猛攻。看来他不像能在剩下的几个回合中干掉他的对手的样子，但是他这个决定很安全。他在折磨他的对手，很努力地在折磨他。他左手猛攻，右手勾拳直打肋骨，另一个小子根本找不到有效的防卫方法。

他们两人的感受，我都能理解。

我想到道格拉斯·埃廷格。我认定他没有杀他太太，我一直试着要想出我是如何知道的，我确定这和我认为贾尼丝住曼哈顿是一样的。算是得到神灵的指示吧。

我认为埃廷格说得对。路易斯·皮内尔杀了芭芭拉·埃廷格，就像他杀了其他七个女人一样，芭芭拉生前也认为有个疯子尾随她，她也说对了。

但是她为什么让那个疯子进她的公寓呢？

在第十回合时，那个肋骨被修理的小子奋起反攻，左右连击攻了数拳，打得那个裤子上有白条纹的男孩发晕摇摆，但这等狼狈还不足以结束这场比赛，穿白条纹短裤的孩子死抱着不放，但被裁判分开，群众嘘声四起。我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现在看的是什么。这些凤凰城的观众真是的。还好布拉尼·斯通的同伴们没有这么情绪化地投入。

去他妈的。我去打我的电话。

电话响了四五声后，她接起电话。我说：“请找贾尼丝·基恩。”她说她就是贾尼丝·基恩。

我说：“我是马修·斯卡德。基恩小姐，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哦？”

“关于一个叫芭芭拉·埃廷格的女人。”

“天啊，”她停顿了一下，“关于她的什么事？”

“我正在调查她的死因，想过来和你谈一谈。”

“你正在调查她的死因？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肯定都有十年了。”

“九年。”

“我还以为只有西部骑警才绝不罢手。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纽约市吃香喝辣的警察也是这样。你是个警察吗？”

我正打算说是，但却听到自己说：“以前是。”

“那你现在是什么呢？”

“无官一身轻的市民。我现在替查尔斯·伦敦做事。埃廷格太太的父亲。”

“没错，她的本姓是伦敦。”她电话里的声音挺好听的，低沉而沙哑。“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现在又要开始调查。而我又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也许我能当面向你解释，”我说，“只要几分钟就能到你那里，我方便现在过去吗？”

“老天！今天周几？周六吗？现在几点了？我一直在工作，我经常忘记时间。我现在看到的是六点钟，这时间对吗？”

“没错。”

“我最好先弄点东西来吃，而且我要收拾一下。给我一个小时，可以吗？”

“那么我七点到。”

“你知道住址吗？”我把从查号台拿到的住址念给她听。“就是这个住址。在教堂和百老汇大道之间。你按了门铃后，站到路边砖道上，这样我才看得见你。我会把钥匙丢下去。按铃时注意二长三短，好吗？”

“二长三短？”

“这样我就知道是你。不然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我只听到你在电话上的声音。你是怎么拿到这个电话号码的？这号码应该是不公开的。”

“我以前是警察。”

“对，你说过了。所谓‘不公开’的号码，也不过如此，对吧？把你的名字再告诉我一次。”

“马修·斯卡德。”

她重复念了一遍。然后她说：“芭芭拉·埃廷格。哦，但愿你知道这个名字让我回想起多少事情。我有个预感，我一定会后悔接这个电话的。好了，斯卡德先生，我们一个小时后见面。”

8

里斯伯纳德街和运河街相隔一个街区。那个区域即大家都熟悉的翠贝卡区（Tribeca）。Tribeca是一种代表地理位置的缩写，意即“运河街下三角地带”（Triangle Below Canal），就如同苏荷区（SoHo）源于休斯敦街以南（South of Houston Street）一样。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艺术工作者纷纷搬入格林威治村南方的几个街区，他们根本不管居住法令，都喜欢住在空间较大又便宜的阁楼。后来法令修改为允许居住阁楼住宅，此后苏荷区行情就走俏了。这又使得想要找阁楼住宅的人到更南边的翠贝卡区。现在翠贝卡区的租金也不便宜了，但街上仍有十年或十二年前苏荷区的荒废特质。

我选择了一条灯光照明较佳的街道。我沿着路边砖道，不靠近建筑物，尽可能地快走并保持警觉。街道上空荡荡的，要避免和别人面对面很简单。

贾尼丝·基恩住在一栋六层高的狭窄阁楼里，它夹在其他两栋较高、较宽，也较现代化的建筑物中间。它看起来有种紧迫感，像个矮小的男人站在拥挤的地铁里。一扇扇的落地窗正好可以衡量出每一个楼层的正面宽度。最底下一层是一家铅管五金店，周末关门不营业。

我走进一个会令人产生幽闭恐惧症的门廊，找到一个注明“基恩”的门铃。我按了铃，二长三短。我走到人行道，站在路边砖道往上看着那些窗户。她从其中一个窗户往下喊，问我的名字。在那种光线下我什么也看不到。我报上我的名字，一个小东西从空中呼啸而下，丁零当啷地落在我身旁的人行道上。“五楼，”她说，“有电梯。”

真的有电梯，而且装得下一架大钢琴。我上五楼，走出电梯进入一间宽阔的阁楼。这里种了许多植物，全都是深绿色的，而且长得很茂盛，但是和家具比起来，它们相对小了些。门都是橡木做的，很有光泽的浅黄色。墙上露出砖块，头顶的探照灯提供照明。

她说：“你很准时。屋里乱七八糟的，但我不会为此道歉。我有咖啡。”

“如果不麻烦的话。”

“一点都不会。我自己也正想喝一杯。我先带你去坐下，尽尽我做女主人的本分。加奶？糖？”

“黑咖啡就好。”

她把我留在一个地方，这里有一张长沙发和两张椅子，围着一张被堆起来的、上面有抽象图案设计的地毯。有两个八英尺高的书柜，快碰到天花板了，顺便拿来做隔间用。我走到窗户旁边，往下看里斯伯纳德街，但不是全都看得见。

屋子里有一件雕刻作品。当她拿咖啡过来时，我正好站在雕像前。那是个女人的头像，头发是一窝蛇，颧骨高，眉毛粗重，脸孔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失意。

“那是我的美杜莎，”她说，“不要看她的眼睛，她凝视的目光会使男人变成石头。”

“她很棒。”

“谢谢你。”

“她看起来很失望的样子。”

“就是这个特质，”她同意我的说法，“我也是在完成她以后才发现的，我在那时候才亲眼看到她的失意。你有很好的鉴赏能力。”

“鉴赏失意，总归一句话。”

她是个迷人的女人。中等身材，比之当下时尚的严格标准来说丰满了点。她穿了一条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石板蓝的软皮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上。她的脸是心形的，整个轮廓被一个很清晰可见的美人尖强调得很明显。带有些灰色的黑褐色头发几乎垂到肩膀，两只灰色的大眼睛间隔适当，周围的一抹睫毛膏是她脸上唯一的化妆品。

我们坐在那两张成对的椅子上，相对成直角。我们的马克杯放在一张由一段树干和一块石板组合成的桌子上。她问我找她的住址有没有困难，我回答没有。然后她说：“好了，我们是不是该开始来谈关于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呢？也许你可以先告诉我，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你们还对她这么有兴趣。”

她没有看到路易斯·皮内尔被捕的报道。冰锥大盗被关起来这件事对她来说是新闻，所以谋杀她以前员工的另有其人对她而言也是新闻。

“到目前为止，这是你们第一次要找出一个具有动机的杀人凶手，”她说，“如果你们那时候就查——”

“事情会比较简单。是的。”

“而现在事情要倒过来看才会比较简单。我不记得她父亲了。我一定见过他，在谋杀案发生后或之前，但我想不起来了。我记得她妹妹，你见过她吗？”

“还没有。”

“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她以前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一个讨人厌的泼妇。但我和她也不是很熟，而且那已经是九年前的印象了。我必须一直回到九年前，每件事都发生在九年前。”

“你怎么认识芭芭拉·埃廷格的？”

“我们常在邻近地方碰面。去大联合超市购物，到糖果店买报纸。也许我向她提到我在经营一家托儿所。也许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总之，有一天早晨她走进‘快乐时光’，问我需不需要人手帮忙。”

“你立刻就雇用了她？”

“我告诉她我不能付她高薪。那时托儿所还在花钱阶段。我想要经营托儿所是为了一个愚蠢的理由：我们那一带没有方便的托儿所，但我需要有个地方安置我的孩子。所以，我找了一个合伙人，我们开了‘快乐时光’。结果，我不但没能把小孩丢在托儿所，相反，变成我要看顾他们还有其他别人家的小孩。当然我的合伙人在合约刚签下不久后就发现不对而退出了，我只好一个人唱独角戏。我告诉芭芭拉我需要她帮忙，但是我请不起她。她则说她主要是想做点事，而且她愿意廉价工作。我不记得我付她多少薪水，反正不多就是了。”

“她工作表现好吗？”

“那主要是个看顾小孩的工作。这种工作做得再好也很有限，”她想了一会儿，“很难回想起来。九年前，那时我二十九，她比我小几岁。”

“她死的时候二十六岁。”

“老天。年纪不是很大，对吗？”她闭起眼睛，为早死感到可怕。

“她帮了我很多忙，我猜她做那些事做得够好了。大部分时间，她看来工作得很高兴。大致上来说，如果她是一个较有满足感的女人，她会工作得更高兴。”

“她不满足吗？”

“我不知道这个词用得对不对。”她转过去看了美杜莎的半身像一眼。“失望？你会感觉芭芭拉的生活不完全像她心中所想要的那样。任何一件事都只是还可以，她的丈夫还可以，公寓还可以，不过她希望能拥有一些比还可以更好的东西，但是她没有。”

“有人用‘定不下来’来形容她。”

“定不下来？”她斟酌着这个字眼，“这用来形容她是够贴切了。当然，那个时代女人是觉得定不下来，性别角色十分令人迷惑而且混淆。”

“现在不是仍旧如此？”

“也许永远会如此。但我想比起以前，现在这些事情已经得到缓解了。不过，她是定不下来，绝对定不下来。”

“她的婚姻令她失望吗？”

“大部分人的婚姻是这样子，不是吗？我不觉得她的婚姻会持久。但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他仍在福利部门工作吗？”

我告诉她道格拉斯·埃廷格的近况。

“我不是很了解他，”她说，“芭芭拉好像觉得他对她而言不够理想。至少我有这种印象。他的背景比起她来实在是差太远了。也不是说她是什么上流社会出身，但我想她至少享受过郊区童年还有贵族式教育。而他的工作时间长，做的又是没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他还有一件事不对劲。”

“是什么？”

“他到处跟人上床。”

“他真是如此或者只是她这么猜想？”

“他就追求过我。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一种临时起意性质的追求。这个男人看起来像只花栗鼠，而我也不怎么觉得得意，因为他老是做这种事，所以他追求我并不代表我有魅力。当然，我没有跟芭芭拉说什么，不过她自己也看得出来。她有一次在一个舞会上当场逮到他和女主人在厨房里搂搂抱抱。所以，我想他也一定会去占那些福利案件当事人的便宜。”

“他的太太呢？”

“我认为他也在占她的便宜。我不——”

“她是否和某人过从甚密？”

她的身体向前靠，握着咖啡杯。以女人的标准来说，她的手算是大的，指甲剪得很短，我想长指甲对一个雕塑家而言是个麻烦。

她说：“我付她的薪水很少。你甚至可以说那只是象征性的薪水。我的意思是，高中生当保姆的钟点费都比她高。芭芭拉拿的薪水对开销而言仅仅是杯水车薪。假如她要休息，她就可以休息。”

“她经常休假吗？”

“并不常。不过我有印象，有几个下午或下午某一段时间，她会休息去做一些比看牙医更刺激的事。一个女人休假去和情人约会时，连神态都会不一样。”

“她被杀那一天露出那种神态了吗？”

“我希望你是在九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比较有把握记得。我知道她那天提早离开，但我不记得那天的细节。你认为她去会情人，而且是他杀了她？”

“目前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她丈夫说她对冰锥大盗显得焦躁不安。”

“我不认为——等等，我记得谋杀发生后的事。在她死后，我想到过，她一直谈论住在市区里的危险。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特别提到冰锥大盗谋杀案。但她提到过她感觉好像有人在监视或跟踪她。我把这解释成是她对自己死亡的预感。”

“也许是。”

“不过她也可能真的被监视或跟踪了。大家是怎么说的？每个人都有敌人。也许她真的感觉到什么了。”

“她会让一个陌生人进公寓吗？”

“那时我也怀疑这一点。假如一开始她就保持警觉——”

她突然停止。我问她怎么回事。

“没什么。”

“我是个陌生人，而你让我进你的公寓。”

“这只是个阁楼。虽然说这也没什么差别。我——”

我拿出我的钱包，把它丢到我们中间的桌子上。“看一下，”我说，“里面有张身份证。你可以对照我在电话上告诉你的名字，而且我想那上面有张照片。”

“没这个必要。”

“无论如何，看一下。如果你担心会被杀掉，你就不会是一个很有用的询问对象。身份证不能证明我不是个强奸犯或谋杀犯，但强奸犯或谋杀犯通常不会在事前告诉你正确的姓名。看呀，拿起来看。”

她很快地看了钱包一下，然后递还给我。我把它放回口袋里面。“你那张照片照得很糟，”她说，“不过我猜是你，好吧。我不认为她会让陌生人进公寓。可是，她会让她的情人进去。或是她的丈夫。”

“你认为是她丈夫杀了她吗？”

“已婚者经常会互相谋杀。有时候他们需要花上五十年才做成这件事。”

“你知道她的情人可能是谁吗？”

“也许不止一人。我只是这样猜，她好像一直热衷尝试。况且她怀孕了，所以很安全。”

她笑了，我问她什么事情这么好笑。

“我只是在想她会在哪里认识这些人。邻居，也许，或与他们夫妇有社交往来的有妇之夫。虽然她在工作场合中会遇到男人，但没这个可能。我们那里有许多男性，但不巧的是没有一个年龄超过八岁。”

“别这么肯定。”

“的确不尽如此。有时父亲会送小孩进来，或在下班以后来接小孩。可以调情的机会有很多，有些爸爸来带小孩时会来找我，当然也很有可能去找芭芭拉。她很迷人。她来‘快乐时光’工作时，可不是打扮得像那个唱摇篮曲的女主角，用老旧的大长衫把自己包得密不通风。她身材好，而且也很会穿衣服来展示自己的身段。”

在我能掌握问话题目之前，对话拖得有点长。然后我问：“你和芭芭拉曾是恋人吗？”

我问这个问题时，看着她的眼睛，她张大双眼回应我。“老天爷。”她说。

我等着她说话。

“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她说，“有人说我们是恋人吗？还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女同性恋或是其他什么吗？”

“有人告诉我你为了另外一个女人离开你丈夫。”

“很接近。我猜我为了三十或四十个理由离开我丈夫。离开他后，第一个跟我在一起的，的确是女人。谁告诉你的？不是道格拉斯·埃廷格，他在这桩狗屁事发生之前就搬出那一带了。除非他碰巧和某人谈到这件事。也许他和埃迪聚在一起，在彼此肩膀上痛哭，为女人都不是好东西而哭，说她们不是被刺死就是手牵手跑了。是道格吗？”

“不是，是一个和你们住怀科夫街同一栋大楼的女人。”

“大楼里的人？哦，一定是梅西说的。只不过她不叫梅西。等等，米姬！一定是米姬·波默朗斯，对不对？”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和她通过电话。”

“卑鄙的米姬·波默朗斯。他们还维持着婚姻关系吗？当然了，他们必须如此。除非他离开她。不过，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驱使她离开温暖的家庭。她一向坚称她的婚姻是天堂，事实上，那不过就是有系统地去否认每一个可能表面化的负面情绪。我回去探望小孩时，最讨厌在楼梯间碰到她，她会一脸谴责嘲弄地看着我。”她一边回忆着，一边摇头叹息。“我和芭芭拉之间没事。说来也够奇怪的，我和埃迪分开前，我从来没有和别人怎么样，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而那个后来和我在一起的女人，是我这一生中第一个和我上床的女人。”

“但你被芭芭拉·埃廷格所吸引。”

“我有吗？我看得出来她很迷人。但这不是同一回事。我曾特别被她所吸引吗？”她仔细推敲着这个想法。“也许，”她让步了，“但不在任何意识层面。而我真正开始考虑有那种可能性时，哦，我指的是和女人上床会很有趣的可能性，我不认为那时候我心中就已经有了特定对象。事实上，芭芭拉还活着时，我心里头还不曾有过这种幻想。”

“我必须问这些私人问题。”

“你不需要道歉。天呀！米姬·波默朗斯。我敢打赌她现在一定很胖，胖得就像头臃肿的小猪。但你只和她通过电话。”

“没错。”

“她还住在同一个地方吗？她一定是，就算你用把铁橇也赶不走他们。”

“有人这么做了。有个买主要把房子改造成单间出租。”

“他们实在惹人厌。他们还住在那一带吗？”

“差不了多远。他们搬到卡罗尔街。”

“好吧。我祝他们幸福。米姬和高登。”

她身体往前靠，用她灰色的眼睛在我脸上搜索。“你喝酒，”她说，“对吧？”

“请再说一遍？”

“你是个酒鬼，是不是？”

“我认为你可以称呼我是一个常喝酒的人。”

这话听起来很蠢。即使是对我自己而言也是很蠢。话音悬在空中好一阵子，然后，被她一阵圆润而洪亮的笑声打断。“‘我认为你可以称呼我是一个常喝酒的人！’天呀，真是绝倒。那么，你也可以称呼我为一个常喝酒的女人，斯卡德先生。别人对我的称呼要糟得多，今天时间过得很慢，天气又干燥。来点什么提提神，如何？”

“这主意不错。”

“你要什么？”

“你有没有波本？”

“我想没有。”她家的吧台设在其中一个书柜里，在两扇拉门后面。“苏格兰威士忌或伏特加？”她大声地说。

“苏格兰威士忌。”

“加冰块？水？或什么？”

“纯的就好。”

“上帝的原创，嗯？”她拿来两个装得半满的酒杯，一杯是苏格兰威士忌，另一杯是伏特加。她把我的递给我，眼睛看着自己的杯子。她那种表情好像要找个理由来干杯，但显然找不到。“哦，真他妈的。”她说，跟着喝了一口。

“你想是谁杀了她？”

“现在下结论还言之过早。可能是一个我到目前还从未听说过的人，也有可能是皮内尔。我得花个十分钟去会会他。”

“你想你能重新恢复他的记忆吗？”

我摇摇头。“我想我可能会从他身上得到一点想法。破案经常是凭直觉。你收集细节，产生感觉，然后答案会突然从你心中某处浮现出来。不是像福尔摩斯那样，至少对我而言从来都不是。”

“你把它讲得简直就像破案过程的要素是心灵感应一样。”

“我不会看手相或算命。但也许是有这种事。”我喝了一小口苏格兰威士忌。这酒有种苏格兰威士忌特有的药味，不过我通常都不介意。这是一种比较烈的威士忌，颜色暗如泥炭，我猜应该是提区尔牌的。“我接着还要去羊头湾。”我说。

“现在？”

“明天。那里是第四件冰锥谋杀案发生的地方，我猜就是它像幽灵般地缠着芭芭拉·埃廷格。”

“你认为是同一个人——”

“路易斯·皮内尔承认他做了羊头湾的谋杀案。当然这不能证明任何事情。我不能确定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猜我想要和某个曾经在现场看过尸体的人谈谈。这一连串的谋杀案有些身体上的细节在新闻报道里面都被隐瞒起来了，但是在芭芭拉的案子中，却同样被复制出来，被不完全地复制。我想知道布鲁克林另一件杀人命案和芭芭拉这件还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假如有的话，又能证明什么？有第二个疯子杀人犯，他专门以布鲁克林为作案地盘？”

“而且他杀了两个人就停止了。这也有可能。但这也不能排除有人因为某个动机而杀了芭芭拉。譬如说，她的丈夫想要杀她，但他知道冰锥大盗还未来到布鲁克林。所以他先在羊头湾杀掉一个陌生人来制造作案模式。”

“真的有人会这么想吗？”

“不论是什么事情永远都有人会做。也许有人出于某个动机杀了羊头湾的那个女人。然而他又担心他的谋杀案在布鲁克林显得绝无仅有，所以他找上芭芭拉。或许这只是一个借口。也许他第二次犯案，只因为他觉得很有乐趣。”

“天呀！”她喝着她的伏特加。“有哪些身体上的细节？”

“你不会想知道的。”

“你想保护小女人不让她知道丑陋的真相？”

“全部受害者的眼睛都被刺穿。用一根冰锥，正中眼球。”

“我的天……而那个你怎么说的？不完全复制？”

“芭芭拉·埃廷格只有一只眼睛被刺穿。”

“像眨眼睛那样。”她坐了好一段时间，然后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杯子，发现杯子空了。她走向吧台，把两个酒瓶都带过来。她把我们的酒杯加满后，将酒瓶留在石板桌面的桌子上。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她说。

“这是另一个我要去看皮内尔的原因，”我说，“去问他。”

我们之间的对话就这样绕来绕去。她问我该叫我马特或马修。我说无所谓。她说如果我叫她简，而不是贾尼丝，对她来说有很大差别。

“除非你不习惯直呼谋杀嫌疑犯的名字。”

在我还是个警察的时候，学到了永远直呼嫌疑犯的名字。你会得到相当程度的心理杠杆作用。我告诉她她不是嫌疑犯。

“我那一整个下午都在‘快乐时光’，”她说，“当然，经过了这么多年，很难去证明这件事。在当时就会比较简单。独居的人要有不在场证明一定比较困难。”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除非你把猫也算进来。它们躲起来了，它们怕陌生人。就算给它们看身份证也没多大作用。”

“真是难缠。”

“嗯哼，自从我离开埃迪后，我一向一个人住。一直有人和我过从甚密，但是我一向一个人住。”

“除非我们把猫也算进来。”

“除非我们把猫也算进来。我那时也从来没有想到会在接下来的八年里都一个人过日子。我只想到，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基本上会有些不同。倒退回从前，那时候是意识刚刚抬头的时期。我那时判定问题出在男人身上。”

“结果不是？”

“也许那一直是问题之一。结果女人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有一阵子，我断定自己是幸运者之一，能够和两种性别的人发生关系。”

“只是一阵子吗？”

“嗯。因为我接着又发现，我是可以和男人及女人都发生关系，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不善维持关系。”

“我可以想象。”

“我猜你也许可以。你一个人住是吗，马修？”

“有一阵子了。”

“孩子跟着你太太住？我不是灵媒，你的钱包里有张他们的照片。”

“哦，那张照片。那是以前的照片了。”

“他们都长得挺帅的。”

“他们也是好孩子呢。”我又倒了一点苏格兰威士忌到我的杯子里。“他们现在住赛奥西特区。有时候，他们会搭火车来我这里，我们一起打球或在纽约公园里玩。”

“他们一定很喜欢。”

“我知道我喜欢。”

“你一定搬出来有一段时间了。”

我点头说：“大约在我离开警界那时候。”

“同样的理由？”

我耸耸肩。

“你为什么会离开警界？是因为这个玩意儿吗？”

“什么玩意儿？”

她朝着酒瓶挥挥手：“你知道，杯中物。”

“哦，该死，不是，”我说，“我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喝这么多。我只是走到了一个节点，觉得自己不再喜欢当警察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理想幻灭？对刑事司法系统缺乏信心？厌恶贪污？”

我摇头：“在这个圈里，我老早就已经不再心存幻想。我从来也没对刑事司法系统有过信心，这是个可怕的系统。警察只做他们做得到的。贪污一向都存在，我从来都不够格去当一个因为贪污而感到困扰的理想主义者。”

“不然是什么？中年危机？”

“你可以这么说。”

“好。如果你不愿意谈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

一时之间，我们都陷入沉默。她先喝，然后我喝。最后我把杯子放下来说：“好吧，这也不是秘密。只不过是我不经常谈论这个问题。有天晚上我在华盛顿高地的一家酒馆里。警察可以在那里免费喝酒。老板喜欢有我们在那里进进出出，所以你可以赊账，从来也不会有人叫你付钱。我有十足的理由到那里去。那时候我已经下班了，我想在开车回长岛以前先放松一下。

“不过，也许那天晚上我根本不打算回家。我经常不回家。有时我到旅馆去睡几个钟头，省得还要开车往返。有时候我甚至不必到旅馆开房间。”

“两个流氓抢劫这个酒馆，”我继续说道，“他们拿走了收银机里面的钱，在走出去的时候还拿枪射杀酒保，就这样他妈的把他打死了。我跑到街上去追他们，我穿着便服，但我当然还带着枪。你总是会带着枪的。”

“我射光了子弹，射中了他们两个。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变成残废，腰部以下瘫痪。有两件事他再也无法做了：走路和做爱。”

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但这次我感觉到所有的往事在重演。华盛顿高地地势较险，他们往一个斜坡上逃逸。我记得我拼了命，用两只手握着枪，往山上开火。也许是苏格兰威士忌使得回忆变得如此生动。也许鲜明的回忆是在回应她那双大而坚定的灰色眼睛。

“因为你杀了一个人，并且使另一人变成残废……”

我摇头道：“这不会对我产生困扰。我只会因为没把他们两个都干掉而感到遗憾。他们在这片上帝的土地上毫无正当理由地杀了那个酒保。夜晚我一觉睡到天亮，想都懒得想他们。”

她等着。

“有一枪射偏了，”我说，“往山上瞄准两个移动目标，该死，我能射中已经是够了不起了。我在警察射击场，成绩永远是专家级别的，但实战毕竟不同。”我试着把自己的眼睛由她的眼睛那边拉回来，但是我做不到。

“其中有一枪失误了，那一颗子弹弹跳到人行道上。跳得不好。那里正好有个小女孩站在附近，不知道她他妈的站在那里做什么。她才六岁。我真的不知道她他妈的那个时候出来在那里做什么。”

这次我终于看到别的地方去了。“子弹穿过她的眼睛，”我说，“子弹跳弹时都有个角度，所以只要不管是向哪边偏上一英寸，可能就会掠过而不会伤到她，但生命是场生死隔条线的游戏，不是吗？她没那么走运，子弹射中脑袋，她死了，当场就死了。”

“天哪！”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当局做了一份报告，因为做报告是标准程序，报告中一致同意我没有做错事。事实上，我得了一个嘉奖。那孩子是西裔波多黎各人，名字是埃斯特利塔·里韦拉。当有像这样的少数民族伤亡时，你有时候会遇到压力，有时候社区团体也会来找你麻烦，但这个案子没这些问题。要说对我有什么的话，我只不过是一个行动快速但运气稍背的警察英雄。”

“因此你离开了警界？”

威士忌酒的瓶子空了。伏特加的瓶子内大概还有半品脱，我倒了几盎司到我的杯子中。我说：“不是立刻，但也没多久。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罪恶感。”

“我不确定。我只知道当一个警察不再那么好玩，做丈夫和父亲也一样行不通。我向两边都请了假，搬进一家旅馆里，在哥伦布圆环西边的一个街区上。这么一路下来，我很清楚我不想回去，不想回到我妻子身边，也不想回警察局。”

有一阵子我们两个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靠过来触摸我的手，出人意表又有点笨手笨脚的姿势，但是，不知为什么，竟令我感动。我感觉到我的喉咙都满了。

然后，她缩回她的手并且站了起来。我一时之间以为她的意思是叫我离开。相反，她说：“我要在卖酒商店打烊前打电话。最近的一家在运河街，而且他们打烊得早。你要继续喝苏格兰威士忌，还是想要换波本威士忌？哪个牌子的波本威士忌？”

“我大概得走了。”

“苏格兰或波本威士忌？”

“我继续喝苏格兰威士忌。”

在我们等着酒送来的那段时间，她带我参观阁楼，并介绍我看她的一些作品。大部分是写实作品，像美杜莎，但也有一些是抽象作品。她的雕塑作品充满力量。我告诉她我喜欢她的作品。

“我做得很好。”她说。

她不让我付买酒的钱，坚持说我是她的客人。我们又坐回椅子上，打开各自的酒瓶，把酒倒进杯子里。她问我是否真的很喜欢她的作品。我告诉她，我的确很欣赏。

“我一定会做得很好的，”她说，“你知道我是如何进这一行的吗？在托儿所和小朋友们玩黏土。我常带那种黄色雕塑黏土回家，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做。后来我在布鲁克林学院上夜间部的课，一种成人班课程，指导老师说我有天分。不用他说，我自己也知道。”

“我也得到别人的赞赏。一年多前在查克·莱维坦艺廊我办过一次展览。你知道这家艺廊吗？在格兰德街上？”我不知道。“艺廊给我办了一次个人展。一个女人的个展。只有一个人的展览。该死！现代人讲话前都还得要先想一想才行，你注意到没有？”

“嗯。”

“去年我得到一个NEA奖。国家艺术基金会颁的奖。另外还有一个爱因霍恩基金会颁给我的较小的奖项。不要假装你听过爱因霍恩基金会，得奖前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有些作品在颇为高尚的收集之列。有一两件在博物馆，啊，是一件，而且不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但总之是一家博物馆。我是个雕塑家。”

“我从来没说你不是。”

“我的小孩现在在加州，而我从来没去看过他们。他有完全监护权。该死，是我自己要搬出来的，对吧？首先，我是那种违反自然的母亲，抛夫弃子的同性恋，所以他当然会获得监护权，对不对？我没有提出异议。你想不想知道一件事，马修？”

“什么？”

“我不要监护权。我做托儿所工作时就已经做够了。我他妈的一直在监护一堆孩子，包括自己的在内。你还要监护权做什么？”

“听起来完全合情合理。”

“伟大的梅西·波默朗斯夫妇就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对不起，我是说米姬，高登和米姬他妈的波默朗斯，高级中学年鉴里的模范夫妻。”

我现在可以听得出她的声音里有伏特加的味道。她还不至于讲话含糊不清，但是她的声音里有一种酒精造成的音质。对此我毫不讶异。她跟着我一杯又一杯地喝，喝到连我都感受到酒力了，不过那是因为我先前喝了不少。

“当他说他要搬到加州去时，我发了一顿脾气。我叫着说这不公平，他得留在纽约，我才可以去看他们。我有探视权。我说，如果他们搬到三千英里外远的地方去，我的探视权还有什么用？但是你知道吗？”

“什么？”

“我得到了解放。就某方面来说我很高兴他们走了，因为你无法相信，每周一次搭地铁晃到那儿，和他们坐在公寓里或在波朗坡区四处走，还要冒着遭梅西·波默朗斯白眼的风险。该死的东西，为什么我每次都不能叫对那个该死的女人的名字？米姬！”

“我有她的电话号码。你大可以拨电话给她，把她狠狠地骂一顿。”

她大笑。“哦，天呀，”她说，“我要小便，我马上回来。”

她回来后坐到长沙发上。没有开场白，她直接说：“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吗？我和我的雕塑，以及你和你的存在焦虑症，我们是一对逃避现实的酒鬼。就是这样。”

“你说是就是。”

“用不着附和我。就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两个都是酒鬼。”

“我是喝得很多。但这是有差别的。”

“有什么差别？”

“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戒酒。”

“那你为什么不戒掉？”

“我为什么要戒掉？”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把身子往前倾又加满酒杯。“我戒过一阵子，”她说，“我戒了两个月，超过两个月。”

“你就这样突然想到要戒酒？”

“我参加匿名戒酒会。”

“哦。”

“你去过吗？”

我摇头：“我不认为它对我有效。”

“但你可以戒掉任何东西。”

“是呀，只要我愿意。”

“而你无论如何不是个酒鬼。”

最初我没有说什么。后来我说：“我认为这要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字。无论如何，它只不过是个标签。”

“他们说你自己决定你自己是不是一个酒鬼。”

“我决定我不是。”

“我决定我是。而且它对我有效。最重要的是，他们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喝酒。”

“我可以看出差别在哪里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她喝干了她杯子内的东西，透过杯子边缘看着我。“我不是故意要谈这个该死的话题。先是我的孩子，然后是我喝酒的事，真他妈的扫兴！”

“没有关系。”

“我很抱歉，马修。”

“忘了吧。”

“过来坐我旁边，帮我忘了它吧。”

我过去和她一起坐在长沙发上，伸手摸着她美丽的头发。灰色头发的光泽增加了它的吸引力。她用那双深邃不见底的灰色眼睛看着我好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我吻了她，她抱住我。我们互相拥抱。我抚摸她的胸部，吻她的脖子。她强壮有力的手揉着我背部和肩膀的肌肉，好像在揉雕塑黏土一样。

“留下来过夜吧？”

“我喜欢这个提议。”

“我也这么觉得。”

我又重新倒满了我们两人的酒杯。

9

远处教堂的钟声把我敲醒。我的头脑很清楚，并且感觉还不错。我的两条腿挂在床边，眼睛和一只猫正好四眼相对。它的毛很长，蜷缩卧在地上。它看了我一下，把头缩回去继续打盹儿。和这家的女主人睡了一晚，连猫也都能接受你了。

我穿好衣服，在厨房里找到简。她正在喝一杯淡色的柳橙汁。我猜她一定加了一些什么可以缓解宿醉的东西在里面。她用过滤式咖啡壶冲好了咖啡并且倒了一杯给我。我站在窗户旁边喝。

我们没有交谈。教堂的钟声已经停下来了，周日上午的沉寂跟着扩散开来。外面天气晴朗，太阳在没有云的天空上燃烧。我往楼下看却看不到一丁点生命的迹象，街上没有半个人影，也没有车子在移动。

我喝完了咖啡，把杯子放进不锈钢水槽里的脏碗盘中。简用一支钥匙把电梯升上楼来。她问我是不是要去羊头湾，我说我猜我是要去那儿。我们互相拥抱了一会儿。透过她穿的晨袍，我感觉到她美好身躯的温暖。“我会打电话给你。”我说，然后乘坐那部尺寸过大的电梯到一楼。

一位名叫奥伯恩的警官通过电话告诉我怎么到他们那里去。我依照他所说的，先乘BMT布莱顿线到格雷夫森德区的内克路。列车在经过布鲁克林后跑到地面上来，经过一些有草皮的独栋式房屋区，看起来真是一点也不像在纽约。

六十一分局的警察局在科尼艾兰大道上，我不怎么费事就顺利找到了。在小队办公室里，我和一个满脸横肉，长下巴，名叫安东尼里的刑警玩猜谜游戏。还好我们都认识的人够多，这才使他对我宽心不少。我告诉他我现在正在办什么案子，而且提到是弗兰克·菲茨罗伊引荐给我的。虽然我不觉得他们会彼此热爱对方，但是他也认识弗兰克。

“我得先看看我们的档案是个什么样子，”他说，“不过你可能在菲茨罗伊给你看的档案里见过我们的报告副本了。”

“我主要是想和看过尸体的人谈一谈。”

“你在曼哈顿看到的档案里没有处理现场警官的名字吗？”

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我不用跑到布鲁克林的这个鬼地方来同样可以办好这件事。不过，如果你走出去找线索，有时候你找到的东西会比你原本想要的更多。

“好吧，也许我可以找到那个档案。”他说。他把我留在一张边缘满是香烟烫痕的桌子旁。过去两张桌子，有个卷起袖子的黑人刑警在打电话。听起来像是在和一个女人讲电话，而且不像在讲警察局的事。靠着较远那面墙的另一张桌子上有两个警察，一个穿制服一个穿便服，在讯问一个有着一头蓬乱黄发的十几岁少年。

安东尼里拿着一本薄薄的档案夹过来，丢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拿起来看，偶尔停下来在我的记事本上记些东西。我了解到这个受害人是住在黑林街二七零五号的苏珊·波托夫斯基。她二十九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和她当建筑工人的丈夫分居。她和孩子住在两个家庭分租的合租房里。她住在较低的楼层。她是在星期三下午大约两点时被杀的。两个孩子，男的八岁女的十岁，在下午三点半左右一起放学回家，发现他们的妈妈在厨房地板上，衣服被脱掉一部分，尸体上布满了戳刺的伤口。他们跑到街上尖叫直到巡逻警员出现。

“找到什么了吗？”

“也许。”我说。我抄下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姓名还有两个六十一分局刑警的名字。他们两个在本案转给中城北区前也到过黑林街的命案现场。我给安东尼里看这三个名字。“这些家伙中有哪一个还在这里工作的？”

“巡逻警员伯顿·哈弗梅耶，三级刑警肯尼斯·奥尔古德，一级刑警迈克尔·奎因。迈克尔·奎因在两三年前死了。他利用职务之便和一个搭档在W大道合开了一家烈酒专卖店，店里发生枪战，他被杀死了。真惨，在他死前两年他太太也因癌症去世了，四个小孩被孤伶伶地留在世上，最大的一个才刚要上大学。你一定看过相关报道。”

“我想我看过。”

“杀了他的那个家伙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牢饭，然而他们现在还活着，他却已经死了。所以你去想吧。另外两个，奥尔古德和哈弗梅耶，我不认得这两个名字，所以他们一定在我来之前就离开六十一分局了。我来这儿几年了？五年？差不多。”

“你能查得出来他们到哪里去了吗？”

“我也许可以查得到。你究竟要问他们什么呢？”

“她的两个眼睛是否都被戳穿。”

“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菲茨罗伊？给你看的档案里没有验尸报告吗？”

我点点头：“两个眼睛都有。”

“所以？”

“你记得几年前的一件案子吗？他们从哈得孙河捞上来某个女人，说她是淹死的？法医办公室里有个天才把一个颅骨拿出来当镇纸用，后来这个丑闻传了开来，因为事情炒得火热，终于第一次有人把这个骷髅头拿出来仔细查看，才发现里面有个弹孔。”

“我记得。她是一个从新泽西来的女人，嫁给一位医生，是不是她？”

“对。”

“我有个可靠的经验法则。假如有个医生的老婆被杀死，那一定是她丈夫做的。我不用找什么狗屁证据，医生总是做这档事。我不记得这个医生后来成功脱罪了没。”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了解你的意思。验尸报告对你没用。但是九年前的目击者又能有什么用呢？”

“不很有用。不过……”

“我来看看我能找到什么。”

这一次他去得久了一点，回来时表情有点怪。“这案子运气不好，”他说，“奥尔古德也死了。至于巡逻警员哈弗梅耶，他辞职不干了。”

“奥尔古德是怎么死的？”

“心脏病发作，大约一年前。他几年前转调出去了，到中央大道的总部去工作。有一天他突然倒在桌上死了。档案室里有个家伙从奥尔古德在这里工作时就认得他，并且正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就我所知，哈弗梅耶可能也已经死了。”

“他怎么了？”

他耸耸肩膀：“谁知道？在冰锥命案发生后没几个月，他就递辞呈回去过他的平民生活了。理由是不特定私人原因。他只做了两三年的警察。你知道新进人员的离职率是这样子的。他妈的，你自己就是个离职警察。私人原因，是吧？”

“差不多是这样。”

“我查出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这段时间里他可能已经搬过六次家了。假如联系不到，你可以试试市局。他在这里待得不够久，没有任何津贴可以领，但他们经常跟踪记录离职警察。”

“也许他还住在同一个地方。”

“有可能。我祖母就还住在伊丽莎白街上那种有三间小房间的公寓，她从巴勒莫下船以来一直住在那间公寓里。有些人固定不动，其他的人换房子像换他们的袜子一样。也许你走运。我还能帮你什么？”

“黑林街在哪儿？”

“命案现场？”他笑了。“天呀，你是只嗅觉敏锐的猎犬，”他说，“要先去嗅一嗅那是什么味儿，嗯？”

他告诉我该怎么走。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帮我忙，但是他不要我的钱。我感觉得到他可能不会要——有人要也有人不要——然而我还是向他提议：“你或许要买顶新帽子。”他走过来很坚定地露齿一笑，向我保证他有一柜子的新帽子。“这些日子以来，我也难得有机会戴帽子。”他说。我只是要给他二十五元，比之他所做的努力实在是很廉价。“在安静的分局里时间过得很慢，”他说，“我刚才提供给你的东西对你能有多少帮助呢？对波朗坡的那个案子你心里已经有谱了吗？”

“还没有。”

“像在煤矿堆中找黑猫一般，”他说，“帮我一个忙，有结果的话让我知道。如果有结果的话。”

我照着他说的方向到黑林街。九年来这一带一定没什么改变。房子都还在，四处都是小孩子。路边砖道上停着车，通往住宅的车道上也几乎都停着车。我觉得这个街区里好像还有成打的人记得苏珊·波托夫斯基似的，而且我也知道她那和别人都合不来的丈夫在谋杀案发生后搬回这里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他们现在一定长大了，十七岁和十九岁。

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一定还很年轻。那时候她自己才十九岁。不过在这个地区早婚又早生小孩并非不寻常。

我认为他可能已经搬走了。假如他是为了孩子搬回来的，他不会让孩子们继续住在他们发现妈妈死在厨房地板上的屋子里。他会这样做吗？

我没有按那间屋子的门铃或其他人的门铃。我不是在调查苏珊·波托夫斯基的谋杀案，我不需要白费力气。我看了她陈尸其中的房子最后一眼，然后转身离开。

伯顿·哈弗梅耶的住址是在圣马克斯街二百一十二号。东村不像是一个警察会住的地方，而且看起来他在九年后还住这里的可能性极低，不管他是否继续留在警察局服务。我在海洋大道一家药房的公用电话亭拨安东尼里给我的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接听电话。我问她我可否和哈弗梅耶先生讲话。她停了一下，说：“哈弗梅耶不住这里。”

我正要为打错电话道歉，但她接着又说：“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哈弗梅耶先生。”

“你是哈弗梅耶太太吗？”

“是的。”

我说：“很抱歉打扰你，哈弗梅耶太太。以前你先生任职的六十一分局里的一位刑警给了我这个电话号码。我想找……”

“我的前夫。”

她讲话有一种没有音调的特质，好像她不慌不忙地把自己从她正在讲的话中分离出来。我注意到康复后的心理疾病患者说话时也有类似的特征。

“我找他是为了一件关于警察的事情。”我说。

“他不当警察已经有好多年了。”

“我知道。你有没有可能知道我要如何才能找到他？”

“不知道。”

“我想你不常见到他，哈弗梅耶太太，但你知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明白了。”

“哦，你明白了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前夫。我每个月会收到一张支票。支票是直接寄到银行，存到我的账户里。我没见过我的前夫，也没有见到过支票。你明白吗？真的吗？”

这些话可能是带着感情陈述出来的，但是她的声音仍旧那么平铺直叙且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没有说什么。

“他在曼哈顿，”她说，“也许他有电话，也许电话号码簿里就有。你可以找找看。我知道如果我不帮你找，你也会原谅我。”

“当然。”

“我很清楚事情很重要，”她说，“警察的事通常都很重要。”

药房里没有曼哈顿的电话号码簿，所以我请查号台的接线员帮我找。她找到了一位住西一百零三街的伯顿·哈弗梅耶。

我拨了那个号码，但没有人接听。

药房里有个午餐柜台。我坐在一张高脚椅上吃了一个烤干酪三明治和一片过甜的樱桃派，并且喝了两杯没加牛奶的咖啡。咖啡还不错，但比不上简用过滤式咖啡壶煮的那一种。

我想起她。我又走回电话旁，差点就拨了她的电话号码，结果我拨的是哈弗梅耶的号码。这次他接电话了。

我说：“伯顿·哈弗梅耶吗？我的名字是马修·斯卡德。我想知道今天下午我可不可以过来看你。”

“干什么？”

“关于警察方面的事。有些问题我想请教你。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你是警察吗？”

真要命。“我以前是。”

“我也一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要跟我谈些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斯卡德，”我回答道，“事实上，这是个古老的故事了。我现在是个侦探，我在调查一个你在六十一分局处理过的案件。”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知道。”

“我们可以在电话里谈吗？我想不出来我能提供给你什么有用的资料。我那时是个巡逻警员，我没有办过案……”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你那儿去一下。”

“我……”

“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

踌躇了一下，他有点发牢骚地说：“今天我休假，正打算要坐下来，喝几杯啤酒，看场球赛。”

“我们可以利用广告时间谈。”

他笑了。“好吧，你赢了。你知道住址吗？门铃上有名字，你什么时候来？”

“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后。”

“那好。”

上西城是纽约另一个靠北的地带，但是本地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没有越过第九十六街。哈弗梅耶住在哥伦布和阿姆斯特丹之间一百零三街上一栋业已荒废的褐石建筑物里，沿着街道两边都是这样的房子。邻近一带大致都很西班牙化。很多人坐在门前的阶梯上，一边听大型收音机，一边喝着棕色纸袋子里的美乐高品味生活啤酒。每三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是怀孕的。

我找到哈弗梅耶的公寓，按了门铃，然后爬了四段阶梯。他在其中一间靠后排的公寓门口等着我。他说：“斯卡德？”我点点头。“伯顿·哈弗梅耶，”他说，“进来吧。”

我跟着他进了一间配备有狭长厨房的宽敞工作室。屋顶上的照明设备是一只装在日式纸灯笼内的灯泡。墙壁该刷油漆了。我坐在长沙发上，手里拿着一罐他给我的罐装啤酒。他自己拉开一罐，然后走过去关掉电视。那个黑白手提电视机放在一个装橘子的板条箱上。板条箱的下面两层放了一些平装书。

他自己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翘着腿。他看起来才三十出头，五英尺八英寸或九英寸高，肤色苍白，窄肩膀，啤酒肚。他穿着一条棕色斜纹休闲裤和一件有棕色及米白色花样的运动衫。他眼睛深陷，颚骨宽大，深棕色的头发服服帖帖的。他早上没有刮胡子。我这才想到，我也没有刮。

“大约九年前，”我说，“有个女人叫苏珊·波托夫斯基。”

“我知道。”

“哦。”

“挂断电话后我就想，为什么有人要和我谈已经九年或十年前的老案子？我猜一定是和冰锥杀人案有关的事。我看了报纸。他们抓到那个家伙了，对不对？他们做了个圈套他就往里跳。”

“差不多是这样。”我向他解释路易斯·皮内尔否认芭芭拉·埃廷格的死与他有关，而且看起来事实也站在他这一边。

“我不明白，”他说，“其他至少好像还有八件谋杀案吧，是不是？这还不足以把他送进牢里吗？”

“对芭芭拉·埃廷格的父亲而言，这样还是不够。他要知道是谁杀了他女儿。”

“这就是你的工作。”他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你真走运。”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喝了一点啤酒。“我不认为波托夫斯基的死和我正在调查的这个案子有任何关联，但她们两个都住在布鲁克林，而且有可能这两个谋杀案都不是皮内尔做的。你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你能很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吗？”

“天呀，”他说，“我当然记得。”

“哦？”

“我就是因为这个案子离开警界的。不过我想羊头湾那边的人已经告诉过你了。”

“他们只说是为了不特定的私人原因。”

“这样吗？”他两手握着啤酒罐，低头坐着，眼睛向下看着它。“我记得她的孩子是怎样尖叫的，”他说，“我记得我知道走进去会看到真正可怕的事，再接下来，我还能记得的，就是我在她的厨房里，我正朝下看着她的尸体。其中一个小孩抱着我的裤管不放，就像小孩子常做的那样，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我向下看着她，然后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我看到的影像还是没有改变。她穿着一件，你们叫它什么来着的，一件家居服。上面有日本书法及一只鸟的图案，一种日本式的艺术。一件和服？我猜是叫和服。我记得它的颜色。橘色，带黑色绲边。”

他抬头看着我，然后再次低下双眼。“那件家居服敞开着。那件和服，敞开了一部分。整个身体上都是圆点，像是标点符号。他用冰锥刺的。大部分在躯干上。她的胸部非常好看。记得这种事情实在是可怕，但是要怎样才能把它忘掉呢？站在那里注视着满是伤口的胸部，她已经死了，而你一直注意到她有一对非常棒的奶子。我恨自己竟然会想着这种事情。”

“的确是会发生这种事的。”

“我知道，我知道，但它紧紧黏在你心上，就好像喉咙里卡着一根骨头。而且小孩子在外头不断地号哭和吵闹。一开始，我没有听见任何吵闹声，因为她的那个样子阻挡了一切。好像它把你弄聋了，把你其他的知觉粉碎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是的。”

“然后，声音出现了，小孩也还挂在我的裤管上，要是他能长命百岁，他母亲这副模样就会一直烙印在他脑海里，跟着他到老。甚至就连我这个跟她素昧平生的人，也无法将那个场景从脑海中抛开。它日夜重复出现。我睡着的时候它出现在我的梦魇里，我醒着的时候，它又会不时地袭上我心头。我不想再走进任何地方，我不想再冒险去看另一个人的尸体。终于，我慢慢地明白过来。我不想再从事一个一旦有人被杀就得去帮忙善后的工作。‘不特定的私人原因’，哈，这下变成特定的了。我拖了一点时间，仍旧撑不下去，我就辞职了。”

“你现在从事哪一行？”

“保安警卫。”他说了一家位于商业区和住宅区中间地带的商店名称。“我也试过其他工作，但是只有这个工作我做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我穿制服甚至臀部还带着一把枪。在这个之前的那一份工作，他们给我佩了一把没有装子弹的枪。真使我抓狂。我说带不带枪都无所谓，但不要叫我带一把没装子弹的枪，因为坏人以为你有武器，但事实上你却不能保护自己。现在我有一把装有子弹的枪，而且这把枪七年来都还没有离开过它的皮套子，我喜欢这样。我可以震慑抢劫和行窃。不过震慑行窃方面还不能尽如人意。扒手都非常狡猾。”

“我可以想象。”

“这是个无聊的工作，但我喜欢。我喜欢知道我不必走进别人的厨房，而且厨房的地板上有死人。我工作时可以和别人开玩笑，我偶尔会抓到扒手，全部的事情都美好而稳定。我过着简单的生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问一个关于命案现场的问题。”

“好的。”

“那个女人的眼睛。”

“哦，上帝，”他说，“你非得要提醒我不可。”

“告诉我。”

“她的眼睛睁开着。他戳刺全部受害人的眼睛。我那时还不知道。报纸上也没有报道过，他们用这种方法留一手，你知道吧？但是刑警一到就马上查证这一点，你知道，那不是我们的案子，我们可以把它丢给其他分局。我忘了是哪一个分局了。”

“中城南区。”

“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吧。”他闭上眼睛好一阵子。“我说过她的眼睛是睁开的吗？朝上瞪着天花板，但是却像两只血做的椭圆体。”

“两只眼睛都是吗？”

“你说什么？”

“她的两只眼睛是否情形都一样？”

他点点头，“怎么了？”

“芭芭拉·埃廷格只有一只眼睛被戳。”

“有什么差别吗？”

“我不知道。”

“如果有人要模仿凶手，他们会完全模仿，不是吗？”

“你这样认为。”

“除非是他干的，而他突然想要做个改变。谁知道一个发狂的人会怎样？也许那天上帝告诉他只要戳穿一只眼睛就好。谁知道？”

他去拿另一罐啤酒并且问我要不要，我拒绝了。我没打算待那么久。事实上，我只想问他一个问题，而他的答案也只不过是证实那份验尸报告的内容。我想我可以通过电话问他，但是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机会深入他的记忆，也没有机会知道他对厨房里发生的事有什么真实的感受。现在他毫无疑问地已经走入时光隧道，并且再一次目睹了波托夫斯基的尸体。她的双眼都被刺穿了，这一点他不是靠猜的。他闭上自己的眼睛而且看到了她双眼的伤痕。

他说：“有时候我想知道。我是指，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已经抓到这个皮内尔的时候，还有现在你到我这里来——假如我不是那个走进去看到波托夫斯基的那个人？或者假设这件事情晚个三年才发生，而我已经有较丰富的经验，我全部的生活可能会有多大的不同？”

“你可能会一直留在警察局。”

“有可能，对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当警察，或我能不能做个好警察。我喜欢警察学校的教学课程。我喜欢穿制服。我喜欢走路巡逻，还有和人们打招呼，并且看着他们回应我。至于真正的警察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能有几分喜好。也许，如果我真的适合这个工作，就不会为了我在那间厨房里看到的事而惊慌失措地丢下这个工作。再不然，我最后也应该会克服它而且变得更坚强。你自己也曾经是个警察，然而你也辞职了，对不对？”

“为了不特定的私人原因。”

“是呀，我猜到处都有一堆这种事。”

“牵涉到一个人的死亡，”我说，“一个小孩。结果是我失去了对工作的兴趣。”

“和我的情形完全一样，马修。我失去了对它的兴趣。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就算不是因为那件事也还是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我的情形也是这样吗？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假如埃斯特利塔·里韦拉能回到自己的床上，我还会继续住在赛奥西特区并且戴着警察的徽章吗？或真会有其他意外无可避免地悄悄推着我转变人生的方向？

我说：“你和你太太分手了？”

“没错。”

“和你递辞呈同时吗？”

“那之后没多久。”

“你马上就搬到这里来吗？”

“我先住到一家自助旅馆去，由百老汇往下走几个街区。我在那里住了大约十个礼拜，直到我找到这个地方。从那时候到现在我都住在这里。”

“你的太太还住在东村。”

“嗯。”

“圣马克斯街。她还住在那里。”

“哦。对。”

“有孩子吗？”

“没有。”

“这样事情比较容易处理。”

“我想是这样。”

“我太太和儿子们住在长岛。我现在住在第五十七街的一家旅馆里。”

他点点头表示了解。人一搬家生活也变了。他变成在看守开司米毛衣。我变成在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正如安东尼里所说的，在煤矿堆里找黑猫。找一只根本不在那里的猫。

10

我回到旅馆时发现有林恩·伦敦给我的留言。我用旅馆大厅里的公共电话打给她，向她解释我是谁还有我要做什么。

她说：“我父亲雇用你？真是奇怪，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我以为他们已经抓到杀我姐姐的凶手了。他为什么会突然间……算了，我们这就言归正传。我不知道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告诉她我想和她见个面谈谈她姐姐的事。

“今晚不行，”她略显冷淡地说，“几个小时前我才从山上下来。我累死了，而且还要准备一整周的教学计划。”

“明天呢？”

“我白天都要教书。晚上有个晚餐约会，然后我还要去听一场音乐会。星期二是团体治疗夜。也许星期三？星期三也不行。该死。”

“也许我们可以……”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谈？我知道的真的不多，斯卡德先生，而且天知道我这会儿真是累死了，不过也许我能撑得下去。说吧，现在给你十分钟问问题，否则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何时才有机会碰头。我知道的真的不多，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而且……”

“你明天下午什么时候下课？”

“明天下午？三点十五分下课，但是……”

“我四点钟到你的公寓来找你。”

“我告诉你了，明天晚上我有晚餐约会。”

“对，然后你还有一场音乐会。但我是四点钟去找你，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她显得并不热切，不过我们就此打住。我又投下一枚硬币打电话给简·基恩。我简要叙述了我今天的行程，她则告诉我说我的勤劳令她敬畏。“我不知道，”我说，“有时候我想我只是在耗时间。打几个电话同样也可以完成我今天所做的事。”

“昨晚我们也可以用电话就谈完我们的事，”她说，“进展也相同。”

“我很高兴我们没有那么做。”

“我也是，”她说，“我想。我今天本来打算要工作的，结果我甚至连看着黏土都做不到。我希望在睡觉时间来临前宿醉能消退。”

“我今天早上头脑就已经很清醒了。”

“我的头才刚开始清醒。也许我就错在一直待在屋里。阳光也许可以帮我烤掉一些雾蒙蒙的感觉。现在我只能坐着等时间一到就去睡觉。”

也许这句话里隐含着没有说出口的邀请。我大可提议自己过去一趟。但是我已经回到家了，而且看起来这是一个短暂而宁静的夜晚，十分合我的胃口。我告诉她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高兴昨晚有她与我为伴，我会再打电话给她。

“我很高兴你来电话，”她说，“你是个温柔的男人，马修。”停了一下，她接着说：“我一直在想那件事，很可能是他做的。”

“他？”

“道格·埃廷格。可能是他杀了她。”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每个人都有杀掉自己另一半的动机，不是吗？我每天都能找到杀掉埃迪的理由。”

“我指的是你为什么认为是他做的。”

“哦。我是想，我想你必须要非常邪恶才会模仿杀人犯的手段去杀人。而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卑鄙小人一个。他会计划去做这种事的。”

“有点道理。”

“听着，我没有任何特别的线索。但我是这样想的。他现在在做什么？卖体育用品？你是这样说的吗？”

我坐在房间里读了一会儿书，然后到阿姆斯特朗酒吧的老位置上吃晚餐。我在那里待了几个钟头但没喝多少酒。今天客人不多，星期天通常如此。我和一些人聊了几句，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一个人坐着让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在我的意识里穿进穿出。

凌晨时分我才就寝，我先到第八大道买了份周一早报版的《新闻报》，回到旅馆房间里，看了报纸，然后去淋浴。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想到要刮胡子，然后又决定等到明天早上再说。我戴上睡帽，短的那一种。上床睡觉。

电话铃响时我还深深地沉睡在梦中。我在梦中奔跑，追着人跑或被人追着跑，然后我从床上坐起，心里怦怦地跳。

电话铃声在响。我伸出手去接听电话。

一个女人说：“为什么你不让尘土归于尘土？”

“你是谁？”

“不要管死人的事。让死去的人安息。”

“你是谁？”

“咔”一声电话挂断了，我开灯看手表。大约一点三十分。如果时间没弄错的话，我只睡了一小时。

是谁打电话给我？这声音我以前听过，但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林恩·伦敦？我想不是。

我下床，翻动我的笔记本，又拿起电话。旅馆的接线员一接起电话，我马上念给他一个电话号码。他把电话接通后，我听见电话响了两声。

是一个女人接的。就是刚才告诉我不要管死人闲事的女人。我以前听过她的声音一次，我现在想起来了。

我没有什么必须在这一两天内一定要跟她说的事。没说半句话，我就把话筒挂回去，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11

隔天吃完早餐，我打电话到查尔斯·伦敦的办公室。他还没进办公室。我留下名字并且说我会稍后再打电话过来。

我又投下一枚硬币打电话给十八分局的弗兰克·菲茨罗伊。“斯卡德，”我说，“皮内尔关在哪里？”

“他们在市中心抓到他，所以我想他们会把他转到赖克斯岛监狱。干吗？”

“我想去看他。我的机会大不大？”

“不大。”

“你可以去那里，”我建议道，“我可以假装是同车随行的警官。”

“我不知道，马修。”

“你的时间会有补偿的。”

“不是这个问题。真的。问题是，这个该死的家伙可以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绝不想让他有机会利用技术规则节外生枝。我们让一个未经授权的访客进去，如果他的律师得到风声拿来大做文章，整个案子就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看来不太可能会这样。”

“也许不可能，但我不会急着去碰运气。你到底想从他那儿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我可以替你问他一两个问题。假如我能去看他的话，我不能确定我一定可以。他的律师也许已经下令禁止了。但是，如果你有特别的问题……”

我是在旅馆大厅的公用电话里打电话的，这时候有人在敲门。我告诉弗兰克稍等一下，然后打开一条门缝。是前台工作人员文尼，他说有我的电话。我问他是谁打来的，他回答说是一个没说姓名的女人。我怀疑是昨天夜里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女人。

我告诉他把电话转到桌上那部电话机，我马上会去接。我松开按在话筒上的手，告诉弗兰克我不知道要问路易斯·皮内尔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我会把他建议的方法放在心上。他问我是不是调查有进展了。

“我不知道，”我说，“很难说。我就是耗时间吧。”

“为了让那个叫什么伦敦的，觉得钱花得实在。”

“大概吧。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努力都会徒劳无功。”

“通常都是这样子的，不是吗？有一阵子，我心里想我一定浪费了自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但是，如果你要达到那不算浪费的百分之十，你就一定得这么做不可。”

“有道理。”

“就算你能见到皮内尔，也可能是属于百分之九十那部分。你不觉得吗？”

“也许吧。”

我和他讲完电话，走到桌子那边接另外一通电话。是安妮塔。

她说：“马修？我只是要告诉你支票收到了。”

“那好，我很抱歉只有这么多。”

“它来得正是时候。”

我手上有钱的时候就会寄一些给她和两个儿子。她从来没有只为了说她收到钱而打电话给我。

我问她孩子们好不好。

“他们很好，”她说，“他们这时候早已上学去了。”

“当然。”

“我想你有好一阵子没看见他们了。”

我觉得有一点光火。她打电话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只是为了要按下那个令我产生罪恶感的小小按钮？“我正在办一个案子，”我说，“只要这个案子一结束，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我们可以一起去麦迪逊广场花园看场球赛或拳击赛。”

“他们一定会很高兴。”

“我也是。”我想起简，因为她的孩子搬到这片土地的另一边去而得到解脱，因为她不必再去探望他们而得到解脱，而且又不必为了自己得到的解脱而产生罪恶感。“我也会很高兴的。”我说。

“马修，我打电话来是为了——”

“为了什么呢？”

“哦，天呀。”她说，听起来既悲伤又疲倦。“是为了班迪。”她说。

“班迪？”

“是那只狗。你记得班迪吗？”

“当然，它怎么了？”

“哦，真可怜，”她说，“兽医说它必须安乐死。他说到这个地步真的无计可施了。”

“哦，”我说，“我想如果我们必须这么做——”

“我已经让它安乐死了。星期五。”

“哦。”

“我猜你会想要知道的。”

“可怜的班迪，”我说，“它一定有十二岁了吧。”

“它十四岁了。”

“我没有想到它这么老了。对狗而言，算是很长寿了。”

“差不多等于人类活了九十八岁。”

“它是怎么了？”

“兽医说它真的是太老了。肾脏都坏了，眼睛也几乎瞎了。你知道的，不是吗？”

“不知道。”

“这一两年来，它的视力一直在衰退。真是可怜，马修。儿子们对它失去了兴趣。我想这是最可怜的地方。他们小时候很爱它的。但是，现在他们大了，就对它没兴趣了。”她开始哭了起来。我站在那里，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她说：“真是抱歉，马修。”

“别傻了。”

“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想把这件事跟别人谈一谈，但是我能跟谁说呢？你记得我们养这只狗的时候吗？”

“我记得。”

“因为它脸上的斑纹还有它的那副长相，我想叫它土匪班迪。你说这也太以貌取人了，但是我们已经叫它班迪了。因此，我们就说班迪不是土匪班迪的简称，而是班德斯耐奇的简称。”

“《爱丽斯梦游仙境》里的班德斯耐奇。”

“兽医说它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它只是沉沉入睡。他还帮我处理了尸体。”

“那好。”

“它这辈子过得也不错了，你不觉得吗？它是只好狗。它真像个小丑，总是能逗我开心。”

她又讲了几分钟。我们之间的对话也就耗尽了，就像那只狗一样。她再一次谢谢我的支票。我也再一次说我希望钱能再多一些。我请她告诉儿子们，我只要一结束手上的案子，马上会去看他们。她说她一定会转告他们的。我挂上电话，往外走。

太阳被云层遮住，而且还吹着一股寒风。由旅馆数过去第三家店是麦戈文酒吧，他们开门营业得早。

我走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两个老人，一个在吧台后面，一个在吧台前面。酒保倒了一杯双份的早年时光波本酒还有一杯水给我，我的手微微地发抖。

我举起玻璃杯，心想自己是不是太不明智了，都已经决定一大早要到伦敦的办公室去拜访他，竟然还让呼吸带有波本酒味。随后，我决定了，对一个非正式的私家侦探而言，这应该是可以原谅的怪癖。我想着可怜的老班迪。不过，我当然不是真的在想念那只狗。对我而言，也许对安妮塔而言也一样，它是少数还维系在我俩之间的一条线。它这么安详地死了，有点像我们的婚姻。

我喝完酒，走出去。

伦敦的办公室在松树街一栋二十八层建筑物的十六楼。我和两个穿深绿色工作服的人一起搭电梯。其中一个带着一块笔记板，另一个提着工具箱。他们两个都没说话，我也没有。

我找到伦敦的办公室时，感觉到自己像是迷宫中的老鼠。他的名字列在毛玻璃上四个名字的首位。里面，一个略带英国口音的接待员请我先坐下，然后安静地用电话联络。我看着一本《体育画报》，直到有一扇门打开，查尔斯·伦敦招呼我进他的私人办公室。

办公室空间充足，舒适但不华丽。从他的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港口，只有一部分被周围的建筑物遮住。我们站在桌子旁，一人一边，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气氛怪怪的。有一段时间，我后悔自己在麦戈文喝了波本酒，后来我才意识到波本酒与隔在我们中间的帷幕无关。

“我希望你先打电话过来，”他说，“这样可以不用大老远跑这一趟。”

“我打过电话，他们说你还没进办公室。”

“我拿到一张留言条说你稍后会再打电话来。”

“我想我省了一通电话。”

他点点头。除了领带，他的服装看起来和那天到阿姆斯特朗时所穿的一模一样，当然我确信西装和衬衫其实也不同。他也许有六套完全相同的西装，还有满满两个抽屉的白衬衫。

他说：“我正要请你不要再办这个案子了，斯卡德先生。”

“哦？”

“你看来并不怎么惊讶。”

“我走进来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

“我的理由是什么并不重要。”

“但是对我而言很重要。”

他耸耸肩。“我犯了个错误，”他说，“我等于是要你效仿愚公移山一样。但这只是在浪费金钱。”

“你已经浪费一笔钱了，何不干脆让我帮你查出一些结果？钱已经花掉了，我没法还给你。”

“我并不期望把钱拿回来。”

“而我也不是来这里向你要更多钱的。所以，你告诉我不要再办这件案子能为你节省什么呢？”

他淡蓝色的眼睛在没有镜框的镜片后面眨了两下。他问我是不是不打算坐下来。我说我站着比较自在。他自己也站着不坐下。

他说：“我表现得像个傻瓜。我想报仇，报复。兴风作浪。不管是哪一个人或是哪一个疯子干的，我们也许永远都没办法确定。我不该叫你去做一桩挖掘死人并且骚扰活人的工作。”

“这就是我的工作吗？”

“请你再说一遍？”

“挖掘死人并且骚扰活人？也许这对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好的定义。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取消的？”

“这不重要。”

“埃廷格来找过你吗？一定是昨天。星期六他的店里很忙，他们要卖很多网球拍。他也许是在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你的，是不是这样？”他迟疑着，我说：“说啊，亲口告诉我说这不重要。”

“是不重要。再说，这也不关你的事，斯卡德先生。”

“昨天凌晨一点三十分左右，我被一通第二任埃廷格太太打来的电话吵醒。她也在大约那个时候打电话给你了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的声音很独特。前天我打电话去埃廷格家里时听过她的声音，她告诉我说他在希克斯维尔的店里。她昨晚打电话来叫我让死人安息。看来这好像也是你想要的。”

“是的，”他说，“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从他的桌上拿起一个镇纸。上面那片一英寸长的铜制标签说明这是一块来自亚利桑那沙漠的木头化石。

“我可以了解卡伦·埃廷格怕些什么。她的丈夫可能会变成杀人凶手，而这可能真的会把她的世界搞得乱七八糟。但以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立场，可以想象她应该多少会想知道真相。从今以后，她要与一个有杀害其第一任太太嫌疑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真的会感觉很自在吗？然而，人在这方面是很可笑的，他们可以把心里面的事推出去。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事，那都是好几年前发生在布鲁克林的事。更何况，那个女人已经死了，对吗？人一搬家，生活也跟着改变，所以她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不是吗？”

他没有说什么。那个镇纸的底部有块黑色的毛毡以避免刮伤桌面。我把它放回去，有毛毡的那一面朝下。

我说：“你不用担心埃廷格或他太太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有点争吵对你又有什么影响呢？除非埃廷格有办法对你施加压力，但是我不认为是这个原因。我不认为你有那么容易就范。”

“斯卡德先生——”

“一定有其他原因，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不是钱，不是人身威胁。哦，该死，我知道是什么了。”

他避开我的眼睛。

“她的名誉。你怕我会找到和她一起埋在坟墓里的东西。埃廷格一定曾告诉你她有外遇。他告诉我她没有，但我不认为他完全忠于事实。事实上，她看起来好像真的和一个男人在约会。也许还不止一个。那可能不合你品行端正的胃口，但这不能改变她被谋杀的事实。她可能是被情人杀死的，也可能是被她丈夫杀死的。这里面有种种的可能性，但是你不愿意去正视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在这同时，全世界都会发现你的女儿并不纯洁。”

一时之间，他都快要发脾气了。然后，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的眼睛里传达出来。“我恐怕得请你现在就离开，”他说，“我有几个电话要打，十五分钟后我还有一个约会。”

“我猜保险业周一比较忙，就好像周六的体育用品业一样。”

“很抱歉让你那么不高兴。也许你以后就会体谅我的立场，但是——”

“哦，我体谅你的立场，”我说，“你的女儿无缘无故地被一个疯子杀死了，你就让自己去适应那个事实。后来，又出现一个新的事实要你去适应，这个新的事实意味着你领悟到可能有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你的女儿，而那个理由竟然是个好理由。”我摇摇头，为自己讲得太多而不耐烦。“我来这里是为了拿一张你女儿的照片，”我说，“我不认为你会正好带在身上。”

“你要照片做什么？”

“我前几天没告诉你吗？”

“但是你现在不用再办这个案子了。”他说，就好像他在对一个反应迟钝的小孩解释事情一样。“我不期望把钱拿回来，但我要你中止你的调查工作。”

“你要炒我鱿鱼。”

“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

“但是你从一开始就没有雇用我。所以你如何能炒我鱿鱼？”

“斯卡德先生——”

“当你打开一个满满都是虫的罐子之后，你以为还能再把它们塞回去？很多事情都已经开始出现变化，我想看看它们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我现在不想停下来。”

他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好像他有一点怕我。也许是因为我提高了音量或是看起来有点恐吓的意味。

“放轻松，”我告诉他，“我不会去打扰死人。死人是不会被打扰的。你有权利要求我放弃这个案子，而我也有权利告诉你去他妈的。我是一位正在进行一个非正式调查工作的普通市民。假如有你的帮忙，我会做得比较有效率。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帮忙，我照样会继续下去。”

“我希望你不要再调查了。”

“我希望你支持我继续调查。希望什么的，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废话，对你对我都一样。我很抱歉事情的发展不像你所期望的。我本来想告诉你案子可能已经有点眉目了。但我猜你已经不想听了。”

下楼时，电梯几乎每一层都停。我走到街上。天气仍旧阴郁而且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冷。我走过一个半的街区才找到一家酒吧。我很快地喝完一杯双份波本然后离开。我再往前走过几个街区，又在另一家酒吧停下来喝了一杯。

我发现了一个地下道。我先走向通往住宅区的月台，随后又改变心意去等开往布鲁克林的列车。我在杰伊街下车，从这条街往上走，再从那条街往下走，最后走到波朗坡区。我在一家位于舍默霍恩街的圣灵降临教堂停下来。布告栏上有许多用西班牙文所写的告示。我在那里坐了几分钟，希望全部的事情能在心中自行整理平静下来，但是做不到。我的思绪不断地围绕着死亡事件跳来跳去——死去的狗，死去的婚姻，一个在厨房里死去的女人，一条死掉的线索。

一个秃头的人，穿了一件褐红色的衬衫，外面罩着无袖毛衣。他用西班牙文问我一些问题，我猜他是想知道能不能帮我忙。我站起来，离开教堂。

我在附近走了一会儿。实在很奇怪，我居然觉得我现在比芭芭拉的父亲炒我鱿鱼前更加有决心要找出杀死芭芭拉·埃廷格的凶手。这原本就一直是一个没有指望的追寻，现在失去了委托人的合作，事情更加没指望了。但是，我似乎信了自己对他说的事情已经起了变化的那番话。死去的人是一点都不会被打扰的，但是我一定会对还活着的人造成困扰，而且我感觉到这个案子会有名堂的。

我想到可怜的班德斯耐奇，它总是喜欢玩捡木棍的游戏或者去散步。它会拿它的玩具来给你，表示它很想玩。如果你站起来，它就会把玩具丢在你脚下，但是如果你想抢走它的玩具，它会把玩具紧紧咬住不放。

也许这一点我是跟它学的。

我走到怀科夫街的那栋大楼，按下唐纳德·吉尔曼和罗尔夫·瓦戈纳的门铃。他们不在家。朱迪·费尔伯恩也不在。我走过去到简以前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爱德华或埃迪，住过的地方。

我在一家酒吧停下来喝一杯。一杯单份纯波本酒，不是双份的。我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持续喝酒以抵抗寒冷的天气。

我决定去看路易斯·皮内尔。就只为了一件事，我要问他是否每一次杀人都使用不同的冰锥。验尸报告对这方面完全没有提及。那时候的法医学也许还没有发展到如此高度。

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取得冰锥的。冰锥对我而言，是一件十分过时的工具。除了谋杀，你还会拿它来做什么？现在一般人都不用大冰库了，也不需要请送冰的人送大冰砖到家里来。现在大家都自己在制冰盒里放水做冰块，或是在冰箱里装一个可以自动生产冰块的小装置。

赛奥西特区家里的冰箱就有一个自动制冰器。

你在哪里可以买到冰锥呢？一支要多少钱？我突然满脑子都是冰锥的问题。我在附近绕，找到一家廉价商店，问一位家用部门的店员在哪里可以找到冰锥。她叫我到五金部门去，到了那里另一位店员告诉我说他们没有冰锥卖。

“我想冰锥已经过时了。”我说。

她连答都懒得答应我一声。我又到附近多绕了一会儿，在一家出售五金和厨房用品的店门口停下来。柜台后面那个家伙穿了一件开襟长袖的骆驼毛毛衣，嘴里嚼着一段短短的雪茄。我问他有没有冰锥卖，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拿了一支钉在纸板上的冰锥回来。

“九十八分，”他说，“加税总共一元六分。”

我不是真的要买冰锥。我只是想知道价格，还有它容不容易得到。我还是付了钱。在外面一个钢制的垃圾桶旁，我把棕色的纸袋子和那片厚纸板都扔了，查看着这支我买来的冰锥。锥刃有四到五英寸长，锥头很尖，把手是一块黑色圆筒状的木头。我两手轮流握来握去，然后把它放进口袋。

我走回店里去。刚才卖东西给我的那个人正在看杂志，他抬头看着我。

“我刚向你买了一支冰锥。”我说。

“有什么问题吗？”

“它很好。你卖掉了很多冰锥吗？”

“一些吧。”

“多少？”

“我没做记录，”他说，“偶尔卖出去一两支。”

“一般人买这个做什么？”

他用一种警戒的眼光看着我，只有在别人怀疑你神志不清时，才会用那种眼光看你。“不管他们拿来做什么，”他说，“我认为他们除了不会拿冰锥去剔牙外，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你在这里很久了吗？”

“什么意思？”

“这家店你开很久了吗？”

“够久了。”

我点点头，离开。我没有问他九年前谁向他买过冰锥。假如我这样做，他就不会是唯一怀疑我神志不清的人。不过，如果在芭芭拉·埃廷格死后不久就有人来问他或布鲁克林这一带其他的五金行或五金经销商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又可以给这些人看几张适当的照片，也许那时候就可以找出杀死芭芭拉的凶手了。

没有理由这么做。没理由产生其他的怀疑，这看起来不过像是冰锥大盗又添了一项记录。

我在附近绕着走，我的手抓着口袋里那支冰锥的把手。方便的小东西。你可以用它来砍人，用它来戳人，但是对某些人而言，还是可以用它来做好多事情。

带这个东西在身上合法吗？依照法律上的分类来说，它不属于致命武器，但它是一种危险的工具。致命武器指的是装有子弹的枪、弹簧刀、折叠刀、短匕首、警棍、黑皮短棍和指节铜环这些没有其他功用，只能用来谋杀攻击的东西。虽然卖冰锥的不愿意透露，但冰锥确实具有其他用途。虽然如此，这也不代表带冰锥在身上是合法的。像印第安砍刀，以法律的眼光来看，是危险工具，不是致命武器，但带着这种东西在纽约街道上走来走去仍旧不被允许。

我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看了好几次。在路上某一个地方，我从铁栅栏空隙把它扔进排水沟里。

用来杀芭芭拉·埃廷格的冰锥是不是也被用同样的方法扔掉了呢？有可能。它甚至有可能就被丢进同一个排水沟的铁栅栏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风不但没变小，反而还愈吹愈大。我停下来又喝了一杯。

我完全忘了时间。当我想到看手表时，已经三点三十五分了。我应该在四点钟去和林恩·伦敦见面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准时到达。但是，她在切尔西区，应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后来我想通了。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何必拼了命去赶赴一个她很可能会爽约的约会？因为她的父亲可能在今天一大早或昨天深夜和她联络过了，她已经知道现在伦敦家族的政策发生了改变。马修·斯卡德已经不再代表伦敦家族的最佳利益。这个人为了他自己的理由坚持要做愚蠢的事情，也许他有权利这么做，但是他不能指望查尔斯·伦敦或其在学校任教的女儿继续跟他合作。

“你说什么？”

我抬头往上看，看见酒保热诚的棕色眼睛。“自言自语罢了。”我说。

“这也没什么不对劲的。”

我喜欢他的态度。“再给我一杯，”我说，“给你自己也弄点东西喝，我请客。”

我从布鲁克林打了两次电话给简，两次她的电话都占线。我回到曼哈顿，在阿姆斯特朗又打了一次电话给她，还是占线。我喝完一杯掺有波本的咖啡，试着再打一次电话给她，结果仍旧是占线。

我请接线员检查线路。她告诉我话筒没有挂好。其实，就算你把话筒拿起来，他们还是有办法让电话铃声响，我本来想假装是警察，让她帮我这个忙，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作罢。

我没有权利打扰这个女人。也许她已经睡了。也许她有朋友在。

也许有个男人在那里，或者是一个女人。这都不关我的事。

我吃了一些东西下肚，胃里面好像有块热煤似的炽热。我又喝了一杯掺有波本的咖啡把它浇熄。

夜晚飞快地过去。对此我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心漂浮不定。

我有很多事情要想。

我突然发现自己拿起电话拨了林恩·伦敦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听。没错，她告诉过我她有音乐会的票。而我自己也不记得到底为什么还要打电话给她。我已经料定她那里没搞头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去赴约的原因。

倒也不是说她会突然冒出来，她只会把我晾在那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我又打了一次电话给简，仍旧占线。

我想到她那里去。搭出租车不用太久。但是去做什么呢？一个女人不会因为希望你去敲她的门而不把电话放好。

去她妈的。

回到酒吧里，有人在谈第一大道砍杀狂的事。我猜他仍旧逍遥法外。一个还活着的受害人曾经形容过那个人在亮出武器攻击你以前是用什么方法先试着与你交谈的。

我想到我先前读过一个关于抢匪问路和时间的小专栏。我心想，不可以和陌生人交谈。

“今晚的问题就出在这，”我说，“陌生人太多了。”

有几个人看着我。隔着吧台，比利问我是不是还好。

“我很好，”我向他保证，“只是今天晚上人太多了。简直无法呼吸。”

“也许这是个适合早点上床的美好夜晚。”

“你说得对。”

但是我不想上床，只想他妈的离开那里。我走到街角处的麦戈文，很快地喝了一杯。这地方死气沉沉的，所以我没待着。我到对街的波莉酒吧，那里的自动点唱机弄得我开始神经紧张时，我就离开了。

外面的空气绷得很紧。今天我已经喝了一整天了，而这空气他妈的好像又灌了我一堆酒，但是我想我可以应付得很好。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的。我完全清醒，神志清醒，头脑也清楚。离我能睡得着的时间还有几小时。

我绕着街区转，在第八大道围墙上的一个洞口前停了一下，然后又在法雷尔酒吧停下来。我觉得静不下来而且杀气腾腾，酒保不知道说了什么惹怒了我，我就走出来了。我不记得他到底说了什么。

然后我又继续走。我在第九大道从阿姆斯特朗那儿过街，往南走，空气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似的使我提高了警觉。就在我觉得奇怪时，一个年轻人从我前面十码处的一个门口走出来。

他的一只手上拿着香烟。当我走近时，他故意走到我面前，向我借火柴。

那些王八蛋就是这么做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把你拦下来，衡量一下你的身材，另外一个人则溜到你背后，用前臂压住你的气管，再拿一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我不抽烟，但我的口袋里通常都放着一盒火柴。我弯起手指擦火柴。他把烟塞进两片嘴唇中间，身体往前靠过来。我把燃烧的火柴弹到他脸上，走上前去，抓住他使劲一推，把他跌跌撞撞地推到他后面的砖墙上。

我转过身来，准备应付他的同伙。

我身后没有半个人。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条空空荡荡的街道。

这样就比较简单了。我转过来面对着他，他张着嘴，睁大眼睛，离开那面墙。他和我一样高，但体格比我单薄，十几二十岁出头，一头蓬乱的黑色头发，一张脸在街灯下看起来惨白如纸。

我很快地走过去殴打他的肚子。他向我挥拳，我往旁边一站闪过他的拳头，然后一拳打在他腰带扣环上一到两英寸的部位。这一拳打得他双手垂下来，我挥起右手臂，用手肘撞他的嘴巴。他两手捂着嘴往后退。

我说：“转过去，把手放在墙上！快点，你这王八蛋。把手放在墙上！”

他说我疯了，他什么都没有做。透过捂在嘴巴上的手，他说话的声音很闷。

但是，他还是转过身去扶着墙。

我走近他，钩着一只脚伸到他身体的前方，把他的脚往后拉，如此一来他就没有办法轻易离开那面墙。

“我什么都没做，”他说，“你是怎么搞的？”

我告诉他把头顶在墙上。

“我只是向你要一根火柴。”

我叫他闭嘴，然后开始搜他的身。他站着不敢动，有一点点血从他的嘴角滴下来。没什么严重的。他穿着一件那种有软毛领子、胸前两个大口袋的皮夹克。我想一般人都称之为飞行员夹克。夹克左边的口袋里有一叠卫生纸和一包云斯顿牌淡香烟，另一个口袋里有一把刀。我将手腕轻轻一挑，刀刃就亮出来了。

是一把折叠刀，七种致命武器之一。

“我只是带着它。”他说。

“做什么用？”

“防卫。”

“防谁？小老太婆？”

我从他臀部口袋拿出一只钱包。里面有张身份证，他的名字叫安东尼·斯福克扎克，住在皇后区的伍德赛德。我说：“你大老远地跑来这里，安东尼。”

“那又怎样？”

他的钱包里放了两张十元和一些零钱。长裤的口袋里有很厚一叠用橡皮筋捆起来的钞票。在他皮夹克下面那件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个一次性打火机。

“没油了。”他说。

我轻轻一按。火焰往上跳，我拿给他看。热气升上来，他把头扭向一边去。我放开大拇指，火苗就消失了。

“之前油用完了，打不燃。”

“那你干吗还带在身上？为什么不把它给扔了？”

“随便扔掉是违法的。”

“转过来。”

他慢慢地离开那面墙，双眼保持警戒，一小股血从嘴角流到下巴。他嘴巴被我用手肘打到的地方已经肿起来了。

他不会因为这一点伤死掉的。

我把钱包和打火机还给他，将那叠钞票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那些钱是我的。”他说。

“你偷来的。”

“我才没有！你现在打算怎样？留着自己用？”

“你想怎样？”我挑开那把刀子拿在手上，让光线照着刀锋闪闪发光。“你最好以后不要再在这一带出现，还有你最好不要在全纽约市有一半警察都在捉拿第一大道砍杀狂的时候带把刀在身上。”

他瞪着我。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希望我手里没有拿着一把刀。我们互相盯着，我把刀子收起来，扔到我身后的地上。

“动手吧，”我说，“放马过来。”

我站稳双脚，等着他。一时之间，他好像有点心动，我则真的希望他采取行动。我觉得血脉奔腾，直冲太阳穴。

他说：“你疯了，你知道吗？你真的是疯了。”他侧着身体退了十码到二十码，然后小跑到街角尽头。

我站着不动直到看不见他。

街道仍旧是空的。我在人行道上找到那把折叠刀。对街，阿姆斯特朗的门打开了，一对年轻男女走出来。他们手牵手，沿着街道往下走。

我感觉很好。我没有喝醉。我喝了一整天的酒，居然还能撂倒流氓。我的直觉还很好，反应能力一点儿也没有变慢。酒对我没有影响。这只能算是补给燃料，让油箱永远保持满满的。这没什么不对。

12

我突然醒过来。没有经过慢慢苏醒的过渡期，就好像打开收音机一样突然。

我在旅馆的床上。头枕着枕头，身体直接在床罩上。我穿着内衣裤睡觉，把衣服堆放在椅子上。我的嘴巴干干涩涩的，有一种污秽的感觉，并且头痛欲裂。

我起床，觉得身体摇摇晃晃的，十分难受，空气中有一种毁灭迫近的感觉，好像一回头就会看到死神的眼睛。

我不想喝酒，但我知道我必须喝一杯来缓和一下这种感觉。我到处找不到那瓶波本酒，最后才在垃圾桶里看到它。很显然，我昨天上床前把它喝光了。我怀疑昨天瓶子里到底还剩下多少酒。

无所谓了。反正现在已经是空的了。

我伸出一只手来仔细看。没有明显的颤抖。我弯曲着手指头，也许不像直布罗陀那么稳定，但绝不是颤抖。

然而，我心里颤抖。

我不记得是怎么回旅馆的。我小心翼翼地探测自己的记忆，但我只能想起那个男孩沿街仓皇而逃，一直跑到街角。他的名字是安东尼·斯福克扎克。

看到没有？我的记忆没有问题。

只不过它在某一点上跑偏了。也许是在那对年轻男女从阿姆斯特朗出来，手牵着手走到街上后不久。在这以后的记忆全部空白，跳过这段空白后焦点即集中在我身上，在我旅馆的房间里。

表还戴在我的手腕上。九点十五分。窗户外面有光线，所以现在是上午。我并不需要看手表才能确定时间。我并没有失去整整一天，我只失去了走过半个街区回家和上床这一段时间而已。

就假设我是直接回家的吧。

我脱下内衣去淋浴。在我冲水时，我听到电话铃声在响。我任由它去响。我冲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热水，然后在我可以忍受的程度下又冲了一阵冷水，时间不很长。我用毛巾擦干身体并且刮了胡子。我的手不像过去那么稳，但我慢慢来，并没有刮伤自己。我不喜欢自己在镜子里面的模样，眼睛很红。我想到哈弗梅耶对苏珊·波托夫斯基的形容，她的眼睛满是血浮荡着。我不喜欢我的红眼睛，还有颧骨及鼻梁上破裂血管织成的网。

我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喝酒的关系。没别的原因。我可以不去想喝酒对肝脏的影响，因为肝脏藏在身体里面，我不会每天早上看到它。

再说别人也看不到我的肝脏。

我穿好衣服，穿上整套干净的衣服，将那些脏衣服塞进送洗衣物的袋子里。淋浴和刮胡子对我有帮助，干净的衣服对我也有帮助，然而尽管有这三样东西，我还是感觉到良心的斥责，像是件披风一样压在我的肩膀上。我不想一直注视着前一个夜晚，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喜欢在那里所看到的东西。

但是，我能有什么选择呢？

我把那一叠钞票放进一个口袋里，那把折叠刀放进另一个口袋里。我下楼走出旅馆，经过前台时，大步不停地走过去。我知道前台有给我的留言，但我想他们会帮我留着的。

我原本打定主意不去麦戈文酒吧。但走到那里时，我还是拐了进去。我很快地喝了一杯，将这些看不出来的颤抖平息下来。我把它当药喝下去。

我坐在街角圣保罗教堂后排的座位上。好像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什么都没想。我只是坐在那里。

然后，思潮涌动。无法停止，真的。

我昨晚喝醉了，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喝醉了。我可能昨天一大早就已经喝醉了。在布鲁克林的一些片段，有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而且我好像也对坐地铁回曼哈顿这一段没有记忆。

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坐地铁。我可能是搭出租车。

我记得在布鲁克林一家酒吧内，我自言自语。我那时一定已经喝醉了。我清醒时是不会自言自语的。

无论如何，至少现在还不会。

好吧，就算我这样也能过日子。我他妈的喝太多了，而且如果你经常如此，那么就常常会在自己都不想喝的情况下喝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我也不认为这会是最后一次。它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

但是，我在第九大道扮演警察英雄时，我一定已经喝醉了，为了给自己补充高纯度的燃料，我一定已经喝得烂醉了。当时警告我有人要抢劫的机警本能，到了今天早上已经不再那么让我引以为傲了。

也许他真的只是要借个火。

这种想法让我自己觉得恶心，我尝到了在喉咙底部的胆汁。也许他只是一个从伍德赛德跑到城里来过一夜的小子。也许只有在我的幻想中，喝醉后的幻想中，他才是抢匪。我可能毫无理由地打他又抢了他。

可是他自己有打火机可以用，却又开口要借火柴。

所以？他是要利用香烟来打破最初的沉默。开口要借火，走上来搭讪。他可能是一名牛郎。他也不是第一个穿飞行员夹克的同性恋了。

他身上带着折叠刀。

这又如何？搜遍全市，你就可以盖一个军火库。城市里一半的人身上都带着些行头来保护自己以免受另一半人的攻击。那把刀是致命武器，而他违反法令带在身上，但这也不能证明任何事情。

他知道如何扶住墙壁。他不是第一次被搜身。

但这还是不能证明任何事。有些地区长大的小孩，至少一个礼拜被警察拦下来盘问一次。

至于那些钱，那一叠的纸钞呢？

他可能是老老实实靠自己赚到这笔钱的，或者他是用尽各种不老实的手段赚来的，但他仍然不是个抢匪。

那么，我那傲人的警察直觉呢？该死，他从门口走出来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他要走过来和我说话。

最好是。我也知道他的同伙会走到我身后，就如同我后脑勺也长了眼睛一样。只不过没有人在那里。我那神准的直觉也不过尔尔。

我拿出折叠刀，打开它。假使我从昨晚就带着它，更实际一点，假使我也还带着在波朗坡区买的那支冰锥，我会仅仅打他几拳、揍他几下吗？还是我会好好利用手边的工具呢？

我觉得身体摇摇晃晃的，比宿醉还要厉害。

我把刀子扣好收起来，再把那叠钞票拿出来，拿掉橡皮筋，开始算钱。都是五元和十元的钞票，总共是一百七十元。

假如他是抢匪，为何不把刀拿在手上？干吗要把刀刃折叠起来放在口袋里？

刀刃是扣起来的吗？

不管他了。我把钱分好类和自己的钱放在一起。走出来时，我点了两根蜡烛，放了十七元在救济箱里。

在五十七街的街角，我将那把折叠刀丢进排水沟里。

13

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以色列来的移民，我想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赖克斯岛，我告诉他先沿着去拉瓜迪亚机场的指示牌走。等我们接近的时候，我再告诉他方向。我在横跨鲍厄里湾和东河海峡桥下的一家小餐馆下车。东河海峡将赖克斯岛与皇后区的其余地方分隔开来。

午餐时间过了，餐厅里几乎都没有人。只剩下坐在角落里的几个穿工作服的人，还有一个坐在中间雅座里喝咖啡的男人，他抬头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我向他介绍我自己，他则说他是马尔温·希勒。

“我的车在外面，”他说，“还是你要先喝一杯咖啡？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赶时间。我一整个早上都在皇后区刑事法庭，而且我必须在四十五分钟内到我的牙医那里去。我怕是要迟到了。”

我告诉他我不用喝咖啡。于是他付完账和我一起走出餐厅到外面搭他的车过桥。他人很随和又热心，比我小几岁。外表长相正如其职业，是埃尔姆赫斯特皇后大道上的开业律师。他的当事人之一就是路易斯·皮内尔。我相信他对支付马尔温·希勒的办公室租金没有什么帮助。

我从弗兰克·菲茨罗伊那儿打听到他的姓名，然后我请他的秘书呼叫他打电话到旅馆给我。我原以为他对我想见皮内尔一面的要求会直截了当地拒绝，结果正好相反。“如果只是这件事的话，我想没有问题，”他说，“你何不先和我碰头，然后我们再一起开车过去。这样的话，你也许可以从他那里知道更多东西。让他和他的律师谈，他会比较轻松。”

现在他说：“我不知道你能从他那里问出什么。我想你只是要确定他有没有杀死芭芭拉·埃廷格。”

“我想是的。”

“我想这件案子他是清白的。证据十分清楚。否则，他所说的话，我看不足为信。谁知道他们还记得些什么，一个人疯成像他这个样子，有什么事他捏造不出来？”

“他真是个疯子吗？”

“他是只臭虫，”希勒说，“毫无疑问。等你见到他你就知道了。我是他的律师，但我偷偷跟你说，我这份工作是为了确保他永远被拴得牢牢的。幸好这个案子是由我来办。”

“怎么说？”

“因为要是真有哪个人发了疯想帮他脱罪，也不会难到哪里去。我是打算替他辩护，但是如果我真的跟州政府干起来，案子也不会成立。他们有的只是他的自白，而你有一打以上的方法推翻它，包括说他自首时神志不清。他们没有证据，经过这九年什么都找不到了。当然有些律师认为辩护制度就意味着为像路易斯·皮内尔这种家伙效命，把他放回街上去。”

“他会再犯的。”

“当然，他会再犯的。他们逮到他的时候，他身上就带了把冰锥。再偷偷跟你说，我认为抱持这种态度的律师，应该和他的当事人一起被关在监牢里。偏偏此时此刻呢，我就正在这里扮演上帝。你要问路易斯什么？”

“在布鲁克林的另一件命案。我想问他关于这件命案的几个问题。”

“羊头湾，这件命案他招认了。”

“没错。我不知道还要问他什么。我也许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有你的时间。”

“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三四十分钟后，我们在开车回陆地的路上，我再一次向他致歉，我浪费了他的时间。

“你帮了我一个忙，”他说，“我现在得和牙医另外约时间了。你没有在做牙周病外科治疗吧？”

“没有。”

“你很英明。这位牙医是我太太的表兄弟，他做得相当好，但是，他们做的工作就是切开你的牙龈。一次只做一部分。我上次做完后，每四个小时吃一次可待因止痛剂，整整吃了一个礼拜。我好像走进了五里雾一般。我想，长期来说，治疗是值得的，但请你不要觉得你耽误了我的时间，使我不能去做什么有趣的事一样。”

“算你说得有道理。”

我告诉他可以在任何地方让我下车，但他坚持送我去北大道的地铁车站。在路上，我们谈了一下皮内尔的事。“你可以了解他们在街上把他抓起来的原因了，”他说，“从他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他的疯狂。一眼就能看出来。”

“街上的疯子有一堆。”

“但他是危险型的疯子，而且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他面前我从来都不紧张。当然，我不是个女人，而且他身上也没有冰锥。这可能也有关系。”

在地下道入口，我下车并且踌躇了一下。他用一只手臂绕过车子椅背，向我这边靠过来。我们两个好像都不情愿彼此离去。我喜欢他，而且感觉到他对我也有好感。

“你没有执照，”他说，“你是这样说的吗？”

“对。”

“你不去弄张执照吗？”

“我不想要执照。”

“也许我可以给你一些类似的案件办，假如我碰到合适的案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笑着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对路易斯的态度。而且我感觉到你认为真相很重要。此外，我欠你一份情。你让我不用在牙医的椅子上坐那半个小时。”

“如果我需要律师的话……”

“对，你知道打电话找谁。”

我刚好错过了一班开往曼哈顿的地铁。当我在高架月台上等另一班地铁的时候，我设法找到了一部可以用的电话，试着打给林恩·伦敦。我打电话给希勒前问过前台，他们那里有一张林恩·伦敦昨天晚上的留言，也许她想知道我为什么昨天没去赴约。我怀疑早上我淋浴时的那通电话也是她打的。不过，不管是谁打的，都没有留话。前台说是一个女人打来的，但我很清楚不能太相信他的记忆力。

林恩的电话没有人接。这并不奇怪。她可能还在学校，或在回家的路上。她提到过下午有什么活动吗？我不记得了。

我把硬币拿回来，把钱和笔记本收一收。我还有什么电话需要打吗？我翻翻笔记本，发现自己记了一大堆名字、电话和住址，而我才只有这么一点点进展而已。

卡伦·埃廷格？我要问问她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希勒刚才也告诉我觉得我重视真相。很明显，她却认为真相应当隐藏起来。

查尔斯·伦敦？弗兰克·菲茨罗伊？住上西城的前警察？他住下东城的前妻？

米姬·波默朗斯？简·基恩？

也许她的电话还没有挂回去。

我把笔记本收起来，硬币也收起来。我该喝一杯了。自从在麦戈文酒吧喝了那杯提神酒后，到现在我滴酒未沾。我还在那里吃了一顿早午餐，而且喝了几杯咖啡，就这些。

我往月台后面的矮墙看过去。眼睛盯着一家酒馆窗户上的霓虹灯。我刚刚错过一班地铁，我大可去快快喝一杯，还有足够的时间回来等下一班。但是我在长凳上坐下来，等下一班车。

我换了两次车，最后到了哥伦布圆环。我走在街上时，天空渐渐变暗了，一种特殊的天蓝色笼罩着整个纽约市。旅馆里没有我的留言。我在大厅打电话给林恩·伦敦。

这次找到她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斯卡德，”她说，“你放我鸽子。”

“很抱歉。”

“我昨天下午等你来。我没等多久，因为我的时间不多。我想一定临时有事发生，但是，你也没有打电话过来。”

我记得我是如何想要准时赴约，又是如何决定放弃的。酒精替我做了决定。外面天气太冷了，而我那时候在温暖的酒吧里。

“我那时候刚和你父亲谈完话，”我说，“他要我放弃这个案子。我猜他一定和你联络过，叫你不要和我合作。”

“于是，你就决定把关于伦敦家的记忆都抹掉，是吗？”她声音里有消遣我的意味。“我，就如我所说的，在这里等。然后才去赴我晚上的约会。等我回到家，我父亲才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他已经命令你不要碰这个案子了，但你执意要办下去。”

所以我应该去看她的。酒精做了决定，做了个很坏的决定。

“他叫我不要给你任何鼓励。他说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不应把过去的事挖出来想要从头开始。”

“那你还打电话给我。还是你在和他谈话以前打的？”

“一通在之前，一通在之后。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气你放我鸽子。第二次是因为我生我爸爸的气。”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在这方面，我就是这么奇怪。他说你向他要一张芭芭拉的照片。我猜他拒绝给你。你还要吗？”

我还要吗？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原本计划拿它来干什么。也许我想拿到五金店附近，给每个卖冰锥的人看一看。

“是的，”我说，“我还是想要一张。”

“我能提供的就这么多了。我不知道我还能给你什么。但唯一我不能给你的就是时间。电话铃响时，我原本已经要出门了。我都已经穿上外套了。我要和朋友去吃晚餐，今天晚上我很忙。”

“忙团体治疗。”

“你怎么会知道？上一次我们谈话时，我提到过吗？你的记忆力很好。”

“有时候。”

“让我想想看。明天晚上也不行。我想请你今天晚上团体治疗结束后过来，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通常都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被榨干了一般。明天放学后要开教职员会议，会议结束后……你看，你能不能到学校来？”

“明天？”

“我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一段空档。你知道我在哪里教书吗？”

“在格林威治一家私立学校。但我不知道哪一家。”

“德文赫斯特学校，听起来很贵族的样子，是不是？事实上，一点都不是。学校在东村，第二大道靠第十和第十一街之间，在街的东边，比较靠第十一街。”

“我找得到的。”

“我在四十一教室。还有，斯卡德先生，我不想被人放第二次鸽子。”

我走到阿姆斯特朗平常我坐的那个角落，吃了个汉堡和一点沙拉，然后喝了一些波本加咖啡。通常八点钟酒保会换班，比利提早半个小时进来，我走向他。

“我猜我昨晚一定很糟糕。”我说。

“哦，你还好。”他说。

“昨天白天和夜晚时间都过得很慢。”

“你只是讲话声音比较大，”他说，“只有这一点和平常不同。但是你还知道要离开这里，早早回家睡觉。”

只不过我并没有早早回家睡觉。

我回到我的位置上，又喝了一杯波本加咖啡。我快喝完的时候，最后剩余的宿醉也不见了。我一大早就摆脱了头疼的困扰，但是步履不稳的感觉则持续了一整天。

多伟大的系统：毒药和解毒剂都同样是这一瓶。

我走到电话那边，丢了一个硬币下去。我几乎就拨了安妮塔的电话号码。我坐在那里暗自忖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想再谈一只死去的狗，然而那是近几年来我们之间最有意义的一次谈话。

我拨了简的电话号码。记事本还放在口袋里，但我不需要拿出来看，好像电话号码就在我手上一样。

“是我，马修，”我说，“我想知道你要不要有人做伴。”

“哦。”

“除非你正在忙。”

“不，我不忙。事实上，我有点不舒服。我正好才安排妥当要在电视机前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

“好吧，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停了一下，“我不想太晚睡。”

“我也不想。”

“你还记得怎么到这里来吗？”

“我记得。”

一路上，我觉得自己像是个要去约会的小孩子。我依照暗号按门铃，然后站到路边砖道上，她再把钥匙扔给我。我走进去，搭那个大电梯上楼。

她穿着裙子和毛衣，脚上是一双麂皮拖鞋。我们站着看了彼此一会儿，然后我把我带来的纸袋子交给她。她从袋子里拿出两瓶酒，一瓶提区尔牌的苏格兰威士忌，另一瓶是她喜欢的一种俄罗斯伏特加。

“给女主人的最佳礼物，”她说，“我以为你只喝波本。”

“我也觉得很奇怪，喝完苏格兰威士忌的隔天早晨，我头脑很清醒，我想它好像不容易让我产生宿醉。”

她把酒瓶放下。“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喝酒。”她说。

“这酒可以放。伏特加不会变坏。”

“不打开喝就不会变坏。我替你倒点喝的。纯的，对吗？”

“对。”

我们一开始都很不自然。我们曾经很亲密，一起睡在床上度过一个夜晚，一点也不觉得生硬和笨拙。我开始谈我正在办的案子，一方面是我想找个人谈谈，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我告诉她我的当事人如何叫我退出这个案子，而我又是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办下去。她看来并不觉得这件事有哪里不对劲。

接着我谈到皮内尔。

“他绝对没杀芭芭拉·埃廷格，”我说，“而且他绝对承认羊头湾那件案子是他干的。我对这些本来就不是很怀疑，但我要找出自己对这件事的感觉，我纯粹是想要亲自去看看他。我要对他这个人有点感觉。”

“他是怎样的人呢？”

“很普通。他们向来都长得很普通。除非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字眼可以用来更确切地形容他。总之皮内尔看起来毫不起眼。”

“我想我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

“从一张照片不能得到完全的印象。皮内尔是那种不引人注意的人。就像那种送外卖午餐或在戏院门口收门票的人。身材瘦小，鬼鬼祟祟，那副长相叫人过目即忘。”

“《魔鬼的平凡》。”

“什么意思？”

她重复说了一遍。“是关于阿道夫·艾希曼①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我不知道皮内尔是不是魔鬼，但他是个疯子。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说到眼睛，这是我要问他的另一个问题。”

“什么？”

“他是不是将全部被害人的眼睛都戳穿。他说他是。在把她们的身体当针垫插之前，他一定先戳穿她们的两只眼睛。”

她不禁发起抖来，“为什么？”

“这又是另一个我要问他的问题。为什么是眼睛？结果他有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理由。为了不让别人查出凶手是他。”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认为死人的眼睛会保留自己死前所看到的最后影像。如果扫描被害人的眼角膜，就可以取得谋杀者的照片。所以，他要摧毁她们的眼睛，以杜绝这种可能。”

“老天。”

“有趣的是，他不是第一个持这种理论的人。在上个世纪，就有一些犯罪学家相信皮内尔所说的事。他们认为这是时间问题，只等科技发展出可以由视网膜取得影像的技术。谁又知道可不可能？医生常常可以给你各种在生理学上为什么永远不可能的理由，但是看看那些一百年前或甚至二十年前被视为穿凿附会的事情。”

“所以，皮内尔只是走在他这个时代的前沿，不是吗？”她站起来，拿我的空杯子到吧台去。她把杯子倒满，也给自己倒了半杯伏特加。“我真的相信这叫人得喝一杯才行。‘孩子，敬你最后一眼。’我只会这样模仿亨弗莱·鲍嘉。要再更像一点，我得用黏土捏。”

她坐下来说：“我今天本来打算什么都不喝的，不过，管它呢。”

“我打算浅酌即止。”

她点点头，眼睛看着她手中的杯子。“我很高兴你打电话来，马修。我以为你不会再打电话来了。”

“我昨晚就想联络你，但你的电话一直在占线。”

“我把话筒拿起来了。”

“我知道。”

“你叫人检查了吗？我昨晚只是想拒绝外面的世界。一个人在这里，把门锁着，话筒拿起来，窗帘放下，我就觉得我真正安全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应该吧。”

“你知道吗，我星期日醒来时神志不清。那天晚上我喝醉了，而且昨天晚上我也喝醉了。”

“哦。”

“今天早上醒来，我吞了一颗药丸才把发抖止住，我决定这一两天不要再喝了，不能再坐过山车了，你知道吗？”

“当然。”

“而我现在手里却拿着一杯酒。这不叫人大感惊讶吗？”

“你应该告诉我一声，简。我就不会带伏特加来。”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也不会带苏格兰威士忌来。我自己昨天晚上也喝过头了。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应该在一起都不喝酒的。”

“你真的这么想吗？”

“当然。”

她灰色的大眼睛看起来真是深邃不见底。她悲伤地凝视我好久，然后突然开朗起来。“现在想要测试假设能不能成立也已经太晚了，不是吗？我们为何不好好利用我们眼前所拥有的呢？”

我们没喝多少酒。她只喝了足够的伏特加来赶上我，我们两个都飘飘欲仙。她放了一些唱片，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听，没讲太多话。接着我们开始在沙发上做爱，然后再到卧室里去完成。

我们配合得很好，比礼拜六晚上还要好。好奇可以增添情趣，但情侣之间如果起了良好的化学作用，彼此的熟悉能提升做爱的魅力。我不再那么专注自己，我可以感受她的感觉。

我们回到沙发上，我又开始谈芭芭拉·埃廷格的谋杀案。“她被埋得很深，”我说，“不仅是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已。九年当然是很长，但是也有很多人死在九年前，而你现在走近他们的生活时，可以发现一切事物与他们活着的时候几乎完全相同。邻居还住在那里，过着同样的生活。”

“但跟随着芭芭拉的死亡，你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经历了很大的转变。你关掉托儿所，离开了你丈夫，然后搬到这里。你的丈夫带着你们的小孩跑到加州去了。我是第一批到她命案现场的警察之一，天知道我的生活从那时候以来也弄得乱七八糟。调查羊头湾那件案子的三个警察，两个死了，一个离开警界和他太太，住在附带家具的出租套房，在百货公司里当警卫。”

“至于道格·埃廷格则已经再婚并且在贩卖运动器材。”

我点点头：“林恩·伦敦结婚又离婚。怀科夫街一半的邻居也都搬走了。好像地球上的风都忙着把土吹到她坟上。我知道美国人的生活总是不停变动。我读过一则报道，每年我们国家里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变更住所。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好像地球上的每一道风都忙着把土吹到她坟上去。要想挖开这座坟，就跟挖特洛伊遗址一样困难。”

“‘与死去的人深深埋葬。’”

“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记得的对不对。等一下。”她走过房间，在书柜里搜寻，抽出薄薄的一本书，一页页翻看。“是迪伦·托马斯②写的，”她说，“在这本书里面。该死的在哪里？我确定在这本书里面。在这里。”

她念道：

与最初死去的义士一同深埋在土里的，名唤伦敦之女；

在故交的怀抱中，

有那古老的尘埃，与其母的赭红血管，

一同深潜于那形同槁木，无尽奔流的泰晤士河中；

在最初的义士死亡之后，便再无殇可恸。

“伦敦的女儿。”我说。

“因为是在伦敦市。但一定是伦敦这个词让我想起它来。查尔斯·伦敦的女儿与死去的人一起深深埋葬。”

“再念一遍。”

她又念了一遍。

“一定有扇门在那里，如果我找得到把手就能打开它。不是某个疯子杀掉她的。一定是一个她认识的人为了某个原因把她给杀了。这个人故意把它布置得像是皮内尔的杰作。凶手就在附近。还没有死，也没有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他就在附近。我不能说出具体的理由，但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

“你觉得是道格吗？”

“如果我不这么认为，我必定是唯一不这么认为的人。连他的太太都认为是他做的。她也许不知道自己是这么想的，但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理由害怕我即将会找出来的结果呢？”

“但是你认为另有其人。”

“我认为自从她死后，有很多人的生活都彻底改变了。也许她的死和这些改变有关。至少与其中一些改变有关。”

“不管道格有没有杀她，他的改变显然与她的死有关。”

“也许她的死也影响了其他人的生活。”

“像丢入池塘里的石头？引起涟漪？”

“也许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告诉你，这是一种预感，一种感觉。我不能指出任何具体的事实。”

“你警察的直觉，是不是？”

我笑了。她问我什么事好笑。我说：“其实也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整天都在怀疑我的警察直觉有没有失灵。”

“怎么说呢？”

因此，我终于又告诉她一堆我本来不打算讲的事。从安妮塔的来电到身上带着折叠刀的小子。前两天晚上，我发现她是一个很好的听众，而这一回她表现得不比上一次差。

我说完后，她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自责。你很有可能会被杀死的。”

“假如他真有抢劫的念头。”

“不然你认为应该怎么做，等他给你一刀？还有他为何要带着一把刀呢？我不知道折叠刀长什么样子，但听起来不像我们平常拿来割绳子的刀。”

“他带刀在身上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

“还有那叠钞票呢？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他是那种在厕所内勾搭并且洗劫男同性恋的人，有时候还打他们或杀掉他们来证明自己有多厉害。然而你却为了让一个小孩嘴唇流血而烦恼？”

我摇摇头：“我是为我自己的判断不周全而烦恼。”

“因为你喝醉了。”

“而且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喝醉了。”

“你射杀那两个持枪歹徒的晚上，是不是也判断偏差呢？来自波多黎各的小女孩被枪杀的那个晚上？”

“你真是个十分精明的女人。”

“我是他妈的天才。”

“我想，这大概就是问题所在。但答案是没有，没有偏差。我那天晚上没有喝很多，我不觉得喝很多。但是……”

“但是你仍然受到了影响。”

“没错。”

“你不想正视它们，正如卡伦·埃廷格不想正视她丈夫可能谋杀他第一任太太的事实。”

“十分精明的女人。”

“再精明不过了。觉得好一点了吗？”

“嗯。”

“谈一谈会有帮助的。但你把它藏在内心深处。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它藏在哪里，”她打了一个呵欠，“做一个精明的女人是很累的。”

“我相信。”

“要不要上床去睡？”

“好。”

但是，我没有留下来过夜。原本我以为我会留下来的，但当她的呼吸声显示她已经睡着了时，我还醒着。我翻来覆去，很清楚自己还无法入睡。我下床，悄悄走到另一个房间。

穿好衣服后，我站在窗边向外看着里斯伯纳德街。还剩下很多苏格兰威士忌，但我不想喝。

我走出去。过了一个街区到运河街，设法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在阿姆斯特朗关门前半小时到达那里，但我说去他妈的，然后直接回我旅馆的房间了。

我终于睡着了。

①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的高官，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② 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威尔士诗人、作家，于纽约病逝。

14

我睡得不沉并且做了一整个晚上的梦。狗儿班迪出现在其中的一个梦中。它并没有真的死掉。它的死是被捏造出来作为某些精心策划骗局的环节，它全都告诉我了，它还告诉我它一向都能说话，但它不敢将这项才能表现出来。我觉得不可思议。“假如我早就知道这件事，我们就可以大聊特聊了。”

醒来以后，我觉得精神已经恢复，头脑清醒，而且很饿。我在火焰餐厅一边吃培根煎蛋和香煎薯条，一边看《新闻报》。他们已经抓到第一大道砍杀狂，或者说他们已经逮到一个人，并且说他就是砍杀狂。报上那张照片和警方早先公布的素描像得真是离谱。这种情形可不常发生。

文尼溜进雅座到我面前时，我正在喝我的第二杯咖啡。“有个女人在大厅里。”他说。

“找我吗？”

他点点头：“年轻，不难看，服装讲究，头发漂亮。她给了我两块钱，叫我在你进门的时候指认你。我根本不知道你会不会回来，所以我想只好碰碰运气，四处看看能不能找到你。我叫埃迪帮我看着前台。你要回旅馆吗？”

“我还没有这个打算。”

“你可以这么办，先看清楚她，然后给我做个暗号看要不要指出你来。我很轻易就赚到这两块钱，但我可不想为了这两块钱走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如果你想避开这位贵妇人……”

“你可以把我指出来，”我说，“不管她是谁。”

文尼回去了。我不慌不忙地喝完咖啡，看完报纸，然后走回旅馆。我走进去的时候，文尼朝香烟贩卖机旁的那张扶手椅暗示性地点点头。事实上，不劳他费神，我无需任何帮助一眼就可以认出是她。她看起来完全不属于这个地方，穿戴得体，颜色协调，就像一位住在郊区的公爵夫人走错路到五十七街的这一头来。如果她往东走几个街区，她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到艺术馆里逛逛，找找看有没有适合她家里蘑菇色调窗帘的版画。

我得让文尼赚这笔钱。我漫步走过她，站着等电梯。她喊我名字时，电梯的门正好打开。

我说：“你好，埃廷格太太。”

“你怎么……”

“在你先生的书桌上看过你的照片。而且，虽然我只在电话里听过你的声音，但我应该认得出来。”她那一头金发比道格拉斯·埃廷格相框中那张照片的还要长一些，而且她本人的鼻音比较轻。但我不会认错人。“我曾经听过你的声音几次，一次是我打给你，一次是你打给我，接下来一次是我回你电话。”

“我也认为应该是你，”她说，“电话铃响时，我吓了一跳，而且你又不出声。”

“我只是要确认一下。”

“那以后我也曾打电话给你。我昨天就打了两次。”

“我没听到你的留言。”

“我没有留话。我不知道联络上你后要说些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找个比较隐密的地方谈一谈？”我带她到外面去喝杯咖啡，不是火焰餐厅，是位于下个街区一处类似的地方。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文尼暗中对我眨了眼睛并露出狡猾的微笑。我怀疑埃廷格太太到底给了他多少钱。

不过，我可以确定一定比她准备要给我的少。咖啡才端上来，她就把皮包放在桌上，并且意味深长地拍了一下。

“这里面有个信封，”她宣布道，“信封里面有五千元。”

“在这个城市里带着五千元的现金是很危险的。”

“也许你会愿意帮我带着它。”她注视着我的脸，看我毫无反应，把身体往前靠，刻意将声音压低。“这些钱是给你的，斯卡德先生。就照伦敦先生吩咐的去做，放弃这个案子。”

“埃廷格太太，你在害怕什么呢？”

“我只是不希望你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你认为我会查到什么呢？”她的手紧抓着皮包，好像要在那五千元所能产生的力量中寻求安全感，她的指甲擦着铁锈色的指甲油。我温和地对她说：“你认为你丈夫杀了他的第一任太太？”

“没有！”

“那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我不知道。”

“你是在什么时候认识你先生的，埃廷格太太。”

她看着我的眼睛，没有回答我。

“在他太太被杀之前吗？”她用手指头搓揉着她的皮包。“他在长岛上大学。你比他年纪小，不过你可能那时候就认识他了。”

“他认识她以前，我们就认识了，”她说，“在他们结婚之前很久。在她死后，我们很偶然又碰在一起。”

“你怕我把这件事给查出来？”

“我……”

“在她去世以前，你就已经在和他约会了，是不是？”

“你无法证明这件事。”

“为什么我必须证明？我干吗要去证明这件事？”

她打开皮包。虽然她抓着皮包扣子的手指头很笨拙，但她还是将皮包打开，拿出一个牛皮纸制的银行信封。“这是五千块钱。”她说。

“收起来。”

“不够吗？这是一大笔钱。拿五千元请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应该不算少了吧？”

“是太多了。你又没有杀她，埃廷格太太——难道是你杀的吗？”

“我？”她没有办法抓住这个问题的重点。“我？当然没有。”

“但她死的时候你很高兴。”

“太可怕了，”她说，“不要这么说。”

“你和埃廷格先生有外遇，你想嫁给他，正巧那时候她被杀了。你怎能不感到高兴呢？”

她的眼神越过我的肩膀，茫然注视着远方。她的声音如同她凝视的眼神一样遥远。她说：“我不知道那时候她已经怀孕了。他说，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告诉我他们不睡在一起。我的意思是性生活。当然，他们睡在一起，睡同一张床，但他说他们没有性生活。我相信他。”

一个女招待正好打算走过来为我们续杯咖啡。我挥挥手不让她过来打扰我们。卡伦·埃廷格说：“他说她怀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不可能是他的。”

“你跟查尔斯·伦敦这样说吗？”

“我从来没跟伦敦先生谈过话。”

“那一定是你先生，是不是？他这样告诉伦敦先生吗？这就是伦敦怕我继续查会得到的结果吗？”

她的声音幽幽的，非常遥远。“他说她和另一个男人怀了这个孩子。一个黑人。他说孩子生下来皮肤一定是黑色的。”

“他这样跟伦敦先生说？”

“是的。”

“他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没有。我想这是他捏造出来影响伦敦先生的。”她看着我，眼神流露出些许隐藏在那副郊区人士谨慎外表下的真实个性。“就像其他的一切都是他为了我而捏造出来的。孩子可能是他的。”

“你不认为她有外遇吗？”

“也许，也许她有外遇，但她一定还跟他睡在一起，再不然她也会小心避免怀孕的。女人可不笨。”她眨了好几下眼睛。“当然有些事例外。男人总是跟女朋友说，他们已经不和老婆同床了。这永远是个谎言。”

“你认不认为……”

她跳过我的问题。“也许他也告诉她，他已经不再和我同床了。”她说，音调出奇的平淡。“这也是个谎言。”

“他对谁说谎？”

“任何一个和他有外遇的女人。”

“你丈夫现在有外遇吗？”

“是的，”她皱着眉头说，“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我以前就知道了，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知道。我希望你从来就没有接下这个案子。我希望伦敦先生从来没听说过你这个人。”

“埃廷格太太——”

她站了起来，两手紧紧抓住皮包，脸上的表情很痛苦。“以前我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她强调这一点，“然而现在我有什么呢？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现在拥有的是什么呢？”

15

我不认为她想要一个答案。我当然也没有答案可以给她，而她也没有耗在这儿听听看有什么其他我要说的话。她木然地走出咖啡厅。我留下来喝完我的咖啡，付了账单和小费。我不仅没有拿她的五千元，还要付她那杯咖啡的钱。

外面天气很好，我想我可以步行一段路去赴林恩·伦敦的约，顺便消磨一下时间。结果我一路步行到市中心，继续往东走，途中我停下来一次坐在在公园的板凳上休息，另外还有一次我停下来喝咖啡，吃面包。越过第十四街的时候，我走进丹·林奇酒吧喝了今天的第一杯酒。稍早，我还在想要改喝苏格兰威士忌，因为它再一次让我免受宿醉之苦，但在想起自己这个决定之前，我已经点了一杯波本和一杯喝完波本后要喝的啤酒。我把酒喝下去，享受着它所带来的温暖。这酒吧里有一股浓厚的啤酒气味，我很喜欢，也很想再多待一会儿。但是我已经让这个学校老师空等过一次了。

我找到这所学校，走进去。没有人询问我进去干什么，或是在走廊上把我拦下来。我找到了四十一教室，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端详这位坐在金黄色橡木书桌前的女人。她正在看一本书，没注意到我的存在。我敲了那扇打开着的门，她抬起头看着我。

“我是马修·斯卡德。”我说。

“我是林恩·伦敦。进来，把门关上。”

她站起来和我握握手。这里没地方可以坐，只有儿童用的书桌。布告栏上面钉着一些儿童的艺术作品和考试卷，有的上面画有金色或银色的星星。黑板上有一道用黄色粉笔写的乘除法练习题。我发现自己竟在计算着这道数学题目。

“你要一张照片，”林恩·伦敦正在对我说话，“我们家值得纪念的事恐怕没几件有我的份。我尽力了。这是芭芭拉大学时代的照片。”

我端详着这张照片，眼光转到站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她抓住了我眼睛的动作。“如果你想找相似之处，”她说，“我劝你别浪费时间了。她长得像妈妈。”

林恩的容貌像爸爸。她有同样冷淡的蓝眼睛。像他一样戴眼镜，但是她的镜框厚重，而且镜片是长方形的。棕色的头发向后梳，在脑袋后面盘成一个整齐的发髻。她一副严肃的表情，这给她平添了一种精明的感觉，虽然我知道她只有三十三岁，但她的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一些。她的眼角有些皱纹，但嘴角上的皱纹还要更深。

我从芭芭拉的照片上得不到多少东西。我看过一张警方在她死后于怀科夫街的厨房里所拍摄的高度黑白对比照片，但是我需要的是能让我对她这个人有所感觉的东西。林恩·伦敦的这张照片同样无法提供。我应该找比一张照片能提供更多信息的东西。

她说：“我爸爸怕你会破坏芭芭拉的名声，你会吗？”

“我没有这个打算。”

“道格拉斯·埃廷格告诉他一些事，他怕你会将其公开。我想知道是什么事。”

“他告诉你父亲芭芭拉怀了黑人的孩子。”

“天啊。是真的吗？”

“你认为呢？”

“我认为道格是个败类。我一直这样认为。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恨你了。”

“恨我？”

“嗯。我还在想说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我想见你的主要原因是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让我父亲产生那么强烈的反应。你知道了吧，要不是因为你，他不会知道他神圣的女儿会搞出这码子事，假如他不曾雇用你，假如你没有和道格谈过话——你一定和道格谈过了，我猜。”

“我见过他了，在他希克斯维尔的店里。”

“如果你没去找过他，他不会跟我父亲说那些我父亲绝对不想知道的事。我想他宁可相信他的两个女儿都是纯洁的。不过，他可能不怎么在乎我。我胆敢离婚已经使得我无法超度了。假如我卷入这种不同种族间的罗曼史，他一定会非常恼火，因为凡事毕竟都有个限度。但是，假如我只是有外遇，我不认为他会在乎。我已经是个瑕疵品了。”她的音调平淡，不像她所说的内容那么痛苦。“但芭芭拉是个圣人。如果被杀的人是我，首先他不会雇用你，就算他后来真的雇用你，他也不会在乎你查到些什么东西。对于芭芭拉，则完全另当别论。”

“她是个圣人吗？”

“我们并不很亲密。”她看着别的地方，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她是我的姐姐，我把她看得高高在上，最后我只能看到她的脚，我度过了一段忍受‘她比你圣洁’的耻辱期。后来，我长大成熟了，但她却在那时候被杀死，想到我以前对她的感觉，我就有罪恶感，”她看着我，“这是我做团体治疗的原因之一。”

“她嫁给埃廷格之后，是不是有了外遇？”

“就算有，她也不会告诉我。她的确告诉过我一件事，他和其他的女人乱搞。她说他到处追他们的朋友，占他当事人的便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从来没追过我。”

说到最后一句时，她好像也把这点也算进那张长长的怨恨清单里了。我和她又谈了十分钟，除了芭芭拉的死对她这位妹妹所造成的冲击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然而这件事不是新闻。我很好奇，林恩九年前有什么不同，假如芭芭拉还活着的话，她和现在又会有多大的不同。也许，所有的痛苦，情感的武装，早就存在于那个地方，并且已经占据好稳固的地位。我想知道——虽然我大概也猜得到——林恩自己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芭芭拉还活着，她会嫁给同一个人吗？如果她还是嫁给这个人，她会和他离婚吗？

我带着一张没用的照片还有满脑子不相干——或者说没有答案——的问题离开。我同时也很高兴从那个女人别扭的个性中解放出来。只要往住宅区走过两个街区就可以到丹·林奇酒吧。我往那个方向走，想着那里深色的酒桶，温暖的感觉，和令人沉醉的啤酒芳香。

我想，他们都怕我把芭芭拉挖出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芭芭拉已经被埋得无法想象的深了。我想起简念的那首诗的片段，试着回想它到底是怎么写的。与死去的人一起深深埋葬？是这样吗？

我决定要找出正确的语句。不仅如此，我要这整首诗。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在第二大道的某一个地方有座图书馆的分馆。我往北走过一个街区，没有找到，转个方向往市中心走。在我印象中，那个地方确实有一座图书馆，正面装饰着漂亮大理石的三层楼高的正方形建筑物。门上有一个牌子告知开放时间，每逢星期三不开放。

所有地区性的图书馆都在减少开放时数，增加关闭天数。财政紧缩的缘故。这个城市无法再提供任何东西了，管理当局就像一个年迈的守财奴，关掉他零落老旧房屋中那些不使用的房间。警力比以前少了一万人。什么东西都在减少，房租和犯罪率除外。

我往另一个街区走，正好到了圣马克斯街，我知道这附近有家书店，里面有个诗歌部。圣马克斯街最繁忙的商业区，也是东村发展最好的一个街区，位于第二和第三大道之间。我向右转，往第三大道走了三分之二，找到了一家书店。这里有迪伦·托马斯诗歌选集平装本，我翻了好几遍才找到我要的那首诗，的确是在这本诗歌选集里面。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篇名是《拒绝哀悼被火烧死的伦敦小孩》。其中有一些地方，我想我不太能理解，但无论如何我喜欢它们的声韵、用词遣字的分量和风姿。

这首诗太长了，所以我打消将它抄在笔记本里的念头。此外，也许我可以看看其他几首诗。我把它买下来，放进口袋里。

看着一些细枝末节的事转移你的注意力方向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走了这么一大段路，我觉得累了。我本想坐地铁回家，但又想喝一杯。我在书店前的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思索着下一步要做什么，要往哪里走。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有两个穿制服的巡逻警察走过去。他们两个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地年轻，其中有一个很嫩，就连他的制服看起来都像是戏服。

穿过街道，有一个商店的招牌写着“哈伯曼的店”，不知道店里卖些什么。

我想起了伯顿·哈弗梅耶。就算没看到那两个警察，也没让我的记忆被那个和他名字有点像的店名冲撞了一下，说不定我还是会想起他。不管怎么样，我想起了他，我记得他曾经住在这条街上，而他老婆现在也还住这里。我不记得住址，但是记事簿里有。圣马克斯街二百一十二号，还有电话号码。

我还是找不到去看他住处的理由。他甚至与我正在办的案子不相干了，因为我已经见过路易斯·皮内尔，我可以确定这个矮小的精神病患者杀了苏珊·波托夫斯基，而且他没有杀芭芭拉·埃廷格。然而，哈弗梅耶的生活已经因此而改变了，有些像我的生活因为另一个人的死而发生改变一样，这引起我的几分兴趣。

圣马克斯街的起点在第三大道，越向东走，号码越大。介于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的街区住家较多，商店较少。有几间盖成一排的房子，窗户装饰华丽，在靠近入口处有告示牌让人们知道这里是教堂——一座乌克兰教堂和一座波兰天主教教堂。

我走到第一大道，等绿灯亮了再过马路。这是个安静的街区，比起先前走过的那个，这里的房子较不讨人喜爱，整修得也比较差。我经过一堆停靠在路边的车子，其中有一辆被弃置在这里，轮胎和车轴盖都已经被拿走了，收音机被拔出来，车厢内部已然被破坏殆尽。对街有三个蓄胡子，留长发，穿摩托车帮派地狱天使服装的人在那里试着要发动一辆摩托车。

这个街区的最后一个门牌号码是一百三十二号。圣马可斯街在和A大道交会的转角处终结，而A大道正好是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西边界线。我站在那里，看着门牌号码，又看着公园。

从A大道往东到河边的几个街区，人们称之为字母城。到处都是吸毒者、抢匪和疯子。除非住不起其他地区，否则没有正常人故意要住在这里。

我拿出笔记本，地址还是一样，圣马克斯街二百一十二号。

我走过汤普金斯广场，在B大道过马路。经过公园的时候，有些毒贩向我兜售兴奋剂、药丸和迷幻药。对他们而言，我可能看起来不像警察，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在B大道那边，门牌号码从三百号开始。街名也不叫圣马克斯街。这里是东八街。

我往回走，穿过公园。圣马克斯街一百三十号是一家叫布兰奇的小酒馆的酒吧。我走进去，这酒吧就像一桶已经坏掉的血，有坏掉的啤酒味、尿臊味和体臭味。里面可能有上打的人，大部分坐在吧台边，只有几个坐在桌子旁边。我走进去的时候，酒吧变得一片死寂。我想我看起来不像是属于这里的人，我祈祷上帝，我永远不要属于这里。

我先使用电话簿，羊头湾那家分局的资料可能有误，或者是安东尼里念错号码，再不然就是我记错号码了。西一百零三街有个伯顿·哈弗梅耶，但在圣马克斯街没有叫哈弗梅耶的人。

我身上没硬币了，酒保让我换零钱。他的顾客知道我和他们毫不相干，所以态度显得轻松不少。

我丢了个硬币进投币口，拨了记事本中的电话号码。但是没有人接听。

我出了酒吧，走过几间房子到圣马克斯街一百一十二号，检查门廊中所有的信箱，其实我也不是真的认为会找到哈弗梅耶的名字，我又走到外面来。我想喝一杯，但布兰奇的小酒馆不是我想去的地方。

但暴风雨来时，任何港口都得去停靠。在酒吧里，我叫了一杯纯波本威士忌，最畅销的牌子。我右手边有两个人正在讨论一个他们都认识的朋友。其中的一个人说：“我早就叫她别带那个男的回家，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会殴打她，还占她便宜。但她偏偏要这么做，把他带回家去，那男的真的揍她又占了她便宜。所以她现在怎么还有脸来向我哭诉？”

我又拨了一次电话。响到第四声的时候，一个男孩来接电话。我还以为我拨错号码了，问他这里是不是哈弗梅耶的家。他说没错。

我问他哈弗梅耶太太在不在。

“她在隔壁房间，”他说，“有很重要的事吗？我可以去叫她。”

“不必麻烦。我只是要查一下送信地址。你家的门牌号码是几号？”

“二百一十二号。”

“什么二百一十二号？”

他开始讲公寓栋号，我告诉他我要知道的是那条街的名称。

“圣马克斯街二百一十二号。”他说。

我一时之间产生了一种有时候在梦中才会有的错觉，昏睡中的心智面对着一种不可能的矛盾挣扎，最后才认清是一场梦。我正和一个声音稚嫩的小孩讲话，他坚持他住在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住址。

也许，他和妈妈同松鼠们一起住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

我说：“介于什么之间？”

“啊？”

“交叉街道的名称？你家位于哪个街区？”

“哦，”他说，“第三和第四。”

“什么？”

“我家在第三和第四大道之间。”

“这是不可能的。”我说。

“啊？”

我将停在电话上的目光移开，还真希望能看到一些跟布兰奇的小酒馆截然不同的地方。也许，一幅山水画吧。圣马克斯街是从第三大道开始向东延伸的。第三和第四大道之间根本没有圣马克斯街。

我说：“哪里？”

“啊？先生，我不——”

“等一下。”

“也许我应该去叫我妈妈。我——”

“你是在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孩子，你家在哪里呢？”

“布鲁克林。”

“你确定吗？”

“是，我确定。”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都快哭了。“我们住在布鲁克林。你到底要做什么？怎么搞的，你是疯了或怎么了？”

“没事，”我说，“你帮了个大忙。非常感谢。”

我挂断电话，觉得自己像个白痴。街道名称在纽约的五个区内都会重复。我没有理由假设她住在曼哈顿。

我往回想，把我先前和这位女人的谈话内容重新再想一遍。有没有哪一句话，让我知道她不住曼哈顿。“他在曼哈顿。”她是这样说她丈夫的。假如她自己也住曼哈顿，她不会这样说话的。

但是我和哈弗梅耶之间的对话呢？“你的太太还住在东村。”他同意我的说法。

也许他只是想结束谈话。同意我说的话比向我解释布鲁克林也有圣马克斯街要容易多了。

我离开布兰奇，然后快速向西走到我买诗集的那家书店。他们有哈格斯托姆的纽约五区袖珍地图。我在后页找到圣马克斯街，翻出那张地图，找到了。

布鲁克林的圣马克斯街和曼哈顿的一样，只延伸了三个街区。往东，过弗拉特布什街，继续到圣马克斯大道处转弯成一个角度，然后一直延伸到布朗斯维尔。

向西，圣马克斯街结束在第三大道，就好像它在曼哈顿也结束在另一条完全不同的第三大道。在第三大道的另一边，布鲁克林的圣马克斯街有另一个名字。

怀科夫街。

16

我和这个男孩讲电话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三点。当我登上他位于西一百零三街大楼门口的台阶时，则在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在中间这段时间，我去办了点事。

我按了几个门铃，但没按他那一个，有人用对讲机开门让我进去。无论谁在三楼从门口看到我，都没有对我的路过提出异议。我停在哈弗梅耶门前，听了一会儿。电视机开着，正在播放地方新闻。

我并不真的认为他会隔着门开枪，但他是一个佩带着一把枪的安全警卫。虽然他可能每天晚上都把枪放在店里，但我也不能确定他家里没有另外一把枪。他们教过我，敲门的时候，要站在门边上，我照做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靠近门口，然后才听到他开口问我是谁的声音。

“斯卡德。”我说。

他把门打开。他穿着外出服，我看不仅是手枪，可能连制服也每天晚上留在店里。他的一只手拿着啤酒。我问他可不可以进去。他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点点头，让出一条路给我进去。我走进去并且把门带上。

他说：“还在调查这案子啊？我能帮得上忙吗？”

“是的。”

“假如我做得到的话，我很乐意。顺便来罐啤酒如何？”

我摇摇头。他看着手中的啤酒罐，把它放在桌上，再走过去关掉电视机。他维持着这个姿势好一阵子，我从侧面注视着他的脸。这一次他不需要刮胡子了。他慢慢地，如我预期地转过身来，就像在等待暴风雨倾盆而下。

我说：“我知道是你杀了她，伯顿。”

我看着他深棕色的眼睛。他在排练否认的台词，在心中复习，过了一阵子，他决定不要再费这个心了。他有主意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几个小时以前。”

“礼拜天你离开这里时，我不能确定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想，也许你在和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我又没有这种感觉。事实上，我觉得和你很亲近。我觉得我们是一对离职警员，两个因私人原因离开警界的家伙。我想也许你在演戏，布陷阱，但感觉又不太像。”

“我没有。”

“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圣马克斯街。你以前根本不住在东村，你住在布鲁克林，离芭芭拉·埃廷格的住处只隔三个街区。”

“住得离她这么近的有几千人。”

“你让我一直以为你以前住东村。假如我一开始就知道你住在布鲁克林，不知道我还会不会进一步思考。也许我会。但很可能我不会。布鲁克林是个大地方，我不知道那里也有圣马克斯街，所以我当然也不会知道它和怀科夫街的关联。我只知道它大概在羊头湾，靠近你服务的分局。但是，你说了谎。”

“只是为了避免冗长的解释。不能证明任何事情。”

“这给我一个调查你的理由。第一件我要弄清楚的是你告诉我的另一个谎言。你说你和你太太没生孩子。但是我今天下午和你儿子讲过电话，后来我又打电话问他爸爸的姓名还有他的年龄。他一定觉得很奇怪，我问他这些问题做什么。他十二岁了。芭芭拉·埃廷格被杀时他三岁。”

“所以？”

“你以前常送他到克林顿街的一个地方去。快乐时光托儿中心。”

“你只是猜测而已。”

“不是。”

“他们结束营业了。他们结束营业好多年。”

“你离开布鲁克林的时候，他们还在营业。你一直在注意那个地方吗？”

“也许是我前妻提过。”他说。随后，他耸耸肩膀。“我也许曾经打那儿经过。当我去布鲁克林探望丹尼的时候。”

“经营那家日间托儿所的女人现在还住在纽约。她记得你。”

“九年之后。”

“她是这么说的。伯顿，她还保存着那些记录。有学生和双亲姓名以及住址的分类账目，还有缴款记录。当她要结束营业时，她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在一个纸箱里，她从来都懒得去看它，也懒得将她不要的东西整理出来扔掉。她今天把这个箱子打开。她说她记得你。她说，通常都是你在带孩子，她从来没见过你太太，但她确实记得你。”

“她的记性想必很好。”

“你通常都穿制服。这会让别人很容易记得你。”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到窗户边，站在那儿往外看。我不认为他在看什么特别的东西。

“你在哪里取得冰锥的，伯顿？”

他没有转过身来，他说：“我不必承认任何事情。我也不必回答任何问题。”

“你当然没有必要。”

“就算你是个警察，我也不需要说什么。更何况，你不是警察。你没有权力。”

“完全正确。”

“所以，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

“你隐藏这个秘密很久了，伯顿。”

“那又如何？”

“对你一点儿都没有影响吗？把它藏在心里这么久？”

“哦，上帝。”他说。他走过来到一张椅子前面，整个人跌坐进去。“把啤酒拿给我，”他说，“你能帮我拿一下吗？”

我拿给他。他问我是否确定不喝一点。我说：“不了，谢谢。”他喝了一些啤酒，我问他在哪里拿到冰锥的。

“一家店吧，”他说，“我不记得了。”

“在附近吗？”

“我想是在羊头湾。我不确定。”

“你是在托儿所认识芭芭拉·埃廷格的？”

“还有我们住的那一带。我带丹尼到托儿所前，就经常在那附近看到她。”

“你和她搞过外遇吗？”

“谁告诉你的？没有，我和她没有搞过外遇。我和任何人都没有。”

“但你想要有。”

“没有。”

我等着，但他看起来想停在那儿不说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杀她，伯顿？”

他看着我一会儿，然后低着头，然后又看着我。“你没有办法证明任何事情。”他说。

我耸耸肩。

“你没办法。而我也不需要告诉你任何事情。”他深呼吸，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当我看到波托夫斯基那女人时，出事了，”他说，“出事了。”

“你是指什么？”

“我出事了。在我身体里面。有东西跑到我脑子里，我摆脱不掉。我记得我站在那里，敲打自己的额头，但还是不能将它从心中排除。”

“你想杀芭芭拉·埃廷格。”

“不是。不要帮我讲，好不好？让我自己说。”

“对不起。”

“我看着那个死去的女人，但我在地板上看到的不是她，而是我老婆。每当我想起谋杀现场那个影像，那个在地板上的女人，我就会看到我老婆出现在影像里。我无法除去要这样杀死她的念头。”

他喝了一小口啤酒。一边喝，他一边说：“我以前老想着要杀死她。我想过好几次，这是我能解脱的唯一途径。我无法忍受婚姻。我孤独一人，父母都去世了，也没有兄弟姐妹，我想我需要有人做伴。而且，我知道她需要我。但是，我错了。我讨厌婚姻。它就好像一个太小的领子围在脖子上，令我窒息，但我又无法把它拿掉。”

“为什么你不离开她呢？”

“我怎么能离开她？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什么样的男人会这样离开一个女人？”

“每天都有男人离开女人。”

“你真的不了解，”他又叹了一口气，“我讲到哪里了？对。我一直想要杀死她。我考虑过，我当然考虑过，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里里外外先调查一遍，无论如何不会放过你，因为他们总是把矛头指向丈夫，百分之九十都是丈夫做的。他们会把你说的话分析再分析，绝不放过你。然后，我看到波托夫斯基，这是个办法。我可以杀了她，让它看起来好像又是冰锥大盗做的。我知道我们处理波托夫斯基命案的方式。我们把整个案子转给曼哈顿南区，没有人质疑丈夫或其他之类的事。”

“所以你决定要杀她。”

“对。”

“你老婆。”

“对。”

“那么，芭芭拉·埃廷格是怎么扯进来的？”

“哦，上帝。”他说。

我等他开口。

“我害怕杀她。我是指我太太。我怕会出问题。我想，假如我动手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完成，我该怎么办？我有一支冰锥，我常常拿出来看——我想起来了，我在大西洋大道买的，我不知道那个商店还在不在。”

“那不要紧。”

“我知道。我产生幻觉，你知道，产生开始戳刺她以及停手的幻觉，无法完成的幻觉，这些事一直在我心头徘徊，逼得我都快要发疯了。我想我真的是疯了。当然我确实是疯了。”

他喝着罐子里的啤酒。“我杀她作为练习。”他说。

“芭芭拉·埃廷格。”

“是的。我想知道我有没有办法做。而且我告诉自己，这算是一个预备措施。布鲁克林又发生一件冰锥谋杀案，这么一来，如果我太太在隔着三个街区的地方被杀害，也不过就是给冰锥大盗再添一笔记录。同样又是冰锥谋杀案。也许，不管我怎么做，他们都会注意到它和真正的冰锥谋杀案有点出入，但他们不会怀疑是我杀了像芭芭拉这么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因此，如果我太太也是被用同样手法杀死的话，他们也不会怀疑我——但这只是我告诉我自己的。我杀她是因为我怕杀我太太，而我一定要杀个人。”

“你一定要杀个人？”

“我必须要。”他把身体往前倾，坐在椅子边缘上。“我无法将这个念头从我的心中除去。当你无法排除某个念头时，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是的。”

“我不知道该挑谁下手。直到有一天我带丹尼去托儿所，她和我像平常一样聊天，我突然有了这个想法。我想要杀她，这个想法很妥当。”

“你是什么意思，这个想法很妥当？”

“她属于我心中那一幅影像。我可以看到她，你知道，在厨房的地板上。所以，我开始监视她。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在附近逗留，注意着她。”

她注意到有人在跟踪她，注意她。她很害怕，自从波托夫斯基被谋杀后，就有人在跟踪她。

“我认为杀她绝对错不了。她没有孩子，没有人依赖她。而且她行为不检点。她和我调情，也和其他到托儿所的男人调情。她丈夫不在时，她带男人回家。我想，如果我做了，警方就算知道不是冰锥大盗做的，他们也还有许多人可以怀疑，绝不会找上我。”

我问他命案发生当天的情形。

“那天我值班到中午时分，我走到克林顿街，坐在一家咖啡厅的柜台边，监视着那地方。她很早就离开托儿所，我跟踪她。我在对街看到一个男人走进她住的大楼。我认识他，以前见过他和她在一起。”

“是个黑人吗？”

“黑人？不是。为什么这样问？”

“乱猜的。”

“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他和她在一起大约有半小时。然后，他离开了。我多等了一会儿，有个声音告诉我，我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时机到了。我上楼，敲她的门。”

“她让你进门？”

“我给她看我的警徽。我提醒她我们在托儿所见过面，我是丹尼的父亲。她就让我进去了。”

“然后呢？”

“我不想再说了。”

“你确定吗？”

我猜他在考虑。然后他说：“我们在厨房里。她正在为我冲咖啡，她背对着我，我用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巴，将冰锥刺入她的胸膛。我要刺中她的心脏，不要她受苦。我一直刺她的心脏，她倒在我的臂弯里。我让她倒在地板上。”他抬起不安的棕色眼睛看着我的双眼。“我想她是在那时候立即毙命的，”他说，“我想她是立即毙命的。”

“然后你继续戳刺她。”

“在我以前的想象中，我总是发狂，一遍又一遍地，像个疯子似的戳刺她。这幅影像一直在我心中。然而我竟然没有办法这样做。我必须命令自己戳她，而且我觉得恶心，我想我快要吐了，但是我却必须把冰锥继续刺进她的身体，而且——”他突然停下来，喘着气。他的脸缩皱成一团，脸色苍白得像鬼一般。

“没事了。”我说。

“哦，上帝。”

“放轻松一点，伯顿。”

“上帝，上帝。”

“你只戳了她一只眼睛。”

“实在是很困难，”他说，“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知道她死了，我知道她什么都看不见，但是那双眼睛好像在盯着我。命令自己去戳她的眼睛最令我痛苦。我做了一次，没有办法再做第二次。我努力了，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再做一次。”

“然后呢？”

“我离开了那里。没有人看到我离开那里。我就这样离开那栋大楼，走了。我把冰锥扔到排水沟里。我想，我做了，我杀了她，而且我也逃出来了，但我不觉得我逃避得了任何一件事。我的胃好难受。我想着我做过的事，我无法相信我真的做了。当这件报道见诸电视和报纸时，我简直没有办法相信。我觉得那一定是别人做的。”

“你没有杀你老婆。”

他摇摇头：“我知道我不会再做这种事。你知道吗？我把这整件事想了一遍又一遍，我想我那时候一定是精神失常。事实上，我很确定。看到波托夫斯基双眼里的血坑，看到她全身上下被戳穿的伤口，我中邪了。它使我疯狂，而且我就这样一直疯到芭芭拉·埃廷格死亡。然后，我没事，而她却已经死了。

“突然间，我看清楚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维持婚姻，而且我第一次了解到我不需要婚姻。我可以离开我老婆还有丹尼。我以前觉得这么做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所以我竟然在那里计划着要杀死她。现在我真的杀人了，我终于知道这比其他任何一件我可能对她做的事，都要更可怕，比如说离开她。”

我引导他从头再说一遍，仔细查证了一些重点。他喝完那罐啤酒后，没有再继续喝。我想要喝一杯，但我不想喝啤酒，也不想和他一起喝酒。我并不讨厌他。我不知道我对他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但我不要同他共饮。

他打破沉默说道：“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件事。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要紧。没有目击者，也没有证据。”

“可能有人在附近看到你。”

“在九年后还记得吗？还记得是那一天？”

他说得当然对。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律师会起诉他。案子没有办法成立。

我说：“穿一件外套吧，伯顿。”

“做什么？”

“我们到十八分局，找一位叫菲茨罗伊的警察谈一谈。你可以把你对我说的话告诉他。”

“那不是很愚蠢吗？”

“为什么？”

“我只要这样继续过下去。我只要把嘴巴闭起来。没有人可以证明什么。他们想试试看都有困难。”

“也许真是如此。”

“然而你却要我去自首。”

“没错。”

他的表情像个小孩子。“为什么？”

我想，做个了断吧。把事情弄清楚。让菲茨罗伊知道他自己说对了，他说我就是有办法查出这个案子。

我说：“你会觉得好过一些。”

“这真是笑死人。”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伯顿？”

“我觉得怎么样？”他思考着这个问题，然后，好像被自己的答案吓一跳。“我觉得还好。”

“比我来这儿以前好？”

“是啊。”

“比礼拜天到现在以前好？”

“我想是这样。”

“你从来没跟别人讲过吧？”

“当然没有。”

“九年来没告诉过任何一个人。你可能没想这么多，但有时候你也难免会忍不住想起这件事，而你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

“那又如何？”

“很长的一段时间。”

“老天。”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置你，伯顿。你可以什么都不做。曾有一次，我叫一个杀人犯去自杀，结果他真的照办，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还有一次，我说服一个杀人犯自首，因为我让他明白如果他不自首，他可能会自杀。我不认为你会这样做。我想你都这样过了九年了，也许你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但是，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宁愿不让自己解脱吗？”

“老天。”他把头埋在双手中。“我都弄糊涂了。”他说。

“你会没事的。”

“他们会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我也会出现在新闻报道里。丹尼会怎么想呢？”

“你得先考虑自己。”

“我会失去工作，”他说，“我会发生什么事？”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

“好吧。”他突然说。

“准备走了吗？”

“我想是的。”

在去市中心的路上，他说：“我想星期天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你会一直挖，直到你发现凶手是我。我当时就有一股冲动想要告诉你。”

“我很走运。一堆巧合让我跑到圣马克斯街，想到你，正好我又没有比去看你以前住处更好的事可以做。但是那儿只有到一百三十二号的门牌。”

“如果没有这个巧合，也会有另一个巧合的。你走进我公寓的那一刹那，所有的事情就已经都设定好了。也许还要更早。也许从我杀死她的那一刹那开始，一切就都注定了。有些人可以逃脱谋杀罪的惩罚，但我猜我不是其中之一。”

“没有人逃得掉的。只是有些人没有被抓到而已。”

“这不是同一回事吗？”

“九年了，你都没有被捉到，伯顿。但你逃避得了什么吗？”

“哦，”他说，“我了解了。”

快到十八分局时，我说：“有件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认为杀死你老婆比离开她还容易？你说了好几次，离开像她这么一个女人实在太可怕了，而且这是种卑鄙的行为。男人和女人一直在分手。你的家人都不在了，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父母会怎么想。有什么事情会这么严重？”

“哦，”他说，“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你没有见过她。你今天下午没到那里去吧？”

“没有。”

（“我从来没见过他……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前夫……我没见过我的丈夫，也没见过支票。你明白吗？你明白吗？”）

“波托夫斯基那女人，用她的眼睛透过血盯着我。当我看她像这样看着我时，我好像被重重打了一下，我受不了。你不认识她，所以你不会了解的。”

（“也许他有电话，也许电话号码簿里就有。你可以找找看。我知道如果我不帮你找，你也会原谅我的。”）

答案浮现出来了。我好不容易才伸出手去触摸到它。但我的心没有专注在这上面。

他说：“我太太是个瞎子。”

17

夜晚的时间过得很慢，到二十街的路程算是过得最快的一段了。我和哈弗梅耶共搭一辆出租车。一路上，我们一定谈过些什么，但我记不得了。我付了车钱，带哈弗梅耶到小队办公室，把他介绍给弗兰克·菲茨罗伊，我能做的最多就是这样了。我毕竟不是拘捕警官。我和这个案子也没有职务上的正式关联，也不执行官方任务。当速记员在给哈弗梅耶录口供时，我不需要留在旁边，也没有人要求要录我的口供。

菲茨罗伊溜出来了一会儿，和我一起走到街角，请我到雷诺斯喝酒。

我不太想答应他的邀请。我是想喝酒，但我不想和哈弗梅耶一起喝，更不想和菲茨罗伊一起喝。我觉得和每一个人都很疏远，我得把自己牢牢地关在自己心里面，让死去的女人和瞎眼的女人都不能加害于我。

酒送来了，我们开始喝。他说：“干得好，马修。”

“我走运。”

“你可不单单是运气好。你努力办成的。首先，你想到去找哈弗梅耶。”

“更走运的是六十一分局的另外两名警察都死了。他硕果仅存。”

“你可以用电话和他谈。结果你去看他。”

“因为没别的事可做。”

“你问的问题也要够多，他才会撒些谎，让你能一路查到他。”

“我正好在那个地点、那个时间，看着那两个警察走过我面前，又看到那家商店招牌。”

“哦，狗屎。”他说，一边向酒保招手。“如果你爱妄自菲薄，那随你便。”

“我只是不认为我做了任何能让自己升级当探长的事。如此而已。”

酒保走过来，菲茨罗伊指指我们的杯子，酒保又替我们加满。虽然第一轮也是他付的钱，这一回合我还是让他付钱。

他说：“你不会因此得到官方表扬的，马修。你是知道的。”

“我比较喜欢升官。”

“我们会告诉新闻界，逮捕了皮内尔之后，我们重新展开调查，他良心不安，所以来自首。他和一个像他一样的离职警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然后决定来自首。听起来如何？”

“听起来跟真的一样。”

“只漏掉几件事而已，我要说的是，你不会得到任何官方的东西，但警局上下都会很清楚这件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

“所以，我认为这听起来你不能因此取得较高职位重返警界。我和第六分局的埃迪·凯勒谈过了，重新雇用你绝对没问题。”

“这不是我要的。”

“他也说你会这样讲。但是，你确定这不是你要的吗？好吧，你是个独行侠，你为世事感到难过，你碰这东西——”他碰了一下他的杯子，“也许稍微多了一点。但你是一个警察，马修，你交回警徽，但你没有停止当一名警察。”

我想了一下，不是在考虑他的提议，而是衡量我自己要回答的字眼。我说：“从某一个角度看，你是对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就错了，在交出警徽之前，我就已经不是一名警察了。”

“全是因为那个死掉的孩子吗？”

“不完全，”我耸耸肩膀，“人一搬家，生活就跟着改变了。”

“好吧。”他说。有几分钟他没说一句话，然后我们找到一个比较没那么难展开的话题。我们讨论着为什么彻底扫荡街上赌西班牙纸牌的庄家是不可能的，违法聚赌者处七十五元的罚款，但是这些人一天的利润是五百到一千元之间。“有这么一个法官，”他说，“告诉他们一个附带条件，如果他们保证不再犯，他不收罚金就释放他们。‘哦，我保证，大人。’为了省七十五块钱，这些王八蛋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我们又喝了第三回合，我一样让他付钱，然后他回警察局，我搭出租车回家。我去看看前台有没有留言，一个都没有。我走到街角附近的阿姆斯特朗酒吧，去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

但是还不坏。我喝我的波本咖啡，一点一点，慢慢喝，我的心情没有变坏。我偶尔和其他人交谈，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回顾今天所发生的事，聆听着哈弗梅耶的解释。按理，我应该打电话给简，告诉她事情的结果。但是她的电话在占线。她不是在讲电话，就是把话筒拿起来了，这次我没叫接线员检查。

我只喝了适量的酒，我要做个改变。不要再喝到昏天暗地又失去记忆。只要足够让我一夜无梦，沉沉入睡就好了。

隔天，我到松树街的时候，查尔斯·伦敦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早报有这则报道。里面的内容和我从菲茨罗伊那里听来的差不多。报道里面提到我的名字，说我也是一位离职警察，我听到哈弗梅耶的忏悔并且开导他，所以他才自首承认自己谋杀了芭芭拉·埃廷格。

尽管如此，他看到我时并不激动。

“我必须向你致歉，”他说，“我被说服了，以为你所做的调查只会对大家造成伤害。我想——”

“我知道你的想法。”

“结果，我错了。我还是担心开庭审理时会披露什么，但是看起来不像会举行审判。”

“你无论如何不必担心会披露出什么，”我说，“你的女儿没有怀黑人的孩子。”他看起来像是被打了一巴掌。“她怀的是她丈夫的孩子。也许，她真的有外遇，可能是为了报复她老公的行为，但没有证据显示她和不同种族的人有外遇。这是你的前女婿编出来的谎言。”

“我明白了。”他轻轻地走到窗户旁边，确定码头还在那里。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至少这个结局还不错，斯卡德先生。”

“哦？”

“杀死芭芭拉的人已经被带到正义公平之前绳之以法。我不必再烦恼是谁杀了她，或为什么杀了她。是的，我想我可以说这个结果还不错。”

他要怎么说都可以。但我不确定正义公平是不是审判哈弗梅耶的标准以及他今后生活的归宿。我也不能确定正义公平选择什么时候出现，开始在哈弗梅耶的儿子和瞎了眼的前妻身上加诸严酷考验。虽然伦敦现在不用再担心是道格拉斯·埃廷格杀死了他女儿，但看得出来他早就知道埃廷格的人格实在极不可靠。

我又想到我在埃廷格的第二次婚姻里所察觉到的厄运。我怀疑那个金发碧眼、带着郊区阳光的脸庞还能在他书桌上的相框停留多久。如果他们分手，他还能继续在他第二任岳父那里工作吗？

最后，我想到如果人们曾经全心全意接受一个事实，他们要如何调整自己才能接受另一个事实。一开始伦敦相信他的女儿是被无缘无故杀死的，他调整自己去适应了。后来他又相信他的女儿确实是因为某个理由，被一个她所认识的人杀死的。他又开始调整自己去适应。现在，他知道她是为了某个理由被一个几近陌生的人杀死的，他杀她的理由和她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她的死变成另一场谋杀的彩排，因为她的死亡，保住了原来那位受害人的生命。你可以把这一切看成是某个伟大设计的一部分，或将之视为疯狂世界的另一个明证，但是不管你怎么想，它都是一个他必须要调整才能适应的新事实。

在我离开之前，他给了我一张一千元的支票。他说这是奖金，他告诉我他一定要我收下。我没有和他争论。钱如果自动送上门来，就把它收下，放进口袋里。在我自己心目中，我还是个十足的警察，我还记得该怎么做。

大约在午餐时间，我打电话给简，没有人接电话。下午的时候，我陆陆续续试了三次，结果都占线。最后我在六点左右才和她联络上。

“你真难找。”我说。

“我出去办点事。后来我在讲电话。”

“我自己也在外面办事。”前一天下午我带着哈弗梅耶的儿子曾在‘快乐时光’上学的事实离开她的阁楼，我告诉她后面发生的许多事情。我告诉她芭芭拉为什么会被杀死，我还告诉她哈弗梅耶的老婆是个瞎子。

“我的天啊。”她说。

我们谈了一会儿，我问她要怎么打发她的晚餐。“我的当事人给了我一千元，我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说，“我想在把钱拿去买必需品之前，先挥霍掉一些。”

“今晚恐怕不行，”她说，“我已经做好沙拉了。”

“好吧，吃完沙拉后，你要不要来点余兴节目？除了布兰奇的小酒馆以外，哪里都可以。”

停了一下，她说：“问题是，马修，我今天晚上有事。”

“哦。”

“不是另有约会。我要去参加一个聚会。”

“聚会？”

“一个匿名戒酒会的聚会。”

“我明白了。”

“我是个酒鬼，马修。我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觉得你喝得多。”

“这和你喝多少无关，而是要看它对你产生多少影响。我喝得失去意识。我喝得个性都变了。我告诉自己我不要再喝了，我做到了。我告诉自己喝一杯就好，结果隔天早上整只酒瓶都空了。我是一个酒鬼。”

“你以前也参加过匿名戒酒会。”

“对。”

“我认为它对你没有用。”

“哦，其实还不坏。只是我自己又喝酒。这次我要好好把握。”

我想了一下。“我想这很好。”我说。

“你这么认为吗？”

“是的，我这么认为。”我说，我是认真的。“我想这十分好。我知道它对很多人都有效，没有理由你就不能成功。你晚上要去参加聚会吗？”

“对。我今天下午也参加过一次。”

“我以为只有晚上才有。”

“随时都有，而且到处都有。”

“你多久必须去一次？”

“没有任何规定。他们建议你在前面九十天内参加九十次，但是你也可以多参加几次。我的时间很多。我可以去很多次。”

“那很好。”

“今天下午散会后，我和一个上次我参加戒酒计划时认识的人讲电话。我今天晚上要再去参加一次会议，它会帮我快乐地度过今天，让我拥有滴酒不沾的一天。”

“哦。”

“这就是它的作用。你每天找个时间去参加一次。”

“那很好。”我擦擦额头。电话亭的门关着，我感觉很热。“聚会通常在什么时候结束？是十点或十点半？”

“十点。”

“好，假设——”

“但是大家在散会后通常一起去喝咖啡。”

“那么，我十一点过来吧？或者再晚一点，如果你认为喝咖啡会超过一个小时的话。”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马修。”

“哦？”

“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不想在我才要跨出第一步之前就毁了我自己。”

我说：“简？我不是打算过来找你一起喝酒的。”

“我知道。”

“我不打算在这个节骨眼上，在你面前喝酒。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不喝酒。我绝对办得到。”

“因为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戒酒。”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绝对不喝酒。”

又停了一会儿，当她说话的时候，我听得出她的声音变了。“天呀，”她说，“马修，亲爱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哦？”

“他们告诉我们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面对人、地、物，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要避开那些会挑起我们喝酒欲望的要素。”

“而我是那些要素之一？”

“恐怕你的确是。”

我用力打开电话亭的门，让空气进来一点。我说：“好，说得明白一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永远都不再见面了？”

“哦，天啊。”

“把你的规则定下来，我就会了解。”

“天呀，上帝。我没法从再也不怎样的角度来思考。我也没法从再也不喝酒的角度去思考。我应该一次只考虑一天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谈今天的事就好。”

“你今天不要和我见面。”

“我今天当然要和你见面！哦，天呀。如果你要在十一点左右过来——”

“不。”我说。

“什么？”

“我说不。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对的，我不应该叫你听我的。我就像我的当事人一样。我必须要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事实。我想你这样做是对的。”

“你真是这么想？”

“是的。如果我是一个你必须敬而远之的人，你最好从现在开始就这么办。假如以后我们认为还有在一起的必要，事情自然会发生。”

她停了一下，然后说：“谢谢你，马修。”

谢什么呢？我走出电话亭，回到楼上的房间。我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衫，打好领带，招待自己到石瓦餐厅好好吃一顿牛排晚餐。这里是来自约翰·杰伊学院和中城南区的警察大本营，还好我很幸运，没碰到一个认识的。我独自一人吃大餐，餐前喝了一杯马提尼，餐后喝了一杯白兰地。

我走回第九大道，经过圣保罗教堂。教堂这时候已经关门了，我走下一段狭窄的阶梯来到教堂的地下室。一星期有几个晚上，大家在前面那间不算大的房间里玩游戏，靠边那一个房间比较小，是他们聚会的地方。

如果住这附近，你就会知道这一带有什么形形色色的东西。不管你对它们有没有兴趣。

我在门口站了一两分钟。我觉得头昏脑涨，胸口有点闷。我认为应该是白兰地引起的。它是一种威力强大的酒精饮料。我不常喝，觉得不习惯。

我把门打开，往里面看。有几打人坐在折叠椅上。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大咖啡壶，还有几堆一次性杯子。墙上贴着一些标语——用轻松的方法来做，用简单的方法来维持。他妈的好一个历久不衰的格言。

她可能在市中心一间类似这样的房间里面，譬如说，苏荷区某个教堂的地下室。

祝好运，女士。

我往后退，让门自动关上，爬上楼梯。我幻想身后的门被打开，有人在后面追我，把我拖回去。但没这回事发生。

我还是觉得胸口很闷。

是白兰地，我告诉自己。也许，离白兰地远一点是个好主意。还是喝自己习惯的酒好。还是喝波本好。

我走到阿姆斯特朗。喝一点波本可以缓和白兰地的冲击。喝一点波本可以缓和所有的事情。

刀锋之先

（马修·斯卡德系列）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林大容　译

版权信息

书名：刀锋之先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林大容

书号：ISBN 978-7-220-10670-5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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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间下等酒吧坐着

就在第五十二号街，

心神不定且忧惧，

当狡狤的希望终结了

一个卑劣欺瞒的十年：

愤怒与恐惧的电波

在地球光明和晦暗的

陆地间往来传送，

纠缠着我们的私生活；

死亡那不堪提及的气味

侵扰了这九月之夜

——W. H.奥登①

① 选自《奥登诗选：1927—1947》，W. H. 奥登著，马鸣谦，蔡海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每次想象这件事，我脑子里总是一个完美夏日，太阳高高地挂在明亮的蓝天中。当然，这是在夏天，但我无从知道天气，或甚至是不是发生在白天。某个跟这件事有关的人提到了月光，不过他也不在场。或许他的想象中出现了月亮，就像我的想象选择了明亮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飘散着的棉絮般的白云。

他们待在白色农舍敞开的门廊上。偶尔我会想象他们在屋里，坐在厨房的松木餐桌上，但我更常想象他们坐在门廊上。一个大玻璃壶里装满了葡萄柚汁掺伏特加，他们坐在门廊喝着“咸狗”鸡尾酒。

有时我想象他们在农场散步，手牵着手，或者搂着彼此的腰。她喝了很多酒，因此变得话多而亢奋，脚步有些不稳。她对着牛哞哞地叫，对着鸡咯咯地喊，还朝着猪发出哼哼的叫声，然后嘲笑全世界。

或者我会看到他们穿过森林，出现在溪水旁。数百年前有位法国画家，笔下总是理想中的乡村景色，赤足的牧羊人和挤牛奶女工在大自然中嬉戏。我想象中的画面可能就是他画过的。

现在他们在溪边，一丝不挂，然后在凉凉的草地上做爱。

我的想象在这个地方受到了限制。或许只是对别人隐私的尊重而已，反正我脑中只有她脸部的特写画面。她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然后他们就像梦中的报纸文章一般，在我可以看清楚之前就已经变形模糊了。

他亮出刀子，她睁大了眼睛，然后他们两个的影像变模糊了。一片云飘过来遮住了太阳。

这是我的想象，我并不认为我的想象跟实际情况很接近。怎么可能接近呢？即使是目击证人的证词也是出了名的不可靠，何况我根本没有亲眼目击。我没见过那个农场，甚至不知道那儿是不是有条小溪。

我也从没见过她，只看过照片。我现在就看着其中一张。我好像可以看到她脸上表情的变化，还有她睁大的眼睛。不过我当然看不到这些，根据这些照片，我只能看到时光冻结的那一刻。这不是魔术照片，你不能从中看到过去或未来。如果你把照片翻过来，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和电话，不过只要再翻过去，就永远是那个姿势，她嘴唇微张，双眼看着镜头，谜一样的表情。你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可是照片不会告诉你任何秘密。

这点我明白。我已经看得够久了。

1

纽约有三个著名的演员联谊团体，几年前一个名叫莫里斯·詹金斯-劳埃德的演员曾给这三个联谊会作了个简单的注解。“‘戏剧家’是绅士，”他拿腔拿调地说，“却要装成演员。‘羔羊’是演员，却要装成绅士。至于‘修士’呢——‘修士’是两者皆非，却要装成两者皆是。”

我不知道詹金斯-劳埃德属于哪一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多数时间都醉醺醺的，却假装自己很清醒。他常去阿姆斯特朗酒吧，就在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他总是喝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可以喝上整天整夜而面不改色。他喝了酒从不提高嗓门、从不出丑、从不会摔下椅子。到了夜深时分或许说话会有点不清楚，但也不过就是这样。戏剧家、羔羊，或修士，他喝酒像个绅士。

死得也像个绅士。他死于食道破裂时，我还在酗酒。一般来说这不会是酒鬼的头号死因，不过好像也没听说过哪个不喝酒的人会因此而死。我不确定造成食道破裂的确切原因，也许是多年来从食道灌酒下去累积的恶果，也许是每天早上总要吐一两次造成的食道紧绷所致。

我已经很久没想到莫里斯·詹金斯-劳埃德了，现在想到他，是因为我正要去参加匿名戒酒会的聚会，地点就在一栋建筑的二楼，那儿曾经是羔羊俱乐部的会址。这栋位于西四十四街的高雅白色建筑，几年前成为羔羊俱乐部无法负担的奢侈品，于是他们卖掉房子搬到中城，和另一个社团共用办公室。有个教会组织买下了这个产业，现在成了实验剧场，并提供给其他教会活动使用。星期四晚上，匿名戒酒会的“新开始”团体会象征性地付点钱作为会议室的使用费。

聚会从八点半到九点半。我提早十分钟到那儿，向会议主席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倒了咖啡，坐到他指定的位置。这个长方形的大会议室里放了十张六脚桌子，我的位置离门很远，就在主席旁边。

到了八点半，大约有三十五个人围着房间里的桌子各自坐下，用一次性杯子喝咖啡。主席宣布会议开始，念了匿名戒酒会开场白，然后叫一个人念了《戒酒大书》第五章里的一部分。他又宣布了几件事——周末上西区有一个舞会，默里山有一个团体的周年庆，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成立了一个新团体，第九大道犹太教堂的那个团体因犹太假期取消下两次聚会。

然后主席说：“我们今晚的演讲人是马修，来自‘戒酒很简单’团体。”

我很紧张，那是当然的。一踏进这个地方我就开始紧张，每回我当演讲人之前都会这样，不过紧张会过去。他介绍我时，全场响起一阵礼貌的掌声，掌声停息后，我说：“谢谢，我名叫马修，我是个酒鬼。”然后紧张感就消失了，于是我坐在那儿开始讲我的故事。

我讲了大约二十分钟，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基本上你就是讲以前如何如何，接着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现在如何如何。我就是依样画葫芦，不过每回讲的内容都不一样。

有些人的故事极富启示性，有资格上电视。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以前在东圣路易斯如何贫困潦倒，如今他们是前途光明的IBM总裁。我没有这类故事可讲。我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做原来的事情维生。不同的是我以前喝酒现在不喝，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启示。

我说完后，另一轮掌声响起，然后大家传递篮子，每个人在里头放个一块或两毛五或什么也不放，算是场租和咖啡费用。休息五分钟后，会议重新开始。每个聚会的形式不一样，这个聚会是全场每个人轮流说两句。

会议室里我认得的人大概有十个，还有六七个看起来眼熟。有个方下巴的红发女人从我曾经当过警察的事情说起。

“你可能来过我家，”她说，“警察每星期来我家一次。我和我丈夫喝了酒就会打架，有些邻居会打电话报警，然后警察就会跑来。有个警察连续来了三次，我们就搭上了，他跟我也打架，又有人打电话找警察。那些人总是打电话叫警察来找我，就算事情是因为我跟一个警察在一起所引起的也一样。”

九点半我们念过主祷文后结束聚会。几个人过来跟我握手并谢谢我带头发言。其他大部分人都匆匆忙忙冲出大楼，急着去抽烟。

外头是凉爽的早秋。溽暑已过，凉快的夜晚令人舒畅。我向西走了半个街区，有个男人从路旁的一个门洞里走出来，问我能不能给他点零钱。他穿着不配套的长裤和西装外套，脚上是一双破球鞋，没穿袜子。他看起来三十五岁，不过可能更年轻。街头生活会让你变老。

他需要洗个澡、刮个胡子、理个发。他所需要的远超过我所能给的。我给他的只是一块钱。我从裤兜里摸出来，放在他手心里。他谢我并说上帝保佑我。我又开始走，快走到百老汇大道转角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转头，认出喊我的是一个叫埃迪的家伙。他刚刚参加了那个聚会，我偶尔也会在其他聚会上碰到他。他急步跟上我。

“嘿，马修，”他说，“想不想去喝杯咖啡？”

“我开会时喝过三杯了，还是直接回家吧。”

“你往北走？我跟你顺路。”

我们从百老汇大道拐到四十七街，穿过第八大道，右转继续朝北走。沿路有五个人跟我们要钱，我拒绝了其中两个，给了其他三个每人一块钱，并得到了他们的致谢和祝福。第三个人拿了钱并祝福我之后，埃迪说：“天啊，你一定是全西区最心软的人了。你怎么搞的，马修，没办法说不吗？”

“有时候我会拒绝他们。”

“不过大部分都不会。”

“大部分不会。”

“我前两天看到市长上电视，他说我们不该给街上的人钱。他说他们半数都有毒瘾，只会拿那些钱去买毒品。”

“对，而另外一半会把钱花在食物和住所上。”

“他说本市会免费提供床和热的食物给任何需要的人。”

“我知道，这让你想不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睡在街边，翻垃圾箱找东西吃。”

“他也想严厉对付那些擦玻璃的人。知道吧？就是那些帮你擦汽车挡风玻璃的家伙，也不管玻璃脏不脏，擦完了就伸手跟你要钱。他说他不喜欢那些家伙把街道弄成这样，难看。”

“他是对的，”我说，“他们也都是身强体健的人，完全可以出去作奸犯科或袭击卖酒的杂货店，这样大家就看不到了。”

“看来你不怎么支持市长。”

“我想他还可以，”我说，“虽然我觉得他的心眼只有葡萄干那么大，但或许这是担任市长的一种必备条件。我尽量不去注意谁是市长，或者他说了些什么。我每天都送出几块钱，如此而已。损害不了我什么，也帮不了别人太多忙，不过就是我这阵子在做的事情罢了。”

“街上总是少不了讨钱的人的。”

的确，整个城市都可以看到他们，睡在公园里、地铁隧道里、公交车和火车的候车室里。有些有精神问题，有些有毒瘾，还有些只不过是在人生的赛跑中踏错一步，就再没有容身之处。没有住所就很难找到工作，很难在面试时让自己保持体面，不过其中某些人“曾经”有过工作。纽约的公寓很难找，也很难负担得起；有房租、管理费和中介公司的佣金要付，可能得花两千块以上才能住进一所公寓。就算你能保住一份工作，又怎么能存得了那么多钱呢？

“感谢上帝我有个地方住，”埃迪说，“你大概不会相信，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公寓。往北走一个街区再左转穿过两个街区，靠近第十大道那儿。它不是我最早住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已经消失了，整栋楼拆掉，盖了所新的高中。我们搬出那儿是在我，记不清楚了，九岁吧？一定是，因为那时候我三年级。你知道我坐过牢吗？”

“三年级的时候，不会吧？”

他笑了：“不是，那是再后来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在绿港监狱的时候我老爸死了，我出狱后没有地方可待，就搬去跟我妈一起住。我不常在家，那儿只不过是个让我放衣服和东西的地方，不过后来她生病了，我就留在那儿陪她，她死后我继续住着。四楼，有三个小房间，不过，马修，你知道，那是因为房租管制。一百二十二元七毛五一个月。城里像样点儿的旅馆，妈的，一个晚上就得付这么多钱。”

而且，让人惊讶的是，那一带都开始高级起来了。地狱厨房百年来一直是个险恶、粗悍的区域，现在地产商改口称此处为克林顿，而且把出租公寓改成共管公寓，每户卖六位数的价格。我永远也想不明白穷人去了哪里，或者有钱人是从哪儿来的。

他说：“美丽的夜，不是吗？当然我们还来不及欣赏，就会抱怨太冷了。有时候你会被热个半死，紧接着又忽然发现夏天怎么就过完了。夜里总是冷得特别快，呃？”

“大家都这么说。”

他三十好几了，五英尺八或五英尺九，瘦瘦的，皮肤苍白，黯淡的蓝色眼珠。他的头发是淡棕色的，不过现在开始秃了，后退的发际线加上龅牙，让他看起来有点像兔子。

就算我不知道他坐过牢，或许也猜得到，虽然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看起来就是像个混混。或许是综合印象吧，虚张声势加上鬼鬼祟祟，那种态度表现在他的双肩和犹疑不定的眼神里。我不会说这些看起来很显眼，不过第一次在戒酒聚会上注意到他，我就想着这家伙以前干过坏事，他看起来就像会走上歪路的那种人。

他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我一支，我摇摇头。他自己拿了一支，擦了火柴点烟，双手拢起来挡风。他喷出烟，然后把香烟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瞧。“我应该戒掉这些操蛋的小毛病，”他说，“不喝酒却死于肺癌，概率有多大？”

“你多久没喝酒了，埃迪？”

“快七个月了。”

“了不起。”

“我参加聚会快一年了，不过花了好一阵子才停止喝酒。”

“我也不是马上就戒掉的。”

“是吗？呃，我挣扎了一两个月，然后我想，我还是可以抽大麻，因为，该死，大麻不是我的问题，酒精才是我的问题。不过我想在聚会里听到的那些事情逐渐产生了影响，然后我把大麻也戒掉了。现在我已经快七个月完全不沾了。”

“好厉害。”

“我想是吧。”

“至于香烟，据说一口气想戒掉太多东西，不是个聪明的办法。”

“我知道，我想等我戒满一年再说吧。”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头烧得亮红。“我家就往这儿走，你确定不过去喝杯咖啡？”

“不要了，不过我跟你一起走过第九大道吧。”

我们走过穿越市内的漫长街区，然后在街角站着聊了几分钟。我不太记得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在街角时，他说：“主席介绍你的时候，说你所属的团体是‘戒酒很简单’。就是在圣保罗教堂聚会的那个吗？”

我点点头：“‘戒酒很简单’是正式名字，不过每个人都只叫它‘圣保罗’。”

“你常常去？”

“偶尔。”

“或许以后我会在那儿见到你。唔，马修，你有电话什么的吗？”

“有，我住在一家旅社，西北旅社。你打到前台他们就会转给我。”

“我该说找谁？”

我盯了他一秒钟，然后笑了。我胸前的口袋里有一小叠皮夹大小的照片，每张背面都用印章盖上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掏一张出来递给他。他说：“马修·斯卡德。这就是你，呃？”他把卡片翻过来，“可是这不是你。”

“你认得她吗？”

他摇头：“她是谁？”

“我在找的一个女孩子。”

“难怪你要找。如果找到两个的话，分一个给我。这怎么回事，你的工作吗？”

“答对了。”

“美女一个。年轻，至少拍照的时候如此。她多大？大概二十一吧？”

“现在二十四了。照片是一两年前拍的。”

“二十四，真年轻，”他说，又把照片翻过来，“马修·斯卡德。真滑稽，你知道某个人最私密的事，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是指姓。我姓邓菲，不过说不定你已经知道了。”

“原先不知道。”

“等我有了电话再给你。一年半前因为没付电话费被切断了，这几天我会去办理恢复通话。跟你聊天真不错，马修。或许明天晚上我会在圣保罗见到你。”

“我大概会去。”

“我一定会去。你保重。”

“你也是，埃迪。”

等到绿灯亮了，他快步过马路。走到一半又转头朝着我笑，“我希望你找到那个女孩。”他说。

那天晚上我没找到她，也没找到任何女孩。我走完剩下的路回到西五十七街，停在旅社前台前。没有留话，不过雅各布主动告诉我，有三通电话打来找过我，每隔半小时一通。“可能是同一个人打的，”他说，“他没留话。”

我上楼回房，坐下来打开一本书，没看几页电话就响了。

我拿起听筒，听到一个男人说：“斯卡德吗？”我说是。他说：“赏金是多少？”

“什么赏金？”

“你是在找那个女孩的人吗？”

我可以挂了电话，不过我说：“什么女孩？”

“一面是她的照片，另一面是你的名字。你没在找她吗？”

“你知道她在哪儿？”

“先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赏金是多少？”

“可能很少。”

“很少是多少？”

“要发财还不够。”

“说个数字。”

“或许两百元吧。”

“五百元怎么样？”

价钱其实不重要，他没东西可以卖给我。“好吧，”我同意，“五百元。”

“妈的，可真不多。”

“我知道。”

停了一下，他爽快地说：“好吧，你照我说的去做。半个小时后，你到百老汇大道和第九大道的交叉口，在朝着第八大道的那个街角等我。身上带着钱，没钱的话，你就不必来了。”

“这个时间我没办法弄到钱。”

“你身上没有那种二十四小时的银行卡吗？妈的。好吧，你身上有多少钱？你可以先给一部分，其他的明天再给，不过可别不当一回事，因为那个妞儿明天可能就换地方了，懂我意思吧？”

“你不会知道我有多懂。”

“你说什么？”

“她叫什么名字？”

“什么？”

“那个妞儿叫什么名字？”

“找她的人是你。难道你他妈的不知道她的名字？”

“你不知道，对不对？”

他考虑着。“我知道她‘现在’用的名字。”他说。这是最蠢的耍诈手法。“或许跟你知道的不一样。”

“她现在用什么名字？”

“呃——这包括在你要用五百块买的消息里面。”我买到的将会是勒住我气管的手臂，或许还会有把刀子抵在肋骨间。真有消息可以提供的人绝对不会一开始就问赏金，也不会跟你约在街角。我觉得够了，该挂他的电话了，可是他可以再打来。

我说：“你先闭上嘴。我的顾客没有提出任何赏金，要等找到那个女孩再说。你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卖，所以也休想从我这儿挖到一个子儿。我不想跟你在街角碰面，就算要去，我也不会把钱带在身上。我会带一把枪、一副手铐，外加一个帮手。然后我会把你带到哪个地方好好修理一顿，直到我确定你什么都不知道为止。然后我会再继续多修理你一下，因为我很生气你浪费我的时间。这是你想要的吗？你还想在街角跟我碰面吗？”

“操你妈的——”

“不，”我说，“你搞错了，你妈才被操。”

我挂上电话，“混蛋。”我大声说，也不知道是对他还是对自己。然后我冲个澡，上床睡觉。

2

那个女孩名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我并不真指望能找到她。我曾打算照实告诉她父亲，不过告诉别人一件他们没有心理准备听到的事是很难开口的。

沃伦·赫尔德特克有个大大的方下巴和一张大脸，一头像钢丝一样的胡萝卜色浓发已经泛灰。他是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斯巴鲁车商，我可以想象他自己当电视广告的主角，指着一堆汽车，面向镜头告诉人们，在赫尔德特克的店里买斯巴鲁最划算。

保拉在赫尔德特克家六个小孩中排行老四，毕业于曼西市当地的鲍尔州立大学，“大卫·莱特曼①以前也念过那个学校，”赫尔德特克告诉我，“你大概听说过吧，当然那是在保拉之前好久的事情了。”

她主修戏剧艺术，一毕业就去纽约了。“要走戏剧这条路，在曼西或这个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前途，”他告诉我，“你得去纽约或加州。可是我不知道，就算她不是想当演员想疯了，我想她也还是会走的。她有那种逃走的冲动。她的两个姐姐都嫁了外地人，可是两个人的丈夫都决定搬到曼西来。她哥哥戈登和我一起做汽车生意。我还有一儿一女还在念书，谁也说不准他们以后会跑去哪儿，不过我猜想他们还是会住在这附近。可是保拉，她有流浪癖，她能留在本地念完大学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她在纽约进修表演课程，当女招待，住在西五十街，此外她不断参加各种选角面试。她曾在第二大道一个商店的店前广场参与《城市另一边》的展演，还参加过西格林威治村一出叫《亲密好友》的台词排演会。他把一些演出的戏单拿给我，还指着演员表下头她的名字和简单的介绍给我看。

“她演戏没有酬劳，”他说，“拿不到的，你知道，刚起步都是这样。那些戏是让你有机会表演，让某些人认识你——经纪人、选角指导、导演。你以前听说过那些演员的高片酬，哪个人演一部电影拿五百万片酬之类的，不过大部分演员演很多年都只赚一点钱，甚至拿不到钱。”

“我了解。”

“我们想去看她演的戏，她妈妈和我。不是念台词那出，那只不过是一群演员站在台上照剧本念念台词，听起来没什么意思，不过如果保拉希望我们去，我们也会去。但是她连那场演出都不希望我们去看，她说那出戏不怎么样，而且反正她只是演个小角色。她说我们应该等到她演个像样点儿的戏再去看。”

她最后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是在六月底，听起来她过得还不错。她说可能会出城去避暑，可是没有谈到细节。过了两星期没接到她的消息，他们就开始打电话给她，不断在她的电话答录机里留言。

“她很少在家，她曾说她的房间又小又黑又丧气，所以她很少待在那儿。前几天去看过之后，我了解为什么了。其实我没真去那个房间，只是看了那栋建筑和楼下前厅，可是我可以了解。在纽约花一大笔钱住的房子，换成别的地方早就该拆掉了。”

就因为她难得在家，所以她父母平常很少打电话给她，而是有一套暗号系统。她每隔两三周会在星期天打叫人的长途电话回家，说要找她自己。他们会告诉接线员说保拉·赫尔德特克不在家，然后再打长途电话回去给她。

“这也没有真占到电话公司的便宜，”他说，“因为打叫号电话回家的电话费是一样的，可是采取这个暗号的话，电话费由我们付而不是由她付，她就不会急着挂电话，所以实际上电话公司还可以多收点钱。”

可是她没打电话，也没有回复答录机里的留言。到了七月底，赫尔德特克和他太太还有小女儿开着一辆斯巴鲁，北上到达科他旅行一星期，在牧场骑马，还去恶地国家公园和拉什莫尔山看了四个总统的岩石头像。回家时是八月中，他们打电话给保拉，这回没答录机了，而是一个录音通知他们这个电话号码暂停使用。

“如果她出门避暑，”他说，“有可能会为了省钱而停掉电话。可是她会不通知任何人就走吗？这不像她。她可能会一时兴起去做什么事，可是她会跟你保持联络，让你知道她的情况。她很有责任感。”

不过也不尽然，她并不是凡事可靠。她从鲍尔州立大学毕业后的三年，偶尔也会超过两三个星期没打电话回家。所以她可能是去哪儿避暑，玩得忘了该跟家里联络；也可能她试着打电话回家时，她的父母正骑在马上，或者正在风穴国家公园徒步。

“十天前是她母亲的生日，”沃伦·赫尔德特克说，“结果她没打电话回家。”

“这种事她不会忘记吗？”

“从来不会。也许她会忘记，没打电话回家。但如果是这样，她第二天就会打。”

他不知该怎么办。他打电话到纽约跟警方联络，却没有任何结果，这也猜得到。于是他跑去找一个全国性侦探社的曼西市分社，他们的纽约办公室派了一个调查员去她最后一个住所，确定她已经不住在那儿了。如果他肯再付一大笔钱，那个侦探社很乐意再继续追查。

“我心想，他们拿我的钱做了些什么事？去她住过的地方，知道她已经不住在那儿？这些事我自己也可以做。所以我就搭飞机赶过来了。”

他去过保拉以前住的那栋套房出租公寓。她在七月初就已经搬走了，没留下转信的地址。电话公司拒绝告诉他任何新消息，而且问题是电话也早就被停掉了。他去她曾工作过的那家餐厅，发现她早在四月就已经不干了。

“说不定她跟我们提过这件事，”他说，“她到纽约之后，至少换过六七个工作，我不知道她每次换工作是不是都告诉过我们。她会因为小费太少，或者跟同事合不来，或者因为老板不让她请假去参加试演而换工作。所以她可能辞掉最后一个工作去别的地方了，只是没告诉我们，或者她告诉过我们，我们忘记了。”

他想不出自己还能怎么办，于是就去找警察。得到的回答是，第一，这并不在警察的工作范围内，她显然没有通知父母搬家的事，但她是个成年人，她有法定权利这么做。警方的人也告诉他，他耽搁得太久了，她已经失踪将近三个月，即使原来有任何线索，现在也都已经很难追查了。

负责的警官告诉他，如果他想继续追查，最好去找私家侦探。照规定警方不能建议任何特定的侦探，不过，那个警官说，或许他把自己要是碰到这种事情会怎么处理的方式告诉他也没关系。有个家伙叫斯卡德，事实上，他以前当过警察，住的地方刚好离赫尔德特克先生的女儿以前的住所很近，而且——

“那个警官是谁？”

“他叫德金。”

“乔·德金，”我说，“他人很好。”

“我喜欢他。”

“是啊，他人不错。”我说。我们坐在西五十七街的一家咖啡店，隔着几个门面就是我住的旅社。我们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餐时间，所以我们就进去喝了点咖啡。我已经续杯了，赫尔德特克面前摆的还是第一杯。

“赫尔德特克先生，”我说，“我不确定我能符合你的需求。”

“德金说——”

“我知道他说些什么。事情是这样子，你找以前用过的那家侦探社，就是在曼西市有分社的那家，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服务。他们会多派几个人手来调查这个案子，而且他们的调查报告会比我更清楚。”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做得更好？”

我想了想。“不，”我说，“不过或许他们会让事情看起来是如此。有一点，他们会提供你详尽的报告，把他们做了什么事、跟哪些人谈过、发现了些什么都告诉你。他们会记下详细的费用，把他们花在这个案子上头的每个小时都列入账单。”我啜了口咖啡，把杯子放回托碟里，身子前倾。“赫尔德特克先生，我是个相当不错的侦探，但我一点也不照章行事。你想要一个本州发的侦探执照，我没有，也从没想过要花心思去申请一张。我不会详细列出我的费用，不会记录我花了多少个小时，也不会提供细节的报告。同时我也没有办公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喝咖啡。我真正有的，就是这几年所累积的一些当侦探的直觉和能力，我不确定你想雇用这样的人。”

“德金没告诉我你没有执照。”

“其实他可以讲的，这又不是秘密。”

“你想他为什么会推荐你？”

我一定是迟疑了一下，或许我不是很想接这个工作吧。“部分原因是他希望我给他介绍费。”我说。

赫尔德特克的脸色一暗。“他也没提到这个。”他说。

“我不意外。”

“这样很没职业道德，”他说，“不是吗？”

“没错，不过首先他推荐任何人都不太符合职业道德。而且虽然我会给他一点佣金，但除非他觉得我是适合你雇用的人选，否则他也不会向你推荐。他或许是觉得我对你有好处，而且不会跟你耍花招坑你。”

“你是吗？”

我点点头：“不耍花招的一部分，就是事先告诉你，你很可能会浪费你的钱。”

“因为——”

“因为她可能会自己出现，或者永远找不到。”

他沉默了一会儿，想着我刚刚说的话。我们都还没提到他女儿已经死了的可能性，而且看起来大概都不打算提，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轻易地避免想到这一点。

他说：“我会浪费多少钱？”

“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一千元。”

“那是订金还是聘请费之类的？”

“我不知道你想怎么称呼它，”我说，“我没有每日固定费用，也不会记录我花了多少时间。我只是去做些我觉得有机会的事情。一个案子要起头有一些基本步骤，我会从这些步骤开始，不过我并不指望真出现什么有用的线索。接着就会有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会知道能不能追下去，或者该怎么追。等我觉得一千块钱花光了，我会再跟你要钱，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付给我。”

他无奈地笑起来。“不怎么有条理的方法。”他说。

“我知道。恐怕我不是个很有条理的人。”

“你的方式很特别，让我有了些信心。一千元——我想你的开销是额外计算的吧？”

我摇摇头：“我不太动脑子考虑费用的事情，而且我宁可自己付钱也不替客户记账。”

“你要不要在报上登广告？我想过自己去登，可以在寻人栏登启事，或找张她的照片登广告悬赏。当然这部分不包括在给你的一千元里头。要登广告的话，可能同样要花一千元，或者更多。”

我的建议是不要。“登广告寻找失踪儿童她显得太老，”我说，“而且我不确定在报上登广告是个好主意。这样只会招来一些无聊的人和专门骗赏金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只会找麻烦。”

“我一直在想她可能得了失忆症。如果她在报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或某个人看到——”

“嗯，有这个可能性，”我说，“不过我们先看看情况吧。”

最后，他给了我一千元支票、几张照片，还有他所有的资料——她最后一个地址、工作过的几家餐厅的店名。他还给了我那两张节目介绍单，我确信他手上一定还有很多份。我记下他在曼西的地址，还有家里和汽车展示店里的电话。“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他说。

我告诉他，除非我有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可说，否则我不会打电话。但只要有需要，我一定会打。

他付了我们两个人的咖啡钱，又给了女招待一元小费。到了门口，他说：“我感觉很好，我想我踏出了正确的一步。你很诚实很坦白，我很欣赏这一点。”

外头，一个“三张牌芒提”②的摊子旁围了一小群人，庄家要大家注意红色牌，他自己则注意提防着警察。

“我看透那种牌戏了。”赫尔德特克说。

“那不是牌戏，那是种小骗术、小欺诈。去玩的人从来不会赢的。”

“我就是看透这一点了，不过还是会有人去玩。”

“我知道，”我说，“真让人想不通。”

他走了之后，我拿了他给我的其中一张照片，到复印店印了一百张皮夹大小的副本。我回到旅社房间，找出刻有我姓名电话的橡皮图章，在每张照片后头盖章。

保拉·赫尔德特克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是一个专门出租套房的公寓，这栋脏兮兮的红砖建筑位于五十四街，离第九大道的交叉口只有几户远。我赶到那儿的时候刚过五点，街上挤满了返家途中的上班族。入口大厅有个门铃盘，总共有五十来个按钮，角落有个标示着“管理员”的铃。按这个铃之前，我先检查了其他门铃上头的标签，没有保拉·赫尔德特克的名字。

管理员是个很高的女人，瘦巴巴的，有张三角脸，宽宽的额头往下收成个窄小的下颚。她穿了一件印花家居服，拿着一根点着的香烟。她先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说：“对不起，现在没空房，如果你找不到别的地方，过几个星期再来找我。”

“有空房间的话，房租是多少钱？”

“一星期一百二十元，但是好一点的房间还要贵一点，包括电费。没有厨房，但你可以弄个小电炉，无所谓的。每个房间都有个迷你冰箱，很小，但可以放些牛奶之类的，免得馊了。”

“我喝黑咖啡，不加牛奶。”

“那你大概不需要冰箱，不过也不重要，因为现在根本没有空房间，而且我想短期内也不会有。”

“保拉·赫尔德特克有电炉吗？”

“她以前是女招待，所以我想她是在工作的地方吃饭。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以为你是警察，可是接着由于某些原因，我改变了想法。几个星期前有个警察来过，前几天又有个男人跑来，说是她父亲。长得真不错，满头亮红色的头发刚开始泛灰。保拉怎么了？”

“这正是我想查清楚的。”

“你想进去吗？我知道的都告诉过第一个警察了，后来也都告诉她父亲了。不过我想你另有些问题要问，一般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随着她走进里头一条长廊，楼梯口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信封。“大家都在这儿拿信，”她说，“邮差不会把信投进五十四个不同的信箱，而是把一大叠信就扔在这张桌子上。信不信由你，这样更保险，其他公寓的门厅会有信箱，不过常会有嗑药的来偷，找福利津贴的支票。我就住这儿，左边最后头的房间。”

她的房间很小，可是收拾得异常整齐。有一张大沙发床，一个直背木椅和一个扶手椅。还有一张有掀开式桌面的小枫木书桌，一个上了漆的抽屉柜，上头摆着电视机。地板上铺了拼花油毡布，在那上头又铺了一块椭圆形的镶边地毯。

她打开书桌翻着房租账册时，我找把椅子坐了下来。她说：“找到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她最后一次来交房租的时候，七月六日。那是星期一，她固定在这一天交房租，她付了一百三十五元。她的房间不错，就在二楼，而且比较大。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没看到她，到了星期三我就去找她。一般要是到了星期三，房客还没交房租的话，我就会去找他们。我不会因为迟交两天房租就赶人，可是我会去找他们要钱，因为我遇到过一些人，如果我不去要，他们就永远都不付。

“我敲了她的房门，没人应，后来我下楼前又去敲了一次，她还是不在。第二天早上，应该是十六日星期四，我又去敲她的门，没人应，我就用我的备用钥匙进去，”她皱起眉头，“我为什么这么做？她早上通常会在家，不过也不一定，要是房租晚了三天没付，她就不会在。噢，我想起来了！有一封她的信放在那儿好几天都没拿走，我看到那封信好几回了，加上她的房租一直拖着没付——反正，我就开门进去了。”

“你发现了什么？”

“不是我害怕发现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很不希望用这种方式进门。你是警察，我就不必多说了，是吧？那些人单独住在连家具出租的套房，你很怕打开他们的门会发现那种事情。感谢上帝，这次没有，她的房间是空的。”

“完全空的吗？”

“现在想想，倒也不是。她留下了寝具，房客得自备寝具。以前我会提供的，但后来我改变做法，呃，应该是十五年前的事吧。她的床单、毯子、枕头都还在床上。但柜子里没衣服，抽屉也是空的，冰箱里也没有食物。毫无疑问她搬出去了，走掉了。”

“我不懂她为什么要留下寝具。”

“或许她要搬去的地方提供寝具；或许她要离开纽约，没办法带走太多东西；又或许她只是忘了。你收拾行李打算离开旅社房间的时候，不会把床单和毯子带着，除非是想偷走，住在这儿就有点像是在住旅社。之前有几次我还得要求房客把床单留下来。老天在上，他们想拿走的可多了。”

她还打算继续讲，但我转移话题问道：“你刚刚说她以前是女招待？”

“是啊，她就靠端盘子维生。她是个演员，或者应该说想要成为演员。我们这儿的房客很多都想进演艺圈，都是些年轻人。还有几个老房客住了好多年，靠养老金和政府补助过日子。我有个女房客，每星期只付我十七块三毛，你能相信吗？而且她住的是这栋房子里最好的房间之一。还有，我得爬五层楼去跟她收房租，有时候我连爬上去都懒得爬。”

“你知道保拉离开前那阵子在哪儿工作吗？”

“我连她有没有在工作都不知道。就算她告诉过我，我也不记得了，而且我怀疑她根本没跟我说过。我跟房客不太熟，你知道，顶多只是闲话家常而已，因为他们来来去去的。老房客会住到上帝叫他们回老家，不过年轻人一直搬进搬出、搬进搬出。他们可能受挫后搬回家，或者存了点钱换个普通公寓，或者结了婚搬走，诸如此类的。”

“保拉在这儿住了多久？”

“三年，快满三年了。她刚好是在三年前的这个礼拜搬进来的，我知道是因为她父亲来这儿的时候我查过。当然她两个月之前搬走，所以不算满三年。即便如此，她也算是房客里面住得非常久的。除了那些有房租管制的老房客之外，有几个住得比她久，不过并不多。”

“谈些她的事情吧。”

“谈什么？”

“不知道。她有些什么朋友？她平常做些什么？你观察力很敏锐，一定会注意到一些事情。”

“我是很敏锐，没错，不过我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懂我的意思吧？”

“应该懂。”

“我有五十四个房间出租，有些房间比较大，由两个女生合租。我一度有过六十六个房客。我只计较他们安静不安静、好不好相处、交房租准不准时。我不计较他们靠什么赚钱。”

“保拉接客吗？”

“我没有理由这样想，不过我也不敢在《圣经》前面发誓说她不接。我打赌我的房客里至少有四个是用这种方式赚钱，可能还更多，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几个。要是哪个女孩起床出门去工作，我不会知道他们是去餐厅里端盘子，还是去按摩院做别的事，或者随便大家怎么称呼的那种事情。我们这儿的房客不准带客人来，这是归我管的；他们在外头做些什么，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你没见过她的任何一个朋友吗？”

“她从没带过任何人回家，规定不准。我不笨，我知道大家偶尔会偷偷带人进来，不过我管得很紧，所以不会有人试图天天带人来。要是保拉跟这栋公寓里的女孩或任何小伙子很要好，那我也不会知道。”

“她没给你任何转信地址吗？”

“没有，自从她最后一次来交房租后，我就没再跟她讲过话。”

“那她的信你怎么处理？”

“退回给邮差。上头写个‘已迁居，无转信地址’。她的信不多，只有电话单，还有每个人都会收到的那些垃圾邮件。”

“你跟她相处得还好吗？”

“我想是吧。她很安静，讲话很有礼貌，不会惹麻烦。她会付房租，三年之中只有几次交晚了。”她翻翻账本。“有回她一次付了两星期的房租，还有一次她几乎一整个月都没交房租，接下来她就每星期多付五十元，直到前面积欠的房租还清为止。如果跟房客处得比较熟，知道他们这方面信用还不错，我就会让他们用这种方式分期还清。不过不能让他们养成习惯就是了。有时候你得帮帮别人，因为每个人都偶尔会有手头紧的时候。”

“你觉得她为什么不跟你说一声就搬走了？”

“我不知道。”她说。

“没有任何想法吗？”

“你知道，有些人会这样的。就这么消失了，半夜里提着行李箱偷偷跑掉了。不过这么做的人通常都是拖欠了一个星期以上的房租，而她还没拖这么久。事实上，她可能已经付清了房租，因为我不确定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她最多也不过晚了两天，但据我所知，她星期一付了房租，隔天就走掉了，因为我记得在她最后一次付房租之后，和我用备用钥匙进她房间之前，中间我有十天没看到她了。”

“她什么都没说就走掉，看起来好像有点怪。”

“唔，或许她走的时候时间很晚，她不想吵到我。或者可能时间并不晚，但我不在。你知道，我一有机会就出去看电影。我最喜欢在工作日下午去看电影了，那时候电影院几乎是空的，只有你和银幕。我曾考虑弄个录像机，我就随时都可以看我喜欢的电影了，而且也不贵，租一部片只要两三块钱。可是那不一样，在自己的房间看自己的电视，屏幕又小小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好像在自家祈祷和在教堂祈祷一样不同。”

① 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1947— ），美国知名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喜剧演员、电视节目制作人。

② 三张牌芒提（three-card-monte）是一种街头牌戏，庄家把三张扑克牌一字排开，等人看清牌色后盖牌，再迅速交叉轮换。赌客可押其中某张牌在哪个位置。但庄家有各种作弊手法，基本上是一种利用人的贪婪心态而设的骗局。

3

那天晚上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在那个套房公寓挨家挨户拜访，从顶楼开始一层层往下。大部分住户都不在。我跟六个房客谈过话，一无所获。谈过话的房客中，只有一个认得出照片里的保拉，但她根本不知道保拉已经搬走了。

我结束访问，临走时停在管理员的门前。她正在看一个电视猜谜节目，一直等到广告时间才招呼我。“这节目不错，”她说着，把电视声音关小，“他们找来上节目的人都很聪明，反应都很快。”

我问她保拉的房间是哪一个。

“她以前住十二号房间，应该是吧，”她查了查，“没错，十二号，就在二楼。”

“现在应该不是空的吧。”

她笑笑：“我不是告诉过你，现在没有空房间吗？还不到一天就租出去了。我想想，那个姓普赖斯的女孩在七月十八日租下这个房间。我之前说保拉是什么时候搬走的？”

“不确定，不过你是在十六日发现她已经走掉的。”

“呃，查到了，房间是十六号空下来的，十八号租了出去。或许是在十七号租出去的，但房客第二天才搬进来。空房间根本不用去推销，我的单子上就有半打排队等着要租的人。”

“你刚刚说新房客姓普赖斯？”

“乔治娅·普赖斯。她是个跳舞的，过去一年多我的房客里有很多是跳舞的。”

“我想我会去看看她在不在。”我给了她一张照片。“如果你想到什么，”我说，“背后有我的电话号码。”

她说：“这是保拉，照得很好。你姓斯卡德？等一下，我给你一张名片。”

她的名片上印着：弗洛伦斯·艾德琳，套房招租。

“大家都叫我弗洛，”她说，“或者弗洛伦斯，都可以。”

乔治娅·普赖斯不在家，那天我也敲够门了，就在去戒酒聚会路上的一家熟食店买了个三明治边走边吃。

第二天我把沃伦·赫尔德特克的支票存进银行，提了一些现金出来，包括一百张一元钞票。我在裤子右侧兜里塞了几张。

走到哪里都会被讨钱，有时候我会拒绝，有时候我会伸手到口袋里拿一元给他们。

几年前我辞掉警察工作，离开妻子和儿子搬进现在住的旅社。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去，不管是什么样的收入，我都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我刚好碰到的随便哪个教堂。有一阵子我常常去教堂，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寻找什么，也说不出自己是否找到了什么，但把我从随便什么人身上赚来的十分之一交出来，似乎让我有种莫名的安心。

戒酒之后，我又继续把十分之一收入捐给教堂，但那不再让我觉得心里好过，于是我就停了。可是这样心里也不好过，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把钱捐给匿名戒酒会，可是匿名戒酒会并不募集捐款，他们会传帽子让大家丢点零钱以支付开销，可也只希望你每次聚会交个一块钱之类的就够了。

所以我开始把钱散给街上来跟我乞讨的人。这样似乎并不会让我安心，可是我还没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确定某些人把我的施舍拿去买酒或买毒品，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会把钱花在你最需要的东西上头。一开始我逢人就给，可是很快就放弃这种做法了。一方面是我觉得这样好像太嚣张了，同时感觉这样做好像成了一种工作，一种瞬间侦察的形式。我把钱给教堂的话，就不必去查明他们怎么用那些钱，他们花钱也不必经过我批准。就算他们拿那些钱去给教会的某个高层人员买凯迪拉克，我也乐意得很。那为什么我现在不乐意替毒贩的保时捷提供赞助呢？

我带着散财的心情，走到中城北区分局，拿五十元给乔·德金警探。

我先打过电话了，因此他在集合室等着我。我已经一年多没见过他了，可是他看起来还是老样子，胖了一点，不过还好。长年喝酒的影响已浮现在他的脸上，不过没理由戒酒，谁会因为几根血管破裂、脸颊微微泛红而戒酒呢？

他说：“不知道那个本田车商找到你了没。他有个德国名字，可是我不记得了。”

“赫尔德特克。另外他是斯巴鲁车商，不是本田。”

“是哦，还差得真多。管他的，马修，你还好吧？”

“不坏。”

“你看起来不错。过着干净的生活，对吧？”

“那就是我的秘诀。”

“早睡早起？多吃高纤维食物？”

“有时我会去公园把树皮啃下来。”

“我也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他伸手顺了顺头发。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接近黑色，而且根本不需要用手去捋，梳好以后就能一直在头皮上服服帖帖的。“看到你真好，你懂我意思吧？”

“看到你真好，乔。”

我们握了手，我手心里放了一张十元和两张二十元的钞票，握手时移到他手上。接着他的手不见了一下子，然后又空着出现了。他说：“我想你从他那儿可以得到一点好处的。”

“不知道，”我说，“我从他那儿拿了点钱，敲了几户门。我不知道这么做能有什么帮助。”

“你让他安心，就这样。至少他已经尽力了，你懂吧？你又没坑他的钱。”

“是没有。”

“我从他那儿拿了张照片，拿去停尸房比对。那儿有几具从六月至今都无人指认的白人女性尸体，不过都跟她的特征不符。”

“我猜到你会这么做。”

“是啊，我也只能做这些。这又不是警方的责任。”

“我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介绍他去找你。”

“我知道，很感谢你。”

“这是我的荣幸。你现在理出什么头绪了吗？”

“现在还太早。只得知一件事，她是搬出去的，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带走了。”

“哦，那很好，”他说，“她还活着的可能性增加了。”

“我知道，但还有很多事情没头绪。你说你去停尸房查过了，那医院呢？”

“你猜她是昏迷了？”

“有可能。”

“她家人最后一次跟她联络是在什么时候？六月？这也昏迷太久了吧。”

“有的人会昏迷好几年。”

“唔，那倒是真的。”

“她最后一次交房租是在七月六日。所以算起来，总共是两个多月。”

“还是很久。”

“对昏迷的人来说不算久，眨个眼就过去了。”

他看着我，他的淡灰色眼珠一向没有什么表情，不过现在带着一点恶意的戏谑。“眨个眼就过去了，”他说，“她从公寓搬出来，然后就搬进医院了。”

“只需要一点巧合，”我说，“她搬出来，在搬迁途中，或者一两天之后，发生了一点意外。一些‘热心’的市民趁她失去意识时偷走了她的皮包，于是她身上没有证件，现在用简·多伊①的名字住在哪个病房里。意外发生得太快，她还没来得及打电话给父母说她搬家了。我不是说她发生了意外，只是说有可能。”

“我想是。你去医院查过了吗？”

“我想我会去附近的几家医院查一下，比如罗斯福医院、圣克莱尔医院。”

“当然意外有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

“我知道。”

“如果她搬走了，就可能搬到任何地方，所以她可能在市内的任何一家医院。”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想你应该印了些她的照片，哦，你的电话印在背后，那就很方便了。你应该不介意我帮你发一些出去吧，问问那些医院有没有没名字的人。”

“那会很有帮助的。”我说。

“一定会的。花一件外套的代价可以查到不少。”

一件外套，这是警方的黑话，表示一百元。一顶帽子是二十五元。一磅是五元。这些术语是在多年前开始流行的，当时衣服比现在便宜多了。我说：“你要不要再看清楚一点，我刚刚只给了你两顶帽子而已。”

“老天，”他说，“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真他妈的小气？”

她不在医院，纽约五个区的各级医院都没有。我也没期望她会在医院里，但这种事情还是得去查一下。

我一方面通过德金的渠道查，另一方面自己也去别的地方探探消息。接下来几天我又去拜访了几次弗洛伦斯·艾德琳的公寓，又敲了几扇门，也跟那些在家的住户谈过。公寓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纽约人也有外地人，不过艾德琳太太有一大堆像保拉·赫尔德特克一样的房客——年轻女性，来这个城市不算太久，期望太多，钱太少。

虽然他们大半都认得保拉的照片，或至少以为自己认得，可是没几个知道她的名字。就像保拉一样，他们大半时间都不待在公寓，即使在也是独自锁在房里。“我觉得这里应该像那些四十年代的老电影，”一个女孩告诉我，“俏皮女房东和一堆小孩聚在客厅，谈着男朋友和试镜，互相帮忙做头发。这儿以前有个客厅的，不过几年前隔成两个房间租出去了。有几个人我见了面会点点头笑一笑，不过这栋公寓里我真正认识的人一个都没有。我见过这个女孩——她叫保拉吗？不过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连她搬走都不知道。”

一天早晨我到演员平权协会的办公室，在那儿我确定了保拉·赫尔德特克从来不是这个组织的会员。帮我查名单的那个年轻人问我，她是不是美国电视与广播艺术者联合会或美国演员工会的会员，我说不知道，他就很周到地帮我打电话给这两个工会。两家工会的名册上都没有她的名字。

“除非她是用别的名字，”他说，“以她的姓来说有可能。事实上，这个姓光是看还挺好的，可是很多人会念错，或至少会没把握念对。她会不会改成保拉·霍尔登或其他比较好念的姓？”

“她没跟她父母亲提过。”

“这种事情不会急着跟父母提的，特别是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姓氏有强烈的情感的话。做父母的常常会这样。”

“你说得没错，不过她曾使用她原来的姓参与过两场戏剧演出。”

“我可以看看吗？”他把那两张戏单拿过去，“噢，这可能有帮助。是了，找到了，保拉·赫尔德特克。我这样念正确吗？”

“没错。”

“太好了。事实上，我想不出其他的念法，不过总觉得不确定。她可以改成别的拼法，不过看起来就不对劲了，是吧？我看看，‘保拉·赫尔德特克毕业于鲍尔大学，主修戏剧艺术。’——噢，可怜——‘她曾参与《桃花盛开》和《格雷戈里的花园》的演出。’《桃花盛开》是奥德茨的作品，可是《格雷戈里的花园》是哪个鬼的？我看是学生作品吧。这就是关于保拉·赫尔德特克的所有介绍。管他的，这是什么？《城市另一边》，店前广场的展演挑这出戏真奇怪。她饰演莫莉。我不太记得这出戏，不过我想这不是主角。”

“她告诉过她父母亲，她演的是个小角色。”

“我想她并没有夸大。这出戏还有其他人吗？哦，‘演员平权协会的阿克塞尔·戈丁’，我不知道他是谁，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他演奥利弗，所以他大概是很有资历的了，可是展演很难说，演员阵容往往很出人意料。她喜欢老一点的男人吗？”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亲密好友》，戏名不坏，他们在哪儿演？樱桃巷？奇怪我怎么没听说过。哦，那是个念台词的排演，只有一次演出。戏名不坏，《亲密好友》，有点暗示性，但是不下流。哦，是杰拉尔德·卡梅伦写的剧本，他很棒。我很好奇她怎么有机会参与这出戏。”

“这很不寻常吗？”

“噢，可以这么说，我想这种戏通常没有公开选角。是这样的，剧作家很可能想知道他的作品演出效果如何，所以剧作家或指派的导演就会找些适合的演员，让他们念念台词，可能会找些有意赞助的人，也可能没有。最近某些念台词的排演会变得相当复杂，还有相当正式的排演和很多舞台动作。否则一般就只是演员坐在椅子上念念台词，就好像演广播剧似的。导演是谁？哦，我们走运了。”

“你认识的人吗？”

“没错。”他说。他找出一个电话号码，拿起电话拨了号。他说：“请找大卫·匡特里尔。大卫吗？我是阿龙·斯托沃斯。你好吗？哦，真的？是啊，我听说了。”他掩着话筒，眼珠子朝上盯着天花板。“大卫，猜猜我手上现在拿着什么。不，别猜了，是《亲密好友》舞台排演的节目单。后来这出戏台词排演通过了吗？我懂了，是，我懂了。我没听说。哦，那真是太糟

了。”他的脸色暗了下来，沉默地听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大卫，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现在我这里有个家伙，他在查这出戏舞台朗读会的一个演员，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戏单说她负责念马西的台词。能不能谈谈你为什么刚好会找她演这个角色？我懂了，哦，这样吧，你看我的朋友可不可以过去跟你谈一谈？他有点问题要问，看来我们的保拉从地球上消失了，可想而知她父母亲快急坏了。这样可以吗？很好，我让他马上过去。不，我想不是。要不要我问他一声？哦，我明白。谢了，大卫。”

他挂上电话，两个指尖按着前额中央，好像在试着抑制头痛似的。他的目光回到我身上。“那出戏还没正式演出，因为杰拉尔德·卡梅伦在台词排演之后还想改，可是他没办法，因为他病了，”他看着我，“病得很重。”

“我懂了。”

“每个人都快死了，你注意到了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这些的。大卫住在切尔西，我把地址抄下来给你。我想与其让我当传话人，你宁可自己去问他。他刚才想知道你是不是同性恋，我跟他说我看不是。”

“我不是。”

“我猜他只是出于习惯问一下。毕竟，是不是又有什么差别？谁也不能怎么样。你也不必去问谁是同性恋谁又不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个几年，看看谁还活着。”他看着我：“你看过那些海豹的新闻吗？”

“对不起，你指的是什么？”

“你知道，”他说，“海豹。”他的手肘紧贴肋骨，双手同时拍击像海豹的鳍，还学海豹把球顶在鼻尖上的样子。“在北海，沿欧洲的海岸线，那儿的海豹都快死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原因。哦，他们得了一种病，可是有好些年了，那是一种引起狗瘟疫的病毒，不可能是因为某些罗威纳犬跑来跑去咬海豹。一般猜测那是由污染引起的，北海污染得很严重，专家认为海豹的免疫系统因此减弱了，使得它们无法抵抗任何随之而来的病毒。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怎么想？”

“地球自己得了艾滋病，我们都快乐地卷入了垂死星球的空虚之中。同性恋只是照样过日子，像他们以前一样无耻地赶时髦。就连死亡都要领先一步。”

大卫·匡特里尔住在西二十二街一栋厂房改装的仓库式住宅的九楼。那儿有个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大块木板铺成的地板漆成亮白色，墙壁则是暗黑色，还有几笔色彩鲜明的抽象油画。家具则是白色柳条木，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

匡特里尔四十来岁，身材矮胖，头大半秃了。还剩下的一点头发留得很长，自然卷，长度盖过衣领。他边抽着欧石楠烟斗，边试着回忆有关保拉·赫尔德特克的事情。

“那几乎是一年前的事了，”他说，“我之前或之后都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她怎么会参加这出戏的演出？是因为有人认识她，可是是谁呢？”

他花了几秒钟试图触发回忆。他原来是找了另一个叫吉妮·萨克利夫的女演员演马西。“后来到了最后关头，吉妮才打电话给我，说她得到一个演《跷跷板》的机会，两个星期，在一个该死的地方，巴尔的摩吧？也不重要了。反正，她就说她有多爱我等等，又说她表演班上有个女孩，她发誓很适合演马西。我就说我会见她，后来她就来念了台词给我听，还可以。”他拿起照片。“她很漂亮，不是吗？不过她的脸没有那种天生的吸引力。她的舞台表演也是，不过还过得去，我反正也没空拿着玻璃鞋追来追去，到处寻找灰姑娘。我知道真正演出的时候我不会用她，我会挑吉妮演——如果其他演员足够默契，我到时候又已经原谅她临时跑去巴尔的摩鬼混的话。”

我问他该怎么联络吉妮，他打了电话给她，没人接，接着打到她的电话联络处，才知道她在洛杉矶。他打给她的经纪人，问到了她在加州的电话，又打了过去。他跟她聊了一两分钟，然后把电话转给我。

“我不大记得保拉，”她说，“我是在表演课认识她的，我只是一时觉得她会适合演马西。她有那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你认识保拉吗？”我说不认识。“你大概也不晓得那出戏，所以你也不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那以后我就没见过她了，我连大卫用了她都不知道。”

“你和她在同一个表演班上课？”

“是啊，我并不真的‘认识’她。那是凯莉·格里尔主持的进修课程，每个星期四下午两小时，在上百老汇大道一个二楼的工作室。她在课堂上曾经演过一幕戏，两个人等公交，我觉得她演得很好。”

“她在班上跟谁走得比较近？有男朋友吗？”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我甚至不记得跟她讲过话。”

“你从巴尔的摩回来后看过她吗？”

“巴尔的摩？”

“你不是去那儿演一出戏演了两星期，因此无法参加舞台朗读会吗？”

“哦，《跷跷板》，”她说，“不是在巴尔的摩演两星期，是在路易斯维尔一星期、孟菲斯一星期。至少我在孟菲斯看到了猫王故居雅园。之后我就回密歇根的老家过圣诞节，回到纽约后，我又花了三个星期时间演了一出肥皂剧，那是意外捡到的机会，可是占掉了我星期四下午的时间。等到我有空了，又有个机会去上埃德·科文的表演班，我想上他的课好久了，于是我就再也没见过保拉了。她碰到什么麻烦了吗？”

“有可能。你说她的老师是凯莉·格里尔？”

“对。她的电话在我的旋转名片夹里，放在我纽约的书桌上，所以帮不上你的忙。不过我确定电话簿里查得到。”

“我相信我可以查得到。”

“好啊，我很好奇保拉还会继续跟她学吗？一般人不会老待在同一个进修班的，通常学几个月就走了，不过或许凯莉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我希望保拉没事才好。”

“我也希望。”

“我现在想起她的样子了，在那幕戏里摸索着走路。她好像——该怎么说呢？容易受伤吧。”

凯莉·格里尔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个子女人。一头灰色鬈发，棕色的眼睛奇大。我在电话簿里查到了她的名字，直接到她公寓找她。她没请我进去，而是在靠八十几街的百老汇大道上找了一家乳品餐厅跟我谈话。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点了百吉饼和咖啡，她要了一份奶油荞麦炒面，又喝了两大杯的酪乳。

她还记得保拉。

“她没做出什么成绩，”她说，“她自己知道这点，多了这点自知之明，她算是赢过他们大部分人了。”

“她没有任何好的地方吗？”

“她还可以。他们大部分都还可以。哦，有些真是没希望，不过大部分能走到这一步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能力。他们都不坏，可能还挺好的，甚至相当好。可是这样不够。”

“还需要什么？”

“你必须棒极了才行。我们总以为重要的是要得到适当的机会，或者要靠运气，或者要认识适当的人，或者要跟适当的人睡觉。不过事实上不是那样。非常棒的人才能成功。只是具有某些天分是不够的。你必须能够积极发挥，必须能在舞台或银幕或电视荧屏上燃烧。你必须散发光芒。”

“而保拉没有。”

“嗯，而且我想保拉知道，或至少知道一半，但我不认为她因此而伤心。那是另一回事，除了天分之外，你还必须有那种欲望。你必须拼命地想要得到，而我不认为她是这样的，”她想了一下，“不过，她的确是想要得到某些东西。”

“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她知道。金钱？名声？名利把一大堆这种人吸引过来，特别是西岸的。他们想做些事情赚大钱，我怎么都想不透。”

“金钱和名声，那是保拉想要的吗？”

“或者是魅力，或者是刺激、冒险。真的，我怎么会知道她在想什么呢？她去年秋天开始来上我的课，一直上了五个月左右。她并不特别认真，有时候会缺席。这很常见，他们必须工作或参加试演，或者临时有什么事情。”

“她什么时候退出的？”

“她没有正式退出，只是没再出现。我查过了，她最后一次来上课是在二月。”

她有十来个和保拉一起上过课的学生名单和电话号码。她不记得保拉是否有男朋友，或者下课后有没有人来接过她。她也不知道保拉是不是跟某个同学特别要好。我抄下所有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除了我已经谈过的吉妮·萨克利夫。

“吉妮·萨克利夫说保拉曾有过一次公车站的即兴表演。”我说。

“是吗？我常常利用这种训练法。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保拉表现得怎样了。”

“吉妮说，她有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

她笑了，可是我说的话没有什么好笑的成分。“有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她说，“不骗你，每年有一千个天真的姑娘涌向纽约，每个都十足的笨拙、犹豫不决，盼望她们活泼的青春能融化这个国家的心肠。有时候我很想跑到长途汽车总站，叫她们全都回家算了。”

她喝着酪乳，拿起餐巾按按嘴唇。我告诉她，吉妮说保拉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受伤害。

“她们每个都容易受伤害。”她说。

我打了电话给保拉表演班的同学们，有些碰了面，有些在电话里谈。我一个个过滤凯莉·格里尔给我的名单，同时还继续去弗洛伦斯·艾德琳的套房公寓敲门，把谈过的住户从名单上划掉。

我去过保拉最后一个工作过的餐厅，我的客户也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叫德鲁伊城堡，是位于西四十六街的一家英国酒馆风格的餐厅。那儿的菜单上有牧羊人派之类的食物，还有些像“洞中蟾蜍”的怪菜名。经理跟我证实她是在春天辞职的。“她还不错，”他说，“我忘了她是为什么辞职的，不过我们处得还不错。她要是再来我还愿意雇她。”有个女招待记得保拉是“一个好孩子，可是有点恍惚，似乎心不在焉”。我进出了四十几街和五十几街的一大堆餐厅，结果发现保拉去德鲁伊城堡之前，曾在其中两家工作过。如果我想写她的传记，那些资料可能会派得上用场，可是却不能告诉我她在七月中旬去了哪儿。

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二街交叉口附近一家叫巴黎绿的酒吧，经理承认保拉看起来很面熟，但没在那儿工作过。那个瘦高个儿酒保问我，能不能让他看看照片，他蓄着一把活像黄莺鸟窝的大胡子。“她没在这儿工作过，”他说，“不过她来过这里。只是这两个月没来。”

“是在春天吗？”

“肯定是四月以后，因为我是那时才开始在这儿上班的。我绝对见过她五六次，她都来得很晚。我们是两点打烊，她都是在接近打烊的时候进来。反正是过了午夜。”

“她是一个人来吗？”

“不可能，要不我会对她下手的，”他笑了，“至少会勾搭勾搭，你懂吧？她是和一个男的来的，不过每次是不是同一个男的？我想是，但是我不敢保证。别忘了，她最后一次来过之后，我都没再想过她——而且那应该已经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她，是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

“应该差不多，前后差不了一两个星期。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她喝的是‘咸狗’鸡尾酒，两个人都喝‘咸狗’。”

“她平常都喝什么？”

“不一定。玛格丽特，伏特加酸酒，不一定是这些，不过这样你就有点概念了，都是女孩子喝的酒。不过那男的习惯喝威士忌，有时想换换口味，他会点‘咸狗’。这代表什么？”

“天气很热。”

“答对了，亲爱的华生，”他又笑了，“要么我能当个好侦探，要么你能当个好酒保，因为我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就凭这个，我请你喝一杯如何？”

“给我一杯可乐吧。”

他给自己倒了杯啤酒，给我一杯可乐。他浅啜了一口，问起保拉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她失踪了。

“总会有这种事。”他说。

我跟他聊了大概十分钟，对保拉的护花使者有了点概念。他身高跟我差不多，或许更高一点。三十岁左右，深色头发，没有胡须或短髭，穿着很随意，是那种休闲服之类的。

“好像是在救回计算机遗失的数据，”他对整个过程惊叹道，“我都不知道我还记得这些事情。唯一困扰我的是，我怕我会为了要帮忙而无意间捏造一些讯息出来。”

“难免的。”我承认。

“无论如何，我跟你描述的，大概符合这一带半数的男人。可是我怀疑他根本不住在这附近。”

“你只看过他和她一起出现过五六次？”

他点点头：“而且看他们来的时间，我觉得他是去接她下班，或者她去等他下班，也可能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只是进来休息匆匆喝杯酒。”

“不止一杯。”

“女的喝得多吗？”

“男的喝得多，女的只是慢慢喝，但也没有拖拖拉拉，她的酒照样会喝完。不过她看起来喝得并不凶，男的也是。他们似乎是刚下班，来这儿只是喝酒的第一站，不是最后一站。”

他把照片还给我，我要他留着。“如果你想到任何事情——”

“我会打这个电话。”

零零碎碎，一点一滴。到了在“新开始”说我的故事时，我已经为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花了一个多星期，而且所花的时间和磨掉的鞋底，大概已经让她父亲的一千元花值了，虽然我无法交出值一千元的成果。

我跟几十个人谈过，记了一大堆笔记，而且我印的一百张照片已经发掉一半了。

我知道了些什么？我无法说清她七月中离开套房公寓消失之后的行踪，我也没发现她四月辞掉女招待的工作之后又在哪里工作过。而且，我拼凑出来的图像，也不像分发出去的照片那么清楚鲜明。

她是个演员，或者她希望成为一个演员，可是她几乎无法实现，而且她也没再去上表演课。她曾和一个男人半夜结伴去附近的酒吧，大概去了五六次。她独来独往，可是不常待在她的套房公寓里。她这么寂寞能去哪儿？她会去公园，跟鸽子说话吗？

① 简·多伊（Jane Doe），美国法律程序上把不知名的男性称为John Doe，女性则是Jane Doe。

4

第二天早上，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对那个打电话来的神秘人太不客气了。他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又有什么呢？

吃过早餐后，我提醒自己，我不曾希望真的发现些什么。保拉·赫尔德特克已经放弃女演员和女招待的身份，然后她又放弃了弗洛伦斯·艾德琳那儿的住处，也放弃了女儿的角色。现在她或许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有了新生活，她想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出现。也或者她已经死了，那么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我想去看场电影，可是最后我花了一整天去找戏剧经纪人，拿同样的老问题问他们，把照片发出去。他们没有一个记得保拉的名字或她的脸。“她可能只是去参加过试演，”其中一个经纪人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希望马上找到经纪人；有些则到处参加试演，希望能给经纪人留下印象。”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有个叔叔伯伯在演艺圈，就是最好的方法。”

我跟经纪人谈烦了，就又到套房公寓碰运气。我按了弗洛伦斯·艾德琳的门铃，她点个头让我进去。“我应该开始收你房租才对，”她说，“你在这儿的时间比我某些房客还多。”

“我还剩几个人得见见。”

“你爱待多久待多久，反正没有人抱怨。既然他们不介意，我当然也不会。”

我没见过的房客中，只有一个来应门。她是五月搬进来的，完全不认识保拉·赫尔德特克。“我希望能帮得上忙，”她说，“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她眼熟。我对门的邻居跟我说你找她谈过，这个女孩失踪了还是怎么了？”

“看起来是这样。”

她耸耸肩：“真希望能帮得上忙。”

我第一次戒酒时，开始跟一个叫简·基恩的女子交往。戒酒前我就认得她，不过她参加戒酒聚会之后，我们就没再碰过面，等到我也参加戒酒聚会，两人才又开始联络。

她是个雕塑家，住在里斯伯纳德街的一个仓库式住宅，那里兼作工作室，就在运河路南边的翠贝卡区。我们开始常在一起，一星期有三四个晚上会见面，偶尔白天也见。有时候我们一起去戒酒聚会，不过我们也一起做别的事。我们会出去吃晚餐，或者她给我做饭。她喜欢去画廊，就在苏荷区或东村那一带。我以前很少做这类事情，现在却发现自己很喜欢。以前每次去画廊这类地方我总是有点不自在，站在一幅画或一个雕塑作品前面，老是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而她教我，什么都不说也没关系。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我们的关系就像一般正常的男女关系那样慢慢发展。有一阵子我有一半时间都住在里斯伯纳德街，我的一些衣服放在她的柜子里，袜子和内衣放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我们曾兴致勃勃地一再讨论，保留我旅社的房间是不是聪明之举。既然我很少在那儿，这样不是浪费租金吗？另一方面，或许把那儿拿来当办公室接待客户也不错吧？

我想，曾经有一度，我觉得应该放弃我在旅社的那个房间，开始与她分摊那个仓库式住宅的费用。也曾经有一度，我们很可能就要谈到承诺和永远，以及，我想，婚姻。

可是当时我们没有谈，而且后来也一直没谈，时机对的时候没做，以后也就不可能了。我们很自然地开始逐渐疏远，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随着心情和沉默渐渐减少，也更常各居一方了。我们决定——说实话我不记得是谁提议的——我们应该试着去见其他朋友。我们照做了，却发现这让彼此更难过。最后，在完全没有戏剧化场面的情况下，我很有礼貌地把以前跟她借的几本书归还，取回我留在她那儿的最后几件衣服，搭了出租车回上城。一切就是这样。

这段感情拖得太久，因此这样的结局对我们来说是种解脱。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时常觉得寂寞，有种失落感占据心头。几年前婚姻破裂时，我都没那么难过，不过当然，那时候我喝酒，所以其实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于是我常常去参加戒酒的聚会，有时候我谈谈参加聚会的感觉，有时候不谈。和简分手后，我曾短暂地尝试和其他人约会，可是我好像无心于此。现在我会想，是时候开始再去和女人交往了。我有这个念头，可是却一直没有行动。

到西区的那栋套房公寓挨家挨户敲门，然后跟那些单身女郎谈话，造成了一种奇异的晕眩。她们大部分比我年轻一些，不过不全是。在那类访谈中，我似乎也有机会顺便调调情，以前当警察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一点，而且因此结了一次婚。

有时候，我意识到无休无止地询问关于失踪的保拉·赫尔德特克的事情，对所询问的女人造成了强烈的吸引。有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双方都有感觉，那种吸引力是相互的。我想象着我们俩激情的缠绵，从门口移到床上。

不过我永远无法让自己踏出下一步。我一察觉到双方心意相通，就离开那栋公寓。跟六个十个或十几个人谈过之后，我的心情更加灰暗，感到无法言说的孤单。

此时我只需要说说话，就可以从那种心理状态中走出。于是我回到我的房间，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戒酒聚会时间的到来。

那天晚上在圣保罗的聚会，发言人是一个来自奥佐恩公园的家庭主妇。她告诉我们，以前她丈夫的庞蒂克车一开出院子，她就开始喝这一天的第一杯酒。她把伏特加藏在水槽底下，装在一个烤炉清洁剂的空瓶里。“我第一次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说，“一个女人说：‘哦，我的天啊，你会抓错瓶子，把烤炉清洁剂喝下去的。’‘亲爱的，’我告诉她，‘别傻了，你会吗？根本没有让我抓错的瓶子，因为我的水槽底下没有烤炉清洁剂。我住在那栋房子里十三年了，从来没有清过烤炉。’总之，”她说，“这就是我的喝酒经验。”

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形式。在圣保罗，聚会进行一个半小时，星期五晚上的聚会是进阶聚会，以戒酒协会的十二堂复原课程之一为中心。这回的聚会是第五阶段，不过我不记得发言人根据主题讲了些什么内容，也不记得轮到自己时，我又说了些什么聪明的话。

到了十点，我们站起来念主祷文，除了一个叫卡罗尔的女人，她说她不想跟大家一起祈祷。最后我折起椅子堆在集中的地方，把咖啡杯扔进垃圾桶，拿着烟灰缸走到会议室前面，和几个家伙聊天。埃迪·邓菲喊我名字的时候，我转过头来。“哦，你好，”我说，“我刚刚没看到你。”

“我迟到了几分钟，就坐在后头。我喜欢你刚刚的发言。”

“谢谢。”我边说，边奇怪刚刚说了些什么。他问我要不要去喝杯咖啡，我说我们几个正打算去火焰餐厅，问他要不要一起去。

我们沿着第九大道往南走一个街区，和其他六七个人在店里角落找了一张大餐桌。我要了三明治、薯条和咖啡。聊天内容大半是政治，离选举不到两个月了，大家谈着每隔四年人人都会说的那些话。真他妈可耻，居然没有更有趣的人可以选。

我的话不多，我对政治的兴趣一向不大。我们同桌有个叫海伦的女子，她戒酒的时间大概跟我一样久，我忽然有个念头，想找她约会。我偷偷观察了她一会儿，结果收集到的尽是让我对她扣分的材料。她的笑声刺耳，她需要去看一下牙医，还有每个出自她口中的句子都夹着一个“你知道”。等到她吃完她的汉堡，我们的罗曼史也就胎死腹中了。说真的，这个方法真不错。你可以像把野火一样迅速看透一个女人，而她根本不知道。

十一点过了没多久，我在咖啡碟旁边放了几枚硬币，跟大家说再见，然后拿着我的账单走向柜台。埃迪也和我一起站了起来，付了他的账跟着我走出去。我几乎忘了他也在，他在席间说的话比我还少。

他说：“美丽的夜晚，不是吗？这样的空气让你想多吸几口。你有空吗？要不要一起散散步？”

“好啊。”

“我稍早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打到旅社。”

“什么时候？”

“不知道，下午，大概三点吧。”

“我没接到留话。”

“噢，我没留话。没什么重要的事，而且反正你也没办法回电给我。”

“对了，你没有电话。”

“呃，我有电话。就放在床头桌上，唯一的问题只是被停了。反正我只是想消磨白天的时间罢了。你在做些什么？还继续找那个女孩吗？”

“反正就是那些老程序。”

“没碰上好运气？”

“到目前为止没有。”

“噢，或许你会走运的。”他掏出一根烟，在大拇指指甲上敲实了。“刚刚他们在那儿谈什么？”他说，“政治？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你会去投票吗，马修？”

“不知道。”

“真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当总统。你知道吗，我这辈子从来没去投过票。等一下，我刚刚说了谎。想知道我投给谁了吗？阿贝·比姆。”

“好多年前了。”

“让我想想，我记得是哪一年。是七三年。你还记得他吗？他是个小个子，竞选市长，选上了。你还记得吧？”

“记得。”

他笑了起来：“我投给阿贝·比姆绝对超过十二次，搞不好有十五次。”

“听起来你好像很欣赏他。”

“是啊，他传递的信息真的打动了我。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几个地方竞选后援会的家伙，弄来了一辆校车，载着我们一堆人转了一通西区。我每进一个投票所，都报上不同的名字，对方就会给我那个名字的选票，然后我去投票处，像个小兵似的尽我的公民义务。很简单，我只要按照吩咐把选票投给民主党就行了。”

他停下来点燃香烟。“我忘了他们付多少钱给我们了，”他说，“大概是五十元吧，不过可能更少。那是十五年前了，当时我只是个小鬼，反正做这事也不花力气。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餐点，当然整天都有免费的酒喝。”

“简直是神话。”

“真理不是这么说的吗？你连自己掏腰包喝酒，都觉得是上帝的恩赐，更别说免费喝酒了，天啊，再没有比那更好的事了。”

“有件事情完全不合逻辑，”我说，“华盛顿高地有个地方，我去那儿喝酒不必付钱，我还记得搭出租车从布鲁克林到那儿，花了我二十元，然后我喝上也许值十元或十二元的酒，再搭出租车回家，还想着我真是捞到了世上最大的便宜。而且我这么做过不止一次。”

“当时会觉得很合理。”

“完全合理。”

他把香烟拿在手上。“我忘了比姆的对手是谁，”他说，“好笑的是你会记得什么、忘了什么。这个可怜的混蛋，我投给他的对手十五次，却不记得他的名字。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我投过前两三次之后，每次进投票处，就有种想整他们一下的冲动。你知道，就是把票投给对手，拿民主党的钱，投共和党的票。”

“为什么？”

“谁晓得为什么？当时我多喝了两杯，或许就愈发觉得这是个妙点子，而且我想没有人知道。无记名投票，对吧？只不过我心想，是啊，应该是无记名投票，但是这件‘应该’的事情全是一大团狗屎，既然他们可以带我们跑遍西区投十五次票，或许他们也会知道我们投给谁。于是我就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还是乖乖投给民主党。”

“答对了。反正，那是我第一次投票。虽然前一年我就有选举权了，可是我没去投票，接着我就投给阿贝·比姆十五次，我想我大概在那时候就投够了吧，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投过票。”

绿灯亮了，我们走过五十七街。第九大道上有辆蓝白色的巡逻车响着刺耳的警笛往北开。我们转头看着它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过警笛声还是听得到，微弱地盖过其他车声。

他说：“总是有人非干坏事不可。”

“说不定只是几个警察在赶时间。”

“是啊，马修，他们在聚会上说些什么？什么第五阶段？”

“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想或许我是害怕吧。”

那些阶段是设计给复原中的酒鬼的，让他们改变，得到精神上的成长。戒酒协会的创办者发现，愿意在精神上有所成长的人比较容易戒酒成功。反之，不愿意改变的人，早晚还是会回头去喝酒。第五阶段就是跟上帝、跟自己、跟另外一个人承认自己所犯过的错误，把真相坦白说出来。

我引用那个阶段里的用语告诉埃迪，他皱起眉头。他说：“对，但那到底是什么呢？你跟某个人坐在一起，然后告诉他你干过的所有坏事吗？”

“或多或少吧。任何困扰你的事情、任何压在你心头的事情。它的出发点是，要是不说出来的话，你就会去喝酒解闷。”

他思索了一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这么做。”他说。

“噢，不要急。你戒酒没多久，不用这么急。”

“我想也是。”

“反正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这些进阶课程是一堆狗屎。‘不要喝酒，去参加聚会，然后讲一大堆话。’你一定听过很多人这么说。”

“噢，是啊。‘如果你不喝酒，就不会醉。’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心想这真是我此生听过的最睿智的评语了。”

“又不能说它不对。”

他开始谈起别的事情，然后停了下来，一个女人站在我们前方一扇门前，形容憔悴，眼睛瞪得大大的，身上裹着披肩，黏黏的头发毫无光泽。她手里抱着一个婴儿，旁边还站了一个小孩，抓着她的披肩。她伸出一只手来，掌心向上，没说话。

她看起来好像属于印度加尔各答，而非纽约。我过去几个星期见过她几次了，每次都给她钱。这回我给了她一块钱，她拿了之后就无言地缩回暗影中。

他说：“真是痛恨看到一个女人像这样站在街上。而且她又带着孩子，天啊，这真恐怖。”

“我懂。”

“马修，你参加过第五阶段吗？”

“参加过。”

“你毫无保留吗？”

“尽量。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他想了想。“当然你以前当过警察，”他说，“你不可能做过太坏的事。”

“噢，得了，”我说，“我做过很多并不引以为荣的事，而且有些事情是可以让人坐牢的。我当了很多年警察，几乎从一开始就收钱。我从来没只靠薪水过日子。”

“每个人都这样干。”

“不，”我说，“不是每个人。有些警察很清白，有些警察很脏，我就是脏的。我总是告诉自己，我觉得没问题，而且自我辩驳说，那是清白的脏。我没有跑去敲诈谁，也没有故意放掉杀人犯，可是我收钱，而政府雇我不是要我去收钱的，那是犯法、是骗人。”

“我想是吧。”

“而且我还做过别的事，苍天在上，我以前是小偷，我偷过东西。有一次我调查一个入室抢劫案，收银机旁边有个雪茄盒，不知怎的小偷没拿走。我就拿起来放进口袋里。我想反正失主可以拿到保险补偿，或者那对他来说反正也只是多被偷了一样而已。这件事情就等于是我从小偷那儿偷走东西。我把它合理化，但是我的确拿走了不属于我的东西，你不能回避这个事实。”

“警察总是会做这类混帐事。”

“他们也会抢劫死人，我就做了好几年。比方说你去处理酒店单人间或者公寓里的一具死尸，他身上有五十或一百块钱，你和你的搭档就拿来分掉，然后把死尸装进尸袋。不然的话，那些钱三转两转还不是被官僚体系榨光了。就算死者有继承人，这笔钱大半也不会落到他手里，那为什么不干脆节省时间和麻烦，把钱放进你的口袋？只不过这就是偷窃。”

他开口想说些什么，可是我还没说完。“我还做过别的事。我逮到过某些家伙，可是却用他们没犯过的罪名把他们送去坐牢。我不是冤枉好人，任何被我乱套过罪名的人，都一定是因为他们做过坏事。我知道他们做过某些事，也知道我没办法用这些罪名动他们，可是我能找到一些目击证人，暗示他们去指认那些坏蛋做过某些他们其实没做过的事情，这就够让他们坐牢了。案子就结了。”

“牢里有很多人没犯过让他们入狱的罪，”他同意，“不是全部，我是说，四个里头有三个会发誓说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没做那些害他们坐牢的坏事，可是也不能相信他们。他们只是在骗你，真的，他们撒谎，”他耸耸肩，“不过有时候他们说的是实话。”

“我知道，”我说，“我不确定自己后不后悔用错的理由把对的人送进牢里。他们因此离开街头，而这种人离开街头是好事。可是这并不代表我做的事情就是对的，所以我想这就是属于我的第五阶段。”

“所以你就把这些告诉了某个人。”

“不止。很多事情不犯法，可是时间一久却让我良心不安。比如结婚后瞒着我老婆在外头搞女人，比如没有时间陪我的孩子，比如在我辞职不当警察那阵子离开了他们，比如没有去看一个应该看的人。有一回我一个姨妈得了甲状腺癌快死了，她是我母亲的妹妹，也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直跟自己承诺会去医院看她，结果我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她死了。我对自己没去医院看她感觉糟透了，于是我也没去参加葬礼。不过我送了花，然后去了一家他妈的教堂，点了支他妈的蜡烛，这一切肯定让那个死去的女人安慰极了。”

我们沉默地走了几分钟，往西走到五十几街，然后左转上了第十大道。我们经过了一家店门大开的平价酒吧，走味的啤酒味儿飘过来，让人又恶心又觉得诱惑。他问我有没有去过这种地方。

“最近没有。”我说。

“那种地方真的很乱，”他说，“马修，你杀过人吗？”

“值勤的时候有过两次。还有一次是意外，那时候也在值勤。我的一颗子弹反弹，击中了一个小孩。”

“你昨天晚上说过了。”

“是吗？有时候我会说，有时候不会。我离开警界之后，有回一个家伙在街上跳到我面前，跟我正在调查的案子有关。我把他揍倒在地上，他刚好撞断脖子，就死了。还有一次，天啊，我一整个星期都没喝酒，有个疯掉的哥伦比亚人拿着一把大弯刀冲过来，我就朝他射光了我枪里的子弹。所以答案是有，我杀过四个人。如果那个小孩也算在内的话，就是五个了。

“而且，除了那个小孩外，我不曾为杀掉任何一个人而失眠，也不曾为那些被我冤枉送进牢里的人而苦恼。我想以前那样做是不对的，换成现在我就不会这样了。但这一切都远远不如我没去看临终的佩格姨妈让我不安。可是这就是酒鬼的下场。大事情在你眼里变得没什么，就是这种小事逼得你发疯。”

“有时候大事情也会逼你发疯。”

“你心里有什么困扰吗，埃迪？”

“哦，去他的，我不知道。我就出生在这一带，马修。我就在这些街道上混大。在地狱厨房长大，你就会学会不跟任何人讲任何事情。‘不要告诉陌生人你的事情。’我母亲是个诚实的人，马修。她在公用电话里发现一毛钱，就会在附近找，希望失主拿回去，但是这句话我听她讲过一千遍了，‘别告诉别人你的事情。’她就是这么做，上帝保佑她。直到我爸死前，他每个星期总有两三次醉醺醺地回家，然后对她拳打脚踢。而她谁也不说，要是碰到有人问，呃，她就回答跌倒了，进门时失去平衡，或者从楼梯上跌下来。可是大部分人知道不该去问，如果你住在地狱厨房，你就知道不该问。”

我正想接话，可是他抓住我的手臂，拉着我站在人行道边缘。“我们过马路吧，”他说，“除非必要的话，我不想走过那个地方。”

他指的是葛洛根开放屋，橱窗里绿色的霓虹灯闪着竖琴牌麦酒和健力士啤酒的矮胖桶子标志。“我以前常常去那儿，”他解释，“现在我连经过都不愿意。”

我知道那种感觉。有一阵子我日夜都待在阿姆斯特朗酒吧，于是第一次戒酒的时候，都故意绕路避免经过那里，要是非经过不可，我就避开不看，加快脚步，好像不这样的话，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被拉进去，就像铁被磁铁所吸引。后来阿姆斯特朗的房租到期，搬到了往西一个街区的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交会口，原来的地点换成了一家中国餐馆，我的生活就少掉了一个麻烦。

“你知道那家店的老板是谁吗，马修？”

“叫葛洛根的什么人吧？”

“好几年前就不是了，那是米克·巴卢的店。”

“你是说那个‘屠夫’？”

“你认识米克？”

“只见过，也听过他的大名。”

“是，他很有名。店的执照上登记的不是他的名字，不过那是他的店。我小时候跟他兄弟丹尼斯很熟，后来他死在越南了。你当过兵吗，马修？”

我摇摇头：“警察不用当兵。”

“我小时候得过肺结核，当时不知道，不过照X光检查出一些东西，所以不用当兵。”他把烟蒂丢进阴沟里。“这是个避免当兵的方法，不过现在行不通了。”

“你那时候时机不错。”

“是啊。他人不错，我是说丹尼斯。他死了之后，我曾经帮米克做过事。你听过他的故事吗？”

“听过一些。”

“你听过保龄球袋的故事吗？那里头装了些什么的故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我当时不在场。不过几年前，有一回我在一个地下室，就离我们现在站的地方两三个街区。有个家伙，我忘了他做过什么，一定是告了某个人的密。他们就在烧垃圾的火炉房，用晒衣绳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嘴巴塞起来。米克穿上他的白色屠夫长围裙，从肩膀到脚都遮住的那种。围裙是纯白色的，除了上头的污渍。接着米克拿起一支棒球棍，开始痛揍那个家伙，血喷得到处都是。之后我在开放屋看到米克穿那件围裙，他很喜欢穿，就像刚下班的屠夫冲进酒吧迅速喝杯酒。‘看到这个没？’米克会指着一块新的污渍说，‘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告密鬼的血。’”

我们到了葛洛根开放屋南边那个街区的角落，然后再穿过第十大道。他说：“我不是什么黑道老大，可是我混过。我是说，妈的，投票给阿贝·比姆大概是我做过的最光明正大的事情了。我已经三十七岁，而我唯一有社会安全卡的时候是在绿港监狱期间，我在那儿被派去洗衣房工作。工钱大概是三毛钱一小时吧？总之是这类荒谬的数字就是了，还要扣税、扣社会福利保险金，所以就领到社会安全卡了。之前我从来没有过，之后我也从没用过。”

“你现在有工作了，不是吗？”

他点点头：“一些杂事。帮两家酒吧做打烊后的清洁工作，丹·凯利餐厅和皮特氏全美餐厅，你知道全美餐厅吗？”

“那种平价酒吧，我常常钻进去迅速喝杯酒，不过从来不会在那儿久待。”

“就像去旅行休息站，我以前很喜欢走进一家酒吧，迅速喝杯酒，然后再出来面对真实世界。反正，我是半夜或凌晨去这两家酒吧，打扫干净，把垃圾清掉，把椅子归位。格林威治村那边有个货运公司偶尔会派给我一些白天的工作。不是正式的工作，做这类工作不需要社会安全卡，我勉强还可以混下去。”

“是啊。”

“我的房租很便宜，吃得也不多。我一向吃得不多，那我怎么花我的钱？夜总会？时髦衣服？拿去付游艇的油钱？”

“听起来你过得不错。”

他停下脚步，转头看着我。“是啊，可是我说的都是一团烂屎，马修。”他把手插进口袋，低头看着人行道。“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告诉任何人我在做些什么。跟自己承认，没问题，就像我已经知道的，对吧？这不过是诚实面对真相而已。可是跟上帝承认，这个嘛，老兄，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就没有差别了；而如果有个上帝，他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这部分也好解决。可是跟另外一个人坦白一切，妈的，我不知道，马修。我做过一些会把你吓跑的事，而且某些事牵涉到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对这一切有什么感觉。”

“很多人都是找神父进行这一个阶段。”

“你是说告解？”

“我想有点不一样。你不是想寻求正式的解答，来解除你心里的负担。你不必是天主教徒，也不必跑去教堂。你甚至可以在匿名戒酒会里，找个了解这个课程的神父。就算他不了解，照规矩他也不能透露你告解的内容，所以你不必担心他会说出去。”

“我想不起上一次去教堂是什么时候了。等一等，你听到我刚刚说的话了吗？天啊，我一个小时前才去过教堂。我有好几个月都每天去教堂地下室一两次，可是上一次去教堂的大厅，这个嘛，我过去几年参加过几次婚礼，天主教婚礼，可是我没有领圣餐。我想我上次告解，至少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不见得非找神父不可。不过你如果担心被说出去的话——”

“你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吗？找神父？”

“我是和另外一个人进行这个阶段，你也认识，吉姆·费伯。”

“他没去火焰餐厅吧？”

“今天晚上没去。”

“他是做什么的，警察还是警探？”

“不，他是做印刷的，他自己在第十一大道开了家印刷店。”

“噢，那个开印刷店的吉姆，”他说，“他戒酒好久了。”

“快九年了。”

“是啊，真够久的了。”

“他会告诉你一天只要戒一回就行了。”

“是啊，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不过还是他妈的九年了，不是吗？不论你详细划分为多小的单位，高兴的话还可以用一个小时或一分钟为单位，照样是快要九年了。”

“那倒是真的。”

他又掏出一支烟，然后改变心意，把烟放回盒里。“他是你的辅导员吗？”

“非正式的。我从来没有正式的辅导员，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正式。吉姆是我想打电话找人聊聊时会找的人。”

“我戒酒的第二天，曾经找了一个辅导员。我的电话不能用，反正我就是没打过电话给他。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参加聚会，所以我后来也没再见过他。”

“他叫什么名字？”

“大卫。我不知道他姓什么，而且说真的，我不太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上回见过他之后已经过了好久。不过我没丢掉他的电话，所以我想他还是我的辅导员。我是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是可以打电话给他，对吧？”

“当然。”

“我其实可以找他参加那个进阶课程。”

“如果你觉得跟他谈比较自在的话。”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你当过任何人的辅导员吗，马修？”

“没有。”

“你听过任何人的第五阶段吗？”

“没有。”

人行道上有个瓶盖，他踢了一脚。“因为我觉得是我引起这个话题的。真是无法相信，一个坏蛋去向警察告解。当然你现在不是警察了，但你是不是必须把我讲的事情向警方报告？”

“不，我并没有替证人或当事人保密的法定权利，就像神父或律师那样，不过我照样会保密。”

“你想听吗？一旦我开口讲，说出来的就是一堆狗屎，或许你根本不想听。”

“我会逼自己乖乖听完的。”

“我觉得提这个要求真可笑。”

“我懂，我之前也是这么过来的。”

“如果事情只牵涉到我，”他停了下来，又说，“我想要做的是，花几天时间，在心里把这些事情理清楚，好好想明白。如果你还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进行那个阶段，我会说一些。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不要急，”我告诉他，“等你准备好再说吧。”

他摇摇头：“要等到我准备好，那我永远也不会去做。给我一个周末想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坐下来谈了。”

“想清楚也是这个阶段的一部分，花多久时间都没关系。”

“我已经在想了，”他说着笑了起来，手搭在我肩膀上，“谢了，马修。我家就在前头，该说晚安了。”

“晚安，埃迪。”

“周末愉快。”

“你也是。或许我会在聚会碰到你。”

“圣保罗那儿只有星期一到星期五有聚会，对吧？我星期一晚上或许会去。马修，再次感谢你。”

他走向他家那栋公寓，我从第十大道往前走了一个街区，再往东走过一个路口。靠第九大道那边的角落过去几步，有三个年轻人静静地等在我前方的一户门口，他们盯着我走到那个角落，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像箭一样射进我后背。

走回家的途中，一个妓女问我要不要伴。她看起来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不过她们都是这样，毒品和病毒很快就会弄得她们衰老不堪。

我告诉她下回吧，她那如同蒙娜丽莎的笑容一路跟着我回家。到了五十六街，一个只穿着背心的黑人跟我要零钱。又走了半个街区，一个女人走出阴影跟我提出同样的要求，她一头平顺的金发，那张脸就像大萧条时代老照片上那些失去土地而出走家园的俄克拉何马流民。我分别给了他们一块钱。

旅社前台没有留话。我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冲了澡，然后上床睡觉。

几年前，西五十一街离哈得孙河半个街区的地方，有三个姓莫里西的兄弟拥有一栋四层楼高的小红砖建筑。他们住在三、四楼，把一楼租给一个爱尔兰业余剧场，晚上则在二楼卖啤酒和威士忌。有一阵子我常去，在那儿大概碰到过米克·巴卢六七次。我不记得我们交谈过，不过我记得在那儿见过他，而且当时我知道他是谁。

我的朋友斯基普·德沃曾这么说，如果巴卢有十个兄弟围成一个圆圈，你会以为自己置身于英国的史前巨石柱群。巴卢就像个史前巨石，也有那种吓人的架势。有天晚上，一个叫阿罗诺的女装工厂老板把一杯酒泼在巴卢身上，他立刻不停地道歉，巴卢擦掉酒渍，跟阿罗诺说没关系，但阿罗诺随即出城，一个月都不敢回来。他甚至没回家收拾行李，直接就搭了出租车到机场，一个小时之内就上了飞机。我们都同意，他是个谨慎的人，但并不过分谨慎。

躺在这儿等着入睡，我很好奇埃迪心里藏着些什么事，跟“屠夫”又有什么关联。不过我没有想得睡不着，我想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5

整个周末都是好天气。星期六我去棒球场。大都会队和扬基队都有硬仗要打。大都会在他们那个分区还是居于领先，可是他们击球很烂。扬基则已经差第一名有六七场胜场，看起来也不可能扭转局势。这个周末大都会队去休斯敦和太空人队打三连战，扬基则是本赛季最后一次在主场比赛，对抗来访的西雅图水手队，我看到马丁利在第十一局以一支边线旁的二垒安打赢得比赛。

回去的路上，我到站没下车，一路坐到格林威治村。在汤普森街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饭，之后就去参加戒酒聚会。

星期天我去吉姆·费伯的公寓，看他家有线电视体育频道转播的大都会队比赛。古登投了八局，只让太空人队打出三支零星安打，可是大都会自己也没拿到半分。九局上半，教练约翰逊把古登换下来，换上马齐利，他击出了一支内野高飞球被接杀。“我想这是一个错误。”吉姆轻轻地说。到了九局下半，休斯敦的二垒手被保送，接着盗垒，然后借着一支中间方向的一垒安打，奔回本垒得分。

我们在一家吉姆一直很想试试看的中国餐厅吃了饭，然后到罗斯福医院参加聚会。发表演讲的是个很害羞的女人，面无表情，声音只有前两排听得到。我们坐在后头根本一个字都听不见。我放弃听讲，让思绪随意游荡。一开始我想着看过的那场棒球赛，最后想到简·基恩，还有她去看棒球赛时总是乐在其中，虽然她对球场上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概念。但她有回告诉我，她喜欢棒球赛中完美的几何学。

我曾带她去看过一次拳赛，可是她并不喜欢。她说她发现光看就累人，不过她喜欢冰球，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冰球还是我带她去的，结果她后来比我还喜欢。

我很高兴聚会总算结束了，然后就直接回家了。我不想跟一堆人聚在一起。

星期一早上我赚了些钱。一个参加圣保罗戒酒聚会的女人几个月前和一个家伙搬到雷哥公园那一带。他当时也在戒酒，不过几年来反反复复，一会儿参加聚会，一下又破戒跑去喝酒，结果他们在新家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又开始喝了。过了六个或八个星期，在一顿好打之后，她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而且也明白不必受这个罪，于是就搬回市区。

不过她有一些东西还留在原来的公寓里，她不敢自己一个人回去拿。她问我带枪保护她回去要收多少钱。

我告诉她不必付钱给我。“不，我觉得应该付，”她说，“这不单纯是匿名戒酒会成员之间帮个忙。他喝了酒就成了狗娘养的暴力分子，如果没有一个够资格处理这类事情的专业人士陪伴，我可不想回去那儿。我付得起钱，而且这样我也比较安心。”

她安排了一个叫杰克·奥迪加德的出租车司机接送我们。我是在聚会上认识他的，可是一直到上了出租车，看到驾驶座旁边手套柜上贴的出租车牌照，我才知道他姓什么。

她叫罗莎琳德·克莱因，她男友名叫文斯·布罗利奥，那天下午他不是狗娘养的暴力分子。当罗莎琳德把东西装进两个行李箱和两个购物袋之时，他多数时间只是坐在旁边兀自冷笑，一边喝着一瓶长颈的斯特罗啤酒。他正看着电视上的球赛节目，用遥控器不断切换频道。整间公寓扔满了吃剩的达美乐比萨盒，还有中国餐馆外卖用的白色硬纸盒。到处都是啤酒和威士忌空瓶，烟灰缸爆满，空的香烟盒被揉烂了扔在角落。

期间他曾开口问道：“你是接班人吗？新任男友？”

“只是陪着她而已。”

他嘲笑着：“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是说，都陪过她。”

几分钟之后，他眼睛盯着他的索尼电视说：“女人哪。”

“是啊。”我说。

“她们要是没小穴的话，那倒是件好事。”我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往我这边瞧，想看我的表情。“现在说这些话，”他说，“可能要被当作性别歧视。”他说“当作”时，发音不太准，结果他专心练这个字的念法，忘了他原来要说什么。“当作，”他说，“我会被误解、修理、贴上标签。看吧，我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我被误解过一次。这个问题怎么样？”

“很好。”

“我告诉你吧，”他说，“她才是有问题的人。”

杰克·奥迪加德载我们回市区，我们两个帮罗莎琳德把东西搬进她的公寓。搬到雷哥公园之前，她住在五十七街靠第八大道那儿，现在她住在七十街靠西缘大道的一栋高楼公寓里。“以前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大卧室，”她说，“现在我住在一个工作室，房租比以前贵两倍不止。我真该去检查一下我的脑袋，居然会放弃以前的地方。不过上回我是搬进雷哥公园一个有两间卧室的漂亮公寓。你们看过那儿了，或许你们能想象那个混蛋把那儿搞臭之前是什么样子。要想对一段关系有所承诺，就得表示出一点诚意，是吧？”

她给了杰克五十元车资，又给了我一百元保镖费。她付得起，就好像她也能负担更贵的房租一样，她在一个电视网的新闻部工作，收入很好。我不知道她在那儿究竟是做什么的，不过我猜想她做得不错。

我以为那天晚上会在圣保罗见到埃迪，可是他没去。聚会之后，我走到巴黎绿酒吧找那个认得保拉·赫尔德特克照片的酒保，原以为他会想起些什么，结果没有。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到电话公司，他们告诉我保拉·赫尔德特克的电话已经停了，我试着想查出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停的，可是想找到能回答我问题的人，就得经过层层关卡。最后找到了消费者询问部门，是个女的接电话，她要我等一下别挂断。之后她回来告诉我，消费者资料上显示机主的费用没付清。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机主没有预付最后一笔账款吗？

“她没收到最后那笔账单，”那女的告诉我，“显然她没留下转信地址。她申请装机时付了一笔押金，最后一笔账款就从押金里头扣，事实上——”

“怎么？”

“根据计算机资料，她从五月起就没付钱了，不过她的电话费不多，所以并没有超过押金的数目。”

“我懂了。”

“如果她给我们现在的地址，我们可以把余额转过去。她可能是不想被打扰，最后余额只有四块三毛七。”

我告诉她这笔钱或许保拉觉得不重要。“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要求停机的确切日期？”

“请稍等。”她说，我听话地等着。“是七月二十日。”她说。

听起来不对，我检查笔记本确认一下，没错——保拉最后一次付房租是在六日，弗洛伦斯·艾德琳是在十五日进她房间发现房间是空的。这表示保拉在离开公寓五天后，才打电话去通知停机。既然等了那么久，那又何必打？再者，如果她打了电话，为什么不留下转信地址？

“这跟我记录的日期不符合，”我说，“她要求停机的日期会不会是早几天，然后才正式停机？”

“我们的程序不是这样。一接到停机申请，我们就马上办理。我们不必派人出去，你知道。我们是在总部用计算机控制的。”

“那就怪了，她那时候已经搬出原来的住处了。”

“稍等，我再输入一次资料，看看怎么样。”我没等多久。“根据上头的资料，”她说，“我们在七月二十日接到停机通知前，电话还是通的。当然计算机也可能会出错。”

我喝了杯咖啡，翻阅我的笔记本。然后打了个对方付费电话到沃伦·赫尔德特克的汽车展示处找他。我说：“我碰到了一个小小的矛盾，我不认为这代表什么，不过我想再查证一下。我想知道的是，你最后一次打给保拉的日期。”

“我想想看，是在六月底，呃——”

“不，那是你最后一次跟她谈话。可是之后你打过好几次电话给她，不是吗？”

“对，到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电话已经停机的录音。”

“可是前面几通你打过去都是电话答录机，我想知道最后一次有答录机是什么时候。”

“我明白了，”他说，“天哪，恐怕我记不得了。我们是接近七月底去旅行的，回来之后，我们打电话过去，电话已经停机了。那是上个月中的事情。我就只能告诉你这些了。”

“好。”

“至于我们最后一次打过去有答录机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在我们离家去黑丘之前，只是我没办法告诉你日期。”

“或许你有记录。”

“哦？”

“你保存电话账单吗？”

“当然，就算没有，我的会计那边也会有。哦，我明白了，我刚刚想成如果我们没找到她的话，就不会有电话记录，可是当然如果有答录机的话，就算是接通了电话，账单上也会有记录。”

“没错。”

“恐怕现在我手边没有账单。不过我太太知道放在哪儿，你有我家的电话号码吗？”我说有。“我先打给她，”他说，“这样等你打去的时候，她就会把东西都准备好。”

“你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告诉她我现在在一个公共电话亭，会打对方付费电话过去。”

“没问题，其实我有个更好的办法，告诉我你那个公用电话的号码，让她打给你。”

我是在街上打的电话，我怕电话被别人占用。他挂断之后，我依然站在那儿把听筒凑在耳朵上，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我还在使用。我留了点时间让赫尔德特克跟他太太联络，又多留了一点时间让她去找出电话账单。我把听筒依然靠在耳朵上，另伸出一只手按住钩座，这样她要打给我的时候就可以拨通。我挂断之后，几次有人在数码之外徘徊，等着用电话。每次我都转身道歉，说还得再等一下。

就在我已经对自己的街头表演练习感到厌倦之时，电话铃响了，一个低沉的女性声音说道：“你好，我是贝蒂·赫尔德特克，找马修·斯卡德。”我告诉她我是，她说她先生已经告诉她我想确定的事情。“我现在手上有七月的账单，”她说，“上头有三通是打给保拉的。两通是两分钟，一通是三分钟。我刚刚试着揣摩，为什么留话叫她回电给我们要花三分钟，不过当然一开始我们得先听完她的留话，不是吗？不过即使如此，我想有时候电话公司的计算机会多计算实际通话时间。”

“那三通电话的日期是哪一天，赫尔德特克太太？”

“七月五日，七月十二日，还有七月十七日。我也看了六月的账单，我们最后一次跟保拉通话是在六月十九日。账单上有这笔记录是因为她会先打来，让我们打回去给她。”

“你先生跟我说过你们的这套暗号。”

“我觉得有点滑稽。虽然我们不是真的要欺骗电话公司，不过好像还是——”

“赫尔德特克太太，你们最后一次打给保拉是什么时候？”

“七月十七日，她通常在星期天打电话。我们第一次打过去碰到电话录音是七月五日星期天，然后是一个星期之后的十二日，然后是十七日，我想想——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十七日应该是星期五，而且——”

“你们打过去有答录机是在七月十七日。”

“一定是这样没错，因为通话时间是三分钟。我留话时可能讲得比平常久，告诉她我们下星期四要去达科他，请她在我们出发之前打电话回家。”

“我记一下。”我说，把她告诉我的事情匆匆写在笔记本上。有些事情不太符合，很可能是某个人的记录错了，可是我必须去掉这些不一致的地方，不管要花多少时间，就像银行出纳员加班三小时，只为了要找出一毛钱的差额一样。

“斯卡德先生，保拉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赫尔德特克太太。”

“我有过最可怕的预感。我一直在想她已经——”她停了很久。“死了。”她说。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有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还活着？”

“她好像是自己决定要收拾行李搬出原来的地方，这是个好现象。要是她的衣服留在柜子里，我就不会这么乐观了。”

“是啊，当然。我懂你的意思。”

“不过我猜不到她会去哪儿，也不太清楚过去几个月她住在西五十四街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她有没有谈过她在做什么？提到过男朋友吗？”

我又朝这个方向提了几个问题，从贝蒂·赫尔德特克那边没问出什么来。过了一会儿，我说：“赫尔德特克太太，我的问题之一是，我知道你女儿长什么样子，可是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她有过什么梦想？她有哪些朋友？她平常都做些什么？”

“要是换了我的其他小孩，回答这个问题就容易多了。保拉是个爱做梦的人，可是我不知道她做过些什么梦。她念高中时再平凡不过了，但我想那只是她还没准备好让自己散发光芒。她隐藏真正的自己，或许也在逃避自己，”她叹了口气，“她像一般高中生那样谈过恋爱，不是很认真，后来在鲍尔州大，我想她在斯考特死掉之后就没有过真正的男朋友了，她一直——”

我打断她的话，问她斯考特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斯考特是她的男朋友，而且在她大二那年成了她非正式的未婚夫，他骑摩托车时在一个转弯失去控制。

“他当场就死了，”她回忆，“我想这件事情改变了保拉。之后她有过几个要好的男孩，可是当时她对戏剧产生兴趣，而她的那些男孩朋友都是戏剧系的。我不认为她是在跟那些男孩谈恋爱。她最常来往的那几个，依我看都是对女孩没兴趣的。”

“我懂了。”

“从她离家去纽约那天我就一直替她担心。你知道，她是唯一离家的，其他孩子都住在附近。我没把自己的忧虑表现出来，也没让她知道，而且我想沃伦也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可是现在她就这样从地球表面消失了——”

“她也许会突然出现。”我说。

“我一直在想，她是去纽约寻找自己的。她不是想去当演员，这件事似乎对她并不那么重要，她是去寻找自己的。而我现在的感觉是，她已经迷失了。”

我在第八大道的比萨摊子吃午餐，点了一片厚厚的西西里口味比萨，在上头加了一大堆红辣椒碎片，就站在柜台前面吃了起来，还另外点了一小杯可乐。这比起——比方说，走到德鲁伊城堡，试试他们的“洞中蟾蜍”，要更方便而可靠。

星期二中午在圣克莱尔医院有个聚会，我记得埃迪说过他常去。我到那儿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不过还是待到结束，他没有出现。

我打电话回我住的旅社，问有没有给我的留话，结果一个都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他。或许是警察的直觉吧。前一天晚上我也曾期待能在圣保罗的聚会碰到他，可是他没来。他或许改变想法不想跟我进行第五阶段，或者只是想多花点时间考虑，或者只是暂时不参加聚会，免得在他还没准备好之前碰到我。或者他只是决定那天晚上要看个电视节目，或去参加另一个聚会，或是去散个步。

他是一个酒鬼，也有麻烦，这些情况可能会使他忘记不喝酒的种种美好理由。就算他开了酒戒，我也没义务要盯着他，人家没开口你就不该帮忙。而在此之前，我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烦他。

或许我只是厌倦了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的踪迹，或许我找寻埃迪只是因为我觉得他会比较好找。

就算他比较好找，也还是要花点工夫。我知道他住哪条街，可是不知道是哪栋楼，而且我不打算挨家挨户去查门铃旁和信箱上的姓名牌。我查了电话簿，也许他虽然被停了机，但是他的名字还登在上头，结果没找到。

我打到查号台，说我是警察，编了一个警徽号码。这构成了犯罪，不过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罪不可赦的。我又没要求她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只是希望她帮个忙，否则她要是知道我是个普通老百姓，可能就会拒绝。我告诉她我想查的可能是一两年前的资料。她的计算机查不到，不过她找到一本旧的电话簿，可以帮我查。

我告诉她我要找的人是埃迪·邓菲，住在西五十 一街四百号。她查不到，但查到一个西五十一街五百零七号的P. J. 邓菲，可能跟西边的第十大道隔三四家。听起来很接近，那是他母亲以前住的公寓，他不会费神去申请更改电话登记的名字。

五百零七号就像周围一样，是旧的建筑法规下的六层楼房。电铃和信箱上有的有姓名牌，有的没有，不过4C电铃旁边有一条细长的硬纸板写着“邓菲”。

我按了门铃，等着。几分钟之后我又按了一次，又等了一会儿。

我按了管理员的铃，大门有了反应，我推开门进入一个光线黯淡的门厅，空气很闷，有老鼠和煮包心菜的味道。门厅的尽头一扇门开着，一个女人走出来。她很高，留着及肩的金色直发，用橡皮筋扎起来。她穿着膝盖快磨破的蓝色牛仔裤，上身是一件法兰绒格子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最上头两颗扣子没扣。

“我叫斯卡德，”我告诉她，“我在找一个你的房客，爱德华·邓菲。”

“哦，是，”她说，“邓菲先生住四楼，后侧的公寓，我想是4C。”

“我按过他的电铃，没人回答。”

“那他可能出去了。他在等你吗？”

“是我在等他。”

她看着我，她远看比较年轻，近看就可以发现有四十好几了，但保养得相当不错。她的前额又高又宽，发际成尖尖的V字形，下颚很宽，给人感觉坚强但不刻薄。颧骨很棒，脸部线条很有趣。我跟雕刻家交往过好一阵子，心里自然就冒出这些字眼，我们分手没多久，还没来得及戒掉这个习惯。

她说：“你认为他在楼上，听到门铃却没有应门？当然门铃也可能坏掉，如果房客告诉我，我就会去修，可是要是你的访客不多，你就不会知道门铃坏掉了。你要不要上去他那儿敲他的门？”

“或许我应该去。”

“你担心他，”她说，“对不对？”

“我是担心，可是我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

她很快下定决心。“我有钥匙，”她说，“除非他换过锁，或者多加了一把锁。在这样的城市里，换了我也会这么做。”

她回到自己的公寓，带了把钥匙出来，然后把她门上的两道锁都锁上，带路上楼。楼梯间除了老鼠和包心菜，又有其他的味道混进来。发臭的啤酒味、尿臊味、大麻味，还有拉丁美洲食物的气味。

“如果他们换了锁，或加上新的锁，”她说，“应该要给我一把钥匙。租约里其实有这条规定，房东有权利进入每一户。不过没人理会，屋主不在乎的话，我当然也不在乎。我有一把标着4C的钥匙，不过这不代表我就有办法真把那扇门打开。”

“试试看吧。”

“也只能这样了。”

“呃，也不见得只能这样，”我说，“我开锁的技术还不赖。”

“哦，真的？”她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这在你那一行一定很有用。你是做什么的，锁匠还是小偷？”

“我以前当过警察。”

“现在呢？”

“现在我是个前任警察。”

“别开玩笑了。刚刚你讲过你的名字，可是我没记住。”

我又告诉她一次。在爬楼梯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叫薇拉·罗西特，当大厦管理员已经有大概两年，她提供服务，换取免费租住的权利。

“不过这对房东来说也没花什么成本，”她说，“因为反正他也不会把这一户租出去。除了我之外，这栋公寓还有三个空户，都是不出租的。”

“想要租出去很容易。”

“转眼就能租出去，每个月可以有上千元收入，厉害吧。可是房东宁可空着，他想把这栋建筑改成合作公寓，没租出去的公寓最后都成为支持他的一票，然后他可以卖给任何负担得起的人。”

“但同时每户空房子让他每个月损失一千元。”

“我想长期来说对他是划算的。如果改成合作公寓，每一户鸽子笼他可以卖到十万元。可这是纽约，我想这个国家其他任何地方，一整栋楼都卖不到这个价钱。”

“在其他地方，这栋楼都该拆了。”

“不见得。这栋楼很牢固，已经有上百年历史，老住户搬进来的时候都是廉价劳工阶级。他们不像斜坡公园或克林顿山那边的老居民原来都是有钱人。即使如此，这栋建筑还是相当不错。那就是邓菲先生的房门了，后侧右手边那户。”

她走到门前敲门，敲得很用力。没人应门，她又再敲，更用力。我们看看对方，她耸耸肩，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先转开锁闩，然后“咔嗒”一声打开弹簧锁。

她一转开门，我就知道我们会看到什么。我抓住她的肩膀。

“让我来，”我说，“你不会想看到这个的。”

“那是什么味道？”

我抢在她前面往里走，进去找尸体。

这户公寓规划成典型的纵排一列，三个小房间排成一条直线。靠走廊的是起居室，有沙发、扶手椅和电视机。扶手椅的弹簧露出来，扶手和沙发椅面的布都破了。放电视的餐桌上有个烟灰缸，里头有几个烟蒂。

再过去那个房间是厨房。炉子、水槽和冰箱靠墙排成一排，水槽上方有个窗子朝着通风井。除此之外，还有个老式有脚爪的大浴缸，外表的瓷面剥落了一部分，露出黑色的铸铁。那上头罩了块涂着米白色亮光漆的三夹板，把浴缸变成餐桌。浴缸餐桌上有个空的咖啡杯，还有只脏烟灰缸。水槽里堆着盘子，滴水篮里还有些干净的。

最后一个房间是卧室，我就是在那儿发现埃迪的。他坐在没铺好的床上，往前倒下。身上除了一件白色T恤之外什么都没穿。他身边有一堆杂志，其中一本摊开在他前面的油毡布地板上，是一张跨页的年轻女郎照片，女郎的手腕和脚踝都被绑住，全身密密麻麻地缠着绳子。她的大胸脯被电线或是类似的东西紧紧地缠住，脸部扭曲，有种虚伪的痛苦和恐惧。

埃迪的脖子上有根绳子，是打了活结的塑料晒衣绳。另一头系在天花板的一根管子上。

“我的天！”

薇拉过来看到了这一幕。“怎么了？”她问道，“天啊，他怎么了？”

我知道他怎么了。

6

来的警察名叫安德烈奥蒂。他的搭档是个不太黑的黑人巡警，待在楼下问薇拉话。安德烈奥蒂身材壮得像头熊，一头蓬松的黑发，两道浓密的眉毛。他跟着我到三楼去埃迪的公寓。

他说：“你自己也当过警察，所以想必你都照着程序来。你没有碰过任何东西或改变过任何东西的位置吧？”

“没有。”

“他是你的朋友，可是一直没露面。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约好了吗？”

“我以为昨天会碰到他。”

“是啊。呃，他当然是没办法去了。法医会确定死亡时间，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他死亡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了。我才不管那些小册子上有什么规定，我要开窗子，你去把厨房的窗子也打开吧？”

我照办了，也顺便打开客厅的窗子。我回来后，他说：“他没出现，然后呢？你打电话给他？”

“他没有电话。”

“那这是什么？”那是床边一个充当床头柜的柳橙木箱，上头有个黑色的转盘拨号型电话机。我说电话是不通的。

“真的？”他拿起话筒凑到耳朵上然后又放回去。“原来如此，是没接上线还是别的原因？不，这电话应该没坏才对。”

“被停机好一阵子了。”

“他搞什么鬼，把电话机当艺术品收藏？狗屎，我不应该碰的，任何人都不应该破坏现场。我们马上要把这个地方封锁，现在看起来情况很明显，你不觉得吗？”

“看起来是这样。”

“我以前见过几次，高中、大学那种年纪的小孩。我第一次看到时，心想，狗屎，这样根本不可能自杀成功，因为我们碰上的那个小孩，是在他自己的衣柜里被发现的。你能想象吗？他就坐在一个倒着放的牛奶箱上头，那种塑料牛奶箱，脖子上套着打了结的床单，然后缠在衣柜横杆上。你想用这种方法吊死自己的话，其实不可能。因为只要站起来，就会把加在绳子上或床单上的重量移转掉。就算身体的重量真的能把绳子拉紧而迅速把自己绞死，也会先把整根横杆拉垮。

“所以我打算排除自杀的可能，猜想是有人把那个小鬼勒死想布置成自杀，却搞得破绽百出。我当时的搭档给了我一些提示。他指出的第一点是那个小鬼是光着身子的，他告诉我，那是‘窒息式自慰’。

“我没听过这个字眼，那是手淫的一种新招数。把自己弄得半窒息呼吸困难，借此刺激快感。可是要是一个不对，就会像这个可怜小王八蛋一样，成了一块死肉。你的家人发现你的时候，你就是这副德行，双眼凸出，手里握着你的小鸡鸡。”

他摇摇头。“他是你的朋友，”他说，“可是我敢说你没见过他这副惨相。”

“是没见过。”

“不会有人知道的。那些高中的小孩常常互相学来学去，要是成年人，去他的吧。你能想象一个成年人告诉别人，‘嘿，我发现一个很棒的自慰奇招’吗？所以你发现了就会大吃一惊，以为他不过是心脏病突发之类的，是吧？”

“我只不过是合理地担心有些事情不对劲。”

“管理员用她的备用钥匙开了门，门是锁着的？”

“上了两道锁，弹簧锁和闩锁。”

“所有窗子也都是关着的？好吧，你要问我的话，我是觉得看起来相当明显了。他有什么可以通知的家人吗？”

“他的父母亲都死了，就算有其他家人，他也没提过。”

“寂寞的人死得寂寞，真够伤心的了。看看他多瘦，可怜的小王八蛋。”

到了起居室，他说：“你愿意正式认尸吗？既然联络不到他的亲人，我们必须找个人指认他。”

“他是埃迪·邓菲。”

“好，”他说，“这样就够了。”

薇拉·罗西特住1B，在公寓后方，设计就跟埃迪的一样，但因为是在整栋楼的东侧，所以每样东西的配置都是相反的。不过因为重新装潢过了，所以她的厨房里没有浴缸，可是靠卧室旁边的小浴室里，有个两平方英尺大的淋浴棚。

她坐在厨房里一张锡桌面的餐桌旁，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说我想喝杯咖啡。

“我只有速溶的，”她说，“而且是无咖啡因的。你真的不要改喝啤酒吗？”

“无咖啡因速溶咖啡就好。”

“我想我需要一点东西来让自己振作一点，看看我抖得多厉害。”她伸出一只手，掌心向下，就算真抖了也看不出来。她从水槽上方的碗碟橱拿出一瓶二百毫升小瓶装的提区尔牌苏格兰威士忌，倒了大约两盎司在一个塑料的透明果冻杯里。她把杯子和酒瓶摆在面前的餐桌上，坐下来，拿起杯子，眼睛盯着，一口喝掉一半，接着就咳了起来，全身战栗着，然后重重叹了口气。

“这样好多了。”她说。

我相信。

烧水的壶发出笛音，她过去帮我冲那杯根本不算咖啡的咖啡。我搅了搅，把汤匙留在杯子里，据说这样咖啡会冷得比较快，其实我很怀疑这种说法。

她说：“我连奶精都没有。”

“我喝黑咖啡。”

“不过倒是有糖。”

“我不加糖。”

“因为你不想破坏速溶无咖啡因咖啡的真正香味。”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

她把剩下的威士忌喝光，然后说：“你一闻到那味道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你知道会发现尸体。”

“那种味道你不会忘掉的。”

“我也不指望自己能忘掉。我猜你当警察的时候，一定常常走进这种公寓。”

“如果你指的是里头有尸体的公寓，没错，恐怕我是见多了。”

“我想你已经习惯了。”

“我不知道这种事情会不会习惯，通常你会慢慢学着去掩饰自己的感情，不让别人也不让自己发现。”

“有意思。那你又是怎么应付这种事情呢？”

“唔，喝酒很有用。”

“你确定你不想——”

“是，我很确定。除了刻意不让自己有任何感觉之外，你还能怎样呢？有些警察对这种事很生气，或者会对死亡表现得很轻蔑。他们搬运尸体下楼时，几乎是拖着走，尸体就在一级一级阶梯上撞来撞去。要是你是尸袋里头那家伙的朋友，你当然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可是对那些警察或殡仪馆的人来说，那是使尸体非人化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就像是处理垃圾一样，那么你就不会太苦恼，或者也不会想到这种事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天哪。”她说着又在杯子里倒了点威士忌，脸上带着痴傻的笑容。她盖上瓶盖，拿起酒杯。

“你当过几年警察，马修？”

“好几年。”

“你现在的职业呢？要退休也太年轻了。”

“算是私家侦探吧。”

“算是？”

“我没有行业执照，没有办公室，没在商用电话簿上头登记。到目前为止，生意也接得不多，不过时不时会有人要我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

“你也都能处理。”

“只要我办得到。现在我在替一个住印第安纳州的人工作，他女儿来纽约当演员，曾住在离这儿几个街区的一栋套房公寓，两个月前失踪了。”

“她怎么了？”

“这就是我应该去查出来的。我现在所得到的资料，不会比刚接这桩案子的时候多。”

“这就是你想见埃迪·邓菲的原因？他跟她交往过吗？”

“不，他们两个人没关系。”

“唔，告诉你我的理论，这个念头刚刚才闪过我的脑子。他可能曾找她去拍那些杂志的照片，然后你听说她演过那种以暴力死亡高潮为收场的色情片，想来这儿查出点什么。会不会是这样？”

“暴力死亡高潮为收场的色情片？或许吧，我听说过这玩意儿。唯一看过的一次，很明显是在演戏，假得很。”

“你看过真正的这类片子吗？有人找你去看过吗？”

“我没有理由去看。”

“好奇不就构成一个理由吗？”

“我不认为。我想我对这种影片没那么大的好奇心。”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想，或许看了会希望自己没看过，也或许没看却希望自己看过。她叫什么名字？”

“那个失踪的女孩？保拉·赫尔德特克。”

“她和埃迪·邓菲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吗？”我说没有。“那你为什么想见他？”

“我们是朋友。”

“老朋友？”

“最近才认识的。”

“你们两个都做些什么，一起去逛街买杂志？抱歉，这样说对死者太不敬了。可怜的家伙死了。他是你的朋友，而他死掉了。可是你们两个不像真的是朋友。”

“警察和罪犯往往也会有很多共同点。”

“他是罪犯？”

“曾经是，混过一小段时间，在大街上成长的人总难免要经过这一关。当然以前这一带比现在险恶多了。”

“现在变得绅士化、雅皮化了。”

“不过还是保留了过去的痕迹。还是有一些狠角色住在这附近。我最后一次见到埃迪，他告诉我他曾目击一桩杀人案。”

她皱起眉头，面露忧色。“哦？”

“有个家伙曾在一个地下室的火炉房，用棒球棍把另外一个家伙活生生打死。几年前发生的，不过用球棒打死人的那家伙到现在还照样混得很好，就在几条街外开了家酒吧。”

她啜着威士忌。她喝起酒来像个酒鬼，没错。而且我想这不是她今天第一次喝酒。早先我就从她呼吸的气息中闻到一股酒味，可能是啤酒。不过这并不代表她喝了很多。一旦你戒了酒，很自然就会对别人身上的酒味变得格外敏感。或许她只是中餐时喝了瓶啤酒，这在现代人来说是稀松平常的。

不过，她喝纯净的威士忌的样子看起来像个老手。难怪我会喜欢她。

“再来杯咖啡吧，马修？”

“不，谢了。”

“你确定？不麻烦的，水还是热的。”

“现在还不想喝。”

“咖啡很糟吧？”

“没那么糟。”

“你不必担心我会因此难过。我的自尊可不是放在这些咖啡上头，这些从罐里舀出来的咖啡一点也不会伤到我的自尊。有一阵子我都买豆子自己回来磨，你要是那个时候认识我就好了。”

“天注定我现在才认识你。”

她打了个呵欠，双手伸展高举过头，像猫咪伸懒腰。随着伸展动作，她的胸部往外挺，绷紧了法兰绒衬衫。过了几秒钟，她放下手臂，衬衫又回复松垮垮的样子了，不过我依然盯着她的身体。她中途去洗手间的时候，我看着她离桌走开。她的牛仔裤紧紧包着臀部，两块鼓出来的地方磨得几乎成了白色，我一路盯着她走进浴室。

然后我看着她的空杯子，还有旁边的酒瓶。

她从浴室出来的时候说：“还是闻得到。”

“味道不在你的房间里，而是在你的肺里。要摆脱那个气味还得一阵子。不过那儿的窗子都打开了，而且公寓里也很通风。”

“无所谓。反正房东也不会出租那个房间。”

“拿来当仓库？”

“我想是吧。等会儿我要打电话给他，跟他说他失去了一个房客。”她一只手抓住瓶子底部，另一只手旋开瓶盖。她戴着一个黑色塑料表带的电子手表，手指没有戒指，也没有擦指甲油。她把指甲剪短了，其中一个拇指靠近指甲根的地方有块白点。

她说：“他们把尸体搬走多久了？半个小时了吗？现在随时会有人来按我门铃，问我有没有空房间可以出租。这个城市的人都像秃鹰。”她倒了一点威士忌在杯子里，又傻笑起来。“我干脆就说已经租出去了。”

“外头还有很多人睡在地铁车站里。”

“还有公园板凳，不过现在太冷了。我知道，到处都看得到那些人，曼哈顿看起来有点像第三世界国家了。可是街上流浪的人却无法租到公寓，他们付不起每个月一千元的房租。”

“还有些租到房子的人付得更多。有些福利旅馆的单人房一个晚上就要五十块钱。”

“我知道，而且又脏又危险，我指的是那些福利旅馆，不是去住的人，”她喝了一口酒，“或许去住的人也一样吧，看起来是这样的。”

“或许吧。”

“又脏又危险的人，”她荒腔走板地唱着，“住在又脏又危险的房间里。这是八十年代的城市民谣。”她两手伸到脑后弄着头发的橡皮筋，胸部再度挺出来绷着衬衫，也再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拆掉橡皮筋，用手指梳弄着头发，晃晃头，头发披散在肩膀上，围住她的脸，使得脸部轮廓的线条变得柔和起来。她的头发是层次深浅不同的金色，从极浅的淡金到深棕。

她说：“整件事情太疯狂了，整个系统都烂掉了。我们总是这么说，而看起来好像我们一直没错——就算解决的方式错了，至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对的。”

“我们？”

“该死，我们总共两打人哪，老天。”

没想到，她有一段往事。二十年前她在芝加哥念大学，参加过民主党大会的示威活动。当时芝加哥市长戴利派警察镇压暴动，她的牙齿被警棍打掉两颗。她原本就已经是激进学生，这次的意外促使她加入“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一个旁支“进步共产党”。

“出于无意的巧合，”她说，“最后我们的缩写落得跟‘天使之尘’①一样。都二十年前的事了，灰尘毕竟积不了多少重量，不过我们也一样，全部成员从未超过三十人。我们要展开一场革命，要把这个国家扭转过来。生产工具国有化，消灭所有年龄、性别、种族的阶级界线所造成的差别待遇——我们三十个人将要领导全国走向天堂，我觉得我们也真的相信这一点。”

她为这个运动奉献了多年的青春。她搬到某个城镇，去当女招待或女工，遵从组织的一切命令。“命令不见得合理，不过无条件遵从组织纪律是我们认可的一部分。你不必去管那些指令合不合理。有时候我们会有两个人接到命令搬到亚拉巴马州某个狗屎般的小镇，假扮夫妻租个房子住下来。所以两天后我就跟一个几乎不认得的人住在一个拖车屋里，跟他睡在一起，为了谁洗盘子而吵架。我会说如果他希望我去做所有家务，那么他就是落入了老套性别歧视角色的陷阱；而他会提醒我，我们应该融入环境，而你在这个低阶层白人拖车停车场里，能找到几个有这么先进观念的丈夫呢？然后两个月过去，我们才刚刚步上轨道，上头又要他去印第安纳州加里城，而我则被派到俄克拉何马城。”

有时候她会奉令去跟工人谈话，招募新成员。她还曾从事过几次深入的工厂破坏行动。她常常搬到一个地方，静候进一步指示，却没有任何指示下来，最后她又奉命再搬到另一个地方，再等。

“我说不出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她说，“或许我该说，我不大记得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了。组织成了你全部的生活，你被隔绝在一切之外，因为你生活在一个谎言中，所以你无法在组织之外建立深入的人际关系。朋友、邻居和工人都只是你眼前伪装成全世界的布景、道具和舞台服装而已。此外，他们只不过是那个历史的伟大追逐游戏的小卒子，他们不知道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麻醉剂——你必须相信你的生命比其他人更不凡。”

五年前她开始真正地醒悟过来，可是想把她生命中这么大一块一笔勾销，还得花上好一段时间。就像玩扑克牌一样——你押了那么多赌注在上头，当然不会愿意罢手。最后她爱上了一个和运动完全无关的人，便不顾党内纪律嫁给了他。

他们搬到新墨西哥州，不久后婚姻破裂。“我明白这桩婚姻只不过是脱离组织的一个方式，”她说，“如果这是代价，那我已经付出了。所谓天下没有绝对的坏事。我离了婚，搬到这里，成为一个公寓管理员，因为我想不出其他住进公寓的方法。你呢？”

“我怎样？”

“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已经问过自己这个该死的问题有好几年了。

“我当过警察，当了很久。”我说。

“多久？”

“将近十五年。我有老婆有孩子，以前住在长岛的赛奥西特区。”

“我知道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醒悟，反正无论如何，原来的生活不再适合我。我辞掉警察的工作，从家里搬出来，在五十七街租了一个房间，我现在还住在那儿。”

“套房公寓？”

“比那个好一点点，西北旅社。”

“你不是有钱，就是符合房租管制的保护资格。”

“我没什么钱。”

“你一个人住？”我点点头。“还没离婚？”

“几年前就离了。”

她向前靠，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她的气息有浓浓的苏格兰威士忌味儿，我不确定自己喜欢以这种方式闻到酒味，不过比起埃迪公寓里的味道要容易接受多了。

她说：“那，你觉得呢？”

“觉得什么？”

“我们一起看到死亡。我们互诉彼此生命中的故事，我们没办法一起喝醉，因为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喝酒。你一个人住，有跟谁交往吗？”

刹那间我忆起简位于里斯伯纳德街的房子，坐在她沙发上的那种感觉，伴着维瓦尔第的室内乐和煮咖啡的香气。

“没有，”我说，“没有跟谁交往。”

她的手按住我的。“那么，你看我怎么样，马修，你想搞吗？”

① “天使之尘”是一种强烈迷幻药的俗称，又名PCP，而进步共产党（Progressive Communist Party）的缩写亦为PCP。

7

我从来就没有烟瘾。喝酒的那几年，偶尔我会一时冲动去买包香烟，一根接一根地连续抽上三四根，剩下的就扔了，然后过上好几个月才会再碰烟。

简不抽烟。后来我们决定分手一阵子时，我曾经跟一个抽云斯顿淡香烟的女人约会过几次。我们没上过床，不过有天晚上我们接吻，在她嘴里尝到烟味真是一大冲击，我隐隐有种厌恶往上涌，一时却也对香烟微微思念起来。

薇拉嘴里威士忌的味道影响更深，这是可想而知的。毕竟，我的烟瘾还没到要每天去参加戒烟聚会的地步，而且就算我忍不住抽了一根，也不会因此害自己住进医院。

我们在厨房里互拥，两人都站着。她只比我矮一两英寸，两人身高非常配。在她说那些话之前，在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之前，我就已经在好奇，吻她的滋味会是如何。

威士忌的味道很浓，我以前大半都喝波本，苏格兰威士忌只是偶尔喝，可是也没差别。酒精在召唤我，混合着带有欲望的回忆。

我的感觉复杂极了，交织在一起分不清。有恐惧，还有深深的哀伤，当然还有对酒的渴慕。我兴奋起来，那是一种猛烈的兴奋，一部分是因为她带着威士忌味道的嘴，不过还有另外一股吸引力直接来自她的身体，她柔软结实的乳房抵着我的胸，暖热的腰贴着我的大腿。

我伸手抓紧她牛仔裤臀部磨得很薄的地方，她的手扣紧我的肩膀。

片刻之后，她抽离我的怀抱，看着我。我们的目光交接，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览无遗。

我说：“我们上床吧。”

“老天，好。”

卧室又小又暗，窗帘拉上了，光线几乎透不过那扇小窗子。她扭开床头灯，然后又扭熄，拿起一包火柴。她划了一根想点燃蜡烛，可是烛芯跳闪了两下，没点着。她又拆下另一根火柴，我把火柴和蜡烛从她手上拿过来放在一边，这么黑黑的就挺好的。

她的床是张双人床，没有床架，地上只放了一个木头箱座，上头摆了床垫。我们站在床边，看着对方，脱掉衣服。她腹部右边有一道割盲肠的手术疤，丰满的乳房上雀斑点点。

我们上了床，进入彼此。

事后她进厨房拿了一罐淡啤酒回来。她拉开拉环，喝了一大口。“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买这个。”她说。

“我可以想出两个原因。”

“哦？”

“味道棒，还有不容易醉。”

“你好滑稽。味道棒？这喝起来简直一点味道都没有。我一向喜欢味道重的，从来就不喜欢任何清淡的东西。我喜欢提区尔牌或白马牌这些重口味苏格兰威士忌，我喜欢那些口味重的加拿大麦酒，我抽烟也最受不了有滤嘴的。”

“你以前抽烟？”

“抽得很凶。组织鼓励我们抽，这是跟那些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方式——你敬我一支烟、我敬你一支烟，点着了，大家抽着抽着就有同生共死的气氛了。当然一旦革命成功，抽烟就会像无产阶级专政一样逐渐消失。腐败的烟草公司将被摧毁，而种植烟草的农民，则会接受再教育，去种植符合辩证法的作物，我想是绿豆吧。而劳动阶级则从资本主义压迫的焦虑中解放出来，他们将再也不需要每隔一阵子就吸尼古丁了。”

“讲得真像回事。”

“当然。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有一套理论，为什么不呢？我们有大把时间去建立理论，可是他妈的从来没有‘实践’过任何事情。”

“所以你是为了革命而抽烟的？”

“完全正确。我抽骆驼牌，每天两包，或者抽皮卡运牌，不过这牌子很难买到。”

“我根本没听说过。”

“哦，这种香烟棒死了，”她说，“相比之下，高卢牌简直就没味道。它会扯裂你的喉咙，让你连脚趾甲都熏黄。光是在钱包里面塞一包这种烟都足以致癌。”

“你什么时候戒掉的？”

“在新墨西哥州那阵子，就是我离婚之后。反正那时候很惨，我想我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停止抽烟。这么消沉实在不应该，不过我后来没再抽就是了。你现在完全不喝酒吗？”

“对。”

“以前喝吗？”

“嗯，喝。”

“据说就是因为喝过，所以才要戒。”

“就是这么回事。”

“我也想过，奇怪我认得的人从来没有戒什么能戒得了一辈子的。我和那种人通常都处不来。”

她双脚交叉坐在床头，我用一只手臂撑着身子侧躺，另一只手伸出去抚摸她裸露的大腿。她把手放在我手上。

“我不喝酒会让你困扰吗？”

“不会。那我喝会不会困扰你？”

“现在还不知道。”

“好吧。”

她拿起啤酒喝了一小口，说：“要不要我弄点东西给你喝？我可以冲咖啡什么的，你要不要？”

“不要。”

“我没有果汁或汽水之类的，不过跑去转角商店买很快的，你想要什么？”

我从她手上取过啤酒罐，放在床旁的桌上。“过来。”我说，把她摆平在床垫上。“我告诉你我想要的。”

八点左右我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内裤，她原先睡着了，不过我穿衣服的时候她醒了过来。“我得出去一下。”我告诉她。

“几点了？”她看看表，舌头发出啧啧声。“这么晚了，”她说，“这样消耗时间真是不错，你一定饿了。”

“你也一定有一段短暂的回忆。”

她妩媚地笑了起来，“要不要我帮你煮点东西吃，补充营养？”

“我得去个地方。”

“哦。”

“不过大概十点就会结束，你能等到那时候吗？我们可以出去吃个汉堡什么的，除非你饿坏了不能等。”

“这样很好。”

“我大概十点半回来，不会再晚。”

“按我的门铃就是了，亲爱的。还有，顺带说一句，你要把门铃按得响亮又清楚。”

我到圣保罗教堂去，走下通往地下室的入口，那一刻我觉得内心轻松起来，好像放下心里一块大石头。

我还记得几年前，有天醒来想喝酒想得要命，然后就下楼到旅社隔壁的麦戈文酒吧去。那家店很早就开了，老板懂得一早就想喝酒的滋味。我还记得身体里的那种感觉，纯粹是生理上需要喝一杯。我也还记得在喝酒之前，那种需要其实已经平息了。当酒倒进杯子，我把手放在玻璃杯上时，内心的某种紧张就松弛下来。而人一松弛，种种病态症状就去掉一半了。

整件事真可笑。我需要去参加聚会，我需要匿名戒酒会的伙伴们，我需要听那些聚会上谈的聪明或愚蠢的事情。我也需要谈谈自己的一天，借以放松，也整理自己的种种经验。

这一切还没开始，但我现在已经觉得安全了。我在会议室里，所有事情都会按部就班地发生，所以我已经觉得好多了。

我走到咖啡壶那儿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并不比我在薇拉那儿喝的速溶咖啡好，不过我喝光了，又过去再倒了一杯。

演讲人是我们这个团体的会员，此次是为了庆祝她戒酒满两周年。大部分来参加聚会的人都曾听过她喝酒的经历，所以她就改谈过去两年来她的生活。她说得相当动人，讲完时的掌声比平常都来得热烈。

休息时间过后，我举手发言，谈起发现埃迪尸体的事，还有之后一整天我都和一个喝酒的人在一起。我没说得太详细，只说我当时的感觉还有现在的感觉。

聚会结束后几个人来找我问问题，其中一些不太清楚谁是埃迪，想确定是不是他们认得的某个人。他不常来圣保罗，也很少讲话，所以知道我在讲谁的人并不多。

有几个人想知道死因，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如果我说他是吊死的，他们会以为他是自杀。如果我进一步解释，就得讲些并不情愿提到的事情。于是我故意含糊带过，说死因还未经正式确认，看起来像是意外死亡。这是事实，至少是一部分的事实。

有个叫弗兰克的家伙戒酒很久了，他只问了一个问题：埃迪死的时候没喝酒吗？

“我想他应该没喝，”我告诉他，“房间里没有任何酒瓶，看不出他破戒。”

“噢，真是感激上帝。”弗兰克说。

感激上帝哪一点？不论喝醉或清醒，反正他都死了不是吗？

吉姆·费伯在门边等我，我们一起走出去，他问我要不要去喝杯咖啡，我说我得去见一个人。

“和你共度下午的那个女人？喝酒的那个？”

“我好像没提过她是女的。”

“你是没提过，‘这个人在喝酒，在当时情况下很自然，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喝酒会出问题。’你用的词是这个人、他们——通常你不会犯这种语法错误，除非你是想刻意避开不提性别。”

我笑了：“你应该去当警察的。”

“不，这是因为我开印刷店，那会让你对句子的结构很敏感。你要明白，她喝多少或她喝酒有没有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知道。”

“你以前跟喝酒的女人在一起过吗？”

“戒酒以后就没有过了。”

“不会吧。”

“除了简之外，我没真正跟其他人交往过。仅有的几次约会，对象都是匿名戒酒会的人。”

“你今天下午感觉怎么样？”

“跟她相处很愉快。”

“跟酒相处呢？”

我思索着答案。“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酒精对我的影响超过那个女的。我当时既紧张又亢奋，还有些焦躁不安；好在那栋楼到处都有酒，否则我恐怕会更加焦躁不安。”

“你有喝酒的冲动吗？”

“当然有。不过都没有付诸行动。”

“你喜欢她吗？”

“目前是这样。”

“你现在要去找她吗？”

“我们要出去吃夜宵。”

“不要去火焰餐厅。”

“或许我们会找个更高级一点的地方。”

“好吧，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是，老妈。我有你的电话号码。”

他笑了：“你知道老弗兰克会怎么说，马修，‘小子，每条裙子底下都有一桩纰漏。’”

“我相信他会这么说。而且我也相信他最近没见过多少裙子底下的东西。你知道他刚才说什么吗？他问我埃迪死的时候是不是没喝酒，我说是，他就说：‘噢，真是感激上帝。’”

“那又怎样？”

“他都死了，喝不喝又有什么差别。”

“没错，”他说，“不过这一点我和弗兰克想法一样，假如他非死不可的话，我会很高兴他死的时候保持清醒。”

我赶回旅社，匆忙冲澡刮胡子，穿了件运动夹克，还打了领带。我按薇拉的门铃时是十点四十分。

她也换过了衣服。她穿了一件淡蓝色丝衬衫和一条白色牛仔裤。她的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上像个皇冠。看起来时髦又高雅，我这么告诉她。

“你自己看起来也很不错，”她说，“很高兴你来了，我一直在胡思乱想。”

“我来得太晚吗？真抱歉。”

“只晚了不到十分钟，我是从四十五分钟前开始胡思乱想的，所以不关你的事。我只是认定你人太好不愿意说实话，而我将不会再看到你。很高兴我想错了。”

出了门，我问她有没有特别想去什么地方。“因为这儿离一家我一直想去试试看的餐厅不远，那里有一种法国小餐馆的气氛，不过就法国菜来说，他们的价钱跟一般酒吧差不多。”

“听起来不错。店名叫什么？”

“巴黎绿。”

“在第九大道，我以前几次经过那儿，不过从来没进去过，我喜欢店名。”

“有种异国情调，法国气氛，很多植物从天花板上垂下来。”

“你不知道巴黎绿是什么吗？”

“不知道。”

“是一种毒药，”她说，“一种砷的化合物，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砷和铜，所以才会变成绿色。”

“没听说过。”

“园丁都知道，这东西常用来当杀虫剂，可以喷在植物上，防止虫害。昆虫吃了植物就会死掉。不过现在大家都不太用砷化合物，所以我想这几年很少见了。”

“活到老学到老。”

“还没讲完呢，巴黎绿也用来当染色剂。从字面就可以看出来，它能把东西染绿，主要是用在壁纸上，过去几年有好多人因此送命，大部分是小孩，他们有那种口腔实验倾向，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答应我，不要把绿色的壁纸碎片放进嘴里。”

“我答应你。”

“很好。”

“我会找其他方法来满足我的口腔实验。”

“我相信你会的。”

“你怎么会知道有关巴黎绿的这些事情？”

“组织里，”她说，“我们尽可能学习各种毒物的知识。我的意思是，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某个人会决定，在明尼苏达某个市区自来水系统下毒是一种正确的策略。”

“老天。”

“哦，其实我们从来没做过这类事，”她说，“至少我没做过，而且我也没听说谁做过。可是你得做好准备。”

我们进门时，那个高个子的大胡子酒保站在吧台后头，他对我微笑招招手，女招待引我们入座。坐下后，薇拉说：“你不喝酒，也从没在这儿吃过饭，可是你走进来时，酒保却像老朋友似的跟你打招呼。”

“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曾来这里找人问些问题，我跟你讲过我正在找一个年轻女孩。”

“那个女演员，你还告诉过我名字，叫保拉？”

“那酒保认得她，所以我后来又来过，希望他能记起更多事情。他人不错，很有趣。”

“你稍早就是在忙这些事情吗？办你的案子？你管这叫案子吗？”

“我想你可以这么称呼它。”

“可是你不这么说。”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称呼。一件工作吧，一件我做得并不特别好的工作。”

“今天晚上有进展吗？”

“没有，我晚上没在工作。”

“哦。”

“我去参加聚会。”

“聚会？”

“一个匿名戒酒的聚会。”

“哦。”她说，接着她想继续说些别的，可是女招待正巧过来帮我们点饮料。我说我要一瓶巴黎水，薇拉想了一下，点了可乐加柠檬片。

“你可以喝口味重一点的东西。”我说。

“我知道，我今天已经喝太多了，醒来时有点头痛。你早先没说要去参加戒酒聚会。”

“我很少告诉别人。”

“为什么？不要把这当成丢脸的事情。”

“我倒不会。不过匿名好像就是整个戒酒过程的一种附属品。破坏别人的匿名，告诉大家这个人有问题所以去参加匿名戒酒会，这样很不好。至于破坏自己的匿名，那倒是比较个人的事情。我想可以这么说：我的原则是，该知道的人我就会告诉他们。”

“我算是应该知道的人啰？”

“嗯，我不会把这件事对一个跟我谈感情的人保密的，那太蠢了。”

“没错。我们是吗？”

“我们是什么？”

“谈感情。”

“我想是在边缘吧。”

“边缘，”她说，“我喜欢。”

对于一个以致命毒物为店名的地方来说，这儿的菜非常好。我们点了挪威干酪汉堡、薯条，还有沙拉。汉堡应该是在木条上烤的，不过我吃起来觉得跟炭烤的没两样。薯条是手切的，炸得又脆又黄。沙拉里面有葵瓜子、嫩豆苗、绿色花菜，以及两种莴苣，两种都很新鲜，不是冷冻过的。

吃饭时我们谈了很多。她喜欢美式橄榄球，而且喜欢大学比赛胜于职业赛；喜欢棒球，不过今年的比赛看得不多；喜欢乡村音乐，尤其是那些有弦乐伴奏的古老乡村音乐；一度迷上科幻小说，看了一大堆，不过现在大半都看英国的谋杀推理小说，就是乡下别墅里的书房有具尸体，凶手不知是不是管家那种。“我其实根本不在乎凶手是谁，”她说，“我只是喜欢进入那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很有礼貌，讲话很有修养，即使暴力都那么整洁，近乎文雅。而且到最后每件事情都会水落石出。”

“就像生活本身。”

“尤其是五十一街的生活。”

我谈了些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的事情，还有我的一般工作。我说我的工作不太像她读的典型英国推理小说。人们不是那么有礼，而且并不是每件事情最终都会有解答。有时到最后都不是很清楚。

“我喜欢这个工作，是因为某些技巧已经很熟练了，不过我可能还是没办法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喜欢挖掘、收集情报，直到在一团乱中理出某些模式。”

“你是错误中做对事情的人，一个屠龙者。”

“大部分的错误从来不会变对。而且想跟龙靠近，近到能杀掉它们是很困难的。”

“因为它们会喷火？”

“因为它们住在城堡里，”我说，“外头有护城河环绕，而且吊桥收起来了。”

喝过咖啡后，她问我是不是在匿名戒酒会认识埃迪·邓菲的，然后她用手掩住嘴巴。“算了，”她说，“你已经告诉过我，破坏别的会员的那个什么鬼是违反规则的。”

“匿名。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死掉就表示没有匿名这回事了。埃迪在大约一年前开始参加聚会，他过去七个月完全没碰过酒。”

“你呢？”

“三年两个月又十一天。”

“你每天都数着日子？”

“不，当然不是。不过我知道我戒酒的三周年纪念日是哪一天，要算其他的就简单了。”

“你们会在戒酒周年庆祝一下？”

“大部分人当天或那几天会在聚会上发言。某些团体还会给你一个蛋糕。”

“蛋糕？”

“就像生日蛋糕，他们会送给你，聚会后大家一起分享，除了正在减肥的人。”

“听起来像——”

“米老鼠。”

“那不是我要说的。”

“你可以这么说，事实如此。某些团体还会给你一面小铜牌，一面用罗马数字刻着你戒酒的年数，另一面是平静祷告词。”

“平静祷告词？”

“‘上帝赐我平静，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情，鼓励我去改变能改变的事情，以及分辨这两者的智慧。’”

“噢，我听过这些话。我不知道那是匿名戒酒会的祷告词。”

“我想这个祷告词不是我们的专利。”

“那你得到什么？蛋糕还是铜牌？”

“都没有。只不过得到一轮掌声，还有很多人叫我记住，一次只要戒一天就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待在这个团体，没有什么虚伪，没有那些多余的花招。”

“因为你就是一个不玩多余花招的人。”

“没错。”

账单送来时，她要求各付各的，我说我来付，她没有跟我抢。餐馆外头变得有点冷，她过马路时牵起我的手，然后就没松开。

到了她住的公寓后，她问我要不要进去坐一下，我说我想直接回家，第二天我打算早起。

她站在门廊把钥匙插进锁孔，然后转身对着我。我们吻别，这回她的气息里没有酒味了。

我一路吹着口哨走路回家。我以前很少这样。

沿路每个跟我要钱的人，我都给他们一张一元钞票。

8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嘴里有股酸味。我刷了牙出门吃早餐，我得逼自己吃点东西，咖啡里有金属味。

或许是砷毒吧，我心想。或许昨天晚上的沙拉里头有绿色壁纸的碎片。

我的第二杯咖啡味道尝起来不比第一杯好，不过我还是喝了，边喝边看报纸。大都会队昨天赢球，一个刚从二队升上来的新人小子击出四支安打。扬基队也赢了，克劳德尔·华盛顿在第九局击出全垒打。至于美式橄榄球，巨人队在这场比赛中失去了他们最好的中后卫，他的尿液中测出违禁药物，被禁赛三十天。

哈勒姆区发生了一桩路过车辆朝着街角开枪的事件，报纸依照过去的事例判断是毒贩干的。两个流浪汉在东城IRT路线的地铁月台打架，车子即将进站时，一个把另外一个推下车轨，结果可想而知。在布鲁克林区，一个住布赖顿海滩的人由于谋杀他的前妻和她前一次婚姻的三个小孩而遭到逮捕。

没有任何埃迪·邓菲的消息，照理讲也不会有的，除非当日新闻太清淡。

早餐后我出去散步，以驱走倦怠感和睡意。天空阴云密布，气象预测说下雨的概率是百分之四十，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下雨的话别怪我们，”好像是在说，“没下雨的话也别怪我们。”

我没太注意自己在往哪里走，最后来到中央公园。我看到一个空板凳就坐了下来。对面右边坐着一个穿着廉价外套的女人，正从一个袋子里掏面包屑出来喂鸽子，她身上和周围地上都停满了鸽子，一定有两百只。

据说鸽子是愈喂愈饿，不过我也能叫她不要喂。只要我还继续给路上要钱的人钞票，我就不该去说别人。

她终于把面包屑喂完，鸽子飞走了，她也走了。我还留在那儿，想着埃迪·邓菲和保拉·赫尔德特克。然后我想到薇拉·罗西特，明白为什么我醒来后感觉这么糟了。

我没有顾得上对埃迪的死做出反应，而是跟薇拉在一起。当我应该对他的死感到悲伤之时，却因薇拉和我之间滋生的一切而感到兴奋和刺激。另外一方面，我对保拉的事情也是如此，只是没那么戏剧化，我已经得到一些关于她电话的互相矛盾的资料，然后我什么也没做，只为了一场浪漫的邂逅。

这也没什么错，不过埃迪和保拉都已经被收进标示着“未完成事件”的档案里。如果我不去查明，那么我嘴巴里就还会继续有酸味，我喝的咖啡也还会有金属味。

我站起来离开那儿，到了哥伦布圆环那边的出口时，一个穿着斜纹布衣服的大眼睛男人跟我要钱，我拒绝了他，继续往前走。

她在七月六日付了房租，到了十三日应该再付，可是她没有出现。到了十五日，弗洛伦斯·艾德琳去敲门收房租，她没有应门。十六日弗洛伦斯开门进去，房间是空的，除了寝具之外东西都带走了。十七日她父母打电话来，在答录机里面留了话，同一天乔治娅租下了那个刚空出来的房间，第二天就搬进去住了。两天之后，保拉打电话给电话公司，要他们停机。

昨天曾跟我谈过的那个电话公司女职员是卡迪欧太太，之前我们合作得还挺愉快的，这回去找她，她立刻记起我来。“我实在不愿意一直麻烦你，”我说，“不过我从不同的来源得到了一些不一致的资料。我知道她是七月二十日打电话来办理的，不过我想查出，她是从哪里打电话过来的。”

“恐怕我们没有留下记录，”她说，迟疑了一下，“其实我们一开始就不知道，事实上——”

“怎么样？”

“坦白说，我的记录并没有显示她是打电话还是写信来要求停机的。这种事几乎每个人都是打电话来，不过她也可能是用写信的方式。某些人会这样，尤其是他们想结清账户的时候。不过当时我们没有收到她的付款。”

我从没想到她可能是通过写信要求停机的，一时之间一切似乎很清楚了。她可能早在二十日之前就写了信，根据目前的邮务状况，信可能要寄很久才会到。

不过这无法解释她父母在十七日还打电话给她。

我说：“她从家里打出去的所有电话号码会不会有记录？”

“有，可是——”

“可不可以告诉我她最后一通打出去的电话是在哪一天、什么时间？这样会很有帮助。”

“对不起，”她说，“我真的没办法。我自己不能去调这些资料，而且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

“我想我应该可以拿到法院命令，”我说，“不过我不想让我的客户惹这些麻烦，花这些费用，而且这是浪费每个人的时间。如果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设法帮我，我保证不会说出去的。”

“真的很抱歉，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犯点小规，可是我没有密码。如果你真的需要她市内电话的记录，恐怕得拿到法院命令才能查。”

我差点漏掉了，她讲到一半我才想起来。我说：“市内电话，如果她打长途电话——”

“她的账单上会有记录。”

“你查得到吗？”

“我不该查的。”我什么都没说，等了一下，然后她说：“好吧，找到记录了，我看看能查到什么。七月份一直都没有长途电话记录——”

“至少试过了。”

“我还没讲完。”

“对不起。”

“七月一直没有长途电话，直到十八日才有。十

八日有两通，十九日有一通。”

“二十日没有吗？”

“没有，只有这三通。你想知道她这三通电话的号码吗？”

“想，”我说，“非常想。”

有两个号码，有一个号码两天各打过一次，另外一个只在十九日打过。区域号码都一样，904。我查了电话簿，发现不是印第安纳州，而是在北佛罗里达。

我找了家银行换了十元的两毛五硬币，到公用电话拨了那个她打过两次的号码。一个录音告诉我要再投多少钱，我照办了。电话响了四声后，一个女人来接，我告诉她我叫斯卡德，我想跟保拉·赫尔德特克联络。

“你大概是打错了。”她说。

“不要挂断，我是从纽约打来的。我相信有个叫保拉·赫尔德特克的女人曾在上上个月打过两次这个号码，我想知道她之后的行踪。”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呃，我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里是私人住家，而且我没听过你讲的名字。”

“这里是904-555-1904吗？”

“不是，这里的电话是——等一下，你刚刚说的是多少？”

我又重复念了一次。

“那是我先生的店，”她说，“那是普莱萨基五金行的电话。”

“对不起。”我说。我刚刚看错了笔记本上的号码，误念成她只打过一次的那个。“你的电话应该是828-9177。”

“你怎么拿到另一个电话号码的？”

“她两个号码都打过。”

“真的吗，你刚刚说她叫什么名字？”

“保拉·赫尔德特克。”

“她打过这个电话和店里的电话？”

“我大概记错了。”我说。挂断电话时，她还在继续追问。

我往五十四街的套房公寓走，半路碰到一个穿牛仔裤满脸胡茬的年轻人跟我讨零钱，他看起来一副消耗过度的惨相，某些嗑药的人看起来就是这样。我把我剩下的两毛五都给了他。“嘿，谢了！”他在我身后喊着，“你真棒，老兄。”

弗洛伦斯来应门时，我跟她道歉说又来麻烦她了，她说不麻烦。我问她乔治娅·普赖斯在不在。

“我不知道，”她说，“你还没跟她谈过吗？不过我不知道她能帮得上什么忙，要不是保拉搬走，我也不可能把房间租给她，所以她怎么会认得她呢？”

“我跟她讲过话，想再跟她谈一谈。”

她朝楼梯摆摆手。我爬了一层楼梯，停在以前保拉住过的房间前面。

里头有音乐的声音传出，带着强烈的节奏。我敲门，不过我不确定她在音乐声中能听到，她开门的时候，我正打算再敲一次。

乔治娅·普赖斯穿着一件舞者的紧身衣，前额汗水湿亮。我猜她刚刚在跳舞，练习舞步之类的。她看着我，让我进去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她不情愿地往后退，我跟着走进她房间。她说着些什么，然后停下来，关掉音乐。她转过身来面对我，看起来很害怕很罪恶的样子，我想她没理由有这两种感觉，不过我决定施加压力。

我说：“你是从佛罗里达的首府塔拉哈西市来的，对不对？”

“就在城外。”

“普赖斯是艺名，你原来姓普莱萨基。”

“你怎么——”

“你搬进来的时候这里有部电话，当时还没停机。”

“我不知道我不能使用。我以为电话是跟着房间一起出租的，就像旅馆里一样。那时候我没搞清楚状况。”

“所以你就打回家，还打到你父亲的店里去找他。”

她点点头。她看起来非常年轻，而且非常害怕。“我会付那些电话费的，”她说，“我不知道，我以为会收到账单什么的。当时我找不到人马上来装机，他们要到星期一才能来，所以我就等到星期一才把原来的电话停掉。装机的人只是来接上原来的电话，可是他们换了号码，这样我才不会接到任何找她的电话。我发誓我不是故意做错事的。”

“你没做错任何事。”我说。

“我很乐意付那些电话费。”

“别担心那些电话。要求停机的人就是你？”

“是，我做错了吗？我是说，既然她已经不住在这儿了，所以——”

“你这么做是对的，”我告诉她，“我不在乎你打过几通免费电话，我只是想找寻一个失踪的女孩。”

“我知道，可是——”

“所以你不必怕什么，你不会惹上麻烦的。”

“我倒不是真的以为会惹上麻烦，可是——”

“电话上有没有连着一个答录机，乔治娅？电话答录机？”

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扫向床头桌，上头的电话旁边有个答录机。

“你来之前我就应该把它还回去的，”她说，“可是我忘了。你上次只是匆匆问我几个问题，问我房间里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我认不认识保拉、她搬走后有没有人来找过她，你走后我才想起答录机的事情。我不是故意留着不还的，只是不留着又能怎样，它本来就在这儿。”

“没关系。”

“所以我就拿来用了。我本来打算去买的，结果这里已经有了一个。我只是想先用着，等有钱再自己买一个。我想要那种可以从外头打回来听留话的，这个答录机没有那种功能，可是暂时用着也还可以。你想带走吗？拆下来很快的。”

“我不想要那个答录机，”我说，“我不是来这里拿答录机，也不是来跟你收塔拉哈西的长途电话费的。”

“对不起。”

“我只是想问你几个有关电话和答录机的问题，就这样。”

“好。”

“你是十八日搬进来，电话则是二十日才停机。这段时间有没有人打电话来找保拉？”

“没有。”

“电话没响过吗？”

“响了一两次，不过是找我的。我之前打过电话给我一个朋友，告诉他们这里的电话，然后她周末打过一两次电话给我。那是市区电话，所以也没花到什么钱，顶多两毛五。”

“就算你打到阿拉斯加我也不在乎，”我告诉她，“你放心好了，你打的电话没花到任何人的钱。保拉的押金超过她最后一笔费用，所以电话费会从应该退给她的款项中扣掉，可是反正她也不在，不会去领退款了。”

“我知道我这样很蠢。”她说。

“没关系。唯一打进来的几通电话都是找你的，那你出去的时候呢？她的答录机里面有留话吗？”

“我搬进来之后就没有了。我知道是因为最后一通留话是她妈妈打来的，说他们要出城什么的，那通留话在我搬进来之前一定有一两天了。我一知道那是她的电话，没有跟着房间一起出租，就把答录机拆下来。之后大概一个星期后，我想她不会回来拿了，那我应该可以用，因为我需要一个答录机。我把答录机接上重新设定之前，听过一次里面的留言。”

“除了她父母之外，还有别人的留话吗？”

“有几通。”

“还留着吗？”

“洗掉了。”

“你还记得那些留言的内容吗？”

“天哪，不记得了。有几通根本就直接挂掉。我把留言播放一遍，只是为了想弄清楚该怎么洗掉旧的。”

“那保拉原来录的话呢，就是说现在没人在家，请对方留话的那个？答录机里面应该有保拉这段话。”

“有。”

“你洗掉了吗？”

“录新的留话时，旧的就会自动洗掉。我使用这个机器时，为了要改成我自己的声音，就重新录过了，”她咬着嘴唇，“这样错了吗？”

“没有。”

“那段留话很重要吗？它听起来很平常，‘你好，我是保拉，现在我没办法接听电话，不过你可以在讯号声之后留言。’差不多是这类的，我不是每个字都记得。”

“那不重要。”我说。的确不重要，我只是希望有机会听听她的声音。

9

“想不到你还在追查这个案子，”德金说，“你做了些什么？打电话去印第安纳州，再去多摇几下那棵摇钱树？”

“没有。说不定我应该这么做。我花了一大堆时间，可是没得到太多结果。我想她的失踪是一桩犯罪事件。”

“是什么让你这么想的？”

“她一直没正式搬出去。某天她付了房租，但十天后女管理员开门进去，房间是空的。”

“这也没什么稀罕的。”

“我知道。那个房间是空的，除了三样东西。去收拾的人不管是谁，都留下了电话、答录机，还有寝具。”

“这告诉了你什么？”

“另有其人替保拉去收拾东西带走。很多出租公寓会提供寝具，这个地方却没有。保拉·赫尔德特克是用自己的寝具，所以她离开时会知道要一起带走。可是要是换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就会以为应该把寝具留在房间里。”

“你就查出了这个？”

“不。答录机也留下了，而且还开着继续接电话，叫打来的人留言。如果她是自己离开的话，她会打电话去电话公司申请停机才对。”

“要是她走得匆忙的话就不会了。”

“那她离开了也还是可以从别的地方打电话回来啊。不过就算她没有打电话好了，假设她忘光了，为什么又要留下答录机？”

“一样的道理，她忘了。”

“房间收空了，抽屉里没有衣服，柜子里也没有东西。房间并没有乱到让人容易漏拿东西。屋子里只剩下寝具、电话、答录机，她不可能没注意到这些东西的。”

“她当然可能没注意。很多人搬家时会留下电话，我想除非那是自己买的，否则你就会留下来。反正，很多人都不会把电话机带走。另外她也留下了答录机，那个答录机——放在哪儿，就在电话旁边，对不对？”

“对。”

“所以她四处看看，没看到什么散落的东西。答录机，家电用品，让你跟朋友们保持联络，使你不必担心没接到电话，嘀嗒嘀嗒嘀嗒，她把它看成电话的一部分了。”

“那她发现忘了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回去拿？”

“因为她已经在格陵兰了，”他说，“买个新的比搭飞机跑回来要省钱。”

“我不知道，乔。”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告诉你，这比看到一个电话和答录机及两张床单和一条毯子，就想借此编出一宗绑架案要有道理。”

“不要忘了还有床罩。”

“是啊，没错。或许她搬到一个用不着床罩的地方了，那是什么尺寸的，单人床吗？”

“比较大，介于单人床和双人床之间，我想一般称之为四分之三。”

“所以她跟着一个拥有超大双人水床和十二英寸老二的帅哥骗子跑了，谁还需要那些旧床单和枕头套？照这样讲，如果她今后可以整天翘脚躺着的话，还要那个电话机干吗？”

“我想是有人去帮她把东西搬走的，”我说，“我想是有人拿了她的钥匙，收拾了她的东西溜出那栋公寓。我想——”

“有人曾看到陌生人提着行李箱，从那栋公寓离开吗？”

“他们彼此都见不着面，谁还会注意到陌生人？”

“那阵子有人看到过任何人拖着袋子吗？”

“你也知道，事情发生太久了。我问过跟她住同一层楼的房客，可是你怎么想得起两个月前发生的芝麻小事？”

“这就是重点，马修。就算有线索，现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拿起一个塑料玻璃的相框，用手把相框转过来看着里面的两个小孩和一只狗，三者都朝着镜头微笑。“我们继续你的理论，”他说，“有人搬走了她的东西。他留下寝具是因为他不知道寝具是她的。那他为什么也把答录机留下？”

“这样打电话来的人就不会知道她已经走了。”

“那为什么他不干脆什么都不要搬，这样连女管理员都不会知道她已经走了。”

“因为这样管理员会知道她没有回来，然后可能就会去报警。清理房间会消灭掉可能的线索，留下答录机是为了多争取一点时间，制造假象，让某些外地的人以为她还在那儿，而且也无法得知她搬走的确切时间。她是在六日付房租，十天后她的房间才被发现已经搬空，所以我顶多只能把她失踪的时间缩小到这十天之内的范围内，就是因为答录机还留在那儿。”

“怎么说？”

“她父母打过两次电话，而且都留了话。如果答录机没开，他们就会一直打电话，直到联络到她为止。无论他们是什么时候打电话，要是联络不到她，他们就会警觉，想到她可能出了什么事。那么她父亲可能两个月前就会来找你了。”

“嗯，我懂你的意思。”

“要是当时就找你，线索就不会全没了。”

“我还是不确定警方该管这件事。”

“或许是，或许不是。但如果他早在七月中就请个私家侦探——”

“不用说，你办起来就会轻松多了，”他想了一会儿，“说不定她留下答录机不是因为忘记，而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她搬出去了，可是她不希望某人知道她已经走了，比方说她的父母，或者是某个她想躲的人。”

“她可以保留那个房间，继续付房租，换个地方住就是了。”

“好吧，说不定她想搬出城，可是还希望能听到电话留言，她可以——”

“她没办法从外头打回去听留话。”

“她当然有办法。不是有个玩意儿，只要找个按键电话打回去，按了密码，就可以听答录机里头的留言。”

“不是所有答录机都有这个功能，她的就没有。”

“你怎么知道？哦，对了，你看过那个答录机了，还放在她房里嘛。”他伸伸手指头。“好吧，我们一直假设来假设去，到底重点是什么？你当过很久的警察，站在我的立场想想看。”

“我只是想——”

“站在我他妈的立场想想看，可以吗？你就坐在这张桌子后面，有个家伙带着寝具和电话答录机的故事跑来找你。没有证据显示有罪案发生，失踪的人是个心智健全的成人，已经有两个月都没人见过她了。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做？”

我没吭声。

“你会怎么做？站在我的立场想想看。”

“尽你的责任。”

“废话。”

“如果是市长的女儿呢？”

“市长没有女儿。市长的老二这辈子都没有勃起过，哪来的女儿？”他把椅子往后推，“如果是市长的女儿，那当然另当别论。我们会派一百个人成立专案小组，限时破案。但这不是必要的程序，反正靠你这么一点点线索是不可能的。好吧，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不会是她跑去迪士尼乐园卡在摩天轮的最顶端下不来。你和她父母真正恐惧的是什么？”

“怕她死了。”

“或许她已经死了。这个城市随时有人死掉。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早晚会打电话回家，等她钱用光了，或者恢复记忆了，随便你怎么说。如果她已经死了，你、我或任何人也没办法帮她什么忙。”

“我想你是对的。”

“我当然是对的。你的问题就出在你像条追着骨头不放的狗。打电话给她父亲，告诉他查不出什么，他应该在两个月前就来找你的。”

“是啊，增加他的罪恶感。”

“好吧，你可以讲得婉转一点。老天，你已经比大部分人都付出了更多时间，也查到这个地步了。你甚至还发现一些不错的线索，电话单什么的，还有答录机。问题是这些线索都没有进一步的联系。你把线拉出来看，结果都是断掉的。”

“我知道。”

“所以就这么办吧，你不会想再多花时间的，到头来又拿不到钱。”

我刚要开口，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他讲了一会儿，挂断电话后，他对我说：“在可卡因出现之前，我们有什么案子可办？”

“有了可卡因，才找我们来当警察的啊。”

“是吗？想必如此。”

我逛了几个小时，大约一点半开始下起小雨。卖雨伞的小贩几乎立刻就出现在每个街角。这让你觉得他们之前就以种子的形式存在，一滴水就可以奇迹般地让他们冒出生命来。

我没买伞。雨还没大到要花钱买伞。我走进一家书店，什么都没买，消磨了一些时间，出来的时候，雨还是不比雾大多少。

我回到旅社，询问前台，没有留话，唯一的信是封信用卡广告函。“你已经被批准了！”上头的广告词很醒目，可是我就是很怀疑。

我上楼打电话给沃伦·赫尔德特克。我手上拿着笔记本，迅速地简单说了一下我调查了哪些方向，而目前得到的消息又少得无法判断任何事情。“我花了很多时间，”我说，“不过我不认为我比当初刚开始时更清楚她的动向。我不认为自己得到了什么成果。”

“你还需要钱吗？”

“不，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赚这笔钱。”

“你想她会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具体证据，可是你没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价值。我想她和某个人扯上关系，这个人一开始可能让人觉得很刺激，但到头来会有危险。”

“你是不是觉得——”

他不想说出来，不能怪他。“她也许还活着，”我说，“或许她出国了，或许介入了某些非法的事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无法跟你们联络。”

“很难想象保拉会跟罪犯交往。”

“或许她只觉得这是个冒险奇遇。”

“我想这是可能的，”他叹了口气，“你没给我们太多希望。”

“是没有，但我也不认为事情到了绝望的地步。恐怕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我一开始就在等。太……太难了。”

“我相信很难。”

“好吧，”他说，“我要谢谢你的努力，还有你的坦白。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线索值得再多花一点时间，我会很乐意再多寄一点钱给你。”

“不用了，”我说，“无论如何，我或许会再花几天查查看，以防万一漏掉了什么。如果我查到什么，我会通知你的。”

“我不想再拿他的钱，”我告诉薇拉，“一开始的一千元，已经让我背上超过我所愿意负的责任。如果我再接受他的钱，我下半辈子就得被他女儿的事情勒着脖子了。”

“可是你做的工作超过他所付的钱，为什么不接受报酬？”

“我已经拿到报酬了，可是我回报了他什么？”

“你做了工作（work）。”

“是吗？高中物理教过我们如何衡量‘功’（work），公式是力量乘以距离，比如一个东西重二十磅，搬了六英尺，你就做了一百二十英尺磅的功。”

“英尺磅？”

“那是一个衡量的单位。可是如果你站着推一面墙，推了一整天却无法移动它，你就没有做任何‘功’，因为你把墙移动的距离是零。沃伦·赫尔德特克付了我一千元，而我唯一做的就是去推墙壁。”

“你移动了一点点。”

“可是微不足道。”

“哦，我不知道，”她说，“爱迪生制造他的电灯泡时，有人看他没有任何进展，就认为他一定会失败。爱迪生说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现在他知道有两万种物质不能用来做灯丝。”

“爱迪生的态度比我好。”

“做出来的东西也比你好，否则我们就都得生活在黑暗中了。”

我们身处黑暗中，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待在她的卧室，躺在床上伸长了四肢，厨房里播放着乡村音乐女歌手里芭·麦金太尔的磁带。透过卧室的窗子，可以听到后头那栋建筑传来的吵架声，用西班牙语很大声地吵着。

我本来没打算来找她。打完给赫尔德特克先生的电话后我出来散步，经过了一家花店，一时兴起想送花给她，等花店老板写好送货单之后，我才知道他们要到第二天才能送，所以我就自己送来了。

她把花插进水瓶，我们坐在厨房里，中间隔着摆了花的餐桌。她冲了咖啡，速溶的，不过装咖啡的罐子是新的，上头有个醒目的商标，而且也不是无咖啡因的。

然后，我们两人很有默契地转身进了卧房。进卧房的时候，里芭·麦金太尔还在不停唱着，可是那些歌我们已经听过好几次。录音机会自动换面，如果不去管的话，它就一遍又一遍重复播放。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饿了吗？我可以煮点东西。”

“你喜欢的话就做。”

“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我从来没喜欢过做菜。我做得不好，而且你也看过厨房了。”

“我们可以出去吃。”

“雨下得很大，你没听到雨打在通风板上面的声音吗？”

“稍早雨下得很小。我的爱尔兰姑妈总说，这样的天气很温柔。”

“雨变大了，听声音就知道。要不要叫外卖的中国菜？他们不在乎天气怎么样，必要的时候，他们会跳上神风特攻队自行车，闯过冰雹。‘无论下雨飘雪，也无论是大太阳或昏暗的夜晚，你都可以享用蘑菇鸡片。’只不过我不要吃蘑菇鸡片，我要——你想知道我要什么吗？”

“想——”

“我想要麻酱面和猪肉炒饭，还有腰果鸡丁和四味虾仁。怎么样？”

“好像够一个军队吃的了。”

“我打赌你可以全部吃掉。糟糕。”

“怎么了？”

“你还有时间吗？现在七点四十分了，等到他们送来的时候，你就该去参加聚会了。”

“我今天不去没关系。”

“你确定？”

“对。不过我有个问题，什么是四味虾仁？”

“你没听过四味虾仁？”

“没有。”

“噢，可怜，”她说，“那我就非请你不可了。”

我们在厨房的锡面餐桌上吃饭，我想把花挪开，让出一点空间，可是她不准。“我要它们放在我可以看到的地方，”她说，“现在空间已经足够了。”

早上她出去买过东西。除了咖啡之外，她还买了果汁和汽水。我喝可乐，她拿了瓶贝克啤酒出来给自己，可是开瓶之前，她先问我会不会觉得困扰。

“当然不会。”我说。

“因为再没有比啤酒更配中国菜的了。马修，我这么说没关系吗？”

“什么？啤酒跟中国菜很配？噢，这有待商榷，我想有些葡萄酒商会不赞同。不过又怎样？”

“我不确定。”

“打开你的啤酒吧，”我说，“坐下来吃饭。”

每样菜都很好吃，虾仁果然就像她保证的那么棒。她用随着食物附送的一次性筷子吃，我一直不会用，便还是用叉子。我告诉她，她筷子用得很好。

“很容易的，”她说，“只是需要练习，来，试试

看。”

我试了，可是手指不灵光，筷子老是交叉，我没办法把食物送进嘴里。“这可以让节食的人使用，”我说，“它让你觉得使用这种工具吃饭的人，一定发明了叉子。他们还会发明其他东西，意大利面、冰淇淋，还有火药。”

“还有棒球。”

“我还以为是俄罗斯人发明的。”

就像她预言的，我们吃得精光。她清理桌子，打开第二瓶贝克啤酒。“我得习惯新的规则，”她说，“在你面前喝酒让我觉得有点滑稽。”

“我会让你不自在吗？”

“不会，可是我怕是我会让你不自在。我不知道谈论啤酒配中国菜有多棒是否妥当，哦，我不知道。这样谈喝酒没关系吗？”

“你以为我们在聚会都在干什么？全都在谈喝酒。有些人谈酒的时间，比我们以前花在喝酒的时间还要多。”

“可是你们不会告诉自己那有多可怕吗？”

“有时候会。有时候我们也会告诉彼此以前喝酒有多棒。”

“真想不到。”

“这很平常，而且大家还会当成笑话讲，他们会谈论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倒霉的事情，大家听了就大笑。”

“真没想到他们会谈这个，还拿来开玩笑了。我猜这就像是对着一屋子等着被吊死的人提起绳索吧。”

“如果真是一屋子等着被吊死的人，”我说，“这说不定就是他们谈话的主题吧。”

稍后她说：“我一直想把那束花拿进来。真是疯了，这儿根本没地方摆，最好还是留在厨房。”

“反正明天早上还会在那儿。”

“我真像个小孩，对不对？我可以跟你说一件事情吗？”

“当然可以。”

“老天，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好吧，这样我就非说不可了，对不对？从来没有人送过花给我。”

“真是难以相信。”

“怎么会难以相信？我花了二十年，把自己的心和灵魂奉献给了政治革命。激进的革命分子不会送花给彼此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会谈到你们这些多愁善感的中产阶级，你们这些堕落的后资本主义者。毛泽东说过百花齐放，但那不表示你就应该摘一把花，带回家给你的甜心，你甚至连甜心都不该有。如果这段感情不能为组织服务，那你就不该去经营。”

“可是你好几年前就脱离那个组织，跑去结婚了。”

“嫁给一个老嬉皮士。长头发，衣服上镶着麂皮流苏，还有珠子。他墙上应该挂个一九六七年的日历。他被困在六十年代了，从来不晓得那个时代已经终结了。”她摇摇头。“他从不带花回家。会带花尖，但不会带花。”

“花尖？”

“整株大麻药性最强的部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正式的名字应该是印度大麻。你抽大麻吗？”

“不。”

“我好几年没抽了，因为我怕那会导致我又回头去抽烟。好笑吧？一般都是恐吓说抽大麻会导致你去吸海洛因，我怕的却是会导致我去抽香烟。不过我从来就不那么喜欢大麻，我从来就不喜欢失控的感觉。”

早晨时，花还在那儿。

我原来没打算留在那儿过夜的，可是一开始我本来也就没打算去找她。时间就这么从我们之间流逝，我们谈谈话，或者分享宁静，听听音乐，听听雨。

我先醒了。我做了个喝醉的梦，这没什么好稀奇，只不过我已经好一阵子没做这样的梦了。细节在眼睛张开的那一刻便已忘光，可是记得梦里有人给我一瓶啤酒，我想都没想拿来就喝，等到想起自己不能喝酒时，人已经醉了一半了。

我醒来时不确定那只是个梦，也不完全确定自己身在何处。时间是清晨六点，虽然还可以倒头回去睡，可是我不想，因为怕又回到那个梦境里。我起床穿衣服，没冲澡，免得吵醒她。正在绑鞋带时，我觉得有人在看我，转头看到她正盯着我。

“还早，”我说，“再睡一下，我晚点再打电话给你。”

我回到旅社，前台那边有个我的留言。吉姆·费伯打过电话来，不过现在回电太早了。我上楼冲澡刮胡子，然后在床上躺了一分钟，竟打起瞌睡来。我根本不累，却睡了三个小时，才头昏脑涨地醒来。

我又冲了个澡让自己清醒点，然后打电话到吉姆的店里找他。

“我昨天晚上没看到你，”他说，“只是想知道你怎么了。”

“我很好。”

“那就好。你错过了一个很棒的聚会。”

“哦？”

“有个从中城的团体来的家伙，演讲时讲了些很好笑的事情。他曾有一阵子一直尝试要自杀，但就是不成功。他完全不会游泳，于是就租了个平底划艇，划了好几英里。最后，他站起来，说：‘再见，残酷世界。’然后从船边跳下去。”

“然后呢？”

“结果他停船的地方正好是一个沙洲，底下的水只有两英尺深。”

“有时候你就是怎么样都做不成一件事。”

“是啊，每个人都会碰上这样一段日子。”

“我昨天晚上梦到喝醉酒。”我说。

“哦？”

“我喝了半瓶啤酒，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明白过来后，我觉得很可怕，然后把剩下半瓶也喝掉了。”

“在哪里？”

“细节我不记得了。”

“不，我是问你在哪儿过夜的？”

“你这混账鼻子真灵。我待在薇拉家。”

“她的名字叫薇拉？那个管理员？”

“没错。”

“她喝了酒吗？”

“没影响。”

“对谁没影响？”

“老天，”我说，“我跟她待在一起八小时，还不算睡觉的时间，这整段时间里她喝了两瓶啤酒，一瓶配晚餐，一瓶饭后喝。这样就会让她变成酒鬼？”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这样会让你不舒服吗？”

“就记忆所及，再没有比那一夜更舒服的了。”

“她喝哪个牌子的啤酒？”

“贝克。有什么差别？”

“你梦里喝的是什么？”

“不记得了。”

“什么味道？”

“我不记得味道了，根本没注意。”

“真凄惨。既然都梦到在喝酒了，那你也好歹细细品尝、满足一下。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不行，我得去办件事。”

“那或许晚上会见到你。”

“或许吧。”

我挂上电话，很生气。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当成一个小孩似的，而我的反应也变成孩子式的愤怒。我梦里喝什么酒有什么差别？

10

我到派出所的时候，安德烈奥蒂不在，到市中心的法院出庭作证去了。他的搭档比尔·贝拉米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想看验尸报告。

“你当时也在，”他说，“一切再明显不过。根据现场人员说，死亡时间大概是星期六深夜或星期天凌晨。所有的现场证据都支持窒息式自慰导致意外死亡的判定。每件事情——春宫图片、尸体位置、全身赤裸，一切一切都指向这个结论。当时我们都看到了，斯卡德。”

“我知道。”

“那么你或许也知道，这件事情最好别闹开来，否则报纸上会怎么炒作这个脖子上绕根绳子手淫而死的案子？而且死者还不是青春期的小孩。去年我们碰过一个案子，死者已婚，而且发现尸体的就是他太太。都是些体面的人，住在西缘大道的一户公寓，结婚十五年了！可怜的女人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她就是不明白。她连她老公手淫都不肯相信，更别说手淫时还喜欢勒着自己脖子了。”

“我可以了解那种情形。”

“那你感兴趣的是什么？难道你是保险公司的人，如果法庭裁决客户是自杀的话，就不能拿到钱？”

“我不做保险业，而且我也怀疑他没有保险。”

“因为我记得曾经有个保险调查员跑来查西缘大道那个绅士，他也保了全额保险，可能有个一百万吧。”

“保险公司不想付钱？”

“他们已经打算付钱了。自杀不理赔的条款只适用于某个期限，以防止有些人决定自杀才去投保。而那位先生已经投保很久了，所以自杀也没影响。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他皱皱眉头，然后眼睛一亮，“啊，对了。还有个意外死亡加倍理赔的条款。我得说这实在不合逻辑，我的意思是，死就是死，管你是心脏病突发还是出车祸，又有什么两样？你老婆的生活费还是照付，你的小孩读大学也还是得花相同的学费。我从来就没搞懂过。”

“保险公司不愿意接受意外死亡的说法？”

“答对了。他们说把绳子绕在自己脖子上吊死，要算自杀。那个太太找了个好律师，要保险公司全额理赔。死者是故意吊着自己没错，可是他没打算把自己弄死，这就是意外死亡和自杀的差别。”他笑了起来，好像他自己就是法官，回忆着自己审理过的案子。“不过你不是为保险的事情来的。”

“是啊，而且我很确定他没有保任何险。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一个有趣的朋友。结果证明他身上的床单比他的老二要长。”

“他的案底，大部分都是些小罪小案，不是吗？”

“从他被逮过的前科来看是这样。至于没被逮到的，谁知道？搞不好林德伯格①的儿子就是被他绑架撕票的，他却逍遥法外。”

“我想他还没老到能犯下那种年代久远的案子。他以前的生活我略有所知，只是不清楚细节。不过在过去一年里，他都没喝过酒。”

“你是说他以前是酒鬼？”

“可是他戒酒了。”

“然后呢？”

“我想知道他死的时候有没有碰酒。”

“那有什么差别呢？”

“这很难解释。”

“我有个舅舅以前喝酒喝得很凶，他现在戒掉了，而且完全变了一个人。”

“有时候会这样的。”

“你以前简直不希望自己认得他，现在他可成了个良好市民，定期上教堂，有份正当职业，待人有礼。你的朋友看起来不像喝过酒，而且现场四周也没发现酒瓶。”

“是没有，可是他也可能在别处喝过酒，也可能嗑了药。”

“你是指海洛因一类的？”

“我想有可能。”

“我看不出任何迹象。不过毒品的种类多得超乎你的想象。”

“任何毒品，”我说，“他们会做整套的验尸吧？”

“一定会的，这是法律规定的。”

“呃，那你拿到验尸报告后，可以让我看看吗？”

“只为了确定他死前有没有喝酒？”他叹了口气，“这只是我的想法。可是又有什么影响呢？难道有什么规定，禁止他死前破戒喝酒，不然就不让他葬在墓园里某个特定的好地方吗？”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解释。”

“试试看。”

“他没过过什么好日子，”我说，“也不是死得很风光。过去一年，他试着一天戒一次酒。刚开始很困难，对他来说一点也不轻松，可是他熬过去了。他从不曾有过什么成就，我只是想知道这件事他做到了没有。”

“你把电话号码给我，”贝拉米说，“等报告出来了，我会通知你的。”

我曾在格林威治村一个戒酒聚会中听一个澳大利亚人发言。“让我戒酒的不是我的脑袋，”他说，“我的脑袋只会给我惹麻烦。带着我戒酒的是我的脚，它们带我来参加聚会，而我的烂脑袋除了遵命之外别无选择。我拥有的，是一双聪明的脚。”

我的脚带领我去葛洛根开放屋。我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想着埃迪·邓菲和保拉·赫尔德特克，没留意自己走到哪儿，最后抬头一看，发现自己站在第十大道和第五十街的转角，葛洛根开放屋就在对面。

埃迪曾经穿越马路以免经过那个地方，而我现在却穿过马路要进去。

那儿并不时髦。进门左手边是个吧台，右边有几个暗色木头的火车座，中间放了几张桌子。老式的瓷砖地板，天花板是锡的，有些破烂了。

顾客全是男的。两个老头坐在前方的火车座，安安静静地让他们的啤酒冒着气。后头隔两个座位是一个穿着滑雪毛衣的年轻人，正在看报纸。房间尽头的墙上有个射飞镖的靶子，有个穿T恤戴棒球帽的家伙自己在玩。

吧台前方有两个人坐在电视前面，都没怎么专心看屏幕，两人中间有张空凳子。再里面一点，酒保正在看一份小型报纸，就是那种告诉你猫王和希特勒其实没死，以及土豆片可以治疗癌症的小报。

我走到吧台前，一只脚踏在铜栏杆上。酒保打量了我一眼才走过来。我点了可乐，他又打量了我一眼，蓝色的眼珠高深莫测，脸上没有表情。他有张窄窄的三角脸，很苍白，像是很久没晒过太阳似的。

他拿个玻璃杯装了冰块，然后把可乐倒进去。我在吧台上放了十元，他收进收银机，敲了两下键盘，找了我八个一元和两个两毛五。我把零钱留在面前的吧台上，喝着我的可乐。

电视上正在播埃罗尔·弗林和奥莉薇·黛·哈佛兰主演的老电影《圣非小路》。弗林演杰伯·斯图尔特，当时年轻得不像话的前总统罗纳德·里根饰演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电影是黑白的，中间穿插着彩色的广告。

我喝着可乐，看着电影，播广告时，我转身看看后头射飞镖的那个家伙。他脚尖抵着线，身体前倾得很厉害，我一直想着他会失去平衡，但显然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飞镖也都射中了靶子。

我进去大概二十分钟后，一个穿着工作服的黑人进来，问德维特·克林顿高中在哪儿。酒保说他不知道，这不太可能。我可以告诉他，不过我没吭声。周围也没人说话。

“应该是在这附近，”那个人说，“我有个快递要送去，客户给的地址不对，我就进来喝杯啤酒。”

“啤酒筒的机器出故障了，只压得出泡沫。”

“瓶装啤酒也行。”

“我们只有桶装的。”

“坐火车座那家伙在喝瓶装啤酒。”

“那一定是他自己带来的。”

意思很明白了。“好吧，狗屎，”那个司机说，“我还以为这里是斯托克酒吧那种花哨地方，你们对顾客一定很挑。”他狠狠瞪了酒保一眼，酒保也看着他，照样面无表情。然后那个黑人转身低垂着头快步走出去，门在他身后荡回去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射飞镖的人晃过来，酒保压了一品脱的桶装啤酒给他，又黑又浓的健力士，上头浮着厚厚的泡沫。他说：“谢啦，汤姆。”他喝了一大口，然后用袖子擦掉嘴边的泡沫。“他妈的黑鬼，”他说，“硬要闯进不欢迎他们的地方。”

酒保没搭腔，只管收钱找钱。射飞镖的人又喝了一大口，然后又用袖子擦嘴。他的T恤上印着一家叫农家小子酒馆的广告，在布朗克斯区福德汉姆路。他的棒球帽子上则是老密尔沃基啤酒的广告。

他朝着我说：“要不要射飞镖，不赌钱，这个我太拿手了，只是打发时间而已。”

“我根本不会玩。”

“只要想办法把飞镖射中靶子就行。”

“我可能会射中那条鱼。”飞镖靶上方挂着一条鱼，旁边还有个鹿头。吧台后方还有另外一条比较大的鱼，是那种嘴巴很长的，不是旗鱼就是枪鱼。

“反正打发时间嘛。”他说。

我已经记不起上回射飞镖是什么时候了，反正我从来就射不好，再练也没用。我们玩了起来，尽管他故意表现得很糟，还是没能让我看起来好一点。他赢了之后，没提自己，还说：“你射得很不错，你知道。”

“得了。”

“你很有慧根。你从没玩过，瞄准也不行，不过你的腕力运用得很好，我请你喝杯啤酒吧。”

“我喝可口可乐。”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瞄不准。啤酒会让你松弛，只想着把飞镖射中靶子。健力士黑啤酒最棒了，它能让你的心就像磨亮的银器，把污垢完全去除。你该喝一杯的，或者你要喝瓶竖琴牌麦酒？”

“谢了，我还是只喝可乐。”

他付钱让我续杯，又买了一品脱黑啤酒给自己。他说他叫安迪·巴克利。我告诉他我的名字，然后我们又比了一盘，他的脚有几次越线，故意表现出他刚刚练习时所没有的笨拙。他重施故技时，我看了他一眼，他笑了。“我知道骗不了你，马修，”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习惯使然。”

他很快赢了这一盘，我说不想再玩，他没再好言央求。这回轮我买饮料了，我不想再喝可乐，就帮他买了一杯健力士，给自己买了杯苏打水。酒保按了收银机的键，拿走了我留下的零钱。

巴克利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屏幕上，埃罗尔·弗林赢得哈佛兰的芳心，而里根很有风度地接受失败。“他以前真是个英俊的小混蛋。”巴克利说。

“里根吗？”

“弗林。我喜欢弗林，他只要看一眼，就可以让坏蛋尿湿裤子。我以前没在这儿见过你，马修。”

“我不常来。”

“你住附近吗？”

“不远。你呢？”

“也不远。这儿很安静，你知道吧？啤酒也很好，而且我喜欢他们的飞镖靶。”

几分钟之后，他又回去射飞镖了，我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一会儿酒保汤姆悄悄走过来，没问我就把我的玻璃杯加满苏打水，也没收我的钱。

走了两个人。有个人进来，低声跟汤姆讲话，然后又出去了。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进来，要了双份伏特加，一口喝尽，又要了一杯，当场喝掉，在吧台上放了张十元钞票，然后走出去。整个过程中，他和酒保都没多讲半个字。

电视上，弗林和里根在哈珀斯渡口联合对付雷蒙德·马西饰演的约翰·布朗。恶棍范·赫夫林失去了他原有的机会，恶有恶报。

电影播完后我站起来，掏出零钱，在吧台上给汤姆放了几块钱，然后离开那儿。

走到外头，我自问，我去那儿到底想做什么。起先我想到埃迪，然后我抬头看看，发现自己就站在他曾经害怕接近的地方。或许我进去是因为想知道，他在认识我之前是什么个样子。或许我是希望能偷看到“屠夫小子”本人，那个恶名在外的米克·巴卢。

然而我只见识到一个寻常酒吧，我能做的，也只是在里头泡一泡。

奇怪。

我从自己房间打电话给薇拉。“我正看着你的花。”她说。

“那是你的花，”我说，“我已经送给你了。”

“没有附带条件，嗯？”

“没有条件。我只是在想，你想不想去看电影？”

“什么电影？”

“不知道，我六点左右去接你好不好？我们可以去百老汇看电影，看完再去吃点东西。”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请客。”

“你昨天晚上请过了。”

“昨天晚上干吗了？哦，我们吃了中国菜。是我付钱的吗？”

“当时你坚持要付。”

“哦，狗屎。那今天晚餐可以让你请。”

“我就是打算这样。”

“可是看电影我出钱。”

“电影我们各付各的。”

“等你来再说吧，你说什么时候？六点吗？”

“六点左右。”

她又穿了那件宽松的蓝色丝衬衫，下身则是松松的卡其工作裤，裤脚束紧了。她把头发扎成两束麻花辫，像个印第安少女。我抓起她的辫子，放在两旁。“每次都不一样。”我说。

“我留长发大概嫌太老了。”

“这种说法太可笑了。”

“是吗？管他的，反正我根本不在乎。我留了好几年短发了，能够留长发真好玩。”

我们互吻对方，我从她的气息里闻到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这回不那么震撼了，一旦习惯了，闻起来还挺不错的。

我们继续吻下去。我的嘴移到她的耳旁，然后滑到她的脖子。她抱紧了我，热气从她的腰和胸传来。

她说：“几点的电影？”

“我们几点到就看几点的。”

“那我们不必赶时间，对不对？”

我们到时代广场的首轮电影院，哈里森·福特战胜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他比不上埃罗尔·弗林，不过比里根强一点。

看完电影我们又去巴黎绿。她试了比目鱼排，觉得不错，我还是老样子，干酪汉堡、薯条和沙拉。

她点了白酒佐餐，只喝了一杯，然后往餐后的咖啡里加了白兰地。

我们谈了她的婚姻，然后再谈谈我的。喝着咖啡，我发现我在谈简，还有我们之间是怎么不对劲起来的。

“还好你留着旅社的房间，”她说，“如果你退租之后还想再搬回去，得花多少钱？”

“一定租不起，住旅社太贵了，他们最便宜的房间一晚上要六十五元。那一个月是多少？两千元？”

“差不多。”

“当然包租的算法不一样，不过至少也要一千多。如果我搬走的话，就不可能再搬回去了。我得去别处找个公寓，而且可能负担不起曼哈顿的房租，”我思索着，“除非我认真一点，去找份真正的工作。”

“你有办法吗？”

“不知道，一年多以前，有个家伙想找我跟他合伙，正式开家侦探社。他认为我们可以接到很多企业界的业务，稽查商标盗用、防止员工监守自盗这类事情。”

“你没兴趣？”

“我动了心。那是个挑战，可以积极点做事情。不过我喜欢我现在所创造的生活空间，我喜欢能够随时去参加戒酒聚会，或者在公园散散步，坐下来看看报。而且我喜欢我住的地方，那儿是个垃圾堆，不过很适合我。”

“你住在原来的地方，也还是可以开个真正的侦探社。”

我摇摇头：“可是我不知道那样适不适合我。成功的人总是会落入一个成功陷阱，辩驳说自己必须投入那么多的时间。他们花太多钱了，而且习惯了之后，也需要那么多钱。我喜欢自己不需要太多钱的事实，我的房租便宜，我真的很喜欢这样。”

“真滑稽。”

“什么事情滑稽？”

“这个城市。不管你一开始的话题是什么，最后都会谈到房地产。”

“我知道。”

“根本无法避免。我在门铃旁边贴了个牌子‘目前无空屋’。”

“我见过。”

“可是还是有三个人来按我门铃，确定一下没有房子要租。”

“以防万一。”

“他们以为我只是一直贴着那个牌子，免得太多人来询问。而且有一两个还知道我刚失去了一个房客，所以他大概猜想，我忘了去把那个牌子取下来。今天《时报》登了个消息，有个房地产大亨宣布，要在第十一大道西边盖两栋面向中等收入人士的住宅，提供给全家年收入低于五万元以下的人。天知道这真的很有必要，可是我不认为这样能改变什么。”

“你说对了，一开始我们在谈男女关系，现在我们在谈房子。”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今天星期几？星期四吗？”

“再过一个多小时吧？”

“我什么时候碰到你的？星期二下午？好像很不可思议。”

“我知道。”

“我不想太急，可是我也不想踩刹车。无论我们之间怎么样——”

“唔？”

“保留你旅社的房间。”

我刚戒酒的时候，第三十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之间的摩拉维亚教堂有个午夜聚会。后来那个聚会搬到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的地方举行，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是个类似匿名戒酒会的组织，在时代广场边有一个大办公室。

我送薇拉回家，然后往时代广场走，去参加那个聚会。我不常去，那儿参加的人都很年轻，而且大部分人看起来以前嗑药，问题比喝酒严重多了。

不过我也不能挑，星期二晚上之后我就没参加过聚会，我已经连续两次错过了我家附近的聚会，这对我来说很不寻常，而且我也没有去参加任何白天的聚会让自己振作。更重要的是，过去五十六个小时我有一大块时间跟酒精做伴。我跟一个喝酒的女人睡觉，又在酒吧泡了一下午，还是那种种族歧视的酒吧。我应该做的，就是去参加聚会，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我到那儿时，聚会正要开始，我只来得及拿杯咖啡坐下来。发言人戒酒快六个月了，还处在我们所谓的滑稽期——混乱、困惑、没有重心。要把他的话听进去很困难，我的思绪飞驰，在自己的轨道上徘徊。

他发言结束后，我却没有勇气举手要求讲讲话。我以前碰到过很多一副“吾比汝圣洁”的家伙给我一大堆我根本不想也不要的忠告，比方说，我已经知道从吉姆·费伯和弗兰克那儿会听到什么建议。“如果你不想堕落，就别去会让你堕落的地方。没有事不要进酒吧，酒吧是喝酒的地方。你想看电视，就弄一台放自己房间；你想射飞镖，就去买个飞镖靶。”

老天，我知道任何一个戒酒几年的人会跟我讲些什么。那是换了我也一样会讲的建议。“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密切参与戒酒阶段课程，加倍参加聚会，早上起床时，祈祷上帝让你保持清醒，晚上上床时谢谢他。如果没办法参加聚会，就读一读《戒酒大书》和《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这两本匿名戒酒会的书，打电话给某个人。不要独处，因为当你只跟自己在一起时，你就是一个糟糕的同伴。还有记住这个：你是个酒鬼，你现在并没有更好。你永远不会痊愈。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不会喝醉的人罢了。”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

休息时我走掉了。我很少这样，可是现在很晚了，而且我也累了。反正我在那个房间觉得很不自在。我比较喜欢以前的午夜聚会，即使得搭出租车去参加。

走回家的路上，我想着那个想找我开侦探社的乔治·博安。我是几年前在布鲁克林认识他的，我刚升警探时跟他搭档办过一阵案子，他退休后替一个全国性侦探社工作，学到了这一行所需的知识，而且也拿到了私家侦探的执照。

机会来叩门的时候，我没有回应。不过或许现在是时候了。或许我已经习惯某个固定模式，陷入老套了。是很舒服没错，可是不知不觉时间就这么匆匆溜走了。我真的想成为一个住在一家旅社的孤单老头子，排队等着领食物兑换券，去老人中心排队领食物吗？

老天，这种想法真恐怖。

我往北走上百老汇大道，碰到乞讨的人，对方还没开口我就摇摇手把他们赶开。如果我真的开了侦探社，我心想，或许我可以让客户的钱花得更值得，或许我不会像四十年代电影里那些逃难的流民一样到处乱窜，我可以更有效率、更管用。比方说，如果碰到保拉·赫尔德特克出国，我可以打长途电话找华盛顿特区的侦探社，查出她是否使用过护照。我可以在她老爸能负担的范围内雇很多助手，花几个星期清查她失踪期间的飞机旅客名单。我可以——

要命，我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或许都没用，或许任何寻找保拉的额外努力都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若是如此，我可以放弃这个案子，去办另一个案子。

事实是，我一直想着这个该死的案子，是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德金曾说我像条追着骨头不放的狗，他说对了，不过不单是因为这样。我是一条只有一根骨头的狗，一旦失去了那根骨头，除了尽力去追回之外，我别无选择。

这样过日子的方式真蠢，过滤一切蛛丝马迹，想要找到那个失踪的女孩。为一个死去的朋友夜不成眠，想确定他死时处于没喝酒的美好状态，或许是因为他生前我没能替他做什么事。

而且，如果我没做这两件事的话，我就没有理由不去参加戒酒聚会。

匿名戒酒会里的人说，戒酒计划是一架生活的桥梁。或许对某些人适用，对我来说，那是隧道的另外一个出口。在出口的尽头，有另外一个聚会等着我。

他们说，参加聚会永远不嫌多。他们说，参加愈多聚会，你就会愈快、愈容易复原。

但那是对刚戒酒的人而言。大部分戒酒两三年以上的人，都会逐渐减少参加聚会。我们有些人一开始整天都去参加，一天去个四五次，可是没有人能一直持续下去。他们以前曾经靠参加戒酒聚会而活，但现在他们开始靠自己而活。

看在老天的分上，我还期望在聚会上听到什么新鲜话呢？我已经参加三年多了，同样的话我已经听过太多遍，最后根本是左耳进右耳出。如果我有自己的生活，如果我曾经打算有的话，靠自己而活是迟早的事。

我可以把这些话告诉吉姆，可是现在打电话给他太晚了。何况我所得到的回答，永远就是那些老词儿。“放轻松，戒酒很简单，一天戒一次，其他顺其自然，交给上帝，活着好好过日子。”

他妈的老人的智慧。

我可以在聚会上发言，这就是聚会存在的目的，而且我确定那些二十来岁的小混蛋们可以从我这里听到一大堆有用的忠告。

老天，谈起如何种盆栽植物，我也一样可以讲得很好。

我什么都没做，只是走到百老汇大道上，自言自语。

走到第五十街，等着绿灯时，我忽然想到去看看葛洛根晚上的样子应该很好玩。现在还不到一点钟，够我打烊前过去喝杯可乐。

该死，我曾经是个进了酒吧才觉得回到家的人，我不必喝酒，也照样可以享受那儿的气氛。

为什么不？

① 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是首位驾驶飞机航越大西洋的美国飞行英雄，一九三二年他襁褓中的小儿子遭绑架杀害，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事后数月嫌疑犯被捕并速审速决处死，但由于调查、审判过程疑点甚多，许多人相信凶手其实另有其人。

11

“血液酒精浓度为零，”贝拉米说，“我不知道这个城市有哪个人的血液酒精浓度为零的。”

我可以告诉他几百个这样的人，头一个就是我。当然如果我昨天一时冲动，跑去葛洛根开放屋的话，头一个就是别人了。当时内心里的声音告诉我，去那儿完全有理由而且合逻辑，而我则努力和这个想法博斗。我只是一直往北走，不做选择，然后在五十七街往左转，走到旅社，上楼睡觉。贝拉米早上打电话来，告诉我埃迪的血液酒精浓度时，我正在刷牙。

我问他验尸报告上还说了些什么，其中有一项勾起了我的兴趣。我要求他再念一遍，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小时后，我坐在东二十街一家医院的自助餐厅，喝着咖啡，那咖啡比薇拉家的好，不过好不了太多。

负责验尸的助理验尸官迈克尔·斯特林跟埃迪差不多年纪，有一张圆脸，和那副使他看起来有点像猫头鹰的玳瑁框眼镜相辉映。他头秃了，还故意把旁边的头发梳过来盖住中间秃掉的部分，结果秃得更明显。

“他体内的水合氯醛含量不多，”他告诉我，“我必须说，其实含量很少。”

“他戒酒了。”

“这表示他没有吃任何兴奋剂，甚至连安眠药都不吃？”他喝口咖啡，扮了个鬼脸，“或许他没戒掉这些药。我可以跟你保证，根据他体内血液的低含量来讲，吃这些分量的药不可能让他达到高潮。水合氯醛无论如何不会毒害身体，它不像巴比妥酸盐或其他镇静剂。有人吃高剂量的巴比妥药物保持清醒，这种药物对于提神和增强体力有神效。但如果你吃高剂量的水合氯醛，只会让你倒下去失去知觉。”

“可是他没有吃那么多？”

“吃得很少。他的血液浓度显示，他只吃了大约一千毫克，这样的剂量只会让你睡觉，让你昏昏沉沉，开始打瞌睡。而且如果他睡不着的话，吃这个剂量可以帮助他入睡。”

“这会是他致死的原因吗？”

“我不认为。根据我从教科书上学到有关窒息式自慰的案例，我猜想他死前不久才刚吃了安眠药。或许他想马上睡觉，然后又改变心意，想要趁睡前自己玩玩单人性游戏。或者他也可能习惯上先吃颗安眠药，这样玩过高兴够了后，就可以马上倒头睡觉。无论是哪一种，我想水合氯醛都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效果。你知道这种窒息式自慰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一点。”

“玩火者必自焚，”他说，“他们会因此达到高潮，很爽，所以就常常做。即使他们知道危险性，可是因为一直没出事，好像就证明了他们的做法没有错。”

他摘下眼镜，用他实验室制服外套的衣角擦了擦。“事实是，”他说，“做这个根本就不对，早晚你的幸运会用光。你知道，只要在颈动脉施加一点点压力，”他伸手过来，摸着我脖子侧边，“自然会引起心跳减慢的反射动作，这会加速高潮的来临，可是也会使你失去知觉，根本是你无法控制的。这个时候，地心引力会拉紧绳套，可是因为你失去知觉，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无法做出反应。要一个人在做这种事情时小心，就像要他谨慎地玩俄罗斯轮盘一样。无论你以前成功过多少次，下一次你失败的概率是一样的，唯一小心的方式，就是根本别做。”

我去见斯特林是搭出租车去的，回来时我换了两班公车，到薇拉家时，她正要出门。

她穿着一条我没见过的牛仔裤，有油漆的斑点，裤脚刷成须须。她把头发夹起来，塞在毛呢头巾里面，上身穿了一件领尖有扣子扣住的男式白衬衫，领口磨得旧旧的，蓝色球鞋和牛仔裤一样也溅了些油漆。她带着一个灰色金属工具箱，铰链和锁都生锈了。

“我就猜到你会来，”她说，“所以我才换了衣服。我得去对街修水管，很急。”

“他们那儿没有管理员吗？”

“当然有，就是我。除了这一栋，我还有三栋公寓要管。这样我就不会只有一个地方可住，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她换了只手提工作箱。“我不能跟你多聊了，他们那儿水管正在大漏水。你要跟着一起去看看，还是自己进去弄杯咖啡等我？”

我说我进去等她，她跟着我一起进去，让我进她房里。我跟她要埃迪的钥匙。

“你想上去？为什么？”

“只是看一看。”

她把埃迪的钥匙从钥匙圈上拆下来，然后也把她公寓的钥匙给了我。“这样你回来的时候才进得去，”她说，“这把是上头的钥匙，那个锁关门时会自动锁上。去楼上看完后，别忘了要锁两道锁。”

埃迪的公寓里窗户大开，上次我跟安德烈奥蒂打开后就没关上过。空气里仍然有死亡的气味，不过淡多了，而且除非你知道那是什么气味，否则它不会真的让你不舒服。

要除去残余的气味很简单，只要把窗帘和床具搬走，把家具、衣服和各种私人物品扔到街上的垃圾堆，大概就什么都闻不到了。然后拖一拖地板，四处喷点消毒药水，最后一点痕迹就消失了。每天都有人死掉，房东会清理房子，新房客会在下个月一号搬进来。

日子照样要过下去。

我寻找水合氯醛，可是我不知道他放在哪儿。屋里没有医药柜，浴室外头的厕所只有一个小小的洗脸台。他的牙刷挂在厨房水槽上的挂钩上，还有一管半满的牙膏，尾端整整齐齐地卷起来，放在旁边的窗台上。我在离水槽最近的碗碟橱找到了两把塑料剃须刀，一罐剃须泡沫，一瓶阿司匹林，还有一个装安纳辛牌止痛药的袖珍锡盒子。我打开那瓶阿司匹林，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手掌上，只有五粒阿司匹林药片。我把药倒回去，扭开那个安纳辛锡盒，按照指示压着后方，光是把它打开就足以引起头痛，可是打开后，只发现广告词上所说的一堆白色药片。

埃迪床边倒置的柳橙木条箱上面，放着一堆匿名戒酒会的书——《戒酒大书》《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几本小册子，还有一本薄薄的书，叫《清醒地过日子》，还有一本《圣经》，上面写着这是一本献给玛丽·史坎兰的圣礼，另一页的家谱表明玛丽·史坎兰嫁给了彼得·约翰·邓菲，而他们的儿子爱德华·托马斯·邓菲在他们结婚一年四个月后降生。

我翻着《圣经》。书在第二章打开来，埃迪在那儿藏了两张二十元钞票。我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我不想把这些钱拿走，可是留下又很奇怪。我考虑了好久，花的时间大概都值四十块钱了，然后把钞票夹回《圣经》里，再把《圣经》放回我原来发现的地方。

他的衣柜上头有一个小锡盒，里面有几个创可贴，一根鞋带，一只空的烟盒，四十三分零钱，还有两个地铁代币。衣柜上方的抽屉里面大半是袜子，不过还有一双手套，羊毛做的，掌心处是皮革，另外有一个柯尔特点四五铜制手枪皮带扣，一只绒盒子，好像是袖扣盒，盒子里面有一枚镶蓝色石头的高中毕业戒指，一只镀金的领带夹，还有一枚袖扣，上头嵌了三颗小石榴石，原来应该有四颗的，不过掉了一颗。

装内衣的抽屉里塞得满满的，里头大半是短裤和T恤，还有块手表，表带缺了一半。

色情杂志都不见了，我猜想跟着证据一起被收走了，而且大概永远都会放在哪个地方的仓库里。我没找到其他任何色情杂志或性玩具。

我在他裤子的口袋里发现他的钱包。里头有三十二元现金，一只保险套，还有一个时代广场附近那种廉价商店出售的身份证明卡。通常买这种卡片的都是一些想捏造假身份的人，其实根本骗不了任何人。埃迪倒是老老实实地都填上了他的真实姓名和地址，生日也跟家谱上写的一样，还有身高、体重、发色、眼珠颜色等等。这好像是他唯一的身份证明，他没有驾驶执照、没有社会安全卡，就算他在绿港监狱领到过一张，大概也早丢了。

我又找了衣橱里的其他抽屉，检查了冰箱，冰箱里有些馊掉的牛奶，我倒掉了，里头还有一条面包，一罐花生酱和果冻。我站在一张椅子上，检查厕所上方的架子，发现了一些旧报纸，一只铁定是他小时候用过的棒球手套，还有一盒没拆开的教堂奉献蜡烛，放在一个干净的玻璃盒里。厕所的衣服袋子里没发现任何东西，地板上的两双鞋子或橡胶室内鞋里面也是空的。

过了一会儿，我拿了一个塑料购物袋把《圣经》、匿名戒酒会的书，以及他的钱包一起装进去，其他东西都没动，然后离开那儿。

我锁门时听到了一个声音，有个人在我背后清喉咙。我转身看到一个女人站在楼梯口。她个子很小，一头灰发，眼睛在厚眼镜后头显得奇大。她问我是谁，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说我是侦探。

“可怜的邓菲，”她说，“我知道他和他父母亲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她跟我一样提着一个装满杂物的购物袋。她把袋子放下，在皮包里翻钥匙。“他们杀了他。”她沉痛地说。

“他们？”

“是啊，他们会杀了我们所有人。可怜的格罗德太太就住在楼上，他们从火灾逃生口爬进去，割断了她的喉咙。”

“什么时候的事情？”

“还有怀特先生，”她说，“死于癌症，临终前又苍老又黄，你会以为他是中国人。我们很快就都会死掉，”她说，双手战栗着、甚至带着点喜悦地绞着，“一个都逃不掉。”

薇拉回来时，我已经泡了一杯咖啡，正坐在厨房餐桌旁。她走进来，放下工具箱，说：“不要吻我，我一塌糊涂。老天，真是个脏活儿。我得打开浴室的天花板，结果一大堆垃圾就掉下来。”

“你怎么学会修水管的？”

“其实我不会。我很会修东西，过去几年断断续续学会了几种技能。我不是水管工人，不过我知道要先关掉总开关，找出漏水的地方，我也会补破洞，而且也真能补好——至少可以撑一阵子不会再漏。”她打开冰箱拿了一瓶贝克啤酒。“这工作会让人口渴，石膏粉末都跑进你喉咙，我想这一定会致癌。”

“几乎每样东西都会致癌。”

她打开啤酒，就着瓶口灌了一大口，然后从滴水板拿了个玻璃杯把啤酒倒满。她说：“我得冲个澡，不过首先我要坐下来休息两分钟。你等了很久吗？”

“只有几分钟。”

“你一定在楼上花了很多时间。”

“我想一定是。然后我又花了一两分钟做一场奇怪的对话。”我详细描述碰到那个灰发老妇人的经过，薇拉点点头表示认得她。

“那一定是曼根太太，”她说，“‘我们都会在坟墓里腐朽，死亡女神在地狱里哭号。’”

“你学得很像。”

“我的模仿本领不如修水管有用。她是这里住得最久的住户，一直都住这里，我想她可能还是在这栋公寓里出生的，已经八十多岁了，你看呢？”

“我不太会猜人家的年纪。”

“唔，如果她要买敬老票看电影的话，你会跟她要年龄证明吗？她认识每个邻居，每个老人，这表示她总是去参加葬礼。”她喝干了杯中的啤酒，又把瓶里剩下的倒进去。“跟你讲一件事，”她说，“我不想永远活着不死。”

“离永远还早呢。”

“我是说真的，马修。活太久不是件好事。在埃迪·邓菲这样的年纪死掉是个悲剧，或者像你那个保拉，前头还有大把美好人生等着她。可是等你活到曼根太太那个年纪，又一个人活着，所有的老朋友都走了——”

“格罗德太太是怎么死的？”

“我想想那是什么时候。一年多前吧，因为当时天气很暖。一个小偷杀了她，他是从窗子进来的。每户公寓都有火灾逃生口，不过不是每个房客都会使用。”

“埃迪的卧室窗子也有个逃生口，开向火灾逃生梯。不过没打开。”

“很多人都开着，因为开开关关很麻烦。显然有人从屋顶爬进来，从防火梯爬进格罗德太太的公寓，她当时在床上，一定醒来吓到小偷了，于是小偷就刺死了她。”她喝了口啤酒。“你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了吗？你到底在找什么？”

“药丸。”

“药丸？”

“可是没找到比阿司匹林药效更强的东西。”我解释了斯特林的发现，以及所代表的意义。“我知道怎么搜查一户公寓，而且也学会该怎么彻底搜查。我没撬开地板或拆开家具，不过我做了个很有系统的搜查，如果那儿有水合氯醛，我早就找到了。”

“或许他把最后一颗吃掉了。”

“那应该会有空瓶子。”

“或许他扔掉了。”

“他的垃圾桶里面没有，厨房水槽下面的垃圾堆里也没有。他还能扔到哪儿？”

“或许有人给了他一两颗药。‘睡不着吗？来，拿一颗，很有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是说他有那种混街头的小聪明吗？这附近要买药不见得都要找药剂师，街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药。如果你在街上能买到那个水绿圈圈的话，我也不会吃惊的。”

“是水合氯醛。”

“好嘛，水合氯醛。听起来像个好妈妈会给她小孩取的小名。‘小绿圈，别再惹你弟弟了！’你怎么了？”

“没事。”

“你好像心情不好。”

“有吗？或许是在楼上引起的，还有你说有些人活太久。我昨天晚上想，我不想到头来变成一个孤零零住在旅社房间的老头子。现在，我也快成了那样了。”

“好个老头子。”

她去冲澡时，我心情阴郁地坐在那儿。她出来时，我说：“我一定是在找药丸以外的东西，因为就算找到药丸，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这一点我也很好奇。”

“我只是想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他有心事，刚打算要说出来，可是我告诉他不要急，想清楚。我当时应该坐下来听他讲的。”

“这样他就不会死了吗？”

“不，但是——”

“马修，他不是因为他说出来或没说出来的事情而死的。他死，是因为他做了些愚蠢而危险的事情，而他的幸运又用光了。”

“我知道。”

“你没有少做什么事情。而现在你也没办法为他做什么。”

“我知道，他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不太认得他，马修。我不记得上回跟他讲话是什么时候了。我不知道除了‘天气不错吧？’和‘这是房租。’之外，我是不是还跟他讲过别的。”

“他有心事，”我说，“真希望我知道那是什么。”

12

下午四五点，我跑去葛洛根开放屋，没有人在掷飞镖，也没看到安迪·巴克利，不过顾客看起来还是一样。汤姆坐在吧台后面，久久才放下手中的杂志给我倒了杯可乐。一个戴着布面棒球帽的老头正在谈大都会队，哀悼一桩十五年前的球员交易。“他们换来了吉姆·弗雷戈西，”他轻蔑地说，“而换走了诺兰·瑞恩。诺兰·瑞恩呐！”

电视屏幕上，约翰·韦恩正打断某个人的话，我试着想象他推开酒吧的门，靠在吧台上，告诉酒保给他一杯可乐加水合氯醛。

我抓着可乐，慢慢地喝。快喝光的时候，我向汤姆勾勾手指，他过来伸手要拿我的杯子，可是我用手盖住了杯口。他看着我，脸上依然没有表情，我问他米克·巴卢有没有来过。

“这里人来人往的，”他说，“他们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他有北爱尔兰口音，以前我没发现。“你认得他的，”我说，“他不是老板吗？”

“店名叫葛洛根，老板不是应该叫葛洛根吗？”

“他才是老板，”我说，“他有时会穿一件屠夫围裙。”

“我六点就下班了，或许他是晚上来的。”

“或许吧，我想留话给他。”

“哦？”

“我想跟他谈谈。你会告诉他吧？”

“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要怎么跟他讲呢？”

“我叫斯卡德，马修·斯卡德。我想跟他谈谈埃迪·邓菲。”

“我可能会忘记，”他说，眼神坦然，语调平静。“我不太会记人家的名字。”

我离开那里，四处走一走，大约六点半又跑去葛洛根开放屋。人多了一点，吧台边有半打下班后来喝酒的人。汤姆不在了，接班的是一个高个儿，有一头深棕色的鬈发。他穿了一件没扣子的牛皮背心，里面是黑红夹杂的法兰绒衬衫。

我问他米克·巴卢来了没。

“没看到他，”他说，“我才刚接班，你是谁？”

“斯卡德。”我说。

“我会跟他讲的。”

我离开那儿，到火焰餐厅吃了个三明治，然后赶去圣保罗。这是星期五晚上，这表示有一个进阶课程聚会。这个星期是第六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准备进入自己的内心，改掉自己的性格缺点。我只知道，这个阶段实在没什么特别的收获，也许对别人有效，但对我来说没有用。

聚会中我一直很不耐烦，不过总算强迫自己待到最后。休息时间我把吉姆·费伯拉到一旁，告诉他我不确定埃迪死前是否清醒，法医验尸时在他的血管里发现了水合氯醛。

“在酒里掺药的事情以前经常听说，”他说，“现在不了，现在毒品发展太快了。我只听说过有个酒鬼吃水合氯醛是为了调剂一下，她有一阵子自己喝酒，喝得很节制，每天晚上吃一剂水合氯醛，可能是药丸也可能是药水，我不记得了，然后再喝两瓶啤酒。这样她才能倒下去睡个八小时或十小时。”

“结果她怎么样了？”

“不是水合氯醛对她没用，就是她买不到了吧，总之她就改喝杰克·丹尼波本威士忌。到了每天要喝一夸脱半时，她就知道自己有酒瘾的问题了。我不认为埃迪吃水合氯醛吃得很厉害，马修，这跟他戒酒戒了这么久不太符合，可是他吃多少反正也已经不是问题了，一切都已经成定局了。”

聚会后我推掉了去火焰餐厅的邀约，直接赶去葛洛根开放屋。一进门就看到巴卢，他没穿他的白围裙，可是我照样认得出他。

很难不去注意他。他站着身高超过六英尺，骨架很大，肌肉发达。脑袋像一颗大鹅卵石，又大又硬，看起来有如复活节岛上的风化岩石。

他站在吧台前，一脚踏在铜栏杆上，弯着身子跟酒保讲话，酒保还是我几个小时前见到的那个穿无扣皮背心的家伙。顾客变少了，有两三个老头坐在火车座，两个人在吧台远端那儿独饮，后方有两个人在射飞镖，其中一个是安迪·巴克利。

我走向吧台，和巴卢隔着三个凳子。我从吧台后方的镜子观察他，然后他转头过来直视着我。他打量我一下，然后转过头去跟酒保说了几句。

我走向他，他转过头来对着我。他的脸上坑坑洼洼，像是饱经风吹雨打的花岗岩，颧骨上数道血疤，有的还横过鼻梁。他的眼睛出奇的绿，眼睛周围有很多疤痕。

“你是斯卡德。”他说。

“是的。”

“我不认识你，不过我见过你，你也见过我。”

“是的。”

“你在找我，现在我在这里了。”他的嘴唇很薄，扭曲着好像要挤出一个笑容。他说：“你喝什么，老兄？”

他面前的吧台放了一瓶尊美醇牌爱尔兰威士忌，12年份的，旁边的一个玻璃杯里，两块冰在琥珀色的液体里浮沉。我说如果有的话，我喝咖啡。巴卢看看那个酒保，酒保摇摇头。

“这里的桶装健力士是东岸最好的，”巴卢说，“我不喝瓶装的，浓得像糖浆似的。”

“我喝可乐。”

“你不喝酒。”他说。

“今天不喝。”

“你一点都不喝，还是你不跟我喝？”

“我一点都不喝。”

“一点都不喝，”他问，“那是什么滋味？”

“还好。”

“很难熬吗？”

“有时候，不过有时候喝酒也很难熬。”

“啊，”他说，“那是他妈的真理。”他看看酒保，酒保便替我倒了杯可乐。他把可乐放在我面前，就走开了。

巴卢拿起酒杯，透过酒杯上方看着我，他说：“以前莫里西兄弟还在那个街角经营夜间酒吧的时候，我在那儿见过你。”

“我记得。”

“那时候，你连两只手都醉了。”

“那是那时候。”

“而这是现在，嗯？”他放下玻璃杯，看着自己的手，在衬衫上擦了擦，然后伸向我。我们的握手有一种奇怪的郑重。他的手很大，握得很用力，不过没有侵略性。我们握了手，然后他喝他的威士忌，我喝我的可乐。

他说：“你跟埃迪·邓菲之间有什么牵扯不清的吗？”他举起杯子，看着。“喝酒能改变一个人，真他妈的。不过我要说，埃迪从来就不能自控，那个可怜的混蛋。他喝醉的时候你认得他吗？”

“不认得。”

“他喝醉就没脑袋了。然后我听说他戒了酒，现在他把自己吊死了。”

“他死前一两天，”我说，“我们谈过。”

“你就是为这个来的？”

“有一些事情让他很难受，他想讲出来，可是又害怕告诉我。”

“什么事情？”

“我就是希望你能回答。”

“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知道什么危险的事情吗？他做过什么良心不安的事情吗？”

那颗大脑袋摇过来又摇过去。“他是我从小到大的邻居。他当过小偷，喝醉时会乱讲话，因此闯过一点小祸。也不过就是这样。”

“他说他以前常来这儿。”

“这儿？葛洛根？”他耸耸肩，“这是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喝喝啤酒或威士忌，消磨时光，然后继续过他们的日子。有些人会点葡萄酒或可口可乐，就这样。”

“埃迪说他以前常常泡在这里，有天晚上我们经过，他还穿过马路跑去对街，以避免经过这里。”

他的绿眼睛睁大了。“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他喝酒时大半是在这儿。我猜想他是害怕经过的话，会不由自主被拉进去。”

“老天。”他说。他扭开瓶盖，添了一些酒，那两块冰融化了，不过他好像不在意没有冰块。他拿起酒杯，专心瞪着，然后说：“埃迪是我兄弟的朋友，你认识我兄弟丹尼斯吗？”

“不认识。”

“丹尼斯跟我很不一样。他长得像我妈妈，她是爱尔兰人。我老爸是法国人，来自离马赛半个小时路程的一个小渔村。我回去过一次，一两年前，只是想看看那是什么个样子。我可以了解他当时为什么会离开，那儿什么都没有。”他从胸前口袋掏出一包香烟，点燃一根，吐出烟雾。

“我长得就像我老爸，”他说，“除了眼睛。丹尼斯和我都遗传了我妈的眼睛。”

“埃迪说丹尼斯在越战中死了。”

他的绿眼睛转向我。“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去。要把他弄出来一点也不难，我告诉他：‘丹尼斯，看在老天的分上，我只要打个电话就搞定了。’他就是不肯。”他把烟从嘴里抽出来，在烟灰缸里按熄。“所以他就去了，”他说，“结果他们把他的屁股都轰掉了。那个蠢货。”

我什么都没说，两人都静静的。一度我觉得房间里充满了死人——埃迪、丹尼斯、巴卢的父母，还有几个是我这边的鬼魂，所有那些已经死掉但仍隐隐让你良心不安的鬼魂。我想，如果我迅速转过头去，我会看到佩姬姨妈，或者我死掉的父母亲。

“丹尼斯是个绅士，”他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去，去证明他所没有的强悍。他是埃迪的朋友，埃迪以前帮他做事。他死了之后，埃迪有时候会跑来，可我没什么事情给他做。”

“他告诉过我，有天晚上他看见你把一个人活活打死。”

他瞪着我，双眼露出惊奇之色。我不知道让他惊奇的是埃迪告诉我这些，还是我居然会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他说：“他告诉你这件事，是吗？”

“他说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地下室。他说你在一个火炉室，用晒衣绳把一个家伙绑在柱子上，然后你用棒球棍把他打死。”

“把谁打死？”

“他没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几年前吧，他没详细说。”

“他当时在场吗？”

“他是这么说的。”

“你不觉得他只是在编故事吗？”他拿起杯子，却没喝。“只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编的，你说呢？一个人用根球棒把另一个人活活打死，是很残忍，但是不够精彩，这种故事可没办法拿来当下酒菜。”

“有一个比较棒的故事，几年前大家在传。”

“哦？”

“有个人失踪了，一个叫法雷利的家伙。”

“帕迪·法雷利，”他说，“这家伙难搞。”

“据说他给你惹了麻烦，然后失踪了。”

“大家是这么说的吗？”

“大家还说，你带着一个保龄球袋走遍第九和第十大道半数的酒吧，逢人就打开球袋给每个人看法雷利的脑袋。”

他喝了一口威士忌。“他们可真会编故事。”

“那件事发生时，埃迪在场吗？”

他盯着我，现在我们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酒保在吧台尾端，坐我们附近的人都走了。“这里真他妈热，”他说，“你还穿着夹克干吗？”

他自己也穿着夹克，粗花呢质地的，比我的还厚。“我觉得很好啊。”我说。

“脱掉。”

我看着他，把夹克脱掉，挂在我旁边的那张凳子上。

“衬衫也脱掉。”他说。

我脱了，然后是内衣。“好家伙，”他说，“老天在上，趁你还没感冒前快把衣服穿上。这种事得小心点，有人会跑进来跟你谈一些陈年旧事，结果都被录了音，他身上藏了他妈的窃听器。你刚刚说帕迪·法雷利的脑袋？我外祖父来自爱尔兰的斯莱戈，他总是说全世界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在都柏林找一个复活节起义①当天没在邮政总局的活人。他说，二十个勇士走进邮局，结果引起三万人走上街头。好吧，在第十大道要找一个没听说过我带着可怜法雷利的血淋淋人头的龟儿子，也一样难。”

“你是说，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哦，老天，”他说，“什么事发生过？什么事情没发生过？或许我从没打开过那个他妈的保龄球袋，或许里面装的只是个他妈的保龄球。你知道，大家都喜欢那个故事。大家喜欢听，喜欢讲，喜欢肩胛骨之间小小的颤抖。爱尔兰人这一点最糟了，尤其是他妈的这个区的爱尔兰人。”他喝了口酒，放下酒杯。“这块土地很肥沃，你知道。撒一颗种子，一个故事就像杂草一样长得到处都是。”

“法雷利怎么了？”

“我怎么会知道？或许他跑去塔希提岛，边喝椰奶边操褐皮肤的小姑娘。有人发现他的尸体了？或者看到那颗他妈的传奇的脑袋了吗？”

“埃迪知道些什么让他身处险境的事情？”

“没有，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对我不构成威胁。”

“他可能对谁构成威胁吗？”

“我想不到任何人。他做过什么？还不就偷了点东西。他曾跟几个小鬼跑去二十七街的一个统楼，偷了一堆皮草，这是我所记得他干过的最大的事情，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老板给了他们钥匙，想骗保险赔偿金。那是好几年前，好几年前了。他能对谁构成危险？老天，他不是上吊死了吗？所以他不是只对自己有危险吗？”

我们之间有一种什么，难以解释，甚至也很难理解。谈完了关于埃迪·邓菲的事情之后，我们静默了几分钟。然后他告诉我关于他弟弟丹尼斯的一件往事，说他小时候如何替弟弟顶罪，然后我告诉他以前我在格林威治村第六分局当警察的一些故事。

某些理由或某些事情把我们连在一起。谈了一阵子，他走到吧台尾端，绕进去。他把冰块装进两个玻璃杯中，两杯都加满可口可乐，然后交给坐在吧台这边的我。接着又从吧台后头拿了一瓶新的12年份尊美醇牌爱尔兰威士忌，在一个干净的玻璃杯里放了几个冰块。然后他折回吧台前，带我到角落的一张火车座。我把两杯可乐放在面前的桌上，他把威士忌开了封，倒满他的杯子，之后我们就坐在那儿大约一个小时，有一搭没一搭地互诉往事。

以前我喝酒时，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其实一直就很少。我想我们两个算不上成了朋友，友谊是不太一样的。那就好像我们两个各自心里一直存在的一个结，现在一下子都解开了。好像是某种休战宣告，假日期间暂停对立。那个小时里，我们两个之间相处得比老朋友、比兄弟还要轻松。而这一小时过去后，我们之间的种种就不会再持续，但却并不减损这一切的真实性。

中间他一度说：“老天在上，我真希望你喝酒。”

“有时候我自己也希望。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很高兴自己不喝。”

“你一定很想念酒。”

“偶尔。”

“换了我一定想死了。我不知道少了酒我还能不能活得下去。”

“我喝酒的话会更麻烦，”我说，“我最后一次喝酒，结果大病一场。我倒在街边，醒来时是在医院，完全不晓得之前我去过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送来的。”

“天哪，”他说，摇了摇头。“不过直到当时为止，”他说，“你也度过了很长一段饮酒好时光。”

“的确是。”

“那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他说，“我们两个都不能抱怨，不是吗？”

大概午夜时分，我们渐渐没话可说，我开始觉得自己在那儿待太久了。于是我站起来，告诉巴卢我得回家。

“你走回去没问题吧？要不要我替你打电话叫车？”他发现自己说错话，笑了起来。“老天，你喝的不过是可口可乐，自己走回家怎么会有问题呢？”

“我很好。”

他挣扎着站起来。“现在你知道我在哪里了，”他说，“再回来看我。”

“我会的。”

“很高兴跟你聊天，斯卡德。”他伸手搭着我的肩膀，“你人不错。”

“你也不错。”

“埃迪的事情真是让人难过。他有家人吗？有没有人替他守灵？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下葬前市政府会保管尸体。”

“这样结束真是要命。”他叹气，然后声音又恢复原状。“以后再聊吧，我们两个。”

“我很乐意。”

“晚上我大半时间都在这儿，进进出出的。不然他们也知道怎么能找到我。”

“你们早班的酒保根本不承认他知道你是谁。”

他笑了：“那是汤姆，他嘴巴很紧，对吧？不过他传话给我了，尼尔也讲了。这儿不管谁站在吧台后面，都可以找他们传话。”

我从钱包里面拿出一张名片。“我住在西北旅社，”我说，“上头有电话号码，我不常在，他们会帮我留话。”

“这是什么？”

“我的电话号码。”

“我问这个。”他说。我看了一眼，他刚才把名片转过来，看到了保拉·赫尔德特克的照片。“这个女孩，”他说，“她是谁？”

“她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来自印第安纳，夏天时失踪了。她以前就住在这一带，在附近几个餐厅工作过。她父亲雇我来找她。”

“你给我她的相片干吗？”

“这是我手上唯一有我名字和电话的东西。干吗？你认识她吗？”

他仔细看看保拉的照片，然后抬起他的绿色眼睛看着我。“不，”他说，“我从来没见过她。”

① 复活节起义，爱尔兰独立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因参与者企图占领邮政总局而引发，后遭到血腥镇压。

13

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坐在床上，抓起电话，凑到耳朵边。一个声音近乎耳语地说：“斯卡德吗？”

“你是谁？”

“忘掉那个女孩。”

梦里的确有个女孩，可是那个梦早已经如同阳光下的雪融化殆尽，我怎么样都想不起她的长相。还没搞清楚梦在哪里结束，电话就响了。我说：“什么女孩？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忘掉保拉。你永远找不到她，你不可能带她回来。”

“从哪里带回来？她怎么了？”

“别再找她，别再到处发她的照片。忘掉整件事情。”

“你是谁？”

我听到一声咔嗒。我又喂了几声，可是徒劳无功，他挂断了。

我扭开床头灯，找我的表。差十五分钟就五点了，我关灯时已经两点多，所以大概睡了不到三小时。我坐在床边，在心里重新想一遍我们的对话，试着找出话里的含义，并努力回忆那个声音。我觉得以前听过那个声音，可是却想不起是在哪里。

我到浴室，看着洗手台上头镜子里的自己。过去的种种往事在后头注视着我，我可以感觉到它们的重量压在我的肩膀上。我扭开热水，在莲蓬头下面站了良久，然后出来，用毛巾擦干，回到床上。

“你永远找不到她。你不可能带她回来。”

现在太晚了，或者该说太早，找不到人打电话说这事。我认识的人里头，唯一可能还没睡的是米克·巴卢，可是他现在大概已经醉得差不多了，而且我也没有他的电话。何况，我该跟他讲什么？

“忘掉那个女孩。”

我梦到的是保拉吗？我闭上眼睛，试图勾勒出她的影像。

再度醒来时已经是十点了，阳光亮眼。我起床穿衣服穿到一半，想起那个电话，一开始还不太确定整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我冲澡后用过的毛巾扔在椅子上，还有点湿，提供了具体的证据。我不是在做梦，有人打电话给我，逼我退出这个我已经放弃得差不多的案子。

我正在绑鞋带时，电话又响了起来。我警戒地喂了一声，然后听到薇拉说：“马修吗？”

“哦，嗨。”我说。

“我吵醒你了吗？声音听起来不像你。”

“我刚刚有点戒备。”

“你说什么？”

“我半夜被一个电话吵醒，叫我别再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刚刚电话响起时，我还以为是同一个人打来的。”

“之前不是我打的。”

“我知道，那是个男的。”

“不过我承认我昨天晚上在想你，我以为会见到你。”

“我有点事情，忙到很晚，整夜有一半时间跑去参加一个戒酒聚会，剩下的泡在一家酒馆里。”

“很不错的平衡。”

“是吗？离开酒馆后，要打电话又太晚了。”

“你查到困扰埃迪的事情了吗？”

“没有，不过突然间，另一个案子又起死回生了。”

“另一个案子？你是指保拉？”

“对。”

“只因为有人打电话叫你放弃？那就给了你一个重新拾起这个案子的理由吗？”

“那只是一部分原因而已。”

德金说：“老天，米克·巴卢，那个‘屠夫小子’。他是怎么扯进来的？”

“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跟他泡了一两个小时。”

“真的？你这阵子真是改变太多了。你做了些什么，找他出来共进晚餐，看他用两只手吃饭？”

“我们在一个叫葛洛根的酒吧。”

“离这里几个街区而已，对吧？我知道那个酒吧，是个黑帮小酒馆，据说是他开的。”

“我想也是。”

“不过当然表面上他不能开，因为州政府不喜欢让重罪前科犯登记酒吧执照，所以一定要找个人出头。你们两个做了些什么，玩扑克牌？”

“喝东西和撒谎。他喝爱尔兰威士忌。”

“你喝咖啡。”

“可乐，他们没有咖啡。”

“那种猪窝，他们还有可乐算你走运了。他跟波莉有什么关系？不是波莉，保拉，他和她有什么关联？”

“我不确定，”我说，“不过他看到保拉的相片时，表情微微一震，然后几个小时后，有人打电话吵醒我，叫我放弃这个案子。”

“巴卢打的？”

“不，不是他的声音。我不知道是谁，猜到几个可能的人选，不过都不确定。乔，告诉我关于巴卢的事情。”

“讲什么？”

“据你所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他是个禽兽，我知道他属于他妈的监狱。”

“那为什么他没被关进去呢？”

“最坏的坏蛋永远能逃脱，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钉牢他们。你连个证人都找不到，就算找到，他也得了健忘症，不然就是失踪，他们失踪的方式很好笑。你听过那个故事吗？巴卢带着一个家伙的脑袋在城里到处招摇？”

“我知道那个故事。”

“那个人头或尸体从来没被找到过。不见了，没有线索，完毕。”

“他怎么赚钱？”

“不会是开酒吧。刚开始他帮一些意大利人办事，他块头大得像一栋房子似的，而且他一向是个凶悍的混蛋，他也喜欢这种工作。那些西区地狱厨房出来的凶悍爱尔兰人，向来都是去替人当打手。我猜巴卢这方面很行。比方说你跟一个放高利贷的借钱，结果拖了几个星期没还，这个大块头就会穿件沾血的围裙走向你，手上挥舞着屠刀。你该怎么办？告诉他下星期再来，还是会拿现金出来给他？”

“你说他曾经是重罪前科犯，到底是什么罪名？”

“伤害。那是很久以前了，我想他还不到二十岁吧。我非常确定他只被逮过这一次，我可以找找资料。”

“不重要，他一直都在当打手吗？”

他身子往后靠。“我不认为他现在还会去替人当打手，”他说，“你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因为如何如何所以要打断某人的腿，我不认为巴卢会抓起一根大铁棒自己去办。不过他可能会派个人。他还做了些什么事？我想他从街上弄了点钱，赚点小外快。很多酒吧他也都有投资，不过这些听说来的狗屎永远不知道该信哪个。他的名字跟一大堆事情扯上关系，比如抢劫运钞车，几桩持枪抢劫。你记不记得几年前，五个持枪的蒙面客从富国银行抢走三百万？”

“不是逮到一个涉案的人吗？”

“对，可是还没等到有人问对他问题，他就意外死了。然后他老婆也死了，他某个女朋友也有关系，你永远猜不到她怎么了。”

“死了吗？”

“失踪了。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失踪了，另外有两个，出现在肯尼迪机场外头停车场的汽车行李箱里。我们听说过谁谁谁是抢劫富国银行的蒙面客，不过在我们找到他们之前，就接到通知，说他在肯尼迪机场自己那辆雪佛兰车的后行李箱被发现。”

“那巴卢——”

“应该是主谋，不过只是传说，没人敢大声讲出来，因为你最后可能跟你的朋友亲戚一起死在机场的停车场。但据说，整件事情是巴卢设计运作的，而且他可能独吞了那三百万，因为没有一个活人分到。”

“他跟贩毒有关吗？”

“我没听说过。”

“卖淫呢？他是人口贩子吗？”

“那不是他的作风。”他打了个呵欠，用手梳了梳头发。“还有个家伙也叫‘屠夫’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布鲁克林的一个混混。”

“‘屠夫’多姆。”

“就是那个。”

“混本森赫斯特一带的那个。”

“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卡罗帮的人。大家叫他‘屠夫’是因为他名义上是在屠宰工会做些幕后工作，他就是这么赚钱的，叫多米尼克什么的，我忘了姓什么，是个意大利的姓。”

“真的？”

“两年前被开枪打死了。在他这行，这叫自然死亡。重点是——大家虽然是因为他表面的工作而叫他屠夫，但不管怎么叫都一样，他就是个残忍的混蛋。曾经有个故事，有几个小孩去抢教堂，他活剥了他们的皮。”

“教他们点规矩。”

“是啊，他一定是个信仰虔诚的人。马修，我的结论就是，要是你碰到一个绰号叫‘屠夫’，或‘屠夫小子’，或他妈的什么人，那就是个该关进笼子里的禽兽，是个吃生肉当早餐的家伙。”

“我明白。”

“如果我是你，”他说，“我会找出我所能找到最大的枪，立刻跑去朝着他后脑勺开枪。要不然，我就他妈的离他远一点。”

大都会队回到纽约主场跟匹兹堡海盗队打周末三连战，昨天晚上赢了，而且看起来战绩遥遥领先。我打电话给薇拉，可是她家里有些杂事要做，对棒球也没有迷到要放下一切跑去看球的地步。吉姆·费伯在他的店里，答应六点前要给一个客户赶东西。我翻着我的电话本子，又打电话给两个在圣保罗认识的朋友，可是一个不在家，另外一个没兴趣去谢亚球场看球。

我可以待在家里看电视转播，全国广播公司挑了这场球当他们的本周球赛，可是我不想整天坐在家里。我有事情却不能去办，有些得等到天黑，有些得等过完星期天，而且我想出门去别的地方，而不是坐在家里看表。我努力思索可以找谁去看球，却只能想到两个人。

第一个是巴卢。我怎么会想到他，真是可笑。我没有他的电话，就算有也不会打，他或许不喜欢棒球，就算他喜欢，我也无法想象我们两个坐在球场，吃着热狗，对着裁判的判决大嘘特嘘。这只不过显示我们两个度过的前一晚，让我对两人之间的交情产生了某种幻想，才会立刻想到他。

另一个人是简·基恩。我不用查她的电话号码，拨了号之后响两声，在她本人或答录机接电话之前，我就挂断了。我坐地铁到时代广场，转了法拉盛线直达谢亚球场。门票卖光了，不过有一堆小孩站在门口卖黄牛票，奥贺达投出了三支安打，他的队友帮他得了几分。天气如常。新人杰弗里五个打数打出四支安打，包括一支二垒安打和一支全垒打，而且在左外野还接杀了一个凡·斯莱克所击出的飞得很低的平飞球，让奥贺达保持完封战果。

坐我右边那家伙说，他曾在威利·梅斯的新人球季去马球球场看过他打球，至今讲起来还很激动。他也是一个人来看球，九局从头到尾一直讲个不停，不过总比坐在家里看那些永远播不完的广告要好。坐我左边的人则是每局喝一瓶啤酒，一直喝到第七局球场小卖部不卖为止。他在第四局多喝了一瓶，补偿他泼在他鞋子和我鞋子上的那半瓶。坐在那儿闻着啤酒味很烦，然后我提醒自己，我有个平常身上不是苏格兰威士忌就是啤酒味的女朋友，而且我前一天晚上自愿跑到一个黑帮酒吧去闻走味的啤酒，还在那儿待了挺久的。所以如果我的邻座看到主场球队得分而喝点啤酒，我实在没有理由生气。

我自己吃了两个热狗，喝了一瓶根汁汽水，开场唱国歌和第七局伸懒腰时都站起来①，而且当奥贺达以一个很低的外角曲球让海盗队最后一个打者挥棒落空时，我也振臂欢呼。“他们在季后赛会横扫道奇队，”我的新朋友跟我保证，“不过碰上奥克兰就很难讲了。”

我稍早和薇拉约了吃晚饭，我回旅社刮胡子换衣服，然后去她那儿。她又把头发编起来了，盘在头顶，像个皇冠，我告诉她看起来很漂亮。

她厨房里还是放着那瓶花，花已经开尽了，有几朵花瓣都已凋谢。我告诉她，她说她想把花再多留一天。“把它们扔掉好像很残忍。”她说。

我吻她的时候，尝到她嘴里的酒味，我们在决定要去哪儿的时候，她喝了点苏格兰威士忌。我们两个都想吃肉，所以我建议去石瓦，那是在第十大道的一家牛排馆，中城北区和约翰·杰伊学院的很多警察都去那儿。

我们走去那儿，坐在靠近吧台的一张桌子旁。我没看到认识的人，不过有几张面孔好像有点印象，而且餐厅里的每个人看起来好像都像在值勤。如果有人笨到要来抢这个地方，一定会被一堆带左轮手枪的包围，我想这里至少有一半的顾客带枪。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薇拉，她开始计算我们在双方交火时被射中的概率。“换作几年前，”她说，“我就不会坐在这种地方。”

“因为怕被流弹射中？”

“因为怕被故意射中。到现在我还很难相信，自己居然跟一个当过警察的人约会。”

“你跟警察有过很多不愉快吗？”

“这个嘛，我掉了两颗牙齿，”她说，指指那两颗在芝加哥被打掉而换过的上门牙，“而且我们老是跟警察起冲突。我们被当成间谍组织，可是我们老认为组织里有联邦调查局的人混进来。此外，我数不清有多少次，有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跑来盘查我，或者去找邻居长谈。”

“那一定活得很痛苦。”

“根本就疯掉了，可是离开组织又让我痛苦得要死。”

“他们不让你走？”

“不，不是那么回事。而是这么多年来，进步共产党给了我生命的全部意义，离开它，就好像承认那些年都浪费掉了。而且第一个我就会怀疑自己，我会觉得进步共产党是对的，我只是想逃避，就此失去改变世界的机会。你会一直想一直想，那是一个看到你自己成为重要一分子的机会，你将会站在新历史的最前端。”

我们悠闲地吃着晚餐，她点了牛排和烤马铃薯，我点了综合烤肉，我们还分享了一份凯撒沙拉。她一开始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喝红酒佐餐，我点了杯咖啡，又续杯。她叫咖啡的时候要求一小杯雅文邑白兰地配酒，女招待去问了吧台说没有，于是她改成干邑白兰地。想必不会太糟，因为她喝完又点了一杯。

账单上的数字有点吓人，她要各付各的，我没有太努力劝她打消念头。“其实，”她看着账单上的细目，“我应该付三分之二左右，还要更多，我喝了好多酒，而你只喝了一杯咖啡。”

“算了吧。”

“我的主菜也比你的贵。”

我叫她别再争了，然后我们平分了餐费和小费。出了餐厅，她想散步清醒一下。时间很晚了，街上乞丐不多，不过还是有几个。我给出去几块钱。那个罩着披肩眼神狂野的女人也拿到了一块。她手里还抱着婴儿，不过没看到她的其他小孩，我尽量不要去想那些小孩哪儿去了。

我们往市中心走了几个街区，我问薇拉是否介意在巴黎绿停一下。她看着我，开起玩笑来。“对一个不喝酒的人来说，”她说，“你实在逛了不少酒馆。”

“我想找个人谈点事情。”

我们穿过第九大道，走进巴黎绿，在吧台坐下。那个有鸟巢大胡子的酒保不在，当班的人我不认得。他很年轻，一头茂密的鬈发，神情有点恍惚。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联络其他酒保，我走进去找经理，跟他形容我想找的那个酒保。

“那是加里，”他说，“他今天晚上休假。明天再来，我想他明天晚上值班。”

我问他有没有加里的电话号码，他说他不能给。我又问他可否替我打个电话给加里，看他愿不愿意接我的电话。

“我真的没时间做这些事，”他说，“我在这里忙着经营餐厅。”

要是我还有警徽的话，他就会乖乖给我电话号码。如果我是米克·巴卢，我就带两个朋友回来，让他看看我们怎么把他餐厅的桌子椅子扔到街上。还有一个方法，我可以给他五块十块补偿他损失的时间，可是我不喜欢这样。

我说：“帮我打那个电话。”

“我刚刚说过——”

“我知道你刚刚说过些什么，要不你就帮我打电话，要不你就把那个他妈的电话号码给我。”

要是他拒绝的话，我真不知自己会怎么样，不过我的声音或表情一定让他改变心意了。他说：“等一下。”然后走到后头去，我走到薇拉旁边，她正在喝白兰地，她问我事情进行得怎么样，我说一切都没问题。

那个经理再度出现的时候，我走过去。“电话没人接，”他说，“这是电话号码，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打打看。”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纸条。“干吗不信呢？我当然相信。”

他看看我，眼神警戒着。

“对不起，”我说，“我有点过分了，我道歉。这两天不太好受。”

他挥挥手走开。“嘿，没什么，”他说，“别在意。”

“这个城市。”我说，好像这样就可以解释一切。他点点头，好像的确如此。

后来他请我们喝一杯，我们从彼此敌对的紧张气氛中一起解脱出来，好像忘记当初的对立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其实并不真想再喝一瓶巴黎水，可是薇拉又趁机喝起另一杯白兰地了。

我们刚走到外头，新鲜空气一吹，几乎让她当场倒下。她抓住我的手臂保持平衡。“我感觉得到最后那杯白兰地的酒力。”她宣布。

“不是吹牛。”

“你什么意思？”

“没事。”

她挣脱我，鼻翼闪亮，脸色一沉。“我好得很，”她说，“我自己可以走回家。”

“放轻松，薇拉。”

“不要叫我放轻松，‘吾比汝圣洁’先生，‘吾比汝清醒’先生。”

她大步走下街道，我跟上去，什么都没说。

“对不起。”

“没什么。”

“你没生气？”

“没有，当然没有。”

回家的路上，她没再说些什么。到了她的公寓，她抓起厨房桌上那把枯萎的花，然后在地板上与花共舞。她低低哼着歌，可是我听不出音调，转了几圈后，她停下来开始哭，我把那束花从她手上拿开，放回桌上，我抱着她，她仍在抽泣。哭泣停止后，我放开她，她往后头走，开始脱衣服，然后把脱下来的衣服都扔在地板上。她脱得一干二净，然后直接走到床边躺下来。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

“不要离开我。”

我待到确定她已经沉睡，然后出门回家。

① 美国棒球赛惯例是到第七局会休息片刻，播放棒球代表曲目《带我去看球》，让观众舒展筋骨。

14

早上我试了加里的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也没有答录机。早餐后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我出去散了老半天步，回旅馆又试了第三次。我把电视打开，可是所有节目不是经济学家在谈贸易赤字，就是福音节目在谈末日审判。我把电视关掉，然后电话响了起来。

是薇拉。“我应该早点打电话给你的，”她说，“可是我想先确定自己还能活下去。”

“今天早上很难受吧？”

“老天，我昨天晚上很离谱吧？”

“没那么糟。”

“你怎么说都没关系，而且我也不能证明你是错的。我已经不记得后来怎么样了。”

“呃，后来你有一点意识不清。”

“我记得在巴黎绿喝了第二杯白兰地，我记得当时还告诉自己，不必因为酒是免费的就非喝不可。那个经理招待了我们一杯饮料，是吧？”

“是这样没错。”

“搞不好他在里头放了砒霜。我简直希望他真的放了。之后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我是怎么回家的？”

“走回去的。”

“我变得很讨人厌吗？”

“别担心那个了，”我说，“当时你喝醉了，而且失去记忆。你没有吐，也没有打人，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确定吗？”

“确定。”

“我恨我自己失去记忆，我恨我自己失去控制。”

“我知道。”

我以前一直很喜欢星期天下午在苏荷区的一个戒酒聚会，可是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去过了。以前我会和简共度星期六，我们会一起逛画廊，出去吃晚餐，然后我在她那儿过夜，次日早上，她会做一顿丰盛的早午餐。我们四处走走，逛逛街，时间一到，我们就一起去参加那个戒酒聚会。

我们不再见面之后，我也没再去过那个聚会。

我坐地铁到市中心，在春日街和西百老汇大道逛了一大堆商店。苏荷区大部分的画廊星期天都不开门，不过有几家照常开放，有个展览我喜欢，是写实风景画，全都是中央公园。大部分画都只有草、树和公园长椅，背景里没有模糊的建筑物，然而无论画面表现得多么宁静、多么绿意盎然，你还是看得出明显的城市环境。这位画家不知怎的能把城市顽强的能量渗透到那些油画里，我永远猜不透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到了聚会的地方，简在那儿。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见证上头。到了休息时间，我坐到她旁边的位子。

“真滑稽，”她说，“我今天早上才想到你。”

“我昨天差点打电话给你。”

“哦？”

“想问你要不要去谢亚球场。”

“真有趣，我看了那场比赛。”

“你去球场了？”

“看电视转播，你真的差点打电话给我？”

“其实我打了。”

“什么时候？我一整天都在家。”

“响两声我就挂断了。”

“我记得那通电话，我还在奇怪是谁打来的，事实上——”

“你猜到可能会是我？”

“嗯，那个念头掠过我心里，”她眼睛盯着放在膝盖上的手，“我想我不会去的。”

“去看球？”

她点点头：“不过很难说，不是吗？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回答你。你会怎么说？我又会怎么答？”

“聚会后要不要一起去喝杯咖啡？”

她看着我，然后目光移开。“哦，我不知道，马修，”她说，“我不知道。”

我刚开始说一些事情，主席就拿着一个玻璃烟灰缸敲敲桌子，表示聚会要重新开始了，我回到原来的座位。聚会最后，我举手，被叫到后，我说：“我名叫马修，我是个酒鬼。过去两个星期，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喝酒的人在一起。有些是因为职业需要，有些是社交需要，至于哪个是哪个就不太容易说清楚了。前几天晚上我花了一两个小时在一个酒吧里，和一个人闲聊，就跟以前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我喝的是可乐。”

我又讲了一两分钟，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有人又举手被叫到，谈起她住的那栋建筑要变成合作公寓了，而她看不出来自己哪里有办法供得起现在住的那户公寓。

祈祷完，我们把椅子放回角落堆起来，然后我问简要不要去喝咖啡。“我们几个人要去街角一家店，”她说，“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

“这样不太好吧。”

我说我陪她走到那儿，我们可以在路上谈。可是走到外头下了阶梯，我又想不起原先想跟她讲什么，于是我们静静地走了一段路。

“我想念你。”我在心里说了几回，最后我终于大声说出来。

“是吗？有时我也会想念你，有时我会想到我们两个，觉得很伤心。”

“是啊。”

“你在跟别人交往吗？”

“一直没兴趣，一直到大概上个星期。”

“然后？”

“我陷进去了。不是刻意的，我想事情就是那样发生了。”

“她不是戒酒会里的人？”

“当然不是。”

“意思是，她应该参加吗？”

“我不知道谁该参加。反正不重要，反正我们也不会有结果。”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想我会害怕花很多时间跟一个喝酒的人在一起。”

“这样的害怕或许是健康的。”

“你认识汤姆吗？”我试图搜寻回忆，她一直在跟我描述一个市中心匿名戒酒会的长期会员，我却始终想不起来。“总之，”她说，“他戒酒二十二年了，一直参加聚会，当一大堆人的辅导员，诸如此类的。结果他去巴黎度假三个星期，有天走在街上，和一个很漂亮的法国女孩聊起天来，她说：‘想不想喝杯葡萄酒？’”

“他怎么说？”

“他说：‘有何不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戒了二十二年，参加过天知道几千次聚会。‘有何不可？’”

“他后来恢复戒酒了吗？”

“好像办不到。他戒了两三天，然后又出去喝酒。他现在看起来很可怕，他也醉不了多久，因为他的身体禁不起这样喝。两三天后，他就进了医院。可是他没办法戒掉，后来他来参加聚会，我根本不敢看他，我想他搞不好快死了。”

“潮流最前端。”我说。

“什么意思？”

“只是某个人说过的某件事。”

我们转到街角，到了她和朋友约好要碰面的咖啡店。她说：“你不进来一起喝杯咖啡吗？”我说不要了，她也没有试图说服我。

我说：“我希望——”

“我知道，”她说，伸手握住我的手。“事实上，”她说，“我想我们将来或许能相处得更轻松一些，但是现在太快了。”

“显然如此。”

“那一段太伤心了，”她说，“伤害太深了。”

她转身走进咖啡店。我站在那儿，看她进门。然后开始散步，没注意我走到哪儿，也不在乎去哪儿。

我一从沉湎的情绪中回过神来，就立刻找了个公共电话打给加里，没人接电话。我搭了地铁往上城，走到巴黎绿，发现他在吧台后面。吧台是空的，不过旁边有几桌客人在吃迟来的早午餐。我看着他调了两杯“血腥玛丽”，然后又在两个郁金香形的高脚杯里，加了一半柳橙汁和一半香槟。

“这是‘含羞草’，”他告诉我，“完全不配，加起来的味道不如分开喝。要我的话，要么就喝柳橙汁，要么就喝香槟，可是不要把两样加在同一个杯子里。”他拿出一块抹布擦擦我前面的吧台。“喝什么？”

“有没有咖啡？”

他叫了一个招待送杯咖啡到吧台来，然后凑近我：“布赖斯说你在找我。”

“那是昨天晚上。之后还打过几次电话去你家。”

“哦，”他说，“我恐怕得告诉你，昨天晚上我根本没回家过夜。感谢上帝，这世界上还有女人愿意把一个可怜的酒保当成浪漫偷情的对象。”他胡子后面的嘴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如果你找到我的话，你会说什么？”

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听着，点点头。“没问题，”他说，“我可以去做。不过，我今天的班是到晚上八点，还有好久，可是现在找不到代班的人。除非——”

“除非怎样？”

“你要不要客串酒保？”

“不了，”我说，“我八点左右再来找你。”

我回到旅社，试着看接近尾声的美式橄榄球赛，可是坐不住。我出门逛逛，走着走着才发现自己早餐后就没吃过东西，然后在一个比萨摊子停下来，在买的比萨里加了一大堆碎辣椒，希望吃了能让自己振作一点。

离八点还有几分钟的时候，我回到巴黎绿，边喝可乐边等加里清点现金和支票办理交班。我们一起走出去，他又问了我一次那个地方的店名，我告诉了他，他说没听过。“不过我很少去第十大道，”他说，“葛洛根开放屋？听起来像个典型爱尔兰酒吧。”

“差不多。”

我们复习一遍我要他做的事，然后我待在对街，他缓步走向葛洛根的前门，进去。我站在人行道上等着，时间慢慢过去，我开始担心有什么不对劲，说不定我把他推进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如果换了我自己去会不会更糟。正想到一半，店门推开了，他走出来。他把手插在裤口袋里，慢悠悠地走着，看起来简直快活得不真实。

我配合着他的速度走了半个街区，然后过马路到他那一边。他说：“我认识你吗？暗号是什么？”

“认出什么人了吗？”

“嗯，没问题，”他说，“之前我不确定还能认得他，可是看一眼我就认出来了。而且他也认得我。”

“他说什么？”

“没说什么，只是站在我面前等我点酒。我没表示我认得他。”

“很好。”

“可是，你听我说，他也没表示他认得我，但我看得出来，他偷偷望向我这边的样子。哈！做贼心虚，是这么说没错吧？”

“一般是这么说。”

“那家小店不错，我喜欢他们的瓷砖地板还有暗色木头，我喝了一瓶竖琴牌麦酒，然后边喝第二瓶，边看两个家伙射飞镖。其中有一个，我敢说他一定大半辈子都在当比萨斜塔，我老想着他快摔到地板上了，可是他没有。”

“我知道你在讲谁。”

“他喝健力士啤酒。那种味道对我来说太重了。我想可以掺点橙汁喝。”他打了个寒战说：“不晓得待在那种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唯一的调酒就是苏格兰威士忌加水，偶尔调杯伏特加掺汤力水。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听到有人点杯‘含羞草’，或者‘哈维撞墙’，或者‘西克利·迪克利·台克利’①随便什么的。”

“那是什么鬼？”

“你不会想知道的。”他又打了个寒战。我问他在那儿有没有认出其他人。“没有，”他说，“只有那个酒保。”

“他就是你提过以前跟保拉在一起的那个人。”

“用葛洛根那些家伙的话来说，‘就是那小伙子本人’。”他又再度沉思起来，想象待在一个简单、诚实的酒吧里工作的欢欣，那儿没有羊齿植物盆景装饰，也没有正经八百的雅皮。“当然啦，”他提醒自己，“那里的小费很少。”

这也提醒了我。我先前已经准备好一张纸钞，这会儿我掏出来，递给他。

他怎么都不肯拿。“你给我的生命带来一点点小刺激，”他说，“我付出了多少？十分钟和两瓶啤酒的代价？有一天我们坐下来，你就可以告诉我整件事情的结果，甚至连啤酒都可以让你请，够公平吧？”

“够公平。可是事情不见得都有结果，有时候就是成了悬案。”

“我愿意赌一下。”他说。

我晃荡了十五分钟，然后独自回葛洛根。我没看到米克·巴卢，安迪·巴克利在店后头射飞镖，尼尔站在吧台后。他穿得跟星期五晚上一样，黑红法兰绒衬衫外罩皮背心。

我站在吧台前，点了一杯不加味的苏打水。他端来的时候，我问他巴卢有没有来。“他早些时候来过，”他说，“稍晚可能会来。你要我跟他说你在找他吗？”

我说没关系。

他走到吧台尾端。我喝一两口苏打水，不时朝他那儿看一眼。做贼心虚，这是加里的说法，看起来是如此。原先很难确定是他的声音，前两天凌晨打来的那个人哑着嗓子，接近耳语，可是我猜出是他。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挖出多少，或者根据目前所知道的去做些什么。

我站在那儿一定有个半小时了，他就一直待在吧台尾端。我离开时，那杯苏打水还很满，离杯口不超过半英寸。他之前忘了跟我收钱，我也没留小费给他。

德鲁伊城堡的经理说：“哦，对，尼尔，尼尔·蒂尔曼，没错。他怎么了？”

“他在这里工作过？”

“工作了大概六个月，大概是春天时离开的吧。”

“所以他曾和保拉一起在这儿工作？”

“我想是吧，不过没查过我不敢肯定。资料在老板办公室，现在锁着。”

“他为什么会离开？”

他犹豫了一下。“这里的人来来去去，”他说，“我们的员工更替频率很惊人。”

“你们为什么会请他走人？”

“我没说是我们开除他的。”

“可是事实如此，不是吗？”

他不自在地说：“我不想谈。”

“他有什么问题？他私生活有问题吗？还是偷吧台的钱？”

“我真的觉得不该谈。如果你明天白天来，或许可以问问老板。可是——”

“他可能是个嫌疑犯，”我说，“可能是一宗杀人案。”

“她死了吗？”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了。”

他眉头紧锁：“我真的什么都不该说的。”

“你的谈话不会列入记录。只是我自己调查而已。”

“信用卡，”他说，“没有确实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肯说。不过看起来好像是他伪造顾客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我不知道他动了什么手脚、怎么动的，不过事情不太对劲。”

“你们开除他的时候怎么跟他说？”

“不是我开除的，是老板。他告诉尼尔，他不适合在这儿工作，尼尔也没有争辩。看起来很像是承认有罪，你不觉得吗？他在这儿做了这么久，不会没有原因就开除他的，可是他没问原因。”

“保拉是怎么被扯进来的？”

“保拉也介入了吗？我不知道她也有份。她是自己要走的，没人开除她，而且我很确定我们开除尼尔后，她还在这儿继续做。如果她曾经和他共事——呃，他们可能共事过，不过不是走得很近，没见过他们在角落说悄悄话之类的，反正我从没想过他们两个在交往。没有人说闲话，我当然也不会刻意去打听。”

接近午夜时，我带着两杯咖啡隔着马路守在葛洛根对面。我找到一个门口坐下来，喝着咖啡，看着对面。我想我在那儿不会太醒目，很多门口都有人，有些站着，有些躺着，我比大部分人都穿得好，不过不是比每一个都好。

比起站在那儿等加里时，现在时间走得快一些。我的心绪漂荡，努力想解开一个谜团。十来分钟过去了，我还是牢牢盯着葛洛根的门口。监视时，你必须让自己的思绪漫游，否则会无聊得发疯，可是你又得学着收心，这样当你看到应该注意的事情时，才能让心绪回到原点。偶尔有人进出葛洛根酒吧，都会把我从白日梦中拖回来，去注意进出的是些什么人。

有几个人同时离开，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又有四五个人走出来。这两批人里头，我唯一认得出的只有安迪·巴克利。第二批人走掉之后，门又关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店里的顶灯都熄了，只剩下昏暗的光影。

我过了街，正对那儿站着，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不过也靠店门口更近，要躲开就更困难了。看起来尼尔在里面忙，做些关门前该做的事。当门打开时，我往后缩一点，他拖着一个大垃圾袋走到街上，丢进一个绿色的垃圾拖车箱。然后他回到店里，我听到上锁的声音，声音很模糊，不过就算隔着一条街，只要留心还是听得见。

时间又慢吞吞地过去了一点，门又一次打开，他走了出来。他把铁门拉下来锁住。店里依然有模糊的光影，显然那些灯是为了安全起见而整夜开着。

他把所有挂锁都锁上之后，我站起身，准备跟在他后面。如果他招出租车，那我就不跟了；如果他去坐地铁，那我大概也算了；可是我猜他很有可能是住在附近，而他如果是走路回家，要跟踪他就不会太难了。我之前在曼哈顿的电话簿上没查到他的名字，所以想知道他住在哪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带我去。

我不确定找到他住的地方该怎么办，或许要靠耳朵吧。说不定我可以在他公寓门口拦下他，看他会不会说出什么来；说不定我可以等到他不在的时候，想办法进他公寓里。不过首先，我得跟踪他，看看他住在哪儿。

没想到他哪儿都没去，就站在那儿，跟我一样躲在门口，冷得缩着肩膀，两手圈住嘴哈着气。我没那么冷，不过他只穿了背心和衬衫。

他点了一根烟，抽到一半就扔了，烟滚到人行道边，拉出几星火花。火熄了之后，第十大道上一辆往上城方向的汽车右转，停在葛洛根门口，挡住了我的视线。那是一辆加长型的银色凯迪拉克。车子的玻璃都是暗的，我看不到开车的人，也不知道里面坐了几个人。

有一会儿我以为会听到枪声大作，我以为枪响之后，车子会飞快开走，然后我会看到尼尔抱着肚子倒在人行道上。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跑到车旁，乘客座旁边的车门打开，他上了车，关上车门。

凯迪拉克开走了，只剩下我一个。

① “哈维撞墙”和“台克利”均为鸡尾酒名。

15

我淋浴时就觉得听到了电话铃响，出来时又响了。我在腰间围了一条浴巾跑去接。

“斯卡德吗？我是米克·巴卢，我吵醒你了吗？”

“我已经起床了。”

“好家伙。现在很早，可是我得见你。十分钟之内行吗？就在你旅社门口怎么样？”

“最好是二十分钟。”

“你就尽早吧，”他说，“我们可别迟到了。”

迟到什么？我迅速刮胡子，穿上西装。我一夜没睡好，一直在做梦，梦里都是监视门口和路过的汽车朝外开枪。现在是早晨七点半，而“屠夫小子”约我见面。为什么？做什么？

我打好领带，抓了钥匙和钱包。楼下大厅没有人在等，我走到外头，看到车子停在街边，就在旅社门口的消防栓前面，是那辆银色的大凯迪拉克。车窗都是暗色玻璃，可是这回我可以看见他坐在方向盘后面，因为他把乘客位置旁的车窗摇了下来，身子探过来向我招手。

我穿过人行道，打开车门，他穿了一件白色的屠夫围裙，脖子以下都遮住了。白色棉布上有铁锈色的污渍，有些还很鲜艳，有些漂白过已经褪色了。我发现自己不太确定跟一个穿这种围裙的人同车是否明智，不过他的态度让我没有理由害怕。他伸出手来，我跟他握了一下，然后上车，把门关上。

他把车子驶离路边，开向第九大道的街角，停下来等绿灯。他又一次问是不是吵醒了我，我说没有。“原先你们前台的人说电话没人接，”他说，“可是我叫他再接上去试试看。”

“我在洗澡。”

“可是你晚上睡了吗？”

“只睡了几小时。”

“我还没上床呢。”他说。绿灯亮了，他抢在车群前头很快地左转，然后到了第五十六街不得不又在红灯前面停下来。今天是阴天，空气让人感觉得出来快下雨了，透过暗色车窗，天空看起来更阴晦。

我问他要去哪儿。

“屠夫弥撒。”他说。

我脑袋里冒出一些怪邪的异教仪式，人们穿着沾血的围裙，挥舞着屠刀，献祭一头小羊。

“在圣伯纳德教堂，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第十四街？”

他点点头：“那儿的礼拜堂每天早上七点钟有个望弥撒的仪式。八点时左边小房间有另外一个弥撒，只有几个人参加。以前我父亲每天早上工作前都会去，有时也带着我。他是个屠夫，在那儿的市场工作，这件就是他的围裙。”

绿灯亮了，我们又转了个弯上了大道。有时候绿灯闪了，他就放慢速度，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然后闯过去。中途碰上往林肯隧道的交叉路口，不得不停下来，之后便一路顺畅开到第十四街左转。圣伯纳德教堂在北侧第三个街区，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然后开到一家葬仪社的店前，那儿的人行道前面有营业时间禁止停车的标志。

我们下了车，巴卢朝葬仪社里面某人挥挥手。招牌上写着“图米父子”，所以我猜图米或他的某个儿子也在挥手。我跟着巴卢走上石阶，通过大门进入教堂。

他带着我从一个侧廊进入左边一个小房间，那儿有十来个望弥撒的人占据了前面三排折叠椅。他在最后一排坐了下来，指指旁边的位子要我坐下。

接下来几分钟，又有五六个人进来。房间里有几个老修女、两个老太太、两个穿西装的男子、一个穿橄榄绿工作服的男子，还有四个跟巴卢一样穿着屠夫围裙的男子。

到了八点，神父进来了，他看起来像菲律宾人，讲英文有轻微的口音。巴卢替我打开一本书，告诉我如何跟着仪式进行。我跟着其他人一起站起来，一起坐下，一起跪着。中间念了一段《以赛亚书》，一段《路加福音》。

领圣餐的时候，我没有离开位置，巴卢也是。除了一名修女和一个屠夫之外，其他人都吃了圣餐的小圆饼。

整个仪式没有花太多时间，结束后，巴卢大步走出房间，一路走到教堂外，我跟在后面。

到了人行道上，他点了根烟，说：“我父亲以前每天早上去工作前都会来。”

“你提过。”

“以前是用拉丁文的，现在改讲英文，就没那种神秘感了。不知道他从望弥撒中得到些什么。”

“你又得到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常来。一年或许来个十次、十二次，我会连续来个三天，然后又一两个月不来。”他又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蒂丢在地上。“我不会去告解，也不领圣餐，不祈祷。你相信上帝吗？”

“有时候。”

“有时候，那就不错了。”他抓住我的手臂。“来，”他说，“车子停在那儿没问题，图米会看着，不会让人拖走，也不会被开罚单。他认识我，也认识那辆车。”

“我也认得那辆车。”

“怎么会？”

“我昨天晚上见过，还记得车号，本来打算今天去查的，现在不用了。”

“反正也查不到什么，”他说，“我不是车主，登记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葛洛根的执照登记的也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没错。你在哪儿看到这辆车的？”

“昨天一点多在第十五街。尼尔·蒂尔曼上车后，你就开走了。”

“当时你在哪里？”

“在对街。”

“在监视？”

“没错。”

我们在第十四街往西走，穿过哈得孙街和格林威治大道后，我问他要去哪里。“我整夜没睡，”他说，“我得喝一杯。屠夫弥撒之后，除了屠夫酒吧之外，还能去哪里？”他看着我，有什么东西从他那绿色眼珠里一闪而过。“你可能会是那里唯一穿西装的。生意人也会去那儿，可是不会这么早。不过没关系，切肉的贩子心胸宽大，不会有人拿这个来为难你的。”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现在我们走到了肉类贩卖区，马路两旁都是市场和包装工厂，许多和巴卢一样穿着屠夫围裙的人从大卡车上把动物躯体搬下来，吊在头顶的挂钩上。空气中死肉的腥臭味很浓，把卡车排出的废气味都盖住了。朝街道的尽头望去，可以看到乌云笼罩着哈得孙河，还有对岸新泽西州高耸的公寓。可是整个景象给人的感觉，就好像那种旧时代的延续一样，那些卡车如果改成马车的话，就跟十九世纪没有差别。

他带我去的那家店在第十三街和华盛顿街的街角。招牌只写着“酒吧”，即使以前还有别的字，现在也无从得知了。那是个小房间，地板上到处撒着锯木屑。墙上挂着一张三明治菜单，还有一壶煮好的咖啡。看到咖啡让我很高兴，现在喝可口可乐有点嫌早了。

酒保是个壮汉，留着平头，还有浓密的小胡子。有三个人站在吧台里，其中两个穿着屠夫围裙，上面都有很多血迹。店里还有六张暗色木头的方桌，都是空的。巴卢跟吧台要了一杯威士忌和一杯黑咖啡，然后带我到离门最远的那张桌子。我坐下，他也坐下，然后看看自己的杯子，觉得酒太少了，又返回吧台，带着整瓶酒回来。那是尊美醇牌爱尔兰威士忌，不过不是他在自己店里喝的那种陈年的。

他的大手掌包着杯子，然后拿起来，做了一个无言的举杯手势。我也会意地举高我的咖啡杯。他喝了半杯威士忌，对他来说，那效果一定就像喝水一样。

他说：“我们得谈谈。”

“好啊。”

“我在看那个女孩的照片时，你就知道了，对吧？”

“我知道一些。”

“想击中我的要害，那可真办到了。你跑进来跟我谈可怜的埃迪·邓菲，然后我们又聊了一堆该死的事情。对吧？”

“没错。”

“我本来觉得你真是个阴险的混蛋，跟我兜了一大圈，然后把她的照片扔给我。但不是那么回事，是吧？”

“嗯。我根本没把她跟你或尼尔连在一起。我只是想知道埃迪心里到底有什么事情。”

“我没理由隐瞒。我不知道他妈的埃迪任何事，或者他心里在想什么，或者他做过什么。”他喝完剩下的威士忌，把杯子放在桌上。“马修，我得这么办，我们进厕所，让我确定你没戴窃听器。”

“老天。”我说。

“我不想拐弯抹角，我想把心里的话痛痛快快说出来，可是除非知道你没搞鬼，不然我是不会说的。”

厕所又小又湿又臭，两个人一起进去太挤了，所以他站在外头，让门开着。我脱掉外套、衬衫和领带，然后把裤子松开放低，他一直为这一切的无礼而道歉。我穿衣服时，他替我拿着外套，我慢吞吞地把领带打好，然后从他手中接过外套来穿上。我们回到桌边坐下，他又在酒杯里倒了些威士忌。

“那个女孩死了。”他说。

我心里有些东西被落实了。我已经知道她死了，已经感觉到也推测到了，可是事实上，我还抱着期望。

我说：“什么时候？”

“七月，我不知道日期。”他抓住杯子，可是没有举起来。“尼尔来我那儿工作前，在一家观光客餐厅当酒保。”

“德鲁伊城堡。”

“你当然会知道那个地方。他在那儿搞过鬼。”

“信用卡。”

他点点头：“他来找过我，我让他去跟另外一个人联络。那些小小的塑料卡很有赚头，不过不是我喜欢的生意。都是些虚无缥缈的数字，你根本没法下手。不过从各方面来讲，那都是个不错的生意。后来他被餐厅抓到，他们要他走人。”

“他就是在那儿遇见保拉。”

他点点头：“她也跟他一起牵涉在里面。她把信用卡拿去收银机那边时，会在她自己的机器上先留下印子，或者餐厅会把作废的副本交给她撕掉，她就留下来交给尼尔。尼尔被炒鱿鱼之后，她还待在那儿，替他弄信用卡的副本，他找了几个女孩在不同的地方替他办这事。可是后来她辞职了，她不想再端盘子了。”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她搬去跟他住在一起，保留着原来的房间，这样她父母就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他工作的时候，她偶尔也会来酒吧找他，不过通常她会等到下班再来接他。他不单纯是酒保而已。”

“他还在弄信用卡的勾当？”

“没了，他四处晃，你知道，可以找很多事情做。你可以告诉他某个车的厂牌和车款，他就会帮你偷一辆来。他跟一些小混混偷过几次车，也很有赚头。”

“我相信是。”

“这些细节不重要，他做那些事情做得还不错，你知道，可是他跟她在一起，我就不放心了。”

“为什么？”

“因为她不是那块料。她跟在旁边，可是她不属于这个圈子。她父亲是做什么的？”

“卖日本车。”

“不是赃车吧？”

“我想不是。”

他打开瓶盖，举起来，问我还要不要添咖啡。

“我这样很好。”我说。

“我也应该喝咖啡。不过要是这么久没睡觉，威士忌对我来说就跟咖啡一样，可以提神，让我保持清醒。”他倒满酒杯。“她是个来自印第安纳州新教徒家庭的好女孩，”他说，“她偷过东西，可是只是为了刺激。你不能指望这种人，那几乎就跟一个男人为了寻求刺激而杀人一样。好小偷不会为了刺激而偷，他是为了钱而偷。而最好的小偷则只因为他是个小偷而偷。”

“保拉怎么了？”

“她听到了一些她不该听的事情。”

“什么事？”

“你不必知道，噢，这又有什么差别？曾经有些拉丁美洲的混蛋成包成包地走私海洛因来卖，然后有个人开枪把这些家伙他妈的全打死，抢走他们的钱。报上登过，其实消息都错了，可是或许你还记得。”

“我记得。”

“他安排她去农场，我在阿尔斯特县有个农场，登记的是别人的名字，不过那是我的，就像车子和葛洛根都是我的一样。”他喝了口酒，又说：“我他妈的什么都不拥有，你相信吗？有个家伙让我开他的车，另一个让我住在他登记租来的公寓里。还有一对夫妇，祖先来自爱尔兰的韦斯特米斯县，他一向喜欢乡下，他和老婆住在那儿，房地产契约也是登记他的名字，他在那儿挤牛奶、喂猪，他老婆在那儿养鸡、捡蛋，可是我随时高兴就可以跑去住。如果有国税局的混蛋想知道我的钱从哪里来——为什么？什么钱？我拥有什么得用钱买的东西吗？”

“尼尔和保拉在那个农场。”我打断他。

“每个人都放松了，讲话没有顾忌，于是她听到太多要命的事情。而且她不会保密，你知道。如果任何人去问她问题，她就变成那来自印第安纳传统保守的新教徒女孩，然后你知道的，她会告诉对方一切。所以我就告诉尼尔得摆脱她。”

“你命令他杀掉她？”

“我见了鬼才会下这种命令！”他把酒杯“砰”的一声放在桌上，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因为我所提的问题而生气。“我从没叫他杀她，”他说，“我说他应该让她离开纽约，如果她不在这儿，就不会构成威胁。她回印第安纳的话，就不会有人去问她问题，警察和那些他妈的意大利佬也不会去找她。可是要是她待在这儿，你知道，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可是他搞错了你的意思？”

“没有。因为他后来告诉我一切都搞定了，她已经搭飞机回印第安纳波利斯，我们再也不会看到她。她已经办好手续退掉那个房间，正在回家的途中，而且一切都清理干净，不必再担心她了。”他再度拿起他的酒杯，又放下，然后往前推了几英寸。“前几天晚上，”他说，“当我把你给我的名片翻过来，看到她的照片，我才改变原来的想法。因为既然她已经回家了，怎么会有人受她父母之托到处在找她呢？”

“怎么回事？”

“我就是这么问他的。‘怎么回事，尼尔？如果你已经把那个妞儿送回家，她父母怎么会雇人来找她？’他说她已经回印第安纳了，可是没留在那儿。她马上又搭上飞往洛杉矶的飞机，去好莱坞碰运气。我问他，那她难道都没打电话给她父母吗？好啦，他说，或许她在那儿出了什么事，或许她嗑药，或者堕落了。总之，她在这里就想找寻刺激的生活，所以她可能在那儿也是如此。我知道他在撒谎。”

“嗯。”

“可是我也就算了。”

“他打过电话给我，”我说，“应该是星期六凌晨吧，很早，或许就在葛洛根打烊后几小时。”

“我那天晚上跟他谈过。我们锁上门关了灯，喝着威士忌，然后他告诉我，她去好莱坞想当电影明星。后来他又打电话给你吗？他说了什么？”

“叫我不要再找她了，我只是在浪费时间。”

“蠢小子，打什么白痴电话。这只不过是让你知道你有点收获了，对不对？”

“我已经知道了。”

他点点头：“全是我不打自招的，对吧？但我压根不知道我说漏了什么，还真以为她回印第安纳老家了。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来着？”

“曼西。”

“曼西，就是那儿。”他看着手上的威士忌，然后喝了一口。我很少喝爱尔兰威士忌，但此刻我忽然回忆起那种味道了，不像苏格兰威士忌那么冲，也不像波本那么顺。我喝光杯里的咖啡，好像在服解药似的一口吞下。

他说：“我知道他在撒谎。我给他一点时间消除紧张，然后昨天晚上，我载他往城北方向走了好远，接着把事情全给问清楚了。我们到埃伦维尔那个农庄去，他就是把她带到那儿的。”

“什么时候？”

“七月的什么时候吧。他说，他带她去那儿一个星期，想在她回老家之前好好招待她一下。他说，他给了她一点可卡因，结果她的心跳就停止了。他说，她没吸食那么多，可是可卡因很难讲，偶尔不小心就可能会送你上西天。”

“她就是这样死的？”

“不是，因为这个混蛋还在撒谎。后来他又改变说法，说他带她去农场，告诉她为什么她必须回家。结果她拒绝了，当时她喝醉了，又生气，就威胁说要去找警察，而且吵得很大声。他担心吵醒照管农场的那对夫妇，想让她安静下来，揍她揍得太用力了，结果她就死了。”

“可是这也不是实情，”我说，“对吧？”

“嗯。因为他干吗开车带她到一百英里之外，告诉她说她必须搭飞机离开？老天，撒这种蹩脚的谎！”他露出狞笑，“可是，你知道，我不必读他的权利给他听。他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也没有请律师的权利。”他的手不自觉地摸到他围裙表面的一块暗色污渍上。“他说了。”

“说些什么？”

“他带她去那儿，杀了她，那是当然。他说她绝对不会答应回家的，他听她说过，她只是发誓她一定会保守秘密。他带她去农场，把她灌醉，然后带她到外头，在草地上跟她做爱。他把她的衣服脱光，和她一起躺在月光下。办完事后，她还躺在那儿，他就拿出一把刀给她看。‘这是什么？’她说，‘你想干什么？’然后他就刺死了她。”

我的咖啡杯空了，我拿着杯子到吧台让酒保加满。踩在地板上，我想象着脚下的锯木屑都渗了血。我觉得自己看得见闻得到那些血。可是我唯一看见的，只不过是泼出来的啤酒，而我闻到的，也只不过是外头飘进来的肉味而已。

我回到座位时，巴卢正在看我前几天给他的那张照片。“她真是个俏妞儿，”他淡淡地说，“本人比照片漂亮，活泼得很。”

“生前是这样。”

“没错。”

“他把她丢在那儿吗？我想安排把她的尸体送给她父母处理。”

“不行。”

“有一个方法不会引起调查。我想如果我跟她的父母解释，他们应该会合作。尤其是如果我告诉他们，正义已经得到伸张。”这些话听起来很做作，不过的确出自真心。我凝视着他说：“正义的确已经得到伸张了，是吧？”

他说：“正义？正义被伸张过吗？”他皱起眉头，盯着威士忌思索着。“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说，“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尸体——”

“你不能拿走，老兄。”

“为什么不行？他没说埋在哪里吗？”

“他根本没埋掉。”他放在桌上的一只手握成拳头，指节都泛白了。

我等着。

他说：“我告诉过你农场的事情。它在乡下，那里的两夫妻姓奥马拉，他们很喜欢做农场的事情。太太很会种菜，到了夏天他们就会不断给我很多玉米和西红柿，还有西葫芦，他们总是要硬塞西葫芦给我。”他的拳头松开，掌心朝下按着桌子。“他养了些牲畜，二十来头荷尔斯泰因奶牛。他靠卖牛奶赚钱维生。他们也想送我牛奶，可是我要牛奶干吗？不过他们的鸡蛋真不错。他还养了些土鸡。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这代表他们得辛辛苦苦才能维生。老天，我想这对他们有好处。那些蛋黄都是深黄色，接近橘色。哪天我给你一些鸡蛋。”

我一言不发。

“他也养猪。”

我啜了口咖啡，有一刹那我尝到了波本威士忌的味道，然后我想，他可能是趁我离桌时加在我的杯子里的。不过这当然是胡思乱想，我离开时是带着杯子的，而且桌上的酒瓶装的是爱尔兰威士忌，不是波本。只是我已经很习惯喝咖啡时有这种错觉，我的记忆产生了种种变化，让我觉得脚下的锯木屑里有血，让我的咖啡里冒出波本味。

他说：“每年都会有几个农夫喝醉了跑到猪舍，有时候就醉倒在那儿，你知道接下来他们怎么样吗？”

“告诉我。”

“猪就把他们给吃掉了。猪会这样的。乡下有人会宣传说他收集死牛死马，替你处理动物尸体。猪需要一些荤的食物，你懂吧。吃了以后会长得更肥。”

“那保拉——”

“唉，老天啊。”他说。

我想喝杯酒。一个人想喝酒有一百个理由，但我现在想喝，是基于最基本的原因。我不想感觉自己此刻所感觉到的，我心里的声音告诉我，我需要喝杯酒，不喝酒我受不了。

但那个声音在说谎，你一定可以承受痛苦的。那种感觉会很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可是你撑得住的。而且，只有不断选择承受痛苦，而非喝酒解脱，你才能熬过去。

“我相信他是故意的，”米克·巴卢说，“他想用刀子杀掉她，把她丢到猪舍里，然后站在猪栏旁边看着猪吃掉她。没有人叫他这么做，她可以回到她原来熟悉的家乡，我们再也不会有她的消息。如果必要的话，他大可以吓唬她两句，可是没人叫他杀了她。所以我不得不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喜欢。”

“有些人会这样的。”

“对，”他热切地说，“而且其中偶尔也会有乐趣。你知道那种乐趣吗？”

“不知道。”

“我有过。”他说。他把瓶子转了转看着标签，眼睛不抬地说：“可是没有好理由的话，你不能杀人。你不能随便编个理由当借口杀人。而且你也不能跟你不该骗的人乱讲那些该死的谎话。他在我那该死的农场里杀了她，还把尸体拿去喂我那该死的猪。然后他让我一直以为她回到印第安纳该死的曼西市，待在她母亲的厨房里烤饼干。”

“你昨天晚上去酒吧接他。”

“没错。”

“然后开车去阿尔斯特县，我想你是这么说的，去那个农场。”

“对。”

“然后你整夜没睡。”

“是，开车大老远跑去那儿，又大老远跑回来，今天早上我就想去望弥撒。”

“屠夫弥撒。”

“屠夫弥撒。”他说。

“一定很累，”我说，“一路开去又开回来，而且我想你一直在喝酒。”

“没错，而且开车也很累。不过，你知道，那段时间路上车子不多。”

“那倒是真的。”

“而且去的路上，”他说，“我有他做伴。”

“回来呢？”

“我就听收音机。”

“想必不会那么无聊。”

“的确，”他说，“凯迪拉克里头的音响不错，前后都有喇叭，声音棒得就像是好威士忌一样。你知道，她不是出现在猪舍里的第一具尸体。”

“也不是最后一具？”

他点点头，嘴唇紧闭，眼睛就像绿色的燧石似的。“也不是最后一具。”他说。

16

我们离开肉类市场的那个酒吧，从第十三街转到格林威治街，再往北到第十四街，接着右转到他停车的地方。他愿意载我去上城，可是我不想，我告诉他，不如让我自己坐地铁，省得他还得在下曼哈顿的车流里奋战。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拍拍我的肩，绕到车子驾驶座那边上了车，而我则走向第八大道去坐地铁。

我坐地铁到市中心，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公用电话。我不想用街边的电话，最后在一栋办公大楼的大厅里找到了一个电话亭。那电话亭还有个门可以拉上，不像外头的电话只有个敞开的小遮棚。

我先打给薇拉。寒暄问好之后，我打断她的话说：“保拉·赫尔德特克死了。”

“哦，你本来就在怀疑。”

“现在我确定了。”

“你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吗？”

“知道得比我想知道的还多。我不想在电话里讲。总之，我得打电话给她父亲。”

“我不羡慕你。”

“是啊，”我说，“我还有其他事情得办，可是晚一点我想见你。我不知道还得忙多久，我五点或六点过去怎么样？”

“我会在家。”

我挂断后，在亭子里坐了几分钟，空气很闷，我打开门，过了一会儿又关上，头顶上的小灯亮了起来，我拿起话筒，先拨0和317，再拨其余的号码。接线员接了电话之后，我告诉她我和赫尔德特克先生的名字，然后说我想打对方付费的电话。

他来接了电话之后，我说：“我是斯卡德。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结果，然后突然间问题都解开了。细节我还不是很清楚，不过我想最好打个电话给你，事情看起来不妙。”

“我明白。”

“其实是看起来很糟，赫尔德特克先生。”

“呃，我怕的就是这个，”他说，“我太太和我，我们怕的就是这个。”

“今天晚些，或者明天，我应该会知道更多，到时候我会再打电话过去。不过我知道你和赫尔德特克太太一直希望能有好消息，而我想告诉你，不会有任何好消息了。”

“很谢谢你，”他说，“我六点前都会在这里，之后整晚我都会在家里。”

“我会跟你联络的。”

接下来几个小时，我进出了几个公家单位，我想要的资料大半都有，不过为了能拿到，我得随时给个几块钱。纽约就是这样，很多替市政府工作的人认为他们的薪水只不过是每天早上来签到的某种基本报酬，要让他们真的去做什么事，他们就希望能有额外的钱可拿。电梯检查员希望你贿赂他担保电梯安全，其他公务员发出建筑使用执照、检查房地产，或勘验餐厅是否违反建筑法规时，希望你塞红包给他们，否则他们就要公事公办。这种事一定会让外地人很困惑，不过在阿拉伯国家住过的人，或许会发现这一切很熟悉而且可以理解。

我想要的资料都很寻常，给的小费也微不足道。付出去的大概是五十块钱，或许多个几块。逐渐地，我开始明白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快到中午时，我打电话给匿名戒酒会总会，告诉接电话的义工说我没带聚会的通讯录，想知道市政厅附近哪里有中午的聚会。他给了我一个钱伯斯街的地址。我到的时候，正赶上念开场白。我就坐下来一直待到聚会结束。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听进任何一个字，而我也没有做出任何贡献，除了我人坐在那儿，还有放在篮子里的一块钱。可是离开时，我很高兴自己来了。

聚会后我吃了个汉堡又喝了杯牛奶，然后去了更多公家单位，贿赂了更多公务员。离开最后一个办公室去坐地铁时，外头正在下雨。我到了第十五街下车，来到中城北区警局，雨已经停了。

我大约三点半到那儿，乔·德金不在。我说我等他回来，然后说如果他打电话回来，请他同事告诉他我在等他，有重要的事。最后他还真打电话回来，得到了口信，因为他四十五分钟之后赶回来时，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问我有什么重要的大事。

“每件事都很重要，”我说，“你知道我的时间值多少钱。”

“一个小时大约一元，不是吗？”

“有时候更贵。”

“我等不及想赶快退休了，”他说，“这样我就可以自己营业赚那些大钱了。”

我们上楼坐在他的办公桌旁。我拿出一张写了一个名字和地址的纸，放在他面前，他看看那张纸，又看看我，说：“然后呢？”

“盗窃和杀人的受害者。”

“我知道，”他说，“我记得这个案子。我们已经结案了。”

“你们逮到凶手了？”

“没有，可是我们知道是谁干的。猴急的小毒虫，用同样的手法干了一堆案子，爬上屋顶从防火梯下来。我们没办法拿这个案子对付他，不过我们有一些证据充分的案子钉死他。他的法援律师让他认罪减刑，可是他还是得坐牢——我忘了得坐几年，可以查。”

“可是这个案子你没有实际证据？”

“没有，可是我们有足够理由结掉这个案子。反正这种事情我们做过够多了，没有证人、没有实际证据。怎么了？”

“我想看验尸报告。”

“为什么？”

“我等等再告诉你。”

“她被刀子刺中身亡。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我等等再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拿了另外一张纸放在他桌上。“我还要其他验尸报告。”我说。

他瞪着我：“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哦，你知道的。像狗追骨头似的在外头奔走。如果有别的事情可忙，我也不会搞这些，可是你也知道所谓的魔鬼专找懒汉。”

“别他妈的胡扯了，马修。你手上真的有什么情报吗？”

“要看你能不能调出这些验尸报告，”我说，“然后我们就知道有什么收获了。”

17

我到薇拉家的时候，她穿着那条白色的牛仔裤和另一件丝衬衫，这件是灰绿色的。她的头发放下来了，披在肩上。我按了电铃后，她打开大门，然后在她那户公寓门口等我，匆匆吻过我之后，她把我迎进去，脸上尽是关切之色。“你看起来累坏了，”她说，“累惨了。”

“我昨天晚上没睡多少，早起之后，又在外面跑了一整天。”

她拉着我走向卧室。“你干脆马上补个觉，”她催我，“你不觉得你应该睡一下吗？”

“我绷得太紧了，而且我还有很多事得办。”

“好吧，至少我可以给你一杯好咖啡。我今天出门去一个雅皮天堂，那儿有五十种咖啡豆，一种比一种贵。我想他们是按豆子种类定价的，而且还能告诉你产自哪里，以及产地有哪些动物活动。我把三种咖啡豆各买了一磅，还有这个电动咖啡机，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喝咖啡就行了。”

“听起来很棒。”

“我倒一杯给你。我已经请店里磨好豆子了，他们还想卖磨豆机给我，这样我煮出来的每一杯咖啡都是最新鲜的，可是我想这样太没节制了。”

“我想你是对的。”

“尝尝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在桌上。“不错。”我说。

“只是不错？哦，老天，对不起，马修。你今天很累很难熬，对不对？我还说话这么不经大脑。你要不要坐下来？我会尽量闭嘴的。”

“没关系，”我说，“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先打个电话，打给沃伦·赫尔德特克。”

“保拉的爸爸？”

“他现在应该在家。”

“你打电话的时候，要不要我回避？”

“不必，”我说，“你就待在这儿。其实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听，反正我稍后也要跟你讲同样的事情。”

“你没问题就好。”

我点点头，拿起电话拨号时，她就坐在旁边。这回没等多久，赫尔德特克太太就来接电话了，我说要找赫尔德特克先生，她说：“斯卡德先生吗？他正在等你的电话，请稍等，我去叫他。”

赫尔德特克先生来接电话时，口气听起来像是勉强打起精神跟我讲话。“恐怕是坏消息。”我说。

“告诉我吧。”

“保拉死了，”我说，“死在七月第二个星期，我没办法确定是哪一天。”

“怎么发生的？”

“她和一个男朋友还有另外一对男女在船上度周末。那位男士有一艘快艇，是那种类似游艇的，平常交给市政府渡轮处保管。他们四个乘船去公海。”

“是意外吗？”

“不完全是。”我说，拿起咖啡喝了点，非常好的咖啡。“船，尤其是快艇，最近需求很大。相信不用我告诉你，毒品走私是个大生意。”

“其他人是走私毒品的吗？”

“不，保拉的同伴是证券分析师，另一位男士也在华尔街工作，他的女伴则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经营艺廊。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士。甚至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嗑过药，更别说搞毒品生意了。”

“我明白。”

“总之，他们的船是偷偷被用来走私的，结果就成了抢匪的目标。这种类似海盗的行为在加勒比海愈来愈普遍。船主都学会要带枪上船，碰到其他船靠得太近就开火。北边海域的海盗比较少，可是现在也逐渐多了起来。一帮海盗假装他们的船没有燃料了，靠近保拉那艘船。他们上了船之后，就做了海盗通常所做的事情，杀害每个人，然后洗劫一空。”

“我的天哪。”他说。

“很抱歉，”我说，“我没办法说得更有礼貌。据我所能查到的，整个过程非常短，他们带着枪上船，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就把他们全部射杀。她痛苦的时间不会太久的，他们四个没有一个会。”

“上帝慈悲。在这个时代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海盗，那种戴金耳环装假腿，还有，还有，带着鹦鹉，埃罗尔·弗林在电影里演的那种，好像发生在古时候的事情。”

“我知道。”

“报纸上有报道吗？我不记得看到过。”

“没有，”我说，“这件意外没有官方记录。”

“那个男人还有另外那对男女是什么人？”

“我答应别人不能透露，如果你坚持要我讲的话，我就会食言，但我想最好不要。”

“为什么？哦，我猜得到。”

“那个男的是有妇之夫。”

“我就是这么猜的。”

“另外那对男女也结婚了，可是不是跟对方。所以让他们的名字曝光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的家人也希望能顾全颜面。”

“我可以了解。”他说。

“如果有任何调查进行的话，无论是警方或海岸防卫队的，我都会发现。不过这个案子根本没有调查就结案了。”

“为什么？因为保拉和其他人死了吗？”

“不，因为海盗也死了。他们在一桩毒品交易中全被干掉了。事情发生在劫船后几个星期，否则我很可能不会查出什么具体的事情。不过我碰到的一个人认识那个毒品交易另一方的人，他愿意讲出他所知道的，所以我才得知这些事情。”

他又问了一些问题，我都回答了，我花了一整天让我的故事合理，所以他问的问题我都已经有所准备。最后一个问题我等了很久，我本来以为他会早些问的，不过我想他很不愿意问。

“那尸体呢？”

“丢到船外了。”

“葬身大海。”他说。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她一向喜欢水。她——”他的声音沙哑。“她小时候，”他说着，声音又回复正常，“我们会去湖边度假，你就是没办法让她不玩水。我以前叫她河鼠，如果不管她的话，她会游泳游上一整天。她就是喜欢那样。”

他要我等一下，让他告诉他太太这件事情。他一定用手遮住话筒了，因为我有好几分钟都没听到声音。然后他太太来接电话说：“斯卡德先生吗？我想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很遗憾给你们这样的消息，赫尔德特克太太。”

“我早就知道了，”她说，“事情发生时我就已经知道了。你不觉得吗？就某种程度来讲，我想我一直都知道。”

“或许吧。”

“至少我不必再担心了，”她说，“至少现在我知道她在哪里了。”

赫尔德特克先生在电话里再度跟我道谢，问是不是还得付我钱。我说不必了。他问我是否确定，我说是。

我挂上电话，薇拉说：“那个故事真离奇，你一整个白天查出来的吗？”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我早上打电话告诉他情况不妙，我想在告诉他细节之前，先让他和他太太有心理准备。”

“‘你妈妈在屋顶上。’”

我瞪着她看。

“你不知道那个故事？有个人出差，他太太打电话告诉他说家里的猫死了，他就责备他太太：‘你怎么可以讲得这么直接，这样可能会害一个人心脏病发作。你应该婉转一点，不能就这样打电话给一个人，直言不讳地告诉他那只猫爬上屋顶掉下来摔死了。首先，你应该打电话告诉他猫在屋顶上。然后再打一通告诉他，大家正在想办法，要把猫弄下来，消防队什么的都来了，可是看起来不太妙。然后，在你第三次打电话来给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你就可以告诉我猫已经死了。’”

“我猜得到结果是什么。”

“那当然，因为我已经把关键的那句话先讲了。他在出差途中又接到他太太的电话，他先寒暄问好，然后他太太说：‘你妈妈在屋顶上。’”

“我想我就是这么做的，先告诉他说他女儿在屋顶上。光是听我讲电话，你跟得上整个情况吗？”

“应该可以吧。你怎么查出来的？我还以为你在找一个认识埃迪的坏蛋。”

“我是。”

“那怎么会扯上保拉？”

“运气。他不知道埃迪的事情，但他认识那些在毒品交易中干掉那批海盗的人，他带我去找一个人，我问对了问题，就知道了这些事情。”

“公海的海盗，”她说，“听起来好像老电影里的情节。”

“赫尔德特克先生也是这么说。”

“机缘。”

“什么？”

“机缘。你如果查一件事没有结果，却在查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另一件事的真相，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我做这一行，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可是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形容方式。”

“嗯，就是这个说法啦。那她的电话和答录机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她把衣服和其他东西都搬走，却留下寝具，那又是为什么呢？”

“那根本不重要。我猜想她带了很多衣服去度周末，或许其他东西放在她男友租来的公寓里。弗洛·艾德琳去她房间时，她觉得看起来是空的，除了寝具看不见其他东西，然后，房门没锁上的那段时间，或许有个房客拿走了其他剩下的东西，以为保拉是故意留下的。答录机没拿走是因为她以为保拉还会再回来。这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但却让我一直追这个案子，然后在我放弃之后，却发现了答案，几乎可以说是因为意外，或者因为你刚讲的那个什么字眼。”

“机缘。你不喜欢这个咖啡吗？太浓了？”

“没有的事，咖啡很好。”

“你都没喝。”

“我慢慢喝，我今天已经喝一大缸咖啡了，真是可怕的一天，不过这咖啡很不错。”

“我大概不太有信心，”她说，“这几个月来都在喝无咖啡因速溶咖啡。”

“呃，这回很有改善。”

“我很高兴。那埃迪那边你没查出什么新消息？他心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没进展，”我说，“不过反正我也没期望。”

“哦。”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我没听懂。”

“真的吗？”我站起来，“我已经知道埃迪心里的秘密了，也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赫尔德特克太太刚告诉我，她早就知道她女儿死了，在某种程度上，她已经感觉到了。我对埃迪的事情，感觉到的比她的层次更明显，可是我不想知道。我试着不去想，而我来这儿，只是想找出一些事情证明我猜错了。”

“猜错什么？”

“猜错让他良心不安的是什么。猜错他是怎么死的。”

“我还以为他是死于窒息式自慰，”她眉头皱了起来，“你是说他是自杀？他其实有自杀的动机？”

“‘你妈妈在屋顶上。’”她瞪着我。“我没办法婉转地讲，薇拉。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也知道为什么。你杀了他。”

18

“是水合氯醛，”我说，“滑稽的是，除了我之外，别人不会注意到。他只吃了一小颗，不足以对他造成什么危害，也绝对不足以致死。

“但他戒酒，这表示他不应该有任何水合氯醛。根据埃迪的想法，保持清醒是不打折扣的，这代表不喝酒、不嗑药，也不服用镇静剂。他参加戒酒聚会后，曾经有一小段时间想试试抽大麻，然后知道这样行不通。他不会吃任何东西帮助入睡，即使是非处方药都不行，更别说像水合氯醛这种麻醉剂了。如果他睡不着，那就醒着，反正没有人会因为缺乏睡眠而死。你刚戒酒时，大家都会这么告诉你，天知道我自己都听得够多了。‘没有人会因为缺乏睡眠而死。’有时候我真想拿把椅子，朝说这种话的人身上砸过去，可是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她背靠着冰箱站着，一只手的掌心按着冰箱的白色表面。

“我想查出他死前是否保持清醒，”我继续说，“这对我来说好像很重要。或许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么他除了一连串小挫败便一无所有的一生，就有了一项胜利。于是当我知道水合氯醛的消息后，我就朝这个方向紧追不放。我在他的公寓很仔细地搜查过，如果他那儿有任何药丸，我应该都会发现。然后我下楼来，在你的药物柜里发现了一瓶水合氯醛。”

“他说他睡不着，都快发疯了。他不肯喝口威士忌或来瓶啤酒，所以我就在他的咖啡里放了两颗药。”

“这个理由不好，薇拉。我搜过他的公寓后，曾给过你一个告诉我的机会。”

“呃，当时你太认真了。你搞得好像给酒鬼一颗镇静剂，就像万圣节时给上门讨糖果的小孩一颗藏了刀片的苹果似的。我暗示过你，他可能在街上买了一颗药，或者有人给了他一颗。”

“小绿圈。”

她瞪着我。

“你当时还这么叫，我们谈过，你假装把药名记错，装得很像，就好像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似的。演得不错，完全就像不经意的样子，可是时机不太对。因为几分钟前，我才刚在你的药物柜里，发现一瓶水合氯醛。”

“我只知道那是一种帮助入睡的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药瓶标签上就有名字。”

“或许一开始我就没好好看过，或许我根本没有去记，或许我根本就不把这类细节放在心上。”

“你？你这种知道巴黎绿是什么的人？只要组织的领导下令，你就知道该怎么在市区自来水系统中下毒的人会这样？”

“又或许我只是脱口而出。”

“只是脱口而出。好吧，但我下次去看药物柜，里头已经没有那瓶药了。”

她叹了口气：“我可以解释，我知道听起来会很蠢，可是我可以解释。”

“说说看。”

“我给他吃了水合氯醛。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他跑来跟我聊天，不肯喝咖啡，因为他说他失眠得厉害。我猜想他有心事，就是他打算告诉你的那些事，可是他一点都不愿意透露。”

“然后呢？”

“我告诉他低咖啡因咖啡不会让他睡不着，这个牌子好像还有助于入睡，至少对我有效。然后我瞒着他放了两颗水合氯醛在他的咖啡里。他喝完就上楼去睡觉了，后来我再看见他，就是跟你一起进去他公寓那次，他已经死了。”

“那你什么都没说的原因是——”

“因为我以为是我杀了他！我想我给他的药弄得他昏昏欲睡，结果他勒着自己脖子的时候，便失去知觉，导致他的死亡。那回你在我这儿过夜时，我很怕你会拿这个来对付我，我知道你对坚持戒酒有多么认真，而且我也看不出如果我承认自己做过什么害死他，会有什么好处。”她两手垂放下来。“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罪，马修，但那不表示我杀了他。”

“老天。”我说。

“你明白吗？亲爱的，你明白——”

“我明白的是，你即兴演出的本领有多好。想必你受过良好的训练，过去伪装了那么多年，在一个个新邻居和新同事面前演出，这些训练一定很了不起。”

“你还在追究我之前撒的那些谎。我并不引以为荣，但我想你说得没错，我已经学得让撒谎变成一种本能了。现在我必须学习一种新的行为模式，我正在和一个对我意义重大的人交往。如今游戏规则不同了，不是吗？我——”

“别再说那些鬼话了，薇拉。”

她好像挨了一拳似的往后缩了一下。“没用的，”我告诉她，“你不光是在他的咖啡里放一片药而已，你还用布条绕在他脖子上打了一个结，把他吊在水管上。对你来说想必不会太难，你块头大，又强壮，他只是个瘦小个子，而且你用水合氯醛弄昏他之后，他也不会挣扎了。你布置得很好，把他衣服脱光，放了几本色情杂志，整件事情就很明白了。你去哪儿买到那些杂志的？时代广场吗？”

“我没买那些杂志，我没做你刚刚说的那些事。”

“那儿的某个店员应该还记得你，你是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人，而且首先他们那儿的女顾客本来就不多。我想不必花太多力气，就可以找出记得你的那个店员。”

“马修，你自己听听看，你指控我的这些罪名有多可怕。我知道你累了，我知道你这一整天有多辛苦，可是——”

“我告诉过你别再胡扯了。我知道你杀了他，薇拉。你关上窗子，让臭气晚几天外泄，也可以让验尸的证据更不确定。然后你等着哪个人注意到那个臭气，就会来找你或去报警。你一点也不急，你才不在乎要过多久尸体才会被发现，重要的是他已经死了。这样他的秘密就会跟着他一起死掉。”

“什么秘密？”

“他无法释怀的秘密，他没有勇气说出来的秘密，关于他怎么杀掉其他人的秘密。”

我说：“可怜的曼根太太，她的所有老朋友都快死了，她也坐在这儿等着自己的死亡降临。没死的人都搬走了，有个房东曾找些街边的毒鬼搬进公寓，吓跑那些受房租管制保护的房客，还因此被罚款。他应该去坐牢，狗娘养的。”

她直直瞪着我，脸上的表情莫测高深，猜不出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可是很多人是自愿搬走的，”我继续说，“他们的房东收买他们，给他们五千、一万或两万元，请他们搬家。这一定让他们很困惑，拿出比他们一辈子所必须付的房租还多的钱，请他们空出公寓来。当然，他们拿那些钱是绝对找不到一个住得起的地方的。”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很可笑的社会。那几个房间的租金住上二三十年都不会变，而公寓的屋主只要付一小笔钱就可以摆脱你。你原以为房东会保住这些固定的房客，可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企业界。很多公司会给他们最好的员工一大笔退休金，请他们提早退休滚蛋。这样他们就可以找薪资低一点的年轻人来取代。这种事情难以想象，但的确发生了。”

“我不懂你提这些做什么。”

“不懂吗？我也拿到了格特鲁德·格罗德的验尸报告。她住在埃迪那户的正上方，就在埃迪开始戒酒那阵子死掉，而且她尸体里面的水合氯醛含量跟埃迪差不多。可是她的医生，或罗斯福医院、圣克莱尔医院的人，都从来没开过这个药的处方给她。我想你是去敲她的门，让她请你进去喝杯茶，趁她不注意的时候，你就在她的杯子里下药。出来之前，你会确定窗子没拴上，这样几个小时之后，埃迪就会带着刀溜进去。”

“他为什么要替我做这种事？”

“我猜你是用性控制他，但也可能是其他任何方法。他才刚开始戒酒，那时候精神很脆弱。而你很善于让别人替你去做你想做的事。你可能说服埃迪他是在帮那个老太太的忙，我听你谈过这方面的想法，说人们老了不应该是这样。反正她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药物会让她昏迷，她什么感觉都不会有。他只需要从他那户公寓的窗子爬出去，往上爬一层楼，把刀子刺进一个睡着的老太太身上。”

“为什么我不干脆自己去杀她？反正我已经进了她的公寓，也让她服下了水合氯醛。”

“你希望案子被当成小偷闯入。埃迪去做会更像那么回事。他从窗子回去之前，可以从里面锁上门，把门链拴上。我看过警方的报告，他们是破门而入的。这一点安排得很不错，看起来根本想不到会是公寓里的人干的。”

“我为什么会希望她死？”

“很简单，你想收回她那户公寓。”

“你搞错了，”她说，“我已经有自己的一户公寓了，还是一楼，不必爬楼梯。我要她的干吗？”

“我今天在市中心花了很多时间。大半个早上和大半个下午。要从公家单位查资料不容易，不过只要知道方法，而且知道该找哪些资料，就能查出很多事情。我发现这栋公寓的屋主是谁，一个叫戴斯克不动产公司的机构。”

“何必查，这个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也查到戴斯克的老板，是一个叫威尔玛·罗瑟的女士。我想要证明威尔玛·罗瑟和薇拉·罗西特是同一个人不会太难。你买下这个公寓，搬进来，可是你告诉大家你只是管理员，你的薪资用来抵房租。”

“不这样不行，”她说，“除非瞒着房客，房东不能住进自己的房子里。否则他们会一直跑来找你，要求这个那个的。而我这样只要耸耸肩，说房东不肯，或者我联络不到房东，或者随便什么就行了。”

“想从这儿赚到钱，”我说，“一定很困难，这些房客所付的房租远低于一般行情。”

“一直很困难，”她承认，“你提到的那个老太太格特鲁德·格罗德，她当然也有房租管制保护。她每年的房租，到最后还不够她冬天的暖气费用。可是你不能就说我因此而杀了她。”

“她只是其中之一。你不单拥有这栋公寓，除了戴斯克之外，你还另有两家公司。其中一家也属于威尔玛·罗瑟名下的公司，拥有隔壁那栋公寓的产权。另外一家公司登记在W. P. 塔格特的名下，则拥有对街两栋公寓的产权。而威尔玛·P·罗瑟是三年前在新墨西哥州和埃尔罗伊·休·塔格特离婚的。”

“我已经养成用不同名字的习惯，说来这都是我的政治背景造成的。”

“对街的两栋公寓自从被你买下来之后，就成了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过去一年半来，有五个人死掉，一个是开煤气自杀，其他都是自然死亡。有的是心脏病发作，有的是呼吸衰竭。这些虚弱的老人孤单地死去，没有人太留意是怎么回事，你可以用一个老先生的床单闷死他，也可以拖着一个昏迷的老太太到厨房去，把她的头放在煤气炉上。这有一点危险，因为还是有可能会引起瓦斯爆炸，你可不希望只为了要杀了一个房客，就炸掉整栋公寓。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这个方法你只用一次。”

“这些事一点证据也没有，”她说，“老人死掉很平常，如果我有几个房客让保险公司的理赔部门忙一点，那也不是我的错。”

“他们的尸体里都有水合氯醛的成分，薇拉。”

她想说什么，嘴巴张开，却说不出话来。她的呼吸沉重又急促，然后她的手伸到嘴边，食指摸着她在芝加哥被打掉那两颗牙齿后所换假牙上方的牙床。她又沉重地叹了口气，接着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

她拿起她的咖啡杯，在水槽倒空了，从柜子里拿出那瓶提区尔牌苏格兰威士忌，倒满杯子。她发着抖喝了一大口。“老天，”她说，“你一定很怀念这玩意儿。”

“偶尔。”

“换了我就会。马修，他们只是在等死，只是一天拖过一天。”

“所以你就帮他们的忙。”

“我给每个人都帮了忙，包括我自己。这栋建筑里有二十四户公寓，格局都差不多。如果重新整修一下，变成合作公寓，每一户至少都可以卖到十二万五千元。前面靠街的还值更多。重新装潢后，这些公寓会变得更好、更通风、更敞亮。如果装修得好的话，还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你知道加起来会有多少吗？”

“两百万？”

“将近三百万。每一栋建筑都有这个价钱。买下这些房子花光了我从父母那边继承来的财产，还有贷款要付。收来的房租几乎不够开销、税金和保养费。每栋公寓都有几个房客的租金是接近一般行情，否则我这几栋房子就保不住了。马修，你想一个房东让房客以市价十分之一的价格赖在一户公寓里，这样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公平的做法就是把他们弄死，让你赚一千两百万。”

“赚不了那么多。只要能让空户达到一定比例，我就可以把这栋楼卖给专门负责登记合作公寓的人。如果一切顺利，我的利润大概是每栋建筑一百万元。”

“那你就可以赚到四百万。”

“我也许会保留其中一栋，不知道，我还没决定。可是总之我会赚到一大笔钱。”

“对我来说很多。”

“其实没那么多。以前我们都以为百万富翁很有钱。现在如果乐透彩券的头奖是一百万，那就不算什么了。可是要是有个两三百万，我就可以过好日子。”

“真可惜，不能让你达成愿望。”

“为什么不能？”她伸手抓住我的手，我感受到她的热力。“马修，再也不会有人被杀害了，很久以前就已经停止了。”

“不到两个月前，这栋公寓里才有一个房客死掉。”

“在这栋？马修，那是卡尔·怀特，老天，他是死于癌症。”

“他的尸体里也有很多水合氯醛，薇拉。”

她的肩膀往下垂。“他死于癌症，”她说，“根据他的病情，也只有一两个月好活了。他一直很痛苦。”她抬眼看我：“你尽管那样想我吧，马修，你大可以为我是卢克雷齐亚·波吉亚①投胎转世的，可是你不能把卡尔·怀特的死解释为谋财害命。我只不过是因此损失他剩下几个月的房租而已。”

“那你为什么要杀他？”

“你一直在曲解这件事，可是我是出于慈悲。”

“那埃迪·邓菲呢？也是出于慈悲吗？”

“哦，老天，”她说，“我唯一后悔的就是他这桩。其他那些人要是有脑袋的话，他们就都会自杀。不，我对埃迪不是出于慈悲，杀他是为了保护自己。”

“你怕他会说出去。”

“我知道他会说出去。其实他曾经跑来我这儿，告诉我他要说出去。当时他在匿名戒酒会，那个该死的可怜傻瓜，他还唠叨不休，像是那种看到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烤箱上头显像而改变信仰的教徒似的。他说他得和某个人谈他的一切，可是我不必担心，因为他不会把我的名字说出去。‘我杀了我那栋公寓里的某个人，让房东小姐可以收回那户公寓，不过我不会告诉你是谁叫我去干的。’他说他打算吐露秘密的那个人，绝对不会说出去。”

“他是对的，我不会说出去的。”

“你会对连续杀人案袖手旁观？”

我点点头：“我曾经犯过法，但那不会是我第一次犯法，也不会是我第一次对杀人案袖手旁观。上帝没有派我来这个世界修正错误。我不是神父，可是他告诉我的任何事，我绝对都会像是神父对信徒的告解一样保密。”

“你会对我的事情保密吗？”她靠近我，双手握紧我的手腕，然后往上移。“马修，”她说，“第一天我请你进来，是想看你知道多少，但我大可不必跟你上床。我跟你上床，是因为我想。”

我什么都没说。

“我没想到自己会爱上你，”她说，“可是事情就是发生了。我觉得自己现在说这些好傻，因为你一定会曲解，可是这刚好是事实。我想你也开始认真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这么生气。可是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有一种真实而强烈的感情，我现在还感觉得到，我知道你也感觉得到，不是吗？”

“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觉。”

“我想你知道。而且你对我有好的影响，你已经让我去煮真正的好咖啡。马修，为什么不给我们俩一个机会？”

“我怎么能？”

“那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情。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忘掉我们今晚所讲的话。马修，你刚刚说过，你不是被派来这世上修正错误的，如果埃迪告诉你什么，你都不会追究，为什么你不能为我这么做？”

“我不知道。”

“为什么？”她向我再靠近一点，我可以闻到她气息中的苏格兰威士忌味，也还记得她嘴里的味道。她说：“马修，我不想再杀其他任何人了，这一切永远结束了，我发誓结束了。而且没有真正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杀过任何人，不是吗？只不过是几个人的体内有非致命的普通药物而已。没有人能证明我把药给他们，甚至没有人能证明我有那种药。”

“我前几天把标签抄下来了，我有处方签的号码，有配药的药房，还有配药日期、药师的名字——”

“医生会告诉你我有失眠的问题，我买水合氯醛是要治疗我的老毛病。马修，没有具体的证据，而且我是可敬的市民，我有房地产，我请得起好律师。你想想看，检方有的都只是间接证据，他们的胜算能有多少？”

“这个问题很好。”

“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受这些折磨？”她一只手抚着我的脸颊，慢慢搓着我的胡茬。“马修，亲爱的，我们都绷得太紧了，太疯狂了，今天真是疯狂的一天。我们何不去睡觉？就是现在，就我们两个，我们脱掉衣服上床，看看之后会有什么感觉。你看怎么样？”

“告诉我你是怎么杀掉他的，薇拉。”

“我发誓他一点痛苦都没有，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上去他的房间跟他聊天，他让我进去了，我给他一杯茶，里面放了药。然后我回到楼下，后来再上去看的时候，他睡得像只小羊似的。”

“然后你做了些什么？”

“看看你，以你的聪明当然猜得到啊。你是个好侦探。”

“你是怎么做的？”

“他几乎光着身子，身上只穿了件T恤。我用布条钩住水管，然后把他扶坐起来，再套住他的脖子。他都没醒，我只需要拉住绳子，让他因自己身体的重量而窒息。就这样。”

“那格罗德太太呢？”

“就跟你猜的一样。我让她喝下水合氯醛，然后打开她窗户的栓子。我没杀她，是埃迪杀的。他也把现场布置得像是打斗过似的，然后他从里面锁住门，由火灾逃生口回到他楼下的房子。马修，我杀的那些人都活得很厌倦了。我只是帮他们一个小忙，让他们走向已经快到的终点而已。”

“慈悲的死亡天使。”

“马修？”

我把她的手从我肩膀上拿开，往后退了几步。她的眼睛瞪大，我看得出她正在猜我会往哪里走。我深吸一口气，又吐出来，然后脱掉我的西装外套，挂在椅背上。

“哦，我亲爱的。”她说。

我拿下领带，跟外套放在一起，又解开衬衫的纽扣，把衬衫从腰际拉出来。她笑着走过来要拥抱我。我伸出一只手阻止她。

“马修——”

我把套头汗衫拉过头顶脱掉。这样她一定看得见电线了。她立刻看到电线绕在我的肚子上，就贴着肉，可是她花了一两分钟，才醒悟过来。

然后她明白了，她的肩膀一垂，脸垮了下来，伸出一只手来扶住桌子免得昏倒。

当她再给自己倒威士忌的时候，我拿着我的衣服走了出去。

① 卢克雷齐亚·波吉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贵族女子，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私生女，因政治原因被其父婚配三次，毕生热心赞助学术与艺术。谣传她曾参与其家族下毒杀害对手的计划，并与其父兄有乱伦关系。法国文豪雨果的戏剧及意大利作曲家多尼采蒂的歌剧，均基于这些传说所编写，故后世对波吉亚的印象即为此种淫乱狠毒的女子。

19

我带她到警局。乔·德金策划得很漂亮，也多亏贝拉米和安德烈奥蒂的协助。薇拉没在警局里头待太久，因为她有那几栋房子，没有弃保潜逃之虞，于是被判交保释金，她的案子可能一时也不会解决。

我想案子不会开审。报纸上的篇幅很大，她的美貌和激进的过去都没有被报道。虽然她的律师会尽力阻止，但我跟她交谈所录下来的那些话应该可以成为法庭证据，不过除此之外，没有具体的证据。所以目前看来，她的律师会希望在开审前认个比较轻的罪名，而曼哈顿的地检署检察官也会同意。

我从埃迪的公寓拿走几样东西——大部分是书，还有他的钱包。有天晚上我把他所有匿名戒酒会的书带去圣保罗，把小册子放在桌子上那堆免费取阅的书堆里。我把他的《戒酒大书》和《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那两本书送给一个叫雷伊的新会员，之前我根本没正眼看过他。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继续参加聚会，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保持戒酒的状态，但我想这些书总不会害他再去喝酒吧。

我留下他母亲的《圣经》，我自己已经有一本了，是詹姆士王钦定本，不过我想再加一本天主教的《圣经》也无所谓。我还是比较喜欢詹姆士王的版本，不过两本我都没看。

我花了超过七十二元的脑力，试图决定要怎么处理《圣经》里面的四十元和他钱包里的三十二元。最后我指定自己当他的遗嘱执行人，并雇用我自己去追查，解开他的谋杀之谜，然后遵照他的意思以七十二元酬谢我的服务。我把空钱包丢在一个垃圾桶里，要是有捡垃圾的人眼尖看到，最后无疑会很失望。

埃迪的葬礼由十四街圣伯纳德教堂隔壁的图米父子葬仪社处理，米克·巴卢安排的，钱也由他付。“至少有个神父在他上头替他祷告，而且可以葬在一个像样的公墓，有个体面的葬礼，”他说，“不过到场的人可能只有你和我。”然而我在聚会上提到这件事，结果有二十来个人去替他送葬。

巴卢很吃惊，把我拉到一旁。“我还以为只有你和我，”他说，“如果我知道会有这么多人，我会安排葬礼后的餐点，几瓶酒和食物之类的。你想我们可不可以请他们全到葛洛根去喝几杯？”

“这些人不会希望这样的。”我说。

“啊，”他说，然后看看全场，“他们不喝酒。”

“今天不喝。”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认识埃迪的，他们现在全来送他了。”他思索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我想他去戒酒也不错。”他说。

“我也觉得。”

埃迪的葬礼过后没多久，我接到一通沃伦·赫尔德特克打来的电话。他们刚为保拉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告别式，我想他打电话给我，是整个哀悼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宣布她死于船难，”他说，“我们谈论这件事，这好像是面对的最佳方式。我想她的确是死于船难，即使不完全是，也差不多了。”

他说他和他太太都一致同意付给我的钱还不够，“我已经寄一张支票给你了。”他说。我没有跟他争。我当了够久的纽约警察，已经不会跟任何想给我钱的人争辩。

“另外如果你想买车的话，”他说，“那是再欢迎不过，我会算成本价给你。我很乐意替你这么做。”

“我会不知道该把车停在哪里。”

“我知道，”他说，“换了我住在纽约，就算有人送我车我也不会想要。不过不管有车没车，反正我也不想住在那里。好吧，你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那张支票了。”

三天后我收到了，一千五百元。我想确定自己会不会不安，最后的结论是不会。这是我赚来的，我花了很多力气去做事，也得到满意的结果。我推过那道墙，墙移动了一点点，所以我已经把工作真正做好了，也应该因此得到报酬。

我把支票存进银行，然后提了一些现金出来，付掉一些账单。又把十分之一换成一元，而且确定自己的口袋里常有足够的一元零钱，当我在路上碰到跟我要钱的人，我就照旧随意地给他们一元。

收到支票那天，我和吉姆·费伯吃了晚餐，我告诉他整个故事。我需要找人倾吐一下，而他有风度倾听一切。“我想出这笔报酬是怎么算的了，”我告诉他，“一千元是给我查出保拉的死因，一千五百元是报答我说谎。”

“你没办法告诉他真相。”

“嗯，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告诉他。我告诉他‘一个’真相。我告诉他保拉死了，是因为她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我也告诉他杀保拉的人已经死了。葬身大海听起来要比喂猪吃好听多了，但这有什么差别？反正人就是死掉了，而且两种都同样是被吃掉。”

“我想是吧。”

“被鱼吃掉或被猪吃掉，”我说，“就这一点来讲，又有什么差别？”

他点点头：“你告诉赫尔德特克先生的时候，为什么希望薇拉听到？”

“我希望一开始焦点不在埃迪身上，而是保拉，这样我就可以让她放下防备，而且我想要她跟他们听到的是同一个版本，这样等她被逮捕之后才不会讲错话，”我想了想，“也可能我单纯只是想骗她。”

“为什么？”

“因为在我拿到埃迪的验尸报告，又在她的药物柜里发现水合氯醛之前，曾告诉过她很多我的事情。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疏远她。之后我没再跟她睡过觉。那回我们一起出去，我想我是故意让她喝那么多酒。我希望她失去意识，我希望我们两个不要上床。我不确定是她干的，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担心她会是凶手，所以我不想跟她太过亲密，或者有亲密的假象。”

“你在乎她。”

“当时有一点。”

“现在你有什么感觉。”

“不太妙。”

他点点头，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服务生已经给茶壶添了两次茶了。“哦，趁我还没忘记。”他说，伸手去掏他那件陆军夹克的口袋，拿出一个小小的硬纸板盒子。“这或许无法鼓舞你，”他说，“不过有点用处。这礼物送给你，来，打开看看。”

盒子里头是业务名片，很漂亮，是凸版印刷。上头印着我的名字，马修·斯卡德，还有电话号码。没别的了。

“谢谢，”我说，“很漂亮。”

“我心想，老天，你应该有盒名片。你有个哥儿们在开印刷店，你应该有名片才对。”

我再度谢谢他，然后笑了起来，他问我有什么好笑的。

“如果早先我有这些名片的话，”我说，“我就永远不会知道谁杀了保拉。”

一切便是如此。大都会队继续挺进赢得分区锦标赛，下个星期季后赛，他们将碰上道奇队。扬基队还是有胜算，但看起来，美国联盟应该是波士顿红袜队和奥克兰运动家队出线。

大都会队确定赢得分区锦标赛那天晚上，我接到米克·巴卢打来的电话。“我想到你，”他说，“这阵子你找一天来葛洛根吧，我们可以坐在那里一整夜，讲讲谎言和伤心的故事。”

“听起来不错。”

“到了早上，我们还可以赶去参加屠夫弥撒。”

“我会找一天去。”我说。

“我还在想，”他接着说，“来跟埃迪告别的那些人。你也参加那些聚会，是吧？”

“是。”

过了一会儿，他说：“这几天我可能会找你带我去。只是好奇，你知道，只是想去看看怎么回事。”

“随时欢迎，米克。”

“啊，不急，”他说，“没什么好急的，对吧？不过这几天我会抽出时间的。”

“随时告诉我一声。”

“啊，”他说，“等着瞧吧。”

季后赛我大概会去谢亚球场看一两场球。他们要解决道奇队应该不难。常规赛两队曾交手十二场，大都会队赢了其中十一场，所以他们应该可以轻松过关。

然而，你永远猜不到。在短短的系列战中，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屠宰场之舞

（马修·斯卡德系列）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曾筱光 译

版权信息

书名：屠宰场之舞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曾筱光

书号：ISBN 978-7-220-10765-8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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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真主为世人所犯的罪恶而惩治他们，那末，他不留一个人在地面上。

——《古兰经》第三十五章，四十五节①

① a 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

第五回合接近一半时，身穿蓝短裤的拳手，以一记强劲的左勾拳击中对手下巴，接着又朝他头上补了一记右直拳。

“他差不多啦。”米克·巴卢说道。

他看起来是一副快倒下的样子。不过当那蓝短裤小子展开猛烈攻击时，那名挨打的躲过一记直拳，弯腰抱住对手，两人便扭成了一团。在裁判将他们拉开之前，我看见他已然涣散的目光。

“还剩多少时间？”

“大概一分多钟。”

“还早嘛，”米克说道，“你仔细瞧那小子，他准会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他个儿小，却蛮得像头牛。”

其实他们不算小个子，中量级的选手，体重大概在一百五十五磅左右。过去我对拳赛的各种量级很清楚，但那时候比较容易，现在的分级标准比以往多两倍以上，一下又是次什么级，一下又是超什么级，每一级还各有三种不同的冠军。我想当某位仁兄发觉增立名目要比赢得比赛容易得多时，这种潮流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从此之后，就再看不到什么精彩的好拳了。

现在我们看的这场比赛，严格地讲，什么名目也没有，若和拉斯维加斯或亚特兰大赌场举行的盛大场面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再说精确一点，我们是在麦斯佩斯附近的某条黑街上，一个废弃工地的水泥仓库里。它位于皇后区的边缘，东、南角分别和绿点、布什维克区相接，其余的地方则被一大片公墓包围。你可能在纽约住上一辈子而从未踏进麦斯佩斯这个鬼地方一步，或者开车经过几十次却浑然不觉。满街不是工厂和五金行，就是单调乏味的住宅，没有人会想来此地投资或开发。不过未来的事情也难说，有限的空间迟早会用光，只要城里那些年轻拓荒者把一整列的排屋墙上的老旧沥青铲掉，再动手将室内好好装潢一番，这个地区将会像艺术家住的阁楼一般重获生机。到时候，格兰德大道的人行道上会种上满满一排银杏树，巷尾街角也会到处林立着韩国蔬果行。

不过呢，眼前这麦斯佩斯体育馆的崭新面貌是唯一显出这一带会有光明前途的标记。几个月前，麦迪逊花园广场因为翻修而把菲尔特广场暂时关闭了。就在十二月初，麦斯佩斯体育馆隆重开幕，每周四晚上都安排了一堆拳赛，第一场预赛通常在七点左右开锣。

这栋建筑物要比菲尔特广场小，四周是未经处理的水泥墙，顶上是铁皮棚子，地板也是裸着的水泥，看起来相当简洁；拳击赛的擂台坐落在这长方形场馆其中一面的正中央，面对着入口。一排排金属制的折叠椅将擂台三面围住；三个座区的前两排座位是血红色，其余则是灰色，靠擂台的红椅子是预订席，灰椅子则可自由入座，一张票才五元，比曼哈顿的首轮电影便宜两块。即便如此，还是有近半数的灰椅子是空的。

为了尽可能塞满观众席，票价被压得很低。如此坐在家里看有线电视的观众才不会发觉，原来，这个节目是针对他们设计的。新的麦斯佩斯体育馆是有线电视的产物，为一个刚成立的体育频道提供节目，这家名叫“五区有线电视网”的公司，正摩拳擦掌准备在纽约电视界争得一席之地。七点多，我和米克到了这儿，看见有几辆“五区”的转播车已停在体育馆外面，准备在八点时开始转播。

此时最后一场预赛的第五回合结束，穿白短裤的小子还挺着没倒。这两名拳手都是布鲁克林混大的黑人，赛前的介绍中说，其中一位来自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另一位则来自皇冠高地。一样的短发，一样的中等身材，其中穿蓝短裤的那个因为老弯着身子打拳，看起来比较矮，实际上也差不多高。还好两人的短裤颜色不一样，要不还真难分辨。

“蓝短裤应该乘机撂倒对手，情况都对他这么有利了，竟然没能顺势收拾掉。”

“穿白短裤那小子比较有心眼。”我说。

“可是他的眼神完全呆滞了。那个，那个穿蓝短裤的叫什么名字来着？”他查了查节目单，所谓的节目单，也不过是一张印着赛程的蓝色破纸条。“麦卡恩，”他说，“麦卡恩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刚才他的确占尽上风。”

“没错，而且还结结实实地击中好几下，但就差那么一点点，我真搞不懂，很多拳手都是这样，把对手打得惨兮兮，但总是无法一鼓作气击倒。”

“下面不是还有整整三个回合吗？”

米克摇摇头说：“没用了，良机稍纵即逝。”

他说得没错，虽然麦卡恩赢了接下来的三回合，却没能再像第五回合那样几乎把对手击倒，终场铃响，两人一身大汗淋漓，很快地拥抱了下，麦卡恩跳回他的角落，高举双臂以示胜利。

裁判也做出了相同的判决，其中两个判他从头赢到尾，是一场完胜。

但第三位裁判却判定白短裤拳手赢了其中一回合。

“我去买瓶啤酒，你喝什么？”米克问道。

“现在还不需要。”

我们坐在入口处右边第一排的灰椅子上，这样我便能时时注意入口处的动静。但到目前为止，我的眼睛几乎没离开过擂台。趁米克往体育馆另一头小卖部走的这会儿，我朝入口处张望了下，接着眼光一转，突然瞥见一张熟面孔向我走来，一个身形高大的黑人，穿着剪裁合身的海军蓝直条纹西装，我站起身来，迎上去与他握手寒暄。

“我就说是你嘛，刚才麦卡恩和伯德特开打前，回头瞄了一下，我就跟自己讲，我一定看到了我的朋友马修坐在那边的便宜座位上。”他说。

“麦斯佩斯这儿的座位都很便宜。”

“可不是，”他把手搭我肩膀上，“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看拳赛，在菲尔特广场对不对？”

“没错。”

“和你一道的是丹尼男孩。”

“跟在你身旁的则是叫桑妮的女人，但我忘了她姓什么。”

“她叫桑妮·亨利克斯，或是索尼娅，但没人喊她索尼娅。”

“不如这样，假如你不介意次等席，不如和我们一起坐？我朋友买啤酒去了，这整排几乎全是空的。”我说。

他笑了：“我已经有位子了，在蓝色角落，我得替我的拳手加油打气。‘神童’巴斯科姆，你还记得他吧？”

“当然记得。我们头一次见面那晚上，他把那一个……呃，我忘了叫什么鬼的意大利小子给打惨了。”

“谁记输家的名字。”

“他身上狠狠中了一拳，被打得魂不附体，这点我倒记得很清楚。巴斯科姆今晚不出赛吧？节目单上没他名字。”

“他早退休了，几年前就高挂拳套，不打了。”

“我想也是。”

“他就坐那里。”说着，他指给我看：“今天晚上，我的拳手是埃尔登·拉希德，他应该会赢。可是与他交手的家伙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过去的战绩是十一胜两负，其中一次还是因为对手从裁判那儿赚到分数才落败。所以我说这小子并不容易对付。”

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正说到拳击比赛策略的时候，米克捧着两个大纸杯回来，一杯啤酒，一杯可乐。他说：“免得待会儿你口渴了得多跑一趟。排了那么长的队，就只买一杯啤酒，实在太不划算了。”

我替他们介绍：“这是米克·巴卢，……这是钱斯……”

“钱斯·库尔特。”

“幸会幸会。”米克手上捧着两杯饮料，他们俩没办法握手。

“喏，多明格斯出来了。”钱斯说道。

这个名唤多明格斯的拳手，由一干助手簇拥着，从侧翼走道下来。他身上披了件藏青色绲边的宝蓝色袍子，人挺好看的，方方的长下巴，蓄着整齐的黑色胡须，面带微笑，向拳迷挥挥手，爬上了擂台。

“气色不错。我看埃尔登大概也磨刀霍霍吧。”钱斯说道。

“你支持另一个吗？”米克问。

“是啊，我支持埃尔登·拉希德，喏，他出场了，待会儿比赛结束，咱们大伙儿去喝一杯如何？”

我说，这倒是个好主意。然后钱斯便走回自己靠蓝色角落的座位，米克把两杯饮料递给我，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埃尔登·拉希德对佩德罗·多明格斯。”他大声念着节目单上的说明。“这两人的名字到底谁取的啊？”

“佩德罗·多明格斯这名字不坏，简洁有力。”

他白了我一眼。拉希德此时也爬上了擂台。“埃—尔—登—拉—希—德，”米克一字一字地念出他的名字，“如果这是一场选美大赛，佩德罗可赢定了，你瞧瞧拉希德那副德行，活像被上帝用铲子敲扁了似的。”

“上帝会做这种事？”

“哼，上帝做过的事起码一半以上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了，你那个朋友钱斯长得挺帅气，你们怎么认识的？”

“几年以前，我替他工作过。”

“替他办案吗？”

“是的。”

“大概是他的穿着打扮吧，我觉得他看起来挺像律师。”

“他是一个非洲艺术品商。”

“像是雕塑那类的？”

“差不多。”

主持人在一片叫嚣声中宣布比赛即将开始，又加油添醋地预报下周举行的轻中量级比赛，以招揽观众。接着，再煞有介事地介绍场边在座几位知名人士，包括“拳击神童”阿瑟·巴斯科姆。观众一视同仁，管他是谁，掌声一样稀稀落落。

接下来介绍裁判、三位评审、一位计时员，以及一位有人倒地时的读秒员，这个读秒员今天晚上可有得忙了，因为两名拳手以前都打过重量级，而且过往的记录绝大多数以击倒收场，多明格斯十一胜中有八次击倒；而拉希德在他职业拳赛的十连胜里，只有一个对手在拳赛结束时还站着。

擂台另一头传来一群拉美裔拳迷为多明格斯加油的热烈欢呼，拉希德这边的拳迷则克制得多。两位拳手走到擂台中央，聆听裁判对他们说一堆早已滚瓜烂熟的规则，然后两人碰碰手套，各自回角落，马上铃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回合两人未尽全力，意在试探对方，但也各挨了几拳。拉希德一记猛烈的左拳打中对手，以他体型来说，移动速度算快了。相比之下，多明格斯就笨多了，打起来有些迟钝。然而，在第一回合还剩三十秒时，他忽然一记天外飞来的右勾拳命中拉希德左眼，拉希德甩甩头，好像不在乎。但观众可以看出他受伤了。

下一回合开始前，米克对我说：“那个佩德罗还真悍，光这一拳，大概够他赢下第一回合了。”

“我永远搞不清楚他们是怎么计分的。”

“那种拳只要再来几下，我看这场比赛根本就不用计分了。”

第二回合，拉希德开始绕外围绳圈与对手周旋，他刻意避开多明格斯的右拳，并伺机以直拳进攻，比赛进行中，我发现了一个男人，他坐在场边的中间区位，我想刚才我已经注意到了，此刻不知道为什么，我又盯上他。

此人年约四十五上下，额头突出，上面顶着稀疏的深褐色头发。脸刮得很干净，形状肥而扁，似乎以前也当过拳手，不过要真是这样，主持人应该会介绍才对。在这里，充场面的名人很缺货，任何一位曾经在金手套杯亮相超过三回合以上的人，都很有机会在五区电视网的摄影机前亮亮相，更何况他座位就在台边，跨上去接受掌声，简直太方便了。

那个男人身边，跟了一个小男孩。他一手搭小男孩肩上，一手对着擂台指指点点，我猜他们应该是父子，虽说长得不太像：男孩大约十岁出头，浅褐色的头发，额上有着明显的美人尖，如果这种特征在父亲身上也曾有过的话，恐怕也早秃光了。那位父亲穿蓝色运动衫，法兰绒长裤，领带是蓝色的，上面缀着深蓝大圆点，圆点的直径将近一英寸，男孩则穿着红格子衬衫，藏青色灯芯绒长裤。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究竟在哪里见过他。

第三回合，在我看来，两人打成平手。印象中拉希德得手次数较多，不过我没有仔细算过，多明格斯表现得也不差，两人都比较进入状态了，这一个回合直到接近终了，我都没有再留意那个打蓝圆点领带的男人，因为，我看到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比较年轻，三十二岁吧。双脚岔开站在那儿，活像一名轻量级拳手。他把夹克和领带全脱了，露出一件白底彩色条纹衬衫，外表轮廓很鲜明，摆出的架势也不错，是那种你可以在男装目录上看到的帅哥型人物，美中不足的是，他有一张下掀的厚唇和一个粗糙的大鼻子。一头浓密的褐发经过细心吹整，相当有型，配一身古铜皮肤，那是在安提瓜晒了一个礼拜之后带回来的纪念品。

他的名字叫理查德·瑟曼，五区有线运动网的制作人。他正站在擂台绳圈外围和一名摄影师说话。

举告示牌的美女开始绕场。凉快的装束除了让观众知道第四回合马上开打之外，还顺带养眼，只是这位高挑丰满的长腿姐姐向大家展示本钱时，坐家里的观众可就错过了，他们只能看啤酒广告，不像我们，可把她不吝外露的胴体当冰激凌吃。

她走近摄影机，对瑟曼说了些话，瑟曼伸手过去拍拍她屁股，可能是他习惯对女人毛手毛脚，或者说她习惯被吃豆腐，对此完全无动于衷。还有另一种可能，也许，他们早八百年前已是老友了。可是她一身嫩粉色皮肤，似乎不太可能和他一起去安提瓜度假晒太阳。

性感美女跨出绳圈，他也爬下来，同她一起敲响赛钟，拳手双双从凳子上起身，第四局由此开始了。

这回合多明格斯一上场就挥出右拳，正中拉希德左眼，拉希德则以刺拳和直拳还击，接近尾声时，更以连续的上勾拳扳回劣势，铃响那一刹那多明格斯又一记漂亮的右拳。我问米克，这局到底该怎么算？

“怎么算不重要，反正他们撑不完十个回合。”

“你比较喜欢哪个？”

“我喜欢那黑小子，不过，他大概没有希望了，这个佩德罗真他妈的猛。”他说。

我又向那个带着小男孩的男人望去。“你瞧那边那个男的，第一排，旁边坐了个小男孩那个。”

“他怎样？”

“我想，我见过他。可是忘了在哪里，你认得吗？”我说。

“从来没见过。”

“那我到底是在哪里看过他呢？”

“他那个样儿，看起来像条子。”

“不会，你真这么想吗？”

“我不是说他就是条子，是说他长得像而已。你知道他像谁吗？我忘了名字……呃，就是经常演警察的那个演员……”

“经常演警察？几乎每个演员都演过警察。”

“啊，对！吉恩·哈克曼。”他说。

我再看了看。“吉恩·哈克曼比较老，”我说，“也比较瘦。这家伙松垮垮的，吉恩·哈克曼多结实。还有，哈克曼的头发也比较多，是不是？”

“拜托！”他叫起来，“我又没说他就是吉恩·哈克曼，我只说他长得像。”

“如果他真是吉恩·哈克曼，他们一定会请他站起来，向观众鞠躬致意。”

“哼，就算是他妈的哈克曼他表弟来，这些饥渴的人也一样会拉他起来鞠躬。”

“不过你说对了，他们确实有相似之处。”

“我先声明，我可没说他们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不过——”

“不过他们的确有些神似，但我不是因为这样才觉得他眼熟的。奇怪，我到底在哪里见过他？”

“可能在某一次聚会上碰过面吧。”

“有可能。”

“除非他现在喝的是啤酒。如果他是你们那帮家伙中的一个，现在还会喝啤酒吗？不会吧。”

“大概不会。”

“不过你们那群人，也不见得个个谨守戒律是不是？”

“这话也没错。”

“好吧，只能说但愿他杯子里装的是可乐。如杯里真是啤酒，我们就祈祷他早点把酒递给旁边那小家伙才是。”

多明格斯在第五回合表现得比较好，尽管空拳不少，但打在拉希德身上的少数几拳仍然起了作用。这一回合接近尾声时，拉希德漂亮地扳回几拳，但很明显，天下还是属于那拉丁裔的拳手。

第六回合一上来，拉希德被一拳打中下颚，应声倒地。

那一拳打得可结实了，观众都兴奋地站起来。拉希德趴了将近五秒钟，八秒钟的强迫暂停过去，裁判一宣布开始，多明格斯便迫不及待逼上前去。拉希德虽然脚步有些踉跄，但却展现了许多技巧，包括下潜、侧身化解对方攻势，也会利用钳制争取时间，不时见缝插针奋勇还击。这一回合才刚开始没多久，拉希德就被击倒，然而他竟然还能撑到第六回合结束，挺着没有倒下。

“再一回合就分胜负了。”巴卢说道。

“不可能。”

“哦？”

“大好机会他已经错过了，”我说，“就像上一场比赛，那爱尔兰人，叫什么名字的？”

“爱尔兰人？什么爱尔兰人？”

“就那麦卡恩。”

“哦，那个黑漆漆的爱尔兰人。嗯，照这种情况看来是有可能，你认为多明格斯也会像麦卡恩一样，时机到了却扣不下扳机？”

“扣扳机，把对手击倒，这他倒会，只不过他现在恐怕心有余力不足了。你想想，他挥了那么多空拳，出拳本身就很耗体力，如果没打到那更累人。这一回合下来，多明格斯消耗的体力，要比拉希德多得多。”

“你觉得最后会变成由裁判判定胜负？除非其间你那位朋友钱斯先生动了手脚，否则，一定会判佩德罗赢这回合。”

像这种没有设赌局的比赛，是不会有人费事去动手脚的。我说：“用不着裁判，拉希德会把他撂倒。”

“我说马修你是做梦吧？”

“不信走着瞧。”

“要不要打赌？跟你，我可不想赌钱。你说该赌什么好呢？”

“不知道。”

我眼睛盯着那对父子，脑子里面一直有个东西悬在我的思绪边缘，好像就要掉出个什么结论来，弄得我心不在焉。

“如果我赢了，咱们就来个彻夜不归，然后到圣伯纳德教堂去，赶八点的屠夫弥撒。”

“要是我赢呢？”

“那咱们就甭去了。”

我笑起来。“这个赌注下得可真好，本来我们就没打算要去，我这算是哪门子赢？”

“那这样好了，”他说，“如果你赢了，我就去参加你们的聚会。”

“哪个聚会？”

“就那个见鬼的匿名戒酒会。”

“你为什么想去参加聚会？”

“我当然不想，但这就是他妈的重点。愿赌服输啊。”

“可是我要你参加聚会干吗？”

“我哪知道？”

“如果你自愿，我倒很乐意带你去，但我可不希望你是因为我才去参加。”

这时，我看到那个父亲把手放在小男孩的额头上，把他的褐发慢慢向后拢。这个姿势像一记右拳，猛地震动了我的心，一时之间我像聋了一般完全听不见米克说话，以至于我得要他再说一遍。

“那就不赌行了吧。”他说。

“好啊。”

钟响了，拳手再度起身。

“反正，你说的我也同意，我看佩德罗真他妈的把自己给累垮了。”

结果正是如此。虽然第七回合情势对多明格斯来说还没有到无力还击的地步，因为他还有力气挥出几记让观众为他欢呼的拳来，但是，让观众起立欢呼比叫对手失足倒地要容易多了，这一回合快结束时，拉希德猛然挥出一记右拳打中对手心窝，我和米克不禁会心地相视点头。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没人欢呼，也没人叫嚣，比赛的结果有目共睹，任谁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们都了解，埃尔登·拉希德亦明白，甚至连多明格斯也一样心知肚明。

两回合之间的空档，米克对我说：“我真服了你，我什么都还看不出来，你就已经料到结果了。那些打在身上的拳头真是有利的投资，对吧？起先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作用，但是忽然间，多明格斯的双腿就这么不管用了。说到这腿……”

举告示牌的美女这时正在绕场，告诉我们接下来是第八回合。

“她看起也很眼熟。”我说道。

他试着提醒我：“可能又是在匿名戒酒会里认识的吧。”

“好像不对。”

“当然不对，如果见过，你一定会记得，对吧？嗯，你大概在梦中和她邂逅。”

“这样说还比较接近点。”我的视线从她身上转移到打圆点领带的男人，然后再转回来。“有人说，假如你看到每个人都觉得眼熟，表示你已经步入中年了。”我说。

“有这说法？”

“呃，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说法而已。”

第八回合铃响，才过了两分钟，埃尔登·拉希德便挥出强劲的左勾拳，击中佩德罗·多明格斯的肝脏部位，跟着又在他下颚补一记右勾拳。

八秒钟之后，佩德罗从地上爬起来，一定是一股男人的气概支持他再度站起来。这时的拉希德已经稳占上风了。在终场之前，多明格斯又被三拳打趴在地。这次裁判连数都懒得数，他挡在两个人之间，高高举起拉希德的手。

原本来为多明格斯加油的同一班人，现在又鼓噪起来，改替拉希德欢呼。

我们站在钱斯和巴斯科姆旁边，听主持人宣布，在八回合两分三十八秒，裁判裁定比赛结束，外号“斗牛犬”的埃尔登·拉希德以技术性击倒获胜。这些事情，我们早知道了。之后主持人又加了一句，接下来还有两场四回合比赛，这是在新麦斯佩斯体育馆举行的一连串拳击马拉松，敬请观众不要错过。

这两场四回合的比赛，是为了电视节目填时间用的。要是预赛提早结束，就可以穿插在正赛前面；又或者拉希德在第二回合就把对手解决掉，或是他自己被解决了，就会需要几回合来填满转播时段。

可是现在都快十一点了，观众们纷纷涌出体育馆，往回家的路上走，这种情形和棒球赛差不多，第七局结束，双方平手，球迷们便意兴阑珊地从道奇球场涌出来，换句话说，电视不会转播剩下的两场比赛了。

理查德·瑟曼走进场中，替他的摄影师收拾器材，没见到金发美女，也不见那对父子。我四处张望，想指给钱斯看，问他认不认得他们。

算啦，管他那么多，又没有人付钱要我调查为什么一位打圆点领带的父亲看起来会这么眼熟。我的工作是盯住理查德·瑟曼，查他到底有没有谋杀他老婆。

2

时间回到十一月份。

理查德和阿曼达参加了一个在中央公园西侧举行的小型晚宴，接近午夜时，两人离开宴会。因为夜色很美，近一个礼拜以来，天气一直温暖得不合时令，于是，他们决定散步回家。

他们住的公寓占了那栋建筑的顶楼一整层，那位于第八与第九大道间的西五十二街上，一栋五层的褐石建筑。一楼是意大利餐厅，二楼分别被旅行社与戏剧经纪公司租下，三四楼都是住家。三楼有两户，一户住着一位退休的舞台剧女演员，另一户住着一个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和一名男模特儿。四楼只有一户，房客是个退休的律师和他太太，他们在这个月初飞去佛罗里达，要到五月上旬才会回来。

瑟曼夫妇在十二点至十二点半之间到家。他们踏上四楼的楼梯口时，正巧撞见两名歹徒刚搜刮完老律师的家出来，这两名歹徒身形魁梧，肌肉发达，约莫二三十岁。他们持枪抵住瑟曼夫妇，把夫妇俩逼进刚才洗劫过的公寓里。他们抢走理查德的手表、钱包，还有阿曼达的珠宝，又说他们夫妇是一对废物，一对没用的雅皮士，被杀完全活该。

他们把理查德揍了一顿并五花大绑，用胶布贴住嘴巴，然后当着理查德的面，强暴了他太太，最后，再用铁橇一类的东西重击他后脑，使他昏了过去。醒来时，歹徒早不知去向，他太太横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上下一丝不挂。

他滚下床来，试着踢响地板求救，可是地毯太厚，根本无法引起楼下房客的注意，他又将一盏台灯打翻到地上，发出的声响依旧得不到任何回应，他挣扎着爬向太太，试着叫醒她，也没有任何反应，鼻息亦无，身体冰凉，恐怕已死去多时了。

他没办法挣脱被缚的双手，嘴巴也还贴着胶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胶带弄松后，他总算可以张口呼救了。可是，不管他怎么叫，窗子关着，这栋老房子的墙壁和地板又都很厚，他的喊叫声仍然传不出去。终于，他够到了一张小桌子，把桌上电话打落地上，除此之外，桌上还有一支老律师用来通烟斗的金属条，瑟曼紧紧地咬住金属条，拨了911，报出名字、地址，告诉接线员他的太太有生命危险，旋即又失去了知觉。直到警方赶到现场找到他时，他仍昏迷不醒。

那件事发生在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星期六深夜至星期天凌晨之间。一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下午两点，我坐在吉米的阿姆斯特朗酒吧里喝着热咖啡。坐我对面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有一头短黑发，仔细修过的胡子微微透着灰白。身上穿一件灰褐色高领衫，外罩咖啡色苏格兰呢夹克，肤色给人一种长久以来都待室内的印象，不过，在纽约的冬季里，这种肤色其实一点也不特别。他的眼光隐藏在金边眼镜后面，但掩不住重重心事。

“我认为，是那个混蛋杀害了我妹妹。”他用一种冷静的、中性的音调，说着这些愤怒的字眼，听不出抑扬顿挫。“我认为他杀了她。而且，我认为他会逍遥法外，我不能容许这种事发生。”

阿姆斯特朗是一间位于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交叉口的酒店，它在这儿已不少年了。在此之前，它是在第九大道上，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那里现在是一家中国餐馆。当年，我正巧住那附近转角的一间旅馆，一天中几餐都在那儿打发。餐厅靠里面有我的老位子，我总喜欢坐那儿，与客户会面，和人聊聊天，消磨晚上时间，有时候，独自一人坐在那儿也好，点一杯纯的或是加了冰块的波本威士忌，为了不喝醉，有时也会掺一点咖啡。

我戒酒之后，心中暗暗拟了一张单子，上面列着一些想要刻意避开的人、事、地、物；阿姆斯特朗酒吧位居清单头一名。后来吉米失去地契，把酒吧向西搬了一个街区，这种刻意的疏远就变得比较容易，因为它已脱离我日常生活的基本路线，有好几年我都没再去过，直到有一次，一位不喝酒的朋友提议上那儿吃夜宵，从那时起，我又摇身变成那里的常客，到现在为止，至少已经在那儿用餐超过六次了。听人说，如果你要保持滴酒不沾最好别在低级酒吧里混，可是不管怎样，现在的阿姆斯特朗感觉起来更像一家餐馆，尤其是装潢，裸露的红砖墙上覆盖着青翠的羊齿植物，看起来亲切可人。餐厅里播放的是古典音乐，在周末还有三重奏现场室内乐，所以它并不是那种典型的，像地狱厨房般充斥着血腥晦暗的罪恶之地。

莱曼·沃里纳告诉我，他远从波士顿来，我提议在他住的旅馆碰面。但是，他住朋友家，我的旅馆又太小，大厅也嫌挤，而且那种地方不可能激发你的信心或灵感，于是我再次选择吉米的酒吧，作为会见这位我未来客户的场所。此刻我喝着咖啡，沃里纳则一边啜着伯爵茶，一边指控理查德·瑟曼谋杀他妹妹。背景音乐播放的是巴洛克管风琴五重奏。

他皱着眉道：“这件案子虽然还没结，表面上好像还在侦办中，可是在我看来正好相反，他们已经放弃调查，要想有个水落石出，恐怕没希望了。”

“话也不是这么说，他们不会完全放手不管，只是不再那么积极罢了。”我回答。

他点点头：“我和一个叫约瑟夫·德金的警官谈过，我想，你们是朋友吧？”

“挺友好的。”

他挑起眉梢，说：“说得好。友好和朋友不同。德金警官并没有表示理查德该为阿曼达的死负责。但正因为他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才更让我觉得事有蹊跷。你应该懂我意思。”

“我懂。”

“我问他，我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来协助调查？他说，凡是经由官方渠道所能做的努力，都已经做过了。这句话花了我好大工夫才搞懂，他不能挑明了建议我去雇一名私家侦探，只能引我朝这方向走。我就说啦，‘也许不需要经过官方渠道，比如说，请个私家侦探之类的……’他露齿一笑，好像在赞许我很上道。”

“这种事他不便直接提议。”

“而且我相信，他也不能直接把你推荐给我。‘说到推荐，我想我最该做的，就是请你去查电话簿，’德金这么说，‘但这附近有个侦探，电话簿里查不到，因为他没有执照。就这点而言，他称得上是非常“非官方”的了。’你笑什么？”

“你学他学得很像。”

“谢谢你。只可惜对事情没有什么帮助。你不介意我抽烟吧？”

“请便。”

“真的？几乎每个人都戒烟了。我也戒过，但没成功。”他拿出一根万宝路，点燃，好像还要针对这问题再做补充说明似的猛吸了几口，仿佛正吸取一种生命的替代品。

他道：“德金警官说，你是个异端，甚至有点脱轨。”

“他用这些个词儿？”

“反正差不多是这意思。他说，你收费的标准很随意，而且常常变来变去。当然，他也没真用到这些词句。他还说，你不会提供详细的调查报告，也不给报销凭证。”说完，他的身子向前倾。“这些我都可以接受。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你这个人一旦有所发现就咬住不放，这一点才是我要的。如果那个狗娘养的杀了阿曼达，我必须知道。”

“你凭什么认为是他干的？”

“凭直觉，我知道这没什么科学根据。”

“但不表示一定错。”

“是啊，”他凝视着手中的烟，缓缓说道，“我向来就不喜欢他。我试过，因为阿曼达爱他，或是说陷进去了，反正就那么回事，随你怎么讲。然而，要去喜欢一个厌恶你的人很困难，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瑟曼很讨厌你？”

“他一看到我，当下直觉反应就是那样，因为我是同性恋。”

“就因为这个？”

“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我的性取向已足以把我排除出他的社交圈之外了。你见过瑟曼吗？”

“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

“我说自己是个同性恋时，你好像一点也不吃惊，你第一眼看到我就知道了，对吗？”

“也没有，隐隐约约吧。”

“其实从外表是看得出来的。我没故意隐藏，马修。我可以叫你马修吗？”

“当然。”

“还是你比较喜欢马特？”

“都可以。”

“你可以叫我莱曼。我的意思是，我的外表看起来像个同性恋，当然对那些身边没几个同性恋的人来说，可能较难分辨。据我对瑟曼外表的观察，我觉得他根本就躲在衣柜深处，被重重大衣淹没了。”

“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他是装的，还是连他自己都没发觉，在性的方面，他比较偏好男人，但是他厌恶那些出柜的同性恋，因为，他骨子里生怕自己跟我们是好姐妹。”

女侍者走来替我加咖啡，并问沃里纳他的茶要不要加热水。他告诉她不但要，而且还要加个新茶包。

“这简直莫名其妙，喝咖啡的人可以免费续杯，喝茶的人却只有免费的热开水。如果要换一个新茶包，他们就算你第二杯的钱。可是对他们来说，茶比咖啡还要便宜。”他叹了口气，继续说：“如果我是律师，我会发动一群人来告他们。当然，这只是开玩笑。但话说回来，在我们这个好打官司的社会，某某地方一定有某某人正这么做。”

“我不意外。”

“……她怀孕了，你知道吗？她去医院检查，已经有两个月身孕了。”

“报上写了。”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死了，我们家血脉就断了。我一直以为这种事应该会很困扰我才对，实际上却不然，真正困扰我的是阿曼达死在她丈夫的手上，而她丈夫居然可以逍遥法外。当然我还不能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杀她，如果我确定……”

“怎样？”

“就会少一点困扰。”

女侍者把茶端来，他把新茶包浸到热水里。我问他瑟曼杀害阿曼达的动机是什么。

“钱，”他说，“她手上有点钱。”

“多少？”

“我父亲搞房地产赚了很多钱，其中很多被我妈乱花花掉了。不过她过世之后，多少还留了一些。”

“什么时候的事？”

“八年前，遗嘱规定我和阿曼达各继承六十多万元，我不认为她把钱花光了。”

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将近五点钟，已到酒吧的“快乐时光”减价时间。我的小笔记本写满了好几页，也不再添咖啡。莱曼·沃里纳先喝茶，之后改喝啤酒，然后再换成现在正喝一半、盛在高脚杯里的“日暮之首”。

该是谈钱的时候了。

像往常一样，我不知道该收多少钱。我猜，不论多少他一定付得起，但这并没真正左右我的开价，我说两千五百元，他问也不问，掏出支票簿和钢笔；我都不记得上次看到钢笔是什么时候了。

他问道：“马修·斯卡德对吗？两个‘t’，两个‘d’？”我点点头。他挥舞着写好的支票，好让墨水风干。我跟他言明费用多退少补，他点点头，似乎对这类事并不很在意。我接过支票，他说：“我只想知道真相。”

“你能期望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查出是他干的，和在法庭上提出有利证据是两码事。就算最后你的假设被证实了，仍然不一定能将你妹夫绳之以法。”

“你无须向法官提供什么证据，你只要向我证明就够了。”

感觉上，我好像不能不继续追问下去：“听起来，你好像打算亲自出马。”

“我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不等天理循环，也不等上帝，用它慢吞吞的老方法来让他得到报应，我已经雇用一名私家侦探了。”

“我可不想变成谋杀理查德·瑟曼的共犯。”

他沉默了半晌，说：“说心里从来没这种念头是骗人的，但我不会这么做，这不是我的行事风格。”

“那就好。”

“是吗？我很怀疑。”他招手要女侍者过来，给了她二十元并叫她不用找了；我们喝掉的，只有这金额的四分之一，不过这张桌子被我们占了三个钟头。他说：“如果是他杀的，那么他真是笨到家了。”

“谋杀一直是很愚蠢的。”

“真的吗？我不大同意你的说法，可是你是专家，懂得比我多。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他应该忍一下。”

“为什么？”

“为了更多钱。别忘了，我也继承了同样多的钱，而且我向你保证我还没花光。阿曼达是我的继承人，也是保险受益人。”

他抽出一根烟，又塞回去。

“除了她，我还能留给谁呢？我的爱人在一年半前死于一种四个字母的病，”他凄凉一笑，“可不是痛风（gout），是另外一种。”

我没讲话。

“检验结果，我也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他说，“很多年前我就知道了，可是我骗阿曼达检验报告是阴性，没什么好担心。”他定睛看着我。“你不觉得这是个善意的谎言吗？反正我又不跟她发生关系，何必说实话，徒增她的精神负担？”他又把烟抽出来，但没点。“还有，说不定我根本不会发病，有抗体并不代表体内一定有病毒……算了，当我没说。今年八月第一块紫斑出现了，卡波西肉瘤（Kaposi’s sarcoma）。”

“我知道。”

“这不像一两年前那样，一旦确认是艾滋就没几年好活了，我还可以活上好一阵子，也许十年，或更久，”他点燃烟，“但是我有预感，我不会活那么久。”

他起身从架上拿了外套，我也取下我的，跟着他走出去。一辆出租车驶来，他招手让它停下，打开车门，转过身来说：“这件事阿曼达还不知道，我本来想在感恩节告诉她，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我不说她也看得出来了。既然她不知道这件事，当然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所以晚一点谋杀她的好处，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把烟扔掉，他说：“这可真讽刺！如果我早告诉她我快死了，也许现在她还活着。”

3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便将沃里纳付我的支票存进银行，同时提了一些钱留手边花。这个周末下了一点雪，此时大部分已经融化了，只剩下少许灰污的残雪还留在街边。外头很冷，没什么风。时令已入仲冬，这样的天气还算不坏。

我步行到西五十四街上的中城北区分局，希望能碰上约瑟夫·德金。可是他不在。我留言要他回来时跟我联络，然后到四十二街和第五大道交叉口的图书馆。我在那儿花了几小时，阅读所有能查到的关于阿曼达·沃里纳·瑟曼谋杀案的资料。在查阅过去十年来《纽约时报》的索引时，我看到了他们的结婚启事，时间是四年前的九月。那时她已继承遗产。

虽然我已从沃里纳那儿得知他们结婚的时间，但查证一下客户给你的资料总是好的。除了那些已知的信息，这份结婚启事还提供了一些沃里纳没提到的讯息——包括瑟曼父母的名字、参加婚礼的宾客名单、他上过的学校，还有进入五区有线电视网之前的工作。

查到的众多资料中，没有一个能告诉我瑟曼有没有杀他老婆，但反正我也不指望在图书馆研究个两小时就能破案。

后来我又打电话去中城北区分局，约瑟夫还没回来。午饭我草草吃了一个热狗和熏肉卷，徒步晃到一间瑞典教堂，平常中午十二点半这儿都有聚会。今天演讲的人家住长岛，在六大会计事务所其中一家工作，过去十个月来滴酒不沾，至今还沉浸在戒酒的喜悦里。

“我听到你的留言后，就打到你住的旅馆，但接线员说你出去了。”他说。

“本来我正准备回去，想说不定可以碰碰运气，就顺道过来看你会不会刚好在这儿。”我说。

“今天算你走运，马修。坐。”

“昨天有位仁兄来找我，”我说，“他叫莱曼·沃里纳。”

“受害者的哥哥。我就知道他会去找你，怎样，你能帮他点什么吗？”

“看情况吧。”说着，我把一张百元大钞塞他指缝间。“谢谢你的介绍。”

我俩单独坐办公室里，所以他才能毫无顾忌展开那张钞票，仔细打量着。

“是真钞，”我跟他保证，“我看着他们印的。”

“听你这么说，我安心多了，”他说，“不，刚刚我只是在想，也许我根本不该拿你的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案子并非花钱就能消灾，然后所有人皆大欢喜。你接了这件案子我很高兴，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帮上他忙。”

“你觉得是瑟曼宰了他老婆吗？”

“什么我觉得？我他妈根本就认定是他干的！”

“怎么说？”

他思索了一下：“不知道，这么说吧，警察的直觉，怎样？”

“对我来说，这就够了。但是，我猜在你警察的直觉和莱曼的女性第六感之间，瑟曼还靠了他的狗屎运才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你见过这家伙吗，马修？”

“没有。”

“到时候看看你对他的观感会不会跟我一样。我发誓，他就是个狗娘养的骗子。这件案子我有第一手资料；除了那几个制服警察接获报案、抵达现场之外，我是第一个赶过去的。那时他惊魂未定，头上的伤口还流着血，嘴上贴着胶带的地方又红又肿。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不知道又看过他几次。马修，他说的话听起来很假，我就是不相信他会对他老婆的死感到难过。”

“这并不表示他杀了她。”

“没错，我看过几个杀人犯，他们会因为被害人死亡而感到很难过，但也有一些因为被害人没死而难过。不过，我又不是测谎机，不是每一次都能拆穿谎言。但应付他可就容易多了，只要他那张嘴一掀，八成又是吐出一堆狗屎。”

“是他一个人干的吗？”

他摇摇头：“我看不是，那个女人的前后都有被强暴的痕迹，阴道里面残存的精液确定不是她丈夫的，血型不同。”

“那后面呢？”

“肛门里面并没有精液，也许上后面那个男的很重视安全性行为。”

“真是顺应现代潮流的强暴手法。”我说。

“还不是到处散发的那些外科宣传单的功劳，提高了社会大众的危机意识。反正整件事看起来，两名歹徒的犯案手法，和死者丈夫的供词完全吻合。”

“除了精液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生理上的证据？”

“有啊，又短又卷的那种。看起来是不同两个人的阴毛，其中一种可以肯定不是她丈夫的，另外一种则有可能。但问题是，光从毛发查不出什么线索，最多只能证明两种都是白种男人的。就算有些确实属于瑟曼所有，也不能证明什么，他们是夫妻，老天，丈夫的阴毛在你的阴部卡个一两天，也没什么好奇怪。”

我想了一下，说：“如果，瑟曼单枪匹马地干……”

“怎么可能？”

“当然可能，他只要事前把精液和阴毛准备好就行了。”

“那些个玩意儿，他要怎么弄到手？帮一个水手吹喇叭，然后吐塑料袋里？”

莱曼·沃里纳猜测理查德·瑟曼是秘密同性恋者的说法忽然闪过脑际，我说：“那也行得通。我只是过滤某种可能性。不管用什么办法，他弄到了一些精液和体毛，和他太太一起参加派对，回家时……”

“爬了三层楼，他要太太等会儿，好让他有时间撬开戈特沙尔克家公寓，他还会说：‘你看着，亲爱的，我学了一招不用钥匙就能开门的绝活。’”

“门是撬开的？”

“嗯。”

“这可以事后弄。”

“哪个事后？”

“杀掉阿曼达之后，打911之前。这样好了，我们假设他有戈特沙尔克家的钥匙。”

“戈特沙尔克不是这么说的。”

“他可以偷偷打一把。”

“戈特沙尔克家的门有很多道锁。”

“他也可以打很多把钥匙，‘等一下亲爱的，我答应罗依和爱玛替他们的植物浇水。’”

“他们才不叫这名字，老律师叫艾尔弗雷德·戈特沙尔克，他太太的名字我忘了。”

“‘我答应帮艾尔弗雷德和爱谁谁的植物浇水。’”

“凌晨一点钟浇花？”

“干什么还不是都一样？也许他说想借一本想了好久的书；也许派对结束后，两人都有一点意乱情迷，他提议溜进老律师的公寓里，在他们床上云雨一番。”

“‘好刺激哦，亲爱的，就跟我们婚前一样。’”

“他就像这样把她引进去，杀了她，然后将精液和体毛注入她体内，布置得像一起强暴案。对了，她指甲里有没有发现疑似生前抓到的东西？”

“没有。他没有说她挣扎过。歹徒有两个，其中一个干“好事”时，另一个可以抓住她的手脚。”

“我们再回到他单独作案的可能性上。他杀她之后，伪装成强暴，戈特沙尔克家则成了第一现场，由他布置成歹徒闯入的样子。你有没有让老夫妇检查是否遗失了什么东西？”

他点点头：“艾尔弗雷德来过，说他太太身体一直不好，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远行。他们一向放在冰箱里头应急用的几百块不见了，一些家传的珠宝、袖扣和很久没戴的戒指也丢了，至于她的首饰，因为他无法确定哪些带去了佛罗里达，哪些又锁在保险柜里，所以也搞不清楚。不过贵重的东西大多存银行，或带去佛罗里达了，损失应该不会太大。得请露丝列一张详细的失物清单才可作准。对了对了，露丝，就是律师太太的名字，我就知道迟早会想起来。”

“皮草呢？”

“她没有貂皮大衣。她是动物保护人士。更何况她一年有六个月零一天都待在佛罗里达，根本也没这需要。”

“为什么得住六个月零一天？”

“因为得住满这个最低期限，才符合佛罗里达州居民的条件。那一州的居民不用缴所得税。”

“他不是退休了吗？为什么还要缴税？”

“还有一些其他投资的收入。”

“好吧，没貂皮大衣，那么有没有丢掉什么大东西？比如说电视音响之类的？”

“客厅里有一台很大的背投电视，卧室里也有一台。歹徒们把卧室的那一台搬到客厅，随后就扔那儿了。看来，他们原本想搬走，但不知道是一时紧张忘记了，还是临时决定在这间公寓还躺着一具女尸时不要冒这个险，搬走那么大一台电视。”

“那也要他们知道她断气了。”

“他们把她的脸整个揍扁了，还用丝袜勒她脖子，这个折腾法，难道还不清楚阿曼达的状况比遇上他们之前凄惨多了吗？”

“然后，他们便拿走了现金和珠宝。”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戈特沙尔克能想到的只有这么多了。问题是，他们还把整个公寓搞得天翻地覆，马修。”

“谁？警方搜证小组？”

“歹徒。所有东西都非常彻底地翻过，乱七八糟的，抽屉拉出来倒扣在地上，书架上的书也都弄下来了。倒不是那种因为要搜什么秘密玩意儿而把床垫划开、椅垫割破，而是他们把每一样东西拿起来乱丢。我猜他们是找现金。你想，冰箱放奶油的小隔间里的几百块钱，怎么够？”

“那戈特沙尔克怎么说？”

“他还能怎么说？‘我有一大笔没有报税的现金，被那些混蛋歹徒发现了。’他说，除了几件艺术品之外，公寓里面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有一些是签了名、编过号的画，像马蒂斯、夏加尔，其他的名字我忘了，那些画都已经投保，总价大概八万美金左右。歹徒把画从墙上搬下来，并没有偷走。可能是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保险箱吧。”

“我说，假使他是一个人作案……”

“怎么又绕回去了？好吧，请说。”

“公寓里到处被翻箱倒柜，看起来跟真的一样，但他只要把现金和珠宝藏起来就行了。你有没有搜他身？”

“瑟曼？没有。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双手反绑，太太僵死在地上。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把他剥光，再检查他的屁眼里有没有夹白金袖扣吗？不管怎样，若是按照你的推断，其实他大可把所有东西藏在自己公寓里。”

“我正想这么说。”

“如果再进一步推想下去，他用一把，不，两把……唉，管他用几把钥匙。总而言之他潜进戈特沙尔克家了，杀了自己的老婆，伪造一个强暴案现场，把偷走的现金和珠宝塞进一双袜子里，再放回抽屉中。然后他下楼来，把门撬开，装成歹徒闯空门的样子。接下来，依我看，他又把铁橇藏回楼上去了，因为在戈特沙尔克家搜不到铁橇。”

“瑟曼的公寓有没有搜过？”

“有，不过是先征得他同意的。我告诉他，歹徒很可能先从他那儿下手，再一路往楼下作案。当然，我早知道根本没这回事，瑟曼的公寓完全没有歹徒闯入的迹象；当然也可能是从逃生梯溜进去的，不管是用什么法子，反正没人踏进他公寓一步。但我还是照规矩搜了，看看有没有从楼下带上来的东西。”

“什么都没搜到。”

“一无所获——不知道这能证明什么。我没有机会来一次地毯式搜查。就算有，如果他把珠宝塞进他太太珠宝盒里，我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呢？况且，搜寻的目标是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又从何搜起？至于那几百块钱现金，难道他妈的就不能塞进他自己钱包里吗？”

“他的钱包不是被抢走了？”

“对啦，对啦，他的手表和钱包都被抢走了。歹徒逃逸时，把钱包丢在半路上，掏空了现金，留下信用卡。”

“他可以自己拿下楼。”

“也可以从楼梯口扔下来，省得跑上跑下。”

“至于他太太那些‘假设’被抢走的首饰珠宝……”

“干脆放回珠宝盒里不就得了吗？还有，他的劳力士表，哼，谁知道？搞不好他根本就没戴手表，或是卷在哪一只袜子里面。”

“然后呢？他把自己痛扁一顿，双手反绑，嘴巴封上胶带……”我说。

“换作是我，我会先把嘴巴贴起来，再反绑双手。”

“嗯，这种事你比我在行。他是怎么被绑的？你看过他被绑着的模样吗？”

“该死，就是没有，我越想就越懊恼，真恨不得去咬掉那两个替他松绑的菜鸟的脑袋！但你能指望什么呢？面对一个相貌斯文、穿着体面的男人，精神恍惚，被五花大绑扔在地上，妻子的尸体就躺在一旁，你还能说，在警察未到达之前，现场必须尽量保持原状吗？当然是赶快将他松绑，换了你我也一样。”

“是的。”

“可是，唉！他妈的我真希望他们没那么多事，如果是我先赶到现场就好了。若还依你那个他独自犯案的剧本来推断，现在问题在于，他可不可能把自己反绑，对不对？”

“对。”

“他的腿是捆住的，这个自己动手并不难，至于把双手绑在背后，便令人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了，不过，也不是不可能。”说着他拉开抽屉，伸手在里面翻了一会儿，掏出一副手铐。

“马修，把手伸出来，”他铐住我手腕，“好，现在你弯腰，一次一只，把脚这样跨过去，去，坐到桌上弄……去啊，难不倒你的。”

“老天。”

“这在电视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个人被铐住，他只要跳过自己手臂环成的圈，铐着的手就跑前面来了。好，现在站起来，把双手弄到背后。”

“不行。”

“如果你再瘦一点就没问题了，瑟曼的腰围只三十英寸，而且一点屁股也没有。”

“他的手臂很长吧？如果我的手臂再长个几英寸，也会比较容易。”

“我是没有去量他的袖子长度，不过你如果从这里开始调查也不错，到附近所有中国人开的洗衣店去，看能不能查到他的衬衫尺码。”

“把手铐打开好不好？”

“呃，不知道该不该这就打开，你这副德行还挺好看的，活像抓自己的屁股似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怎么好破坏画面呢？”

“快点。”

“咦？我明明有钥匙啊？摆哪儿去了？嘿，没关系，我们可以蹭到前面去，那里一定有人有钥匙……好啦。”他取出钥匙打开手铐。我站直身子，肩膀有点酸，一边大腿肌肉也有轻微拉伤的现象。“奇怪，怎么电视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可不是？”

“没看到他被反绑的方式，实在无从得知歹徒是怎么把他捆住的。我放弃你的假设，应该是有几名歹徒联手作案。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烦心些什么？”

“什么？”

“警察赶到现场时，他还被绑着。可是他滚下床去，撞翻桌子打电话报警……”

“就凭一根咬在嘴里的烟斗通条。”

“可不是？真厉害，一个人办妥了这么多事。不但如此，还把嘴上的大部分胶带蹭掉。我猜你也有这份能耐。”

“得了。”

“要不要我去找一卷胶带现场试验一下？开个小玩笑罢了。马修，你知不知道，你的毛病就是没幽默感。”

“哦，是吗？我正想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毛病。”

“喏，现在你知道啦。说正经的，他什么都做了，就是没给自己松绑，又不是魔术师胡迪尼，绳子一点都没有松动，一个动弹不得的人能做什么？但他却有办法滚来滚去，再说，这些家伙干起窃贼的行当像是业余的，又能把他绑得多牢？我真想知道，他到底怎么被绑，第六感告诉我，他有挣脱的机会，但他选择不挣脱。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想在警察到达时，保持被绑的样子。”

“一点不错，这样就可以撇清谋杀罪嫌疑了。如果他挣脱了，我们可以顺理成章说是他杀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被绑。目前的状况是，我们只能假设，他之所以没有挣脱，只因为他想那样子被发现，但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因为照这样下去，不管怎样他都有罪，况且他的动机又……”

“我了解你的意思。”

“所以说，我真希望能看到他还没松绑之前的样子。”

“我也是。他是怎么被绑的？”

“我不是才说过……”

“我是问用什么绑的？电线？晒衣绳？还是什么别的？”

“哦，他们用的是一种家用麻绳，相当坚韧，可以捆包裹，或假如你刚好有那方面癖好，也可以用来绑女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带来的。戈特沙尔克家有一个专门放置家庭用品的抽屉，里面有些钳子、螺丝刀、起子之类的，说不准老人家抽屉里也正好有一两捆绳子，谁会去操心这事？更何况是一位在这里住半年、下半年搬别处住的七十八岁老头子。抽屉翻倒在地上，里面如果有绳子，他们一定会发现。”

“胶带呢？”

“是平常医药箱里的那种普通白色胶布。”

“我就没有这玩意儿，我的医药箱里只有一瓶阿司匹林和一盒牙线。”

“好吧，应该说，如果活得像个人的话，就可以在你的医药箱里找到白胶布。戈特沙尔克认为是歹徒自己带来的胶布，因为他家浴室没有，有趣的是，用剩的胶布和麻绳都没有留下。”

“这就怪了。”

“不知道，可能歹徒有收集小东西的嗜好吧，而且，连铁橇也带走了。如果我把一个死掉的女人留在公寓里，才不会拿着凶器满街乱跑。不过，他们也可能是天赋异禀……”

“天赋异禀的话，老早去干别的勾当了。”

“是啊。为什么把凶器带走？如果瑟曼是共犯，又是他出面采购，也许他们还怕因此被追查到；如果就用公寓里现成的……不知道呀，马修，这他妈的从头到尾都很诡异。”

“我知道，在一堆为什么和假如之中瞎转，而且还很多地方说不太过去。”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谈话才这样东一句西一句没个逻辑。”

“他描述过歹徒长相吗？”

“当然，细节上虽然有些模糊，但前前后后还算交代得清楚，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你等会儿可以自己去看档案。据他描述是两个年纪与他们夫妇差不多的白人，两个彪形大汉，都留着胡子，比较高大那个蓄着一条颇长的小辫子，好像小尾巴拖在后面那种，知道吗？”

“我知道。”

“一看就知道来自上流社会，就像那些理平头的家伙，头上仿佛黏了一顶土耳其帽，而且还用割草机推过，外表都是同一副德行，我刚刚说到哪儿啦？”

“那两个歹徒。”

“喔，对对对，他非常热切且合作地看过一整本嫌疑犯照片，却没指出半个来，我们替他安排一名警方画家雷·加林德兹，我想你认识他。”

“我认识。”

“他很不错的，不过他的素描，怎么看都像拉丁美洲人，档案里有一份画像复件，有一家报纸也登过。”

“我没看到。”

“是登在《每日新闻》上吧？也接到过几个检举电话，浪费了一些时间去查，啥也没查到。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怎么想？”

“这件案子不是他一个人干的。”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

“我的意思是，你无法排除掉这种可能性。也许他真的有办法把自己反绑起来，经过周详的计划把铁橇、胶布和绳索扔掉，可是，事情应该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有帮手。”

“我同意。”

“他安排几个职业杀手，对他们说：‘喏，这里是大门钥匙，怎么做看你们自己方便，进来后直接上四楼的公寓。别担心，不会有人在家的，楼上也没有人在，就当成自己家一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把抽屉掀翻，书本扔到地上，现金和珠宝尽管动手拿不要客气，只要在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我们从宴会回来以前弄妥准备走人就成了。’”

“然后，因为不想太早到，所以他们散步回家。”

“或许吧，或许散步回家只是因为夜色真的很美，谁知道？到了戈特沙尔克家的那层楼之后，他说：‘你看！露丝和艾尔弗雷德的门开着！’接着他把她推进去，他们攫住她，打昏之后再强暴，最后把她杀了。事成之后他说：‘嘿，混球，你们不想在三更半夜抬着一台电视到处跑吧？我现在付给你们的钱，够买十台电视。’所以电视就留下了，而因为怕被追查，绳索、胶布和铁橇也被带走了……不对！简直胡扯！杂货店和五金行的东西怎么追查？”

“带走作案工具，是想让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一个人干的。那些绳子、胶布怎么可能自己长脚跑掉呢？”

“对，没错。不过在离开之前，得稍微揍他一下，他们造假的功夫令人印象很深刻，你在档案中可以看到我们替他拍的照片。接下来，将他捆住，封住他的嘴巴，也许还替他把胶布撕掉一半，等时间差不多，他就可以打电话报警了。”

“或者是绑得够松，好让他能挣出一只手来，把该做的事都做完后，再伸回绳子里去。”

“我也正想到这一点。老天，如果那些警察能够慢一点替他松绑就好了。”

我说：“不管怎样，他们走了以后，他想办法多挨了一阵子才拨911。”

“不错，这种说法，我看不出有什么漏洞。”

“我也看不出来。”

“我是说，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能解释他为什么还活着？他们已经把她杀了，尸体就放在一边，为何不干脆顺道把他宰了落得干净，省得费力去捆他。”

“他是在她被杀之前就被捆了。”

“好吧，这是他的说法。可是为什么要留活口？她的死，已经足够把这些劫匪送上绞刑台了，而且他可以指认他们……”

“在本州不能。”

“别再提醒我这个了。重点是，既然已经犯下了二级谋杀罪，多杀他一个也不会更糟，就像那些黑人说的，用手上的铁橇砸烂他的天灵盖。”

“他们有可能就这么做了。”

“做什么？”

“用力砸他，用力到以为他死了。他们刚杀了她，或许原先没有计划要杀人，所以……”

“你是说，他讲的是实话？”

“让我们暂时先站在魔鬼这一边来替他辩护，他们失手杀了她。”

“只因为她的脖子不小心被丝袜缠住……”

“而他们并不慌乱，只是匆忙中一铁橇击昏了他，心想下这么重的手，应该是活不成了，一心只想赶紧跑掉，谁还有那种闲工夫去摸他脉搏，或拿面镜子到他鼻子下头查看还有没有气呢？”

“胡扯。”

“你明白我说的了吧？”

他叹道：“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桩悬案，证据不够有力，而且我们掌握的几件事实又没法支持任何一种假设。”他站起身来，问我：“我想喝杯咖啡，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好。”我说。

“我不知道这咖啡为什么这么难喝，”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以前这里有台投币式咖啡机，可是那种机器连半点像样的咖啡都煮不出来。后来又买了这种电动滴漏式咖啡机，还去买了高级咖啡，结果煮出来还是这种味道。我想一定有某种自然定律，那就是，警察局里的咖啡一定要像大便一样难喝。”

我倒不觉得有这么难喝。他说：“你知道，事情要怎么发展才会真相大白？”

“有人告密。”

“告密者听到风声四处传播，或者我们以重罪之名逮到了其中一个走霉运的天才，为了自保，他把同伙统统供出来。至于瑟曼，就如同我们的推论，是他一手策划。”

“或甚至根本不是。”

“什么意思？”

我说：“他们会说：‘我们走的时候她还活蹦乱跳的。老兄，我们是操了她，不过我发誓她简直爱死了。我也跟你保证，我们并没有在她脖子上缠什么丝袜，一定是她老公临时决定给自己来个闪电离婚。’”

“天啊，他们是会那样说。”

“我知道，如果瑟曼百分之百清白，他们就会那样说：‘不是我们杀的。我们走的时候她明明还活着。’而这甚至也可能是事实。”

“哦？”

“假设瑟曼是临时起意。瑟曼夫妇回到家，撞上了正在作案的歹徒，歹徒把他们绑起来，殴打他并强暴他太太。反正是禽兽，就该有个禽兽样子。瑟曼在他们离开后，挣脱出一只手来，他太太昏过去了，而他一度以为她已经死了。”

“可是她没死，于是他灵机一动……”

“丝袜就在她身边床上，接下来你也知道，勒住她的脖子，这下子，她可是真的死了。”

他想了一下说：“也有这种可能。验尸报告指出，死亡时间大约在凌晨一点左右，这点符合瑟曼的说法。而如果他们前脚一走，他后脚就杀掉她，再拖延片刻，好让自己有时间从昏迷中醒来，挣脱捆绑，这样也说得通。”

“没错。”

“没有人能扯到他。他们可以辩称离开现场时她还活着，不管怎样，他们都会这么说。”

喝完了咖啡，他将一次性杯子丢进垃圾桶里。“我操！你可以一直在里面打转。依我说，就是他干的，不管是预谋还是临时起意，我都认为是他干的，有那么多的钱。”

“据她哥哥说，她继承了超过五十万美金。”

他点点头，“再加上保险金。”

“他没提到保险金的事。”

“可能没有人告诉他。他们婚后不久，就签下了彼此为受益人的保险，十万美元人寿险，意外死亡则可以领双倍。”

“这样又多了一点甜头，”我说，“赌注提高了。”

他摇摇头。

“怎么？我算错了吗？”

“嗯哼。她在九月份怀孕了，一发现怀孕之后，他们就联络上保险经纪提高保险金额，一个小生命要降临了，增加一点责任感是很合理的，对吧？”

“他提高了哪些保险项目？”

“一百万投他自己，毕竟他要负担家计，他的收入对这个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她也很重要，所以也被提高到五十万。”

“所以，她的死……”

“意味着一百万保险金，还有意外死亡险双倍赔偿，以及他将要继承的那些财产，加起来大概有个一百五十万吧。”

“天哪。”

“是啊。”

“老天。”

“是啊，既有方法，又有动机，还有机会。他妈的，这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而我却连一点能证明他有罪的证据都找不出来。”他闭上双眼，过了半晌，抬眼看着我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件事？”

“当然可以。”

“你用不用牙线？”

“嗯？”

“你说你的医药箱里只有阿司匹林和牙线，你用牙线吗？”

“喔，想起来才用，我的牙医叮嘱我一定要买。”

“我也是。但是我从来不用。”

“其实我也不用，这样有个好处，那就是我们永远都有用不完的牙线。”

“就是啊，这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4

那天傍晚，我和伊莱恩·马代尔相约在第九大道西边靠四十二街上的一间剧场见面，她穿紧身牛仔裤、方头靴和摩托车骑士常穿的那种口袋上有拉链的黑色皮夹克。我告诉她，她看起来漂亮极了。

“真的吗？”她说，“我试着打扮得‘外百老汇’①一点，可是这样好像已经变成‘外外百老汇’②了。”

我们的座位在前排，视野不错。不过这个剧场很小，根本不会有什么坏位子。剧名是什么我忘了，总之剧作家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抱有负面的态度。其中一个名叫哈利·齐格勒的演员，属于“戒酒很简单”这个团体，是亚波斯的圣保罗教堂匿名戒酒会的长期会员，教堂离我住的旅馆只隔两个街区。哈利在剧中演一个住在纸箱里的酒鬼。他的表演很具说服力，为什么呢？因为几年前，他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

结束后，我们到后台去恭喜他演出成功，刚好遇上六七个匿名戒酒会认识的朋友，约我们一起去喝咖啡，我们婉拒了邀约，径自沿着第九大道步行而上，走了十个街区，来到一家两个人都很喜欢的“巴黎绿”餐厅。我叫了剑鱼排，伊莱恩点的是青酱罗勒宽扁面。

“真搞不懂你，”我说，“穿着皮衣的异性恋素食者。”

“这种微妙而怪异的不协调，正是我的魅力。”

“我就说嘛。”

“现在你知道啦。”

“现在我知道了。几个月之前，有个女人在离这里半个街区的公寓里被杀了，她和她丈夫撞见正在她家楼下公寓行窃的歹徒，然后就被奸杀了。”

“这件案子我记得。”

“嗯，它现在变成我的案子了。她哥哥昨天雇了我，他觉得是她老公下的毒手。公寓主人是楼下的邻居，一个退休的犹太律师，有钱得很，但是，他太太的貂皮大衣没被偷走，你知道为什么？”

“她把它们统统穿身上了。”

“她根本没有貂皮大衣，她是个爱护动物的人。”

“喔，是吗？这样很好。”

“我在想，那她穿不穿皮鞋呢？”

“可能穿吧，管她的，”她倾过身来说，“你可以因为那些制造面包的酵母菌牺牲了自己而拒绝吃面包，也可以拒吃抗生素，谁赋予我们谋杀细菌的权力呢？就算她穿皮革而不穿貂皮大衣，那又怎样？”

“呃……”

“更何况，”她继续说道，“皮革是很高雅的，而貂皮大衣就太俗气了。”

“这点我同意。”

“很好。那么，真的是她丈夫干的吗？”

“我也不知道。今天稍早，我从那儿经过，等会儿如果陪你走回家的话，可以指给你看，说不定你能发现什么线索。只要路过谋杀现场，就可以破案。”

“你还没破案。”

“是的，这丈夫可是有一百五十万个理由杀她。”

“一百五十万……”

“美金，”我加了一句，“包括保险以及她的遗产。”接着我便转述从德金与莱曼·沃里纳那儿得知的资料。“不知道还有哪些警方没做过的事我可以做。四处闲晃，敲敲门，找人问话之类的，要是能发现他有外遇那就太好了。不过，德金一开始就朝这方向调查，还不是无功而返。”

“搞不好他有一个男朋友。”

“那样正好符合我当事人的推论了。但同性恋者有一种倾向，他们老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是同性恋。”

“就像我们认为这整个世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一样。”

“明天晚上你想不想去麦斯佩斯？”

“你说什么？麦什么斯？”

“不，我只是说……”

“或者应该说是乌烟瘴气吧，麦斯佩斯听起来相当乌烟瘴气。其实我从来没真正去过那里，实在不该这么说。去麦斯佩斯做什么？”我告诉她。

她说：“我不太喜欢拳击，这和道德扯不上关系，两个成年男人喜欢绕着圈打来打去，那是他们的事，我不在乎，只不过会马上转台而已，况且我明天晚上还要上课。”

“这学期修什么？”

“当代拉丁美洲小说。过去一直告诉自己该看的书，现在必须读了。”

秋季班时，她修的是都市建筑，我还陪她去看了几栋建筑物。

“你会错过麦斯佩斯的建筑。”我说，“说实在的，要单独一个人去，我找不出什么好理由大老远地跑去麦斯佩斯，我就为了盯住瑟曼。他就住附近，而且他的办公室就在四十八街和第六大道的交叉口，我只是找借口去看看拳赛罢了。如果新的麦斯佩斯体育馆举办的是壁球而不是拳击赛，我很可能就待在家里。”

“你不喜欢壁球？”

“现榨橙汁③还可以。我也不知道，我根本没看过壁球是怎么打的，说不定我会喜欢。”

“是啊，说不定你会。我认识一个壁球国手，是来自斯克内克塔迪的临床心理医生，曾在纽约体育俱乐部比赛，不过我从没看过他打球。”

“如果在麦斯佩斯遇到他，我会跟你报告。”

“好啊，谁知道呢，世界很小。你说瑟曼住的地方离这儿只一个街区？”

“半个街区。”

“也许以前他们常来，说不定加里还认得他们，”她皱着眉说，“曾经认识他们，认得他，‘曾经’认识她。”

“有可能，让我们问问他。”

“你问，”她说，“今天晚上，我老是用错动词时态。”

付过账后，我们来到吧台。加里站在吧台后面，他的身材瘦长，动作很滑稽，下巴上蓄着像黄鹂鸟巢般的胡子。他说，看到我们很高兴，还问我什么时候再派任务给他，我说这还很难说。

“有一次啊，这位兄台交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一项秘密的情报工作，我表现得还不错。”他对伊莱恩说。

“哦，那当然。”

我问他有关理查德和阿曼达的事。“他们偶尔会来，有时和另一对情侣，有时只有他们俩。”他说，“晚餐前，他会来一杯伏特加，她则点杯红酒，有的时候他单独来，在吧台前很火速地灌杯啤酒，我忘记是什么牌子了，百威淡啤酒？库尔斯淡啤酒？总之是淡啤酒。”

“凶案发生后，他来过吗？”

“我只见过他一次。在两个礼拜前，他跟个男人来这里吃晚餐，那是事发之后唯一一次见他。你知道他就住附近吧？”

“我知道。”

“离这儿只有半个街区。”他身子从吧台后倾出来，压低了声音问道：“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另有隐情？”

“你不觉得一定有吗？那个女人是被强奸后勒毙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嘛，我是说，是不是他干的？”

“你说呢？你看他像不像个凶手？”

“我在纽约待太久了，看谁都像凶手。”

我们离开时，伊莱恩对我说：“你知道吗？明天晚上可能有一个人会想去看拳赛，米克·巴卢。”

“说得也是，想不想到葛洛根待一会？”

“好啊，我喜欢米克。”她说。

米克在店里，看到我们他很高兴，对开车去麦斯佩斯看两个成年男子打来打去的提议更是反应热烈。我们没在葛洛根待太久，走的时候招了一辆出租车，所以也没有经过那间阿曼达丧命于她丈夫与其同伙手上的公寓。

我在伊莱恩的公寓过夜，第二天开始在理查德·瑟曼平日的活动范围里打探线索。五点钟回旅馆去看CNN新闻，淋了浴，换好衣服走下楼时，米克的银色凯迪拉克已经停在前门口的消防栓旁了。

“去麦斯佩斯。”他说。

我问他知不知道怎么去。

“知道，”他说，“从前有一个罗马尼亚来的犹太人，在那附近开了一间工厂，雇了一打女工把金属与塑料装在一起，做成拔针器。”

“那是什么玩意儿？”

“如果你把一堆文件订在一起，后来又想把它们拆开，就可以用那把拔针器把订书针拔出来。一堆人替他装配零件，另一堆女工则把成品一打一打装进盒子里，运到全国各地去。”他叹了口气，“可惜他是个赌鬼，借了钱却还不出来。”

“后来呢？”

“啊，说来话长，过两天找机会再告诉你。”

五个小时后，我们从皇后区大桥朝曼哈顿方向往回走。那个麦斯佩斯工厂老板的故事，他没再讲下去，反而是我在讲关于有线电视制作人的案子。

他说：“人们总是这样互相使坏。”

这种事他也有份。根据街坊的传说，他杀了一个名叫法雷利的家伙，还把他的头放进保龄球袋里，提着它穿梭于地狱厨房的数家酒吧之间。有人说他从来没有把袋子打开过，另外有人则发誓，他们看过他揪住头发把脑袋提起来，说：“你要不要看可怜虫帕迪·法雷利？你瞧，他难道不是你见过的最丑的混蛋？”

报纸上说他是以“屠夫小子”的诨号闻名。可是只有报纸那样叫他，就像只有擂台司仪会称埃尔登·拉希德为“斗牛犬”。这个诨号的来源，可能跟法雷利的故事有关，也跟那件米克喜欢穿的染血围裙有一些关联。

围裙是他爸爸的。老巴卢从法国远渡重洋而来，在西十四街的肉类批发市场切肉，米克他妈是爱尔兰人，他的口音得自她的真传，相貌则承自老爸。

他是个相当魁梧的人，高大、壮硕、石垒般的块头，活像复活岛上的史前巨石。他的头颅像一块大圆石，脸上因创伤与暴力而坑坑疤疤的，面颊的微血管已开始破裂，这是多年酗酒得到的成绩，眼眸是慑人的碧绿。

他是个酒鬼和职业罪犯，双手与围裙上都沾满了鲜血。很多人都对我俩之间的友谊感到奇怪，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正如我和伊莱恩的关系，解释起来也很不容易。也许所有的友谊终究都是不可解释的。

米克邀我回葛洛根去喝杯咖啡或是可乐什么的，但我拒绝了。他承认自己也累了：“下星期找个晚上来，等打烊之后，我们把店门锁上，坐在黑暗中讲讲老故事。”

“听起来不错。”

“早上再去做弥撒。”

“那我就不知道了，其他的都还不赖。”

他让我在西北旅馆前面下车，上楼之前，我在前台停了一下。没人留言，于是我上楼睡觉。

在等待睡意来袭时，我发现自己想起了在麦斯佩斯看到的男人，那个和儿子一起坐在中央前排的父亲。我知道曾见过他，但又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我不认识小男孩，只对那位父亲有印象。

在黑暗中躺着，我忽然察觉到，这件事特殊的地方并不是那个男人看来很眼熟。我遇到似曾相识的人也不足为奇，纽约到处都挤满了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我的眼前经过：街上、地铁里、球场内、戏院中，甚至是皇后区的体育馆。不寻常的并不是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是整件事的紧张状态；不知为什么我很清楚地感觉到，想起来他是谁或在哪里见过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他坐在那儿，手臂绕着男孩的肩，另一只手则伴着他的解说指东指西。接着是另一个画面，他那只手，放在男孩的额前，抚顺他的棕发。

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画面上，揣测到底是什么事情使它变得如此紧迫。我的思维紧扣其上，跟着又绕到别的地方，终于，睡着了。

几小时之后，隔壁餐厅收垃圾的清洁队员弄出的声响把我给吵醒了。我上完厕所回来想再睡，脑海中忽地有许多画面闪来闪去，举告示牌的女孩，抬头挺胸地摆姿势；那位父亲的脸孔鲜明清晰，搁男孩额前的手；女孩、父亲、女孩、移动着的手、抚平了头发——

老天哪！

我惊坐而起，心脏突突直跳，嘴巴干涩，几乎无法呼吸。

侧过身去，伸手扭开床头灯，看看时钟，差一刻到四点，但我却再也无法合眼。

① 指实验性而非商业性演出。

② 较“外百老汇”更前卫的实验剧。

③ squash是壁球，亦为果汁。

5

六个月前，七月中旬一个酷热的星期二晚上，我照例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参加聚会。我答应在每个星期二聚会结束之后帮忙收拾椅子，连续做六个月，所以才记得那一天是星期二。理论上从事那样的服务能帮助你不酗酒，保持头脑清醒，可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喝酒才能让你保持清醒，可是摆摆椅子也无妨；如果你的两只手都得拎着椅子，就没空去拿酒瓶了。

我不记得那天聚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但在休息的时候，有个名叫威尔的人走过来对我说，等聚会结束后想跟我谈一谈，我说没问题，可是不能马上离开，因为我得留下来把椅子排好。

聚会进行到十点钟，在诵读祈祷文之后结束，由于有威尔帮忙，整理工作比平常要快。我问他想不想上哪儿去喝杯咖啡。

“不了，我得回家,”他说，“反正不会耽搁太久的。你是个侦探对吗？”

“可以这么说。”

“而且你以前还干过警察。我戒酒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听过你的戒酒经历。是这样的，你能帮我一个忙吗？能不能请你看看这个？”

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折叠的包裹，里头有盘录像带，放在录像带出租店用来装带子的半透明硬壳盒子中，我把它拿出来，上面的标签写着：《十二金刚》。

我看看录像带，然后瞅着威尔。他四十来岁，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他已经戒了半年酒，是圣诞节过后才加入聚会的，也一度在聚会上分享了他的戒酒经历。我知道他酗酒的故事，但对于他的私生活就所知不多了。

“这部片子我很熟，”我说，“看过四五遍了。”

“你一定没看过这个版本。”

“有什么不一样？”

“反正你相信我就是了。或者根本别管我说什么，把带子拿回家看了再说，你家有录像机吧？”

“没有。”

“哦。”他应道，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你能告诉我这部片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不，我什么也不想说。我希望你在完全没有预设立场的状况下看完它。啊，该死！”我给他时间理出一个头绪。“我本来想请你到我家来，可是今天晚上不行。你可以借到录像机吗？”

“应该可以吧。”

“太好了。你会看吗？马修，明天晚上我会过来，到时候再跟你讨论。”

“你要我今天晚上就看？”

“可以吗？”

“这个嘛，”我说，“我试试。”

我本来计划跟大家到火焰餐厅喝咖啡，凑凑热闹。结果改变了主意，回到旅馆打电话给伊莱恩。“如果不行就直说，”我说，“有个家伙拿给我一部电影，要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看。”

“有人拿给你一部电影？”

“录像带。”

“哦，我懂了，你想用我的那个什么来看，对吗？”

“对。”

“我的录像机。”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如果你受得了，我是无所谓。不过问题是我现在没化妆，邋遢得不得了。”

“我不知道你平常有化妆。”

“哦，是吗？”

“我以为你是天生丽质。”

“好小子，真不愧是侦探。”

“那我马上过去。”

“谁跟你马上！”她说，“你得给我十五分钟锦上添花一番，否则我会叫门房把你一脚踹出去。”

我走到她那儿时，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伊莱恩住在东五十一街第一大道与第二大道之间。她的公寓在十六楼，从客厅的窗子向东河对岸望去，可以看到整个皇后区，如果知道方位的话，应该也可以看到麦斯佩斯。

公寓是她自己的。十二年前这栋大厦公开出售时她买下的，她还有一些出租的产业，包括两栋房子和几间公寓，其中有一些位于皇后区，但并不是全部，此外她还有投资，如果退休，光靠这些投资的收入就能过不错的日子。不过，她还没有选择退休。

她是一个应召女郎，我们是在几年前认识的。当时，我还是一个钱包里挂着金色警徽的警察，和我的妻儿住在赛奥西特区，皇后区另一端的长岛，远非伊莱恩所能眺望。我和她建立了一种，我想是各取所需的关系，说不定，绝大多数的男女关系都建立在这上面，只要你看得足够深入。

我们为彼此付出。对她而言，我为她做一些身为一个警察能办到的事——警告一个嚣张的皮条客，吓走那些和她过不去的醉汉，或是把一个无礼地死在她床上的客户的尸体，丢到一个无损于他或她的名声之处。我做的是警察的事务，她就回报以应召女郎的服务。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关系维持了很久，因为我们本来就彼此欣赏。

后来我不干警察，放弃了警察的金色警徽，也同时放弃了房子、妻子和孩子。伊莱恩和我并没有经常刻意联系，如果其中一个人搬走了，很可能会从此失去联络，好在我们都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后来我酗酒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在几次因为烂醉造成错误后，我决定开始戒酒。

接下来几年，慢慢地，我一天一天地戒酒。直到某一天，过往的麻烦又找上伊莱恩，那牵扯到我们曾经共有的过去，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困扰，我也脱不了干系。就这样，因为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又相遇了。虽然很难说这意味着什么，当然，她曾经是个很亲近的朋友，然而，她也是遇到的熟人中唯一与我有一段过去的人，单单这么一个缘故，她对我而言便非常重要。

而且，她也是一个礼拜同我睡上二三夜的女人，其中包含的意义以及未来的结果，让我不知所措，我和戒酒辅导员吉姆·费伯谈过，他建议我循序渐进地处理我和伊莱恩的关系。如果你在戒酒聚会养成那种劝勉别人的习惯，别人就会在你还不知情以前，为你封一个智者的名号。

门房用对讲机和楼上通话后，指了指电梯。伊莱恩站在门口等我，她扎了马尾辫，身穿一件亮粉红紧身裤和一件柠檬绿无袖上衣，上头的几个扣子敞开，耳际垂着一对夸张的金耳环，脸上的胭粉刚好涂到接近妖冶放荡的边界，她总是刻意装扮成这种效果。

我开口说：“看吧，我就说天生丽质。”

“承蒙您看得起啊，大爷。”

“就是这张清新朴素的脸孔，让我每一次神魂颠倒。”

我跟着她进去，她把录像带拿出来。“《十二金刚》，”她念道，“这就是今天晚上非看不可的电影？”

“对方是这么交代的。”

“是那部李·马文反抗纳粹的《十二金刚》吗？你不早说，我可以在电话里从头到尾跟你讲一遍。首映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之后在电视上又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李·马文、特利·萨瓦拉斯、查尔斯·布朗森、欧内斯特·博格宁，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演《陆军野战医院》的那个……？”

“艾伦·艾尔达？”

“不是，是在《陆军野战医院》那部片里面……不是埃利奥特·古尔德，是另外一个……，哦，对了！是唐纳德·萨瑟兰。”

“对了，还有特里尼·罗贝兹。”

“我都忘了有特里尼·罗贝兹，他们的降落伞才一落地，他就被杀了。”

“嘿，不要告诉我剧情，多扫兴！”

“哈哈哈，不好笑！罗伯特·瑞安也有演，对不对？还有最近才死的罗伯特·韦伯，他真是一个好演员。”

“我只知道罗伯特·韦伯死了。”

“罗伯特·瑞安几年前就死了，两个罗伯特都死啦，你看过这部片子吧？一定的，大家都看过。”

“看了一遍又一遍。”

“那你现在干吗又要再看一遍？工作上需要吗？”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威尔在把录像带拿给我之前，就已经确定我是个侦探。“可能吧。”我说。

“真是份好差事啊，我也希望有人付钱请我看老片子。”

“真的吗？我倒希望有人付钱请我上床。”

“很好，相当好。你许愿的时候最好小心一点。你是真的要看片子，还是口袋里的家伙不老实？”

“啊？”

“算了。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看啊？会不会让你不专心呢？”

“当然可以，不过我也不知道会看到什么。”

“《十二金刚》嘛，n’est-ce pas①？标签上明明就这么写的。”说完她拍了一下自己额头，学彼得·福克演的可伦坡恍然大悟的震惊样子说：“挂羊头卖狗肉！你该不是要调查关于著作权法的事情？”

我曾经在一家大侦探社工作，专门去找那些在街上贩卖蝙蝠侠T恤和遮阳帽之类的小贩麻烦，收入不错，但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工作，那些从达喀尔及卡拉奇来的新移民，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让我不忍心再做下去。“我也不确定。”我回答。

“我是指版权问题，有人盗拷原版带子来赚钱，我说得对不对？”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但是你可以继续猜，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带子看完，然后就知道你猜得对不对了。”

“哦，”她回答，“哎呀，管它呢，放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一开始，这部片子演的内容正如片名所示，随着李·马文巡视一间一间牢房，片头打出各个领衔演员的名字与角色，为观众介绍十二个由死刑犯组成的敢死队，他们都是因为杀人强奸被判死刑的罪犯。

伊莱恩说：“以我未经严格训练的眼睛看来，这和我记得的那部电影十分相似。”

电影又持续了十分钟，我开始怀疑除了酗酒及药物的问题之外，威尔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毛病。接着，情节忽然中断，画面变成一片空白，声音也被切断，屏幕大概中断了十秒钟之后，一名身形纤细、满脸孩子气，有着中西部轮廓的年轻男子出现在屏幕上。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旁分的茶色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除了围在腰际的一条鲜黄毛巾之外，身上再也没有其他遮蔽物。

他的手腕、脚踝都被铐在一个与地面呈六十度角的X形金属架子上，膝盖与手肘上方紧紧地系着一圈皮套，腰上的皮带则有一部分被黄毛巾遮住了。看起来这些装置将他固定得很牢。

他看起来似乎没特别不舒服，脸上竟然还有似笑非笑的表情。他开口问道：“那玩意儿有没有在拍？嘿，我是不是该说点话呢？”

镜头之外一个男声要他闭上嘴巴，年轻人的嘴张开了又合上，现在我才搞清楚，他不过是个孩子而已，虽然已经开始发育了。他很高，但看起来不会超过十六岁。没有胸毛，腋毛倒有一小撮。

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这个男孩，然后一个女人走进了镜头，她大概和男孩一样高，但因为没有被四仰八叉地绑在架上，而是站直的，所以看起来比较高，她戴着《独行侠》里男主角戴的那种面具，是黑色的皮制品，与她身上穿的搭配成一套，黑色紧身皮裤在大腿根部开了个口，及肘的黑色皮手套及三英寸的黑色高跟鞋，鞋头还钉着亮片，这就是她的所有行头。腰部以上全裸，小巧的乳房上，乳头坚挺着，颜色鲜红，与嘴唇的色调一样，我猜她用口红涂过。

“喂，这是你最迷恋的清纯玉女形象，可比《十二金刚》要火辣刺激多了。”伊莱恩说。

“你不一定要看。”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你若是受得住，我就没有问题，以前有一个客人很喜欢看那种性虐待小电影，真是蠢到家了。嘿，你有没有想要我把你绑起来过？”

“没有。”

“那你把我绑起来呢？”

“也没有。”

“说不定我们错过了什么有趣的事。变态的人有五千万，这么高的数据总不会错吧？啊，精彩的来了。”

那女人解开男孩腰上的毛巾，扔到一边去，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爱抚他，那个男孩立刻就勃起了。

“哇，多年轻哪！”伊莱恩叹道。

摄影机移近，特写镜头拍摄女人把玩、逗弄着男孩，然后再拉远，女人把手松开，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褪下手套，然后整只脱掉。

“吉卜赛的露丝·李。”伊莱恩说。

脱下手套后，女人露出和嘴唇、乳头涂着同样颜色的指甲，她抓起脱下的那只手套，开始甩打男孩胸膛。

“嘿！”他叫道。

“闭嘴！”她生气地说，挥舞着皮手套打他嘴巴。他瞪大眼睛，她仍继续甩打他的脸和胸膛。

“嘿！轻一点！真的很痛。”他说。

“当然痛！”伊莱恩说，“你瞧，她在他脸上留下的红印子，她也太入戏了吧。”

镜头外面的男人叫男孩安静一点。“他叫你闭嘴。”女人说。她趴在男孩身上，用自己的身体跟他磨蹭，然后亲他的嘴，没戴手套的那只手的指尖，轻触过她在他脸上留下的手套印子，接着慢慢地顺着胸膛吻下去，在吻过的地方留下她的口红印。

“哇，真带劲儿！”伊莱恩说道。她本来坐在一张椅子上，现在跑过来挨着我坐在沙发上，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说：“有人要你今天晚上一定要看这玩意儿，嗯？”

“是啊。”

“他没有说你在观赏时要跟女朋友一起吗？”

她的手沿着我的大腿朝上游移，我拿手盖住她的手，阻止进一步的动作。

“怎么啦？不准我摸？”她问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看见那女人用戴了手套的那只手握住男孩阴茎，并用皮手套抽他的阴囊。

他叫道：“哦！哦！天哪，快停下来，好痛啊！放我下来！把我从这鬼玩意上放下来！我不干了！”

他不断地、徒劳地嚎叫，那个女人面露凶光，跨向前去，抬起膝盖朝他裸露的大腿根部一撞。

他尖叫一声，镜头外的男人声音说道：“天哪，把他的嘴贴住！我不想听这种狗屎声音，去去去！走开！我看，还是我自己来吧！”

我以为那是摄影师的声音，但当他走进画面的时候，影片却没有中断，他穿了一件紧身的潜水衣。我对伊莱恩这么说时，她纠正我：“那是橡胶的，黑色橡胶皮，订做的。”

“谁会订做这玩意儿？”

“恋物癖啊，她对于皮革有癖好，他则偏爱橡胶。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那男子也戴了一个黑色的橡胶面具，事实上，更像一顶兜帽，盖住他的头和脸。眼睛的部位挖了两个洞，鼻子和嘴巴那里也是。他转过身来，我发现在他的胯下也有一处开口，露出细长的阴茎。

伊莱恩有意见了，“那个戴橡皮面具的男人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干吗把头和脸全都遮住？”

“我不知道。”

“穿成那副德行要怎么潜水？难道要鱼来帮你口交？我可以确定一件事，这个男的不是犹太人。”

这时，他已经用胶布把男孩的嘴给贴上了，然后皮衣女把皮手套递给他，让他在男孩的皮肤上留下更多的红印子。他有一双大手，手背上有深色的汗毛，橡皮衣在手腕处收口。因为那双手几乎是他身体唯一外露的部分，所以令我更加留意它们。他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只大型金戒指，上面镶了一颗我认不出来的宝石，颜色有点黑又接近深蓝。

他跪下来，把男孩的那根含进嘴里，等男孩再度勃起时，他用皮绳拴住男孩阴茎底部。

“这样就可以一直保持坚挺了。你把血管堵住，血液流得进去却流不出来。”他告诉皮衣女。

“就像蟑螂屋那样。”伊莱恩嘟囔着。

皮衣女跨在男孩身上，把阴茎放进皮裤开口处她身体的孔洞里面。她边骑着男孩，边让男人轮流对他们爱抚，一面搓揉她的乳房，一面拧着男孩乳头。

男孩的脸部表情一直在变，他很害怕，但又很兴奋。他们伤害他时，他痛苦地畏缩着，其余的时间看起来又很犹豫，似乎想要享受正在发生的事，又担心下一步到底会如何。

看着看着，我和伊莱恩都不吭气了，她的手早就从我的大腿上抽开。这一场表演，有如男孩嘴上的胶布，堵住了我们的嘴。

很快地，我开始对接下来即将目睹的内容，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我的感觉马上被证实。随着那女人与男孩交媾的速度加快，她喘息着叫道：“快！剪了他的奶头。”

穿橡皮衣的男人走出镜头，回来时手上握了个东西，一开始我还看不清楚是什么，但马上知道了，那是一种园丁用的工具，用来剪玫瑰花丛的剪子。

女人还骑在男孩身上，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他的一个乳头，使劲地搓揉拉扯。男孩怒目圆睁，看着男人轻轻把一只手放在他的额头上，温柔地将他的褐发拢顺。

而他的另一只手拿着树剪，女人下命令说：“现在！”但是他并没有下手，女人只好又重复一遍。

他一面拢着男孩的褐发，抚摸着他的额头，一面紧握着树剪手柄，把他的乳头剪掉。

我按下遥控器，屏幕顿时空白一片，伊莱恩双臂交抱胸前，紧紧托着手肘，她的手臂靠紧身侧，微微颤抖着。

“其余的，你不想再看了吧？”我说道。

她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只是坐在沙发上大口喘着气。“那是真的，对不对？”她说。

“恐怕是的。”

“他们把他切掉了。他们，那该怎么说？剪掉，对，就是这样，他们把他的乳头像剪树枝一样剪掉了！如果马上送进医院，还可以重新缝合，那个麦斯……”

“是鲍伯·奥赫达，去年他的指尖……”

“那是他投球那只手，是吗？”

“他投球的手，没错。”

“他马上就被送进医院了。不知道乳头可不可以再接回去。”

她深吸一口气，再吐出来。

“我想，没有人会送那个孩子去医院。”她仍吐着气。

“是啊，我想不会。”

“我觉得快昏倒了，好像又想吐。”

“弯下身来，把头放膝盖中间。”

“然后呢？跟我的屁眼吻别吗？”

“你不是快昏倒了……”

“我知道，那样做可以让血液流回脑袋里。我是开玩笑的。‘她没事了，护士小姐，她还能开玩笑哩。’我很好，你知道的，我受过非常好的训练，要成为一个很棒的约会女伴，在约会的时候，我从来不昏倒，从来不呕吐，也从来不点龙虾。这盘带子的内容，你早就知道了吗，马修？”

“完全不知道。”

“‘咔嚓’一声，他的乳头掉了，鲜血渗出来，流过他的胸，像条古老的河流一样曲折地流着，该怎么形容才是？”

“我不知道。”

“蜿蜒而行，血顺着他的胸膛蜿蜒流过……你要继续看吗？”

“我想最好是这样。”

“等一下会越来越可怕，对不对？”

“应该是的。是的，会更可怕。”

“他会不会失血过多而死？”

“那种伤口应该不会吧。”

“那会怎么样？血自动凝结起来吗？”

“迟早会凝固。”

“除非他有血友病……我看不下去了。”

“我也认为你最好不要再看了。这样吧，你去卧室里等我。”

“等安全时你再叫我出来哦？”

我点点头，她起身回卧室，开始时脚步还有些摇晃，后来便逐渐平静下来，走出客厅。在听到卧室门咔嗒关上的声音后，我又等了一下，并不急着继续看，约一两分钟之后，我按下遥控器，再次回到刚才暂停的地方。

我一口气把整盘带子看完了。伊莱恩进去后十分钟，我又听到她把卧室门打开，不过，我仍然盯着电视机看，感觉到她从我身后经过，爬回沙发上坐下。我没看她，也没说话，只是坐那儿，目睹一切经过。

那件事结束之后，电视机又空白了一下，然后我们忽然回到《十二金刚》的情节里，那批亡命之徒和反社会分子被丢进一座城堡中，里面挤满了欢庆占领法国成功的纳粹士兵，我们坐着，把整部片子看完。看特利·萨瓦拉斯那双精神异常的大眼睛，看那些英雄用机关枪手榴弹把地面炸得像地狱一样尘烟飞扬。

等片子结束，演员名单也列过之后，伊莱恩走到录像机前按下倒带。她背对着我说：“这部片子，我说我看了几遍？五遍？六遍？每一次看，我都希望结局会不一样，约翰·卡索维茨最后没有被杀掉，虽然他很卑鄙，但他死的时候，仍然会令你心碎，对吗？”

“是的。”

“因为他们好不容易逃到了安全地带，最后从天外飞来一颗子弹，莫名其妙地就把他打死了，约翰·卡索维茨去年也死了对不对？”

“我想是的。”

“李·马文当然也死了。李·马文、约翰·卡索维茨、罗伯特·瑞安、罗伯特·韦伯。还有谁死了？”

此刻，她站我的面前，俯视着我。她生气地说：“所有人都死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到处都有人死去。连中东那个什叶派的领袖都死了！可是，那个狗养的变态却会长命百岁！他们宰了那个孩子对不对？”

“看起来是这样。”

“根本就是这样！他们先虐待他，然后再干他。再多虐待他一点，然后再多干他一下，最后，就把他杀了。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对。”

“我真是被搞糊涂了。”

她说着，走过来跌坐在椅子上。

“在《十二金刚》里面死了一大堆人，有德国人，也有我们的人，那又怎么样？你看过后，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另一部……那一对下流变态和那个孩子……”

“那是真实画面。”

“怎么会有人做得出这种事情来呢？我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孩子，也不特别纯真善良，至少我不认为自己是那样，我是吗？”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我是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老天，我的意思是，说穿了我就是个妓女。”

“伊莱恩——”

“不，让我说完，宝贝。我并没有贬低自己，只是就事论事，我刚好从事一种不太看得到人性善良面的职业，我知道，这个世界充斥着一堆怪人跟神经病，我还知道，那些性变态喜欢穿上皮革、橡胶和毛皮，互相绑起来，玩心理不正常的游戏，其中一些人失去控制，犯下了可怕的罪行，这我也知道，有一次，我还差点被这种人杀掉，你记得吗？”

“历历在目。”

“我也是。好！欢迎回到这个世界来！有些日子非常可怕，可怕到我认为应该有人拔掉插头，把整个人类全毁灭掉，但是，我同样可以赖活着，只不过，我就是受不了再想这件狗屎事，我真的没办法！”

“我知道。”

“我觉得好脏，”她说，“我得洗个澡。”

① 法语：不是吗？

6

我本想第二天一早醒来就打电话给威尔，却不知道怎么联络他，有很多他相当隐私的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他十二岁就开始喝咳嗽糖浆；我知道他未婚妻因为他酒醉后与她的父亲争吵而拂袖离去；我还知道随着他逐渐清醒，他意识到自己的婚姻触礁且危机重重。然而我竟然不知道他姓什么，在哪里工作。无计可施之下，只好等到八点半的聚会。

聚会开始之后不久，威尔就到了。休息时间，他一个箭步走到我面前，问我看了那部片子没有。

“当然看了，那一直都是我最爱看的片子之一。尤其是其中有一段，唐纳德·萨瑟兰把一名将军关起来，自己去检阅军队，真是精彩极了。”

“老天爷，我要你看的是昨天晚上我拿给你的那盘带子，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开玩笑的。”我说。

“噢。”

“那东西我看了，虽然不是很好受，我还是全程看完。”

“然后呢？”

“什么然后？”

我决定不参加下半场聚会，直接跟他谈下去，我拽着他的手臂走上楼，来到外面街上。第九大道对面，有一男一女为了钱争吵，尖锐的声音渗透进温热的空气向四面荡开。我问威尔，那盘带子是从哪里来的。

“标签上写了，是我家附近转角的录像带店，百老汇大道和六十一街交叉口。”

“你租的？”

“是啊，这部片子我看过，事实上，米米和我都看过好多次了。上星期在电视上看到续集，所以想把第一集租回来再看一遍。但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

“我知道。”

“那种东西叫虐杀电影吧？”

“我想是的。”

“以前我从来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

“真的吗？我以为干警察和侦探的都……”

“没那回事。”

他叹了一口气，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

“要不要报警？我实在不想自找麻烦，但视若无睹又好像不太对，我猜我想说的是，是不是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需要你的建议。”

那一对男女仍然在对街尽头互相叫骂。“别烦我！你他妈的别再来烦我！”那男子不断吼叫。

“好，现在，我们来理清楚，你到底是怎么租到这盘带子的。你走进录像带店，从架子上取下录像带……”

“从架子上拿下来的并不是录像带。”

“那是什么？”

他向我解释整个程序，先从架上取下展示用的空盒，再拿着空盒子到柜台去交换真正的录像带。他在那里有会员卡，他们把带子拿给他，收了一天租金，不知道是多少，反正要不了几块钱吧。

“那家店在百老汇街和六十一街的交叉口？”

他点点头说：“从转角算起第二还是第三家店，就在马丁酒吧隔壁。”那一间酒吧我知道，大大的一间空房子，像布拉尼·斯通酒吧那样。饮料很便宜，蒸盘上有热腾腾的食物。几年前为了招徕顾客，把早上八点到十点订为“欢乐时光”，所有的饮料一律半价，真不知道早上八点有什么好欢乐的。

“他们几点打烊？”

“十一点吧，周末会开到午夜。”

“我去找他们谈一谈。”我说。

“现在？”

“有何不可？”

“呃……你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用了。”

“你确定？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再回去聚会。”

“可以。”

他转身要走，却又转身说：“噢，对了。马修，那盘带子昨天就该还，所以今天可能会多收一天钱，多少钱跟我说，我再补给你好吗？”

我要他别操心这种事。

录像带出租店就在威尔说的地方，我先回到住处，把录像带揣在身上，再去往那家店。里面有四五个正在浏览的客人。柜台后面站了一男一女，约莫三十岁左右，那个男的大概有两三天没刮胡子，我猜他一定是经理。如果经理是那个女的，她一定会要他马上回家把胡子刮一刮。

我走上前去，对他说我想找经理谈一谈。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你要跟我谈吗？”

我把带子拿给他看。

“这是你们租出的带子吧？”我道。

“那是本店的标签，所以一定是我们的录像带没错。《十二金刚》，这部片一直很受欢迎，怎么啦，有什么问题吗？你确定是录像带的问题？还是你很久没清洗磁头了？”

“两天前，你们这儿的一个会员租了这盘录像带。”

“你来替他还带子的？如果是两天前租的，就要收过期的罚金。让我查查看。”

他走到一台计算机前面，输入标签上的号码。

“威尔·哈伯曼，根据计算机上的记录，他已经租了三天，不是两天，所以还得付四块九毛钱。”

我并没有掏钱包。

“你对这盘带子很熟吗？不是影片，而是带子本身。”

“我应该很熟吗？”

“这盘带子录了一半别的影片。”

“让我瞧瞧。”他接过带子，指着边缘说：“你看这里，通常空白录像带这里都有一小块，你若想保存你录的片子，就把护片弄断，这样就不会误录其他东西。商业用的录像带，会在这里挖一个槽，以防你不小心误按录像按键。一天到晚都有些人误触，还真有本事。但是如果想要重复使用，只要用胶布把沟槽贴起来就行了，你确定你朋友没这么做吗？”

“非常确定。”

他看起来半信半疑，过了半晌，他耸耸肩，说：“那么，他是想重新租一盘《十二金刚》是吗？没问题，这部电影很有名，我们还有很多盘，虽然不到一打，但算多了。”

他正想转身走开，我拉住他手臂。

“不是这个问题。”

“哦？”

“有人在《十二金刚》中间录了色情影片，不是普通的限制级电影，而是非常残暴的性虐待狂拍的虐童影片。”

“开什么玩笑。”

我摇摇头。

“我想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老天，怎么会这样。”

他伸手去拿那盘带子，却好像摸到烫手山芋般又把手缩回来。

“我发誓，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本店没有限制级影片，什么《深喉》《琼斯小姐内心的魔鬼》之类的垃圾，我们统统没有。大部分的录像带店都会有一个区，或至少放几盘这种带子，以满足那些不常光顾时代广场那种污秽场所的夫妻一些视觉上的前戏。但是，在开这家店时我就决定，一点都不要沾那种玩意儿，我不希望有任何一盘进我店里。”

他看着那盘带子，碰都不想去碰它。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是一个大问题对不对？”他问。

“可能有人想要录另一盘带子。”

“刚好那个时候，他的手边没有空白录像带，所以把它录在租来的带子上，然后再还回去？……这根本不合逻辑啊？”

“也许是弄错了，上一个租的人是谁？”

“你是说哈伯曼之前的那个人？嗯，让我瞧瞧。”他查询着计算机，然后皱起眉头说：“他是第一个租的人。”

“这盘带子是全新的吗？”

“不，当然不是，它看起来像全新的吗？我也搞不清楚，靠计算机记录之后，你就没法像以前那样清楚了，常常会出这种纰漏。呃，等一下！我知道这些录像带是从哪里来的了。”

他说是有个女的拿了一整袋录像带来，里面大都是一些经典名片。“你相不相信，《马耳他之鹰》三种版本都齐了！有贝蒂·戴维斯和华伦·威廉在1936年主演的《撒旦遇见淑女》。乔伊·卡伊罗是阿瑟·特雷彻演的，而悉妮·格林斯特里特的角色，是由一个叫艾莉森·斯基普沃斯的胖女人演的，信不信由你。还有1931年的原版，里卡多·柯兹扮演的斯佩德相当讨厌，和1940年鲍嘉诠释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这部原本也叫《马耳他之鹰》，不过约翰·休斯顿翻拍的版本上映之后，原版就被改名为《危险的女人》了。”

那个女人说她是房东，这些录像带是她一个死去的房客所有，她想把这些片子卖了，看看能不能抵一些积欠的房租。

“我买了一大堆，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欠了房租，还是她想借此赚几个钱，不过她肯定不是小偷，带子不是偷来的，而且它们的质量也都不错。”他苦笑，“我检查过的都不错，只是没有统统检查，当然也没有看到这一盘。”

“这就说得通了，不管带子是谁的……”

“他想要拷贝一盘带子，也许当时三更半夜他没办法出门买空白带。对了，这样就合理了，他不会录在租来的录像带上，在我向那女人买进来之前，它本来就不是出租用的录像带。那时候已经录了别的东西了，”他打量着我，“真的是虐童片？你没开玩笑？”

我说没有。然后他便说了一些世风日下之类的话。

我问那女人叫什么名字。

“就算当时我知道，现在也不可能记得了，何况，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有没有开支票给她？”

“好像没有，因为她要现金，大家通常都要现金。不过也许有可能，要不要我查查看？”

“麻烦你了。”

他花了一点时间，等一个客人离开后，走进身后房间。一会儿，他出来说：“没有，我就知道。不过这是交易记录，看起来挺惊人的，她卖给我三十一盘录像带，我付给她七十五块钱，钱很少，因为是旧片，你也知道，折旧率非常高。”

“你的交易本上有没有她名字？”

“没有。那天是六月四日，但这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那天之前，或之后，都没有再见过那女人，她大概就住附近吧，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别的，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问的。他说威尔可以免费再租一次完整版的《十二金刚》。

回到旅馆后，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威尔——现在知道他姓什么，联络起来就方便多了。告诉他有一盘免费的录像带，可以随时过来拿。

“截至目前，我们毫无插手的余地，有人用自己的《十二金刚》去拷贝其他的片子，又阴错阳差地流入市面，拥有带子的人已经死了，到底是谁根本查不出来，更别提如何追溯原版的来源了。反正，那种玩意儿就是这样，东拷贝西拷贝，有癖好的人只能借此互相交流，市面上买不到。”

“还好是这样。可是，就这样置之不理吗？有一个小男孩被杀害了啊。”

“呃，拍摄时间可能是十年前，搞不好还是在巴西拍的。”

根据影片中的美式英语，这点比较不可能，但他听过就算了。

“这部片子真的很可怕，如果我没看过，日子会过得舒服得多，可是，又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办法来。在这个城市里，像这样的带子可能有上百盘在流通……呃，也许只有几打吧。它之所以特殊，只因为碰巧被我们两个看到。”

“交给警察也没用吗？”

“我看没用，顶多把带子没收，然后还不是被塞进贮藏室里？同时，你还要被叫去问带子怎么到你手上之类的一堆问题。”

“我不想那么麻烦。”

“没有人会想那样。”

“那么，”他说，“我想我们只好算了。”

然而，我却不能。

我所看到的，以及看到它的方式，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对威尔说的都是实话，我以前从来没有亲眼看过那种东西，只不过时有耳闻，好像他们有一次从唐人街搜出过一盘，拿到第五分局用投影机放出来，告诉我这件事的警察说，那个说给他听的另一个警察，在看到片中一个小女孩的手被砍断的画面时，受不了，当场冲出房间。不过警察说的故事往往因为一传再传而添油加醋，就像酒吧里流传的帕迪·法雷利的脑袋。我知道那种片子存在，我知道有人拍，也知道有人看。但是，那个世界和我，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片中有些画面在脑中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这是我不曾预料到的。那个男孩，一开始还吊儿郎当——“嘿，那玩意儿有没有在拍？我是不是该说点话？”然后，当这个死亡盛宴露出它狰狞面容时，男孩的惊愕以及最后他露出的对发生的一切难以置信的表情。

中途，那个男人把手放男孩额头上，温柔多情地替他将头发向后抚平，接下来的过程中，他不时做这个动作，直到最后用惨无人道的极刑把男孩处决，镜头带到离男孩双脚几英尺远的排水孔，排水孔我们都见过，但是，现在的这个特写镜头，强迫我们看着黑白相间的西洋棋盘地板上，那一方网状的排水孔。

血，艳红一如皮衣女的嘴唇和她的长指甲，和她擦过胭脂的乳头，汇成一条血河，流过黑白相间的方格子，消失在排水孔之中。

这是最后一个镜头，镜头里没有人，只有地砖、排水孔和鲜红的血液。接着，跳入空白的画面，几秒钟之后，李·马文再度出现，为了世界的和平安全以及民主自由而奋战。

接下来几天，大约有一个礼拜之久，我发现那些画面始终在脑海中打转，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录像带收藏在保险箱里，没再看第二遍——看一遍就够受了——在这当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掌握的，到底是什么？说穿了，那不过是一盘录像带，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发生性关系，之后又和第三个同样身份不明的人性交，并且违反他的意志虐待他，甚至杀害他，没有任何法子能够查出他们是谁或者什么时候干的。

一天中午，聚会结束之后，我沿着百老汇大道一直走到四十二街，然后在百老汇大道上的不良场所消磨了几个小时，在一家又一家色情商店之间穿梭。一开始还有点尴尬，没多久就习惯了。我在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录像带区慢慢浏览。每一家店都有一些——奴役、监禁、虐待、用刑之类的带子，封面会用几句话介绍内容，并附加照片以吸引顾客。

我并不期望会在出租录像带中找到我们那部《十二金刚》。时代广场正是电影审查最松的地方，但是虐待与谋杀的内容仍被禁止，而两者我全看到了。也许，那个男孩的年龄可以通过审查，甚至可以找一个好剪接把最可怕的地方剪掉，但是找到它的上市版本的机会，仍然微乎其微。

不过，还有一个可能。

也许穿橡皮衣的男人和皮衣女还拍了别的片子，可能一起也可能分别拍，不知道我还认不认得出来，假若他们穿着同样服装，应该有可能认出来。

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如果我真在找什么的话。

四十二街的街头，大概是从第八大道向东走的第五家，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它和别家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性虐待的那一区比例比较高，录像带的标价从十九块九毛八到一百元不等，还有一些叫《虐待乳房》之类的画报。

看过了所有录像带，包括日本和德国拍的，以及一些粗制滥造的小电影，贴着用计算机打的简陋商标，看到一半，我放弃寻找橡皮衣男人以及他没心没肺的另一半。我不再找了，只茫然地将自己浸泡在这个倏忽而至的世界中。它一直都在，离我住的地方还不到一英里，我虽然知道它存在，却从来不曾涉入，因为并没有涉入的理由。

最后，我走出了那家店。算算我在里面耗了将近一小时，什么都看但是什么都不买，如果站柜台后头的店员因此嫌我烦，那是他的事。他是一个来自印度半岛的年轻人，皮肤黝黑，总是面无表情，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事实上，店里的人都不说话，不只是他，就连我和其他的客人都安安静静的，小心避免接触他人的目光，进来出去，浏览或购买的时候，都旁若无人，好像大家原本就不存在似的。偶尔，会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偶尔，会有柜台店员一边数一边放零钱在客人手掌心的叮当声，或是换二毛五硬币，以便用来看后面小隔间里的录像带。除此之外，四周一片安静。

回到旅馆我便冲了个澡，感觉好了一点。可是身上还是带有时代广场的味道。晚上我去聚会，回来之后又洗了一次澡才上床。翌日清晨醒来，吃过简单的早点并翻阅报纸后，我拐到第八大道，在丢斯左转。

当班的还是同一个人，就算他认得我，也没表现在脸上。我径自换了十块钱的二毛五硬币，走进小隔间里把门锁上。挑选哪一间并不重要，因为每一间的录像机都连接在一个有十六个频道的闭路系统上，可以任意转台，就像坐在家里看电视，只是节目不同，而且一枚二毛五硬币只能勉强看个三十秒。

我在里头一直待到硬币用光为止，看那些男人女人用各种方法彼此虐待，有些被虐者好像还颇乐在其中，没有人看起来真正受苦，他们是演员，或自愿演出的人，还有成人秀。

我看的这些片子，没有一部像在伊莱恩家看的那种一样。

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少了十块钱，感觉上却老了十岁，外面的空气燠热潮湿，连续一个礼拜都是这样的天气。我抹去额前的汗水，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到四十二街来，这里并没有我要的东西。

然而，我却离不开这个街区。我并无兴趣走进一间成人商店，也不需要这里所提供的任何服务：我不想买毒品或召妓，也不想看功夫电影或买双篮球鞋，或某个电器用品，或一顶帽檐宽二英寸的草帽。我可以买一把更换刀片式的小刀，它通常放在工具箱里整套出售，否则就算违法；还可以买一张假身份证，黑白的五元、彩色的十元，当场就可以印出来；不然打打电子游戏，像是吃豆人、大金刚之类的；甚至去听某个满头白发的黑人大吹牛皮，他言之凿凿地说耶稣基督是生在现代非洲加蓬的一个有血有肉的黑人。

我在街上来来回回四处游荡，穿过第八大道，到港务局公车总站一角的午餐吧，站在吧台要了一份三明治和一杯牛奶——那里的空调真是舒服——吃过午饭，不知怎么的，我又被拉回那条街。

有家戏院正在放映约翰·韦恩的两部片子，《战车》和《黄巾骑兵队》，付了大概一块还是两块吧，我进去看了第一部的后半段和第二部的前半段之后便出来。

然后继续游荡。

正当我迷惘失神、心不在焉的时候，有一个黑人小孩走上前来问我在干什么，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靠近，转头打量，发现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挑衅。他约莫十五六七岁，和影片中被杀害的那个男孩差不多大，不过看起来世故多了。

“就是看看橱窗而已。”我说。

“每一家的橱窗都已经被你看遍了，这条街上上下下的，也不知道被你逛了多少回。”

“那又怎么样？”

“你到底在找什么啊？”

“不找什么。”

“你继续走到转角，到第八大道的转角等我。”他说。

“干吗？”

“干吗？这样别人才不会注意我们。”

我在第八大道等他。他一定绕了另一条路，或是从卡特饭店抄近路过来的，以前那边是迪克西饭店，这家饭店的接线员接电话的方式很有名：“喂，迪克西饭店，你想干吗？”他们之所以改名，大概是因为吉米·卡特从福特手上抢走了总统的宝座。也许是我乱猜的，如果真是那样，只能算巧合。

我站在一扇门前，看着他双手插口袋里，歪着头从四十三街，朝南向我走近，他穿着T恤、牛仔裤，外罩一件厚棉夹克。大热天穿那种厚夹克，一定要被烤焦了，但他看起来好像一点也不在乎。

他开口道：“昨天就看到你，再加上今天一整天，看你在那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大哥，你到底在找什么啊？”

“没什么。”

“才怪！每一个人上丢斯来都有目的，刚开始我还以为你是条子，结果你不是。”

“你怎么知道？”

“你就不是！”

后来他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你是吗？搞不好你真的是哦。”

我笑了。

“你笑什么啊？唉，大哥，你很诡异，人家问你要不要买大麻、要不要买快克①，你这么摇摇头不甩人家，连正眼都不瞧一瞧，你到底在找哪一种药呢？”

“没有。”

“没有？那你想泡妞？”我摇摇头。“想找帅哥？还是俊男美女一起上？你是不是想看秀，还是想‘作’秀？告诉我你要什么？”

“我只是来这里随便逛逛，思考一些事情。”

“胡扯，到丢斯来思考。‘戴上我的思考帽，上街来打炮！’你如果不说你到底要什么东西，又怎么能搞到手？”

“我什么都不要。”

“跟我说嘛，我替你搞定。”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什么都不要。”

“操！像我，我就想要很多玩意儿，这样吧，你给我一块钱。”

他的语气中并没有胁迫或是恐吓，我问他：“我为什么要给你一块钱？”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我可以给你一点药嗑嗑。’这个理由怎么样？”

“我不嗑药。”

“你不嗑药？那你嗑什么？”

“什么都不嗑。”

“那不然你给我一块钱，我就什么都不给你嗑。”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看看四周，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便从钱包抽出一张五元纸钞给他。

“这是干吗？”

“我们不是朋友吗？”

“是没错啦，但是你图个什么？要我跟你去什么地方吗？”

“不用。”

“你就这样把钱给我？”

“对。没有任何附带条件，除非你不想要……”

我伸出手去，作势要把钱拿回来，他笑着闪开了。“嘿！你妈没教你起手无回吗？”说完把钱塞口袋里，然后他歪着头看着，“真是搞不懂你。”他说。

“没什么好伤脑筋的，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你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名字？”

“没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

“你可以叫我TJ。”

“很好。”

“那么你又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叫我‘布克’。”

“你觉得怎么样呢？布克？”说完他摇摇头，“靠，老兄你还真有一套，什么布克，你才不叫布克。”

“我的名字叫马修。”

“马修，”他一边说一边点头，“啊哈，这样才对嘛，马修，马修，叫马修这名字才酷。”

“这可是如假包换的本名。”

他眼睛一亮，“嘿，你喜欢斯派克·李吗？你看过他的片子吗？”

“当然。”

“我发誓你真的很难搞懂。”

“没什么要搞懂的。”

“你心里有事，但我就是猜不出来。”

“也许我心里根本没事。”

“来这儿的人会没心事？”说完，他做了一个吹口哨的嘴形。他有一张圆脸，塌鼻子，眼光很有神，不知道他会不会拿我给的那五块钱去吸一顿快克。他脸上有点肉，不像是吸快克的，况且他也没有那种毒虫的样子，不过要显出那种神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在丢斯，每个人都有所企图，有人想吸快克，有人想打架，还有人想干炮，想钱，想一步登天，或是想放松下来，如果有人不存任何企图，那他上丢斯干什么？”

“那你呢？TJ。”

他笑着说：“我想知道别人想干什么。我一天到晚都在挖别人心事，那就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才会在这里打转，马修。”

我又和TJ多混了几分钟。

他是五块钱能买到治疗四十二街忧郁症最好的特效药了。当我往回走时，笼罩我一整天的阴霾烟消云散了，我洗了澡，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去参加聚会。

第二天早上正在刮胡子时，电话铃响。我搭地铁到布鲁克林去见一位名叫德鲁·卡普兰的律师，他的客户被指控驾车谋杀他人后逃逸。

“他发誓自己是无辜的，”卡普兰说，“不过我个人认为他满口谎言。可是，万一他对律师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总得给他机会，查查看是否有目击者证明撞死那位老太太的另有其人。怎么样？有没有兴趣？”

那件事花了我一个星期。后来，卡普兰又跟我说算了，他们给那名被告一个机会，用过失肇事逃逸的罪名起诉他。

“至于杀人的罪名会被撤销，我个人强烈建议他接受这个提案，他也终于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免除自己的牢狱之灾。判了大概六个月吧，不过我知道法官会同意缓刑，明天我就得去回复接受提案了。除非，上次我们谈过之后，你已经找到某个有力证人。”

“我今天下午找到一个人。”

“是个神父吗？是个左右视力二点零，手上捧着国会荣誉勋章的神父吗？”他说。

“那倒不是，不过是一名有力的目击者，是这样的，她很确定的确就是你客户干的。”

“我的天哪。对方知不知道这件事？”

“起码两个小时前我跟目击者谈话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

“这样吧，看上帝的份上，我们不要告诉他们，”他说，“我明天就去结案。喏，你的支票，按照规矩是应该寄给你的，你还是没执照对不对？报告你也不肯写。”

“除非你要存档留底？”

“事实上，”他说，“这件案子最怕的就是留底，所以你不必交报告，我也会忘掉今天的谈话。”

“我同意。”

“太好了。对了，马修，你该去申请一张执照了吧？有好多工作等着你，可是你如果没有执照，有些案子我不能交给你办。”

“我一直在考虑。”

“你的身份若是有所改变，记得告诉我。”

卡普兰的支票相当慷慨。我租了一辆车，带伊莱恩到伯克县花了一些。回来之后，沃利从可靠侦探社打电话来，接下来我花了两天去和一名保险业者交涉。

那部影片已成为过去，它在我情绪上的纠结也逐渐淡去，之所以会受影响完全是因为看了影片的缘故，对我个人，或是我与片子之间毫无关系。随着时间流逝，我的生活习惯慢慢回到常轨，老实说在我的脑海中，它只是为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再添上一笔罢了，每天早晨摊开报纸，一定会有新的暴行从旧伤口中忽地冒出来。

偶尔，影片中的一些片段，会忽而飞掠脑际，但已经不似先前那样令人无力抵抗。我没有再去四十二街，也没有再碰到过TJ，甚至于很少想到他，他是个有趣的家伙，然而在纽约，形形色色的人到处都是，他们无所不在。

岁月持续流转，大都会队在季赛中所向披靡，而扬基队连边也沾不上，冠军赛中，两支来自加州的队伍狭路相逢，而最有趣莫过于旧金山大地震了。十二月，旧金山迎接它的第一任黑人市长上台，接下来那个礼拜，阿曼达·瑟曼在西五十二街一家意大利餐馆楼上被奸杀。

然后我看到一个男人的手，把男孩的浅棕色头发向后拢顺。然后，所有的事情全都回来了。

① 快克（crack）是快克可卡因（crack cocaine）的俗称，它是一种高纯度可卡因。

7

银行开门之前，我吃过早餐，又读了两份报纸。我从银行保险箱里取出那盘录像带，在街上打电话给伊莱恩。

“嗨！拳赛如何？”她说。

“比我预期的还精彩。你呢？课上得怎么样？”

“课很棒，不过有一大堆书要读，还有就是班上出了一个笨蛋，每次老师才刚讲完一句话，她就举手发问，如果老师不想点办法叫她闭上嘴，我大概会亲自动手做了她。”

我问她方不方便过去，“我想借用一下你的录像机，大概不会超过一小时。”我说。

“没问题，”她说，“如果你马上就来，如果你真的不会超过一小时，而且这次的录像带比上次那盘有意思的话。”

“我马上就到。”我说。

挂上电话，我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到了她家，她接过我的外套，开口便问：“昨天晚上怎么样？有没有看到凶手？”我一定是对她瞪大了迷惑的双眼，她补充道：“就是理查德·瑟曼啊，他不是也该在那儿？这不正是你去麦斯佩斯的原因吗？”

“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关于他的事。没错，他是在那里，但是他是否真的杀了她这个问题，我一点进展也没有，我想我看到了另一个凶手。”

“喔？”

“那个穿橡胶皮衣的男人，我想我看到的就是他。”

“难道他还穿着那一套同样的行头吗？”

“他昨天穿着一件蓝色运动上衣。”我告诉她有关那男人的事，还有跟他在一起的小男孩。“所以这就是上次的那盘录像带，你不会想再看一次吧？”我说。

“免谈！那么，我该做什么好呢？我可以出去买上课用的书，反正迟早都得买，应该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你知道怎么用我的录像机吧？”

我说我会。

“到时间我就回来，等一下有个约会，我得准备准备，十一点半左右会有人来我这儿。”

“我会在那之前离开。”

等她出了门，我按下录像机，用快进跳过片头《十二金刚》的部分。伊莱恩在十一点差几分时到家，那盘带子已经被我看了两次，第一次花了半个小时，第二次用快进，只花了一半的时间就看完，她回来时，我已倒好带子，站在窗前。

她开口说：“我刚刚花了一百多块买这些书，可是书单上还有一大半的书找不到。”

“你为什么不买平装本？”

“这些就是平装本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空读它们。”

她把整个袋子倒过来，书散在沙发上，她随手抓了一本又丢回书堆里去。“至少都是英文，这是件好事，我又不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但是，当你在读翻译本时，你以为你真的在读书吗？”

“如果是好的译本的话。”

“大概吧。但总觉得像在看有字幕的电影，而且字幕上写的并不完全是对话的原意，你看过那盘录像带了？”

“嗯。”

“是那个人吗？”

“我认为是。要不是他那一身该死的行头，我应该可以更容易认出他来。操，挤在那种密不透风的橡胶紧身衣里，再戴上橡胶头套，一定会闷死。”

“说不定他胯下的那个开口有通风冷却的功效。”

“我觉得那个人就是他，尤其有一个动作让我猛然想起来，就是他用手抚摸男孩头发那个动作。当然，其他还有一些眼熟的地方，比如说他走路的样子、移动的方式等等小细节，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了。他的手看起来也很像录像带里面的样子，尤其是他用手抚顺小男孩的头发，这动作和我的记忆简直分毫不差。”我皱皱眉头，接下去又说：“而且，我认为那个女的也是同一个人。”

“哪个女的？你没提过还有一个女人啊。你说的是他的同伙，乳房很小的那个？”

“就是举告示牌的女郎，就是在每一回合之间，举牌子宣布下一回合的那种女郎，你知道的。”

“她该不会还穿那件皮衣吧？”

我摇摇头：“她穿着泳装，一大截腿晾在外面！不过，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她。”

“是吗？”

“我说真的。对她，我总觉得有一点似曾相识之感，她的长相我倒没特别留意。”

“是嘛，你正忙着看她的屁股吧，”她一手搭我肩膀，“我真的还想多知道一些……”

“不过等会儿有人要过来，对吧？我马上就走，你不介意我把带子留这儿吧，我不想整天拿来拿去，或费劲找个地方藏起来。”

“没问题！呃……我实在不想催你，但是……”

我亲亲她，立刻离开。

走到街上，我突生一种冲动，想躲在门口看看到底谁会出现，她从来不挑明说那是个嫖客，然而也没说不是。而我，一直很识相地不问。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躲在阴暗角落等着窥伺她的午间伴侣，然后再想象他会要求她做些什么，以赚得那些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文学翻译书的花销。

有些时候，这种事我的确会放在心上，但有时又不是那么在意。有些时候，我觉得根本不应该在乎，或者是，应该多在意一些，反正总有一天，我会把这种感觉搞清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走到了麦迪逊大道，搭上公车，向着城北方向隔三十个街口的某个地点前进。钱斯的艺术品店就在一家卖名牌童装的楼上，橱窗里展示着《柳林风声》中感人的一幕，动物们全都穿着那一家店的名牌小衣服，老鼠身上穿的那件苔绿色运动衣，价值和一橱柜的现代拉丁美洲小说差不多。

楼下的铜制招牌上写着“钱斯·库尔特非洲艺术”。我爬上铺着地毯的楼梯，看见门上镀着带有金边的黑字，内容和楼下那块一模一样，只不过多加了一行：“敬请预约”。我没有预约，不过也许我并不需要预约。我走上前去按了电铃，不一会儿有人来应门，是巴斯科姆。他穿了一套三件套西装，看见是我，开心地笑了起来。

“斯卡德先生，”他说，“见到你真好。库尔特先生在等你吗？”

“我想是没有，除非他有一个水晶球。我是来碰运气的，不知道他在不在。”

“他一定很高兴见到你，现在他正在讲电话，先进来再说。斯卡德先生，你先坐一会儿，我去告诉他你来了。”

我在店里随意浏览摆设的面具和雕像，对这些东西我虽不在行，但即使是一个外行人都能看得出这些艺术品价值不菲。巴斯科姆回来的时候，我正在欣赏一尊从科特迪瓦来的塞努福面具。他告诉我钱斯先生马上就来：“他正和一位从安特卫普打电话来的男士说话，我想，那是在比利时。”

“我想没错。我怎么以前都不知道你在这里做事，巴斯科姆？”

“哦，只是偶尔来帮帮忙，斯卡德先生。”

昨天晚上在麦斯佩斯，我才告诉他叫我马修就可以了。

“你知道吧？我已经从拳赛场上退休了，我想是我不够好。”

“谁说的，你棒得不得了。”

他微笑道：“唉！我一连遇到三个比我强的对手，他们真的比我好，所以，我就退休啦。之后我试着找些别的工作来做，刚好钱斯先生，哦，我是说库尔特先生，他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工作。”

换作我，也会搞不清楚。我第一次遇见钱斯时，他只有这个名字，直到开始做艺术品买卖之后，才在前头加了个缩写，后面加了姓氏。

“你喜欢这个工作？”

“当然喜欢，胜过脸上挨拳头，我一直都在学东西，而且，没有一天我不在学新东西。”

“我希望我也能这么说，”钱斯这时接腔了，“马修，也该是你来看我的时候了。昨天晚上拳击结束之后，我以为你跟你的朋友会和我们一起，我们统统都到楼下埃尔登的休息室去了，我刚想要介绍你，一转身才发现你不见了。”

“我们不想熬太晚。”

“我们最后真的闹到很晚，对了，你应该还是一个品尝咖啡的行家吧？”

“你还有哪种特别的口味吗？”

“有，而且是牙买加蓝山，贵得吓人，可是你看看四周那些玩意儿，”他指一指那些面具和雕像，“每一件都贵得离谱。你喝黑咖啡对不对？阿瑟，麻烦替我们准备两杯咖啡，然后你去处理那些收据。”

他第一次请我喝蓝山咖啡是在他家，那是一栋改建过的消防中心，位于绿点的一条静谧的街上。他的波兰裔邻居以为这间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列万多夫斯基的退休医生，而钱斯是医生的管家兼司机。事实上，钱斯一个人住那里，全套的健身器材摆得满屋子都是，还有一个八英尺的台球桌，墙上挂着博物馆级的非洲艺术品。

我问他那栋房子还在不在。

“开玩笑，我怎么会受得了搬离那个好地方呢？原本以为开这家艺术品店，那房子是非卖不可了，好在后来有别的办法解决了难题。总之，我不需要再进什么货，那间屋子早就挤满了好东西。”

“那么你还保留着一批典藏品吗？”

“当然，而且空前精彩。你可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收藏；也可以说每一件收藏品都是待价而沽的，那些东西全都算是店里的存货。你还记不记得那一件贝宁王国的青铜器？那个女王头？”

“就是挂满项链的那个？”

“在拍卖会上，我买得太贵了。所以后来只要她没被买走，每三个月我就会提高一次价钱，直到最后有人再也抵挡不了她高价的魅力而买下了她，那时我还真舍不得。不过我拿到钱之后，马上又转头去买别的货，”他拉着我的胳膊，“给你瞧瞧新货色。今年春天我在非洲马里共和国的多贡整整待了两个星期，那里的土著非常和善，他们住的房子让我联想到梅萨维德国家公园的阿纳萨齐房屋，喏，那就是从多贡买来的，眼睛挖成方形的洞，线条坦率利落，没有受过基督教的影响。”

“你还真是千里寻宝啊。”

“可不是吗？”

我第一次遇见钱斯的时候，他也有一份很成功的事业，不过，是一种特别的行业——皮条客。但钱斯不是那种开着粉红凯迪拉克、头戴邋遢紫色帽子的传统皮条客。他雇我去调查是谁杀害了他手下的一名妓女。

“这些都得归功于你。是你让我脱离那一行的。”

这话倒不假。那时，他委托我的工作还没了结，他手下的另外一名妓女又死了，而其他女孩也都走得差不多了。“反正当时你正面临中年危机，已经到了该换工作的时候了。”我回道。

“其实以我的年纪投入这行还算年轻，我还年轻得很呢。喂，马修，你不会是特地跑来跟我闲扯的吧。”

“不是。”

“那是为了讨一杯咖啡喝啰？”

“也不是。昨天晚上我在拳击场看到一个人，我想也许你能告诉我他是谁。”

“是我这边还是拉希德那边的？”

我摇摇头。“都不是，他坐中间第一排。”我在空中比画着当时的地形：“这边是拳击场，这里就是你蓝色角落旁的位置，我和巴卢坐那边，而那个引起我注意的人大概就坐这里。”

“他长什么样？”

“白人，头发快秃了，身高大约五英尺十一英寸，一百九十磅左右。”

“那他可以参加羽量级，穿着打扮呢？”

“鲜蓝色运动上衣，灰裤子，还有大圆点领带。”

“那条领带就不是一般人会戴的，如果是那样我应该会注意到，可是怎么想不起来。”

“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小男孩，大概十来岁，头发是淡棕色的，可能是他儿子。”

“喔，那我见过，我看到一对父子坐前排，至于他们的长相就实在说不出来了。唯一引起我注意的理由是，他可能是体育馆里面唯一的小孩。”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知道，不过我无法告诉你他是什么人，”他闭上眼睛，“我可以描绘出他的模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几乎可以看到他坐在那儿的样子，可是如果要我在你刚才的描述之外再补充点什么，我就没办法了。怎么？他干了什么？”

“什么干了什么？”

“是有关手上的案子，是吗？我还以为你是专程去麦斯佩斯看拳击赛的，不过我猜你有正经事要忙，对不？”

我是在办案，只不过是另外一件，没有必要去详细解释整个来龙去脉。“手上是有一点工作。”我说。

“那家伙和这‘一点工作’有关，但你却不知道他是谁。”

“可能有关联，但要等搞清楚他的来历之后才知道。”

“我懂了。他坐前头，一定是个忠实拳迷，也许一天到晚都上那儿报到。我从来没有在加尔顿街或是其他的拳击场看过他，老实说，我是直到对拉希德产生兴趣之后才开始往拳击场跑的。”

“你在他身上下大注啦，钱斯？”

“很小，是那种参加赌局的最低赌注，你很欣赏他？昨天晚上你是这么说的。”

“他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他被右拳打中的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知道，巴斯科姆也有同感，那个多明格斯出拳可真快，右拳瞬间就捶下来。”

“他瞬间爆发力很棒。”

“的确。可是，也就只有这么一瞬间，马上就不行了，”他笑着说，“我爱死拳击了。”

“我也是。”

“没错，它很残忍、很野蛮，没什么好辩解的。但是我不在乎，我就是爱。”

“我懂。你以前去过麦斯佩斯吗，钱斯？”

他摇摇头：“那真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那里离绿点并不远，只是我不一定从绿点去，离开那里之后也不一定回绿点，因此对我来说，实在没什么差别。我去麦斯佩斯只因为那儿刚好有一场我下了注的拳赛。”

“你还会再去吗？”

“如果又订到了场地或手边没什么事要我亲自处理的话。下一次的赛程是三星期后的星期二，在亚特兰大，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场子，应该比这个新麦斯佩斯体育馆豪华。”

他告诉我拉希德的对手是谁，说我该去看看他们比赛。我说我尽量。他还提到他们原先要拉希德每三个礼拜出赛一次，后来决定还是一个月一次比较好。

“抱歉我没能帮上忙，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替你四处打听，那些在拉希德身边的人一天到晚都泡在场子里，你还住在那家旅馆吗？”

“老样子。”

“我如果打听到什么的话——”

“先谢了，钱斯。还有，很高兴看到你过得不错。”

“谢啦。”

到了门口，我转过身来问他：“对了，我差点忘了，你认得那个举牌女郎吗？”

“什么？”

“你知道，就是那种在场中举着告示牌报告接下来第几回合的女郎？”

“那叫举牌女郎？”

“我不知道，你也可以叫她麦斯佩斯小姐吧我想，我只是猜想——”

“我对她的认识是，我可以告诉你她有一双长腿。”

“这还用问？我自己也会看。”

“还有皮肤，我好像记得她露了好多的肉，恐怕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拜你所赐，马修，我已经洗手不干了。”

“不干什么？你觉得她看起来像所谓的‘上班女郎’？”

“不！”他接道，“我觉得她看起来像个修女。”

“那种济贫会的修女。”

“我想的是慈善姐妹之家那种，不过可能你是对的。”

8

“五区体育有线电视网”在第六大道上一栋玻璃钢筋大厦里租有办公室。办公室斜对面有家名叫赫尔利的酒吧，国家广播公司的人是那儿的老主顾，约翰尼·卡森靠着那一套爱德·麦克马洪喝酒的笑话，使这家酒吧声名大噪。如今赫尔利依旧在第六大道上仅存的老建筑物里，从事电视这行的人经常到这里来混上一个钟头甚至一下午，理查德·瑟曼就是其中之一，他会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到这里来喝上一两杯，然后回家。

这些事情都写在约瑟夫·德金给我看过的档案里，得来全不费工夫。四点半左右，我来到赫尔利，站在吧台前喝苏打水。本来想向酒保稍微探听一下，但是那时候酒吧里生意正兴隆，他忙得根本没时间理我，更何况我们必须互相大声吼叫才能听见对方声音。

坐我旁边的一个家伙想跟我谈上星期天举行的超级碗，可是这段对话都是他一个人在讲，过不了多久两个人就讲不下去了。他认为基于礼貌应该请我喝一杯，后来发现我喝的是苏打水又一直想把话题转移到拳击上，才没那么热衷。“那才不叫运动呢！两个穷鬼想要把对方揍死，为什么不干脆叫暂停，给他们一人一支枪不就结了？”

五点刚过，我看见瑟曼走进来。他和另一个年纪与他相仿的人一起，在离我很远的吧台尽头找到位置站定，叫了酒。过了大概十几分钟，瑟曼一个人先行离去。

几分钟之后，我也走出了酒吧。

在西五十二街瑟曼的住处一楼，有一间叫拉迪基奥的餐厅。我站在对街向顶楼看，确定他家没有灯光。楼下的戈特沙尔克家也漆黑一片，因为露丝和艾尔弗雷德一整季都待在棕榈沙滩。

我没吃午饭，就提早在拉迪基奥吃了晚饭。餐厅里除了我之外只有两桌客人，都是年轻的情侣在细语呢喃。本来想打个电话给伊莱恩要她坐出租车来和我一起吃饭，可是这大概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吃了小牛排和半份“法法利”，名字应该是这样念，是一种蝴蝶结形的通心粉，配上红色辣酱。佐餐的沙拉中有大量的苦叶菜，这家餐厅就是靠这个出名的。菜单上有一行字：“没有红酒的晚餐，就像没有阳光的日子。”我喝白开水配通心粉，晚餐后再喝一杯浓咖啡。服务生拿了一瓶我没有点过的茴香酒走到桌前，我示意他拿开。

“这是免费的，滴一滴在咖啡里会很好喝。”他跟我保证。

“我不想让它变得那么好喝。”

“你确定？”

我再次挥手要他把酒拿走，他耸耸肩，把酒瓶放回吧台。我喝着意大利浓缩咖啡，尽量避免想象掺入茴香酒之后的咖啡。我真正渴望的并不是那种滋味如何，而是有一种想把整瓶酒拿回来的冲动。如果真的是茴香使咖啡更为香醇，那么何不干脆加一匙茴香种子进去呢？然而，不会有人那么做。

是酒精，是它在召唤我。一整天下来，它一直不停对我低声轻唤，尤其在这一两个钟头之中，更成了女海妖塞壬的歌声，声声引诱着我。我不会去喝，也不想喝，可是，刺激启动了某一种细胞的反应，唤醒了我体内深处永远都挥之不去的东西。

这几天内，如果真要出去带点喝的回来，我房间里将会有一夸特的波本，或是米克的一瓶十二年份爱尔兰陈年威士忌，而不是小咖啡杯里飘浮在咖啡上的几滴该死的茴香酒。

看看手表，刚过七点，圣保罗教堂的聚会八点半才开始，不过早一点去也无所谓，我可以帮忙排椅子，并且把讲义和饼干先拿出来。每一个星期五晚上，我们都会讨论戒酒小组策划的“十二个阶段”。这一周将会回到第一个阶段——“我们承认自己对于酒精无力抵抗，于是生活变得失去控制。”

接着，我示意服务生买单。

聚会结束时，吉姆·费伯过来跟我确定星期日的晚餐约会。他是我的辅导员，除非有谁因事取消，否则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会一起吃晚饭。

“我想到火焰餐厅坐坐，还不急着回家。”他说。

“怎么了？”

“等星期天再说好了。你呢？想不想去喝杯咖啡？”

我婉拒了他，一个人走到六十一街，再转到百老汇大道上。那家录像带店还开着，看起来和六个月前差不多，只是生意比较好，都是一些不想虚度周末的人。我排在一列人比较少的队伍里，我前面的女人租了三盘录像带，还买了三包可用微波炉加热的爆米花。

那老板仍然需要把胡子刮一刮。我问：“你一定卖了很多爆米花吧？”

“销路是不错，大部分的店也都有卖……我认识你吗？”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只有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吉姆·费伯替我印了一整盒。他看看名片，又看看我，我提醒他，六个月之前，我的朋友租了一盘《十二金刚》，我……

“哦，我想起来了，现在又有什么事吗？可不要告诉我又出事了。”

“不是。我只是因为另一件事而必须追查那盘录像带的来源。”

“我想我跟你说过，那是一个老女人拿来的一大堆录像带的其中一盘。”

“没错。”

“而且我还告诉过你，在那之前或之后，我都没有再看见过她。六个月都过去了，还是一样没再见过她。我很想帮忙，可是——”

“可是你现在很忙。”

“当然，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是这样。”

“那我等你比较空闲再来好了。”

“这样比较好，可是，我不知道还能告诉你什么。没再听过其他顾客抱怨，所以我想那是唯一一盘被录进脏玩意儿的带子。至于它的来源和关于那个老女人的事，我所知道的你都知道了。”

“你知道的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要多，明天大概什么时间较好？”

“明天？明天是星期六，我们十点钟开门，中午之前都没什么生意。”

“那么我十点钟过来。”

“这样的话，你九点半来好了。我通常都会早一点来处理一些文件，我让你进来，开店之前还能多聊半个小时。”

翌日清晨，我一边吃着蛋喝着咖啡，一边看《每日新闻》。一个住在华盛顿高地住宅区的老妇人坐在家里看电视时被公寓外面的流弹击中头部，死了。真正的被害者被送进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急诊手术室，还没有度过危险期。枪手才十六岁。警方相信这是一起因为吸毒引发的枪杀案。

这名妇人是今年第四个被打死的无辜受害者。根据去年的记录，有三十四名无辜的人被枪杀，《每日新闻》还宣称，九月中旬这个记录可能会降低。

离钱斯艺术馆不远的公园大道附近，一名中年妇女正在等红灯，一名男子从一辆没有牌照的白色货车中探出来抢夺她的手提袋，为了怕被偷抢，她还特别把皮包斜挂在脖子上。货车扬长而去，她被拖着直到被勒死为止。这则新闻旁有一小段文章，提供妇女一种背皮包的方法，被抢时它能让身体上的伤害减到最低，甚至有专家建议：“最好连皮包也不要带。”

一群青少年穿过皇后区的森林公园，发现几天前在伍德黑文区被绑架的那个女人的尸体。她在牙买加大道上买东西，一辆浅蓝色的货车停到路边，车后跳出两个男人把她推上车后跟着也爬进去，然后车子便疾驰而去，没有人来得及记下车牌号码。初步检验的结果，发现除了有被强暴的痕迹之外，女人的胸膛以及下腹还有几处刺伤。

不要看电视，不要带皮包，不要上街去。老天！

我九点半抵达录像带店，老板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穿了一件清爽的衬衫，他领我进去后面的办公室。他还记得我名字，并且自我介绍说他叫菲尔·菲尔丁。我们握了手，他说：“虽然在名片上没有注明，可是你一定是调查员吧？或者是跟那行差不多的？”

“差不多。”

“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我真的很愿意帮忙，可是半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打烊之后，我留下来再查看一下记录，想也许会找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可是没有用。除非你还有什么办法我没想到——”

“那个房客。”我说。

“你是说她的房客？就是那个有一堆录像带的人？”

“是的。”

“她是说他死了还没有缴房租是吧？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我很确定她卖他的东西来抵房租。”

“你说这是七月的事。”

“所以如果他死了，或是出城去了———”

“我还是想知道他是谁。有很多人会买一大堆录像带吗？印象中，大多数人都是租的。”我说。

“说了你会吓一跳，事实上我们卖出的录像带很多，尤其是经典儿童电影，像《白雪公主》《绿野仙踪》，还有《E.T.》，卖得非常好，现在正在卖《蝙蝠侠》，可是没预期的那么受欢迎。很多人都会买自己最喜欢的影片，当然另外还有运动以及教学的录像带，不过那是有别于电影的另一个范畴。”

“依你看，会有很多人买超过三十盘录像带？”

“我猜不会，买半打以上的人就很少了。不过不包括运动或美式足球赛的带子，和我这里没卖的色情片。”

“据我推测，这个拥有三十盘录像带的房客可能是一个嗜电影成癖的人。”

“那还用说？《马耳他之鹰》三个版本这家伙全都有了，包括1931年里卡多·柯兹演的原版——”

“你说过。”

“是吗？我想我一定讲过，因为实在太神奇了，真不知道他怎么买到那些玩意儿的，我翻遍了目录都找不到，这家伙八成是个电影狂。”

“所以除了那些自己买的录像带，他一定偶尔也会租录像带。”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是啊，绝对错不了，人们偶尔会买一些片子，但大部分还是租的。”

“而且他就住附近。”

“你怎么知道？”

“如果他的房东太太住附近——”

“哦，对。”

“所以他很可能也是你的客人。”

他想了一下。“当然有这可能，搞不好我们俩还聊过黑色电影呢。可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你把所有的会员信息都输入计算机了吧？”

“是啊，这样省事多了。”

“你说她是在六月的第一个礼拜把那些录像带拿来的，所以过去这七八个月一定没有他的记录。”

“那样的人一大堆。有人搬家，有人死了，还有些人的录像机被入室盗窃的小鬼搬走了，有些人则是跑到前面几家去租，更有些人隔了好久没来，后来又再冒出来。”

“你觉得大概有多少账户是从六月开始就不再使用的？”

“我完全没概念，不过我可以查，你何不坐下来或四处逛逛，也许可以找到一部想看的片子。”

他把事情处理完已经过了十点钟，可是仍没有客人上门。

“我告诉过你早上的生意很清淡。查到的名字一共二十六个，都是在六月四号之后就停止的，而他们在之前的五个月里至少都来租过一盘带子。也许如果他病了很久，一直都待在医院里面——”

“就从你查到的先开始吧。”

“好，我把姓名和地址抄给你，不过不一定会有电话号码，很多人，尤其是女客是不留电话的，这一点不能怪她们。另外还有信用卡号码我得保密，所以没抄下来。除非那是你追查某个人的唯一方法，我倒可以破例。”

“我想不用。”

他把名字抄在两张有网格线的笔记本上，我浏览一遍，问他这里头有没有让他会想起什么的名字。

“没有，每天看的客人这么多，记得住的只有常客，而且也不是都认得出他们或记得他们的名字。我把这二十六个人去年租的片子也查了一下，拿他们租的片子比对那人的录像带，但我还是看不出谁有可能是那个电影狂。”

“还是值得一试。”

“我也这么想。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那个电影狂是男的，因为房东太太提起房客时用的是‘他’。这二十六个人里有一些是女的，不过我统统都抄给你了。”

“太好了。”

我把纸折好，放上衣口袋里。“很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真是谢谢你。”

“嘿，当我想到你们这些人在屏幕上带给了我多少乐趣，怎么能拒绝你呢？”他笑了，然后正色道，“你是不是要打击色情集团？是这样吗？”我迟疑了一下。他为了使我安心，连忙接口说如果不方便讲，他能够谅解，但至少等事情结束后，能不能哪天顺道过来告诉他后续发展。

我说我会的。

名单上列着的二十六个名字当中，只有十一个有电话号码，我先试着打，这样就不用在城里跑来跑去了。即使是这样，还是遇到很多挫折，很多电话打不通，有的就算打通了，也是电话录音。听到的三通答录机中，有一通的电话录音很可爱，其他两通只重复了后面的四个号码，然后请我留言，另外的四通，是由奈拿克斯电信公司的计算机语音系统控制，直截了当告诉我，这个电话号码已经停用了，只有一通提供了新的电话，我抄下来，再打过去，没人接。

等电话突然通了，听到真人的声音，一下子我差点忘了该怎么反应，匆匆瞄了眼手上的名单，然后问：“呃……是阿尔卡多先生吗？约瑟夫·阿尔卡多？”

“我就是。”

“你是不是一家录像带俱乐部的会员？——”它叫什么来着？“——六十一街和百老汇大道的那家。”

“六十一街和百老汇……？是哪一家？”

“就在马丁酒吧的隔壁。”

“哦，对了，怎么啦？有录像带没还吗？”

“不是的，只不过注意到你的记录已经停了好几个月，阿尔卡多先生，我们想请你到店里来看看，我们进了不少新片。”

“哦，”他吃惊地说，“是这样啊？服务真周到。我现在习惯到离办公室比较近的那家去租，不过这几天晚上我会过去一趟。”

挂上电话，我把阿尔卡多从名单上划掉。现在剩下二十五个名字，看来，我好像得亲自跑一趟了。

我打了一整天电话，差不多在下午四点半收工，名单上的名字被我划掉了十个，进展很慢，比预期中的还慢。那些地址都在脚程范围之内，要四处打听还不算太难，然而那并不表示在某一个地址那里还住着同一个人。

我在五点之前回到旅馆，洗澡，刮胡子，看了一会儿电视。七点钟和伊莱恩在格林威治村的科妮莉亚街上的摩洛哥区碰面。我们点了库斯库斯①，她说：“如果食物的味道像这间屋子闻起来这么好就太棒了。你猜，世界上吃库斯库斯最好的地方是哪里？”

“不知道，卡萨布兰卡？”

“错！是沃拉沃拉②。”

“哦。”

“你懂了没？库斯库斯，沃拉沃拉；或者说如果你在德国想吃库斯库斯，就应该到巴登-巴登③。”

“噢，我想我抓住重点了。”

“我就知道。再试一次，那么，在萨摩亚要到哪里吃库斯库斯呢？”

“帕果帕果④。失陪一下好吗？我必须去‘嘘嘘’。”

库斯库斯美味极了，分量又多。我边吃边告诉她今天的遭遇：“真是挫折，但光靠门牌我没办法判断要找的人是不是住里面。”

“在纽约行不通。”

“当然行不通，基本上很多人门铃旁的那块姓氏牌都是空的，这点我倒是能理解，毕竟我也参加了一个讲究匿名的团体，虽然有些人会觉得那有点怪。还有一些人的门上不是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非法房客。所以，如果我要找贝尔·威廉斯——”

“也就是威廉·威廉斯⑤，”她接口道，“那他也是沃拉沃拉的库斯库斯之王。”

“正是。如果他的名字不在门牌上，并不表示他不住那儿；就算门上有他名字，那也不表示他就住那儿。”

“可怜的孩子，那你怎么办？打电话给管理员？”

“如果有的话。可是，大部分规模比较小的公寓都没有管理员，管理员也不比其他人更常待在家里，更何况他们不一定知道所有房客的名字。最后你只好一家一家敲门，按电铃，跟隔壁附近的人探听，大多数人都对他们的邻居一无所知，就算知道也是小心翼翼地有所保留。”

“吃这行饭可真不容易。”

“有的时候真是如此。”

“还好你很喜欢这份工作。”

“是吗？大概吧。”

“当然是啰。”

“我想是吧。当事情抽丝剥茧，慢慢整理出头绪时，那种感觉实在很令人满足。”

此刻我们正在用饭后甜点，一种甜腻腻的蜂蜜蛋糕，甜得我根本吃不下去，女服务生端来两杯摩洛哥咖啡，和土耳其咖啡差不多，又浓又苦，杯底三分之一沉淀着咖啡渣。

我说：“今天我辛苦了一整天，感觉还不坏，但却不是调查该办的案子。”

“你难道不能同时处理两件案子吗？”

“也许可以。但没有人付钱请我调查虐童的变态电影。我应该追究的是理查德·瑟曼有没有谋杀他太太。”

“你不是正在办吗？”

“有吗？星期四我借口瑟曼是有线节目制作人跑去看拳赛。有几个收获：我知道他是那种工作时会把外套和领带脱掉的人；他很带劲儿，可以爬上擂台再跳下来，脸不红，气不喘；我还看到他在举告示牌的小妞屁股上拍了一记，然后——”

“哎哟，那可不得了。”

“对他来说是不得了。但是我却不知道那件事对我会有什么帮助。”

“开什么玩笑？他太太才死了两个月，他就开始对一个淫娃毛手毛脚，这当然不对劲。”

“两个半月。”我说。

“还不一样。”

“淫娃，嗯？”

“淫娃、荡妇、骚货。叫淫娃有什么不对？”

“没不对。他并没真正捏她屁股，只是拍了一下而已。”

“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

“要是真有那么多观众就好了，可惜只有几百个人而已。”

“还有待在家里的观众呢？”

“哦，他们那时正在收看广告。不管怎么说，都不能证明什么。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狗杂种，老婆尸骨未寒就开始拈花惹草？或者他根本就是冤枉的，所以不用惺惺作态？怎么解释都可以。”

“好吧。”她说。

“星期四，就是昨天，我站在同一间酒吧里和他一起喝酒。就像是在拥挤的地铁车厢之中我们分别站在两端，但同时身在同一个车厢里面。”

“不赖啊。”

“昨天晚上，我在他公寓楼下的拉迪基奥餐厅吃晚饭。”

“餐厅如何？”

“没什么特别，通心粉很好吃，下次一起去。”

“他在不在餐厅里？”

“我想他根本不在家。在家的话也是摸黑关在屋子里。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打了电话给他，反正有其他的电话得打，干脆顺便打给他。”

“他说了什么？”

“是电话录音机，我没有留言。”

“我希望他跟我一样，会被不留言的来电弄得很烦。”

“只好这么想。你知道我该怎么做吗？我该把莱曼·沃里纳的钱还他。”

“不要，千万别这么做。”

“为什么？无功不受禄。我现在一筹莫展，这件案子在警察局留的档案资料我看过了，凡是我想到的他们都做过了，甚至还多。”

“不要把钱还给他，亲爱的。他一点都不在乎钱，他妹妹被杀了，要是想让他死得瞑目，就让他觉得自己多少替妹妹尽了点心，做了点什么吧。”

“那要怎么做？难不成骗他？”

“如果他问起来，你就告诉他这种事得花时间去查。你不会再向他要钱吧？”

“老天，当然不会！”

“那他就不会觉得你在欺骗他。至于钱也不必缴回，如果觉得是白拿，你大可捐出去，捐给艾滋病研究中心，或者是‘传送上帝之爱’之类的机构，很多地方可以捐。”

“我想也是。”

“凭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会想办法凭真本事赚到这笔钱。”她说。

她想到韦弗利去看场电影，但那天是星期六晚上，戏院门口一定大排长龙，我们谁也不想站在那里排队。走了一会儿，我们停在麦克杜格尔街喝了些卡布奇诺咖啡，又到布利克街上一个免费入场的俱乐部听一个民谣女歌手演唱。

“长长的头发配上老祖母的眼镜加格子棉布长裙，谁说六十年代已经结束啦？”

“她的歌曲听起来都一样。”

“因为她只会三个和弦。”

走出来之后，我问她想不想听爵士乐。她说：“好啊，去哪里好呢？甜蜜巴兹尔？还是万加德？挑个地方。”

“我在想，鹅妈妈之家也许不坏。”

“嗯哼！”

“你这什么意思？”

“没有啊，我喜欢鹅妈妈之家。”

“那你想不想去？”

“想啊，不过要是丹尼男孩不在，我们还要继续待在那里吗？”

丹尼男孩不在。不过我们到了不久他就来了。鹅妈妈之家在阿姆斯特丹大道和八十一街之间，是一个不分黑白、人人都爱的爵士俱乐部。他们把灯光调得很暗，鼓手总是用鼓刷轻轻敲打，从不独奏。它和普根酒吧是两个可以找到丹尼男孩的地方。

不论在哪里，他总是很醒目。这个得了白化症的黑人，皮肤与眼睛都对阳光过敏，于是他就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永不与太阳同时出现。他身材短小，穿一套亮面的深色西装和闪闪发光的背心，喝俄罗斯伏特加，而且只喝冰镇的不加冰块。通常他的身边都会跟着一个和他身上的背心一样醒目的女人，今天晚上的女人有一头草莓色金红头发，和一对巨乳。

侍者将他们带到紧靠舞台的老位子。我以为他不会注意到我们，不料一名侍者随即过来对我们说，贝尔先生希望我们能过去一道坐。我们走过去，丹尼男孩说：“马修，伊莱恩，看到你们俩真好。这位是萨沙，她真的很迷人，不是吗？”

萨沙咯咯娇笑，我们随便聊了几分钟之后，萨沙便闪进了化妆室。

“她去吸点‘粉’，”丹尼男孩说，“让禁药合法化的最有力论点就是不必再一直跑洗手间，如果他们了解陪客时间所吸的可卡因造成美国工业多大的损失的话，真的应该把这一趟一趟‘厕所之旅’的成本给算进去。”

等萨沙再度到洗手间嗑药，我向丹尼提起了理查德·瑟曼。

“据我推测是他杀的没错，因为她比他有钱。如果那家伙是医生就更不用怀疑了，为什么总觉得医生会宰老婆呢？难道因为他们有娶婊子的倾向？你怎么解释？”

接下来我们就这个问题开始讨论，我说也许这些医生习惯了扮演上帝那种决定生死的角色。伊莱恩的看法更妙，她说会选择医疗工作当职业的，多半是那些想克制自己伤人倾向的家伙。“为了要证明自己不是杀人狂所以才去当医生，可是在他们受到压力时，这些压力又会使他们想起自己的天性，于是就开始杀人了。”

“这种说法倒挺有趣，”丹尼男孩说，“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呢？”

“娘胎里带来的。在生产过程中，母亲不是几乎死去就是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痛楚。所以那个孩子的想法是‘我伤了女人’或是‘我杀了女人’，他用当医生来补偿，但不久之后，内心冲突越来越强——”

“他就宰了他老婆，”丹尼接道，“我喜欢你的说法。”

我问她可有什么根据来支持这项理论，她说什么都没有，但确实有很多关于出生思想的研究报告。丹尼说他才不管什么根据，你可以用数据去证明任何事情，而这却是他听过最有道理的一个理论，所以管他妈的什么数据。萨沙在我们讨论到一半时回到座位，我们并没中断，而她看起来也毫不在意。

“关于瑟曼，”丹尼男孩说，“没听到什么特别的消息，因为我并没有刻意打探，我应该打探吗？”

“耳朵放尖点总是好的。”

他为自己倒了几盎斯斯托利，在普根酒吧和鹅妈妈之家这两个属于他的地盘，有人会为他准备好香槟桶冰镇的俄罗斯伏特加。他望了望杯底，把酒当白开水一口喝下去。

他说：“他在一个有线电台工作，是个新的体育频道对吧。”

“叫五区电讯。”

“对了，有一些关于他们的谣言。”

“什么谣言？”

他摇摇头：“也没什么，就是一些来路不明的钱这类的内幕消息，我会多留意的。”

几分钟后，萨沙又起身离桌，等她走远听不见我们说话，伊莱恩倾过身来说：“我忍不住了，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奶子这么大的人。”

“我知道。”

“丹尼男孩，她的胸部简直比你的头还大。”

“我知道，她很特别，对吧？但我想我得放弃她了。”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养不起，要让她那可爱的小鼻子尽兴，不知道花了我多少钱，讲出来你都不会相信。”

“趁还能享受的时候尽量把握吧。”

“哦，我会的……人生就是这样。”

回伊莱恩的公寓之后，她煮了壶咖啡，我们坐沙发上，她放了钢琴独奏曲的唱片，有孟克、兰迪·威斯顿、锡达·沃尔顿。她说：“那个萨沙，可真不得了，真不知道丹尼男孩上哪儿找来这些小妞的。”

“凯马特超级市场。”我提议。

“当你看到那种波霸，就会想到硅胶。不过，也许是几可乱真的上好货色，搞不好还是天生丽质。你觉得呢？”

“我没注意。”

“那你最好多多参加戒酒聚会，一定是伏特加而不是她的胸让你流口水。”她向我凑过来。“如果我胸部再大一点，你会不会更喜欢我？”

“当然会。”

“真的？”

我点点头说：“腿再长一点也不错。”

“是这样吗，那么脚踝再细一点呢？”

“也无妨。”

“真的？你再说啊。”

“别这样，很痒。”

“是吗？告诉我你还列了哪些对我的期望？小穴再紧一点好不好？”

“那简直求之不得。”

“好啊！”她说，“你还真敢想？”

“我有吗？”

“我希望你有，”她说，“我真的希望你有。”

完事后，我躺在她床上，她将唱片换面，并且倒了两杯咖啡。我们坐在床上，没说什么。

一会儿，她说：“你昨天生气啦？”

“我？什么时候？”

“我有客人要来，你得离开的时候。”

“噢。”

“是不是？你生气了吧？”

“有一点，不过没事了。”

“我接客的事情让你不舒服，对不对？”

“有时候会……大部分的时候都不会。”

“我迟早是要收手，你只能投那么久的球，连百万金臂汤米·约翰都退休了，他的手臂像超人的。”她侧过身来看着我，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腿上说：“如果你要我收手，我大概就不会再做了。”

“然后你会回头来怨我。”

“是吗？我有那么神经质吗？”

她想了一下，然后自己说：“嗯，大概有。”

“反正我不会提这种要求。”

“是啊，你宁愿自己在那儿生闷气。”

她翻过身来仰躺着，直直看着天花板片刻，她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就不干了。”

室内一片沉寂。接着，音响忽然传来钢琴如瀑布般洒泻下来的降音阶，和一阵不成调的和弦。

“你如果假装没有听见，我就假装没有说过。我们连那个L开头的词都没说过，我不应该直接跳到那个M开头的词。”

“那几个字母之间可是个危险地带。”

“我知道，我应该学着只说那个F开头的字，那是属于我的地方，我才不想结婚呢，真希望什么事情都不要改变。为什么事情就不能一直保持原状呢？”

“当然可以。”

“真伤感哪，简直是神经，我干吗要伤感？还突然变得哭哭啼啼的。”

“没关系。”

“我不会哭的。不过，你可以抱我一下吗？你这头老狗熊，抱我一下吧。”

① 一种北非传统的蒸粗麦粉，用蒸锅蒸粗麦及肉、蔬菜。

② Walla Walla，美国华盛顿州东南部城市。

③ Baden-Baden，德国西南部城市，为一著名温泉疗养之地。

④ Pago Pago，南太平洋美属萨摩亚首府。

⑤ Willam的昵称是Bill（贝尔），而Willam Williams是知名美国诗人。

9

星期天下午，我找到了那个电影狂。

根据菲尔·菲尔丁的记录，他叫阿诺德·莱韦克，住在离录像带店六条街远的哥伦比亚大道，因为是出租公寓，离高级小区就更远了。

找到那栋公寓时，只见两个男人坐在台阶上，喝着牛皮纸袋里面的罐装啤酒。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上抱着个小女孩，她正在吸奶瓶里的柳橙汁。

门铃上没有阿诺德·莱韦克的名字，我走过去问那两个坐在台阶上的男人阿诺德·莱韦克是不是住这里。他们耸耸肩，摇着头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我走进去看，连管理员的门牌也找不到，只好按一楼住户的电铃，直到有人开门让我进去。

走廊上散发着老鼠和尿臊味。尽头的门打开，一个男人探出头来，我向他走去，他说：“你要干吗？不要走这么近！”

“别紧张。”

“你才不要紧张！”他说，“我有刀。”

我把手举起来，让他看到我的手里空无一物，我说我要找一个叫阿诺德·莱韦克的人。

“哦，是吗？希望他没有欠你钱。”

“为什么？”

“因为他死啦。”说完便哈哈大笑了起来。他是个老头儿，有着一头稀疏的白发和深陷的眼眶，看来好像再过不久就要去和莱韦克做伴似的。他的裤子很松，用吊带吊着，法兰绒衬衫道袍似的挂着。除非他是去二手商店买衣服，否则就是他最近真瘦了很多。

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生病了，不过别担心，这病不会传染。”

“我比较怕那把刀。”

“哦，天哪。”

他把刀子拿出来给我看，是一把木柄法国碳钢菜刀。

“进来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不会砍你的。”说着他把刀放在靠门的桌上，领我进屋去。

他的房子很小，被隔成两个狭窄的房间，大的那间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是这房子唯一的照明设备。三个灯座中有两个灯泡已经烧掉了，剩下的那个最多只有四十瓦。房间整理得很干净，可是闻起来仍有一股老年人生了病的气味。

“你是怎么认识阿诺德·莱韦克的？”他问。

“我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他拽一条手巾捂住嘴咳嗽。“该死！”他说，“那些混蛋把我浑身上下从屁眼到胃口都切除了，还是一点用都没有。这病拖得太久了，因为我怕他们真会查出什么来。”

他忽然尖厉地笑起来：“结果还真被我料中了。”

我什么也没说。

“莱韦克这家伙嘛，人还不错，是法裔加拿大人，不过他一定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因为他没什么口音。”

“他在这里住很久了？”

“多久才算很久？我在这里住了四十二年啦，你相信吗？在这种鬼地方一住就住了四十二年，今年九月就要满四十三年了，不过九月之前我就会搬出去——到一个更小的空间。”说完他又放声大笑，笑得咳嗽不停，得再拽出手帕捂住嘴巴。等咳嗽稍微止住，他又说：“一个更小的地方，像个六英尺的盒子，懂不懂？”

“我猜把这种事情拿来开玩笑可能会好过一点。”

“没这回事，没有什么会让我觉得好过。阿诺德住这儿大概有十年了，因为没选择余地，你懂吗？大部分时间他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当然啰，以他那种体型是不可能上街去跳踢踏舞的。”

我的脸一定看起来非常茫然。因此他说：“哎呀，我忘了你根本不认识他。他呀，胖得跟猪一样，我是说阿诺德。”

他手往前一比，从上到下划一个愈来愈宽的弧形。

“就像一颗梨，走起路来和鸭子一样摇摇晃晃。他住三楼，不管去哪，出门就得爬两层楼，所以他才不常出来。”

“他年纪多大？”

“不清楚，四十岁吧，一个人胖成那样，实在很难看得出来到底几岁。”

“他是做什么的？”

“你是说以什么维生吗？不知道。他以前上过班，后来就不常出门了。”

“据我了解，他很喜欢看电影。”

“哦，那还用说吗？他有一台那叫什么玩意儿？那种可以在电视机上看电影的机器。”

“录像机。”

“我差点就想到了。”

“那后来他怎么啦？”

“你说莱韦克吗？你到底有没有注意听？他死啦。”

“怎么死的？”

“被他们杀啦，不然你以为呢？”

这个“他们”，是一个很笼统的称呼。阿诺德·莱韦克被人从背后刺杀，横死街头。照那老头的说法，吸食快克的人流浪到街头之后，治安就一年比一年糟糕，他们会为了一张地铁车票把你杀掉，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我问他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说应该是一年前吧，可是在菲尔丁的资料中，他最后一次交易记录是四月十九日，我说莱韦克四月时还活着，他回答，他的脑袋已经没办法记得那时候的事了。

他告诉我如何才能找到管理员。“她也没做什么事，就收收房租罢了。”问他名字，他说叫格斯，再问他姓什么，一抹狡黠的笑容出现在他脸上。“知道我叫格斯就够了，你不告诉我你姓什么，我又为什么要跟你说？”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接过来，伸直手臂举着那张名片眯起眼看，并大声念出我的名字。他问我可不可以留着名片，我说当然可以。

“我到上面见到阿诺德之后，一定会转告他说你在找他。”说完他又笑个不停。

格斯姓吉泽金德，这是我从信箱上发现的，我可不是个偷懒的侦探。管理员的名字叫赫塔·艾根，就住同一条街隔两户的地下室。她是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可能连五英尺都不到，一张谨慎多疑的小脸，说话时略带中欧口音，还会一边伸展手指。因为关节炎，她的手指都变形了，不过活动起来还算灵活。

“警察来过，还把我带到城里去看他。”她说。

“他们要你认尸？”

她点点头。“‘是他没错，’我说，‘是莱韦克。’之后又把我带回来，要我开门让他们进去搜查，我跟在后头进屋，他们却说：‘你现在可以走了，艾根太太。’‘不要紧，我留在这儿吧。’因为这些人，有些还好，有些就会背着死人偷钱，这句俗语是不是这样说的？”

“没错。”

“‘背着死人偷银子’，是银子才对，不是钱。”

她叹了口气：“搜查完了之后，我把门锁好问他们，现在我该怎么办？有没有人会来把他的东西拿走？他们说会与我保持联络，然后就没下文了。”

“他们就没消息了？”

“没，没人告诉我谁会来领走他的遗物或我该怎么办。既然他们不联络我，我只好打电话给管区警局，可是他们竟然搞不清我说什么。大概被谋杀的人太多了，谁都懒得继续追查下去。”

她耸耸肩，“我呢，我得把那间公寓租出去。除了家具以外，其他东西都被我搬到这里，没人领我就把它们扔了。”

“你把录像带卖掉了。”

“录像带？我把它们拿到百老汇大道，卖几个钱。那样不对吗？”

“没什么不对。”

“我又没偷，如果他有家人的话我早就还他们了。可是莱韦克先生连个亲人都没有，他住这里已经很多年了，我来上班之前他就住这里了。”

“你什么时候来上班的？”

“六年前吧……等等，我说错了，是七年前。”

“你只是个管理员而已？”

“不然呢？难不成是英国女皇？”

“我以前认识一个女人，她告诉房客她是管理员，但实际上她就是房东。”

“喔，当然啦，”她说，“当然这栋房子是我的，所以我才能住地下室。其实我是一个大富婆，一个喜欢像老鼠一样住在地下的大富婆。”

“那这栋房子到底是谁的？”

“我怎么知道？”我看着她，然后她说,“你去告我好了，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谁知道？雇我的是一家管理公司，我收了房租就交给公司，随他们怎么办。至于房东，我从来也没见过。房东是谁很重要吗？”

的确不太重要。于是，我又问她莱韦克是什么时候死的。

“去年春天吧，再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回旅馆后打开电视，三个台都在转播大学篮球赛，战况激烈到我根本看不下去。后来找到一个台转播网球比赛，相比之下这个节目就安静多了。说自己在“看”球赛不知对不对，可是当他们把球在网带上空打来打去时，我的确睁着眼睛坐在电视机前面。

我和吉姆在第九大道上的一家中国餐厅吃饭，那是我们星期天晚餐碰面的老地方。老板不在乎我们坐多久，也不在意替我们添几次茶水，因为那里从来都不会客满。这里的食物并不差，真搞不懂它的生意为什么没有更好一点。

他问我：“你今天有没有看《纽约时报》？上面有篇文章访问一个写了畅销小说的天主教神父，我忘了他叫什么。”

“我知道你在说谁。”

“因为有电话民意测验的支持，他说这个国家只有百分之十的已婚夫妇有过婚外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诚实。可他要怎么证明这个说法呢？很简单，因为那些电话受访者都这么说。”

“我们仿佛正处于道德复兴的关键期。”

“那就是他的重点。”

他掂起筷子，当作鼓棒敲。“不知道他有没有打电话到我家来。”

“嗯？”

他避开我的眼光，幽幽地说：“我想贝弗利有外遇。”

“知不知道是谁？”

“是她在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①认识的男人。”

“也许他们只是朋友罢了。”

“不，不是的。”

他替我们俩斟满茶。

“你知道，戒酒之前，我曾经胡搞过好一阵子，每到一个酒吧去，我就告诉自己要找寻艳遇。通常到最后只落得个烂醉如泥，可是也有走运的时候，其中有几次我甚至还记得。”

“有时候你宁愿自己忘记是吧？”

“是啊，重点是我刚开始参加戒酒计划的时候，还没完全放弃这种生活，酗酒最严重时，婚姻也差不多濒临破裂。可是后来我爬出泥沼，渐渐清醒了，也度过了婚姻危机，她开始到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去展开自己的生活，我们继续维持下去。不过我在外面还是有别人，你知道。”

“我不知道。”

“真的？”他想了一下，“啊，这么说来这事一定是在我认识你之前，那时你还没开始戒酒。因为几年后我就不再拈花惹草了。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只是不再那么做罢了，也许是基于健康的理由吧，先是疱疹，再来是艾滋病，我不知道。倒也不是被吓到，是我不再感兴趣了。”

他啜了一口茶。

“如今，我是菲尼神父口中的那百分之九十，而她却开始在外面花起来了。”

“轮到她去找乐子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喔。”我应道。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她知不知道你已经察觉？”

“谁知道她知道些什么？谁又知道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只希望所有的事情都保持原状。可是你知道吗？那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我说，“昨天晚上我和伊莱恩一起，她说了那个M开头的字。”

“什么M开头的字？‘操你妈的’（Mother fucker）？”

“结婚（Marry）。”

“还不一样，婚姻就是操你妈的，她想结婚啊？”

“她没这么说。她只说如果我们结婚了，她就停止和客户来往。”

“客户？”

“嫖客。”

“喔，是这样啊。这就是条件？跟我结婚我就不做了？”

“没那回事，假设而已。后来她为此跟我道歉，我们都同意保持现状就好。”我用凝视威士忌酒杯的眼神看着我的茶杯。“我看不太可能。当两个人都不希望改变时，就是产生变化的时候了。”

“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别急，一天一天慢慢来，千万别喝酒。”

“嗯，我喜欢，”他说，“听起来不错。”

我们又坐了好一会儿，天南地北聊个没完。我谈到手上正在办的两件案子，一件是受到正式委托却始终掌握不到头绪，另一件案子根本没有人委托我，我却紧咬着不放。我们还聊到棒球，因为职业棒球老板强行停工，春季训练可能要延期了。此外就是我们聚会里的一个小孩，他过去有着惊人的记录——嗑药酗酒什么都来，在戒酒四个月之后去世了。

大约八点时，他说：“今天晚上我想做一件事：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聚会，把我和贝弗利这些烂事全部吐出来。我没法在这里的聚会上吐。”

“你可以啊。”

“是可以，但我不想。在这里我可是洪荒时代就戒酒的老前辈，在那些新来的人面前，可不想破坏我那完美的长老形象，”他笑了，“我要到市区去，把自己说得听起来彷徨无助，搞不好会有一个恋父情结的年轻小姐正在寻找她心目中的父亲形象。”

“真是个好主意，”我说，“顺便帮我问问看她有没有妹妹。”

我独自去参加聚会。

星期天圣保罗没有聚会，所以我到罗斯福医院，出席的人大部分曾是戒毒所的病人。演讲者一开始染上了海洛因，她参加明尼苏达州一个为期二十八天的住院疗程，戒掉之后，在接下来的十五年又染上酒瘾，现在她已经戒酒三年了。

等她讲完，大家围成一圈做着自我介绍，大部分人只讲自己名字就继续往下轮。我决定要多说一点。例如她今天讲得很好，很高兴她戒酒成功，可是轮到我时我只说：“我叫马修，是个酒鬼。今晚我只听就好。”

聚会结束后，我回到旅馆，没有人留话。我回房看了两小时书，是一本向人借来的平装书，书名叫《新门刑案日志》，内容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犯罪记录，这本书在我手上大概一个多月了，每晚睡觉前都会翻上几页。

大部分的案子都很有趣，其中更有几起案子特别精彩。我读了好几个晚上，感触很深。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以前的人，为了各种理由，或根本不为什么理由互相残杀，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尽各种手段。

有时这本书似乎变成翌晨早报的解毒剂。每天报上写的那些犯罪事件，让人很容易就下结论说，人性的丑恶正在空前急剧地恶化，世界末日来了，我们都要下地狱去了。当我看到这本书上的记载，发现几世纪以前的男男女女也是为了几个钱或为了情爱自相残杀时，我可以告诉自己，其实我们并没有变得更糟，我们和以前一样好。

然而在其他的深夜里，这个发现带来的不是放心，而是绝望。我们从古至今都一个样。没有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好。历史上因我们的罪而牺牲的人，简直是死得轻如鸿毛，我们回报以更多的罪恶，我们的罪恶之源永不枯竭。

那天晚上读的案子并没有给我什么启示，而我又还不想睡。午夜时分，我出去走走。天气又变冷了，寒风飒飒吹在哈得孙街上。我走到葛洛根开放屋，那是米克·巴卢开的爱尔兰酒吧，不过执照和产权证用的都不是他的名字。

酒吧里几乎全空了，有两个独饮的酒客各自占据长吧台两端，一个喝啤酒，另一个则在细细品味一杯健力士黑啤酒。两个老头穿着旧货店买的外套，在靠墙的桌前共饮。柏克站在吧台后面，不等我开口，他便告诉我米克整晚都没来过。

“他可能随时会出现，但我想他是不会来了。”他说。

我叫了杯可乐，坐在吧台前，有线电视在播《小凯撒》的黑白老片，中间没有广告，由爱德华·罗宾逊主演。

我看了大约半小时，米克还是没来，也没有其他的客人再进来。

喝完可乐，我便起身回家。

① 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Al-Anon）是一个成立于一九五一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向酗酒者的亲友提供帮助。

10

第二十分局的人对于我当过警察并没什么过度反应。他们都很乐意帮助我了解莱韦克的死，可惜问题只有一个，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人是谁。

“确切日期我不知道，大概是在四月十九日和七月四日之间。如果你要我猜的话，那么应该是在五月初吧。”我说。

“是去年的五月。”

“是的。”

“就是那个阿诺德·莱韦克？麻烦你再拼一次他的姓，免得我搞错了。”

我拼了莱韦克的姓，又把哥伦比亚大道的住址也给了他。

“就在这附近嘛！”他说，“我去问问大家，看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结果还是没用，我们研究了几分钟，他又走开，回来时带着一脸困惑。

“阿诺德·莱韦克，”他说，“男性，白人，死于五月九日，身上有多处刀伤，他不在我们的档案里，因为不是我们的案子。他是在五十九街的另一边被杀的，所以你应该到位于西五十四街的……”

我告诉他我知道怎么去。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赫塔·艾根被她那一个管区的警员搪塞了一堆理由——他们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吃过早餐，我便往二十街走，等走到城中北区分局时差不多花掉了大半个上午。德金不在，可是就这件案子来说，我倒不需要他帮忙，任何人应该都可以提供我所要的线索。

有一个叫安德烈奥蒂的警察我认识，过去一两年间我们见过几次面。他正坐在桌前忙着赶公文，并不介意被我打扰。

“阿诺德·莱韦克，”他说道，皱着眉头用另一只手滑过一撮粗黑的头发，“我想，我和贝拉米搭档的时候曾经逮过他。他是个胖子吧？”

“他们是这么说。”

“如果你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么多死人得看，真的没办法全部都记清楚。他是被谋杀的。有些比较普通的案子，你连死者的名字都记不住。”

“这倒不假。”

“除非真的有令人难忘的名字，比如说两三个礼拜前，有一个女人叫万达·普莱恩豪斯（Wanda Plainhouse），我在心里头想，哟，我可不介意‘在房子里跟你玩一玩’①。”他满脸微笑叙述着这一小段回忆，然后又说：“当然啦，这个女人还活着，我只不过是举个例子而已，有些名字真的让人印象深刻。”

他翻出了莱韦克的档案。那个电影狂是在西第十大道与四十九街上两栋住宅间的窄巷里被发现的，一个不具名的人打电话报警，报案时间根据911的记录是五月九日早晨六点五十六分，法医分析死亡时间可能是前晚的十一点，死者身上被一种窄长的刀重戳了七次，伤在胸部和腹部，每一处伤口都是致命要害。

“是在第十大道与第十一大道间的四十九街？”

“比较靠近第十一大道，两边的建筑都准备要拆了。窗户上都是封条，根本没有人住那里。我想现在可能已经被拆掉了。”

“我在想，他去那个地方干什么？”

安德烈奥蒂耸耸肩：“也许他在那里是想找点什么，并且不幸被他找到了。也许他想买一些毒品，或是找女人还是男人。每一个去那里的人都是有目的的。”

我想起TJ。如他所说，每个人都各有意图，不然他们上丢斯干什么？

我问他莱韦克有没有吸毒，他说从外表看不出来，不过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也许他那一天喝得烂醉，”他提供别的可能性，“醉得东倒西歪，压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不，这也不太可能，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低得测不出来。唉，反正不管他在找些什么，他是去错地方了。”

“会不会是被抢？”

“他的口袋里根本没钱，没手表，也没钱包，看来这个杀手是那种随身带着弹簧刀的吸毒犯。”

“怎么查出他的身份？”

“房东太太指认的。说起她呀，可真不好惹！大概只有这么高吧，可是天不怕地不怕，一点亏都不肯吃。她让我们进死者的屋里后，就一直秃鹰般站那儿盯着我们，好像她一转身我们就会把屋子搬空一样，你会以为那些东西都是她的财产。不过反正后来也都会变成她的了，因为莱韦克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他翻了几页报告：“是啊，连远房的亲戚都没半个。反正是她出面指认的，她一开始还不肯去，‘我干吗要去看一具死人尸体？相信我，这辈子我可是看得够多了。’不过最后她还是去了，而且还很仔细地看，确定就是他没错。”

“那你又怎么知道要去问这女人？你哪里找来的名字和地址？”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问得好，我们是如何得知的呢……”

他皱着眉翻动档案。

“是指纹。他的指纹在计算机里，就是从那儿找到他的姓名、地址的。”

“他的指纹怎么会在计算机档案里？”

“不知道，也许他曾经担任过公职，或是在政府机关服务过。你知道计算机档案里有多少人的指纹吗？”

“不是纽约市警局的计算机吧？”

“你说对了，”他皱起眉头，“我们到底是已经有这一份资料了呢，还是从华盛顿的主机调过来的？我已经不太记得了，那时候大概是由别人负责处理的，为什么这么问？”

“他有没前科？”

“如果有，大概也是违反交通规则之类的吧，档案上并没有注明。”

“能不能再帮我查一查？”

他有些不乐意地嘀咕了一阵，不过到底还是帮我查了。

“有了。有过一笔记录，大约在四五年前被逮捕过一次。自签担保之后就释放了，案子也撤销。”他说。

“什么罪名？”

他眯起眼睛看着计算机屏幕：“他违反了第二百三十五条的罪犯条例，那是什么鬼名堂？我都没听说过，”他抓起一本黑色的活页夹翻了起来，“找到了。是猥亵罪，大概是对谁说了粗话吧。案子后来撤销了，四年后他被不知名的人用刀捅死，这让我们学会不可口出秽言是不是？”

如果安德烈奥蒂愿意再多玩玩计算机，我本来可以得到更多有关莱韦克的信息，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事得忙。之后我便到四十二街的图书馆查阅《纽约时报》的索引，说不定会查到莱韦克被捕或被杀的消息。巧的是，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莱韦克总是可以避开大众媒体。

后来再搭地铁到钱伯斯街走访几个市立或州立的政府机关。我发现略施小惠便能让许多办事员更乐意帮我的忙。他们替我查到一些记录，我私下塞了一点钱以示回报。

资料显示莱韦克三十八年前出生于麻省的洛厄尔。三十三岁之前待在纽约，住西三十四街的基督教青年会斯隆之家，并且在教科书出版社的收发室工作。一年之后，他离开了出版社，到一家叫“R&J商行”的公司上班，在第五大道和四十街附近，他在那里当售货员。不知道卖的是什么样的商品，那一家公司现也不存在了。在第五大道上，有许多不起眼的小型店号，零星地掺杂在合法的店家之间，无休止地举行清仓大甩卖，同时拼命搜寻来路不明的象牙、玉器、照相机和电器用品，R&J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他仍然住旅馆，就我所知，他一直住到1979年秋天搬到哥伦比亚大道为止。再次换工作很可能是他搬家的主因，因为在迁移的前一个月，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离我住的五十七街旅馆很近，只要再往西走一条街就到了。他从新家走路就可以到工作的地方。

我无法得知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职务，不过照年薪一万六千元来推测，绝对不会是什么总裁之类的职位。他在那里待了三年多，一九八二年十月离开。那时的年薪已经调到一万八千五了。

就我所知，从那时起，他就没再工作过。

回旅馆，有我一封邮件。上面说我有资格加入国际退休警员协会，也可以参加在罗德岱堡举行的年会，会员享受的权益有：会员卡一张、很酷的翻领徽章一枚，以及每个月出刊的《时事通讯》。《时事通讯》会有什么大事好登？讣闻吗？

另外有一个留言，要我打电话给约瑟夫·德金，我刚好在办公室找到了他。他说：“我知道，光是瑟曼一个人还是不够你忙，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所有的悬案都查清楚啊。”

“只是想帮点忙。”

“阿诺德·莱韦克怎么会扯上瑟曼的案子？”

“很可能一点关系都扯不上。”

“那可不见得哦，他在五月被杀，她则在十一月，两件案子相隔整整半年，在我看来简直是预谋好的。”

“时间有些不同。”

“嗯。她是被歹徒先强奸而后勒死，他则是被刀子捅死在暗巷里，我看那是凶手用来混淆视听的手法吧。说真的，你发现任何有关莱韦克的线索了吗？”

“很难说。我希望能够知道他最后活着的七年之间到底干了些什么。”

“那还用说，不就在低级住宅区鬼混吗？不然还能干什么？”

“据我所知，他既没上班，又没领救济金，我看过他住的地方，房租要不了多少钱，可是，他总得有经济来源。”

“也许他刚好得到一笔钱，就像阿曼达·瑟曼。”

“嘿，这倒是让他们俩有了一些共同点，我喜欢你的论点。”

“我的脑袋从来都没停过，甚至连睡觉时都不休息。”

“特别是在睡觉的时候吧。”

“没错。你说他在生前的最后七年都没有再工作过是什么意思？他被捕的时候明明还在上班。”

“州政府的档案记录上可不是这么回事。”

“唉呀，去他的州政府档案，警察以猥亵罪名进去逮他的时候，他还是那家店的店员。莱韦克是个法国人，我猜警察可能是为了一些海报或相片之类的抓他，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他贩卖色情刊物？”

“安德烈奥蒂没告诉你？”

“他只告诉我犯罪条款。”

“唉，如果他肯再挖深一点，还可以发现更多细节。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八五年十月，时代广场有一个很大的扫黄行动。那是选举前夕，市长希望看起来天下太平。我在想，不知道新选出来的市长是什么样的人。”

“那种差事我可是敬谢不敏。”

“哦，天啊，要是让我选择当市长还是把自己勒死，我一定会说：‘快把绳子给我吧！’好了，言归正传，在那波行动中，他们清查所有店面，逮捕所有店员，搬走所有的色情杂志，甚至还为此召开联合记者会。少数几个人在牢里蹲了一夜，那件事就算结束，所有案子也都撤销了。”

“而且连色情杂志都物归原主了。”

他大笑：“还有一大堆放在哪个不知名的仓库里呢！我看哪，就算到二十三世纪也没人会发现它们。当然啦，其中有一些被选回去增加警员们的闺房乐趣了。”

“真让人震惊。”

“对，我就知道你会有这反应。不，我不认为他们会归还被查抄的物品。前几天我们局里抓到一个街头毒贩，把他关了起来，但是最后因为程序问题得放了他，临走前那老兄居然还问我们可不可以把毒品还给他。”

“少瞎扯了，乔。”

“我发誓是真的。后来尼克松跟他说：‘听好，莫里斯，如果我把“东西”还给你，那我就要用持有毒品罪来抓你。’你知道的，尼克松只是吓他。结果那个混蛋竟然说：‘不，老兄，你不能这样做，你用什么名义抓我呢？’尼克松说你说的‘名义’是什么意思？告诉你我的名义就是我亲手把他妈的‘东西’交到你手上，又亲眼看你放进口袋里。莫里斯说不，这种罪名不会成立，没有人可以因为那样而关我，我溜得掉。你知道吗？我想他是对的。”

约瑟夫把那家在时代广场上、莱韦克曾经工作被捕的店的地址给了我，在第八大道百老汇那一带，正好就在丢斯，光看门牌号码就已经知道是哪儿了，所以我也没必要亲自跑一趟，不知道他在那里工作过一天还是一年，要查是不可能的，就算有人愿意帮忙，我看谁也说不出个确切答案来。

我重新翻阅一遍，跷起双腿，往后靠了一会儿。当我合上双眼，脑海中又闪过了在麦斯佩斯看到的那个男人的影像，一个慈父，温柔地抚着他孩子的头发。

我一定过分注意这个小动作并且把它夸大了，影片里穿黑色橡胶衣的男人到底什么长相，我一无所知。也许，那个小男孩看起来酷似影片中的少年，而我的记忆就因此被唤醒了。

即便是同一个人，难道凭着追查一个死掉的倒霉蛋身后快要褪色的蛛丝马迹，就能把他找到？

碰到他们是上星期四在拳击场中，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如果男孩真是他儿子，整件事都是清白的，那么就算我在瞎掰。但如果不是，那一切也已经太迟了。

假使他决计要取那男孩的命，并让他的血流进地上的排水孔，现在很可能已经下手了。

可是为什么又要带他去看拳赛？也许他想和那个男孩共同创作一个小小的心理剧，又或者他想延长时间，慢慢等他的猎物进入情况，可能这就是影像里的少年看起来一无所惧，即使是被绑上刑台也不在乎的原因吧。

如果那个男孩已经死了，那么我是一点忙也帮不上，就算他仍然活着，我也一样不能为他做些什么，因为距离足以指认那个穿橡胶衣的男人还有好几光年那么远，而我的进展却和蜗牛一样慢。

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线索只是死人一个，而这个死人又告诉了我什么？他叫莱韦克，死后留下一盘录像带，内容是一个穿橡胶衣的男子虐杀了一个少年。莱韦克死得很惨，很可能但未必一定是劫财杀人案的受害者，毕竟这种事在那一区多得是。莱韦克在色情刊物店工作过。这在档案中查不到，他很可能做了好几年。可是格斯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家里，不像是个有正常工作的人。

我从电话簿找到一个号码，接通之后，在对方的答录机里留下话，然后抄起外套直奔阿姆斯特朗酒吧。

我进去时，他已经坐在吧台边了。他是个身材修长的男人，蓄山羊胡，戴玳瑁框眼镜，穿棕色灯芯绒外套，手肘处缀有两块皮制补丁，正吸着一支烟管弯弯曲曲的烟斗。他打扮得像是巴黎左岸咖啡馆里那些啜着餐前酒的当地人；只不过现在是在四十七街上的酒吧，喝着加拿大麦酒。不过，就算这样他也不会显得太突兀。

“曼尼！”我说，“我刚才在你答录机里留言。”

“我知道，”他说，“刚进家门时答录机还在录音，你说会到这里来等我，我就直接转身出门，连外套都不用穿，因为根本还来不及脱掉。而且我住的地方离这边比较近——”

“所以你先到了。”

“正是，找个桌子坐下好吗？看到你真高兴，马修，总觉得见你见得不够。”

以前我把第九大道上吉米的酒吧当成第二个家的时候，我们两个几乎天天碰面。曼尼·卡雷什是那里的常客，通常一待就一个多小时，有时一整晚都泡在里面。他曾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技术人员，就住在街角。他从来不多喝，来阿姆斯特朗是为了要解决三餐或是喝杯啤酒什么的，更重要的是，来这里找人聊天。

坐定之后，我叫了咖啡和汉堡，然后便开始和他互相问候近况，他告诉我他退休了，我说我听说了这个消息。

“工作量还是和退休前一样多，都是自由接活。有时帮以前的雇主做，有时替任何愿意雇用我的人。要接多少工作都行，同时又可以按月领退休金。”

“说到CBS——”我说。

“我们说到CBS了吗？”

“呃，我们现在就说，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几年前你可能认识，他在那里工作过三年，一九八二年秋天离职的。”

他从嘴里取下烟斗，向我点点头，说：“阿诺德·莱韦克。他终于还是跟你联络上了，我还怀疑他会不会打那通电话呢。你干吗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模样？”

“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

“你的意思是他没有打电话给你，但为什么——”

“你先说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

“因为那时他需要一个私家侦探，我是在一次拍摄工作中遇到他，呃，这已经是六个月前的事了。”

我心想，应该还要再久一些。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提起来的，他问我能不能推荐一个私家侦探给他，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他，我认识一个人以前是干警察的，就住附近。然后我报出你的大名，又说一时没有你的电话号码，只知道你住西北旅馆，你现在还住那儿吗？”

“是的。”

“你还做那一行吧，我把你的名字给了别人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我说，“感谢还来不及，不过他始终没给我电话。”

“是吗？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马修，我确定几乎已经过了六个月，如果到现在他都还没有给你什么消息，我看你也别指望了。”

“放心，我不会，”我说，“而且，我敢说一定超过六个月了，因为去年五月他就死掉了。”

“你说什么？他死了？”他说，“他还年轻，虽然太胖了一点，也不至于如此啊，”他啜了一口啤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被杀了。”

“天哪。他怎么被杀的？”

“很明显是被人袭击致死的。”

“‘很明显’——意思是事情不单纯？”

“抢劫杀人本来就不算单纯，可是警方并没有怀疑其他原因，莱韦克的死跟我在手上办的案子有所关联，或至少有一点可能性。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私家侦探？”

“他没有说，”他皱皱眉头，“我跟他并不是很熟。刚进CBS时，他既年轻又热诚，职位是技术助理，属于摄影小组的一员，他在CBS并没待太久。”

“三年吗？”

“按我说还不到三年。”

“他为什么不做了？”

他扯着山羊胡子：“依我判断是公司要他走的。”

“你记不记得是什么原因？”

“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不过英国人的讲法是：他已经留下了污点。这个年轻人实在不怎么样，他长得像个发育过剩的呆子，这种字眼我很少用，但他就是那个样子，而且好像还有一些个人卫生方面的毛病。比如说隔很久才刮一次胡子，或是两三天也不换套干净衣服，长得又胖。有些人也跟他一样胖，却胖得很讨喜，至于阿诺德，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后来他就一直打零工？”

“嗯，至少最后一次遇到他时他还是，我自己也有好些年都到处兼差，可是我们只一起工作过一次。我想他大概混得还不错，起码外表看起来他可没少吃一餐。”

“他在时代广场的色情刊物店做过店员。”

“你知道吗？”他说，“这一点我相信，那种工作挺适合他的。我总觉得他这人有一点邪门，老是紧张兮兮，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可以想象，某个人偷偷摸摸进了那家店，和站在柜台后面的阿诺德搭讪，一边搓着手，一边给你一个狡猾的眼神——”他突然打住。“老天，那个人都死了，看看我还这么缺德说人家。”他划了一根火柴，再度点燃手上的烟斗。“我把他说得活像是在邪恶的实验室里帮忙创造科学怪人的助手一样。嘿，其实他还真适合。正如我圣洁的母亲忠告我的，人们总是肆无惮忌地批评死人，因为他们没办法回嘴。”

① 前述女人的名字与play in house的发音近似。

11

“嘿，这件事情有一点邪门，”伊莱恩说，“他在与你取得联络之前便死于非命，然后又死不瞑目地从坟墓里爬出来向你告状。”

“你怎么会这样想？”

“不然怎么解释呢？他死的时候房里留一盘录像带，被房东太太连同其他的一起拿去卖掉——”

“她只是个管理员而已。”

“她把带子卖给录像带店，又有人从店里租走那盘带子，接着找上了你，这和我刚才那个邪门的说法又有什么差别？”

“我、曼尼、莱韦克、威尔·哈伯曼还有录像带店，全都住这附近，这就像把针丢进一小堆干草堆里，范围缩小了很多。”

“嗯。你怎么解释这种巧合？上帝冥冥中安排了一切？”

“是有人这么说。”

在阿姆斯特朗跟曼尼道别之后，我打了一通电话给伊莱恩。她说好像感冒了，一整天全身酸痛，暴躁，还直打喷嚏。“只差‘害羞鬼’就凑齐七矮人①了。”她说。不过她已经吃了大量的维生素C，喝了很多热柠檬水。

“你觉得莱韦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整件事情中他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他应该是摄影师，拍那种影片，一定还得有第四个人。它不像那种家庭录像带，只要把摄影机固定好走到前面表演就行了。影片中的摄影机是移动的，此外，焦距还拉近拉远，还有很多时候他们两人都同时出现在镜头内，摄影机却同时四处移动以便拍到所有动作。”

“我倒没注意，当时我被发生的惨剧吓呆了。”

“你只看过一遍，我后来又多看了两遍。”

“所以精彩的部分你都没错过。”

“莱韦克本身有摄影背景。他曾经在广播公司做了三年小职员，后来独立接些活计，又到时代广场的一间色情刊物店当店员，还在科克竞选市长期间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被捕，如果你要找人拍色情电影的话，他应该是合适的人选。”

“可是你会让他把你杀人的过程拍下来？”

“也许他们付费很高，不需要顾虑这一点。或者说，这并不是预谋的。一开始他们只想让那个孩子受点罪，但是没料到后来他们干红了眼。这并不重要，反正那个孩子是死了，片子也拍了。”

“而且他还把它录在另一盘录像带里。”

“应该说是把它‘藏’在一盘带子里。根据赫塔·艾根的说法，公寓里的录像带全部都卖给了菲尔·菲尔丁。但是这话说不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手边一定会有一些有别于出租电影的录像带。他是一个对老片特别着迷的电影狂，所以一定常常从电视上录东西下来，他自己的一些作品或色情电影应该也有备份。此外，他手上应该还有许多空白录像带，以备不时之需。”

“你认为她说谎？”

“不，没有。我在想当他曝尸在西四十九街的小巷中逐渐冷却时，有人曾到他哥伦比亚大道的住处去过。他的手表、钱包都不见了，看起来像是遭人抢劫，可是他的钥匙也不见了。我想杀他的人一定把钥匙拿走，到他公寓里把不是出租电影的录像带拿走了。”

“他们为什么不干脆全都搬走呢？”

“也许他们不想看《马耳他之鹰》的三个版本，那些没贴标签的和自制的录像带大概已经多得搬不动了吧，明明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干吗花力气去搬？”

“他们要找的东西就是被我们看到的那一卷啰。”

“嗯，也许他还替穿橡胶衣的男人拍过其他东西，而且都有拷贝。可是这一盘他却特别慎重地藏起来，不仅录在出租的电影带子上，还让原来的电影先演十五分钟才开始录。如果有人快速检查这些录像带，那么他只会看到《十二金刚》，然后把它扔一边去。”

“你那倒霉的朋友一定吓坏了，他和太太正在看李·马文与其他的敢死队员冲锋陷阵，忽然间——”

“正是。”我说。

“为什么他要这么小心地把那部色情片藏起来呢？”

“因为他很怕，这也极可能是他问曼尼打听私家侦探的原因。”

“但在他打电话给你之前——”

“我不知道他到底打了没。跟你通电话前我和曼尼谈过，他回去翻了去年的日历，可以确定他和莱韦克的对话是在四月的第三个星期，因为他记得他们一起做的工作。但是莱韦克一直到五月九日才被杀。可能他还问过别人意见，或打电话给别的侦探，也可能最后他决定自己来处理这件事。”

“他要怎么处理？寄匿名信威胁人家吗？”

“当然这是一种可能。也许他拍过的色情电影不只这一部，而他要威胁的也不是那个穿橡胶衣的，杀害他的或许另有其人，可能他想打电话给我却没有打。反正他又不是我的客户，这件凶杀案也不该我去调查。”

对街的大楼里有灯光闪烁。

我说：“穿橡胶衣的男人是谁更与我无关，我真正的工作是调查瑟曼那家伙，可是我什么正事也没干。”

“如果这些事情彼此有关联就好了。”

“我也这么想过。”我承认。

“所以呢？”

“我可不能光指望这种巧合。”

她又说了一些话，然后开始打喷嚏，“希望不是流行性感冒。”

我说明天会过去看她，要她继续吃维生素C、喝热柠檬汁，她说她会，虽然实际上她一点也不相信那些东西会有什么用。

我坐在那儿，对着窗外发呆。那天晚上天气逐渐变冷，有下雪的可能。我拿起《新门刑案日志》来读，有一个叫迪克·特平的人，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令人费解的是，在那时代他居然是个传奇人物。

差一刻到八点，我打了几通电话试着联络加林德兹，他是个年轻画家，专为警方画人像。我和伊莱恩曾去找他，试图描绘出那个恐吓要杀掉我们的人。我告诉他有点事想请他花个一两个钟头帮忙，他说上午比较有空，于是我们便约好上午十点在西北旅馆大厅见。

八点半我到圣保罗参加聚会，结束后便直接回家。我以为今晚可以早点上床睡觉，可是却一坐坐了几个钟头。我读了几则割喉杀人事件，嫌疑犯都被处以绞刑，然后我便把书放下，直愣愣地瞪着窗外。

三点钟。我终于睡了。那天晚上没有下雪。

雷·加林德兹准时出现在旅馆大厅，我们一起到楼上我房间里坐下。他把公事包搁在床上，拿出素描簿、软芯铅笔和软橡皮擦。

“昨天晚上跟你聊过后，我能想象出上次你要我素描那个人的样子，你抓到他了吗？”

“没有。不过也不需要再找，他自杀了。”

“这样啊？那你就没机会拿他和素描比比看了。”

其实我比过，不过我不想说出来。

“那张素描画得真的非常像，很多人看了之后才认出他来。”

他面露得意之色。“你还跟那位女士有联络吗？我还记得她的住处，整个色调只有黑色和白色，可以眺望到河水的窗景，是个美丽的地方。”

“我不但跟她有联络，还常常来往。”

“哦，是吗？她真是个亲切的小姐，应该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吧？除非疯了才会搬出那里。”

我说她仍住那里：“而且你上次画的素描她还留着。”

“我上次画的素描？就是那男人的画像？”

“是啊，被裱起来挂在墙上，她说全世界都忽略了这类艺术——嫌疑犯素描。所以在我复印之后，她就把原版裱起来挂墙上了。”

“别开玩笑了。”

“真的，我发誓。原本是挂客厅，后来我要她移到厕所去，要不然每次坐在客厅里都会觉得他在盯着你看，不骗你，雷，她找了一个精致的铝制画框，还配上不反光的玻璃。”

“哇，这种事我从没听过。”

“呃……她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我想也是。不过，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因为她是个很有品位的女人，我还记得她墙上的那一幅画。”说着他便开始描述挂在窗旁那幅巨型抽象油画。我说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

“艺术嘛，你知道的，是我老本行啊。”他有点羞赧地转过头去。“好了，你今天要我画谁？一个真正的大坏蛋是吗？”

“一个坏透了的坏蛋和两个孩子。”

事情进行得比我想象中顺利。虽然我只在录像带上看过那个少年，又从来没近距离端详那个男人和小男孩，却对他们三个都有鲜明的印象。因为我曾经这么专注地观察他们并且在脑海中急切地思索着。当然雷所提供的图像练习也帮了大忙。可是就算没有那些练习我也照样描述得出来，不需要很费力才能勾勒出他们的脸。我要做的只是闭上双眼，那些脸孔就会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

不到一小时，他就把我脑中所见的影像画成三张八点五乘十一英寸的素描画像。那就是我在拳赛观众席看到的男人，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小男孩，和另一个被虐杀而死的少年。

雷和我配合得很好。有时他的画笔似乎能够洞悉我的思维，抓住一些言语无法形容的印象。而那三张素描多少也反映出那三个人感性上的特质。男人看起来面露凶光，小男孩看起来很脆弱，而那个已经死去的少年则一副在劫难逃的样子。

素描告一段落，他放下铅笔，叹了一口气说：“你累坏了吧。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只是坐下来画几张素描，这种工作我做了一辈子，但这次我却像是跟着你一起在绞尽脑汁、回想他们的长相。”

“伊莱恩会说我们是心灵相通。”

“是这样吗？我隐约有个感觉，好像自己跟他们三个也有类似的联结，挺沉重的。”

我说这些素描正是我想要的，该付多少钱？

“哦，我不知道。上次你给我多少？一百块？我想这就够了。”

“上次才一张素描，这次你可是一口气画了三张。”

“唉呀，一张和三张还不都一样？都是一次就画完了，而且才花了我多少时间？一个小时罢了。一百块钱已经绰绰有余。”

我付了两张百元大钞给他，一开始他跟我推拒，我说多出来的钱是为了他的亲笔签名。

“原作是要送给伊莱恩的，”我解释，“我会把它们裱起来送给她，当作情人节礼物。”

“老天哪，情人节就快到了，不是吗？情人节……”他害羞地指着无名指上的金戒指说，“这个戒指是上次见过你们之后才套上的。”

“恭喜你。”

“谢谢。你真要我签名吗？其实你根本不用为了要我签名而多付钱，我已经感到很荣幸了。”

“把钱拿着。买些好东西送给你太太。”

他笑了。在每一张素描上签下了名。

我陪他一起走下楼，他要到第八大道赶地铁，走到半路我便和他分手，转进街角的复印店去。在他们把三张素描复印成几十份的同时，我到隔壁去喝咖啡配面包圈，再把原画拿到百老汇大道上的一家小画廊去裱框。然后我回旅馆，用橡皮章在复印本背后盖上我的姓名地址，将它们折好塞进夹克口袋，出门朝时代广场走去。

上次来丢斯时，正好碰上热浪来袭；这一次到丢斯来，则是刺骨的寒冬。我把双手插进口袋，又把扣子扣到脖子，早知道应该戴围巾和手套。天空灰蒙蒙的一片，气象预报所说的风雪迟早要来。

除此之外，整条街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同，站在人行道上的那群小鬼虽然穿得厚多了，但那种衣服不见得能抵挡这个季节的寒冷。他们试着增加身体活动来保暖，但看起来都还是老样子。

我绕着那块街区走，一个黑人小鬼低声问：“抽烟？”我没有很快地摇头要他走开，反而勾勾手指，走到一扇门前，他即刻跟上来问我要什么。他说话的时候不太掀动嘴唇。

“我找TJ。”

“TJ，”他说，“唉！如果我有的话一定会卖给你的，而且很便宜。”

“你认识他？”

“你说的TJ是个人啊？我还以为那是什么货呢。”

“算了。”

我转身要走，他拦住我的手臂说：“嘿，慢着，我们话还没说完，TJ是谁啊？他是个DJ吗？做DJ的TJ吗？还是什么？讲清楚点嘛。”

“如果你不认识他——”

“听到TJ，我就想起那个退休的扬基队投手汤米·约翰。嘿，老大，你想从TJ那里搞到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更好的。”

我把名片递给他说：“叫他打电话给我。”

“他妈的，我看起来像他妈的呼叫器吗？”

接下来，我在这区的其他地方又分别跟半打这类人打了交道，有些人说他们认识TJ，有些说不认识。可是这些人的话我一个也不相信。没人能百分之百肯定我到底是何方神圣：只能说要不是个不露相的吸血鬼，就是个荷包满满的待宰肥羊；反正我要不是想找他们麻烦，就是等着被揩油。

想想其实也不一定非联络到TJ不可，说穿了，他也不过是在丢斯混的街头骗子之一，不过这个TJ很能干，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地从我这个老街头浪子身上榨出五块钱来。如果我想花掉一张五元钞票，这街上到处都是乐于接受的流浪孩子。

况且他们都比TJ要好找多了。这个TJ现在大概没办法联络到吧？我有半年没再见到他了，半年对这种人来说算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许他已经转移到城市的另一个角落去活动，也许找到了一份工作，也许沦落到赖克斯岛监狱，或因为犯下更重的罪而在上州重刑监狱服刑。

也或许，他已经死了。我根据这个可能性审视着丢斯，此时此刻，在这条街上有多少年轻人能活到三十五岁？一些人会被毒品葬送掉，另一些人死于疾病，剩余的其他人呢？自相残杀吧。这种残酷的想法我可不愿意思考太久，现下待在这四十二街已经叫人够受的，如果你再往长远去想，简直令人不能忍受。

圣约之家的成立，是由一位圣公会教派的牧师开始收留无家可归的少年，并让他们在他切尔西的公寓打地铺开始的。后来他说动了一个财主把一间离宾州车站不远的老房子捐出来，又靠其他捐赠者的帮助，使他能够将两边的房子也都买下来。两年前，一位赞助人买下一栋六层楼的工业建筑并把它捐给这个机构。我从四十二街离开之后，便径直往那里走去。一位灰头发、有着犀利蓝眼珠的女人向我介绍这个机构的历史。

“他们把这栋楼房叫新约之家，最初那栋当然就叫旧约之家。乔伊纳神父正在东村处理另一项捐赠，不知道孩子们又会怎么叫它。剩下来的名字只有‘新约外传’了，不过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好像不太好记。”

我们站在这栋楼房的门口，门上标示着此地的规矩：欢迎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来住，大前提是不准携带酒、毒品或是武器，门禁时间从凌晨一点到早上八点。

希尔斯特伦太太很亲切也很谨慎。这我可以谅解，因为她不知道我到底会是一个捐赠者还是个惹麻烦的人。不管是哪一种，我都不想未经同意就擅自进去：虽然既不带枪又不吸毒，可是很明显我已经超过年限。

我把那两个男孩的素描画像拿给她看，不料她连看都不看便回答我：“这儿规定我们不能透露谁在谁不在。”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她看着我，“这两个孩子并不住这里。”

此时她终于看了素描：“这两张是画像啊，嗯，这倒是不太寻常。”

“我想至少有一个在这里待过，搞不好两个都待过，他们应该是离家出走的小孩吧。”

“失踪少年，”她把两张画像轮流交换着看，“也许甚至是两兄弟，他们是谁？”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他们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我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啦？”

“大的已经死了，小的现在处境非常危险，”我想了一下，“甚至比危险还糟糕。”

“比危险还糟？你是说他有可能也已经死了？”

“大概是吧。”

她检视着我的目光，摇摇头说：“还有别的事情你没告诉我。为什么你只有画像而没有照片？不知道他们是谁你又能怎么找呢？”

“有些事你大概不会想知道。”

“是啊，可是大部分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斯卡德先生，我是一个领薪水的雇员，可不是什么义工。我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一周工作六天，而且通常我是不休假的，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三顿饭以及十块钱周薪，连烟都抽不起，所以我只好戒了：我通常把一半薪水捐出来。斯卡德先生，我在这里待了十个月，辞职就辞了三次。刚开始受训时，我跟他们说好要做一年，所以第一次辞职时我很怕会被臭骂一顿。我告诉乔伊纳神父说我再也做不下去了，他却说：‘玛吉，我真羡慕你，我常向上帝祈祷说真希望我也能辞职不干。’然后我说我改变主意了：‘我会继续做下去的。’‘欢迎你回来。’他说。

“后来有一次，我咆哮着要辞职，然后又有一次，我哭着要辞职，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生气、很难过；但这并不是说我现在都不咆哮、不哭了。每一次冷静下来，我又会决定要留下来。每一天目睹的一些事情都会让我想冲上街去抓住每一个人然后摇醒他们，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每一天我都会知道一些你所谓的‘我不想知道的事情’。你知道吗？旧约圣经之家三栋中的其中一栋，已经变成艾滋病专区了。在那里的每一个男孩的病毒检验都呈阳性反应。原本规定满二十一岁就得离开这里，但绝大部分人都无须离开，因为他们撑不到二十一岁就会死去。你想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对我说的？还有什么会比那更糟糕？”

我说：“我之所以会认为那个少年已经死了，是因为在一盘录像带上看到他和一男一女一起，影片最后，他们杀了他。至于那个小男孩，我看到他和影片中的那个男人在一起，所以现在他要不是死了，就是陷入了绝境。”

“所以你就画了这些素描？”

“不是我，我连水彩都不会画，是请警方的画家画的。”

“我懂了，”她转过头去，“这种片子很多吗？拍那样的片子是不是真的很赚钱？”

“我不知道这类的小电影有多少，它们并不特别赚钱。拍这种片子的人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娱乐。”

“为了他们自己娱乐，”她摇摇头说，“希腊神话里有一个人物把他自己的子嗣给吞食了，叫做克洛诺斯，我忘了是为什么，不过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她的眼睛灼灼发亮：“我们正在吞食自己的孩子啊，这一整代的孩子们被白白地浪费、糟蹋、弃置不管。有一些案子甚至就是名副其实的‘吞食’。那些邪教徒把新生儿当成祭品献给恶魔，煮熟之后吃到肚子里去。有些男人到街上把小男孩买回家，跟他们发生性关系之后再把他们杀掉。你说看过这个男人，你看到他和那个小男孩在一起，你确实看到他了？”

“我想就是同一个。”

“他看起来正不正常？像不像个人样？”我拿素描给她看。“看起来就和一般人一样。我最恨的就是那种相貌普通的人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来。我希望他们长得像怪物，为什么不呢？他们的行为简直禽兽不如，本来就该生得一副丑恶的模样。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知道。”

“乔伊纳神父说：‘我真羡慕你，我常向上帝祷告说真希望我也能辞职不干。’后来我想想，这句话其实很狡猾，他算准了这么说我会留下来。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最后说来这是事实，我也希望上帝能允许我放弃这个工作。”

“我懂你的意思。”

“是吗？”她又看了看画像，“这两个男孩我有可能见过，我认不出来，但有这可能。”

“那个少年你应该没见过，录像带十个月前就已经拍好了，那时你还没有来这里上班。”

她要我等一会儿，然后便走进楼房。我站在门口，一群孩子从外面进来，另一群孩子从里面出去。他们看起来都是正常的孩子，不像四十二街上那些小鬼那么落魄悲惨。我不懂为什么这些看似平常的孩子会离家出走，跑到这个濒临毁灭的城市中闲逛。玛吉·希尔斯特伦大概可以告诉我原因，可是我不太想听。

经常施暴的父亲，疏忽怠职的母亲，酒后暴力，乱伦。不用问我自己统统都想得到，没有人会从《脱线家族》②里那种幸福家庭跑这里来流浪。

她回来时我正在重看圣约之家的条规。没有人认识他们。她答应把画像留下来以便日后慢慢询问，我说那样很好，就又给她几张画像复印件。

“背后有我的电话号码，请随时联络。另外我再给你几张那个男人的画像，这样你就可以警告孩子们不要跟这个人到任何地方去。”

“我们教这些孩子别跟任何人走，但他们就是不听。”

① 白雪公主的故事里，七矮人的名字分别是万事通、害羞鬼、瞌睡虫、喷嚏精、开心鬼、糊涂蛋以及爱生气。

② The Brady Bunch，一部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四年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播放的情景喜剧，故事围绕一个有着六个孩子的重组家庭展开。

12

“迈克尔·乔伊纳神父，”戈迪·凯尔特纳说，“我经常接到他的邮件，我看自由世界都收到过他的邮件，他永远会寄给我新讯息，因为我寄过一次钱给他。‘只要二十五元，你就可以救一个小男孩。’募款的标题是这么写着，于是我就写啦，‘这里是五十元，帮我救两个吧。’然后跟我的五十元支票一起寄过去，你见过那个好心的神父吗？”

“从来没有。”

“我也没有，可是我在电视上看过他演说。他在菲尔、杰拉尔多还是奥普拉的脱口秀中，谈论拐骗迷失少年的成年男子有多危险，还有色情行业如何扮演着推波助澜的淫秽角色，促进了剥削青少年的工业，也许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想，唉，迈克尔呀，你是不是太沉重了点儿？因为我敢说那个好神父自己就是同性恋。”

“真的？”

“你知道知名女星塔鲁拉·班克赫德是怎么说的吗？‘亲爱的，我只知道他没替我口交过。’我不曾听过什么传言，也不曾在同性恋酒吧见过他，说不定他还是个标准的独身主义者，虽说圣公会不禁嫁娶，对吧？但他长得就像个同性恋，而且他那股劲儿也像。要他成天都在美少年里面打转，还得保证把裤子拉链拉紧，一定像人间地狱一样痛苦吧，难怪他对我们这些不再俊美的老男人说话都没好气儿。”

第一次遇到戈迪是几年前我还在格林威治村查理街上的第六分局当警探时，是我搬来第十大道好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戈迪在辛西亚酒吧兼差。辛西亚现在已经不存在，老板肯尼·班克斯把它卖掉，搬到佛罗里达南端的基韦斯特去了。在那之前，戈迪和他的合伙人搬到我住的这一区，顶下斯基普·德沃和约翰·卡萨比恩在第九大道上开的“小猫小姐”，开了一家叫“小山羊皮手套”的同性恋酒吧。“小山羊皮手套”并没有维持多久，现在戈迪在一家地下酒吧工作。很早以前，在我还挂着金色警徽的时候，那里本来是个五金行，位于格林威治村西南角、克莱森和格林威治交界处。多年前刚刚开张大吉的时候，他们管它叫贝尔叔叔，不久之后又改头换面，叫卡拉米蒂·杰克酒吧，有点西部风味。

接近傍晚的午后，戈迪很闲，有一堆时间可以跟我闲扯淡，店里只有三个客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是穿西装的老男人，坐吧台尽头，一边看报纸一边喝爱尔兰咖啡；另一个是个子矮壮的男人，穿牛仔裤和方头黑皮靴，正在打台球。如同在这市区里其他酒吧做过的，我把那几张素描拿给戈迪看，他看了摇摇头。

“很可爱，不过我一向对小鲜肉没什么兴趣，虽然刚刚我那样评论迈克尔神父。”他说。

“肯尼不是很喜欢那种嫩嫩的小伙子？”

“肯尼根本就无可救药了。想当年我替他工作的时候不也鲜嫩可口？可是对他来说，我已经老得不值一看了，不过啊，这年头在酒吧里你也看不到小鲜肉。马修，自从法定的饮酒年限从十八岁升高到二十一岁，情况便与你所知的过去大不相同啦，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如果身高够高，又拿得出什么假身份证，在昏暗的灯光下也许可以谎称自己十八岁蒙混过去。可是如果要假装二十一岁的话，就非得到十七岁不可，而十七岁，已经过了那种‘全盛时期’。”

“真是残酷的世界。”

“就是，不过很多年前我就决定不予置评了。我知道大部分孩子都很积极地展现自己的魅力，有时甚至主动送上门去。可是我不管，我已经快变成上了年纪的老古板，反正跟一个小鬼搞性关系就是很缺德，不管那个小鬼是不是自愿的，反正就是不对。”

“我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了。”

“我还以为警察总是能够明辨是非。”

“是啊，这大概就是我不干警察的原因吧。”

“希望这不代表我失去当基佬的资格，我可只懂这个。”他抓起一张素描，一边看，一边扯自己的下唇。“据我所知，这年头那些往老男人身上贴的小鬼大都在街上混，像是五十街底的列克星敦大道啦，时代广场一定有，还有就是往莫顿街一直上去的哈得孙河边的桥墩，那些小鬼都在西街的河边晃荡，等着上那些嫖客的车。”

“来这边之前，我已经去过不少西街的酒吧了。”

他又摇了摇头：“那种地方是不准小鬼进去的，而且那些老色狼也不聚在那里，他们是那种‘桥墩’和‘隧道’型的人，坐在车子里四处搜寻，爽完之后就回家找老婆孩子。”他又倒了一点塞尔兹汽水在我的玻璃杯里，“有一间酒吧你应该去看看。不过要去就要拣很晚的时候，可不要在九点半或十点之前去。在那里不会发现年轻小伙子，但是你可能会碰到那些对他们很有兴趣的下流老头，就在第十大道靠近格林威治附近的第八广场。”

“那地方我知道，刚刚还经过，不过我不知道那是个同性恋酒吧。”

“外表当然不一定看得出来啊。那个地方是那些最热衷猎鸡的秃鹰们喝酒的地方，你不觉得店名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吗？”我看起来一定是一头雾水。“店名叫西洋棋，”他解释，“在第八广场，那是一个能让小卒变成皇后的地方①。”

稍早时，我打了一通电话给伊莱恩邀她一块吃晚餐，可是她婉拒了，不知是流行性感冒还是严重的伤风，把她整得无精打采毫无食欲，连看书的理解力都没了，所能做的只剩下躺在电视机前打盹儿。我只好留在市区，在谢里登广场的咖啡店里吃一点菠菜派和烤马铃薯。然后到派瑞街上一家前门看起来像俱乐部的地方去参加聚会，在那里碰到一个以前在圣保罗教堂聚会认识的女人，她戒酒成功之后，便随着男友搬到布里克街。现在她已结婚，而且看得出来有身孕了。

聚会结束之后，我步行到第八广场，酒保穿着一件有德国老鹰的上衣，看起来好像常去健身房。我告诉他卡拉米蒂·杰克酒吧的戈迪建议我来这里请他帮忙，并且把那些小男孩的素描拿给他看。

“你四周看一看，”他说，“有看到你要找的那种人吗？看不到吧。难道你没看见那个标示吗？‘未满二十一岁请离开’，那可不是光用来装饰的，是真的依法行事。”

“朱利叶斯酒吧也有那种牌子，上面说：‘如果你是同性恋，麻烦请离远一点。’”我说。

“我记得，”他说，这才开始热络起来，“好像只要谁稍微奇怪一点就会使他们的招牌蒙尘似的，但你又能指望这些常春藤名校出身的娘炮什么呢？”他撑着一只手肘，“而且你要找的，必须追溯到很久以前，甚至是在‘同志大游行’和‘石墙事件’这些风潮之前呢。”

“这倒没错。”

“好吧，让我看看，他们是兄弟吗？不，长得不像，但那股调调儿倒很像，我说得对吧。看到他们，总会想起一些有益身心的事情，比如说童子军健行啦、晚上裸泳啦、送报纸啦、跟爸爸在后院草地上玩球啦。嘿，我说话是不是像电视上的《唐娜·里德脱口秀》？”

他并不认识那些男孩，店里零星坐着的客人也都不认识，“我们真的不会让这些小鬼进来这里混，我们是到这里来抱怨这些小鬼多没良心，为了讨他们高兴得花多少钱。呃？等等，这个人是谁？”当他看到第三张橡胶衣男人的素描时，“我想我见过他，虽然没办法发誓，可是我想我见过这个男人。”

其他几个男人听到他这么嚷嚷，便凑近打量那张素描。

“你当然看过他啦，”其中一个人说，“你是在电影里看过，他就是吉恩·哈克曼嘛。”

“看起来是很像。”另一个说。

“那一定是他这辈子最糟糕的一天。我知道你的意思，但这绝对不是他，是吧？”酒保说。我说不是。“干吗要用素描，照片不是好认多了吗？真是的。”

“照片太老套了啦，我喜欢素描，这点子很新鲜！”另一个人说。

“拜托！约翰，我们又不是在搞装潢，现在是在指认人犯，又不是在布置早餐的餐桌。”

另外一个男人，整张脸已经被艾滋毁了，说道：“我看过这个男人。在这家店里看过，在西街上也看过，过去两年中，大概见过他五六次吧。其中一两次他是跟一个女人一起。”

“她长什么样子？”

“像一只杜宾狗，脚趾以上全身都穿黑皮革，高跟长筒靴，好像手腕上还套着钉有尖刺的皮铐。”

有人说：“搞不好那是他老妈。”

“他们一定是在找寻猎物，”那个有艾滋的人说，“他们在找玩物。他杀了这些男孩吗？这是不是你找他的原因？”

这个问题叫我吃了一惊，不由得脱口说道：“其中一个被杀了。”我说：“可是你怎么知道？”

“他们看起来就像凶手嘛，”他简单地答道，“第一次看到他们俩，我就有那种感觉了。她是狩猎女神狄安娜，至于那个男的，我就不知道是哪号人物了。”

“克洛诺斯。”我接口说。

“克洛诺斯？嘿，挺适合他的，是吧？只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记得他那时穿着拖地皮外套，看起来像个盖世太保，那种半夜三点钟来敲你家门的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看过那种电影吧？”

“嗯。”

“我那时在想，他们两个一定是杀人狂，四处找寻猎物，然后带回家去把他们宰掉，‘你缺根筋吧！’我还这么骂自己。但现在证明我是对的吧？”

“是啊，”我说，“你是对的。”

我搭地铁到哥伦布圆环，回家路上顺便买了本上一期的《时代周刊》。前台没有我的留言，也没有什么信件。打开电视看CNN新闻，趁广告时间看报纸，看着看着，对一则关于洛杉矶毒枭的长篇报道产生兴趣，我便伸手把电视关了。

过了午夜时分，电话铃响，一个很小的声音说着：“马修，我是巴黎绿的加里，这件事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惦记着。你要找的人刚刚进来，就坐吧台座位上。他也可能在我挂上电话之后喝完酒就走人，可是我猜他还会再待上一阵子。”

我已经把鞋子脱掉了，除此之外，随时可以出门。我也很累，昨晚又睡得很晚，可是，管他呢。

我说我马上过去。

搭出租车到那里大概总共花不到五分钟，可是才在半路上，我便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即便是去了又如何？难道就盯着那个男人喝酒然后再思考他到底是不是凶手？

当我开门进去时，这整件事就更荒谬了。整个酒吧里只坐了两个人：一个是站在吧台后面的加里，一个是坐在吧台前的理查德·瑟曼。厨房已经收工，招待们在离开之前也把椅子都搬到了桌子上。巴黎绿并不是那种开到很晚的酒吧，加里通常都在侍者离开之后便打烊回家。感觉得到他今天晚上是特别为了我才开这么晚，但愿今天晚上真的有所收获。

瑟曼在我走近时转过身来。有些人很少露出醉态，像米克·巴卢就是，他可以痛饮一大缸烈酒，而外表上除了那一对碧绿眸子的眼光稍稍紧了些，完全看不出异样。理查德·瑟曼刚好相反，只要看他一眼，你就知道他喝得差不多了。那双严厉的蓝眼珠散了神，脸的下半部好像有些肿胀，那张翘嘴的周围也松垮垮的。

他向我点点头，便回去继续喝他的酒。看不见他喝什么，既不是他常喝的淡啤酒，也不是马提尼。我挑了离他大约八到十英尺的吧台边位置坐下，加里没问便替我倒了一杯苏打水。

“双份伏特加汤力水，”他说，“要记在你的账上吗，马修？”

他给我的根本就不是伏特加，我在这里也根本没挂什么账，在这个区域内，加里是少数既不想当演员也不想当作家的酒保，但他可是很有“戏”胞的。“也好。”我接腔，然后喝了一大口苏打水。

“伏特加是夏天的饮料吧。”瑟曼说。

“大概是。反正习惯了，我一年到头都在喝。”我附和着。

“汤力水是英国佬发明的，自从他们到热带殖民以后，就开始喝这玩意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清凉消暑？”

“错，是用来预防疟疾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汤力水是什么？它还有另一个名称。”

“奎宁水？”

“非常好。喝了奎宁水后就可以预防疟疾了，你在担心会得疟疾啊？你看到蚊子在飞吗？”

“没有。”

“所以说，你根本就喝错酒了嘛，”他举起了杯子，“‘男孩们喝波尔多红酒，男人们喝波特酒，只有白兰地才配得上英雄。’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听起来像是某个酒鬼说的。”

“是塞缪尔·约翰逊。不过你可能以为他在大都会队当右外野手。”

“你说的是达里尔·斯特劳贝里吧，他也爱喝白兰地？”

“老天！”瑟曼说道，“我在这里干吗？我到底是怎么搞的？”

他把头埋在掌心。我说：“嘿，高兴点，你喝的是白兰地吗？”

“白兰地和薄荷奶油，是一种鸡尾酒。”

难怪他都懵了。“是英雄喝的酒，”我说，“加里，再给我们这位老爹一杯英雄喝的酒吧。”

“我不知道还行不行……”瑟曼犹豫着。

“没问题，你绝对可以再来一杯的。”

加里又给了他一杯酒，然后也再给我一杯苏打水，并迅速把刚才那杯我几乎没碰过的苏打水给撤掉。我和瑟曼双双举杯，我说：“敬那些缺席的朋友。”

“天哪，”他叫道，“别那么说。”

“那这么说吧，敬犯罪。”

他的双肩萎顿，注视着我，嘴唇微微张开，他看起来欲言又止。可是后来他改变了心意，大大地吞了一口酒，烈酒下肚时他把脸挤一起，身体还抖了一下。

他说：“你认得我，对吧？”

“嘿，我们不已经算是老朋友了吗？”

“我是说正经的，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

我看着他，“等一下。”我说。

他在等我能否从登报的照片认出他来，我让他再等了一会儿，然后说：“麦斯佩斯体育馆，星期四的拳击赛，对不对？”

“不会吧。”

“你就是摄影师，哦，不，不对，你是在场里指挥摄影师的人。”

“我是电视转播的制作人。”

“是有线电视。”

“对，五区有线电视网，我真不敢相信。我们免费请人家来看，结果却找不到人来填空位，甚至没有人知道麦斯佩斯在哪里，离那里最近的地铁线是M线，住在曼哈顿的人却不知道去哪里搭，如果你是在那里见到我的，也难怪你会认得我，因为我们可能是在场唯一的观众。”

“这工作挺好的。”我说。

“你真这么认为，嗯？”

“有拳击赛可以看，又有漂亮姑娘的屁股可摸。”

“谁？切尔茜吗？她只是个婊子罢了，朋友，这点你一定得相信我。”他咂了一大口酒。“那你到那里又是为什么？你是个不肯错过任何一场比赛的拳迷吧？”

“我那天去是为了工作。”

“嗯？你也是啊？你干哪一行的？记者吗？我以为所有报社的人我都认识。”

我给了他一张名片，他说上面怎么只有我的名字和住址，于是我把我还在替沃利可靠侦探社工作时的名片递给他，上面有可靠侦探社的地址电话和我的名字。他指着名片说道：“你是侦探？”

“没错。”

“你那天到麦斯佩斯是为了查案子吧？”我点点头。“那你现在在干吗？也是办案？”

“喝酒、闲扯淡？哦，不，他们才不会付钱让我来干这种事，我才想呢，我告诉你。”

我把那张可靠侦探社的名片收起来，把他正在看的那张留给他。他大声念出我的名字然后看着我，问我知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叫什么？”我说。

“我叫理查德·瑟曼，有没有一点耳熟啊？”

“当然有，瑟曼·芒森。”

“很多人都跟我提过。”

“自从那次空难事件之后，扬基队就大不如前了。”

“啊，是啊，我自己也大不如前了，自从那次灾难之后。”

“我不懂。”

“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刚刚不是要告诉我，那天你去麦斯佩斯做什么吗？”

“嘿，你知道啦。”

“不，我不知道，所以才问你。”

“你不会有兴趣的。”

“开什么玩笑，私家侦探啊，大家梦寐以求的刺激工作，我当然有兴趣听。”他友善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酒保叫什么名字？”

“加里。”

“好！加里，再给我一杯白兰地，还有双份伏特加。我说马修，那天你到底去麦斯佩斯干什么？”

“你知道吗，”我说，“有意思的是，你可能帮得上忙。”

“这话怎么说？”

“是这样的，那天晚上你也在场，也许你有看到他，他就坐场边。”

“你在说什么？”

“那个我要跟踪的人。”我拿出素描来，小心不拿错张。“就是这家伙，他就坐在前面，还带着他儿子。本来明明跟得好好的，后来就跟丢了，你刚好认识这个人吗？”

他看着素描，我看着他。

“这是画的嘛。”过了一会儿他说，我附和着说是。“是你画的吗？雷·加林德兹，不是你。”

“不是。”

“这素描你哪儿弄来的？”

“他们给我的，这样我才认得出他来。”我说。

“你必须跟踪他？”

“对啊，我只是去小便一下，回来就不见他人影了，他和那个男孩子都走了，好像我才一转身就消失了似的。”

“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他们不会什么事情都透露给我的。你认得他吗？知不知道他是谁？他就坐在最前排，你一定看过他。”

“你的客户是谁？是谁叫你跟踪他的？”

“就算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干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保密，你也知道。”

“嘿，少来了，”他打趣道，“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人，我能跟谁说？”

“客户是谁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踪他也完全没概念，相信我，跟丢了这个婊子养的还害我被臭骂一顿。”

“可以想象。”

“那你到底认不认得他，知不知道他是谁？”

“不，我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他说。

他说完后，不一会儿就离开了。我偷偷跟了出去，在十字路口过马路到靠近市中心的那一边，这样我就可以看着他往第八大道方向走。等到距离适当，我便直接尾随在后，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他走进了自己住的大楼，几分钟之后，四楼的灯亮了。

后来我又回到巴黎绿，加里已经锁门了，不过又特地为我开了门。

“干得真不赖，伏特加汤力水。”我说。

“而且是‘双份’伏特加调酒。”

“还有‘挂在我的账上’。”

“嘿，我总不能一杯苏打水就收你六块钱吧？那样比较省事。还剩下一点咖啡，在我打烊之前要不要来一杯？”

我要了一杯，加里给自己开了一罐杜斯艾奎兹牌啤酒。我想付钱，可是他不理我。“我情愿这样偶尔客串一下第九大道的职业痞子，如果拿了钱，就没有刚刚一半过瘾了，就像那些女明星跟主教说的一样。嘿，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是不是他干的？”

“我确定他有罪，可是这一点我之前就很肯定，但目前没有找出比以前更充分的证据。”

“我偷听到一点你们的谈话，看你忽然变成另一个人的样子实在很神奇，转眼之间你就成了一个混酒吧的人，而且还装得醉醺醺的，我还以为我真的错把伏特加倒进你的杯子里了。”

“以前混酒吧混久了，记得那些动作并不难。”而且只要加点酒精搅一搅，从前那个上酒馆去买醉的人很快又会回来。我说：“就差这么一点，他就要把事情抖出来了，不知今天晚上是什么让他动摇了，反正他有东西想吐就是了。也许根本就不该给他看那张素描。”

“原来你递给他的那张纸是素描，他把它拿走了。”

“真的吗？我看到他把我的名片留下了。”这时我才想起来，“对啊，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在那张素描背面。他根本就认出来了，很明显。他的否认不具什么说服力，他认识那个男的。”

“搞不好我也认得。”

“我应该还有另一张复印件。”我掏了掏口袋，摊开折起来的素描，找到我要的那张递给加里，他拿起素描就着灯光看。

他说：“长得一副坏相，不是吗？有点像吉恩·哈克曼。”

“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

“真的吗？我以前都没发现。”我注视着他。“当他在这里时，我不是告诉过你，瑟曼和他太太曾经和另一对夫妇在这里吃过晚餐吗？这就是那对夫妇中的那个男的。”

“你确定？”

“我确定这家伙带着一个女人与瑟曼夫妇至少吃过一次饭，可能还不只一次。如果他说不认识这个人，那他就是说谎。”

“你还说过，在他太太死后，你看到他和别的男人在这里出现，是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是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金发男人，这个男人——”他用指尖敲敲那张素描，“——年纪和你差不多。”

“而他和瑟曼夫妇来过这里。”

“这一点我很肯定。”

“那么另外一个女人呢？她长得什么样子你记不记得？”

“完全忘了。要不是有这张素描，我也没办法说出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嘿，可是你如果有她的画像的话——”

这我倒没有，我曾想过让雷·加林德兹画一张拳击场中那个举牌女郎的素描，但是记忆中她轮廓实在太模糊了，况且，我也不确定她就是影片里的女人。

我又让他看了两个男孩的画像，可惜他一个都没看过。“可恶！刚刚我不是还挺行的吗？现在三个才中一个。要不要再来一点咖啡，我可以再烧一壶。”

那是个退场的好暗示，我马上说我也该回家了。“再次感谢你，我欠你一个大人情，任何时间，任何事，只要我帮得上忙，尽管开口。”

“少来！”他有点难为情，然后操起科克尼的口音说，“大人，小的只是尽力办事，要是放过一个宰掉老婆的人，那他下次还有啥事做不出？”

我对天发誓我是真的想回家，但是我那一双腿却偏偏有自己的主意。本来该往北，“他们”却带我向南走，又拐到西五十街的第十大道去。

葛洛根酒吧很暗，前面的铁门只拉上一半，里面有一盏灯亮着。我到门口，透过玻璃窗望去，还没敲门米克就看见我了，他过来替我开门，我进去之后再把铁门锁上。

“好家伙！”他说道，“我就知道你会来。”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我就是知道。我还让柏克煮了一壶浓咖啡，就是算准了你会来把它喝掉，所以一个小时前我就叫他走了。接着我把其他的人也赶回家，然后就坐在这边等你。怎么样？来杯咖啡、可乐，还是苏打水？”

“咖啡好了。我自己来吧。”

“少来，你给我乖乖坐着。”他薄薄的嘴唇泛起淡淡的笑容。

“啊！感谢主，”他说，“真高兴你来了！”

① 西洋棋中，当兵卒成功走到第八行的时候，可以将位阶升为皇后。皇后在此也暗喻变装皇后。

13

我们拣了个靠边的位子坐下来，我要了一杯浓浓的纯咖啡，米克则喝他常喝的十二年份爱尔兰陈年威士忌。这瓶酒的瓶盖是软木塞做的，近年来很少见了，如果把商标撕掉，就是只高雅的玻璃瓶。米克正用一只雕花玻璃平底杯喝威士忌，那个杯子好像是沃特福德制的，和一般酒吧里的玻璃杯不同，是米克专用的。

“我前天晚上来过这儿。”我说。

“柏克跟我说过。”

“我一边等你，一边看一部老片，《小凯撒》，是爱德华·鲁宾逊演的，‘啊，慈悲的圣母啊，难道这就是理哥的末日吗？’”

“你一定等了很久吧？那天晚上，我有活儿得干。”他举起玻璃杯子，让杯子聚集着光线。“喂，老弟，告诉我一件事，你会不会老是需要钱用？”

“没有它我能做的事就很有限，我必须花钱，这意味着我得去赚钱。”

“可是你会不会他妈的老是在为钱奔忙呢？”

这个问题我得想想。最后我答道：“不会，我赚得不多，但好像我需要的也不多。房租很便宜，没有车，也不必付任何保险费，而且除了自己之外不必负担任何人。不工作的话可能支持不了多久，然而好像每次在钱快要花光之前，都会有生意上门。”

“我一天到晚缺钱用，所以我就出去赚，可是赚了老半天，一转眼钱又花光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它到底跑哪儿去了。”

“每一个人都这么说。”

“我发誓它就像太阳下的雪块一样融化掉了。安迪·巴克利你一定认识吧？”

“他是我见过最会射飞镖的人。”

“这小子确实是把好手，人也不错。”

“我喜欢安迪。”

“谁不喜欢他？你知不知道他到现在还跟他老娘住家里？上帝保佑爱尔兰人，我们真他妈的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喝了一口酒说。“安迪他并不靠射飞镖吃饭，这你知道吧？”

“我想他的能力不止于此。”

“有时他会替我做事，安迪是个很棒的驾驶，他什么都会开，汽车、卡车……你要他开什么，他都能开。就算是架飞机，只要你有钥匙，搞不好他也能开。”说完，他脸上闪过一抹笑容。“然而如果没有钥匙，或是忘了钥匙放在哪里，又无论如何得有人去开，找安迪准没错。”

“哦，我懂了。”

“于是有一次，他去替我开卡车。那辆车装满了上好的波特尼男装，司机很清楚该怎么做，只要让自己被反绑起来再慢悠悠地挣脱，之后宣称那两个黑人是怎么跳上车来袭击他就行。你可以很确定的是，惹这种麻烦可以让他赚饱荷包。”

“后来怎样？”

他嫌恶地说：“哼！搞错司机了！那位老兄一早醒来就闹头疼，并且请了病假，把当天他要假装被袭的那档事忘得干干净净，安迪绑错了人。为了把事情办好还打了他的头。那家伙当然尽快地挣脱绑缚然后跑去报警，结果警方盯上了卡车开始跟踪。感谢上帝，安迪在发现自己被跟踪之后并没有把车开进仓库，否则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人都要被捕了。后来他把卡车停街上跳下车来往旁边走，希望警察以为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警察早就料到这招，当场上前把他逮了。那个该死的司机还去警察局里把他从一排嫌犯中指认出来。”

“安迪现在人呢？”

“一定在家躺着。他前一阵子还来过，说染了重感冒。”

“我想跟伊莱恩得的一样。”

“她也感冒啦？这真的很要命，我送安迪回家，告诉他，喝杯热热的威士忌然后上床睡觉，包他明天一早又是好汉一条。”

“他被保释出来了？”

“我手下的律师一个小时之内就把他保了出来，不过现在他已经无罪释放了。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马克·罗森斯坦的律师？一个讲话很轻柔的犹太人，我老是叫他讲话大声一点。你千万别问我给他多少钱。”

“好，我不问。”

“反正我也会告诉你。五万块！不知道都花到哪里去了，反正我把钱交到他手上，让他去处理。其中一些钱分给了那个司机，这老兄马上改口说他发誓那绝不是安迪，而是一个比较高、比较瘦、比较黑，说话带点俄国腔的人，我一点也不怀疑。啊，他真是优秀！我是说罗森斯坦，他在法庭上并不起眼，因为你不太听得见他说话，可是一走出法庭就好多了，不是吗？”他再倒了一杯酒，“不知道那个小犹太人拿了多少钱？你猜呢？一半吗？”

“听起来差不多。”

“啊，那是他应得的，不是吗？总不能让你的手下烂在大牢里吧？”他叹道，“哎，不过花钱像这个花法，你就得出去再赚更多回来。”

“你是说他们不准安迪留着那些高级男装吗？”我接着便告诉他之前德金跟我说的那件案子，就是那个叫莫里斯的毒贩想要回被没收的可卡因。米克笑得东倒西歪。

“哈，真了不起。我应该把这事告诉罗森斯坦，‘如果你真的那么能干，你就应该处理得让我们能够把西装留下。’”他摇摇头，“真他妈的毒贩。你试过那种鬼东西吗？马修，我是说，可卡因。”

“从来没有。”

“我试过一次。”

“你不喜欢？”

他瞪着我：“以上帝之名，那滋味美极了。当时我和一个妞儿在一块儿，她一定要我来一点点否则便不肯休息。让我告诉你，后来是轮到她不得休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过，仿佛自己是全世界最勇猛最棒的男人，君临天下，所有的问题到我手上都能迎刃而解。不过在那之前如果再多嗑一点可卡因就更棒了，不是吗？接下来你意识到的第一件事，便是第二天下午，可卡因的药性消退，我与那妞儿已经搞得脑浆都快流出来了，而她还像猫儿似的在我身上磨蹭，说她知道哪里还能弄到更多可卡因。”

“‘穿上你的衣服，’我告诉她，‘要的话你自己再去买，不过别再带到这里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看到你。’她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不过她知道不该留下来把原因给问清楚。钱嘛倒是拿了，她们是不会不拿钱的。”

我想起了曾给德金的那几百块。“我不该拿的。”他这么说，只不过也不见他把钱退还给我。

“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可卡因，”米克道，“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实在是太棒了，我再也不想有那么棒的感觉，”他挥着瓶子，“这玩意就让我感觉很爽了，任何比它还爽的感觉都是不正常的，而且糟糕的是，这实在是太危险了。我恨这玩意儿，我恨那些拿着玉鼻烟壶、金汤匙和银吸管的混账有钱人，我恨那些缩在街角吸毒的家伙。老天，看看毒品把这个城市搞成了什么样子。今天晚上的电视里有个警察呼吁，坐出租车时应该随时把门锁好，因为有人会趁红灯的时候闯进车里抢劫，你能想象吗？”

“外面的治安真是越来越糟了。”

“是啊。”说着他喝了一口酒，我看他在吞下去之前先把威士忌在嘴里品一品，十二年份的尊美醇牌爱尔兰威士忌的滋味我清楚，过去比利还在吉米的酒吧当酒保时我常和他一道喝。现在我当然也可以尝尝看，但不知怎的，对于它的感官记忆并没有让我有喝酒的冲动，也不会令我害怕那蛰伏于体内对酒精的饥渴。

这样的夜晚，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喝酒，曾经试着向吉姆·费伯解释，我时常到酒吧里花一整晚去看别人喝酒这件事情到底明不明智，这让他有所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能给的最好解释是，巴卢在替我们俩喝酒，滑下他喉咙的威士忌同时解除了我和他的渴望，而在过程中还能让我保持清醒。

他说：“星期天晚上，我又到皇后区了。”

“不是麦斯佩斯？”

“不，不是去麦斯佩斯，完全是另一头，牙买加庄园豪宅区你知不知道？”

“有点模糊的印象。”

“从大中央公园道一直走到乌托邦路，我们要找的房子就在离葛罗登路不远的一条小街上，至于附近的建筑是什么样子，我就没办法告诉你了。那天晚上黑乎乎的，我们一行三人，安迪开车，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安迪是个很棒的司机？”

“说过。”

“他们知道我们要去，可是没有料到我们手里有枪。这家毒贩是来自南美的西班牙人，有一个男人、他太太和丈母娘，他们贩卖可卡因都是论公斤卖的。我们问他钱放哪里，‘没有钱。’他说。他们只负责卖货，不经手任何现金。但我早就知道前一天他们做了一宗大买卖，有一部分钱还留在屋里。”

“你怎么知道？”

“那个给我地址告诉我怎么进去的小子说的。嗯，我把他拉到卧室，试着跟他讲道理。你可以说，用我的手跟他聊天，可是这个小滑头硬是不肯招。后来，我们其中一个人抱着一个婴儿进来，‘你给我说！钱到底在哪里？不然我就把这个小混球的喉管割了。’小婴孩不停地哭叫，没有人伤害他，可是不知是饿了还是吵着要妈妈，婴儿嘛，你知道，都是那样。”

“后来呢？”

“你相不相信？那个老子竟然要我们下地狱去，‘你不会这么做的。’他说着直盯着我眼睛。‘你说对了，我不杀婴儿。’然后我叫手下把小孩交给他娘，看是该换尿布还是喂奶，反正让他别再哭了。”他坐直身体。“后来我把那个小子丢在一张椅子上，然后走出房间，回来把我老爸的围裙穿在身上。汤姆，你知道汤姆吧？常常在下午站吧台那个？”

“我知道。”

“汤姆拿枪指着他的头，我手上是我老爸的那把大屠刀，只这么用力一剁，旁边的那张桌子转眼间就变成一堆破柴。然后我抓起他的手腕按在桌上，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屠刀。‘喏，你这个混账王八蛋，’我说，‘钱在哪里？信不信我他妈的把你的手剁掉？’”他的脸因为这段回忆露出满足的微笑。“钱藏在烘干机的排气管里，就算把整个房子都翻过来你也找不到。钱到手后我们马上闪人。安迪把我们一个一个平安送回家，要是我的话肯定迷路，可是安迪对于在哪里转弯都一清二楚。”

我起身走到吧台后面，替自己再倒一杯咖啡。回来时，米克兀自出神，我坐下来等咖啡凉，两个人静静坐着，让时间轻轻流过。

然后他开口：“我们没有杀他们，留了一家子活口，不知道，好像不是个好主意。”

“他们不会报警的。”

“不错，而且他们的消息也不够灵通，不会找上门来的。那另外的十公斤可卡因，形状像小足球似的，我们也没动它。‘你的“可可”我留下了，你的狗命我也留着，可是如果你胆敢上门寻仇，’我说，‘那我就会回来，穿上这个——指指围裙，然后再抄起这个——大屠刀——把你的手、脚，还有其他我所能想到的玩意统统剁掉。’当然啦，这种事我是不会干的，要么干干净净一次杀完了事。不过警告一个毒贩说你要把他宰掉是吓不倒他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迟早会被人杀了。你若说要让他们断手缺脚地活着，这种印象便会刻在他们的脑袋里。”

他把酒杯斟满，咂了一口说：“我不想杀他，因为如此一来我得把他老婆、他丈母娘都杀了。那个婴孩不会指认我，没必要把他杀了，可是他以后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呢？有那样的老子已经是够苦命的了，你看看他是怎么嚣张地对我说：‘哼，你不会那样做的。’那个混球根本不在乎，去啊，把孩子宰了，我要生还怕没有？可是当他自己的手要滚到地板上的时候，嘿嘿，他可就没这么神气了。”

过了片刻他又说：“有的时候确实必须开杀戒，像是有个人往门口跑，你得杀他，然后其他的人也得一起干掉，或者是你知道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不宰了他们就一辈子都得提心吊胆。你只要把毒品散得到处都是，再把毒砖打成粉末撒在尸体上和地毯里，让现场看来像是毒贩们自相残杀，警察才不会为那种凶杀案扭断了脖子去查。”

“你难道没有拿过毒品？”

“没有。白花花的银子就这么从眼前溜掉，但是我不在乎。虽然它们很值钱，而且你可以一次脱手，用不着自己去找一堆下线来消化这些货。这玩意儿要找买主一点也不难。”

“是啊，容易得很。”

“可是我却不想插一脚，而且我也不会跟任何吸毒或贩毒的人一起工作。那天晚上留下来的可卡因可值钱了，比我们在烘干机排气管找到的八万块美金还多得多。”他举起杯子、又放回桌上。“我知道还有更多钱藏在房子里的某个地方，但是，要拿的话必须把他的手剁掉，这意味着事成之后得把他全家老小都杀了，然后再打电话报警，说什么什么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声。”

“还不如就拿那八万块。”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其中的四千块要付给那个告诉我这桩买卖的人，你可以说它是佣金，百分之五。他一定觉得我们得手的钱不只这些，四千块是在占他便宜，除此之外，汤姆、安迪，和另一个你不认识的家伙，也得付他们一晚上的辛苦钱。最后我自己剩下的，比把安迪保出来花的钱还少，”他摇摇头说，“唉，我总是缺钱用，真不懂为什么。”

我说了一些理查德·瑟曼和他死去老婆的事，还有我们一起在麦斯佩斯拳赛中看到的那个男人。我拿素描给他看，他说：“画得很像。画这张像的人从来没看过他吧？想想真不可思议。”

我把素描收起来，他问我：“你相不相信地狱？”

“不相信。”

“啊，那么你很幸运，我相信，我相信在地狱里已经替我留了一个位子，而且那张椅子就摆在烈火旁边。”

“你真的信那个？米克？”

“有没有赤焰，或拿着三叉戟的小恶魔我是不清楚，不过我相信死后的报应，如果你一辈子都在做坏事，死了之后也会有一堆坏事等着你，而我过的日子并不像个圣人。”

“是不像。”

“我杀人，但那是出于必要，因为我过的日子要我非杀人不可，”他吃力地看着我说，“我也不介意杀人这档事，有时候，甚至还满对我胃口的，你能理解吗？”

“可以。”

“可是为了保险金杀掉老婆，或为了一时兴起而杀掉婴儿，或是强暴一个女人……会强暴女人的男人比你想象的要多多了，你以为只有那些人格扭曲的人才干这档子事吗？其实我看有一半的人类，至少一半的男性都做得出来。”

“我知道。”我说。“以前在警官学校的时候，他们教我们说，强暴是一种对女性愤怒而导致的犯罪，和性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这几年来我再也不相信了，现在有一半的强暴案是一种机会犯罪，一种不用先带那个女人去吃晚餐就可以发生性行为的方法。你正在抢劫，或是偷窃，那儿刚好有一个你看得顺眼的女人，不上白不上。”

他点点头。“还有一次，”他说，“就像是昨天晚上，我们到河对岸的泽西城去，准备把一个豪宅里的毒贩统统杀光。在进屋之前我们就知道要这么做了。”他喝了一口威士忌，然后叹道：“我一定会下地狱，呃，他们自己也杀人，可是那不是借口对不对？”

“也许是，我不知道。”我说。

“不是的。”他放下酒杯，用手将酒瓶包住，但没有拿起来。“我才刚枪杀了那个男的，”他说，“另一个同伴在找更多的现金，然后我听到从别的房间里传来哭叫声，走进去一看，其中一个小子正趴在那女人身上，女人裙子被掀起来，衣服也被撕得破破烂烂，她一面反抗一面尖叫。”

“‘给我滚开！’我对他吼道，他看着我就好像正在看一个疯子一样。她是个货色没错，他说反正我们要杀了她，为什么不在她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之前先用用她？”

“那你怎么做？”

“我踹他，”他说，“一脚踹断了他三根肋骨，紧接着射穿了那女人眉心，因为我想她已经受够了，应该让她死得痛快些。然后我把那小子抓起来扔到墙上，他试着爬起来的时候，我又一拳打在他脸上。我真想杀了他，可是有人知道他替我做事，杀了他等于给自己留了一张名片。于是我把他带离现场，分给他应得的钱，要一个守口如瓶的医生替他接上断骨，然后让他卷铺盖走人。他是从费城来的，我叫他滚回去，不用再到纽约来混了，我确定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反正她横竖要死，干吗不先物尽其用一下？那为什么不把她的肝脏烤来吃，干吗要浪费那个肉体？”

“这种想法倒不错。”

“奉主耶稣之名，我们最后不都得死吗？那为什么不互相残杀，想怎么血腥都可以？难道这就是世界运行的方式吗？”

“我不知道世界到底怎么运行的。”

“是啊，我也不知道，另外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光靠他妈的咖啡就能过活的，我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没有这玩意儿——”

说着他又替自己斟满了酒。

后来我们又聊起黑人，他很少用黑人手下，我要他告诉我为什么。“我承认现在有些黑人是不错，那个我们在麦斯佩斯见过的黑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钱斯。”

“我喜欢他，”他说，“可是你必须承认他和一般黑人比起来完全是另一种类型，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还是位专业人士。”

“你知不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想是在他办公的地方吧？咦，你不是说过，你们是在拳击赛中认识的？”

“正是，不过是为了办正事，那是在钱斯还没搞艺术品买卖之前。当时他是个皮条客，手下有个妓女被一个疯子用把大弯刀宰了，他雇我去调查那件事。”

“那么他是个皮条客了。”

“不再是了，他现在是艺术品商人。”

“而且还是你的朋友。”

“而且还是我的朋友。”

“你挑朋友的品味真是奇怪。有什么好笑的？”

“挑朋友的品味很奇怪，我认识的一个条子也这么说过。”

“那又怎么样？”

“他是指你。”

“是吗？”他笑着说，“啊，这点很难争辩对不对？”

这样的晚上，一堆故事很容易就从我们的口中娓娓道出，在故事与故事之间也常常没有谁说话。他聊着他早已故世的父母，还有他死于越战的弟弟丹尼斯，还有另外两个哥哥，一个是律师兼房地产经纪人，住在怀特平原，另一个则在俄勒冈州的梅德福卖汽车。

“至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是在卖汽车，”他说，“他曾一度想去当牧师，可是还不到一年就撑不下去了，‘我终于清楚自己有多么喜欢女人和啤酒了。’哼！还不是有很多牧师两样都爱？他总是不停换工作，两年前他在俄勒冈卖普利茅斯车，‘这儿简直太棒了，米克，过来看看我吧。’我连一次也没去过，现在他好像又搬到别处去了，我想这可怜的混蛋到现在都还希望自己是个牧师，虽然早在多年前他就失去信仰了。你能了解吗？”

“我了解。”

“你是不是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不是吧？”

“不是。我们家有人信天主教，有人信新教，可是没有谁真正信得很虔诚。我从小就不上教堂，况且也不知道该上哪个教堂，我的祖父母中还有人有犹太血统。”

“真的？那说不定你本来会成为一个像罗森斯坦那样的律师。”

接着米克继续星期四开了头的那故事，关于一个在麦斯佩斯开钉书针拔除器装配厂的人。他欠了一屁股赌债，要米克放火烧了他的工厂好让他能领保险金。米克用的那个纵火者搞错了房子，错烧了工厂对面的房子。当米克告诉他铸下的大错时，那个纵火者坚称没有，只要第二天晚上再回去把该烧的房子烧掉就得了，而且还包括额外赠送的服务——烧第二间房子的费用由他支付。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已经遗忘多年的故事。“那时我是刚从警校毕业的菜鸟，被分配和一个叫文斯·马哈菲的老手同组，他在这一行已经干了少说有三十年，但从来没得过什么勋章，他也不想得。我从他那儿学到许多东西，甚至包括一些不该学的事情，比如说干净地贪钱和贪赃枉法的差别，前者你应该想尽办法，能搞多少就搞多少。他像只鱼似的喝酒、猪似的大吃，抽意大利小雪茄，他叫它们‘几内亚的臭味儿’。我以为只有黑手党的五大家族才有资格抽那玩意儿，文斯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说。

“有天晚上，我们接获一个家庭滋扰的检举，是邻居打的电话，地点在布鲁克林的公园坡，那地方现在是一片高级住宅，但那时候还是一般的白人劳工阶级住宅区。

“公寓在五楼，所以我们得爬楼梯。马哈菲中途停了好几次。最后我们俩终于站在那间公寓门口，然而门内却静悄悄没任何动静。‘可恶！’文斯说，‘他可能已经把她给宰了，现在他一定又哭又叫，拽着自己头发，而我们得逮捕他归案。’

“可是我们按了门铃之后，那一男一女都来开门了。男的长得很高大，三十五岁，是个建筑工人，女的看起来像是年轻时很漂亮，从而放纵堕落的类型。他们听说邻居打电话抱怨都很吃惊，啊，他们太吵了吗？大概是电视机开太大声了，可是当时电视根本没开，整个房子静得像坟墓。马哈菲进一步问道，我们接获报案，有人听到大声争吵和打斗的声音，他们看看彼此然后说，他们本来在讨论一件事，后来演变成小口角，也许互相吼了几句，也许他在厨房的桌上捶了几拳，不过他们以后会注意，因为他们不想打扰任何人。

“那男人喝了点酒，但是不能说他喝醉了。他们两个人看起来都很镇定，也相当合作，我已经准备向他们道晚安以继续下一个任务，但是文斯对这种家庭滋扰事件相当有经验，他察觉情况不对劲。如果我没那么没有经验的话，应该也可以感觉出异状。因为如果他们不是有所隐瞒，一开始他们就会说哪有吵架、哪有问题，然后叫你去死。

“于是文斯开始东拉西扯拖延时间，我则一头雾水，暗想文斯这家伙到底怎么了，难道他在等男主人开瓶酒请我们喝吗？接下来，我们听见了一丝微弱的声音，像猫叫又不太像。‘呃，那没什么。’他们嗫嚅道。文斯一把推开他们，大步踏进屋里推开其中一扇房门，有个小女孩蜷缩在那儿。七岁的孩子，个头比实际年龄还小，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太太毫发无伤。这些家庭暴力的伤痕，统统落在小女孩身上。

“那个小女孩被她父亲打得遍体鳞伤，满身瘀青不说，一只眼睛也睁不开，手臂上也有烟烙的痕迹。‘是她自己摔的，’她妈妈一口咬定，‘他连碰都没碰她，是她自己摔伤的。’

“我们把一家三口带回警局，那一对父母被关在临时拘留所，紧接着再把小孩送去医院，送医之前，马哈菲借了一台照相机，带小女孩进一间空办公室里，把她内裤之外的衣物除去，照了十几张相片。‘我是个很差劲的摄影师，如果拍得够多的话，也许会有几张洗得出来。’

“我们得把那对父母放了，医院里的医生证实了我们早已知道的情况，那孩子身上伤痕主要是由于殴打造成，可是丈夫信誓旦旦说不是他打的，太太也在旁替他圆谎，而你又无法要一个七岁的孩子作证，那年头虐待儿童很少会被起诉，现在是好一点了，至少我这么认为，所以说，除了把那对父母放了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你一定很想宰了那个混账王八蛋是吧！”米克说。

“我很想把他关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在做了那种事之后还能逍遥法外，马哈菲说常常都是这样，像这种案子很难诉诸法庭，除非那个孩子死了。可是有时候甚至这样都还无人闻问，我问他，那你干吗还要拍相片存证？他拍拍我的肩膀说，那些相片可是胜过了千言万语。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接下来的那礼拜过了一半，有一天，我们坐在车里，他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去兜兜风吧，到曼哈顿去。’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儿，车子来到十八街附近的第三大道，有一片建筑工地，原来的小房子被拆掉然后重新盖大楼。‘我找到他喝酒的地方了。’马哈菲说。我们走进一家餐饮店，忘了是叫卡尼还是卡蒂，反正早已不存在了。里头坐满了脚穿工作靴、头带硬头盔的建筑工人。有的在休息，有的已经收工了，正轻松地打台球喝啤酒。

“我们两人都穿着制服，一走进去，店里忽然变得鸦雀无声。那个殴打女童的父亲正跟他一群哥儿们坐在吧台前，好笑的是，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要记得他的名字？都过了那么久了。”

“这种印象深刻的事应该记得的，马哈菲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来到一帮大汉面前，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家伙。‘你们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还算是个不错的人吗？’那些大汉都答道那当然啰，他是个好人，不然他们还会说什么？

“接着马哈菲从蓝衬衫里摸出了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了他为那孩子拍的相片，相片放大到十寸，照得还不错。‘喏！这就可看出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骨肉的，好好看看，这个混账家伙是怎么对付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孩的。’他传阅相片，等大家全看过之后，他说：‘我们是警察，却没有办法把这个混蛋送进监牢，我们连一根手指都碰不了他，可是呢，’他说，他们不是条子，我们走出这扇门之后，他们觉得该怎么做我们都管不了，‘而我知道，你们是美国的好公民、好工人，应该会采取适当行动。’”

“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

“不知道，我们没有留下来看好戏，开车回布鲁克林的路上，马哈菲告诉我：‘马修，给你上一课：永远不要去做那些别人可以代劳的工作。’因为他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放过他。后来我们听说，那个狗娘养的差点被他们打死，啊，对了，伦迪，他叫吉姆·伦迪，还是约翰·伦迪？

“他在医院躺了整整一星期，死也不说被谁打的，只发誓说是自己太愚蠢才会跌成那个样子。

“出院之后，他没办法回到原来的地方上班，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他共事，不过我猜他另外又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因为几年之后我听说他‘进洞’了。这是术语，指在脚手架上工作的人从高楼上摔下来，他们叫‘进洞’。”

“有没有人推他？”

“不知道，也许他喝醉酒一个不平衡摔了下去，或是清醒的时候不慎失足，也许他给了某人把他扔下去的理由，我不知道。后来那个小女孩和她妈妈怎么了，我也不清楚，大概也没什么好下场吧，不过这点至少和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样。”

“那马哈菲呢？我想他现在应该不在了吧？”

我点点头：“那时，他还在警界任职。他们一直要他退休，他说什么也不肯，有一天——那时我因为一次完美的缉捕行动升了警探，其实百分之九十八都是运气，反正我们已经不是搭档了——有一天他到一间出租公寓，爬楼梯爬到一半心脏突然停了，送到医院时就死了。在他的葬礼上，大家都说他是死得其所，可是他们都错了，只有我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希望自己能长生不死。”

黎明前夕，米克问我：“马修，你会认为我是个酒鬼吗？”

“哦，老天，你知道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承认自己是个酒鬼吗？我可不急着去操心别人的问题。”

我起身上厕所，回来后他告诉我：“天知道我爱死酒了，这个世界如果没了酒，一定会变得很糟。”

“不管有没有，这个世界都一个样。”

“呃……可是有时候这玩意儿可以让你醉眼朦胧一阵子，至少，它柔化了焦距。”他举起酒杯、深深地凝视着。“听人家说，不能用肉眼去观察日蚀，一定要透过一片熏黑的玻璃才能保护自己眼睛，直视人生不也挺危险的吗，难道不需要靠这朦胧的玩意儿才能使你在看它的时候更安全一点？”

“挺不错的说法。”

“哈，胡扯跟作诗，这就是爱尔兰人的专长。知不知道关于喝酒最棒的是什么？”

“像现在这样的晚上。”

“像现在这样的晚上，不，让今晚这么棒的并不光是痛快的大喝，更重要的是，我们两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在喝酒，还有一些我无法明白的事情。”他倾着身子，手肘支在桌子上。“不，关于喝酒最棒的事情是某种偶尔才会发生的时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过。

“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酒瓶和杯子，静静地喝。当时已经有一点醉意了，但不是太醉，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凝视着远方，脑中似乎思索着一些事情但又像是一片空白，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

“明白。”

“然后会有那么一刻，我感到一阵清明，好像在那一刻，我能够洞悉所有的事物，我的思想越过脑际，在那些事物之中翻滚缠绕，一瞬间，我感到它与我几乎可以彼此触摸，然后——”他弹了一下手指，“啪，就不见了，你懂我意思吗？”

“懂。”

“当你喝酒的时候，会不会——”

“会，”我答道，“偶尔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可是你还想不想知道些别的？我清醒的时候，也曾达到过这种境界。”

“真的假的！”

“是的，不过不常发生。戒酒的头两年连一次也没发生过。如今，我经常坐在旅馆里，看几页书，望望窗外，想想刚刚在书中读到的东西，想想别的事情，或甚至什么都不想。”

“啊。”

“然后我就会感受到像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经验，那是某种程度的觉醒吧。”

“是啊。”

“那是什么样的觉醒，我也说不上来，以前我总以为那当然是喝酒所致，后来戒酒之后，竟然在清醒的状态下也发生，我才觉悟到，并不是喝酒使然。”

“现在你可让我认真地想想这件事了，我从来没想过清醒的时候也可以这样。”

“真的可以，而且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我告诉你，米克，当它发生在你清醒的时候，在你不用那片熏黑的玻璃也能正视它时——”

“啊。”

“你就抓住它了，可是当你快要掌握住它时，它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凝视着他的眼睛，“那会令你心碎。”

“总是如此，”他说，“不管是清醒还是酒醉，它总是令人心碎。”

外面曙光已露，他看看手表，站起身来走进办公室里，再回来的时候已穿着他的屠夫围裙。白色的棉质布料，已经因为经年累月的洗烫而多有磨损，把他上从脖子、下至膝盖覆盖起来，其上的血迹呈现锈铁的褐色，整个看起来，像一幅抽象画，有些已经褪得几乎看不见了，有些则还很明显。

“走吧，”他说，“是时候了。”

整个晚上我们都没有讨论过要到哪里去，可是我知道目的地而且完全没有异议。我们走到他停车的地方，经第九大道向十四街开去左转之后，他把他那辆大车子停在图米葬仪社前的非停车区。因为经营者图米认得米克也认得他的车子，所以不会被拖走，不会有罚单。

圣伯纳德教堂就在图米葬仪社东边。我随米克上楼，从左手边的走道走下，除了周末之外的每天早上七点，正殿内都会举行弥撒，我们是赶不上了，不过一个小时后，在圣坛左边的偏殿里会举行另一个小型弥撒，参加的通常是一些修女和准备要去上班的人，米克的爸爸以前几乎每天都来，而且每天参加的人当中一定会有屠夫，不知道有没有人把这个弥撒称为“屠夫弥撒”。

米克完全是心血来潮，想去就去，有时候连着一两个礼拜天天报到，然后一整个月都不再出现。自从认识他后，我也去了很多次，我不太了解米克做弥撒的理由，当然更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自己也会跟他一起去。

这个场合和其他教堂的弥撒没什么不一样，我拿起圣经跟着别人念，别人站我就站，别人跪我也跪，回应着适当的话语，然后当大家走向圣坛从年轻牧师的手中领圣餐时，我和米克都待在原地不动，除了我们之外，每一个人都去了。

到了外头，米克说：“你看看。”

下雪了。大片大片的雪花，轻柔地从天空飘下，一定是在我们走进教堂之后不久开始下的。教堂的台阶上已有薄薄的一层积雪，路边的人行道也白蒙蒙的。

“走吧，”他说，“我送你回家。”

14

下午两点，我从一场不安、多梦的睡眠中醒来。五个小时一直似睡非睡，像被悬吊在意识平面以下一两度的地方似的游离恍惚，这大概和晚上喝了太多咖啡有关，而且从前一晚在蒂芬妮吃了一个菠菜派之后，我就一直空着胃。

我打电话给前台，告诉他可以把电话接上来了。我正淋浴时电话铃响了，打电话问前台是谁打的，他说没有留言。“一早上有好几通你的电话，”他说，“可是都没有留言。”

刮好胡子之后，我换上衣服出去吃早点。雪已经停了，在人车没有践踏过的地方还保有一片洁白纯净。买了一份报纸带回旅馆，坐在窗口，一面看报，一面瞧着屋顶窗台上的积雪，大概有三英寸厚吧，足够掩盖都市的喧嚣了。等电话的时候，这也不失为一种赏心悦目的景象。

首先打来的是伊莱恩，问她早先有没有打过电话来，她说没有，我问她觉得怎么样。

“不是很好，有一点点发烧，还在拉肚子，这个现象是身体正在排除它不需要的东西，可是差点没把骨头和血管都给泻出来。”

“你是不是该去看医生啊？”

“看医生有什么用？他会告诉我，我染上了一种流行性感冒，这我早就知道啦。‘保持暖和，多喝点流质的东西。’废话，这谁不知道？呃，我要说的是，我正在看一本博尔赫斯写的书，他是个失明的阿根廷作家，人也已经去世了，可是——”

“可是他写书的时候还没死，眼睛也没瞎吧？”

“对，他的作品挺超现实，又有点虚无缥缈，读着读着，都不知道是我脑子烧坏了还是怎样，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有时我觉得是不是要等身体状况好一点再来读这本书，可是有时候又觉得如果不是现在这种状况我根本看不下去。”

我也说了些从我们上次聊天之后发生的事情，包括在巴黎绿和理查德·瑟曼的谈话，以及一整夜都和米克·巴卢耗在一起。

“嗯，哥们儿还是哥们儿嘛。”

然后我继续回去读报纸，其中两则新闻让我很震惊，一个涉嫌教唆他人攻击一名工会干部的黑道大哥获判无罪。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尤其是在看到那个两腿被射了好几枪的被害者竟出庭为被告作证之后。报上还有精明的被告在一群支持者和崇拜者簇拥下步出法庭的照片。过去这四年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受审，也是他第三次溜掉。他是那种——记者说——人民英雄。

另一则报道是说一名工人带着他四岁的小女儿正走出地铁车站，一个疯了的流浪汉向他们吐口水，还攻击他们。父亲基于自卫扯着疯子的头往地上砸，事情结束后，那疯汉也死了。后来地检处发言人宣布将以杀人罪起诉那名父亲。照片上的他看起来一脸惊慌失措，他一点也不精明，看起来也不像什么人民英雄。

放下报纸，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话筒，传来对方的声音：“喂，这里是不是那个哪儿啊？”

我愣了一会儿后才答道：“是TJ吗？”

“正是小弟在下我，马修。每个人都想知道那个在丢斯四处乱逛，逢人就问TJ在哪里的游客是谁。我当时正在看电影啊，大哥，看功夫片那玩意儿，喂，你会不会那玩意儿啊？”

“不会。”

“那玩意儿可真带劲，哪天我也要学学。”

我把旅馆的地址告诉他，问他能不能过来一趟。“不知道啊，什么样的旅馆？是不是那种豪华大饭店？”

“没那回事，楼下前台不会为难你的，如果他为难你的话，要他打个电话上来给我就好了。”

“那应该就没问题了。”

电话才挂上，铃声随又响起，是圣约之家的玛吉·希尔斯特伦打来的，她把我留下来的画像拿给新旧约圣经之家的职员和孩子们看，没有人认得小男孩和那个男人，不过有些孩子说他们两个看起来很眼熟。

“可是我不知道那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她说，“除此之外，有人认出了年纪较大的那个男孩。不过，他并没有真的住在这里，只是偶尔来过夜而已。”

“有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快乐’，那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有一种寒怆的讽刺，对不对？不知道这是他的绰号还是在这条街上用的诨名，只能大约确定他是从南方或西南部来的，有一位职员想起来他曾说过自己来自得州，而另一个认识他的男孩则说他肯定来自北卡罗来纳。当然也有可能他跟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她说他是个男妓，有钱的时候就买药嗑。过去一年之中，没有人记得再见过他。

“他们总是来无影去无踪。几天不见那些男孩，这很正常，但等你某天突然惊觉好一阵子没见到某人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两个礼拜，甚至个把月了。有时候，他们会再回来，有时不会，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要去的下一个地方是更好还是更坏。”她幽幽叹道，“一个男孩告诉我，‘快乐’十之八九是回家了。我想，他大概也是所谓的‘回家’了吧。”

下一通电话是前台打来的，告诉我TJ到了，我要他让TJ上来，然后就去电梯门口等。我把TJ带进房里，他活蹦乱跳得像个舞者似的四下打转，东张西望。“嘿！好酷，”他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吧？哇，还有自己的洗澡间，一定很爽。”

就我看来，TJ的穿着和我上次见到他时没什么两样，还是那件夏天嫌太厚冬天又嫌薄的厚棉外套。高帮球鞋看起来是崭新的，头上加了顶蓝色棒球帽。

我把素描递给他，他看了最上面那两张，谨慎地看着我：“你要给我画肖像画啊？你笑什么？”

“你一定会是个好模特儿，可惜我对艺术一窍不通。”

“这些不是你画的？”他一张张看，检视着画像上的签名，“雷蒙什么的，是不是叫雷啊？有什么事吗？”

“这几个人当中，有没有你认识的？”

他说没有。我继续说：“那个大男孩名字叫‘快乐’，”我说，“我想他已经死了。”

“你是在想他们两个人都死了，对不对？”

“恐怕是。”

“你想要知道他们什么事？”

“我想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你不是已经知道他名字了吗？‘快乐’不是吗？刚刚你自己说过的。”

“他叫作‘快乐’就像是你叫TJ一样，并不是真名。”

他白了我一眼：“你只要说TJ，道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指的是谁，哦，这么说来‘快乐’是他的街头诨名啰！”

“正是。”

“如果那是他唯一用过的名号，那道上的人也就只知道这个名号。这是谁告诉你的？圣约之家对不对？”

我点点头：“他们说他只在那里睡了几晚，并没住下来。”

“没错，他们人是挺好的，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受得了那些狗屁规矩，你懂我意思吧？”

“你在那里住过？TJ。”

“放屁！我去住那里干吗？那种鬼地方我才看不上眼！我自己有个窝，大哥。”

“在哪儿？”

“管它在哪里，只要我找得到就好了。”他边翻着素描边说。过了一会儿，他不经意地说：“我见过这个男人。”

“在哪里？”

“不知道，反正在丢斯，可别再问我什么时候在哪里。”他坐到床沿，脱下帽子掂在手上，“你到底要我干吗？大哥。”

我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送到他面前，他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用眼光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到底想要他干吗？

我说：“丢斯的一街一巷、汽车站、离家出走的孩子，你都摸得一清二楚，你可以去我去不了的地方，也能跟不想跟我说话的人交谈。”

“二十美元做这么多的事？”他笑着露出了牙齿，“上次我什么也没干你就给我五块钱。”

“这次你还不是一样什么都还没做？”我回道。

“这很花时间，要跟人扯淡，还要东跑西跑的。”我作势要把钱塞回钱包，他猛一伸手就把钞票抓走了。“嘿，别这样子嘛，”他说，“我又没说不干，只是讨价还价一下而已。”他看看四周。“我看你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嗯？”

我忍不住笑了：“是啊，是没什么钱。”

钱斯来电，他问了几个星期四去看拳赛的人，有些人记得靠拳击场边的位子上坐了一对很显眼的父子，以前没有人在麦斯佩斯或其他地方见过他们。我说也许在其他场合那个男人并没有把小男孩带在身边，他说人们记得的是他们爷儿俩。“所以我问的那些人中，没有谁认得那个男的，”他说，“你明天晚上还去吗？”

“我不知道。”

“其实你看电视也可以，如果他又坐在第一排，你一定看得到他。”

我并没有跟他在电话上聊很久，因为还要等别的电话。再下来的那通电话是丹尼男孩打来的：“我要去普根吃晚饭，要不要一起来？你是知道我有多讨厌一个人吃饭。”

“有什么要紧事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你总得吃晚餐吧？八点，怎么样？”

挂上电话，我看了看时间，五点了。打开电视，正播着新闻片头，可是我发现自己完全看不进去，只好又关上。我拿起听筒来拨了理查德·瑟曼的电话号码，是电话答录机，静静的。我默不作声，却也不挂断，过了三十秒才把电话放回去。

就在我正要拿起《新门刑案日志》来读，电话铃又响了，我赶忙接起电话，是吉姆·费伯。

“哦，嗨。”我说。

“你听起来好像很失望。”

“我整个下午都在等一通电话。”我说。

“这样啊，那我就长话短说好了，没什么重要的事，今天晚上你会不会去圣保罗聚会？”

“大概不会，因为晚上八点我和人约了在七十二街见面，不知道会花多少时间，况且昨晚我也去过了。”

“那就怪了，昨天晚上我也去了，但找不到你。”

“我是到城中的派瑞街。”

“哦，是吗？星期天晚上我也在那里。那真是个好地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没人管你。我说了好多贝弗利的坏话之后，觉得好过多了。海伦昨晚去了吗？她有没有跟你说抢劫那档子事？”

“什么抢劫？”

“派瑞街的抢劫啊，呃，你在等电话，我就不多说了。”

“没关系，有人跑去抢派瑞街？那里有什么好抢的，现在连咖啡都没有了。”

“呃，也不算什么精心策划的犯案。大约一两个礼拜前他们一起参加戒酒聚会，一个叫布鲁斯的家伙正在演讲，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不过这不重要。大概在他讲了二十分钟之后，有个怪人忽然站起来说，一年前他曾到这里来过，还丢了四十块在篮子里。他的口袋有枪，他说，如果今天拿不回这四十块，就要把大家都轰掉。”

“老天哪。”

“等一等，精彩的还在后头，布鲁斯告诉他说：‘抱歉，你太乱来了，聚会不能因为这种事被打断，你得等到九点一刻休息时间再说。’说完用槌子往讲台重重一敲并叫他坐下，然后请别人接着讲，聚会继续下去。”

“那个疯子就乖乖坐那儿啊？”

“我猜他大概觉悟到自己别无选择吧？规矩就是规矩，对不对？后来另一个叫哈利的人过去问他要不要喝点咖啡还是抽烟什么的，他说有咖啡喝就太好了。‘那我溜出去替你买一杯回来好了。’哈利悄悄地说，然后跑出去报警，有一个警察局离那里很近——”

“第六分局就在不远的第十八大道上。”

“那他八成去了那里，回来带了一批纽约刑警，把那个疯子押了出去，‘等一下，我的四十块呢？我的咖啡呢？’只有在派瑞街才会发生这种事。”

“哦，那种事情在哪里都会发生，你不认为？”

“我看不见得。我猜要是这种事发生在上东城那边的聚会，他们说不定会一边替他募款，一边帮他找间公寓住。好，不说那么多，我知道你在等电话，只不过这件事我真的非说不可。”

“谢谢你告诉我。”我说。

光在那里枯坐着干着急真会把人逼疯，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我知道他会打电话来，我不想错过。

六点半，电话铃声响起。我一把抓起电话：“喂。”没有声音，我再“喂”了一声，等了一会儿，电话还是通的，我知道，等我“喂”了第三声后，电话便断了。

我拾起书本，马上又放下，翻开笔记本，拨电话给在剑桥的莱曼·沃里纳。“我知道自己说过在过程中不会向你报告任何进展，可是我想让你知道，事情有点眉目了。现在我已经大致了解发生什么事了。”我说。

“是他干的，对不对？”

“关于那点，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他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

“是吗？”

“不知道是因为罪恶感还是恐惧，他坐不住了。一分钟前他才打过电话来，但什么话都没说，他因为害怕所以说不出口，但也同样是因为害怕而不敢不说，所以才打电话给我。我猜他八成会再打来。”

“听来你似乎在等他自己忏悔？”

“他自己也很想吧，可是又不敢这样做，莱曼，也许我该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再打电话给你。”

“不，我很高兴你打给我。”

“我有一个预感，只要事情开始有点眉目了，就会进展神速，”我迟疑了一下，“你妹妹的谋杀案，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真的？”

“目前看来是这样，等事情有更明确的发展时我会让你知道，不过同时我也想让你了解整个状况。”

七点，又来了一通电话，我接起来说了一声“喂”，电话又咔嚓一声切断。我马上拨他公寓的电话号码，铃响四声后是电话答录机，我便挂上电话。

七点半他又打来，我“喂”了一声但没回应，我便接口说：“我知道你是谁，你可以放心地讲出来没关系。”

静默无言。

“现在我得出去了，”我说，“十点我会回来，那时再打电话给我。”

我可以听见他的呼吸声。

“十点。”我说完就挂断电话。又等了十分钟，看他会不会马上再拨过来准备好一吐实情。可是他没打来。那就暂时到此为止吧。拎起大衣，我得去赴丹尼男孩的晚餐约会。

15

“五区有线电视网，”丹尼男孩说，“一个很好的主意，它期望本地的运动节目会比名人钓鱼大赛或澳大利亚规则的足球赛更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是他们起步慢了点，也犯了一个通病，资金不足。”

“一年前，他们把公司大部分股份转手卖给别人来解决资金问题。买主的姓我不会念，总之是个伊朗人，知道他们住在洛杉矶，并且在那里有个律师。除此之外，大家对他们兄弟的了解真的不多。

“对五区来说，就像一般的公司运营一样，虽然不赚钱，但也不至于倒闭。它的投资者倒很乐意赔上几年钱，事实上就算永远赔钱他们也愿意。”

“我懂了。”

“你真懂了？有趣的在后头，那位投资者似乎心甘情愿扮演一个被动角色，本来以为他们会改变公司的经营管理，可是内部却完全没有人事变动，旧人仍然留在原位上，也不见他们引进新血。只有一个例外，有个家伙既不是公司职员又不领薪水，却一天到晚在公司里转来转去，如果你到那里去，包准会瞟到他。”

“这人是谁？”

“啊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他叫伯根·斯泰特纳，听起有点像德国人，或是条顿人的名字，不过我想那不是他的真名，他和太太住在南中央公园附近的特朗普的饭店，是一座楼层很多的公寓。他在列克星敦的格雷柏大厦里有一间办公室，做外币买卖，有时也做一些贵金属的交易。怎么样，联想到了什么？”

“他大概是个洗衣工人吧。”

“五区有线电视网的功能，也有点像个‘洗’衣店，至于怎么洗、为谁洗，或洗给谁这些问题，我就无法回答了。”他为自己倒了一点伏特加。“我不知道这对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马修。至于那个理查德·瑟曼，我半点消息都没有，如果他请了两个人渣来把自己反绑起来再奸杀了他老婆，那么他不是请了两个口风超紧的家伙，就是他付的酬劳中包含了去新西兰避风头的费用，因为街上听不到半点风声。”

“这说得通。”

“是吗？”他将手上那杯斯托利伏特加一饮而尽，“希望我查到的五区电视的消息对你不是全然没用，我不想在电话上谈，我从来都不做那种事，何况你的电话得经过前台转接，你不嫌烦？”

“我可以直接打出去，”我说，“他们还会替我留言。”

“这一点我可以确定，不过可能的话，我是尽量不留言。本来我可以多提供一些有关斯泰特纳的背景资料，但有点困难，他这人很低调。你手上拿了什么？”

“我想是他的画像吧。”我边说着，边摊开素描像，丹尼男孩瞄了一眼然后看着我说：“你对他已经有所了解了嘛。”

“一点也不了解。”

“那这幅铅笔肖像是神不知鬼不觉塞进你口袋中的啰。老天，还签了名。说真的，这位雷·加林德兹是谁啊？”

“他是下一位诺曼·洛克威尔。这是不是斯泰特纳？”

“不知道，马修，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

“那么这一点我知道的就比你多了。我仔仔细细看过他，只不过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看的到底是谁罢了。”我把画像折起来，收好。“这件事先别声张，如果事情发展顺利的话，他会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出现了。”

“就因为开了家洗衣店？”

“不是，那是他维持生计的事业。真正让他销声匿迹的，是他的嗜好。”

回家路上经过圣保罗教堂，时间是九点半，来得及参加最后半小时的聚会。我倒了一杯咖啡，走到最后一排的椅子坐下。远远看见威尔·哈伯曼坐我前面几排，我开始想象该怎么告知他最新的进展。威尔，上次你借我的《十二金刚》里那个穿橡皮衣的男人，我们已经查出他的名字叫伯根·斯泰特纳，另外那个饰演天真少男的是一个没有演戏经验、艺名“快乐”的小男孩，至于穿皮衣的女人，我们还无法确定，不过她有可能叫切尔茜。

这名字是昨晚瑟曼提到的。“谁？切尔茜？她只是个婊子。朋友，相信我。”我当然很愿意相信他的话，可是那个挺胸翘臀在擂台周围举告示牌的女孩会是穿皮衣的女人？我越来越怀疑了。

聚会中，我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大家都讨论得很热烈，只有我的心思早不知飞哪里去了。但我来这间教堂的地下室，不是为了听大家分享戒酒故事，我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会儿。

我提早溜出教堂，回房间时，还差两分钟十点，正好让自己喘口气。十点五分电话铃响，我一把抓起它。“斯卡德。”我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别在电话上说我的名字，只要告诉我，你是在哪里认识我的？”

“巴黎绿，”我说，“还有其他地方。”

“是吗？我不知道昨晚你喝了多少，你记得的事情又有多少。”

“我的记性非常好。”

“我也是。告诉你，有时候我倒希望自己没有那么好的记性。你是侦探对不对？”

“没错。”

“你没骗我？我在登记的名册上查不到你的名字。”

“我没登记。”

“那么你是替一个中介公司工作啰，你给我看过名片，可是名字我忘了。”

“我和他们并没有签约，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单独工作。”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直接雇用你了，对不对？”

“对，”我说，“是可以。”

他在考虑这件事情，停顿了半晌，“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想我有麻烦了。”

“我能了解你为什么这样想。”

“斯卡德，你对我到底知道多少？”

“跟大家知道的差不多。”

“昨天晚上你却叫不出我名字。”

“昨天晚上是昨天晚上。”

“那么现在是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

“我也这么觉得。”

“问题是到哪里好呢？别再去巴黎绿了吧。”

“去你那儿怎么样？”

“不、不，这主意不好，找个没人认得我的公共场合，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地方全都不行，因为那些都是我一天到晚去的地方。”

“我知道去哪里。”我说。

他说：“这个地方真是不错，我永远也不会想到有这种地方。这就是你所说的典型爱尔兰酒吧，对不对？”

“是的。”

“离我住的地方只几条街，我却从来不知它的存在，我可以每天经过门前几回却视而不见，你知道吗？这里跟我平常所处的地方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来这里的大多是劳工阶级，个个都忠厚老实，是社会的中坚分子。瞧，这儿甚至还有天花板上的锡片、地板上的磁砖和墙上的镖靶呢！真是太棒了。”

我们到葛洛根去了。不知以前有没有人把老板形容成社会的中坚分子或忠厚老实之类，不过这地方倒很符合我们要求。静悄悄，空荡荡，瑟曼的熟人应该不会在这儿出现。

我问他想喝点什么，他说啤酒就好了，我便到吧台去要了一瓶竖琴牌啤酒和一杯可乐。“那个大块头才走没多久，一个小时前他还在这里，说你让他一夜都没合眼。”柏克告诉我。

走回桌子，瑟曼注意到我手上的可乐。“昨天晚上你喝的不是这个。”他说。

“你喝的是白兰地鸡尾酒。”

“别提醒我，通常我是不会那样喝酒的。充其量饭前一杯马提尼，偶尔几杯啤酒，如此而已。昨天晚上我是去买醉的。事实上，我不确定自己到底对你说了多少，而你知道的又有多少。”

“比昨天晚上要多。”

“而且那个时候，你所知道的已经比你透露的还多是吧。”

“也许你应该干脆一点告诉我，到底你在烦恼些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轻轻地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昨晚我给他的画像。他把它摊开来，眼光从画像转到我身上，问我知不知道他是谁。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叫伯根·斯泰特纳。”

好极了。

“我怕他会杀了我。”

“为什么？他以前杀过人？”

“天哪！”他说，“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他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像伯根那样的人。公司转卖之后，他就开始经常来公司转。我们真是相见恨晚。对我来说，他简直太奇妙了，强势而且自信十足。跟他在一起时很容易就会相信俗套是行不通的。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回他公寓。我们在阳台上喝香槟，整个中央公园尽收眼底，就像是自家后院似的。”

“第二次到他家我遇到他太太奥尔加，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散发出来的性魅力简直令人神魂颠倒。后来他到洗手间，她便坐到我的身边，手放在我大腿上，隔着裤子开始抚摸我，‘我想要吸吮你的阴茎，我想你从屁眼干我，我还想要坐在你的脸上。’我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事，我很确定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会被当场抓到。可是他回来时，她已经跑到客厅另一头的椅子坐好，谈论着墙上的一张画。

“第二天他一直讲奥尔加有多么喜欢我，她说他们应该多和我聚聚。几天之后，我和我太太跟他们出去吃晚饭。情况很不自然，因为我和奥尔加之间有种微妙的东西在发展。分手时，伯根很欧式地吻了阿曼达的手，而奥尔加也把她的手伸出来让我亲，她的手，闻起来像，嗯，闻起来像阴道。她一定是摸过自己下体。我抬头看她，她脸上的表情就像手上的味道一样，让我不知所措。

“当然整件事情他都了如指掌，因为一切全都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现在我知道了。接下来的那一次，我又到他公寓去，他说有东西要给我看，是电视上看不到的，不过他想我可能会很有兴趣。说完他放了一盘自制的色情录像带，是两个男人共享一个女人。看到一半，奥尔加走进来坐我旁边，我竟然不知道她也在房里，我还以为只有我和伯根在家。

“看完一盘，伯根又再换上另一盘，这次是两个女人，一黑一白，黑女人是奴隶。一会儿我才发现白种女人原来就是奥尔加，我简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看。

“影片结束，我看看四周，伯根已经不在了。奥尔加和我脱光衣服就跳上沙发，过程中某些时刻我意识到伯根还在屋里某处看着我们，接着我们三个都起身进了卧室。”

整个性交的过程中，斯泰特纳灌输瑟曼一套哲学：规则是给那些缺乏想象力以致无法打破规则的人遵守的，优秀的男女自己订定他们的规则，或是活在完全没有规则的世界当中。他常常引用尼采的话，奥尔加则把这位德国佬奉为新世纪的光辉。当你要求自身的权力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受害人，因为他们的命运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征服别人的欲望，他们就像每一个人一样创造自己的命运。

有一天斯泰特纳打电话到瑟曼办公室：“放下你手边的工作，下楼到街角等我，十五分钟内我会去接你。”他带瑟曼开了好长一段路，只说有一样礼物要送他。车子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了下来，他领着瑟曼走下阶梯，来到一个地下室里。有一个女人裸着身子被铐在铁架上，嘴巴被塞住。“她是你的，”斯泰特纳告诉他，“你爱对她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和那个女人性交。如果拒绝的话会很失礼，就像拒绝一杯酒或一顿饭的款待一样。除此之外，那女人的全然无助使他兴奋异常。事毕，斯泰特纳问他有没有还想对这个女人做什么，他说没有。

于是他们便走出地下室，回到车里，斯泰特纳告诉他有件事忘了办，要他稍等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发动车子后，他问瑟曼是否曾是哪个女人的第一个爱人，瑟曼答是。

“但不是你老婆吧？”

没错，瑟曼承认，他们相遇时阿曼达就已经不是处女了。

“那么我可送了一份大礼了，”斯泰特纳说，“你刚刚成了一个女人的第一次也是她的最后一次。你才上过的那个女孩，从今以后，除了蛆虫不会再有人碰她了。你知道我回去干什么吗？我为你杀了她，我把塞在她嘴里的东西取出，对她说：‘再见了，亲爱的。’接着割断她的喉咙。”

瑟曼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我是吧？也许我只是回去小便，或者把她放了，要不要回去亲自查证一下？”

“不要。”

“很好，因为你知道我从不说谎，你很惶惑，不知道该怎么办。放轻松点，你什么都没有做，一切都是我干的。反正她迟早会死。没有人长生不老。”他伸过去执起瑟曼的手说：“现在，我们可比亲近还要更亲近了。我和你，是精血交融的好兄弟。”

要他倒满一杯酒得花上老半天工夫，要他真正喝下去就得更久了。他往往举起杯子，还没送到嘴边就又放回桌上，然后继续说话。他哪在乎什么啤酒，他只想说话。

他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杀了那个女人。她有可能是他雇来的妓女，他回去只是为了付钱并把她放了，然而也有可能真像他说的那样：他割断了她的喉管。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根本无从知道。”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过着两种生活。表面上，他是个步步高升的年轻制作人，有一套豪华公寓和一位有钱的妻子，前途无量。同时他又和伯根及奥尔加·斯泰特纳过着秘密生活。

“我学会了何时转换开关，就像是你把工作完全留在办公室里，而我把自己的‘那一面’完全留在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约一个礼拜见一两次面，并不是每次都有活动，有时候只是坐下来聊聊天。可是在我们之间，总有一种危险的气氛流动着，然后我会把这一部分关掉，回家做一个丈夫。”

在他认识这两人的几个月之后，斯泰特纳需要他的帮忙。

“他因为一盘录像带而遭人恐吓。那是他们自己拍的带子，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不过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名摄影师留了一份拷贝，向他勒索五万元。”

“是阿诺德·莱韦克吧。”我说。

他睁大眼睛：“你怎么知道？你到底知道多少？”

“我知道莱韦克出了什么事，你帮着杀了他吗？”

这次他喝了一大口酒，并用手背抹抹嘴：“我发誓当初不知道他们要那样对付他。他说他会付五万元，可是不能见莱韦克的面，因为莱韦克很怕他，原因当然不难猜到。他还说花钱消灾，只要付了钱就没事了，没有人会笨到一种把戏耍两次。”

“在第十大道和四十九街的交叉口有一家泰国餐厅，我就是在那儿与莱韦克碰头的，他是个走起路来活像个报销玩具的胖子，摇摇晃晃，样子很滑稽。他不断对我说，他实在很抱歉这样做，可是又实在需要用钱，他越这么说，看起来就越讨厌。

“我把装满了钱的皮箱递给他，让他打开来看。他一看到那些钱就显得更害怕了。我假扮成律师，穿布鲁克斯的细纹西装，说话时夹杂着专业术语，简直跟真的一样。

“我们完成了交易，我说在还没确定那盘带子是不是我客户要的之前，他还不能走，‘我的车就停附近，离我办公室只有十二分钟车程。我只要看五分钟录像带，你就可以把钱带走了。’我说。”

他摇摇头：“其实他可以拿了钱就走的，我又能怎么办？不过他大概很信任我，我们向着第十一大道走到一半，伯根等在路口，本来应该由他把莱韦克敲昏，然后我们拿了钱和录像带就走人。”

“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

“没错，”他说，“莱韦克还没来得及反应，伯根就开始揍他，至少看起来是那样，可是后来我看到伯根手上拿了一把刀，他就这么当街拿刀去捅莱韦克，然后再把他拖进巷子里去。他叫我去拿皮箱，我拿到皮箱走进巷子里，看到伯根把莱韦克抵在砖墙上不断捅他。从头到尾，莱韦克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也许那时他已经断气了，我不知道，他没有出一点声音。”

事后，他们拿了钥匙去搜莱韦克的公寓，带走两大袋的自制录像带。斯泰特纳以为除了用来勒索的那盘之外，莱韦克应该还有一盘备份，可是却没有。

“录像带大都是他从电视上录下来的节目，黑白老片最多，也有一些色情片和老电视秀。”斯泰特纳亲自检查每盘带子，最后把所有的带子都扔掉了。瑟曼从来就没看过那盘要了莱韦克老命的带子。

“我看过，”我说，“他们两人谋杀了一个小男孩。”

“我就知道，否则他们才不会付这么多钱，可是你又是怎么看到的？”

“那是一盘你们漏掉的拷贝，莱韦克把它录在出租录像带里。”

“他那儿有一整堆的出租录像带。我们懒得一一去查，就全留那里了。嘿，他还挺精的，”他举起杯子，碰也没碰又放了下来，“不过再聪明也没用。”

小男孩是斯泰特纳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瑟曼没兴趣涉入的部分。“我不喜欢同性恋，”他很坦白地说，“从来也没有感兴趣过。阿曼达的哥哥就是同性恋，我不喜欢他而他也很讨厌我，我们俩打从一见面就不对头，斯泰特纳也是这样。他说这些人都是弱者，而艾滋病是地球消灭这种人的方法。他说：‘搞这些小男孩并不代表他是同性恋，搞他们就跟搞女人没什么两样。况且到处都是这种容易上钩的小男孩，他们还求你把他们带走。根本没有人管，你爱拿他们怎么样都没关系。’”

“他是怎么抓到这些小男孩的？”

“我不知道，关于他的那一面生活，我从来都敬而远之。有时候，我会看到他跟一个小男孩在一起，他待他就像你上星期在擂台边看到的一样，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子，再过一阵子，你就再也看不到那个小男孩了，而我也从来不问他们的下落。”

“可是你心知肚明。”

“我连想都不会想，那根本不关我的事，我干吗去伤那个脑筋？”

“可是你必须知道，理查德。”

我不曾直接叫过他名字，也许这样有助于突破他的心理防线。这招果然奏效，他看来好像内心受到一阵巨大冲击似的，陡然退缩。

“我猜，他宰了他们。”

我一句话也不说。

“我猜，他杀了很多人。”

“那你呢？”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他连忙道。

“在法律上，你是谋杀莱韦克的共犯，罪行和亲手持刀杀人是一样的。”

“我连他准备要杀人都不知道！”

他知道，就像他知道那些小男孩遭到什么下场一样，可是我忍住没说。“你知道他要抢劫伤人，这就使你成了共犯，若是你们的行为导致某人死亡，光是这样你就有罪了。就算莱韦克死于心脏病，你也会被以谋杀罪起诉。在法律上，不管怎么说你都有罪。”

他大大喘了几口气，沉重地说：“没错，这些我都知道，而那个他又回去杀掉的女孩，如果他真的杀了她，你也可以说我犯了强奸罪。她并没有反抗，可是我也没有得到她的允许。”他看着我说：“我没办法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狡辩，也不能为自己开脱，我不会对别人说我是被他催眠的，虽然真的是那样子，真的是。那两个人设计陷害我去达成他们的欲望。”

“他们到底怎么做？理查德？”

“就是——”

“他们是怎么让你去杀掉你太太的？”

“哦，天哪。”他失声叫出来，把脸深深地埋在手里。

也许他们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也有可能是在三个人幽会的时候达成共识的。

“你最好先洗个澡再回家去找你的小妻子。”奥尔加会这么说。你的小妻子，你亲爱的太太，你那迷人的老婆——每次都用一种略带嘲讽的语气对他说。你在这个大胆、放肆、不羁的世界里活了一小时之后，如今要回到那个有芭比娃娃在等着你的、无聊乏味的黑白世界中。

“这个女人这么有钱，叫我们做男人的面子往哪儿摆？如果你的女人比你有钱，那你可就没什么尊严了。”斯泰特纳说。

一开始瑟曼还怕斯泰特纳想要搞他老婆，因为斯泰特纳让他和奥尔加上床，但是瑟曼不喜欢这个主意，他希望把这两种生活分开。所以后来他发现斯泰特纳对阿曼达并不感兴趣，也不想把她扯进三人关系中时，着实松了一口气。四个人的第一次会面并不很成功，接下来两次餐会中的谈话也进行得颇不自然。

斯泰特纳是头一个提出要瑟曼提高保险金的人。“你就快有孩子了，应该要保护这个未出世的孩子才对，而且就连母亲也该一并投保，如果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又要雇保姆、又得请家教的，几年下来花费可不少。”后来这些提议都实现了。“你知道吗，理查德，你是一个娶了个有钱老婆的男人，可是如果老婆死了，那你就变成了一个有钱男人，这种差别不是挺有趣的吗？”

这种想法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滴地萌芽壮大。

“我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这整件事，”他说，“我们不是当真的，有时候还会玩笑似的想尽一切夸张的办法来执行它：真讨厌，微波炉为什么这么小呢？不然我们就可以在阿曼达嘴里塞一个苹果，把她塞进去煮熟。现在想起来是很恶心，可是在当时却很好笑，因为那不是真的，可是到后来玩笑愈开愈大，便开始有一些真实性了。”

“伯根会说：‘好吧，干脆下个星期四咱们就动手吧。’然后我们还会计划一些黑色喜剧的荒谬情节，如此而已。可是到了星期四，奥尔加竟然说：‘哦，我们都忘了，今天是杀掉小阿曼达的日子呀。’那只是个笑话，大家插科打诨罢了。

“当我和阿曼达一起，没有他们的时候，我是个快乐的已婚男人，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然而却是事实。我猜自己一定认为，有一天伯根和奥尔加会自动消失，我是怎么想的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不是希望他们事迹败露被警察抓走，就是希望他们离开这个国家，我不知道。也许我希望他们死掉吧，这样一来，我跟他们在一起过的黑暗生活就能画上句点，阿曼达和我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然而有一回，我躺在床上，她在我身边沉睡着，不知怎的我脑子里竟然出现各种杀害她的景象。我自己不想有那些念头，但它们却挥之不去，像是用枕头闷死她、用刀刺她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必须起身，到另一个房间去喝点酒，倒不是怕自己真的下手，只是被那些念头搅得很烦。

“大概是十一月一日吧，我提到住在我家楼下的邻居会到佛罗里达去住六个月。‘很好，’伯根说，‘我们就选那个地方把阿曼达干掉，对于一间屋主要离开半年的房子来说，作为抢劫的现场是再好不过了，而且也比在你家好，你总不希望警察到你家里去大肆翻搜吧！他们会把你家弄得天翻地覆，有时候甚至还偷东西。’

“我以为那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哦，你要去参加一个宴会啊？那我们会在你家楼下那个犹太人家里等你，你回来时就刚好撞上正在行窃的我们，希望我还记得怎么闯进去，其实这就像游泳，一旦学会之后就再也不会忘。’

“去参加宴会那天晚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开玩笑，这很难解释清楚。两种生活相隔得那么远，我不相信其中之一会侵犯到另一部分，就好像我早已知道他们会等在那里，只不过我不想相信而已。

“我们离开之后，为了拖延时间，我提议散步回家，怕他们真的等在那里，怕这次他们来真的。回去的路上，阿曼达提起她哥哥，她很担心他的病，然后我就开了个很无聊的玩笑，接着便起了口角。我想，哼，好吧，臭婊子，一个小时之内你将成为历史，这个想法让我兴奋起来。

“上楼时，我看见戈特沙尔克家的门紧闭着，不禁稍稍地松了一口气。可是门框上有裂痕，门锁附近也有被铁棒撬开过的痕迹。我知道他们来了。可是我想，如果我们轻悄悄走过那道门上楼回家，也许就安全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转个身下楼去，但当时我没想到这一点。

“在我们踏上最后一阶的那一刹那，门啪的一声打开了，他们俩正等着我们。奥尔加穿着紧身皮衣，伯根披着一件皮大衣，看起来就像从漫画书里蹦出来似的。阿曼达一时没认出他们，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在她还没来得及开口之前伯根先说话了，‘你死定了，臭婊子。’然后一拳朝她脸上挥去。那时他戴着一副薄薄的驾驶手套，一出手就使劲往她下巴猛挥一拳。

“伯根捂住她的嘴，把她拖进房里，奥尔加把她的手反铐在背后，用胶带封住嘴巴。她把她推倒，还踢她的脸。

“他们将她剥光了，扔在卧室床上，伯根强暴了她之后，将她翻个身再强暴一次，奥尔加则用铁橇击打她的脸，我想那一下应该把她敲昏了，整个过程中，她仿佛毫无知觉。”

“希望如此。”

“他们说我应该和她性交，这是最糟的部分。我以为自己会反胃，会呕吐，可是你知道吗，我非常兴奋，都勃起了，我不想与她性交，真的不想，可是我的老二却想要。老天，光是想到这里都让我觉得恶心，我没办法达到高潮，跨在她身上，我只想快点达到高潮然后赶快停止，可是却没有办法。

“于是我站起来，伯根用阿曼达的丝袜缠住她脖子，叫我拿住丝袜两端，他说我一定要做，但我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奥尔加跪在地上替我口交，伯根拉住我的手，用力向两边扯，因为这样，我没有办法放开丝袜，他的手越扯越开，我的手也越扯越开，而她眼睛瞪得大大地死盯着我。你知道，奥尔加仍在继续，你知道，伯根也越扯越用力，一股血腥、皮革和性交的气味涌上来。

“于是我达到了高潮。

“而阿曼达也死了。”

16

“其他就跟我们先前设想的差不多。他们把他反绑起来，再揍他几拳让他挂彩，接着把屋内布置成被闯进来抢劫过的样子。然后他们回家去，瑟曼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打电话报警。他老早就把故事都编好了，毕竟这事花了他好几天的时间，一直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玩笑。”我这么告诉德金。

“而现在他想要雇你为私家侦探。”

“他已经雇用我了，”我说，“就在昨晚分开前。”

“他雇你做什么？”

“他怕斯泰特纳。他怕他们宰掉他。”

“为什么？”

“杀他灭口。他开始受到良心谴责了。”

“我他妈的还真希望如此。”

“根据他的说法，真的是这样，他不停地想到她是真心爱着他，不管过去或将来，也是唯一会爱他的人。”

“唯一一个脑子坏掉的蠢蛋。”

“他想说服自己，相信从头到尾她都不知道他也是共犯之一，不管是在和她性交的时候，还是被斯泰特纳逼着勒死她的时候，他都希望她不是昏厥就是已经死了。”

“如果他想要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去找灵媒，而不是雇侦探。”

时间是星期四上午。吃过早饭我到中城北区分局等约瑟夫。此时我们正坐在他桌前，他点了烟，这家伙戒烟的次数就我所知已经不下十次，但他总是戒不掉。

我说：“现在他是良心发现了，而他也认为自己对斯泰特纳来说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但斯泰特纳一开始又为什么要利用他呢？听起来好像是他在利用斯泰特纳，却反咬他一口把罪过都推在人家身上。他这一笔干下来可以捞个一百五十万，而斯泰特纳得到了什么？跟一个半死不活的女人草草办个事？”

“到目前为止，”我说，“斯泰特纳已经拿到四十万了。”

“那么我一定是错过了那一部分。”

“我正要说。阿曼达下葬，报纸不再报道，整件事情都结束以后，斯泰特纳和瑟曼谈了一下，他说他们合作的历险记大功告成，如果这是一项合作的话，所得的利益也该平均分配才算公平。”

“换句话说就是二一添作五。”

“一点没错，斯泰特纳不计较他继承阿曼达的那笔遗产，至于人寿保险，他要一半，这笔钱的总数是一百万。加了倍的，因为那是意外死亡——”

“关于这点我真是搞不懂。”

“我还不是一样。大概从被害人的角度来看，那的确是一桩意外吧。反正总共是一百万元，无须缴税，而斯泰特纳想要瓜分一半，保险公司上个月底就把钱给付清了，以这种案子来说算挺快的。”

“保险公司曾派人到警局来，想知道瑟曼是不是嫌疑犯。根据法律，我不得不告诉他，瑟曼并非嫌犯。可是我跟你说过，我相信是他干的——”

“是啊。”

“到目前为止，唯一找到的犯案动机是钱，但我们却无法知道任何他需要钱的理由、任何和他有牵扯的人以及杀掉她的任何理由，”他皱起眉头，“你告诉了我那么多，结论是他的确没理由杀她。”

“照他的说法是没有。保险公司付了保险金，斯泰特纳要拿他的那一份，付款的方式是，瑟曼十万元十万元分次付给斯泰特纳，名义上是购买外币，实际上那些钱当然全都进了斯泰特纳的腰包。但是瑟曼可以做假账，最后这些账还可以退税。这个部分我最喜欢了。既能和你的同伙分赃，还可以免税。”

“是不赖。那么他已经付了四次钱？”

“每隔一星期付一次，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付清。他和斯泰特纳约在麦斯佩斯会面。他要在拳击场那儿制作电视转播。十万元会装在皮箱里，然后交易结束。”

“所以他觉得斯泰特纳会杀掉他：因为钱一到手，斯泰特纳就不再需要瑟曼了，而瑟曼这边又开始良心发现，态度动摇，所以何不干脆杀了他结掉这个户头。”

“不错。”

“而他希望你能保护他，”他说，“有没有说过用什么方式？”

“这个还没谈到，今天下午我要去找他，把办法想出来。”

“然后你会再到那个什么地方来着，麦斯佩斯？”

“也许。”

他捻熄了烟道：“为什么选你？”

“因为他认识我。”

“他认识你？怎么认识的？”

“在一间酒吧里。”

“就是你朋友巴卢开的那个粪坑，是吗？附带问一句，我真搞不懂，你干吗要跟那种人混一起？”

“他是我朋友。”

“这几天他将会踩到自己老二，办正事时你最好走远点。这个人狡猾得像条泥鳅，可是联邦调查局过不了多久就会用《有组织犯罪取缔法》收网，再等两天你朋友就会在亚特兰大监狱找到个免费床位了。”

“上天垂怜，那个法案的下场就这样啊？”

“嗯？”

“没什么，”我说，“那不重要，昨天晚上我们在葛洛根酒吧碰头，因为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说话。他打电话给我的原因是，前天晚上我们俩碰巧在他家附近的另一间酒吧碰到了。”

“他知不知道你是因为正调查他的案子才会碰上他的。”

“不知道，他以为我调查的是斯泰特纳。”

“你怎么会查斯泰特纳？”

关于“快乐”和阿诺德·莱韦克的死，我只字未提。这些都是题外之事，约瑟夫手上的悬案是有关阿曼达·瑟曼的死，那也是我受雇调查的看来快要水落石出的案子。

“那是一种引他上钩的方法，我把他和斯泰特纳连在一起，刚好成了抵住大门的那一只鞋，如果他把过错全都推到伯根和奥尔加身上，自己就可以摆脱罪嫌了。”

“你想你能说服他投案吗，马修？”

“我正这么希望，那也是下午我准备努力的方向。”

“我希望你能带窃听器去。”

“好啊。”

“很好，要是你昨天晚上和他见面时也带着窃听器就好了。运气好的时候，会碰上一个倒垃圾的人，可是第二天他醒来就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然后一辈子再不会开口了。唉，你昨天晚上见他之前为什么不先来这里装个窃听器？”

“拜托，昨天晚上十点，他从公共电话亭打电话要我马上出去，你那时候根本不在办公室吧？”

“就算我不在，还有别人可以替你装啊。”

“是哦，花两小时外加错过十个电话才能装好，况且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会全盘托出。”

“好，算你有理。”

“我想我可以说服他来自首，他自己也想那么做。”

“那太好了，不过就算他不来自首，也会告诉你更多的事，你身上反正有录音机，你们约今天下午见面是吗？唉，真希望能早一点。”

“四点之前他得去开会。”

“是啊，正经事还是得办，对吧？那么你三点到我这儿来，”他站起身，“我现在也有会要开。”

走去伊莱恩家的路上，我停下来买了一束花和一些雅法橙。她把花养在水瓶里，将橙子放进一个蓝色玻璃碗中，并告诉我她已经好多了。“还有一点虚，不过正在好转中，你呢？你好不好？”

“为什么这样问？”

“你看起来很没精神，昨天晚上又熬夜啦？”

“没有，可是睡得很不好，案子快破了，再过几个小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什么？今天不是才星期三吗？还是我病得精神错乱，已经错过好几天了？”

“瑟曼需要一个倾吐心声的知己，我便让自己成为那样一个人，他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但大部分来自斯泰特纳。”

“谁是斯泰特纳？”

“穿橡皮衣的男人。”我约略向她叙述了些昨晚我们在葛洛根的谈话。“我只是走狗屎运，天时、地利、人和一起给我碰上了。”

“不像倒霉的阿曼达·瑟曼。”

“还有那堆听起来更倒霉的人。不过，真正让他们落网的原因是理查德·瑟曼自己的证词，再加上尸体上所采到的证据，两相对证，应该可以顺利结案了。”

“那你不是该得意得像只神气的公鸡吗？怎么反而像丧家之犬似的？”

“我想是累了。”

“还有呢？”

我耸耸肩。“不知道，”我说，“昨天晚上和瑟曼聊了几个小时，虽不至于喜欢这个恶棍，但也不到幸灾乐祸的地步。一星期前，瑟曼看起来还是个冷酷的犯罪天才，可是现在我却发现他只是个被两个变态牵着老二走的大傻瓜。”

“你为他难过？”

“才不，他自己就是个手段高超的混蛋，只不过碰上斯泰特纳这个比他还厉害的角色罢了，而且他昨晚告诉我的那些话，我也不全相信，他倒没撒什么弥天大谎，可是他把自己讲得太好了，我敢打赌，阿曼达一定不是他杀害的第一个人。”

“你有什么根据？”

“因为斯泰特纳也不笨。如果瑟曼的太太真在那种情况下被杀，警察一定会把瑟曼拷得直到两面都焦掉为止，就算他们不怀疑他也涉入此案，也会追问所有可能得到一点蛛丝马迹的问题，对任何可查出凶嫌的可能绝不放过。斯泰特纳一定要先训练他习于杀人，才不会露出马脚。莱韦克被杀的时候，他在场，而且还是助手。除此之外，他和其中一人或是他们三个人一定还杀了许多女人。如果我是斯泰特纳，我就会这么做。”

“还好你不是他。”

“关于他的良心谴责，我也是半信半疑。我想他是怕了，这部分我看倒是真的。一旦最后一笔钱交出去，斯泰特纳便没理由再留他这个活口了，除非他还想要更多钱，这不是不可能。我以为那才是瑟曼真正害怕的原因，他不想失去剩下那些钱。”

“如果他坦承了一切，也没办法留下那笔钱啊？”

“他并没想要忏悔。”

“你不是才说要说服他自首吗？”

“我会试试看，我希望能像斯泰特纳玩他一样地控制他。”

“你想带我去帮他吹喇叭？”

“这倒不必。”

“那就好。”

“我看，是他想控制我，也许要我替他杀掉斯泰特纳。听起来很夸张，但并非不可能。也许他想要我也蹚这趟浑水，然后他会留下一些证据还有证词，一举摆平斯泰特纳。如果他安排妥当，而斯泰特纳无话可说，那他就高枕无忧了。”

“不过他交给你的那些证据——”

“我就会统统交给约瑟夫·德金。糟糕——”

“怎么啦？”

“现在才十一点半，我得等到四点才能见到他，昨天晚上我应该盯紧他，不该给他时间回去好好想。当时我们都太累了，本来想改在今天早上，可是他开始胡扯说要开会，要处理公事，我想告诉他把所有约会都取消吧，你已经玩完啦，可是我却不能打草惊蛇，因为他昨天下午打了几次电话可是都不敢出声。”

“你跟我讲过了。”

“如果我早跟他见面的话那现在案子早破了，可是我也就不能从丹尼男孩口中得知斯泰特纳的事，”我叹了口气，“只好等船到桥头自然直了。”

“每次不都这样吗？宝贝，你何不躺下睡一两个小时，上床去躺着，还是要我把沙发铺好？”

“不用了。”

“你又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会提早把你叫醒，好让乔有充分的时间在你身上缠上窃听设备。”

“说来我现在就已经身缠一堆睡意了。”

“所以我才说嘛。”

中午我赶去参加聚会。走回旅馆的路上在一家站着吃的披萨店停下来，我点的是意大利香肠披萨，好确定我的食物中包含了四大类基本食物。

也许是中午的聚会让我放松了下来，也或许是补充营养的结果，等我回房间时已经很困了，想小睡个一小时。我把闹钟拨到两点半，又在前台留了话以防万一，然后踢掉鞋子，和衣倒在床上，眼睛还没合拢就睡着了。

接下来是电话铃声，我坐起来看看手表，才两点钟，抓起话筒正准备对前台咆哮一番，却听见TJ的声音：“喂，老大啊，你怎么老不在家？如果找不到你我怎么跟你说我查到了什么事呢？”

“你查到了什么？”

“那小男孩的名字。我遇到另一个认识他的小男孩，说他名字叫博比。”

“那他姓什么？”

“嘿，在丢斯，谁知道谁姓什么啊？老大，有时候连名字都不知道，还姓呢。大家用的都是街头的诨名，什么酷呆啦、大帽啦、多层三明治啦之类的。博比嘛，他在街上还是新手一个，所以没有诨名，那个告诉我他是谁的小子说，博比是圣诞节前后才溜到街上来的。”

他并没讲很久。我想告诉TJ说已经没关系了，那个和博比在一起的男人马上要因为另一件事被关起来，他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再接近他们了。

“不知道他打哪儿来的，”TJ说，“有一天从一辆公车上下来。一定是从那种专门让男人干小白脸的地方来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找这种门路，而且后来有一个皮条客拉着他到处招揽生意。”

“什么皮条客？”

“还要我帮你查出来吗？当然可以，不过那二十块好像已经用光了。”

有必要吗？斯泰特纳已经将要因为阿曼达·瑟曼的谋杀案被捕，尸体、人证，甚至还有物证，不像博比的失踪甚至被谋杀那样无凭无据。干吗还去查什么皮条客呢？

“看看你能查到什么，”我听到自己说，“钱我照付。”

三点钟我准时出现在中城北区分局，我脱去夹克和衬衫，让一名叫韦斯特贝格的警员替我装上窃听器。“你以前就装过，就是报上称作‘死亡天使’的女房东那次吧？”德金说。

“对。”

“那你应该知道怎么用了，跟瑟曼我想是没问题。就算他要跟你上床，只要你还穿着衬衫就行了。”

“他才不会，他讨厌同性恋。”

“好啦好啦，理查德最正常了。你要穿防弹背心吗？我想你该穿一件。”

“穿在这些电线上？”

“那是凯夫拉牌的，应该不会干扰吧，重点是它能替你挡子弹。”

“哪来的子弹，乔？目前为止还没人用到枪，况且防弹背心也挡不了刀子。”

“有时候可以。”

“那缠在脖子上的玻璃丝袜呢？”

“唉呀，我只是不想让你一点保障都没有地去出任务罢了。”他说。

“你没派我出任务，我也不听你命令行事，我只是个独立的公民，带了窃听器去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罢了。我们这是警民合作，你不必负责保障我的安全。”

“好吧，等你被装进尸袋的时候，我会记得在听证会上传达这些话。”

“我才不会那样。”我说。

“要是今天早上瑟曼醒来，发现自己昨晚说得太多而想除掉你呢？”

我摇摇头：“我是他最后一张王牌，也是他的靠山，唯有靠我他才能确定自己不会被斯泰特纳杀掉。而且是他雇我，乔，他不会杀掉我。”

“他雇你？”

“昨天晚上啊，他还给了我订金，坚持要我收下。”

“他给你多少？”

“一百块，一张崭新百元大钞。”

“嘿，不无小补嘛。”

“我没收。”

“什么意思，你没收？你又还他了是吗，这样他怎么能再相信你？”

“我没有还他，只是扔掉了。”

“干吗和钱过不去，钱就是钱，它才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也许不是这样的。”

“钱不认主人，这是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你怎么扔掉的？”

“回家的路上，我们在第九大道交五十二街那里分手，之后我把钱塞进看到的第一个乞丐的杯子里。他们现在人手一只那种一次性咖啡杯，对着你伸过来。”

“这样人们就不用碰他们的手了。你把一百块给了街上某个游民？你叫他怎么花？谁会跟他换零钱？”

“这个，”我说，“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

17

我徒步走到瑟曼住处的对街，站在一个门廊里面。离我们四点钟的约会还有十分钟，我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打发时间。他的窗口有没有灯光我看不清楚，因为他的公寓正面向着市区，楼上的窗户会反射阳光，直直射入我眼睛里。

到了四点，我又等了两分钟才穿过街，走进拉迪基奥大门隔壁公寓的门廊，按了瑟曼的对讲机，等他替我开门。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再按一次，等了一会儿，还是没反应。我到隔壁餐厅的吧台察看了一下，他不在那儿，于是回对街那个据点，过了十分钟，找到一个公共电话，拨瑟曼的号码，是答录机。我说：“理查德，你在家吗？如果在的话就来接电话。”他并没有来接电话。

于是我打电话回旅馆看看有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没有。从查号台查到五区电视的电话号码，那儿只有个一问三不知的秘书。她所能告诉我的只是瑟曼不在办公室，去哪里或什么时候回来都不清楚。

于是我又回到瑟曼住处的公寓，这次按的是二楼旅行社的电铃，门登时就开了。往上爬一层楼，等待随时可能有人上台阶向我挑战。可是，半个鬼影子也没有。继续向上走，自从被歹徒闯入后，戈特沙尔克家的门已经重新安装了加强门框，锁也换了。再上一层楼，来到五楼瑟曼家门口，我侧耳倾听，什么都听不到。按了电铃，铃声在他屋里回响。不管怎么样，还是敲了敲门，毫无反应。

我又试着推门，结果依然纹丝不动。门上共有三把锁，到底有几个是真锁上的我也没办法知道。其中两个有防盗栓，连同另一个锁都覆有锁眼盖，门和门框之间装有角钢以防被铁棍撬开。

走到二楼，我问了两家办公室的人，一家是旅行社，一家是售票处，今天有没有见过瑟曼，他有没有留什么口信。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没见他人，也没口信。一样的问题去问拉迪基奥餐厅，得到的答案还是一样。我回到对街那个据点，拨个电话回西北旅馆，不管是瑟曼还是谁，没有人打过电话给我。挂了电话，再花二毛五，打电话给德金。

“他不见踪影。”我说。

“妈的，他怎么回事，迟了一个小时？”

“他也没试着联络我。”

“这混球可能正在逃往巴西的路上。”

“应该不会吧，”我说，“大概半路堵车，或是被哪个客户或赞助厂商、体育协会什么的给拖住了。”

“或是正在给斯泰特纳太太一个临别秋波。”

“一个小时不算什么，别忘了，他可是雇主，我这是替他工作。不管他迟到还是失约，都不用担心我会大发雷霆。不过我知道今天晚上他会去哪里。我本来是要和他一起到麦斯佩斯去做拳赛转播，我再等他一个小时左右，如果还不来，那我就直接去体育馆里找他。”

“你会一直戴着窃听器吧。”

“那当然。要等到我打开开关它才会开始录音，我还没开。”

他想了一会儿。“我想应该是没问题。”他说。

“不过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派个人过来开他大门？”

“现在？”

“有何不可？一个钟头之内，我想他还不会回来，如果他回来的话，我可以在楼下堵他，把他拉到别处喝一杯。”

“你想找什么？”

“不知道。”

短暂沉默之后，他说：“我申请不到法院搜查令，你要我怎么去跟法官说？有个家伙爽约，所以我要破门而入？而且票子申请下来时，你人早就到麦斯佩斯了。”

“那你不妨忘了申请搜查令。”

“门儿都没有！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事，假如我们真的查到什么，那就成了毒树的果子。即使我们找到了签名的自白书和一张十寸的照片，画面是他正勒紧她脖子，我们都无计可施。因为若没有合法拘捕令或扣押证，这些都不能成为呈堂证物。”他叹了口气，“不过你如果现在自己想办法进去，而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我可没那种技术，他门上装有防盗栓，就算花上一个礼拜我也进不去。”

“那就算啦，能把那些家伙都吊死的是他的供词，又不是他公寓里的证物。”

我说出了心里一直在想的事，“假如他人在屋里呢？”

“你是说，死啦？这样啊，唉，你知道的嘛，反正死都死了，如果他现在就死了，明天还不一样是个死人。如果到那时候还得不到他任何消息，我该可以有足够理由找个法官让我们合法进去。马修，如果他已经挂了，那么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都不会再对你吐露只言片语了。”

我默不吭声的时候，他说：“你就直说，当你站他门口时，有没有感觉出他在门的另一边？”

“拜托，我又不是巫师。”

“可是你真有那种警察的直觉。怎么样？他到底在不在？”

“不在，”我说，“我感觉房子是空的。”

快六点时，他还是没出现。我在别人门口躲得已经很累了。打电话回旅馆，又再浪费了两枚二毛五铜板打到巴黎绿和葛洛根，不出所料，他也不在那边。

连续三个出租车司机都表明他们不去麦斯佩斯，我只好来到五十街和第八大道交叉口的地铁站研究地图，M号线地铁应该可以送我到麦斯佩斯，可是看起来要搭上那列车真是复杂极了，而且下车后，我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于是我改坐往皇后区的E线地铁，到了皇后广场就可以改坐出租车。我坐上的那辆车，司机不但知道怎么去麦斯佩斯，还找到了体育馆，他把车子停在入口前，我看到五区电视网的工作车还停在一个礼拜前我看到的同一个地方。

看到车子停在那儿，我比较安心，付了车钱，来到工作车前，瑟曼不在里面。买了入场券，穿过十字旋转门，我抢到上星期我和米克坐的同一个位置坐下。初赛已经开始了，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中量级拳手正在擂台中央彼此周旋，我的眼光扫过靠擂台的中央座位，也就是上次看到伯根·斯泰特纳的地方。此刻我没看到他，也没见到男孩。

第四回合即将结束时，我趁计分员向裁判收计分板的同时，走到拳赛圈旁摄影师身边，问他瑟曼人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他今天晚上应该要来吗？也许他在车子里吧。”

我走到外头问了许多人，但是没人知道。有一个盯着转播屏幕的人告诉我，他听说制作人今天会晚一点才到，另一个则说他印象里好像瑟曼根本不会来。总而言之，没有人非常关心他的缺席。

我只得拿出票根，穿过十字旋转门，再回到我的位子上，接下来的这一战是羽量级拳赛，选手是两名本地年轻人，一副好勇斗狠的拉丁美洲人德性。其中一个来自伍德赛德附近，有一双很大的手。两人你来我往地挥了不少记拳，可是好像都产生不了什么杀伤力。第六回合结束比赛终了，布鲁克林那小子获胜，我觉得挺公平的，可是观众好像不太满意。

在十回合的决赛之前，有两组八回合的赛程，第一组比赛一点看头都没有，两个重量级选手出拳像豆腐，而且全都打在空气里。第一回合还剩一分钟时，其中一个挥空了一记勾拳，人当场像陀螺一样转了起来，然后小腹中了对方一记左勾拳，像头垂死的公牛般轰然倒了下去，还得用水泼醒他，观众简直乐翻了。

下一组出赛的拳手，此刻站在场中等待介绍，我随意瞄了一下进口处的走道，看见了伯根·斯泰特纳。

他并没有像有些人形容的那样穿着盖世太保外套，也没穿上次我见到他时的彩色运动上衣。他身穿浅褐小羊皮夹克，里面配深褐衬衫，系涡纹花样的领巾。

那孩子没跟在他身边。

在他和几码外旋转门边的男人聊天时，我目不转睛盯着他看。出场介绍完毕，比赛开始的钟敲响，我的视线一直紧紧跟随着斯泰特纳。几分钟后，他拍拍另一个男人的肩膀，然后便离开了体育馆。

我悄悄尾随于后。出了体育馆，他却已不见踪影。我再晃到五区电视工作车前找寻瑟曼，他也不在那儿，我想他大概不会来了。隐身在暗影中，我看到斯泰特纳从体育馆侧面走出来，慢慢走近工作车。他和车里的人大约交谈了一分钟，然后又沿着来时的方向往回走。

等了几分钟，我探头进车厢问：“这斯泰特纳到底死哪儿去啦，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

“你刚好错过了，”那人头也不回说，“不到五分钟前他还跟我说话呢，真不巧。”

“可恶！”我说，“那他有没有提到瑟曼哪儿去啦？”

这次他转过头了，“啊，对了，你先前也在找他。斯泰特纳也想知道他在哪里，看来瑟曼这次吃不完兜着走了。”

“你知道个什么。”我说。

然后我又把票根拿出来，穿过旋转门回到体育馆里。场中正展开第四场拳赛，我错过了开场介绍，不知道出赛的选手是何方神圣，也不想再坐回位子上，就跑到小卖部，买了一杯纸杯装的可乐，站到后面喝。一边喝着，一边搜寻着斯泰特纳的身影，可是怎么样也看不见他人影。我再转身向入口处看去，有一个女人站在那儿，开始一两秒钟我还以为是那个拿告示牌的女郎切尔茜，定睛一看，才知道原来我正瞧着奥尔加·斯泰特纳。

她把头发向后盘了起来，好像是叫假发髻，这种发型使她颧骨更显突出，看起来一脸严肃，不过也许她天生就是一副严厉的脸孔。她穿着黑色毛皮短夹克，盖住小腿肚的小羊皮靴，我看着她巡视着全场，不知是在找她丈夫还是瑟曼。她视线扫过我的时候，并没露出似曾相识的眼光，那么她找的人并不是我。

假设之前从来不知道她是谁，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然她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可是她身上有一部分魅力来自于我对她的认识，而且对她的了解太多了，多到我无法注视她，也无法不注视她。

比赛将近结束，伯根和奥尔加并肩站在那里，好像所有者似的注视着这个大场地。播报员公布了比赛结果，两名拳手分别由三四个随行人员簇拥着，从入口左边的楼梯下场。等他们从观众视线中消失之后，另外两名拳手从同一休息室走出来，走下通道进入拳击场中。这两名中量级拳手在这个地区打过不少精彩的比赛，我是从麦迪逊广场花园知道他们的。两个都是黑人，而且在打过的拳赛中大多是优胜者。那个比较黑比较矮的拳手，两只拳头都具有把人打倒的威力。另一个小子出拳虽然没那么强，但速度快，拳又准，看来会是场颇有看头的比赛。

就像上礼拜那样，决赛的开场以介绍一群拳击赛相关名人的方式进行，内容包括下礼拜晋级决赛的拳手，还有一名政客，皇后区议会议长，他被大会介绍时引来全场一阵嘘声，间或夹杂些哄笑。接下来清理完擂台之后，开始介绍这场比赛的拳手。我朝斯泰特纳夫妇方向看去，他们两人正往楼梯方向前进。

我先给他们一分钟时间走前头。比赛开始的钟声响起，我便下楼来到地下室。

楼梯尽头是一条宽宽的走廊，两边墙上的水泥砖裸露在外。走廊上的第一道门内坐着上一场比赛的优胜者，他拿着一品脱的斯米诺伏特加，正为他的朋友倒酒，自己则不时就着瓶子咂上两口。

再向前走，停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我转动门把，门锁着。下一扇门敞开，但乌漆麻黑的什么也没。房间里的墙和走廊一样，地板也是黑白磁砖。我继续往前走，忽然听见一个男子声音把我叫住，“嘿！”

我转过身来，斯泰特纳站在离我十五至二十码远处，太太则在他身后几步站着。他面带微笑，缓缓地向我走来，问道：“有什么事吗？你在找什么？”

“男厕所到底在什么鬼地方？”我回道。

“在楼上。”

“那为什么那个小丑叫我下楼来？”

“我不知道，这是私人用地。上楼去，厕所就在小卖部隔壁。”他说。

“那容易，我知道小卖部在哪里。”

我往回走，通过他身旁，我踏上楼梯时，可以感觉到他的目光在背后直盯着我上楼去。

回到座位，我试着观赏拳赛。场中一片混乱，观众简直爱死这种氛围了。过了两回合，我发现自己根本心不在焉，便起身离开体育馆。

体育馆外，空气变得更冷冽，风呼呼地吹。我走过一条街，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这附近我不熟，又没有路人可问，想叫辆出租车或打个电话都没办法。

后来我终于在格兰德街上叫到一辆黑车，他没装跳表也没有政府牌照，更不应该搭载乘客，可是一出曼哈顿，那些个规矩可就没什么人太在意了。他要价二十元，我砍到十五元成交。坐上车后我给了他瑟曼的地址，可是一想到还要再在门口蹲上一小时，我便改变主意，要他送我回旅馆。

车破烂不堪，还不时有废气从底盘冒上来，我只好把两边窗户都摇到底。司机把收音机转到播放波卡舞曲的电台，DJ叽哩呱啦讲得不亦乐乎。我猜那是波兰话。我们来到麦特波里顿街，穿过威廉斯堡桥向下东城驶去，好像在绕远路，可是我没吭声，反正他又没计程表，绕远路也不会多加钱，而且据我所知他走的路确实比较近。

回到旅馆，只有德金的留言。我上楼回房间，先拨个电话给瑟曼，又是答录机，我挂断电话，拨给德金。接电话的是他太太，她叫他来听电话，他拿起听筒，我说：“他没去麦斯佩斯，可是斯泰特纳去了。他们夫妇都在那儿，而且也跟我一样在找他，我猜我不是唯一被放鸽子的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都无法为他的去向提供线索，我看这只鸭子八成是飞啦。”

“是啊，他想飞，却在中途折翼。”

“嗯？”

“他家楼下有一家餐厅，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反正意大利文的意思是红萝卜。”

“拉迪基奥不是红萝卜，是一种莴苣。”

“管它是什么。就在六点半，你正赶去麦斯佩斯的时候，有个家伙从后门出来倒垃圾，在两个垃圾筒后面发现了一具尸体，你猜是谁？”

“不会吧。”

“恐怕是他。已经验明正身了，他从五楼跳下来，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体面，但还留有足够的脸蛋让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来。你确定那不是红萝卜？是安东尼里告诉我的，你也以为他应该懂意大利文吧。”

18

各大报社爱死这则新闻了。理查德·瑟曼坠楼身亡，死亡的地点离三个月前他太太被残忍奸杀之地只有几个院子远。一个很被看好的普利策奖得主这么猜想：正当瑟曼向下坠落时，戈特沙尔克家的窗口很可能是映入他眼帘的最后一幕景象。不过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他们既然离城六个月零一天，通常都会拉上百叶窗帘。对于这一点，我并没有觉得问题大到要写信去给主编的程度。

没有人质疑瑟曼的自杀，虽然对于他的动机各方持不同的意见——可能是对妻子与那未出世孩子的死太过沮丧，再不然就是对于她们的死亡太过自责。一家专刊的专栏作家看这一整件案子活生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贪婪而一败涂地的典型例子。“你可能常听人谈到拥有一切。”他写。三个月前瑟曼拥有的一切：银行存款、大房子、漂亮老婆，一份在前景大好的有线电视网的迷人工作，和一个就要出世的小宝贝，但是就在一刹那间一切化为灰烬，即使工作和金钱都填不满理查德·瑟曼心中的空虚。你可以说他是个坏人，一手策划十一月在五十二街房子里发生的那些邪恶情节。你也可以说他是个受害者，不管哪一种，他成了一个原本拥有一切、到头来却一无所有、什么也抓不住的人。

“你的第六感真准，”德金告诉我，“你怕他会出事，而且还想进他的屋里，但当时你又不认为他在里头。他的确不在，法医猜他死亡时间可能是早上七点到九点之间。这说得通，因为要是过了早上十点，楼下酒馆厨房里的伙计应该可以听到他落地时的撞击声。但为什么中午用餐时间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尸体，这实在令人费解。可能是因为出事地点在中庭尽头，而厨房里伙计出入的门又在远远的另一头，所以没有人走近发觉有什么不对劲。如果手上抱满剩下的茄子，你只想一扔掉就赶紧跑回屋里去，尤其那天的天气冷极了。”

星期五早晨，我们进了瑟曼的公寓。前天晚上，当我在麦斯佩斯追猎鬼影时，整个化验小组已经进来对整间屋子进行采样。我在瑟曼的公寓里晃来晃去，从这个房间晃到另一个房间，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也许我根本没在找任何东西。

“很棒的地方，”约瑟夫说，“都是现代家具，看起来很新潮前卫，不过还在容忍范围之内。为了享受而把每一个地方都塞得满满的。你常听人家这么形容女人吧？‘为了舒服，而不是为了速度’，你知道速度和女人有什么关系吗？”

“我想这一开始是用来形容马的。”

“真的吗？很有道理。‘骑’在一只肥马上，不是有更多的快感吗？我可得问问赛马的骑师。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最想当的就是警察，你知道，这一直是我想做的。当我看到那些骑在马背上的警察，就梦想能成为其中一员。当然在进警校前，就没那种天真想法了。你知道吗，我仍然觉得，当警察的日子还算不赖。”

“如果你喜欢马的话。”

“好嘛，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喜欢——”

“瑟曼不是自杀死的。”我说。

“这点很难说，那家伙已经吓破胆了。回到家，一早起来，发觉自己确实做了什么，看清楚已经无路可走了。而且这也是事实，他干掉了他老婆，你就是为此而想让他落网的。也许他的良心真起了些作用。又或许他终于认清自己的处境，而且知道像他这么一个美男子，一旦蹲监牢会成什么样子。干脆跳出窗口，所有的麻烦都这么一了百了啦。”

“这太不像他了，他根本就不怕法律，他怕斯泰特纳。”

“窗边可只有他的指纹，马修。”

“斯泰特纳在杀害阿曼达时就戴着手套，他一样可以再戴着手套把理查德往窗外扔。瑟曼本来就住这里，他的指纹早就留在那儿，或者斯泰特纳叫他把窗户打开，嘴里还说这儿怪闷热的，理查德，我们可不可以开窗透点气？”

“他留了一个便条。”

“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我说。

“是！我知道，但好些寻短见自杀的人也用打字机打他们的遗书啊，像是‘上帝原谅我吧，我再也受不了啦。’没说他做了，也没说他没做。”

“那是因为斯泰特纳并不知道我们知道了多少。”

“也可能因为瑟曼也是怕万一。假如他从四层楼高的地方摔下来却没死成，人躺在医院里，全身上下二十几根骨头折断，还得面对自己留下那些谋杀细节的遗书。”他把烟头丢进一个纪念品烟灰缸里。“有些地方，我也同意你，”他说，“我想争议点在他是不是被人推下楼的，那也是我要检验组的小伙仔细搜查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处在找昨天早晨看到有人进出公寓的目击证人。如果真能找出一个人来就太好了，如果你能把斯泰特纳也放在现场那当然更好，但我可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发生，你也不能拿他如何，就算他去过第一现场又怎样？他可以说当他离开时瑟曼还活着，当时他很沮丧，也很难过，可是谁能想到这个可怜的人会自我了断呢？你简直拿他没辙。不过也许你能提出更有利的证据。”

我什么话都没说。

“况且，”他说，“也没那么糟啊，我们都知道瑟曼杀了他老婆，我们也知道最后他没能逍遥法外。没错，他是帮凶，凶手也许是斯泰特纳——”

“当然是斯泰特纳。”

“什么‘当然’？我们所有的只是瑟曼的一面之词，他是在不录音的情况下跟你私人谈话，而且就在他跳楼的几个小时前。也许他在唬你，你想过这点吗？”

“我知道他是唬我，乔，他竭尽所能把自己说得很好，把斯泰特纳说成是斯文加利和开膛手杰克的综合体，所以呢？”

“也许不是斯泰特纳，也许还有其他的帮凶，又也许他跟斯泰特纳还有些什么生意上的牵扯。听着，我并不是说事情就是这样，我知道一切都乱糟糟的，这整件该死的案子从头混乱到尾。我的意思是，瑟曼设计杀他老婆，现在他也死了。如果每一件谋杀案都能结束得如此顺利，那我也不必在这里呕心沥血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假设斯泰特纳真的干了，而且被他溜掉，唉，反正我这辈子又不是没经历过比这更令人灰心的事。就算他真如瑟曼所形容的那般十恶不赦，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但这却从没发生过，这家伙从来没被逮捕过，也没有前科，据我所知，甚至连超速的罚单他都没被开过。”

“你都已经查过啦。”

“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当然查过，你还要我怎么做？如果他是个坏家伙，我当然乐意把他抓起来。可是他看起来并不坏呀，至少记录上看起来是这样。”

“他是另一个阿尔贝特·施韦泽。”

“不，”他说，“他可能真的是个变态，这我承认，但当个变态并不等于犯罪。”

我打电话去给剑桥的莱曼·沃里纳。其实我根本不必透露什么消息给他，脑筋动得快的记者早已打电话给阿曼达的哥哥，询问他对此事的反应。“我当然拒绝做任何说明，”他说，“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他真自杀了？”

“表面上看起来是。”

“我知道了，其中还大有文章，是吧？”

“有可能他是被其中一个共犯谋杀的，警方也有此怀疑，但他们倒不期望从这一方面找出什么进一步的线索。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证据能够反驳他是自杀的。”

“但你不相信那是事实。”

“我是不相信。然而我到底信不信并不很重要。昨天晚上我花了一两个小时和瑟曼谈，套出你希望我查出的事，他承认杀死了你妹妹。”

“他真的亲口承认了吗？”

“是的，他承认了。他企图把责任往他的共犯身上推，但他也承认自己在整件事情中扮演的角色，”我决定多说一点，“他说事情发生时，她一直不省人事。莱曼，她一开始就因头部遭到重击而昏了过去，她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接下来所受的罪。”

“我倒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本来我预定昨天中午和他见面，”我继续，“我原本希望他能一五一十地招认，我还准备把全部谈话录下来交给警方，但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他就——”

“他就自杀了。事到如今，我要说的是，我更高兴我雇用了你。”

“哦？”

“难道不是你的调查加速了他的行动吗？”

我曾想过这点。“我想你可以这么说。”我说。

“而且我也很高兴这件案子以这种方式了结，又快又干净，免得一遍一遍上法庭折腾，很多坏家伙都能脱罪，即使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有罪，也还是枉然。”

“有时的确如此。”

“即使他们脱不了罪，判得也总是不够久。如果他们在牢里表现良好，当个模范受刑人，不出四五年，又可假释出狱了。所以我说，如此结局我非常满意，马修，我可还少你什么款项吗？”

“你可能还可以收到点退费。”

“少无聊了。你可不准退还我什么钱，即使你退回来我也不会收的。”

说到钱，我告诉他，他也许可以开始处理他妹妹的财产和保险金。“如果是犯罪所得就不能继承，”我解释，“如果瑟曼杀了你妹妹，他既不能继承任何遗产，也无权受益保险金。我不知道你妹妹的意愿，但我想一旦瑟曼完全‘出局’了，令妹的所有遗产都应该归你。”

“我想是吧。”

“瑟曼到现在为止还没因为你妹妹的死而被正式起诉，”我说，“应该也不会起诉他了吧，毕竟他已经死了。但我想你还是可以依循民法来处理，法规和刑事法庭有些不同。例如，我可以出庭作证我和瑟曼在他死前一晚的谈话内容。虽然这些讯息都是听来的，但多少有些可信度，你应该和你的律师谈谈。像这样的案子，我想不需要提供到刑事法庭那样程度的罪证，这点应该不用怀疑，它们在应用上有不同的标准。但正如我先前所说，你还是得和你的律师谈谈。”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看不必了吧，钱还会去哪儿呢？我怀疑，自从阿曼达死后，他已重立遗嘱，可能受益人原本是阿曼达，但如果她有任何意外，受益人就是他自己那边的亲戚。”他咳了一会儿，然后控制了下来。“我才不想去跟他的姊妹、表兄或姨妈们争钱，我不在乎钱到谁手上，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

“我钱多得没时间花，对我来说时间比钱更宝贵，我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法庭或律师办公室里。你能了解吧。”

“我当然能。”

“这么做好像是太阔气了一点，但是——”

“不，”我说，“我不那么认为。”

同一天下午五点半，我去参加了一个聚会，在离宾州车站不远的圣方济教堂。成员组合很有意思：有穿西装的通勤者，也有刚醒过来的狼狈醉汉，两拨人都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

讨论的时候，我举手发言道：“今天一整天我都想喝酒。目前所遭遇的情况是我既不能做任何改变，但感觉上我又好像应该做些什么。我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而每个人都对结果相当满意。我是个酒鬼，希望每件事情都能完美，然而总是天不从人愿。”

之后，我回到旅馆，有两通留言，都是TJ打的。只可惜我没他的电话号码。我步行到阿姆斯特朗，点了一份墨西哥黑辣豆，然后赶上圣保罗教堂八点半的“阶段”聚会。在这第二阶段中我们所要学习的是，要相信这世界上存在另一个比自身更为强大的力量，它可以使我们重拾理智。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叫马修，我是个酒鬼，关于我的‘巨大能量’，据我所知，是以一种神秘而奇异的方式在运作。”当时我就坐在吉姆·费伯身边，他在我耳边小声说道，如果我的侦探事业一落千丈的话，还可以转职去写幸运饼干里的小字条。

另有一个成员，是一个叫简的女人，她说：“如果一个正常人一早起床，发现他的轮胎扁了，他会打电话到美国汽车协会去，但如果是一个有酒瘾的人，他就要打给自杀防治中心了。”

吉姆意味深长地用手肘轻触我肋骨。

“这不能应用在我身上，”我告诉他，“我甚至连车都没有。”

回到旅馆，又多了一个TJ的留言，可是我依然无法联络到他。我洗了个澡就上床歇息，就快要睡着时，电话铃响。

“你实在很难找啊。”他说。

“你才难找，还留了那么多口信。”

“那是因为上次你怪我不留言啊。”

“这次你是留言了，但我却无法联络到你。”

“你指的是留下电话号码。”

“对啊。”

“但我没装电话啊。”

“我想也是。”

“那就对啦，”他说，“唉，那个过几天再搞定就好。事情是这样，我发现了些我应该发现的事。”

“你指的是‘皮条客’。”

“是啊！我可是知道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说来听听。”

“在电话里？老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无所谓，但——”

“我不介意。”

“因为看起来没那么酷哦。”

“嗯，应该是。”我坐直身子。“在四十八至九街的转角处，有一家叫火焰的咖啡店，就在西南边的角落上——”

“反正往角落找就对了，我会找到的。”

“好！我想你能找到，”我说，“半小时后见。”

他在店外遇见了我，我们一起进去，找了一个小包厢坐下，他夸张地嗅着店里的气味，然后声明闻到了什么好东西，我笑着，递给他菜单，告诉他，他可以点任何他喜欢的食物。他点了干酪汉堡、培根、薯条和加料的巧克力奶昔。我要了一客英式土司和一杯咖啡。

“我遇到了一个妓女，”他说，“她就住在阿尔法贝特市，她说自己曾在一个叫朱克的皮条客手下做过，朱克可能是他的外号。老兄，她可真如惊弓之鸟啊！去年暑假，她才摆脱朱克，好像是从他安排她住的地方逃出来的，可是她时刻都提心吊胆怕会被朱克找到。她说朱克曾经威胁她，只要她敢惹他不高兴，就把她鼻子给割了。她跟我说话的时候，还不停地摸着自己鼻子，生怕它不翼而飞似的。”

“如果她是去年暑假离开的，她就不可能知道博比了。”

“对啊！”他说，“不过，事情是这样的，我发现了一个小孩，他知道博比，但就他所知，剥削博比的皮条客，就是曾经控制过——”他停了会儿，说，“我答应她不会把她名字漏出去的，不过告诉你应该没关系，但—”

“不，我不需要知道她名字。结论是博比和那女人是被同一个皮条客控制，但不在同一个时间，所以一旦你知道她的皮条客是谁，就等于知道博比。”

“答对了。”

“就是那个叫朱克（Juke）的家伙。”

“对！不过她不知道他姓什么。我猜是盒子（Box）①之类的吧，”他笑出来了，“她也不知道他住那儿。朱克曾让那女人住过华盛顿高地住宅区，但她说他还有几个不同的巢穴，这儿安排几个幼齿，那儿藏几个嫩货。”他挑了一根薯条，沾了沾番茄酱。“那个痞子朱克，总是在不断找新的幼齿。”

“生意真这么好，是不是？”

“她说他总是不停地找新货色，因为原有的货色总是用不久。”他歪着头，试着想出他所要跟我讲的重点，可是似乎不太能很清楚明了地讲出来。“她还告诉我一件事，朱克叫她到处去宣传，可以有两种方式跟他交易，一种是‘来回票’，一种是‘单程票’，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说来听听。”

“‘来回票’的意思就是你还有机会‘回来’。‘单程’就不是了。如果有嫖客买你‘单程’，那么他就可以不用把你‘归还’，他爱对你怎样就怎样。”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如果他想的话，甚至可以宰掉你，如此一来朱克不就大受欢迎吗？她说他还告诉她，你最好乖点儿，否则哪天我就给你张‘单程票’，她又说，可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要赴的约是‘单程’还是‘来回’。他会说，‘这个冤大头是个大好人呢！他可能会给你买些漂亮衣服，然后再对你好好的。’一旦她出了门去赴约，他转身就会对别的孩子说：‘你们以后永远也不会看见那个婊子了，因为我帮她买的是单程票。’有些孩子听了会开始哭，你知道，如果她是他们的好朋友的话，那他们是永远见不到她啦！”

等他吃饱了，我又给了他三张二十块的钞票，然后告诉他，我希望这点钱足以弥补他所花费的时间。他说：“不错啦。我知道你也不是啥有钱人。”

到了餐厅外，我说：“千万不要再进一步追查什么，TJ，尤其不要再多问任何有关朱克那家伙的事儿了。”

“我可以再多问几个家伙，看看她们怎么说。”

“不，千万不要！”

“我不会跟你多要钱啦。”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不想朱克知道有人在找他，弄不好，他一转身就开始来‘找’你。”

他翻翻白眼。“我可不想被他‘找’到。”他说：“女孩们说他是个大坏蛋，又说他很壮硕。不过在那女孩眼里，谁看起来都很壮。”

“那女孩多大了？”

“十二岁，”他说，“不过个子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还要小。”

① Jukebox是点唱机的意思。

19

星期六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白天出去吃个三明治，喝杯咖啡当午餐，再到菲尔·菲尔丁的录像带店对面去参加中午的聚会。七点五十分和伊莱恩约在五十七街卡内基音乐厅门口见。她有一堆室内乐的票想用掉。那天晚上的演出团体是弦乐四重奏，拉大提琴的是个光头黑女人，其他三人则是华裔美籍男乐手，他们都打扮得光鲜整齐，活像一群实习经理。

中场休息时分，我们计划音乐会结束之后到巴黎绿去，途中去葛洛根酒吧晃晃也说不定。可上半场都还没结束我们就提不起劲了，便到她的公寓去，叫外卖的中国菜吃。我在她那儿过夜，第二天早上又一起去吃早午餐。

星期日和吉姆吃过晚饭后，就到罗斯福医院去参加八点半的聚会。

星期一早上，我徒步到中城北区分局，因为事先打过电话，德金会在警局等我。我如往常一样随身携带了笔记本和昨天离开伊莱恩家就带在身上的《十二金刚》。

“坐，要不要喝点咖啡？”他说。

“我刚喝过。”

“真希望我也有时间喝咖啡。怎么啦？你脑子里又在打什么主意？”

“伯根·斯泰特纳。”

“哎，好吧。意料中的事，你就像一只咬住骨头的狗死都不松口。查到些什么了吗？”

我把录像带递给他。

“这部片子很棒，”他说，“然后呢？”

“这个版本跟你记得的有些出入，尤其是斯泰特纳和奥尔加在片中谋杀了小男孩的那一段。”

“你说什么啊？”

“有人将另一盘录像带转录到这盘带子上。李·马文在屏幕上出现十五分钟之后，画面便切换成自制录像带，内容由伯根、奥尔加和一个朋友一同演出，不过在片子结束之前那个朋友就归西了。”

他拿起带子，在手心掂了掂，道：“你是说，这是一盘色情片。”

“色情录像带，呃，反正都差不多。”

“而这个录像带是斯泰特纳夫妻的，但是怎么——”

“说来话长。”

“我有的是时间。”

“而且也很复杂。”

“嗯，还好你是早上来找我，”他说，“在我头脑还清醒的时候。”

从头到尾我一定讲了一个钟头。从威尔·哈伯曼惊慌失措地要我检查那盘录像带开始，每一件重要的事情我都毫不保留地全盘托出。德金翻开他桌上那本螺旋笔记本，在新的一页上记下重点，有时候他会打断我，问清一些疑点，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让我照自己的方式叙述。

讲完之后，他说：“所有事情竟然这么巧妙地互相联结在一起，真是好笑。你想想，假如你的朋友没那么巧租到那一盘录像带，也没把它给你看，那么瑟曼和斯泰特纳便永远都扯不到一块儿去。”

“而很可能我就没办法去动摇瑟曼的心理防线，”我附和道，“他并没选择主动找我坦白一切。那天晚上在巴黎绿，我只是在试探他，原本并没把握有任何进展。我想，因为五区有线电视网的关系，也许他会认识斯泰特纳，况且在麦斯佩斯我又同时见到过他们，给他看那张素描不过是想让他自乱阵脚罢了。没想到，竟然会因此而破案。”

“而且还把他推出了窗户。”

“这也算是巧合，”我说，“在哈伯曼没有租那盘录像带之前，我就几乎卷进这整件案子里了。我一个朋友在莱韦克想求助于私家侦探时，向他提过我名字。如果莱韦克及时打电话给我，大概就不会被杀。”

“也许连你也一起被杀了呢。”说着他把录像带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希望有人来把带子接过去似的。“我猜我该看看吧，休息室里有一台录像机，我们可以把那些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黛比要去达拉斯》①的老家伙们赶出来，”他站起身来，“跟我一起看，好吗？如果我遗漏了任何细节，你可以在旁边提点一下。”

休息室空无一人，他在门口挂了“请勿打扰”的牌子，以防别人忽然闯进来。《十二金刚》的部分快进过去，斯泰特纳的自制电影就开始了。起先他还会发表一些警察式评论，诸如服装啦、奥尔加的身材啦等等。但到残忍的部分开始时，他便不吭气了。这部电影就是有那种效果，不管你说什么，都跟你所看到的东西不协调。

倒带的时候，他哼道：“老天爷。”

“是啊。”

“再说一次那个被他们杀掉的男孩，你说他的名字叫博比是吗？”

“是‘快乐’，博比是另一张我给你看的素描画像上年纪比较小的那男孩。”

“就是你在拳击赛中看到的那个吧。你没有见过‘快乐’吧。”

“没有。”

“哦，当然啦，你怎么可能见过？在你看到录像带、莱韦克被杀掉之前他就已经死了。你不是说过嘛，事情真的很复杂。”他拿起一根烟，在手背上弹了几下。“我得把这盘带子拿到楼上给那些曼哈顿地方检察官看，这事儿很棘手。”

“我知道。”

“马修，这东西留在我这边吧，你的电话号码还是那个吗？就是旅馆的电话？”

“今天我会进进出出的。”

“嗯，好吧，如果今天没有任何消息也别觉得奇怪，明天比较有可能，甚至要一直等到星期三。我现在手边也有一些案子要忙，不过我会马上着手侦办这件案子的。”他把带子取出来。“这东西真是不得了，”他说，“你以前看过这种东西吗？”

“没有。”

“我最讨厌那些你非看不可的狗屎。小时候看赛马，那些人骑在马身上，你知道吗，我根本搞不懂他们在干吗。”

“我懂。”

“他妈的我真一点概念都没有，”他说，“一点都没有！”

直到星期三晚上我才接到德金的消息。那天晚上我在圣保罗教堂参加聚会到十点钟。回到旅馆，有两个口信，第一个是九点差一刻留的，要我打电话去警察局找他。四十五分钟后他又打来，并留了一个我从来没打过的电话号码。

我照号码打过去，跟接电话的人说我找约瑟夫·德金。他盖住收话筒，不过我还是听得见他叫：“约瑟夫·德金？我们这儿有个约瑟夫·德金吗？”过了半晌，约瑟夫来接了电话。

“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啊。”我说。

“是啊，暂时脱离城市的节奏。听好，你有没有时间？我想跟你谈谈。”

“没问题。”

“你到这儿来，嗯？这什么鬼地方啊？等等。”片刻后他说：“这个地方叫‘彼得的美国佬’，就在——”

“我知道那地方，老天。”

“怎么啦？”

“没什么，”我说，“穿运动夹克打领带去就可以了吗？还是要穿西装比较好？”

“少给我耍滑头。”

“好吧。”

“这个地方是低俗了点，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以我现在这么糟糕的心情来说，还能去哪里？卡尔利大饭店，还是彩虹屋？”

“马上来。”我说。

“彼得的美国佬”位于葛洛根西边一个街区上，它的历史悠久，已经经营了好几代，但仍然不像是会被列入国家文物的样子。这地方向来除了血腥，还是血腥。

酒吧里充满了走味的啤酒和马桶堵塞的气味。我进去时，酒保懒洋洋地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五六个坐在吧台前的老家伙没一个转过头来，我走过他们身旁，到里面那张桌子旁，约瑟夫背对着墙坐在那儿。他桌上有一个满出来的烟灰缸，旁边则是酒杯和一瓶波本威士忌，其实像那样把酒瓶拿到桌上来，是违反法令的，不过很多人是愿意为了某个亮出警徽的家伙而违法的。

“你找到地方啦，点东西喝吧。”他说。

“不用了。”

“哦，对了，你是不喝酒的，那种脏东西你从来都不碰。”他举起杯子来，苦着脸把酒咽下去。“如果要喝可乐，得自己过去拿，他们这里的服务不是很周到。”

“等一下再说。”

“那就坐下吧。”他捻熄烟。“耶稣基督啊，马修，耶稣基督。”

“怎么回事？”

“啊，屎蛋！”说着他把手伸下去，从身旁把录像带拿出来，扔在桌子上。录像带滑下桌子落到我膝盖上。“别摔了！”他说，“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拿回来，他们想没收，不还给我。”

“出了什么事？”

“可是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继续说道，“我说，嘿，如果你们不玩游戏的话，就把球棒和球还给我，他们虽然觉得话不中听，可是比起忍受我借机发作，还不如交还给我容易些。”他把酒喝干，砰的一声把酒杯放在桌上：“忘了斯泰特纳吧，这个案子根本不能成立。”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案子不成立。我跟条子们谈过，也跟一个地方检察官谈过，你手上那些东西根本就没什么鸟用。”

“你手上有的，”我说，“可是两个人犯下谋杀罪的影像记录。”

“哈，是啊！”他说，“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也是深植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的影像，更是我为什么到城里最烂的粪坑来喝最烂的威士忌的原因。但这又算什么呢？那家伙头上戴了一顶兜帽，遮住了大部分脸孔；而她呢，戴了一个面具。他们是谁？你说他们是伯根和奥尔加，我说很可能是你对。但是你能够想象，让他们站在被告席上，然后请陪审团根据那盘录像带来指认人犯？‘法警，请你将女性被告的衣物除去，好让我们能仔细查对她的乳房是不是和录像带上吻合？’因为那是唯一能在影片中看清楚的东西。”

“也可以看到她的嘴巴。”

“对啊！而且通常都有东西在里面。重点是，你永远没办法让陪审团看到那盘录像带，因为那太有煽动性。任何一个被告的律师都会试着阻止这件事，而且通常他们都能够成功。就连我看了那盘带子之后，都被烧出一肚子鬼火，想把那两个混账推进牢里，再把牢房门给焊起来。”

“可是陪审团却看不到。”

“很有可能。在事情还没进展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你，根本连起诉都没机会，因为你要呈什么东西给大陪审团看？首先，谁被杀了？”

“一个小孩子。”

“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孩子，也许他叫‘快乐’，也许他是从得州还是南卡或什么常常打高中足球赛的某个州来的。尸体呢？没有人知道，你所声称的谋杀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没有人知道，他真的被杀了吗？这就更不知道了。”

“你看到了，乔。”

“这种东西我在电视和电影上看多了。这玩意人们称为电影特效。什么杰森啦，弗雷迪啊，这些英雄们在不同的电影里大开杀戒。告诉你，他们可以做得跟伯根和奥尔加一样好。”

“我们看的是自制录像带，那上面没用到电影特效。”

“这我知道。然而我更知道，这盘录像带不足以证明谁犯下了一桩谋杀案，况且没有何地、何时、谁被杀害了的证据，你根本拿不出东西上法庭。”

“那莱韦克呢？”

“什么莱韦克？”

“他被人谋杀是有记录的。”

“所以呢？阿诺德·莱韦克和斯泰特纳夫妇之间，根本扯不上关联，唯一勉强能算是证人的理查德·瑟曼，赶巧又很‘方便’地死了，他告诉你的那些话也是在私底下，旁边没任何证人，这种算是耳闻来的小道消息，法庭上是不承认的。而且就算是瑟曼本人，也无法让斯泰特纳与录像扯上关联，莱韦克想用那盘录像带勒索斯泰特纳，但他也说了，如果斯泰特纳拿到了带子，一切就都结束了。你在心里有十足把握说我们手上的就是那盘录像带，而莱韦克正是亲眼看着小男孩的鲜血流进水管的摄影师，但那并不是证据。在法庭上，你才开口讲这些事，就会有律师跳进你嘴里堵住你的喉咙。”

“那么另一个男孩呢？博比啊，就是年纪比较小的那一个。”

“老天爷啊，”他说，“你手上有什么呢？一幅根据你在拳击场看到他坐在斯泰特纳旁画的画像？还有一个小毛头说认得他叫博比，但是他姓什么，打哪儿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就完全不清楚了。又有另一个孩子说，博比以前跟个皮条客混一起，那个皮条客常常威胁要把孩子们送到很远很远回不来的地方。”

“他叫朱克，想要追查他应该不太难。”

“事实上他是个比较能掌握的人。人们总是在抱怨计算机系统，可是计算机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这个叫朱克的，本名是沃尔特·尼科尔森，他就是朱克，也就是那个朱克·博克斯。他的外号来自于第一次犯案，他敲坏了一台自动售货机，之后又因为强暴、协助未成年少男犯罪、不道德地拉客，而以妨害风化罪名被捕，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娼妓集团，有一整班的小娼妓被捕。”

“你不能去拘捕他吗？很可能是他把博比介绍给斯泰特纳的。”

“没有什么东西要挟的话，很难让他从嘴里吐出什么来。而且像他那种街头痞子，要别人相信他所说的也很困难，不过你什么都甭做了，那个人渣刚好死了。”

“斯泰特纳干的。”

“不是斯泰特纳，是他自己——”

“就像瑟曼的下场一样，在别人还来不及抓他之前先杀人灭口，该死的，我应该马上就来的，还等什么周末——”

“马修，朱克一个礼拜前就死了，跟斯泰特纳没有关系，恐怕连斯泰特纳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朱克和另一个‘大自然的贵族’的人在里诺大道上的俱乐部中互相射杀，送掉了性命，为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能让两个大男人为她争风吃醋互射而死，肯定是个够劲的辣妹，是吧？”

我没有搭腔。

“知道吗？我恨死了这种事，昨天晚上我就接到了消息，今早去的时候，又继续努力了一阵。他们没错，他们是对的，但是也错了。一直等到今天晚上，我才打电话给你，因为实在不想告诉你这些，信不信由你。若是其他情况，我是很乐意和你同一阵线的，唉！”他在杯子里倒了更多的威士忌，一阵酒味飘来，不过我并不想喝它，如同“彼得的美国佬”里的恶臭对我也不起作用。

我说：“乔，我想，我能够了解。瑟曼死的时候，我就知道没啥希望了。”

“如果瑟曼还活着，我想我们十之八九都能逮住他们，现在瑟曼一死，我们没戏唱了。”

“但假若你开始进行全面调查——”

“老天爷，你怎么还搞不懂？”他说，“我们要用什么理由去进行调查？原告在哪里？申请拘票的正当理由又是什么？我们有的只是一堆派不上用场的垃圾。那个男人没有前科，局里也就查不到他的档案，更不用说调查了。他的记录干干净净，住中央公园南面的豪华公寓里，买卖外币，过着美好的生活——”

“那是洗钱。”

“那是你的说法，有证据吗？他缴税，捐钱给慈善机构，还对政治团体有重要贡献——”

“哦？”

“你少来，这又不是什么抓不了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和什么重要人士挂钩我们才查不下去，没这回事儿。他并不是那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街头流浪儿。非得要有充分证据才能抓他上法庭，而你想知道什么才叫有力的证据吗？说五个字就够了，想不想听那五个字？沃伦·麦迪逊。”

“哦。”

“没错。‘哦！’沃伦·麦迪逊，布朗克斯的恐怖分子。贩毒不说，光确定是他干的就有四个毒贩的死，另外有五个人的死也怀疑是他干的，就在他们终于在他老妈的公寓围捕他的时候，他一口气宰掉了六个警察，在没上手铐前，杀了六个警察。”

“我记得这事。”

“还有那个该死的格鲁利奥去替他做辩护律师，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每次都这样，反咬警察一口，说什么警察利用他当线人，又把查收的可卡因交给他去卖，最后还要杀他灭口，他妈的你能相信吗？六个配枪的警察，却没有一颗子弹打在沃伦身上，然后他说这是整个警察局串通好的阴谋要杀掉他。”

“而且陪审团还信了。”

“操他的布朗克斯陪审团，就算是希特勒他们也会把他放了，再叫辆出租车送他回家，何况只是个区区毒贩，大家都知道他有罪也没用。你能想象用这一桩证据不足的案子去告一个正派公民斯泰特纳吗？马修，你到底听懂了没？还是要我再说一遍？”

我听懂了，不过我们还是从头再过滤了一遍，讲了不一会儿，波本酒的酒精开始发生作用，约瑟夫的眼睛失去敏锐的焦距，说话也开始含混不清。很快地，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也失去了自己的论点。

“我们离开这里吧，”我说，“你饿不饿？咱们去吃点东西，或者喝点咖啡什么的。”

“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不介意吃点东西。”

“狗屁！你这个狗娘养的，少给我在那边自命清高。”

“我没有。”

“操你的没有才怪！是不是那些聚会教你，当人家想喝闷酒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做一个讨厌鬼？”

“不是。”

“不要因为自己是个无法承受酒精的甜心，就认为上帝派你来劝全世界的人都戒酒。”

“你说的没错。”

“坐下。你要去哪里？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给我坐下吧。”

“我该回家了。”我说。

“马修？对不起，刚才我太过分了，好吗？真的没别的意思。”

“没关系。”

他又跟我道歉，我也说不要紧，然后呢，酒精又开始作怪，他说不喜欢我刚才说话的语气。“等一下，”我说，“待在这儿别动，我马上就回来。”说完我就走出酒馆，回家去也。

他喝醉了，一瓶酒还剩下大半瓶。他腰上挂着一把警用左轮枪，车子停在街边的消防栓旁，看起来挺危险的，可是上帝并没指派我来帮他妈的全人类戒酒，也没要我确定每一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回家。

① 即Debbie Does Dallas，一部拍摄于一九七八年的美国色情片。

20

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前，把录像带搁桌上闹钟旁。第二天早上一睁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盘带子。我将它留在桌上，出门迎接这新的一天。那天是星期四，我没去麦斯佩斯看拳赛，赶回家开电视看转播，效果和临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又一天过去了，到了星期六，我才想到应该把录像带放进保险箱中，可是周末银行不上班，我便和伊莱恩在苏荷区的艺术馆逛了一下午，在城里吃了意大利菜，然后到甜蜜巴兹尔去听钢琴三重奏。那天，我们之间呈现出一种恬适的静默，那是只有在两个人经历过共同的成长后才会出现的默契。回家的路上，出租车里我们紧握双手，默默无语。

早先我对她提起约瑟夫和我之间的对话，不过那天下午和晚上我们都没再回到那个话题上。星期天晚上我和吉姆照例一起吃晚饭，也没再跟他谈起那件案子。聊天时，它曾在我脑海中闪过一两次，不过我并不觉得有必要再拿出来讨论。

现在看来好像有点奇怪，但那几天我真的没有放多少心思在那上面。倒不是因为同时间还有许多事在忙，也不是因为有什么运动赛事占去我太多时间，尤其是从超级碗到春训之间的这段时间是体育淡季。

就我所知，我的大脑分隔成许许多多不同层级或腔室，常会使用一些超乎意识思维的方法来处理事件。自从我当上警员后，便很少正经八百坐下来试着在意识层面上理解什么事，大部分时间累积的细节终会整理出一个解决之道，然而洞察力通常不像灵光那么容易出现，而是脑中潜意识的那部分明显地把有用的信息都处理过，从谜团中提供新的启发。

所以应该可以说是下意识的决定：暂时将斯泰特纳夫妻这件案子摆一边，从脑海中挥去（或是“放进”脑海中更深、更隐蔽的领域里），直到我想出解决方法为止。

这要不了多少时间，至于成效如何……呃，就很难说了。

星期二清早，我拨411查号台问住在中央公园南面的伯根·斯泰特纳的电话。可是接线员说，这个电话她不能给，不过倒是愿意提供列克星敦大道一带的商业电话册，谢过她后，我挂上电话。过了一会儿我再拨了一次，这次是一个男接线员，我告诉他自己是警察，并附上姓名及警徽号码，要查询一个未公开的电话号码，我给了他姓名地址，他把电话给我，我道了谢，照着拨去。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我说要找斯泰特纳先生，她说出去了。我问她是不是斯泰特纳太太，停顿了一两秒钟，她才决定承认。

我说：“斯泰特纳太太，我这儿有一样东西，原是属于你们夫妻俩的，我希望交还给你们时，可以得到相当的回报。”

“你是谁？”

“我叫斯卡德。马修·斯卡德。”我说。

“我想我不认识你。”

“我们见过，不过我没有期望你会记得，我是理查德·瑟曼的朋友。”

这次是明显的停顿，我猜她是在琢磨坦承自己与瑟曼之间的友谊会不会被记上一笔。

“那件事真是太悲惨了，对我们冲击很大。”

“想必也是。”

“你说你是他朋友？”

“没错，并且也是阿诺德·莱韦克的好朋友。”

又是一阵踌躇：“恐怕我不认识他吧。”

“那是另一桩悲剧。”

“对不起，你说什么？”

“他死了。”

“真遗憾，不过我从来就不认识这个人，假如你能告诉我到底你想干什么——”

“就在电话里讲？你确定要这样吗？”

“我丈夫现在不在家，如果你能留下你的电话，也许等他回来后可以给你回电。”

“我有一盘莱韦克拍的录像带，”我说，“你真的要我在电话中告诉你内容？”

“不。”

“我想私下跟你见个面。就你一个，不要带你丈夫来。”

“我懂了。”

“找个公开的场合，但是要隐秘得不会有人偷听到我们说话。”

“让我想想。”她说。过了足足一分钟，她说：“你知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唉，这还用问？你连电话都有了，但你是怎么弄到电话号码的？这种不公开的电话应该不可能查到。”

“我想他们弄错了。”

“这种事情他们不会弄错。哦，当然啦，你是从理查德那里问到的，可是——”

“什么？”

“没事。你知道地址，这栋大楼里面就有一个鸡尾酒吧，一小时之后在那儿见面。”

“好。”

“等一等，我要怎么认你？”

“我会认出你的，”我说，“只要戴上面具，再把衣服脱掉就好了。”

鸡尾酒吧的名字叫哈德良长城，哈德良是一位罗马皇帝，而以他命名的这座长城建于北英格兰，用来保护罗马人以防蛮族入侵。至于这名字的背后还有什么丰功伟绩，我一无所知。酒吧里的装潢保守而昂贵，红色的皮靠背椅和黑色云母石桌，灯光幽暗，音乐也只隐约可闻。

我早到了五分钟，坐下来，先点了一瓶巴黎水。她迟到十分钟，从大厅进来，站在门口向里头张望。我站起身来，她一看见我，便毫不迟疑地走过来。“希望没让你久等，”她说，“我是奥尔加·斯泰特纳。”

“马修·斯卡德。”

她伸出手来让我握住，那是一只冰冷而滑腻的手，手劲很大，让我联想到丝绒手套里的铁手。指甲很长，涂着与唇膏同色的猩红。

录像带里，她的乳头也是同样颜色。

我们刚坐下，侍者就来了。她叫出他的名字，要了一杯白酒，我要他再给我来一瓶巴黎水。我们一直保持沉默，等侍者把饮料端上离去，她才开口：“我见过你。”

“我告诉过你，我们见过。”

“在哪儿呢？”她皱皱眉，然后说：“哦，对了，在拳击场楼下，你鬼鬼祟祟地不知在干什么。”

“我在找男洗手间。”

“就算是好了。”她举杯，轻轻地抿了一口酒，只是润润舌罢了。她穿着深色丝质衬衫，颈项上系条花丝巾，用别针固定在喉头处。那个宝石似乎是青琉璃石，她的眼睛看起来也蓝汪汪的，不过在这么昏暗的灯光下，很难辨别眼珠颜色。

“告诉我你要什么。”她说。

“为什么不先让我说一下我知道些什么。”

“好吧。”

我从自己曾经做过警察开始说起，她听了并不吃惊，大概是我有条子相吧。在一次时代广场的扫黄行动中，我们抓了莱韦克，他是一家成人书店的店员，以侵占及贩卖猥亵物品的罪名被逮捕。

“后来出了一些事，我离开了纽约警局。去年，莱韦克听到我在做私家侦探，便跟我联络。几年没见，阿诺德那家伙还是老样子，长胖了些，不过还是没变。”

“我压根儿就不认识这个人。”

“随你怎么说吧。我们碰了面，他向我透露一个有关某人在地下室拍自制录像的故事，其中涉及一些专业领域所以人家找他当摄影师。就我个人来说，像阿诺德那种电影狂看的片子我可不感兴趣，但你不会毫不知情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身上没有监听装置，可是就算用麦克风大喊，结果还不都一样，她一句口风都不漏，从她的眼中我看得出她完全了解我说的话，但却小心翼翼地不在话语中漏出任何可以留下记录的讯息。

“就像我说的，”我继续，“阿诺德很谨慎。他想用一盘拷贝带来赚钱，不过他很小心没有说是多少。他怕买主会对他不利，所以才找上我，我的工作是协助他以确保买主不会要他的命。”

“那你做到了吗？”

“那就是阿诺德不聪明的地方了。他只要一个保镖而不要合伙人，因为他想独占得到的钱，虽然也许他会象征性地付一些给我。他对我有所保留，处处提防着我，却忘了提防他的买主，因为他被人拖到地狱厨房的黑巷里用刀刺死了。”

“真可怜。”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人家常说，这个世界不是狗咬狗，就是黑吃黑。一听到消息，我马上就赶去他那儿，买通管理员，进到他公寓里四处搜查。警察已经去过，而他们并不是第一批进到公寓里的人，因为阿诺德尸体被发现时，他身上的钥匙已经不翼而飞，所以我也不期望能有什么重大发现，可能连次等货都捞不到。斯泰特纳太太，请恕我开黄腔。”

她看着我。

“事情是这样的，我知道阿诺德那里留有一份拷贝，他跟我说过。于是我把所有录像带收集起来，一共有四十几盘之多，都是那种如果你看到包准会关电视的老片子，但他就爱那调调。我呢，坐在录像机前面，一盘一盘地放，一盘一盘地找，我用快进来检查每一盘带子，放到这盘时，电影画面突然消失，切入的是一个在房间里的少年，像中世纪西班牙宗教审判似的被挂在金属架子上。屋子里还有一个美丽的女人，穿着皮裤、手套，脚蹬高跟鞋，除此之外一丝不挂。我注意到你今天也穿皮裤，不过跟那件不一样，录像带里的那件，下面有开裆。”

“多告诉我一些录像带的事。”

我详细地描述以示我真的看过。“没有什么剧情，”我说，“不过结局出了一点小毛病，血液象征性地流经地板注入排水管中，你不得不归功阿诺德，这是他最具创意的表现，还有那棋盘式的地板，竟然和麦斯佩斯的地板一模一样，这不太巧了吗？”

她抿抿嘴唇，轻轻地呼了一口气。桌上的白酒还剩半杯，不过她没碰，反而伸手把我的巴黎水取去啜了一小口，然后再摆回原位，非常暧昧的动作。

“你提到理查德·瑟曼。”她说。

“对啦，你瞧，我手上有阿诺德的带子，但是该拿它怎么办？这个误入歧途的混蛋又没告诉我那些人是谁。我相信失主一定会很高兴能收回带子，而我呢，由于提供了替他们收回带子这个深具意义的服务，一定也能得到相当的回报。可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我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然而如果不能恰好撞见一个穿着橡皮衣、挺着老二在街上逛的男人，我实在无计可施。”

我把装着巴黎水的杯子在手中转，举起来在她红唇停留过的地方啜了一口，代替了一个吻。

“然后瑟曼出现了，”我说，“还死了老婆，舆论大概分成他到底有没有涉嫌杀他老婆两种说法。我们是在一家酒吧认识的，因为他也在电视台工作，所以我自然地提到在我们相识之前也在电视网服务过的阿诺德。奇怪的是，他提起了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你和你丈夫的名字，很特别的名字，就算在酒馆里泡一整晚也不会忘记。瑟曼那天喝得比我醉，酒后嘛，便很可爱地吐了一堆线索和暗示。我本想跟他再多谈谈，可是接下来你也知道，他死了，据说是自杀。”

“真是悲哀。”

“而且就像你在电话里说的，很悲惨。他被杀的同一天，我们约在麦斯佩斯见面，他要指出你的丈夫给我看，当然他失约了，我猜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死了。不过我也不需要他的指认，因为我认得你们俩。不但如此，我还认出了地下室的地板，你们拍片的房间我没找到，也许是那些上了锁的其中一间，也许拍完片后你们又重新装潢过了，”我耸耸肩，“这已经无关紧要了。瑟曼要干什么？他跳出窗户时有没有得到什么协助？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点是，现在我可以做些有用的事，并让别人报答我。”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那简单，基本上我要的东西和阿诺德要的一样，每一个人要的不都差不多吗？”她的手放在离我只有几英寸的桌面上，我伸出一根手指，碰碰她的手背。“唯一不同的一点是，我不想得到像他一样的下场。”

好长一段时间，她只是坐在那儿垂眼看着我们交触在桌上的手，然后她将手覆上来，定睛望着我，此时我可以看到她眼里那汪慑人的蓝。

“马修，”她试着叫我的名字，“不，我想我还是叫你斯卡德好了。”

“你喜欢就好。”

她站起身，我还以为她要走了，然而正相反，她绕过桌子挨紧我的身子坐下，又把手覆在我手上。

“现在我们是在同一边了。”她说。

她擦了很多香水，闻起来像麝香，这倒不令我吃惊，我并不认为她闻起来会像一棵松树。

“像那样实在不好说话，”她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斯卡德？”我不知道原来她有口音，语调带着轻微的欧洲腔。“我能讲什么呢？也许你在耍诈，戴了监听器好把我的话都录下来。”

“我没有戴监听器。”

“我又怎么知道呢？”她转向我，把手放在我的领结下方，顺着领带而下，将手塞进我西装外套里，然后仔细地摸遍衬衫前面。

“跟你说过了没有。”我说。

“是啊，你跟我说过。”她喃喃道，她的唇就在我的耳际，暖暖的呼吸拂过我的脸颊，手则游移而下，从我的大腿内侧向上厮磨。

“你把录像带带来了吗？”

“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真可惜，不然我们现在就可以上楼去放来看了。你看那盘带子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不知道。”

“不知道？这什么答案，你自然是知道，它让你很兴奋，对不对？”

“我想是吧。”

“你想是吧，你现在就很激动了，斯卡德，你勃起了。我现在光靠爱抚就可以让你达到高潮，怎么样啊？”

我不发一语。

“我现在又热又湿呢，”她说，“而且没有穿内裤，光着下体穿紧身皮裤，然后再把皮裤里头弄湿的滋味真是太美妙了，要不要跟我上楼来？我可以让你欲仙欲死。记不记得我怎么对付那个小男生？”

“你宰了他。”

“你以为他真在受苦吗？”她贴得更近，轻啃着我的耳垂。“连续三天，我和伯根把他干得头昏脑涨，我们干他、吸吮他，他要什么药都给他，一辈子的福在三天里都让他享尽了。”

“但他却不太喜欢那个结局。”

“他是很痛苦，那又怎么样？”她依着话语的节奏爱抚着我，“他是活不到一百岁，也没机会变成一个糟老头，但谁希望变成一个糟老头呢？”

“我猜他死得很快乐。”

“他就叫‘快乐’。”

“我知道。”

“你连这个也知道？那你知道的可不少，你以为你很关心他吗？如果这么关心他，为什么会勃起呢？”

这倒是个好问题。“我从来没说过我关心他。”

“那你到底关心什么？”

“用录像带拿到钱，而且活着花它。”

“还有呢？”

“目前为止，这样就够了。”

“你要我，不是吗？”

“地狱里的人也想要冰水啊。”

“但是他们可没这个福气，如果你要我，我们现在就可以上楼去。”

“不用了。”

她坐回去。“老天，你真是强悍，”她说，“你是个难缠的家伙是不是？”

“也不那么难缠。”

“要是理查德的话，早就趴下，隔着皮裤啃我了。”

“看看他的下场。”

“他也没那么痛苦。”

“我知道，”我说，“谁希望衰老而死？听着，即使你能让我勃起，并不表示你就能牵着我的老二走。我当然要你，第一次看到录像带时我就要你了。”我抓起她的手，摆进她的大腿内侧。“等我们的正事办完了，”我说，“我再要你。”

“真的吗？”

“真的。”

“你知道你让我想起谁吗？伯根。”

“我穿黑色橡皮衣不好看。”

“别那么肯定。”

“而且我割过包皮。”

“你可以移植皮肤啊。不，是你的内在，跟他相像，你们都很冷酷。你以前是警察吧？”

“没错。”

“你杀过人吗？”

“问这干什么？”

“你不用回答我也能感觉出来。一定有，那种滋味你还喜欢吗？”

“不特别喜欢。”

“你确定这是实话？”

“什么是实话？”

“啊，老掉牙的问题了。不过我想我还是坐回对面去，要谈正事的话，能看到彼此的脸才好。”

我向她表示我并不贪心，五万块就能打发掉，他们也曾付给莱韦克那个数目，虽然最后没让他留着用，但可以照付给我。

“你很可能和他一样哦，”她说，“他发誓没有拷贝，但还是有。”

“他太笨了。”

“留着拷贝吗？”

“不，骗你们说他没有拷贝。我有两份拷贝，一份在律师那儿，另一份在一位私家侦探的保险箱里，以免我死在黑巷或从窗口掉出来。”

“如果有两份拷贝，你可以向我们勒索更多的钱。”

我摇摇头说：“那些备份只是以防万一，而我的聪明才智则是你们的保障，把带子卖给你们一次是帮你们一个忙，而不是勒索。但如果我卖给你们第二次，就会被杀掉，我可不会那么笨。”

“那如果我们第一次就不付钱呢？你就去报警吗？”

“不。”

“为什么不？”

“因为这盘带子还不足以让你们下狱，我会把带子拿去报社，这种故事，小报社最喜欢了。当他们知道你们的双手染了太多的鲜血却无法提出诉讼时，他们会把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也许你们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却会引起相当的注目，而你丈夫的加州朋友也不会乐意见到你们这么大出风头吧。就连坐电梯的时候，也会遭受邻居的指指点点。只消五万块，就能避免这种抛头露面，谁都会付钱的。”

“五万块可不是小数目。”

“你真的这样想吗？我是不知道卖给报社能不能拿这么多钱，但最少一半没问题，如果那种故事还不能让他们赚钱的话，他们大概得改行了。今天下午我就可以随便走进一间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张两万五千块的支票。没人会说我是个勒索者，相反，他们还会叫我英雄侦探，更有可能委托我再多挖掘一些。”

“我得和伯根商量，你说钱不多，但筹起来还是要花点时间。”

“去你的，”我说，“一个专门洗钱的男人要筹钱还会有困难？你们公寓里至少有五倍的数目。”

“你对经商的观念好像有点可笑。”

“我确定明天晚上你们就能把钱准备好，”我说，“我到时候就要。”

“天哪，”她说，“你真像伯根。”

“我们品位不同。”

“是吗？没有真正尝过滋味，最好先别妄下断语，而且你从来没试过，对吗？”

“我并没有错过多少山珍美味。”

“伯根一定会很想见你。”

“明天晚上我们进行交易的时候，我会把录像带带去，以便让你们鉴定货色。你们在麦斯佩斯有录像机吧？”

“你想在那里进行交易？拳击场？”

“这对双方来说都很安全。”

“天知道那实在是个很隐秘的所在，除了星期四之外，那里就像荒地一样，即使星期四也没有很多人。明天是星期几？星期三？我想应该有可能，当然我得先和伯根商量。”

“这是当然。”

“什么时间比较好呢？”

“晚一点，”我说，“我可以晚一点再打电话给你商量细节部分。”

“好，”她看看手表，“四点钟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

“很好，”她打开皮包，把我们两人的酒钱放桌上，“告诉你斯卡德，我真的想先和你上楼去，我湿透了，而且不是假的。”

“我想也是。”

“而你也一样想要我，可是我很高兴我们什么都没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告诉我。”

“因为如此我们之间就会一直存在着一种性张力，你能感觉到吗？”

“可以。”

“那不会消失，明天晚上还会存在，也许我会穿开裆的裤子去麦斯佩斯，你喜欢吗？”

“也许。”

“还有长手套、高跟鞋，”她看着我，“没有衬衫。”

“乳头上要擦口红。”

“鲜红的。”

“要和你的唇膏、指甲油同一种颜色。”

“也许完成交易之后，我们三个可以找点乐子。”

“这我就不敢说了。”

“你以为我们会把钱收回来？你不是在律师和私家侦探保险箱那里都有拷贝吗？”

“我不是说那个。”

“那是什么？”

“我们三个人，我不喜欢太多人。”

“不会太挤的，你要多少空间都可以。”

21

四点钟，我打电话过去，我想她一定是守在电话机旁边，铃声一响她就接了。

“嗨，我是斯卡德。”我说。

“你很准时，这是个好现象。”她说。

“哪种好现象？”

“守时的好现象。我跟我丈夫说了，他同意你的提议，明天晚上可以接受，至于时间问题，他建议在午夜。”

“晚一点吧。”

“凌晨一点吗？等一下。”

通话停顿了片刻，然后斯泰特纳接过电话，他说：“斯卡德吗？我是伯根·斯泰特纳，凌晨一点钟没问题。”

“很好。”

“我真是急着见你，我太太对你印象很深刻。”

“她也很迷人。”

“我一向都这么认为。说起来，其实我们见过面对不对？你是那个到处乱闯找厕所的拳迷对吗？不过我必须承认，你长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了。”

“看到我不就知道了吗？”

“我怎么觉得我早就认识你了。奥尔加跟我解释过目前的状况，你的安排我没有任何问题，在律师和你的代理人那里还留有拷贝对吧？”

“是律师和私家侦探。”

“如果你死了，他们就得依照你的指示去处理拷贝，是吗？”

“正确。”

“你有这种警觉我可以理解，不过我向你保证，那完全没必要，但是就算这样你还是不会放松警戒吧？”

“对，不会。”

“防人之心不可无，人家不都这样说的吗？可是我有个疑问，斯卡德，假如我们完成交易，然后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但五年之后你一不小心被一辆公共汽车撞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如果我相信了你——”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我认识一个人，他以前也曾经有类似的状况发生，让我想想看他是怎么处理的。”我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好吧，你听听看这样处理好不好，我会告诉他们说，假如我从今天算起的一年之后死亡，他们可以把东西都毁掉，除非有特殊情况发生。”

“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如果我死于什么可疑的原因，而谋杀者尚未被确认或逮捕归案。换句话说，如果我是被公共汽车撞死或是被嫉妒的情敌枪杀，那便不关你的事，可是如果我被某人或某些不明人士谋杀，那你脱不了干系。”

“如果你在一年之内就死了呢？”

“那你就有麻烦了。”

“即使是被公车撞死也算？”

“即使是心脏病发作也包括在内。”

“天哪！”他说，“这我可不太喜欢了。”

“我尽力了，没办法。”

“狗屎，你的健康情形怎样？”

“还不赖。”

“我希望你别喝太多可乐。”

“可乐的气泡太多了，所以我喝得不多。”

“真好笑。你不跳伞，也不玩滑翔翼吧？自己开不开飞机呢？老天，你听听，这简直像人寿保险的测验。好吧，反正你好好照顾自己，斯卡德。”

“我会保重的。”

“这就对了，”他说，“你知道吗？我想奥尔加说得没错，我一定会喜欢你的，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

“今天晚上？”

“是啊，要不要一起吃晚饭？我们可以喝点香槟，说说笑笑，明天要谈公事没错，但谁规定我们今晚就不能来点社交活动呢？”

“我没办法。”

“为什么？”

“今天晚上已经有计划了。”

“取消嘛，有什么事情那么重要，不能改时间吗？”

“我要去参加戒酒的聚会。”

他大笑了好久。“哦，简直太妙啦，”他说，“没错，你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我们其实都有计划，奥尔加今晚要去天主教青年组织陪舞，我则要去，呃——”

“男童发掘大会。”我提示道。

“一点没错，那是一个年度的颁奖晚宴，他们要颁给我一枚鸡奸勋章，是一种大家都追求的最高荣誉。斯卡德，你这个人真好玩，你花了我很多钱，不过至少让我买回一些笑料。”

挂上斯泰特纳的电话，我打电话到租车公司预租车子，取车之前我先到柯林斯书店买了一份皇后区地图，走出书店时才想到自己正经过那一家为雷·加林德兹的素描裱框的画廊。画裱得很好，透过不反光的玻璃，我试着用纯粹欣赏艺术品的角度去看那两幅铅笔素描，可是仍旧失败。因为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出两个死去的小男孩，以及那个杀害他们的男人。

他们把画包好交给我，我用信用卡付完账，把图画带回旅馆，收进衣橱里。我研究了一会儿皇后区地图，外出用了三明治和咖啡后又回来研究地图。七点左右，我徒步到租车公司取车，还是用信用卡付的账。他们把我带到一辆灰色的丰田卡罗拉前面，里程表已经跑了六千两百英里，油箱加满，烟灰缸清得很干净，可是不知是谁清洗的地毯，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

我把地图带身边，没有查阅就开往中城隧道，经过长岛便道，在交流道前下了公路。路上交通有些拥挤，不过情况还好，因为现在所有的通勤者都在看电视，我在那附近打转，开到麦斯佩斯体育馆时慢慢地绕了一圈，然后找地方把车停下来。

我像个正在出动的懒惰老条子一样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过不久想要小便，但是忘了带小罐子。这是以前做警察时学来的。不过这方圆几英里之内，尽是一片荒芜，半小时之内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看见，我便大起胆子，把车开到两条街远的一堵废弃砖墙边，下车小便。然后又开到拳击场对街停下来。这条街是车主们梦想中的停车场，到处都是停车位。

九点多，我下车来，谨慎小心地慢慢往拳击场走去。回来后，扭开昏暗的小灯，取出笔记本，用剩下一点时间草草地画张路线图。

十点钟，我从另一条路线开回城里，租车公司的小弟说他得算我全天的租金：“你干脆开回去，明天下午再来还车，反正一毛钱也不用多付。”

我告诉他已经用不到了。车库位于五十七和五十八街之间的第十一大道上，我往东走了一条街，然后右转往南，经过阿姆斯特朗时进去晃了一下，没看到我认识的人。又到彼得的美国佬去看看约瑟夫·德金是否在那儿，结果他也不在。几天前我们才聊过天，他说希望自己说话还算得体，我向他保证他绝对是个温文儒雅的绅士。

“那么那就是我的‘第一次’，你知道吗？我可没有这种口不择言的习惯，可是一个人偶尔也要把心中积压的郁闷倒出来才行。”

我说我了解他的意思。

米克也不在葛洛根里，柏克说：“他应该等一下就会来。从现在起到关门前这一段时间，他总会出现。”

我坐那儿，把一杯可乐喝完，改喝俱乐部苏打。安迪·巴克利来了，柏克倒了一品脱的健力士黑啤酒给他，他把高脚凳搬到我身边，开始大发篮球高论。以前我还知道篮球的一些规则，但是过去几年来都没再注意了。这无所谓，反正都安迪一个人在讲。他跑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看球赛，尼克队终场以三分险胜对手，为他赢了赌金。

后来他又说服我去跟他玩射飞镖游戏，我当然不会笨到跟他赌，他就算用左手射都可以赢我。玩完第二盘，我走回吧台再喝一杯可乐，安迪则留在原地把自己的技术练得更精进。

我一度想去参加午夜的聚会。记得刚戒酒时，在列克星敦大道和三十街附近的摩拉及教堂每天晚上十二点都有一场聚会。后来因为场地问题整个小组改移至艾乐侬屋。那是一个戒酒俱乐部，在戏剧院附近有很多聚会场合，目前是在西四十六街上一栋公寓的三楼。艾乐侬屋位于这几个地点之间，有些人在市中心靠维瑞克的休斯敦街上又组了个聚会，地点就在格林威治村和苏荷区相连接的地方，凌晨两点还有专门为失眠者办的聚会。

我可以先去参加午夜聚会，只要和柏克交代一声，看到米克时跟他说我在找他，并且一点半前一定会回来。可是不知怎的，有件事让我打消了念头。我坐在高脚凳上，杯子空了，又要了一杯可乐。

快一点的时候，米克终于出现了，我正在盥洗室里，出来时看他掂着爱尔兰威士忌酒瓶和那个他专用的沃特福德酒杯。“好家伙，”他说，“柏克告诉我你来了，我说应该替你泡一壶咖啡，希望今天晚上你可以熬晚一点。”

“今晚不行。”我说。

“呃，这个嘛，也许我可以使你改变主意。”

我们坐到老位子上，他斟满了酒杯，把杯子举到灯光下，杯中的液体莹莹生光。“老天，这颜色可真美。”随后喝了一口。

“如果不喝酒的话，”我说，“可以喝一种颜色调得一模一样的奶油苏打。”

“哦，是吗？”

“当然你不能加东西，否则上面就会起一层皮。”

“这样不就破坏整个效果了吗？”他再喝一口，叹气道，“唉，奶油苏打。”

我们随便闲扯了一会儿，我倾过身去说：“你还需要用钱吗，米克？”

“过得去啦，鞋子至少没破洞。”

“哦。”

“可是我永远都需要用钱，那天晚上我跟你说过了。”

“没错。”

“你问这干吗？”

“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弄到钱。”我说。

“啊，”他闷不吭声地坐在那儿，脸上的笑容忽隐忽现，“多少钱？”

“最少有五万，实际上很可能会更多。”

“谁的钱？”

问得好，约瑟夫·德金曾经提醒过我，钱是不认主人的。他说，那是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

“一对姓斯泰特纳的夫妻。”我说。

“毒贩吗？”

“差不多，他买卖外币，替洛杉矶的一对伊朗兄弟洗钱。”

“伊朗人哦，”他打趣地说，“好吧，也许你该告诉我再多一点。”

我一定是一讲就讲了二十分钟，还拿出笔记本，给米克看我在麦斯佩斯画的路线图，米克让我想到很多事情，所以我解说得很详尽。一两分钟之内，他沉默不语，只把酒杯斟满，大口喝着威士忌，好像那是大热天里的冰开水。

“明天晚上我可以找到四个人手。我和另外两个人，安迪开车，找汤姆、艾迪或约翰也可以，汤姆你是知道的，不过另外两人你可能不认识。”

汤姆是白天的酒保，一个脸色发白、守口如瓶的男人，来自贝尔法斯特。我老怀疑晚上的时间他要怎么打发。

“麦斯佩斯，”他说，“麦斯佩斯会出什么好事吗？老天爷，当我们坐在那里看两个黑人互相打来打去的时候，脚底下原来就是个洗钱窟。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去的吗？还是要带我去跟你做伴？”

“不，那次去是为了工作，同时那时候手上也正在办另一件案子。”

“但是你睁大了眼睛。”

“可以这么说。”

“所以就顺水推舟，”他说，“这种情况我是可以，不过不避讳地跟你说，你让我很惊讶。”

“怎么让你惊讶法？”

“惊讶你告诉我这种事情啊。这不像你的作风，这可不只是看在朋友份上才这么做的。”

“你不是会付我通风报信的费用吗？”

“啊，”他说，眼睛里充满了好奇，“是啊，百分之五。”他说。

他离桌去打电话，我坐在那儿，眼光停在酒瓶和杯子上。我可以喝柏克煮好的咖啡，但是不想喝，酒我也不想喝。

他回来时，我对他说：“百分之五不够。”

“哦？”他绷紧了脸孔，“老天，你今天晚上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还以为自己很了解你，百分之五有什么不好，那你想要多少钱？”

“百分之五对一个报信者来说没什么不好，可是我不想要报信费。”

“你不要？好吧，那你到底要什么？”

“我自己也要一份，”我说，“我要当杀手，我也要插一脚。”

他坐回椅子，凝视着我，倒了一杯酒却没有碰它，瞪着我大声喘气。

“唉，我一定会下地狱，”他终于开口道，“他妈的我一定会下地狱。”

22

一大清早，我终于把那盘《十二金刚》放进银行保险箱收藏妥当，再重新买了一盘空白带，准备拿到麦斯佩斯去。我开始想象可能会出的差错，想着想着，决定转回银行把原版的取回来，新买的那盘还留在盒子里，这样我就不会把它们搞混。

如果我死在麦斯佩斯，约瑟夫·德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从画面上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一整天我都在想着应该去参加聚会。星期天晚上之后，我就没再去聚会过了。本来中午要去，但也没去成。那么我想不如去参加五点半的“快乐时光”聚会吧，后来决定至少可以赶上后半节在圣保罗教堂的聚会，那是我最常去的地方。但我总是不断找别的事情来做。

十点半钟，我徒步到葛洛根酒吧。

米克已经在那里了，我和他一起走进后面的办公室。室内有一张老旧的木头书桌，一口保险箱。一对老式的木制办公椅，及一张躺椅。除此之外还有一张绿皮沙发，有时候他会躺在上面小睡个几小时。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拥有三间公寓，都登记在别人名下，当然他的农场也一样。

“你第一个到，”他说，“汤姆和安迪十一点之前会来。马修，这事你可是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兄弟，那你有没有考虑打消这个念头？”

“我为什么要打消这个念头？”

“如果是的话，其实也无妨，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可能会有流血场面。”

“你说过。”

“你身上得带把枪，而且假使你带了枪……”

“就得愿意用它，这我知道。”

“啊，老天，还肯定你真心要干这档事吗，兄弟？”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不是吗？”

他打开保险箱，亮了几把枪给我看，并向我推荐一把西格-绍尔九毫米口径自动手枪，很重，好像可以把行动中的火车打停掉。我拿在手上把玩一阵，把枪膛拉开，再关上，感觉不错，是一把挺好的武器，看起来恫吓力十足。可是我却选了一把史密斯&威森“点三八”左轮手枪，它没有西格-绍尔那种危险的外型，火力也差远了，可是使起来比较舒服，可以插在我背后的腰带里。最重要的是，它跟我干警察时用了多年的枪种的设计相近。

米克自己选了西格-绍尔枪。

汤姆和安迪在十一点以前都来了，每人都进办公室选一把武器，当然办公室的门是关上的。我们则在里面踱来踱去，一会儿说天气很好，一会儿又说这档事根本是芝麻绿豆，轻而易举。然后安迪出来把车开来，我们鱼贯走出葛洛根，坐上车去。

这是一辆福特，有五年车龄，车身很长，座位宽敞，有一个大车厢，引擎也很有力。开始我还以为它是被特别偷来干今天晚上的这一票，后来才知道这是巴卢前阵子买的。安迪·巴克利把它停在布朗克斯的车库里，碰到这种事的时候就把它开出来，车牌号码是合法的，就算被抄下来也没有用，因为登记的名字是假的。

安迪走五十七街开过城区，然后转五十九街大桥来到皇后区。比起上次坐出租车的那条路线，我比较喜欢安迪走的。上车后，就很少有人开口说话。过了桥，更是无人打破车内的寂静。也许在冠军赛之前的几分钟，拳手的休息室就这么肃静。不过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输的人不会被枪杀。

路上的车很少，再加上安迪对这条路了如指掌，这趟车程从头到尾花不到半个小时，到体育馆后，安迪把车速减慢到二十英里，我们绕着体育馆，四下检视着。

我们在街道间穿梭，经过体育馆时就好好地侦查。街上就像前一天晚上那么空荡，夜色已深，更增添了它的荒凉气氛。我们这样来回巡查约二十分钟，米克说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了。

“再这么转来转去，那些该死的警察就会把我们拦下来问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过桥后我没再看到警察。”安迪说。

米克坐在前座安迪的身边，我和汤姆坐后面，汤姆从出了米克的办公室就没开过口。

“我们来早了，”安迪说，“你要我做什么呢？”

“把车停附近，但不要正对着，我们先等等看，如果有人来找碴，那就打道回府去喝个烂醉。”

结果我们把车停在离体育馆有半条街的路上。安迪关上引擎和大灯，我坐在那儿，试图找出目前所在的辖区，好推测会是哪个分局的警察来烦我们。不是一百零八分局就是一百零四分局，我忘了界线是从哪里到哪里，也不知道它与我们所在地点的相对位置。不知道有多久，我就那样坐在那儿，皱着眉头沉思着，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整个皇后区的地图，并且在上面标出各个辖区的位置。这不太重要，但我的脑海中却不断地搜寻着答案，好像这个世界的命运就操纵在这答案上。

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答。米克转过身来，指着他的手表时，我还是无法得出正确答案。一点钟，进去的时间到了。

进去时，我必须是单独一个人，这在构想的阶段感觉很容易，但是真到了要去做的时候，却没那么简单了。我完全无法预知会受到什么样的“欢迎”。假如说伯根·斯泰特纳很合理地决定宰了我比贿赂我要便宜，那么他只须在我还没来得及看见他之前，将门开个小缝，伸出枪管毙了我就行了。在这个前不搭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就算你点燃一门加农炮都没有人会听到，就算听到了，谁也不会多管闲事的。

况且，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来了没。我是准时到达的，而他们该在几小时前就在了。他们是主人，没有理由在自己开的派对上迟到。然而街上停的车，没有一辆是他们的，体育馆的四周也杳无人迹。

我想那栋建筑里一定有个车库，最远的尽头处有一扇看来很像是车库的门。假设我是他，我就会想要一个车库。虽然不知道他开的是哪一种车，但以他的生活方式来判断，很可能开那种你不会放心停在大街上的名车。

像刚才不停在想我们的所在位置一样，现在我脑子里正忙着想：他们到底来了没有？他们会和我握手寒暄还是赏我一颗子弹？我知道他们已经到了，因为接近大门口时，能感觉到有眼睛正盯着我。录像带在我外套口袋里，在确定有没把东西带来之前，我想他们是不会开枪的。史密斯&威森“点三八”左轮已被我插在大衣和夹克下的裤腰带里，不过在脱掉外套之后，我希望能把它摆在一个伸手可及的地方，然后——

他们一直都监视着我，门在我还没敲的时候就打开了。没有枪指着我，只有斯泰特纳穿着星期四我看到他时的同一件小羊皮背心，裤子换成了卡其布，裤脚塞进靴子中，看起来像是什么残兵败将。这是一身很奇怪的打扮，有些东西根本不该搭配在一起，可是穿在他身上却又不显突兀。

“斯卡德，你很准时。”他说着，伸出手来，我便和他握手。他的手很笃定，但是很快地握了一下便缩了回去，并没用力跟我比手劲。

“哦，就是你啊，现在我认出来了。我记得你，但不是很清楚，奥尔加说你让她想到我，我想应该不是生理上的，也许是说我们长得有些相像？”他耸耸肩，“我看不到自己。来吧，我们下楼去，女士正等着呢。”

他这套表演显得有些造作，好像有个隐形观众正在观赏似的，他正在录像吗？我无法想象原因何在。

转过身，我握住门把，并将一块口香糖塞进锁中——不知道有没有用。后来我想，其实这没必要，因为米克一脚就能把门踹开，需要的话，开枪把锁轰掉也行。

“别管它，门会自动上锁。”我从门口转过来，他站在楼梯口，用一个优雅而虚矫的鞠躬催我跟上。

“您先请。”他说。

下楼梯时，我走在他前面，到了楼下他便跟了上来，挽着我的手臂一直穿过走廊，经过那天我曾偷潜下来查探的房间，来到尽头处一扇开着的门。从门口往里看去，室内的摆设和这整栋建筑物的风格大不相同。当然那个房间不是他们拍色情片的地方。那是一间过大的房间，大概三十英尺长二十英尺宽，脚下踩的是厚厚的灰地毯，墙壁上也用米灰色的织品将水泥砖覆盖住以使室内显得更柔和。房间最里面有一张特大号水床，床上盖着一张看起来像斑马皮的床罩，床头挂着一张几何图形的抽象画，全是直角和直线以及原始色彩。

门边是一张臃肿的沙发，和两张扶手椅配成一套，面对一台置于架上的大屏幕电视和录像机。沙发和一张扶手椅是炭灰色，比地毯的色调要深些，另一张扶手椅则是白色的，正面摆着一个栗色公文包。

墙边有一套数字音响系统，音响右边是莫斯勒保险箱。音响的上方挂着另一幅油画，一株小树，有着非常强烈而丰富的绿色。在它对面是两幅早期美国人的肖像画，挂在同一系列的镀金雕花画框里。

肖像画下方是吧台，奥尔加从那儿转过身来，问我要喝点什么。

“不用了，谢谢。”

“可是你一定得喝一点东西，”她说，“伯根，你叫斯卡德喝点东西嘛。”

“他不想喝。”斯泰特纳说。

奥尔加板起了脸，她穿着那天答应过的服装，就是在影片里穿的，长手套、高跟鞋、开裆的皮裤和涂了胭脂的乳头。她向我们走来，手上拿着一杯加了冰的酒，酒的颜色透明而清澈。不等我问，她就宣称那是“生命水”，确定真的不想来一杯吗？我说我确定。

“这间屋子真气派。”我说。

斯泰特纳微笑道：“出乎意料吧？在这栋可怕的建筑里，在这么荒凉的鬼地方，我们竟然有一个避难所，一个文明边缘的哨站，现在就只差一样我想要改进的地方了。”

“是什么？”

他对我的疑惑报以微笑。“我想再向下加一层楼，再向下挖，”他解释道，“挖一座潜藏在地下室之下的空间。这个空间会在整栋建筑的地底四通八达，想挖多深就挖多深，要有个十二英尺高的天花板，唉，干脆来个十五英尺算了。当然我会把入口封住，人们挖空心思都不会找到，他们做梦都想不到在他们的脚下会有那么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

奥尔加笑着眨眨眼睛。“她觉得我疯了，也许我是疯了，可是我是照自己的意思过生活，知道吗？我向来都是这样，以后也不会改变。把外套脱掉吧，你一定很热。”

脱下了外套，我把录像带从衣袋中取出来，斯泰特纳替我把外套搭在沙发背上，没有提起录像带，对于那个公文包，我也没说什么，我们都像四周的摆设那么文明守礼。

“你一直在看那张画，知道画家是谁吗？”他问。

那是一幅小风景画，有棵树的那张。“看起来像是柯罗的。”

他挑起眉毛，有些欣赏地说：“好眼力。”

“是原作吗？”

“美术馆和小偷都认为它是，但我买的是赃品，总不能叫专家来鉴定吧，”他笑了，“不过现在，我应该要鉴定一下我的货，你介意吗？”

“当然不。”我说。

我把带子递给他，他大声念出片名，笑着说：“看来莱韦克总算还有一点幽默感，在他活着的时候把带子藏得很妥当。哦，如果你也要验货，把手提箱打开就行了。”

打开箱扣，掀开箱盖来，里面装着一叠叠用橡皮筋绑起来的二十元钞票。

“你并没有指定面额，希望你能接受二十元钞票。”

“可以。”

“五十叠钞票，每叠五十张，你不点一点？”

“我信得过你。”

“其实我也该像你这么高尚，相信这就是莱韦克拍的那盘录像带，不过呢，我还是要放一下以防万一。”

“有何不可？我不也打开皮箱了吗？”

“如果你接受一只没被打开过的箱子，那反而有些作假了。奥尔加，你说对了，我喜欢这家伙，”他伸出手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知道吗？斯卡德，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我们注定要变得非常亲密！”

我想起了他对理查德·瑟曼说的话：“我们比亲近还要更亲近，你和我，是精血交融的好兄弟！”

他将录像带放进机器里，并把声音关掉，前面的部分快进。有一刻我以为自己把所有的东西都搞混了，我们要看的是未经“改良”过的原版《十二金刚》，不过如果米克·巴卢快点给我滚下来把门撞开，我们看的是哪个版本都无所谓，还好精彩的部分慢慢出现了。

“啊。”斯泰特纳叹道。

我松了一口气，因为现在我们看的正是他们那盘家庭录像带。斯泰特纳双手放在臀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屏幕，这台电视机比伊莱恩家的大，画面也显得更具震撼力，我情不自禁地受到它的吸引。奥尔加也像被催眠了，盯着屏幕，缓缓靠近她丈夫身边。

“你看你有多么娇美啊。”斯泰特纳对她说，然后转头告诉我：“她现在虽然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却一定得透过屏幕才能欣赏她的美，你说奇不奇怪？”

不论我的回答是什么，都随着房子某处传来的枪声消失在空气中。头两声非常接近，紧接下来又有一声回击，斯泰特纳喊着“老天”奔向门口。一听到显示他们已出手的枪声，我便向后移动，左手将外套下摆塞到一边，右手拔出枪来，食指扣住扳机，拇指按着撞针，背靠墙，如此一来，我便能同时兼顾门上到走廊这段路和他们的动向。

“站住！”我叫道，“谁也不许动！”

屏幕上，奥尔加替那男孩口交后，把阴茎放进自己身体，然后在寂静里与他猛烈地性交。我的余光可以扫到她的表演，可是伯根和奥尔加已经不再注意屏幕，他们并肩站着，望着我和我手上的枪，我们三个人就像屏幕上的两人那么沉默。

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然后又回到静默，接着是下楼梯的脚步声，再度破坏了这份死寂。

然后走廊上传来更多脚步声，门被打开又关上，斯泰特纳似乎想说什么，之后我听见巴卢叫着我名字。

“我在这里！”我回叫，“走廊底的房间！”

他飞冲进来，巨大的自动步枪在他的大手里看起来好像儿童玩具。他穿着他爸爸的围裙，脸上因为愤怒而扭曲。

“汤姆中枪了。”他道。

“严重吗？”

“还好，可是他倒下了。他妈的这是个陷阱，我们刚进门就有两个人埋伏在黑暗中向我们开枪，还好他们的准头很差，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摆平他们，汤姆就挨了枪子儿，他现在喘得跟牛似的。我宰掉了一个，另一个人的肚子上吃了我两枪倒在地上，我刚刚才把枪塞进他嘴里轰掉了他的脑袋。这肮脏的混蛋，竟敢放冷枪！”

这就是为什么斯泰特纳替我开门时要装腔作势，原来躲在黑暗中的保镖就是他的观众。

“钱呢？我们快拿了钱，好送汤姆去看医生。”

“你的钱就在那里，”斯泰特纳微笑地指着还开着的手提箱，“你们拿了走人就好，不要动刀动枪嘛。”

“你布置了枪手。”

“那是为了以防万一，事实证明我的谨慎并没错，只是没有发挥多大的功效而已，是吧？”他耸耸肩，“钱在那里，你们拿了可以走了。”

“那里有五万元，可是保险箱里还有更多钱。”我告诉巴卢。

他看看那只巨大的莫斯勒保险箱，对斯泰特纳说：“打开它！”

“里面什么都没有。”

“妈的叫你打开你就打开！”

“真的，除了更多的录像带，就没别的了。而有趣的是，只有现在放的这盘拍得最成功，你说对不对？”

巴卢瞄了一眼电视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盘带子。有一两秒钟的时间，他让画面继续无声地放映，然后举起西格-绍尔枪扣下扳机，刹那间，电视机的屏幕向四面炸开，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把保险箱打开。”他说。

“我不把钱放这儿，钱都存在银行保险箱，有一部分在我办公室里。”

“再不开就宰掉你。”

“我打不开，”斯泰特纳异常冷静地说，“我忘了号码。”

巴卢抓起他的衣襟将他摔到墙上，反手再给他一掌，从他一边的鼻孔中流下细细一道血。斯泰特纳依然保持镇定，似乎对流下的鼻血毫不在乎。

“我才不会笨到去把保险箱打开呢，如果我开了我们必死无疑。”

“如果你不开，你才会死。”巴卢答道。

“白痴才会照你的话做，如果我们活着，可以给你们更多的钱，但是我们一死，谁都动不了那个保险箱。”

“反正我们左右都是个死。”奥尔加说。

“我不这么认为。”他回答奥尔加，然后转向米克·巴卢说：“如果你想揍我们就揍好了，反正你有枪，情况在你的控制之下。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做很没意义吗？此刻你的伙伴正躺在楼上流血，你如果再浪费时间来说服我打开一个空空如也的保险箱，他就会死掉，何不把时间省下来，拿了那五万块，赶紧带他去看医生呢？”

米克看着我，问我知不知道保险箱里是什么。“一定有好东西，否则他早就打开了。”

他缓缓地点点头，把西格-绍尔枪放在开着的手提箱旁边。此刻我仍然用枪监控着他们俩。米克从屠夫的围裙口袋中取出一把屠刀，刀锋插在皮鞘中。他将刀从鞘里抽出，刀刃因经年累月的使用，原本碳钢的光泽已不复见，但对我来说，依然很有恫吓力，斯泰特纳的眼中却露出明显的不屑。

“把保险箱打开。”巴卢道。

“不。”

“那我会削了她那一对漂亮的奶子，然后再把她剁成猫粮。”

“你那样做，钱也不会跟进口袋里，不是吗？”

我想起了那个在牙买加庄园区的毒贩，他是怎么虚张声势来壮胆的。不知道米克是不是在虚张声势，但我也不那么想知道。

他抓住她手臂，把她拽向他跟前。

“慢着。”我说。

他看着我，眼中闪着怒火。

“那两幅画。”我说。

“老兄，你在说什么东西？”

我指指那幅柯罗的名作，“那可能比他保险箱里的还值钱。”我道。

“我才不想拿画去卖呢。”

“我也不想。”我说，举起手枪，瞄准那幅画旁边几英寸处，枪声一响，水泥墙的碎层簌簌落下，瓦解了斯泰特纳的镇定。“我会把它轰掉，还有其他的也一样。”接着又对着那两幅肖像随手开了一枪，子弹从女人肖像额头边几英寸穿过，造成一个小小的圆孔。

“我的天！你这个野蛮的汪达尔人①！”

“不过是颜料和画布。”我说。

“老天，我打开保险箱就是了。”

他迅速无误地转动着保险箱的锁码，房间里只有号码盘转动的声音，我举着史密斯左轮枪，闻到火药味。这支枪很重，我的手被刚才的后座力震得隐隐生疼，真想把枪放下来，没有理由要去指着任何人。斯泰特纳正忙着开锁盘，奥尔加则定在那儿，恐惧得连动也不能动。

斯泰特纳对到了最后一个号码，转动把手，将两道门打开。我们都看到了里面成堆的钞票，我站在旁边，视线有一部分被他们两个挡住，然后我看见斯泰特纳的手突然伸进开着的保险箱里，我大叫：“米克，他有枪！”

如果是电影的话，一定会用慢动作来放映这一幕，有趣的是我也一直以慢动作的方式记得这一幕。斯泰特纳伸出手去，拿出一把蓝钢小型自动手枪，而米克的手，握紧了那把大屠刀，高高地举起，然后在空中迅疾地划下一道死亡弧线。刀刃干净而锐利地穿过了手腕，手掌便从刀刃处断开，有如自臂膀释放而获得自由般向前飞去。

斯泰特纳转向我们，脸色惨白，嘴巴因恐惧而张开。他将被斩断的手盾牌似的举在胸前，鲜红色的血如初升朝阳自断臂的动脉中喷溅而出。他踉跄前行，口中发不出半点声音，臂上的血喷了我们一身，直到米克自喉底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挥刀再斩，将刀刃深深埋入斯泰特纳的颈部与肩膀的连接处。这一阵刀风吹倒了斯泰特纳，他跪了下去。我们站开，让他的身子向前扑倒，僵直地俯卧着，鲜血涌到了灰色的地毯上。

奥尔加还愣在那里，我想从刚才到现在她都没有移动过半分。她嘴巴松动，双手摆在胸脯旁边，发亮的指甲油和她的乳头颜色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把眼光从她身上转向巴卢，他正转向她，身上的围裙被鲜血染深了颜色，手里紧紧地握着刀把。

我举起左轮枪，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然后那把枪就在我手中震了一下。

① 汪达尔人为公元五世纪时曾破坏罗马的一支日耳曼民族，后被隐喻成野蛮的破坏者。

23

第一枪射得匆忙，偏了准头，只打中她右肩。于是我将手肘紧靠身侧的肋骨，再开第二枪、第三枪，这两枪都正中她胸口那对浓妆艳抹的乳房之间。在她倒地之前，眼神已然涣散。

“马修。”

我站在那儿，俯视着她，米克唤着我的名字。我感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房间里充满了死亡的气味，枪的火药味、鲜血以及排泄物的臭味充斥在空气中。我感到极度的困顿涌上心头，喉咙紧紧的，好像有东西要跑出来却堵在那儿。

“走吧，兄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一旦摆脱掉让我动弹不得的不知所以之后，我的行动就变得异常敏捷。米克在清保险箱，把一叠叠的钞票扫进几个帆布袋里，我把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都擦拭了一遍，并把录像带从录像机中取出来，塞进大衣口袋里，然后把大衣挂在手臂上。“点三八”被我收进皮套中，米克的西格-绍尔也放进衣袋，之后抓起箱子就跟着米克后头穿过走廊上楼。

汤姆软软地靠在门边，面无血色，不过他的脸平常就很苍白。米克放下装钱的帆布袋，把汤姆抱到外面的车上去，安迪已经把门打开，把汤姆安置在后座。

安迪去开后车厢时，米克回头去拿钱，我把手上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扔进后车厢里，米克回来把钱丢进去，最后把车箱盖重重地关上。我走回拳击场，再检视一次刚才杀人的房间。两个人都已经死去，看不出有疏漏的地方，楼梯的顶端躺着的两名保镖也都已经死亡。我又把汤姆坐过的地方擦了一圈，以免留下指纹。我还把门锁上的口香糖抠出来，这样门就不会被卡住。门锁和门上我们有可能摸过的地方都再抹过一次。

他们在车上催促我，我环视四周，附近仍旧荒凉一如沙漠。我赶快跑到路边。福特汽车的前门打开，前座空着。米克坐后座，正轻声地跟汤姆说话，并把一团衣物盖在他肩膀的伤口上。伤口似乎已经不再淌血，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已经失了多少血。

我坐进去，关上车门，引擎已经发动了。安迪把车平稳地开出去，米克说：“你知道咱们现在该上哪儿去吧，安迪？”

“知道，米克。”

“天知道，我们可不想被开罚单，可是你有胆子就尽量开快一点吧。”

米克在阿尔斯特县有一个农庄，离它最近的小城是埃伦维尔，一对从韦斯特米斯县来的夫妻：奥马拉先生和奥马拉太太在替他照顾房子，地契上的名字也是他们老俩口。我们大约在三点到三点半之间抵达农庄，安迪把雷达传感器打开，不过车速并没有超过速限太多。

我们把汤姆扶进去，将他安置在日光浴室的躺椅上，然后米克和安迪再出去把一个熟识的医生叫醒，一个一脸苦瓜相、手背上还有红色斑点的矮小男人。他花了近一个小时医治汤姆，出来的时候，一边在厨房水槽洗手，一边向我们宣布，“那小子没事，是个带种的小混蛋，对吧？他还跟我说：‘医生，我以前就被枪射伤过。’那我就说啦，‘孩子，难道你就学不会躲枪子儿吗？’我没办法逗他笑，他那种脸好像以前就很少笑过。好啦，他没事了，可以活着等到哪天再挨一枪。要是能和上帝对话的话，就谢谢他创造了盘尼西林吧。换作是以前，这种伤口一下就会溃烂，不出一个礼拜或十天，小命就送掉，不过现在不会这样了。但是真奇怪，为什么我们终究都还是会死呢？”

医生忙的时候，我们围着餐桌坐下，米克开了一品脱威士忌。安迪送医生回去，那瓶酒就喝得差不多了。米克慢慢喝掉了一瓶啤酒，接着开第二瓶。我从冰箱深处搜到一瓶姜汁汽水，打开来喝着。我们三个都坐桌边，没有多做交谈。

安迪送医生回家后又转回来，把车停在隔壁然后轻轻按了一下喇叭，米克跳起来，走出屋外找他，这回我坐在后座。汤姆留在农庄上，医生吩咐他要待床上休养几天，周末或者他发烧的话，他会再过来看看。奥马拉太太也会照顾他，我想她以前一定也做过这种差事。

安迪沿着来时路往回开，取道哈得孙大道，回到葛洛根酒吧。时间是清晨六点半，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清醒过。我们把钱从后车厢取出，交给米克锁进保险柜里，然后把开过火的枪交给安迪，让他在回家的路上扔进河里。

“过两天我会把钱算清楚，然后把你的那份给你。这一笔捞的可不少，拿一晚上干的活儿来说，算很不错了。”米克说。

“这我倒不担心。”安迪说。

“回家去吧，替我问候你妈，她是个好女人，而你是个好司机，安迪，最棒的！”

我们又坐在老位子上了，店门上了锁，只有黎明的清光幽微地照射进来。米克手上有一瓶酒和一只酒杯，但喝得并不猛。我放一片柠檬在可乐里，好去掉一些甜味，可是当味道酸到我想要的程度时，我却一口也不想碰了。

我们坐了大概一个小时，几乎不曾交谈。七点半，他站起身来，我也起身跟在他后面，我毋须问他去哪里，他也不用回去把围裙穿上，因为直到现在他还穿着它。

我跟他去取凯迪拉克，然后静静地开到第九大道与十四街上，在图米葬仪社前把车停好，步上台阶，走进圣伯纳德教堂。我们来早了几分钟，到后排的位子坐下，等待屠夫弥撒。

今天早上的神父很年轻，粉红色的干净脸孔看起来好像永远都不需要刮胡子。他有一口很浓的爱尔兰口音，一定是新来的。然而在这个小小的弥撒里，面对一群修女和屠夫，他显得很有自信。

不记得仪式的内容了，人恍恍惚惚的，心不在焉。别人站我就站，别人坐我也坐，跪我也跟着跪，该答应时也乖乖答应，但在我做这些事情时，还是闻到混着血腥及火药的气味，看到一把刀划着狂怒的弧光和四处喷溅的鲜血，感觉到手里枪支的重量。

然后奇怪的事发生了。

其他人上前去领圣餐的时候，我跟米克待在原地，可是队伍向前推进，每个人鱼贯地说着“阿门”领取圣餐时，我被一股力量推着也跟上了队伍尾巴。我手心出着汗，喉头也不断地悸动着。

队伍向前移动。“主耶稣的圣体。”神父一遍又一遍地说着。“阿门。”人们也一个一个地回应。队伍继续前行，现在轮到我在队伍的最前面了，米克紧紧跟随在后。

“主耶稣的圣体。”神父说。

“阿门。”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然后把薄饼放在舌上。

24

教堂外阳光耀眼，空气冷冽清新。走下楼梯，米克从后面拉住我手臂，诡异地笑着。

“啊，现在我们两个真的要下地狱去啦，双手沾满了鲜血还去领圣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确定我们要被打入地狱。三十年来我从没有忏悔过，围裙上那家伙的血迹还没干，我居然还人模人样地站在圣坛前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而你，你这家伙又不是天主教徒，你到底有没有受过洗？”

“没有。”

“亲爱的上帝啊，一个他妈的异教徒走向圣坛，我竟然也像玛丽亚的迷途羔羊一样跟在你屁股后面。你到底是哪一根筋不对劲啦，老兄？”

“不知道。”

“前几天晚上我还在说你这个人真是充满了惊叹号。天哪，看来我了解你还不到一半呢，来吧。”

“去哪里？”

“我想喝酒，”他说，“而且我要你陪我去。”

我们走到一家以前曾经去过的酒吧，是一个切肉的人开的，在华盛顿街和十九街上。酒馆的地板上积满了锯屑，那些酒保正在抽雪茄，屋里烟雾弥漫。我们找了张桌子坐下，他点威士忌，我叫了一杯浓咖啡。

他问我：“为什么？”

我想了一下，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原先根本没有打算那样做，可是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把跪着的我拉起来，领我向圣坛走去。”

“我不是说那个。”

“哦？”

“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会到那里去？是什么让你带了一把枪到麦斯佩斯去的？”

“哦。”我说。

“怎样？”

我吹吹咖啡，让它变凉。“这是个好问题。”我说。

“不要告诉我是为了钱，你只要把录像带给他就可以拿到五万块，可是和我们一起做，可能还分不到五万块。为什么要为了很少的报酬而冒双倍的险？”

“钱跟这件事没有很大关系。”

“钱跟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关系！”他说，“你什么时候在乎过钱？从来就没有过！”他喝了一口酒，“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也不把钱当回事，他妈的我一天到晚需要钱，可是我并不真把它看在眼里。”

“我知道。”

“你不想把录像带卖给他们，对不对？”

“对，”我说，“我希望他们死掉。”

他点点头，“你知道我想到谁吗？那个你刚出道时跟的老手，你跟我讲过的那个爱尔兰佬。”

“马哈菲。”

“对了，就是他，我就是想到马哈菲。”

“我了解为什么。”

“我想到他跟你说过的话，‘千万别做那些别人可以代劳的工作。’是不是这样说的？”

“听起来没错。”

“我对自己说，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你为什么不把杀人的差事留给那穿着染血围裙的人？然而你说，你要的不只是通风报信的酬劳，在那一刻我真以为我错看了你。”

“我知道，那让你很烦。”

“是啊，因为我看不出来你竟是那种死要钱的人，这意味着你不是那个我一向自认为了解的人了，那实在是让我心烦。不过接下来，你马上又厘清了事实，你说你要自己一个人带一支枪，包办一切。”

“没错。”

“为什么？”

“因为那样看起来似乎比较容易，他们知道我要去，所以会开门让我进去。”

“才不是因为那个原因。”

“没错，不是那样。我猜自己认定了马哈菲那套是错的，或者说他的忠告不适用于这个特殊情况，把坏事交给别人去做，感觉起来怎么样都不对，如果我亲自判他们死刑，至少可以亲眼看着他们被吊死。”

他挤着五官吞下一口酒。“我跟你说，我店里卖的威士忌比这个好喝多了。”他说。

“如果不好喝的话就别喝。”

他又再咂了一口确定一下。“也不能说它难喝，”他说，“你知道吗？对于啤酒和葡萄酒我是不挑剔的，两种酒我都喝，比水还淡的啤酒，跟醋差不多的葡萄酒我都喝过，也吃过腐坏了的肉、蛋，以及煮得很难吃的食物，可是我这辈子没喝过烂威士忌。”

“我也没有。”我说。

“现在感觉怎样，马修？”

“感觉怎样？不知道，我是个酒鬼，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感觉。”

“啊。”

“我觉得很清醒，那就是我的感觉。”

“那还用说？”他的眼神越过杯口注视着我，说：“我说他们该死。”

“你这么认为？”

“如果真有该死的人，那就是他们。”

“我想我们都该死，”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逃脱死亡的原因，我们杀了四个人，其中两个我连见都没见过，难道他们也该死？”

“他们手上都有枪，又没有人要他们卷入那场枪战。”

“可是那真是他们的报应吗？如果我们都得到应得的报应——”

“哦，上帝不会允许的，”他说，“马修，我得问问你，你为什么要杀那个女人？”

“总得有人杀她。”

“不一定得是你啊。”

“也对，”我想了半晌，终于开口道，“我也不清楚，能想到的只有一件事。”

“说来听听吧，兄弟。”

“呃，我也不知道，不过也许我也想在围裙上沾点血吧。”

星期天晚上我和吉姆·费伯吃晚饭，我把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那天晚上我们没去聚会，他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坐在那家中国餐馆里。

“哇，真是个了不得的故事，这种结局应该算是不错了吧？至少你没再喝酒，也不用去坐牢，是吧？”

“不用。”

“同时扮演手操生杀大权的法官和陪审团，一定是很有趣的感觉，等于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可以这么说。”

“你想你会做上瘾吗？”

我摇摇头。“我想我再也不会干那种事了。不过我也没料到自己会这么做。这些年来，不管在警界还是退下来之后，我都做过一些邪门歪道的事，比如说作伪证、扭曲立场等等。”

“可是这次有点不同。”

“这次有很大的不同。你瞧，我在夏天看过这盘录像带之后，就再也无法将它从脑中除去。后来碰巧被我遇到那个狗娘养的，他用手向后拢顺小男孩头发的姿势让我认出他来，那也许是他父亲对他做过的事。”

“怎么说？”

“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他变成这么个怪物。也许他的父亲虐待他，也许小时候曾经被强暴过，要了解并且同情斯泰特纳其实并不难。”

“我注意到一件事，你谈论他的时候，从来没有让我感到一丝恨意。”

“我为什么要恨他呢？他其实很迷人，举止合宜聪明，也有幽默感。如果你想把世界上的人分成好坏两种，那么他一定在坏人那边。可是现在不知还能不能那样去分，以前我可以，可是如今越来越难。”

我倾身向前：“他们会不断地拿杀人当成一种娱乐，好像是一种运动，使他们乐在其中，这我没办法了解。可是也有很多人无法了解为什么我喜欢看拳赛，也许人们的嗜好是无法去评判的。”

“然而重点是，他们可以逍遥法外，而我正好走运涉入了这件案子，查出他们干了什么、怎么干的以及对象是谁等等，但这并不表示就可以破案。没有起诉，没有拘捕，没有判刑，甚至连调查都没有，如果一个好警察发现了整件事情，他一定会沮丧失望得让自己醉到不省人事，我并不准备那样做。”

“嗯，那样的想法是没错，”他说，“但你决定，等着天道来惩罚他们并不是个安全的做法。上帝自己深埋在粪土中，你告诉自己，除非他让我帮他替天行道。”

“上帝。”我说。

“不管你怎么叫他，‘无边的力量’‘造物主’‘伟大的或许’。你觉得那个‘伟大的或许’已经没有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只有靠你来替他分担了。”

“不对，”我说，“不是那样。”

“说给我听听。”

“我想，我可以视而不见，可以放着它不管，然后一切又会归于宁静，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不是吗？在那些我相信‘伟大的或许’的日子里，我知道是这样。而当我无边的力量成为‘非伟大的或许’时，我也仍然这么认为。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很确定——不管有没有上帝，我一定不是扮演上帝的那个人。”

“那你为什么又那样做？”

“坦白说，我就是想他们死，”我说，“而我也想成为杀死他们的那个人，但是，我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了。”

“你拿了钱。”

“是的。”

“三万五，是吗？”

“一人三万五，米克的那份差不多是二十五万。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外币，我不知道到时他要怎么去卖掉它们。”

“他拿的是最大份。”

“没错。”

“那你要怎么处理你的那一份？”

“不知道。现在那些钱和引发整件事的那盘录像带放在同一个保险箱里，我可能会捐十分之一给圣约之家，捐钱给那个地方似乎很合逻辑。”

“你可以全都捐给圣约之家啊。”

“是可以，”我同意，“可是我想我不会，剩下来的钱我会自己留着，为什么不能？是我自己赚的。”

“我想是的。”

“如果我要和伊莱恩结婚的话，自己身边也应该存一点钱。”

“你要娶伊莱恩？”

“我哪知道？”

“那你为什么去做弥撒？”

“我以前就跟巴卢去过，那种气氛是男人之间的一种默契吧，我认为那是我们友谊的一部分。”

“为什么去领圣餐？”

“我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

“不，我真的不知道，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做，大半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滴酒不沾以保持清醒。如果你想听真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为什么会酗酒。”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我说，“请待下回分晓。”

恶魔预知死亡

（马修·斯卡德系列）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顾效龄　译

版权信息

书名：恶魔预知死亡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顾效龄

书号：ISBN 978-7-220-10764-1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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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前途坦荡，

愿你一路顺风。

在恶魔预知死亡以前，

愿你已身处天堂。

——爱尔兰祝福语

1

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莉萨·霍尔茨曼去第九大道购物。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左右，她回到自己的公寓，开始煮咖啡。咖啡一边滴着，她一边换下烧坏的灯泡，收拾好刚买的日常用品，读起戈雅牌豆子盒后面印的食谱。就在她坐在窗边喝咖啡时，电话响了。

是她丈夫格伦打来的，说他要到六点半左右才会回家。他常常晚下班，不过他在这方面很体贴，总会告诉她什么时候回家。她流产后的这几个月，他比过去更加殷勤。

将近七点他才到家，七点半他们坐下来吃晚饭。她炖了一锅扁豆，拿豆盒上的食谱作参考，但做了改进，另放了大蒜、新鲜的香菜，以及一大匙墨西哥辣酱，风味大增。她把炖扁豆浇在饭上，配了沙拉。他们一边吃，一边望着太阳西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他们的公寓坐落在第十大道与五十七街交会处的东南角，是一栋新盖的大楼。马路斜对面就是吉米的阿姆斯特朗酒吧。他们住在二十八楼，窗户朝向南面及西面。一眼望过去，景色棒极了，整个西区尽收眼底，从乔治·华盛顿桥到炮台公园，再从那里越过哈得孙河，一直延伸到新泽西。

他们是很体面的一对。他身材高瘦，深棕色头发往后梳，露出明显的美人尖，只有太阳穴边略见灰白。深色眼睛，深色的皮肤，清晰的轮廓，只有略显松弛的下巴，使他的脸稍微柔和了点。一口好牙，一个信心十足的微笑。

他仍是一身平时上班的穿着。一套手工精细的西装，打了条纹领带。在坐下来吃晚饭前，他是否先脱下西装上衣？他把上衣挂椅背上？门把上？还是拿个衣架挂起来？他对他的东西一向很小心，我可以想象，他穿着衬衫坐在窗边——一件蓝细纹织布的牛津衬衫，纽扣从上到下一路扣紧——领带则从一边甩到肩后，免得沾到油渍。我见过他这副模样，是在一家名叫晨星的咖啡屋里。

她的身材娇小纤细，大约五英尺二英寸高。一头深色头发，短而时尚。肤色如瓷，眼睛蓝得眩目。她三十二岁，但看起来年轻多了，不像她丈夫，比他的实际年龄三十八岁要显老。

我不知道她穿了什么样的衣服。也许下面一条牛仔裤，裤脚卷起，膝盖和臀部磨得有点旧了。上面一件黄色无领棉线衫，袖子直推到肘弯，露出一截手臂，脚上则是棕色皮拖鞋。

不过这都只是我的猜测，一种想象的游戏，我不知道她到底穿了什么。

大约八点半到九点之间，他说他要出去。如果他曾在稍早前脱了上衣，现在他将再度穿上，另外还加了一件薄大衣。他告诉她，他一小时内就回来，没什么要紧事，只是有点小事需要处理一下。

我想她洗了盘子，倒了杯咖啡，然后在电视机前坐下。

十点都过了，她开始担心。她告诉自己，不要这样傻里傻气，她坐到窗边，看着窗外的繁华夜景。

十点半左右，门卫打来一个电话，说有警察正上楼来。警察一出电梯，她已经等在走廊上了。这是一个个子高、模样清爽的爱尔兰小伙子，身穿蓝制服。她记得她一看到他，就觉得警察该是这般模样。

“拜托，”她说，“请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一直等他们进门后，他才肯开口说话。不过她已经明白了。他脸上的表情早已道出一切。

她丈夫去第十一大道与西五十五街的交会处，显然是在那里用硬币打公共电话。当时可能有人想要抢劫他吧，近距离内向他射了四颗子弹，他立刻倒地身亡。

还有其他的细节，不过她什么也听不见了。格伦死了，她不需要再知道别的。

2

我第一次遇见格伦·霍尔茨曼是在四月的某个星期二晚上。四月，据说是最残酷的一个月份，艾略特在《荒原》中如是说。那他总该明白他自己说这话的含意吧？我可不懂。对我来说，每个月份都挺难熬。

我们是在桑多尔·凯尔斯丁的画廊碰的面。那个画廊在五十七街上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间的一栋五层楼上。那栋楼里有不下十几个画廊。当天，一个现代摄影团体的春展开幕。三楼的一间大厅正在展出七位摄影师的作品。来捧场的除了他们的亲朋好友之外，还有像莉萨·霍尔茨曼以及伊莱恩·马代尔这一行人。她们每星期四晚上在亨特学院修一门名叫“作为抽象艺术的摄影”的课。

桌上已经摆好了装着红酒、白葡萄酒的塑料酒杯，插着五颜六色牙签的奶酪，还有汽水。我为自己倒了一点，然后去找伊莱恩。她把我介绍给霍尔茨曼。

我只看了他一眼，就立刻断定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告诉自己，这太荒谬了。我跟他握了手，回以笑容。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四人在第八大道吃泰国菜。我们点了面，霍尔茨曼要了一瓶啤酒配肉吃，其他人则喝泰式冰咖啡。

我们之间的谈话一直没进入状况。一开始我们谈刚看过的展览，然后又随意聊了一会儿一般性的话题，诸如本地的政治、球赛、天气等。我已经知道他是律师，在瓦德尔与扬特出版社工作。这是一家专门用大号字体重印已出版作品的出版社。

“挺无聊的，”他说，“大部分是合约。每隔一阵子，我得给人写封措辞严厉的信。哈，这可是一套我等不及要传后的本领。等我们的儿子够大了，我就教他怎么写这种信。”

“或是女儿。”莉萨接口道。

不论是女儿或是儿子，都还没出生，预产期在秋天。这是莉萨没喝啤酒改喝咖啡的原因。伊莱恩本来就不怎么喝，最近更滴酒不沾。而我，一天戒一次，也不喝。

“或是女儿，”格伦附和，“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可以跟着老爸重走这条无聊的路。马修，你的工作一定刺激多了。还是我电视看得太多，所以有这种想法？”

“有时挺刺激的，”我说，“但大部分时候不过是例行工作，跟其他职业没什么差别。”

“在你自己出来做之前，你当过警察是吧？”

“不错。”

“现在，你给侦探社做？”

“他们来找我时，”我回答，“我替可靠侦探社工作，按日计酬，其他时间我自己接案子。”

“我猜，你一定处理过很多商业间谍的案子，一肚子怨气的雇员出售公司机密。”

“偶尔。”

“活儿不多？”

“我没有执照，”我说，“所以通常拿不到大公司的案子，至少靠我自己很难。侦探社是接过这种案子，不过他们最近找我办的多半与仿冒商标有关。”

“仿冒商标？”

“从仿冒劳力士手表，到运动衫或棒球帽盗用未经授权的商标。”

“听起来挺有意思。”

“不见得，”我回答，“以我们这行来说，就跟你写信逼人差不多。”

“那你最好有个小孩，”他说，“这正是你会想传给后代的看家本领。”

晚饭后，我们走到他们的公寓，非常尽责地赞叹从他们家看出去的景致。伊莱恩的公寓可以看到东河的一部分，从我的旅馆房间，则可以瞄到世界贸易中心，但可不能跟他们家相提并论。公寓本身倒不大，第二间卧室只有十英尺见方，而且像很多新盖的房子，天花板很低，粗制滥造，不过有这等视野，弥补了不少不足之处。

莉萨煮了一壶无咖啡因咖啡，开始说起个人征友广告，以及她知道有哪些正经八百的人都在用它。“不然，现在要怎么样才交得到朋友？”她质问，“格伦和我运气好，我带着我的书去见瓦德尔与扬特出版社的艺术指导，居然就在走廊上碰到他了。”

“我在房间另一头，一看到她，”格伦说，“当下就采取行动，确定我们两人一定能擦出爱的火花。”

“但这样的巧事多久才发生一回？”莉萨继续说，“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不介意我这么问吧？”

“征友广告。”伊莱恩说。

“真的吗？”

“不，事实上，我们多年前好过，吹了，也断了联络，然后我们又遇上……”

“而且过去的魔力还在？这可是个动人的故事。”

也许是吧，不过这个故事可经不起深究。我们是在多年前认识的没错，在一家开到深夜的酒吧。那时伊莱恩是个年轻甜美的应召女郎，而我是第六分局的警探，在长岛还有一个关系疏远的老婆及两个儿子。多年后，一个精神病杀手从我们共有的过去中突然冒出来，不杀我们两人誓不善罢甘休，于是又把我们弄在一起。不错，过去的魔力还在，我们找到了对方，厮守至今。

我也觉得这是个挺美丽的故事，但有这么些不便明说的情节，所以这个话题只能点到为止。莉萨又说起一个朋友的朋友，离了婚，应《纽约》杂志上的私人广告，到说好的地点准时赴约，结果遇到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前夫。他们不禁感到冥冥中自有定数，宣告再度结合。格伦说他可不信，无稽至极，他听过半打类似的故事，但他一个也不信。

“都市神话，”他说，“这类故事满天飞，但总是发生在一个朋友的朋友身上，从不是你真正认识的人。事实上，这种事从没发生过。有些学者专门收集这类故事写成长篇大论，甚至还集结成册。例如那个旅行箱里装着德国牧羊犬的故事。”

我们看起来八成一脸疑惑。“哦，得了，”他说，“你们一定听过的。某人的狗死了，他心碎之余，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狗装进一只大旅行箱。然后，他不是要去找兽医，就是要去宠物公墓，反正就当他把箱子放下喘口气的时候，有人一把抢了箱子就跑。哈，你想想看，那个倒霉鬼打开偷来的箱子，里面没别的，就死狗一条，他脸上会是什么表情。我敢打赌，你们一定听过类似的故事。”

“我听过一个，那只狗是只杜宾犬。”

“杜宾犬，牧羊犬，反正是大型狗。”

“我听过的故事，”伊莱恩说，“是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

“当然，当然，而且一个热心的年轻男人自告奋勇要替她提箱子。”

“但箱子里面，”她继续说，“是她的前夫。”

都市神话就此告一段落，但莉萨仍兴致高昂。她的话题一转，谈到色情电话。她觉得这是九十年代最好的暗喻。它从健康危机中产生，用信用卡及九〇〇收费电话交易，因着愈来愈多人好幻想、意图逃避现实而盛行。

“而且那些女孩赚钱多容易，”她说，“她们只需要张张嘴巴就行了。”

“女孩？有一半恐怕是老祖母了。”

“那又怎样？年长的女人做这行可有这点好处。你不需要年轻貌美，只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得有一颗色迷迷的心，是不是？你还得要有性感的声音。”

“我的声音够性感了吧？”

“当然，”他回答，“不过，这是我的偏见，可不能作数。你问这个干吗？别告诉我你想从事这行。”

“嗯，”她说，“我是在考虑。”

“你开玩笑吧？”

“哦，这可说不定，以后如果小孩睡觉，我又无处可去的话……”

“你真会拿起电话跟陌生人秽言秽语？”

“这个……”

“你可记得在我们结婚之前，你接到的那些猥亵电话？”

“那可不一样。”

“你吓个半死。”

“那是因为那人性变态。”

“是吗？你以为你的顾客会是怎么样的人？童子军？”

“如果能赚钱，那就又不同了。那就不是被骚扰，至少我不觉得。你怎么看，伊莱恩？”

“我想我不会喜欢干这行。”

“那当然，”格伦说，“你没那种肮脏心思。”

回到伊莱恩的公寓之后，我说：“身为一个成熟的女人，你岂不占尽优势？只可惜你的心思不够肮脏，没法从事色情电话交易。”

“哈，这是不是很可笑？我差点想多说点什么。”

“我是以为你会多说的。”

“我几乎要说出口了，但又咽了回去。”

“嗯，”我说，“有时候是会咽回去。”

我第一次遇见伊莱恩时，她是应召女郎。我们再度聚首，她仍是应召女郎。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逐渐加深，但她并未改行。我假装毫不在乎，她也不露声色。我们只好避而不谈，让它成为一个碰也不能碰的话题，像是一头站在客厅里的大象，我们轻手轻脚地绕着它走，仿佛从来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一天早上，我们突然停下来，面对我们真实的感觉。我承认其实我在乎。而她告诉我，早在几个月前她就已经不干了。整个过程带着一种古怪的《麦琪的礼物》感。自此之后，我们不断调整，在一片茫然中寻找一条新路。

有一个她非得解决的问题是，她要何去何从？伊莱恩并不需要工作。她从来没有把钱交给拉皮条的，或抛给卖毒品的。她做了明智的投资，把大部分钱拿去买了皇后区的公寓。一家房地产公司代她全权处理，每月寄给她一张支票，再加上一些储蓄，足够她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伊莱恩喜欢上健身房运动，听音乐会，到大学进修，而且她又有身居市区的方便，永远不愁找不到事做。

但她一辈子都在工作，要适应退休并不容易。偶尔她会读招聘广告，边读边皱眉。有一次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编一份履历表。最后她叹了一口气，撕了笔记，大声宣布：“没救，完全没救，我甚至没法编出一套巧妙的谎言。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跟人上床，我可以声称我是家庭主妇，但这又怎么样？我还是找不到工作。”

有一天，她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对色情电话怎么看？”

“嗯，聊胜于无，”我说，“当我们不能在一起时，说不定可以试试看。不过，我想，我会很难堪的，很难进入情况。”

“傻瓜，”她亲热地说，“我不是在说我们。我的意思是靠这个赚钱。我认识的一个人说，这很赚钱。你跟十几个女孩在一个大房间里，但每人隔出一间，所以有隐私。你就坐在桌边讲电话，一点也不必为顾客付不付钱烦恼，你也不必担心会得艾滋或疱疹。当然更没有任何人身危险，你压根儿不必面对任何人。你看不到他，他看不到你，他甚至不知道你名字。”

“那他们怎么叫你？”

“编个花名啊，只不过不是真的花名，因为你并不是真的在花街上。一个电话花名。我敢打赌，法国人一定有个专有名词称呼它，”她找了一本字典，翻来翻去，“他们叫‘电话之名’，我想我还是比较喜欢英文的提法。”

“那你想叫什么？特丽克西？瓦妮莎？”

“说不定就叫奥黛丽。”

“你根本早就想好了吧？”

“几个小时前我跟保利娜正谈到这事儿。想个名字要花多少时间？”她吸了口气，“她说她可以介绍我去她做的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我说，“真的很难说，你先去试试，再看我们感觉如何。你想去，是不是？”

“我想是吧。”

“以前有人是怎么说手淫来着？不干到戴老花眼镜，绝不罢休。”

“或戴助听器。”她说。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她就开始上班，但只做了四小时就退下阵来。“没办法，”她说，“我办不到，我宁可跟陌生人睡觉，也不能忍受跟他们淫声浪语。你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是没法儿干。有个蠢蛋想要听他的那话儿有多大。‘大极了，’我说，‘从没见过比你更大的。老天，这么大，怎么能放进去？你确定这是你那话儿吗？我敢打赌那是你的手臂。’他一听非常恼怒。‘不是这么做的。’他说。以前可没有人说我不会做。‘这样胡乱夸张，被你搞得很滑稽。’哼，居然是我不对。我说：‘滑稽？你坐在那儿，一手拿电话，一手捏着那玩意，付钱给陌生人让她来说你有多了不起，还说我滑稽？’我告诉他，他是个混蛋，然后就挂了电话。当然，我是不该挂电话的。这种九〇〇电话按时计价，只要他们还在线，我们就赚钱。所以只要他们不挂……我们就不挂……不过我可不在乎。

“另一个神经病要我给他说故事。‘告诉我，你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三个人一块儿干。’哼，我不是没有实战经验，但我干吗要告诉他这种无聊鬼？让他去死，我就顺口胡编。当然啦，三个人都很火辣，干得火热，配合得天衣无缝，同时爽翻天。简直是活见鬼。你真去试试看。有人一嘴口臭，有人一身暗疮。女的在那儿叫半天，男的却不举。”她摇摇头，一脸憎恶。“算了吧，”她说，“幸好我存够了钱，看来我没法找工作了，我甚至连色情电话的工作都做不了。”

“怎么样？”她问，“你觉得怎么样？”

“你在说格伦和莉萨？他们很好啊，我愿他们一切如意。”

“但如果我们再也不见面，你也不在乎，是不是？”

“你说得过火了些，不过我得承认，对于没事时跟他们厮混我可不感兴趣。像今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可谈的。”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彼此年龄有差距？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大太多啊。”

“她是挺年轻的，”我说，“不过我想这不是理由，最主要的是彼此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你跟她一起上课，我住在他们隔壁街区，除此之外……”

“我知道，”她接口，“是没有多少共通之处，这我早该想到。不过我看她挺讨人喜欢的，因此不妨一试。”

“嗯，不错，”我说，“我可以看得出为什么你喜欢她，我也觉得她不赖。”

“但不包括他？”

“是的，不包括他。”

“什么缘故呢？”

我想了一会儿。“呃，”我说，“我也说不上来，我可以指出一些他让我很不舒服的地方。但说实在的，一开始我就讨厌他。我只看他一眼，就知道他不是那种我会喜欢的人。”

“他长得不难看啊。”

“不错，”我说，“他是不难看。嗯，我懂了，说不定我察觉出你对他有兴趣，所以我就看他不顺眼。”

“哼，我可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你不觉得？”

“我觉得他好看，”她说，“就像男模特儿的那种好看一样，但不像现在流行的那副冷冰冰的模样。不过我对漂亮的小男生没兴趣，我只爱脾气暴躁的老狗熊。”

“谢天谢地。”

“说不定你不喜欢他，是因为你对她有兴趣。”

“我还没看到她之前，就讨厌他。”

“哦？”

“而且我为什么会对她有意思？”

“她很漂亮。”

“像个一摔就碎的瓷娃娃，一个脆弱而且怀孕的瓷娃娃。”

“我还以为男人最容易对孕妇着迷。”

“哼，你最好再仔细想想看。”

“安妮塔怀孕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忙着加班，”我回答，“把一大帮坏蛋送进牢里。”

“就跟她没怀孕时一样？”

“嗯，差不多。”

“说不定你警察的直觉，”她说，“才是你不喜欢他的真正原因。”

“你知道吗？”我说，“我想你说对了，但这实在毫无道理。”

“为什么？”

“他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律师，有个怀孕的老婆，一套高级公寓，迷人的笑容，与人握手也很有劲，我干吗会觉得他有问题？”

“你自己说呢？”

“我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但我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不过我感觉得到，他听我说话时全神贯注，好像想听出一些我不愿告诉他的隐私。今晚的谈话是很没劲，但如果我讲一些案子，那会大大不同。”

“那你怎么不说呢？”

“说不定正因为他太想听了。”

“像是色情电话？”她说，“他一手拿电话，一手捏着他那话儿。”

“是有点像。”

“怪不得我想摔电话。老天，你可记得上回的惨剧，足足一个星期，我上了床简直不能开口。”

“我记得，你连哼也不哼一声。”

“哦，我不想那样的，”她说，“但有时候实在没办法。”

我装出一副纳粹的腔调：“我就是有办法让你达到高潮。”

“你说真的？”

“我想，这位女士显然要求实证。”

“那就证明给我看。”

隔了好一会儿，她说：“好吧，我得承认今晚并不特别愉快，不过至少结尾很不错，嗯？我想你大概没错，他这个人是有点不对劲，但管他的，我们再也不必看到他们了。”

当然，我又见到他们了。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一个多星期之后，有天晚上，我走出我住的旅馆，在第九大道上，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环顾四周，不是别人，正是格伦·霍尔茨曼。他身穿西装，拎着一只公文包。

“今天他们留我办事办晚了，”他说，“我告诉莉萨先吃，不要等我。你吃过晚饭没？要不要去哪儿吃一点？”我已经吃过了，我告诉他。“那么，你要不要来杯咖啡，陪我聊聊？我并不去什么时髦地方，不是火焰，就是晨星，你有空吗？”

“老实说，”我回答，“我正巧没空。”我指向第九大道，“我正要去见一个人。”我说。

“好吧，那我跟你走一程，我会乖乖到火焰那儿要个希腊沙拉，”他拍拍腰围，“免得发胖。”他说。其实我看他已经够瘦了。我们走到五十八街，过了第九大道。在进火焰之前，他说：“我进去了，希望你的会面顺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吗？”

“就目前的阶段看，”我回答，“实在很难说。”

当然，这根本不是什么案子。这是一个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举行的匿名戒酒会。一个半小时里，我坐在金属折叠椅上，用一只一次性杯子喝咖啡。十点一到，我们含糊地念过主祷文，堆好椅子，然后一伙人一块儿到火焰去要点吃的，听大家闲扯。我以为可能还会撞上霍尔茨曼在那儿细嚼慢咽他的希腊沙拉，不过他已经走了，回到他高空中的小屋。我叫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英式松饼，就此忘了他。

之后的一两个星期里，我曾看到他在第九大道上等公共汽车，不过他并没有看到我。还有一次，伊莱恩与我很晚在阿姆斯特朗吃东西，我们离开时，霍尔茨曼正巧在对面他们家的大楼前下了出租车。另外一天下午，我站在窗前，一个很像霍尔茨曼的人从对街的照相馆里出来，往西走去。我站在高楼上，看到的人也有可能不是他，只是那人走路的样子及举止让我想起了霍尔茨曼。

直到六月中旬，我们才再度说话。那是一个周日，而且已经很晚，至少过了半夜了。我去了匿名戒酒会，之后又去喝咖啡。回房间后，我拿起一本书，就是看不进去，开了电视，同样也看不进去。

有时候我就是这样。我尽力耐住性子，不愿像这样坐立不安。挣扎到半夜，我骂了一声，一把抓起夹克走了出去。我往西南方向走，走到葛洛根酒吧时，进去坐了下来。

葛洛根位于第五十街与第十大道的交会处，是一家老式的爱尔兰酒吧。过去这种酒吧在地狱厨房这一带很多，但现在逐渐少了。不过葛洛根倒也没有因此赢得一块地标保存委员会的铜牌，或是跻身于濒危物种名单上。进门后，左边有一个很长的吧台，右侧则是餐桌及雅座。后面墙上挂着一块飞镖盘，瓷砖地上散布着锯屑，头上老旧的锡制天花板该修理了。

葛洛根很少有人挤人的时候，这个晚上也不例外。伯克在吧台后看有线电视放的老电影。我叫了可乐，他给我送过来。我问米克来了没。他摇摇头说：“过会儿。”

对他来说，这句话算得上是长篇大论了。葛洛根的酒保一个个都沉默寡言。这是在葛洛根干酒保的必备条件之一。

我一边啜着可乐，一边环顾四处。是有几张熟面孔，但都没有熟到我可以去打声招呼的。于是我开始看电影。我不是不可以在家看同样的片子，但我不只看不进任何东西，连坐也坐不住。而在这里，被烟味及溢出来的啤酒味所包围，我奇怪地平静了下来。

屏幕上，贝蒂·戴维斯叹了口气，一甩头，看起来比春天还年轻。

我试着专心看电影，正逐渐陷入沉思漫想之中，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我转过头，是格伦·霍尔茨曼。他身穿黄褐色风衣，里面一件格子衬衫，我第一次看到他没穿一身正式的西装。

“睡不着，”他说，“我先去了阿姆斯特朗，但太挤了，所以就来这儿。你喝什么？健力士？嘿，你的杯子里有冰块，这里是这样调酒的吗？”

“这是可乐，”我答道，“不过他们有健力士生啤。如果你想要在酒里加冰块，我想他们一定照办不误。”

“我可没兴趣，”他说，“加不加都一样，嗯，我想要什么呢？”伯克就站在我们前面，仍旧一言不发。“你有哪种啤酒？算了，我不想喝啤酒，还是来杯红标尊尼获加吧，要冰块，加点水。”

伯克拿酒过来，旁边放着一小樽水。霍尔茨曼在他的杯里加了水，拿起杯子对着光，之后啜了一小口。过去喝酒的回忆立刻漫上我心头。现在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来一杯，但在刹那间，我好像又尝到了酒的滋味。

“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说，“不过我很少来，你呢？”

“我也觉得这地方不错。”

“常来？”

“不常来。不过我认得这家店的老板。”

“是吗？是不是那个被称为‘屠夫’的家伙。”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这样叫他，”我说，“我想是新闻记者给了他这么个名号，大概也是同一个人开始管地痞无赖叫‘西方汉’。”

“难道他们不是这样自称的？”

“他们现在才这样叫，”我说，“过去可不。就米克·巴卢来说，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敢在他的地盘叫他‘屠夫’。”

“如果我太莽撞的话……”

“别担心，无所谓的。”

“我来过这里几次，大概四五次吧，从没碰上他。不过我大概能从照片上认出他来，块头很大，是不是？”

“不错。”

“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嗯，我认识他很多年了，”我说，“很久以前，我们就这么碰上了。”

他喝了口威士忌，说：“我敢打赌，你有一肚子故事可说。”

“说故事我可不拿手。”

“是吗？”他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递了过来，“有空跟我吃个午饭吗？马修，有时间给我打个电话如何？”

“如果我有空的话。”

“我希望你会打来，”他说，“我真想坐下来跟你好好谈谈。天知道，说不定我们会谈出点什么来。”

“哦？”

“比如说，出本书。想想看，你的经验，你认识的人。如果说有本书正等着你来写，一点也不为过。”

“只怕我写不了。”

“只要我们有材料，找个作家跟你合作一点也不困难。我可以感觉到材料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一块儿吃午饭时可以多谈谈。”

过了一会儿他走了，我决定等电影一完就离开。但电影没完，米克倒出现了。结果我们混了一整个晚上。我告诉霍尔茨曼，我并不擅长说故事。但那个晚上我说了我的，米克也说了他的。米克喝苏爱尔威士忌，我则喝咖啡，直到伯克把椅子倒放在桌上关起店门，我们都没停嘴。

等我们终于出门的时候，天都已经亮了。“现在我们去吃点东西，”米克说，“然后就该去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屠夫弥撒’。”

“我可不成，”我说，“我太累了，想回去。”

“啊，你这人真没意思。”他说，然后送我回家。“聊得真高兴，”当我们到了我的旅馆时，他停下来说，“只可惜结束得太早了。”

“天底下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告诉伊莱恩，“就是写本书絮叨我的精彩经历。就算我愿意考虑，也不会跟他合作。他一开口，我就不由自主地想逃。”

“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起来找我出书。他的公司专门出版大号字体的书，何况他又不是编辑，他只是一个律师。”

“说不定他认识别的出版社的人，”她指出，“再说，难道他不能以安排出书为副业？”

“他正在进行某件事。”

“什么意思？”

“他暗中有个计划在进行，想弄点什么的，但他没说出来。我告诉你，我不信他真要找我写书。如果他真要找我写书，他应该还会有其他建议。”

“那你猜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不难发现，”她说，“就跟他吃顿午饭不就行了。”

“我可以这样做，”我说，“但也可以不必知道。”

八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才又见到他。那是下午时分，我坐在晨星一个靠窗的位子上，吃派喝咖啡，读邻桌留下来的《新闻日报》。报页上落下一片阴影，我抬起头，是霍尔茨曼，站在玻璃窗的另一面。他松了领带，领口敞开，西装上衣搭在手臂上。他微笑着，指指自己，又指指入口。我猜他的意思是要进来和我坐一起。我猜对了。

他说：“很高兴见到你，马修。不介意我坐下来吧？还是你在等人？”

我指指对面的椅子，他就坐了下来。女招待拿了菜单过来，他挥手把她赶走，说他只要咖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电话，等着跟我见面吃午饭。“我猜你一直很忙。”他说。

“是很忙。”

“我可以想象得到。”

“而且，”我说，“说真的，我并不想写书。就算我有东西可写，我也宁可不写。”

“别再说了，”他说，“我尊重你的想法。不过，谁说你非得写书，我们才能一起吃饭？我们总可以找到别的话题聊。”

“嗯，当我不忙的时候……”

“当然。”咖啡已经到了，他皱眉瞧了一眼，拿起餐巾抹抹眉。“我不知道我干吗叫咖啡，”他说，“天这么热，喝冰红茶还有点道理。不过，这里也算凉快了，是不是？谢天谢地，这儿有冷气。”

“阿门。”

“你知道吗？在一般的公共场所，夏天温度调得比冬天还低。如果在一月保持这样的温度，我们早就向经理抱怨了。难怪一般人老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会有能源危机。”他对我报以殷勤的微笑，“你看，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谈的，天气啦，能源危机啦。就当是美国民族性的特色吧，不怕吃午饭时会没话可说。”

“就怕时间没到，话题已经用完了。”

“哦，我可不担心。伊莱恩最近如何？自从课程结束后，莉萨就没见到她。”

“她很好。”

“她暑假有没有选课？莉萨本来想选的，后来她觉得怀孕可能对学业有影响。”

我说伊莱恩在秋季可能还会去选课，不过她决定把夏天空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共度长周末。

“莉萨说要找她，”他说，“不过我想她大概还没行动。”他搅了搅咖啡，忽然他说：“她流产了，我想你大概不知道。”

“老天，我真替你们难过，格伦。”

“谢谢你。”

“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清楚，大概十天前吧。胎儿差不多都有七个月了。还好，情形本来会更糟。他们说，胎儿是畸形，本来也活不了的。假如她真的怀胎足月生下来了呢？恐怕结果更令人伤心。”

“我懂你的意思。”

“是她想要小孩的，”他说，“没有我也不在乎。虽然我无所谓，但对她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想就要吧。医生说我们还可以再试。”

“然后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想要，但绝不是现在。说来好笑，我原来不打算告诉你这些的。你瞧你是多好的侦探，不必开口问，就有人自动对你倾诉。我还是让你继续看报吧。”他站起来，向我推了两块钱过来。“咖啡钱。”他说。

“太多了。”

“那你就多留点小费，”他回答，“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们一定得一起吃个午饭。”

我把我们之间的谈话转告给伊莱恩，她立刻起身打电话给莉萨。她打了电话，传来的是答录机的声音，她没留言就挂断了。

“我突然想到，”她解释着，“不需要我的帮助，她也可以应对她自己的伤心事。我们不过是一起上过课，课在两个月前就结束了。我是替她难过，真的，但我何必干涉她的私事呢？”

“是不必要。”

“这是我的决定，说不定我真从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①那儿学到了什么。如果我不是每隔三四个星期才去一次，可能我学到的会更多。”

“太可惜了，你并不喜欢去。”

“那些人老是在捶胸顿足，自怨自叹，简直令我作呕。不然的话，去那里确实有帮助。你怎么样？格伦告诉你他的伤心事后，你是不是对他有点好感了？”

“这是很自然的吧，”我说，“不过我仍不想跟他吃午饭。”

“哦，我看你别无选择，”她说，“他会不断黏着你，一直等到有一天，你从梦中惊醒，发现他是你最新的好友。你等着瞧吧。”

不过这并没有发生。之后的六七个星期一晃而过，我既没有遇到格伦·霍尔茨曼，也没有想到他。但一个持枪的人改变了这一切，从此，不同于他生前，格伦常常停驻在我的心头。

① 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Al-Anon）是一个成立于一九五一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向酗酒者的亲友提供帮助。

3

在一个小时之内，我所知道的跟莉萨·霍尔茨曼知道的差不多。

伊莱恩与我先去看了场电影，吃过晚饭后，我们去她的住处。电视上的《洛城法网》才开始了五分钟。“我真不想说这种话，”节目一完，她说，“我知道有人会说我的想法不对，不过我实在受不了里面那个本尼，他简直蠢得吓人。”

“你想要他有多聪明？”我说，“他本来就是个智障。”

“你不该这样形容他，你应该说他有学习障碍。”

“好吧。”

“但我不在乎，”她说，“你在细菌培养皿里也找得到比他智商更高的。我希望他变聪明点，或索性走远点。不过话说回来，对大部分我遇见的人，我都有这样的感觉。你现在想要做什么？电视上有没有球赛？”

“我们看新闻吧。”

我们随意地半看半听。当那个一脸自信的女主播开始报道中城的一桩枪击案时，我本能地开始注意，因为我就像一条老狗听到火警铃声一样，一听到本地的犯罪新闻就自然有反应。当她提到枪击地点时，伊莱恩说：“就在你家附近。”接下来她报出被害人姓名。格伦·霍尔茨曼，三十八岁，家住曼哈顿区西五十七街。

新闻转为广告，我用遥控器关了电视。伊莱恩说：“我想在西五十七街上，不会有另一个格伦·霍尔茨曼吧？”

“不可能的。”

“那个可怜的女孩，上次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有丈夫，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她还剩下什么？我是不是该给她打个电话？不，最好不打。她流产的时候我没打，现在我也不该打。或是我该打？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们和她又不熟。”

“嗯，而且现在她身边可能围满了人。警察、记者、摄影师，你说是不是？”

“要么是那样，要么就是她根本还不知道。”

“怎么可能？难道他们不需要先通知家属吗？他们一向不是都这样说吗？”

“照理他们是该这样做，”我回答，“不过有时候会有人不照这样来。这种事当然不该发生，但照理很多事也都不该发生的。”

“可不是。照理他不该被杀的。”

“你是什么意思？”

“天知道，”她说，“他年轻、能干，有好工作、好房子，又有个深爱他的太太，然而有天他出去散散步……他们是不是说他正在打电话？”

“诸如此类的。”

“很可能是问她需不需要到拐角的熟食店买点东西，我的天，你猜她有没有听到枪声。”

“我怎么知道？”

她皱起眉头：“我觉得整件事令人觉得怪怪的。如果你认得那个人，你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对吧？但不只如此，整个感觉就是不对。”

“谋杀永远是错误的。”

“我不是指道德上的错误，而是出了某种差错，像是老天走了眼。他不是那种会中枪死在街头的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表示我们都可能会有麻烦。”

“你还真能想。”

“如果这种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她说，“那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整个城市都有同样的想法。

各家晨报都登载了这条新闻。花边小报自不必说，就连《纽约时报》也把它放在第一版。本地电视台更是全面报道。有几家电视台在谋杀现场附近几条街设了摄影棚，观众倒也罢了，这么做对电视工作人员的心理影响不言而喻。

虽然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这条新闻，还是免不了在电视上看到各种相关的采访。有采访莉萨·霍尔茨曼的，有采访他们街坊邻居的，也有采访各种警方人员的，包括曼哈顿刑事组的一个警探，中城北区分局的分局长。所有的警察说的都是同一套话……说这个案子多么令人发指，说他们绝对不会让凶手逃脱法律的制裁，说他们此刻正全面动用警力，二十四小时严密追查，不逮到凶手归案绝不罢休。

他们的行动的确也够快了。根据官方的推测，死亡的时间在星期四晚上九点四十五分，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们就宣告破案。“地狱厨房枪杀案的疑凶已被捉拿归案，”新闻快报兴高采烈地报道，“现在是十一点整点新闻。”

我们就是十一点看的新闻。我们看到嫌疑犯双手被铐在背后，脸正对着摄影机，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瞪视着。

“天哪，你看看他，”伊莱恩说，“这人就是个活生生的噩梦。亲爱的，怎么回事？你不可能认识他吧。”

“是不认识，”我说，“不过我在附近见过他。我想他叫乔治。”

“哦，他是谁？”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自有人知道。他叫乔治·萨德茨基，现年四十四岁，无业、贫穷，是越战退伍老兵，常在西五十街出没。他被以二级谋杀罪起诉，罪名是枪杀格伦·霍尔茨曼。

4

星期六一早我租了一辆车，我们出城沿着哈得孙河往北开了一百英里。我们在哥伦比亚县一间重新装修过的殖民风格的小旅馆住了三夜，睡在一张垂着帐幕的四柱床上。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视，倒是有一只瓷夜壶。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既没有看电视，也没看报纸。

等我们回到纽约时，已经是星期二下午了。我送伊莱恩回家，还了车，回到我的旅馆。在旅馆的门厅里，有两个老家伙正在讨论霍尔茨曼的案子。“那个凶手，我看着他有好些年了，”其中一个人说，“给人擦车窗啦，要小钱啦，我一向说这狗娘养的有问题。你在这城里住久了，直觉自然就准。”

第十一大道屠杀案，某家花边新闻小报不可避免地这样称呼，仍不时见诸极端。虽然这个案子已经暂告一段落了，但由于两个因素的结合，使这个案子紧紧抓住一般人的想象力：被害人是年轻的都市精英，不像是该遭到这样的横祸；另一方面，凶手是一大群无家可归的游民中的一员，本来就特别惹人嫌恶。

都市游民跟着我们有点太久了，他们的数量增加得又太迅速，从事慈善募款的人所声称的善心早已开始疲乏。我们心里深处的某种东西让我们想要憎恨这些游民，而现在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我们一向隐约觉得他们代表某种轻微程度的危险。他们闻起来有股臭味，他们有各种疾病，他们满身虱子。他们的存在引发我们的罪恶感，提醒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出了问题，他们之所以出现在我们中间，是因为我们的文明在他们的四周衰颓。

但谁能想到他们会携带武器，成为威胁，出来开枪杀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把他们抓起来，扔出街外，扔出我们的生活之外吧。

整个星期，这个故事一直是大新闻，直到一个有名的房地产大亨自杀的消息占领头条之后，才逐渐平息下来。（他找了他的律师及两个朋友到他的屋顶公寓，跟他们喝了一会儿酒，然后说：“我希望你们来这里作证，这样才不会有人在那绘声绘色地说我是被谋杀的。”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来，他就已经走上阳台，跨出栏杆，静寂无声地从六十二层楼上纵身跳下。）

星期五晚上伊莱恩和我回到她家。她做了意大利面及沙拉，我们就坐在电视机前吃。夜间新闻里有一个女人正试着把不同的新闻故事凑在一起，她将房地产大亨和乔治·萨德茨基进行比较，一个是应有尽有却偏偏选择自杀的房地产大亨，另一个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人，却夺去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我说我看不出来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联，伊莱恩说这是唯一能把这两个人塞进同一个句子的办法。

之后他们放了一段先前采访的录像。受访人自称是巴里，一个骨瘦如柴的黑人，白须，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据说是嫌犯的朋友。

他说，乔治是个温和的家伙，喜欢坐在长条椅上，喜欢散散步，从不打搅别人，也不喜欢别人打搅他。

“不得了的爆料。”伊莱恩说。

乔治并不喜欢跟人要钱，巴里继续说。他不喜欢跟人要任何东西。当需要钱买啤酒时，他就捡铝罐去换退瓶费。他永远把其他的垃圾整整齐齐地放回去，所以不惹人讨厌。

“一个环保主义者。”她说。

他永远很平和，巴里说。乔治可曾提过他有一把枪？巴里觉得他说不定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乔治说过的话可多了。乔治曾经去过越南，你知道，有些时候他把现在跟过去全搞混了。他可能说他在做什么，听起来好像才是昨天的事，其实发生在二十年前，更别提他可能压根就没做过那桩事。比如，拿喷火器纵火焚烧茅屋，开枪杀人。当他提到茅屋或喷火器，你知道如果真有其事，肯定是发生在二十年前，因为在西五十七街上，茅屋跟喷火器可非常少见。不过开枪杀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埃米·瓦斯宾德在地狱厨房所作的报道，”记者说，“此地虽然没有茅屋或喷火器，但开枪杀人并不罕见。”

伊莱恩按下静音键。“我注意到他们又开始管这个区域叫地狱厨房，”她说，“克林顿区到哪儿去了？”

“如果一个报道是关于房地产升值，”我说，“那么这个地区就叫克林顿。他们会报道社区改善及种树计划。如果事关枪杀或嗑药，那就叫地狱厨房了。所以格伦·霍尔茨曼住在克林顿的豪华公寓里，但死在几条街外的地狱厨房。”

“我想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以前见过巴里，”我说，“他是乔治的朋友。”

“在附近碰到的？”

“还有匿名戒酒会上。”

“他也参加了？”

“嗯，他偶尔去一去，很显然他并没戒酒，你刚才在电视上也看到他喝啤酒了。他可能是那种人，戒戒醉醉，时不时来一回，喝杯咖啡找个伴儿。”

“有很多人这样做吗？”

“当然，有些人最后到底还是戒成了。有些人则压根不是酒鬼，他们只是想进来避避寒。好些匿名戒酒会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现在有这么多人无家可归。有时候他们停止供应咖啡和饼干，因为这些小食吸引了太多不该来的人。这是个难题，你不想拒绝任何人，但同时又想确保真想戒酒的人有位子可坐。”

“巴里是个酒鬼吗？”

“有可能，”我说，“他告诉所有的人他是如何抓着瓶啤酒在公园的长椅上过日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不是酒鬼的关键在于，酒精有没有使你的生活失去控制，这就只有巴里自己知道了。他可能说他活得好好的，也说不定他真的没事。我怎么会知道？”

“那乔治呢？”

我耸耸肩：“我想我从没在任何匿名戒酒会上见过他。你可以说他的生活失去控制，衣着仪容古怪点倒也罢了，但在大街上射杀陌生人则一定是出了问题。是不是啤酒惹的祸？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他不是没可能捡够了空罐子，喝他个昏天黑地，但也可能他一点也没醉，只是把格伦·霍尔茨曼当作胡志明的小妹妹。那可怜的狗娘养的。”

“巴里说他挺温和的。”

“说不定是这样，”我说，“但可能就在上个星期，他紧张过度了。”

我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回到旅馆。我先在前台拿了信件及留言条，再上楼回房间。有个托马斯先生打来两次电话，一次在昨晚，一次在今早十点半。他留的电话区域号码是七一八，这不是布鲁克林就是皇后区。我既认不出这个号码，也想不起这个名字。

另一个电话是昨晚十一点打来的，简·基恩留的号码，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注视她的名字及号码的七位数字，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过这个电话了，但就算她没留号码，我也不用翻本子去查。

我不知道她想干吗。

任何事都有可能，我告诉自己。说不定跟匿名戒酒会有关。说不定她在苏荷区或翠贝卡区当聚会主席，所以想找我演讲。或是她遇见一个背景跟我类似的新人，想着说不定我能够帮助他。

也说不定是她的私事，她要结婚了，想让我知道。

也说不定她才结束了一段感情，不知什么缘故想要让我知道。

要找出答案很简单。我拿起电话拨了她的号码。在第四声铃响时，她的答录机请我留言。我刚出声，她本人的声音切了进来。她关了答录机，问我近况如何。

“活着，没醉。”我回答。

“‘活着，没醉’仍旧是你的标准答案？”

“只是对你才这么说。”

“嗯，我也是如此，我的老朋友。五月我要庆祝一个周年纪念日。”

“五月二十七日，是不是？”

“你怎么记得？”

“我什么都记得。”

“你的在秋天，而我什么也记不住。这个月还是下个月？”

“下个月。十一月十四日。”

“停战纪念日。不，我错了。那是十一日。”

在很久以前我们刚进入对方的生命时，我们两人都在喝酒。结识的过程缘于我所办的一个案子，几年前，布鲁克林有个女子被冰锥刺死，表面看来，是个连环杀手干的。等我离职后，他们终于抓到那名连环杀手，但事实证明布鲁克林这案子与他无关。于是被害人的父亲雇我重查旧案，找出谁是真凶。

谋杀案发生时，简·基恩跟她的丈夫科温与布鲁克林那位死者是邻居。后来她离婚搬到曼哈顿，而我的调查引导我找到了她在里斯伯纳德街的新居，在那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开了瓶酒，一起醉倒，第二件事是上床做爱。

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我们都配合默契，但我们还来不及多做练习，她就宣布她不能再和我见面。她以前去过匿名戒酒会，她说，而现在她下定决心要再试一次。根据常识，如果你想戒酒，最好不要跟一个酗酒的人混在一起。我祝她好运，把她留在了教堂地下室和高昂的口号之中。

在我还没有意识到之前，我自己也跟着一头撞进那个世界，日子非常不好过。我去了几次急诊室及匿名戒酒会。我总是清醒几天，然后再找一天喝酒庆祝。

一天晚上我在她门前出现，想不出有其他办法能让我不喝醉了过夜。她给我咖啡，让我睡在她的沙发上。几天后我又去她家，但这次我并没有落得又睡沙发的命运。

他们建议在戒酒早期最好不要太动情感，我想他们是对的。不过不知怎么的我们熬过来了，而且整整结伴了两年。我们从没有住在一起，但我们很亲密，我留在她家过夜的时候比在家还多。她清出个抽屉给我，又在柜子里空出地方，而且越来越多人知道，如果他们在我的旅馆找不到我，可以试试简的住处。

这样持续了一阵子。有好时光，也有不怎么好的时候，终于大限已至，好像没加油的汽车又咳又喘地硬开上路。我们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半点戏剧化的情节，更不是有什么不可化解的分歧，我们只是没了汽油。

“我必须跟你谈一谈。”她现在说。

“没问题。”

“我要请你帮忙，”她说，“但不想在电话上说。你能过来吗？”

“当然，”我说，“但今天晚上不行，伊莱恩和我有安排。”

“我见过伊莱恩，是不是？”

“不错，你见过她。”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逛遍了苏荷区的画廊，在其中一个画廊碰见简。“应该是六个月以前的事。”

“比那还早。我在保拉·坎宁画廊的鲁迪·谢尔画展上见到你们，那是二月底。”

“老天，有这么久吗？我不知道时间怎么过的。”

“是啊，”她说，“我也不知道。”

这些话就此打住。

“嗯，”我说，“今晚不行。简，到底有多紧急？”

“有多紧急？”

“如果很重要，我可以立刻赶过来，不然就等明天。”

“明天就行了。”

“你还去福赛斯街星期天下午的聚会吗？我可以在那里跟你碰面。”

“老天，我不知道多久没去过那里了。不过，反正我不想跟你在那里碰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来我这里。”

“没问题，你定个时间。”

“你说吧，我整天都在家。”

“两点钟？”

“好，两点钟。”

挂了电话后，我坐在床边纳闷。我不知道她到底想要我帮什么忙，为什么她不能在电话里说。我告诉自己很快就会知道，而且显然我也不太在乎，不然现在我立刻赶过去也行。在我去找伊莱恩之前，并没什么重要的事必须得做。我打算看世界体育播出的中量级拳赛，不过没人说这是了不起的世纪之战，不看也无所谓。

我再拿起电话拨了区号是七一八的电话，一名男子接的电话，我说请找托马斯先生。他说：“呃，你说的是托马斯先生？还是你想要找汤姆？”

我查了留言条。“是托马斯先生，”我说，“不过我的留言条不一定准确，得看是谁接的电话。我叫马修·斯卡德。有人留了两次话，要我打这个号码找一位托马斯先生。”

“啊，我明白了，”他说，“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我打电话给你的，不过他们记名字时犯了一个小错误。我没说‘托马斯’，我说‘汤姆·S’。”

“我猜我是在匿名戒酒会上认识你的。”

“老实说，”他说，“你根本不认识我，事实上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找对了人。先请教一下，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个叫‘此时此地’的聚会？”

“‘此时此地’？”

“那是一个布鲁克林团体，我们每星期二及星期五在格里森大道的路德教堂聚会。”

“我想起来了，那一次有三个人演讲，一个叫昆西的家伙有车，所以由他开车，但我们迷了路，差一点迟到。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吧。”

“大概三年。我记得相当清楚，因为当时我戒酒刚满九十天。当时，我还在聚会上宣布这件事，赚了不少掌声。”

我差点要恭贺他。

“让我先确定我找对了人，”他继续，“你曾经是纽约市警察，辞了工作，改行做私家侦探。”

“你的记忆力很好。”

“嗯，现在我听过一个人的资历，十分钟后马上忘得一干二净，但先前几个月听过的却印象深刻。那天你演讲时，我记住了你讲的每个字。我问你，你还在做同样的事吗？还干私家侦探？”

“不错。”

“太好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你看，马修，很抱歉，可以叫你马修吗？”

“可以吧，”我说，“那我就叫你汤姆，我也只知道你叫汤姆。”

“老天，你说的对。我还没说我的姓。我真是笨，讲得颠三倒四的，是不是？或者最好从我的姓开始，那个 S 代表萨德茨基。”

好一会儿我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才顿然醒悟，“噢。”我说。

“乔治·萨德茨基是我哥哥。我不想留下我的姓，因为，呃，我就是不想这样做。并不是我对有这样的兄弟感到羞愧，千万别搞错了，我可不。对我来说，他是英雄。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现在仍然是。”

“我猜他的日子很难过。”

“好多年了。他们把他从越南送回来之后，他就一直不对劲。哦，其实没去之前他就有点问题，你不能把所有事全怪在战争头上。起初我们一直等他恢复正常，等他处理好自己的生活。但二十多年都过去了，天可怜见。很久之前就可以看出来，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

“早些时候他试过很多工作，但都干不长。他没法跟人相处。倒不是跟人打架或什么的，他就是不能跟人好好相处。

“之后他就完全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的样子非常奇怪，特别是脸上那副表情，而且他开始不洗澡。我知道你的聚会在第九大道，你就住在那附近，说不定你认识乔治。”

“只是见过。”

“所以你清楚我说的。他不肯洗澡也不肯换衣服，也不刮胡子和理头发。你给他买衣服等于是在白费钱，因为就算他衣柜里还有六条裤子，他不把身上的那条穿得稀烂也绝不脱下来。

“好像是他自有一套生活方式，你不可能改变他。他有地方可以住，你知道吗？或许你不知道。他们给他贴上游民的标签，人人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在五十六街的一个地下室，他有一间房间。他自己找的，而且是他自己付的房租。”

“靠回收铝罐付的钱？”

“每个月他都会收到几张支票，退伍军人的以及社会安全福利的，除了付房租之外，还有一点剩余。在他租下房间后，我和我姐姐跟房东说好了，如果乔治没交房租，我们会负责。但这从来没发生过。你看到这么个家伙，脏兮兮的流浪汉躺在公园椅子上，你想他一定什么事也干不了。但他每个月都按时付房租。就拿这事来说，你得承认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他现在怎么样？”

“还好吧，我猜。昨天下午我去看了他。他们把他关在赖克斯岛，我大老远开车跑去，没想到他被转到了贝尔维医院做心理检查。他在十九楼的犯人区，我只跟他在一起待了几分钟。我不想离开他，但我得告诉你，我真高兴离开那个鬼地方。”

“他看起来如何？”

“哦，我不知道。我猜很多人会说他看起来不错，因为他们多少把他清洗过了，不过我只注意到他眼睛里的神色。乔治常常瞪眼，这是让很多人不舒服的原因之一，但现在他那种迷乱的眼神真让你伤心。”

“我猜他已经找了律师。”

“啊，当然，我原来打算给他找个律师，不过他们已经帮他指定了一个，人看起来还不错。律师正在考虑几个方案。他可以以精神失常或行为能力不够为理由，让我哥哥脱罪，他也可以替我哥哥安排，以较轻的罪名服刑，可以不必受审直接判刑，被关进疗养院。其实两种办法都差不多。我哥哥还是会被长期关起来，只是不在监狱，说不定还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照料和帮助。”

“乔治自己的想法呢？”

“他也同意了，他说他最好服刑，好像他觉得是他杀的。”

“那么他已经承认他杀了霍尔茨曼。”

“是啊，他觉得是他杀的，觉得他一定做了。他虽然不记得，但明白证据对他不利，他可不笨，他知道警方证据相当充分。他的反应是，他不能发誓是他干的，但他也不能发誓他没干，因为他们说不定是对的。”

“当时他是不是神志不太清楚？”

“不是，不过他的记忆力向来不是很可靠。他会记得一些事，但把前后发生的次序全搞混，或是完全记错，跟真正发生的事件或谈话完全不同。”

“嗯。”

“你对我这样有耐心，马修，谢谢你。我知道我说了大半天还没说到重点。”

“没关系，汤姆。”

“现在的情况是，”他说，“每个人都很满意，你知道吗？警察结了案，记者不再找麻烦。对检察官来说，不论出庭与否，他都只赢不输。而无论乔治的律师做了什么决定，乔治都会跟着走。他的律师呢？他只想少费周章结案大吉，同时他知道这样处理对所有相关人员都最好不过。我姐姐说一旦乔治进入精神病院，她就不用老担心得睡不着，怕他没饭吃，怕他有危险，怕他冻死，或有人伤害他。我太太也这么说，还说他可能早该住在精神病院里，这样对他对社会都好。是我们走运，他没有杀死一个无辜小孩，她说，真正的悲剧是，他没有早去住院，不然格伦·霍尔茨曼今天还活着。

“所有人都告诉其他人，这样最好不过了，而我坐在那里，好像是油罐里唯一的一只苍蝇。每个人见了我就头痛。你以为我哥哥真是疯子？我才真快疯了。”

“什么意思，汤姆？”

“因为我不相信是他杀的，”他说，“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荒谬。但没办法，我就是不相信他杀了那个人。”

5

“我真的很感激。”他说。他一边说，一边舀了一匙糖放在咖啡里，搅动，加奶，再搅动。“你知道，”他说，“我几乎要放弃了，差一点就没给你打这电话。我翻电话簿找私家侦探。我只知道你的名字，不知道你姓什么，而我找不到任何叫马修的人。我在想，说不定我该罢手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不是？”

“的确有的汽车贴纸是这么写的。”

“然后我又想，汤姆，就再试一次，看看有什么结果。别钻牛角尖，总不能另外找个侦探去找这个侦探，至少再拨一次电话，走一步算一步，就算游不过河，最少也得弄湿脚吧，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你只沾个边，说不定你能哗啦一个波浪就冲过去了。”

到目前为止，那道波浪领着他到了火焰餐厅，我们在吸烟区找了一个雅座。多年以前我常跟客户在酒吧见面，现在我改成在咖啡馆。我这也是跟着生命之流而动，看它可以带着我走多远。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团体交流中心，”他说，“我要求找一个‘戒酒很简单’团体的联络人，因为我知道那是你最初参加的团体。除非你换了，又搬了家，或索性搬出了城。也说不定又重新喝上了，谁知道呢，不是吗？”

“没错。”

“反正他们给了我一个号码，我就打了过去。我扯谎说我在一个聚会上遇见你，你给了我电话号码，但被我弄丢了，我从来不知道你姓什么。接电话的人也不知道你的姓，但他马上知道我要找谁，所以我才知道你还在戒酒，而且还待在这个区。他给了我另外一个号码，那个家伙叫里奇，我也不知道他的姓，但他知道你的姓，而且在他的电话簿里就有你的电话。所以我就打来了，昨晚一次，今早又一次，你回了我电话，于是现在我人在这里。”他吸了口气，“如果你说我疯了，我可以立刻掉头回家。”

“你是不是疯了呢，汤姆？”

“我不知道，”他说，“请你告诉我。”

他看起来很正常。他大概有五英尺八九英寸高，跟我错过没看的中量级拳手差不多高，但稍微重一点。圆脸，前额的皱纹及嘴角的纹线使他原本男孩子气的脸显出年岁。淡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上面一层已经稀薄了。他戴着金边眼镜，我猜是近视老花两用，因为他叫咖啡之前，先取了下来看菜单。

他穿一件淡蓝色运动衫，塞进打褶的棉布长裤。脚穿棕色纹底便鞋。旁边椅子上放着他的外套，蓝绿色的衣服镶着深蓝色边，胸前口袋一道L. L. Bean商标。他戴着一只式样简单的结婚金戒指，手腕上是不锈钢表带的天美时电子表，运动衫口袋里放着一包骆驼牌香烟，烟灰缸里还点着一根。他固然不像什么时髦人物，但绝对称得上社会中坚：一个布鲁克林区的家伙，一个顾家的男人，辛勤工作，赚钱养家。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疯狂。

我说：“你何不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乔治是无辜的？”

“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有理由这样想。”他拿起香烟，弹了灰，又放下来。“他大我五岁，”他说，“我说过吗？先是他，然后是我姐姐，接下来才是我。我成长时，当然十分崇拜他。他从军时我才十四岁，就在那时候，我已经发现乔治跟别人不一样。他常直直地瞪着远方，有人问他问题，他常常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知道这些，但我仍然崇拜他。”他皱起眉头，“我干吗说这些？说我了解他永远不可能杀人？任何人都可能杀人，我自己也差点杀了人。”

“怎么回事？”

“大概在我戒酒之前两年吧，我在某个酒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起了点争执，有人推我，我就推他，他撞过来，我撞过去，他挥拳我也挥拳。他倒了下来，并不是因为我的身手好，而是他绊到了自己的脚。哗啦一声，他撞到了头，不知是撞到了吧台边，还是吧椅的底座，我不知道是什么。他昏睡了整整三天，他们甚至不确定他是否能活命。如果他死了，我就犯了过失杀人罪。我有什么话好说？说我不是故意的？过失杀人罪的意思正是这样，你不是故意杀人的。”他沉浸在回忆里摇摇头，“长话短说，第三天他清醒过来，不愿意告我，也不愿意再提这档子事儿。后来我又在酒吧遇到他，我请他，他请我，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他拿起烟，看看，把剩下的烟蒂捻熄。“但一年之后他还是被杀死了。”

“又是酒吧打架？”

“抢劫。他在拉尔夫大道的一家金融机构当助理。三个人被枪击，他，一名警卫，还有一名顾客。只有他死了，倒霉到极点，说不定他命该如此。但如果说他早一年死，那我就得进监狱了。我不是一个有任何暴力倾向的人，那件事之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有人推我，而我还手了而已。”

“你很幸运。”

“我一辈子都很幸运，”他说，“但我可怜的老哥却不。他是那种会躲避争执的人，但某种情况下，他却怎么躲也躲不了。在他的生活之中，暴力永远在不远处等待。”他坐直起来。“但上个星期发生的事，”他说，“完全说不过去，那不像乔治。”

“什么意思？”

“你看，”他说，“警察拼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霍尔茨曼在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乔治靠过去向他要钱。霍尔茨曼不睬，对他说不，甚至叫他滚开。乔治拿出枪，开枪杀死他。”

“有什么不对之处？”

“你常在附近看到乔治，你曾见过他跟人要钱吗？”

“我不记得曾见到过。”

“相信我，你从没见过。乔治不跟人要钱。他不喜欢跟人要任何东西。如果他真没钱，又需要用几个钱，而卖瓶瓶罐罐又不够，他可能会在红灯时到车前给人擦车窗。就算如此，他也不会硬要钱。他绝对不会去打搅一个穿西装打电话的人。乔治碰到这种人，一定会走开。”

“说不定乔治问他时间，但不满意他得到的回答。”

“我告诉你，乔治根本不会跟他说话。”

“说不定他又陷进去，以为他正在作战。”

“受到什么刺激了呢？看到有人在打电话吗？”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但这只是我们的猜测，是不是？如果你看证词……”

“好，”他说着，身子往前倾，“老天，就让我们来谈证据。依我看，这正是整个案子不能成立的地方。”

“真的吗？我以为他们的证词很有说服力。”

“哦，乍一看的确很有说服力，”他说，“我也承认这点。有证人指出他在现场，但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就住在离街角不远的地方，每天他都会经过那座公用电话亭。据说还有其他证人听他谈起枪械杀人之类的话，但那些证人是怎么样的人？其他流浪汉对不对？他们总是告诉警方任何警方想要听的话。”

“其他具体证据呢？”

“我猜你是指弹壳。”

“有四个，”我说，“跟他们从死者身上取出的四颗九毫米子弹完全吻合。开枪时，这些弹壳会从凶器里自动弹出，不过警察在现场没找到，倒是他们逮捕你老哥时，从他的军用夹克口袋里搜了出来。”

“这项证据的确有力。”他承认。

“很多人会说罪证确凿。”

“但对我来说，这不过证明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罢了，也就是说在枪杀发生之时，他正好人在附近，说不定只有几步之遥，站在不远的门边。霍尔茨曼没看到他，凶手也没看到他。霍尔茨曼打电话，凶手出现了，可能是走过来的，也可能是从车上跳下来的，谁知道？砰砰砰砰，霍尔茨曼死了，凶手也不见了，不是飞奔而去，就是跳上车跑了，诸如此类的。然后乔治走过去。说不定他目击了所有发生的事，也说不定他原来在打瞌睡，但被枪声吵醒。好了，现在有个人倒下了，街灯的光线照在人行道边四颗发亮的金属物上。”他停下来，垂下眼睛，“我可能讲得太过分了，我最好闭嘴，不然你会觉得我比我哥哥还疯。”

“说下去。”

“哦？好吧，然后他向前走几步，好仔细看看被害者。这是他很可能会做的事。他看到了弹壳，他曾经当过兵，知道这是什么。你记得他对警察说的话吗？‘你们该巡逻一下这个区，’他告诉他们，‘你们该捡起自己的弹壳。’”

“这听起来像是他该对这些弹壳的存在负责，这些弹壳是从他的枪里弹出来的。”

“在我听来，这只表示他神志迷糊了。地上躺着一个死人，同时还有弹壳，对他来说，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越南。他立刻想起在军队时，他们告诉他巡逻时要捡起炮弹壳，他就照这样做了。”

“如果我们假设他是在试图隐藏证据，不是更简单明了？”

“但活见鬼，他隐藏了什么？那些子弹就放在他夹克口袋里，他带着它们走来走去晃了一整天，直到他们把他抓起来。如果他要隐瞒证据，他有的是机会把它们扔掉。他们说他走到河边把枪扔掉，说他站在码头把枪掷进水里。他扔掉枪但居然留下弹壳？他可以把它们随便扔在哪里，垃圾桶，垃圾场，阴沟，但他没这样做，他把它们装在口袋里整天带着走。这怎么说得通？”

“说不定他忘了。”

“四颗铜弹壳？它们一定在口袋中叮当作响。不，说不通的，马修，说不通的。”

“我认为没有人会觉得你老哥的行为举止有何理性可言。”

“就算如此，马修，就算如此，你看，我们再来说那把枪。杀人凶器是一把九毫米手枪，对不对？从霍尔茨曼身上取出的子弹也是九毫米，乔治口袋里的弹壳也是九毫米。”

“所以呢？”

“但乔治有一支‘点四五’。”

“你怎么知道？”

“我见过。”

“什么时候？”

“大概一年以前，可能不到一年。我去找他，有东西要给他。我开车绕了半天才找到他。他去了他常去的几个地点之一，靠近罗斯福医院的入口处。”他喝了两口咖啡，“我们走回他的房间，好把我带给他的东西收起来，大多是衣服，还有几袋饼干。他一向喜欢吃那种奶油核果饼干，里头有花生酱夹心。小时候，他就最喜欢那种饼干。不论我什么时候去看他，我都不忘带几包。”他闭起眼，半晌才张开，“我们到他房间，他说他有东西给我看。他的地方乱七八糟，到处堆满了废物，但他完全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他搬开一些东西，拿出了一把枪。他把枪包在一条发臭的毛巾里，掀开来给我看。”

“你认得出那是一支‘点四五’？”

他迟疑了一下。“我对枪知道得不多，”他说，“我在店里放了一把左轮，‘点三八’的，就放在收银机下面的架子上，放了好几个月了，但我碰都没碰过。我们的店在海洋大道西侧的金斯高速公路附近，卖家电的，从搅拌机到洗衣机烘干机无所不有，但没有多少现金交易，现在大家不是用支票就是用信用卡。不过他们不管多少都抢，他们吸快克可卡因，脑子里一团糨糊。如果收银机里一点钱也没有，他们会就地开枪以示愤怒。所以我得放把枪在那里，不过我祈祷上帝，希望我永远不必用到它。

“那是支左轮，我不知道我刚才提到没？乔治给我看的那支不是，它不像我的那把有一转轮。它是L形的，长长方方。”

他在桌面画出形状。我告诉他听起来这是手枪没错，但他怎么知道是“点四五”？

“乔治说的，他叫它‘四五’口径手枪。他用的词儿是什么来着？军队随身配备，就是这句话，政府发的军队随身配备。”

“他从哪里搞到的？”

“我不知道。我问过他，他说什么从越南带回来的，不过我不相信那是他从越南带回来的。我想他在那里可能有过一把。我的猜测是，他可能是在街上找到或买到的。我不知道枪里有没有子弹，或他到底有没有子弹。警察找到的附近的人说他经常带着枪，而且到处拿给人看。说不定他真是这样。看他过的生活，我可以想象他带着一把枪以策安全，甚至用来自卫。但他有什么必要防卫一个正在打电话的人？不过无论如何，你不能从一支‘点四五’口径的枪里射出九毫米的子弹，对不对？”

“那把枪到哪里去了？”

“你说我看到的那把？你可问倒我了。他们逮捕他时，枪并不在他身上。他们搜查他房间时也没找到。他们说乔治告诉他们他在码头把枪扔进了哈得孙河，他们潜水下去但什么也没找到，谁知道他们去对了码头没。你想听我的想法吗？”

“什么？”

“几个月前乔治把他自己的枪扔进河里。不知为何，他觉得带着不安全，他就把枪扔了。当他们逮捕他问枪的下落，他说他丢了，他没办法说清楚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他根本记不住这类事情。还有另一种可能——谋杀案发生后他着急了，在他捡起弹壳之后，他决定把枪扔了，所以他回家，找到枪，扔了它。还有另一种可能——”

他接着想出各种版本来配合证据，但在每个版本里，他老哥都是完全无辜的。最后他穷尽了想象，望着我，问我的想法如何。

我说：“我怎么想的？我想警察抓对了人。你老哥给你看一支口径九毫米的枪，但告诉你是‘点四五’，因为它们看起来很像，而且又是那种他熟悉的半自动手枪。我想他可能在搜瓶瓶罐罐的时候，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把枪。我想他发现枪时，枪膛里一定还有几颗子弹。我想以前有人用这把枪犯案，之后就把它给扔了，这是枪支常会落到垃圾箱、垃圾场及河里的原因。”

“老天。”他说。

“我想当格伦·霍尔茨曼打电话时，你老哥在附近某家店门口，不知是什么让他从梦中或幻想里惊醒。他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不论是在街上或是在梦里，让他相信霍尔茨曼是个威胁。我想他出于本能，在他还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或正在做什么之前，已经连开了三枪。我想他射了第四发，也就是最后一发，打中了霍尔茨曼的后颈，因为在东南亚是这样将人处死的。

“我想他捡起弹壳是出于他受过的训练，但同时也因为这些弹壳会把他跟枪杀联系起来。我想这也是他丢枪的原因。如果他不是忘了那些弹壳的存在，或忘了该把它们丢掉，他一定会丢掉的。我想他不记得射杀了霍尔茨曼，因为当时他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像是在梦里，或是沉浸在回忆里。”

他往后靠，好像他的胸口僵住了。“啊，”他说，“我以为——别在意我怎么想。”

“你但说无妨，汤姆。”

“你看，我原来以为得花几千块给乔治找律师，结果他们已经任命了一个，而且因为乔治没有钱，所以由政府付钱。不但如此，那律师绝不比我可以请到的差，再说他已经跟乔治建立了联系。”他耸耸肩，“所以我手边有这一笔原来要花的钱，我就想，你知道，说不定可以找人做点调查，查查看，说不定乔治是无辜的。我一想到侦探，就想到了你。但如果你百分之百确定他有罪——”

“这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听起来像是那样。”

我摇摇头：“我是说我觉得他有罪。那若是他干的，说有罪并不很合适，因为他可能以为自己是在西贡以北什么地方处决一个狙击手。但这只是我的想法，而且只是根据现有的初步证据做出的判断。不过以我们手边有的资料，我很难想象有别的可能，但也许还有我们两人不知道的地方。如果我发现了新的资料，我自然会改变现在的想法。所以，没错，我觉得是他干的，但我也可能错了。”

“假如不是他杀的，我们有办法证明吗？”

“你必须证明，”我说，“因为我认为，你不可能找出检察官审查这件案子的漏洞，以此来证明乔治是无辜的。就算你可以攻击某些证人的证词，那几颗弹壳仍是强而有力的具体证据，只比还冒着烟的枪差一点。既然他们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他有罪，你唯一可以做的是提供他绝对无辜的证据。霍尔茨曼很显然并没有自杀，如果乔治没杀他，凶手一定另有其人。”

“所以你得去找出真正的凶手。”

“不完全是，你并不需要指认他，或立案告他。”

“不需要？”

“不完全需要。比如说，飞碟从天而降，一个火星人跳了出来朝霍尔茨曼打了四颗子弹，跳上飞碟飞回外太空。如果你可以证实，如果你可以证明它确实发生过，你并不需要展示出飞碟，或是要那火星人出庭作证。”

“我明白了。”他拿出一根烟，点燃了，隔着一层烟雾说，“嗯，你觉得如何？你愿意去找那个火星人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可能并不合适，”我说，“因为我跟格伦·霍尔茨曼认识。”

“你认识他？”

“不太熟，”我说，“但比我跟你哥哥要熟一些。我去过他公寓一次，见过他太太，跟他在街上谈过几次话，还跟他在隔壁街上喝过一回咖啡。”我皱起眉，“我不会说我们是朋友。事实上，我也不能说我有多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替杀他的凶手脱罪会使我心安。”

“我也不会。”

“什么意思？”

“如果是乔治杀的，”他说，“我也不想替他脱罪。如果是他扣的扳机，那么他对他自己或别人来说都是个危险，理应被关起来。但如果他没做，我希望能还他清白。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你还犹豫什么？你只在乔治是无辜的前提下帮助他。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不是他干的，凶手一定另有其人。如果乔治因此被关了起来，那么那个真正的凶手就逍遥法外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认识死者，”他说，“因此对我来说，你最合适不过。你认得霍尔茨曼，你认得乔治，你熟悉这一带。在我看来，你已经有了开始。假如有人可能找出凶手，我敢说一定是你。”

“我不确定我真有这样的能力，”我答，“我觉得不是你老哥干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证明这一点的可能性更小。我怕你只是把钱丢进水里。”

“这是我的钱，马修。”

“你说得有道理，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问题是，这是我的时间，就算有人付钱，我也不想随便浪费。”

“万一他是无辜的——”

“那是另一回事，”我说，“你相信他是无辜的，绝大部分是因为你情愿这样想。呃，让我们假设他是无辜的，如果你坐着不动，他就得为他从来没犯过的罪关一辈子。”

“这么一想就让我发狂。”

“嗯，但这是不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汤姆，你自己也说过，他不会被关在一般的监狱，他会待在某个精神病院里。在那里他的日常所需不成问题，而且还会得到某些帮助，就算他是无辜的，就算他是被错关的，这样不好吗？他们会给他吃的，他们会让他洗澡，照顾他，他会得到治疗……”

“他会得到狗屁治疗，他们会给他穿上紧身衣，把他搞成他妈的白痴。”

“也说不定。”

他取下眼镜，揉着自己的鼻梁。“你不了解我老哥，”他说，“你见过他，但你不了解他。他不是无家可归，他有一个房间，只是他很少待在那儿，所以就跟没有一样。他不能忍受被关起来。他有一张床，但他几乎从来不睡。他不像一般人那样睡觉，晚上睡到清晨起来。他睡觉像只野兽，一次睡个半小时一小时，不分昼夜，睡睡起起。他会在长椅上伸直了睡，在门边蜷起来像猫一样睡。

“他喜欢生活在室外，就算冬天他也老是跑出去。只有最冷的夜晚才能把他赶进室内。就算冷得不得了，他也只是不断加衣服，直到把他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身，全塞进他的军用夹克里为止。然后他就不断走路取暖，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一英里接一英里。

“日子过来过去，他只穿那件军用夹克，我从来没见过他穿别的。现在，他们把它从他身上脱下来一把火烧了。他们剥走了他所有的衣服，全丢进焚化炉烧光了。他们还会做出什么事？我去见他时，他们替他洗了澡，把他清理干净。他们没有替他刮胡子或剪头发，因为他们不被允许这样做，除非他同意。但这是暂时的，如果他被关进一个永久性的精神病院，规则就不同了。

“你可以说我哥哥有精神病，我猜也是，但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们不可以就这样改变他。我不是指关起来会害死他，顶多他只是离现实越来越远，爬进他心灵的更深处，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世界。”

他直直望着我，摘下眼镜后的他看起来更无助，但似乎又更坚强。

他说：“我不想美化他的生活，把他说成某种高贵的野蛮人。这是一种可怕的生活。他过得像野兽一样，他生活在恐惧及痛苦之中。如果他没有沦落到被关起来并被绑上紧身衣的地步，他也会跌落在地铁前，会在外面冷死冻死，走运点的话，说不定被青少年虐待放火烧死。老天啊，马修，说什么我也不愿过他那种生活，但这是他的生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他他妈的生活，就让他他妈的这样活。”

6

“所以我就说我会查查看，”我告诉伊莱恩，“他在桌上放了一千元，我就收下了。别问我为什么。”

“同情心，”她说，“一种社会责任感，要看到正义得到伸张。”

“还有什么可能？”

“说不定你需要钱。”

“我是早学会了有什么抓什么，”我承认，“但这样的案子赚钱不容易。你加班加点地工作，想要你的顾客没白花钱，但最后不免觉得自己是在骗钱，因为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结果。事实明摆着，应该对我有相当的影响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并没有生效。”

“你相信是乔治杀的？”

“我想是的，我相信我告诉汤姆的理由。”

“但还是怀疑。”

“有那么一点吧，”我说，“不怎么怀疑。”

我们在格林威治村吃晚饭，又去了布里克街的几家爵士乐俱乐部，之后叫了辆出租车回她家。清早她煮了一壶浓咖啡，烤了两个罂粟籽百吉饼，切了一个木瓜。阳光从客厅的窗子洒进来，伊莱恩边看着我们带回家的《纽约时报》边告诉我，这样的好天气不会长久，中午时分云层会浓密起来，傍晚和晚上极可能下雨。“明天会是晴天，”她说，“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明天是星期一，博物馆全都关门。”

她在修另一门摄影课，这门课叫“从摄影镜头里看都市景观”。上城区纽约市立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她应该在下次上课前去看看。

“我猜下雨还是得去。”她说，“你计划做什么？”

“我想到我住的地方附近走走。”

“我想也是。地狱厨房还是克林顿？”

“都可以。我得踏破铁鞋到处跑，以挣得汤姆·萨德茨基给我的一千块。另外我约人有事，之后我会照常跟吉姆·费伯一块儿吃星期天的晚饭。”

“嗯，我可能去健身房，”她说，“也可能直接上博物馆。然后回家把我自个儿安放在电视机前。为什么节目是英国人制作的时候，你死盯着电视不动就没那么糟呢？”

“和他们说话的方式有关吧。”

“一定是，如果阿里斯泰尔·库克肯替《美国斗士》作节目介绍，那这节目看起来也会有教育价值。如果你有空，今晚打个电话给我，不然我明天再跟你联络。代我向吉姆问好。”

我说我会的。不知怎的，我没提起我跟前女友在两点有个约会。

多年前，当打电话只花十分钱时，你在一间小小的、有玻璃有门的电话亭里打电话，里面没有车声，没有风雨。说不定在某些地方仍有这样的电话亭，但在纽约，这样的电话亭逐渐消失，改完一次造型就少了一点遮盖。现在只剩一个电话附在一根柱子上，总有一天会连柱子都没了。

我感兴趣的那部电话位于十一大道与西五十五街交会处的西南角。我知道这是格伦·霍尔茨曼死的那天晚上用的那部，附近只此一部，所以应该不会错。我从伊莱恩家走出来穿越半个城市到达之后，已经十点半左右了。我一边等信号灯变色，一边观察那部电话，然后我过街拿起听筒，听了听里面传来的嗡嗡声，把听筒放了回去。

虽然我在西北旅馆住了好多年了，但我很少在十一大道上行走。这个地段尽是卖车场、仓库、建筑材料供应中心及修车店。它们现在都关门了，就像枪击案发生时一样。

我在谋杀现场走了一圈，试着捕捉一点临场感。那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粉笔画出尸体卧在地上的印子，没有圈出犯罪现场的黄色塑料带。

也看不出任何血迹。

我可以想象他站在那里，拿起听筒，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丢进投币孔里。然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回转身来——也许是声音，也说不定是从眼角瞄到的动静。他开始逃跑，但就算他转了身，枪弹已经射出去了，他被击中倒地。

子弹射中他肋骨的右下方，射穿了肝脏，射裂了连接肝脏的大血管。

一个致命的伤口，可以这么说，不过还不至于要他的命。他在地上滚向开枪的人，那人在近距离之内又向他开了两枪。一枪穿过肋骨凿过肌肉，但算不上重伤。另一枪却打中了心脏，造成他当场死亡。

他躺在地上，在人行道上伸展开来，脚就在电话柱子底端。第四枪，也是最后的一枪，致命的一击直射入他的颈后，这枪跟前三枪一样响，但他已经听不见了。

很难说他在那里躺了多久，流了多少血。照理说，从尸体里不会流出太多血，他心脏的伤口应该很快致命，但我猜不出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从肝脏流出来的血有多少。总之他躺在那里，先是血流满地，然后逐渐不流了，直到有人拿起摇晃的听筒打电话报警。

汤姆·萨德茨基给了我他哥哥租的房子那栋楼的地址。从街旁拐进五十六街，能看见一栋租金受管制的廉价红砖公寓。右边有另一栋相似的公寓，左边则是布满碎石的空地。一段楼梯往下通往地下室的入口。楼梯底端的门有一个玻璃窗，设在眼睛平视可及之处，但我什么也看不到。门是锁着的。看起来要撬开并不难，不过我并没尝试。就算门没锁上，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想进去。

我走回五十五街与十一大道的交会口，拿出笔记本简略画下现场。在霍尔茨曼被杀的街口有一个本田汽车代理商，过街则是米达斯汽车消音器专卖店。我记起汤姆·萨德茨基的假设，试着想象如果是其他人干的，乔治可能会藏在哪一处阴影里。我没有看到任何门廊，但在本田汽车展示中心的入口旁边有个位置，一个人在那里不论站或蹲都不会引人注意。那里有一个垃圾桶立在街角，离公用电话不到十码，对面沿着消音器专卖店的路边另有好几个垃圾桶。

我离开伊莱恩的公寓时仍是阳光满地，等我到达谋杀现场却已是一片阴云，现在的天空更是逐渐暗了下来。温度也随之下降，让我想到我身上的夹克可能不够暖和。我得回旅馆换衣服，顺手拿把雨伞以备万一。

但当我走上第九大道时，一辆公共汽车刚好到达，我追过去顺利赶上。说不定不会下雨，我告诉自己。说不定太阳会再出来，大地又重回温暖。

一定会的。

走进休斯敦街的房间时差不多十二点半了。我在一次性杯子里倒了咖啡，从一只有缺口的瓷盘里拿了几片饼干，找了把椅子坐下。有人站起来念匿名戒酒会的开场白，接着介绍主讲人。

这个团体大部分是同性恋者，话题的焦点多在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上。一点半时我们牵手静默一会儿，接着念平静祷告词。我右边的一名年轻男子说：“你知道那些不可知论者是怎么休会的吗？他们先静默一会儿，接下来再静默一会儿。”

我穿过苏荷区，停下来买了一块西西里式比萨和一瓶可乐。里斯伯纳德街是在运河街南面的一条街，不是很远，只隔两个路口的距离，简的家在一栋六层建筑物的五楼，夹在两栋更大更新的建筑物之间。我先进门厅按门铃，然后走回人行道等她开窗把钥匙丢下来。

从我第一次遇见她那晚起，之后有好几次她都是这样做的。有一阵子我有她的钥匙。我最后一次用是在一个下午，我来收我的东西。我在两只购物袋里塞了衣服，把钥匙放在厨房台上的咖啡机旁边。

我抬头向上看。窗子开了，一把钥匙飞了出来，击中路面，弹起来，哗啦哗啦响，终于静止不动。我捡起来，进了门。

7

“请进，”她说，“你能来真好。你气色不错，马修。”

“你也是，”我说，“你瘦了。”

“哈，”她说，“好不容易。”她仰头注视我眼睛，“你觉得怎么样？这算不算进步？”

“对我来说，你一向很好看，简。”

她的脸色倏然暗淡，转身背着我，说她才刚煮了一壶咖啡。我是不是还喝黑咖啡？我说是。不加糖，是不是？是，不加糖。

我走到前厅，从一扇落地窗看出去是里斯伯纳德街。她做的美杜莎铜像，一头盘绕着蛇，它的底座仍旧竖在那张矮沙发的右边。这是她早期的作品。我们第一次遇见那晚，我就注意到了。别看她的眼睛，简告诉我，她的眼神会把人化为石像。

她端出咖啡来时，从她坚定的灰色大眼睛里射出来的眼神几乎跟美杜莎的一样慑人。她是瘦了，但我不能确定这算不算是进步。她看起来比我上次见到她时要老多了。

头发是原因之一，现在完全变灰了。我刚认识她时，她的头发虽然见灰，但一直没有变化。现在却看不到任何深色的头发，加上她又瘦了很多，更使她显老。

她问我咖啡如何。

“很好，”我说，“你自己不喝一点吗？”

“我最近不怎么喝。”她说。紧接着她又说：“噢，管他的，何必呢？”她闪身进了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回来。“真好喝，”她说，“我几乎忘了以前有多爱喝。”

“你怎么了，想要改喝没咖啡因的？”

“我差不多不喝了。”她说，“我们别再说这些什么都不能沾的无聊话，又不是在匿名戒酒会。那个救世军老家伙的故事是什么？‘不错，各位兄弟姐妹们，我过去抽烟喝酒，我过去赌博，我过去跟野女人睡觉，但现在我能干的，就是打这该死的鼓。’”她又喝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告诉我你近况如何，马修。最近怎么样？”

“打我那该死的鼓呀。替一个大侦探社做点小事情。有顾客上门我就做，不然我就闲着。去聚会，到处混混，和伊莱恩做伴。”

“听起来你混得不错，是不是？我真替你高兴，她似乎是个非常好的人。马修，我说过我要请你帮忙。”

“是的。”

“我就直说了。我在想你是不是可以帮我弄支枪。”

“一支枪？”

“现在犯罪率这么高，”她平淡地说，“每次看报，每一版都登满了恐怖的新闻。过去如果你住在好的区，你就安全。现在可不。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根本没有一点保障。上星期那个出版社年轻人的凶杀案不就发生在你家附近吗？”

“就在几条街外。”

“可怕。”她说。

“为什么你想要支枪，简？”

“当然是为了安全。”

“当然。”

“我对枪一点也不懂，”她沉思道，“我想要一把手枪，但它们有不同的型号和尺寸，是不是？我不知道该从何选起。”

“在纽约市，你得有执照才能有枪。”我说。

“拿执照难不难？”

“很难。最好的办法是参加一个枪支俱乐部，选一门课，你得付相当一笔钱，但他们会帮你填申请表，引导你通过所有的程序。再说，参加训练也不坏，只是整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并不便宜。”

“哦。”

“通过那样的程序后，你大概会得到一种执照，允许你在住所持有枪支，允许你在往返练靶场时，把枪锁在盒子里带在身边。你想在家防盗的话，这足够了，但你不能为防有人在街上抢你而把枪放在皮包里。你得另外申请一种带枪执照，现在要拿那种执照可更难了。假如你开店，常常得带大笔钱上银行，那也许可以。但你是做雕塑的，工作和住所又是同一个地方。我过去认得一个金匠，他常需要把贵重金属带在身上，所以搞到了一个带枪执照。所以你一定要有文件证明。”

“黏土跟铜都派不上用场，是不是？”

“不错。”

“事实上，”她说，“我并不需要带枪，而且我不在乎合法不合法。”

“哦？”

“我不想要经过这么多手续只是搞一个执照。天知道，是出于我的想象，还是半个城市的人都有枪？他们在学校里设金属侦测器，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学生带枪上学，甚至于那些无家可归的游民也都有枪。那个可怜鬼住在垃圾桶里，连他都可以搞到一支枪。”

“你也想要一支。”

“不错。”

我拿起咖啡杯，发现已经一滴不剩。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喝完的。我把杯子放在桌上说：“你到底想要杀谁，简？”

“哦，马修，”她说，“你正在看着她。”

“是从春天开始的，”她说，“我发现我毫不费力就减轻了好几磅。我想，嘿，太棒了，我终于可以控制我的体重了。

“但我的精神并不好。没什么精力，有点头晕，我没怎么在意。十二月时我发现，过节前后情况就更糟了。我觉得很沮丧很难过。其他人还不是一样？我以为这是种应景伤情病，不用管，直到几个月之后，同样的情形又发生，我还是没有太在意。

“然后我的胃开始出毛病。每隔一阵子就痛，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这种现象有好几个星期了。我不想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没什么要紧，我不想白花时间和金钱；如果是溃疡，我压根儿就不想知道。我想别去管它，说不定它自己会消失。我是没管它，但它也没消失。痛得厉害的时候，我得半坐着睡觉，因为坐着可以减少点痛苦。哦，要否认现实也有一个限度，我终于发现自己简直是莫名其妙，就去看了医生。好消息是结果我并没有得溃疡。现在该你问我坏消息是什么了。”

我没有说话。

“胰脏癌，”她说，“你想进一步知道好消息和坏消息吗？好消息是如果发现得早就能治。他们只要把胰脏及十二指肠拿掉，再把胃跟小肠接起来就行了。你以后每天都得给自己注射几次胰岛素及消化酶，而且饮食非常受限制，但这算是好的了。坏消息是他们从来没办法及时发现。”

“从来？”

“几乎从来。等明显的症状出现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腹部其他器官了。你知道，起先我恨我自己忽视体重减轻以及其他的症状，但医生叫我不要怪自己。他说在我开始感到有点不对，或体重减轻第一盎司之前，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了。”

“医生诊断的结果怎么样？”

“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初次检查结果出来后的一年内，有百分之九十的胰脏癌病人会死亡。其他的人在五年之内无一幸免。没有人能逃得过。”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可以试试看？”

“有的，但不能保你活命。他们只能让你舒服一点。上个月我动了一次手术，绕开了阻塞的胆管。他们接起来——哦，管他们做了什么呢，反正我不再那么痛，而且也不再有黄疸。当他们把你切开又再缝起来之后，你难免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做完手术后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的头发全变灰了，但反正这迟早总会发生。如果我真受不了，我随时可以把它染一染，是不是？”

“我想是的。”

“但它不会掉，因为我没有做放疗或化疗的必要。老天，就这样，我原来打算说不公平，但人生当然不公平，人人都知道。只是他妈的无理可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上帝从帽子里揪出你的名字，就该你做鬼。”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他们知道吗？”

“不尽然。从统计上看，烟酒似乎都会影响到。抽烟喝酒的人罹患比例相当高。耶稣复临论者以及摩门教徒几乎都不会得，但他们几乎什么都不会得。怪的是，他们竟然没有长生不老。还有什么？多吃高脂食品也可能会得。另外他们觉得咖啡说不定也是影响因素，只是很难说，因为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喝。当然这不包括摩门教徒，或那些耶稣复临论者，上帝保佑他们。他们唯一做的就是传他们该死的教。啊，我又有什么不同？我可以喝多久的酒就喝多久，多少年了，我抽烟抽得像个烟枪。而且我一向猛灌咖啡，我不再喝酒后，就喝咖啡，越喝越多。”

“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最近不再喝了？”

“当然。一旦你的马被偷了，你做什么？你买一把新锁把马房锁上。”她叹了一口气，“不过我发誓我不相信咖啡会产生任何影响。我相信我停止喝咖啡真正的理由是，对力行‘十二阶段’自疗法的人来说，这再自然也不过。当我们有压力时我们该怎么反应？我们放弃一些能带给我们欢愉的事物。”她站起来。“我还要再来一杯，”她宣布，“你也要吗？”

“坐下，我去拿。”

“别傻了，”她说，“我不需要节省精力。我不是不能动，我只是在等死。”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不希望你误会，以为我厌世不想活了。每一天对我来说都非常珍贵。我希望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完。”

“那你要枪做什么？”

“那是为好日子过完后做准备。我去图书馆查遍了有关的资料，看来等好日子过完之后，坏日子可是真的非常恶劣。你并不是转过脸对着墙，静悄悄地走了。你的日子不但极度痛苦，而且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

“难道他们不会给你止痛药？”

“我不想要那样。我已经错过整段的生命，把我自己灌满了伏特加，不省人事。我不想从这个世界跳出后，带着一脑子的吗啡跳进另一个世界。动完手术后他们给我打了杜冷丁，而我不能忍受那种感觉，我要他们停止，给我泰诺止痛药。‘但你痛得这么厉害，’那个住院医生说，‘泰诺不够用。’‘那我就忍着。’我告诉他，其实也还好，你觉得我是在扮烈士？”

“我不知道。”

“我可不觉得。天知道，我费了这么多工夫，不再酗酒虚度生活，走，我也要走得清醒明白。我宁可忍受痛苦，也不要借药物掩盖起来。见鬼，这是我手上的牌，是我的命运。我会尽力坚持到底，直到我决定不再玩，这是我的牌，我可以决定何时结束。”

我向窗外望去。外面越来越黑，好像太阳已经西沉，其实时间还早得很。

“我不觉得这算自杀，”她说，“一部分的我仍旧保存着天主教信仰，不能自杀。上帝给你生命，拿走它是有罪的。但我不觉得我要自杀，我只是给我自己一个礼物，”她微微一笑，“一个铅做的礼物。你知道那首诗吗？”

“哪首诗？”

“罗宾逊·杰弗斯①的《伤鹰》，写他在家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一只受伤的鹰，他是多么喜欢老鹰，如果会得到一样的惩罚，他宁可杀人不杀鹰。他带了食物喂它，试着帮助它，但最后的日子终于来临，他唯一可以替它做的事是免除它的痛苦。‘在薄暮之中，我给了它铅之礼’，我想他的句子是这样的，意思是一颗子弹。他给了那只伤鹰一枪，而后它可以再度飞翔。”

我仔细想了一会儿说：“可能这个办法更适合老鹰。”

“你是什么意思？”

“用枪自杀结果常常一片狼藉，而且并不一定成功。我刚从警校毕业出来时，听说有个家伙对着他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子弹穿过骨头，在脑壳上凿了一个洞，穿过头皮下面，从脑子的另一边出来。那个可怜的杂种血流得像一头被宰的猪，把一只耳朵永远弄聋了，由此落下的头痛完全无法用言语形容。”

“还活了下来。”

“哦，当然。他一直没有失去意识。我还知道其他例子，有人往他们脑子开枪，但还是活了下来，包括一个房屋管理局的警察，他在过去十到十二年都以一种植物人的状态活着。但就算你第一次就做对了，这真是你要给自己的礼物吗？枪杀对你的身体是极度的暴力。你头骨的上部全被轰掉了，你的脑浆飞溅得满墙都是。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做这种描述，但——”

“没关系。”

“有没有其他比较温和的办法，简？不是有一本书专门讲这个的吗？”

“的确有一本，”她说，“我的床边就有一本。还是我自己掏腰包买的。我到图书馆去找，但已有十六个人等着借。我简直不敢相信，好像我在扎巴美食店买了半磅熏鲑鱼。在这个城里你想自杀，还得领一个号码牌慢慢等。”

“他们怎么拿回去？”

“谁怎么拿回去？我不懂你的意思。”

“那本书，”我说，“如果它真发挥了作用，事后谁帮忙把书还给图书馆？”

“噢，有意思，”她说，“你得写下这么一条——‘我，简·基恩，心理健全……’”

“这是你的故事，你得承担。”

“‘……在此要求我的债务及丧礼的费用概被付清，我的那本《终极出路》归还于纽约市立图书馆哈得孙馆……’”

“‘……以便其他人跟我一样受益。’”

“哦，老天，太棒了，”她说，“然后他们找名单上的下一个借书人。‘你好，努斯鲍姆先生？我们有了你要借的书。请你准备料理后事。’”

我们笑得不可开交。

那本书的问题在于，她说，大部分建议的方式都是服用某种改变心情的药物。一般说来，他们建议你吞满满一把安眠药，用一杯威士忌冲下肚。因为简自杀的最重要理由是死得清醒，而这类方法与她的本意背道而驰。

而且如果没有效果呢？假设十二个小时后她从烂醉后的头痛里醒过来，她唯一成功的是破了她不再喝醉的纪录？我的名字叫简，我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可活。不，见鬼！

“他们也建议用一氧化碳，”她说，“你从车尾排气管接根管子到窗内。不过没车的话就很难办了。我猜可以租辆车，但应该怎么办？就停在街上？正当我快要一命呜呼的时候，一个吸毒者打破车窗闯进来偷音响。”

所以枪似乎是她最好的选择。反正她也是要火葬的，所以她的遗容怎样有什么关系？谁发现她的尸体谁倒霉，但能怪谁，生活里本来就充满了倒霉的事，不是吗？

她曾想过跑到南部的某个州，在那里只要你想买，他们就卖给你，但她不太清楚怎么才合法。从外州来的可以买枪吗？或许你得出示当地的证件？说不定你可以建立住户证明，就像过去的人借此取得内华达州的离婚权一样。无论如何，就算有枪，你要如何带着枪坐飞机回来？当然她还是可以坐火车，但她想到要在火车上待这么多个小时就头痛。就这点来说，她连飞机也不想坐。

“然后我开始想，天知道，这个城市里充满了没有注册的枪支，要搞到一把会难到哪里去？如果学校的小孩都能拿到枪，如果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可以带着枪走来走去，找一把会有多麻烦？所以我问我自己，我是否有个朋友知道从哪里去搞枪，而且还爱我爱到愿意这样做？而你，我亲爱的，是我唯一可以想到的人。”

“我想我觉得很荣幸。”

“而且很高兴有这买卖，哈？”

外面是不是在下雨？看起来好像是的。

我说：“你知道，我痛恨这件事，我痛恨你生病，我痛恨想到你会死。”

“我自己也不觉得这是桩好事。”

我说：“我会替你弄到枪。”

“真的吗？”

“为什么不？”我说，“否则要朋友做什么？”

① 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 1887—1962），美国诗人。《伤鹰》（Hurt Hawks）是他的一首短篇诗歌。

8

外面吹着冰凉的风，你几乎可以感觉到暴风雨就要来了。我走到运河街与第六大道交会处的地铁车站。我一定刚错过一班A线地铁，因为我足足等了十五分钟下一班才来。我到的时候，月台上半个人也没有，列车终于出现时，月台上还是很冷清。

我在哥伦布圆环下车，站在街上时，大雨如注。少数几个不幸在外的人不是躲在门檐下，就是在跟他们的伞斗争，试着不让大风把伞吹开了花。在五十七街的另一角，我看到一个男人拿份报纸顶在头上，还有一个男人缩着肩膀在疾走，好像这样就可以躲过雨水的攻势了。我懒得采取任何避雨策略，索性让雨淋个够，就这样一路走回去。

我一走进门厅，雅各布在台子那边望我一眼，轻轻吹了一声口哨。“老天，你最好赶快上楼去洗个热水澡，”他说，“像你这样胡来，简直是找死。”

“没有人可以长生不死。”我说。

他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又回去做《纽约时报》上的填字游戏。我上楼到房间洗澡换衣服。站在水龙头下，强迫自己除了落在脖子及肩膀上的热水外，不去感觉任何其他的事。当我终于关了水，踏出浴缸，整个小房间看起来就像一个土耳其浴室。

洗脸池上的镜子蒸气弥漫，我也不去动它。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看起来有多老多疲倦，我并不需要亲眼求证。

我穿上衣服，想找个电视节目看。我决定看CNN的新闻，但其实看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我的心思不在上面。

过一会儿我关了电视。原来头上开着的那盏灯，我也把它关了，就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雨。

我跟吉姆·费伯约好在第九大道的湖南狮餐厅碰面。我到的时候是六点半。从我住处走来不过几条街，我带了伞挡雨。这次雨伞并没被吹翻。雨仍旧很大，但风已经小了很多。

吉姆已经到了，我一坐下来，服务员就递来菜单。桌上已放好一壶茶和两只茶杯。

我打开菜单，找不到什么感兴趣的。“你今晚可能得吃两人份了，”我说，“我没什么胃口。”

“怎么回事？”

“哦，没什么。”他看了我一眼。他是我在匿名戒酒会的辅导员，也是我的朋友。几年来，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都会一起吃饭，所以他能立刻发现我不对劲并不奇怪。“呃，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我说，“是简打来的。”

“哦？”

“她要我去她家。”

“有意思。”

“不是你想的那样。她有话要跟我说。今天下午我去了她那里，她告诉了我。”

“然后呢？”

我飞快地说了一遍，不想让这些话堵在我的喉咙里。“她在等死。她的诊断结果是胰脏癌，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可活了。”

“老天！”

“我觉得这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想也是。”他说。这时服务员拿好纸笔出现，准备帮我们点菜。吉姆说：“就让我来点如何？给我们来盘凉面，虾仁花椰菜加辣，以及左宗棠鸡。”他对着菜单眨眨眼，“不过在这家餐厅，好像叫曾将军。不同的菜单，不同的拼音，我猜是同一个将军没错。天知道，反正总是同一道菜。”

“是道好菜。”服务员说。

“我知道是好菜。如果你们有糙米饭，我们要一点。”

“只有白饭。”

“那就白饭。”他递回菜单，替我们斟满茶。他对我说：“如果我俩住在中国，我们会每个星期天晚上出去吃施瓦茨科普夫将军鸡吗？我可有点怀疑。马修，你刚才说的事糟糕极了。是不是完全确定？难道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似乎如此。根据她的说法，诊断的结果就像宣布死刑一样。但情况却比死刑还糟，因为你不能靠上诉拖延时间。这就像西部时代的边界判案一样。他们在下午宣判，第二天一早就把你吊死。”

“实在太不幸了。简多大了？你知道吗？”

“四十三，四十四，差不多这个岁数。”

“没多老。”

比伊莱恩大一点，又比我小一点。我说：“我想她最多也只能活到这么老了。”

“太悲惨了。”

“之后我回到我的房间坐在窗边看雨，想喝一杯。”

“这倒是很意外。”

“我从来没想要真去喝一杯。我知道这不是我真想要做的事。但我的欲望非常强烈，就像我记得的一样。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吵着要酒精。”

“谁在这种情形下不会想喝一杯的？不然怎么会有酒？难道这不是他们把那玩意儿装在瓶子里的缘故？但只想想却没喝，这是一件好事，真能这样，纽约市一个星期只需要举行一次匿名戒酒会，而且在电话亭里就足够了。”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电话亭的话，我暗想。它们已经消失了。但我干吗想电话亭呢？

“当你不想喝酒的时候，不喝算不了什么，”他继续，“但让我惊异的是，在我们真想喝的时候，我们还能坚持不喝。这让我们更坚强，让我们有进步。”

哦，对了。今天早些时候，当我站在五十五街与十一大道的交会处看着霍尔茨曼临死前使用的电话时，我一直在想着电话亭。现在城市里不再有电话亭，超人该到哪儿去换衣服？

“我相信每当我经历一个困难的阶段，我都从中获得些什么。”吉姆说，“‘我必须往前走，我无法往前走，我会往前走。’我忘记是谁说的了。”

“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

“真的吗？哦，整个治疗法都差不多在这十个字里头了，我必须戒酒，我无法戒酒，我会戒酒。”

“那是十四个字。”

“是吗？‘我必须戒酒，我无法戒酒，我会戒酒。’好吧，十四个字。我在此接受纠正。啊，凉面刚好到了。来，吃一点，我一个人没办法吃完。”

“它们只会白白地搁在我的盘子上。”

“那又怎么样？每样东西都有去处。”

服务员来收走我们的脏盘子时，吉姆说对一个声称没胃口的人来说，我的表现算很不错了。都是因为那些筷子的缘故，我解释。你希望你看起来知道怎么使用它。

我说：“我还是觉得非常空虚，吃东西并不能解决问题。”

“你有没有为她流泪？”

“我从不哭。你知道我上次流泪是什么时候的事？当我第一次在聚会上开口，而且承认我是个酒鬼时。”

“我记得。”

“并不是我现在忍着不哭，我很愿意痛哭一场。但我就是这样。我并不打算撕破衬衫，跑进林子里跟铁人麦克和别的男孩子一块儿打鼓。”

“我想你的意思是指铁人约翰。”

“是吗？”

“我想是的。铁人麦克是那个芝加哥熊队的教练，我可不认为他会是了不得的鼓手。”

“专门玩低音乐器的，嗯？”

“我是这样想的。”

我喝了一些茶，说：“我一想到要失去她就不能忍受。”

他没说什么。

我说：“当简和我分手的时候，当我们终于决定不再继续的时候，我搬走我的东西，把钥匙还给她以后，我记得我告诉你我有多难过。你还记得你对我说的话吗？”

“希望我当时说了些有意义的话。”

“你告诉我很多关系并非结束，它们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

“我是这样说的吗？”

“不错，而且对我很有安慰作用。之后那几天，我把这句话当金玉良言一样放在心上过来过去。‘很多关系并非结束，它们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它帮助我让我不至于太失落，让我不觉得有一样很珍贵的东西从我的手里被人拿走。”

“说来好笑，”他说，“我不但不记得我们曾有过这段谈话，我甚至不记得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很高兴它对你来说是种安慰。”

“是种安慰，”我说，“但过了几天后，我感到这种安慰的无奈。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改变了：从两个人一起度过大多数夜晚，一天至少说话一次到两个人尽量避免见面。其实我们不再有关系了。”

“可能这是我不记得这句话的缘故，说不定我的潜意识很明智地知道这话根本是狗屁。”

“其实并不是狗屁，”我说，“因为归根结底你完全是对的。之后简和我碰面时，我们都相见甚欢，但这样的事隔多久才发生？一年一两次？我可以告诉你我最后两次跟她打电话是什么时候——那个神经病莫特利想要杀光所有跟我有过关系的女人时。我打电话给我的前妻要她小心，我也打电话给简。等事情过去了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她。

“但不论我有没有见到她，有没有跟她讲话，或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想她，她永远在那里。不错，关系会改变它们的形式，但也有永不改变的地方。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去想一个没有她的世界。当她死了之后，我将会少些什么，我的生活将会变得小一点。”

“而且离终点更近一点。”

“说不定。”

“我们所有的悲悼终究是为了我们自己。”

“你这样觉得吗？说不定是这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死。你知道吗？我现在还是不明白。”

“你失去父亲的时候还小吧，是不是？”

“非常小。我以为是上帝犯了大错。不单是我父亲的死，整个死亡的问题我都一直不明白。”

他也不懂，我们就这话题谈了一阵子。之后他说：“再回到我以前说过的关系能一直持续的那番箴言。说不定死亡也不能改变关系。”

“你的意思是精神会一直存在？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相信这个。”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相信，但对这一点我并不固执己见。不过我想到的不是这个。你真的觉得在简的生命走到尽头后，她就不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吗？”

“嗯，想再跟她打电话可有点困难了。”

“我母亲在六年前过世了，”他说，“我不能跟她打电话，但我也没有这种需要，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我并不是说她存在于另一个世界。我听到的声音是她的一部分，而这部分会变成我的一部分，永远活在我的心上。”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父亲死了二十几年了，我的脑子里也仍旧有他的声音。那个老杂种，他说我一无是处，说我永远不会有任何成就。”

“我坐在窗边看外面的雨，”我说，“我想到这些年来所有我失去的人。这是你活了这么久的代价，这是生活给你的选择，不是你早早地死，就是得失去亲人。但如果我仍旧想着他们，他们就没有真正离去，是不是？”

“没什么用处的安慰，嗯？”

“不错，但还是比没有任何安慰要好。”

他做个手势要结账。“星期天晚上在圣名学校有一个新的‘大书聚会’，”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就走，刚好赶得上。要不要去看看？”

“今早我已经去过一个聚会了。”

“再去又怎么样？”

匿名戒酒会的聚会有好几种不同形式。有的有专人演讲，有的只是彼此讨论，也有的兼容并蓄。他们有所谓的阶段聚会，每个星期的重点是讨论戒酒十二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有传统性的聚会，讨论匿名戒酒会的十二个传统。还有所谓的许诺聚会，重点在宣扬不再酗酒的好处。任何遵守指导的人，理论上说，就可以得到这些好处。（他们也列出了十二点好处。有人说，如果摩西是个酒鬼，那我们不是有十诫，而是有十二诫。）

所谓的《大书》是匿名戒酒会最古老、最重要的文件，由五十多年前最早的会员写成，首章开宗明义地解释协会的原则，其他的章节则是记载会员个人的经历，就像我们现在开会时的发言一样，说我们过去的生活如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的情形又如何。

我刚开始戒酒的时候，吉姆一直要我读这本《大书》，而我老挑剔这本书里我不喜欢的部分。它的行文呆板，语调过于热情，品位就跟艾奥瓦小城里扶轮社的早餐会差不多。但他说我无论如何都该读一读。我说这玩意儿写得太老套了。他说莎士比亚又何尝不是，更别说詹姆斯王版本的《圣经》了。当我抱怨晚上失眠时，他要我在睡前看，我试了，确实有改善失眠的效用。当然有用，他说，有些章节足以拦住一头飞奔的犀牛。

在开“大书聚会”时，通常会员会轮流把这本宝典念上几段。那个星期预定要读的几个章节读完后，其余时间是讨论读过的部分，会员则讲述他们个人的历史或现在的状况与经文相关之处。

我们要去参加的那个聚会团体叫“克林顿大书会”，他们过去八个星期天在圣名学校的一楼举行聚会。那个地方在第九及第十大道之间的四十八街上。我们一共有十四个人，那个章节很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轮到不止一次。我没有花多少精神注意我们在读的东西，不过这没关系。没有什么东西真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聚会结束时仍下着雨。我跟吉姆一起走过几个街口，我们两人都没说什么。到了他家附近的街角时，他拍拍我肩膀要我们保持联络。“你记着，”他说，“这不是你的错。我不知道简怎么得的癌症，别去管为什么，但有一点我很确定，你并没有传染给她。”

我离葛洛根酒吧不过几条街，但没经过就转上了第九大道。就算是别人喝酒，不是我在喝，我今天也绝不能坐在桌上放有好威士忌的地方。我也不再想说话。这个晚上我已经说够了，只差一点没说。

关于枪，我没有提一个字。吉姆从没问我简打电话给我的原因，他一定以为简只是很想要告诉一个老友这个重要消息。如果他问起，我大概会告诉他简请求我做的事，以及我已经接受了她的请求。但既然他没问起，我也就没说。

回去给伊莱恩打了电话，我也没向她提起。我没说多少去看谋杀现场的事，也没多提那天其余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们的电话没打多久，大半都在谈她做了什么，以及她在上城博物馆看的展览。“全是纽约早期的照片，棒极了，”她说，“我想你会喜欢的。它一直展到下个月中旬，所以你还有机会去。看完后我想要去买个照相机，我可以每天在城里走来走去，拍所有我想拍的东西。”

“你可以这样做。”

“嗯，但为什么？因为我喜欢看照片？记得菲尔茨怎么说的？”

“‘永远别给糊涂鬼任何机会。’”

“他说女人就像大象，‘我喜欢看她们，但我并不想拥有’。”

“这跟照相有什么关系？”

“嗯，我喜欢看它们，但……我不知道。算了，难道我说的每句话都得有道理？”

“不，幸好不是。”

“我爱你，你这头老熊，你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今天是不是漫长的一天？”

“很长，很冷，很湿。”

“去睡吧，明天再聊。”

但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打开电视又关掉，拿起书又捧起杂志，这里看一页，那里看一页，然后又放下。我甚至拿起那本戒酒《大书》，屡试不爽的催眠剂，但这次也失灵了。没有任何方法奏效。这个时候，你唯一可做的事是望向窗外无边的雨。

9

“我不想说这话，”乔·德金说，“不过我觉得很不对劲，我想你最好把那个家伙的钱还给他。”

“我没想到你会说这种话。”

“我知道，”他说，“这不像我会说的。有人有机会凭着良心赚钱，我怎么好挡他的道？”

“所以问题在哪儿？”

他向后压着椅背，只靠椅子后腿平衡。他说：“问题在哪儿？朋友，问题在你。”

我们在五十四街中城北区分局二楼的刑事组。吃过早饭后我走到那里，中途绕了点路，想再去十一大道的谋杀现场看一看。星期一早上，那个地方热闹了不少，大部分的商店及陈列室都开了门做生意，街上的车也多了很多，但都不能帮我对格伦·霍尔茨曼生前最后一刻产生新的了解。

我转去中城北区分局，在乔的桌前找到他。我告诉他汤姆·萨德茨基雇了我，而他劝我最好把钱退回去。

“如果你像一般人一样，”他说，“你会做大部分人会做的事，你跑上十几个小时，然后告诉你的客户他其实可能已经知道的事，没错，是他那神经病老哥干的。这样的话，你的客户知道他已经尽了人事，而你不费多少力气，也给自己赚了笔小钱。

“但你是个反其道而行的王八蛋，又倔得像头他妈的骡子。你绝不会这么简单地为他指出一条明路——其实不论他心里知不知道，这正是他想要的。你偏要自找麻烦，你偏要确定他花的钱值回票价，你就有本事找出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有可能不是他那老哥干的。然后你就四处查了起来，搞得所有人连带倒霉。我呢，自不例外。等你终于查清楚之后，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恐怕连最低工资都没赚上，最后仍旧得到相同的结论，孤零零的乔治就跟其他人所想的一样有罪，不过你已经尽了力把这个简单的案子搞得天翻地覆了。你干吗这样瞪着我？”

“我希望把你刚才这番演说录下来，以后放给有意上门的客户听。”

他大笑：“你说我太恭维你了吗？嗯，现在是星期一早上，你最好再考虑一下。说真的，马修，这次就做做样子，不要太认真。这个案子备受瞩目，警方办案有力，很快就结了案，但搞新闻的最喜欢这种故事。你不希望给他们借口重新翻案吧。”

“他们会找到什么？”

“什么也找不到。这个案子没问题。他们抓对人了。”

“你有没有办这案子，乔？”

“整个分局都在办，连半个曼哈顿刑事组都参与了这件案子。但我没有参加结案。一旦他们把他给逮了，这个案子也就完了。天知道，他口袋里有弹壳，你还需要什么证据？”

“你们怎么知道该去抓他？”

“有人通风报信。”

“谁？”

他摇摇头：“嗯，这不能告诉你。”

“有线人？”

“这可不，有个神父决定不再替他保密。哈，当然，当然有线人。至于是谁，你就甭问了。”

“那个线人怎么说的？”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我说，“他人在现场吗？他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或是有人转述流言，引你们去找乔治？”

“我们有人证，”他说，“怎么样？”

“有人目击枪杀的经过？”

他皱一皱眉。“我老是对你太多嘴了，”他说，“你说这是为什么？”

“你知道这是打发我的最好办法。你的证人看到什么？”

“我已经说太多了，马修。我们有人证，有物证，几乎也有口供，萨德茨基说他觉得可能是自己干的。这叫铁证如山，连嫌疑犯都以为是他自己干的。”

这番话也说服了我，但我有钱要赚。“假设证人其实是在案发之后看到的呢？”我说，“乔治对着尸体弯腰，捡起了弹壳。”

“在别人枪杀他之后。”

“不是不可能。”

“哦，当然，马修。有人从草丘向他开枪。你要问我，我说中央情报局也插了一脚。”

“霍尔茨曼可能遭人抢劫，”我说，“那个区域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他可能是在反抗抢劫时被杀的。”

“没有这样的证据。他裤子口袋的钱包里有三百多块钱。”

“抢钱的人开枪后吓得跑走了。”

“这种惊吓法有点好笑吧。他先是非常镇定地向被害者颈后射了第四颗子弹，然后被吓跑了。”

“还有什么人在现场？那个证人还看到谁？”

“他看到乔治，这已经绰绰有余了。”

“霍尔茨曼在那里干吗？有人仔细查过吗？”

“他去散步。这又不是商务飞行，他犯不着先交一个飞行计划。他觉得有点烦躁，就出去散步。”

“然后他停下来打电话？他家里的电话难道有问题？”

“说不定他是打电话回家，告诉他太太他什么时候回家。”

“为什么他没有联系上她？”

“说不定她在打电话，说不定他正拨到一半，那个乔治就开枪杀了他。谁知道？而且见你他妈的鬼有什么差别？天知道，你正在做我说你会做的事，你在无中生有，想在一个证据充分的案子里钻牛角尖。”

“如果证据真的很过硬，我就没办法钻，是不是？”

“不，你只会把你自己搞得人见人厌。”

我是油罐里唯一的一只苍蝇，汤姆·萨德茨基曾经说过，我是每个人屁股上的疮疤。

我说：“你对霍尔茨曼了解多少，乔？”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他任何事，他是被害人。”

“凶杀案的侦查该从这里开始不是吗？从被害人开始着手？”

“当你不需要再追查的时候就不是。当你已经抓到凶手，你就不需要再穷究被害人。为什么你这一脸苦思的表情？”

“你知道这个案子的问题在哪里，乔？”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对它感兴趣，除此之外一点问题也没有。”

“问题是，”我说，“你们结案太快了。关于霍尔茨曼，以及附近的人，你们原来可以查出很多事，但你们懒得费工夫，何必麻烦呢？反正你们已经拘捕了凶手。”

“你觉得我们抓错人了？”

“不，”我说，“我想你们抓对了人。”

“你觉得警方办案不够精细？觉得我们错过了什么？”

“不，我觉得警方办得很好。只是有些部分你们觉得没有必要去查。”

“所以你决定你要往那个方向发掘。”

“对，我拿了钱，”我说，“总得去跑跑。”

纽约公共图书馆唐奈分馆在第五大道旁边的五十三街上。我在二楼阅览室待了几个小时，找遍了过去十天所有的本地报纸。我先翻过报道案子发生经过的新闻，大部分我都很熟悉了。至于其他的有关新闻其实都不能算新闻，有的讲无家可归的游民，有的讲这个区域在逐渐中产阶级化，也有的讲街上的犯罪情况。他们采访的人里面有住附近廉价公寓及一般公寓多年的人，有最近搬进霍尔茨曼所在大厦的人，也有几个就住在街上。任何一个有怨气的专栏作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机会发作。有一些读起来很有意思，但我并没因此多得到一点消息。

我特别喜欢的一篇登在《纽约时报》的意见栏，写的人是一个广告公司的文案，自称他住的地方离霍尔茨曼的公寓不出两条街，他从五月起失业至今，然后他解释他目前的经济状况如何改变了他的观点。

“随着每一天过去，”他写着，“我逐渐不再强烈地认同格伦·霍尔茨曼，而转为倾向于认同乔治·萨德茨基。当这条新闻刚出来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和害怕。躺在人行道的可能是我，我告诉我自己。一个正进入黄金时期的人，一个有大好前途、正当职业的人，一个住在克林顿，住在全世界最刺激的城市中最缤纷的区域的人。

“但随着时日过去，”他继续，“我在另一面不同的镜子里看到我自己。在赖克斯岛的人也可能是我，我发现我自己忍不住这样想。一个即将步入中年的人，在越来越紧张的就业市场中无事可做，在地狱厨房混日子，在地球上最绝望的城市中最不安定的区域讨生活。我替死者悲哀，但我也为凶手悲哀。我有同样的机会，变成他们中的一个。我有可能是穿着擦得发亮的尖头皮鞋、倒在那里的霍尔茨曼；也可能会是那个穿着二手的烂球鞋、被关到赖克斯岛的萨德茨基。”

我走回旅馆，在途中买了一个热狗和一杯木瓜汁。我在前台查有没有留言，但并没人打来。我在隔壁熟食店带了杯咖啡到对街邻近凡登大厦的小公园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掀开咖啡杯盖子，但咖啡太烫了不能喝，我把它放在长条椅上，拿出笔记本。

我边写边想，从假设乔治·萨德茨基无辜开始。要想证明这点是白费工夫，我要做的是找出其他可能干这事的人，一个有理由杀格伦·霍尔茨曼的人，或一个跟乔治一样缺乏理由但却犯了这案子的人。

格伦·霍尔茨曼。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他的公寓顶楼。如果我转过头去，可以看到我们在晨星最后一次谈话时所坐的桌子。莉萨失去了孩子，他告诉我。那个下午我替他感到难过，但我还是拒绝与他接近。我觉得跟他之间有距离，而我很高兴跟他保持距离。我并不想要了解他。

现在看起来我非得要了解他不可。调查凶杀案，我提醒乔，最好从被害人着手。要找到凶手，你得找到有作案理由的人。要找杀人的动机，你首先得了解被害人。

如果有人有理由的话。

说不定他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也许他碰上了拦路抢劫。听乔说起来很不可能，哪有抢匪会先从容地解决被害人，然后不拿钱就一溜烟跑了的？他说的不是没道理，但大部分的罪犯是这样的。他们做事没头脑，冲动，缺乏理性，善变。只有少数人可以保持镇定并具备组织能力。绝大部分的罪犯只要一离开家，一定会做点愚蠢的事。

不只是拦路抢钱的小贼可能会无端杀了霍尔茨曼。在一个有太多人都携带枪械走来走去的城市，一句话没说对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任何争论——譬如说为了用公共电话而争执，都有可能引发暴力。

或许他是被错杀的。类似的事情几年前在默里山的一家餐馆里就发生过。四个人，有三个是做毛皮生意的，第四个是他们的会计师，才刚坐下来点了饮料。两个人进门，其中一个掏出一把自动武器，往他们桌上扫射，杀了那四个男人，还把邻桌的一个女子也打伤了。

很明显是黑社会暗杀。之后一两个星期，侦查重点集中在黑社会的势力是否进入了毛皮业，或是否有证据可以把任何一个死者与某个犯罪集团联系起来。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跟犯罪集团的关系会比去自动贩卖机买一包糖的距离来得近。目标原来是另外四个人，他们是泽西市与黑社会挂钩的一家建筑公司负责人。凶案发生时，他们坐在餐馆另一头。那个杀手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当他该往右转的时候，他偏偏向左转了过去。（《邮报》的标题是《致命的错误》。）

这种事是会发生的，每个人都会犯错。

所以现在有两个方向：我可以去查被害人，或是查案子发生的经过。我正想丢个硬币来决定，却看到离我二十码处有一张熟悉的脸。头发花白，高颧骨，窄鼻子，玳瑁框眼镜，肤色和我的咖啡差不多。那是巴里，乔治·萨德茨基的朋友，他正坐在一个倒放的的牛奶箱上，拿一个三英尺高的水泥块当桌子，上面放着棋盘。他一面抽烟，一面研究棋局。

我走过去叫他的名字，他抬头一看，很快露出笑脸，看他的眼睛他并没有认出我来。“我认得你，”他说，“马上就会想起你的名字来。”

“马修。”我说。

“你看，你的名字由特快专递送到。坐下来，马修，你下棋吗？”

“我知道棋子该怎么走。”

“那你知道怎么玩了。下棋不过如此，你一直下，直到有人赢了。”他两只手各抓起一个棋子，把手放在背后，再伸出来放在我的面前。我碰了碰，他张开手，是一个白子。

“你看，”他说，“你已经赢了，该你先走，摆好棋，我们来下一盘。不赌，只是打发时间。”

在他桌子对面还有另一个塑料牛奶箱。我坐下来布好棋子，看了一会儿，出手把国王前的小兵往前移了两步。他也照样下了，我们不温不火地开了局。当我顶出我的主教去逼他的骑士时，他说：“啊，这招是西班牙开局①。”

“你说是就是，”我说，“有人曾经教我一般开局招式的名称，但我怎么也记不住，恐怕我没有下棋的天分。”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你干吗这样自贬，好像想跟我讹钱。”

“你想多啦。”我说。

刚开始时我们都下得很快，但随着棋势的展开，越来越不好下，我开始慢下来研究。十几步过后我们都折损了骑士，我的一个小兵不知怎的也没了。过了一会儿，他逼迫我拿城堡跟他交换他剩下的骑士。每下一子他都主动攻击，我所能做的只是等待。我的局势看起来备受局限，进退两难，无法抵御他的攻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一边试着找出一招好棋，“我想我该认输了。”

“成。”他同意。

我伸出一根手指推倒我的国王。它斜躺着，看上去有点悲哀的样子。

巴里说：“我们不是为了钱而玩，但这并不表示你不可以过街搞一夸脱酒来喝。”

“我现在不再喝酒了，巴里。”

“你以为我不知道？但你听到我提喝酒吗？喝酒是一回事，买酒是另一回事。”

“你有你的道理。”

“圣保罗的地下室，”他说，“我是在那里认识你的，我说得对不对？”

“对。”

“我很少去。有时我去喝个咖啡，跟人坐坐。喝酒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你很幸运。”

“如果我只喝啤酒，我好像就没问题。有段时间我觉得很不舒服，”他伸手放在右边的肋骨下，“这儿痛。”

“是肝脏。”我说。

“大概是，我猜，我猜是给‘夜车’搞的，那种甜酒可厉害了，但啤酒跟我的脾胃相合，”他露齿一笑，在嘴角现出一点金光，“至少现在没问题。总有一天啤酒会要了我的老命，但人总会死于什么。只要你活到一定岁数，迟早你会死。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因为其他的缘故。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没错。”

“所以你怎么说？你要不要买点酒，我们再来一盘？”

我找出一张五元的钞票给他。他伸出食指碰一碰眉头，做一个敬礼的姿势，向对街的韩国杂货店走去。我望着他，他的步调闲散无力，长手臂轻松地在两侧摆动。他穿着一件藏青夹克，一条泛白牛仔裤及一双高帮球鞋，他应该至少有六十好几了，而他现在慢慢奔过第九大道，像是一个对自己很有把握的人。

我发现我在想，或许巴里是对的。只喝啤酒或麦芽酒，偶尔去戒酒会喝喝咖啡找个伴，切磋棋艺，当你想喝一杯的时候，就去搞点小钱。

哦，是的。同时他是坐在牛奶箱上过日子的。你可否告诉我，我到底是在怎么一种状况下，居然会拿巴里当模范？我不得不笑自己，发现我之所以这么想，还是因为受了酒的引诱。酒的引诱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从各个方向袭来。不论你从哪条街走过，它都在下个街角等待，等着出来吓你一跳。你可以是百万富翁，得过两个诺贝尔奖，又兼最佳风度小姐，但接下来你经过一家酒吧，你会暗想那个潦倒不堪的流浪汉一定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如果他们可以喝酒而你不能，他们又会有什么错呢？

巴里带了一瓶老英八百回来，酒瓶放在纸袋里。他就着纸袋转开瓶盖就往下灌。他说这次我可以来黑子，我还要白子也行，我要什么都可以。我说我想今天一天下棋下够了。

“我猜你不爱下棋，”他说，“虽然你应该会喜欢。”

“为什么？”

“嗯，下棋布局很像警察办案，要想每一步该怎么走，要算计如果我这样做，那你该那样做。你以前是警察，对不对？”

“你的记性真好。”

“嗯，我们两人都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如果我们不认识对方才奇怪。其实凭你的表现，我也会猜你是警察。跟乔治有关吗？”

我点点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说。

“啊，”他说，“在这个城市里可还有人没看过我上电视？”他叹口气摇摇头，又喝了一大口酒，“现在有多少频道了？六十，再加上有线频道，七十？一定每个人都看第七频道，因为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巴里，每个人，除了我。我发誓我一定是纽约唯一没有看那个该死节目的人。”

我们聊了一会儿乔治，就跟其余向他提起看过那段电视节目的人一样，我听他重复了一遍他所认识的乔治·萨德茨基。我引导他到霍尔茨曼的案子上，问他对死者了解多少。

“你住在这里，”我说，“你会注意四周发生的事。你一定在附近见过格伦·霍尔茨曼。”

“我不觉得，”他说，“就算我见过我也不记得。我看到他在报纸上的照片，但我认不出来。很可怕，是不是？这样能干的年轻人，前途一片光明。”

“街上的人是怎么说他来着？”

“就像我说的。说他是多好的年轻人，发生这种事真惨哪。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可说？”

“这要看他们知道什么。”

“啊，他们怎么会知道什么？他又不住在这里。”

“他当然住在这里，”我说，“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住的那栋大楼。”

当我手指指向霍尔茨曼公寓的顶楼时，他随着我的手指往上看。“没错，”他说，“那是他住的地方，高高在上的第四十层楼。”

第二十八层，我想。

“那就像到了外国，”他说，“有些人从一边的四十层楼到另一边的四十层楼上班。你跟我是脚踩在街上的人，而对那些人而言，街是一个他每天非得经过两遍的地方，所以他们可以从一个四十层楼再到另一个四十层楼。”

“他上星期四曾走到街上来。”

“他们说去呼吸点空气。”

“什么意思？”

“哦，没什么意思。只是照我看来，四十层楼上应该有足够的空气吧。别的没有，空气一定有，你说是不是？”

“那么他在街上做什么？”

“可能是命中注定，你相信命运吗？”

“我不知道。”

“人总得相信什么，”巴里说，“我所相信的是，我相信马上会再来一口酒。”他喝了，喝得啧啧作响。他说：“我知道你不喝，但你确定不要尝一口吗？”

“今天不了，除了命运及新鲜空气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能会把霍尔茨曼引到十一大道？”

“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他。”

“我想你熟悉这条街。”

“第十一大道？我知道在哪里。”

“你曾经去过乔治的房间吗？”

“直到上个星期，我才知道他有个房间。我知道他有一个地方放东西，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只说在十一大道，那没什么好吸引我的。”

“难道你不需要偶尔把车开出去转转，试试刹车灵不灵？”

他放声大笑：“不用了，刹车灵得很。不过我倒是会出去兜兜风，让轮胎多转几圈。”他又喝了一大口，这次他把酒瓶从纸袋里抽出一半，从眼镜上端斜视酒瓶的标签。

“没错，”他说，“啤酒跟麦芽酒喝起来差不多，葡萄酒跟威士忌就不行。以前我喝了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了。”

“就像你说的。”

“当然有时我会抽点烟草之类的，得是碰巧赶上了，我自己从不去找烟抽。有人敬你一根，要你尝个味，你总不好拒绝吧，你懂我意思吧？”

“当然。”

“上次他们把我送到罗斯福医院去，给我开了刀，又给缝上，之后他们给我波可丹②止痛。每四小时一颗，我敢发誓它们灵得不得了。我出院前他们给了我一些，但很快就吃完了，他们又不肯重配。我就到德维特·克林顿公园去，从一个戴着镜面太阳眼镜的干瘦男孩那里买了六颗。它们跟医院给我的看起来一样，同样的颜色，上面有同样的纹路，但它们并不同样有效。说不定制药公司有次品，如果有的不合格，他们就从后门卖出去。你说呢？”

“我猜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很少去十一大道，”他说，“他们没有我需要的东西。”

他的波可丹故事让我想起了简，想起她决定不用止痛药，以免因此不能保持清醒。我的心思移到那里，让我一时没有领悟到巴里故事里的含意。

我的脑子活动了过来，我说：“德维特·克林顿公园。离霍尔茨曼被杀地点一两条街的地方有一个小公园。在十一大道的西面，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公园？”

“嗯，克林顿公园，如果你去那里，千万别向一个戴镜面太阳眼镜的男孩买任何东西。你会被坑的。”

“那地方离我有点远，”我说，“我甚至不知道那个公园的名字。他们在那里卖很多毒品？”

“他们卖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巴里说，“那些药丸我看还不够格叫毒品。我想你是问我那里有没有毒犯。恐怕这是我知道的公园里唯一没有毒犯的，因为那地方实在太小了。没有草没有树，只有几张椅子和桌子。虽说是公园，其实不过是较宽的人行道而已。假如是一个真的公园，我敢保证一定有毒犯。”

“他们没法子搞到多少生意。”

“你卖别人需要的，他们自然会来找你。”

“我猜你说得对。”

“晚上你可以搞到女孩子。你明白我说的女孩子的意思。她们待在那里，说不定有人坐在轿车或卡车里叫她们过去问路。”

“那就快到市中心了，是不是？从前只有在林肯隧道以北才有女孩子在路边拉客。”

“这我就不清楚了。”他说，“我知道的女孩子就在十一大道上，戴着金色的假发，穿着热裤卖弄风情。只不过他们不是女孩子，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说他们是变性人？”

“有的喜欢男扮女装，有的是变性人，这中间有差别，只是我记不清楚了。男孩看起来像女孩，但我得说，有些还真好看，你说呢？”

“哦，我太老了，不感兴趣了。”

他高兴得咯咯发笑。“你比我年轻，而我还没老到失去兴趣。不过那些在十一大道的女孩子眼睛里只有钱，而且很多都有病，跟她们搞上了，你是自寻死路。不，如果我有那种意思，我最好去找我的小学老师。”

“你在说谁？”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住在林肯中心附近，在华盛顿高地教四年级。她喜欢喝白葡萄酒，叫什么霞多丽。我相信你们是这样叫的。她总在冰箱里给我存上啤酒。而且我可以在那里洗一个热水澡。当我泡在浴缸里时，她就把我的衣服扔到地下室洗衣机里去洗。天气很冷的时候，我可以留下来过夜。如果第二天她宿醉后头痛不太严重的话，还会给我做早饭。”他打开酒瓶瓶盖往里细看。“她通常会给我个五块十块的，但我不喜欢跟她拿钱，”他看一看我，“但有时我也拿。”他最后说。

① Ruy Lopez，又叫Spanish Opening、Spanish Game，是国际象棋的一种开局方式。

② Percodan，远藤制药公司推出的一种止痛药的商标名。

10

德维特·克林顿公园占了两条街，一边从五十二街到五十四街，另一边从十一大道到十二大道。一个环绕着十二英尺高防风篱笆的棒球场就占了一半面积。剩下的场地主要是给儿童玩耍的，同样也围了起来。我到的时候，棒球场里一个人也没有，但另一边有很多小孩在玩耍，有的荡秋千，溜滑梯，在杠子上爬上爬下，也有的在专门留下来的一块大石头上尽情攀爬。

公园东南角落里有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雕像。那是一个比真人尺寸还大的步兵雕像，一身铜绿，肩上挂着一支来复枪。雕像底座刻着几行字：

摘自《佛兰德斯田野》

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

纵然罂粟花仍旧开于

佛兰德斯的田野。

我记得在高中的英文课上念过这首诗。作者是那种专门写战争诗的人，但我不记得是谁了，鲁珀特·布鲁克①或威尔弗雷德·欧文②或是其他人。雕像底座并没有刻出作者名字。想来这些诗句也可能出自一个不知名的士兵之手。

雕像的右边，有两个比我年轻很多的男子站得很近，聊得正欢。一个是黑人，穿着一件芝加哥公牛队的运动夹克，另一个是西班牙裔，身上一件漂白牛仔衣。说不定他们在讨论是谁写了这首诗，不过我看不是。他们感兴趣的罂粟不会长在佛兰德斯的田野。

我前几次去十一大道时并没有注意到有毒贩子，但我也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公园，当时一个人影也没有。现在已近傍晚，不过它仍旧远远不如布赖恩特公园或华盛顿广场那种毒品超市。年轻男子散落在各处，或落单或成群，有的坐在长条椅上，有的靠着篱笆，总共大概有八个人。还有两个坐在空荡荡的棒球场本垒后面的位置上。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们大都睁大眼睛看着我，有些人小心翼翼，有些人看生意来了，其中几个轻声地招徕：“抽烟吗？有好烟。”

我在公园的西端看着十二大道交通繁忙的状况，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下班的人朝着大桥及北边的郊区赶去。车潮之外就是哈得孙码头。我试着想象穿着一件破军用夹克的乔治·萨德茨基，他闪过车流以便赶到码头把枪丢入河里。当然他也可以等到半夜再做这档子傻事，那时候要躲的车就少多了。

我转过身去看几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人玩墙手球。他们脱下夹克及运动裤，一股脑儿堆在球场边，身上只剩短裤、球鞋及头上绑的毛巾带。他们有一般中年男子那股专注的劲头，拼命地击球，好像想把墙壁打个洞。几年前简和我也看过一次相似的较量，一场在格林威治村举行的非正式篮球赛。简故意装出一副深呼吸的模样。“男性荷尔蒙，”她说，“我可以闻到男性荷尔蒙。”

给我一把枪，她说。我的脑子里出现一幅图景，她双手拿枪，深深地吸一口那钢条发出的油味。我可以想象出一声枪响，听见她即将永远消失的声音盖过枪声。火药味，她会说，我可以闻到火药味。

我从公园的西北角离开，见到的第一个公共电话就在十二大道与五十四街的交会处。我听到可以拨号的声音，但没有丢下硬币。有人把那部电话的号码牌给撕了，所以你可以打出去，但别人不能打进来。

五十四街与十一大道的交会处有部电话有号码，但它不收我的两毛五分钱。我试了四个不同的硬币，它都不接受，立刻吐了出来。我一一取出再朝北走去，结果我所用的电话就是格伦·霍尔茨曼生前最后用的电话。上面有号码，你可以拨，而且它也收了我的钱。只要没人想杀我，我就没问题。

我拨了号，铃声响起时，我键入了我正在用的这部电话的号码，然后挂断电话，一面把听筒凑在耳边，另一只手却暗暗扣下电话，所以在路人看来我是在打电话，而不是在等电话。

我并没有等多久。我接了电话，有个声音说：“谁找TJ？”

“三大洲的警察，”我答，“还能有谁？”

“嘿，大哥啊，你人在哪里？马修，有事找我吗？”

“说不定，”我说，“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

“没有，不过我最讲道理了，你在哪儿？”

“我在离德维特·克林顿公园一条街的地方，”我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我当然知道，那是个公园不是学校，对不对？我跟你在那个指挥官的雕像旁见面。”

“你是指那个士兵？”

“我知道他是一个兵，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就叫他指挥官佛兰德斯。”

“我想你把他的军衔搞错了，”我说，“他的制服像是个小兵。”

“是吗？他是白人，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军官。二十分钟后见。”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那你为什么打来？你刚才说——”

“我只是不觉得我们应该在公园见面。”我四处张望想找个地方，但在这条街上不像有合适的地点。“第十大道跟五十七街交叉口，”我说，“街角有个咖啡馆。阿姆斯特朗在其中一个角，斜对角有座公寓大楼，另一个角落就是那个希腊馆子。”

“那是三个角，”他说，“第四个角有什么？”

“我一时想不起来。有关系吗？”

“跟我没关系，大哥，但你既然已经告诉我另两个无关的地方，不如索性全说了。你要跟我在咖啡馆见面，你只消告诉我哪个咖啡馆，我一定找得到，不需要告诉我所有的路标。”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我不紧不慢地走过去，边走边看五十七街上的橱窗。我走了十五分钟才到那家咖啡馆，TJ已经到了。他坐在一个靠前面的雅座，正努力狂啃一份干酪汉堡和一盘炸透的薯条。TJ是一个在街上混的黑人小孩，从表面看来，他跟其他在布赖恩特公园和港务局公共汽车站间的西四十二街上的小孩差不多。过去有一个案件把我引到了那个衰败的区域，我在那里遇见了TJ。

现在我们是老友兼共事的伙伴，但我对他的了解少得出奇。我只知道他叫TJ，但不知道这两个字母代表什么，或它们是否真代表什么。我不知道他到底多大，如果非猜不可，我估计他十六岁。我也不知道任何他家里的事。从他的口音及用语，我猜他在哈勒姆长大，但有时他一下子就能转变口音，我不止一次听过他说话像那种身穿布克兄弟之类名牌衣服的上流子弟。

他醒的时候多半混迹于时代广场，在那里练习必备的求生技能。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睡觉。他坚称他不是无家可归，说他有一个地方可住，但关于这个话题他一直避而不谈，非常神秘。

刚开始时我没办法联系他，他打电话来，但我没法回电话。后来他拿我付给他干了一夜活儿的钱去买了一个寻呼机，声称这是项投资。他对拥有这寻呼机非常骄傲，而且一直保持每月付费。他觉得我也应该有一个，他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

不论他别的赚钱方法是什么，只要我给他一件事做，他好像总愿意立刻丢下别的事赶来。如果我没找他，他会找我，坚持说我一定可以找到能给他做的事，声称他精力十足，点子最多。天知道，我并没有给他多少钱，而且我确定如果他在街上替人做点小差事，帮着赌纸牌骗钱一定能赚得更多。但他坚持说侦探这行是他自己选择的事业，而且期待有朝一日我们两人能合伙办案。不过目前他似乎很满意只扮演一个次要角色。

他一边吃，我一边告诉他有关格伦·霍尔茨曼及乔治·萨德茨基的事。他已经听说了——在这附近，恐怕很少人会没听说过——但比起一些较安定的区域，TJ常出入的“丢斯”③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冲击。一个哥们儿杀了另一个哥们儿，我可以了解在街上混的那些小子会这样一笔带过：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事天天发生。

不过现在他有理由得注意这两个哥们儿，我跟他解释时，他听得非常仔细。我讲完后招来服务员，给自己再要杯咖啡，又给TJ点了巧克力蛋奶。

他的蛋奶来了，他喝了一口点点头，好像一个美食家在表示那瓶波马尔红酒还不错。请注意，佳酿谈不上，但还可以。他说：“在那个公园和街上，总有人买这个卖那个。”

“白天没什么，”我说，“但晚上有。”

“那件案子是在晚上发生的，所以你想说不定有人会看到什么。不过他们只要看你一眼就认定你大概是警察，所以你没法跟他们谈。”

“我压根就没试。”

“没有人会把我当警察。”

“我也这么想。”

“如果他们看到我跟你一起，他们想想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不去公园，在这里见面。”

“推理得不错。”

“嗯，并不需要是一个火箭科学家才想得到。”他低下头吃蛋奶，半晌他抬起头来喘口气说，“我去比较合适。没问题。说不定还会碰到我认识的哥们儿。不太可能就是了，克林顿公园不在我的势力范围内。”

“只差几条街而已，你以前一定去过，你记得那个佛兰德斯指挥官。”

“哦，指挥官跟我是老朋友了，这里是我的城市，我是打算认识每条街，但这不表示不论我去哪里，我一定认得在街上走动的哥们儿。你想问的人大都不怎么走动。如果有新人出现，他会被仔细审视，说不定他是竞争者，说不定他肚子里另有算计，说不定他是警察，也说不定他是给警察办事的。他问得越多，看起来越像是个麻烦。”

“如果可能有危险，”我说，“那就算了。”

“过街有危险，”他说，“不过街也有危险。不能一辈子站在街角。你怎么办？还不是向两头张望，然后过街。”

“你的意思是？”

“可能得花好几天工夫，不能一上去就问人问题。得慢慢来，这样才自然。”

“你就慢慢来，”我说，“不过这案子没多少钱。汤姆·萨德茨基没给我多少订金，恐怕也不会再有。事实上，我有种感觉，最后我可能会把全部或部分的钱还给他。”

“我不喜欢听你这样说——把钱还回去。”

“那的确令人不舒服，”我说，“但有时我别无选择。”

“这样的话，”他说，一边把账单推向我，“我最好让你付账，不趁你还有钱的时候吃你一顿，更待何时？”

等他朝公园走去之后，我站在咖啡馆前的人行道上看着格伦·霍尔茨曼的公寓。我告诉自己，应该另外选一个咖啡馆跟TJ见面的。这样的地方多得是。在曼哈顿，这样的咖啡馆就跟在阿斯托利亚④的希腊馆子一样多，都有相似的菜单，相似的气氛，你也可说同样地没气氛。为什么我偏要选上这个角落，面对我最不想做的事？

凶杀案的侦查得从被害人开始。从我站的地方，我可以往上数二十八层楼望见被害人的窗户，在窗后我很有可能发现被害人的妻子。无疑，莉萨·霍尔茨曼是第一个我应该去访谈的人，是最有可能有我想要的资料的人。

但她是我最不想见的人。她失去胎儿时，我没有打电话去。她丈夫被杀后，我没有打电话去。自从四月我们四个人消磨了一晚之后，我就没有跟她说过话，而且我对她丈夫想和我做朋友的表示不予理会。虽然谈不上有罪恶感，但我总觉得很不舒服。想到现在要去打搅她，在她最悲痛的时候，问她我非得问的那些唐突的问题，我的不安就在急速增加。

我数着窗户往上看。我知道他们的公寓——她的公寓——是在第二十八层，但我不能确定要数几个窗户，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他们有没有十三层。大部分纽约的大厦都跳过这个号码，但也有几个建筑商拒绝向迷信低头。（哈蒙·鲁滕斯坦—— 一个星期前从自己家的阳台跳楼自杀的大亨——在这点上特别直言不讳。有好几个专题报道都说他认为生命太短，不必怕神怕鬼。他住在自己的大楼，有一个写讣闻的特别指出，他住的六十二层楼是真的六十二层，如果是其他类似的建筑，则会只有六十一层。）

我告诉伊莱恩，不论是哪一层，都是那最后的半英寸要你的命。

就我所知，霍尔茨曼所住的就是一座哈蒙·鲁滕斯坦的大楼，但我不能完全确定，所以不知道到底哪扇窗户是他们的。当然至多只有两种可能。此时西沉的太阳反射在大楼朝西的那一面，所以无论如何，我看不出来他们可能住的公寓是否开着灯。

我想，老天，我干吗不去打个电话？

街角有两部公用电话，一部坏了，另一部不收硬币，只收NYNEX电信公司的电话卡。电信公司每个月寄账单来时都要给我一张电话卡，但我懒得再多带一张卡，所以直到目前一概拒收。不过如果投币电话再不断消失的话，我就非得搞一张不可了。然后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会开始奇怪怎么可以没有它。

我过街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打了电话。以前我几乎就像住在阿姆斯特朗一样，所以当我刚开始戒酒时，我总刻意避开这个地方。我没去光顾的时候，吉米失去了他的租约，他的店从第九大道与五十八街交叉的东南角搬到目前的地方。我同样避开他的新店。不仅如此，我也绝不踏进在原处新开的店，那是一家毫不相干的中国餐馆。（有一次吉姆·费伯建议星期天晚上去那里吃饭，我告诉他那不成。“在那家餐馆没开之前，我常去那里喝酒。”我解释给他听。他并没有对我的句子或逻辑多加追问。只有另一个曾经酗酒的人懂得我的意思。）

之后一天，另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终于戒了酒的酒鬼，建议去阿姆斯特朗吃晚饭，自此之后如有需要我就去。现在我是有理由要去，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挑战我的选择。难道附近没有其他电话？难道不能用那家咖啡馆里的电话？为什么我在找借口在酒吧外面流连？

浪费心智可能是件可怕的事，但听从它更糟。我告诉我的心，多谢费神，走进去打了电话，先打一一四，再打我抄下的号码。莉萨·霍尔茨曼的电话响了四声，接下来我听到她丈夫录下来的声音。他告诉我现在没人在家，要我在听到哔声后留言。“现在请稍待。”他说。不错，我是等到了“哔”的那一声，但我接着挂了电话。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的声音。多年以前一个叫波希娅·卡尔的英国应召女郎被一个顾客杀死——她的顾客，不是我的——有一天我喝得大醉，醉到打电话给她，但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立刻惊醒过来。当然这是她的答录机，等我一明白怎么回事，我又重新不省人事。

答录机当时还不多。现在除了我之外，每人都有一个，而我们也习惯听到死者的声音。不久之前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时，是亨佛莱·鲍嘉⑤的声音接的电话。一个星期之后我再打给他，换成是塔卢拉·班克黑德⑥。你可以买一种录音带，通过现代神奇的科技，让早已仙逝的名人为你接电话。“亲爱的，我的伙伴杰里·帕尔米耶里现在不能来接电话，不过如果你留下电话号码，等我们抓到了那批一直在名单上的嫌疑犯，他会立刻给你回电话。”

格伦·霍尔茨曼的声音不比波希娅·卡尔的更吓人，也不如塔卢拉的那么令人惊奇。但我一开始就有点心理不平衡，在一个我不想去的地方打一个我讨厌打的电话，而我只要有一点儿借口就想溜走。在这种情形下，就算是约翰·韦恩⑦接的，我也会立刻挂了电话。

回到旅馆后我又试了一次，再次听到他声音时，我还是决定不要留言。跟她说话是一回事，留言要她打电话给我是另一回事。我再一次静听那一声“哔”，再一次，我没有说话。

我打电话给伊莱恩，告诉她我不记得我们晚上有没有计划。她说没有。“但我想要看到你，”她说，“只是我不想离开家。”

“我也是。”

“那我们想要在一起就难了，”她说，“除非我们打一个晚上电话，把那盘留言带用个精光。”

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离开我的地方没问题，”我说，“我只是不想离开你的地方。”

“哦，你永远不需要走，”她说，“我家就是你家，你随时来嘛，我会烧饭，或我们叫点菜。在家静静地过一个晚上。”

“在甜蜜的家。”

“嗯，是呀。我要看点书及处理一些文件，但不会花多少时间。嘿，你来的时候带盘录像带过来。”

“有没有你特别想看的？”

“没有，你选吧，给我一个惊喜，但我不想看有妖魔鬼怪的，别的都可以。”

“在真实生活里，妖魔鬼怪已经够多了。”

“你说的是。那你什么时候来？”

“我要赶一个聚会，八点左右过来。你觉得怎么样？”

“那真是——”她说，“太棒了。”

① 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 1887—1915），英国战争诗人。

② 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1893—1918），英国战争诗人。

③ Deuce，纽约曼哈顿区四十二大街的昵称。

④ 纽约皇后区的一个中产阶级街区，位于皇后区的西北角。

⑤ 亨佛莱·鲍嘉（Humphrey Bogart，1899—1957），美国著名男演员。

⑥ 塔卢拉·班克黑德（Tallulah Bankhead，1902—1968），美国著名女演员。

⑦ 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美国著名男演员。

11

我们在家静静地度过了一晚。我们叫了咖喱，是由第一大道上一家新开的印度餐馆送过来的。根据伊莱恩的说法，在家吃印度菜有一项绝对的优势。

“我去过的每一家印度餐馆，”她说，“总有一个侍者上回洗澡时还是在恒河里，当他走近你桌子时，你会被他熏死。”

吃过饭后我又打给莉萨·霍尔茨曼，一听是答录机回话，我就立刻挂断了。伊莱恩花了二十分钟整理完文件，打开录像机放我选的电影，李·马文演一个有名无实的恶棍，约翰·韦恩及詹姆斯·斯图尔特演他们自己。

伊莱恩说：“小时候，我父母常看深夜的老电影。‘老天，你看弗朗肖·托恩有多年轻！’或是珍妮特·盖纳，或是乔治·阿利斯。而现在我也是如此。这部电影从头到尾，我能想到的只是李·马文看起来有多年轻。”

“我知道。”

“但一直等到电影结束了我才说，我表现出的自制力很值得赞赏吧。”

电话铃响她去接了。“哦，嗯，”她说，“你好吗？好久不见了，不是吗？”

一阵轻微的妒意如常向我掩来，我试着不去听她说话。伊莱恩有时仍接到她过去顾客的电话，但她觉得与其找麻烦换号码，不如花个十秒钟宣布她已退休。我能了解这点，但我仍希望他们打来时，我人不在现场。

“请稍等，”她说，“他人就在这里。”

我拿起电话，是TJ。“大哥，我去过你的旅馆，光你一个人就够挤了，你不该带个女士回去。”

“不是什么女士，”我说，“那是伊莱恩。”

“你以为我不知道？哦，我懂了，你不在你的旅馆。”

“我知道你会猜到。”

“你在她家。你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的，自动转接。”

“嗯，聪明。”

“如果你有个寻呼机，”他说，“你就不需要别的，不会由别人接你电话，搞得人一头雾水。啊，我干吗打来呢？我在这儿跟指挥官瞎混。”

“指挥官佛兰德斯。”

“不错，就是他。嗯，一旦太阳西沉，那个地方就大变样了。公园和街上都不同了，有一大堆人在那里做买卖。”

“白天也有，”我说，“但那时候他们主要在买卖本田车。”

“现在很不一样，”他说，“有很多快克可卡因。你可以在地上看到很多空袋子。你要什么，就有人卖你什么。也有很多女孩子，有些美呆了。只是他们不是女的。你知道他们叫什么？”

“双性人。”

“带把儿的妞——人人都这么叫。刚那词儿你再说一遍，”他跟着我说了一遍，“双性人。我知道有人叫他们变性人，但这是他们动过手术之后，之前他们是带把儿的妞。你知道他们是生来这样的吗？”

“我很确定他们是生来就有那话儿。”

“别开玩笑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所认识的双性人都说从他们有记忆起就是这样。“我猜他们生来就是如此。”我说。

“他们的胸哪来的？总不会是天生的吧？他们是怎么搞的？注射荷尔蒙？隆胸？”

“我想都有。”

“然后他们跟人睡觉，赚钱去动大手术。他们一心一意想要动手术，所以你看不出来他们不是真的女人。不过他们身高六英尺二，大手大脚，还是会被人看出破绽。”

“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动手术。”

“你说他们既想当男的，又想当女的？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

他停了一会儿说：“我想象自己两个奶子在衬衫下晃动，摇摇摆摆地走在街上，怪胎。”

“我猜也是。”

“一想就头痛。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跟你见面时说的话？你走在街上，我一直没办法让你说出你在找什么。”

“我记得。”

“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嗜好。你可以把我这句话存进银行，再真不过。”

我说：“我不知道格伦·霍尔茨曼有没有什么癖好。”

“没什么好猜测的。只要他还有口气，他就有。说不定我们运气好，能发现是什么。”

伊莱恩在一旁听出了兴趣，我又给她补充说明。“TJ真有趣，”她说，“前一分钟他是绝对的时髦，绝对的酷，接下来他天真的一面不自觉地露了出来。以他的年纪，要理解双性人的存在一定相当困难。”

“但他不是不知道，他常去的地方多得是。”

“大概是吧。我只希望他不会有一天也带着奶子出现，我不觉得我能接受。”

“我想TJ也不能。”

“那好。你相信格伦·霍尔茨曼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嗜好？”

“TJ说每个人都有。这点提醒了我。”我看了一下手表，觉得现在打电话找霍尔茨曼的遗孀还不算太迟，特别是她很有可能不在家。她果然不在家。不过这次我没有尽责地聆听她死去丈夫的声音。一等答录机声响，我立刻挂了电话。

我说：“他去十一大道一定有他的道理。他不是不可能去散步，但为什么要往那个方向？说不定只是巧合，也说不定十一大道有他需要的东西。”

“他看起来不像是快克迷。”

“是不像，但他不会是第一个用快克的雅痞士。”

“像他这样的人会在街上买毒品吗？”

“不会，通常不会。说不定他是对性交易感兴趣。说不定他去猎艳，但找错了地方。”

“放着那样的太太在家？”

“‘一个比较端庄甜美的少女，在一个比较明净青绿的地方。’但这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说，“大部分的男人都有太太在家。说不定他有冲动，想要来点不同的刺激。”

“说不定他偏爱那种高个子大手大脚的姑娘。”

“还要有那话儿的。他这样找站街女实在太冒险了。”

“不是开玩笑的。”

“不，除了一般的危险之外，你可记得从他们公寓望出去的视野？如果她在窗口，她可能会看到他在街角，她说不定从头到尾目睹了枪杀的实况。”

“就算角度是对的，而且她可以一览无遗，我也很怀疑在这么远的距离可以看出什么。”

“我猜也是。你想她会继续住那栋公寓吗？”

“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喜欢住在那里？我不是指她那一栋，指类似的。”

“你的意思是高高住在半空中？”

“高高住在半空中，天下尽收眼底。如果我们会搬家住在一起——说不定你现在不想谈这个。”

“不，我不介意。”

“嗯，我喜欢这套公寓，不过我想我们最好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这里有太多旧事。”

“我们在这里做过这么多次的爱。”

“这不是我所想的。”

“我知道。”

“我不再干那行了，但我仍住在同一套公寓。我不确定这样好不好。就算我们不搬出去住一起，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劲。”

“你想卖掉这个地方吗？”

“我可以卖，但看现在市场的情况，可能出租反而更划算。帮我经营其他房地产的公司可以替我一并料理。”

“真是个阔小姐。”

“哈，我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既不偷，也没人留钱给我。我靠本事挣来的。”

“我知道你靠本事挣来的。”

“不错，我是靠跟人睡觉挣钱。那又怎么样？我的一分一毫都是自己赚的。这不一定合法，但可不是骗来的。我辛苦干活儿，省钱好好投资，难道我该要觉得羞耻？”

“当然不。”

“我听起来好像在自我辩护，是不是？”

“有一点，”我说，“但又怎么样？没有人是完美的。你想要住在哪里？”

“我还没想好。我喜欢这附近。但如果说这套公寓有它的历史，这整个地方又何尝不是。你呢？你说不定想要留着你的旅馆房间，拿它当办公室。”

“当办公室。”

“可以用来与客户见面。”

“我以前跟他们在酒吧见面，”我说，“现在我改成了咖啡馆。”

“你想放弃它吗？”

“我不知道。”

“那个地方很便宜，”她说，“房租调整又受限制。我觉得可能值得留着，这样当你想要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有一个地方可去。如果你知道附近有个自己的地方，同居比较不会有太大压力。”

“它会像什么？逃生门？”

“说不定。”

“你也会有一个。如果你不把这个地方卖掉，只是出租的话。”

“不，”她说，“我一旦离开这里，就不会再回来。再也不出现在五十一街。就算我们之间没有结果，就算我们发现彼此，嗯，不能住在一起，我也不会回到这里。事实上——”

“嗯？”

“呃，就算我们还不能决定住在一起，说不定我还是应该考虑搬出去。如果我们会一起去找公寓同居，现在先找一个暂时的居所好像很没道理，但我想是时候搬出这鬼地方了。”

“干吗这么急？”

“我不知道。”

“嗯？”

过了一会儿她说：“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老顾客打来的。”

“他不知道你已经不干了？”

“他知道。”

“哦？”

“过去这一年他打来过好几次，想确定我是真的退休了，而不是一时想想罢了。”

“哦。”

“我可以理解。有人卖肉卖了二十年，忽然不再上市了，你会想，不会长久的。”

“我猜也是。”

“有几次他只是打来聊天，他这样说的。嗯，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所以你不想对他说让他自个儿去放屁。但我也不想跟过去的顾客闲扯，所以我总是尽量少说两句，说不要放在心上，说我得走了，拜拜，之类的话。”

“嗯。”

“今天他问他可不可以过来。不，我说，不行。只是谈谈，他说，因为他最近经历某种困难，所以他想跟一个了解他的人谈谈。简直是狗屁，我可不了解他。了解他？开玩笑。所以我说不，你不能过来，我很抱歉但只能如此。我会付钱，他说。我会给你两百块，只是让我过来谈谈。”

“你怎么办？”

“我告诉他不行。我告诉他我不是做心理治疗的，然后我叫他再也不要打来。他不是光想谈谈，你不用想也猜得出来。”

“不错。”

“他以为只要他进得了门，就进得了卧室。他想只要拿钱给我，我就会去赚。其实这跟性没多大关系，而是一种权力斗争。他喜欢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

“他是谁？”

“这有什么相干？”

“我可以去找他谈谈。”

“不，马修。千万别。”

“好吧。”

“如果他再来找我再说，不过我想他不会的。每隔两个月他说不定会打来，但我自己可以应付。不，我不需要被保护。我可以应付那个无聊鬼。”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我想你应该换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等我搬家后，新公寓，新号码。”

“同时都有了。”

“不错。”

我想了一想。我说：“说不定我们应该开始找房子。”

“至少开始考虑。你喜欢你现在住的那一带，是不是？”

“嗯，我习惯了，”我说，“就像你已经习惯海龟湾一样。我有常去的餐馆及咖啡馆，还有我常去聚会的地方。米克的酒吧几步路就走到了。林肯中心，卡内基音乐厅以及大部分的剧院都在附近，倒不是我们常去，但知道它们就在旁边，感觉不错。”

“但这里不是我唯一喜欢的地区。在很多方面，我甚至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西村，我喜欢切尔西，我也喜欢格拉莫西公园。”

“或更往下城去，像苏荷，翠贝卡。”

但那些地方也有它们自己的历史。“或在西区更北一点，”我继续，“比如说西区七十街那一带。从我现在住的地方，走一段路或乘一小段公共汽车就到了，所以我可以把那个旅馆房间留着当办公室，也可以去同样的匿名戒酒会。现在我开始考虑起来，不过，可以选择的很多，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住。”

“但不出曼哈顿。”

“不，当然不。”

“除非我们要搬到阿尔伯克基。”

圣诞节前我赚了一票，刚巧接了一个案子收了一笔钱。等她的学校放寒假，我们飞到新墨西哥，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在新墨西哥州的北部开车转来转去，大部分的时间流连于当地的印第安部落。我们都迷上了阿尔伯克基及圣菲的砖石风格建筑。

“在那里我们可以有整栋房子，”我说，“有旋涡状的装饰，有尖塔以及有曲线的墙壁。而且我们不论住在哪里都没关系，因为反正我们总要开车的，住哪个区域也无所谓，一定比纽约任何地方都要来得安全及舒适。”

“你想去吗？”

“不。”

“谢天谢地，”她说，“因为我也不想去。有太多的地方都比纽约好多了，但我哪里也不想去。而你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恐怕是。”

“幸好我们找到了彼此。如果我们开始怀念那种砖石建筑，我们总还可以飞去阿尔伯克基看看，对不对？”

“任何时间都成，”我说，“那些建筑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上床的时候一定已经半夜了。一个小时后我放弃了睡眠的打算，蹑手蹑脚走到客厅。那里有整排的杂志，满满一书架的书，当然也有电视，但我心烦气躁，坐也坐不住。我穿好衣服站在客厅的窗前，远望河对面百事可乐的红色霓虹灯。自从伊莱恩搬进这里后，新的建筑挡住了大部分的视野，但你仍可以看到百事可乐的广告。如果我们搬走的话，我会想念这里吗？她呢？

楼下的门房无语地点点头，又把他的视线转到半空中。他是一个年轻人，最近才从阿拉伯世界的某个角落移民来到美国。他一直带着随身听，一副耳机塞在耳朵里。我原以为他一定在听热门音乐，直到有一晚我才发现他不断地在听那种追求自我提升的录音带，激励他掌握生命，发挥赚钱的能力，以及减轻体重，保持身材。

我从第一大道往南走，经过联合国大楼，走向四十二街。在那里往右转，走过一个街口，再从第二大道往回走。我经过了好几间酒吧，虽然我没有非得进去的冲动，但我不能不承认它们的吸引力。我可以去葛洛根找米克，但如果我找到他，我们一定会混到深夜。就算我们没说上几句，我仍想要留在西村，不想再老远走回东五十一街。

住在一起会解决这个问题。生命里那些其他的事物也会各就各位吗？

在第二大道与四十九街交会的街口有一个通宵营业的咖啡馆。我在吧台找了把椅子坐下，点了一个梅饼和一杯牛奶。有人留下一份旧的《纽约时报》，我开始看了起来，但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说不定我也需要一些自我提升的录音带。发掘你的心智潜能！掌握你的生命！

我不需要发掘任何潜能。我有足够的脑细胞去弄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

虽然简·基恩现在接近她生命的尽头，她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命中。她和我以前几乎住在一起，或至少往那个方向走，然后我们的关系破裂，从此我们失去了对方。

而现在伊莱恩与我处在相似的境地，相似的阶段。她的衣柜里有挂我衣服的地方，她的梳妆台有我的专属抽屉，在她床的一边我一星期总会睡几个晚上。但这个阶段是暂时的，定义模糊的，或不可能被界定的，所以每件事都必须仔细考虑。当我在东五十一街过夜的时候，我可以把电话转到那里去吗？事后我忘了取消转接的话，我应该道歉吗？还是我们该再接一条电话线？

我们到底该不该搬？我该不该留着我的旅馆房间？我们该选择住在我家附近，还是她家附近？或是谁家的附近也不住？

我们应该提出来讨论呢？还是我们应该避免讨论？

平常这些想法不算什么，甚至于有点可笑。但简就要死了，而这点使所有的事都蒙上了一层晕黄的光。

当然我害怕。我害怕在一种关系里发生过的事也会同样发生在另一种关系里。然后有一天我会去取我的衣服，把我的钥匙留在厨房的台子上。我害怕那间我紧抓着不放的、像死亡般阴郁的破旅馆房间，会是我了此残生的地方。有一天当我只有一身内衣，蜷曲在窄床的边缘时，死神亲自降临。他们必须把我装在尸袋里拖出去。

我害怕事情会失败，因为这总是发生。我害怕会有可悲的结局，因为这总是发生。而我最害怕的是，在所有可以说可以做的事都说了做了之后，结果都是我的错。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在我骨血深处，我相信永远都是我的错。

我喝完牛奶回家，这次门房不但叫出我的名字，而且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微笑。（记住别人的名字和脸孔！让你的微笑照耀世界！）当我摸进卧房时，伊莱恩动了动，但没有醒过来。我上床摸黑睡在她旁边，感受她的温暖。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接下来我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我在跟踪一个男人，想要看一眼他的脸，我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跟着他走下无数的楼梯，终于他回过头，而他的脸是一面镜子。我想看镜子里照出什么，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白光，一片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白光。我挣扎着醒过来，伸手去碰伊莱恩的手臂，然后几乎立刻又睡着了。

当我再度醒来时已经九点了，房里只有我一个人。厨房里有热咖啡，我喝了一杯，洗澡穿衣，正在倒第二杯时，她从健身房回来，说外面是美丽的一天。“蓝色的天，”她说，“加拿大的空气。我们给他们酸雨，他们却给我们新鲜空气及摇滚诗人莱昂纳德·科恩。太划算了。”

我打电话给莉萨·霍尔茨曼。当答录机响应时，我照例挂了电话。伊莱恩说：“给我她的电话号码。”她拨了号，当霍尔茨曼的声音出来时，她的脸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接着她说：“莉萨，我是伊莱恩·马代尔，上学期我们在亨特一起上过一门课。我老早就该打来了，我对你最近发生的事觉得很难过。莉萨，是的，嗯，我想你可能在听答录机，因为马修打给你很多次了，但每次都是机器接的。他觉得留言不太合适。嗯，当然——”

她问了一些问题，又说了些一般慰问的话。接着她说：“哦，要不要跟马修说话？他人就在旁边。好，我们找个时间见面。你会打给我吗？别忘了。好，请等一下，马修来接了。”

我拿起电话说：“我是马修·斯卡德，霍尔茨曼太太。很抱歉在这时候来打搅你，如果现在不方便谈话……”

“不，没关系，”她说，“事实上……”

“什么？”

“事实上，我正想找你，只是我一直在拖延。所以我很高兴你打来。”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见面。”

“什么时候？”

“只要你有时间，越早越好，如果可能的话就今天。”

“我中午约好了跟人吃饭，”她说，“之后整个下午我都有约。”

“明天怎么样？”

“明天下午两点我跟保险公司的人见面，但我不知道得谈多久。嗯，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或是你不喜欢在上班时间之外见面？”

“我的工作自有作息时间，”我说，“今晚没问题，只要你确定不麻烦。”

“一点也不麻烦。九点钟？会不会太晚了？”

“没问题。除非你再给我电话，不然九点我到你的住处去。我会给你我的号码，所以你要取消的话可以打来。”我说了号码，又告诉她，如果她弄丢了号码，可以打到旅馆去查。“我住在西北旅馆。”我说。

“就在那边，格伦告诉我他在附近碰见你好几次。如果你要取消的话，就打来留言。除非我知道是谁打来的，不然我都不接。我接到了各种电话——”

“我可以想象。”

“真的吗？我可不能。好吧，九点我等你，斯卡德先生，谢谢。”

我挂了电话，伊莱恩说：“我希望我没有干涉你的事。我只是想到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坐在电话机旁，吓得不敢接电话，因为可能又是一个八卦小报的无聊记者打来的。所以我想由我来留言比较合适，等我和她通上话时，我可以让她跟你联络。”

“你的主意不错。”

“但说不定我该先问你。”

“放心，你做得很好，我今天晚上去见她。”

“你说九点钟。”

“嗯，她说她一直想找我。”

“她并没有告诉我这点，关于什么？我觉得很好奇。”

“我不知道，”我说，“这是我必须查出来的事情之一。”

12

我回到旅馆去取消电话的呼叫转移。应该有办法不需要回去就可以取消，但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原来根本不会想到要转移，但有两个黑客自作主张替我入侵电话公司的计算机系统。他们进入之后，就替我搞了转移服务，而且每个月我并不需要缴费。他们又替我搞了免费的长途电话服务。我的长途电话是用斯普林特电信公司的系统，只是斯普林特的计费部门不知道。（当我表示这样做似乎有点不道德，他们问我欺骗电话公司真会让我良心不安吗？我只好承认没这回事。）

我赶上了西六十三街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中午聚会。演讲人在庆祝他的第九十天戒酒日，你至少得戒酒九十天才能主持聚会。显然他对他的成就非常满意，好像自己就是一杯没有加酒的混合饮料，轻飘飘地充满了浮力。休息时间，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女人说：“我也曾经像那样，然后我从粉红色的云端掉了下来，直撞上地面。”

“现在呢？”

“现在我很快乐，喜悦，而且自由，”她说，“还有什么呢？”

我在一家熟食店买了咖啡及三明治，到中央公园的板凳上野餐，呼吸着伊莱恩赞不绝口的加拿大空气。我想到一些可以做的事，但可以稍微等一等，而且说不定应该等一等。大部分都跟格伦·霍尔茨曼有关，等我跟他太太谈话之后再着手似乎比较合理。

在公园里待了两个多小时，我走到动物园去看熊。在一块名为草莓田的空地上，我算出来如果约翰·列侬在四十岁时没被一枪打死的话，他现在该有多老了。有人说过，如果你能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世界，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寿限已定，每件事的发生都自有道理。但我无法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世界，或看任何其他事。当我试着这样做，我所有的努力只换来一个僵硬的脖子。

当然有人说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

桌上有简及TJ的留言。我先打电话呼叫TJ。五分钟过后他还没打回来，我就打给简，是她的答录机接的，我说我再回她电话，她可以随时打来。

我打开CNN，正漫不经心地看，电话铃响了，是TJ。他对这么久才回话大为抱歉。“找不到电话，”他说，“要不就是有人在打。整个第八大道，所有的电话都没了，完了。”

“它们全坏了？”

“坏了？它们不见了。你知道有人是怎么干的？他们并不把电话给撬开，而是把电话拴在汽车后面的保险杠上，一拉，把整个电话拉了下来。你想他们搞这么多麻烦就是想弄点硬币呢，还是他们想卖电话？”

“我不知道谁会去买，”我说，“除非他们有办法再卖回给电话公司。”

“这样赚钱可不容易。大哥，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可能发现了一点苗头。我在马路上听到，有人看到了杀人过程。”

“你找到证人了？”

“我还没找到任何人。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有人认识她。但我想我会找得到。”

“证人是个女的？”

“比较像我们昨天说的那种——带把儿的妞，你告诉我还有另外的叫法，双性人？”

“不错。”

“如果我老跟着你，我也成了受过教育的人士了。这个带把儿的妞，我想我应该有办法找到她。只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你要小心一点。”

“你的意思是注意性交安全？”

“老天，”我说，“我的意思是不要轻举妄动，搞得有人来杀你。”

“哦，没问题，这是为什么要多花点时间，因为我会很小心。而且这些双什么来着的很不容易混熟。除了毒品及荷尔蒙，他们的态度倾向于模模糊糊。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不是乔治干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难道他不是我们的客户？难道我们不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猜你是对的。”

“你学了点东西，”他说，“学得不错。”

伊莱恩打电话来告诉我她的一天，又问我怎么样。我们都同意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而且秋天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有件事我想问你，”她说，“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形就让我生气。”

“我知道。”

“而且我记性不好的时候越来越多。有人告诉我有种草药可以改善记忆力，但你想我怎么记得住会是什么草药。”

“如果你可以——”

“——我就不会需要它了。我知道，我想到过。算了，我会记起来的。今天晚上你要去见莉萨，对不对？之后你想打电话给我的话就打。”

“如果我想到，而且不太晚的话。”

“就算太晚也没关系，”她说，“你知道吗？我爱你。”

“我也爱你。”

当我把一些衬衫送到街角的洗衣店去时，简又打来了。我去了还不到十分钟，所以我没去检查留言就走过了前台，但门房一眼看到我进入电梯，就打电话到我房间通知我。我立刻打给她，但回应我的还是她该死的答录机。

“我们好像在玩你追我赶的游戏，”我说，“我一会儿要出去，而且今天晚上我要跟人谈生意。我会再找你的。”

我对着大厅的门房自报姓名的时候正是九点整。我告诉他霍尔茨曼太太在等着我。他一听到她的名字表情立刻转为机警。我感觉得出自从她丈夫死后，她一定有不少访客，而绝大多数并非应邀而来的，更不受欢迎。

他用手遮着对讲机，声音小到我一点也听不见，但她的回答让他松懈了下来。他不需要把我扔出去，或是去找警察，他的感激之情立刻浮现在脸上。“你就直接上去。”他说。

当我走出电梯时，我看到她就站在她的公寓门口，比我记忆里要漂亮，也比我记忆里要老，似乎最近发生的事在她的脸上凿出性格的痕迹。她仍旧看起来很年轻，但现在要相信她如同新闻上说的有三十二岁并不困难。（她三十二，他三十八，我在想，乔治·萨德茨基四十四，而约翰·列侬永远是四十。）

“我很高兴你能来，”她说，“我不记得该怎么称呼你。马特，还是马修？”

“你怎么叫都好。”

“今天早上我叫你斯卡德先生。我不记得我们一起吃晚饭的那天我怎么叫你的。伊莱恩叫你马修，我想跟着这样叫。请进，马修。”

我跟着她进入客厅，有两张沙发成直角并列放着。她先坐下，又指着另一张要我坐，我也坐下。两张沙发都摆在能看到西方最佳景色的位置，而我透过玻璃窗，欣赏即将完全消逝的夕阳，在渐暗的天边一角，有一圈粉红带紫的痕迹。

“对面那些高楼在威霍肯，”她说，“如果你觉得这里的景致好，想想看他们的景观会更棒。他们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曼哈顿的天际线。不过当他们下了楼，走出门，他们是在新泽西。”

“可怜虫。”

“说不定住在那里也不坏。从我来纽约的第一天起，我就以为曼哈顿是最值得去的地方。我在白熊湖长大，在明尼苏达州。我知道那里听起来像与美洲麋鹿及爱斯基摩人为邻，其实它比较像双子城的郊区。我搭乘的西北航空的飞机落地的时候，除了一张明尼苏达大学的艺术硕士文凭之外，我什么也没有。一本素描簿，还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电话号码。我在切尔西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我跟人合租了一套汤普金斯广场公园东边的东十街的公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形容这种不同文化所带来的震撼。”

“但你还是适应了。”

“不错。我没有在字母城①待太久，因为那里让我感到不安全。虽然没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不断听说同一条街上的人被抢被奸被杀，一旦我有办法，便立刻搬到下东区的麦迪逊街。”

“我知道在哪里，那个地方也不是太好。”

“不错，那是贫民窟。如果在美国其他地方，它一定早被拆了，但它不像东十街那样充满了毒品，让我觉得比较安全。我先跟别人合租，之后我就自己住。在一栋廉价公寓里有三间小小的窝，走廊里满是老鼠、尿臭以及大麻的味道。但没有任何坏事发生，不论是街上或是公寓里，从没有人来找我麻烦，从没有人进门来抢劫，或是从防火梯爬进来。一次都没有。然后我遇到这个男人，使我意乱情迷，带我远远离开所有这一切，搬进这个原来我想都没想过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没有任何味道，走廊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守着。

“而现在我在这里，”她说，她的声音逐渐提高，“我在这里，坐在新沙发上，踩在新的东方地毯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当我从窗外望出去，我有无穷的视野。我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干净安全的地方，但我孩子没了，丈夫死了，怎么会这样？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听？怎么会这样？”

我没说一个字，我猜她并不期望我回答。在她试着控制自己的时候，我看着她的脸：一张完美的鹅蛋脸，眉清目秀。她穿得很整齐，一件鸽灰开襟上衣罩在同色的圆领衫上，下面是一条深蓝色褶裙，脚上是一双简单的一英寸低跟鞋。整个打扮像是一个成熟的天主教学校女学生，如果说六个月前不过是漂亮，现在却显得美丽动人。

“很抱歉，”她说，“我以为我已经很能控制自己了。”

“你是。”

“我可以给你什么喝的吗？我们有威士忌及伏特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哦，冰箱里有啤酒。啊，我应该停止说‘我们’。你要什么，马修？”

“现在都不用，谢谢。”

“咖啡？已经煮好的，我想这正是我要的。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很抱歉里面有咖啡因。”

“事实上我喜欢有咖啡因的。”

“我也是，但格伦在晚上只喝无咖啡因的。几个月前我们去一家餐馆，侍者居然问我们要没有咖啡因的还是不要没有咖啡因的，亏他想得出来。”

“我想我还没听过这种讲法。”

“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再听到。你的咖啡里要不要加什么？你的不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我告诉了她，她走进厨房去拿。当她回来时，我坐在窗边看着地狱厨房，你可以叫它克林顿。我也可以看到德维特·克林顿公园，我不知道TJ是否就在下面。

她说：“你在这里看不清楚的。那栋建筑的一角挡住了视线。”她在我的肩膀边指着，“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去那里看，也许是再隔一天，我不记得了。我只是想亲眼看看。我不知道我想看到什么，只是一个街角而已。”

“我知道。”

“你去过那里？”

“是的。”

“我把你的咖啡放在桌上。告诉我好不好喝。”我坐下来尝了一尝，味道很好，我据实以告。“好咖啡是我的弱点，”她说，“没咖啡因的咖啡喝起来就是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坐下来喝她自己的咖啡。“做寡妇，要适应起来很难，”她说，“我才开始习惯做太太。”

“你们结婚多久了？”

“到五月才是周年纪念，所以有多久了？十七个月？还不到一年半。”

“你们什么时候搬来这里的？”

“我们度蜜月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格伦在约克维尔只有一套一居的公寓，我仍住在麦迪逊街。婚礼过后，我们飞到百慕大度过一星期。回来时，机场有辆加长型轿车等着我们。我们直接开回这里，我还以为司机把地址搞错了呢。我以为我们在找到大点的房子之前会住在格伦那儿。接下来我只知道格伦把我抱进了门。他说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搬家。如果我不喜欢的话！”

“你一定很讶异。”

“他总是给人惊喜。”

“哦？”

她开始想说什么又停住。“我应该谈正事才对，”她说，“但我不知道我到底该做什么，我从来没有雇过私家侦探。”

“我已经有了一个雇主，莉萨。”

“哦，是他雇你的吗？”

“是谁？”

“格伦。”

“不，”我说，“他怎么会雇我？”

“我不知道。”

我索性接下去。“一个叫汤姆·萨德茨基的人雇我的，”我说，“他的哥哥因格伦的凶杀案被抓了起来。”

“而他雇你——”

“去追查他兄弟不是凶手的可能性。你该了解，如果真是他杀的，我不会试着替他脱罪。但只有很小的机会能证明他是无辜的或证明杀你丈夫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

“是的，当然。”她默想了一会儿，“你想在格伦的生命里找出一个有理由杀他的人。”

“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被一个陌生人所杀，但凶手并不是乔治·萨德茨基。十一大道上的晚上跟白天截然不同。他们不是在卖车、修刹车，而是在那里卖毒品和进行性交易。那类交易使得整条街上都是有问题的人物，其中一个可能撞上了格伦。”

“也可能是他认得的人。”

“不错，是有这种可能。我在四月第一次遇见格伦，之后又在附近碰到他几次，但我真的跟他不是很熟。”

“我也是。”

“哦？”

“我告诉你我那时意乱情迷，这不是夸大其词。我们是在他的办公室遇见的，我记得我们一起聚会的那个晚上我曾经提起过。”

“不错，我记得。”

“他真费了一番心思，我从来没有被人那样追求过。他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每天都跟他说话。如果我们没有一起出去，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我以前也有过男朋友，有男人对我感兴趣，但从来没有像他那样的。

“但同时他并没有急着跟我做爱。我们约会了一个月之后才上床。在那段时间我们每个星期至少见三四次面。当然，因为艾滋病及其他缘故，一般人不会刚约会几次就上床，但别人都等一个月吗？”

“我不知道。”

“我说不定会把这事放在心上，但我有种感觉，他完全掌握了局势，而且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老是有这种感觉。一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附近吃饭。‘你会留下来。’他说，所以我想，好吧，好极了。我们就上了床。两天之后他向我求婚。‘我们结婚吧。’他说。好吧，好极了。”

“非常浪漫。”

“老天，是的。我怎么能够不爱他？就算我不爱他，说真的，我想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聪明，他有钱，他英俊，而且他对我如痴如狂。如果我嫁给他，我可以生小孩，我可以不再挣扎着赚钱，我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在我想要创作的艺术上。不再有麦迪逊街，不再坐地铁满城乱赶，我不再需要向那些对我身材比对我作品更感兴趣的艺术指导展示我的书，我遇见唯一的例外是那种本来就对女人没兴趣的人。如果早几年我遇见像格伦这样控制一切的男人，我一定会吓个半死，但我受够了一个人应付一切，这是一个生存不易的地方。”

“这是真的。”

“我已经准备好让其他人来掌舵了，而且我从来不觉得他在指使我。就拿我们的蜜月来说，他选好地方，做好所有的安排。但他选了他知道我会喜欢的地方。再说这套公寓，他知道我喜欢这个区域，而且他知道我爱住在高高的半空中，整座城尽收眼底。

“这套公寓也准备好了。他已经装修过。他说，任何我不要的东西都可以退回去。他不想带我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家，但他要确定屋子里的家具和摆设都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可以换掉所有我看不顺眼的东西。有条地毯我不喜欢，我们就退回给爱因斯坦·穆集公司，换成了那一条。原来的那条也没什么不好，但我觉得他似乎希望我做点小改变。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

“他是一个好丈夫，”她说，“周到体贴，当我流产时，他一直支持我鼓励我。那段时间我很难过，而且除了格伦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亲人。在纽约我没有交到亲密的朋友。刚来的时候我有几个熟人，但等我搬到麦迪逊街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我结婚搬到这里后，又失去了麦迪逊街的朋友。我就是这样。我很友善，很容易跟人相处，但我无法跟人保持联系，无法跟人建立长久的友谊。

“换句话说，我有很长的时间独处。格伦有时候晚上要加班，有时候他整个晚上，或周末都有公务会议。我去上课——所以我才认识伊莱恩——当然我也画画。我自己去看电影，星期三下午我则可能去看戏，总是有这么多音乐会，卡内基音乐厅及林肯中心就在旁边，你总可以找到事做。何况我从来不在乎独处。你还要一些咖啡吗？”

“现在还不用。”

“自从谋杀案发生后，”她说，“我发现我老是在看电视。以前我在家时从来不看的，现在我好像一直都在看，不过我猜我会熬过去的。”

“现在电视就是你的伴儿。”我说。

“我相信正是如此。我开始只看新闻。我有这种心理，需要看遍所有的新闻节目，因为它们可能报道与格伦有关的新闻，或是案情的新发展。一旦他们逮捕了那个人——抱歉，我脑子有点迟钝，我永远没办法记得他的名字。”

“乔治·萨德茨基。”

“哦，对，一旦他们逮捕他，我便不再对新闻感兴趣，但我仍旧想在这个屋子里听到声音。那就是电视，它发出人的声音。我想我应该停止打开电视，如果我想听到人声，我总可以跟我自己讲话，是不是？”

“我看不出来有何不可。”

她闭起眼睛一会儿。当她睁开眼继续说话，她的声音听起来疲倦、紧张，仿佛用力过度。“我逐渐领悟到我根本就不认识我的丈夫，”她说，“是不是很奇怪？我原来以为我了解他；至少，我不曾想过我不了解他。然后他被杀了，我发现我从来就没有了解过他。”

“为什么会这样说？”

“上个月有一天，”她说，“他用一种非常随意的态度提起他会死的可能性。如果有事发生，他说，我不必担心会失去这套公寓。因为我们有贷款保险。如果他死了，保险公司会自动全部付清。”

“而你没办法找到保险的文件？”

“根本没有任何文件。”

“有时候有人会假装有保险，”我告诉她，“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们不觉得立刻就要死了。他说不定只是想让你安心。而且你确定没有保险吗？去问贷方可能很有用。”

“根本没有保险，”她说，“根本没有贷方。”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没有贷款，”她说，“我完完全全拥有这套公寓。从来就没有过贷款，格伦直接用现金买的。”

“或者这就是他的意思，依法没有人可以拿走这份产业。”

“不，他以前说得很清楚。他很仔细地解释保险的细节，以及偿还的方式。随着贷款每年被逐渐付清，保额也逐年减少。听起来似乎非常清楚，但其实完全是虚构。他的确有保险，他在他的公司有团体保险，他自己又另外买了一份人寿险，两份保险里我都是唯一的受益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贷款保险，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贷过款。”

“我看得出是由他料理家庭财务。”

“当然，如果是我每个月付各种账单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们没有贷款要付。”

“他料理所有的事。”她说。她欲言又止，然后站了起来。她走到窗边，天完全黑了，你可以看到星星。在纽约因为污染的缘故，就算天气清明，你也不一定看得到星星。但现在由于干净的加拿大空气，它们正在静静地发光。

她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该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信任你。”她转过头，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我。眼神里带着信赖，没有一点心计。“我希望我可以雇你，”她说，“但你已经有一个客户。”

“你觉得你跟他会有利益冲突吗？”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利益。”

我等她说下去。但她没说什么，我就问她她丈夫怎么有办法用现金来买房子。

“我不知道，”她说，“他有他父母的遗产，他说他拿那笔钱来付首付。”

“说不定他有足够的家财，所以他不必贷款。”

“说不定。”

“说不定他守着这个秘密，因为他不希望你知道你跟一个有钱人结婚。有些有钱人是这样的，他们怕别人只是爱他们的钱。而且如果你们之间有钱的程度差别很大——”

“我大概只有一两块钱。”

“嗯，可能就是这个缘故。”

“那么钱在哪里？”她追问，“如果他这么有钱，那就该有银行账户、定期存款、股票或债券。我什么都找不到。是有保险没错，我已经告诉了你，活期存款户头里也有几千块钱。但没有别的了。”

“说不定他有别的财源而你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他有保险箱，佣金户头，或其他财源。如果未来几个月内没别的钱出现，就确实很奇怪，但通常要等上几个月才能确定有还是没有。”

“有些钱是出现了。”她说。

“哦？”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吐出来，做了决定。她到另一个房间去，带了一个鞋盒大小的金属盒子回来。

“我在衣柜里找到的，”她说，“几天以前，我在想，我应该把他的东西整理出来，把衣服捐给慈善机构。然后我在最上面一层发现这个。我不知道开锁的号码，我正打算用锤子跟起子撬开，忽然我想到不过只有三个号码，所以至多只有一千种组合。如果我从三个零开始直转到九九九，嗯，又会花多少时间？而且我有什么其他的事要做？当我转到对的号码时我开始哭了起来，因为那个号码是五一一，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五月十一号，五一一。我看着号码锁哭，当我打开盖子时我还在哭。”

“你发现什么？”

她转锁打开盒子，给我看里面，是半盒一捆捆的钞票。我看到的全是百元大钞。

“我以为会是股票证券或个人的证件，”她说，“但我说了这么多，你一定早就猜到我要给你看什么。”

“不见得。”

“不然还有什么可能？”

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想。秘密日记。一袋毒品，做买卖或自用。色情录像带，一把枪，录音带。公司的机密。新的或旧的情书。祖传的珠宝。任何东西。

“我想过可能是钱。”我说。

“我数过，”她说，“这里有将近三十万。”

“但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是的。”

“我猜这不是他继承的遗产剩下来的部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遗产。就我所知，他的父母都还活着。马修，我好害怕。”

“有人恐吓你是吗？”

“什么意思？”

“接到过古怪的电话吗？”

“只有记者打来的，过去这个星期也没多少。还有谁会打来？”

“有人想要回他的钱。”

“你觉得格伦偷了钱？”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笔钱，”我说，“或从哪里来的，或他持有多久了。我不确定你该不该把钱这样放在屋子里。”

“我也想到过，但我不知道我该放到哪里去。”

“你有没有保险箱？”

“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很值钱的东西需要放进保险箱。”

“你现在有了。”

“但这样做好吗？如果国税局查到——”

“你是对的。不论这笔钱哪里来的，我敢打赌他没报税。如果他们在查，他们可以取得法院的指令，打开你们两个名下的任何保险箱。”

“你有没有保险箱？如果你可以帮我存——”

我摇摇头。几分钟之前她不能确定告诉我这件事是否安全，现在她索性要把钱交给我。“我想这样做不太好，”我说，“你有律师吗？”

“没有。有一次我跟我过去的房东起了争执，曾雇用过一个在东百老汇的家伙，但我跟他并不熟。”

“嗯，我可以推荐你一个。他在布鲁克林桥的另一边，不过他值得你特别跑一趟。我可以给你他的号码，或是你要我帮你打电话给他？”

“你能帮我打吗？”

“明天一早我就打。他会给你很有用的建议，而且说不定能把你的钱存在他的保险箱里。放那里会比放在你的衣柜里安全。我想有关于律师跟委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我得先打听清楚。”

“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还是放在衣柜里。到目前为止都没问题，而且我不会告诉别人这件事。”

“等它送出去后我就安心了，”她说，“自从我发现它后就一直很紧张。”

“我也会很紧张，”我说，“这是一大笔钱。不过我不觉得你该送给慈善机构。”

① Alphabet City，纽约曼哈顿区的一个街区，因其以字母A、B、C、D为街道名称而得名，这些街道也是曼哈顿地区仅有的以字母命名的街道。

13

“你知道吗，”米克说，“我妈老说我有第六感，有时候我几乎相信她是对的。我正想打电话给你，你就来了。”

“我只是进来用个电话。”我说。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们楼上有个女人每天叫我去街角的‘羽毛石’给她买一桶酒。以前他们是论桶卖的。一个镀锌的小桶，大概这么大。一桶一块钱，她付我两毛五跑腿费。”

“原来你是这样创业的。”

“我节省下那些两毛五分钱，”他说，“而且投资有方，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不，很不幸，事实上我把钱都花在买糖上了。那时候我爱吃糖爱得不得了。”他对过去的回忆摇摇头。“这故事的寓意是——”

“还有寓意？”

“那个女人不想让你知道她竟然会喝啤酒，‘米克，好孩子，我需要洗头，你可不可以帮我去“羽毛石”跑一趟。’我问我老妈为什么赖利太太要用啤酒洗头发。‘是她的肚子需要洗一洗，’她说，‘如果比迪·赖利用她买的每一桶啤酒洗头发，她老早就秃头了。’”

“这是你说的寓意？”

“我的意思是如果她买啤酒只是为了洗头发，那就像你来这里只为了打电话一样。你房间里难道没电话？”

“被你看穿了，”我说，“事实上我来这里是为了洗头跟做头发。”

他拍拍我肩膀。“如果你想打电话，”他说，“用我办公室的电话。你不需要整个世界在一边旁听吧。”

吧台前有三个人，另一个人在台后。安迪·巴克利跟一个脸很熟但我叫不出名字的男人在后面掷飞镖，另外还有两三桌有人。所以如果我用墙上的电话，倒不至于整个世界的人都听到我说什么，不过我还是很高兴用他的办公室来维护私密性。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房间，有一套橡木桌椅以及一个绿色金属档案柜。还有一个巨大的老莫斯勒牌保险箱，无疑跟德鲁·卡普兰法律事务所的保险箱一样坚固，但缺少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保障。在墙上有两组手工上色的钢版画，装在简单的黑色画框里。桌子那边的是一幅爱尔兰西部风景画，他母亲祖上来自那里。在一张旧皮沙发上方的则是一幅法国南部的风景画，他父亲曾在那里住过。

桌上的电话还是那种转盘型的，不过我不在意，我不是打给TJ的寻呼机。我打给简，这一次风头变了，居然是简，而不是她的答录机。她说喂，声音里满是睡意。

“很抱歉，”我说，“我没想到对你来说太晚了。”

“不晚，我在看书，看得打起了瞌睡，书还放在我膝盖上。我很高兴你打来。我一直在想我们上次的谈话。”

“哦？”

“然后我想到我可能越过了我们的友情界限。”

“怎么说？”

“我把你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实在没有权利提出那样的要求。”

“如果是这样，我会告诉你的。”

“你会吗？我不知道。你说不定会，也说不定不会。你说不定觉得你有义务。不论如何，我打来是为了给你另一个机会。”

“做什么？”

“叫我滚一边去吧。”

“别傻了，”我说，“除非你改变主意。”

“关于想要——”

“关于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啊，我们应该这样叫它吗？”

“不错，在电话上我们这样叫。”

“我懂了。不，我没有改变主意。我仍然要那个东西。”

“嗯，”我说，“结果比我原来想的要难搞一点，不过我还在想办法。”

“我不是催你。如果你不想继续下去，我给你一个潇洒离开的好机会，毕竟，这整件事的意义就在这一点上，是不是？”

“你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一个潇洒离开的好机会。”

我问她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她说，“今天天气是不是很棒？这就是你打电话来时我一直不在家的缘故。我不能忍受窝在家里。我爱十月，不过我猜人人都是如此。”

“任何有感觉的人。”

“你好不好呢，马修？”

“好啊。这一阵子忽然很忙。但我一向如此：有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无事可干，然后忽然之间来了一大堆，忙得不可开交。”

“你就喜欢这样。”

“大概是吧，所以有时候变得很忙。不过我会替你办那件事的，我会替你留意。”

“嘿，你说，”米克道，“我下次电话账单上会有什么，你打去中国吗？”

“不过是翠贝卡。”

“有些人会觉得翠贝卡就像另一个国度一样，只是电话费并不能反映他们的看法。有时间聊聊吗？伯克刚煮了一壶咖啡。”

“我不能再喝咖啡了，我已经喝了一整天了。”

“那就来点可乐。”

“苏打水就好。”

“老天，你真容易打发，”他说，“坐，我去拿东西。”

他把他私藏的十二年尊美醇牌爱尔兰威士忌，以及他喜欢用来喝这种酒的沃特福德酒杯拿来，给我带了一只高脚杯及一瓶巴黎水。我甚至不知道他有矿泉水。我也不相信大部分这里的顾客会点巴黎水，或知道它该怎么念。

“我们不能聊到深夜，”我说，“要来马拉松我可不行。”

“你还好吧，身体有麻烦吗？”

“我没问题，但我现在办的一个案子开始紧张起来。我想明天一早就出马。”

“真的只为了这个？你看起来有心事。”

我想了一想。“不错，”我说，“我想我是有心事。”

“啊。”

“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我说，“病得很严重。”

“你说很严重。”

“胰脏癌，治不好了，而且她看来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很小心地问：“我可认得她？”

我得想一想。“我相信你不认识她，”我说，“当我们熟起来的时候，我跟她已经分手了。我跟她一直是朋友，但我很确定我从来没有带她来过这里。”

“谢谢上帝，”他说，很明显地松了口气，“你吓了我一大跳。”

“为什么？噢，你以为我说的是——”

“说的是她，”他道，甚至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提到伊莱恩的名字，“天理不容的。那么她还好吧？”

“她很好，她也向你问好。”

“你也帮我问候一声。但另一个消息实在太不幸了。你说没有多少时间了。”他倒了酒，拿起杯子对着光，酒色晶莹。他说：“在这种情形下，你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有时候还是早去早了。”

“这正是她希望的。”

“是吗？”

“这可能是我看来心事重重的原因之一吧。她决定自杀，而且要我帮她弄支枪。”

我不晓得我期待什么，但绝不会是他脸上那样震惊的神色。他问我是否接受了这项任务，我说是的。

“你不是在教堂里长大的，”他说，“虽然我拖着你上教堂，但你从来没受过天主教的熏陶。”

“所以？”

“所以我永远不会做你要做的这事。帮别人自杀？我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我不会这样做。他们坚决反对自杀，你知道的。”

“他们也不允许杀人，是不是？”我似乎记得有一诫专门讨论这个主题。

“‘不可杀人。’”

“说不定他们并不这样认真。说不定跟拉丁弥撒以及在星期五不吃肉一样不再重要。”

“他们是很认真的，”他说，“我杀过人，你知道。”

“我知道。”

“我取过人的生命，”他说，“而且可能至死都没去忏悔，因此得在地狱里受煎熬。但自杀是一件更严重的事。”

“为什么？我永远也搞不懂。除了自己之外，自杀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重点是你伤害了上帝。”

“怎么个伤害法？”

“你等于告诉他，你比他更清楚你该活多久。你等于说：‘多谢送给我生命，但你何不拿去放在屁股底下？’你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而且你不会有机会忏悔。哦，我不是念神学的，我没法好好解释。”

“我想我听得懂。”

“真的吗？你非得生在那样的环境，才会觉得有道理。我猜你朋友不是天主教徒。”

“不再是了。”

“她从小上教堂？只有少数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会不在意。她觉得无所谓，那她计划怎么做？”

“她是在意的。”

“但她仍然决定要这么做。”

“在最后的阶段会非常痛苦，”我说，“她不想受那样的煎熬。”

“没有人能受得住的，但难道他们不能替她止痛？”

“她不想要。”

“为什么不呢？老天。而且你知道，她其实还可以多吃一点。在你发现之前，你已经吃了一整瓶，就此了结你的生命了。”

“那难道不算自杀？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是最严重的罪恶。”

“哦，你这么做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这种情形下，你的罪就不算数了。而且，”他说，“如果你给上帝一半机会，你想他会不会从轻发落？”

“你真这样想，米克？”

“是的，”他说，“但我说过我不是念神学的。先不说神学，难道拿到药不比搞把枪容易？而且这样死不是柔和一点吗？”

“如果你操作得当的话，”我说，“但不是每个人都操作得当。有时候人会从他们自己呕吐出来的秽物里醒过来，但这不是她选择用枪的真正理由。”

我向他解释简坚持清醒到底的决心，以及为什么不论用药止痛或了此残生都不在她的考虑之列。他绿色的眼睛先是透出难以置信的光芒，但当他逐渐理解之后，便转为深思。

他一面想一面又倒了酒。过了很久他才开口：“你们这些戒酒的人对这点看得可真严重。”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简这样的决定，”我说，“大多数人都会想办法止痛，而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用枪自杀比吞一把药要来得清醒。但没错，你可以说我们对保持清醒看得非常严重。”

“就像我们看待自杀一样。”他喝了口酒，从酒杯的边缘审视着我。“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说，“我并不在她的处境里，要我准确说出我会怎么做是不可能的。我想我会吃止痛药，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我要走的时候，我要心里明明白白地走。至于我会不会自杀？呃，我想我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但谁知道？我毕竟不身处其境。”

“感谢上帝，我也不是。而且我很高兴我也不在你的处境中。”

“你会怎么办，米克？”

“哦，老天，怎么说呢。如果我爱她，我怎么能忍心拒绝？但我怎么能为她做这样可怕的事？我替她感到难过，幸好她求的不是我。”

“如果是我请你帮忙呢？”

“老天，这是什么问题，”他说，“你不是说真的，是不是，你不是说真的吧？”

“不是，”我说，“当然不是。”

我们谈了些别的事，但没谈多久。我早早地离开了。

回家路上我想到莉萨·霍尔茨曼以及她给我看的钱。我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卡普兰在办公室有保险箱吗？我觉得应该有，任何律师都该有。我希望他的很大，而且跟米克的老莫斯勒牌保险箱一样安全。

好几次我看到米克那门户大开的莫斯勒保险箱，我知道里面常有的一些东西。当然有钱，有美元也有外币。还有他放贷的记录——他把钱放出去赚高利贷，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用暴力或威胁来要债。有时还有其他值钱的东西——手表、珠宝，大概都是偷来的。

当然也有枪。他保险箱里总有几把枪。有时候我需要用枪，他二话不说就给了我，同时坚决拒绝收费。坐在他办公室用他的老式转盘电话时，我的视线越过保险箱，我想我可以从他这儿弄到枪。

以前他问都没问就给了我，但现在我得从别的地方设法弄一支。

因为现在他知道我要枪的理由。他可能还是会给我，但这样做我就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了。就像对戒酒或对自杀，我同样认真对待我们之间的友谊。

14

瓦德尔与扬特出版社坐落在十九街与百老汇大道交会处的一栋十二层大楼的八楼。底楼有两间店面，一家卖照相机及暗房用品，另一家卖文具。根据大楼的指示牌，楼内还有一家广告商品专卖店，以及一家环保杂志社。瓦德尔与扬特的楼下是一家特价男装商店，廉价出售因关门或破产而倾销的商品。

这栋建筑十分老旧，瓦德尔与扬特的办公室也很久没装修过了。褐红色地毯已看得出磨损，家具是擦痕累累的六十英寸木板桌，配套的椅子，以及塞得满满的玻璃门的桃花心木书架。头顶上的照明设备不过是一个个光秃秃的电灯泡，外面一围绿色的金属灯罩。乍看之下好像是另一个时代的布景，只有新科技提供了唯一与这种氛围不合的新兴气象。在一些老桌子上散乱地放着计算机、按键式电话、传真机和复印机，还有一架老式的打字机。当我跟着埃莉诺·扬特经过像迷宫般一格格的小办公隔间走向她的办公室时，我还可以听到那个老打字机咔啦咔啦的打字声。

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健美的女人，现在已经有点发福了。铁灰色头发，一双机警的蓝色眼睛。她深蓝西装外套的领子上别了一只玛瑙浮雕胸针，左手戴婚戒的手指上有只镶钻的金指环。我早上十点打电话去要求见面的时候，她要我在一小时内去见她。我慢慢地走到那里，中途还停下来喝了一杯咖啡，现在是十一点了，她坐在她的办公桌边，指着一把椅子要我坐下。

她说：“说来很可笑，我们通完电话之后，我开始想我们这样会面是否恰当。我需要一点参考意见，而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是，我应该去问格伦。”她温和地笑一笑。“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我打电话给我自己的律师，把情形解释给他听。他指出既然我没有什么事要隐瞒或发表，我不需要担心自己会做出轻率的行动，”她从桌面拿起一支笔，“所以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斯卡德先生。我们谈谈没问题，但我怕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格伦·霍尔茨曼替你工作多久了？”

“三年多。我先生死后不久我就雇了他。霍华德是四月过世的，格伦从六月第一个星期开始上班。我在芝加哥书展跟他约谈，而那个书展每年都在五月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举行。”她转一转手上的铅笔，“我先生原来是公司的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有律师执照，所以当然由他料理公司的契约。”

“扬特先生过世后——”

“瓦德尔先生，”她说，“在家我们是瓦德尔先生和太太，在这里我们是瓦德尔先生及扬特女士。当然这么叫是在女士变为通称之后。多年以来，我都是扬特小姐。霍华德很不喜欢‘女士’这个词，不过我得加一句，倒不是他有大男子主义，而是‘女士’这个词根本算不上是一种称谓，在他看来简直没有一点章法。”她的视线穿过我的左肩，停在某一处，回忆过往的岁月。“我们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在当总统，”她说，“我们只有现在一半大的地方，跟一个叫莫里·凯尔顿的男人合租这间办公室。他是一个经纪人，专门经营伴舞乐队，脱衣舞娘之类的，还有后来一些最不成功的歌舞团，在这里，看到纽约市里最奇怪的人走进门来是很平常的事。你看过《百老汇丹尼玫瑰》吗？我们一看就立刻想到莫里。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我猜他早已过世，不然他现在应该快九十了。”

远方传来打字机的声音。“莫里·凯尔顿，”她说，“是一个粗鲁老练的人，但他不是没有可爱之处。你看书的时候戴眼镜吗，斯卡德先生？”

“你的意思是？”

“你到了需要戴的年纪。你看书的时候戴老花眼镜吗？”

“没有，”我说，“我说不定该戴了。但是只要灯光不太暗，不戴也可以将就。”

“那么我猜你不会是我们的顾客。既然你不需要看书的眼镜，你大概不会去买大号字体版本的书。”

“还没有买过。”

“你真有耐心，”她说，“让我径自回忆过去的日子，又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会问起是因为我想到公司最初的创业时期。当我遇见霍华德·瓦德尔的时候，他替纽博尔德兄弟公司拟定契约和出售附属的权益。那是一家很小的贸易公司，几年前被麦克米伦买走了，但当霍华德自己出去做的时候，他们还很赚钱。你知道是什么让他决定出去自立门户闯天下？”

“是什么？”

“老花眼。他要眯着眼看小字，伸直手臂远远拿着书，因为字太小了，还要避免看平装版。在他有了第一副看书眼镜的一个星期后，他开始找办公室。不到一个月，他就签了租约，通知了纽博尔德兄弟公司。我当时在那里的印制部做助理，每天都在电话里跟印刷厂争执不休。但我私下里做梦，梦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斯韦尔·珀金斯，鼓励年轻的作者，希望能鼓动今日的火花，变为明日文学界的野火。‘埃莉①，’他说，‘到处充满了视力衰退的老家伙，但他们找不到东西可以看。除了已经发行了三十几版的《圣经》之外，仅有的大号字体书都是《正面思考的力量》或《摩门经》那种书。如果这还不算是赚钱良机，我也想不出别的来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工作？你永远遇不到真正的作家，也不会校稿校到墨水干掉。虽然我也不认为这能让我们赚大钱，但是我敢打赌我们一定会乐在其中。’”

“所以你就替他工作？”

“我想都没想就决定了。我会有什么损失？而且我们是干得很有意思，同时又赚了不少钱。但不是一开始就赚钱，我们两个人每天都工作十二小时。霍华德索性放弃了他的公寓，睡在这里的一张沙发上，声称这样省下了房租、交通费以及每天一小时的通勤时间。他买了一只电炉和一个很小的冰箱，我们就在桌边吃。有好些年我们唯一的顾客是图书馆，而且我们还卖不出多少。但我们并没放弃，生意终于逐渐扩大。

“当然我们开始谈恋爱。而且很浪漫，因为我们私下都以为自己的感情是不会有回报的，所以在我们终于坦然面对彼此之前，我们已经相爱很久了。之后我们试着弥补虚掷的光阴，不过我想根本没有什么光阴是虚掷的，你说呢？”

我想起我烂醉的那些年，那些颓唐的日子，那些人事不省的夜晚。我记起弗雷迪·芬德的歌——《虚掷的白天和虚掷的夜晚》，但真的是这样吗？

“不，”我说，“我不相信有任何时间是白白过去的。”

“但我们急切地去弥补！有一个星期，他每晚都留在我的公寓。我在东缘大道东侧有两个小房间。得爬五楼，又没电梯，那时霍华德已经四十好几了，以他身体的状况爬五楼实在难以消受。每天早上转两趟车上班也是苦事一桩。一个星期后他说：‘埃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刚才跟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谈过，他们在格拉莫西公园那里有一套非常合适的公寓，我们可以走路去上班。你去看看好吗？我相信你的判断。如果你觉得不错，我们就跟他要下来。’然后仿佛理所当然地，他加了一句，‘我们结婚吧。事实上，不论你喜不喜欢那套公寓，我们现在都可以去办。’”

“就这样。”

“就这样。我们把我的名字改成瓦德尔太太，把公司的名字改成瓦德尔与扬特，之后我们有了三十年的时间。我们从没有换过办公室，我们接收了莫里·凯尔顿的地方，等另一边有空房时，又加上了一间。这个区域现在变得热门起来，各色出版社都搬了进来。但我们仍旧在这里，我也仍旧住在格拉莫西公园。我一个人住那套公寓有点太大了，不过这办公室又嫌太小，所以我想均衡一下。斯卡德先生，我很抱歉，你应该提醒我转到正题。”

“我听得很有兴趣。”

“那么我就收回我的抱歉。格伦·霍尔茨曼，格伦·霍尔茨曼。他有一个朋友在我们偶尔需要法律顾问时咨询的一家事务所工作。通过他朋友的建议，他把他的履历送来。那家事务所叫沙利文-宾斯托克-罗恩-海斯，他们在帝国大厦里有办公室，不过我相信他们已经解散了。这不重要，我甚至不知道格伦朋友的名字，而且我相信他一定是个资历不深的年轻人。

“格伦那时正失业。他在宾州西部一个叫罗灵斯普灵斯的地方长大。我相信离那里最近的大一点的城市是阿尔图纳。他在宾州州立大学念的书。呃，倒不是我有这么好的记忆，我跟你通过电话后去查了档案。”

“我正觉得奇怪呢。”

“大学毕业后他在阿尔图纳工作了几年。他有一个舅舅是做保险的，他就替他舅舅做事。等他妈妈过世——他父亲早死了——他就拿了保险费及卖房子得到的钱搬到纽约来，之后他上了纽约法学院。当你的眼睛在履历表上看到这几个字时，你会把它读成纽约大学法学院，事实上这两个学校有很大的差别。不论如何，他在那里学得不错，而且只考一次就拿到了律师执照，他就搬到怀特普莱恩斯替一家小事务所做事。他说纽约的事务所不雇人，我想意思是他们不雇履历表上填着宾州州立大学及纽约法学院的男孩。

“但他不喜欢在韦斯特切斯特县工作，也不喜欢住在那里，不久之后他就联络上一家城里的出版社，在他们的法律事务部门工作。当那家出版社被一家荷兰企业集团并购之后，他的部门整个被裁了，他也就失了业。那时霍华德·瓦德尔刚过世，格伦送来他的履历，我一看就决定没必要再面试其他人了。

“刚开始时，”她说，“并没有多少事可以给他做。我们大部分的交易对象都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美国书商。我们的合约非常简单明白。我们专门再版旧书，所以不需要取得版权或担心被起诉。我们并不签约购买原创作品，所以我们不会为了作者交不出稿子要取回预付金而上法庭。你看，格伦所做的事不过是霍华德工作的一部分。

“但这不表示我们不需要他。我要怎么解释才好？”她皱起眉头想找个例子，“我的秘书有台打字机，”她说，“当然她也有台计算机可以用来做几乎所有的事。但每隔一阵子有些表格要填，那你就不能用计算机了。你看，当你得要在一张已经有格式的纸上打几行字的时候，你一定得用打字机。常常好几天过去了，打字机一直没有派上用场，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它。”

“我想稍早的时候我曾听到它的声音。”

“不，我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我秘书的打字机是小型无声的电动打字机，几乎跟她的计算机一样安静。你听到的声音是从一架老式安德伍德牌的打字机发出来的，吵得就像是电影《满城风雨》里的市政新闻室。我们负责国外版权的人坚持要用它，而且只用它来处理所有的通信。这是一架惨不忍睹的老机器，字键不正，o及e上又沾满了墨。她弄出这种惨不忍睹的信，信上满是修改，然后传真送到世界各地。让我告诉你，这个女孩只有二十八岁，据说他们都是计算机世代的一分子。”她叹了一口气，“我的意思不是说格伦是个古董，绝没这回事。就像打字机一样，当我们要用到他的时候，他是不可缺少的，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那么其他的时间他在做什么？”

“他花很多时间在桌边阅读。他的专长是历史及世界政治，我们曾经根据他的建议出过几本书。他也涉足过其他的领域。”她眯起了眼，“格伦刚来的时候，”她说，“我想他的潜力不止担任法律顾问而已。事实上，我曾经视他为可能的接班人。”

“是吗？”

“你还记得吗？我的丈夫也是从律师起家的。所以我想格伦也可以用他的职务做起点，继而发展到生意的各个层面。目前我绝对没有退休的意思，但几年之后，我可能会做这样的打算，特别是假如有现成的人才可以接替我。我从来没有直接对格伦这样说，但我的意思他应该可以猜得出来。他的工作有大好前途。”

“但他从来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没有。我丈夫最后做的企划之一是成立大号字体读书俱乐部。俱乐部在筹备阶段需要处理很多的法律事务，刚开始时格伦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那上面。在计划里我们针对有特殊兴趣的读者，去发展其他的俱乐部——侦探小说、科幻小说、食谱等。在这个领域有极大的生意发展潜力，格伦所需要做的只是开个头，等法律事务部分结束后，再扩展整个企划。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来这里六个月或八个月后，我逐渐意识到原来他只想在我们这个小池塘里做只小青蛙。最早的时候，我以为他只是处在过渡阶段，等一有机会，他就会跳槽到其他公司，比如大的法律事务所。但时间不断过去，看来我是错了，他在这里很满意，我想他一定不是那种很有野心的人。”

“你有没有觉得很失望？”

“我猜这是免不了的。我视他为另一个霍华德·瓦德尔，但他不是。而且我以为我可以早点退休了。照现在看来，我还得继续经营个五年，不过我想我知道到时候谁会来接手。”

“替你负责外国版权的那个人。”

“你说对了！到那个时候，打字就不会碍她事了，因为她自己会有一个秘书。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只是无意间猜中罢了。”

“开玩笑。你不是猜的。你说的时候充满了绝对的信心。你到底怎么知道的？”

“从你的声音，你提到她时的语调，还有你的眼神看出来的。”

“没有比这些更具体的？”

“没有。”

“了不起。她不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你一定是这一行里的高手，斯卡德先生。这是不是你工作的方法，跟人说话，听他们所说的话，然后当他们说话的时候，观察他们的神情？”

“那是最主要的部分，”我说，“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我们谈了一会儿我的工作，然后我问起格伦·霍尔茨曼的薪水。

“他每年都加薪，”她说，“但比大的事务所付给刚出校门的新人还是少很多。当然他们在这些人身上每个星期榨出七八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而我告诉过你我们对格伦的要求非常少。不过他赚的钱足够让他生活充裕。他来的时候还是单身，当他结婚时，他很聪明地娶了一个富家女。我说错了什么吗？”

“他说他的太太很有钱？”

“可能没这样直接，但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此。”

“她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说，“以独立绘画为生。她住在下东区一栋破旧的廉价公寓里。”

“这太意外了。”

“他在这里遇见她的，”我继续，“她来此向你的艺术指导展示她的作品，而他一眼就看上她了。据我所知，一切都挺浪漫的，虽然跟你们的恋爱经过很不一样。”

“不知是否能用谈恋爱来形容我们，”她说，“但请继续说下去。这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他的猛烈追求让她神魂颠倒。他们认识一个月后，他就向她求婚。”

“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在一起不止这么短。”

“你从来没见过他太太？”

“没有。我知道她从丹佛来的，婚礼也在那里举行。办公室的同事都没参加。所以我想他们只请了家人。”

“她是从明尼阿波利斯的郊区来的，”我说，“我的印象是，当她搬到纽约后，她跟她的家里就不再来往。他们在市政府结的婚，之后去百慕大度的蜜月。”

“那么她的父亲大概不会在韦尔和阿斯彭建滑雪度假村吧。”

“我不记得她告诉我这回事，不，我不觉得她父亲做这类的事。当他们蜜月回来时，格伦给了她一个大惊喜，一套新公寓。他用他父母遗留下来的钱付首付。”

“我的印象是，他勉强才撑完法学院。”

“说不定他省下了午饭钱。”

“那套公寓——”

“不大，有两间卧室，但视野好极了。我想至少值二十五万。”

“新的，是不是？开发商会帮忙安排，所以你只需要付百分之十的首付。他只需要两万五千块就够了。但他每月分期付款是不是会有问题？”

我对她解释，分期付款一点也没问题。他用现金买的房子。

她瞪着我：“他哪来的钱？”

“我不知道。”

“当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一定挪用公款。但二十五万？我想不太可能，不过每个人都会这样说。在过去一年里，我已经听过在出版界有两起挪用公款的例子。有一起就高达六位数。这两起案子都很快被掩盖过去，两起都牵涉到可卡因，只要牵涉到毒品似乎就特别容易产生那样的行为。吸毒引发了强烈的偷钱动机，同时影响一个人的品格及判断力。格伦用可卡因吗？”

“你有没有怀疑他？”

“当然没有。我以为他连酒都不怎么喝。”

我问起他们有没有很多现金。

“我们在银行存了不少，账目会列出每一笔现金支出。不过我想你的意思不是指这个。”

“我是指现钞，”我说，“真正的钞票。”

“钞票，呃，斯卡德先生，我的秘书桌上右边第一个抽屉有个放零钞的盒子。有人来送东西的时候，她可以用来付小费。我猜钱多的时候，里面大概有个五十块。得要非常能干，才能从里面偷出二十五万。”

“霍尔茨曼搞到的钱全是现钞。如果他从你这里偷钱，他会开个假户头，然后付钱给这个户头，不过看来并没有这样的迹象。”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觉得他从哪里拿到的钱？”

“我不知道。”

“说不定他一直很有钱。说不定他的父母很有钱，他们留给他一大笔钱，但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用了一部分钱去念法学院，然后把剩下的钱存起来。”

“现钞？那就该有银行账户，定期存款单。除非他拿到钱的时候，就已经是现钞了。”

“这怎么可能？”

“说不定是藏在水果罐头里的钱，他爸妈死后，他发现那堆他父母藏起来没缴税的钱。他是什么时候来纽约的？十年以前？”

“至少有这么久。我可以让伊妮德查档案。”

“没关系。十年，我看到的钞票没这么老，不过我没有去查连号日期或签名，所以——”

“你看到了钞票？”

我原来不打算说的。“他的公寓里有一些现钞。”我答。

“有不少？”

“可以这么说。”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最后她问我谁是我的客户。我告诉了她。她想知道这是否表示乔治·萨德茨基是无辜的。不一定，我说。可能这只表示他杀了一个身藏秘密的人。等我找出格伦·霍尔茨曼的秘密后，我可能会知道更多，但目前我只知道他有秘密。

“最近他常工作到很晚，”我说，“至少他是这样告诉他太太的。但如果像你所说，他的工作是如此轻松的话——”

“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曾在办公室待到超过五点。”

“不知道他会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有时晚上他也有约。是生意上的，想来跟瓦德尔与扬特无关。”

她摇摇头。“我真想不透，”她说，“我不认为我特别天真，但如果要找人来演《双重人生》的话，你是绝对不会想到格伦的。”

“我见过他。”

“你刚才没提起。”

“嗯，没什么可说的，我的女朋友跟我在一个社交场合遇见他们，他和他太太。那是在春天。后来我又在附近碰到他几次。我住的地方跟他只隔了一条街。他想跟我谈出书的计划。”

“你是一个作家？”

“不，而且我并不感兴趣，但他表示他想出一本有关我经验的书。听他已提及你公司的情况，我想你的公司是专门重印旧书的。”

“不错，你说得对。”

“而我有一个感觉，格伦对要我写书并不真感兴趣。他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他并不想让我知道究竟是什么。我跟他在一起时觉得很不舒服。他总是显得鬼鬼祟祟。”

“你的直觉显然比我的要敏锐。”

“说不定他在这里并没有暗藏心机，”我猜道，“他只在不办公的时候，才显露出他黑暗的那一面。”

她是老板，她告诉我。如果格伦有黑暗的一面，或甚至有轻松的一面，那他最不可能在付他薪水的人面前显露出来。她带着我到办公室去，把我介绍给格伦的三个同事，包括那个负责国外版权的年轻女士，我跟他们每个人都简短地谈了谈，但这些谈话并没有增加多少我对格伦的认识。最近他的工作主要在发展一个大号字体读书俱乐部，以及处理要求会员每年至少要购买多少书的法律细节问题。结果我只是多知道了一些我不感兴趣的细节。我不觉得这些事跟盒子里的钱，跟枪杀，或跟溅在人行道上的血有任何关系。

回到埃莉诺·扬特的办公室后，她想知道我对这个案子里一些不能解答的问题做何猜测。我告诉她现在猜还嫌太早。我手头的资料太少了。

“我怕你会这样说，”她说，“我想知道结果如何，但我有种感觉，我不会在报上读得到。”

“不一定。”

“就算如此，通常他们也不会登整个故事，对不对？”

“不错。”

“你可以回来告诉我吗？当然我会先要我的会计师查清楚，确定我们公司并没有替格伦付买公寓的钱。如果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我会通知你。你可以给我一张名片——”

我给了她一张。她说：“只一个名字，一个号码，没有别的了。一张再简洁不过的名片。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斯卡德先生。我不出版原创作品，但我跟这里几乎所有出版原创作品的人都很熟，所以如果你想要写书的话——”

“真的没有。”

“不可思议，”她说，“整个纽约没有一个警察或侦探不想出书的。现在没有人在外面追查犯人了，他们都在找出版经纪人。”

① 埃莉诺的昵称。

15

稍早些时候，我打电话找德鲁·卡普兰，但他在法院。我在瓦德尔与扬特那里又打了一次。他的秘书说她已经告诉他，而且今天下午三点他可以在他的办公室见我。不错，她说，卡普兰先生的办公室有保险箱。她说话的语调让我觉得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我打电话给莉萨·霍尔茨曼，又听了一遍格伦的声音。如果我非得听从坟墓里传来的声音，我希望他至少能多告诉我一点信息，但他所说的就只是要我留个话。我等他说完后报上我的姓名，她立刻接了电话。我告诉她三点钟与德鲁·卡普兰在他法院街的办公室见面。

“你会跟我一起去吗，马修？”

“我已经计划好要去，”我说，“我猜你会需要有人做伴。”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我会很紧张。”

我告诉她我两点去找她，这样我们会有充裕的时间。我还要打个电话给TJ的寻呼机，但我不想留在瓦德尔与扬特的办公室里等他回话，我也不认为接听电话的女孩子会欣赏他那一句“谁找TJ？”。我走出去在路上打了电话，按了我的号码，然后等他打来。

五分钟过了他还没打来，两个想打电话的路人瞪了我几眼，我花了两毛五打给我的旅馆。我的信箱里有两张TJ打过电话来的条子，没有留言，只有他寻呼机的号码。我投了另一枚硬币打给伊莱恩，但只有她的答录机回应。“我是马修，”我说，“你在吗？”一听没人回应，我说：“我原本想约你今晚见面，但又忙起来了。如果我及时做完，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不然我就晚一点上你那里去。等我把日程再弄清楚点后，我会立刻打电话给你。”好像我还应该再说什么，但我想不出来，刚好留言带没了，也省了我一番麻烦。

我压住挂电话的钩子，但一手拿着听筒，希望TJ会打来。当然在我打电话到旅馆或伊莱恩那里时，他可能已经打来过了，这样他会听到正在通话的忙音。我正在想的时候，一个身穿暗色西装、头戴一顶扁帽的男人问我到底要不要打电话。“如果你想要一间私人办公室，”他说，“百老汇上上下下不知有多少空房子，多到没人租。找人谈，他们会给你弄套桌椅，电话公司会给你装你自己的电话。”

“对不起。”

“嘿，没关系。”他说，然后丢下他自己的硬币。

我在一个街区外的地方花了另一枚硬币打给匿名戒酒会的办公室。我问接电话的义工附近有没有午餐时间的聚会。她要我去联合广场边的一个社区中心。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念匿名戒酒会的开场白。我坐下来待了一小时，但几乎没有注意他们在说什么。我的心思全放在格伦·霍尔茨曼身上，没空想别的。不过这仍是一个想事情的好地方，而且还有不错的咖啡。我放在篮子里的钱也随我的意，既不会有人期望我放更多，我不放也没人在意。没人建议我自己去租间办公室，也没人建议那个在我前两排躺着睡觉的老人去找间旅馆住。

我提前几分钟到了霍尔茨曼的公寓大楼。这次是另外一个门房，但当我给他莉萨·霍尔茨曼的姓名时，他跟前一个一样满腹疑心。我也给了他我的名字，并且告诉他我是约好来的。一经证实，我们就成了老朋友。

我上了二十八层楼，刚一敲门她就打开了门，等我一走进去，她又立即关上。她抓住我的手臂，告诉我她很高兴见到我。“你早到了五分钟，”她说，“在过去的十分钟里，我一定看表看了二十次。”

“你担心？”

“从你昨天离开后我就一直在担心。我一发现这笔钱后就好紧张，但等我拿给你看，我们又谈过之后，这笔钱才变得真实起来。我应该让你把它带走。”

“为什么你想这样做？”

“因为这笔钱，我昨晚一整晚都没睡着觉。这些钱让我害怕。我一度觉得放在衣柜里不安全，这是第一个他们会去找的地方。”

“他们是谁？”

“我一点头绪也没有。我跳下床把盒子从衣柜的架子上搬下来藏在床底下。然后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第一个会找的地方。然后我又认定这笔钱如此危险，我最想做的是把它给扔了。我想要打开盒子，把所有的钱扔出窗外。”

“亏你想得出来。”

“你知道是什么阻止我这么做吗？我害怕开窗，我怕我会想跳楼。就算窗是紧闭上锁的，我还是不敢站在窗边。通常我并不恐高，但现在我不是恐高，我是怕我自己，怕我快疯了。你看我。”

“你看起来并不糟。”

“是吗？”

她看起来不错，身穿一条淡褐色法兰绒呢裤，一件暗草绿色的高领套衫，外罩海军蓝带铜扣西装外套。涂了口红，化了淡妆，还喷了香水，一种树林的香味。

咖啡已经煮好了，我同意我们还有时间喝一杯。倒了咖啡后，她到卧室拿出那个盒子。我从她那里拿过盒子，立刻感觉到它的重量，之后我把密码转到五一一，掀开了盒盖。

她说：“你还记得号码。”

“我记得一大堆事。”我拿出一叠钞票，一张张翻过，一面仔细观察。她问，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这些钞票是不是有问题。我告诉她没问题，它们并不是伪钞，也没有被塞进水果罐头埋藏在宾州的某个农庄里过。有些钱比较旧——比如百元大钞比其他面额较小的钞票流传得少且慢——但大多数仍然是过去十年内发行的。它们不是所谓的霍尔茨曼家产。我告诉她我很高兴她没有把它们扔出窗外。

“我原本还打算把这捆钞票拆开再扔出去，”她说，“以免砸伤别人。想想要是被从天而降的钞票砖砸死该有多倒霉。”

“你不希望有良心负担。”

“不希望，但我想到那会有多美，所有这些钞票在天上飘过，被微风吹得到处都是。而且想想看，有多少人会因为我这样做而快乐。”

“就算如此，还是不该这样做。”我说。

我们下楼，拦了三辆出租车才有一辆愿意跑短程。现在这些移民一旦可以工作，就搞张出租车执照，他们最早学会的七个字是：我不去布鲁克林。前面两个司机对我们炫耀他们的英语能力后，微笑着开走了。第三个司机是从尼日利亚来的，从小就说英语，他没什么好证明的，又愿意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但这不表示他知道怎么去，不过他非常服从我们的指挥。

当然坐地铁更快捷简便，还可以省下十五块钱。但只要心智正常，谁会拎着三十万现钞坐地铁呢？你还不如扔到窗外算了。

德鲁·卡普兰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听我叙述。我告诉他莉萨是谁及我们找他的原因。我告诉了他几乎所有事，但我没说在他桌上的盒子里放着什么。我一边说，他一边询问了我几个问题，但他也没提半个与那盒子有关的字。然后他往后靠在椅背上，注视着天花板。

“需要刷油漆了。”我冒出一句。

“是吗？你应该去剪头发了，但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唐突了？”

“显然。”

“显然。霍尔茨曼太太，首先让我表示我对你的同情。当然我看过有关这个案子的报道，实在太不幸了。”

“谢谢你。”

“从我刚才听到的情况看，你绝对需要有人来维护你的权益。我了解，你想要把——”他指着那个盒子，“——把它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没有告诉我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也看不出你有任何理由这样做，但马修说不定可以，比如说，猜三次，随便猜猜看里面可能装了些什么。”

“猜三次？”我问。

“不错，就像在黑暗里开枪一样。”

“好吧，”我说，“嗯，里面可能有好几根从坦桑尼亚走私而来的偷猎的象牙。”

“嗯，这是一种可能。”

“克拉特法官也可能在里面。”

“很可能，”德鲁说，显然自得其乐，“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

“猜几次了？两次了吧。”

“嗯，还有一次。”

“哦，我猜也可能是一大笔现钞在里面。”

“如果真有钞票在里面，那可是千载难逢。你可以再胡猜一下，那些钱从哪里来的。”

“呃，我猜不出来。”

“那套公寓，以及跟那位男士有关的所有的事都如此神秘。”他把一只手放在盒子上。“没问题。我会帮你看管这个盒子，”他宣布，“我们都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而且不只是我看管盒子这件事，就连这盒子的存在都是机密。我会给你一张保存盒子的收据，霍尔茨曼太太，或女士？”

“写收据？其实我无所谓。”

“收据上只写莉萨·霍尔茨曼。我只是想知道你喜欢人家怎么称呼你。”

“莉萨，”她说，“叫我莉萨。”

“好，那就叫我德鲁。就像我说的，我会给你一张收据，但万一这个盒子失窃了，你必须了解，我既不可能赔你，也没有保险公司的赔偿。我可以赔你买盒子的钱，但我不负责赔里面的内容。”

她看向我，我点一点头，她告诉德鲁她了解。

“你放心，”他说，“我不偷客户的钱，我只是收费高昂。长期来说这样会赚得更多，而且不会住在监狱里。莉萨，如果这个盒子是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我可以收你些钱替你保管。我也可以建议你到街角去用你结婚前的姓，或任何你喜欢的名字租一个保险箱，”他两手交叠坐直，“但你要考虑的不止是这点。你有套公寓，如果你丈夫是用来路不明的钱买的话，国税局的人可能会很感兴趣。你还有保险公司的钱，通常他们不能去碰它，但还是要看投保的险种、谁是受益人，以及你的那个话题老公是怎么填的税单。”他皱皱眉，“很抱歉，我不应该对你过世的丈夫表示不敬，我不是有意的。只是他把你丢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这常常使我忍不住说两句难听的话。”

“但骨子里，”我说，“德鲁其实是个王子。”

他不理我。“很有可能还有其他隐藏的资产，”他继续，“你只有知道它们的存在，才可能拿得到。莉萨，我想要你做的是，给我一张五千块的支票，雇我当你的代理人。这笔钱应该足够付我替你做事的酬劳了。”

她又望着我。这次我说：“不成，德鲁，她没有钱。”

“哦？”

“没有钱在银行里。她以后还是会拿到保险公司的钱，但目前她只有一个日常支出的账户，里面的钱只够她日常开销。”

“我明白了。”

我对那个盒子投以一瞥。他的眼睛转过去又再回到我身上。

“我喜欢客户用支票付款，”他说，“如果我出去一会儿，等我回来后再把那个盒子放进保险箱，说不定她可以写一张支票，然后等她回家后，她忽然在冰箱里发现了五千块，足够她存进银行，所以她给我的支票不会被退回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会留下记录，对她一点好处也没有。任何人去查的话，都一定会最先注意到那笔存进去的现钞。”

“不错，你说得对，”他说，“妈的，让我想一想。”他往后坐下闭起眼睛。过了整整一分钟，他睁开眼说：“好吧，我们这样办。我希望你带了支票簿来，我要请你写一张支票给德鲁·卡普兰律师，金额是两百元。”

我说：“你看，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先漫天要价，但通常你可以就地还价。”

“这句话我当没听到，”他说，“你全写上了吗，我的名字及律师头衔，代理人？好。”他拿起电话按下内线键：“凯伦，用公司的账户开张支票给马修·斯卡德，注明是替莉萨·霍尔茨曼从事调查服务。”他把她的名字拼给凯伦，然后遮住话筒对我说：“调查？侦查？哪个词才对？”

“管他的。”

他耸耸肩，对着电话说：“一百元，先放你那儿。等他走的时候，他会去拿。”

“这我喜欢，”我说，“所以我们成合作伙伴了吗？我们要五五分账了吗？”

他又没理我，说：“这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我要到走廊去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如果莉萨忽然发现皮包里居然冒出一万块，我可一点也不会惊奇。啊，不，我并没有忽然提高价钱，我过一下就回来。”

等他离开后，我打开盒子，取出两叠钞票，每叠有五十张百元大钞。她把钞票放进皮包，我负责关盒子并转了号码锁。我们静静等待，直到德鲁拿着我的支票回来。“一百块，”他说，“现在你可以去买辆凯迪拉克了。”

“你永远不可能猜到莉萨在她的皮包里找到了什么。”

“我猜是坦桑尼亚的象牙，不过我猜错了也没关系。”

莉萨又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她拿出那两叠钞票放他的桌子上。

他叹了口气说：“你想循规蹈矩，你想不拿现钞，但这样做偏偏不符合客户的最佳利益。正因为这样律师常会惹上麻烦。”他想了想说：“一计不成，还有他方。”他拿起一叠钞票，在手上掂一掂丢给我。他拿起另一叠，刷啦啦翻过，又叹口气，把钱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面对着莉萨，他说：“你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吗？”

“大概吧。”

“你如果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马修都可以解释给你听。现在你有了一个律师，也有了一个私家侦探，而且因为我写了张支票雇了我们的朋友，任何你告诉他的事或他查出来的事都享有特别保护，他不能被迫说出来。倒不是他会说出去，但如此一来他的屁股就完全被盖住了①，很抱歉我说了粗口，但这是实话。”他拿起盒子，“我忘了象牙有多重，特别是那种偷猎来的。莉萨，我会跟你联络。如果有事给我打电话，把一切交给我。任何人问你任何事都不要回答。不要让任何没有搜查令的人进入你公寓，如果有人拿了搜查令来，立刻给我打电话。马修，跟你合作永远愉快”。

街上的出租车站有一辆出租车在排班，这次司机对我们的目的地——第十大道与五十七街的交叉口——并不嫌弃。“那是在曼哈顿。”我说，而他表示不成问题。莉萨奇怪为什么我要说出哪一区，难道布鲁克林也有第十大道与五十七街？没错，我说，而且它们交会的地方接近日落公园与湾脊区交界处。她说她对布鲁克林一点也不熟，但她曾去过威廉斯堡大桥，有几个她认识的艺术家在那里有房子，不过我们离那里并不近，是不是？没错，我说，我们离那儿一点也不近。

我们就像这样随便谈着，直到我们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路上楼来到她的公寓。“我得要喝一杯，”她宣布，“从我怀孕后我就不再喝了，但现在我没有理由不喝，是不是？我想我要来杯苏格兰威士忌。你呢？”

“如果你还有剩的咖啡，我就再喝一点。”

“你不喝酒？”

“我以前喝。”

她听了想一想，开口想说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她走进厨房给我拿了咖啡，又给她自己一杯在我看来非常淡的威士忌加苏打水。我们各自选了一张沙发坐下，然后开始讨论在法院街办公室接洽的经过。德鲁不想拿现钞，我解释给她听，因为律师常因此而惹上麻烦。好些辩护律师收了毒犯给他们的现金，结果出了问题。政府会以那些钱是经由非法毒品交易而得来的为理由，把钱没收充公。有时候虽然被告人的案子已经被驳回，他们还是有办法把钱拿走。

“格伦买卖毒品吗？”

“谁知道？”我说，“目前谁能说清他到底做过什么？但不论如何那笔钱很有可能是非法的，至少没缴过税。而且它再也无法缴税，因为德鲁不能把它记在账面上存进银行，这样钱的来源可能会受到质疑。他必须使钱不入账。”

“我以为有人喜欢收不需要入账的钱。”

“不一定。依你的情形，他虽然少缴点税，但他做了违法的事。讲得更清楚一点，有两个人知道他做了违法的事。”

“而那两个人是——”

“就是你跟我。他不认为我们会告发他，不然他也不会收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要我当他的面也拿了五千元，现在我也不比他干净。哦，如果你要的话，我把钱还给你。”

“为什么？”

“这是一大笔钱。”

“你还记得吗？几个小时前我曾打算把所有的钱一股脑儿扔到窗外。”

“你不会那样做的。”

“不，但我想那样做。直到几天以前我还根本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发现它之后，我一直害怕有人会把它拿走，或为了拿这笔钱把我杀了。现在看来我可能有机会真的拿到些钱，就算我拿不到，至少我不需要再担心。如果有一卷钞票给了你，另一卷给了一个在布鲁克林的律师，我干吗在乎呢？”

她痛快地喝了一口酒，仿佛在为她的自问自答画上句号。这引发了我一闪而过的回忆——那微带药味的威士忌，被冰块降低了温度，又被苏打水稀释，苏打水的泡沫以及威士忌的酒精流在舌尖上微刺的感觉。老天，我几乎可以听到那背景音乐，布鲁贝克②或奇科·汉密尔顿③，或是切特·贝克④的小号独奏，然后他放下小号，用那种和她的酒一样淡、一样冷、一样令人难忘的声音唱歌。

“我得打几个电话。”

“当然，”她说，“你想用卧室的电话吗？这样才不会被我听到。”

“没关系。”我说。

我打给伊莱恩。“今天是漫长的一天，”我说，“而且还没完事。”

“你要不要取消约会？”

“不，不要。我还有好几件事得办，之后我先回家，冲个澡休息个半小时。我八点左右来好不好？我们可以在转角那家小店吃饭。”

“哪家小店？哪个转角？”

“你决定。”

“好的，”她说，“八点？”

“八点。”

我挂了电话又打给TJ，然后按下莉萨的电话号码。“一个朋友有寻呼机，”我解释，“他可能随时会打来。电话铃响时，在答录机还没启动之前，我们得先接。”

“干吗不就由你来接，马修？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如果不是打给你的，就告诉他们号码错了。”

“他们会不会再打来？”

“去他的。”她说，一面咯咯笑。“我很久没喝酒了，”她说，“我想我有点醉了。你刚才是在跟伊莱恩说话吗？”

“没错。”

“我喜欢伊莱恩。”

“我也是。”

“我好热，”她边说边站起来，“屋子朝西就有这点不好，下午变得很热。今年夏天每天下午我都得关起百叶窗，这样这个地方不会热到空调也不管用。但我还得记得在太阳西下之前把窗户打开。”她脱下外套，挂到椅背上，“你能留到日落后再走吗，马修？”

“我想不能。”

“我们有个录像机，我可以对着窗放日落给你看。哦，妈的，我又说了一次。”

“什么又说了一次？”

“说‘我们’，而不说‘我’。我有个录像机。但你不会去录下日落来看，你会吗？你会想亲眼看到日落的。还有水族箱的录像带，你看过吗？”

“我想我曾听说过。”

“格伦曾经租过一次，你能相信吗？就是为了看看什么样子。简直不可思议，你会发誓你看到真的鱼在你电视机里游泳，那电视机就像个水族箱。你知道他们还有什么？”

“有什么？”

“一种巨型的电视屏幕，”她说，“让你挂在没有窗户的墙上，特别是如果你住在公寓楼的后部，望出去只有通风井，那你就直接挂在窗上。他们可以卖给你日落录像带，景色就好像你从自己的窗外望出去的一样，而且比真的更好。因为任何时候你想看都可以，你可以在半夜两点钟看到壮观的日落。你看这是不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妙极了。”

“我觉得是。马修，你知道我希望什么？”

“什么？”

此时电话铃响了。“我希望你去接。”她说。

是TJ，他抱怨一整天都在找我。“我找到她了，”他说，“但我又跟丢了。”

“那个证人？”

“她看到了枪杀的经过，”他说，“但要从她那里套话很不容易，她还是个害羞的孩子。”

“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在电话上，不要说名字，而且她告诉我的名字极有可能是假的。是个女孩子的名字，所以你知道这不是她的真名。”

“她是一个变性人？”

“她管这叫TS。我一直以为那两个字代表别的意思⑤。我告诉她，嗯，你叫TS，我叫TJ，说不定我们之间有亲属关系。见你的鬼，她说。”

“她是干那行的女孩吗？”

“她干的是怎么做个女孩。我一边拼命跟着她，一边拼命找你。你呼叫过我一次，但我找不到电话。后来我找到了电话，又变成你的电话占线。最后我终于打通了，但是一个勉强会说英文的家伙接的。我跟他说，老兄，又不是打给你的，你接什么接？现在他大概还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她是目击证人，她看到了什么？”

“看到我们说过的那两个人。”

“格伦和乔治？”

“在电话里可以说吗？没错，那两个。”

“她有没有看到枪杀？”

“她说没有，只看到了枪杀前跟枪杀后。看到一个躺在地上，另一个在掏他的口袋。”

“或是弯腰在他身边捡弹壳。”

“我也是这样想，你可能有问题想问她。”

“一大堆问题，”我说，“她在哪儿？”

“在外面走动。四点钟要去看医生，不让我跟着她。‘TJ，你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打发时间。’我试着跟踪她。”

“真的吗？”

“难道这不是侦探本色？只是你最好给我上点课，我好像快应付不来了。”

“这很不容易。”

“我跟着她进入地铁站，但我没有赶上车。我跳过投币转门，但差得太远了，再加上有个傻瓜要去报告我没投币。老兄，我说，你离我远一点，你最好别说什么你要去告发，小心我让你心脏病发。”他叹了口气，“我跟丢了。”

“你能再找到她吗？”

“希望如此。我给了她我的号码，要她看完医生后呼我。如果她没打来，我会去公园找她。”

“她在哪里做事？”

“她在那条街上开工，或去格林威治的西街。她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苦干，因为她不靠皮条客，也不用可卡因。”

“那她的嗜好是什么？”

“我猜她特别喜欢看医生，”他说，“把钱存起来做这个手术那个手术。只要你真的疯狂地想要，你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可以在你身上动什么手脚。”

“在电影里，”我说，“女孩子总是想存手术费，好让她弟弟可以再站起来走路。”

“那是电影，”他说，“年头变了。”

我告诉TJ，我还会在这号码所在地待个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后我会先回旅馆一会儿，然后去伊莱恩那里。当我离开旅馆时我会设好转移服务，所以他可以找到我。任何时间都成，我说，多晚都没关系。

窗上显出莉萨的身影，她的曲线不再被蓝外套包着。我的眼睛被她的胸和臀吸引。她说：“我听到你说你会在这儿再留二十分钟。”

“如果对你来说没问题的话。”

“当然没问题。是不是有消息你想告诉我？这个案子是不是有突破？什么事这么好笑？”

“没什么，我刚才跟一个替我做事的小孩说话。他不是个线人，不过确有几个这样的人，我也许该去找他们谈谈。”比如说我的朋友丹尼男孩。“他发现了一个枪案的目击证人，或至少看到了枪案之后的情况。这算不算突破？大概不是。我得知道她究竟看到了什么，或以为她看到了什么，然后考虑她的证词有多可靠。”

“是个女人吗？”

“不完全是。不论我从证人那里得到什么资料，我想它们可能都不会比今早我从瓦德尔与扬特那里所发现的深入。”

“你提到你曾去过那里，但你没说你发现了什么。”

我待了不止原先计划的那二十分钟，而是多了至少五分钟到十分钟。我把从埃莉诺那儿听来的话重述一遍，并跟莉萨·霍尔茨曼对她丈夫的了解进行核对。我问了很多的问题，在笔记本上写了好几页。这当儿她回到厨房再去添了酒，这次酒的颜色似乎比上次要深，不过也可能是光线的把戏，我们看到夕阳开始西沉。

终于我从沙发里站起来，告诉她我该走了。“我知道，”她说，“你跟伊莱恩约八点钟见面，然后要到转角处的小餐馆吃饭。”

“你听到了。”

“我说过让你去卧室打的，免得被我听到。”她说。她让那句话在空气中悬荡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想先回旅馆去冲澡。”她伸出一只手，碰碰我的脸，她的手指逆着皮肤往上滑过，她说：“你可能也想刮个胡子。”

“说不定。”

“我要搬把椅子到窗前看夕阳，我希望我不是一个人看。”我没说什么，而她拉着我的手臂带我走到门口。她的臀部触碰着我，我可以闻到她呼吸里的威士忌酒味，以及那股像从林子里传来的香水味。

在门口她说：“如果你发现你觉得我应该知道的事，打个电话给我。”

“我会的。”

“或者就打来聊聊天，”她说，“我觉得很寂寞。”

① cover one’s ass，意思是避免受到攻击或责难。

② 指戴夫·布鲁贝克（Dave Brubeck，1920—2012），美国爵士钢琴家、作曲家。

③ 奇科·汉密尔顿（Chico Hamilton，1921—2013），美国爵士鼓手。

④ 切特·贝克（Chet Baker，1929—1988），美国爵士小号演奏家、爵士歌手。

⑤ “变性人”的英文是transsexual，在这里TS即该单词的缩写。

16

离开旅馆前，我把那捆五十张的百元大钞塞进我衣柜的第一层抽屉。这是他们第一个会找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我。没关系，我决定了，让他们找到好了，总比把整个地方搜得乱七八糟要好。我关上抽屉，出去叫辆出租车到伊莱恩那里去。

晚餐不太理想。她选的地方的确在转角处，一家叫“奇怪的狗”的法国小餐馆，招牌上有只狗，毛发剪得奇短，想来就是那只奇怪的狗。伊莱恩吃素，菜单上却尽是最近还曾飞过、游过或爬过的东西。这种情形以前不是没发生过，通常她都心情很好地随意点一样蔬菜。但这次她老大不高兴，我提醒她这是她选择的餐馆，显然对改善她的心情并无助益。更糟的是，在她解释给侍者听她要点的菜时，那人故作一副迟钝状，最后厨房不但把蔬菜煮得过老，而且还多算了钱。

菜上得很慢，我们两人又都没心情找话谈，于是总是陷入极长的静默。有时候静默是好的。我去的一个匿名戒酒会有时像贵格教派一样，会员想说话时自由发言。当然在发言之间常有一段静默，但没有人因此而感到紧张。静默也被视为匿名戒酒会的一部分。伊莱恩过去也曾与我这样分享过这种使谈话更有意义的静默。

但这一次不同。我们之间的静默暗藏着紧张及不安。我试着不看表，但有时候我控制不了自己，她发现我看表，我们之间的静默就更深了。

回家的路上她说：“我唯一高兴的事是这家店就在家旁边，如果我们为了那顿饭还得坐趟出租车，那一定让我更生气。”

“如果不是这样近，”我说，“我们根本不会去的。”

“我是开玩笑的。”她说。

“哦，抱歉。”

那天晚上的门房是个老爱尔兰人，二战后他就在这栋公寓工作了。“晚安，马代尔小姐。”他很愉快地说，眼睛并没有正视我的存在。

“晚安，蒂姆，”她说，“外面的天气很舒服，是不是？”

“嗯，棒极了。”他说。

在电梯里我说：“你知道，那个狗娘养的让我觉得我像个隐形人，为什么他无视我的存在？他以为你想让我保持神秘？”

“他是个老人，”她说，“他就是这样。”

“在这世界上所有人不是太年轻不懂事，就是太老了不能改变，”我说，“你注意到这点了吗？”

“事实上，”她说，“我注意到了。”

她的答录机上有一则留言，是TJ，还留了号码要我打过去。我告诉伊莱恩我应该立刻打。“那就去打。”她说。

我拨了号码，响第二声就有人接了。一个粗哑的声音说：“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服务的？”

我要找TJ。他接过电话说：“我跟她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过来找我们。”

我斜眼看看伊莱恩。她坐在一把黑白两色没有扶手的椅子上，对着一本邮购目录里的衣服做鬼脸。我遮住话筒对她说：“是TJ。”

“难道不是你打电话去找他的？”

“他找到一个目击证人了。我大概得赶去那里问她，免得让她跑了。”

“所以呢？你要去，对不对？”

“嗯，但我们有计划。”

“我猜我们最好改变计划，你说是不是？”

“给我地址。”我对TJ说。

“西十八街四八八号，在第九大道与十大道之间，对讲机上没有名字，你按四十二号。在顶楼。”

“我马上到。”

“我们等你。哦，我忘了，”他压低声音，“我告诉她，她可以拿到点钱。很聪明吧？”

“没问题。”

“我知道我们有的钱不多。”

“现在没那么紧了，”我说，“我们多了一个客户。”

我挂了电话，到外面的衣柜里拿了我的外套。伊莱恩问我那个新客户是谁。

“莉萨·霍尔茨曼。”我说。

“哦？”

“格伦不像我们所知道的那么简单，他们的公寓是用现金买的。”

“他哪来的钱？”

“这是她想要我找出答案的事情之一。”我说。

“所以现在你有两个客户了。”

“不错。”

“还有一个目击证人。很有进展嘛。”

“我想是的，我不知道我会去多久。”

“你要去哪里？”

“切尔西，最多一个钟头我就了事。”

“你打算再回来吗？”

“是有这样的打算，没错。”

“哦。”她说。

“有什么不对劲？”

她手上仍然拿着那本邮购目录，然后一扔，说：“今天晚上一切都不对劲。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定是我的错。但现在已经来不及补救了。你会急急忙忙结束跟那个证人的约谈，因为你觉得你应该回来看我，然后你会因此生我的气——”

“我不会。”

“——然后我会对你发脾气，因为你在外面搞太久，或因为你人回来了却一肚子火。你现在的工作已经进入状态，说不定在你问完证人之后，今天晚上你还有其他事得处理，我说得对不对？”

“我说不定应该去找丹尼男孩，”我承认，“还有别的人，不过都可以以后再去。”

“何必呢？因为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吗？明天早上给我打个电话如何？”

我告诉她这样很好。

我照TJ给我的地址一路找去。那是一栋廉价红砖公寓，离第十大道转角处不过三个门的距离。当我连爬了四层楼之后，TJ从上面对我大叫：“还有一层，大哥，你没问题的。”

他们两人在一间顶楼后排公寓的门口等我。TJ一脸得意地看着我，他说：“朱莉亚，我给你介绍，这是马修·斯卡德。我给他办事，我跟你说了很多了。马修，这是朱莉亚。”

“马修，”她说，一边伸出手来，“你能来太好了，请进。”

她带我进屋，里面从上到下全装潢过了。脚下的宽条松木地板磨过，上了亮光漆，色泽鲜红。墙壁则是淡淡的柠檬黄，但上面挂了很多画，简直看不到多少墙壁原来的颜色。墙上的作品都经专人装框裱好，从几英寸大小的素描、版画到有作者签名的凯斯·哈林①海报，挂在一张躺椅上方的则是一幅电影《巴黎在燃烧》的海报。屋内的照明都是间接打光，有各种落地灯、桌灯，其中两个的灯座是黑豹形状，另外几个则是铅玻璃灯罩。一道珠帘隔开了普尔曼式厨房和通向浴室的门。很多珠子是那种多切面的玻璃，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地方就这么点大，”她说，“但总算是个家。请坐，马修。我想你会觉得那张椅子挺舒服的。我要来杯雪莉酒，你也要一杯吗？”

“他不喝，”TJ说，“我跟你说过了。”

“我知道你说过，”朱莉亚回道，“但礼貌上我总该问问。我也有可乐，马修。当然是可口可乐。”

“可乐很好。”

“要不要冰块？或一片柠檬？”

她弄好了我的可乐和她的雪莉酒。TJ已经有了可乐，只是没柠檬片。她在椅子上坐下，屈起腿坐在上面，然后拍拍她旁边的空位。她看TJ没有反应，看了他一眼，又拍拍椅子，这回他坐了下来。

她整个人充满了异国风情，茶色皮肤里仿佛反射出亮光。耳朵很小，一个窄长的鼻子，一张丰满的红唇。她的眼睛及高颧骨使她的长相微带一种欧亚混血的味道。面颊肤色细腻，看不出任何得刮胡子的迹象。她的头发经过沙宣的调理，波纹式金发，虽然绝非自然，但看起来跟她的人很相配。她很纤细，一双长腿，站起来总有五英尺八英寸高。一套伊斯兰式睡衣打扮展示了她的身材，丰乳细腰，臀部紧致。她擦了口红，涂了指甲，挂了叮当摇晃的耳环，脚下一双珠子拖鞋，看起来优雅十足。

我脱口而出心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你可以骗过所有的人。”

“谢谢你。”

“你叫朱莉亚？”

“是胡利奥，”她用一种西班牙口音说，“过去我是个西裔男子，现在我是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你当女人多久了？”

“按你的算法是五年，对我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女人。”

“动过手术了吗？”

“哪个手术？我做过几个手术。我还会再做，但我还没有做‘那个’手术。”

“哦。”

“我做过脸部手术，我也隆过胸，”她托住她的胸，“我先做荷尔蒙治疗，然后再小剂量注射。我也除过几个痣。等我筹够了钱，鼓足了勇气，下一个手术我要做的就是这里——”她一根手指摸着喉咙，“他们可以动喉结，有喉结很容易就被发现了，他们可以把它大幅度变小。但想到他们要割这个地方我就害怕。不过我想这是值得的，你根本就看不到疤痕，”她啜了一口琥珀色的雪莉酒，“而且这个手术还是不如‘那个’手术来得可怕。”

“我可以想象。”

她笑了起来。“哦，我猜你能想象，”她说，“而且一经改变，你不能再回头。你不能跑去告诉医生，你改变了主意，请他把它缝回来。你看TJ，我只是说说罢了，就让他坐立不安成这样。”

“我才不在乎。”他说。

“哦，是吗？马修，你不觉得TJ能变成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吗？”

“少胡扯。”

“我以为你才不在乎呢。你看，TJ的身高适当，不像有些变性人高得不正常，肩膀有点太宽，但我们可以想办法。”她转过去面对他，一只手放在他的胸上。“你会喜欢的，TJ，”她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当女孩子。我们玩另一个人的胸部，我们可以一块儿上床。”

“你干吗非得这样讲话？”

“很抱歉，”她说，“你说得对，这样一点都不淑女。”

“反正你别跟我讲那种屁话。”

我说：“朱莉亚，我听说格伦·霍尔茨曼被杀的那个晚上，你在街上？”

“我们要谈正经的，是不是？”

“我们最好开始了。”

她叹了一口气。“男人啊，”她说，“总是匆匆跳过前戏。急什么嘛？为什么不停下来，嗯，闻一闻花的香味？”正当我迟疑不决，她放声一笑，很友好似的拍拍我的膝盖。“请别介意，”她说，“有时候我做得太过分了，不错，我是在那里。”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格伦。”

“你认识他？”

“不认识。哦，你的意思是我为什么直呼他名字？嘿，他已经死了，所以干吗要那么正式？不，我从来没见过他。”

“在那天之前，你见过他吗？”

“你的意思是在街上？我想没有。你去过十一大道吗？我好像没在那里见过你。”

“我住在附近，”我说，“不过我很少去那里。”

“没人去那里。那里没有多少行人，没有那种逛街的人。除了像我们这样有东西要卖的。有意的顾客很少是走去的。通常是开车，或开货车，但你如果上了货车，你等于把你的性命握在手上。我为了这对乳房花了这么一大笔钱，可不能让那种神经病给割了。去年有一个东区的女孩就给做了，你大概看过那条新闻。”

“是的。”

“他是步行，”她说，“格伦，一个有吸引力的男人，穿得又整齐。我原以为他是来嫖的，但他不看女孩。就算那种很害羞的，那种不敢向前来或开口的都会盯着我们看。他们可能偷偷地看，虽然不是瞪着我们，但至少他们会看。”

“但他没有。”

“没有。这表示他对我不感兴趣，所以我也对他失去了兴趣。我要讨生活，我的心思当然放在这个上面，不再注意他。稍后我碰巧往他那里瞥了一眼，他正在打电话。”

“我想你大概不会注意到时间。”

“拜托，”她说，“我只知道是晚上，因为天已经黑了。”

“我懂了。”

“之后有客上门，”她说，“是一位以前我约会过的男士，不过我不会说他是常客。他开一辆有新泽西州牌照的沃尔沃汽车。那种专在暗地里偷腥的客人。我们开到街角处停了车。”她伸出食指放嘴里，两眼望着我上上下下地吸吮。“没花多少时间。”她说。

我看了TJ一眼，他尽量保持面无表情。

“然后，”她说，“我回到我的老地方。让我想想看，我跟他隔着第十一大道，我比较接近五十四街的街角，而他在五十五街的街角，就在本田汽车展示中心前面。我那时候有没有看到他？我想没有。我不觉得我有任何理由往那个方向看。”

“然后呢？”

“然后有辆车停下来，一个男人摇下窗，我们开始谈生意，不久我们谈崩了，但我们还在交涉时，有人开了枪。”

“在街对面。”

“听起来是这样，但我不能确定。当时我不能确定是枪声，但我想应该是。”

“几声？”

“三声，但这是我从新闻里得知的。当时我可没数。事实上我根本没留意，我忙着交涉，但很快就泡汤了。我那个追求者想不用安全套就跟我干。‘我不担心，’他说，‘我可以看出来你很健康没问题。’没错，而且我还打算一直保持，多谢多谢。所以除了枪声，还有其他事让我分心。之后我们确定谈不拢，我站回去，他则开车走了，就在这时候，我听到第四声。”

“第三及第四声之间隔了多久？”

“我不知道。听到第四声时我心里在想什么呢？哦，对了，已经有过枪响。它们在我的脑子里，只是我没有去想它。”

“你什么反应？”

“我往枪响的地方看。但枪响时，那辆车仍挡在我面前，而且街上还有其他车辆来来去去，挡住了我看那个角落的视线。等我终于可以看清楚时，我只看到格伦躺在人行道上，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因为你还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对，我甚至不知道他是我稍早见过的男士，因为他脸孔朝下，可能是任何人。对我来说，当我跟那位大丈夫先生谈生意的时候，我稍早见过的那个男士已经回家了。当然，后来我在报上看到他的照片，我才发现我曾见过他。但那时候，我唯一认出来的人是乔治。”

“乔治·萨德茨基，但你也不认得他是不是？你是从报上或电视上看到他的。”

她摇摇头。“我常常见到乔治，”她说，“刚开始时我看到他就怕，他那副瞪人的样子，但所有的人都说，哦，那是乔治，他不会害人的。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会跟他打招呼，‘嘿，乔治！’但他从来不回答。”

“你在枪杀案发生的那个晚上看到他？”

“弯腰对着尸体。”

“那是不是你在那个晚上第一次看到他？”

“我不知道，你得知道，乔治就像是街景的一部分。你没有理由记得见过他，或是分辨出每次见到他时的不同。我可能稍早之前见过他，也可能一个星期都没见到他。我先前见到他跟格伦在一起吗？没有，直到枪杀过后我才看到他们。”

“他弯腰看格伦是吗？你想他在做什么？”

“我看不出来。可能在查看他是死是活。可能想拿他钱包。”

“你猜人是他杀的吗？”

“不，因为我发现那是乔治，而我知道他不会害人。”

“你不知道他有枪。”

“从没有人提起过，他当然也没有给我看过。”

“他弯腰对着尸体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他的手上有枪。”

“没有，但我在相当一段距离之外。我戴了隐形眼镜，就算如此，我不觉得我可以看出他手上有没有拿东西。但我的印象是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

我反复问了她好几遍，再也问不出多少名堂来。她对所看到的部分有把握的程度比我原来期望的要高，但她并没有看到枪杀经过。她的证词使乔治无辜的可能性增加了一点，但也不过如此。凶手到底是谁还是没有一点线索。

我问有没有其他可能的人证。

“我不知道，”她说，“半夜之前街上都很冷清，凌晨两点到四点半之间才会真正活跃起来。很多嫖客都先喝酒，酒吧四点关门，半个钟头后所有人都回家了，或是到通宵营业的地方去。”

“你去的时间早。”

“我喜欢早去。我们印度来的黑皮肤姐妹常爱说，早去的黄鼠狼有眼镜蛇吃。顾客少几个，但竞争也少。倒不是我害怕任何竞争，”她斜斜看了我一眼，“最主要的是，我宁可在他们还没灌饱酒之前成交。那些已婚的男人——你还没结婚吧？没戴婚戒。”

“我还没，没有。”

“但TJ说你已经有人了。”

“不错。”

她叹口气：“所有的好男人都有主了。我刚刚说什么来着？哦，在说早点做。我喜欢早去早了，一旦赚够了就下班。晚上剩下的时间都是我的了，但首先我要搞定生意。说起来——”

“什么？”

“嗯，我不想提，但TJ说我花的时间会有报酬。”我从我的钱包里找出两张五十块钱。她仔细地塞进她伊斯兰睡衣里的那道深沟。“谢了，”她说，“坐在这里说两句话就收钱好像太不够意思了，但你绝不会相信那些医生收的费用有多高，保险公司又不付——如果我有医保的话，当然我也没有。”她碰了碰她的喉结。“不久之后，”她说，“我要把这点小缺点给纠正了，你会很高兴你也做了贡献。但我知道你的工作已经带给你很多成就感。”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多。”

“哦，你太谦虚了，”她说，“到圣诞节时我应该有办法把喉结去掉。至于这个——”她拍拍她的两腿之间，“我就不知道了。你知道，所有跟我在一起过的男人都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做。好像到那时我就是个真正的女人了，更具诱惑性。”

“哦？”

“但十个里有九个都把着它不放。如果那话儿真这么讨人嫌，如果他们真的不感兴趣，当我在和他们干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一直想摸它？他们不只想摸它，他们还想要它有反应。不论他们多么没有经验，他们都想要把它放进嘴里，他们想要把它放在任何你可以想象的地方。”她看了看她的酒杯，发现已经空了，就放了下来。“他们不是同性恋，”她说，“大部分的人都戴着婚戒。他们不会让另一个男人给他们口交，更别提由他们自己来做了。但他们看我是个女人，因而得到解放。这让他们自由地享受我的身体。”她耸耸肩。“如果这真这么不得了，”她说，“说不定我该留着它。”

我们了解到不论在庭上或庭外她都不愿作证。“我不行，”她说，“那晚我可是在家一边看《巨星的诞生》，一边大嚼微波炉爆米花。我是说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皮条客想找个理由整整独立干活儿的女孩子。你只是跟警察随便说两句，说他穿着制服看起来有多帅，马上就会有人借机教训你。想都别想，我是不会坐下来跟官方人士谈的。”

我喝完可乐，说我该走了。

“啊，现在你知道怎么来这里了，”她说，“我希望你还会再来。你也要走了吗，TJ？他好可爱，是不是，马修？跟这小孩开玩笑太好玩了。我只希望他的肤色稍微浅一点，这样我就可以看他脸红的样子。他脸红的时候我知道，但我喜欢亲眼看到。”

她走到TJ面前，两手环抱住他。她比他高了一两英寸。她紧靠着他在他的耳边细语，然后放开他，笑着扭到了门口。

我跟着他走下五层楼，我们两人都一言不发。到外面后我说我想要喝点咖啡。我们走到第十大道，但除了两家酒吧我找不到别的店。我们走回第九大道，找到一家只有一个顾客的古巴-中国咖啡店。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我叫了杯咖啡，TJ要了杯牛奶。

“那就是朱莉亚。”他说。

“我以为你们是老朋友了，”我说，“看她对你的那副样子。”

“啊，嗯，她是那种一下子就跟人熟络的人。她真怪，嗯？”

“我喜欢她。”

“是吗？”

“嗯。”

“不管怎样，她是一个很好的证人。”

“非常好，”我说，“她没有看到所有的事，但她看到的部分看得很清楚。你这事干得好。”

“嗯，这是我该做的。”

“有没有什么心事？嗯？”

“没有，一切安好。”

我们陷入沉默。那个侍者好像腿断了一样，拖着步子慢吞吞地送来TJ的牛奶和我的咖啡。

我说：“还有一件事你也许可以帮我做。”

“什么事？”

“我需要一把枪。”

他睁大了眼睛，但只一会儿，“哪种？”

“最好是左轮。”

“口径呢？”

“点三八上下。”

“还要一盒子弹？”

“只要枪里有子弹就好。”

他想了一想。“得花点钱。”他说。

“你觉得要多少？”

“不知道。从来没买过枪。”他喝了些牛奶，用手背抹抹嘴，再用纸巾擦擦手。“我知道有两三个哥们儿有枪要卖，应该没问题。一百块左右怎么样？”

我数了钞票，放在手掌下给了他。他一沉手放进膝下，这样街上的人不会看到。他扬扬钞票一脸疑惑地对着我：“三百块？”

我说：“一百块钱付你办成的事，这样我就不欠你了。其余的拿去买枪，买枪可能比你想的要贵。不论多少钱，你可以把多的钱留下来。”

“酷！”

“你在烦恼什么？”我说，“如果你觉得我该多付你钱，你可要讲。”

“狗屁，”他说，“不是为那个。”

“那就好。”

“你想知道为什么？就为了那个朱莉娅。”

“哦？”

“我的意思是，她是什么？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嗯，我们一直叫朱莉亚‘她’，如果我们不当她是女的，我们不会这样叫。”

“她可不像任何我见过的哥们儿。”

“可不。”

“看起来也不像。如果你在街上看到她，你可能猜不到她不是女的。”

“是猜不到。”

“就是近看你也猜不到。很多人你一眼就看出来了，但她可以瞒过你。”

“我同意。”

“如果一个哥儿跟她在一起，他算是什么？”

“他可能很快乐。”

“别开玩笑了，大哥。那样算不算是同性恋？”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同性恋，”他说，“你会想要男人，是不是？所以你为什么会去找个像她那样的女人。”

“你不会。”

“但如果你想要女人，”他继续，“为什么你会找个带把儿的？”

“我也想不通。”

“而且为什么她要说那种我很适合变成女孩子的狗屁话？”他伸手放在胸前好像握住的是乳房，然后皱眉瞪着它们，“对我说这种烂话。”

“她只是喜欢口出惊人之语而已。”

“哈，没错，她是很惊人。你曾经跟她那样的人在一起过吗？”

“没有。”

“你会吗？”

“我不知道。”

“你现在跟伊莱恩在一起，但如果你没有——”

“我不知道。”

“你知道她在我耳边轻声细语地说了什么？”

“她说一旦你摆脱了我就回去看她。”

“你听到了。”

“只是随便猜的。”

“很准嘛。她的地方不错，翻修得很好。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不是红地板的，除非是塑胶的。”

“我也没见过。”

“还有那些画，要看好几天才看得完。”

“你想回去吗？”

“我正在想。她把我搞晕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想做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

“如果我去，我感觉怪怪的；但如果我不去，我觉得更怪。你知道吗？”他摇摇头，舌头啧啧作响，用力叹了口气。“或许我害怕，”他说，“害怕我可能会发现什么。”

“但如果你不去？”

他忽然笑起来：“害怕我可能错失了什么。”

① 凯斯·哈林（Keith Haring，1958—1990），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街头绘画艺术家。

17

我在普根酒吧找到了丹尼男孩，普根酒吧在西七十二街上，是他的老巢。他坐在他常坐的那张桌前，桌上摆了一瓶冰镇俄罗斯伏特加。他弯起右腿，这样右脚不偏不倚地落在左膝上，他正在检查他的鞋子。事实上那是一双半筒靴，灰黄色，有点鞋跟。

“我真弄不明白这个，”他说，“你认不认得出这是什么皮？”

“是不是鸵鸟？”

“没错，”他说，“这正是让我烦心的地方。你见过鸵鸟吗？”

“很久以前在动物园里见过。”

“我只在电视上看过。《自然》啦，《国家地理杂志》特辑啦。很壮观的动物。不能飞，但跑得极快。想想看有人杀这样的动物，就是为了剥它的皮来做靴子。”

“听说他们现在的技术不错。”

“它们被杀不要紧，”他说，“让我不舒服的是太浪费了。老天，只有它们的皮被拿来利用。如果它们的肉也可以吃就不同了，但一定不怎么好吃，不然整座城的餐馆早就把它们放进菜单了。”

“鸵鸟肉片。”我建议。

“我在想鸵鸟皮靴。但你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眼前有这么一幅景象，上千只的鸵鸟尸横遍地，就像在大平原的水牛一样。”

“它们是贪婪的鸵鸟剥皮人的受害者。”

“由传说中的鸵鸟比尔①领导。难道你不同意这很浪费？”

“我想是的，但你穿的是一双很好看的靴子。”

“谢谢你。他们告诉我很耐穿，鸵鸟做的皮货不错。说不定我们是该杀它们来当皮料，不然到处都是鸵鸟，它们会比老鼠更糟。老天，它们比老鼠大多了。”

“可能也跑得更快。”

“它们会摧毁琼斯海滩，”他说，“再没有地方可以放你的毛巾。每隔几步路就有只鸵鸟一头钻在沙里。”

说不定他在电视上见过琼斯海滩。我敢打赌他从来没去过。丹尼·博伊·贝尔，个子矮小，穿着优雅，虽然父母是黑人，但他有白化病，皮肤白得像褪了色，而且他跟那吸血鬼德拉库拉一样，绝不在日光下出现。晚上你可以在普根或鹅妈妈之家找到他，他一边喝酒，一边交换消息。但到了白天，你哪儿也找不到他。

我问他有没有听过与格伦·霍尔茨曼有关的传闻。没有，他说。他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得来的。无辜的被害者，携带枪械的神经病，罪案累累的街道。我说实情可能不是这样，死者虽然是靠薪水过日子，但经手的可是巨款。

“哦，”丹尼男孩说，“靠不在账面上的钱过日子，对不对？我从来没听说过。”

“说不定你可以到处问问。”

“说不定我可以试试。你好不好，马修？美丽的伊莱恩怎么样？你什么时候跟她结婚？”

“老天，我正想问你，丹尼男孩，”我说，“你是拥有所有答案的人。”

我叫了辆出租车到几个地方去转转，找了好些个像丹尼一样消息灵通的人。他们不像丹尼穿得那样优雅，或那样擅长闲聊，但有时候他们会听到有用的话，所以还是值得一去。

结束时已经过了午夜，我坐在蒂凡尼的角落，我指的不是第五大道上那家珠宝店，而是谢里登广场上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屋。离休斯敦街上一个午夜的聚会不远，而那个地方在格林威治村一家最恶名昭彰的午夜俱乐部附近。我正犹豫要不要参加，但我已经错过了一半。半夜两点还有一个匿名戒酒会，不过我不想留到那么晚。

现在打电话给伊莱恩也太晚了。

打电话给汤姆·萨德茨基太嫌晚，虽然到我找他谈谈的时候了。刚开始显得捕风捉影的事，到现在却是显出了一定合理性。我越想，越觉得乔治·萨德茨基无辜。

只要我有点运气，就应该有办法证明。若我仔细调查霍尔茨曼的生活，应该可以找到有杀他动机的人，这通常表示我已经赢了一半。你一旦知道是谁干的，就只需要去证明它，而且在法庭上我并不需要多少证据定他的罪。我只需要说服有关人士不再起诉乔治。那样乔治可以回到他原来的生活，重新恢复成一个对他自己来说危险，但只是让人看不顺眼的人。

我叫了另一杯咖啡。一男一女从前面的雅座站起来去付账。那个男人对我点点头，我挥挥手。我认出他来，他以前参加过不远处的佩里街聚会。如果我刚好在这附近，有时我也会去参加。

说不定我们应该搬到这里来。我在第六分局工作时，自然在格林威治村花了不少时间。那也是多年以前我跟伊莱恩首次见面的地方。

从那时候起，这个地方起了很多变化，但大致说来并没有纽约市其他区域的变化那么大。这里大部分地方成为特定的历史保存区，建筑物成为被保护的地标。此处高楼大厦比较少，弯弯曲曲的街上的三层联邦式房子，也比伊莱恩或我住的地方人性化。有很多的匿名戒酒会我可以参加，伊莱恩可以走路去纽约大学或纽约学院上课，到苏荷区的画廊不过是十分钟的距离。

这是不是我真想要做的事？

我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是马修，”我对着她的答录机说，“现在很晚了，但是，呃，如果你没睡的话，我想要跟你谈谈。明早我给你打电话。”

她接了起来，“喂。”她说。

“很晚了。”

“还好。”

“我希望没有吵醒你。”

“没有，就算你吵醒了我也没关系。我希望你打来。”

“哦？”

“是的。”

“我在想……”我说。

“嗯？”

“我在想你需不需要有人陪你，但我觉得实在太晚了。”

“不，”她说，“不算晚。”

我坐的出租车沿着第八大道向北走，在五十七街左转，经过我的旅馆门口，在第九大道遇上了红灯。在我的心里，我听见我对司机说，没关系，我就在这里下车。但这些话并没有说出口，然后红灯转绿，我们继续西行。他做了一个违规但并非不常见的一百八十度回转，在我的目的地把我放了下来。

大厦的门房昨天还是一肚子疑心，今天却一脸熟识地微笑。他还是先跟楼上通话，然后再微笑示意我去乘电梯。第二十八层，我一敲门，她就开了。她在我身后关好门，插上门闩，转身向我，用她那双深邃的蓝眼睛直直盯着我。

她穿了一件睡袍，深绿色镶着黄边，里面是某种睡衣，淡粉红色，薄薄的。她赤着双脚。

我可以闻到她香水的味道，或是我以为我闻到了香水的味道，很难说，在出租车里也有一股这样的香味。

她说了些话，我也说了些话，但我记不得说了些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不平静的晚上，然后她说可能是因为今晚满月，并走到窗前去看月亮。

我跟着她去，就站在她的身后。我没注意月亮，我找的不是月亮，或者说不是真的在找。

我双手放在她肩膀上。她叹息着向我靠过来。透过睡袍我可以感到她身体的暖意。她在我怀抱里转过来望着我，她的嘴微微张开，她的眼睛显得更大。我向里面望进去，害怕我会在里面找到什么。

我吻她，害怕我可能错失了什么。

之后我躺在那里，感觉流出来的汗水逐渐在我的皮肤上冷却，静静听着自己心跳的声音。我觉得焕发着激昂欢娱的生命力，但同时又被悲伤及后悔所掩盖。

我说：“我最好回去。”

“为什么？”

“太晚了。”

“你打来的时候这样说，”她说，“你刚到的时候也这样说。”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晚了，而且明天我有很多事要做。”

“你可以留在这里。”

“算了。”

“为什么不？我会让你好好睡的。”

“是吗？”

“多少让你睡一点。”她平躺在床上，双手搁在平坦的小腹上，眼睛往上直视着天花板。她的上唇有淡淡一层汗水的痕迹。我们之间的静默持续下去，她终于开口：“我很喜欢伊莱恩。”

“哦？”

“是真的。”

我撑起一只手肘俯看着她。“我也是。”我说。

“我知道，而且——”

“我爱伊莱恩，”我说，“伊莱恩与我属于彼此。这一切与我和伊莱恩之间没有一点关系，对我们没有影响。”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马修？”

“我不知道。”

“你打的电话给我，对不对？是你打的电话不是？”

“是的。”

“所以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你提供服务的一部分？‘很抱歉，亲爱的，我不想吃完就走，但我得去干我的客户。’”

“别说了。”

“‘她是一个寡妇，你知道她们会怎么样，那个可怜的东西大概饥渴得要命。’”

“我怎么会这么想？”

她看着我。

“今天下午你不想我离开，”我说，“你需要人陪你看日落。”

“我很寂寞。”

“只是如此？”

“不，不是，我被你吸引，而且我知道你也被我吸引，至少我很确定你是如此，我希望我们之间会有进一步的关系。”

“是发生了。”

“没错，是发生了。但是现在你希望我变成一个南瓜，一个比萨，或干脆一缕烟。因为你爱伊莱恩。”

我说不出话来。

“相信我，”她说，“我不想让你的生活更复杂，我不想戴你的结婚戒指，或生你的孩子，我甚至不想要鲜花。我要你继续做我的侦探，而且我要你做我的朋友。”

“这很简单。”

“是吗？”

“嗯。不过这两个角色之间可能有冲突。”

“你是什么意思？”

“当你说谎的时候，侦探一定会注意到，但朋友却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什么时候我说谎了？”

“嗯，那是一个很容易看穿的谎言。当我打来电话时，你说你还醒着，事实上你已经睡了。”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你不能骗过大侦探，”我说，“我到的时候，你穿着睡衣和睡袍。”

“所以你打来时，我一定在睡觉。”

“不错。”

“我穿着睡衣，当我起来时我披上了睡袍。”

“反正你说什么是什么。”

“当你打来时，”她说，“我坐在客厅看HBO的《一曲相思情未了》②，穿着今天下午你看到我时的衣服。”

“淡褐色长裤及绿色的高领套衫。”

“不错。等我跟你讲完话，我关上电视，脱光衣服。我擦了点香水，重新化妆，然后穿上睡衣及睡袍。”

“哦。”

“我这样做可能让我像个荡妇，但管他的，我可不在乎。”她两只手抓住我的手，“回到床上来，大侦探。我们一起来寻找线索。”

我离开时早已过了四点。酒店都已关门，关了门也好。

我经过五十七街走回家，我的心里同时充满了太多的东西，根本无法做任何分析。我也不想分析，我只想把我的感官关闭起来。

我直接回房间，压根儿没在前台那里停留。我脱了衣服去洗澡，有时候这么晚不再有热水，但这次还有很多，而我一定几乎把热水全用光了。

我擦干后立刻上床。我有一长串的事情要想，但我累到不能思考。我闭起眼一头栽在枕头上就此睡去。

我睡前还是勉强定了闹钟。九点半闹钟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等我把闹钟按掉后，我的梦已经完全飞逝。我所能记得的是在一间房里有好多人跟我在一起，而我一丝不挂。

我又冲了个澡，刮胡穿衣。出门之前我到前台拿我先前没去拿的留言，但一个也没有，我觉得不可思议。在我一脚踏出门后，我才想到离开伊莱恩那里时我并没有关掉转移服务。我直接去了切尔西，一直到天亮前才回旅馆。

我上楼去做我必须做的事。我想到打电话给伊莱恩查查有没有留言，但如果真有要紧的事，她一定早就直接打到旅馆。过去我这样犯迷糊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做的。

而且她可能正在健身房练肌肉，就算她没有，呃，我还没有做好跟她说话的心理准备。

我有很多事要做。我在街角处随便买了点早餐，坐地铁到下城的钱伯斯街，然后到各种州立及市政府办公处查资料。现在我对格伦·霍尔茨曼多了几分了解，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套我感觉才在里面犯了通奸罪的公寓的所有权。最早的房主是一个叫多重线圈的公司，这个公司在三年以前从建筑商那里买下这套公寓。显然，多重线圈公司失去了所有权，因为格伦·霍尔茨曼是在一年半以前从一家叫美国减价资产的公司那里买了下来。他们在四月十三日给了他地契，这事发生在他和莉萨结婚的前一个月。

这事甚至可以追溯至他向她求婚之前，在他还没有遇上那个女孩之前，他一定已经开始磋商买房子的交易，所以才可能在那个时候交屋。这一切都极其诡异。或许他坠入情网是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有了房子可住，或者他觉得这项交易好到不能错过，但到底是怎么样的交易？我找不到他付钱的资料，应该有记录才对，但我就是找不到。

四点左右我打电话找到了乔·德金。我说：“你知道，该死的，我就在警察广场1号的角落，但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忙的熟人。”

“所以你就打来找我。”

“正是，一个小问题，只花一分钟。”

“我一分钟的宝贵时间。”

“你一分钟的宝贵时间。格伦·霍尔茨曼在警方有过记录吗？”

“老天，见你的鬼，你现在在搞什么？”

“有没有？”

“当然没有。”

“你确定？还是你自己凭空猜想的？”

“算了吧，马修。难道你以为没人会去查？在林德伯格绑架案后，没有一个案子比这个更轰动了。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在查？”

“每个人都假设别人理所当然已经查了。”

“得了吧。”

“尽管嘲笑我好了，”我说，“去查查有什么害处？”

“又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到了目前的阶段。我发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在管这档子狗屁事情。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只需要花两秒钟。你只需要在你的计算机上按几个键。它会立刻告诉你有没有，我们两个人不就都知道了。”

“它只会告诉我要求无效，要不然就是未经授权不得取用。你的运气好，在这些混账还没进来之前，你已经滚蛋了。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小子一两分钟之内就摸明白了。让我觉得我好像是他妈的恐龙……妈的……好吧，我找到了。他没记录。很吃惊吧。”

“你确定？”

“当然，我确定，至少他既没有犯过重罪，也没有因为轻罪而被关起来。说不定他闯过红灯，说不定他藐视法律，有一大堆没付的停车罚单。我他妈的不会知道，而且你别想要我的计算机跟管罚单的计算机说话，因为我不想干。”

“他没有车。”

“他可以租一辆。你租车也可以拿罚单。”

“事实上，”我说，“我对罚单不感兴趣。”

“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说真的，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你还在查这个案子？”

“乔，我才办了不到一个星期。”

“所以呢？好吧，我得走了。等你不再跟自己开玩笑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你可以请我出去吃个汉堡。”

我给自己买了一杯咖啡，奇怪为什么他的情绪这么暴躁。我不过是依照传统办案的步骤先从被害人着手，难道我不应该确定被害人有没有被捕记录？最有可能是已经有人查过了，但为什么我不能再查一次？而且他干吗对我还在办这个案子感到惊愕，甚至轻蔑？

我坐在汤姆·萨德茨基的对面，收他一千块的时候是上星期六下午。今天不过是星期四。我只办了四天。我还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但这提醒了我，我一直在计划打电话给我的客户。我查了我的记事簿，打电话到他店里。一个女人接的，没问我姓名就叫他。

我说：“汤姆，我是马修·斯卡德。我想我该告诉你侦查进行的情况。”

“你是什么意思？”

“原来我很不愿意办这个案子，但现在看起来你哥哥真有可能是无辜的。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检察官看，但比起上星期六我要有信心多了。”

“你有信心。”

“绝对有，”我说，“而且我想你也想知道调查的情况。”

经过一长段的静寂，他说：“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但你怎么可能开这种玩笑？我接下来想到的是—— 一个人怎样思考是很有趣的——老天，这狗娘养的一定喝醉了，他一直偷偷喝酒，不然他怎么会这样神经。刚才我的心里正掠过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突然。”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汤姆。”

“你不明白，”他说，“你真不明白，昨晚的夜间新闻，今早所有的早报都有了，但我猜你既不看电视，也不看报。”

我觉得浑身不对劲。“告诉我，怎么回事？”我问。

“乔治，”他说，“我的老哥乔治，他们把他转走了，从贝尔维再回到赖克斯。昨晚有人在他身上捅了一刀，那个可怜的家伙。他死了。我哥哥乔治死了。”

① 这是丹尼从美国陆军侦察兵威廉·科迪（William Cody）的外号“野牛比尔”联想而来。威廉·科迪曾在十八个月内杀死近五千头野牛。

② The Fabulous Baker Boys，一九八九年上映的美国爱情音乐电影。

18

“汤姆，”我说，“我很遗憾，非常抱歉。”

“嗯，我知道你很遗憾。我姐姐昨晚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的。她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半个小时之后才有人正式通知我们。怎么会有这种事？”

“怎么回事？”

“哦，老天。另一个家伙，那里的另一个犯人，也在贝尔维，他和乔治争执起来。然后那个人回到赖克斯的精神病房，一两天之后乔治也去了，那个家伙就找上乔治，刺死了他。”

“实在太不幸了。”

“你听清楚了，那个家伙是坐轮椅的。”

“那个——”

“不错，那个杀他的人从腰以下半身不遂，甚至不能动一动他妈的脚趾，但他能杀乔治。而且他杀人还不是第一次。他进那里是因为他杀他妈，差别是他妈活下来了。”

“他哪来的刀子？”

“是把手术用的小刀。他在贝尔维偷的。”

“他在贝尔维偷的，然后藏起来带回赖克斯？”

“不错，黏在轮椅下面。他还在刀锋底部缠了胶布，那样比较好握。我的意思是，有人跟茅坑里的老鼠一样疯狂，但这不代表他们很笨。”

“没错。”

“我姐姐还说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话，‘现在我不再需要担心他了。’他会不会有足够的东西吃？他有没有麻烦？他需要有地方睡觉。他被关起来的时候，她说她反而放心了，现在他死了，岂不更可以放心？我了解她的意思。他现在安全了，没有人可以伤害他，而且他也不可能伤害他自己。除此之外，你想知道吗？”

“什么，汤姆？”

“他只走了一天，但我记忆里的他已经不同了。我的外祖母有阿兹海默症。她死的时候，已到了可怜又可怕的地步。你知道他们的状况吧？”

“是的。”

“我们家人常说，最残酷的事情是，她的病改变了我们对她的看法。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从欧洲移民到这里，养了五个孩子，能说四种语言，做饭，打扫，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但你最后看到的那个女人，嘴角流着口水，尿了一床，发出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可以发出来的。

“但她一去世，好像变魔术一样，马修，一夜之间我记起她以前的样子，而且那是我唯一记得的她的样子。当我现在回忆我的外祖母，她永远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我得费力去想，才能记起她在养老院病床上的样子。

“现在我也这样子想乔治。那些涌上来的回忆，那些我多少年都没能去想的：在他从军以前，在他开始丧失心智以前，回到我们都是孩子的时候。”

过了一会儿他加了一句：“但还是很悲哀。”

“是的。”

“你原来说什么，说他可能是无辜的？很讽刺，是不是？”

“看起来很有可能。”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愤怒。如果他们没有把他关起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这没用，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你看他怎么死的，被一个坐轮椅的家伙刺死。如果这种事会发生，你只能说想逃都逃不掉。命运，因果报应，上帝的旨意，不论你怎么说，它就是你手上的牌。”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要听一些让你作呕的话吗？有两个不同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要我一定要去告纽约市政府。我有充分理由告他们过失杀人，因为我老哥受他们的监管，他没有犯错却被杀死了。你想我会为了这个去告纽约市政府吗？我要做什么，要求赔偿吗？他们要怎么计算他生命的价值，把他在剩余的生命里可能回收的瓶瓶罐罐的钱加起来吗？”

“现在每个人都在打官司。”

“我当然知道。去年我有个客户——哼，祝他下地狱。这样说好了，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不幸遭了雷劈，谢天谢地居然活了下来，他跑去找他的律师要告上帝。我不想像这样过日子。”

“我不奇怪你这样想。”

“无论如何，”他说，“我要谢谢你愿意接这个案子。若我给你的钱不够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会寄张支票给你。”

“钱不是问题。如果我有进一步的发现——”

“为什么你还要去调查？我哥哥已经死了。案子结束了，是不是？”

“我相信这是官方的看法。”

“也是我的看法，马修。到底还有什么理由要去澄清他的罪名？不论他现在在哪里，对他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差别了。他已经得到平静了，愿上帝祝福他。”

我立刻打电话给乔。他还来不及开口我就说：“别说了，我才发现萨德茨基昨晚被杀了。”

“你一定是整座城里最后知道这条新闻的人。”

“我睡晚了，又没买报纸。我在车上看了头条新闻，但这条并没有在头版出现。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那个参议员和他的烂货。之前我还奇怪你干吗发那么大火。”

“我是奇怪你干吗要去医死马，或想给它来个口对口人工呼吸。”

“好一幅迷人的景象。”

“嗯，我是一个迷人的家伙。”

“我所知道的都是从我的客户那里得来的。听说是另一个犯人干的。”

“另一个神经病，因企图杀他妈被关了起来。他只能坐在轮椅上——我希望你听过这个。”

“我知道了。”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部分，”他说，“如果是我在编《邮报》，老天知道，我会把那个参议员和他的金屋美人从头版挤走，我会全版刊登那把轮椅。而且凶手还是一个瘦巴巴的男孩，看起来像个银行出纳员，不过我猜那狗娘养的一定有点本事。轮椅，狗屎，他就算全身被包扎起来也会是一大威胁。”

“确定是他干的？”

“绝对没问题。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警卫面前干的。这让他们看起来蠢透了，居然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但你有什么办法？那个他妈的混蛋快得像眼镜蛇。”

“他干吗要这样做，有人知道吗？”

“所有人做事都要有理由吗？他和乔治显然在贝尔维有点小冲突。说不定乔治说了几句跟冈瑟他妈有关的话，说得很难听，像是他妈根本不值得一杀。”

“那是他的名字，冈瑟？”

“冈瑟·鲍尔，出身于里奇伍德一个良好的德国家庭。这里有两个家伙，一个杀死了另一个，而两个人都是欧洲血统。这种事多久才发生一次？就像拳击赛有两个白人小孩对打一样。”

“是的。”

“啊，在电视上，而且发生在北达科他州俾斯麦的退伍军人礼堂。我说够了没？马修？因为我有点事在忙。”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但我怕你一听就生气。”

“我很可能会，但你干吗不试试看？”

“有没有任何可能有人设计让他把乔治杀了？”

“比方说中央情报局？他们通过他蛀牙的填充料来控制他？接下来我猜他们要去杀冈瑟。你最近是不是奥利弗·斯通的电影看多了？”

“依你所说的，冈瑟·鲍尔不像是杰克·鲁比①。”

“我会这样说，没错。”

“但杰克·鲁比也会这样说。我只是在排除这种可能性。”

“你想干什么，再从他的兄弟那里挤点钱出来吗？要他在停车计时表里再多丢点硬币？”

“我还有另一个客户。”

“哦，老天。你不会想告诉我是谁吧？”

“我不能。”

“有意思，”他说，“我还是觉得实情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但我会打电话问问，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走了很久，至少一个小时以上，我没有留意时间。事实上从开始搜索信息起，我就把时间放在了脑后。不论有没有成果，我都感到愉快。

但我说不出来我到底掌握了什么。我在笔记本里写了一页又一页，有些是资料，有些是我想记下的想法和猜测，但它们能指出一条明路吗？

而且不论它们是否有用，现在还重要吗？乔治·萨德茨基已经死了，他的老弟是对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要恢复这个可怜杂种的名誉，就跟那些费了一辈子的时间要恢复理查三世②名誉的神经病一样无稽。

当然我还有另一个客户。在我衣柜的第一个抽屉里藏了她的五千块钱——假设这真是她的钱，而且钱还在我放的地方。我现在可没有心情把所有事视为理所当然。

我又走了几条街，想要在我的心里确定是德鲁·卡普兰让她雇我的，不是我操纵造成的，不是我想要这笔钱而借机诱她上床。

现在我又多了一件心事，我怎么会上了她的床，他的床，他们的床。而有几个钟头时间，我们的床。

老天，我还没打电话给她。很显然，我无须送花，但我应该打电话给她，我应该吗？如果我没跟她上床，我可能早就打电话给她了，但我们昨夜共度春宵是否改变了整个情形？

可能，昨夜很可能改变了所有的事情。

我也还没有打电话给伊莱恩。你早上打来，她说。但我还没有。我觉得，昨晚虽然过得很不痛快，但问题并不严重，而且我们分手的时候并没有不愉快，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事。

但现在有了。

我决定一等时机合适，就尽快打电话给她们两人，但不是在街上，不是在有吵闹的车声及音乐声做背景的街上。反正现在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只是想一直走下去。走路是最好的运动。最近所有的权威人士都如是说。你只须走到外面，忘记你的忧虑，一直走下去。

对，一直走下去。

我走进第二大道与东十街交会处的一家意大利式咖啡馆时，已经是六点左右了。那地方叫“文艺咖啡”，除了一般意式咖啡馆会有的浅色木椅，大理石桌面的桌子，以及仿制的艺术品之外，他们还有几个落地书架，里面放着真的书。一个招牌写着这是为了顾客的阅览乐趣而设，但你也可以按市价买下。

店里有另外一个顾客，年纪不过三十来岁，但脸上已经一副饱经沧桑的赌马常客的神色。他的桌前有一份折起的报纸，他正拿着一个小计算器急急忙忙地算着。

室内充满了香烟及新磨咖啡的味道，一道淡淡的，但肯定是那种德诺比利雪茄的味道弥漫在静止的空气里。

他们放着古典音乐，听起来很熟悉，但我猜不出是什么。我问为我带来双份意式浓缩咖啡的女招待。她一身黑衣，一条金色发辫，一副实用的眼镜，看起来像个会知道答案的人。

“我想是巴赫。”她说。

“真的吗？”

“我想是的。”

我一边啜着咖啡，一边想我到底在搞什么鬼。我掏出笔记本，一页页翻过，试着从里面找出头绪。

美国减价资产公司是什么？最有可能是处理破产公司资产的公司。按照现在的经济环境，最近这样的资产一定很多。但格伦·霍尔茨曼，一个舒舒服服住在约克维尔一套公寓的单身汉，为什么会和这样的公司私下交易？很可能他捡了个便宜货，但他怎么会进入这样的市场？而且他从哪里弄来的钱去买这房子？为什么会找不到任何记录？

假设他有现钞，而美国减价资产公司暗地里做洗钱的生意。你付他们一箱钞票，然后你卖了公寓，或用最高价把公寓抵押出去，你就可以换来能够合法报税的钱。或者是你先抵押，然后他们取消你的抵押，这样来来去去可以做很多遍。

这样行不行得通？

就算行得通，为什么没有留下官方记录？难道有人想把脏钱合法化，为此故意留下记录？

当然他们会给他各种文件，在文件上他要说什么都可以，国税局来查的话，绝对看不出任何破绽。但他们怎么做的，居然能在纽约市不留下任何记录？

最后，他到底从哪里拿到的钱？这个狗娘养的！我仍旧一点头绪也没有。

“波凯利尼。”

我困惑地抬起头。

“不是巴赫，”她说，“是波凯利尼。我像是第一次真的好好听这音乐，我是说，这听起来不像是巴赫。所以我去查了，是波凯利尼。”

“很美。”我说。

“我想是吧。”

我试着再想格伦·霍尔茨曼，但我已经失去了头绪。没用了。我一边啜着咖啡，一边听波凯利尼。洗手间对面的墙上有一部公共电话，我的眼睛忍不住停留其上。我最终起身去打电话时，波凯利尼的音乐仍在回荡。

“谢天谢地，”伊莱恩说，“我一直在担心你，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你担心什么？”

“因为昨晚一切都不对劲。因为我以为你今早会打来。因为乔治·萨德茨基昨晚被杀了。”

我对她解释几个小时前我才知道此事。“侦探，”我说，“永远是最后知道的人。”

“我担心你对这件事的反应。”

“担心我会因此去喝酒？”

“最主要的是怕你心情不好。”

“我觉得很蠢。”我承认，我告诉她我跟乔·德金及汤姆·萨德茨基的对话。她也同意这整件事很令人难堪。

“但你想想看，”她说，“这件事显示出你有多么卖力。如果你只是穿着内衣瞪着电视，或你花点时间好好吃顿早饭看个报纸……”

“我可能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早就知道了。这都好说。不过我想往后这可不好拿来招揽新客户。”

“是不能。”

“无论如何，我心里并没有充满着罪恶感。乔治的死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隔了很久才发现罢了。”

“很悲哀，是不是？”

“很悲哀，但不是悲剧，除非你说他的一生都是悲剧。我替汤姆难过，但他会恢复过来。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反而简单了，而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一定会理解这一点。他爱他哥哥，但乔治一定是一个很不容易被爱的人。去爱对他的回忆要简单多了。”

我告诉她汤姆对我说的话，他说乔治一死，他对乔治的记忆马上改变了，早年比较愉快的回忆取代了后来的辛酸。我们谈了好一会儿。

她说：“你知道，你打来时我正打算出门。在市政厅有一个演讲。事实上我们可以在那里会面，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票，只是你可能会觉得无聊。或你想之后跟我见面？但不要在那家‘奇怪的狗’。”

“你从市政厅过来吧，我想去一个聚会。巴黎绿餐厅怎么样？十点一刻如何？”

“好极了。”

“今天真忙，”我告诉莉萨，“乔治·萨德茨基被另一个犯人刺死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今早CNN上有。”

当然。我告诉她一些我在各种政府文件里找到或找不到的资料。她说德鲁·卡普兰打过电话来，照我听来，他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与客户联络，让客户高兴。

你也可以说我在做同样的事。

“今天晚上我会很忙，”我说，“明天我再跟你联络。”

我打电话时，一本文集吸引了我的眼球。那是一本二十世纪英美诗选，我之所以认出来是因为简·基恩也有一本。我以为说不定我可以找到罗宾逊·杰弗斯的《伤鹰》，但它并没有收录。我读了一首《发光的、该死的共和国》，作者显然对人类，特别是美国人评价很低。

我又读了《荒原》前面对冷酷的四月作了著名描述的部分。十月，我想，可以是同样的残忍。我读了其他几首，然后读了一首艾伦·西格③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我与死亡有约》。我以前也读过，但没有理由不再读一遍。

这让我想起在德维特·克林顿公园雕像下刻的诗。我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但我从诗名索引里找了出来。作者是约翰·麦克雷④，在纪念碑上的诗引自第三节及最后一节。整首诗是这样的：

佛兰德斯的田野，吹，

吹过罂粟花穿越十字架，一排，一排，又一排

划下了我们的地方，天上

那云雀，仍旧勇敢地吟唱，飞旋

几乎没有听到下面的阵阵枪声

我们是死去的人。不久之前，

我们还活着，跌落，看夕阳的光辉，

我们有爱，我们被爱；

而现在我们在佛兰德斯的田野死去。

继续我们与敌人的争斗！

给你，从颓败的手中，我们丢下

火炬。由你高高举起！

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纵然罂粟花仍旧开在

佛兰德斯的田野。

我正打算抄下来，忽然想起查一查封面内页。只要五块钱我就可以拥有它。我付了书钱和咖啡钱，就此回家。

我到巴黎绿时已经快十点半了，伊莱恩坐在酒吧间喝矿泉水。我说很抱歉迟到了，她说她没白费时间，正好利用机会与加里调情。加里是巴黎绿的酒保，他夏初时宣布他不再躲避世界，同时他以行动证明，一举刮掉了他那一大蓬从我认识他起就有的大胡子。

但现在他又重新再留。“是躲避的时候了，”他解释，“谈到躲避有太多的话可说。”

我们到我们的桌前坐下点菜，一大盘沙拉是给她的，我要的则是鱼。她保证如果我去听演讲的话，我会憎恨在那里的每一分钟。“烦死我了，”她说，“我本来是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的。”

我随身带着那本书，我们回到她的住处后，我找出那首诗念给她听。

“这是我迟到的原因。”我说。

“你忙着抓住火炬？”

“我没有直接来，我多走了几条街，”我说，“我去了德维特·克林顿公园，那儿的一个战争纪念碑的底座上刻了这首诗的最后三行。不过他们弄错了。”

“什么意思？”

“他们引用错了，”我拿出我的笔记本，“这是刻在纪念碑上的：‘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我们将不能安眠／纵然罂粟花仍旧开于／佛兰德斯的田野。’”

“难道这不是你刚才念给我听的？”

“不完全是。有人把‘我们这些’改成‘那些’，‘死去’改成‘逝去’，‘开在’改成‘开于’。他们用了这首诗的十八个词，但有三个错了。而且他们也没有注明作者的名字。”

“说不定是他坚持这样做的，像一肚子牢骚的剧作家坚持用他剧本拍的电影不能挂他的名字。”

“我不觉得他可能做这样的坚持。我想他的战争在罂粟花下结束了。”

“但他的文字留了下来。这正是我一直忘了问你的事。几天之前你说了几句跟莉萨·霍尔茨曼有关的话。”

“是什么？”

“说什么一个比较洁净、比较绿的少女，但这样的词不可能是对的。”

“‘我有一个比较端庄甜美的少女，在一个比较明净青绿的地方。’”

“这就对了，我想来想去差点疯掉。我知道这个句子，但我从哪里知道的？”

“是吉卜林⑤的句子，”我说，“《通往曼德勒之路》。”

“哦，不错。我知道我从哪里听来的了。你洗澡的时候唱过。”

“我们不要跟别人提起，如何？”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以为是鲍伯·霍普与平·克劳斯贝的电影主题曲。是不是有部电影叫这个名字，或是我疯了？”

“或是第三个选择——两者皆对。”

“说得好。吉卜林啊？你在想什么，你有没有心情试一下，吉卜林？”

“当然，”我说，“我们上床⑥。”

之后，她说：“哇，我得说我们没有失去一点感觉。你知道吗，你这只老熊，我爱你。”

“我爱你。”

“你跟TJ谈过吗？我希望朱莉亚没有教他如何穿衣。”

“他不会有问题的。”

“你怎么知道刻的字不对？”

“跟我记得的不一样。”

“你的记忆力这么好。”

“这不算什么，几天前我才读过。如果我的记忆力真的好，我应该当时就发现错了。毕竟我高中的时候读过。”

① 杰克·鲁比（Jack Ruby，1911—1967），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在刺杀肯尼迪的嫌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落网后，鲁比在警方押送奥斯瓦尔德的途中当众枪杀了他。

② 理查三世（Richard III，1452—1485），英格兰国王，为巩固地位，不惜杀掉自己的兄弟及爱德华五世。后有人认为理查三世虽为人残忍，但并不像都铎派史学家所形容的那样是个暴君。

③ 艾伦·西格（Alan Seeger，1888—1916），美国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索姆河战役。

④ 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1872—1918），加拿大诗人、医生。

⑤ 指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诗人、小说家，一九〇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⑥ 此处原文用的“kipple”，源于“kip”一词，意为“睡觉”，发音与Kipling相近。

19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赶在周末政府机关休假之前，花了一天工夫继续钻研各种文件资料，但并没有获得多少信息。

我在晚高峰到来前结束工作坐地铁往北去上城。我收到一则留言要我打电话找埃莉诺·扬特。那时已经快五点半了，但我还是在她的办公室找到了她。

她很愉快地告诉我霍尔茨曼并没有盗用公司的钱。“当我提到这种可能性时，我的会计师非常惊恐，”她说，“发现并没有这种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我不愿意去想格伦可能是贼，知道他没有偷我的钱确实让我比较安心一点。”

我并没有考虑他偷公司的钱的可能。我也并没有想象一个愤怒的埃莉诺·扬特会在地狱厨房与他有死亡之约，一口气将四颗子弹射到她雇的律师身上。

她问我有没有新消息。

不太多，我说。我知道了几件以前我不知道的事，但并没有因此增加我对这整件事的了解。

“我不知道这是打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说。

我问她什么意思。

“我老在想，”她说，“难道你没想过吗？是有人生来就是罪犯，有人是因为某种可怕的童年经验、后来某个决定性的事件造成的。格伦看起来是那样一个极度正常的年轻人。但他似乎说了很多谎，而且他实际过的生活和表面上有着天差地别。我忍不住想他不是被他父亲毒打，就是被他的叔叔伯伯性侵犯。然后有一天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说：‘啊哈，我要去偷钱！’或是贩卖毒品，或是勒索他人。如果我们能知道他到底干了些什么事，那就好办了。”

TJ也在找我。我呼叫他，他打过来，但我们谈的事不宜在开放的电话线上讨论，所以我们没有多谈。我听出来他还没搞到枪，但他正在进行中。

他没有主动提朱莉亚的事，我也没问。

那晚在圣保罗教堂的演讲者是从布朗克斯来的。从事建筑业，最主要的是替人装窗子，他说了一个很好的、简单的喝酒故事。我的注意力时有涣散，但又被他唤了回来。他非常严肃地说：“每一个晚上，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直喝到人事不省，醉到玻利维亚。”

吉姆·费伯也在那里，休息时间他说：“你听到他说的那一句吗？我以为你得吃了迷幻药才能让你神游四方，但这个家伙只要喝了克兰·麦格雷戈①就飞到拉巴斯②了，酒商可以用这句话来做广告。”

“我想他觉得这是一种形容，醉到玻利维亚，我的意思是，他并不是一时说溜了嘴。”

“对，他确实想这样说。呃，以前我常常想醉到玻利维亚，但十之八九我只能到克利夫兰。”

聚会结束后我们说好星期天晚上一块儿吃晚饭。我问他想不想来杯咖啡，但他得回家。我想打电话给莉萨，或径自去找她，但结果我跟聚会的一伙人去了火焰餐厅。从火焰出来时，我仍想找莉萨，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回家打给伊莱恩，确定我们星期六晚上的约会。

之后我看了一会儿CNN，然后关了电视看新买的诗集，我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一首诗可以让我沉浸其中。过了午夜我才关灯上床。

这很像试着不喝酒，试着做到一天不喝一次。如果我可以试着像这样不喝波本酒，我应该可以有办法拒绝莉萨·霍尔茨曼的诱惑。

星期六下午TJ打来电话。他说：“你知道公共汽车站里卖百吉饼的面包店吗？”

“了如指掌。”

“如果你问我，我得说他们的甜甜圈更好吃。你可以跟我在那里见面吗？”

“什么时候？”

“你说呢？我要不了五分钟就能到。”

我说我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我才跟他一起坐在港务局公共汽车站一楼的百吉饼小吃店里。他要了一个面包圈和一杯可乐，我则是一杯咖啡。

“他们的面包圈不错，”他说，“你真的不想来一个？”

“现在不想。”

“他们的百吉饼太软了。你吃百吉饼的时候，希望嚼起来有劲。如果是面包圈，软一点就没关系。很奇怪，是不是？”

“世界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你说得对。昨晚差一点要打电话给你，但实在太晚了。有个家伙有乌兹③要脱手。”

“那不是我想要的。”

“是呀，我知道。不过那把枪挺棒的。多一个枪夹，还有一个携带的盒子，放枪正好，又便宜，因为他只想卖了枪去嗑药。”

我试着想象简拿一把全自动武器对着自己开枪。“我不觉得这合适。”我说。

“哦，他现在非卖不可，不然他会拿着它去抢劫。无论如何，我有你想要的东西。”

“在哪里？”

他拍拍他围在腰上的蓝色帆布腰包。“就在里面，”他轻声说，“‘点三八’左轮，三颗子弹。其实可以打五发，但他只有三颗。说不定他用了两颗去打人。三颗够不够？”

我点点头。一颗就够了。

“你知道靠右边的男洗手间吗？一两分钟后我跟你在那里见。”

他滑下椅子，离开了百吉饼店。我喝完咖啡，替我们两人付了账。我在男洗手间找到他，他正靠在洗手池边，对着镜子整理他的头发。我走到他旁边洗手，此时有个家伙解完手正要离开。等他一出门，TJ解下围在腰上的包交给我。“你瞧瞧。”他说。

我走进一间厕所。那把枪是迪安斯塔格五发左轮手枪，枪把带花纹，枪管有两英寸，闻起来好像从上次用过后就没清洗过。前面被锉掉了，弹匣是空的。但腰包里有三颗子弹，每一颗都单独用卫生纸包着。我打开一个纸包，确定子弹可以装进弹匣，然后退下子弹重新包好。我把子弹装进我的口袋，枪插在背后的腰带下面。只要它不滑下来，我的夹克一定可以遮住。

我走出厕所把蓝色腰包还给TJ。他问出了什么问题，但马上发现重量不一样，腰包已经空了。他说：“大哥，难道你不想要那个腰包？可以用来放枪。”

“我以为那是你的。”

“这跟那货一块儿来的。给你。”

我回到厕所，把枪及子弹一起放进腰包，调整带子的长度，以便能够挂在我的腰上。现在这把枪比插在我的腰带上安稳多了。在门外，TJ对我解释说，这样的腰包逐渐变成黑白两道都偏好的武器包。

“我相信是警察先开始使用的，”他说，“你知道他们下班之后还是得带枪吧？只是他们不想让枪的重量使口袋下沉，或压坏了西装的线条。那时候很多人都用手提包，但那很像是女用皮包，而且你带那种手提包的话，就有可能放下来忘了背回去。像这种腰包，到处都有卖的，你戴在身上一点感觉也没有。打开拉链，随时可以开枪，而且又便宜，不过十块十二块。当然你可以买皮的，那会贵一点。我见过一个卖毒品的，用一个鳗鱼皮的，那是鱼还是蛇？”

“鱼。”

“不知道还可以拿鱼皮做皮草，而且挺贵的呢。我猜如果你够蠢，你也可以拿鳄鱼皮来做。”

“大概吧。”

我问起朱莉亚。“她很奇怪，”他说，“你想她有多大了？”

“多大？”

“你猜猜看，你认为她多大？”

“我不知道，十九或二十。”

“二十二。”

我耸耸肩：“嗯，跟我猜的差不多。”

“她看起来真年轻，”他说，“但有时候她又显得很老。前一分钟她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你想要保护她，让她安全。下一分钟她成了你的老师，要罚你留校。她知道好多事，你知道吗？”

“我敢打赌她一定是。”

“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她知道各种各样的事。她身上的睡衣就是她自己做的，你敢相信吗？也是她自己设计的。她有很多方法都可以赚钱。她并不需要在十一大道上跟人在车上搞。当然她现在急需要钱。”

“你怎么样？”

他的眼睛警觉起来。“我怎么样？”

“我只是想知道在钱这方面如何。你买枪没亏钱吧？”

“哎呀，没问题，买得便宜。我唯一花的钱是花在我非得买的毒品上。”

“什么毒品？”

“嗯，你想在公园里混，你想要问一堆问题，别人得确定你很上道，最好的办法是买毒品。他们在你身上赚到钱，他们就有理由喜欢你。”

“你花了不少钱吗？我应该还你。”

“不需要，我没亏钱。”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买了又卖了出去。有盈有亏。全部加起来，我还赚了一小笔。”

“你卖毒品。”

“嗯，妈的，你要我怎么办，我又不用。但我也不会把它扔掉，那跟扔面包一样。我不是买卖毒品的，就跟我不买卖枪支一样。我唯一想做的是当侦探，但如果我非得要买这种狗屎，我不如把我花的钱搞回来。我有什么地方错了吗？”

“我想没有，”我说，“你这样解释，就什么错都没了。”

在旅馆房间，我把枪拆开擦干净。我没有合适的工具，但棉花棒及三合一调色油倒也聊胜于无。我处理好之后，把枪跟那五千块钱一起放进同一个抽屉。我一直想把钱放到我的银行保险箱，但错过了时间，现在只有等星期一了。

我打开电视机又关上，然后拿起电话打给简。“我想我会拿到我们讨论过的东西，”我告诉她，“但在我拿到之前，我想要确定你是不是还要它。”她向我保证她没有改变。“下个周末之前，我应该就能拿到那样东西。”我说。

我挂了电话检查抽屉，好像当我打电话时，那把枪会神奇地消失。没这么好的运气。

那天晚上我把我跟TJ的大部分对话跟伊莱恩重新说了一遍，当然跟枪有关的我略过不提。我告诉她TJ如何代表我买卖毒品，以及他好像跟一个将要做手术的双性人产生了某种关系。

“他是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她说，“还是被吓住了？你知道他到底有多入迷？如果有一天他也搞了个胸部，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得太夸张了，他只是在做实验。”

“他们发展曼哈顿原子弹计划时也是做实验，你看看广岛变成了什么样子。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已经算一对了吗？”

“我猜她可能带他上床，让他尝尝欢娱的滋味。我猜这个新体验使他感受极深，颇受震动。但这不表示他会一路跑到最近的诊所去做电子除毛，或是接受荷尔蒙注射，或是他们俩将要住在一起，一块儿去挑选窗帘。”

“我想是吧。你曾经试过吗？”

“挑选窗帘？”

“我不是说这个。你试过吗？”

“据我所知没有。”

“据你所知没有？难道你可以做这种事，而你本人不知道？”

“嗯，当你喝酒喝到了玻利维亚，各种奇怪的事都可能发生。我做了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所以我怎么敢确定我跟谁做过？如果那个女孩已经做过手术，而且那个外科医生技艺精湛，你怎么可能分辨？”

“但据你所知你从没做过。你会做吗？”

“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

“嗯，这只是个假设。我不是代表朱莉亚向你示意。你对她的感觉怎么样？你想要跟她做吗？”

“我从来没想过。”

“因为你有一个比较明净比较青绿的少女在比较端庄比较甜美的地方，我又把它说反了，是不是？一个比较端庄甜美的少女。我会有机会见到朱莉亚女士吗？或是我得到十一大道上去走走？”

“没这个必要，”我说，“我确定他们会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婚礼。”

我在伊莱恩那里度过了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早上吃完早饭我就回我的旅馆，取消了电话转移。我检查了抽屉，确定钱跟枪都还在那里，然后我就打电话给简。

我说：“一个小时之内你会在家吗？我想去一趟。”

“我在。”她说。

半个小时后我站在里斯伯纳德街的人行道上，等着她把钥匙丢下来。我挂着的那个蓝色腰包的拉链是拉上的，我并不准备跟人拔枪相向。

我一下电梯她就注意到那个包。“很时髦嘛，”她说，“而且很实用。我从来不觉得你会用背包，但很方便，是不是？”

“这样就不会占我的手。”

“而且蓝色很适合你。”

“也有鳗鱼皮做的。”

“我不觉得那种适合你。进来。咖啡？我刚刚才煮了一壶。”

她看来并没有改变。我不知道我期望看到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只不过一个星期没见。我第一眼看到她，她的头发似乎更灰了，但这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她的发色比较深的缘故。她端出咖啡，我们坐在那里找话说。我记起星期五的演讲人，告诉她他如何把自己醉到玻利维亚。我们就此说起这些年来在匿名戒酒会上听到的各种不伦不类的比喻，以及出人意表的形容，终于我们熬过了一杯咖啡的时间。

静了片刻，我说：“我给你带来了。”

“你带来了？”

我拍拍腰包。

“老天，”她说，“我没想到要猜猜你在那个包里放了什么。根据你昨天所说的，我以为你还需要大半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拿到。”

“我打电话来时已经拿到了。”

“哦？”

“我希望你告诉我你不想要了。”

“明白了。”

“所以我在拖延。至少我想我在拖延。我不是一直都清楚我在做什么。”

“有谁不是这样呢？”

“关于枪知道些什么，简？”

“你一扣扳机，子弹就射出来。我知道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有很多事我需要知道吗？”

我花了半个小时教她一些手枪的基本常识，教一个可能自杀的人如何安全使用枪械不能不说是很荒诞的，但她似乎并不这样想。“如果我要自杀，”她说，“我不想意外身亡。”我告诉她要怎样使用弹匣，如何上膛退膛。我确定枪里没有子弹，然后教她如何确定枪里没有子弹，最后我告诉她，当时候到了，她该如何摆枪。我所建议的是警察一向偏好的法子，屡试不爽，通称吞枪。枪管含在嘴里，头往后，子弹经过上颚直穿入脑袋。

“这样就完了。这些子弹是点三八口径，中空头尖，当它们射中目标时会扩大。”我一定忍不住颤抖了一下，因为她问我怎么回事。“我见过这样做的人，”我说，“会很不好看，会破坏人的脸部。”

“癌症也会。”

“一颗小一点的子弹不会造成这样的伤害，但有可能会错过一个重要的部分——”

“不，这个比较好，”她说，“我干吗在乎我看起来如何？”

“我在乎。”

“哦，宝贝，”她说，“我很抱歉。但枪的味道一定很可怕，是吗？把枪放在你的嘴里，你试过吗？”

“很多年没有了。”

“以前你——”

“曾经考虑过？我不知道。我记得一天晚上，很晚了我还坐在赛奥西特区的那栋房子里，安妮塔已经睡了。显然，那时我还没离婚，而且还是个警察。”

“而且还酗酒。”

“那就不用说了，是不是？安妮塔在睡觉，孩子们也在睡觉。我在前面的房间，试试把枪插在嘴里是什么感觉。”

“那时你是不是很沮丧？”

“也不见得。我喝醉了，但我并不觉得特别颓丧。如果我在开车，说不定我会烧断了电路，但见他的鬼，我一向是这样开车的。”

“而且从来没发生意外。”

“哦，有几次，但都不严重，我也从来没有因此招致麻烦。一个警察大概撞死了人才会被告酒后驾驶。虽然我喝醉的次数不少，但我从来没有被抓过。现在想想看，我得说不当警察搬到城市来可能救了我的命，因为我不再带枪，也不再开车，而不论是带枪或开车都迟早会置我于死地。”

“跟我讲讲你把枪放在嘴里的那个晚上。”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记得那种味道，金属和枪油的味道。我在想，这就是你会有的感觉。然后我在想，如果我要开枪，我现在就可以动手，但我不想那样做。”

“你就把枪从嘴里拿出来。”

“我就把枪从嘴里拿出来，而且再也没有这么做过。我曾经想过，你知道一个人单独住在纽约，又醉到谷底。当然我不再有枪，不过住在城里，有很多其他的机会自杀。最简单的是不做别的，就这样一直长醉不醒。”

她拿起枪，在手上翻过来。“好重，”她说，“我没想到会这么沉。”

“人们老是为此感到惊奇。”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想到，这是金属，当然应该相当沉重。”她把枪放在桌上。“这个星期我过得很好，”她说，“相信我，我并没有急着要用它。”

“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

“但有它在这里我就安心了。我知道当我需要它的时候，它在这里，我觉得这让我很安心，你能了解吗？”

“我想是吧。”

“你知道，”她说，“当别人发现你得了癌症，你再也躲避不了。我并没有到处告诉别人，但我去聚会的时候，不免谈到发生在我生活里的事。所以有很多人都知道了。一旦他们知道你的医生放弃了你，你已经无药可医，他们就向你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

“什么样的建议？”

“从全自然饮食到麦草汁，从借祈祷之力到用水晶球治疗。他们会建议你去墨西哥的庸医诊所，建议你去瑞士来个全身大换血。”

“哦，老天。”

“我忘记基督了，但他的名字也常常被提起。每个人都有熟人只有十五天可活，但现在他们在那里砍木头，跑马拉松，都是因为试了什么仙丹，而且居然有效。我不是说这些都是狗屁，我相信有时候有些东西是有效，我知道有时候也会有奇迹。”

“在匿名戒酒会上你常可以听到这一句——”

“‘不要在奇迹发生前的五分钟杀死你自己’，我知道，我并不打算这样做。我相信奇迹，但自从我戒酒后，我相信在我身上可以发生的奇迹已经发生过了。我不期望还会再发生。”

“你永远不会知道。”

“有时候你知道。但这是我想要说的：有很多人想要帮助我，他们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但都没有用处。而你给我的这一样我将会用到它，”她再拿起枪，“很可笑，是不是？难道你不觉得很可笑？”

早上还阳光满地，但当我离开简的阁楼时，天上已经乌云密布。一个星期前我在大雨中飞奔回家，现在至少还没有开始下雨。

回到旅馆后，离我去跟吉姆吃晚饭的时间还有整整五个钟头。我想到一个消磨这段时间的办法，我抬头看着电话。

像是试着不喝酒，我想。你试着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克服，一次克服一天，一次克服一小时，一次克服一分钟。你不拿起电话，你不打电话给她，你不到她那里去。

没有什么难的。

大约两点的时候我伸手拿起电话。我不需要查号码。当她丈夫录下来的声音流出来时，我想到另一段从坟墓里传来的文字，是约翰·麦克雷的。“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说：“我是马修，莉萨。你在吗？”她在。“我想过来几分钟，”我说，“有几件事想对你说。”

“哦，好的。”她说。

我从她的公寓直接去餐馆。我先淋过浴，所以身上应该不会留下她的味道。在我的衣服上说不定会有，或是在我的心上。

绝对在我的心上，而且好几次我几乎要告诉吉姆。我可以告诉他的。辅导员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是不做价值判断，心平气和地接受忏悔。“我今早勒死了我的祖母。”你可能这样说。“她大概早就预知你会这样做了，”他会如此回答，“最重要的是你不要酗酒。”

我也没有告诉米克。如果我们好好谈一个晚上，我很可能会告诉他。在圣克莱尔的“大书聚会”结束后，我陪吉姆走路回家，然后我就去了葛洛根。我们一见面米克就说我们没办法一起看太阳升起。

“除非你想跟我一块儿开车去农庄，”他说，“几个小时之内我要上路。我必须赶去看奥马拉。”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他说，“只不过罗森斯坦觉得奥马拉可能快死了。”

罗森斯坦是米克的律师，奥马拉和他的太太是米克在沙利文县田产的共同管理人。我问奥马拉是不是病了。

“他没病，”米克说，“他也不该病，你看他过的生活，每天在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喝我的牛产的奶，吃我的鸡生的蛋。他已经活了六十年，再活六十年也该不成问题。我对罗森斯坦这样说，但他说，如果他死了你怎么办？”

“你可以雇别的人，”我说，“哦，等一下。记录上谁是地主？”

他的微笑里没有一点喜气。“就是奥马拉，”他说，“你知道我什么都没有。”

“有你身上的衣服。”

“有我身上的衣服，”他同意，“但再没别的了。葛洛根的租约上是别人的名字，另一个人拥有这栋建筑。从法律上来说，就连车子也不是我的，至于那个农庄，它属于奥马拉跟他太太。一个人不能拥有任何东西，不然那些杂种就会从他的手里夺去。”

“你一直这样行事，”我说，“至少从我认识你起，你从来没有任何资产。”

“而且我做得很妥当。去年他们办那个案子的时候，他们就伸出手来，想夺走任何他们可以找到的资产。感谢上帝及罗森斯坦，他们的案子没办成功。但他们在办的时候，有很大的机会抢了我的资产去卖掉——如果很不幸我名下有任何资产的话。”

“所以你跟奥马拉有什么麻烦的地方？”

“哦，”他说，“如果奥马拉死了，而且他太太也死了，不过女人好像长生不死——”

这可不见得，我心里想。

“——那么我的农庄怎么办？奥马拉夫妇没有小孩。奥马拉有一个侄儿和侄女在加州，他妻子有一个兄弟，是一个住在罗得岛的教士。谁可以继承农庄必须看他们夫妇哪个后死，但迟早我的农庄会被留给那个侄儿侄女，或是那个教士。而罗森斯坦想要知道，我要怎么告诉奥马拉的继承人农庄是我的，我很欢迎他们来喂猪捡鸡蛋，但想用的时候我就能用它？”

罗森斯坦提出了好些方法来保住他的农庄，从制造一份不注日期、未经注册的财产转移书，到在奥马拉的遗嘱上附加一笔。但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人对此仔细研究的话，他们很可能会看穿，并将它视为一团法律烟雾。

“所以我要去跟奥马拉谈谈，”他说，“虽然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请你好好照顾自己，老兄，不要吹了凉风。’其实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你必须一无所有地过一生。”

“你已经这样做了。”

“我没有，”他说，“就像罗森斯坦说的，只是一团法律烟雾。不论你有什么，有文件证明的或秘密拥有的，别人都可以从你的手上拿走。”他看着他握的杯子，喝下威士忌。“但如果你他妈的不在乎，”他说，“我想你就不会有问题。天知道，如果奥马拉他妈的侄儿弄到了我的农庄，我会从他那里买回来。或是另外买一个，或是索性不要了。失去东西倒也罢了，如果你恋恋不舍那就麻烦大了。像我现在半夜开车赶去，就是怕奥马拉可能会死，其实他一辈子都没生过病。”

“印第安人说人类并不拥有土地，土地属于伟大的精灵。人类不过是借用罢了。”

“我们怎么说啤酒的？你不能拥有它，你不过是租用它。”

“你也可以这样说咖啡。”我站起身来。

“或是所有的资产，”他说，“所有的事。”

① Clan MacGregor，苏格兰威士忌品牌。

② La Paz，玻利维亚的行政首都。

③ Uzi，以色列研制的一种冲锋枪。

20

星期一整天都在下雨。我前一天晚上回家时雨暂时停了，但我一觉醒来，大雨又倾盆而下。

我一直没有离开旅馆。我刚搬进来时，门厅一边有家咖啡店，但几年前就已停业，之后换过好几个房客，现在这个是卖女装的。

我打电话给晨星，叫了一份丰盛的早餐，送外卖的小孩看起来像是一只快淹死的老鼠。我吃过早饭开始打电话，一打就是一整天。我打了一通又一通，当我没跟人说话，没等人接电话，或没敲我的手指等人打回来时，我就瞪着窗外想下一个该找谁。

我花了不少时间追查霍尔茨曼公寓的前任业主——多重线圈公司。经过多方挖掘，我发现这个公司的执照是开曼群岛开出的，换句话说，我根本不可能穿透重重迷雾一探究竟。

公寓经理对多重线圈也所知甚少。她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跟这个公司有关的人，或任何在霍尔茨曼搬进去之前住的房客。在她的印象中，霍尔茨曼是第一个真正住进去的人，但她对此并不确定。她也不曾经手过这一套，或这个单元中任何一套公寓的买卖。他们曾有一个房地产代理，把一套没卖出的公寓当办公室，但所有的公寓早就卖光了，那个房地产代理也早就离去。她说不定可以找到那个代理的名字，以及那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在使用的电话号码。我想要她这样做吗？

结果那个号码早已失效了，但要找到正确的号码也不难，只要打给查号台就行了。困难的是要从那个房地产中介公司找到任何知道那栋大楼的人。所有经手过那栋大楼的人一个一个都已经离开了。

“有人应该可以帮助你，”一个声音悦耳的年轻人告诉我，“请等一下。”我等着，而他给了我一个名字及号码。我打电话去找克丽·沃格尔，花了几分钟等待，又换来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后来我终于找到她，克丽·沃格尔跟那个引我去找她的年轻人一样有着极其悦耳的声音。我感觉这一定是他们职业要求的一部分。她对那栋大楼记得清清楚楚，她也该如此，因为她在那里住了一年半。

“我们就像吉卜赛人，”她说，“从事我们这行的都像。这样的生活很混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长久。你负责一栋大楼，你就选一套公寓住。这是给你的好处，你不用交房租，但你得一直在那里，这样任何人有兴趣时，你都可以安排时间带他们去看。你可以选一套最好的公寓精心布置，因为这样能产生很好的心理效应，便于有意购买的客户想象他们住在那里的情景。你租用很好的家具，墙上挂上不俗的艺术品，请清洁公司每周打扫一次。不知道有多少次你带着他们看遍整座大楼，然后他们说，我想要你的那一套。最后你们交易成功，你收拾东西离开。”

她在霍尔茨曼那栋大楼曾经住过五套不同的公寓，其中三套跟霍尔茨曼的在同一侧，每一套都从她的手中卖出。她记不清楚多重线圈公司这名字，但她记得那套公寓。我不知道那套公寓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因为她既没有住过那里，那套跟在它楼上楼下的任何一套又都大同小异，但我不是干这行的，我怎么会知道？

她现在记起来了。一个男人独自一人来看公寓。他看起来像外国人，但她分辨不出他是欧洲人还是南美人。他身材高瘦，深色皮肤，总共没说几句话。她匆匆忙忙做完促销介绍，没带他去看所有的设施，因为他让她觉得很紧张。

而且你必须相信你的直觉，这个工作有它危险的一面。至少对一个女人来说是这样。因为总有男人想跟你调情，这倒也罢了，虽然很惹人讨厌，但你过一阵子就习惯了。但有时候不是简单的调情，不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转为行动，有时候甚至是强奸。

因为那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你只有单独一人，你在你自己的公寓，那里甚至还有张床，挺容易刺激他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同时大楼最多不过住个半满，所以没有人在那里听见你尖叫。他们甚至根本听不到你的声音，因为那些比较好的大厦，销售的一大卖点就是安静。那些公寓完全隔音，对一个有企图的强奸犯来说这岂不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她的运气不错，但她知道有女人有此不幸遭遇。这个家伙让她后背发凉，他那么安静、警觉，但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没有对她表示任何兴趣。他离开之后，她以为她再也不会见到他。

她是再也没有见到他。从那时起她唯一遇见的是他的西班牙裔律师。律师没有任何口音，但他的姓是西班牙文。她不记得他的姓了，是加西亚？还是罗德里格斯？她只记得是一个很普通的西班牙姓。她也不记得买主的名字，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听到过，不然她可能会猜出他是南美人或是欧洲人，对不对？从名字就能看出来。

她很确定的是，从没有人向她提过那家名叫多重线圈的公司，更别说这个公司是什么了。你看，任何人都可以买一套公寓。它不像那种由每家住户合作经营的大厦，你必须接受住户委员会约见，让他们确定你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人，不会搞狂欢派对，扰乱安宁，也不会在大楼里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住户委员会可以用任何理由，甚至没有理由就拒绝你。他们可以用对一般业主或私人卖主而言不合法的标准歧视你。像是东区就有一家连理查德·尼克松都没接受，真是天知道。

但这种公寓又不同了。只要你有口气，只要你的支票能兑现，你就能买，其他的住户不能把你踢走。而且你一旦买下，就可以再租出去，但许多由住户经营的大厦就不允许这种情形发生。所以这类的豪华公寓，特别受到想要在美国做安全投资的外国人的欢迎。反过来说，他们也很受卖主的欢迎，因为他们并不期望卖主帮忙安排贷款购买，在他们的买卖契约里通常也不包括要先申请到分期付款的证书。他们通常开张支票，或用现金一次付清。

那个买主就是这样做的。交接的那一天她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天一个人也没有来，甚至于多重线圈的律师也没来。他只是让一个信差把支票送过来。

现在想想，她到底有没有遇见过那个律师？他们在电话上谈过几次话，她心里有一幅他的影像，就像电视剧《迈阿密风云》里的那个警官，但她真的见过他吗？

她不记得房价是多少，但她可以估算一下。同一种户型的公寓价格并不一样，楼层越高越贵——在那层楼上的那套公寓大概是要三十三万吧？嗯，上下相差个一万或一万五，但无论如何很接近了。

可能三分之一是买那个景观，很壮观不是？你不会介意坐在那里等顾客上门，因为望出去的风景太好看了。她喜欢住那里，虽然刚开始时她对那附近并没多大好感，但等熟悉后就好多了。

“过街有个地方，”她说，“棒极了。叫吉米·阿姆斯特朗吧？从外面看起来没什么，其实很不错，菜又好，他们烧的墨西哥辣豆很不错。桶装啤酒更好，你应该去试试。”

我跟她保证我会去。

我打电话给伊莱恩。“我知道你会在家。”我说。

“不过我出去过了。我去了健身房，那里叫不到出租车，我有个塑胶防雨鞋套，又有一把伞，但一来一去全身还是被淋湿了。我猜你在家，对吗？”

“而且我也不打算出去。”

“好，因为这场雨一时不像会停。如果我住在低层，我就要开始造诺亚方舟了。”

我告诉她我所知道的有关多重线圈的事。“外国钱，”我说，“很难说到底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究竟是有一个主要投资人，还是有一群。买公寓是很好的投资，既可以用来对付通货膨胀，也可以转移一些资金出来，防止他们国内的政治金融风暴带来的损失。”

“不论他们的国家在哪里。”

“不过这大概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因为他们的公司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在此地又有美金户头。他们可以把公寓出租，还是很好的投资。不像是旅馆，它通常限定最少要租几天，有些在度假区的公寓将最低期限规定为三天，但在纽约，一般最少要租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霍尔茨曼的大楼呢？”

“一个月，但这跟多重线圈无关，因为他们从没有出租过。格伦和他太太——”看我如何避免提到她的名字，“是第一对搬进去住的人。”

“当时他们结婚只有一个星期？我打赌他们一定给了这个公寓一个大大的洗礼。”

“多重线圈是现付的，”我说，“他们送来支票一次付清。”

“所以呢？”

“所以他们怎么失去这套公寓的？我原来以为是因为付不出分期付款，但这与他们的情况完全不符。有时候公司会用它的资产来偿付债主，但这是开曼的外围组织，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债主？”

“他们的律师可能会告诉你。”

“他们能，但他们不会这样做。何况我不知道律师是谁。她不记得他的名字。在什么文件上总有的，我会去找，但就算我能找到他，他也不会告诉我有用的信息。多重线圈，你知道我觉得听起来像什么？”

“像绕着圈子打转。”

“像一轮里面还有一轮。”我说。

“他们是谁重要吗？或他们怎样失去公寓重要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调查我，你会想知道在我之前谁住在这里吗？”

“这不一样，”我说，“多重线圈公司不知哪儿不对劲，美国减价资产公司也是一样，而且天知道，就别提霍尔茨曼了。每一件事都这样奇怪，你必须假设其间一定有关联。”

“我猜你是对的。”

“我有种感觉，线索就在我的前面，”我说，“只是我还看不出来。”

我打电话给乔·德金。“一小时前我也在找你，”他说，“我打给你两三次。你的电话老是占线。”

“一整个早上我都在用电话。”

“嗯，希望你现在可以安心了，冈瑟·鲍尔并不是国际阴谋组织派出来的间谍。我的运气好，跟我说话的家伙要多客气有多客气。我知道他想当面耻笑我，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据他说，冈瑟与乔治结的仇很深。他并不是某人射出的火箭，除非是上帝要他干的，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但他只听上帝的，可不接受任何中间人的命令。”

“反正我也不太相信他是受命杀乔治。”

“不，但你还是觉得值得查一查，你是个顽固透顶的狗娘养的，但你并不笨。”

“谢谢。”

“你以为是有人借他之名去杀乔治灭口，对不对？”

“嗯，乔治从来不多话。但为了了结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我批准你结案。但如果你还以为有人在赖克斯暗中出手——”

“这不是没有发生过。”

“哦，当然，但这不是普通人可以干成的。你不能去选堂课——如何在监狱内安排暗杀。这门课很可能大受欢迎，只是还没人开过。”

“的确没有。”

“所以你猜想这档子事牵涉到某些有办法的人。你一定发现了霍尔茨曼有问题。”

“没错。”

“他做了什么？”

“从外国人那里买了一套没人住过的公寓。”

“哼，老天，听起来很诡异不是？”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买一套公寓，既不去住也不出租？你想为什么？”

“我不知道，马修，谁知道一个外国人在想什么？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想当警察？”

“哦？”

“你没在报上看到？有人建议不必是美国公民也可以做纽约市警察。”

“真的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议？”

“让警察局更能代表市民群众。别误会，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追求的目标，但用这种办法未免太过分了。你应该去听听那些警察工会代表的说法。”

“我可以想象。”

“索性做到底，”他说，“何必还需要绿卡？为什么不干脆让所有的非法移民都通行？比如那些游过来的墨西哥人，索性在格兰德河畔张贴一张布告，‘你也可以当警察。’”他简直火力全开。

“嗯，这个主意的确很不寻常。”

“这个想法很糟，”他说，“而且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你记得他们取消过对身高的要求吧？原来的想法是借此吸收较多的西班牙裔警察。”

“有没有成功呢？”

“没有，”他说，“当然没有。结果吸收来了一大堆意大利矮子。”

我打电话给霍尔茨曼以前的房东，是霍尔茨曼认识莉萨时住在约克维尔的房东。我在城里一本老市区姓名地址簿里找到霍尔茨曼的地址，然后从房地产记录里找到房东的姓名和地址。并不永远是这样容易，很多业主藏在大公司的后面，就像多重线圈一样难以穿透，但这个家伙并不是。他拥有那栋楼，楼里共十六套公寓，他和太太住着一套，而且亲自管理那些公寓。

他记得霍尔茨曼，看起来霍尔茨曼从怀特普莱恩斯搬回纽约市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关于霍尔茨曼，房东多索莱茨先生说的全是好话：他准时付房租，从不提不合理的要求，也从未跟其他房客发生过争执。他很不愿意失去像他这样的好房客，但霍尔茨曼搬走他并不奇怪。那套在四楼的公寓一个人住都太小了，更别提两个人。不过实在太吓人了，在霍尔茨曼先生身上竟然发生了这种事，实在是一大悲剧。

午后我打电话给楼下的熟食店要他们送咖啡和三明治上来。十五分钟后我完全陷入了思考，以至送三明治的敲门声让我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我食不知味地吃了该吃的午餐，接着又回去打电话。

我打电话给纽约法学院，找了好些人谈过后才确定霍尔茨曼在那里上课的时间。没有人记得他，他在那里的记录显示他是一个表现平平的学生。他们有霍尔茨曼毕业后去怀特普莱恩斯工作的那家事务所的名字，也有他的地址，哈奇森大道伟视公寓。但他们手上的资料到此为止，霍尔茨曼懒得通知他们他最新的消息。

韦斯特切斯特的询问台并没有那家法律事务所——基恩-布雷斯洛-杰斯佩森-瑞德的记录，但在律师这一栏下，她找到了一个迈克尔·杰斯佩森。我打到他的办公室，但他外出吃午饭了。我暗想，这种天气还出去？难道他不能打电话到熟食店里叫点什么在桌上吃？

我可以打电话去伟视公寓，但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好问的。虽然如此，要克制我自己不打电话还真不容易。纽约警察局有一句常用的话，至少以前很常用。他们在警官学校就这样教新生，而且你还常常可以在警探侦缉队里听到。这就是，GOYAKOD，意思是“抬起屁股去敲门”（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On Doors）。

你听人说大部分的案子因此而结案，其实这并不正确。大部分的案子是自己了结的。太太打电话来宣布她刚刚一枪杀了她丈夫，强盗跑出便利商店一头撞上了才下班的巡警，或已分手的男友藏了一把刀在床垫下，刀上沾着的那女孩子的血都还没干。在需要侦查的案子里，大部分通过收到与案情有关的消息而结案。如果说一个工人跟他的工具一样好，那么一个警察不会比他的线人更加出色。

但有时候一个案子并不会自己解决，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出来指认恶人，或澄清好人。此外，告密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会说谎话。这时候就需要警察真正出力调查才能破案，这就是要“抬起屁股去敲门”的时候。

这正是我现在做的事。我正在恶劣的天气中抬起屁股去敲门。我正坐着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在打一场解决格伦·霍尔茨曼死亡之谜的消耗战。唯一的问题是它有时会变成不知所终的机械化行为。你其实已到尽头了，但你往往不会承认现实，还不断试着找出自己错在哪里，你只是不断地敲门问话，暗中感谢有无数门可敲，感谢你可以不断地保持忙碌，告诉自己你在做有用的事。

所以我没有打电话给伟视公寓，但我也没有把号码丢掉。我留在手边，在我没有门可敲的时候再打。

当我联系上迈克尔·杰斯佩森的时候，他对格伦·霍尔茨曼的死非常震惊。他知道这件谋杀案，但并没有多留意。这件谋杀案毕竟发生在离他很远的街上，而且霍尔茨曼在他以前的事务所上班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不论如何，被害人的姓名并没有勾起他的回忆。

“我当然记得他，”他说，“我们是一个小事务所，只有几个律师及两三个法务秘书。霍尔茨曼人不错。他比一般的法学院毕业生要大几岁，但只大几岁而已。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但结果他比我想的要缺乏野心。他做他分内的事，但他并不打算征服世界。”

他说的话就跟埃莉诺·扬特说的一样。开始时她把他看成是继承人的可能人选，之后发现他缺乏上进的动力。但毕竟他让他自己住上了二十八楼。现钞加上公寓，他留下的遗产远远超过五十万。想想看如果他有点野心的话，还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成就。

“说不定他刚好在不该在的地方，”杰斯佩森说，“他离开时我并不惊奇。我从来不觉得他会留下。他那时单身，又不在这个区域长大，所以他留在怀特普莱恩斯做什么？倒不是说他生来就是个纽约客。他是从中西部来的，是不是？”

“宾州。”

“嗯，那不在中西部。但他也不是从费城来的。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从小地方来的。”

“我想是阿尔图纳。”

“阿尔图纳。纽约充满了从阿尔图纳来的人，但怀特普莱恩斯可不是。所以我对他的离去并不惊奇，而且就算他没走，几个月之后他还是得离开。”

“为什么？”

“事务所关门了。很抱歉，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其实你不可能知道。不过跟霍尔茨曼没关系，而且我不相信他看到了这样的预兆，我不相信他会有这样的预感，我自己当然也没看到。”

我问他有没有其他的人我该去谈谈。

“我想我对他的了解跟其他人差不多，”他说，“但你为什么要调查？我以为你们已经抓到人了。”

“只是例行公事。”我说。

“但你们已经找到人了不是？如果我没记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神经病。”他哼了一声，“我原来想说他该留在怀特普莱恩斯的，不过我们的街上也不安全。我太太和我现在住在一个有警卫看守的小区。如果你想来看我们，我要先把你的名字留给警卫。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围起来的小区。像是一个监狱，一座中世纪用墙围起来的城。”

“我知道这样的小区现在到处都是。”

“有围墙的小区？哦，不错，现在正热门。不过我想不会在阿尔图纳，”他又哼了一声，“说不定他该留在阿尔图纳。”

为什么他没留在阿尔图纳？

为什么他会来纽约？他去离家不远的地方上大学，毕业后就回家，很可能就在他叔叔的公司里做一个推销保险的工作。然后他有了一些钱，搬到纽约进了法学院。

为什么？宾州州立大学不是也有法学院吗？在那里会比搬到纽约便宜，而且按理说之后就可以在宾州考律师执照，然后在家附近执业。他甚至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卖保险，他不会是第一个用这种办法念完法学院的人。

但他走得干干净净。就我所知，他再也没有回头。他没有带新娘回家，没有把她介绍给他的家人。

他留下了什么？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什么？他的父母留了多少遗产给他？

或他们是否真的留了东西给他？

我从他的叔叔开始调查。我打电话给埃莉诺·扬特，请她查出版社是否登记了他的名字。她要她的助手找出格伦的履历表，据她说格伦并没有详细列出他念法学院之前的职业经历。比如说他课余或暑期的工作，他推销保险那部分也只有摘要而已。“推销及行政工作-叔叔的保险公司-阿尔图纳-宾州”，他这样写道，后还附了日期。

我打电话到阿尔图纳的询问台，请她在电话簿里查一个叫霍尔茨曼的保险经纪人。她告诉我，此地有很多霍尔茨曼，只是大部分的“曼”是不同的写法，但似乎没有人从事保险业。

当然也可能不是叔叔，而是舅舅等，这样就会是不同的姓。而且很可能他已经死了，或退休搬到佛罗里达，或是卖了保险生意，改卖汉堡王。

但是阿尔图纳有多大？又会有多少保险经纪人？难道他们不会彼此认识？

我请询问台的接线员告诉我在电话簿上登最大广告的两家保险公司的电话号码。她似乎觉得我的要求很好笑，但她还是给了我需要的资料。我就打了过去，设法找在那里已经工作多年的人。我向他们解释我想找一个在阿尔图纳从事保险业的人，他的姓名可能叫霍尔茨曼，但最重要的是他曾经雇用他的侄子，而他的侄子的姓是霍尔茨曼，格伦·霍尔茨曼。

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再打电话给询问台，要了半打的霍尔茨曼电话号码。前两个没人接电话，第三个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声音像埃塞尔·默尔曼，她跟我保证她认识城里所有的霍尔茨曼，她说他们全都是亲戚，但整个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叫格伦。不是这个名字不对劲，但没有一个霍尔茨曼用过这样的名字，如果有人用过，她一定知道。

我说我想他是从罗灵斯普林斯来的。

她说那就完全不同了。她没有直接说出来，但她给我的印象是在罗灵斯普林斯的霍尔茨曼好像有问题。她知道在那里有一家霍尔茨曼，但很多年了，她没有他们的消息，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在那里。但有一件事她很确定，在罗灵斯普林斯的霍尔茨曼与在阿尔图纳的霍尔茨曼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

“除非你一直追溯到莱茵河流域。”她说。

我就打电话给询问台，找罗灵斯普林斯的霍尔茨曼，并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早点想到。不过没有什么差别，那里没有霍尔茨曼。

我打电话给莉萨。我说格伦曾在阿尔图纳替他叔叔的保险公司做事，她是否知道那个叔叔的姓名。

她说：“被你问住了。他曾经提起过任何一个亲戚的姓名吗？如果他提过，我也不记得了。问题是，我们两个人都很少谈论我们的家庭。”

“他母亲娘家的姓是什么？他曾经提过吗？”

“我确定他没提过，”她说，“但等一下，我刚从他的人寿保险上看到她的名字。你等一等。”我等她，她回来说叫本齐格。“父亲的名字是约翰·霍尔茨曼，母亲的名字是希尔达·本齐格，”她念给我听，“有帮助吗？”

“我不知道。”我说。

我又打电话去阿尔图纳询问台，找一个叫本齐格的保险经纪人。他们没有这个人。我就不再继续寻找。这个做保险的叔伯辈人，也可能是舅舅或姨丈，是姻亲，格伦父母的姐妹的丈夫。他也可能是远亲，像他父亲的表兄弟。他有太多的可能既不叫霍尔茨曼，也不叫本齐格。

我挂了电话，坐在那里考虑下一步。看起来我虽然敲了很多的门，但一扇接一扇的门都在我面前关上了。

我要不要去阿尔图纳一趟？老天，我真不想去。为了追寻可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消息跑一趟，这段路似乎有些太长了。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从远处得到我想要的资料。如果我到那里的话，我可以从老的市镇记录里找到他父母的名字，找出他所有的亲戚，找到那个做保险生意的人。

这是在提供资料的人愿意和我合作的前提下。我知道如何使纽约市管记录的人员跟你合作，你得贿赂他们。但在阿尔图纳很可能行不通。

我是否非得找出答案不可？

我瞪着电话，算我走运，说巧不巧此时电话铃响了。是莉萨。她说：“我挂了电话之后开始回想。为什么会是保险业？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做过保险生意。”

“他是这样告诉埃莉诺·扬特的。”

“他告诉我他卖过车，”她说，“他卖凯迪拉克及雪佛兰，还有别的，奥兹莫比尔？”

“他什么时候做卖车的生意？”

“大学毕业之后，”她说，“在他搬到纽约之前，在他进法学院之前。”

“在汽车代理商的条目下，”我说，“你有没有看到霍尔茨曼？像霍尔茨曼汽车行，霍尔茨曼凯迪拉克之类？”

阿尔图纳的询问台工作人员实在有耐心。她查的时候，我在心中想象格伦·霍尔茨曼躺着的人行道，那个地方正好在本田代理商的前面，对面是消音器专卖店，而纽约市最大的凯迪拉克代理商不过在一条街之外。

阿尔图纳的电话簿上并没有霍尔茨曼。我请她再查本齐格。她说，这个名字她听过，但她说不出个所以然，也找不到本齐格汽车行。我说那就在代理商下找卖雪佛兰、凯迪拉克或奥兹莫比尔的。

经过短暂的寻找，她说当地只有一家是代理凯迪拉克的，他们还卖我提到的其他车，另外还有通用卡车、丰田汽车等。“时代不同了，”她指的是卖丰田车。“名字是尼坦尼汽车行，”她说，“在五英里外。”

我拿了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女人不认为有员工叫霍尔茨曼，除非是那个修理部门新来的人，她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他是不是我要找的人？

“那么我想老板不会就叫霍尔茨曼吧。”我说。

她似乎觉得我说的很好笑。“嗯，我想不是，”她说，“自从尼坦尼汽车行开业后，约瑟夫·拉马克先生就一直是老板。”

“店开了多久了？”

“好几年了。”

“在这之前呢？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叫本齐格汽车行？”

“啊，不错，”她说，“不过那是在我来之前的事。请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我告诉她我从纽约打来，我在侦查一件谋杀案。死者似乎曾是本齐格汽车行的雇员，而且可能是本齐格先生的亲戚。

“我想你应该跟拉马克先生谈谈。”她说，然后告诉我他在另一条线上，问我可不可以等一下。我说当然。

我正陷入沉思中，一个低沉的男声说：“我是拉马克，抱歉我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

我告诉了他。

“有人被杀了？以前在这里工作，是阿尔·本齐格的亲戚？那么我想应该是格伦·霍尔茨曼了。”

“你认识他？”

“哦，当然。但不熟，我有好多年没想到他了，不过他是一个挺不错的年轻人。如果我没弄错，他是阿尔姐姐的孩子。她一个人一手养大了格伦，但就在格伦去上宾州州立大学的时候死了。我相信那些年来阿尔多少帮了点忙，当他毕业后，阿尔就雇用了他。”

“格伦的表现怎样？”

“哦，还可以啦。我不觉得他懂得卖车这一行的门路，但有时这需要时间磨炼。不过他离开了。我不知道他是对阿尔图纳或是对这门生意感到厌倦。也可能是因为阿尔的缘故，他是个好人，但在他手下做事很不容易，我自己也一样离开了。”

“你以前也替本齐格做事？”

“噢，当然，但我辞职了，啊，大概在格伦来了几个月后。不过跟他没关系就是了。阿尔喜欢找碴儿，我就转到街上另一家费里斯·福特上班。后来阿尔有了麻烦，我就回头买下了这个地方，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老天，都过去十五年了，”他说，“陈年旧事了。”

“发生在格伦离开之后。”

“你猜得对。他离开几个月后阿尔出了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接手。”

“什么样的问题？”

他停了一会儿。“嗯，我不想说，”他说，“无论如何都是旧事了。现在这里没有人跟这件事有牵连了。阿尔跟玛丽一旦可以离开就立刻走了，而我想不出他们现在人在哪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猜他已经过世了。当他离开阿尔图纳时，他是一个绝望的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怪该死的联邦政府，”他语气里带着真情，“我不打算说的，但我不会伤害任何人，而且你会很容易发现真相。阿尔有两套账簿，他这样做有很多年了。他太太是管账的，我猜是他们两个一起做的账。当然他另外有一个会计师，是佩里·普赖斯，那段时间他也被卷入这个麻烦，但最后证明他是清白的。阿尔跟他太太一直瞒着他，不过还是对他以后的生意有影响。”

“本齐格结果怎么样？”

“他们认了罪，没有选择，不是吗？国税局手里有证据，而且这个案子明显是逃税。他们有一套假造的账簿，还有秘密的银行账户。你不能说你不小心犯了错，你不知怎么忘了报税。如果国税局想的话，他们两人都有可能进监狱。人是没进监狱，但国税局也没多少慈悲心，这是我的意见。他们拿走了阿尔所有的资产，结果我买了这个地方，另一个人买了他们的房子，还有个人买了他们在湖边消暑度假的房子。”

“这件事发生时，格伦已经走了。”

“嗯，不错。就算他听到这个消息，他也没回来支持他舅舅。那时他在哪里，纽约？”

“纽约，”我说，“念法律，用他母亲死后留下的钱付的学费。”

他要我再说一遍。等我说完后他说：“不，不可能的。格伦·霍尔茨曼在罗灵斯普林斯的拖车里长大，而且那辆拖车还不是他们自己的。他妈妈除了她兄弟给她的钱之外，我不相信她还有一毛钱。”

“说不定那是保险的钱。”

“如果是的话，那就太令人惊异了，但就算有也早该用完了。我不是说过，格伦的母亲差不多是在他去念大学的时候死的？”

“是的，你刚才说过。”

他说：“这有问题是不是？他从哪儿拿到的钱？”

“我不知道。国税局怎么会找到本齐格的头上？”

“我的天。”他说。

“谁知道那第二套账簿？”

“一小时前我会说谁也不知道，我确定普赖斯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会说只有阿尔及玛丽知道。”

“现在呢？”

“现在我必须猜测格伦是否知道，”他说，“老天，我的老天。”

21

“他是个告密者，”我告诉德鲁·卡普兰，“当线人是他的职业，他独立工作。从他在阿尔图纳帮他舅舅卖汽车开始的。”

“阿尔图纳的舅舅。”

“他发现他的舅舅和舅妈大量逃税，用两本账簿，有秘密的银行账户。看起来替那个舅舅工作很不好过，所以格伦就决定自己开工。”

“他向国税局告密？”

“你可以用那种方法赚钱，”我说，“我原来就知道，但我从没想到这是如此受欢迎的小生意。国税局还有免付费电话专线让你告密。我昨天打去，一个女人告诉我他们如何行事。我问了很多问题，而我不觉得她以前没听人问过。她一定整天坐在那里，跟那些贪婪和一肚子怨恨的人扯淡。”

“这种人很多。”

“我想也是。你的报酬是追还的税及罚金的某个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又因你提供材料的质量而有所不同。如果你带来一套账簿，帮他们立案，要比你只是伸出根手指，要他们往那个方向去查值钱得多。”

“这才公平。”

“你可以保持匿名，我相信格伦一定是这么做的。他舅舅可能猜出来是谁出卖他的，也可能没有。他必须出来认罪，才能避免锒铛入狱。他卖了所有的资产，夹着尾巴逃出了城。我不知道他最后付了多少钱，但格伦的表现足够送他自己上完法学院。”

“他需要替这笔钱付税吗？”

“你知道，”我说，“我问她这点。她说他们最有可能先抽税，就像先替你扣税一样。”

“这样啊。”他说。

我们在一家叫“诉讼案件记录”的餐厅吃饭，在乔拉勒姆街布鲁克林区公所的转角附近。环境不错，高高的天花板，装潢用的是橡木、黄铜及红色的真皮家具。就像它的名字说的那样，这个地方大部分的顾客是律师，但也有不少是警察。午餐是他们最忙碌的时间。他们卖出一大堆塞得过满的三明治，倒出一杯杯的酒。

“天气真好。”德鲁说。

“好极了，”我回应，“上次我在这里吃饭时也是如此。那是在春天，我和布鲁克林刑事组的一个叫约翰·凯利的警探吃午饭，我刚才进来时还看到他坐在吧台那里。那天天气真好，我从这里走出去，一直走到湾脊。我想今天我不会这样做了。你知道吗？如果昨天也是这样温暖，充满了阳光，我会仍在猜想格伦·霍尔茨曼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是昨天的天气把你留在家里了。”

“昨天我一天都在打电话，结果这正是我该做的事。一旦我发现他是怎样开始的，要决定下一步该找谁，以及要找什么样的资料就不困难了。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之后就到怀特普莱恩斯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他离开后不久，那家事务所就关门大吉。里面的一个律师随口说大概霍尔茨曼早已有预感，知道这里即将关门。”

“我敢打赌是他搞的鬼。”

“而且神不知鬼不觉。我打电话回去给那个律师，他叫杰斯佩森，问他事务所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的问题一定太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根本没有问我为什么想知道。看起来事务所有一名律师与几个毒贩有瓜葛。”

“那个律师收了毒贩的钱但没去报告，所以他们就关了事务所。你不知道，我有多恨像这样的故事，马修。”

“但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事务所并没有涉及犯罪，他们代理的是其他业务，而且客户付给他们的是支票，就算有现钞经手也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个律师对可卡因产生了兴趣。”

“啊，别告诉我这个。”

“他借着买卖毒品来支付他吸毒的花费。结果他一个生意上的伙伴竟是毒品管理局的人，他们给了他一个机会检举他的毒贩客户，但我猜他觉得住在监狱远比丧生于乱葬岗要好。这件事闹出来后，又发现他还盗用了其他客户的钱。杰斯佩森给我的印象是，结束他们的事务所是小事一桩，他们根本没有剩下多少钱。”

“我猜是霍尔茨曼去告发的，因此毒品管理局的人才会去卧底。”

“我也这样想，”我说，“我没办法去问他们，但我想这样的假设错不了。”

“我猜毒品管理局一定会付钱给通风报信的人。”

“我倒是打电话去问过这点了。他们不像国税局的那位女士那样坦白，但不错，如果帮他们抓住毒贩的话，他们会付一笔奖金，也可以得到他们缴获资产的某个百分比。我从一个我认得的家伙那里打听出更多如何在市面上买卖消息的途径和价钱。”我指的是丹尼男孩，我打到他家里。昨晚的天气也把他留在家里了。“目前这种零容忍的政策不见得能打赢毒品对抗战，”我说，“但能逐渐赚回本钱。当你抓到毒犯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你查出来的东西充公。车子、船、毒品自不消说，如果你逮捕的人带了钱去买毒品的话，就连这钱也没收。如果他们在房子里聚会贩毒，或是在里面储藏毒品，那么房子也在充公之列。如此他们可以搞到很多资产，忽然之间他们就有了一大笔预算来支付给告密的人。”

“那套公寓——”德鲁说。

“忽然之间明白了是不是？有些欧洲或南美洲人以开曼公司的名义用现钞买了下来。这笔钱不一定是贩卖毒品所得，但这个可能性极高。政府把他们的资产充了公，如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多重线圈公司虽然不会因付不出分期付款而负债，但却失去了他们的公寓。然后有这么一家美国减价资产公司出面。我找不到任何跟他们有关的记录，想来他们可能只存在于某个政府机关的档案里。一定有某种空头公司存在，让政府可以用来处理没收的资产。”

“我以为他们会喜欢做得引人注目，让纳税人看他们如何惩处这些毒犯。”

“不见得，”我说，“有时候他们希望处理得悄无声息，这样国会就不会注意到他们经手了多少钱。”

“说不定有些钱就留在一些人的手上了。”

“不是不可能，是不是？”

“霍尔茨曼呢？他做了什么才得到公寓？倒霉的会是谁？”

“我不知道，”我说，“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帮忙抓到多重线圈公司里的人，但这样做的话会使他暴露身份。如果有任何被他告发的人认识他，而他住在他们的公寓里——”

“除此之外他怎么可能拿到它？这一定是他某次告密的报酬。”

“假设他告发了某人，得到一笔六位数的报酬。然后有人说：‘嗯，你看，你需要一个不错的地方住，这里有一些充公的资产，你何不选一个？我们就把房契给你。’”

“好人有好报嘛。”

“一向如此。”

他叫来服务员，指指我们喝光的咖啡杯，等咖啡倒满后他说：“所以谁会是那个倒霉鬼？你有没有什么推测？”

“没有。”

“看看他的履历表。一开始他在阿尔图纳卖车，然后他到怀特普莱恩斯就业。接下来他去了哪里？”

“在一家出版社的法务部门，后来那家出版社被一个国外的企业集团买下，就关门了。”

“他怎么做到的？”

“我不觉得他跟这件事有任何关系。之后他去了瓦德尔与扬特出版社，直到死前他还在那里工作。对一个以告密为专长的人来说，在出版社的法务部门工作是一个很怪的职业选择。”

“所以呢？”

“嗯，我有一个假想，”我承认，“它跟事实吻合，也跟我对霍尔茨曼本人的感觉相符。”

“我老是忘了你认识他。”

“我不是真的认识他。我见过他几次，仅此而已。”

“说来听听。”

“我想他是逐渐陷入的，”我说，“我想他发现他舅舅逃税的时候，情绪很复杂，夹杂着正义的愤怒及私人的怨恨。他告发了舅舅，自己就此脱离了阿尔图纳。但他并没有拿国税局的钱去买奔驰轿车。他慢慢地用，靠这笔钱上了法学院。他说这是笔遗产，靠这笔钱读完了法学院。如果他真的视此为遗产，我一点也不会惊异。说不定他告诉他自己这笔钱原来就该是他的，阿尔·本齐格挖到了金矿，而格伦的母亲却只落得一根木柄。

“他到怀特普莱恩斯工作。那不是他的第一选择，他比较喜欢纽约的事务所，但他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最初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但结果他的雄心壮志比别人期望的要小很多，在瓦德尔与扬特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埃莉诺·扬特刚雇用他的时候，视他为未来的接班人，但不久她就发现他并没有这样的野心。

“在怀特普莱恩斯他发现有个律师沉浸在可卡因中，说不定他对他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前途有点失望。说不定是他的支出开始超过了他的收入。而这边有这么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拿他的鼻子当吸尘器，不好好吃饭却出去买卖毒品。格伦记起阿尔舅舅，以及让他获罪的那份满足感，还有自己因此赚到的钱。”

“所以他就花了一毛钱打电话告发他。”

“我们现在还说一毛钱实在很好笑，打电话早就要两毛五了。但这正是他做的事。再一次，当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已经拍拍屁股走人了。他在一家出版社找到工作，在那里做到不能再做的时候，他就转到另一家出版社。他没有多少野心，也不会挥霍无度。他住在东八十街上一套很小的单人公寓里。

“就在那段时间里，他看到另一个赚钱的机会。我原先的想法是他遇见了莉萨，并发现他们需要一个住的地方，于是他很快找到一个可以出卖的人。但算算时间不对。我认为他只操心自己的事，但机会来了，他就一把抓住。”

“‘我看到了我的机会，然后我一把抓住。’”看到我一脸木然，德鲁接着说，“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①，他写的政治回忆录异常坦白诚实，但同时又能自圆其说。他是这样说的，他看到了他的机会，然后他一把抓住。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看到了什么样的机会。”

“我不知道，”我说，“如果要我来猜，我会说跟他的工作无关。倒是可能跟他在约克维尔认识的人有关。”

“因为他搬家了。”

“这是他的习惯，对不对？坑了人后立刻一阵风似的走人。他告发了某人，有一大笔钱要到手。‘嘿，格伦，你想要我们怎么付你报酬？钱？’‘说不定你们可以用房地产付我。最近你们手上有些什么？’‘让我们看看，有一套很不错的两居室公寓。楼层高，视野棒，看得到河，在一个地中海小岛的绅士名下，他只有在星期天才用它。这儿有钥匙，你何不自己去看看？’”

“他们真的是这样行事吗？给你看他们手头有什么，然后让你来挑？”

“我也不清楚，但我相信这差不多是他弄到那套公寓的方式。大概在那段时间他遇见了莉萨。当他们的关系变得很认真后，他要他们赶紧办文件交房子，然后当他们从百慕大回来时，那个地方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他们搬进来了。”

“盒子里的那些钱呢？”

“我猜是另一件事，也可能是同一件。我的猜想是，当他结婚时他的人已经改变了，也可能早就改变了。他开始不把告密看作偶尔干一两次的副业，而是正业。他开始寻找机会。”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了他的日程表。他上班的时候，他的工作用八小时做完绰绰有余，但他告诉莉萨他忙得晚上和周末都得加班。我想他是在外四处留意。我想这是他对我感兴趣的原因。”

“他觉得他可以抓到你逃税吗？他们会拿什么充公，你多余的那双鞋？”

“是我的职业让他感兴趣，”我说，“他告诉我他想要出版我的回忆录。嗯，这是一派胡言。他的出版社并不出版原创作品。他真想要知道的是一个侦探如何行事。他想要我教他侦探这一行的门路。他说不定想我们可能成为伙伴，挖别人的丑事，一转手变成金子。我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我不喜欢他的为人，也不想给他任何机会。”

“所以他自己单独刺探。”

“显然是。”

“那是谁杀他的？”

“我不知道。”

“一点概念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我说，“我假设他在开展行动，在他不该在的地方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有人一定发现了他的动机。”

“所以就宰了他。”

“如果你四处乱跑设计陷害毒犯，当然就得冒这个险。告发亲戚逃税的风险自然小得多。但迟早你的亲戚都会被告发完，也不会再有像怀特普莱恩斯那样不专业的律师。如果你的对手是专业的，结果是你可能会死于非命。”

“是这种职业独有的危险。”

“我也会这样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死因也可能就如警方一开始所认定的。”

“乔治·萨德茨基。”

“非常有可能是他做的，就算不是他，又有什么差别？没有人在意他的罪名会不会被洗清。我猜他是无辜的，但我没有证据支持，更别提告诉你是谁杀的。格伦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留下那种按一般习惯封好的信封，当他死后可以拆开，发现他的秘密。”

“有些人办事一点也不周到。你还要些咖啡吗？”

我摇摇头。“有些人可能杀人不偿命，”我说，“但这种事屡见不鲜了。”

“而且偏偏不会发生在好人身上。”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坏。从一方面来说，他是一个鬼鬼祟祟靠告密拿钱的人，但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未被宣扬的雅痞英雄，打击恶棍收了奖金并不为过。不论你怎么看，我不认为他的幽灵在那里嘶吼着要报仇。”

“那我们的客户呢？如果杀她丈夫的凶手没有受到惩罚，她能睡得安稳吗？”

“为什么不？你是她的律师，什么最符合她的利益？”

他想了一会儿。“那就算了。”他说。

“我也会这样说。”

“再等几天看有没有其他隐藏的资产。不过我不觉得我们还会找到别的。”

“嗯，我也不觉得。”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不觉得国税局会来找麻烦。我想她的手上有公寓的房契，又有满满一盒子的钱。这已经很不错了。”

“是啊。”

“你希望一切圆满，”他说，“希望知道是谁杀的，怎么杀的，为什么杀的，最好看到凶手被抓起来。但我必须告诉你，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案子最好是到此为止。如果抖出来，引起媒体的注意，就有那种管税务的讨厌鬼出来问东问西，谁想跟他们纠缠？”

“当然没人愿意。”

“无论如何你也没办法抓到人让他认罪。不管是谁做的，现在他一定从这里到圣路易斯一路都找好了不在场证明。说不定他还可以证明当霍尔茨曼被杀时，他正和教皇及犹太学校的老师玩牌呢。”

“这种牌局一定很了不得。”

“嗯，你知道教皇的，”德鲁说，“他不会打牌，但兴致很高。”

① 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1842—1924），曾担任纽约州参议员。

22

几天后，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走到窗前观察天气是否会有改变。外面阳光普照，感觉清冷，而我希望能一直保持如此。

凡登大厦公园的板凳上有样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弯腰伸手够向一块石头。我走下楼，但没有左转去乘地铁，我过街走向那个一头白发的清瘦黑人。他手上拿着一份《纽约时报》，翻到棋局专栏的那页，用他自己的棋盘和棋子解答。

“你今天穿得真整齐，”他说，“我喜欢你的领带。”

我谢过他。我说：“巴里，今天下午他们给乔治举行告别仪式，我要去布鲁克林走一趟。”

“是吗？”

“他弟弟打电话告诉我的。只有家里人，不过他说欢迎我去。”

“今天的天气正适合，”他说，“没下雨。”

“也欢迎你去。”

“去参加葬礼？”

“我想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去。”

他看着我，打量好一阵子。“不，”他说，“我不想去。”

“如果你觉得你会格格不入，”我说，“嗯，天哪，我跟你是一样的。”

“你说对了，”他说，“我们两人肤色相同，穿着也一样。”

“哦，别这么说。”

“其实，”他说，“不论我是不是能跟他们合得来都无所谓。我不想去。你回来后告诉我就够了，如何？”

我坐上D线地铁。他们在诺斯特兰大道上的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去了将近五十人，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多。汤姆、他太太、他姐姐、他们的亲戚、邻居，还有匿名戒酒会的朋友。大部分是白人，几乎都打了领带，但也有几个黑人的脸孔，有几个没穿西装的。巴里来的话，并不会显得多突出。

棺材已经合上盖子了，仪式也很简单。主持告别仪式的牧师并不认识乔治，他谈到死亡是从身心束缚中得到解放。面纱掉了下来，他说，而盲人又重新看见。他的灵魂高高飞去。

汤姆接在他的后面简短地说了几句。从某个方面来说，他说，我们早已失去了乔治。“但我们还是一直爱着他，”他说，“我们爱他和善的一面。而且我们总是心存一线希望，有一天阴云散去，我们又重新得到他。现在他走了，我们从没有得到他。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是跟我们在一起了，而且他再也不会迷路。”他的声音沙哑，但他还是挤出最后几个字。“我爱你，乔治。”他说。

仪式上唱了两首赞美诗，一首是《前进吧，基督的士兵》，另一首是《对我忠实》。由一个长发及腰的肥胖女子一人独唱，她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在听第一首赞美诗时，我想到乔治穿着他的军用夹克，口袋里装满了弹壳。这个老兵现在已悄然远去。在听第二首时，我记起一张塞隆尼斯·蒙克①的老唱片，同一首歌，另一种唱法，只有八个音符，但回荡幽远。简·基恩有那张唱片。我已经多年没听了。

告别仪式过后有车队跟着灵柩直送到皇后区的墓地，不过我没跟去。我坐上地铁回到曼哈顿，发现巴里还在原来的地方。我坐在他的对面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乔治的葬礼情况。他听完之后建议我们下盘棋。

“就下一盘。”我说。

他轻而易举地就赢了我。当我放下我的国王，他建议我们该喝一杯来悼念乔治。我给了他五块钱，他拿了一夸脱的麦芽酒和一杯咖啡回来。他喝了好几大口后盖上瓶盖，说：“你看，我从来不去葬礼的。我不信这一套。有什么理由要去？”

“这是说再见的一种方式。”

“我也不信。人来人去，世界就是这样。”

“我想是吧。”

“就是习惯的问题。乔治来了，而我逐渐习惯，习惯他就在附近。现在他走了，我也习惯了。如果你有点耐心，你对任何事都可以习惯。”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他们终于通知可以领回格伦·霍尔茨曼的遗体。我想如果他的遗孀去要求的话，他们大概早就做了。我替莉萨打了几个电话，安排人送他的遗体去火葬。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好像没有真的结束似的，”伊莱恩说，“难道不该有某种仪式？一定有人会去。”

“大概他办公室的人会去，”我说，“但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朋友。对她来说，最好的是一个简短的私人火葬，没有任何仪式。”

“她一定得去吗？你想你该跟她去吗？”

“她似乎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说，“而我最好从现在开始不再插手。”

所以当莉萨去拿她丈夫的骨灰时，我并不在场。但一两天后，当我晚上十点去过一个匿名戒酒会后，我又感到坐立不安，我既不能借走路平静下来，也不能靠自我说服摆脱不安。

我拿起电话。“我是马修，”我说，“你想要人陪你吗？”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中城北区分局。乔·德金不在，不过这次我不需要他的帮忙。我找了几个警察，向他们解释我代表霍尔茨曼的遗孀而来，他们还来的霍尔茨曼私人物品并不全。“她从来没有拿回他的钥匙，”我说，“他一定带着他的钥匙，而她从没有拿到。”

没有人搞得清楚。“该死，”一个警察说，“叫她换把锁。”

我在曼哈顿刑事组及中央验收处又碰到同样的情形。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打搅那些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的人。接近黄昏时，我口袋里装着一把钥匙走出了警察局。要证明它们是霍尔茨曼的钥匙并不难——有一把开了他们公寓的门。要选出他保险箱的钥匙也很容易，而且银行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有个图表，能帮助我们查出那个保险箱在哪个银行的哪个分行。

德鲁·卡普兰得到官方许可开那个保险箱，他和莉萨一块儿去的，同时陪在一旁的还有甩不掉的国税局人员。我猜每个人都期望看到现钞及南非的大块金币，但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心跳加速。出生证明，结婚证明，不明人士的快照，格伦学生时代的照片。

“那个从国税局来的讨厌鬼无法忍受这种事，”德鲁告诉我，“如果他没什么东西，他干吗要搞个保险箱？而且何不租个最小的？他说一定有别的东西曾在里面，显然他以为我们先开了箱拿了现钞，然后才通知政府的。我建议他去查银行的记录，证实自从保险箱所有人死了之后，并没有人碰过这个保险箱。其实他早就知道了，这个可恶的杂种，但他觉得不论如何，政府都一定被骗了。”

“政府被骗了是没错。”

“我也会这样说，”他说，“如果要我来猜，我会说她在柜子里发现的钱原来是放在保险箱里的。根据记录，他在死前一个星期曾经去过那里。我想他拿出了钱，放进铝盒，藏到衣柜里。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可能急需现钞。”

“这是一个可能。也可能有现金交易，或他希望他有办法带着钱跑。我还想到一点是他说不定有预感。”

“我最喜欢你这样的猜想，”我说，“他感觉到他可能有危险，而他想确定她能拿到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保险箱里没有任何会引人尴尬的东西。他早就想到国税局的人会从他的遗孀肩膀后面探头探脑。”

“而且我们知道自从他告发了他的阿尔舅舅后，他对国税局再熟悉不过。”

“我们还知道他很喜欢她，”我说，“因为他选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作为号码锁的密码。”

“我不知道这点。”

“五一一，”我说，“五月十一号。”

“这法子不错，”他说，“你能找到钥匙也不容易。”

“哦，它们迟早会出现的。”

“我可不敢打赌，”他说，“如果你想藏到一个永远不会被人找到的地方，跑到警局的仓库四仰八叉地躺在架子上，保准没人找得到你。他们有彼得·施托伊弗桑特②的木腿，你也可以拿特威德③的皮包当枕头。”

案件应该到此结束。

我做了我被雇用该做的事。我没有发现是谁扣的扳机，但这不是我分内的事。我被雇来保护莉萨·霍尔茨曼的财务利益，看起来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最后一件替她做的事是陪她再度前往德鲁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们拿回了藏钱的盒子。我们坐出租车到曼哈顿，在第二大道的一家银行，她仍保留以她婚前姓名开的户头。她租了一个保险箱，把钱放了进去。如有必要，这些钱可以永远留在那里，或是等以后有人找到一个好办法来洗钱。

我付出的时间得到丰厚的报酬，但我曾做更少的事而赚更多钱，所以我从不觉得我收费过高。

不论如何，有得有失。在我帮莉萨藏好她的钱后一个星期左右，我替一个在切尔西贫民公寓的女人做了点事。一个在匿名戒酒会认识的人介绍我去的。这个女人是一个姐妹的朋友，或是一个朋友的姐妹之类。她发现她的同居男友竟然猥亵她九岁的女儿，于是把那个男友赶了出去。但他回来痛揍过她两次。第二次被打后她报警要求保护，但这只有在事发后才有用。他很快又来了，而且再度侵犯了她的女儿。她又报了警，警察也下了拘捕令抓他，但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而且警方对这种所谓家庭纠纷的案子，是绝对不会投入大量人力的。

我住进这个女子的公寓，住在里面保护她。她的美是一种丰厚的、即将熟透的美。她每天都喝酒喝到神志涣散，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玩牌就好几个小时不停，在我住的那五天里从来没关过电视。

我整天坐在椅子上看书，如果电视上刚好有我可以忍受的节目我就看看。接近午夜的时候埃迪·兰金会过来。他有时候也替可靠侦探社打打零工。他块头大，反应快，对暴力着迷。我想那个男朋友最有可能夜里来，打起架来有埃迪不错。他和我瞎扯一两个钟头，直到我瞌睡不支，我就在沙发上打个盹。五点左右他把我叫醒，我给了他一百块打发他回家。

我正觉得自己可能熬不过一个星期时，在第五个晚上，那个男朋友来了。那时候大概是两点半。小女孩在她自己的房间睡觉。那个女人像之前每个晚上一样，在电视前面的椅子上醉倒。电视仍旧开着，埃迪在看，我在打瞌睡。我听到有钥匙开锁的声音，坐起来避到沙发的另一边。此时门开了，那个男友眼神疯狂，大吼大叫地闯了进来。

根本不需要我出手。他没来得及走两步，埃迪已经打了过去。他抡起左拳猛击他的肋骨下方，他一定打到了肝脏，因为那个可怜的狗娘养的立刻就败下阵来。他像被枪击中一样一头栽倒，就在他倒地的时候，他的脸撞到了埃迪的膝盖里。

我们可以去叫警察。假如她够清醒的话也可以去告他。但他会被保释出来，像他这种人总是会被保出来，然后他可能会过来杀死她。如果我们不在的话，他可能这次就干了。在他趴在地上呻吟时，我过去搜了他的身，搜走一把七英寸折叠刀。

我们要做的事是防止他再回来。“说不定他从屋顶掉了下来，”埃迪一边说，一边把那个小丑揪到窗前，“我看他就像那种人，常常在屋顶上走，总有一天会掉下来。”

当然我们并没有把他摔下屋顶，或扔出窗外。但我们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事实上都是埃迪干的——踢他的私处，踢他的肋骨，踩他的手。这种事我一定要在气得要命的时候才做得出来，一旦情况稳定下来，我的情绪也就平复了。但埃迪就不同了，他永远在愤怒的边缘，就算没人惹他，他也可以说暴怒就暴怒。

如果要探究，我猜可能是他的童年造成的。

他打够了之后，我们把那个男友拖起来丢到门外。在楼梯间我抓起他的衣襟，告诉他我再也不想看到他。“如果你再来这里的话，”我说，“我会打断你的手脚，我会挖出你的眼珠，而且我会割下你的那话儿，要你自己吞下去。”

我们出去坐埃迪的车到一家他喜欢的餐馆吃饭。“我原来打算把他打个半死，”他说，“直到你说要他吞他自己的那话儿，我想就算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那个狗娘养的会有钥匙吗？”

“我猜她没去换锁。”

“老天。”

“嗯，换锁要花钱，她又没有多少收入，你看看她住的地方就知道了。”

“嗯，她有钱雇我们，”他说，“你给我，让我算算，每天一百块，一共有五天，今晚又有特别加的。”——我额外给了他一笔战斗奖金——“总共有多少？六百块？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拿了多少？”

我承认我一毛钱也没拿，在他追问下，我就承认了给他的钱是我自己掏腰包的。他问我她是不是我亲戚。我说不是，然后他皱起眉问我有没有跟她睡过觉。

我说：“见你的鬼，埃迪。”

“嗯，妈的，”他说，“我的意思是，你是什么人，圣徒下凡？”

“律师管这叫慈善服务，”我说，“每隔一阵子，我就免费服务一次。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虽然她没有钱，但你不能让那个王八蛋这样对待她。”

“他是一个王八蛋没错。”

“所以要帮她忙其实很容易，”我说，“不过如此。我也不是常常干。”

“我希望你没有。”他说。过了一会儿当我们走出去后他说：“我再问一次，马修，你真的没有跟她睡过觉？”

“啊，当然，”我说，“这到底有什么关系？”

“嗯，我在想试试我的运气，”他说，“但我不想踩过界。”

“我的地界在城的另一边，”我说，“你是认真的吗？”

“为什么不？”

“呃……”

“你看，”他说，“我知道她是头母猪，但她的身材不错，而且她有那么一双睡不醒的眼睛。嗯，我不是说谈恋爱。我只想睡她一回，如此而已。”

“随你便。”

“那双眼，那张嘴。她看起来像你要她怎么干她就怎么干，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但别去碰那孩子。”

“嘿，”他说，“我成什么人了，禽兽？不，别回答了。”

“我不会回答。”

“我说不定是野兽，”他说，“但我还是有限度的。”

不久之后我庆祝我的周年纪念日。不再酗酒的又一年，过一天算一天。

匿名戒酒会有个互相印证的说法，说我们在戒酒周年纪念日前后常常会感到异常焦虑，我想一般说来是真的。但很难说我现在的感觉到底如何，因为除了我的周年纪念日外，我有太多值得焦虑的事。

我们庆祝了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有资格在第九大道的资深中心发言，伊莱恩也去了，又听我再次诉说我的故事。之后我们跟费伯夫妇一起去吃饭。

“总有一天你会等到，”吉姆说，“它会悄悄地到来。有一天你会醒过来，意识到你已经够格说你长期不喝了。”

“到那时我也可能心如止水了。”我回答。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你说不定真有足够的时间，到时你就可以说你有‘好几个二十四小时’都没醉过。”

“不太可能那样说吧。”

过来人常常这样说话。我知道有些人从不过他们的周年纪念日，更别提去庆祝了。他们说，这只是普通的一天而已，而他们可能是对的。

吃过晚饭后伊莱恩和我回到她的住处。我们聊了一会儿就上床做爱。我差不多要睡着了，正滑到床的边缘，然后有什么东西吵醒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伊莱恩侧躺着，背对着我，她的呼吸缓慢而均匀。我睡在那里，怕一移动会吵醒了她。我希望我会慢慢睡着，但最后我只能放弃，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去。

我没开灯坐在黑暗里，希望能摆脱让我心神不宁的那些胡思乱想。我没办法不去想有一天我会重新开始酗酒。我感到这是完全无法逃避的。

说不定这是有些过来人不愿意去想周年的缘故。说不定往长期看是很危险的，想得太多也是很危险的。

每隔三四天我跑一趟葛洛根，跟巴卢混一阵子。我通常到得很晚，都快打烊了，我们会找张桌子坐下来。他喝苏格兰威士忌，我喝咖啡、可乐或苏打水。最好的时候是顾客全走光了，酒保堆起椅子扫好地也回家了。然后我们只点一盏灯，交换我们的故事，或分享沉静的一刻。

他喜欢我在切尔西免费服务的那个故事。

“你非得把他打残不可，”他说，“除非你想把他杀了——你并不想杀他是不是？”

“不想。”

“不是杀了他们，就是把他们吓个半死，对有些人来说，把他们杀了反而更简单。你可以痛揍他一顿，把他吓得一时不能动弹，然后他喝酒喝得烂醉，或用了什么他妈的毒品，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忘了。”

“正是，他忘了他怕你。他操他妈的脑子里记不得了。所以你得打到他永远忘不了，让他由此忘记自己的名字。”

这些话在静寂的空气里回响。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在想是不是杀人比较简单，而且比较确定，特别是对不在乎杀人的人，对视杀人为自然的人来说。我看着我的朋友米克·巴卢—— 一个我异常喜欢的人，想起另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人。我们之间的沉默更深了，而我把我的想法留在心里。

如果我晚上待了太久，通常他会邀我跟他一起去望弥撒。他喜欢去十四街上的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八点钟的弥撒，以此结束漫漫长夜。他父亲以前每天都去，身上穿着他那件白色的屠夫围裙，跪在侧边的小礼拜堂，在他去一条街外挥刀宰割之前接受圣餐。

米克仍保有他父亲的旧围裙，而且每当他去望弥撒时，一定穿着它。他也仍然保有老人的屠刀，但他把它留在家里。他的父亲以屠夫弥撒作为一天的开始，而米克跪祷完后才回家上床，或是回到他城里的随便某一套公寓——只是没有一份地契或租约上有他的名字，或是到纽约州北部的农庄，或者就睡在葛洛根办公室的皮沙发上。但他不像他的父亲，他通常不领圣餐。

有一次我们两人都走到圣坛前领了圣饼。那晚稍早时分，他曾带着屠刀，而且用刀割下新鲜的肉。在我们站在那里之前，我们的围裙都沾上了鲜血。你可以说这是渎神，也可以说我们的信仰虔诚。

我的老友的围裙上又染上了新的血吗？

跟我一块儿去望弥撒吧。他催我，深夜已经转为黎明。今晚不行，我总是这样说，下次吧，但不是今夜。

伊莱恩不再去上课了。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我忽然发现她此时本该在教室。我开始说话，但她阻止了我。“别担心，”她说，“我不再修那门课了。”

“为什么？”

“我并没有正式退选，我只是不去了。如果你没有修学分的话，实在没理由要正式退课。那会像是寄正式信函到第十三频道，通知他们你即将要关掉他们的节目《新星》④。何必啰唆呢？你大可以拿起遥控器，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去看《罗斯安家庭生活》⑤。”

我问她为什么不想再去。

“我不知道。”她说。

“哦。”

“因为这是狗屎，”她说，“因为我是一个极其无聊的人，一个有时间没事干的老女人。我像是田野里的百合花，我不劳动，我不纺织，他妈的我有什么用处？”

“我以为你喜欢上那些课。”

“它们不是我的生活。”

“不是。”

“它们不可能是我的生活，我没有任何生活，问题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提什么建议。正当我在想要说什么时，她的情绪改变了。好像她在个人遥控器上按了一个钮，把她自己换到另一个频道。

“够了，”她说，“不再拉长脸，不在公共场合搜索你的灵魂。人人都喜欢看你微笑。至少这是他们在应召女郎学校里教我们的那一套。”

每隔几天我就会拿起电话打给莉萨。有时候我在下午打给她，有时候是在深夜。她几乎永远都在家。我会问她我可不可以过去。她每次都说来吧。

过了一段时间她改了她的留言录音，抹掉了格伦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换上她自己同样索然无味的几句话。一旦发现我并没有拨错号码，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大解放，我不再需要听那个从阴间传来的声音，在我跟他的太太说话之前，我不再需要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了。

但再下一次我听到她的留言时，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引述《佛兰德斯田野》的诗句。

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

我从没有在公寓之外见过她，从没有打电话跟她聊天，从没有带她到楼下去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我会到她那里，有时候早有时候晚。她穿什么都有可能：牛仔裤和运动衫，裙子和毛衣，或是睡袍。我们会说话，她告诉我她如何在白熊湖长大，告诉我当她只有九岁或十岁时，她父亲开始到她的床上来。他什么都做就只差真的进去。那是错的，他告诉她。

我告诉她过去的故事，描述这些年来我认识的一些人，一些我遇到过的在法律两边、不同寻常的人。这样我可以跟她说话，但不向她显露我自己，这边正合我的心意。

然后我们会上床。

一天下午，帕齐·克莱因⑥的声音在悄然回荡着，她问我，觉得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是在一起，我说。

“不，”她说，“你懂我的意思。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在这里？”

“每个人都得去一个地方。”

“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但我没有任何答案。我在这里，因为我想在这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帕齐在唱《褪色的爱》。

“我几乎从不离开这间公寓，”莉萨说，“我坐在窗口眺望新泽西州。我可以出去，到处向那些艺术指导展示我的作品，或打电话给我认识的人，找些工作来做。明天吧，我告诉我自己。明天变成下个星期、下个月。或是来年再去吧。老天，人人都知道现在工作难找。市场不景气。大家都知道。”

“这是真的，对不对？”

“其实我不知道。我又没有真的在找工作，我怎么知道找不到？但我有那么一大堆钱躺在那里，我怎么可能提得起精神来挣扎？”

“如果你没有承受任何压力——”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她说，“但我还是没做。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电视，看夕阳。我等你打电话来。我希望你不会打来，但我等的就是这个，等你打电话来。”

我跟她一样在等待，等待我自己的行动，是打呢还是不打？我今天不会打电话给她，我会这样决定。有时候我会坚持下去，有时候我不会。

“你为什么来，马修？”

“我不知道。”

“我算什么，你说说看。我像毒品？还是一瓶老酒？”

“说不定。”

“我父亲喝酒。我告诉过你。”

“不错。”

“那天你吻我的时候，我觉得缺了点什么，然后我想到缺的是什么了。你的嘴里没有威士忌的味道。我们不需要任何心理学家来解释，是不是？”

我没说什么。“我记得我们褪色的爱。”帕齐·克莱因低唱着。

“所以我猜这是我之所以会这样的缘故吧，”她说，“我把爸爸弄上床跟我在一起，而且我不必担心妈妈会听到，因为她远远地在城市的另一边。而且他不会进去。他觉得这是罪恶。”

“我也觉得这是罪恶。”

“真的吗？”

我点点头。“但我还是这样做了。”我说。

那一天，她后来谈到她死去的丈夫。我们从来不谈伊莱恩，我绝口不提，但我不能告诉她我也不想听她谈霍尔茨曼。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到这点。”她说。

“这点？”

“我们。我想他想到过。”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不知道。他很欣赏你，这点我知道。”

“他以为我可能会有用。”

“不只是这样。他要我记得去找你。我知道是你打电话给我的，但我原来也打算去找你。我记得他曾告诉我如果有人出了麻烦，你是个咨询的好对象。他说的时候又特别强调，好像他想确定我日后会记得。就好像他在告诉我如果他出了事，我一定要去找你。”

“你可能把他的意思给夸大了。”

“我不觉得，”她说，一面钻进我的肘弯，“我相信这正是他的意思。事实上我很惊异在装钱的盒子里没有附着一张纸条。‘去找马修·斯卡德，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她伸出手来抓住我，“嗯？难道你不会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天走出她的公寓后，我去往十一大道他死去的那个街角。红绿灯换了几次，但我一直站在那里，然后我走到德维特·克林顿公园去向指挥官致意。我默默念着被刻错的那几句诗：

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

我是不是有负于霍尔茨曼，有负于乔治·萨德茨基？是不是还有我可以做的事？是不是我的无为让他们不能安眠？

我还能做什么？而且如果我害怕可能出现的结果，我能如何逼迫自己采取行动？

① 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1917—1982），美国著名爵士音乐家。

② 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1610—1672），荷兰在美洲的殖民行政官。他曾是纽约早期的一个重要人物，纽约市内不少地方都以其名命名。

③ 指威廉·马吉儿·特威德（William Magear Tweed，1823—1878），又被称为“老大”特威德（Boss Tweed），美国政客，因伪造和侵吞公产罪被捕判刑，死于狱中。

④ 《新星》（Nova），从一九七四年至今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播放的科普剧集。

⑤ 《罗斯安家庭生活》（Roseanne），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七年间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播放的情景喜剧。

⑥ 帕齐·克莱因（Patsy Cline，1932—1963），美国著名乡村歌手，死于空难。

23

圣诞节前两周，伊莱恩跟我在东村的一家加勒比海餐厅与雷和比齐·加林德兹夫妇吃晚饭。雷是一个为警方服务的画家。他根据证人的描述，画出身份不明的罪犯，作为通缉海报或是纽约警察局的传单。他的工作非比寻常，而雷在他这一行又是非比寻常的杰出。我在查案时曾请过他两次，两次他都表现不凡，把我脑中的影像栩栩如生地在纸上重现。

吃过晚饭后我们步行回伊莱恩家，在那里雷替我画的素描被装框挂在墙上。那几幅画的组成十分怪异。有两幅画的是谋杀案的凶手，第三幅是一个男孩，被其中一个凶手所杀。另外一个男人名叫詹姆斯·利奥·莫特利，他差一点杀死了伊莱恩。

比齐从没去过伊莱恩的公寓，也从没看过这几幅素描。她看了一会儿，觉得毛骨悚然，说她不能了解伊莱恩怎么能忍受天天看到它们。伊莱恩告诉她这是艺术品，已经超越了实物本身。雷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它们是画得不错，画得很像，他的确有一套，但要说这是艺术品就太过了。

“你不知道你画得有多好，”伊莱恩反驳道，“我如果有个画廊，就会展出你的作品。”

“画廊，”他说，“那一定像是警察局里罪犯的画像簿了。”

“我是说真的，雷。事实上我想请你替马修画一幅肖像。”

“他杀了谁？啊，我是开玩笑的。”

“你画肖像的，是不是？”

“有人要我画的话。”他伸出手，“我不是故意客气，伊莱恩，但在街上有成百的人拿着画架画纸，跟我画得一样好，说不定还更好。你让我来画像，结果不会有多特别的，相信我。”

“说不定，”她说，“但你的作品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你画的是一个你从没见过的人。我想要做的是让你通过我来画马修，好像他是嫌疑犯，而我是目击证人。”

“但我已经看过他了。”

“我知道。”

“所以那就会有妨碍。但我了解你的想法，真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那我父亲——”

“什么意思？”

“你可以画我父亲，”她说，“他已经过世了，好多年前就去了。当然我有一些他的照片。大门右边镶框的照片里就有他，但别去看。”

“我不会。”

“我还是去把它拿下来，所以待会儿你走出去时不会碰巧看到他。我觉得很兴奋，雷。你想你能做吗？我们两个人坐下来，然后你替我父亲画一幅肖像？”

“我想可以吧！”他说，“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不行。”

她对我说：“这是我想要的圣诞节礼物，我希望你还没去买，因为这是我真正想要的。”

“是你的了。”我说。

“我父亲，”她说，“你知道，我很难描述他。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办得到。”

“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的回忆就会浮上来。”

她看着我。“已经开始了。”她说，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很抱歉。”她说，她起身离去。

他们走后，伊莱恩说：“不是我有毛病，你知道，他就是那么不可思议。”

“我知道。”

“跟他一起做事会很激动。你看我只是想想就哭成那样。但这是我真想要做的事。就算我流了点泪又怎么样？面纸很便宜不是吗？”

“不错。”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给他办画展。”

“你为什么不做呢？”她看着我。“你以前也说过，”我说，“不仅是指雷，说不定你是该去开一个画廊。”

“真滑稽。”

“并不滑稽。”

“我是想过，”她承认，“但这会不会变成另一个无谓的嗜好？只是比去亨特选课更为昂贵。”

“钱斯就抓住机会成功了。”

钱斯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常年收集非洲艺术品的黑人，现在在麦迪逊大道上经营画廊，干得有声有色。

“钱斯跟我不同，”她说，“钱斯开张时，他比百分之九十以上做这一行的人都要熟悉行情。活见鬼，我知道什么？”

我指指窗边那幅巨大的抽象画。“你再告诉我一次你花了多少钱买的，”我说，“现在又值多少钱了？”

“不过是走运罢了。”

“或是眼力好。”

她摇摇头：“我对艺术所知有限，我更不知道要怎么去经营买卖。我们最好现实一点，除了卖肉我知道什么？”

说来可笑，气氛说变就变。原来我们跟雷及比齐高高兴兴的，而且伊莱恩对与雷合作画她父亲画像的计划极为兴奋，但现在一股郁闷感像乌云一样盖过来。我原来打算留下来，但快午夜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得去参加聚会。“之后我就回旅馆去了。”我说，她也没有要留我下来的意思。

曼哈顿每天午夜通常有两个聚会，一个在西五十六街，一个在下城休斯敦街。我选了比较近的一个，在一把松动的椅子上坐下来，准备好喝够一小时的烂咖啡。带领聚会的那个家伙七岁就开始吸食飞机用的强力胶①，之后没有哪种毒品他没试过。十五岁时他第一次被送去戒毒，十八岁在急救室被捕，还有两次因为静脉注射海洛因，得了心内膜炎，差点就送了命。他现年二十四岁，戒酒两年了，也熬过了一些永久性的心脏损伤，但就在最近被诊断出HIV呈阳性。

“但至少我不再酗酒了。”他说。

中途我环顾四周，发现除了角落有一个看起来是全美国最老的白发老者外，我是整个房间里最老的人，而且比其他的人都要老得多。进行讨论时我好几次都想举手发言，但又缩回来了。聚会没结束我就想走，但我也没有那样做，仍旧尽责地待到结束。

之后我走到第十大道，走进了葛洛根。

米克说：“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吗？我要你把衬衫脱下来。”

“你想确定我没有绑秘密录音机。”

“没错，”他说，“老天，我希望你今晚绝对没有带。”

伯克已经走了。地板也已清扫干净，除了我们坐的之外，所有的椅子都已叠在桌上。只有一盏灯还亮在那里。米克告诉了我一个在法庭上说会让他入狱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很久以前，但他做的事到现在未过追诉的时效期限。

“我没带录音机。”我说。我向下看我的玻璃杯。杯子里只有苏打水，但我看它的那副样子会使你以为这是更为强烈的饮料。我以前常常这样瞪着杯子里的威士忌，仿佛里面藏着秘密的答案。但它们所能做的只是溶化我的问题，但有时候那样也足够了。“没有录音机，也没有监听设备。”

“你还好吧？”

“没什么，”我说，“我替可靠侦探社打了三天工，昨天干完了。今天下午我在那儿安慰一个寡妇。”

“哦？”

“也可以说她在安慰我。现在看起来到处都有这种不温不火无关痛痒的安慰。”

他等我继续说下去。

“一个以前的客户，”我终于接下去，“你记得那个在十一大道上被枪杀的家伙吗？”

“我记得。我以为你早就办完了。”

“我跟他太太好像还没完。”

“哦。”

有人在敲门。大门是关着的，铁门也拉了起来，但还有一盏灯亮着，加上我们坐在桌边，这就足够让一些醉鬼心里燃起一点希望之火。米克站起来，走过去做个手势要他走开。那个人又试着转了一次门把，之后终于放弃希望离开了。

米克坐下来重新倒满了酒。“他来过一两次，”他说，“我告诉过你吗？”

“霍尔茨曼？”

“就是他。去年夏天我们这里来了好些个杂七杂八不属于这里的异类。一方面是因为这附近在改变，另一方面是因为那篇他妈的报纸报道。”

《新闻日报》有篇葛洛根的专栏报道，对葛洛根声名狼藉的常客做了一番感情充沛的描述，围绕着米克的各种传说更是受到特别的关注。我说：“那会吸引人？我还以为那会把他们吓跑。”

“没错，”他说，“但人类是很奇怪的。你刚提到的那个家伙就在那时候来的，跟那些人一样，东张西望，好像他可能在墙角发现一具尸首。”

“他是一个专门告密的人。”

“哦？”

“他把他舅舅出卖给了国税局，然后设计把一个贩毒的律师抓了起来。”

“老天。”他说。

“他干得挺不错，但这也可能是他被杀的原因。”

“难道不是那个小子干的？那个穿着军用夹克的家伙？”

“嗯，说不定是。但也不见得。”

“不见得，”他想了一想说，“如果不是那个乞丐，那会是谁？”

“他当时想要设法坑害的人。”

“这么说他会去勒索？”

“不，除非他想多找一条赚钱之道。”

他皱起眉头：“那谁会知道去杀他？那个舅舅？还是律师？”

“看起来不太像。”

“我想不该是一个正在办的案子，不然你会看到联邦调查局的探子像苍蝇见了腐肉一样扑上去。你说是他要去告密的人，但这件事还没落到毒品管理局或国税局那里。”

“不错。”

“那么那个人怎么会知道去杀他？而且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不给他个警告把他吓跑？你想如果有人警告他的话，他会怎么办？”

“他会吓得屁滚尿流。”

“我也会这样说。你甚至不需要提起手来。如果是我，我绝不会对他大声嚷嚷。我会压低声音，我会静悄悄地对他说。”

“但带了一根大棒子。”

“对付那小子你压根儿不需要带棒子。”

“说不定是跟他过去有关的人，”我说，“不是那个舅舅或是那个律师，而是被他搞过但我不知道的人，一个一心想要找他报仇的人。”

“然后在十一大道上找到他？你能经常在那里找到他吗？那里是你要找他的地方吗？”

“有人可能跟踪他到那里。”

“然后当他要打电话时开枪打死他？”他拿起他的杯子，“哦，老天，我是哪根葱，还想教你怎么办案子？”

“总该有人试试。”我说。

我们谈了些别的，在我们的故事之中渗透了长长的沉默。他喝的酒并不多，只是常常斟一点保持酒杯常满罢了。这种喝法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也常常这样，直到这喝法对我不再生效。因为在我还没喝个舒服之前，我就已经醉倒了。

这是一年中白昼很短的时候，外面的天空终于转亮。米克走到吧台后面煮了一壶咖啡。他把咖啡倒进两只杯子，又在他的杯里加了威士忌，我不想去想我像他这样混合过多少次了。那是完美的组合——咖啡因让你的心思灵活，而酒精使你的灵魂麻木。

我们喝了咖啡。他看看他的表，跟酒吧后的钟对了对。“该去望弥撒了，”他宣布，“你来吗？”

神父是爱尔兰人，几乎跟协助弥撒的男孩差不多年轻。参加的人不过十来个，大部分是修女，而且除了米克之外，没有人穿屠夫的白围裙。我想我们是仅有的没领圣饼的人。

他把他银色的凯迪拉克轿车停在教堂旁的殡仪馆前。我们坐进去后，他把钥匙插上但没有立刻发动。他说：“你还好吧，兄弟？”

“我想是的。”

“你跟她之间怎么样？”

他指伊莱恩。“有点紧张。”我说。

“她知道另外那一个吗？”

“不知道。”

“你爱她吗？我的意思是指另一个。”

“她是一个好女人，”我说，“我希望她一切都好。”

他等着。

“不，”我说，“我不爱她。我见他妈的鬼不知道我在她的生命里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在我的生命里干什么。”

“哦，老天，”他说，“你不喝酒。”

好像这可以解释所有的事。

“所以呢？”

“因为男人非得做点什么事，做点他妈的不该做的事。”他一转钥匙，踩下油门。“这是男人的本性。”他说。

① 吸食强力胶的本质是吸食其中的挥发性有机溶剂（volatile organic solvents，简称VOS），它会使人产生眩晕的快感，形成依赖，并改变吸食者的心境。

24

旅馆前台有一条留言：打给简·基恩。

“周年快乐，”她说，“我是不是晚了一个月？”

“还差一点才到一个月。”

“没差多少。你知道，我记得那一天，我准备好要打给你的，然后我全忘光了。它从我脑子里的一个洞掉了下去。”

“有时是会发生的。”

“事实上现在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我怕这是阿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不过你知道吗，我可不打算为这个担心。”

我说：“你好吗？”

“哦，马修，我还好。不是很好但也不坏。很抱歉我忘了你的周年纪念日。那天好吗？”

“还不错。”

“那就好，”她说，“我能请你帮个忙吗？我保证不是像上次那样的大忙。你能不能过来看我？”

“当然，”我说，“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我一晚没睡但并不觉得累。“现在？”

“太好了。”

“现在是几点？九点四十？我大概十一点左右到。”

“我等你。”她说。

我冲了澡刮过胡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我早到了几分钟，按过铃后走过去等着接钥匙。她向我直直丢下来，而我在裤子拉链前一把接住。她大声鼓掌，当我走出电梯，她又拍了好一阵手。

“走了运。”我说。

“那是最好不过了。好吧，你就直说：‘你看起来糟透了，简。’”

“你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坏。”

“哦，别这样。我的眼睛还管用，镜子也没问题。不过我在考虑把我的镜子遮起来，犹太人就是这样做的，对不对？当有人死的时候。”

“他们一向这么做。”

“嗯，我说他们的做法不错但时机不对。应该在你将死之前遮住镜子，不然等你死后再遮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想要说什么，但她看起来是不好。她的脸色很难看，惨淡苍黄。她脸上的皮肤好像贴在骨头上，耳鼻及眉毛仿佛扩大开来，眼睛却陷进头骨中。她将死的事实以前也很明确，但现在已无处可逃。它直直地瞪着你。

“等一等，”她说，“我刚煮了咖啡。”当我们各自捧了一杯，她说：“先说最重要的事。我要再谢一次你的枪，它改变了所有的事。”

“哦？”

“一切都不同了。每天早上我醒来后都会问自己，老女人，你非得要用这玩意儿吗？现在是时候了吗？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不，还不到时候。然后我就可以自由轻松地享受那一天。”

“我想我了解。”

“所以我要再谢谢你。但这不是我把你找来的原因。我可以在电话里谢你。马修，我想把我的美杜莎留给你。”

我看着她。

“你只能怪你自己，”她说，“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你就对她赞不绝口。”

“你警告我不要看她的眼睛，你说她的眼神会把我化为石像。”

“我可能在警告你小心我。不论如何，你没有听我的话。你是个顽固的混蛋，不是吗？”

“人人都这样说我。”

“说真的，”她说，“你一直被那件雕像吸引，所以你要么真的喜欢她——”

“当然我是真的喜欢。”

“——要么栽进你自己的谎言里，因为不论如何我都想要把她给你。”

“那是一件很棒的作品，”我说，“我真的喜欢她，但我希望我得等很久才等得到她。”

“哈！”她拍拍手，“这是今天一早你在这里的原因。她要跟你一块儿回家。不，别跟我争论。我不想费神搞那无聊的遗嘱留言，然后每个人都得等着遗嘱通过验证。我记得我祖母死的时候，家里的人为了桌布餐具搞得天翻地覆，可笑极了。我的母亲至死还相信，她的兄弟帕特在那天早上把祖母较好的耳环偷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其实全家没有人有钱，又不是在争什么巨钻。不，我要把我的东西一件件早早分完。这是你知道你跟死神有约的好处之一。你可以把东西都送走，而且确定它们去了你想要它们去的地方。”

“说不定你会活下去。”

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纵声大笑。“嗯，说好了就算数，”她说，“不过即使我活着，雕像也归你，如何？”

“这句话还像样。”

她已经把那件雕像装箱，那个木箱跟雕像的底座一起放在地上。她说那个底座也是我的，但下次我再来拿会比较方便些。装了箱的铜像并不大但很重，底座很轻但很不好拿。我能够一个人独自搬运那个铜像吗？我在木箱上找了一处可以抓的地方后提上肩头，很重但还可以忍受。我一路搬出房间放到电梯前面，停下来喘口气。

“最好叫辆出租车。”她建议。

“还真是。”

“让我好好地看看你。你知道吗？你看起来糟透了。”

“谢了。”

“我是说真的。我知道我看起来很糟，但我有正当的借口。你还好吗？”

“我一晚没睡。”

“睡不着？”

“我就没睡。我看到你的留言时正打算上床。”

“你该告诉我的，这件事可以等，又不急。”

“我并不很想睡。累了，但没有睡意。”

“我知道那种感觉，最近我醒的时候也常这样。”她皱起眉头，“不只如此，还有别的事让你烦心。”

我叹了一口气。

“嗯，我不是要——”

“不，”我说，“不，你是对的。还有咖啡吗？”

我一定在那里说了很久。当我想不出要说什么时，我们静坐了一会儿。然后她收了我们的杯子到厨房又再装满回来。

她说：“你觉得到底是什么？不纯粹是性吧。”

“不是。”

“我也不觉得。那会是什么呢？是男人总归是男人的那句老话？”

“说不定是。”

“说不定不是。”

“当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其他所有的事都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不需要面对任何问题。我们之间的性爱没有什么特别。她很年轻，长得美。我刚开始时很兴奋，新鲜总是让人兴奋。但我跟伊莱恩之间的性爱反而更好。跟另外那一个——”

“你可以说她的名字。”

“跟莉萨，我不是每次都能做，而且有时候不过虚应一下。我在那里，我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如做了，不然她为何要存在我的生命里会更无法解释。”

“让我们逃避所有的一切。”

“嗯。”

“你告诉了些什么人？”

“一个人也没有，”我说，“不，这不完全对。当然我告诉了你——”

“我是不算数的。”

“几小时前我告诉了一个跟我喝了一晚的家伙。嗯，是他在喝酒，我只喝苏打水。”

“谢天谢地。”

“我想要跟吉姆谈，但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你看，他认得伊莱恩。瞒着伊莱恩已经够糟了，但如果别人都知道了而她却不知道——”

“这不好。”

“是不好。而且当然，越谈越像是真的，但我不想要把它变成真的。如果它非得要代表什么，我想要它像是一个我在梦中去的地方。最近每次我离开她的公寓，我都对自己说，该结束了，我绝不会再去。但几天后我又拿起了电话。”

“我猜你没有在聚会的时候谈起。”

“没有。理由是一样的。”

“你可以试试去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像布朗克斯的偏远地带，过去三百年来他们都近亲通婚。”

“而所有生下来的小孩都有畸形脚。”

“正是，你在那里说什么都可以。”

“不错。”

“不错，但你不会这样做。最近你去聚会吗？”

“当然。”

“和以前一样多？”

“我可能去得少了，我不知道。我，嗯，有点心不在焉，胡思乱想的，不知道见什么鬼了。”

“听起来不对，小子。”

“哦。”

“你知道，”她说，“我想你找对了人谈这件事。面对死亡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过程。你会因此学到很多。唯一的问题是你没有时间去运用你新学来的知识。但难道不是一向如此吗？当我十五岁时我对自己说：‘哦，我现在明白了这么多事，如果我能回到十二岁，那该有多好。’当我十五岁时，我又真懂得什么？”

“现在你悟到了些什么？”

“我知道时间太宝贵了不容浪费。我知道只有真正重要的事才值得费心。我知道不需要在乎那些小事。”她做了一个鬼脸，“所有这些睿智的洞察，听起来好像是贴在车尾的标语。最糟的是，好像我十五岁时就已经明白。说不定我在十二岁时也已知道了。只是我现在的理解很不同。”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老天，我希望你真的了解，马修。”她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我关心你，你知道。真的，我不希望你弄得一团糟。”

过去的这几天，报纸上登载了些什么我会感兴趣的事？

我坐上出租车往上城行进时心里在想着，那个装在木箱里的铜像就在我身边。在我的旅馆前我付了车钱，又把她扛上肩头。在房间地上，我找了一处我不太可能会被她绊倒的地方放她。我得拆箱，但这可以等一等。我得回去拿底座，但那也可以等一等。

我到图书馆去，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我想找的那个故事。三天前上报。我不确定我在哪里看过，因为所有的地方报纸都登载了，但没有一家有详细的描述。

早些时候，一个叫罗杰·普里索克的在南公园大道和东二十八街的交会处被枪打死。根据警方记录，现场证人说被害人在打电话时，有辆车开了过来。一个枪手跳了出来向普里索克开了几枪，把一枪射进他的后脑，然后跳回车里迅速开走。根据《邮报》的说法，轮胎还尖声作响。被害人据说三十六岁，有很长的犯罪记录，其中包括重伤害罪及持有赃物罪。

“他是一个拉皮条的，”丹尼男孩说，“我想他一定是保护少数群体法案的受益者。”

“什么意思？”

“他是个白人。”

“他不是第一个拉皮条的白人。”

“不是，但在街上混的并不多，而道杰·普里索克完全是在街上混。”

“道杰？”

“他在道上的名字。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罗杰道杰，而且他原来是从洛杉矶来的。”

“我原以为是布鲁克林。”

“那是因为你有历史感。普里索克在他选的这一行里不算是个重要角色，但他过活不成问题。”

“够他头戴紫帽，身穿一套佐特服①？”

“这可不是他的风格。道杰把那套衣服留给了他的同行，他自己穿得很讲究。”

“谁杀了他？”

“不知道，”丹尼男孩说，“我上次听说他出城了。然后我在报上看到他被杀的新闻。谁杀了他？你问住我了。你没干吧？”

“没有。”

“嗯，我也没有，”他说，“但还是有很多人没被算进去。”

我到达西十八街四八八号的顶楼时是在午后，但就算是午夜看起来也会是同样的景象。没有日光透过那些窗户。玻璃窗的下半部已被镜子取代，而上半部像墙一样漆成了柠檬黄。

“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看进来，”朱莉亚说，“就是连太阳、上帝也不行。”

她给我一杯茶，让我坐下，她自己则把脚放在身下坐的躺椅上。这次她没有穿伊斯兰式睡衣。她穿一条合身的黑色长裤，一件深粉红色的衬衫。衬衫是丝质的，脖子上的扣子没有扣起来，从衬衫下的曲线看，不论是上帝或外科医生都没有亏待她。

我呼叫了TJ几次，我们来回打过好几个电话。现在她这位女皇陛下亲自接见了我。

“罗杰·普里索克。”我说。

“是不是有人叫亚瑟·普里索克？”她想道，“我好像记得，是个音乐家。”

“这个是罗杰。”

“可能是他亲戚。”

“都有可能，”我说，“他们叫他罗杰道杰。”

“以前这样叫他，现在他已经死了。”

“他在街上打电话时被枪打死。三四发打在胸前，最后补一枪以防万一。最后那枪在脑后。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是听起来有点熟悉。你的茶怎么样？”

“茶很好。他个子很高，深色头发，深色眼珠。长得不错。他穿着体面，虽然不像其他干他这一行的专业人士那样花哨。”

“专业。”她调皮地说。

“就我所记得的，他死的那条街一向有娼妓活动。现在还有什么我们认得的人是高个子深肤色，一副常春藤名校的穿着，然后就像他一样的死法，而且死在类似的街上？”

“哦，亲爱的，”她说，“你可以长话短说吗？”

“谁杀死了他，朱莉亚？”

“嗯，”她说，“听起来凶手跟杀死我们的朋友格伦的是同一个人，而且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不知道是谁杀的。”

“‘之前不知道。’”

“我用错时态了吗，马修？”

我摇摇头。“之前你不知道是谁杀的，”我说，“但我想你现在知道了。因为我相信格伦·霍尔茨曼是被错杀的。杀死他的人其实在找罗杰·普里索克。说不定他只是听人描述罗杰是怎样的长相，也说不定他们两个长得很像，所以在那样的灯光下把他搞糊涂了。”

“我远远地在对街另一头，”她说，“我看他并不像罗杰道杰呀。”

“你已经知道他不是了。稍早的时候你在近距离看过他。”

“说得也是。”她说。她检查她的一只手指甲，然后瞪着指甲根的那圈皮。“我没有把这两桩凶杀案联系起来，”她说，“第一桩格伦被杀案，我有好几个星期都没去想了。我也没有听说什么有关第二桩的细节。我不知道死者的脑后中了弹。”

“像某种亲笔签名一样。”

“不错。”她又继续研究她的手指甲，同时在上面吹气，好像指甲油还没干。“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

“普里索克。”

“嗯。我有几个月没见到他，我听说他回洛杉矶去了。我想他是从那里来的。”

“我也这样听说。”

“我听到的他回来的消息，”她说，“就是他的死讯。”

“谁跟他有仇？”

她的眼睛回避着我。“没有人替我拉皮条，”她说，“或者你也可以叫他们经理，现在好多人喜欢这种称呼。而且我跟罗杰道杰并不熟，我也看不起他。他的衣服可以穿得很保守很像样，但就算他穿了一套昂贵的西装，他看起来仍旧像一个十块钱就买得到的下贱货套在一件新娘礼服里。你相信我的话没错。”

“好。”

“任何我告诉你的话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且你不是在我这里听到的，因为我永远不会重述这些话。你明白了吗？”

“再明白不过。”

“我听到的是，”她说，“我是在道杰消失很久之后才听说的，他跑到加州去是因为健康的缘故。换句话说，有人想要杀他。”

“谁？”

“我不知道那个人。我只知道他在街上混的名字，而且我从没见过他，因为他跟我不在同一条街上活动。”

“他们怎么叫他？”

“佐特。”

“佐特。”我说。

“因为他喜欢那种服饰，当然这跟那位死去的普里索克先生有很大的不同。”

“他穿佐特装。”

“穿一套真正的佐特装，”她说，“如果你知道那像什么。很多人以为佐特装一定缺乏格调或花哨作怪，不是跟松垮的紫红帽子，就是跟带毛皮垫的粉红凯迪拉克轿车相配，其实佐特装是四十年代一种独特的风格。”

“一种悬垂的造型及利落的褶线。”

“亲爱的，真想不到。我这样说有点太那个，不过你看起来不像对流行很敏感。想不到你居然在男性服饰方面是如假包换的历史学家。”

“不见得，”我说，“告诉我有关佐特的事。他是黑人吗？”

“啊，你从来没告诉我你是个灵媒。”

“肤色很深，”我说，“下巴尖长，侧面比正面要引人注目，一个小纽扣似的鼻子。”

“听起来你好像认识他。”

“我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我说，“但我见过他一次。他穿着一套粉蓝色的佐特装，戴着一副镜面太阳眼镜。还有一顶帽子。”我闭起眼试着全神贯注地回想，“一顶草帽，像可可的棕色，帽缘非常窄。上面有一条很醒目的带子。”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以前，比较可能是在一年半以前。我记得他有一个名字，但不是叫佐特。”

“他在做什么？”

“跟我的一个朋友同坐在一桌。然后他走了，我就坐上他的椅子。”

“而且听说了他的名字。”

“但不是他在街上混的名字。”

“现在问个值大钱的问题。他的帽带是什么颜色？”

我皱起眉全神贯注去想，然后摇摇头。“抱歉。”我说。

“相信我，我也很抱歉，”她说，“但你不是彻底失败。像电视节目里一样，你仍旧可以留着微波炉及家庭娱乐系统。谢谢你参加我们的记忆力大赛节目。”

“尼科尔森·詹姆斯，”我告诉乔·德金，“他原来叫詹姆斯·尼科尔森，但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名字在某个官方文件里给弄反了。我猜是法官下的拘票，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常见到的官方文件。不论是什么，他喜欢他的名字反过来。一旦他可以去办，他就依法把名字改了过来，这可能是他做的最后一件合法的事。”

“那么他做的最后一件违法的事是什么？”

“很难说。他在南公园大道上把一个叫罗杰·普里索克的家伙给杀了，但那是好几天前，所以从那时候起，他可能已经犯了半打的一级罪。另一方面来说，他也可能已经洗手做神父去了。你永远不会知道。”

“我就从来不知道，”他同意，“只要你的朋友尼科尔森不在我的辖区出现，我也不能说我在乎就是了。他是不是这样叫他自己的，尼科尔森？还是他喜欢被人叫作詹姆斯？”

“有些人叫他佐特。”

“好极了，”他说，“真有格调。当然如果他变成了神父，他们得叫他佐特神父。或是佐特修女也可能。现在你告诉我，有个把他自己名字颠倒的混蛋，在别人的辖区里杀了另一个混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杀死的人大概六英尺一英寸，深色头发，深色眼珠，穿着整齐，案发时在打公用电话。佐特在他胸前打了几枪，又在他脑后补了最后一弹。”

他一下坐直了。“好了，”他说，“我开始注意听了。”

“两个月以前，或不管多久以前，尼科尔森·詹姆斯跟罗杰·普里索克结了梁子。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结怨。可能是为了女人，要不然就是为钱。一天晚上佐特开车经过十一大道。也许他是在找普里索克，也许他只是走了运，但他要的人就在他眼前，像普里索克一样在打公共电话，又穿着一套常春藤名校的服饰，跟普里索克一个样。”

“只是他不是普里索克。”

“他是格伦·霍尔茨曼，”我说，“出来散步，很可能在进行他自己的阴谋诡计，只是还没行动，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了。佐特跳下车，打了他三枪。霍尔茨曼面朝下倒了下去，所以如果佐特还没有发现他杀错了人，他现在也不会注意到。无论如何那时候是晚上，光线很暗。”

“加上尼科尔森·詹姆斯又不聪明。”

“所以他又开了一枪然后就回家了，”我继续，“或上什么地方庆祝去了。乔治·萨德茨基这时从阴影里闪了出来，以为他还在越南，所以最好去捡他的弹壳。警方办案迅捷，把有一口袋证据的他抓了起来，而乔治甚至无法发誓不是他干的。”

“原本的被害人呢？”

“罗杰道杰？像是道奇球队，他去了洛杉矶。事实上当佐特杀了霍尔茨曼时，他可能已经出城了。要不然他就是在不久之后走的。乔治先去了赖克斯，再转贝尔维，又再转回赖克斯，在那里刺杀死。这个案子早已结束，现在更不会上法庭，搅起已经落定的尘埃。”

“道上的人怎么说？怎么没有人知道霍尔茨曼替别人挨了子弹？”

“他们怎么会知道？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佐特跟普里索克有仇，知道的人也不可能太重视。皮条客之间老是彼此结怨。而且街上的人不知道霍尔茨曼跟普里索克很像，也不知道乔治不是报上所说的凶手。天知道，就连普里索克都没想到真有这样严重。他以为够安全了，就回来了。尼科尔森·詹姆斯一听说他回来，就开车四处跑，直到他找到对的公共电话，找到对的打电话的人，然后他就干了他曾经干过的事。”

我们这样来回说了几次。他问我我希望他做些什么。

“说不定你可以打电话给在办普里索克案子的人，”我建议，“告诉他们说不定可以查查尼科尔森·詹姆斯。”

“也叫佐特。”他用手指敲着桌面，“我怎么会知道这些的？”

“你的人给你通风报信。”

“我猜是小鸟告诉他的。”

“那只众所周知的小鸟。”

“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了。佐特很可能早就在伦诺克斯大道上的酒吧里自吹自擂，然后好几个家伙跌跌撞撞赶着去打电话传播。”

“有这个可能。”

“但你不以为然。”

“如果话已经传出来，”我说，“我有个朋友应该已经听到了。但他还没有。”

“我大概知道你在指谁。”

“你大概知道。”

“而他还没听到？那很有意思。不过你也可以自己打电话。只要不是在公园大道或十一大道，你到处都可以打电话。你来找我做什么？”

“如果是你说的，他们会多加注意。”

“‘当德金说话，人人听着。’记得那个广告吗？不知道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说不定别人已经不再听了。”他皱皱眉，“马修，用什么话来总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怎么结束？”

“因为运气和警方的大力追查，”我说，“尼科尔森·詹姆斯因谋杀罗杰·普里索克而被捕入狱。”

“那你已经安眠的狗呢？”

“你说什么？”

“霍尔茨曼跟萨德茨基。如果那罐虫子被放出来的话，一定又是一团混乱。你知道佐特跟霍尔茨曼被枪杀有关。事实上如果把事件掀开来，就比较不容易把他和普里索克联系起来。辩护律师可以借机利用这一点。”

“而且这对警方也没有好处。”

“我知道有几个家伙因为抓到萨德茨基而得到嘉奖，所以称他和霍尔茨曼是已经安眠的狗。也许我们可以不去叫醒他们。我不觉得佐特会自己提起，他不至于这么笨吧。”

“不会的。”

“你觉得怎么样，马修？你能让这个案子就这样结束吗？”

“这要看客户的决定，”我说，“让我试试看能不能说服他。”

我从我的旅馆里打电话到汤姆·萨德茨基的店里找到了他。我很快地把经过说了一遍给他听，而他静静听着一直没有打断我的话。等全说清楚后我说：“你在这里必须做个决定。就目前看来，凶手说不定会因谋杀罗杰·普里索克而被起诉，如果他被起诉的话，说不定他会被定罪。这都必须要看他们是否能提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案子。我猜他不是认罪，就是出庭受审，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案子，而且他们还有目击证人。不过现在还在初步阶段，所以很难说结果会是如何。

“如果我们试着把凶手跟霍尔茨曼联系起来，并且把我们所有的资料公开，那么反而可能削弱普里索克的案子。我们最多能达成的是洗清你兄弟的罪名。你曾说那不重要，但如果你想要的话，你有权利改变你的想法。”

“天知道，”他说，“我以为我不会再触及这件事了。”

“你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说，“如果你就此算了，我会比较轻松，而且对警方来说也要方便多了。但真正最重要的是你的想法，你和你家庭的想法。”

“乔治没有干？你确定这点，对不对？”

“绝对确定。”

“真可笑，”他说，“刚开始时，对我来说坚信这点非常重要，但接着最重要的是让这件事过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现在看起来我一开始就是对的，我很高兴知道这点，但这点已经不再那样重要了。这整个案子像是与乔治没有关系，也跟我们无关。”

“我想我了解你的意思。”

“如果我们要洗清他的名声，就要让他重头来一次。他不需要洗清他的名声，让整个世界忘了他吧。我们永远记得他，而这就足够了。”

“那我们就不要再翻案了。”我说。

我打电话给莉萨。我说喂，她也说喂，然后她等我邀请我自己去看她。

但我所要告诉她的是，她的丈夫因被误认为是一个皮条客而被杀。“这个案子不会重审，”我说，“唯一想要重审的人会是乔治·萨德茨基的兄弟，而他已经决定不要这样做。警方情愿没人再去碰，我们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发现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它解决了几个过去留下的疑点，”我说，“而且我们现在知道格伦并不是被他以前密告的人，或正想要去密告的人所杀，这点也不无安慰。但说实在的，是的，这个发现并没有改变任何事。”

“真奇怪，他居然会预感到有危险。”

“如果他确实有这种预感的话，说不定他正在做某种他觉得可能因此被杀的事，说不定那个皮条客没杀他的话，他还是会被杀的。”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她问我想不想过去。

“今晚不行，”我说，“我累极了。”

“去睡觉吧。”

“我正要去，”我说，“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我挂断电话走到窗前，站在那里注视了窗外一会儿。然后我拿起电话来。

“嗯，”我说，“我过来好吗？”

“现在？”

“是不是时间不好？”

“我不知道。”她说。

我说：“我真的想见你。我累得不得了，从前天晚上起我就没睡过觉。”

“有什么重要的事？”

“不，我只是忙。但我想我可以等到明天再说。”

“不，”她说，“没关系。”

“你确定吗？”

“没关系的。”她说。

① 佐特服（zoot suit）是一种流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男士套装，格调夸张，上装长而宽松，有垫肩，裤腰高，裤腿自上而下渐趋狭窄。

25

“他是意外被杀的，”我告诉伊莱恩，“从一开始看起来就像是件意外。警方也是这样想的。一个住在二十八层的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一个穿西装的人在狂野的街上漫步。

“他们以为他撞上了乔治·萨德茨基，而不论我多么努力，也没办法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格伦·霍尔茨曼这个人说不出来地不对劲，我对他了解的越多，越觉得有人会比乔治有更好的理由杀他。而且凶杀的方法看起来像怀有目的。最后射进脑后的那颗子弹不像是抢钱抢过了火，或是要钱出了差错而发生的。那颗子弹像是在执行处决。只有在你一定得置人于死地时才会这样做。”

“所以这就是事实真相。”

“这正是事实真相。尼科尔森·詹姆斯一定有非杀罗杰·普里索克不可的理由，当他杀格伦时，他以为他正在杀普里索克。然后当乔治出来替他顶罪的时候，他一定觉得受到了上帝的特别眷顾。当然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杀错了人。杀错人可没有什么好在酒吧里吹嘘的。他杀了一个陌生人，然后另一个陌生人因此而被抓了起来，这种情形下，对他来说天底下最容易的是假装他什么也没干。

“然后普里索克以为已经可以安全回家了，尼科尔森·詹姆斯发现他回来之后，就重施故伎。同样在公共电话旁，三枪在胸上，一枪保证致命，只是这次他杀对了人。”

“但没有人发现这两件案子的关联。”

“他们没有理由发现。”我说，“在五个行政区里，从霍尔茨曼被杀到普里索克被杀这段时间，有将近五百个凶杀案。绝大部分是枪杀，很多都发生在街上。这两个案子的相似之处很惊人，但只有你把霍尔茨曼的案子放在心头时才会注意到，而办过这个案子的警察都有其他事情要处理。而且，普里索克是在城市的另一头被杀的。办那个案子的人没有一个跟霍尔茨曼的案子有关。同时别忘了，霍尔茨曼的案子已经成为历史。案子已经结了，凶手不只被抓到，而且还死了。如果你碰到一个案子是夫妇俩被斧头砍死，你可能会想到很早以前莉齐·博登①的故事。但你并不会当她是凶手。”

“我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只有一个人是应该联想到的，那就是我，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是乔治杀的。而且不论这几个月来有多少凶杀案，我的心上只有这一桩。所以如果有人会把霍尔茨曼跟普里索克联系起来，那个人就该是我。”

“而你想到了。”

“不，”我说，“问题就在这里。四家地方报纸都有报道普里索克被杀的新闻，所以我至少看过一次。我一定看过了，因为几天后我想了起来。这个故事很耳熟，但我就是没有听进去。”

“为什么？”

“因为我碰巧让自己耳聋了。爱尔兰式耳聋，我的姑妈佩姬以前常常这样说。意思是当你不想听到的时候，你就听不到。”

“为什么你不想听到？”

“我会告诉你我怎么克服我的爱尔兰式耳聋，你就会明白是什么缘故造成的。昨晚离开这里后，我先去了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的午夜聚会。之后我去见米克。”

我告诉她我在葛洛根消磨的时光，又重复了跟格伦·霍尔茨曼有关的那部分谈话。然后我告诉她我们两人看着天空发亮，之后去了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屠夫弥撒。

“但米克是唯一身穿白围裙的人，”我说，“望弥撒的人只有我们及一群修女。”

“你原本以为他杀了霍尔茨曼。”她说。

“我怕是他杀的。当我联系上阿尔图纳的某个人，他告诉我霍尔茨曼是从哪里搞到钱去上法学院时，我最先想到的可能之一就是这个。一边是霍尔茨曼，一个以告密维生的人；另一边是我的朋友米克，他的车、他的房子都在别人的名下，所以政府没办法追索到。而且他老是挂在嘴上，说什么如果他们能证明你有任何资产的话，他们就会来查收，说什么如果他的田产管理人死了的话，他的律师要他确定农庄没有赠给别人。

“我在葛洛根碰到过格伦一次。我在酒吧喝可乐，而他居然以为那是杯爱尔兰啤酒，可见他在一个典型的地狱厨房的酒吧里有多么如鱼得水了。但他知道是谁拥有这个地方，而且他对屠夫巴卢有一肚子的疑问，最后我只好告诉他在那里问这些问题很不敬。但这不表示他不会去问别人，他说不定探听到什么，然后试着利用他探听到的消息。

“现在看起来怀疑米克杀他一点道理也没有。格伦在暗地里行事，我们所知道的被他害过的那两个人完全被蒙在鼓里。他当然也不会在一个著名的杀手面前暴露自己。何况如果米克知道他的意图，那么对米克来说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是把他吓跑。

“我就错在这里，”我说，“我没有好好去想个清楚就放弃了。我坚持认为我的工作已经结束，因为我已替我的两个客户尽了力。莉萨·霍尔茨曼保住了她的钱，而我不能替乔治·萨德茨基再做些什么。我又没有追寻真正凶手的线索，所以我可以不再去找他。

“同时我的疑心病折磨着我。我不能不去葛洛根。每隔几天我就去找米克，然后我会跟他长坐在那里，但从不谈起我最放在心上的事。或许你可以说这件事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在意识的层面不是，因为我不容许我自己去想它。

“然后尼科尔森·詹姆斯杀了罗杰道杰。我看了那则新闻，但它竟然没有引起注意。”

“然后你去葛洛根找米克谈话。”

“我去跟他谈话，”我说，“不知怎么提到了格伦·霍尔茨曼。”没有必要说明我们怎么提起的。“他所说的话让我清醒了，我的忧虑让我不能想个清楚。然后像有奇迹似的，我开始记起来我最近看过一点好像和他有关的东西。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我知道有这么回事存在。”

“一个人心智的运转真奇妙。”

“你说得对。”

“假设是他干的。”她说。

“米克？”

她点点头：“假设他承认是他干的，或假设你手上有绝对明确的证据证明是他干的。那又如何？”

“你的意思是我会怎么做？”

“嗯。”

我不需多想。“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说，“这个案子已经结束，我已经办完了。”

“他杀了人不偿命不会令你不安？”

“我不愿意去想米克杀了多少人都没获罪，”我说，“我曾有一次在场，他又告诉过我很多别的。如果我可以接受别的，为什么多一件会让我如鲠在喉？”

“就算这一件跟你有关？”

“怎么能说跟我有关？因为我跟被害人有点认识？因为事发后我接了这个案子？他并没有杀了跟我亲近的人，或以特别残酷的方式杀人。如果他确实杀了格伦，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所以你虽然怀疑他，但并不因此而改变你对他的感觉。”

“是的，并没有。”

“而且也没有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会？”

“今早你跟他一起去做弥撒，”她说，“你好久都没这样做了。”

“你们犹太女孩，”我说，“从不放过任何细节。”

“哦？”

“我猜你是对的，”我说，“我猜如果我怀疑他的话，我不会允许我自己跟他一起参与这个仪式。一旦我的疑心消除了，我就觉得有纪念这个时刻的必要。”

“然后你记起了那则新闻。”

“我记起来有那么一条，而且是最近才出来的。我看遍了往期报纸，直到找到我要的东西。然后我开始往下挖。朱莉亚一提到一个叫佐特的皮条客，我就想起来有个穿佐特装的家伙。那就是尼科尔森·詹姆斯。当我在办那个绑架的案子时，我看到他和丹尼男孩谈话。凯南·库利的太太，你记得吗？”

“当然。”

“后来我跟丹尼男孩提起，他甚至不知道他们之间有过节，幸好朱莉亚居然知道。处理这个案子的运气一直不怎么样，我很高兴也有走运的时候。”

“我不怪你，”她说，“老天，你看起来很累，我可以再给你加一些咖啡，但你大概不需要更多咖啡。”

“你可能是对的。”

“我也累了，”她说，“昨晚我也没睡多久。最近我有很多心事。”

“我知道。”

“你打电话来时把我吓到了。你说你一个晚上都没睡，而且你需要跟我谈一谈。我害怕你可能要说的话。”

“我只是想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

“而且我不想一个人去睡觉。”

“嗯，你不需要一个人去睡觉。”

当我上床后我忽然觉得，不论我有多累，要睡着都很不容易。但接下来我一睁眼，阳光已经从卧室的窗口射进来，新鲜咖啡的香味充满了公寓。

我喝第二杯时，电话铃响了。伊莱恩接了电话，我望过去注意到她的脸色变化。“等一下，”她说，“他就在这里。”

她遮住话筒说：“是你的，简·基恩打来的。”

“哦？”

她传给我电话后大步走开。如果不是我手上有那该死的电话，我会追过去拉住她。我说：“喂？”

“马修，很抱歉，时间不对，是不是？”

“没关系。”

“你想待会儿打给我吗？”

“不，”我说，“没关系的。”

“你确定吗？”她说，“因为没什么紧急的事，只是现在好像跟我有关的事都有点紧急。昨天你走后不久，我忽然像是想通了。我几乎要打电话给你，但我想再多想一想，看我今天是不是还有同样的想法。”

“是不是呢？”

“嗯。而且我想让你知道，因为这跟你也不无关系。”

“哦？”

“我不打算自杀了，”她说，“我不会去用你给我的那把枪。”

“真的吗？”

“真的。你想知道如何发生的吗？你走后我照了照镜子，不敢相信我看起来有这么糟糕。然后我想，那又如何，我可以接受这一点。我突然明白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接受，再久也不是问题。我可能无法改进，但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忍受。

“而这对我是天大的新闻，”她说，“有些事是我不能控制的，像癌症的痛苦及我外表的改变，还有这完全无法让人接受的事实，就是我不可能逃过这一劫了。那把枪给了我某种控制力。如果我不能接受情形的发展，我永远可以扣下扳机。但谁说我一定得控制所有的事？而且有谁真能在我们的生命里控制什么？哦，见鬼，我可以忍受一点痛苦。‘没有你忍受不了的痛苦。’他们是不是这样说的？”

“是有人这样说。”

“你知道我突然明白的是什么？我不想要错过任何事。保持清醒不再沉醉的整个目的就在这里，你不再错过你自己的生命。哦，我要在这里面对一切。等待死亡是一种经历，而且是我不想错过的经历。我以前总是说我希望忽然死去。中风或是心脏病发作，最好是在我睡着的时候，这样我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哦，结果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宁可有时间慢慢面对。如果我像一道光似的走了，我永远不会有机会确定我的东西到了我想要送的人手里。忽然想起来，别忘了回来拿那雕像的底座。”

“我知道。”

“所以我想要再谢你一次，谢谢你给了我那把枪，”她说，“因为有了它，我才会发现我不需要它。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道理——”

“没问题。”

“是吗？有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头脑是不是很清楚。你知道昨晚我上床前在想什么？我发现我面临死亡最害怕的是我会搞砸了，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想，去他的，想想看所有那些白痴低能一事无成的人，还不是都成功了？会有多困难？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的妈妈可以做到，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你是个神经病，”我说，“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当我走进卧室时，伊莱恩坐在椅子上看着梳妆台镜子里的自己。她转身过来面对我。

“是简。”我说。

“我知道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打电话到这里来。我原来要问她的。她并没有这里的号码。”

“你的转接还开着。”

“不可能的。昨晚我并没有打开。”

“你不需要开，”她说，“从前天晚上起你就一直开着。”

“哦，老天，”我说，“你开玩笑。”

“不，是真的。”

我回想了一下。“你说得对，”我说，“我一直没关。”

“她昨天早上也打来过。”

“她打来这里？在我旅馆那里有她的留言。”

“我知道，是我留的言。‘打给简·基恩。’她没有留下电话号码，不过我想你大概知道。”

“啊，当然。”

“当然。”她说。她从小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往东可以看到河，不过从客厅望去的景色比较好。

我说：“你记得简。你在苏荷见过她。”

“哦，我当然记得。你过去的女朋友。”

“不错。”她转过来对着我，她的脸扭曲了起来。“妈的。”她说。

“怎么回事？”

“我害怕我们昨天晚上会有这番谈话，”她说，“我以为这是你要来这里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谈这件事。我不想谈，但我们非谈不可，对不对？”

“你是什么意思？”

“简·基恩，”她说，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你在跟她约会，对不对？你跟她又好了，对不对？你仍旧爱她，对不对？”

“老天。”

“我原来不想提的，”她说，“我发誓我不想提的，但它还是冒了出来。好吧，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假装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些话？”

“简快要死了。”我说。

她快要死了，我说。她有胰脏癌。她只有几个月可活，他们给了她一年，时间快要过去了。

她在两个月前打电话给我，我说。就在格伦·霍尔茨曼被杀的那段时间。她告诉我她快要死了，然后要我帮她一个忙。她想要一把枪。当她不能再忍受时，她可以杀了她自己。

她昨天打来，我继续说，是因为她想要给我一件她的作品。她开始把她的东西送出去，以便她能确定它们去了她想要它们去的地方。昨天早上我去她那里拿了她早期做的一尊铜像，她的气色很差，所以我猜她大概活不了多久了。

她今天打来，我说，是告诉我她不打算把枪放进嘴里，把她的脑浆射出来溅一墙。她决定让生命走完它自然的路途，而她想要告诉我她的决定，以及她怎么得到这样的认知的。

不错，我说，我是去看过她，只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我说，我并没有又跟她好了。而且，不，我没有跟她发生恋情。我是爱她，关心她，她是一个极好的朋友，我说，但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我爱的是你，我说，你是我唯一爱的人。你是我唯一真正爱的人。我爱你。

“我觉得自己很蠢。”她说。

“为什么？”

“因为我对一个将死的女人这样嫉妒。昨天一整天我都坐在那里恨她。我真蠢，又苛刻又小心眼，无聊极了，十足的神经病。绝对是个神经病。”

“你原来并不知道。”

“不，”她说，“还有一件事。你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么久，却不说一句话？这件事有两个月了吧？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

“你跟别的人谈过吗？”

“我跟吉姆说了一点，但我没提她要我帮她弄把枪。我也跟米克谈过。”

“我猜你跟他拿了一把枪。”

“他反对自杀。”

“但谋杀就没问题？”

“有一天我会跟你解释他怎样划分二者的界限。我没有跟他要枪，因为我不想要他为难。”

“那么你怎么弄到枪的？”

“TJ在道上帮我买的。”

“我的老天，”她说，“你叫他给你买枪，卖毒品，跟双性人混在一起。你对这男孩真产生了不得了的正面影响。你告诉了他你要的原因吗？”

“他没问。”

“我也没问，”她说，“但你可以告诉我啊，你为什么不说？”

我想了一想，“我猜我觉得害怕。”我说。

“怕我会不理解？”

“不是那样的。比起我来你更能理解。说不定我是怕你不赞成。”

“赞成你给她枪？我赞不赞成有什么关系呢？不论如何，你都会去做你想要做的事，对不对？”

“说不准。”

“让我郑重声明，我赞同她不自杀的决定，但我也支持你给她枪让她自己选择的决定。我不高兴的是当你为此而痛苦时，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她过世时，你计划要做什么？不去葬礼吗？或是告诉我你要去看拳击赛？”

“我总会告诉你的。”

“你这样说让我舒服了一点。”

“我猜我想要假装没事，”我说，“告诉你就增加了它的真实性。”

“我能了解这一点。”

“我还害怕另一桩事。”

“是什么？”

“你也会死去。”我说。

“我又没生病。”

“我知道。”

“所以——”

“我恨简快要死了，”我说，“当她过世后，我会相当失落，但失去亲友这样的事总是会发生，人生教导你要学习接受。但如果你出了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个想法一直在我心上。唯一让我不想的缘故是我不让我自己去想。但有时候当我们在床上，我会摸着你的胸部，然后我发现我在想，不知里面有没有长什么，或是我会在你的肚子上找到那个杂种砍伤的伤痕，我会开始忖度他有没有造成还没被发现的伤害。从我发现我也不能免于一死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那不是好玩的，但你也适应了。现在发生在简身上的事让我惊觉有一天你也要走，这让我非常难过。”

“老笨熊。我会永远活着，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我没有选择，”她说，“我可是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会员。只要在地球上有一个人需要我，我就不能容许自己去死。哦，老天，抱着我，亲爱的，我以为我要失去你了。”

“永远不会。”

“我想，嗯，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又有成就，是个艺术家，她一定比一个花了一辈子跟人上床的人要更令人钦佩。”

“这是你的想法吗？”

“嗯，我想她是那个更明净，更清纯的少女。”

“可见你有所不知，你才是那个更明净，更清纯的少女。”

“是吗？”

“当然。”

“我啊？”

“你。”

“所以我错了，”她说，“我改正。听着，你想我们再回到床上去吗？不做什么。只是，你知道，紧紧地靠在一起。”

“这样做好吗？我们可能会失去控制。”

“说不定。”她回答。

那天下午我站在客厅的窗前。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据说今晚会变冷，”她说，“可能会下雪。”

“会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对不对？”

“嗯。我们可以出去在雪地里走走，或是留在家里看雪景。看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经历。”

“我在想我刚开始来你的公寓时，是在这些高楼建起来之前，那时的景色要好多了。”

“我知道。”

“我想现在是搬家的时候了。”

“哦？”

“凡登大厦有两套公寓要卖，”我说，“而且我相信在西五十七街上一定还有其他的。我知道你一向喜欢隔壁街上用特别工艺设计的走廊。”

“还有挂着‘贝拉·巴托克②曾住在此’牌子的那一栋。”

“明天或是后天，”我说，“我想你应该开始帮我们两个人找房子。一旦你找到你喜欢的，我们就去订下来。”

“难道你不想跟我一起去看？”

“我去只是碍手碍脚，”我说，“我知道你选的地方我一定会喜欢。天知道我在一个衣橱大小的旅馆房间住了有多久。我希望至少有一个窗户，那样我可以坐在前面往外看，最好窗外的景致要比通气孔有趣一点。我想我们说不定想要两间卧室。除此之外，我很容易满足的。”

“你想要留在你原来住的地方附近吗？”

“嗯，不是那里就是苏荷区，假如你想步行到画廊的话。”

“哪个画廊？”

“你的画廊，”我说，“五十七街有很多画廊的那一段离我的旅馆走路不过五分钟，而且我想那儿的一些大楼有空屋出租。”

“他们应该有。现在有好多画廊都关门了。我什么时候决定要开画廊的？”

“你还没决定，”我说，“但你将会这样决定。我说错了吗？”

她想了一想，“你可能是对的，”她说，“一想就觉得可怕。”

“还有一个最好由你去选房子的理由，”我说，“你是要去付钱的人，至少是付绝大部分。我觉得如果我会为这点事而烦心就太愚蠢了。”

“你说对了。你会挂在心上。”

“所以我会努力不这样做。”

“我会找一个经纪人来处理这套公寓，”她说，“我立刻就可以去办。另外我安排一下，用手头的其他资产能筹多少现金或其他资产，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坐等公寓卖出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看我可不可以明后天约人去谈。你知道吗？忽然之间，我一刻都不能等了，我想立刻就搬。”

“太好了。”

“我们谈啊谈啊谈了好久，然后我们不说了，现在——”

“现在我们准备好了，”我说，并吸了一口气，“当你找好地方，我们在那里住定下来，你差不多也安排妥当了，我想我们就去结婚吧。”

“就这样了？”

我点点头：“就是这样。”

① 莉齐·博登（Lizzie Borden，1860—1927），她被指控于一八九二年用斧子谋杀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后被判无罪。

② 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1881—1945），匈牙利钢琴家和作曲家，一九四〇年移居美国。

26

当我终于有时间去里斯伯纳德街去拿那个雕像的底座时，已经是一月中旬了。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那个星期，我跟伊莱恩及八到十个简的朋友在她家庆祝节日。我们原本要把底座带回去，但回去时就忘了。

这次我特别走了一趟。“你气色很好，”她告诉我，“房子怎么样了？你们搬进去了吗？”

“下个月初就要签约。”

“太好了。不知道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很喜欢你的女朋友。我希望知道圣诞节时你送了她什么特别的礼物。”

“我请一个警察艺术家画了一幅她父亲的画像。”

“为什么？有人要找他吗？”

“他过世很多年了。”

“你找人照着相片画？”

“他按照记忆去画，”我说，“她的记忆。”我对她解释画肖像的过程。她觉得那是很奇怪但很有意思的圣诞礼物。“这是她想要的，”我说，“对她来说，是情绪上极其强烈的体验，跟这样的艺术家合作，而且成品又很棒。哦，我，我还给了她另一个礼物。”

“哦？”

“一枚戒指。”

“哦，天哪！啊，她非常好，马修。你的结局不错。”

“我知道。”

“她也是。我替你们两人高兴。”

“谢谢你，”我说，“你的气色看起来也很好。”

“哈！我是，是不是？我比我希望的要瘦，我敢发誓以前我绝没有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但这是真的，是不是？我是看起来比以前要好。”

“绝对要好。”

“嗯，我觉得好多了。我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哦？”

“我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她说，“我现在在用生果汁疗法，我还在采用几个古里古怪的疗法，实在不好意思解释给你听。你看，我在心里做了重大的决定，我想要活下去。”

“那真是太好了。”

“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改善。很多人多年在喝红萝卜汁或用什么五花八门的药，但我没看到有多少殡仪馆因此而关门。不过我觉得舒服多了。这点就很重要，你说呢？”

“我当然也这样想。”

“而且谁知道呢？是有奇迹发生。那些医学专家只是叫它们的别名。他们说是病情自发地减轻。不然他们就说最早的诊断不够准确。但他妈的谁在乎他们怎么叫？”她耸耸肩，“老实说，”她继续，“我没有抱多少希望。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结果会怎样。”

“你永远不会知道，”伊莱恩说，“那些医生又不是全知全能。”

“当然。”

“他们只知道用药、手术或是化疗。其实除了传统治疗外，还有好多其他的选择，它们有时候比传统治疗有效多了。听起来她现在这样做对她大有好处。而且会有什么害处呢？”

“我看不出来。”

“没有，而且她人生态度的改变可能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不是说这只影响她的心理，很显然也影响了她的身体，其实人的心理状况具有相当的决定性，你说呢？”

“当然。”

“而且就像她说的，奇迹是会发生。天，看看我们。我们就是奇迹，不是吗？”

“我也会这样说。”

“所以为什么简不会遇到奇迹？我告诉你，我想她会活下去。”

“天，那太好了，”我说，“我希望你是对的。”

“我相信我是对的，”她说，“我有这种感觉。”

她是四月死的。

最残酷的月份，艾略特如是说。紫丁香花从死亡的大地里盛开出来。回忆与欲望交缠。枯寂的根茎被春雨唤醒。

那首诗我最多只能领会到这个程度，但这已经够了。

最残酷的月份，我猜最后的时候对她的确很残酷，但她熬了过来。虽然我们有几个人都劝她，但她从来没有用任何止痛药。她也没有用枪杀死自己。她一直留着枪，所以她永远可以有选择，但她从没有选择去用它。

尼科尔森·詹姆斯被以谋杀罗杰·普里索克的罪名如期起诉。我没有特别注意这个案子的发展，但看起来证据很充分。警方有目击证人，又有物证，不论他是接受审讯或是认罪，他都会在监狱里好好待上一阵。在他律师不断拖延的时候，他被关在赖克斯岛上挨冻。

我现在在我的旅馆房间。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街对面的凡登大厦，但我看不到我们的公寓。我们住在大楼后部的十四楼，从南边和西边望出去的景色很好。我声称这间房间是我的办公室，但我想不出来我为什么想在这里见客户。我也不能说我用这个地方存档案，我的档案放在一个雪茄烟盒里就够了。

但我仍旧喜欢保留这个我专属于我的地方，而且伊莱恩好像并不介意。

从我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大楼旁还有一栋楼。我必须一直往右看过去，才可以勉强看到格伦·霍尔茨曼曾住过的那套公寓，现在他的寡妇也还住在那里。不过我看不到她的窗户。她的公寓在大楼西边，望出去可以看到哈得孙河，看到河对岸的新泽西。

有时候我坐在这里往外看，她的电话号码会不由自主地跳进我的心里。我猜是因为我什么都记得。

我是马修，我可能会说，你想要有人陪伴吗？

向邪恶追索

（马修·斯卡德系列）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林大容　译

版权信息

书名：向邪恶追索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林大容

书号：ISBN 978-7-220-10788-7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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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比尔·霍夫曼

分别感谢琼·阿科切拉、罗恩·布罗根以及孟菲斯的吉姆·埃文斯

即使对恶人来说惩罚也太重了①

薇拉·凯瑟《我们中的一个》

① 本书书名Even the Wicked来自凯瑟的这句引文，对应“即使对恶人来说”。

1

八月的一个星期二夜晚，我和TJ坐在客厅，看着一个西班牙语电视频道里的两个家伙互相打来打去，享受着比那场比赛更为新鲜的空气。热浪袭击了本市两周，到上个周末总算告一段落。然后我们享受了完美的三天，有湛蓝的天空，干爽的空气，气温维持在摄氏二十一度到二十六度左右。这样的天气在任何地方都算得上理想，而出现在纽约的仲夏，你只能称之为奇迹。

白天我好好利用了这样的天气，在市区里四处晃荡，回家冲过澡之后，就坐在椅子上，刚好赶上彼得·詹宁斯播报新闻。前十五分钟伊莱恩陪着我一起看，然后她进厨房去忙晚餐。TJ大约在她开始煮意大利面时跑了过来，但他坚持说不饿，也没法待太久。伊莱恩早已习惯他的这些老台词，径自把晚餐的分量加倍，然后TJ被我们说服接受了他的那盘晚餐。他一扫而空，还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

“问题就出在，”他告诉伊莱恩，“你的厨艺太好了。现在一到吃饭时间我就想来。一不留神，我就被养得胖嘟嘟的。”

TJ自有生存之道。他是个在街上混的孩子，又瘦又灵活，第一眼看到他，你会觉得他跟其他在时代广场附近混的黑人小孩没什么两样：摆纸牌赌博的小摊子，骗点小钱，设法维持生计或勉强糊口。他的生活当然不只是如此，但我知道他们很多人不能只看外表。我了解他，但对于其他人，我所能见到的也只是外表。

至于TJ的外表，像是变色龙，会随着环境而改变。我曾亲耳听到他把聒噪的街头黑话腔调毫不费力地改口成为常春藤盟校式的文雅口音。他的发型也一样，我认识他以来的这几年变来变去，从老式的黑人爆炸头不断变短，变了好几次。一年多前他开始在伊莱恩的店里帮忙，因而认定温和体面一点的发型会比较适当。从此他的头发就一直保持得前所未有的短，不过服装风格从他工作时穿的大学预科生行头到“丢斯”里常见的小混混打扮都有。今天晚上他穿了一条卡其布长裤和一件领尖有扣子固定的男式衬衫。上回我见到他是在一两天前，当时他穿的是一件松垮垮的迷彩长裤和装饰着金属亮片的夹克。

“真希望他们讲英语，”他抱怨，“干吗讲西班牙语呢？”

“这样比较好。”我说。

“难道你能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偶尔能听懂一两个词吧。大部分听起来只是噪音。”

“你就喜欢这样？”

“英语解说员话太多了，”我说，“他们就怕如果自己不这么叽里呱啦讲个不停的话，观众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他们老是一再重复讲过的东西。‘他今天的左刺拳打得不够多。’我过去十年看过的拳赛里面，解说员不评论拳手应该多使用刺拳的比赛，总共不会超过五场。他们在播音学校学的第一课一定就是这个。”

“说不定这个解说员也用西班牙语讲同样的话。”

“说不定，”我同意，“但因为我根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他就烦不到我了。”

“你没按过静音键吗？”

“不一样。你需要观众的嘈杂声，需要听到拳头打在身上的声音。”

“这两人很少打到对方。”

“都怪那个穿蓝短裤的，”我说，“他的左刺拳打得不够多。”

不过他的左刺拳打得够多了，足以成为这场四回合热身赛的赢家，他被判定获胜，并得到观众一轮敷衍的掌声。下一场是十回合的轻重量级比赛，很棒的对决，一个灵活轻巧的年轻拳手，对上一个稍稍过了巅峰时代两年的重拳手。那个老的——我想他已经满三十四岁了——利落地击中对方时，还颇能吓住那个小伙子，可是岁月拖慢了他一些速度，使得他没击中的时候远比击中要更多。那个小伙子则回以密集轰炸式的拳头，不过轻飘飘的拳力对双方都没什么影响。

“他挺不错的。”两个回合后，TJ说。

“真可惜他的拳不够重。”

“他就是不停地打，慢慢把你打垮。同时他也累积得分。另外那个家伙每一回合的得分数则是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听得懂西班牙语，”我说，“我们就可以听到那个解说员讲这类东西。要让我赌这场拳赛，我会押那个老的赢。”

“不意外啦，你们这些老古董总得团结。此时此地我们还要再看下去吗？”

“此时此地”是格伦产品目录里面的一句广告词。格伦公司是俄亥俄州伊利里亚市的一个装备商，供应间谍用的电子侦查设备，比如监听别人电话和办公室的窃听器，还有防止自己电话和办公室不被监听的反窃听设备。这个企业处于一种奇怪的两个极端；说到底，他们是推销半个公司的产品去对抗另一半的产品，而广告词常在半途改变立场。“知识就是力量”，他们会在某一页如此向你保证，翻过两页，他们则提倡“你最基本的权利——个人与公司的隐私权”。前后的论点都很激烈，从“你有知道的权利！”到“别让他们的鼻子凑近你的公司！”。

你难免会想不通，这个公司到底支持什么？由于“格伦”这个名字是德国传说中的智慧之神，我猜想他们会很高兴把任何产品卖给任何人，唯一承诺的就是增加他们自己的销售额，并使他们的利润达到最大值。可是他们的产品会增加我的销售额，或提高我的利润吗？

“我想没有这些装备，我们或许也混得下去。”我告诉TJ。

“没有这些最新的科技，我们怎么能逮到威尔？”

“我们不必去逮。”

“因为他不是我们的麻烦？”

“就我所知是这样。”

“他是全纽约市的麻烦，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谈论他，威尔这样威尔那样的。”

“他今天又上了《邮报》的头版，”我说，“可是报上根本没什么新鲜的消息，因为从上星期到现在，他根本没做任何事。报纸不过为了多卖几份而把他放在头版，所以报道就是在说全市有多么紧张，等着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只有这些？”

“他们试着把整件事放在历史的背景里，举出令大众印象深刻的其他无名杀手，比如‘山姆之子’①。”

“不一样的是，”他说，“没有人替山姆之子欢呼。”他对着格伦目录的一张照片弹了一下手指。“我喜欢这种变声电话，可是现在到处都看得到了。连电器连锁店‘无线电屋’都有。从这个价钱看来，他们的可能比较好。无线电屋卖得要便宜多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

“威尔要是打算用打电话取代写信的话，可以用这个。”

“下回我见到他，会转达这个建议。”

“前几天我自己差点买了一个。”

“用来做什么？你的声音变化还不够多吗？”

“我只会改变口音而已，”他说，“这个机器能改变音调。”

“我知道这个机器能做什么。”

“所以你可以让自己听起来像女人，或者小孩。或如果你是女的，可以让自己听起来像个男人，那些变态就不会故意讲脏话来吓你。这种东西真好玩，就像小孩玩玩具一样，不是吗？一两个星期后，等你变不出什么新把戏了，就会把它扔进柜子，要求妈妈再买新玩具给你。”

“我想我们不需要这个。”

他合上那份目录，扔到一边。“我看一样都不需要，”他说，“你想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讲过好几次了。”

“我们需要计算机，”他说，“可你就是不肯买。”

“近期会买的。”

“对嘛。你只是害怕自己不会使用罢了。”

“那种害怕，”我说，“和没背降落伞就不敢跳出飞机是一样的。”

“第一，”他说，“你可以学，你没那么老。”

“谢谢。”

“第二，我可以替你操作。”

“玩电玩通关的能力，”我说，“跟理解计算机的能力是两回事。”

“不会差那么多。你还记得港家兄弟吗？他们一开始就是玩电玩的，现在他们在哪里？”

“哈佛。”我承认。港家兄弟的真实姓名是大卫·金和吉米·洪，他们是一对电脑黑客，专门入侵电话公司内部的计算机系统。TJ介绍他们给我认识时，他们只是两个高中生，现在他们在麻省剑桥市②，天知道正在从事什么大事业。

“你还记得他们帮过我们什么忙吗？”

“历历在目。”

“你说过几次你希望他们还在纽约？”

“一两次吧。”

“不止一两次，大哥，很多次。”

“那又怎样？”

“我们买台计算机，”他说，“等我学会了，就可以做同样的狗屁事了。另外我还可以做所有合法的事情，比如在十五分钟内就挖出你必须在图书馆花一整天找的垃圾。”

“你怎么知道该怎么做？”

“外面有计算机培训班，不是教你港家兄弟的招数，而是其他的。他们会让你坐在计算机前教你。”

“好吧，近期就去买，”我说，“也许我会去上课。”

“不，上课的人是我，”他说，“如果你想学，等我学会就可以教你。或者有关计算机的工作都由我负责，随便都行。”

“由我决定，”我说，“因为我是老板。”

“好吧。”

原本我还想继续聊，但这时电视上那个老拳手刚好一拳打过去，把小伙子击倒在地。裁判数到八，小伙子才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可是这个回合只剩半分钟了。老拳手在绳圈内追着小伙子，有一两次两人纠缠在一起，可是小伙子撑着没再倒下，拖过了这回合。

这一回合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没有播广告，而是把镜头停留在年轻拳手的那个角落，拍他等待的表情。解说员针对画面讲了很多话，不过讲的是西班牙语，所以我们也不必专心听。

“关于计算机的事情——”TJ说。

“我会考虑的。”

“该死，”他说，“你才刚被我说动要买，那个老头儿就偏偏那么幸运一拳打倒对方，害得我们话题中断。他干吗不多等一回合呢？”

“他只是个老头子，想从另外一个人身上赚点钱，”我说，“我们这些老古董都这样的。”

“这个商品目录，”他说，手上挥舞着，“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夜视镜？来自俄罗斯还是哪个类似的国家。”

我点点头，格伦公司的广告上说，那是苏联陆军制造的，可以让我在废弃的矿坑底层看清模糊的脚印。

“想不出我们要这干吗，”他说，“不过这类东西很好玩。”他把目录扔到一边，说：“大部分玩意儿都很好玩，根本都是玩具。”

“那计算机呢？一个比其他东西都大的玩具？”

他摇摇头：“那是工具。不过我干吗浪费口水跟你解释呢？”

“是啊，为什么？”

我原以为下一回合可以看到有人被击倒，可是进行到一半，显然击倒是不可能发生了。小伙子已经摆脱了先前倒地的影响，我支持的老拳手速度更慢了，出拳更难以击中对方。我能了解他现在有什么感觉。

电话响起时，伊莱恩在另一个房间接了。电视屏幕上，老拳手躲过一拳，艰难地移动着。

伊莱恩进来，脸上有一种无法看透的表情。“是找你的，”她说，“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你要稍后再回电吗？”

“不，我去接，”我站起来，“我很好奇他有什么事情找我。”

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身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过去几年中，他接了许多颇有争议的案件，同时也吸引了同等的媒体注意力。仅仅是这个夏天，我就在电视上看过他三次，罗杰·艾尔斯③的脱口秀邀请他讨论陪审团系统的观念已过时且应加以更新的问题。（他的立场是民事诉讼可以试验性实施，但刑事诉讼则不行。）然后他上了两次CNN的拉里·金④的节目，第一次是谈洛杉矶的明星谋杀案，然后是讨论死刑的优点。（他明确反对死刑。）最近的一次，则是他和雷蒙德·格鲁利奥去参加查理·罗斯⑤的节目，严肃地谈论律师名人话题。“硬汉雷蒙德”提出许多历史上的例子，讲了厄尔·罗杰斯和比尔·法伦以及克拉伦斯·达罗的许多故事。

在雷蒙德·格鲁利奥的推荐下，我曾替惠特菲尔德做过一些工作，替他查证一些证人和陪审团可能人选的背景，我还算喜欢他，希望能多跟他合作。现在打电话找我谈公事虽然有点晚，不过侦探工作的性质，就是你随时都可能接到电话。我不介意被打扰，尤其是这意味着有生意上门。到目前为止，这个夏天一直过得缓慢。当然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伊莱恩和我有机会利用周末长假去乡下玩了几趟，只不过我开始有点闲得发慌了。具体表现就是我早上看报纸时，对本地的犯罪新闻特别着迷，渴望自己能够参与办案。

我拿起厨房的电话说：“马修·斯卡德。”我先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为了防止电话可能是由别人代打的。

不过这个电话是他自己打的。“马修，”他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希望没有打扰你。”

“我正在看拳击赛转播，”我说，“我和那两个拳手都不怎么投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好问题。麻烦你老实告诉我好吗？我的声音听起来如何？”

“你的声音？”

“我的声音没发抖吧？”

“没有。”

“我想也是，”他说，“可是应该发抖的。刚刚我接到一个电话。”

“嗯？”

“是一个《每日新闻》的白痴打来的，不过或许我不该这么说他，据我所知，他是你的一个朋友。”

《每日新闻》的人我认识的没几个。“谁？”

“马蒂·麦格劳。”

“不算是朋友，”我说，“我见过他一两次，不过彼此都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怀疑他是否还记得我，而我会记得他的唯一原因是，我每个星期都会看两次他登在报上的专栏，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年了。”

“不是一星期三次吗？”

“嗯，星期天我很少看《每日新闻》。”

“我猜是因为你的双手被《纽约时报》占满了。”⑥

“通常我双手沾满的是油墨。”

“可不是吗？让人觉得他们是他妈的故意把报纸印成那样，好让字句留在你手上。”

“如果人类都可以登上月球……”

“没错。你信不信？大中央车站有个报摊，贩卖一次性的白色手套，好让你用来翻阅那些该死的报纸。”他吸了口气，“马修，我一直在逃避重点，我猜你已经知道重点了。”

我已经想到了。“我想麦格劳收到了另外一封信，威尔寄的。”

“是威尔寄的，没错。猜猜信里的主题是什么？”

“一定是有关你某个当事人的，”我说，“不过我不想花力气去猜是哪一个。”

“因为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吗？”

“我只是完全没线索，”我说，“我没太注意你接的案子，除了我参与过的那几个以外。而且我也不知道威尔为什么会关心那些案子。”

“哦，那是一种很有趣的关心方式，我必须说，相当有用，对于我正在进行的案子绝对有用。”他暂停了一下，在他再开口前的那一刹那，我已经明白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他写的跟我的当事人无关，而是跟我有关。”

“他说了什么？”

“嗯，很多事情，”他说，“我可以念给你听。”

“你拿到那封信了？”

“是副本，麦格劳传真给我的。他找警方之前，先打电话给我，然后把信传真过来。他实在很周到，我不应该叫他混蛋的。”

“你没有。”

“第一次提到他名字时，我说——”

“你叫他白痴。”

“你说对了。哦，我想他不是白痴也不是混蛋，就算是，他也是白痴或混蛋里做事周到的一个模范。你刚刚问威尔说什么。《给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一封公开信》。我们来看看。‘你毕生致力于让有罪的人逃过牢狱之灾。’这一点他错了。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们都是无辜的。而只要他们有罪的证据能让陪审团相信，我那些当事人就得进监狱。除非我能上诉并获得改判，否则他们就得待在牢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当然，威尔的说法相当正确。我大部分的当事人都犯过他们被控告的罪名，我想这就足以让威尔认为他们有罪了。”

“他对你到底有什么不满？他不认为那些被告也有找律师辩护的权利吗？”

“这个嘛，我不想把整封信念给你听，”他说，“他的意见也很难精确描述，不过可以说，他对于我善于做好自己工作的这个事实非常不以为然。”

“就这样？”

“真好笑，”他说，“他甚至没提到里奇·沃尔默，可是他会对我不以为然，就是从这个案子开始的。”

“没错，因为你是沃尔默的辩护律师。”

“的确，而且他逃过法律制裁时，我也收到了不少充满恨意的信件，可是威尔的信里没提到我在让他脱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让警察在法庭上被审判，这又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共同的朋友格鲁利奥一向把警方拿来审判。对于弱势的被告来说，这通常是最佳策略。他还说我把被害人也拿来审判。我想他指的是娜奥米·塔洛芙。”

“或许吧。”

“你可能会很惊讶，我常常回头去想这个案子。不过不是当时也不是现在。我尽全力替那个姓埃尔斯沃思的年轻人辩护，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没能帮他脱罪。陪审团认定那个狗娘养的有罪。他现在正在州立监狱服十五到二十五年的有期徒刑，不过这样的判决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朋友威尔。他说他要杀了我。”

我说：“想必麦格劳直接去找警方了。”

“报警之前，他先匆匆地打了个电话给我，然后把信传真过来。事实上，他是先复印了再传真的。他不想把正本放进传真机，以免毁损任何有形的证据。然后他打电话给警方，接着警方就来找我了。有两个警探来我这里待了一个小时，我可以叫他们白痴，不必担心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我有任何敌人吗？有任何当事人对我的工作成果怀恨在心吗？苍天在上，我所知道的会恨我的当事人，现在全关在大牢里，根本不用担心他们，至少我自己完全不必担心。”

“这些问题警方还是得问的。”

“我想是吧，”他说，“不过这个人跟我没有私人恩怨，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吗？他已经杀了四个人，他杀第一个人是因为马蒂·麦格劳叫他这么做。我不懂我为什么会被列在他的名单上，但不会是因为他觉得我为了帮他逃过牢狱之灾而收了太多律师费。”

“警方有保护措施吗？”

“他们提出要在我办公室外头布置一个警卫。我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好处。”

“也不会有坏处。”

“对，可是也帮不上什么忙。马修，我得知道该怎么做。我对这种事没经验，从来没有人想杀我。最接近的一次是五六年前，一个叫保罗·马斯兰德的家伙对着我的鼻子挥了一拳。”

“是心怀不满的当事人吗？”

“不，是一个喝醉的股票经纪人。他说我搞他老婆。老天啊，我是康涅狄格州西部少数几个没搞过他老婆的男人之一。”

“结果呢？”

“他挥拳过来，没打中，然后几个人抓住他的手臂，我骂了几句见鬼就回家了。后来再碰到他，我们两人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也许他不是装的，因为那天晚上他醉得很厉害。有可能他什么都不记得。你看我应该把这事情告诉那两个警探吗？”

“如果你觉得那封信是他写的话，那就说吧。”

“那就真见鬼了，”他说，“因为那个可怜的混蛋已经死了一年半了。中风还是心脏病，我忘了，反正是那种暴死的病。那狗娘养的还搞不清自己是怎么死的。不像我们的朋友威尔。他真是条他妈的响尾蛇，不是吗？事先警告你，让你知道大难临头了。马修，告诉我该怎么做。”

“你该怎么做？你应该离开这个国家。”

“你不是认真的吧？就算你是认真的，我也不可能出国。”

我并不惊讶。我说：“你现在人在哪里？办公室吗？”

“不，警察一走我就离开了。我现在已经回到我的公寓，你没来过，对吧？我们一向在市中心碰面。我住在……老天，我刚刚还犹豫该不该在电话里告诉你呢。可是如果他想窃听我的电话，就得先知道我住在哪儿，你说是不是？”

稍早他问过我，他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在发抖。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可是随着他说话越来越颠三倒四，他的焦虑也显现出来。

他告诉我地址，我抄了下来。

“哪里都别去，”我说，“打电话给门口的警卫，告诉他你在等一个名叫马修·斯卡德的访客，除非看到我的附有照片的身份证件才能让我上去。另外告诉他，我是你唯一在等的访客，别让其他人上去，包括警方都不行。”

“好。”

“把电话答录机打开，替你过滤电话。除非你知道打电话来的人是谁，否则别接电话。我马上赶过去。”

我挂了电话之后，拳击比赛的绳圈里面已经换了两个不同的人，是一对迟缓的重量级拳手。我问前一场比赛结果如何。

“结束了，”TJ说，“打满十回合——有一两分钟，我还以为自己会讲西班牙语呢。”

“怎么了？”

“那个拳赛解说员啊。他解说的每个字我都能听懂，我还想着奇迹出现了，下回你们就会看我出现在电视节目《不解之谜》里面了。”

“这场拳赛是在密西西比举行的，”我说，“拳赛解说员讲的是英语。”

“是啊，现在我知道了。刚刚我昏了头，都是听多了前面那些解说员讲西班牙语的原因。然后等我真听到英语，还以为那是西班牙语，而我都居然能听懂。”他耸耸肩，“年轻的那个拳手赢了。”

“意料之中。”

“这两个看起来一点也不急，还在慢慢拖时间。”

“让他们自己慢慢打，”我说，“我得出门一会儿。”

“生意的事情？”

“没错。”

“要不要我跟着？或许可以替你把风？”

“今天不用了。”

他耸耸肩：“不过你得想想计算机的事情。”

“我会考虑的。”

“如果我们打算迈向二十一世纪，你就别考虑太久。”

“我不会错过二十一世纪的。”

“你知道，警方就会用这种方法逮到威尔。利用计算机。”

“是这样吗？”

“把那个傻瓜写的信输入计算机，按几个键，计算机就会分析他的用词，告诉你那个混蛋是个四十二岁的北欧裔白人男性。他的右脚少了两根脚趾，是喷气机队和游骑兵队的球迷，而且他妈妈曾因为他小时候尿床而用鞭子打过他。”

“他们会从计算机里面得出这所有的结果。”

“不只这些，还有更多，”他说，咧开嘴巴直笑，“你想他们会怎么逮到他？”

“科学鉴定，”我说，“在犯罪现场和他所写的信中采样分析。我相信他们会利用计算机处理数据，这个年头，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会用到计算机。”

“人人都这样，只有我们除外。”

“他们会找出一堆线索，”我说，“敲一大堆门，问一大堆问题，大部分都没有用。最后他会犯一个错，或警方够幸运，或两者都有。然后他们就会逮到他。”

“我猜是吧。”

“唯一重要的是，”我说，“但愿警方不要花太多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尽快逮到这个家伙。”

① 山姆之子（Son of Sam），本名大卫·伯考维兹（David Berkowitz，1953—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纽约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杀死六人，伤及多人，后被判入狱三百六十五年。

② 哈佛大学所在地。

③ 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1940—2017），美国福克斯前新闻董事长。

④ 拉里·金（Larry King，1933— ），美国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⑤ 查理·罗斯（Charlie Rose，1942— ），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和记者。

⑥ 《纽约时报》平常约一百页，周日版则多达三四百页。

2

整件事情是从一个报纸专栏开始的。

当然，是马蒂·麦格劳的专栏，而这件事出现在六月初某个星期四的《每日新闻》上。麦格劳的专栏“答客问”，每周二、周四，还有周日会见报。这已经是过去至少十几年来纽约小报的一个固定专栏，专栏名称都一样，不过见报的日子不一定相同，也不一定是在同一份报纸上。麦格劳过去几年跳槽过几次，从《每日新闻》跳到《纽约邮报》，然后又跳回来，中间还在《新闻日报》待过一段时间。

“给里奇·沃尔默的一封公开信”是这篇专栏文章的标题，内容也是如此。沃尔默是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人，四十出头，有一大串性侵犯轻罪的被捕前科。几年前他因为侵犯儿童而入狱，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表现良好，咨询顾问写了一份对他很有利的报告给假释庭，沃尔默因此重获自由，发誓他从此会循规蹈矩，而且将奉献自己的余生帮助他人。

他在狱中曾和一个外头的女人通信。她是看了征友广告后和他成为笔友的。我不明白什么样的女人会想跟一个囚犯通信，但上帝似乎制造了很多这种女人。伊莱恩说她们自信心不足并带有救世主情结；此外，她说，她们可以毫不顾忌地卖弄风情，因为男的被关在牢里，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总之，弗朗西丝·内格利的笔友出狱了，他不想回奥尔巴尼，于是就到纽约市找她。弗朗西丝是个三十来岁的护士，自从母亲过世后，就独自住在华盛顿高地的港口大道。她每天步行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上班，为教会服务，并为社区组织基金筹募行动当义工。她养了三只猫，还写情书给里奇·沃尔默这类“良好市民”。

沃尔默搬去跟她一起住之后，她就没再写信了。他坚持要当她生命中唯一的罪犯。她很快就没什么时间替教堂或社区组织当义工了，不过还是在好好照顾那三只小猫。里奇喜欢那些猫，三只猫也非常喜欢他。弗朗西丝一个同事常警告她别跟有前科的人交朋友，弗朗西丝也不止一次地回答。“你知道猫咪是什么样的，”她娇滴滴地说，“而且猫很会判断人的性格。它们绝对爱死他了。”

弗朗西丝在判断人的性格方面，能力也跟她的猫咪一样。奇怪的是，监狱里的心理治疗并没有改变她爱人的性倾向，他又回到诱奸儿童的老路上。一开始他勾引十几岁的男孩到港口大道公寓里，把用宝丽来为弗朗西丝拍的裸照给那些男孩看，保证弗朗西丝会跟他们上床。（除了肩膀向下垂和五官看起来有点像牛之外，她的大胸脯和饱满的臀部都让她成为一个不无吸引力的女人。）

无论再怎么心不甘情不愿，她依照里奇的承诺给了那些男孩该给的东西。她的某些访客很乐于让里奇加入这个狂欢派对并鸡奸他们。也有人不愿意，只是他们又能怎样？里奇是个孔武有力的大块头男人，体力上可以为所欲为，于是那些男孩只能就范，成为这个过程中第一阶段的热心参与者。

事情逐步升级。弗朗西丝花光存款买了一辆旅行车。邻居越来越习惯于里奇在公寓前面的街上洗车擦车的情景，他显然对他的新玩具很自豪。邻居们没看到他如何装饰车子内部，里头放了张床垫，车子边的栏杆上还有些绑缚的工具。他们会开着车在市区转，到了适当的地区，就由弗朗西丝开车，里奇躲在后车厢。然后弗朗西丝会找个小男孩（或小女孩，无所谓），说服他们进入旅行车。

完事后，他们会放那些小孩走。直到有一天，有个小女孩一直哭个不停。里奇找到让她停止哭泣的方法，然后把尸体丢在因伍德山地公园里一个树木茂密的地方。

“那是最棒的一次，”他告诉她，“使一切更圆满，就像餐后来份甜点一样。我们应该把他们都解决掉的。”

“好吧，从现在开始。”她说。

“想想最后她眼中的神情，”他说，“老天啊。”

“可怜的孩子。”

“是啊，可怜的孩子。你知道我希望怎样？我希望她还活着，好让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够了。他们是禽兽——这是我们给他们贴上的标签，奇怪的是，这个词被用在我们的一些同类身上，而他们的行为在其他较低等动物身上其实很难以想象。他们找到了第二个受害者，这回是个男孩，然后把他的尸体扔在离第一具尸体半英里的地方，接下来就被抓住了。

毫无疑问他们有罪，这个案子本来应该十拿九稳的，可是后来控方却逐渐趋于劣势。由于法官提出种种理由拒绝，使陪审团无法看到大量的证据、无法听到大量的证词。这应该也无所谓，因为弗朗西丝已经认罪，并且做出了对里奇不利的证词——他们没有结婚，所以也没任何特殊保密的借口可以阻止她这么做。

结果她自杀了，一切就都完了。

里奇的案子依然在陪审团面前被起诉，但没什么大用，而且里奇的律师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个好律师，有办法找出种种破绽让里奇过关。结果法官的量刑轻得几乎等于无罪释放，而陪审团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回到法庭，做出了无罪的决议。

“真可怕，”一名陪审团员告诉某记者，“因为我们都十分确定是他犯了那些罪，但检控方无法证明。我们不得不判他无罪，但无论如何，应该找个方法把他关起来。怎么可以放了这种人，让他重返社会呢？”

这也是马蒂·麦格劳所不解的。“在法律的眼中，你或许是无罪的，”他威胁道，“但在我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的眼中，你就像犯了原罪一样有罪。只有那十二个受限于司法系统而必须像司法女神一样盲目的陪审团员除外……

“有太多人和你一样，”他继续写道，“钻司法的空子，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宜生存。我必须告诉你，我希望上帝有个方法能摆脱你，动用私刑是个坏方法，只有傻瓜才会想回到无政府的民兵时代。但你却是支持这种做法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我们无法动你一根汗毛，只能让你生活在我们周遭，就像对待一个赶不走的病毒。你不会改变，也不会去寻求心理治疗，而且你这种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你会将心理治疗师、心理顾问和假释委员会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溜回我们城市的街道，去猎食我们的孩子。

“我想亲手杀了你，但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也没有那个勇气。也许你会走下人行道被公共汽车撞死。若是如此，我会很高兴捐钱给那位司机当辩护基金，如果司法系统疯狂到非让这个司机得到一些报应不可，那么应该颁发一枚奖章给他——我也很愿意捐钱赞助，而且心甘情愿。

“又或者，在你可怕的一生中，曾有那么一瞬间，你愿意当个顶天立地的人，做你应该做的事。那么你可以学习弗朗西丝的做法，消除众人的痛苦。我不认为你有那个胆量，但或许你会鼓起勇气，或者有人会帮助你。因为无论圣依纳爵教堂的修女们如何教导过我，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想：我非常非常希望见到你颈上绕着绳子，挂在一根树枝上，在风中，缓缓地，缓缓地旋转。”

这是典型的麦格劳作品，这类文章足以说明为什么那些小报会出破天荒的价码从其他报纸挖走他。正如某人所说的，他的专栏构成了真正纽约的一部分。

多年来，他一直插手别人的工作，而且不无成效。这些年他出了几本非虚构作品，虽然都不是什么畅销书，但都颇受重视。几年前他在一个本地的有线电视频道主持脱口秀节目，播了六个月，后来因为跟电视台管理阶层不和而结束。在那之前，他写过一个剧本，并且曾在百老汇上演。

但使他成为纽约不可或缺一部分的，是他的专栏。他用一种鲜明又清晰的方式宣泄读者的愤怒和无奈，遣词造句又比那些率直地表达蓝领愤怒的文章更为高明。我记得自己读过他谈里奇·沃尔默的那篇专栏，也记得自己多少同意他的说法。我不怎么在乎司法制度，不过有几次，我似乎觉得没有这个制度更好。我痛恨看到动用私刑的民众涌上街头，不过若他们停在里奇·沃尔默的家门口，我也不会跑去试图劝他们离开。

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那篇专栏文章。读的时候，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偶尔也对一些过度简化或不适当的措辞而皱眉，心里想着如果里奇被发现在一棵树或街灯柱子上上吊自杀，也完全不是坏事。然后，就像其他人一样，我把报纸翻过去看下一页。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做。

那篇专栏是在星期四刊出的，外加星期三深夜的晨版早报①。除了有八至十封给编辑的信——其中两封后来在“人民的声音”专栏中被引述——星期五和星期六还有五封读者来信是给麦格劳本人的。一封是住在里弗代尔的一名天主教徒寄来的，他提醒麦格劳，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而教唆他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也同样有罪。其他的信则是表达对那个专栏的赞同之意，赞同的程度不等。

麦格劳有一叠印好的明信片：“亲爱的XXX，谢谢你在百忙之中给我写信。无论你对我非说不可的话赞同与否，我都很感激你的来信，能够拥有你这样的读者，让我觉得既高兴又光荣。盼望你往后每星期二、四和周日，都能阅读我在《每日新闻》上的专栏。”并不是每个写信来的人都会留下回信地址——有些人甚至没在信末署名——但那些收到明信片回信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名字写在“亲爱的”后头，信末还有手写的评论——“谢谢！”或“你说得对！”或“好观点！”麦格劳会在那些明信片后头签名并寄出，然后将其忘得一干二净。

其中一封信倒是让他印象深刻。“你那篇给里奇·沃尔默的公开信相当犀利且具有煽动性，”信中一开始这么写道，“当司法系统失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光是失望地置身事外、归咎于我们把权力交给这样的系统——即使我们对这个事件的不幸结果束手无策——是不够的。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需要一个后备措施，一个故障时仍能保障整个机器运转的装置，以便更正这个有瑕疵的系统所必然出现的那些错误。

“我们发射火箭到太空时，也同时设计出许多故障时应变的后备措施。我们知道会有某些无法预测的因素使整个计划受挫，因而建立了一套装置来修正任何可能发生的偏差。若是我们对外太空都有这类固定的预防措施，那么为什么对我们城市中的街道不能如此呢？

“我提出一个针对我们刑事司法系统的后备措施，其实这已经存在于我们市民的心与灵魂之中，但要看我们有没有行动的决心。我相信我们有。你写的专栏，就是集体意志的一个体现。而我，也同样是这种人民的意志的一个体现。

“里奇·沃尔默很快就会被吊死在树上，这是人民的意志！”

这封信的文字修养比大部分的读者来信都要高明，而且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麦格劳的读者不完全是那些只知道用蜡笔在牛皮纸袋上涂些标语的小丑或低能儿，他也曾经收到过使用打字机且用词讲究的信，但这类信一定都会签名，而且几乎都会有寄件人地址。这封却没有签名，也没有寄件人地址，不单是信纸上没有，信封上也没有。麦格劳看了一下信封，上头只有他自己的名字和报社地址，其他什么都没有。

他把信归档，然后就忘了这件事。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两个多米尼加小孩在山区骑自行车，他们从因伍德山地公园一个很陡的小径骑下来。其中一名对他的同伴大叫，两个人到了比较平坦的地带便同时刹车。“你看到了吗？”“看到什么？”“那棵树上。”“什么树？”“后头那里有个家伙吊在树上。”“老兄，你疯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疯了。”“我们得回去。”“上坡？就为了看那个上吊的人？”“来吧！”

他们回头，那位先前没看到的人也回去了。在距离单车小径约十五码处，的确有个男人在一棵针橡树牢固的树枝上吊着。他们停下车来，好好看个仔细，其中一个男孩当场呕吐起来。那个男人吊死的画面不会太优美，他的头肿得像篮球，脖子被他身体的重量拖得老长。他并没有在风中缓缓地旋转，因为根本没有风。

不用多说，那是里奇·沃尔默，他被吊死的地方离惨死在他手下的两名受害人的陈尸处不远。麦格劳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狗娘养的果真听了他的话自行了断。他产生了一种拥有莫名权力的奇异感，一时之间既不安又兴奋。

但里奇不是自杀的。他是窒息而死，也就是说绳子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还活着，不过很可能已经失去意识了。验尸官发现他的脑袋曾受到重击，而且造成了头盖骨致命的伤害。即使不是某人费事地把他吊起来，光是这个伤也足够取他的性命了。

麦格劳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看起来似乎是他的一篇专栏文章引起了某些回响，从而导致里奇被杀。至少，凶手在行凶时遵照了麦格劳的方法。这虽令他厌恶，但仍无法让他哀悼里奇·沃尔默的死。所以，他依照多年来的习惯，在专栏上谈论他的想法和感受。

“我无法说我很遗憾里奇·沃尔默已经不在人世，”他写道，“这毕竟符合我们八百万市民的愿望，而我也必须说，里奇长眠于冰冷的地下，并不会使我们的生活品质更糟。但我很不愿意去想，我或任何这个专栏的读者对于他的死有责任。

“在某种意义上，杀里奇·沃尔默的凶手帮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忙。沃尔默是个恶魔。有人真以为他以后不会再杀人吗？难道我们现在不都抱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辩驳说他以后再也没办法杀人了吗？

“然而杀他的凶手也同时在伤害我们。当我们把执法的权力掌握在手里，当我们的双手窃取了生死的权力，我们就跟里奇没有区别。哦，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比较仁慈、比较温和的里奇·沃尔默罢了。我们的受害人罪有应得，我们可以告诉自己，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可是我们跟里奇又有什么两样呢？

“对于曾经公开希望他死，我应该向全世界道歉。我不会向里奇道歉，我对的他死一点也不觉得遗憾。我是向其他所有人道歉。

“当然，有可能杀掉里奇的人从没看过这个专栏，他们杀里奇另有原因，也可能凶手是他在狱中结下的仇家。我愿意如此相信，这样我会睡得比较安稳。”

不难猜到，有警察去找了麦格劳，他告诉警方他有一堆赞成和反对他专栏的读者来信，但没有一封明确表示要实现他的愿望。警方没有要求看那些信。麦格劳的专栏也继续刊登，第二天，他收到了第二封信。

“不要自责，”麦格劳阅读那封信，“来讨论一下未来你的专栏将促使我采取什么行动，可能会很有趣，不过搜寻任何名人作为目标都没有意义。我们别再多谈里奇·沃尔默的恶魔行径引发你写那篇文章，甚至引发我的行动好吗？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状况，因而迅速、直接、适当地做出了反应——这种状况，就是指一个可以继续谋杀小孩的人获得自由并回到社会。

“或者换个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暂时体现了纽约人民的集体意志。那是大众运行其意志的能力，不但要说，而且要做，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正本质。民主不单只是投票权，或者《人权法案》所提供的几项自由，而是我们用以被统治的——或统治自己的——我们的集体意志。所以不要把里奇·沃尔默被适时处死当成自己的责任。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怪沃尔默自己吧。归罪或归功于我——但当你把责任归给我时，你只是在归罪或归功于——

人民的意志。”

有个警察给过麦格劳名片，他找出来，伸手去拿电话。但号码拨了一半，他挂断了，然后重拨。

他先拨给市政版编辑部，然后再拨给警察。

“杀里奇的凶手现身”，次日的报纸标题叫嚷着。接下来的报道由麦格劳署名撰写，先是全文转载威尔②的信，又摘录了他的第一封信以及警方调查的进度。边栏的报道则包括对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的访问。麦格劳的专栏登在第四版，标题是“给威尔的一封公开信”，大意是威尔尽管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他也必须自首。

但威尔并没有自首。反之，当警方进行调查而毫无所获之时，他一直保持沉默。接着，大约一个星期后，麦格劳又收到威尔的另一封信。

他正期望能再收到威尔的消息，也一直在留意有没有地址使用打字机打出来且无回信地址的长信封。可是这回是个小信封，地址是用圆珠笔写的，而且也有回信地址。所以他没特别注意，就直接打开了。他展开那张单页信纸，看到上面打字的内容和手写签名，然后像拿到烫手山芋似的丢下那封信。

“给帕特里齐奥·萨莱诺的一封公开信”，信上一开始这么写着，麦格劳继续读下去，这封信是仿照他自己给里奇·沃尔默的公开信写的。帕特里齐奥·萨莱诺是纽约的黑手党人物，五大帮派家族之一的头子，也是《有组织犯罪取缔法》调查行动无法命中的目标，警方千方百计想把他关进牢里，却都无法如愿。“你自己的手下曾屡次想让我们摆脱你。”他写道，这指的是多年来帕特里齐奥躲过的暗杀。然后他建议帕特里齐奥去做他一生中最具公德心的行动——自杀；否则，此信的作者就不得不动手了。

“在某种意义上，”他最后写道，“这件事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毕竟，我只是——

人民的意志。”

这篇报道对报纸销路大有帮助，没有人能采访到萨莱诺，但他的律师是个不错的代言人，他形容他的当事人是个无辜的生意人，已遭受政府迫害多年。他把最近的这个侮辱视为更进一步的迫害，要么是威尔受到政府散播的谣言影响而展开的狂想者的圣战，要么就是威尔根本不存在，而这整件事是调查单位编造出来的复杂骗局，想找出或捏造出新证据以起诉帕特里齐奥。后者的可能性是他在他的当事人拒绝纽约警方提供保护时所提出的。

“想象一下警方保护帕特里齐奥，”《邮报》引述一个匿名的聪明人的说法，“叫帕特里齐奥来保护警方还差不多。”

这个报道在纽约当地的报纸和电视上引起轩然大波，但没几天就沉寂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新鲜题材可以继续炒作。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帕特里齐奥在布朗克斯区亚瑟大道的一家餐厅吃饭。我不记得他吃了些什么，虽然有好几份小报还报道了每一道菜。最后他去洗手间，然后有人在他之后进去，发现了他待在里面这么久的原因。

帕特里齐奥四肢摊开仰卧在地上，一根两英尺长的钢琴琴弦绕住他的脖子。他的舌头吐了出来，比平常要长两倍，双眼暴突。

媒体当然疯了。全国性脱口秀找来专家上节目，讨论私刑的伦理问题以及威尔的特殊心理状态。有人想起《天皇》那首歌里的一句名言：“我有一份小名单。”结果就像吉柏特与沙立文的歌所唱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应该入土的社会罪犯”名单。大卫·莱特曼提出了一个供威尔参考的十大名单，名单上大部分是知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有谣言说制作小组曾为是否该将莱特曼午夜时段的死对头杰伊·莱诺列入名单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因为莱特曼的节目中向来不提此人。③）

还有很多人自称是威尔，说那些人是自己杀的。警方设置了针对此案的专线电话，结果可以想见，接到了一堆假凶手和假自首的电话。一大堆自称威尔所写的给各种人物的公开信涌进《新闻日报》的编辑室。麦格劳还收到几封威胁要杀他的信：“一封给马蒂·麦格劳的公开信……都是你挑起的，你这狗娘养的，现在轮到你了……”许多人公开或私下揣测威尔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而且纷纷推荐人选。

有一点是人人都确定的，那就是一定会有第三个目标。没有人会停留在两个就算了。一个有可能，三个有可能。但没有人会停留在两个。

威尔没让大家失望，不过他的下一个选择大概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的标题是“给罗斯韦尔·贝里的一封公开信”，接着，他说纽约市反堕胎行动的领导人物是个未被起诉的杀人犯。“你的能言善辩，一次又一次地挑起了支持者的暴力行动，”威尔宣称，“而且其直接结果至少造成了两起死亡。一百三十七街诊所的炸弹事件和拉尔夫大道的护士与内科医生的被杀事件，都是嚣张的谋杀行动。两次你都伶牙俐齿地撇清了自己和这些行动的关系，只不过你也赞同这样终结他人生命的方式，认为这类罪恶远不如堕胎……你支持那些未出生的孩子，但你却为了胎儿而终结他人的生命。你反对生育控制，反对性教育，反对任何可能减少堕胎需要的社会方案。你是个卑鄙的人，而且看样子也无法惩罚你。但没有人能够长期违抗——

人民的意志。”

马蒂·麦格劳收到这封信时，贝里并不在纽约。他当时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领导一场针对一家堕胎诊所的大规模抗议。“我是在替上帝工作，”他对着电视新闻镜头说，“我是在体现他的意志，而且我会坚守下去，对抗所谓人民的意志。”他告诉另外一个访问的记者，不论威尔想做什么，都得等到他回纽约再说，他还打算在奥马哈待一阵子才回去。

上帝的意志。匿名戒酒会劝告我们，只需根据上帝的意志祈祷，而唯有他的权力才能让我们的祈祷实现。我的戒酒辅导员吉姆·费伯曾说，了解上帝的意志，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情，你只需要等着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就知道了。

罗斯韦尔·贝里所做的也许的确是上帝的工作，但由贝里来继续下去显然不是上帝的意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留在了奥马哈，但回到纽约时，他已经装在棺材里了。

奥马哈希尔顿酒店的女服务生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凶手颇具幽默感地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个衣架④。

当然，这个案子是属于奥马哈警察局管辖范围的，但他们也欢迎飞去那儿的纽约市警察局警探向他们请教并交换信息。没有证据显示贝里的遇害与沃尔默和萨莱诺有关，除了威尔都曾给他们公开信之外；因此有可能是某些奥马哈人受到威尔的鼓励，决定在当地干掉他。

威尔的下一封信——像其他的信一样，寄给马蒂·麦格劳——提出了如下看法：“是我跑去奥马哈解决了贝里先生吗？还是某些奥马哈的市民，对罗斯韦尔·贝里打破了他们美好城市的平衡状态感到愤怒，于是自己动了手呢？

“我的朋友啊，这有什么重要呢？是谁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根本无足轻重。我不过是为人民的意志而行动。如果真有另外一双手代替我将刀子刺入了罗斯韦尔·贝里冷酷的心脏，然后用衣架扭住他的脖子，那么我个人所该负的责任，就好像你写的文章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们的行动一样。我们每个人，不论单独或共同行动，都有助于表达——

人民的意志。”

这招很高明。威尔没说他去了奥马哈，只说是不是他杀的都无关紧要。但同时，他暗示贝里是被刺死的，借此清楚地指出是谁杀的。奥马哈警方封锁了贝里是被刺死的消息。（他们原来也想封锁衣架的事情，但消息走漏了，而且勒死这种手法的象征性实在太强，无法期望媒体不报道。要封锁刀子的消息比较容易，因为现场看不出来，直到罗斯韦尔·贝里的尸体送到法医处验尸时才发现。他是被一刀刺死的，伤口在心脏处，凶器应该是窄刃刀或者匕首。死者几乎是当场毙命，也没流太多血，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刺伤一开始没被注意到，而且为什么能够封锁消息没被报道出来的原因。）

罗斯韦尔·贝里看起来是个难以下手的目标，他远在千里之外，待在安全措施良好的旅馆里面，而且二十四小时都有忠诚的保镖跟随。那群保镖很强壮，身穿斜纹棉布长裤和短袖白衬衫，理着小平头，脸上从无笑容。（“上帝的刺客”，一个评论家曾经这样形容他们。）很多人猜测威尔如何躲过了这些保镖，自由进出他们首脑的酒店房间。

“威尔来去一阵风？”《邮报》的头版标题如此问道。

但若是杀贝里很难，那么要杀威尔所挑中的下一个目标，则根本不可能。

“给朱利安·拉希德的一封公开信”是他给麦格劳下一封信的标题。在他对贝里之死做出不明确回应后大约十天寄出。在信中，他为这位黑人种族优越论者所定的罪，是他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煽动种族仇恨。“你创造了一个民众不满的领域，”他写道，“你的权力滋长了你所创造出来的仇恨与愤懑。你呼吁暴力，而至少你所污蔑的社会也准备用暴力回应你。”

拉希德刚刚成为知名人物时，只是皇后学院的一名经济学终身教授。当时他名叫威尔伯·朱利安，但当他确立自己的种种理论后，就把威尔伯这个名字去掉了。改名并不是因为改信伊斯兰教，而只是为了表现他对传奇的伊斯兰教领袖哈伦·拉希德的欣赏而已。

他在课堂上讲述的理论，与经济学相关甚少，基本上他主张黑人是人类的原始人种，他们创造了亚特兰提斯与利莫里亚的失落文明，黑人是这个世界史前人类最受尊崇的人种。他们创建了史前巨石群⑤，是复活节岛的首领。

之后白人兴起，就像某种遗传学的运动，他们是纯种黑人的变种。如同皮肤缺少黑色素一样，白人的心灵也缺乏真正的人性。他们的身体也同样有障碍，他们无法跑得那么快、那么远，也没法跳得那么高，同时还缺乏最原始的、与土地相连的脉动，所以他们也缺乏韵律感。然而反常的是，他们缺乏人性，却因此能够高人一筹，这使得他们遇到黑人时，能够压倒、背叛并颠覆对方。尤其是，从白人再分支出来的次要人种，其特定的角色就是要成为白人压制黑人的设计师。这些杂种狗的中心——够令人惊讶的——就是犹太人。

“如果最后土星上有生物，”伊莱恩说，“而且我们能登陆土星，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三对眼睛，五种性别，还有一些反犹太特征。”

根据拉希德的说法，只要有机会，黑人就会展现他们天赋的优越性，比如在田径场上，在棒球、美式足球和篮球界，甚至是某些被认定属于犹太人的运动——高尔夫和保龄球——中。（伟大的黑人骑师不多，他解释，那是因为骑师对马的征服性质和支配性质太强。）另外，他显然非常热爱的西洋棋也提供了黑人优越性的进一步证据，这是一种智力的比赛，原来是犹太人及其追随者专精研究的学问，但黑人小孩很自然就会，不需要研究就可以下得很好。

如今，黑人的责任——这是他用的字眼——就是完全与白人社会分开，在每个人类努力经营的领域中建立他们天生的至尊霸权，同时要力图支配白人，而且没错，必要的时候，甚至得奴役白人，来引导新的千禧年以及黑人潮的人类文明，如果这个星球要存活，这是基本的要素。

可以想象，皇后学院里要求解除他职务的呼声很高。（雷蒙德·格鲁利奥代表他辩护，成功地在这场战役中保住了他的终身职位，还坚持说自己喜欢拉希德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有多相信那套狗屎，”他曾告诉我，“至少他不会因此不雇用犹太律师。”）他在法庭赢了，然后戏剧性地辞职，并宣布他要开办自己的学术机构。他的支持者已经在皇后区圣奥尔本斯弄到一整个街区的地，筑起围墙，建了校舍，打算成立一所新的黑人大学，学生和教职人员也大致齐备。

朱利安·拉希德跟他的两个妻子和几个孩子住在围墙里。（虽然难免会有流言提到他偏爱白种女人，但他的两个妻子都是暗色皮肤，且有非洲裔的特征。两个太太长得很像，事实上，另有谣言说她们是姐妹，甚至还说是双胞胎。）拉希德的住所外面整天都有警卫，他若走出围墙，一定有一群穿着卡其制服的武装警卫跟随，二十四小时轮班保护他。

威尔的这封公开信刚刚在报上登出，拉希德便召开记者会，宣布他欢迎这个挑战。“让他来，他的确具体表现了他那个种族人民的意志。他们一向恨我们，现在他们再也不能任意地宰割我们、消灭我们。所以让他来找我吧，让白人的意志撞上黑人意志的巨石而破碎。我们且看谁的意志比较强。”

平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星期，接着警方便被找去圣奥尔本斯的那块围地，之前他们从来不敢尝试进入那儿。拉希德的一群随从带着警方去他的住所，进入他的卧房，那些随从一部分是制服警卫，其他则是哭泣的年轻人和小孩。拉希德躺在床上，或者应该说只有躯体而已。他的头放在房间一角的小祭坛上，眼睛大睁，旁边堆了一组木刻，还挂着好几串念珠。验尸结果表明，他的头是被一把祭祀斧砍下，那把祭祀斧是来自科特迪瓦塞努福族的珍贵手工艺品。

威尔是怎么做到的？他如何能突破那块围地的重重警卫，像鬼魂一般来去自如？各方人士都提出种种推论，有人说威尔自己其实就是个黑人，而哥伦比亚大学一名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很快就以一份分析威尔信件的报告支持这个说法，他表示这些信可以证明其作者为非洲裔。另有人认为威尔是故意伪装成黑人，就像吟游诗人的表演中把脸涂黑的祈祷者一样。各界讲究政治正确的人士都认为要仔细研究。将他假设为白人是不是会有种族主义倾向？还是假设他是黑人的话，其倾向更为明显？塞努福族的祭祀斧并不是唯一的斧头。每个人心中似乎都慢慢生出一把斧头。

当这些辩论才刚刚有点热度之时，警方宣布逮捕马龙·西皮奥。西皮奥是拉希德信赖的一名手下，也是他的心腹之一。西皮奥原名马龙·西蒙斯，在拉希德的支持下改为较具非洲色彩的名字。他在警方的审问中露出马脚，承认他抓住威尔公开信的机会，报了长期以来的一箭之仇。显然拉希德的两个太太，无论是姐妹或双胞胎或别的什么，都并不能满足他的性欲，他还与西皮奥的太太有染。西皮奥只有一个太太，他无法接受这样的局面。这次他有了机会，便从墙上拿起塞努福族的斧头，砍掉了拉希德的脑袋。

威尔原本很高兴大家都以为是他干的。西皮奥被捕且自白的消息公开几小时后，他就寄出了下一封信，再度提出罗斯韦尔·贝里之死那封信中的主题。人民的意志会找到表达的方法，谁挥舞斧头又有什么差别呢？

此后他沉寂了大约十天。当然期间又有许多杂音——一堆人写信或打电话声称他们是威尔，不过很明显不是，还有两起匿名炸弹恐吓事件，其中一个炸毁了中城的一栋办公大厦。麦格劳接到一封手写的信。“一封给所谓马蒂·麦格劳的公开信”，这个文笔不佳的写信者抱怨麦格劳应该为威尔的恐怖统治负责。“混蛋，你要用自己的血为此付出代价。”信的最后如此写道。信末的署名则是占了半页信纸的红色大X。（警方化验很快就确定，那个X其实不是血，而是红色马克笔。）

警方只花了两天就逮到了X先生，他是个失业的建筑工人，一时冲动写了这封信，然后在酒馆里吹嘘。“他还以为自己很红呢！”他这么说麦格劳，不过除此之外，他跟麦格劳无冤无仇，当然也不打算设计伤害他。这个可怜的混蛋被以一级恐吓和威胁罪起诉，后者是D级重罪。检察官大概会让他改以轻罪辩护，我猜他会被判缓刑，不过他得缴一笔保释金，而且没什么可吹嘘的了。

然后全纽约市继续猜测威尔的动向。每天都有关于他的新笑话。新闻评论家告诉观众：“我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你。好消息是，你是《每日新闻》明天一个专栏的主题；坏消息是，专栏作者是马蒂·麦格劳。”每个人聊天都会提到威尔，而且每天晚上至少会提到一次，TJ也天天向我保证计算机最后可以揭示威尔的真正身份。去猜测他是哪种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当然永远猜不完。同样，下一个目标是谁，这也一样猜不完。一个疯狂的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曾号召听众来信建议威尔的死亡名单。“我们来看看谁会得到最多票，”他如此告诉他那堵车的听众们，“我会通过电波宣布哪些人是威尔的首选。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也收听我们的节目，搞不好还是忠实听众呢。”

“如果他正在收听，”这名主持人的女搭档说，“你最好期望他是你的忠实听众。”

当天是星期五。周一早上这个节目再度播出时，主持人改变了心意。“我们收到很多来信，”他说，“可是你猜怎么样？我不打算公布结果了。事实上我根本没统计结果，我觉得整件事情很病态，不光是投票选举，还有支配全纽约的那种威尔狂潮，挖掘每个人心中最深的本性。很多笑话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既病态又恶心。”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引述了四个笑话，一个比一个病态，一个比一个恶心。

当然，警方的压力很大，他们想找出威尔来结案。但那种急迫的感觉和“山姆之子”出现时的气氛，或者任何隐藏多年的连环杀人凶手很不一样。你不会害怕上街，不会害怕威尔跟踪你，突然一枪打死你。一般人没什么好怕的，因为威尔的目标不是一般人。相反，他只瞄准名人，而且都是名声不太好的。看看他手下受害者的名单——里奇·沃尔默、帕特里齐奥·萨莱诺、罗斯韦尔·贝里，还有间接的朱利安·拉希德。不论你在社会或政治光谱中的位置在哪里，只要你不是极端的恶徒，威尔的格杀令就不太可能降临到你头上。

现在，他把目标对准了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① 一般美国大城市的报纸惯例每天会发行好几次版本，内容也随着新闻的发展有所更新。如果遇到特殊状况，更会随时发行特别版的快报。

② 此匿名信作者并没有署自己的真名，但他在信中惯常使用的口号为“人民的意志”（The Will of People），而且都巧妙地用此来结尾。Will恰巧亦为寻常男子名，故一般人都称此无名人士为Will，本书一律将之音译为“威尔”。

③ 在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的知名脱口秀节目《午夜漫谈》中，“十大名单”一向是极受欢迎的单元，内容主要以讽刺时事之幽默为主，也曾编辑出版成为畅销书。杰伊·莱诺（Jay Leno）的同时段脱口秀《今夜》则是美国最老牌的谈话节目之一，与《午夜漫谈》风格稍异。两个节目向来竞争激烈。

④ 衣架的英文hanger，同时也有“绞刑执行者”的意思。

⑤ 史前巨石群在不列颠各地都有发现，英属复活节岛亦有遗迹，其形成原因至今是个谜，一般认为是史前原住民的宗教建筑。

3

“告诉你，”他说，“我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前一分钟我还在为新出炉的威尔笑话而大笑，接下来我就得知我成了最新的威尔笑话，你想知道我的感想吗？忽然之间，我发现没那么好笑了。”

我们在他位于公园大道和八十四街上交会口一栋战前的公寓大楼中。他很高，六英尺二英寸左右，瘦而清爽，有种贵族的英俊。他的暗色头发大半变灰了，使得他站在法庭上更显威风，反而有利。他还穿着西装，不过已经拿掉了领带，敞开领口。

他现在站在饮料吧台后面，用钳子把冰块夹进一个高脚玻璃杯中。他往杯子里加进汽水，然后又放了两个冰块在一个矮脚杯中，注入纯麦酿威士忌。他倒威士忌的时候，我闻到了酒香，浓烈而带着烟熏味，像是湿掉的苏格兰呢布在火堆旁烤干的味道。

他把高脚玻璃杯给我，矮的留给自己。“你不喝酒，”他说，“我也不喝的。”我的表情一定有什么异样。“哈！”他说，然后看着他手中的酒杯。“我的意思是，”他说，“我现在没喝那么多，住康涅狄格时，我喝得厉害多了，但我觉得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喝得很厉害。最近我只不过是晚餐前来一杯。今天晚上例外。”

“我可以了解。”

“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说，“一摆脱那些警察，就顺路在街角一个酒吧迅速地喝了杯酒，然后叫了辆出租车。我不记得上次这么做是什么时候了。那杯酒我根本没尝到滋味，只是灌下去就离开了。我进门后又喝了一杯，拿了酒就倒，想都没想。”他望着手上握的杯子。“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你。”他说。

“然后我就来了。”

“然后你就来了，这将是我今晚最后一杯，我甚至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喝光。‘给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公开信’，你想知道我最苦恼的是什么吗？”

“你和那批坏蛋被归到同一类了。”

“完全正确。你知道我有什么感想？那些人显然是人们茶余饭后八卦的主题。”

“一定的。”

“沃尔默、萨莱诺、贝里和拉希德。一个是儿童杀手，一个是黑帮老大，一个是炸堕胎诊所的凶手，还有一个是黑人种族主义者。我毕业于威廉姆斯学院和哈佛法学院，现在是律师，法庭上的代表。请你告诉我，我怎么会跟那四个贱民列在同一张名单上呢？”

“问题是，”我说，“谁列在名单上由威尔决定，他不用管合不合理。”

“你说得没错，”他边说边走向一张椅子坐下，举起杯子迎向灯光，然后一口没喝又放下，“你之前提到出国的事情。你只是故意讲得夸张点，对不对？或者你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我就怕是这样。”

“如果我是你，”我说，“我会出国，绝不逗留。你有护照，对吧？放在哪里呢？”

“在放袜子的抽屉里。”

“拿来放进口袋，”我说，“带两件换洗衣服还有可以放进登机手提袋里的小东西。把家里能找到的现金都带着，就算不多也别担心。你不是逃犯，所以无论去哪里，都可以使用支票和信用卡。甚至你要取现金也没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有取款机。”

“我该去哪里？”

“你自己决定，但是别告诉我。我会建议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去找一家高级酒店，告诉经理你要用假名登记住宿。”

“然后呢？把自己关在房里？”

“我想不必。他曾跟踪罗斯韦尔·贝里到奥马哈，不过他不必调查就可以跟去。每天晚间新闻都报道贝里在哪里，朝着医生和护士泼牛血。而且去内布拉斯加也不用护照。我猜想如果你出国，而且没有透露去哪儿，他会发现，与其想尽办法追踪你，还不如再写一封给其他人的公开信。而且他可以自我安慰说，他赢了这场游戏，因为他把你吓出国了。”

“他的确赢了，不是吗？”

“可是你能保住一条命。”

“只不过形象有了个小污点，你不觉得吗？这位谁都不怕的大律师偷溜出国，被一封匿名信给吓跑了。你知道，我以前也碰到过死亡恐吓。”

“我相信。”

“埃尔斯沃思那个案子惹来的。‘你这狗娘养的，如果他无罪你就死定了。’结果杰里米被判定有罪，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些恐吓是不是真的。”

“那些信件你怎么处理？”

“跟以前一样，交给警方。但我不指望能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希望我能帮助杰里米·埃尔斯沃思脱罪的警察并不多。不过，他们也不会因此就不把分内的工作做好。他们做了调查，不过我怀疑他们会有多认真。”

“如果这回你死了，”我说，“他们就会认真多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不打算离开纽约，”他说，“我不会考虑。”

“由你决定。”

“马修，死亡恐吓不值钱，一毛钱一打。这个城市里每个刑事律师都有满满一抽屉恐吓信。老天，看看雷蒙德·格鲁利奥。你想这么多年来，他接到过多少死亡恐吓？”

“应该不少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回他位于商业街的家里的前窗户还被散弹枪扫射过。他说是警察干的。”

“他也不确定，”我说，“不过这个推测很合理。你想说什么？”

“我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不能被这种事情吓得像只兔子似的逃走。你自己也遇到过死亡恐吓，对吧？我敢说你遇到过。”

“没那么多，”我说，“而且我的名字也没那么经常上报。”

“不过你遇到过几次。”

“对。”

“你会收拾行李跳上飞机吗？”

我喝了口苏打水，回想着。“几年前，”我说，“有个曾被我送进牢里的家伙出狱了，打定主意要杀我。他打算先一个个杀掉我生命中的所有女人。以前我生命中没有任何女人，至少那时没有，不过他的定义比我宽得多。”

“你怎么办？”

“我打电话给一个前任女友，”我说，“叫她收拾行李出国。她就提着包离开这个国家了。”

“然后用化名住宿。可是你做了些什么？”

“我？”

“对。我猜你还留在纽约。”

“对，而且后来逮到了他，”我说，“不过情况不同。我知道他是谁，我有很大的机会在他找上我之前先逮到他。”我皱着眉回忆着，“即使如此，我还是差点被杀掉。伊莱恩更危险，她被刺成重伤，脾脏切除了，差点丢了性命。”

“你刚刚不是说她出国了？”

“那是另外一个女人，一个前任女友。伊莱恩是我太太。”

“我还以为你生命中从来没有过任何女人。”

“我们当时还没结婚。之前彼此认识好几年了，莫特利的事情又让我们重逢。”

“莫特利就是那个想杀你的家伙？”

“对。”

“那她康复之后——她叫什么？”

“伊莱恩。”

“伊莱恩康复后，你们又继续约会，现在你们结婚了，幸福吗？”

“非常幸福。”

“老天，”他说，“说不定我待在纽约经历这件事后，最后会回康涅狄格和芭芭拉破镜重圆，不过很难想象她没有脾脏，因为发脾气是她个性中的主要特征。”他喝了口酒。“而且我手上有案子要进行。也许飞去奥斯陆或布鲁塞尔过两个星期很诱人，不过我想我还是要待在纽约面对命运。但这不表示我想找死，我也觉得把保护自己的任务交给纽约市警局没什么道理。我在这里很安全——”

“这里？”

“公寓里面啊。这栋大楼的安保措施很好。”

“我想威尔要进来不会太困难。”

“门口的警卫有没有叫你拿证件给他看？我交代过他的。”

“我拿了张卡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我说，“我没让他有时间看，他也没坚持。”

“我得再去跟他说说。”

“别费事了。你对这栋大楼的职员不能期望太高。你们的电梯没有服务员，任何人要进来，只要把门房解决掉就行了。”

“解决掉？你是说把他给杀了？”

“或者只要趁他没看到偷溜进来，这可不像溜进诺克斯堡①那么难。如果你希望有多一点机会能活着闯过这一关，又不肯出国，你就需要二十四小时不 离身的警卫。这意味着每天三班，而且我建议你每班雇两个警卫。”

“你是其中之一吗？”

我摇摇头：“我不喜欢这类工作，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你可以替我找保镖吗？”

“间接的可以。我是自己独立办案。我可以打电话找几个支援的人，不过找不到那么多。我能做的就是推荐一两家经纪公司，可以算是侦探安保公司。”

我掏出笔记本，抄下两家公司的名称和电话，还有联络人，然后把那页纸撕下来，递给惠特菲尔德。他看了看，折起来，塞进上衣口袋。

“现在打电话过去也没用，”他说，“我明天一早就打——如果威尔肯让我活到那时候的话。”

“你应该还有几天。他会等到消息见报，让你这几天担心个够。”

“他实在很烦，不是吗？”

“这个嘛，我想他不会出现在琼·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的名单上。”

“今年不会，可是到了明年，他会有很多竞争对手。哦，老天，你原本还以为你的生活井然有序，然后就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冒出来将它打乱。你常常担心吗？”

“我常常担心吗？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吧。”

“我好像常常会担心。我会担心中风或心脏病，担心前列腺癌。有时我还会担心有什么不好的基因会让我得到某种罕见的疾病。我想不起那个病的名字了，可是这会儿我又担心自己会提早得阿兹海默症。你知道吗？这真他妈的浪费时间。”

“你是指花时间去担心？”

“没错。这些担心都搞错方向了。要是之前你问我，我会说我从来就没担心过这个狗娘养的，没想到现在我上了他的名单了。告诉我，除了雇警卫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定还知道一些我日常该注意的事项，说出来好让我有所防备。”

我把那些能增加活命几率的建议事项说完之后，他已经煮了一壶咖啡，我们各自都喝了第二杯。他谈了一会儿他正在进行的案子，我简单聊了一下一个月前进行的一项工作。

“我希望你明白，我很感激你所做的这一切，”他说，“我本来想叫你寄账单给我的，不过登上威尔名单的人应该要把账目尽快结清才对。我该给你多少钱？我马上开张支票给你。”

“不收费。”

“别傻了，”他说，“我半夜把你拖出来，花了整整两小时听你的专业意见。你就直说，把价钱告诉我。”

“我本来就希望保住你的性命，”我告诉他，“如果你活着，我就有机会接更多工作。”

“你这么想没问题，但今天晚上你还是应该收费。”他拍拍刚刚放进纸条的那个口袋，“这些侦探社会给你介绍费吗？”

“看你找哪一家。”

“只有一家会给你介绍费？”

“我不时会从可靠侦探社那里接一些例行的侦查工作，”我说，“若是碰巧有机会替他介绍生意，沃利·唐会付我佣金。”

“那你何必又多写另外一家公司呢？”

“因为他们不错。”

“好，那我打算找可靠侦探社，”他说，“就这么办。另外我还是想把今天晚上的费用付给你。”

“没有必要。”

“既然如此，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想雇用你。”

“做什么？”

“去查威尔。”

我把所有不合理的原因告诉他。有半数的警力都被派去侦查这个案子，而且警方有渠道利用所有资料和证据，并配合科学仪器查出一些东西。何况，他们有足够的人力去敲每一扇门，追查每个线索和报案的电话。而我所能做的，也不会超过他们的范围。

“这些我都知道。”他说。

“所以呢？”

“所以我还是想雇用你。”

“为什么？只是找个方式把今晚的费用付给我吗？”

他摇摇头：“我希望你参与这个案子。”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有机会做一些改变。你知道，我第一次雇用你，是因为雷蒙德·格鲁利奥的推荐。”

“嗯，我知道。”

“他说你脑袋灵光，反应很快。‘告诉他第一句，他就明白一整页了。’他是这么说的。”

“那是他与人为善，”我说，“有时候我只是动动嘴巴而已。”

“我不觉得。他也赞美你的个性和正直，还说了其他的。他说你顽固得像狗一样咬着不放。”

“总比说我猪脑子好。”

他白了我一眼：“你就是不肯妥协，对不对？马修，攻击是最好的防守。这句话在法庭上是真理，在现实生活里也是。我不知道你能比警察多做些什么，但这阵子我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钱，如果我能花一些钱在你身上，我就可以告诉自己，我正尽力在威尔逮到我之前就先逮到他。你就行行好，开口告诉我你会接这个案子，好让我开张支票给你吧！”

“我接这个案子。”

“看吧，你很固执，这或许是你工作所需的特质。不过我很会说服人，而这正是我工作必备的特质。”他走向书桌，拿出支票簿，写了一张给我的支票，撕下来，交给我。

“这是雇用费，”他说，“够了吗？”

上面的金额是两千元。“非常好。”我说。

“你现在手头有其他工作吗？”

“暂时没有，”我说，“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不过明天早上我会开始进行。”

“我也会打电话给可靠侦探社的唐，去找保镖。这是我该做的。我跟你说一件事，你别说出去。一直到今天下午，我还有点喜欢威尔呢。”

“真的？”

“算是我对他有那么一点欣赏吧。他是某种意义上的都市民间英雄，不是吗？几乎就像蝙蝠侠一样。”

“蝙蝠侠从不杀人。”

“漫画里是这样。电影里他会杀人，不过好莱坞什么故事都会瞎搞，对不对？不，真正的蝙蝠侠从不杀人。我们说‘真正的蝙蝠侠’，因为如果你是看漫画长大的，事情就是这样。”

“我懂。”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我是个他妈的律师。仅此而已。我不是小丑，不是企鹅人，也不是谜语人。为什么蝙蝠侠要对付我？②”

① Fort Knox，位于美国肯塔基州，是一个军事训练基地，也是联邦政府黄金储备的贮存处。

② 小丑、企鹅人和谜语人都是与蝙蝠侠作对的反派人物。

4

我到家时，伊莱恩还没睡，正在看探索频道的野生动植物纪录片。我陪着她一起看了十分钟。出现片尾字幕时，她对我做了个鬼脸，然后关掉电视。

“你进来的时候我就该关掉的。”她说。

“为什么，我不介意跟你一起看啊。”

“我应该学会的是，”她说，“跳过这类节目的最后五分钟不看，因为都一样。你花了五十五分钟欣赏一些很美好的动物，然后他们毁掉这一切，告诉你这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活不到下个世纪。他们想方设法让你沮丧，这让人怀疑他们的赞助商里包括抗抑郁症药物厂商。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怎么样？”

我简单告诉她今天晚上的事情。“听起来他不沮丧，”她说，“而好像是困惑，‘为什么是我？’”

“很自然的问题。”

“是啊，我也觉得。你刚刚说雇用费是多少？两千元？没想到你会收下。”

“我想是警察的训练使然。”

“只要有人递钱给你，就收下。”

“差不多吧。他想为我花掉的时间付费，我拒绝了他，于是他决定要雇用我。我们有钱可以花了。”

“你也有工作可以做了。”

“对，而且或许我可以找出一些事情来做。只希望不需要买一台计算机。”

“啊？”

“TJ。他刚刚还提起这件事。他什么时候走的？”

“你离开半小时后他就走了。我说他可以睡沙发，可是他不想留下来过夜。”

“他从来没留下来过夜。”

“‘你干吗，以为我没地方睡觉啊。’我很好奇他会去哪里睡。”

“那是一个谜。”

“他一定有个住处。”

“不是人人都有地方住。”

“我不认为他是流浪汉，你不觉得吗？他会换衣服，而且打扮得很干净。我确定他不是睡在公园里。”

“流浪汉有很多种，”我说，“不是所有流浪汉都睡在地下道，从垃圾桶里掏东西吃。我认识一个女的，喝酒喝得连房租管制下租金便宜的公寓都丢了，然后她就把东西搬到切尔西一个付费储藏室里，一个月大概八十元。她租了一个八平方英尺的小隔间，东西放在那儿，人也睡在那儿。”

“他们让她睡在那儿？”

“不，可是又能怎么管呢？她都是白天去，然后每次睡四五个小时。”

“一定很可怕。”

“这样比待在收容所安全，而且更有隐私。说不定也更干净、更安静。她在那里换衣服，如果脏衣服积多了，附近还有个投币洗衣店。”

“那洗澡呢？别告诉我那儿有淋浴间。”

“她会去公厕清理，另外她有些朋友，偶尔会让她去他们家里洗澡。当然要碰运气，淋浴间不是她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真可怜。”

“只要她不再碰酒，”我说，“早晚会有个好地方住。”

“还会有自己的淋浴间。”

“或许吧。不过这个城市有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认识一个家伙，已经离婚六七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住处。”

“那他睡在哪里？”

“私人办公室的沙发上。如果他自己是老板，就没问题，可是他不是。他不过是熨斗大厦里一家公司的中级主管。我猜想他还算重要，私人办公室里面还有一张沙发。”

“如果有人撞见他睡在——”

“他会打个呵欠，然后告诉对方说他只是躺下来放松一下，一定不小心睡着了。或者说他加班到太晚，错过了回康涅狄格的末班火车。谁知道？他是公司两个街区外一家新潮健身房的会员，他每天早上都去那儿使用诺德士健身设备，然后就在那儿洗澡。”

“他干吗不干脆租个公寓？”

“他说他负担不起，”我说，“不过我觉得是他自己太神经质了。而且我猜想他很得意自己能瞒过每一个人。或许他把自己当作一个城市改革家，睡在野兽的肚皮上。”

“睡在从汉若登买来的皮沙发上。”

“我不知道那张沙发是皮的还是什么做的，不过就是一个想法而已。全国其他地方的人如果没地方住，就会睡在自己的车里。可是纽约人没车，这里一个停车位的租金跟艾奥瓦州苏城的一户公寓一样。不过我们很能随机应变，总会找到解决方法的。”

到了早上，我把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那张支票存进银行，然后努力思考我该做什么事来赚这笔钱。我花了几个小时回头查这个案子的新闻报道，然后跟威利·唐谈了一下，确认他所安排的警卫。惠特菲尔德一早就打电话给他了，不过当时威利已经看过报纸，所以他立刻就知道惠特菲尔德打电话来的目的。

“我让你了解一下大致的状况，”他说，“你认识这个家伙，而且介绍他来找我们，对此我很感激。基本上我们在三个地方盯着他，法院、他家，还有他的办公室。法院是个拥挤的公共场所，而且要进去还得通过金属探测器。”

“这并不表示没办法把武器弄进去。”

“我知道。而且我们要防的这个家伙会穿墙术，对吧？他用枪杀过人吗？他通常攻击脖子。沃尔默是吊死的，然后他又勒死了帕特里齐奥·萨莱诺，还有那个反堕胎的家伙怎么了，被衣架勒住脖子吗？”

“他先被刀子刺死。”

“还有那个头被砍掉的家伙叫什么来着，那个黑人。只不过那是他的手下把他干掉的，不算数。管他叫什么。”

“叫西皮奥。”

“总之，他没用过枪。重点是他不怕近身肉搏，而且一对一他总是会赢。这表示惠特菲尔德随时都得有人陪着，特别是他不能自己一个人去任何地方。比如刑事法庭大楼的男厕，帕特里齐奥就是死在男厕里的，对不对？”

“没错。”

“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杀人，”他说，“被勒死是很痛苦的。那个反堕胎的家伙，你没说错，他是先被刺死，如果我没记错，沃尔默也是先被敲中脑袋并离死不远了。所以重点是，他杀人的方法很不固定，也就是说，不能排除他从街对面用一把来复枪来干掉你的可能性。”

“这样很难防卫。”

“几乎是不可能，”他同意，“不过还是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我叫他穿上一件防弹背心，这还是比光穿着那些西装上衣要更有保障得多。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有装甲钢板的加长型轿车，车窗全都是防弹玻璃。他二十四小时都带着两个贴身保镖，外加一个专用司机，就守在车上。”

他接着把其他的措施都告诉我。我觉得都很好，我也不可能想出更好的方法。

“他绝不会单独一个人走进任何房间，”他说，“就算那个房间十分钟前有人检查过也一样。他要进去之前，我们一定会有人再检查一遍。”

“很好。”

“马修，这真他妈的诡异。‘人民的意志’，想想，他就像他妈的贝比·鲁斯①，打球前还先指定要打到哪个方向，然后把球轰出全垒打墙外，而且每次还百发百中，这狗娘养的。这回我们要让他出局。”

“但愿如此。”

“是啊，但愿如此。贴身保镖的工作无聊得很，如果你做对了，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不过报上的标题也不会夸奖我们。‘威尔瞄准明星律师。’你跟着这家伙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堆记者和摄影人员，有的把麦克风凑到他脸上，有的用镜头对准他的脸。”

“现在你了解联邦调查局特勤单位的辛苦了。”

“的确，”他说，“欢迎他们来接手。反正我从不喜欢华盛顿。那里的街道通往四面八方，而且那儿的夏天他妈的真能把你给热死。”

接下来几天我找到了一些事情做。我去中城北区分局见乔·德金，他替我打了几个电话，确定了给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那封公开信与威尔的前几封信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或至少字句的排列是同一个方式，而且是用同一款打字机打的）。我之前只是凭写作的风格判断，也觉得是同一个人，但这种事情我必须确定才行。

即使如此，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查一查是否有人出于个人恩怨而想取惠特菲尔德的性命。他离过两次婚，现在与他的第三任妻子也已申请分居，他的现任妻子住在康涅狄格州。每次婚姻都有一个孩子，而我记得他唯一的儿子（排行老大）两年前曾因为卖一批价值几百块的迷幻药给一名便衣警官而遭到逮捕。后来案子被撤销了，显然他把毒品的供应商供了出来以获得减刑。看起来似乎有点苗头，不过最后却没有查出些什么。

我比较喜欢出于私人恩怨而杀人这个设想。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将个人动机隐藏在连环谋杀的烟幕后面。有时某个投机取巧的人会把他个人独立的谋杀行动伪装成某桩连环杀人案的其中之一——我就碰到过一次，凶手用冰锥，模仿的人也用冰锥。另外我还知道几个案子，凶手先随意乱杀几个人，最后用同样的模式干掉某个他真正想杀的人。这是主要嫌疑犯转移嫌疑的最为明显的一种方式。不过不见得会奏效，因为警方的例行办案程序早晚会过滤每一个有个人动机的人，而只要他们开始注意，都会有所发现。

如果这是个烟幕，那么威尔就得制造出很多烟。为了勒住你太太的脖子并且摆脱嫌疑，而写好几封信给报纸且干掉一堆知名人物，这条路也未免走得太远太迂回了。

但或许他现在也只是在练习。这也不稀奇。也许这个杀妻凶手在用他太太自己的裤袜勒紧她的脖子之前，先杀掉四个人。然后在被捕之前，他还会再杀三个人。我不相信这个凶手花那么多力气只是为了摆脱嫌疑。我的感觉是，他杀人只是为了让自己高兴而已。

好天气一直持续到周末。星期天应该会下雨的，可是没下，而且到了傍晚又热又起雾。星期一更糟，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三度，空气就像湿羊毛似的。星期二也差不多，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暂时把注意力从威尔身上移开。

打电话来的那个女人我认识，她名叫金妮。她说：“老天，我真难过。你听说拜伦的事了吗？”

“我知道他生病了。”

“他死了。”

我是在匿名戒酒会认识金妮的。她住在五十三街和第九大道交会口附近，平常去圣保罗教堂的那个团体参加聚会。拜伦是她的一个朋友，不过他住在格林威治村，通常都参加当地的聚会。他加入匿名戒酒会是因为没法停止喝酒，但几年前他还吸食海洛因上瘾，而且重复使用别人的针筒，他戒酒没多久后去做了抗体检验，结果证明他是HIV阳性。你大概会以为，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会大骂见鬼，然后跑出去大醉一场，我想有些人会如此，但也有很多人不会。

拜伦就不是这样。他继续戒酒，参加聚会，乖乖吃医生给的药，另外还配合特别设计的食物疗法增强免疫系统。这些措施或许带给他一些好处，但却不能让他逃过艾滋病的发作。

“听到这个消息真遗憾，”我说，“我上回看到他应该是三月或四月了，我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聚会上碰到他。我想是佩里街的那个聚会点。”

“他通常都去那里参加聚会。”

“我还记得他当时看起来不太好。”

“马修，艾滋早晚会夺走他的性命，不过却没这个机会了。有人用枪杀了他。”

“有人——”

“拿枪对着他扣动扳机。老天，什么人会做出这种事？”

我轻轻地说：“金妮，他自己有最好的理由这么做。”

“什么？”

“或许他是自杀。”

“哦，老天，”她不耐烦地说，“马修，他死在公共场所。你知道他那栋大楼对面有个小公园吗？”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霍雷肖街。不是梵高大楼，是隔壁那栋战前的建筑。街对面有个小公园。阿宾登广场？不，是另外一个。”

“杰克逊广场。”

“应该是吧。他今天早上带着一杯咖啡坐在那里看早报。有个人走到他身边，朝他的头部开枪。”

“凶手抓到了吗？”

“逃走了。”

“可是有目击者吧。”

“公园里有一些人。当时还早，所以天气还很舒服，到了现在这个时间，那边就像个火炉似的。”

“我知道。”

“感谢老天让人发明了空调。拜伦本该待在他自己的公寓里吹空调的，可是他喜欢阳光。他说他原本大半辈子都在躲避太阳的摧残，可是现在他好像从阳光里得到能量了，太阳能。他说过，成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一个好处就是不必担心会得皮肤癌。马修，你跟他不太熟，对不对？”

“一点也不熟。”

“你知道他怎么传染上这个病的？”

“据我所知是共用针头。”

“没错，他不是同性恋。”

“我想也不是。”

“住在格林威治村又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们很自然会以为他是同性恋。可他是异性恋者，正宗的异性恋者。”

“哦？”

“我算是在跟他谈恋爱。”

“我懂了。”

“爱上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该怎么办？”她没等我回答，也因为我没有答案，“同性恋男人会特别留意这个问题，对不对？我猜他们会用安全套，或者他们根本就不会跟艾滋病患者约会。如果他们自己不是病毒携带者，就绝不会跟任何带病毒的人交往，”她沉默了片刻，“或者他们照样勇往直前碰运气。”

“你是这样吗？”

“哦，不。我？你怎么会这么问？”

“从你声音里听出来的。”

“也许是嫉妒吧。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是那种做事冲动不顾一切的人。可我从来都不是，即使年轻疯狂时也不是。我很喜欢拜伦，有些同情他，可是这种状态让我们彼此都有所保留。我们就这件事谈过一次，如果我们谈恋爱会有多么不同。可是事情没有不同，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们依旧保持朋友的关系，就像那句老话，只当朋友，可是‘只当’这个字眼又算什么？真正的友谊非常罕见，你不觉得吗？”

“对。”

“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他珍惜每一天，你想警方会抓到杀他的凶手吗？”

“听起来应该会，”我说，“他是在公共场所遇害的，还有很多目击者，而且是属于第六分局管的，那个区的犯罪率不高，所以不会像那些与毒品有关的案子那样被忽略。还要看他们一个星期内能不能抓到嫌疑犯。”

“他们可能会以为这个案子与毒品有关。”

“为什么？”

“他以前吸毒，有记录的，不是吗？”

“被逮捕就会有记录。”

“他被抓过两三次，没坐过牢，不过他跟我说过他被抓过几次。”

“那他就有记录了，没错。”

“而且那个公园常有人在买卖毒品，虽然不像华盛顿广场那么一大群，可是拜伦告诉过我，他会坐在窗前，看到外头街上很多人被逮捕。”

我沉默了片刻说：“金妮，他没回头去吸毒吧？”

“没有。”

“那警方就不会认为他的死跟毒品有关。除非他们认为是误杀，说不定真是如此。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照程序办案，追查所有的线索。我猜想他们会抓到开枪的人来结案。”

“希望如此。马修，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那么重要呢？抓到凶手又不能让他死而复生。”

“的确。”

“而且我也并不渴望复仇。我不恨杀掉拜伦的那个人。以我的想法，他帮了拜伦一个忙。他过得很平静，马修。他珍惜每一天，不过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对不对？”

“对。”

“他照样可以出门，照样可以去参加聚会。虽然出门得拄着拐杖，可是他可以走过几个街口去佩里街，总有人会让座给他。他说，这是艾滋病的好处之一，不必担心得皮肤癌，也不必提早一个小时去佩里街聚会处占位子。他什么事情都能拿来开玩笑，我想如果没法开玩笑，那就惨了。”

“我想也是。”

“我以前有个一起工作的朋友，他不能来工作后，我常去看他。后来我就再也受不了了。那毁掉了他的心灵，但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他常常会有痴呆的现象，我待在他身边会受不了。我没有抛弃他，他有个照顾他的情人，还有很多朋友。我只是在办公室偶然认识他的。仔细听我说好吗？我老是得替自己解释。”她停下来抽了一口气，“我发现自己会在拜伦身上寻找痴呆的症状，可是他没有。”

我在报上看到了拜伦死讯的报道，也在纽约地方电台的新闻节目《纽约第一》中，看到梅利莎·美川站在杰克森广场里，就在拜伦·利奥波德被射杀的那张凳子前报道。镜头拍了他对街的公寓，然后美川随着摄影镜头的移动，指出凶手的逃亡路线。

她继续说了别的，我按下静音钮去接电话。是阿德里安，讲了几个新笑话还有那些饥渴的记者，反正只要威尔把你列入目标，其他人也都会想用枪瞄准你。“‘第四阶级’②现在对我热情得很，”他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一天花十八个小时在摄影机前面，其他时间去接受纸质媒体的采访。人人都想娶个处女回家嘛。”

“什么意思？”

“他们想找个例外。你还记得那个家伙在被涂了油彩又被贴上羽毛，然后用火车送出城之后所说的话？”

“他说了荣誉之类的话，不是吗？”

“‘但是为了荣誉，我宁愿以寻常的模样离城。’我记得的也许不是每个字都正确，不过反正是个传说的故事，谁又能记得一字不差？走红的滋味很好，但我发现拒绝反而越来越容易。除了麦格劳之外。”

“他想怎么样？”

“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想采访我。”

他又继续说了其他的事情，不过我没认真听。我忽然灵光一闪，怕自己忘了，于是开口道：“不要跟任何人单独碰面。”

“什么？”

“换了我，”我说，“没有保镖在场的话，我不会见任何人。”

“即使是个大腹便便的老记者也不行吗？”

“红衣主教都不行。”

“真的？红衣主教能让人产生信任感呢。我想是因为红帽子，让他看起来像个守护天使。”他自己大笑，然后叫我放心。“红衣主教没打电话来，”他说，“马蒂也不想见我，他只想在电话上跟我谈，五分钟就好，然后给他一些独家的消息让他可以写专栏。我不觉得我给了他什么，不过他总有办法可以从少之又少的材料里面榨出他的专栏文章。这种事情他以前干过很多了。”

我们互道再见后挂了电话，然后我也没管电视上的安静画面里到底在说些什么就关掉了电视。我有个想法，然后静静坐在那儿慢慢玩味。那个念头似乎很牵强，而且我想到这种事情警方似乎早就该查清并且排除可能了，可是很难说。如果他们没查过，那么我就有事情可以做了。

结果花了几个小时打电话之后，我回到原来比较保守的想法上。也不能说没用，至少现在我可以放弃一个胡思乱想的念头，可是我也不觉得自己因此就能有别的什么收获。

同时马蒂·麦格劳的确从阿德里安所说的话里面榨出了一篇专栏文章，文中探讨了身为名人的种种好处和坏处。同一份报纸里的另外一个专栏则在思索拜伦·利奥波德的命运，不过一两段之后，他就继续谈别的话题了，我也是。我跟拜伦算不上亲近，以前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而逮捕杀害他的凶手是第六分局那些家伙的责任。他们可以处理，不需要我的帮忙。

只不过，他们没法马上处理，而我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扯进去了。到了星期四，谋杀之后的两天，我正在到处乱晃时，发现自己距离那个凶杀现场步行只要五分钟。于是我走到那儿，在一张公园板凳上坐了半小时，跟几个人聊了聊天，然后过街去跟拜伦那栋大厦的门房说了几句话。

星期六下午，哈得孙街的圣卢克教堂为他举办了一个追悼会。他戒酒这几年认识的人分享了对他的回忆。我仔细地听着，想在其中寻找线索。

会后我和金妮喝了两杯咖啡。“真滑稽，”她说，“我一直有种感觉，觉得应该雇用你才对。”

“雇我去找出射杀拜伦的人？警方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我知道。可是那个感觉一直甩不掉。你知道我怎么想吗？马修，我最好替他做点事。可是却没有其他我能替他做的事。”

那天稍晚我接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电话。

“你猜怎么着？”他说，“我猜到那个狗娘养的打算怎么杀我了。他会让我被烦死。”

“你听说过有人烦死，”我说，“可是你不会在任何验尸报告里看到这会是所谓的‘死因’。”

“那是被掩饰了，就好像天主教徒也会违背戒律自杀。烦死的人是不能葬在圣土上的。你听说过一个叫贝内代托·纳皮的人吗？”

“我想我曾在弗里克收藏馆看过他几幅画。”

“不是那个，除非他有我所不知道的另外一面。大家喊他‘手提箱本尼’，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他曾有个工作，是替托尼·富里罗发动汽车，他把引擎打开预热一下，如果没有爆炸，那就表示车子安全，可以让托尼上车了。”

“就像试吃食物的人一样。”

“正是如此。你把钥匙插进去发动，没出事的话，你就可以回家看卡通节目了。本尼这么搞了几个月，然后就算了。不是因为他受不了那种压力，我不认为他感觉到任何压力。‘从来没出过事。’他这么抱怨。当然如果真出过事，你就得用海绵替他收尸了，不过他只是觉得这一切对他来说太烦了。”

“你倒是知道他的感觉？”

“没错，而且事实上我不像本尼那样有抱怨的权利。我可以诉苦说大热天还得穿防弹衣，但其实我是从有空调的公寓出来，进入开着空调的加长型轿车，然后再到有空调的办公室。街上比地狱还热，可是我在街上停留的时间还不足以让我感觉到热度。”

“安保措施的确很周密。”

“你说得没错。我不知道防弹背心那么重，更别说有多不舒服，不过那也不是苦行僧穿的粗布衬衣。所以我现在活着，等着炸弹爆炸，如果没事，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逃过一劫。你呢？你查出什么了吗？”

“事实上，”我说，“我还在考虑要把钱退还给你呢。”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不出什么好方法去赚这笔钱。我花了一些时间，可是我不认为查到了什么新线索，而且我也不可能对官方调查有任何帮助。”

“还有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不是吗？”

“哦，的确是有。”我说，然后告诉他拜伦·利奥波德的事情。

他说：“他是什么人，朋友的朋友吗？”

“基本上是。我认识他，不过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没有亲近到一想到杀他的凶手逍遥法外就会让你睡不着的地步。”

“想不到警方到现在还没有逮到凶手，”我说，“我想我会花几天查一查。只不过我现在已经有你这个客户了。”

“你从没同时进行两个案子？”

“偶尔会，但是——”

“不过你觉得好像是在欺骗？我现在活在宣判死刑的阴影里，你应该为我所付的钱而努力。毕竟有太阳的时候，就不该有月亮。你那个朋友想雇你吗？”

“她提过，但是我不会收她的钱。”

“你是慈善性的服务。”

“你们律师总是会想出这些字眼来形容。”

“一个男子带着一杯咖啡和《纽约时报》坐在小公园的板凳上。另外一个男子走过来，射杀他，然后逃走。就这样，对吧？”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死者得了艾滋病。这会是什么，恐同分子吗？”

“拜伦是异性恋者。他吸过毒，因为重复使用针头而感染艾滋病病毒。”

“所以搞不好凶手是个消息不准确的恐同分子。或者反过来，是因为好心而杀他。你是这么想的吗？”

“你说的都有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你看这个意外和我们的朋友威尔会有任何关联吗？”

“老天，”我说，“我想都没想过。”

“现在你想到了？”

“想到了，不过又抛开了，”我说，“如果两者有关，我会觉得很意外。威尔并没有事先宣布，也没有事后夸耀，而且死者完全不是公众人物。会有什么关联呢？”

“非常随机，”他说，“而且非常没有意义。”

“所以呢？”

“威尔的目标都很特定，他会事先宣布他的目标，然后告诉对方他为什么要杀他。”

“没错。”

“这是他的正式目标。”

“你认为他还会私下杀人？”

“谁知道？”

“那又是为什么呢？”

“这一切哪有为什么呢？”他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干吗要杀我？也许他喜欢杀人，永远杀不够。也许他计划要射杀我，想先找个容易的目标、一个不会防备他而且身边不会围绕着保镖的人来练习。也许杰克逊广场上那次小小的‘双人舞’是一场彩排。”

这个想法很有趣。乍听之下很天马行空，不过相当刺激，于是我开始提出别的可能性。我们扯了几分钟，然后惠特菲尔德说：“我不觉得两件事有任何关联，你也不这么觉得。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花两天时间去查查看。别退还我给你的钱。你总能找出方法来赚的。”

“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坚持。比起我给可靠侦探社的保镖费，给你的那些钱只是零头而已。一天要花四十八个小时的保镖时数，还有加长型轿车和司机，外加其他额外的支出。算一算就知道了。”

“只要能保住你的性命——”

“那就值得了。如果不能保住我的命，付账单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这个交易很不错吧？我有什么好损失的呢？”

“我想你不会有事的。”

“跟你说，”他说，“我也这么觉得。”

① 贝比·鲁斯（Babe Ruth，1895—1948），美国棒球巨星，美国棒球史上著名的天才型全垒打王。

② The Forth Estate，美国的新闻媒体通常被称为“第四阶级”。

5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毫无困难地说服自己休假一天。我在电视上看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美式橄榄球季前热身赛，不过心思没放在上头，只是熟悉一下球员而已。

我每个星期天都固定和我匿名戒酒会的辅导员吉姆·费伯吃晚餐，不过他八月出城一个月。所以伊莱恩和我去卡内基音乐厅对面看了场电影，然后去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厅吃晚饭。吃完后我们觉得，平常去的那家泰国餐厅比较好。

当天我很早就上了床，次日早餐后我去格林威治村。第一站是西十街的第六分局办公室，我向一个名叫哈里斯·康利的警探自我介绍，后来我们就在布里克街转角的一家店里喝咖啡、吃丹麦面包，他把他所知道有关拜伦·利奥波德谋杀案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之后我到霍雷肖街拜伦所住的那栋大厦，我之前曾跟那儿的门房聊过几句。拜伦被射杀时，他正在当班，所以他才能告诉我先前那位警探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他不能让我进去，不过他替我把管理员找来。那个管理员身材矮胖，东欧口音，手指上的烟渍和身上浓浓的烟味都显示他烟抽得很凶。管理员听完我的话，查看了我的证件，然后带我到十五楼，用他的钥匙打开拜伦的房门。

那套公寓是个很大的工作室，外加一个小浴室和简易的厨房。家具很少，而且像是从邮购目录上买来的便宜货。房里有电视机，还有书架，上头堆了书，墙上有一张裱框的海报，是一年前霍普①在惠特尼美术馆的特展。圆形咖啡桌上有一本精装书，是后冷战时期的间谍惊悚小说，里头夹了张纸片标示着他读到哪里—差不多已经看完三分之一。

我从电视机上拿起一个放在木质底座上的小铜象，在手上掂掂重量。管理员在房间的另一头看着我。“你想要的话，”他说，“就藏在口袋里带走吧。”

我把那只小铜象放回木头底座。“我想它的家在这里。”我说。

“住不了太久了。所有东西都要搬走，你倒是告诉我，它现在的主人是谁呢？”

我无法回答。我告诉他，肯定会有人跟他联络的。

“住房委员会想把这里卖掉。利奥波德先生只是租房住，他当初有机会的时候没把这里买下，所以现在房子也不是他的。如果找得到他的家人，我们会把家具和衣服转交过去。有人出面，就可以接收这些东西。要是没有，我们就都送到救世军那儿去。”

“我相信他们会好好利用的。”

“要是有什么好东西，载货的司机会通知旧货商，让他们花几块钱偷走。我刚刚看到你盯着那些书瞧，你要的话就拿走，带回去吧。”

“不，不用了。”

我走到窗边，眺望街对面的公园，又检查了衣柜。

“警方来检查过几次了，”他说，“有个警察拿走了一些东西，虽然我没注意是什么，不过我发现拿走了很多。”

“我相信你会发现的。”

“浴室药物柜里的一些药，床头柜上的一只手表。如果不当警察的话，他会是个好小偷。还有个警察什么都不肯碰，就像这样走来走去，”他两臂紧抱在胸前，“他还以为他碰了什么东西就会被传染，或是光呼吸这里的空气就会感染。真是个白痴，艾滋病才不是这样传染的。”

拜伦·利奥波德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早晨吃了半个甜瓜和一片烤面包。警方在垃圾桶里找到了甜瓜皮，另外一半用保鲜膜封好放在冰箱里，他用过的盘子堆在洗水槽里。他煮了一壶咖啡，装进一个有盖的塑料杯，然后拾起门垫上的《纽约时报》。他把报纸挟在腋下，一手拿着咖啡杯，一手拿着橡皮头拐杖，坐电梯下楼，走过楼下大厅。

这是他通常的行程。天气太冷或下雨时，他就待在公寓里，坐在窗前喝咖啡看报；但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出门，坐在阳光下。

他坐着看报，身边的板凳上放着一杯咖啡。然后一名男子走向他。是个白人，而且证人似乎一致指出，此人不老也不年轻，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他显然是身穿浅色休闲裤，不过有个证人记得他是穿牛仔裤。上衣不是T恤就是短袖运动衫，证人的说法不一。我的感觉是，其实在听到枪声之前，没有人真的注意到他。枪声响起后，几个原先没留意的证人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枪手已经一溜烟跑掉，什么也看不到了。

凶手跟拜伦说了一些话，有几个人听到，其中一个说他喊了拜伦的名字。如果真有那么回事，那就表示凶手不是随便乱挑人，但和我聊过的第六分局警探对那个证人不是很信任。他告诉我，那家伙是在附近街上混的，他的意识通常受到毒品控制，眼力和听力不会比你和我强。

两枪，几乎同时发射。没有人看到枪，一个证人记得他带了一个纸袋，或许吧，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把枪藏在纸袋里。两枪都射进被害人的胸膛，是从五英尺到十英尺外开枪的。凶枪是点三八口径的左轮，相当有威力，不过不是那种高科技穿甲子弹。如果拜伦当时穿着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所穿的那种防弹背心，他就可以活着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

可是他没有，两颗子弹紧挨着，一颗在他的心脏上找到，另外一颗在右边约一英寸处。那种疼痛和震惊一定无法形容，但不会持续太久。被害人几乎当场死亡。

两枪，而且在拜伦眼中的生命光芒熄灭之前，凶手就已经拔腿跑掉了。他很幸运，因为他可能被绊倒，或者跑到转角刚好碰到警察。或者即使没碰到警察，也可能会不小心碰到某个看清他的脸的路人。

结果都没有，他干干净净地跑掉了。

那天下午我呼叫TJ，他在两个街区外的一家咖啡店跟我碰面。“我们以前来过这里，”他说，“后来整修过，看起来很不错。”

“干酪汉堡好吃吗？”

他想了想。“有饱腹感。”他说。

“饱腹感？”

“已经被我吃掉，而且吃得很饱，”他说着把盘子推到一边，“你要找我做什么工作？”

“完全用不上计算机的工作。”我说，然后告诉他我所知道的拜伦·利奥波德，还有我对他的死有什么想法。

“跑腿工作开始了，”他说，“到处找人，到处打听。”

“就是这么回事。”

“已经开始算时间了吗？”

“你开始了。”我说。

“意思是你会付钱给我，可是谁付钱给你呢？”

“彼得会付钱给我，”我说，“不过我得找出保罗出了什么事。”

“你把我弄糊涂了，大哥。”

“我有个客户，”我说，“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大律师啊！他上了威尔的名单。”

“没错。”

“他跟拜伦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我说，然后解释惠特菲尔德的理论给他听。

“他觉得威尔这是在做热身运动，”他说，“你觉得合理吗？”

“不怎么合理。”

“我也觉得不合理，”他说，“他为什么要练习？他一直做得很好啊。”

假设拜伦·利奥波德的谋杀案是一桩街头犯罪。或许他是因为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激怒了凶手而惹来杀身之祸。或许他是一桩犯罪事件的目击者，或许他曾从他公寓的窗口看见什么，或是在公园板凳上听到了些什么，也或许他是被错认成某个曾在毒品交易中激怒那个枪手或者抢走他女友的人，而遭到误杀。

如果是这类原因，那么有可能街上会传出这方面的消息，所以我派TJ到处去打听这类事情，在这方面他比我有办法。

同时，我可以寻找拜伦生活中的动机。

我拿起电话打给金妮。“谈谈他吧。”我说。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

“有一些事情不太合理。他住在一栋很不错的大楼里，那儿十二年前转为合作公寓，而且他按时缴房租。他符合购屋资格，可以用内部的便宜价格把房子买下来，或者继续租房子。可是他没买，宁可继续付房租。”

“当时他吸食海洛因吸得很凶，”她说，“一般的毒虫在投资判断上眼光不会太精明的。他曾说他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买下那套公寓，可是当时他根本没那心思。”

“令人意外的是，”我说，“他居然还能租得起。如果他是个毒虫——”

“他曾有吸毒的习惯，但那不是他的生活方式，马修。他是个华尔街毒虫。”

“你该不是要说他对股票市场上了瘾吧？”

“不是，他对海洛因和酒上了瘾。不过他在华尔街工作。是个低阶层的工作，在证券商那里当负责下单的职员之类的，不过他朝九晚五乖乖上班，没请太多假。他保住了工作，按时缴房租，没有丢掉他的公寓。”

“我知道有些人就失去了自己的住处。”

“醉鬼通常会如此。听到海洛因这个字眼，总会令人联想到犯罪。”

“哦，光是买海洛因就已经是违法交易了。”

“而且是个负担沉重的习惯，大多数的毒虫凭合法的收入无法负担得起。不过如果你有份不错的工作，毒瘾又没那么重的话，你就可以撑得下去。”

“我知道有些中产阶级也吸食海洛因，”我说，“上个月那个女的，嫁给税务律师的那个杂志编辑。不过当然她不用针头。”

“不会在这种艾滋年代使用。拜伦如果晚几年才开始吸海洛因，他也不会用针头的。不过即使是用鼻子吸，那也还是海洛因。吸了会很亢奋，不吸就会犯瘾。而如果吸得太多，你就会死。那个杂志编辑就是因为吸食过量而死。”

我们谈着这件事，然后我说：“所以他这些年都一直在做同一份工作。”

“一直工作到他戒酒后。后来他的公司被收购，他就失业了，但我记得不到两个月，他就在另一家公司找到性质非常类似的工作。然后一直做到他因为健康原因而辞职为止。”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我想六个月吧，但可能更久。对，没错，因为我记得他在圣诞节假期之前就辞职了，但他又回去参加公司的圣诞派对。”

“对戒酒的酒鬼来说可真不好受。”

“他后来很沮丧，但我想不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喝酒，虽然那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我想是因为他了解到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已经结束了，他再也不能回去工作了。”

“有些人认为这是得艾滋的好处之一。”

“就像不必担心得皮肤癌？你说得没错。但拜伦不这么想，他喜欢有份工作。”

“他银行里有钱，”我说，“接近四万块。”

“有这么多吗？我知道他不必为钱发愁，他的健康保险还有效，而且他说他的钱够撑到他离开，他是这么说的。”她沉默了片刻，“去年冬天他说过，他认为自己还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可以活动自如，可以去户外的时间是两年。除非有什么奇迹之药出现，或者其他的奇迹出现。”

“我知道他立了遗嘱，”我说，“简单而直接，他是用现成的格式，找了两个邻居当证人，把所有的东西捐给几个防治艾滋病的慈善机构。”

“他以前告诉过我他打算这么做。”

“他结过婚吗？”

“他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维持了大概一年。然后两个人就离婚了，或者是宣告婚姻无效。我想应该是宣告婚姻无效吧。”

“我想没小孩吧。”

“对。”

“有任何家人吗？”

“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亲都是酒鬼。”

“所以他是遗传的。”

“嗯。他父母亲都死了，父亲是很多年前，母亲是他戒酒后没多久。他有一个哥哥，但已经下落不明很多年了，拜伦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还有另外一个哥哥，也已经过世好几年。拜伦说他是死于食道破裂，所以我猜想他一定也是个酒鬼。”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我说。

“老天。”

“你想他那四万元是哪里来的？而且他如果去年圣诞节前就不再工作，一开始一定更多。就算他戒酒后开始每星期存点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存这么大一笔钱也还是很不得了。”

“人寿保险。”

“他是谁的受益人吗？”

“不，他有个特殊的寿险方案，几年前开始有个朋友说服他投保，说是很好的投资。”

“这些年还一直在保着？”

“他说这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情。如果他没钱或忘了缴保费，有一个延期的期限，可是保险公司会自动贷款去缴。所以他戒酒之后，保险还是有效，他就继续缴保费。”

“他的受益人是谁？”

“我想一开始应该是他太太，然后有几年他把他母亲列为受益人，后来她死了之后——”

“怎么样？”

“抱歉，很难讲出口。当时我并不知道，但后来他让我当他的受益人。我猜反正非填个受益人不可。”

“你说你们以前很亲近。”

“亲近，”她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他寿险结束领钱时，我收到了通知。保险公司规定的，我得签一份文件。我不必同意，但他必须通知我。”

“很多保险公司都有这项规定，”我说，“以防万一保险需要补缴保费，算是离婚条款的一部分吧。”

“他几乎是感到抱歉，马修。‘你恐怕不会成为富婆，金妮。我自己需要这笔钱。’”

“保额有多少？”

“不是什么大财富。七万五千元？八万元？反正不到十万。我不知道他领回了多少。”

“要看投保方案的退保金是多少。”

“嗯，”她说，“我也不知道。无论是多少，反正一定够他度过余生。”

“我自己也不太懂这些，”我承认，“只知道基本上要看你所缴的保费是多少。然后看你所投保的寿险方案，慢慢累积一个现金值。若是终身缴保费的方案，你缴的保费会愈来愈高，累积的现金值就愈多。但若是定期型方案，你缴的保费愈来愈少，但累积的现金值是固定的。当然还有介于中间的其他方案。”

“我不知道他保的是哪一种。”

“不会是定期型，”我说，“因为定期型保险不能贷款。你刚刚说，他停缴保费时，他的保约还是有效的。”

“对，他可以根据他所累积的现金值贷款缴保费。”

“你说得没错。当然如果有任何大笔贷款的话，现金值也会减少。”

“不过他事后还得付清，对吗？”

“不必。这个贷款的利息很低，因为基本上你是在跟自己借钱。比方说你用这个方式跟自己借了几千元，干吗要还给自己呢？有什么动机呢？要是你拖着不还，等到你死了，保险公司就会从保险金里头扣除，让你的受益人少领一点，可是反正你也没法活着听到他的抱怨了。”

“噢，我不知道拜伦的贷款总额是多少，”她说，“或者他有没有还钱。我对人寿保险不是很了解。”

“我也不了解。”

“他也许有其他的投资，或者可能是我记错了保险数字，我对这种事情的记性一向很糟。嗯，这倒提醒了我，你刚刚说你进到他的公寓里了是吧？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个小铜象呢？”

那是他们两个都戒酒后，她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刚戒酒，记忆不太靠得住。他永远记不住别人的电话，或者钥匙放在哪里。但她告诉他，有了这个铜象，就不会忘掉一切，这变成他们之间的一个信物。

“我想留着那只小铜象，”她说，“不值什么钱，除了我之外，对其他人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这对他也一定有某种意义，”我说，“他没有什么摆设之类的，但他把这个小铜象放在电视机上头这么重要的位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好会注意到。管理员还劝我把它拿走。”

“你拿了吗？”

“没有，该死，我放回原位了。不过真可笑，因为我原来有个冲动想拿走的。我会回去拿。”

“真不好意思让你再特地跑一趟。”

“我离他那栋大楼只有两个街区，”我说，“一点也不麻烦。”

最麻烦的就是要找到那个管理员。他正在七楼修一个漏水的水龙头，门房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他，把他叫下来。这回我没在拜伦的公寓里逗留太久。第二次造访，里头艾滋病的气味似乎更浓了。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麝香味儿可以和那种疾病联想在一起。稍早我检查他的衣柜时就发现了——衣服都有这个味道——但这回整个公寓都闻得到。我拿了那个小象就走了。

① 指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 1882—1967），美国画家。

6

四十八个小时后，我又去那栋霍雷肖街的公寓拜访了两次。我敲了很多门，跟各式各样的人谈话。如果警方没跟所有人谈过，至少也是大部分，但那些人并没有因此不愿再跟我谈谈，不过他们的确没什么好说的。拜伦是个好邻居，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据他们所知，他在这世上没有任何敌人。我听了一大堆关于谋杀的不同理论，大部分我都已经想过了。

星期三下午我和TJ碰面交换情报，不出所料，他的收获并不比我多。“伊莱恩要我明天过去帮忙，”他说，“可是我告诉她，我得先问问你。”

“你尽管去替她看店吧。”

“我也这么想。街上打听不出什么了。”

我在第八大道上了往北的公共汽车，在第四十街陷入堵车大军后，我就下了车，走完剩下的路回家，然后去对面的办公室，刚好雷蒙德·格鲁利奥打电话来。

“嘿，你这浑小子，”他说，“我看要是那个独具一格的‘人民的意志’知道你插手这个案子，恐怕会被吓得跪地求饶。”

多年前，我缴回警徽辞职不干，而且离开太太和两个儿子后，就在第九大道东边第五十七街的西北旅馆租了个房间。这么些年下来，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尊敬，但我住的地方不是原因之一。伊莱恩现在和我住在凡登大厦，就在第五十七街靠市中心那一头，西北旅馆的正对面。我搬去跟伊莱恩一起住后，还留着原来旅馆的房间，自我安慰说是用来当办公室的。不过实在没怎么用到。这儿没有地方见客户，我所收集的档案也可以轻易地装进对街的某个衣橱或带有架子的储物柜里。

“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雷蒙德·格鲁利奥说，“今天稍早我在市中心碰到他。事实上我发现当时我刚好没事做，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他工作。他正在办一个案子，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我这两天没跟他通过电话，”我说，“他状况怎么样？”

“看起来没那么红，”他说，“不过就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现在我每次打开电视都会看到他。记者不是在刑事法庭大楼前面把麦克风凑到他脸上，就是把他弄进电视摄影棚。昨天晚上他上了拉里·金的现场秀，是在CNN的纽约摄影棚连线转播的。”

“他说了些什么？”

“谈刑事司法里那种敌对辩论系统的道德观点。我们能期待一个律师有多宽的眼界，又能要求他负多少责任？他才刚刚谈得有点意思，接着就接听观众电话，所以就像往常一样，一到这个时候，一切就降回最低标准，通常还挺低的。”

“低得可怕。”

“都是这样的，他今天早上在法庭上表现得很正常。你知道塞缪尔·约翰逊①说过，‘若一个人知道他两星期后就会被吊死，他的心智会专注得惊人。’”

“说得好。”

“可不是吗？我很意外那些赞成死刑的人没有提出这句话，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解救全世界疾病的药方是多么有效。”

“你该不会是打算对我发表演讲吧？”

“不，不过下回我可能会反对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我们的阿德里安好像弄了一群很不错的贴身保镖。我猜是你安排的。”

“不完全是。我给了他一些建议，又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告诉他该去找谁。”

“他说他现在都穿防弹衣。”

“应该是，”我说，“不过我希望他对这件事口风紧一点。如果枪手知道你穿了防弹衣，他就会改为瞄准你的脑袋。”

“哎，我不会告诉威尔的。当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威尔是谁，不是吗？”

“如果我们知道，”我说，“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问题了。”

“你知道，”他说，“我自己也可能是威尔。”

“嗯。不，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怎么这么确定？”

“从他的信，”我说，“用词太高雅了。”

“你这浑小子。不过他的文笔的确有一套，不是吗？”

“是啊。”

“几乎会想让人盼望收到他的信。有件事情我并不引以为荣，你知道我看到那封给阿德里安的公开信时的反应是什么吗？”

“你觉得这封公开信的对象应该是你才对。”

“该死，你怎么会知道？还是我太容易被看穿了吗？”

“嗯，还有其他什么事会让你觉得可耻呢？”

“我没说我觉得可耻，只说我并不引以为荣。”

“好吧，我收回可耻二字。”

“不过你没猜错。你还记得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演员吗？”

“我听过这个笑话，可是忘了。”

“五个。一个爬上梯子，其他四个在下面说：‘在上面的应该是我！’律师也差不多是这样。老兄，就这件事而言，你可以说我有点像是在为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而参加试镜。全纽约最恨的人是谁？”

“沃尔特·奥马利。”

“沃尔特·奥马利？老天他是哪个……哦，那个把道奇队搬离布鲁克林的混蛋。他死了，不是吗？”

“我倒真希望他死了。”

“你这浑小子就是不肯宽恕，是吧？别管沃尔特·奥马利了。谁是全纽约人民最痛恨的律师？”

“如果这是个笑话，那答案就是所有的律师。”

“答案你已经猜到了，是雷蒙德·格鲁利奥。”

“硬汉雷蒙德。”

“你说得没错。我有一堆最惹人厌的客户，是那种你很乐于去痛恨的人。是谁说他从没碰到过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威尔·罗杰斯吗？”

“管他是谁，反正我看他碰到的人还不够多。”

“而且他一定从没见过我客户名单上的人。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黑人激进分子、精神病杀人狂。沃伦·麦迪逊，他只杀了六名纽约警官。惠特菲尔德接过的客户中，有谁比得上沃伦·麦迪逊？”

“里奇·沃尔默，”我说，“这个是最大的。”

“沃伦·麦迪逊跟里奇·沃尔默一样坏。你可以责备司法系统造成沃尔默被无罪开释。至于沃伦，你就只能怪罪律师。”

“真谦虚。”

“别管谦虚不谦虚了。谦虚在这一行是吃不开的。老兄，你听过那句中国诅咒吗？‘祝你找到一个谦虚的律师。’你看我们的朋友阿德里安怎么样？会不会有事？”

“我不知道。”

“威尔一点也不急。这是他等得最久的一次，不是吗？我指的是从写公开信到动手之间这段时间。也许是阿德里安的防护措施做得比较好，要杀他比较难。”

“也许吧。”

“或者他可能厌倦了这个游戏。或者他可能跳到公共汽车前被撞死了。”

“或者他可能坐在公园板凳上，”我说，“然后很可能遭到某个人误杀。”

“杀他的人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会？”

“怎么不会？你不是正在想你提过的那个朋友的朋友吗，在霍雷肖街被枪杀的那个。”

“哦，我大概因此才会联想到那个公园板凳的说法，”我承认，“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把拜伦·利奥波德排除在外。他一整天的唯一活动，就是走到对街，挑一张板凳坐下。”

“所以你已经有点进展了，我的朋友。你已经排除一个人了。”

“我把你也排除了。”

“好极了。”

“还有我自己，”我说，“因为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不会忘记的。还有伊莱恩，因为如果她做了这类事的话，我确定她一定会跟我讲的。”

“因为你们两个之间是一种公开而诚实的关系。”

“完全正确，”我说，“还有马蒂·麦格劳。”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没有，”我说，“不过我也排除他的嫌疑。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在布朗克斯被干掉的时候，他正在警察运动员联盟的一个晚宴上致辞，而且罗斯韦尔·贝里死在奥马哈的时候，他人在纽约。”

“功败垂成，”雷蒙德说，“他在专栏里讲的吗？我一定没看到。”

“我自己查的。”

“真的？”

“阿德里安曾说过，马蒂想给他做个独家专访，”我说，“但他接着又说他只想在电话里采访，而非当面采访。但我因此有了个想法。警方应该已经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检查过，排除了他的嫌疑。但我想自己去查查看也没有什么损失。”

“整件事对麦格劳有好处，不是吗？我可以了解他多么希望一直维持热度，然而不是他干的。”

“恐怕不是。”

“也不是你或我或伊莱恩，或那些刚做完动脉搭桥手术的人，或者你那个被射杀的朋友，但可能是其他某个已经被射杀或刺死或跳楼的人。全世界最厉害的匿名杀手威尔，现在很可能被某个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的人干掉了。”

“对你来说很讽刺。”

“他可能默默无闻地死去，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阿德里安可就惨了，不是吗？”

“为什么？这么一来他不就解脱了吗？”

“你再想一想。”

“哦。”

“得你知道自己已经解脱了，那才算数啊，”他说，“你要撑多久才会取消那些安保措施？还要花多久时间才能真正放松？”

我想着惠特菲尔德，晚餐后打了个电话给他，在他的答录机里面留了话。没什么急事，我说，而显然他也听进去了，因为我没再接到他的回电。

不过我在夜间新闻上看到了他。整件事没有什么进展，不过媒体照样逼他发表看法。同时威尔的名字也还是照样登在《邮报》的头版上。

次日晚上他又上了电视新闻，但这回有个报道。他的案子原本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就要开庭由陪审团审理，但忽然就因为他的当事人同意以较轻的罪名认罪而解决了。

我去圣保罗教堂参加匿名戒酒会。我依然随身带着那个小象，在那儿碰到了金妮，便交给了她。我本来打算中场休息时离开，可是决定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留下来拖到结束。到家时想必是十点半左右，电话响起时，我正在倒咖啡。

“马修·斯卡德，”他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真高兴你打来，”我说，“两三个钟头前，我刚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你。”

“哪个台？”

“不知道，我是两三个频道切来切去。”

“电视冲浪，嗯？很普遍的室内运动。哦，我想如果进入陪审团程序的话，我们会赢这个官司的，可是我不能劝我的当事人赌赌看。基本上他应该不会坐牢，要是陪审团最后不这么想，那不就糟糕了吗？”

“这种事不是不可能。”

“是啊。你永远不知道陪审团会怎么判。你可能以为你知道，可是永远无法确定。我之前原以为他们会判里奇·沃尔默有罪的。”

“怎么会？判决说明书中规定不能这样的。”

“没错，但他不再缺乏无罪开释的条件了。他们想让他坐牢，而总会有陪审团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判有罪不会成立的。”

“哦，是啊。扬西法官可以轻易驳回判决。如果他不驳回，我会在上诉的时候推翻的。”

“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做，里奇都会重获自由。”

“嗯，但不见得马上。不过我当初所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你想听详情吗？”

“有何不可？”

“我以为扬西法官明知上诉法庭会改判，所以让有罪判决成立。这样他就不会成为把里奇放回大街上的那个人。而且我以为里奇去坐牢时，会碰到某个有公德心的神经病在他上诉改判之前就杀掉他。就像威斯康星的那个家伙一样。嗯，其实后来事情的发展差不多就是这样，不是吗？只不过真的杀掉里奇的家伙不是囚犯，而且凶手自己也是个连环杀手。”

“你还撑得下去吗，阿德里安？”

“嗯，我没事，”他说，“知道明天不必出庭，我压力小多了。同时你会有那种一件事情结束时所产生的悲喜交加的感觉——无论是一个官司、一场恋爱，或甚至是一桩失败的婚姻。你或许会高兴终于结束了，但同时你又会有一丝遗憾。”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然后他说：“唉，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对吧？只要一走下坡路，往往就是结束的开始，通常都是这样的。”

“你好像有点忧伤。”

“是吗？我想我只是累垮了。这个官司让我撑了下去，现在一结束，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断了线的木偶。”

“你只是需要休息一下。”

“希望你是对的。我一直迷信这个官司让威尔没有进行下一步动作，只要我照常工作，他就不能取我性命。现在忽然之间，我对整个情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祥预感。”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你之前不让自己朝这个方向想。”

“或许吧。也或许我睡个好觉起来会好过一些。该死，我很清楚喝一杯的话，我会好过一些。”

“大部分人都会，”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发明了酿酒和卖酒。”

“嗯，我打算打开瓶盖，让精灵出来。这是我今天的第一杯，如果你在场，我可以给你倒杯汽水。”

“我等会儿自己在家喝一杯，”我说，“而且我会边喝边想着你。”

“喝可口可乐吧。让这杯成为真正的欢庆时刻。”

“我会的。”

我们沉寂了片刻，然后他说：“真希望多了解你一些。”

“哦？”

“我希望有更多时间。这些话你听过就忘记，好吗？我已经累得没法思考了。也许我会放弃喝这杯酒直接上床睡觉。”

但他没有放弃喝那杯酒。

反之，他走到前面的房间，那儿有一个保镖。“我要喝一杯，”他宣布，“我想我大概没法说服你陪我一起喝。”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对话。“惠特菲尔德先生，我有职责在身。”

“我不会说出去的，”惠特菲尔德说，“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威尔先生闯进那道门，我希望你脑袋清醒，所以我不应该倒酒给你。喝杯汽水如何？或者来杯咖啡？”

“我已经在厨房里煮了一壶。你去睡觉后，我会喝些咖啡。别替我张罗了，惠特菲尔德先生，我很好。”

惠特菲尔德从吧台上拿了一个玻璃杯，走进厨房加冰块，然后又回到客厅，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他往杯里倒满酒，然后把酒瓶盖上。

“你名叫凯文，”他对那个保镖说，“我一定听过你的姓，可是好像记不得了。”

“凯文·达尔格伦。”

“现在我想起来了。凯文，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这个工作不错。”

“你不会觉得无聊？”

“我不怕无聊，先生。有事情的话，我早有准备；没事情发生的话，我也乐得轻松。”

“很健康的态度，”惠特菲尔德告诉他，“你大概不会介意替托尼·富里罗发动汽车。”

“什么？”

“没什么。我应该喝掉这杯，不是吗？我倒了酒，就该喝掉。应该这样的，不是吗？”

“看你的意思，惠特菲尔德先生。”

“看我的意思，”惠特菲尔德说，“你说得完全没错。”

他举起杯子，无言地做了个干杯的姿势，然后喝了一大口。达尔格伦眼睛看向书橱，他喜欢看书，这个公寓里有很多书可以看。这份工作没那么辛苦，拿着一本好书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八小时，想喝咖啡就自己倒。做这种休闲活动还有钱拿，实在不错。

他正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听到他正在保护的人发出一个尖锐的声音，类似被勒住了脖子。他回过头去，看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抓着自己的胸，往前倒在地板上。

①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诗人。

7

“似乎他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凯文·达尔格伦说。他大约三十出头，个子高高的，肩膀宽阔，大脑袋，淡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淡褐色的眼珠在眼镜后头警戒地闪烁着。乍看之下很聪明又有心机的样子，似乎也会是个思虑周密的杀手。

“我是最后一个跟他谈过话的人，”我说，“当然除了你之外。”

“没错。”

“他很累，我想这使他变得悲观。但或许他是有预感，或者只是有种感觉，觉得自己将到达生命的终点。”

“他说请我喝一杯。我没答应。上班时喝，而且是当保镖的时候喝？我要是干了这种事情，会被他们像块烫手山芋似的甩掉，而且马上就甩。我根本一点也没有受到诱惑，但现在我可以想象如果我答应喝一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碰杯，喝下去，然后砰的一声，我们一起倒在地板上。或者也许我会先喝那杯酒，因为他拖了很久才喝。那么我就会死掉，而现在坐在这里跟你谈的就会是他了。”

“可是结果不是这样。”

“是啊。”

“你遇到他并进入公寓时……”

“你要我把整个过程告诉你？没问题。我的轮班从晚上十点开始，我去公园大道那儿报到，碰到塞缪尔·梅特尼克，他和我一起值十点的班。我们在楼下大厅等着，前面一班的两个家伙带着惠特菲尔德先生坐加长型轿车回家，然后在十点十分把惠特菲尔德先生交给我们。塞缪尔·梅特尼克和我跟着惠特菲尔德先生上楼，执行一般的安保措施，比如进出电梯之类。”

“是谁打开公寓的门？”

“我，而且我先进去。有个笛音响起，表示防盗警铃设定了，所以我走到设定键盘那儿输入密码。然后我检查了所有房间，确定公寓里面是空的，之后走到前面房间，让塞缪尔下楼，接着锁了门并确认锁紧了。然后惠特菲尔德去他房间里的浴室，之后又回卧室，我猜是在打电话，然后就回到前面的房间，其他的你已经知道了。”

“你之前去过那栋公寓吗？”

“是的，先生，值过几次夜班。从十点开始。”

“你进去时，有注意到什么东西被弄乱了吗？”

“没有被闯入的迹象。如果有的话，我会二话不说抓着惠特菲尔德先生离开那个鬼地方。至于有什么东西被弄乱，我只能说我觉得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很正常，跟前几夜一样。不过我次日早上六点就交班了，所以值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那一班的同事，才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地方的人。我实在看不出他和惠特菲尔德先生离开之后，是不是有任何东西被移动过。”

“不过房里有没有什么情况让惠特菲尔德表示奇怪的？”

“你是指像‘怎么会有这个瓶子？’之类的吧，没有，没有这类的事情。不过老实跟你说，我不确定他会注意到这些。你知道他的心情不太好。”

“嗯。”

“他好像心不在焉，不知道这个词儿用得对不对。他好像有点恍惚，就在他喝酒前——”他弹了一下手指，“我知道我想到什么了。”

“是什么，凯文？”

“是一部我看过的电影里面的一场戏，不过别问我电影的名字，我不记得了。那场戏是讲一个酒鬼，已经戒酒——不知道，好几个月或好几年吧，总之很久了。他倒了一杯酒，看着酒，然后喝下去。”

“惠特菲尔德就是那样看着自己的酒。”

“差不多。”

“可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喝杯苏格兰威士忌，不是吗？”

“我想是吧。我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看着他喝。有时候我去值班时，他已经到家了，所以我只是去交班而已，也没跟惠特菲尔德先生碰面。还有几次我去之前他已经喝过了。说到酒鬼，我要说他完全不是。我从没见过他一晚上喝超过一杯。”

“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我说，“他说他打算喝那天的第一杯酒。”

“我想他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早些时候我没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可以证明他的呼吸里面没有酒味儿。”

“如果他喝了，你会注意到吗？”

“我想会的。坐电梯时我就站在他旁边，而且我的嗅觉很不错。我可以告诉你他晚餐吃的是意大利菜。而且我一整天都没有喝过酒，如果你自己没喝，就会对别人身上的酒味特别敏感。”

“没错。”

“香烟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以前抽烟，那几年我从没闻到过别人身上的烟味，不管是我自己或其他人。四年前我戒了烟，现在我可以闻到飞机另一头某个老烟枪身上的烟味。当然这么讲是有点夸张，不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

“所以我猜那是他那天晚上的第一杯酒。天啊。”

“怎么了，凯文？”

“哦，这件事不好笑，但我刚刚才想到。至少可以确定，那是他最后一杯酒。”

我不必苛求凯文·达尔格伦有关他嗅觉的说法。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倒在地板上没多久之后，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嗅觉无误。一开始，他以为惠特菲尔德是心脏病发，他的本能反应就按照所受过的训练，开始实施心肺复苏术。

在急救的过程中，他当然嗅到了惠特菲尔德身上的酒味。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味道，是杏仁味，虽然达尔格伦之前从没闻过这种带杏仁的味道，不过他很熟悉有关这种气味的描述，他可以猜出那是什么。他从惠特菲尔德倒下的地方拿起空杯子，注意到上头也有同样的气味。于是他停止急救，打电话给有毒物品管制署，虽然直觉告诉他，打了也没有用。接电话的那位女士所告诉他的也差不多，说她最好的建议就是让被害人恢复呼吸和心跳。他又打电话给九一一，然后在无计可施之下，又去做心肺复苏术。警方赶到时，他还在继续做。

此时刚过十一点，纽约第一频道已经以新闻快报播出这条新闻，比第七频道整整快五分钟。不过反正当时我没开电视。伊莱恩和我是大约一点十五分睡觉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的一个住在几英里外的客户已经因为吃了致命的氰化物而死亡。

有时候伊莱恩一起床会看《早安美国》或《今天》节目，不过她也可能听收音机里面的古典音乐，第二天早上我在厨房看见她时，我们都猜收音机里面播的是莫扎特。结果那是海顿，不过答案揭晓时，她已经离开家去健身房了。我关掉收音机——如果我没关，就会听到整点新闻，惠特菲尔德的消息会是第一条或第二条。我喝了两杯咖啡，把伊莱恩吃剩的半个面包圈吃掉，然后出去买报纸。

我离开公寓时，电话正好响起。可是我正开了门踏出去，便一路往外走，让电话答录机去接。如果我自己接电话，我就会从威利·唐那儿听到惠特菲尔德的死讯，可是我没这么做，而是走向报亭，那儿有一排《纽约新闻》和一沓《邮报》并排放在倒置的塑料牛奶箱上。《纽约新闻》上大喊：“惠特菲尔德律师死亡！”而右边的《邮报》则向我们解释这桩凶案：“威尔杀了第五个人！”

我买了两份报纸回家，听了威利的留言然后给他回电。“他妈的这怎么回事，”他说，“保镖工作是这一行里最容易的，只要让客户活着就行了。只要他还有脉搏，你的工作就不会出错。马修，你知道我们替惠特菲尔德所做的安排，那可相当不错，而且安排的人也是好手。结果那个他妈的苏格兰威士忌瓶子里居然有氰化物，搞得我们现在看起来像一坨烂屎。”

“那是氰化物？我看到报上只说是毒药。”

“是氰化物，我的人是从气味辨认出的，还马上打电话给有毒物品管制署。真可惜他没在惠特菲尔德喝下肚前先闻一闻。”

“真可惜惠特菲尔德自己没闻一闻那个杯子。”

“是啊，他只是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光，然后那杯东西就泼了他一屁股，其实是泼在他脸上。他朝前倒下。达尔格伦还把他翻过来，好做人工呼吸。”

“达尔格伦是你那边值班的人？”

“我安排了两个人。他是待在楼上陪惠特菲尔德的那个，另外一个在楼下大厅。如果我让他们两个都待在楼上……可是不行，他们会怎样？坐在那儿玩一整夜的扑克牌？我原先的安排是对的。”

“只不过客户死了。”

“是啊，没错。手术很成功，病人却死了。你看威士忌里面的毒药是怎么回事？那个公寓很安全，早上出门时检查过，是空的，而且防盗铃也设定了。我的人发誓他设定了，就是昨天早上接惠特菲尔德出门的那个，而且我知道他的确设定了，因为达尔格伦发誓说他昨天晚上开门时，防盗铃还设定着。所以任何在昨天早上八九点和晚上十点之间进去的人，都得通过两道锁，一道是美迪科锁，一道是西格儿锁，而且还得通过一个全新的波赛顿警铃。老天，那是怎么办到的？”

“警铃是新的？”

“我自己订购的。门上装的美迪科锁也是新的，我们接到这个工作时，我就装了警铃。”

“谁有钥匙？”

“惠特菲尔德自己当然有，但不是因为他需要钥匙。因为不管进出，他都绝不会是第一个通过那道门的人。另外还有两套钥匙，两个值班的人各有一套，下班时就交给来接班的人。”

“那大楼的职员呢？”

“他们有西格尔锁的钥匙，那是当然的。不过我们没有给他们新锁的钥匙。”

“他应该有个清洁女工吧。”

“对。他一搬进来，每周二下午都是同一个清洁女工进来打扫。她没有美迪科锁的钥匙，也不知道防盗警铃的四位数密码，但不是因为我认为威尔很可能是个来自绿点区的波兰裔老太太。她没有钥匙是因为不需要的人就不会有钥匙。每星期二下午我们会有个人在那儿等她，让她进去，守在那儿直到她做完工作为止。她在那边用吸尘器打扫地板、熨衣服、跪下来用手擦洗浴缸的时候，我们的人就坐在那儿看杂志，而且你知道，他的时薪是她的三四倍。有人告诉过你人生是公平的吗？”

“我会记住的。”

“你提问之前，先让我回答一两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警察已经问过，我也已经回答过。那个防盗警铃不单是装在门上而已，窗户也装了。这样也许有点夸张，因为那儿并没有火灾逃生口，难道我们还以为威尔会进行人类飞行表演，用几条绑在一起的床单从屋顶上吊下来？”

“那算飞吗？”

“你懂我的意思啦。我整晚都在跟一堆警察讲话，而且没跟记者谈过，所以不要指望我说话像莎士比亚。我是这么想的，在窗户上加装防盗系统也花不了多少，所以何必省这点小钱呢？除此之外，如果这家伙可以干掉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又在奥马哈干掉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的家伙，谁敢说他不能爬上砖墙？”

“那送货门呢？”

“你是指整栋大楼还是那套公寓？当然那栋大楼有送货门，而且有专用的送货电梯。惠特菲尔德住的那套公寓也有送货门。可是我们一接这个案子，就再也没有人用那个门进出了。我接这个案子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丢掉那个门闩，把门永远封死，因为一个地方若是有两个进出口，那从安保的观点来看，你就等于制造了让自己头痛的危机。早晚会有人忘了锁送货门，这就表示清洁工塞尔诺维茨太太每次都得绕远路把垃圾送到滑梯口，不过她好像并不介意。”

我们又聊了些那套公寓的安全设施，锁和警铃系统什么的，然后我们回头谈氰化物。我说：“是放在他的威士忌里，这点确定吗？”

“他喝了那杯酒，然后倒在地板上，所以除了放在酒里还有什么可能？除非那时刚好有人用弹丸枪射中他。”

“不，可是——”

“如果他喝的是龙舌兰酒，”他说，“而且是照惯例配盐和柠檬，就是喝一口酒后，舔一口盐、吸一口柠檬，那我们就会检查，看看柠檬或盐是不是被下了毒。可是现在没人这样喝龙舌兰酒了，至少我认得的人都不这么喝。而且反正他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所以除了在酒里下毒，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去过他那里，”我说，“就是他收到威尔公开信的那天晚上。”

“然后呢？”

“他那天晚上也喝了一杯酒，”我说，“用的是玻璃杯，而且我没记错的话，他还加了冰块。”

“哎呀，老天！”他说，“抱歉，马修。我熬了一整夜，而且看起来这会是很糟的一天。毒药可能在杯子上或冰块里吗？我不知道，或许吧。我相信警方会对瓶子里的酒进行化验，说不定已经化验过了。达尔格伦从那个家伙的呼吸里闻到氰化物的味道，而且我想他说过他是从玻璃杯里闻到的，说不定在冰块里。他有没有闻到瓶子里剩酒的味道？我想没有。酒放在吧台上，而他和惠特菲尔德在地板上，努力让他恢复呼吸。他妈的妙计，妙极了。”

“可怜的混蛋。”

“谁？惠特菲尔德还是达尔格伦？我得说两者皆是。你知道，我本来还担心餐厅里的食物，你还记得在盐里下毒的那个案子吗？”

“我一定是看漏了。”

“不是本地的新闻，我想是发生在迈阿密。一个黑帮的生意人在他最喜欢的餐厅里吃晚饭，忽然之间他就脸朝下倒在他的意大利式小牛排里。看起来像是心脏病发，而如果他是一般老百姓，也就这么处理了，但这个人是一桩案子的侦查对象，所以警方当然就做了检查，然后确认他是死于氰化物中毒，也在他盘子里剩下的食物中发现了氰化物，而且有监控录像，因为那个死掉的混蛋常去那家餐厅，而且总坐在老位子，于是联邦调查局还是当地的警察——管他是谁——就装了监控摄像头。录像带里显示有个家伙来到这张桌子换掉了盐罐子，可是警方无法完全确定，反正盐罐子里也没发现任何氰化物，因为显然后来有人又换掉了。所以警方也无法把这家伙定罪，但至少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他叹了口气，“惠特菲尔德从没单独坐下来吃饭，他身边一定会跟着一两个我的人，主要就是要确定没人换掉他的盐罐子。好像一个将军，不是吗？总是准备好要打最后一仗。但与此同时，有人跑进他家，在他的威士忌里面下毒。”

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预先猜到了我大部分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些其他的，他都回答了。我看不出他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设计的安保措施有任何弱点。虽然没安排一个人二十四小时看着他的公寓，但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更完备的方案了。

然而某人就是有办法拿到足够的氰化物，并放进惠特菲尔德的酒里毒死他。

我跟凯文·达尔格伦谈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此时我自己也已经被两个专案小组的警探讯问过。他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得知我所能告诉他们的一切，有关我如何认识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从我替他做过的工作，一直到他成为威尔公开信的目标之后我和他之间的接触。

他们挖出我所知道的一切，其实不多，我从他们那儿所得知的倒还多一些。我没问很多问题，而我提出的仅有的几个问题也大都没得到回答。不过我倒是得知瓶子里残余的苏格兰威士忌里发现了氰化物，但稍后我打开电视也照样可以知道这一点。

我被那两个警探问得筋疲力尽，不过和达尔格伦的遭遇还是不能比。当然，他整夜没睡，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回答问题，就是等着警方为进一步讯问做准备。我见到他之前，他设法睡了两个小时，而且他似乎非常戒备，看得出他的压力非常大。

可以想见，他是嫌疑犯之一，其他几个因为保镖职责而得以进入惠特菲尔德公寓的人也是。每个人都受到一番深入的背景调查和彻底的讯问，而且每个人都自愿接受测谎。（警方认为那是自愿。但如果他们想保住可靠侦探社的差事，那就非接受测谎不可。）

惠特菲尔德的清洁工索菲娅·塞尔诺维茨太太也接受了讯问，不过没有给她做测谎。警方跟她谈，主要不是因为有人认为她可能是威尔，而是为了排除任何人在她打扫时曾去过那个公寓的可能性。她星期二下午在公寓里，而惠特菲尔德是在星期四夜里吞下有毒的苏格兰威士忌。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地作证说，惠特菲尔德星期二或星期三夜里也曾从那个瓶子里倒酒出来喝，所以氰化物有可能是她在的时候被放进去的。

她告诉警方，除了那个让她进去和出来的保镖之外，她打扫公寓的时候没看见任何人。而她打扫的时候，那个保镖就一直坐在电视前看脱口秀节目。她不记得看到他接近过放那瓶酒的地方，不过她也不能确定自己在其他房间打扫时，保镖是不是在做些其他什么事。至于她自己，她曾接近吧台，甚至可能因为要掸那个酒瓶上的灰尘而碰过那个瓶子。她掸灰尘的时候，有可能倒一点这瓶或任何一瓶的酒来尝吗？这个问题激怒了她，警方花了好一会儿才安抚她，让她继续接受讯问。

那个酒瓶上唯一的指纹是惠特菲尔德的。这表示凶手把氰化物放进去后曾擦过瓶子，不过这点也预料得到，同时也表示酒被下毒之后，除了惠特菲尔德之外没人碰过，但大家也都知道，那瓶酒放在屋子里，除了惠特菲尔德之外，从来就没有人碰过。

那瓶酒是在威尔寄出那封恐吓要对付惠特菲尔德的信给麦格劳之前两个星期送来的。列克星敦大道的一家酒商把惠特菲尔德订的这批货送来，除了这瓶酒之外，还有两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格伦·法夸尔牌纯麦苏格兰威士忌，一夸脱的芬兰伏特加，还有一品脱的朗里柯牌朗姆酒。朗姆酒和伏特加一直都没开，当惠特菲尔德喝下致命的那一杯时，已经喝掉了一又三分之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你不喝酒，”他曾告诉我，“我也不喝。”一口气买两瓶放在家里，完全够格当一个喝酒的人了，但他最多也只是浅酌一口而已。五分之一加仑有二十六盎司，或者如果你每回倒大约一盎司半的苏格兰威士忌，再加两个冰块，就是十八杯了。喝光的那瓶有十八杯，第二瓶则喝了六杯左右——我想这么算应该没错。有时候他回家前已经喝过了，有时候他则根本一点都不喝。

那天晚上伊莱恩和我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吃晚餐。她点了大份的沙拉，我点了一大碗辣酱，拌着一大堆切碎当配菜的甜椒吃。菜一定辣得可以让人起疹子，不过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一向不太注意食物的味道。

她聊了些白天店里的事情，还有TJ过去跟她闲扯。我也谈了自己的一天。然后我们两个沉默下来。店里放的古典音乐，在周围的交谈声中几乎听不见。侍者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再来些巴黎水，我说不要，不过请他给我端一杯黑咖啡过来。伊莱恩说她要花草茶。“哪一种都行，”她说，“给我点惊喜吧。”

他端了一杯“红色活力”给她。“好个惊喜。”她说。

我喝着咖啡，脸上一定有什么异样，因为伊莱恩双眉一扬。

“有一刹那，”我说，“我尝到咖啡里的酒味。”

“可是其实没有。”

“对，咖啡很好，不过就是纯咖啡而已。”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感官记忆吧。”

“我想也是。”

这次来阿姆斯特朗酒吧，可以说是纯粹路过。几年前，酒馆主人吉米原来的房租还没到期，也未往西迁移好几个街区之前，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第九大道，就在我所住旅馆的街角，而那儿也几乎成了我个人生活空间的延伸。我在那儿社交，在那儿品尝孤独，也在那儿见客户。我在那儿总是保持喝酒的状态，有时候不只是保持状态而已，而是在吧台或自己那张桌前喝得烂醉。我通常喝波本威士忌，不是喝纯酒就是掺在咖啡里。当时对我来说，咖啡和酒的两种味道似乎相辅相成，甚至咖啡因和酒精都可以互相平衡，一个让你保持清醒，而另一个则抚平你敏锐的意识。

我知道抽烟的人戒烟后，就必须暂时戒咖啡，因为两者几乎是连在一起的。我戒酒有自己的种种问题，但喝咖啡不包括在内，我照样可以高高兴兴地喝咖啡，而且到了大部分同辈的人都觉得应该改喝低咖啡因咖啡的时候，我显然也不必有罪恶感。我喜欢咖啡这玩意儿，尤其是好咖啡，比如伊莱恩自己在家里弄的（虽然她自己很少喝），或这阵子在全纽约各角落冒出来的那种西雅图式咖啡店里卖的。阿姆斯特朗酒吧里的咖啡一向不错，又浓又香，这会儿我喝了一口，品尝着，想不通自己刚刚为什么觉得有波本味。

“你也无能为力，”伊莱恩说，“不是吗？”

“的确。”

“你劝过他出国的。”

“我应该更强硬一点，”我说，“不过我想他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我也不能怪他。他有自己的人生，而且他也做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了。”

“可靠侦探社做得好吗？”

“即使是后见之明，”我说，“我也找不出他们有任何错。我想他们原先可以派个人二十四小时守着他的公寓，不论惠特菲尔德在不在家。但即使出事之后，我也不敢说他们该这么做。至于我，我没有也找不出自己可以多做些什么，能让结局有所不同。如果我有某种洞察力，知道威尔是谁，那就太好了，可是事情不是如此。这件事情我就跟纽约其他八百万人，包括被分派去查这个案子的不知道多少个警察一样，摸不着头绪。”

“可是有什么困扰着你。”

“威尔就在那里，”我说，“一个一个地杀了人又全身而退。我猜困扰我的是这个，尤其是他现在干掉了一个我认识的人。我本来是打算说‘一个朋友’的，只是这样不太精确。不过上回我跟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谈的时候，觉得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的朋友，只要他活得够久。”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喝光剩下的咖啡，抓住侍者的视线，朝着我的空杯子指了指。侍者替我添满咖啡时，我思索着伊莱恩的问题，然后说：“他的葬礼只有家人参加，不对外开放。否则他的死这么轰动，会有很多人跑来。据我所知，下个月会有个公开追悼仪式，我大概会去。”

“然后呢？”

“然后我大概会点根蜡烛为他祈祷。”我说。

“反正也不会有坏处。”她说，故意学着布鲁克林的腔调。这是一个老笑话里的腔调，我想我笑了，她隔着桌子也回了我一个笑容。

“那些钱让你困扰吗？”

“什么钱？”

“他不是给了你一张支票吗？”

“两千元。”我说。

“而且可靠侦探社那边没给你介绍费吗？”

“死去的客户不必付钱。”

“什么？”

“那是保镖这一行的一个基本原则，”我说，“有人拿来作为一本谈这个话题的书的书名。威利只拿了一笔小额的雇用定金，还不够他付给那些保镖人员的时薪。法律上他当然有资格开账单，但他已经告诉过我，他打算自己支付这笔开销。既然他已经赔钱了，我也不会去拿他的介绍费。”

“而且你很乐意不拿，对不对？”

“哦，我不知道。如果他赚了钱，我拿介绍费会拿得安心一点。另外如果惠特菲尔德付给我的那两千元让我感到困扰，我退回去就是了。”

“或者想办法去赚它。”

“通过追逐威尔的方式去赚，”我说，“或者追逐枪杀了拜伦·利奥波德的那个人。”

“在霍雷肖街。”

我点点头：“惠特菲尔德建议说这两件事可能有关联，说也许威尔是无意间挑中拜伦，多多少少是为了练习杀人。”

“有可能吗？”

“应该有可能吧。不过也有可能拜伦是被外星人或其他类似的人给射杀的。这是惠特菲尔德说服我拿钱的方式，同时让我随心所欲去调查这个案子。对我来说，这样一来，同时进行两个案子要合理些。只不过两个案子我都没查出什么来，不是吗？”

“没错。这就是让你尝到酒味的原因，因为你没有查出什么来。”

我想了想，啜了几口咖啡，把杯子放在碟子上。“对，”我说，“的确如此。”

出了餐厅，我们等着绿灯时，我挽住她的手。我看着马路斜对面的那栋大楼，目光不自觉地搜寻着二十九楼的一扇窗户。伊莱恩也许是注意到我的视线，或者只不过是猜到我心里在想什么，就说：“你知道格林威治村那个枪击事件让我想起什么吗？格伦·霍尔茨曼。”

他曾住在那栋公寓的二十九楼。他死后，他的遗孀莉萨继续住在那儿。她曾雇用我，我替她把案子查完之后，偶尔会回到她的公寓里，跟她上床。

伊莱恩和我结婚时，我们去欧洲度蜜月。在巴黎时，我们一起躺在酒店的床上，她说婚后什么都不必改变，我们可以继续当原来的自己，过着原来的生活，我们手上的戒指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她说这些话时，有着明显的弦外之音。她似乎在说，我知道有第三者，可是我不在乎。

“格伦·霍尔茨曼，”我说，“被意外杀死的那个。”

“除非弗洛伊德的理论没错，一切都是潜意识作祟，否则根本没有所谓的意外。”

“我调查拜伦的生活时，也曾想到霍尔茨曼。拜伦也可能是被误杀的。”

“被故意杀死就已经够糟糕的了。”

“嗯，有人曾听到凶手喊拜伦的名字。”

“所以凶手认识他。”

“如果那个证人没搞错的话。”

我们走路回家，没再多说什么。回到公寓里，我一只手放在她肩上，将她的身子转过来，我们彼此拥抱、亲吻着，然后我一手放在她的臀部，将她拥紧。

不必改变什么，她曾在巴黎告诉我，但慢慢地，事情当然会有变化。多年来伊莱恩和我之间分享了许多事情。我们初识时，我是个已婚的警察，而她是个甜美年轻的应召女郎。我们曾经在一起，然后又多年没有联络，直到往事又将我们两个拉到一起。没多久她停止接客，又没多久我们找了一套公寓住在一起，再没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之间的激情自然不像初识时我去她海龟湾的公寓造访那般狂热。那时我们对彼此的欲望又疯狂又急切，而且无法抵挡。现在一切都随着时间和习惯而有了调整。我们之间的爱，从一开始到现在，随着时间流逝变得愈来愈大、愈来愈深，我们相伴的那种喜悦也更胜以往。而我们之间的激情，就算不再那么狂暴，却也比以往更为浓烈。

我们又吻了对方，这次吻得很深。我们移到床上，褪下衣服。

“我爱你。”我说，也或许是她说的。没多久，我们就陷入迷乱状态。

“你知道，”她说，“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我想我们会达到某种熟练的程度。”

“不可能。”

“你是我的老熊，我爱你。你打算要睡了，对不对？除非我在黑暗中发光让你保持清醒。我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发光似的。为什么性爱会让女人清醒，却让男人发困？这是上帝无意间犯的错，还是物种存活的某种机制？”

我脑中翻来覆去想着这个问题，试图找出一个答案，此时我的脸颊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嘴唇轻轻摩擦着我的嘴唇。

“好好睡吧。”她说。

8

整个周末的大新闻就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验尸结果。死因并不令人意外。根据《邮报》的报道，惠特菲尔德服下的氰化钾含量，足以杀死一打律师。（星期一夜晚，杰·莱诺在《今夜》中念出这条新闻，眼珠子往上翻了翻，无言地笑了。）

验尸结果也同时表明，威尔只是稍稍打乱了自然规律。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死亡时，已经得了恶性肿瘤，而且癌细胞已经从一个肾上腺附近转移，侵入淋巴系统。威尔顶多只夺走了他一年的生命而已。

“我很好奇他自己原先知不知道，”我告诉伊莱恩，“根据《邮报》的报道，很可能事先没有征兆。”

“他去看过医生吗？”

“他的医生出城了，没人找得到。”

“医生就是这样，”她抱怨道，“惠特菲尔德完全没提过吗？”

“他讲了一些话，是关于什么来着？”我闭上眼睛一会儿，“我最后一次跟他谈，就是他喝下那杯毒酒前那次，他说过希望他能有多一些时间，意思是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彼此熟悉。也说不定他其实没别的意思，只是单纯地希望能活久一点而已。”

“如果他知道——”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病，”我说，“那么在苏格兰威士忌里面放氰化钾的可能就是他自己。这也就解释了威尔怎么有办法穿墙入门自由进出他那套有防盗系统的公寓，因为他根本没去过。惠特菲尔德是自杀的。”

“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我说，然后起身去接电话。

是威利·唐打来的，他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那个狗娘养的本来就快死了，”他说，“你看呢，马修？你很了解他。”

“我一点也不了解。”

“哎，老天在上，你总比我了解吧。他是那种会自杀的人吗？”

“我不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

“我能从达尔格伦那边挖到的，就是他心情不好。可是，如果是我接到威尔的公开信，心情也不会好的。如果我得了惠特菲尔德那种病，我的心情会比他坏两倍。”

“也要看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病。”

“那就得查他的病历，他的医生正好出城度周末了，明天警方会联络到他，我们就会有进一步了解。我刚刚只是在想象，这个狗娘养的在一个拿钱要保护他生命的年轻人面前故意喝下毒药。”

“你知道，”我说，“你一直说他是狗娘养的，但如果他不是自杀……”

“那么我就是在毁谤一个因为我失职没保护好而送命的人，而这么一来，我才应该是狗娘养的。”他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真是他妈的一团混乱，要是有人告诉你不是这样，你千万别信。”

“我连做梦都不敢。”

“总之，他是怎么了？搞什么波兰式自杀，故意布置成谋杀的样子吗？”

“通常都是反过来的。”

“有些人是杀了人，故意布置成那些人好像是自杀的样子。为什么要反过来呢？为了保险金吗？”

“除非他最近投了保，才会合理。保险条款都规定投保要超过一定年限，否则自杀是不理赔的。”

“通常是一年以上，对吗？”

“应该是吧。免得想自杀的人先去投保，故意诈骗保险金。不过你要是投保了二十年，那保险公司就不能因为他是因沮丧并在地铁进站时跳下月台，而逃避他们该负的责任。”

“我不知道，”他说，“这几年我们接了很多保险公司的调查工作，所以我相信保险公司会尽可能地逃避任何责任。最糟糕的就是他们会对我们开的账单细目一一提出质疑。大概是出于习惯吧。”

“说到账单，如果到头来确定他是自杀的——”

“干吗，我可以要求从他的遗产里支付？我们签了约要保护他，可是我们居然防不了他把自己给干掉？我宁可自己吞下这笔损失，也不要费尽心思去收钱。”

媒体的关注多到一定程度，你就无处可躲。到目前为止，威尔好像还对付得了，但菲利普·布辛大夫就没有这种躲避的本领了。他去美加边境的乔治亚湾钓鱼，一些工作积极的记者找到了他。

布辛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医生，主要是内科——伊莱恩指出，“内科”这个名词会让你觉得好像涵盖了皮肤科之外的所有一切了。关于医生和病人之间对病历的保密原则，他的原则显然只限于活着的病人，因此他就放心地说出他已经在春天诊断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肿瘤，而且已经进行过和病人沟通病情这个悲伤的任务。

惠特菲尔德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布辛医生回忆说，惠特菲尔德好像把他当成一个有敌意的证人对待。他逼着布辛医生承认，开刀或化学疗法都不能根治他的病，而且也逼着医生估计了他还剩多少时间可活。六个月到一年，布辛医生告诉他，而且介绍他去斯隆-凯特林医院找一个癌症专科医生。

惠特菲尔德打电话找过那位罗纳德·帕特尔医生进行预约，也去看了医生。帕特尔确定了布辛医生的诊断，而且提议替他做放射线和化学治疗，他认为这样可以替病人多争取一年的寿命。惠特菲尔德谢过他后离开医院，从此再没跟帕特尔医生联络。

“我猜他想听听其他医生的意见。”帕特尔说。

如果他想听意见，在这个城市最适当不过了。每个人都有意见，到了星期二早晨，我觉得自己好像听遍了所有意见。一般舆论似乎都认为惠特菲尔德是自杀身亡，一名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形容说，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自毁行为。我懂他的意思，不过这个陌生的名词让我特别印象深刻。

很多人对他所选择的自杀方式感到不解，因为以其他的先例来说，这种死法太惨了——或者可以说，对惠特菲尔德来说太惨了。氰化物所带来的痛苦难以忍受。你不可能朦胧地陷入梦乡再也醒不过来。唯一的好处就是，的确死得非常快。

“不过，”我告诉伊莱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般方法不太多，而且会选择崎岖道路的人多得出奇。很多警察会饮弹自尽，这种事寻常得简直会让你以为枪管沾了巧克力。”

“我想可以拟个声明，不是吗？‘我用值勤的警枪自杀，所以杀了我的是这份工作。’”

“很适合，”我同意，“不过现在我只觉得这是某种传统。而且这样自杀又快又确定，除非子弹乱飞，结果只是击伤了自己的手。”

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名人引用了多萝西·帕克①的诗：

剃刀太痛，

河流太湿，

氰化物让人变色

药物则引起抽筋；

枪支不合法，

上吊怕绳子断掉，

瓦斯味道不佳——

所以你还是活着好了。

可以想见，这些话引来了常青社团②一位女发言人的一些反驳，她认为必须指出帕克写这些诗句的年代距今已很遥远。她很乐意向大家报告，还有许多快乐的方式可供大家选择，其中有两种似乎是她最偏爱的，就是关在车库里吸一氧化碳中毒而死，或者套在塑料袋里面窒息身亡。

“不幸的是，”她说，“不是人人都有汽车。”

“很可悲，但却是事实，”伊莱恩对着电视说，“幸运的是，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塑料袋。‘爸，我今天晚上可以借你的车吗？不行？哦，那我可以借个塑料袋吗？’”

还有些人坚信，真正的受害人是凯文·达尔格伦，惠特菲尔德在他面前倒地死亡，太不顾虑别人的感受了，这件事使达尔格伦必须承受道德上无止境的压力。至少有一个谈话节目找了一名心理学家和心理创伤专家，讨论这个事件给达尔格伦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达尔格伦接受了大部分的访问，被逼问时他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说，他对惠特菲尔德是自杀或被谋杀没有看法。他只遗憾自己无能为力挽救这个人的生命。

如果达尔格伦不愿意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那么有个名叫欧文·阿特金斯的人倒是抢着想当。阿特金斯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最后一个当事人，他在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抱怨他的案子没法上诉到高等法院的前几个小时，决定以一个较轻的攻击罪名认罪。阿特金斯的理由是，他推测惠特菲尔德是故意想赶快结束这个案子，好无牵无挂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阿特金斯向法院申请说，自己受到了律师的不当对待，要撤回自己认罪的决定。

“阿特金斯有两个论点，”雷蒙德·格鲁利奥告诉我，“第一，惠特菲尔德故意说服当事人认罪，因为他急着要回家喝老鼠药，或随便什么他妈的毒药。第二，惠特菲尔德想自杀的心理状态影响了他的判断，使他没有能力向当事人提供法律上有效的建议。这第二点倒是可以成立，惠特菲尔德会接他这种笨蛋的案子就是一个证明。”

“你认为他这招行得通吗？”

“我想法院会让他撤销认罪的协议，”他说，“而且我认为他一定会后悔，这个狗娘养的蠢蛋，重新审判后，他就会被定罪了。”

“是吗？”

“嗯，我认为是这样。你这样撤销原来一个关不了你几小时的轻罪协议，那就是邀请大家来踢你屁股了。总之我觉得这一堆都是扯淡，阿德里安不是自杀的。”

“是吗？”

“我绝对不否认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也不否认他可能会决定这么做，而且我想他早晚会自杀。他可能非常仔细地考虑过这么做，甚至就在他倒那杯酒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着。但我不相信他会有一丁点儿怀疑那个瓶子里除了苏格兰威士忌，还会有别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干吗要他妈的这么做呢？如果阿德里安打算自杀，他绝对会留下遗书，而且很可能还会拿去公证。只有这样才符合他的作风。”

“我也这么觉得。”

“我不是说他的个性中缺乏戏剧性。可他毕竟是个审判律师。如果我们不愿意成为公众的焦点，那我们就会一辈子缩在法庭后面当助理或行政人员。我可以想象阿德里安自杀，我甚至可以想象他会在一堆证人面前自杀。你记得哈蒙·鲁滕斯坦吧？”

“记忆犹新。”

“他请了一堆朋友来家里，让他们坐下，给他们倒饮料，然后他告诉大家说他希望每个人都在，免得事情有任何模糊的疑点。然后他就爬到窗外跳楼自杀。我要自杀啰，他说，而且我要你们在这里证明。这跟大家推测的阿德里安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他搞得整件事看起来像谋杀。”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他要这么搞呢？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无人能回答。难道因为自杀在宗教上不被允许？阿德里安不是那种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而且据我所知，他唯一的信仰就是替刑事犯辩护一定要事先收费。那么，会是因为担心他的保险得不到理赔吗？报纸和电视上还在谈这个问题，好像自杀会自动引发这类效应。”

“我前几天也跟别人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

“而且并不适用，因为阿德里安的保险多年来包括了所有的理赔。他并没有因为得了癌症而另外投保，这些消息昨天都报道出来了，可是大家还在议论保险的事情。我刚刚听到一个新说法：双倍理赔。”

“针对意外死亡的吗？”

“对。保险公司认定，谋杀是意外死亡，当然还要看他所投保的种类有没有意外死亡赔偿百分之两百的条款。顺带一提，这种条款真愚蠢。你买保险是因为它在经济上的回报，可从谷仓屋顶上掉下来与得了牛皮癣死去有什么区别？你希望如果自己死了，能够有一些补偿，意外死亡会给整个家庭造成更大的打击，所以才会需要额外保障。”

“我想自杀并不被认为是意外死亡。”

“嗯，但也不是自然死亡。可是据我所知，所有的保险都把自杀排除在双倍理赔的范围之外。所以很有可能，一个人如果打算自杀的话，他会故意布置得像是意外死亡，好让他的家人在经济上有利一些。”他吸了口气，“吁，你听到没有？我说话听起来像个天杀的律师。”

“你的确是律师。”

“可是，”他继续，“要布置成意外很容易，常常有人这么做，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相信。你只要跳上你的车，开到附近那座桥。我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可是一般来说，没有证人的单车车祸，有一大堆都是自杀，有的是预谋，有的则是临时起意。如果你想自杀，又希望死后在天主教堂有完整的葬礼，这个方法万无一失，而且绝对可以得到双倍理赔。”

我想起常青社团那位认真的女士：“可是很多纽约居民没有自己的车——”

“我们总有地铁啊。你可以失去平衡，摔在进站的地铁前面。不过阿德里安的死有个疑点，比方说他决定要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是谋杀，但除非你名叫爱德华·霍克③或约翰·迪克森·卡尔④，否则你不会把他的死想成是密室杀人，对吧？因为事情明白简单极了。他的安保措施这么严密，有贴身保镖还有防盗铃，大家都想不通威尔到底是怎么溜进去下毒的。很明显不可能，因此半个纽约都相信阿德里安一定是自己下毒的，而这点却是我们原先假设他应该要掩饰的。你觉得我这样说有道理吗？”

“不管阿德里安现在身在何处，”我说，“如果他需要律师，我觉得他该挑一个名叫格鲁利奥的人。”

“不过我是对的，你不觉得吗？这毫无道理。”

“我同意。”

“嗯，那让我再稍稍锦上添花吧。所有的报道都在谈保险，可是没有任何保险会针对自杀设有双倍理赔条款，这样就可以结案了。”

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我并没有完全被说服。我见过太多人做过太多不合逻辑的事，多到让你无法把任何人类的不合理行动排除在外。

同时，还要考虑到威尔。即使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死在自己的手上，至少也是威尔帮忙的。有个专栏作家坚持，也许有点滑稽的是，这位匿名杀手每次都变得越来越强大。前面三个受害者，他都得亲自到场动手解决，但第四和第五名受害者，他只要点名就行了。一旦成为威尔的目标，他们就会死掉，不劳他亲自动手。干掉拉希德的是被他视为心腹的敌人，而惠特菲尔德则是被一个更亲密的敌人所杀，这个敌人就住在他的躯体中。

“很快的，他连公开信都不必写了，”这位专栏作家丹尼斯·哈米尔如此下结论，“他只要运用他超强的意念，坏人就会像苍蝇一样掉下来死去。”

我心想，有意思的是，都没听到威尔的消息。

星期二早上我比伊莱恩早起床，她冲完澡出来时，我正在餐桌前吃早餐。“这个甜瓜真好吃，”她宣布，“比昨天的好多了。”

“这是我们昨天吃剩的另一半。”我说。

“哦，”她说，“我猜这是比较好的那一半。”

“我想是因为这一半是我放在盘子上的，”我说，“而且还端到你面前。”

“对，完全正确，你这头老熊。没人能做得比你更好了。”

“举手之劳罢了。”

“没错。”

“还融合了某种禅宗手法，”我说，“我专心想着其他的事，不知不觉就弄好早餐了。”

“想什么？”

“想一个我忘掉的梦。”

“你难得会记得自己的梦。”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醒来有个感觉，这个梦想告诉我什么，而且我觉得以前好像做过同样的梦。事实上——”

“怎么？”

“我有个感觉，最近常做这个梦。”

“同样的梦。”

“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你记不得。”

“有那种熟悉的感觉，”我说，“好像是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每次的梦是不是都一样，但我觉得我每次都梦到同样的人。他就在那儿，看起来很诚恳，想告诉我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醒来了，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一缕轻烟。”

“差不多。”

“就像你一站起来，膝上就没法放东西，自然滑落一样。”

“这个嘛……”

“他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我不记得他是谁，而且不论我多么努力试着回想——”

“别想了。”

“什么？”

她站起来，走到我身后，用她的指尖顺着我的头发。“没什么好回想的，”她说，“放轻松。所以不要努力回想，只要回答问题。你梦到的是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好。想想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不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当然不是，反正你就想着他吧。”

“好吧。”

“现在想想沃尔默。”

“谁？”

“杀掉一堆小孩的那个恶棍。”

“哦，沃尔默。”

“很好，沃尔默。想想他。”

“不是——”

“我知道不是。就算是讨好我，好吗？想象他的样子。”

“好吧。”

“现在再想想雷蒙德·格鲁利奥。”

“我没梦到雷蒙德，”我说，“而且你这招不会有用的。我很感激你的尝试——”

“我知道。”

“可是不会有用的。”

“我知道。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应该可以吧。”

“请问尊姓大名？”

“马修·斯卡德。”

“你太太的名字呢？”

“伊莱恩·马代尔。伊莱恩·马代尔·斯卡德。”

“你爱她吗？”

“这还要问吗？”

“回答就是了。你爱她吗？”

“是的。”

“你梦见了些什么？”

“不错的尝试，可是不会有——”

“怎么样？”

“我是个浑球。”

“怎么？你要告诉我原因吗？”

“别吵我了，好吗？”

“别犹豫了，现在别再想了！”

“我只想思考一下而已。”

“说出名字好吗？免得又从你的脑海里溜走了。”

“不会的，”我说，“现在我想问，我究竟为什么我会梦到他？”

“很好，继续让我猜吧。”

“格伦·霍尔茨曼，”我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只是帮助你回忆而已。”

“好像有用。格伦·霍尔茨曼。老天，为什么是格伦·霍尔茨曼？”

想了一个小时后，我下楼买报纸，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然后看到报纸时，我忘掉了格伦·霍尔茨曼。

报上又出现了威尔的公开信。

“给纽约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① 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1893—1967），美国作家、诗人。

② Hemlock Society，成立于一九八〇年，是美国最早成立的支持安乐死的社团之一。

③ 爱德华·霍克（Edward Hoch，1930—2008），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兼编辑，主要作品为短篇传统猜谜小说，创造了许多著名的侦探人物，从一九七五年起，负责编选年度最佳侦探小说。

④ 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1906—1977），美国知名密室解谜作家，侦探小说史上的“密室大师”，擅长将侦探小说与恐怖小说、历史小说等其他形式的作品相结合。

9

这是威尔的标题。就像其他信一样，这封信是写给并寄给《每日新闻》的马蒂·麦格劳的。而《每日新闻》也独家刊登了这个消息，放在头版，和麦格劳署名撰写的报道在一起。他的专栏“答客问”放在边栏，而威尔的公开信全文则放在第二版。这封信就威尔的作风来说相当长，几乎有八百字，和麦格劳专栏的长度一样。

信的一开始，他宣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被谋杀是他的功劳（或是责任）。他以夸耀的口气，先叙述那套用来保护惠特菲尔德的复杂设计，有防盗铃，有三班保镖，还有装上防弹玻璃的装甲钢板加长型轿车。“可是没有人能成功地阻挡人民的意志，”他宣布，“没有人能逃得了，也没有人能躲得开。看看罗斯韦尔·贝里，他逃往奥马哈。看看朱利安·拉希德，他躲在他圣奥尔本斯的围墙内。人民的意志无远弗届，可以穿透坚固的防御设施，无人能挡。”

威尔继续说，惠特菲尔德绝不是全世界最坏的律师。替无法根除的恶人当法律代表只是他的工作而已，但为了服务他的当事人，他却乐意做任何事，不管有多么可憎、多么不道德。“当一个律师为站不住脚的事情辩论时，我们点头认可，甚至容许他们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这样做，这更助长了他们的狂妄。”

然后威尔又批评司法系统，质疑陪审团制度的价值。他没有说出什么令人惊异的独创观点，不过他讲得头头是道，以至于几乎让人忘记，你是在读一个连环杀手的信。

信的末尾，是一段个人感想。“我发现我已经厌倦杀人了。我很高兴曾经被选中来作为这几次社会治疗行动的工具。但为了大善而被召唤出来作恶，我个人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现在要休息了，直到我再度被召唤出来行动的那一天为止。”

我有个疑问，于是打了六个电话，希望能得到答案。最后我打电话去《每日新闻》，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接电话的那位女士，说我想和马蒂·麦格劳谈话。她留了我的电话，过了不到十分钟，电话铃响了。

“我是马蒂·麦格劳，”他说，“马修·斯卡德，你是惠特菲尔德雇的那个侦探，对吧？我想我们见过一次面。”

“好几年前了。”

“我大半辈子都是在好几年前。你找我有什么事？”

“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封信是全文一字不漏地照登吗？”

“当然。怎么了？”

“完全没有删改？没有应警方要求删除任何句子？”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苦恼，“我只知道，你也可能是威尔。”

“完全没错，”我说，“另一方面，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或许就会知道你有没有删我的信了。”

“老天啊，”他说，“我根本不想负责做这种事。编辑部那个混蛋删我的稿子时，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但我可不是个杀人狂。”

“哦，我也不是。言归正传，我的想法是这样：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并没有驳斥自杀的理论。”

“威尔信里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是他杀的。”

“他以前没跟我们撒过谎。”

“据我所知，”他说，“的确没有。罗斯韦尔·贝里在奥马哈遇害的事情，他拒绝证实或否认，但是很巧妙地暗示是他动手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提到过贝里是被刺死的。”

“没错，可是警方封锁了这个消息，所以这点可以确定是他动手的。”

“那么最近这封信有类似的内容吗？因为我没看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知道信的内容有没有被删改。”

“没有，我们全文刊登了。老实告诉你，我可不喜欢当删稿子的那个人。我已经因此受到删稿那家伙过多的关注了。”

“我可以想象，你要得到那么多读者，代价一定不会小。”

他的笑听起来像小猎犬的吠声。“就这个角度来讲，”他承认，“那是他妈的天赐好运。我唯一后悔的是他没在我前阵子签约谈判之前开始行动。同时，作为威尔面对世界的窗口，实在令人紧张。我难免会想着他一个星期会看我三次文章。要是他不喜欢我的文章怎么办？我最不想激怒的，就是他这种原创思想家。”

“原创思想家？”

“只是一个名称罢了。不过我心里原来想说的是‘神经病’。而且我刚刚想着，说不定他窃听了我的电话，而且他会怨恨我对他的心理状态进行诽谤。所以我讲到一半就进行了编辑的改稿工作，把‘神经病’删掉，修改成‘原创思想家’。”

“记者的职业病。”

“可是紧接着我又并不真的认为他会窃听我的电话，而且他在乎我怎么称呼他吗？这些名称绝对不会伤害到他。我想棍子和石头也伤不到他。你怎么会觉得他说自己杀了惠特菲尔德是撒谎？”

“他隔了这么久才又写信。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说：“这正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证明是他干的？我不明白。”

“我们正在讨论这点，”他说，“说不定明天的报纸就会登出来。所以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因为明天这些事情会见报。你在纽约吗？你知道《每日新闻》在哪里，对不对？”

“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三十三街。不过如果你没问，我说不定会跑去东四十二街的老地址。一想到《每日新闻》，我脑袋里面浮现的第一个地点就是那儿。”

“邮政编码是多少？”

“邮政编码？你要我写信给你吗？”

“不，不是。嘿，你对乳头不反感吧？第九大道和第三十二街交汇口有个叫兔女郎脱衣舞酒吧的地方，白天这个时候，那儿比阴郁的教会还安静。半个小时后在那儿碰面如何？”

“好。”

“要认出我很容易，”他说，“我会是穿着上衣的那一个。”

我不知道兔女郎脱衣舞酒吧到了晚上是什么景象。一定更为活色生香，有更多年轻女郎展示她们的胸部，也有更多男性盯着那些胸部看。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是哀伤的，那种深沉的哀伤存在于绝大部分为我们并不高贵的原始本能提供娱乐的商场。赌场也因而有哀伤的气氛，布置得越艳俗，哀伤就越明显。那儿的空气有一种卑微梦想与破碎誓言的腐坏气味。

白天稍早时候，那个地方毫不起眼。那只不过是个洞窟般的房间，门和窗户涂着黯淡的黑漆，内部没什么装潢，家具是前任屋主遗留物与廉价拍卖品的组合。两名男子占据了吧台的两端，注意力分散在电视（播放着CNN，声音关掉了）和酒保之间。酒保的乳房（中等大小，略微下垂）看起来比她的明亮红发要来得货真价实许多。

酒吧里还有个小舞台，晚上也许有舞者表演，但现在是空的，只有收音机放着老歌。一名女侍者像酒保一样，穿着有兔尾巴的短裤，头戴兔耳朵，脚蹬高跟鞋，除此之外全身光溜溜，在吧台和桌子间服务。也许午餐时间人会多一点，但现在前头只有两个男子各占一张桌子，还有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的吧台凳子上。

独自坐着的那个是马蒂·麦格劳，任何人都能认出他来。他那张昂头抿唇的小照片每星期随着专栏登出三次。他本人比照片多了一些灰发，不过自从威尔事件爆发后，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多次，已经习惯了那些灰发。除此之外，时光并没有让他改变很多，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像漫画家笔下的效果一样，强调已有的特征，眉毛更浓一些，下巴更突出一些。

他已经脱下了西装外套，松开领带，一只手托着玻璃啤酒瓶的底部。酒瓶旁有个装烈酒的小玻璃杯已经空了，廉价威士忌的味道从他的鼻孔间直透出来。

“斯卡德，”他说，“我是麦格劳。这个小可爱——”他摇摇手叫那个女侍者，“跟我保证说她名叫达琳。她从没骗过我，对吧，甜心？”

她笑了。我感觉她一定常被开这种玩笑。她一头黑色短发，乳房很丰满。

“酒保名叫斯泰茜，”他继续说，“但是她也可能是说斯佩茜。别点太复杂的酒，点彩虹酒会要了你的命。在这里，点一份烈酒或啤酒会比较安全，而且最好挑便宜牌子的烈酒，因为不管怎么点都一样，无论酒瓶上写什么，你喝到的都是便宜的酒。”

我说我要杯可乐。

“好，这也很安全，”他说，“不会太冒险。达琳，再给我来瓶一样的，不要换，明白吗？”

女侍者走开了，他说：“邮政编码是一○○○一，或者我该说一零零零一？你注意到现在大家都怎么搞吗？”

“什么怎么搞？”

“说零的方式啊。你在电话里念自己的信用卡号码，你会念‘O’，而不是‘零’，他们重复时会改念零跟你确认。你猜我怎么想？都是计算机搞的鬼。你抄号码时，打字母O或数字零，又有什么差别？看起来都一样。可如果在计算机键盘上，你就要按不同的键。所以得确定才行。”

我们的饮料来了。他拿起他那杯烈酒，一口饮尽，然后又喝了一小口啤酒。“总之，这是我的理论，不喜欢就拉倒。总之和威尔的信无关。他写错邮政编码了。”

“他把零写成了O吗？”

“不不不。他完全写错了。正确地址是西三十三街四百五十号，可天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把邮政编码一○○○一写成一○○一一。一○○一一是切尔西和西格林威治村的邮政编码。”

“我懂了，”我说，其实我不懂，“可是有什么不同吗？他把街道和门牌号码写对了，而且老天在上，你们是《每日新闻》。应该不会太难找。”

“你当然是这么想，”他说，“而我要引用我前面的说法，都是因为大家不说O而改说零，而且都是因为得在键盘上敲对的缘故。都是他妈的科技入侵每个人生活的结果。”

我等着他做进一步解释。

“那封信就因此迟到了，”他说，“你能相信吗？我可不想猜一天有几封信寄来《每日新闻》报社，大部分是用蜡笔乱写的。所以你可以想象，邮局里替我们分信的那个笨蛋应该会知道我们报社在哪里，而且有个邮局大支局就在我们报社旁边。你要做的就是把那邮政编码里头的一换成O，对不起，要命，我是说换成零，结果分信的人漏掉了。他们真是他妈的智障。”

“信封上应该有个邮戳。”

“还不止一个，”他说，“有原先那个邮局的，收信的邮局送进机器印上邮戳之后，运到上城西十八大道老切尔西支局，从那儿再把往一○○一一的信送出去。然后某个邮差装进邮袋里头，送信送了一圈又把信带回来，盖上第二个邮戳，从老切尔西那边丢出来，送到第十八大道的帕利大楼，那儿才是送往一○○○一邮政编码的中心。第二个邮戳是用手盖的，这个年头大概可以拿来收藏了，不过你有兴趣的、也是任何人有兴趣的，是第一个邮戳。”

“对。”

他放下他那瓶啤酒。“我希望我能拿给你看，”他说，“不过当然被警方收走了。那个邮戳可以让你知道两件事情，收信邮局的邮政编码和送进机器印邮戳的日期。收信的邮政编码是一○○三八，邮局是佩克坡。”

“日期是哪天？”

“惠特菲尔德遇害那一晚。”

“时间呢？”

他摇摇头：“只有日期。一开始我没注意，不过是那天晚上没错，他死的那天晚上。”

“星期四晚上。”

“那天是星期四吗？对，没错，星期五的早报就登出消息了。”

“但邮戳是星期四。”

“我刚刚不就这么说的吗？”

“我只想确定自己没想错而已，”我说，“信是在午夜之前通过邮戳机的，因此日期是星期四，而不是星期五。”

“完全没错。”他指指我的杯子，“这是什么，可口可乐？还要续杯吗？”我摇头。“哎，该死，我还要再喝。”他叫了达琳，又要了一份同样的酒。

我说：“惠特菲尔德是在那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死的，第一个报道的是纽约第一频道十二点之前的快报。除非我漏掉了什么，那封信是在惠特菲尔德死前就寄出了。”

“有可能。”

“只是有可能？”

“噢，你得确定邮局一点都没出错才行，”他说，“你已经知道寄那封他妈的信花了多久时间，所以其他部分的运作为什么要精确完美呢？我看很有可能是某个人在午夜之前就把邮戳上的时间往前调整了一天。不过我也相信很有可能威尔是在惠特菲尔德死前就把那封信寄出了。”

“佩克坡，”我说，“就在富尔顿街鱼市旁边，对吗？”

“没错。不过那个邮局负责整个一○○三八邮政编码的邮务，包括一大块市中心。第一警局广场，市政厅——”

“还有刑事法庭大楼，”我说，“说不定他那天下午去过那儿，看着阿德里安进去代表欧文·阿特金斯接受认罪。他已经在威士忌里面下好毒，也写好了那封信，于是他就把信扔进邮筒。他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呢？”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个自大的家伙。”

“不过不会盲目自大。他在他的受害者死前就把信寄出去。假如阿德里安出去吃晚餐，喝了半瓶红酒，回到家不想混着喝纯麦威士忌呢？假如威尔的信出现在你桌上时，惠特菲尔德还活着呢？那怎么办？”

“那我就会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会赶到惠特菲尔德的公寓，在他喝之前把那个苏格兰威士忌瓶子抢走。”

“他提过那瓶苏格兰威士忌吗？”我掏出随身带着的《每日新闻》剪报，扫视一遍。达琳把我们的酒端来，静静把酒放下，同时收走前一轮的空杯子。她不必跟我们收钱，这类酒吧通常端酒过来时都会要你当场付账，不过现在大家都用信用卡付钱了。现在他们会放个账单，跟其他餐厅没什么两样。“他提到了毒药，”我说，“而且谈到惠特菲尔德公寓的警卫森严。可是没特别点出毒药是放在威士忌里面。”

“可是，只要他提到了毒药，还有公园大道的公寓——”

“警方彻底搜查过，发现苏格兰威士忌里面的氰化钾。”

“而结果威尔看起来像个吹牛大王。”

“所以他为什么要冒险呢？他为什么急着要寄出这封信。”

“或许他当时要离开纽约。”

“离开纽约？”

“再看看剪报，”他说，“他宣布他要退休。再也不会有任何杀戮了，因为他不干了。他要跟我们说再见。这不就像一个可能正要乘慢船去中国的人会说的话吗？”

我思索着。

“事实上，”麦格劳说，“他干吗又要在这封信里宣布退休呢？他这封信宣布惠特菲尔德是他杀的，就已经制造了够多的新闻了。其他的事情可以留着下一封信再说。不过要是他急着退休搬到达拉斯，或都柏林，或——不知道——达卡？要是他得赶飞机，那当然就得把所有的新闻一次写完而且马上寄出了。”

“可是万一信在惠特菲尔德喝下毒酒前就寄到了，那怎么办？”

“如果我们假设那个狗娘养的是个疯子，”他说，“那就很难猜想他的打算，不过我假设他有两个选择。要么回纽约设法把惠特菲尔德干掉，要么就放过惠特菲尔德。然后说不定他会再写封信给我谈这件事情，也说不定不会。”他伸出手敲敲那张剪报。“我认为，”他说，“他心中完全确定，惠特菲尔德会直接回家，喝下苏格兰威士忌。他信里一副在谈既成事实的态度，可见他认为事情已经确定，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如果信里有任何一个字或词暗示结果还未定，那一定是我看漏了。”

“嗯，你是对的，”我说，“他写信的口气听起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我们能确定当时惠特菲尔德还没死吗？”

“这封信被盖上邮戳时，很可能惠特菲尔德还没死。当然可能性很小。不过信可能已经被扔进邮筒，而且已经分好信，运到佩克坡邮局，准备送进印邮戳的机器——”

我再度扫了一眼那份剪报。“我在电话里面问你的是，”我说，“信里是否完全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会提议碰面，也所以我们才会坐在这儿。那封信中，除了威尔说是他干的之外，并没有排除自杀的可能。他以前并没有撒过谎，但邮戳却质疑了这一点。”

“因为惠特菲尔德死前，信就已经寄出了。”

“你说得没错。他也许已经决定要把惠特菲尔德自杀的功劳抢过来。可是就算他再厉害，也不可能事前猜到惠特菲尔德有自杀的念头。”

10

我跟马蒂·麦格劳一起待了好一阵子。他到处看了一圈，寻找那名女侍者，可是她大概正在休息。他耸耸肩，走到吧台，带回来两瓶滚石牌啤酒，说他已经喝够威士忌了。他喝着其中一瓶，然后指指另一瓶。“你要的话，这瓶是给你的。”他说。我说我不喝，他说他也是这么想的。

“我去过那儿。”他说。

“哪儿？”

“我去过那儿，戒过酒。一堆房间，教堂的地下室。曾经有整整四个月，我每天都去参加聚会，而且滴酒未沾。我只能说，那段没有酒的路，走起来真是他妈的漫长。”

“应该是吧。”

“有一阵子我过得很不愉快，”他说，“我想是因为喝酒的缘故。所以我就戒了酒，可是你知道吗？结果更糟。”

“有时的确会这样。”

“所以我就把生活里的某些事情恢复原样，”他说，“然后我拿起一杯酒，结果你猜怎么着？世界又变得美好起来了。”

“好极了。”我说。

他眯起眼睛。“假惺惺的混蛋，”他说，“你没有权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马蒂。我跟你道歉。”

“操你，还有操你的道歉。操你和你编的那些去你妈的道歉。坐下，老天，你他妈要去哪儿？”

“呼吸点新鲜空气。”

“空气不会跑掉，你不必急着去呼吸。天啊，我刚刚没冒犯你吧。”

“我今天忙坏了，”我说，“仅此而已。”

“忙个屁。我有点醉了，让你不舒服，承认吧。”

“我承认。”

“这样的话，”他说，皱起眉来，似乎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承认，“那我道歉。可以吗？”

“当然。”

“你接受我的道歉？”

“你不需要道歉，”我说，“不过是的，我当然接受。”

“所以我们没什么心结了吧？”

“绝对没有。”

“你知道我希望怎样吗？我希望你喝一瓶他妈的啤酒。”

“今天不行，马蒂。”

“‘今天不行。’少来这套，这种黑话我听得懂，好吗？‘今天不行。’因为你一次只要戒一天，对不对？”

“每天都一样。”

他蹙起眉头：“我不是要引诱你，只是在说醉话，你懂的。”

“对。”

“不是我希望你喝酒，而是酒希望你喝酒。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

“我只是发现，酒对我的帮助比伤害要更多。对我来说，好处多过坏处。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丘吉尔。是个伟人，不是吗？”

“你说得没错。”

“他妈的英国醉鬼，那狗娘养的对爱尔兰人坏透了。对我来说，好处多过坏处。不过他这话没说错，这一点得承认。我已经选出年度新闻了，你知道吗？”

“我想你应该有些想法的。”

“年度新闻。我的意思是，只限于纽约市。所有的新闻主题放在一起的话，威尔跟波斯尼亚战争该怎么比较，对不对？你希望公平地评价这些事情，威尔轻如鸿毛。可是谁理那个狗屁波斯尼亚啊？你倒是说说看。要靠波斯尼亚卖报纸的唯一办法，就是标题一定要有‘强奸’这个字眼。”他抓起第二瓶滚石啤酒，喝了一口。“年度新闻。”他说。

终于摆脱他后，或许我该去参加聚会的。刚开始戒酒时，我发现置身于一群喝酒的人之间会让我不安，可是一旦我越来越习惯于不喝酒，面对酒时，我就越能泰然处之。我很多朋友现在都戒酒了，但有一些还没戒，还有一些像米克·巴卢和丹尼男孩这样的朋友，他们每天必喝且喝得很凶，但他们喝酒似乎从未困扰过我。偶尔米克和我会有个饮酒之夜，在他位于第五十街和第十大道交会口处的酒吧坐到天亮，互诉故事，共享安宁。那些夜里，我从不曾动念要喝酒，也不曾希望他戒酒。

可是马蒂·麦格劳是那种神经紧张的酒鬼，让我很不自在。我离开那个脱衣舞酒吧时，并不想喝酒，但也不想再经历一次那种感受，就好像已经熬夜好几天，喝咖啡喝得烂醉似的。

我在一家快餐店吃了一个汉堡和一个派，然后又开始漫无目的地乱走，没注意走到哪儿。我专心思索着威尔公开信的新资料和寄信的时间，被这些消息困扰着，像狗挂念着骨头一般，在心里追逐着，又想其他方法，然后又回过头转来转去，想想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好像它们是拼图中的一块似的，只要我能找对角度，就能拼对位置。

一开始我是朝着市中心的方向走，以为顺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会一路走到修道院博物馆，但结果没走那么远。待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时，才发现离自己公寓仅仅只有一个街区之遥。不过那个街区很长，横跨市区，因此就我所处的位置，回家或去别的地方都很尴尬。我站在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的西北角，正在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的门口。

为什么会走到这里？应该不会是因为我想喝酒吧？因为我很确定自己不想喝，也不觉得自己有喝酒的欲望。可以确定的是，我内心深处的某一部分，永远都会渴望酒精所许诺的那种无知的极乐境界。而另一部分的我，则将自己渴望酒精的这部分称之为“病”，并将其拟人化。“我的病在跟我说话，”在聚会中你会听到有人这么说，“我的病要我去喝酒。我的病想把我毁掉。”我曾听过一个女的解释说，酒瘾，就像沉睡在你心底的恶魔。有时恶魔会被吵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去参加聚会。戒酒聚会可以把这个恶魔磨得困乏欲眠，让它再度睡去。

然而，我无法将自己站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口归因于一个多话的疾病或睡醒的恶魔。据我所知，我在阿姆斯特朗新址这儿所喝过的最浓烈的饮料，也不过是蔓越莓果汁。吉米的酒吧在第九大道的原址时，我曾在他的店里喝酒。而他开店之前，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交会口这一带曾有过很多酒吧，我记得其中一家名叫“滚岩”。（店名的由来是：以前一个住在附近的家伙买下了这家店，然后开始修缮店面，有一天他正站在梯子上工作时，一块厚石板脱落掉下来，击中他的头，差点把他给砸死。意外发生之后，他想如果将店名取为“滚岩”可以带来好运，不过好运没有持续下去。没过多久，他惹恼了两个西区帮的黑道兄弟，他们把店主一顿痛打，造成了比石板更严重、更永久性的伤害。下一任店主就把店名改了。）

我不想喝酒，肚子也不饿，于是耸耸肩转身，看着斜对面应该是莉萨·霍尔茨曼所住的那栋大楼。我想要的是那个吗？和霍尔茨曼的遗孀共度一个小时左右，会比威士忌更甜蜜、更不伤肝，而且同样可以造成短暂遗忘的效果吗？

然而莉萨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喝酒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了。上回我跟莉萨谈话时，她说她正在跟某人交往，看样子很认真，她觉得这段关系或许会有未来。我赫然发现自己听到这个消息时松了一口气，并不觉得太震撼。我们同意暂时不见面，好让她的新恋情有机会开花。

据我所知，这段关系如今应该已经结出果实了。那个新男人当然不是她守寡后的第一个约会对象。从小她父亲就会在夜里摸上她的床，让她战栗不安，可是从来没跟她性交过，因为“那是不对的”，而她也久久难以挣脱那段阴影。不用咨询心理医生也会知道，我是那个过程中的一部分。不过我到底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解答的一部分，却一直不清楚。

无论如何，莉萨的男女关系从不持久，也没有理由相信最近这段还会保持下去。我轻易地就能想象得到，此刻她正坐在电话旁边，盼着铃声响起，希望电话的另一端是我。我可以打电话过去，看我的想象是不是真的。要核对答案很简单。我手头有两毛五的硬币，而且电话号码就记在脑子里，不必翻电话本。

可是我没打。伊莱恩已经表明她并不指望我绝对忠实，她自己以往的职业经验已经使得她相信，男人天生就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出轨行为既不需要借口，也不见得是婚姻生活不协调的症状。

然而，此刻，我选择不去运用这种自由。偶尔我会觉得有那种冲动，甚至还会渴望喝酒。但我现在已经学会，渴望和行动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一个写在水上，另一个则是刻在石头上的。

格伦·霍尔茨曼。

抵抗了这些微弱的诱惑之后，我心中怀着难以言喻的愉快，迈开大步沿着五十七街往东走，快走到第九大道的路口时，心中忽然顿悟了。我曾做过一个梦，不知为何觉得梦的内容跟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之死有某种关联，伊莱恩曾设法连哄带骗，把那个梦从我心中的黑暗角落中挖出来。我梦到的是格伦·霍尔茨曼，而我刚刚站在他住过的那栋大楼前面，却浑然未觉这与我的梦有关。

格伦·霍尔茨曼，他为什么要打扰我的睡眠，又试图想告诉我什么呢？当时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就刚好看到威尔最近那封信，因而把做梦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来到晨星餐厅，坐在一张靠窗的桌前，点了一杯咖啡。我啜了口咖啡，回想起我跟霍尔茨曼少数会面中的一次。当时我正坐在这扇窗前，或许也是同一张桌子，他在外头敲敲窗玻璃，吸引我的注意，然后进来跟我一起坐了几分钟。

他想成为我的朋友。伊莱恩和我曾跟他和莉萨一起吃过一次晚饭，我不怎么喜欢他。他身上有种让人讨厌的东西，不过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那回他在晨星所说的话，我并不完全记得，不过他好像告诉我莉萨流产了。当时我很同情他，不过还不至于要因此拿他当朋友。

没过多久，他就死了。在第十一大道上打公用电话时被枪杀。后来我接了这个案子，办案途中，无意间成了嫌疑犯弟弟和受害者遗孀的受雇人。我不知道我为他们两个客户提供的服务如何，但最后我终于知道杀死格伦·霍尔茨曼的凶手是谁。（结果他是被误杀的，伊莱恩因此称此案为“一桩完美的后现代凶杀案”。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格伦·霍尔茨曼，格伦·霍尔茨曼。他是律师，在一家专门出大号字体书的出版社当法务，曾出主意想找我写本书，谈自己的办案经验，不过我没兴趣写，他的公司更不可能出。他这个主意只是个诱饵罢了，也许他是希望我因此能说出一些重要的情报，这样他可能就会有利可图。

因为后来我知道，对霍尔茨曼来说，情报就意味着利润。一开始他把叔叔逃税的情报卖给国税局，从此一路干下去，靠这些情报赚了很多外快。这个事业利润丰厚，虽然风险高又不体面，但他死在第十一大道的人行道时，留下了一套有两间卧室的高层公寓，而且已经把房子的钱付清，另外还有一个金属保险箱，里面藏了大约有三十万现金。

我到底梦到他什么？我让侍者替我续杯，搅一搅，朝窗外我自己住的那栋公寓望去，尝试着心理学上的自由联想法。格伦·霍尔茨曼。律师。出版社。大号字体。眼力不好。白手杖。敲敲敲……

格伦·霍尔茨曼。勒索。只不过那件事不是勒索，据我所知不是。他不是勒索，而是告密，拿钱打小报告……

格伦·霍尔茨曼。莉萨。腿，乳头，屁股。别往下想了。

格伦·霍尔茨曼。衣柜。保险箱。钱。太多的钱。

我猛然站了起来。

太多的钱。

这个字眼像钟声一样响亮。格伦·霍尔茨曼拥有太多的钱。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死让人觉得不像表面上的那种偶发暴力事件那样单纯。那些钱让他太太打电话给我，也因为那些钱，才会让我掀开他日常生活的表层，想寻找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我闭上双眼，试着想象他的脸，可是却无法拼凑出清晰的影像。

太多的钱。这跟威尔究竟有什么关系？在这些谋杀案背后，怎么会有金钱动机？坦白说，在这些凶杀事件背后，除了某种疯狂因子让这个人认为自己可以矫正社会的错误之外，怎么可能有其他动机？

不论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谁能从这些死亡中获利？我把被害人逐一想过，里奇·沃尔默之死，对任何小孩来说都是好消息，不然这些小孩可能会遇害，可是哪个小孩能预知自己将成为受害者呢？我想他的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谁要跟里奇这种人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呢？但是除了卖报纸的人，不会有人从他的死赚一毛钱。里奇死后没留下任何财产，也没人可以继承。

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呢？嗯，如果一个黑帮老大被干掉了，接班的人当然是有好处。这种特定的经济生活形态会让黑帮分子彼此杀戮，甚至死于外人之手也有同样的效果。可是帕特里齐奥出现在威尔的名单之前，从来没成为别人暗杀的目标，那么他手下的人会把这种窝里反的事布置得像外人干的吗？老天在上，他们一定都会挑明是自己干的。

我把威尔名单上的其他人也都想了一遍，情况并没有改变。我相信有人可以从反堕胎运动里赚个几毛钱，同样，支持堕胎的人也可以捞几毛钱，可是我看不出把衣架绞在罗斯韦尔·贝里脖子上，能带来什么大笔的经济收入。朱利安·拉希德死了可以让某些人更有钱，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又有多少钱，可是这个案子已经破了，人不是威尔杀的，虽然如果西皮奥没抢先的话，威尔也会自己动手的。

那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呢？不是，于是我回到起点。金钱是许多罪恶的根源，但绝非所有的罪恶皆源于金钱。不管威尔是谁，他都不会从这些行动中致富，甚至连费用都不够——虽然费用不多，但包括了来回奥马哈的机票，还有花在绳子、电线和氰化钾上头的钱。（我想衣架花不了他几个钱。）

万一他被捕，犯罪实录作家就会出书谈这个案子，他们能收多少版税，要看内容有多么轰动，以及被捕的威尔还能吸引大家多少注意力。而在此之前，许多纸质和电子媒体的记者已经靠此赚得薪水，可是没有威尔，他们报道其他罪案，也是领同样的薪水回家。马蒂·麦格劳是其中最出风头的人，他很得意自己一篇报道中的角色比波斯尼亚还轰动，但他的荷包不会因为威尔杀人而变丰厚，而且或许麦格劳也不在乎。他一再跳槽，已经让他的薪水越跳越高，而他需要多少钱呢？混合威士忌花不了那么多钱，即使端酒给你的女侍者不穿上衣也一样。

太多的钱。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似乎完全不相干，因为威尔虽然多少有点误入歧途，但看起来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真是让人丧气——我已经设法想起自己梦到的人，也找出了梦中的信息，可是却毫无意义。

好吧，为什么应该有意义呢？伊莱恩的朋友曾参加一个降灵会，她的一个舅舅曾显灵建议她买某个还未上市的计算机公司的股票。她冒险投入几千元，然后那只股票的价格大跌。

伊莱恩当时并不吃惊。“我不是说跟她讲话的不是她的曼尼舅舅，”她说，“可是她舅舅在世的时候，也没人称他是华尔街巫师。他生前是皮货商，所以为什么死后应该忽然变成一个金融天才呢？谁说死亡会提高智商来着？”

做梦也是一样。潜意识发出了一个神秘的信息，并不代表那是有意义的。

太多的钱。也许格伦·霍尔茨曼曾跟我说过这句话，也许他觉得我该捐点钱出去。好吧，这只是一句智慧之语，如此而已。我付了咖啡钱，和平时一样留下两块给侍者当小费。马修·斯卡德一向很大方的。

晚餐后我和伊莱恩看了一会儿电视。刚好有两部警匪电视剧连续播放，我不断发现他们调查过程中的错误。伊莱恩不得不提醒我，那只是电视剧而已。

十一点新闻过后，我站起来伸伸懒腰。“我要出门一下。”我说。

“替我向米克致上我的爱。”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要去参加午夜的戒酒聚会？”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在聚会上碰到他？”

“犹太女郎一向都是用问句回答问句的吗？”

“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我往南走，然后转向西走到葛洛根开放屋，这家酒吧位于地狱厨房，顾客一向都是附近的人。偶尔会有推销员走进来，说要找葛洛根，这有点像去布拉尼·斯通的酒吧找斯通先生一样。“没有这个人，”我曾听过上白班的酒保如此告诉访客，“也可以说，他从来没到这儿来过。”

葛洛根是米克·巴卢的基地，不过地契或执照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他的犯罪前科让他无法拿到卖酒的执照，不过米克“无所有权”的原则已经延伸到他生活里的每个领域。他车子的行车执照和沙利文县农场的地产，上面登记的都是别人的名字。我曾听他说，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拥有，别人就无法夺走什么。

我是几年前认识他的，那次我走进葛洛根，问他几个问题，感觉像在虎口拔牙。我们奇特的友谊便是如此开始，并随着时间而愈来愈深厚。我们两人迥异的成长背景，引导出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而我早已放弃为我们乐于相伴的这种友谊寻找解释了。他是个杀手，是个职业罪犯，也是我的朋友，随便你怎么解释都行。我自己也搞不清。

有时候我们会坐上一整夜，坐到酒吧打烊，门都锁上了，只剩一盏孤灯，互相分享故事和安宁，直至天明。有时天亮后，我们会去西十四街的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屠夫弥撒，他会穿上他过世父亲沾了血渍的白围裙，而一起望弥撒的其他人中，也不乏穿着同样装束并要去附近市场工作的肉贩们。偶尔我会随着他进行整个仪式，他跪下我就跪下，他站起来我就站起来。

男性的坚定友谊，我猜一般是这样称呼的。伊莱恩则称之为男人那一套。

今夜我来得早，而且离打烊还有很久我就回家了。我不太记得跟米克聊了些什么，不过似乎是想到什么聊什么，天马行空。我知道我们聊到了梦，他还记得有个梦救了他一命，警告他一个原来没注意到的危险。

我一定也告诉了他我如何发现自己站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口，因为他告诉我一些滚岩酒吧老板的事情，有关谁杀了他、又为什么杀了他等。我们又谈起多年来其他区域所发生的凶杀案，大部分是老案子，凶手自己都已经跟他们的被害人一样，上天堂或入地狱去了。米克还想起有一群人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而送命，只因为其中一个人醉了，误会了别人的一句话。

“我很好奇，”他说，“不知道你那个人是不是从小就爱杀人。”

“我那个人？”

“就是那个杀了人还写信去报社的家伙。那个‘人民的意志’，你想他本名会不会就叫威尔？”

“不知道。”

“这样一定更有乐趣，”他说，“不过看起来不太可能。他很自负，不是吗？杀了人还到处炫耀，像个他妈的恐怖分子。”

“的确就是这样，”我说，“像恐怖主义。”

“一开始都是有原因的，”他说，“原因可能高尚也可能不高尚，可是逐渐地，当初的动机就愈来愈淡，愈来愈模糊。慢慢地，他们爱上了这种恐怖行动，之后再去杀人，又何必需要原因呢？”他的眼光望向远方，“当一个人喜欢上杀人，那就会很恐怖。”

“你喜欢杀人。”

“我从中发现了乐趣，”他承认，“你知道，就像喝酒，会让你血脉偾张，心跳加速。你还搞不清怎么回事，就跳起舞来了。”

“这种形容方法很有趣。”

“我训练过自己，”他慎重地说，“没有好理由不能随意取人性命。”

“威尔有他的理由。”

“一开始有。但现在，他可能只是像喝醉酒跳舞一样。”

“他说他杀够人了。”

“是啊。”

“你不相信他？”

他想了想。“很难说，”他慢吞吞地开口，“我不了解他，也不知道驱使他的力量是什么。”

“也许他已经照自己的方式，杀光了他名单上的人。”

“也或许他厌倦了这个游戏。这个工作有它本身的代价。不过如果他喜欢的话……”

“那么也许他戒不掉。”

“啊，”他说，“反正等着看就知道了，不是吗？”

接下来将近两个星期，我只是照常过日子，逍遥地享受秋天。有个案子找上门来，是个律师，他有个过失杀人的案子，得设法找出一场意外事件的证人，可是我没接，借口说我手上案子太多。其实我手上没有很多案子，根本连一个都没有，只是一时之间，我想继续轻松下去。

我每天早上都看报，每天中午去参加戒酒聚会，偶尔晚上也去。我出席戒酒聚会的频率，随着生命的潮汐而起伏增减。我也曾想过，我已经戒酒多年，不需要参加那么多聚会，然后我叫那个想法滚下地狱去吧。这个他妈的病以前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让它再有机会杀掉我。

不参加聚会时，我就在市内散步，或和伊莱恩去听音乐会、逛博物馆，或者和TJ去公园和咖啡厅坐坐。我花了一些时间思索威尔和他杀掉的人，可是媒体上没有什么新闻可以替这堆火再添燃料，所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堆火也愈来愈小。那些小报尽可能让这个事件不从版面上消失，可是他们能做的很有限，再加上英国皇室的一桩轻率事件，就把威尔从头版给挤走了。

一天下午，我走进一家教堂。多年前，我辞掉警察的差事，离开了妻儿后，常常会不经意走进教堂，可都不是去做礼拜。我想我在教堂里找到了一些平静，就算没有其他的收获，至少还有宁静，而这点在纽约不是那么轻易可得的。我会习惯性地替死去的人点根蜡烛，而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因为死亡的行列逐渐壮大，人们会不断死去。

我也养成了另一个习惯，我开始捐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把我所赚来的钱放进我所碰到的第一个教堂救济箱。所有的基督教堂我都不排斥，但天主教堂我去得最多，因为开放的时间最长。每次我找寻自己馈赠的受益人时，他们的教堂通常都开放着。

我想过这件事，却不太确定自己捐出十分之一收入是什么目的。那些年，我从来不记账，不缴税，甚至不保留收据。所以有可能我把这种捐献当成一种自愿纳税。但无论如何，那些钱也不会太多，因为我长期没有工作，有工作上门时，也从来赚不到大钱。我一向准时交房租，也时不时会跟阿姆斯特朗把账结清，有能力时，我还会寄钱给安妮塔和两个儿子。可是这些钱加起来都不多，总之我收入十分之一的捐款，绝对不可能让某个神父买辆林肯大轿车去游街。

我戒酒后，开始常常上教堂，不过不是在正殿，而是去地下室参加戒酒聚会，聚会中传篮子捐钱时，我也会捐，但匿名戒酒会的传统是最多只能捐一元。从那时起，我很少点蜡烛，也不再捐出十分之一收入，不过原因是什么，我还是不清楚，就如同我也无法解释自己是怎么开始捐钱的一样。

“因为你比较开窍了，”我的辅导员曾提出他的看法，“然后你了解到，你比教会更能妥善运用这些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一阵子，我常在路上送钱，本质上是把我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给纽约的流浪汉。（也许我只是跳过中介的慈善机构，把捐给救济箱的钱化整为零，把钱放到路边乞讨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中。）后来这个习惯也慢慢停止了，也许只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愈来愈多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我开始疲于怜悯，没办法把一元钞票塞到每个恳求的杯子或手中，于是我停止这么做；就像大部分的纽约人一样，我看够了，甚至到最后根本无视流浪汉的存在。

世事多变。戒酒后，我发现自己得像其他人一样，去做一些不得不做的狗屎事情。我得记账，得缴税。曾经有好些年，我随便收客户一些服务费，这样省去了替客户逐条列出种种费用的困扰，可是这招不能用来对付律师，而且现在我有了私家侦探执照，很多工作都是来自律师。我还是用老方法替一些跟我一样作风随意的客户工作，可是偶尔我还是得像其他侦探那样保留各种收据，记下我的各项花费。

伊莱恩和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当然，我的收入来自侦探工作，而她的则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虽然她的店也开始小有利润。她负责记账——感谢上帝——以及开支票，我们微薄的捐款分别交给十来个慈善团体和文化机构。可以确定的是，这样捐钱比较有组织。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脚踏实地的公民，也更不像一个游荡的灵魂。我不见得喜欢这样，但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烦心这些钱的去处。

我这次去的教堂，位于从西四十几街分岔出去的一条小街上。我没注意街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以后自己还会不会再来。

我很幸运，教堂还开着。我这几年愈来愈少去教堂，而教堂的开放时间也愈来愈短。至少，我觉得以前天主教堂似乎整天开放，从早晨直到午夜。但现在教堂的正殿若没有礼拜或仪式进行时，通常都锁着。我猜是为了防止犯罪事件发生或无家可归的人进出，也可能两者皆是。想必敞开大门的教堂是一种邀请，不单邀请那些偶尔想寻找一丝平静的公民，也邀请那些缩着身体在一排排座位上打瞌睡的人，还有从祭坛上偷蜡烛的小毛贼。

这个教堂没上锁，而且似乎无人照管，这也是一种反常现象。两侧小祭坛上的蜡烛是真的蜡烛，真的用蜡做的，而且燃着火焰。现在很多教堂的祭坛都电气化了，把两毛五的硬币丢进投币孔，一个火焰状的灯泡就会亮起来，亮上值两毛五的时间。就像停车计费器，如果你停得太久，他们就把你的灵魂拖走。

这不是我的教堂，所以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挑剔的权利。不过话又说回来，身为一个酒鬼，怨天尤人难道还得讲道理吗？我很确定蜡烛灯比较省钱，而且也知道上帝不会因此难以看清世事。也许我是个心灵上的反机械化主义者，就是不愿意事物有这类改变，我拒绝烛光的改进，甚至就像我拒绝TJ要买计算机的建议一样。如果活在古代，我可能也会对蜡烛取代油灯而感到不满。“一切都不同了，”你会听到我的咕哝，“你能期待融化的蜡有什么好效果呢？”

我不会浪费两毛五去买一个电子火焰。但这个教堂有真蜡烛，祭坛上点燃了三四根。我看着那些蜡烛，心中浮起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影像。我不知道为他的死而点一根蜡烛，对他能有什么好处。但我想起伊莱恩的话：又有何妨呢？于是我塞了张一元纸币到救济箱里，借着另外一根蜡烛的火焰点燃了新的蜡烛，然后想着惠特菲尔德。

我想象出一组滑稽的蒙太奇影像。

一开始我看到阿德里安在得知威尔写信给他几小时后，站在他公寓里的样子。他正在倒酒，但是宣布自己不喝酒，然后又解释说，他那天已经喝了多少酒。

然后我看到他躺在地板上，凯文·达尔格伦在他旁边蹲着，捡起他掉下的酒杯，嗅着上面的味道。我当时并不在场，只是听达尔格伦叙述过，可是我心中浮现的景象鲜明得就像我曾亲临现场一般。达尔格伦闻到了上等纯麦威士忌香味中透出来的苦杏仁味。我这辈子从没闻过融合在一起的这两种味道，但我的想象力足以逼真地创造出这种味道来。

下一个镜头是马蒂·麦格劳。他坐在跟我相遇的那家脱衣舞酒吧，一手抓着烈酒的酒杯，另一手拿着啤酒杯。他脸上有一种天人交战的表情，嘴巴说着话，可是我编不出他说的内容。廉价威士忌的气味从烈酒杯飘到我脸上，走味的廉价啤酒味从另一个杯子里传来，两种味道融合在他的呼吸中。

再来又是阿德里安，他在打电话。“我要去把精灵释放出来，”他说，“今天的第一杯。”

米克·巴卢在葛洛根开放屋，是我们最近碰面那一晚的情景。那一夜他说要少喝点酒，所以不喝威士忌，只喝啤酒。在这个场景中，他喝的啤酒是健力士，我可以看到他的大拳头抓着一品脱啤酒杯的黑色液体。我闻到了那个气味，又黑又浓又狂野。

这些影像迅速一闪而过，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覆盖着浓烈的气味，不论是一种或多种气味。据说，嗅觉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感觉，是触动记忆的装置，它跳过思考过程，直接进入脑部最原始的部位。它无须下达指令，也不带有主观思维。

我站在那里，任这一切掠过我心中，努力想从中思考出一些什么来。我不想做过多联想。我不是扫罗①，在赶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突遇耶稣显灵，也不像匿名戒酒会的创办人那样笃信扫罗那个著名的白光经历。我只是回忆——或者想象，或者两者兼具——一大堆事情，一个紧接一个。

这花不了几分钟，我想只有几秒钟吧。做梦也是如此，梦所发生的时间，远远不及做梦的人在事后追述内容那么久。最后只有蜡烛——温柔的光芒，以及蜡与烛芯燃烧的气味。

我必须再度坐下，思索我刚刚所经历的一切。然后我又四处走了走，重温我记忆中的每个画面，像个暗杀迷重复研究肯尼迪遇刺的录像带一般。

我无法眨眨眼或耸耸肩就摆脱掉，我明白了一些之前所不知道的事情。

① 《新约·使徒行传》记载，扫罗出生于大数，在耶路撒冷长大，原先迫害基督教会。一日扫罗前往大马士革，途中忽有一道强烈白光自天而降笼罩着他，并有耶稣的声音与他说话。扫罗抵达大马士革后，便皈依基督教，后改名为保罗，四处传教，宣扬耶稣现身的故事。

11

“我第一次去惠特菲尔德家的那一夜，”我告诉伊莱恩，“TJ正好过来吃晚餐，我们一起看拳赛——”

“是西班牙语频道的，我记得。”

“中途惠特菲尔德打电话来，然后我过去跟他谈。”

“然后呢？”

“然后我记得一些事。”我说，停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她问我是不是打算告诉她。

“对不起，”我说，“我还在整理，想找出一个叙述方式，免得听起来很荒谬。”

“干吗担心那个呢？现在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

搞不好会有别人。我们正在她第九大道的店里。四周都是她张罗来的手工艺品和装饰家具。任何人都可以敲钟或按铃进来看看画或买东西，说不定就看上了我们坐的其中一张椅子。不过这是个寂静的午后，到目前为止，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受到任何打扰。

我说：“他身上没有酒味。”

“你说的是惠特菲尔德吧。”

“对。”

“你不是指他最后喝下那杯毒酒死去的那晚，而是你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晚。”

“哦，我以前见过他，还替他工作过。不过没错，我指的是去他公寓的那一晚。他之前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收到了威尔寄的死亡恐吓信，于是我过去给他一些关于安保方面的建议。”

“而他身上没酒味。”

“完全没有。你知道这种东西对我的效果。我是个戒了酒的酒鬼，就算隔着一层水泥墙，也能闻到该死的酒味。如果我在一个拥挤的电梯里，角落那个小个子男人稍早时候喝了几滴酒，那味道对我来说就像走进酒厂一样强烈。酒味不会困扰我，不会让我想喝酒或希望别人没喝，不过要闻到酒味，对我来说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忽然有人开灯一样，不可能不注意到。”

“我想起有一回我吃巧克力的事情。”

“巧克力……啊，里头包的是液体。”

她点点头：“莫妮卡和我曾去看她一个刚切除了乳房的朋友，她拿了一盒人家送的巧克力传着请我们吃。我就有点贪心，因为那是非常好的巧克力，我吃了四颗，最后一颗包着樱桃白兰地。我吞了半颗才知道里面有酒，然后我把剩下的半颗也咽下去了，不然要怎么办？难道吐出来不成？换了你就该吐出来，你有理由这么做，可是我没有酒瘾，只是不喝酒罢了，所以咽下去也不会死。”

“而且那一丁点儿酒也不会让你乱性，并把衣服脱光。”

“反正据我所知，一点效果都没有。糖里不会包太多白兰地的。里头还有一颗樱桃，所以不会有太多空间留给白兰地。”她耸耸肩，“然后我回家，亲了你一口，你的表情惊讶得好像见了鬼似的。”

“我吓了一跳。”

“我当时还以为你要唱《碰过酒精的唇绝对不可以吻我》给我听。”

“我根本没听过这首歌。”

“要不要听我哼一小段？不过扯远了。重点是你对酒味异常敏感，而你并没有闻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呼吸中有酒味。福尔摩斯先生，你的意思是，他之前没有喝酒？”

“可是他说他喝了。”

“哦？”

“那段对话很滑稽，”我回忆着，“一开始他宣布自己是不喝酒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还边说边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的瓶盖。然后他为自己喝酒开脱说，他现在喝得没那么凶了，而且严格限制自己一天只能喝一杯。”

“只要杯子够大，”她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杯就够了。”

“对我们某些人来说，”我说，“需要一浴缸。总之，他继续说，那天是例外，因为他收到了威尔的信，之前他离开办公室时，已经喝过一杯，回到自己公寓后，又喝了一杯。”

“可是你没在他的气息里闻到酒味。”

“对。”

“如果他刷过牙——”

“没有影响。我还是闻得到酒味。”

“你说得没错，刷了牙以后，闻起来像喝了薄荷甜酒。我也对别人身上的酒味很敏感，因为我不喝酒。不过跟你比起来就差远了。”

“喝酒的那些年，”我说，“我从没闻到过别人身上的酒味，也从不知道别人能闻到我身上的酒味。老天啊，那阵子我一定走到哪儿都一身酒味。”

“我还挺喜欢的。”

“真的？”

“可是现在这样我更喜欢。”她说，然后吻了吻我。几分钟之后，她坐回自己原来那张椅子说：“吁，要不是在这种半公共的场所——”

“我知道。”

“这儿随时都会有人按门铃，以前最久没人上门的纪录是——”她叹了口气，“你想那代表了什么？”

“我想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说，“我们还是彼此为对方着迷。”

“这点我很清楚。我指的是惠特菲尔德身上没有酒味，这就像晚上不叫的狗一样怪，不是吗？你有什么解释呢？”

“我不知道。”

“你确定你当时注意到了吗？我的意思是，你注意到他身上没有酒味，而且他的说辞和你所观察到的结果相矛盾。这些都不光是你点亮蜡烛诅咒黑暗时所产生的想象？”

“我很确定，”我说，“当时我有点纳闷，之后我就忘了，因为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想。他被一个战绩辉煌的杀手宣判了死刑，希望我帮他找出方法活命。这些事情比他身上有没有酒味更值得我注意。”

“那当然。”

“他打开那个瓶子倒酒时，我闻到了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那个味道冲击着我，因此我没闻到他身上的酒味。我们之前握了手，而且两人的脸也离得不算远。如果他身上有酒味的话，我应该闻得到。”

“如果他没喝酒，”她很好奇，“为什么要说自己喝了。”

“我也想不通。”

“反过来的话，我就可以理解。很多人都这样，尤其如果他们觉得对方可能会批评人家喝酒。他知道你不喝酒，所以他可能会假设你不赞成其他人喝酒。可是你不会，是吧？”

“除非他们吐在我鞋子上。”

“也许他是想用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来吸引你的注意。‘我喝得不凶，一天顶多喝一杯，可是这封可怕的信让我毛骨悚然，我刚刚已经喝了一些压压惊，现在我还要再喝一点。’”

“‘然后我就不会再喝，因为不论紧不紧张，我都不会喝醉。’这个我想到过。”

“所以呢？”

“为什么他觉得有必要这么做？他刚接到一封最守信用的人写来的死亡恐吓信。几个星期来，威尔都占据各报的头版，而且到目前为止成功率是百分之百。而惠特菲尔德这个人，他当然也见过很多世面，工作中也见惯了黑帮分子。但他绝对不是那种不怕死的人。”

“你不会把他和埃维尔·克尼维尔①相提并论。”

“不会，”我说，“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只是个穿三件套西装的律师，想逃过威尔的毒手并自然死亡的几率并不高。他不需要借着假装他早先喝过酒来向我证明他很害怕。”

“你不会以为……”

“怎么？”

“他会不会其实是个绝对不喝酒的人？”

“什么？”

“你说他在你面前倒了一杯酒。你确定他真的喝了吗？”

我想了想。“确定。”我说。

“你看到他喝下去了。”

“还不止一口，不过没错。”

“那是威士忌没错吗？”

“是从苏格兰威士忌的酒瓶里面倒出来的，”我说，“而且他倒的时候，我闻到了酒味。闻起来就是酒。准确一点说，像纯麦苏格兰威士忌，跟酒瓶上标签所标示的一样。”

“所以你看到他喝下去，也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了。”

“第一个问题没错。至于我后来有没有闻到他呼吸中的酒味？我不记得了。我没机会去留意。”

“你是说你没有跟他吻别？”

“第一次见面我没这么做。”

“哦，那他真是太丢脸了，”她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跟你吻别了。我甚至还记得你嘴里的气息。”

“有什么？”

“有威士忌，”她说，“还有我的味道。”

“记性真好。”

“嗯，那是值得纪念的，你这老熊。言归正传，我的经验是，我知道有些人喝了酒想隐瞒。但是我很怀疑会不会有人不喝酒，却想隐瞒。”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任何人做任何事需要理由吗？”

“我一向很怀疑。”我思索着，“我们很多人会在某种程度上隐姓埋名。这是匿名戒酒会会员长期以来避免公开化的一种传统，不过这几年戒酒的人不匿名反而是一种光荣。”

“我知道。从贝蒂·福特到芭芭拉·沃尔特斯②，好莱坞那一套戒酒都是明着来的。”

“他们不应该这样的，”我说，“不过你希望自己匿名戒酒，保持隐私，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除非有必要，我不会随便告诉熟人我在戒酒。如果我为了办案子跟人碰面，别人点酒，我就点可乐。我也不会特别去解释。”

“如果对方问你喝不喝酒呢？”

“有时我会说‘今天不喝’之类的。或者如果婉转一点，就说‘现在喝酒对我来说太早了’。可是我无法想象倒了酒假装喝下去，或者故意在苏格兰威士忌酒瓶里装褐色的水。”我想起一些事情。“总之，”我说，“我们有酒铺的记录，登记了过去几个月送去他家的酒。他们确认了惠特菲尔德的说法，他平均每天喝一杯。”

“他生病了，”她说，“淋巴癌之类的，不是吗？”

“癌细胞转移到淋巴系统。我相信原来是在肾上腺。”

“也许他不能喝得像以前那么多，因为他得了癌症。”

“我想有可能吧。”

“而且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保密，不是吗？至少他没跟别人提起。”

“那又怎样？”

“所以或许这会使他故意假装喝酒喝得比以前厉害。”

“可是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喝酒一向喝得不多。”

“没错。”她皱起眉头，“我放弃。我猜不透。”

“我也猜不透。”

“可是你不会放弃，对不对。”

“对，”我说，“暂时还不会。”

晚餐时她说：“格伦·霍尔茨曼喝酒吗？”

“据我所知，应该不喝。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你的梦啊。”

“你知道，”我说，“我醒着的想法就够难以解释的了。弗洛伊德是怎么形容梦的？”

“‘有时梦只是一根雪茄。’”

“没错。如果格伦·霍尔茨曼和惠特菲尔德喝了酒却身上没酒味这件事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对我来说大概太深奥了，我搞不懂。”

“我只是好奇而已。”

“霍尔茨曼是个骗子，”我说，“他背叛别人，而且出卖他们。”

“阿德里安是骗子吗？”

“在刑事律师的生活之外，他有任何秘密生活吗？好像不太可能。”

“也许你觉得他对自己有所隐瞒。”

“假装自己喝酒喝得比实际上厉害，或至少假装他那天喝了比较多的酒。”

“对。”

“所以我的潜意识马上从他跳到格伦·霍尔茨曼了。”

“为什么？”

“我正要问，”我说，“到底为什么？”我放下叉子。“总之，”我说，“我想我猜到格伦·霍尔茨曼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了。”

“我想你是指在梦中。”

“没错，在梦中。”

“是什么？”

“‘太多的钱。’”

“就这样？”

“我们刚刚说什么来着？有时候梦只是一根雪茄而已。”

“太多的钱了，”她说，“你是指像那些常见的说法，说吸食可卡因是上帝要告诉你，你的钱太多了？”

“我想可卡因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格伦·霍尔茨曼有太多的钱，因此我才会去深入挖掘他的生活，发现了他的秘密。”

“他有一整盒的现金，对不对？这适用于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吗？”

“不适用。”

“那么——”

“有时候梦只是一根雪茄。”我说。

我不记得那一夜的梦，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梦。伊莱恩和我回到家，继续我们在她店里聊的话题。然后我就上床睡得死死的，一觉到天亮。

不过睡前我脑袋里面一直有个想法挥之不去，醒来依然存在。我仔细地想，认真思考，然后判定这个想法不值得我花时间去费心。早餐后我喝着第二杯咖啡，再度考虑这件事，这回我决定，其他事情也不见得更值得我花时间。老话一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而且我唯一不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发现什么。

我不急，先去图书馆查旧的《纽约时报》，确定自己的记忆，把日期和时间记在笔记本里。这件事花了我两三个小时，然后我离开图书馆，坐在布赖恩特公园阅读那些笔记。那是个完美的秋日，空气里有鲜脆的苹果气味。气象预报说会下雨，可是根本不必看天空，你就知道今天不会下雨。事实上那一刻你觉得永远不会下雨，天气也永远不会变冷，而且白天也不会变短。感觉上好像秋天是永恒的，永远在我们面前，直到世界末日。

这是每个人最喜爱的季节，你总以为会持续到永远。可是从来不会。

惠特菲尔德的死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他公寓门上纽约市警局的封条都被取下了。我要做的只是找个有权力的人让我进去。我不知道真正有这个权力的人是谁——惠特菲尔德的家人，或者他遗产的法定执行者，或者这栋合作公寓的委员会主席。反正我确定不是公寓管理员能决定的，不过他还是做主让我进去，我塞给他的钞票也帮他下这个决心。他找了把钥匙让我进去，站在门口看着我翻抽屉和柜子。过了一会儿，他谨慎地咳了一声，我抬起头，他问我会待多久。我说很难讲。

“因为你走的时候我得过来，”他说，“好把门锁上，可是我现在有事情得去忙。”

他匆匆写下一个电话号码，我答应走前会打给他。他一走，我就觉得压力减轻许多，尤其是当你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或者可能会在哪里找到时，不用赶时间会比较好。

将近两个小时之后，我用卧室的电话打了他给我的那个号码。他说马上过来，我等着的时候，就从那天晚上惠特菲尔德最后用过的那个电话开始，一路回顾，一直走进他死亡的那个房间。吧台没有任何瓶子——我猜警方全送去化验了。不过吧台没搬走，我站在他喝最后一口酒时所站的地方，然后走到他倒地之处。地毯上没有任何标记能显示他躺过的地方，没有粉笔线，没有黄胶带，也没有他留下的血渍，但是我似乎完全知道他在哪里倒下过。

管理员上来后，我又给了他二十元，同时为花了这么久时间而道歉。这笔额外的红利让他感到惊喜，不过只有一点点而已。这似乎也可以确定我并没有趁管理员不在时，动了惠特菲尔德的任何财产，不过他还是觉得有必要问一声。

我没有拿任何东西，我告诉他。连照片都没拿。

我也没从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拿走任何东西，因为我根本找不到人让我进去。惠特菲尔德和其他几个律师在沃思街一栋八层高的办公大厦里分租了一套办公室，请了秘书和法律助理人员。去过他的公寓后，我中午到钱伯斯街参加戒酒聚会，然后走到沃思街，在他办公室五楼的走廊上看了看。我想到几个可能的方法，但都发现没法用来对付律师或法律秘书，于是我走出来，一路走到休斯敦街，在安杰莉卡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散场后我打了个电话给伊莱恩，告诉她我会自己在外面吃晚餐。

“TJ打来过，”她说，“要你呼叫他。”

如果我打的那个公用电话有号码的话，我就会呼叫他。大部分的公用电话号码都被磨掉了，就算你有办法让电话公司的接线员告诉你，也没有任何用处，NYNEX电信公司故意在电话线路上动了手脚，现在他们的公用电话再也接不到打进来的电话了。这都是永无止境的毒品战争的一部分，而随之产生的效果，我只能说，就是让毒贩随时觉得不方便，于是他们都尽快跑去买移动电话，让这个城市其他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有一些轻微的、但一去不复返的下降。

我在钱伯斯街上一个西印度口味的午餐亭吃了一盘鸡肉干加豌豆和米饭，然后走回沃思街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大楼。已经过了五点，所以我得跟楼下的警卫登记，我在登记本上随便画了一下，然后坐电梯上楼。那间律师事务所的灯还亮着，我匆匆走过门前看了一眼，还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在办公，其中两个认真地在计算机前工作，另一个在打电话。

我不意外。律师一向工作到很晚。我走到走廊尽头，试试男厕的门，锁上了。那道锁好像不是太难开——毕竟，那只是用来防止流浪汉跑进去，而不是要保护珠宝皇冠的。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我打算非法进入那间办公室，那么我就该找个比厕所好一点的地方，好消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在走廊的另一端，我发现了一个利兰·巴里什先生的单人办公室。他的名字漆在雾光玻璃上，底下还有“顾问”两个字。门锁看起来是整栋大楼原来统一安装的，用万能钥匙就能进去。多年来我的钥匙圈上都有两把万用钥匙，不过我也想不起来上回用是什么时候了。我试了大的那把，结果把门锁打开了。

我进了门，看起来巴里什没在里头，也没人等着要咨询他。办公桌上除了两本杂志外，一切摆放得整整齐齐，杂志上的灰尘，看起来积了有两个星期了。还有一个带玻璃门的书橱，里面又只放了几本杂志，还有八九本平装的科幻小说。书桌旁是一张有脚轮的木头椅子，以及一张厚厚的安乐椅，上头有猫爪磨过的痕迹。灰棕色的墙有一些长方形和正方形的浅色印子，显示前任房客挂过画或毕业证书。巴里什自己既没有重新油漆，也没挂上自己的东西，连个日历都没挂。

出于老警察的习惯，我想看看书桌的抽屉。可是书桌上了锁，于是我就放弃了，实在没什么理由硬要撬开。

我进门时打开了灯，现在就让灯亮着。透过雾光玻璃，外头的人顶多只能看到一个侧影，就算他们看得到我，我也不太需要担心，因为这栋大楼大概没人经常见到巴里什，而且能记得住他的长相。

我的猜测是，通常“顾问”就是“失业”的委婉语。利兰·巴里什失业了，找工作时租下了这个小办公室，现在他要么就是找到了工作，要么就是放弃了。

说不定他在沙特阿拉伯或新加坡找到了工作，于是就走了，也懒得多此一举回来清理自己的办公室。说不定他几个月前就没再付房租，房东也没急着来把这个房间收回。

不管实际状况是什么，关在他办公室几个小时没什么风险。我想到TJ，决定打电话呼叫他，想着TJ打电话来这里绝对安全，而巴里什的电话铃响也绝对没事。我拿起话筒，却没听到拨号音，更证明了我对巴里什先生的猜测。我拿起最近一期的杂志，是十周前的《纽约客》，然后坐在那张舒服的椅子上。头几分钟，我还想猜猜利兰·巴里什的下落，可是没多久，我就被一篇谈长途卡车司机的文章吸引，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电灯开关旁边的墙上有个钩子，挂着一把钥匙。我猜那是男厕的，结果没错。我上了厕所，顺便看看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里面有什么动静，里面还是有人。

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去看了一遍，再过一个小时后又看了一遍。然后我打了个盹，睁开眼睛时，已经十一点四十分。律师事务所的灯火尽熄。我走过去，再度掏出万能钥匙，然后等我把钥匙放回口袋时，灯还是没亮。

那个锁比巴里什的门要好，我想着可能得打破玻璃闯进去。我已经准备好要这么做——我不认为附近有人会听到，就算听到也不会注意——不过首先，我用随身的小刀凿进门缝，把门锁上的滑轮往后抵，门开了。我开了灯，心想对街上的路人来说，黑黑的办公室里头有人影移动，要比亮着灯的办公室更为可疑。

然后我找到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开始忙了起来。

我离开那儿时，是凌晨一点半左右。我让一切保持原状，把所有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擦了一遍，倒不是我以为会有人来采指纹，出于习惯的成分更大一些。我在门上凿过的地方抹了点灰尘，免得上头的痕迹看起来太新，然后我关上门，听到门锁在我背后咔嗒一声关上。

我累得无法思考，而且想到如果要躲过楼下的警卫，就得再去巴里什办公室的安乐椅上睡到天亮。于是我决定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下楼却发现大厅是空的，门口有个我原来没注意到的牌子，上头写着本大楼从晚上十点到六点上锁。

这不表示我出不去，而是出得去但进不来。对我来说没问题，我走出大楼，走了三个街口才叫到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前后座分隔的玻璃上头有禁烟的标志。不过前座的巴基斯坦司机却抽着小意大利雪茄吞云吐雾。很多年前，我曾和一个聪明的老警察搭档办案，他名叫文斯·马哈菲，他也是成天抽这玩意儿。我想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抽这种小雪茄，比爱尔兰裔警察更适合，不过我并没有搭上怀旧的翅膀。我只是摇下车窗，设法呼吸外头的空气。

我到家时，伊莱恩已经睡了。我在她身旁躺下时，她被惊醒。我吻了她一下，叫她睡吧。

“TJ又打来了，”她说，“你没呼叫他。”

“我知道。他有什么事？”

“他没说。”

“我明天早上会呼叫他。睡吧，宝贝儿。”

“你还好吧？”

“很好。”

“有什么发现吗？”

“我不知道。睡吧。”

“‘睡吧，睡吧。’你就只会说这个吗？”

我努力想着该怎么回答，可是还没想出什么，她就又睡着了。我闭上眼睛，也睡了。

① 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l，1938—2007），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特技表演者，电视台曾现场转播他骑摩托车飞越数十辆汽车和绑在火箭上飞越峡谷等表演。

② 贝蒂·福特是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的妻子，曾有酒瘾，后创办贝蒂·福特中心，倡导戒酒戒毒。芭芭拉·沃尔特斯为著名电视记者兼主持人。

12

我起床时，伊莱恩已经走了。厨房的餐桌上有张纸条，说她去参加东二十五街泰珀画廊的一个拍卖会，又提醒我呼叫TJ。我先冲了个澡，然后烤了个英式松饼。保温壶里还有咖啡，我喝了一杯，又倒了第二杯，然后拿起电话拨TJ的呼叫器号码。讯号声响之后，我按了自己的电话，然后挂掉。

十五分钟后，电话响起，我抓起话筒。“谁要找TJ？”他说，然后没等我回答就又说，“我知道你是谁，大哥，我还记得你的电话号码。你知道我找个电话花了多久时间吗？不是坏掉就是有人在打，好像说越多他们就可以赚越多似的，死霸着电话不放。你看我该去弄个移动电话吗？”

“我不想要。”

“你连呼叫器都不想要，”他说，“也不想要计算机。你只希望时光倒转，回到十九世纪。”

“说不定是十八世纪，”我说，“回到工业革命夺走生活中的欢乐之前。”

“总有一天你可以告诉我，骑马和坐马车的时代有多么美好。为什么我不想要移动电话，因为太贵了。你打给别人要钱，别人打给你也要钱。最重要的是，你因此失去了隐私。有人会戴随身听，其实可能是在窃听你的电话。怎么会这样呢？”

“我怎么知道。”

“连随身听都不用，有人会在牙齿里头装窃听器，然后你觉得那是中央情报局，叫你去邮局把大家都杀光。”

“你不是认真的。”

“该死，你没说错，”他笑了，“我坚持用我的呼叫器。嘿，大哥，我发现那家伙了。”

“哪个家伙？”

“你叫我找的那个家伙。有个家伙射杀另一个家伙时在场的那个家伙。”

“你这句话里有太多家伙了，”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个。”

“我说的是麦伦那事情。”

“麦伦？”

“在小公园被射杀的那个家伙？得了艾滋病的那个家伙？我想想，叫麦尔吗？”

“拜伦。”我说。

“拜伦·利奥波德。我刚刚怎么说的，说麦伦？我脑袋里一团浆糊了。因为你知道，我没听过有谁叫拜伦的……你还在吗？”

“我在听。”

“你不吭声，我就开始犯疑心了。”

“大概是因为没什么好说吧，”我说，“我不知道你还在找目击者。”

“没人叫我别找了啊。”

“对，可是——”

“而且叫我去查这件事的人，大家都说他就像狗追骨头一样。只要咬住了，就别想让它松口。”

“大家是这么说的吗？”

“所以我也奉行这样的精神，像条狗在追骨头似的。而且，反正也没别的事可做。”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家伙了。”

“只是碰巧而已，”他说，“他不能算是我找到的，不过他看见了整件事，不过应该说是听见比较恰当。一开始他没看到，后来转头去看，只看到后面。所以他看到凶手的背影，而且他没看到枪，只听到枪声，你知道，砰砰。”

“他就只听到这个，砰砰？”

“他听到的是枪声。有人开枪时，你还能听到什么？”

“当时公园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枪声，”我说，“而且就算没听到，利奥波德尸体上的子弹也是证明开了两枪的有力证据。所以如果这家伙只是听到枪声——”

“不光是听到枪声而已。”

“哦。”

“如果他只是听到枪声而已，你想我会拿这个去烦你吗？”

“抱歉。他还听到了什么？”

“听到那家伙说：‘利奥波德先生？’然后就再没听到什么了，所以拜伦只是点点头，或小声讲了些什么。然后他听到那家伙说：‘拜伦·利奥波德？’接着也许他抬头，也许他没有，但接下来他就听到那家伙开枪了。”

“砰砰。”

“就像这样。”

“我能见见这个证人吗？”

“他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谈。他已经躲掉好几次跟警察谈的机会了。”

“我想这家伙不会是IBM的副总裁。”

“他在那个公园卖东西，”他说，“那个家伙一开枪，他就打算装作什么都没看到。我也许可以安排你们见个面，可是这不表示他会告诉你什么。何况，你打算问他什么我没问过的问题呢？”

“‘利奥波德先生？拜伦·利奥波德？’”

“不要说得好像是他编出来的样子。”

“不，”我说，“我没那个意思。”

一个小时后，我在十四街一家咖啡店看着他吃薯条。他的干酪汉堡早已吃下肚了。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斜纹厚棉布夹克，上头还有补丁。一顶铁路工人帽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

我告诉他，我都快把拜伦·利奥波德给忘了。

“为什么？”他很好奇，“你的结论是，他是死于自然因素吗？”

“我没有太仔细地考虑过，我只是猜想他是被人误杀的。或者他是因为坐错了地方或说错了什么话，不经意地触怒了某个在那一带混的人。另外他有艾滋病，而且已经发病很久，从外表也看得出来。也许有人对艾滋有恐惧症，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把病人杀死。”

“就像那些在流浪汉聚集区纵火的人。”

“要迅速解决流浪汉的问题，这会是个方法。但是我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动手的人不是那种只做一次就罢手然后进修道院的人。”

“他会一做再做。”

“通常都是这样。”女侍者过来，没问就替我把咖啡补满。这里的咖啡不是很好，但是给得很大方。我说：“ ‘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就像这样。”

“好确定他没找错人。”

“要找他打算射杀的人。他好像只知道名字，可是从没见过。现在我们来次头脑风暴，好吧？让满脑子的想法跑来跑去。”

“差不多是这样，”我同意，“听起来好像是雇来的，对吧？”

“那个凶手？你的意思是他是职业杀手？”

“不像职业杀手，”我说，“整件事对职业的来说太拖泥带水了。这个下手的对象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生活规律，没有任何安保措施，要杀他一点也不难。想私下接近他非常容易，如果是职业杀手的话，为什么要在一堆目击者面前杀他？”

“老哥，我说职业杀手，那是因为你说他是雇来的。”

“他是业余的，”我说，“雇他的也是业余的。一般来说，要雇职业杀手的话，雇主本身也得够专业才行。他必须要有门路，这不可能去商用电话簿里查。很多普通人会雇杀手，可是雇来的没有什么专业精神可言。”

“所以不见得能杀得了人，”他说，“就像前几天华盛顿高地的那起案件一样。”

我知道他讲的那件事。这几天报上都在登。一个十来岁的多米尼加裔小女孩，因为老爸管得太严，就找来了当地的两个狠角色想把她爸干掉，而且用她老爸藏在保险箱、认为比银行还安全的那两万元作为诱惑。

所以有天晚上，那两个流氓就去她家。她让他们进来，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原本应该乖乖等她老爸回家的，但他们觉得也许她老爸会带枪，于是他们想到一个更为简单的解决办法，他们朝那个引起整件事的女孩头部开了两枪，然后又同样干掉她熟睡中的母亲和弟弟，就回家了。父亲工作回来后，发现家人都死了，钱又不见了。我猜想他的车也不见了。

“在华盛顿高地，”我说，“每个人都有理由。那个女孩是生她老爸的气，两个凶手则是想要钱。”

“那谁有理由杀拜伦呢？”

“我也猜不透。”

“他没有钱，对吧？”

“事实上，”我回忆着，“他的钱比应有的多。他领到了保险金，死时银行里还有四万块左右。”

“那不是动机吗？”

“他的遗产都捐给一些艾滋防治慈善机构。其中一些组织募捐时的确有些过于积极，可是我还没听说过他们因此而杀人。”

“此外，他们只要等就行了，不是吗？因为这家伙已经快死了。”他皱皱眉，“你猜现在该怎么办呢？应该吃一块派。”我叫了女侍者过来，TJ问他有什么派，认真考虑后决定：“山核桃的，上头还要加一些流行的口味，巧克力怎么样？”TJ话里夹杂了几个法语单词，女侍者看着TJ，很茫然，于是TJ又恢复平常讲话的用词。“我要一块山核桃派，”他说，“外加一球巧克力冰淇淋。”她点点头离去，然后TJ眼珠骨碌碌地转，说道：“现在她以为我是医生了，会追着我要我帮她割盲肠。”

“跟她说你是医植物的。”

“大哥，那还不是一样糟，她会让我跟她的盆栽说话。如果杀拜伦不能从他身上拿到钱，那谁会雇人杀他？”

“我不知道。”

“他得了艾滋病，对吧？可是他不是同性恋。”

“他是因为共用针头感染。”

“他是到自己为止了吗？还是又传给别人了？”我的表情大概很疑惑。“病毒啊，有人被他传染上了吗？”

“他有可能到处传染，”我说，“好几年前了，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感染了。”

“所以他传染给某个女人，然后她丈夫或男友或哥哥想知道她怎么感染的。‘除了拜伦那个没用的废物之外，不可能有别人了。’她这么说。”

“于是那个丈夫或哥哥或随便什么人，就出去雇人杀掉拜伦。”

“搞不好是她自己。无论是哪种方法，凶手都没见过拜伦，也许先问问他的名字，好确定没杀错人。‘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砰砰。”

“就这么回事。”他同意。

“‘这枪是为了希拉，你这个混蛋。’这句台词如何？照原来的说法，拜伦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如果希拉的哥哥是自己动手，他可能就会说些有意义的话。可是如果那个凶手是雇来的——”

“那凶手就不会花工夫去啰唆了。就算是她哥哥自己动手，他也可能准备好要讲些话，却一时紧张忘了说。”我喝了口咖啡，“不过这些我都不相信，”我说，“他一脚都踏进坟墓里了，谁还会找他报这种仇呢？拜伦·利奥波德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对他来说，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坐在太阳底下看报纸。不论他跟你有什么仇，只要好好看看他，所有的仇恨都会烟消云散。”

“那不然是怎么回事？自杀吗？”

“我想过。”

“怎么样？”

“比如说他不想再活下去了，可是他没法自己动手。所以他雇人替他动手。”

“他害怕把头伸进烤箱里，可是倒是有办法坐在那儿等个人溜过来射杀他。”

“我说我想过，但并不觉得可能性很大。”

“何况，若他要雇人，难道没跟那个人见过面吗？要是你雇我去杀你，我根本不必问你的名字。”

“算了吧，”我说，“一开始就没什么道理，现在愈讲愈没道理了。拜伦·利奥波德是被某个有理由杀他的人谋杀的，而他自己是世上唯一有理由希望自己死掉的人。感觉上，这么做应该有金钱的动机，可是根本没人能拿到钱。”

“他还是有些钱的。四万块吗？可是你说有些慈善机构可以分到钱。”

“但无论如何不够多。”

“不够多？”

“不足以因此杀掉他。”

“华盛顿高地那些家伙，杀了三个人才拿到半数而已。”

“他们是小混混，”我说，“他们可能因为心里不痛快就杀人。他们既然已经拿到钱了，干吗还要杀那个女孩呢？好让她闭嘴？她不可能说出去，而她母亲和弟弟都已经在各自床上睡着了，老天！他们杀了三个人，根本没有理由。”

“我想你不会替他们当人格分析的证人。总之，会不会是某些小混混叫拜伦的名字，只是打招呼，你懂吧，礼貌而已。”

“一点点的不同，足以让整件事全部改观。”

我们谈话时，他的派已经送来了，这会儿已经去掉大半。他叉起一块说：“那四万块真滑稽。一开始太多，现在又不够。”

“他把他的保险金都领了出来，”我说，“存进银行，每次只领一些出来用。所以虽然四万块太多，可是……”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那你怎么忽然停下来瞪着眼睛？”

“太多钱，”我说，“格伦·霍尔茨曼有太多钱。他死时，钱在他的保险盒里。我梦到过他，那个梦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太多的钱。”我看着TJ，他用叉子把最后一口派送进嘴里，“我原以为那个梦跟威尔有关，结果不是，而是跟拜伦·利奥波德有关。”

13

那个梦不是必然有什么意义。毕竟，那也只是个梦，而非格伦·霍尔茨曼从精神世界传递给我的信息。（如果他的影子真的从另一个世界联络到我，他大概会比较关心自己的事情，而非某个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园里被射杀的家伙。“嘿，斯卡德，”他可能会喃喃地说道，“我听说你跟莉萨有一腿，那是怎么回事？”）那个梦是我在跟自己说话，而我睡觉的时候，脑袋里的东西不必合情合理。

总之，有时梦只不过是一支雪茄罢了。

“如果，”TJ说，然后又自己停了下来，“不对，”他说，然后手抬起来，一副要阻止自己跑去撞墙的样子，“不，我不说了。”

“很好。”

“可是如果我们有的话，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了。”

如果我们有台计算机。他刚刚答应过不再提这句话，因为这几个字在他说出口的每句话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我好像有两个案子，一个是拜伦·利奥波德被射杀，一个是威尔的连环杀人案。（不过威尔的案子我没有客户，除非把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算进去，不久前他曾给我一笔钱，鼓励我同时追查两个案子。）无论是办哪一件案子，我都会联想起另外一件，TJ似乎很确定买台计算机可以改变一切。

保险记录？只要入侵保险公司的计算机数据库。航空公司记录？照办就行。现在全世界都联网了，一个黑客高手能轻易闯进任何机构的内部。你只需要一台计算机和一台调制解调器，然后插好电话线，全世界就会向你诉说各种秘密。

“还需要有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我说，“当初我们是靠港家兄弟才闯进NYNEX电信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我相信你学得会那些手段，可是不够快，解决不了我们眼前的问题。”

“我得花些时间学，”他承认，“可是，港家兄弟可以教我啊。”

“那也得他们刚好在附近。”

“他们又不是唯一有这种本领的黑客。找他们当然容易多了，但是他们也不必从波士顿跑来帮忙，只要有个电话就行了。”

“该怎么做？”

“很简单，”他说，“我用计算机，同时跟他们通电话，只需要两条电话线，一条接在调制解调器上，一条接在电话上。或者如果你不想用两条电话线的话，可以用移动电话跟他们谈。”

“在哪里？”

“随便哪里，有计算机就行。比较合适的是你的公寓，或者去店里。”

“伊莱恩的店？”

“这样她就可以用计算机记账或管理存货。我可以替她做这些。”

“如果你去上一两门课的话。”

“那又不是火箭科学。我可以学的。”

“店里没那么大空间。”

他点点头：“放在你公寓里比较好。”

“上次我们得跟港家兄弟去旅馆，”我回忆，“还得租个房间，这样我们入侵电信公司计算机系统的小小罪行才不会被追踪到。”

“所以呢？”

“因为港家兄弟所做的，”我继续说道，“是非法而且可以追踪到的。如果我们在自家公寓里面做类似的事，或者在伊莱恩的店里，就会有带着警徽的人来敲门了。”

“那件事之后，黑客族已经又学会很多新招了。”

“那网络警察呢？你不认为他们也学了些新东西吗？”

他耸耸肩。“都是这样的，”他说，“你制造出一个更好的捕鼠器，其他人就会制造出更好的老鼠。”

“总之，”我说，“科技能做的有限，即使港家兄弟也一样。他们当时没法进入系统，还记得吗？无论他们按了多少个键，他们就是找不到进入的密码。”

“可是后来他们还是进去了。”

“他们还是靠讲话才进去的。不是用计算机技术，而是打电话给那个公司的人。”

“是个女的，对吧？”

“然后他们骗她说出密码。这套老招数他们用得太多了，还发明了一个字眼来称呼，”我搜索着记忆，然后说出来，“社交工程，他们是这么说的。”

“那你有什么领悟呢？”

“看我的。”我说。

“奥马哈，”菲莉斯·宾厄姆说，“有一次我替你和伊莱恩登记去伦敦和巴黎。这回你们要去奥马哈？”

“我们落魄了，”我说，“不过我不去那儿。我只是想查有个人是不是去过。”

“啊，”她说，“在查案子？”

“恐怕是。”

“如果他去了，你就得追去吗？”

“我想他已经去了又回来了，”我递给她一张纸条，“或许是在这两天飞去，然后这两天飞回来。”

“从纽约到奥马哈，还有——”

“从费城。”

“费城，”她说，“我正在想哪家航空公司有纽约直飞奥马哈的班机，我知道美国西部航空以前有，可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过如果他是从费城飞过去的，那就不重要了。可是谁会从费城直飞奥马哈？”她伸出手指，皱着眉敲打键盘。“没有，”她宣布，“你可以搭乘美国航空经匹兹堡或中西部快捷航空经密尔沃基到奥马哈。或者如果你不介意在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转机的话，可以搭乘联合航空。其他公司也都可以转机，不过这些是可能性比较大的。我想你大概不知道他搭乘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吧。”

“对。”

“他的名字呢？”

“阿诺德·威什尼亚克。”

“如果我们找到这个名字，”她说，“我们就会知道那一定是他，不是吗？因为这个名字不常见，能有几个阿诺德·威什尼亚克从费城乘飞机去奥马哈呢？”

“最多一个吧。但我不认为他会用真名。”

“那也不能怪他。”

“不过姓名缩写应该是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看。”她敲敲键盘，中间等候计算机响应的时候，就转转眼珠子。“每台计算机都比上一台快，”她说，“可是永远都不够快。你希望它能立刻回答，而且你还希望它在你想到之前，就给你资料。”

“对人也是一样。”

“呃？哦，对啊，”她咯咯地笑了，“至少计算机一直在进步。你看到我是怎么查资料的吗？我先查美国航空，然后问五日一一○三号的班机上有没有一位威什尼亚克，结果没有，现在我要问同一天的一七九号班机……没有，好，另一天是六日，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试试一一○三号……没有，那再来试试一七九号。班机号码对吗？没错，那就来试。没有。”

“我想他不会用真名。”

“我知道，可是我想先用这个名字试试看，因为光用缩写没法查资料。”

“嗯。”

“我再来试试中西部快捷。”她说。之后她又试了联合航空，最后摇摇头。

“你还可以试试另外一个名字，”我说，“他有个哥哥把姓改成英语式拼法，阿诺德以前用过这个姓。”

我把那个姓告诉她，她跟着念了一遍，皱起眉头：“怎么拼？”我拼给她，然后她敲敲键盘。“这个姓很耳熟，”她思忖道，“我最近在哪儿听过？”

“不知道，”我说，“当然，有个棒球选手就叫大卫·温菲尔德。”

她摇摇头。“大联盟罢工之后，”她说，“我就没看棒球了。五日的一一○三号班机。还是没有。一七九号班机，同样是五日……”

那些班机上都没有这个人。

“他很可能会用姓名缩写，”我说，“可是这样没法查。如果把每班飞机的乘客名单列出来，可以吗？”

“我不行。”

“那谁可以。”

“或许某个计算机天才吧，或者航空公司里头有访问权限的人。”她皱皱眉，“这件事很重要，对吧？”

“算是吧。”

她拿起电话，翻翻旋转文件夹，拨了个号码。她说：“嘿，我是JMC的菲莉斯。你是哪位？朱迪吗？朱迪，我有一个很好的客户刚好是个侦探。他正在查一个案子，牵涉到一个无监护权的父亲……是啊，这类事情常听说。我知道，很令人惊讶。他们不付孩子的生活费，然后就跑来把孩子绑架走。”

她解释了一下我所需要的资料。“他不是用真名搭乘飞机，”她说，“但是这个侦探认为他应该会用姓名缩写。是，我知道这是机密，朱迪。一定要有法院指令才能查，没错。”她做了个鬼脸，然后又硬撑出一个微笑。“嗯，那你可以这样办吗，不必告诉我名字，替我看看是不是有男性乘客用AW的开头的名字搭这些飞机。是，从费城到奥马哈。”

她掩住话筒。“照规定她不能这样做的，”她说，“可是她有点动摇了。我猜因为她离了婚，而且吃了她前夫的亏。”她掩住话筒的手拿开，“哦，朱迪。要命，都没有吗？”

“他可能是用现金付的机票钱。”

她反应很快。“朱迪，”她说，“他可能随便编了名字，所以机票钱是付现金。如果你可以……嗯，嗯。好，我了解。”

她又掩住话筒，说：“她不行。”

“不行还是不肯。”

“不肯。这样是违反规定的，她会有麻烦的，等等。”

TJ说：“那你能去查吗？如果有密码的话？”

“可是我没有啊。”

“可是她有。”

她想了想，耸耸肩，然后拿开掩住话筒的手。“朱迪，”她说，“我最不希望的就是害你惹上麻烦。不过我好奇地问你一下，你那边的资料可以分类吗？比如说可以分为用现金买机票或用信用卡？我是说，如果一个顾客进来用现金买……哦，我懂了。所以任何人都能进去查。我的意思是，只要我有密码，我也可以进去查，对不对？”她抓了一支笔，匆匆写下几个字。“朱迪，”她说，“你真好，谢谢。”她挂上电话，咧开嘴笑了，举起拳头做了个胜利姿势，“得分！”

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她做了一大串挠头和按键的动作之后，成果是一份费城到奥马哈旅客名单的计算机报表，包括我所问那三家航空公司的班机，以及两天后的回程班机。名字后面的星号表示非信用卡付账。

“这表示现金或支票付账，”她解释，“他们的数据库里没有区分开来。另外，这些只是航空公司自己的现金或支票卖票的记录。通过旅行社的则只列出来而已，没有注明付款方式。这些她没告诉我，只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分的，不可能有其他方式了。”

“这样就可以了。”

“是吗？你看到名字后面有注明C的吗？这些都是通过别家航空公司买票的乘客，可能因为他们是搭乘别家航空公司的班机，中途转机的。据我所知，他们是用美金钞票付款的。”

“我想这些乘客名单就够了。”

“是吗？”

“如果能找到同一个名字出现在来回程的旅客名单上，那会比用付款方式找出来的名单更有意义。”

“我根本没想到。来查查看吧。”

我收起那些报表。“我已经占用你很多时间了，”我说，“困难的部分已经做完了。另外，谈到你的时间，我愿意付费。”

“哎，不必啦，”她说，“你不必这么做的。”

我把钱塞到她手里。“我的客户付得起。”我说。

“好吧……”她阖起手指抓住那些钞票，“其实这事情很好玩，虽然比不上替你和你太太登记去参加游艇旅行更让我开心。如果想去哪些好玩的地方，别忘了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

“去奥马哈也没问题。”

“‘我的客户付得起。’”TJ说，“其实我们根本没客户。”

“没错。”

“‘社交工程’，我们只是去用用计算机而已。只不过，那是别人的计算机，用别人的手指去敲键盘。”

“这也是弄到资料的一种方法。”

“来看看名单吧，”他说，“看有多少重复出现的名字。”

“A．约翰逊先生，”我说，“五日搭乘中西部快捷从费城到奥马哈，在密尔沃基转机。他在七日上午飞回费城。用现金或支票付款。我猜是付现金。”

“你认为就是他。”

“对。”

“姓约翰逊的人一大把。姓史密斯和琼斯的也是。”

“没错。”

“根据菲莉斯的说法，上飞机前得出示身份证件。”

“现在安检的规定都比较严了。”

“用来提防恐怖分子，”他说，“他们要确定你的真正身份，买机票的时候可能也一样，如果你用现金买票，就要看你的证件。”

我点点头：“用支票也是，不过用支票一向就得查验证件。当然，要弄个证件也没那么难。”

“在丢斯附近的店里，这种狗屎证件随便印。学生证，警官证什么的。警察要鉴定很容易，不过普通航空公司柜台大概很难辨认吧？”

“尤其是如果顾客看起来是个成功的中年白人男子，身穿布克兄弟的西装。”

“光靠门面就能过关了。”他同意。

“而且证件是真的，”我说，“说不定他有个叫约翰逊的客户，说不定他弄到了某个蠢货的驾照，而真正的主人被关在绿港监狱，用不着了。”

他抓抓头：“我们查到了一个名字，这家伙有一天飞到奥马哈，两天后又飞回来。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收获吗？”

“还没有。”我说。

“很高兴你带他来，”乔·德金说，“我们最喜欢这种人。等我找到橡皮水管，再来问他几个问题。”

“我知道放在哪儿，”TJ说，“你想要的话，我替你去找。”

德金笑了笑，用手肘撞了他一下。“你跟我的朋友一起来干吗？”他问，“你怎么不在街上卖可卡因或骗钱？”

“今天休假。”

“我还以为你们这些人很有献身精神呢。一星期七天，一年五十二个星期，全年无休，抚慰大众的痛苦。结果你们还不是随波逐流。”

“答对了，”TJ说，“我就想全年无休，我已经加入了警——察——局。”

“你再说一次给我听听好吗？拜托。”

“警——察——局。”

“天哪，我最爱听你胡说八道了。马修，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想，可我就是觉得你这次来有事情。”

我们位于西五十四街中城北区分局的办公室里。我拿了一张椅子坐下来，跟德金解释我的要求，而TJ则跑去公布栏那儿，翻着一叠通缉小传单。

“如果你看到传单上有你的照片，”乔说，“拿过来，我替你再重拍一张。马修，你的意思是，要我打电话去找奥马哈的警方，要他们查酒店的住宿记录，找一个叫约翰逊的痞子。”

“我会谢你的。”我说。

“你会谢我的。你打算用实际的方式吗？”

“实际的。没错，我打算——”

“我喜欢这个词，”他说，“实际的。这表示你碰得到，可以伸出手去拿。这又生出另一个问题。你干吗不自己把手伸出去呢？”

“啊？”

“你知道那家酒店，对吧？是希尔顿吗？”

“应该从这家开始查。我不确定他会住这家，但是——”

“可是你从这家开始查。干吗不呢？打他们的八〇〇客服电话，还不用付钱呢。划算得很。”

“我打过了，”我说，“可是没查到什么。”

“你说自己是警察？”

“那是犯法的。”他看了我一眼。“我可能给了他们这个印象，”我承认，“不过也没捞到什么好处。”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打电话到酒店，居然没法从前台职员那儿骗到情报了？”他看看面前的那张纸条。“奥马哈，”他说，“奥马哈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他瞪着我。“老天！”他说。

“不是‘他’本人，”TJ插嘴道，“不过有人说这个家伙跟‘他’关系很密切。”

“那个堕胎的家伙。他叫什么来着？”

“大家忘得可真快。”

“罗斯韦尔·贝里。威尔在他的酒店房间杀了他，对吧？我忘了是哪家酒店，可是为什么隐约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是希尔顿呢？”

“是啊，为什么？”

“你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威尔是个姓约翰逊的家伙？”

“他可能用过这个名字。”

“怪不得希尔顿什么都不肯告诉你。你也不会是第一个打电话过去想挖点消息的人。那些小报都在努力捍卫公众的知情权呢。奥马哈的警方一定守口如瓶。”

“我也这么想。”

“你知道有多少警察在办威尔的案子？我不知道数字是多少，不过我知道不包括我在内。我该怎么解释自己也去插一脚？”

“也许这件事不见得要扯上威尔，”我说，“也许你只要说你是在查一个抢劫犯，他曾在你这边犯下一连串拦路抢劫的案子，后来可能逃到奥马哈去了。”

“他在那里有亲戚。不过我们觉得他不会去亲戚家，而是住进了希尔顿。我们知道日期，也知道他用的化名。这个说法很荒唐，马修。”

“也许你不必说这些，”我说，“你是纽约警探，只想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们干吗要刁难你呢？”

“这种事情一向就不需要理由。”他拿起电话，“我有个并不简单的问题。我干吗要替你做这些？”

“艾伦·W·约翰逊，”他说，“是有两个L一个E的那个艾伦。我不知道W是什么字的缩写，应该不会是威尔吧。”

“我不敢说是什么字的缩写。”

“住两夜，而且是现金付账。其实奥马哈警方在调查贝里的谋杀案时，就已经查过酒店里的每个客人。用现金付账的人特别有嫌疑。所以艾伦·约翰逊一定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有机会跟他谈过话吗？”

“他已经退房了。没用过房里的电话，也没有额外的费用。”

“我想酒店的人大概也没法描述他的长相。”

“那倒是可以，不过没什么用处，只说他是个男的，穿着西装。”

“缩小范围了。”

“他是在威尔杀掉贝里之后、尸体还没被发现之前退房的。他给过酒店信用卡号码，酒店的人给了他一张条子。可是退房时，他又付了现金。显然这种事很常见，登记住宿时，使用信用卡可以让手续简化，不过真到了付款，还是有很多原因会改用现金。说不定你的卡刷爆了，也说不定你不希望账单寄去你家，让你老婆发现你在那家希尔顿和你的秘书鬼混。”

“而若是你付现金——”

“他们就会把登记信用卡号码的那张纸条撕掉。所以没有人会知道你原先给的信用卡号码是不是假的，因为只有当你退房，他们才会向信用卡公司核实。”

“所以我们知道他有一张信用卡，”我说，“无论那张卡有没有用，而且他有一张艾伦·约翰逊的身份证件。”

“你瞒了我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有这个证件？”

“他上飞机前得出示证件。”

“如果他弄得到信用卡，”他说，“其他那些照片证件就更容易了。四十二街那边的店可以替你伪造一堆这样的狗屎，比如一张哈德·诺克斯学院的学生证。”

“我不早说过了吗！”TJ咕哝道。

“这家伙怎么回事？”乔说，“我也被你勾起兴趣了，你怎么查到这家伙的？”

“航空公司的记录。”

“纽约到奥马哈？”

“费城到奥马哈。”

“为什么是费城？”

“我想是贵格会的人安排的。”

“我是说——”

“解释起来很复杂。不过我查过从费城飞到奥马哈又飞回来的名单，他符合这个时间。”

“你是说，他在贝里被杀害之前飞去奥马哈，贝里遇害之后，他又飞回来。”

“范围还要更小一点。”

“嗯，你愿意告诉我他是谁吗？”

“我只有名字，”我说，“还有一张脸——如果他给人看过附照片的证件的话，不过我没见过他的脸。”

“他只是个穿西装的男子，就像酒店的那个女孩所记得的一样。”

“没错。”

“帮帮我吧，马修。你有什么我可以呈报上去的资料吗？”

“我什么都没有。”

“如果威尔就这么逍遥法外，继续寻找他名单上的新名字——”

“威尔已经退休了。”我说。

“哦，是啊。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是吧？”

“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人听到他的消息。”

“这让我们警方看起来蠢透了，浪费人力和资源去追逐一个行凶者，但他却已经不再危害人民。不过这关你什么事呢？你的客户是谁？”

“这是机密。”

“嘿，行了，别跟我来这套。”

“事实上，这是受保护的特权。我是替一个律师工作。”

“老天，我真是印象深刻呢。等一等，我想到了。你不是曾替最后那个受害者工作过吗？叫惠特菲尔德是吧？”

“没错。我没做多少事，只是建议他要做些安保措施，而且叫他去找可靠侦探社的威利·唐。”

“帮了他一个大忙。”

“我想他们已经尽力了。”

“应该是吧。”

“惠特菲尔德雇用我调查，”我说，“不过当时没什么好调查的。”

“结果你现在还在查？他就是雇用你的那个律师？那你怎么收钱，从他的遗产里头扣？”

“他曾付我一笔雇用费。”

“那够你现在的开销吗？”

“不够也没办法。”

“那你查到了些什么，马修？”

“我只查到艾伦·约翰逊，我告诉过你怎么查到的。”

“你为什么会去查那些班机？”

“靠直觉。”

“是哟，靠直觉。你猜我有直觉的时候怎么办？”

“押一大笔钱去赌？”

他摇摇头。“我会买张乐透彩票，”他说，“可是从来没中过，这表示我的直觉有多糟。我学乖了。”

“只要花一块钱和一个梦。”

“那是广告词，”他说，“我得记住这点。好吧，如果没别的事——”

“其实……”

“你最好讲得有点建设性。”

“我只是在想，”我说，“如果能知道艾伦·W·约翰逊是不是买了氰化物，应该会很有意思。”

他沉默良久，思索着，然后说：“惠特菲尔德死的时候，一定有人查过记录了。尤其是验尸报告显示他已经是癌症晚期，而且所有推测都说他是自杀。但威尔的最后一封信粉碎了这个说法。”

“信里说他杀了惠特菲尔德。”

“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甚至还提到了氰化物。氰化物应该是有个什么制造原料，对吧？闻起来像杏仁，可是不会是从杏仁里头提炼的，对不对？”

“我想桃子核里头可以提炼出微量的氰化物，”我说，“但总之，我想威尔不是这样弄到氰化物的。”

“而如果他是从一些必须登记的地方买到，而且必须出示身份证明——”

“也许他是登记艾伦·约翰逊的名字。”

他想了想，在座位上直起身来。他说：“你猜怎么着？我觉得你该去找负责侦办威尔这案子而且研究过他那堆怪癖的人。你小子为人好，给人的第一印象通常不错，何况一百年前你也干过警察。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协助你的。”

“我只是怕你沾不到功劳。”

“功劳，”他严肃地说，“你当警察的时候是这么搞的吗？你插手别人的案子是因为这个吗？功劳？”

“案情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情况会有些不同。”

“这个案子吗？这个案子可以有六个不同的胶着状态，有可能电池报废而且四个轮胎都没气，可是照样是个大案子，而且被列为优先处理。你今天早上看过马蒂·麦格劳吗？”

“我上回看到他，差不多是在威尔写最后一封信那时候。”

“不是他本人，我指的是他的专栏。你今天看过了吗？”我没看。“他好像有什么不满，可是我根本不记得原因是什么。那篇专栏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我们需要威尔的时候，他在哪里？’”

“他不会这么写吧。”

“不会才怪。你等着，这附近应该找得到一份《新闻日报》。”他拿着报纸回来，“我刚刚念的并不是一字不差，不过大意是这样。来，你自己看吧。”

我看着他指的地方，大声地念出来：“‘你发现自己想着前阵子某个匿名信作者，而且对他说着某些认真的人曾对奥斯瓦尔德①所说过的话。现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

“看吧，我没说错吧？”

“我不敢相信他会这么写。”

“有什么不敢相信的？一开始就是他起的头，说里奇·沃尔默不该活着。坦白说，那篇文章也不能说有什么错，却激起了威尔的杀机。”

① 指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1939—1963），暗杀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凶手，但许多人相信真凶另有其人。

14

我们离开警局后，TJ又饿了，而我也才想起早餐后除了咖啡我什么也没吃。我们找了个比萨店，点了两片西西里口味的比萨。

“我来过这家店，”他说，“他们有一种比萨，上头放了水果。你听说过吗？”

“听过。”

“但是从没吃过？”

“对我来说不太合胃口。”

“我也是，”他说，“上头放了菠萝，还有其他什么的，我记不得了。反正不是桃子。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桃子核真能提炼出氰化物？”

“一点点而已。”

“要吃多少桃子核才会死？”

“想死不必吃桃子核，只要把枪塞进嘴里，然后——”

“哎哟，你知道我的意思嘛。要用桃子核毒死某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吃一口就会做个鬼脸吐出来。可是如果某个人想自杀，可不可能吃很多桃子核而达到目的呢？”

“我不知道，”我说，“当然如果我们有台计算机的话，你马上就可以查出来了。”

“你说得没错哟。你只要把问题贴到网络上，就会有某个傻瓜发邮件告诉你答案。我们该怎么查出约翰逊有没有买氰化物？”

“等就是了。”

“等什么？”

“等乔·德金打电话。”

“可是他刚刚才说他不会打。”

“说是这么说。”

“不但说了，而且是认真的。”

我点点头。“不过他甩不掉这个念头了，”我说，“明天或后天，他就会打电话。”

“如果他没打呢？”

“我估计的也差不多。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只是需要搜集一两个小细节来证明我的想法而已，不过我甚至还不确定我想不想这么做。”

“怎么说？”

“因为我不明白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全年最轰动的新闻，”他说，“他甚至什么都没做，大家就可以拿他来卖报纸了。”

“现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

“全纽约的人都憋着一股劲，想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虽然他宣布退休了，不过也许他是在等候时机。每个人都等着他的下一个行动，想知道他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会是谁。”

“可是我们比其他人更清楚。”

“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他说，“不是该告诉某个人吗？查案子不就是这样子，找出真相，告诉某个人吗？”

“不见得。有时候发现了真相，你只放在心里。”

他思索着。“一条大新闻呢。”他说。

“应该是吧。”

“大家一定会说，这是年度最大新闻。”

“每个月都有新的年度最大新闻，”我说，“每一年都会有十年来最大新闻和世纪大审判。报纸的煽动力不必你我操心。不过你说得没错，这会是一条大新闻。”

“你的名字会登上每一份报纸。”

“而且如果愿意的话，我的脸会出现在一堆电视摄影机前面，甚至我不愿意都不行。光这点就几乎足以让我不透露这条新闻了。”

“因为你害臊。”

“我只是不想成为焦点人物罢了。我不在乎自己的名字偶尔出现在报纸上。这可以吸引客户，不过我也不希望有太多生意上门，现在这样能选择一下，挑着案子办就不错了。但是这件事不是出点小风头而已，这会是个媒体马戏团，而我可不想当场上那只受过训练的海狗。”

“所以威尔的秘密很安全，”他沉思着，“只因为你不想上电视。”

“我可以躲掉绝大部分的出名机会。我可以告诉乔，让他偷偷去告诉适当的人。他会找到机会让其他人拿这个功劳。如果我要采取什么行动的话，大概就是这个了。”

“可是你搞不好连这个都不做。”

“搞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条睡着的狗，”我说，“也许让他继续躺着比较好。”

“你要怎么决定这件事？”

“先跟一些人谈谈。”

“就像现在跟我谈这样？”

“完全正确，”我说，“这是过程的一部分。”

“很高兴我也小有贡献。”

“我会回家跟伊莱恩说，”我说，“晚一些，我也会在戒酒聚会上讲。我不会讲得太具体，也不会有人听出我在讲什么，不过这样有助于我理清思路。然后我应该还会找某个人商量。”

“谁？”

“我认识的一个律师。”

他点点头：“好像每个人都要先跟律师商量后才能做点事。”

伊莱恩和我在第九大道的巴黎绿吃晚饭，我们一直谈着某个特定的话题。从前菜的蘑菇一直到餐后的卡布奇诺咖啡。饭后我陪她走回凡登大厦，然后继续往前走到第九大道的圣保罗教堂参加聚会。我迟到了十分钟，坐下来时，演讲者正讲到他喝第一杯酒的事情。我没听到他家族酗酒的历史，不过不必听也跟得上。

中间休息时，我倒了咖啡和几个人闲聊了一下，聚会重新开始后，我举手发言说，我得下个决定。我讲得很模糊，没有人听得出我在指什么，不过在匿名戒酒会的经验分享谈话中，这也不算异常。我说了些心里在想的事情，接着一个电视机设计师说他正犹豫该不该回家过感恩节，又来一个女士说她正在跟一个喝无醇啤酒的男士约会，整件事让她心中困扰不已。

聚会结束后，我跟一些朋友走到火焰餐厅，不过婉拒了跟他们进去喝咖啡，推说我还有个约。我往哥伦布圆环走，搭IRT市中心地铁线到克里斯多弗街。十点半前，我来到商业街一户住宅的门廊下，敲敲门上的狮头门环。

商业街只有两个街区长，而且方向跟一般街道不同，所以不太好找。我在第六分局待过颇长的一段日子，所以对格林威治村很熟，而且过去几年我来过这个街区几次。一次是和伊莱恩去对面的樱桃街戏院看一场表演。另外几次则和这次一样，去拜访雷蒙德·格鲁利奥的家。

我没等太久，他打开门，让我进去，脸上带着高兴的微笑，是他的胜利表情。那个微笑仿佛在宣布整个世界是个超级大笑话，你和他则是唯一身在其中的人。

“马修，”他说，拍拍我的肩，“我刚煮了咖啡，有兴趣吗？”

“当然了。”

咖啡又浓又香又黑，和我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用一次性杯子喝的苦泥浆水完全是天上地下。我告诉了他，他笑了。“我每次去圣卢克教堂的戒酒聚会，”他说，“都用保温瓶带咖啡去。我的辅导员说这是我把自己跟其他人隔离开来的方式。我说其实这是把我自己和胃炎隔离开来的方式。你说呢？”

“两者我都同意。”

“外交辞令。好吧，除了来喝我的高级咖啡外，你来还有什么事？”

“上回我跟你谈的时候，”我说，“你说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不是自杀的。还记得吗？”

“记得很清楚。之后没多久，威尔就寄了封信，说阿德里安是他杀的，证明了我的观点。”

我又喝了一口咖啡，实在很不错。

我说：“阿德里安是自杀。信是他写的。所有信都是他写的，那些人也都是他杀的。他就是威尔。”

15

“他可能是被谋杀的，”我说，“虽然我搞不清楚威尔是怎么办到的。假设他有自己的方法，假设他爬上那栋大楼的外墙从窗户进去，或者打开门锁，解除防盗警铃系统，之后又重新设定。不过再怎么看，这都是个正宗的密室杀人之谜。

“不过如果是自杀，要命，还有什么比在自己的威士忌里面下毒更容易的？只要有几分钟的独处时间，他就随时可以下毒，对他来说机会太多了。只要打开瓶盖，把氰化钾的结晶粉末倒进去，再把盖子盖上就成了。”

“而且保证了在他准备好搭上死亡列车之前，不会误喝那个瓶子里的东西。”

“没错，”我说，“不过回到一开始的论点：在缺乏任何金钱动机之下，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把自杀布置得像被谋杀一样？先不谈动机，为什么要布置成一个密室杀人之谜？为什么要让整件事看起来像个不可能的谋杀？”

“为什么？”

“这样才能把功劳归给威尔，整个过程看起来才没有问题。这是给威尔的最后一次喝彩。为什么不好好安排，让威尔风光退场？”

他想了想，缓缓地点点头：“如果他是威尔的话，那倒是很合理。不过前提是：只有他是威尔，才能成立。”

“我同意。”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如果这只是个你空想出来的假设，纯粹因为这样才能解释这桩只可能是自杀的密室谋杀案……”

“不是我编的。还有一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怀疑。”

“哦？”

“第一天晚上我在他公寓里，”我说，“他的身上没有酒味。”

“哎，看在老天的分上，”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老天啊，没想到你没当场把那个狗娘养的抓起来。”

不过他没再打断，静静听我解释初次造访惠特菲尔德位于公园大道的公寓的种种回忆。“他明明没喝酒，却强调说他喝了，”我解释，“他为什么要撒这种谎？他喝得不多，而且也没说自己喝得多，可是他喝酒，甚至还在我面前喝了一杯。所以他编那个借口做什么？为什么要假装他那天晚上稍早喝过酒？

“我不必为了做出他跟我撒谎的结论而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不认为他这么做是没有原因的。那么，这个谎话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强调他的确被威尔的威胁吓到了而已。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有几句是这么个意思，‘我真的结结实实地被吓到了，事实上我吓得今天已经喝了两杯酒，现在我还要再喝一杯，你可以站在这里看我喝。’

“为什么他希望我认为他被吓到了？我想来想去一直想不通。唯一的推测就是，他之所以捏造事实，好让我对他的恐惧印象深刻，唯一的理由是那些恐惧根本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撒那些谎的原因。他希望我认为他害怕，因为他根本不怕。”

“何必多此一举呢？一个才刚连续杀了好几个人的小丑给他盖上死亡印记，难道你原先会以为他不怕吗？任何人会以为他不怕吗？”

“你会这么想，”我说，“不过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他知道他不怕，而且他知道他没什么好怕的。”

“因为威尔不会伤害他。”

“如果他是威尔，就不会。”

他皱起眉头：“这是个逻辑上的大跳跃，不是吗？他假装自己很害怕，因此他根本不怕，因此他没什么好怕的。因此他就是犯罪大师兼连环杀手威尔。我在大一学的逻辑学的内容差不多忘光了，可是看来是药膏出了差错。”

“药膏出了差错？”

“药膏，就是有漏洞的意思啦。也许他不害怕是因为他已经癌症晚期了，他想威尔只不过是帮了他一个忙罢了。”

“这一点我想过。”

“而且，因为他瞒着自己的病不让人知道，所以他才在你面前故作害怕状，免得你疑心：他为什么不为自己将成为威尔的下一个头条新闻而感到心烦意乱。”

“这一点我也想过。”

“所以呢？”

“我承认是有这个可能，”我说，“可是感觉上就是不对劲。为了拿来当借口？这样的动机太过薄弱。就算我觉得他不害怕，那又怎么样？我只会以为他个性坚忍罢了。但如果他想隐瞒自己是威尔的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之所以会有那些表现，是为了守住那个秘密。”

“那接下来呢？”

“我研究了第一桩谋杀案。”

“里奇·沃尔默。”

“里奇·沃尔默。阿德里安的客户，后来又替他服务了一次，这回免费。”

“马修，任何律师都能替里奇脱罪，并不是因为阿德里安比较高明的关系。那个叫内格利的妞儿一上吊自杀，整个案子就完了。阿德里安又没害死她。”

“的确。”

“你认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我还没推得那么远。我想他认为里奇无罪获释是司法完全失败的一个例子，而且我想他看到马蒂·麦格劳的专栏后，认为马蒂说得没错。如果没有里奇，这个世界将会更美好。”

“有多少人看过那个专栏？其中又有多少比例的读者认同麦格劳的说法？”

“很多人看过，”我说，“而且大部分都可能同意那个观点。阿德里安有一些我们其他人所缺乏的东西，事实上有两个。第一，他在里奇穿越司法大厅的小小舞蹈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他或许觉得自己对判决的结果至少有些责任。或许他已经放弃要替里奇上诉了。”

“好吧，这是推论，不过我姑且同意。你说有两个东西，另外一个是什么？”

“他有接触的途径。”

“接触什么的途径？打人的钝器吗？或者把他吊在树上的绳子？”

“接触里奇的门路。雷蒙德，你想想。这个狗娘养的杀了那些小孩，可是他却逃过制裁，现在他自由了，可他是个贱民，一个他妈的道德麻风病患者。现在你是威尔，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市民，决心要执行险恶的正义。你会怎么做？去电话簿上找他的姓名地址？然后打电话给他，说你想跟他谈谈投资免税债券的优点？”

“可是阿德里安就会知道怎么找到他。”

“当然。他是他的律师。而且你想，里奇会拒绝跟他碰面吗？或者会提防他吗？”

“你永远想不到这些当事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他说，“审判期间，你的地位仅次于他的家人，等到他最后被无罪释放后，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曾经认识过你。我以前觉得那是忘恩负义。之后我认定，这是因为他们想把这段经历忘记。”

“那现在呢？”

“现在我又回到原来忘恩负义的那个想法。天知道这种事情还真多。”他坐在椅子上往后靠，双手在脑后交叉。“就算你是对的好了，”他说，“阿德里安的确有接触的途径。他可以打电话给里奇，而里奇也会见他。”

“而且不会防着他。”

“你说得没错。阿德里安不必假扮成十二岁的小姑娘去敲他家的门。除了推测之外，你还查到些什么东西，能证明他们碰过面吗？”

“警方有人力，可以找出一个见过他们两人碰面的目击证人，”我说，“我连试都没试。我是从反方向去查，证明里奇遇害时，阿德里安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去出庭或是离开纽约了。”

“这类东西都可以提供他不在场的证明。我查过他办公室的台历和工作时间表。我不能证明他没有不在场证明，因为他已经没法回答我的问题了，可是我也找不到任何他不在场的证明。”

“那其他人呢？帕特里齐奥·萨莱诺是第二个受害者，又是另一个有名的当事人？”

“阿德里安没代表过他。不过几年前，他曾替帕特里齐奥手下的人辩护过。”

“所以呢？”

“也许他因此得知一些事而痛恨萨莱诺。我不知道。或许他因此和帕特里齐奥的生活圈子有接触，某个人可能曾偷偷告诉他帕特里齐奥会在何时去何地吃晚餐。”

“所以阿德里安可以先去那儿，躲在厕所里。”他摇摇头，“首先就很难想象他会走进厕所，这个凶悍的律师跑到亚瑟大道去吃一盘通心粉和茄子。他要怎么躲在厕所里？又怎么能确定帕特里齐奥会想上厕所呢？姑且认定帕特里齐奥年纪大了，上厕所的频率会增加，可也还是可能要等上很久。阿德里安那个人可没耐性在里头待那么久。”

“接下来又是推论了。”我说。

“说吧。”

“也许他根本不必在里面待很久。也许他根本不必伪装，干脆就利用自己的身份，或许他之前联络上帕特里齐奥，约好了一次非常秘密的会面。”

“用什么借口呢？”

“帕特里齐奥手下有个叛徒，检察官办公室走漏了一些风声，有关其他犯罪家族的可靠情报……谁知道他编了些什么？帕特里齐奥没有理由起疑心。他唯一担心的绳子是你身上窃听器的电线，而不是绕在脖子上的那条。”

“他甚至可以让帕特里齐奥挑时间和地点，”雷蒙德说，“‘我会替你打开餐厅的后门。你溜进来，洗手间就在走廊右边。’”

“我根本不知道那家餐厅有没有后门，”我说，“可是总之他和帕特里齐奥约好了会面，而且他确定帕特里齐奥不会跟任何人提起。”

“所以他的身份提供了接触的途径，就跟他对付里奇一样。”

“我只是想到，对他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做法。”

他点点头。“一想到威尔，”他说，“你脑中浮现的形象是一个在城市街道间来无影去无踪的日本忍者。可是最好的掩饰其实可能是三件套西装。我想你替他查过萨莱诺谋杀案的不在场证明了吧？他当时应该不是在蒙大拿州用假蝇钓鱼吧？”

“就我所能查到的，他当时就在纽约。”

“其他八百万纽约市民也在纽约，”他说，“可是你却没指控他们谋杀。朱利安·拉希德呢？阿德里安要怎么进入圣奥尔本斯的围墙内？”

“我不知道，”我承认，“或许他计划要引诱拉希德出来。我知道拉希德遇害时，他没在那儿。他那天晚上跟——”我查了一下笔记本，“亨利·伯格哈什和德威特·帕尔默在一起。”

“一个是法官，一个是大学校长？红衣主教没能出席实在太可惜了。我想他们三个人不会是在西街的同性恋酒吧碰面吧。”

“他们在基督圣殿餐厅吃晚饭，然后去看斯托帕德的新戏，坐在第五排，之后去雅金庭酒馆喝了杯酒。他的台历上做了记号，另外还有信用卡收据和戏院的票根。”

“真是无懈可击，”他说，“这桩威尔没干的谋杀案，你替他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不在场证明。”

“我知道。”

“你想这是他设计的吗？他知道西皮奥会动手，所以才把自己掩护得这么好？”

“我想这是巧合。”

“因为有不在场证明不是他的错。”

“答对了。”

“另外两桩谋杀案，他没有不在场证明，那就让他有嫌疑了？”

“对。”

“可是还漏掉一个案子，对吧？那个堕胎先生。他大概不喜欢人家这么叫他，对不对？我想他宁可大家叫他反堕胎先生。”

“未出生胎儿的保护者。”我说。

“罗斯韦尔·贝里，不是在肮脏的老纽约被杀死的，而是在跨越半个国家的美国电视购物之都。”

“奥马哈？”

“你不知道奥马哈是电视购物之都？那些有线电视频道的广告，有二十四小时免费电话让你订购最流行的CD，接订单的人里，十个有九个的办公室是在奥马哈。贝里遇害的时候，阿德里安有不在场证明吗？”

“有。”

他扬了扬眉毛：“真的？那就击垮了你的整个理论，不是吗？”

“不，”我说，“这是我所掌握的最有力的证据，而且足以让我今天晚上来到这里。你知道，贝里被谋杀时，阿德里安的确有不在场证明，可是充满了漏洞。”

“他去费城了，”我说，“来回都坐城际特快列车，而且都预定了休闲车厢的位子。车票是用美国运通卡付的。”

“他在费城住哪儿？”

“靠近独立纪念堂的那家喜来登酒店。他在那儿住了三夜，也是用美国运通卡付的。”

“同时罗斯韦尔·贝里在奥马哈被杀害。”

“没错。”

“两地距离多远？两千英里吗？”

“差不多。”

“别吊我胃口了，”他说，“这显然能洗清阿德里安的嫌疑。他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

“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说，“我认为他去了费城，登记住进了喜来登酒店，打开行李。然后他提起公事包乘出租车去机场，用现金付了机票钱，而且出示一张A．约翰逊的证件，搭上中西部快捷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密尔沃基到奥马哈，用艾伦·约翰逊的名字住进希尔顿酒店。他在登记时出示了一张那个名字的信用卡，可是离开时却是付现金。他在那儿杀掉贝里，然后在尸体被发现前就离开了。”

“然后飞回费城，”雷蒙德说，“再收拾行李，付了房钱，搭上火车。”

“对。”

“而且我们的约翰逊先生在奥马哈或者在去的路上这段时间，你没查到阿德里安在费城的证据。”

“什么都没查到，”我说，“他酒店的账单没有电话记录，也没有食物的费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待在那个城市，除了他付了酒店房间的钱之外。”

“我想不会有女服务生记得他的床有没有睡过吧？”

“过了这么久？除非她曾在那个床上跟阿德里安睡过，否则不会记得。”

“马修，他为什么要去费城？你刚刚说是因为他要设计一个不在场证明，我也了解，可是他表面上的理由是什么？”

“表面上看来，他是有几个约。他的台历上列了四五个约会。”

“哦？”

“上头写了时间和对方的姓氏。我想那些不是真的约会，只是写出来做做样子而已。我查了他的旋转名片夹，都找不到那些名字。而且我查过他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账单。那阵子唯一打到费城的电话，是打去喜来登订房间的。”

他想了想，说：“假设他去费城见的是个有夫之妇。他从公用电话打电话给她，因为——”

“因为她丈夫会检查阿德里安的电话记录？”

他又重新讲一套说辞。“他不能打电话给她，”他说，“只能她打给他，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电话账单上没有打给她的记录。他台历上列的约会其实是跟她，不过名字是假的，免得有人看到他的台历后认出她的名字。他到了那里就没离开过房间，她有时间就会去找他，然后另外有个名叫约翰逊的人飞去奥马哈又飞回来，不是因为他是威尔，而是因为他想跟投资专家沃伦·巴菲特讨论投资的事情。”

“阿德里安一直待在房间里，却没呼叫客房服务送来一个三明治？也没碰过迷你吧里的那些零食和饮料？”

我又从头说了一次，让他提出疑问，然后一一反驳。

“艾伦·约翰逊，”他说，“叫艾伦没错吗？”

“住进希尔顿的名字是艾伦，但航空公司登记的只有字首缩写。”

“如果你在阿德里安书桌最上端的抽屉发现一个装满这个名字证件的皮夹，我就会认为你有些证据了。”

“他可能把皮夹收在柜子里，”我说，“或者锁在某个银行的保险箱里。不过我猜想，他一确定自己再也不需要这个皮夹，就把皮夹扔了。”

“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呢？从奥马哈回来后？”

“或他写完那封把自己列为威尔最后一个目标的信之后，或者稍后。如果这个名字出现在一张最近购买氰化物登记的名单上，那就太棒了。”

“你要怎么去找这个名单？”

“得想办法查，阿德里安被验尸确认死于氰化物之后，很可能有人去查过。我们可以确定阿德里安的名字没列在上面，否则报上就会登出来了。如果他买氰化钾得出示身份证件，那一定不会用自己的。”

“而且他觉得再利用艾伦·约翰逊一次会比较保险。”

“对，除非他已经把证件丢了。我想他不会太顾虑有人把两个约翰逊联想在一起，一个是奥马哈酒店住宿名单上的约翰逊，另一个是纽约有毒物品管制名单上的约翰逊。”

“的确。”

他离开了一下，回来时说自己真幸运——没有人躲在浴室里等着要勒死他。

“不过我上不了他的名单，”他说，“只因为上头已经有一名律师了。他那个名单涉及的范围还真广，不是吗？”

“没错。”

“一个性变态，一个黑手党老大，一个争取生命权利的，还有一个黑人暴力煽动者。所有人都一直想从中找出一个共同特征。你原以为如果知道是谁干的，死者的共同点就会很明显，结果还是看不出来。”

“他其实只需要杀第一个人的原因，”我说，“而他已经有了。他一直想着他在里奇·沃尔默获释这件事情里所扮演的角色，麦格劳的专栏促使他采取行动。那时候他很可能只想杀一个人。”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猜他发现自己喜欢杀人的滋味。”

“你是指从中得到刺激感？一个中年律师忽然间发现自己也有个变态的灵魂？”

我摇摇头：“我并不认为他会忽然间变成一个冷血杀手。但我想他从中获得了满足感。”

“满足感。”

“我想是的，没错。”

“杀人可以得到满足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你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

“我想应该会有满足感，”他说，“尤其对一个已经被宣判死刑的人来说。‘我离开人世之前，能做些什么来改进这个世界？哦，我可以宰了那个狗娘养的。这么一来，我也许无法长生不死，但至少我比你活得久，你这混蛋。’”

“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是里奇。第二个是因为他想再杀一个人，所以他挑了另一个法律无法制裁的人。他知道一些帕特里齐奥·萨莱诺的龌龊事，足以让他对此人产生强烈的负面看法。”

“之后呢？”

“我想他的动机越来越薄弱。第三和第四个都一样是法律无法制裁的人。罗斯韦尔·贝里明明曾挑起一些暴力活动，导致堕胎医生的死亡，可是法律却无法动他们一根汗毛。我想这里头没有个人因素，除非阿德里安认识某个医生，或对堕胎权利这个主题有强烈的感受。”

“他姐姐。”雷蒙德忽然说。

“他姐姐？我不知道他有任何兄弟姐妹。”

“他跟我提过一次，”他说，“很久以前了，那时他每天大喝特喝，远远不是一杯即止。他当时就喜欢纯麦苏格兰威士忌，不过我忘了哪个牌子，”他忽然匆匆一笑，“可是我记得那个味道。想不到吧？那时我们都喝得半醉，他告诉我他姐姐的事情。她比阿德里安大两三岁。死的时候正在外地念大学，阿德里安则快高中毕业了。”

我想我知道结果怎样，但我还是发问了：“她是怎么死的？”

“败血症，”他说，“那种感染像野火似的又快又猛。当时他只知道这些。几年后他才从母亲那儿得知详情。他母亲直到他父亲过世才告诉他，当然你猜得出是怎么回事了。”

“对。”

“无证医生堕胎引起的败血症。这让阿德里安成了堕胎权的捍卫者吗？你应该知道没有。或许他偶尔会捐点钱，或者去投个赞成合法堕胎的候选人，或者去投反堕胎候选人的对手一票，但他没有在一堆请愿书或公开信上签名，我也没见过他在圣帕特里克教堂外面示威过。”

“可是当他要拟一份谋杀名单的时候——”

他点点头：“当然了，为什么不？‘这是替你报仇，姐姐。’”他捂着嘴打了个哈欠。“真好笑，”他说，“我喝酒的时候从来不会累。当时熬夜谈话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

“我回家吧，让你睡会儿觉。”

“坐下，”他说，“我们还没谈完呢。总之，我们只需要再喝点咖啡。”

“你根本没有所谓的证据，”雷蒙德·格鲁利奥说，“这些东西离要起诉还差得很远，更别说想定罪了。”

“这点我明白。”

“不过我承认，既然被告已经不在人世，是否能起诉和定罪还有待商榷。”他坐回原来的位置，“而且你不打算说服陪审团，对不对？你想说服的是我。”

“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已经被说服了。”

“要找到足够的证据不是办不到，”我说，“只要有一大堆拿着警徽的家伙去查。他们可以印几打阿德里安的相片，到几个机场和酒店拿给大家看，就能找到一个记得他的人。去NYNEX电信公司调阅他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记录。他也许大部分是用公用电话打的，但会有少数几个和威尔的行动有关。然后仔细搜查他的公寓和办公室，之前我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足够的权力，这么一来，谁知道会发现什么有力的证据。”

“那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我该拿这只睡狗怎么办。”

“按照惯例，你应该要让他安息。”

“我知道。”

“阿德里安已经死了，威尔也正式退休了。他在他的最后一封信里这么说。他是怎么做到的？离开法庭时顺便把信丢进邮筒？”

“看来是这样。”

“先写好那封信，贴上邮票，随身带着。然后等他的案子一结束，他的当事人刚好有个机会改认个比较轻的罪，就到了投降的时候了。于是他寄了那封信，回家演最后一场戏。”

“先打电话给我。”我说。

“先打电话给你，说他希望有更多时间跟你相处，然后去客厅，好确定那个保镖能看着他喝最后一杯酒，最后亲吻地板。至于给《每日新闻》的那封信写错了邮政编码，你想他是故意让那封信被晚点收到吗？”

我摇摇头：“我想不是。这种方法能不能奏效很难说。他们报社每天会收到那么多信，所以在邮件递送途中，很可能会有某个邮局职员看到那封信，挑出来丢到正确的位置。我想他只是不小心把邮政编码写错了而已。”

“我猜他有一大堆心事。”他面对着我，探索着我的眼睛，“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想你必须把你的收获交给警方。”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冤枉无辜的人，到头来瞎搞几个月白忙一场。你想他们会调派多少人手去查威尔的案子？”

“不知道。”

“反正很多人。”

“那当然。”

“好吧，假设他们不会去找其他人的麻烦，”他说，“那你大可以让他们继续浪费时间，只不过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假设是否成立。谁知道在寻找威尔的过程中，他们会改变多少人的人生？”他打了个呵欠，“不过还有一件更该考虑的事情。你的客户是谁？你该如何为他争取最大的利益？”

“我唯一有过的客户就是阿德里安。”

“好吧，你没有辞职，他也没有解雇你。所以我想，他还是你的客户。”

“根据这点，我应该让他安息。”

他摇摇头：“你漏掉了一些东西，马修。阿德里安为什么会雇用你？”

“我给了他一些安保措施的建议，但是不肯收他任何费用。我想他雇用我只是变相地付我钟点费而已。”

“他要你去做什么事情？”

“去查整个案子。我告诉过他，我恐怕查不出什么。”我想到一些事情，“他曾经暗示说，我喜欢咬着一个案子不放，可以称之为顽固。”

“你的确是这样。你还不明白吗？他希望你解开这个案子。他不想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要提防每一个人，他希望落幕时，观众屏息以待。然后，等到换幕时间过后，他希望有机会出来鞠躬谢幕。这就是你上场的时候了。”

我想了想。“我不知道，”我说，“他为什么不留下一封信，设计好在他死了一段时间后寄出？说到这里，别忘了我们现在谈的是个骗术高明的连环杀手。你真觉得你了解他的心意吗？”

“那就都算了，管他想要怎样或不想要怎样。你是个侦探，去做你该做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追查到今天，而且能够查出结果。”

“如果算是有结果的话。”

“而这也是为什么明天你会去找你的朋友德金，告诉他你所查到的。”

“因为身为侦探，我要做该做的事。”

“没错。而且我想你义不容辞。”

16

次日我们正在吃早餐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伊莱恩去接，结果是TJ，问伊莱恩要不要他帮忙看店。她跟他谈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等一下。”接着把话筒交给我。

“不是桃子核，”他说，“得把核敲碎，里头有桃仁。”

“你在说什么？”

“氰化钾嘛，大哥。就是他放进苏格兰威士忌酒瓶里的那玩意儿？我不敢说你能不能靠吃桃仁自杀，不过有个家伙吃杏自杀过。不是吃一个，而是吃十几二十个，就够要他的命了。”

“你是指杏仁吧。”

他沉默片刻，我可以想象他在电话那头翻白眼的样子。“如果吃十五二十颗杏仁会死，你不觉得杏的包装袋上应该写个警告标语吗？那个家伙敲碎一堆果核，吃掉里面的核仁，结果那成了他的最后一餐。”

“那是自杀吗？”

“不确定。说不定他是用来治疗癌症的。有种药是从杏的核仁里提炼出来的，有人发誓说有效，但又有人发誓说无效。那种药叫莱阿特利尔吗？说不定我没念对。”

“我听说过这种药。”

“所以这个吃了核仁的家伙，可能是在实行自助式的莱阿特利尔疗法。不过我们想知道的是能不能用这个方法自杀，吃桃仁，吃上十五二十颗，我想答案是可以，至少吃杏仁是可以的。前提是，你要笨得会去试才行。”

“反正我不认为阿德里安是从杏仁里弄到氰化钾的。”

“对，不过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弄到。结果所有工业都用得上这种东西。”他又继续跟我说一些氰化钾的事。“所以他的名字很可能会出现在购买的名单上，”他说，“或者可能是艾伦·约翰逊。但也可能不是。尤其有这么多方法可以弄到。”

“你怎么获得这些知识的？”

“计算机呀。”

“你又没有计算机。”

“这个女孩有。”

“什么女孩？”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不像港家兄弟，她不是黑客，不懂潜进网络和数据库之类的花招。她只是用计算机来做些写作业、记账之类的破事儿。”

“所以你就问她的计算机这些桃仁和氰化钾的事情，然后它就向你吐露了这些信息？”

“不是问它，计算机只是台机器。”

“哦。”

“她有个网络在线服务，了解吗，你登上去，浏览不同的信息布告栏，如果看到某个人可能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你就发一封电子邮件给他。然后他会给你回信。就像讲话一样，只不过是在屏幕上交谈罢了。”

“哦。”

“另外呢，你可以把问题贴在那个信息布告栏上，然后会有人把他们的回答贴上去，你自己稍后再去查。或者他们会直接发一封电子邮件给你。无论你有什么问题，总会有人知道答案。”

“哦。”

“当然，有时候你得到的回答是错的，因为通常不懂的人比懂的人爱回答问题。所以我讲的这些杏仁的东西不能保证都对，大哥。细节部分搞不好有错。”

“原来如此。”

“总之，”他说，“我知道了这些事，所以我觉得该跟你报告一声。如果你需要我的话，稍后我会在伊莱恩的店里。”

我喝完咖啡正要出门时，电话铃响了。

是乔·德金。“我们得谈谈。”他说。

“我正要去你那里。”

“别到这儿来。有个咖啡店，我跟你去过一次，是希腊咖啡店，在第八大道上，四十四街和四十五街之间。我忘了叫什么，前阵子他们重新装潢时换了店名，不过还在原来的地方。”

“我知道你说的那家店。就在第八大道靠东那一边。”

“好，十分钟后碰面行吗？”

“没问题。我请你喝咖啡。”

“我只希望你老实回答我问题，”他说，“我才不在乎谁他妈的付咖啡钱。”

我到的时候，他坐在卡座里，面前摆了一杯咖啡，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他说：“我想知道你所查到的关于威尔的事情。”

“你怎么会提起这个？”

“我怎么会提起这个？早上我打了个电话，只是想问问艾伦·约翰逊的名字会不会刚好出现在他们从有毒物品管制署那边调来的名单上。”

“我猜结果刚好蒙对了。”

“你是说那个名字吗？不可能，因为我根本没来得及讲名字。我什么都没搞清，就被莫名其妙地盘问了一番。我知道什么关于威尔的事？怎么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

“那你怎么回答的？”

“说我是在查别的案子时，从一个消息来源那儿得到的。我没提起你名字——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吧。”

“很好。”

“我没把你扯进来的唯一原因，”他说，“是想在把你的名字供出去之前，先看看你知道多少。这个艾伦·约翰逊为什么会是威尔？你又是怎么查到他的，还有他到底是谁？”我正犹豫着，他又接着说：“还有，不准瞒着我，马修。如果你要放烟雾弹，去别的地方放，好吗？如果你有什么瞒着我，你知道，那个狗娘养的已经谋杀了四个人。不要坐在这儿乘他妈的凉，让他继续在外头杀人。”

“他不会再杀任何人了。”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承诺过？他杀人，可是绝对不说谎？”

“他的杀戮岁月已经结束了。”

“你确定他不会改变心意吗？”

“他改变不了。”

“怎么说？”

“因为他已经死了，”我说，“他杀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他自己。我没放烟雾弹也没有隐瞒。威尔就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他杀了三个人，然后自杀。”

他瞪着我：“换句话说，结案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吧？”

“警方还得花些工夫确认、搜集证据，不过——”

“可是威尔的历史和这个伟大城市的人民可以安然入眠了，对不对？”

“其实不对，”我说，“你的口气好像对这件事不怎么热心，你有什么情报吗？”

“我有什么情报？我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总部那边有什么情报，不过等我告诉你消息来源，你就猜得出是什么情报了。我们的老友马蒂·麦格劳。”我看着他，他点点头。“没错，就是这样，”他说，“他又收到一封威尔的信。”

17

那封信显然是在看过马蒂·麦格劳的最近一篇专栏文章之后写的，就是那篇间接邀请威尔粗鲁地解决掉纽约扬基队老板的专栏。标题是“给马蒂·麦格劳的一封公开信”，信的一开头提到了马蒂·麦格劳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你问，当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哪里，”他说，“只要想想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人民的意志一向就存在，甚至就如同大家也一向都需要它。这种意志化身为某个特定的血肉之躯，写了这些信，而且在最近几个月被召唤去进行几桩行动，这些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具体显现罢了。”

它继续用这种抽象的笔法写了一两段，然后转入正题。虽然信的标题写着马蒂·麦格劳，但他并不是威尔的目标，扬基队那位自大的老板也不是。反之，他列出了三个纽约人的名字，指控他们众所周知的恶劣行为违背了公众的利益。

第一位是运输工人的工会领袖彼得·塔利，他已经威胁要以公共汽车和地铁罢工迎接新年。第二位是马文·罗梅法官，他审案一向偏袒，从来还没碰到过他不喜欢的被告。最后一位是《纽约时报》资深的剧评家里吉斯·基尔伯恩。

那封信的复印件，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你一直在摇头，”乔·德金说，“你会觉得自己该打四十大板吧。”

“这封信不是威尔写的。”

“你已经说过了。我记得还讲得非常详细。”

白天我们都在警察局广场的一个会议室度过，我不断把自己的想法重复说给不同组的警探。其中一些表示很佩服，但是也有一些表现出一副讽刺或居高临下的样子。不过无论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一再质疑我的说法，好像这是他们分内该做的事情。他们看起来都非常年轻，我想也的确是。他们的平均年龄想必是三十五岁左右，跟我差了二十来岁。

我不懂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要问那么多遍。部分原因或许是要检查我的说辞是否互相矛盾，或能否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但其实我猜这只是他们已习惯的一套例行公事。多听几遍我的故事，要比他们自己用脑袋思考来得容易多了。

同时，其他人出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派了一组人去搜阿德里安的公寓，还有另一组去搜查他的办公室。他的照片被传到奥马哈和费城，还有中西部快捷航空总公司所在地密尔沃基。他们不一定都告诉了我，但我猜想某些确切的证据开始出现了，因为那个下午三四点左右，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那时显然他们开始知道，我讲的事情不光是胡说八道而已。

整个过程乔也参与了。他没有一直待在会议室，中间我一度以为他已经回家或回他自己的分局了。不过他又重新出现，带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外带咖啡给我。没多久他又不见了，不过当我终于获准可以回家时，他正坐在外面办公室的一张椅子上。

我们走过了两个街口，中间经过了几家警察常去的酒吧，最后来到巴克斯特街一家越南餐厅的吧台。那个地方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另外一个人缩在吧台的角落慢吞吞地喝啤酒。吧台后面的女郎看来颇具异国风情，不过带着一脸厌倦的表情。她替乔调了一杯马提尼，又给了我一杯可乐，就走开了。

乔喝掉三分之一杯的马提尼，然后把杯子举高。“我点这个，”他说，“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的味道，而是因为经过像这样的一天之后，我想喝点东西松弛一下神经。”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点可乐。”

“的确。别告诉我你从没有过那种冲动，想喝点烈的饮料。”

“我常有那种冲动，”我说，“那又怎样？”

“不怎么样。”他对着酒保那个方向点点头。“谈到冲动——”他说。

“哦？”

“你觉得是怎样，黑人父亲和越南母亲？”

“差不多吧。”

“一个离家遥远的寂寞美国大兵。一个年纪很轻却拥有古老东方知识的女郎。你仔细听我说，可以吗？不过很有趣。你看到某个人长得如此异国风情，觉得很特别，不过这只是你自己心里在想罢了。”

“你现在懂得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天上的云了。”

“哦，去你的。”他说。

“大家都这么告诉我。”

“是啊，我明白为什么。来，我复印了一份。我想我不应该弄的，而且我知道我也不该给你看，不过我敢跟你打赌，这玩意儿明天早上一定会见报，所以干吗最后才让你知道呢？”

然后他把威尔的信递给我。

“完全不对，”我说，“威尔没写过这封信。”

“如果威尔是惠特菲尔德的话，”他说，“而且假设惠特菲尔德没有诈死，那么这一切还用说吗？他当然没写过这封信，死人不会写信的。”

“他死前可以先写好，他已经写过一次了。”

他从我手上把信拿去。“信里引用了麦格劳昨天登过的专栏，马修。而且他谈到了塔利威胁要让运输工会罢工的事情，那只不过是一个星期或十天前的新闻。”

“我知道，”我说，“有太多证据都可以证明，阿德里安并没有写这封信然后安排在他死后几星期之后寄出。但就算我从没怀疑过阿德里安，只要看看这封信，你就知道不是原来那个人写的。”

“是吗？可是风格很接近啊。”

“威尔二号的文笔很好，”我说，“在语言上很敏锐，而且我猜他下了一番功夫模仿威尔一号。我手上没有其他几封信可供比较，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辨认出是不是出自以前那个人的手笔。”

“我不懂这些。我同意两者很相近。不过以前那些抄袭威尔的人，不也都想尽办法模仿他吗？”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不一定吗？”他耸耸肩，“也许没那么容易。你知道，他不光是抄袭写作的风格，其他也抄袭。看到签名没？”

“那是把原件垫在底下描出来的。”

他点点头：“其他人也是这样。你在会议室里头被那些人搞得团团转时，我跟几个家伙谈过，问了一些科学鉴定方面的问题。”

“我正好奇呢，”我说，“我觉得要证明新的这封信是用另一部打字机打出来的，应该不会太困难。”

“哦，那当然，”他说，“如果信是打出来的话。”

“如果不是打出来的，”我说，“那他的字迹也太奇怪了。”

“我是说用打字机打出来。这封信不是，前面几封信也不是。这些信都是在计算机上打好，然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出来的。”

“他们没法用科学方法鉴定是哪台计算机吗？”

他摇摇头：“如果是打字机，每个键磨损的程度都不一样，这个键会偏一点，或者E和O会模糊，或者键的表面会不一样。打字机就像指纹，每一台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计算机呢？”

“用计算机的话，你每次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按两个键就可以让字体大一点或小一点。你看到这个草写的签名吗？只要选草写字体，就会印成这样。”

“所以无法辨认两封信是不是从同一台计算机印出来的？”

“这件案子我并不完全了解，”他说，“不过也知道得挺多的。从威尔一号所写的几封信来看，他们认为用的打印机不止一台。”

他又继续说了一些我无法完全了解的东西，比如你可以在一台计算机上写信，复制到磁盘上，然后用另外一台计算机和打印机印出来。我没有仔细听，最后举起一只手阻止他继续讲下去。

“行了，”我说，“我觉得计算机恶心透了。每次跟TJ讲话，一定要听他说计算机有多神奇。我不在乎字体或纸张，或者他是不是在东区的计算机写好，跑到西区去印出来。我甚至不在乎行文的风格。最让你没办法忽视的地方，就是他所说的事情。”

“你是指什么？”

“他的名单。”

“原版的威尔都是写公开信给受害者，”他说，“这个人却是写给麦格劳，而且一口气就列了三个。”

“没错。而且看看他名单上列了谁。”

“彼得·塔利、马文·罗梅，还有里吉斯·基尔伯恩。”

“阿德里安挑的都是社会无法用法律制裁的人。一个谋杀儿童却被无罪释放的变态。一个逃过一切惩罚的黑手党头子。一个煽动群众杀人却没法起诉他的争取生命权利的人士。还有一个种族主义煽动者，他跟其他人一样，有办法逃过司法系统的制裁。”

“还有一名辩护律师。”

“阿德里安并不真正属于那个名单，不是吗？如果他属于这个名单，那就推演不下去了。先不把他归进来，那这名单上就是四个用法律无法制裁的人民公敌。你可以说人民的意志的确就是威尔的意志。”

“那新的名单呢？”

“一个工会领袖，一个法官，还有一个评论家。这等于是拿他们跟开膛手杰克和匈奴王阿提拉相提并论，不是吗？”

“我不知道，”他说，然后喝掉他杯子里的马提尼，截住酒保的目光，指指自己的杯子，“如果‘释放法官’罗梅被送到天上那个法庭，我也许想得出几个人并不会因此而痛哭流涕。这狗娘养的当了一辈子法官，从来不让警察的怀疑有任何结果。他总是设定最低保释金或支付了保证金就释放他们，就这样把案子结掉。”

“他是个法官，”我说，“如果人民可以投票让他当法官，只要真的愿意，也照样可以投票让他丢官。说不定最近就会了。”

“还不够快。”

“那彼得·塔利呢？”

“他是个自大狂妄的痞子，”他说，“威尔怎么说他？‘你威胁说要让市区交通瘫痪，为了自我权力的欲望而将全市挟为人质。’你知道，也许威尔二号模仿的本领一点也不高明。我难以想象威尔一号会这样写。”

“听听他反对里吉斯·基尔伯恩的理由。‘你几乎对百老汇舞台拥有绝对的权力，这也引致你绝对的腐化。你因而昧于现实，重形式而轻内容，重风格而轻实质；拥护那些随意晦涩的作品，而鄙弃言之有物制作良好的戏剧。’这更像是说他会去批评一个演员长得不讨喜，而这种批评又是多么不公平。”

酒保女郎把酒端来时，他想了一会儿。“不光是因为异国风情而已，”她一走远，他就说，“也因为她刚好长得很漂亮。”

“你和里吉斯·基尔伯恩，”我说，“都对别人的外表过于重视了。”

“我们是两个肤浅的混蛋，”他同意道，“到底谁会想去杀一个剧评家？”

“任何曾写过剧本或在戏里露过一面的，”我说，“本市至少有半数的侍者和三分之一的酒保符合这个资格。不过他们会更喜欢用枪射死他，就像你欢迎有人这样干掉‘释放法官’罗梅一样。你或许比较喜欢离奇情节，而如果一片石檐从高楼上掉下来砸死他，你也不会伤心的。可是你自己不会想杀他。”

“对，而且要是有人杀掉他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欢呼雀跃。当人民开始干掉法官时，对整个系统不会有好处。”

“或者干掉评论家，”我说，“或者是劳工领袖。你知道这两个威尔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吗？第一个威尔反对的是那些法律也拿他们束手无策的人，反对他们破坏整个系统。但现在这三个都不是法律治不了的人。马文·罗梅迟早会被换掉，下回改选时，选民可能就会把他踢下去。”

“但愿如此。”

“而彼得·塔利可以让全纽约的交通瘫痪，但州长可以对付他。根据泰勒法案，他可以逮捕任何命令公务员罢工的人。基尔伯恩也许会在《纽约时报》工作一辈子，但他早晚可能会被调职，就像他的前任一样。这三个人都不是治不了的人，而新威尔的动机也不是要实现正义。他是怨恨这个名单上的人所拥有的权力。”

“权力？怎么说？”

“塔利可以下令让全纽约市动弹不得。罗梅可以打开监狱的门，让罪犯回到大街。”

“而里吉斯·基尔伯恩可以告诉一个女演员说他的鼻子太大、乳房太小，让她哭着跑去找整容医师。这就是你所谓的权力。”

“他几乎可以决定哪出戏可以演下去，哪出戏演不下去。”

“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差不多。不是他个人，而是他的职位。谁替《纽约时报》当剧评人，谁就可以有那样的影响力。他对一出戏的恶评，不能保证那出戏垮掉；而如果大家都很讨厌一出戏，他的喝彩也不见得能救得了。但通常他说的话就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这表示他是那个人。”

“没错。”

“‘什么人？’‘掌握权力的人。’还记得这个台词吗？”

“有点印象。”

“‘什么权力？’‘巫毒的权力。’”

“我现在想起来了。”

“‘谁赌？’‘你赌。’马修，现在的戏都没有这类双关语台词了。”

“的确，而且我明白为什么。他一定觉得自己没有权力，你不觉得吗？”

“谁？掌握权力的人吗？”

“写这封信的人。”

“我来看看。”他拿着那封信，扫视一遍，“没有权力，是吗？”

“你不觉得吗？”

“不知道，”他说，“我想联邦调查局的人会先去查内部有没有他的档案。他恨其他人的权力影响到他，想借着威胁他们的生命来报复。而且他小时候还尿床。”

“可笑，那些专家总这么说。”

“就好像发现他尿过床会有助于找到那个狗娘养的。‘嘿，联邦调查局说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小时候尿过床，所以你们去街上给我找一个成人小尿壶。’在追捕犯人的时候，某些资料会很管用，不过总不免会夹杂尿床这一类的玩意儿。”

“我知道。”

“根据资料，他来自一个不健全的家庭。老天，真有用，不是吗？一个不健全的家庭，见鬼，谁听过这种说法？”

“如果你来自一个不健全的家庭，”我严肃地说，“那么你就会尿床。”

“说不定还会杀几个人。老一套了。”他对着那封信皱眉，“没有权力，而且怨恨其他人的权力。没错，我想是这样。这个理论很有力，无可辩驳。可是你知道这个威尔二号让我想到什么吗？”

“什么？”

“就像你会在高中毕业纪念册上面写的牢骚话一样。‘真正让我恼火的是那些没有诚意的人、代数课上的随堂测验，以及没捣碎的土豆泥。’”

“哦，谁会喜欢没捣碎的土豆泥？”

“反正不是我。那会让我想去把教皇杀掉。不过看起来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以下是真正让我恼火的人的名单。’”

“你说得没错。”

“可不是吗？”他推开凳子站起身来，“那狗娘养的所讲的话不像个杀人狂。他只是个自寻烦恼的怪胎。”

18

接下来的几天，新闻媒体闹得沸沸扬扬。马蒂·麦格劳在报上刊登了威尔刚写来的信，外加头版上的“威尔——回——来——了！”的大标题，各路记者跑遍全市，访问被他列为目标的三个受害者，他们三个人好像都觉得此事更像侮辱，而非威胁。

彼得·塔利选择不把威尔当成个人的敌人，而是全工会的敌人。他发表一份声明，说那位匿名作者的出现，正是市长与州长再度镇压工会的例证。他的声明中带有老式左派修辞的铿锵韵律。你几乎可以听到合音天使在后面和谐地唱着《清洁女工大团结》和《保障矿工生命》，歌声将不满的火焰煽动得更为炽烈。

马文·罗梅法官则把威尔的抨击视为对市民选择自由与控告权利的攻击。我看到他出现在电视新闻里那次，他把威尔跟检察官、警方联系在一起，说他们想终止《权利法案》，以便速审乱决，把“通常都很穷，而且往往是黑人”的被告送进监狱。他向新闻界保证，威尔的威胁不会逼他放弃原则，就如同过去多年来他饱受检察官、警方，还有这两者在新闻界的跟班的诋毁，也绝不能让他妥协。他会继续正义执法，同时不失慈悲。

里吉斯·基尔伯恩把这件事变成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哀叹这座城市让评论家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继续表示，最糟的限制不是来自政府检查制度或报纸编辑政策，而是来自“种种与人为善的想法”。友谊、怜悯，以及要求公平的感觉，似乎扮演了最恶劣的犯罪者，促使人们做出较仁慈、温和的评论，而不是被评者真正应得的评价。“如果我敢于承受痛苦，摧毁我珍惜的人际关系，毁掉或许有大好前途的事业，只为了更高的真理，那么区区的肉体威胁有可能使我让步吗？没错，不能，也不会。”

他们三个人都勇敢地接受挑战，但不表示他们愿意轻易让威尔得手。彼得·塔利拒绝了警方的保护，但从工会中选出几名杀气腾腾的壮汉，全副武装当他的贴身保镖。罗梅法官接受了纽约市警局所提供的保护，另外夜里还雇了几名安保公司的保镖。（此举引起大家的好奇，一名《邮报》的记者引述某未署名的消息来源说：“如果威尔真想杀掉他的话，很有可能会混在警察之中。”）里吉斯·基尔伯恩也接受了警方的保护，而且每逢出席首映礼或试映，他身边的同伴都不是他所喜爱的那种眼睛亮亮嘴唇翘翘的年轻女郎，而是一个站在右后侧的高大便衣警察，一脸无聊呆滞的神情。

威尔的信把目标指向三个纽约名人，这件事就足以炒作一星期了。可是新闻热潮还没有机会冷却，麦格劳就在报端爆出惊人内幕，说警方侦查小组目前已经十分确定，大家所熟知的威尔前一个被害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自己就是威尔。（《新闻日报》还没印出来前，一个电视新闻节目抢先报道了这则新闻，但马蒂是第一个披露所有细节的记者。）

虽然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继续追这条新闻，但都一致决定要尽力炒作。我原本希望警方不要把我扯进去，他们可能也的确保守了秘密，可是这件事引起媒体太多的关注，任何人都可能无意间走漏消息。自从接到第一个采访电话，我们就开始用答录机过滤所有的电话。我从后门离开大楼，这样可以避开大部分守候的记者。可是进门还是得经过楼下大厅，那些记者就设法困住我，有时用麦克风和摄影机，有时用笔记本。可是我对任何记者都不予理会，只是一语不发地用肩膀挤开他们往前走，什么也不说，连个笑容或皱眉的表情都没有。

有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我只露了一下脸，镜头外的声音指出我是曼哈顿的私家侦探，曾受雇于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在调查前任雇主的命案时，揭开了惠特菲尔德的身份。“了不起，”伊莱恩说，“一般人不想跟记者说话时，很容易会露出生气或不耐烦或内疚或困窘的表情。可是你没有，看起来一副被阻拦却不在意的表情，好像在地铁车厢里努力挤过人群，想在车门关上前赶下车似的。”

过去多年来，我也曾被聚光灯所照射，成为大众目光的焦点，可是以前打在我身上的灯光从没像这次这么亮，也从没这么久。以前我就不在乎，这次也不会更喜欢。幸好这事对我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几个匿名戒酒会的人曾私下提到我最近名气大增。“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了。”他们可能会说，或者是：“前几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你。”我会报以微笑或耸肩，也没人会继续追问这个话题。我在匿名戒酒会里面的熟人，大半都无法将那位揭发威尔身份的私家侦探斯卡德和老坐在后排的那个叫马修的家伙联系在一起。他们也许知道我的故事，但很少人知道我姓什么。匿名戒酒会就是这样。

我没被媒体追逐太久，也许是因为我自己避免火上浇油的关系。新闻界不需要我帮他们指控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他的罪证已经一天比一天确凿。就算有任何漏洞，警方也都能随时找到一些有力的证据补充。航空公司和酒店的职员都已经指认了他的照片，NYNEX电信公司的通话记录中有几个也相当可疑，其中两个是打到上百老汇的一家住宿旅社。他通话的对象查不出来，但里奇·沃尔默曾用假名住在那儿，而那两个电话都是在里奇遇害的前一天打的。

阿德里安是原版威尔的事实越清楚，威尔二号的话题就越模糊。一连串的死亡都让第一个威尔具有不祥的可信度。毕竟，当一种威胁借着某人双手的鲜血来表达时，就具有某种无可否认的权威性。

可是当这个威胁是来自一个模仿者，而且大家又都很清楚他是模仿的，这样的威胁能有几分可信度呢？这个问题不断在电视和报上被提起，我只能确定，警方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任何人都知道，那个对塔利、罗梅和基尔伯恩这一奇异的组合发出死亡通缉令的人，从来没杀过什么，只会杀时间。事情就是这样，他能有什么危险？而你又会如何应付呢？

总得做点事情。某个小丑打电话威胁说放了炸弹时，你还是得把人从某个学校或办公大楼全部撤离，甚至警方都知道那很可能是个骗局。警铃响起时，消防车还是会出动，尽管大部分的警铃声到头来都是假的。（纽约市警局已经开始拆除大部分的街角红色警铃箱，因为统计数字显示大部分来自那些警铃箱的报警，实际上都是恶作剧。可是他们得拆除箱子，不能让箱子照样立在街角，却无视那些报案的警铃。）

同时，每个人都等着看接下来会如何。那三个列在威尔名单上的人，或许等得比其他人要焦急一些，可是连他们自己大概都发现，随着时日的消逝，没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他们已经越来越松懈了。

就像“手提箱本尼”，他觉得每天早上替托尼·福里罗发动车子很烦，抱怨说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

有天我去参加花旗银行总部的一个中午聚会，然后花了一两个小时逛街，想提早买圣诞礼物。我没看到什么想买的东西，最后只是觉得被圣诞节的气氛压垮了。

这种情形每年都会发生。甚至在救世军的圣诞老人上街跟流浪汉抢着讨钱之前，我就发现自己被过往的圣诞节鬼魂纠缠着。

我第一次婚姻失败的原因大半是因为我当丈夫和父亲的种种缺点。匿名戒酒会里有一种仪式叫“清理旧日残骸”，这是一种让你甩掉危险的方式。

这些仪式我都做过，改过自新，原谅别人也原谅我自己，有系统地把那些鬼魂留在我过去的历史中。我不像某些人那么急，但一直在努力。我跟我的辅导员有过很多次长谈，还有一些心灵探索，还有无数的思考与行动。如果说过去那么多年有些什么始终纠缠着我，现在都不见了。

只不过它们偶尔还会回来，尤其在十一月底。白昼愈来愈短，阳光愈来愈淡，我也开始回忆起我没买的每一件礼物，吵过的每一次架，讲过的每一句刻薄话，还有我找借口留在纽约而不肯拖着疲倦的身躯回长岛赛奥西特的那些夜晚。

当我采购无功而返时，我没回凡登大厦，而是到对街的旅馆。我告诉自己，我无法面对凡登大厦大厅里的媒体轰炸，但其实我没有理由以为自己会在那儿遇到任何一个记者。他们都已经很体谅地对那个像是要挤出地铁车厢一样走过他们面前的家伙失去兴趣了。

我向前台后面的雅各布打了招呼，又向一个醒着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坐在西北旅馆破落大厅里的家伙点点头。那个可怜的混蛋比我早几年搬来这里，早晚也会死在这儿。我想他没什么机会娶到一个美女，然后搬到对街的大厦里。

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视，迅速搜寻了一遍频道，然后又关掉。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在窗前，看着眼前的一切，却视而不见。

过了一会儿，我拿起电话，拨了号。吉姆·费伯自己接的，从他说“费伯印刷公司”的那个沙哑的嗓音里，我找到了多年来的那种巨大安全感。现在能听到他的声音真好，我这么想着，也告诉了他。

“其实，”我说，“光是拨你的电话号码，就让我觉得好过多了。”

“哦，真要命，”他说，“我记得以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酒吧，非去不可。你知道那种好像整个人要跳出这副臭皮囊的那种感觉吗？”

“我记得那种感觉。”

“一旦酒倒进酒杯里，我就放松了。我还没喝，它就已经在我的血管里把爱与和平传送到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里了。不过是什么恶劣状况让你打电话找你的辅导员呢？”

“呃，圣诞节的愉快气氛。”

“是啊，每个人一年中最喜爱的时节。我想你最近大概都没去参加聚会吧。”

“我两小时前才参加过一个。”

“真不错。你最近除了内疚和自怜之外，还忙些什么？忙着追查威尔的代替品吗？”

“全纽约一半的警察，”我说，“外加所有的记者，都在找他。不差我一个。”

“真的？你没在查这个案子？”

“当然。我只是过自己的日子。”

“那你不办那个案子，在办什么案子？”

“其实什么也没办。”

“好吧，那我把答案告诉你，”他说，“抬起你的屁股去做点事情。”

他挂断电话，我也把电话挂上，望向窗外。纽约还在那儿，我出去再晃一晃吧。

19

那天下午我没太多事情可做。只不过想着该去见什么人，又该问他们什么问题。

其他就得等到明天早上了。晚上我跟伊莱恩去赶了一场伍迪·艾伦的新电影，又去铱元素爵士俱乐部听了一场钢琴三重奏。走回家时，我告诉她圣诞节让我心烦意乱。

“我不是酒鬼，”她说，“我甚至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也一样心烦意乱，每个人都心烦意乱。为什么你应该例外？”

“我一开始被你吸引，”我说，“就是因为你那颗活泼敏锐的心。”

“讨厌。这么多年下来，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的屁股。”

“你的屁股——”我说。

“一定很令你难忘。”

“回家以后，”我说，“我再来温习一下。”

早晨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走到大通银行位于阿宾顿广场的分行，拜伦·利奥波德以前就把钱存在这儿。坐在我面前的银行职员是个活泼的年轻女郎，名叫南茜·张。一开始她说：“这我帮不上忙，得请示一下。这件事跟那个写信的家伙有关吗？”我跟她保证无关。“因为我在报上看过你的名字。你就是破案的那个人。”

我说了些得体的谦虚话，不过这次被认出来我并不觉得难过。这绝对可以讨点便宜，结果我走出银行时，带着一张付给拜伦·利奥波德的总额五万六千六百五十元的支票复印件。是从得州阿灵顿汇过来的，账户是维提康公司。

“维提康，”我说，“你听过这家保险公司吗？”

“没有。”她说，“这张支票是保险支付吗？”

“他兑现了他的保单，”我说，“不过这超出了原来的现金总额，除非我的消息来源弄错了。我也没听过什么叫维提康的保险公司。”

“是啊，你知道听起来像什么？像硅谷的某个软件公司。”

我说：“也许那家保险公司有个专门把保单兑换成现金的分公司。”

“也许。”

“你的口气好像很怀疑。”

“呃，这张支票看起来不像以前我所见过的保险公司支票，”她说，指指那个复印件，“现在保险公司的支票通常都是计算机打印出来的，而且都是用机器签名。这张却都是用圆珠笔填写的。而且签名好像是同一个人用同一支笔签的。”

“维提康。”我说。

“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地址，只写着得州阿灵顿。”

“不知道阿灵顿在哪里。”

“好吧，我只能告诉你，”她活泼地说，“阿灵顿在达拉斯和沃思堡之间。游骑兵①的主场在哪里？”

“哦，对了。”

“看吧，你本来就知道的，”她笑了，“你要飞去那里吗？或者打电话去查就行了？”

八一七查号台的接线员查到了维提康公司的资料。我本来想哄她告诉我地址和电话的，可是还没来得及问，她就把电话转到语音系统，把电话号码的数字逐一念给我听。

我把号码抄下来，打过去，接电话的小姐一开口说：“维提康，早安。”我就确信她是个得州妞。她的声音里完全有那种味道——靴子，蓬发，衬衫上有珍珠纽扣。

“早安，”我说，“我想打听一些贵公司的信息。你能不能告诉我——”

“请稍等。”她说，没等我讲完就让我等着。至少她没让我听罐头音乐。我等了一两分钟，然后一个男的说：“喂，我是加里。能为你效劳吗？”

“我姓斯卡德，”我说，“我想了解一些贵公司的事情。”

“你好，斯卡德先生，你想知道些什么？”

“首先，”我说，“不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他沉默片刻，然后说：“先生，我很乐意回答你，但过去的经验让我学会不要接受电话采访。如果你愿意来这里，我很乐意接待你。你可以带笔记本或录音，我一定尽力回答，而且说不定除了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外，我会额外说得更多。”他低声笑了，“你看，我们很欢迎有人替我们打响知名度的，可是每次接受电话采访，到最后都成为一个不愉快的经历，所以现在我们再也不接受电话采访了。”

“我明白了。”

“你过来拜访有任何困难吗？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吧？”

“从我这里过去远得很。”我说。

“那你在哪里？”

“纽约。”

“那倒是很远。你讲话的腔调没有得州口音，不过我知道记者常常跑来跑去的。前两天我跟一个小姐谈过，她在芝加哥出生，然后跑去俄勒冈州，替一家报纸当记者，最后才跑来得州替《星讯电子报》做事。你是纽约哪家地方报纸的记者吗？”

“不是。”

“那是商业报吗？不是《华尔街日报》？”

如果我知道自己要打听些什么，也许就会去那儿跑一趟。可是打电话对我来说，好像是最直接的方法。

“加里，”我说，“我不是记者，我是纽约的私家侦探。”

电话那端沉寂了很久，久得让我怀疑电话断了线。我说：“喂？”

“我还在。你打电话来，想知道什么？”

我单刀直入。“几个星期前，我们这里有个人被杀了，”我说，“坐在公园凳子上看报时，被开枪射杀。”

“印象中纽约常有这种事情。”

“也许其实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多，”我说，“当然，纽约也有很多人以为得州佬成天都在抢劫公共马车。”

“嗯，仅次于阿拉莫之战②带来的得州印象。”他说，“好吧，我懂你的意思。我自从中学那次旅行后，就再也没去过纽约市了。老天，以前我以为我很时髦、很帅、很酷，可是你们那儿让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土得要死的乡巴佬。”他回忆着，低笑两声，“后来我再也没去过了，另外我也不是那种打领结或随身带把枪的得州佬，所以那家伙肯定不是我杀的。我们公司怎么会扯上那件事？”

“我正想查出来。死者名叫拜伦·利奥波德。他死前将近四个月，从贵公司领了一张五万多元的支票。这是他今年唯一的收入。我原先以为他是把保险单兑换成现金，可是这笔钱高得超出保险的范围。而且你们公司的支票看起来也不像保险公司的支票。”

“的确很不像。”

“所以，”我说，“我想请教一下。”

他又沉默许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不自觉地开始想着电话费账单。如果没有顾客付账，你对费用难免会特别警觉。我不在乎付钱打长途电话，可是我痛恨这种威胁性的沉默。

我现在是在打公用电话，用信用卡付账。在自家公寓打会比较省钱，或者就到我对街旅馆的房间打，还可以免费。几年前，我那两位年轻的黑客朋友港家兄弟曾施展魔法，主动送给我一个我并不想要的礼物，让我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我不便拒绝，可是我告诉自己，反正我不随便从里面占到便宜，所以也不必良心不安。）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斯卡德先生，恐怕我得挂电话了。最近我们跟媒体的关系不太好，我不想引起更多麻烦。我们只是提供人们一个有尊严地死去的机会，但你们把整件保单贴现交易的事情弄得好像我们是一群盘旋的秃鹰。”

“整件什么事情？你刚刚用的字眼是什么？”

“我只是表明我的态度而已。”

“可是——”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他说，然后挂了电话。

几年前我跟卡尔·奥科特见面时，他有个习惯，老忙着弄他书桌前挂物架上的六个烟斗，时不时拿起一个凑在鼻子前闻一闻。我告诉他不必因为顾虑我而憋着不抽，结果他说他不抽烟，烟斗是一个死去爱人的遗物，烟斗的气味会触动他的记忆。

他的办公室在博爱中心，是一个艾滋病收容所，从拜伦·利奥波德的公寓走路到那里要不了五分钟。他的办公室没什么改变，只不过那排烟斗不见了。卡尔看起来也没怎么变。那张脸也许棱角更为分明，头发和小胡子更灰，可是无须艾滋病毒辅助，光是岁月本身就能造成这些效果。

“保单贴现交易，”他说，“很有趣的字眼。”

“我不懂其中的含义。”

“我曾查过字典，跟旅行有关。viaticum，意思是给旅行者的津贴。”

我要他把字母拼出来，然后说：“跟那家叫维提康（Viaticom）的公司只差一个字母。”

他点点头：“听起来不太像伪拉丁文，而更像高科技产品公司，这样对投资人来说比较有吸引力。”

“投资人？”

“保单贴现交易是一种新的投资工具，像你查到的那家维提康是这个新产业的一分子。如果你翻过同性恋刊物，比方《拥护者》和《纽约人》，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广告，我想他们也会在财经杂志上登广告。”

“卖什么？”

“其实不是真的在卖什么，”他说，“他们是当交易的中间人。”

“什么样的交易？”

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双手在胸前交叠。“假如你得了绝症，”他说，“而且已经没法再工作了，所以再也没有收入。就算有保险，你的医疗费用也会渐渐花掉存款。你唯一的资产就是保险，可是要等你死了之后才会付给某人十万元。现在你是个同性恋者，所以也没有老婆和孩子需要这笔钱，而且你的爱人一年前就死了，最后这笔保险给付会落到住在斯波坎乡下的老姑妈手里，为她付电费，还有给她的猫咪买些它爱吃的熏蚝，让格蕾琴老姑妈安享黄金晚年。”

“所以你就会把保单兑换成现金。”

他摇摇头。“那些保险公司都是混蛋，”他说，“有些除了退保金之外，一毛钱都不肯多给你，那些退保金跟保单面额根本不能比。其他公司如果碰到被保险人显然没多久可活的情况时，会愿意多付一点钱赎回保单，但即使如此，也还是个烂交易。从维提康这类公司能拿到的钱要丰厚多了。”

我问他如何运作。他解释说，保单贴现交易可以使交易的双方都获利，一方是艾滋病患者，通过进步的医学，已经可以用某些特定的指数精确地预测他们最多能再活多久；另一方是投资人，他们希望能够获得比银行或政府债券更好的利润，而且有同等的可靠性。

通常来说，投资人每年的回报率保证在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之间。就像是无票面利息、折价购买的债券，到期后可以收到票面的总额一样，被保人死后，投资人就可以收到保险给付。当然，不同于债券的是，保单贴现交易没有固定期限。艾滋病患者可能比预测活得更久，那么你每年的利润就会减少一些。或者反过来，他可能刚签下交易合同就暴死，那么投资人就会很快得到回报。

当然，投资人的梦魇难免会发生。“痊愈的可能性，”卡尔慢吞吞地说，“想象一下，你把孩子的大学教育基金赌在某个可怜家伙的寿命上，结果有一天医学告诉你，等到你的几个小鬼早就拿到博士学位了，这家伙还活得好好的呢。”他转转眼珠，“只不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就算我们苦苦等到了科学奇迹也一样。你也许会发明一个牛痘疫苗预防未来的艾滋病，也许可以变出一种魔术子弹消灭或逮住病毒，可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被完全毁掉了，还要怎么活下去呢？好，医生能够逐渐延长你的生命，我们也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可是我们这些参与保单贴现交易的人，都已经踏上了不归路。你的孩子最终可以上大学，这个投资是安全的。”

“某些投资是。”我说。

“你觉得很残忍，是吧？”

“我只是无法想象自己开了一张支票后，就坐等某个陌生人死去，好让我得利。”

“我懂你的意思。曾经有些文章讨论过这一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同性恋的媒体。”

“一定是我没看到。和我谈过的那个人就提到了负面报道之类的。”

“有些记者认为这种事太可怕了，”他说，“从他人的不幸中获利，应该予以谴责，等等。只要想到任何人通过艾滋病赚钱就很可怕。哦，宝贝儿，那你以为制药公司是在做什么？你以为那些研究员是在做什么？”他举起一只手，“不必你说，我知道那是不同的。我也知道有些罹患艾滋病的人并不讨厌保单贴现交易，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天赐好运。”

“真的。”

“一点也没错。马修，一旦你被诊断出已是艾滋末期，你就很明白自己快死了，而且这个病流行了这么些年，你也很清楚自己活下去的几率是多少。如果哪个得州佬能让你有机会在仅存的时日中活得有尊严而且很舒服，你会怎么看他？是个吸血鬼还是恩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

“但即使如此，你还是不免觉得一方是秃鹰，而另外一方是不幸横死。这是自然反应。有家公司甚至还设定了一种联合投资的形式，就像保单贴现交易的共同基金。不是由某个人购买特定的一个保单，而是联合的投资基金，把风险分散到一整批保单上。”

“长寿的风险。”

他点点头，把玩着书桌上的订书机，我想起他死去爱人的那些烟斗，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又是什么时候处理掉的。“但大部分的保单都是分派给特定的投资者，”他说，“我想这样的话，文书工作会简单许多，而且没有太大的必要分散风险，因为也不是真有那么多风险要分散。‘旅费，就是给旅人的钱。’每个人都是一个旅人，你知道的。早晚，每个人都得踏上这趟旅程。”

回到大通分行，南茜·张又找了一次拜伦·利奥波德的档案，从他存入维提康那张支票的日期开始往前找。每三个月他都会付给伊利诺伊哨兵人寿公司一张支票。他拿到维提康那张支票前两个月，就不再付支票给伊利诺伊那边了。

“他换保险公司了，”我说，“所以他就不再付保险费，而且变成另外一边在付保费。”

“那他死了之后——”

“保险公司会直接付钱给受益人。可是受益人是谁？又付了多少钱？”

“‘美丽的回答总会引出更美丽的问题，’”她说，对我的茫然表情报以一笑，“E. E.卡明斯③的诗。不过我想引用华莱士·史蒂文斯④的诗句会比较恰当，对不？”

“他对于问题和回答有什么高明的意见吗？”

“我不确定他会怎么说，”她说，“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不过他在保险公司当了一辈子经理，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美国的顶尖诗人。你能想象吗？”

我知道接下来我会打一些电话，于是决定回旅馆房间去打免费的，如果我可以义务工作，电话公司应该也可以。

我打到伊利诺伊哨兵人寿保险公司，他们的总部在斯普林菲尔德，电话被转接来转接去。我感觉不出任何一个跟我通过话的人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顶尖诗人，可是谁知道呢？

最后一个名叫路易斯·利兹的人在几度搪塞之后，终于告诉我，拜伦·利奥波德的确曾是伊利诺伊哨兵人寿的保户，保额是七万五千元，保单在某月某日转给了俄亥俄州莱克伍德的威廉·哈夫迈耶先生。

“不是得州？”

不是，他说，不是得州。莱克伍德市在俄亥俄州，他不敢确定，但他记得是在克利夫兰市郊。所谓的湖⑤，指的应该就是伊利湖，他说。

“那林呢？”

“什么？哦，那个林！真幽默，我想应该是橡树林或枫树林吧。说不定是多节松呢，哈哈哈。”

哈哈哈。那这项保单转移办妥了吗？是的。那么有一张给哈夫迈耶先生的支票吗？

“哦，他是受益人，所以我们也只能付钱给他。这个保单已经结束，上头注明已经全额付清了。”

我问哈夫迈耶是不是其他保单的受益人。他沉默了片刻，说他无从知道。

“问你的计算机嘛，”我说，“我敢说你的计算机知道。输入威廉·哈夫迈耶的名字，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恐怕我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是公司机密。我们的记录并不公开。”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威廉·哈夫迈耶是拜伦·利奥波德保险的受益人。可是他并不是被保人的朋友或亲戚。利奥波德是把保单卖给他。”

“那是所谓的保单贴现交易，”他说，“完全合法。我们不完全赞成，但在大多数的州，非累积型保单可以合法转让持有权，赚取经济上的回报。”

他说，他们公司规定要先通知前一个受益人，而且手续很复杂，甚至必须将保险范围列在离婚协议书上头。“但我想这些都不适用于目前情况。”他说。

“假设威廉·哈夫迈耶不只参与一个保单贴现交易。”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当的牟利手法，”他说，“可是并没有什么违法的情况。”

“我了解。但如果他当受益人的其他被保人也死于暴力呢？”

这回他沉默的时间之长足以与阿灵顿的加里匹敌。然后他慢慢地说：“你是否有理由相信……”

“我想排除这个可能，”我告诉他，“而且我想你也乐意排除这个可能。我了解你有你的职业操守，不过查查你自己的记录绝非不道德。你可以等查完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发现的结果跟我分享。”

我又重复讲了两次，最后他决定，反正我又不在他身边，不能从他肩膀后头偷看，因此查询他计算机里的信息很安全。他要我等一下，我听着电话里头的音乐，中间不时穿插着伊利诺伊哨兵人寿所提供的心灵宁静广告。

其中一段广告词讲到一半时，他回来了。他语气平静地向我保证，据伊利诺伊人寿的记录，威廉·哈夫迈耶先生除了故去的拜伦·利奥波德先生外，没当过其他人的受益人。他自己没在这个公司投保，也不是该公司任何保单的持有者或受益人。

“我想告诉你没关系，”他说，“因为其实我没有透露任何资料。只不过是确定我们没有这个资料而已。”

的确，我谢了他，然后挂了电话。我没告诉他，如果反过来的话，那他就保密失败了。若是他查过之后拒绝告诉我任何事，那就等于告诉我很多了。

美丽的问题总是……

“我不懂。”我告诉伊莱恩。

“保单贴现交易的吸引力？从赚钱的角度来看，没那么难懂。”她在计算纸上涂写着。“那个住在莱克伍德市的投机者只要付五万六千元，不到一年就收回七万元的保单。这样获利率是多少？”她算出了一堆数字，“几乎百分之四十。这样没错吗？没错。其实不止百分之四十，因为他根本没等上一年。”

“他付了不止五万六千元，”我指出，“维提康德替他们解决一些麻烦。他们是撮合的掮客。我猜他们在签支票给拜伦时，至少抽了五千元。”

“所以如果莱克伍德先生——”

“是哈夫迈耶。”

“如果他付了六万元，拿回七万五，这样获利率是多少？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他只花了不到一年，就算他足足等上两年，这样的利息也还是比银行高。”

“你要不要投资？”

“不要。”

“你倒是回答得很快。”

“噢，道德上我并不反对这个，”她说，“而且博爱中心的那个人说，这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其实是个大恩惠。所以我认为别人投资这个也不坏。可是这玩意儿令我反胃。”

“坐等某个人死去的那种想法。”

她点点头：“如果他们不死的话，努力不要因此焦躁；而如果他们死了，也尽量不要因此欢呼雀跃。我是说，这一切真是狗屎。你不觉得吗？”

“嗯，我完全同意。”

“这种投资也许很不错，”她说，“可是不适合我。获利越高，我对整件事就越反感。我想我还是投资房地产，还有二手艺术商店。”

“我赞成，”我说，“可是我不明白的不是这个。假设你是哈夫迈耶。”

“好，我当哈夫迈耶。”

“你买了一张保单，被保人快死了。你付了大约六万元。根据现在的医学技术，你顶多只要等两年就能收到七万元了。”

“所以呢？”

“那有什么好急的？为什么要跑来纽约射杀一个坐在公园里的人？为什么只为了提早几个月，或一整年拿到钱，而费这么大的工夫？”

“除非你急着要拿到那笔钱……”

“还是说不通。如果你那么需要钱，保单就是一项资产。一定有办法可以拿去抵押借钱，或者拿去借给别的保单贴现交易投资人。如果你只是想增加利润，我也看不出这是个取人性命的动机。你照样拿到七万元，只不过提早一些罢了。”

“时间就是金钱。”

“没错，但这笔钱不是什么巨款。总之，如果急着要钱急到会去杀人，就不会投资在保单上。他们会去抢银行或买卖可卡因。”

“也许不是哈夫迈耶干的。”

我摇摇头。“不可能是巧合，”我说，“看起来太有可能是他了。我们对那桩谋杀知道多少？凶手是个业余的陌生人，他知道受害者的姓名，而且开枪之前还大声说出来，好确定自己没杀错人。我觉得这一切都太符合了，甚至连动机都有。”

“你的意思是钱。”

“对。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金钱的动机。”

“你的梦，”她说，“还记得吗？‘太多的钱。’”

“嗯。现在关键就在一开始，因为如果钱是动机的话，我觉得钱太少了，不足以因此而杀人。”她想开口，我举起一只手阻止她，“我知道，每天都有人为了一点小钱杀人。有两个家伙买了一瓶酒，为了找的零钱吵了起来，结果其中一个就用刀刺了另外一个。还有个抢匪枪杀了一个不肯交出皮夹的家伙，从他的尸体上搜出了五块钱。可是情况不同，犯下这类罪行的人没有六万元去投资。他们不会住在中西部郊区，专程坐飞机来纽约杀一个陌生人。”

“我不是要说这个。”

“哦。”

“我想说的是，如果只杀一个人，那的确不足以因此杀人。但如果你照这个程序，买另一张保单——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静待他们自然死亡，就可以在一到两年之内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可是如果你加快速度，在四五个月之内就收到钱，然后买另一张保单，继续这个程序——”

“那你钱滚钱的速度就很快了。”

“可是你还是无法证明。”

“不见得。”我说，“总之，先不管这张保单。伊利诺伊哨兵人寿公司从没听过莱克伍德的哈夫迈耶先生。所以如果他以前干过的话，一定是在别的公司，但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寻找他的踪迹。全国有多少家保险公司？”

“太多了。”

“TJ会告诉我，这是办得到的，你可以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入侵某个保险公司的计算机网络，就可以知道每件事情。也许吧，只要有港家兄弟的技术，还有价值数千美元的设备，另外还不怕犯下这个那个的重罪。同时——”

“他没买过伊利诺伊哨兵公司的保单，对不对？”

“对，所以呢？”

“可是他可能参与过其他的保单贴现交易。难道他不会找同一个经纪人吗？”

“哦，老天啊，”我说，“我怎么会没想到呢？”

① 游骑兵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队之一，主场就在阿灵顿。

② 一八三六年得州圣安东尼奥发生反抗墨西哥法令的起义事件，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在内的近两百人被围困于阿拉莫教堂，最后几乎全部遇害。

③ E. E.卡明斯（E. E. Cummings，1894—1962）美国诗人、画家。

④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ce Stevens，1879—1955），美国著名诗人。

⑤ 莱克伍德的原文是Lakewood，lake即湖，wood即林。

20

次日早晨刚过九点几分钟，我打电话去维提康公司，结果听到的是电话录音，说他们的上班时间是九点到五点。我看看表，皱起眉头，然后才想到时区不同。得州的时间要比纽约早一个小时。我等了一个小时，再度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还是昨天那个叫我稍等的牛仔女郎。我要找加里，她问我的名字，我给了她，她又叫我稍等。

我等了一会儿，她回来接电话，告诉我加里出去了。她的声音变了，里面饱含着压抑的怒气。她不喜欢撒谎，因此很不高兴我害她不得不撒谎。

我问她加里什么时候会回来。“我完全不知道。”她说，更生气了。

我忍受着她的情绪，虽然她没问，但我还是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她，并要求她请加里尽快给我回电。我想他不会给我回电的，快到中午时，我就放弃等了。

大通银行的南茜·张曾问我要不要自己去阿灵顿，或者让我的手指代替跑腿？我的手指似乎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但这不表示我就得坐飞机过去。

我打电话给可靠侦探社的威利·唐。惠特菲尔德即威尔的报道公开后，我们曾短暂交谈过，他说他到现在还没能平复过来。“那个狗娘养的，”他说，“你知道他搞什么吗？他雇我们去保护他防止他自己伤害自己。结果我们最后未能达成任务，弄得很难看。现在我们更难看，因为我们就在他身边，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朝好的方面想吧，”我说，“现在没理由不寄账单要求从他的遗产里支付了。”

“我已经寄了，别以为我只会虚报一点点来弥补我的愤怒。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会不会付，但我可不会紧张这个。”

我要求他推荐一个得州阿灵顿附近的私家侦探给我，他告诉我一个名叫盖伊·福代斯的人。他住在沃思堡，办公室在亨普希尔。

“天知道那鬼地方在哪里。”威利说。

我联络上福代斯，他沙哑的声音听起来很干练，说他次日上午有空。“我今天下午会试着打过去找他，”他说，“可是我不认为我会比你走运。如果我直接闯过去，也许会比较有用。”

次日接近中午时，他打电话给我。当时我不在，回家时听了留言才知道。我打到他的办公室，接电话的人说她会呼叫他。我等着，几分钟后，电话响起，是他打来的。

“好狡猾的小痞子，”他说，“我昨天打了几个电话，先探探他的底。而我所打听到的这位加里·加里森，绝不会让我想邀他一起去钓鲈鱼。每个人都说，他那个保单贴现玩意儿很合法，可是整件事只会让一般人想吐。”

“我懂你的意思。”

“加里森自己也有一些前科。他曾经卖过一阵子垃圾股票，被告过几次，其中两次还被以诈骗罪起诉。那两次案子都撤销了，可是并不表示他很清白。”

“没错。”

“地方上有一些压力，要求要么查禁这些保单贴现交易，要么就加以管制。但加里森在这个夹缝里倒是把事业做得很大，而且做的事情可能超过了中间人该做的。这就是他们想管制的其中一部分。”

“我想他大概混得挺不错的。”

“的确。他现在处在一个滑稽的位置，他希望打响知名度，因为这表示有更多生意可做；可是他也希望大家不要印象太深刻，免得管制的人让他做不成生意。就算这个生意没有什么不法之处，可是他以前是个骗子，所以逃避回答任何直接的问题，已经是他的第二天性了。”

“贵族的天性之一。”我说。

“是啊，他还是个王子呢。一开始我让他以为我是个投资人，然后他可能猜想我是哪个州的经纪人，就变得非常合作了。他跟你那位威廉·哈夫迈耶总共做过三次生意。保单分别是三家不同保险公司的。”

他把保险公司的名字、地址、日期和电话号码给我。加上拜伦·利奥波德在内，总共有过三个人让威廉·哈夫迈耶受益，另外两个是旧金山的哈伦·菲利普斯和俄勒冈州尤金市的约翰·塞特尔。菲利普斯是投资共同基金，而塞特尔则是投保普通寿险和意外险。

“寿险和意外险。”我说。

“一般都是一起保的，对吧？真遗憾不知道他们两位先生怎么样，加里森不知道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也没追踪这些人的情况。一旦保单持有权换人，交易完成，他就没经手了。”

“要查出他们的下落应该不会太难。”

“打几个电话就行了。”

“对。”

他告诉我费用是多少，说他会把账单寄过来。价格似乎很合理，而且绝对比我自己坐飞机过去要便宜。我这么告诉他，并谢谢他的努力。

“没问题，”他说，“介意我问个问题吗？你在查什么呢？是不是哈夫迈耶陷害这些人，把他们给干掉了？”

“感觉上是这样，”我说，“可是得看我能从那两家保险公司查到些什么才能判断。”

“没错。如果菲利普斯和塞特尔都还活得好好的，就削弱了前面的理论，对吧？”

可是他们两个都死了。

一开始我很振奋，我追到一个连环杀手的线索了，我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住哪里，而全世界根本没有其他人察觉到他的存在。我感觉到以前的那个自我一阵兴奋，等我破了这个案子，媒体又会开始追逐我，而且这个新闻将会是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我想着，也许我不该再从送货的后门溜走，而该面对媒体，也许我该欢迎这种关注，而且尽可能从中获利。

只要让自己的心灵有一半的机会，你会惊讶于它有多么会胡思乱想。我居然还在想着要上大卫·莱特曼的节目接受访问，而且有机会把这个故事改编后放进电视剧《法律与秩序》中。我可以想象自己与电视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隔着茶几坐着，解释犯罪心理如何运作。我正想象自己为了新书宣传跑遍全国时，才猛然想到哈伦·菲利普斯和约翰·塞特尔的死，并不一定能指控是哈夫迈耶造成的。

因为他们本来就会死。他们得了艾滋病，两个都是，而这保单贴现交易的掮客一定早就取得了充分的医学证明。他们虽然死了，但不表示哈夫迈耶杀了他们。自然之母也可能击倒他们。

所以我又打了几个电话，得到的消息让我不必在“内部版”和“公开版”之间左右为难。哈伦·菲利普斯死于教堂区的一个收容所，时当他被诊断罹患艾滋病之后的两年八个月，距他把大众共同保险公司的保单移转给威廉·哈夫迈耶不到一年。约翰·塞特尔则是参加了一个海外旅游，无疑是因为得到了哈夫迈耶买下他保单的那笔钱才上路的，他在一艘挪威渡轮的失火、燃烧、翻船事件中，成为溺死于波罗的海的四十八名游客之一。

我还记得这件事，不过当时并没太注意。我去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判定火灾是因为船上的电力系统故障所引起的，而且那艘客轮所搭载的旅客稍稍超出法定上限，而且其中许多游客可以称之为假日狂欢客，说他们每个人都醉醺醺的并不夸张。通讯的混乱导致救援延迟，不过还算是成功，超过九成的游客和船上人员都获救了。十二名美国游客中，有三人不幸遇难，报纸很尽责地刊载了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路易斯安那州拉菲特市的卡彭特夫妇，以及俄勒冈州尤金市的约翰·塞特尔。

不知为什么，我无法想象坏蛋哈夫迈耶飞到奥斯陆，然后溜上那艘油轮，在引擎室里弄坏电线。我也无法想象他站在旧金山菲利普斯的床边，扯掉他的静脉注射管，或拿枕头捂住他已经被病毒毁掉的脸。

我离开图书馆，走了一阵子，没特别留心往哪里走。室外很冷，风又大，但北风过境，空气显得清新而干净。

到家时，答录机里面有留言。马蒂·麦格劳打来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我给他回电，他说他只是打电话来保持联络而已，问我最近在忙什么。

还是兜圈子，我说，最后又回到原点。

“这个拿来当餐厅名字不错。”他说。

“什么？”

“原点。可以是一家餐厅，酒吧，像是肖尔餐厅那种等级的。你可以在那种地方喝几杯小酒，吃块好牛排，不必担心该配什么红酒。取名叫原点，是因为你总会回到那儿。你查到威尔什么线索了吗？”

“你一定是指威尔二号。”

“我指的是写信给我恐吓三个纽约名人的那个混蛋，不过好像没人理他。我想你没机会查出什么来吧。”

“我不认为那关我什么事。”

“嘿，这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呢？”我没搭腔，他说，“整件事听起来不太对，出现的方式。别走错了，马修，好吗？”

“你别替我担心。”

“你今天早上看到了那篇和人较劲的狗屎文章吗？”

“较劲？”

“《纽约他妈的邮报》。其实这个报名跟他们那份烂报纸的原名差不多。《纽约晚间邮报》，以前的报头是这个名字的。”

“就像《周末夜快递》吗？”

“那是一份杂志，老天。”

“我知道，我只是——”

“稍稍有点不同，一个是杂志，另一个是报纸。”现在我听得出他声音里面的酒意了。我想酒意一直有，只是之前我没发现。“有个《纽约邮报》的故事，”他说，“很多年前，早在你出生或你父亲出生之前，他们和老《纽约世界报》有一场踢屁股和扯头发比赛，《邮报》那个垃圾当时还在用旧名，有一天发表社论说《世界报》是一条黄狗。这是个很大的侮辱，你知道，黄色新闻①，你熟悉这个词吗？”

“不像你那么熟悉。”

“什么意思，哦，跟我耍嘴皮子。你要不要听下去？”

“我很想听。”

“所以大家就等着看《世界报》如何反击。次日《世界报》的社论说，‘《纽约晚邮》说我们是黄狗，我们的反应就是任何狗对任何邮筒②的反应。’你懂了吧？或者这种过时的妙语把你弄糊涂了？”

“我懂了。”

“换句话说，对着你小便③。”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知道，八十年前吧？说不定更久。现在的报纸可以直说‘去你妈的’，大家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以前的标准已经被他妈的粉碎了。我怎么会扯到这里来的？”

“你提到《邮报》。”

“对，《纽约他妈的邮报》。他们对最近那封信有个评论，他们假设写信那家伙是个冒牌的，只会吹牛不会实践。某些专家，那些大学教授，在擦屁股前应该先看看卷筒卫生纸上的指示。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不觉得这样很不负责任吗？他们当着那家伙的面说他是骗子。”

“那也要他看《邮报》才行。”

他笑了：“然后去他妈的，嗯？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他们等于是在说，‘去呀，去杀人嘛，尽管去嘛。’这就是不负责任。”

“你说是就是吧。”

“怎么回事，你这狗娘养的干吗一副施舍的样子？你现在是大人物，不屑跟我讲话了吗？”

我忍住想要挂掉电话的冲动。“当然不是，”我好言好语地说，“我想你说的可能都没错，不过这些已经都跟我无关了，甚至一点边都沾不上。现在不忙这件事我都已经够烦的了。”

“哦，是吗？烦什么？”

“一件其实跟我也没太大关系的案子，可是我好像已经接下这个案子了。有个家伙，我很确定他谋杀了人，可是我却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不是情杀就是谋财，”他说，“除非他像我这样，是某个公共精神的象征。”

“是谋财害命，可是我找不出理由来。假设你保了险，我是受益人。你死了我就有钱赚了。”

“干吗不反过来？”

“我们先——”

“不要，真的，”他说，声音抬高了，“我知道这是假设，可是我干吗要当倒霉鬼呢？我们来假设如果你死了，我就有钱赚了。”

“好。我死了你就有钱赚了。所以我跳出窗户，然后——”

“这是什么鬼玩意儿啊？”

“结果你半路把我给射杀了，为什么？”

“你跳楼，我在中途射杀你。”

“没错。为什么？”

“练习瞄准？这是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比如你带着降落伞诸如此类的吗？”

“老天啊，”我说，“不，不是脑筋急转弯。这只是个类似的比喻罢了。”

“好吧，对不起。我在中途射杀你？”

“对。”

“然后你死了。”

“对。”

“可是反正你掉到地上一定会死的嘛。因为这只是个类比，不是脑筋急转弯，所以请告诉我，你不是从一楼窗户跳下去。”

“不是，我是从高楼上往下跳。”

“而且没有降落伞。”

“没有降落伞。”

“哦，妈的，”他说，“如果是自杀，我就拿不到保险理赔了，就这么简单吗？”

“不适用。”

“不适用？他妈的这是什么意思？”

“即使是自杀，保单还是有效，”我说，“总之，我跳楼并不是自杀。”

“是哦，那是基督徒的善行，是对大众的强烈要求做出的反应。你跳楼为什么不是自杀？你又不是鸟或飞机，更不是超人。”

“这个类比不太完美，”我承认，“就姑且说，我从高楼上掉下来吧。”

“那是怎么回事，失去平衡吗？”

“反正我也不是第一个。”

“哈！我就知道，所以是意外了？你意思是这样吗？……你跑去哪儿啦？嘿，地球呼叫马修，你还在吗？”

“我还在。”

“你让我紧张了一下。那是个意外，对吧？”

“没错，”我说，“那是个意外。”

① yellow journalism，指不择手段地夸张、渲染以招揽或影响读者的编辑作风。

② 此处为post一词的双关语，既指邮报，也指邮筒。

③ 原文为piss on you，在俚语中是不屑一顾的意思。

21

我悠哉地度过那个周末。我参加了两次匿名戒酒会的聚会，星期六下午，我和伊莱恩坐地铁七号线去皇后区的法拉盛逛新的唐人街。她抱怨说这里一点都不像曼哈顿的唐人街，完全没有古老或不祥的气氛，而且安静得令人受不了。我们最后在一家台湾素食餐厅吃饭，吃了两口，她放下筷子说：“我收回之前的所有话。”

“不错，嗯？”

“简直是天堂。”她说。

星期天我和吉姆·费伯吃晚餐，这是几个星期来的头一回，我们每次聚餐都吃中国菜，不过这回就在曼哈顿，不是皇后区。我们谈了很多不同的话题，包括马蒂·麦格劳当天早上登在《每日新闻》的专栏。他在专栏里面指控威尔二号耍了我们所有人。

“我不明白，”我说，“前两天我才跟他谈过，他很不满意《纽约邮报》写了一篇报道，说这个威尔只有帽子没有牛。现在他自己——”

“只有帽子没有牛？”

“就是光说不练。”

“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是没想到你这个纽约佬嘴里会冒出这种字眼。”

“最近我跟很多得州佬通过电话，”我说，“也许被传染了。问题是他前几天说《邮报》挑衅威尔是不负责任，现在他自己却故意去刺激他，说那个家伙是吹牛或脑袋有问题。”

“也许是警方叫他写的。”

“也许。”

“可是你不这么想。”

“我想他们比较可能让睡着的狗安眠。这比利用马蒂去当猫爪子①更像他们的作风。”

“一堆猫猫狗狗，”他说，“听起来像下雨②。麦格劳是个酒鬼，对吧？你没告诉过我吗？”

“我可不想揭他的老底。”

“哎，揭吧。‘人非圣贤’，记得吗？”

“那我想他是个酒鬼。”

“所以他出尔反尔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或许他不记得自己反对过《邮报》那篇报道。或许他根本不记得自己看过呢。”

星期一吃过早餐后，我立刻开始打电话，打了六个，有些讲了很久。我是在公寓里打的，而不是对街的旅馆房间，这表示我得付钱。此举让我觉得自己高尚而愚蠢，而非卑鄙而聪明。

星期二早上马蒂·麦格劳的专栏里有一封威尔寄来的信。头版还有个戏谑的标题，不过头条大新闻是发生在布鲁克林区布什维克一个与贩毒有关的大屠杀。我连报纸都还没看到，早餐时门房就打电话上来，说有联邦快递。我说我下去拿，而且急得连第二杯咖啡都没喝。

快递来的东西正是我在等的。是昨天寄出的三张照片。全是同一个人的四乘五彩色快照，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白种男人，体格不错，胡子刮得很干净，眼睛和一小部分脸被金属框眼镜遮着。

我呼叫TJ，然后跟他在长途汽车总站的一个午餐小店碰面。那儿挤满了神情戒备的人，眼睛不时环视整个房间。我想他们这么提防不无道理。不过很难猜出他们到底是怕被攻击，还是怕被逮捕。

TJ对甜甜圈胃口大开，要了两个。我点了一个百吉饼，吃掉半个。咖啡就省了，我知道这儿的咖啡难以下咽。

TJ斜睨了那些照片一眼，然后宣布说他的目标看起来像克拉克·肯特③。“只不过他如果想变成超人的话，该换的不只是衣服而已。就是这小子杀了麦伦吗？”

“拜伦。”

“对啦，我指的就是他。是这家伙干的吗？”

“我想是。”

“看起来不像冷面杀手。倒像是踩蟑螂之前都还要先通知一下的那种人。”

“你上次找到的那个目击证人，”我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找到。”

“贩毒的那家伙。”

“就是那个。”

“应该还能找到。既然他要卖东西，就不能把自己弄得太难找。不然大家就会去找其他人买货了。”他敲敲那些照片，“大哥，那家伙只见过凶手的背影。”

“开枪后他也没瞥见那个人的脸吗？”

他头歪向一边，努力回想。“他说凶手是白人，”他回忆，“还说长相很普通。那一定是看到了一眼，可是难道没有其他目击者比他看得更清楚吗？”

“应该有几个。”我同意。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拿照片去给他们看看？”

我摇摇头：“其他证人可能必须上法庭作证。这表示要指认哈夫迈耶的话，就得由警方安排一队人给他们指认。如果他的律师发现某个私家侦探之前拿过照片给他们看，他们的指认就有瑕疵，法官会判定指认无效。”

“我发现的那个家伙不会去作证的，”他说，“所以有瑕疵也无所谓。”

“没错。”

“瑕疵，”他重复道，玩味着这个字眼，“唯一的问题是，我今天应该去替伊莱恩工作，她要去某个人告诉她的一个救世军商店寻宝，我得替她看店。”

“我去替你的班。”

“不知道行不行呢，”他说，“大哥，你得先学会很多玩意儿。写售货资料、准备收费条，还要懂得怎么讨价还价。不光是进去坐在那里就成了。”

我一掌拍过去，他笑着躲掉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他说，“你得好好练练刺拳。”然后他抓起那些照片走向店门。

那些照片是克利夫兰西储学院一名三年级学生拍的。一开始我找威利·唐介绍一个人给我，可是我打电话过去，那个人很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抽出时间来。他又介绍了另外两个人给我，结果打电话过去都是答录机，于是我翻了电话本，打电话给俄亥俄州马西隆市的一个熟人。马西隆离克利夫兰有段距离，不过我认识的人里头，没有人住得更近了。

我是在六七年前认识汤姆·哈夫利切克的，当时有个人曾被我逮捕送进牢里，出狱后杀了一个伊莱恩的老朋友，还有这老友的老公和孩子。负责办这个案子的警察就是哈夫利切克，他是个热爱自己工作而且办案精明的刑警队长。我们很合得来，而且一直保持联络。他每隔一阵子就会邀请我去俄亥俄州猎鹿，我都婉拒了，但我和他在纽约见过两次面。第一次他一个人来，参加贾维茨会展中心的一个警察商品展，我跟他碰面吃午饭，带他在市内逛了逛。他很喜欢纽约，于是一年多后又跟老婆一起来，伊莱恩和我带他们出去吃晚餐，而且替他们买歌舞剧门票。我们跟他们一起去林肯中心看重演的《旋转木马》，不过让他们自己去看了《猫》。伊莱恩解释，友谊顶多只能做到这一步。

他联络克利夫兰市警局的熟人，很快就查出威廉·哈夫迈耶一生中从没惹过麻烦。“他没有黄色表格，”哈夫利切克解释，“表示他没有被逮捕过。至少没在凯霍加县，没在这个名字的名义下被逮捕过。”

我谢了他，然后跟他要了克利夫兰警局熟人的名字和电话。

“既然他从没被逮捕过，”他继续说，“他们那儿肯定没有他的照片，加文——”就是他在克利夫兰警局的朋友——“给了我一个刚退休的警察的电话，但结果这家伙正在佛罗里达度假。所以我就想到我妹妹的儿子。”

“他是警官？”

“是大学生。毕业后就是律师了。刚好是我们这个世界正需要的。”

“律师也不能太多。”

“这应该由老天爷决定，他好像一直在制造更多律师。要不了多久，他们就没人可告，只好互相打官司了。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别管他舅舅是什么德行，摄影是他的专长。”

“那他盯梢的本事怎么样？”

“盯梢？哦，躲起来拍照片。我看这小鬼不爱走正路。刚好对他选择的职业来说很管用。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他？”我说好。“什么时候我们去猎鹿，能不能告诉我呢？”

“可能永远不会。”

“我永远没法让你当个猎人，是吧？嗯，冬天结束后你不妨过来一趟，我们可以在树林里走一走，其实这是打猎最棒的部分。不必带枪，也不会不小心被某个喝多的醉鬼当成公鹿射杀掉。当然，这么一来的话，你就没法带鹿肉回家了。”

“也就不必假装很喜欢鹿肉了。”

“你不喜欢鹿肉，嗯？老实说我也不喜欢，不过出去猎头鹿回来，会让男人得到满足。”

我从伊莱恩的店里打电话告诉他收到照片了，而且他外甥拍得很好。

“真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不过我并不惊讶。他一向很会拍照，从小就拍得好。我昨天晚上才跟他通过电话，我高兴的是，他做这件事非常开心。这个小鬼可以当个好警官。”

“我敢说你妹妹一定很乐意听到这个。”

“她和我妹夫一定都很乐意，而且我想我懂他们的想法。当然了，律师赚的钱比警察多。谁说过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不知道，”我说，“可我发誓不是我说的。”

我花了几个小时看店，还好我不必常常做这件事。有个人——我想是帕斯卡尔——的书里说过，所有人类的问题都源自于他们无法独处。通常我很善于独处，也许开着电视也许不开，不过那天我发现一个人待着是个考验。首先，我宁可出去做点别的事情。其次，一直有人进来打扰我，而且是毫无目的的那种打扰。他们会打电话来找伊莱恩，想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不留名字就把电话挂掉。有些人也会开门，探头进来，结果看到是我而非女主人坐镇，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就走掉了。

的确有两三个人进来逛了逛，不过我不必跟他们讲价或准备收据，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要买的意思。有个人问了几幅画的价钱——所有价钱明明都标示得很清楚——然后说他会再回来。这就好比跟一个妞儿看过一场电影之后，告诉她“我会再打电话给你”是一样的意思。“开店的人，”伊莱恩曾告诉我，“比约会的女郎要来得实际。我们知道你不会再回来的。”

我倒是有了看报纸的时间。马蒂·麦格劳的专栏的确刊出威尔最近的一封信。没有署名，这位匿名作者明确表示他名单上的三个人只是个开头而已。更多人会出现在他的下一份名单里，除非我们看到光明并且目睹他们改邪归正。那封信让我厌倦，而且我根本不相信。我有种感觉，连威尔二号自己都不相信。

下午过了一半，TJ曾过来晃了一下。他身穿破烂的牛仔裤，橘红色的背心，外罩迷彩夹克。一副在黑道很吃得开的样子。

“我得换衣服。”他说，溜过我身边到后头房间去。出来时他换上了卡其长裤和领尖有纽扣扣住的男式衬衫。“不想把客人吓跑，”他说，“不过如果我穿成这副德行去市中心晃，会把那里的哥们儿吓跑。”

“你找到他了？”

他点点头：“他说是他看到的那个凶手没错。”

“他有多确定？”

“他愿意发誓，只不过没说要拿什么来发誓。我告诉他不必发誓，没错吧？”

“可能吧，你可不可以现在接手看店，等伊莱恩回来？”

“没问题，你要去哪儿，大哥？”

“你猜不出来吗？”

“我才不猜呢，”他说，“我是用侦探技术，侦测出你要去克利夫兰。”

我告诉他，他是个好侦探。

我先从店里打电话去订好机票，再走路到菲莉斯·宾厄姆的办公室去拿票，然后回公寓收拾了一个旅行包，里面装了干净衬衫还有换洗的袜子和内衣。我不知道这次会去多久，但我想无论如何会过夜。

菲莉斯安排我从纽瓦克机场搭乘大陆航空的班机。我到机场时，正好是高峰时间，等到飞机在克利夫兰降落时，大部分经常往返的人都已经坐下来吃晚餐了。机场出口有几个人拿着写了名字的厚纸板在等候，其中一个有我的名字。拿厚纸板的小子很高，长手长脚的，微红的金发剪得很短，一张窄瘦的脸。

“我是马修·斯卡德，”我说，“你一定是杰森·格里芬。你的汤姆舅舅说，他会试着联络你，如果你有空，就会过来。”

他露出牙齿笑了：“他说我最好有空。‘去接机，然后载他去莱克伍德，以及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你想先去莱克伍德吗？那家伙就住在莱克伍德。”

我说是，然后走向他的车，是一辆车龄两年左右的日本进口车。车子闪闪发光，我想他来机场前去过自动洗车店。

去莱克伍德的路上，我问他对这个案子有什么了解。“一点了解都没有。”他说。

“汤姆什么都没告诉你？”

“我舅舅那种人只把必要的事情告诉你，”他说，“他上回只给我一个名字和地址，叫我去偷拍这个人的照片。我说我可能得买个长焦镜头。”

“我可以还你这笔钱。”

他又露出笑容：“‘那就去借啊。’他说，所以我就去借来了。我躲在哈夫迈耶先生房子的街对面，他回家时直接把车子开进车库。是那种在房子旁边搭起来的车库，在那一带很少见。那儿大部分是老式的房子，不过他的房子比较新，有那种密封型的车库。他就把车子开进去，我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对焦和照相了。”

“那你怎么办，等着他再出来？”

“才不呢，因为他很可能同样开着车子出来，对不对？汤姆舅舅没教我怎么应付这种状况。事实上，他给我的唯一忠告——你猜得出来是什么吗？”

“带个牛奶瓶。”

“他说广口玻璃瓶。差不多。我问他要拿来干吗，他说等我在车上坐个几小时，就会知道答案了。这时我才明白玻璃瓶的用途。你绝对猜不到他接下来告诉我什么。”

“什么？”

“‘等瓶子满了，就在水沟里清掉。’我说，哦，就倒进水沟里吗？不会有人看到的，他说，而且会被冲走。我跟他说，谢谢他睿智的忠告，不过我自己应该也想得出该怎么清理掉玻璃瓶里面的东西。他说，他带了这么多年新手警察，已经知道绝对不要漏掉任何细节。”

“他是个聪明人，”我说，“不过我站在你这边。我觉得你自己有办法把玻璃瓶里面的东西清理掉的。”

“也许，不过另一方面，我得承认我一开始从没想到要带玻璃瓶。在电影里我从没看过在瓶子里尿尿的。”

我同意的确没有。“你怎么拍到那些照片的？”

“隔壁几户有个小子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打篮球。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去按那个人的门铃，让那家伙出来，我就给他五块钱。他过去按了铃就跑掉，哈夫迈耶先生把门打开一条缝，然后又关上。我拍了一张照片，不过没寄给你，因为什么都没拍到。总之，我告诉那个小子，说他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不过如果他愿意再试一次，让那个人出来，我除了原来的五块钱之外，还愿意再多加五块钱给他。”

“结果成功了。”

“是的。那个小子回到自己家里，拿了一个这么大的纸袋，里头塞了几团报纸。接下来他把纸袋放在哈夫迈耶的门廊上，点了火，再按一次门铃，还用力敲了几下门，然后就像个小偷似的跑掉了。哈夫迈耶还是把门打开一条缝，然后冲到外面来对着那个起火的纸袋又踢又踩。”他笑了，“我花了好一会儿才能对焦，因为我笑得没法把相机抓稳。实在很好笑。”

“我可以想象。”

“其实这是个老套的万圣节恶作剧招数。”

“不过我记得，”我说，“纸袋里应该有个惊喜。”

“是啊。狗屎，这样你去踩熄火的时候，就会踩到狗屎。那个小鬼略过这部分了。”

“不过效果一样好。”

“那些照片看不出他在做什么，”他说，“因为用那种镜头，我只能拍到他的脸。可是我一看到那些照片就想笑，因为他的表情让我想起整件事。”

“我原先还觉得他好像一副被围攻的样子。”

“是啊，”他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

克利夫兰的机场位于市中心的西南边。莱克伍德就在伊利湖边，离西克利夫兰很近，所以我们不必经过拥堵的市中心就可以直接过去。杰森边开车边跟我聊，我不自觉地拿他跟TJ比。杰森也许大一两岁，看起来，他有了白皮肤和中产阶级出身的庇荫，日子过得好些。他受过较多正式教育，虽然你也可以说，TJ的街头阅历同样有价值，每一分学费都很昂贵。到了莱克伍德时，我认定这两个人其实差不多，都是很不错的孩子。

莱克伍德是个老郊区，有很多大树和战前盖的房子。时不时可以看到在前人废弃的空地上盖了新的一层矮顶四方形房舍，跟周围很不搭调。我们停在其中一栋的对面，杰森关掉引擎。

“现在看不到那把火的痕迹了，”他说，“上回我开车离开时，他正用扫把清理。我想他清得很干净。”

“他可以雇那个放火的小孩来替他擦洗。”

“那就太酷了，对吧？不知道他在不在家。车库的门关着，也不知道他的车有没有停在里面。”

“我想我不必点把火去确定，”我说，“去按他的门铃就行了。”

“你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我想了想。“不用了，”我说，“我想不必。”

“那我就在这里等。”

“很谢谢你，”我说，“我不知道会待多久，应该会花上一些时间。”

“没问题，”他说，“我还带着那个玻璃瓶。”

我只需按一下门铃。八个音符的电铃声还没完全停歇，我就听到他的脚步声走近了。然后他把门拉开一条缝，看到我，随即把门整个打开。

原来那些照片拍得很像。他很瘦小，粉红色的脸上和梳理齐整头发上的灰斑都显出他的年纪。凑得这么近，我可以看见他双光眼镜后头水蓝的眼珠。

他穿着斜纹呢宽松长裤和格子呢运动衫。衬衫的胸前口袋里插着几支笔。棕色牛津鞋擦得锃亮。

这回他的门廊上没有火，只有另一个中年男子。但哈夫迈耶依然露出受困的表情，好像这个世界有点让他难以招架。我懂那种感觉。

我说：“哈夫迈耶先生吗？”

“是的。”

“我能进去吗？我想跟你谈一谈。”

“你是警察吗？”

这种问题常让我有回答“是”的冲动，或者巧妙地不予回答。但这回，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不是，”我说，“哈夫迈耶先生，我姓斯卡德。我是纽约的私家侦探。”

“从纽约来的。”

“对。”

“你怎么来的？”

“我怎么……”

“坐飞机吗？”

“对。”

“好吧，”他说，肩膀垂下来，“我想你最好进来，对吗？”

① cat’s paw，意为被利用的人。

② cats and dogs，为“倾盆大雨”之意。

③ Clark Kent，超人的掩护身份，为《星球日报》的记者，个性害羞而笨拙。

22

原先我以为他邀我进门只是出于礼貌而已。他带我走进前厅，招呼我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说他可以泡壶茶，我要不要喝？我说好，这并非仅仅出于礼貌，喝杯茶好像挺不错的。

他在厨房忙的时候，我坐在客厅里，忽然想到他可能挥舞着一把屠刀，或者握着他杀掉拜伦·利奥波德的那把枪走出来。如果他真这么做，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没穿防弹背心，而且身上唯一的武器只有钥匙圈上的指甲刀。

不过我知道我不会有任何危险。他拿刀或枪对付自己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我想他有这个权利。不过他也没自杀。

他拿着一个银托柄的核桃木茶盘出来，上面有个瓷壶，旁边摆着糖罐和一个小牛奶壶，还有汤匙、茶杯和托碟，他把东西一一在茶几上放妥。他往自己的茶里加入糖和牛奶，我则什么都没加。那是正山小种红茶。一般来说，我没法分辨出不同的茶种，不过我没喝之前，就闻出这种茶的烟熏味。

“什么都比不上喝一杯茶。”他说。

我把身上带着的一个小型录音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如果你没问题的话，”我说，“我想录音。”

“应该没问题吧，”他说，“真的，录不录音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按下录音键。“这是马修·斯卡德和威廉·哈夫迈耶的谈话录音。”我说，接着报上日期和时间。然后我在椅子上往后靠，让他有机会讲话。

“我想你都知道了。”他说。

“大部分都知道了。”

“我早知道你会来。当然，不知道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不过我知道会有某个人来。真不懂我怎么会以为自己逃得过，”他抬起眼睛看着我，“我一定是疯了。”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那艘船，”他说，“那艘可怕的船。”

“那艘渡轮。”

“马格纳·叙韦森号。你知道，那艘渡轮根本没人管理，显然非常不安全。你不会相信这艘船有多少违规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它害多少人白白送死？”

“四十八个。”

“对。”

“约翰·塞特尔是其中之一。”

“没错。”

“你有他的保单，”我说，“是通过得州一个保单贴现交易经纪人买下的。你以前做过这种保单贴现交易，其中一个姓菲利普斯。”

“哈伦·菲利普斯。”

“你从菲利普斯身上赚了一笔，”我说，“然后投资在塞特尔身上。”

“这些都是不错的投资。”他说。

“据我所知的确是。”

“从各方面来说都不错。无论是对那些患病又没钱的可怜人，或是我们这种寻求利润高又安全的投资方式的人。对不起，你告诉过我你的姓，可是我不记得了。”

“马修·斯卡德。”

“是，当然。斯卡德先生，我是个鳏夫。我太太以前患了多发性硬化症，婚后的大半岁月都卧病在床。她过世已经快七年了。”

“一定很痛苦。”

“是的，我想是。你会慢慢习惯，就像你会习惯独居。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几年。五年前他们希望我提早退休。‘多年来，你一直是个忠心的好职员，因此我们愿意付钱请你辞职。’当然了，他们没这么说，但反正我得到的指示就是这样。我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所以你就有钱投资了。”

“如果我想活下去，就非把那些钱拿去投资不可。存在银行里利息不够，而且我老担心银行有倒闭的风险。你是坐飞机来这里的，对吧？我这辈子从没坐过飞机。我一直很怕飞行。很荒谬吧？我在街上射杀了一个人，冷血无情地谋杀他，可是我却怕坐飞机。你这辈子听过这么荒谬的事情吗？”

我尽量不去看录音机，只希望这些话都录了下来。

我说：“那艘船沉没的时候……”

“马格·叙韦森号。海上的死亡陷阱。我们总以为北欧的船应该不会太糟，对吧？”

“那是意外。”

“是，是意外。”

“而且这件事起了头，对吧？你所持有约翰·塞特尔的保单是五万元，如果他待在家里死于艾滋病，你就会得到五万元。”

“对。”

“但因为他是死于意外……”

“我得到了双倍。”

“十万元。”

“是的。”

“因为那张保单有双倍理赔条款。”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说，“我根本没有概念。收到保险公司的支票时，我还以为他们搞错了。而且我还真的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相信我如果没通知他们的话，他们日后还会跟我追讨利息。结果他们告诉我双倍理赔的事情，还有塞特尔先生死亡的方式如何让我得到保单面额双倍的钱。”

“好一笔横财。”

“我简直不敢相信。之前我付了三万八千元买那张保单，所以这个投资的报酬已经很好了，但结果实在是太惊人。我的投资几乎回收了三倍。三万八千元变成了十万元。”

“一夜之间。”

“没错。”

“所以你又参与了另一起保单贴现交易。”

“对。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手段。”

“我了解原因。”

“我把一部分收入存进银行，其他的又拿去投入另外一起保单贴现交易。这回我买的保单比较贵，七万五千元。”

“你曾事先确定过那个保单有双倍理赔条款吗？”

“不！不，我发誓我没有。”

“嗯，我了解。”

“我从没问过。可是收到保单后——”

“你瞄了一眼。”

“对。你知道，只是看看有没有这种条款罢了。”

“结果有。”

“对。”

我没搭腔，沉默着，又喝了点茶。小录音机侧边的红灯亮着，录音带继续转，录下了这段沉默。

“有些评论家严厉批评保单贴现交易。他们并不是基于投资观点—每个人都承认这是个好投资，而是针对等着某个人死掉，好让自己成为他的理赔受益人这种想法。我看过一幅漫画，一个人走在沙漠里，一堆秃鹰在他头上盘旋。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有什么差别？”

“因为其实你不太会想到那个人。只要你稍稍顾念他，你就会希望他活得很好。我当然宁可希望某个人多享受一个月的生命，也不愿我的投资提早一个月到期。毕竟，我知道他不会长生不死，这是科学事实，我的本金和利息都有保障，因为他身体状况的生物过程不可逆反。哈伦·菲利普斯和约翰·塞特尔也是如此，我早知道他们快死了，不会再活太久。可是我并没有老想着这件事，也不希望他们早点死。”

“可是换了拜伦·利奥波德，就不一样了。”

他看着我。“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问。

“我想我知道。”

“他得了艾滋病，如果最后因此而死，我就会拿到七万五千元。如果他被车撞死，或者在浴缸里摔死，或者死于火灾，那我就会得到双倍的钱。”他摘下眼镜，双手拿着，凝视着我，毫不设防地说。“我其他什么都没法想，”他说，“我没法把这一事实赶出脑子。”

“我明白。”

“是吗？那再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开始觉得那是我的钱，十五万元都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十五万。”

我听过一些小偷讲过类似的话。小偷想要你的东西，他在心里就开始把所有权移转，所以东西就都变成他的——他的钱、他的表、他的车。他看到你还持有这些东西，所以他是出于一种几乎是正当的义愤才去拿的。他从你那边拿来时，并不是偷窃，而是收回而已。

“如果他死于艾滋病，”他说，“就少一半的钱。我无法自制地一直想着这是个多大的浪费。这些钱不会被他，或他的继承者，或任何人拿走。完全就是损失。但如果他不幸死于意外——”

“那钱就是你的了。”

“对，而且不会让任何人付出代价，那不是他的钱，或其他任何人的钱，我会得到一笔纯粹的横财。”

“那保险公司呢？”

“可是他们已经把风险考虑进去了！”他的声音忽然提高，音量骤增，“他们卖给我一个有双倍理赔条款的保单。我相信是业务员建议的，不会有人刻意要求这种条款。这个条款会使得每期保费提高一点，所以钱已经在那里了，如果不是我得到这笔意外之财，那就是保险公司得到，因为他们只好留下这笔钱。”

我还是没出声，他的声音陡然下降，然后说：“当然那些钱不会凭空生出来。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我也没资格拿。可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笔钱。如果他意外死去，那就是我的钱了，一毛也不少。如果他死于艾滋，那我就少拿了一半。”

“少拿了一半。”

“没错，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拿起茶壶，把我们两个人的茶杯都注满。“我开始想象意外的发生。”他说。

“想象？”

“想象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一带有很多人死于车祸。我想这类意外在纽约比较少。”

“还是有，”我说，“不过没那么多。”

“一想到纽约，”他说，“你就会想到那儿的人很容易被谋杀。虽然实际上谋杀率没有其他城市那么高，对吧？”

“的确，没那么高。”

“新奥尔良高多了。”他说，然后说了其他几个城市的名字。“不过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说，“纽约大街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甚至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是有这个名声。”我同意道。

“所以我就想象他会碰上这种事。一把刀或枪，迅速结束生命的外伤。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吗？”

“怎么想？”

“我还想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对你和拜伦·利奥波德两个人？”

“没错。”

“你怎么会这么想。”

“让他迅速死亡。”

“简直为了仁慈而杀人。”我说。

“你是在讽刺，可是难道病死会比较仁慈吗？生命一点点地被吞噬掉，你一步步走向死亡，最后在你死去之前，你活下去的意志已被夺走。你知道目睹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是什么样的感受吗？”

“不知道。”

“那你应该很庆幸。”

“我是很庆幸。”

他再度摘下眼镜，用手背擦擦眼睛。“她就是一点一点地死去的。”他说。

我什么都没说。

“我太太。她花了好几年才走完死亡之路。死亡先让她用拐杖，然后让她坐上轮椅。这会吞噬掉她生活的某一部分，我们就得调整自己去习惯这种情况。然后死亡又会再咬一口，情况永远不会好转，只会愈来愈糟。”

“对你来说一定很难熬。”

“我想是，”他说，仿佛他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我常祈祷她可以死去，又觉得很矛盾。你怎么可能祈祷一个心爱的人死去呢？你会祈祷她得到解脱，但怎么能祈祷她死去呢？‘上帝啊，减轻她的痛苦吧。’我会这么说。‘上帝啊，赐予她承受重担的力量吧。’然后我不自觉地就会祈祷， ‘上帝啊，让这一切结束吧。’”他叹了口气，直起身子，“可是一切都没有丝毫不同。疾病有它自己的行程表，有它自己的步调。祈祷无法使它减缓或加速。它想折磨她多久就折磨多久。然后杀了她。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那个录音机似乎挺有戏剧感，第一面刚好在这时录到底。一般人都会想尽可能顺利地把录音机打开换面，然后重新录音，免得打断气氛。结果我的手指却破坏了这个过程，我笨手笨脚地按按钮，又笨手笨脚地把录音带换面。

也许这样也好，也许气氛正需要打断。

他重新开口，话题转向拜伦·利奥波德。“一开始我只想着可能会有人杀掉他，”他说，“某个闯入他家的小偷，或者街上的抢匪。任何事情，街头毒贩战争中某颗乱飞的子弹，或者我在报上或电视里看过的任何情景。我会在脑中重新排演一遍，然后想象是发生在他身上。我看过一个节目，我想是真实故事改编的，里面的男护士把病人给闷死。不一定都是绝症病人，所以我想这个事件不能算是仁慈杀人的案例。我想着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然后我又想到，如果病人真这样被杀掉的话，可能会被误判为自然死亡。”

“那你就被欺骗了。”

“对，而且还永远不知道自己被骗。我只知道，某个好心的护士可能把哈伦·菲利普斯闷死，他的保单也有双倍理赔的条款，所以——”

“没错。”

“如果拜伦·利奥波德死于谋杀的话，就不能让他看起来像是死在睡梦中，或者像是死于疾病。这种意外无法伪装成自然死亡。我查过，凶杀符合保险的意外死亡定义。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已经盘算着要自己动手了。我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进入我脑中的，但一旦有了这个念头，就再也摆脱不掉了。除了这个，我什么都没法想。”

以前他从没想过要采取行动结束他太太的生命，就连他祈祷太太早日死亡时，也从没想过要真的去做什么事。当他开始实际考虑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种种方法时，他忽然想到，当初用一把刀或一颗子弹就可以免去他太太的许多痛苦。

“可是我绝对做不出来。”他说。

“但你觉得换成利奥波德你就做得出来。”

“我不知道。我唯一能想象的方式是用枪。我不可能打他或用刀刺他，但或许我可以拿枪指着他，扣下扳机。也说不定我做不到。我完全不敢确定。”

“你从哪儿弄来那把枪的？”

“我有这枪已经好几年了。原来是我一个舅舅的，他过世之后，我舅妈不希望家里有枪。我把它连同一盒子弹放在阁楼的一个皮箱里，就忘了这件事。后来我想起来，东西还放在那里。我连那把枪还能不能用都不知道，我还想，如果我射击的话，说不定会轰掉自己的脑袋。”

“可结果还是拿来用了？”

“我开车去乡下试射。只朝着一棵树的树干射了两发子弹。枪好像没问题。所以我就回家，想着这件事，吃不下睡不着。然后我知道我得找些事情来做。于是我就去了纽约。”

“你带着那把枪，怎么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

“我怎么……可是我没去机场，我不坐飞机，从来没坐过。”

“你刚刚说过，”我说，“我忘了。”

“我坐火车，”他说，“没有安全检查，不必通过金属探测器。我想他们不怕劫火车。”

“从杰西·詹姆斯①之后就不怕了。”

“我到了纽约，”他说，“找到他住的那栋大厦，发现一个半街区外就有一家供应早餐的旅社。我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待多久，但我想如果我有胆去做那件事的话，最多不会超过一个礼拜。”

结果，在那家旅社住了一夜后，次日早晨他就有了机会。他走到那个小公园，以便观察利奥波德那栋大厦的门口，此时他看到利奥波德撑着两根拐杖带了一份报纸出现，他直觉上就知道这是他要找的人。他的脸上显示出艾滋病的病征，而且显然已经到了晚期了。

可是他没把枪带在身上。枪还放在旅社房间里，用一条抹布包着，锁在他的行李箱里面。

第二天早上他带枪出门，到达公园的时候，拜伦·利奥波德已经坐在那张凳子上了。他忽然想到，这个区域似乎住了很多同性恋者，说不定有其他艾滋病患者也住在那栋大楼里。虽然迅速的死亡无疑可以解救这个有福的人，不管他是谁，但确定一下他的身份似乎比较慎重。这样可以确保这桩谋杀能让他得利——无论他怎么找借口，他杀人还是为了钱，如果杀错了人，那他就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了。

“所以我走向他，”他说，“喊了他的名字，他点点头，然后我又喊了一次他的名字，他说是的，他是拜伦·利奥波德，或者类似的话，我也记不清了。我还是不确定自己会动手，你知道，因为我还在挣扎。我可以在确认他的身份后就转身走开，下回再动手。或者我可以回家，然后忘掉这一切。

“‘利奥波德先生？’‘是的。’‘拜伦·利奥波德？’‘是的，有什么事？’诸如此类的。然后我掏出枪，朝他射击。”

此后的记忆甚为模糊。他开始跑，希望有人追上来，希望被逮住。但没有人跟着他，也没人抓到他。中午刚过，他就搭上了回程火车，回到克利夫兰。

“我还以为他们会找上门来。”他说。

“结果一个都没有。”

“对。公园里有几个人，目击者。我以为他们会描述我的长相，然后会弄出一张合成画像登在所有报纸上。我以为会有人把保单和我联系在一起。可是报上什么也没登，至少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一直等着有人找上门来，可是一个都没有。”

“听起来你似乎欢迎有人找上门来。”

他缓缓地点点头。“我一直想着这件事，”他说，“到现在还是无法向自己解释，也绝对无法向其他任何人解释。我原先有个幻觉，以为自己可以去纽约，杀了这个人，然后回到这里，而我生活中的唯一改变就是我会更有钱。”

“结果事情不是这样。”

“我扣下扳机的那一刹那，”他说，“那个幻觉就忽然消失了，像烟雾里的图画一样，一阵风吹过就没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然后事情完成了，那个人死了，再也无法挽回。”

“不可能了。”

“对，绝对不可能了，过去的事情一丝一毫都无法改变。全都刻在石头上，连一个字、一个笔画都无法抹去。”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我原以为……唉，别管我怎么以为了。”

“告诉我吧。”

“我原以为杀了他也没什么，”他说，“我以为反正他早晚都得死。结果他真的死了！”

“没错。”

“我们所有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人都免不了一死。但这就表示杀人无罪吗？”

上帝杀人就无罪，我心想。他常常在动手。

“我告诉自己，我帮了他一个忙，”他苦涩地说，“我让他轻松地死去。可是我凭什么以为这是他想要的？如果他已经准备要死，他可以吃药，可以把塑料袋套在自己头上。有太多方式了。老天在上，他住在高楼上，如果他想死的话，还可以从自家窗户跳楼。”他的眉毛拧成一团。“看得出来他并不急着赴死，他卖掉保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拿钱活下去。他希望尽可能地活得久、活得好。所以我提供他那笔钱，”他说，“然后我又取走了他的性命。”

他在刚刚说话的过程中把眼镜摘下来了，现在他再度戴上，透过镜片看着我。“好吧，”他说，“现在怎么办？”

永远都是美丽的问题。

“你有几个选择，”我说，“有个克利夫兰的警官，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很熟悉整个情况。我们可以去他所在的警局自首，让他正式宣读你的权利给你听。”

“米兰达警告②。”他说。

“对，一般是这么称呼。然后当然你可以有律师在场，他会跟你解释有哪些选择。他可能会建议你放弃引渡，然后你会被安排押送去纽约。”

“我明白了。”

“或者你可以自愿跟我去纽约。”我说。

“去纽约。”

“对。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是，可以替你省掉许多延迟和官僚公文程序。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私人的好处。”

“是什么？”

“我不会使用手铐，”我说，“如果你被正式拘捕，全程就得被铐住，这样在飞机上会很尴尬而且不舒服。我没有警方的身份，所以不受这种规则约束。我们只要坐在一起就行了。”

“在飞机上。”他说。

“哦，对，你不坐飞机的。”

“我想你一定觉得很愚蠢，尤其是现在这种时候。”

“这种心理上的恐惧，本来就没有道理可讲。哈夫迈耶先生，我不想说服你做任何事情，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被正式拘捕，押送到纽约，他们就会逼着你坐飞机。”

“可是如果我跟你去——”

“搭火车要多久？”

“不到十二个小时。”

“没搞错吧。”

“湖岸特快号，”他说，“清晨三点从克利夫兰开出，下午两点十分抵达纽约。”

“你上回就搭这班车去纽约的？”

“没那么糟，”他说，“座椅可以放平躺下睡觉。还有餐车。”

搭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但即使我把他送去克利夫兰警察局蹲监狱，我自己也得等到明天上午才有班机飞回纽约。

“如果你希望的话，”我说，“我会陪你搭火车。”

他点点头。“我想这样最好。”他说。

① 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1847—1882）,美国著名大盗，在南北战争中加入南军游击队，曾率领武装盗匪在西部各地抢劫银行及火车。

② Miranda warning，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定，警方进行逮捕时，必须告知嫌犯有保持沉默及要求律师的权利，否则所有取得的证词均会被视为违反正当程序而无效。该警告词被称为“米兰达警告”，因一九六六年亚利桑耶州对一强奸犯欧内斯特·米兰达提起公诉的案例而得名。

23

这是一个漫长的夜。

我让哈夫迈耶独处一会儿，匆匆过街到车旁，把情况大致告诉杰森·格里芬。他本来晚上另有计划的，但坚持说可以取消，而且说他很乐意送我和我的犯人到火车站。我告诉他可以跟我一起进屋，他认为这样要比拿着他舅舅建议的那个广口瓶坐在车里好得多。

他锁车时，我自己匆忙赶回屋内，对于让哈夫迈耶单独待着我很紧张。我担心会发现他已经自杀身亡，或者正在打电话找律师。很难说这两种情况哪个更棘手，但事实证明两种担心都很无稽。

我告诉他，我已经请我的司机进来加入我们。片刻之后，敲门声响起，我替杰森开门。我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该谈些什么，但哈夫迈耶一获知杰森是西储学院的学生，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他们谈起该校的美式橄榄球队，然后很自然地转为对克利夫兰布朗队的热切讨论，还一起数落那个背信弃义的老板打算把球队卖到巴尔的摩的决定。

“我所能想到对那个人最善意的评语，”哈夫迈耶说，“就是他完全是个狗娘养的。”

这几乎不可避免地让我谈起沃尔特·奥马利的个性和他的历史，然后大家又继续讨论起一个球队的往事，曾经有过哪些球员，或者和球迷的关系。这些话题本身就很有趣，情境又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气氛。房间里充满了两种谈话，一个是我们正在谈的，另一个是我们选择不去谈的。前者是运动及其幻觉，后者则是凶杀及其后果。

杰森打了两个电话去取消他晚上的计划。我打电话给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预订两张克利夫兰到纽约的湖岸特快号车票，然后又打电话去纽约给伊莱恩，听到答录机上我自己的声音后，我留了话，说我次日下午会回去。返回客厅时，杰森和哈夫迈耶正在讨论晚餐。杰森建议出去吃比萨，哈夫迈耶说叫外卖比萨更快也更简单。他自己打了电话，达美乐送外卖的小弟还没到规定的二十分钟便送来了。哈夫迈耶喝阿姆斯特尔淡啤酒配比萨，杰森和我则喝可口可乐。我感觉杰森其实更想喝啤酒，很好奇他为什么不要一罐。他觉得值勤时喝酒不恰当吗？或者他舅舅告诉过他我是个戒酒的酒鬼，使得他认为不该在我面前喝酒？

晚饭后，哈夫迈耶想起他应该整理行李。我和他一起进入卧室，靠在墙上等他慢条斯理地挑选衣服，放进行李箱。整理好之后，他关上箱盖，提起来做了个表情。他说他一直想要买个有轮子的行李箱，现在大家都用那种，可是却没去买。

“可是我想我不会再有太多旅行了。”他说。

我问他行李箱重不重。

“还好，”他说，“这次带的东西比上回多，可是没带枪，那把枪比你想象的要重。这倒让我想起来了，那把枪我该怎么处理？”

“你还留着？”

“很蠢吧？我本来打算扔掉的。扔进阴沟里，或者抛到湖里去。可是我却留着，我想我可能会，呃，需要它。”

“放在哪里？”

“阁楼上。要不要我去拿？或者放在那里就好？”

我思索着这个问题。曾有一度答案很明显，但许多法庭判定改变了证据的可接受性。应该把枪留在原地一阵子，按正规程序申请到搜查令再来拿吗？

或许吧，我想，但我考虑到万一有人闯进来把枪偷走的可能性，觉得还是把凶器带走比较好。就算哪个法官不允许这个证物列入，光凭哈夫迈耶的录音带自白和其他一些相关的事情，我觉得就足以让他被起诉。

他爬到窄小的阁楼里，把包在一块红白方格布里的枪带下来。我想那一定就是那块抹布了。他原封不动地递给我，我没打开就闻到枪的味道。他上次射击过后没有清理，还闻得到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火药味。

我走出去，到杰森的车旁边，把枪锁进我的公事包里。

我们玩红心牌戏消磨时间，哈夫迈耶又泡了一壶茶，然后杰森提早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比火车出发的时间几乎早了一个小时。我给了他一些钱，他说他才应该付钱谢谢我给他这个经验。我告诉他别傻了，于是他把钱收进口袋。

哈夫迈耶坚持付我们两个人的火车票钱，就像他刚刚也坚持付比萨钱一样。“两张单程车票，”他说，“你不会再回克利夫兰，我也不会了。”

火车很挤，我们没订到相连的座位。我把列车员拉到一边，告诉他我是个私家侦探，正陪同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返回纽约。他替我和一个家伙换了座位，我让哈夫迈耶靠窗，我在他旁边坐下。

我们聊了一两个小时。他想知道以后可能发生的状况，我就自己所知回答他。我说即使他打算尽力配合警方而且认罪，也还是应该找个律师。他说他在克利夫兰曾雇用过一个，但那个人不办刑事案件，而且他是在克利夫兰。“不过我想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个。”他说。我说的确如此，我可以推荐几个纽约律师给他。

他说，他相信他的余生都会在监狱度过。我说不见得，他很可能可以用认罪换来比较轻的刑罚，律师可以辩称他太太死亡所造成的痛苦，让他因此获得减刑，而且他没有前科（甚至除了收到过两张违规停车罚单之外，也没有任何交通违规记录）也绝对会成为他的优势。

“你还是得去坐牢，”我说，“不过可能是在安全警戒最低的监狱，其他大部分的犯人都是白领罪犯，不是侵犯儿童者和暴力杀人犯。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会喜欢那个环境，可是那儿也不会是《肖申克的救赎》①里那种炼狱。而且我相信你服刑不会超过五年。”

“对于杀害一个无辜者的凶手来说，”他说，“这样的刑期似乎不是很久。”

“一旦他去坐牢，就会觉得这样的刑期似乎太久。”我心想。假如他还是觉得不够长，他随时可以再回去坐牢。

离开克利夫兰四十五分钟左右，哈夫迈耶就拿出一颗安定，显然是为了长途火车旅行而服用的。他要给我一颗，但我拒绝了。我想吃一颗，可是接下来我就会想喝一品脱“早年时光”威士忌。哈夫迈耶吞下那颗药，把座椅放平，合上眼睛，接下来五六个小时我都没再听到他说话。

昨天在纽瓦克机场等飞机时，我买了一本平装书，可是到克利夫兰途中却根本没打开来看过。这会儿我从袋子里拿出来，看了一阵子，时不时把书放在膝上，望向窗外的远方，陷入长时间的沉思。火车旅行总会有这样的特性。

黎明之前，我合了一会儿眼，睁开眼睛时，外面已经天色大亮，火车快到罗切斯特了。我溜去餐车喝杯咖啡。回来时哈夫迈耶还在睡。

之后没多久他就醒来，我们去吃了早餐，然后回到座位上。剩下的旅程他都醒着，可是没怎么说话，镇静剂的效用似乎还让他昏昏沉沉。他读着美国国铁的公司杂志，后来我看他好像没什么兴趣，就把我不看的那本平装书给他。

接近中午时，火车刚过奥尔巴尼，我打了个电话。现在火车上也可以打电话了，车上有个公用电话，只要把信用卡插进去就行。我打到第六分局找到了哈里斯·康利，告诉他我带着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嫌犯，正在克利夫兰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甚至不需要提醒他拜伦·利奥波德是谁，因为他脑袋里已经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他说：“你干吗，逮捕他了吗？我不确定这样符合法定程序。”

“他是自愿跟我走的，”我说，“我已经把他的自白录音了。我也不确定自己这样做符合法定程序，可是我已经做了，他杀人用的枪我也带着。”

“真是不得了。”他说，建议临时调派几个警察来接我们，但我觉得没必要。哈夫迈耶是自愿来的，我想带他去分局会让他比较自在。何况，我答应他尽量不给他上手铐的。

火车抵达纽约中央车站时，我就后悔了。天上飘着细雨，通常都因此叫不到出租车。还好没等多久，刚好一辆出租车有人下车，我们赶紧跳上去，开往市中心。

我不必在第六分局待太久。我把枪（拆开包布以后，是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枪膛里还有三发子弹）和哈夫迈耶自白的录音带交给康利，然后回答了一连串的问题，又口述了一份笔录。

“很高兴你打来时我正好在，”康利告诉我，“而且幸好我还记得以前跟你谈过的事情。我想不必告诉你，我们并没有全力办这个案子。”

“猜得到。”

“分类，”他说，“你会把时间花在有机会破案的那一类，或者特别受瞩目的案子上。”

“一向都是如此。”

“而且我猜想，未来也是这样。问题是，这个案子并不热门，七十二个小时之后就被搁到一边了。今天整个纽约都疯了，尤其是警察局，我还能记得自己的名字已经是奇迹了，更别说你的名字和拜伦·利奥波德。”

“怎么回事？”

“你还不知道？过去十二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坐火车。”

“哦，对。但即使如此，你没看报纸或听收音机吗？你经过中央火车站，一定会经过报摊啊。”

“我得提行李，还得照管一个自首的谋杀犯，”我提醒他，“没时间去管波斯尼亚发生了什么事。”

“别管波斯尼亚了。今天的头条新闻不是波斯尼亚，全部都是威尔。”

“威尔？”

他点点头：“不是威尔一号复活，就是威尔二号比任何人所想的要危险。你知道那个剧评家吧？”

“里吉斯·基尔伯恩。”

“就是他，”他说，“威尔昨天晚上把他干掉了。”

①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本片改编自美国畅销作家史蒂芬·金的小说，故事发生地为一虚构的重刑犯监狱，书中深刻描写了其狱政之腐败黑暗。

24

你几乎可以说他是自找的。

我不知怎的没看到他写的那篇专栏。是在上个周末前后登出来的，不是在平常刊登他评论的文艺版，而是在《纽约时报》的评论版。我好像曾在报上瞄到过这个话题，而且那天我好像看过萨菲尔的专栏，那是一篇谈论两个总统候选人的文章。所以我对里吉斯·基尔伯恩的文章很可能看了一眼，但大概还没产生兴趣就又跳去看别的了。

当然，他的短评一开始就极力为媒体自由而辩护。他之前为了回应登上威尔名单的风波已经写过了，现在为了自己的良知和对读者的责任而进一步发挥。当初我大概是觉得自己不太需要再听一遍。

在这篇篇幅为八百五十字的评论中，他写了大半才提到重点。剩下的篇幅都在评论一出戏，但这出戏没在百老汇，也没在外百老汇上演，而是演给全纽约看的。他评论的是威尔，而且给了一篇恶评。

“一场历时已久的戏，”他写道，“往往会换个主角重新上演，此类情形甚为常见，却毫无必要。原来的戏以明星取胜，因而换角重演总会让人失望。这对于音乐剧《威尔！》而言也的确是真理，现在某些制作人一定会在剧名后头加上惊叹号。

“第一次上演时，《威尔！》无疑是出好戏。已故的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极为出色地诠释了剧名的这个角色，整出戏紧紧扣住了八百万纽约观众的心。但接棒出演的人，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出闹剧（虽然也有些喜剧片段），而且有闹剧的所有风味和效果。

“随着惠特菲尔德死亡并被揭开真面目，他的替身演员从舞台两侧冒出来——而且跌了个狗吃屎。我们所称呼的‘威尔二号’是个吹牛大王和纸老虎。我们一度认真对待这个劣质的复制版，纯粹只因为我们还残留着对原版的记忆。

“但是现在不了。‘你只是一副纸牌而已。’爱丽丝对着梦游仙境中四个角落的敌人说。同样的话，我也要拿来送给这个披着惠特菲尔德旧戏服的懦夫。我再也不会带着保镖，再也不会坐困愁城。我看戏时，身边靠走道的位置再也不会被一个宁愿回家看电视剧《纽约重案组》的彪形大汉所占据。我已经找回自己的生活，而我也只能以此建议现在的威尔：下台一鞠躬，谢幕走人——找回自己的生活吧。”

基尔伯恩已经下定决心，可是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他还是先通知了警方。虽然他们都持反对的态度，但没有人认真地劝他不要发表。其实警方的结论跟他差不多。盗版杀手不会像原版那么危险，但慢慢地，威尔看起来不像个盗版杀手。他只是模仿别人写信罢了。警方还是会追捕他，但没那么紧急就是了。

所以星期二晚上，我正在俄亥俄州莱克伍德一栋平房的厨房中跟一个大学生和一个自白的犯人打扑克的时候，里吉斯·基尔伯恩正在看P. J.巴里的新戏《可怜的小罗德岛》的预演。他的女伴是个年轻女郎，名叫梅尔巴·罗琴。看起来像个模特儿，但其实是个时装摄影师。看完戏之后，两人去乔·阿里安餐厅吃夜宵，然后一起搭出租车回到基尔伯恩位于切尔西一栋褐石建筑一楼的公寓里。

一点十五分左右，他建议她留下来过夜，但明天一早她得起床拍照，所以想回家。（有个小报推测说如果她留下来过夜会怎么样。基尔伯恩还会活着吗？或者她会跟他一起死？）他陪她走到第七大道，送她坐上往市中心的出租车——她住在克罗斯比街的一栋阁楼里——她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回头往家的方向走。

显然他直接回到自己的公寓，过了一两个小时，有人来找他。由于并无强行进入的痕迹，因此若不是威尔有钥匙，就是基尔伯恩开门让他进去。基尔伯恩似乎也并没有抵抗，他被重物击中头部，这一击很可能让他失去知觉。他面朝下倒在地板上，或者是威尔把他摆成那个样子。接着凶手用一把碳钢切菜刀刺他的背部，之后把刀拿去洗水槽洗干净，放在滴水篮里晾干。

（“威尔大概不是厨师，”伊莱恩告诉我，“厨师洗完刀后会擦干，不能有一点污垢，否则刀会生锈。厨师应该很明白这点才对。”或许他知道，我说，可是不在乎。可是换了厨师就会在乎，她说。）

我不知道那把菜刀有没有生锈，可是我知道上头有血迹，因而确定是作案的凶器。不过上头没有指纹，公寓里除了基尔伯恩和梅尔巴·罗琴之外，也没有其他人的指纹。

基尔伯恩的尸体被发现时，全身穿戴整齐，穿着宽松长裤和送梅尔巴上出租车所穿的那件毛衣。（她说他当时还穿了一件棕色的小山羊皮运动夹克，这件衣服被发现搭在椅背上。）威尔可能是在被害人上床前到达，或者基尔伯恩起来应门时穿了同样的衣服。根据梅尔巴的供词，她离去时，他精神还很好，可能回去又看了一会儿书报或电视，甚至写他的评论。

如果他写了些什么，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迹象。他还是用打字机，是一台古老的皇家牌手提打字机，这在他的眼里显然具有某种图腾的地位。他的打字机上没有进行到一半的稿子，旁边也没有笔记。有个记者问梅尔巴·罗琴，他觉得那出戏怎么样——他或许也拿同样的问题去问玛丽·林肯——她说她不知道。根据她的说法，他在写评论稿之前，绝对不会针对一出戏有任何评论。“但我想他不喜欢。”她承认。

这又引发了一大堆臆测。一个叫莉斯·史密斯的专栏作家编出一个理论说，基尔伯恩很讨厌那出戏，写了一篇批判的文章，而他的午夜访客便是剧作家巴里本人，他杀害基尔伯恩后，就把那篇攻击他的评论稿子带回家烧掉。“可是我认识巴里，”史密斯写道，“我也看过《可怜的小罗得岛》，我无法相信任何人会对这出戏有一丝负面的评论，更无法想象巴里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谋杀时间前后，没有电话打进或打出，也没人发现任何陌生人进入那栋褐石建筑或在附近徘徊。不过警方早晚会找到一个目击证人，他可能曾看到某个人进出，或听到喊叫，或知道某些事情。

这只是时间问题。

接近周末时，我接到了雷蒙德·格鲁利奥的电话。我提供给威廉·哈夫迈耶的律师名单中也包括他，而且“硬汉雷蒙德”答应要替他辩护。“那个可怜的混蛋，”他说，“你怎么都想不到他会是杀人凶手。这一点也不像我会接的案子，你知道。他不穷，不是黑人，又不想炸掉帝国大厦。”

“他会毁掉你的形象。”

“是呀，他没法让我的形象更坏了。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太违背他的愿望，我倒很想试试这个案子，我想我能让他脱罪。”

“老天，怎么脱罪？”

“嗯，谁知道？不过一开始可以把整个系统拿来审判，这个可怜的傻瓜一辈子努力工作，一毛钱存款都没有，而他的公司感激他的方式就是逼他退休。然后可以拿他太太的死来做文章，多年的痛苦和受罪，只会更加打击他的精神状态。当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法官不允许那个自白列入证据。”

“哪个自白？我已经给他录音，还走进第六分局从头讲了一遍。他们还给他念了米兰达警告。整个过程都录了音，包括米兰达警告在内。”

“毒树就会长出毒果子，第一个自白就是不当取得——”

“不可能。”

“所以接下来的自白都不可信。”

“完全不通。”

“也许吧，不过我想过一些方法。问题是他不希望这样，但是我想我跟检察官谈判时，可以拿来替他争取。”他又预测了一些情况，然后说：“我很好奇那些钱该怎么办。”

“什么钱？”

“那十五万元啊。保险公司的理赔金，双倍理赔，那笔钱还存在哈夫迈耶在莱克伍德的账户里。他一毛钱都没花。”

“我想他不会拿来付律师费。”

“他不能花那笔钱。这种犯罪所得到的钱，依法是不能归给他的。如果我杀了你而被定罪，我就不能继承你的财产，或者领你的保险金。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

“听起来很合理。”

“我想不会有人争辩，不过这造成了一些不幸的后果。几年前有个妞儿杀了一个营养师。她的律师可以让她以轻罪认罪，只要坐几天牢，外加参与一些社区服务而已，可是她自己没有钱，又正好是那个营养师的继承人。若要继承那笔遗产，就得被判无罪，于是那个律师决定搏一搏，然后赌输了，于是他的当事人得坐很久的牢。他应该让当事人继承遗产与否影响他的决定吗？不，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们律师绝对不该受这些事情影响。”

“感谢上帝。”

“哈夫迈耶会认罪，”他说，“所以钱不会是他的。那怎么办？”

“保险公司会收回。”

“才怪呢。他们收了那么多年保费，也承担了风险，就该付这笔钱。而且该全额付，因为谋杀符合意外死亡的定义。他们得付这笔钱，问题是付给谁？”

“我想是付给拜伦·利奥波德的遗产受赠者吧，就是那几家艾滋病慈善机构。”

“如果利奥波德还拥有那张保单的话，”他说，“那的确是如此。这样的话，哈夫迈耶就不是受益人，利奥波德的遗产继承人会收到这些钱。可是利奥波德转让过保单的所有权来换取利益。所以他就跟这些钱无关了。”

“那哈夫迈耶的继承人呢？”

“不行，哈夫迈耶从来就没资格拿那些钱，所以他不能把不属于自己的钱给别人。更别说他还活着，压根就没有继承这回事。不过这倒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哈夫迈耶拥有那张保单，上头的受益人是他。可是他有没有指定第二受益人，以防他比利奥波德先死呢？他可能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以为如果他先死，那么利奥波德死时，钱就会付给他的继承人。”

“你指的是利奥波德的继承人。”

“对。换句话说，反正钱怎么样都会是你的，干吗多此一举去指定第二顺序受益人呢？有几个原因，这样的话，不必等到认定遗嘱，就可以拿到钱。不过大概不会有人告诉他这点，或者他即使知道了也不担心。但如果他的确指定了，那第二受益人能拿到钱吗？”

“为什么不能？他又没参与谋杀，不应该把他排除在外。”

“啊，但哈夫迈耶加入那个保单贴现交易时，是不是就已经预谋要杀掉利奥波德？”

“他说没有。”

“那很好，可是我们怎么知道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如果他有预谋，难道我们不能辩说其实他的犯罪意图使得那个保单贴现交易无效，所以拜伦·利奥波德应该恢复那张保单的所有权？”

“这样那些慈善机构就会得到这笔钱。”

“是吗？保单贴现交易之前，他指定的受益人是那些慈善机构吗？”

“老天。”我说。

“我想这是感叹词，”他说，“不是指受益人的名字。”

“我认识他的受益人，”我说，“保单贴现交易签订之前，要更改受益人，必须先通知她，她才因此知道的。”

“对，那是标准程序。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是我的一个朋友，在戒酒聚会认识的。一开始就是她找我去调查他的死因。”

他大笑起来：“谁知道呢。她原先并不知道，但其实她的行为都让自己得利。”

“你是说，最后那笔钱会归她？”

“对她太有利了，”他说，“哈夫迈耶的杀人，强烈暗示他是有预谋的，这么一来，那个保单贴现交易就可以宣告无效作废。如果作废，那张保单的所有权就回到利奥波德身上，而如果在进行保单贴现交易之前，她是原来的受益人，那么随着保单贴现交易的作废，她的受益人身份就仍然有效。我会很乐意替她争取，除非那些他遗嘱上的慈善机构雇用我当律师，那么我也很乐意争取说他没把这位女士列为遗产继承者，显示他是希望把钱给慈善机构，而不是她，因此……”

他接下来讲的法律问题都过于专业，而且对我来说太曲折复杂，但重点是，金妮最后可能会得到那十五万元。“叫她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不能当她的律师，但我会替她找个好律师。”

金妮吓呆了，这是当然的，而且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她不该得到这笔钱。如果她就让那些慈善机构拿去呢？我指出，对我来说，拜伦的意图十分明显，而且她如果良心不安，可以把一部分钱捐给那些慈善机构。

“反正，”我说，“这是你应该得的。如果你没找我去查出杀拜伦的凶手，那笔钱就会永远留在俄亥俄州的莱克伍德。除了哈夫迈耶拿去买比萨或茶包的，剩下的都会留给他的亲戚。”

“如果有谁应该得到这笔钱，”她说，“那就是你。我们来分好了。”

“什么？你跟我平分？”

“你、我，还有慈善机构。分成三份。”

“给我太多了，”我说，“而且给慈善机构的或许也太多，不过这一点可以再商量。现在你得打电话给律师。”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影响，不过和金妮谈完的第二天，我出去为圣诞节采购礼物。当时我还不确定最后那笔保险赔偿会归她，也不能把她一时冲动说要把钱分给我的那些话当真。但意识到即将获得一笔意外之财——无论有多么少、多么遥远——显然都让我更富有圣诞节的博爱精神。我没把皮夹里的钱全部捐给救世军，也没大摇大摆走上街，嘴里哼着圣诞福音歌，但总之我奋勇加入市中心那些商店的人潮中，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

我在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店给两个儿子迈克尔和安迪买了礼物，还有迈克尔的太太琼，又安排把礼物寄给他们——公事包和花皮纹手提包寄给圣荷西的迈克尔和琼，双筒望远镜寄给蒙大拿州米苏拉的安迪，他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卡尔加里分别工作了一小段时间，最近搬回了美国。

我还以为伊莱恩的礼物大概会让我很伤脑筋——我一向如此——但结果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看到了一对耳环，当场就知道她戴一定很好看。磨砂玻璃做成的心形坠子，配上深蓝色的石头更为出色。女店员告诉我，这对耳环是莱俪①的，我严肃地点点头，好像知道她在说什么似的。我想反正就表示这是好东西。

次日或者第三日的早晨，我过街到对面的晨星餐厅吃早餐看报。之后我直接走到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交会口的图书馆。我一直待在那儿，直到肚子饿了才去布赖恩特公园的一个摊子吃午饭，我吃得很快，因为外头冷得让人坐在那儿不太舒服。一吃完，我就马上回到图书馆，又花了一些时间找资料、做笔记。

走回家的途中，我在第六大道和五十六街交会口附近一家俗气的小餐馆喝了杯咖啡，又吃了一块派。我想着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或者该说自以为知道的，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天晚上没有威尔的新闻，早报上也没有。马蒂·麦格劳的专栏谈的是他对最近市长和州参议员争执的看法。他们都是共和党成员，也都是意大利裔，可是他们却彼此仇视得好像其中一个是塞尔维亚人，而另一个是克罗地亚人。

我拿起电话，打给几个警察，包括哈里斯·康利和乔·德金。然后我又拨给马蒂·麦格劳，可是却联络不到他，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想到可以在哪里找到他。

① Lalique，知名水晶饰品品牌。

25

“好家伙，看看谁来了，”他说，“我真是受宠若惊得掉进地狱又弹回来，因为除非你哪根筋不对，或者新培养了低级嗜好，否则你一定是专程来看我的。”

“我想有机会在这里找到你。”

他抬起头来，眼皮半睁地看着我。他面前有个空的烈酒杯和半满的啤酒杯，我猜这不是他今天第一次喝酒。但是他的动作和谈话却似乎相当清醒。

“你想有机会在这里找到我，”他说，“马修，我老说你是个伟大的侦探。明天你就会和克拉特法官一起出现，后天你就告诉全世界谁是绑架林德伯格孩子的真凶①。你想这两个案子有关联吗？”

“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没错。连这种事情都可能。”

我随着他手势的方向望过去，看到一个穿着兔女郎脱衣舞酒吧里标准装束的女侍者——高跟鞋、网状裤袜深红色热裤和白色兔尾巴，腰部以上除了兔耳朵和太浓的妆之外，什么都没有。她被化妆品盖住的脸出奇地年轻，胸部呈现出反抗地心引力作用的硅胶特征。

“先解决一件事，”女侍者来到我们桌旁时，他说，“你是哪个修道会的？”

“你说反了吧，我才应该帮你点单②。”

“我不是要帮你点单，只想知道你是哪个修道会的。你是加尔默罗修会的修女，还是安贫小姐妹会的成员？”看到女侍者困惑的表情，他说，“宝贝儿，我只是在开玩笑。别理我们。我知道你是新来的，可是他们一定告诉过你，我不会找麻烦的。”

“哦，我不知道，”她说，“我想你一定带了枪，而且很危险。”

他开心地笑了。“嘿，你不错嘛，”他说，“你的身材棒，服务也好。我看看，再给我一轮酒，一杯双份烈酒和一杯啤酒，不过你也可以给我两杯双份烈酒和两杯啤酒。”我的表情大概不太对劲，因为他说，“别紧张，马修。我知道你不会碰半滴酒来拯救你的灵魂，你这自以为是的混蛋。宝贝儿，原谅我讲话粗俗，千万别把我刚刚讲过的话告诉你们修道院的院长。我要你一口气给我两轮酒，免得待会儿有人来打扰我们，另外麻烦你给我这位戒酒的神父朋友一些饮料。”

“苏打水就行了。”我告诉她。

“给他两杯苏打水，”他说，“拿冰一点的。”她转身离去，兔尾巴一晃一晃的。他说：“我不知道该对硅胶有什么感觉。看起来很完美，但就是不真实。而且对下一代会有什么影响？十几岁的小男孩会从小就期待完美的乳房吗？”

“对十来岁的男孩来说，”我说，“所有的乳房都很完美。”

“如果看过硅胶材质的话，那就不是所有乳房都完美了。以前女孩子会为了吸引男人去隆胸。现在是已婚男人要求太太去找整容医师预约。‘我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小亲亲？嗯，既然你提起，大胸脯挺好的。’你说有没有道理？”

“不怎么有道理，”我说。

“上帝保佑，老兄。”

“即便你在这种地方，照样保佑。”我说。

“我喜欢俗丽的风格，”他说，“也喜欢寒酸的东西，而且我对矛盾的事物充满热情。虽然我很少盯着别人乳房看，但万一想看的时候有得看，还是不错的。何况这个地方离我他妈的办公室才三个街口，报社里其他人也不会来这儿，所以我不会被打扰。这是我的故事，波罗先生③。现在该你说说你的了。”

“我是来找你的。”

女侍者把我们的酒端过来。“记在我的账上。”他说，然后又给了女侍者五块钱小费。“我这人很有品位的，”他说，“你看我只是把钱给她，不会想把钱塞在她的弹力热裤前头，我就见过有些客人这么做。我也多少猜到你是来找我，大侦探。我好奇的是阁下有何贵干。”

“希望你提供威尔的情报。”

“啊，我明白了。你想玩帽子戏法④。”

“什么意思？”

“你揭发了一个凶手的假面具，又活捉了另外一个凶手。俄亥俄州莱克伍德是什么样子？当地人打赤脚吗？”

“大部分都穿鞋。”

“很高兴是这样。你逮到阿德里安，又逮到这个哈夫迈耶，现在你想逮威尔二号。如果照里吉斯在评论版那篇文章的夸张形容，应该称之为阿德里安的替身。”他瞪大眼睛，“哈夫迈耶的名字是威廉，对吧？大家怎么称呼他？”

“我称呼他哈夫迈耶先生。”我说。

“所以也有可能是比尔或威利。或甚至是威尔⑤。”

“都有可能，”我说，“但我怎么称呼他，刚刚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还以为警察都只称呼嫌疑犯的名字而已，不喊姓氏的。”

“我大概离开警界太久了。”

“是啊，值得尊敬。还好你不当警察了，否则你会感到羞愧。如果他们称呼他威尔——很难说他们不会——那就是帽子戏法了，对吧？三个凶手都叫威尔，马修把他们全逮住了。”

“我没有追捕威尔二号。”

“是吗？”

我摇摇头。“我只是你的一般读者而已，”我说，“我所知道的，都是在报上看来的。”

“你和威尔·罗杰斯⑥都是如此。”

“能不能提供我一些没上报的消息。比如说，那家伙还写了别的信吗？”

“没有。”

“他每次杀了人都会写一封信。就像那些恐怖分子宣称爆炸案是他们干的一样。”

“所以呢？”

“所以没想到他打破了这个模式。”

他转转眼珠。“那是阿德里安的模式，”他说，“现在阿德里安不写信了。为什么要期待这个新的威尔照样遵循老方法呢？”

“这个说法不错。”

“阿德里安也从没一口气威胁要杀三个人。他们两人有太多不同了，包括每个人都在谈的心理状态。”他已经喝掉一杯双份烈酒，现在他又把另一杯拿起来喝了一小口，然后喝了同样一小口啤酒。“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写那篇专栏。”他说。

“嘲笑他的那篇吗？”

“没错。不知道。有一天我实在受够了大家都说他是纸老虎，所以我就莫名其妙地想引他出笼。”

“这我倒是想不通。”

“我判定大家说的是对的，”他说，“而且我觉得那个家伙什么都不会做，于是我就想到要拿个什么伸进笼子里，戳他一下，至少让他吼两声，说不定可以给警方一些线索。而且我知道挑衅他很安全，因为他不太可能离开笼子。”

“可是他干了。”

“是啊，我不认为这是我的错，因为他妈的基尔伯恩自己就够挑衅了，他居然叫威尔一鞠躬，滚下舞台去。不过我不介意告诉你，这么一来，我的兴趣差不多玩完了。”

“哦？”

“我很高兴没再收到那狗娘养的写来的邀功信。如果他还想再写，麻烦他寄给别人吧。我不认为他会再写了，也不认为他还会再杀人，不过我也不会建议警方不必再保护彼得·塔利和罗梅法官。但重点是，我不管这件事了，我可以找别的题材来写专栏。”

“在这个城市，要找题材并不难。”

“一点也不难。”

我喝了一大口苏打水，眼角瞥见我们的女侍者在替另一桌刚来的客人点饮料，是三个三十出头的男子，穿着短上衣，打了领带。其中一个凑近她的屁股，拍了一下兔尾巴。她好像根本没注意。

“既然你这么没兴趣，”我说，“也许我根本不该提起，可是我需要你的情报。”

“说吧。”

我掏出笔记本，翻阅着。“‘我诅咒那只扼住我的国家咽喉的老迈之手。’”

他举起杯子正要喝，半途停住了，皱起眉头说：“这什么玩意儿？”

“听起来很熟悉吧？”

“的确熟悉，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提示一下，马修。”

“威尔二号的第一封信，信中告诉我们他的三人名单。”

“对，”他说，“这是在谈彼得·塔利，就在那个杂碎威胁要让市区运输系统瘫痪那档子事情之后，或者天知道随便什么。所以呢？”

“只不过有一点小小不同。‘诅咒那只扼住一个城市咽喉的老迈之手。’少了‘我’，另外‘我的国家’改成了‘一个城市’。”

“所以呢？”

“所以威尔把原版改写过了。”

“什么原版？”他再度皱起眉头，然后头往后一抬看着我。“等一等。”他说。

“等多久都没关系，马蒂。”

“我真是他妈的大笨蛋一个，”他说，“你知道这娘娘腔是引用谁的句子吗？”

“谁？”

“我，”他两眉一扬愤慨地说，“他引用我的句子，或者是改写，或者随便你怎么形容。”

“此话当真？”

“你不会知道的，”他说，“因为没人知道，不过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写过一个不高明又不怎么幸运的剧本。”

“《云间骚动》。”

“老天，你怎么会知道。典故出自叶芝的诗，《一个爱尔兰飞行员的预知死亡》。老天爷，那首诗真可怕。”

“我相信你的剧本会比诗好。”

“不，更差，你不必相信我的话。反正各路评论都难得意见一致地认为很糟。不过没人反对戏名，虽然整出戏跟飞行无关。但是有很多骚动。云很少，骚动很多。不过戏是讲爱尔兰人的，是我个人自传式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经验，而一本书或一出戏要讲爱尔兰人，再没有比引用叶芝的诗当题目更贴切的了。那位老兄写的可真不少。”

“那句对白是出自你的剧本？”

“对白？”

“讲老迈的手和国家的咽喉那句。”

“嗯，威尔改写的那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戏里头老迈的手是指维多利亚女王。咽喉则是指神圣的爱尔兰，你应该已经知道了。老天在上，我对女工匠了解多少？又对爱尔兰了解多少？我从没去过那个可怜的落后国家，想都没想过。”

“你真不简单。”我说。

“怎么说，马修？”

“一开始认不出那句对白。接着你明白我一定知道出处，就决定自己讲出来。然后假装你不知道我知道对白的出处，不过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不知道那出戏，又怎么会知道原版的对白？”

“嘿，你搞得我一头雾水。”

“是吗？”

他举起杯子。“你这狗娘养的滴酒不沾，”他说，“就是不明白这玩意儿会让脑袋转得多慢。你想从头再玩一遍吗？你一定早就知道了因为我一定知道因为你知道因为我说过你说过——你懂我的意思吗，马修？昏头了嘛。”

“我知道。”

“所以你要从头跟我玩一遍吗？”

“我看不必了。”

“嘿，振作一点。是你提起这个的，所以——”

“放弃吧，马蒂。”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是你干的。你写了那些信，而且杀了里吉斯·基尔伯恩。”

“你他妈胡说八道。”

“我不这么想。”

“我干吗做这些事情呢？你倒是告诉我。”

“你写那封信，好让自己继续成为焦点。”

“我？你在开玩笑，是吧？”

“威尔让你变得很重要，”我说，“你写一篇专栏文章，然后大家都知道有个杀手在纽约杀了一堆名人。”

“还有奥马哈，你忘了奥马哈。”

“接着威尔自杀，结果《绿野仙踪》里奥兹城的魔法师只是躲在帘幕后的寻常人罢了。他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而且死了。于是再也没有新闻，这表示你再也上不了头版了。对此你不能接受。”

“我每星期有三篇专栏上报，”他说，“你知道不管有没有威尔，有多少人在看我的专栏吗？”

“非常多。”

“有几百万。你知道我写这个专栏领多少钱吗？不到百万，不过很接近了。”

“你之前从来没写过这么轰动的报道。”

“这么多年下来，我写过太多报道。这个城市充满故事，故事就像屁眼，人人都有一个，而且大部分都是臭的。”

“这个报道不同，你自己也这么告诉过我。”

“只要你在写，它们就不同。你在写的时候，必须把它们想得很特别，然后新闻落幕，你继续往前走，寻找别的故事，告诉自己新的这个很特别，而且比上一个特别两倍。”

“威尔是你创造出来的，马蒂。你给了阿德里安这个念头，他也把所有的信寄给你。每回他寄信，你都是第一个看到的。你把自己的情报都告诉警方，警方有什么消息，也一定第一个告诉你。”

“那又怎样？”

“所以你受不了看到这个新闻结束。里吉斯·基尔伯恩没想到，当他把这个案子比喻成百老汇的一出戏之时，其实已经离事实不远了。大明星已经离开舞台，你却不愿意接受戏已落幕的事实。于是你穿上他的戏服，想自己串演。你写信给自己，最后却露出马脚，因为你忍不住要引用自己失败剧本里头的句子。”

他只是盯着我看。

“看看你列在威尔名单上的三个人，”我说，“一个是威胁要让全市瘫痪的工会头子，一个是把监狱大门敞开的法官。这两个都会激怒许多纽约人。”

“所以呢？”

“所以看看名单上的第三个名字。《纽约时报》的剧评家。谁会把一个评论家的名字放在这种死亡名单上？”

“你知道，我自己也想不通。”

“不要侮辱我的智慧，马蒂。”

“那你也不要侮辱我的。还有不要骑着马践踏事实，否则你只会搞得自己屁股发痛。你知道《云间骚动》是什么时候上演的吗？十五年前。你知道里吉斯·基尔伯恩什么时候开始替《纽约时报》写剧评吗？我刚好知道，因为都登在他的讣闻上，是不到十二年前。当时替《纽约时报》评论《云间骚动》的是另外一个人，他五六年前死于心脏病，我发誓不是因为我从衣柜里跳出来大叫‘喝！’把他给吓死的。”

“我看过《纽约时报》那篇剧评。”

“那你就知道了。”

“我也看过里吉斯的剧评，登在《哥谭杂志》上。”

“天老爷，你从哪儿翻出来的？连我都不确定自己看过。”

“那你怎么会引用呢？在那封说彼得·塔利老迈的手扼住城市咽喉的同一封信里，你这样评论‘释放法官’罗梅。”我查阅笔记本，“‘你毫不体恤人民的感受，也不顾虑他们的期望。’你是这么写的。而基尔伯恩这样评论你的剧本：‘身为记者，麦格劳先生保持良知，不愿迎合当权者。但身为剧作家，他毫不体恤观众的感受，也不顾虑他们的期望。’”

“我还记得那篇评论。”

“的确。”

“你现在念给我听，我就想起来了。但我发誓我看威尔的信时没发现。该死，他引用我的剧本，还引用这出戏的剧评。也许那个狗娘养的对我着魔了，也许他以为引用这些句子，可以拍我马屁，结果我根本没看出来。”他看着我，然后耸耸肩，“嘿，我没说这是合理的，不过这家伙是个疯子，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放弃吧，马蒂。”

“你他妈这是什么意思？‘放弃吧，马蒂。’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这话听起来像他妈的电视剧台词。”

“基尔伯恩登在《哥谭杂志》上的评论非常严厉。那出戏的各方评价都不好，但基尔伯恩写得最恶毒，而且他的恶毒全都直接冲着剧本和编剧而来。那篇文章根本是人身攻击，他好像痛恨一个专栏作家跨界去写剧本，想确保他以后再也不敢写。”

“所以呢？那已经是十五年前了，我喝了两杯酒，踢翻一张椅子，捶捶墙壁，骂几句脏话，就忘光了。你对着我摇头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也引用过那篇剧评。”

“引用的是威尔，记得吗？威尔二号。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不是我。”

“马蒂，你在自己的专栏里也引用了那篇剧评。”我打开笔记本，念出马蒂几篇专栏中曾引用基尔伯恩那篇剧评的句子，有的出现在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死前，有的在之后。我念完之后，合上笔记本，看着他。他的眼睛垂下来，整整一分钟都没说话。

然后他开口了，眼睛还是没抬起来，说：“也许我写了那些信。”

“然后呢？”

“又有什么大不了呢？让一个好新闻继续炒下去，吓吓三个混蛋。这又不犯法。”他叹了口气，“如果有个好理由，我也不介意犯法。而且我不在乎打破这三个混蛋的情绪平衡，他们从来没在乎过有多少人的情绪平衡被他们打进地狱。我的说法平衡吗？马修，你学过拉丁文吧？”

“只在高中学过。”

“现在的小孩再也不学拉丁文了。我只知道，说不定以后又会开始学。Amo, amas, amat, Amamus, amatis, amant。你还记得吗？”

“记不清了。”

“Vox populi, vox dei. 意思是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所以我想，人民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你说是吗？”

“我不是专家。”

“拉丁文专家？”

“或者上帝意志的专家。”

“是啊，我来告诉你吧，专家先生。我写的第一篇专栏还记得吧？就是我暗示里奇·沃尔默去自杀帮全世界一个忙那篇？”

“那篇怎么了？”

“我写那篇专栏时，从没想到会启发某个人去杀人，不过就算想到，我还是不管，照写不误。”他身体前倾，盯着我的眼睛，“但如果我曾想到，假冒威尔之名写信会引起某个人被杀，不论是塔利或罗梅或基尔伯恩，我都绝对不会写的。”

“就是这么回事吗？你只是写专栏让某个人有这个念头？”

他点点头：“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给了阿德里安这个念头，然后也给了某个白痴这个念头。”

“你知道，”我说，“警方会推翻你的说法。基尔伯恩死的那天晚上，你不会有不在场证明，就算你有，也一定靠不住。警方会找到能指认你当时出现在附近的目击者，也会找到地毯纤维或血迹或其他什么，不过他们不需要这些证据，因为在此之前，你就会投降，跟他们自首。”

“你是这么想的，对吧？”

“我很确定。”

“那你要我怎么做？”

“现在就放弃。”我说。

“为什么？好让你大玩帽子戏法，是吗？”

“现在的知名度已经让我够烦的了。我根本不想曝光。”

“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是替客户做事。”我说。

“谁？你不可能是指惠特菲尔德吧？”

“我想他希望我能让这一切结束。”

“那我又有什么好处，马修，能不能告诉我呢？”

“你会觉得比较好过。”

“我会觉得比较好过？”

“哈夫迈耶就是这样。他以为可以谋杀一个人，然后回去过自己的生活。可是后来他发现办不到。整个事情把他搞垮了，弄得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踏进他家门那一刻，他就已经准备放弃了，而且他告诉我，他觉得松了一口气。”

“你知道，他杀人那部分干得很漂亮，”他说，“我是说哈夫迈耶。开枪射杀，跑上街，干干净净脱身。”

“没有人能干干净净脱身。”

他闭上眼一会儿。重新睁开眼睛时，他说他绝对可以再喝一杯。他叫女侍者，竖起两根指头，又比了个圆圈。我们两个都没再开口，等着她端两轮饮料过来，两杯双份烈酒和之后喝的啤酒给马蒂，两杯苏打水给我。我前一轮的苏打水还有一杯半，但她连同马蒂的空杯子一起收走了。

“哦，他妈的，”他一等女侍者走远听不见马上说，“你知道，有件事你说对了，没有人能干干净净脱身。你要我说什么，我写了那些信，也宰了那个狗娘养的。你现在高兴了吧？那什么玩意儿？”

我把录音机放在桌上。“我想录音。”我说。

“如果我拒绝，最后会发现你身上根本装了窃听器，对吧？我看过那个节目。”

“我没戴窃听器。如果你拒绝，我就不录。”

“可是你希望录音。”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他妈的，”他说，“录就录，有什么好怕的。”

① 克拉特法官失踪案及林德伯格之子绑架案，均为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轰动一时的案件。克拉特法官从未被寻获；林德伯格之子一案虽逮捕凶手并予以枪决，但审理过程有争议，许多人相信真凶另有其人。

② 此处为玩弄双关语，英文中order除指点菜外，亦有修道会之意。

③ 英国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神探。

④ 足球或冰球之类的比赛中，某一名选手连进三球，即称“帽子戏法”。

⑤ 比尔（Bill）、威利（Willie）和威尔（Will）均为威廉（William）的昵称。

⑥ 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1879—1935），美国知名谐星，以扮演西部牛仔闻名，后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政论家。

26

斯卡德：请说出录音者的名字。

麦格劳：什么狗屎……我名叫马蒂·约瑟夫·麦格劳。

斯卡德：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麦格劳：你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也已经告诉过我怎么回事……好吧。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死后，身为一个记者，我很想保持这条新闻的势头。于是我又写了其他的信。

斯卡德：以自称为威尔的名义。

麦格劳：是的。

斯卡德：惠特菲尔德的最后一封信其实没有寄错地方，对吧？

麦格劳：他写错邮政编码了。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但信不会送错地方。老天，我们是《每日新闻》。就算是邮局的那些天才也知道我们在哪里。

斯卡德：所以他的信是哪一天——

麦格劳：星期五的一大早寄到的。尸体才刚冷，我的办公桌上就有一封宣称自己是凶手的信。我仔细看看邮戳，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寄的、又是在哪里寄的，检查时碰巧注意到邮政编码写错了。

斯卡德：然后呢？

麦格劳：一开始我想，这不是威尔写的信，因为他从不会犯这种错。然后我看了内容，就知道是威尔写的，不可能是其他人。他说一切结束了，再也不会写信来，再也不会有任何人遇害，他做完了。

斯卡德：你有没有怀疑过那封信是惠特菲尔德写的？

麦格劳：当时没有。别忘了，我读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人猜测他是自杀。我也还不知道验尸结果显示他已经患了癌症。我只是觉得应该先藏着这封信，看看情况。管他去死，反正他写错了邮政编码，照理讲会晚些收到，所以何不给自己一些时间好好考虑呢？

斯卡德：最后你把信交给警方——

麦格劳：是为了消除自杀的理论。那封信证明了威尔是凶手。我想过要重新写个信封，把信寄给自己，但这样会构成妨碍调查的罪名。

斯卡德：你没有马上这么做？

麦格劳：我拖了一下，考虑到新信封会使得信比实际的日子晚寄，如果警方最后逮到威尔，他能证明在那封信的邮戳日期时，自己在沙特阿拉伯，那该怎么办？我想给自己擦屁股，同时不要掩盖任何真正的线索。我想起他写错的邮政编码，决定加以利用。于是我用红笔圈起邮政编码，随意写了延迟的字样——就写在错误的邮政编码旁边。我写得很潦草，让人觉得是邮局职员写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实际寄出的日期，而且只会以为信是因为邮误才晚收到。

斯卡德：很聪明。

麦格劳：是很聪明，可是很愚蠢，因为这是卷入那个案子的第一步。

斯卡德：第二步就是写你自己的信。

麦格劳：我只是想维持热度。

斯卡德：新闻的热度。

麦格劳：没错。即使惠特菲尔德自杀了——当时我不这么认为——威尔还是在，还是杀过其他几个人。现在他沉寂下来，可是看到有人假装他，他会怎样？他得跳出来回应，对不对？就算不跳出来，至少他会再度成为新闻话题。

斯卡德：所以你就写了那封信……

麦格劳：所以我就写了那封信，然后你破了案，揭发阿德里安就是威尔的事情。搞得我那封愚蠢的伪造信成了某个他妈的抄袭者的作品，每个人都急着说只有没种的混球才会写这种狗屎信。我觉得这封信写得很不错，别忘了，这封信其实并不是要冒充威尔，只是想把威尔引出来而已。

斯卡德：但这是不可能的……

麦格劳：因为阿德里安就是威尔，而那个小混蛋已经死了。接下来这条新闻死得差不多了，我希望再给它煽点火，结果那个混蛋里吉斯·基尔伯恩光在文艺版发臭还不够，又跑到评论版去撒尿。他不光是说，嘿，大家来看看，我比埃罗尔·弗林常演的那些英雄还要英勇。反之，这个小娘娘腔居然有胆来批评我。

斯卡德：他又给你另一个恶评。

麦格劳：他毁了《云间骚动》，你知道。其他大部分的评论都很温和，虽然对卖座不会有帮助。可是基尔伯恩的剧评很恶毒，文章结尾的部分有一句话，他说他讲这些话，是希望我别再写剧本了。你能想象有人这样批评一个新人的首部剧作吗？

斯卡德：给你的伤害一定很大。

麦格劳：废话。而且我得承认，他的话奏效了。哦，我试过了，我拼命想证明那个娘娘腔是错的，但我办不到。每次我打了“第一幕，第一场”这些字之后，就他妈的停在那里。那个混蛋，他让我再也没办法写剧本。他从背后捅了我一刀。

斯卡德：所以你就以牙还牙。

麦格劳：很好笑吧？我原来没计划这么做的，只不过很难说哪些是事先计划好，哪些又不是。

斯卡德：发生了什么事。

麦格劳：他又一次批评了我，叫我一鞠躬后，找回自己的人生。我心想，老天，他自找的，不是吗？我查出他那天晚上要去看哪出戏，幕落时，我已经等在外面了。我跟踪他进了乔·阿里安餐厅，得以有机会看看那张海报。

斯卡德：什么海报？

麦格劳：《云间骚动》的海报。那儿的墙上挂满了失败的戏剧海报。《凯莉》《克丽丝汀》，如果你的戏没演几天就结束，那么肯定可以在乔·阿里安餐厅的墙上占有一席之地。

斯卡德：我知道，可是我从没注意过那儿有你的海报。

麦格劳：哦，有的，就在男厕旁边的墙上。《云间骚动》，马蒂·麦格劳新剧作。而毁掉这出戏的那个家伙走出来，准备尿在别人的作品上。基尔伯恩和他那个摄影师女伴吃东西的时候，我在吧台喝了几杯，然后跟着他们出门。我不必坐出租车跟踪他们，因为我离他们很近，听到他跟出租车司机说要去哪里。所以我就自己叫了辆出租车，来到他房子的街对面。他的女伴在屋里的时候，我差点进去了。

斯卡德：哦？

麦格劳：因为我以为他可能一个人在家，也许她半路放他下车，自己再坐回家。如果我去了，碰到他们两个都在——

斯卡德：那你就会把他们都杀掉？

麦格劳：不，绝对不会。首先他就不会让我进去。“你走吧，我这儿还有客人。”猜猜怎么着，我就会回家睡觉，就此罢休。

斯卡德：但是……

麦格劳：但是我待在原地。我大衣口袋里有一品脱酒，我不时喝一小口取暖，然后他们两个出来，走到街口。我心想，他妈的，现在我得跟踪他们去她家了吗？还是他们要去什么午夜宴会玩到天亮？那他们自己去好了，我不奉陪。但结果他送她上了一辆出租车，自己回来了。

斯卡德：然后呢？

麦格劳：然后他妈的进了屋里。

斯卡德：那你怎么办？

麦格劳：喝光那瓶酒，什么都没做，站在那儿等了一下。然后我过去按了他的门铃。他开了门放我进去，不过让我在门廊上等。我告诉他我是谁，说威尔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一直到那时，他都还不太想放我进去，不过毕竟是让我进门了，然后我走进去，开始讲个不停，警方这样威尔那样的，我不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我想他也听不太懂。长话短说，总之我逮到机会走到他身后，用一个雕花玻璃镇纸往他头上砸。那玩意儿挺漂亮，重得要命，是他在哪儿演讲的纪念品。我用尽全力砸，他倒了下去，就像泰坦尼克号沉船似的。

斯卡德：然后你走进厨房……

麦格劳：对。

斯卡德：拿了那把刀？

麦格劳：没错，拿了那把刀，然后刺他的背。我心想，这回该我捅你的背了，你这小混蛋。我心想，你以前也往我背后捅过，现在扯平了。谁知道我当时在想些什么？我已经醉得神志不清了。

斯卡德：你把刀拿去洗过。

麦格劳：我洗了刀，请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要是担心指纹的话，只要擦一遍就是了，对不对？可是我洗了刀，把镇纸放进口袋带回家，然后上床睡觉。

斯卡德：你醒来后记得这一切吗？

麦格劳：记得啊。你曾失去过记忆吗？

斯卡德：常常。

麦格劳：我这辈子从没忘过任何事。他妈的每件事都记得。我只是试着告诉自己，说不定那是做梦。可是那个他妈的镇纸还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所以不是梦。我杀了他，你能相信吗？

斯卡德：我想我非相信不可。

麦格劳：是啊，我也是。我杀了一个人，因为十五年前他恶意批评过我的剧作。我真他妈的不敢相信。可是我相信了。

27

“你喜欢反讽，”我告诉雷蒙德·格鲁利奥，“也许你会喜欢这个。早先我怀疑过马蒂。事实上，早在他什么事都没做前，我就怀疑过他。”

“那是反讽，没错，”他说，“完全没有问题。当时我们甚至还谈过这件事。你提到要查查马蒂，确定威尔的两个被害人死的时候，他正在做别的事情。”

“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和罗斯韦尔·贝里。他没杀他们两个，但之前我脑袋曾掠过一个念头：他写第一篇专栏文章，只是抒发自己对里奇·沃尔默的真实感受而已。”

“结果里奇打电话给他，说他其实没那么坏，马蒂就安排两人碰面，敲昏了他，然后把他吊死。”

“好像有点牵强。”我说。

“哦？”

“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是，某些有公德心的市民看了马蒂的专栏，动了杀机。”

“于是写了封信给马蒂，然后做掉里奇。”

“第二部分对了，”我说，“不过他没写信。我原先猜想，所有信都是马蒂写的。他写了那个专栏，以为到此为止，然后里奇被发现吊死在树上。之后马蒂才想到能把这个大新闻炒得更大。他发明了威尔，又写了两封信，一封假装是在里奇遇害之前收到的，信中对他的专栏表达支持之意，另外一封是里奇死后才寄给自己的，把这件事揽成自己的功劳。”

“只是为了炒作新闻，”他说，“而且让自己扮演关键角色。”

“而且并不打算继续往下发展，这个新闻就已经够轰动了。”

“比波斯尼亚还轰动。”

“因为是本地的新闻，离家比较近。一旦炒出这种新闻，你就不希望它死掉。你已经写了两封信，根本没人怀疑过你，所以就再写一封，威胁某个你认为对市民有害的人。”

“例如帕特里齐奥·萨莱诺。”

“正是。可是帕特里齐奥遇害时，马蒂在几英里之外演讲，所以会推出一个更牵强的理论，整件事变得不可能。这个主题我想过几个可能性，也许马蒂写了那些信，而杀掉里奇的人又继续去杀了其他几个人。我想不太对，而且奥马哈那个案子推翻了所有的推论。”

“怎么说？”

“写信的人知道罗斯韦尔·贝里是先被刺死，然后才用衣架绞在脖子上头。这件事只有凶手才会知道，而凶案发生当时，马蒂人在纽约。”

“然后阿德里安死了。”

“阿德里安死了，”我同意，“结果阿德里安是威尔，新闻比之前炒得更大，大得让马蒂没办法眼看着它冷掉。于是他想到要写一封信。有何不可呢？毕竟他是个作家。”

“你让他知道你查过他吗？”

我得想一想。“没有，”我说，“你问这个做什么？”

“那你就不必担心是你给了他这个想法。”

“我不会的。稍早查过他的人又不只我一个。警方确定过他没有嫌疑，他也一定知道警方调查过他。但我不认为任何人曾给他想法，让他接着阿德里安的戏演下去。我想，这是他难免会想到的。”

“而且没有人会怀疑他，因为他已经被排除嫌疑了，你和警方都是如此认为。”

“没错。”

“一开始只是个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并不打算杀人。直到他被踩痛了脚。”

“听起来你像是他的律师。”

“才不，”雷蒙德说，“上帝不准许的。而且我现在手头的客户已经够多了。”他谈起其中一个客户可能有能力付钱给他，然后说：“我知道你自己也会赚点钱。”

“看起来是如此。”

“我听说利奥波德的理赔金要分给你三分之一。”

“她是这么说。但她拿到钱之后，可以改变心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你想她会变吗？”

“不会，”我说，“我想她会说到做到。”

“那么，我希望你别又因为良心不安而推掉。”

“那笔钱太多了。”

“老天在上，那是你赚来的。不光是查出结果，也包括你投入的时间和心力。看看你，花了几个月在上头，结果有什么回报？阿德里安给你的两千元聘用费吗？”

“那又怎样？”

“光是开销就远远不止了。”

“也不见得。”

“你就别推辞了，”他说，“接受那笔钱吧。”

“我是这么打算的。”

“嗯，那我就松了一口气。”

“有人给我钱，通常我都会收下的。”我说，“在这一点上我已经训练有素。何况我拿这笔钱良心上也过得去。而且我也有用处。圣诞节快到了。”

“没错，”他说，“不过现在你应该已经买好礼物了。”

“还没完全买好。”我说。

圣诞节之前的一个星期，通常是我们的社交时间。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出门。有天晚上我们和吉姆还有他太太贝弗莉吃饭，另一天晚上又跟伊莱恩的朋友莫妮卡和她那位有妇之夫的男友共进晚餐。（伊莱恩说，莫妮卡认为没结婚的男人一定有毛病。）

有天下午，我去麦迪逊大道的钱斯·库尔特画廊参加招待会，然后跟雷蒙德·格鲁利奥夫妇吃晚饭。饭后去西九十几街一个新的爵士酒吧找丹尼男孩，听一个年轻小子学克特兰①和桑尼·罗林斯②吹萨克斯风。隔天下午米克打电话来，说有人给了他两张尼克队篮球赛的票，位子很好，问我要不要跟伊莱恩去看球。伊莱恩看篮球就像米克看芭蕾舞一样，她坚持要我和米克一起去。我们看到尼克队在加时赛中输给黄蜂队，赛后我们和伊莱恩在巴黎绿碰面吃晚饭。

圣诞前一晚，我们在家里吃饭。伊莱恩做了意大利面和生菜沙拉，我们本来想在壁炉里生火的，后来觉得太麻烦，不值得大费周章而作罢。此外，她说，圣诞老人搞不好会告我们。那天晚上电话响起几次，都是寻常的圣诞祝贺电话。其中一个是汤姆·哈夫利切克打来的，说我又错过了猎鹿季的头一天。“该死，”我说，“我已经在月历上做了记号了。”他问我哈夫迈耶的近况，我说了，还告诉他说，他的俄亥俄老乡雇了个好律师，判罚可能不会太重。

杰森会感兴趣的，他说。那个小鬼已经买了纽约的报纸，做了剪报。他还去马西隆跟汤姆谈了一下午，商量未来的出路。他打算修几门警察学的课，拿到法律学位，通过考试，然后去找警察方面的工作。

“我想他最后会在地检处当调查警探，”他说，“可是他现在谈起来，好像想当刑警。你听过刑警有法律文凭的吗？”我说他搞不好最后会成为马西隆的下一任警长，汤姆发出一个嗤之以鼻的声音。“这个嘛，”他说，“他需要两样东西，而我希望他永远不会有，一个是肥屁股，一个是犯错处分。我想他不可能的。”

午夜之前没多久，我和伊莱恩走路去圣保罗教堂。这是个清朗的夜晚，不太冷，而且看起来圣保罗有个很不错的午夜弥撒。不过我们的目的地并不是礼拜大厅，而是地下室，我的匿名戒酒会团体在那里举行年度的午夜聚会。这个聚会是开放的，不限于自称酒鬼的人，所以伊莱恩也可以去。会场点着许多蜡烛以供照明，咖啡壶旁边则是比平常更好的精选饼干，不过其他各方面则是一个典型的聚会，前二十分钟由演讲人谈自己的饮酒故事，然后接下来一个小时大家轮流发言。

午夜一点的时候，我们念过平静祷告词，收好椅子，走路回家。一到家我们就决定不要等到早上再拆礼物。我收到了一件巴尼精品店的开襟毛衣，还有一件波道夫·古德曼精品店的丝质衬衫，里面附了张条子，说我如果不喜欢可以拿回去换。我还收到一顶沃思的帽子。“因为你玩了帽子戏法，”她说，“所以我想应该送你一顶帽子。”

“风格和我不太相符。”

“这是小礼帽，大小可以吗？应该可以的，尺寸跟你那顶软呢帽是一样的。试试看，你觉得怎么样？”

“大小刚好。我想我喜欢这顶帽子，比那顶软呢帽更正式，对不对？”

“更正式一点。我看看。哦，我很喜欢。”

“适合吗？”

“不是每个人戴起来都能那么帅。”

“我戴起来帅吗？”

“他们该找你去当广告模特儿，”她说，“你这老熊。”

她似乎很喜欢她的礼物，我让她最后才打开那个耳环，她眼睛一亮，我明白我选对了礼物。“你在这里等一下，”她说，“我想试戴看看。那顶小礼帽给我。”

“做什么？”

“给我就是了。”

她进了浴室，几分钟之后走出来，身上除了帽子和耳环之外，其他空无一物。“怎么样？”她说，“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耳环跟你太配了。”

“是吗？还有呢？”

“过来，”我说，“我来告诉你。”

圣诞节当天我们起得很晚，早餐吃到一半，门房通过对讲机告诉我们有个叫TJ的访客。我说请他上来。

“我告诉他我叫TJ，”他说，“因为我就是TJ，大哥。”

他带了礼物来，用缎带包着。给伊莱恩的是一个古董化妆包，里头有梳子、小手镜和剪刀，上面都镶了珍珠。“真漂亮，”她说，“你怎么知道要买这个送给我？”

“有回我们去二十六街的跳蚤市场，我看你一直看着一个这样的化妆包。只是当时那个太旧，你没买。所以我想我应该可以找个比较好的给你。”

“你真是太厉害了。”她说。

“是啊，圣诞快乐，你知道吧？”

“圣诞快乐，TJ。”

然后她对我说：“你还在等什么，不打开你的礼物吗？”

那是个鸵鸟皮的名片夹。非常雅致，我告诉他。

“我想你大概用得着，拿来放名片，你知道吧？打开来，最棒的就是这个，看到没？两层的。店员说一层放自己的名片，一层放别人给的名片，可是我觉得一层拿来放你的名片，另一层拿来放假身份的名片。”

“对于这个什么都好，就是不老实的人来说，”伊莱恩说，“这个礼物太完美了。”

他拆开给他的礼物，里面是伊莱恩替他挑的一件毛衣和一个新的皮夹。“因为你的皮夹看起来有点旧了。”她说，TJ眼珠子转了转。她叫她看看皮夹里头，里头是储值卡。

“因为送人皮夹而里头不装东西，会不吉利。”她解释。

“布克兄弟店里的，”他说，“我可以穿去丢斯亮相。”

“上帝保佑丢斯，”我说，然后站起来伸个懒腰，“好吧，圣诞节差不多就这样了。”

“结束了吗？”

“差不多而已。现在我要你陪我去对街帮个忙。”

“什么？去旅馆？不可能是搬家具吧？你根本就没家具。”

“不会很重，”我说，“我保证。”

TJ的表情很丰富，但是不轻易显露。我猜在大街上混久了，会让你学会掩饰自己的感情。我曾见过他听到惊人的消息，但眼睛却完全不动声色。

但这回我打开旅馆房间的门，我可以好好看看他的脸，他的面具卸下来了，眼睛睁得很大，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你买了，”他说，虔诚地走向书桌，“真没想到。一直不停地跟你说，可是没想到你真会去买。伊莱恩替你买的，对吧？”

我摇摇头：“我自己挑的。”

“苹果电脑，”他宣布，“比较容易学，大家都这么说。还记得那个帮我查氰化钾的妞儿吧？她用的也是苹果。也许她会教我怎么用，不必学港家兄弟那些个招数，一般的技巧就行。而且我可以去上计算机课，还有很多人可以教我。狗屎，你这儿什么都有了，有打印机、调制解调器。别告诉我这些都是你自己安装连线的。”

“卖给我的那个人替我弄的，他还替我安装了所有必要的软件。磁盘和盒子在橱子里，椅子上还有一叠参考手册。”

“真占地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把计算机放这儿，而不放在对街吧？”

“这只是原因之一。”

他拿起一本很厚的教学手册，翻阅着，又放回椅子上。“我们得读好几个月，”他说，“大哥，你真的买了，给你自己买了个真正的礼物。”

“不。”

“不？”

“这是给你的，”我说，“圣诞快乐。”

“给我？”

“没错。”

“不会吧，”他说，“我可能用得最多，但这也不表示计算机就是我的。”

“我是买给你的，”我说，“而且现在送给你了。这台计算机就是你的了。”

“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说，“圣诞快乐。”

他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这就是为什么计算机放在这里，”他说，“这样我就可以成天在这里，不会打扰你和伊莱恩。你能不能去跟楼下的人讲一讲，让我随时都可以来？”

“谁能阻止你？”

“你什么意思？这家旅馆归他们管，想阻止谁就阻止谁。”

“如果房间是你的，他们就不能阻止你。”

“你说什么？”

我把公寓的钥匙抛给他，他在半空中接住。我说：“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年了，房租实在太便宜，我疯了才会放弃。可是现在我都不用了，只有情绪不好或者要打免费电话时才过来，也许一个月才来一次而已。我要这个房间干吗？”

“所以你要给我？”

“我会继续付房租，”我说，“而且我会是名义上的房客，这样就符合房租管制的资格。不过楼下前台的人知道我让你住在这里，而且我给了他们一些好处，所以他们不会为难你。”

我耸耸肩：“也许我偶尔会过来打长途电话，或只是看你用计算机变出奇迹，但一定会先打电话通知你。因为现在这里是你的了。”

他转身走向计算机，手指放在键盘上。“我想你知道我没有地方住。”他说。

“事实上，”我说，“我个人相信你有六个家，包括萨顿广场上的一个阁楼和巴巴多斯的海滨别墅。但我是个自私的混蛋，我希望安排你住在我们家对面。”

“就知道你是有目的的。”他还是看着计算机。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知道，我好几年没哭过了。上次哭是因为我祖母看病回来，说她快死了。后来她死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可是我平静得很，一滴眼泪也没掉，而且从此我再也没哭过。”

我什么都没说。

“而且现在我也不想哭，”他说，“所以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说，你跟伊莱恩，你知道，我想告诉你们我对这一切的感受。可是我不会说出口的。”

“我懂。”

“因为如果我试着说的话……”

“我懂。”

“但这不表示我的感觉是假的，因为我的确有那种感觉。”

“我也懂。”

“是啊，你真的懂，老哥。”他转向我，现在比较平静了。“圣诞快乐。”他说。

“圣诞快乐。”

① 指约翰·克特兰（John Coltrane，1926—1967），美国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和作曲家。

② 桑尼·罗林斯（Sonny Rollins，1930—），美国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

繁花将尽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尤传莉　译

版权信息

书名：繁花将尽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尤传莉

书号：978-7-220-11275-1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哦，丹尼男孩，笛声正在召唤

在深谷里徘徊，消逝在山间

夏日已远，繁花将尽

你定要离开，我必将等待

若你归时，恰逢仲夏，踏上了如茵绿地

或是幽谷，正迎飞雪，萦绕着静谧之声

我会在那儿，静静守候，无论阴晴

哦，丹尼男孩，我是如此爱你

若你归时，正逢百花凋零

或许那时，我已安详逝去

我祈祷上天，愿你能寻到我的长眠之地

屈膝对我说声“再见”

我会倾听，你那轻柔的足音

肃穆的坟冢也会温馨

你屈膝，对我说“你爱我”

我将在平静中守候，待你归来之际

——弗雷德里克·爱德华·韦瑟利《丹尼男孩》

听呵，法官们！还有另一种疯狂：那就是行为之前的疯狂。呵！在我看，你们还没有足够深地探入这个灵魂！

红色法官如是说：“这罪犯倒是杀害了什么呀？他是想抢劫嘛。”但我要告诉你们：他的灵魂要的是鲜血，而不是要抢劫：他渴求的是刀子之福！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①

①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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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到的时候，乔·德金已经占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正在喝他的酒——凭肉眼判断是伏特加掺冰块。我看看店内，听着吧台传来的嗡嗡谈话声。想必我的某些感觉无意间显露在脸上，因为乔一开口就问我还好吧。我说我很好，怎么了？

“因为你一副见到鬼的表情。”他说。

“没见到鬼才怪呢，”我说，“店里到处都是鬼。”

“这店对鬼来说有点太新了，对吧？这里开几年了？两年？”

“快三年了。”

“时光飞逝，”他说，“快不快乐都过去了。‘杰克小店’，管他杰克是谁。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他。我认识的是这地方，在卖给杰克之前。”

“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

“没错。”

“他死了，对吧？是在‘九一一’之前还是之后？”

“九一一”成了我们的分水岭，人生中的每件事情都可以归到那天之前或之后。“之后，”我说，“五个月或六个月。他把店留给一个侄子，那侄子试着经营了几个月，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然后我猜他就把店顶给杰克了，管他杰克是谁。”

“管他杰克是谁，”他说，“他们的菜不错。你知道这里有什么吗？全天供应爱尔兰式早餐。”

“那是什么？一根香烟外加半打啤酒？”

“很好笑。像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一定知道爱尔兰式早餐是什么。”

我点点头：“心脏病特餐，对吧？培根、蛋和香肠。”

“还有炭烤西红柿。”

“啊，健康食品。”

“还有黑布丁①，”他说，“这玩意儿还不好找。你想吃什么？我要点爱尔兰式早餐。”

我告诉女侍者我也一样，还要一杯咖啡。乔说他喝一杯伏特加就够了，不过她可以给他一瓶啤酒。要爱尔兰啤酒搭配早餐，不过不要健力士。她建议竖琴牌，他说这个应该不错。

我认识乔已经二十年了，但我不认为我们算是亲近的朋友。这些年他是中城北区分局的警探，就在西四十五街的老警察局工作，我们多年来发展出一种工作关系。我会找他帮一些忙，也会报答他，有时是给现金，有时是送人情。他时不时会介绍客户给我。有几次我们的关系很紧张，我和一名职业罪犯的友谊始终让他觉得不舒服，而他酒喝下肚后的态度也让我难以将他视为好同伴。不过我们已经认识得太久，知道如何维系交情，那就是忽略自己不喜欢的部分，同时保持亲近又不至于太亲密。

我们的食物陆续上来时，他告诉我他已经递交退休申请了。我说他已经放话说要辞职好多年了，他说他几年前就已经填好所有表格准备走人，然后世贸中心双塔垮了。“我没有时间退休，”他说，“虽然有些人照样退休，但谁能怪他们呢？他们已经无心工作了。我呢，我早就无心工作了，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杯水车薪。不过‘九一一’发生时，我设法说服自己，说人民需要我。”

“我可以想象。”

“所以我比原计划多留了三年，也不记得这三年里我做了什么有用的事情。总之，我不干了。今天星期几，星期三吗？下星期五就是我最后一天上班了。所以现在我得做的，就是搞清楚我的余生到底想做什么。”

这就是他邀我共进晚餐的原因，在这个满是鬼魂的店里。

三十多年前，我从纽约警察局辞职。之后没多久，我也辞掉了为人丈夫、为人父亲的角色，然后从一栋位于长岛赛奥西特的舒适洋房搬到西北旅社一个简朴的小房间。我不常待在那个房间里。附近位于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成为我的客厅兼办公室。我在那边见客户、吃饭，社交生活也以那里为中心。同时我在那里喝酒，一天又一天，当时我就是天天喝酒。

我就这样过日子，尽可能地撑了很久。然后就像老人们所说的，我把酒瓶用塞子塞住，没事的时候我不再去吉米的酒馆，改去两个街口外的圣保罗教堂地下室。我又去其他教堂的地下室和正殿，寻找一些事物，好填补过往曾被酒所占据的空虚。

在那段期间，吉米的店租约到期，于是往西南搬了一点，就在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的交会口。我戒酒后就跟吉米的旧店保持距离，他们搬了新家后好一阵子我也同样避开。我再也不会天天去那里了，不过后来伊莱恩和我偶尔会进去吃顿饭。吉米那儿的食物向来就好，而且厨房开到很晚，所以夜里从剧院或林肯中心看完表演出来后，去那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去参加了吉米的葬礼，在西四十四街的一个殡仪馆，有人放了一首他最喜欢的歌。那是戴夫·范·洛克②的《最后一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喝了漫长一夜的威士忌之后，比利·基根放唱片给我听的。我让他放了一遍又一遍。基根当时替吉米工作，周一到周五晚上在店里当酒保。他早就搬到加州去了。写下这首歌并以无伴奏方式清唱的范·洛克则比吉米早了一两个月去世，所以我就坐在那儿，听着一个死人唱歌献给另一个死人。

一两个星期后，他们在酒吧里替吉米守灵，我也去了，但没待多久。出席的人中有几个我已经多年不见，看到他们真好，但是离开那儿回家对我是个解脱。之后一个夏日夜晚，就在那家店确定要卖掉后，为了处理存货，老板请大家免费喝酒。有好几个人都告诉我一定要去，但我根本没考虑。我待在家里看扬基队的棒球赛。

而现在我在这里，面对着一屋子的鬼魂。曼尼·卡雷什是其中之一。我认识他时，酒吧还在第九大道的老地方。他几乎天天都会来吉米的店里，喝一两杯啤酒，跟护士打情骂俏。他也参加了守灵会，那是当然，酒吧卖掉前的最后一夜他应该也想去，不过我不知道他去成没有。他在守灵会上告诉我，他活不了几天了。医生提出了化学疗法，他说，但他们却不敢太期望能够有什么帮助，所以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当化疗的实验品。他在那个夏季的某一天过世了，就在酒吧关门后没多久，但我是在秋天才听说的。所以我错过了他的葬礼，但这阵子总有新的葬礼可参加。就像公共汽车，如果你错过了一班，过几分钟就会有另一班开过来。

“五十八岁了，”乔说，“老得可以退休了，可是又年轻得不该过着退休生活，你懂我的意思吧？”

“你知道退休后要做什么吗？”

“我不打算做的，”他说，“就是在他妈的佛罗里达买栋小房子。我不钓鱼，不打高尔夫，而且我一身爱尔兰人的皮肤，连台灯都能把我晒伤。”

“我想你也不会喜欢佛罗里达。”

“可不是吗？我可以留在纽约，靠退休金过活，可是没事做我会发疯。我会成天泡在酒吧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或者我会待在家里喝酒，那更不妙。这个最棒了，这个黑布丁。卖的地方还真不多。我想那些老爱尔兰社区会有，比如皇后区伍德赛德那一带，或者布朗克斯区福德姆路那边，不过谁有那么多时间大老远跑去？”

“这个嘛，你退休后就有时间了。”

“是啊，我可以花一整天去找黑布丁。”

“不必跑那么远，”我说，“任何懂西班牙语的杂货店都卖这玩意儿。”

“开玩笑，黑布丁吗？”

“西班牙语里叫 morcilla，不过是同样的东西。”

“那是什么，波多黎各菜吗？我打赌会比较辣。”

“比爱尔兰菜还辣？老天，你觉得有可能吗？不过两者是同样的东西。你可以称之为 morcilla 或黑布丁，不过反正都会吃到用猪血做的香肠。”

“老天啊！”

“怎么了？”

“你他妈做点好事行不行？我正在吃呢。”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做的吗？”

“我当然知道，不过那不表示我他妈的想谈啊。”他喝了点啤酒，把玻璃杯放下，摇摇头。“有些警察退休后就去保安公司。不是那种做外勤抛头露面的，而是职位比较高的。我认识一个家伙十年前申请退休，去证券交易所当保安主管。朝九晚五，收入比以前还高。后来他又从保安主管的位置退休了，有两份退休金，外加社会保险。现在他在佛罗里达，成天打高尔夫球、钓鱼。”

“你对这类事情有兴趣吗？”

“佛罗里达？我已经说过……哦，你指的是私人保安公司。嗯，你知道，我当了很多年警察了。我是刑事警探，而那家伙在保安公司的工作更像是行政人员。我可以做，但大概不会喜欢。也许得做很多行政上的琐碎小事。”他拿起空的玻璃杯，看着里面，又放下。他没看我，说：“我在考虑要当私家侦探。”

我早已经料到了。

“要当个正常的私家侦探，”我说，“你就得当成是做生意，要做记录、交报告、建立人脉、多拉生意。如果你自己做就是这个样子，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去为大型侦探社工作，大部分时候都是为一点小钱去做无聊的工作，而且少了警察的身份。我不认为你适合。”

“我也不适合去做写报告、做记录那种事。可是你也没做这些。”

“嗯，我从来就不是那种照章行事的人，”我说，“我很多年都没有执照，最后终于拿到了，但也没保住多久。”

“我记得。你没执照也照样过得不错。”

“我想是吧。勉强糊口而已。”

“这个嘛，我还有退休金当靠山。”

“倒是没错。”

“我想的是……”

他想的是，当然，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工作。我做私家侦探这行有经验，而他有很多警察局那边的新人脉。我让他讲完想法，然后告诉他，他这个提议迟了几年。

“我几乎算是退休了，”我说，“没有正式退休，因为也没必要。可是我不会去找生意，也不常有人打电话找我，即使有人找，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我通常都会找个理由推掉。这样几次下来，大家就不会再打电话找我，我也无所谓。我不需要那些钱。我有社会保险，每个月还有市政府寄来的一张微薄的支票，而且我们还有伊莱恩出租房子的那些收入，外加她店里的利润。”

“艺术和古董，”他说，“我常经过那家店，从没看过有人进出。她那里能赚钱吗？”

“她的眼光很好，而且有生意头脑。店的租金不便宜，有时好几个月都入不敷出，可是她时不时会在慈善二手店里用十块钱买下一件作品，然后几千块卖出去。她也可以在 eBay 上做同样的事情，还能省下租金，可是她喜欢有家店，这也是她当初开店的原因。我只要散步腻了或看 ESPN 看烦了，就去帮她看店。”

“哦，你会去看店？”

“偶尔。”

“你懂得做生意吗？”

“我懂得使用收银机和处理信用卡交易。我懂得请客人以后再来找老板谈。我看得出哪些人想顺手牵羊或打劫，也懂得如何让他们打消念头。有人拿赃物上门来推销时，我通常都能分辨。这些差不多就是这份差事需要懂的了。”

“我想你当侦探不需要搭档。”

“对，不过如果你五年前来问我……”

五年前的答案也还是一样不需要，但我就得另外找个借口推辞了。

我们点了咖啡，他往后一靠，看了店里一圈。我从他身上感觉到失望和解脱，换了我，大概也会这样。我自己也有点同样的感觉。我最不想要的就是搭档，但这类提议有种莫名的魅力，会让人想接受。你会以为这样一来你就不寂寞了，很多欠考虑的伙伴关系就是如此开始的，同样模式的失败婚姻也很多。

咖啡来了，我们谈了些其他事情。犯罪率继续下降，我们都想不出为什么。“州议会有个低能儿，”他说，“说这是他的功劳，因为他协助推动恢复死刑。这很难说得通嘛，因为纽约州唯一因注射致死的人，只是买了一袋海洛因，而里面掺了老鼠药。州立监狱的死囚牢房里有几个人，不过他们在被打针前，就已经因为年老而死亡了③。”

“你觉得那只是一种震慑手段？”

“我觉得只能震慑住那些反对恢复死刑的人。老实告诉你，我不认为有人真在乎死刑是不是一种震慑手段。有一些人如果他不再跟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你就会比较高兴。那些人就是该死。比如恐怖分子、大肆屠杀者、连环杀人犯，还有杀害儿童的那种他妈的性变态。你可以说他们有病，他们童年时曾被虐待，诸如此类，我也不会反对。反正就是得让他们死，他们死了我会高兴一点。”

“我不会有反对的意见。”

“下周五有个死刑要执行。不是在这里，这个他妈的州不会执行死刑。是在弗吉尼亚州，那个混蛋杀了三个小男孩。四五年前吧。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

“我唯一听到过的反对意见，就是说死刑犯可能是无辜的。我想这是有可能。不过这家伙，你还记得他的案子吗？案情清楚明白。”

“据我所知也是这样。”

“他搞了那些小孩，”他说，“然后折磨他们，还留下纪念品，于是警方有足够的物证给他定罪一百次。下周五他就要被打针了。那刚好是我最后一天上班，我会回家给自己倒杯酒，而在弗吉尼亚州的某个地方，那个狗杂种会被人扎上一针。猜猜怎么样？这比送我一个金表当退休纪念还棒。”

①黑布丁（black pudding）又称血布丁，即血肠，主要原料为猪血或鸡血加上碎肉。

②戴夫·范·洛克（Dave Van Ronk，1936—2002），爱尔兰乡村歌手。

③美国现有十二个州没有死刑，三十八个州有死刑。执行死刑的方式共有药剂注射、电刑、毒气、吊刑和枪决五种，各州的规定不同。药剂注射是最主要的方式，也是普遍认为最人道的方式。纽约州已于一九九五年恢复死刑。

2

他原来约我七点吃晚餐，不过被我提前到六点半。女侍者送账单来时，他抢过去，提醒我说，是他找我吃这顿饭的。“何况，”他说，“再过几天我就不当警察了。最好开始学着付账。”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付账的一向是我。

“如果你要付钱，”他说，“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你请我喝杯酒，或甜点，或再喝杯咖啡。”

“我得赶去一个地方。”

“啊，对了，我们约的时候你提过。要带那个小女人上街吗？”

我摇摇头：“她跟一个好朋友吃晚饭去了。我得去参加一个聚会。”

“你还在参加聚会，嗯？”

“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不过一星期会去一两次。”

“你可以一天不去的。”

“我可以，也想，”我说，“可是今天的演讲人是我的朋友，而且安排他演讲的人就是我。”

“所以你大概非去不可了。你那朋友是谁，我认识吗？”

“只是个酒鬼罢了。”

“有聚会可以去，一定很好。”

的确是，不过这不是我去的原因。

“应该要有一种聚会，”他说，“专门提供给那些饮酒有节制，也不想戒酒的人。”

“这点子太妙了，乔。”

“你这么认为吗？”

“当然。这么一来，你们就不必非得去教堂地下室了。可以在酒吧里面聚会。”

“我名叫乔·D，”他说，“我退休了。”

那个聚会是在我所属的圣保罗教堂分会，我已经当过很多次主持人，朗诵匿名戒酒会开场白，介绍演讲人。“我名叫雷，”他说，“我是个酒鬼。”然后接下来十五或二十分钟他就照一般惯例，说他的戒酒故事，以前酗酒是什么情况，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变成什么样。

乔问我演讲人是不是他认识的人，我当时避免直接回答。如果他不认识雷蒙德·格鲁利奥①，也肯定听说过，而且认得出他神似林肯的长脸，以及沙哑的嗓音。“硬汉雷蒙德”是一名刑事律师，他的当事人往往是激进、被众人唾弃、最不受同情的那类人，他的策略则是把整个制度本身拿来审判。警察恨他，几年前有人朝雷那户位于商业街住宅的正面窗户扫射，大家都怀疑那是警察干的——没人受伤，而且还让雷知名度大增。“要是早知道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曾说，“我说不定就自己干了。”

五月时，我在“三十一俱乐部”的年度晚餐上遇到雷。那顿饭吃得很愉快，过去一年来，我们没有任何会员死亡，晚餐即将结束时，我告诉雷，我负责替圣保罗教堂隔周周三的聚会找演讲人，我问他想在什么时候演讲。

这天晚上有四五十人到场，其中至少有一半认得雷，但我们都谨守匿名的传统。演讲之后的讨论中，除了雷所告诉我们的，没有人表示对他所知更多。“猜猜昨天晚上在圣保罗演讲的是谁。”他们或许会在其他聚会中告诉别的会员，因为我们常会这样，虽然其实不太应该这么做。不过我们不会告诉匿名戒酒会以外的朋友，就像我没告诉乔·德金，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因为这类社会地位而影响彼此在聚会中的关系。比如保罗·T 在五十七街的熟食店当午餐外送员，而阿比从事的则是某种神秘的、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但他们在聚会中得到与知名律师雷蒙德·格鲁利奥同等的关注和尊敬。或许还更受尊敬——因为他们戒酒的资历更深。

聚会在十点结束，之后通常我们会有几个人去火焰餐厅，这家店位于第九大道，几乎就在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旧址的正对面。这回来了七个人，占据了角落一张大桌子。近两年我往往是在场戒酒最久的人，这种事情好像早晚会碰上，只要你不喝酒也没死。不过今天晚上，我们这桌有两个人的戒酒资历比我多几年，其中一个比尔·D，我第一次参加聚会时他很可能也在场。（我不记得那天晚上见到了他，当时我满脑子只想着自己。）他偶尔会在聚会上发言，我一向喜欢他的谈话。我本来可能找他当我的辅导人，但吉姆·费伯出现了，显然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后来，吉姆被杀害后，我决定如果自己想再找个辅导人，就去问比尔。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感觉到有这个需要。

这阵子他话不多，不过参加聚会的频率还是没变。他是个高个子，瘦瘦的，白发稀疏，有些新会员叫他“沉默者威廉”②。这个形容词绝对不会被用在帕特身上，这个人矮胖结实，戒酒资历几乎跟比尔一样久。他人也很好，不过话太多了。

比尔当了五十年的舞台工作人员，前不久退休了，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可能是看百老汇舞台剧最多的人。帕特也退休了，他之前在下城市政厅的某个单位服务。我始终没搞清楚是哪个机关，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不过不管是什么，反正他四五年前就不干了。

“边墙约翰尼”原来是建筑工人，后来因为工伤而双腿残废，留给他一笔残障退休金。他靠撑着两支拐杖行动，在家里工作，经营某种网络订购的生意。几年前他出现在圣保罗、法尔赛德和其他各分会时，总是一副阴沉怨恨的模样，不过那种态度随着时间推移而渐渐消失。跟比尔一样，他是这一带的人，一辈子都住在西城的地狱厨房和圣胡安山那一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他“边墙约翰尼”，我想他大概是戒酒前就有这个绰号的。如果你有约翰尼这种大众化的名字，就几乎难免会有绰号，不过好像没有人知道他绰号的由来。

不过换一个情况，如果你的名字是阿比，就不需要绰号，也不必在后面加上自己姓氏的缩写。阿比——我猜是亚伯拉罕的昵称，但他一向说他名叫阿比，如果你真的说成亚伯拉罕的昵称亚伯，他就会纠正你——戒酒已十年，洗心革面，刚来到纽约没多久。他是住在俄勒冈时开始戒酒的，后来他搬到北加州。几个月前他搬到纽约，开始出现在圣保罗和其他几个西城的戒酒聚会中。他年纪四十出头，身高约五英尺十一英寸，中等体格，一张清爽干净的脸，可是你看过后就会忘记。他的五官不会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他的个性似乎也跟外貌一样。我曾在六十三街基督教青年会大楼的聚会中听他讲戒酒经历，但唯一记得的内容就是他以前喝酒，现在不喝了。他发言不多，内容通常温和而毫无特别之处。我猜想这大概是他的风格。在乡间小镇聚会上的发言，通常都比较流于表面，内容也不那么私密，而他也习惯了。

我刚开始参加聚会时，曾听到一个女同性恋者谈到她明白自己喝酒喝出了问题，是因为她注意到自己常常猛然恢复意识时，嘴巴里正含着某个男人的那话儿。“我不喝酒时从不会这样。”她说。我有个感觉，阿比在俄勒冈州的小镇一定不会听到这类东西。

赫布加入的时间跟阿比差不多，他上星期戒酒才满九十天。这算是某种里程碑，你得戒酒九十天以上，才能担任开场主持或参与服务工作。赫布是在一个白天的聚会中宣布戒酒满九十天的，我不在场，但只要他和我两个人都继续戒酒，或许我早晚会有机会听到他的故事。他大概五十岁，矮矮胖胖，已经开始谢顶了，但身上带着某些刚戒酒会员特有的热心，近乎孩子气。

我自己没有那样过，也不曾像约翰尼以前那样对戒酒充满怨恨。目睹我戒酒过程的吉姆·费伯曾告诉我，我从一开始就很固执，又认命，认为自己到头来一定会回去喝酒，但决定暂且不要。我没法告诉你我是哪种类型的。我只记得硬逼着自己从这场聚会赶到下一场，担心参加聚会能有用，也担心没用。

我不记得是谁提起死刑的。有个人讲起，另外一个人针对这个主题谈了一些基本看法，然后“边墙约翰尼”转向雷说：“我想你是反对死刑的。”这个说法原本可能是挖苦，但他其实没有这个意思。这只是一种看法，带着心照不宣的暗示，因为大家知道雷是什么人，所以觉得他会反对死刑。

“我反对用在我的当事人身上。”雷说。

“哦，你必须反对，不是吗？”

“当然，我反对将任何刑罚用在我的当事人身上。”

“他们全是无辜的。”

“说无辜就太夸张了，”他承认，“我想，说无罪就行了。我接过几个可以判处死刑的案子，一次都没有败诉过，但那些案子其实都不会真的判处死刑。不过，只要你的当事人稍稍有一点点坐上电椅的可能性，就会让律师充满斗志。‘坐上电椅’——这种说法透露我的年纪了，对吧？现在没有电椅了。他们会让你躺下，其实还非躺不可。他们会把你绑在推床上，进行一个寻常的医疗步骤。而你生还的希望比一般动手术要低。”

“我一直很喜欢的，”比尔说，“就是酒精棉。”

雷点点头：“因为上帝不准你感染葡萄球菌。让你很纳闷这是哪个天才医生发明的。我反对死刑吗？这个嘛，死刑其实不会有任何震慑效果，而且整个上诉和执行过程的成本，要远大于供养那些混蛋吃住到老死的花费；而且死刑本质上的不文明，会让我们被列入独裁国家行列；此外，与雨水会落在善人身上也落在恶人身上不同，死刑却只会落在穷人和低下阶层身上。以上都可以先放在一边，不幸的事实是，偶尔我们会搞错，处决错人。不久前还没有人听说过 DNA，现在它却让一堆定罪的案子翻案。谁知道以后鉴定科学还会有什么进展？而得州忙着处决的那些可怜混蛋里面，又有百分之多少是无辜的③？”

“真可怕，”赫布说，“想象一下你知道自己没有做某件事，可是你又没办法阻止人家处决你。”

“无辜冤死的人啊，”帕特说，“向来就不缺。”

“但那不是政府的作为，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不一样的。”

阿比说：“但有时唯一适当的惩罚，就是死刑。比如说，恐怖分子。你会怎么处置他们？”

“马上射杀，”雷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吊死那些混蛋。”

“但是既然你都反对死刑——”

“你刚刚是问我会怎么做，而不是问我认为怎样才是对的。谈到恐怖分子，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来的，我才不在乎什么是对的。我会吊死那些混蛋。”

这些话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但我大部分没听进去。基本上我很喜欢跟这些戒酒的朋友在一起，但我不得不说，他们一谈政治或哲学，或者任何他们当前生活之外的话题，我就没那么喜欢他们了。他们的讨论愈深奥，我就愈听不进去，直到中间我听到阿比的话，才忽然振作了一点。他说：“那阿普尔怀特呢？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他杀了那三个小男孩，下星期的某一天要被处决。”

“星期五。”我说。雷看了我一眼。“我今天稍早听朋友提起过，”我解释道，“听说证据确凿。”

“根本就是压倒性的证据，”阿比说，“而且性变态凶手一有机会就会再犯。他们根本不会改过自新。”

“这个嘛，如果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真的就表示要关一辈子不准放出来……”

我又开始听不进去了。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的案子当时并没有引起我太多兴趣，他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我也没有看法，但他却无意间出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谈话中。这吸引了我的注意，不过现在我可以忘掉他了。

“我吃了爱尔兰式早餐，”我告诉伊莱恩，“有黑布丁，乔爱死了，喜欢到可以忘记那是什么做的。”

“说不定有符合犹太教规的素食版黑布丁，”她说，“用面筋做的。你去那边会觉得陌生吗？”

“有一点，不过后来我习惯了就好一点。菜单不像吉米的那么有趣，不过我点的菜挺好吃的。”

“爱尔兰式早餐要做得难吃也不容易。”

“我们可以找时间去，看你觉得那地方怎么样——我是说那地方，因为我已经知道你对爱尔兰式早餐的看法了。顺便提一句，你提早回家了。”

“莫妮卡晚点有约会。”

“那个神秘男子吗？”

她点点头。莫妮卡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的男朋友都是同一类型的：已婚男人。一开始她会因为男友急着跳下床去赶最后一班开往新泽西州上萨德尔河区的火车而苦恼，然后她明白她更喜欢这样。她早上醒来不必闻口臭，而且整个周末都有空。这不是全世界最棒的事吗？

平常她都会炫耀她的已婚情人。他们有些会觉得很光荣，有些则很难为情，但现在这个是哪种类型，我们好像无从知道，因为他似乎设法让她牢记保密的必要性。到现在她已经跟他约会好几个星期了，而她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伊莱恩却什么都问不出来，她只肯承认这男的聪明绝顶，而且——真的——非常神秘。

“他们从不一起公开出现，”伊莱恩说，“甚至不会去某个迷人的小餐馆吃顿温馨的小晚餐。她不能联络他，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都不行；而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讲话都很简短而隐秘。他不会在电话里喊她的名字，也不希望她喊他。她甚至不确定这个男人告诉她的名字是真名，不过不管叫什么，反正她不告诉我。”

“听起来她好像很乐于享受那种保密性。”

“啊，那是毫无疑问的。她觉得很失望，因为她希望能跟朋友谈论他，可是同时她也很喜欢自己不能谈。既然她不知道他是谁、做什么工作，她在心里就可以自己乱编。比如是个政府的情报员，不过连为哪国政府工作她都不能确定。”

“所以都是由他打电话给她，然后他过去，然后两个人上床。就这样吗？”

“她说这段关系不只是性爱而已。”

“他们会一起看智力问答节目吗？”

“如果会的话，”她说，“我打赌他知道所有的答案。”

“每个人都知道答案。”

“你这个机灵鬼。那就换成问题。他知道所有的问题。因为他比谁都聪明。”

“真可惜我们没机会见到他，”我说，“听起来他好像有趣极了。”

①雷（Ray）是雷蒙德（Raymond）的昵称。

②威廉（William）的昵称是比尔（Bill）。

③得州执行死刑的人数长年高居全美各州第一，其次是弗吉尼亚州。

3

“格林维尔惩治中心”位于弗吉尼亚州杰拉特镇外，从该州首府里士满往南，开车要一个小时。他停在警卫室前，摇下车窗，把驾照和典狱长的信拿给警卫看。他那辆有天窗的福特维多利亚皇冠车干净无瑕；他前一晚在里士满过夜，今天早上出城前，把车子开去清洗过。这辆车是租的，才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几百英里，并没有那么脏，但他喜欢车子干干净净的，向来如此。保持车子洗干净、头发整齐，而且把鞋子擦得锃亮，他认为，要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可没有第二次机会。

他把车子停在警卫指示的地方，离正门入口不到三十码。入口上方的建筑正面有这座机关的名称：格林维尔惩治中心。这个名称简直多余，整栋建筑物几乎不可能是别的，由直线构成的低矮建筑暗示着监禁和惩罚。

他旁边的乘客座上有一个公事包，但他已经决定不带进去，以避免不断打开接受检查的麻烦。这会儿他打开来，拿出一本螺旋装订的笔记本。他不太相信自己有记笔记的需要，不过这是个有用的道具。

下车前他又从后视镜里打量自己。调整一下银色领带的结，顺了顺小胡髭。试了几个表情，最后决定采用悲伤的浅笑。

他锁上车门。其实根本不必，在警卫塔阴影下的监狱停车场内，他觉得有人强行进入车内偷东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下车向来会锁上车门。如果你总是锁的，就永远不会忘记。如果你总早到，就永远不会迟到。

他喜欢这类朗朗上口的标语。口吻很肯定，甚至可以说是郑重，可以让别人印象深刻。长期一遍遍重复，可以造成近乎催眠的效果。

他大步走过柏油路面，朝入口而去，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穿着灰色西装，清爽的白衬衫，素净的银色领带。他的黑色皮鞋被擦得很亮，悲伤的浅笑已经挂在薄薄的双唇上了。

典狱长约翰·汉弗莱斯也穿了灰色的西装，但两人的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汉弗莱斯比他高了好几英寸，也胖了五六十磅。他行动灵活，看起来就像大学时代当过运动选手，至今仍有上健身房运动的习惯。他握手时给人一种坚定感和权威性。

“伯丁森博士。”他说。

“典狱长。”

“嗯，阿普尔怀特同意见你。”

“我很高兴。”

“我这边呢，真希望能更了解你对他的兴趣何在。”

他点点头，用大拇指和食指理理小胡髭。“我是心理学家。”他说。

“我知道。耶鲁的博士，大学是在弗吉尼亚大学念的。我自己也是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的，不过应该是在你之前。”

汉弗莱斯五十三岁，比他年长十岁。他知道这名男子的年龄，就像他知道这人是毕业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一样。网络太厉害了，你想知道的一切几乎都查得到，汉弗莱斯在自己的履历上就列了弗吉尼亚大学，让他得以知道这项信息。

“耶鲁大学是让人觉得比较有名，”他说，“不过我如果对这个世界有任何贡献，那么就该归功于我在弗吉尼亚所受的教育。”

“真的吗？”汉弗莱斯盯着他，他的目光看来似乎稍微卸下心防，转而带有尊敬，“你自己是弗吉尼亚人吗？”

他摇摇头：“军人子弟。从小到处搬家，大部分是在国外。我在夏洛茨维尔的四年是当时为止我所待过最久的地方。”

他们简短回忆了母校的种种，发现他们各自当时所参加的兄弟会是友善的对手。他考虑过要说自己以前也是西格玛社的成员，但后来觉得那太牵强了。于是他另外挑了一个兄弟会，活动社址就和西格玛社隔两扇门。

他们谈完了母校，他解释自己对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的兴趣。他告诉汉弗莱斯，这次访问是一个大型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针对那些面对压倒性证据可证明他们有罪，却仍坚称自己无辜的罪犯。他说，他尤其感兴趣的是，谋杀犯面对死刑，还一路坚持自己无罪，直到被处决的那一刻。

汉弗莱斯听了，皱起眉头思索着。“你写给阿普尔怀特的信中，”他说，“提到说你相信他。”

“我想给他这个印象。”

“博士，这什么意思？你认为他是无罪的吗？”

“当然不是。”

“因为审判时所提出的证据——”

“是压倒性的，而且是决定性的。那些证据说服了陪审团，也的确应该如此。”

“听到你这么讲，我真是松了口气。但我不明白你向阿普尔怀特先生暗示相反意见的动机。”

“我想会有人质疑这种手法不道德，”他说着顺了顺胡髭，“我发现，为了赢得受访者的信任和合作，就得给他们一些东西。我不打算给他们希望，或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不过对我来说，让他们以为我相信他们声称自己无辜是实话，似乎是可以允许的。如果来访者心怀同情，他们就比较容易开口倾诉，而且说不定对他们自己也有好处。”

“你为什么这么想？”

“如果我相信某个人的说法，他自己也会比较容易相信。”

“可是你其实不相信他们的说法。”

他摇摇头。“如果我对某个人有罪与否，有一丁点的置疑，”他说，“我选研究对象时就根本不会挑他们。我不是要调查司法不公。我访问的人都一定受到公正的审判，也被公正地定罪，而且我必须说，他们被处死刑也是公平正义的。”

“你不反对死刑。”

“一点也不反对。我觉得维持社会秩序需要死刑。”

“这一点，”汉弗莱斯说，“但愿我有你那么肯定。我不反对你的说法，不过我处在一个不幸的位置，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两面。”

“这不会让你工作起来更轻松。”

“不能，也不会。但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只是很小一部分，虽然占去我多得不成比例的时间和思绪。而且我喜欢我的工作，也觉得自己很称职。”

他让汉弗莱斯谈自己的工作，听着其中的艰辛和满足感，不时地点头、附和，外加一些同情的面部表情，激励对方不断说下去。反正不急，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不会去别的地方，直到星期五，他才会被注射致命毒药，被送到人人最后都要去的地方。

“哦，没想到跟你说了这么多，”最后汉弗莱斯终于说，“我本来还纳闷你要怎么让阿普尔怀特开口，不过我现在觉得，你要让他讲话不会太困难。看看现在你根本还没引导我，就已经让我讲了这么多。”

“你讲的这些我很有兴趣。”

汉弗莱斯身子往前倾，十指交握放在书桌上的吸墨纸垫上。“你跟他谈的时候，”他说，“不会给他任何错误的希望吧？”

错误的希望？不然还有其他希望吗？

不过他说：“我的兴趣始终就是让他说出最想说的话。以我的角色来说，我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接受眼前这种不可能解决的矛盾。”

“是什么呢？”

“他再过几天就要被处决了，而他是无辜的。”

“可是你不相信他是无辜的。哦，我懂了。你们双方都假装相信他是无辜的。”

“我这边是假装的。他自己说不定很相信。”

“哦？”

他往前倾，十指交叉，刻意模仿典狱长的肢体语言。“我访问过的某些人，”他告诉对方，“其实会对我用眨眼、点头或说很多话等方式，承认他们做了导致他们被判死刑的罪行。但这种人只有少数几个。而其他更多的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我可以从他们的眼睛看得出来，从他们的声音听得出来，或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明白，但他们不会向我或其他任何人承认。他们刻意隐瞒，想等最高法院下令延期，或州长半夜打电话来取消执行。”

“现任州长秋天要竞选连任，而阿普尔怀特是全弗吉尼亚州最痛恨的人。如果真要打电话，那也会是打给医生的，祝他顺利找到血管。”

对这个说法似乎应该报以悲伤的浅笑，于是他露出了那个表情。“不过据我所知，”他说，“很少有被定罪的人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无辜的。我指的不是那种声称自己有正当理由，或是把责任推给受害者，或是魔鬼唆使他们去犯罪的人；而是真的相信自己完全没做过的那种人。一定是警方陷害他们，证据一定是被栽赃的，只要真正的凶手出现，全世界就会知道他们其实是无辜的。”

“这个中心里有三千名囚犯，”汉弗莱斯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不记得自己所犯的罪，他们都说当时是因为吸毒或喝酒而失去意识。他们不必否认自己的行为，可是也不记得。不过你指的不是这种。”

“对。有一些例子，尤其是阿普尔怀特所犯的这类性犯罪，犯罪者在行凶时处于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不过还没严重到让他们失去意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我所讨论的现象是在事发之后，这是典型的‘愿望为信念之父’。”

“哦？”

“姑且把我放在阿普尔怀特的位置。假设我在某段期间内杀了三个男孩——那是在多久的期间内？两个月吗？”

“我相信是。”

“一个接一个地绑架他们，强行鸡奸，折磨他们，杀害他们，然后藏匿尸体，掩盖谋杀的证据。要么就是我找到一个方式让自己良心上过得去，否则我就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者，根本就不会觉得良心难安。”

“我从小确信每个人都有良知，”汉弗莱斯表示，“但干这一行，很快就让人失去这种幻想。”

“这些人神志健全，只不过缺乏一般人类的一种认知。他们知道是非对错，但不认为适用于自己。总之他们认为这些标准跟他们不相干。”

“而且他们可以很有魅力。”

他点点头：“而且可以表现得很正常。他们知道什么是良知，他们了解其中的概念，所以他们可以表现得好像自己有良心似的。”他报以悲伤的微笑，“嗯，我杀了这些男孩，我一点也不觉得良心不安，但接下来我被逮到了，被警方逮捕了，而且有很多证据证明我是有罪的。我现在被关在监狱里，媒体骂我是本世纪最凶恶的坏蛋，于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宣称我是无辜的。

“我如此宣称，而且愈来愈坚定。因为我不单要坚持自己是无辜的，还得一副完全确定的姿态，因为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别人又怎么会相信呢？我自己都真心相信这个说法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呢？”

“换句话说，最后你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表面看起来是如此。我无法完全确定这个过程的一些细节和技巧，不过看起来就会是这样。”

“听起来简直像是自我催眠。”

“只不过自我催眠通常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而我刚刚描述的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当然，其中有自我催眠的成分，也有自我否定的成分。‘我不可能干这种事，所以我根本没做。’心灵的真相压倒了现实世界的真相。”

“了不起。你让我恨不得自己多修过几门心理学课程。”

“你这份工作就已经是一门速成课了。”

“我是个行政官员，伯丁森博士，而且——”

“叫我阿尼就行了。”

“阿尼，我是个行政人员，一个工厂的设备管理员。我的任务是维持生产线运作，有问题出现时予以处理。不过你说得没错，这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复杂性的速成课。你知道，如果阿普尔怀特相信自己没有做——”

“这一点我还不确定，但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

“嗯，那就表示不会有临终最后一刻的告解。”

“如果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承认的，那又怎么会有告解呢？”

“一般来说也无所谓，”汉弗莱斯说，“因为不管有没有告解，我们都得给他打针，不过我想起了那个男孩——第一个被害人——的父母。我不记得他的名字，真不应该。我已经听过太多遍了。”

“杰夫里·威利斯，是吗？尸体始终没被找到的那个。”

“对，就是他。杰夫里·威利斯，他的父母亲是佩格和鲍德温·威利斯，他们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一切却无法结束。死刑有这点好处，能让受害者家庭有个了结，这是终身监禁做不到的，可是对威利斯夫妇来说，死刑只是结束了一部分，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埋葬儿子的机会。”

“而在他们心里，始终不放弃儿子还活着的一线希望。”

“他们知道他没活着，”汉弗莱斯说，“他们知道他死了，也知道阿普尔怀特杀了他。那家伙上锁的书桌抽屉里有个牛皮纸信封，里头有三个玻璃纸小袋子，每袋里有一绺头发。其中一绺是杰夫里·威利斯的，另外两袋则各装着其他两个受害者的头发。”他摇摇头，“当然阿普尔怀特没有解释。当然一定是有人把这些战利品栽赃放在他抽屉里，当然他从没见过这些东西。”

“他自己可能也相信这个说法。”

“现在所有人对他的期望，也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那对可怜的父母，他们儿子的尸体埋在哪里。这样可能会让州长打电话，至少让他的死刑延后，等找到那个男孩的尸体再执行。可是若他真诚相信不是自己干的——”

“那么他就不可能承认罪行，也不会说出埋尸的地点，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尸体在哪里了。”

“如果他相信自己没犯下那些罪，那么我想他也不会供出尸体地点之类的信息了。可是如果他只是在演戏，而且能设法让他相信，说出埋尸地点最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我再看看能不能帮上忙。”他说。

4

牢房比他预期的要大，环境也更舒适。有一个固定的水泥坐台放床垫，一张固定的、桌肚能容下双膝的小桌子。墙壁高处有一台电视机，手触碰不到，遥控器固定在桌上，朝着电视。一把一次成型的塑料椅子——白色的，如果有两把以上便可以堆叠起来的那种——是牢房里唯一可移动的家具。两人试探性地握过手后，阿普尔怀特指着椅子示意他坐下，自己则坐在床上。

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是个英俊的男子，虽然坐牢的这几年已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被捕至今已经五年，而这是艰辛的、消磨灵魂的五年。岁月磨蚀了他宽阔的肩膀，挺直的背脊变得佝偻，也为他深金色的头发添上几抹飞霜，甚至在他丰厚的双唇两侧刻下皱纹。他的蓝色眼珠可曾褪色？或许吧，也可能褪去的不是颜色，而是眼中的神采。那种遥远茫然的凝视，失焦地瞪着半空中，望向无边的深渊。

他讲话时，声音平板，没有抑扬顿挫。“希望这不是什么诡计，伯丁森博士。希望你不是媒体派来的。”

“当然不是。”

“我已经回绝了媒体的要求。我不想接受专访，不想要什么说话的机会。我没有故事可说。唯一想说的就是我是无辜的，我活在一个噩梦中，而这种故事没有人想听。”

“我不是媒体派来的。”

“或是那个男孩的父母派来的？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儿子埋在哪里，好把他挖出来再安葬。上帝慈悲，如果我知道的话，难道不会告诉他们吗？”

“他们以为你不愿意承认你知道地方。”

“为什么？三天后他们就要给我打一针综合化学药剂，我这短短的一生就要走向终点。不管我怎么做，都是一死。我不该被处死的，我这辈子从没伤害过任何人，但这不重要。十二个人看着证据判定我有罪，然后他们考虑过后，判定我该因此受死，我不能怪他们判我有罪或判我死刑。我的意思是，看看那些证据。”

“是啊。”

“我的计算机硬盘里有儿童色情图片。我书桌抽屉里的小玻璃纸袋有那三个死去男孩的头发。在埋尸地点找到了一条染血的手帕，上头的血是我的。我的计算机里甚至还有个文件，以极尽淫秽的第三者观点详述其中的一桩谋杀案。文件已经被删除了，但警方设法将它复原，那种东西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写得出来。里面描述的犯罪细节只有凶手本人才可能知道。如果我是陪审员，我也不会有丝毫犹豫。我的判决也只可能是有罪。”

“他们没花太多时间审议。”

“因为没必要。我看过一份记录，是一个陪审员的专访。他们退庭审议时，每个人都说有罪。然后他们讨论证据，想找出可以驳倒其中一些证据的观点，然后又投票，还是没有异议。接着他们又讨论了一下，只是想完全确定每个人想法相同，然后正式投票，每个人都认为罪名成立，没有一个赞成无罪开释，所以实在没有理由再浪费时间。于是陪审团排成一列纵队回到了法庭，宣布他们的判决。然后我的律师坚持要陪审员个别表明自己的判决，他们就一个接一个说着同样的话。有罪，有罪，有罪。你还指望他们说什么呢？”

“那量刑审①呢？”

“我的律师希望我改变说辞。他从没相信过我，虽然他不会明讲。哦，他干吗相信我呢？若把我的话当真，只会证明他是个多么无能的律师。”

“他认为你若承认是你干的，就可能有机会逃过死刑。”

“那是妄想，”他说，“因为不管我承不承认，量刑都会是一样的。他要我表现出懊悔的样子。懊悔！那种滔天大罪，再怎么懊悔都只嫌不够。我又怎么有办法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表现出懊悔呢？他没有明说我满口谎言，不过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他也没坚持，因为他知道根本没有区别。陪审团决定判我死刑，花的时间不会比判我有罪更长。”

“你觉得惊讶吗？”

“我觉得震撼。后来法官宣布刑罚，我也觉得震惊。震惊和惊讶不太一样。”

“没错。”

“那个信息是，‘你快死了。’好吧，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有个人坐在那里告诉你，那真是个冲击。”

“我可以想象。”

“懊悔。你可以代替别人懊悔吗？我没法为我杀了那些男孩而觉得抱歉，因为我没杀他们，可是我的确很抱歉有人杀了他们。”他皱起眉，额头上冒出一道纵纹，跟他嘴角两侧的法令纹正好相配。“他说如果我能告诉警方第三具尸体在哪里，一定会大有帮助。但如果我根本没见过那个威利斯家的男孩，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能有什么好说的？他说，我可以告诉他，然后他可以说我是在坚持自己无辜的同时说漏嘴的。我说这实在不太合逻辑。这么一来我就是坚持谎言的同时又承认那是撒谎。他软硬兼施地啰唆了一堆，我说其实也不重要，因为我对不知道的事情能说什么呢？你知道，我不在乎他相不相信我，或任何人相不相信我。我太太就不相信我，她甚至根本不想见我。她跟我离婚了，你知道。”

“我听说过。”

“我入狱后就没见过她，也没见过小孩。不，我收回这些话。我见过她一次。她来探监，问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我说我是无辜的，要她相信我。可是她不相信，我心里有个什么东西死了，从那时开始，其他谁相信或不相信我，就不重要了。”

妙极了，真是妙极了。

“你信里说你相信我。”

“没错。”

“我想这只是让我答应跟你见面的一种手段。好吧，你达到目的了。”

“我很高兴你因此愿意见我，”他说，“但我并不是耍手段。我知道你没有犯下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认真的。”

“我是啊。”

“但怎么可能呢？你是个理性的人，是科学家啊。”

“前提是心理学首先是一门科学，不过很多人认为不是。”

“不然还会是什么？”

“是一门艺术。有些人会说，是一种黑暗艺术。你知道，曾有人想把诺贝尔奖颁给弗洛伊德，不是医学奖，而是文学奖。这是一种挖苦的恭维。我愿意把我所做的事情想成是有科学基础的，普雷斯顿，不过——对不起，我叫你普雷斯顿可以吗？”

“我不介意。”

“我的名字是阿尼。A—R—N—E，是斯堪的那维亚的拼法，不过发音就像阿诺德（Arnold）的昵称。我父母两边都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血统，我想不出他们干吗给我取个瑞典名字。不过这离题了，恐怕我忘了原来我在讲什么。”

“你所做的事情是有科学基础的。”

“是，当然了。”他没有忘了原来在讲什么，但他很高兴因此得知阿普尔怀特在注意听他讲话。“但即使是纯科学也有直觉的成分。大部分科学发现都是出自直觉，勇于尝试，而与逻辑或科学方法没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我很确定这点，毫无怀疑。我无法向你或向自己解释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我就是知道。”他给了阿普尔怀特一个更为温柔的同情浅笑。“我恐怕，”他说，“你也只能相信我了。”

阿普尔怀特只是注视着他，他的脸此刻变得温和而不设防。然后，没有想到的是，泪水开始流过他的脸庞。

“对不起，我已经有，要命，我甚至想不起来多久没哭过了。很多年了吧。”

“没什么好道歉的。或许应该道歉的是我。”

“为了什么？为了你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吗？”他匆匆一笑，“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这几年我收到过半打女人的来信。她们就是知道我不可能做这种事，她们关心我，希望我明白在我需要的时候她们会多么坚定地支持我。我听说每个死刑犯都会收到这种信，你所犯的罪愈令人发指、愈轰动，你收到的信就会愈多。”

“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现象。”

“她们大部分还会寄照片来。我没留着照片，其实信也没留，我连回信都不考虑，不过有两三个人还是照常一直写信来。她们想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就是不肯放弃。她想嫁给我。她解释说，现在既然我已经离婚了，我们就可以结婚了。根据她的说法，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但无论如何，这是个我不想履行的权利。”

“是啊，我觉得你不会愿意的。”

“而且我从不认为她或其他人真心相信我是无辜的。因为她们不会想跟一个即将无故冤死的可怜虫谈情说爱。她们想要跟一名恶魔化身的男子有一段浪漫韵事，或幻想跟这种人有段浪漫韵事。她们每个都想成为那个无私的女人，能够在这个罪大恶极的男人身上看到一点点良善，而如果我可能拧断她们的脖子，好吧，这个危险性只会让整件事更加刺激。”

他们又聊了些人类的怪异行为。阿普尔怀特如他所料的那样非常聪明，用词丰富，而且逻辑清晰。

“再跟我说一次，阿尼，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他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想是因为你符合一个标准，刚好是我最近感兴趣的。”

“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一定有个更好的字眼，不过我想到的是‘在劫难逃的无辜’。”

“在劫难逃的无辜。你和我是这世上仅有两个认为我无辜的人。在劫难逃的部分，人人都很清楚。”

“我感兴趣的，”他说，“是处在你这个位置的人，如何面对无法避免的命运。”

“冷静面对。”

“是，我看得出来。”

“我仔细想想，每个有脉搏的人都被判了死刑。有些人的死刑来得比较快。绝症末期的人。他们跟我一样无辜，只因为某些细胞出了毛病，又没有人及时发现，他们就得提前死亡。他们可以责备自己，说他们应该戒烟，不该拖延年度体检，应该吃少一点、多动一点，但谁知道那真会有什么差别呢？反正人总是难免一死，这不是他们的错。所以我也一样，而且也不是我的错。”

“每一天……”

“每一天，”他说，“我都更接近终点。我告诉我的律师不必费事去申请延期了。如果我坚持的话，可以再拖一两年，可是干吗呢？我每天也不过就是在数日子，再拖下去也不过是多数个两天罢了。”

“那你怎么熬过这些日子呢，普雷斯顿？”

“没那么多日子可熬。星期五就是行刑日了。”

“是的。”

“星期五之前，我只要再熬几十个小时了。他们每天会送三餐来给我。你一定以为我会吃不下，不过一个人的胃口好像跟一个人的前途没有什么关联。他们送食物来，我就吃掉。他们送报纸来，我就看。如果我要求，他们会带书给我。不过最近我不太想看书就是了。”

“你还有电视。”

“有个频道一直在重播警察影集。《情理法的春天》《法律与秩序》《纽约重案组》，有一阵子我迷上了，一个接一个地看。然后我明白了自己在干吗。”

“逃避现实？”

“不，我本来也以为是这样，但结果不是。我是在寻找一个答案，一种解决。”

“解决你的两难困境。”

“正是如此。想必其中一个节目会有解答。我会看到什么，然后就会有那种‘啊哈！原来如此’的一刻，天启的那一刹那，就能拯救我自己，而且找出真凶。”他摇摇头，“你听到我说的吗？‘真凶’。老天在上，我讲这些话听起来真像 O. J.辛普森。”他噘起嘴唇，发出一个无声的口哨。“我一明白自己为什么看那些节目，就再也看不下去了。完全失去了兴趣。其实我也没有太多可看的节目。美式橄榄球，赛季时可以看，但现在赛季结束了，要到秋天才会开打。我已经看完我的最后一个美式橄榄球赛季了。”

“其他运动呢？棒球？篮球？”

“我以前打过篮球。”他眼睛眯了一下，好像在回想，可是想不起来，就算了。“我会看大学篮球赛。地区锦标赛和最后四强赛。大学篮球球季结束后，我就失去兴趣了。前几天我看了一场职业篮球赛，不过没法专心。而对棒球我始终就培养不出兴趣。”

“所以你不常看电视。”

“不怎么看。看电视可以打发时间，这就是它的吸引力之一，不过看电视也同时是浪费时间，而我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禁不起任何一丁点儿浪费。你刚刚问我怎么熬过日子。没什么好熬的。我就只是坐在这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接下来你就发现星期五快到了，我只要撑到那天就行了。”

“我该走了，”他说，从那张白色塑料椅子上起身，“我占用你太多时间了，何况你已经说过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跟你谈话很愉快，阿尼。”

“是吗？”

“这是我第一回碰到有人认为我是无辜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形容那有多么特别。”

“真的吗？”

“哦，绝对是。自从警方给我上了手铐、宣读了我的权利后，每次谈话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每一个人，甚至想帮我的人，都相信我就是个恶魔。那种压力始终存在，你懂吗？而今天这种压力头一回不见了，我可以没有戒心地跟人谈话，和另一个人好好相处。我已经想不出有多久没有这样讲话过了。自从我被逮捕以后吧，但说不定更久。很高兴你来看我，而且很遗憾你要走了。”

他犹豫着，然后试探地说：“我明天可以再来。”

“可以吗？”

“接下来几天我没有什么事。我明天会再来，如果你欢迎的话，接下来几天我都可以来。”

“哦，老天啊，”阿普尔怀特说，“是的，我欢迎，当然欢迎。你随时来，反正我都会在这里。”

①英美法律的审判和量刑审是分开的。非死刑的案件，由陪审团判决有罪或无罪后，再由法官主持量刑审决定刑罚；死刑案件则由一个陪审团决定有无罪后，再由另一个陪审团决定该处以死刑或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

5

周末的一个聚会上，一个我见过的女人走上来，说她听说我是个私家侦探，问我对不对。

“算是吧。”我说，解释说我已经半退休了，而且没有执照，这表示我缺乏任何正式身份。

“可是你可以调查某个人。”她说。

“有特定的人选吗？”

“我得考虑一下，”她说，“你可以给我和你联系的电话号码吗？”

我给了她一张名片，是新印的那批，上面有我的移动电话和公寓电话号码。我尽量拖到不能再拖，直到我发现自己愈来愈荒谬可笑的那种感觉压过了本性中的顽固，才买了手机。我有一半时间会忘了带，即使带在身上也会忘了打开，不过星期一早上我带在身上，也开机了，而且电话响起时，我还能顺利接听，没有不小心按错键挂断。

“我是露易丝，”她说，“你给过我名片。前两天晚上，我问你能不能帮我调查某个人，然后——”

“我记得，当时你说要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过了，想跟你谈一谈。可不可以找个地方碰面？”

我正在跟 TJ 吃早餐，我笨手笨脚接电话时，他努力绷着脸没笑。“我在晨星餐厅。”我说。

“真的？因为我就在火焰餐厅。”

晨星就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七街交口的西北角，火焰则在同一个街区靠五十八街那头。两家都是典型的纽约式希腊小餐馆，没有一家会登上纽约的美食排行榜，但两家都不是太糟，而且都十分方便。

她说：“十五分钟后你还会在那边吗？我想喝掉这杯咖啡，然后我想出去抽根烟，抽完就过去晨星，如果你还在那里的话。”

“我的主菜还没上呢，”我告诉她，“你慢慢来。”

“我觉得自己这样很可笑，”她说，“我有了这段浪漫恋情，感觉上是会有结果的，而一段感情应该是建立在彼此互信的基础上，如果我雇一个侦探去调查这个家伙，这证明我付出了多少信任呢？感觉好像我从一开始就在阻挠这段感情发展。”

露易丝年约三十七八，中等身材，长着深褐色的头发和淡褐色的眼珠。年轻时的青春痘在她的双颊和尖下巴留下了轻微的凹疤。她穿着上班的裙子和宽松短衬衫，喷了香水，那种花香跟她身上的烟味很不协调。

她来到我们这桌，有点惊讶我不是一个人。我介绍说 TJ 是我的助理，让她稍微比较安心。TJ 是个二十来岁的黑人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不过这么说来，我也始终不知道他姓什么，但他其实已经算是我的家人了——今天早上他一身轻松打扮，穿着宽松褪色的牛仔短裤，上身是一件拆掉袖子和领子的黑色 T 恤。他看起来不太像我的助理或任何人的助理，只像毒贩的帮手。我看得出来如果我单独出现她会比较自在，不过这么一来，我事后又得跟 TJ 转述，我想反正她可以适应，结果也的确如此。

我说：“任何持久的感情关系都是以信任为基础的。”

“我就是一直这么告诉自己，可是——”

“信任也是大部分诈欺和骗局的关键元素。没了信任就不可能骗得成。如果你能确定没有什么难以容忍的原因不去信任他，那么要自己信任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

“这一点我也不断提醒自己，”她说，“这样好像很不堪，可是我对他一无所知，这个事实我就是无法忽略。又不是说我们的父母是世交，或我们是在教会活动里认识的。”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在网上。”

“那种交友网站吗？”

她点点头，告诉我网站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个城市其他人到底是怎么认识朋友的，”她说，“我整天都在工作。事实上我再过二十分钟就得回去上班，不过我迟到十分钟也不会让庭克贝公司倒闭。我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去参加匿名戒酒会的聚会。我上任男朋友是在聚会里认识的。这让我们省掉互相寒暄试探的步骤，可是一旦合不来，其中一个人就得换个聚会地点了。”她瞥了下我的左手。“你结婚了，对吧？她也是聚会里的人吗？”

“不是。”

“你们怎么认识的，不介意我问吧？”

我们相遇是下班后在一个酒馆里，丹尼男孩的老座位。当时她是个年轻的应召女郎，而我是警察，有老婆和两个小孩。不过露易丝不需要知道这些，于是我只说我和伊莱恩已经认识很多年，失去联络后又再度重逢，两个人就认真起来。

“真浪漫。”她说。

“我想是吧。”

“嗯，我以前的男朋友，但愿老天让他们留在记忆里。我高中的男朋友很可爱，可是那次我中途呕吐的事情他始终无法释怀，那是在……哦，别提了。老天，真希望我能在这里抽烟。既然这里可以喝咖啡，那就应该也可以抽烟才对。让我们那位翘屁股市长见鬼去吧。你能相信他也想禁止户外吸烟吗？我的意思是，他以为他是谁呀？”

她没有等我回答，而我其实也一时想不出答案。“我应该回到正题了，马修。我在网络上认识了这个家伙，有很多交流，一开始是写电子邮件，然后是发送即时消息。你知道即时消息是什么，对吧？那是某种在线交谈。”

我点点头。TJ 和伊莱恩常常互相发送即时消息，就像两个小孩扯根线，在两端绑着罐头似的。TJ 就隔着马路住在我们正对面，是我住了很多年的那间旅社房间里，每星期会过来吃两三次晚饭，他和伊莱恩可以随时打电话联络彼此，但显然网络即时消息有种难以抗拒的魅力。他们会注意到另一个人在线上，接下来他们就像两只喜鹊似的聊了起来。

“网络联系会让人很亲密，或至少让人有那种感觉。人们在电子邮件中会卸除防备，或者一开始就不会带着防卫心理。我的意思是，一切都很容易。你打字就好像在写日记似的，还没有时间仔细思考就敲下了‘发送’键，信就寄出去了。你甚至没办法检查拼写，更别说思考一下你是不是真想告诉他你高中三年级时堕过胎。所以感觉上很亲密，因为你可以了解对方很多事，但也只是他选择要告诉你的部分，而且你只是在屏幕上阅读。那些只是文字，没有伴随着声调，没有脸部表情，没有肢体语言。其他空白由你自行在心中填补，而且随你任意编造。但不见得会跟本人一样。早晚你们会交换图片文件，就是网上照片——”

“我知道。”

“——于是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那也只是屏幕上的图像，就像屏幕上的文字。你还是不了解他。”

“可是你见过这个人。”

“啊，当然。如果这一切只不过是网络上的调情，我不会拿来浪费你的时间的。我大概在一个月前跟他碰了面，后来又见了他七八次。这个周末我们没碰面，因为他出城去了。”

“我想你们很合得来。”

“我们喜欢彼此，被对方所吸引。他长得不错，但不英俊。我对英俊帅哥没胃口。有个心理咨询师曾告诉我这是自尊心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有个英俊的男朋友，不过我不觉得是这么回事。我只是不信任长得太好看的男人。他们通常都很自恋。”

“我就有这毛病。”TJ 说。

她咧嘴笑了：“不过你处理得很好。”

“尽力而为。”

“我喜欢那个人，”她说，“他不会急着把我弄上床，不过我们都知道那是早晚的事，而且我们没花太久就走到那儿了。结果很美好。他喜欢我，我也很想乐不可支地告诉全世界我恋爱了，可是却有什么东西阻止了我。”

“他有什么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嗯，他有什么事情是我‘知道’的？他四十一岁，离过婚，独自住在基普斯湾那一带。他是自由工作者，替一些公司设计一些直邮广告方案。有时他得长时间工作，有时又闲着完全没生意上门。不是忙得要死就是闲得要命，他说。”

“他有办公室吗？”

“就在家里。这是我们都去我家的原因之一。他那边乱七八糟的，他说，他都睡在沙发上，而且还不是那种可以掀开的沙发床，因为他的书桌和档案柜占据了太多空间，根本没有地方把沙发打开。他有个传真机，有个复印机，还有计算机和打印机，其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所以你从没去过他家。”

“对。我说过我想去看看，他就说家里很乱，还得爬四层楼，只为了看那团混乱。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当然他说的也可能是实话。”

“也说不定他结婚了。”

“说不定他结婚了，甚至还住在别的地方。我想过要去他住的那栋大楼，至少看看信箱上有没有他的名字，但我连他的地址都不知道。我有他的电话号码，不过是手机。他有可能结婚了，可能是个骗子，我只知道，他还可能是个他妈的连环杀手。我倒不是真认为他真是前面讲的那类人，不过问题是我不能确定，而且如果我心底隐隐有这些疑虑，情感上就无法摆脱那些感觉。”

“而且听起来，不是埋在心底的太深处。”

“对，你说得没错。那些疑虑一直在，挡在中间。”她皱起眉头，“我收到了一封垃圾邮件，每个人都会收到的那种，从信里可以访问一些网站，站上宣称可以查出任何人的真面目，我去过那些网站，很受诱惑，但也就到此为止。总之，我也不知道那些网站有多可信。”

“可能不太一定，”我说，“这些网站只是让你进入各种可以公开取得的资料库。”

“网络上什么都查得到，”TJ 说，“可是只有部分是事实。”

“他的名字是大卫·汤普森，”她说，“或至少我以为他的名字是大卫·汤普森。我试过雅虎上的人物搜索那一项，如果他名叫海勒姆·韦瑟瓦克斯，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你不会相信里头有多少个大卫·汤普森。”

“太大众化的名字会很难查。你一定知道他的电子邮箱吧。”

“DThomps5465@hotmail.com。谁都可以去 Hotmail 拿到一个免费账户，只要上他们网站注册就行。我在雅虎有个账户，Farelady315。F—A—R—E，就和地铁费①那个单词一样，因为我天天坐地铁上下班。”她看了眼手表，“还好，我住在八十七街，坐到哥伦布圆环。我吃了百吉饼，喝了咖啡，然后来到这里，从这里走到我办公室只要五分钟。我会在路上抽一根烟，因为那个他妈的办公室当然是禁烟的。我可以在办公桌里藏一小瓶酒偷喝，没问题，可是抽烟却不准。我提过他抽烟吗？我是指大卫？”

“没有。”

“我在网络的征友广告上特别注明了。不只说我抽烟，而且说我希望找抽烟的人。很多人会说他们可以忍受，但结果还不是手在空中挥呀挥，或者跑去开窗。我才不想碰上这种事。我一天戒一次酒，也不吃麻醉药品，我连痛经药都不吃，所以我想我爱抽多少烟就可以抽多少，管他市长说什么。”她爆笑起来，“老天，听听我说什么？‘嘿，露易丝，何不告诉我们你真正的感觉？’其实是，我知道哪一天我会戒烟的。我甚至连谈都不想谈，但哪一天我准备好了，就会戒了。而且呢，最可能发生的时候，就是我有幸遇到一段完美的感情，结果对方是个烟抽得像烟囱的老烟枪，而他最不想做的就是戒烟，最后他抽烟会搞得我发狂。”

这是个艰难的古老世界。“大卫知道你参加戒酒聚会吗？”

“他喜欢人家喊他戴夫②。是的，我一开始就告诉他我在戒酒，那时我们还只知道对方的网络昵称。他说些什么如果能共享一瓶红酒一定很美好之类的，我想让他知道这种事不会发生。他只是在社交场合稍微喝一点。或至少跟我在一起是这样，不过这点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也可能是跟我在一起时很节制，但我不在眼前时说不定就原形毕露了。”

她给了我一张照片，是他以前发给她的，她下载后打印出来。她向我保证，这张照片跟他本人很像。照片里是一名男子的头部和肩膀，脸上露出大部分人面对镜头时所硬挤出来的那种微笑。他看起来很好相处，有个方下巴，唇上一道仔细修剪过的小胡髭，满头深色头发。当然，他不像电影明星那么帅，不过我觉得他看起来还不错。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她会把照片要回去，可是她已经下定决心，往后一靠。“我真恨自己要这么做，”她说，“可是如果不做，我会更恨我自己。我的意思是，这类报道很多。”

“是啊。”

“我不是什么富婆，不过我有些投资，银行里也有点钱。我住的公寓是自己买下的。所以我会有损失财物的风险，你懂吧？”

她离开后，我请侍者过来结账。之前她想留一元咖啡钱给我，但我想我还请得起她。她给了我五百元当雇用费，换来了一纸收据，还有我对自己基本原则的解释：我不会给她写详尽的报告，但如果发现什么会通知她，我调查时会刻意小心，不让他知道这些调查是谁主使的。我会自己负担种种费用，但无法预估金额是多少，如果最后我花费时间的价值超过了五百块，我会通知她，而她可以决定要不要再付给我。这套方法对某些人来说有点太没条理，但她没有意见。也或许她只是急着想出去抽根烟。

“很高兴我没那习惯，”TJ 说，“你以前抽烟，对吧？”

“一年抽一两次，”我说，“我会喝酒，喝得陷入某种心情，于是去买一包烟来，然后一根接一根，连续抽上六根或八根。然后我会把剩下的整包烟给扔了，接下来好几个月都不会想抽。”

“真诡异。”

“我想是吧。”

他伸了根手指放在那位据说是大卫·汤普森的照片上。“要我去看看网络上的消息吗？”

“我也正希望你去查呢。”

“你知道，”他说，“我能做的事情，没一件是你自己不能做的。你只要用伊莱恩的苹果电脑就可以查了。你现在连拨号登录都不必，因为她接了网线，只要打开计算机就能上网了。你就先上谷歌，到处查查，看能查到些什么。”

“我老担心我会弄坏什么东西。”

“连半滴汗都不必流，大哥。不过没问题，我会查查看。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看我们对这家伙知道些什么。”

不必花太多时间复习，因为我们所知不多。我建议了几个可以调查的方向，我们两个人都做了些笔记，然后他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我最好回我的房间去了，”他说，“十分钟前开盘了。”

“你做得还好吗？”

“有时候还过得去。有时候整个市场都在涨，无论你做什么都像个投资天才。除非你是在做空头交易，那你看起来就会像个傻瓜。”

我有两个成年的儿子，迈克尔和安德鲁。迈克尔和他太太琼住在加州的圣克鲁斯，而上回我听说时，安德鲁在怀俄明州。我不确定是哪个城市，他最近搬家了，但我不确定是从夏延搬到拉勒米，还是从拉勒米搬到夏延，我想反正也不会太重要，因为那是圣诞节前后的事情，之后他可能又搬过了。自从四五年前他飞到东岸参加他母亲的葬礼之后，我就没再跟他见过面。迈克尔后来又来过纽约一趟，是前年夏天匆匆来出差，然后去年他第二个女儿出生时，我和伊莱恩飞到那边待了几天。

他们给小女儿取名安东妮亚。“我们想给她取名纪念妈妈，”迈克尔告诉我，“可是我们两个都不是很喜欢安妮塔这个名字，安东妮亚的字母完全一样，只是多了一个 O 和一个 N③。琼说这代表的意义是，‘安妮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Anita is living on.）’④。”

“你妈会很喜欢这名字的。”我说，心里很怀疑是否如此。我三十年前就跟安妮塔分手了，即使是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她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

“我们本来有点希望是个男孩。好传宗接代，你懂吧？不过超声波结果显示会是个女孩，老实说我们都松了口气。至于梅拉妮，唔，这点她倒是表明态度，她想要个妹妹，就这样，没啥好讨论的。她不接受一个弟弟当代替品。”

“他们可能会再生一个，你知道，”在飞回纽约的飞机上，伊莱恩告诉我，“好把斯卡德这个姓给传下去。”

“这个姓没那么少见，”我说，“上回我查过，有几百个姓斯卡德的遍布全国。据我所知，说不定还有几千个，还有一个做共同基金的大家族。”

“没有孙子你不在乎吗？”

“一点也不在乎，而且我得说，安东妮亚配上斯卡德这个姓，要比安东尼奥⑤好得太多。”

“嗯，”她说，“这点我赞成。”

重点在于，我跟两个儿子之间有一段距离，而且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而已。我没真正一路看着他们长大成人，只能隔得老远看着他们的变化。这一切都让我很高兴有 TJ 为伴，因为我不了解他的种种——比如他的姓，或者他的名字 TJ 是什么的缩写——因而更能够仔细且近距离地看着他自我实现。

几年前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混，显然是用花言巧语骗过了校警。他旁听各式各样的课，所有课外指定阅读读物几乎都乖乖读完，或许比百分之九十修同一门课拿学分的同学还要学得更多。偶尔他会写篇报告，不为别的，就只是因为想写而已。如果碰到觉得老师很有同情心的，他就会把报告交上去。有个历史系的教授拼命想拉他去注册，还很有把握可以弄到一堆奖学金和助学金，让 TJ 几乎不必花钱就能完成常春藤名校的教育。但 TJ 说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同样的教育，何况还可以自由选课。当伊莱恩建议说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凭可以为他打开很多扇门，他就反驳说那些门都是通往他不想进入的房间。

“何况，”他瞪大眼睛说，“我是个侦探，我已经有事业了。”

最近他又跑去旁听一些商学院的课。他穿得像个商学院学生，坐地铁在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一六街下车时，就藏起自己的街头嘻哈风格黑话，不过我怀疑至少有一些教授知道他不属于那里。若是如此，他们也就一定明白这个人是真的想听课，但并不打算拿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硕士学位。那他们又干吗要为难他呢？

我不认为哥伦比亚商学院的课程有多少是针对股票市场的，不过 TJ 很有兴趣，找到了一些书和杂志来阅读，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他已经在西北旅社的那个房间里做起了短线操作的日内交易员，小小的电视机里成天播放着 CNBC 财经台的消息，而他的计算机——他把几年前我们买给他当圣诞礼物的那台换成了性能更好的新计算机——则准备好做线上交易。他在网络证券公司 Ameritrade 开了个户头，虽然我无法想象他有多少资本可以玩股票，但至少足够让他开始，而且他显然都能设法不欠债。

“他搞不好会破产，”伊莱恩说，“可是就算破产了又怎么样？如果早晚要破产，那发生在他这个年纪还比较好一些。何况谁知道？说不定结果证明他是个股票天才。”

他很少谈论输赢，所以很难判断他做得怎么样。他没开宝马或穿定做的西装，但他也没误过任何一餐饭。我猜想他会一直玩到再也不想玩为止，届时他一定会得到一些好处。他向来如此。

①Fare 有“费用”的意思。

②戴夫（Dave）是大卫（David）的昵称。

③安妮塔和安东妮亚的英文分别是 Anita 和 Antonia。

④多出来的 O 和 N 构成英文单词 on，是“安妮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Anita is living on.）里的一个单词。

⑤安东尼奥（Antonio）是安东妮亚的对应男用名。

6

杰拉特镇外就有家红屋顶旅店，正位于九十五号州际高速公路出口旁，不过他仔细考虑后认为这里离得太近了。往南二十英里就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州界，他开车过去又多往前几英里，在罗阿诺克拉皮兹的出口下来，那里有好几家汽车旅馆可以选择。他挑了一家连锁的戴斯酒店①，要了个房间。他用阿尼·伯丁森的名字登记，给了旅馆职员一张这个姓名的 VISA 卡，说他星期五早上退房。

他的房间如他所要求的，位于后栋的顶楼。他把车子停在后头，拎着他的公事包和蓝色帆布野营袋上楼进了房间。他把行李打开，衣服拿出来，笔记本电脑放在书桌上，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则放在床头桌上。之前准备行李时，他想到南方是个奇怪的区域，每个县的饮酒法令都不一样。某些地方只能买到啤酒，某些地方则什么酒都喝不到。而如果有酒铺的话，营业时间又奇怪又有限。如果想在酒吧喝杯酒，可能就得去所谓的私人俱乐部买个会员身份。花上五块或十块钱，你就享有会员的资格和种种特权，意思就是只要你身上的钱够，就可以在那边买酒喝，随你爱喝多少。

他觉得这一切都没有道理，但这些不重要。反正事情就是这么运作的，而他必须做的——向来如此——就是决定事情如何运作，而且如何采取适当的行动。

他拿了旅馆提供的塑料桶走到走廊那头去拿冰块，然后对着一次性的塑料平底杯皱眉。旅馆收你那么多钱，你会以为他们应该提供真正的玻璃杯，可是他们偏不，所以你只能跟平常一样应对。面对人生，你只能随遇而安。

他给自己调了杯酒，啜了一口。用玻璃杯喝起来滋味会更好，不过光想这个也没用。那只会破坏他享受苏格兰威士忌的乐趣，而事实上这瓶确实是很好的威士忌，酒体饱满，带着烟熏味，清爽提神。今天他忙了一天，却没有什么头绪。

他手持塑料平底杯坐在一把椅子上，慢慢喝着那杯酒，品尝其中的滋味。他闭上双眼，调整呼吸，让呼气和吸气配合着身体的节奏。他让自己感觉到酒力，感觉到酒精在血管中发挥作用，然后他想象着，酒对于身体和灵魂，就像用来加入一辆老汽车的引擎里的机油，它可以填平老旧金属上所有的刮伤和凹痕，覆盖内层，消除摩擦力，增加效能，排除障碍，减少震动。

他睁开眼睛后，用手机打了个电话。对方在铃响第三声时接起。他说：“嘿，比尔。是我。哦，没什么，只是想到打个电话跟你讲一声。我眼前满桌子的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脱身。嗯，我本来希望今天晚上能跟你碰面的，不过看起来不太可能了。不，我很好，只是忙得像个独臂工人在蜂巢里贴壁纸似的。嗯，老朋友，你也是。保重。”

他挂了电话，坐在书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检查他的电子邮件。看完之后，他又打了个电话，然后再给自己倒杯酒。

上午，他又回到格林维尔。阿普尔怀特看到他似乎很惊讶，不过那种喜悦是真诚的。他们握了手，各自坐在老位子，阿普尔怀特坐在床上，他则坐白色塑料椅。一开始他们试探着说话，从天气谈到上一届美式橄榄球超级碗，然后陷入一段尴尬的沉默。

阿普尔怀特说：“没想到今天还能看到你。”

“我说过我会来的。”

“我知道。我也相信你是真心的，可是我以为你走后就会改变心意。你会想回家，回到太太和小孩身边。”

“我没太太，也没小孩。据我所知是如此。”

“据你所知。”

“这个嘛，谁知道一次年少无知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不过这类行为不多，而如果我是某人腹部隆起的原因，那么我相信一定会被告知的。无论如何，没有事情要我急着赶回家。”

“你家在哪里，阿尼？我想你没告诉过我。”

“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我在那里的耶鲁大学念博士，从此没搬过家。”

这让他们怀念起大学时代，对于两个彼此没什么特别的话要讲的男人来说，这向来是个有用的话题。昨天用在典狱长身上，今天也同样管用。他谈到了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说辞最好一致。阿普尔怀特则是毕业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这让他们开始讨论起乡村音乐。他们一致同意，现在的乡村音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现在太商业化、太精致，太向排行榜看齐了。

有些事情他们一直避而不谈，而迟早会有人提起，问题是谁去提。他自己几次要提起这个话题了，不过却按捺着，最后阿普尔怀特叹了口气，宣布道：“今天是星期二。”

“是啊。”

“明天，明天，”他吟诵着，“再一个明天。麦克白的独白。‘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只不过这回蹑步走到第三个明天就要停止了。”

“你想谈谈死亡吗，普雷斯顿？”

“有什么好谈的？”他想了想自己的问题，摇摇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死亡的事情。我或许可以想出一些事情来谈。”

“哦？”

“有时我简直是盼着死亡到来。好结束这一切，你明白吗？好让我做下一件事。只不过，当然，这次不会有下一件事情了。”

“你确定吗？”

他的眼睛眯起来，表情变得很戒备。“阿尼，”他说，“很感激你给予我的友谊，但我得搞清楚一些事。你不是来这里拯救我他妈的灵魂，对吧？”

“拯救世人这种事我恐怕是有点外行。”

“因为如果你是来这里推销地狱的恐惧或天堂的希望，我是不买账的。曾有几个神职人员想来见我。不过很幸运，这个州对于他们计划要取其性命的人，也会相对地给予他们对某些事情的控制权以作补偿。我不想见的人就不必见，所以那些牧师都进不了我的牢房。”

“我发誓我不是神父、牧师，或犹太拉比，”他温和地笑着说，“我甚至不是个虔诚的教徒。如果我相信你真的有灵魂，而且可以拯救，需要拯救，那么也许就会想到要拯救你的灵魂。”

“你认为你死时会是什么样？”

“你先讲。”

他的话似乎不容争辩，而阿普尔怀特似乎也不想抗拒。“我觉得就是到了终点，”他说，“我认为一切结束，就像电影放完了最后一卷胶片。”

“没有最后的工作人员名单？”

“完全没有。我想整个世界照常运转，任何人死了也都是这样。主观上，我认为这就像重新回到出生前，或可以说母亲受孕前那种虚无的状态。首先，要接受自己不再存在这个概念就很难，不过只要想到自己没出生前的这么多个世纪、这么几千年，整个世界没有你，还是照样运转，你就会觉得好过点。”

“有人听说过濒临死亡的经验……”

“有个隧道，还有白光吗？那是某种幻觉，很可能和生理学有关，有朝一日医学无疑将能够向我们解释这种现象。我不会有机会听到那些解释，但我猜反正我也照样可以活下去，或仔细想想，也照样可以死掉。”

“黑色幽默（gallows humor）。”

“在我们这个文明时代，很难找到真正的绞刑架（gallows），所以这个说法得改了，应该说，用打针总比用绞索好。不过现在该你了。你想我们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他没有犹豫。“我想我们会突然昏死过去，普雷斯顿。我想就像睡着了，但不会做梦，也不会醒来。而且为什么死亡那么难以置信呢？难道我们以为牛会从屠宰厂直接升上牛的天堂？我们的意识有什么特别之处？凭什么得以幸存？”他露出同情的浅笑，“虽然我期望自己能被拉进隧道朝向白光而去，不过当我冒出隧道尽头时，我将不复存在。或许我将成为那道白光的一部分，也或许不会，不过反正又会有什么差别呢？”

“我明天想再来，普雷斯顿。”

“如果你能来就太好了。你想他们会让你进来吗？”

“我想不会有任何问题。典狱长认为我可能会达到某个目的。”

“帮助我乖乖认命？”

他摇摇头：“他希望你能告诉我，威利斯家那个男孩的尸体埋在哪里。”

“可是——”

“可是如果我真心相信你是无辜的，又怎么可能企图去达到这个目的呢？你想说的是这个吗？”

他点头。

“恐怕我是有些事情瞒着汉弗莱斯典狱长。我可能误导他，让他以为我相信你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他简短地描述了他给典狱长的假设，解释愿望如何能成为信念之父，一个人又如何通过不断否定自己的罪，最后会真心相信自己其实没有犯下那些罪。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认为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我知道的确发生过。我认为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吗？绝对不是。”

阿普尔怀特推敲着。“可是你怎么能确定？”他纳闷地问，“即使你天生有某些测谎的本领，也只会知道我相信自己所说的是实话。但如果我是在利用我自己——”

“你不是。”

“你好像很肯定。”

“再肯定不过了。”

离开监狱前，他请警卫带他到典狱长的办公室。“我想我有进展了，”他告诉汉弗莱斯，“我觉得只是迟早的问题。”

他离开监狱时正在下雨，比浓雾大不了多少的细雨。他很难设定雨刷的适当速度，这使得开车的乐趣大减，而比较像是一桩无聊的苦差事。

抵达戴斯酒店时，下午已经过了一半，停车场几乎是空的。他把车停在后面，进了自己的房间。现在喝酒有点嫌早，不过打电话就不嫌早了。

结果他的语音信箱有一个留言。他听了，删掉。他打了三个电话，全部都是他所设定的快速拨号键号码。第三个是打给一名女子，他讲时声音变得不一样了，声调压得比较低沉，措辞也更慎重。

“我一直在想你，”他说，“其实想得超过了应该的限度。我有很具挑战性的工作要做，应该要百分之百的专心，可是我却发现自己一直在想你。老天，真希望我知道。四天或五天吧，我想。但愿我能告诉你我人在哪里。这地方的人对隐私的态度不太一样。这个电话如果被窃听我也不意外。我的手机？留在家里了，在这里不能用。如果你给我留了言，就只好等我回家再听了。我有些话想说，不过最好别说。是，我一知道就会告诉你。我也想你，你都不知道有多想。”

他挂了电话，纳闷着自己否认用手机打电话是不是失策。他的手机设定为限制本机号码显示，任何有来电显示功能的电话接到时，都会显示为“来电者不详”或“来电者不在服务范围内”，可是手机难免偶尔会出毛病。她会看到来电者号码吗？他以前从没想过要检查，因而判定这是个“应该做而没有做”的过失。不是什么严重的毛病，应该不会出问题，但他应该尽量把可能性降到最低才是。

他检查电子邮件时，才突然想到他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他不饿，从来就不会饿，但应该适时喂饱他的身体了。

恩波里亚不是一个大城市，人口大约五千，不过这里是格林维尔县的县政府所在地，也有家全球连锁的澳拜克牛排店。他注意过那个招牌好几回，就在靠近州际五十八号公路的出口。他驶回弗吉尼亚州十英里，找到了那个地方，点了一客两分熟的肋眼牛排、薯条和生菜沙拉，还有一大杯不加糖的冰红茶。一切都很好，端上来的牛排的确就像他指定的只有两分熟，在这种任何食物都会煮太熟、而且几乎每样菜都是煎或炸的乡下地方，倒真是个愉快的惊喜。

开车回汽车旅馆，他好奇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会要求最后一餐吃什么。

星期三上午，已经是接近中午了，阿普尔怀特显然等他等得很心焦。他们握手时，他左手还揽了一下阿普尔怀特的肩膀。

他才刚坐在那张白色塑料椅上，阿普尔怀特就说：“我一直在想你昨天讲的话。”

“我昨天讲了很多事，”他说，“不过很怀疑其中有什么值得思考的。”

“有关你跟汉弗莱斯提出的那个理论。说一个人可能有罪，但却真心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哦，那个啊。”

“我始终确定的是，从一开始，他们就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知道我没杀那几个男孩。”

“当然。”

“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有反社会性格的人，他们心中缺乏某些观念。你不像那种人。”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哦，我又怎么知道？相信我，我很想把你的话当回事，但却办不到，我怎么能确定呢？你可以看得出逻辑会推到哪里。这是个复杂的谜。如果我是无辜的，我就会知道我是无辜的。但如果我有罪，而且设法说服自己我是无辜的，我也会知道我是无辜的。”

“你看看你自己，普雷斯顿。”

“我怎么了？”

“看你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前又一向是什么样的人。你曾经有过暴力行为吗？”

“如果我杀了那些男孩——”

“之前。你打过老婆吗？”

“有一次我推了她一把。那时我们才刚结婚，两个人吵架，我想出门去散步，让脑袋清醒一下，她死都不肯放开我，简直一副我要离家出走去巴西似的，于是我硬把她推开。然后她跌倒了。”

“然后呢？”

“然后我扶她起来，我们喝了杯咖啡，然后，嗯，就没事了。”

“你最严重的婚姻暴力就到这个程度吗？那你的小孩呢？你打过他们吗？”

“从来没有。我和我太太都不打小孩的。我对小孩也从不会生气到想打他们。”

“那我们来看看你的童年，好吗？你虐待过动物吗？”

“老天，没有。为什么会有人——”

“放过火吗？我指的不是童子军的营火，而是小至恶作剧、大到纵火狂的任何事件。”

“没有。”

“你小时候尿过床吗？”

“或许吧，我爸妈训练我不穿尿布那时候。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当时我是，不知道，两岁或三岁吧。”

“那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呢？”

“没有过，不过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这是连环杀人犯或色情杀人狂的标准人格剖析。尿床、放火，还有虐待动物。你是三次出手投篮都不进。你的性倾向呢？跟小男孩发生过关系吗？”

“没有。”

“想过吗？”

“答案一样。没有。”

“小女孩呢？”

“没有。”

“真的？接近中年时，不会开始觉得十来岁的女孩很可爱吗？”

阿普尔怀特想了想。“倒不是说我没注意过她们，”他说，“不过从没感兴趣过。我这一辈子，都是被年龄相仿的女孩或女人所吸引。”

“那男性呢？”

“我从没跟男人有过感情关系。”

“跟小男孩也没有吗？”

“也没有。”

“有想过吗？”

“没有。”

“有没有碰过某个很吸引你的男人，即使你根本不会打算跟他交往？”

“不算有。”

“‘不算有？’这什么意思？”

“我自己是从没被男性所吸引，不过可能注意过某个男人有没有吸引力。”

“听起来你正常得不得了，普雷斯顿。”

“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很正常，但是——”

“那你的性幻想呢？别说你从没有过。那就太正常，反而是不正常了。”

“有一些。”

啊，他抓到要害了。“普雷斯顿，如果你不想谈——”

“我们结婚很久了，”他说，“我一直很忠实。不过有时候，我们做爱时——”

“你心里会有一些幻想。”

“对。”

“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你幻想别的女人吗？”

“对。我认识的女人，或者只是……想象出来的。”

“你跟你太太讨论过这些幻想吗？”

“当然没有。我不能这么做。”

“你幻想里会有男人吗？”

“没有。哦，有时会有男人出现。有时候我会幻想一个派对，都是我们的朋友，大家会脱掉衣服，而且可以随便配对。”

“你曾想过要把这些幻想转为现实吗？”

“如果你认识那些人，”他说，“你就会知道那有多么不可能。我在心里想象他们有那样的行为就已经够困难了。”

“你在这些幻想中从没跟另一个男人有过性行为吗？”

他摇摇头：“没有这种事。最多就是跟另一个男人分享一个女人。”

“你除了幻想外，从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对，当然从来没有过。”

“没跟你太太提议过？”

“老天啊，没有过。我根本不会想这么做，不过在幻想中很刺激。”

“这些幻想中有儿童吗？”

“没有。”

“没有小男孩也没有小女孩吗？”

“都没有。”

“任何暴力成分呢？有没有强暴或虐待？”

“没有。”

“有没有逼女人去做她们不想做的事？”

“从来没有。不必逼她们，是她们自己想做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才会是幻想嘛。”

他们都笑了，或许笑得有点超过这句话所带来的效果了。

他说：“普雷斯顿？你刚刚有没有听到自己说的话？你怎么可能做过他们指控你的那些事呢？”

“我也一直这么想，可是——嗯，我现在觉得很安心了，阿尼。你让我很担心，或许该说我让自己很担心。”他挤出一个笑容。“当然，坏消息是，”他说，“后天他们还是要给我打针。”

“行刑时间是中午，”阿普尔怀特说，“我一直假设是午夜。我是说我这辈子，只要想到处决，我得说，这种事我不会常常想到，不过我总以为死刑是在半夜执行的。有人按下开关，全州的灯光就暗下来。我一定是小时候曾经在电影上看过。而且我好像记得有一段在监狱外拍的新闻影片，一群人聚在那里反对死刑，旁边挤着另一群人庆祝某个可怜的混蛋即将遭受致命的电击。大中午有这么多人聚集就不对劲了，天空一定得是一片黑暗，这样每个人才能清楚看到烟火。”

这些话很悲伤，有意思的是，他的声调却毫无悲伤之意。

“给我宣布量刑的法官没提到行刑时间，只说了日期。细节是由典狱长决定的，我想汉弗莱斯是不希望有人熬夜吧。”

“有人告诉过你会是什么时间吗？”

“不止一次。他们不希望有任何惊喜。他们会在十一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之间来接我。带我走到那个小房间，然后把我绑在推床上。会有一名医师在场，还有其他人，玻璃墙另外那头还会有一些观众。我不确定玻璃墙的目的是什么。不会是为了隔音，因为里头会有麦克风，好让他们听到我的遗言。我可以讲一段话。我不知道我到底该说什么。”

“随便想说什么都行。”

“也许我会保持沉默。‘主席先生，亚拉巴马通过。’但另一方面，干吗要放弃传达信息的机会呢？我可以替国家健康保险说些话。或反对死刑，只不过我没那么确定我反对死刑。”

“哦？”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向来就不反对死刑。如果我做了他们说我做过的事情，那么我也应该用命去偿还。但如果我没做，而且没有死刑，嗯，我的余生就得在一个比这间更吵而且更不舒服的牢房里度过，被我根本就不想有往来的一群人彻底瞧不起。我可能会像那个残忍的杀人狂杰夫里·达玛一样，在狱中被杀死。”

“玻璃墙后面的那些人。”他提醒。

“我想会有些记者吧。还有受害者的家属，想看到正义伸张，看到结局。我记得在量刑审时，有几个被害者家属这么说过，我当场的反应就是恨他们，不过，我怎么能怪他们恨我？他们不知道那些不是我干的。”

“的确。”

“如果他们能从我的死得到某种有益身心的‘了结’，嗯，那么我可以说我也不完全是白白送掉一条命了。只不过我的确会是白白送死。”

“还有其他见证人吗？”

阿普尔怀特摇摇头：“都是我不认识的。他们告诉我可以邀人前来。这不是很好笑吗？我努力想过谁有可能会乐于收到这种邀请，而如果有这种人，我怎么受得了跟他同处一室？我的父母亲早就过世了——顺带说一声，感谢老天幸好如此——而就算我老婆没跟我离婚，就算我的小孩会定期来看我，我会希望他们见我最后一面时，是看到一根针扎在我手臂上吗？”

“不过，我还是觉得那种时刻孤单一人很可怕。”

“我的律师提议过要来。我猜想只是因为职业上的道德义务，碰到某个没打赢的官司，你最后就得做这种事。我告诉他，我不希望他在场，他还得很努力才能不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

说吧，他无声催促着。你还等什么？

“阿尼？你觉得——”

“当然，”他说，“这是我的荣幸。”

星期三晚上他在汽车旅馆里熬夜看付费色情片看到很晚。即使是在信仰虔诚的区域，肯花钱照样什么都看得到。家就是男人的城堡，即使只是一个租来过夜的小隔间，在里面也是可以随自己高兴做任何事情的，只要你愿意花每部六块九毛五的代价看三级片。

那些电影并没有唤起他的情欲。色情片从来就没用。不过还是很解闷。不是故事情节，他根本没注意情节。里头的对白也很多余，要不是因为想听其他声音——背景音乐、拉下拉链的音效、按摩棒的嗡嗡声、用手掌拍打的声音——他会按下静音钮。

他看完那些片子，连声音带画面，然后让自己的思绪任意漫游。他身边的桌上有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他不时喝上一口。最后一部片子结束时，杯子里头还剩一点酒，被融化的冰块稀释了。他把酒倒进水槽，上床睡觉。

星期四他在阿普尔怀特的牢房里待了几小时。这回他们的握手变成拥抱。阿普尔怀特在怀旧心情的驱使下，详细叙述了他的童年。还算有趣，从各方面来说，都寻常得可以预料到。

中间也有几次中断。一名医师进入牢房，带来一个称体重的普通磅秤，他称了阿普尔怀特的体重，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数字。

“这样他就可以计算该给我的正确剂量，”医师走后阿普尔怀特说，“可是你不觉得他们应该更加谨慎，直接给每个人致命剂量的三四倍吗？他们这是想干什么？省点儿药钱？”

“他们想维持科学方法的假象。”

“想必如此。或者他们是想确定他们的推床够牢靠，免得被我压坏了。你知道，如果他们有可能让一个人自杀的话，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和费用了。你可以把床单撕成长条拿来编根绳子，不过要吊在什么上面呢？”

“如果可以的话，你会自杀吗？”

“我考虑过。几年前我看过一本书，惊悚小说，里面有个人，我想是个华人，他是咬舌自尽的。你想这有可能吗？”

“完全不知道。”

“我也是。我想试试看，可是……”

“可是怎样，普雷斯顿？”

“我没那个胆子。我担心会真的死掉。”

“我今天晚上想吃什么都可以。他们说，只要在合理范围内。你知道，之前不管托盘里是什么我都吃。可是现在他们要让我点菜，我反而不知道要吃什么了。”

“随便你想吃什么。”

“警卫朝我偷偷挤了眼睛，告诉我说如果我想喝酒，他或许可以弄一瓶给我。我被逮捕后就没喝过酒了。现在也不想喝。你知道我想吃什么吗？”

“什么？”

“冰激凌。不是当甜点，而是一顿饭只吃冰激凌。”

“上面要浇糖浆、撒上配料吗？”

“不，光是香草冰激凌就好，但是要很多。真酷，你懂吗？而且又甜，可是不会太甜。香草冰激凌，我就打算吃这个。”

“你想过那个真正的凶手吗？”

“以前常想。那是我唯一能证明自己无罪的方法——如果警方去找他的话。但他们没去找，可又为什么该去呢？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

“那一定会让人气得发狂。”

“的确如此。那真的把我气疯了。因为那不单是巧合。有个人花了很大的工夫把证据栽赃在我身上。我想不出有谁会有理由恨我恨到这个地步。我亲近的朋友不多，不过也没有任何敌人。至少据我所知是这样。”

“他不光是陷害你，还用恐怖的手法杀了三个无辜的男孩。”

“就是这样——这不像他盗用公款，然后窜改账簿栽赃给同事。这种事情可以理解，有个理性的原因。但这家伙一定是有反社会性格或是精神病态，不管正确的字眼是什么，而且他一定对我有病态的执迷，才能把一切都栽在我头上。我这样谈论一个匿名的敌人，听起来像是有偏执狂，但一定有个人做了这一切，让他成为我的敌人，可是我却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他不会罢手的。”

“什么意思？”

“他一定从杀人中得到快乐，”他解释，“很显然，摧毁你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但他用那种方式杀害那些小男孩，是因为他是个病态的王八蛋。无论如何，他都会再犯，而且他早晚会被抓到。最后他可能会供认自己所有犯过的罪，这种人一旦被抓就会变得很爱吹嘘。所以可能有一天，你的罪名终将会被洗刷。”

“到时候就太晚了，我也占不到任何好处了。”

“你恐怕说得没错。”

“不过也许威利斯夫妇可以找到儿子埋骨的地方。我想这样就很好了。”

然后，“阿尼，你心里有什么想说的吗？”

“的确有。”

“哦？”

“有些我没告诉过你，但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该说。要命，现在我好像非说不可了，对吧？”

“我不明白。”

“当然了，你怎么会明白呢？事情是这样的，普雷斯顿。我知道一点信息，你知道了可能会很难过，但如果你不知道，到最后可能会更难过。”

“隧道尽头的白光后头，还有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牢房。”

“老天，你真有想象力。事实上，这让我更容易下定决心了——你的坚强、你的心智顽强程度。”

“不管是什么，阿尼，你就说吧。”

“是跟明天的行刑步骤有关。注射致命的药剂。如你所知，总共有三个步骤。他们会用静脉注射三种药物。第一种是硫喷妥钠，比较普遍的名字是巴比妥盐，一般都误以为这是让人说实话的麻醉药。它被归类为安眠药，会让你冷静、镇定下来，好让你不会有任何感觉。第二种是巴夫龙，是源自于南美洲印第安人用来涂在箭头的箭毒。这是一种麻痹药剂，会使你的肺麻痹，让你的呼吸停止。最后，就是一份高剂量的氯化钾，让你停止心跳。”

“然后你就死了。”

“对，不过这个执行的效果有很大的争议，因为整个步骤不像一般宣传的毫无痛苦，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旁观者看不出痛苦的症状，因为受刑人的脸部表情完全不会改变，但这是因为他们改变不了，肌肉都被巴夫龙麻痹了。受刑人其实会感受到剧烈的痛苦，而且会一直持续到几乎死亡的那一刻。”

“老天啊。”

“我不知道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这些，”他说，“没有人回来为我们提供第一手报告。所以我的意思是，我猜想，你应该要知道可能会有这些痛苦。而我会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完全没心理准备的话，那会更糟糕，不过或许我搞错了。也许我只是让你最后几小时承担不必要的忧虑。”

“但是我不会担心，”阿普尔怀特说，“痛苦好像根本不重要。一旦你适应了自己即将死亡的这个想法，痛一点又有什么差别？甚至不止是一点？不管会是什么感觉，反正不会持续太久。”

“这样的态度真了不起，普雷斯顿。”

“这不会搞坏我吃冰激凌的胃口的，阿尼。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行驶在往南的州际九十五号公路上，他看到澳拜客牛排屋的招牌时放慢了速度，然后决定再往前开。他所住的戴斯酒店附近有一家 OK 便利商店，他可以在那边稍停，买一品脱香草冰激凌带回房间。

①戴斯酒店（Days Inn）是美国著名的连锁酒店品牌。

7

TJ 第一个试的就是电话号码。露易丝告诉过我们，那是他的手机，九一七开头的，纽约地区专用的两个移动电话号码开头之一。网络上有个可以通过电话号码查询信息的目录，TJ 知道怎么用，于是就去上网，希望能查出姓名和地址。可是那个号码没有被登记。

“他可能是走进一家店，买了一部有预付通话时数的电话。你要买卖那玩意儿时，就会这样做。走进十四街那边的手机店，付现金买一部电话，生意就成交了。连名字都不必提供，因为你又不是要开户，你只是买部电话，外加里头预付的通话时数而已。时数快用光时，你就回去原来那家店，再给老板一点钱，他们就再给你一些通话时数。”

“这一切都不必记账。”

“关于这一点嘛，其实是记账的。不过那家店会不会申报这笔现金收入，嗯，这部分我们也不在乎，对吧？”

“不会让我们烦恼得睡不着。我想未必只有毒贩才这样买电话。”

“我就这样买的。比较简单，而且不会每个月收到账单，更不会接到推销的电话。你不必要求电话号码不公开，因为一开始你的名字就没有被列入名单里。”

“是有很多明显的好处，”我不得不承认，“唯一更好的就是根本不要电话。不过像大卫·汤普森，他应该不难联络才对。他是广告文案自由撰稿人。如果没人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他要怎么接工作？”

“客户会有他的电话号码，就跟毒贩一样。”

“那如果有新公司找他呢？”

“那就麻烦了。”

“他跟露易丝说过，他那一行不是忙得要死就是闲得要死。闲得要死的时候，他应该不会希望别人很难联络到他。他的电话一定不止一部。”

“除非他很笨。”

“他办公室应该有一部有线电话。他可能因为那是营业电话，就没给她号码。”

“或者他不是他声称的那个人。”

“总是有这个可能。”

“电话簿上有一大堆叫大卫·汤普森的，还外加一堆 D．汤普森。”

“可以从这里开始。”我说。

而且打电话也不需要计算机技巧，只需要有一种我刚从警校毕业时所学得的顽强精神，不过是静止版的。它的缩写是 GOYAKOD，代表“抬起屁股敲门去”①。理论上讲，我就是这么做的，照着曼哈顿区的住宅电话簿，一个个打给 D．汤普森和大卫·汤普森。

“我不确定这个电话对不对，”我会告诉来接电话的人，“我要找一个广告信函文案撰稿人大卫·汤普森。”

有个男人指出，广告信函的优点就是不会像电话推销那样插进来打扰你。不过我碰到的大部分人都很礼貌，只是帮不上忙；他们不是我在找的那位大卫·汤普森，也没有听过这么一个人。我谢过他们，然后在他们的名字旁边打个钩，继续打下一个电话。

这是碰到刚好有人接电话的状况，不过发生的几率并不高。大部分时候我都是碰到答录机或语音留言系统，这时候我就会留言，基本上就是说我要找这么一个人，然后加上我的电话号码。我没指望会有很多人回电，不过这种事很难讲，而且总可能有人是在答录机旁边过滤电话，等着看是谁打来的再接。我碰到过一次，我正留言到一半，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告诉我她丈夫不是广告文案撰稿人，而是维蒙特寿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员。但或许她还是可以帮我，她建议道。我有多久没有全面评估自己的保险需要了？

“我想这是我自找的，”我说，“我们两个说好，我再也不打电话给你，你也不要打给我如何？”

她说这样好像很公平，于是我在她丈夫的姓名旁边打了个钩。

这些年来我认识了几个广告界的人，但即使我和他们在匿名戒酒会碰过面，也几乎都不知道他们姓什么，或在哪里工作。我第一次戒酒时认识了一个叫肯·麦卡琴的，可是已经失去联络很久了，既然我花了很多时间打电话给一堆人，心想或许也可以跟他联络一下。最后有个人想起他已经搬到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多布斯费里。我从电话簿上查到了他的电话，不是在多布斯费里，而是在哈得孙河畔的黑斯廷斯附近，然后联络上一个女人，结果是他的遗孀。肯已经死了六年，不，七年了，她告诉我。我说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她问我的名字，又问我是怎么认识肯的。

他已经过世了，而且她反正是他太太，所以也不必保护他的匿名，我自己也从来不会刻意为自己匿名戒酒的状况保密。我说我是在匿名戒酒会认识他的，她很让我意外地问起我是不是还戒酒，我说是。

“那你很幸运，”她说，“肯戒了九年，了不起的九年，然后我想他觉得自己治愈了。接下来他就是没法不喝酒。他不断进出戒酒中心，还去明尼苏达州的黑兹尔顿戒酒中心住了三十天。他飞回家时，我去机场接他，他下飞机时已经喝醉了。之后又醉了一两年，然后病一发作，就过世了。”

我为打扰她而致歉，她则为告诉我这些没用的消息而致歉。“我早该去改掉电话簿上的资料，”她说，“可是一直找不出时间。”

“现在都不说是直邮广告了，”鲍伯·莱普利告诉我，“别问我为什么。现在不是说直效营销，就是说直效广告。我对这个主题的认识也就差不多这样而已，不过我认识一个人，他可以把一切你所需要知道的告诉你，包括为什么每个月你都会接到六封服装零售商 Lands’ End 寄来的可恶的广告信。”

我该早些想到鲍伯的，不到两个月前我们才碰过面，同一天晚上我找雷·格鲁利奥预约要在圣保罗的戒酒聚会中演讲。鲍伯跟雷一样，都是“三十一俱乐部”的会员，也是“福勒暨克雷斯吉”公司的副董事长，我不知道他那个职位的工作内容，不过我知道“福勒暨克雷斯吉”是家广告公司，这样就够了。

他提到的那个人马克·萨弗兰正在开会，不过我留了电话，说是鲍伯介绍我来找他的，于是一小时内就接到回电。“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有关直效营销的事情，”他说，“不过你是要找某个特定的人，对不对？”

“或者是查清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

“那就难了，因为这一行有一大堆写文案的自由撰稿人，要证明他不是其中之一会有困难。不像医生或律师，文案撰稿人没有一个专属的专业组织。没有州政府或市政府的执照管理局，我猜想就跟你那行一样。”

我不置可否。

“问题是，”他说，“我们几乎所有事都是由上班的正式员工完成，赶时间或需要找外头的帮手时，我们就找个以前合作过的。所以我们自己的名单上有六到八个这样的人，另外还有些大型的工作室，可是你要找的人不在其中，因为他是自由撰稿人。你猜我打算怎么着？我让你去跟我们常找的一个人联系。”

他给了我一个名字和电话，结果要相信这个人是个自由撰稿人很容易，因为他是自己接电话的。“彼得·霍克斯坦。”他报上姓名，我跟他解释我的请求，他问我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没听说过，”他说，“不过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我很少出去跟同行碰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工作。就算我听过他，这个名字也不是那种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没错。”

“他可能属于直效营销联盟，但也或许没有。大部分的会员都是工作室，因为会员费很贵。不过你在邮购联盟的官方网站‘如何收费’可以拿到免费名单。或者他可能会在《DM 新闻》《直销》或《目标营销》上登小版面广告。你可以去找找看，另外也可以查一下《广告周刊》和《广告年代》的分类广告。”

他的建议源源不绝，我每一条都写了下来。如果大卫·汤普森得过奖或演讲过，可能在谷歌上可以搜得到，不过也可能没用，因为他的名字太大众化了。“你可以在网络上查到我，”他说，“外加一个在内布拉斯加因为受雇杀人而服无期徒刑的那个彼得·霍克斯坦，更不必说那个德国科学家彼得·霍克斯坦了。”

他说，很有可能这个大卫·汤普森是被漏掉了。“我有一份‘如何收费’的名单，”他说，“因为那是免费的，所以拿了会有什么坏处？不过我不会在《广告年代》上登分类广告，也不会在直效营销的出版物上登广告。我不认为花那个钱值得，而且不单只有我这么认为而已。在我们这一行做了一阵子的人似乎都有同样的感觉。认真想想其实挺可笑的，简直就像我们已经不再相信广告的威力似的。我也没参加任何同业工会，我接到的案子都是熟人介绍的，会有什么客户光凭看过你的广告就挑中你？那就像要从工商电话簿里面接生意一样不太可能。”

我谢了他，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之前早该做的。我在工商电话簿上寻找汤普森——不是消费者版本，而是企业对企业的版本。没有直效营销文案撰稿人这个分类，不过有一栏是广告文案撰稿人，里面没有大卫·汤普森，我并不觉得意外。

我在《广告周刊》和《广告年代》的分类广告栏也没找到他，这两种杂志是他提过可以在一般书报摊找到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坐在伊莱恩的计算机前，上谷歌仔细寻找他提过的一些网站。

每个人都告诉我网络可以节省多少时间，而且简直不敢相信没有网络要怎么活下去。我懂他们的意思，不过每回我上网，到头来总是纳闷，在计算机出现并占用我们的闲暇时间之前，那时候大家没事都在干吗？我从下午三四点起就坐在那混账玩意儿前头，直到伊莱恩把晚餐放在桌上才起身离开。

她说她想查看她的电子邮件，可是又不想打扰我。我告诉她说我很欢迎她来打扰，我已经花了好几个小时却没有什么进展。“我找不到那个狗娘养的，”我说，“后来我去查彼得·霍克斯坦，别问我为什么，然后发现他不是说笑的，还真有个跟他同名同姓的家伙在内布拉斯加因为受雇谋杀而在服无期徒刑。起初是被判死刑，上诉后改判了，那个案子很有趣，不过我干吗花将近一个小时看它，这就很难解释了。”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想我们应该再买一台计算机。”

“真有趣，”我说，“因为我想的是我们应该连原来的这一台都给扔掉。”

纽约的各个地区很少会有明确的范围界限。这些范围会因为媒体、房地产商、当地居民的舆论转变而有所变动，谁也不敢确定哪一个地带的名称会消失，而下一个地带会崛起。而大卫·汤普森所居住的——或那个声称自己是大卫·汤普森的男人所声称自己居住的——基普斯湾则是紧临着基普斯湾广场的一个居住区，基普斯湾广场是一个占据三个街区的住宅小区，介于三十街和三十三街、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从三十四街以南、东河河岸至第三大道间，都是大家所说的基普斯湾。贝尔维医院和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占据了第一大道和小罗斯福道之间的地带。基普斯湾的南界很难有明确的界线，不过打个比方，如果你住在二十六街和第二大道交会口的公寓，你大概就不会告诉大家你住在基普斯湾。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区域都非常小，我徒步走完所花的时间，不会超过前一天在网络上几乎一无所获的搜寻。这一带主要都是住宅，散布着一些服务业和供当地居民消费的小餐厅，我就到那些店里去，到杂货店、熟食店、干洗店和报摊，把大卫·汤普森的照片亮出来。“你在附近见过这家伙吗？”我问了一些韩国蔬果贩和意大利修鞋匠。“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又问了几个多米尼加的门房和希腊侍者。没有人见过，甚至一个送信途中的邮差、一个影印店的职员，或一个正在巡逻的警察也没见过，那警察本来正开始考虑该来问我问题，结果发现我也在做自己的工作就打消了念头，尤其是后来还发现我认识他父亲。

“他长相很平常，”那个警察说，“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说名字太普遍了，没什么用，不是吗？他自己名叫达纳赫，我记得他父亲交际甚广，朋友遍天下，可以兼任两党的选举幕僚。他现在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他儿子说，他每天都打高尔夫，除非下雨。“可是那里从不下雨。”他说。

那天晚上纽约下了雨，不知道图森怎么样。我待在家里在 ESPN 频道看了一场死气沉沉的拳击赛。次日早晨凉爽又清新，整个城市充满光明的希望。TJ 和我碰面吃早餐，交换笔记，然后他认为我们正在进行爱迪生所描述过的那种过程，他声称他现在已经知道一万两千种物质不适合用来做灯泡里的灯丝。我们也确定了大约有同样多种方法都找不到大卫·汤普森，而且我开始纳闷他是否存在，是否能让我们找到。

我没有事情让 TJ 做，所以他就回家坐在计算机前，我也及时赶回家接到了某个大卫·汤普森给我的回电。他打电话来跟我说他不是我在找的那个大卫·汤普森。我奇怪那干吗还费事打电话来？我谢了他，挂上电话。

下午三四点时，我忽然想到我手上唯一有关露易丝那位大卫·汤普森的线索就是他的电话号码，所以干吗不打打看呢？我不能追踪电话，也不能因此查到名字或地址，不过我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拨号，看谁会来接电话。我拨了，一开始没人接电话，然后响五声后转到语音信箱，一个计算机合成的声音请我留言。我没留言便挂掉了。

我以为那天晚上会在一个聚会上碰到露易丝，结果没有，于是我打了电话给她。“不知道啊，”她说，“也许我太早行动了，自从雇了你之后，我就没再接到他的消息。我实在很讨厌一个人讲都不讲就甩了你。”

“你有试着打电话给他吗？”

“如果他是要甩了我，”她说，“我才不会就这样让他得逞，你懂吧？但如果他没有要甩掉我，我也不想催他。在女人打电话给男人这种事上，我的观念很老派。”

“好吧。”

“不过管他呢。如果我能叫一个侦探去查他的底，那打个电话给他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等一下，马修，我稍后再给你回电。”

她几乎立刻就回电了。“没人接。只有他的语音信箱，我没有留言。我连问都没问。你查到他任何事情了吗？”

我说我在这案子上头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没有太多成果。我没告诉她我离发明灯泡有多近。

“哦，”她说，“也许你不该继续查下去，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如果我从此再也联络不到他，那还去查他就太不切实际了。如果我打算忘掉一个男人，那就不需要知道他太多事情。”

通常我查案子就像一条追着骨头的狗，而且在客户告诉我放弃时还往往会继续查，可是这回我轻易就停了下来。如果我想出了一些比较有希望的方法，可能会比较难放弃，可是现在我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等他跟她约会后，一路跟踪他回家。如果他再也不打电话给她，那我要玩这招恐怕就难了。

次日傍晚，我去西五十三街的唐奈图书馆阅读一本讲直效营销的书。读书不能帮助我找到大卫·汤普森，但我在网络上查到有关这个主题的几个方向让我生出兴趣，想花一两个小时浏览一下这方面的书。我从那里走路到伊莱恩位于第九大道的店，想陪她到打烊，然后一起散步回家，但她不在店里。

看店的是莫妮卡，她已经来了大半个下午了。“我只是刚好经过，”她解释，“想跟她聊一会儿。我去买了两杯摩卡拿铁，她一喝完就说我是天上派来的天使，问我可不可以帮她看店，让她去参加泰博画廊的一场拍卖。于是我就被困在这里了，一杯摩卡只能撑这么久，我犯了咖啡瘾，还得再喝一杯才行。”

“你怎么不锁上店门十五分钟，去买一杯来喝？”

“因为呢，亲爱的马修，我得先有钥匙才能锁上店门，而你的好太太却没想到要交给我。我肯定什么地方一定藏了一把备用的，可是却找不到。你要不要帮忙守住城堡，好让我去买两杯咖啡回来？”

“不，我去。你刚刚说要摩卡拿铁吗？”

“刚刚是这么说没错，不过刚刚是刚刚，现在是现在。帮我弄点真的很恶心的玩意儿来行不行？我要那种焦糖摩卡星冰乐，稠稠的加上一堆糖，让你尝不出咖啡味，不过再加两份浓缩咖啡进去就生猛有力了。你觉得怎么样？”

这听起来很可怕，不过反正喝的人是她。我去了店里逐字照念她要点的咖啡，然后那个穿了鼻环的金发咖啡师大步走过来把咖啡拿给我。我把咖啡带回店里，和她聊了聊，直到伊莱恩一阵风似的进门，向我们报告说她的那场拍卖真是成功。

莫妮卡看店的奖赏就是去巴黎绿餐厅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讲话的多半是她们两个，偶尔她们其中之一会跟我道歉说他们都在聊女人的话题。不过没人提起莫妮卡的神秘男友。

我们送她上出租车，散步回家，进门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露易丝。“他打给我了，”她说，“昨天很晚的时候，一直道歉时间很晚，还道歉说他这么久没打给我。忙，忙，忙，他这个周末出城了，不过我们星期一晚上会约会。昨天晚上太晚了就没打给你，今天我又一直很忙，而且我想考虑一下。”

“结果呢？”

“嗯，结果是显然他没有甩掉我，而且我真的喜欢他，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可能有结果。感情走到一个地步，你就是得要有信心，你必须能够敞开心胸，相信一个人。”

“所以你想取消调查了吗？”

“什么，你疯了吗 ？我刚刚才说过我必须相信他，可是我根本不确定他是谁的话，要我怎么能相信那个狗娘养的？我打电话是要请你继续查下去。”

①英文是 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On Doors。

8

闹钟还没响他就醒了。他冲澡、刮胡子、换衣服。他已经准备了一套今天要换上的干净内衣，一件白色衬衫。他穿上那套他第一次拜访监狱时穿的暗灰色西装，把银色领带换成有纹理的黑领带。朴素，他决定。穿得朴素绝不会出错。

他看看镜中的自己，很满意自己的模样。他的胡髭需要修剪吗？他想着想着笑了，用大拇指和食指顺了顺。

他的鞋子不脏，不过可以擦一下。五十英里之内会有擦鞋匠吗？他很怀疑。不过昨天他在 OK 便利商店买冰激凌时（他买了两品脱，而不是一品脱，而且两盒都吃掉了），也顺便买了一罐奇伟黑色鞋油。

有些汽车旅馆会提供一次性的擦鞋布，主要目的是想节省旅馆毛巾，而不是为客人提供方便。这家戴斯酒店却没有提供，这是他们的损失。他用一条毛巾擦上鞋油，然后用一条手巾摩擦得亮晶晶。

他离开前，用另一条毛巾擦掉他可能碰触过的表面。他习惯上不去碰触不必要的东西，也不会有任何人来他房间撒粉采指纹，不过这种事对他来说是例行公事，为什么不做呢？他还有大把时间，而且事先预防绝对不会有错。小心点，免得事后遗憾。

他最后一次打开计算机，上网，查看电子邮件。他浏览了几个订阅的新闻组，看了一些文章。有个关于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即将被处决的讨论主题，迅即引起了一连串回应，他看了一些新的帖子，发现除了零星夹杂的几则挑拨性言论外，大半不是来自一般反对死刑人士所必然会有的怒吼，就是正好相反，是出自拥护死刑者的欢呼，这些拥护者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电视转播处决过程。

他想，付费观赏只是迟早的问题。

他退出网络，把行李整理完毕，从后门离开汽车旅馆。没有必要去办退房，因为他们已经预刷了他的信用卡。他也没有任何必要去归还塑料房卡。他看过报道，说这种房卡会自动记录许多编码资料，理论上是可以利用房卡去查出住客的所有的进出记录。他不确定是否确实如此，就算可以，他知道这些卡片都是自动回收循环利用，要重新设定以供下一个住客和下一个房间使用时，里面的编码资料会被永远删除。不过为什么要留下任何机会呢？他带走了那张房卡，准备到另一个州扔掉。

十点二十分，他在监狱的警卫室前停下车，警卫认出他来，朝他咧嘴微笑。他把车子停在现在已经是他老位置的地方，然后看看镜中的自己，顺了顺胡髭，走向入口。太阳高挂在几乎无云的天空，没有一丝微风。今天会是个大热天。

不过监狱里并不热，里面有空调保持空气终年凉爽干燥。他经过了金属探测器，把证件拿给那几个已经认识他的人看，然后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头是专供人们静坐目睹这个社会动用极刑的地方。

他在十点四十五分进入那个房间，离预定的行刑开始时间还有整整一小时又十五分钟，里头已经有六个人了，四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有个男人比他年轻几岁，穿了衬衫，打了领带，可是没穿西装外套，正在到处搭讪。他确定这个人是新闻记者，他不想跟他谈话，其实他不想跟任何人讲话。他摇摇头，打发掉那名男子。

他惊讶地发现，房里有一张茶点桌，桌上摆了一个保温咖啡壶和一壶冰红茶，另外还有一盘甜甜圈和一盘玉米麦麸松饼，供观众取用。他什么都不想吃，这整个吃吃喝喝的想法有点让人反感，不过他去倒了杯咖啡。

然后他挑了张椅子坐下。这里没有不好的位置，观众席长而窄，每张椅子都面对着一面大玻璃板构成的窗子。他猛然意识到，他们离即将观看到的死刑竟是如此接近。但透过那扇隔开的玻璃，他们将可以感觉到那位在场医师的呼吸，以及那名不幸病患的恐惧。

各种设备都已经准备就绪，推床、悬挂着三瓶点滴的器具，还有一整套医学设备。他往右瞥了一眼，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和女人，他们双眼紧盯着女人手上拿着的一个裱框照片。当然，那是他们的儿子，阿普尔怀特手下的三名受害者之一。

他稍微转身，看了那张照片一眼。那头浓密的金发是个绝对不会被搞错的特征；他们是威利斯夫妇，第一个被害男孩的父母，男孩尸体至今仍未被寻获。

显然，尸体的所在位置是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决心带进坟墓里的秘密了。

门打开，进来了另一个人，他找了个位子坐下，然后看到茶点桌，过去倒了杯咖啡，拿了个甜甜圈。“看起来好像不错。”有个人说，也往那张桌子走过去。

咖啡比预期中的好，不如他偏爱的那么浓，但还可以，而且是刚煮的。他喝完了，把杯子放到一边，凝视着玻璃板的另一面。

然后任种种回忆涌上心头……

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离此不到五十英里，但时间上的间隔比距离更为遥远。几年前，威利斯家的男孩——叫杰夫里吗？——还活着，那时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还没有失去自由，有太太有小孩，在社区中受人尊敬。而且，每星期他会到离他办公室几个街区外的市立户外运动场打一两场篮球。

而他自己，阿尼·伯丁森——当时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字，只是他一时想不起来了——刚好经过那个球场。他之前从没经过那儿，他才刚到里士满，停下来看一堆成年男子打篮球。

两个人跳起来抢篮板，其中一人的手肘撞上另一个人的脸，后者痛得大叫一声，倒在地上，鼻子涌出血来。

为什么事情会发生？为什么有的人活着，有的人死去；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却失败？这似乎不言自明，以下两种运行原则一定有一个说得通。要么就是凡事必事出有因，要么就是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没有道理可言。若不是从宇宙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万事皆已注定，那么就是一切事物，每个右转或左转，每一声惊雷，每一根断掉的鞋带，全都毫无缘由，只不过是随机的产物罢了。

不论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他都可以说出一些道理，但往往他倾向于后者的观点。随机主宰命运，事情会发生是因为它们就是发生了。你碰上了只能认命。

因此，任何人都有可能停下来看那场篮球赛，但偏偏不是任何人，而是他，亦即未来的阿尼·伯丁森，有着自己独特的过往和个性。而且，虽然那天有点热，但他还是穿了一件运动外套，而且在胸前的口袋里，他很反常地放了一条折叠整齐的白手帕。他是那天早上放进去的，所以他知道自己有那条手帕，当时他想都没想，就朝场上那个倒下的男人冲过去，掏出口袋里的手帕，止住那个受伤的鼻子——后来才知道鼻子没断——所流出来的血。

其他人包括队友和对手，也都赶过来协助阿普尔怀特，他们立刻将他扶起来，带他去看医生。然后他也走了，手里拿着那条血手帕，他低头看了看，说来不可思议，他竟能预知接下来的每件事。换了别人，会立刻把手帕扔进离自己最近的垃圾桶，但他立刻将这条手帕视为独一无二的机会。

他小心翼翼地带着手帕离开。一等到有机会，就把它塞进一个塑料拉链袋里。

一名穿着褐色西装的男子走进房间，显然是典狱长的下属，他清了清喉咙，详尽地解释稍后窗子的另一边将会如何进行。他以前早听过这些了，也猜想在场其他人都听过，包括受害者家属、媒体记者，以及任何设法抢得这些宝贵第一排座位的人。

但那名男子不是来温习每个人的记忆的。他几乎等于是在电视节目摄影棚里负责鼓动观众的人，那种人会讲笑话提振观众的情绪，鼓励他们看到“鼓掌”的提示标志时就热情地报以掌声。当然，那名褐衣男子没说笑话，他的目标也不是要激励观众，而是要消除、降低人们的情绪。“请记住这是个严肃的场合，”他告诉众人，“你可能会感觉到有开口说话的冲动。不管是什么话，请先忍着，直到整个过程结束为止。这个人的样子可能会让你痛苦得想喊出来。如果你觉得可能控制不了自己，那么请你现在告诉我，我会找人带你到本中心的其他地方。”

没有人这么做。

“我们将会目睹一个人的生命结束。我们将会尽我们所知，让这个过程没有痛苦，但即使如此，你们仍将看到一个人从活着转为死亡。如果你不想看到这样的景象，现在就告诉我。好，如果到时候你发现你不想看了，就闭上眼睛。这好像太明显了，根本不必说，但有时候人们会忘记他们还有这个选择。”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话，但他没留意听。毕竟时间宝贵，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回忆……

把那条手帕封在塑料袋里面后，接下来该做什么，他心里清楚极了，仿佛剧本早就写好放在那里，仿佛他只需要一一按照指示去做就行了。

他第一次开始杀人，只是一种金钱与权力两者兼得的手段。他以为自己想要的是金钱和权力，而杀人只是一种为取得这两者而偶尔用得上的技术。发现杀人并不困扰他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这点多少也预料得到，但他没想到的是伴随着杀人行动所带来的愉快和满足。它带来的兴奋和成就感，那是什么都比不上的。

很难确定他是什么时候想通了，明白到金钱和权力都是次要的，杀人本身就是报酬。但他猜想，他开窍应该大致是在他买那把刀的时候。

他抓着那把刀，紧握在手里。它看起来就像其他的鲍伊型猎刀一样，可是花了他两百多元，而他可以从刀的平衡感和握住它的手感，体会到那种价值。那是一个姓兰德尔的人亲手打造的，在手工精制刀的制造者与收藏者圈子里，此人堪称是个传奇。

他买下这把刀之后使用过几次，总能完美地达成目的。每回用后他都会清理刀子，擦去表面的血迹。当然，刀子是不锈钢的，而且坚固耐用，可是血会渗进刀刃和刀柄之间的缝隙，所以他还会把刀子放在稀释过的家用漂白水里面泡一夜，以预防生锈。没有血迹，没有 DNA，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这把刀或其主人涉入过任何杀人事件。

现在，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再度使用这把刀，而且知道如何使用、为什么要使用，他感觉到一阵激动。

那一夜和次日白天，他开着车在里士满到处逛，好熟悉环境。他得知了妓女聚集的地方。没有其他更容易的下手对象，而且他以前若碰到急需满足杀人的饥渴、没有时间玩什么花样时，也找过妓女——不是在街上，而是在按摩院。其中一名妓女好像对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不怎么惊讶，他想知道她和她的姐妹们是否会想到有此下场，想知道连环杀手是否能位列她们的职业疾病排行榜上，就像煤矿工人容易得黑肺病一般。

第一夜他差点就挑了一名身材苗条，打扮火辣，穿着红色热裤和一件很紧的露背背心的妓女。他只需要停车就行。她会上车，而当他驶离路边时，她的命运就注定了。她将成为那个鼻子流血的男人手下第一个不幸的牺牲者。

但他必须知道更多。方针很清楚，但他得决定细节。凡事都要先计划好。

他查到了许多自己必须知道的事情。他知道了那个鼻子流血的男人的名字和地址，也花精力在网络上搜寻到更多关于他的事情。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已婚，有小孩，过着一种基本上清白无瑕的生活。多么讽刺，接下来他会去绑架、鸡奸、谋杀一连串同样清白无瑕的男孩。

因为他已经逐渐明白，妓女并不是一个好选择。她们很多人身上都染上这种或那种脏病，想到要亲密碰触她们及她们的体液，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且，万一他挑上的是个假扮妓女的警察呢？

更关键的是，一个妓女之死无法引起够多的愤恨。俄勒冈州的那个家伙杀了两打妓女才开始有人注意到他，而即使到那时，警方也没有不眠不休地追捕他。

然后，他缓缓开车驶过昨天引发他灵感的场景，看到了另一场篮球赛正在进行。可是打球的都是男孩子。一群穿着运动短裤的小鬼。一半穿着运动衫，另一半则光着上身。他们的胸膛没有毛，脸颊上没有刚长出的胡茬。年轻，纯真。

杀掉一个妓女不会有人注意，但杀掉一个儿童呢？

他曾这样写道：

我杀男人也杀女人。我得说，杀男人让我比较有成就感。但另一方面，若纯粹就愉快程度而言，再没有比杀掉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更快乐的了。

那么男孩呢？他看着那些打篮球的小鬼，感觉不到他们有性吸引力。然而，想到要捕杀他们其中之一，还是有种不可否认的刺激性。性的方面可以作假，只要找个形状适合的东西充当替代品即可。他不需要为了布置一个可信的性谋杀舞台，而亲身体验性欲的部分。

但结果，连他自己都很惊讶。

几天后他才去物色被害人，之前他买了几样东西。其中大部分——胶带、一条毯子、一把园艺铲、一个橡胶大头锤——是在当地的沃尔玛超市买来的，但还有其他两样比较昂贵的，就是一辆汽车和一台计算机。车子是一辆日本进口车，款式跟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开的那辆一样，而计算机则是减价的 IBM 仿制品。他匿名用现金从一个私人车主那里买下那辆车——车子被撞过，外壳需要整修，另外车体结构可能有些损坏。不过就他的使用目的来说倒是够了，而且很便宜。

他在那所高中附近发现一个地方，常有男孩在那边等着搭路过的便车，他找到了一个独自站在那里的男孩，竖着大拇指。男孩看起来十三四岁，反正还不到拿驾照的年纪。

他停下车，让男孩上车。他是个好看的年轻人，金发，脸和前臂晒得稍黑。他手臂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脸光滑得像女孩。

这男孩是男妓吗？有可能，搭便车是男孩勾引年长男子进行性交易的老套手法。不过这男孩看起来很纯真。

他和那男孩聊天，问起有关运动和学校的事情。“那女生呢？”他说，“你喜欢女人吗？”

我更喜欢男人，那男孩可能会说，但结果没有，他说女孩不错。从各种迹象看来，他完全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在一个红灯前，他把车停下，指着乘客座那边的地板。“那里有一只手套，”他说，“帮我捡一下好吗？”

男孩往前弯下身子，寻找根本不在那里的手套，他那把橡胶大头锤挥出一个大弧形，结结实实击中男孩的后脑勺。会用力过猛把他给打死吗？不会，但足够让他昏过去。他立刻把男孩的双手用胶带缠在背后，又撕下一小片封住他的嘴。

五分钟后，他们来到预先选定的杀人场地。

他发现不需要利用替代品。他自己的就足以胜任。那男孩的皮肤像女人般又软又滑，而且他那种无助、完全脆弱的状态很令人兴奋。他没想到要带安全套来，这个荒谬的疏忽是因为他假设这个男孩不会激起他的情欲。绝对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他提醒自己。绝对不要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要为各种意外状况预作准备。

于是他在那男孩身上满足了快感，但没到高潮就停下了。然后他拿出刀子，那把兰德尔所制的美丽刀子。

刀子之后，接下来是剪刀，剪下一小绺头发。剪刀之后，是园艺铲。不是用来挖墓穴，因为他已经预料到会有需要，早已经提前挖好了，铲子是用来把土填回去。这个杀人场所是一个废弃的农场，在里士满西边，刚过城南赛车场。农场的家族私人墓地就在荒废的旧农舍一侧。墓碑残破得难以辨识上头的碑文，而现在除了原有的十几座坟墓之外，又将添上一座新坟，他把墓穴填好，覆盖上草皮压实。现在这是一座新坟，但不久之后就跟其他的没什么两样了。

到了傍晚，他把那辆破旧的凯美瑞车开到前一天租来的车库。如果任何人发现这辆车，里面不会有任何指纹。后备厢里的工具上——铲子、大头锤，以及那把极好的刀上也没有指纹。

他改开自己的车，一辆米黄色方背的福特天霸，行李放在后备厢。他往西开上州际六十四号高速公路，然后向北接州际八十一号，把定速系统设在车速限制以上四英里。中间除了加油之外都没停，直到过了宾州州界。在宾州一个家庭式小型汽车旅馆里，登记住宿的办公室还有一股咖喱的香味。他在旅馆房间里用热水淋浴了许久，把穿过的衣服装成一袋，准备明天上午扔进慈善捐衣箱中。他赤裸着钻进被窝，让自己从头回味当天下午那场娱乐的分分秒秒，从那名男孩上了他的车，直到他刺下最后一刀为止。

这回他不需要憋着了。他的高潮强劲而猛烈，他喊出声，像个痛得叫起来的女孩。

9

现在十二点整了，长窗的另一面还没有任何人出现。就好像幕布已升起，但舞台上仍是空荡荡的。

人都到哪儿去了？

昨天夜里州长打了电话吗？不，当然没有，因为州长想继续当州长，可能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坐上更高的职位。他不会打电话，也不会有律师向最高法院提起最后上诉，因为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的上诉过程早就结束了。

阿普尔怀特没事吧？他还年轻，才刚跨过中年的门槛，不过也老得足以中风，或心脏病发。他想象着阿普尔怀特十一点时在牢房里倒下，想象着救护车疾驰，赶来救他的命。然后，死刑的执行随之延期，直到他的健康状况被认为足以被送去处决。

但当然这只是他的想象，他痛快地想象了一阵子。其他观众并没有坐立不安或不停地看手表。或许处决就像摇滚演唱会，或许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事从不会准时开始。

反正又不是有谁要赶时间。不过这似乎正是个好机会，让他再度徜徉在回忆的小径上……

威利斯家的男孩死后两天，他在宾州的约克市租了一栋带家具的洋房。过了快一个月，他才回到里士满。

但这个月他并没有无所事事地虚度时光。他为计算机装了 DSL 线路，常常上网，寻找网上的各种东西、查看电子邮件，阅读他所订阅的新闻组里的新消息。

他每天至少会让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脱机一次，然后打开他买来的那台计划要归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所有的计算机。他用 Word 软件写了一份令人发指的记录，叙述那名男孩被绑架和谋杀的过程，唯一违背实情的是说他事发之前耗了好几星期，如何跟那种念头挣扎，又如何决定他除了去做之外别无选择。

然后他故意对杀人场地含糊其词。

我带他到一个美好而隐秘的地方。我知道那里没有人会打搅我们。他将会轻易地消失。没有人知道该去那里找他。

他在网上替阿普尔怀特在 Hotmail.com 开了一个电子邮件账号 ScoutMasterBates①。在申请表格上，他自称姓名是约翰·史密斯，够平凡无奇了，但街道地址他写的是榆树街四七六号。阿普尔怀特真正的门牌号码的确就是四七六号，但不是在榆树街。至于居住城市和州，他填的是加州洛杉矶，不过却用了阿普尔怀特在里士满的邮政编码。

他以“童子军团长贝茨”的代号在网络上寻找色情网站，结果并不难找。没几天他的信箱里面就塞满了色情垃圾邮件，他浏览了众多以年轻男模特儿和讨论男人与男童之爱的网站，因而愈发成为儿童色情供应者的目标。“所有模特儿均十八岁以上（心照不宣！）”一个网站如此宣称。

他下载了色情照片，用一张无法追踪到他身份的信用卡付费。几个星期前他在一家餐厅吃饭，看到另一桌有个顾客以信用卡付账，没拿收据就走了。他趁女侍者收走之前，假装要去上厕所，经过那张桌子，摸走那张黄色纸条塞在口袋里。上头有信用卡持有人姓名和到期日，足够应付他在网络上的小额消费。一两个月后，那名顾客收到信用卡账单时，如果发现了，就会打给信用卡公司投诉。但届时他已经把这个信用卡账户利用完毕了。

回到里士满，他开始设法进入阿普尔怀特的房子、车子和办公室。

结果很简单。阿普尔怀特在他办公室附近的停车场包月租了一个停车位。他自己过去那儿，询问有关收费、开放时间和租用方式的事，还问了许多其他问题，然后趁服务员没注意，他从附着号码的挂钩上偷走了阿普尔怀特的钥匙。他告诉一名锁匠，他要给女朋友一整套备用，锁匠咧嘴笑了，说他真是容易相信别人，他自己已经结婚十八年了，他太太到现在还没有他的车钥匙。

开车门和后备厢的是同一把钥匙。钥匙圈上还有别的钥匙，他都复制了，知道一把是房子的钥匙，另一把是办公室的。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又回到那个停车场，把阿普尔怀特的钥匙放在桌上，看起来就像是从挂钩上掉下来似的。

那天深夜，阿普尔怀特家的灯关掉后许久，他进入没上锁的车库，打开车子的后备厢。他身上带了一条旧军毯，是从约克市的救世军商店里买来的，他把毯子铺在阿普尔怀特车子的后备厢里，四处摩擦着车厢内部的衬垫，然后取出放回原来的塑料袋里。

两天后他换了车，开着那部深色的凯美瑞，把米色的天霸留在车库。放学时他开始驾车四处逛，很快就载到一个比杰夫里·威利斯年长、懂事的男孩。斯科特·索耶，十五岁，有机灵的双眼，笑起来有点邪气。他的Ｔ恤太小了，而且旧旧的蓝色牛仔裤挑逗性地紧裹着他的大腿和臀部。他上车后，一只手就搭在椅背上，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魅力。

效果很滑稽，但他没笑。

我想你在置物匣里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他告诉那男孩。于是，他在适当的时机挥动那把橡胶大头锤。

里士满市的东北部有个倒闭的乡村俱乐部，就在往老冷港镇的克赖顿路旁。这块地产正待出售，而求售的招牌长期竖在那里，已经被人们用来当成路过练习开枪的靶子。九洞的小型高尔夫球场上长满了杂草，一片荒凉，中央球道上杂草丛生。稍早他来查看过这个地方，挑了一个点。去球场的路上，男孩醒来了，贴着防水胶带的嘴仍试着想大叫，想挣脱双手，绑着安全带的身子拼命挣扎扭动。

他叫他安静一点，但挣扎仍持续着，于是他拿起橡胶大头锤，用力朝男孩的膝盖一敲，挣扎停止了。

他把车开进高尔夫球场，停在第五洞球道旁的杂草区，把那个男孩拉下车，拖进树林深处。他用铲子猛击男孩的膝盖骨，让他不能行动，接着剥光他的衣服，摆成适当的姿势，然后戴上安全套强暴他。

年纪较小的杰夫里·威利斯比较有吸引力。更柔软、更娇小，更能感觉得到他的纯真。而且跟男性性交也很有新鲜感。但与斯科特·索耶的经验却完全是一种原始的快感，而且也不需要抑制自己的高潮。他全力达到终点后，弯身拾起刀子——妥帖握在手里的感觉多么美妙——往下用力刺，然后再刺。

他用军毯包起尸体，那条毯子之前曾铺在阿普尔怀特车子的后备厢里，会黏上后车厢内衬的纤维，同时留下毯子本身的纤维。每次接触都会让纤维转移，这就是为什么他之前会拿毯子去做那些事，也是他杀掉威利斯男孩后把穿过的衣服丢掉的原因。他现在身上穿的也会丢掉，所有衣服，包括脚上的运动鞋。这些衣物会黏上纤维，带着青草的水渍和残余的泥土，但这一切都无所谓，因为这些衣物最后会被扔进宾州的慈善捐衣箱中，任何犯罪实验室都不会有机会看到它们。

他开始掘墓坑，可是天愈来愈暗，他又累了，而且脚下的泥土遍布着纵横缠绕的树根，根本不可能挖深。此外，他是打算让这具尸体被发现的。

他剪下一绺头发，塞进一个玻璃纸袋中。他把那纸袋连同他下次去里士满所需要的工具，都放进那辆凯美瑞的后备厢。

他把裹在军毯里的尸体留在那里，上头堆了些树枝，然后开车回到他租来的车库，把凯美瑞换成天霸。他走州际六十四号高速公路，然后转州际八十一号。他把用过的安全套尾部打了结，以免外漏，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车子进入马里兰州界时，他摇下车窗，把安全套扔出去，然后继续往前开。

两个星期后，他在约克市待够了。房租已经付到月底，所以他留着钥匙以便万一还要回去，但除去了所有他住过的痕迹，这样的话，没必要就不用再回来。他开车到里士满，开始布置舞台的布景。

此时，那台廉价笔记本电脑的硬盘里已经有一份第二宗谋杀案的叙述文章。他仍对谋杀场地和弃尸地点含糊其词，但明确称之为高尔夫球场，而且他从地图查询网站 MapQuest 下载了一份那个废弃乡村俱乐部的详尽地图，存在硬盘里。另外还有一篇短文的两份草稿，他在文中以阿普尔怀特的身份阐述了谋杀的道德寓意，以理性的言辞把自己的行动合理化，他必须承认，这些言辞得大大归功于法国色情文学大师萨德侯爵，另外他还借用了尼采和兰德②的说法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其中一篇特别提到杀害威利斯和索耶的草稿，他删除了，但他知道那其实是可以复原的；另一篇提到同样的杀人场地，但没有对作者不利的档案，他存在硬盘里，还加上档案批注：要发表吗？在哪里？？？

一天下午，他开车到阿普尔怀特家所在的郊区。两辆车都不在家，学校还没放学。他进入房子，在各个房间里走动，兴奋得全身震颤。阿普尔怀特有个书房，从他的税单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家中的办公室，然后他把那台笔记本电脑放在书桌里的一个抽屉中。

在卧室，他从阿普尔怀特的抽屉里拿了袜子和内衣，从衣橱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宽松卡其长裤。他注意到，衬衫上有洗衣店的标记，另外挂在木栓上的那条裤子洗后至少已经穿过一次了。

鞋子呢？他想找一双，然后想到稍早去车库时，曾看到破旧的球鞋，无疑是整理花园和院子时穿的。完全符合他的需要。

第三名被害人的选择和弃尸简直是无关紧要了，因为他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他为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所织起的那张网。慢慢来，他告诫自己。花点时间闻闻花香。然后，想起斯科特·索耶给予他的乐趣多么不如杰夫里·威利斯，这回他用心挑了一个年纪比较小、在光谱中更偏向纯真那一端的男孩。

网络上有关恋童癖的新闻组和电子布告栏——没错，他找到了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而且“童子军团长贝茨”还不止一次提供了他的评论文章——教了他一个新的说法。他得知，刚踏入青春期的男孩，被称为正在开花，身上还有少年的露珠。那就是他在寻找的，一个名叫马库斯·里柯克的十三岁男孩。男孩被发现时，根本没有在等着搭便车，而是在从学校走回家的路上。

此时他开着那辆凯美瑞，也已经在车库里换过衣服了。他卷起阿普尔怀特那件衬衫的袖子，折起他的卡其裤裤脚。球鞋也有点大，他试过用卫生纸塞在脚趾前面，但决定还是不要。这双鞋没那么大，而且他又不是要穿着走多远。

“小子，过来一下好吗？这里有个地址我找不到。”

太完美了。他花了足够多的时间在那些男人与男孩的电子布告栏上，因而对于恋童癖实在无法尊敬，但他们的狂热倒不是完全无法理解。就在那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上，他慢条斯理地对付马可斯，而在他冒险的愉悦增加的同时，也必然增加了那个男孩的疼痛和苦楚。哦，这个世界有时就是个零和博弈，不是吗？一个人有所得，另一个人就会有所失，而人会知道该站在这个等式的哪一边。

总之，事情很快就结束了，而一旦结束，那个男孩就不必再承受苦痛以及苦痛的记忆。那个男孩走了，去到每个人终将去的地方。

不管那是哪里……

最后的收尾工作：那具尸体除了少掉一绺头发之外，用一条军毯和树枝盖着，离斯科特·索耶的尸体只有几码远。尸体下方显然不小心掉落的，是启动这一切行动的那条手帕，他自己的手帕，两个月前染上了阿普尔怀特的血。然后在深夜里，他把原来放在凯美瑞后备厢的大头锤、铲子、胶带和剪刀移到阿普尔怀特后备厢的备用轮胎槽。那盒十二只装的安全套，扣除他用掉的两个，放在阿普尔怀特车上的置物匣里，刚好与将会在那两具尸体上发现的残留物相匹配。他穿过的衣物，包括球鞋、袜子、内衣、卡其裤、有洗衣店标记的衬衫，全部放进一个垃圾袋，再把垃圾袋放进后备厢，看起来好像阿普尔怀特打算要拿去扔掉。

他敢冒险再一次进入那栋房子吗？

他进去了，行动缓慢而安静。他家没养狗，没有防盗警铃。这一带很安全，是犯罪率很低的郊区，而且阿普尔怀特一家都睡得又深又沉。站在那栋黑暗的屋子里，另一个计划忽然冒上心头。他身上带着那把刀子；让那两个小孩被杀死在床上，割断他熟睡中的太太的喉咙，然后再为这栋房子的主人安排一个恰当的自杀，不是很简单吗？

不，他决定最好坚守原来的计划，最好让弗吉尼亚州去负责惩罚他。

他把装着那三个小玻璃纸袋的信封黏在一个书桌抽屉的底下。而刀子，那把兰德尔制作的绝佳好刀，上面看得到的血和指纹被擦掉了，但确定还留有能验出三个被害人的血迹反应，他实在很难割舍。

但无论如何就是该割舍。人绝对不能允许自己太依恋任何事物——无论是某个地方，某个人，还是某样东西。人唯一能依附的，而且必须完全依附的，应该就是自己。若是你的右眼害你失足，就挖掉；若是你的房子、车子或手工打造的刀子令你过度耽溺，就丢掉。

于是刀子被放进一个书桌抽屉。他离开那栋房子，缓慢而安静，他把失去刀子的痛苦化为选择正确行动步骤的满足感。毕竟，那只是一把刀，一个工具，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日后会有其他的刀子，而其中某些刀子会博得他同样的喜爱。

他此时开着凯美瑞，而且一路继续向前，上了州际九十五号高速公路，北上到华盛顿特区。到达时已经是上午了。他开着车子去了自动洗车行，然后停在离杜邦环岛几个街口的街上，下车离开，车窗开着，钥匙还插在点火装置里。他坐地铁到联合车站，很有把握他的火车启程前往里士满时，那辆车已经被偷了。

他来到那个租来的车库，上了他的福特车，开车离去。

过了两天，那个男孩的失踪事件上了报纸和电视的头条新闻，而且一个证人声称曾看到一个符合马库斯·里柯克外貌特征的男孩上了一辆深色的小汽车，他用一个无法追踪来电的电话打去提供线索。他报告说注意到一辆暗色汽车在男孩失踪那夜驶离“美景乡村俱乐部”的旧址，而且这事情让他起了疑心，于是记下了车牌的前四位，他最多也只能提供这些了。

而当然，这些就够了……

贵宾来了。我们这个小小盛会的明星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终于姗姗来迟。他拖着脚镣，戴着手铐，这使他的进场不那么优雅，但是现在他来了，表演可以继续。

他面无表情，看不出心情如何。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对于未知世界的惧怕？对于这个制度无法证明一个无辜者无罪而狂怒？毫无来由地期望能有奇迹发生、能救他一命？

一个星期前，他，阿尼·伯丁森，原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奇迹。他可以公开或匿名地自白，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他可以说出威利斯家男孩埋尸的地点。但现在，和阿普尔怀特共处那么多个小时之后，他说什么都立刻会被怀疑。伯丁森先生，你说你知道尸体在哪里吗？若是如此，那是因为阿普尔怀特告诉过你。你只是更确定了他有罪。

典狱长脸上有着这个职位压力所造成的沧桑，他陈述了一些场面话，然后问受刑者有没有话要说。停顿许久。阿普尔怀特——他还没被绑在推床上，显然要让他站着说自己的临终遗言——低眉思索着，然后首次抬起眼睛看着玻璃后的一张张脸。他发现了他的新朋友阿尼，双眼一亮，但只是片刻。

他开口了，声音柔和，好像不打算说给观众听。不过里面有麦克风，所以见证席还是听得见。

“你们都确定我犯了这些罪，”他说，“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不过没有理由要任何人相信我。我简直希望我真的有罪。那么我就可以告解，可以祈求原谅。”他停了一下，于是旁边的人上前，以为他讲完了，可是他迅速摇摇头制止他们。“我原谅你们，”他说，“所有人。”

最后他的眼睛定在那个曾宣称相信他是无辜的人身上。他猜到了吗？最后那三个字是表示他猜到了吗？但不，他是在寻找别人对他这番话的认可，而且也遂了愿，玻璃另一面有个人会意地点了个头。阿普尔怀特看到了，似乎很感激。

阿普尔怀特躺在推床上，旁边的人替他系紧缚带。医师在他手臂上找到了一根适合的血管，用酒精棉擦了擦他的皮肤，试了两次，才把静脉针头插入。

然后他僵坐在那里，看着一个人死在他眼前。没有多少可看的。第一剂的巴比妥盐没有明显的效果。第二剂巴夫龙会引致麻痹，使得阿普尔怀特无法呼吸或改变表情。而最后一剂氯化钾，不管是否引起刺痛，反正也不可能看得出来，不过至少对那些坐得够近、可以看到心跳监视器，或是检查脉搏的医师来说，显然第三剂药物不负使命。

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死了。

而玻璃后面，那名不久就会放弃阿尼·伯丁森这个名字的男子从头到尾都小心翼翼，维持着一种忧郁而超脱的表情。他勃起了，但他很确定不会有人注意到。

他知道州际九十五号高速公路在星期五会大堵车。于是他改走州际六十四号接八十一号，当天夜里在宾州的一家汽车旅馆过夜，星期六早晨走州际八十号高速公路往东，希望在交通比较顺畅的时间抵达通往曼哈顿北部的乔治·华盛顿大桥。最后果然符合他原先的计划。

近来，每件事都符合他原先的计划。

和他的预期一样。几年前他在里士满辛辛苦苦地工作，执行杀人行动、栽赃嫁祸，把圈套牢牢地套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唯一犯的错，就是在最不巧的一刻刚好鼻子流血。而过去的这个星期，原来是被他归在未完成事务的分类下。

他在纽约还有另一项未完成的事务。

①意思是“童子军团长贝茨”。

②指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

10

星期天晚上我正喝着咖啡看电视，手机响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真像个他妈的间谍，”露易丝说，“我现在在餐厅里的女厕所里。我们差不多要回我家了。你有我家地址吗？”

我说有。

“这件事真是太诡异了。我要带他回家跟他上床，同时你要躲在外头等着跟踪他回家。告诉我这不算诡异吧。”

“如果你希望我不——”

“不，这么做很合理，只是诡异透顶。如果他真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那么他永远不必知道这件事。如果他不是，那我就必须知道这回事。”

我问他是否可能在她家过夜。

“如果是，那就是破天荒头一遭了。他通常会过来待三四个小时，不过这回我们吃过晚饭了，平常不会的，所以我们会很晚开始。现在几点，八点半吗？不，快九点了。我猜他不会待到十一点半以后。”

我问他身上穿什么，以确定不会跟错人。设计师款的牛仔裤和一件海军蓝的马球衫，她说。我建议她等他一离开公寓，可以把电灯迅速开关五六次，她说这个点子真棒，不过她住的那户在大楼的后方，所以我从街上根本看不到。

“不过我可能无论如何还是会照办，”她说，“因为这好像玛塔·哈莉①那种很酷的超级女间谍会做的事。嘿，慢着。你不是会带着手机吗？所以他离开时我打给你不就得了？然后我还是会开关灯，只是为了好玩。”

她估计得差不多。我的手机在十一点四十分响起。

“我是玛塔·哈莉，”她说，“他就交给你了。我得告诉你，晚餐很好，但甜点更棒。拜托你帮个忙好吗？明天打电话，告诉我他是大卫·汤普森，而且他单身，而他唯一瞒着我的秘密是他非常有钱。”

我告诉她我会尽力而为，然后挂了电话，接着看到门打开，他走出来。或许不用这通电话，我也猜得出是他。他穿着牛仔裤和深色马球衫，我看过的那张照片跟他本人很像。

如果你有一整队人马去跟踪某个人，那事情就会很复杂，半打人在车上，另外半打走路。但我只有 TJ 做伴，另外还有个名叫利奥的出租车司机收了我五十元，答应当我两个小时的专属司机。

露易丝住在百老汇大道和西端大道之间的西七十八街，是上城的一栋褐石建筑。就像大部分单数号码的街道一般，八十七街是往西的单行道。如果大卫·汤普森住在基普斯湾或那附近，他或许会坐出租车回家，而且或许会走到百老汇大道上叫车。如果他想乘车到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而如果他想坐地铁，他会走到八十六街和百老汇大道交会口的那个车站，所以他还是会走到百老汇大道，跟车行的方向相反。

我们依此安排对策。TJ 和我会站在露易丝那栋公寓正对面的大楼门口，利奥的车则停在百老汇大道上一个消防栓旁边。如果有警察来赶他，他就会在那个街区绕一圈，不过这个时间不太可能。如果有警察来问，他只要说他在等客人就行了。

汤普森离开那栋大楼后，我们就打算跟踪他走到百老汇大道，然后上利奥的车，跟踪他坐的出租车。如果他走到八十六街坐地铁，TJ 会跟在他后面到地铁站。他会设法跟我用手机联系，我们则会设法在他和汤普森下车时赶到场。

汤普森走出门，下了门口的台阶，看看手表，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一开始没人接，然后有人接了，或是转接到语音信箱，因为他起劲地谈了一两分钟才按钮挂掉。他拿着手机看了一下，然后收起来，拿出一根香烟点燃，吐出一缕烟雾。他开始往前走，不过不是往百老汇大道，而是朝反方向的西端大道。

妈的。

“B 计划。”我说，跟在汤普森后面走，而 TJ 则拔腿跑到百老汇大道的街口，转弯去利奥正在等的地方，利奥原来正把早版的《每日新闻》摊在方向盘上看。但 TJ 上车之前，他已经发动引擎。纽约的交通规则是红灯一律不准右转，因为交通实在太混乱了，要是允许右转会更糟。不过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有回指出纽约人只把交通规则当成参考而已，而且利奥觉得成人应该能够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他绕过街角，在街区中段接我上车。

我上了后座，利奥开到街口碰上红灯停下。汤普森走到街角时，可能站到人行道边缘招一辆往南的出租车，也可能走路往南穿过八十七街，或者等绿灯亮时穿越西端大道，往河滨道走。

如果他选了上述三种可能性的其中一种，我们跟踪他就不会有问题，偏偏他右转，朝上城方向走。利奥可能会愿意再碰一次运气，来个红灯右转，可是他之前没转到右线道，而且这是一条单行道，所以实在没办法右转。

“狗娘养的！”他气冲冲地说。

“开到河滨道，从八十八街绕回来，”我说着，打开车门下车，“我会设法盯住他。”

等我赶过去，他已经在我前头且领先了半个街区，这应该不是问题，可是他在八十八街右转，我就看不见他了。我加快脚步来到他刚刚转弯的街角，发现他不见了。

利奥载我们回到第九大道和五十七街的交会口，不肯收任何钱。“我还以为会有一场冒险，”他说，“‘跟踪那辆出租车！’我还以为可以表演一下我的驾驶技术，跟踪那个王八蛋穿越布鲁克林的街道，到那些连熟知纽约的《每日新闻报》专栏作家彼得·汉米尔都会迷路的角落。结果我竟然只是开车绕了那个他妈的街区一圈而已。”

“我把人跟丢不是你的错。”

“的确，都是他的错，因为结果证明他是个狡猾的混蛋。你把钱收起来，马修。下回再打电话给我，我们再玩得开心点，到时候你可以付我双倍。不过这次免费。”

他在晨星餐厅门口放我们下车，不过我和 TJ 都不想进去。我们过街到凡登大厦，上楼回家。伊莱恩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摩妮卡推荐她看的小说，说绝对能让人获得带有罪恶感的快乐。“她说这本书等于一部哭湿三条手帕的电影，”她说，“我承认她说得没错。怎么了？”

“那家伙绕过街角甩掉我们了。”我说。

“这狗娘养的胆子真大。你们要吃点什么吗？”

“我真希望这一夜可以从头再来一遍，”我说，“不过很难。我不想再喝咖啡了。我什么都不想要。TJ 你呢？”

“我喝可乐吧。”他说，然后自己去拿。

我跟着他到厨房，两人一起坐在那里，想弄清我们刚刚在西八十几街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看起来好像是他耍了我们一场，”他说，“可是他的行动看起来不太像。”

“我不懂的是，”我说，“他怎么就这样消失了。”

“他走在路上，用魔术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家杂货店。”

“真的就像这样，对吧？他转弯时离我没那么远。一百英尺？不会超过太多，而且我应该把距离缩得更短了，因为他一转弯我就看不见了，于是就加紧脚步追上去。我到了转角，却发现他不见了。”

“就算他转过弯就开始叫车，但你马上就会到那个转角，就可以看到他了。”

“我本来以为是这样。”

“除非他走进那栋大楼。”

“转角那栋公寓？我也想到过。靠街上的那扇门没上锁，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前厅。然后你就得有钥匙，或者谁按键开了里面那扇门让你进去。我往前厅里看过，没看到他，不过我不是马上就看的，是在街上找了一阵子后才去看的。你知道，他没往百老汇大道走，而是走到西端大道，这好像很奇怪，但如果他住在那里——”

“那他只是回家罢了。”

“一个男人住得离一个女人很近，却告诉她说自己住在几英里之外的东三十几街。”

“也许他不希望她每隔一天就跑来借一罐糖。”

“比较可能是借一包香烟。不过我的确可以理解。你在网上交到一个女朋友，希望她不是住在遥远的布鲁克林或皇后区，免得要坐地铁、换公共汽车才能去到那里，可是接下来你又发现她就住在附近，于是你明白，原来住得太近也不是好事。”

“不知道，”他说，“她如果在附近看到他，不是会认出来吗？”

“照理讲是这样。纽约人可能不认识隔壁的邻居，但通常看到会认得脸。另外别忘了一件事，他打过一个电话。”

“就在他点烟抽之前。”

先前伊莱恩也进厨房来泡茶。“他是打给他太太，”她说，“看是不是该买一夸脱牛奶回家。”

“或是一罐糖，”我说，“或一条万宝路烟。如果他已婚，会找个住在附近的女朋友吗？”

“除非他真的想找死，”她说，“他是跟谁在讲电话，男的还是女的？”

“我们听不到他讲话。”我说。

“从他的肢体语言看不出来吗？在电话那头的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看不出来。”

“TJ 呢？”

“如果要我猜，我会说是个女人。”

“是吗？”我说，“为什么？”

“不知道。”

“他才刚跟一个女人约会过，”我说，“而且根据露易丝的说法，他表现得非常好。如果他不是打电话给他太太说他得留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

“不可能，”TJ 说，“如果他家走五分钟就能到的话，他直接回家不就得了。”

“你说得没错。所以他不是打给他太太。”

“除非是别人的太太。”

“老天啊。”我说。

“他有可能是打给他太太，”伊莱恩说，“他家在郊区的斯卡斯代尔，他打给太太说他会弄到很晚，或根本不打算回家了。然后他走到街角的那栋大楼。”

“街角那栋大楼里面住了谁？”

“不知道，”她说，“你才是侦探啊。”

“谢了。”

TJ 说：“有可能是另一个女人。”

“住在街角的大楼？”

“每个人总得有个地方待吧？”

“所以他是脚踏两条船，背着露易丝去跟住在她街角的某个女人偷情？”

“三条船，如果他在斯卡斯代尔还有个太太的话。”

“说不定那女人是应召女郎。”伊莱恩出主意。

“露易丝吗？我真的不认为——”

“不是露易丝。是稍后约会的那位，住街角的女人。也许她是做那行的。”

“可是他才跟露易丝约会过。”

“那又怎样？”

“根据她的说法——”

“他让她爽昏头了？”

“她用的不是这些字眼，”我说，“不过我得到的大致印象是这样，没错。”

“或许她得到了满足，但他没有。也或许他想玩帽子戏法。那是什么运动的术语？曲棍球吗？”

我点点头：“一名选手在一场比赛里进了三个球。”

“我知道是三个球，我只是不记得是指曲棍球还是足球。”

“这个词也被其他运动借用，不过原来是曲棍球用词。”

“真想知道这说法的来源是什么。总之，如果他认识一个应召女郎，就住在露易丝家的转角，那何不顺道去拜访一下呢？”

我努力回忆他站在露易丝家那栋褐石公寓前的样子，手里拿着电话。“他不必查她的号码，”我说，“所以他设定成快速拨号键了，对吗？”

“或许吧。现在大家都这样，不用小小的黑色电话本了。”

“如果他还想跟女人在一起，”我说，“为什么不在楼上待久一点？”

“老天，不知道，”她说，“你想会不会是他天生的Ｙ染色体作祟？”

“换句话说，那是男人本性。”

“我以前工作时，”她说，“有些客人会先自慰之后再过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更持久。我碰到过一个正好相反，他要我让他保持在兴奋状态一个小时或更久，但是绝对不要让他达到高潮，这样他就可以回家，给他太太一次永生难忘的交流活动。老实说，那还真是难倒我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场子里的骑马斗牛士。”

我瞥了 TJ 一眼，想看他对伊莱恩的往事回忆有什么看法。如果那些话对他有任何影响，从他的表情也看不出来。他知道以前伊莱恩是做哪一行的，我们常来往的朋友里大概只有他和莫妮卡知道，不过伊莱恩很少像现在这样，在 TJ 面前讲以前工作的事情。

TJ 对自己的母亲一无所知。他不到一岁母亲就过世了，外婆一手抚养他长大，后来也过世了。外婆讲的一些话让 TJ 推测自己的母亲曾当过应召女郎，因此他可能是个意外怀孕的产物，从一个不知情的客人那里意外得到的奖品。反正也不可能知道了，他说过，而他好像也无所谓。

不过我们的谈话已经离题了，把本性纵欲的大卫·汤普森拿来当成“男人真奇怪”的论文主题。我说：“我不相信他进了那栋大楼。”

“有可能是另外一栋吗？”

“或者根本他就没进入任何一栋大楼。也许他知道自己被跟踪了。”

“不可能，”TJ 说，“除非他生性多疑。他会不会是从露易丝身上觉得不对劲？”

“他如果还用了安全套，就表示不是。”伊莱恩说。

“如果他已婚，”我说，“可能会怀疑他太太找人跟踪他。这可能会让他心存警戒，感觉到我们在盯梢。”

“他站在那里点烟的方式，”TJ 说，“好像他在花点时间想一想接下来要做什么，同时也尽量多吸收点尼古丁。”

“然后他右转而不是左转，”我说，“接下来在西端大道上又右转，跟车行方向相反。然后他钻进一栋大楼，或是找了一个门口或小巷子躲起来。”

“为什么？显然是为了要甩掉你们两个，可是为什么？他这样不是很可疑吗？而且你不觉得，如果他认为他太太找人跟踪他的话，他就肯定不希望自己表现得很可疑啊？”

“除非更重要的是，不能让他老婆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哪里。”

我说：“或许那里有辆出租车，就在八十八街的转角。”

“他雇了辆出租车在那里等他？”

“不，但可能刚好有一辆车在那边放客人下来。然后他可以趁我转过那个街角之前，拦住出租车上路。”

“那你不是会看到有出租车开走吗？”

“那也得我有注意才行。如果那辆车已经开过半个街区，而我又到处在找一个走路的人，那可能就没注意到了。或者他可能有辆车停在那里。”

“然后发动车子开走，你却没看见？除非你是慢吞吞地转过那个街角。”

“可能他的车停在那里，”我说，“他上车关上车门，可是没发动。因为他怕被看到。”

“或者因为他得先做别的事，”伊莱恩建议，“比如打个电话或查个地址。”

“或者再抽一根烟，”我说，“或其他别的事。我们知道的事情太少，推测的方向又太多。”

“加上一路推下去还有很多岔路。”TJ 说。

我们又反复讨论了一会儿，伊莱恩说听起来这个男人好像在隐藏什么，而她的猜想是，这男人是“性瘾患者”。这是个新名词，她补充道，用来形容那些以前只是被视为喜欢参加派对的男人，或上几代的人会说他是个乐天派，或老是注意女人的绅士。

我们因此谈起这个世界再也不肯让你放轻松了，昨天的休闲娱乐到今天都成了心理病症。TJ 喝完他的可乐回家了。

“利奥不肯收钱，”我告诉伊莱恩，“我也不收。今天晚上不能从露易丝给的保证金里扣钱。”

“你是说那五百元？不是早就扣光了吗？”

“我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你真是个脚踏实地的生意人，对吧？”

“其实钱根本不是重点。”

“我知道，宝贝。”

“我只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搞清楚，”我说，“不应该那么困难的。”

①玛塔·哈莉（Mata Hari，1876—1917），生于荷兰，一九○五年赴巴黎成为知名舞娘，据信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军搜集情报，后遭法国逮捕，以间谍罪处死。

11

他双手握着那把铜制拆信刀，转过来，一只手指抚过握柄上的浅浮雕图案。两只猎犬把一只鹿围捕得走投无路。这件作品，他心想，真是巧夺天工。

那个女人也完全就像那把拆信刀一般精致完美，耐心地站在柜台后头。他问女人是否知道这件作品的背景。

“哦，当然，这是把裁纸刀。新艺术风格，或许是法国的新艺术，也可能是比利时的。”

“比利时？”

“上面有标记，”她说，“在背面。”他把拆信刀转过来，她递给他一个有鹿角柄的放大镜。“肉眼很难看见，或至少是我的肉眼。看到没？”

“德弗里斯。”

“戈弗雷·德弗里斯，”她说，“或照法文念成戈德弗鲁瓦·德弗里斯。我不知道你比较喜欢哪个。他是比利时人。我以前有个他做的青铜圆形大奖章，好几年了，很漂亮，直径足足有三英寸半。一面是利奥波德二世，那把值得炫耀的大胡子可比他本人还要高贵得多。你知道利奥波德二世吧？”

他轻松地咧嘴笑了。“我想，”他说，“他是介于利奥波德一世和利奥波德三世之间吧。”

“事实上，他的王位继承人是他的儿子阿尔贝特，利奥波德三世还要再晚一些。二世就是把比属刚果当成个人封邑统治的那位‘温和人士’。他把当地居民视为奴隶，对待他们比蝼蚁还不如。你还记得那些当地原住民双手被砍掉的照片吗？”

她自己如果被砍断了双手会怎么样？“有点印象。”他说。

“可是他看起来还不错，”她说，“尤其是在青铜器上。另一面有匹马，看起来还比利奥波德好看。它是匹役马，这种大型马现在只有在百威啤酒的电视广告里才看得到了。只不过奖章上那匹是佩尔什马，而百威啤酒广告里面是克莱兹代尔马。那个奖章是某个农业展颁发的。或许就相当于上个世纪之交的拖拉机赛车。”

“你还有那个奖章吗？”

“我本来还以为会永远拥有，不过几个月前，有个收集马的人看到它，就买走了。我或许再也看不到那样的奖章了。”

他手上翻转着那把拆信刀。很漂亮，而且他喜欢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

“你刚刚说世纪之交？”

“我想德弗里斯会用法文说 fin de siècle（世纪末）。或者什么是佛兰芒语。我不知道确切的制作时间，不过一定是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

“所以它大约有一百年了。”

“差不多。”

他用大拇指检查刀尖，相当锐利，刀刃则不是这样。这刀把是用来拆信的，不能用来切割。

不过可以用来刺戳。

“可以问问价钱吗？”

“两百。”

“好像很贵。”

“我知道。”她用安抚的口吻说。

“你可以给我打折吗？”

她考虑着。“如果你付现金，”她说，“我可以自行承担营业税。”

“所以加上税要多少，两百一十六元？”

“其实还要多几元。你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算，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究竟可以省几元几角几分了。”

“不过我要付的，”他说，“就是两百元。”

“然后换来一件历史作品。”

“能够得到一件——”他在这里极轻极轻地停顿了一下，“历史作品，当然再好不过了。”她有注意到那个停顿吗？这种事女人好像不太会忽略，而且他感觉她注意到了，但决定不予理会，脸上也没有表露出任何迹象。

他皱起眉，再看了一眼那个浅浮雕，观察那两只猎犬及其猎物。这项工作花不了几秒钟，他心想，只要手握住这个刀柄，毫无预兆地刺入。他想象着那个动作的画面，他的手由下往上一插，尖锐的铜刀尖从最下面一根肋骨下方进入，往上直达心脏。他想象着在柜台后的她还没瘫倒落地之前，甚至在生命之光尚未从她双眼退去之前，他便已转身走到门口。

可是他碰过很多东西了，展示柜上方的表面印满了他的指纹，而玻璃是最容易留下指纹的。

“我想我就买下了。”

“也难怪你会想要。”

此外，这样杀人太快了。她根本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快手杀人有时会非常有满足感，但在这个例子中，他希望她亲眼看着死亡逼近，他希望目睹她失去自信，失去那种讨人厌的泰然自若。

他想着到时候要怎么对她下手，觉得下身一阵躁动。

但他脸上完全不动声色，同时叹息着投降，从皮夹里掏出钱来数。她收了钱，用卫生纸将那把拆信刀包起来，装进一个纸袋。他告诉她不用收据了，然后把买来的刀子放进外套内里的胸袋。

“谢谢，”她说，“只是让你知道一下，我不认为你买贵了。麦迪逊大道上的店可能会卖你五百元。”

他笑了，喃喃低语着，转身朝门走去。可是，啊，老天，他真想杀她！他不想等，他想现在就杀了她。

12

我不是很想向我的客户报告那一夜的经过，不单是因为怕她怀疑自己雇的人无能。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任何说法暗示她的汤普森先生甩掉我，都意味着他不仅不是表面上的那个人，而且还隐瞒着什么。我的感觉是这样，但现在就把这个看法告诉露易丝，还嫌太早。

“没有什么确切的结果，”我告诉她，“再过一两天我应该可以告诉你更多。”

我查了笔记本里面汤普森的电话，用我的手机打给他。我希望他不会接，所以电话转到语音信箱时让我松了口气。“嘿，老兄，”我说，“我们寄了张支票给你，全额付清，现在这支票就摆在我面前。退回来了，我们寄给你的地址是错的。哦，妈的，我得去处理一下。这样吧，你回电给我，如果我没接，在语音信箱里留下你的地址就行了。你留言的时候——哦，要命，算了。再联络。”

我设法装出一副匆忙的样子，就像那种中层主管刚好碰到手边一堆事情，可是我不确定自己装得像不像。等他回电或不回电时，我就知道了。

我出门时身上带着手机，不过在人行道上停下来把它关掉。我正要去参加戒酒聚会，去那里得关掉手机或呼叫器，大部分戒酒团体聚会时都会这样要求。不过不管是否参加聚会，我都要把手机关掉，因为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接到大卫·汤普森打来的电话。他首先就会问我是谁，还有那张支票是哪家公司给的，到时候我可编不出答案来。如果他听到我的留言，没法问我问题，就会猜想有人该付他钱，而他最好要拿到，于是就会留下他的地址。

这是假设他的说法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实，也就是他所从事的工作中，会有一些公司寄支票给他。这个行业可能是直效营销，也可能不是，他的名字可能是大卫·汤普森，也可能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他的留言要尽量含糊其词。

这招应该会有用。就算失败了，那也算是另一方面的成功。如果他那么多疑，那么就表示他的确在隐瞒一些事。

我往北走到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赶上“炉边”团体的中午聚会。演讲人的饮酒故事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她现在的两难困境，就是她是否应该承认自己在表演这条路走不通，她曾在罗雷兹抗酸药的电视广告里面讲过两句台词，当过几十天的临时演员，还在一些没有人看的观摩演出里演没有酬劳的小角色，她在这一行付出了五年的努力，却只换来如此成绩，实在乏善可陈。

“我不是演员，我是个女侍者，”她说，“这样也可以，当女侍者没有什么不对，这是一个不错的谋生方式，但我不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女侍者。甚至如果有人要给我机会去演戏，我都不再那么确定表演是我的人生目标了。”

阿比也在场。自从上回雷·格鲁利奥在圣保罗教堂的那次聚会演讲后，我就没再见过阿比，他说他最近都参加中午的聚会，另外有一天晚上被人叫去皇后区的中村那一带当演讲人。我跟他在附近吃午饭，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个女人，一个名叫雷切尔的是个办公室的临时雇员，另一个脸尖尖的年轻女人唯一的工作是当代课老师，我猜想工作机会不是很多。她叫什么名字我老记不住。

不管她叫什么名字，反正她毫不浪费时间地批评起那个演讲人。“那些剧场训练的好处，”她说，“就是她讲话清楚又表情丰富，你坐在最后一排也听得到她讲的每个字。不幸的是，听到的每个字都是‘我’。”

雷切尔说她看起来很眼熟，也许看过她在哪里演出。阿比说他觉得她不眼熟，真奇怪，因为罗雷兹抗酸药的每条电视广告他都是必看的。

“她说她讲过两句台词，”雷切尔说，“但或许她是旁白，根本没上镜头。”很难分辨她是真信了阿比那些话的表面意思，还是在配合他而出言讽刺。

我回到家才把手机打开，已经有一条语音留言在等我。一个我没听过的声音说：“嘿，谢了，老兄。我的地址是……”我写下纽约州一○○二五，纽约市阿姆斯特丹大道七五五号一二一七室。“别忘了要写最后的房间号，”他说，“不然我会收不到。上次可能就是这样才会被退回去。”

在曼哈顿，街道的号码是按东西向排的，而门牌号码则是从第五大道开始往两边顺着排下去。如果你知道地址是几号，马上就能知道位于哪两条大道间。

而大道则是南北向的，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门牌号码系统，要看从哪里开始排起。不过有个关键要诀印在街道地图和口袋地图上，同时也可以在大部分纽约的住宅和工商电话簿上找到。在某些大道上或许有一点点不同，但基本要诀就是，你把门牌号码尾数去掉，然后除以二，再加上一个表上所列出那条大道的特定数字，得出的结果就是最接近的东西向街号。

有些房地产经纪人把这张表印成名片大小的塑料卡，这赠品比月历还好用，因为我的那张卡到现在用了五年，而且常常用。那个经纪人大概做不了我什么生意，我们住在凡登大厦，也不会搬，不过她得到了我的感谢，虽然这感谢不值钱。

于是我算出那个大卫·汤普森的地址在九十六街以北一个或两个街区。从八十八街和西端大道交会口走过去不止半英里，离基普斯湾就更远了。

我坐地铁过去，从百老汇大道往东走一个街区，按照那张房地产经纪人阿美莉亚·费伦特送我的卡片所算出来的结果，找到了阿姆斯特丹大道七五五号，就在九十七街和九十八街之间的那个街区。那是一栋五层楼的出租公寓建筑，显然还没有受到小区中产阶级化的明显影响，不过有点不对劲，因为即使那栋楼几年来再怎么隔成一堆小小的鸽子笼出租，也绝对不可能有一二一七室。

也许这是汤普森的一个密码：如果收到一封寄给一二一七室的信，他就会知道是打电话给他的人寄的。不过这样也说不通。

我走进门厅，看着那排电铃。有十六个是二到五楼，每层楼四个，另外再加一楼属于商店的一个电铃。那十六个门铃上有九个或十个贴了标签。其他则是空的。我检查了那些名字，大部分都是西班牙裔的名字，没有一个是汤普森。

我又走出去，去一楼那家商店看一眼。看起来不是很吸引人，陈列的商品随着时光流逝或太阳照射而褪色，不过店家弥补的对策，就是提供一个附近街坊可能需要的一切——支票兑现、拍大头照、公证人、五金和厨房用品、雨伞、鞋油、纸尿布，还有各色零食。有三个啤酒的霓虹灯标志，其中一个牌子十年前就停产了，橱窗上还有一张布斯特洛咖啡的海报。东西太多了，以至于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注意到橱窗上唯一一个有关的东西，那是一张黄色纸，上头是手写的：提供私人信箱。

商店里面大概就是我原先猜想的模样。我没看到任何信箱，很好奇那一二一七信箱会藏在哪里。柜台后有个女人，身材矮胖，头发像那种黑色的刷锅铁丝球，她盯着我瞧。不知道是否她以为我可能会想偷什么。

我问她是不是有信箱要出租，她点点头。我说我没看到信箱，能不能请她告诉我在哪里？

“不是信箱，”她说着用两手比出一个箱子的形状，有顶有底，还有四个侧面，“是邮件服务。”

“有什么服务？”

“你付一个月的费用，我们给你一个号码，取邮件时告诉我号码，我就把你的邮件拿给你。”

“这个服务要多少钱？”

“不贵。五十元。预付三个月，第四个月就免费。”

我把皮夹一翻，朝她亮出一张乔·德金给我的警探基金协会贵宾卡，这张卡不能让告发违规停车时不被开罚单，但隔着一段距离看起来还挺像个正式的证件。“我对你的一位顾客有兴趣，”我说，“他的号码是一二一七。”

她盯着我。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她摇摇头。

“能不能去帮我查一下？”

她想了想，耸耸肩，到后头的房间去。回来时，她宽阔的前额深深皱着。我问她怎么了。

“没有名字。”她说。

我本来以为是她不能告诉我，但结果不是。她的意思是这个号码没有名字，我也相信。她对这个情况显然也满腹疑惑。

我说：“如果有寄给他的信。”

“所以我才会找那么久。如果有信寄来给他，上头就会有他的名字，对不对？可是没有他的信。他一星期会过来一两次，有时候有信件，有时候没有。”

“他来的时候，会说他的号码。”

“一二一七。我就会把他的信件给他。”

“如果他收到信，信封上不会有名字吗？”

“我没注意。”

“如果你听到名字，能知道吗？”

“或许吧，不知道。”

“那个名字是大卫·汤普森吗？”

“不知道。不会是荷塞·希门尼斯这种西班牙语的名字。他的母语是英语，我只知道这么多。”

她去招呼另一个客人。回来后她说：“付钱租这个服务的人，就会拿到一个号码。我们会把名字登记在本子上，就写在号码旁边。”

“结果登记簿上一二一七号旁边没有名字。”

“对。也许他来租信箱的时候是别人值班，忘了把他的名字写下来。这样不对，可是……”她耸耸肩，摇摇头。我觉得这件事她比我还烦心。

我身上带着露易丝给我的那张照片，掏出来让她看。她眼睛一亮。

“没错！”

“是他吗？”

“是他，一二一七。”

“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对。”

我给了她一张名片。告诉她，下回若有他的信，请她打电话给我，把信封上的名字念给我听。她答应了，像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似的拿着我的那张名片。她伸长脖子，又看了那张照片一眼。

她说：“这个人做了坏事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得查出他是谁。”

我比伊莱恩早到家。她打电话回来说她会稍微晚一点，问我能不能先在炉子上放一锅水。我照办了，把炉火打开，她走进门时，水已经烧开了。她拌了沙拉，煮了意大利面，我们吃完把碗盘放在水槽里，走第九大道到四十二街一个外百老汇戏剧的表演处，我们拿到了一场台词排演会的票，剧名叫《里加》，是讲拉脱维亚犹太人的屠杀。我知道剧作家也在场，这就是我们去的原因，落幕后我们去向他道贺，告诉他剧情很震撼人心。

“就是太震撼人心了，”他说，“所以没有人想投资制作。”

回家的路上，伊莱恩说：“老天，我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放弃制作这部戏的机会。为什么，这出戏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呢。”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我们来看了。”

“我不知道自己高兴或不高兴。只是很担心这一切又会再度重演。”

“你不是认真的吧。”

“不是才怪呢。《纽约时报》有好多版我现在都看不下去了。任何国内或国外新闻我都不看了。文艺版我还可以忍受，只不过有一半的书评跟新闻报道一样糟糕。星期二的科学版没问题，星期三有食谱和餐厅报道的也可以。我从没想过要去他们报道的餐厅或照那些食谱做菜，不过纯阅读我还可以忍受。”

“可惜你对体育没兴趣。”

“是啊，否则我就可以看得懂，而且看了也不会想到抗抑郁剂百忧解。TJ 会看商业版吗？”

“我想会吧。”

“也许我们老了可以靠他，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么老的话。”

我走到人行道边缘，举起一只手。有辆出租车靠边停了下来。

她说：“我还以为我们要散步回家。怎么了，你觉得不舒服吗，亲爱的？”

“还没舒服到可以走五十个街区。”我请司机走第十大道，然后接阿姆斯特丹大道，到九十三街街口。

“蓝调妈妈？”

“我今天下午离那儿才几个街口，”我说，“可是那个时间去不合适。要到晚上才会有音乐。”

“还有丹尼男孩。”

“除非今天晚上他在普根酒吧。不管他在不在，我想我们应该去听听音乐。”

“我想你说得没错，”她说，“我想这总比我们回家自杀要来得好。”

13

他在楼下对讲机报上名字。出电梯时，发现她已经靠在公寓的门口，半倚着门框。她穿了一件有系带的丝质睡袍，上面印着大花图案。她的拖鞋是前面有开口的那种，脚趾甲上涂着血红的指甲油，正好和她的口红颜色相配。

他提着公事包，带着韩国蔬果店里买来的花，还有酒铺买来的一瓶酒。“这些花跟你的睡袍一比，就黯然失色了。”他告诉她，把花递给她。

“你喜欢吗？我不知道这件袍子是优雅还是俗气。”

“为什么不可能两者兼具？”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问这个问题。这些花真美，亲爱的，我拿去插上。”

她在水槽里给花瓶装水，把花放进去，放在壁炉台上。他把酒瓶从包装袋里取出，拿给她看。

“Strega，”她念道，“这是什么？甜酒吗？”

“一种餐后酒。当然，是意大利的。Strega 的意思是女巫。”

“指我吗？”

“你肯定是会蛊惑人心的。”

“嘴巴真甜。”

她投入他的怀抱，他们亲吻。她肉感而丰满的身体紧靠着他。她袍子底下是裸体的，他拉近她，一只手滑下她的背，抚摸她的臀部。

他和预料中的一样硬了。他已经这样一整天了，一次次硬了又消。

“这真是美好的惊喜，”她说，“连续两夜。你会惯坏我。”

“我的空闲时间很少，”他说，“我跟你说过了。”

“没错。”

“而且无法预料。有时我得去外地好几个月。”

“这种生活一定很辛苦。”

“也有愉快的时候。碰到我有自己的时间，我就尽量以最享受的方式度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晚上又来这里。”

“相信我，我刚刚不是在抱怨。我们应该尝尝那瓶女巫酒吗？印象中我从来没喝过。或者你想喝苏格兰威士忌？”

他说他想喝那瓶餐后酒，已经好几年没喝过了。她找了两个适合的玻璃杯，倒了酒，他们碰杯后啜饮。

“真不错。滋味很复杂，不是吗？有药草的味道，不过我分辨不出是哪种。你真聪明，带这个来。”

“或许我们可以把酒带去卧室喝。”

“更聪明，”她说，“这位男士是天才。”

在她的卧室里，他拥抱她，从她肩上卸下那件丝袍。她比他年长几岁，有着成熟女人的身体，不过节食和运动让她身材保持良好，而且她的皮肤很棒，柔软得像天鹅绒。

他很快脱去她的衣服，放在椅子上。“哦，老天，”她说，装出一副恐惧的口吻，“你不会是要把这么大的家伙放进来吧？”

“不会马上。”

她很敏感，从他们第一次相处就是如此。他先用手指让她达到第一次高潮，然后用嘴。

“老天，”她在第二次高潮后说，“天呀，我快被你搞死了。”

“啊，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说。

他让她摆出各式各样的姿势，换来换去，每次她高潮后就又滑出来，然后换新的体位让她再爽一次。他不需要费力延后自己的高潮，它自会等到正确的时机。

中间有一度，她将他放入嘴里。这方面她很擅长，他也让她弄了许久，然后他把她翻过来背朝上，从床头柜拿了润滑剂先帮她擦过，然后让自己从她的肛门进入。他们以前也这样玩过，事实上昨天就做过了，当时他让她也同时在前面抚摸自己，然后让她达到高潮。

今天她不必交代，就自己照办了。

她学得很快，他心想。他或许可以留着她做自己想要的事情，这个念头很吸引人。他应该晚些动手，多留着她几天或几星期吗？

不，时候到了。

“亲爱的？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你做得很好。”他说。

“可是我想让你爽。”

“你可以替我们两个人爽。”

“我这辈子没有爽过那么多次，可是这样不公平。现在该你了。”

“我觉得很享受。”

“我知道，可是——”

“我不需要达到高潮就能满足了。”

“你昨天晚上也是这么说。”

“当时是实话，现在也是实话。”

“可是你爽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兴奋。”她说，手放在他那话儿上面，“我爱它，而且你自己似乎也乐在其中。”

“嗯，那当然。”

“所以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吗？”

“这个嘛……”

“我不会被吓到的，”她说，“我又不是刚从修道院出来的。”

“嗯，我想也是。”

“有些什么招数，对吧？听我说，只要不会流血或被打断骨头，我就愿意做。”

他犹豫着，主要是在品味着她刚刚讲的那些话。然后他说：“嗯，如果我把你绑起来怎么样？”

“哦，哇。”

“当然，如果你觉得很担心的话——”

“不，刚好相反。这个主意让我兴奋极了，”她的手抱紧了他，“对你来说也是，我看得出来。老天。”

“嗯，这的确增加了一点什么。”

“法国人称之为说不上来的东西。我，呃，我没有任何特殊的设备。”

“呃，我有。”

“哦，你真是个魔鬼！”

他去拿那个公事包，打开来。他们说笑着，用丝制带子把她的手腕和脚踝系住，他让她躺在床上，臀下垫一个枕头，再把她的手脚用丝带绑紧在床的四角。他把一些带来的装备给她看，她的眼睛睁大。她看起来很兴奋，他碰触她，没错，她湿了，可是她那里向来就是湿的，永远都准备好，愿意做也可以做。

他用马鞭轻轻鞭打她的下腹，有点痛，他注意到，不过她很喜欢。

到目前为止。

“天哪，”她说，“你一定把情趣商店给搬空了。你真是个魔鬼。”

他打开一枚安全套，戴上。

“亲爱的，你不需要戴这些。为什么你现在要戴？啊，别告诉我这就是你不让自己高潮的原因！你真是太贴心了，可是你最不必担心的就是会害我怀孕。恐怕我早过了那个年纪了。”

他开始受不了听她讲话了。所以何不让她闭嘴？他撕下一片防水胶带，一只手稳住她的头，另一只手用胶带封住她的嘴。她没想到会有这招，也不怎么乐意。他看着她的双眼，知道她开始明白自己有多么无助。

可是这可能是一种催情之举，她还无法确定。

他拿出那把拆信刀让她看。她眼睛睁大，如果不是嘴巴被胶带封住，她会惊讶得张开嘴巴。

他上了床，抓住她的胸部，用力将拆信刀往下压，直到刀尖插入她乳房的外缘。一串血流淌出来，他用指尖蘸了让她看。

哦，老天，她眼中的那个表情……

“不流血，你刚刚说过，而我让你相信我答应了。恐怕这是个故意略而不答的谎言。到头来，你今天晚上还是会流点血的。”

他把食指放到嘴边，尝了她的血，品味着其中滋味，也品味着她目睹他做这些动作的脸部表情。她小时候看过《吸血鬼德古拉》吗？她可曾发现其中的色欲意味，就像很多女孩似乎也如此感觉？

他用那把拆信刀把伤口扩大。他的嘴巴凑上去，啜饮着伤口，让血充满口中，流下咽喉。他喜欢血的滋味，也喜欢饮血的这个主意。吸血鬼的神话影响极广，但就像所有的神话一样，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永生不死，避开阳光，睡在棺材里——这些当然很有趣，但实在太荒谬了。

然而鲜血所带来的满足感和优点，似乎要超过神话。有什么能比鲜血这个承载着其主人独特生命力量的媒介更滋养的呢？饮血者当然可以常葆青春，还能有什么效果呢？

他贪婪地啜饮着，小心翼翼地抑制去咬那些柔软的肉的冲动。著名的连环杀人魔邦迪会咬人，他在受害者身上留下了齿印，若非如此，或许他还可以逃过坐上电椅的命运。这个丰满的乳房虽然美味可口，但他绝不会留下齿痕的。

她挣扎着想挣脱束缚，贴着防水胶带的嘴想大喊。当然，都是徒劳。她完全无能为力。

他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肉体。也许因为年龄而稍有软化，地心引力也造成了些许松弛，不过却让她的皮肤柔软极了。

“你今天晚上爽了几次？我没数。希望你过得很愉快。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不认为你能够享受，我不认为你会有任何一丁点儿的喜欢。”

当然，致命一击——虽然不太是“击”，而且说“致命”也嫌太晚了——是用那把拆信刀执行的，而且基本上就像他想给店里女人的那一刀，谨慎地从胸腔下缘刺入，上弯直达心脏。那一刻他进入她，试图让自己的高潮和她的死亡同时发生，但身体坚持遵循自己的时间表，或许身体的智慧更高。

因为这样他的注意力就完全集中在他手中的刀和她眼中的神情，他感觉到她的心脏就在他的刀尖，感觉到它被刺穿，看到她眼中的光芒熄灭，感觉到生命脱离她的躯体。当然，此时她成为他的一部分，如同他过往所取过性命的那些人。当然，她的失就是他的得，她的痛就是他的乐，她的死就是他的生。

现在他正在结束，缓缓移动，缓缓地，逗弄着，在那个死亡肉体的囊穴中，直到最后他不必憋着了，除了投降别无选择，他达到目标时喊了出来，可能出自痛苦，也可能出自欢愉。

幸运的是他不必赶时间。他很想走，好远离这个死去的女人，但他知道不能急着离开。他希望不留下任何痕迹，或把痕迹减到最少。警方会全力寻找线索，而且他们的鉴定人员是颇负盛名的。他希望警方可鉴定的东西愈少愈好。

他有了两次高潮，一次是早在她死前，另一次是在她刚死后，因此有两个装了精液的安全套。两个现在都打了结，他的 DNA 牢牢封锁在内。他可以把安全套冲进马桶，纽约公寓的水管工程当然可以胜任这个任务，但如果其中一个安全套卡在堵塞的弯管里呢？还是把那两个安全套封进有拉链的塑料袋中，连同系着手腕和脚踝的丝带、马鞭，还有其他情趣商店里买来的用品，放进他的手提包中。

血不多。除了他吸掉的，她的胸口有一些，此外他胸口和前臂也沾了一些。最后的伤口，就是刺穿心脏并让她心跳停止的那个，并没有机会流出血来，那把拆信刀也仍埋在她心脏里。

首先是淋浴。不过为了准备，他带来了一片长宽皆为五英寸的细纱网，是让人自己动手修补纱窗破洞用的。他把纱网放在浴缸的排水口上方，用防水胶带贴紧。任何头发或体毛，任何会遗留下来的证据，现在都在排水口上方先被拦截下来了。

他彻底冲了澡，用他自己的香皂、洗发水、护发素。他用了一条蓝色的大浴巾，擦完了就装进袋子里，打算带走并安全地丢弃。他拿起那块纱网以及用来固定的胶带，也装进袋子里。

他在衣橱里找到了吸尘器。邻居会听见吸尘的声音吗？或许吧，但听到了又怎样？他为整套公寓的地板彻底吸尘，然后换了集尘袋，继续用吸尘器清理床、尸体和其他一切。

毛发是敌人，毛发、汗水与其他分泌物。他不止一次想象着，一个世纪或更久之前的犯罪肯定是容易得可笑，那时没有 DNA，没有血型，没有弹道测试，那时还没有犯罪鉴定这种东西，更别说能成为一种科学了。有人会被抓到真是奇迹。

而且说真的，那些智慧型的、有计划的、超人式的谋杀者，又有多少被抓到？甚至在他这些年一再逃过时，一定也有很多人同样逃过了。

他来之前就冲过澡、洗过头了，不过人总会掉头发，皮肤细胞总会脱落。他刚用吸尘器打扫完毕时，才想起自己前一夜也来过，天知道可能会留下什么毛发和皮屑。她后来换过床单了，对不对？

他在洗衣篮里找到了昨天的床单，包起来，另外把洗衣篮里的其他东西也包了起来。这些只是小细节，他的提防或许没有必要，但为什么要冒险呢？

她把现金收在放内衣的抽屉里，他找到了。不是什么巨款，还不到一千元，但他可以用得上，而她显然用不上了。他有些花费——青铜拆信刀两百块，情趣用品也花了两百块，再加上酒和那束花的钱。现在有了她的那笔现金，这一夜就成了一件保本的差事。只不过，当然，是用她的本来还。

接下来他擦遍整个地方，以防留下指纹。他没碰什么东西，今夜或前一天晚上都是如此。他擦过了那瓶女巫酒，还有两个人的杯子。他从酒柜里取出那瓶她为他买的格兰杰牌的苏格兰威士忌，倒了一杯喝掉，把酒瓶擦干净放回原处。他没动壁炉架上的花。他没碰过那个花瓶，而花上是不会留下指纹的。

但纸会，他双手曾握遍了包在花外面的纸。他在厨房的垃圾桶里找到包装纸，装进自己的垃圾袋里。

这整个过程里，他都光着身子。现在，工作完成，他穿上了放在卧室椅子上的衣服。他把所有打算带走的东西都聚集在一起，排在公寓的前门边。他完成了吗？现在可以走了吗？

还有一件事。

他从她的梳妆台上拿起一把指甲剪，对着墙上的镜子，剪下三根唇上的小胡子。一根留在床单上她的右手臂旁边，其他两根扔在她的阴毛里。

大功告成啦！

14

“蓝调妈妈”不是半满就是半空，至于要选哪个说法，我想要依你是不是股东而定。现在这种远离中城、苏荷区和格林威治村的爵士乐夜间俱乐部已经很少见了，也很少有外地游客会找上门来。店里的客人有一半是全城各地来听音乐的人，另一半则是住在附近、并非为音乐而来的当地人，只是觉得这地方不错，进来喝一杯而已。往常大概白人和黑人各一半，但最近又加入了很多亚裔人士。

丹尼男孩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会在这里，其他的晚上则光顾普根酒吧，就在哥伦布大道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的西七十二街上。普根酒吧没有任何音乐，除了点唱机里偶尔传来的乐声，那里的魅力除了某种粗俗的坦率之外，我看不出来别的，我只有要找丹尼男孩时才会去普根酒吧，但我会光为了听音乐而去“蓝调妈妈”。

丹尼男孩坐在靠近演奏台的一张桌子，我们还没看到他之前，他就看到我们了。我看见他时，他正朝着我笑，示意我们到他那桌去。

他说：“马修和伊莱恩。坐，坐吧。这位是乔迪。乔迪，这是马修和伊莱恩。”

乔迪是华人，一头及肩的黑色直发，鹅蛋脸上五官精致。介绍时她看起来一副自得其乐状，整个晚上也是。我无法判断她是对晚上的一切都很开心，或是她天生就长那个样子。

“他们现在休息，”丹尼说着，朝演奏台点了个头，“你以前在这儿听过他们的演奏。”他讲了几个乐手的名字。“有个跟他们搭配的次中音萨克斯风手，刚出道，可是我发誓有时他让我想到本·韦伯斯特①。他还是个小孩，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本·韦伯斯特的唱片，但他肯定没听过现场的，可是你待会儿听听看他是不是真的很像他。”

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像丹尼男孩·比尔这样，不过任何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几乎不到五英尺高，个子小得可以去巴尼百货公司的童装部买衣服，但是过去二十年，他的西装都是由一个来访的香港裁缝制作，不会比巴尼卖的贵，又免除了他的尴尬，而且也不必白天跑出门去买衣服。他是一对西印度群岛黑人夫妇所生下的白化病患者，强烈的光线会让他眼睛不舒服，而且对他的皮肤不好。他白天都待在公寓里阅读、睡觉或打电话，晚上则去普根酒吧或蓝调妈妈。

他的生意就是情报。他大部分来往的人都在警方那儿留下过记录，不过被警方逮捕过并不见得就是罪犯。我想，那些人属于地下社会，不过伊莱恩认为法文 demimonde②更适合，只因为那是法文。不管是乐手、应召女郎、赌徒还是诈骗犯——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谋生——他们都喜欢出现在丹尼男孩的桌旁，或给他打电话。有时候他会为自己获得的情报付钱，但这并不经常发生，而且金额通常也很小。他往往会用别的情报来交换，因为很多人告诉他情报只是为了把话传出去。

他原来是我当警察时的消息来源，我缴回警徽不干之后，仍一直跟他保持往来。认识他四十多年，我们早已是好友，而且我想我已经说过，我是在他桌边认识伊莱恩的。

伊莱恩说他看起来精神很好，他忧伤地摇摇头。“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种话，”他说，“我就开始明白自己老了。你听过有谁会告诉二十来岁的小鬼说他精神很好呢？拿乔迪来说好了，她看起来真是个大美人儿，我也会这么赞美她，可是我绝对不会想到要说她看起来精神很好。你看看她，她皮肤就像瓷娃娃似的，请原谅我用这个形容。她要听到有人说她看起来精神很好，还得再等二十年。”

“我把那些话收回，丹尼。”

“不，别这样，伊莱恩。我是个老疯子，这又不是秘密，而且在我这个年纪，听到有人说我看起来精神很好，对我的心脏有益处。尤其是出自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美女。”

“谢了，不过我自己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已经很多年了。”

“你还是个年轻甜姐儿呢，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问问你老公嘛。马修，你是纯粹来玩的吗？希望如此，不过如果有什么正事要谈，我们就趁乐队回来之前赶紧解决。”

“我是纯粹来玩的，”我说，“我们正希望这里的音乐能够改变心情。刚刚我们看了一出关于大屠杀的戏，伊莱恩看完后相信她自己也将走向同样的命运。”

他听了，点点头。“我现在除非必要，再也不想看这个世界了，”他说，“可是就我所看到的部分，实在是不怎么喜欢。”

伊莱恩问他是不是还在继续记那份名单。

“哦，耶稣啊，”他说，“你知道那件事？”

“马修跟我说的。”

几年前丹尼男孩因为结肠癌开了刀，又做了些后续的治疗，我猜想是化疗吧。我听说这件事情时，他已经又恢复正常生活了，不过这个病让他明白了自己终有一死，而他的回应方式非常有趣：他制作了一份名单，列出所有他认识的死去的人，从他小时候被车子撞死的那个同学开始。等到我那夜离开他那桌时，我得努力不要让自己在心里也列出这么一份名单。

现在，几年之后，我们两个人的名单都更长了。

“我已经放弃了，”他说，“只要时间够久，而我一直没复发，我就可以开始相信自己大概击败那个狗屎病了。不过真正让我放弃的是世贸中心。双塔垮掉两天后，街角那个家伙，我每天回家路上会跟他买一份报纸，到现在为止有二十年了，结果他告诉我，当时他儿子就在北楼里，他妈的就在被飞机撞上的那一层。我认识那个小孩，他小时候每星期六都会帮他父亲弄星期天的《纽约时报》，把各个版夹成一份。汤米，这是他的名字。那天回家后，我想把他列入我的名单，然后我心想，丹尼，他妈的你以为自己在干吗？那些人死得快到你都来不及写下来。”

“我真高兴我们来这里，”伊莱恩说，“我已经觉得好多了。”

他道歉，伊莱恩告诉他别傻了，他从银色冰桶里取出他那瓶伏特加，倒满杯子，然后女侍者终于把伊莱恩和我早就点了的饮料端来，我的是可乐，她的是莱姆利克酒，另外还有一杯乔迪点的“海上微风”鸡尾酒。没多久，乐队也出现了，演奏了《劳拉》《恢复正常》《靛蓝心情》《午夜爵士》，还有其他曲子，丹尼男孩说得没错，那个萨克斯风手演奏得真的很像本·韦伯斯特。

乐团休息前，那个带着角框眼镜、蓄着一撮修剪齐整的山羊胡的黑人钢琴手宣布，他们最后要演奏一首歌，是讲一个法国女孩在英格兰以她的健美臀部魅力而闻名。“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尽情享受，《伦敦之臀》（London Derriere）。”

有几处响起了低笑声，其他人则很困惑。当然，他是故意把《伦敦德里小调》（Londonderry Air）胡改一通，这首曲调最为人所知的名字是《丹尼男孩》（Danny Boy），是全世界旋律最美的歌曲之一，但一般认为这曲子不适合用爵士乐的手法来表现。他们选这首歌是要向丹尼男孩致敬，他摆出一脸高兴难抑的表情。萨克斯风手独奏了一段副歌，真足以令人心碎，然后他们加快速度，在其中变化，我觉得听起来还不错，不过主要还是觉得很新奇。但是第一段的萨克斯风独奏，你可以听上一整夜，尤其是如果手里有一杯酒的话。

他们演奏结束，答谢观众的掌声，然后下台。钢琴手过来跟丹尼男孩说希望他别介意，丹尼男孩说那当然，又说他们该跟那个萨克斯风手聚聚。“真希望，”那钢琴手说，“他能待到下个星期四，再搭飞机去斯德哥尔摩。”丹尼男孩问他去斯德哥尔摩干什么。“尝尝金发女郎的嫩屁股。”那钢琴手说，然后他才想到我们这桌还有两位女士，紧张起来，一个劲地跟我们道歉，然后赶紧走了。

丹尼喝了点伏特加，然后说：“老天啊，我他妈真恨死这首歌了。”

“曲调很美啊。”伊莱恩说。

“歌词也很美，”他告诉她，“‘夏日已远，繁花将尽。’可是我小时候成天都听到这首歌，他妈的大家都用这歌来嘲笑我。”

“因为你的名字。”

“我反正怎么样都会被嘲笑，”他说，“因为我是所有人这辈子见过的人里长得最滑稽的，这个白发白脸的小黑孩，不能运动又必须戴太阳眼镜，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比学校里任何人、包括老师，都要聪明十倍。他们都模仿那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对着我唱：‘哦，丹尼男孩，风笛正在召唤！’”

“可是你一直用这个绰号。”乔迪说。

“那不是绰号。丹尼尔·波依德·比尔就是我施洗时大人给我取的名字。那是我母亲娘家的姓，波依德，B—O—Y—D，就像布鲁克林那边的人念 Bird 的音一样。我从小听到人家叫丹尼·波依德就会回应，后来那个 D 就消失了，因为大家没听到，他们就以为我是丹尼男孩，B—O—Y，跟那首歌名一样。”

他皱起眉。“你知道，”他说，“认真想想，比起我认识的那些被他老爸搞又被老妈嫌的人，我爸妈还算不错的。”

我们又各自喝了一杯饮料，丹尼不让我们付账。“你们喝了两杯可口可乐和一杯苏打水加青柠，”他说，“我想我还请得起。”我说了些入场费之类的，他说跟他同桌的人从来不必付入场费。“他们希望我继续光顾，”他说，“别问我为什么。”

出于某种原因，我掏出了那张过目即忘的大卫·汤普森的照片。我拿给丹尼看，问他是否想起什么。

他摇摇头：“我应该想起什么吗？”

“或许不必。他在离这里几个街区的地方租了个私人信箱，所以我以为他可能会来这里。”

“他长了一张很容易被忽略的脸，”他说，“但我不觉得我见过他。你想多印一些，让我到处发吗？”

“我看不必浪费那个钱。”

他耸耸肩：“随你。总之，这是谁？”

“要么他名叫大卫·汤普森，”我说，“要么就不叫这名字。”

“啊，”他说，“你知道，同样的话几乎可以用在所有人身上。”

我们到家时，伊莱恩说：“你真是个天才，你知道吗？你把一个忧郁的夜晚给整个扭转过来。你以前想得到你这辈子能在一个夜晚里听到同一个人说自己是个得白化病的小黑孩，又是个老疯子吗？”

“你说了我才发现，倒真是没有。”

“而且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就看不到这场好戏了。你知道你今天晚上会得到什么吗，大男孩？”

“什么？”

“幸运，”她说，“但我想你应该跟某个干净又香喷喷的人共享幸运才对，所以我要去洗干净。你或许也想刮个胡子。”

“还有冲澡。”

“对。所以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后在卧室会合怎么样？”

当时约十二点半，后来想必是接近一点半时，她说：“看吧？我刚刚跟你说什么来着。你走运了。”

“我这辈子最走运的，就是碰到你的那一天。”我说。

“甜蜜的老熊，哦，哇。”

“哇？”

“我只是在想。你知道，我认识的人都不做那行了，所以我也没人可以问。”

“问什么？”

“哦，我只是很好奇，伟哥对应召女郎有什么冲击。我的意思是，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你是水果蛋糕。”

“什么？水果蛋糕？你怎么会这么说？”

“水果蛋糕不是坏东西。晚安，我爱你。”

所以这是个美好的一夜，奇妙的一夜。但我当时并不知道，美好或奇妙的时光已经到此为止了。

①本·韦伯斯特（Ben Webster，1909—1973），美国著名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大师。

②demimonde 源于法文，指被富人包养的女性族群，或是妓女族群、边缘族群。

15

我醒来后闻到咖啡香，到了厨房，伊莱恩已经帮我倒了一杯，烤箱里面有个英式松饼。电视机开着，正在播放的节目是《今天》，主播凯蒂·库里克看着来宾侃侃而谈他那本讨论苏丹种族灭绝事件的书，正试图表现得开朗而得体。

伊莱恩说：“那个可怜的笨蛋。他上了全国电视网，他写了一本主题严肃的书，可是所有人只会注意到他戴了顶假发。”

“而且质量还不太好。”

“如果是顶好假发，”她说，“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易看穿了。而且你想想头皮上黏着那块死麝鼠似的玩意儿，在摄影棚的灯光下会有多热。”

她喝了杯咖啡，但没吃早餐。她正要去上瑜伽课，一星期去上两天或三天，她觉得空着肚子去上课会更有用。她在八点十五分前出门，结果后来证明，幸好走得早。

因为八点二十五分插播本地新闻时，她不会看到。我原先漫不经心地听着，但听到的内容让我竖起了耳朵。一个女子在曼哈顿被杀害，不过没说是谁或在哪里。这不稀奇，这个城市很大，这个社会很险恶，但不知为什么我转到“纽约第一”，这个地方新闻台会二十四小时持续播报本地新闻，我看市长发表一份声明和一个乐观的天气预报，外加几则广告后，一个没出现在镜头里的记者报道着一名未婚的曼哈顿女子被残忍地虐杀，我的心直往下沉。

然后她所居住那栋大楼的画面充满屏幕，这不表示那一定是她，她不是唯一住在那栋大楼里的人，或许也不是里面唯一的单身女子。不一定是她，可能是另有其人被发现裸身陈尸在卧室里，而且是在记者阴沉地形容为“一个明显的马拉松式凌虐和摧残”之后，被刀刺死。

可是我知道那是她。

报道中说，她的名字要等到通知近亲后才能确定。她有任何亲人吗？我不记得了，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曾经听说过。我记得她父母好像过世了，她也没有小孩。她前夫还在吗？警方会需要通知她前夫吗？或者她有兄弟姐妹吗？

我拿起电话，拨了一个熟记在脑中的电话，一个不认识的声音说：“刑警队办公室。”我才想起星期五已经过了，乔·德金已经不在中城北区分局了。我认识那个局里的其他两三个警察，不过不熟。而且这不是他们负责的案子，因为没发生在他们的辖区。换作是乔的话，他会帮我打几个电话，但我不能期望那里的其他人肯替我费这个事。他们只知道我是乔的一个朋友，一个当过警察没几年、辞职已久的家伙，他们什么也不欠我的。

我还认识什么人？我曾密切合作的上一个警察是西一二六街二十六分局的艾拉·温特沃思。案子解决后——事实上，那案子比较像是自行解决的——我们又联系了一次，他喜欢来我们公寓拜访，说伊莱恩的咖啡是全城最棒的。

可是我们没有继续保持联络，只有圣诞节时寄张卡片，而且现在打电话给他也没用，因为案子也不是发生在他的辖区。

不过我有她的电话。我拨了号，如果她来接电话，我可以想出其他事情来说。但我很清楚她不会来接了。

铃响到最后，转到语音信箱，于是我挂断。

早晚警方会设立检举电话，会有一个专线让人打去提供这个案子的线索，可是现在电视新闻还不会出现这类报道。我知道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个分局的辖区，我自己也曾在那个分局服务几年，不过当年的同事早就失去联络了。案子可能也不会归他们管，重案组说不定会接手，可是分局警察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应该有人知道些什么。

我查了电话号码，一个正好在办公室的警探接了电话。我没等他问，就报上我的名字和电话，告诉他我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人在他的辖区被谋杀。我认得那栋大楼，我有个朋友就住在里面，但是我没听到受害者名字，很担心就是我那朋友。

他叫我等一下，稍后回来说，他们还没公布受害者的名字。

我说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以前也当过警察。如果我告诉他我朋友的名字，他能否告诉我受害者是不是她？

他考虑了一下，然后决定这样应该没关系。我把她的名字告诉他后，电话那头传来的片刻沉默便足以回答了。

“我真不愿意说，”他说，“不过我手上的名字就是这个。你要不要等一下？我帮你接到管这个案子的人。”

我等着，然后我猜他帮我转接前，向负责的人简报了一下。他名叫马克·萨斯曼，他和他的搭档被指派负责这个案子，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人接手，案子就归他们管了。

我会不会是她的亲戚呢？我说我不是。那么我可以联络上任何被害者的亲戚吗？我说没办法，也不确定她有任何活着的亲人。我没提到她前夫，因为我不确定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甚至是不是还活着。

“我们找了个邻居帮我们指认，”他说，“而且她长相就跟她抽屉里身份证件上的照片一样，所以她的身份应该没有问题。不过你来做个正式的认尸会更好，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尸体还在公寓里吗？

“不，法医检查过，拍完照片后，我们就把她移到这里了。她现在在停尸间，那是在……你知道在哪里的。”

我的确知道。我说我可能会耽搁一下，得先等我太太回家。他说没关系，不急。

“无论如何，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他说，“在你认尸之前或之后都行。如果你认识这个女人，也许你可以指点我们一些有用的调查方向。”

“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

“因为我们还没拿到鉴定科的初步报告，但看起来那个王八蛋没留下什么物证。地板看起来干净得简直可以吃。这是指如果你有胃口的话，但你不会的，只要你看过他怎么对待她，就不会有任何胃口了。”

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我反常地又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可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喝了太多咖啡了。我倒了咖啡，再度打开电视，其实电视里所讲的根本不会比萨斯曼所告诉我的要多。那名路况报道主播的声音让我心烦，于是他还没讲完，我就又关掉了电视。

我不断拿起电话听筒又放下。我到底想打给谁？又能说什么？有一度我拨萨斯曼的电话拨到一半，才意识到自己在干吗，于是又挂断。我能告诉他什么？说我可以猜到是谁干的，可是我不知道凶手的名字，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他？

我看着电话，一个号码忽然闪进脑海里，我好几年没打过了。那是吉姆·费伯的电话，我向上帝祈求，真希望能拨那个号码，听到我已故的戒酒辅导人的声音出现在电话另一头。他会跟我说什么？很简单，他会告诉我不要喝酒。

我不想喝酒，根本没意识到这点，不过现在我只是很高兴伊莱恩和我向来不在家里放任何酒精饮料。人们为什么要制造威士忌并装进瓶子里？不就是为了像眼前这样的时刻吗？

我还可以打给几个匿名戒酒会的朋友，有男有女，他们一定也会告诉我不要喝酒。可是我不打算喝，也不想跟他们说话。

我打给 TJ，跟他简单讲了目前的情况。他说：“哦，大哥，真是太可怕了。”

“是啊，的确是。”

“我开了电视，听到他们播报了这条新闻，可是完全没把事情连在一起。”

“嗯，你怎么想得到呢？”

“该死，我觉得很难过。”

“我也是。”

“伊莱恩在家吗？”

“她去上瑜伽课了。这会儿应该随时会回来。”

“除非她直接去店里。你需要的话，我就过去，陪你等她回家。”

“股市不是开盘了吗？”

“快了，不过无所谓。纽约股票交易所没了我，还是照样可以运作。”

“你不必过来了，我没事的。”我说。

“你改变心意的话，打电话说一声就是了。我要不了一分钟就可以结束这里赶过去。”

我挂了电话，试了伊莱恩店里的号码。我不认为她会过去，她很少在十一点之前开门，不过还是有可能。电话答录机接了电话，我努力维持正常的声音，告诉她是我，如果她在的话，请她接电话。没人接，我很高兴。

几分钟之后，我听到她的钥匙插进锁孔。

她开门时，我正站在离门数英尺之处，她一看到我的脸，就知道有事情不对劲了。我叫她进来，接过她手里的运动包，叫她坐下。

我不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坐下，我们会说，指着椅子。你现在坐着吗？我们通过电话告知坏消息时，都会这么问对方。这有什么差别？我们真担心我们讲的话会击倒对方吗？有很多人听到坏消息时，会倒下去受伤吗？

振作一点——我们会这么说。好像这么说就真能让人振作，好像这样就能让人对噩耗有心理准备。

“电视新闻播了，”我说，“莫妮卡死了。她被谋杀了。”

16

尸体其实没准备要让人看的。验尸还没完成，一个看起来一副已经花太多时间在死人堆里打滚模样的女人让我们稍等，然后带我们进入一个大房间，来到一张桌前，上面一张素白床单盖着一堆隆起物。她把头部掀开，没错。那是莫妮卡。

“啊，不，”伊莱恩说，“不，不，不。”

出来后，她说：“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这辈子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每天都聊天，没有一天不聊。现在我要找谁说话呢？真不公平，我已经老得不可能再交一个最好的朋友了。”

一辆出租车驶过来，我挥手拦下。

我本来不想带她到停尸间的，可是我也不想留她一个人在家。而且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是她做的决定，而且很坚决。她想跟我在一起，而且她想去看她的朋友。在停尸间里，当那个女人警告我们说尸体的样子不会好看，我曾告诉伊莱恩，她不是非看不可。但伊莱恩说她要看。

在出租车里她说：“这么一来就成真了。这就是为什么葬礼时棺材要打开。这样你就会知道，会接受这个人已经死了的事实。否则我心底总是难以相信她真的走了。我会一直以为可以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就可以找到她。”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握着她的手。车子又开过一个街口，她说：“在某个层面上，我反正是会相信这个事实的。但如果没有看过她甜美的脸，总是会差那么一点。啊，老天，马修。”

我见到马克·萨斯曼的第一个感觉是他太年轻了，而第二个感觉是第一个的修正版，那就是他大概就是我辞掉警察工作时的那个年纪。他个子不高，肌肉发达的上半身显示他常做力量训练，深褐色的眼珠很难看透。

他大学毕业，现在这好像不稀奇了。我不认为我念警校时班上有任何一个人上过大学，更别说大学毕业。警校里有种普遍的观念，认为上大学对当警察没好处，你会学到太多错误的观念，而正确的观念又学得不够多，于是你只会变成个孬种，而且满脑子都是毫无来由的优越感。当然，这些都狗屁不通，不过我们对大部分问题的想法，多半也是同样狗屁不通。

他在布鲁克林学院拿到历史和社会学双学位，毕业后接到几所学校的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但他发现自己并不想以教书为业。他去纽约市立大学的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修了几门研究生的课程，发现这是他感兴趣的领域，但他不想研读，他想投身其中，亲自去做。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他已经升到警探，在格林威治村西十街的第六分局刑警队里有张办公桌。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我们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莫妮卡·德里斯科尔，”他说，“我们另外也找到一些证件，上面说她是莫妮卡·韦尔布里奇。”

“那是她前夫的姓，”伊莱恩告诉他，“她从没用过。”

“她离婚后，又改回她娘家的姓了。她是最近几年离婚的吗？”

“哦，老天，不是。十五年前吗？至少是，或许二十年吧。”另外，不，莫妮卡没跟德里克·韦尔布里奇保持联络，她也不知道要怎么联系他，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这个姓很少见，”萨斯曼说，“如果有任何找他的必要的话，用计算机搜索可能查得到。我想你说过，她正在跟某人交往。”

“对，他非常保密。”

“你应该没见过他吧。”

“没见过，她连他的名字都不肯告诉我。一开始我猜想是因为他已婚，虽然过去几年我们见过好几个她的已婚男友。”

“她常这样吗？和已婚男人交往？”

这应该是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伊莱恩不希望人家以为她的朋友很放荡，或来者不拒。“如果她在跟某人交往，”她想了一会儿才说，“通常我们后来会发现他是已婚男子。”

“她一直都犯同样的错吗？”

“不，她喜欢这样。她不想再结婚了，不想只专属于另外一个人。”

“这位神秘男子，她跟他交往多久了？”

“没多久。两个星期吗？三个星期？总之，不到一个月。”

“你对他知道些什么？”

“哦，老天，我想想。他非常保密，他有时得出城去，不能告诉她要去哪里。她感觉他是在替政府单位工作，或其他国家的政府。你知道，就像某种情报人员。”

“她跟你描述过这个人吗？”

“他穿得很体面，打扮得很整齐。可是她交往的都是这类人。哦，我想到了，他留了小胡子。”

“嗯，那就对了。”他放下笔，抬头看着我们，“昨天晚上九点半或十点时，门房让一个人上楼去她公寓。这家伙告诉门房他的名字，然后她说让他上来。”

“如果他把名字告诉了门房——”

“是啊，嗯，我想我们很幸运，这个天才竟然记得小胡子的事情。还有花。”

“花？”

“这点确认了，因为我们发现壁炉架上的花瓶里插着鲜花。他一定是两手都拿着东西，因为他等电梯时，得把某样东西放在地上，才能摸他的小胡子。”

“他把某样东西放在地上，才能摸他的小胡子？”

“比较像是整理。你知道，就像这样。”他大拇指和食指合在一起放在他光滑的上唇中央，然后两指打开。“上楼前先确定一下自己的外表没问题。总之，这就是为什么——”他看了看笔记，“为什么赫克托·鲁伊斯会注意到他有小胡子。”他看着伊莱恩，“她对他的外表只提过这些吗？说他穿得很体面，留了小胡子？”

“我只记得这些。她说过他是个好情人。非常强势，非常有想象力。”

“还比她原来所知的更猛烈、更有想象力呢。”她一脸疑惑地看着他，然后他说：“虽然我们想保密，但反正你们很快就会从媒体上得知了。她手腕和脚踝上都有被捆绑过的痕迹，她的嘴巴上也有胶带的残留物。她迷恋这类东西吗，你会不会恰巧知道？”

“她已经不年轻了，也见过不少世面，”她告诉他，“而且她独自住在格林威治村。我的意思是，你自己想想看就知道了。”

“好吧，可是——”

她抢在他前面。“我不认为她有怪癖，”她说，“我不认为她迷恋任何特定的东西。我想，你知道，如果她喜欢某个男人，而他想做些什么，她不会尖叫着跑开说要找妈妈。”

“这只是一种形容，对吧？因为我查到她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

“是，很久以前了。”

“你知道她有任何亲人吗？”

“她有个哥哥，已经死了。不知道哪里可能还有一个阿姨或表亲吧，不过我都不清楚。她都不联络了。”

他说：“既然她没迷上被捆绑、性施虐与受虐，或随你怎么称呼的那些，那么其实就正好符合我们搜集到的资料，”他对着我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不过如果你在这个分局待过，你就一定碰到过。任何稍微有怪癖的人，就会有满满一整个衣柜的工具，皮革和橡胶制品，面具，链子，你简直会觉得这些工具对他们来说比那些做的事情还要重要。她连半样都没有，没有手铐，没有鞭子，没有那些垃圾。倒不是说——”他顿了一下，笑了，“你看过《宋飞正传》①吗？我想说的是，‘倒不是说那有什么错。’你还记得那集吗？”

“记得。”

“对不起，我没有轻佻的意思。看起来，是他把他认为需要的东西带去的，事后又全部带走。她说过他很爱干净吗？你会认为他是全世界异性恋男子中最爱干净的。那里有一瓶酒，意大利餐后酒。我不知道把酒名写在哪里了。无所谓，只是一瓶很花哨的酒。我们认为是他带去的，还有那束花，他们各自喝了一点酒，他离开前把瓶子和酒杯都擦过了。他什么都擦得干干净净，据我们所知，他在整个公寓里都没有留下一枚指纹。等我们清查完毕后，可能会在哪里找到半枚指纹，通常都会的，不过我得说，我不太指望。”

“因为他很爱干净。”

“他甚至还用了吸尘器。楼下的邻居在午夜时分听到了吸尘器的声音。他不打算去投诉，因为也没那么吵，只不过觉得意外而已。显然在半夜用吸尘器不是她的作风。”

“她可能从没用过吸尘器，”伊莱恩说，“她雇了个清洁女工每星期来一次，那是女工做的事。”

“那个女工离开时，或许也不像那家伙还把吸尘器的集尘袋带走。她以为他是某个政府的情报人员吗？嗯，如果他不是，那也可能当过。他真的是行家，不会留下任何能追踪到他身份的东西。你知道那部有关鉴定科的电视剧吗？后来又有另外一部在迈阿密的版本，不过没那么好。原版很棒，不过我得说，我真希望那部剧停播。”

“因为它会给人们提供构想吗？”

“不，那些疯子本来就存在，根本不必你给他们提供构想。他们光靠自己就能想出一大堆主意来。那部剧集真正的影响，是让他们很难被抓到。里面会教他们不要犯哪些错。”

“你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从电视上学来的吗？”

“不，我不觉得。我不知道自己对这个家伙怎么想。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现场。我不想描述细节，也很遗憾斯卡德太太得听到一丁点儿，可是他凌虐了那个女人很长一段时间，才动手杀了她。然后他把那个地方收拾得一尘不染，一切井井有条，然后她裸身死在中间，就像那个画家，那个法国人……”

“马格里特②。”她说。

“对，就是他。就好像，这幅画哪里不对？我的意思是，如果凶手是她正在交往的那个男人，几乎一定是他，而且她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告诉门房让他上去。如果他正在跟她约会，又跟她上床——他们上过床吧？”

“她说他是个好情人。”

“是啊，还真是好极了呢。有些男人发疯了，会找个可怜的女人来强奸。可是他们不会先跟她约会。通常他们会挑个陌生人，某个站街女郎，或某个只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可怜女人。偶尔有某种男人会觉得他跟某个女人是情人，但那是他在心里自己想。这种人一般称之为‘恋情妄想症’。那是一种幻想，这种男人会以为自己是在约会，但其他任何人都会称之为纠缠不休。”

他没说错，这不合情理。

“如果你们二位，”他说，“有谁能记得她曾不经意说过其他有关这个家伙的事情，会很有帮助。任何事情，比如他有没有哪个地区的口音，他很有教养或没什么教养，甚至比如他爱看篮球、喷古龙水这类小事。你们以为太琐碎不值得提的小事情，可能与其他事情联系起来，就能变成一条线索。”

“他喝苏格兰威士忌。”伊莱恩说。

“就是这样的事情。这是她碰巧提到的吗？”

“有一次他到她家，她问他要喝什么，他说要苏格兰威士忌，结果她家里没有。所以他就喝别的，但第二天她就出去买了一瓶我想是很好的苏格兰威士忌。她显然选得很好，因为下一次他去，就说那酒真的很不错，但他只喝一小杯，她说她不知道哪个会撑得比较久，是这段关系还是那瓶酒。”

“那瓶酒，”萨斯曼说，“酒还在那里，叫格兰什么的。”他记了些笔记，“也许他上次去的时候曾拿起来倒一杯来喝，但昨天晚上忘了擦掉指纹。只是我不敢这样指望。不过呢，我们就是希望你能想起这类事情。你知道，我觉得她应该会无意间透露过一些关于他的小事情。只要慢慢想，自然就会想起来。”

“也许吧。”她说。

“女巫酒，”他忽然说，“提到你可能会想起的事情，就让我想到，他带去的酒就是这个名字。这可能是我们能逮到他的方式之一。这可不是什么到处都能买到的美国制伏特加。如果你是酒铺的店员，能有几个人跑来跟你买一瓶女巫酒？”

“所以你们会清查附近的酒铺。”

“我们会从附近开始，一路查下去。她完全没跟你们提过他住在哪里吗？你们不知道他可能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吗？嗯，有人把女巫酒卖给他，也许他去酒铺问的时候，卖酒的人当时就在店里，而且或许他不但记得卖了酒给他，也觉得跟警方合作没关系，不会侵害他客户不可剥夺的隐私权，害他吃官司。或许这位女巫酒先生是用信用卡付账，虽然这好像期望太高了。或许那酒铺里装了监控摄像头，而且或许摄像头当时真的开着，而且或许我们真能在那天的录像带自动洗掉重录之前到那店里去，虽然这似乎要求太高了。一般录像带根本不会保存那么久，因为你装录像机是希望能用来指认那个抢劫你的败类，而不是两天前去跟你买一瓶高价酒的人。”

莫妮卡住的公寓大楼外形很特别，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在“纽约第一”频道上一看到就能认出来。这栋大楼位于格林威治村西北角的珍恩街，是一栋十七层楼高的新艺术风格建筑，正面是黄褐色砖，过梁和飞檐上都有精致的雕刻。我们手牵手沉默地沿哈得孙街往上城方向走，当莫妮卡住的那栋比旁边都高的大楼进入视线时，伊莱恩的手握紧了我的。我们穿过珍恩街时，她正在哭。

她说：“她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她从来没有坏心肠，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从来没有。她跟已婚男人上床，他妈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她父母一死，留给她足够多的钱过日子之后，她就不再工作了。有时候她会在钱包里藏糖果偷偷吃，因为她觉得这很可耻，不想让你知道。另外她可能对她衣柜花的心思比特蕾莎修女要多，这或许也让她比特蕾莎修女更为肤浅，可是相处起来也有趣得多。而这些是我所能想到她做过的最坏的事情，可是也没那么糟糕，对不对？没有坏到要因此被杀，对不对？”

“是啊。”

“我没法看她那栋大楼，看到就会哭。”

“我叫辆出租车吧。”

“不，我们走一走吧。我们可不可以走一走？”

我们在哈得孙街朝北走，过了十四街就变成了第九大道。我们经过一家叫马克特的时髦餐厅，她说：“勒内·马格里特不是法国人，是比利时人。”

“不过你还是知道萨斯曼讲的那个画家就是他。”

“因为我心里也有同样的印象，那种超现实的不和谐。白天的天空是暗的。或者画的是一支弯柄的烟斗，画上写着‘这不是烟斗’。矛盾。我现在想到是因为——”

“因为那家马克特是比利时餐厅。”

“对，还有十四街上对面那个小地方，店名叫小什么的。莫妮卡喜欢那里，他们有各式各样烹调贻贝的方式，她一向就爱吃贻贝。你知道看起来像什么吗？”

“贻贝？有点像蛤蜊。”

“特写，”她说，“把壳拿掉后，看起来就像女人的阴部。”

“哦。”

“我告诉过她，那清楚显示了她潜在的女同性恋倾向。我们正打算要去那儿吃午餐，可是老抽不出时间去。现在永远去不了了。”

“你今天还没吃过东西。”我说。

“我不想去那里。”

“不去那里，”我同意，“可是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一坐？”

“我吃不下。”

“好吧。”

“吃了也会吐出来。可是如果你饿了……”

“我不饿。”

“嗯，如果你决定要吃点东西，我们可以找个地方。不过我没胃口。”

我们沉默地走了几个街区，然后她说：“总是会有人死的。”

“是啊。”

“事情就是这样。你活得愈久，就会失去愈多人。世界就是如此运作。”

我什么都没说。

“接下来几天我可能会有点疯疯癫癫。”

“没关系。”

“说不定会更久。我对这件事没有心理准备。”

“的确。”

“我怎么可能会有心理准备呢？我还以为自己会永远有她相伴。我还以为我们会一起变成古怪的老太婆。她是我朋友中唯一知道我以前当过妓女的。我刚刚用错了时态，对不对？动词应该改成过去时。她现在已经是过去时了，对不？她已经是过去的一部分了，她再也不是现在时或将来时了。我想我得坐下。”

旁边就有一家拉丁美洲咖啡店。他们有古巴三明治，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看菜单。我点了两杯咖啡，她告诉侍者给她换一杯红茶。

“她从来不会有一丁点儿的批判。她会感兴趣，但不会入迷，而且她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也不认为我那些年那样过日子有什么不好。还会有谁知道这些？我生命里还有谁会知道？除了你和丹尼男孩之外，还有谁知道我当年的事情？还有 TJ。我想不出其他人了。”

“没有了。”

“你听我说，好吗？我都一直在想自己。老天，他凌虐过她啊。她一定被吓得要死。我无法想象，也无法停止去想象。我不认为我能应付得了，宝贝。”

“你现在正在应付。”

“这叫应付吗？我不知道。或许是吧。”

我喝了半杯咖啡，她啜了两口茶，我们出去又往上城走了几个街区。然后她说她已经可以坐出租车了，于是我设法拦了一辆。

回家的路上，她只说了一个词。“为什么。”她说，声调里没有问号。听起来她不像是期盼有答案，而天知道，我也没有答案。

她坐在计算机前，花了一小时写一份给《纽约时报》的付费讣闻，然后印出来拿给我，看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我还没开始看，她就又拿回去，撕掉。她说：“干什么，我疯了吗？我不需要登广告告诉大家她走了。报纸和电视自然会负责宣传。等到明天这个时候，她认识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其他不认识的人也会知道。”

她走到窗边望出去。我们住在十四楼，以前从南边的窗子可以看到世界贸易中心。当然，现在没有世贸中心可以看了，但事后几个月，我常会发现她站在窗边，凝望着没有了世贸中心的纽约。

大约六点时，门房打电话上来说 TJ 来了。她看到 TJ 时哭了出来，他拥住她。“你一定饿了，”她跟 TJ 说，然后转向我，“你也是。你早餐后吃过东西吗？”

我没有。

“我们得吃饭，”她宣布，“意大利面可以吗？还有沙拉？”

我们说这样很好。

“我只做过这些。老天，我真是没有情趣。你怎么受得了我？我他妈的向来都只做同样的菜，唯一不同的就是意大利面的形状。也许我该开始煮肉。只是我决定吃素，不表示你们两个不能吃肉。”

“你就还是做同样的意大利面吧。”

“谢谢，”她说，“我就只做这个了。”

我本来不打算去参加聚会的，但时间到了，伊莱恩建议我去。我说我待在家里也一样。她说：“去吧。TJ 和我可以玩扑克牌。你知道金拉米怎么玩吗？”

“当然。”

“那克里比奇呢？”

“嗯，会一点。”

“那不行。赌场呢？你知道赌场这种牌戏怎么玩吗？”

“我以前跟我外婆就玩这个。”

“她会让你赢吗？”

“开什么玩笑？她是不惜作弊都非要赢我不可的。”

“我敢说她不必作弊。一定有什么玩法是你不知道的。那皮纳克尔呢？”

“要三个人才能玩，不是吗？”

“我讲的是双人皮纳克尔，”她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牌戏。你不知道怎么玩吗？”

“我连听都没听过。”

“好极了，”她说，“这表示我可以教你。马修，去参加聚会吧。”

星期三在圣哥伦巴教堂有个男性的聚会，那是西二十九街上的一个小教堂。聚会专门针对四十岁以上的男人，来参加的几乎全是同性恋男子，虽然并没有这个规定。当地的人群中本来就有很多同性恋者。那一带是切尔西，大部分的男性人口都是同性恋，就算四十岁以下也一样。

我可以去平常的圣保罗教堂参加聚会，从我家走五分钟就到了，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不想看到熟面孔，也不想碰到有人问我情况可好。我的情况一点也不好，而且不想谈。

第九大道上有一路开往下城的公共汽车，不过我没坐，而是叫了出租车，今天倒还可以成为我的出租车日。我到的时候，正在念开场白，也已经收过捐款。我想没有我捐的一元，他们或许也付得起场租，然后我倒了杯咖啡，找位子坐了下来。演讲者一身行头和打扮就像《GQ》杂志上的广告，他说了一个独自在四季饭店酒吧里喝酒的故事，他在里面试着和另一个没有伴的男士眉目传情，然后他去街对面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店里，希望他的候选人会跟着过来。如果没有，他就会待在那儿喝到醉。“当时我们都躲着不敢出柜，”他说，“肩膀都好像撑着衣架似的。你会以为琼·克劳馥是我们的妈妈③。”

他说完之后，全场轮流发言，而不是举手自由发表意见。轮到我的时候，我已经说完要讲的话了，只不过是在心里跟自己说罢了。“我名叫马修，”我说，“我是个酒鬼。很高兴听到各位的发言。我想我今晚只听就好。”

过了一会儿，一个我听过的声音说：“我真的很高兴今天来这里。我平常参加的是其他聚会，但今天在这里看到了几个熟面孔，而且今天听到了很多人的故事。我名叫阿比，我是个酒鬼。”

他继续谈到最近工作很忙，没时间参加聚会，然后如何想起戒酒应该是他的第一要务。“如果不能坚持这一点，那么我也就不能坚持住所有随之而来的一切。”他说。

这种话多年来我听过几千遍了，不过再多听一次也无伤。

出门时他赶上我。“我第一次来这里，”他说，“我原先还根本不知道这是个特殊兴趣的聚会。”

“四十岁以上的男人。”

“我在聚会手册名单上看出了这一点。我不知道的是，来参加的每个人都是同性恋。”

“也不是每个人。”

“你和我除外，”他说，咧嘴笑了，“我不介意同性恋者，事实上我很享受满屋子同性恋者的那种能量。只不过没想到罢了。”

我心想，倒不是说同性恋有什么错。

“马修？我很惊讶你今天晚上没有发言。”

“嗯，我不是‘沉默者威廉’那样不爱讲话的人，”我说，“不过我不想硬挤出些什么。”

“可是你看起来好像有什么心事想讲出来。”

“哦？”

“好像有什么事情在折磨着你，”他碰碰我的肩膀，“要不要去喝杯咖啡？”

“我在聚会里已经喝过两杯。我想已经够了。”

“那就去吃点什么吧。”

“我想不要了，阿比。”

“我的第一个辅导人常说，把话藏在心里这种事，是我们所负担不起的奢侈。”

“那么，还好他不在中央情报局做事。”

“我想是吧，不过我的意思是——”

“我懂你的意思。”

他往后退，皱着眉头，然后捏了下他的上唇，以前我看他做过这个动作。“我没有恶意，”他说，“我想你今天晚上宁愿独处吧。”

我没有反驳他。

我又拦了辆出租车，车上收音机里的阿拉伯音乐放得很大声。我请司机关小一些。他看看我，想必我脸上的表情让他不敢跟我争执。他关掉了音乐，我如愿在一片沉默却难免有点僵硬的气氛中坐到家。

我进门时，皮纳克尔牌戏还在进行中。我问谁赢了，伊莱恩做了个鬼脸，指指桌子对面。“他发誓说他以前从没玩过这种牌戏，”她说，“我真伤心，没想到这个可爱的年轻人竟然会这样，撒谎面不改色。”

“真的从来没玩过嘛。”

“不然你怎么有办法轻轻松松就让我输得那么惨？”

“你是个好老师，仅此而已。”

“想必是。”她收拢牌，“回家吧。你真是个天使，陪了我一晚上，虽然你没好心到让我赢。等一下，你饿了吗？要不要吃饼干？”

他摇摇头。

“你确定？是我自己烤的，用的名字是‘费尔兹太太’④。”

他还是摇头，然后她给了他一个拥抱，送他走了。她收起牌，又走到窗边，再也看不到世贸中心双塔的那扇窗。她叹了口气，转过身来跟我说：“我刚刚一直在想，除了我之外她还有其他朋友，虽然没那么熟，但还是有几个女人会和她一起吃中饭，或和她在电话里聊天。”

“想必是。”

“也许她曾跟其他人提过这个男人。我的意思是，她告诉过我他喝苏格兰威士忌，有小胡子。她可能也跟其他人提过别的什么小事。”

“如果你把这些小事收集起来，或许可以拼出一个图像。”

“嗯，你不觉得有可能吗？”

“我知道有可能，”我说，“萨斯曼也觉得有可能。警察会检查她的通讯簿或她的旋转式名片匣这类东西，然后清查上面的每一个人。这么一来，凶手可能也会被包括在内。她只是不肯说他的名字，但这不表示他没告诉过她。如果他也给过她电话号码，那应该就会登记在她的通讯录上。”

“你想警方会用这个办法逮到他吗？”

我不认为，但我说有可能。

“好吧，我还想着另外一件事情。她可能回去找她的心理咨询师。几年前她就停止做心理咨询了，不过偶尔碰到什么事情，她还是会回去跟咨询师谈几次。我记得最近曾感觉到她可能又回去了。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我就是有这个感觉。”

“她有可能跟那个心理咨询师谈过这个男人的事情吗？”

“嗯，你知道，如果她觉得没法跟其他人谈这件事的话……”

“这就是重点。”

“可是那个心理咨询师会说出去吗？你跟咨询师讲的任何事情，他不是都应该要保密的吗？”

我说是，但其中有灰色地带。当病人死了，而警方在调查中希望能找到凶手时，对某些医师来说，这就压倒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保密特权，但也有医生不这么想。

“她的心理咨询师叫布丽吉特·杜菲。是法国人，跟那个法国画家劳尔·杜菲同姓，说不定两个人还是亲戚。我知道莫妮卡问过她，但不记得回答是什么了。这大概也不重要。她是在纽约长大的，她父亲以前在‘布列塔尼之夜’当二厨。你记得那个地方吗？”

“当然。”

“那家餐厅很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天就忽然消失不见了。总之，布丽吉特在这里长大，口音就像地狱厨房那一带的爱尔兰裔。莫妮卡喜欢喊她布丽姬·杜菲。警方或许会在莫妮卡的通讯录上找到她的名字，但也或许不会有。你知道一般人更新通讯录的时候，都会懒得抄下那些现在已经不来往的人。因为反正你不会再打电话给他们，干吗还费事抄呢？唔，如果她没再去做咨询的话……”

我说我明天会跟萨斯曼提这件事。

“想到她已经走了，真的很难受，”她说，“但我会慢慢习惯的。人生就是如此，你会习惯有人死掉。但想到有人这么对待她还逍遥法外，我无法忍受，而且我也不想习惯。”

“他们会抓到他的。”

“你保证吗？”

我怎么能保证这种事呢？然而，我又怎么能给她否定的答案呢？

“我保证。”

“你能帮得上什么忙吗？”

“恐怕我只会碍事。不知道，我会看看我能不能想出什么办法。”

“我不期望你去办案，逮到凶手。”她说，“只不过，我一直觉得，你是我的英雄，你知道的。一向如此。”

“你最好把希望寄托在蜘蛛侠身上。”

“不，我很愿意坚持自己的选择。”

①《宋飞正传》（Seinfeld）是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八年间在美国热播的喜剧。在文中提到的这一集中，主角杰里和乔治因为乱开玩笑，阴错阳差地被一位女记者误以为他们是同性恋伴侣，进而公诸媒体。两人一路疲于奔命地向各方解释，却愈描愈黑。杰里在澄清自己不是同性恋者时，总要附加一句“倒不是说那（同性恋）有什么错”，而亲友们看报后震惊地向两人询问时，态度有责难有谅解，但总不忘附加一句“倒不是说那有什么错”，以示自己对同性恋者并不歧视的“政治正确”立场。

②指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

③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1905—1977），好莱坞女星，以肩膀宽而闻名。

④Mrs. Fields，美国最大的连锁饼干店。

17

他坐在哥伦布大道一家金考连锁影印店的计算机终端机前，每小时只要花一点点上网费用，就能为他提供完全匿名的网络通道。他上了雅虎网站，只用了几分钟，不花半毛钱就申请到一个账号，用户名称是一个字母与数字毫无意义的拼凑组合。会很难记，但他不必记得，因为以后他再也不会用了。这是个只使用一次的账号，几乎确定无法追踪，不过如果警方要追，他们顶多只能追到这部计算机，对大众开放，每天有几打人使用过。

他还记得曾纳闷一世纪前没有鉴定技术的时候怎么会有人被逮且定罪。但科学不是一边帮助犯罪，一边又帮助犯罪学家吗？他曾在某处看过一句口号，让他总觉得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完美解释：如果你做出一个更好的捕鼠器，大自然就会造出一只更好的老鼠。

这个原理让他思索了一阵子，然后不情愿地回到现实。他点了“写信”按钮，开始打字：

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一想到杰夫里·威利斯不幸的父母，就深感不安，最近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刚因为谋杀杰夫里而接受极刑。失去儿子就已经够难受的了，但若始终未能寻获他的尸体，那一定更难熬。一般人总不希望自己的血肉长埋在没有墓碑的坟下，然而，仔细想想，我也不会更喜欢躺在有墓碑的坟下。我想，对于长眠地下的人来说，有无墓碑都完全一样。

然而，我觉得好像应该告诉你，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愿大家对他都没有好回忆！——的鬼魂昨天来找我，他深切忏悔。“你务必要告诉《里士满新闻领袖报》的那些好人们，”他以一种幽灵的声调说，“我很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希望能够悔改，所以我要告诉你该去哪里找威利斯家男孩的遗体。”

以下就是他说的地点……

他写下详尽的指示，用文字巨细无遗地叙述了一份藏宝地图，任何人遵照指示都可以找到那个古老的家族墓地，他曾在那里与小杰夫里共度一段欢乐的时光，但杰夫里本人大概不会太欢乐。他因而又回想起一切，不禁想加上一段杰夫里临终前的精确描述，但这么一来，就会跟整封信的内容和口吻不一致了。

不过如果写了一定很好玩。他想到那个谋杀儿童后吃掉的疯狂食人魔阿尔伯特·费什。他在杀害并吃掉了一个小女孩格蕾丝·巴德后，写了一封信给她的父母描述谋杀的过程，而且证实他们的女儿烹调过后鲜美多汁。不过，他向他们保证，“我没上她，她死时仍是处女。”

小巴德没有被开苞①，他心想。这对于老巴德夫妇会是多么大的安慰！

乍一看，你肯定会以为这封信是恶作剧，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这么以为。不过你们只要派两个人带着铲子过去，就会知道杰夫里的尸骨——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当然早就腐朽了——是否真有可能被埋在那个鬼魂所讲的地方。

当你找到尸骨，一定找得到的，你和你的读者及相关当局就该好好思考。你们相信鬼魂、相信他们会显灵吗？或者是有人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呢？

相信你会原谅我不署名。我最近学会了匿名的重要性。这肯定是我们一切传统的精神基础。

当然，《里士满新闻领袖报》有网站，他登上去，找到了地方版编辑的电子邮件网址。他把网址填入适当的空格中，坐在那里几分钟，光标停在“发送”键上。要寄还是不寄，这是个关键问题，而且没有明确的答案。整件与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有关的事情已经以最圆满的方式解决了，照道理说，实在应该让一切都保持原状。

另一方面，他觉得寄出这封信好像会比较有趣，搅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封信一定会掀起一些风波，但如果他没有动作，那么除了已经发生的事，就什么动静都不会有。

而最重要的就是有趣，不是吗？

但他对信中的最后一段不太确定。这会打动一些看信的人，让他们鲁莽地往好几个错误的方向乱跑，但这其实只是个小小的玩笑，而且会剥夺他为自己作品署名的机会。他把最后一段选定，按了“删除”键，然后想了一会儿，重写了这么一段：

亲爱的朋友，就让我们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吧。我会立即放弃这个电子邮件网址，所以很遗憾，你将无法跟我联络。我应该偶尔还会用别的电子邮件网址与你联系，只不过，唉，新的网址将会像现在这个一样无法追踪。可是你可以从我的署名认出我，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亚伯·贝克

他露出那个悲伤的微笑，点了“发送”键。

他挺喜欢纽约的。

他以前在这里住过，住了几年，如果不是情势所迫，他会待得更久。当时所有状况看起来似乎都将转向厄运，但就像他常说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而凭他的聪明，也足以将逆境视为机会。他离开纽约，不也是有个机会可以看看全国各地吗？这不也提供了他许多游历冒险，而且刚刚在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这个了不起的事件中达到最高潮吗？

他当年离开时，世贸双塔仍傲立在曼哈顿尾端。有时他会很好奇，当这个城市遭受到那么大的冲撞时，如果他在纽约，那会是什么样。

那天死了那么多人，对他个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冲击。但他好奇的、也是启发他的，就是背后操纵者那种惊人的权力，那位木偶戏大师说服他的追随者驾着飞机冲向建筑物。这显示了一种令人羡慕的操纵才华。

他自己也操纵过。以前他住在纽约时，他是个操纵大师，虽然被他操纵的人没做过那么戏剧化的事情。不过，他的傀儡很聪明，他得利用一种心理学博弈才能成功；他利用这些人的心智力量对抗他们自己，取得了成功。

他边走边想着这些事情，然后有点开心地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来到了老地方，一栋位于西七十四街的房子。他曾站在这栋房子外头很多次，也进去过一次。那次屋里还有其他三个人，他在这里杀了其中两个，就在这栋房子里，一个用枪，另一个用刀，第三个人则是一个小时后在南边几英里处的一栋房子里干掉的。

当时他以为这栋房子将会是他的奖品，是杀人让他得到的。他以为那就是他想要的，一栋精致的褐石洋房，离中央公园才一个街区。

他以为这就是他杀人的原因。

现在他知道有关自己的真相，感觉多么自由！

他回到这个城市的路上曾想过，这栋房子搞不好已经不在了。几年前，在下城的西十一街上，曾有一排褐石房子中的一栋就这么消失了。激进学生在那个地方制造炸弹，房子是其中一名学生父母的，还有什么比炸掉父母的家更能满足他们潜意识里的动机呢？说到底，他们的政治不就是这样的吗？

他第一次来到纽约时，那栋房子已经重建了。大小跟邻居相仿，新房子正面有一部分以四十五度角突出，看起来像是被建筑师给扭了一把。他知道，这种设计的表面目的是要融合当代和传统，但他觉得有更深层的解释，那是一种渴望，要让毁掉第一栋建筑的那种爆发力量表现在后继者身上。

虽然他不再成天梦想要拥有，但这栋好房子并没有就此消失，七十四街又没有炸弹工厂，房子不会无端消失。房子还在那里，那个年轻女人也还住在里面，整栋都是她的，除了最底层那楼开着同样的高档古董店，老板依然是同一个老太婆，现在更老了。

他想到了另一家店，他买下那把拆信刀的店。卖给他的那个女人称之为裁纸刀（paper knife）。他心想，这个名词本身有点含糊不清，可以表示是一把用来裁纸的刀子，也可以表示是一把用纸做成的刀子。或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刀，就像纸老虎也不是真的老虎一样。

不管叫什么，反正现在刀已经离他而去了。啊，刀子没有消失，就像这栋房子仍然存在，但已经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

这栋房子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吗？它就像在这个不平凡城市中的其他众多事物一样，仍归在标为“未完成事务”的项下吗？

他得好好想想。

回家的路上，他在另一栋大得多的建筑物对街站了好一会儿，这栋大楼位于五十七街和第九大道的东南角。楼下二十四小时都有门房值班，电梯和大厅里都有监视摄影机。不过这些玩意儿能造成什么障碍呢？既然是人类所创造、设置和维护的，当然也就能被人类所破解。

不过还不到时候。

他走回家。有时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寄居蟹，背着房子四处走，身体长大后就抛弃旧壳。现在适合他的寄居处，也就是他目前的家，是位于五十三街上、第十大道以西一栋出租公寓顶楼的一套三房式公寓。大楼本身显示出一些中产阶级化的效果，正面的砖头外墙重新粉了灰泥，大厅和楼梯都翻修过，门厅整个重做了。很多户公寓在旧住户搬出或死掉、新房客以市场行情租下时，也都整修过。剩下来有房租管制的老住户没几个，其中一位是拉斯科斯基太太，可能也活不了多久了。她超重五十磅，有糖尿病，天气坏的时候还要饱受关节炎之苦。他走上门前阶梯时，她正站在楼梯上方，抽着一种臭烘烘的意大利小雪茄。

“啊，你好，”她说，“你叔叔怎么样了？”

“我才去看过他。”

“但愿我也能去，我说真的。这么多年来看惯的老面孔，现在没看到还真想念呢。真可惜圣克莱尔医院不肯收他。我表姐玛丽啊，愿上帝让她的灵魂安息，她生前就在圣克莱尔，我可以每天去看她，直到她过世为止。”

能住进圣克莱尔一定很不容易。

“那家老兵医院把他照顾得很好，”他提醒拉斯科斯基太太，“他们非常细心，而且完全不收费。”

“我还根本不知道他当过军人呢。”

“啊，是啊，他非常引以为荣。可是他不喜欢谈当年的事情。”

“他一个字都没提过。那家老兵医院，是在布朗克斯区，对吧？”

“在国王桥路。”

“我连那是哪里都不知道。坐地铁过去一定要很久。”

“中间要换车，”他说，“终于坐到那一站后，还得走上一大段路。”他不知道是不是真这样，他只去过布朗克斯一次，那是好多年前了。“而且去看他真的会很难过。今天他认不得我了。”

“你大老远跑去，他竟然不认得你。”

“嗯，人生总是有苦有甜哪，拉斯科斯基太太。你知道我叔叔常说的话，‘你碰上了只能认命。’”

他爬上楼梯，进了自己那户公寓，锁上门。公寓里破旧又年久失修。他是很想雇个人来打扫，但可能会引起邻居议论，所以他尽量自己来，把地板和墙壁刷干净，喷上空气清新剂。不过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整个地方还是有乔·波汉五十年累积下来的臭烟味儿，混杂了乔·波汉本人缭绕不去的气味，这名独居老人显然从来就不重视个人卫生。

不过，在这个连最寒酸的公寓房间都贵得要命的城市里，对免费的公寓也就不能太挑剔了，尤其是一户离他众多未完成事务都这么近的公寓。

当时就在第十大道的一家熟食店，他正停下来买三明治和咖啡，结果听到了两个老人在谈论可怜的乔·波汉，他现在不常出门了。一个人说，他老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过按他那个臭脾气，没碰到他倒是好一点。

他在电话簿上找到了一位乔·波汉。他拨了上面的电话号码，一个沙哑的声音接的。不，那人说，这里没有玛丽·艾琳·波汉。他是个老男人，自己一个人住。亲近的亲戚？没有，一个都没有。不过姓波汉的人很多，只是他没听说过有什么玛丽·艾琳。

他隔了一两天好让老人忘掉这通电话，然后收拾行李搬出原来住的那个房间，那是宾州车站附近一家收费过高的廉价旅社。他两手各提了一个行李箱，爬上了西五十三街的门廊，按了标示着“波汉”的电铃，然后爬到三楼，三楼走廊上站着一名满脸胡茬的瘦弱老人，穿着灰色睡衣，身上发出至少一个星期没洗澡的体臭。

“乔叔叔吗？我是您的侄子阿尔，大老远来看您了。”

老人很困惑，不过还是让他进了门。老人正在抽烟，活像那是氧气管似的不停吸着，同时一个劲儿地问问题。那他是谁的儿子？是尼尔的吗？他以为这个哥哥死了，还以为他这辈子都没结过婚呢。

老人喘着气，站不稳了。他脸上有两个瘤子，看起来像是皮肤癌，他的气色很差，而且臭气熏天。他抓住波汉，一手圈住他满是胡茬的下巴，另一只手握住他瘦骨嶙峋的肩膀，毫不费力就扭断了老人的脖子。一项利己的行动也同时是对他人的慈悲善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接下来几天，他让大楼里的其他住户熟悉他这个人，同时把这户公寓据为己有，他把老人的衣服和各种杂物扔了，甚至把老人本人都设法处理掉。他每天都要搬几个垃圾袋下楼出门。大扫除，他这么告诉邻居。过去几年我叔叔什么都不肯扔。他舍不得，你知道。

有些垃圾他就放在人行道边缘，让垃圾车来收。其他装着老人尸体的垃圾袋就不能这么随便乱放了。他把尸体搬到浴缸里，让各种体液和排泄物流干，然后用一把从第九大道厨房用品店里买来的骨锯将它切割成小块。他把乔·波汉的尸块像店里的肉似的分片包起来，一次带一点出门，过了西城高速公路，扔进哈得孙河。就算这些肉会浮起来——其实不可能，肉块不像整具尸体里面会因为充气而浮上水面——他也无法想象有谁能搞清楚那是什么。而且，就算借着鉴定科学而发生了奇迹，查出了那些尸块是怎么回事，这只寄居蟹也早已经摆脱旧壳，也摆脱艾洛伊修斯·波汉这个名字了。

把最后一批乔·波汉的实质残余物都处理掉、只剩下他永远缭绕不去的臭味之后，他开始散播消息，说他把叔叔送进了医院。“我本来想自己照顾他，”他告诉拉斯科斯基太太，“可是他需要的照顾我没法做到。昨天晚上我背着他下楼上了出租车，直接到老兵医院去。出租车费花了好多钱，可是你还能怎么办呢？他就只剩我这个亲人了。他要我留在这里，等他出院回家。我本来该去旧金山的，那里有人找我去工作，可是我不能就这么丢下他不管。他是我叔叔啊。”

于是一切就是如此。

现在他坐在厨房的餐桌前，桌上有几百个乔·波汉不小心让香烟烧过的痕迹。他碰碰上唇，然后皱起眉头，对自己很懊恼。他心想，养成习惯所花的时间这么短，但要戒掉却得花这么久。他打开计算机，上头接着乔·波汉的电话线。现在拨号上网的速度太慢了，他很想装个 DSL 的线路，但却根本不必考虑。

哦，或许他在这里不会住太久了。

①巴德（Budd）与 bud（花蕾）同音。

18

TJ 说：“这事情你已经想到过了，而且无论如何说不通，但如果我不讲出来，老憋着也很难受。”

“好吧。”

“你很可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我们在晨星餐厅。他打电话要我在那里跟他碰面，于是我放弃了家里的好咖啡，跑来这里喝这杯远远不及的。

“有可能。”

“反正我还是会说的。好吧，有没有可能那个大卫·汤普森跟杀害莫妮卡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他们主要的共同点，”我说，“就是你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找到他们。”

“还不止这一点呢。”

“哦？”

“他们两个都留着小胡子。”

“也许他们两个都是希特勒，当年根本没死在地堡里。你算算时间，就会明白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汤普森——这或许不是他的名字，不过我们总得有个称呼。汤普森星期一晚上跟露易丝在一起，从在餐厅碰面开始，直到接近午夜前甩掉我们为止。”

“那又怎样？”

“可是根据萨斯曼从门房那边得到的说法，凶手是在九点半左右，出现在莫妮卡那栋大楼的大厅。”

“那天是星期二，前天晚上，对吧？”

“老天啊，你说得没错。”

“从露易丝家到莫妮卡住的下城，应该花不了多少时间？二十二小时吧？”

我摇摇头。“他星期一晚上也在那里，”我说，“去找莫妮卡，她跟伊莱恩提过的。”

“那么，他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去找她。这点能确定吗？”

“现在没办法打电话问莫妮卡了。不过没错，可以确定。”

“可是我们不知道时间。我们知道星期二他进去和出来的时间，可是不知道星期一的。”

我想了想，缓缓地点了点头。

“所以他是在差十五分就十二点时离开露易丝的，我们知道他一出门就拿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打给莫妮卡，说他要过去。可是如果我记得没错，伊莱恩说过他星期一本来就跟莫妮卡约好了要碰面的。”

“他可能在电话里跟莫妮卡说：‘抱歉，亲爱的，不过我弄得有点晚。我会尽快赶过去。’”

“根据莫妮卡的说法，他衣着时髦又体面。大卫·汤普森看起来符合莫妮卡那个时髦又体面的定义吗？”

“他那天穿了牛仔裤和一件马球衫，不是吗？”

“就我个人来说，”我说，“我很难想象汤普森带着花和一瓶女巫酒出现在珍恩街。”我脑中浮现他走出露易丝那栋大楼的画面。“他点了根烟，”我记得，“这是露易丝在网络上讲明的条件，那时她还没碰到那家伙。所以他抽烟，因为如果他不抽，露易丝就根本不会想跟他交往。”

“所以呢？”

“莫妮卡戒烟了，她很讨厌闻到烟味。有些人戒烟几年后似乎就会发展出一种高度敏感性，她就是这样。如果他抽烟抽得很凶——”

“我们不知道他抽得凶不凶。也许他只是跟露易丝碰面时抽一根，好讨她欢心。”

“那他走出她住的那栋大楼后又点了一根，是为了要表演吗？”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要打给谁？”

“一个警察。”我说。萨斯曼给过我们名片，我拿着手机按他的电话号码。他接了电话后，我报上姓名，说我只是要问一个问题。“有任何迹象显示莫妮卡·德里斯科尔的公寓里曾有人抽过烟吗？”

“为什么？”

不怪他。如果我们的角色对调，我也会有同样的反应。不过，如果他不问的话，我会比较高兴。

“我正在帮一个朋友查一些事情，”我说，“她跟莫妮卡完全无关，没有共同点，只不过两个人都有一个神秘男友。我没查出太多结果，事实上这家伙狡猾得很，所以——”

“所以你觉得或许他们是同一个人？”

“不，”我说，“我始终觉得他们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过如果我可以打一个电话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我懂你的意思了。看来你已经确定这个第二号男子是不是抽烟了。”

“我确定他抽。”

“德里斯科尔女士不抽烟吗？”

“而且她很讨厌人家抽烟。”

他说他会再给我回电，然后挂了电话。TJ 问起伊莱恩，我说早上我起床去厨房时，她已经出门了，今天她有瑜伽课。我说我觉得她去上课是个好征兆，因为我原以为她不想去的。

他说，碰到这类事情，其中的秘诀就是如此。你得持续做下去，而不是想做才去做。我告诉他戒酒也是一样的。

“昨天晚上，”他说，“她很伤心，不时就哭起来，然后就过去了，你知道，又专心玩起牌来。你知道皮纳克尔牌戏怎么玩吗？”

“不知道。”

“嗯，可以叫她教你。她教得很好。那种玩法还可以，只需要两个人和一副纸牌就行了。当然必须是一副可以打皮纳克尔的牌，所以你需要两副扑克牌。普通的扑克牌去掉二到八，只留九到 A。”

“真高兴你告诉我这些。”

“是哦，唉，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而且连一副牌都没有，只能坐在这边等那个该死的电话。不过我想你不需要听这些皮纳克尔牌戏的废话。”

“不，没关系的。”

“问题是，即使她没事，会玩牌，会开玩笑，但那种东西还是在的，你知道吗？那种深深的哀伤，好像透进骨髓里了。”

萨斯曼说：“我本来以为这问题很容易回答。活在这种科学时代，你把生日数字乘以你口袋里的零钱得出来的结果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就会告诉你说你早餐吃了什么。‘谋杀案现场的那套公寓里有人抽过烟吗？’这问题有什么难的？”

“看来没那么简单。”

“首先呢，”他说，“那个狗娘养的有洁癖。我相信我告诉过你他用吸尘器打扫过地板，还把除了天花板之外的所有表面都擦过。所以不会有任何烟蒂留下，烟灰缸里也不会有任何烟灰。有件事当初我没注意，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她公寓里没有烟灰缸，就这样。所以显然她不抽烟，常来往的情人也都不抽烟。”

“她是不抽烟，也不跟抽烟的男人交往。”

“不过他可能抽烟，但为了尊重她而不在她家抽。”

“有可能吧，”我说，“可是他把她绑起来、开始凌虐她的时候，我想就不会再管尊重的问题了吧。”

“的确，你说得一点也没错。她被绑了起来，嘴上被贴了胶带，接下来他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点根烟。而且很可能就会拿她当烟灰缸，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发现这样的痕迹。”

“灼伤的痕迹。”

“他把她伤得很惨。我昨天不想在你太太面前讲太多，不过这家伙是个他妈的禽兽。如果他手上有一根点着的烟，尸体上就一定会有灼伤的痕迹。”

“你自己也不抽烟。”

“嗯，我从来不抽的。”

“你走进犯罪现场时——”

“我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我当时有闻到烟味吗？我没留意，但有没有味道呢？我没法回答。何况我和我的搭档不是第一个到场的。有两个巡逻警员接到九一一的通报，先抵达现场。当时她死掉没多久，所以还没有尸体进一步腐烂的恶臭，但你知道会是什么样。肠子松弛了，膀胱也松弛了。你马上知道自己所在之处不是个香水工厂。”

“有些巡逻警员可能会点根烟。”

“照理说不应该的，”他说，“不过总有人会照抽不误，好掩盖臭味，而且只因为你站在那里，旁边有一具尸体，当时三更半夜的，你又是烟枪，所以你就想抽烟，于是就点了一根。不过我没留意到烟味，我的搭档也没注意到。我也请那两个巡逻警员打电话给我，看他们进门时有没有注意到烟味，不过如果他们都是烟枪，那可能就没啥希望了。”

“如果他们说没闻到，那就是因为太习惯烟味而没注意。如果他们说闻到了，可能只是撒谎遮掩他们在犯罪现场抽过烟。”

“你很清楚警察的思路，”他赞同地说，“总而言之，我觉得最有力的论点是他不抽烟，因为他没把烟在她身上掐熄。现在如果你告诉我你在查的那家伙是谁，又该怎么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排除他涉案的可能性了。”

“这样就可以把他排除在外了。”

“没错。”

我说这件事有困难。我必须为客户着想。她希望我暗中调查她的新男朋友，好确定他不是什么前科犯，或在郊区有个太太，而我的客户最不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使得这位新男友变成一桩谋杀案的嫌犯。

他说：“我还以为你是在替朋友调查事情，现在变成你的客户了。你有侦探执照吗？你是在帮律师工作吗？如果都不是，你就没有保密的特权。”

“我从没说我有。如果我觉得其中有那么一点点可能的关联——”

“你一定是这么觉得，不然也不会提起的。你对这个家伙有足够的怀疑，才会打电话给我，而我花了快一个小时帮你查，所以你干吗坚持不肯说呢？”

“你说得没错，”我说，“可是我没有任何情报可以给你。他名叫大卫·汤普森，不过这可能不是他的真名。现在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不是一切。你的客户是谁？”

“不，”我说，“不管有没有保密的特权，我都不会告诉你客户的名字。我会去找她谈，如果她觉得没关系，我再把名字告诉你。不过你真的想朝这个方向调查吗？如果你要去清查每个可能跟女人撒谎的男人……”

“等你跟客户谈过再说吧。”

于是我们就谈到这里，但我一挂断，就想起一件我一直在纳闷的事情，于是立刻又打给他。“那个九一一电话，”我说，“你之前说是半夜打来的吗？”

“嗯，不完全是。凌晨四点。很接近半夜，不过我想在布拉格应该就是上午十点或十一点。”

“那个电话是布拉格打来的？”

“有这个可能。没有显示来电，我们清查过地区电话通讯记录，追查到一部没有登记的手机。”

“九一一报案电话都有录音的，对吧？”

“啊，那一定的，都有录音。或者是数码声音文件？现在什么都是数码的了。”

甚至连手指和脚趾都是。“有人在凌晨四点打电话报案。你提到过‘他’。打电话来的是男人？”

“或许吧。从气声很难辨认出来。”

“他用气声讲话？除非现在技术改进，否则这就表示没有办法用声纹来查出身份了。”

“据我所知，是这样。”

“所以就是他了，凶手自己打电话报案的。”

“这是目前的假设，”他说，“用气声讲话是免得被查出身份。搞不好他只是怕讲话太大声会吵醒他老婆，但反正我不认为是这样。”

“他说了什么？”

“‘有个女人被谋杀了。’另外他还说了公寓地址和房间号。九一一的接线员想尽量让他在线上待久一点，但他没上钩。通常这类电话都是恶作剧，某个醉鬼想让警察去白忙一场，或是想吵醒某个他看不顺眼的混蛋。不过还是得去查一下，所以两个巡逻警察就过去，叫门房按那套公寓的对讲机，看没人回应，就跟门房拿了钥匙。结果进去后大吃一惊。”

“他希望尸体被发现。”我说。

“看起来是这样，对吧？”

“他希望尸体立刻被发现。他清理了自己涉案的证据，用了吸尘器。如果你是他，难道不会希望尸体越晚被发现越好吗？”

“如果我是他，我他妈的就会帮这个世界一个大忙，割断自己的喉咙。不过我也跟你有同样的想法。这个家伙的做法很矛盾，不太一致。”

“就像马格里特的画。”我想起来。

“嗯，是有点。但这个人的矛盾不会在画中表现出来，不是眼睛看得到的，但那种不一致的性质是一样的。互相抵触。”

伊莱恩曾称之为不和谐。

“不知道，或许你不能期望一个疯子行事前后一致，不过这个家伙还要更夸张，大约介于马格里特和鸡尾酒盆里面的一坨屎之间，昨天我想到这样的画面，不过决定还是不要讲出来好了。”

“谢谢你跟我分享。”

“是啊，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打电话报案。除非他对自己的成就很自豪，希望有人注意到。”

“而且凌晨四点，好吧，他睡不着，又没事干。”

“去猜他的动机可能没有意义。不过，你怎么可能不猜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足以称之为模式，但你简直可以说，这个混蛋很一致地有不一致性。比如凶器。”

“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把其他东西都带走了，”他说，“却把大部分凶手会带走的东西留下。我没跟你说过吗？那把刀还插在她胸口。他刺进她的心脏，刀子就留在那里。”

“老天啊。没有，你昨天没提这件事。”

“老样子，可能还是出于对你太太的尊重。你总是不希望讲得太详细。不过他留下刀子这点很奇怪，你说是不是？”

“这好像完全让人想不到。你们有可能追踪到那把刀的来源吗？”

“嗯，我想这就是他没带走的原因。我们可以尽量追踪，但最后只会回到她的公寓。刚刚我说那是把刀子，不过其实比较像匕首，而且是那种祭祀用的。那是个装饰品，你看了根本不会想到可以拿来当武器，直到你看到凶手拿来怎么用。我想他一定很喜欢那把刀的样子，要不是他忘了带武器，就是以为可以在她家找把菜刀之类的，结果看到她把这把刀放在书桌或茶几上。很漂亮的玩意儿，如果是你的，你会摆在人人看得到的地方。他当然也是这么做的，刀柄就竖在外头，刀尖插入她的心脏。”

19

“我想你大概要上楼去了吧，”我说，“你不必去看看你的股票是涨是跌吗？”

“没股票了。”

“你破产了吗？”

“我把股票卖光了，”他说，“每天操作一次。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他跟我解释。理论上说，日内交易员每天开始和结束时，账户里都没有股票，只有现金。不管他当天在交易中买了什么股票，都会在收盘前卖掉。赔钱的部分就承担下来。不管赢或输、增或减，他每天早上都从头开始。我告诉他，可惜人生的其他部分不是如此。

“有一些股票我会长期注意，”他说，“会研究图表。这里赚一块钱，那里赔一块钱。每次交易的佣金都一样，不管你是玩很大还是只玩几毛钱。每笔交易都是十块九毛九。你去赌篮球赛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你做得还可以吗？”

他耸耸肩说：“这种事要怎么说呢？有个女人从帝国大厦跳下去，经过第三十四楼的时候，她会说有什么感想？”

“到目前为止，还好。”

“只有在离地面最后半英寸的时候才需要担心。”

“那倒是。”我同意道。

“目前为止还好。我的钱比刚开始玩的时候要多，而且有时候还可以提点钱出来花。”

“这样玩一定很紧张。”

“也还好。最糟糕的，也不过是那天赔了钱而没有赚钱。你猜错了朗讯科技，但猜对的人不会拿着自动手枪来对你开枪。你只不过损失几块钱，仅此而已。”

“你是说这比去贩毒要好。”

“大哥，没法比。”他咧嘴笑了，很得意那个押韵，“而且下雨天不必站在街角。在这一点上差别很大。”他叫侍者过来，说他还要一个百吉饼。然后跟我说：“这个大卫·汤普森，警察想找他吗？”

“我不认为警方会花多大力气。萨斯曼没详细讲，不过如果我是他，我会在警方内部网络清查一切留下记录的名单。我会挑出所有名叫大卫·汤普森的人，设定年龄和肤色符合的，去掉现在正在坐牢的，然后这份名单就等哪天晚上没什么电视节目可看的时候，再去查查看。”

“你会把露易丝说出来吗？”

“我猜想他不会记得再问我。我有隐瞒什么吗？我们很清楚那是两个不同的人。”

“自从莫妮卡遇害之后，”他说，“去查大卫·汤普森，看看他是否结过婚，就好像没那么重要了。”

“我知道。我们干吗要在乎呢？”

“不过对露易丝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

“的确，”我说，“如果他是在耍花样，那她就应该知道。而如果他没问题，她也应该知道，这样她就可以放松下来享受这段恋情。我不想放弃汤普森，可是除了等，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等下次露易丝跟他约会，我们可以再设法跟踪他一次。或者管信箱那位女士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一个名字。”

“我想过信箱那件事。看起来我们应该把进度加快一点。”

“怎么加快？”

“比如我们寄封信给他，上头就写他给的地址。信寄到以后，她就会打电话给你。”

“如果她记得的话。”

“要是她忘记了，或许你就打个电话去提醒她，甚至去一趟当面提醒她。”

“然后呢？”

“然后她会去查那封信，然后——”他讲到一半停住，闭上眼睛，两手捂住脸。“然后没有了，”他说，“因为她只能从信封上得知名字，可是名字就是我们写的。我今天脑袋糊涂了，还好没坐在计算机前。”

日内交易员抢走账单，坚持说他今天泡在晨星餐厅省了很多钱。我说他的提议没那么糟，这表示他在想，虽然想得不是很清楚。“而且如果我们只是想寄个炸弹邮包给他，”我补充，“那你的点子就行得通。”

“这样就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他说，“然后露易丝再去网上找一个对尼古丁上瘾的家伙。”

我过街回家。伊莱恩不在，不过我发现她的健身服在洗衣篮里，因此猜想她已经回家冲澡换过衣服了。这是几天来我做过的最精明的推断，因此深感自豪。我打电话到店里给她，结果是答录机接的。我没留言，正在考虑要十分钟后再打过去还是直接过去那边时，门打开了，她走进来。

“我开了店，”她说，“然后四处看看，然后说去死吧。我又锁了店门，然后回家。”

“于是你就在这里了。”

“于是我就在这里了。”她发现我在盯着她，就说，“我气色坏透了，对吧？老实告诉我。”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气色从没坏过。一次都没有。”

“直到现在。”

“现在也不会。”

“你是想告诉我，我气色好得不得了吗？我可不认为。”

“你气色不错。”

她走到门厅照镜子，我跟着去，她两手的食指放在颧骨上方，朝上推，然后松手。“去他妈的地心引力，”她说，“谁要地心引力来着？该死，我还会成为永葆青春的女人呢。猜猜怎么着，我只是跟其他人一样罢了。”她转过来面对我。“老天，你听到我说的吗？唯一比我嘴边小细纹更糟糕的，就是从我嘴里讲出来的话。我我我，他妈的永远都是我。谁在乎我看起来是不是显露了实际年龄？我本来就那么老了不是吗？只不过我不想显露出老态罢了。”

“这两天大家都不好受。”我说。

“我想是吧。昨天晚上我没睡多少，现在我可以躺下，可是到了晚上只会又整夜不睡地瞪着窗外。你知道吗，世贸双塔不会回来了，莫妮卡也不会回来了。”

“的确。”

“这不是做梦。不会醒来就一切没事。”

“是啊。”

“要花点时间才能平复。我们听到消息到现在隔了多久，二十四小时吗？如果我已经觉得好多了，那我这个人也太可怕了。这需要时间，一般不是这么说的吗？”

“一般是这么说的，没错。”

“但愿我可以吃颗安眠药，睡上六个月。只不过我醒来感觉还是会一样，因为我没有花六个月去应付这件事。反正也还没有人发明出能让你睡六个月的安眠药。”

“是没听说过。”

“是有那种永久性的安眠药，你吃了就永远不会再醒来了。我现在还不想吃。”

“很好。”

“有时候，”她说，“要了解你以前为什么喝酒，并不是那么难。”

“酒能让一切停止运转。”

“我承认，我了解那种吸引力。但是推到最后，管他的，都去死吧，还有那些‘我我我’都去死吧。你跟萨斯曼谈过了吗？”

“他们还没有任何进展，”我说，“或者是他们有进展，但他懒得向我报告。”我告诉她 TJ 的大胆猜测，我又如何去找萨斯曼求证，虽然我们没有人觉得那个猜测有太大的可能性。

“如果他抽烟，”她说，“她一定会跟我提的。她从一开始就不会跟他有任何瓜葛，她甚至不喜欢跟衣服上有烟味的人在一起；但如果他就是很吸引她，让她愿意容忍他抽烟，那她也一定会跟我提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他的任何事，但他抽烟，你能相信吗，可是我还是照样喜欢他。’总之，她一定会找个方式提起的。”

“终于，”她说，“他们要重建了。一开始全市的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受害者的亲属投了两次票，最后终于要盖个新的东西。我很好奇以后站在这里望出去，新的建筑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她现在正站在窗边。

“我真希望有什么事情发生。”她说，此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我给过名片的那个女人，那位信箱女士。她打电话来告诉我，今天早上她收到了一封寄到一二一七号信箱的信。“我把名字抄下来了，”她说，“我想就是你说的那个名字。大卫·汤普森。”

“是这个名字没错，”我说，“信是谁寄的？”

“谁寄的？我怎么知道谁寄的？”

“在信封左上角，”我说，“通常会有一个回信地址。”

“也许吧，我不记得了。”

老天啊，真像拔牙。“你可以现在去看一下那个信封吗？”

“不在了。”

“不在了？”

“他来拿走了。就是你给我看过照片的那个男人。”

“他来拿走了？”

“那是他的信。他跟我要，我就给他了。你没说过不能给他。”

我也没要求她要记下回信地址。这不是她的错，而是我的错，但即使了解这一点，也不能让我对整件事的感觉好一些。

我问她是否记得有关那个信封的事情。有，她说，那是个长信封，不是一般寄账单那种比较小的信封。而且上面的地址是打出来的或印的，不是手写的。

“而且他很失望。”她主动说。

“失望？”

“他打开后看了里面，皱了一下眉头。”

因为里面没有支票，我心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去，想去拿他以为我会寄给他的支票，结果却拿到了别的信，或许是某些发卡银行不停地寄信告诉他说他已经被预先核准了，他当然会觉得丧气。

我谢了她，她说下回她会记下信封上所有的字。事实上她会复印下来。我没注意到她店里有复印机，但现在她一讲，我想起橱窗上有另一张手写的小海报，说复印一毛五一张。这样很好，我告诉她，又谢了她，然后挂掉电话。

“他明天或后天会再去，”我告诉伊莱恩，“因为他在等那张我说要寄给他的支票。听起来他好像越来越没有问题了。不管今天的信是什么，上面的收件人跟他告诉露易丝的一样。他也不见得会知道那张编出来的支票是从哪里寄来的。在他这一行，可能有很多公司都会拖上很久才付款。他以为等收到支票就会知道是哪家公司。真可惜她没注意到回信地址，不过她又不懂读心术。”

“听起来那家店里唯一没提供的服务，就是读心术了。”

“差不多。他明天会过去，不过也没帮助。除非他又有了另外一封信。”

我帮她去干洗店跑了一趟，回家时顺路去熟食店买了三明治。我们都不饿，不过还是吃了。

然后我们又谈到窗外的景观，日后种种建筑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视野中会是什么样子。我不记得细节了，但这个话题扯到了马格里特或不和谐或矛盾，总之就是这类事情，然后我告诉她昨天萨斯曼忘了提到的一个严重不和谐之处，就是凶器还留在谋杀现场。

她说：“一把匕首。”

“哦，某种装饰性的刀子。我想萨斯曼不是什么刀类专家。”

“他认为凶手是在莫妮卡家看到它的？我去过她家几百次，从没看到过什么匕首。”

“可能不是匕首。有可能是不知道什么……”

“拆信刀。”

“是吧，诸如此类的。”

“我在她家也没看到过拆信刀之类的。”

“嗯，如果你看到了会注意吗？根据——”

她没让我讲完话。“打给他。”她说。

“打给他？”

“萨斯曼，马克·萨斯曼。打电话给他。”

我花了点时间才终于找到他。她伸出手，我把电话交给她。

她说：“我是伊莱恩·斯卡德。我很好，谢谢你，不过这不重要。我想请你描述一下那把凶器的样子。是青铜的吗？嗯，是青铜色的吗？是不是刀尖锋利、但刀刃很钝的？现在就放在你眼前吗？嗯，可不可以请你去拿来呢？是，当然很重要。如果不重要，我不会要求你去拿，对不对？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凶的。是，我等着。”

我开口要说话，但她举起一只手阻止我。“好的，”她说，“那我描述它的样子给你听，可以吗？我们就可以确定它是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东西。那是一把青铜拆信刀或裁纸刀，有十到十二英寸长。一面有个浅浮雕，描绘的是两只猎犬把一头鹿围捕得走投无路的景象。另一面可以找到以大写字母的形式铸印在上面的雕刻者姓氏。是德弗里斯，D—E—V—R—E—E—S—E。可能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她拿着电话倾听着。然后她说：“马克？你待在那里别走。我见过他，我见过杀她的那个男人。那把凶器是我卖给他的。老天。你待在办公室，我们马上赶过去。”

20

那把拆信刀被装在一个干净的塑料证物袋里。萨斯曼递给她，我感觉到她很不愿意碰，即使是封在塑料袋内。她双手小心翼翼地拿着，仔细盯着看，一滴泪渗出眼角，流下她的脸颊。我想她可能自己都没感觉到。

“是，是那把刀，”她说，“你看到这边这个小缺口了吗？这就是原来在我店里的那把。几乎可以肯定。我不知道当初他们制造了多少，但这一款我这辈子只见过这么一把，而且我从没在任何图录上见过这款刀。”她把刀子还给萨斯曼。“他来过我的店。他站在那儿跟我讲过话，他付了我开价的钱，把刀子装在他口袋里面走出店门。然后用它杀了我的朋友。”

“那是星期二吗？”

“就是前天。他很快就用上了，对不对？他前天下午从我手上买走，然后当天夜里就杀了她。我想我要吐了。”

萨斯曼告诉她洗手间在走廊尽头，同时另一个警探拿了个垃圾桶过来。还有人去端了一杯水。伊莱恩最后判定她不会吐出来，于是喝了口水，然后深呼吸几次稳住自己。

萨斯曼问起他是不是用信用卡付款。

她说：“不是，该死。我建议说他付现金的话，我可以打折。我说我可以承担营业税。我反正都要缴税的，不值得为了几块钱违法，但可以省下信用卡的手续费，所以可以提供一点小折扣。如果不是我多嘴——”

“他总归会付现金的，”我说，“或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干吗非得把那把该死的刀卖给他呢？我干吗不告诉他说那是非卖品？”我们没有回答，但她自己回答了，“我太不理性了，对不对？我只是想重来一次，或至少看看能有什么不同的结局。算了。他来到我店里，挑了这把刀，而我卖给了他。”

“你卖给他多少钱？”

“两百块。这把刀没有一般价目表上的价格，因为价目表里没有这把刀，不过他没买贵。”

“你记得他用多大面额的钞票付钱吗？”

“我想是二十元。我想他数了十张二十元的钞票给我。”

有个警探推测那些钞票上可能有指纹。伊莱恩记得那天稍后有个顾客来买了一个十二块的小瓷狗，给了她一张百元钞票，她找了几张二十块。另外她又从收银机里拿了几张二十块去买东西。不过收银机里可能还有凶手给她的二十块，上面可能还有指纹，某些指纹可能是他的，而且——

我觉得希望似乎不大。但有个警探会去查，因为我们现在反正半点希望也没有。

“他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你是说现在回想起来吗？”萨斯曼问，“或是当时？”

“当时。他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特质。当时我本来以为他要挑逗我，这类事情一般女人都有经验的。有时候只是调情而已，有时候则是更认真的试探。”

“那他属于哪一种？”

“介于中间，或至少我是这么感觉，但又特别让人毛骨悚然。不是出于他的任何举止，只不过是他看我的那种样子。”她眼神突然一变，打了个寒噤。“他想杀我，”她说，“当时有一会儿，他好像在考虑着什么，我从他眼中看得出来，我当时以为，你知道，他是在考虑不买了。但其实他手里拿着那把拆信刀，他是在考虑要用来刺我。”

萨斯曼说她不可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很好，”她说，“那你就不要写下来。可是他当时就是这样想。你以为他只是刚好向某人买下一件拿来当凶器的刀子，而卖给他的刚好就是被害人最要好的朋友吗？”

“不，我没这么说。”

“他追踪的猎物是你。”我说。

“没错，正是如此。”

“你以前见过他吗？”

“我不认为。有可能见过，他长得，嗯，非常平凡，不起眼。”

“可是你记得他长得什么样子吗？”

“应该记得吧。你要我跟警方的模拟画像专家合作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萨斯曼说。她看着他的表情好像觉得他有病。介意？她干吗要介意？

那个模拟画像专家是新一代的。他从不用铅笔，只是坐在计算机前面，里面有专用的软件程序，相比之下让素描显得很过时。他就像以前比较传统的警方模拟绘图专家一样跟她讨论，问她眉毛要不要浓一点，下巴的轮廓要不要更明显一点，然后遵照伊莱恩的回答去修改屏幕上的画面，她就坐在他旁边回答他的问题，偶尔伸手碰碰屏幕上她觉得不太对劲的地方。我们有两三个人围在旁边看着，从头到尾都没开口。

最后她判定这可能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接近的结果了，他存了档，印了半打出来，我们人手一张，认真研究了许久。我确定自己不认识这狗娘养的。他看起来像每个人，却又不像任何人。

有个警察说：“看起来像他的一定有一百万人。”

“不会是一百万，”萨斯曼说，“不过我懂你的意思。”

“他没有什么突出的五官特征，”伊莱恩说，“也没有什么特别不突出的部分。他眼里有个某种东西，不过我想是那种眼神，计算机怎么可能画得出来呢？”

“可是这幅素描像不像他？”

她皱起眉头。“也不能说不像。”她说。

“那到底是怎么样？”

“不知道。或许我的观察力不够强，或许我不想看他。也许我只看到他的小胡子，而且老盯着那里，所以没注意他脸上的其他部分。”

“小胡子很适合他。我的意思是，你会明白他为什么要留小胡子。好让他的脸看起来不那么平凡。”

“感谢老天他留了小胡子，”萨斯曼说，“因为我们要用这胡子编成辫子吊死他。你做得非常好，斯卡德太太。”

“叫我伊莱恩就行了。”她说。

“好吧，伊莱恩。你做得很好。这幅素描在你看来可能太粗略了，不过你的观察力很强，而且我猜想这幅画比你想的更像他本人。你该看看我们以前的那些嫌疑犯素描，以前有个家伙，在布朗克斯的莫里斯公园那一带犯下了一连串的强奸案。我们根据口述画了三张素描登在报上，排在一起，我敢发誓你会以为那是三个不同的人，而且连兄弟都不是。”

“看起来是兄弟。”有个警察说。

“我要把你报上去，”萨斯曼告诉他，“表扬你没有种族成见。我猜你以为你可以讲这种屁话，是因为你是黑人，所以人类都是兄弟。那我换个说法，他们看起来不像同一个家族的人，这样会好些吧？”

“要我说啊，就把他们三个全都抓起来，”有个警察说，“这样总不会有错了吧？”

21

地铁“卡纳西线”始于第八大道和第十四街的交会口，往东一路直行，终点站就位于卡纳西那一带，是布鲁克林区罗卡韦公园大道和格伦伍德路交会口的罗卡韦公园大道站。这条线的正式名称是 L 线，没多久之前称之为 LL 线，或双 L 线。然后某个有权掌管的人——虽然我不认为他有多大的权——决定去掉所有的双字母。于是 GG 线变成了 G 线，LL 线变成了 L 线。同时 AA 线变成了 K 线，因为原来已经有一条 A 线了，后来 K 线就完全消失了。我不知道是谁做了这些决定，也不知道他如果丢了饭碗的话，能改行做什么来谋生。

我不常有机会坐 L 线地铁，每次乘坐我总会想起我父亲，他就是在坐 L 线地铁时死的。当时他站在两节车厢间的门口，可能是去偷着抽烟，结果掉下去，然后车轮碾过他。当时他可能醉了，所以如果真要追究的话，你可以怪罪酒或香烟。但在我小时候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当然，我是怪罪那趟列车。

L 线沿着第十四街东行，然后从东河下方进入布鲁克林。最后地铁会升上地面成为高架铁路，就像大部分地铁路线出了曼哈顿之后一样，不过我们没在车上待那么久。我们在布鲁克林的第一站就下了车，那是威廉斯堡那一带的贝德福德大道站。我们沿着贝德福德大道往北走，经过了几条以号码排序的街，来到一排迷人的三层楼房中的一栋。以前这些房子外面曾一度涂满柏油或罩上铝制外墙板，但近几年都被整修恢复原貌了，伊莱恩觉得这些房子看起来很迷人，而且觉得威廉斯堡这一带充满魅力。

“我可以住在这里。”她说。

之前她没来过这里。我来过，虽然不是最近，但我不必查通讯本就可以认出雷和比齐住的那一栋。雷一定看到我们走过来了；我们还没敲门，门就打开了，我们随着他走进客厅时，他太太比齐从厨房端着一盘烤饼干和玻璃壶装的咖啡走出来。那是波多黎各咖啡，又黑又浓，而我自从在阿姆斯特丹大道那家杂货店的橱窗看到布思特罗咖啡的海报之后，就一直渴望喝这种咖啡。

雷说我们两个的气色都好极了，伊莱恩问起他们的孩子，然后伊莱恩和我吃了块饼干，虽然她只咬了一口。雷说：“好吧，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聊几个小时，不过我想该办正事了，嗯？”然后伊莱恩点点头，站起来到他三楼的工作室。

我待在楼下，又去拿第二块饼干，比齐说：“厨房里还有，我是第一次试这个配方。我想结果非常好，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咖啡还可以吧？”

“比‘还可以’好得太多了。”

“马修，她还好吧？”

“她最要好的朋友昨天被杀害了。”

“啊，老天，太可怕了。不过在某方面，我反倒觉得松了口气，你知道，我还担心她会不会是生病了。”

“她的心事从脸上就看得出来。”

“嗯，还不只是这样。她整个人都没精神，好像她的灵气一片混乱。”

“你看得见人的灵气吗？”

“不是真的看见，”她说，“比较像是感觉到。我妈也是一样。不知道，那种感觉很难解释。也许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可是失去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刚刚说她是被谋杀的？那会影响她的灵气，肯定的。那种事太可怕了。”

之前我们走出警察局后，便往右转，没走几步，她就停下来说：“雷。”我们认识的人里名叫雷的有好几个，包括雷·格鲁利奥在内，他就住在第六分局的辖区，但她不必说出姓，我就知道她讲的雷是哪一个。

雷·加林德兹小时候住在东哈林，就在波多黎各和中南美洲移民聚集的埃尔巴里奥那一带，长大后当了警察，后来被人发现他很会画图，让他成为警方模拟画像专家后，他才发现自己的真正天赋。计算机绘图软件没有抢走他的饭碗，因为警方虽然很乐意训练他使用计算机，但这却抢走了他绘画的乐趣。

伊莱恩觉得他的能力远远不只是一种小技巧或谋生技能而已，她认为雷其实是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能够和他的工作对象合作，将他们眼中所见过的东西化为黑白的实体。他们两个曾合作画出一幅她过世已久的父亲的画像，她也继续找他替一些客户死去的亲人画像，包括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全家人都死在纳粹集中营里。那对伊莱恩而言是个极佳的心灵涤净经历，她说整个过程就等同于一年或两年的心理咨询。我不知道其他客户的感想如何，但没有人要求退钱。

因为伊莱恩把他当回事，雷自己也开始把自己的艺术当回事。伊莱恩在店里陈列他的作品，卖掉了几件，又在社区报纸《切尔西-克林顿新闻》登了一篇评论。于是他接到更多工作，再加上比齐的鼓励，他辞掉了纽约市警察局的工作，当起艺术家，在家里弄了个工作室。他们把原来的房子整修了一遍，而且当时威廉斯堡已经成了新兴艺术家群居的所在，另外他也接了一些商业的委托工作，让他可以付每个月的房屋贷款。比齐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记账员，也在附近接了一些工作，替那些更擅长调颜料的艺术家们处理数字问题，收入足以应付日常生活用度，而且这么一来她就可以在家工作，当一个全职妈妈，还有很多时间烤饼干。

绘图软件非常好，可以让任何眼力好、受过短期训练课程的人都能担任警方的绘图专家。但雷的本事是那些训练或计算机程序比不上的，他有办法让他画图的手成为客户心灵的延伸。伊莱恩不满意警方计算机所画出来的结果，而如果要有所改进，我们可以到威廉斯堡。

我正考虑要不要再吃一块饼干，然后又告诉自己说我其实并不是想吃，此时雷和伊莱恩下楼来。“把那张警方绘图专家的画拿给雷看。”她说，于是我拿出那张图打开。雷把两张素描并排在茶几上，伊莱恩说：“看到没？完全不一样。”

她说得太夸张了，放在一起看，两张图看起来像是以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人。我没见过这家伙，所以我没法说哪张比较像。伊莱恩见过，而根据她的说法，这两张根本没法比。

“雷的这张画看起来比较不那么寻常，”我承认，“很难说出这幅画有什么不同，但就是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给人的感觉不同，”伊莱恩说，“另一张感觉上像是你可以用那种小孩玩具的改良版拼在一起的东西。”

“马铃薯先生①。”比齐说。

“我以前很喜欢马铃薯先生，”伊莱恩说，“我不懂为什么我妈要把马铃薯收回去做晚餐。我哭了起来，我爸就把我抱着坐在他腿上，告诉我总会有新的马铃薯。”

“一定会有的。”我说。

“总之我觉得那些话很能安慰我。雷，这幅素描跟他很像。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吗？因为我根本不能瞪着这幅画看。我看了就会想吐。”

我的反应没那么极端，不过看着雷的这幅画，却也不会想笑。画中不单传达出伊莱恩所看到的那张脸，也传达出伊莱恩现在知道他是凶手后而产生的感觉。我猜想，关键在于他的眼睛，不管那是什么，都让人有种不寒而栗之感。

我说：“看起来很眼熟。”

“或许是因为你之前已经看另一张素描看熟了。”

“或许吧。”

她转向我：“你是认真的吗？你认识他吗？”

“我最多只能说他看起来很眼熟。也许我在街上见过他，或是在地铁里。不是见过他就是见过长得像他的人。你在这个城市每天会看见那么多人，那么多影像从眼前掠过。”

“可是你向来很擅长于观察眼前的事物。”

警察的训练使然吧，我想。我告诉雷，我们想复印几张，这附近有地方可以复印吗？他看了我一眼，拿了图上楼去，然后带着一个装了十二张复印件的文件袋下来，还有一张原版的铅笔素描装在牛皮纸信封里。

我们打算告辞时，他把我拉到一旁。“我没见过她这样，”他说，“她太害怕这个家伙了。”

我们本来要坐地铁回家的，L 线再换 A 线，但雷帮我们打电话叫了出租车。住在布鲁克林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打电话叫车，但坏处就是你非得这样不可，因为这里的出租车不多。我们的司机兴高采烈且很爱讲话，不过看到我们都没反应，他就明白我们的意思，于是陷入了一种受伤的沉默。他把车停在凡登大厦前，我先下了车，然后四处看一圈，才让伊莱恩下来。

值班的门房是老面孔，几乎从我们搬进来时，他就开始做这份工作了。我问了他，确定他值班时没有人来找过我们，然后告诉他别让任何人上去到我们公寓。

“除非是 TJ。”伊莱恩说。

我于是修改我的指示。但其他人都不行，我说，无论那个人给他看任何证件都不行。那人可能有警徽，我说。他可能穿着警察的蓝制服。但这不表示他真的就是警察。

我们上了楼，然后我说：“我刚刚才明白自己是在干吗。我就像个将军，正在做战前准备。”

“莫特利。”她说。

她指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名叫詹姆斯·利奥·莫特利的人，这家伙曾谋杀了一名辅警，穿上他的制服，带着他的警徽和警棍，唬过了伊莱恩的门房。他是警察，门房怎么会想到要拒绝让他上去呢？结果他用刀把伊莱恩刺成重伤，那回她差点死了。

那是——老天，那是十五年前了，而在那之前，我和伊莱恩也已经有十来年没联络，却因为莫特利的威胁而再度重逢。我猜想这表示我们欠他什么，不过我很高兴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他，谢天谢地那狗娘养的已经死了。

现在我们手上有了个新的威胁，他聪明狡诈，会想到穿着警察制服出现，也会想出其他办法。

出了电梯后，我先检查走廊，然后让她出来，自己再去检查公寓。我告诉她可以进来了，然后她一进入，我就把门锁上。

“我想在这件事结束之前，我不能再去店里了。”

“的确。”

“明天下午有人要来。一个俄罗斯女人，或说不定是乌克兰人。其实也差不多。她有几幅圣像画想卖，如果不是仿作我可能会买下。或即使是仿作，如果价钱合理，看起来又不错，我也会买。我可以叫她改来这里。”

“你可以叫她下个月再来。”

“要花那么久吗？”

“你是指抓到这个家伙？很难讲。警方说不定今天晚上就逮到他，也说不定他会躲过好几个星期。”

“老天。你真觉得让她来这里不安全吗？她不过是个包着头巾的小个子老太太。”

“这里的警卫很不错，”我说，“但他们不是在守卫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如果我们的规定很严格，他们或许就会明白这事情很重要。你每破一次例，他们就会对这件事多松懈一分。”

她张嘴想争辩，然后又改变心意说我是对的。“如果他真是在纠缠我的话。”她说。

“不然还会是什么？”

“他真的想杀我。我不会读心术，不过有些事情你就是会知道。我知道的就是这个。他手上拿着那把拆信刀，而我站在他面前，他心里就掠过要杀我的念头。但或许那只是一个机会，你知道吗？他有武器而我在那里，他是个喜欢杀女人的疯子，而且……”

“而且怎样？”

“而且他为什么会在那里？为什么要去我的店？一定是因为我是莫妮卡的朋友，他一定知道。可能是从她说的一些话中得知，或是因为跟踪她而知道的。”

“或是因为跟踪你，他就是因此才会设法去认识莫妮卡。”

“你这么觉得吗？”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可能。”

“我想是吧。马修，他不会是为了要买凶器而跑来我店里。我那里是个卖时髦艺术品和古董的小店，不卖那些大老粗喜欢的刀枪。那把拆信刀搞不好是店里唯一能用来杀人的东西，除非你要用手工挂毯闷死人，或者用那些大理石书立去砸死人。他走进来是因为他想近距离看我。”

“听起来有道理。”

“那些圣像画就不管了。我是犹太人，那些东正教的东西连给我陪葬都不行。不过我实在很不想让她白跑一趟。”

“她住在哪里，就在俄罗斯移民很多的布赖顿海滩那一带吗？”

“不，我觉得她就住在我的店附近，不过即使如此，也不应该让她搬着一堆圣像画白跑一趟。我店里有她的电话。”

“我晚点过去拿。”

“你要去吗？然后我打电话要怎么跟她说？说本店将暂时停止营业，择期重新开张。你知道你去的时候可以——”

“我会在橱窗上贴个布告。”

“我来印，我印得比你好。”

“你是女人嘛。”

“一定是因为这样。你要打电话给谁？”

“萨斯曼，”我说，“我要给他一件他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东西，省得我还要跑一趟。”

我在店里等的时候，萨斯曼来了，带着一个实验室技术人员。我让他们进来，那个技术人员给了我们两人各一副手套，然后从各个可能的表面上搜集指纹，尤其是玻璃的柜台顶板。我打开收银机，拿出三张二十元纸币，交给萨斯曼。他装进袋里，说会写一张收据给我。我不在乎那六十块钱，还不如省下那张收据。如果以往的经验可以借鉴的话，这些纸币会被永远锁在纽约市警察局的证物柜里。

“你跟我介绍了一堆的那张素描呢？”萨斯曼问，我拿给他。他说他看不出有多大的差别，我说他并排起来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

他说：“这张比较有艺术性，这我看得出来。看起来就是人手画的，不是机器画的。这也未必就表示跟本人比较像。”

“伊莱恩说是比较像。”

“嗯，她是比较清楚。她是唯一见过本人的人。你说这是谁画的？”

我稍微跟他介绍了雷·加林德兹的情况，指着一张他画的裱框作品。里面是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读书。那是比齐的一个叔叔，他在波多黎各桑图尔塞的一家疗养院过世。这是她记忆中的叔叔，但她告诉雷说如果任何人想买的话，卖掉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把全家族的照片挂在墙上，”她曾说，“谁知道我有多少个堂表兄弟姐妹？”

“这家伙很不错，”萨斯曼说，“这样一幅画要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得问伊莱恩。”

“这件事结束之后，”他说，“我可能会有兴趣买。这画你看得愈久，就会发现愈多。我家里可以放一幅画。而且画家以前是警察，对我特别有意义。说不上来为什么，但反正我就是这样觉得。他有其他作品吗？”

“在后头，可是——”

“不，先别去拿，我问是打算以后来买的。我真的很喜欢这幅。”说完他转向雷两个小时前画的那张素描。“这张也是，”他说，“不过不是用来挂在墙上的。这张我要拿来认准逮住他。这张我带着，我会把另一张素描回收，把这张散发出去。即使没看到本人，我也知道这张比较像。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因为你从这张画中感觉得到这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

①马铃薯先生（Mr. Potato Head）是美国知名的自己动手做的玩具。

22

他们走后，我查了伊莱恩的预约登记簿。我正想抄下费德伦科太太的名字和电话，然后意识到自己打电话给她还更省事。我告诉她我是帮斯卡德太太打给她，斯卡德太太明天没法看那些圣像画，因为店要暂时停止营业，再择期重新开张。

她给我的那张纸上也是这样写的，我贴在橱窗内。我在店里的答录机上录下了新的留言：感谢您致电伊莱恩·斯卡德艺术与古董店。本店暂时停止营业，择期重新开张。

我拉上大门关好回上城。到了我住的五十七街，我打电话给 TJ 说我想跟他谈。他说要下楼来碰面，我说不必，我上楼就行了。我过了街，走进那个旧旅社的大厅。文尼还在那里工作，据我所知，他当这里的门房已经有三十年了，他只是朝我点点头，根本懒得费事打电话通知 TJ。我只知道，他可能还以为我住在这里。天知道，我之前在上面那个小房间可真住过不少年了。

“你不必跑来的。”TJ 告诉我。计算机屏幕上是个单人牌戏，他发现我在看，就关掉了。“华尔街四点就收盘，”他说，“但是我三点之前就把手上的东西全部结清。今天真刺激。”

“哦？”

“我今天早上几点起床？管他几点，反正有一支我之前在观察的股票有了动静，你知道，跌破了某个价格，我就买了一点。后来股价就回升了。”

“照理说不是跌了之后就会回升吗？”

“是啊，嗯，可是通常不一定。所以这支股票就一直涨，所以我就赶紧发出了一个止损单，如果跌到某个地步我就卖出，但股票每上涨一些，止损点也会随之往上加一些，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对吧？”

“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

“结果那支股票就这样涨了有——不知道，两小时吧？然后往下掉了一点，达到我的止损点后，我就没事了，自动脱身了。他们已经有我的止损单，会帮我卖掉。然后接下来，那支股票当然就转头回跌，我就想：那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又想：该再去买一些吗？”

“你讲话像加州来的傻妞儿似的。”

“是吗？”他皱起眉头，“不是故意的。我真正做的，就是告诉自己要冷静，这是好事，因为那支股票一路回跌，收盘时比我一开始买的时候整整跌了两点。”

“所以你做得还可以。”

“我做得很好，有资格名列‘知足的持股人’名单。”

“那支股票是哪一家公司的？”

“不知道。股票代码是 NFI，我从来不知道那公司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那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吗？”

“不知道。”

“做什么的有差别吗？”

“如果你持股不超过两小时，那就没差别。不过我们可以查查看。”他抓起一份报纸，浏览着股市行情表。“那公司叫诺瓦科技。配的股息不错，一定是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或业主有限合伙公司。要长期持股才会配给你股息，我分不到啦。这是谁啊？不是露易丝的男朋友吧？”

“你不觉得很像他吗？”

“不像我看过的那个人。”

“这是另外一个人，”我说，“就是他杀了莫妮卡。”

我跟他说完最新进度后，两个人就过街去对面。我觉得我们中有至少一个人应该随时陪着伊莱恩。我不能确定伊莱恩是那个凶手的主要目标，他可能杀了莫妮卡就立刻坐上前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不过在警方查出他身份并逮捕他之前，我不会冒任何风险。在我看来，这家伙是最邪恶的组合，活像书报上写的那种杀人狂，而且思绪缜密又敏锐。你不必妄想他会做出什么蠢事，也不必期待他的行为合乎逻辑。他就像得了狂犬病的狐狸，你只能期望他乱跑冲到车子前被撞死。

七点左右，我到街角的中国餐馆买晚饭。平常我们都打电话请他们送外卖，但在我们的新制度之下，现在没有外餐这回事儿了。除了我们三个人，任何人都别想上楼去，如果这表示我们得上下多跑几趟，我想我还能忍受。

我点的菜分量多到我们都吃不完，我猜想这也是围城心态下的结果。“看来我是没什么机会离开这屋子了。”伊莱恩挥动她的筷子说着，我告诉她，她完全不能离开这屋子。她花了点时间适应这个想法，然后又夹了一块椰汁牛肉。

我问 TJ 有没有枪。他没有，我也没有。几年前米克·巴卢和我曾跟一群占据了他纽约州沙利文县农场的帮派分子有过一场血战。我们带了枪过去，把十年加起来该射的子弹在几分钟内射光。那一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枪。

“如果你有枪，”我说，“知道该怎么用吗？”

“学起来应该不会太难，”他说，“我见过一些最蠢的笨蛋也用得很好。”

“你呢？”我问伊莱恩，“你愿意开枪吗？”

“我愿意开枪吗？”

“如果他上来这里，”我说，“只有你一个人在，或他撂倒了陪你的人。你有办法朝他开枪吗？”

“那就像傻瓜相机，对吧？对准了之后按快门？我会瞄准后开枪的。”

“比如，他就站在这里，手上没武器，嘴里叽里呱啦解释着，说事情不是他干的，有个人偷走了他的拆信刀，然后——”

“换句话说，他不是冲着我来的。他会装出一副绅士模样。我还会朝他开枪吗？我真不懂你怎么会以为我是什么害羞的小花。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王八蛋杀了我的朋友。我愿意开枪吗？如果他现在躺在这个沙发上睡觉，而我手上有枪，我会把他的脑袋给轰得稀巴烂。你要去弄几把枪来吗？”

“我会去想办法。”

“弄三把来，”她说，“我们一人一把。再也不当老好人了。”

23

刀子真美。

就拿这把来说吧。十又四分之三英寸长，是鲍伊型猎刀，类似他留在里士满的那把兰道尔制美丽刀子。不过眼前这把不是传奇的兰道尔先生打造的，而是一个名叫莱因霍尔德·梅瑟的爱达荷州年轻人打造的。他是跟梅瑟本人买下这把刀的，当时是在犹他州普罗沃市的一个刀展上，长发大胡子的梅瑟就坐在他的摊位后面展示他的作品，双手的动作温柔得有如管弦乐团的指挥。

梅瑟的每把刀子都美，但他最喜欢这把。它很沉，粗的那端可以用来锤钉子，但平衡感太完美了，因而握在手里根本不觉得有重量。甚至，你会觉得它就像是手的一部分。

这把刀的握柄是以两片半圆的厚板子夹在两边，厚板的材质是一种树脂基的米卡塔，很受刀匠喜爱，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材质优于天然材质如木头、石头、象牙和 oosik——刀匠也会采用这些天然材质，他见过握柄是花梨木和罕见的热带硬木，或是孔雀石、青金石，或是象牙、海象牙、乳齿象牙，以及 oosik，这个词源于爱斯基摩人的语言，用来称呼海象阴茎的那条骨头。谁会知道居然还有这种玩意儿？他很开心地发现，任何领域只要追根究底地研究，就能得到各种不为人知的知识。

他相信，像这样的刀子是工匠技术的最高境界，形状完全配合功能而设计，而且还散发出美感。刀片延伸经握柄直到刀尾，都是同一片钢、一体成形，夹在握柄间的那段一般称为“柄脚”——谁想得到竟然还有一个专用名词，还是个可爱的词。这把刀的刀片是以大马士革钢所制成，意思不是指这种钢从叙利亚进口——刀片是在美国制作的——而是指一种可能源于大马士革的古老制钢过程，把一块钢折叠锤平，再折叠锤平，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后刀片几乎有无数层，完成的刀子上会有着硬木桌面般细致的纹路。每把大马士革钢所制出的刀片都是独一无二、美丽非凡的，但这个制造过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美丽，而是为了增加刀片的强度；每次锤过后，刀片都会变得更坚实，然后折叠再捶平，就会变得更坚韧也更耐久。其美感源自于功能性，谁不想拥有这样的美？谁不想握之如权杖、舞之如指挥棒，或如击剑大师一般舞弄重剑？谁不会深感荣耀地佩挂在腰带上，走在街上昂首阔步？

谁不会渴望流畅地将它抽出刀鞘，划过一道喉咙？

这把刀他用过两次，其中一次他还真用来割过一道喉咙。那回也同时令他感到惊奇，因为好像不必他指挥就发生了，好像是刀子本身采取行动的。

他还清楚记得那一次，虽然有时很难记清楚时间顺序。那是发生在科罗拉多州南部，在一个叫杜朗戈的小镇。他只是经过，停下来吃晚餐，结果餐厅里的女招待首先给了他一杯令人舒适的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块，然后是一客同样令人满足的三分熟牛排，她调情的态度似乎不单是只为了小费。他也调情回应，然后说她看起来有点像一位电影明星，只是他想不起名字。他保证，那名字就在他舌尖了。那就伸出你的舌头吧，她说，说不定我就能看到了。

他问她什么时候下班。十点半，她说，然后叫他在停车场远端的角落等着，因为她不希望有人知道她的私事。

他一身牛仔打扮，穿着皮靴、牛仔裤和一件西部衬衫，上头是按扣而非一般纽扣，那把刀于是很自然地就挂在他的腰带上。他在车上等她，然后跟在她的车后开回到她的拖车屋，他在屋内干她，两人都很尽兴，然后在她身旁沉沉睡去。一个小时后他醒过来，看到她正熟睡着，带刘海的直长金发披散在枕上，下巴松开。她正在打鼾，还有口臭。他始终没有把和她相像的那个女星的名字告诉她——当然根本没有这么个女星——现在他觉得她不是太漂亮，不过她是个不错的炮友。他可以多待几天，即使只为了看她愿不愿意玩一些不同的花样。他没有特别的目的地，这个小镇说不定还不错，可以多逗留几天、一星期或一个月。

他伸手去拿长裤，手刚拂过刀鞘，那把刀仿佛就做了决定。因为接下来他发现刀子就在他手上，抽出刀鞘的刀片在床头灯的照射下灿烂光辉。如果她睡前关了灯，如果他没看到灯光在那美丽的刀片上闪闪发光，如果她不是仰天躺着，苍白的喉咙一览无遗……

她可曾感觉到那把刀？他动作流畅，以刀划过她的喉咙，毫无阻碍，就好像在切温暖的奶油。她的眼睛睁开了，但再也看不到什么，眼中的生命光芒已经离去。

他穿好衣服离开，阳光升出地平线之时，他已经离杜朗戈镇一百英里了。他走前稍微清理了一下。之前他射在她里面，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既然他已经提供了很好的 DNA 样本，再去担心毛发和一些微量物证也没有意义。祝他们幸运吧，离这个小镇最近的科学鉴定实验室在哪里？丹佛吗？他们会欢迎他的 DNA，他们可以把这份样本存在试管里，放在后面房间的架子上，对他有什么损害呢？除非他们逮捕他，可他们是抓不到他的。

他擦干净了自己的指纹，这样就够了。没有人会知道他来过杜朗戈，更别说知道他钓上了那名女招待。任何当夜注意过她的人，只会看到她进了自己的车子开走。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也开着车子尾随在后。

他的晚餐是用现金付账的，他甚至没在杜朗戈加油。没有他去过那个小镇的痕迹，只除了一个死妞儿阴道里的几滴精液。

何况，他有托词。不是他干的，是那把刀干的。

他上网看了几个他订阅的新闻组。他很高兴看到有一大堆针对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的贴文。有几个新闻组里比较热心的家伙已经看到里士满报纸上后续的报道。一个废弃农场的私人墓地里掘出了人类的骸骨，初步证据强烈显示的确就是威利斯家的男孩。

大家纷纷推测个不休。是不肯承认自己罪行的阿普尔怀特安排某人在他死后替他发言吗？他是否有共犯——一个理论家称之为“未被起诉的同谋”——谁参与了他的犯罪？阿普尔怀特真是谣传许久的魔鬼邪教分子吗？

报纸转载了一部分他所寄去的电子邮件，也刊出了他的署名，有一个新闻组的成员很快就注意到了亚伯·贝克。“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他写道，“但这是以前英文字母通讯读音的前两个字母。Abel Baker Charlie Dog Easy Fox……有人记得其他的吗①？”

当然有个人记得，也写了出来，另外一个人则写出现在通行的读音，从 Alpha 和 Bravo 开始。另一组人好奇 Alpha Bravo 这套读音到底是什么时候取代 Abel Baker 那套的，然后有人提供了时间，引发另外一个人质疑，然后这个讨论很快就变成在讨论两组读音的各自优点，以及这个改变与军方角色演变的关联。

他关掉新闻组，用谷歌查到《里士满新闻领袖报》的网站。他读完了这个案子的所有相关报道，包括一篇社论呼吁对全国的死刑做一次检讨；另一篇专栏文章则持相反态度，主张死刑的执行过程应该加速，才能减少判处死刑后、执行死刑前那段“捣蛋期”。

他接着往下看，果然，一名积极的记者已经确定阿普尔怀特死前有一名访客，他死前那几天曾跟一位阿尼·伯丁森相处了不止几个小时。他发现，那些记者把他的名字 Arne 变成了英语化的 Arnie，可能是光听到发音就选了一个比较普遍的拼写，不过当然，未来几天内他们会更正的。伯丁森博士是以知名的耶鲁大学心理学家身份出现，他姓名缩写恰巧跟亚伯·贝克一样都是 AB，这点并没有被忽略。不用说，新闻组里面那几个最热心的家伙对于这个主题将会有一些看法。

那位记者写道，他一直试图联络伯丁森博士，却始终无法成功。他心想，你是注定永远都不会成功了，不过明天的报纸应该会揭露耶鲁大学从来没有听过阿尼·伯丁森，或阿诺·伯丁森。

这下可不就有趣了吗？

他想着莱因霍尔德·梅瑟，好奇着这名字是不是跟阿尼·伯丁森一样都是假名。这名字太好了，不可能会是真名，因为梅瑟（Messer）在德语里就是刀子的意思。梅瑟肯定是那种有种族歧视的民兵与“雅利安兄弟会”的典型，而如果他的本名是卡思柏特·薰衣草之类的，那他好像就非得换个名字不可②。

他曾在网上查过梅瑟，不过这个人没有网站，他甚至没有名片。你可以在商展会场找到我，他说，这表示他过着一种没有正式记录的生活。他所买下的另一把刀的制造者就不是这样了，那是个长得像猫头鹰的小伙子，名叫萨德·詹金斯。詹金斯专做折叠刀，他认为这种刀子的制造更具工程学上的挑战。此外，他慢吞吞地说，每个人都用得上折叠刀。

他从萨德的作品中挑了一把很精美的，阖起来将近六英寸长、打开来跟梅瑟的鲍伊型猎刀差不多长度。不过这不是伸缩刀，也不是弹簧刀。它的机械性和平衡感极佳，一下就能掌握要领，手腕轻轻一挥就能打开，刀片会弹出来并锁定就位。

他在手中翻转着刀子，握柄是一种质地异常密致的热带硬木，颜色像胡桃木，纹理很细致。光滑得像玻璃，而且非常美丽，用久了，他手上分泌的油脂就会使木头更润泽，只会增添它的美丽。

当然他拥有它的时间也许不能那么久，看不到那样的结果。他生命中的事物来了又去。我来似水，我去如风。有一次他把古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③的这句诗写在一个地下室的墙上，但故意把句末的作者写成英国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艺术家奥博利·比亚兹莱④。大部分的事物不都是来似水、去如风吗？那阵子他戴着一个有斑驳杂质的粉红色菱锰矿石环项链，希望使心思澄明，但后来他却必须把石环留在那个地下室里。不过那时他已经吸收了这种矿石的性质，再也用不着那个石环了。然后他改戴一个紫水晶，希望能带来永恒不朽，结果那个紫水晶也早就没了，他连怎么失去的都不记得。但他也已经吸收了紫水晶的性质。

他会永生不朽吗？哦，真的，谁敢说呢？但看看他已经比那么多人都要活得久……

他轻挥那把刀，刀片弹出来锁定就位。刀身很薄，宽度只有那把鲍伊型猎刀的一半，而且这把刀的重量不会超过鲍伊大家伙的三分之一。刀子有性别吗？感觉上它们似乎都是男性，都是锋利的阴茎。不过如果硬要分男女的话，很轻易就看得出梅瑟的创作是粗犷的男性，詹金斯的折叠刀则是优雅的女性。

那个男人斯卡德比较难对付，适合用比较强壮的武器。害他得不到七十四街那栋房子的，就是斯卡德。他早就不在乎那栋房子了，他知道自己根本从来没真的想要过，不过那无关紧要。逼他离开纽约的，也是斯卡德。他本来做得很成功，有满屋子的人爱他、尊敬他，而且没错，他们需要他，可是他却得把他们全部刺死，然后将尸体所在的那栋房子烧毁，没错，很令人发指，牺牲那么多男男女女，但那也同样无关紧要，因为都是斯卡德害得他别无选择，只能谋杀后闪人，而斯卡德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斯卡德是头阉牛，是畜生。应该说是头大公牛才对，而他要以斗牛的方式对付他，挥舞着披风逗弄他，然后用那把大马士革钢所制的刀，一刀刺死他。

折叠刀则将用来对付那个女人。

这把刀会远比他留在珍恩街那把精致的青铜刀要更好用。当然，那真是诗意的一笔，从这个女人手上买了刀，用来杀另一个女人，而那把刀果然达成任务，在那女人身上开了个口子，让生命逸出，就像打开一个信封般轻松顺利。但这把詹金斯制的折叠刀会做更多，而且会做得很优雅。

而她知道了，他很确定她已经知道了。她不知道会怎么发生或何时发生，只知道他会去找她。她的店橱窗贴了一张布告，将暂时停止营业，择期重新开张。她的答录机里也是同样的内容，暂时停止营业，择期重新开张。

永远停业了，或许最好这么说。停业直到另一家店全新开张。

她既然知情，便会小心提防。因而她会比她的朋友莫妮卡——她真的是太简单了——更难下手，但她无法永远逃过。他会找到办法，而且他有大把时间。

他拿着那把刀，很轻，很优雅，那种轻巧精致非常女性化。他把刀片收起，然后又轻轻挥开。的确很轻巧，的确很精致，可是也很强韧。根据制造者詹金斯的说法，用这把刀来剥除大型动物的皮都很轻松。

他有个想法，也许会给她剥皮。活剥她的皮，用胶带贴牢她的眼睑不让闭上，然后在她眼前放一面镜子，让她眼睁睁看着，而同时她的嘴巴被胶带封紧，让她喊不出声。

这副景象让他很高兴，高兴得坐立难安起来。他离开乔·波汉的公寓前，把那把刀折起来放进口袋。毕竟，这是个危险的城市。常会有人劝你，没带武器不要上街。

①在军事或航行等语音通讯时，为了避免英文字母单读念出产生的混淆，会有一套特定的念法，以上英文单词即代表其起首字母。

②Cuthbert Lavender，Cuthbert 为圣人名，而薰衣草的紫色有女性化意味。

③奥玛·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31），古波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诗人。

④奥博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英国插画艺术家。

24

我先到葛洛根，那是位于五十街和第十大道交会口的一家固守本色的老爱尔兰酒吧。从外表完全看不出几年前曾有一场大惨案，当时有人朝店后方的吧台扔了颗炸弹，外加一把新款的手提轻机枪把室内扫射得火花四溅。不过现在去的客人大半都知道这档子事儿，其中某些还可以告诉你当时的伤亡人数。葛洛根重新开张后就吸引了很多客人，地狱厨房这一带新搬来的高消费阶层的居民开始光顾这个酒吧，并珍爱这家店货真价实的老式风味，虽然他们的惠顾使得原来吸引人的那种特质因此而褪色。

这个城市永远都有大把崇拜黑帮传奇的人，至少从吉米·沃克一九二○年代当市长那会儿就是如此，自从 HBO 的剧集《黑道家族》播出后又人数大增，而年轻律师和广告行业的客户代表则希望能跟同事吹嘘他们前一夜就坐在米克·巴卢旁边喝威士忌。

然而，今天晚上的顾客没办法如此吹嘘了，因为葛洛根的老板不在。我是听那个口风很紧的酒保说的，新来的这个小伙子是直接从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来到葛洛根的，找米克给他个住的地方和一份工作。我怀疑自己不是第一个问起米克的，而我跟其他人得到的答案一样——他没进来，至于稍晚会不会来，为什么要问？谁要找他？

“找他的是马修·斯卡德。”我说的时候压低声音，不是因为怕谁听到，而是要让柜台后那个家伙印象深刻。他不会因此就多告诉我什么，不过如果米克人在后面房间，那个小子可能会不动声色打内线电话给他。结果没有，于是我喝完手上那杯可乐就走了。

我可以花一个小时去参加戒酒聚会，可能还会对我有好处，可是我不想去。如果我打算消磨时间，宁可去一家酒吧。通常这不是个好建议，我也明白为什么，可是我才不管。

我打电话回家，答录机接了，一如我们之前的安排；伊莱恩会过滤电话，知道对方是谁才接。我讲了几句话，她接了，我说我会耽搁一阵，她说没关系。

我挂了电话，坐出租车去普根酒吧。

酒吧里灯光昏暗，这也是吸引丹尼男孩的原因之一，他曾偶尔注意到这世界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声音控制钮和一个灯光明暗调整钮，因为该死的地球老是太吵太亮。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那种黑暗，没看到丹尼男孩，但看到了他的桌子。普根酒吧和蓝调妈妈一样，伏特加是整瓶卖给他的，而且就给他一个冰桶放在旁边。我想州政府有条法律禁止这样做，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来取缔。

我站在吧台前，叫了一杯苏打水加冰块——我暂时不想再喝可乐了——点唱机里面的歌放完了，换了另一首曲子，我看过去，看到丹尼男孩从洗手间回到他那桌。我忽然发现他看起来变老了，但我判断一定是因为我的眼睛，因为最近我开始发现我看到的每张脸都变老了，而且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的脸也不例外。

他沉重地坐下，拿起杯子，像倒啤酒似的倾斜着，然后倒了半杯冰的红牌伏特加。他举起杯看着，我想起自己也曾这样瞪着波本威士忌，同时想起了自己停止再看下去而喝下口的波本滋味。

我的思绪困扰着我，我的行动也困扰着我，因为感觉上很怪，像在窥视别人。我拿着自己的饮料去他那桌，拉开椅子，他抬起头看我。他说：“哦，真是难得，马修。我几个月没看见你，然后忽然一下又有荣幸跟你在一个星期之内相聚两次。你今天一个人吗？”

“不再是了。”

“的确，现在你有个老友做伴了，我也是。”他正要叫女侍者过来，然后看到我已经有饮料了。刚刚他没喝半口伏特加，只是倒出来看着，现在他举起杯说：“敬老友。”我也举起我的玻璃杯，啜了口苏打水，他的伏特加则喝了一半。

他问我怎么会过来，我说我要消磨一点时间，于是他笑了，说我们就一起消磨时间吧。

“不过我反正早晚要过来一趟的。”我说，然后拿了一张雷画的素描给他看。

“你前两天晚上拿给我看过，”他说，“在蓝调妈妈。慢着，这是同一个人吗？”

“不，完全不同的人。”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另一个家伙的样子我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这家伙看起来很有威胁性。”

“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目击者把自己感觉到的告诉了画家。这个家伙前天晚上在格林威治村谋杀了一个女人。”

“电视上都在播，”他说，“给我一分钟，我就能想起她的名字。”

我自己告诉了他，也说了她是伊莱恩最要好的朋友，而且凶器是伊莱恩卖给他的。丹尼男孩冰雪聪明，你只要告诉他第一句，他就能知道整页在说什么。于是他说：“我希望你送她上飞机了。”

“有可能会这样。不知道。”我把我们采取的预防安全措施细节告诉他，又说我打算去弄把枪给她。他问伊莱恩会不会用枪，我说如果是要近距离射击某个人的话，那就不必太懂枪。

他说：“我这辈子，见过那么多牛鬼蛇神，我一次都没开过枪，马修。我想过如果我手上有把枪会怎么办。你知道，我想我办不到。”

“嗯，你年纪还轻，丹尼。”

“那位黄珍珠也这么告诉我。就是乔迪，你前几天晚上见过她。‘丹尼，你真是太神奇了！’她的意思是，以我这个年纪。只要他们还一直制造那些蓝色小药丸，我就能继续让她觉得神奇。”

“科学真是了不起。”

“是啊。”

我想到个什么，问起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五年了，他都没有复发。所以他已经走出森林了①，对吧？

“走出森林？马修，从我这里你现在连一棵树都看不到了。”

“太好了。”

“我击败结肠癌了。这个说法很可笑，你不觉得吗？就好像我在打拳击的绳圈里跟这个病对打，把它给打得狗吃屎似的。结肠癌，倒地不起，数到十都还没爬起来。老实告诉你，我根本也没办法多做什么。他们帮我开刀又缝合，在我身体里面塞满了化学物质，搞完之后我还活着，癌症却死了。‘我击败结肠癌了。’这说法就好像是你击败了一台老虎机，而你不过就是挑对了时间塞硬币进去罢了。”

“重要的是你没事了。”

“那是好消息。”他说，然后等着我问他，那坏消息是什么。不过最近我听过太多坏消息，不想再去主动问了。

看我没问，他就告诉我了。

“前列腺癌，”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因为我的格里森分级很低。讲到格里森，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剧集《蜜月期》里面演男主角的那个杰基·格里森。‘格里森分级’很低，表示前列腺癌的癌细胞长得很慢，我可以治疗，但会有性无能和大小便失禁的危险；或者我可以不治疗照样活下去，那个医生说，他几乎可以确定在前列腺癌杀死我之前，我就会因为别的原因死掉了。‘如果你继续这样喝下去，’他说，而且我发誓他说的时候还在微笑，‘你的肝脏很可能在前列腺癌害死你之前就完蛋了。’猜猜我一走出他诊所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一杯红牌伏特加。”

“事实上，是一杯‘绝对’伏特加，不过你没猜错我的想法。我对医生的指令就是这么看的。我跟你说，先别替我难过，把这件事放在我一生整个来看。我刚生出来的时候，妇产科医生就告诉我爸妈，说我大概活不了几个礼拜了。然后我其实撑不过童年的。‘趁现在尽量爱他吧，’那个小儿科医生告诉他们，‘因为你们保不住他太久。天主想把他要回去。’这对我来说是天大好事，因为我爸妈带我回家后，把我宠得要命。结果天主看我看了很久，决定他不那么想要我了。”

“嗯，这点你也不会真怪天主，对吧？”

“我不怪任何人，”他说，“也不怪任何事。我有美好的一生，我猜过了第一个星期之后，任何事物都是多得的红利。我随时可以听音乐，随我爱喝多少酒，而且我想跟谁打炮就跟谁打炮，我玩腻了小乔迪就去另外找一个，因为永远都找得到新的。所以别替我难过。”

我告诉他我连梦都不敢做。

我回到葛洛根酒吧时，米克说我顶多只晚到了几分钟。“刚才我们很忙，”他说，“忙到我都得到吧台后头帮科恩的忙。我不在乎，那是老老实实地挣钱工作，老老实实给顾客倒酒。”

他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不符合大多数人对于“正派工作”的定义。几年前，媒体泛称为“西城帮”那个松散的爱尔兰黑帮的全盛时期，米克·巴卢是其中一个小帮派的头儿，以严酷的风格领导他的手下。他是个职业罪犯，后来成了我的好友，对此感到不解的人不止乔·德金一个而已。我自己也不是真的很了解。

“现在人少了点，”他说，“不过总之还是要比以前忙。下午人还是很少，我得说，那是一个酒吧最美好的时段，顾客都是想安静喝杯酒的男人。或者是深夜，半个人都没有，只有两个老友畅谈到天亮。”

“我们也曾拥有过那样的夜晚。”

“而且我很高兴不止一次。我们好一阵子没有深夜畅谈了，不过这不是你今天来的目的，对吧？”

“对，没错。”

我把事情告诉他。他见过莫妮卡，但得经过我的提醒。有回我们三个去“爱尔兰艺术中心”看完一出爱尔兰剧作家布莱恩·弗里尔的戏之后，我们带莫妮卡来过这里一次，而米克则过来跟我们一起坐，莫妮卡曾开玩笑要他办读诗会，保证说这样对葛洛根的生意会有帮助。叶芝的诗最适合，她说，他则附和着慎重地点点头，然后当众朗诵叶芝的诗《一个爱尔兰飞行员的预知死亡》，他的才华和声音中的抑扬顿挫，即使站在都柏林阿比剧院的舞台上，也绝对够资格。

“她的幽默感很可爱，”他回忆，“而且她喜欢我念诗。”

“的确。”

“即使是有理由杀人，都已经够可怕了。啊，杀人这档子事真的很糟糕。不过其中还是有乐趣的，你知道。”

“我知道。”

“不过永远不能为了乐趣而杀人。如果我这么搞，会变成什么样？老天在上，我现在这样就已经够坏的了。”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打开那个大而陈旧的莫斯勒保险柜，拿出一排手枪。我挑了两把口径九毫米的手枪给 TJ 和我自己，还有一把点三八左轮手枪给伊莱恩。点三八的阻滞力不如九○手枪，不过我想她操作起来会比较简单，点三八左轮手枪没有保险栓混淆，不容易卡弹，她只要不断扣扳机，直到把子弹射完为止。

回到前头酒吧里的桌前，枪和两盒子弹装在我脚边的运动包里，他说欢迎我来跟他拿武器，但他希望我不必用到。

“如果警察明天逮到他，”我说，“我就会原封不动把东西拿来还你。”

“你想，你需要帮手吗？”

“需要的话我会通知你，但我想应该不用，米克。我打算做的就是把她留在他碰不到的地方。而且我们不会让她单独一个人。如果我不在，TJ 会陪她。”

“我随时都可以替你们轮班。只是跟你说一声。”

“谢了。”

他又看了一次那张画像。“这个败类，”他说，听起来比诅咒还严重，“老天在上，他看起来好眼熟。”

“我也说过同样的话，还有丹尼男孩也是。对了，我都忘了跟你说，他要跟你问好。”

“那你就不算忘了。那个年轻人怎么样了？”

“他很好，不过年轻的那部分我就不知道了。他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是吗？我想一定是，对吧？都是他个子小，让我以为他会比较年轻。啊，天哪，老兄，我们都老了。”

“可不是吗？”

“我抱怨所有的顾客，抱怨这些律师和股票交易员想进来这里和大魔头喝一杯，但我就是靠这些人的惠顾才能养活自己。我每星期得走到外头街上去吐口水，才不会忘记犯法的滋味。老天哪，我是一头牙齿掉光的老狮子，我胆子还真大，敢去恨那些穿过铁笼的栏杆把食物送来给我的衣食父母呢。”

“送来的是泡在牛奶里的面包，”我说，“这样你才不会咬不动。”

“而你呢，你等着警察去做那些你以前会自己设法去做的事。”

“警方有各种资源啊。”

“那还用说。”

“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他。”

“你该做的，就是让她保持安全和健康。”他的食指碰碰雷完成的那张素描，“我敢发誓他来过这里。或他长得像哪个演员吗？”

“搞不好有一打。”

“你可能看到他却像没看到。你的双眼会略过他，因为他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会吸引你的目光。那个可怜的女人。你刚刚说他让她死得很惨吗？”

“不可能太舒服，他凌虐了她。”

“这种人坏到没有词儿可以形容他了，”他说，“这个世界承受的苦难还不够多，还得创造新的吗？只要老天给我机会，我会马上杀了他，不过我不会让他感到痛苦。我会直接杀了他。”

①out of the woods，字面意思为走出森林，意指渡过难关。

25

我从葛洛根酒吧出来，绕远路走回家，先往上城方向走第十大道到五十八街，转东走两个长街区到第八大道，然后回到五十七街，我没过街沿北边人行道走，而是一路走到第九大道街角。我想我是在寻找他，寻找某个可能潜伏在我家这一带、留意我那栋大厦入口的人。我看到一个醉鬼在一户门口小便，看到一个人扶着铝制助行器痛苦地缓缓走向那家卡尔迪恩熟食店，我看到两个我认识的男人和女人在吵架，以前我已经看他们吵过十几次了。我看到一大堆跟我一样的老百姓在等公共汽车，走进通往地铁站的地下道，上下出租车，或徒步要去某个地方，有些人慢条斯理，但大部分是典型的匆忙纽约人。不过我没看到自己想找的那个人，然后不久就想到，我会注意的正就是像我自己此刻的举止；而我身上正带着三把没登记的手枪和足够引发一场黑帮火并的弹药，这样鬼鬼祟祟可不是好主意。于是我放弃，回家上了楼。

伊莱恩正坐在有扶手的单人大沙发上打盹。TJ 则坐在她的计算机前在弄什么。我给了他一把口径九毫米的手枪和一盒装满的弹匣，他检查了一下，一副以前用过似的。他问我要不要他在这里过夜，说他可以睡沙发。我让他回家，接着叫醒伊莱恩回床上睡，然后自己过去站在朝南的窗边。

世贸双塔依然不存在，正如我的前景也愈来愈没有希望。我继续看了一会儿，依然没有改变，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我们正在吃早餐时，TJ 打电话过来。我们需要他吗？因为他可能要出去一下。我告诉他出去没关系，然后他提醒我他带着手机。如果我们需要他，只要打给他就行了。

喝了第二杯咖啡之后，我把两把枪放在厨房餐桌上，一把九○和一把点三八。伊莱恩轮流拿起来，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上，然后宣布她比较喜欢那把九○手枪。其实没那么重，她说，而且她喜欢这把枪握在手里的感觉。我说我替她挑了那把左轮，还有为什么我认为可能比较适合她。她说没关系，不过好像有点失望。

她逐渐熟悉那把枪之后，失望就减退了。我教她如何装卸子弹，让她练习瞄准、不装子弹开枪。我以前学都是单手开枪，我当警察时都是这样教你开枪的，但现在每个人都是双手握枪。我想大概是在网球天后克里斯·埃弗特向全世界示范双手反拍并不表示娘娘腔的期间，不过我想这跟双手握枪没有什么关联。我不知道多一只手会让你瞄得更准，但这样会减少后坐力，光是这一点已经足以让我教伊莱恩用双手握枪了。

我告诉她，要记住的就是不断开火。后坐力或许会让枪口弹高一些，所以她得再瞄准一次，然后再扣扳机，然后持续这个过程，直到打完子弹为止。如果她第一枪让他中弹倒地，如果他倒在那里死了，也没有理由停下。要是他脸朝上，就朝他胸部再开枪。如果他脸朝下，就朝他的背部开枪，然后再射他的头。

然后割下他的头，我心想，然后插在一根杆子上，然后我们要举着那根杆子招摇过市。

TJ 在十点左右打来电话，好确定我们没事。他可能还要一阵子，他说。我告诉他一切都很好。一个小时后他又打电话来，说他马上回来了，要不要帮我们带什么？我告诉他买两份报纸，于是他带了《纽约时报》和《邮报》，在接近中午时出现了。

“我知道这件事不急，”他说，“可是我反正没啥事好干。所以我就决定去查大卫·汤普森。”

“怎么查？”

“嗯，他正在等你说要寄给他的那张支票，对吧？所以我到阿姆斯特丹大道那边等着。如果对街有个地方能让你坐着吃东西、隔着玻璃窗监视，那就太美了，不过没有，所以我就靠着一栋大楼站在那里。”

“那一定很快就会觉得很无聊。”伊莱恩说。

“腿也会觉得酸，”他承认，“我就开始希望有个方法可以坐下来，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坐在人行道上，大家就会忍不住要看你。”

“那是很容易引人注意没错。”我同意道。

“而且如果你坐下，可能就看不见对街的动静，尤其是一条像阿姆斯特丹大道那么宽的马路。所以呢，我就过了马路，坐在人行道上，就在那家有信箱服务的杂货店旁边。”

“好避免人家注意你。”

他咧嘴笑了。“我戴着这个，”他说，摘下他头上的卡其布棒球帽，“免得阳光太刺眼。而且因为戴帽子是很好的伪装。你戴上帽子，摘下来，外形看起来就不一样了。老家伙教我的。”

“没想到你听进去了。”

“大哥，我对经验之谈向来是洗耳恭听的。不然我怎么能学习到新知识呢？我啊，我就把这帽子放在面前的地上，身上的零钱都丢进去，然后一脚盘着坐在那儿。任何人看到我，都会以为我瘸了腿。”

“那如果他们看到你跑过街摆姿势呢？”

“那他们就会认为我是个假瘸子。老兄，你以为乞丐很容易讨到钱，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大家就是走过去而已，根本看都不想看你一眼。”

“日间交易员可能还比较容易赚到钱。”伊莱恩说。

“只不过如果去当乞丐，不会一天下来还亏钱。偶尔会有人停下来给你几毛，还有个家伙在帽子里放了一块钱又拿走零钱。”

“你开玩笑。”

“只拿了一枚两毛五的硬币，”他说，“说他要投停车定时器。他还给了我七毛五，所以干吗要道歉？人类有时候真是奇怪。”

伊莱恩说：“看到没？看看你这个早上学到了什么。”

“这点我早知道了。我学到的是，只要你等对了地方，就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他出现了吗？”

TJ 点点头：“来拿他的信。带着满怀希望的表情走进去，然后沉着脸走出来。我看他还在等那张支票，而且万一任何人有疑问，我可以说他不是素描上那个家伙。他是从露易丝家那栋大楼走出来的那位先生，就是在街角甩掉我们的那个。”

“你跟踪他有没有碰到好运气？”

“我根本没试。他开着一辆旧雪佛兰随想曲轿车来的，停在消防栓旁边，没两分钟就进去又出来。跳上车开走了。我抄了车牌号码。这对我们有用处吗？”

乔·德金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我已经不为纽约市服务了，我退休啦。”

“我敢说系统里还没把你的名字拿掉。”

“你是说要我假冒警察，”他说，“这样是犯法的。”

“哎，我还没想到这点呢。”

“是啊，我敢说。你干吗不自己去查？你这几年不知道犯过多少次法了。”

“你才知道步骤啊，过去三十年改变很多了。”

“三十年，”他说，“老天啊，我想是变了挺多的。三十年前有牌照这玩意儿吗？”

“有啊，不过牌照老是从马的身上掉下来。”

“从马屁股上掉下来，你的意思是。说到马屁，我还以为你已经快退休了呢。”

“发生了一些事。”

“就像主教跟女演员讲的话。把那个他妈的牌照号码给我，我帮你想办法。”

结果没花多少时间。十五分钟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下回我们吃晚餐，就由你请客了。而且不会是上回我请你的那种便宜小店。资料你记一下。大卫·乔尔·汤普森，曼哈顿大道一一八号4C。邮政编码是一○○二五。电话——”

“那边会登记电话？”

“他们搞不好可以告诉你他最喜欢的颜色呢，只要你知道怎么问。”他把汤普森的电话和出生日期告诉我，算下来是四十一岁。“而且是射手座，”他补充，“以防万一伊莱恩想替他看看星盘。五英尺九英寸，一百六十磅，头发是褐色，眼珠也是褐色。这些有帮助吗？”

“你是个王子，乔。”

“退休的王子，”他说，“有养老金的王子。”

他告诉露易丝的名字没错，地址离他拿信的地方只要走五分钟。电话号码的区域号码是二一二，所以是一般家用电话，不是手机号码。我拨了那号码，响了五声，然后一个机器的声音告诉我这个电话停了。

无所谓，大卫·汤普森不重要，但我不禁生出兴趣来。如果我有其他事情要忙就好了，但我根本没事干。我可以坐在家里等萨斯曼打电话来，或出门去做点事情。

我要 TJ 过来留守，而且提醒他把枪带着。他把枪插在后头皮带上，外头松垮垮的格子布工作服拉出来盖上。“纽约真是个险恶的城市啊，”他扮出中西部人的口音，“连乞丐身上都带枪呢。”

我出门时乌云密布，等到从地铁站出来，天空更暗了，我很后悔身上没带伞。我搭一号线列车，然后经九十六街，到一○三街和百老汇大道交会口那站。曼哈顿大道是一条位于中央公园西边隔着一个短街区的南北向街道，从一○○街往北延伸到一二五街。我沿着曼哈顿大道走，找到了一一八号。电铃盘上没有汤普森的名牌，而4C 的电铃和信箱上都插着一个小小的塑料牌，上面印的名字是“科斯塔奇斯”。

我按了电铃后等了一会儿，然后又按，没人应门。我按了管理员的电铃也没有人应，我正要离开时，通往门厅的门开了，一个听起来喉咙有痰的声音问我要干吗。

我告诉了他，他皱着眉搔了搔脑袋。“大卫·汤普森，”他说，“这里没这人。那户现在住了一对希腊夫妇，搬来快一年了。很友善的好人。之前住在那户的男人，老实说，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说来好笑，因为我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

我把照片给他看，他毫不犹豫。“就是他，”他说，“搬了，没说搬去哪儿。现在我想起他的名字了，因为他刚搬走的前两个星期还有信寄到这里，我还得退回去给邮差。然后就没信寄来了，我也就可以忘记他的名字了。”

“他没付房租，”我告诉 TJ 和伊莱恩，“房东通知他，他还是拖了两个月没缴。要把他赶走照理得花上一阵子，但那个管理员不是照章行事的人。他确定汤普森不在家，然后换了锁，找个朋友帮他把汤普森所有的东西都搬到街上。他说，那些东西一点接一点地逐渐消失。有些经过的人会拿走自己需要的东西，最后环卫工人会把其他的拖走。”

“汤普森从没出现过吗？”

“即使他出现过，管理员也没注意，不过我不确定他会多注意。汤普森可能是在换锁之前就已经搬走了，也没费事去通知任何人。”

“可是他东西都没带走。”

“可能只留下管理员最后扔掉的那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他之前可能带走了什么。”

TJ 说：“接下来要怎么做，你有计划了吗？”

“没有，”我说，“不算有。”

26

那天是星期五，《纽约时报》说，那是一年里最长的一天。这一点我也可以告诉他们，不过我不会谈白昼与黑夜的相关比例。时间过得很慢，而且好像比平常还要漫长。

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看报纸、看电视，有一会儿 TJ 和伊莱恩玩凯纳斯特牌戏，玩得不太顺利，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是很熟悉规则。最后 TJ 回家，我们上床睡觉，次日起床是星期六，除了天气什么都没变。昨天一直威胁要下的雨现在开始下了，一整天下下停停的。

“我一直想着该打电话给莫妮卡。”伊莱恩说。

我则是一直想着该打电话给萨斯曼，最后打了。他报告了一些进度，不过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头绪。他们找到了他买那瓶女巫酒的酒铺，他是用现金买的，店员对那张素描给予很肯定的指认。假设能让法庭承认这个证据的话，也不过是间接证据，这类事情雷·格鲁利奥喜欢称之为“不过是司法天平上的一根羽毛”。

萨斯曼承认这个证据很薄弱。“这表示我们不必再派人到处去查酒铺了，”他说，“我想这是好事。你和你太太状况怎么样？”

我告诉他我们还好，不过这个案子结掉的话我们会开心得多。

“我也会，”他说，“我这几天一直在过滤那些没有破的案子，想找出哪怕只有一点点和它符合的旧案。换了你也一定会觉得他以前干过这类事，不是吗？”

我没想过这点，但当然他说得没错。莫妮卡的谋杀案布置得太成功了，是精心设计过的，不可能是第一次作案。

“不过没有一件案子有他的指纹。我不是真的在说指纹，你懂我的意思。”

“当然，”

“我正在查国家犯罪信息中心里面的作案手法时，打了个电话给联邦调查局一个外勤探员，他是我认识的探员中少数还像个人的。因为我想到我们要抓的这个人搞不好是其他地方来的，所以纽约没破的案子档案里根本查不到他，可是他可能会符合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市或印第安纳州科科莫市的案子。”

“也许他就像闪电，从不会两次劈中同一个地方。”

“那他也就会像闪电一样难抓，因为没有人能看出他的作案模式。除非每宗谋杀案都像橡皮图章，相似到让联邦调查局的计算机都一定会注意到。否则，你知道，他只是在全国巡回，这里杀一个，那里杀一个，所以从没有全面性的追捕，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人所制造出来的犯罪浪潮。”

“几年前不是有个人就像这样吗？结果是个开货柜拖车的司机？”

“我想起来了。不过无论如何，我无法想象我们要逮的这个人坐在拖车头的方向盘后面。”

“是啊。”

“也许他已经完成了纽约的配额，”他说，“现在要带着他个人专属的欢乐前往得州的埃尔帕索。这样我们就逮不到他，但他就再也不会来烦我们，然后你太太的店就可以开门卖我那张画了。我真的很喜欢那画，你知道。”

“你去逮到这个狗娘养的，她会把画送给你。”

“到时候我会欣然接受，”他说，“但如果他走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呢？此时此刻我只能说，那样的话我也没有意见。”

我挂断电话时觉得好像漏了什么事情，他讲的有个什么我应该注意到的。我们家的答录机也可以当录音机，可是我从没用过录音功能，所以也没查阅过使用手册看看该怎么用。我从没想过要录音，但现在我忽然觉得如果录下这段对话就好了，那我就可以重听一遍，解开疑惑。

前几天他讲过的话里也有个什么，当时我没留意，后来才想起来，想打去问他什么意思又太晚了。该死那到底是什么事？

我的记忆力一向很好，想记的事情向来都记得住。就像伊莱恩偷偷相信年龄不会损及她的外貌，我也一直告诉自己，我的记忆力是不会因为年老而受到侵蚀的。我想是自大让我们以为会得到不同的待遇，宇宙会给予我们特权。她的确是，上帝明鉴，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也依然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我的记忆力也还是相当好。

但偶尔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提醒我记忆力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好了。

我这么告诉伊莱恩，她说：“这倒是让我想到，莫妮卡老在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阿兹海默症。她家族有过病例，所以她很害怕自己老了也会得。”她皱了一下眉头，“她要我答应不会让她那样活着。她有活下去的意志，但碰到阿兹海默症就没用了，尤其是到了末期，因为你根本是行尸走肉。你完全健康，只是完全没了心智。

“所以我答应她，我会设法让她脱离那种凄惨的状况。我想是让她吃安眠药吧。我们没谈过细节，天知道碰到那种事情我会怎么做，但总之我就是答应了她。

“然后她说：‘对，就是这样，那可就帮了我大忙了。因为我会变成这样，糊里糊涂，眼睛茫然乱看，嘴角挂着口水，然后你就会站在那里说，老天，我来想一想。我该帮莫妮卡做点什么事情，可是我想破脑袋也不知道那该是什么事情。’”

星期天早上，TJ 一早就带着一包熏鲑鱼、百吉饼和奶油乳酪过来。我们一起吃早餐，我很快吃完，出门乘车到格林威治村参加十一点在佩里街的聚会。这个聚会通常会有很多老人参加，我在那里也常会碰到一些老朋友。

我离家时正下着雨，到了聚会地点时已经停了，但十二点半聚会结束时出来，雨又开始下了起来。我在回家路上买了周日版的《纽约时报》，回家三个人分着看。那真是一幅宁静家庭的完美画面，只不过伊莱恩不时会沉入深深的哀伤思绪中，而且当然，会想到正有个人想杀她。

我拿了体育版，正在看一篇有关高尔夫球的报道，其实我对高尔夫球一点兴趣都没有，此时她说：“我想你应该看这篇。”

“我吗？”

“对。说不定你看过了。讲的是有个人在里士满杀了三个男孩，这个月稍早他被处决了。”

“我看过了。”

“今天的吗？”

“昨天的，或可能是星期五的。”闲着没事可做的时候，时间好像很容易搞混。“我会注意到，是因为他被处决之前那几天，我刚好碰到有两次谈话都有人提起这个案子。后来有人通风报信，告诉他们那个失踪男孩在哪里，是不是那篇？”

“今天报上有更多相关消息。”

“然后大家就很激动地说他们处决了一个无辜的人。”我说，“这招以前有人试过，你知道。比如我被判处死刑了，因为一桩我肯定犯下的谋杀而等着被处决。我呢，我把一些犯罪细节偷偷告诉你，然后你假装良心非常不安去坦白，把那些警方没公布、只有真凶才会知道的细节说出来。说是另有其人的真正凶手告诉你的。这是老套游戏了，玩得好的话，也许会掀起一些话题，有时候还会让处决暂时延后。不过不可能因此取消，这回也不例外。”

“这个案子好像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因为那个家伙被打了毒针之后，犯罪细节才曝了光。而且通风报信的不是一封无法追踪来源的电子邮件吗？会让你想不通那个报信的人干吗还费事，他已经隐瞒消息太久，救不了他的兄弟了，反正这招是没用了。”

“也许他是在处决之前寄出邮件的，”TJ 提议，“不过却因为网络拥堵不知道卡在哪里了。有时候某些网络服务公司慢得跟邮局一样。”

“你知道，”伊莱恩说，“今天报上有很多进一步的消息。你看一下这篇他妈的文章会死吗？”

“也许不会，”我说，“在哪里？”

“算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那么凶的。”

“我能不能看一下那篇文章？”

“搞不好这报道一点也不有趣。”

“伊莱恩——”

TJ 转着眼珠站起来，走到她旁边，拿走了她手上的报纸，然后走过来交给我。“有家人真好，”他说，“即使是一个你们称为不正常的家庭。”

我开始阅读那篇文章。

看了一两段之后，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很诡异，不是吗？”

“而且很复杂，”我说，“我先看完再说。”

一名《里士满新闻领袖报》的记者想到要去找处决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的格林维尔监狱当局。典狱长记得有一位名叫阿尼·伯丁森的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去过几次。伯丁森的姓名缩写跟那个显然是用假名写电子邮件通风报信的人一样，这可能纯粹是巧合，也可能不是。

这些消息我本来就知道，昨天或之前在报上都登过了——只除了伯丁森的名字，之前的报道都错写成阿诺。但新的消息是，这位记者已经确定耶鲁大学从来没有这么一位伯丁森，不论是阿尼或阿诺都没有，他不是耶鲁的教职员，也不像他履历表上所宣称的曾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这促使那位记者又去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查询，伯丁森曾表示他大学学业是在那里完成的，结果弗吉尼亚大学根本连他曾入学的记录都没有，更别说是毕业了。

“太奇怪了，”我说，“你看到这个伯丁森还出席了处决吗？而且是阿普尔怀特邀请他去的？”

“很厉害吧？我们曾被邀请去参加过的场合，最了不起的也只是莫扎特音乐会的赞助人晚宴而已。”

“至少他们会给你们一件 T 恤，”TJ 插嘴说，“我敢说伯丁森就没有 T 恤可领。”

“上面印着：‘我的朋友刚被打了致命毒针’，”伊莱恩说，“‘而我只拿到这件他妈的 T 恤’。”

我说：“很难猜透这是怎么回事。这位伯丁森好像找不到了。他在那一带待了好几天，天天都去牢房里看阿普尔怀特，但当地没有一家汽车旅馆记得他。他们有这个人的图片。”

“哪里？我没看到。”

“不是在报上。每个进入格林维尔监狱的人都会经过监控摄像机。他们现在没有照片，但马上就会有，只要把所有录像带调出来就能找到。当然，如果伯丁森聪明得可以伪造证件进入阿普尔怀特的牢房，那么他或许不会让监控摄像机拍到他清楚的影像。他们可能会发现录像带上他用手遮着脸，或他的脸正好转开。明天报上也许会登出来，因为这个报道会引起全国性的关注。”

“原因不难想象。”

“根据那个典狱长的说法，伯丁森告诉阿普尔怀特说他相信阿普尔怀特是无辜的。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这么告诉阿普尔怀特的，因为只有阿普尔怀特才会知道，而现在他没法讲话了。不过他说他是打算这么讲的。但同时他又告诉典狱长说他是为了要研究而骗阿普尔怀特的，他觉得阿普尔怀特很明显是有罪。你觉得这个狗娘养的是在想什么？”

“我想往后几天会有更多消息被披露。”

“我搞不懂，如果他本来就认得阿普尔怀特，为什么不走一般渠道去拜访他？死刑犯可以见朋友的啊。如果他根本不认识阿普尔怀特，那为什么要去见他？”

伊莱恩提议说这个人可能是个志趣相投的同好，属于某种掠食性恋童癖的地下网络。

“去提供帮助，安慰一个落难的同志，”我说，“而且保持匿名。他答应典狱长说他会设法查出那个失踪的男孩埋在哪里。显然他的确查到了，但他没告诉典狱长，反而等了几天才把消息通报给这家里士满的报社。我不懂。”

“也许阿普尔怀特告诉了他，但要他发誓保密直到他死。也许阿普尔怀特希望到死前都能宣称自己是无辜的。”

“这一切都未免太迂回了，”我说，“阿普尔怀特不过是个性变态谋杀犯，可是阿尼·伯丁森，也就是亚伯·贝克，却不是这么回事。你不禁会好奇，接下来他还有什么花招。”

27

他必须承认，它很像，像得令人不安。报纸和电视上都出现了，那是他的脸部素描，眼睛专注地瞪着前方，好像照片里的人瞪着相机镜头似的。但这不是照片，一定是由警方的绘图专家和目击证人合作画出来的。

可是什么目击证人？当然不会是珍恩街那栋大楼的门房。那门房简直睁不开眼睛，更别说能有好眼力了。而他离开那栋大楼时值班的另一个门房，也只是勉强瞥了他一眼。他的职责是有人进来时要检查，而不是离开时检查。

那么会是谁？

啊，当然了。店里那个女人。伊莱恩·斯卡德，艺术品与古董经销商。那个侦探的老婆，已过世的莫妮卡的好友。

没错，他一定要剥她的皮。从她的手和脚开始剥，然后一路剥下其他部位。

不过首先要解决那幅画的问题。要是任何路人瞥他一眼都可能报警，那他就无法顺利地四处行动，不能去做他必须做的事。要是他同时还要扮演猎物角色的话，又怎能全神贯注于捕猎呢？

他面前放着一张素描，是从今天早上的《每日新闻》上撕下来的。那双眼睛多么炯炯有神！他这才明白自己的眼睛散发出何等的力量和意志。当然，这种炽热的双眼是逐渐发展出来的，是他个人演化的一种过程。一般不是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吗？当然，灵魂是虚构的东西，但若改称为心灵或本质，意思就不难明白了。他的眼睛反映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他的力量逐渐壮大之时，他的眼神也随之改变。

他在浴室镜子里研究自己的脸，已故的乔·波汉偶尔记得刮胡子时，一定也曾在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没错，他的眼睛真的就像那张画像里一样炽热。

这让他觉得很高兴。

他也很高兴地注意到那张画像里的小胡子有多么醒目。那是最明显的特征，会吸引人们的目光，不经意看到的人只会记得小胡子，忘了那张脸的其他特征。

而他再也不需要小胡子了。

没了小胡子会有帮助，但他不确定这样就够了。这个城市有八百万人，很难说其中会不会有个人照样能看清小胡子底下那张脸。

因此，他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外形，让自己看起来不像那张素描。长期以来，他不是已经非常习惯于重新创造自己吗？他的一生不就是不断重新创造的过程吗？

事情很简单，他心想，只要剃光头发就行了。几年前他剃过一次，目的只是想看看而已，他开心且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头形很好看，没有那些该遮起来的突起、坑凹或疤痕。

剃光头发会立刻带来激烈的转变，但他知道这个主意不好。剃光头的人会让人一览无遗。光光的脑袋会吸引别人的目光，而且看的人会不禁想着，如果那个头上还有头发的话，不知会是什么样。

不行，他的目的是要避免吸引目光。他希望看起来跟他的画像不一样，但还是和其他人很协调。他希望能融入人群，而不是显得突出，他希望自己非常普通，平凡无奇，毫不起眼。

他已经去过杂货店，现在他把买来的东西摊在浴室的架子上。他脱光上身的衣服，开始工作。

首先是发际线。他很幸运拥有满头的头发，而且的确就跟画像上一样浓密。一般人的目光会被光头所吸引，却绝不会对前额渐秃的脑袋多看一眼。他先利用小剪刀清理，然后用剃刀，操作熟练精准得有如整容医师，仔细地剃出了一道新的发际线，比他原来的后退了一英寸半，在太阳穴两旁后退得更明显。完成的结果，就是男性秃发的标准范例，只除了头顶的头发并未稀疏。可是要在头顶弄出一块地中海，唉，靠自己实在是不太可能办到。

保持简单，他告诉自己。

真是个好句子。保持简单，轻松去做，先做第一要务。他最近老跟一堆笨蛋混在一起，那些人他再也不想看到了，不过他的确喜欢那些人讲的某些箴言，而当他偶尔对那些人讲出一两句他自己的箴言时，他们似乎也都很喜欢那些句子。

你碰上了只能认命，他曾经这么说过，然后看着那些傀儡的头赞同地上下摆动着。

他保持简单，把自己的发际线处理完毕。接下来是眉毛，要处理得用上小剪刀和拔毛器。

他自己的眉毛一点也不浓密，不过还是有点显眼。修剪并拔除可以让眉毛不再那么显眼，而且大幅改变了他眼睛的整个外观。在比较细、比较稀疏的眉毛底下望出去，他的目光不知怎的变得柔和些，也没那么慑人了。

接下来就是染发。他原来的中度褐色头发有着令人视而不见的优点；在亚洲或北欧或许会引人注目，但在美国却十分寻常。这是个不要改变的好理由，但再三考虑后，他遵照染发剂盒子上的指示，把头发染得稍微暗一点。他知道不能染成黑色——即使是天生的黑发，看起来也还是像染的——而且他挑的颜色几乎就像他原来的发色一样平庸，但肯定是不一样的颜色。

他的眉毛就不染了，这样看起来还更不起眼。

他的新发际线露出了一块未经日晒的皮肤，因此比其他部分的皮肤要白。其实没差多少，但还是看得出来，就像戴久了戒指或手表所造成的效果一样。他还是考虑了一下，然后用了一点褐色的美黑乳液涂在那块苍白的区域，其他在脸上也涂了些。他天生肤色就淡，也晒不黑，所以脸上涂点颜色会让他看起来更像一般人。

最后，一副眼镜。

不要太阳眼镜。虽然太阳眼镜可以遮住眼睛，把脸盖掉一些，但缺点就是看起来像是在遮掩什么的样子。相对地，戴上一副普通眼镜后，隐藏双眼并改变脸型的效果和太阳眼镜几乎一样，但看起来却不会有刻意遮掩的感觉。

他的视力很好，两眼都不止一点零，而且虽然他已经到了该有老花眼的年纪，看近处却没有任何影响，连阅读时都不需要戴眼镜。

他想配一副真正的眼镜，不是舞台道具或那种药房里卖的有现成度数的便宜眼镜。昨天他到一家“眼镜巧匠”连锁店去，让店里的验光师检查他的眼睛。他假装看不清图表下方几行的字，让验光师替他配一副能“改善”视力的眼镜。他戴上新眼镜后并没有看得更清楚，但也不会变差太多，而且他想这副眼镜不会弄得他头痛。

何况他只有出门时才会戴。

戴上了眼镜，他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眼光前后凝视着，从他镜中的自己转到那张素描，再回到镜中。

啊，就算他自己的母亲也认不出他来。

但这种事情他不愿意去想，现在不想，从来不想，他很快就把思绪抛到脑后。没有人会认出他来，这才是重点。无论是《每日新闻》的读者，还是电视新闻节目《五点现场》的观众。以那些警察惯有的笨拙，绝不会多看他一眼。马修·斯卡德也不会认出他来，直到那把梅瑟制造的鲍伊型猎刀插进他肚里，把他开肠破肚，从肛门到嘴巴一路切。至于伊莱恩……

没错，他一定要剥她的皮。

当然，问题出在这栋大楼的其他住户，也就是乔·波汉的邻居们，他们之前见过他——没有小胡子，他在这里从不戴胡子的；但他们见过他满头浓密且颜色较浅的头发，见过他比较白的皮肤，见过他完整的眉毛和他没戴眼镜的眼睛。其中有几个人肯定不只瞥过他一眼而已，或许某些只是在楼梯上曾擦身而过罢了，但有几次他和拉斯科斯基太太多聊了两句，还跟其他一两个在白天碰过面。

所以最好能避开他们，最好能尽量降低他出入这栋大楼的次数。更审慎的做法，可能得放弃这个地方，另找别的住处。不过不能再去住廉价旅馆了。警方第一个就会去查那类地方。

或许他还是可以待在这里。时间对他有利，警方找了几天徒劳无功之后，自然会降低警觉，也失去了原来的热度。媒体会懒得再登他的照片，而一般大众则会被新的影像和新的恐怖事件轰炸，逐渐忘记了他的长相。

这种事需要时间，你只能随遇而安。

但他等到天黑了才离开这栋大楼，等到拉斯科斯基太太肯定离开了她喜欢的前门阶梯，回去舒舒服服地看电视。然后他把那把詹金斯制造的折叠刀放进口袋，下楼出门，走入夜色中。

在位于东城的另一家金考连锁影印店，他上网去看他订阅的一个新闻组。他浏览新的贴子，其中几篇看完全文，然后自己贴了一篇新的讨论主题。

他写道：

那些自称或一般所谓的专家，那些犯罪学家、心理学家和新闻记者，认为我们这些为乐趣而杀人的是被迫的，基本上是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强迫性行为。无疑地，去相信一个人“必须”杀人而非他就是“喜爱”杀人，是比较能让人心安的。

那些专家告诉我们，我们杀人是根据历法，我们的行为是由月亮的圆缺所支配。事实上我们已故的弟兄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解决他的年轻朋友，就是以一个月为间隔周期。当然如果一个人想建立一个模式，吸引大众注意到有个连环杀人狂在运作，难道不会故意等上一个月再干下一桩吗？但似乎没有人考虑到这个可能性。

可以确定，我们有些人是受强迫作用的影响而去杀人，但也有些人并不是。必要时我们可以等，无论月亮如何引起我们血液中的潮汐。而且只要时机得当，我们可以立刻行动，无须任何内在的刺激。我们比你们所愿意相信的要更危险，也更不可预测。

他看了一遍，考虑着要不要署名，最后决定不必。然后他点了“发送”键。

回到公寓，他想着自己刚刚贴的那篇文章。他所必须做的，他知道，就是给自己时间。让斯卡德夫妇放松警戒的时间，让警方失去兴趣的时间，让一般大众忘记的时间。

但稍早时候，走在这个城市中，他曾抬头看了月亮一眼，印证了他自己血液中早已告诉他的事实：再过一天，顶多两天，就是月圆之夜。

他不是机器人，他不会只因刺激就做出反应。他不是命运随机制造的产物，他要决定自己的宿命，开创自己的命运。

然而他怎能辩驳说满月对他毫无影响？

满月把海水吸向天空。没有人能否认月亮是潮水的源头。那又怎能否认月亮也吸引着人类血管中的血液？

杜朗戈那一晚是月圆之夜吗？除了那盏床头灯的光芒之外，月光可曾照耀那道喉咙，吸引那把鲍伊型猎刀划过去？

他宁可认为是这样。

明天，他知道，那道引力将会达到最强。那是无法抗拒的吗？不，当然不是。他的意志将会比潮水更强，比月亮更强。

但月亮可能会影响他匆促行事，去冒不必要的险。解决斯卡德夫妇的事情拖得愈久，就愈能确保他的成功。所以他得压抑因为月亮所引起的冲动吗？他必须把这股冲动撇开，或许直到下一次满月，甚至更久吗？

他在对病人进行心理咨询辅导时，常常会强调脱离二元思维的重要性。小心非黑即白的二选一陷阱，他会劝告他们。如果你认真寻找，往往会发现第三个选择。

对他来说，第三个选择，也就是唯一真正的选择，其实很明显。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解除压力。

星期一傍晚，在下班后的高峰时间，他挤上了往南的Ｅ线地铁列车。当列车驶离五十街车站时，他抽出口袋里的刀，手腕熟练轻轻一挥，弹开刀子。周围其他乘客的身体挡住了他的动作，没有人看得到他将刀滑进紧挨着他的那个女人的两根肋骨之间。

当刀身触到心脏时，他感觉得到那股气吸到一半突然中止。那一刻她似乎在他的刀尖上跳舞，然后舞蹈中止。他感觉到生命离她而去，而他将之吸入，连同她的香气。

列车驶入时代广场站。门开了，他跟着许多人一起下车，他在那个女人有足够空间可以倒下之前，就已经站在月台上。等到大家腾出足够的空间想救她，他已经上了楼梯。在任何人有一丁点儿怀疑到她已经死了之前，他早已经回到地面的街道上了。

好啦。

太容易了。因为月圆了，或只是因为他喜欢去做能带给他喜悦的事情，所以他觉得自己需要杀个人。但他不会让这种需要逼迫自己计划，或让自己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他找到了一个简单而无风险的行事方法，而且进行得非常成功。

现在他可以等待。现在他可以等着好时机，躲在乔·波汉舒适的公寓里，继续跟他的新闻组联系，在网上闲逛，阅读有关阿普尔怀特的精彩报道——那些报道很快就变成了有关伯丁森的报道——在里士满逐一披露。

你可以带着一把汤匙或一个水桶走向海洋，他以前常告诉他的病人，大海不在乎少那么一点水。

一个很实用的意象，这个道理放诸四海皆准。他一直很喜欢。

的确，带着一把汤匙或一个水桶。或是一把刀。

28

“我知道你太太的店暂时关闭，将择期恢复营业，”萨斯曼说，“直到这一切结束，我想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很快就会结束。”

“她还是一直待在家里吗？”

“她待在家里，”我说，“就这样。”

“因为我有个想法。”

“哦？”

“她每天待在家里，一定没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她在那个小店是怎么做生意的，可是如果不开门，就什么生意都不能做了。”

“我大概知道你会推到哪里去了。”

“嗯，我想你猜得没错。我们可以保护她，你知道。我会派两个人在她后头的办公室，然后再派两个人开着小货车停在她店门前，我会在她店里都装上窃听器。他不可能靠近她的。”

“不行。”我说。

“你为什么不花两分钟考虑一下呢？我们眼前有个采取预先立场的机会。这不是比坐等事情发生要更好吗？”

“让警察去上大学，”我说，“他出来就会讲‘预先立场’这种高深名词了。”

“预先立场又有什么不对了？我们有个机会不必傻坐在这里把大拇指插在屁眼里①。你比较喜欢这个说法吗？”

“我不喜欢的，”我说，“是拿我老婆去当献祭的羔羊。”

我们又继续说了几句，到最后两个人的嗓门都有点大。我挂掉电话时，伊莱恩问我献祭的羔羊这角色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别管了。

“他们希望我去开店吗？”

“这点子很糟糕。萨斯曼喜欢这个主意是因为这样他才有事做。”

“那一定就是预先立场那个说法的由来了。”

“他可以在这里那里布置人，每个人身上都配有无线对讲机。他可以当将军，他可以去当电影导演。不过冒险的人是你，而且不会有用，因为这个家伙不是笨蛋。”

“所以你认为这招没用？”

“等上一百万年也没用。你以为他会大摇大摆地走进店里吗？他们可以派两个警察躲在电力公司的工程车里，看起来好像在修地下缆线，还可以派一个人打扮成乞丐拿纸杯讨钱——”

“就像 TJ，用他的棒球帽。”

“然后派两个警察躲在店后头的办公室，一个在地下室，另一个在屋顶，尽量派人，没关系。那家伙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些人，然后就会躲得远远的。”

“就算是这样吧，也不会有人因此吃亏，而且至少我可以去那边有事情做，而不是坐在这里好像一件威基伍德②的瓷器，精致得让人不敢用。我去的话，能有什么坏处呢？”

“他们把你放在那里，”我说，“他们在钓钩上放了诱饵，可是他不肯咬。”

“他们在钓钩上放一只羊？算了。所以他不肯咬。这就表示不值得去试吗？”

“如果这表示他们失去了优势，那就值得去试。”我说，“他们一直准备等着对方上钩，但结果都没事，他们就会开始觉得反正不会有事情发生。然后他们就会松懈，降低警觉性。然后他就坐在那边等待、观察，最后他终于采取行动时，等有人发现都已经太迟了。”

“你真觉得会这样。”

“对。”

“哦。”

“而且你不会光是每天站在柜台后面六七个小时而已。你得从家里过去店里，然后再回来。他们会派个警察护送你，你觉得那个凶手不会发现吗？他不会找出办法下手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她说，“你提防得太久，就会开始松懈。不过同样的事情不也会在我们这里发生吗？我已经快被闷出幽闭症来了。我们的公寓很宽敞，所以我不只有四面墙可以看，不过我同样已经非常厌倦了。我很好，我在客厅做瑜伽，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得了多久。”

“我们一天撑过一次就行了。”

“就像戒酒一样，一天戒一次吗？”

“就像熬过任何事情一样。即使是坐牢的人也是这么想的。你一天撑过去一次，总会等到出狱的那天。”

“我知道你说得没错。”她说。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假设是你的话呢？”

“假设什么是我？”

“假设你也在那个王八蛋的狗屎名单上。而且我们怎么知道没有你？也许他不只想杀我，你想到过这一点吗？”

“如果他对我采取行动，我希望他不会带一瓶女巫酒来给我。”

“我是说真的。”

“不过我想带花给我没问题，但是不要女巫酒。”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一直在冒险。你曾让自己去当诱饵。上次那个哥伦比亚人拿着大砍刀朝你冲过来的事情怎么说？”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那时候我比较年轻，也比较鲁莽。”

“之后你还是在冒险。你和米克去他农场找那些家伙那次——”

“那时我们别无选择，亲爱的。”

“我知道。”

“那时不能把警方扯进来，我们又不能躲起来等着事情结束。情况不一样的。”

她点点头，然后说：“最近我常想到我被刺杀那次的事。那一定很痛，你不觉得吗？可是很可笑，我唯一记得的痛是在手术之后，等着复原的那时候。那次我差点死掉，对不对？”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医生必须切除我的脾脏。”

“没错，”我说，“不过任何认识你的人都会觉得很难以相信，你脾气这么好。”

“多谢你。他也是想杀我。先杀我，接下来就是你。我想这回也是一样。”

“为什么你这么觉得？”

“我只是有种感觉。他可能也不会太在意顺序。我会待在家里，我会被关在这里很多天，可是你必须出门。”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

“哦，你一定要小心。我不知道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

“如果我失去你，”我说，“我就真的不想再继续了。”

“别说这种话。”

“我不是说我会自杀。只是不想再活下去了。到了某个年纪，人生就变得很残忍，你老是去参加别人的葬礼，等着哪天轮到自己。你的身体和心智都开始消退，顶多只能期望身心能力同时报废。如果有你陪着我，我就能应付得了这一切，可是没有你，哦，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明白二十四小时待在室内真的很痛苦，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忍下去，好吗？就算是迁就我吧。”

“好吧。”她说。

刚过中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阿姆斯特丹大道那家杂货店的女人。一二一七号又来了，想拿信，结果没有他的信，于是她灵机一动。你把名字告诉我，她说，我去查查看有没有你的信放错信箱了。

“于是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大卫·汤普森。”

我谢了她，留意着不要让她听出我两天前就知道这件事了。总之她帮我们确认，也还是很有用的，这也告诉我们大卫·汤普森不单是他驾照上的名字，也同时是用来收信件的名字。

这一切都让他看起来越来越没问题了。另一方面，他因为付不出房租被赶出公寓，如果他现在住在奇普斯湾，那又何必在上西城租一个信箱呢？

我有个直觉，然后不到一个小时，我的电话又响了，结果是他，我其实并不意外。

“我是大卫·汤普森，”他说，“我一直没收到那张支票。”

“我知道，”我说，“真的很抱歉。你不会相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哦？”

“这样吧，”我说，“你的支票就在我手上，我想亲自交给你。另外我还有别的工作想找你，一个比较大的案子，我想当面跟你谈谈。我保证这回不会等那么久才拿到酬劳了。”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最好再给他一次地址。这个可怜的混蛋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又不想让我发现他不知道。

“不，你别过来，”我说，“我这里乱得像个动物园似的。五十七街和第九大道路口有家晨星餐厅，在西北角。半个小时之后怎么样？你一定认得出我，我会是店里唯一穿西装打领带的人。”

他说他会去那儿找我。我到卧室里挑出了一套西装和一条领带。

他自己也穿西装打领带出现。我猜想他认为必须穿得一副来开会的样子。他看到我，但不认得，然后又继续扫视餐厅，想找其他穿西装的人。

我说：“大卫吗？”

他循声转向我，装出一副终于认出我来的样子。“真不懂我刚才怎么会没看到你。”他说着走过来跟我握手。他的手很干爽，握得很坚定。他谈了些有关天气或交通的事情，然后我适当地接腔，示意他坐。我已经叫来了咖啡，侍者此时过来等他点。汤普森说他要红茶，因为咖啡总会让他想抽烟。

他看起来整齐又干净。他的西装烫过，衬衫也没有皱纹，胡子刮得很干净。他的头发有点乱，不过现在本来就不流行梳得太整齐，而且他的小胡子也修剪得恰到好处。

“一开始我要先跟你道歉，”我说，“我编了个借口让你来这里。你觉得我不眼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没见过面。我没给过你任何工作，我也没有支票要给你。”

“我不懂。”

“嗯，你当然不懂。我名叫马修·斯卡德，以前当过警察。我认识的一个女人在网上认识你。她以前有过不好的经验，于是她决定采取某个措施，碰到有兴趣的人，她会搞清楚对方的来历，好确定他们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撒谎。”

“露易丝。”他说。

“她对你的来历不放心，”我说，“你的名字太大众化了，很难调查，可是你所透露的一些状况又有疑点。我想我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

“这段谈话让我很尴尬。”

“你可以离开。我不能硬把你留下。不过你不妨听听我要说的话，看我说的是对还是错。或者你就告诉我去死，随你便。”

①thumb up the ass，意为徒劳无功。

②英国著名瓷器品牌。

29

“他有过一段很艰难的时期，”我说，“他本来有工作，有女朋友，然后几乎是同时一起失去，他很难接受。于是他每天睡十五个小时以上，其他时间就看电视。沮丧这种状况是会自我痊愈的，一般来说，你早晚会找到方法走出来，除非你还没走出来就自杀了。他设法避免走上自杀那条路，但等到他走出来时，他也已经破产了，房租三个月没缴，他知道被赶出公寓只是时间问题。他把笔记本电脑和一些衣服放在车上，时间刚好来得及，因为两天后他回去看，发现自己的所有东西都被堆在人行道边。于是他转身离开了。”

我想我的确可以在电话里告诉她，但感觉上她应该当面听到这些。所以我打电话到她办公室，跟她约了五点半在她办公室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碰面。

“他不是一穷二白，”我说，“不过他的信用卡已经被刷到极限，手上现金也很少。他打电话给这一行所有认识的人，想接活儿做，有几个人也给了他工作。不过酬劳常常会拖很久才付，有时候一等就是几个月。那显然是这一行的常态。”

“是每一行的常态。”她说。

“他找过房子，”我说，“可是他看中的地方月租都要两千元以上。即使是在布鲁克林或皇后区，他看过的房子都至少要一千元，这表示光是要搬进门，他就得准备好一个月的房租和一两个月的押金。”

“而且他还需要家具。”

“光是房租就够要命的。就算他设法弄到了这么多钱，每个月光为了付房租也够焦头烂额的了，因为短期内他的未来并不乐观，而且他也没有存款好让他度过这段难关。所以他决定，房租什么的去他的吧。他就住在车子里算了。”

“你开玩笑。我根本不知道他有车。”

“车子很旧很破，他停在路边就行了，这是好事，因为他也负担不起车库。那是一辆雪佛兰随想曲车，老式四门大房车，后座很宽敞。”

“他就睡在后座吗？”

“他说其实没那么不舒服。他在找公寓期间就睡在车上，后来他逐渐习惯，也明白自己不可能负担得起租房子了。所以他就继续这样过日子，唯一的问题就是要确定他永远都有合法的停车位。如果车子被拖吊，他就得带着几百元去拖吊场取车，他付不起那个钱。”

“可是他看起来不像住在车上的人。他会刮胡子、梳头发，他穿的衣服都很干净，身上的味道也很香……”

“他是一个健身房的会员。那是个不错的健身房，会员费每个月要一百多元，但比租一户公寓要少得多。他每天早上去，举重，或在跑步机上花点时间，然后冲澡、刮胡子、换上带去的衣服。他所有衣服都放在后车厢，要洗的时候就去投币自助洗衣店。”

“那工作呢？他真的是广告文案撰稿人吗？”

“没错，跟他说的一模一样。他有笔记本电脑，平常藏在车子的前座下头，以防万一有人打破窗户偷东西的时候顺走。他要上网的时候，就去一家有无线上网服务的咖啡店。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

“我知道怎么弄的。我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一张无线上网的卡，可是从没用过。老天，我是天生就会去挑这种人还是怎么着？我找到了梦想中的男人，结果他居然住在他的车上。”

“他未婚，”我说，“也没有另外交女朋友过着双重生活。”

“那当然不可能。听起来他连单一生活都应付不来了。”

“他现在尽量让收支相抵。要多赚钱很困难，不过他勉强还能持平，而且不耍肮脏手段。他很勇敢，我得说我喜欢他。”

“我自己也喜欢他呀。或至少我喜欢他假装的那个人。”

“假装的部分让他很困扰，”我告诉露易丝，“我们的谈话很尴尬——”

“我想象得到。”

“可是全部说出来后，他好像松了口气。他想告诉你，却不知该怎么开口。”

“‘亲爱的，说来可真巧，我是个流浪汉。’”

“这个嘛，他并不打算这辈子永远都要住在车上。他希望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或者自由撰稿的活儿更有进展，好东山再起，重新站起来。总之，他不确定你有多喜欢他，或你们两人是否可能持续下去。如果没希望，那又干吗和盘托出，白白让自己丢脸呢。”

“我们出去吃晚餐的时候，”她说，“我建议要各付各的，他都不肯。”

“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他不是一穷二白。只不过钱不多罢了。”

“而且没有住处。你知道，他可以在我家过夜的。他可以偶尔睡在一张真正的床上。”

“我猜想他是出于自尊而不肯这么做。”

“老天啊，”她说，手指敲打着桌面，“他会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跟他说什么。”

“我不认为他会打给你。”

“他要甩掉我吗？为什么？”

“他会等你打给他，”我说，“如果你不打，嗯，他会以为这就表示你不想再跟他交往了。”

“啊，”她说，然后想了想，“这样对我就比较简单了，不是吗？省得我们还要有一段艰难的对话。”她又想了想，“只不过或许有点不堪。我知道那种等电话的滋味，不知道对方到底会不会打来。或许我打电话做个了断会比较好。”

我说一切都看她。她想知道她还得付我多少钱，我告诉她原来那笔雇用费够了。事实上，我说着伸手拿了账单，剩下的还够付这两杯咖啡钱。

“我很高兴你查清楚了，”她说，“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你所发现的事情。我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不可能真有那么完美的人，还留着可爱的小胡子。何况他还抽烟。”

“小胡子。”我说。

“怎么？别跟我说他剃掉了。”

“不，”我说，“你刚好提醒了我一件事，如此而已。”

我没等到回家。我找了个听不到嘈杂声的门廊，用手机打电话给萨斯曼。

他说：“你考虑之后，改变心意了。”

“不，不可能，”我说，“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你前几天提到过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现在你有机会了。我说了什么？”

“肯定是跟他的小胡子有关。我们谈到了一个话题，你说了类似他留小胡子是好事，因为你要用那些胡子编一根绳子把他给吊死。”

“我说过这种话？”

“诸如此类的，反正是。”

“我看都得怪布鲁克林学院，”他说，“害我说话时如果不讲‘预先立场’这种字眼，就会拿腔拿调。那又怎么样呢？”

“你当时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啊，那件事查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在场吗？也或许不在吧。他用吸尘器还是不能完全灭迹。我们发现了三根小毛发，不是女人的。一根在她旁边的床单上，另外两根在阴毛里，请原谅我用这个说法。”

“那些毛发是小胡子。”

“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是这么告诉我的。总之是脸部的毛发，而且足够做 DNA 分析了。如果没找到他，这些证据也没用，但只要能逮到他，那三根胡子就是宝了。检察官最喜欢的，就是手上有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证。”

我走了一个街区又打电话给萨斯曼。我想他有来电显示的装置，而且我的电话没有设定拒绝显示，因为他一接电话就说：“又怎么了？”

“关于那个小胡子的。”我说。

“所以呢？”

“我似乎觉得，他胡子刮得很干净。”

“你说真的？你是怎么推出来的？他吃点心的时候不知道掉了两根胡须啊。就算他把胡子给刮掉了，验 DNA 不必取他的胡子当样本，他身上每个细胞都行。”

“他没有刮掉，”他说，“因为他不必刮。他只需要用一点溶剂把胡子撕下来就行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电话断线了。然后他说：“你是说那个小胡子是假的。”

“我的意思正是如此。”

“所以他留下那几根胡子并不是意外。他是故意放在那里，让我们找到的。”

“对。”

“老天啊，真是复杂。”

“你我都知道他做事是有计划的。”

“而且是个彻头彻尾的奸诈混蛋。但这样实在说不通，马修。提供另一个人的 DNA 并不会让我们从此步上光明坦途，我们也不可能故意去栽赃别人。我的意思是，他知道我们有目击证人，是受害者的朋友，把凶器卖给他的人。如果我们逮到他，也不会因为 DNA 不符就放了他。”

“但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就有花样可以玩了。”我说。

“他的律师会问：‘你们是不是曾在犯罪现场发现了男性脸部的毛发？而且你们拿来跟被告的 DNA 比对的结果，是不是不符合？’”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在我的当事人回家之后，另一个男人拜访了被害者的公寓，你怎么能排除另一个男人要为她的死亡负责任的可能性呢？’”

“是啊，听起来很像是他律师会说的话。”萨斯曼说，“可是他是心理变态杀人狂，会他妈的费这么多苦心吗？好吧，你接下来两三个小时会在家吗？”

“不管在不在，我都会带着手机。”

“很好。我要去找实验室的人谈一谈，然后我再跟你商量。”

电话铃响时，我正好走到门口。“他们什么都不必做，”他说，“我只是去问问题而已。他们发现那三根毛发是男性脸部的毛发，跟我之前说的一样。脸部毛发就跟头发一样，长到一定的长度后会掉，这时候毛囊就会再生出新的头发。”

“然后呢？”

“那三根头发不是掉下来的。它们是被切断的，可能是剪刀剪的。有时候这种事情是因为你拿把剪刀修剪你的小胡子，剪完后没有梳理，有些剪下来的就会黏在胡子里，稍后才会掉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检查后发现那三根胡子是被切断的，却并没有起疑心。”

“很合理。”

“事情的确可能是这样，我也没办法证明不是。可是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的爱干净先生如果剪过小胡子，就一定会梳理的。”

“对。”

“他一定梳过她的胯下，否则就是他剃掉了自己的阴毛，有些犯罪者会这样，免得留下的证据暴露身份。老兄，我敢说剧集《犯罪现场调查》播出时，监狱里的每台电视机都在播放，我敢说那些他妈的家伙乖乖坐在电视机前面记笔记。总之，我们在她身上没找到任何掉下的阴毛。所以他的小胡子是假的。”

“肯定是。”

“而且他一直都戴着。他跟她碰面时，去你太太的店里时都戴上了。顺便跟你讲一声，你就忘掉我稍早说要她回去开店的事情吧。这个小混蛋太精了。”

“我也是这么想。”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给电视和报纸的那张素描换掉。但那样可能会让他知道我们看穿他的伎俩了。此外，到现在他可能已经留了满脸的大胡子了。”

“如果他能找到人卖给他大胡子的话。”

“我正打算往这个方向去查。卖戏剧道具的店，因为那个小胡子一定是他买来的。马修，这件事我得谢谢你。我根本没想到那可能是假胡子。我平常不会这样想事情的。也许你们以前的罪犯要狡诈得多，嗯？”

“肯定是，”我说，“那家伙是效法古人。”

TJ 在用计算机，伊莱恩在看杂志，不过他们都停下来听有关大卫·汤普森的事。伊莱恩很担心露易丝要跟他分手的事情。“所以他没有地方住，那又怎样？”

“我想让她烦心的是他没告诉她。”

“就像疱疹，”她说，“有必要知道的人你才会说。何况，他的确告诉过她，说他家太小不能带人去。他只是没说清楚到底有多小。”

“他说他住在奇普斯湾。”

“哦，也许他喜欢把车停在那里，也许那边车位很多。我想她应该在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买一栋房子，好让他把车停在她车道上。”

“你就是喜欢有个快乐的结局。”

“嗯，你说得没错。”

TJ 想起我们企图跟踪他那个晚上，汤普森一出了露易丝那栋大楼，曾停下来打过一个短短的电话。

“我们之前猜他是打给一个女人，”我说，“猜得没错。他是打给露易丝，告诉她说这一夜很愉快。然后他就上路，沿西端大道往北走到八十八街，因为他的车就停在那里。他上了车之后，嗯，就这样甩掉我们了，虽然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跟踪他。”

“他就上了车，没发动引擎或干别的什么。”

“他干吗离开？他有个好好的停车位，可以停到第二天早上七点①。”

伊莱恩说：“真是个理想中的男人。他跟你做完爱之后，只想回自己的车睡觉。”

“至少他有辆车，”TJ 说，“他们可以开车去兜风。”

“他可以带她去户外电影院，可以开车进去看的那种，”她说，“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电影院了。或者他可以找个地方把车停下来，引诱她到后座。”

“然后他就会睡着。”

“只是出于习惯而已，”她同意，“哈，这个好玩。”

然后我告诉他们有关莫妮卡的凶手留下的小胡子，以及萨斯曼和我的推论，他们于是变得严肃起来。我问伊莱恩会不会觉得那个小胡子看起来很假，她说不会，如果很假的话，她之前一定会说的。

“可是你不会想到会有人戴着假的小胡子，”她说，“某种人的发际线，你只要多看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典型的假发痕迹。即使如此，就像我们前几天才谈到过，如果是顶好假发，你就看不出来，假的小胡子应该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因为没有人会注意。”

我忽然想到什么，问起那张素描在哪里。

“桌上就有，一大沓呢。”

“我指的是原版那张。”

“啊，”她说，“等一下，我想我知道放在哪儿。”

“能不能带一块橡皮擦过来？”

“橡皮擦？你想要——啊，我明白了。没问题。”

她带着雷画的那张素描和一块专用的软橡皮擦回来，她说：“让我来擦，可以吗？你希望把小胡子擦掉，但其他部分不要动，对不对？”

“对。”

“那我来擦，因为我做细致工作比你手巧。”

“写字印字也比我手巧。”

“没错，只因为我是女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打棒球不会传球。”

“也搞不懂内野高飞球规则。”

“可是如果我是女同性恋，我就会传球。不过我还是不会懂内野高飞球规则。”她往前凑，吹掉了软橡皮的碎屑。“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老天啊。”我说。

“怎么了？你还好吧？”

“我很好。”

“你脸色可不好。看起来好像生病了。怎么了？”

“我想我认识他，”我说，“我想他是阿比。”

他的名字是阿比，我认识他有多久了？不知道。一两个月？他刚到纽约，但他已经戒酒好像有十年了。他会去参加圣保罗教堂和“炉边”团体的戒酒聚会，而且前几天晚上他才出现在切尔西一个男同性恋的戒酒聚会上。我在那里碰到他，当时觉得很奇怪。那天他的态度有些怪异，他想讲话，想逗我开口，可是我那天只想一个人清静。

“他在偷偷跟踪窥视你。”

我简直坐不住了。我站了起来，在屋里兜圈子转着。

我说：“这实在没道理。老天在上，他已经参加匿名戒酒会十年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干吗要撒这种谎呢？就像小胡子，你根本不会仔细看。”我皱起眉，“我才是他真正的目标，对吧？我本来以为是莫妮卡，然后是你，或顺序倒过来，但其实是我。他跟着我到匿名戒酒会，然后开始参加聚会。我不懂他是怎么认识莫妮卡的。”

“她常常来我们家。生前的时候。”

“然后他设法认识了她，大概不会太难。然后让她以为他的种种必须保密，这样莫妮卡就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他的事情了。她为他买过苏格兰威士忌对不对？”

“对。”

“然后他买了一瓶意大利的什么鬼东西给她。”

“女巫酒。”

“没错，女巫酒。他来参加戒酒聚会，说他十年没喝酒，符合参加聚会的资格，然后他去莫妮卡家，喝一点苏格兰威士忌。为什么不能喝呢，他根本就不是酒鬼。”

我拿起电话，查了号码拨过去。电话响了很多声，我都要挂上了，比尔接了起来。我说：“比尔，我是马修。你还好吧？你是阿比的辅导人，对不对？你最近聚会上有碰到过他吗？嗯，我为什么问，我希望你保密，但我有理由怀疑他牵涉到一些严重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我想他可能是在设计什么，可能他根本没有戒酒。严重的不是这些，那件事我现在还不想讲。嗯，那就有趣了。他姓什么，你会不会刚好知道？呃，你知道他住哪里吗？我明白了，是，当然了，比尔。我会的，谢了。”

我挂了电话后说：“比尔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他了，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有一次比尔闻到他身上有威士忌的味道，可是什么都没说，不过阿比一定感觉到什么，因为他先主动说他在餐厅里如何被一杯酒泼到，把他气得要死，走到哪里都闻到自己身上那种甩不掉的酒味儿。不过回想起来，比尔感觉那可能是撒谎，酒味是从他气息里透出来的，不是从他衣服上。”

“宝贝，你要不要喝杯红茶？或吃点东西？你整个人——”

“我太激动了，可是我不激动才怪。比尔是他的辅导人，可是阿比从没把自己姓什么告诉他。”

“用阿比这个名字真奇怪。亚伯拉罕的简称吧，我想是。”

“你以为是这样，可是如果你喊他亚伯拉罕，他会纠正你。或者我想到了，如果你简称他阿贝，他也会纠正你。匿名戒酒会的人都很客气，都他妈的接受他的说法。他可以自称是多洛雷斯，大家也都不会有意见。”

“叫多洛雷斯这名字有什么不对？”

TJ 问他有没有任何缩写姓，比如我们在聚会里常自称是马修·S 或比尔·W。

我说：“没有，他就叫阿比而已。”然后我停下脚步，我猜我的眼睛睁很大，嘴巴也张开了，因为 TJ 瞪着我，伊莱恩则抓住了我的手臂，问我怎么了。

“真他妈的聪明，”我说，“他妈的太精了。阿比，懂了没？只有阿比（Abie）。这名字本身就是两个字母的缩写。A. B.。”

“我不懂——”

“A 他妈的 B。就像亚伯·贝克（Abel Baker），或阿尼·伯丁森（Arne Bodinson）。”

“你不会以为——”

“或是阿登·布里尔（Arden Brill），”我说，“或是亚当·布莱特（Adam Breit），或是他写在墙上那名字是什么？奥伯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永远都是 AB。啊，老天啊，是他。”

①纽约因为打扫街道的原因，有轮边停车制度：每星期一、三、五街的左侧，星期二、四街的右侧均不能停车，每天早上七点换边。

30

“你知道，”艾拉·温特沃思说，“过去几年来，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曾想到那个狗娘养的。每次我都逼自己去想别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他占据我的脑袋空间。我希望那一章结束。”

艾拉·温特沃思还在二十六分局。几年前，那个用过好几个名字，但缩写都一样的男子在他辖区的克莱尔蒙特街伏击了一个名叫莉娅·帕克曼的年轻女子。当时她的两个室友也在公寓里，但他设法进去又出来，而且有预谋地将莉娅溺死在浴缸里面，都没有人注意到他来过。莉娅是 TJ 的朋友，当时正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她同时也是另一名年轻女子克里斯廷·霍兰德的表妹，克里斯廷的父母被两个显然是正在入室抢劫的人残忍地谋杀。AB——莉雅所知道的他叫阿登·布里尔，是个英语专业的博士候选人；克里斯廷所知道的他名叫亚当·布莱特，是个挣脱传统的心理咨询师——AB 杀了那次入门劫案的共犯和另外一个年轻人。稍早，他还杀了一个住在中央公园西道的公寓屋主，然后自己搬进去，声称自己转租了这户公寓。过了一阵子，他勒死了一名在韩国按摩店的按摩女郎，掐住她的脖子后，尸体留在那里。最后，他用刀刺死五个人，这五人合资买下了布鲁克林区布什维克那一带的一栋房子，正在重新整修，他们的尸体被盐酸毁损，然后凶手本人也死在地下室，被他自己放的火给烧死了。

我希望那一章结束，温特沃思这么说，原因不难理解。

萨斯曼说：“地下室的那具尸体，你无法确认身份吗？”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他戴着一个项链坠子，是块粉红色的石头，确定是在霍兰德家劫案中失窃的。他身旁有一把刀，我们因此才能跟楼上的五起命案联系起来。那具尸体很完整，被烧焦了，你只能说那可能是他。我们可以采到 DNA，但却没有可供比对的东西。如果他不是这么个他妈的大骗子，这么个爱耍花招的小家伙，应该就是他了。”

“所以你们把案子结了吗？”

“我没有理由不结案。就算我出自任何直觉，认为他设计了整件事后消失了，哦，那我们又该去哪里抓他呢？发出一个全国性的通告，留意某个到处杀人的狡猾男子？我没办法证明他没死，我从没见过他，也没看过他的照片。我连他外貌的精确描述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就是这个人没错。”

“因为姓名的缩写。”

“这一点确定就是他，不是吗？这就是他蠢的地方，永远使用相同的姓名缩写，当成他的注册商标。他就用这个缩写给作品签名。唯一比他脑袋大的，就是他的自我。你知道，我们当初结案的时候，我知道有可能他还活着。但那表示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管辖区，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你当时也这么说过。”

那就是我和萨斯曼讲电话时曾觉得不对劲的事情。也许他已经完成了纽约的配额，也许他正在前往得州埃尔帕索的路上。若是如此，他就再也不会来烦我们了。当时我曾感觉到不对劲，却没有当场把握住。

“我本来以为，最糟糕的状况是，他成了其他人的烦恼。”温特沃思想过之后说，“我根本从没想到，他可能会回来。”

是我打电话邀萨斯曼和温特沃思两个人来我家的，然后我们聚在客厅里。桌上有一壶玻璃壶装的咖啡，还有一小壶鲜奶油，和一小碟人工代糖的糖包，粉红色和蓝色都有。我猜想粉红色给女婴，蓝色给男婴。桌上还有一盘饼干，不过没有人碰那盘饼干，也没有人加鲜奶油或糖，不过温特沃思已经喝了两杯咖啡了。

我还可以邀请其他警察来参加这个聚会。有布鲁克林的埃德·艾弗森，他是当初负责调查科尼艾兰大道那桩显然是谋杀加自杀的案子。那是 AB 先生布置的，让现场看起来好像是杰森·比尔曼先杀了卡尔·伊凡科，然后再自杀，很有效率地结了霍兰德夫妇的谋杀案。另外有丹·谢林，一开始霍兰德夫妇命案是他的案子，直到北区重案组接管。我还可以想到其他几个重案组和二十六分局的警察，还有布什维克那个案子的火场鉴定人员，不过我连他们的名字都想不起来，更别说联络他们了。

温特沃思说：“已经多久了？四年吗？不难猜测这四年他都在做什么打发日子。”

“杀人。”

“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杀了四个人，”温特沃思说，“不，应该是五个。”

“除了莫妮卡还有谁？”伊莱恩想知道。

“你的朋友是一个。加上弗吉尼亚州那三个男孩，除非在场有谁不认为我们要找的这家伙和亚伯·贝克、阿尼·伯丁格是同一个人。”

“伯丁森。”

“我错了。是同一个人，对吧？”

“一定是。”

萨斯曼同意，但不明白为什么这表示他杀了里士满那三个男孩。不利于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的证据不是铁证如山吗？

“证据，”温特沃思说，“似乎是这个家伙的专长。如果我没记错，里士满的那几桩命案都是用同一把刀。刀子也找到了，是证据的一部分。我们要找的这家伙好像确实很喜欢刀。”

“他勒死了那个韩国按摩女郎，”我提醒他，“另外用枪杀了比尔曼、伊凡科和伯恩·霍兰德。”

“你不认为他杀了里士满那三个男孩吗？”

“我很确定是他杀的，”我说，“我也同意他喜欢用刀，但他自己没有底线。”

伊莱恩说：“那三个男孩不是被猥亵了吗？我指的是性侵害。”

“那又怎样？”

“我以为他是异性恋者，如此而已。‘查姆利没有同性恋倾向。’你记得那个笑话吧？”

温特沃思说：“有关查姆利鸡奸一头大象的，对不对？‘公象还是母象？’‘为什么这么问？老兄，是母象。查姆利没有同性恋倾向。’”

“可是那三个男孩是好几年前被杀害的，”萨斯曼说，“弗吉尼亚州的上诉过程比其他大部分的州都要快，很快就定案了，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一定是好几年前就计划好的。”

“他很有耐心，马克。而且他可能找到其他方式打发时间。每年都有很多人被杀害，而且很多杀人案没有破。此外我们也不必只考虑没破的案子。我的意思是，里士满的那些谋杀案，那里的警察把这三个杀人案归到已破案项下。结案了，对吧？就像他几年前在这里犯下的命案，我们也把案子结了。”

“不知道，”萨斯曼说，“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打电话给里士满吗？”

他们反复考虑这一点。一方面，里士满的谋杀案就像一罐蠕虫；而另一方面，罐子已经被打开了。不论怎么做，主要重点在于我们得抓到这狗娘养的。要是我们把里士满和联邦调查局扯进来，会增加逮到他的机会，还是会陷入“人多坏事”的困境中？

中间出现了一段沉默，此时伊莱恩说：“你说是五个。”

“五个什么？”

“你说他杀了五个人，”她告诉温特沃思，“莫妮卡一个，还有里士满的三个男孩。加起来是四个，那第五个是谁？”

“阿普尔盖特，不过他不姓这个。我一分钟前才说过，他姓什么来着？”

“阿普尔怀特。”

“没错。阿普尔怀特被弗吉尼亚州政府打了毒针，我们的朋友还在那里亲眼看到处决，他就是让阿普尔怀特躺上推床的始作俑者。他不会因为这个案子被起诉，反正还有太多其他案子可以吊死他，但你不觉得他就像打进阿普尔怀特体内的那些化学品一样，也是让阿普尔怀特致死的原因吗？你不认为这就叫谋杀吗？”

如果里士满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加入，整件事一夜之间就会成为媒体闹剧。

“我感觉现在我们有个很大的优势，”萨斯曼说，“我们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的来历，可是他不知道我们知道了。如果把这些事情公布，那就全完了。”

“不知道，”温特沃思说，“总之，我们到底有多少优势？首先，他可能会假设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没有刻意隐瞒是他干的，他持续用同样的姓名缩写，并不是因为他有一套铸了 AB 字母的袖扣舍不得扔。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是他干的。”

“等于是在说：‘来抓我吧，免得我杀更多人。’”

“不，我不是说他想被抓到。他是尽一切可能避免被抓到，但有意无意间，他肯定很想让我们搞清楚我们抓不到的人是谁。”

“如果我们公布这件事，他会怎么做？”

“我知道上回他是怎么做的，”温特沃思说，“他杀了五个人，然后就消失了。算上他抓来顶替自己的那个被烧焦的倒霉鬼，就是六个人了。我们不见得会让他展开另一场大屠杀，但我敢打赌，如果我们一公布，他就会立刻消失。”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除了暗地里调动更多人马调查，把更多杀人事件纳入这个案子里，我们要怎么找到他？”

“首先，我们要认真保护马修和伊莱恩。其次我们要出去找他。他一定有个地方可以住。马修，你刚刚说他参加戒酒聚会有多久了？”

“至少一个月。”

“所以他住在某个地方，知道会是哪里吗？”

“就在这一带，”TJ 说，“假设离这栋公寓很近、离聚会的地方很近，而且离伊莱恩的店很近。”

“比如就在西五十几街，”萨斯曼说，“从第八大道到哈得孙河。换句话说，就是中城北区分局的辖区。那个局里我们认识谁？”

我听着他们提出好几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字是乔·德金，我告诉他们德金退休了。他们商量细节，讨论该如何执行。这个区域有很多旅社和出租公寓，他们觉得应该好好清查。

我说：“我不认为他会住在旅社里。”

“是吗？”

TJ 说：“又是个睡在车上的家伙吗？”

他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也懒得多作解释。“他会找个公寓住。”我说。

“他如果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一户公寓，那他就是个天才。”

“他未必要找空屋。”我说，然后提醒他们，当初他在中央公园西路的邻居们都以为他是向一个休假一年去法国的古生物学家转租公寓的。“这样转租的成本很低，而且没有期限，”我说，“他只需要杀了那个古生物学家，把他的尸体丢到哈得孙河就行了。”

“你觉得他会再如法炮制一次？”

“这样比较便宜，”我说，“而且杀人对他来说也不勉强。”

“的确，”萨斯曼说，“他好像越来越喜欢杀人了，不是吗？”

两个警察离去后，伊莱恩、TJ 和我坐在那里，没什么话可说。没有人想吃东西。我打开电视，漫无目标地转台看了几分钟，然后又关掉。我坐在那儿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冥想中，试图计算据我们所知 AB 杀了几个人。我老是算着算着就糊涂了，然后从头开始算。

几个月前，棒球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有天下午我试图要想起我小时候有哪些大联盟球队，想得快发疯，当时两个联盟各有八支球队，没有分区也没有季后赛，更别说有大型电子计分广告牌和指定打击。我没用纸笔记下，只是在脑子里回想，可是没有一般想象中那么容易。国家联盟的八支球队我都想起来了，但美国联盟我只想出了七支球队，剩下的那支球队好像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我就忘掉了整件事，两天后扬基队在主场迎战底特律，那就是我的答案，于是我又生出另一个问题。我怎么可能把底特律老虎队给忘了？

当时这个国家很不一样，大联盟球队最西边的城市是圣路易斯，最南边的是华盛顿。当然，芝加哥有两支球队，不过波士顿和费城，还有没错，圣路易斯，也都有两支球队。纽约有三支球队。

伊莱恩问我在想什么。“棒球。”我说。

“看看电视上有没有球赛转播，”伊莱恩建议，“来吧，至少有点事情可以做。我去弄些爆玉米花来吃。”

扬基队正在巴尔的摩打客场比赛，对手金莺队的前身曾是圣路易斯棕人队。大都会队正在主场跟来访的勇士队打三连战，我从小到大看着勇士队从波士顿搬到密尔沃基又搬到亚特兰大。但棒球规则还是四坏保送、三振出局，依然是三人出局就结束一局，每场球赛打九局。而如果现在的击球者比以前要强，那么，现在的投手球速也就比以前更快。我们三个人坐在沙发上吃爆玉米花，看着球场上的年轻人打着古老的比赛。

31

他坐在那家小餐馆里。他的位置靠窗，可以坐在这里吃早餐，同时看着斜对面的那栋大楼。斯卡德住在那里，斯卡德和他漂亮的太太伊莱恩，另外还有个年轻黑人似乎常跟他们在一起。自从他回到纽约，他就常看到斯卡德跟那个年轻人一道，有时候是走在街上，有时候是在这家小餐馆一起吃饭。

现在伊莱恩好像都不离开那栋大楼了。斯卡德进进出出，那个黑人也进进出出，可是他再也看不到斯卡德和那个黑人一起行动了。这一点很难确定，他并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盯着那栋大楼的出入口，不过他觉得这两个男人似乎至少会有其中之一待在大楼里。斯卡德一定会等到那个黑人进去陪着她，自己才会离开。

这表示他们在守护她。让她留在家里，没有人能接近，而且如果他设法进了那栋大楼，那两个男人会在她身旁保护她。

那如果他离开呢？

这个念头很吸引他。他想考虑一下。他付了账，离开那个小餐馆，一路走去。

他可以就这么消失。他一向就是这么做的，早晚都会消失。他离开原来的生活，就像蛇蜕皮一般。他去到另一个地方，变成另外一个人。

然后过自己的生活。

这回也要如此吗？他原来是计划要解决掉他和斯卡德先生与斯卡德太太的事情才走的。假设他丢下这些未完成的事务，就这么消失呢？他可以往南或往西走，他可以去任何地方，带着他颜色更深的头发、修过的新发际线和他的眼镜，没有人会认得他。

而斯卡德夫妇可以留在这里，等不到事情结束的迹象。他们会仍然保持警戒，斯卡德太太仍然不敢离开那栋大楼，而斯卡德先生则仍然害怕让她落单，他们夫妇仍被恐惧牢牢锁住，而他，那个恐惧的源头，却已经无处可寻了。离开，消失，不告而别，但不知情的斯卡德夫妇仍无法放松，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

他的最大优势就是耐心。自从斯卡德逼他离开这个城市之后，多年来这件未完成事务都没有解决。这件事从未啃噬他，从未折磨他的心灵。那不过是待办事项之一，等到时机成熟时，早晚要解决的。

假设他把这件事情再度搁置，假设他再离开几年，等着斯卡德夫妇回复到正常生活，等着时光流逝。然而他们会一再不经意也不情愿地想到他，一次次深感困扰。他们知道他还在，知道他可能会回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威胁都会降低，最后他们会完全放松下来。

然后他会回来。啊，等他重返这个城市时，口袋里面不会有这把刀了。他会出于某些原因，将刀子留在某个地方。但他会有另一把刀，说不定他会更喜欢新的那把。

等到时机成熟时，他会有机会使用那把刀。

可是离开之前，他要做一些事情，免得他们太快就忘记他。

32

马克·萨斯曼打来电话时，上午已经过了一大半。我看到皇后区发生的那桩高峰时间地铁刺杀案新闻了吗？受害者是男性，十六岁，稍早曾跟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在地铁月台上推挤。这桩杀人案被认为是起因于那件推挤纠纷，虽然没有人看到杀人的经过；其他乘客的身体挤着，使得那个男孩的身体一直保持直立，直到列车开到一站，下车的人多了，尸体才倒下。

“他们认为这个案子跟帮派恩怨有关，”他说，“可是我联想到两天前在曼哈顿被杀害的那个女人。相距好几英里，不过是同一条地铁上，两回都是用刀刺，而且都没人看到发生的经过。因为发生在两个不同的行政区，有两组不同的法医，所以谁会立刻想到两者有关呢？你懂我的意思吧？”

他去找了相关的人谈过，正等着他们比对记录后给他回复。“我想听到的会是，”他说，“两把不同的凶刀、两种不同的伤口，两者之间的一切完全不同。但你知道我觉得会是怎样。”

他说等他得到回复，会马上通知我。约一个小时后，电话铃响起，我还以为是他，结果不是。是米克·巴卢。

“你给我看过的那张素描，”他说，“我不是跟你说很眼熟吗？我拼命想这人是谁，结果昨天半夜我才想起来。”

“你在葛洛根酒吧看过他？”

“不是。我好几年前见过他，而且只看了一眼。你记得那次你叫我去西七十四街那栋房子守着吗？当时你觉得住在里面的那个女孩可能有危险。”

“克里斯廷·霍兰德。”

“很有礼貌的年轻小姐。他来敲门，就是你素描上那个人。当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打开门叫他滚蛋，他就滚蛋了。我当时几乎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不过我的记忆力很不错，对吧？是同一个人。”

“啊，老天，”我说，“我根本还没想到她。真搞不懂我是怎么回事。好吧，我得挂掉电话好通知警方去保护她。假设她没事，假设他还没去拜访她。老天啊，要是他去找过她，要是他已经杀了她——”

“没有人能碰她一根汗毛。”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我这会儿不就隔着桌子坐在她对面吗？”

“他昨天半夜就开车赶过去了，”我告诉伊莱恩，“可是担心太晚，就没去敲她的门。他把车停在街对面，好好盯着。到了今天早上，他觉得时间上不会太冒昧了，就按了她家门铃。他很惊讶她还记得他。”

“有谁能忘得了米克吗？”

“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但愿能忘记他。”

“我相信。”

“那栋房子装了防盗警铃，还有一套很好的锁，而且她有米克陪她。我不知道之前我怎么没想到要担心她，不过现在不必了。他杀了她父母，你知道。”

“我知道。”

“她还住在那里。只有一个人，住在那个大房子里。”

“现在她有米克做伴了。”

“他们在玩克里比奇牌戏，”我说，“四年前他过去保护她的时候，他们就玩过克里比奇了。”

我拿起电话打给艾拉·温特沃思，把大部分的情况告诉他，不过我想我没提到他们正在玩克里比奇牌戏。“真不懂我们怎么会忘了她，”我说，“不过她现在没事了。这下他进不了她的屋子了，如果他真进去了，那上帝保佑他吧。不过呢，去监视她的房子可能也不坏。”

“因为他可能会出现，”他说，“我跟我们队长谈过了，我们要重开莉娅·帕克曼的案子。我或许可以调两个便衣坐在车里，监视那个街区。”

我放下电话，铃声再响起时，是萨斯曼。化验室的证据还很初步，还不能确定，不过每一项证据都显示皇后区那个十来岁男孩和曼哈顿那个女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被杀害——从后方插入一刀，从两根肋骨间刺入心脏。两件命案所使用的凶器极其类似，或许是同一件凶器。

“目前呢，”他说，“我打算就到此为止。我连往上呈报都不想了，更别说去跟谁提这事情。因为如果媒体知道了，那我们只好求老天保佑了。你愿意想象一下让高峰时间地铁的每个乘客都提防着背后吗？”

“他们会希望有金属探测器。”我说。

“设在每个检票口。把你的硬币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盘子里，接下来才能刷你的地铁卡。是哦，没错。我们得赶紧抓住这个王八蛋，就这样。因为这事情你只能暂时瞒这么久。如果他再干一次，又干掉一个高峰时间的通勤乘客，有些天才媒体自己就能捉摸出来了。这会登上每份报纸的头版、成为每节电视新闻的头条报道，这会让街道上的人开始恐慌，还有街道下面也一样。”

那天晚上我坐在椅子上看书，伊莱恩忧心忡忡地走过来，问我是不是还好。显然我已经放下书、瞪着空中有五或十分钟了。我自己都没发现。

我说：“我恨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恨等着事情发生，而且期望事情发生时自己能有恰当的反应。我恨觉得自己无助没用又使不上力。”

“而且觉得自己老了。”

“没错，”我说，“我知道该做的我都做了，其他我无能为力。这些我都知道，我也会继续做下去。但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次日早晨的感觉好了点儿。萨斯曼打电话来，我听得出他的口气不同了。“我们找到他了。”他说，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更正说，“应该说，是找到他现在住的地方。就在五十三街西端那边。有个女人认出了那张素描，说他就是那个好心的年轻人，来照顾他的乔叔叔，把他送去了布朗克斯的老兵医院。只不过老兵医院的人从没听过乔·波汉，我猜想再也不会有人见到那个可怜的老乔了。”

“我想我们在找的那个家伙不在家。”

“没错，”他说，“不过他的笔记本电脑在。里面有密码保护，不过我们找了个人来，他破解的速度比高中小鬼弄开上锁的汽车还要快。不过我们不必破解，就知道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的笔记本电脑，因为乔不是那种会上网的人。事实上，你根本看不出乔在那里住过，因为他的东西都不见了。剩下的东西似乎全都是属于那台笔记本电脑的主人，还有一件很可疑的东西，是一把又大又重的刀子。我们在谈的这会儿，他们就已经在比对看那是不是地铁刺杀案的凶器了。我在街上派了十几个人监视，等着他回来用他的笔记本电脑，或他的刀子。”

33

有时他觉得世上似乎真有守护天使存在，而他就有一个。以比较理性的眼光来看，他觉得守护天使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一种隐喻，一种方便的手法，将自己心灵和精神对于某些无形事物的感知能力拟人化。

多年前，他在纽约的最后期间，当斯卡德带着一帮警察守在他位于中央公园西路的公寓时，他就躲开了。他当时坐着出租车，正在回家的路上，正打算要走进那个挤满了等着他出现的警察的门厅，但有什么警告了他，有个什么让他提前下了出租车，徒步走完剩下的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任何危险的迹象。

回想起来，他始终无法精确指出是什么让他警觉的。他还记得当时并没有远方传来的警笛声，而他坐的出租车驶近目的地时，那一带看起来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无论你选择哪个称呼，守护天使、更高的自我、高层次的超感官知觉，都无可否认有什么东西在警告他，而他也沉着地遵循那个警告而行动。

当时有某个东西令他转身远离中央公园西路的那套公寓，去他平常停放的车库取车，直接开到布鲁克林。他没花多少时间就到了那儿，也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让麦瑟罗街那栋房子陷入一片火海，然后彻底离开这个城市。

一切都因为他听得到那个心灵深处的提示，不让逻辑思考凌驾那个倾诉的声音之上。

而现在他又再度体验到那种感觉，那种同样的警告。他感觉到颈后的紧绷感，感觉到手掌的微微刺痛。他第一次注意到那种感觉时，正在第九大道往南走，刚经过伊莱恩的店，而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有人在观察他，有人正在监视他。

他停下来，看着一家餐厅橱窗里的菜单，左看看右看看，设法不动声色地观察四周。他没看到任何人，而且周围的状况也不符合他此刻的那种感觉。没有人在监视他。

有什么在等着他，这就是他此刻的感觉。他还记得四年前的那种感觉，记得他突然叫出租车停下，跟司机说剩下的路他走就行了。

他还记得当时在中央公园西路往前几个街区，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这会儿他走到五十三街，右转，往西走。他就像在玩游戏的小孩一样，借着其他人不断告诉你“愈来愈接近了”或“愈来愈远了”而改变方向。他愈来愈接近了，而且他感觉到接近了，前方有敌意存在的感觉愈来愈强烈。

终于他走得够近，足以看见他们了。就在他居住的那个街区。没有穿蓝色制服的人，但不必再看第二眼，他就知道那些人是警察。那两个把汽车前面的盖子掀开，盯着里面引擎的男人也可能穿着蓝色制服。另外有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对街道上的动静比对推车里的婴孩——是个假娃娃，他很确定——还要关心。两名男子在乔·波汉那栋大楼隔壁的台阶上，喝着纸袋里的铝罐装饮料。警察，每一个都是。

回去拿笔记本电脑的代价太高了。就算他可以设法闯过那群警察，现在回去也根本没用了。他们早就拿到了电脑，还有他所有的东西。

那个笔记本电脑里有什么？密码可以保护一阵子，但如果你制造出更好的捕鼠器，就肯定会有人制造出更好的老鼠，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他的捕鼠器，也适用于其他人的。他们会花一个小时、一天或一个星期破解他的密码，然后他们会发现什么？

有关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的档案在里面吗？他觉得一定在。

没关系。阿普尔怀特，那个可怜虫，他早就上天堂了，如果档案被发现能恢复他的名誉，哦，他当初提供消息给里士满的报社就已经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了。这是个得失所系的世界，不是吗？任何阿普尔怀特名誉的获得，就必须以整个弗吉尼亚州刑事司法系统的名誉损失作为代价。

那个笔记本电脑就让他们拿走吧。他随时都可以再弄一台。同时，也永远都会有金考连锁影印店。

他还损失了什么？几件衣服，几篇文章。一把刮胡刀，一把牙刷，一把梳子。

还有，当然，那把美丽的刀。那把莱因霍德·梅瑟的鲍伊刀，刀片是大马士革钢，制作如此精巧，平衡感如此完美。

他一手滑入口袋，里面放着萨德·詹金斯所制的折叠刀，摸起来光滑而冰凉。他忍不住拿出来，轻挥一下打开，现在动作已经熟练至极。他用大拇指测试刀刃，感觉它的锐利。

然后他有点不情愿地操作扳钩，把刀子收起，放回口袋。

去那栋房子吗？

他之前想到过位于西七十四街的那栋房子。将那栋房子拿来当作下一个临时住处，他觉得似乎是某种因果循环，而且对他这只寄居蟹来说，那里也是个比乔·波汉寒碜的出租公寓更大、更舒适的壳。毕竟，那本来就该是他的房子，早在他还以为一栋房子是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他竟然还曾幻想——现在似乎很可笑——要娶克里斯廷·霍兰德，帮助她抚平失去父母的悲伤。克里斯廷很漂亮，可以拿来当一阵子有趣的伴侣。他可能会说服她，比如为了心理治疗所需而在客厅里做爱，就在他曾杀掉她母亲和父亲的同一个地点。

然后，当然，当趣味逐渐消退，那个悲痛难抑的小可怜会自杀——要安排太容易了——而房子将会是他的，免费且完全属于他。

要不是因为马修·斯卡德。

他摇摇头，驱走那股思绪。往事，他提醒自己，之所以称为“往事”是有原因的——俱往矣，已经结束而且完毕了。有人把往事称之为另一个国家，若是如此，那么这个国家不宜定居，或甚至不宜待太久。他关心的是眼前的此时此地。

而这个“此时此地”包括那栋霍兰德的房子吗？

她还住在里面。这点他知道，不只是因为他在电话簿上查过。他也见过她，离开房子走到街角叫出租车，模样一如他记忆中那般。她现在几岁了？二十五六？肯定是二十多岁，而且还是很可爱。

以前他曾有进入她房子的钥匙，而且知道防盗警铃的密码。锁和密码早都换过了。但应该还是有办法进入那栋房子。

如果他就直接去按门铃呢？

她会来应门。夜里她可能会有所警戒，但在下午三四点时，哦，她会开门看看谁来了。

如果她认出他呢？

克里斯廷，他会说，见到你真好！在她还来不及反应之前，在她想到自己见到此人没理由高兴之前，哦，他已经进去了，不是吗？接下来她想什么或感觉什么或试图想做什么，就不再重要了。

等他收拾了她，这房子可以随他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寄居蟹将会有个绝佳的新壳。

就在他转过街角来到她街区的那一刻，他觉得有异，心里第一个冲动就是转身溜掉，但这回抓住他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他决定凑近一点看。他很小心，谨慎地观察且设法不要让自己被看到，但他没有逃跑或退缩，还不到时候。

在哥伦布大道转角一家韩国人开的超市里，他买了三条白面包和两卷卫生纸。他们给他的购物袋装得鼓鼓的，但却轻得很。他出了店门才想到，又回去买了一把花，用绿色的纸包起来。他一手把那袋杂货捧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那把花，扮出一副寻常且无辜的模样，同时挡住自己的脸，免得任何朝他这个方向望的人看到。

他朝她家的方向走去，刻意让移动的脚步显得不胜重荷。他得以扫视每一辆路边停的车，检查每一栋建筑前方的阶梯和门口。他没看到任何人有一丁点儿的可疑，没有人可能会是盯梢的警察。

为什么他的守护天使会警告他？

他判定，那是预知。人的心灵会有这类反应，碰到熟悉的状况时会召唤某种感觉的回忆。而当警报结果是虚惊一场，结果不也还是同样有用吗？因为现在他可以去按她的门铃，她从窥视孔看到的他，都会被他手上的袋子和花挡住。这一点在他原来的计划里是个漏洞，她的前门上可能有窥视孔，让她在开门前就先认出他来。但现在她得先开门才知道自己的访客是谁，而哪个女人会不肯替捧着一把花上门的男人开门呢？

太完美了。

他走过了她那栋房子，来到另一头的街角，这会儿他转身再度往前走。他只差两栋建筑了，正打算从人行道走向她的前门，此时有什么让他停在原地。他花了几秒钟在脑袋中演练一遍，按门铃，杂货袋和花就这么拿着，等着门打开，然后他会用力顶开门，硬挤进去，扔下所有东西，立刻朝她攻击，用全身最大力气击向她的胸部或腹部，让她无法反应或喊叫，直到有机会把门在身后关上。

于是他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清晰如实际发生一般，此时一辆车开过来，平稳地驶入对街消防栓前面正对着克里斯廷房子的一个停车位。

两个男人，他立刻知道他们是警察。

司机熄了引擎。他的乘客下了车，走到街中央，一只手举在眼睛上头挡阳光，好看清门牌号码。没错，他转身回到车上，摇下车窗好清楚盯着克里斯廷·霍兰德的房子。

想想他还以为那个清晰的警告只是个残余的回音，还打算置之不理！不管来源是什么，那个警告不但告诉他警察的实际存在——他们到这时才出现——更告诉他有确实的危险。

他迈着原先那种刻意装出来的蹒跚步子，脸被花束遮住，手上的沉重负担确保他看来无辜，他一路走到转角，警察看不见了。他又走了一个街区，把两手的东西都扔进了一个垃圾桶，然后加快了步伐。

如果警方去监视霍兰德的房子，就表示他们知道他是谁了。

或至少，他们怀疑有这个可能。怀疑几年前他没死于布鲁克林那场火灾中，怀疑地下室的那具尸体是别人的，怀疑当初他杀了那些人又脱身，后来再度行凶。

这个想法让他感到兴奋。他知道这点很矛盾，他喜欢匿名，但同时又渴望被认出来。一切似乎很清楚，他是个天才，虽然不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所考虑的那些领域。然而，他也有想要被肯定成就的人性欲望——还有一种关键的敏感度，能让他警觉到这种肯定所带来的危险性。

他再度自问，或许这是该消失的时候了。他有身上穿的这套衣服，皮夹里面还有钱，外加一张取款卡，可以让他提取这个国家另一头某家银行账户里的几千美元。他不记得当初用来开户的名字，也不记得那家银行在哪里，叫什么，可是有什么关系？他有这张卡，又知道密码，这就够了。

此外他还有什么？锐利的心灵，坚强的意志，以及直觉的苏醒。

还有，当然，他口袋里的那把刀子。

这些足以带他到任何想去的地方。那么，他该离开吗？

34

那个电话是五点刚过几分钟打来的。我让答录机接了，听完了我们自己请对方留言的短讯后，一段长长的沉默，让我以为来电者可能已经挂电话了。

然后他说：“喂，马修·S。我是阿比。”

伊莱恩和我都在客厅里，她脸上一副认得这个声音的表情。当然，他去她店里买那把青铜拆信刀时，她的确听过他的声音。

我拿起电话。我说：“喂。”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话。

“我一直想联络我的辅导人，”他说，“希望能从他的坚强、希望，和他的经验中得到帮助。可是他没接电话，所以我想我就改打给你。”

“真的？”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不要喝酒，去参加聚会，这可能可以帮助我严守不喝酒的原则。”

“你想做什么？”

“怎么了，我只想谈谈而已。你或许想让我一直在线上，好追踪这个电话。”

我们没有安装追踪电话的设备。现在这个时代要追踪电话并不难，但这个案子似乎没有必要。我们已经知道他打给比尔好几次电话，也清查过比尔的电话记录，已经知道阿比的电话都是来自无法追踪的移动电话。如果他打给我，也会用同一部手机，所以干吗费事装设备去追踪？

“我替你省点麻烦吧，”他说，“我这会儿在宾州车站打公用电话，大约七分钟后我就上火车。我决定该是我消失的时候了。”

“我希望你留下。”

“哦？你祈祷时要小心啊，朋友。”

“因为我的祈祷可能成真吗？”

“一般是这么说的。或者你想告诉我，说你可以帮我，只要我去自首，你就会让警方帮我？”

“不，”我说，“我不想告诉你这些。”

“哦？”

“我不想帮你，我希望你被干掉。”

“这个可就新鲜了，”他说，“我非离开这个舞台不可了，你不觉得吗？跟你说话真好，不过我得去赶火车了。另外还有一件事，你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的辅导人呢？是比尔，他们称‘沉默者威廉’的那个老家伙。他现在比平常更沉默了，如果你去帮我确认一下，我会觉得好过些。”

他挂了。我放下电话，看着伊莱恩。

她说：“我真想扔了这个答录机，重新买一个。或至少用喷雾消毒剂把它彻底喷一下。”

“我懂你的意思。”

“也许我该把整套公寓都喷一喷，在那个声音有机会在这些墙壁间回荡之后，整个地方都该消毒。”

“全纽约市都该消毒。”

“整个地球都该消毒。你要打给谁？”

“比尔。”我说。电话响了又响。我挂掉重拨，还是一样没人接。

“哦，老天啊。”我说。

警方在比尔的公寓发现他，胸部被刺了好几刀致死。他的双手和前臂都有防御性的伤痕，表示他曾抵抗凶手。

萨斯曼清查了电话记录，结果我们接到的那个电话的确是用宾州车站的公用电话打来的。我不知道这表示什么。

“我们在五十三街发现的东西之一，”他说，“就是一个手机充电器。要我猜的话，我猜他的电池用光了。所以他要打电话给你，就得花两毛五找公用电话。”

“他是从宾州车站打来的，”我说，“他也说他是从宾州车站打来的。”

“所以呢？”

“所以他要确定我知道这点。不但告诉了我，还知道电话记录可以确认他的说法。”

“他希望我们以为他离开纽约了。”

“或许。或者他真的离开纽约了，但希望我们以为不是如此。”

“所以告诉我们他要走。”

“对。”

伊莱恩引述了一首歌的歌词：“你明知道我这辈子都是骗子，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你怎能相信？”

“现在都没有这种歌了，”萨斯曼说，“那我们总结一下，好吧？我们现在能确定的，就是他要么离开了纽约，要么没离开。是这样吧？”

结果我去了圣保罗教堂的戒酒聚会。我哪里都不想去，但得有人去告诉他们比尔的事，而我觉得实在应该由我来讲。我到得有点晚，演讲已经结束，但一般互动讨论还在进行，我必须去扮演报噩耗的角色。

除了我们失去了一个长期的会员这个事实之外，我必须让每个人知道他们可能有危险，但可能会有多么危险却完全无法猜测。阿比——我在聚会里面这么称呼他，因为大家所认识的他就是这个名字——忽然间从一个冷静理性的人变成杀人狂。就像我不确定他是真离开了纽约还是假装离开一样，我也无法判断他杀了他的辅导人这件事，是他针对纽约匿名戒酒会的一场战争的开场序曲，或只是向我传递一个私人信息。我觉得自己好像该死的政府似的，把警戒层次从黄色警戒提升到橙色警戒。现在起不只要“小心”，我说着，而是要开始“更加小心”。如果到了必须“特别小心”的时候，放心，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会后我没有去火焰餐厅。伊莱恩没有独自在家，TJ 陪着她，但我还是急着想回家。

走了两个街区，我一直感觉到有人在监视我。我四周看看，却没看到什么异常。

35

那个混蛋在提防。

你可以从他的步伐看出来，从他不断东张西望看得出来。也许他可以感觉到有人在监视他、跟踪他。也许那只显示了他焦虑的程度。

而且他也带了枪。你看不到枪，但你完全知道枪在哪里——插在他右后方的腰带上。他的运动衫套在他的宽松长裤上，下摆很长，足以盖住枪，可是当你观察他，就能准确无误地确定枪的位置，因为他的右手老护着那里，准备时机一到就要拔出枪来。

他还够迅速吗？这个人已经六十多岁了，不可能有十来岁小伙子的灵敏反应。他很紧张不安，他心中无疑想着要迅速拔枪，但假设你猛然攻击他，假设你手上拿着刀奋力从后面扑过去。他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听到接近的脚步声？他会多快转身，多敏捷地用左手把衣服下摆拉到一旁，同时用右手拔出枪来？

街上还有其他人，不过你可以忘掉他们。等到他们弄清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一切已经结束，当他倒在人行道上流血之时，你已经绕过街角了。

你可以办得到。要不要试试看？

不，时机未到。

或许他之前该买张车票。比如一张纽约到华盛顿的城际列车车票。用他们认得的名字订，阿登·布里尔或亚当·布莱特或阿尼·伯丁森。

可是他们会去查售票记录吗？如果查到了，会认为这个购票行为很重要吗？

或许是浪费时间，也是浪费钱。

说到这个，他倒是有钱可以浪费。他的皮夹里面有笔新到手的现金，承蒙已故的“沉默者威廉”赞助，他毕竟没有那么沉默。老比尔交出了他的提款卡和密码，因为他明白若要挽救自己的生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当然，这样其实也不能挽救他的生命，他也不会妄想，但有人把你压在地板上，不断拿刀往你身上戳的时候，的确很难清晰思考。

问出密码之后，他刺入了最后一刀。然后他把刀抽出来，之后没多久他就从比尔的账户里面提了五百块出来。加上比尔放在袜子抽屉里的现金，大大改善了他的财务状况。

钱不是问题。

但他需要一个地方待。他想睡觉，而且也该洗个澡了。

而且他得找个方法靠近斯卡德夫妇。

一抹微笑浮上他的双唇，就是他曾在弗吉尼亚州对着车上后视镜练习过的那个谨慎的浅笑。两只鸟，他心想。而他知道要在哪里找一颗石头了。

那个男人的名字是汤姆·塞尔温，身高有六英尺，体重肯定超过二百五十磅。虽然胖，但他看起来步伐灵活，肯定是个好舞者，虽然这里没有机会见证。在这个灯光黯淡的五十八街酒吧里，虽然点唱机里有很多爵士乐曲和流行歌，但却并没有舞池。

“奥尔登，”汤姆·塞尔温说，“奥尔登。就像迈尔斯·斯坦迪什的那个好友吗？”

这个说法不错。“事实上，”他说，“如果我不提家母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会员，她一定不会原谅我——”

“我完全可以想象。”

“哦，她找了一个系谱学者查出了从约翰·奥尔登和普丽希拉·穆兰①以来的直系后裔——”他怎么能想起这些名字的？“一路传到她身上，然后到我。她本来想给我取名为约翰·奥尔登·比尔斯，可是家父的名字就是约翰，而且他觉得家里有一个约翰就够了。”

“我会忘记所有关于约翰跟厕所的文字游戏②。”

“因为你是绅士，那么我也不会谈任何偷窥者（peeping Thomas）和多疑者（doubting Thomas）的联想。”

“很公平。”

“于是家母就去掉约翰，把我取名为奥尔登。”

“奥尔登·比尔斯。”

他弯下头，表情有点夸张。“正是在下。”他说。

“我之前注意过你，你知道。”

“真的？”

“你以前也来过格丽塞尔达酒吧。我看你走进来过两三次，点了杯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或许就是你今天晚上喝的这个牌子——”

“或许不是。我不是那么忠诚的人。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你知道。”

“啊，那当然。”

“我在寻找的过程中，乐意尝试不同的滋味，可能有人会这么说吧。”

“谁有机会说呢？你走进来，点一杯酒，慢慢喝完，然后离开，没跟任何人说过话。”

“我从没想到有人会注意我。”

“啊，拜托。像你这么有吸引力的男人？你当然感觉得到别人在看你，包括我在内。不过你好像从来不是来找伴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家里有个人。”

“我懂了。”

“不过我今天不想回家。”

“那你想去哪里呢，奥尔登？”

“现在呢，”他说，“我想留在这里。就在这个舒适的气氛里，和一个风度翩翩又有吸引力的绅士谈话。”

“你真好心。”

“这是事实。唯一的问题是——”

“啊，我希望没有问题。”

“就是快到打烊时间了。”

塞尔温看看他的表，是块昂贵的唐龙表，表身很薄，面盘很大。“的确是，”他同意道，“这里打烊之后，你想去哪里？”然后，见他犹豫着，“你的曾曾曾曾曾曾祖母说过什么来着？‘你何不为自己说话呢，奥尔登③？’”

他原先低着头。此时他抬起眼睛，毫无保留地直视着汤姆·塞尔温。“我想去你家。”他说。

大厅的服务员柜台位于左边。他早就知道了，所以走进大楼时，他故意走在塞尔温的右边，让那个大块头挡住服务员的视线。他们两个人互相问好。“晚安，塞尔温先生。”“美好的夜晚，乔治。我看到萨米今天晚上又打中了。”

在电梯里，塞尔温按了9，门关上时叹了口气。“萨米·索萨，”他解释道，“他和乔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同乡，虽然那地方可能没大到可以称之为乡。比乡更小是什么？”

“小村子吗？”

“或许吧。说另一出莎剧《科利奥兰纳斯》④可能更恰当。你看棒球吗？”

“不看。”

“我也不看，不过我会设法搞清萨米·索萨的表现，这样跟乔治才有话讲。他是小熊队的，我指的是索萨，不是乔治。小熊队在芝加哥，他们的主场球场以前没有灯，现在有了。到了。”

那户公寓有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或许有三十平方英尺大，还有一个凹入的小厨房。除了那张大号的双人床，上面枕头堆得高高的之外，其余陈设都很古典。墙上有一幅很大的抽象油画，镶着简单的黑框，另一面墙上有许多版画和素描。他判定，这是个很舒适的房间，比起乔·波汉的公寓真是好太多了，真可惜他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我有苏格兰威士忌。”塞尔温说。

“或许晚点喝吧。”

“啊。有人不想等了呢。”

“有人连话都不想讲了。”他说，开始脱衣服。公寓的主人抬起一边的眉毛，然后解开自己衬衫的纽扣，脱掉，又脱下了长裤。他的衣服遮掩了一些肥肉，一旦裸体，他全身的重量便无所遁形了。

“我一向很不好意思脱衣服，”汤姆·塞尔温说，“你可以想象我有多讨厌体育课。这几年我才明白，有些人并不在乎像画家鲁本斯笔下那样丰腴的体型。显然你也是其中之一，不是吗？我的意思是，难怪你不想浪费时间喝酒或聊一聊。你都准备好了，不是吗？更别说你那话儿天生那么大。谈到准备，那边的抽屉里有橡胶玩意儿。左边有大号的。不过来吧，我来帮你戴上，我有这个荣幸吗？”

塞尔温帮他戴上安全套之前，先提供了一段巧妙的口交。然后他跪在床边，前臂压在床垫上，巨大的臀部一览无遗。这幅景象毫无吸引力，塞尔温身上也毫无成为性对象的魅力，然而他发现自己热切地想占有这个男人。

不过，首先他把那把刀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悄悄拿在手上。然后他按照计划，让塞尔温达到高潮，但自己忍住了。

塞尔温的呼吸恢复正常，然后他正要爬起来，但一只手按在他肩上，让他保持原来的姿势。

“老天，”他说，“你还是很硬。你还没射，对吧？那就来吧，没问题。我希望你也能爽。”

“没办法。”

“是生理上的问题吗？要吃颗药还是什么？因为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

“我不想让自己射，”他说，“我要留着给住在十四楼的一个女人。”

有一段暂停，很有趣的暂停，最后塞尔温开口想说话，但永远没有机会了。他双手移动，刀子也跟着动，血从割开的喉咙里大量涌出。塞尔温的身体弓起蜷缩，拼命扭动，血溅得到处都是。

幸好，浴室的设备非常好，冲澡真是舒服极了。事后还有沙发，没被血喷溅到，即使不如那张大号双人床那么舒服，但也够令人满意了。

他很轻易就入睡了，睡得很沉，而且当然没有人打扰。

闹钟六点吵醒了他。他睡了四个小时，想再多睡一两个小时。不过清晨是最好的时机。

假设他在这里多待二十四个小时呢？好像不太可能有谁来找塞尔温，但另一方面，他的尸体会让这个地方愈来愈不舒服。这里的空调设备没问题，但空气中仍充满了浓重的肉体腐烂和血的腥甜气味，再过二十四个小时——

不，根本不必考虑。而且他必须待着，因为他一旦离开，就再也进不来了。之前他得有塞尔温相伴才能进入凡登大厦，但塞尔温几个小时前就不再是那个快活的同伴了。

该走了。

他根本不打算清理，以除掉他来过的痕迹。现在警方一定已经从乔·波汉位于五十三街的公寓里采到他全套的指纹了。他向来避免不必要地碰触任何表面，但他的指纹布满了那台笔记本电脑和放电脑的桌子，而这真造成了什么差别吗？警方有了他的指纹，而且现在他们也可以从他冲澡后用过的毛巾取得他的 DNA，这表示如果他们抓到他，就可以确认是他干的了。

他们总归是会确认的。有太多人见过他，可以从一排人中将他指认出来。如果警方逮到他，如果他们在威斯康星州或怀俄明州逮到他酒醉驾车，只需一个寻常的指纹检查，就能终止他的杀人生涯，甚至终止他的生命。

但他绝对不会喝醉，开车前也从来不会喝酒。

所以不会是这样被抓住。可能会是其他方式，早晚的事情，不过都在遥远的未来——或是不久的未来，但无论如何不会是现在。而总之，现在，就是此刻，只有现在才算数。而当这一切都过去，说真的，你会遇上什么？

你会随遇而安。

这栋建筑的两旁各有一个楼梯间，但坐电梯似乎比较简单。电梯来到九楼时是空的，他唯一担心的就是电梯门在十四楼打开时，可能有哪个认得他的人——斯卡德、伊莱恩、那个年轻黑人、几个警察——正在门外等电梯。但现在很早，还不到七点，也大幅降低了撞见谁的可能性。

而且他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担心，因为他还没有机会把整件事情想得太仔细，电梯就到达目的地了。他前一晚和塞尔温上楼时，曾注意到电梯里装了监控摄像机，而且是由大厅里的服务员监看着——如果那个家伙肯费事去看的话。这会儿他站的姿势尽量不让摄影机拍到太多，而且确定让身体挡住他拿在身侧的刀子。

但当然十四楼没有人在等电梯，整个走廊也的确都是空的。他走到14Ｇ的门前，看一眼门牌，好确定那的确是斯卡德的公寓。

如果他有钥匙——

但是，可惜呀，他没有。而任何他想得到的进门办法，都可能会驱使公寓里的男主人带着一把枪来到门口，或让门照样锁着，去打九一一。

那么，就按照原来的计划吧。

他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后方的楼梯。离楼梯间那扇门几码之处，有另一扇门，里面是个小房间，有个通往垃圾箱的滑槽和两个资源回收箱。还有一个供搬运工清理垃圾箱的货梯。

楼梯间可能会有监控摄像机，不过好像不太可能每层楼都有一个。垃圾室间没有摄影机，不过可能会有住户提着垃圾进来，届时他要如何解释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他突然想象着一整排住户，一个个老太太提着装满垃圾的购物袋，而他别无选择，只能一个接一个刺死她们，肢解后把尸体一块块扔进垃圾箱的滑槽，拼命要赶在下一个人出现之前把手头这个清理完毕。

他决定改去楼梯间。里面看不见任何摄影机，而如果他看不见摄影机，那摄影机又怎么看得见他？

他把门撑开一两英寸，足以让他看清楚14Ｇ的门口，但不会暴露他的行踪。

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等待了，而耐心正是他一向不缺的。

①约翰·奥尔登与好友、邻居迈尔斯·斯坦迪什均为一六二○年搭乘“五月花号”到达北美的英格兰殖民者。奥尔登与普丽希拉·穆兰的婚姻日后成为文人笔下虚构的浪漫故事的灵感来源。

②约翰常用来当作厕所的婉转称呼。

③出自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迈尔斯·斯坦迪什的求婚》。

④前文的“小村子”用的是 hamlet，也可理解为《哈姆雷特》，它和《科利奥兰纳斯》都是莎士比亚的戏剧。

36

我睡得很不稳，一直在做一个喝酒的梦。醒来时完全记不得细节了，但第一个担心的就是那无论如何不仅仅是个梦，而是我真的喝了酒。

伊莱恩还在睡，我安静地下了床，免得吵醒她。我们两边的床头桌上各放了一把手枪——我这边是九○手枪，她那边是点三八的。淋浴时，我试图想象出某种“一起祷告的家庭不会散”的适合画面，却徒劳无功。回到卧室时，床是空的，她的床头桌也一样。

我穿好衣服到厨房。她不在里面，但已经煮了咖啡，那把点三八手枪这会儿放在咖啡壶旁边的流理台上。我四处走一圈找她，听到淋浴的声音就回到厨房。我给自己倒了咖啡，又烤了个松饼，等到我喝第二杯时，她也来到厨房。她穿了一件有系带的丝睡袍，是前两年圣诞节我送给她的。那是我买得比较成功的礼物之一。她还没化妆，素净的脸看起来像个小女孩。

她问我要不要吃蛋，我想了一下决定不要。她打开电视看本地新闻，没有任何一则新闻吸引我的注意力。我们两个有兴趣的主题其实只有一个。

我说：“他可能已经离开纽约了。”

“不，他就在城里。”

“如果他还在纽约，那也不会太久了。警方已经有他的指纹了。”

“那可真是帮了大忙。‘注意——请大家留意有以下指纹的男子……’”

“重点是警方已经逼近他。如果他昨天没搭上火车，他今天就别想搭得上了。他们会在宾州车站找他。还有大中央车站，还有长途汽车总站和机场。”

“他可能有车，”她说，“也可能杀掉某个人，开走他的车。”

“有可能。”

“他还在城里。我感觉得到。”

要不是我这些年来也学到了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可能早就抛开这些关于直觉的说法了。而且这回我格外难以跟她争辩，因为我其实同意她的看法。我不像她那么肯定，但我也不认为那个家伙离开纽约了。

而且昨天晚上参加过戒酒聚会之后，回家路上我不是感觉到他在监视我吗？

或许有，也或许没有。或许焦虑便足以解释我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天知道我的确很焦虑，弄得我疑神疑鬼。

我说：“我想你可能是对的。但是不管对或错，我们的行动都得当成他就在纽约。”

“意思就是我得待在家里。”

“恐怕是得这样了。”

“我不打算跟你争。我经历了这辈子最可怕的幽闭症，可是我也怕死。现在要我离开这栋公寓只怕是很困难。”

“很好。”

“我希望这不会造成永久性的广场恐惧症。我有一次听说有个男人，是科幻杂志的编辑，他不肯离开他住的公寓大楼。”

“是怕外星人吗？”

“天知道他是在怕什么。天知道这事情到底是真是假，这故事是一个客人告诉我的，他曾替这个家伙写小说，我想还一起打过扑克牌。这些都无所谓。重点是那人一开始是不肯离开格林威治村，老是找借口不去十四街以北或运河街以南。接下来他就不肯离开那个街区，然后他就不肯离开那栋大楼了。”

“然后更加恶化吗？”

“恶化得很厉害。他不肯离开那户公寓，然后是不肯离开他的卧室，最后他根本不下床了，除了去浴室之外。我想他总会下床去浴室吧。”

“希望如此。”

“他编的杂志里面，人们可以在月亮和木星上漫步，可是他居然不肯离开他的床。最后穿白衣服的人来把他给带走，我想他再也没机会回来了。”

“我想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或许吧。但我敢打赌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从来不出门。你不必住在纽约，也可以让各式各样的东西送货到家。”

“谈到这个，”我说，“你知道他们想叫我们订阅送到家的《纽约时报》吗？”

“广告词是‘现在不必多花钱，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看到。’”

“我从来没搞懂诉求是什么，”我说，“可是如果我们得继续这样关在家里，也许我就该去订报了。”

“你要去哪里？哦，去买报纸吗？你要不要帮我买……”

我等着，可是她那个句子始终没说完。“帮你买什么？”

“算了，”她说，“一定有个什么是我想要的，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

我给了她一个吻。她抱我的时间比平时长一点，然后放手。

37

他全身绷紧，全神贯注，他听到了那个锁转动。有好几户公寓比14G 更接近，但他知道刚刚听到的没错，他想都没想就手腕轻轻一挥，打开了那把折叠刀。发出的声音跟开锁的音量一样，但他知道不会有人听到，因为没有人在注意听。

那扇门开了。斯卡德？伊莱恩？

是斯卡德，一脸阴沉，他把门拉了关上，然后左右张望了一下，好确定整个走廊是空的。就算他看到了楼梯间的门和门框之间有个小缝，也没留意。

他转身，走向电梯，伸出一只手指戳了按钮。他穿着短袖运动衫和宽松的暗色长裤。脚上是帆布凉鞋。

他身上带了枪吗？他的衬衫扎进裤腰，这表示他把枪留在家里了。

应该现在动手解决他吗？他现在手上没武器，只能赤手空拳对付这把刀子。而且他也完全没料到。

不过他会听到有人走近，听到复仇者冲过走廊奔向他。他会转身提防，会大声喊叫求援。嘈杂声和叫声一定会惊动伊莱恩。

不过……

电梯来了，替他做出了决定。斯卡德走进去，门关上了，轻快地带走他。

上。

他倾听那扇关着的门一会儿。然后举起拳头开始擂。

她的声音：“什么事？”

他注意到那个代词——她问“什么”，而不是“谁”。很好。

他又捶门，另一只手掩着嘴好让声音模糊。他把嗓子压低到接近斯卡德的音调，然后以充满迫切的口吻说：“让我进去，他在这栋大楼里，他骗过了门房。让我进去！”

这番话完全是事实，他想。

她说着什么，他听不清，但无所谓了，因为锁已经转开。门才开启的那一刻，他就猛力扑过去撞开，门撞到她的肩膀，撞得她一阵摇晃。

他把门摔上，转身面对她。她像穿着高跟鞋的醉鬼一样踉跄后退。退到墙边已无可退了，她试着稳住自己，脸上就跟恐怖片一模一样，充满惊骇，他把刀子举起，让她看到。

啊，接下来一定会很美妙……

她伸手到丝袍袋里，掏出一把枪。她双手握住，指向他。

“把枪放下，”他说，声音充满权威，“小傻瓜，赶紧把那玩意儿放下。”

她颤抖着，摇晃得很厉害。他充满信心地朝她迈了一步，温柔地对她说话，叫她把枪放下，说她唯一的机会就是好好合作。这一招会奏效，他知道会奏效的，然后——

她扣下了扳机。

他还没听到枪声，就感觉到那颗子弹的冲击力。那一枪射中了他的左肩高处，他立刻知道射进了他的肩骨。一定会痛，无疑他最后会感觉到，但现在还没开始痛。

他冲向她。那把枪正指着天花板，一定是被后坐力给震得抬起来，于是她把枪压低，又指着他。可是她开枪太快了，子弹毫发无伤地飞过他头顶，她还没能稳住自己开第三枪时，他已经抓住她了。他的左手臂垂在身侧，派不上用场。他用右手抓住她的手腕猛力摇晃，直到枪掉在地板上，然后他抬起手，反手用力往她的脸扫去。

他又给了她一拳，捶在她的肚子上，她弯下身，他一把推得她趴在地上。她摸索着要找那把枪，可是他先抢到抓了起来，然后直起身用枪指着她。

她双膝跪地趴在地上，抬头瞪着他。她的袍子松开了，他看得到她的乳房。她的双眼直直瞪着枪口。很奇怪，因为此刻她眼中一无畏惧。他很好奇她的惊骇到哪里去了。

不管去了哪里，反正很快就会回来了。

“再过一会儿，”他温和地说，“你就会希望我扣下扳机。”

如果他的双手都能用，要把旋转枪膛弄开会更容易。不过他设法弄开了，然后倾斜枪身让里面剩下的子弹撒落在地毯上。他朝那些子弹一踢，踢得它们散落在各处，有如甲虫在房间里四下乱窜。

“现在没有子弹碍事儿了，”他说，“我们可以好好享受。起来，伊莱恩。快，站起来！”

她仍然没有动静，直到他抬脚朝她的肋骨用力踢了一下。然后她站起来，光是看着她的脸、审视她脸上表情所透露的思绪，就已经够美妙了。她正在试图想出办法，好救自己一命，但想不出来，她开始明白自己的情势有多么绝望。

而一切才刚开始！啊，他就要好好享受了。他要让这一刻持续得愈久愈好。

“脱掉那件袍子，伊莱恩。”

她执拗地站在那里。他伸出那把刀，她一路退到墙边。

现在他的肩膀开始悸动起来。还是不痛，而那股悸动有如在伤口区域的强烈脉搏。他也没流血，只有伤口上极小的一丁点儿血，他纳闷着是不是那颗子弹射入的同时，也把伤口给烧灼闭合了。

有可能伤口自动痊愈了吗？他听说过这种事情，但一直以为不过是漫画里的幻想。然而，有某个东西保护他免受痛苦，甚至有某个东西让他不会流血。

那个紫水晶他戴了好几个月。也许是紫水晶奏效了，或许他已经吸收了其中的精华。也许他的确是不死的。

他伸出那把刀，她无处可逃，无计可施。她解开丝袍的系带，让袍子从她的肩头滑落。

啊，太美妙了，真是太美妙了。

她躺在客厅的地板上。他赤裸着，脱光了衣服，他在她上面，稍早之前他跟那个胖子没达到高潮真是对的，因为现在他可以使出所有精力，他硬如岩石又巨大无比，他进入她，一路深深到底，他压着她的乳房，手拿刀抵住她的脖子。他可以就这么到永远，缓缓地插着她，被她的肉穴紧紧吸住，永远处于极端激情状态却又能够完全控制局面，可以就这么一直到永恒。

而当他在她里面移动时，他跟她说话。他告诉她自己打算对她做些什么，他要如何割她的肉、饮她的血，他要如何像挖蜜瓜一样挖出她的眼珠，如何割下她的乳头，如何把她活活剥皮。他的声音和蔼亲切，近乎温柔。可是她可曾注意听？她都听进去了吗？

他用刀尖在她肩膀上划了道一英寸长的口子。左肩。她射中了他的左肩，造成了一个不痛但麻痹的伤口，而他只是刺穿她的皮肤，划出一道白线，然后血渗出来变成红色。

他把嘴凑到那道口子上，品尝着她的血。

然后门被轰然冲开。

38

我有可能听到过什么吗？

我不认为有可能。有两声枪响，其中一声或两声响起时，我正在往大厅的下降电梯中。但我似乎不可能听到，或即使听到也不会太留意。

我正要出门买报纸。电梯到了大厅，走几步路到街角的报摊，再走几步路回来。我连枪都懒得带在身上。我想过要带，可是想到时我已经站在门口了，而枪放在卧室的床头桌上，回去拿好像很蠢，不是吗？

或许我们有心灵感应，她和我，我心中有个什么可以感觉到她遭受了攻击。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运转的，或是否有运转。但当电梯来到大厅时，我感觉到有什么不对了。

我得回去，我心想。

先去买报纸，我告诉自己，免得你像个白痴似的冲回公寓，结果发现她正跷着脚在看电视。

不，去他的报纸吧。

我回到电梯。里头还有其他人，而且电梯慢吞吞的，途中在三楼或四楼又停了一次。越靠近我就越觉得那种迫切感在加剧，等到我在十四楼出电梯时，就完全确知他已经在里头了。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很怕他有足够的时间杀她，但我知道他在里面，我没有时间可浪费了。

我出电梯时，钥匙已经拿在手上，然后我冲过走廊，将钥匙插入锁中，猛地推开门。

有张椅子被翻倒了，地板上四处散落着脱下来的衣服，她躺在地板上，他在她身上，我看到时他正从她身上起身，站了起来，她还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有一道血从她肩膀流到乳房上，我无法判断她是死是活，也没法花时间仔细看了，因为他在那里，面对着我，他手上拿着一把刀，刀尖有血，她的血。

“马修，”他说，“这可真是天意，不是吗？等到你我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做个了断——”他把刀子左右挥来挥去，像催眠师拿着护身符在催眠对象的眼前晃动，“伊莱恩和我就可以慢慢来。如果能让你眼睁睁看着我杀掉她一定很妙，可是你不能什么都要，对吧？你碰上了只能认命，马修。千万别忘了这点。”

那么她还活着。他的小小演讲中，我只听进了这点。她还活着。我还来得及。如果我能杀了他，她就能死里逃生了。

他站在那里，身体微微前倾，双脚弓着，重心往前，刀子左右挥动着。他全身赤裸，看起来本来应该很可笑的，只不过他显然很清楚该怎么使用那把刀，而且也显然正打算要使用。

他的左臂有点不对劲。那条臂膀垂在身侧，而且他受伤了，左肩有个洞，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个旧伤，结了疤，然后才明白伊莱恩朝他开过枪，虽然他好像没流血。

这应该是我的优势，不过我看不出该怎么加以利用。刀和枪不同，没有人需要两手才能用得好。

他说着其他什么，可是我没留心听。我不确定如果我专心的话能不能听进去。我站在那儿盯着他，他朝我迈了一步，我想不出有什么正确的办法可以应付，但我不在乎了。我冲向他，扑过去，我感觉那把刀插入我腹中，我把他扑倒在地，压在他身上，他转动刀子，那种痛又尖厉地持续不去，像一声尖叫。

我一只手握住他喉咙使劲往下压，他收紧下巴，我抽出手来，双手猛捶他的脸。他不能还手，他一只手废掉了，另一只顶在我们两人的身体之间，如果要抽出手他就得放开刀子，但他不愿意，因为他可以扭动刀子翻搅我的肚肠，让痛苦传遍我全身，像一把电动钻在拆人行道似的。

我想抽开身子，我想喊出来，我想放弃，让幕布落下，但我不能，我不能，因为我得完成这件事，我必须永远结束这一切，而唯一的方法就是杀了他，而杀他的唯一方法就是打他打他打他直到把他打死为止。

我的双手都是血，他的嘴巴和鼻子也都是血。我又继续打得他门牙脱落，接着我用拳头不断捶他的头，让他的脑袋猛撞地板。然后我两手大拇指抠进他的双眼硬挖，又抓起他的头猛撞地板，然后他的血溅在地毯上，而我的血也流出来。血液涨满我的双眼，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感觉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红色的血潮涌上来，将我淹没。

然后我失去了意识，因为我唯一注意到的就是血色幕布升起，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依稀看着血幕的边缘。然后忽然有个声音，像一个脆雷乍响，一开始我心想，啊，那是枪响；接着我心想，啊，那是宇宙爆裂；然后我又想，不，那是结束，一切的结束，然后血潮淹没我，一切都变成红色红色红色，然后红色暗去，然后一切都变黑了。

39

我在漂浮。我在空荡的天上，或在虚无的海上。我在漂浮。

有声音，但我无法辨识在说什么。其中有些声音很熟悉，有些则不，但我无法认出其中任何一个。我听到这个字时就已经忘了前一个字，听到下一个字时又忘了这一个。

漂浮……

我在一个房间，很大的房间。可能大得没有止境，这个房间。可能没有墙。只有人，四处散布在这个广大的空间中。

而不知怎的，我在这些人的上方，往下看着他们，但我唯一能看清的就是我正在注视的那个人，我的视线好像无法随自己的意愿控制方向。就这样漂过来漂过去，集中在这个人身上一会儿，然后又移到别处去。就好像我在看一部电影，而另一个人在控制放映机。

而且感觉上没有时间，放映机移动得不快也不慢，一切似乎存在于时间之外。我们有全世界所有的时间，却又一点时间也没有。

这个房间的某一部分很熟悉。那是吉米·阿姆斯特朗的酒吧，在第九大道旧址的那个。比利·基根站在吧台后面，为曼尼·卡雷什倒啤酒。吉米则坐在一张桌子旁，不像他晚年发福得那么胖，而是我初见时那个瘦小精悍的吉米，他桌上放着一盘蒸鱼和豆芽。我想跟他说些话，但他却漂出了我的视野，然后我看到一个家伙穿着一套很帅的西装，正在桌上旋转一枚银币，然后等银币开始摇晃着要倒下，他就猛地把它抓起来。那是“陀螺”杰布隆，他知道他即将被谋杀，事先雇用我去抓杀他的凶手。

“陀螺”抬头看，我也看着他，那个女侍者站在旁边端了一盘饮料，那是宝拉·威特劳，她从高窗上跳楼了。我几乎不认识她，她就死掉了，而她的姐姐不相信她是自杀的，所以雇用了我，结果她姐姐猜得没错。宝拉拿着一杯饮料转向我，然后她变了，现在她是个名叫波尔蒂亚·卡尔的应召女郎，她旁边是个名叫杰里·布罗德菲尔德的腐败警察，他咧嘴露出那个自大的笑容，然后我看到笑容褪去，转为忧伤和悔恨。

现在影像来去很快。一张张脸几乎还等不及我认清就消失，换了下一张脸。斯吉普·德沃和博比·鲁思兰德，博比背叛了斯吉普，于是斯吉普把他出卖给摩里西兄弟，他们后来在他头上戴了黑头罩，用电线把双手绑在背后，从脑后喂他吃了颗子弹。现在他们两人又成为朋友了，彼此勾肩搭背着好像在摆姿势拍照。然后他们消失了，接下来是汤米·蒂亚里和卡罗琳·奇塔姆，还有汤米的太太玛格丽特，我虽没见过她，但马上认了出来。汤米杀了玛格丽特却脱了罪，然后卡罗琳自杀，我栽赃给汤米，最后他被关进大牢，在里面被谋杀了。

这么多人，他们全死了……

米格利托·克鲁兹和安吉拉·赫雷拉。马丁·范德普尔和他儿子里奇，还有温迪·汉尼福德。亨利·普拉格。约翰·伦德格伦。格伦·霍尔茨曼和莉萨·霍尔茨曼和简·基恩。

埃斯特利塔·里韦拉。六岁，好多年前我一颗乱弹跳的子弹射中了她。她的眼睛看着我的，会意地笑了，然后她走了。

吉姆·费伯身上穿着那件旧的陆军夹克，我第一次参加匿名戒酒会碰到他时，他就是穿着这件。吉姆看起来好像要告诉我什么事，我竭力想听，然后他走了。

罗杰·普里索克，穿着一套佐特西装①。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和里奇·沃尔默和里吉斯·基尔伯恩。詹姆斯·利奥·莫特利。彼得·库利和弗郎辛·库利。雷·卡兰德。安迪·巴克利。文斯·马哈菲。格里·比林斯。“月亮”加夫特和帕迪·道林。还有更多男人，在我还没想起他们的名字前，他们就掠过我眼前。

然后还有一些女人。金·达基侬，手上戴了个祖母绿戒指。桑尼·亨德里克斯。康妮·库珀曼。托妮·克利里。还有伊丽莎白·斯卡德，她只是因为跟我同姓就被杀害了。我从没见过她，但不知怎的却认出她来，然后她也走了。

然后是伊莱恩。你在这里干吗，我想问，你跟这些死人在一起干吗？

我太迟了吗？他也杀了你吗？

她在其他人上方漂浮着，而且只有她的脸，她美丽绝伦的脸，她真年轻。她现在看起来像我在丹尼男孩的桌边初次见到的那个年轻女孩。

我看着她，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看着她，永远看着她，我想淹死在她的眼眸中。

现在我们的下方是一大片人海，我所认识的每个死去的人都在。我的前妻安妮塔。我的母亲和父亲。阿姨姑姑和伯伯叔叔舅舅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回溯到时间的初始。几百几千个人，他们缓缓淡出，直到一切都消失，只剩下空间，空荡的空间。

然后一切突然移转起来，就像电影里的快镜头。我从高处看下去，下面有几个男人和女人穿着手术衣、戴着口罩，围在一张台子上方。台子上有个人，但我看不出他是谁。

可是我可以看到其他人。有早年电视剧集《本·凯西医生》里的主角文斯·爱德华兹和萨姆·贾菲、《基尔戴尔医生》里面的理查德·张伯伦和雷蒙德·马西、《马库斯·韦尔比医生》里的主角罗伯特·扬。还有近些年的电视人物，《杏林先锋》中的曼迪·帕廷金和亚当·阿金、《波城杏话》里的那个医师，以及《急诊室的故事》里的乔治·克鲁尼和安东尼·爱德华兹。另外我也看着其他女人，一开始每个人都是其他人，但后来不知怎的全都变成了伊莱恩。于是我知道台子上的人是我。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知道那是我。

有个人说：哦，妈的！

要看清楚很难。要专心也很难。

有个人说：他快要不行了。

放弃要容易得多了……

有个人说：不，不！

然后灯光渐暗，一切都结束了。

①佐特西装（zoot suit）是一种流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男士套装，格调夸张，上装长而宽松，有肩垫，裤腰高，裤腿自上而下渐趋狭窄。

40

我可能有几次曾恢复意识，或至少在意识的边缘徘徊了一会儿。但在我看过满屋子穿着手术衣的电视剧演员的那个奇怪景象之后，第一次真正苏醒过来是短暂而模糊难辨的。在不知什么空间里漂流了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后，我忽然就回到现实。我躺在那里，我想动，却办不到。

有人握着我手。我睁开一只眼睛，确定自己已经知道的：那是伊莱恩。

我心想，她还活着。我握紧了她的手，或至少尝试着握紧，她的眼光转向我。

“你会好起来的。”她说。

我好像已经知道了。我想说些什么，但接着眼睛就又闭上，再度失去意识。

我醒过来又昏过去好几次，但还不太能动的时候，两个护士就把我弄下床，让我在医院走廊走动。我被注射了足够的杜冷丁，因此还不会痛得难以忍受，但即使如此，走路仍不是一件乐事。可是他们坚持要你走，因为这样你会恢复得比较快，他们就可以让你回家，好把你的病床给别人。

但现在我知道我在罗斯福医院，他用那把刀把我伤得很重。医生必须切除两段小肠，把剩下的缝合在一起，期望这样小肠仍能维持功能。我失血过多，他们替我输血时我仍持续失血，有一阵子我的情况很危急。我似乎还记得那一刻——他快要不行了！——好像在真实生活里也发生了。有几度他们以为我不行了，也许我真的快不行了，但每回总有个什么把我叫回来。

“我当时对着你吼，”伊莱恩说，“我说，‘不准你离开我！’”

“显然我不敢。”

“有你那些明星队伍医疗团队，你当然不会走。不过你说马库斯·韦尔比医生？我不认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手术室。我以为他大半时候只是在传达一些保健常识而已。”

“我从不知道自己看了那么多医疗剧，”我说，“我想这些剧集一定给我的意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或是在潜意识里。”她说。

医院用静脉注射给我打了一阵子的点滴，而我身体某些部分要恢复如昔，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有个医生告诉伊莱恩说，我以后可能不能吃辣了。“然后我告诉他，他显然不知道这个病人是何方神圣，”她说，“我的男人单凭赤手空拳就能撂倒杀手，我告诉他。最辣的苏格兰帽椒都别想让他低头。”

“我会赤手空拳跟他拼的唯一原因，”我说，“是因为我手上什么都没有。”

“他手上有一把刀，你还是朝他扑了过去。”

“为了保护你不受他伤害，冒什么险我都愿意。而万一你已经死了，哦，那我也不在乎自己会怎样了。”

而同时，他已经死了。我正抓着他的头撞地板的时候，伊莱恩设法从我的床头桌上拿了手枪。我曾听到的那个声音，也就是我在血红潮水涌过来之前所知道的最后一件事，其实是一声枪响，而且后来又有好几声枪响。她必须摸索着把保险拉开，然后她得凑得够近，才可以射中他又不至于伤到我。最后她把手枪戳进他的耳朵，扣下扳机，当我放手而逐渐失去意识时，还听到了那声枪响。

“你告诉过我，一旦我用上那把枪，就要一直开枪，直到子弹射完为止，”她说，“于是我就照办了。那把枪的后坐力好像完全不逊于点三八手枪。也或许我已经有所预期，不知道。等到扣扳机的声音变成咔啦而不是砰，我就拿起电话打九一一，但警察已经上路了，还有救护车。”

我告诉她，她救了我的命，她又告诉我一遍，说她打电话时警察和救护车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我指的救命不是打电话，”我说，“而是你杀了那个混蛋。”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杀了他。”

“他死了，”我说，“而你朝他脑袋射了七八枪。我想凭这些来推断因果关系，应该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他也许已经死了。他们认为你可能早已经把他给打死了。”

“啊，这个嘛，如果他双手能用，我不认为自己能把他打死。你射中他肩膀那枪，减少了他很多战斗力。”

“如果我那枪射中他的心脏，我们两个就可以少受很多伤害了。”

“他死了，”我说，“谁杀了他其实也不重要了。我们救了彼此的性命。”

“这也不是新鲜事了，”她说，“我们每天都这么做的。”

他们始终没法查出那个混蛋的名字。他的指纹在任何地方都没留下记录，只除了西部有个未确定身份的谋杀嫌疑犯。不管他有没有名字，温特沃思和萨斯曼都跟我保证，他的死可以澄清全国各地一大堆案子，包括某些栽赃在别人头上的，比如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

“天知道他杀了多少人，”萨斯曼说，“我们从他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查到一大堆，可是这台笔记本他才用了一两年。除掉他这种人，对刑事司法体系不算什么大胜，但从大众健康的角度衡量，就是有性命攸关的重要性了。你杀了他，就好像是发明了癌症的解药。”

伊莱恩身上有些瘀伤，有的是被他打的，但更多是跌倒所造成的，而且她肩膀上被他割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细细的伤疤。不过她在上面抹了维生素Ｅ，又去药房买了些药，可以让伤疤消失。

我说那个疤并不明显，她说这个不重要。“我不希望身上留着他的疤。”她说。

而且他强奸了她。

“除了你之外，”她说，“十几年来我已经没让任何人的那话儿进去过了。或许我可以找个更文雅的措辞——”

“可是何必费事呢？”

“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宝贝，我觉得好恶心。不是当时，不是他把刀架在我脖子上那时候。而是后来，我一想到他，就老想吐。我一直泡澡冲洗，想把自己弄干净，然后我就自己宣布我已经干净了，然后说管他妈的。因为根本没有什么要洗掉的，你懂吗？”

有一大堆人来看我。当然有 TJ，另外还有丹尼男孩，还有米克，他自己来了两三回，有一回跟克里斯廷·霍兰德一起出现。“我在想——”伊莱恩等他们两人离开后说，然后我告诉她别傻了。她横了我一眼。

很多警察来过，除了萨斯曼和温特沃思之外，还有退休警察比如乔·德金和雷·加林德兹。另外还有我在匿名戒酒会和“三十一俱乐部”认识的会友们，雷·格鲁利奥则两者皆是。还有一些住在同一栋楼或住在我们那一带的朋友和熟人。

露易丝也来过，一方面来探望，同时也告诉我，她继续和大卫·汤普森交往了。“因为我明白自己真是个白痴，”她说，“这个男人这么好，不论床上或床下都跟我相处得这么愉快，而且他喜欢我。而且他抽烟。而我只因为他现在走霉运而且得睡在车上，就要瞧不起他吗？老天，几年前我都醉得吐在自己鞋子上，会带陌生人回家，我哪有资格去贬低大卫这样的好男人？”

他们的状况现在改善多了，她说，现在每件事情都公开坦白，他不必老在提防被看穿，她也不必担心他在隐瞒什么。他没搬去她家，因为两人都觉得现在还不到时候，但至少两人上床时，他可以在她家过夜。

“假如他找到个停车的好地方。”伊莱恩说。

“还有足够的香烟。”露易丝说。

然后我说：“哦，有件事也许我不该提的，不过这对你来说是个大事，所以或许你应该知道。他正在计划要存钱，然后租一套公寓。他打算做的事情里也包括抽烟这件事，一方面为了存钱，也是为了长期的健康着想。”

她看着我。“他要戒烟？”

“他是这么说的。”

“啊。”她说，然后想了想。“啊，管他的，”她说，“没有人是完美的。”

现在我回家了，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看书或在椅子上看电视，不过仍保持足够的活动，好让我的血液保持循环，也好让我的医生满意。我常常会跟 TJ 在晨星餐厅吃早餐，听他谈他在股市的冒险。我每星期会有两次走两个街区到第九大道的圣保罗教堂，参加教堂地下室的戒酒聚会。一开始我走路拄着一根手杖，那根黑刺李木所制的手杖很漂亮，有个大大的手杖头握柄，底部尖端包着黄铜。这是几年前米克从爱尔兰带回来送我的，之前我一直没机会用到。现在我还是偶尔会用，不过常常忘记。

我的肠胃器官似乎恢复得相当好，虽然偶尔会有点事情提醒我，不久之前我刚被一把刀子插过。但前两天晚上伊莱恩替我做了一锅辣肉酱，调味就像我喜欢的那么辣，那顿饭对我来说真是个神圣的体验，我吃了也完全没事。

每星期有三个上午，我都得进行九十分钟的物理治疗，治疗师是个坚定乐观的金发女郎，名叫玛吉特，她会在约定的时间带着一袋哑铃、滑轮组以及其他的酷刑装备出现。她来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但她离开时我更高兴。我一直有进步，她说，这点听了真让人高兴。而且以我这个年纪真的很厉害，她又说，这点我听了可就没法高兴了。

再过几个星期，伊莱恩和我就要坐出租车到肯尼迪机场，坐飞机前往得州的劳德代尔堡，乘游轮巡回西印度群岛，上溯亚马孙河。伊莱恩说我们什么都不必做，只要装卸一次行李，就可以在船上安心放松。我们可以一天吃六顿，她说，坐在甲板上晒太阳，可以观察亚马孙河里面的粉红色江豚，聆听河岸上的猿啼。

“我们会很舒服的。”她说，我想她或许没说错。

同时，我们常会站在朝南的窗边，凝视着远方。我不确定伊莱恩看到什么，甚至也不确定我自己想看到什么。或许我们是在眺望过往，或望向未来。或者，我有时想着，我们是在眺望着不确定的现在。

一滴烈酒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易萃雯　译

版权信息

书名：一滴烈酒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易萃雯

书号：978-7-220-11278-2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 录

1. 一天深夜……

2. 1

3. 2

4. 3

5. 4

6. 5

7. 6

8. 7

9. 8

10. 9

11. 10

12. 11

13. 12

14. 13

15. 14

16. 15

17. 16

18. 17

19. 18

20. 19

21. 20

22. 21

23. 22

24. 23

25. 24

26. 25

27. 26

28. 27

29. 28

30. 29

31. 30

32. 31

33. 32

34. 33

35. 34

36. 35

37. 36

38. 37

39. 38

40. 39

41. 40

42. 41

43. 42

44. 43

45. 44

46. 某天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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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对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所说的那样，“两杯酒的间隔时间很长”。

一天深夜……

“我常常在想，”米克·巴卢说，“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会有什么不一样。”

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地狱厨房”①的葛洛根开放屋，他经营这家酒吧已经很多年了。尽管酒吧的风格从里到外都没怎么变，但还是能看出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化对葛洛根带来的影响。以前那些难缠的客人不是死了就是搬走了，现在的客人要优雅、绅士得多。柜台上供应散装的健力士，也摆了不少单一纯麦苏格兰威士忌和其他上好的威士忌。但吸引客人的，仍然是这酒吧彪悍的名声。大家指着墙上的弹痕，聊起店主臭名昭著的往事。有些故事还真的发生过。

现在客人们都走了。酒保打了烊，把所有椅子都倒扣到桌上，省得早晨杂役来打扫拖地的时候碍事。门上了锁，灯都关了，只有我们俩的桌子上方还留着一盏灯。我们面前放着两只沃特福德酒杯，米克的杯里装着威士忌，我的则是苏打水。

这几年，我和他在酒吧夜聊的频率越来越低了。年纪大了，我们既不乐意跑去佛罗里达，在附近的家庭餐馆吃什么“晨间套餐”，也不乐意彻夜长谈，最后睁大眼睛迎接黎明。我们都过了做这种事的年纪了。

他现在喝得比以前少。一年多以前，他结了婚，那女人比她小得多，名叫克里斯廷·霍兰德。这桩婚事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只有我太太伊莱恩没觉得意外，她发誓早就看出来了——他也的确因此有所改变，只是因为有个牵挂让他每天晚上都回家。他仍然喝十二年藏的尊美醇威士忌，不加冰块不加水，但喝得没有以前多，有些日子干脆滴酒不沾。“我仍对酒持有兴致，”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渴得过分，但现在这种渴意已离我远去。我也不知道它去了哪儿。”

早些年，我们倒是经常在酒吧熬通宵，边喝边谈，偶尔也会沉默不语，各自喝着他指定的酒。黎明时分，他会系上父亲传下来的血迹斑斑的围裙，去肉类加工区的圣伯纳德教堂参与屠夫弥撒。有时我会陪他一起去。

时过境迁。肉类加工区如今是雅皮士聚居的潮流之地。大多数肉类加工厂也都停业了，原来的厂房变成了餐馆和公寓。圣伯纳德原本是爱尔兰教区，现在也成了瓜达卢佩圣母的领地。

我不记得上次看见米克系那条围裙是什么时候了。

今天这种夜聊好像挺少见的，而且我们都觉得有必要留下来谈一谈，不然现在早该回家了。米克看起来若有所思。

“另一条路，”我说，“什么意思？”

“有些时候，”他说，“我觉得好像别无选择。我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路的。可最近我不那么看了，因为现在我的生意干净得像犬牙一样。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说像犬牙？”

“不清楚。”

“我得问问克里斯廷，”他说，“她坐在电脑前，花三十秒钟就能捣鼓出答案。当然，前提是我记得问她。”他不知想起了什么，微微一笑。“可当时我没能认清，”他说，“我变成了一个职业罪犯。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不是什么先例。我住的那块区域，最主要的职业就是罪犯。周围的街道真是职业罪犯的培训所。”

“您可是优秀毕业生。”

“没错。如果小偷和流氓真要开个毕业典礼，我说不定还能代表全体毕业生发言呢。话说回来，我们那儿也不是所有人长大都成了罪犯。我父亲就很体面。他是——呃，算了，看在他已经去世的份上，我就不说他是什么了。不过他的事情我跟你说过的。”

“确实说过。”

“归根到底，我父亲是个体面人。每天早起工作。我几个兄弟走的路也比我光彩。一个当了牧师——当然，也没当多长时间，他后来不信上帝了。约翰是很成功的商人，社会的支柱。还有丹尼斯，可怜的孩子，死在越南了。跟你说过吧，我还特意去了一趟华盛顿，就为了在纪念碑上找他的名字。”

“说过。”

“我真的不适合当牧师。我甚至连骚扰那些侍童的兴趣都没有。我也无法想象自己像约翰那样拍完马屁接着数钱。你猜我想干什么？我有时候想，其实当初应该走你这条路。”

“当警察？”

“这想法很奇怪吗？”

“不奇怪。”

“我小时候，”他说，“觉得警察才是男人该干的正经职业。穿着帅气的制服，站在大街上指挥交通，引导孩子们安全过马路。保卫良民，惩治恶棍。”他咧嘴一笑。“还恶棍呢，真没想到。不过我们那儿还真有男生穿上了蓝色制服。其中一个小子，叫蒂莫西·伦尼，跟我们这些人也没什么区别啊。要是听说他去抢了银行，或是帮放高利贷的人收账，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聊当初的选择，以及一个人到底能有多少选择。后一个问题需要时间思考，于是我们都沉默不语。然后他问：“你呢？”

“我？”

“你不是从小就立志当警察吧？”

“的确不是。这事情我从来没计划过。那年头警校的入学考试特别简单，只要去考就能考过。我就这么上了警校，当上了警察。”

“你会不会走相反的那条路呢？”

“你是指走上犯罪道路？”我想了想，“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毕竟我也不算天性纯良，”我说，“不过我得说，我好像还真没有受过那一路的诱惑。”

“确实。”

“我小时候在布朗克斯，有个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我回忆说，“后来我搬家了，我们就再没有联系。过了几年，我又遇见他几次。”

“他走了另一条路。”

“是的，”我说，“他在那行不太成功，但他走上这条路也算顺理成章。我透过警局的单向玻璃见过他一次，马上失去了联系。再过了几年，我和他又联系上了。那会儿咱们还不认识呢。”

“那会儿你还在喝酒吗？”

“不喝了，不过当时刚戒没多久，还不到一年。他的事情说起来还挺有趣，真的。”

“说呀，”他说，“别卖关子。”

①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地区，正式行政区名为克林顿（Clinton），曾是著名的贫民窟。

1

我不记得第一次看到杰克·艾勒里是什么时候了，不过肯定是我家住布朗克斯的那几年。我们在同一所重点中学，他比我高一级。有时我会在课间碰见他，在教室外的走廊或者操场上，有时则在放学后瞧见他跟一伙人在打棍球或街头棒球①。后来我们混熟了，彼此用对方的姓称呼——算是小男生之间奇怪的默契。如果那时有人问我对杰克·艾勒里印象如何，我大概会说“还行”，估计他也会这么说我。总之，我们当时的交情差不多就是那样，能说的也仅止于此。

后来我父亲的生意做不下去，就把店关了，我家也搬走了。我和杰克·艾勒里也整整二十年未见。再次见到他时，我觉得他面熟，却想不起名字。我不知他能否认出我来，因为他根本看不见我。我是透过单向玻璃看到他的。

那应该是一九七○年，或者一九七一年。我已做了好几年警探，在格林威治村的第六分局，查尔斯街上的战前建筑还没被拆掉，旧分局便设在该处。不久之后，我们奉命迁往西十街新楼。几个有生意头脑的家伙买下警局的旧楼，把它改造成合作公寓，并命名为“警察大楼”，也算是对历史致敬吧。

几年之后，纽约警察局的广场大楼建成，中央大街老旧的警察总局基本上也是同样的命运。

不过，我遇到杰克·艾勒里是在查尔斯街老分局的二楼。一排五个三四十岁的白人男子等着辨认，他是第四个。这五个人的身高在五英尺九英寸到六英尺一英寸之间，穿着差不多，都是牛仔裤配开领休闲衬衫。女受害人声称有人拿枪威胁她，掩护其同伙将收银机洗劫一空。

女受害人体格魁梧，年约五十，完全不像家营商店的老板娘。如果她当老师，大概所有的学生都会怕她。我当时只是旁观者，因为这个案子不归我管。办案的警察名叫朗尼根，是个便衣，我就站在他旁边。屋里有一个检察官助理，站在女受害人旁边。另外还有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装，看起来是法庭指派的援助律师。

我在布鲁克林时的搭档是位老警察，名叫文斯·马哈菲。他教会我上百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一有机会便去嫌犯辨认的现场旁观。他告诉我，要想认熟当地的恶棍，这样做可比翻看罪犯相册有用得多。你可以细致观察到他们面部、举止的特征，也更容易将他们的神态印在脑子里。更何况，他说，这可是免费的，为什么不瞧瞧呢？

于是，我养成了到嫌犯辨认现场旁观的习惯。那天下午，我打量着这五名男子，检察官助理则在一旁对女受害人说，慢慢想，不要急。“不用想了，我知道是谁，”她说，朗尼根一下高兴起来，“是三号。”

检察官助理问她是否确定，语气似在暗示她重新回想整个过程。一旁的援助律师则清了清喉咙，似乎准备提出反对。

多此一举了。“我百分之百确定。”她说，“就是这个狗娘养的抢了我，这话我可以在你、在上帝、在所有人面前大声宣告。”

她刚说出是三号，朗尼根的脸就晴转多云了。其他人陆陆续续走了，我和他还留在屋里。我问他三号是什么情况。

“他是哈德逊街那家市场的副经理，”他说，“是个大好人，每次都愿意帮忙。但下次我可不敢让他来参加嫌犯辨认了。这是他第三次被指认了。他这人，就算是在公用电话退币孔瞧见一毛钱，也会重新投进去的。”

“他是有点不太面善。”我说。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嘴唇有点歪。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整张脸就会因此显得有点不对称，很难让人觉得可靠。总之，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嫌犯辨认了。”

“只要他自己别犯事，”我表示，“说起来，你希望她指认谁？”

“还是你讲吧，你觉得是哪一个？”

“四号。”

“所见略同。我真该找你来做证人，马修。这是你警察的直觉呢，还是你之前就了解他？”

“是女受害人讲出答案时，他脸上的表情露了馅。我知道他们那边听不见动静，但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知道自己已经脱险。”

“这我倒没注意。”

“不过，除去这一点，我还是会选他。不知为什么，他看上去很面熟。”

“哦，他有案底。也许你在罪犯相册上见过他的俊脸。别人都叫他‘高低杰克’，有印象吗？”

没有。我问他姓什么，然后多念了一遍：“杰克·艾勒里，杰克·艾勒里。”突然我就想起来了。

“我是小时候认识他的，”我说，“天哪，好像中学以后就没见过他。”

“哦，”朗尼根说，“看来你们走上了不同的职业道路。”

再次见到他是几年以后。期间我离开了纽约警局，从赛奥西特的家搬到哥伦布环形路口西边的旅馆。我没有去找工作，工作会自动找上门来。慢慢地，我成了一个没有执照的私家侦探。我从不记账，也不提供书面报告。找我调查的人都付现金。这些钱有的付了旅馆的住宿费，还有相当一部分付了街角酒吧的账。我不仅在那解决一日三餐，还见客户，大部分闲暇时间也都待在酒吧。如果钱还有剩下，我就汇回赛奥西特。

后来，在无数次喝晕、无数次宿醉、几次戒酒半途而废和至少一次抽搐发作之后，我终于把一杯酒留在了吧台上，趿步走进匿名戒酒会。我以前也参加过这种聚会，也试图戒酒，不过当时我应该尚未准备好。这次我可是准备好了。“我叫马修，”我告诉满满一屋子的人，“是个酒鬼。”

这话我之前没有说过，至少没说过整句，说了也无法保证从此戒酒。我无法保证自己能一直清醒，清醒的状态永远存在危险；但当我离开会场时，还真觉得发生了某种改变。那天我没喝酒，第二天也没喝，第三天也没喝。之后我坚持参加戒酒会，清醒的日子便一天天积累起来。说起来，再次碰到杰克·艾勒里，应该是我戒酒两个半月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喝酒是十一月十三号，所以那次偶遇大概是一月的最后一周或者二月的第一周。

我确定当时还没满三个月，因为我记得那天我举了手，汇报自己戒了多少天。而这个仪式只有戒酒未满九十天的人才须执行。“我叫马修，”你得这样说，“我是个酒鬼，今天是我的第七十七天。”这时大家会说：“你好，马修。”然后是下一个人。

那天的会场在东十九街，有三个人发言。第二个人讲完后是场间休息，播送通知、传递捐款篮什么的。戒满整年的人会在此时起立宣布，赢得众人掌声；刚戒酒的新人则会汇报天数。然后是第三个人发言。聚会十点准时结束，所有人便回家休息。

我往外走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回头一看，正是杰克·艾勒里。我的座椅在前排，所以刚才没注意到他。这回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跟上次隔着单向玻璃见到他时相比，他有些显老，但我猜想他脸上的一些变化可不仅是岁月的痕迹。参加戒酒会不需要买票，因为在这之前你已经付过钱了。

“你不记得我了吧。”他说。

“当然记得。你是杰克·艾勒里。”

“天哪，你的记性可真好。当年我们多大？十二三岁吧？”

“我十二，你十三。”

“记得你父亲开了一家鞋店，”他说，“你好像比我低一届，某天我发现自己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了，也没人知道你去了哪里。后来有一次我路过鞋店，发现店都已经关张了。”

“他的买卖大都这样。”

“你父亲是个好人，这我记得，‘斯卡德先生’。有一次，他让我母亲印象深刻。他有台机器，只要赤脚站在上面，就能打出一张双脚的 X 光片之类的。母亲本已打定主意给我买双新鞋，可你父亲说我的脚板还在疯长，不用急着买。‘真是实诚的人，杰克，’回家的路上，母亲跟我说，‘他可以捞我们一笔的，但他没有。’”

“那是他事业‘成功’的秘诀之一。”

“嗯，总之印象很深。早年在布朗克斯的时光，还真是叫人回味呢。说起来我们都戒酒了，你有时间喝杯咖啡吗，马修？”

①即 stickball 和 stoopball，这两种游戏都是棒球的变种玩法。

2

我们面对面，坐在二十三街一家餐厅的雅座。他的咖啡加了许多鲜奶和糖，我的则是黑咖啡。换作以前，我也只会往里面加波本。现在什么都不加了。

他再一次感叹我竟然能认出他来，我说彼此彼此。“哦，那是因为你说了名字，”他说，“在你宣布戒酒天数时。你很快就满九十天了吧。”

前九十天是所谓的观望期。如果你能九十天滴酒不沾，就可以上台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并担任戒酒分会的职务，服务他人。而且你再也不用举手向全世界汇报你戒了多少天了。

他已经戒酒十六个月了。“去年九月，”他说，“九月的最后一天，是我戒满一年的日子。我从没想过自己能一年不喝酒。”

“他们说临近整年的时日是最难熬的。”

“嗯，其实没有一天是不难的。不过，你知道，我曾以为一整年不沾酒是天方夜谭。根本没人能办到嘛。可我的辅导员已经戒满六年，我那小组里有不少人已经戒了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我可不认为他们在撒谎。但我怕自己的基因和他们不一样，我怕自己没那能耐。你爸喝酒吗？”

“他‘成功’的另一秘诀便是喝酒。”

“我老爸也喝，事实上他就是喝死的。也就两年前的事情。我最难过的是，他走的时候身边没人。他的肝坏了。我妈很早就死了，是癌症，所以当时他孤零零的，没人照看。我也没能给他送终，那时我偏巧跑到纽约州北部去了。他是一个人在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天哪，这种罪要怎么赎？你倒说说看！”

我暂时不愿回想自己的待赎之罪。先把这些程序搁到一边，吉姆·费伯不止一次这么跟我说，你今天只要做两件事，一是参加戒酒会，二是不要喝酒。两件事都达成的话，其他事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你后来是当了警察吧，马修。还是我把你记成别人了？”

“不，你没记错。不过几年前我就不干了。”

他抬起手，做了个干杯的动作。我点点头。他说：“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我走了另外一条路。”

“我好像听说过一点儿。”

“刚才我说在纽约州北，意思是我成了州长的贵宾。我进了绿港监狱①。倒不是参加了‘布林克斯大劫案’或者劫了火车，我只是拿着枪走进了一家酒铺。那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话我没接腔，他好像也不需要我回应。“我找了个律师，挺像样的，”他说，“他让我选择认罪协商，我就认了一桩较轻的罪，其他的检方撤诉了。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是正式‘当众认罪’。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你得站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罪行。”

“我最痛恨这个，恨得咬牙切齿。我想找个办法躲过去。‘能不能只承认有罪，别的不提？’我的律师说不行。你得照规定做，你得当众交代细节。嗯，不照办的话，认罪协商就免谈。我可没疯，就按他们说的做了。你猜怎么着？话才说出口，我就浑身轻松得要飘起来了。”

“因为事情摆平了。”

他摇了摇头：“我是因为‘认罪’本身而轻松。我说出口了，我当众认罪了。这也是戒酒计划第五步的简版，马修。在上帝以及众人面前认罪，心里的石头就‘啪’地一声落地。当然，这不是最后一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后来有人跟我讲起戒酒计划，告诉我必经的步骤，我马上就明白了。我知道这方法行能行。”

吉姆·费伯告诉我，匿名戒酒会的十二步并不能直接让人保持清醒。不喝酒才是保持清醒的唯一方法。这些步骤是让我们能够舒舒服服地清醒着，从而不再需要酒精。他说假以时日，我自然能通过一道道的考验。目前为止，我只承认了自己对酒精毫无招架之力，承认酒精让我无法正常生活。但承认这点就是踏出第一步。在我准备好之前，我可以一直停在这一步。

老实说，我并不急于跨过这步。每次我去聚会，他们都会念一遍十二步的内容。就算没念，墙上也贴了，提醒各位前酒民注意。第四步，列一个详细的个人清单，得坐下来慢慢写。第五步，忏悔——你要跟另一个人陈述发生在你身上所有的狗屎事，这人通常是你的辅导员。

吉姆说，有些人连第一步都没跨过，却也几十年没碰酒。

我想着这些步骤，有一阵没注意杰克说了什么。等我回过神来，他正说绿港监狱，说被关在那里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他在那儿知道了戒酒会。

“一开始去戒酒会，是因为只有在那里我才能在椅子上整整坐上一个钟头，完全放空。”他说，“在监狱里也更容易戒酒，毕竟谁想去喝那些犯人私酿的烂酒？谁嗑得起狱卒走私进来的毒品？你知道，我不能把自己走上错路的事怪罪给酒精，路是我自己选的。可去了几次戒酒会后，我开始意识到，每回犯事的时候我都是不清醒的。无一例外。触犯法律是我自己的选择，喝酒或吸毒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可这两件事没法分开，你懂吗？我是参加戒酒会之后，才突然意识到的。”

他在监狱里一直没碰酒。获释之后他回到纽约，在离宾州火车站几个街区的一家旅馆租了个单间。第三天晚上，他就跑去转角一家名叫“末路酒吧”的地方喝起了调和威士忌。

“店名跟它的位置有关吧，那是地铁最后一站。”他说，“不过就算它开在杰克逊高地，叫这名字也挺适合。妈的，走进这家店就别想出来啦。”

他当然还是出来了，但整整两年他都没逃过酒的魔咒。在这期间，他虽然没有犯事，却也躲不过酒吧的诱惑。他参加戒酒会，给自己一小段神游的时间，马上又会想“去他妈的”，一头扎进酒吧，要不直接举起酒瓶灌。他被勒令戒过几次酒，昏天黑地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他知道自己会怎样，却又无法逃避。

“你要知道，马修，”他说，“我小时候设想过未来的职业。你猜是什么？猜不出来吧？警察。我想当警察，穿上蓝色制服，保护民众，惩治罪犯。”他端起咖啡杯，可杯子已经空了。“看来你跟我做了同样的梦，只是你真的实现了。”

我摇摇头。“我是误打误撞，”我说，“我真正的梦想是成为乔·迪马吉奥②。要不是运动资质不够，搞不好我真会去实现。”

“嗯，而我的问题在于没有道德资质，所以你知道我‘撞’上了什么。”

他不停地喝酒，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他不停去匿名戒酒会神游，不然他还有哪里可去呢？直到某天，戒酒会结束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把他拉到一旁，与他讲了几句箴言。

“他是个同性恋，马修，一看即知的那种。生在富裕家庭，上过常春藤名校，现在是珠宝设计师。比我年轻十岁不止，看起来二十英里每小时的风速就可以把他吹到爪哇国去。我还真就需要这样的人给我出主意，对吧？

“行，他要我乖乖坐下，说我把戒酒会当成了旋转门，一直进进出出绕圈子。而且每转一回，我就流失一点‘自我’。只有一种方法能打破这种循环，就是晨读《戒酒大书》，夜念《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③，认真对待每一步。听完以后，我看着他，看着这个瘦不拉叽的娘娘腔，这个比他妈的火星人离我还要遥远的家伙，问了他一个我从没问过别人的问题。我问他愿不愿意当我的辅导员。你知道他说了什么？”

“我猜他答应了吧。”

“‘我很乐意辅导你，’他说，‘但我不清楚你能不能受得了。’妈的，这人！可说到底，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他开始每天参加戒酒会。有时候一天两场，一天三场也有过。他每天早晚都给辅导员打电话。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双膝跪地，恳请上帝再赐给他清醒的一天；晚上睡觉前，再次两膝落地，感谢上帝保佑他一天不醉。他坚持念《戒酒大书》及《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跟着辅导员逐条实践，坚持了九十天——这不是他第一次做到——但接下来是六个月，九个月；终于，他出人意料地坚持了一年，这可是前所未有的。

到了第四步，辅导员让他写下这辈子做过的每一件错事。如果有什么事他不想写，那就意味着这事更他妈的该写下来。“就跟当庭认罪一样，我得承认自己干过的所有破事。”他说。

然后他们一起坐下，由他大声念出所写的一切，辅导员有时会提出评论，或询问细节。“念完后他问我有何感觉，我的回答有点不雅。我跟他说，像是拉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泡屎。”

现在他已戒满十六个月，开始着手赎罪。第八步时，他曾列过一个清单，写了所有他伤害过的人，他也愿意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可是真的到了第九步，要真正赎罪，显然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

“可我能有别的选择吗？”他摇了摇头，接着说，“天哪，这都几点了。你算是听完了我所有的故事。你刚听完三场演讲，现在又得听我唠叨，我讲的时间比他们三个人加起来还长。不过我觉得能跟以前的邻居聊聊，对我有好处。哦，对了，咱们以前住的地方没了，你知道吧，我是说那个老小区——市政府派了大队人马，在那里修了一条他妈的高速公路。”

“这我知道。”

“那地方对我来说挺有意义，那是个老小区。你在那儿住了多久？两年？”

“差不多吧。”

“对我来说，那里可是整个童年。以前我还真会因为失去了承载童年的场所，就把自己灌得烂醉。‘我真可怜啊，小时候住的房子被拆了，玩棍球的街道也没了，如此等等。’其实，我的童年跟房子和街道无关，那个童年也没有消失。我依旧扛着它四处走，我还是得对付它。”他伸手拿起账单，“我说得够多的了，账由我来付。唠叨了大半天，这算是对你耳朵的补偿吧。”

回到家时，我给吉姆·费伯打了个电话。我们都觉得杰克的辅导员摆明了就是个十足的“步骤纳粹”，不过他跟杰克好像真是绝配。

告别前，杰克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我要是不给我的，那可说不过去。只是我这人不喜欢打电话，吉姆是我相对固定的电话联系人。另外还有个住在翠贝卡的女雕塑家叫简·基恩。我们会共度周末，每周互相打两三次电话问问好。除此以外，我好像没什么电话，接到的基本也是打错的。

我抄下杰克·艾勒里的电话号码，想着或许哪天又会撞上他，或许再也不会。这种事很难说。

①Green Haven，纽约州一座专收重刑犯的监狱。

②乔·迪马吉奥（Joe DiMaggio，1914—1999），美国传奇棒球运动员，与玛丽莲·梦露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③《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Twelve & Twelve）是美国戒酒会出的小册子，完整收录戒酒的十二道步骤以及会员须知的十二条法规。

3

再次碰到杰克·艾勒里是几个月之后，我们参加了同一个戒酒会。在那之前，我们通过两次电话。第一次是我戒酒满九十天之后的几天。戒满九十天的当晚，我在圣保罗教堂的地下室发表了我的戒酒演讲。教堂在第九大道和六十街的交界处，离我的旅馆只隔几个街区。没戒酒的时候，我偶尔会来这里点蜡烛悼念逝者，享受片刻的宁静。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教堂的地下室有戒酒会。

那晚我坐在讲桌前，说起我的故事，足足说了二十分钟之久。会后大家围过来祝贺我，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火焰餐厅喝了咖啡。回旅馆后，我打电话给简，她也祝贺我，并提醒我满九十天后迎接我的会是什么：是的，第九十一天。

如此想来，杰克·艾勒里打电话向我表达祝贺之意，应该是第九十三天或九十四天。“打之前我还真有点迟疑，”他说，“我觉得你没有问题，不过这种事很难讲，对吧？万一你出了岔子，没坚持到九十天，可又有个混蛋打了电话过来，你会作何感想？我把这话跟我的辅导员说了。他提醒我，地球可不是绕着我转的。我总是忘记这一点。要是你真的不幸破了戒，那你要烦的可就多了，哪里还会在乎电话另一头在说什么。”

大概过去一周，他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偏巧那天是周六，我去了简·基恩在里斯伯纳德街的阁楼。第二天早上，我们到苏荷区参加了她最爱的戒酒会。之后我们共进早午餐，逛了西百老汇大道的几家画廊。晚上我则照多年来的惯例和吉姆共进周日晚餐。我们一般会去中式餐馆，馆子并不固定，饭后再参加一个戒酒会。所以等我回到旅馆发现留言，已经很晚了。我睡醒才给杰克回电话。当时他不在，他的电话也无法留言。

接下来几天，我们一来一往拨了好几次，终于连上了线。通话也颇为尴尬，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似乎都没什么可聊。

我记得他再次提到赎罪之难。“比如，”他说，“有个跟我一起干的兄弟，我们一起抢过几家店，一起喝掉五分之一瓶黑牌尊尼获加①，互称英雄。有一次，我们抢了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小店，拿了些锅碗瓢盆。天知道我们脑子在想些什么，他们店里能有多少现金啊，你说！”

我想起那名辨认嫌犯的女人。

“大概是他喝醉以后到处乱说，要么是我喝醉了乱说，谁还记得这种狗屁事！总之我被逮进去了。那女人指认了我旁边的倒霉鬼，一口咬定是他犯的案。后来警察去抓阿尼，老天，这小子竟然一把掏出枪来，真是疯了！当场被警察打成了筛子，被送到贝丝以色列医院前就死了。虽说不是我领他走上的犯罪道路，也没出卖他，可他死了。我连牢都不用坐，抢来的钱也不用退。那我欠他的该怎么办？我该如何弥补？”

之后，杰克又来过一次电话，留言说他要在上西区的戒酒会上演讲。要是我有意愿参加，也许会后我们可以再喝杯咖啡。我考虑了一下，但不知怎么就错过了时间。我还算喜欢他，也希望他顺利，可我没想跟他成为莫逆之交。布朗克斯的记忆弥远，这之后我们的道路又大相径庭——即使到头来我们还是碰到了一起。我是不太可能再戴上警徽，哪怕偶尔仍会起心动念，杰克是否会重蹈覆辙我就不敢说了。要是他能坚持戒酒就没事；一旦破戒，那什么坏事都有可能发生。真到了那一步，我可不想跟他走得太近。

再一次碰到他，是在第二大道和八十七街交界处的“每日清醒”戒酒会。我以前没去过，那次去是因为简受邀发表演讲。我从没听过她的酗酒史——只在几次聚会上听过片段——于是我们约好在那里碰头，还能共进晚餐。我找到了地方，为自己倒杯咖啡，一转身，便瞧见了杰克·艾勒里。他在房间另一边，与一个二十几岁、神情专注的男子说话。

我再瞥了一眼，才确定那人真是杰克。他看起来糟透了。穿着还过得去，卡其裤烫得笔挺，外加一件长袖运动衫。可半边脸是肿的，一只眼睛被打青了。这事有了现成的解释，我毫不犹豫就下了结论。戒酒的人可不会把自己搞成那样，除非他是个实力不济的职业拳手。我不禁感叹，他如此专注于“十二步”，却还是跌回了第一步。

破了酒戒确实可惜，但这种情况也不算少见。好在他还是继续来参加聚会了。当然，我可不会急巴巴地跑去跟他讲话。只特意挑了一张他不会瞧见我的椅子坐下。戒酒会这就开始了。

这里的流程是先听一个人演讲，之后举手发言。不过开场时还是照常念了一些戒酒的原则、步骤和法规，以及其他戒酒名篇。我的脑袋开始放空，直到有人举手汇报自己的戒酒天数或年数。这么听着听着，我不由侧头看了看杰克。毫无疑问，他也举了手。

没什么出乎意料的，我想，等着他站起来汇报这次坚持了多少天。不过报天数那部分已经走完，现在是在报年数，因为我听见他说：“我叫杰克，在上帝的眷顾和匿名戒酒会的帮助下，前天我终于戒满两年了。”

掌声四起。跟着鼓掌时我才算明白过来。我一边使劲拍着双手，一边暗骂自己是白痴。我有什么能耐，凭状貌就能断定人家喝酒了？

然后主席向大家介绍简。她开始讲她的故事。我往后坐稳，认真听起来。其间有一两次，我还是忍不住往前探了探，看了杰克几眼。他没喝酒，这很好，那他看上去为什么一副惨遭毒打的模样呢？

场间休息时我过去找他。“我就说看见你了嘛，”他说，“这儿离你家很远，对吧？我好像从来没在这里见过你。”

“今天的演讲者是我朋友，”我说，“我可是头一回听她讲述自己的戒酒故事。”

“嘿，值得大老远跑一趟，对吧？讲得很精彩。我嘛，只要步行几个街区就享受到了。”

“我们约好结束后一起吃晚餐。”我说。一边又想，我干吗非得跟他共享这个信息呢。回到座位才明白，自己是要免除后患，让他知道我没空与他一起喝咖啡。

我没问及脸的事情，这话不该由我来问，他也没主动提。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琢磨。发言环节他举起了手，我觉得自己的好奇心终于能够满足。但是简好像没注意到那只手。我集中意念去影响她，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叫到了他。他感谢了她的分享，说自己与她有很多共鸣，都经历过宿醉和酒后昏迷云云。他完全没解释戒酒两周年前夕脸上的淤青肿胀是怎么来的。

聚会一如往常在平静的祈祷文②中结束。散会后，有十来个人上前跟简握手致谢，包括杰克和他邻座的朋友。我留下来帮忙收椅子，直到他和朋友一起往门外走去时，我仍在整理。

他到了门边，又停下脚步，回头朝我走来。“现在不方便讲，”他说，“可有些事情我真得跟你谈谈。什么时候方便接电话？”

简和我要去吃晚餐，也许会去一家她向往已久的德国餐馆。然后我会送她回家，在里斯伯纳德街过个夜。她要早起上班，所以早餐过后我会走人。接下来呢？搭地铁回旅馆吧。要么就选择慢慢走回家，也许还能顺便参加一场午间戒酒会。佩里街的工作坊就有一场。或者继续走，到三十街的圣方济各教堂书店晃一晃。

我想到了一件事，也许在脸上表现出来了，因为杰克马上问我什么事那么好笑。

“我才想起，”我说，“别人的一个观点。《戒酒大书》告诉我们戒酒是通往重生的桥，但有时它只是通往另一场聚会的隧道。”

“格雷格也这么说。”他说。那人听到自己的名字便凑过来，杰克介绍我们认识。得知他是杰克的辅导员，我并不惊讶。他戴着一只耳环，我猜是他自己设计的。

“嘿，是‘老邻居马修’。”格雷格说，“不过那里已推倒重建。旧印象只留在回忆里了，比现实中的它要美丽得多吧。我还真希望有人在我住过的地方修一条高速公路，或者干脆挖一条河。”

“有人这么干过。”我好像记得。他说那是赫拉克勒斯，为清洗奥革阿斯的牛圈引入了河水。

“他有他的‘十二功绩’，我们有我们的‘戒酒十二步’，”他说，“谁说戒酒是轻松的差事呢？”

简走过来，我迫不及待地抓住她，想尽早离开这里。我跟杰克表示，也许让我来打电话会更方便。可他说他全天都要在外奔波。我只好告诉他，大约中午前我会回到旅馆。如果没人接听，可以下午两点再打一次。

纽约的“小德国”原本在下东区，但一九○四年发生了一场灾难。一艘名叫“斯洛克姆将军号”的游船在东河起火沉没，船上有一千三百名当地居民。事故造成一千多人死亡，“小德国”因此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高速公路贯穿造成的伤害也不过如此——或者挖一条河。

“小德国”的居民纷纷搬迁，大部分移居到约克维尔，即环绕八十六街和第三大道交界处的那几条街。住在那里的不只是德国人，还有捷克人、匈牙利人。这些年来他们又开始外迁了。那里房租日渐上涨，新移民根本住不起。约克维尔逐渐失去了它的异国情调。

坐在马克索餐厅里，你可发现不了这些。简认真研究了一下菜单，点了德式醋焖牛肉、紫甘蓝及马铃薯饺子。她讲的德语。服务员则穿了吊带皮短裤③，看上去挺憨的。他点点头，可能是赞赏她点菜的品味，或者发音。也可能两者皆是。等我说我要一模一样的，他简直两眼放光。不过当他问及啤酒时，我们说咖啡就行，他马上变得惊诧和丧气。咖啡可以餐后再点，他提议道，享用德国美食的时候，最好配上优质的德国啤酒。

我想起一些优质德国啤酒的滋味：浓烈、香醇、酒体饱满，譬如贝克、圣保利女孩或者卢云堡。我不打算点，甚至都没动念，只是记忆仍在。我眨眨眼让记忆消失。简则斩钉截铁地说，今晚他别想卖给我们哪怕一滴啤酒。

餐厅的气氛有点像招待游客的，可东西足够好吃。餐后我们又要了咖啡，共享了一份黏腻的甜点。“真想天天来这儿，”简说，“就怕体重会暴增到三百磅。那家伙好像被人揍得不轻，我记得他叫杰克？”

“怎么？”

“我看到你跟他讲话。”

“我跟你提过他。”

“你说他是你在布朗克斯的邻居，多年后你把他关进了牢里。”

“差不多。”我说，“手铐不是我给戴的，我只是旁观了嫌犯辨认。他坐牢也不是因为那个案件。我也从没跟他提起过旁观的事。”

“我问他脸上怎么了。我本来不打算问，但他自己要讲。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帅过。你知道的，刻意自嘲，免得大伙儿尴尬。”

“我见过乔治·谢林一次。”我回想道。

“弹爵士钢琴的那位？”

我点点头：“忘了是在什么场合，有人向我们引荐。当时他一连讲了三四个跟盲人有关的笑话，并不是很好笑，不过那不是重点。大家遇见盲人难免会有些不自然，他就强调自己是个盲人，反而化解了尴尬。”

“没错，杰克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干脆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怎么说？”

“他说都得怪‘戒酒十二步’，他在其中一步滑倒了，摔了个狗吃屎。想来他的朋友知道得更清楚，在旁边翻了个白眼。我本想问他是哪一步出了差错，可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又谢了我一次，侧身让下一位跟我握手。”

“第九。”我说。

“你是说‘第九步’？还是说德文的‘不’④？”

“他开始赎罪了，要么正准备赎罪。”

“当初我赎罪时，”她说，“得到的回应不是拥抱就是宽恕。还有些人一脸茫然，因为搞不懂我在道什么歉。”

“嗯，”我说，“你和杰克接触的人不太一样，你们要弥补的过错也天壤之别。”

“有一次我吐得别人全身都是。”

“他没有打你耳光吗？”

“他已经‘记不清了’。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我猜他只是客气而已。老天在上，这种事怎么可能忘呢？”

我像往常一样伸手去拿账单，可她坚持要 AA 制。到了外头，她说今天很累，想一个人回家，问我会不会介意。我说这样也好，我也有点累。那天是周四，我们就说好过两天再碰头。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帮她开门，她说可以把我捎到旅馆。我说我想走走，消化一下甜点。

我看着她的出租车在第二大道上一路往南开，试图回想我最后一次喝德国啤酒时的情景。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有散装的上好黑啤，我发现自己此刻竟想起了它的滋味。

我强迫自己走过两个街区，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旅馆，我脱下衣物，冲了个澡，打电话给吉姆·费伯：“我他妈的是怎么搞的？她说她累了，说我可以周六再去找她。”

“你以为今晚可以跟她回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她还问我是否介意，我说不介意，没问题。”

“违心之言。”

“我很想说既然如此，干脆周六也别见了，这样她更可以好好休息，想他妈休息多久都可以。”

“说得好。”

“非常感谢啦，女士，我可自己打车回去了。可我说的却是，我想散步回家。”

“嗯，那你现在有何感觉？”

“累，还有点傻。”

“依我看，两种感觉都很正常。你喝酒了吗？”

“当然没有。”

“当时想喝吗？”

“不想，”我说，然后又想了想，“理智上不想喝。也许心底想喝吧，从某种程度来说。”

“但你没喝。”

“没喝。”

“这就没事了，”他说，“上床睡觉去吧。”

不算小时候在布朗克斯，这是我第三次见杰克·艾勒里——一次透过单向玻璃，两次在戒酒会上。

我下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死了。

①Johnnie Walker，著名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其级别从低到高分别有红牌、黑牌、绿牌、金牌和蓝牌。

②Serenity Prayer，为美国二十世纪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写的一篇祷告词，原本并无标题，其内容为：“主啊，请赐我平静，能接纳我无法改变的事，请赐我勇气，能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并请赐我智慧，让我能分辨这两者的不同。”

③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男子的传统服饰。

④德语的“不”（nein）跟英语的“九”（nine）发音类似。

4

周五早上，我到晨星餐厅吃早饭，饭后直接去了西五十三街的唐奈尔图书馆。前一晚我们用餐时，简单谈论过“斯洛克姆将军号”沉船事件，但我并不清楚确切的事发时间和伤亡人数。我找到一本书，它提供了许多问题的答案，有些甚至是我开始阅读后才想到的。与该事件相关的，从船主到各级负责人，几乎所有人都有重大过失，却只有船长被关进大牢。而且，以他犯下的弥天大错来看，他的刑罚实在轻得不可思议。

据我所知，那时无人提起民事诉讼。世界在这四分之三个世纪里的改变实在太大。换成现在，要是有谁动了别人哪怕一根寒毛，就难逃法律诉讼——就算那根寒毛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就算那事发生在一百公里以外。这种没完没了大大小小的诉讼对这个国家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仔细思量，但也不急于得出结论。我读到的一些东西，又让我转而关注另一个话题，打开另一本书。

早晨就这么过去了。我从唐奈尔的阅览室直接去了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刚好赶上十二点半的聚会。一点半散会后，我在披萨铺上买了披萨和可乐。午饭这样解决也挺好，但被营养师看到了肯定不答应。到家大概是两点一刻，语音信箱里有两条留言。前一个是十点四十五打来的，后一个我早回来十分钟就可以接到。两个电话都是杰克打的，两次都说他稍后会再打。

我上楼给他回了电话，想着他可能在家，或者那边有了答录机。可他不在家，那边也没答录机。

我在屋里一直待到晚饭时分。我没有出门的理由，手头又有本书要读。所以我也不是特意在等他的电话，不过也有这个考虑吧。电话只响了一次，是简打来的，确定我们周六晚上还要见面。她问我昨晚是否真的一路走回到家，我回答之前深吸了一口气。“走了两条街以后，”我说，“我说了声‘去他妈的’，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

我们约好碰面的时间和地点，便挂了电话。我琢磨自己是怎么了，差点就说，没错，我从约克维尔一路走到了家。还有呢？说我的脚酸腿疼？说我在路上被人抢劫、持枪威胁，而这都是她的错？

我没那么说，当然。我先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回神，然后告诉她平淡无奇的真相。而她也没逮着机会念叨，说我原本可以搭她的便车，能省几块钱。看来我们都在进步。

周五晚上我去了圣保罗教堂，在那儿我见到了吉姆。不过，他正为头痛烦怨，场间休息时就先回家了。结束后我与几个人去喝咖啡，聊到最近戒酒会里有人坦诚自己是蕾丝边①。“我早知道佩吉是，”一个叫马蒂的家伙说，“刚认识她十分钟我就意识到了。我只是想在她自己反应过来之前碰碰运气。”

“脑子里还想着‘三人行’吧？”有人说。

“没有，我没想那么复杂。我只想在她明白过来之前上她几次。”

“可是上帝有别的想法。”

“上帝，”马蒂说，“他无知无能。上帝在他妈的调控台前睡着了。”

回到旅馆，前台有我的一条留言，同样的留言：杰克来过电话，稍后还会再打来。他没说让我打回去。太晚了，我也不想打。可我又改了主意，还是打了，不过没人接。

星期六，天气又冷又潮，雨下个不停。我没吃早饭，从街区尽头的熟食店订了早午饭。送餐的小伙子被淋透了，像一只快被淹死的老鼠。于是我多给了些小费。

整个下午我都在看电视，不停地换台，在几场大学橄榄球比赛之间换来换去。我并不在意看什么，这总比到外头淋雨好。而且我想，如果我一直待在屋子里，杰克找到我的几率也会高些。

可电话一直没响。我拿起话筒，给他打了几次电话。无人应答。这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不是我真的着急与他联系，我只是不想继续被这没完没了的留言缠住了。

所以我一直待在屋里，要么看电视，要么看窗外的雨。

我和简约好在“小意大利”碰头，马尔伯里街和赫斯特街交界处的一家餐厅。我们去过那里几次，都挺喜欢那儿的食物和气氛。我提前几分钟到了，服务员没查到我们的预约，但仍为我们找了一张空桌。简迟到十分钟。食物不错，服务也不错。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吧台上一个健硕的男人是我十几年前抓过的犯人。我本想指给简看，给我们的闲聊添点料。想想还是作罢。

饭后我们打算在附近散散步，不过天还下着毛毛雨，还挺冷的，所以我们便直接回到里斯伯纳德街。她泡了壶咖啡，放了几张唱片——莎拉·沃恩、埃拉、伊迪·戈尔梅。这是个阴雨的十月夜晚，温馨浪漫的情调飘荡在空气里，正适合你侬我侬，但用餐时盘旋不去的冷淡和距离感，一直没有散去。

我想，就这样了吗？难道我余生的每一个周六夜晚都要这样度过吗？

到了午夜，我们上床睡觉，收音机调在全天候播放爵士乐的频道上，我俩躺在黑暗里温存了一会儿。我感觉到脑海边缘暗藏了什么东西。我不想看它，睡眠便如舞台的幕布般急速落下。

几个月前，我开始在简的住处留下一些衣物。她已经腾出几个衣柜的抽屉给我使用，也给了我衣橱里的几个衣架使用，这样早上冲完澡后，我就可以换上干净的袜子和内衣裤——还有干净衬衫。通常我会把换下的衣物留给她洗。

“你戒酒快满一年了吧，”早餐时她开口道，“还有多久？一个月吗？”

“差不多还有五六周吧。”

我觉得她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

当晚我在第九大道的一家中餐厅和吉姆·费伯碰面。我俩都是头一次去那里，两人都觉得食物还可以，但不会特意向人推荐。我跟他说了前一晚与简的互动，他仔细聆听，细细想了一想，然后提醒我我戒酒快满一年了。

“她也是这么说的，”我回道，“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耸了耸肩，等着我回答自己的问题。

“‘头一年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我知道这句金玉良言。”

“没错。”

“换句话说，我还有五六周来决定我和简的关系要往哪个方向走。”

“错。”

“错？”

“你还有五六周，”他说，“不用做决定。”

“哦。”

“理解两者的差别吗？”

“大概吧。”

“满一年的时候，你无须改变现状。你无须做任何决定。你没有义务采取任何行动。最重要的是，在那天到来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明白了。”

“不过话说回来，”他道，“我们现在谈的是你的规划。她也许有她自己的规划。你满了一年没碰酒，再接下来你要么拉坨屎，要么离开粪坑，懂吧？”

“大概明白。”

“你知道，”他说，“说什么满一年才能做决定之类的，只是一般情况。对有些人来说，前五年最好都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

“你开玩笑的吧？”

“甚至十年。”他说。

我们参加了圣克莱尔医院的聚会。参加的人大半都是戒毒所的病人，这是强制要求的。让他们保持清醒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发言了。吉姆和我来过几次，在这里你基本上听不到什么有深度的发言，不过倒是挺好的观察机会。

会后我陪他走回家，他突然说：“有句话你要记着。是佛陀说的，说得挺对。‘对现状的不满是苦恼的根源。’”

我说：“佛陀说了这话？”

“我是这么听说啦，不过我得承认我没亲耳听见。你好像很惊讶？”

“嗯，”我说，“我没想到他还这么有深度。”

“佛陀吗？”

“别人都这么叫他，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这名字就这么传开了。他应该有六英尺六英寸吧，大块头大肚腩，光头。这人定期参加莫拉维亚教堂的午夜聚会，不过偶尔也会到其他的地方。我猜他以前是机车党，而且八成坐过牢——”

他脸上的表情让我说到一半停住了。他摇摇头说：“我说的是在菩提树下打坐，等着觉悟的佛陀。”

“我以为是苹果树呢，而且我以为是他发现了地心引力。”

“那是艾萨克·牛顿吧。”

“如果是牛顿的话，那应该是无花果树才对。总之你说的是另一个佛陀，这种误会很正常。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叫佛陀的就是莫拉维亚教堂那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在西街一家粗野的酒馆看守大门。那句话你再跟我说一遍好吗？苦恼的根源是什么？”

把他送回家之后我也回了旅馆。之前我在旅馆前台停留过，惊讶地发现居然没有留言。回来之后发现仍然没有电话记录。我问了前台的服务员，他说是有一个人打了几次电话，但没说名字，也没留言。他能告诉我的是，打电话的人是个男的。

是杰克，我想，他已经放弃给我留言了，因为留了也没用。我上了楼。正在挂衣服时，电话响了。

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马修吗？我是格雷格·斯迪尔曼。”

“我好像不认识——”

“我们前几天在‘每日清醒’戒酒会里打过照面。杰克·艾勒里介绍我们认识。”

“想起来了。”杰克的辅导员，珠宝设计师，耳朵上还戴着自己的作品。“当时你好像只说了名字，没说姓氏。”

“是，”他说，然后大声吸了口气，“马修，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①即 Lesbian，女同性恋者，此处为音译。下文不再注释。

5

约翰·约瑟夫·艾勒里①的葬礼于周一下午举行，地点就在周四晚间简受邀演讲的那家教堂的地下室。当天本来没有戒酒会，但格雷格已经征得教会同意，可以使用平常聚会的房间。放眼看去，到场的三十来人都是杰克在匿名戒酒会的熟人。

只有两人例外。他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并排站着，满眼戒心的样子。当然都是警察，这是警界的惯例——参加葬礼，捕捉讯息。我也曾干过几次，虽然从未捕到过什么鱼，但也不代表此路不通。

仪式没有宗教色彩，现场也没有神职人员出现。我抵达时，正在播放舒缓的音乐磁带。是耳熟的古典乐，但想不起曲名。乐音渐止，格雷格·斯迪尔曼起身走到讲台。他穿了一套深色西装，没戴耳环。

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杰克的朋友兼辅导员，又花了大约五分钟说了两个故事。有那么一会儿，他好像情绪濒临崩溃。他停下讲话，等情绪稳定下来后才接着讲。

之后众人轮流起立，分享与杰克相处的故事。这个过程和戒酒会很像，只是你不用等主席点名，轮流发言即可。此时大家共同的话题是杰克，除了他的轶闻趣事外，也谈及杰克坎坷的过去以及酗酒史。他在匿名戒酒会里找到了生命的希望与慰藉，经由十二个步骤的带领得到重生的机会。感谢上帝恩典，他是带着清醒的头脑离开的。

还真令人欣慰啊。

告别式在歌声中结束。一名声音空灵的年轻女子——大眼灵活，皮肤吹弹可破——于台前起身，她说她叫伊丽莎白，曾是个酒鬼。她和杰克不太熟，但至少他们共同抵达了“清醒”的目标。格雷格邀她献唱，她也感到荣幸。她唱了《奇异恩典》，其中有句歌词我似乎从未听过。戒酒前不久，我曾在一名妓女的葬礼上听到黑胶唱片放送的朱迪·柯林斯版本，她的唱腔恐怕很难有人能够超越。伊丽莎白的诠释已是颇为贴近。

房里摆了一台咖啡机。说穿了，这终究是个戒酒会，所以会后大家都凑拢过去。我扭头去看警察，心想我可以看出他们渴不渴，他们可能不好意思主动过来。不过他们已经离开了。于是我也跟着往前门走去——直到有人喊住了我。

是格雷格。他拉着我的手臂，问我能否拨点时间给他。“几分钟就好，”他说，“有些话我非跟你讲不可，我得请你帮个小忙。”

我下一次见到杰克·艾勒里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我是在停尸间见到的。我们俯视这名我俩认识已久的人的尸身，呆立许久。然后格雷格说：“没错，是他，是杰克·艾勒里。”我也点了头表示认可，于是警察领着我们走出了那里。

外头寒风凛冽，他翻起了衣领，一边说着不知道会否下雨。我说我没听到气象报告，他说他根本听不懂气象报告。“以前他们至少还会预测天气，”他说，“就算常讲错，至少答案清楚明了。可现在他们讲的全是百分比。妈的请问什么叫作百分之五十下雨的几率啊？你要怎么应对呢？带半把雨伞出门？”

“这样措辞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出错。”

“是哟。‘我们说了有百分之十的下雨几率，结果整天都是倾盆大雨，这就证明了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总之呢，就算是气象学家，也有需要为自己找个烂台阶下。”

他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马修，警方干吗坚持要我们认尸呢？他坐过黑牢，有一堆前科记录，他们也已根据指纹确定了他的身份。要是找不到他半个亲朋好友怎么办？这个程序根本就不用走，对吧？”

“当然。”

“我真的很不想看到他那副模样。我爸的葬礼就是开棺瞻仰的，他躺在棺材里，如同杜莎夫人蜡像馆巡回展的展示品，根本就是毫无生命力的蜡制人像，那个影像卡在我脑子里一直甩不掉。我跟他相处一直有问题，你知道。我达不到他的标准，这点他表达得再明白不过。好在他最后一次发病时，我们和解了，我们之间有爱，有对彼此的了解和尊敬，然而我看到他的最后那一眼却是那么恐怖，完全抹杀了我想要保存在记忆里的那个生龙活虎的男人。我明知道会有那种结果，而且全心抗拒，可是终究还是忍不住要看。你懂我的意思吧？”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呢？”

“一年多前。怎么？”

“因为时间会改变我们，”我说，“早先的记忆会取代后来的。”

“其实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改变了。但我信心不够，觉得也许那只是一时的幻象，搞不好我是一厢情愿。”

“一厢情愿多少也有点关系，”我说，“不过那绝不是幻象。最终，我们留在记忆里的还是已故亲友早年的模样——至少是印象中他们早年的模样。我有个阿姨得了阿兹海默症，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都住在疗养院里——她的脑子、她的个性，以及所有让她保有人性的东西，都被这个病魔慢慢腐蚀掉了。那是当时我看到的她，也是我记忆里的她。”

“天哪。”

“不过她过世以后，那些全都烟消云散了。真正的佩姬阿姨回来了。”

他边喝咖啡边说：“刚才我几乎不敢看他，其实我只看到了伤口。”

子弹打进他的嘴巴以及前额。认尸时，他的尸体从脖子以下都覆上了白被单，所以就算有其他伤口，我们也看不到。

“希望你讲得没错，”他说，“希望那个影像会烟消云散，越快越好——很感谢你的洞见。另外，也要谢谢你陪我认尸。”

我其实不是很想陪他，不过那种要求很难开口拒绝。

“我其实根本不想去，”他说，“尤其不想单独去。要找别人陪也是可以——杰克几个在戒酒会的朋友；不过感觉上你最适合。谢谢。”

我们离开太平间，走上第一大道往北直行，过了四十二街后，在一家叫作米克诺斯的咖啡馆停脚。他点烧烤干酪三明治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空腹很久，便也叫了一份。

“另外，”他说，“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谈。”

“噢？”

“那两个站在房间后头的男人。他们是警官。”

“我也感觉到了。”

“我不像你，身上装了雷达。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们找我面谈的时候，我看过了警徽。其实要我去认尸的，就是那两人。我想知道案子是不是很快能破，他们只是含糊其辞一语带过。”

“标准反应。”

“你觉得警方有可能破案吗？”

“搞不好已经破了，”我说，“我是说他们有可能知道凶手是谁。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们已经掌握足够证据可以提请上诉。”

“你查得出来吗？”

“你是说查出他们知不知道凶手身份吗？”他点点头。“我是可以四处问问。一般老百姓当然问不出所以然来，不过警界我还有几个熟人。为什么要查呢？”

“我有我的理由。”

显然是个他不想透露的理由。我没逼问。

我说：“我会四处探探口风。不过其实我现在就可以推断出是谁杀的。”

“真的假的？”

“也许该换个说法，”我表示，“我不知道凶手身份，不过我猜得出杰克遭害的原因。有人想要封他嘴。”

“有颗子弹打进他嘴里。”

“而且是近距离发射。总之，是有人把枪塞进他嘴里扣下扳机，不过在这之前，他前额中的那枪已经足以致命。把这跟杰克念念不忘的第九步加在一起，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我就是怕你这么说。”他说。

“噢？”

他看看自己的手，然后抬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是我害死他的。”

①杰克（Jack）是约翰（John）的昵称。

6

丹尼斯·雷德蒙是东六十七街十九分局的警员。我打电话过去时，他正在办公，我请他决定我们碰面的时间和地点。

“我还有几通电话要打，”他说，“然后就是自由时间了。你知道‘吟游男孩’吧？”

“我知道有这么首歌。”

“是莱辛顿街一家店，”他说，“就在我们分局附近。两点碰面如何？”

吟游男孩上了战场哟

死人堆里可以找着他……

果不其然，是一家爱尔兰酒馆①。我早到了几分钟，在靠墙处找到一方雅座，坐上可以看到他进门的位子。等着服务生送上我的苏打水时，我走到点唱机前。点唱单列出许多爱尔兰歌曲，其中自然少不了托马斯·摩尔的《吟游男孩》，唱片背面则是《特拉利的玫瑰》，两首都是约翰·麦高梅唱的②。我丢了枚25美分硬币，听着他那已逝的美声男高音诵唱着一个远在我或他出生以前发生的战争。

唱片放完了，我啜啜苏打水，时不时瞥一眼手表，心想麦高梅不知会如何诠释《特拉利的玫瑰》，或许我该再投一枚硬币找出答案，接着雷德蒙便于两点十二分穿门而入。我根据杰克告别式上得到的印象，马上认出他来，搞不好连西装都是穿的同一套。他花了点时间扫视全场——客人其实不多——然后便直接朝我走来。

“丹尼斯·雷德蒙，”他说，“你是马修·斯卡德？你没提昨天你也去参加了葬礼。”

“我在那儿看到你，”我说，“还有——”

“雷奇·毕卡斯基。”

“不过我不知道我约来的是你，你刚进门我才知道。”

“那当然，”他点点头，“忙了一整天啰，得狠狠喝个什么酬谢自己。你这杯是啥，伏特加汤力吗？”

“苏打水。”

他直起腰。“我可不打算跟进。”他说，然后走向吧台。他捧了混合着冰块的琥珀色液体回来。看样子是威士忌加水，我心想不知是哪种威士忌，哪个品牌。

他坐下来，举杯敬我，然后啜了一口。这人块头挺大，满脸横肉，气色红润是长期饮用威士忌的结果，不过他的眼神透露出他的脑袋还算管用。“乔·德肯打电话说了你不少好话，”他说，“他说他信得过你。你在警界待过，还当上了警探。你们是在局里认识的吧？”

我摇摇头。“我们是一年多前认识的。当时我已经离开警界几年了。”

“改当私家侦探。”

“没错。”

“想来你俩处得还不错啰。你现在就是以私探的身份在办案吧？”

“机会来的时候我会接。”我说。“不过艾勒里的案子我是以朋友的身份在查。”

“哦？”他皱眉沉思。“你待过第六分局，记得他好像给抓到那里一次。结果虽然没事，不过那次是你接的案吧？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想。”

我告诉他，他的推理能力甚佳，但那不是我的案子。证人指证时，我倒是在现场旁观。“我和他的交情比那稍微要早。”我说，并解释我和杰克在布朗克斯曾有过短暂交集。

“童年玩伴，”他说。“一个走上歧路，一个走上警察路。多年后，他们在一条暗巷硬碰硬，然后枪声响起。我想我应该看过这部电影。”

“嗯，巴里·菲茨杰拉德在里头饰演神父。”

他猛灌一口酒，味道冲鼻，闻得出是苏格兰威士忌。他说：“然后你们失去联络，之后他为别的事蹲了苦牢，最后他得了自由，却惹来杀身之祸，接着便有二三十名匿名戒酒会的朋友为他办了场告别式，所以现在你才会坐在这儿喝苏打水。他们升我当警探不是没道理的吧？”

“我只是奇怪你怎么还没当上局长。”

“迟早的事。”他说，“说来电影应该是同一部，只是现在警察跟坏蛋是在同一个戒酒会对上了，而主持人也从巴里·菲茨杰拉德变成了纽约皇后③。他叫什么名字？史毕曼吗？不，老天，人家可是堂堂的枢机主教哪，可咱们这位却是偏爱健身房的小皇后！斯迪尔曼对吧。”

“他说你跟他谈过。”

“谈了两回。悲愤填膺，在那闪闪俗亮的打扮底下，看得出这人很强悍。他是艾勒里的辅导员——天知道那是啥玩意，类似局里有个犹太律法师对吧？”

“差不多。”

“有人帮你拉拉外套下摆，领你走上正路。”

“就这意思。”

“你有辅导员吗？”

我点点头。

“该不会是斯迪尔曼吧？”

“不是。”

“而且你也不是斯迪尔曼的辅导员？”

“我戒酒的资历还没久到可以辅导别人。”

“多久的资历呢？或许我没资格问？”

“我可不知道谁有资格做啥或不做啥。下个月中我就戒满一年了。”

“而艾勒里——”

“才刚庆祝满两年。”

“刚好够格可以中枪。你知道是谁开的枪吗？”

“想封他口的人。”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送你这张大嘴巴一样小玩意儿。砰！’至于那人是谁，我俩的猜测应该是半斤八两谁也别想赢，但我希望你能赢我。有头绪吗？”

“没有。”

“我想问的是，你打算怎么追下去呢？你当过警探，据我所知，你是一流的。你会朝哪个方向看？”

“跟他一起干坏事、一起吃牢饭的人。”

“嗯哼。如果此路不通呢？”

“我会静候某个知道某些内情的人，出面跟我们交换条件。”

“换一张出狱保证书。”

“没错。”

“换句话说，就是等着案子自己破。这可不妙。若是上得了头条的案子，受害者名号响亮，家财万贯，那就好办。因为你会装出一副在办案的模样，就算没啥线索，你也要出动警力大干一场。可以问个问题吗，马修？眼下这名受害者，你不知道是几百年前认识他的，然后这一年来你跟他重逢后，两人都是滴酒不沾？”

“请问有何见教？”

“我只是纳闷你俩到底有多熟。”

“熟到可以参加他的葬礼。”

“到此为止，没再更熟？”

“没错。我人在这里，是因为有人希望我帮忙追查。”

“戴了个耳环的人，我猜。我问的原因是，我不想说出冒犯你的话。总之咱们心照不宣，谁也不会为这案子通宵熬夜卖老命。俗话说，说死人坏话是会怎样？”

“俗话说，不要说死人坏话。”

“唉，有时也是情非得已。眼下这名罪犯不学好，一辈子就那么两年突然决定弃掉黄汤寻找神。事情经过是这样对吧？寻找并且找到神？”

“有些人好像找到了。”

他想了想，然后把酒喝完，放下空杯子。“祝他们健康快乐。”他说，“我想破这案子吗？当然。我想破我手头所有的案子，看着所有坏蛋全都定罪蹲苦牢。可是机会有多大呢？简单一句话：你的朋友是人渣，请问等他的‘滴酒不沾期’过了以后，他会不会把酒一干，然后举枪指向哪个人呢？模式一再重演不是吗？”

没有一再重演，我想着。不过常发生就是。这点我不否认。总之没有不断重演。

“所以，我是想破案没错，”他说，“案子摆在了我的盘里，而我老妈从小就教我一定要把东西都吃光。”他拍拍肚子，“这门课我拿到了一百分。不过老哥啊，在犯罪的餐盘上，杰克·艾勒里就像球芽甘蓝一样不讨喜。”

①《吟游男孩》（The Minstrel Boy）是一首爱尔兰爱国歌曲，为十九世纪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写的歌。

②John McCormack，闻名全球的爱尔兰跨界歌手，兼唱歌剧与流行歌曲。

③皇后意指女人味重的男同性恋。

7

“大部分人都把甘蓝煮太烂了，”格雷格说，“如果不犯这种错误，球芽甘蓝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下回我碰到雷德蒙时，”我说，“一定记得提醒他。”

“先用椰油炒，得掌握好时间，既要保证炒熟，还得脆。再加一点咖喱粉，就是超完美杰作了。”

“受教。”

“不过如果你把这玩意儿煮到糊，当然会吓死人。所有甘蓝家族的成员皆如此。青花椰、高丽菜、花椰菜等等，煮太久的味道真不是盖的——噢，你在做鬼脸。我猜你不是甘蓝家族迷啰？”

“贫民区特有的味道，”我说，“就是老鼠味加甘蓝菜。如果穷困有种味道的话，非此莫属。”

“说来又是哪种人会煮甘蓝菜——而且煮到又糊又烂呢？”

“穷人。”

“爱尔兰穷人，”他说，“以及波兰穷人。北欧和东欧来的穷人。不过世代推移，他们现在全都七手八脚地爬上了中产阶级。所以时下穷困的味道又是啥呢，你说？”他想了想。“大蒜味的落水狗。”他决定道。

那是星期四晚上，我又回到了第二大道的“每日清醒”聚会，当晚的演讲人来自皇后区的瑞奇伍德，脑壳半秃，在银行担任出纳已经三十多年。这人从来没搬出他从小长大的房子，而且这房子离他的上班地点只有三个路口，非常近便。房子两层楼，楼上一直租给别人，直到他结婚后他的父母才得以收回，由他和新婚妻子进驻楼上。

“娶的是邻家女孩，”格雷格耳语道，“他还能娶谁啊？”

这种故事不管是不是在戒酒会里头传述，都可称得上是无聊透顶，而他讲述的语调也是单调平板不带感情：先是他的父亲过世，几年后他的母亲过世，然后他和爱妻以及他们的独子便搬到楼下，并将一对年轻夫妻收纳为楼上住客。

“生活如此多彩多姿，”格雷格细声道，“他为什么还想喝酒呢？”

直到他开始进出医院及戒毒所，故事才算变得比较有趣——不过真的活在里面就很难说了。有这么家酒吧，位于他从银行返家的路上，于是他便逐渐养成每天进门叫一杯啤酒的习惯，偶尔会来上两杯。此外每个星期总有几晚他会特意再去一趟，以便收看大银幕播放的运动赛事，而且当然也免不了再点个几杯啤酒解馋。他从没有醉到跌跌撞撞，亦不曾醉到断片，而他偶然的宿醉也只是带来灼烧感和轻微的头痛；他只消喝下一大杯水，吞颗阿司匹林就没事了。

他的酒精上瘾过程进行得缓之又缓，不过这人反正时间多到不行。后来银行炒了他鱿鱼，妻子要他打包离开，他没有一天不是痛苦难熬。一家勒戒所的顾问找上门去，说服了他报名参加戒酒课程，再加上他又去了许多许多的聚会，所以最终他总算想通了自己的问题，于是他和太太破镜重圆，银行也请他重返旧职。

“好个戒酒成功的故事啊，”掌声稀落下来以后，格雷格说，“我拟了两个标题，只可惜都给弥尔顿用过了。”

“弥尔顿？”

“《失乐园》和《复乐园》。你知道塞缪尔·约翰逊博士①是怎么形容《失乐园》的吗？”

“愿闻其详。”

“他说这首诗最大的缺点就是太长，用这话来形容刚才那席演讲还满贴切的对吧？”

散会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场间休息时我们都曾希望对方能提议离开，只是我俩都没采取主动；所幸下半场稍有转机，我们听到了一些有料的东西。我们待到终场朗读平静祷告词之后，并帮忙收椅子、清理烟灰缸。之后我们起步走上第二大道，讨论着某人所说的某些话。这个话题聊完后，我们默默且适意地走过一两条街。

先前通电话时，我已经把我和雷德蒙之间谈话的精华告诉他了，现在想必我俩都在想着这事。他打破沉默说：“看来他们是打算撒手不管他了。”话里的他们和他指的是谁，不言自明。

我解释说，他们还是会办案，会放话出去说在办，如同渔夫往水中放饵料。案子办得再勤快，我说，有时候也只等同于卖力推动河水。到头来就算案子侦破，说穿了恐怕也和你的努力无关——只是有个心怀怨恨的家伙丢了条线索给警方。

“怨气发挥的伟大力量，”他说，“所以怨气也有正向功能啊。总之你还是会办这案子对吧？”

“有线索可循的话。”

“听起来还真有第三步的味道，对吧？付诸行动，等着采收。有个我辅导的人，一直找不到工作，他的履历就跟货真价实的瑞士奶酪一样，坑坑洞洞大到都可以开辆卡车穿行而过。我要他以一天寄一份履历的方式来找工作，他乖乖照办长达三个星期。结果是石沉大海，连一封回音也没收到。”

“然后呢？”

“然后你猜他得着了个啥？就在第四个星期，有家他根本没应征的公司竟然莫名其妙地给了个他根本没听过的工作，而且还是个挺不赖的工作。如果他之前没有接二连三寄求职信的话，好事会上门吗？答案无从知晓，不过我个人是坚决相信，唯有行动才能带来收获。”

“你辅导过很多人吗？”

“没几个。找我辅导的人不少，不过在我开口决定以前，我会先花一小时和当事人喝咖啡。通常哪，我们都是达成共识，确定此事不可行；要不就是共同决定要试试看，但一两个月过后，总有一个把另一个给炒鱿鱼。人称我为‘十二步魔人’不是没道理的，就算有人觉得我跟他是天作之合，碰上了现实问题，他还是会知难而退。咦，我们好像错过了好多家咖啡馆。”

“是啊。”

“我倒是不饿，你呢？”

“聚会时我塞了好多饼干。”

“同样的原因，我也不饿。不知道是哪个家伙带去那么多盒安摩巧克力饼干，真希望他别再这样了。我一碰就停不下来。说来我可能得把安摩列在第一步骤的清单里戒掉。瞧我现在，光是想到就抖个不停，由此可证我得采取些措施。”他脸孔一亮，咧嘴笑笑。“不过今天不行。”他说。

“就跟圣奥古斯丁一样。”

“没错！‘主啊！请赐给我贞洁的心，但不是现在。’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说了这话。马修，既然我们已有共识两人都不饿，想不想到我家小坐一下？有样东西我想请你过目，而且我以人格担保，我泡咖啡的功力绝对胜过希腊人。”

这不是我头一回听到格雷格自称十二步魔人了。葬礼结束后，他告诉我是他害死杰克时，我就听他提起这个绰号。他一步步领着他上路，亦步亦趋盯得死紧，而杰克也是全力以赴赶进度，急速冲向第九步所要求的赎罪历程。十二步手册提及，我们要把握机会，弥补我们犯下的过错——除非弥补过程有可能伤害到对方或者其他人。

或者我们自己，我想着。但就我记忆所及，手册里好像没有提出类似的警告。

格雷格的公寓位在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的东九十九街，距离约克村与东哈林的非官方界线只有三个街区之遥。哈林曾是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的大本营，但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其实早已攀爬到更接近美国梦的区域。此处如今尚留有一家意大利餐馆（顾客觉得长途跋涉到此一吃，还算值回票价），另外，第二大道上也残存了几家爱尔兰酒吧——至少名字是爱尔兰的。来客看样子大半都是西班牙裔，或者西印度群岛的移民。翡翠星辰橱窗里闪烁的霓虹灯打的啤酒广告也并非健力士，而是来自牙买加的红带啤酒。

我已经多年没来过这儿了，看得出这一带又起了新的变化。在九十七和九十八街之间，我们走过了几栋正在整修的五层楼红砖建筑，路沿的巨形公设垃圾桶里堆满了灰泥、板条和木板块；而对街则是兴建中的摩天高楼——原先的贫民区已给取代为二十层楼高的玻璃帷幕钢骨建筑。

我说真没想到哈林会有这种景观出现，格雷格则提醒我说，这里已改名为卡内基山，这是房地产经纪人的最新发明，他们还曾把我目前居住的区域重新命名为克林顿呢。在那之前，我们都还快快乐乐地把它称作“地狱厨房”呢。

他提醒我说：“梭罗有句名言曰：‘小心需要穿上新衣的企业。’另外，也得小心需要改换名称的地段。”

纽约在不断地重塑新的自我，为它富裕的公民们不断推出日益增添的地盘——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了，因为这过程已经推演了不止一百年，不过当我看着一栋栋建筑被挖得肚破肠流准备翻新时，免不了要纳闷之前的住户在他们的墙壁和地板被拖走以后，到底下场如何。

我告诉自己我需要转念。是的，有个内在的声音在说。忘了那些苦哈哈的狗杂种吧。纽约自会照顾他们，帮他们找到绝佳的垃圾桶进驻过活。

吉姆跟我说过什么呢倒是？“人类不快乐的源头，都是来自不满现状。”这是佛陀的智慧——独一无二的那位，而非参加午夜聚会的家伙。这话值得深思——在我走向格雷格·斯迪尔曼的公寓的路上时。

“是有老鼠味，”他说，一边抽动鼻子，“不过没有高丽菜，也没带着大蒜味的落水狗。无法判断是啥的烹煮味。总之，还不算太糟。”

没有楼梯间来得糟就是。根据建筑法规定，七层楼以上的建筑必须配有电梯，所以纽约便充斥了许多六层楼高的建筑。这便是其中之一，而他住的还是顶楼。

“楼梯我倒不在意，”他说，“我已经住得久到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当初我来纽约的时候，跟人在八十五街和第三大道的交口附近合租过，不过我需要隐私，没几个月我就搬来了这里。我是在这间公寓里戒酒的——在这里酗酒多年以后。每次回想起我是怎么个嗑了药又醉茫茫地攀爬这些楼梯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们说的‘上帝保护酒鬼和笨蛋’，我两个条件都符合。”

他的公寓虽小，但五脏齐全，原先应该是个三房直线相连的公寓，他打掉了薄板墙，营造出一间长形大房。外墙他磨到露出红砖，然后敷上亮漆做出光面效果。他将细缝间的灰泥染黑，并于众多红砖中随兴挑出几块涂上白、蓝或黄。数量不多，只是要营造出醒目的感觉。

桌桌椅椅的风格各异，不过倒颇为搭调。他语带骄傲地说，除了几件二手铺买来的便宜货以外，所有的对象都是从街头搬回来的。他说，纽约就算躺在路边被人当成破烂丢掉的家私物品，都要比其他城市展示于商店的东西来得精致耐看。

有面墙挂了幅抽象画，颜色鲜艳活泼，满是锐角线条。那是一名早已失联的艺术家朋友送的礼物。另外有幅油画，雕工繁复的木框镶着田园景致以及裸脚的林中仙女和半人半羊的怪兽②。这是他以自己设计的珠宝交换来的。

等他讲完所有对象的故事，咖啡也煮好了——和他的公寓一样做工完美，甚至比简在里斯伯纳德街泡的美味咖啡还要棒。他说豆子是他自己磨的，这我并不惊讶。

他说：“马修，眼下我身处道德困境。可以请教目前你是在十二步的哪一步吗？”

“我正在专心对付第一步，”我说，“并拨出部分脑力思考第二以及第三步。”

“说来你还没正式踏上第四步啰。”

“我的辅导员说我不宜赶路。他说通常的做法是一年完成一步，我还在戒酒的第一年，所以应该把焦点放在第一步就好。”

“这是某派说法没错，”他说，“一年一步的原则是有它的好处，因为彻底消化一个步骤确实需要一年时间。不过三○、四○年代匿名戒酒会的创始人们可没这么客气，他们会冲到医院把潜在会员拉下病床，要他们跪在地上，让他们承认无法自力克服酒精控制，一定要把信心放在上帝身上才能脱离困境。可怜那些人都还在发抖呢，他们就是不肯放过。那批人是十二步魔人的老祖宗，早在后人发明这个词的十几年前就身体力行了。”

“所以你不是头一个。”

“恐怕不是。而且如我所说，我不是人人向往的辅导员。但话说回来，当初要不是我的辅导员跟现在的我一样强悍严格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他要我白纸黑字什么都写——这点我最恨；还要我跪地祷告——这点我觉得很失颜面，而且搞不好还会把我希望能跟上帝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毁掉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平起平坐的两个理性个体，可以共同解决问题。天哪，我以前还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混球。”

他对着这段回忆直摇头。

“要不是杰克死了，”他继续说，“我一定会告诉你，我是辅导杰克的不二人选。我俩没半个共通点：他比我大了将近二十岁，生命历程比我坎坷许多，而且他是异性恋——搞不好还有恐同症。不过他羡慕我的成就，也喜欢我传递的理念。所以我马上断定，他要保持不醉的唯一办法就是严格的照表操课，每天早晚各祷告一次，每天至少参加一次聚会，十二步的每一步都要写下报告紧盯进度。你听出我是怎么陷入困境的了吧？”

“他什么都写。”

“所有他跟我讲的，所有他写下的，其实都是我俩之间的秘密。我不是神父，告解法在法庭里并不适用③，不过我很尊重他对我的告解，那是神圣不可泄漏的。然而现在……”

“现在他死了。”

“现在他死了，他写的东西有可能帮助警方破案。如此一来，我该向谁负责呢？他过世是否就表示我无须为他隐瞒实情了？我知道指认死者为匿名戒酒会的成员是 OK 的。某本通俗小说改编的电影里，有这么句台词：死亡就表示永远不必再隐姓埋名了。不过眼下的情况却不太一样，对吧？”

“就某些方面来说，没错。”

“就别的方面来说难道不是吗？”他叹口气，“你知道我最想念喝酒的哪种好处吗？喝了酒啊，我们就可以老着脸皮，碰到什么难题都说一句：‘妈啊，管他去死！’凡事都要想得透彻明白可真累。”

“我懂你意思。”

“杰克在他的第八步清单列出很多名字。他不只写下醉酒时期伤害过的人的名字，他还为每个人写了小故事，说明他是怎么得罪对方，对方又受到什么影响，而他又该如何弥补过错。清单上的人有些已经去世，无法弥补过错让他很怅然。”

“他说了他父亲的事。”

“是啊，老头走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我提出了几个建议。比方他可以找个安静的所在，如教堂，或者公园，布朗克斯的老家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只可惜现在已成了高速公路。地点其实无所谓，重点是他得找个地方缅怀父亲，跟他讲讲话。”

“跟他讲讲话？”

“把所有他希望在父亲临终前能讲的话全说出来，让老头知道他现在已经滴酒不沾，改头换面，而且——嗳，你也知道嘛，我不可能帮他拟演讲稿。他自己就可以想出很多话讲的。”

“而且搞不好老爸真能接收到呢。”

“就我所知，”他说，“老家伙目前是在天上的一朵云里头，而且他的耳朵还可以听到狗哨声。”他皱起眉头。“我是说那种只有狗狗才能听到的哨子声啦④。”

“我能听懂。”

“我刚才那话语意不清，也有可能是说听得到狗吹口哨的声音。其实就连死人也听不到那种声音的。”

“谁知道呢。”

他瞪我一眼。

“咖啡还有，”他说，“再来一杯？”

①英国十八世纪文坛执牛耳者。

②satyr 是希腊神话中的怪兽，喜欢喝酒，且痴恋林中仙女，常常追逐她们，与其共舞。

③神父受告解法保护，在法庭上无须透露受审者告解过的秘密。

④有种哨子是专门用来训练狗的，超高的音频只有狗才听得到，人耳无法接收。

8

“杰克踏上第五步的时候，就坐在你现在坐的椅子上。他已经写好第四步的笔记，花了好几个星期呢，为的是要确定没漏掉什么。当时他人坐在那里，我呢就坐在这里，然后他就开始大声念出来。他哽咽了好几次，嗑嗑巴巴念了好久。”

我完全可以想象。

“偶尔我会打断他，你知道。要他解释或者补充。不过大半时候就是让他念下去，我试图去听——尽量啦。那活儿不好干。”

“大石压顶？”

“确实如此，马修。当初我到第四步的时候，报了不知多少让我羞愧的事迹。依戒酒会的立场来说，重点是你的良心为以往的过错谴责自己多少，而不是你的罪行在公定的道德尺度上排在哪个等级。不过我觉得自己只是轻量级罪犯，小奸小恶纯属业余，因为犯法的事我只做过两种：闯红灯跟逃漏税。噢，还有就是偷钻地铁栅栏省票钱。你该不会打我的小报告吧？”

“这回我可以放你一马。”

“别担心，本人不会再犯。我犯的错没啥了不起，只是违反道德戒律，我觉得没必要再提。不过你知道，我从来没抢过钱，也没拎起棍棒打过人。老天在上，我也从来没有杀过人。”

“但杰克杀过？”

他的沉默就是答案。

许久之后他说：“把他跟我分享的话讲出来，我会觉得内疚。他之所以被杀，跟他的个性缺陷、心里的怨气或者犯下的罪行，统统无关，所以我的结论是：他的过去可以跟着他一起躺进棺材不见天日。”

“听来合理。”

“可惜他没棺材可躺。我都安排好了，一等他们通知领取尸体，我就将他火化。可以雇条船出海，把骨灰撒到海上。”他转动起眼珠，“如果我有他第四步列表的副本，我准定也会把它丢进火炉，让纸灰跟着他下海然后——”

他一路讲来语调听似轻松，此时却克制不住，哽咽起来。我看着他咬紧牙关，眨回眼泪；等他重拾话头时，他又回复了原本沉稳有力的声音。

“我的困境是，”他说，“如何处理他的第八步。刚才我说了，清单内容非常详尽。”

“每个人都附了段小故事。”

“而且有几段还蛮长的。依我判断，杀他的凶手八成就在名单上。”

“而且你有份副本。”

“我刚才有说吗？”

“没说，不过如果你手头没有数据的话，就不会卡在困境里了。你握有他的第八步清单，所以你得决定如何处理。”

“如果警方握有线索——如果他们知道凶手身份的话，我就了无牵挂。我大可毁了清单，拍拍屁股走人。问题是他们两手空空，也没打算努力办案，所以我手上的材料就变得举足轻重。身为美国公民，我有义务提供协助。”

“那就协助吧。”

“可是清单上有二十几个名字啊，马修！倒也不是说嫌犯有这么多，因为名单囊括了他死去的父亲，还有几个归天的老友，外加被他骗上床的高中女友；另有几个人应该不会以开枪的方式回报他的歉意。不过就算剔除了他们，还是有三分之一左右是登记在案的黑道人士。问题是凶手只有一个，我哪好意思把人家全拖下水啊？”

“更何况，他的原意是要跟这些人一一道歉，并且弥补过错——”

“就这句话！他那边才刚登门道歉，口里说着全是酒精害他犯的错，打翻了你桌上那盏灯我可以赔你一百块，要不就是另外帮你买盏新的来代替。没想到一眨眼他就蹬腿死了，警察都找上门来了。”

“而且名单上那些人最最怕的就是穿蓝制服的人类。”

“或穿罗伯特霍尔装①。不过说起来，雷德蒙先生的衣着倒是挺高档的。”

“他是警探。”

“噢，警探打扮比较入时吗？这我倒不知道。”

想当年我得了金质警徽之后，艾迪·柯勒马上带我到第五大道一家叫芬齐利的店子里。该店的门面仿若诺曼古堡，我踏出店门时，走路虎虎生风颇有城堡主人的架势，因为我才买的西装是我平常消费金额的三倍以上。

我买这套西装为的是让小老百姓印象深刻，因为上级才将我升为警探，我得维护形象。何况还有其他好处，比方说我的老婆就颇表赞许，我的女友也是。

当然，我还买过其他高档西装，不过我只记得这一套——翻领双扣，深蓝色苏格兰细格纹毛料，触感轻柔。（“手工很细。”店员说。）裤脚没有翻褶。（“应该是不要翻褶的那种，对吧？”）

不知那套西装下场如何。更进一步其实应该问，不知芬齐利下场如何。上回我刚巧路过时，它已不在那儿。城垛式的建筑有了新任租户进驻，橱窗里摆满了针对游客贩卖的仿制牙雕以及东方工艺品。

眼看他楼起了，眼看他楼塌了。

格雷格的难题再清楚不过。假如他把杰克的第八步清单交给精心打扮的雷德蒙警探的话，和命案扯不上丝毫关系的清白人士便有麻烦了。但如果不呈报的话，正义就不得伸张。

我问他是否和他的辅导员讨论过。

“真希望他还在，”他说。“听过同性恋癌症吧？大名卡波西氏肉瘤，也许我发错音了。是罕见病症，至少曾经很罕见，而现在世上每个男同性恋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检查身上有否紫色斑块。亚德安出现这种症状以后，病情严重，大家都觉得他会死于卡波西，因为这病没得医。可到头来害死他的却是肺炎。一种非常罕见的肺炎，但现在它也已不再罕见——设若你是男同性恋的话。”

这我略有所闻。我在圣保罗教堂的戒酒小组就有一名成员死于肺炎，另一位则是不断莫名其妙发高烧，住院好几次。

“病因完全不明，”他说，“我有个朋友觉得可能是皮革加上海鲜蛋饼的共生结果。我们也许会全都死于此病，马修，不过奔赴死亡的路上还是会欢笑无限。”

他的辅导员亚德安大约一个多月前过世了，但他还没有找到替代人选。“我一直都有在默默挑选，”他说，“暗中观察，审慎筛选。年纪得比我大，有更悠久的戒酒年资，而且这人还得天天参加聚会才行。我不想再找同性恋男人了，因为我不想再受同样的折磨；我不找异性恋男人，因为我更不想。最近我又想到也许该找个女性辅导员，然而到底是异性恋还是蕾丝边比较合适呢？”

“又一个难题。”我说。

他点点头。“时候到了，自有解答。不过，另外那道难题，就不一样了，得采取行动解决。马修，你当过警察，你有可能走回老路子吗？”

“重操旧业吗？”以前我是考虑过，还跟吉姆·费伯谈过。“不会，”我说，“绝无可能。”

“现在你只做私家侦探。”

“也不尽然。私探领有执照，但我没有。离开警局以后，我开始私下帮人查案，但并非登记有案的官方做法。算是帮朋友的忙，而他们则会以现金酬报表示感谢。”

“现在呢？”

“还是一样。我找工作的方式应该跟你找辅导员差不多吧。”我表示，“听说有个免费就业方案叫 EPRA，忘了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酒精上瘾者恢复期之就业计划’（Em-ployment Program for Recovering Alcoholics）。杰克参加过，可是撑不下去。他帮一家小吃店送过便当，还谈不上是事业，不过总是个可以帮他戒酒的正当工作。”

“帮我戒酒的工作应该就是查案。这十一个月来，一直都有活儿找上门，所以我的房租皆能准时缴交，三餐也都没有少。”

“你帮朋友忙，然后他们表示感谢。”

“对。”

“很好，”他说，“现在我有个忙想请你帮。”

①Robert Hall 是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受欢迎的平价服装连锁店。

9

我回到家时，已过了午夜。没有半通电话留言，只是照常收到一大堆垃圾信件。回房以后，我把信扔掉，但留下了先前拿到的九乘十二英寸牛皮纸信封，收信人写的是格雷格·斯迪尔曼，油印的回邮地址则是堪萨斯州威齐塔的一家公司。纸袋装过珠宝商的货品目录，不过现在已替换为杰克·艾勒里的第八步清单，里头列出了据称他伤害过的人的名字，杀他的凶手有可能名列其中。

当时我瞥过名单的第一页，确认我读得懂杰克的笔迹，然后便看着格雷格将清单插入信封，以金属夹子封好袋口。现在我将纸袋原封不动放在五斗柜上，脱下衣服，走到莲蓬头下。

我冲完澡后，信封还在原处。我打开封口，抽出一叠以回形针夹住的无网格线笔记纸。每张纸都标了页码，总共九张，上头覆满了杰克细小但还不致潦草的笔迹——白纸上的墨蓝。

名单第一页列出的名字是雷蒙·艾勒里，即杰克的亡父。我又看了几行，突然一阵疲累如海浪袭来。不要急，慢慢来。我将纸张收进信封，重新夹好封口，上床睡觉。

这时我想起自己并没有祷告。我看不出祷告有何必要，祷告不是我的风格。我已经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些非我风格的事，而且只能偶尔体会到其中必要。所以我就把事情简化：早上起床后，祈求可以整天滴酒不沾，晚上就寝前感谢老天我又一天滴酒不沾。

不过只在我记得的时候。现在我想起来了，但人已在床上也熄了灯，也不想跋涉下床，跪在地上——这同样不是我的风格。

“谢谢。”我说，不管是谁在听我说话，这便算是祷告了吧。

“他给了我一千块，”我告诉吉姆，“十张百元大钞。他直接从皮夹抽出来，没有清点，所以找我办案应该不是临时起意。”

“希望你还记得你的警察训练。”

“钱已入袋为安了。”

多年前我在布鲁克林当菜鸟时，老鸟文斯·马哈菲便已教过我：有人散财时，务必笑纳。

“口袋躺着千元美钞，”吉姆说，“但语气听来不甚快乐。”

“因为大半都已经飞了。我付了下个月的房租，寄了张汇票给安妮塔去银行存了钱，剩下的才塞进皮夹里。”

“全塞进去吗？还是你把收成的十分之一当燔祭献给了神？”

“好吧。”我说。

几年前我开始养成“十一奉献”的习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投入我走过的第一家教堂的奉献箱。吉姆觉得这个癖好挺有趣，他判定我戒酒以后这个习惯自会淡去。总之，我的钱大半都是给了天主教堂，因为它们开放的时间较长，而且通常我在回家的路上，总会拐个弯到使徒圣保罗教堂的济贫箱奉献我的一己之力。人在那里的时候，我总不忘点上几支蜡烛，其中之一是点给杰克·艾勒里的。

“再怎么说你还是比昨天多了几块钱，”吉姆指出，“可你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我收了钱，”我说，“现在我得开始付出劳力了。”

“亦即找出杀你朋友的凶手。”

“亦即找出名单上是否有哪个名字我可以心安理得地交给雷德蒙。说来这两件事应该是同一件事。”

“难道你就不能把绝不可能犯下命案的人剔除掉，直接把剩下的名字交给他就算完事吗？”

“这点斯迪尔曼自力便可办到，”我说，“重点是要避免伤及和杰克命案无干的无辜人士——就算那人也许辜负了其他很多人。”

“清单上有恶棍吗？”

“我不知道上头有谁，”我说，“我只认出杰克的父亲，而他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这就洗清他的嫌疑了，对吧？你还没看名单吗？”

“昨晚累得要死，今早又给其他事情绊住了。说来是得开始看了。”

“好主意。”我的辅导员说。

不过这事我不甚热衷，回房时我一路幻想着那个牛皮纸信封也许于我不在时不见了。旅馆服务员——她一周来一次，下一次应是三天后——但也有可能提早到达现场，换下我的床单，清掉我的纸篓，顺道把杰克的第八步请进了焚化炉。或者某名梁上君子神鬼不觉地进了门，发现无物可偷甚为恼火，便将清单带走泄恨。要不纸袋自燃成了灰烬，也有可能房间淹水，或者——

名单还好端端地躺在原处。我坐下来，开始展卷阅读。

等我读完以后，午餐时间早已过去，太阳也下山了。我走出门，胡乱吃了点东西，迈步到圣保罗参加我每周五固定会去的十二步聚会。中场时间我亟欲离开，但还是勉强留到散会。

“今晚我要舍弃咖啡，”我告诉吉姆，“我打算上酒吧。”

“你知道，我也曾多次动过这种念头。”

“我念了那张该死的名单，”我说，“耗掉没完没了的时间——因为我总移开眼，瞪着窗外。”

“是对街那家酒铺吗？”

“世贸大厦吧，我想，不过其实我什么也没在看。只是发呆。这活儿不好干，吉姆。我望见了这人内心和灵魂的深处，负担之重还真无法承受。”

“所以啦，你才会痛下决心上酒吧。”

我丢了个白眼给他。“我抄下五个名字，想找个人一一打听清楚。”

“酒吧正是你跟这位人士碰面的好地方。”

“这人肯定会在酒吧。顶尖小店或者普根酒吧，他在这两家之间游走。”

“明智之举，人就怕卡在一个地方出不来。”他说，“带个人跟去也许会好点吧？”

“我又没打算喝酒。”

“了解，”他说，“不过有个不沾酒的朋友作陪，也许你会自在些。”

这我想了想，并想了想让陌生人同坐一桌的不适；两相比较之后我回道：“这次应该没问题，”我说，“我对付得来。”

“不管你上的是哪家酒馆，一定少不了公用电话。而你又有一堆硬币，对吧？”

“硬币和地铁车票皆备，不过车票我用不上。酒馆就在七十二街，我来回都要用走的。”

“成，”他说，“走路于你有益。”

我走到七十二街和哥伦布环形路口的交界处。普根大约有半条街之远，而顶尖则在另一方向的等距之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站在两捆稻草中间的驴①。你得随机选取一捆，要不就只能饿死。我在脑袋瓜里丢了个硬币做决定，然后迈步走向顶尖，果不其然，他是在普根——坐在桌旁，有个盛装着一瓶苏托力伏特加的木纹塑料桶陪侍一旁。

桌旁男子手握魔方，并未扭玩，而是蹙着眉头瞪眼在看。我走过去，说道：“你好，丹尼男孩。”他没抬眼，只是说：“马修啊，你可见过这个？”

“见是见过，但从来没玩过。”

“有人把这给了我，”他说，“得拨弄到六面全是同一颜色才行哪，搞不懂怎么会有人费心做这个事。送你如何？”

“不了，谢谢。”

他把东西放上桌，露出灿烂的笑容抬眼看我。“坐嘛，”他说，“看到你真好。也许我该把这玩具送给服务生。我觉得她那人很容易讨好。你气色挺不错喔，马修。要喝点什么吗？”

“可乐好了，”我说，“不过不急。我们可以等她过来接收鲁比克方块②的时候再点饮料。”

“对对，就叫这名字没错。我本以为是古比克（Kubek）呢，不过我知道一定不对。还记得东尼·古比克吧？”

洋基队的内野手，我当然记得，我们就这么聊起棒球。几分钟后服务生来了。我点了杯可乐，丹尼男孩灌下伏特加，然后请她添满。

丹尼男孩姓比尔，是个矮瘦的黑人，永远穿着 Saks 或者 Paul Stuart 高档服装店推出的男性童装。他得了白化症，所以只能在夜晚出没，不过我觉得就算他的皮肤对阳光不过敏，他还是会保有吸血鬼的作息。我曾听他说起，这世界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可以调整光线的开关，一是控制音量的按钮，而且两者都得调到最低才行。暗色房间以及轻柔的音乐是他的最爱，若再加上伏特加的洗涤，以及几位不会施加脑压的美貌嫩女偶尔陪伴，一切就都再完美不过。

当年我在第六分局服务时，丹尼男孩是我的最佳报信人，他是少数几个我接触后不会立刻想要冲澡的线人之一。他提供线索的目的不在躲过刑责，或者报复某人，或者抬高身价。说他是线人，倒不如称他为信息交易员。每天晚上他在普根或者顶尖上班时，黑白两道的各路人马都会在他的桌边拉张椅子坐下：或是讨教，或是提供信息，或者两者皆来。他住的地方离这两家办公喝酒处都只有几个路口，而且除了偶尔到麦迪逊广场观赏拳赛，或到某家爵士乐俱乐部聆赏某乐团的演出外，他绝少出现在别的场所。丹尼男孩大半时间就是坐在他固定的座椅喝他的伏特加，而且喝酒如喝水，面不改色。

可乐送上来后，我啜了一口，暗想喝这个不知我的脸是否会改色。

我说：“一个星期前，有人被害。他住在东九十几街某个家具齐备的房间，为附近一家小店送便当来平衡收支。”

“想来他花钱一定不太大方，”他说，“靠这个收入能平衡的收支也是有限。请问他的大名是？”

“约翰·约瑟夫·艾勒里，不过大家都叫他杰克。”

他摇摇头。“没听过这桩命案，名字也没印象。他在决定跟快递公司竞争以前，是干什么营生的？”

“东捞一笔，西捞一票吧。”

“嗯，挺灵活的营生。借问他在送便当之余，是否还有在东搞西弄呢？”

“没有，而且后来他还走上正途，”我说，一边晃晃我的可乐杯，“找到了新生命。”

“少了酒气的生命。我看你也是走在这条路上喔，马修。已经有一阵子了，是吧？”

“下个月就满一年。”

“棒透了。”他说，显然这是真心话，我感到一股暖意流过。我以前的酒友并非个个都赞同我选择的路；吉姆说，他们的反应映照出来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心虚，所以我大可不必理会。有些人认定我在炫耀，他说，有些人则是担心我跟他们说教，所以才会先发制人数落我。

现在的主题是喝酒，丹尼男孩从中得到的唯一启示便是他眼前还有一整杯酒待喝，于是他便啜了几口作为响应。他说：“约翰·艾勒里，人称杰克。杰克·艾勒里。他是在哪儿遇害的？”

“他家里。”

“在他家具齐备的房间里。怎么死的？”

“两颗子弹。一颗打进前额，一颗打进嘴里。”

“‘给我闭嘴’？”

“很有可能。”

“有别于那种‘他妈的死杂种，谁叫你大嘴巴’的宣言：阴茎给割了塞进嘴巴，有时候还半插进喉咙呢。只有意大利人才会留下这种特异宣言吗，马修？还是有更多人种爱用？”

这我没概念。

“你说他东做个活，西打个工。我不想追问细节，不过——”

“大半是持械行抢，他坐牢都是因为抢劫。酒铺啦，杂货店啦，直闯店家秀出手枪，收款机能拿的全拿，然后走人。你没听过他很正常，因为他只是小虾米，命案你不知道也不稀奇。报纸一角就算登了，我也没看到。”

他凝神蹙眉细想。“杰克、杰克、杰克。他有啥诨号、绰号吗？”

“啊？”

“绰号啦，天哪，可别说你没听过这个词。”

“我当然知道。”

“名号跟绰号还是有差别的。就拿查尔斯·林白来说好了，他的绰号是幸运小林，可他的名号却是独翔鹰。乔治·赫曼·鲁斯，绰号贝比·鲁斯，名号是打击天王。艾尔·卡彭——③”

“懂你意思了。”

“我一开了话头就刹不住，马修。江湖名号，这个字眼本人是阅读时学到的，这辈子没听人讲过，我很确定这是我第一次用上，不知道发音是否正确。”

“你问错人了。”

“我会查字典。”他说，然后举起杯子，但没喝又放了下来。“高低杰克，”他说，“妈的这就是他的名号吧？大伙儿都这么叫他？”

①a donkey standing between two bales of hay，这句英文俗谚是用来形容人选择太多，反倒陷入两难。

②Rubik’s Cube，也就是魔方，发明者是鲁比克教授，所以又叫鲁比克方块。

③林白是美国飞行家，于一九二七年二十五岁时创下历史纪录，驾着单人座单引擎飞机从纽约飞到巴黎；鲁斯为美国职棒大联盟大将，由早期的投手转为右外野手；艾尔·卡彭是美国二○年代出名的黑社会老大，走私黑酒。

10

“高低杰克。”格雷格·斯迪尔曼说。

“聚会时，他们没这么喊他吗？”

“依他的意思，大伙儿只是叫他杰克。噢，还有‘牢客杰克’或者‘劫友杰克’之类的吧，不过没当面叫就是了。”

匿名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大半都只知道别人的名而非姓，所以才会养成习惯找个代号来区分不同的杰克①。在圣保罗，我们有高个儿吉姆以及飞毛腿吉姆，外加我的辅导员军装吉姆——这是因为他永远都穿着他那套破烂不堪的军服。

如果我有绰号的话——或曰江湖名号——我可不知道众人会怎么选择。警鸟马修？密探马修？我是圣保罗教堂唯一的马修，所以他们也许不用费事帮我想个名号。

“牢客、劫友其实倒不是诋毁的意思，”格雷格补充道，“是杰克自己跟大伙儿分享了许多坐牢的经验谈。说来如果没酗酒的话，他也不会沦落到蹲苦牢的下场。总之，如果想找个名号封给他的话，可以掰出许多名堂，可是叫他‘高低杰克’又是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是在第六分局当警察的时候，听同事丢来这么个词，今晚则是第二遭。”

“今晚是谁丢的？”

“一个线人。”我说，心想不知丹尼男孩算是绰号还是名号。从来没听人叫过他别的名字，而且搞不好他的出生证明上印的就是丹尼男孩·比尔呢。

“这个线人认得杰克吗？”

“从没见过他，而且对他所知不多。”

“可是他知道别人怎么叫他——曾经怎么叫他，这点可就强过我了。他的第四步报告里头没记录。而且如果听过的话，我应该记得。”

“他赌博吗？比方说打牌？”

“杰克吗？应该没有。有一回他提到几年前他去过赛马场，不过重点是喝酒不是赌博。说什么他一直没办法及时赶到窗口下注，因为他在吧台耗得太久，老想再喝一杯。”

“换句话说，喝酒为他省了好些现钱。”

“所以喝酒也不全是坏事。”

顶尖有个公共电话。我知道它的功能正常，是因为我坐在那儿看着丹尼男孩猛喝苏托力伏特加解救俄罗斯经济时，瞥见别人在用它讲电话。我起身离开的时候，电话终于空出来了，不过我还是走出店门。我试的第一部电话坏了，对街那台功能正常；我先把电话打给了我的辅导员。

“还好，不算太晚。”他让我放心，“我听到刹车吱过去的声音，而不是喝酒寻欢的尖叫，我猜你是从街头打来的。”

“我看你才该来当侦探。请问你知道‘高低杰克’是什么意思吗？”

“有种扑克玩法，”他说：“名称叫‘朝大海吐口水’——如果我没记错。或者简称‘吐口水’。忘了具体玩法，依稀记得要拿分的话，得比高（大）、低（小），或者看 J 牌杰克和王牌。就这口诀，我想——‘高、低、杰克、王’——有帮助吗？”

“不清楚。”

“是讲得不清不楚，”他说，“高低杰克。在扑克牌戏里所谓的高低玩法，就是点数最高和点数最低的玩家平分彩金。至于杰克怎么会跑进来我就不知了。”

“杰克，或更大的牌。”我猜。

“这一说，我想到另外一种玩法，叫抽牌扑克。需要一对杰克牌打开牌局。”

“喔。”

“——如果玩家全都没有杰克或者更大的牌，牌局就会转成低手通吃，由总点数最低的玩家拿下彩金。所谓最低点数应该是五、四、三、二、A，或者六、四、三、二、A，或是七、五、四、三、二，就看庄家的规则怎么定了。”

“我都不知道你如此精通扑克呢。”

“我向来只赌小钱，多半是跟印刷店的员工，我们都窝在哈德逊街一家店后面玩。有一回我玩着玩着突然酒醒，搞不懂自己怎么连赌那么多硬是停不了手，当场就幡然悔悟洗手不打。梭哈吧，我记得当时是赌梭哈。话说回头，你今晚还好吧？”

“还算顺利。”我说，“很高兴又见到丹尼男孩，另外我也启动了几样事情。”

“而且没有举起酒杯。”

“对，我没有。我离开时，丹尼把魔方送给了服务生，还摆出一副那是希望蓝钻的模样呢②。”

“就是人称会带来厄运的那颗吗？”

“才怪，我看他今晚要走桃花运了。”

“是我帮你解开这个谜的对吧？你可以日后再谢我。高低杰克。你打他的高处嘿，我打他的低处喂。或者该倒过来唱③？”

吉姆同意当我的辅导员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一只红色的皮革小钱包。里头有个25美分硬币，外加一枚地铁代币。

“这是起步用的，”他说，“谨记里头一定要摆上十几个硬币，外加半打地铁代币。这样一来，你就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也随时可以跳上公交车或者地铁回家。”

“就跟黑道人士一样。”我表示，一边解释说，我们以前收押的街头混混口袋里总少不了一长串硬币。他们所有的电话都是从电话亭打出去的，以免遭人监听，而且一串硬币还有其他多种用途：比方需要干架时，可握住硬币，增加揍人的力道。

打从我不沾酒后，就没起过打人的欲望，也不担心电话会给人监听。不过我只要一出房间，随身一定携带硬币和车票。今天的第二个硬币我用来打电话给我的客户，两人交换的信息都非常稀薄。我接下这案子并启动了某些事情，他似乎颇为满意，不过我感觉到他其实并不太在意我的调查进度。

回家的路上，我想到了原因。他原本进退维谷，现在烫手山芋丢给了我，他便卸下重担，接下去会是如何他无所谓。他已经尽力而为，如今问题转了手，他就无须牵挂了。

非常符合第三步的精神：我们下定决心，将自己的生命和意志都转交到我们各自在生命里体会到的神的手中。

这话我已听过无数遍：在第三步的特别聚会，以及所谓的戒酒会谈里。亦即大半聚会开场时的《戒酒大书》精选文章讨论会。我挺喜欢这话的概念，不过对于实践过程却是了无头绪。书里讲到关键在于行使意志力：只要愿意把重担交给神，我们终将打开门锁走出困境。这话听来颇具诗意，不过妈的我还是搞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第三步并不表示神会为我们洗濯衣物或者遛狗。这是另一句大家再三念诵的话。不过意思是什么呢？转交给神，但是全都得自己扛下吗？听来蛮奇怪的。

别喝酒，吉姆告诉我。别喝酒，尽可能参加聚会。眼下你只消知道这条守则就行了。

旅馆柜台有一条简的留言。上头说，半夜前随时可以来电。不过当时早已过了午夜。我们还没敲定星期六之约是否照常进行，所以明早我得记得和她联络。要不我也可以编个理由取消约会，但明早才说是否为时已晚？对我而言，周六早上取消当晚之约的确过分，而且我敢说《戒酒大书》以及《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里头一定都有相关的谆谆告诫，并附加一句经典名言：行使意志力是致胜的关键。

当晚我不同以往，竟然记得要在上床前跪地祷告。“感谢神再度赐予我清醒的一天。”我说，自觉正义凛然但又奇蠢无比。多美妙，我常常能同时感到这两种感觉。

①英文的姓名常常是同名的人多，同姓的人少，和中文姓名大异其趣。

②Hope Diamond 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蓝钻，重四十五点五二克拉。该钻石目前收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隶属史密森尼博物馆群）中。传说这是一颗受诅咒的宝石，会给拥有者带来厄运。

③这是美国歌手 Busta Rhymes 唱红的一首嘻哈歌的歌词。

11

我搭配早餐阅读《纽约时报》，然后回到房间打电话给简。我们决定一起参加苏荷区圣安东尼教堂的聚会。我说我希望会后再共进晚餐，不知她意下如何。她说没问题，因为午餐她刚好也吃得较晚。

“本来昨晚就该打的，”我说，“不过到家已经太晚了。昨天我拜访的那位，是个典型的夜猫子。”

“听来你已经上工啰。”

“没错，”我说，“虽说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不过我已经收了钱。”

“这不就是重点吗？”

“你说得对。我得走访一些人，不知道找不找得到他们，今天的时间都得用来做这件事，所以我才提议晚餐延到会后再吃。”

我干吗唠叨得如此详尽呢？我干吗凡事都要解释得一清二楚啊？看在老天分儿上，我们又没结婚，而且就算结了——

“那我们就在苏荷见啰，”她兴高采烈，完全不知道我正在跟自己展开辩论，“会后我们可以去汤普森街找一家意大利餐厅共进晚餐，你可以把你的案子一五一十跟我说个够。”

除了杰克·艾勒里，我还有五个人名要请教丹尼男孩。他扫视了一遍名单，擎起食指戳戳一个名字。“艾伦·麦雷许，”他说，“又名派柏·麦雷许①。有些人是这么叫他的。”

“因为他是苏格兰人吗？”

“原因之一吧，不过我看跟笛子的关系不大，更像是源自拿来揍人脑袋的水管。”

“水管是他的专用武器？”

“就我所知没错，”丹尼男孩说，“其实他只耍弄了一次，因此坐了牢，这名号也就挥之不去了。你知道皮耶造桥专家的故事吧。”

“当然。”

“‘噢，先生，那桥是我盖的。我造了好几十座桥哪。但他们可有封我为造桥专家皮耶吗②？没。’”

“就这故事。”

“‘可是只要吸过一次老二，一辈子都甩不掉同性恋的封号。’哈哈，笑话还是老的妙。所以它们才会历久不衰啊。”他顺手拿起魔方，看了一眼，又放下去。“我很确定水管工又去吃牢饭了。他在一笔毒品交易里扮演中间人，洛克菲勒毒品法判了他好长的刑期。几年前的事了，现在还没出来。”

接下来两个名字他完全没印象。“克斯比·哈特。从没听过名叫克斯比的人③，听过的话我应该记得。下面这人又是另一个极端。罗伯特·威廉斯？你说叫这名字的人有几箩筐呢？”

“这人倒不一定是道上的，”我说，“他是杰克的朋友。杰克跟他老婆上了床，而且觉得搞不好还弄大了她的肚子。”

“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个老婆四处乱搞的罗伯特·威廉斯。这下子范围缩小了许多。”

另两个名字丹尼男孩虽有耳闻，但他不知道他们最近在干什么行当，或者行踪在哪。“有个叫沙腾斯坦的家伙，住在上城，好像是卡碧尼大道吧，总之在那附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专门销售赃物，可是后来却人间蒸发。弗兰基·杜克斯（Frankie Dukes），嗯，这名字我熟，只是不知道它的来路。公爵是他的姓呢，还是因为他拳头够硬？④”

应该不算太硬，我想。狠狠揍了他一顿，杰克在名单上如此注记。打断了他的鼻子还有两根肋骨。

“反正啊，总有人知道些什么，”丹尼男孩说，“或者认得哪个知道情况的人吧。你也明白其中奥妙。”

我是明白其中奥妙。我回到旅馆房间，看着名单画掉了艾伦·麦雷许。“害惨他了。”杰克在名字后头注记道，看来他八成是艾伦坐牢的幕后黑手。他还加注说，要还清这人的债相当困难。仔细再读一遍后，我发现水管工确实是在蹲苦牢，杰克心知肚明。“得想办法拿到探视权，并取得批准跟他通信才行。可是有门路吗？”

还真是没门路。

这一来就只剩下克斯比·哈特、马克·沙腾斯坦、弗兰基·杜克斯，以及戴绿帽子的罗伯特·威廉斯了。我翻开曼哈顿的电话簿，指头在纸面上游移。是有姓哈特的人，但无克斯比；是有姓杜克斯之人，但无弗兰基。单单找到一个马克·沙腾斯坦，地址在东十七街。

下一步很简单。我拨了上头的号码。铃响四下，转至答录机，一个男音邀请我留下口信，但语调不甚热衷。

我挂上电话，抄下沙腾斯坦的地址和电话。然后让我的双脚游移到哥伦布环形路口，搭乘地铁去往城中。

如果是前不久，我一定会再打通电话给艾迪·柯勒。他是我在纽约市警局的守护神，我会调到第六分局他功不可没——他是该局的警探组组长。他总是可以在电话中解决我的问题，省得我还要长途跋涉到城中，而且一边行善一边还会老调重弹，催逼我重返警界工作。

多年前我于华盛顿高地发出的一颗流弹误杀了一个小女孩，没多久我申请了辞职。那起事件并非我辞掉分局职务的关键，也不是我结束婚姻的主因，不过还真是加速了这两个结果的到来，也让我之后几年有了酗酒不断的好理由。

以纽约市警局的立场来看，我是立了功。我追捕的两名抢匪杀了一名酒保，我的子弹则杀了一名抢匪，并伤到另一个——成果斐然。当时已是深夜，而目标物又在移动。打中孩子的子弹是反弹过去的，速度飙快，结局让人鼻酸。她死得悲惨，但我并未被记过，因为我没犯下任何失误。我反倒得到了嘉奖。

我一直觉得正义没有伸张。我发射警枪，一个孩子死了，这两起事件理当有个关联。日后我写下自己的第八步清单时，埃斯特利塔·里韦拉想必会名列前茅，但我要怎么做才能赎罪呢？

讲这些还真是扯远了。想当年我决定戒酒时，吉姆和我谈到未来的方向，最重要的是，我打算如何谋生。重返警界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选项，这个问题我也和简聊过。其后，过了退休年龄却还在警局工作好几年的艾迪·柯勒递上了辞呈并卖掉房子，搬到佛罗里达州去了。

我原本是可以申请重返原职的，不过我就爱慢慢来，拖久了以后，兴致逐渐淡了，实务上的操作也更困难。我离职多年，想吃回头草的话，还真得拉些关系才行，可是能帮忙拉的艾迪已然不在，我在警局里的朋友又都没有他吃得开。

总之，现在连查案碰到了问题，都只有搭地铁，而非打电话就能解决。

我还清楚记得跟我一起看着杰克·艾勒里和其他嫌犯列队站成一排的那位警员，我可以看到他高高的前额、亮蓝的眼睛，以及斗牛狗样的下巴，但我不记得他叫什么。我是走到离西十街警局大约一个路口的地方，才想起来——姓朗尼根吧，但名字还是叫不出来。我告诉柜台警卫我要找朗尼根警探时，他的脸一沉。

“应该是比尔·朗尼根。”他说，还告诉我他三四月间才退休。他给了我电话号码，当我转身往门口走去时，他又把我叫回去，要我用局里的电话。“省得你自己花钱打，”他说，“而且你恐怕得走好几条街才能找到没坏的公共电话呢。”

我打了电话，响两下后，有个女人来接。她把话筒转给他，我马上认出了他的声音。我告诉他我的身份，他重复了我的名字，说他完全没有印象。我告诉他，我正在调查杰克·艾勒里的命案，不过这个名字他也很生疏。

“当初是你承办的案子，”我说，“好几年前的事了。”

“应该想得起来。”他说，“这样吧，麻烦你直接来我家如何？看到你的脸，我也许会有印象，搞不好也会想起这位艾勒里。”

“高低杰克，当初你是这么叫他的。”

“蛮耳熟的。”他表示，“你来的路上，我会好好想一想。”

他住在皇后区的伍德塞德，那儿有好几排小小的家庭式房子，门前草坪很迷你，外墙则是柏油面。这一趟花了我将近一个钟头，我得搭两班火车才能到，一路上，我想到他应该没比我大几岁，现在退休其实有点早。而且我也想起，我提到朗尼根时，柜台警卫脸色不对。

我把这点纳入思绪，外加警卫急巴巴地提供电话号码甚至电话机给我，我又想到朗尼根如此情愿甚至热心地要我走访他家。这林林总总的迹象加起来一想，其实只有一个解释。所以朗尼根太太在我敲门后开门领我去见她先生时，我并不惊讶。他清瘦憔悴脸色蜡黄，穿着睡衣，外罩睡袍，坐在一张安乐椅上看着无声的电视。他是将死的人。

因为有了心理准备，我并没有露出惊愕的表情。朗尼根是警探出身，他应该已了然于心。不过他仍不动声色地说：“嘿，这不是马修·斯卡德吗？我一挂电话就想起来啦。我不记得我们合作办过案，一起上酒馆喝过几杯倒是真的。雪瑞登广场那家酒吧叫什么？不是狮头——是隔壁那家。”

“五五小店。”

“噢对。天哪，上那儿痛饮几杯还真爽是吧，大伙儿到五五可不是啜啜白葡萄酒就算了的。说来，你想喝点什么呢？我们只剩苏格兰威士忌了。对了，如果没给喝掉的话，冰箱应该还有罐百龄坛啤酒。”

“不用啦。”我说，并违反我的一贯作风补充道：“我前不久开始戒酒了，比尔。参加了戒酒会，所有的规定都遵守。”

“是嘛。多久啦？”

“快满一年。”

“让我瞧瞧，”说着他便逡眼看来，“气色不错，但愿你戒得够早。想喝姜汁汽水吗？”

“好，如果不麻烦的话。”

他跟我保证不麻烦，然后大声喊来他的妻子。“爱狄娜，亲爱的，请你拿两罐姜汁汽水过来好吗？已经是冷的了，别再加冰块。我们直接开罐喝。”

不过她还是端来两只高脚杯，里头各放几方冰块。他跟她道了谢，她离开时他说：“医生没下禁令，他说我想喝就喝，还说到这地步其实已经没区别了。如果你想喝的话，我可以作陪。不过近来我的胃确实不太能承受酒精了。”他将酒杯凑向光线。“看来还真像酒，”他说，“色泽比苏格兰威士忌要浅，不过蛮像波本加苏打水。”他啜了一口，说：“非也，是姜汁汽水。我该舒口气还是觉得泄气？你很有绅士风度所以没问，那我就直接点明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搁下这事谈正事。我得的是肝硬化，外加肝癌。所以喝不喝酒其实都一样，只是不喝我会好过点。报告完毕。”

他说：“杰克·艾勒里。你说有人杀了他吗？如果一年前听到这话，我八成会说死得好。不过人在必须面对大限时，看事情的角度又不同了。近来我不是很希望有人早死，你知道？”

“当然。”

“不过那人还真是货真价实的混蛋。你目前是以私探身份在办案吗？”

倒也不尽然，因为我并没有执照。不过其实也差不多，所以我点点头。

“现在你有个客户——想不到还有人会关心到愿意付钱查出是谁宰了他。”

“是他一个朋友。”

这他想了想。“这人是会有一两个朋友，”他同意道，“不过他不可能巴住他们太久。像他那种人的朋友，如果想帮他找凶手，请问怎么会找上前任警察帮忙呢？”

这人毕竟当过警探。“这位朋友挺正直⑤。”我说，心想不知已多久没有人把这形容词冠到格雷格·斯迪尔曼身上了。

“想来不是他的女友啰，要不你应该会挑明了讲。”他看着我，“匿名戒酒会。”

“厉害厉害，比尔。”

“我不知道艾勒里酗酒，”他说，“我是说，他的确喝酒，但妈的谁不喝哪？你喝，我喝——”他煞住了嘴，摇摇头。“唉，所以才会有这下场对吧？瞧瞧咱们两个吧。总之，我跟那婊子养的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只想把他丢进牢里，可是结果案子没下文，我就对他就兴趣寥寥了。”

“你跟他从来没手勾手走到五五小店喝两杯？”

他摇摇头。“你呢？”

“早年在布朗克斯的时候，我们都喝巧克力牛奶。多年后重逢时，我们都戒了酒。”

“这人还真能不碰黄汤吗？”

“他死的时候已经戒满两年。”我又跟他说了些杰克死亡的细节——他身上有遭人痛揍的痕迹，之后不久就挨了两颗子弹。我把那五人名单交给他看，并解释名单的出处。

他说：“弥补过错，是这么说的吧？你们一帮人全来这套？”

“戒酒会是这么建议的。”

他摇摇头。“我没走上这条路是对的。要列出这样子的名单，天哪，我连打哪儿开头都摸不着脑。”

①派柏的英文 Piper 意为吹笛手、苏格兰风笛手，或水管工。

②皮耶（Pierre）是法文名字，发音听来像 Pee Air──在空中撒尿。

③克斯比（Crosby）在美国是个很普通的姓而非名。

④弗兰基（Frankie）是弗朗西斯（Francis）的昵称，duke 本意公爵，dukes 是其复数形式。美国西部片巨星约翰·韦恩的绰号便是公爵。

⑤原文 straight 意为正直，也有异性恋的意思。

12

我准备离开时，朗尼根坚持要送我走到前门的台阶。“这一带原本住的都是爱尔兰移民。”他说，“不过现在搬来了许多南美人。大半是哥伦比亚跟委内瑞拉，还有哪个国家我忘了。也许是厄瓜多尔吧。有些老酒馆都关门了。胡立安的店早收了，以前就开在那个路口上，现在变身成了旅行社来服务新住民。”他耸耸肩。“其实他们还好，这些新人。不会比我们差到哪里去。”

我在离地铁站一条街外的那些新店里头找了一家停脚。是个午餐店，我在柜台拉了把凳子坐下，点杯拿铁。他们用的是真空处理的罐装牛奶，味道很甜但不坏，不过我还没喜欢到想再点一杯。

我想到比尔·朗尼根，觉得我跟他其实并没有熟到可以认定面临死亡到底改变了他多少。杰克·艾勒里的话题能谈的我们都谈尽了，不过加起来其实也没多少。杰克第八步开列的名单他全都不认得，其中一人让他联想到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于是话头便岔到不相干的枝节去了。我们交换了一些战时经验，也聊起第六分局的同事，我勉强自己待得久些，是因为他好像需要有人陪。

午餐柜台上有台公用电话，我拿起话筒打给马克·沙腾斯坦。是答录机接的，声音一出我的硬币就收不回来了。

无所谓。我的零钱包满是硬币。

我在伍德塞德搭上去时代广场的地铁，不过到中央车站就下车了，改搭莱辛顿支线。我于十四街下车，又投了个硬币给另一台电话，这回我赶在机器接话的那一瞬间便挂断了——电话还了硬币给我。看来我是掌握了诀窍。

我往北走三条街，再朝东走了两条街，在一栋五层楼的红砖建筑前停脚，只见防火梯横在建筑的正面。房子的门牌号跟我抄下来的沙腾斯坦地址一样，而且我也在玄关处找到他的名字——就在3A 公寓的门铃旁边。

我伸出食指按下去，然后抽回手。每层楼有四套公寓，A 室应该在前方，而且偏左。这当然不是铁律，因为建筑的所有人大可任随己意编排各套公寓的号码，也可以天马行空随意拈个名号封给自己的建筑。这栋楼房原来的主人称之为瑰娜薇雅，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这四个字就刻在前门顶上那片亮晶晶的铁牌上。

我走到外头，站在人行道上，瞪眼看着理论上说来应该是3A 公寓的前窗。里头亮着灯，不过就算确实是这间，也未必真能找到人。我回到玄关按铃，按了很久后我放弃了，打算转身走向前门，就在此时对讲机清了清它机械化的喉咙。我停脚不动，但3A 里的某人说的不知什么话传送到楼下时，已经给绞缠得面目模糊。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我也以同样方式作答，发出唏哩呼噜的噪音，根本不打算沟通，之后便是长长一阵沉默。然后，尽管我感觉他有些不情不愿，但还是按了铃让我入内。

想来这一带应该改变不多，因为我在楼梯间嗅到老鼠以及高丽菜的味道。3A 果然就在我所猜的方位上，我静静地移行而去，敲门时侧身而立。我并不觉得子弹会穿门而出，不过杰克死前应该也没料到自己的脑袋瓜会接收到两颗子弹。

我听到静悄悄的脚步声，然后便是窥孔盖掀起的声音。窥孔别称“犹大”，只是我从来都搞不懂原因。背叛吗？三十块银元①？

以我站的位置来说，我不可能中枪，因此也不可能被看到。我打开皮夹，抽出一张老旧的卡片，此卡宣告我是警察兄弟会的成员。就我所知，它唯一的用途就是让心软的警察在面对飙车人士时，能网开一面。我说了我的名字，马修·斯卡德，并将卡片凑向窥孔。“我想跟你谈谈杰克·艾勒里。”我说。在他慢吞吞地把门打开以前，我已收好了皮夹。

这人挺高，六英尺二三，细腰瘦臀，肩膀宽阔。脸孔线条粗犷，不过那双棕色的大眼看来如同小鹿斑比；他不是浪迹天涯的人，但倒挺像个不断被选来扮演这种角色的演员。他左手扶着门，我一眼瞥向他那密密缠着绷带的右手，便可理解他为什么开个门要搞那么久。

这人看来像是既恐慌又放心，他接下来讲的话解释了原因：“我一直在等你来。”

可是他怎么知道我会来呢？我又没留言。我提出了质疑，而他则接口说：“我是在等你，或者类似你的人找上门。警察。”

他等着我开口，但我没有，于是他便说：“打从我听说了杰克的事以后。”

我看着他，看着他的脸，还有他绑了绷带的手，于是我明白了。我说：“你就是痛扁了他一顿的家伙。”

①依据《圣经》福音书的记载，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是为了三十块银元背叛了他，把他送上十字架。

13

在他开口以前，我解除了先前秀出兄弟会卡所要制造的效果。我没说我是警察，但对方倘若得来这印象的话，我并不排斥，不过此时此刻面对着他，我却不想举起警界的蓝色大旗先发制人。我告诉他我是退休警察，目前在当私家侦探，我说我跟杰克·艾勒里的交情，可以回溯到我俩在布朗克斯共度的童年。“所以你其实并没有义务跟我谈的。”我说。

最后这句话可是千真万确——就算我是警察局长也一样。而且直言无讳其实不碍事，因为我看得出他打算讲，甚至还有点迫切。

不过首先他想请我进门放松一下。他的公寓是格雷格·斯迪尔曼在卡内基山上那间的原始版——外墙还没给敲到露出红砖，地板尚未给撬掉、磨光并重新整修，三个小房间也还没给打通成一间大房。三房相连，成一长形。前门打开便可看到厨房和客厅，客厅面对着东十七街，另一头则是他的卧室。家具应该是二手店买来或街头捡来的。林林总总的搭配也还没互相冲撞到可以称之为标新立异。

他领我走进客厅，指着一张布面椅请我坐下。他原本就打算泡茶喝，问我是否也要。或者喝啤酒，如果我想喝的话。我说喝茶就好。

墙上挂了两幅海报，都是来自惠特尼博物馆所办的展览，两名艺术家我也正好认得出风格——马克·罗斯柯（Mark Rothko）和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我轮流打量起来。当他把茶摆上我旁边的茶几时，我还游走于两幅海报之间。他说他泡的是伯爵茶，我说很好。他表示，海报是个与他同居两年的女子留下的。

“有一天她竟然宣称自己是蕾丝边。奇怪了，这人又不是小孩，虽说比我年轻，但也三十好几了，你知道。哪有人一路活到这个年纪，还没搞懂自己是蕾丝边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听说常常发生。”

“男人也会吗？”

“我觉得人人都有可能，”我说，“不过女人发生的几率好像比较大。”

这话他想了想，然后耸耸肩。“总之，她把海报留下了。”他说，“‘我不需要了，马克。如果你不想要的话，丢掉就好。’请问我干吗要丢啊？看来好好的嘛。我很习惯它们了。茶还好喝吧？”

“挺不错的。”

“你有伤过手吗？搞得什么事都好复杂，直到现在我都还没办法绑鞋带——感谢老天我们有便鞋。”

“你是在哪儿伤到的，马克？”

“就在这里。他打电话过来说是有事想跟我谈，问是否方便到家里说。我劝了半天，要他在电话上讲就好，因为他就像上辈子认识的人一样，你知道吗，对他，或者对上辈子，我其实都没多大好感了，所以我宁可他一吐为快，我们可以一刀两断。可是不成，他非当面谈不可。我说我很忙，他说没关系，时间由我挑，他随传随来。我差点就开口让他死到一边别来烦我，他想讲什么我都不想听。就差那么一点点。”

“结果你还是请他过来了。”

“不知怎么，我觉得他会比瘟神还难缠，倒不如赶紧跟他碰个头，早死早超生。但挂上电话以后，我开始想着，哎呀干吗呢，我们毕竟朋友一场，虽说我已革面洗心展开新生活，高低杰克也许根本插不进来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好聚好散啊。”

高低杰克。

“他进门以后，我发现他不太一样了。眼里放光，搞得我有点不自在。我们已经多年没见了，你明白？请进请进，欢迎欢迎，找把椅子坐，喝杯啤酒吧。当然他不肯喝啤酒。这你清楚吧？”

“他已经戒了。”我说。

“他说原先他是酒鬼，这我绝对相信，因为还记得他以前大口狂喝的模样。不过年轻时，谁不是这样啊对吧？我们那时都还小，从早到晚狂欢作乐，惹出一堆麻烦。年少轻狂。不过长大以后就不一样了。”他陷入沉思，“但也可能长不大，而且永远一个样。随便啦。好吧，话说回头，你不要啤酒对吧，来杯茶如何？可是他什么也不要，他只想好好谈谈。要弥补过错，不过他好像一直在用另外一个词呢。”

“修正过错。”

“没错，就是修正。老天，除了宪法修正案以外，好像从来没听人讲话时会用上这两个字。修正。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你知道他犯了什么过吗？”

“应该是偷东西吧，”我说，“他卖了什么给你，却又偷回去，类似这样的事。”

他沉默了一下，想想这话。然后他说：“说起我以前的营生啊，我是收赃货的。从没有因此坐牢，连收押都没过。如果你有东西要卖，我会用现金买下。假如你想买什么，我若手头有货的话，你就可以捡到便宜。但我只收现金，而且不开收据，你也不能追问货品来源。总之，你知道嘛，因为是赃物。”

“通常不是年轻人的行当。”

“嗳，我是有人教过门道的。你可听过一个叫赛立格·伍尔夫的人？是我舅舅，我妈妈的弟弟。赛立格舅舅每年都换新车，身上永远是高档西装，荷包永远满满。每回看到我，都要塞好几块钱给我。‘小马啊，你可不想两袋空空四处晃吧。’后来出了学校，我的工作换来换去，都是没出路的那种，最后跟杰克搭了伙，跑到皇后大道这么一家珠宝店去抢。拿来的赃物该怎么处理呢？我捧着东西去找赛立格舅舅，他先是狠训了我一顿，然后又开个好价钱买下，最后呢他送了我几句金玉良言。‘小马啊，你是可以一脚踢开店门或者抢人财物，但有可能搞半天还是两手空空没搞头，早晚都要给人枪杀或者蹲苦牢，要是我姐姐的儿子搞到这种下场，我怎忍心哪？’他说我倒不如干个买卖，只要跟着他学就好，于是他便要我乖乖坐下，传授了我几套绝招。”

“于是你就乖乖照办。”

“于是我就乖乖照办。本人虽非天才，但做得还算不差。我在华盛顿高地的海港大道有个配备三间卧室且有河景的公寓，其中两间我挪作办公室用，而我营业开张的消息也传开了。后来我和杰克不期而遇，我告诉他我已经改行了，虽然还在道上。偶尔他会拿些东西请我转卖。有一次他跑了来，问我可有上等皮货，因为有个女孩正在找货。恰巧我手头就有，于是他便转手卖给她。

“后来有一天，忘了是因为何事我在外头疯狂庆祝，结果晚上回到家却发现公寓给洗劫一空。锁没给破坏，我知道肯定是有人复制了我的钥匙。我想的没错，因为后来他开始那个什么来着的任务，妈的所谓的修正错误时，他劈头就跟我招了。说当初他偷拿我一串钥匙送去复制，又神鬼不觉地摆回原处。之后他耐着性子等我出门耗一整天时，找了个同伙抢空门。连我的现金藏哪儿他都知道。”

“你当时就怀疑是杰克？”

“嗯。我想到了几个可能人选，他排名第一。我跑去找他，不是要质问，只是想观察他的反应，你懂我意思吧？他给了我一堆点子，告诉我如何找回失物。听人说毒虫有个特色：他们会先摸空你的皮夹，再兴致勃勃地伸出援手。他也是这一套。他先偷了我的皮夹，接下来的戏码便是伸出友谊的手。”

“总之你搞丢了一大笔钱。”

“我还搞丢了我的生意呢，先生，而且有一阵子我还得跑到城外避风头，因为我才买了好几缸宝石，得跟吸血鬼们借贷才行。我怎么告饶求情都没用。‘很遗憾你碰上了麻烦，妈的烂世界，不过你还是欠我们钱喔。’我又没有保险公司可以申请理赔，你说是吧？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我像是笼中困兽。”他对着回忆摇摇头，“赛立格舅舅帮我找到出路。他指引了另一个方向给我，他说我算术能力很强，要我去学会计。会计就是我的新生命。我有几个客户，我帮他们各做两本账簿，如果假账见光的话，我有可能惹上麻烦。不过除此以外，多年来我没做过半点亏心事。”

“所以杰克当初找上你——”

“还跟我吐露他干的好事。‘你是我的朋友，可我却偷你东西。’我一听简直气疯了。不只是气他做出那种事，不只是你怎么还好意思站在这里跟我吐实？而且还边说边笑？”

“所以你就一拳打过去？”

“‘马克，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补偿你。’我说我要打得他满地找牙。‘马克，尽情打啊，想打就痛快地打吧。’他直直杵在我前头，脑袋瓜往前伸，一副挑衅我要我他妈的狠命揍扁他的样子。你有没有一拳打上别人的脸过？”

“最近没有。”

“那是我的头一次。当然，小时候在游乐场玩闹是有过，你知道。我打到玩伴流鼻血，自个儿也有一两次给揍得鼻青脸肿。九岁、十岁吧。从那以后都没有——直到我动手揍杰克。”

他的脸因为回忆黯沉下来。“他就站在我面前，”他说，“也许又往后退了半步吧，我打破了他的嘴唇，鲜血直流，不过那只疯狗却还是面带微笑。我问他满意了吗，类似的话，他告诉我说我还可以继续打。‘尽情发泄吧，马克，打到你觉得我们扯平了为止。’

“于是我就抓起狂来。我退了一小步，猛挥一记拳，他站着不动，所以我就接二连三一打再打。也不记得到底打了他几拳。”他看看自己绑着绷带的手。“每回都是用右手。三、四、五拳吧？不知道。打得我的手都快爆了，当时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后来——老天，后遗症可真惨。”

他停了口，如果我能想出话来讲的话，我会讲的。我开始听到时钟的滴答声。原先都没发觉。

他说：“我打了最后那拳以后，他差点就倒下去，膝盖猛晃。我看着他，发现他脸上有了变化，我真心觉得他看来就像耶稣基督。我是犹太人，妈的我怎么知道耶稣长啥样啊？脑袋有时候还真不够用。

“他就那么看着我，带着那双耶稣的眼睛，他说：‘马克，很抱歉。’就这么句话。他的脸全是血，我登时想到，妈的，我在干吗啊？我做了什么好事啊？然后我就——实在很难开口讲。”

我没搭话。

“我就哭了起来，行吗？然后我们就同声大哭，我们站在房间正中央，像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抱住对方猛哭，哭得跟小孩一样。我实在没办法正眼看他，看我是怎么修理他的，因为他的脸简直是一团糊。后来想必更糟，因为青肿什么的会愈来愈明显。不过当时看着他，就已经够瞧的了。

“他不肯让我送他到医院。他坚持说他没问题，他会自个儿修护好。然后他就问我当初他到底害我损失了多少？实际的金钱数额是多少，他会慢慢还清，一个月汇一次款给我，看他当时的情况而定，直到付清为止。我跟他说，我们两不相欠，反正那些钱本来就不是我合法该得的。更何况，要不是被洗劫一空，我也不会退出那行，也因此免了牢狱之灾吧，赛立格舅舅就吃过两次牢饭——他可是比我精明得多，比我更会作假账呢。所以其实杰克是帮了我一个忙，而这点我是一直到那时才灵光闪现想到的，原因大概就是我耗了大约十分钟时间往这人脸上拼命揍吧。

“我提到了他不肯让我送他到医院吧？几小时以后，我自己倒是跑去挂号了，一路走到卡比尼，请医生检查我的手。没错，我就是过了那么久才发现我自己也伤到了。我没跟杰克讲，因为怕他脑筋一转，觉得他还有个错误要修正。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办法再承受下一个修正了。”

“你后来有再见到他吗？”

“没有，他打过一次电话，应该是隔天，或者两天以后吧。只是想确定我没事，想确定我真的不要他半分钱。后来就再也没他消息了，之后就是得知他遇害了。枪杀致死，我记得。”

“没错。”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当初干那行时，”他说，“我配了一把枪。那是入行的必备品，我随身携带，因为吃那行饭的人确实需要兵器保护，对吧？后来我公寓遭抢时，枪支跟着其他财物一起不见了。那之前或之后我都没有过手枪。这辈子我可没开过半次枪。”

我开始要说些什么，但他抬起没绑绷带的手止住了我。“如果，”他说，“我还拥有那把枪，或者别的枪，杰克登门道歉时，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拔起枪来指向他，扣下扳机。想来他遇害时就是碰上类似的状况。”

“他是死在自己的公寓里的。”

“杰克的公寓？”

“有人登门造访，”我说，“而且随身带枪。他是近距离给打了两枪，一枪打中额头，一枪打进嘴里。”

“这我都不知道。是个冷血杀手啰。”

“而且目标明确。”我说，“‘你太多嘴了。’接着就砰砰两枪。”

“也许吧。”他擎起他那双小鹿斑比般的柔和大眼睛看着我，“他只不过是想跟每个人和解而已，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懂为啥有这必要。往事已矣，你懂我的意思？过去的就算了吧。不过重点是，他想要让良心过得去，然而到头来却害掉自己一条命。”

14

西北旅馆我的邮箱里有一条电话留言，是格雷格·斯迪尔曼一小时前留的。我从我的房间打给他，他说他猜测我可能一直在联络他。他的答录机显示，有人找了他好几次，但一直没留话。

“会是谁呢？”

“你知道，”他说，“好像有首乡村歌曲的歌词说的就是这个。‘倘若没人应啊没人应，就是我啊就是我。’不过不是你，对吧？”

“我是对着一台答录机挂过电话，”我说，“挂了两三次吧，不过不是你那台。”然后我便把跟马克·沙腾斯坦碰面的经过跟他说了一遍。

“说来你是查出了毒打杰克的元凶啰，但他没开枪杀他。”

“没有。”

“你觉得他应该不是撒谎？”

“绝无可能。”

“这倒怪了，”他说，“通常我会假设打人跟杀人的应该是同一个才对。‘噢，你这人是打不死的喔，好吧，那就砰吧。既然砰了，何妨再砰一次。’”

“不过沙腾斯坦打够了以后，怒气也全消了。”

“而且现在，他对咱们的杰克还全面改观了呢，觉得是杰克救他脱离了黑道。可惜告别式他没参加，要不他讲的故事可是会把所有人都感动到哭成一团。”

“我听他提了一次‘高低杰克’，”我说，“当时我不想打断他，之后就忘了。等我临出门时才想起要问他。”

“他怎么说？”

“他连自己用了那个名号都忘了，不过——”

“他用了名号这个词吗？”

“没，当然没有。绰号，他应该是说绰号。他不记得说过高低杰克，不过有可能说过，因为当年他俩有买卖关系时，他的确听过这么个称号。不过他搞不清杰克怎么会搞来这么个绰号，也不知道其中含意。”

“这个信息颇有点用处，是吧？”

“还好啦，”我同意道，“不过我在想杰克的名号——”

“你很喜欢这个词，对吧？”

“——跟凶手是谁应该扯不上关系。”

“发现了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不知道。不过如果你开始失去信心的话——”

“不，完全不会，我已经看到一些成果了。很棒。你才跟我讲了两件事，两件都举足轻重。我们现在知道是谁揍的他，另外也知道杀他的另有其人。现在我很清楚，找你帮忙确实是上上策。”

“喔？”

“如果我请警方帮忙的话，找上马克·沙腾斯坦的会是警察。我觉得登门找他的是你，对他应该比较好。”

“他们会刁难他的。”

“岂止刁难两字了得。”

“也对。他们搞不好会想栽他个谋杀罪。手头有个嫌犯时，谁还会花费苦工另外找呢。他们也许找不到罪证对付他，不过引起警方注意对他总是很不好。”

我们又谈了谈，然后他说：“你知道，其实就算找不着作案凶手也无所谓。重点是，我们尽力而为，最终的结果一定符合天理。”

“是吗？”

“当然，”他说，“世事本就如此。”

天理真的都能得到伸张吗？这点我得想一想，于是当晚聚会时，我让这个念头在我脑里转了大半天。苏荷区小组是在巴度亚的圣安东尼教堂聚会，这是位于休斯敦街与苏利文街交口的一栋大型红砖教堂，会众大半是意大利裔移民。我迟到了几分钟，进门时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简，她正朝我的方向看来，挥手示意她已经帮我占了位置。

当下我就起了反感。这个空间大得很，通常都有很多空位供人选择，难道我就不能自己找张椅子坐吗？我俩每个周末都会共进晚餐，然后共度一宵；所以啰，如果有个脸庞好大的人带着幸福到不行的笑容告诉大家，他以前都习惯尿在空瓶子里，然后从窗口洒出去，因为他实在懒得一路走到洗手间小号时，我俩有必要手牵手坐在一起聆听吗？这种类型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能隔个十几二十码的距离分享呢？

这话我没跟她分享，只是照她的意思默默坐在她旁边，然后几秒之后，我突然醒悟到，如果她没帮我占个位置的话，我也一样会起反感。这下我又多了个事得想一想——连同“天理最后一定得以伸张”。

当晚聚会采取的形式我没遇见过。起先是演讲者依惯例陈述他的喝酒史，然后是场间休息时间，之后众人以八到十人为一组，分别坐到不同的圆桌。每一桌都要有人出个题目，而接下来的半个钟头则是以轮流发言的方式进行。简和我理所当然地走向不同的圆桌，而我那桌的题目是“接纳”。我真希望能换个题目讨论，不过也很感慨这个题目颇为反讽地贴合我的现况。

话说回来，题目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城中办的聚会要求并不严格：轮到你时，可以随兴分享。我本想跳过不讲，不过小组总共也只有八个人，再加上我其实颇有感触，所以我就随口丢出吉姆那句名言——或者该说是佛陀的名言吧，我想——“人类不快乐的源头，都是来自不满现状。”之后便轮到下一个发言。

汤姆森街那家餐厅是典型老式的意大利店摆设：红色格子桌布，烛台是以稻草包覆底座的意大利香堤红酒瓶，背景音乐则是法兰克·辛纳屈的男低音。服务生还记得我们，他颇为赞许我们点的开胃菜和主菜，而且也没想尽办法要我们点红酒。食物美味，我们带着悠闲的心情享用；吃着吃着我便谈起了杰克·艾勒里，以及我正力图查出是谁杀了他。

“或者说谁没杀他，”我说，“其实我的任务是要查出谁没有。如果我可以把他第八步清单列出的人都排除嫌疑的话，他的辅导员就可以捧着无亏的良心放下重担。如果那张名单根本没必要公开的话，就无须呈报警方。”

“法律里有这一条吗？”

“您是在说笑，不过就法律而言，其实就算知道凶手身份，他也没必要通报警方。他只是小老百姓，又不是法庭人员。虽然他不能对警官撒谎，但保持沉默也不犯法。”

“所以你只消排除清单列出的人的嫌疑即可。这可比找到真凶简单，对吧？”

“没错——除非凶手确实在名单上。果真如此，要排除他的嫌疑恐怕就很棘手了。”

我们循着话题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她便问，排除掉所有人的嫌疑后便丢下这案子不管，我会作何感想。我说我的感想会是：一千块到手啰。

“是吗，马修？我也不是怀疑你拿不到钱啦，不过难道你不会有点没完工的感觉吗？”

“怎么会？”

“因为杀害杰克的凶手逍遥法外啊。”

“他的同伴可多着呢。”

“什么意思？”

“我是说，漏网之鱼多不胜数。想当年，每回逮到凶手却又看着案子不了了之时，我简直气疯了。不是地检署找我们麻烦，就是证据不足，要不就是陪审团的十二个笨瓜鼓不起勇气伸张正义，于是我们所有的苦工就全白费了。我其实一直都没办法完全释怀，因为苦心办案一定会付出感情。不过到头来总是会习惯的。”

我们接着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当晚聚会的情景。“尿进空瓶子我是可以理解啦，”我说，“如果你住在一群合租公寓的人当中，就得长途跋涉、穿过走廊才能抵达洗手间，里头可能又有人。既然眼下有这么个空瓶子，而你身为一个男人，瞄准瓶口又是你很得心应手的事——”

“再加上那只瓶子当时又没旁的用途。”

“——所以就理所当然就地取材啰。只要事后拧上瓶盖，确定不会把尿洒满地就成了。”

“恶心。”

“我搞不懂的是，”我说，“他怎么会理所当然地把瓶中物全往窗外泼。怎么不一瓶瓶排在角落里，然后找个时间到洗手间清干净。这有什么难的呢？”

“把尿倒出窗外，我倒是可以想出一个好解释。”

“找点乐子？”

“也是啦，我想，不过这只算是边际效益。重点是，这样一来你就不用担心不小心喝下黄汤。哈！你没想到这点吧？这边这位女士赢了今晚的比恶心大赛。”

我俩都同意，步行半英里路回家应该不错，于是她便勾着我的手走过休斯敦街，到了路沿也没放手。我们的晚餐以浓缩咖啡收尾，当时服务生端了两只酒杯过来——这家餐厅通常会送赠饮给他们希望能再光顾的客人。他走到我们的桌子时，突然想起我们没要餐后甜酒。“你们不想——”他试探性地问，我俩都表示不用了，不过往回家的路上走时，简纳闷起我们回绝的酒到底是什么。

“也许是茴香酒吧，”我说，“或者有茴香味的酒。”

“会不会是意大利茴香酒？”

“有可能。”

“他们不会用那种酒的，”她说，“因为大部分人都受不了那种味道。你知道我以前爱喝什么吗？阿根廷的费奈特·布兰克酒。”

“你喜欢那种东西？”

“是蛮可怕的，”她同意道，“不过早起头昏脑胀时喝它最爽。苦得啊，整个胃都振奋起来了呢。”

“我的胃碰到它只有一种反应，”我说，“就是翻搅。我唯一慢慢可以接受甚至喜欢的餐后酒就是 Strega。”

“噢，老天，Strega！这种酒我已经好多年没想到了。真希望他刚才帮我们准备的不是 Strega。”

“是不是有区别吗？我们根本没喝——”

“绝对是茴香酒，”她说，“某种带着香水味的超级廉价茴香酒。”

“我坚信你是对的。”

“你可知道 Strega 的含意，意大利文的意思？”

“女巫，对吧？”

“没错。女巫。”我们若有所思地默默走着，然后她说，“你知道，现在我想起了它的味道。说来如果他们研发出一种完美的仿 Strega 的话，完全一样的滋味，但里头没有酒精——”

“你绝对不会想喝。”

“我会退避三舍。”她猛捏一下我的手臂，“可别泄了我的底喔。”她说道，“我很有可能是个酒鬼。”

行近运河街，也就是公认的苏荷与翠贝卡区的边界时，我已经想不起先前的感觉了——有点反感，因为她帮我占了个位置；有些懊恼，因为有义务每周六晚上跟她一起度过。问题是，难道我还真想换个方式度过周六晚上吗？

有那么一下子，我仿佛瞥见了未来生活的样貌。我们会持续这样的模式，越来越亲，等我戒酒满一年后不久，我会每晚都在里斯伯纳德街留宿。西北旅馆的房间我也许会继续租来当办公室——至少保留一阵子吧，不过在那种地方会见客户委实不妥。如果不当住家不当办公室的话，结果自然是退租。

我们终究会同居的，再过一年左右，如果我兴致来了的话可能更快，我会在她的无名指套上一枚戒指。

她会想要小孩吗？我有两个儿子，简迟早要跟他们见面的，我想他们应该可以处得来。她比我小两岁，戒酒又比我早两年，她岁数其实不大，是可以生小孩的——虽然再拖下去有变成高龄产妇的危险。不知她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说起来，我自己又是怎么想呢？

活在当下吧，我告诉自己。今晚夜色美丽，你正陪着个娇美的女人走回家，这——不就够了吗？

15

“妈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告诉吉姆，“原先我们还是结婚蛋糕上挺可爱的一对新人呢，可等我们过了运河街，大好情势却变成了一坨屎。”

此时是周日晚上，我们坐在一家中国餐馆里。酸辣汤配上麻酱面，还有橙汁牛肉，以及一盘用某个将军名字来命名的烧鸡——整个过程就跟我的周六晚上一样仪式化了。

“我们走到她家门口，”我说，“她在皮包里摸了半天，于是我就拿出我的钥匙开了门。”

“你有她家的钥匙。”

“好几个月啦。这样方便多了。她那栋楼是老旧的工厂改装成的艺术家公寓，没有对讲机——虽然住户已在讨论该装一个了。通常我是走到邻近街口的时候打电话给她，然后她就守在窗边，等我走近时，把钥匙丢上人行道让我捡。不过没多久我们就觉得这套方法太累人了。”

“那当然。总之，昨晚你打开了锁，然后她就不开心了。”

“一点也没错。”

“她说了什么吗？”

“没。”

“你呢？”

“我能说什么？‘喂，如果不让我用钥匙的话，干吗给我啊？’”

“所以你就静静等着风暴平息，可惜没有等到。”

“我们走上楼，她泡了咖啡——其实我觉得我俩当时都没心情喝。然后她就打开收音机，摊开我们回家路上买的《纽约时报》来，各自选了自己喜欢的版面读起来。”

“很像居家的老夫老妻，”他说，“这盘鸡可真好吃。”

“本店招牌菜不是浪得虚名的。”

“我知道，不过每次吃都还是想赞叹一番。总之，你们已进入温馨的居家状态，除非两个人为了谁先看娱乐版吵起来。”

我摇摇头。“其实我并不想待下去，她应该也希望我能走。问题是，我俩都没办法讲出心里话，所以啦，只好不情不愿地杵在一起，直到第二天早上。”

“几分钟前，你还想着要为你们的小孩取名字呢。”

“有吗？喔，算是吧。总之，我们突然无话可讲了。”

“只听到艾灵顿公爵在背景里吟唱。”

“还有其他歌手——我们转到了爵士乐电台。一切都好，只除了我们的脑子各自在转着不好的什么。”

“其实你也只知道你的脑子里在转什么。”

“不对，我有感应能力。”

“喔，感应。是谁在帮你感应呢？雷纳·汉普顿还是米特·杰克森①？”

“我不确定当时她在想什么，”我说，“不过可以猜出五六成。于是我想着，好吧，也只能顺其自然了，反正没有真出什么差池，应该不会有事。看完运动版后，我就去冲澡了，心想如果做爱时我好闻一点，她可能会酌量着给我一点好脸色。”

“你们每逢周六晚上都来一次？”

“几乎啦。我是觉得这样应该有助于改善关系。”

“性爱有时的确能发挥那种功效。”

“有时候是这样。”

“就算于事无补，”他说，“至少你享受了。不过依我想来，你们借由身体向对方展示善意，结果并没奏效。”

“我先上床，”我说，“她说她几分钟后就来。她先去厨房洗了咖啡杯——通常这都是留到第二天早上才清的。”

“你的侦探本能出来了。”

“然后她又冲了好久的澡，淋浴声停了以后，她还赖在洗手间好久不出来。我躺在那里等她，心想干脆假装睡着好了。”

“这一来，你们就不用做爱了。”

“然后她走进来，跟老鼠一样静悄悄的，问我是不是还醒着。耳语的声音，如果当时我没竖起耳朵的话，还真听不到。所以我就懂了，她是希望我已经睡着了，这就可以免除跟我做爱的麻烦。”

“我还依稀记得那对站在结婚蛋糕上的小新人呢。”

“所以我翻了身，”我说，“腾出空间让她躺，之后我们摸索着进入轻柔缓慢的做爱状态，弄了半天她不知是真起了高潮还是假装给我看，总之我很感谢终于结束了。我过了很久才得以睡着。”

周日早晨，她说她不太想吃早午餐，于是我也想略过早上的聚会，看能不能查点案子。她泡了咖啡，我们各喝一杯，并佐以我们前一晚没读完的报纸版面。吻别之后，我离开了那儿。

我一路往上城走回我的旅馆，想着是要去参加聚会呢，还是搭地铁回家。可是我却走个不停，只歇了两次脚，一次是买咖啡，一次买香肠面包。回到家时，我已经累得只想倒下去。我小睡了一个钟头，起来正好赶上巨人队败给包装工。绿湾球场竟然有积雪呢，这可真是新闻。当季的纽约只要穿件运动外套就很暖了，虽然寒风刺骨的日子偶尔也是有的。

电话一直没响。我是有几通电话该打，不过还是撑着看完这场比赛酸苦的结局，然后我便拉了把椅子到窗口，看着天空逐渐暗下来。等我终于提起劲来拿起话筒时，我打给了吉姆，请他决定我们要上哪儿去吃我们的麻酱面。

现在他说：“你就快满一年啦。”

“还真是。”

“满周年是大事，周年前后的日子可不好过。”

“听说了。”

“倒也不是说其他时间就好过啦，不过周年纪念确实会搅乱生活的步调。你也清楚吧，你是太早涉入男女关系了。”

“我知道。”

“不过或许你也没多大选择吧。”

我还没看到戒酒会长啥模样以前，就认识了简。当时发生了一连串命案，一名冰锥杀手接连杀了好几个女人，等我辞职之后几年，警方终于逮到了凶手。不过有桩命案他怎么也不肯认，后来发现确实不是他干的，因为当时他人在牢里。对警方来说，该案早已走入死胡同，谁也不会再费力侦办了，所以有个跟我熟识的警察就把受害者的父亲介绍给我。他雇了我帮忙。

查案过程中我去了许多地方，其中之一便是简位于里斯伯纳德街的公寓，当时我们算是看对眼了吧，所以一起喝了些酒，然后上床。

事情进行得颇为顺利，感觉我好像同时得了个女友兼酒友，颇为划算。这话是真的，只可惜她开始去参加戒酒会。这就表示她不再是酒友了，而她在教堂地下室碰到的人又说服了她，她也不能再当女友，因为她的对象酒瘾太大。我说了句祝你前途无量，便拔脚去找酒喝了。

一段时间过后，她开始滴酒不沾，且坚定不移，而我继续过着我原来的生活。等日子快要过不下去的时候，我也开始参加聚会。进进出出的，一阵子滴酒不沾，再一阵子又猛灌黄汤。后来吉姆开始对我产生兴趣，看到我就会找我聊天，总之他是尽力而为。其他人对我则敬而远之。我叫马修。我只听不说。好吧。

连着几个月的时间，偶尔我喝酒喝到一定程度时，会兴冲冲地打电话给简。她每次都礼貌应答，但也不忘提醒自己别把时间浪费在酒鬼身上。之后我开始认真戒酒时，又打电话给她了。我非跟人讲话不可，但又想不出另外有谁可找。

我们就保持着算是朋友的关系。有一天我点了一杯自己并不想喝的酒——这可不稀奇；但却把酒留在台面上没碰——这点可就稀奇了。从那以后，我一直没再碰酒，我们又成了男女朋友。多少算是吧。

吉姆说他得跷掉圣克莱尔的聚会。公共频道在播一个贝弗利想看的节目，他已经答应了要陪她看。我想加入他俩吗？当然不想，我起步走向聚会地点。我于场间休息时离开，回到家里。

没有留言。我上床睡觉。

①Lionel Hampton 和 Milt Jackson 都是电颤琴手。

16

那天是周日。一周半后，也就是星期三，我排除了最后一个人的嫌疑。我每天工作的时间都不长，推论也说不上多高明，不过我交替使用电话和地铁的技术已臻于化境——这足以让我达成目的了。等我完工后，我还是不知道杀死杰克的凶手是谁，不过我知道有五个人不是，这已是顾客委托给我的所有任务了。

星期一我忙着跟曾经熟识的几名警察拉交情。其中一位是我早年在布鲁克林共事的同事，而我目前住的地方离曼哈顿北分局的乔·德肯也只有几个路口的距离。我和乔·德肯在我开始认真戒酒的期间打过交道，之后他曾因交托了一两件案子给我，而进账几笔于法不容的美金。

他俩都没有线索可以提供，不过两人都打了几通电话，帮我安排跟其他警察碰面。有个来自中城分局的警察听过克斯比·哈特的名字。这人不是混混，他在华尔街上班，不过多年前他吸可卡因上瘾，也因此卷了公司不少钱逃跑。这就说得通了：杰克的第八步名单上，他的名字旁边写的是毒品交易时骗了他。

“瘦巴巴的，穿西装，打细窄领带，一个劲儿猛弹着他瘦巴巴的指头，脑袋晃啊晃的。完全没法好好坐着。是可卡因没错，魔幻奇药。我们把他收押起来，证据确凿，可是他的公司改变主意，坚持要撤诉。他把钱都还清了公司，也接受戒毒治疗，永不再犯，滴答滴答滴。听起来不错，因为一旦可卡因销声匿迹，我们就会有个人模人样的上班族，过着人人尊敬的生活。他跟老婆小孩一起住在道琵镇可要比跑到奥斯宁蹲苦窂来得好吧。”

“他住那里吗？道琵镇？”

“类似的地方吧。他每天早上从威切斯特火车站启程上班。当然如果他跑去进货的话，当晚恐怕就无法回家过夜了。道琵镇、海斯汀、塔卡侯——反正就是那种类型的小镇。克斯比是他的中间名——如果你想从电话簿查到号码的话。”

“那他的名字是？”

“他只用缩写字母。H.克斯比·哈特，大家都叫他克斯比。至于 H 代表的是什么，老实说妈的我没半点概念。以前应该知道啦，因为纪录上一定有写。收押犯人，名字绝对要登录上去。除非他是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①。”

“或者是 E.霍华德·亨特②？”

“霍华德，”他说，“就这名字。婊子养的，你是怎么发现的？霍华德·克斯比·哈特。这就是他的全名。”

错了。其实是哈洛德，而非霍华德，这是我查了威切斯特的电话簿后，从席拉·哈特口中探知的——她还没有费事更改该处号码的登记人姓名。他已不住在那里了，而他目前住处的电话并不公开。我觉得她应该知道，但她没打算透露。可以试试他的办公室，她建议我。

那么，他在哪儿办公呢？我问。她变得警惕起来，问我干吗要知道。她没听清我叫什么，不知道我找她的前夫有何贵干。

我说了我的名字，表示我是考德·杰宁斯·史古格企业的员工，这一串名字我咕噜噜念了出来，一副她该听过的样子，其实我只是即兴演出。我说据我所知，她的丈夫是佛罗里达州麦尔堡新近过世的凯尔顿·哈特的侄子，而——

小女子如她者，怎么可能弃置一大笔遗产不顾——尤其那其中怕是也有她的一份呢？她把我需要的信息全说了，几个钟头后，我便打到了他的办公室找到本尊。我报上名字，但没提先前我掰出来的考德先生及其同伙，只说了我想跟他碰个头。他连我有何贵事都没问，这就表示他已经接获通报，而且是在不久以前。

他表示可于下班后和我在“牛爵士”碰面，就在威廉街与黄金路的交口处，离他华尔街的办公室很近。五点半如何？我说五点半可以，然后便穿上西装打好领带，踏步出门。我已经扮演完觅找遗产继承人的律师角色，这点他并不知道，他恭候的是上门的律师，所以我想我最好打扮出应景的模样。

效果不彰。因为我不管穿什么，好像都还是像警察。

牛爵士我没光顾过，不过根据店名及其所在地，我已推敲出此店模样。这是家牛排餐厅，一律以暗色木头、红牛皮以及发亮的铜制品装潢，提供英国的贝斯啤酒，并有三桶德国啤酒可供众人自由取用，另外吧台后方还陈列了许多种上好的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顾客全是男人，清一色穿西装，讲话一个比一个大声。我站在门口，逡眼搜找一名打着细窄领带的瘦削男子，我的眼睛不断略过目标物——直到我发现该目标物其实一直都在盯着我瞧。

我走向他，他开口道：“斯卡德先生吗？哈洛德·哈特。我看你如果不是律师的话，应该就是投资公司的顾问了。共同基金确实是挺好的投资目标，不过你跟它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没错。同理，我跟斯卡德瀑布大桥也没有关系。”

“其实我是比较担心你想跟我推销共同基金啦，美国政府盖的大桥我已经缴了我该缴的份了。”

他打的领带是红与海军蓝相间的细斜纹，然而并非细窄款——如他身上所有其他的特征。可卡因已经被他用食物和酒取代了——依他的模样来判断，应该就是牛肉和啤酒，而且两者皆是大量取用。他的面孔圆滚红润，脸颊透出罗夏墨渍般炸裂的微血管。

我应他之请坐下，服务生出现时，我点了杯苏打水。哈特的啤酒杯还留有半满的暗色汁液，不过他还是擎起食指弹了弹，朝服务生点个头。“Dos Equis，”他告诉我，“这是墨西哥最棒的合法出口产品。确定你不要也来一杯？”

“现在不要。”我说。

我其实当场就可以把他的名字画掉，因为这位兴致高昂的股票经纪人绝无可能在杰克·艾勒里身上打进两个洞。不过既然我都来了，还是快快走过流程吧。这个房间很吵，弥漫着酒和雪茄以及贪婪的味道，我可不想久待。

饮料上桌前，我们聊了聊球赛。他也看到了巨人队输给绿湾，对巨人队教练发出的怨气比我强大许多。服务生捧着他续点的酒和我点的苏打水过来时，他正仰脸饮尽杯中物。哈特漾着笑脸看着我俩的饮料——装在一式一样的啤酒杯里；他擎起他那杯，说道：“斯卡德先生，希望是我搞错了，我这辈子还真没听过我有个叔叔叫凯尔文呢。”

“我想我说的是凯尔顿，”我说，“不过无妨，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人。我也不是律师。”

“哦？”

“我是侦探，”我说，“受命调查一桩新近发生的凶案。”

“哇，老天在上。请问死者若非我失散多年的凯尔文叔叔的话，会是谁呢？”

“这人名叫杰克·艾勒里。”

他的眼睛有点凸，我是讲出杰克的名字以后才发现的。“真见鬼了，”他说，“妈的谁会想要宰掉杰克·艾勒里呢？”

“呃——”

“那个疯子差点搞到我中风，”他说，“真是戏剧化。短短一个月里他就给了我两次惊吓。头一回是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接着是死给我看。他是怎么死的？”

“被枪杀。”

“警方排除了自杀可能吗？”

“两颗子弹，”我说，“一颗打进前额，一颗打进嘴巴。”

“如果是自杀的话，”他说，“意志也太坚定了。天哪。”他又喝了几口啤酒。“我压根儿没想到他会找上门。天知道我已经忘掉这号人物多少年了。某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我的门房却指着个坐在大厅的家伙，说他正在等我回来。我扭头一瞧，只见他站起身来说：‘克斯比吗？’

“一听就知道这人是打老远来自时光隧道，因为已经好多年没人叫我克斯比了。克斯比是我的中间名。我一直不喜欢哈洛德，不过高中时大伙儿全是那么叫我，至于哈瑞嘛，嗳，还是不提也罢③，所以啦，等我上了柯盖堤大学，头一回碰到我的大一室友时，我马上伸出手来说：‘我是 H.克斯比·哈特，大家都叫我克斯比。’从此以后我就叫克斯比啦。”他的眼睛看向我来，“后来改名是因为惹上麻烦。那事你清楚，对吧？”

我点点头。

“我能全身而退还真幸运，”他说，“主要是因为我没前科，又是家住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我得了个重生机会，决定另外取个名字来搭；好笑的是，其实我早有了别名，因为我老婆向来都是叫我哈尔。你知道吧，哈尔王子？莎士比亚④？”他摇摇头。“不过现下大家都叫我哈洛德——笑话里那个老是付不出赡养费的哈洛德。”

“不过大厅那人叫你克斯比。”

他咧嘴笑起来。“又把话题拉回正轨了，是吧？转得挺好的，怪不得美国政府会拿你的大名当桥名。该桥位于达拉威州，对吧？”

“应该是吧。”

“话说大厅那家伙叫我克斯比——好久没人这么叫我啦，我一时想不起那人是谁。看起来有点眼熟，而且外表，你知道，有那么点落魄的味道，一副失了魂的模样。以前是我的朋友，不过人生路一直没走好。现在他死了，啊？”

“对。”

“真可惜，”他说，花了点时间思考，“总之他跟我报上名字，我却是一点印象也没。当时没有。他说他想跟我谈谈，能否找个隐秘的地方私下谈？

“现在来了这么个人，衬衫干净但是领子破了，鞋面挺亮可是鞋跟磨损得厉害，而且鞋油底下看得见裂痕。这人当天早上确实刮了胡子，但头发好像早该理了——懂我意思吧？”

“人模人样，但身无分文。”

“就这句话。所以应该是找我要钱，对吧？套个交情，总能讨些钱上手吧。我想给五十好了，或许一百，然后他就会放过我，也许以后有了钱会还，不过是下辈子的事了，我也不在乎。行，但我可不想请他进屋。大厅这儿应该够隐秘了，说着我便把他领到角落的两张对角沙发去。我们坐下以后，我才发现不是讨钱。他说他欠我一个道歉。可能还欠了别的，他说。”

他斜了头，瞥眼看我。“这事你清楚，对吧？你是侦探，我猜应该是私家侦探，而且你在查他的命案，于是现在你乖乖在这喝苏打水。抱歉，我实在忍不住要连连看。”

“你是当侦探的料。”

“只是二加二的简单算术啦。总之他说他欠我一个道歉，他想修正错误。以前他是酒鬼，不过已经戒了，现在他是滴酒不沾一心向上。他用了个什么词儿，说是要收拾自己留下的，呃——”

“烂摊子。”

“没错。”他又喝下几口啤酒，“妈的，上瘾这事我略知一二。当初那个打击搞得我寻死觅活，想到这点，我马上知道他是谁了。就算曾经知道他姓啥，我也早就忘到太平洋去了，不过那会儿我听他讲话，他讲起一桩可卡因交易，说他诳了我好几千块钱，显然没错。天哪，他就是高低杰克啊。”

“以前你就是这么叫他的？”

“应该不是吧。我一向叫他杰克，或者兄弟，我们一直都以兄弟相称。嗨，兄弟。喂，有啥搞头吗，兄弟？不过如果有人想知道到底是哪个杰克——”

“高低杰克。”

“没错。总之我想起那笔交易了。数字不记得，不知是两千、五千还多少；我买的是高档货我记得，本人并非生手，当然会检查一番，我倒了些尝尝，的确是上等货色。”

“你把货带回家后才发现上当了？”

“它竟然魔术般的变成小孩吃的通便药，”他说，“魔术是发生在库基小店的男厕和我的公寓之间。倒也不是我头一回着道，当然也不是最后一回啦。我气得想杀人，真的，不过同时我又很佩服他手法高明。而当时他人就在那里，在我们的大厅，端坐在这那组合沙发上，问我是否记得数字多少，因为他想分期付款把债还清。一个月还一点，直到全部付完他良心无愧为止。”

我没看到他跟服务生打手势，哪知那人像变魔术一样又接了一杯 Dos Equis 过来。我的苏打水还没怎么动。

他说：“干杯。”然后啜一口。“你大概猜得出我怎么回他。我说他一毛钱也没欠我。不管他坑了我多少钱，那些货早晚也会被我一鼻子吸个干净。何况那些钱是公司资产，本来就不归我——我只是偷拿了根虹吸管从水桶汲出一滴收入袋中。当然我得还债；我确实还了，但不可能还清，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揩了多少油——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总之不管我欠了多少，他们都已一笔勾销。对我来说，杰克欠我的债务也该划掉。”

“你就这么跟他说了。”

“没错，而且我还得一字一句解释清楚，因为这位老兄并不想轻易放过自己。我差点脱口要说——没错，我还真动了念——干吗啊，臭小子你穿着二手店的外套，打算每个星期塞张十块钞票给我，稀罕啊！结果我只是跟他说，如果你想好过点的话，找家你爱的慈善机构捐点钱吧，至于你我两人，咱们是两不相欠。”

“他接受了？”

“磨好久才点头。他说好吧，他会把我从清单上画掉。看来我不是他唯一害过的人。”

“他应该是以不同方式伤过不少人，”我说，“他觉得需要一一跟他们修正错误。”

“说来你们戒酒这伙人大概都要来这套对吧？”他没等我回答，只是挥挥手中的啤酒杯。“也许我也会亲身去体验哟，”他说，“在不久的将来。”

我没搭话。

“我这阵子超迷啤酒的。不过真正的问题是吸毒。我只要吸满一鼻子的可卡因，坏事就会一桩桩找上门。后来我停了，再没碰过。可我得跟你说喔，这玩意儿是阴魂不散。吧台那边坐着个家伙，我可不想指给你看，不过只要我朝他使个眼色走进男厕，他一定会跟上，我要啥货色他都会提供。这人等于是住在这里了，而且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碰上他的分身。

“所以这些日子啊，我唯一肯让自己碰的墨西哥玩意儿就是这家店的啤酒啦，或许偶尔吃过大餐以后会来杯小小的白兰地。不过这样不可能变成酒鬼对吧？”

“重点不在你喝什么，”我说，因为我听人这么说过，“重点是喝酒会在你身上搞出什么名堂。”

“这是你们戒酒会的经典名言吧？没错，天知道我会沦落到哪里。不过我可没要你帮我占个位置的意思喔。”

主啊，请让我保持不醉。不过不是现在。

①二十世纪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

②美国知名情报人员。

③哈瑞（Harry）是哈洛德（Harold）的昵称。

④莎翁名剧《亨利四世》中的哈尔王子，年少轻狂，他登上王座成了亨利五世以后，与先前判若两人。

17

想找到弗朗西斯·保罗·杜卡斯其实不难，重点是要搞清楚：是杜卡斯不是杜克斯。总之我花了大把时间打给所有住在曼哈顿的杜克斯①，以及所有的杜克②。这两种姓的人数都不多，而且依我想来，他们当中总有一个会跟弗朗西斯·杜克斯沾点亲吧，或者至少应该听说过。不过不管有没有“斯”，没一个帮得上忙。

然后某晚我从圣保罗教堂回到旅馆时，看到有个留言要我打电话给比尔先生。我拨了纸条上的号码，原来是顶尖小店，丹尼男孩过来接听。“有空请来找我，”他说，“原本我是想留这句话，可我觉得讲电话其实比较快。当然如果你想上门比较一下顶尖和普根酒吧可口可乐的可口程度的话，我会恭候光临。”

我告诉他，我已经打算收工上床了。

“那就把名字写下吧，马修。弗朗西斯·保罗·杜——卡斯，来，我拼给你听。”于是他便一个个字母拼出来，“应该是匈牙利名字，或者捷克吧。总之就是俄国佬以坦克车大举进攻时，名字就会见报的那种国家啦。”

“弗朗西斯·杜卡斯。”

“没错。我只有这个信息，当然我还可以打听到更多，不过单凭这名字你应该就可以找到他本人啦。”

这话不假。我挂了电话，打开电话簿一瞧，他的名字便赫然出现了，连同电话号码以及东七十八街一个靠东的地址。这表示他的住所在当初杰克中枪而死的那个房间的东南方，走路只要十分钟。杰克要找他很简单。而他要找杰克也不难。

第二天早上我打了几次电话，连个答录机都联络不上，于是我搭了巴士穿过七十九街，在一长排的褐石建筑当中找到他的地址。我按了杜卡斯的门铃，没人应，墙上挂着个镶框的纸片指引我走向隔壁，我在该处找到大楼管理员。她住在地下室的公寓里，炉子上不知在烹煮什么。我真的挺想吃，闻来如同天上美味。

我说我在找一个房客，杜卡斯先生。我的发音应该还算正确，她露出了赞许的表情。她的英文流利但带点口音，她说我可以到他位于第一大道的铺子去找他——杜卡斯父子联营店。他是儿子，父亲已然归天——愿他的灵魂安息。小杜卡斯如果不在店里，应该就在隔壁的泰瑞莎小馆休息吧。他三餐都在那儿打发。

“不管他吃的是什么，”我说，“肯定都比不上你的好菜。”

“本人的午餐，”她冷冷说道，“只有一人份。”

泰瑞莎小馆跟一般纽约的咖啡店差不多，不过他们提供的特餐不是菠菜千层派或者牛肉茄子烤盘，而是蒜味熏肠和匈牙利炖牛肉。有两个女人坐在雅座里，不知是现在才吃早餐还是提前享用午餐，一名戴着花布帽的老先生坐在吧台搅拌咖啡。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弗兰基③，不过几率不大。

隔壁是家韩国蔬果店，再过去是间肉铺，上头的招牌写着杜卡斯父子联营店。有个跟我同龄或者稍长的男子站在柜台后面，他正面对着一叠羊肉剁出一片片羊排。这人矮短肥胖如同消防柱，顶着一头发亮的黑发，胡子浓密。胡子和浓黑的眉毛里，隐隐可见几根灰毛。看他耍弄切肉刀的利落姿态，可判断出此人不是生手。

我走进门后，他放下屠刀，问我今早想买什么。“这些可是上好的羊排哪，”他说，顺手拎起一块让我鉴赏，“你还刚好碰上打折。”

“抱歉，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噢？”

“你是弗朗西斯·杜卡斯吗？”

“怎么？”

我摸出皮夹，甩个手打开，又甩了手合上。虽然他已经放下剁刀，不过他跟刀的距离依旧很近，我还是希望他能把我错认为警察。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我说，“事关一位名叫杰克·艾勒里的男子。”

“没听过这人。”

“他最近应该拜访过你。”

“是来买肉吗？找上门的都是要买肉。我的客户。”

“他是来修正错误的，想跟你道歉——”

“靠，那个婊子养的！”

我往后退一步。刹那间，杜卡斯从稳重的商人摇身变成目露凶光的疯子。

“那个家伙！那个混蛋！你认识那人吧，那个杀千刀的？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好事吗？”他没等我回答，“他大摇大摆走进来，等客人全走光以后，就拔起枪来指着我鼻子说：‘要钱要命！’”

“这应该不是最近的事吧。”

“那又怎样？还没久远到我想不起来。脸蛋给人压上枪，包你一辈子忘不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直发抖。我的手，抖得好厉害。我想打开收款机，可我打不开那个鸟玩意。”

“然后他打了你？”

“拿枪柄打的。一下，两下。我的头都要炸开了，红红的血跟窗帘一样淌下来。看到疤没，在这里。我醒来的时候，人在医院。缝了好几针，外加脑震荡，两颗牙没了。”他敲敲一颗大门牙，“装上牙桥，”他说，“全是他的杰作。而且你知道他拿到了啥吗？一毛钱也没有。他也打不开收款机。鸟东西给卡住了。我俩都打不开它，我就这样白挨了他一顿揍。”

“警察有——”

他摆摆手，一副不屑的样子。“没结果，”他说，“他们给我看了好几本相簿。我光是看，头就痛。他长什么样？我脑子一片空白，完全想不起他的长相。不过晚上睡觉的时候，却在梦里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脸吗？”

“梦里一清二楚，都要把我逼疯了。乱七八糟的梦。我不敢上床，因为很怕做那种梦，他会跑到店里面，我则死命想打开收款机，可是打不开，他就像打鼓一样狠命捶我。每天晚上都看到他那张狗屎脸，等我一醒来，脸就不见了。我得睡觉才能看到脸，可是我不想看。”

吃安眠药的后果更糟，可是有一阵子他不吃就睡不着。然后他戒了药，慢慢的噩梦很少来找他，只有压力很大时会反复。朋友过世，亲戚生病，他便又会梦到那次抢劫案。谁知有一天，噩梦里的男主角竟然斗胆包天，又跑进了杜卡斯父子联营店。

“我就站在这里，可是不认得他。然后他就开始讲话，声音有点熟，在哪儿听过，可又想不起。他说他欠了我什么，还用个你刚用过的词儿，说是得修——”

“修正错误。”

“没错，就这个词儿。我搞不懂他在讲什么，接着他又噼里啪啦说他以前酗酒、嗑药，还抢劫，突然所有的事情都跑回我脑袋瓜啦，就是这家伙，这个狗杂种、死混混。还狗胆跑来我店里，这你信吗？就站在我面前，说他想要道歉！”

“你怎么回应？”

“我怎么回应？你说呢，先生？妈的给我滚，我跟他说。去死吧！去你妈的对不起！”

“然后他就走了？”

“没马上走。‘拜托告诉我，我要怎样做你才满意？我能付钱给你吗？要我帮你什么忙吗？’妈的白痴混账嘛。他打算怎样，帮我再长出两颗牙吗？我只希望妈的他立刻滚出我的店。所以我就拎起了这玩意儿。”

剁肉刀。“然后他就走了？”

“这个他懂。‘别激动，别激动。’他慢慢往后退，然后出了门，我这才把刀放下。等他走远了，我又开始发抖。”

“晚上又做噩梦了？”

他摇摇头。“没有，感谢老天。还没到那地步。”他看着我，“为什么？”

“你是说他为什么找上门吗？呃，据我所知——”

“不是啦，我干吗管他为什么找上门？那个狗杂种脑袋坏了，他是混账。我打不开收款机他就猛捶过来，这还叫人吗，谁管他为什么做这做那？”

“那——”

“我是问你，”他说，“你为什么找上门来？你找我干吗？”

“艾勒里被杀了，”我说，“我在调查他的命案。”

“有人杀了他？老兄你站在这里告诉我，那个家伙已经死了？”

“怕是如此，而且——”

“怕？有什么好怕的？这是大好消息啊。你知道我想说啥吗？我要说，感谢老天，狗杂种死了！”他身体前倾，两手放在柜台上。“‘杜克斯先生’——这款人不把名字搞错才怪——‘杜克斯先生，拜托告诉我，我要怎样做你才满意。’他要怎样做？我跟他说，请他去死吧，他可以那样做。妈的去死吧。结果他还真做到了！”

“事实上，”我说，“是有人帮忙。”

“啊？”

“有人杀了他。”

“哦？把这人找来，我请他喝一杯。怎么死的？最好是活活被揍死。”

“中枪死的。”

“枪杀。”

“没错。”

“很好，”他直截了当地说，“很好，我很高兴。有个人死了，我很高兴。等等，你该不会以为是我杀的吧，嗯？”

“别担心，”我说，“看得出来不是你。”

①Dukes：公爵的复数。

②Duke：公爵的单数。

③弗朗西斯（Francis）的昵称是弗兰基（Frankie）。

18

“如果是他杀了杰克，”我告诉格雷格·斯迪尔曼，“他会亲自通报警方邀功的。这人一听杰克死了，兴奋到我觉得他会打包一些羊排送我，当成报福音的礼物呢。”

“‘哈嘿喝，女巫女巫死掉啰。’他一定乐坏了，就跟芒奇金小矮人瞧见桃乐丝的房子砰一声砸到地上时一样①。你刚说了他很矮，对吧？”

“我打包票你不会把他错看成《绿野仙踪》的小矮人。”我离开杜卡斯以后，便打电话给斯迪尔曼，和他在几条街外的咖啡馆碰头。“而且他也不是突然就会唱起歌来的类型。不过他跟他们一样得到解脱倒是真的。”

“噩梦不再来也。”

“哎。”我喝下几口咖啡，“修正错误苦果真多，我看我还是慢慢来好了。”

“当初杰克的反应就跟你一样，”他说，“我赶紧告诉他，他错了。”

“噢？”

“他没跟我讲细节。道歉后对方轰他出门，他就立刻打电话给我。他没说那人是谁，也没讲清状况，只说了对方毫不领情还开口大骂，把他赶出店门。他觉得从头到尾自己就像个瘪三，心想到底该把那人画掉，还是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和解。”

“然后呢？”

“我跟他说，他应对得体表现完美。我说道歉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对方原谅。那只是边际效益而已。他听懂了，不过还是心乱如麻。他说原先根本没想到自己竟然是那么大的祸害，也不知道他欠的债绝不可能还清。”

这话还在我脑际飘荡时，他又说：“除非我算错了，要不你应该只剩一个人要解决。是个烂大街的名字吧，我记得。”

“罗伯特·威廉斯。”我说。

“这种名字的人出门随便撞都会碰到一个。罗伯特·威廉斯，老婆还偷人。几率有多大呢？”

“你是说找到他的几率吗？还是发现他是凶手的几率？”

“两者皆是。”

“渺茫；更加渺茫。”

“如我所想。马修，可以收工了吗？”

我看看自己的杯子。里头还有咖啡。

“不是啦，”他说，“我是说这个案子。依我看，你已经可以交差了。清单列了五个名字，其实只能算四个，因为有个在牢里——”

“派柏·麦雷许。”

“——而且你又排除了沙腾斯坦、克斯比·哈特还有刚说的杜卡斯先生；说起来，你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列表上是否有哪个名字，我们该送交警方。现在只剩下罗伯特·威廉斯了，如果把这名字交出去——”

我点点头，想象着我和丹尼斯·雷德蒙之间的对话：“多年前他和这人的老婆有染，后来他有可能找上门想跟对方道歉。”是的，我会这么说。

“我不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调查，”他说，“不过依我看，我给你的一千块已经是物超所值。打听消息时你有额外支出吗？”

“零星散了些财罢了。”

“所以你还得从那一千块扣除。我应该再给你钱吧，马修？”

我摇摇头。“你请我这杯咖啡就好。”

“就这样吗？确定？”

“我还过得去，”我说，“也许我还可以排除威廉斯的嫌疑呢。放些话出去，搞不好会得到什么消息。这种事很难讲。”

确实难讲。隔天夜里，我于午夜前不久才回到旅馆，只见雅各布坐在柜台后面，给团团包围在经我长久推敲后判定是支气管喷雾散发的迷雾里。他说有人打了一大串电话给我，但是没留言。“同一个人，”他表示，“每回都说等一下再打来，怎么也不肯留下姓名电话。”

我回到房间，冲了澡，很庆幸来电的人没有留言，因为我已经又累又乏。我今晚参加了聚会，然后到火焰餐厅喝咖啡，跟吉姆又聊得过久。我决定告诉雅各布不要把电话转接进来了，可是正当我要拿起话筒时，铃声却响起来。我拿起电话，听见的声音如同三十英里长的坑洼路面：“搞了大半天，总算能跟马修·斯卡德本尊讲上话啦。”

“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马修。我是史蒂芬斯，有幸和鼎鼎
大名的第一代扒粪专家同姓②。我已经找了你一整晚。”

“如果你留了言，”我说，“我是会回电的。”

“嗯哼，可我一直在路上没停脚。这样可就长不出青苔了③，不过青苔嘛留给朝北那头的树干就行了。所幸现在我终于定下来了，而且这地方我知道你很熟。”

“噢？”

“就在你家附近的转角，”他说，“本以为一进门就会看到你，所以我才会跑来。可吧台后头的家伙告诉我，这阵子你鲜少光顾。”

我知道他人在哪里，不过我还是等着他讲明。

“阿姆斯特朗酒吧（Saloon），”他说，“奇怪他们连招牌上的 Saloon 都拼错了，应该拼 A 的地方却弄上个星号。”

S*loon。法律上有这么个条文，是从禁酒年代遗留下来的蠢规定，说是开店绝对不能在招牌打上 Saloon 一字。当初定那条文是要安抚反酒馆联盟的成员，意思是如果挡不了老百姓开 Saloon 的话，至少你可以强迫他改个名称。所以林肯中心对面的派崔克·欧尼尔 Saloon 才会变成派崔克·欧尼尔 Baloon④；有人提醒老板有此法律规定时，招牌都已经订好了，所以他临时决定干脆把 S 改成 B，一了百了。据说此人有句名言是，“气球”两个字写错了总不犯法吧。

吉米原本在 Baloon 当经理，后来才在五个街口以外的地方开了自己的店，规避法律的办法就是把字母 a 换成星号。我大可以把这段故事一五一十地跟这位神秘的史蒂芬斯先生报告的，不过我猜他应该有个谱了。

“这人拼写烂归烂，”他说，“调酒技术倒是一流，我甘拜下风，不过这儿连个点唱机都没有，实在太逊——搞不好点一首肯尼·罗杰斯⑤，她的名字便会浮现。”

是个酒鬼，三更半夜四处打电话找人瞎扯。我心一横很想立刻挂断。“有心戒酒的人，我一定帮忙，”吉姆·费伯跟我说过，“不论昼夜，随时奉陪。不过这人得在拿起酒杯之前打来才行。若是之后打来，我讲话的对象就是一杯酒了，本人可没那个时间跟一杯酒讲话。”

“鲁思尔，”他说，“阁下满意否？我是凭空想出来的喔，完全没靠肯尼·罗杰斯帮忙⑥。”

“我不懂。”

“罗伯特·威廉斯的老婆啊，你不是急巴巴在找她吗？斯卡德先生，我就在转角这里，专心等你上门请我喝一杯。”

①这是一九三九年美国经典电影《绿野仙踪》里的一段剧情。故事描述躲在屋子里躲避龙卷风的小女孩桃乐丝连同房子一起被吹到芒奇金小矮人的国度，落地时砸死了地方祸害东方女巫。

②指林肯·史蒂芬斯，美国记者，二十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揭发社会黑暗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当时出现了大量抨击腐败、实业界黑幕的新闻作品。这场运动又被称为“揭丑运动”“扒粪运动”。

③英文有句俗话说“滚石不生苔”，通常是用来形容人常换工作，无法累积经验与人脉。

④英语中气球正确的拼法是 Balloon。

⑤Kenny Rogers 是美国知名的乡村歌手。

⑥罗杰斯曾经唱红过的一首歌叫作《鲁思尔》（Lucille）。

19

当年那场华盛顿高地的抢劫案发生死伤后不久，我便淡出警界，离开了安妮塔和两个儿子，搬到西北旅馆租下一个房间。房里斯巴达式的装潢和我搭配得宜，其后我酗酒越来越凶，日子过得越来越糟的那段时间，我也一直以该处为家。

不过这毕竟只是个我睡得着时可以上床，睡不着时可以呆看窗外的地方。为了找个可以兼做客厅与办公室的所在，我通常会去位于附近一个路口的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

我在那里度过许多时光。我在那里和朋友碰头，和客户会面，并享用过无数餐点，我在那里可以记账，我在那里喝了许多波本，有纯波本也有加冰块的，有的则与浓郁的黑咖啡搅拌在一起。

我是阿姆斯特朗的常客，也认识其他在此处度过许多时光的红男绿女。罗斯福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耶稣会富敦大学的学术人士、茱莉亚学院和林肯中心还有卡内基厅的音乐人，以及林林总总刚好住在这附近的各色人物。他们全都喝酒，至于哪些人是酒鬼可轮不到我发表意见。总之，我想聊天时自然有人配合，而我不想时，众人也会自动远离；酒保和女侍则会不断地供酒给我。

偶尔我会带个护士或者女侍回家，不过这些我为了抚平自己终究压制不住的孤寂而找来的女人，都没有跟我发展出浪漫关系。有一天，某位没跟我回过家的女侍从高楼跳窗而下。她的妹妹找上我，说是无法接受官方的自杀说法。她雇请我调查真相，因为帮人找出真相便是我放弃警徽后的营生方式。结果还真给她说中了，她的姐姐跳窗确实是有人帮忙。

话说回头，关于阿姆斯特朗酒吧。我刚开始戒酒时，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不能再上那家店。该店提供美食，既适合独自静坐，亦颇宜于和潜在顾客碰头，即使不喝酒也可以待得很舒服。后来聚会时我听人说，想避免重蹈覆辙，就得避开容易引人重蹈覆辙的地方，可我也常看到那些处于戒酒期的酒保，照样可以把工作做得好好的。毕竟，叫我们烂醉的是酒，而不是贩卖那种恐怖商品的地方。

我不记得到圣保罗聚会时，有谁曾特意要我避开酒馆。规避之必要是我自己想通的：我若累积愈多不喝酒的天数，就会愈加懂得滴酒不沾的好处。可是只要拿起酒杯，辛苦累积的天数就会霎时变成泡影。只要在酒馆多待一天，就多一分踩雷的危险。

所以，我在阿姆斯特朗的老位子是越坐越不舒服，就算我只是在那儿享用汉堡、喝可乐，或者看看报纸。有一天，我端起咖啡杯，竟然闻到了波本的味道。我把饮料捧去吧台，提醒路西安说，我正在戒酒。

他指天发誓，他并没有添加威士忌，但还是拿了杯子，把咖啡倒进水槽。“有可能我是神游太虚去了，”他说，“果真如此，我应该也不记得了，对吧？所以我还是重新来过吧。”我看着他选个干净的杯子，拎起咖啡壶倒进咖啡；我捧着杯子回到座位，可却再一次闻到了波本。

我知道咖啡没问题，因为我是亲眼看着他倒的，不过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喝。几小时后我开始醒悟到，自己得避开阿姆斯特朗才行。隔了一两个星期我才跟吉姆·费伯讲述这段经过，他点点头，说他早知道我迟早要得出这个结论。“我只是希望你能在破戒以前醒悟到。”他说。

之后我去了最后一次，确定我没欠账，并留话说如果有人找我的话，请他到我的旅馆。那之后，我好几个月都没再踏进他们的门槛。

还好路过阿姆斯特朗时，我从没有经历过天人交战的痛苦。某次聚会时，我听到一名女子谈及她公司附近某家酒吧对她有致命的吸引力，而她每天又得路过该店两次。她试过走在对街，但魔力并未因此减弱。“我下了地铁站以后，总得绕到另一条街再绕回来，下班时又来一回合，每天总共要绕两回，等于多走，嗯，差不多五分之一英里的路吧，为的就是不要给吸进凯迪小店——虽然这事其实不可能发生，但我还是不厌其烦天天绕。何况另外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烧掉好些卡路里，不是吗？”

我并没有消耗多少卡路里。我搭了电梯到大厅，出门走到五十七街，然后右转，走过几家店面到了第五大道。我再次右转，阿姆斯特朗就在不远处。

我有感觉到致命的吸引力吗？不知道。也许吧。我觉得应该是同时感觉到吸力和斥力，两者威力相当。

我打开门走进去，吸了一口气，马上意识到我是身处于吸烟及喝啤酒的人群当中。两个念头同时袭来：味道很恐怖；闻起来有家的感觉。

吧台坐了十一二个人，大半我都见过。大约三分之一的桌子都坐了人。没有大群聚会，顶多只是两三人一桌。整个空间的谈话声压得够低，足以听清音乐。吉米开店后不久，就把点唱机处理掉了，只留下收音机，成天播放古典乐。

阿姆斯特朗酒吧的墙壁是不协调的组合，而这堆垃圾中的精华是一只高挂在后墙的麋鹿头。鹿头的正下方，坐了个壮实男子，他正透过鼻梁上那副宽大的玳瑁眼镜望向我来。这人和我年龄相当，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细薄的嘴半笑不笑。他正在抽烟。看那烟灰缸里的情形，应该不是第一根。

“《鲁思尔》，”他说，“你知道这首歌，对吧？妈的，谁没听过啊。她挑了个好日子离开他，丢下家里四个流鼻涕的小杂种，以及田间有待收割的大麦。所以啦，唱歌的人决定还是不要上她为妙，因为他为那个哭到不行的老公感到难过。真实人生里头不可能发生——如果她跟歌里描述的一样漂亮的话。拜托坐下来好吧，天哪。你想喝个什么呢？”

女侍是新来的，高挑纤瘦头发暗金色，看来是个小迷糊，不过饮料倒是没搞错。她递了杯可口可乐给我，史蒂芬斯则又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他说：“范恩·史蒂芬斯。你不记得我了，对吧？”

“我们见过面吗？”

“事实上，”他说，“我也不清楚。不过你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因为我在等你吧。有过两次，你我同时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过，不是这里，不过离这儿不远。那家店已经关门了。摩里西酒吧，是逾时营业的酒吧。你还记得吗？”

“当然。”

“他们真是功德无量啊，摩里西两兄弟。绝不会因为已经过了凌晨四点就不供酒，这可是会死人的啊。我偶尔会去光顾，在那儿看到你至少两次，也许不止。你跟一个叫戴夫的家伙一起，他在隔个路口的地方也开了家店。”

“史吉普·戴夫，他的店叫小猫小姐。”

“也是关门大吉的命。而且我记得他好像死了。跟咱们同龄，对吧？他是怎么走的？”

“急性胰脏炎。”我说。没错，史吉普的死亡证明书就是这么写的，我总觉得是酒精和悲伤联手杀了他。

史蒂芬斯摇摇头。“好个悲惨世界，”他说，“你跟我，有人在摩里西引见过我俩认识对吧？我完全没印象，因为我通常都是凌晨三四点以后才到，而且已经是烂醉如泥，所以发生过什么事我都有可能忘记，我记得的事也有可能没发生过。总之呢，有一天我听人提起你的名字，马上就想起见过你。”

“怎么会有人提起我？”

“那人哪，”他表示，“跟大家说，你在找一个叫罗伯特·威廉斯的家伙，这人的老婆跟杰克·艾勒里好像有一腿；据我所知，杰克最近遇害了。”他点了支烟，一把捏扁了空烟盒。“你不抽烟，对吧？”

“对。”

“现在你坐在这儿，喝的还是可口可乐呢。听说阁下戒酒了。置身这种地方，你会不自在吧？”

“不会，”我说。这话并不全然真心，不过我没必要跟他肝胆相照吧。“你刚说你跟某扒粪专家同姓。”

“约瑟夫·林肯·史蒂芬斯是也，不过他文章上的署名都省掉了约瑟夫。此人写过《美国城市之耻》大骂贪腐并呼吁推行改革。而且还真奏效了——这点阁下应该已有所闻。”他咧嘴笑笑，猛吸口烟，“不过他的传世之作，应该是他去苏联旅游回来后写的文章。‘我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领悟到乌托邦是可行的。’可惜这句名言只是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其实他写的是他‘曾经去过未来’而不是看到未来。总之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想法，觉得那根本不是人类的未来，因为行不通。由此可见，我们说话一定要小心，因为听者总会偷偷改换某些字，等到很久以后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讲过那种话时，他们还要一直引述你。”

“有意思。”

“您太客气了，马修。他的事我知道一箩筐，谁叫我跟他同姓呢？所以谈起这话题，难免有裹脚布的味道。不过，我们没有亲戚关系。我家一两代之前改过姓氏，原先是史蒂凡森，跟那位北极探险家一样①。不过我跟他也没有亲戚关系。”

“你刚说你叫范恩？”

“原本是艾范德，”他说，“我妈帮我取这名字，我已经原谅她了②，老天保佑她在天之灵。我把名字切到只剩范（Van），然后又多加了个 N 变成范恩（Vann），免得别人误以为我姓范史蒂芬斯，你知道就像范戴克，或者范瑞索勒一样③。”

“而且他们也不是你的亲戚。”

“你看得出我一再陷入的困境了吧，嗯？”他拍拍胸前口袋，想起自己才抽完一包烟，“我得再吸一根，”他说，“贩卖机在哪儿？”

我摇摇头。“这里没贩卖机。隔壁有家小杂货店，叫先锋。他们卖香烟。”

“这地方没机器？妈的怎么回事？”

“吉米反对吸烟。”

“每张桌上都摆了烟灰缸啊，这里有半数的人都在吞云吐雾。”

“他没打算禁烟，只是不想鼓励。”

“老天！你刚说隔壁？”

“出门左转。”

“天哪。还好他不反对喝酒，要不这家店收支恐怕很难平衡。”

①Steffansson，原籍冰岛，探险家、人种学家。

②艾范德（Evander），该词的发音很像薰衣草 lavender。

③范戴克（Van Dyke）和范瑞索勒（Van Rensselaer）都是美国很少见的姓，通常是荷兰裔移民。

20

他离开时，女侍走过来，清掉烟灰缸。我想起摩里西兄弟，以及他们开在二楼的酒吧——楼下是一家非百老汇的爱尔兰剧院。我想到史吉普·戴夫，我想到了杰克·艾勒里，同时我也想到了范恩·史蒂芬斯杯子里的苏格兰威士忌以及正在融解的冰块。

吧台另一头的墙上挂了台公用电话，我逡眼看去时，一名蓄着山羊胡、理着平头的男子刚好挂上话筒。他检查了他投的钱是否退币，然后走向厕所。

我打给我的辅导员。“我在酒吧里，”我说，“跟线人在谈话——我觉得他会变成线人。我不想来这儿，但又觉得非来不可。”

“你还好吧？”

“我刚在喝可乐。他已经离开座位，留了一杯威士忌在桌上，我觉得我最好花25美分把你吵醒。”

“我本来就醒着啊，那杯威士忌你觉得魅力无穷？”

“它开始混乱我的心智了，”我说，“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

“喔。”

“我们不知不觉聊起了旧日时光。我从没见过这人，不过依他说，我们曾在类似的圈子混过。”

我透过窗户，看见史蒂芬斯从杂货铺走出来。他在人行道上停了脚，打开一包幸运牌香烟。“这人要回来了，”我告诉吉姆，“我得挂了。我还好，只是觉得该打通电话给你。”

“反正你钢镚多多。”

“一向如此。”我说。

“咱们坐的是这家店最棒的桌位，”史蒂芬斯说，“你知道原因吗？”

“想必你会告诉我。”

“坐其他任何地方，咱们都得跟那只麋鹿大眼瞪小眼。坐在它正下方的话，就看不到了。”

“我觉得应该是美洲赤鹿。”

“受教受教。好吧，既然现在咱们在相互指教，我得说一声那家杂货店其实是叫‘先峰’，不是‘先锋’。妈的白痴，连店名都写错。”

“那家店原先是连锁店，结果总店关门大吉，他们只好改名。”

“只要改个部首。”

“比较省钱吧，我想。不过大家都还是把它当成先锋。”

“换了个部首的先锋，以星号代替 A 的 Saloon，以及不卖香烟但烟雾弥漫的酒馆。可乐你喝得惯吗？”

“没问题。你刚才是要告诉我威廉斯夫妇的事对吧？”

“没错，而且几句话就可以交代完毕。我已经跟你说了，她名叫鲁思尔。挺标致的女人，而且不吝于取悦男人。有一天晚上，轮到我中奖了，虽然没再跟她春风二度，不过我对她的好感可没减少半分。这么说好了，我从没担心过她的老公会把我宰了。”

“亦即罗伯特·威廉斯，不过你好像是叫他鲍比①。”

“没错，不过名唤鲍比·威廉斯或者鲍勃·威廉斯的人，恐怕跟罗伯特是一样多，而且我差不多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其实是叫他‘速克达’②。”

“速克达·威廉斯。”

“因为他曾拥有过那么一台，呃，娇小的摩托车。”

“亦即‘速克达’。”

“哎，是是，不过我是想说他那台的牌子。伟士牌吧？应该没错。所以其实大可以叫他伟士牌·威廉斯的，不过没人起头，所以就叫他速克达吧。记得那台车他也没骑多久——倒是因此得了个绰号，可之后它就被卖了，或者偷了。”

速克达来自中西部，是纽约大学的中辍生。他在下东城某声名狼藉的街区租了间廉价公寓，之后他遇见鲁思尔，娶了她。他白天猛抽大麻，贩毒则是为了赚取足够的钱供他继续抽。他在几家搬运公司兼差，开辆破烂的出租车赚点外快，也帮当地的民主党办公室打打杂。

“应该就是你要找的人，”史蒂芬斯说，“太太偷人，而且他认识那个叫啥名字的。”

“杰克·艾勒里。”

“嗯哼。艾勒里偶尔会帮搬家公司搬运。说来挺好玩的——只要他帮忙搬家，一两个星期以后该户人家就会遭殃，家里的财物洗劫一空。”

“你也认识艾勒里吗？”

“我知道他是谁，不过我们只是泛泛之交，没啥交情。”

“说来你是记者吧？”

“哪来这想法的？”

“不知道，大概是推算你会追随你那位有名的非祖先的脚步吧。”

“扒粪，”他说，“妈的，我可是他的死对头。我不扒粪，本人负责制造粪便。《美国城市之耻》。哈，这书名说的正是在下我，马修。我现下在河对岸某地方党部任职，如果把纽约的贪腐清干净的话，本人就得另谋高尚的出路了。”

他抽出一只精致的小牛皮名片夹，递了张名片给我。范恩·史蒂芬斯，上头写着。在泽西城，竭诚为您服务③。没有地址，只印了个电话号码，以及区码201。

“每个人都需要朋友。”他说。“尤其是在泽西城。你有名片吗？”

我的辅导员是印刷商，名片我永远不缺。我摸了一张给他。

“我还以为我的名片已经是极简风了呢，”他说，“只印了你的名字跟电话，这两样我本来就知道啦。”他把名片收起来。“不过我会留着。收到别人名片，当然就要保留。不留着太不礼貌了。不过等等，借用一下我那张名片好吗？”

我乖乖照办。他拔下圆珠笔笔帽，在名片的背面以大写印刷字体写下 SCOOTER WILLIAMS（速克达·威廉斯），然后参考了一本小记事簿，写上一组地址和电话。记事本是黑色小牛皮做的，和名片夹成套。

“哪，给你，”他说，“你若跟他碰头的话，不到十分钟就会把他从名单剔除了。”

我谢了他，扫一眼他写了什么。地址是露特罗街，所以速克达还是住在破烂街区的廉价公寓没搬走。我抬眼看看史蒂芬斯，不知道他打算要什么作为回报。

他在我提问以前，就作答了。“你可以帮我付酒钱，”他说，“我没别的要求——拜托拜托，我是他妈泽西城的选票机哪，服务选民是我的头号工作，就跟努力污掉公款一样重要。再说，你不愁没有机会还我这份人情。”

“我可不知道怎么还，范恩。泽西城没我投票的份。”

他笑起来。“嘿嘿，别那么有把握哟，老兄。投票日当天请上门，我保证让你在每个选区都至少有一票可投。这么办吧，我就让你再请我一杯，然后请你告诉我他妈为什么你那么在乎是谁在杰克·艾勒里身上打了两个洞。”

我跟他说的比我原本打算讲的要多。这人是个好听众，该点头的时候点头，偶尔也会提出意在惊人的问题或见解。起先我看他不过是个浮夸之徒，但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却逐渐对他产生好感。或许他后来觉得无须再以连篇如珠的妙语吸引我，所以态度和缓了许多。或许我也慢慢摆脱了坐在阿姆斯特朗酒吧的不自在感吧——这点是好是坏我并不确定。

账单由我付，出门前我想起某事。“你是万事通先生，”我说，“有件事也许你知道。”

“如果你是要考我各州首府的名字，那就省省吧。我的地理很烂。”

“高低杰克，”我说。“你知道大家为什么给他这个绰号吗？”

“我连他有这个绰号都不知道呢。高低杰克，这倒新鲜。”

“其实也不重要，”我说，“只是觉得你或许知道。”

“妈的，我最恨让新朋友失望了。”他啪地打响指头，“嗯，你别说，也许我有答案喔。我敢说是因为‘速克达’这绰号已经给人先用了。”

①罗伯特（Robert）的昵称为鲍比（Bobby）或者鲍勃 Bob。

②“速克达”即 scooter，小型摩托车。

③泽西城隶属于纽约大都会区，和曼哈顿下城区隔着哈德逊河相望。该城的商用房地产市场的商机在美国名列前茅。

21

“嗨，你好！”灿烂的笑容，露出好一阵子没给牙医检查的牙齿，“就是你打的电话，对吧？你提过名字，不过我不记得了。”

“马修·斯卡德。”

“噢，对对。请进，马修。抱歉这地方像猪窝。清洁妇明天一大早就会来。”

一张印花扶手椅上堆了许多杂志。他一把抱起杂志，示意我坐在那儿。他把杂志堆在一张木门改装的矮桌上头，拉了把折椅坐下。

“清洁妇的事我是开玩笑啦，”他说，“我是这里唯一的清洁工——所幸本人工资不高。”

这间公寓其实不算太乱，就一间下东城的大麻吸食患者的住所来说，其实已经算是顶级空间了。依我判断，在那一堆堆垃圾底下，地板也还算干净。

昨晚我和范恩·史蒂芬斯聊过通宵以后，今早便打电话给威廉斯了。拨号之前，我先查了电话簿，果真看到他的名字：罗伯特·威廉斯，电话号码和露特罗街的地址都跟范恩写给我的一样。其实他让我自己查就好，不必那么细心地以印刷体写下信息，不过他说了服务选民是他的志业，何况写字又只是举手之劳。

电话铃响了几次，威廉斯接听时好像很喘，想来是要赶在答录机接通之前拿起话筒吧。我说了我的名字，表示我想跟他谈谈杰克·艾勒里，他重复了几次杰克的名字，然后说：“对，老天，听说了。好恐怖，是吧？我一开始听人说他自杀了，但觉得没道理。我的意思是，放眼看去一天到晚都有人割腕跳楼什么的，没一个有道理的，但他真的不像是自杀型的人。你跟他熟吗？”

“很久以前是朋友。”

“跟我一样。不过后来我又听说，是有人杀了他，可那也没道理啊，因为妈的怎么有人会想杀杰克呢？他们是怎么杀的，开枪打死他吗？”

我说正是如此。他说听人正是这么说的，真真想不到，想不到啊。我问我能否到他家谈谈，他说没问题，何不呢，反正他整天都窝在家里。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到，下午吗？

我先吃了早餐，然后参加中午举行的炉边谈话，再搭地铁 F 线抵达该线在曼哈顿的最后一站。我事先看过地图，所以轻易便走到了露特罗街；两点一刻时，我已坐在那张扶手椅上。扶手有磨损的痕迹，弹簧有些垮塌，不过我跟先前堆在椅面的杂志一样，安坐其上没有问题，非常舒适。

这栋大楼的前厅和楼梯间，可以闻到拉丁美洲和亚洲食物混合的气味，不过速克达·威廉斯的公寓散发的主要是药草气息。这里头的三个小房间被大麻长期熏过，其气味已渗入墙面和地板，并将速克达的生命据为己有，让它永远停滞不前。

他大约四十五六岁，诡异的是，他看来比他实际的年龄要老，却同时也更年轻。他满头暗褐色的头发蓬松凌乱，有可能是他亲手动的刀；他的胡子耷拉，修剪得东倒西歪，看上去已经好几天没刮了。

他穿了件红褐色的尖领长袖运动衫，外头又套了件起码有二十个口袋的卡其色背心。所谓的“摄影师背心”吧，记得有这么个名称，不过我真是搞不懂谁能记得哪个口袋摆了哪些底片呢。他的蓝色牛仔裤裤脚开着时下已不多见的喇叭口，而且底端脱线，膝盖处磨损严重。

他谈了谈他在电视上看到的什么——某科幻节目吧，他觉得从哲学角度分析起来还挺有趣味。我的脑子立刻接到别的频道，让他自顾自讲了一阵，等他提到杰克的名字时，我的心思才又回来。

“真是晴天霹雳，”他说，“多少年没他消息了，多少年没想到他了，哪知电话铃响起竟然是杰克。他问能过来吗？哎，当然。我还在老地方。打从，哇，打从我大学辍学开始，我就在这里了。搬了进来，再也没搬出去过，你信吗？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所以他就过来了？”

“通完电话几个小时后，门铃响起，是他。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先生？猜得出来吧？我觉得他是想来跟我——”

“买，呃——”

“大麻，”他说，“每次听人说它是入门毒品我就抓狂，因为我一直都卡在这扇门上。我九月开始在纽约大学上课，不到一个月，我的室友就拿了一根挺劣质的大麻钓我上钩。我深深吸了一口，然后你猜怎么啦？”

“怎么啦？”

“根本没怎样。我把整根大麻都吸完了却没半点感觉，什么都没有，完全无感。不过我倒是有那么一点点饿起来，你知道，所以我就拎起书桌上的一罐花生酱，拿根汤匙挖来吃。真是人间没有的美味，我突然注意到花生酱所有幽微、神妙的滋味，我这才领悟到，我是他妈的给毒品迷昏头了。”

他把那罐花生酱清空。其实在吃完之前，他就知道自己的人生要怎么过了：他打算一辈子都维持那种感觉。

“有那么一阵子，”他说，“你会不断追求更高的高潮，不过到后来，你就会发现那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目标。其实你也不需要越爬越高。只要爬到高处就够高了，你知道？”

他对别种的毒品从没起过瘾头——兴奋剂、镇静剂、迷幻药。他试过一次蘑菇、一次酶斯卡灵、两次可卡因——只是尝鲜而已，对他个人来说，还是比不上高质量的大麻。他每天吸食，卖掉的大麻也能换得足够的进账让他吸个够，有时甚至还能多赚些许零头供他别处花用。

“从来没被逮住过，”他说，“有可能创了最佳纪录呢。我只卖给我认识的人，附近的警察也都认识我，知道我是干吗的，他们知道我不会害人，也不会进行大宗买卖，所以从没找过我麻烦。我日子混得不坏，一直保持酣畅尽兴的状态，你说这些词儿是不是可以凑出一首歌来了？蛮有点味道是吧？”

“不过杰克并不是想跟你买货。”我说。

“哎，哦，咱们刚才一溜烟兜到千里远去了，是吧？没错，他不是。我提议他尝个鲜，你知道，试试就好。可我话还没讲完，他就点明他曾是酒鬼，现在戒了，意思是好玩的事他全不能做。大麻、毒丸等等。只要是让你脑袋好过的玩意儿全不能碰。起先我觉得莫名其妙，不过经他解释以后，我懂了。”

“人没办法一边嗨着一边保持清醒。”我说。

“就这句话！一字不差，总之听他一解说，我就明白了。我很知趣，只拿了罐橘子汽水招待他——说来我也想请你喝汽水哪，因为我看你跟他应该是同一路的。现在我想喝，要不要顺便帮你也拿一罐？”

我俩直接就着罐口喝。我想不起自己上回是什么时候喝的汽水，心想下次再喝应该也要拖到那么久。

“你喝橘子苏打不喝酒，想来你该知道他来这儿要干吗。”

“大概吧。”

“修正错误，据他说。他一步步走来，打算弥补以前犯下的所有错误。你也来这套吗？”

“还没开始。”

“老天，我从来不酗酒，你知道吗？我从潘布克高中毕业那天，参加了一切派对，一身酒臭回到家。衣服不脱倒上床，然后开始觉得房间在打转。趴到床边，往地毯上大吐特吐，晕死过去。早上醒来，就跟自己说绝不再犯，说到做到。”

类似的故事我已经不知听过几千几万遍，只有最后四个字是新鲜的。

“修正错误，”他说，一副叹为观止的模样，“这是为哪桩啊？他又没伤过我半毫。我跟杰克八百年前是在一起鬼混过。帮几家搬家公司打过工，一块儿吸点大麻，一起四处闲晃。噢对，倒是有件事我受不了：他要我通报他哪些人家是肥羊。你知道，我帮忙搬过家的住户，看他们有无财物能偷，还说待他洗劫过后，我可以分得好处。”

“但你没兴趣。”

“还用说吗，老兄，”他摇摇头，“若是跟社保单位骗点小钱——拿走一张不属于我的支票；或者跑到克兰百货摸走几双袜子一件衬衫，好啊，为什么不？我又不是圣人，干那些事我是 OK 的。不过偷小老百姓东西可不成：我见过的人、付钱让我照看物品的人、付我小费的人？对不起，不合本人的原则。”他咕噜噜灌下一大口汽水，“不过他到底要修正何种错误呢？我啊是当场就摇头说 NO，根本没给诱惑到，而且我也没把他打到坏人国，只是跟他说了不要，因为不合本人的原则。说起来——”

“怎么样？”

“现在想想，其实欠他一份情的应该是我。我对不起他，有几家我打工的搬家公司，我跟他们说了别再雇他。没讲原因，只说了杰克不可靠，搬东西不肯多出力，偷空就要休息。倒也不致让他变成拒绝往来户，或者打上黑名单，只是公司找人都是最后才考虑到他。照说我是他朋友，可我却碍着他不好找活儿做，所以也许——”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我都可以瞧见他把这问题放在脑子里转啊转的。他看来应该是有能耐把下一个钟头的时间全部用来推演这当中所有的哲学含义。

我说：“不过他倒没这么想。”

“噢，”他说，“对，当然。他满脑子都是鹭鸶。”

“什么意思？”

“鲁思尔的小名是‘鹭鸶’啦，先生，我的宝贝老婆。”他歪着头发起愣来，对着某个回忆微笑，“很早的事了，我跟她。她已经不是我老婆了。跟她分手以后，我又有过好几个。依我的经验哪，她们老是来来去去。你知道好笑在哪里吗？”

“哪里？”

“她们的年纪都差不多。我是说，把家当全搬进来的那些。如果哪个小妞只在我这儿待个，比方说，十五分钟的话，她什么年龄都有可能。不过搬进来的妞儿，鞋子塞我床底啊什么的，那些个永远都是二十四五岁。想当年我十九岁时，裤裆里塞的是个比我大六岁的女人，而现在我几岁啦，四十七吧？我最后那个女人，嗯，好像是一年前搬走的，她可是比我小了整整二十岁喔。哈，我成了格雷的画像①不成？你懂吧？”他皱起眉头，“并不完全是格雷，总之你懂我意思对吧？”

“鲁思尔。”我说。

“噢，对。天哪，她可真是个尤物。脑子有些坏了，不过是个甜姐儿。有个悲惨的童年。”他抬起一只手挥开过去，“杰克来到这里，告诉我他搞过她。他和鲁思尔打得火热难舍难分。老天，他还以为他得为这事情跟我修正错误呢！”

“你早知道内情了？”

“妈的早就见怪不怪啦，鲁思尔跟谁都有一腿。我俩在一起还没几个月，就不讲忠贞这套鬼玩意儿了。我们参加过许多派对，大伙都是随性苟合，说上就上。老天，等你看过你的女人跟个陌生人厮缠在一起以后，你要不就是吞下你的王八窝囊气，要不就是把这娘儿们的衣物打好包丢到路边。我告诉他，我说，杰克啊，如果你翻来覆去是为这桩，拜托，免了吧。‘可你是我朋友，我背叛了你。’跟鲁思尔上床叫背叛我吗？老兄你如果想修正那种错误的话，可得排队哟，排长龙！”

“不是说有了孩子吗？”

“噢，对。他以为是他的种。总之，是有人让她怀了孕。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怀孕两回。头一回她打掉小孩，第二回她等太久了，所以决定留下小孩，结果流产了——这点有好有坏，你知道？”

“噢？”

“假设她生下小孩吧，请问这就能保证我们天长地久吗？她就算生下三胞胎，可时候到了，我们还是会分道扬镳。有些人会想说，哎，我们都有了孩子，那我就去 IBM 上班吧，我们可以在塔里敦买个跃层一起住到死，但想这些有何用。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到头来只是变成她要走人时，得顺道多带一个拖油瓶。或者她可以把孩子丢给我，请问我要怎么办？棉被包一包，送到修道院门口不成？”

我眼前突然冒出不想看的画面：我的儿子麦可跟安迪站在一扇上锁的铁门前面，等着圣心院的修女领进院所。我深吸了一口气，眨掉画面。

“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他正在说，“上回听说是在旧金山，也许已经有了一两个小孩，但都不是我的，也不是杰克的。”他又发起愣来，“搞不好我也有个孩子在这世上呢——我跟不知哪个女人生的种，只是我一直给蒙在鼓里。”

①《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小说，主角道林·格雷与魔鬼交换条件：他可以永葆青春，他的年龄和恶行都只反映在他的画像里；魔鬼则可以取得他的灵魂。

22

“看来已经完事了，”格雷格·斯迪尔曼说，“他们全都没有嫌疑。”

“你好像有点失望。”

“不全是。我原本有个心结，现在已经解开，多谢你的帮忙。不过——”

“不过你觉得有个缺口，未完成的感觉。”

“对，当然。那你呢，马修？跑腿查案都是你在忙，我只负责付账。”

我只是照着名单来了一遍。我在旅馆楼下的熟食店买了杯咖啡，端进房里喝。隔着窗外一大片屋顶，看着远方市中心那些亮着灯火的办公大楼。我决定最后一次的查案结果只需通过电话汇报即可。告诉客户我已经过滤掉所有人的嫌疑，没有必要再找一家咖啡店去讲。

“我觉得还好，”我说，“破案的话，我当然比较好过，不过你雇我的目的不在破案。那是警察的工作。”

“但他们根本不会动工。”

“难讲。这案子还没结，如果有新的信息出现，他们会循线追查。格雷格，当初你只是想确定你没有知情不报；事实证明，你并没有。不管是谁杀了你辅导的人，那人绝对不在他的第八步名单上头。”

“牢里那家伙——”

“派柏·麦雷许。”

“显然不是他干的。除非狱方开了张周末通行证，方便他出去报冤仇。或者他也可以传话给外头的人帮他报。”

“但首先他得听到杰克忏悔的声音吧。杰克从来没去探过他的监，也没写信给他。何况哪有人反应会那么激烈呢？”

“意思是？”

“比方说吧，你人在监狱，为一件你干过的事蹲苦牢。‘嗨，还记得我吗？我来这儿是要道歉，因为当初通报警方的是我，要不是我搞鬼，你不会在这儿活受罪。’”

“这是第九步的最佳宣告辞。”

“他的遣词用字也许不太一样，不过意思应该八九不离十。请问麦雷许会是何种反应？‘好个婊子养的，全是他害的，看我不找个欠我人情的人来，替我两枪把他毙掉。’没道理，咱们早把派柏剔除了，这条线应该可以放了。”

“想必你是对的。”

“我当警察多年，”我说，“但我可不是纽约市警局的十二步魔人翻版。我早学会了不要凡事都盯得死紧，有时候我也可以闭只眼睛得点小利；不过命案另当别论。如果有人遇害，案子又归派我管，我一定会追查到底。

“但这可不表示，我会找到真凶踢进大牢。那是目标没错，结果却不一定总如人愿。有时候我知道凶手是谁，却苦无足够证据伸张正义。但若我已尽力而为，案子又查清楚了，我就可以释怀。”

“请问目前这个案子呢？”

“我已经完工了，”我说，“虽然没查出真相我觉得有点遗憾，甚至还有些失望。不过我已经懂得放手。我会的。说起来，我其实已经放了。”

他沉默一会儿，然后说：“也许是我太自我中心了吧。”

“因为完美如你者，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这是部分原因，马修。另外就是我又进一步确认了，地球不是绕着我这烂人运转的。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吧？我说是我害他被杀，是我逼着他踏进第八和第九步，所以他才会遇害。不过也许是我太抬举自己了。我又不是宇宙运转的中心，我看我只是个酒鬼罢了。”

当晚聚会时，我提起那天我跟一位耗了二十多年默默吸食大麻的人物共度了一两个钟头的时光。“他很体贴，没提供大麻给我，”我说，“而且我在场的时候，他也没吸。我去之前他吸过，而且我很确定，我后脚才踏出门，他已经点上一根。公寓里渗出满满的大麻味。”

场间休息时，一位名叫唐娜的女人走向我。她在圣保罗教堂算是半常客，几个月前，我刚听过她戒酒三周年发表的演讲。看来她是刻意要找我的，应该是想谈谈大麻，及其如何拖累人的生命吧。我不记得她的演讲提及大麻，可能我刚才的谈话有些字句让她认同吧。

其实她是另有目的。几个月前，她搬到现任男友的住处——他也是个滴酒不沾的前任酒鬼。然而目前他又变回了酒鬼，所以她想退出。

“我真是够傻了。”她说。她留着一头褐红色长发，讲话时一直把头发拨开眼睛，但头发还是不断落到脸上。“老天明鉴，他的酗酒史我心知肚明。我知道他每隔几年就要重蹈覆辙，但我遇见他时，他没酗酒，他的戒酒期比我还长，我就真的以为他会保持下去。”

可是他又破戒了。她并没有退掉自己原先那间租金稳定的公寓——“俗话是怎么说的？我疯是疯了，可还没那么笨”——所以目前她已经搬回去了，只是她还有一堆东西放在科布尔山他住的地方没拿走；她很想把东西拿回来，又不敢单独上门。

“他应该不会怎样，”她说，“他人还挺温和的——至少在他清醒的时候。不过他的确有过家暴史。我可不是信口胡诌，那是他在分享经历的时候亲口说的，每回他讲起自己，都会提到这点。他老说，他只有醉酒时才会动粗。不过，他这不又在喝了？”

“你要我跟你一起去搬。”

“可以吗？”她一手搭上我手腕，“不是义务帮忙哦。我请你帮忙，帮很大的忙，同时我会付钱给你。这点我绝对坚持。”

“你是朋友，”我说，“对朋友伸出援手，义不容辞，怎么可以——”

“没这回事，”她语气坚定，“这是我的辅导员的建议。她说我非付钱给你不可。”

她选好了日子——星期六下午——也安排好运送方式。我认识理查德·拉斯提吗？又名秃头理查德、同性恋理查德、飙车理查德。他有辆车，而且她摆在科布尔山的东西可以轻易放进他车子的后座和后车厢。他三点整会到八十四街和阿姆斯特丹街的路口接她，然后一路开到布鲁克林的路上顺道接我。我说我直接到上城跟他们碰头会比较方便，我想三点应该没问题。

“我也要付钱给理查德，”她说，“他原本执意不肯，不过他拗不过我。”

“辅导员下的令。”

“对，不过就算她没下令，我也会坚持。他说他会跟我一起上楼——担心文尼可能在家。我在他的答录机留了话，说我星期六下午过去，拜托他别在，滴答滴答滴。不过有时服下安眠药后却越发清醒，人家说这叫什么？”

“药效失灵。”

“哈！说得好。不，我想起来了，这叫反效果，酒鬼最容易犯的毛病。我想我留的言可能会对文尼产生反效果。‘要我闪人？妈的我闪才怪。这是谁的狗窝啊，你这愣婊子？’”

“如果文尼来自班森赫斯特的话①，你倒是学得很像。”

“哈哈，他是‘班升贺人’没错，谢谢夸奖。我就怕他人在家里，呃——理查德虽然贴心，不过要他扮黑脸可是难上加难。”

“所以你需要我这样的流氓上场。”

“前任警察啦，”她说，“一个可以在纽约黑道上照顾好自己的人。”

“包括布鲁克林。”

“包括布鲁克林。”她捏了我的胳膊一把，“说什么流氓，”她说，“才不是好吗？先生。你才不是流氓。”

散会后，我和大伙儿去了火焰餐厅，有那么一下子，谈话聚焦到我先前的分享。“不管是酒精、毒品还是什么，”一个叫布兰特的人说，“只要上瘾就完蛋。喝酒的话，迟早你会喝醉跌倒，会出意外，习惯性地酒醉开车，你会出车祸，你会毁了你的肝——我还可以讲很多，不过各位应该已经懂了。吸多了可卡因，你的横隔膜会烂掉，你的鼻子会垮下，你会毁了心脏还有天知道别的啥。吸食迷幻药的话，它可以找出很更多的方法让你去死。服多了糖片，你会飘飘欲仙，找不到回家的路。所有进到体内的毒品，都会要你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人引述了空气过滤机的广告词。“‘你们可以现在付钱，’”她说，“‘或者分期偿付。’”

“吸食大麻的后遗症却是幽微难辨。大麻入鼻，并不会导致死亡。只不过，你整个人生都会卡在原地，进退不得。”

大伙儿把这话题翻来覆去讨论了很久，然后我说：“对啊，他就是这状况没错。连他生命里所有的女人也都是同样年纪。他的头一个女友是二十五岁，之后那些也都是二十五岁。他还是住在同一间公寓——”

“哎，住纽约有啥办法呢，马修。谁会舍得搬出租金稳定的地方哪？”

“话是没错，不过他把塑料牛奶箱拿来当书架，我敢打赌，他如此这般已经二十年了。话说回来——”

“怎样？”

“哎，”我说，“我知道凡事不能只看表面，我知道大家的日子都是时好时坏，我也许只是恰巧在他状态较好的那天登门造访了。老天明鉴，他爸妈当初帮他付纽约大学的学费时，可没想到他会过上这种生活。而且如果你查辞典的话，肯定会在‘停止发育’的词条旁边看到他的照片。”

“但是怎样？”

“但是我不得不说，这婊子养的看起来活得挺开心。”

回到家时，我原本要打电话给简，不过时间太晚，所以决定还是明早再联络。天亮后，我很早起床，下楼吃了早餐回房，打了电话给她。

“我正要打给你呢。”她说。

“不过被我抢先了。”

“没错。”

“我想确认一下我们周六的约会，”我说，“但我得先声明，苏荷区的聚会我可能迟到。我下午要上工去——假扮流氓。”

“啊？”

我三言两语说了本次任务的性质。“总之我们大约三点会离开布鲁克林，”我说，“也许半个钟头可以抵达目的地，花一个钟头把她的东西打好包，装进车里，再花半个钟头回到家，所以五点左右我就在家冲澡了。不过——”

“不过有可能会耗更久。”

“我们搞不好三点半或更晚才能出发。何况理查德在去科布尔山的路上有可能迷路，或者堵车。之后也许跟她喝得烂醉的男友拉拉扯扯又吵了半天——要是没这个可能，她根本没必要叫上我。总之，拉扯越久，我就越需要回家冲我那个澡。”

我等着她回话，可是她没有。如果没听到收音机在背景放送音乐的话，我会以为话线已经断了。

“哎，我想打给你也是为这个。”她说。

“为了唐娜跟文尼的事？”

“不，为了星期六的约。我想取消约会。”

“噢？”

“我要跟我的辅导员碰头。”

“约在一个周末夜？”

“没错。先吃晚餐，再一起参加聚会，然后展开一场很重要的谈话。”

“好吧，”我说，“看来我不管在科布尔山耗上多久，应该都无所谓了。”

“你不高兴？”

“不会，”我说，“我干吗不高兴呢？你也只是做该做的事而已。”

①此地位于布鲁克林。

23

近中午时，我走到西六十三街的青年会参加炉边谈话。他们同时举行两场聚会，通常我会去初阶那场——说是初阶，但并非只限新人参加。这种聚会鼓励成员聚焦在基本功上，亦即戒酒要一天一天过，不能急，这是只有老油条才能领略其可贵之处的金玉良言。会中大家分享的主要是酒精的魔力，以及不借酒精亦可度过一日的诀窍。

偶尔我会参加另外那场聚会，往哪走取决于当天哪边人少，或者当时我想不想多爬一段楼梯。这一天，主讲初阶场的是个女人，我这星期才刚听过她的演讲，所以我掉头走到楼上。周四楼上的聚会都讲十二步，这一次则刚好要讲第八步。纯属巧合，但我不意外，因为总共就那么十二颗智慧结晶体，且其中两颗都是关于修正错误，所以这也不过是，呃，六分之一的几率对吧？

总之，当时我觉得在恰当的时间碰上了恰当的讨论。我拿了一杯咖啡和几块核果饼干，找了个右手边的位子坐下。我听到讲者正在阐释，他对这个步骤的看法是如何在时间的洪流中产生质变。他头一回列出第八步清单时，上头只有几个名字——他老婆（虽然他酗酒毁了家庭，她还是不离不弃）以及他疏于照顾的小孩。他喝酒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毁了健康，丢掉好几份工作。所以他觉得只要滴酒不沾，就是为自己和家人修正了所有的错误。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发现酗酒毁掉的其实是他所有的人际关系，他不管做什么或什么都不做，都像是滚来滚去的情绪大炮，在他疾疾坠落的生命之船上四处乱撞，毁掉所有靠近的东西。

我神游了一会儿，琢磨起他这比喻。他解释以前，我没意识到固定不良的大炮到底有多危险。我想起的是一门位于法国的大炮，在一场战争期间，往敌方阵营不断发射炮弹。如果大炮没固定好的话，应该无法击中目标吧？而一条战舰上的大炮如果没定好位置——呃，好吧，这下我明白问题会有多严重了。

你跑到这类聚会来，原本为的是让自己不再碰酒，没想到还顺便上了他妈宝贵的一课。

会后，我心想咖啡和核果饼干已经涵盖了四种基本的营养物质，应该算是解决了午餐。我回到旅馆房间，打开电视随意转台，可是没一个节目看得下。报纸早餐时我已看过。

所以我便坐下来开列清单，写下所有我伤害过的人。我列出几个名字——埃斯特利塔·里韦拉，当然；还有我的前妻，当然；还有麦可和安迪，当然——然后我便搁下笔来。

倒也不是没有名字可写，只是我没心情写。也没心情重看我写下的名字——不看也罢。我把誊了四个名字的纸翻个面，这还不够，我又把它撕成两半再两半，然后再撕，再撕，最后就是满手的小纸片了。如果手边有火柴的话，我有可能点把火烧光，不过最后我决定还是丢到废纸篓就好。

我打电话给吉姆，告诉他我做了什么。

“你知道，”他说，“步骤编了号是有原因的，这样大家才会按照顺序进行合理的下一步。”

“我知道。”

“不过当步骤找上你的时候，在脑子里转转也是无可厚非啦。你刚就这么做了——想着第八步，所以才会写下几个名字，却发现自己还没准备好。正常嘛。”

“你说了算。”

“本来就是这样，”他说，“可如果你硬要证明自己比人类进化层级里排在最低等的生物更低一层的话，我也没话说。这是你的选择。”

“谢了。简说星期六她没办法赴约。”

“噢？”

“她和她的辅导员约好要吃晚餐。”

“所以你只有两种选择：喝酒或者自杀。结果——”

“我同时有两种感觉，互相矛盾的感觉。”

“其一是解脱，另一个是什么？背叛？”

“算是吧。很难确定我是该感谢她，还是掐死她。”

“也许都想吧。”

“也许。”

他和我在电话上又耗了几分钟，之后我量了量自己的情绪体温，应该已经接近正常。我另外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我可不想去看电影，或到公园散步，或者拿本书架上的书来看。所以我就拿起杰克·艾勒里的第八步清单，再试一次运气。

结果我还是跑到公园散步了。大约五六点间，我从第八大道和五十九街的交界处，也就是中央公园的西南角走进公园。我信步前行，大体是朝东北方。我稍微走过了头，在第五大道和九十街的路口走出公园。我穿过八十六街一直走到第二大道，看了看表，决定还是要吃个像样点的晚餐再去参加“每日清醒”的聚会。我首先想到的是弗兰基·杜卡斯公寓大楼那个管理员炖煮的不知什么菜。不过我没道理要去那儿。她明明有过机会请我用餐，却没有善加利用。

我走到第一大道，然后拐上七十八街，同一条街上的泰瑞莎小馆就有供餐。再过两家店面便是杜卡斯父子联营店，但他们已经打烊了。

我走进泰瑞莎小馆——多少有点期待能看到杜卡斯坐在柜台边，但他并没有出现。我找了个雅座坐下，点了一碗今日例汤——浓稠美味，摆了蘑菇和大麦。之后上来的是一盘波兰饺子拼盘。我想不起最后一次享用波兰水饺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泰瑞莎随餐附上苹果酱料及一碟高丽菜，饺子里包了猪肉、蘑菇、马铃薯和干酪。

我把盘子清得一干二净，女侍非常高兴。我要吃派吗？他们有核桃派，他们有苹果派，他们有草莓大黄派。我跃跃欲试，不过我得赶去聚会。

今天的客座讲述者先前在市中心某处的演讲我已经听过了。依我看，他现在只是在炒冷饭。

我喝咖啡时，四处张望寻找格雷格·斯迪尔曼，开会前不久我又环顾了一下，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场间休息时，我排队等着再拿咖啡，并且犹豫着是否还要一片饼干。我觉得这种事好像无须大费周章去思考，你要么拿块饼干，要么就是不拿；正当我如是深思时，有人拍了一下我肩膀——是格雷格。

“你还真是非来不可啊，”他说。“‘每日清醒’的塞壬女妖之歌①硬是把你从哥伦布路口一路拖到这里来啦。”

“不过也有可能是波兰饺子。”我说。

“波兰饺子？”

“泰瑞莎小馆，”我说，“在七十八街和第一大道的交界处。”

“噢，老天，我根本没那个非洲时间去那里。这样说还好吧，不会有种族歧视的嫌疑吧？”幸好他没等我回答，因为我没有答案。“我应该去那里的，”他说，“他们做的核桃派是全国第一。”

这就帮我做了决定。我没拿饼干。

①the siren song 的典故是来自希腊神话英雄尤利西斯的故事，他因为担心塞壬女妖美丽的歌声会让他和手下不可自拔葬身海底，便要众人以蜂蜡塞住耳朵，而他自己则因好奇想听，下令众人将他绑在船桅上。

24

“喔，那就是弗兰基·杜卡斯的肉铺啰，”格雷格说，“瞧见招牌没？杜卡斯父子，原先是杜卡斯父子们。那个去掉的‘们’字学问可大了。”

“同意。”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说，“写招牌字的人犯了错，搞不好是因为滥用了毒品或酒精，也可能什么都没用；而发现者则既不专业且甚草率地去掉了那个字。当然，我比较偏向另一看法，亦即小儿子觉得劈剁动物的尸体不合自己口味，所以就离家出走，跑去当芭蕾舞者了。”

“让他老子以他为荣。”

“有道理。好，泰瑞莎小馆到啦，希望他们还剩两片草莓大黄派，要不就一片也别剩。”

“如果只有一片的话，”我说，“我们可以平分。”

“我要吃一整片才行，”他说，“你也是。不过果真面对绝境时，我们就携手跳下那座桥吧①。”

结果正好还有两片我们要的派，所以就无须找桥跳了。我吃掉我那片的一半，然后说：“糟糕。”

“怎么？草莓烂掉了吗？”

“我重读了杰克的第八步，”我说，“原本想带过来的。”

“该不会是找到新的信息了吧？”

“没有。不过我觉得你或许想收回去。”

“我收回去做什么？”

“不知道。”

“我只留了一份副本，”他说，“因为他开始第九步时会跟我报告进度，我得参考以前的清单才能进入状况。可现在我要那清单干吗呢？”

“所以我直接丢掉就好啰？”

“我自个儿那张我就丢了啊。怎么？”

我告诉他，我在家里做了第八步的暖身，最后还是把那张只是初稿的名单给毁了。

“所有国王的马儿，”他说，“和所有国王的人都救不回来啦②。你第四步都还没起头就踏上第八步，当然会出问题。”

“我的辅导员与你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大部分人都还是会试他一试。就算没写下，也会把名字摆在脑里转几轮。一旦知道第八步的内容，实在很难不思量一下到底谁会名列清单。”他吃了一口派，啜口茶，“杰克往他的清单不断加添名字：旧的都还没解决，新的又上榜了。真不知道他最后定案的版本是啥模样。”

“你是说你跟我的那份——”

“没错，不是终极版，不过别担心，你没少掉半条可以指向凶手的线索。因为他提起的全是小时候的人。家人、童年玩伴或者邻居，大半都死了，没死的也早就失联了。”他放下叉子，“这案子你还是放不下，对吧？”

“已经放了。”

“真的？”

“想当年还戴警徽的时候，”我说，“大伙都说我像衔着骨头的狗。不过放下案子，并不表示我心里不再想了。”

“说起来放下是有不同层次的含意啰。”

“我耿耿于怀的是，”我说，“他的死应该和修正错误脱不了关系。名单上的五人组已经排除嫌疑，而今天下午我重看单子以后，还是想不出究竟哪一个有嫌疑，但这张单子一定跟他的死有关。”

“我原就这么说啊，马修，所以才会找上你。”

“他四处晃荡，要找人弥补过错，”我说，“有个人狂扁了他一顿以后又一把抱住他埋头痛哭，另一个则要他把他的错误带走，塞进自个儿的屁股眼里——”

“还有一个说，毒品交易你诳我一大笔，其实等于拉我一把；还有一个说，甭道歉啦，因为众家兄弟都跟我老婆有一腿。她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鲁思尔。还有一个在蹲苦牢，杰克打死也没法找上他修正错误，别管这个了，因为他根本没找着。五个名字，全都无辜，不过还是可能有牵连——只是我们还没发现到。”

“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老弟？”

我叹口气，点点头。“受教，格雷格。不归你管，但也不再归我管了。”

“可却还在你脑子里转。别道歉啦，看在老天份上，这案子也在我脑子里转个不停，哪放得下啊！”

“我一直在想那第二颗子弹。”

“嘴里那颗。”

我点点头。“是发信号的意思；不过先把人毙了才发出信号，有违常理。发给谁呢？”

“是宰了你要你学乖的意思。不过人都死了，怎么学乖呢？”

有什么东西要冲破迷雾。格雷格在张嘴说话，但我已调到别的频道，静观某个念头逐渐成形。我举起手打断他。“不是报复。”我说。

“什么意思？”

“他被枪杀，不是哪个义愤填膺、名列或没列入清单的人想算旧账。杀他是要堵他的嘴。”

“不是‘别跟我讲话’，而是‘别跟人讲’。”

“肯定是这样。这起命案嗅不出愤怒的味道。”

“杀一个人用了两颗子弹，这样还不够愤怒吗？”

“沙腾斯坦给他的那顿好打里的愤怒比这多。可谓怒气冲天，猛揍他的脸，打到自己的手都成了肉酱。但杀他的那人只是冷血取走人命。”

“意志坚定，不带感情。”

“想必如此。”

“要封他的口。”

“不是因为他说过什么，而是因为他有可能说什么。”

“两枪肯定可以达到目的。不过——”

“第九步，”我说，“是怎么说的？”

他看着我，一脸疑惑。“怎么运作的吗？就是根据第八步开列的——”

“不是啦，我知道第九步是怎么运作的。我是说第九步的用语——虽然每回开会前都会听到一遍，而且也可以在墙上挂的图表看到。我是想请问第九步的遣词用字。”

“瞧瞧，我没准会口误，突然被迫当众表演。‘针对列上名单之人，需得尽力修正错误，除非修正过程可能伤害到当事人或其他人。’应该是一字不漏啦，不过——”

“谁有可能受到伤害？”

“你是说在杰克的修正过程中吗？只会伤到杰克自己吧，除非你把马克·沙腾斯坦的手也算进去。说笑啦，马修。我算是明白了。他不是因为修正这几个错误送命的，害他走上黄泉路的原因也许根本不在名单上。”

“你好像提过他杀了谁吧？”

“是抢劫时发生的，不过好像另外有专门用语来形容——跑去人家家里抢劫，那叫什么？”

“入室抢劫。”

“噢，对，这个词我还是最近才听到的。新闻报导老在制造印象说，近几年来此风渐长。说是因为世风遽下，人心异常不古。”

“你还记得细节吗？”

“他好像没提。”他蹙起眉心，仿佛想集中脑力带出鲜明的回忆，“他进行第四步时写下来过，等他进入第五步时，我应该是听他讲了一遍。”

我举手示意女侍添咖啡时，他又想了想。等她添满咖啡后，他说：“我印象模糊，因为他只是轻轻带过。他先念了一两句，然后抬起头来说个大概，所以我只听到简略版。”

“他怎么说？”

“他抢的对象也是罪犯。毒贩吧，我记得。他们闯进他家，然后——”

“他们？”

“杰克有个同伙。两人闯进毒贩的家，应该是在上西城，打算洗劫一空，那人伸手要拔枪，他们就一枪毙了他。”

“是杰克杀的？”

“记不得了，我连他讲过没有都不确定。马修，当时我根本不想听。我要他重温过去，可是我不想听进内容。我负责辅导他，他是我的朋友，是我辅助的对象，但我不想面对他是凶手的事实。”

“那就说你记得的部分好了。”

“毒贩的死，杰克其实无所谓，”他说，“所以我也搞不清到底凶手是杰克，还是他的同伙。”

“杰克无所谓？”

“当时有个女人在场。大概是毒贩的老婆或女友吧，我不确定，也许杰克没讲明吧。”

“这点不重要。”

“当然。”他深吸一口气，“她人在那里，她看到他们的脸了。是他的同伙杀了她。”

“不是杰克。”

“他说他没法扣扳机。她用西班牙文在恳求，他听得一头雾水，但知道她在求饶。他手里有枪，但就是没法开枪。”

“所以他的朋友才动手。”

“马修，说来很怪，可我觉得他有双重罪恶感。”

“因为死了两个人？”

“不，我说的是他对那个女人的罪恶感。首先是因为自己无法扣动扳机，其二是她死了。他觉得同伙拔枪是自己的错，他觉得如果自己采取行动，结果也许就会大有不同。”

这种心理我太了解了。我还记得当年追着那两个抢匪跑出酒馆，我记得自己拔枪把子弹全打光。如果在那过程中，我的处理方式有过一点点不一样，如果我少发一颗子弹的话，那个小女孩也许就有机会长大了。噢，这种心理我太熟悉了——脑子会永无止尽地播放各种不同的版本，但终究还是无法改写过去。

我说：“他们一直没被捕？”

“没有。”

“他没落网，他的同伙也一样。”

“没错。”

“他的第八步清单怎么完全没提呢？”

“有可能是写在后来的版本吧。也许不管写不写，已经是挥之不去的记忆了——我们曾经讨论过如何补偿死者。”

看来改天我也得找吉姆来场这样的对谈。

我说：“那个同伙是关键。”

“我只知道是他杀了那个女人。杰克没讲名字，提到他时，刻意只用代名词，要不就只说‘我的同伙’。有意保护他，不想让他曝光吧。”他抬起眼，“难道是他杀了杰克吗？那个同伙？”

“依我看，”我说，“这名神秘同伙早就死了，要不就是关在本州岛某个大牢出不来。但能查到他的身份应该也算有所帮助。”

“他有动机杀人吗？都过了这么多年。”

“杀人罪没有法律追诉时效。”

“所以他会担心杰克说出去。”

“当然。”

“而且这人是有能耐杀人的。姑且不论毒贩是谁杀的，女人肯定是这位同伙取的命。”

“当时她还苦苦求饶呢，”我说，“就因为她看到他的脸，事后可以指认。杰克还说了这位道德楷模别的什么吗？”

就算他说了别的，格雷格也不记得。我回到家。我的信箱有个留言，我第一个念头是，简终究还是来电说要跟我约会了。不过打电话的人名叫马克，留了个号码，外加他姓氏的起首字母。应该是聚会时搭过话的点头之交吧，不知是口吃马克，还是飙车马克。

我走上楼，再看一眼留言，然后一把揉皱了丢进废纸篓。不管这人是谁，现在实在太晚，不好打去查问了。何况他应该已经找上别的目标倾诉困境，并央请对方帮他压住喝酒的冲动，所以到了明早，他肯定已然想不起怎么会打电话给马修了。

①这座桥影射的是改编自美国流行歌的七○年代电影《比利颂》（Ode to Billy Joe）中的塔拉哈契桥，剧情叙述比利因酒醉后和男人做爱而跳桥自杀，但镇民听到消息后反应漠然，还是继续享用他们的餐后甜派与饼干。

②这两句话是来自英文儿歌《蛋头先生》。歌词是：蛋头先生骑在墙头上，蛋头先生摔了个好大跤，所有国王的马儿和所有国王的人，都没法儿把蛋头拼回原状了。

25

我一早就买了《纽约时报》，搭配早餐看报。伍德塞德有个哥伦比亚移民家庭，警方判定是遭遇了入室抢劫，在事件过程中惨遭杀害。共有三名成人、四名孩童，尸体都遭到截肢。警方似乎无法判定杀人动机是行抢或者复仇，我觉得可能两者皆是。毒品圈有人骗了另一人，要不就是双方起了争执僵持不下，所以何不宰掉对方呢？既然要宰，何不顺带携走他的现金以及贵重物品呢？当然，也要杀掉全家才行，因为这是咱们做生意的惯常模式啊。

我立刻想到比尔·朗尼根。《时报》没有点明命案地址，所以我不清楚他的住处离犯案现场多远，不过伍德塞德范围其实不大。不知道他对地方犯罪新闻的关心程度如何，但要漏看这一条确实很难。有七个人在自家惨遭屠杀，其中四名又是小孩。电视新闻一定会报，至少要报到警方没了线索，同时又出现别的恐怖事件可以取代它在公众心里的地位为止。之后，当然，我想到了杰克·艾勒里和他的同伙。

我打电话给格雷格·斯迪尔曼。他劈头就说，他一直在追索脑中有无那名同伙的资料。“总之，杰克当初是想尽办法要隐匿他的身份，”他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搭档干过别的。”

“你知道发生的时间吗？”

“杀人吗？于他坐牢之前，在他开始进行不法勾当之后——这应该是不言自明吧。中间隔了好多年。不过他第四步的报告书时间顺序很乱。要我猜的话，应该是十一二年前的事。”

“而且你只知道发生在上城？”

“上西城。搞不懂为什么，我脑子里出现的图像是河边大道的一个地址。”

“他是否讲过，在同伙杀掉女人以后他往窗外看，看到了哈德逊河？”

“就算他讲过，我也不记得。”

“是独栋房子吗？还是公寓大楼？”

“不清楚。马修——”

“因为我总忍不住好奇。”

“厉害。我还没问出口，你就答了。”

“哎，因为我自己也老是在想这个问题。总之这条线索应该是走进死胡同了，对吧？一男一女在时代广场西北边的某个房子里惨遭枪击毙命。”

“印象里，好像是上城区极北处。”

“嗯，那就是中央公园的西北角了。”

“这样事情也没多明朗，是吧？”

“想来他没提他们的名字啰——那两名受害者。”

“没。”

“也没提到种族或者肤色之类的特征？”

“这类细节也许写在了他第四步的报告里，马修。”

“可是他只留给自己复习。”

“就算跟我讲过，我也当成了耳边风。我跟你说了，当时我根本不想记住那些信息。”

“是。”

“当时实在不该扮演第二只猴子的角色。”

“怎么说？”

“你知道，非礼勿听①。如果当时我专心听他——”

“别太自责，格雷格。”

“好吧。”

“可惜你没有他第四步报告的副本。”

“我连瞄一遍都没有。我只是听——听了他念给我的片段。”

“我知道。结果他是怎么处理那份报告的？”

“我要他丢掉。”

“扔进垃圾桶？”

“嗯，先撕掉。”

下场跟我那份半生不熟的第八步清单一样。

“我都是这样跟我辅导的人讲的，”他说，“先要排毒，把事情讲出口，跟上帝和另一人分享——”

“怎么跟上帝分享？”

“这话我也问过自己。就当做是你跟辅导员分享时，他在旁听吧。我刚讲到哪儿啦？噢，对，‘和另一人分享，然后就可以放下了。’”

“然后他们就会乖乖的把名单拿回家烧掉，或者撕成碎片什么的。你就是这样处理你的名单吗？”

“不然呢？”

临近中午，我决定换换口味，不参加惯常去的炉边谈话。这一天风和日丽，挺适合散个长步，我去的小组叫“文艺复兴”，在第五大道旁的四十八街。这里是市中心，吸引了附近很多上班族，下班后他们都要赶回郊区的住所。想当然耳。在场人士大半都是套装笔挺，打扮入时，不过此处当然没有仪容规定——坐在我旁边的男人胡子没刮，一副昨晚在纸箱子里过夜的模样。

之后我打电话给一位警界朋友，告诉他我在追查一桩尚未告破的入室抢劫双尸案。死了个毒贩，还有他的妻子。

或者女友。两人都是枪杀致死，应该是发生在七○年代初的上西城。

他沉吟一下，说：“入室抢劫起码有成百上千桩，不过因为是双尸案，又都死在枪下，案子尚未告破，所以范围应可缩小很多。待我打听一下，看谁有印象。”

接着我又跟另两位老友进行了类似的谈话。挂上电话时，我很确定这个办法行不通。之后我穿行几个路口，抵达第五大道，走进中心图书馆，花了一小时查阅《纽约时报》的索引，然后到微缩胶片档案室花了两小时在茫茫好几个大海里寻找一根针。

缘木求鱼。

当晚在圣保罗教堂，有个叫乔希的女人问我戒酒是否快满一周年了。马上就要满了，我说。她说这有可能是我众多一周年纪念日的头一个，还顺道忠告我别急，要记住过一天算一天。

口吃马克不在场——他出现在炉边谈话的几率比较高。不过我在咖啡机旁找到了飙车马克，我问他前晚是否有打电话找我。他说没有，他说他连我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我说那应该是别人打的。他说既然我起了这个话头，那么是否能给他我的号码。我递出一张极简风的名片，而他则在衬衫口袋为它腾出了空间。他又借来一支笔，拿张纸片写下他的名字、电话。我也只能彬彬有礼地道谢，把纸片塞进皮夹。

唐娜也到了，看打扮应该是直接从办公室过来的。她的头发往后梳，夹了发卡，所以没再频频盖上眼睛。她想确定我明天能够准时现身。

“明天下午三点，”我说，“八十四街和阿姆斯特丹街交界处见。”

她伸出手，在我胳膊上捏了捏。

也许是因为她习惯性地碰我手臂，也许是因为她穿的那套合身的短裙套装很迷人，而我最后一次和简的那段谈话或许也是契机吧。总之，聚会的下半场我心神不宁，一直想着她是否会参加会后节目——聚会后大伙儿都习惯到火焰餐厅续摊。

她没出现——这我并不惊讶。因为从来没在这个场合见过她。我自己也没待多久。我喝了咖啡，吃了份三明治，和众人一一道别，然后回家。

没有留言。不过我才回房不到十分钟，电话就响了起来。我先是想到简，然后是唐娜，最后是马克，飙车马克——充分利用我给的号码，要不就是先前打来过的马克。

我拿起话筒，得到了答案。是格雷格。

他开门见山：“先前我没搞清楚，其实戒酒那段时间，我写过几份第四步的报告。其中两份我还留着。”

“先生，”我说，“我想这应该是你和你的上帝之间的事吧。”我差点脱口说出辅导员，不过及时想起他那位目前是在天上参加更美好的聚会。

“你没搞懂我意思。”

“啊？噢——”

“懂了吧？如果我没销毁我自己的第四步报告——”

“那么杰克也有可能保留了他自己的？”

“说到我心坎里了。我明天就去他房间找，就怕黄胶带还封着现场。”

“不可能，”我说，“早就应该撕下来了——没必要还封着。他租的是家具齐备的房间对吧？他是按周还是按月付房租？”

“按周付。”

“那么房间应该转租出去了。”

“如果他第四步的报告还留着，现在有可能是别的房客在读啰。警方难道不会把他的财物打包好吗？发生命案，这是正规手续吧？”

我说大体是这样。“他们会把财物交给继承人，或者最亲的亲属，”我说，“我看杰克应该没立遗嘱吧。”

“他应该只有酒鬼的那种意志力吧②，外加铁的冲动。要他立一份遗嘱什么的，不太可能。我看他根本没有东西可以留给人，也没有人可以留东西。”

“依我看，管理员应该会照惯例等几天，留下自己看上眼的，把剩下的全清掉。”

“在下所见略同。那我就明天登门拜访好啦，告诉他我是杰克的远房表亲，特地跋涉千里前来接收遗物。想必不成问题，对吧？”

“哎，老旧的衣物和文件，他应该很高兴有人接收。”

“我可以把衣物捐给慈善机构，不过某些私人物品如折叠刀等等，我会留下做纪念。”他沉默一会儿，也许是回想起其他过世的朋友或者其他纪念品吧。“如果找到了他的第四步，”他说，“我会打你电话。”

“很好。”

“马修，你想陪我去吗？”

“什么时间？”

“得是下午。”

这一来我就不用胡诌个借口推托了。唐娜已经为我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没办法，”我说，“我得去布鲁克林一趟。”

“真的吗？你做了什么坏事？有人罚你去吗？”

“是去帮忙，”我说，“我得帮我们小组一个成员把东西搬出她男友的公寓。”

“噢，老天，”他说，“这就省得你来陪我了，不过代价可真大。看来你今天的前景比我还不乐观哪，马修。如果找着什么好玩的，我会打电话通报。”

警方难道不会把他的财物打包好吗？发生命案，这是正规手续吧？

呃，要看死的是谁，还有他的死法跟死亡地点。如果他是社会中坚分子，而且考虑周到，留下一份详细的遗嘱，那么他的财产自然会照他的意思一一分配（当然，是在私人看护把几样她知道死者希望留给她的东西装走之后）。然后亲戚们开始为小件物品大打出手，而兄弟姐妹们亦可将他们自童年起便不断累积的所有不满与怨怼全部摊出来清算。

如果没留遗嘱的话，他们还可以为大件物品大打出手。

如果死者是在贫民窟的救济院或者廉价旅馆的单人房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如果死者是由警察装进尸袋一路拖下楼梯的，那么所有值得一拿的东西应该都给拿走了：小叠的救急钞票、最后一回从社会福利处领取的救济金所剩的几块钱、折好了塞进鞋子的十元纸钞——若有哪个亲戚找上门来，他什么也得不到。警察早就扫完了。

我每次都拿。这是我跟以前的搭档学来的，他跟我解释了这当中的学问。他说，唯有跟搭档瓜分才叫合乎正道。

所以我就抢了死人的钱。我并没有因此辗转反侧，或者多喝一滴我原本就打算喝的波本。就算累积多年，那种钱加起来也没多少。通常是五块、十块，绝不会超过一百。不过有一回我一天之内就跟我的搭档对半分了九百七十二元。我还记得数额，一人刚好到手四百八十六元，也记得我对那位无意间赠送此钱给我的死者心怀感激与尊敬。那人喝醉了，在浴室滑倒，脑袋破了个大口，在回复意识以前血都流光了。他搞出这等烂摊子我们原本很不爽，不过他留给我们的数额实在叫人心软。然而，不是只有鲍里街的居民才会有那样的死法；老牌演员威廉·荷顿就在我喝下最后一杯酒的前一年，于自家豪宅演出了相同的戏码。

如果我真的要踏上第八步，名单一定会很长。问题是，写过即忘的名字，我要如何跟他们修正错误？而且我很怀疑拿那种钱是否真的有错。如果我的搭档和我没把钱拿走，别人也会拿。请问谁才有资格合法接收那笔钱？纽约州政府吗？请问妈的州政府有哪个单位会需要东一笔五块西一笔十块的金额，或者是厚厚一叠九百七十二元的钞票呢？

话说回来，那钱也不归我所有。

总之我的清单应可列出许多约翰、查理，外加一些玛丽。女人也会死的，对吧？不管是自然或非自然原因，而身为警察，我们总得翻开她们的皮夹搜找身份证，对吧？没一次例外，总能看到几块钱。

依稀记得我曾和另一位城市裁决者搭档，他从一名死去的妓女耳朵上摘下一对金耳环。“看来有18K，”他说，“可怜这女人，戴着金耳环跑上黄泉路倒是能给谁看？”

我让他都自己留着吧。他问我是否确定。是的，我确定。把一对耳环活生生地拆开实在太可惜了，我说。

好高贵的品格啊，也许这就够我拿到升天的通行证了吧。我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呢？呃，报告圣彼得大人③，在下曾经有过机会可从一名死婊子的耳朵上揪下金子，但我终究是克制了自己。

①《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传到日本后，化身成三只猴子，一只遮眼睛，一只捂耳朵，一只捂嘴巴。

②“遗嘱”的英文是 will，另一个意思是意志力。

③《圣经·新约》中记载，耶稣对他的门徒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26

“我差点没认出你来。”我说。

唐娜咧嘴笑笑，拨拨头发。“有那么不一样吗？”

原本偶尔会盖住她眼睛的红褐色及肩长发，已经剪成俏丽的短发，也烫出了波浪。坐在驾驶盘前的理查德说：“这还不够美吗？变脸成功，或者该说变发成功？”

没有人搭腔。

“总之，”他说，“是其中一个就对了，这叫变形记：从布兰达·史塔①变成了小孤女安妮②。”

“拜托拜托，”她说，“我一直都很喜欢布兰达·史塔耶。”

“孤女安妮又有什么不好呢？”

“没啥不好，不过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像她。”她坐在前座理查德的旁边，一只手搭上椅背，为的是要和我对看，“怎么样，马修先生，你的结论呢？”

“留长好看，”我说，“剪短也不错。短发有个好处是，让你的脸更突出。”

“以前脸蛋儿都给头发埋住了，”理查德说，“现在才凸显出来。”

“看来像孤女安妮，我的脸蛋也凸了出来。”她说。

“两样都是赞美，小甜甜。相信我准没错。”

“总之是完成心愿啦，”她说，“今早我跑去我的美发师那儿说明来意时，他好惊讶。”

“想必他是瞪大眼睛说：‘啥，小姐，你叫我怎么忍心下得了这毒手？’”

“才怪，”她告诉他，“他几百年前就开始说服我把头发剪短。他的反应是‘大功告成！’不过功劳不在他。”

“是因为前男友，”我猜测道，“你想把他甩出你的头发③。”

理查德说他一直都很喜欢玛丽·马丁。唐娜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不过不尽然。我昨晚打电话给他了。”

“文尼。”我说。

“好像不该打的，因为我根本不想听到他的声音，也不想让他听到我的声音。不过我觉得自己应该提醒他，我今天下午要上门拿东西，如果他能贴心一点闪到别处的话，会比较理想。”

“他怎么说？”

“天知道他听进去没。他噼里啪啦就开口说起我的头发，我美丽的长发，说他真想看我披散着红发倒在枕头上，还有——哎，算了，其他用字我可没兴趣重复一遍。”

“我们会运用我们生动的想象力各自发挥。”理查德说。

“悉听尊便。所以我就想着：混账东西，如果阁下如此欣赏我的头发，那一定是我的头发出了错。总之不管有无问题，以后你再也瞧不到了。今早我一起床，马上就冲到美容院，埃尔维刚好有个空档可以让我插进去，之后就是你们看到的这副德性啦。”

“不是德性，小甜甜，是艺术品。棒透了。”

“谢谢啰，理查德。”

“他名叫埃尔维，真的假的？”

“本名好像叫哈维吧。”

“呜啦啦，”理查德说，“好有欧陆风哟④。”

文森特·库通⑤的公寓位在科布尔山某街口的六层楼红砖建筑里——一楼是干洗店和小吃店，二楼以上每层都有六间小公寓。理查德轻易便找到这个地址，直接把车停在门口，然后我们三个便迈步走进大楼。唐娜拿出钥匙，但还是先按了4C 的门铃。对讲机发出那种有人应答前惯常发出的清喉咙的声音，唐娜不禁长叹一口气。

“你好。”他说。

她翻了个白眼。“我们要上去了，”她说，“我带了人来。”

他没搭腔，也没按铃让我们进去。她用了自己的钥匙。等走进电梯以后，才听到铃声。

“真是，”唐娜说着又翻了个白眼，“搞不懂我怎么会跟这人——算了。”

想来他一直都等在门边，因为唐娜刚掏出钥匙，门就朝里头开了。文尼杵在门口，把我们三人全部纳入眼底，然后来个大步后退，故作惊愕状。“哇，老天，”他说，“妈的你把头发怎么啦？”

“剪了。”她说。

“是哪个烂屠夫吗？”他越过唐娜盯住理查德和我，“两位相信吗？这女人竟然把她最棒的资产咔嚓一刀剪掉了。喝酒的是我没错，不过发疯的却是这位小姐。”

她说：“我是来拿东西的，文森特。我本以为——”

“噢，现在成了文森特喔。以前一天到晚说，噢文尼，从来没有人像你一样弄得我好舒服。噢文尼，我好爱好爱你对我——”

我见过这人，在城里各种不同的聚会里。我从来没听他讲过自己的故事，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想不起见过他和唐娜在一起。不过我认得这张脸。

他比我重几磅，矮个大约一两英寸，暗棕色的头发蓬乱，比新款的唐娜头要长一点。他已经几天没刮胡子，闻起来是酒精努力要从毛细孔钻出来的味道。他穿了件肮脏垮塌的白色汗衫，肩膀半露，下身则是条剪短了的牛仔裤。他光着脚，没穿拖鞋。

“你说了我来收东西时你会避开的。”

“才没有，唐娜，说的人是你。可你搬出去了，对吧？这是我的公寓，对吧？”

“没错。”

“既然是我的公寓，谁会比我更有资格待在这里呢？”

“文尼——”

“哎，这下又回到文尼啦。现在我全身真是暖洋洋的好舒爽。”他伸出一只手，搓搓她的头发，“你知道你长得像什么吗？你长得像他妈的破布娃娃小安⑥。”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马上又翻脸啰，唐娜。嘿，好啦。我不会把你踢出我公寓的。”他侧身一旁，示意她进门。“Esta is su casa，”他说，“你知道这话的意思？”

“我知道。”

“此乃西班牙文，意思是说，这是你的房子。不过其实它不是。”

我说：“文尼，给我们一个钟头，这对你没坏处。”

他看着我。先前他把我当成听众，现在我有了台词，他便顺势应答起来。“我见过你，”他说，“马修，对吧？本来是警察，但是因为过于混账，人家就叫你滚蛋了。你是她的新任相好吗？”

“马修和理查德是来帮我搬东西的。”唐娜说。

“还真找对人了呢，”他说，“马修可以狠命扁我，理查德可以帮我吹箫。我夹在中间，天杀的还有啥可乘之机？”

这个在科布尔山的下午委实漫长。文尼已经连着好几天没日没夜地喝酒，现在他所有的情绪都上场了——从自怜到挑衅全跑出来。他说他真希望唐娜没剪头发，说他很想将她的长发缠上她颈子，狠扯一把勒死她。他走出房间，把电视的音量开大，捧着杯啤酒回来晃晃，又漫步而去。这间公寓在他喝下黄汤以前，状况应该还好，但现在却堆满了空瓶子和啤酒罐、披萨盒，以及吃剩的中国菜和一本本《好色客》以及《阁楼》杂志。有一页从《渔色双周刊》撕下来的妓女广告用胶带贴在厨房墙上挂着的电话机旁，上面满满都是照片和号码。有几则广告还用记号笔圈起来。

“这一位，”他指着其中一张照片宣称，“很爱玩后庭花喔，唐娜，而且吹箫的功力超级强大——这我可能不敢试。我打赌你的段数应该也不差吧，理查德。”

没有人搭腔，不过他好像无所谓。我看他是根本没有注意到。

这个在科布尔山的下午委实漫长。

①Brenda Starr 是美国二十世纪四○年代时创造出来的漫画人物，是个留有红褐色长发的美女记者。

②Little Orphan Annie 是二十世纪二三○年代风靡美国的漫画主角。

③这句话是美国歌星玛丽·马丁曾经唱红的一首歌的歌名。另外，英文有句俗谚 get someone out of the hair，意思是把讨厌的人赶走。

④埃尔维是很典型的法文名字，呜啦啦（ooh la la）则是法国人惯用的惊叹词。

⑤文尼（Vinnie）是文森特（Vincent）的昵称。

⑥Raggedy Ann 是一九一五年美国推出的新款娃娃，三年后并推出了一本以她为主角的书，玩具与书相互辉映，创造出蓬勃的商机。

27

我们穿过大桥回到曼哈顿时，她说：“拜托，居然说我像破布娃娃。小孤女安妮和破布娃娃。”

“你看来明艳照人，”理查德说，“所以就别再哀声叹气，讲这些有的没的了吧。”

“遵命。”

“我先前说小孤女安妮，意思是要赞美你。你的眼睛滴溜溜的，就跟她一样，不过你的眼神妩媚多了。而且你的头发一剪就不会一直掉下来，遮住你突出的大眼睛。”

“哈，现在我变成凸眼睛啦？好啦，是我不好，我闭嘴。”

“你看来一点也不像小安，”他说，“那个酒鬼是白痴。”

长长一段缄默。然后她说：“那人其实还不坏，你知道——在他清醒的时候。”

“可现在他戒酒失败，对吧？”

“对。”

“不管喝不喝酒，那人压根儿就不是你的型。你心底其实一直都清楚。”

“哇，老天，理查德。你真是高人。”

“还用说嘛。”他眨眨眼。

她的东西塞满了后车厢以及我旁边的后座，我们回到起点——八十四街和阿姆斯特丹街交界处。理查德在附近绕了绕，还是找不到车位。我要他停在某个消防栓旁边，递了张卡片让他摆在挡风玻璃上。

“侦探协会，”他大声念道，“意思是我不会被开罚单啰。”

“能降低风险。”

“我不太敢，”他说，“要只是碰上开罚单还好，如果他们把车拖走怎么办？”

唐娜说：“亲爱的，你还是待在车里比较保险，东西马修和我搬就行了。我们多跑一趟就是了。”

她住在一栋棕石建筑的五楼。建筑外观美丽，维护得甚好，楼梯间只有淡淡一抹家具上光的油漆味道。问题是没电梯，我们总共跑了三趟，那四段楼梯我爬到第三回合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坐会儿吧，”她说，“要不我看你真要倒下了。爬楼梯可以帮我保持身材，不过不习惯的人会给整死。何况你扛的东西是我的三倍之多。给你倒杯水如何？还是可乐？”

“好，给我可乐。”

“不过我只有百事可乐。”

“百事很好啊。”

“喏，请慢用。我去跟理查德说，我们都搞定了。”

她要我坐在客厅一张安妮皇后扶手椅上，后面是大理石砌的壁炉。壁炉上方挂了幅十九世纪风景画，画框雕工细致。硬木地板的正中央铺着厚实的中式地毯。房间看来赏心悦目，比我预期的华丽且气派，和她昨晚穿的套装很搭，但和她今天下午穿的牛仔裤和毛衣就不太相衬了。

我心想，不知这套公寓的其他房间长相如何。比如厨房，还有卧室。我待在原地，任凭想象驰骋，然后我便听到她踏步上楼的声音。

“我得喘口气，”她进门时说道，倒向一张鸳鸯椅，“理查德要我跟你问好，他预祝你戒酒周年快乐——如果在那之前没法跟你碰头的话。你快满一年了，对吧？”

“马上就要到了。”

“再来杯可乐吧？百事可乐。要吗？”

“我最多只喝一杯。”

“哈！佩服。噢，趁我还记得——”

她走向我，递来两张百元大钞。我们起了争执。我告诉她数额太大，她说这跟她给理查德的数额一样，请我一定收下。我说我很乐意免费服务，这是友情回馈，如果非给不可，就给一半如何？说着我便退还她一张钞票。她立刻推回给我。

“原本我打算付四百，”她说，“甚至更多呢，所以两百已经是一半了。请你千万收下，免得我们还得吵下去。就此打住不是比较明智吗？”

我觉得她说得有理，把钞票收进皮夹。我没打腹稿，脱口便说：“这钱我想可以花来吃晚餐，你愿意当陪客吗？”

她睁大眼睛。“太好了，不过今天是周六，你不是有个固定的约会对象吗——名叫琴吧？”

“简。”

“没说中，但也差得不远。”

“不过，今天她打算和她的辅导员共进晚餐。”

“噢。”

“她俩有很重要的事得讨论，想必是要讲我。”

“噢。”她说。此时她是站着的，所以我也站了起来。我们的眼神交会，我觉得自己好像濒临决定边缘，然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已经做成决定。她往前踩了一步。“你真讨人喜欢。”她说，然后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

她的卧房是维多利亚风格，放了张四柱床，处处可见蕾丝花边。完事后，我躺在她身边听着自己的心跳。我发现自己开始琢磨——不是头一回——我的心脏还能再跳几下。

唐娜依偎着我。她举起两手搭在头上，然后伸手碰碰膈肢窝，再把指尖凑向鼻端。

“哇，老天，”她说，“我好臭。”

“我知道，刚才我是屏住呼吸才敢碰你的。”

她大笑起来，声音响亮且有一丝丝调皮的味道。“我注意到了，”她说，“你是使尽全力才忍住没吐。”她一手搭上我的大腿。“我该先冲澡的。”

“原本我也想淋浴，”我说，“不过那就得等上好一会儿啰。”

“然后你我搞不好就恢复了理智。”

“那一来，我们就不会上床了。”

“噢，上床是一定会的，”她说，“只是早晚问题。”

“写在星星上了吗①？”

“写在地铁的墙上，”她说，“以及廉价公寓的大厅。我好喜欢这首歌②。”

“几百年没听到了。”

“等等。”说着她溜身下床。我大概是神游了一阵子，因为转眼间她已蜷卧在我身旁，而西蒙和加芬克尔低沉的和声则回响在我耳边。

“在我的幻想里，”她说，“根本没有出现我们如此大汗淋漓的影像。”

“你有过幻想？”

“当然啰，而且每次我都是淋浴过后走向你，身上这里那里洒着香水——”

“哪里跟哪里呢？”

“少来，你这样我会分心耶。刚才我讲到哪儿啦？”

“这里和那里。”我说。

“你的抚摸很轻柔，马修……总之，我淋浴出来，长发倾泻，带着淡淡的香水味。好吧，结果气味没那么淡，长发现在已成了回忆。”

“在我的幻想里，”我说，“没有出现长发。”

“等等，”她说，“你也有过幻想？关于我吗？”

“你觉得不可思议？”

“我没从你身上感应到火花，”她说，“所以就觉得对你产生性幻想挺安全。你对我没兴趣，而且你又有约会的对象。”

“我觉得打从你捏我手臂开始，我就心动了。”

“你是说这样捏吗？”

“嗯哼。”

“只是友谊的表示。”

“喔。”

“下意识动作。”

“你说了算。”

“也许不完全是下意识吧，”她说，然后想了想，“也许有那么点性暗示吧。”

“好啦，你不用为这个道歉，唐娜。”

“有啥好道歉的，真是。你对我有什么性幻想呢——除了没长发以外？”

“嗯，就是我们刚做的那样。”

“噢。”

“外加几样，”我说，“我们还没有探索的姿势。”

“长发完全没介入？”

“小姐，我一直都很仰慕你的秀发。”

“而且你希望我没剪掉它。”

“不对，”我说，“其实我偏爱短发。不过以前那样也不赖。”

“男人都说爱长发，”她说，“可是打理长发好累人，而且还有什么麻烦你知道吗？”

“嗯？”

“做爱时头发会跑进嘴里。还有没探索的事要进行呢，我们是不是该先冲个澡？”

我是回到旅馆以后才冲澡的。第二回合结束后，她说她已经累得无法出门了，不过我们必须吃点东西。三明治如何？我说听起来不错，一会儿她便端了两份三明治回来，黑麦面包夹肝泥香肠，外加一包有机紫玉米片。

“我已经开始昏头了，”她说，“忙了一整天。”

“的确。”

“欢迎你在此过夜。”

不过我很识相。我穿好衣服后，她陪我走到门口。“你人真好，”她说，“真高兴我们有这种进展。”

外头比较凉，我想直接从哥伦布环形路口搭公交车回去。不过等了一阵子以后我耐不住性子了，就开始走路。半途有辆公交车经过，我大可招手搭上的，但想想还是放弃了，一路走完余程。有时走路可以帮助思考，但有时走路反而可以避免陷入思考——只要一步接着一步往前踩，我就不用掀开地上所有的石头看看底下藏了什么③。

如我所料，旅馆柜台有给我的留言。两通电话，是简和格雷格打来的。我看看表，觉得现在打太晚了。我走上楼，淋浴过后我拿起话筒打给格雷格。

“运气不好。”

“他把杰克的东西全扔了？”

“没，他依惯例打了包，前几天警察上门接收了。这是常规做法吗？”

如果警方已经决定结案的话，是不来这套的。“看来他们又找到线索了。接收人应该签了名。是雷德蒙吗？”

“我根本没想到要问。”

“没关系，”我说，“我会打个电话问。”

我挂上电话，上床。也许我会打电话给雷德蒙，我想着，也许不会。我觉得打不打好像没什么差别。

①written in the stars 是英文俗语，意思是老天注定。

②这两句歌词是来自一九六四年保罗·西蒙和加芬克尔合唱的《寂静之声》。

③leave no stone unturned 这句英文俗谚原本的意思是尽全力找出某人或某样东西，这边是直译。

28

“前几天报上登了个消息，”吉姆说，“说是法拉盛新辟了个唐人街。可以搭席亚体育馆线的火车到底站，法拉盛的主街，那边好几条街都开了中餐馆，中国各地的乡土名菜都有。我们这一带绝对吃不到。”

“比如清炒熊猫。”我玩笑道。

“包括熊猫体内你想都没想过要吃的部位。所以我在想，咱们何不就杀过去瞧瞧，看顺眼的就进门，看他们提供什么好菜。”

“好主意。”

他又斟满了我们的茶。“然后我又想着，妈的我在干吗啊？历史悠久的唐人街搭 A 线火车十分钟就到了，可我们从来没去过，难道现在还真要千里迢迢赶到法拉盛吗？”

“我们是惯性动物。”

“美食评鉴说有家台菜餐厅很棒，离地铁站不到两个路口，写得叫人流口水。可我们永远不会去。”他咬了口汉堡，嚼一嚼吞下去。“惯性动物，”他说，“你都照惯性于星期六晚上做爱一场，如果这个女人说再见了，那就再找下一个。”

“我可没这个意思。”

“嗯，了解。叫唐娜对吧？挺标致的女人。”

“她剪了头发。”

“说是这么说，但你没有因此就打退堂鼓，对吧？”

幸运牡丹坐了七个客人，我俩也在其中。这是一家新开在第八大道和五十一街转角的店。我整天都待在房里，是吉姆的一通电话让我一路走到店里来，麻酱面是我昨晚吃了肝泥香肠三明治以后的头一样营养补给品。

吉姆则是我头一个讲话的对象。他在电话上要我选个时间和地点去吃我们周日惯常共享的大餐，而我应答的几个字就是当天我吐出的所有话语了。

我从没有刻意决定一整天都要与世隔绝。我会一直想着几分钟后我就要出门吃早点，想着但又拖着，到最后就变成午餐了。

周日早上简和我通常都参加苏荷区的聚会，所以这一天我当然要刻意回避。周日的纽约几乎时时处处皆有聚会，我心想那就随意选个聚会参加吧。我翻开记事簿，拼凑出一个让我可以参加两个聚会的计划，而且如果再赶一点的话，三个也没问题。

结果我一个也没去。

我待在房里，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让电视开着，在足球赛和高尔夫球赛之间切换频道。有时候我会专心盯看好一会儿，有时不会。

我想着有几通电话要打，但结果都没打。有那么一下子，我想起神秘马克几天前打了通电话留下过号码，但我把留言丢进废纸篓了。我知道不是飙车马克，所以我就纳闷起那人是谁。我探眼看看废纸篓，但留言已经不见。身为这家旅馆的永久房客，我每周可得一次免费的客房服务：她会帮我铺床换床单，清洁我的浴室，吸净我的地毯，清倒我的废纸篓。我的房间每个星期六都享有这种优惠，所以要找马克的号码已经晚了一天，其实无所谓，因为我很确定就算找到号码，我也不会打给他的。

我的电话响了几次——在吉姆和我联络之后。由于懒得开口，所以我就任凭铃声响着没接。如果是重要的电话，他们自会留言，我可以于出门赴约时顺便询问柜台。如果我记得要问的话。

“之后，”我说，“我是一路走回家的。”

“一边哼哼唱唱吹口哨？”

“你知道我脑里闪过什么念头吗？‘天哪，难道我打算让这女人纠缠我一辈子不成？’”

“因为像你这样的新好男人，她不可能轻易
放过？”

“是啊，如何？”

“且听我说，”他表示，“因为你需要提点。唐娜才刚结束了一段她原先根本不该展开的恋情。所以她得做两件事证明自己已经斩断情丝：一是跑去剪头发，二是找人上床。而且为了确定自己不会重蹈覆辙，她特意挑了个已经有了对象的男人。”

“你是指简吧。如果简没爽约的话，哪有唐娜。她是因为有了机会，才起心动念的。”

“说来她先前老爱捏你胳膊，应该是纯友谊啰。”

这点我还得想想。

“听着，”他说，“她是喜欢你没错。她想跟你上床，然而之后她却给了你一份三明治要你回家。”

“她说了我可以过夜。”

“‘达令，拜托留下来吧，起床以后我们可以出门吃顿美味的早点，然后再回到这里爱爱。’她是这么说的吗？”

“不尽然。”

“你接收到的讯息——亦即她真正的意思是，你想留下来应该没问题，不过她希望你不要。这话听来有道理吧？”

“当时也许她是在想：这人该不会没完没了，纠缠我一辈子吧？”

“呃，她跟你同道，也是酒鬼。而且她才跟黄汤酒徒一刀两断，所以没错，我想她脑里闪过的应该是类似的台词。不过别垮着脸好吗？现在有这么个漂亮的女人，住在那么高档的公寓，结果她是挑了你跟她共享她那张舒爽的四柱床。”

“你怎么知道是四柱床？”

“天哪，你是巡警科伦坡不成①？你才描述过了啊。”

“噢。”

“你还提到东方地毯，以及大理石壁炉上挂的肖像画。”

“风景画。”

“谢谢指教。她其实不需要选你的，你知道。她大可以把理查德拖上楼。”

“理查德是同性恋。”

“你觉得她会有顾忌吗？”

“吉姆——”

“好啦，我承认你是比理查德合格一点，跟她也搭调些。你该不会是爱上她了吧？”

“爱上唐娜？当然没有。我喜欢她，不过——”

“没有搬去同居的幻想？”

“没有。”

“很好，因为她也没这意思。唐娜有份好工作，薪水又高。她住在市中心，对吧？”

“她在某家投资银行上班，但我不太确定她的工作性质。”

“不管是做什么，薪水丰厚就对了。她迟早会找个固定对象交往，但不是马上，而且对方不会是跟文尼同款的男人——来自布鲁克林南区的浪荡子，只在两杯酒之间保持片刻清醒。而且你可知道这人也不会是哪一款人吗？”

“长期投宿于旅馆的无照私探。”

“答对了。你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周六夜晚没有落单。”

“是。”

“你还得了两百块红利。哪儿不对了？”

“给钱是为那个吗？”

“当然不是。给钱是要表明，她跟你上床不是为了回报。圣诞快乐，小朋友。”

“啊？”

“你没听过那个圣诞笑话吗？邮差送信到某个人家，太太请他进门，给了他一份新鲜出炉的烤布朗尼外加一杯咖啡。没一会儿她就领着他上到二楼的卧房。事后她递给他一张一元纸钞。

“他吓一跳：‘啊，这是干吗？’说着他便把钱塞回去，但她不肯收。‘钱得给你，’她说，‘这是我先生的主意。’‘你先生的主意？’‘是啊，’她说。‘我问了他，圣诞节我们该给邮差什么礼物，他说：干他，给一块钱好了。不过布朗尼和咖啡是我的主意。’”

我们去了圣克莱尔教堂的聚会，之后我陪他走回家。回自己家的路上，我想起先前走过柜台时，没问及留言。这回我问了，结果什么都没有。我走上楼，拿起话筒，但没拨号就放下来，然后上床睡觉。

①《神探科伦坡》是美国经典的侦探影集。

29

星期一早上我吃完早点后，马上打电话给格雷格·斯迪尔曼。没人接，于是我在答录机上留了话。我知道此时不宜打给唐娜，我也还没心理准备打给简。我找到丹尼斯·雷德蒙的号码打过去，分局里有人帮他接。我留下我的名字电话。

其后一天半的时间里，雷德蒙和我玩起捉迷藏。他打来时我一定不在房里，我回电时他一定不在办公室。星期一中午我加入炉边谈话，当晚则到圣保罗教堂聚会。我原以为会碰到唐娜，但没看到她也并不让我惊讶。

吉姆也不在那里，我找到其他人共享咖啡。等我从火焰餐厅回到家时，已经过了十一点。没有留言，不过雅各布告诉我，有人打过电话。“但他没报名字，也没留号码。”他说。

没有最好啦，我心想。

格雷格没回我电话，我很意外，心想现在打给他应该不算晚。我再次听到答录机的声音，想来他不是正在大嚼草莓大黄派，便是已经休息了。我没留话便挂了电话，然后上床睡觉。

星期二下午，电话总算是趁我在的时候响起。是简，她想打声招呼。我们的对谈异常空洞——意义尽在空白里。我们都没提到上周六的事，也没说起下个周六要怎么过。我心里的几件事我全没说，想来她那边也一样。

这通电话毫无实质内容，不过倒是打开了一条通路，因为我一挂上电话便打给雷德蒙，这回他总算是在办公室里，可以接听。

“抱歉，”他说，“我一直想着要回电给你，已经打了两通。”

“是我太难找了，”我说，“总之我是想问你，你有没有跟杰克·艾勒里的管理员要走他的遗物。”

他搞不懂我在说什么。我解释说，艾勒里的遗物已经被人领走，管理员觉得好像是他。

“老天，”他说，“我干吗拿呢？”

“我也是这么想。”

“管理员说了是我吗？”

“我没跟他讲上话，”我说，“格雷格·斯迪尔曼去那儿问过，他说应该是哪个警官领走的。”

“什么遗物啊？八百年前布林克大抢劫案①遗下的赃物吗？”

“我也不清楚，”我说，“斯迪尔曼说也许有些笔记本，一些参加戒酒会留下的纪念吧。”

“你去过他房间没？”

“艾勒里的房间吗？没有。”

“我去过了，因为他就是在自己房里遇害的。除了刮胡刀、牙刷和一台时钟收音机外，妈的等于啥也没有。几件旧衣服外加一双鞋，或许还有六七本书吧。其中几本是匿名戒酒会的书。你找的是书吗？”

“我没特别要找什么。是斯迪尔曼——”

“对喔，是斯迪尔曼去找的。我找到一枚大约半美元硬币大小的铜币，好像刻了戒酒会的徽记：在一个圆圈还是三角形的正中，并列了两个 A 字，我忘了是圆还是三角。”

“两个都有。”

“啊？”

“两个 A 字并列在三角形里，而三角形则框在圆形当中。”

“谢谢阁下指点迷津。总之，那枚铜币连买杯酒都不够。”

有些戒酒团体会在成员戒满周年时发送铜币，铜币有一面会刻上所满的周年数。想来雷德蒙应该不需要再多这条信息烦他吧。

“总之，”他说，“可怜的家伙什么都没有，他的遗物我可没必要再看一眼。不管是谁接收了去，绝不是在下我。哎，麻烦等一下。”

我等着。他回座时告诉我，没有人知道艾勒里遗物的下落。我说也许是管理员自己藏私，但却编了个故事骗人。应该是把东西清掉了吧，雷德蒙说，那些遗物没有藏私的价值。他全扔了，可是因为担心挨揍，只好怪到警察头上。

“这点我们早习惯了，”他说，“你知道，我原以为你找我是要报喜讯呢。”

“比方说？”

“比方说你终于良心发现，招认是你杀了你的童年好友。”

“我干吗啊我？”

“我刚刚不是才说了吗？因为你良心——”

“我是说，我干吗要杀他？”

“我怎么知道？做贼心虚的是你啊。也许他几百年前在布朗克斯偷了你一张棒球卡，而你才刚发现那卡身价非凡。我忘了上头印的是谁了。”

“这点恕我无法帮忙。”

“是何内斯·华格纳。谁需要你帮忙来着了？所以人不是你杀的啰？”

“恐怕不是。”

“我果然运气很背。对了，这案子你该没上下其手，扮演侦探的角色在搞鬼吧？”

“没。”

“语气要再装像一点吧？哎，算了。本来我是要提醒你别碍手碍脚，不过眼下我们的工作量已经太大，恐怕没什么时间去管贵友艾勒里的案子。如果你撞上什么线索，烦请通知一声。”

那天是星期二。星期四早上，我边吃早点边看报。报纸一角有个标题我不经意地瞄过去：有个男人在葛玛西公园附近一条街上遭人抢劫并遇害。我又翻了好几页后，脑子才喀嚓一声，立刻翻回那个版面查看受害者的姓名。当下我马上醒悟到底是哪个马克一直想要找我。

①the Brinks robbery 于一九五○年发生在波士顿，十一名劫匪从布林克金库抢劫了超过150万美元支票和有价证券，号称“世纪大劫案”。

30

“马克·沙腾斯坦，”乔·德肯说，“午夜过后不久遭害，就在离他家三条街的地方，死因是头部遭到多次重击。他出门到某家爱尔兰酒吧喝两杯——如果你相信现在还有这种地方的话。该店员工认识他，他虽然不是常客，也不酗酒，不过偶尔是会过去小酌一番。这样一来，以后再也不会去了。这也不是那一带头一回发生抢劫案，连这个月的第一次都算不上，而且现在还是月初呢。皮夹不见了，表也是，口袋全往外翻——听来像什么，马修？”

“暴力抢劫。”

“百分百的抢劫，而且暴力迹象明显。所以啦，我这就有了两个问题。这案子在表象底下是否暗藏玄机？另外，顺道一问，这案子与你有什么关联？”

“我认识这人。”

“喔，老友？”

不是，我想着。老友是先前死去的那个。我说：“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我在帮个朋友查案，刚巧有些问题想问沙腾斯坦。我去了他的公寓，和他谈了一个钟头吧——顶多。”

“问到什么了吗？”

“足够把他排除在外了。”

“排除在什么之外？”

“嫌疑名单之外，”我说，“细节不谈了，总之我原以为他可以提供线索，跟他聊过以后，我马上知道是死胡同。”

他看着我，想了想。“是最近的事吗？”

“不到两个星期以前。”

“现在他死了，而你觉得绝对不是巧合。”

“不对，”我说，“我觉得几乎可以确定就是巧合。不过我还是想花一顶帽子的钱来排除它不是巧合的可能性。”

这是警界的定价暗语，一顶帽子对应的是二十五块美金，一件外套是一百美金。帽子的市价其实我毫无概念，我也不记得最后一次买帽子是多少年前的事，不过暗语并不会随着市场波动改变意思。想当年一英镑还曾相当于五美金呢，不过现在拿出五英镑应该是换不到什么帽子了。

总之我用来贿赂乔·德肯的便是一顶帽子。他是纽约中城北分局的探员，该局坐落于西五十四街，葛玛西公园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但因沙腾斯坦住过多年且死去的葛玛西区我没有熟人，而且我也不想透过关系结识负责该案的人士，以免引人注目。还是透过乔办事比较方便，他可以帮我打几通电话探听消息。

所以现在我才会跑到第八大道一家咖啡馆里，跟他隔着张美耐板桌子进行对话。他坐在那儿，是为了帮我一个忙，不过我俩心知肚明，这个忙可不是免费的。

“就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好了，”他说，“咱们先假设这不是巧合，杀他的不管是谁总有个理由。你说会是什么理由呢？”

为了封他的口，我想着。说不定他频频找我，为的就是要告诉我什么，但我却笨到没有回电。

我说：“不知道，乔。”

“完全没谱？”

“呃，他的过去确实有些问题。这人有无前科我不清楚，不过他有段时间收过赃货①。”

“敢问他是喷射机队的外接员吗？”

“你知道一个叫赛立格·伍尔夫的人吧？”

“这还用说！当然知道，说到销赃就不能不提他。”

“总之，马克做生意的本事全是他舅舅赛立格调教出来的。”

“赛立格是他舅舅？”

“没错，是他妈妈的兄弟，忘了是兄还是弟。”

“女人有个兄弟，不是哥哥的话，铁定就是弟弟。”

“也有可能是龙凤胎。”

“就算是龙凤胎，也有个先来后到吧。咱们怎么会扯到这里来？老天，赛立格·伍尔夫，天底下再找不到比他更棒的师傅了。”

“听说了。他步上舅舅的后尘走了几年，结果被一次入室行窃吓得够呛，惨状叫他立刻改邪归正，放弃收赃的行当。”

“直到死前，他都在教导智障儿如何绑鞋带对吧。靠那维生委实辛苦，不过的确是挺高尚的行业。”

“他后来是为几家小公司做账。”

“也就是帮着做假账。”

“难免搞点鬼吧。”

“纽约实在无奇不有。他在一个小时以内就跟你报告了这么多事情吗？”

“那又怎样？我才花了十分钟就跟你交代完毕。”

“只除了没说他对你推心置腹言无不尽。”他耸耸肩，“由此可见你还蛮有一套的。你知道，如果他没被逮过的话，十三分局的承办警察压根不会知道他生前是个销赃大王。只怕我得把这话转告大家。”

“不过你无须透露信息来源。”

“某线人开的金口嘛，”他说，“可靠的消息来源。”

“正是在下。”我把先前准备好的两张纸钞递给他，一张五块一张二十，“感激不尽，乔。你是需要买顶新的帽子了。”

“我的帽子塞了满满一架子呢。我现在需要的是大衣。哈，老兄，瞧你的表情！光这就值回票价了。很高兴你送我一顶帽子，小哥，也很高兴有机会跟你同坐几分钟叙旧。一切都好吧？”

“还算能混。”

“我们也只求过得去就好，”他说，“谁都一样。”

我回到旅馆房间，电话铃响时，我正在梳理事情经过。是乔打来的，他接续先前的话题，好像不曾中断过。“这个沙腾斯坦啊，”他说，“应该是给当成软手虾才遇害的——他当时一手扎着绷带。”

“我前阵子跟他碰面时，他就扎着了。”

“手扎绷带轻易就会给歹徒相中的，因为不用担心软手虾会反击。不过他是怎么伤到手的呢？搞不好是他痛扁某人。搞不好这人脾气火爆，有人想动他脑筋的话，他一定会死命抵抗。”

“用他另外一只手。”

“之类的。所以歹徒就拿了根随身携带的武器敲下去。应该是最常见的那种钝器。”

“有可能，”我说，“是你编出来的情节吗？”

“我拿起话筒，通知众人受害者的舅舅是大名鼎鼎的赛立格。所有相关人士都相当惊讶，而负责此案的小哥则提起扎了绷带的手——算是还我一个人情吧。大家总得礼尚往来嘛。不过真要说的话，洗澡时换只手洗没问题，但那绷带肯定碍事。”

说起来沙腾斯坦原本是一个人闲坐在家里，闷头想着那个突然宣布自己是蕾丝边的女人，突然感到压抑，而他先前又忘了买下半打啤酒，如果他想喝酒的话，就得出门才行。既然出门，何不多走几个路口去酒吧算了，在众多能饮善谈的酒客中间品酒会更爽，天知道搞不好还会走上桃花运呢。这种事很难讲。

他便去了酒馆，左手捧酒是因为右手仍然无法施展。于是便有人盯上了他，在他起身离开时紧跟过去。不幸出手过重。

的确有可能。

我真心希望事情经过便是如此。如此一来，命案就是纯属意外。厄运、业障、劫难、流年不利之类。如果是上述情形之一，那就不是我的错了。

我回到旅馆房间，在电话本里找到他的电话，很难决定号码眼不眼熟，是否曾经写在我应该已经揉皱且扔掉的纸条上。即便眼熟，也不是因为我看过写在字条上的号码，而是先前想联络他时拨过好几次吧。

现在我开始拨号，是答录机应答的。我听到了一个此刻已死之人的声音。我挂上电话，心想不知多久后才会有人拔下机器的插头，多久后电话公司才会销号。

人不是一下子死掉的。至少在我们的时代不是。现在我们是一点一滴慢慢消亡的。

我不知道自己呆坐了多久，总之最终我还是想到自己应该去参加聚会。我看看表，发现各处的午间聚会全都赶不上了。当时已过两点，我打从吃了早餐以后，就没再进食也没参加聚会。

打电话给辅导员，我身体里有个微小的声音在说。于是我便乖乖拿起话筒，拨到一半时，我想到这是他家的号码，此时他应该是在店里。我试了他办公室的电话，拨错号了，有个女人来接听，我赶忙道歉后再查一次号码，这回是忙音。

我打电话给简。铃响了两次，我在她接听前挂上了电话。

我打电话给格雷格，是答录机应答的，便挂上话筒。我留给他的留言已经够多了。

不过不知怎的我又拨了一次，这回机器接听时，我让他把话讲完。他先是请我在哔声后留言，然后有个机械化的声音切进来，告诉我带子已经录满了。

好吧，这就清楚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回电给我。显然他所有的来电都没回。应该是到外县市去了，根本没有查看留言，而且——

我立刻冲出房门。我跑上街时，正好有辆往东开的出租车在对街那栋公寓大楼前方放下一名乘客。我大叫一声，穿梭在川流的车阵间奔向对街。

“不要命啦，”司机说，“什么紧急大事赶成这样？”

我不记得他的地址。只知道位于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的九十九街，街区正中靠北的那头。一连四栋大楼外表都一样，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栋，我先试了右边第二栋，然后在一排按钮旁边看到了他的名字。我按了铃但没有回应——如我所料。

最底端的按钮旁边标着“官里员”字样，看得出大楼雇来的管理员的文化水平。我按了那铃，没人应声，我再按一次。仍没有反应。

我按了三楼几户公寓的铃，终于有人应答了，他想知道我是谁，我想干吗。我想起老鼠的气味。“灭鼠公司。”我说，他便哔一声让我进去。

我爬上楼梯。老鼠味很淡，如果不是想起他先前提过，也许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老鼠、高丽菜，还有发出大蒜味的落水狗。到了三楼楼梯口，我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一扇门前，皱眉看我。如果我是灭鼠公司的人，怎么两手空空？我的工作服呢？

我在她开口以前，拉出皮夹甩开来。我伸出食指，指指楼上。她耸耸肩叹口气，回到她的公寓，我听到她上锁后再上一道门闩的声音。

我又爬了三段楼梯，来到格雷格的门口。我按了铃，里头传来音乐铃声。当声音静止，我又敲敲门，好像这能起什么作用一样。

我转转门把。门上锁了。嗯，当然要锁上啊。如今已过了夏天，所以他不会是跑到火海岛度假②，但纽约人想逍遥一个星期还有其他多种选择啊，如西屿、南滩，或者开曼群岛及巴哈马一些平价但讲究排场的度假别墅。他远行前当然要把门窗锁好。所以现在我在这里是做什么呢？有通电话我还没回，这通电话搞不好不是街头遇害的马克打来的，而是另有其人，可现在我却因为良心不安一路急惊风似的跑到城北这里，还说谎耍诈闯进他的大楼。瞎搞半天，现在我总该打道回府了吧。

我往门锁插了信用卡碰碰运气。如果门没闩上，如果只是弹簧锁在挡路的话，也许我可以搞定。我花了几分钟确定此路不通。门被锁死了；除非破门而入，我休想得逞。

我觉得仿佛可以感应到什么。隐隐然我觉得不太对劲。

我单膝跪在地上，低下脸贴近地板。门底的空隙大约四分之一英寸宽。如果公寓开着灯的话，光线应该会透出来。

我没闻到老鼠味，也没有高丽菜的味道。或者带着大蒜味的落水狗。我嗅到的气味把我熏到了大楼外头，一路往街头跑。我在找一台没坏的公用电话。

①收赃者原文为 receiver，另外有个意思是美式橄榄球队的外接员，为进攻组球员。

②Fire Island 是位于长岛南方外海的岛屿，是纽约人度短假的胜地。

31

“看到那等情景，”雷德蒙说，“我首先就想放他下来。让他那样悬着，怎么说都不人道。可动了慈悲心的话，鉴定部门那群人肯定会给我们一顿痛骂。光是打开窗户，他们就可以念上老半天，但不开窗的话谁受得了啊。”

他已经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确实是小有帮助。先前我在走廊闻到的些微异味，在管理员打开门时，变成扑面而来的恶臭；我们走进熏鼻的臭气里，我很庆幸自己还没吃午餐。

除了气味以外，客厅和我记忆里的一样，井然有序。厨房无可挑剔——除了那喝剩半杯的咖啡。

卧室里，格雷格·斯迪尔曼身上只套了件蓝白相间的条纹内裤，一条黑色皮带环住他颈部，宽面的铜扣已大半陷入他肿胀的喉咙里。皮带的另一头消失在衣柜的柜门顶上，门关上是为了把皮带固定在一端。一张折凳倒在柜门边，想来是他双脚一蹬，踢倒在那儿的。

“妈的如果搞清楚上吊以后会是这副死相的话，”雷德蒙说，“一定不会有人选择这种死法。何况还会发出这种恶臭。”

头颅肿大，脖子拉长，脸孔黑紫。大肠和膀胱清出内容物。腐臭的气体从内脏发散出来并找到出口排掉。肉体腐烂。

“可怜的婊子养的，”雷德蒙说，“真不想让他继续这么吊着，妈的把他放下来会对他好很多。”

鉴定部门的人觉得这种自杀法非常糟糕。“因为你要熬很久才会死掉，”他说，“而且还都一直意识清醒呢。你会像鱼钩上的鳟鱼一样甩来甩去，但又来不及改变主意。你们瞧见这门上一条条痕迹吧，就是他的脚乱踢出来的。大可以服药自杀啊，进入睡眠状态，永远不用醒来。而且吞下药丸后如果反悔的话，通常都还来得及可以送到急诊室洗胃的。”

“要不就是举枪自杀，速战速决。”

“不过会留下很恐怖的烂摊子，”法医告诉他，“反正不需要你收拾，所以你就无所谓对吧？”

“我？”雷德蒙说，“请不要把我扯进来好吗？我可没打算举枪毙掉自己。”

他说：“你不抽烟，对吧？我多年前就戒了，不过每次走进那种现场，我都好想抽。抽根雪茄，一英尺长一英寸宽的雪茄，香味扑鼻，臭气逸散。”

此刻我们坐在绿宝星——这家第二大道的酒吧我头一回造访格雷格公寓时就注意到了。酒保是西班牙裔，面容憔悴，留着长长的鬓角，以及人中一道细须。先前我和雷德蒙在吟游男孩碰面时，他点的是威士忌加水，而现在他点的是双份 Cutty Sark 威士忌，不加冰块不加水。

我觉得他的选择很明智，不过我自己点了可乐。

“我头一个搭档，”我说，“喜欢那种长得像细绞绳的小根意大利雪茄，瘾头大得很。一盒五六根吧，牌子好像叫迪诺比（De Nobili），不过马哈菲给它们取了个小名叫意佬臭条儿。”

“现在可不能这么乱取名了，会被告公然侮辱的。”

“也许吧，不过他才不管呢。想当年我最怕的就是命案现场的味道，不过碰到状况时，他一定会自己点一根也给我一根，我会点上火吸起来。”

“而且心存感激，当然。”

“不无小补。”我说。

他拿起酒杯，透过杯底朝着头顶的灯看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自己也曾这样做过好几次，但从来搞不懂原因。

“没留遗书。”他说。

“没有。”

“我总觉得他是会留遗书的那种人，不过你跟他应该比较熟。”

“我的感觉是，”我说，“他不是自杀型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杀倾向，”他说，“怪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没付诸行动。”

“也许吧。”

“我父亲就是自杀死的。你知道其中的意思吗？”我知道，不过他没等我回答，“意思是本人的前景也不太乐观。我忘了统计数字是怎样，总之自杀者后代的自戕几率可能要比其他人多上不知几倍。”

“不过这可不表示你没选择。”

“当然，”他说，然后啜口酒，“我是有选择。不过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会如何选择呢？”他咧嘴笑笑。“把这问句在脑子里多转几下，恐怕就会疯掉，所以咱们还是转转别的问题为妙。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

“不记得了，”我说，“不过我们最后一次讲话是星期天。”

“我放了他录音机的带子听，留言是从星期一早上开始。法医说他死了多久，两天吗？”

“应该是。”

“听这些留言可真要人命，你应该也有耳闻吧，我放的时候你就站在几英尺外。”

“大半都是他戒酒会的朋友。”

“还有个女人咕哝着讲她拜托他修补的珠宝长什么模样。不可思议。她讲啊讲的没个完，尺寸、材质，这个那个，然后还说她会亲自送上门来，请他仔细诊断。‘搞不懂我干吗这样巨细靡遗地跟你形容老半天。’她说。我真想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也搞不懂。”

“播这个时，我的耳朵其实是关机状态。”

“我一直等着她说点有料的话。另外还有好几个人在跟他叨念，他们不打算喝酒。今天不喝，他们说。意思是明天可能会喝吗？”

“会这么说，是因为明天的事明天才知道。你现在只消处理今天的事就好。”

“有道理。可干吗跟他说呢？他们主要是在跟自己讲吧？”

“两者都有吧，”我说，“想来他们应该是他的辅导对象。”

“辅导对象？辅导员的相反词吗？”

“以前他们都被称作鸽子，”我说，“有些老派的人还是这么叫呢。不过综合大家意见的结果是，鸽子听来有点损人。”

“因为鸽子很脏，叫声难听，又会四处乱飞，在人头上拉屎对吧。”

“应该是这原因。”

“没有遗言，”他又说起来，“而且门还上了锁。拉斐尔进来时——他是叫这名字吧？”

“应该是。”

“他帮我们开锁时，转了两次钥匙，先是解开门闩，然后拉开门扣。所以如果有人送他走上黄泉路的话，应该不只是出去把门关上而已。”

“一定得用钥匙上锁才行。”

“不是没有可能，我们无从知道对吧？这点我们无法排除。”

“还有种锁很好用，”我说，“狐狸锁，是大型警察锁，地板上嵌了金属板，焊了几根铁条可以闩住门。”

“把全世界挡在门外，”他说，“如果他真想防止外人干扰的话，怎么不动用警察锁呢？看来他并不想永远挡掉全世界。时间只要久到够他达成目的，不用再活下去即可。”

不用再活着面对所有难题。

他说：“就当是他自己下的手好了，现在我想不出其他可能。请问他是为何动手呢？姑不论他是酒鬼兼同性恋，两者皆有可能逼死人，不过请问你能想出更具体的理由吗？”

“杰克·艾勒里遇害，他很自责。”

“怎么说？”

我约略解释了修正错误的过程。“杰克梳理起他的过去，”我说，“搞到后来，他的鼻子给狠命揍了好几拳——”

“是啊，他死前七天左右被毒打了一顿，医学报告讲得挺明白。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些个鸟事我现在才知道呢？是谁决定知情不报的，是你还是斯迪尔曼？”

“我们没有可报的事证。他雇我为的正是这个——找出事证。找着的话，就会通报警察。”

“结果你两手空空？”

我其实不想讲太多。不过想想，确实死了两个人，也许一个是遭抢被误杀了，另一个则是自杀——也许不是那么回事。

“杰克列了一张他伤害过的人的名单，”我说，“他打算跟他们一一修正错误。我看过名单，把他们的嫌疑都排除了。”

“你洗清他们的嫌疑了？”

“没错。”

“他名单上的人。”他看着远方，“你知道，你的侦探能力想必是顶级段数，不过请问阁下为什么没把名单交给我，好让纽约市警局所有的资源一起决定，这些嫌犯是否应该被排除嫌疑呢？”

“我受雇的原因不是这个。”

“你不想少赚一笔钱。”

“我出的力可是远远超过我的价码。何况如果我要他把名单交给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请问。我看你八成会嗤笑一声把他轰走，名单就随手插进哪个档案——”

“不可能。”

“大有可能。他是某人渣的戒酒辅导员，是个戴着一只耳环的死同性恋，这人手里的名单上列了一名死人几百年前得罪过的人——怎么，你还真会为这个睡不着觉吗？”

“斯卡德，我为啥事睡不着觉，你可是他妈的一点概念也没有。”

“好吧，算我多嘴，”我说，“可是如果你付诸行动的话，结果会是怎样？你会把大批警力锁定在无辜人身上——其中几人或许各有不同的原因想要避开镁光灯。”

“如果没干坏事的话，就没啥好担心啦。”

“是吗？请问你偷税漏税吗？”

“干吗啊？怎么突然问出这种话？”

“你干没干过？”

“当然没有。我的收入都是来自纽约市政府，就算想逃税，也没法度。我是乖乖报税的好公仆，百分之百合法。”

“所以这方面你就没啥好忧心了。”

“当然。所以有请阁下选用更好的例子，可以套用在本人——”

“你的意思是，如果国税局寄来通知说，他们打算就你这三年来的收入做个总清查的话，你也无所谓。”

“他们根本没理由查我。我才说了——”

“只是随机抽查，”我说，“抽中的几率很小。你高兴得起来吗？”

“好吧，”他终于说道，“懂你意思啦。”

“这些人之所以上榜，”我说，“只有一个原因。这一路走来，杰克曾经耍过他们。其中一个是毒品交易的过程中被他弄走一大笔钱，一个是家里被他洗劫一空，还有一个是在自家店里被他痛打一顿，另一个是老婆被他睡过。”

“我们在谈的可是个标准的模范生哪。”

“他后来洗心革面，”我说，“至少是有这打算。我不知道他成功的几率到底多大，也不确定一个人能改变的空间有多少，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不认为他是在浪费时间。”

“根据此人的前科记录，”他说，“他是百分百的混蛋加三级。不过参加他葬礼的人却是多得不得了，而且他们出席并不只是来验证他的死讯。”

“这案子只少了一样东西，”他说，“遗书。不过当今世上，没有人规定自杀前非得写下遗言。没有这种硬性规定。”

那时候，在我还拥有金质警徽以及一名妻子和长岛的一栋房子时，有一晚我夜半坐在自家客厅，手里举着枪把枪口塞进嘴巴。我还记得那种金属的味道，我应该不是真心想要付诸行动，不过我的确将大拇指扣上了扳机，感觉上只要轻轻一压，子弹便会穿过我的嘴巴直抵脑袋。

警方不会找到遗书。我压根没想到要留遗书。

“除此以外，”他说，“一切看来都很正常。他的眼睛出现了烟状血斑，证明他的确是窒息致死。椅子所在的位置也很合理，显然他是站在上去然后一脚踢开。公寓井然有序，完全没有挣扎迹象，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曾有旁人在他房里。”

“也许尸体解剖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比如头部曾经遭到重击吗？验尸官是会往那个方向思考，当然。他的确有可能是被敲昏以后，才被吊起来，只是这么做很费周章。何况凶手还得把他剥到只剩内裤哪，因为斯迪尔曼让那人进门时，应该是衣衫齐整的。”他皱起眉头，“可是妈的干吗要那么费事？假设你是那人好了，你想宰掉斯迪尔曼，你想制造自杀的假象。何不直接跑到他后头，猛砸他的头，然后他就会砰一声昏死在地板上。”

“请继续。”

“你会花时间帮他脱衣服吗？搞不好你这边在脱，他那边却醒转过来呢。怎么不干脆直接把他吊起来，快快了事呢？”

“你得先解下他的皮带才行。”我说。

“行，你就解下皮带，让它发挥该有的功效吧。难不成你还担心没了皮带，他的裤子会掉下来吗？”

“很多人在自杀以前，都会把衣服脱掉。”

“又或者他原先就是穿着内裤在自家客厅闲坐，那就只是保持原样了。不过如果是你杀的人，你会费事帮他剥衣服，以便看来更像自杀吗？天知道，也许会吧，不过感觉上好像只是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也许吧。”

“人类所做的大部分事情，”他说，“其实都只是增添麻烦。所以事情也许很简单。斯迪尔曼早上起床，喝了咖啡，浇浇植物和花，认真回想起自己的一生。然后发现活着只是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32

当晚我动念要参加“每日清醒”聚会，亦即格雷格固定于周四晚去的第二大道上的聚会。仿佛只要到了那里，我就有可能踏入平行宇宙，看到他还活着。我们会在场间休息时聊天，并于会后外出共享咖啡。也许我们会到泰瑞莎小馆看看他们还剩什么派。然后我们会聊起高低杰克，还有踏入第九步可能涉及的难题，以及其他所有想得到的话题。

结果我没去那儿，也没参加别的聚会。我原本想着，或许该去圣保罗教堂，但我没动身，然后我又想着，或许可以到火焰餐厅跟圣保罗会后续摊的人碰头。但最后我还是待在房里没动。

我坐在窗口，忽然发现自己正低着头看着对街的酒铺。当时应该是十点，我坐在原处没动，大约在十点和十点半之间，他们熄了灯。通常他们是十点关门，如果刚巧有人上门——某个熟识多年的顾客——他们还是会开门卖酒给他；如果灯已经熄了，霓虹招牌也不再发闪光，昭告天下“此处有酒”，那他们就是真的打烊了。

当然许多酒吧都还开着。它们会持续营业到很晚，其中某些会开到法律规定的关门时间凌晨四点才打烊。而且还有逾时营业的酒吧，为数不少——如果你知道上哪儿找的话。摩里西兄弟已经收摊不做了，不过这可不表示，想喝酒止渴的人四点过后就找不到地方买酒。

我偶尔瞥一眼电话。我想着要拨格雷格的号，我想着要拨马克·沙腾斯坦的号，不过这都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我没真想找他们。我也想到自己可以打电话给别人——活着的人。比方说吉姆·费伯，或者简·基恩。不过我一直没有拿起话筒。

如果铃响了，我会去接吗？我觉得有可能，不过感觉上我也有可能不会接。我想象着自己坐在那里，电话铃响啊响啊响着。我会想着是谁打来的，却没有意愿找答案。

还差二十分就十二点了。我想到午夜聚会，我只消下楼叫辆出租车就好，时间充裕得很。那里的成员多是些三教九流之辈，也常有醉醺醺的酒鬼跑去参一脚，也曾听说有人在那儿动起拳脚或者丢椅子，但清醒的人也不算少，我自己也曾在那儿度过几个难熬的夜晚。

搞不好佛陀也会在。也许他会跟我解释说，我所有不快乐的源头都是来自我对现状的不满。

是喔。我待在原处没动。

33

我得勉强自己出门吃早点。昨天我没有吃晚餐，也想不起是否吃过午餐。我觉得应该没有。

不要让自己太饿（hungry）、太生气（angry）、太过寂寞（lonely）或疲惫（tired）。把这句话每个形容词的起头字母拼在一起便是 HALT（停）；这是给戒酒新人最最经典的忠告，不管你滴酒不沾的历史已经多久，这个四字真言还是非常好用。如果不谨记在心的话，你的脑子就会开始作怪，然后没两下你的手里就会多了一只酒杯。

昨晚我就历经了那所有的禁忌，饥饿生气而且寂寞疲惫，不过我还是很神奇地撑过了一晚没事。现在我点了一盘培根炒蛋，外加烤土司和薯条，等我咬下第一口后，我的胃口就回来了，我把餐盘清空，还喝下三杯咖啡。先前来晨星餐厅的路上，我买了《纽约时报》，而餐厅里又有某人留下他看过的日报，于是我便把两份报纸都仔细读过，主要是想追索暴力死亡的新闻。这种故事多得很，每天都一样，不过至少今天这些新死的人我都不认识。

我回到旅馆房间后，翻阅起电话本，开始打电话。我打到杜卡斯父子联营店，对方接听时，我认出是老板的声音。不过我还是得确定一下：“杜卡斯先生吗？”

“是，请问哪位？”

我切断联机，打到克斯比·哈特的办公室。他拿起话筒说：“哈尔·哈特。”“拨错号码了。”我说，然后挂断电话。

我的第三通是打给速克达·威廉斯。铃声响了又响，我正想着现在赶去露特罗街会不会是过度反应。然后他便接听了。他气喘吁吁，我忍不住问他是否还好。

“喔，还好啊，”他说，“我刚在淋浴，得冲到电话这儿来。请问是哪位？”

我报上名字。

他说：“马修·斯卡德，马修·斯卡德。噢，对！是杰克的朋友。”

“对。”我说，心想算是吧。

“对，我记得你。我本来还想打电话给你呢，老兄。”

“噢？”

“想不起原因。动念要打，你知道，可又忘了打。是关于你问我的一个问题，不过千万别问我是什么。哈哈，你问了我，不过现在别问我。”

“想不起是什么事吗？”

“是啊，那个问题既然找过我一次，一定还会再回来的。就像燕子固定都会去找卡匹斯塔诺一样啊①，是吧？可以再给我一次你的电话吗？你给过我了，不过不知写在哪里。”

我又跟他说了一遍。他说：“马修·斯卡德。好，记下了。嘿，你发现了没？你叫斯卡德（Scudder），我叫速克达（Scooter）耶，发音还挺像。”

“想想竟然还有人不信上帝呢。”

“啊？噢，是。其实已经好多年没人叫我速克达了。几百年啰。嘿，我一定会再想起那个问题的，等我电话啦。”

“谢谢，”我说，终于可以挂上电话了。

总之他们都还活着，三个人都没死。

我参加了中午的炉边谈话。回旅馆时，我的信箱有个留言。红人（Red Man），上头写着，旁边有个号码。我花了一分钟思索，这才想起应该是丹尼斯·雷德蒙（Redmond），于是我便回房拨电话给他。

“我本以为星期一才会收到解剖报告呢，”他说，“想来他们最近很清闲，要不就是斯迪尔曼插队。头部没有钝器重击的迹象，而且说起来，他身体其他部位也都没有。”

“所以看起来是他自己干的啰。”

“没错，”他说，“当然也有可能是谁下了药，再把他吊起来，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他体内测不出药物反应，血管也没有酒精。”

所以他是在清醒状态下死去的。

“总之，”他说，“遗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自杀——窒息而死。政府应该立个法才对。”

“针对自杀吗？好像已经有这个法了吧！”

“针对皮带。”他说，“皮带强韧到可以撑住男人的体重不断掉，请问制造商能不负责吗？这不等于把上了子弹的枪交到小孩手里吗？”

“没有皮带，那男人的裤子不是都要垮下来了吗？”

“不会穿他妈的吊带裤吗？要不也可以采用钓鱼线法则。只要压力大到某个程度，鱼线就会断裂，好让鱼儿得个生还的机会。制造皮带也可以套用同样的模式吧。超过一百磅重的话，皮带就啪地断掉。这一来，很多人的命都可以捡回来了。”

“可是小孩怎么办？。”

“这我倒没想到。”他说，“你说得没错，这一来会引发一连串的青少年自杀潮。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敢问是什么？”

“警示标语。香烟就是来这套。马修，总之我留话是想告诉你，你的朋友应该是自杀。虽然我看你大概高兴不起来。”

“哎，”我说，“当然高兴不起来。不过至少可以省得我绞尽脑汁想着下一步要干吗。”

电话铃响时，我正在看电视。ESPN②在转播一场爱尔兰的盖尔式足球赛，我坐在客厅，盯看一大群穿着长袖运动衫和短裤的年轻男子，精力充沛煞有其事地做着我不能理解的事。他们奔来跑去又是传球又是踢的，比数不断地以在我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方式改变着。

我按下静音键，拿起话筒，是简打来的。她说：“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

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卡匹斯塔诺教堂每年三月十九号圣何塞节时，都会聚集许多村民与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迎接大群燕子返乡在教堂重新筑巢。

②美国的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于一九七九年开播。

34

蒂芙尼是第五大道一家有名的珠宝店，如果我跟朋友说我这就要去蒂芙尼跟女友碰面的话，他搞不好会以为我们打算选购婚戒。不过蒂芙尼也是一家位于雪瑞登广场的咖啡店，全天候营业。简之所以选在这里碰头，是因为它离我俩的住处几乎是同样距离。

我缓步走到地铁站乘车，即便如此，我还是早到了。她出现时，身边有个同伴，是个五官突出五十几岁的女人，头发黑得不自然。她们走到我的雅座来，两人各提一个购物袋。简介绍说，女人名叫玛丽·伊丽莎白。我们彼此点个头，然后我便示意她们坐下。简看看玛丽·伊丽莎白，那人摇摇头。

“我们不会久待。”简说。她把购物袋摆上桌子，玛丽·伊丽莎白把她的袋子搁在那旁边。“东西应该全在里面了。”简说。

我点点头，有点茫然。因为她们都没有动作也没出声，我才想起在这个过程我需要扮演的角色。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圈钥匙。我把钥匙放到桌上，钥匙只在台面上停留一下子，简就拿起它们，掂掂重量，再放进皮包。

她转头要走，玛丽·伊丽莎白也跟着转身，然后简又回头再次面对着我。她匆匆说道：“我很不想这样，真的，尤其是选在这个时候，就在你快要满周年的时候。”

“还差几天。”

“星期二，是吧？”

“对。”

“我本想等到周年过后，”她说，“不过我想到那样或许更糟，而且——”

“算了吧。”我说。

“我只是——”

“放下吧。”

她一副就要哭出来的模样。玛丽·伊丽莎白说：“简。”于是她便转身跟着她离开，朝着门口走出去。

我坐在原位没动。两只购物袋竖在我那张桌子上，连同一杯我点来但是还没有碰的咖啡。一只购物袋是百货公司的，另一只则来自某家销售艺术用品的公司。两只袋子不过装了个半满，简大可独自拿过来。我想，玛丽·伊丽莎白跟过来只是要为她提供精神支持。

当晚我到圣保罗教堂参加聚会。之后我跟着大伙人一起到火焰餐厅续摊，我一直待到大家都回家时才离开。我从第九大道走到五十七街，又走过我的旅馆，一路穿越城区到了莱辛顿大道。我从莱辛顿转到三十街，抵达会场时，正好赶上帮忙排放椅子，准备午夜场的聚会。

房里有几张熟面孔，不过没一个称得上认识。他们没有演讲人，主席问我戒酒是否已经满了九十天。我说我最近才发表过一次演讲，现在没有心情再来一次。她找到了别人代劳。总是找得到人的。

我在那里坐了一个钟头，喝了两杯烂咖啡，吃了几片饼干。演讲我没专心听，讨论时也没举手发言。近尾声时，我想着要找人一起到外头喝咖啡，然后又断然决定妈的算了。我走到五十二街，叫了辆出租车回家。

我的两只购物袋并排立在床边的地板上。我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它们还在原地。等我吃完早点回来时，服务员已经整理好房间，铺上干净的床单，清掉废纸篓。购物袋仍然竖在我原先搁置的地方。

我拿起话筒，打给吉姆。“我的地板上有两只购物袋，”我说，“可我实在想不出该拿它们怎么办。”

“空的购物袋吗？”

“差不多半满。”他静静等着，于是我说，“里头是我的衣服。原本放在简那里的。”

“我就欣赏你这点，”他说，“你总是开门见山不绕圈子。”

于是我就回溯起今早的事，他默默听着。本以为他会质问我怎么憋到现在才讲，不过他却绝口不提。他等我讲到没话时，才开口说：“你心里早有个底了。”

“大概吧。”

“所以比较能面对现实了？”

“还好。”

“嗯，如我所想。请问你有什么感觉？”

“很受伤。”

“还有呢？”

“得到解脱了。”

“正常。”

我思量一下，然后说：“我一直在想，是我蓄意造成这种结果的。”

“因为你跟唐娜上了床。”

“哎。”

“当然你也知道啦，想归想，错归错——你想错啦。”

“是吗？”

“用用大脑，马修。”

“她根本不知道唐娜的事。”

“没错。”

“她也没感应到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好一阵子没碰头了。我们连电话都没怎么聊。”

“是啊。”

“所以我是自找罪恶感。”

“嗯哼。”

“昨晚我去参加了午夜聚会。”

“应该没坏处吧。”

“应该没有。这个周末我打算专攻聚会。”

“点子不错。”

“苏荷区今晚有聚会。我想改去别处。”

“好主意。”

“吉姆，我不打算喝酒。”

“我也一样。”他说，“很棒，不是吗？”

我整个周末都在聚会中度过，不过周六下午我在房里多待了一会儿，正好就接到一通电话。

是乔·德肯。“不知这话是否有必要传递给你，”他说，“不过我记得葛玛西抢劫案你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我想还是要知会一声：其实案情就是表面那样简单，是个下手不知轻重的抢匪留下的烂摊子。”

“逮到人了吗？”

“当场抓获。”他说，“呃，不过不是在抢你那个朋友的现场，当然——名叫沙堤斯坦是吧？”

“沙腾斯坦。”

“没区别啦。他不是那一带头一个被抢的人，不过倒是头一个送死的人，所以他们就派了个街头重案组的警员去当诱饵，让他穿上便服，往他身上浇了点酒，要他在那附近晃荡，装出一副醉到不行的模样。”

“怎么我从来没给分派到这种任务。”

“亲临现场目睹那个家伙的反应一定很爽，”他说，“最佳受害人突然掏出警章和手枪。据我所知，这一来大约就顺道解决了十到十二个案子吧。他们手头的抢劫案，那人差不多都认了。”

“包括沙腾斯坦吗？”

“‘你是说那个遇害的可怜虫吗？没，那人我没抢。’不过他上法庭时，应该会认下那桩。他的律师会搞定的，律师会把所有他可能该负的刑责都列在认罪协议书里头，免得日后旁生枝节更麻烦。”有时候，事情就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格雷格·斯迪尔曼是上吊自杀，马克·沙腾斯坦是被抢匪误杀。

我走出房间，去参加下一个聚会。

周日下午我到七十六街一家犹太会堂参加聚会，会堂离百老汇大道只有几家店面。我从没去过那里，而我才踏进门里，便想立马扭头开溜，因为唐娜赫然就在现场。结果我还是待下来了，而且我俩相处还算客气。她再次感谢我上个周末的帮助，而我则说乐意之至，我们你来我往，仿佛压根儿没有一起上过床。

我和吉姆照例共享每逢周日必吃的中国菜，而且我们完全没有提到简或唐娜或者我眼下戒酒的进度。这一餐他几乎抢走了所有发言权，从他过往喝酒的轻狂岁月，追溯到他的第一杯酒，然后往回推到久远前的童年时光。我听得入神，直到后来才醒悟，他是刻意避谈新近发生在我生活里的种种。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想把我逼得太紧，还是想放自己一马。总之我心存感激。

餐后我们一起去圣克莱尔教堂，聚会结束后我陪他走回家，然后再回我自己的家。雅各布坐在柜台后头，一脸疑惑。我问他是怎么了。

“你弟弟打电话找你。”他说。

“我弟弟？”

“要不也许是你表弟吧。”

“我表弟。”我重复道。我是独子，虽然有几个表兄弟，但早就失联了，我想不出哪个会要找我。

“是个男人，”他说，“当然是男的啰，如果他是你弟弟的话，对吧？”

“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要找斯卡德先生。我请他留下大名。斯卡德，他说。是的，先生，我知道你要找斯卡德先生，但请教你的大名是？于是他又说了一遍斯卡德，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们好像变成了那两个人。”

“哪两个？”

“你知道吧，那两个。”

“阿伯特和科斯特洛①。”

“对，就这节目。于是我问他，你也是斯卡德先生吗？他说，我正是斯卡德本尊。”

“‘我正是斯卡德本尊。’”

“对啊，就是那么说的。所以我说，那你和斯卡德先生应该是兄弟啰。然后他就说起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搞得我七荤八素开始觉得有点诡异了。”

“喔，终于感觉到诡异啦。”

“啊？”

“哎没事。他留下号码没？”

“他说你有他的号码。”

“我有他的号码。”

“他是这么说的。”

“四海之内皆兄弟，他是斯卡德本尊，而且我已经有了他的号码。”

他点点头。“我已经尽力了，”他说，“不过碰上那种人还真是没辙。”

“你做得够好了。”我告诉他。

①Aabbott 和 Costello 是风靡美国二十世纪四○及五○年代的喜剧搭档，他们最经典的剧目《谁是谁》，笑点就是愁眉苦脸的科斯特洛永远搞不清一派酷样的阿伯特到底在讲谁。

35

我搭电梯上楼，觉得飘飘欲仙。我已然推断出是谁打电话给我——上一回动脑推理应该是八百年前的事了。

我查看他的号码，拨号过去，他接听时我说：“下次路过我家时，麻烦跟我们的柜台先生道歉。你把这位可怜虫卷进阿伯特和科斯特洛的剧目里出不来啦。”

沉默蔓延到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推理是否出了岔。然后他说：“请问哪位，先生？”

“斯卡德。”

“噢，哇噻，”他说，“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以为接的人一定是你。哪知道是家旅馆！”

“哎，只差不是华尔道夫。”

“那位跟我对答的活宝，就是旅馆前台吗？”

“没错，他名叫雅各布。”

“雅各布，”他说，“雅，各布。挺棒的名字是吧，这年头难得碰上叫雅各布的人哪。”

“确实。”

“不过这位雅各布你倒是天天见。我是跟他闹着玩，你知道，因为那人有一点点口音。他是西印度群岛的人吧？”

“应该是。”

“总之呢，我说要找你，他就重复了你的名字。要留言吗？他的元音怪兮兮的，斯卡德变成斯克德，听来有点像速克德，你懂了吧？”

“当然。”

“他问到我的名字时，我其实刚好有那么一点点嗨。”

“难以置信。”

“处在对人大有帮助的药草之良性影响下，你懂吧？于是我就想着，好吧，我是速克达打电话要找速克德，然后我俩就绕起了圈子没个完。”

“如我所想。”

“阿伯特和科斯特洛，”他说，“剧名叫《谁是谁》对吗，你说的是那两个活宝？”

“正是那两位先生。”

“不过我永远搞不清谁是谁。阿伯特和科斯特洛，留八字胡的是哪个？”

“两个都没留。”

“两个都没？你确定？”

“确定，”我说，“哎，速克达——”

“你想知道我干吗打电话。”

“没错。”

“高低杰克，”他说，“你人还在吧？”

“我还在。”

“因为有那么一会儿你没了声。当初你找我时，就是问这个对吧——在我们谈过鲁思尔以后？”

“对。”

“你提起他的绰号，想知道是什么意思，来由又是什么。对吧？”

“对。”

“这跟牌戏有关。高、低、杰克、王。可是为什么要那样叫他呢？咱们有微笑杰克①、独眼杰克②、托力多杰克③。为什么杰克·艾勒里偏要叫高低杰克呢？”

他迟早总会讲出答案的。

“情绪起伏。”他说。

“情绪起伏？”

“心情变化超大的，那个人。情绪一会儿高昂，一会儿低落。现在一派悠闲，过会儿又紧绷得吓人。对人呢，是一下子猛搂，一下子狠揍。嚯！”

“嚯什么？”

“押韵呢，”他说，“搂跟揍。总之，他叫高低杰克，要不是有个扑克牌戏叫这名称的话，绰号应该不会撑太久。比方如果他名唤泰德的话，你总不会叫他高低泰德吧，因为没意义。又或者假设他叫强尼而不是杰克——这也很有可能，因为两者都是约翰的昵称，对吧？可以取个绰号叫高低强尼吗？不可能。”

“高低杰克。”我说。

“没错。情绪起伏。前一分钟还挺欢乐的，下一分钟就掉到不知哪里去。”

好吧，算是有点趣味性，也许还有些道理，不过这项信息唯一做不到的就是告诉我是谁杀了他，以及为什么杀他。

“他小时候是这样吗？”

“什么意思？”

“你们从小就认识，对吧？他打小就那样吗，忽冷忽热？”

“这我不记得了。”

“也许他有躁郁症吧，”速克达说，“其实谁的日子不是时好时坏啊，心理医生老爱往所有人身上贴标签。”

我对这种谈话开始有点厌倦了。说来说去，就是在讲杰克喜怒无常，这点我看对案情并没有任何帮助。不管这人有过什么千变万化的情绪，进了坟墓应该就统统没了吧。

“这个世界原本就很残酷。”我说。速克达马上接口说他再同意不过，还向我保证，我说的可真是至理名言。他安慰我说，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高低杰克，”他说，“奇怪头一回你问起他绰号的来由时，我一点概念也没。现在一想，觉得真是再明显不过。”

“现在你想起来，他的情绪一向就像在坐云霄飞车。”

“没错，千真万确。现在他还冷静如同小黄瓜④，五分钟不到他就火爆如枪啦⑤。哇噻！”

“哇噻？”

“想想看，老哥，我脱口而出根本不用想呢。”

“脱口而出了什么？”

“成语啊，老哥。而且还可以颠三倒四绕着玩呢。比如你也可以说冷静如枪，你知道。”

“或许吧。”

“或者火爆如同小黄瓜。哈，老哥，你懂吗？‘那马子还真是火爆如同小黄瓜呢。’妈的懂吧？哇噻。”

“哇噻。”

“只消调换一下就行，是吧？另外还有喔，大家都说什么声东击西。绕着玩一下，变成声西击东，意思根本没两样，可是从没听人讲过。”

“了不起。”

“就这句话，老哥。干吗每次一定都要说‘天罗地网’呢？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特意改成说‘天网地罗’，你懂吧？”

“我明白。”

“白面桃花、人面书生。”

“呃——”

“平稳杰克、高低斯蒂文。”

我正要挂断时，他最后这句话点醒了我。我把话筒移回耳边。“再说一次。”我说。

“啊？”

“你刚那句话，关于杰克还有谁？”

“噢，我只是再把形容词来个代换而已，老兄。比方大家都说高低杰克，还有平稳斯蒂文，我只是倒过来说啊。”

“噢，只是调换形容词。”

“对啊，把杰克和他的伙伴对调一下——纯属好玩。”

“他的伙伴。”

“是啊，斯蒂文。”

“斯蒂文。”

“你怎么成了回音箱啦，老哥。斯卡德和速克达，听起来也像是回音呢。”

“跟我谈谈斯蒂文吧。”我说。

他也讲不了太多。

杰克是有过这么个同伙。如果杰克是情绪变色龙的话，斯蒂文就是他的反面，情绪永远平稳，永远冷静永远从容。所以才会被称作平稳斯蒂文，刚好是高低杰克的另一个极端。

不过他不清楚他们的关系有多近，不知道两人有否靠着某些共同兴趣巩固彼此的友情。其实说穿了，连结他们的恐怕就是天造地设的名字搭配吧。

“就拿杰克来说吧，”他说，“叫他高低杰克，是因为牌戏的关系。泰德就算情绪起伏，也不会得个高低泰德的绰号嘛。”

“是。”

“斯蒂文也是同样道理。没押韵的话，谁会把平稳的标签贴给他哪。平稳斯蒂文颇顺口，但是平稳泰德就没意思了。”

“可以叫他太平泰德。”

“噢，哇噻！”

我的聪明才智让他感动得飞上天，不过拉他回到凡间并非难事。他不知道斯蒂文的姓，但他觉得不是他记性太差，因为他神智清楚，确信他从来都不知道斯蒂文的姓氏。而很可能和斯蒂文上过床的鲁思尔呢，好像也不知道他姓什么，搞不好甚至不记得世上有过这号人物，不过讲这些其实全是废话，因为鲁思尔早就消失到不知哪里去了。

如果不是因为杰克给冠上“高低”，也没有人会在斯蒂文前面安上“平稳”，这两个绰号搭配得完美无间。名字挺好玩的，速克达说。

“就像我有辆韦士柏，其实才骑不到十分钟，”他说，“迷你摩托你知道？不过十分钟就够了，对某些人来说，从此以后我就叫做速克达·威廉斯。我指的是那些在我拥有那台小车时，还根本不认识我的人呢。”

“比如雅各布。”

“雅各布，”他说，“噢，你那位雅各布！斯卡德和速克达！”

“没错。”

“对，”他说，“比如雅各布。挺有趣的，是吧？”

这我同意。不过，他又开始纳闷起，他叽里呱啦倒出来的这些信息，到底有无帮助？提到杰克的绰号及其来由，还有平稳斯蒂文？

我说这还有待观察。

我打电话到普根酒吧，丹尼男孩前来接听。“且听我快快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平稳斯蒂文。”

“这不叫问题，马修。”

“也对，”我说，“受教。请问平稳斯蒂文这个名字——”

“我听过吗？”

“就是这个问题。”

“你得提供我一点来龙去脉才行吧，有来龙去脉吧？”

我跟他说了大概。

“杰克·艾勒里的旧识，”他说，“高低杰克和平稳斯蒂文。你也知道嘛，这人情绪稳定，无须仰仗镇静剂防止自己大动肝火——这种特质讲了等于放屁。”

“了解。”

“严格说来，这叫非特质。且听：‘哎，你知道我在讲谁吧，就是那个没装义肢的人啦。’”

“总之，等你传话了。”

“再说吧，”他说，“想来你还在追踪这个案子啰？”

“算是吧。”

“也好，如果你的客户还继续散财——”

“我的客户已经死了。”

“噢。”

“他自杀了。”

“噢。”

“拿了自己的皮带上吊自杀。而且他跟我蛮谈得来的。”

丹尼男孩久久没有出声，而我也因讲话过多停了嘴。终于，他说如果有消息的话，他会通知我，我告诉他说，没消息的话也无须烦心。这个话题于是暂时打住。

①这是一九三三年于《芝加哥论坛报》开始连载的航天员漫画，在美国风行了四十年，主角的绰号叫笑脸杰克。

②这是一九六一年马龙·白兰度生平唯一导演过的片子。

③Toledo Jack，一种去势的赛马。

④英文成语 cool as cucumber，这里是直译。

⑤hot as pistol.

36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吃早点前，先打了几通电话，读报用餐之后，我又打了几通。我有个名字要试探众人——平稳斯蒂文——我把名字讲给所有我能想到的人听，包括伍德塞德的比尔·朗尼根和泽西城的范恩·史蒂芬斯。有谁知道一个曾经跟杰克·艾勒里鬼混过的斯蒂文吗？平稳斯蒂文这个名字谁有印象吗？我电话拨得很勤，不过全是白费。

我自问干吗如此费神。我手头连个案子都没有，而且我的客户已经死了。他自杀了。也许是有人将他敲昏，然后用皮带吊起来——但证据确凿，这并非事实。

除非——

除非他家来了个访客，一名沉着且貌似可靠的家伙，而且还编了个善意的造访名目。这人或许假扮警察也有一套，他有可能还跑到杰克·艾勒里的租处，跟管理员索取了他所有的遗物。

这人擅长取信于人。他有可能冷不防溜到格雷格·斯迪尔曼的身后，弯手扣住他的脖子阻断血液流向头部，造成他昏迷不醒。还没掐到他断气，但力道足够让他失去意识，可以轻易布置出自杀的假象。把他脱到只剩内裤，再用皮带缠上他脖子，而皮带的尾端则以衣柜门紧紧夹住。

下一步呢？抽开椅子让他吊死？或者等他恢复意识以后再让他死，这样就可以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猛踢紧闭的柜门，挣扎着要呼吸，要求生。

扣住脖子致人晕迷应该会留下痕迹，形成某种具体证据。不过皮带的压痕会盖过所有痕迹。

平稳斯蒂文。

杰克租处的管理员名叫弗迪·帕度。弗迪应该是弗迪南的简称吧，我想。他穿了件暗蓝色长袖工作服，袖子卷起来，上衣口袋里塞了盒 Kools 香烟，耳后夹支铅笔。这人看来像是对今天完全不抱希望。

“大约一个星期前是有个人跑来这儿，”他说，“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问我是怎么处理艾勒里的遗物。”

“你怎么说？”

“跟我现在告诉你的一样：先前有人来过，我已经给他了。”

“他有签收吗？”

他摇摇头。“没啥大不了的东西，”他说，“还不就是些垃圾，你知道？这人活了几十年，走时只留下一些旧衣服和几本书。”

“没别的了？”

“还有一双鞋、一册笔记本和一些文件。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要，就把东西全塞进帆布袋里收到地下室。不是我说哟，那只帆布袋已经旧到不行，不过它比起里头塞的东西，还算值点钱。”

“所以你觉得根本没必要请他签字。”

“其实再过一个星期，”他说，“我就会把东西丢到外面让清洁队收走，而且我也不会要求他们签字。但是那人是警察，他拿遗物是要查案用的，所以我就给了他。”

“你说他是警察？”

他蹙起眉头。“难道他不是吗？”

“提问的是我吧。”

“哎，现在是我在问你。”也许吧，不过他没打算等我回答，“我想他应该说了自己是警察。那人长得一副警察的样子。”

“他给你看了证件吗？”

“你是说警徽？”他皱起眉头，“够聪明的话，我应该直接说，对啊当然有，他给我看了警徽和证件。巡警乔、警探乔什么的，随口说。”

“不过我运气好，你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诚实老百姓。”

“妈的，”他说，“说起我啊，我这人就坏在啥都慢半拍。现在一想——不过我没法保证——他好像有掏出皮夹，朝我晃了晃，一副‘本大爷是警察，我可没时间拿证件给你这种人渣仔细看’。就是那个意思。”

“不过你的印象是，他是警察。”

“对啊，他一副标准的警察样。”

“能形容一下吗？”

“老天，”他说，“真希望你是要我形容另一个找上门的人。瘦巴巴的同性恋，戴单只耳环。妈的这种就绝对不是警察。”

格雷格的讣文这下又多了一句赞美词。我说：“麻烦你讲讲那位警察的长相好吗？”

“搞半天他还真是警察啰？好吧，说正经的，那人的身高和体重都跟你相当。”

“多大年纪？”

“不知道。你多大年纪？”

“四十五。”

“嗯，他应该也差不多。”

“所以他大约是四十五。”

“哎，四十，五十，就这范围啦。加起来除以二，不就四十五嘛。”

“搞不好他就是我。”我提议道。

“啊？”

“跟我同龄，身高体重和我一样——”

“他也许比你重一点吧，”他咕哝道，“壮实的身材，挺着个不小的肚腩。”

“他的脸呢？”

“脸怎么样？”

“能描述一下吗？”

“就是一张脸啊，你知道？两只眼睛、一管鼻子、一张嘴巴——”

“噢，是一张脸。”

“啊？”

“如果你再看到他的话，认得出来吗？”

“当然认得出，可是几率多大呢？纽约市的人口有多少呢倒是，几百万跑不掉吧？请问我要到公元几年才会见到他啊？”

“他的穿着如何？”

“还不错啦。”

老天。“你还记得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吗？”

“西装吧。穿西装打领带。”

“就像警察的打扮。”

“是吧。还有眼镜，他戴了副眼镜。”

“总之他拎了艾勒里的帆布袋就走了。”

“没错。”

“你说他没讲名字，想来他也没给你名片啰。”

“当然没有，干吗给我名片呢？我哪来的生意给他做？难不成打电话通知他，四○九号那个拉屎的家伙硬是不冲马桶吗？让他知道我有个老拖欠房租的房客半夜突然搬走，如果他动作快点房间可以租给他不成？”

“总之艾勒里所有的遗物，”我说，“都装在帆布袋里了是吧？”

“只除了他下葬时穿的西装。”

他不是土葬。他们把他火化了，不过我这位新朋友没必要知道。

“于是你就把房间转租给别人。”

“人都死了，”他说，“应该不会回来了吧，我把他的垃圾全清出去。请问我会怎么处理空房呢？现在当然已经有人在里面了。”

“就在我们讲话这当口吗？”

“啊？”

“这位新房客现在在家吗？”

“这人不是新房客，”他说，“他搬进艾勒里的房间，是因为他原来那间稍嫌小了点。其实他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哎，差不多三年了。”

“我刚是要问——”

“噢不，他不在家。现下他应该是在第二大道离这儿两个路口的地方进行场外赌。上那儿找他准没错，他天天都去那儿报到，赌上瘾啦。”

“很好，”我说，“那你就可以带我去他房间瞧瞧了。”

“啊？我才跟你说过，房间租出去了。那里已经有房客进驻啦。”

“他进驻我不反对，”我说，“我只需要在里头晃两下。”

“这是哪门子鬼笑话啊。你不能进去。”

我掏出皮夹。

“啊，要给我看证件吗？不管你秀出几枚警徽，我都不能让你私闯民宅。”

“我另有高招。”

我搜查房间时，帕度觉得他应该随时跟在一旁。我跟他说，他站在走廊才能发挥最大功能，因为现任房客随时可能现身。

“我跟你说了，”他说，“这人整天不在家。只要签赌的窗口开着，他就不会离开。”

“天下事很难说的。”

“不成，”他说，“我得在这儿盯着看才行。”

“因为我有可能展开一场精心设计的大骗局对吧？”我说，“先前我刚付了五十美钞，为的就是要闯进贫民窟大捞一笔是吧？”

他面露不悦之色，不过还是迈步走向甬道。我把门关好，并拉上门扣把他锁在外头，然后我便展开行动，寻找杰克有可能精心掩藏的某样东西——想来要花点心思才能上手。

地板大半都给地毯盖住了。这是卖场切剩的地毯拼凑而成的，并没有黏合，所以搬开几件家具后，就可以轻易卷起来收放。等我确定地毯底下并没有藏匿后，物归原处也是很轻松。

我下一个进攻的目标是梳妆台：镜子底下是暗木五斗柜，柜面可见不经意留下的烟蒂烧痕。我一一拉出抽屉，将内容物堆放在地板上，每个空抽屉我都翻转到底面察视，然后又把所有东西摆回抽屉。有一个抽屉的层板因为卡得很死，一直拉不出来，我左右摇啊晃的，终于把它抽出来，却跟前一个一样没什么收获。不过下一个抽屉，即倒数第二个，倒是顺利抽出来，而且开了大奖。抽屉底部用胶带粘着一封九乘十二英寸的牛皮纸信封。先前看到的杰克的第八步报告，便是装在类似的信封里。

我撕开胶带，拿起牛皮纸信封。打开信封时，金属夹砰地断裂，如果装的是新房客挑选赛马号码的神奇公式的话，原物归位可能会搞得我焦头烂额。还好我无须担心这点。

信封里有三张无网格线的笔记纸，上头布满了杰克小心翼翼的笔迹。另外还有一份新闻剪报，我在阅读杰克的文字之前，先瞧了瞧剪报内容。

这是《纽约邮报》剪下来的，报导的内容占了大半版面，我从头读到尾——虽然读完第一段其实就可以停了。

因为我还记得这件案子。

看完剪报后，我瞄了杰克写的第一段文字，觉得剩下的大可以后再读。我将梳妆台的抽屉一一推回原位，把所有东西放回信封，再以残剩的金属夹固定封口，将信封塞进我的衬衫。虽然我的衣服并没有因此显得更合身，但扣好扣子以后，应该还不至于露出异状。我离开杰克的老房间时，和我进门时一样：两手皆空。

我踏出房门。帕度站在甬道上离我几步的距离。

“什么也没有。”我告诉他。

“我就说嘛。这伙人如果有啥值钱物品的话，还会住在这里吗？”

37

我走到城中区，想找个地方边喝咖啡边读杰克的自白。结果一路走到了泰瑞莎小馆。我绕过吧台，避开坐在吧台椅上、正全神贯注于一碗汤的弗兰基·杜卡斯，找了个他只能瞧见我后脑勺的雅座坐下。

我不想吃午餐，我想起上回来这儿时，点了一块派和一杯咖啡。他们没有草莓大黄派，但有核桃派，我决定试一试。

这则新闻剪报的主角是一对男女，两人在简恩街一个《邮报》称之为“波西米亚爱巢”的处所遭人枪杀。套上“波西米亚”的形容词是因为该处位于格林威治村，是暗巷里一处简陋的寓所——久远前是面对热闹大街的联邦时期豪宅附属的马车房。称作“爱巢”是因为两名受害者全身赤裸躺在床上，而且男方已婚。

他是纽约金融圈里呼风唤雨的人物，名叫 G.戴克·雷恩斯，G 是高登（Gordon）的起首字母，这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企业并购和融资收购的新闻里。她名叫玛西·康薇尔，来到纽约是为了当演员，结果却成了女招待，不过她倒是上过一些表演课，也曾跟着某些小剧团以及表演坊登台演过戏。

某天晚上她负责为雷恩斯的桌子上菜。他对她一见钟情，隔晚便独自跑到那家餐厅用餐。打烊时间他还没走，一路护送她回到她当时住的伊万杰琳楼。这是位在西十三街的女生宿舍，男性访客不能上楼进寝室，不过他俩可以肩并肩坐在大厅讲话。

一个星期以后，她就搬到简恩街的住所了，再也没回到餐厅端盘子。几个月以后她死了，而他也是。

这些资料我不全是靠着剪报或者杰克的相关记录得知的。我把新闻从头到尾细细读了几遍，然后移步到图书馆的微缩胶片室，调阅了《纽约时报》所有关于该案的报导。这起事件发酵许久，记者不可能轻易放过这种题材：她是美女而他则是亿万富豪，他的妻子是社交名媛，小孩都上名贵的私校，更妙的是案子一直没破。案情或许很单纯，只是入室抢劫擦枪走火的结果，但也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或许是雷恩斯的敌手安排杀手干掉他，也可能是嫉妒引来的杀机：雷妻打翻醋坛子，或者玛西某名前男友妒火烧身。她有过好几个男人，包括一名登记在案、有施暴史的酒保。警察敲了许多扇门，问了许多问题，但他们还是一无所获。

或许该说“我们”，而不是“他们”，因为命案发生当时，我还在纽约警局的第六分局服务。案子虽然由我们承办，但我并没有分派到相关任务，而且没多久后因为新闻炒得沸沸扬扬，案子便改由重案组接管。

这是许久以前的事了。那之后，一颗杀死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子弹让我离开了原先的轨道，夺走了我的工作以及婚姻，把我送进西北旅馆的一个房间；那之后，杰克·艾勒里因为别的案子吃了官司被送进黑牢，并于出狱后戒酒成功。双尸案是整整十二年前的事了，案子早已冷却并积了厚厚的灰尘。有些悬案你知道凶手是谁，但苦无证据抓人。另外也有不少悬案警方毫无头绪可寻，这件案子便属此类。

可我心里知道，凶手就是杰克。杰克和斯蒂文。

“这份自白书不能公开，”杰克的叙述如是开头，“由于这是我第四步的一部分，我会于第四步进行期间添写细节，并于第五步进行期间和格雷格交换心得。由于另有别人介入此事，我提前写下自白只是为求心安。当然这也是为我的更高指导灵写的——他时时守护我，他知道我最隐秘的心思。”

接着便是关于更高指导灵亦即上帝之本质的思考。这我还读得下去，但没什么特别之处，说穿了只是杰克自说自话而已。

接连几段类似的文字之后，他才回到主题。他讲述起一名旧相识跟他提及玛西·康薇尔，说她以前是演员兼女招待，后来因为找到了一名有钱的甜心老爹，便空出大把时间可以参加试镜并上表演课。“我姑且称他为 S 好了。”他补充道，这份报告之后便一直以这个代号称呼这个人，完全没有描述他的长相、特色，或者任何相关信息，从头到尾就只给了这个字母。

杰克没说他们是怎么查出地址的，只说他们拿到钥匙打开上锁的大厅，然后穿过长长的甬道抵达两人的寓所。他们是在近黄昏时私闯入门的，冲进卧室时，这对恋人还在混沌中，没有知觉。

“我手里攥了把枪，”他写道，“男人作势抬手时，我想都没想就开枪打去。当时他光着身子，伸手其实是要抓裤子遮羞。不知怎么我误以为他是想抓枪。我一枪打中他胸部，他往后倒下，我说我们得采取行动，打电话找人才行。然后 S 就取走我的枪，要我闭嘴。他要我冷静下来，他说她已经看到我们的脸，可以指认我们的身份。当时她两手遮着身子，哭喊着求饶；我赶紧说不行，千万别动她，但他一如往常冷血无情，一枪便打到她双乳正中，她弯身倒在男人身边。我无从判断她是死是活。然后 E.S. 便把那枪塞回给我，他的手包住我的手，一边说开枪吧你非开不可。于是我将手指搭上扳机，他的手指盖上我的，我们一起开枪打向她的前额。之后他抽走手枪，往男人的头上再补一枪，以防万一。”

这便是整起事件的始末。

他把事件转述给格雷格时，改动了内容。场景从格林威治村移到了上西城，角色也改头换面，大富豪和女伴成了毒贩及西班牙女友。S 把枪压进他手里，强逼他杀死女孩的关键影像，也没有进入他改编的版本。

他苦心剪辑这段故事，是担心格雷格看出端倪。他成功了，而且连我也无法根据格雷格的转述联想到任何案子。此外，我想他改编故事也是因为不愿意给格雷格太大打击。杰克虽然一心向善，但他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诚实。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得走。

我离开图书馆时，天色已经转暗。我全然忘了时间，现在一看表，才发现已过了五点。虽然还没完全暗下来，但太阳已经下山，灰蒙蒙的白天即将抵达终点。每一天太阳都比前一天更早消失，这点其实并不稀奇，年年都是如此，然而有时候我却会有些感伤，因为想到了这可怜的一年是一天又一天地走向消亡。

再过一天，我戒酒就满一年了。

在这忙碌的一天，我已几乎忘却此事，然而此时又想了起来——我站在图书馆前的石阶上，夹在两头石狮子之间，沉沉的暮色迫近，先前读到的信息更是幽黑不见底的重担。高登·戴克·雷恩斯、玛西·安·康薇尔、约翰·约瑟夫·艾勒里——他们全都死了。另外还有一个人，名叫 S 或者斯蒂文或者平稳斯蒂文，他是他们死亡的元凶。而我则头脑清醒处于存活状态，并且再过一天戒酒就满一年了。

我知道我该去参加聚会。中午太忙没有参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午的曼哈顿聚会场所极少，不过晚上五到七点之间城中那一带倒是有好几处——为的是可以网罗众多下了班的上班族吧，我想。我去过几次一个叫“快乐时光”的聚会，另有一个叫作“上班族特供”，就在宾州车站附近，还有一个是在中央车站附近的转角。我目前位于四十二街和第五大道的交界处，离中央车站大约几个路口远。也许不用走那么远就可找到一处聚会场所，问题是我忘了带聚会簿出来。通常我都是把本子塞进裤袋，但今早出门前我显然忘了将本子移转到新换的长裤，所以现在是哪里都去不了。

我决定干脆回家，冲个澡刮刮胡子，或许还能悠闲地吃点东西，也可以顺便把牛皮纸信封收好。此时袋中除了新闻剪报以及杰克针对十二年前发生的简恩街命案写下的报告以外，还添加了我在图书馆手写的笔记。之后我打算到我惯常去的圣保罗教堂报到，并举手向众人宣布明天就是我的一周年纪念日。

或者等到明天再去宣布也行。

无论今天或明天，大家总是会鼓掌的。他们会拍手叫好，仿佛我做了多伟大的事一样。也许我还真做了呢。

不对，其实我还没做到。宣言可以等，我想着，等到我确实满一年的明天。

我很累，一心想叫辆出租车代步，然后才想起现在是交通高峰，堵车会很严重。我可不想坐在一辆动弹不得的出租车里，看着信号灯的颜色变来变去，可我也没有心情面对高峰时间地铁汹涌的人潮。

早先下了一点雨。我觉得有可能下更大，但也可能会暂时止住吧——至少在我走路回到家以前。

雨开始下时，我离我的旅馆还有四五个路口远。察觉到头几滴雨时，我正好走过一家连锁杂货店，但我觉得雨势不大，没理由花那三四块美金买伞。我的房间已经摆了四五把这种伞，如果再买一把，就等于有了五六把，而通常离开房间时，除非已是倾盆大雨，我绝对不会拿伞出门。

我走过一两个路口以后，雨势变小，我正因自己判断正确而洋洋得意之际，天却开了口子。我赶紧奔进一家修鞋的铺子，老板仅有的雨伞叫价高达十块美金。我买了一把。等我出了店门撑开伞时，雨倏然停了，我一路走完回程都没再落下半滴雨。

碰到某些日子，这类遭遇会引动我大笑两声，要不至少也会咧个嘴。不过今天不是那种日子。我很想摔个什么，比方手上这把伞，或者是卖伞给我的家伙。不过我没动手。毕竟我现在是戒酒模范生，离周年庆只有一天，我一边提醒自己这点，一边收了伞，并将它携回我的旅馆。

没有留言。我搭电梯上楼，穿过甬道走向我的房间。我拿出钥匙，突然仿佛有种感觉，不祥的预感吧。也许我还真的感应到了什么，也许我是透过锁孔或者门缝闻到了不知什么气味。

或许什么也没有。人的记忆会搞鬼，我也许只是神经过敏，把过去在别处的经验搬到这里来补白。我也许感应到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无论这样或那样，我都还是得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

38

起先我闻不出那是什么味道。气味扑鼻，我一打开房门它就迎面袭来。我很确定，这个味道跟先前弥漫于格雷格·斯迪尔曼公寓的恶臭一样，有它自身特殊的含意。我想着，这味道真可怕啊，闻起来有害健康，我最好赶紧打开窗户通通风。总之我认出了这个味道的本质，但我没法判定它是什么。

然后我一下子又认出来了。这是酒的味道，是威士忌，更精确地说，它是波本。

整个房间都充塞着这个气味。它真在这里吗？还是我的脑子在作怪？是我的脑子针对我工作面临的压力，以及戒酒满一年的前夕所感觉到的焦虑，在做响应吗？感觉上，好像是服务员在我房里打破了一瓶酒，问题是我的房间半瓶威士忌也没有，所以不管是她或者别人都不可能有个酒瓶可以打破啊。何况这天是周一，而她周六才来打扫房间，所以她没有理由进来。同理，别人也一样。何况出门时我上了锁，刚才进门时门也仍是锁着的，我转动了钥匙才得以进来。所以老天啊，老天在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便瞥向我的书桌。我的椅子拉到了桌子旁边，调到面向门的角度，仿佛是在邀请我坐下。书桌上则是一只昔时人们惯称为老式杯的平底玻璃杯——不是因为它长得老式，而是因为这种杯子是特别设计用于盛装一种叫作老式酒的鸡尾酒。

时下还有人会点老式酒来喝吗？我这辈子喝过这种酒吗？我觉得好像有，应该有。我觉得好像只要稍微费点力，就可以想起它的滋味。

我自己没有这种杯子。我买过两只平底杯。其中一个是钟型，长得跟以前药店还在贩卖汽水时，可口可乐会使用的那种曲线瓶一样。另一只根本不是玻璃杯，它是塑料材质的，以防我手滑砸在浴室地砖上碎了。

我无法把眼光移开。以前跟安妮塔以及孩子们住在赛奥西特时，我拥有过尺寸及形状都和它一样的杯子。当时的我和所有模范郊区居民一样，家里配有全套酒吧设备，也备齐了宴客时可能需用的所有杯子。而且，虽然从来没有人要我调配过老式酒，但供应加冰块的酒却一定要用那种杯子。桌上这只肯定不是来自我那一套，因为它们此刻应该还躺在赛奥西特的地下室里没移走，不过长得倒还真是像。

总之我敢发誓我见过眼前这只——应该就是吉米·阿姆斯特朗用来盛装加冰块的酒的那种杯子。

或者盛装双份波本，原汁原味，不加冰块——假使顾客如是要求的话。

这只杯子，这只放在我桌上的杯子，内含晶莹剔透的琥珀色液体，只差大约半英寸便要满到杯沿。我可以认出这种波本的牌子叫独家马克①。世上或许有某些天赋异禀之人能够单凭颜色和香味便推断出这酒的身份，但我不是其中一员。我其实没有认出牌子，我是推理得来的，我推理的根据是离杯子只有几英寸距离、一瓶标明为独家马克的波本。

我无法移动，我的眼睛无法移转，只能定睛看着原来的方向——盯着书桌，盯着那只杯子及那酒瓶。

千百种念头袭向我的脑来。

这一切都是幻象。没有酒瓶，没有酒杯，没有威士忌的味道。

这是一场梦。我回到家来，躺在床上小睡一下，现在我是在做一个生动鲜明的酒鬼梦。

我自以为清醒，但这只是假象，我告诉自己这其实是幻象。我几个月来四处游荡到处喝酒，却跟自己以及所有人宣告，我不再喝酒了。

这全是自欺欺人，是一连三百六十四天鬼扯出来的漫天大谎，而证据目前就摆在我眼前，显然一早出门时我倒了杯酒，而现在它就立在桌上，等着我回来。

我眨眨眼，酒还是在那里。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然后又往那个方向看去——酒还在原位。我觉得有股吸力要把我拖过去。我想走上前去，但不是要拿起酒杯。噢，老天我可不想碰它，我只是想让它消失。我必须让它消失。我不能让它待在原处。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我没有挪向书桌，但也没有远离。好不容易我才狠命把自己拔开，啪一声打开门刷地关上，把威士忌锁在门后。我冲下甬道，没等电梯。我径直跑下楼，往街上直奔。

①原文为 Maker’s Mark，Mark 的意思是标记；将这种波本翻译为独家马克而非独家波本，是为了配合小说后续的情节发展。

39

在我喝酒的时日里，宿醉不是最糟的事。比宿醉更糟的，比如失去意识。醒转时才发现自己的记忆出现巨大缺口，原来脑子一直缺席，只是靠着我身体其余的部分在东奔西跑、开车办事以及踩刹车。喝过量导致全身抽搐则又更糟，我会在医院醒来，发现自己给套在约束衣里。更加微妙的改变则是我整个人生日复一日地消蚀——那绝对要比宿醉来得更糟。

但宿醉本身就已经够糟了，与之相关的某些后果又更加严重。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宿醉的情景，而是某一回宿醉的结果。

我躺在旅馆的房间里，浑身不对劲，而且很清楚唯一能解除我痛苦的就是酒精。当然，我的房间没有酒。有的话，我前一晚应该就喝掉了。

于是我便快快换上衣服冲下楼，绕过路口跑进阿姆斯特朗酒吧，当时想必是十一点左右，因为阿姆斯特朗已经开门了，只是午餐的人潮还没涌进。事实上，店里当时等于是空无一人，只有比利·奇根站在吧台后面。他朝我看一眼，马上明白了，一个字都没说。他砰地往吧台摆上一只杯子，注入半满的酒，免得我的手发抖把酒洒出来。

他倒酒时，我站在一旁——当下我吸了口气，马上就觉得好些了。我还没来得及擎起酒杯凑向嘴边，更别提注入我的血管了，然而单单靠近它，我整个人的感觉便已大不同。酒在那里，我想喝就可以喝到，而喝到了我便会好过一些——正因为知道这点，我已经觉得好些了。

回想到这里时，我终于听到吉姆·费伯的声音。

首先我得找到一台没坏的公共电话。然后我得拨他的号，铃响时要等着，而他的妻子接听时，我得表示自己要跟他说话。她说：“他人不在，马修。店里在赶工，他走不开。你需要那里的电话吗？”

“号码我有，”我说，“而且我的硬币多得是。”

我不知道她听了这话有何感想，因为我在得知答案以前，已经挂断电话。我在众多硬币里掏出一枚，铃响时等着，然后便听到他的声音。我立刻觉得好些了。

“我觉得那不是幻象，”他说，“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不过听来应该不是。我觉得你的桌上是有酒杯没错，而且也真的有瓶酒放在旁边。你说是独家马克吗？”

“没错。”

“好吧，我承认如果打定主意要做梦的话，确实应该来个顶级的。那种酒我只喝过几次，我觉得独家马克非常适合细细品尝。”

“我认识一个偏好这种酒的女人。”

“你觉得会不会是——”

“她已经死了，”我说，“很久以前就走了。”

来自加罗林的凯若琳。我心想着，如果我活得久到可以开列第八步清单的话，这个名字可以上榜。

“酒不是你倒给自己的，马修，而且你也不是在做酒鬼梦。今早你出门办事，之后回家时撞见它在等你。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离家前锁了门。”

“嗯。”

“但是要偷我的钥匙备份没那么难，而且就算没钥匙也不难把门打开。”

“然后呢？”

“然后有个人溜进我房间，”我说，“而且他还随身带了瓶酒。”

“连同一只阿姆斯特朗的酒杯。”

“也许是来自别处。纽约差不多一半酒吧都有那种酒杯。”

“总之他是拎了瓶酒跟一只杯子过去。”

“布置好舞台背景，”我说，“他倒了杯酒，把酒瓶留在桌上，而且没有盖回盖子。”

“才摆一个杯子。好个不懂体贴的狗杂种，是吧？也不想想你可能带了朋友回家。”

我说：“吉姆，他是要我喝酒。”

“不过你没喝。”

“没错。”

“你其实连喝的意愿都没有，对吧？”

这我想了想。“没错，”我说，“我是没意愿，不过当时我也没办法移开视线。我觉得自己很像是被毒蛇催眠的小鸟。”

“正常。”

“想到有可能喝下我就全身发毛。我觉得那酒有可能会跳下桌子，自动灌进我的喉咙。我觉得它好像有特异功能。”

“嗯哼。”

“它的磁力甚大，”我说，“我不想要它，但还是被它深深吸引住了。”

“毕竟你是个酒鬼。”

“哎，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没错，而且我们又抓住新的证据了——赶跑了原先也许还有的那么一丝丝怀疑。”

“我想把酒倒进水槽里。”我说。

“总比把它留在原处好。”

“可是我又不敢靠近它。我不想朝那个方向移动半步，更不想收拾杯子。”

“你的想法是对的。”

“是吗？想想可真疯狂，把那鬼玩意的魔力渲染成那样。”

“它本来就是魔力无边啊。”

“也许吧。”

“如果不想加添它的魔力，”他说，“那就不要举杯饮酒，而不要举杯饮酒的第一步就是不要举杯。”

“所以我才置之不理。”

“而且还把它锁在门里。老天，现在几点啦？”

“怎么了？”

“这起鸟事你绝对没法儿自己处理，”他说，“聚完会后我会跟你一起去解决——前提是我可以在聚会前把工作赶完。不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可不想让它一直待在你桌上，或者放任你于聚会前坐在某处发呆，被锁到自己房外，又无处可去。我很想现在就上你家，不过——”

“不可能，你有工作缠身。”

“现在离开的确不方便。你带了电话本对吧？匿名戒酒会的会员，有些就住你附近。”

“是。”

“而且你有很多硬币。”

“以及地铁车票，”我说，“不过我很怀疑哪一样能派上用场。”

“难讲。你目前人在哪儿？离你旅馆一个路口的地方吗？”

“离了五个路口远。要找个没坏也没人占用的电话，还真是煞费工夫。”

“打几通电话吧，找人陪你去。把酒倒掉以后，一定要马上打给我。可以吗？”

“没问题。”

“从你房里打给我。没人陪的话，可别回去。”

“当然。”

“果真找不到伴的话，要再跟我联络，我们会想出个法子来的。马修啊？”

“嗯？”

“我没有跟你讲过吗？戒酒满周年以前，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

有几个号码我熟记在心。当然了，其中两个是吉姆的，是他家里和公司的号码，而简的号码我也知道。我已跟吉姆讲过话，现在我并不想打给简。

如果真有必要，我应该已经打给她了。记得当初我开始一天天串连起清醒的日子时——在我俩发展出男女关系前——她就要我答应她，举杯饮酒前，一定要联络到她。在我俩共享的世界里，滴酒不沾是人生最高的指导原则，所以就算已经分手，为了保持戒酒状态，我们还是可以互通电话寻求支持。

但目前的时机不对。我还有很多人可以找，而他们住的地方也比里斯伯纳德街要近很多。

不过，我通话的对象此时却受限于我皮夹里收纳的号码。偶尔会有人递来一方名片，或者一张纸条，而我则会在皮夹里腾个空间来置放，待日后得空时再誊到本子里。我这电话本大约是名片的尺寸，专门用来登录戒酒协会会员的号码，本子我习惯摆在房里的电话旁边，以便于联络会员。但我几乎从没打给他们过，戒酒协会会员中我唯一固定拨打的对象只有吉姆，不过有个本子挺好的，因为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定期登录新的号码，清空皮夹。

总之问题是，现在我需要联络别人，而我也有很多号码存了档，不过它们全在本子里。如果我想找人陪我回旅馆的话，能拨打的号码完全限于皮夹的内容物——所幸尚有几个号码存留，而我头一个瞧见的是飙车马克。我拨号过去时，他正要出门，不过他说没问题，反正他要做的事又不急，问我打算跟他约在哪里碰头。

我说我们就约在我的旅馆大厅好了。等我走过四五个路口回到旅馆时，他已经到了，机车就停在旅馆外面。穿过大厅时，他说他路过这家旅馆不下几百次，心里常想不知里头是何长相。看起来还不错，他说。我也同意确实不坏。

我的房门上了锁，一如我离开时的模样，但当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时，脑里突然现出的影像竟然和今早出门时大不一样，桌上并无酒杯、酒瓶，也没有威士忌的浓烈味道。马克——踩着皮靴，穿着皮夹克，腋窝紧夹安全帽——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对我柔声细语，把我当成逃院的精神病患。他在好言相劝，要我千万千万别跳楼。

这幕影像生动逼真，搞得我实在不想开门。不过我还是开了。当然，东西全都还在：没上盖的独家马克，斟到几近全满的酒杯，摆放角度仿佛是在邀我入座的椅子，以及弥漫整个房间的纯波本味道。

“老天在上。”马克说。

“我进屋时，撞上的就是这个。”

“天哪，这味道！妈的简直像酿酒厂嘛。单单一杯绝不可能制造出这种效果。”

“气味扑鼻是吧？”

他走过我旁边，往床铺移行。“过来瞧瞧，马修。”

味道如此强烈这就有了解释。我的枕头和床垫都湿透了，我的访客往我床上洒下整整一瓶波本。

我转身离开，走向书桌。开着的酒瓶只少了几盎司液体。想来他是拿了一个酒杯和两瓶酒进来，斟满一杯酒，然后又开另一瓶往我床上洒，赐予我足够的波本可以大醉一场。

“不可思议，老兄。谁会耍出这种把戏呢？”

“斯蒂文。”我说。

“你认识这人？”

“只听过名字。”

他摇摇头，我俩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消化眼前所见。

然后他说：“事有先后，马修。酒瓶跟酒杯。”

“哎。”

“你要我——”

“不用，我自己来，”我说，然后拿起杯子走向浴室。我伸直手臂跟它保持距离，因为我觉得它仿若毒蛇，随时有可能甩头咬我一口，我翻转杯口朝向水槽，打开水龙头将酒冲入下水道。我将杯子放在水龙头底下冲洗干净，把它丢进垃圾桶。这是很棒的酒杯，而且安全无虞，因为我已将里头残剩的波本彻底清掉。但留下它来于我又有何益呢？

我转身去拿酒瓶，将酒倒进水槽，并让自来水加快它流入下水道的速度。我把酒瓶冲洗干净，马克把瓶盖递给我，我先将盖子放在水龙头底下，然后才把它盖回酒瓶。我将这物丢进垃圾桶，和杯子作伴。

“这就好多了，”他说，“现在你想喝都喝不到了。得爬进下水道才找得到，不过鳄鱼应该已经捷足先登了。”

“真是一大解脱。”我说。

“下一步就是要处理那张床了，否则你根本没法睡觉。”

“的确。”

“这儿有没有门房或谁可以帮忙把床抬出去？”

“这个时间没有。”

我们站在那里，思考起来。然后马克说：“你知道，那张床垫非丢不可。湿成那样，根本救不回来，这辈子都少不了酒味。”

“我知道。”

“枕头也一样，无药可救。”

“是。”

他走向窗口，尽可能把窗户开到最大的角度。“还好是单人床，”他说，“双人床的话绝对行不通。”

“喔？”

“这还用说吗？”

我完全交给他做主。他比我小了整整十五岁，我戒酒的资历虽然比他久一点，不过他好像知道自己在干吗——我则不然。我们一起把床罩掀开，然后马克要我与他一起把床垫拖到窗口。我们合力将垫子扛到窗台上，一半在外一半在内平衡好，然后他便要我下楼守候：在他把床垫推下窗口之际，我得确定没有人从下头走过。

我走过雅各布，往外踏上人行道。我抬头往上看，床垫就在窗口。有个穿西装打领带的老头刚从麦高文酒馆出来，他的步态小心谨慎，是那种知道自己喝醉了酒的模样。我等着他走向我。他停脚瞧瞧我在专心看什么，确定那跟他无关，便又抬脚继续走下去。人行道现在空无一人，我朝马克叫一声，接着我的床垫便顺顺当当地坠下来，落在我脚边。

我抓住床垫，拖到路沿。我走进旅馆，询问雅各布旅馆有没有空房。我的楼层有间单人房，就在大楼后侧。他给了我房间的钥匙。

房间在前一名客人退租后已经打扫干净。这个房间比我那间要小，不过铁床倒是长得一样，床垫也是同样尺寸。马克和我扛起包覆着床罩的床垫，一路走过甬道到了我房间，然后将它放上我的空床架。

“完美的组合，”马克说，“只是少了一样东西。”

我从空房捧来枕头，放上我的床。我们将我的枕头以及床单移开，裹成一团放进储藏室，那里头有个大垃圾桶，我垃圾桶里的空酒瓶及杯子也移转到那里头。我锁上空房，两人一起下楼将钥匙交还给柜台。

“说起来还真奇怪，”我告诉雅各布，“那间空房的床上竟然没有床垫。”

“真的假的？”

“假不了，”我说，“不过我想门房一大早来上班的时候，应该可以从储藏间拎个备用床垫过去吧。”几张纸钞从我的手移转到他的手。“谢谢他费心，”我说，“也要谢你。”

“没问题。”他说。

到了外头，马克看着我的旧床垫，满意地点点头。“我以前老在想，把床垫丢出窗外不知会是什么滋味。”

“结论呢？”

“前一秒还在，”他说，“一晃眼它就不见了。蛮有成就感的，说起来。制造的噪音比我原先想的要大。”

“街上好像没人注意到。”

“嗯，纽约啊纽约，”他说，“柜台那位老兄，叫雅各布是吧？整起事件我看他根本没放在眼里，挺酷的。嗑了药吗？”

“他酷爱咳嗽糖浆。”我说。

“妈的，”马克说，“谁不爱呢？”

40

离聚会还有一小段时间，可以匆匆用个餐。马克提议到百老汇大道的一家熟食店。“骑摩托车去吧。”他说。

急行八九个路口后抵达目的地，我们坐下来点了熏牛肉三明治，然后我便起身去打电话。

吉姆还在店里。“抱歉，原本说了处理好状况后，马上会跟你联络，”我告诉他，“结果我忘得一干二净。”我把事情经过跟他说了一遍，他问我现在感觉如何。“好多了。”我说。

他说聚会他有可能迟到，不过他一定会到。我回到餐桌，告诉马克我这辈子这还是第一次骑摩托车。“开玩笑吧，”他说，“以前从来没有过？”

“至少记忆里没有，”我说，“骑过的话，应该会记得。就算骑的时候喝醉了，那种经验也可以划破浓雾冲到意识层。”

“你该买一台的，老兄。说真格的。”

熏牛肉三明治美味，薯条香脆。我很满意这家店，奇怪怎么从没来过。其实离我的旅馆不远，多年来应该路过几十次了吧。

进餐时，马克零星跟我讲了他的故事。海洛因是主角，而且他曾开车浪游全美许多回。他长年住在奥克兰以及旧金山，有时颇怀念西岸。“我会听到加州的呼唤，”他说，“但话说回来，我也会听到针头的呼唤——都是同一个声音发出来的，你知道？所以我决定目前我还是待在这里别走。”

多年来，我曾做过几次飞翔的梦。梦中的我飞越重重屋顶，还会升腾、下降，轻松翻转出漂亮的弧度，沉沉陶醉在单纯的飞行之乐里。餐后我再次坐上马克那台哈雷的后座，一路从熟食店骑到圣保罗教堂，有点超现实的感觉——那些飞翔的梦又回来了。当我踏入旅馆的房间时，我仿佛掉进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在这个全新的空间里，一张张床垫飞出窗口，摩托车在夜空下飙行。

之后我们踏进圣保罗教堂的聚会，世界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吉姆不在那儿。我拿了杯咖啡，找个位子坐下，一名来自山脊湾区的讲者叙述起发生在他四岁那年的事。有一晚他们家举行派对，第二天他起床后在客厅游荡，品尝起散落在四处的各色残酒。“当时我马上醒悟到，”他说，“我将来的日子是要怎么过。”

我于讨论时间举手发言，告诉大家我今天颇为难熬，因为面临极大的戒酒挑战。所幸我战胜了，而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在紧要关头违反本性主动求援。我得到了我需要的帮助，并于过程中结交到了新的朋友，最后还得了场小小的冒险之旅。还好阵仗不大，我说，太大了我可消受不起。总之，我补充道，如果今晚上床前我能保持不醉，明早醒来时，我戒酒便算是满了一周年。

我话一讲完，便赢得掌声。场间休息时，有几个人过来跟我道贺——包括吉姆。他应该是在讨论近尾声时进来的。散会后，我们跟着大伙儿一起去火焰餐厅，不过我们没加入众人的大桌聊天，而是另找一张小桌私下谈心。他点了套餐，因为他是从店里直接跑去聚会的。我则点了杯咖啡。

“电话上你没讲细节。”他说。

“稍嫌戏剧化了些，有些事不说也罢。不过全盘托出的话，应该是个好听的故事。总之，最后我们合力把床垫扛到了窗口去。”

“丢的时候肯定很过瘾吧。”

“不是我动手丢的。马克要我下楼守候，免得床垫砸到过往路人。我想想也对，第八步清单要列的人名已经够多了。”

“想得好。”

“事实上，”我说，“负责想的人是马克。整个过程都是由他主导，这人是天生当执行长的料。不过是我想出法子找到替换的床垫。”

“你从一间空房摸走了一个床垫。”

“我是帮它重新安排住处，”我说，“不过老天啊吉姆，今早我打开房门的时候……”

他让我尽情发泄。等我讲完后，他皱皱眉头说：“这不只是某人的恶作剧，对吧？”

“他再认真不过，”我说，“我无法提起诉讼，但这根本就是蓄意谋杀。”

“他以为你会擎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你会死掉。是有可能喔，不过得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他知道我就要发现真相了，”我说，“他不希望有人发现真相。他杀了杰克·艾勒里，是因为他确信如果杰克修正错误没个尽头，他的罪行肯定会曝光。他杀了马克·沙腾斯坦是要他闭嘴，他杀了格雷格·斯迪尔曼则是为了要我停手不再调查。其实他大可不必动手，因为我原本已经交了差，每回他一搅和，就有新的事证浮上来，搞得我又得从头调查起。所以斯蒂文处理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叫我死。”

“你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不知道他的姓。大家都叫他平稳斯蒂文——相对于高低杰克而来的绰号吧。因为杰克情绪起伏很大，而斯蒂文显然不会。这人冷静如枪。”

“应该是说——”

“火爆如枪，冷静如同小黄瓜。有个认识他俩的家伙灵感大发，把成语都来个颠倒用。那人天天吸食大麻，花了二十五年时间练就这等功夫。”

“印度大麻，人类之友。”

“如果他诱我上钩得逞的话，”我说，“我八成就没办法查案了。就算继续查，也没什么公信力了。我会变成口沫横飞满脑子妄想的酒鬼，警察见怪不怪根本不会理我。如果我跑去饮酒狂欢的话，搞不好我会立刻死在现场，要不也会变成不堪一击的软脚虾——醉鬼太容易出事了。他们会跌下楼梯或者地铁的站台，要不就是一脚绊到路沿，摔到马路正中央。他有办法让沙腾斯坦的死看来像抢劫杀人案，让斯迪尔曼的死看来像自杀，当然他也可以找个办法杀了我，又布置出别的假象。”

“那现在呢。”

“他大概正准备玩新的花样。”

“你的下一步呢？”

“想办法找到他，”我说，“在他找上我以前。”

这话他想了想。

“你知道吗，”他说，“有时候我整天坐在店里没事干，可到了最后一秒钟，却跑来一个急件得赶工，搞得我没法和老婆共进晚餐，聚会也迟到大半天。”

“今晚就是这种状况。”

“没错，”他说，“每回都搞得我咬牙切齿想骂人。不过从来没有人为我斟过高档波本，也没有人想送我上西天，所以其实我应该没什么好抱怨的吧。”

我们离开火焰餐厅时，他说：“每次你都特意绕路先陪我走回家。明天是你的戒酒周年庆，我想这回也该换个口味，由我送你回家吧。”

我们抵达西北旅馆时，他说：“咱们聚餐聊天好长一段时间了，我却从来没到过你房间。”

“你想进去看吗？”

“既然我人都到了这里。”

我说：“吉姆，我没问题的。”

“这我知道。”

“马克和我是把房间打理好了才离开。原先还有那么一点波本的怪味，不过走前我们把窗户打开透气，现在应该已经没味道了。”

“也许吧。”

“那人不会再来的。他原先的伎俩失效，他得想个新的花招才行。”

“有道理。”

“不过你还是想上楼看看。”

“有何不可？”

我们一起上楼，我打开房门，里头原封未变，只是比先前冷很多。我关上窗户。吉姆环目四顾，然后走向窗口。“景观挺棒的。”他说。

“景观是不错，”我说，“在我有心情观赏的时候。”

“人生夫复何求呢？这房间很适合你。”

“同意。”

“而且明早醒来的时候，”他说，“你就满了一年。”

“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成就，”我说，“有时候又觉得不然。”

“你知道明天你还要面临什么吗？又一个需得保持清醒的日子。光做到这点就是很大的成就。”

“我知道。”

“说穿了，戒酒靠的就是清醒一天算一天，无须做长远打算，如果你天天都做到了的话，就可以达到长久清醒的目标。你知道要怎么做才能体悟这当中难以捉摸的差别吗①？”

“怎么做？”

“别喝酒，”他说，“而且也别死掉。”

我告诉他我会看着办。

他离开后，我觉得单是冲澡绝对不够。我放了一大缸热水，在里头泡到水都凉了才起来。泡完澡后，我全身的肌肉以及颈背的压力都解除了，不过还是没有达到昏昏欲睡的目的。我关了灯躺在床上，新装的床垫感觉有点陌生，当然，枕头也是。两者其实都没什么问题，我很清楚，辗转难眠与它们无关。我睡不着是因为大脑太过活跃。

我爬下床，打开灯。吉姆曾告诉过我一个治疗失眠的处方：阅读《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里有关第七步的章节。“连狂奔的犀牛都会因此平静，”他说，“几年前我用的办法是阅读《在斯万家那边》的第一章，普鲁斯特先生的大作我也只能接触那么多了②。屡试不爽，每回我都睡得异常香甜。第七步的催眠效果颇有拼场的味道。”

我读了前几段，把书摆回架上，并将杰克·艾勒里所写的简恩街双尸案告白书翻出来阅读。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把它搁在一旁反刍起来，一边想着我并没有比先前更困——我是根本睡不着。至少目前是这状况。

我想到飙车马克，想到他其实有些面相我之前根本没看到过。某些人确实是真人不轻易露相，尤其是戒酒的人。我会打电话给他其实纯属巧合：一通别人打给我的电话，让我误以为是他拨的号，我于询问后发现只是误会，他却因此要了我的号码，并把他的号码给我，而我之所以收下其实是纯属礼貌。今早碰到紧急关头时，我身上没带电话本，而我的皮夹里又刚好还留有他的号码，所以才会找他帮忙。这真是最最明智的选择。

一连串的巧合带来最好的结果。

我决定将他的号码抄录到我的本子里。以我目前的身心状态来看，誊录皮夹里各色人等留下的号码对我来说应该不无小补。我掏出皮夹的内容物整理一番，将一叠发票塞进我惯常用来塞发票的雪茄盒，并找到一支细头圆珠笔抄下马克的号码——连同我上一回强迫自己进行这项苦工以后累积下来的其他号码。

工作进行到一半时，有个什么念头仿佛当头甩来。我盯着手中的名片看了半天，把号码抄上本子，又盯着看了一会儿，把名片塞回皮夹。

我拿起杰克的告白书，复习了一遍，这回我注意到头一回阅读时略过的细节。“我姑且称他为 S 好了。”他提及他的同伙时如是写道，S 显然是斯蒂文（Steven）的缩写。接着描述起杀人的过程时，他开始称呼这人为“E.S.”，显然这是平稳斯蒂文（Even Steven）的缩写。

独家马克，我想着。我碰到了马克·沙腾斯坦，另外还有飙车马克，而现在则是独家马克。

他为什么要选这个牌子？

这种波本不是很好卖。我真的想不起何时看过这种品牌的广告；但话说回来，我很早就告诫自己别再注意烈酒的广告。这种酒价位颇高，但比起 Dickle 或野火鸡又要好些，名声自然也没有它们响亮。我并不常点这种品牌。

我上酒馆时，其实并非次次都指明要喝某种品牌。我只会说声想喝波本，要不就是看看吧台架上的各色酒瓶，随口点个外观醒目的品牌。Old Crow, Old Forester, Jim Beam 或者 Jack Daniel’s。我点某些波本，是因为我喜欢该品牌发音的感觉，要不就是酒瓶的设计抢眼。如果我到旅馆对街的酒铺买酒的话，通常带回家的不是时代波本，就是古代牌，或者 J. W. Dant——价位中等且又合用，顺口容易下肚，又浓烈得足以发挥抚慰的功效。

我想起偏好独家马克的是凯若琳·曲珊。她是汤米·狄乐瑞的女友，有一晚她独自跑到阿姆斯特朗饮酒。她住在附近的五十七街，离第九大道只隔几家店面，那栋楼的外观颇有装饰艺术的风格，客厅凹陷，天花板很高。当晚我们俩一开始只是相互抚慰，然后便进展成共享她的床，连带也共饮了独家马克五分之一瓶的容量。

她是在那间公寓里自杀的，凶器是汤米送她的一把枪。自杀前她打了电话给我，我赶到时已经太晚，不过我还是有足够时间使坏：布置现场制造假象。所以汤米·狄乐瑞虽然在杀掉老婆后轻易脱罪，却因杀掉女友进了监牢。

我一边想着陈年往事，一边换上衣服，包括内裤、衬衫、长裤、袜子，以及鞋子。我抓了件夹克走出房门上了大街。我往右转，走到转角，再往右转。

我一路走到先锋，或说先峰吧——随便。这家黯淡的小店还在营业，它隔壁的酒铺自然也还没关门。我大可走进去，凑向吧台坐下来，而那后头的家伙想来应该可以回答我特地准备的提问。

天知道我还会问出别的不知什么来。总之，我要问的问题，他应该会有解答。

①原文 achieve this elusive distinction 有另一层意思：得到这份难以企及的荣耀。

②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所写的经典名著《追忆似水年华》共有七本，每本都厚如砖头，第一本为《在斯万家那边》。

41

可我却转身回家去了。当时是深夜，位于第八大道和四十七街交界处的书报摊已在贩卖早版的《纽约时报》。我抵达旅馆，任由双脚明智地将我带进旅馆大门而非路口。我上了楼再次更衣，把椅子拉到窗口，我坐了一会儿，但没有特意在看什么。

我先前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是因为有个问题想问；我决定转身离开，则因为这是我这一年最接近酒精的一天，而那又是我戒酒满一周年的前一天。我并不想喝酒，我没有这个需要，但过去三百六十四天习得的经验告诉我，目前我有多脆弱，而那间酒吧对我来说又有多危险。

嗯，我是可以打电话求援，找个滴酒不沾的朋友陪我进门提问。但觉得没必要。我可以回家上床睡觉。我的问题明天还是会等在那里。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睡着。我上了床，关了灯，在陌生的床垫上伸展四肢，并把我的脑袋放在陌生的枕头上。

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早餐后我首先便是打电话给丹尼斯·雷德蒙。他人在警局，我打去时他正要出门。我告诉他，我很确定自己掌握了新的线索。他说：“你是说艾勒里的案子吗？因为斯迪尔曼的案子摆明了就是自杀，想翻案怕是难上加难。”

“戴克·雷恩斯，”我说，“还有玛西·康薇尔。”

“这两个名字好像蛮耳熟的。”

“几年以前，”我说，“发生在格林威治简恩街的双尸案。据《邮报》描述，是波西米亚式的爱巢，而且——”

“那个案子我记得，还是悬案，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怎么？难不成你知道凶手是谁吗？愿闻其详。”

“杰克·艾勒里。”

“搞什么。”

“他已经承认了，白纸黑字。”

“而且你还读过了。”

“就在我手里。”

这话他想了想。他说：“想来他不是孤军奋斗一手包办吧。”

“他有个同伙。”

“而且艾勒里找到了信仰，或者随你怎么称呼的什么好了，于是同伙整天担心他会大嘴巴。妈的，我得出去透透气才行。你还记得先前我跟你碰过头的那家店吧，叫吟游男孩。今天下午两点行吗？还有，马修，告白书请你带去好吧？”

我挂上电话，铃声几乎马上响起。是简打来的，她祝贺我周年快乐。我们之间的谈话有点奇怪，因为没说的话把说了的话都淹没了。她说她很为我高兴，还说我这一年用心戒酒非常辛苦，我则告诉她，感谢她从一开始就意志坚定地持续给我支持，我感激不尽。她挂上电话以后，我突然很想立刻回电给她。但我能说什么呢？

我还有几通电话得打，不过铃声马上又响起来，这回是吉姆。他粗哑着嗓音问我头脑是否清醒。我说没问题，算是个奇迹吧。然后他说确实是个奇迹，我要永远铭记在心。接着他跟我贺喜，告诉我头一年最是艰辛。“接下来的每一年也都好不到哪儿去。”

“昨晚你离开以后，”我说，“我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

“所以你就倒出三颗安定，混上一品脱的伏特加吞下去。”

“我换上衣服，出门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

“真的假的？”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酒保。”

“然后呢？”

“我觉得问题可以等，而且我好像不该晚上去。重点是，现在我又要过去了，因为搞不好轮日班的酒保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他没办法的话，今晚我只好第三度上门了。”

“打电话四处问问吧，得找个人陪才行。”

我说我再看看。

阿姆斯特朗酒吧通常十一点左右开门，我到的时候大约已过了二三十分钟。我先前电话讲了一阵子，并匆匆跑到中城北分局的命案组待了一下。绕行至转角以前，我并没有打电话求援，所以我是独自一人踏进酒馆的。空中弥漫着一股还不算坏的烟酒味道。

有两张桌子已经坐了人，吧台一端有个家伙手里护着杯啤酒，正在细细阅读日报。路西安站在吧台后头调配血腥玛丽，我一凑近，他全身立刻僵住。他看到我很惊讶，可是又想掩饰。

“颜色调得很美，”我赞美起他的手艺，“不过我来这不是为了酒。我只是路过，想顺便问个问题。”

“请说，马修。如果我不知道答案的话，也会随口编一个。”

“请问最近有人上门打听我的事吗？”

“打听？没有吧。打听什么样的事呢？”

“比方我以前爱喝什么酒。”

“哪有人这等无聊？不过，几天前你倒是有个老友跑来这儿逍遥。”

“哦？”

“他就坐在这里，点了两杯。酒一送上他就付钱了，还摆摆手不收零。‘甭找了，给你自己买一杯。’你知道吧，这种客人点下一杯的话，我们一定斟得更满。”

“当然。”

“这人第二次来的时候，还是一样。‘甭找了，给你自己买一杯。’然后他就夸起我们来，还说他有个老友以前是常客。”

“而且他还点出我的名字。”

他点点头。不过现在他已走完调配血腥玛丽的流程，正用滤网把酒倒进高脚杯。我原以为是顾客点的，没想到他却啜了一口。“漫长的一晚，”他解释道，“得给自己打气才行。”

“明智之举。”

他再啜一口。“我有个印象是，”他说，“你们一起当过警察。”

“他是警察吗？”

“曾经，我猜。”

“想来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啰。”

“对，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们还没进展到那地步。”

“他长什么样？”

他攒起眉心。“你知道，”他说，“其实我也没怎么注意看。中年人，不胖也不瘦。中等身材吧应该。他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这我记得，好像是尊尼获加红牌，不过我没法儿打包票。”

“而且他还提到我名字。”

“只问了我见过你没，又问说你目前处于戒酒状态，还会上门光顾吗？他说你以前狂爱波本。”

“喔，这点他还记得啊。”

“不过他想不起你最爱哪种波本。”他说。

“是吗？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记得你偏好哪种，但他还是想知道，说是如果要庆祝什么的话，你会点哪种波本。一副他以前知道，现在只需提点即可。”

“你怎么说？”

“我觉得你没特别挑过，”他说，“何况你已经滴酒不沾了，问你以前喝啥干吗呢。可他非要个答案不可，这位慷慨先生，于是我就想起某回有人拍着胸脯大声说，全世界最棒的波本便是某某品牌云云，他说的好像是野火鸡，但也有可能是 Evan Thomas，不过你马上提起另一个牌子，说它比起来可一点也不差。记得吗？”

我摇摇头。

“想不起来是对的，好几年前的事啰。不过当时我印象深刻，一两天以后还亲口尝了一杯，我觉得你是对的。你猜得出是哪个牌子吗？”

“请说。”

他默默地从最上排的架子上拿下答案。独家马克。

他停顿了一两秒钟，也许更短，然后又把酒瓶摆回架子上。

“我给的就是这个答案，”他说，“你认识那人吗，马修？”

“我之前就有个底了，”我说，“听你这一形容，我更清楚啦。”

“不好意思，我最不会形容长相了。噢对，他戴着眼镜喔——希望有帮助。我跟他讲的话没害到你吧？”

“无伤。”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你知道吗，说也好笑。刚才我手拿那瓶酒的时候，还以为你会要我帮你斟一杯呢。”

“真的么。”

“就那么一瞬间。你戒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了。”

“当真？有这么久？”

“老实说，今天刚好满一周年。”

“不是盖的，老天。你知道我刚差点想说什么吗？‘喝杯酒庆祝一下吧。’不过行不通，对吧？”

我赶上了炉边谈话的中午聚会。开场时，我宣布自己戒满周年，照例得到了所有人的掌声。

我坐在那里喝咖啡，听着某人的喝酒史，突然想起路西安舞动着那瓶长颈波本的模样。噢，去他奶奶的，我的脑袋里出现一个声音：咱们为何不尝尝呢，看看滋味是不是跟我记得的一样。

42

我头一回在吟游男孩跟他碰头时，是我先到的；等他的时候，我点了约翰·麦高梅的本店招牌歌《吟游男孩》。这回我早到了几分钟，我放了同一张唱片的反面：

她如同夏日的玫瑰般清丽引人

然而赢得我心的并非只是她的美。

啊不，是她眼里柔情绽放的真与善

让我爱上了玛丽——特拉利的玫瑰……

雷德蒙于最后一次副歌时走进来。他在吧台停步点了杯酒，然后走过来坐下。他带着敬意等着歌曲划上休止符。“天籁美声，”他说，“你知道他死多久了吗？”

“没概念。”

“我只知道，在我知道有他这号人物时他早就作古了。我妈买了他所有唱片——哎，总之加起来一大堆，七十八转的黑胶，全收妥在封套里。我好像还可以看到那些玩意儿堆在我家客厅架上的模样。别问我那些唱片如今是何下场，总之这位先生目前还藏身于这台点唱机里头，而且声音仍旧清亮如铃——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啰。”

他喝下一口酒，将杯子放回桌上。我面前摆了瓶可乐，但我没有多大意愿喝它。他说：“你拿到了什么好东西？”

“真不是盖的。”他说。他把杰克的告白书卷成一个卷轴，拿着它敲敲他现在已经净空的杯子的顶端。告白他已仔细读过两遍，我们也聊了一阵子了，现在他又重读了一遍。“看来咱们大致可以确定，写的人是他没错。局里应该有他的笔迹档可以拿来比对。当然地检署总是可以找到一名鉴定专家信誓旦旦地宣告说，这不是他的笔迹，因为各位看官请瞧瞧，所有右撇的角度是如何不同吧。而且这还是假设咱们可以让这份文件上法庭成为证物为前提呢——这点我可不敢打包票。你是在他房里找到告白书的吗？”

“用胶带粘在某抽屉底端。”

“当初如果我们知道有这玩意儿可找的话，应该是会发现的。不过我们不知道。你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斯迪尔曼去找杰克的管理员要他的遗物，但发现已有人捷足先登。”

“你以为是我。”

“我想应该是你吧。”

“如果当初我们把这案子列入较高优先级处理的话，”他说，“你搞不好就说对了。不过那时我已经翻遍了整个房间，啥也没瞧见。”

“嗯。”

“所以那人不是我，”他说，“也不是我的搭档，也不是任何戴着警徽的人。应该是凶手，进房察看他有否漏拿什么。”

“没错。”

“果真有吗？”

“我想那里应该有杰克的第四步报告。”

“你说了他跟斯迪尔曼已经讨论过。”

“对，当时他说了他曾失手杀人，”我说，“但他没讲明死者身份，也没说发生在哪一年。我觉得他为了让良心过得去，也许曾写下一份更详实的自白书，所以才会到他房间试运气。”

“如果找到的人是我，”他说，“对案情的发展会大有帮助。”

“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有那东西可找，何况——”

“如果你有叫我结伴去，”他说，“而我们果真也一道去了他的房间，一起发现自白书的话，对案情会大有帮助。可是搞半天，你却是单打独斗，贿赂管理员让他睁只眼闭只眼，跑到于法你不可出现的场所，还搜走了一份你说你于某特定时间在某特定地点发现的文件。你讲的话我当然是全部买单，不过决定文件能否当成证物的人可不是在下我。”

“我知道。”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看——”

“我明白。”

“说穿了，那份文件又能证明什么？我们只知道有个人生前写了份东西，声称他和他的同伙杀了两个人。他连同伙的名字都没讲呢。”

“的确。”

“平稳斯蒂文。所以是个叫斯蒂文的家伙。”

“我找了个朋友帮忙，查到几份档案列出的假名和绰号，不过没斩获。”

“是有可能列在某份名单上，”他说，“不过那又怎样呢？比方说，总有大笔现金或毒品或者重价赃物摆在哪个证物柜里头，但是全都有可能永远不见天日啊。平稳斯蒂文，”他摇摇头，“想来你知道这人是谁啰。”

他仔细研究起我递给他的名片。“上头写说他是你在泽西城的朋友。”

“只对了一半。”

“不是朋友？”

“我跟一个认识他的记者谈过。他常在法院闲晃，很懂得做人情，帮忙打点。”

“这种人多得很，”雷德蒙说，“绝对不是濒临绝种的动物啦——尤其在泽西城。上头说他叫范恩，跟斯蒂文有啥关系呢？”

“他母亲给他取名叫艾范德，”我说：“他把名字切到只剩范（Van），然后又多加了个 N 变成范恩（Vann），免得别人误以为他姓范史蒂芬斯。”

“是啊，要不人家会以为他是荷兰裔，姓范史蒂芬斯。”

“印象里，在他把名字切到只剩范之前，好像先是只去掉德（der）变成艾范（Evan），”我说，“不过我不很确定。”

“艾范·史蒂芬斯（Evan Steffens）。”他缓缓点着头，“从这个名字变成平稳斯蒂文（Even Steven）倒是挺合理的——发音够像。”

“杰克写到这段往事时，”我说，“先是说姑且称他的同伙 S 好了，于是整篇告白他就一直沿用这个代号。不过到了结尾，他却称他为 E.S.。”

“有可能代表平稳斯蒂文（Even Steven）。”

“问题是绰号哪有人会用缩写呢？我一想到这点——”

“嗯，你的疑虑我完全理解。暂停一下，我得再点一杯酒才行，刚才那杯已经船过水无痕了。待会儿就要请你把来龙去脉全摊在桌上讲清楚。”

我讲完以后，他的第二杯差不多喝光了。我已从可乐转为咖啡，现在杯子也空了。

“艾勒里戒酒以后，”雷德蒙说，“想要带着无愧的良心面见上帝，所以他会想到自首，打算把爱巢命案的罪一肩扛下。”

“未必是这样。他连自己的辅导员都瞒住了，不过他想找个办法弥补他犯下的大错倒是真的。”

“史蒂芬斯怎么会发现呢？”

“在他们两人活动的那种圈子里，话可是传得飞快，”我说。“‘喂，你听说了高低杰克的事吧？这位先生想去找他多年前恶搞过的所有笨驴呢，打算跟他们一个个弥补过错。’或者他搞不好是亲自登门造访史蒂芬斯呢。‘我只是想告诉你，咱们在简恩街犯下的案子可能会曝光，不过甭担心，你的名字我绝对守口如瓶。’”

“如果我是史蒂芬斯，晚上一定还是不得好睡。”

“当然啰。万一他跟哪个戴着警徽的人告解的话，岂不是很快就会全盘托出？”

“就算他没找警察告解，史蒂芬斯还是难逃曝光。如果案子落在我桌上，我首先就要清查他所有的同伙。史蒂芬斯的名字虽然不一定浮现，不过如果你是史蒂芬斯的话，你怎知道自己不会栽进火坑里？”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自保。”

“如果斯迪尔曼没插手的话，他应该可以逍遥法外。落魄潦倒的出狱犯人，独身住在出租房，你也知道这种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总有一天会因为喝多了酒胡言乱语害死自己。史蒂芬斯得跟简恩街划清界限，也绝口不提高低杰克。”

“那当然。”

“所以啰，他原本是可以全身而退，虽然我会不快乐，但问题是漏网之鱼太多啦，很多命案都成了悬案，包括那些根本没被当成命案的命案——格雷格·斯迪尔曼的案子便是其一。在他之前还有过一个对吧？叫沙腾斯坦吗？”

“那案子确是谋杀没错，”我说，“不过会有代罪羔羊受过的。”

“就是那位因多次拦路行抢给抓起来的家伙。他口口声声说，沙腾斯坦不是他的杰作。不过其他抢劫案他全推脱不了，所以等他放出来的时候，应该也是老到没法儿再犯案了，沙案算不算在他头上也没区别了。但对警方来说，沙腾斯坦已经归到他的名下，等于结案了。”

“沙腾斯坦打过电话找我，”我说，“我先前问了他高低杰克的典故，但是他没答案。”

“后来他想起来了吗？”

“无从知晓，因为我没有及时回电给他。我觉得他应该是不知道，但想起了有谁可能知道。”

“史蒂芬斯。”

“沙腾斯坦做过赃物买卖，”我说，“如果他认识杰克，想必也会认识他某些同伙。‘嗨，请教杰克那个绰号是怎么来的？我猜你应该知道，因为你叫平稳斯蒂文，跟他的绰号很搭。’”

“史蒂芬斯要跟沙腾斯坦在他家附近约见应该不难，而要进斯迪尔曼的房间想必也很简单。‘嗨，格雷格吗？我是警察，奉派调查你一个朋友的命案。我跟他的管理员接收了他的遗物，里头有几样东西我想转交给你。’要不就是说杰克有这么本笔记簿，他在里头写的某些话我想跟你谈谈。斯迪尔曼应该会请他进门的。”

“毫无疑问。”

“之后他便来个绞颈功吧，应该行得通，而且不会留下痕迹——因为可怜的狗杂种颈子缠着一根皮带吊了好几小时哪。之后这婊子养的还神来一笔，买了好酒请你喝。”

“由此可证，人如果犯下一桩简单的杀人案之后，”我说，“会堕落到何种地步。”

“你说是叫独家马克？”

“他也许是在我那家旅馆对街的酒铺买的。果真如此，瓶底应该贴有卷标，注明店家的地址和电话，提醒酒客别忘了酒的来处。请再惠顾的意思。”

“不过你没特意去找标签。”

“没错。我闭着眼睛把酒全倒光，把瓶子连同杯子一起掼进废纸篓，纸篓里的东西则全进了运货电梯旁的大型垃圾桶。门房一天会清个几次，现在肯定已经找不到了。”

“也无所谓了。”

“当然。标签又能证明什么？证明有人在对街买了瓶波本吗？他也许买了两瓶，一瓶留给我喝，一瓶用来倒在我床上。我很怀疑对街的店家连卖两瓶独家马克给同一个人的机会有多高。他们应该记得他，但那又怎样呢？他已经是成年人了，想买多少酒谁都管不着。”

“艾勒里的管理员见过他，”雷德蒙说，“他自称警察。是触犯了法律，不过很难证明，因为他也只不过甩开皮夹，让对方自下结论。”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这是很多人都犯的毛病。”

“他没在阿姆斯特朗酒吧亮出皮夹，”我说，“不过轮日班的酒保也觉得他是警察，或者曾经当过。他到那儿是要问他我爱喝什么酒。这也构不上犯罪。”

“没错。这位先生独挑大梁，制造出一桩桩命案。他多年前在格林威治村杀了一对男女，可是唯一的人证已经死翘翘了。死了，是因为这位先生开枪宰了他，不过这桩命案就跟他后来为了遮掩艾勒里命案杀掉的两个人一样，我们既无证据也无人证可以把他揪送法办。依我看哪，我们连他犯过法都证明不了。”

“他破坏私物，”我说，“往一张优质床垫上洒了瓶上好的威士忌。”

“小罪一桩，”他说，“不过他得先违法私闯民宅才能进行破坏，算一算搞不好称得上某种程度的重罪，只是我可能得恶补一下犯罪法的条文才行。我看暂时是不用了，这事情我们手里其实没有半点证据。”

“没错。”

“颇为恼人，”他说，“我真想一脚把这婊子养的踢进死牢。我想为艾勒里讨回公道，是因为正义总要伸张吧；我更想为斯迪尔曼讨回公道，因为他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的确。”

“如果他懂得不要多管闲事的话，脉搏现在应该还在跳。总之，我很想为斯迪尔曼将史蒂芬斯揪送法办。而且啊，如果能将格林威治双尸案算到他头上，我真不知会有多快活。那档子事情想当初是多么的火红，之后却冷到结冰不知多少年——老天在上，如果能把那桩案子结掉的话，我真不知会有多痛快。”

“依我看呢，”我说，“他从来没有进过牢房。”

“这人没有前科记录？不可思议。他跟艾勒里勾搭在一起，同样的鸟事肯定干过好几桩，可是他从来没吞过苦果。”他拿着艾勒里的卷轴自白书敲敲桌子，“事发经过应该跟告白里讲的一样，艾勒里没有理由对自己乱编——”

“没错，他是实话实说。”

“所以史蒂芬斯当时就是冷血枪杀女人，并强迫艾勒里也发了一枪。你说这像从没杀过人的人的行径吗？”

“应该不是头一回。”

“而且那也不是他的收山之作，我们知道的。问题是，你觉得在那之间他到底干过几票呢？这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种。你说多年来他倒是碰到过多少问题呢？”

这问题悬在空中。无法回答，而且余音不散。我说：“你觉得有可行的办法吗？我是说，将他定罪。”

他想了想。“没有，”他说，“我看是没办法。你跟我该是所见略同吧，你不可能还抱着希望。所以，马修，我们在这儿碰面到底是干吗？你干吗打电话找我？”

“我觉得他还没收手。”

“你是说杀人吗？他永远不会收手的——如果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杀人封口的话。不过他暂时应该没有问题了吧。难道还有谁碍着他了吗？”

“哎，”我说，“正是在下我。”

43

当晚我去参加我固定参与的圣保罗教堂聚会，还好我去了，因为前不久我说好要发表我的周年感言。我坐下来，想着自己应该会用老方法讲我的故事，结果我却是从我的最后一杯酒讲起，那杯我想喝却没喝的酒，那杯我点了却留在吧台上的酒。我从那里讲开来，花了近半个钟头聊着这一年来的生活——我戒酒的头一年。

谈话的内容并不重要。有天早上，我参加了一个叫作“午间书店”的聚会，地址在西三十街。他们引介了当天的讲者，他说了自己名字，说他是酒鬼，然后就默默看着我们二三十个等着他开讲的人。他笑一笑，说：“这是你们的聚会。”然后便开放大家讨论。

他规避责任，却没有引发半句批评，事实上，还有好几个人赞美他简化了聚会的程序。后来我跟吉姆提起这件事，两人讨论了各种可能性：他新近讲了太多自己的故事，已经腻到不想重复了；他行事高调，喜欢语出惊人赢取大家的注意；他最近三个月违规喝了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带领聚会，但又鼓不起勇气当众承认。我们又编了好几种情节，一个比一个精彩可信，然后又下结论说其实无所谓。聚会顺利进行，而且也于我无害。我保持了清醒不醉，不是吗？

聚会开场的时候我没醉，收场的时候我也依然清醒。

“实在很难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先前丹尼斯·雷德蒙这么说，“根本找不着证据，铁证或非铁证皆然。我会再查查档案，看看他们曾否把他或艾勒里连上简恩街命案。不过无论这样还是那样，我觉得应该都没区别吧。你知道你可以怎么做吗？”

“怎么做？”

“他喝什么酒？不是独家马克吧？”

“苏格兰威士忌，好像是尊尼获加红牌。干吗问呢？”

“把牌子搞清楚，”他说，“每天寄给他一瓶，连寄一两年——看他需要多久而定。”

“啊？”

“看他需要多久才会变成酒鬼。然后他就可以跟你作伴参加聚会啦，他可以跟着去爬那十二步大名鼎鼎的阶梯，等他不得不动笔写下告白时，咱们即可大举进军逮住他。”

“他写下的告白，我们何从得到？”

“你可以当他的告解神父啊，噢，不过你们用的是不同的称呼。”

“辅导员。”

“就在我舌尖打转呼之欲出。对，他的辅导员。你可以当他的辅导员，然后就可以把他逮个正着。不过辅导员不能通风报信，是吧？”

“没错，这是当辅导员的条件之一。”

“我就是担心这个。好吧，这一来我就没有点子能提供了。当然我们可以在你身上安装窃听器，不过那也行不通，对吧？”

“他不可能说出咱们可以派上用场的话。”

“哎，就算他说了，只怕也登不上法庭。我们心知肚明，只要警察找他进局里问话，他就会大阵仗请出律师对付，如果他跟泽西城的政治机器挂了钩的话，他肯定知道该找哪个律师助阵。就拿那桩双尸案来说吧，他是逍遥法外多久啦，十几年总有吧。现在又有两三个命案他都可以不用扛。这你看得下去吗？”

“看不下去也得看。”

“在下亦同。警局待了几年以后，你会发现不管什么鸟事你都看得下去了。”他的眼睛眯起来，“不过后来你请辞了，对吧？得过金质警徽，却又退回去，我猜你是发现了什么看不下去的鸟事了。”

“我请辞跟工作无关。”我说，“如果当初你问我的话，我会同意你的说法，因为那时我搞不清症结所在。后来我参加戒酒会，发现很多人讲的故事都有个共通点：搬家。这人搬到加州，是因为纽约带来问题。他又搬到阿拉斯加，因为加州带来问题。说穿了，他自己就是问题的来源。他搬到哪里，这个问题就跟到哪里。”

“所以当初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啰。”这点他想了想，“嗯，而现在你成了平稳斯蒂文的问题，对吧？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跟搬家无关。咱们倒是怎么才能让你逃过一死呢？”

“这点我一直都在想着。”

“走到这步田地，我连警方的保护都无法提供给你，搞到后来肯定会是笑话，对吧？我们指派几名警察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他们也都尽忠职守一切平安，于是我们又指派他们别的任务，然后你就又回到眼下的处境啦，因为那人聪明机灵而且耐性十足。要他等多久，他都无所谓。你有枪吗？”

“没有。”

“你知道，如果你有一把没登记的武器——”

“我没有。”

“总之，如果你碰巧有机会拿到一把的话，也许随身携带会是个好主意。事实上……”

他的声音渐说渐小。我看着他，扬起眉毛等着下文。

“我们做一个假设，只有我俩在场听到：如果有人立意要杀我，我又知情，但偏偏他妈的又奈何不了他，嗯，那我就只能采取一种手段了——懂我意思吧？”

“这点我是想过。”

“另外，”他说，侧头看着旁边，“如果咱们这位朋友发生不测，而警方又怀疑到你身上的话，我可不会记得这场谈话。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谈话我都会忘光光。”他的眼神碰上我的。“只是给你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他说。

我没枪，不管登记过的没登记的一律没有。想找到一把并非天大难事，所以我便思索起来。但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想法。

聚会结束后，我在火焰餐厅耗了一个小时，又跟吉姆私下聊了一阵子，最后回到我的房间继续思考。那人正在某处逍遥，如果他目前还没有思量起我的话，嗯，再过一天或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他总会把念头转向我来。

我是他的问题。而且我知道他会诉诸何种方法解决。常言道，如果你的工具是把铁锤的话，那么任何问题看起来都会像是钉子。

我躺在黑暗中，想着我是否心存恐惧。没错，我是害怕，但并非怕死，不完全是。如果我一年前死了的话，如果我是烂醉而死的话，那才叫走得好惨。不过如今我已避开酒精一年，虽然还没有兴高采烈到想要大肆庆祝，但这可不表示我毫不珍惜这种成就。现在我就算挂掉也无憾恨，那美好的胜利没有人能够夺走。算是小有安慰吧，我想。总比了无慰藉要好。

我在怕什么呢？思量再三以后我才想到，我怕的其实是，分明有解决办法但我却苦思不出。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阳光普照，隔壁房间有人在听广播。我听不清内容，不过主持人的热情倒是传送到了。我冲了澡刮好胡子并换了衣服，我的邻居不知何时已经关掉了收音机。太阳仍在普照。我觉得这会是个不坏的日子，我知道应该如何度过。

我想吃早餐，不过首先我找到了范恩·史蒂芬斯的名片，拨了他的号码。他接听时我颇惊讶，我本以为只要在录音机上留言就好。他说声你好，我则说：“你大概知道我是谁吧。”

“有可能。”

“前几天你买了酒请我，”我说，“我一直没找着机会跟你道谢。”

“你的声音有点耳熟，”他说，“不过你讲什么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讲的话有时连我自己也摸不着头脑。总之，我觉得我们应该面对面聊聊。”

“哦？”

“通通风①。”

“好主意。通风以后，呼吸就没那么困难了。你有可能觉得这话是从幸运饼干里抄袭来的，不过我必须很骄傲地说，这话是我自己想出来的②。”

“佩服佩服。”

“当然，如果孔老夫子能想到，那他就抢先了。你想跟我碰头吗？时间地点呢？”

我们约了下午三点在自然史博物馆碰头。我早早就到了，等在一座恐龙骨架的旁边，他则是准时出现，穿了西装打着领带，手臂上挂了件长外套。他的眼镜雾蒙蒙的，于是他将外套递给我，拿出一方手帕清起镜片。

我心想，如果外套口袋里有枪的话，会显得更重吧。不过我原本就没预期他会带枪。他应该考虑到我们会设局逮他，如果带枪的话，到时他就得费神辩解了。

他将眼镜戴上，透过镜片朝我眨眨眼，并将他的外套拿回去。“谢谢。”他说。他漫步走向最近的那只恐龙，开口道：“你好，老弟。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也没变。”

“老朋友？”

“我女儿喜欢这些家伙，”他说，“可别问我原因。我每隔一个星期天都会带她到这里看恐龙，顺便也看看其他单亲老爹。不过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啰。”

“想来她已经看不上它们了。”

“原本是有机会看不上的，”他说，“可是有一回她妈妈带她到加勒比海避寒。那里有座岛叫莎巴，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要去那里，得从另外一个岛搭飞机才行。我忘了是哪个岛。莎巴是火山岛，所以岛就是山，山脚有片海滩。每隔一阵子，就会有架飞往那里的小飞机撞上火山。”

这当口我能讲什么吗？我想不出能讲什么。

“离婚程序还没走完，”他说，“所以名义上我是鳏夫，还有个死掉的孩子，好像没有一个专门的词可以用吧。从某个角度来看，确实是惨事一桩，不过也不用为这种事哭天抢地。因为她已经大到快要不爱恐龙了，摊在我和她前面的是他妈一大片无话可说的未来。总之，这下子她就省得要受那种苦了，我也一样。”

“这倒是个面对死亡的新鲜角度。”

“是吗？如果你戴了窃听器的话，不妨逐字把这感人的小故事写下来，拿给心理医生看。天知道他们可以推出什么结论来。”

“我没戴窃听器。”

“哦？也许你有戴，也许没有。如果你年轻一点又标致些的话，我可是会搜身的。我是说，如果你是女孩儿的话。老范恩可不是怪叔叔喔。”

“听了叫人好放心。”

“不过搜身对我有啥好处啊？那又能证明什么呢？如今搞谍报的，新发明的小玩意可是愈来愈多也愈妙，比方可以藏着迷你通话器的圆珠笔。而且前几天我还听说，有种录音器只有阿司匹林药片大小。你吞下药片，然后它就会把方圆二十码内的谈话连同你的肠道咕噜声一起录下来。当然到头来你得在自己的大便里翻捡字句呈报上级，不过那些个小丑原本就是在做类似的狗屁事不是吗？来，咱们出去吧。这儿讲话不方便，又不许抽烟。难不成他妈的恐龙会在意你抽不抽烟吗！”

①原文为 to clear the air，另有个意思是说清楚讲明白。

②美国的中餐厅供应的幸运饼干，内部中空，拨开后可抽出一张印有中国名言、古谚的纸条。

44

我们一踏出门外，他便点上烟。我们穿过中央公园西沿大道，再走了几百码路进入公园。史蒂芬斯研究了三张板凳椅，又一一否决，原因不明。之后他找到一张他喜欢的，拿起先前他用来擦眼镜的手帕抹起来。他一屁股坐下，我没费事擦拭便在旁边坐下来。

“你找我是有话要讲，”他说，“我就听听你要讲的话吧。我就坐在这里听。”

我从外套口袋掏出三张纸，摊开来交给他。

我已到了阅读时戴上眼镜会比较舒服的年纪了，尤其是字号很小或者光线太暗的时候。史蒂芬斯刚好相反，他整天都戴着眼镜，阅读时却要摘下来。我将杰克的自白交给他时，他已拿下眼镜，但读完后他并没有立刻把眼镜戴上。他只是默默看着远方。

对面可以看到树，叶子大半落了。荒凉的歌场，某诗人曾如此写道，但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也不记得这首诗的全貌。

他说：“这是复印件。”

“没错。”

“有原稿吗？”

“藏在隐秘处。而且我们还有备份复印件。”

“藏在另一个隐秘处，我敢说。”

荒凉的歌场，曾是鸟儿鸣唱的地方。整句应该是这样，不过前文或下文到底是什么呢？作者又是谁？

我注意到他已经戴回眼镜了。有那么一下子，我以为他打算把杰克的自白书还给我，不过我搞错了。他把文件折起来放进自己口袋，点起一根烟。

荒凉的歌场。到底是鸟儿还是群鸟？不管一只或者一群其实都说得通。他用了“鸣唱”这个词吗？

“任谁都会质疑，”他说，“这份告白的真实性到底有几分。”

“难讲。”

“难讲？根本没法说。文字倒还不错，这点不容置疑。我是说他的遣词用句、他的文笔，叙述还颇通畅——我可不是在讲他的笔迹。”

“当然。”

“除了修女以外，妈的又有谁在乎笔迹来着①。文笔通顺易读，但读着读着还真会纳闷，到底他有没有添油加醋或者乱写一气。”

“这点确实难说。”

是群鸟，我定案了。一定是。如果一燕无法成夏②，那么要组成歌场当然需要多只鸟儿。

“这位同伙他称为 S。果真有这个人吗？搞不好只是杰克想象出来的人物。”

“有可能。”

“搞不好 S 代表的是自我（Self）吧？是他自己决定要让那个女人毙命，因为她是目击者。说什么 S 双手握住他的手逼他开枪，听起来是很像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杰克当时一下分裂成两个人，坏人要好人做出他不耻为之的事。”

荒凉的歌场。是济慈吗？我得查查《巴雷名人语录大辞典》才行。《巴雷》一书只消翻阅两分钟，便可得知是哪个诗人哪首诗。之后也许再花几个钟头查阅另外一些我只记得片段的诗啊词的以及其他。

简有一本《巴雷》，有时她在厨房忙碌，或者兴致一来摸弄起她“进行中”的作品时，我会信手翻阅一下打发时间。

或许我该到旧书街去买一本自己用，总比再找一名拥有这本书的女友来得容易些吧。

“而且就算真有这么一个 S，”他说，“我看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自白的人还在人间，可以证明自己写的句句属实，那又另当别论，不过眼下这份文件只是自说自话完全没有支撑，我看应该没有人会因它入狱，您说是吧？”

“呃，”我说，“你这结论的前提是这份告白没有别的文件支持——你错了。”

“哦？”

“我们有份或许可以称之为有解读功能的文件，白纸黑字指认 S 先生的身份，并告诉我们打从双尸案以后他所有的行踪。”

“执笔者另有其人。”

我点点头。

“是手稿吗？还是副本？”

“笔迹跟你刚看的那份文件落差很大，”我说，“不过诚如你所说，谁管他妈的笔迹啊？”

“只有修女在乎。”

“没错。”

“而且在乎的修女其实不多。总之，你说了笔迹并不怎么样，而内容呢应该大半都是猜测吧。如果执笔人能够证明自己所言，他不必大费周章写出一堆垃圾吧。”

“其实 S 有可能关在大坟③的某间牢房里。”

“假设有这么个 S 的话。”

“没错。”

他又点根烟，抽了几分钟，朝对面的群树上喷。也许他的脑中也在反复吟唱同一诗句吧。荒凉的歌场。也许他知道那首诗的全貌，还有诗人的名字。谁知道别人的脑袋里头在转什么呢？

“你想要怎样，马修？”

“继续活下去。”

“那就活下去啊，难道有谁阻止你不成？”

“S 也许想小试身手。”

“如果他动手的话，那两份文件——主题神似然而笔迹不同——会落入具有官方身份的人士手中。应该是这样没错吧？”

“对。”

“不过如果你没出事的话——”

“文件就会待在原处，而 S 也可以继续活下去。”

“活着其实不坏。”

“我有同感。”

“话虽如此，”他说，“但是没有人能够长生不死。”

“这我听人说过。”

“我倒也不是在诅咒你啊什么的，老天在上，但你有可能死于什么疾病之类。”

“希望如此，也算寿终正寝是吧。”

“果真如此的话——”

“还是跟有人朝我的嘴巴和前额各打一枪的结果一样，”我说，“那两份文件会转交出去。不过到那时你可能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怎么说？”

“你比我大三岁，你比我重多了，而且你又爱抽烟是吧？一天三包有没有？”

他才从烟盒里掏出一根，这一听他又摆回去。“我考虑过少抽点。”

“这辈子试过吗？”

“试过几次。”

“运气如何？”

他把烟盒塞回口袋。“也许以后会比较走运吧，”他说，“请问你的重点何在？”

“你体重过重又抽烟，你还喝酒。”

“喝得不多。”

“比我多多了。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的重点是：你有可能比我早死，如此一来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但如果到头来你活得比我久的话，你就有足够的时间来担心某些在法庭里想必站不住脚的指控。”

“天哪，”他说，“如果你开始破戒喝酒的话，结果会是如何？”

“这种事最好不要发生，”我说，“对我俩都不好。如果下一回你忍不住又想买一两瓶独家马克的话，务请自己喝下为妙。”

“我就知道妈的波本是个烂主意。问题是这点子太迷人，我挡不住诱惑。你走进门，桌上放了个杯子，旁边是一瓶酒。我觉得应该可以造成冲击。”

“这点你是对的。”

“对你有影响吗？你受到诱惑啰？”

“你有恐高症吗？”

“恐高？妈的这又跟啥扯上关系啦？”

“我只是想知道。”

“搭飞机我是不怕。在密闭空间里，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不过如果在户外，什么高楼的阳台，或者悬崖边——”

“那就不一样了。”

“很不一样。”

“我的状况差不多。你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吗？我担心自己会想跳下去。我不想跳，但我怕我会忍不住。”

这话他听进去了。他点点头。

“当时我并不想喝，可是酒摆在桌上，我怕我会想去喝。我担心自己会起了克制不住的冲动。”

“可是你没有。”

“对。”

“如我所说，那天我出了你的房门思量起来，马上想到那个主意还真烂。不过我们都还在，对吧？我们都存活下来了。你知道，墨西哥人有个词来形容这个。”

“哦？”

“形容咱们的情况。我不知道英文是怎么说的。妈的墨西哥人会把这称作僵局④。”

他掏出他那包烟，甩出一根放进嘴里。“妈的少抽点，”他说，“老子干吗要少抽点啊倒是？”

我跟吉姆谈到这段对话，他仔细聆听并想了想，然后说：“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

“应该。”

“你不用再担心那个家伙了？他知道没有理由要杀你？”

“而且有很多理由不能杀我。”

“所以天下从此太平啰。”

“想来如此，”我说，“如果我们闭眼不想那婊子养的杀了五个公民还能逍遥法外的话。”

“就算逃过法律制裁，也逃不过良心的制裁吧。”

“我不觉得他会良心难安。我不觉得那人有良心。不过报应总是逃不了吧。”

“据说如此。”他伸手拿起茶壶，再次为我俩的杯子斟满茶。“茉莉花茶，”他说，“啜第一口时觉得惊喜，喝到第三杯时，就会怀念起喝惯了的绿茶。马修，不管这家伙为什么要跟你保持距离，总之只要你安全就好了。希望你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

“满意，”我说，“如果能把他绳之以法，我会更舒坦些。要是他能再试一次，并在过程中被干掉，我也会很高兴。总之我还算满意。这一提，我倒想起了一件事。”

“哦？”

“这事我常摆在心里，”我说，“我觉得佛陀讲的全是屁话。不满现状是人类和禽兽唯一的分际。”

“你是什么时候得着这个启示的？”

“刮胡子时。”

“你刮伤了自己，所以——”

“不对，重点正是在于我没刮伤自己。我用的是新式的双刃刮胡刀，可以刮得更利落更清爽。这玩意就像鸳鸯大盗一样，一刃负责压胡子，另一刃负责刮。”

“很像广告的文案。”

“我还真得说这玩意比我上一把要好用，而上一把又比上上一把棒。记得多年前我看我父亲刮胡子时，他用的是安全刮胡刀——原始版吧。而他的父亲用的想当然耳是普通刮胡刀。你知道刮胡刀为什么每隔几年就会往前跨一大步吗？还有汽车，以及所有现代生活里用到的各种便利小用品？”

“愿闻其详。”

“不满现状，”我说，“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人胡子刮到一半受不了，一把甩掉刮胡刀，嘟哝着应该会有更好的。于是他就四处搜找并且果真找到了。”

“这么说来，不满现状便是发明之母啰——而我一直以为需要才是发明之母呢⑤。”

我摇摇头。“没有人会需要一把双刃刮胡刀。没有人会需要一辆时速六十英里的汽车，或者坐飞机横过天空。”

“你的推理好像有点问题，”他说，“不过我还不至于不满到想要研究问题出在哪里。总之下回碰到佛陀的时候，我会当面纠正他的错误。”

“呃，你想找他的话，”我说，“参加莫拉维亚教堂午夜时分的聚会准没错。”

①美国某些教会学校的修女对学童字迹端正的要求非常严苛。

②One swallow doesn’t make a summer，英文俗谚，意思是单单看到一只燕子，并不表示夏日已到。

③The Tombs 是曼哈顿许多处监狱的俗称。

④译者遵照作者在书中半开玩笑的指示上 Google 查询，Mexican standoff 照字面翻是墨西哥僵局，和僵局 standoff 的差别在于，前者特别强调攸关生死的戏剧内张力，尤指持枪对峙的两人，杀机一触即发，所以两者都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这个词当然不是墨西哥人发明的，据剑桥辞典指出，典故是来自十九世纪末的澳洲。

⑤英文俗谚，原文是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某天清晨……

“墨西哥僵局，”米基·巴鲁说，“我老搞不清他们为什么用这个词？你搞得懂吗？”

“不懂。”

“如果克里斯廷在这儿的话，”他说，“她会拿出她的 iPhone 上 Google 查，只要眨眼的工夫，她就会找出长长一串答案。这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而且一天比一天怪。二十五年前没有 Google，也没有 iPhone。可是人类从有史以来就爱讲故事。你刚才那故事实在精彩。他后来有再惹麻烦吗？”

“你是说史蒂芬斯吗？就我所知，他一直都待在河对岸没过来。听说联邦调查局后来派出项目小组清查哈德逊县政府里的帮派势力，结果一大票泽西城的政客都坐了牢，不过报上没登他的名字。后来——应该是十几年前的某个圣诞节吧，我收到一张没署名的圣诞卡。圣诞老公公低头看着一盘泡在牛奶里的饼干，一边从他裤子的口袋掏出一瓶酒来。盖的是泽西城的邮戳，我觉得很可能是他寄的。”

“他还活着吗？”

我摇摇头。“他已经走了差不多十年吧。在泽西城出的车祸，凌晨三点，他直冲冲撞上某个桥头，时速七十英里。没有刹车痕，他根本没试着减速。而且他还撞穿了挡风玻璃，想必根本没有系上安全带。”

“是自杀？”

“很难排除这个可能。他肺气肿的毛病已经许多年了，后来医生又诊断出他得了肺癌。他家里应该摆了枪，这人当然也懂得怎么开枪。也许他只是出门开车兜个风，突然起了冲动去撞桥。猛踩油门，狠很往左一拐，留个烂摊子让警察收拾去。”

不知何时，他已将他的酒瓶拿回吧台，取了巴黎水回来。我们就这样坐着，两名老人聊着天喝着水，过了上床时间还不睡。

“总觉得凡事应该都有个完满的结局，”他说，“松脱的线头修剪整齐，打上美丽的结。抓到凶手，绳之以法，大快人心。”

“就跟电视节目一样。”

“其实连电视节目啊，”他说，“偶尔都会来个意想不到的收尾，让坏蛋脱逃。不过你那位被查出身份了对吧？依你看，他后来回到泽西城，有再出手杀人吗？”

“已经无从知晓了。”

“其实无知有可能是一种幸福对吧？谁知道他在格林威治村犯下双尸案以后，又做了什么见不得天日的坏事呢？他搬到河对岸，并在政治圈里找到新生命，问题是，在那个新生命里他是否又为他的枪找到了新用途。”

“不得而知，”我说，“总之到了需要的时候，他还记得怎么用。”

他又喝了些水。“所有那些逝去的时光，”他说，“到底是去了哪里？”

“干脆问那些时光是从哪里来的好了。”

“不过我们从来不问这种问题，对吧？明天永远等在那里，就在地平线上方——直到所有的明天都用尽了。你提到的人，有一些已经过世了。”

“没错。”

“吉姆·费伯。中弹死的，对吧？”

“被当成了我给误杀的。”

“嗯，那是一段黑暗期。那阵子好多人都在这间房里被杀。”

“没错。”

“你会为费伯的死怪罪自己吗？”

“难免。不过我的脑子里会浮现他的声音安抚我，要我省省。”

“喔。还有那个女人——把红褐色头发剪短了的那个。你俩有再续前缘吗？”

“两次，或许三次吧——在简和我最终确定分手以后，在我和伊莱恩重逢以前。唐娜和我聊天时，空气里若是碰撞出火花，我们就爬上她的四柱床温存一阵子。后来她结了婚搬到外地，再后来听说好像离婚了。”

“简则离开了人世。”

“是的。”

“我记得她希望你能找把枪给她。她用上了吗？”

“没有，”我说，“她决定让癌症把流程跑完。只是手边有枪她会比较安心，觉得随时可以主动了结。”

“说来最后她还是找你求助啰。我记得你们早就分手了。”

“她把我的衣物送来，”我说，“我把她的一串钥匙还她，但我们的缘分还没有尽。我们仍然互相关爱，所以还是力图挽回——到后来我们明白确实是行不通。”

“噢。”

“还有哪些旧人呢？我和丹尼斯偶尔会小聚一下，吃顿饭或者喝杯咖啡。有几回接到案子时，我觉得他或许帮得上忙，也打过电话找他。不过后来我们就失联了，想来他现在应该已经退休了吧。”

“和另外那人一样。”

“乔·德肯。我们相处多年后培养出了感情，不过他一直在警界工作，而我没有，所以我们熟识的程度是有限的。目前他在华尔街一家公司当警卫，月薪再加上市政府给的退休金，生活无忧。”

“可是你们不常碰面。”

“不常，没错。雷德蒙喜欢的那家酒吧，叫吟游男孩吧？上回我去的时候，发现已经关了。”

“眼看他楼起了，眼看他楼塌了。”

“是啊，而且叶子总要落的。‘荒凉的歌场’——这是莎士比亚的诗句，出自他的十四行诗。”

“噢。”

“不知道以前我怎么以为是济慈的。吉米·阿姆斯特朗已经死了。他租约到期无法再续，所以搬到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之后他死了，有人接收了他的店也改了店名。这家新开的酒吧有一样我很爱的餐品，是爱尔兰式早餐，全天供应，可后来他们换了菜单，我爱吃的东西也没了。泰瑞莎小馆结束营业，草莓大黄派已是明日黄花，隔壁的杜卡斯父子联营店也收摊了——遗下的空间已由杜安理药局还是 CVC 投顾取代了，我忘了是哪一家。我不知道弗朗西斯·杜卡斯后来怎么了，不知他是死了，还是租约到期。”

“或许他搬到加拿大海边的新斯科舍省，”他提议道，“开始吃起素来。”

“不无可能吧我想。比利·奇根不再帮吉米照顾吧台以后，搬到加州开始制作手工蜡烛。飙车马克娶了个来自杰克逊高地山庄的印度女人，然后搬到纽约州北。帕特南县吧，好像，两人在那儿开了家育儿中心。他保持滴酒不沾，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在圣保罗的聚会里。哈雷机车他还留着，不过这阵子他主要是开 SUV 出门。”

“另外那个也骑机车的人呢？”

“另外——噢，速克达·威廉斯吗？上回听到他的消息，是说他还住在露特罗街享受六○年代的欢愉；信不信由你，那个地段如今是炙手可热。派柏·麦雷许几年前出狱，他们提早放他出来是要让他死在家里。克斯比·哈特去向成谜，不过 Google 应该可以找到他——在它告诉我们‘墨西哥僵局’这种词怎么会冒出来以前。还有什么呢？蒂芙尼多年前就倒了。我说的是雪瑞登广场的咖啡馆，不是那家珠宝店——只要日本观光客继续捧场，他们的生意应该不会断。”

“自然史博物馆呢？那是你和斯蒂文本尊碰面的地方对吧？该馆还在营业吗？”

“听说还在。怎么？”

“因为，”他表示，“总该还有个地方可以收留两只老恐龙吧！”说着他便拿起杯子。里头只剩下水了，不过他还是高高擎起杯子，透着玻璃看着光。

葛洛根的最后一夜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易萃雯，皮建军　译

版权信息

书名：葛洛根的最后一夜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易萃雯，皮建军

书号：978-7-220-11276-8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 录

1. 和马修·斯卡德一起长大

2. 窗 外

3. 给袋妇的一支蜡烛

4.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5. 蝙蝠侠的帮手

6. 慈悲的死亡天使

7. 夜晚与音乐

8. 寻找大卫

9. 梦幻泡影

10. 一时糊涂

11. 米克·巴卢看着空白屏幕

12. 葛洛根的最后一夜

13. 关于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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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劳伦斯·布洛克小说作品十一篇，以及前言、后记各一篇。其中《和马修·斯卡德一起长大》《米克·巴卢看着空白屏幕》《葛洛根的最后一夜》《关于这些故事》四篇译者为皮建军，另外九篇译者为易萃雯。

和马修·斯卡德一起长大

1980年刚过十四岁生日那会儿，我说服父母让我独自搭乘长岛铁路火车前往曼哈顿西五十六街的推理书店。就是在那里，在那间位于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属于奥托·潘兹勒的书店，我邂逅了马修·斯卡德。

和普通书店相比，推理书店的环境颇为吓人。入口处有几级阶梯，推开大门进入后，大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店内一片死寂，没有播放电梯音乐，没有贴心的询问台，也没有别的顾客。只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家伙一声不吭地待在前台，长相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斯蒂芬·金书中的作者照片有种诡异的相似感，令我感到些许不安。要我说，就书店而言，这里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那时我基本都看间谍小说。从踏上前往曼哈顿的处女之旅的那一刻起，我就打算找寻一些别的，但我并不清楚具体的目标。我不得不去前台询问那个阴森的“斯蒂芬·金”，这着实需要勇气。他在专心致志地看书，我猜他一定不愿被来自拿骚县的小孩打扰。

所以我漫无目标地转来转去，直到他的视线暂时从手里的书离开并注意到我。我鼓起勇气开口请他推荐。

“你喜欢看什么？”他问。

我咕哝道：“好多。”

“你喜欢看搞笑的吗？”

“不喜欢，”我说，“我喜欢看上去像真实的故事。”

“那么，”他说，“你也许会喜欢硬汉派。”

硬汉派，我之前从未听过这个词，但听上去不坏，可能是我喜欢的类型。

“好，”我说，“给我一些硬汉派的书。”

他伸手从后面抓了三本书。

“这些是给你的。”他边说边把书给我——《父之罪》《谋杀与创造之时》《在死亡之中》，“作者都是劳伦斯·布洛克。”

我付了钱，赶往宾夕法尼亚车站，坐下一班火车回家。上车后一找到座位，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读《父之罪》。

五十五分钟后，我差点坐过站。

妈妈来车站接我。在回家的车上，我和她没说几句话。我一直在读马修。进门之后，我朝姐姐们点了点头，便径直走向卧室继续阅读。

翻版斯蒂芬·金说得没错，马修·斯卡德的确是我想要的。

我一口气读完了三本。我不知道为何自己会对马修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毕竟我们的人生经历有着天壤之别。当时我还从未喝过酒，也从未杀过人——无论是蓄意还是意外——更未曾和女孩接过吻，但不知怎么，我能理解他。

也许是因为马修身上没有一丝矫揉造作。他想喝酒就喝，想打架就打，要是不想和你说话，他绝不会搭理你。就算你是他的客户，他也不会讨好你，不会对你做出承诺一定能查明真相，也不会向你汇报他的一举一动。

马修决不是无知少年。他知道这个世界实际上扭曲不堪，但这不意味着要向它卑躬屈膝。他会为了情报去贿赂警察，但他不会自欺欺人地做出一副无辜的嘴脸。

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正被迫学着如何向世界妥协，开始明白成人大都满嘴谎言，而马修·斯卡德绝不迎合他人的作风对我而言如同一股清流。他是一个不完美的英雄，而此前我读过的书里的间谍无一不是万能的超人。马修没有死死守着他性格或特性中的某些东西不放。他清楚这一点，也在读者面前承认这一点，而我正喜欢他这一点。

我现在仍然喜欢他这一点。看完《在死亡之中》后，我决定追完整个系列。和少年时代的其他承诺不同的是，这一次我遵守了诺言。幸运的是，书越来越好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劳伦斯·布洛克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和笔下的人物结合在一起。马修在变老，不再喝酒，不再嫖妓，不再……他几乎什么都不再干，只有在他足够在乎或愤怒的时候才会去重操旧业。于是我会再次和马修相遇，尽管我去神秘书店——现在已在市中心——的频率已经大大降低，尽管我看小说的时间也屈指可数，尽管我早已不是当初那名十四岁的少年。

我的儿子已经十五岁。两周前，他首次独自一人坐火车前往华盛顿特区，需要为旅途准备一本书。我带他来到书架前，抽出一本《父之罪》，告诉他：“这是你想要的。”他微微一笑，看上去远远不如我当年兴奋。

书中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马修和米克·巴卢。他俩二十多年的友谊是这个系列的灵魂，也是所有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一段友谊。这是对劳伦斯·布洛克在马修·斯卡德系列中展示的浪漫主义的认可，是对未来和希望的认可，也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容忍、荣耀和真实的认可，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宽恕。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一直待到深夜，这就是宽恕。他们时而侃侃而谈，时而开怀大笑，时而静静坐着，直到第一缕阳光从葛洛根的窗户射进来。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避风港，在那里没人会对你指手画脚或指摘非难。就算堕落也好、有罪也好，我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马修和米克是有缺陷的，同时也是完美的。当我们与他们为伴时，我们坚信自己也一样。

布莱恩·科佩尔曼

窗 外

她的最后一天没有异常之处。她看来有点神经质，心里有点儿事，也可能一点事也没有。不过葆拉向来就是这副模样。

她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当差的三个礼拜，一直都不算是模范服务生。她会忘掉客人点了什么，要不就是搞混这人与那人的餐，而你要结账或者打算再叫一轮酒时，想把她引来桌边还真会搞得你疯掉。在当班的某些时日里，她走起路来如同穿墙而过的幽灵，像是练就了什么玄奥的神游太虚的技巧，魂魄跑到外头浪游却还留着瘦长的身躯继续端送食物饮料，并且抹净空荡的桌子。

不过她的确很努力地试过了。妈的她的确有。她硬是能够挤出一抹笑。有时候是忍着伤痛走路的勇敢笑容，有时候是绷紧下巴不堪一击吞过几片安非他命的微笑，不过日子就是要一天天熬过来的，所以不管哪种笑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阿姆斯特朗大部分的常客她都知道名字，而听到她那一声招呼你总会有种回到家的感觉。当那声招呼就是你仅有的“家”的时候，你会懂得并珍惜它的。

如果说这份工作她做起来并不算理想的话，呃，她当初跑到纽约来可也不是志在于此。没有人会立志要到第九大道的三流酒馆当服务生的，这就跟没有人会立意要变成一个月复一月仰仗波本和咖啡度日的前任警察是一样的道理。这种伟大的命运是当头甩过来的。如果你还年轻如同葆拉·薇特劳尔的话，你会硬撑在那儿想着事情总会好转。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会两手合十祷告事情不要恶化太多。

她值日班，从中午到晚上八点，礼拜二到礼拜六。特里娜则是六点到班，所以晚餐人潮多时就有两个女孩当班。八点一到葆拉无论如何都会准时下班，而特里娜则会继续端送一杯杯咖啡以及波本，再做六个钟头。

葆拉的最后一天是九月下旬的某个礼拜四。夏天的热潮开始退散。那天早上下了场沁人心脾的小雨，太阳一直没有露脸。午后四点我带着一份邮报漫步而入，喝下我当天的第一杯酒，一边看报。八点钟的时候，我正和罗斯福医院的几名护士聊天，她们正准备嚼舌抱怨某位住院外科医生的救世主情结。葆拉匆匆走过我们的桌边跟我道声晚安的时候，我正发出同情的噪响。

我说：“晚安宝贝。”我抬起头了吗？我们相视而笑了吗？妈的，这我可不记得。

“明天见，马修。”

“是啊，”我说，“上帝保佑。”

不过他显然没有。约莫三点时贾斯汀关门打烊，我绕过街角回到旅馆。没多久后咖啡和波本的作用便相互抵消。我爬上床睡觉。

我的旅馆位于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间的五十七街，在这个街区靠上城的那端，而我的窗户则朝南对着街道。我可以从窗口看到曼哈顿尖端的世贸中心。

我也看得到葆拉住的建筑。它位在旅馆对面朝东约莫一百码处，是栋庞然高楼，如果在正对面的话，世贸中心就会给挡到我的视线以外。

她住在十七层楼。四点过后不久，她跳下一扇高窗。她掠过人行道落到离路沿几英尺的街上，刚巧掉在两辆停放的车子之间。

中学物理教过，落体是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等加速度落下。所以第一秒她应该掉了三十二英尺，下一秒则是六十四英尺，然后第三秒是九十六英尺。她掉了约莫两百英尺，因此实际的掉落过程我想应该花不了四秒钟。

感觉上一定比四秒长很多。

我十点到十点半之间起床。我站在柜台前等信时，维尼告诉我夜里有人跳楼。“是位淑女，”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了，“她光溜溜地跑出去。单是那样就有可能丧命呢。”

我看着他。

“落到街上，差点撞上某人的凯迪拉克。车头来了那么个摆饰你会作何感想？这种事不知道保险公司赔不赔。该叫什么你说，天灾是吧？”他从柜台后头出来，陪我一起走到门口。“就是那里，”他边说边指着，“那辆花商的卡车停的就是她坠落的位置。反正已经什么鬼都看不到了。他们拿铲子和海绵把她铲起来，然后打开水管全冲掉了。我来上班的时候，半点痕迹都没留下。”

“她是谁啊？”

“谁知道！”

当天早上我有事得办，办事的时候我偶尔会想到那个跳楼的人。这种人并不少见，而且他们通常是在黎明之前跳的。据说那是最最黑暗的时刻。

午后不久我路过阿姆斯特朗，顺便停脚匆匆进去喝一杯。我站在吧台边四下张望要跟葆拉打招呼，但她人不在。一名脸色苍白名叫丽塔的女孩帮她代班。

迪恩站在吧台后头。我问他葆拉在哪儿。“她今天翘班是吧？”

“你没听说吗？”

“吉米炒了她鱿鱼？”

他摇摇头，在我开口进一步猜谜以前他便告诉了我。

我喝下我的酒。我跟人约好要谈点事，不过那件事突然不再重要了。我往电话里投下十美分取消约会，然后回头再喝一杯。举杯时我的手微微抖着。放下杯子时，我的手稳了些。

我穿过第九大道，在圣保罗教堂小坐一下。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差不多那样。我为葆拉点根蜡烛，也为另外几位逝者点上蜡烛，我坐在那里想着生命、死亡以及高窗。刚离开警界的那段时间，我发现教堂是很适合思考此类问题的场所。

不久之后我走向她租住的大楼，站在楼前的人行道上。花商的卡车已经开走，我检查起她掉落的街面。一如维尼跟我强调的，该处没有留下半点痕迹。我仰了头朝上看去，心想她不知是从哪扇窗子落下的，然后我又低头看看人行道再扬起头来往上瞧，于是我眼前一阵昏天黑地。如此这样一番举动之后，我引来大楼门房的注意，他走到路沿，亟想跟我讨论他们的前任房客。他是约莫和我同龄的黑人，以他那身制服为荣的程度并不亚于海军陆战队招兵海报里的主角。帅气的制服，不同层次的棕，绣着肩章配着闪闪发亮的铜扣。

“真是不幸，”他说，“那么年轻的女孩，摆着大好的前程不要。”

“你跟她熟吗？”

他摇摇头。“她会对着我笑，每次都打招呼，每次都叫我的名字。冲进冲出总像在赶路。绝不会想到她有半点愁。不过这种事很难讲。”

“是很难讲。”

“她住十七楼呢。就算不收房租，我也不会住在离地面那么远的地方。”

“恐高症是吧？”

不知道他听见这句话没有。“我住的地方只要爬一段楼梯。挺合适的。不用电梯也没有高窗。”他的眉头笼上乌云，像是要吐露个别的什么。不过此时有人举步要走进大楼的门厅，于是他便移身过去拦截那人。我再次抬起头，打算一扇扇窗户数到十七楼，晕眩感再度来袭，我只好放弃。

“你是马修·斯卡德吗？”

我抬起头。问问题的女孩非常年轻，长着淡棕色的大眼，留着棕色直长的头发。开朗的脸庞没有戒心，下唇有点抖颤。我说我是马修·斯卡德，然后指指我对面的椅子。她站着不动。

“我叫露丝·薇特劳尔。”她说。

一直等到她说“葆拉的妹妹”时我才恍然大悟。然后我便点点头研究起她的脸看看有什么家族特征。就算有我可也找不着。当时是晚上十点，葆拉·薇特劳尔已经死了十八个钟头，而她的妹妹则是满怀期待地站在我面前，脸上很奇怪地同时混合着坚决和犹疑的表情。

我说：“实在遗憾。坐下来好吧？想喝点什么吗？”

“我不喝酒。”

“咖啡怎么样？”

“我喝了一整天咖啡。他妈的咖啡搞得我直抖。我难道非得点个什么才行吗？”

她快不行了，没错。我说：“不用，当然不用。你什么都不用点。”然后我便截住特里娜的眼神给她警告，她迅速点点头没有过来。我啜着我的咖啡，越过杯缘凝神看着露丝·薇特劳尔。

“你认识我姐姐吧，斯卡德先生。”

“泛泛之交，只是顾客跟服务生的关系。”

“警察说她是自杀。”

“而你认为不是？”

“我知道她不是。”

她讲话时我盯着她的眼睛，而且我也愿意相信她这话是发自内心。她不认为葆拉是自愿跳出那扇窗户的，压根儿不信。不过当然，这可不表示她就是对的。

“你认为事情是怎样呢？”

“她被人谋杀。”她理所当然地说，“我知道她是被杀。我想我知道凶手是谁。”

“谁？”

“凯力·麦克罗。”

“我不知道这人。”

“但也有可能是别人。”她继续说。她点了根烟，默默吸了会儿。“我蛮肯定是凯力干的。”她说。

“为什么？”

“他们住一起。”她皱起眉头，仿佛认知到同居并不足以证明谋杀。“他有这种能耐，”她小心翼翼地说，“所以我才觉得是他。我并不认为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能耐。除非情绪火爆，当然，我想人都难免有失去理智的时候，但要说事先筹算然后把人推出，推出，刻意把人推——”

我把手叠到她的手上头。她的手纤长仿若无骨，皮肤摸起来冰凉干燥。我觉得她就要放声大哭或者崩溃或者怎样了，不过她并没有。她只是没办法说出窗户两个字，碰到要说时她就只能顿住。

“警察怎么说？”

“说是自杀。他们说她取了自己的性命。”她吸起烟，“可他们不了解她，根本不了解。如果葆拉要自杀，她会服药。她喜欢吃药。”

“想来她是服用兴奋剂？”

“兴奋剂、镇静剂、眠可欣、巴比妥酸盐。而且她爱吸大麻，也喜欢喝酒。”她垂下眼睛。我的手还叠在她手上，她看着我们的两只手，于是我把手移开。“那些东西我都不爱。我喝咖啡，这是我唯一的污点，但我喝不多，因为这会搞得我坐立难安。今晚我神经紧张就是因为咖啡。没别的。”

“好吧。”

“我姐二十四岁，比我大四岁。我是小妹，老古板的小妹，不过她倒是希望我一直古板下去。她嗑药喝酒什么都来，可又告诉我不要学她，因为对我不好。我觉得我古板就是因为她。真是这样。倒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而是因为我看到她怎么过活，又得到了怎样的结果，我可不想变成她。她那种活法根本就是跟自己作对嘛。不过同时我又很崇拜她，她永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爱她，老天我真是爱她，我是到现在才发现到我有多爱她，可她已经死了，是他杀了她，我知道是他，这我再肯定不过。”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想要我怎样。

“你是侦探。”

“没拿到执照。只是当过警察。”

“你可不可以……查出真相？”

“难说。”

“我试过找警察谈，就像跟墙壁讲话一样，可我又没办法丢下这事不管。你懂我意思吗？”

“应该吧。可如果我查了以后认定是自杀呢？”

“她没有自杀。”

“呃，假如查到最后我认定是呢？”

这话她想了想。“我还是不需要相信。”

“没错，”我同意道，“我们有权选择信或不信。”

“我有点钱。”她把皮包搁到桌上，“姐妹俩中我是行为检点的那一个，我在公司上班，我也存钱。我身上有五百美金元现金。”

“这一带不适合拎着这么多钱。”

“够我雇你吗？”

我不想拿她的钱。她有五百美金跟一个死去的姐姐，和其中任何一项道别都换不回另一个的生命。做白工我无所谓，不过这样行不通，是因为我跟她都会因此而不够认真。

何况我有租金待缴又有两个儿子得养，外加阿姆斯特朗的咖啡和波本账单得付。我拿了她四张五十元大钞，告诉她我会竭尽所能对得起这份酬劳的。

葆拉·薇特劳尔坠在人行道上以后，十八分局一辆警车收到通报接下了这个案子。车里其中一个警察名叫古兹克。还在警界时我并不认识他，不过离开之后我们倒是碰过面。我不喜欢这人，而且他对我应该也没什么感觉，不过这人还算诚实，能力看来也不差。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找到他，提议请他吃午餐。

我们在五十六街一家意大利餐馆碰头。他点了小牛肉配青椒以及两杯红酒。我虽然不饿，但还是勉强吃下一小片牛排。

他一边嚼着小牛肉一边说：“小妹妹，啊？我跟她谈过话，你知道。这女孩儿白白净净挺漂亮，一个不小心还真会给她迷死呢。说什么也不肯相信姐姐是自我了断。我问她是不是天主教徒，因为有可能是信仰问题，不过她说不是①。总之碰上神父的话，他们肯定要编个说法。这批人可是一流的律师呢，妈的有两千年的实战经验，脑袋不灵光都不行。我个人便是采取同样态度。于是我就说啦：‘听着，你姐囤了各色药物。搞不好她服了些药喝了点酒又吸些大麻，然后跑到窗口呼吸新鲜空气。她难免有点头昏，也许就这么晕了过去，而且十之八九她到死都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且毕竟并没有诈领保险金的问题啊，马修，所以如果她打算认定是意外，我可不想凑到她耳边大叫是自杀。不过档案是这么说的就对了。”

“你已经结案了？”

“当然。这还用讲吗？”

“她觉得是谋杀。”

他点点头。“讲点新的吧。她说是那个麦克罗杀了她姐。麦克罗是姐姐的男友。问题出在姐姐表演空中特技的时候，他正在五十三街和十二大道交界处的一家夜店上班。”

“这你查证过了？”

他耸耸肩。“也不是滴水不漏啦。他进进出出的，有可能干完好事又回去了，不过门的问题可就说不通了。”

“什么门的问题？”

“她没提么？葆拉·薇特劳尔的公寓有上锁，门链也扣了。管理员开锁让我们进去，不过我们还是得请他到地下室拿割链器把链子砍下才行。门链只能从里头闩上，没放下来的话门就只能打开几英寸，所以薇特劳尔不是自个儿射出窗外就是塑胶人②一把推了她出去，然后门链也没放下就呼溜穿过门缝逃之夭夭也。”

“要不就是凶手根本没离开公寓。”

“啊？”

“管理员上来帮忙切断门链以后，你搜了公寓没？”

“我们四处看过，当然。有一扇窗户开着，窗边堆着好些衣服。你知道她是赤条条地下去的吧？”

“嗯哼。”

“可没有哪个魁梧大汉躲在灌木丛里就是了——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

“你仔细搜过那儿了？”

“该做的都做了。”

“嗯哼。搜过床底下？”

“床贴着地，底下没有空隙可以爬进去。”

“衣柜呢？”

他咕咚吞一口酒，重重放下杯子怒目看我。“妈的你是想讲什么鬼啊？难不成你有理由相信当初我们进去的时候公寓有人吗？”

“我是在探索各种可能。”

“老天在上。你还当真相信有人会笨到把她推出去以后还窝在里头不成？我们冲到那楼的时候她八成已经在街上躺了十分钟。如果真有人杀她——这可没发生——不过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撞开门的时候他们应该已经呼啸开往德州了吧，什么钻进衣柜躲在外套后头根本讲不通嘛。”

“也许凶手不想走过门房。”

“可他还是有整栋楼的空间可以躲啊。毕竟那楼总共就只有前门安排了那么个人当保全，请问他能保什么全呢？而且，如果凶手躲在公寓里，难保不会给我们看见吧？这下他要往哪逃呢？只能乖乖上绞架啦，先生。”

“问题是你们没看见。”

“因为他人不在里头嘛。如果我开始看见明明不在的小人儿四处晃的话，就是我该收拾东西走人的时候了。”

他话中有话，带着挑衅意味。我是离开警界了，不过不是因为我看到小人儿。几年前有个晚上我截下一桩酒吧抢劫案，当我追击杀掉酒保的两个凶手到街上时，我有颗子弹打偏了，一位小女孩因此丧命。那之后我并没有看见小人儿或者听到什么声音，并不算有，不过我的确是离开了我的太太小孩，辞去工作，开始接连不断地灌酒。就算我没有误杀埃斯特利塔·里韦拉，事情的发展或许也会是一样。世事多变，万物皆为刍狗。

“只是个想法罢了，”我说，“她的妹妹觉得是谋杀，所以我就想找个方法让她这话说得通。”

“省省吧。”

“也许吧。只是不知道她干吗自杀。”

“他们那种人还需要理由吗？我跑进浴室，看见她的药柜塞像个药店一样。兴奋剂，镇静剂，这个剂那个剂。也许她已经吸得晕麻麻，以为自己可以飞。一丝不挂这就说得通了。你总不能穿着衣服飞吧。这点人人都知道。”

我点点头。“他们有在她体内找到药物残留吗？”

“在她体——呃，老天，马修。她可是往下掉了十七层楼，速度飞快。”

“不到四秒。”

“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没费事告诉他中学物理以及自由落体。“没进行解剖吗？”

“当然没有。你又不是没见过跳楼的人。你在警界也待了好些年，应该知道往下跌那么长距离会变成什么模样吧。你是想弄清楚状况，因为搞不好她身体里有颗子弹，不过谁想往里头看呢？死因是从高处坠落。档案这么说，事实也是如此，拜托别问我她吸了毒没或者有无怀孕等等，因为妈的谁知道，而且妈的谁又在乎呢，对吧？”

“可你们怎么知道就是她呢？”

“她妹妹认过尸。”

我摇摇头。“我是说你们怎么知道要上哪间公寓找？她一丝不挂，身上不会有身份证明。门房也认尸了吗？”

“开什么玩笑，他躲得远远的，还挨到楼边吐了好几斤烂酒。他连自己的屁股都认不出。”

“那你们怎么知道她是谁？”

“看窗户啊。”我看着他，“整栋楼就只有她的窗户打开了几英寸，马修。何况她公寓的灯又亮着，所以很好认。”

“这我倒没想到。”

“哎，是啊，当时我人在现场，我们抬头往上看，瞧见有扇窗开着，里头灯也点着，所以我们首先就是上那儿检查情况。如果当时你人在的话，也会想到的。”

“或许吧。”

他喝完酒，对着手背优雅地打了个嗝。“是自杀，”他说，“就跟那个妹妹这么说。”

“我会的。我进公寓看看可以吧？”

“薇特劳尔的公寓吗？我们没上封条——如果你是这意思的话。你应该可以从管理员手上骗到钥匙。”

“露丝·薇特劳尔给了我钥匙。”

“这不就结了。门上没警方贴的封条。你想四处看看？”

“总得跟妹妹有个交代。”

“也是。搞不好你会找到遗书哟，当时我就找过。一旦找着那玩意，诸位亲朋好友就都有了交代。如果可以由我决定的话，我会想办法立个法明文规定：要自杀就得留遗书。”

“很难执行。”

“简单之至，”他说，“不留遗书者，就得起死回生，继续活下去。”他笑起来。“如此这般这伙人就会哗啦啦写不停啦。我打包票。”

门房还是前一天跟我讲话的那个。他根本没想到要问我的意图。我搭电梯上楼，沿着长廊走到17G 室，用露丝·薇特劳尔给我的钥匙打开门来。只有一个锁。大楼就是这么回事。只要有个门房，不管这人如何不尽忠职守，住户还是住得心安。没有电梯的普通公寓少了看门人，各位房客就算在门上多加三四道锁也还是会在门后住得胆颤心惊。

公寓有种未完成的氛围，可以感觉到葆拉在那儿住了几个月但却一直没把它当成家。拼花木地板上没铺地毯。墙上用红胶带黏了几张没裱框的海报当装饰。公寓是 L 形的套房，L 的底端摆了张贴地的床，四处散着报纸杂志但并没有书。我注意到有《综艺》《滚石》《人物》以及《乡村之声》。

电视机是台小小的索尼，栖坐在一个五斗柜顶端。没有音响，但有几十张唱片，大半是古典乐，零星掺杂了一些民谣唱片如彼得·席吉和琼拜亚以及戴夫·凡洛克（Pete Seeger，Joan Baez，Dave Van Ronk）。索尼电视旁边的梳妆台上有块长方形的无灰痕迹。

我翻找抽屉以及衣柜。葆拉的衣服很多。我认出几套酒吧制服——或者该说我觉得自己认出了。

有人把窗关上了。公寓有两扇活动窗户，一扇在寝区，一扇在客厅，不过卧室窗口前面一排没挪动过的盆栽清楚显示她是从另一扇窗落下的。我心想怎么有人会费事关窗。想到要防雨吧，我猜。蛮合情理的。不过我怀疑这么做其实没什么高深的理由，应该只是类似在尸体脸上盖张布的反射动作罢了。

我走到浴室。凶手有可能藏在淋浴间——如果有凶手的话。

我怎么还是假设有凶手呢？

我翻找医药柜。里头摆着小小的管装瓶装化妆品，但比起床头柜那一大片，这只是小打小闹。另外还可看到阿司匹林以及其他各种头痛药，一管抗生素药膏、一些处方药以及花粉热制剂、一纸盒创可贴、一卷胶带、一盒纱布。几盒棉花棒、一支发刷、几把梳子。一支插在托架的牙刷。

淋浴间的地板没有足迹。当然他有可能光脚。或者他在离开前放了水冲掉痕迹。

我跨步走去检查窗台。我没问古兹克有没有撒粉采集指纹，因为我很清楚没人费事采证。换作是我，也不会多此一举。光是看着窗台于事无补。我把窗户打开约莫一英尺宽探出头，不过俯瞰的晕眩感让我极度不适，我又立刻缩回头。但我没关窗。这房间需要一点对流。

房里有四张折椅。两张折起来靠着墙边，另外两张一张挨着床一张倚着窗。是宝蓝色的抗高压塑料制品。窗边那张的上头堆着衣物。我翻了翻。她有意把衣服堆上椅子，但没有费事折好。

自杀者的心态没人猜得透。这人举枪轰开自己脑袋以前还先穿上燕尾服，那人则是把衣服脱个精光。我赤身来到人世也将赤身离开③之类的意思吧。

一条裙子。那下头是双裤袜。然后是衬衫，下面是薄垫胸罩。我把衣物归回原位，觉得自己仿佛亵渎了死者。

床没有铺。我坐在床沿，越过房间看着一张米基·杰格的海报。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坐了多久。十分钟吧，也许。

在出口处，我检视了门链。进门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到：链子已被平整切开，一半还闩在门上的托槽里，另一半则悬在门框的固定座上。我关上门将两半接好，又放手让它们落下。之后我再次把它们的切口对准。我把托槽那头的链条抽下，走向浴室找到胶带。我走回门边，撕下胶带把链条黏合起来。然后我踏出门外，试图从外面闩上链条，当然我只要稍微施压胶带便立刻滑开。

我再次进门，研究门链。我心想自己的行为委实不可理喻，葆拉·薇特劳尔应该是自行跳出窗口。我再次看看窗台。薄薄一层的煤灰什么讯息也没透露。纽约的空气污脏，几个小时就可以累积出煤灰，就算窗子关上也一样。煤灰不代表什么。

我看着椅子上那堆衣物，然后再次看看门链。我搭电梯到地下室，找着一名不知是管理员还是他助手的男子。我开口要借螺丝起子。他递了个玛瑙色塑料把手的长起子给我。他没问我是谁，也没问我要这东西干吗。

我回到葆拉·薇特劳尔的公寓，把两头的链子分别从托槽和固定座取下。我离开大楼，绕过转角走到第九大道的一家五金行。他们的门链选择很多，但我只要我拿下来的那种，所以沿着第九大道一路走到五十街，问过五家店之后才找着我要的那种。

回到葆拉的公寓后我把新的链条装上，用的是原来那条的固定座。我拿管理员的起子上紧螺丝，然后站在走廊把弄门链。我的手挺大，也不怎么灵巧，不过连我都有办法从公寓外头把链子扣上拿下。

不知道当初是谁安装的，是葆拉或者她前任的房客还是大楼哪个员工，不过那条门链保全的功能差不多就等同于汽车旅馆马桶座上的卫生护罩。单凭它来证明葆拉跳出窗外时没有旁人在侧，呃，只怕是痴人在说瞎话。

我把原来的门链装上，将新的那条放进我的口袋，然后再搭电梯还起子。男人收回了工具，好像颇为惊讶。

我花了几小时才找到凯力·麦克罗。我得知他在西村一家叫蜘蛛网的俱乐部担任夜间酒保。我五点左右抵达那里。酒吧后头的男人手腕虬结下巴戽斗，而且并不是凯力·麦克罗。“他八点才上班，”他告诉我，“而且他今晚不当班。”我问我可以到哪儿去找麦克罗。“他下午有时候会来，不过今天没来。至于你能上哪儿找他，这我可没法说。”

很多人都没法说，不过我终究还是找到一个可以说的。你大可离开警界，但你的言谈举止可没办法不像警察，在某些情况里这是个阻碍，可有些时候却是助力。我在离蜘蛛网一条街的一家酒馆找到一个男人，他已经吸取了教训，知道如果于己无损的话帮助警察绝对错不了。他给了我一个巴洛街的地址，告诉我该按哪个铃。

我走到那栋楼，按了几个不该按的铃后，才有人开门放我进去。我不希望凯力知道我上门找他。我爬了两段楼梯，来到据说是他住的公寓的地方。楼下的铃并没有标注他的名字。那上头什么名字也没有。

他的门内传来喧嚣的摇滚乐。我在门前站了一会儿，然后猛地往门上砰砰敲击，好让声音盖过电吉他。没多久后音乐关小声了。我再次砰敲那门，一个男声问我是谁。

我说：“是警察，开门吧。”这么说有违法之嫌，不过应该不会惹祸上身。

“什么事？”

“开门吧，麦克罗。”

“噢，老天在上。”他说。他的声音听来疲累不悦。“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啊？给我一分钟，行吗？我要穿衣服。”

有时候他们这么说是要往自动手枪里装弹匣。然后朝门板劈哩啪啦连发几颗子弹，如果你还站在门后头的话肯定中弹。不过房内传来的声音中并没有那种刮响，而且我也提不起足够的焦虑闪开身。我把耳朵凑上门板，听到里头传出耳语。我听不清他们在嘟囔什么，也摸不清跟他在一起的是哪款人。音乐声转小了，不过还是足以盖住他们的谈话。

门打开来。他长得高高瘦瘦，两颊凹陷眉骨突起，一副憔悴倦怠的模样。他应该是三十出头，而且看起来也没比这个年纪老多少，不过你可以感觉到再过十年他的面貌会老上二十岁。如果他能活到那么久的话。他穿着补丁牛仔裤，T 恤上绢印了蜘蛛网三个字。店招下头画了面蜘蛛网。一只雄风凛凛的蜘蛛站在网底觍着笑脸，四双手臂伸出一双，在欢迎一只踟躇的美女苍蝇。

他注意到我在注意他的 T 恤，挤出一抹笑。“我工作的地方。”他说。

“我知道。”

“来客厅坐坐吧。小地方，不过好歹是个家。”

我跟着他进去，把门关上。房间约莫十五英尺见方，里头没有半件可以称作家具的东西。地板一角搁了张床垫，沿着垫子摆放了两个纸箱。音乐是从音响流泻出来的，转盘、调音器以及两个音箱沿着远处的墙排成一列。墙右边是一扇关着的门。依我判断那是浴室，而且门的后面有个女人。

“想来是葆拉的事吧。”他说。我点点头。“我跟你们那伙人都讲过了，”他说，“事发当时我根本不在现场。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她自杀前五六个小时。我在蜘蛛网当班，她进门后坐上吧台。我给了她几杯酒喝，然后她就走人。”

“而你继续值班。”

“直到打烊。凌晨三点过后不久，我把所有人都踢出门，等我打扫干净把垃圾拿到街上锁好门窗时，已经快四点了。然后我就到这儿来接桑妮，一起到五十三街的酒吧买醉。”

“你几点到那儿的？”

“妈的我哪知道？我是戴了表，但我可没有他妈的每分钟都查时间。回到这里应该花了五分钟吧，然后桑妮和我就跳上出租车，坐到派西小店门口约莫要耗十分钟。那是一家夜店，我跟你们的人全讲过，拜托你们沟通一下，别他妈再来烦我了。”

“桑妮怎么不出来跟我谈呢？”我朝浴室门点个头，“也许时间她会记得比你清楚一些。”

“桑妮？她没多久前走了。”

“她不在浴室么？”

“不在。浴室里没人。”

“不介意我过去看看吧？”

“有搜查令才行。”

我们彼此对看。我告诉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实话实说。他说他是真人不打诳语。我说我也感觉到了。

他说：“怎么尽找麻烦啊？我知道你们有各样表格得填，可是拜托让我喘口气好吗？她是自己搞丢了性命，而且事发那会儿我根本不在现场。”

有可能在。几个时间点都挺模糊，而且不管桑妮是何许人物，我有八成把握此人的时间感应该跟无尾熊不相上下。今天凌晨他若想抽出几分钟跑到五十七街把葆拉狠狠推出窗外，方法可是不一而足；不过加减算算说不太通，何况我觉得他不像凶手。露丝的意思我明白，她说他有能耐犯下凶案我同意，不过我不觉得他有能耐犯下眼前这桩凶案。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回到公寓的？”

“谁说我回去了？”

“你取走了你的衣物，凯力。”

“是昨天下午。该死的，我总得穿衣服什么的吧。”

“你们在那儿同居多久了？”

他闪烁其词。“我也不算真的住在那里。”

“那你到底是住在哪里？”

“我也没真在哪儿住过。我大半的东西都摆在葆拉住处，而且大半时间我都跟她同住，不过我们算不上真的同居。两个人的个性都不稳定所以没什么来头。总之，依葆拉那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关系也只能越走越远。对我来说，她疯得有点太过。”他的嘴拉出笑纹。“女人是得有点儿疯味，”他说，“不过疯过头可就太麻烦了。”

噢，他是有可能杀了她。逼不得已的时候他谁都有可能杀掉——如果对方变成了一大包袱。不过如果他的杀法高明，技巧高超到懂得布置自杀疑云，出了门还懂得闩上门链，那他应该也懂得要找个滴水不漏的不在场证明。他这种人不像是可以同时工于心计可却又漫不经心的。

“所以你是回去那里拿了你的东西。”

“对。”

“包括音响和唱片。”

“音响是我的。唱片呢，我可没拿走民谣和古典乐垃圾，那些都是葆拉买的。我只拿了我的唱片。”

“还有音响。”

“没错。”

“说来你有收据？”

“谁会留着那种废物啊？”

“如果我说葆拉留着收据了呢？如果我说她把收据跟文件还有作废的支票搁在一处呢？”

“你在唬我。”

“你确定？”

“不确定。不过如果你要那么讲，那我会说音响是她送我的礼物。你总不至于告我偷了音响，对吧？”

“那怎么成？偷取死人财物可是行之久远的神圣传统。而且你还偷了她的药，对吧？她的药柜原本塞得跟个药铺一样，可我上门的时候顶多也只能找到头痛丸。所以这会儿桑妮才会躲进浴室。如果我硬闯进去，那些美妙的丸子就全要冲进马桶。”

“你要那么想是你的自由。”

“而且如果我想要的话，大可以申请了搜索令再回来。”

“就这意思。”

“看来我应该破门而入把你的药丸冲个一颗不留，不过我还懒得耗这力气呢。那是葆拉·薇特劳尔的音响，想来应该值个好几百。老兄你不是她的继承人。拔下插头把它包起来，麦克罗。我要带走。”

“让你拿走才怪。”

“我不拿走才怪。”

“除了阁下的屁股以外你啥都搬不走，讨到搜索令以后再来。有话那时再讲。”

“我不需要搜索令。”

“你不能——”

“我不是警察，不需要搜索令。我是侦探，麦克罗，私家侦探，露丝·薇特劳尔雇了我，所以音响归她。我不知道她要或者不要，那是她的问题。她不会想要葆拉的药丸，你大可以留着自用或者送给女友。妈的你要塞进屁眼也不干我的事。不过那套音响我拿定了，逼不得已我可是会把你的骨头拆掉，而且是边笑边拆。”

“你连警察的身份都没有。”

“没错。”

“你根本没有权限。”他的声音满是惊讶，“你原本说你是警察。”

“要告请便。”

“你不能拿走音响。你甚至不能待在这里。”

“没错。”他搞得我全身发痒。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血在血管里流。“我个头比你大，”我说，“也比你蛮悍，把你打得头破血流我会觉得通体舒畅。我不喜欢你。你没杀她对我造成了不便，因为总得有个凶手吧，如果可以把罪名安在你身上就好了，可你却没干。拔掉插头把音响包好让我带走，要不我可要打得你满地找牙了。”

这话我是当真的，而他也感应到了。他原本打算测测我的底线，不过终究还是想通了。也许音响也没那么值钱。他拔插头的时候，我把他的一箱衣物倒到地上，两人合力把音响装箱。我出门的时候，他说他随时都可以报警说我干了什么好事。

“我看你还是不要的好。”我说。

“你刚说有人杀了她。”

“对。”

“你只是鬼扯淡。”

“不对。”

“这话果然当真？”

我点点头。

“她不是自杀？依警察的说法，我还以为已经定案了呢。有趣。说起来，这样子我倒是比较心安。”

“怎么说？”

他耸耸肩。“我原以为，你知道，她是因为我俩的问题才走绝路的。当晚她到蜘蛛网的时候气氛很僵——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淡，我跟桑妮交往，而她也有了其他男人，我原以为是因为那样她才想不开。原先我还在怪我自己。”

“看得出来你的身心饱受煎熬。”

“我只说了我有负担。”

我没搭话。

“见鬼了，”他说，“什么身心煎熬。搞到那种地步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把纸箱扛上肩，一路走下楼梯。

露丝·薇特劳尔给了我一个欧文广场的地址还有葛玛西公园五区的电话。我拨打这个号码，可是没人接，所以我就走到哈德逊河叫了辆朝北开的出租车。旅馆柜台没有我的留言。我把葆拉的音响放进我的房间，再次试了露丝的号码，然后走到十八分局。古兹克已经下班了，不过柜台职员告诉我可以试试转角一家餐厅，我在那儿看到他跟另一名警察波尔邦在喝海尼根。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帮自己点了杯波本，也为他们俩再点一轮。

我说：“我想请你帮个忙。希望你能把葆拉·薇特劳尔的公寓封起来。”

“这个案子已经收了。”古兹克提醒我。

“我知道，可死者的音响也给她的男友收了。”我告诉他我是怎么跟凯力·麦克罗要回机器的，“我在帮葆拉的妹妹露丝调查。最少我也该确保属于她的东西不要外流吧。现在她还没有心情清理公寓，而房租要到十月一号才到期。麦克罗有那儿的钥匙，天知道还有多少人也有。你得往门上贴张封条，才能挡住盗墓人上门。”

“那就这么办吧。明天行吗？”

“今晚会比较好。”

“那儿有什么好偷的？你已经拿回了音响，里头应该没什么财物了吧。”

“东西总有纪念价值。”

他觑眼看我，皱皱眉。“我打个电话。”他说。他走到后头的隔间。我跟波尔邦闲聊，直到他回来告诉我已经交代好了。

我说：“我还有个疑问。当初你们应该有个摄影师在场吧 ——帮尸体拍照等等。”

“当然。那是例行公事。”

“他也顺便去了公寓吗？拍下室内状况什么的？”

“有啊。怎么了？”

“我想也许我该看看照片。”

“为什么？”

“这种事很难讲。我之所以知道葆拉的音响在麦克罗的公寓，是因为我在她蒙了灰的梳妆台上看到原本机器摆在上头的痕迹。如果你有当初的室内照的话，或许我还可以追查别的失窃物品，帮我的客户跟麦克罗讨回公道。”

“你想看照片就为这个么？”

“没错。”

他瞪我一眼。“公寓的门是从里头闩起来的，马修。上了链子。”

“我知道。”

“而且我们进去的时候，公寓没人。”

“这我也知道。”

“你还是想要无中生有，对吧？老天在上，案子都结了，而结案是因为女孩神志不清自己跳了楼。没事你干吗兴风作浪？”

“没有啦。我只是想看看照片。”

“看有没有人偷了她的避孕器什么的。”

“之类。”我喝光剩下的酒，“反正你也需要一顶新帽子，古兹克。天气变了，像你这样的人总得有顶帽子过秋吧。”

“如果我有钱买帽子的话，搞不好我就会出门买一顶去。”

“包在我身上。”我说。

他点点头，于是我便告诉波尔邦我们马上回来。我和古兹克绕过转角走到十八街。路上我塞了两张十元一张五元给他，总共二十五，也就是警察术语里的帽子价钱。他把钱收好。

他抽出葆拉·薇特劳尔的档案时，我等在他的桌子旁边。约莫有一打黑白照，八乘十英寸高对比度的光面照。大概有一半是以各种角度拍的葆拉尸体。我对这些照片没兴趣，不过还是勉强看了，算是提醒我不要忘记接这案子所为何来。

其他的照片是她 L 形公寓的室内照。我注意到大开的窗户、搁着音响的梳妆台、胡乱堆放着她的衣物的椅子。我把室内照和尸照分开来，告诉古兹克照片我要保留一段时间。他不介意。

他歪着头看我。“有线索了吗，马修？”

“还不值一提。”

“如果发现什么，我会想听。”

“没问题。”

“你喜欢现在过的生活吗？当私家侦探，四处奔波？”

“跟我好像蛮搭的。”

这话他想了想，点点头。然后他便起身走向楼梯，我则尾随在后。

那天晚上我总算联络到露丝·薇特劳尔。我把音响塞进出租车，带到她的住处。她住的棕石建筑离葛玛西公园一个半街区，保养良好。她公寓的装潢不贵，不过看得出家具摆饰都是精心挑选。这地方干净整洁，时钟收音机转到正在播放室内乐的调频。她泡好咖啡，我接过一杯，一边啜饮一边告诉她我跟凯力·麦克罗要回音响的经过。

“我不确定你用不用得上，”我说，“不过他没理由保留。反正用不上你也可以卖掉。”

“不，我会留下。我在十四街买的留声机是二十块的廉价品。葆拉的音响耗资好几百呢。”她挤出一抹笑，“说来我雇你的钱还真是物超所值。是他杀了她吗？”

“不是。”

“确定？”

我点点头。“如果有诱因的话他会动手，不过我觉得没有。而且如果他是凶手，就不可能拿走音响药丸，言谈举止也会不一样。从头到尾我都不觉得是他杀的。碰到这种状况，直觉最为重要。一旦直觉下了结论，通常你就可以找到佐证的事实。”

“那你确定我姐是自杀？”

“不。我很肯定有人帮了她一把。”

她的眼睛瞪大。

我说：“直觉啦主要。不过确实有几个事实可以佐证。”我告诉她门链的事，警察根据门链判断葆拉是自我了断，不过我的实验提出反证，因为链子可以从走廊闩上去。露丝听了这话颇为激动，不过我解释说实验本身无法证明什么，自杀的说法理论上还是可能成立。

然后我便让她看了我跟古兹克要到的照片。我选的照片是葆拉堆放衣物的椅子，窗户只拍到小小一角。我不希望露丝看到窗户。

“这张椅子，”我边说边指着，“我在你姐姐的公寓里注意到它。我想找到当初拍的照片，好确定东西没有被警察或者麦克罗或者哪个人动过。看来衣物一直没有人碰。”

“我不懂。”

“我们假设葆拉褪下衣服摆到椅子上，然后走到窗口跳下去。”她的嘴唇开始打颤，不过她控制得很好，所以我又继续讲下去，“要不她就是先前脱了衣服，之后跑去冲澡或者小睡，然后才走到窗口跳楼。不过你看这张椅子。她没把衣物折叠整齐，也没收好。但她也不是随手把它们丢到地板。女人脱衣服的方式我不是权威，可这样做的人应该不多吧我想。”

露丝点点头。她的脸陷入沉思。

“这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如果她情绪不好或者吸了毒或者满肚子心事，那她有可能是边脱边把衣服丢上椅子。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衣物的排列顺序通通不对。胸罩压在衬衫底下，裤袜压在裙子下头。她是剥了衬衫以后才褪胸罩不用说，所以胸罩应该在衬衫上头才对，而不是下面。”

“当然。”

我抬起一只手。“这算不上证据，露丝。还有其他好几种可能。也许她是不小心把衣服弄到地板上再捡起来，所以顺序才会乱掉。也许哪个警察在摄影师拎着相机上楼以前就拨弄过衣物。总之这算不上有力证据。”

“不过你觉得她是被害。”

“嗯，我觉得应该是。”

“我一直就这么认为。而且我有我的理由。”

“也许我也有吧。不知道。”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我打算四处访查一下。葆拉的生活我不太清楚。如果想查出凶手，我对她的生活得有更多了解。不过案子要不要办下去，还是得由你决定。”

“当然要办下去。我绝不可能放弃。”

“问题是也许查不出真相。搞不好她是因为跟麦克罗谈过以后心情大坏，随便找个陌生人带回家上床，然后他把她杀了。如果碰到那种情况，凶手永远不可能找到。”

“你不会放弃，对吧？”

“我是想办下去。”

“不过会有点复杂。你还得再花些时间。想来你还需要更多开销。”她的眼神非常直接，“我给了你两百，另外还有三百块余钱可以给你。这钱我付得起，斯卡德先生，前头那两百已经是……已经物超所值了对吧——那台音响。等这三百块用光了，呃，就请你再告诉我你觉得值不值得继续查下去。我目前没办法付你更多现金，不过以后应该可以筹出钱。”

我摇摇头。“总额不会高过那个，”我说，“不管我得花费多少时间。三百块目前你还是留着，好吗？以后再跟你拿吧。如果我需要的话，如果我值得的话。”

“感觉不太公平。”

“我觉得很公平，”我说，“而且请不要误以为我是在做慈善。”

“不过你的时间很宝贵。”

我摇摇头。“对我来说不会。”

其后五天时间，我把葆拉·薇特劳尔生命里结的痂一个个剥下来。一个个都证明只是浪费时间，不过时间总在你发现浪费掉之前就已经过去了。而我说我的时间并不宝贵也是实话。我没有更好的事要做，探索葆拉世界的角落则让我有事可做。

她的生命牵扯到的，不只是第九大道的一家酒馆以及五十七街的一间公寓，不只是端送饮料以及和凯力·麦克罗共享一张床。她也做了其他事情。她每个礼拜去一次西七十九街的团体治疗。她每个礼拜二早上到阿姆斯特丹街上美声课。她有个偶尔会面的前任男友。她晃荡的场所还包括附近的酒馆以及东村几家。她做这个她做那个，她来这里她去那里，我保持忙碌把自己拖到城市的东西南北和各类各样的人谈话，想办法得知了不少有关她的事情，以及她所过的生活，但却对把她扔到人行道的那个人一无所知。

在这同时，我也试图追索出她生命中最后一夜的行踪。显然她在阿姆斯特朗轮完班后基本就是直接去了蜘蛛网。也许她先回公寓冲了澡或者换衣服，不过她没耽搁多少时间便往市中心出发了。她约莫十点离开蜘蛛网，我查出她从那里跑到其他两家东村的酒馆。两家她都没有久坐，匆匆喝了一两杯就走人。有印象的人都说她是单独离开的。这点并不代表什么，因为她可能是在街上钓了个人，而这点就我所知在她年轻的生命中是不止做过一次的事情。她有可能在某个街角看到正在晃荡的凶手，又或许是打电话约了对方在她的公寓碰头。

她的公寓。门房是半夜交班，但根本无从判断她是在换班之前或者之后回家的。她在那儿住，她是房客，所以她进出大楼并不会引起特别注意。她每天晚上都有进有出。她最后一次回家时，门口的守卫并没有理由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所以也没有理由会牢记在心。

她有没有带个男人进门呢？两个门房都不确定，所以她有可能是单独回去的。如果有人作陪，她进门时总会比较瞩目。不过这点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有天晚上我特意站在五十七街的另一头，观察对街她那栋楼的大门，发现这位门房并不像午间那位一样对自己的职务倍感自豪。他离开大门的次数跟他站在那里的次数几乎不相上下。就算她被六名土耳其水手架进门，也有可能没人看见。

她跳窗而出时，值班门房是个爱尔兰人，双眼炎红两手布满肝斑。他并没有亲眼看到她着陆。当时他在大厅躲避寒风，听到街上一声巨响才冲出门。

她坠地的那个声响，到现在都没有淡出他的记忆。

“啪的突然那么一响，”他说，“晴天霹雳好大的声音，应该是我的幻觉吧，不过我发誓我双脚真的感觉到了。我发誓她真的震到地底了。我根本摸不着头脑，等我夺门而出这才看到，天哪，她就在那里。”

“你没听到尖叫吗？”

“街上空荡荡的。总之这头没人。没人看到所以没人尖叫。”

“她一路掉下来难道也没尖叫？”

“有人说她叫了吗？我可没听到。”

从天而降时人会大叫吗？电影电视通常都是这么播的。当初还在警界时，我看过几次跳楼后的状况，不过我抵达现场时，空气中并没有尖叫声回荡。另外几回是我目睹我们的人劝导轻生者离开窗台，而且每一次的劝导都发挥了功效，所以我就不必看着落体依循物理定律以等加速度落下的状况。

人有办法在四秒之内迸出某种尖叫吗？

我站在她当初落下的街面，抬头看向她的窗户。我默默数着四秒。我的脑子有个声音在嘶叫。此时是礼拜四晚上，不，该说礼拜五早上。一点钟。我该抬脚拐过转角移行到阿姆斯特朗了，因为再过两个小时贾斯汀就要关门打烊，我得醉到可以入睡的地步才行。

抵达阿姆斯特朗酒馆时，我已经把自己弄到堪称烦闷的地步。我跳过咖啡直接爬进波本瓶子，之后没多久它便开始发挥它该发挥的功效。酒精模糊了我脑子里的阴暗角落，好让我看不到潜伏在那儿的坏东西。

特里娜轮完晚班后加入我的行列，我点了两杯请她。我不记得我们讲了什么。我们聊到了葆拉·薇特劳尔，但只是蜻蜓点水。特里娜对葆拉所知不多，她们的关系仅限于两人每天轮班时重叠的两个小时左右，不过葆拉过的那种日子她倒是略有体验。她自己也曾度过一两年和葆拉类似的生活。如今她对自己的生命多少已经可以掌控，说来葆拉或许也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不过这点我们永远也无从知道了。

我陪特里娜走回家时应该已经近三点了。我们的谈话变得严肃内省。走在街上时，她说今晚很不适合独处。我想到高窗以及暗处里隐藏的恶形，便牵了她的手握住。

她住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五十六街。我们在五十七街等绿灯时，我看向葆拉的大楼。我们的距离远到可以瞧见较高的楼层。只有几扇窗户亮着灯。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灵光乍现。

我向来搞不懂灵光怎会乍现，小小的看见却能引发出重大的体认。答案仿佛轻易浮现。我有了解答，阻难打通，我紧绷的思绪霎时松开。

我跟特里娜说了这种感觉。

“你知道是谁杀了她？”

“也不尽然，”我说，“不过我知道该怎么查了。而且这事可以等到明天。”

信号灯转绿时我们过街。

我走时她还在睡。我下了床静静穿上衣服，自行离开她的公寓。我在火焰餐厅喝了些咖啡吃了个烤松饼，然后过街走到葆拉的大楼。我从十楼开始一路爬，每层楼都停下来查访三四间公寓。许多人都不在家，我一口气巡到顶层的二十四楼，任务完成后我的笔记本已经列出三个可能人选，以及十几间当晚还得访查的公寓。

晚间八点半我按了21G 公寓的门铃。21G 就在葆拉公寓的正上方，隔了四段楼梯。应门的男人身穿 Lee 牌灯芯绒裤，衬衫是白底蓝直纹。他踩着一双深蓝色袜子，没有穿鞋。

我说：“我想找你谈谈葆拉·薇特劳尔。”

他的脸垮下来。顿时我便把三名候选人忘到九霄云外，因为他已然当选。他站在那里不动。我推开门走上前去，他自动退后让我入内。我把门在身后关上，绕过他走向窗口。窗台上没有半点尘埃或者煤灰。一尘不染，洗得干干净净一如麦克白夫人的手④。

我转身向他。他名叫莱恩·波斯曼杜，年纪约莫四十，腰围渐形宽广，深色头发的顶端渐形稀薄。他的眼镜厚重，很难透过镜片读到他的眼睛，不过无所谓。我不需要看到他的眼睛。

“她是从这扇窗户出去的，”我说，“对吧？”

“我不懂你在讲什么。”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灵光乍现的吗，波斯曼杜先生？我一直在想所有那些没人注意到的事情。没有人看见她走进大楼。两个门房都不记得，因为没啥好记得的。没有人瞧见她跳窗。警察得找出哪扇窗是开的才知道妈的她是谁。他们是根据窗户才查出身份来的。

“也没人瞧见凶手离开大楼。问题是这应该有人注意到，而且就是这点引起了我的好奇。单独来看这点意义不大，不过我却是因此才越挖越深。她的身体一扎到地面，门房马上起了警觉。从那个时间点开始，他会记得所有进出的人。所以我才想到也许凶手还躲在大楼里，于是我又想到她是被里头的住户所杀，这样一来一切就都说得通，而我只要找着你就行了。”

我跟他讲起椅子上的衣服。“她并没有脱了衣服往椅子上堆。其实是凶手做的，他把衣物拢上椅子好让人误以为她是在自己的公寓脱的衣服，所以应该也是从她自家的窗口跳出去的。

“其实她是从你家窗口出去的，对吧？”

他看着我。一会儿之后他说他觉得自己最好坐下来。他走到扶手椅坐下。我站着没动。

我说：“她来到你这儿。我想她是脱了衣服，然后你就跟她上床。对吧？”

他犹疑着，然后点点头。

“为什么决定杀她？”

“我没有。”

我看着他。他别开脸后又接住我的眼神，然后又移开视线。“请讲。”我提议道。他转开头。一分钟过去，他开了口。

大致跟我想的一样。她和凯力·麦克罗同居，但跟莱恩·波斯曼杜偶尔还是会上个床。波斯曼杜是罗斯福医院实验室的技师，偶尔他会拿些药回家，她被他吸引或许这是部分原因。凌晨两点过后她跑去找他，两人于是上床。她简直嗨翻了天，他说，而他也吞下一些药丸。这个习惯是他近日开始养成的——与和她来往也许不无关系。

他们上了床，做了那档子肮脏事。之后也许睡了一个钟头之类的。然后她便醒过来开始发癫，歇斯底里搞得天下大乱，他想办法要她静下来，啪啪甩了她几巴掌好叫她清醒，不过她没有清醒，她跌跌晃晃绊上咖啡桌歪了身子倒下去，等他冷静下来走向她时只见她躺在地上脑袋扭得真是诡异，于是他知道她是摔断了脖子，而且脉搏也找不着了。

“我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死在我的公寓而且满肚子毒品，我惨了。”

“所以你就把她推出窗外。”

“我本来要背她回她公寓的。我开始帮她套衣服，但怎么也弄不好。何况就算她穿了衣服我也没法冒险让人在走廊或者电梯撞见吧，我的心很乱。

“所以我就先放下她不管，跑去她的公寓，也许凯力可以帮忙。我按了铃但没人应，我拿出她的钥匙可是门链挡着。然后我突然想到她一向习惯从外头上闩。她让我看过她是怎么做的。这办法我试过，不过我这儿的门链安装正常，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如法炮制。总之我把她家的门链取下，走了进去。

“然后我便有了主意。我回到我家，拎了她的衣物冲回她那儿堆到椅子上。我拉开她家的窗户，出门前先把灯捻亮才闩上锁链。

“我回到我这儿，再次摸了她的脉搏。她一动不动确实已经断气，我已经爱莫能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避开麻烦，所以我——我就熄了灯打开窗子把她的尸体拖过去，然后，噢，老天在上，天哪，我几乎下不了手，不过她的死本来就是意外，我又怕得要死——”

“所以你就把她推出去然后关上窗。”

他点点头。

“如果她的脖子断了那也是坠楼之后的事情。而且不管她体内有什么药物，也是她自己服的，何况他们又根本不会进行解剖。所以你就可以全身而退。”

“我没伤害她，”他说，“我只是保护自己。”

“这话你真信吗，莱恩？”

“什么意思？”

“你不是医生。也许你把她丢出去的时候她已经死了，也许没有。”

“摸不到脉搏啊！”

“你找不到脉搏，那可不表示没有。你试过人工呼吸吗？你可知道她的脑子是否还在活动吗？不，当然不知道。你只知道你想找脉搏但却找不着。”

“她脖子断了。”

“也许吧。请问你有过多少次诊断摔断的脖子的经验啊？何况就算摔断脖子还是有人活过来。问题就在，你无从判断她死了没，可你又太担心自己死活所以才没做你该做的事。你其实应该叫救护车的。你知道理当如此，当时你就知道，可你想要全身而退。我知道有些毒虫放着嗑药过量的朋友不管，就因为他们不想惹祸上身。你比他们高明一些。你为了自保把她推出窗外摔下二十一层楼，搞不好你放手的时候她还活着。”

“不，”他说，“不。她已经死了。”

我跟露丝·薇特劳尔说过，到头来或许她只能抓着自己想相信的不管什么不放了。人们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莱恩·波斯曼杜也不例外。

“也许当时她已经死了，”我说，“搞不好那也是你的错。”

“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你掴了她巴掌想把她打醒。怎么个打法呢，莱恩？”

“我只是往她脸上轻轻拍去。”

“单单甩个巴掌，想让她恢复神志。”

“没错。”

“呸，才怪，莱恩。天知道你的力道有多大？天知道搞不好你狠狠推了她一把？她可不是唯一一个吞了毒的。你说她嗨翻了天。哎，我看也许你自个儿也嗨了一下吧。你睡眼惺忪脑袋昏沉，而她又嗡嗡嗡地在房里飞跑搞得你快疯掉，所以你就甩她巴掌猛推一把然后再甩个巴掌再猛推一把然后——”

“没有！”

“然后她就倒了下去。”

“那是意外。”

“推托之词。”

“我没伤她。我喜欢她。她是好女孩，我们处得很好，我没伤她，我——”

“穿鞋吧，莱恩。”

“干吗？”

“我要带你上警局。离这儿只有几条街，一点也不远。”

“我被捕了吗？”

“我不是警察。”我没透露我是谁，而他也一直没想到要问，“我叫斯卡德，受雇于葆拉的妹妹。想来你应该逃不掉制裁。我要你跟我去警局。那儿有个叫古兹克的警察可以跟你谈。”

“我什么都不用讲，”他说，他想了一下，“你不是警察。”

“没错。”

“我刚说的不算数。”他吸口气，坐直了些。“你什么也没法证明。”他说，“根本不能。”

“也许可以喔。你搞不好在葆拉的公寓留下了指纹。不久前我才请警察上了封条，也许他们会找到你的痕迹。我不知道葆拉有没有在这儿留下指纹。你也许已经擦干抹净。不过总有哪个邻居知道你跟她上床，也许当晚就有人注意到你跑上跑下忙得很，搞不好还在她跳窗以前听到你俩吵翻天。警察如果知道该找什么的话，莱恩，他们通常都会查出真相。难的是知道该找什么。

“不过重点其实不在这里。穿好鞋子，莱恩。这就对了。这会儿我们要找古兹克去，没错就是这个名字，他会跟你说明你的权利。他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这话千真万确，莱恩，你是有那权利。而且如果你噤声不语，如果你找到个称职的律师而且乖乖听话，我想你应该可以全身而退，莱恩。我还真这么想。”

“你干吗告诉我这些？”

“干吗？”我开始觉得又疲又累，不过我还是讲下去，“因为保持沉默对你伤害最大，莱恩。相信我，那样最伤。如果你有脑子的话，你会把记得的事全告诉古兹克。你会自动自发一股脑儿全供出来，而且做完笔录以后你还要念上一遍签上字。

“因为你不是天生的凶手，莱恩。杀人于你并不容易。如果是凯力·麦克罗杀的，他会心安理地活下去。不过你可没丧心病狂，当时你吞了毒处于半疯状态又怕得要死，你做错了事悔恨交加。我今晚一走进这里你的脸就垮下来。你确实可以耍个手段逃过制裁，莱恩，不过到头来你只会制裁自己。

“因为你住在高楼之上，莱恩，离地面只有四秒钟的距离。一旦挣开绞架你就永远没法心安，你永远无法对自己好好交代，然后某个白天或者某个晚上你会打开窗户跳下去，莱恩。你会记起她摔到街面时发出的声音——”

“别！”

我抓起他的手臂。“走吧，”我说，“咱们去找古兹克。”

①天主教有个诫命是不允许信徒自杀，否则万劫不复。

②这名虚构的超人英雄诞生于美国一九四一年出版的《警察漫画》第一集，他的身体可以随意变成各种形状。

③《圣经·旧约·约伯记》中的经文。

④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因为杀人过多拼命洗手。

给袋妇的一支蜡烛

那是个瘦小的年轻男子，身穿蓝色细纹西装，白衬衫的领口端整扣住。他眼镜椭圆形的镜片框着棕色玳瑁。他的头发是暗棕色，短但不算太短，梳理整齐分线在右侧。我看到他走进门，看着他在吧台停脚询问。那个礼拜轮到比利值午班。我看着他对年轻人点点头，惺忪的睡眼甩往我的方向。那人走向我的桌子时，我垂下眼睛，看着眼前一杯掺了波本的咖啡。

“马修·斯卡德吗？”我抬眼看他，点点头。“我叫艾伦·克雷顿。我到你的旅馆问过。柜台那人告诉我也许可以在这儿找到你。”

这里是阿姆斯特朗，一家绕过一个转角便可以走到我五十七街旅馆的酒吧。午餐的人潮已经退去，只除了前头两三个落单的人，他们的声音已经开始因为酒精而浓浊。外头的街上洒满五月的阳光。严寒的冬日漫长难挨。记忆中没有过这么叫人欢迎的春天。

“我上礼拜打过几次电话给你，斯卡德先生。想来你没收到留言。”

我是收到两个留言，搁着没理是因为不知道对方是谁、要干什么，也不想花几美分问出答案。不过我愿意配合他的说法。“是家廉价旅馆，”我说，“留言他们不见得处理。”

“我可以想象。呃，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谈吗？”

“就在这儿谈如何？”

他四下张望。想来他不习惯在酒吧谈生意，不过显然他已经决定要为我开个先例。他把公文包放在地上，然后坐到我对面。新上工的早班服务员安吉拉快步走来问他要点什么。他瞥了一眼我的杯子说他也要咖啡。

“我是律师。”他说。我头一个念头是他不像律师，不过我马上想到他也许处理民事。我当过警察，和刑事律师共处的经验颇多，干这行的可以分成几种类型，而他全都不是。

我等着他讲明想雇我的原因。不过我搞错了。

“我正在处理某人的遗产，”他顿了一下，然后露出一抹似乎经过算计但却友善的微笑，“我很乐于向你报告，你继承了一笔小小的款项，斯卡德先生。”

“有人留钱给我？”

“一千两百美金。”

是谁走了呢？我早就跟所有亲人失去联络。我的父母多年前过世，而我们跟家族的其他人又并不亲近。

我说：“是谁——？”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

我大声重复这个名字。似乎有点耳熟，但我想不起玛莉·艾丽丝·雷菲德是何方神圣。我看着艾伦·克雷顿。我看不清他眼镜后头的眼睛。他薄薄的嘴唇透出一抹淡淡的笑，像是我的反应并未出他所料。

“她死了？”

“约莫三个月以前。”

“我不认识她。”

“她认识你。你应该认识她，斯卡德先生。你或许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的笑容加深。安吉拉已经捧来他的咖啡。他往里头搅拌牛奶和糖，小心翼翼啜了一口，赞许地点点头。“雷菲德小姐死于非命。”他说话的模样像是在演练一句他不习惯讲的话。“她于二月底遇害，作案手法残酷而且原因不明——又多了个无辜的街头冤魂。”

“她住纽约？”

“噢，对。就住附近。”

“她也是在这一带被杀的？”

“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西五十五街。有人在小巷子里发现尸体。凶手连续戳了她好几刀，然后用她脖子上的围巾把她勒死。”

二月底。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西五十五街。丧尽天良的凶手。戳刺勒颈，死在暗巷的女人。我通常都会记住命案，也许是残留的职业病吧，也许是因为人类不人道的行为一直让我诧愕。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留了一千两百块遗产给我。而且有人拿刀刺她把她勒死，而且——

“噢，老天，”我说，“是那个袋妇。”

艾伦·克雷顿点点头。

纽约到处都是这种人。东区，西区，每个区都不缺它们专属的袋妇。有些是酒鬼，不过大部分都不需酒精帮忙就疯了。她们在街上浪游，蹲聚在石阶或者门口。她们在石头上找到讲道词，在垃圾桶寻得宝藏①。她们自言自语，她们对着路人讲话，还有对神讲话。有时她们喃喃低语。有时她们尖声嘶叫。

她们随身携带家当，这些袋妇。购物袋是她们外号的由来，以及最明显的共同标志。她们大半似乎都有妄想症，而她们的疯狂则让她们深信自己的财物非常宝贵，敌人虎视眈眈必须严加防范。所以她们的购物袋永远都不离视线。

中央车站曾经群聚过这样一群袋妇。她们会守在候车室一夜不睡，时不时轮流拖着脚蹒跚走到洗手间。她们很少与人搭话，然而某种群体直觉却让她们可以安然相处。当然她们并没有安然到可以把自己宝贵的袋子托付给别人保管，所以每一个可怜的疯妇在来回于洗手间之时，都会随身扛着自家袋子。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也曾是个袋妇。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附近做起的生意。我从纽约警局辞职并且离开妻儿之后就一直住在这家旅馆，说来也有好几年了。雷菲德小姐这么久以前就来到这一带了吗？我想不起头一次碰面时她是什么模样。她就跟附近的许多城市艺术一样，已经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如果她的死亡不是那么暴力且猝然，我也许永远不会发现她已经不在。

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不过显然她知道我的，而且也对我起了想要馈赠的感情。她怎么会有钱可给呢？

她算是做过生意。通常她都坐在一个木制饮料箱上，周边堆放着三四个购物袋，卖报打发时间。五十七和第八大道的交界处有家全天营业的书报摊，她会去那里买几十份报纸，然后朝西走一条街到第九大道的路口，蹲坐在人家门口做生意。她以零售价卖报，不过也许有人会给她几美分小费吧我想。我记得有几次我拿一块钱买报时也曾挥手表示无须找零。水上的粮②，或许吧；如果她留钱给我是这个原因。

我阖上眼睛，凝神唤出她的影像。是个身材厚实的女人，壮硕而非肥胖。五英尺三四。衣服宽松，不起眼的灰黑两色罩袍，一层接一层的衣物随着季节变化。我记得她有时会戴顶帽子，一只老旧的草帽，上头插了纸花以及塑料花之类。而且我还记得她的眼睛，无邪的蓝色大眼，比起其余的她要年轻许多许多岁。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

“是家产，”艾伦·克雷顿正在说，“她没什么钱，不过她出身不错。巴尔的摩一家银行负责处理她的信托基金。她就是那里人，巴尔的摩，不过她已经在纽约住得久到不知多少年。银行倒是按月寄支票给她。钱不多，才几百，不过她花得不多，主要是付房租——”

“我还以为她以街头为家。”

“不，她的房间设备齐全，就在离命案地点几户人家的街上。之前她住第十大道的另一家公寓，不过大楼出售以后她就搬到现址。差不多有六七年了，从那之后直到死去那天，她都住在五十五街。她的房间月租八十美金，外加几块钱伙食费。剩下的钱不知她都怎么处理。她房里只找到一堆零钱，全塞在一个咖啡罐里。我查过几家银行，没找着存款记录。想必是花光了或者搞丢或者送人了。她那人不太切合实际。”

“嗯，看来是这样。”

他啜啜咖啡。“也许应该关到精神病院，”他说，“一般人都会这么说吧，我想，不过她在外头的世界其实过得不错，一切都还算正常。我不知道她洗不洗澡，也不知道她的脑子怎么运作，不过她在外面应该比住病院来得快活。你说是吗？”

“也许吧。”

“只是少了人身安全，看结果就知道——不过话说回来，在纽约的街头任谁都有可能遇害。”他皱了皱眉，像是脑子里卡了件私密的事想说。然后他说：“她十年前就来过我们事务所，当时我还不在那里。”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的名称——一长串盎格鲁萨克逊的姓氏。“她想另立遗嘱。原先的遗嘱只是一份很简单的文件，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她妹妹。之后几年里，她偶尔会过来加注几个条文，另立款项留给不同的人。到她死的时候，她总共多了三十二个继承人。有一笔是二十块——留给我们还没找到的一个叫约翰·强森的男人。其他款项少则五百多则两千。”他笑起来，“公司要我负责找到所有继承人。”

“她是什么时候把我列进遗嘱的？”

“前年四月。”

我试图追想自己为她做了什么，我的生命和她有过什么交集。一片空白。

“当然可以挑战遗嘱的正当性，斯卡德先生。想质疑雷菲德女士的精神状况其实并不困难，任何亲属都可以轻易达到目的。不过没有人打算提出异议。她的总财产累计起来超过二十五万美金。”

“这么多啊。”

“没错。多年来雷菲德女士收到的钱远比她的财产滋生的利息要少，所以本金快速增长，一辈子下来累积了不少。她追加的个别款项总额是三万八，误差约莫几百，其余的钱则都归给雷菲德女士的妹妹。这个妹妹名叫帕尔玛太太，先生过世，儿女都长大了。她目前住院，大概是因为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吧，而且来日无多。她的孩子希望能在母亲死前把遗产问题处理完毕，而他们在地方上的名声也足以加快遗嘱认证的脚步。我是受命要把所有附加的个别款项一一以支票给付，条件是收受人必须签下具结书，声明金额已经付清，双方之间业已了结债务关系。”

接下来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法律术语。他给了我文件，要我签名，整个程序最后以桌上的一张支票作结。收受人是我，金额为一千两百元整。

我告诉克雷顿，咖啡的钱由我来付。

我还有时间再买杯酒，并赶在银行关门之前抵达窗口。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的赠金我存了一些到活期账户，有些则是提现，另外还寄了张汇票给安妮塔和两个儿子。我回到旅馆查问有无留言。没有。我到麦高文喝了一杯，然后过街到宝莉酒吧再饮一杯。还不到五点，吧台已经是热闹滚滚。

这个晚上结果还颇为曲折。我在希腊馆子一边吃晚餐一边阅读邮报，之后到五十八街的乔易·法罗小馆晃荡一阵，十点半左右又回到阿姆斯特朗。当晚我在老位子独自坐了一段时间，又到吧台找人闲聊一阵。我刻意稀释酒精的浓度，波本掺上咖啡，放慢速度喝，好撑久一点，时不时再穿插一杯白开水。

不过这种伎俩从来就行不通。如果你打算喝醉的话，最终总是会把自己灌醉。我一路搁在这里那里的障碍，只是将自己清醒的时间拉长而已。凌晨两点半时我已经达成我立意达成的目的。我已经喝满我的配额，恰好可以回家睡掉酒力。

我十点醒来时，宿醉情况比我预料中的要轻，但是完全不记得离开阿姆斯特朗以后发生了什么。我躺在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上。而且我的衣物也整整齐齐地挂在柜子里——绝对是宿醉之后的好现象。说来我应该是身体健康精神正常。不过有一段时间却不在记忆之内——抹除了，不见踪影。

这事儿头一回发生时我免不了忧心。不过这种事情是可以慢慢习惯的。

问题出在钱身上，那一千两百美金。我搞不懂那笔钱。我是平白拿到钞票的。那是一位可怜的有钱的小老太太留给我的，而她的名字我原本并不知道。

我一直没想过要推掉这笔钱。早在开始任职警察时我就归结出一条准则；有人把钱摆到你手上时，你要弯起手指拿住钞票放进口袋。这门功课我学得精通，历年来于应用过程中亦未曾发生过让我心生悔意的状况。我绝不摊出两手在外晃荡，也没有收过毒品或者命案相关的钱，不过所有送上门来的干净贿款以及某些无法通过烦琐检验的金额我都曾入袋为安。如果玛莉·艾丽丝觉得我值一千两百美金的话，我又有什么资格争辩？

啊，然而这次的结果却不是那样。不知怎么，这笔钱搞得我坐立难安。

早餐之后，我走到圣保罗教堂。由于当时正在进行仪式，有位神父在做弥撒，所以我没留下来。我走到五十三街的摩尔人圣班尼狄教堂，在后头的长椅子上坐了几分钟。我去教堂是为了思考，我会尝试，不过我的脑袋却不太知道该往哪儿转。

我把六张二十块塞进奉献箱。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一如《圣经》所说。这是我离开警局后养成的习惯，而且我还是搞不清自己干吗这么做。天知道吧。要不也许上帝也跟我一样摸不着脑。不过这回这么做还真是达到了平衡作用：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给了我一千两百块，原因叫人疑惑；而我把十分之一的佣金给了教堂，原因也是同样难解。

我出门前驻足为几个离世的人点上蜡烛。其中一支是给袋妇的。我看不出这对她会有什么好处，不过同理我也想不出对她会有什么坏处。

那桩命案发生后我读过一些相关报道。犯罪故事我通常都会注意，我体内有一部分显然还是坚持着警察身份。这会儿我走向四十二街的图书馆，想要擦亮我的记忆。

《纽约时报》的社会版登了两篇相关的简短报道，头一篇叙述一位身份不明的女游民惨遭杀害，第二篇透露了她的姓名年龄等资料。死时她四十七岁。这叫我惊讶，然后我才想到，其实不管什么数字都会叫我诧愕。游民和袋妇是没有年龄的。玛莉·艾丽丝·雷菲德也许三十，也许六十，或在两者之间都有可能。

《日报》登的一篇报道比《时报》来得详尽，清楚算出刀戳了几下——共计二十六下；并且描述了圈在她脖子上的围巾——蓝白相间，名家设计的图案，不过边沿破烂，显然来自垃圾桶。我记得这就是我先前读过的报道。

不过《邮报》才真是拿了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当时正值该报的新任老板上台，众位编辑戮力以赴发掘人性——而这通常的意思就是性与暴力。女性遭到残杀兼顾了这两项议题，而她作风独特又更添加不少风味。如果他们得知她是女继承人的话，想必可以攻上三版，不过即便不知道，他们的报道也算是可圈可点。

他们头一天登了篇直来直往的报道，只是略加装饰提到血流多少她穿什么衣服以及她被人发现的那条巷子有什么垃圾等等。第二天的记者竭力赚取眼泪，访问了该区的住户，记录下他们的感叹以及哀伤。其中只有几个人点出名字，叫人不得不心生疑惑：某些发人深省的精湛语句应属记者虚构，然后套用在没有点名亦不存在的路人身上。另外有篇剖绘侧写，假想会有一群又一群的袋妇惨遭相同命运，幸好结果证明此人纯属多虑。这名小丑自称跑到西区各处采访袋妇，询问她们担不担心即将惨死刀下。希望他是信口胡说，没有真去骚扰袋妇。

总之事情便是到此为止。凶手没再出击，众家报社于焉鸣鼓收兵停止报道。好消息可上不了报。

我从图书馆走回家。天气甚佳。风儿把天空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吹跑了，所以头顶上只见一片纯蓝。空气中果真还有一些空气，这是平日没有的景况。我走在四十二街上往西行，走在百老汇大道上往北移，然后我便开始数算路上有多少流浪汉——酒鬼疯子以及无法归类的游民。走到临近五十七街时，我发现这类人口的比例大增。每个小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类浮萍与渣滓，而春天就是他们的活跃期。冬天把其中某些人赶到南方，把某些赶到收容所，另外还有一部分则死于暴寒，但当太阳晒暖人行道的时候，他们多半就又回笼了。

我驻足在第八大道街口买报纸，随口把这名袋妇引入了我的谈话。报贩咋了个舌然后摇摇头。“妈的谁想得到啊。妈的真是。”

“杀人确实没道理。”

“妈的谁在讲杀人啊。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你知道艾迪吧，从半夜帮我顾店到早上八点的那个？有只眼皮垂下来？其实卖报给她的不是他，是我才对。她通常都是午餐前后过来，先买个十五二十份报纸，然后坐到下个街口那个木箱上头卖起来，剩的她一定拿回来，我也会把钱全数退给她。”

“她都付你多少？”

“全额，而且她也用同样的价钱卖呢。妈的，报纸我总不能打折吧，你也知道我们是薄利多销。照规定是不能回收，不过收回来又碍着谁啦？依我说，这一来那个可怜的女人就有事可做了。这下子她就厉害啰，这下她可成了生意人啦，坐在那儿卖起一份她用两毛五买来的报，卖价不多不少还是两毛五，这哪赚得了钱啊！不过你知道吗，她是个小富婆。过得比猪不如其实是个富婆呢。”

“听说了。”

“她留了七百二十美金给艾迪。这你信吗？七百二十块绿油油的钞票呢，她立了遗嘱给他，三个礼拜前有个律师约莫下午两点跑了来，带了张支票。烦请某人签收什么的。这你信吗？她跟他从来没打过交道。我卖她报纸，我买回她的报纸。我这倒也不是在怨谁，我可没想要那女人的钱喔，不过我倒是请问你：干吗给艾迪啊？他又不认识她。她知道他名字他都还不敢信呢，艾迪·哈洛伦。她怎么会留给他呢？他告诉那个律师，他说也许她心里想的是别的哪个艾迪·哈洛伦。爱尔兰人叫这名字的还挺多，而我们这一带的爱尔兰人可多着呢。我心里直嘟囔，艾迪啊可真笨，闭上嘴巴拿钱就好了。不过还真是他没错，因为遗嘱上就这么说。上头说卖报人艾迪·哈洛伦。所以应该错不了，对吧？可干吗给艾迪呢？”

干吗给我呢？“也许她喜欢他笑起来的模样吧。”

“哎，也许吧。要不就是爱他梳的发型。总之，钱进了他口袋。我担心他会花钱买醉全喝光，可他说他绝对挺得住。他说他的牛仔裤里的钱永远都够买一杯酒而且每条街都有一家酒吧，可他照样可以过门不入，所以干吗担心几百块会害了他呢？你知道吗，说来那个疯婆子我还真想她。她跑我这儿来，疯癫癫的帽子戴在头上，飘来飘去的眼睛空洞洞的，买了叠报纸以后就大摇大摆走开去，之后又把剩报捧回来换现金，每次她走了以后我都要拿她来取笑，可我还真是想她呢。”

“我懂你的意思。”

“她从来没伤害过人，”他说，“一个人都没伤过。”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是啊，多处刀伤被勒毙。”他把一坨口香糖从嘴巴的一端移到另一端，拨开额头上的一绺头发，然后打个呵欠，“你得了什么消息吗，新的信息？”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你们知道什么。”

“喔，是吗？”

他继续和口香糖做斗争。这人名叫安德森，是十八分局的巡警。另一个警察，是名叫古兹克的警探，得知安德森给分派了雷菲德的案子，便不计麻烦地帮我俩牵了线。离开警界前我从没听说过安德森。他比我年轻，不过时下又有哪个人不年轻呢？

他说：“问题是，斯卡德，我们已经搁下那件案子了。归进了公共档案。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如果有新的信息是很好，不过我们可不会为了它睡不着。”

“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手头有什么。”

“哎，眼下我的时间有点紧，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我的时间，我私人的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

“这我了解。”

“看来是死者哪个亲戚找你帮忙吧。想查明是谁对玛莉表姐这等心狠手辣。你有兴趣也是当然，因为这就有机会可以赚几张美钞了。人嘛总要糊口，不管警察还是平民。大家都得有钱赚才行，是吧？”

嗯哼。我依稀记得以前我们讲话都比较含蓄，不过也许只是因为我老了。我想到要告诉他我并没有客户，不过他干吗信我呢？他又不认识我。如果没有油水可揩，他又何必多事？

所以我就说：“你知道，再过两个礼拜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了。”

“是啊，我会跟退伍军人买朵罂粟的③。讲个我不知道的吧。”

“纪念日一到，女人都要穿上白鞋男人都要戴顶草帽。夏天转眼就要来了，你是否备有一顶崭新的帽子呢安德森？想来你会需要一顶吧？”

“男人随时都用得上一顶啊。”他说。

帽子是警察术语里二十五美金的意思。等我离开分局时，安德森已经收下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给我的遗产里的两张十元和一张五元，而我则掌握了该案所有的数据。

钱没白花。这会儿我知道凶器是把菜刀，刀刃约莫七英寸半长。有一处直戳心脏，有可能造成立即死亡。无法判定勒颈是发生在死亡之前或者之后。这点其实应该不难判定——想来法医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为她检查，也或许是他不想为此贡献精力。他们发现她时，她已经死了几个钟头——估计死于午夜，而尸体则是凌晨五点半才有人发现并报警。说来她应该不至于腐化得太严重，因为那时还是冬天。不过也有可能她的个人卫生做得不够理想，而她又只是个无名袋妇，你又无法让她死而复生，所以何必在她恶臭的尸身上测这验那的把自己搞得一身味道？

我还得知其他几件事。比如房东太太的名字，还有下了班的那个酒保的名字——在邻近一家夜店喝了睡前酒以后走路回家，然后刚好撞见尸体，当时他应该是酒醉（或者清醒）到愿意不计麻烦通报警局。而且我也得知一些注定要列入公共档案的无关痛痒的事实：几条引向死胡同的不是线索的线索，几名无所贡献的目击者，一些以例行方式了结的例行公事。他们并没有尽心尽力，安德森和他的伙伴，不过换了是我难道就会不一样吗？干吗为了追查明明不太可能查获的凶手尽心尽力？

SRO 在戏院里是好消息，意谓观众爆满只剩站票（Standing Room Only）。可是一旦出了戏院，这个缩写则摇身变成单人房的意思（Single Room Occupancy），所在位置通常是一家繁华落尽的破败旅馆或者公寓宿舍。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生命中的最后六七年便是在老租约法下设立的宿舍度过的。该栋建筑盖于二十世纪初，六层楼高红棕砖面，每层楼有四间公寓。如今所有这些小公寓都如同惨遭疯子胡乱切砍般被断成单人房。每个楼层都有公共浴室，而且无须倚仗地图即可找到。

经理是拉金女士。她蓝色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大半颜色，一半的头发已由黑转灰，不过她还是非常活泼可亲。如果她投胎变成鸟的话，应该会是一只鹪鹩。

她说：“唉，可怜的玛莉。我们有哪一个能活得心安？街上全是怪物。我生在这一带也会死在这里，可老天拜托不要让我死于非命吧。可怜的玛莉，有人说应该把她关起来，可老天在上她没问题，她活得很好，也按月收到支票准时付我房租啊。她有她自个儿的钱，你知道。她可不像那些我知道名字可不想明讲的人那样靠纳税人的钱过活。”

“我知道。”

“你想看看她的房间么？那件事之后我又租出去两次。头一个是小伙子，但他没久住。瞧他模样还行，但他退租的时候我却是松了一口气。他说他是水手，走的时候说是又找到了一艘船要跟去香港之类。我这儿租住过好多水手，可他走路一点也不像，不知他在打什么鬼主意。后来我还有机会可以租它个十二次都不止，可我没有，因为我才不想租给黑鬼或者西班牙仔呢。我对他们是没意见，不过我可不想让他们住这里。老板跟我说，拉金女士啊，政府规定不论种族宗教肤色谁都不能拒绝，不过如果你想照自个儿的判断选择房客我倒是不用知道。换句话说他也不要他们，他只是想找台阶给自己下。”

“也是情非得已。”

“是啊，法令一大堆，不过我没惹过麻烦。”她把食指抹上鼻沿。这个手势时下已经不太多见。“两个礼拜前我把玛莉的房间租给一个挺好的女人，一个寡妇。这人爱喝啤酒，还真是爱，但那又怎样？我紧盯着她，而她也没惹祸，所以如果她偶尔想来个一两罐的话谁又管得着呢？”她把她灰蓝的眼睛定在我身上。“你爱喝酒。”她说。

“你闻到了吗？”

“没，不过全写在你脸上啦。老拉金以前也挺爱酒，有人说是酒毁了他，不过男人总有权利过他想要的日子吧。何况他喝了酒以后也好好的，从来没像我知道名字可不想明讲的那些人，各种狂骂毒打全来。对了雪帕太太这会儿不在。就是她租下了可怜的玛莉的房间，如果你想的话我这就带你瞧去。”

于是我看了房间。整理得井然有序。

“她保持得比可怜的玛莉要干净，”拉金女士说，“说来玛莉也不脏，你知道，不过她拉拉杂杂的东西太多。购物袋啊什么有的没的到处堆。她把这儿当仓库呢，住了这么些年房间从不打理。我想帮忙铺床她怎么也不让，所以我就乖乖让它乱下去。毕竟她不拖欠房租也不惹事嘛。听说她蛮有钱的，你知道。”

“嗯，我知道。”

“她留了钱给四楼一个女的。比玛莉小很多，是她遇害前三个月才搬来的，我不敢发誓她跟玛莉讲过半句话，不过玛莉留给她差不多一千块呢。说起来，住在大厅旁边的克莱小姐可比玛莉还早搬来，而且两位老小姐都是以礼相待。克莱小姐得靠救济金过活，能多个几块钱对她还真是不无小补，可玛莉偏偏把钱留给史东小姐不给她。”她抬起眉毛一副不解状，“克莱小姐是没公开说什么，不过天知道她有没有暗暗嘀咕着玛莉怎么没在遗嘱里提起她。而史东小姐呢则是说她实在搞不懂。她还真是摸不着脑呢。依我说啊谁又摸得清可怜的玛莉呀，她的两只脚从来没踩在地上过。脑子昏糊，成天疯疯癫癫的，谁又说得出她在想什么？”

“我可以跟史东小姐谈谈吗？”

“那要看她愿不愿意，不过她去上班了还没回来。她下午打零工赚钱。这位小姐口风紧得很，从来不说她做什么营生，我倒也不是说她没这权利啦。总之这人行事端正是真的。我们这儿可是正当营业。”

“那当然。”

“全是单人房而且租金不贵，所以你很清楚这里不是丽兹酒店，不过我们的房客都很检点，而且我也尽可能保持干净。说来每层楼只有一间浴室，确实有点不方便。不过我们是正当营业。”

“是。”

“可怜的玛莉。怎么有人会想杀她呢？是强奸吗，你可知道？很难想象有人想要她，那个老东西，不过把自己摆进疯子的脑子去想还真会把自己搞疯哩。她被侵害了吗？”

“没有。”

“那就只是杀了她啰。噢，老天垂怜。七年来我给了她这么个家。当然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我可没说我在做慈善。这么多年来她住我这里可我一直跟她不熟，和她那样的老可怜是不可能熟起来的，不过我习惯她了。你懂我意思吧？”

“我想我懂。”

“我习惯有她在这儿。我跟她说哈啰还有早安还有今天天气真好，可她连看都不看我，不过就算碰到那种时候她总还是个可以讲话的熟面孔。这会儿她走了，而我们全都老了，不是吗？”

“可不是。”

“可怜的老东西。怎么有人下得了手，你倒是告诉我好吗？怎么有人杀得下手啊？”

我不觉得她在等我回答。这样也好。因为我没有答案。

晚餐过后，我又回到那儿跟珍妮薇·史东聊了几分钟。她搞不懂雷菲德小姐为什么留钱给她。她收到了八百八十块钱而且满心欢喜，因为她还真是用得上，不过整件事却搞得她一头雾水。“我跟她几乎不认识，”她说了不下一次，“我不断在想自己该拿这个钱做点事，但是该做什么才好呢？”

当晚我在多家酒吧间晃荡，不过不像前一晚那么迫切需要饮酒。我有能力自制，也清楚知道隔天醒来我的记忆还能保持完整。四处游走之际，我于午夜过后不久顺道走访了那家书报摊，和艾迪·哈洛伦闲聊一阵。他气色不错，而我也如是相告。三年前他为希德做事时的模样我还记得。当时他神经兮兮而且总在发抖，不管朝哪儿看眼珠子都要躲到一边。但现在他的神态却透出自信，而且看来年轻好几岁。他并没有完全恢复，有一部分的他也许永远都回不来了。想来在他决心斩断酒根以前，他就已经让酒毁掉大半了。

我们谈到那名袋妇。他说：“这事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有人在扫街。”

“我不懂。”

“清洁大队上路啦。几年前啊马修，有过那么一帮小毛头，他们想到一个新的花样。拎着汽油桶跑到包厘街④，抓个流浪汉浇下去，然后点上火柴烧了他。这你还记得吧？”

“嗯，记得。”

“那些毛头小子还自认是爱国分子呢。觉得理当得个奖章什么呢。他们是为民除害，把醉鬼游民清除了。马修你也知道啊，游民就像过街老鼠。北边那栋双子星大楼，他们暖气系统的通风口不是装了栅栏吗？你还记得冬天有人在那儿睡觉吧——热烘烘的好舒服又不收钱，所以每晚都有两三个人过去打打盹儿取个暖。记得吗？”

“哎。可后来给围起来了。”

“没错。因为租户抱怨连连。其实也没碍着他们，只是当地一些游民跑去睡觉嘛，不过那些公司都付了高额租金，他们出入大楼时可不想瞧见游民。虽说游民都睡外头不会干扰别人，不过他们觉得有碍观瞻，所以房东只好花钱架了个铁篱围住暖气口。该死的真是丑，唯一的功用就是挡掉游民，不过目的正是在此啊。”

“人哪，人。”

他摇摇头，转身卖了份日报和赛马新闻给路人。然后他说：“说来我以前就是游民呢，马修。我还真是沦落得可以。你也许不知道有多惨。我惨到住上了包厘街。我在那儿沿街乞讨，裹着衣服跑到人家门口或者路边的板凳睡觉。看到了你准会想说，这种人是在等死。这话还真没错。不过有些人回头了。可你说不准哪些人会回头，哪些会继续堕落。我没被人倒上汽油点火烧掉还真是走运呢，耶稣基督。”

“那个袋妇——”

“你会看着一个游民然后暗想：‘搞不好我也有这么一天，还是别想的好。’要不就是看着一个袋妇心想：‘沦落到这种地步我铁定疯掉，所以还是赶紧把她弄走为妙。’另外也有人长着纳粹脑袋。你知道，把这些个残废疯子还有智障小孩什么的通通给我拖去打针一了百了吧，再见了拜拜。”

“你觉得凶手是这个心态？”

“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不过不管那人是谁，他可没再犯案，艾迪。”

他皱起眉头。“没道理啊。”他说，“搞不好他干了这票以后第二天就被第九大道的巴士撞倒了，这叫恶有恶报。要不就是他给吓到了，血流如注完全出乎他意料。或者他跑到外地去了。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有道理。”

“不会有别的原因对吧？她被杀就是因为她是袋妇，对吧？”

“谁知道呢。”

“哎，老天在上，马修。杀她倒是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艾伦·克雷顿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位在熨斗大厦的七楼。除了四名合伙人以外，还有十一名律师的名字也写在毛玻璃门上头。艾伦·克雷顿名列倒数第二。嗯，毕竟他还年轻。

他看到我颇为惊讶。我开口表明来意后，他表示这不太寻常。

“应该都是公开信息，对吧？”

“呃，没错。”他说，“意思是你可以查问，但并不表示我们有义务提供给你。”

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十八分局，有个警察正在催我缴付一顶帽子钱。不过克雷顿有所保留也许是出于道德考虑。我想要一份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的受益人名单，外加他们各自收到的金额，以及列入遗嘱的日期。但他不确定他是否有责任为他们保密。

“我是很想帮忙，”他说，“不过也许你先告诉我你的目的何在会比较好。”

“这我也不确定。”

“啊？”

“我不知道名单会有什么帮助。我当过警察，克雷顿先生。目前我是非正式执业的侦探。我没有执照，不过我会为人提供帮助，结果也算能赚到一笔小钱维持温饱。”

他的眼睛露出戒心。我猜他正在揣测我打算如何借由这份名单捞到油水。

“现在，我凭空到手一千两百美金。给我钱的女人我不认识，她其实也不清楚我是谁。我百思不解，老觉得我拿到这钱应该有个好理由。我觉得这是一笔预付款。”

“预付来干吗？”

“帮忙找出凶手。”

“噢，”他说，“噢——”

“我不会把继承人找来质疑遗嘱的正当性——如果你担心的是这点的话。而且我也不认为是哪位受益人谋财害命。因为她从没透露过自己把谁纳入了遗嘱——她从来没跟我或者另外两名和我交谈过的受益人提起。何况，这桩命案的动机与钱无关。手法是刻意且残忍的。”

“那你为什么想知道其他受益人的身份？”

“不知道。也许跟我的警察训练有点关系吧。总要先找到特定线索找出具体事实，然后循线追查才有机会撒下大网。不过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我想对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说来，也许实际上我也只能要求这么多了。因为查出真凶的机会看来很渺茫。”

“警方好像没什么斩获。”

我点点头。“应该没有太努力吧。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她留了遗产。我跟办案的一名警察谈过，他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会告诉我。她的档案中并未体现。我猜他们是想等凶手再干几票掌握到更多信息才要办下去。这种案子通常都会发了疯般地不断重复。”我眼睛阖上一会儿，想抓住某个飘忽的想法。“不过他没有重复，”我说，“所以他们就把案子搁在一边凉快，最后是干脆丢进垃圾桶当作没看见。”

“警察运作的方式我不清楚。我主要是处理遗产以及基金事宜。”他勉强笑了笑，“我的客户大半都寿终正寝。谋杀是例外。”

“谋杀原本就不是常态。搞不好我永远查不出真相。其实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啦。该死的，凶手看来就是杀了她然后回归常轨，何况又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搞不好是哪艘船的水手大醉一场发了疯，这会儿已经跑到澳门或者太子港。没有目击者没有线索没有嫌犯，而且所有的痕迹这会儿都已经过期三个月。凶手搞不好连自己做了什么都记不得。很多命案都是在一片黑时发生的，你知道。”

“一片黑？”他皱起眉头，“你是说在黑暗里？”

“烂醉以后一片黑。不少囚犯是酒后开枪杀了老婆或者好友。这会儿他们则在为一件不复记忆的事情关上十几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这个说法惊到他了，他看来突然变得很年轻。“吓人嘛，”他说，“真是不可思议。”

“没错。”

“我原本考虑要当刑事律师，我叔叔杰克极力反对。他说到时候我不是饿死，就是得耗尽心力协助惯犯打击司法系统。他说要靠刑案赚大钱只能来这套，会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而且没有永生的盼望。明星级的刑事律师当然也有，众人耳熟能详的也就那几位，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落到杰克叔叔所说的下场。”

“这我同意，没错。”

“看来我是做了正确决定。”他摘下眼镜，检视一番，确定镜片还算干净，然后又戴回去。“有时候我不太肯定，”他说，“有时候我会纳闷。名单我会给你。其实我应该先找人讨论一下确定这样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省省吧。律师你也清楚。请教的结果多半都是想都不想立刻把你否决。因为一动不如一静，要你乖乖待在原地不动最安全，保证不会因为给错了忠告惹麻烦——说来我这是越界了。其实多半时候我都热爱我的工作，也以我的职业为荣。哎，这要花上几分钟，等待的时间喝点咖啡吧？”

他的秘书端了杯咖啡给我，没加糖没奶精。也没加波本。我喝完以后，他已经准备好了名单。

“如果我还能帮上别的——”

我说我会告诉他。他陪我出门走向电梯，等着笼子呼啸而上，然后握握我的手。我看着他转身走回办公室，我觉得他好像宁可跟着我走。再过一两天他就会改变想法，不过这会儿他对自己的工作好像不甚热衷。

其后一个礼拜有了意外的转折。我先是照着艾伦·克雷顿给我的名单一个个找去，心里明白这么做基本上是漫无目的，不过还是执迷不悟干下去。

名单上有三十二个名字。我划掉自己的名字和艾迪·哈洛伦以及珍妮薇·史东，另外我也把住在纽约市外的六个人的名字打了叉，接下来便开始朝剩下的二十三个人进攻。克雷顿已经帮我做好大半功课，多数的名字都有地址配对。三十二条附录当初加注上去的日期他都写下了，于是我便可以依照相反的时间顺序一个个登门造访——先从新近登榜的受益人下手。如果这也算是个方法的话，其中还真是无理可循，因为这套作业运作的原则是新上榜的人最有可能谋财害命，但我其实已经认定这桩案子与钱无关。

呃，反正我也没别的事可做，何况这一来我也有机会进行一些有趣的对话。另外，如果玛莉·艾丽丝·雷菲德挑选的人可以归类的话，我的脑袋可没灵光到能够分辨。他们的年龄、种族背景、性别还有性倾向，以及经济地位，全都不一样。大部分人都和艾迪和珍妮薇还有我一样，摸不清袋妇何以如此大方，不过偶尔还是有人把原因归结于自己的某次善行。比方说就有这么个叫作杰瑞·福嘉的年轻男子对此深信不疑。这位名副其实的耶稣狂曾经给过玛莉几张传单以及“改变观念及早得救”的胸针——想必是别在他衬衫口袋上那枚的孪生兄弟。看来她是把他的礼物放进她的购物袋了。

“我告诉她耶稣爱她，”他说，“我为耶稣赢得了她的灵魂。所以她当然心存感激。就当是将粮食撒在水面上，斯卡德先生。马修弟兄。你知道耶稣的门徒里就有一个叫作马修⑤。”

“我知道。”

他告诉我耶稣爱我，说我应该改变观念及早得救，我想了借口不拿胸针，不过他还是塞了几份传单给我。我没有购物袋在身，所以只好塞进口袋，两个晚上以后我上床之前读了一读。虽说传单没为耶稣赢得我的灵魂，不过谁知道呢。

我没有找到所有人。一个个都不太好找，而我也没有急呼呼的非找着不可。这不是那种案子。其实呢这根本不是个案子，只是执迷，当然也没必要去跟时钟赛跑。或者日历。说起来啊，或许我也不想把单子上的人全都找着吧。一旦大功告成，我就得想个别的点子查缉命案，该死的我知道怎么开始那才真见鬼了。

而在我如此这般进行之时，一件怪事发生了。话传开来，说我正在侦察这件命案，于是左邻右舍大伙儿全对玛莉·艾丽丝·雷菲德起了兴趣。他们一个个跑来找我，显然是有信息提供或者有理论要发表，不过这些信息、理论好像全都是捕风捉影，于是我便慢慢开始了解到这些只是聊天前的暖身。有的人会开口说他在玛莉遇害的前一天下午看到她在卖《邮报》，之后便可巧妙地打开话题谈起这名袋妇，或者所有袋妇，或者本地的生活质量，或者美国境内的暴力，或者其他任何事。

许多人开口聊起袋妇，跟着便拐个弯谈起自己。我想大部分的谈话应该均属此类。

一名罗斯福医院的护士说她每次看到袋妇，心里都会冒出个声音在说，上帝垂怜。而和她一样承认担心难逃同样下场的女人也不在少数。想来这是所有独居女人的噩梦吧，一如醉鬼的眼前老是浮现包厘街游民的落魄身影。

珍妮薇·史东有个晚上出现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我们约略聊了聊玛莉。两个晚上以后她又过来了，然后我们便轮流花起所得遗产换成一杯杯美酒。午夜过后不久，她有点不胜酒力，决定是该走人的时候，我说我可以送她回家。走到五十七街的转角时她停下脚说：“我的房里不许有男人。拉金女士的规定。”

“老古板。”

“她经营的可是正当场所。”她夸张地模仿起房东太太的爱尔兰口音。她那双在路灯之下难以解读的眼睛抬起来迎向我。“带我上别处去吧。”

我把她带到我的旅馆——一个不如拉金女士经营得那么正当的场所。我俩虽然无法互惠，倒也无害，何况这总比独守空室来得好。

之后有个晚上我在宝莉酒吧碰到巴瑞·摩斯戴。他告诉我“羊皮手套”有个歌手要唱一首关于袋妇的歌。“我可以帮你问问怎么联络到他。”他表示。

“他现在在那里吗？”

他点点头，看看表。“再过十五分钟就要上场。不过你可不想去那里，对吧？”

“怎么说？”

“不对你的味啊，马修。”

“警察需要包容心。”

“话是没错，而且他们上哪儿都受欢迎是吧？不介意的话，等我喝完这杯我陪你去。因为你需要我的不道德支持⑥。”

羊皮手套是第九大道西五十六街的一家同性恋酒吧。室内装潢走的是有点过头的酷儿解放路线。有个小小的表演台、几张散放的桌子、一架钢琴、一具吵闹的点唱机。巴瑞·摩斯戴和我站在吧台旁边。我以前来过这里，知道这里的咖啡不能点。我叫来一杯纯波本。巴瑞的波本加了冰块淋了汽水。

我们喝到一半时哥登·罗瑞上台了。他穿着紧身牛仔裤和一件花衬衫，坐在台上一张折椅上，唱着自己谱写的歌谣，以吉他伴奏。我不知道他写的曲子好不好。听来好像每首歌都是同个调调，不过也许只是风格类似罢了。我这人没什么音乐细胞。

唱完一首阿姆斯特丹的《夏季恋曲》以后，哥登·罗瑞宣布下一首歌是为了纪念玛莉·艾丽丝·雷菲德谱写的。然后他便开口唱起来：

她是个购物袋妇她住在

百老汇的人行道上

穿着她所有的衣服扛着她的年纪

在她背上

将死去的梦装进老旧的纸袋背在身上

翻捡垃圾寻找某样她

遗失在百老汇的东西——

购物袋妇……

没有人知道但她曾是

百老汇的演员

唱诵他们塞在她脑袋

的字句

背诵她过往生命的台词

风靡她的粉丝和她的友人以及她的

爱人在百老汇上——

购物袋妇……

恶魔的影子潜藏在

心智的角落以及百老汇的暗巷

在恶兆和预言以及

异象出现过后

她开始遗忘她不再背诵她的

台词

将她的生命绑上链子牵着它浪游

在百老汇上——

购物袋妇……

之后还有几句歌词，歌里的袋妇结果在某条暗巷遇害，至死都捍卫着“她从百老汇垃圾桶寻来的破旧宝藏”。这首歌颇受青睐，唱完后全场回报的掌声比前面的几首来得热烈。

我问巴瑞，哥登·罗瑞是谁。

“我跟你一样所知不多，”他说，“他是礼拜二开始登台的。我个人觉得他还蛮有特色——倒不是出色，但也不至于没有颜色。”

“玛莉·艾丽丝根本没在百老汇待过吧。我每次看到她，都是在第九大道方圆一里之内。”

“此谓艺术家的特权。如果把百老汇换成第九大道，这首歌就会少了那么点什么吧。不过经他的魔棒一挥，听起来还真有点《莱茵石牛仔》⑦的味道呢。”

“罗瑞住这附近吗？”

“我不知道他住哪里。我觉得此人是来自加拿大——现在多少人都是啊。想当年他们可是稀有动物，可现在呢，他们好像无所不在。我打赌这是病毒传染。”我们继续听着哥登·罗瑞的演唱。然后巴瑞便往前一靠跟酒保攀谈起来，问他后台的路该怎么走。我一路摸到羊皮手套所谓的化妆室去——看来上辈子是女洗手间。

我走进去时心想我已经有了突破，哥登·罗瑞便是凶手，而这会儿他是借着唱她的歌来处理良心谴责。其实我觉得自己也不是真有此意，不过这倒是为我提供了方向以及动力。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说我对他的表演颇感兴趣。他想知道我是不是唱片公司派来的星探。“请问我是否即将展开大好前程？经过多年的寒窗苦练，我这就要一夕成名天下知了吧？”

我们一起踏出小房间，穿过侧门走出俱乐部。行经三家店面之后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雅座。他点了份希腊色拉，我们都叫了咖啡。

我说我蛮欣赏他那首袋妇的歌。

他眼睛发亮。“噢，你喜欢是吧？我个人觉得那是我最棒的歌。几天前作好的。我周二晚才在羊皮手套开唱呢。我是三个礼拜以前来到纽约，在西村签了两周的合约。店名叫‘大卫的家’。你听过吗？”

“应该没有。”

“酷儿动线的另一家同志店是也。不知是纽约没有异性恋呢，还是这类人口不上夜店。总之我在那儿表演了两个礼拜，之后就到了羊皮手套开唱。当晚下了台我跟几个人坐着喝酒，大伙聊起那位袋妇，几杯意大利好酒下肚以后，听得我还真是满怀感伤。我礼拜三早上起床头痛欲裂，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竟然蹦进我发疼的脑袋，我马上坐起身子写下来，才写一句下一句就冒出来，没几下六句歌词就全有影了。”他掏出一根烟，点烟之际顿了一下定眼看起我来。“你刚说了名字，”他说，“不过我忘了。”

“马修·斯卡德。”

“嗯。你就是在查她命案的人。”

“‘查’这个字好像不太精确。我是找了些人谈过，看能寻出什么蛛丝马迹。她死前你就知道这人吗？”

他摇摇头。“我以前根本没来过这带。唉哟，我该不会给当成嫌犯了吧？因为我从去年秋天就不在纽约。我还没费事算出她死的时候我人在哪里，不过圣诞节我是在加州过的，三月初呢则往东挪到了芝加哥，所以我的不在场证明应该算是滴水不漏。”

“我也没真怀疑过你，其实只是想听听你的歌。”我啜口咖啡，“她的生平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当过演员吗？”

“应该没有吧。有吗？那歌也没真的在讲她，你知道。只是她的故事引发的灵感，可我并不认识她，她的事我不清楚。不过这几天我一直在注意纽约的袋妇，还有其他游民。”

“我懂。”

“纽约到底是游民特别多呢，还是他们在这儿特别显眼？加州每个人都开车，街上根本没人。我是加拿大来的，安大略省的乡下，而我第一个待过的城市则是多伦多，那儿街上的疯子也是有的,不过跟纽约可不能比。到底是这个城市会把人逼疯，还是疯子很容易被它吸引？”

“不知道呢。”

“也许他们没疯吧。也许他们只是听到了个不一样的鼓手⑧。不知道是谁杀了她。”

“也许永远没有答案。”

“我其实比较纳闷她为什么被杀。我的歌编了个原因。说是有人想抢她的袋子。在歌里是行得通，不过真相应该不一样。怎么会有人想杀那个可怜人呢？”

“不知道。”

“听说她留了钱给一些人。她几乎不认识的人。这话是真的吗？”我点点头。“而她留给我的是一首歌。我甚至不觉得是我写的呢。我一觉醒来歌就出现了。我从来没见过她但她却碰触到我的生命。想想还真奇怪，是吧？”

所有的事都很奇怪。而这当中最奇怪的便是结局。

那是个礼拜一晚上。大都会球队在席亚体育馆比赛，我先前已经带了两个儿子去看过一场。当晚道奇队连打三场对抗赛，结果横扫大都会大获全胜——符合他们最近所有的表现。儿子们和我看到他们把对方的投手钟梅雷打出场，然后又连连安打把他所有的候补挫得惨兮兮。最后的比数好像是13比4。我们一直坐到全场无人。然后我就把他们送回家去，再搭火车返回城里。

如此这般，我抵达阿姆斯特朗时已经过了午夜。特里娜没等我点就送来大号的双份波本以及一杯咖啡。我灌下一半波本，把剩下的全倒进咖啡。她跟我说早先有人来找我。“两个钟头就来了三次，”她说，“一个挺瘦的男人，前额老高，刷子眉毛，斗牛狗的下巴。有个词儿叫戽斗是吧。”

“挺好的词儿。”

“我说了你迟早都会过来。”

“就这话没错。迟早会来。”

“嗯哼。你还好吧，马修？”

“大都会小输一场。”

“我听说是13比4。”

“依他们最近的水平来看这就叫作小输。他说了要干吗吗？”

没说。不过半小时不到他又来了，而我则在现场等着被找。他一踏进门，我就根据特里娜的描述认出来了。他看来似乎有点眼熟，但我不认识这人。也许在这附近见过吧。

显然他认得我的脸，因为他没问路就走向我这桌，没受邀就拉了把椅子坐下来。好一会儿他都没开口，我也是。我面前又摆了杯波本咖啡，我啜了一口觑眼看他。

这人不到三十，脸颊凹陷，脸皮子如同烘干后缩起来的皮革一样给扯过头骨。他套了件林绿色的休闲衫，穿条卡其裤。这人需要刮胡子。

终于他指指我的杯子问我在喝什么。我跟他讲了以后他说他只喝啤酒。

“他们这儿有啤酒。”我说。

“我看还是点你喝的好了。”他扭头招手叫来特里娜。她过来以后他说他想点波本咖啡，跟我一样。在她把饮料端来以前，他一句话也没吭。然后，花了不少时间搅拌饮料以后，他啜了一口。“嗯，”他说，“不难喝嘛。还可以。”

“很高兴你喜欢。”

“也许以后不会再点了，不过至少这会儿我已经知道味道。”

“也算小有斩获。”

“我在这附近看过你，马修·斯卡德。你当过警察，这会儿是私探什么的。对吧？”

“还算接近。”

“我名叫弗洛德。从来不爱这名字，不过又能怎样，对吧？我确实可以改名，不过我是要骗谁呢，对吧？”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如果我不说，别人也会说。弗洛德·卡普，这是我的全名。我刚才没提我的姓，对吧？这就是了，弗洛德·卡普。”

“好吧。”

“好吧，好吧，好吧。”他嘟起了嘴唇，吹起无声的口哨，“这会儿我们该怎么着，马修？啊？我想知道答案。”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弗洛德。”

“噢，你懂我是想怎样，想干吗，想做啥吧。你知道嘛，对吧？”

事已至此，我想我已经知道了。

“我杀了那个老太太。要了她的命，拿了我那把刀戳死她。”他闪出一抹最最悲伤的微笑，“拿她自己的呜喂呜喂围巾叽咿叽咿绞死她。我把她架上她自个儿的那叫啥玩意儿的，是 petard 对吧。petard 是啥玩意儿啊，马修⑨？”

“我不知道，弗洛德。你为什么杀她？”

他看着我，他看着他的咖啡，他又看着我。

他说：“不得已。”

“为什么？”

“跟波本咖啡一样。非得看到才行。非得尝一尝知道滋味才行。”他的眼睛迎上我的。那双眼睛好大，空荡荡的。我觉得我仿佛可以穿透它们直接看到他头骨底层的那团黑。“我没办法不想着杀人、杀人。”他说。他的声音现在比较清醒了，调侃的味道消失了。“我试过。可我就是办不到。这个念头卡在我脑里怎么也不肯走，我真怕自己干下好事。我没办法正常运作。我无法思考，我整天只看得到鲜血和死亡。我不敢阖上眼睛，因为不敢看到我会看到的东西。我整晚不睡，连着好几天，然后一阖上眼睛我就累到昏死过去。我不再吃饭。我本来还算壮实，可是体重后来却直线下降。”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弗洛德？”

“不知道。整个冬天吧。然后我就想，如果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干他那么一票，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人是怪物还是什么了。所以我就拿起这把刀，出外晃荡了几晚，可我鼓不起勇气，直到有天夜里——这个部分我不想谈。”

“行。”

“我差点下不了手，可我又非做不可，所以我就做了，而且好像停不了手。真的恐怖。”

“你为什么不停手？”

“不知道。应该是不敢停吧。听起来没道理，对吧？我真的搞不懂。整个人疯了像是掉进旋涡里，像是跑进一部电影里头，但又同时是观众。我在看着我自己。”

“没有人目睹经过吗？”

“没有。我把刀丢进下水道，我回到家，我把所有的衣服都扔进焚化炉——我穿的那些。我不断呕吐。那一整晚我吐到胃都空了还在吐。干呕，干呕个不停。然后我就睡着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怎么睡着的，不过我就是睡了，第二天醒来以后我还以为只是做了个梦。不过当然不是。”

“嗯。”

“我只想到事情已经结束了。我干了那件事，而且知道我再也不会犯。我是一时冲昏了头，我可以把它忘记。我原以为事情都会过去。”

“觉得你可以想办法忘记？”

他点了个头。“不过看来我是没法忘。现在每个人都在讲她。玛莉·艾丽丝·雷菲德，我杀了她却不知道她名字。当初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可现在大家全知道了，一切都回到我的脑子里。我又听说你在找我，所以我就想着，想着……”他蹙起眉头，如同狗在追找自己的尾巴一样追着一个念头跑。然后他放弃了，看着我。“所以我就来了，”他说，“所以我就来了。”

“是的。”

“然后呢？”

“我想你最好跟警察谈谈，弗洛德。”

“为什么？”

“跟你告诉我的原因一样。”

这话他想了想。过了许久他点点头。“好吧，”他说，“这我可以接受。我再也不会杀人了。我知道。可是——你讲得没错。我得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该找谁该讲什么或者……妈的，我只是——”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陪你去。”

“好。我要你陪。”

“等我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你还要一杯吗？”

“不了。我酒量不行。”

这回我没加咖啡。特里娜端来酒后我问他是怎么选定对象杀人。为什么找上袋妇？

他哭了起来。没有哽咽，只是泪水从他深陷的眼眶喷洒出来。一会儿之后他往袖子上抹干眼泪。

“因为杀了她并不算数，”他说，“我原是这么想。她是无名小卒，她死了也不会有人管吧？谁会想她呢？”他眼睛紧闭。“大家都在想她，”他说，“大家。”

之后我把他交给了警察。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不是我的问题。

这其实算不上一件案子，而我也没真的破案。以我的角度来看，我什么也没做。是滚沸的流言把弗洛德·卡普揪出来的，毋庸置疑我对传言的起跑确实助了一些力，不过其中有些话语不需要我的参与也会传开。玛莉·艾丽丝·雷菲德分送的所有遗产让她成了这一带耀眼的昙花，是她分送的某一份遗产把我卷入其中。

也许是她揪出杀死自己的凶手，也许是凶手自己揪出的自己，正如所有的人一样。也许没有人是座孤岛，但也许每个人都是。

我只知道我为一位女人点了根蜡烛，而且我觉得自己不是唯一一个。

①语出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被逐出宫廷而流浪于林间的公爵，他说远离喧嚣的官场，反倒领会出林木中的话语、淙淙溪水里的文字，以及石头上的讲道辞——都是各尽其妙。

②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第11章1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③退伍军人通常会在五月底这个节日前后义卖象征纪念之意的血红罂粟花筹款帮助伤兵。

④Bowery 是纽约一条游民群集的街道。

⑤Matthew 马修的名字在中文版《圣经》中译为马太，即《马太福音》的作者。

⑥原文为 my immoral support，英文常讲 moral support 意谓精神支持，此处将 moral 改为 immoral 意思则变成不道德支持。

⑦这是格伦·坎贝尔（Glen Campbell）唱红的一首歌。

⑧英文有句成语是迈向不一样的鼓手（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意谓特立独行。

⑨英文有句成语 hoist with one’s own petard，字面的意思是架起炮弹轰人反而轰死自己，引伸为害人反害己的意思。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所有这一切都是久远以前的事了。

阿比·毕姆当时住在葛兰西官邸，而且连他自己好像都不敢相信阿比·毕姆居然真的当上了纽约市市长。阿里正处于事业巅峰，而尼克队的布莱德里和迪柏谢则都还有一年左右的合约要履行。那时我还没开始戒酒，当然——喝酒当时对我来说正处于仅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蜜月期。

我已经离开我的妻子小孩，我赛奥西特的家，以及纽约市警局。我住在西五十七街的旅馆，一如现在，而且大半的饮酒活动都在附近的阿姆斯特朗酒吧进行。比利是晚间的酒保。一名叫丹尼斯的菲律宾男孩几乎天天都站在吧台后头。

而汤米·蒂拉瑞则是其中一名常客。

他块头挺大，约莫六英尺二，胸膛厚实，肚腩也挺饱满。他很少穿西装露面，不过一定会穿上外套打上领带，通常是海军蓝或者酒红色的运动外套搭配灰色法兰绒长裤，天暖时配的则是白色休闲裤。他声音洪亮，从圆滚滚的胸膛轰隆出来；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上，噘起的嘴巴透出一抹天真，眼眶周围的肌肉写着世故。他约莫四十八九岁，喝起顶级的苏格兰威士忌来毫不节制。我记得是皇家芝华士，不过也许是黑牌尊尼获加也不一定。不管酒名叫什么，他的脸已经显出证据：颧骨留下一片片永久的潮红，鼻梁横过一条条碎裂的微血管。

我们是酒友。每回撞见时虽然不一定讲话，至少我们一定会点个头摆个手承认对方的存在。他会讲一箩筐的方言笑话，而且讲的还不只是普通的好，而我也会呵呵大笑表示我听懂了。偶尔心情好时我会追忆起警界生涯，而当我的故事好笑的时候，他笑得也绝对不比别人少。

有时他是单独露脸，有时则有男性友人作陪。约莫三分之一的时间，他身边都伴随着一名叫作凯若琳的金发女郎，身材娇小曲线玲珑。“来自加罗林的凯若琳”是他偶尔引介她时的介绍词，而她讲话也的确带着些微南方口音——不胜酒力之时，听来更浓。

然后某天早上，我买来《纽约日报》，读到一则新闻说布鲁克林湾脊区殖民路的一家民宅遭人抢劫。抢匪拿刀戳死当时在家的唯一一人，玛格丽特·蒂拉瑞。她的丈夫汤米·蒂拉瑞是业务员，当时并不在家。

我一直不知道汤米是业务员，或者他已经成家。他的无名指的确戴了个金戒指，不过显而易见他的对象并不是加罗林来的凯若琳，而这会儿看来他已成了鳏夫。模糊间我为他感到遗憾，模糊间我为我从没听过的那个妻子感到遗憾，不过一切仅此而已。那时我喝的酒够多，任何情绪都不至于造成太大冲击。

然后，两三个晚上之后，我走进阿姆斯特朗，一眼便看到了凯若琳。看来不像是在等他，或者等任何人，感觉上也不像是才刚闲荡进来。她独自一人坐在吧台椅上，捧着酒杯在喝某种暗色液体。

我找了个离她几张椅子的地方坐下来，点了两杯双份波本，喝了一杯，然后把另一杯倒进比利帮我端来的黑咖啡。我正啜着咖啡时，一个带着皮德蒙高原柔美口音的声音在说：“我忘了你的名字。”

我抬起头来。

“我们应该见过，”她说，“不过我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马修。”我说，“你讲得没错，汤米引介过我们。你是凯若琳。”

“凯若琳·曲珊。你见到他没？”

“汤米吗？事发过后还没见到。”

“我也没有。你们——全都去了葬礼吗？”

“没有。什么时候举行的？”

“今天下午。我也没去——那里。你为何不坐到我旁边呢，免得我讲那么大声。拜托？”

她在喝一种甜甜的杏仁酒，外加冰块。尝起来像甜点，不过力道不亚于威士忌。

“他叫我不要去，”她说，“葬礼。他说这是对死者的尊重。”她擎起酒杯瞪进里头。我从来搞不懂大家是打算在里边看到什么，虽然这种动作我也曾做过不知多少次。

“尊重，”她说，“天知道他知道什么叫尊重？我还不就是一大伙同事里的一个么。我们都在唐纳希公司上班。大家看我们还不就是朋友吗？而且我们的确也一直只是朋友，你知道。”

“你说了算。”

“噢，老天，”她说，“我倒也不是说我没跟他搞过，看在老天份上。我的意思是，我们只不过是混在一起玩闹享乐而已。他结婚了，而且每天晚上都回家找妈妈，我也无所谓。因为但凡脑袋正常的人，都不会想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里看到汤米·蒂拉瑞对吧①？该死的，我这是在洒酒还是在喝酒啊？”

我们都同意，她的饮酒速度稍嫌快了点。纽约尽是这种甜酒垃圾。她声称，跟她从小喝到大的波本实在不能相提并论。波本是她贴心的老朋友。

我跟她说我也是波本迷，她听了颇感欣慰。友谊的滋生还有比这更薄弱的原因，而我们的原因则促成我俩双双步出阿姆斯特朗，走到此街的另一家酒馆共饮五分之一瓶的独家波本——她的选择——然后漫步四条街抵达她的寓所。我记得看到了刻意外露的砖墙、裹着稻草的瓶子里插的蜡烛，还有几张比利时国家航空的旅游海报。

我们做了孤男寡女独处一室时会做的事。我们灌下好些独家波本然后上床。她发出不少热情的声响，并且展示出不止几招的娴熟技巧，然后她哭了一会儿。

之后没多久，她便倒头睡去。我也累了，但还是穿上衣服把自己送回家去。因为有哪个脑袋正常的人会想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里看到马修·斯卡德呢？

其后几天，每回我走进阿姆斯特朗时，都想着会不会跟她不期而遇，而每一次没见到她我都是放心多于失望。我也没碰到汤米，这点带给我的也是放心而绝非失望。

然后有一天早上，我拿起《日报》，读到警方在夕阳公园逮捕了两名该为蒂拉瑞抢劫案负责的南美小孩。报纸登了张常见款式的照片——两名瘦巴巴的毛头小子头发乱蓬蓬，其中一个想躲开相机，另一个则臭着脸露出不屑神态；两个人都给上了手铐，押在一名肩膀宽阔脸色凝重身穿西装的爱尔兰男子旁边。你不需要阅读旁边小心翼翼的说明就可以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当天下午两三点时，我到阿姆斯特朗买了个汉堡搭配啤酒。吧台后头的电话响起来，丹尼斯放下他手上擦着的玻璃杯拿起话筒。“没多久前还在，”他说，“我瞧瞧他走了没。”他遮着话筒，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你人还在吗？”他问，“还是在我一个不留神的时候跑掉了？”

“谁在问？”

“汤米·蒂拉瑞。”

你永远无法知道女人会决定告诉男人什么，或者男人听了以后会怎么反应。我不想知道。不过从电话上听到答案总比当面来得好。我点点头，从丹尼斯手上接过电话。

我说：“马修·斯卡德，汤米。看到你老婆的新闻真是遗憾。”

“谢谢，马修。天哪，感觉好像是一年以前的事啰。其实才多久啊，一个礼拜吧？”

“至少他们逮住了作案的狗杂种。”

一阵停顿。然后他说：“老天。你还没看报纸吧，啊？”

“我就是在报上看到消息啊。两名南美小孩。”

“说来你还没看到今天下午的《邮报》啰？”

“没有。怎么，发生什么啦？结果发现他们是清白的吗？”

“那两个臭毛头吗？清白？呸，他们跟时代广场地铁站的男厕一样又清又白呢。警察搜了他们的窝，发现到处都是我家的东西。珠宝我已经讲了细目，音响我也提供了序列号码，所有的东西都在。甚至还有绣上了首字母的东西等等。妈的他们还真是该死的清白呢，拜托。”

“然后呢？”

“他们承认犯下抢劫案，可是命案不认。”

“常见的事，汤米。”

“让我讲完好吧？抢劫案他们承认，不过照他们的说法，是有人指使的。据他们说呢，是我雇了他们抢我自己。他们可以保留到手的所有东西，而我呢则会把值钱物品全摊出来给他们拿，这一来我就可以谎报更多失物领到一大票赔偿。”

“失物总共值多少钱？”

“妈的，我不知道。从他们公寓翻出来的东西比我当初报案时列举的要多至少两倍呢。有一些东西是我填了表以后才搞丢的，有些是警察找到以后我才知道不见了。谁会马上发现所有搞丢的物品啊——至少我没有，何况，佩姬②走了我脑子还没回过神来。你懂我意思吧？”

“听起来根本不像诈领保险嘛。”

“对啊，当然不是。妈的怎么可能？我手头就那么一张一般家庭的保险单。搞丢的东西只会理赔三分之一的价钱。依他们的说法，他们上门时家里没人。佩姬不在。”

“意思是？”

“他们说我在陷害他们。他们闯上门来把所有的东西拖走，然后我跟佩姬回到家，往她身上戳了七八刀，之类的，最后把她丢在那儿不管，让人以为是抢匪干的。”

“抢匪怎么证明是你戳死你老婆的？”

“他们没办法啊。这两个家伙只能一口撇清，说什么那天上门时她不在，还说是我雇他们抢自己。剩下的全是警察瞎掰的。”

“警察怎么对付你，押你上警局吗？”

“没有。他们到我家来，一大早的我都不知道几点。我这才知道毛头小子给逮了，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们想让我背黑锅。警察说是只想跟我谈谈，起先我还是有问必答，接着我开始听出弦外之音，知道警察想一股脑全栽到我身上。所以我就说没有律师在场我一个字都不讲，然后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卡普伦。他早餐才吃一半，什么都顾不上就赶到了我家，而且他也要我别开口。”

“所以警察没要你做笔录或者带你上警局？”

“没有。”

“你的话他们信吗？”

“怎么可能。我也没讲出个什么，因为卡普伦要我闭嘴。他们没把我带走是因为他们还没个案子可办，不过卡普伦说他们会想办法弄出个案子来的。他们还说不许我出城逍遥去，你说好笑不好笑？我老婆死了， 《邮报》上的头条写着：‘调查抢／命案死者的老公。’你说妈的我还能怎样？难不成还跑到蒙大拿去钓该死的鳟鱼不成？‘不许出城逍遥去。’你如果在电视上看到这种垃圾，肯定会说现实中哪有人这样讲话。搞不好他们就是从电视学的。”

我等着他告诉我他找我干吗。我没等多久。

“我打电话呢，”他说，“是因为卡普伦想雇个侦探。他说也许这两个家伙会在自家附近乱讲话，搞不好还跟朋友吹过牛，也许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他们是真凶。他说警察不会朝那个方向办，因为这会儿他们可是忙着要把黑锅盖到我头上。”

我解释说我并没有合法身份，说我没执照也不写报告。

“这无所谓，”他坚持道，“我跟卡普伦说，我想找个信得过的人，找个肯帮我出力的。其实他们根本兜不出个案子来办我，马修，不过这事儿拖得越久，于我就越加不利。我想赶紧澄清，我希望报纸登出消息，说全是那些个南美混混干的，跟我八竿子关系也打不着。你开个合理的价钱吧，我直接给你，如果你不爱支票的话，我就付现。你说怎么样？”

他想找个信得过的人。加罗林来的凯若琳难道没告诉他说我有多可信么？

结果我是怎么说的？我说可以。

我在杜·卡普伦位于法院路的办公室里跟汤米·蒂拉瑞和他的律师碰头，此处离布鲁克林的市政厅只有几条街。隔壁是一家黎巴嫩餐厅，转角是一家专卖中东进口商品的杂货铺，那旁边则是一家古董店，橡木家具和黄铜台灯以及床架都堆到店门口了。卡普伦的办公室装潢着镶木墙板，摆设着皮椅以及橡木档案柜。他的名字还有其他两名合伙人的名字都以古雅的黑色烫金字母漆在毛玻璃门上。卡普伦一身流行的保守打扮，穿了套三件式条纹西装，剪裁比我的要高档。汤米穿着他酒红色的外套以及灰色法兰绒长裤和便鞋。他蓝色眼睛的眼角以及嘴巴周遭透出压力。他的气色有点灰败。

“我们只是想要求你呢，”卡普伦说，“找到他们裤袋里的钥匙——海利拉和克鲁兹的——然后循线追踪到宾州火车站的置物柜，把锁打开，那个柜子里有把一英尺长的刀子，上头沾了他们的指纹和血。”

“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起来。“找到的话也无伤啊。唬你的啦，我们还没那么惨。警方只不过拿到两个拉丁小子前言不对后语的说辞，他们打从断了柳橙汁以后就麻烦惹个不停。不过警方手上确实有他们觉得能把汤米定罪的动机。”

“是什么？”

我边问边看着汤米，他别开了眼睛。卡普伦说：“婚外情、股票大赔，外加极度可疑的金钱动机。玛格丽特·蒂拉瑞七八个月以前继承到约莫二十五万的遗产。有个姑妈留了一百多万美金由四个人均分。警察根本没有注意他有多爱他老婆，何况又有多少老公不会乱搞呢？大伙都是怎么说的？——九个偷腥一个撒谎是吧？”

“蛮大的几率嘛。”

“其中一名杀手，安吉尔·海利拉，今年三四月在蒂拉瑞家打了点零工。春季大扫除。他从地下室和阁楼拖出一堆垃圾，做了不少苦工。照海利拉的说法，汤米就是透过这层关系找他打劫的。依常识判断，该说是海利拉和他的同伙克鲁兹就是透过这层关系知道了地形，以及屋里有什么、该怎么进去。”

“要抓汤米的小辫子看来是不容易。”

“没错，”卡普伦说，“问题是，如果真为了这个走上法庭，就算赢了官司也是输掉了下半辈子，众人都会记得你曾经因为被控杀妻上过法庭，就算无罪开释也没用啦。

“更何况，”他说，“天知道陪审团会往哪个方向判断。汤米的不在场证明说，抢劫案当时他和一名女子在一起，是个同事。光明正大得没话讲。不过天知道他们打算怎么想。有时候呢他们会打定主意不接受，会认定是女友帮着撒谎，甚至干脆一口咬定他是混账，竟然老婆被杀的时候还在外头胡搞。”

“你再这么讲下去，”汤米接口道，“我自个儿都要觉得有罪了，瞧你说得活灵活现的。”

“何况他本来就很难得到陪审团同情。汤米是个帅气的大个儿，打扮入时在酒馆里肯定人见人爱，可是跑到法庭就要人人喊打了是吧。他是股票业务员，讲起电话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这就表示所有听过内线消息亏了几百块的，或者因为电话推销买了杂志的阿猫阿狗都会杀气腾腾地走进法庭找他算账。跟你说吧，妈的我们根本不想进法庭。法庭上我铁定会赢，这我清楚，再不济也可以赢得上诉吧，可谁想要这样啊？这个案子连个头都不该起，在他们往陪审团面前投递诉状以前我就要斩草除根把问题彻底解决。”

“所以你是希望我能——”

“尽量搜集信息啊，马修。找到所有可以让海利拉和克鲁兹信用扫地的证据。我不知道是否有东西可找，不过你当过警察现在又是私探，你总可以带着你的职业素养上街四处打听吧。”

我点点头。这我做得到。“可我不懂，”我说，“找个会说西班牙语的侦探不是方便多了吗？要我上他们的小店买罐啤酒我还可以，问题是我的西语段数离流利还远得很。”

卡普伦摇摇头。“建立私人关系可比只值一文的‘Me llamo Matteo Y como esta usted’（西语：我名叫马堤欧，你好吗）要值钱多多啦。”

“就是嘛，”汤米·蒂拉瑞说，“马修，我知道靠你准没错。”

我想跟他说靠我呢，我靠。我不知道自己能查出什么一般警察办案程序查不出来的东西。不过以我戴过多年警徽的资历，当然知道有人想把钱送上门的时候绝对不可推辞。收受款项我很自在。这人继承了二十五万美金，再加上他老婆保的不知多少险。如果他想四处散财，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收？

所以我就去到日落公园，在街上晃晃，到酒馆再晃晃。日落公园位于布鲁克林，就在该区的西沿，湾脊区之上，绿林公墓的西北。这些时日以来，这一带有许多棕石建筑一栋栋冒出来，很多年轻的城市专业人士都在改装老房子，把这儿弄得很有气质。然而多年前这段故事发生之时，这些年轻新贵可还没有发现日落公园。当时这个地段混居了拉丁美洲人以及斯堪地那维亚人，前者大半来自波多黎各，后者大多来自挪威；人口重心逐渐由欧洲倒向岛国人民，肤色由白转黑——而这个过程，在那之前已经进行了许多个世代，变化的脚步极其缓慢。

我跟海利拉的房东、克鲁兹的前任雇主以及他最近的女友之一聊了聊。我在酒吧和杂货铺的后头喝酒。我拜访当地警局，翻阅两名抢匪的犯案记录，和警察共饮咖啡，并且听闻到某些未曾列在档案里的故事。

我发现麦古利多·克鲁兹曾经在某个酒馆为了女人跟人打架，失手杀死对方。不过当时并没有人提出控诉。十几名目击者表示，是死者拿着破酒瓶追在克鲁兹后头跑。看来克鲁兹当时八成带了刀，但是好几名目击者都一口咬定，是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丢给他的，因此也没有足够证据以携带武器的罪名起诉他，更别说告他谋杀了。

我得知海利拉的三个小孩都和母亲住在波多黎各。他虽然离婚了，但却不愿娶现任女友，因为他觉得在上帝眼中他和前妻仍是连理。有钱的时候他会汇款过去。

我也听说了其他事情。当时觉得都是鸡毛蒜皮，如今也已完全淡出记忆，不过听时我做了记录，而且每隔个一两天我都会把我的收获报告给卡普伦。我说的话他好像都听得兴致勃勃。

收工睡觉以前，我绝无例外一定会先上阿姆斯特朗报到。有个晚上她在那里，凯若琳·曲珊，这回喝的是波本，脸庞因为长久累积的痛苦变得僵硬。她眨了一两次眼才认出我来。然后眼泪开始在她的眼角成形，她扬起了手背抹去眼泪。

我等她招手以后才走向她。她拍拍旁边的凳子，于是我便溜身而上。我点了波本加咖啡，并且请她喝了续杯。她已经醉得可以，不过你永远也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拒绝下一杯。

她谈到汤米。他对她很好，她说。打电话啊，送花的。不过他不肯见她，因为这样看起来不妥——对一个新任鳏夫来说，对一个公开被控杀妻的男人来说。

“他送的花没附卡片，”她说，“他用公共电话打给我。这个婊子养的。”

比利把我叫到一旁。“我不想请她出去，”他说，“这么个好女人，气色却烂成那样。总之我觉得她是非走不可。你会送她回家吧？”

我说我会。

我把她带出那里，一辆出租车过来节省了我们一段路程。到了她家，我从她皮包里拿出钥匙打开锁。她往沙发一倒，四仰八叉半坐半躺了下来。我去上了个洗手间，等我回来时，她已经闭上了眼睛轻声打着呼噜。

我帮她褪下外套、鞋子，把她抱上床，为她拉松了衣服然后盖上毯子。如此这般搞得我累垮了。我在沙发坐了一下，几乎也要睡着。我猛力甩个头醒来，然后起身离去。

第二天我回到日落公园。我得知克鲁兹年轻时便爱惹是生非，他常跟邻家一帮小子呼啸前往城里，到格林威治村漫步游荡，搜找男同性恋痛揍一顿。他对同性恋极端恐惧，起因也许就是如常理所说的，害怕内心某个部分的自己。他必须借由惩罚他们以压住心里的恐慌。

“他还是不喜欢他们。”一个女人告诉我。她一头光亮的黑发眼珠子浑浊，她喝的朗姆酒和橙子汁都是我付的钱。“他长得挺好，你知道，所以他们都会黏上他，可他不喜欢。”

我把这项信息列入记录——连同其他几项同样惊天动地的讯息。我在第十大道的铁板餐厅请自己吃了块牛排，然后到阿姆斯特朗酒吧结束一天。我喝得并不卖力，只是啜着波本咖啡让时间缓缓流逝。

有两次，有人打电话找我。一次是汤米·蒂拉瑞，告诉我他实在太感激我为他所做的一切。依我看来，我除了拿他的钱以外什么也没干，不过他好说歹说总算说服了我，他完全是靠着我的忠心与无价的帮助才能活下去。

第二通电话来自凯若琳。更多的赞美。我是个绅士，她跟我保证，而且从里到外可圈可点。还拜托我忘了她跟我讲的汤米的坏话。他们已经重修旧好。

第二天我放了自己一天假。我想我是去看了场电影， 《骗中骗》吧好像，保罗·纽曼和罗伯特·雷德福以行骗的方式达到复仇的目的。

再过一天，我又到布鲁克林旅游去了。再下一天，我一早便买了《日报》。头条的标题语焉不详，类似某某嫌犯于牢中上吊自杀，不过翻到第三版细看内容之前我就猜到应该是我的案子。

麦古利多·克鲁兹把他的衣服撕成布片串扎成一长条，他把铁床架侧翻爬上去，再将他自制的绳子系到头顶的水管上，最后从侧立的床架上一跃而下，跳进了另一个世界。

当晚六点的电视新闻报道了故事其余的部分。安吉尔·海利拉得知朋友死亡以后，也撤销了他开始的说法，承认蒂拉瑞家的抢劫案是他和克鲁兹自行策划执行的。蒂拉瑞太太在他们犯案当时回家，所以被克鲁兹乱刀戳死。他拿了把厨房菜刀动手，海利拉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麦古利多脾气向来急躁，海利拉说，不过他们是朋友，也是表兄弟，所以两人便合编了个故事保护麦古利多。如今他死了，海利拉终于可以公开真相。

当晚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这点颇为寻常。我打定了主意要喝醉，只是原因不明——这一点虽不寻常，但也偶有发生。那段时日我经常喝醉，不过我其实很少有意把自己灌醉。我只是想让自己舒坦一些，稍微放松一下，然后喝着喝着我就会变得烂醉如泥。

我并没有特意喝得太凶太快，不过我是朝着那个方向迈进，直到时钟约莫走到十或十一点时，门打开来；我在转身之前，就知道来者是谁。汤米·蒂拉瑞，打扮时髦，顶着个刚做的发型，打从他老婆遇害以后这是头一回跑到吉米的店。

“瞧谁来啦！”他大声嚷嚷，咧嘴露出了他的那种笑。大伙七手八脚跑去跟他握手。当时比利站在吧台后面，他刚倒了杯酒要请我们的英雄喝，汤米马上坚持要请在场所有人士都喝一杯。这个提议耗资颇为可观——现场起码有三四十个人——不过我看就算挤了三四百人，他大概也不在乎吧。

我待在原地，让其他人蜂拥向他，不过他却排开众人朝我走来，然后一手搂住我的肩膀。“英雄在这儿呢，”他宣布道，“最他妈棒的一个劳苦功高的侦探。这人的钱，”他告诉比利，“今晚绝对不能收。他一杯酒也不许买；一杯咖啡钱也不许付；如果你们打从我上次来了以后径自装了付费厕所的话，他也不许动用他自己的那枚硬币。”

“厕所还是免费的，”比利说，“不过可别提醒老板。”

“呸，他早就在动这个歪脑筋了吧，”汤米说，“马修老弟啊，我爱你。我原本如同瓮中之鳖窝在家里不敢出门，然后你就排除万难三下两下全部搞定。”

妈的我做了什么啊？我既没有吊死麦古利多·克鲁兹，也没有诱骗安吉尔·海利拉来个真情告白。我连这两个人的面都没有见过呢。不过他正在买酒招待大伙，而我又嘴痒痒的想喝，所以我又何苦争辩呢？

我不知道我们在那里待了多久。奇怪的是，汤米喝酒的速度一直在加快，我的速度却是逐渐减慢。我注意到凯若琳不在现场，而且她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心想，不知她会不会推门进来——毕竟，这个店离她家很近，而且她也有习惯独自过来饮酒。我心想，不知她进门的话场面会是如何。

想来，当时我脑子里应该转着许多事情，所以才会一边饮酒一边踩着刹车。我不希望记忆出现缺口，不希望脑子里跑出灰色地带。

不久之后，汤米催着我离开阿姆斯特朗酒吧。“这会儿是庆祝时间，”他告诉我，“咱们可不想在这儿待到脚底生根吧。咱们得出去活动一下。”

他开了车来，而我则跟着他随处乱逛，并没有注意我们具体到了哪里。我们去了东区一家嘈杂的希腊酒馆，那儿的服务生个个看来都像是黑帮打手。我们又去了几家时髦的单身酒吧。最后我们来到东村某处，置身于一方阴暗的啤酒窟。

这里很安静，挺适合讲话，于是我便问起我到底是立下了什么汗马功劳。有个人自杀，而另一个翻供，这两件事倒是于我有什么联系。

“是你提供的料。”他说。

“什么料？我又没有送上什么指甲头发的供你下蛊害人。”

“关于克鲁兹和同性恋的事。”

“他搞不好会因为杀人给判死罪。他可不是因为年少轻狂的时候尽找同志麻烦怕他们报复才上吊的吧。”

汤米啜口威士忌。他说：“几天前，有个大块头黑鬼用餐时跑到克鲁兹跟前。‘等你关到绿色避风港的时候可就有得瞧啦，’他告诉他，‘那儿所有的汉子都想找你当女友喔。等你放出去以后啊，医生叔叔还得帮你切个全新的屁股来用才成呢。’”

我没接话。

“卡普伦，”他说，“他跟某人讲了，那人又再传话给人，如此这般一切就都搞定啦。克鲁兹仔细想了想，以后只要一进澡堂，牢里就有半数的黑鬼要从后头上他，所以没两下子那个杀人的小混混就吊在空中舞着脚啰。死得好哇。”

我好像没办法呼吸了。汤米走到吧台再点一轮酒的时候，我力图恢复呼吸。我眼前的酒都还没碰，不过我还是让他点去。

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海利拉。”

“翻供啦。从头到尾全招了。”

“而且把责任都推给克鲁兹。”

“何乐而不为呢？克鲁兹又不会在旁边跳脚。天知道是哪个干的啊，谁又在乎呢？重点是，你提供了一个跳板。”

“给克鲁兹，”我说，“跳到另一个世界。”

“也给了海利拉，还有他在山图市的小孩。杜跟海利拉的律师谈过，海利拉的律师又跟海利拉谈过，口信是说：‘瞧，这会儿你因为抢劫案给关起来，搞不好还会判你杀人呢；不过如果你讲对了故事，服刑时间肯定缩短，而且更妙的是，好心的蒂拉瑞先生还打算不计前嫌，每个月都寄一张肥肥的支票给你在波多黎各老家的老婆和小孩呢。’”

吧台边，两名老翁正在重温路易史默林的拳击大赛——而且是第二次，这次路易可是狠狠教训了先前赢过他的德国冠军③。老翁之一在空中比画了好些个圆弧，以示范侧勾拳。

我说：“是谁杀了你老婆？”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如果要我赌的话，我会说是克鲁兹。他的眼睛发出凶光；如果凑近了看的话，你会知道他就是凶手。”

“你什么时候凑近了看他？”

“大扫除那次啊，他们清理了我的房子、地下室和阁楼。可不是他们跑去扫荡那回喔，那是第二次。”

他笑起来，不过我继续盯着他，直到那抹笑容没了自信。“帮忙打扫的是海利拉，”我说，“你从没见过克鲁兹。”

“克鲁兹也跟了去打杂。”

“这你没提过。”

“噢，当然有，马修。而且这样那样现在又有区别吗？”

“是谁杀了她，汤米？”

“嗐，别问啦好吧？”

“回答我的问题。”

“我答过了。”

“人是你杀的，对吧？”

“你这是干吗，疯了啊？克鲁兹杀了她，海利拉也已经招供，这还不够吗？”

“告诉我你没杀她。”

“我没杀她。”

“再讲一次。”

“妈的我没杀她嘛。你是怎么啦？”

“我不信。”

“噢，天哪。”他说。他阖上眼睛，把头埋进手里。他叹口气抬脸说道：“你知道，我有个毛病。电话上呢，我是天底下最最棒的推销员。我发誓我可以把沙子卖给阿拉伯人，在冬天卖冰块也没问题，可面对面的话我就没辙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说呢？”

“不知道。以前我老以为是我的脸我的眼睛跟嘴巴泄了底；不知道。讲电话很简单。我跟个陌生人聊天，我不知道他是谁长啥样，而且他也没在看我，所以简单之至。面对面，尤其跟熟人，那就是两码子事了。”他看着我，“如果这事咱们电话上讲的话，你准定全部买账。”

“有可能。”

“妈的一定。你一字一句全会听进去。也罢，就算我跟你说是我杀了她好啦，马修，可你什么都没法证明啊。事情是这样的，家里遭抢以后我跟她一起走进客厅，里头乱得像发生了地震，我们大吵一架脾气爆了所以才会出事。”

“是你设计的抢劫案。整件事都是你策划的，就跟克鲁兹和海利拉当初指控的一样。可这会儿你却撇得一干二净。”

“而且你还帮了我一把——这点可别忘啰。”

“我不会。”

“反正我不会被抓去坐牢的，马修。根本不可能。法庭上我肯定赢，那么做只是要避免上法庭。听好了，这会儿咱们是黄汤下肚信口开河，明天不就全忘光了吗，啊？我没杀她，你没指控我，咱们还是哥俩儿，没事的啦。对吧？”

想要失忆的时候偏却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一切都历历在目，可我却希望自己全都忘了。他杀掉自己老婆却可以脱罪。而且是靠我帮忙。我拿了他的钱，代价是教了他如何设计让这个人自杀，又让另一个做假证。

但我又能怎么办呢？

我束手无策。我就算跟警方说破了嘴，汤米和他的律师都会一口否认，而我手头上却又只有空口无凭最最薄弱的证据——在我的客户和我自己都灌了满肚子黄汤之后他跟我讲的话。接下来几天我左思右想，追索可以翻案的方法，但是一无所获。也许我可以吸引哪个记者注意，也许可以借此登个让汤米吹胡子瞪眼的报道，但我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又会带来什么好处？

我愤恨难平。不过我只消喝个两杯就好，这就可以平衡不少。

安吉尔·海利拉承认结伙抢劫，布鲁克林检察长于是撤销了谋杀的指控作为回报。他被押到州立监狱服五到十年的刑期。

然后某天半夜，我接到一通电话。我已经睡了几个钟头，不过电话吵醒了我，于是我摸着找去。花了一分钟我才认出另一头的声音。

是凯若琳·曲珊。

“我非打给你不可，”她说，“因为你是波本人，是个绅士。打给你是因为我欠你一份情。”

“怎么了？”

“他把我甩了，”她说，“而且还让公司炒我鱿鱼，免得天天都要在办公室看到我。这会儿他不需要我帮他掩饰，他就一脚把我踢开，而且你知道吧，这一切他还是通过电话讲的。”

“凯若琳——”

“我全写在遗书里了，”她说，“我留了遗书。”

“听我说，先还别动手，”我说，我已经下了床，摸着找衣服，“我马上过去。我们得谈谈。”

“你挡不了我的，马修。”

“我不会挡着你。我们先谈谈，然后你爱怎样都行。”

电话在我耳边喀嚓挂断。

我唰唰穿好衣服冲到她家，希望她是服药，希望死亡的过程不是那么快速。我打破楼下那扇门的一小片玻璃闯进大楼，然后拿了张老旧的信用卡拨开她弹簧锁的闩子。

房间满是火药味。她躺在上回我看到她时她瘫倒的那张沙发上。手枪在她手里，手臂软软地垂在一旁，她的太阳穴穿了个黑边的洞。

确实有一份遗书。一瓶空了的独家波本立在咖啡桌上，旁边是一只空玻璃杯。她的笔迹和遗书上阴郁的字句透出酒意。

我读着遗书。我在那里站了几分钟，不算久，然后我便从开放式厨房拿了条小毛巾，把瓶子和杯子都擦干净。我另外又拿了个同系列的杯子，洗净擦干，一起放在水槽的滤水板上。

我把遗书塞进口袋。我把枪从她的指间拔开，照惯例检查有无脉搏，然后拿了个沙发垫包住手枪用以消音。我往她的胸膛发了一发子弹，然后往她嘴里再打一发。

我把手枪丢进口袋，然后离开。

他们在汤米·蒂拉瑞的家里找到了那把枪，就塞在客厅沙发的椅垫中间，里外都没有指纹。弹道测试完全符合。我朝着她胸膛的软组织开枪是因为子弹撞上骨头有可能绽成碎片。那是我多打几颗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要排除自杀的可能。

故事上报以后，我拿起话筒打给杜·卡普伦。“真搞不懂，”我说，“他都已经洗清罪嫌了，妈的干吗还要杀掉女孩？”

“你自个儿问去吧。”卡普伦说。他听来不甚快乐。“依我说，这人疯了。天地良心，原本我还真是不知道。我原想说，搞不好他杀了他老婆，搞不好没有，审判他可不是我的工作。但我没想到这人是个杀人狂。”

“警方确定是他杀了女孩吗？”

“毋庸置疑。手枪是有力的证据。等于捧着把冒烟的枪给人逮个正着嘛，那枪就在汤米的沙发里。白痴一个。”

“奇怪他怎么没丢掉。”

“也许还准备对付别人吧。疯子的脑袋不可理喻。脱不了关系啦，枪是证据，而且还有人通报——有个男的报警说他听到枪声，说是有人跑出她家，连长相都交代啦——准是汤米没错。说他穿了那件红色外套，妈的跟派拉蒙的带位员一样俗气。”

“想必很难帮他开脱了吧。”

“嗐，他得找别人求救啰，”卡普伦说，“我跟他说了这回我没法使力。总而言之，我跟他已经是一刀两断没得谈啦。”

前几天我读到安吉尔·海利拉出狱的消息，所以回想起了这段往事。他十年的刑期全部服满，因为这人不管在监狱里外都是不折不扣的惹祸大王。

汤米·蒂拉瑞的杀人罪才服了两年三个月就被人拿自制小刀宰了。当时我还心想，或许是海利拉为了报仇找人干的，真相我永远不会知道。也许是支票不再寄到山图市于是海利拉心生不悦，又或许是汤米跟人讲错了话——面对面，而不在电话上。

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重蹈覆辙了。我已经不再喝酒，想要扮演上帝的冲动好像也跟着酒精一起蒸发掉了。

然而很多事情都有了改变。比利在那之后不久离开阿姆斯特朗，也离开了纽约。新近听说他戒了酒，住在索沙利朵制造手工蜡烛。前不久我在下城第五大道一家书店撞见丹尼斯，里头尽是瑜珈、灵修以及全人式医疗的孤本书。阿姆斯特朗酒吧预定下个月底就要关门，租约正等着新客户上门，想来不消三两下，这家陈年酒吧就要变成另一家韩国鲜果市场了吧。

偶尔我仍然会为凯若琳·曲珊以及麦古利多·克鲁兹点上一支蜡烛。并没有常常。只是偶尔为之。

①美国国歌的开头是：啊！你们能否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里看到／我们于黄昏的最后一道光线中礼赞的荣耀。这里的荣耀指的是美国国旗。

②Peg 佩姬是 Margaret 玛格丽特的昵称。

③一九三六年的世界拳击冠军争霸战中美国代表路易败给德国的史默林，他誓言要于次年夺回宝座，时值二战，这一次的比赛举世瞩目且被两国人民视为善与恶的对决。而在第二次的对决里，路易也的确夺回了拳王头衔。

蝙蝠侠的帮手

可靠公司在熨斗大厦里头，位于百老汇大道和二十三街交界处。接待员是个优雅的黑人女孩，颧骨高耸，头发是直板烫，她朝我点个头笑一下，然后我便步下甬道廊，走向华利·维特的办公室。

他坐在桌子前面，是个五短身材的壮实男子，斗牛狗的下巴，灰发剪成小平头。他坐着没动，说道：“马修，真高兴看到你，你还真准时啊。认识这几位吗？马修·斯卡德，吉米·迪撒弗，李·托鲍尔。”我跟大伙都握了手。“我们在等艾迪·兰金。然后咱们就得一起出门守护美利坚合众国的贩卖系统去啦。”

“少了艾迪可不成。”吉米·迪撒弗说。

“没错，他是要角呢，”华利说，“他是咱们的头号斗牛。这人受过攻击训练，嗯，艾迪。”

几分钟后他穿门而入，于是我领会到了他们的意思。吉米和华利以及李虽然外表不同，不过他们都一副做过警察的样子，想来我应该也是。艾迪·兰金看来则像是以前每逢疯狂周六夜时准定要给我们架到警局的那种人。这人是个大块头，宽肩细腰，金发几近白色，两鬓留短后头蓄长，头发如同马鬃般垂到颈背。他的前额宽阔，长了个哈巴狗鼻。他的脸很白，丰润的唇鲜红欲滴，像是人工制品。他长得一副乡巴佬样，而且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任何压力的反应一律都是拳脚齐上毫不啰唆。

华利·维特把他介绍给我。其他人都认识他。艾迪·兰金握握我的手，他的左手压上我肩膀猛拍了一下。“嗨，马修，”他说，“高兴认识你啊。怎么样，大伙儿，咱们可准备好要帮助披风骑士啦？”

吉米·迪撒弗开始吹起老牌电视节目《蝙蝠侠》的主题曲。华利说：“好啦，武器怎么样？大伙儿都带了吧？”李·托鲍尔掀开西装外套，露出肩带上插的一把左轮。艾迪·兰金抽出大型自动手枪，放在华利的办公桌上。“蝙蝠侠的枪。”他宣告道。

“蝙蝠侠不带枪。”吉米告诉他。

“那他最好离纽约远点，”艾迪说，“要不他的屁股可就要不保啦。左轮那种玩意儿，打死我也不会带在身上。”

“左轮打得跟你手上那把一样准，”李说，“而且不会卡住。”

“这个宝贝才真是不会卡住。”艾迪说。他拾起自动手枪，伸出手来做示范。“你拿着把左轮，”他说，“点三八口径或者别的什么的——”

“点三八没错。”

“——于是来了个人把它夺走，这人只消瞄准了发射就行。就算一辈子没见过枪，他也知道怎么来。而这只怪兽可不一样啰——”他表演起来，拉拉安全装置，动动滑杆——“妈的有好几道关卡守着呢，他那边还傻着眼时我已经把枪抽走赏了他一颗子弹。”

“谁也没办法把枪从我身上拿走。”李说。

“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可瞧瞧发生的几率有多高。警察如果给自己的枪打中，十之八九都是左轮。”

“那是因为他们只带左轮。”李说。

“嗐，就这句话没错。”

吉米和我没带枪。华利提议给我们一人一把，不过我俩都拒绝了。“倒也不是说一定得掏出枪展示展示，更别提开打了，”华利说，“不过外头难保没有凶险，武器在身总是个保障。好啦，咱们上路去吧？蝙蝠车就等在路边。”

我们一行五人，五名成年男子，搭了电梯下楼，其中三个佩戴手枪。艾迪·兰金穿了件格子呢猎装和卡其长裤，其他几个人则是着西装打领带。我们从第五大道的出口往外走，跟着华利迈向他的车——一辆五年车龄的凯迪拉克弗莱特伍德停在消防栓旁边。车窗上没有夹着罚单，一张公共建筑管理局的通行证挡住了交警。

开车的是华利，艾迪·兰金陪他坐在前头，我们其他几个坐后面。我们从第六大道悠闲地开到五十四街再往右转，接着华利把车子停在了和第五大道相隔几家门面的消防栓旁边。我们一起走向第五大道的转角，然后拐个弯朝城中心的方向移行。逼近街区中央时，发现一群黑人已经在那儿摆摊叫卖。其中一名展示的是手提包和丝巾——整整齐齐摆在一张折收式的牌桌上。另外两人卖的则是 T 恤和卡带。

华利轻声道：“上吧。这三个人昨天就在这儿了。马修，麻烦你跟李往街尾走，瞧瞧转角那两个家伙是否有咱们在找的东西。然后再折回来，大伙儿一道收拾这几个家伙。现在我就要让这家伙卖我一件衬衫。”

李和我走向转角。两名有待查验的小贩原来是在卖书。我们确定没问题以后又往回走。“简直跟警察一样辛苦。”我说。

“要懂得惜福呢，咱们不用填写报告，也不用列举书名。”

“所谓的书。”

我们重新加入其他人时，华利正拿着一件特大号衬衫，他把衬衫搭在胸前比了比。“各位觉得怎么样？”他问，“搭不搭啊？你们觉得好看吗？”

“看来很像小丑①。”吉米·迪撒弗说。

“我想也是。”华利说。他瞅着那两名非洲人，他们正不知所措地笑着。“我觉得这东西侵犯到我了，我就这么想。我们得把所有蝙蝠侠的商品都清走。它们没授权，违反了著作权法的规定，而且也没有认证执照，所以全都得没收。”

两名小贩已经止住了笑，不过他们好像还是没能搞清状况。第三个小贩站在远处，卖围巾和皮包的那个，脸上带着警戒。

“你们说英文吗？”华利问道。

“他们说数字，”吉米道，“五块，十块，麻烦您，谢谢您。他们就说这个。”

“你们哪里人？”华利问，“塞内加尔，对吧？达喀尔②。你们是达喀尔人？”

他们点点头，听到认得的字满脸发光。“达喀尔。”其中一个发出回声。他们两个都穿现代服饰，不过看来有点异国风——宽松的长袖衬衫，尖长领，布料发光，宽松的打折裤。网状皮面便鞋。

“你们说什么语言哪？”华利问，“法文吧？Parley-voo Francais（法文：你们说法文吗）？”先前讲话的那个顿时劈啪讲起一长串法文，华利一听倒退两步摇摇头。“妈的我干吗问呢，”他说，“他妈的法文我也只会 Parley-voo，”他对着非洲人说：“警察。你 Parley-voo 这个吗？警察。Policia（西文：警察）。你 capeesh（西文：懂得）？”他打开皮夹，让他们看看警徽之类的玩意。“不许卖蝙蝠侠，”他说，朝他们摇摇手中的衬衫，“蝙蝠侠不好。没授权，没经过认证，不能卖。”

“不好蝙蝠侠。”其中一个说。

“天哪，他们该死的还真听得懂呢。对，不好蝙蝠侠。不行，钱拿开，我可不能收贿，我跟警局已经不相干啦。我只想拿蝙蝠侠。其他的你留着没问题。”

他们的 T 恤，除了几件以外都是未经授权的蝙蝠侠货品。其余的则印着迪士尼的卡通人物——想必和蝙蝠侠商品一样没有授权，不过可靠公司今天的客户不是迪士尼，所以我们管不着。我们把蝙蝠侠和小丑打包带走，艾迪·兰金则审视起录音带，然后翻弄着第三名小贩展售的丝巾。围巾他让男人留着，不过他拎起了一个提包，看那模样是蛇皮。“不好。”他告诉男人。对方点点头，面无表情。

我们浩浩荡荡地走回凯迪拉克，然后华利掀起后座行李箱。我们把没收的 T 恤放在备胎和钓鱼用具中间。“这玩意弄脏没关系，”华利说，“反正都要给销毁。艾迪，如果你拿走提包，大家都会说闲话的。”

“我认识这么个女的，”他说，“她会喜欢这东西。”他把提包裹进一件蝙蝠侠 T 恤，放进后车厢。

“很好，”华利说，“一切进行顺利。这会儿呢，李，我要你跟马修负责第五大道东侧，其他人就待在西侧这头，大伙儿一路往四十二街杀去。不知道收获会怎么样。就算这班人不说英文，他们传话的速度肯定也慢不了，不过咱们得先确定这条路上所有没授权的蝙蝠侠垃圾都已全数扫清，才能扫向别处。一路上咱们都得隔着街来来回回保持眼神接触，一查到违禁品马上打个手势，然后大家就一起围上去全数查扣。听懂了吗各位？”

各位大概是都听懂了。我们离开塞满违禁品的车，重回第五大道。达喀尔来的两名 T 恤小贩已经打包走人了，他们得找其他货品猎觅别的处所进行买卖。贩卖围巾和提包的男人还在继续做生意。他一看见我们，顿时僵住。

“蝙蝠侠不行。”华利告诉他。

“蝙蝠侠不行。”他发出回声。

“该死的叫我狗娘养的呗，”华利说，“这人在学英文呢。”

李和我走到对街，一路往城市中心移行。这地方黑压压的全是小贩，兜售着衣物、录音带还有小家电跟书以及汉堡薯条等等。他们大半都没有法律要求的摊贩证；市政府会定期派员巡察，尤其是繁华的商业大道，四面包抄，罚钱并且查扣他们的货。然而约莫一个礼拜之后，警察就会放弃尝试执行一项基本上无法执行的法令，各家摊贩又会群集而回，重操旧业。

这是个永无休止的轮回，不过书贩可以免此劫难。高等法院已经决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谓的保障新闻自由，意谓任何人都有权利在街上贩卖印刷品。所以如果你有书要卖，没有人可以侵犯你的自由。以此之故，许多学者型的古书商便将自家书籍摊在了大街小巷。同理，无文化者也可沿街叫卖滞销的艺术书籍以及畅销赃书；同理，浪游的街民也可将旧杂志从各个街区的垃圾桶内拯救出来，摊放在人行道上，做着买家即将光顾的大梦。

我们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前方发现一名巴基斯坦人在卖 T 恤和运动衫。我问他是否有蝙蝠侠，他立刻埋头往衣堆翻找，然后拉出半打货品。我们没费事跟对街的机动部队打招呼。李二话不说掏出警徽展示给男人看——“特种警官”——而我则解释我们得没收蝙蝠侠相关的商品。

“他大卖，蝙蝠侠，”男人说，“我有蝙蝠侠，我卖他很快。”

“哎，你最好别再卖他了，”我说，“因为不合法。”

“抱歉，请问，”他说，“什么是法？蝙蝠侠怎样不合法？据我了解，蝙蝠侠替法律做事。他是好人，不对吗？”

我解释起版权和商标以及认证问题。这有点像是在跟田鼠解释内燃机的引擎构造。他不断点头，可我不知道他听懂多少。重点是他懂了——我们要把他的货拖走，而且不管他花了多少本金都收不回来了。这个部分他不爱，不过他也没有办法。

李把衣衫塞到腋下，我们一路往前走。到了四十七街，我们看到华利打的手势便走过街去。他们又找到另外一对塞内加尔人，蝙蝠侠货品摆出一大摊——T 恤和高尔夫球帽以及遮阳帽，有些印着仿得惟妙惟肖的蝙蝠侠标志，有些则是同个主题的变奏，但都如出一辙皆无授权，所以全部都得没收。这两人看来像兄弟，而且也穿着同款式的宽松米色折裤以及天蓝尼龙衫，他们搞不懂自家商品哪里不对，也不相信我们真的准备通通拖走。不过我们有五个人，全是白种彪形大汉，而且横眉竖眼摆出威权姿态，他们又能拿我们怎么办？

“我把车开来，”华利说，“大热天的打死我也不可能把这堆垃圾扛过七条街。”

行李箱这会儿已经快挤爆了。我们一路开向三十四街，到华利钟爱的一家店吃午餐休息。我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华丽的啤酒杯从屋梁垂挂下来。众人喝了一轮酒，然后点来三明治和薯条以及半公升一杯的暗色啤酒。我先喝了杯可乐开场，再用一杯可乐搭配食物，之后则喝咖啡。

“你没喝酒。”李·托鲍尔说。

“今天不喝。”

“值勤不喝。”吉米说着，大伙儿全笑起来。

“我就搞不懂，”艾迪·兰金说，“大家干吗都非要一件该死的蝙蝠侠衬衫不可啊。”

“不只是衬衫喔。”有人说。

“衬衫、毛衣、帽子、餐盒，而且如果卫生棉也可以印的话，娘儿们肯定也要往她们的内裤里塞一片。干吗要蝙蝠侠啊，我的上帝？”

“抢手嘛。”华利说。

“‘抢手’③。妈的你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它红翻天啦。就这意思啊。这玩意儿抢手是因为它抢手。人人想要沾上手，是因为别人都想沾上手，所以它就抢手啦。”

“我看过电影，”艾迪说，“你们看了没？”

我们有两位看过，两位没看。

“还可以，”他说，“基本上还不就是给孩子看的么，不过还可以。”

“意思是？”

“意思是，卖给孩子的 T 恤能有几件特大号的啊？人人都买这垃圾，可你就只能告诉我这玩意儿抢手是因为它抢手。我搞不懂。”

“你没必要搞懂，”华利说，“黑鬼也不用懂。你想跟他们解释蝙蝠侠的标志底下如果没印个小小的版权标记的话他们就不能卖吗？你那边解释着，我这边倒也想听你解释一下，那些个假造这种垃圾的浑蛋既然造假的话，怎么不也假造版权标记呢？重点就在，没有人需要解释，因为没有人需要搞懂。街上那批人只消弄懂一点就行啦：蝙蝠侠不好，不卖蝙蝠侠。如果他们学到这点，咱们就算是功德圆满。”

华利帮大家付了午餐钱。我们开回熨斗大厦，然后清空后车厢，并把所有物品都扛上楼，之后又开车到了东村，沿着八街以南的第六大道一路扫过人行道上的市场。我们没收了几摊物品并未惹来争议，然后，就在西三大道的地铁入口处附近，正当我们要拿走一打衬衫以及差不多同等数量的遮阳帽时，另一摊的小贩决定要采取行动。这人穿了件鲜亮的短袖非洲衫，留着个拉斯塔法理细辫头④，他开口道：“这位兄弟的货品你不能拿走，先生。你不能。”

“这商品未经授权制造，违反了国际版权保护法的规定。”华利告诉他。

“也许吧，”男人说，“可这并不表示你有权没收。你的法律程序是什么？你有经过授权吗？你又不是警察。”警——察，他说。第一个字他拖很长。“你不能擅自跑到人家的店查扣商品。”

“店？”艾迪·兰金朝他移去，两手在体侧晃动。“你有在这儿看到店么？我总共也只瞧见一堆该死的垃圾堆在该死的毛毯中央。”

“这就是他的店。这是他做生意的地方。”

“这又是什么呢？”艾迪逼问道。他朝右边走去——细辫头男子在那儿摆放了两张侧立的橙子木箱展售线香。“这是你的店铺么？”

“没错。是我的店。”

“你知道这些玩意在我看起来像什么吗？就像你在卖吸毒用具。摆明了就是。”

“这些是线香，”拉斯塔法理信徒说道，“可以熏香除臭。”

“除臭。”艾迪说。有支线香正在熏烧，于是艾迪便拿起来闻一闻。“哇，”他说，“可真臭，说得还真没错。闻起来像是猫砂盆起了火。”

拉斯塔法理信徒唰地把那管线香夺走。“这可好闻着呢，”他说，“跟你娘的味道一样。”

艾迪朝他微笑，红润的双唇张开来展现带着污渍的牙，他看来愉快，而且非常危险。“看我一脚把你的店踢到大街上，”他说，“连你一道。这话听来如何呢？”

华利·维特轻手轻脚地滑行到他俩中间。“艾迪。”他柔声道，于是艾迪便退开身，让唇上那朵笑容消失掉。华利转向线香小贩说：“小哥，你跟我没冤没仇的。这会儿我有任务在身，想来先生你也有自己的生意要做吧。”

“我们这位兄弟也有生意要做。”

“呃，他只有不靠蝙蝠侠赚钱才成，因为法律是这么说的。不过阁下你如果想当蝙蝠侠，硬要多管闲事跟我们这位对骂祖宗八代的话，那我就别无选择了。懂我的意思吧？”

“我也不过是说，你们如果想扣押这人的货品，总得有警察身份，也该有法院的传令吧，得有个什么官方文件啊。”

“好，”华利说，“你这么说，我也听到了，不过依我说我就是可以想干就干，管他什么官方授权。这会儿如果你打算报警处理，行，请便，不过你那边去报警，我这边可是也要按铃控告你贩卖吸毒用具，外加违法摆摊——”

“我这儿摆的不是吸毒用具，老兄。你跟我一样清楚。”

“我们都很清楚，你只是想找碴，而且我们都很清楚后果会是怎样。你真想这么来吗？”

线香男站着不动好一会儿，然后垂下眼睛。“我想怎样并不重要。”

“嗯，这话就对了，”华利告诉他，“你想怎样并不重要。”

我们把衬衫和遮阳帽丢进行李箱，然后把车开走。一路驶向亚斯铎区时，艾迪说：“刚才你其实不用插手。我又没要发脾气。”

“我可没说你会。”

“他说我娘怎样可没惹到我。黑鬼讲话就那德行，专爱飙那种脏词。”

“我知道。”

“他们其实也想讲老爸，问题是他们搞不清该死的老爸是谁，所以只好怪在妈咪身上。刚才那实在好臭，我应该把那支垃圾栽进他屁眼儿才对，妈的栽进他那洞粪坑里头。老子最恨爱管闲事的瘪三。”

“人行道上为民申冤的律师。”

“人行道上的屁蛋还差不多。也许待会儿我还要折回去，找他好好谈谈。”

“用你自己的时间。”

“是啊用我自己的时间。”

亚斯铎区的露天市集气氛比较闲散自由，有很多游民样貌的人在展售抢救来的垃圾和赃货。我们走过那些偷来的收音机、打字机和珠宝，专心猎觅合法批购但非法制造的货品。我们的角色在这儿显得格格不入。我们没找到展售中的蝙蝠侠商品，不过倒是有很多人包括顾客和摊贩都把这位披风骑士穿在身上。我们可没打算扒下谁身上的衬衫，也没认真在找违禁品。这个地方满是毒虫和疯子，该是退场的时候了。

“咱们走人吧，”华利说，“车子停这一带我不放心。咱们已经对客户有了交代。”

我们四点前回到华利的办公室，他的桌上满满堆着我们的血汗结晶。“瞧这摊垃圾，”他说，“今天的废物便是明日的宝物。再过二十年他们可是会在克莉丝蒂拍卖这些大便喔。倒也不是眼下这堆啦，因为我马上就要找人把它们交给客户，扔到焚化炉里烧个精光。众位好汉，大家今天辛苦了。”他掏出皮夹，给我们四个一人一张百元大钞。他说：“明天同一时间见啰？不过明天咱们午饭要改吃中餐。艾迪，别忘了你的提包。”

“别担心。”

“问题是，如果你回头去找你的拉斯塔法理朋友的话，千万不要拎了去。不能让他会错意。”

“干，”艾迪说，“老子还没时间陪他玩哩。那浑球要是想把线香插到屁眼里头，只能自己动手啦。”

李和吉米和艾迪一道走出去，一路说说笑笑拍来打去。我抬脚尾随在后，然后又折回去问华利有没有空。

“当然，”他说，“老天，真不敢相信呢。你瞧这。”

“是蝙蝠侠衫。”

“不是盖的，神探先生。你瞧蝙蝠侠标志底下印了什么。”

“版权标记。”

“没错，所以这衬衫是合法货品啰。咱们还有这种玩意儿吗？这个不是，那也不是。等等，这儿一件。这儿又一件。老天，不可思议。还有别的吗？我没瞧见别的，你呢？”

我们翻翻找找，没再看到印着版权标记的衬衫。

“三件，”他说，“嗯，也还好。挺小的量。”他把三件 T 恤揉成一团，丢回那堆货品上头。“你想拿一件吗？这是合法的，你可以穿在身上，不用担心被没收。”

“不必了。”

“你有小孩吧？拿回去给孩子穿嘛。”

“一个在上大学，一个当兵。他们应该没兴趣。”

“也许吧。”他从桌子后头走出来，“呃，今天还蛮顺的，对吧？咱们配合得不错，发挥团队力量。”

“大概吧。”

“怎么啦，马修？”

“也没什么，真的。不过我想明天我还是算了。”

“算了？怎么回事？”

“呃，首先呢，是因为我得去看牙医。”

“噢，是吗？几点？”

“九点一刻。”

“能花多久时间？半个钟头，顶多一个小时吧？十点半到这儿跟我们碰头也没关系。客户不用知道咱们几点上路。”

“倒也不只是因为要看牙，华利。”

“噢？”

“我不太想做这种事了。”

“什么事？保护版权和商标吗？”

“哎。”

“怎么？阁下觉得有失身份？没办法施展你神探的才能？”

“不是啦。”

“其实这种回收营生不坏啊，我觉得。短短一天就赚一百美金，十点到四点，午休一个半钟头，午餐又免费。老兄你午餐吃得不多也不喝酒，不过还是划得来啊。午饭就当十块好了，算一算等于，呃，四个半钟头就有一百一的进账吧？”他往桌上的计算器敲敲数字。“一个小时赚进二十四点四四美金，工资不坏。如果想捞更多银子的话，我看就只有拿上窃匪的工具或者律师的执照了。”

“回收其实蛮好，华利。”

“问题出在哪呢到底？”

我摇摇头。“我就是狠不下心，”我说，“那伙人连英文都不会说，我们却要找麻烦，查扣他们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强悍，而他们拿我们没辙。”

“他们可以停卖违禁品啊，那就没事啦。”

“怎么停？他们连什么是违禁品都搞不清。”

“所以啰，我们这就派上用场啦。我们是在教育他们。没人教的话，他们怎么学得会？”

我早先已经扯松了领带，这会儿干脆整条解下，折好了放进口袋。

他说：“这家公司买下版权，自然有权管控谁能使用这版权。那家公司签了认证合约买下制造权，自然有权决定谁能生产。”

“这我没意见。”

“那问题出在哪里？”

“他们连英文都不会讲。”我说。

他直挺挺地站起来。“请问是谁要他们来这儿的？”他想知道，“妈的谁请他们来了？城中区走没几步就要撞上一个塞内加尔来的超级售货员。他们从达喀尔搭非航一窝蜂挤进来，三两下就在闻名全球的第五大道做起露天生意来。他们不付租金不缴税，他们只是往水泥地上摊条毯子，然后就美元滚滚来。”

“他们看起来没赚多少钱。”

“应该混得还不错吧。一条围巾买价两块卖价十块，利润甚佳。他们住在布莱恩那样的旅馆，沙丁鱼般地挤在一起，一个房间六七八个人，轮流睡觉用电饭锅煮菜。如此这般搞三两个月后又回到该死的达喀尔。他们把钱一撒，花个几分钟制造下一个小孩，然后又插着翅膀飞回肯尼迪机场让一切再来一遍。你说我们需要这种狗屁事吗？咱们自家不是已经有数不清的黑鬼饿肚皮了吗，还需要用飞机载更多的来吗？”

我翻看他桌上那堆货品，挑了个上头印有小丑的遮阳帽。搞不懂怎么有人想买这玩意。我开口道：“你说总额加起来有多少？咱们查扣下来的东西。几百块吧？”

“老天在上，我不知道。一件 T 恤算十块好了，咱们有几件呢，三十还是四十件？再加上运动衫，还有其他东西，我赌总共将近一千吧。怎么？”

“我只是在想。你付我们一人一百，外加午餐的钱不管多少。”

“午餐是八十外加小费。你的重点是？”

“请问你跟客户以人头计费是怎么算，我们一人一小时五十没错吧？”

“我还没在跟谁计什么费呢，我才迈进那道门拜托。不过没错，费用是这么多。”

“时间呢，一天算工作八小时吗？”

“七个钟头。午餐的时间不算。”

按七小时算感觉还蛮多的，因为我们总共只做了四个半钟头。我说：“七乘五十再乘以四，所以我们四个你跟他收多少？一千四吧？再加上你自己投入的时间，当然，而你本人收的费用肯定比一般价码高。一小时一百吗？”

“七十五。”

“七小时的话是多少，五百？”

“五百二十五。”他不动声色地说。

“再加上一千四的话，总计一千九百二十五。就算跟客户拿两千好了。这数字差不多吧？”

“你想讲什么啊，马修？客户付太多，你们分的羹太少？”

“都不是。不过如果他想囤积这些垃圾的话——”我朝桌上那堆摆摆手——“自己上街买不更好吗？投资报酬率更高，不是吗？”

他瞪着我久久不放。然后，他绷硬的脸陡地裂开来，他哈哈大笑。我也笑了，空气中所有的紧张烟消云散。“天哪，你说得没错，”他说，“那人还真付太多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他代理的话，其实不需要雇我跟其他人的。”

“我可以直接逛街付现就好。”

“没错。”

“我甚至可以越过街头小贩，直接找上批发商。”

“这又省了许多美金。”

“妙啊，”他说，“你知道听来像什么吗？像是联邦政府会干的事：要扫毒干脆就跟哥伦比亚人直接买毒。等等，他们有一回不就真的干了这档事儿么，买下了可卡因？”

“好像，不过应该不是可卡因。”

“噢对，是鸦片。好几年前的事了，他们买下土耳其产的所有鸦片，因为照说这是清空本国所有鸦片最划算的做法。全数买下，然后烧光。而这，各位青年朋友，这就是美国海洛因成瘾人口绝迹的开始。”

“成效斐然，对吧？”

“成效零分，”他说，“现代社会执法成效的第一条定律。全是徒劳。好玩的是，眼下这个例子客户的回报倒是不差。你如果买下版权或者商标，就得自个儿捍卫好。否则就有搞丢的危险。你要搞清楚你是某年某月某日付了多少钱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帮你代理的调查员又是把多少货品从多少商人手里查扣下来。加减算算你还是划得来。相信我吧，这些个大企业，如果他们觉得不划算的话，才不会一年年地掏腰包往外砸钱呢。”

“这我相信，”我说，“总之，如果客户白花了钱，我也不会睡不好就对了。”

“你只是不爱这行当。”

“怕是没错。”

他耸耸肩。“这我不怪你。全是狗屁。不过老天在上，马修，警探工作十之八九都是垃圾啊。以前在侦缉组干的活儿跟这有区别吗？或者其他警务？咱们以前做的大半都是屁。”

“还得写文书。”

“还得写文书，可不是嘛。屁事做完以后还得写报告，外加影印。”

“某种程度的狗屁我还可以忍受，”我说，“不过天地良心，咱们今天做的我还真不忍心。”

“喔，宁可啪地一脚把门踢开砰砰砰打倒坏人。是这意思啰？”

“不尽然。”

“干脆当蝙蝠侠好了，行侠仗义开车行遍高谭市⑤，连把枪都不带就把恶人收拾干净。你知道电影里头少了什么吗？”

“我还没看电影呢。”

“罗宾，里头没有罗宾。神童罗宾⑥。之后出的漫画把他去掉了。听说他们做过民意调查，要读者电话投票，看是该把罗宾留下还是让他死掉。就像古罗马一样，那些个打斗送死的人是怎么称呼的？”

“角斗士。”

“对。拇指朝上还是朝下，罗宾得了个朝下的拇指，所以他们就把他杀了。这你信吗？”

“我什么都有办法信。”

“是啊，我跟你一样。我老觉得他们是 Gay 圈的。”我看着他，“蝙蝠侠和罗宾，我是说。罗宾是他的被监护人呢，老天在上唬谁啊。扮装出游四处飞，剧服配件什么都来，妈的应该是某种 SM 游戏之类，你不觉得吗？”

“从没这么想过。”

“呃，我可从来没为这档子事情睡不着，不过摆明了就是啊。总之这会儿他已经死了，‘罗宾也，死于艾滋’我想，不过家人否认了，那个叫什么名字的。你知道我在说谁吧。”

我不知道，不过我点了个头。

“人总得赚钱维生你说是吧。总得有进账啊，不管是骚扰黑佬，或者干脆自己下海蹲在路边叫卖卡带围巾。五块、十块。”他看着我，“干不来，啊？”

“没办法，华利。”

“不想当蝙蝠侠的帮手么。好吧，没办法做的事你就是做不来。妈的这种事我又懂个屁呢，说起来？你不喝酒，这我是没意见，不过如果做完一天工后没法儿翘起两腿灌他几杯黄汤的话，谁知道呢，搞不好我也干不来。马修啊你是好人，如果哪天你改变主意——”

“我知道。谢了，华利。”

“嗐，”他说，“别客气。咱们总得互相帮着点啊，懂我意思吧？在这个高谭市里头。”

①《蝙蝠侠》中有一名坏蛋是以小丑的扮相出现。

②达喀尔是塞内加尔的首都。

③原文 hot 有多层意思，包括热门、危险、赃物。

④Rastafari 拉斯塔法理是前埃塞俄比亚皇帝，他领导的新兴宗教运动的成员满头扎满小辫子作为标志。

⑤Gotham City 是蝙蝠侠漫画中虚构的邪恶城市。

⑥《蝙蝠侠》作者创造罗宾一角的灵感来自罗宾汉的故事，漫画中他原本是马戏团一对特技夫妇的独子，八岁时父母遇害身亡，蝙蝠侠收留了他，并训练他为助手，两人一起住在豪华的地下室亦即蝙蝠洞里。

慈悲的死亡天使

“大家来这儿是要等死，斯卡德先生。他们办理出院手续，放弃自己的公寓，来到慈惠所。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提供舒适的环境。而且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放手让他们死。”

卡尔·欧科特身材瘦长，细长的鹰钩鼻配上尖长的下巴，金色的头发和草莓金的八字胡露出了几许灰。他的两颊凹陷，脸皮紧紧扯过头骨。他有可能生来就没什么肉，也可能是工作太过劳累。由于他是可怕的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同性恋，另一个可能浮现了。亦即他是 HIV 阳性反应，亦即他的免疫系统有问题——终将杀死他的病毒已经蛰伏在他体内，伺机而动。

“由于本院开办的目的是要让人死得轻松，”他说，“所以抱怨有人死去似乎不甚搭调。在这儿，死亡并非敌人。死亡是朋友。这儿的病人当初来找我们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很糟了。寻觅安宁病房的人，不会是刚听到验血的初期诊断，也不会是刚碰上第一颗紫色卡波西氏肉瘤。首先你会尝试各种办法，包括否认病情，尝试所有暂时有效的东西，不过到头来一切都会失效，立妥威没用了，喷他脒也不行，露易斯·海的正向思考疗法录音带还有水晶疗法也不再有效。连否认都行不通了。当你准备好要面对死亡时，你会来到这里，我们会送你离开。”他淡淡一笑，“我们会毕恭毕敬地送你出门。我们不会一脚把你踹走。”

“不过你现在是想——”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他从一座插了八支烟斗的胡桃木托台上选了根石楠烟斗，检视一下闻闻烟嘴。“葛瑞森·刘易斯死得太早，”他说，“死亡的时间不对。他原本还好好的——跟其他人比起来。他的确饱受折磨，巨细胞中毒导致他的眼睛瞎了，不过体质仍然不错。他确实面临了死亡，当然，他们全都面临死亡，我们也全都面临死亡，不过死神真的不该这么早叩他的门才对。”

“出了什么事？”

“他死了。”

“死因呢？”

“不知道。”他嗅了嗅没点燃的烟斗，“有人进他房间发现他死了。没有进行解剖。通常不来这套。何必呢？医生都不想为艾滋病人做解剖，因为不希望增加感染风险。这儿大部分的员工都是血清素阳性反应，即便如此，你还是会想尽办法避免不必要的暴露。数量有可能带来差别，也许发展出了什么多重变体。病毒会有变体，你知道。”他摇摇头。“我们还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

“没有进行解剖。”

“没有。原本我确实考虑过找人做。”

“为什么放弃？”

“跟大家不愿做抗体检验是同样道理。担心真相丑陋。”

“你觉得有人杀了刘易斯。”

“我认为有可能。”

“因为他死得突然。不过这种死法也不是没有，对吧？就算没病的人也一样。有可能中风或者心脏病发作。”

“这话没错。”

“发生过类似的事，对吧？刘易斯不是头一个。”

他悲伤地笑起来。“你很行。”

“这是我的本行。”

“嗯。”他的手指忙着抚弄烟斗，“确实有几次暴毙的状况。不过如你所说，这种事在所难免。其实没什么启人疑窦的迹象。现在也仍是没有。”

“不过你起疑了。”

“是吗？也许吧。”

“把故事讲完吧，卡尔。”

“抱歉，”他说，“我不太干脆，对吧？葛瑞森·刘易斯有过一名访客。她在他房间待了二十分钟，也许半个钟头。她是最后一个看到他还活着的人。她有可能是第一个看到他死去的人。”

“她是谁？”

“不知道。这几个月她都有来。她一定带着花，逗人开心。上一回她带的是黄色香雪兰。倒不算贵，只是转角那家韩国店买的五块钱一束的花，不过真是让房间一亮。”

“她以前来找过刘易斯吗？”

他摇摇头。“找过其他人。她约莫一个礼拜来一次，总会点出一个病人的名字说想见。她拜访的对象通常都病入膏肓了。”

“然后他们就会死掉？”

“也不是每一个。不过次数的确多到让人在意了。话虽如此，我可没有妄下断语认定祸源就是她。我觉得她只是直觉比较强：谁在鬼门关前晃，她就会给吸过去。”他偏着头看旁边，“她找刘易斯的那回，有人打趣说他的房间应该很快就会空出来。在这儿上班的人，私下都会变得不太尊重死者。要不还真会疯掉呢。”

“警局的情况也一样。”

“如果哪个人咳嗽或者打喷嚏，旁人可能会说：‘这下糟啦，慈悲可能要把你列入榜单啰。’想当然耳。”

“这是她的名字吗？”

“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这是我们私下取的名字。‘慈悲的死亡天使’。‘慈悲’是简称。”

一个名叫鲍比的男人在他四楼的房间里坐直了。他一头灰色短发，灰色粗毛八字胡，灰败的脸因为卡波西氏肉瘤东紫一块西紫一块。虽然这病搞得他惨兮兮，他的脸却是年轻得叫人神伤。他是个毁了的天使娃娃，世上最老的小男孩。

“昨天她来了这里。”他说。

“她找过你两次。”卡尔说。

“两次？”

“上礼拜一次，三四天前又一次。”

“我还以为只有一回呢。而且我以为是昨天。”他皱皱眉，“感觉全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呢。”

“什么事情，鲍比？”

“所有的事。箭头夏令营。《我爱露西》。登陆月球。一个好长好长的昨天，所有的事情全塞了进去，就跟他的衣柜一样。我不记得他名字，不过这人的衣柜很有名。”

“费柏·麦基①，”卡尔说。

“搞不懂怎么记不起他名字，”鲍比懒懒说道，“应该都会回来吧。如果在昨天，我是能想起来的。”

我说：“她来看你的时候——”

“她好美。高高的很苗条，眼睛迷死人。一袭飘逸的鸽子灰长袍，血红色的围巾圈在脖子上。我不确定是不是真有这人。我觉得她可能只是幻象。”

“她跟你说了名字吗？”

“不记得了。她说她过来是要陪我。而且她大半时间只是坐着，就坐卡尔现在坐的地方。她握着我的手。”

“她还说了什么？”

“说我很安全。说不再有人可以伤害到我了。她说——”

“嗯？”

“说我没有罪。”他说，然后便抽泣起来，任由眼泪流下来。

他尽情哭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拿了张面巾纸。他再度开口时，声音平稳，甚至有点疏离。“她来过这儿两次，”他说，“我现在想起来了。第二回我摆出不屑的样子指天骂地，还跟她说如果她不想久留的话，大可以走人。然后她就说如果我不想久留的话，大可以走人。”

“然后我就说，是喔，我这就衔朵玫瑰跳着踢踏舞滑过百老汇大道去。然后她说，不是这意思。她说我只消放开手，我的灵魂就可以自由翱翔。我看了她一眼，这才明白她在讲什么。”

“然后呢？”

“她要我放开手来别再执着，抛下一切走向亮光。然后我就说——感觉好怪，你明白吗？”

“你说了什么，鲍比？”

“我说我看不到亮光，而且我也没准备好要迎向它。然后她说没关系，她说只要我准备好了，亮光自然会在那儿引导我。她说时机到的时候，我会知道怎么做。然后她就讲到该怎么做。”

“怎么做？”

“放下一切，走向亮光。她讲的话我记不全。我连那个过程发生了没有都不确定，也许有一部分只是梦。我已经乱掉了。有时候我做了梦之后，却觉得那是我生命里的某一段。有时候我回头看着过去，却觉得有层纱盖在上头我好像从来没活过那段，一切仿佛只是一场梦。”

回到办公室以后，卡尔挑了另一支烟斗，把泛黑的烟嘴凑上鼻子。他说：“你问我为什么打电话找你而不报警。请问你能想象鲍比面对警方侦讯的场面吗？”

“他的神志好像在清晰和混沌之间来回穿梭。”

他点点头。“病毒已经穿过血脑障壁。如果你打败了卡波西氏肉瘤和伺机而起的各种感染，你的战果就是失智症。鲍比大半时间神志清楚，不过他的某些脑神经连结已经烧坏了。或者生锈了，还是堵住了——总之就是摆了他一道。”

“有些警察懂得怎么跟这样的病人做笔录。”

“话是没错，不过你能想象各家八卦杂志的头条标题吗？慈悲杀手席卷艾滋安宁中心。我们没闹新闻时就已经很难混了。你知道，每次报纸登说虐待动物防治协会又安乐死了几只猫和狗，捐款就会唰地滑下去。想想看我们的情况会是怎样。”

“有些人会捐更多钱给你们。”

他笑起来。“一千块给你们——请帮我杀掉十个。搞不好还真给你说中了。”

他再次嗅嗅烟斗。我说：“你知道，其实你不用考虑到我，抽就是了。”

他瞪眼看我，然后看看烟斗，仿佛纳闷起烟斗怎么会在手里。“这栋大楼全面禁烟，”他说，“何况，我又不抽。”

“烟斗是这间办公室的附属品吗？”

他脸红起来。“烟斗全是约翰的，”他说，“我们同居过。他死了……老天，十一月就满两年了。感觉好像没有那么久。”

“很遗憾，卡尔。”

“我以前习惯抽烟，万宝路，但几百年前就戒了。不过他抽烟斗的时候，我倒从不介意。我一直很喜欢那种香味。而现在我是宁可闻他烟斗的味道，也不想闻到艾滋味。我说的那种味道你懂吗？”

“嗯。”

“不是每个艾滋人都有，不过很多人有，而且大半的病房味道都很重。你到鲍比的房间一定闻到过。是一种猥亵的霉味，闻起来像是烂掉的皮革。我再也受不了皮制品的味道了。以前我喜欢皮革，可是现在总免不了把它跟同性恋在又臭又闷的房间里逐渐死去的臭味联想到一起。

“这栋楼我闻起来就是这味道。每样东西都蒙上消毒剂的怪味。我们用的消毒剂是以吨计量，喷雾和液态的都有。病毒其实还蛮脆弱的，一出人体存活不了多久，然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房间和走廊到处都是消毒剂的怪味。不过在那气味的掩映下，永远还是有着这个病的味道。”

他翻弄手里的烟斗。“他的衣服全是那种异味。约翰的。所有的东西我都送人了，不过我已经把他和他烟斗的味道联想在一起了，何况烟斗又是那么私密的物品不是吗，烟管上还留着吸食者的齿痕。”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干燥，声音洪亮平稳。悲伤不在他的语气里，只在他的话语当中。“十一月就满两年，虽然老天在上感觉还真没那么久——我是用一种味道挡住另一种。同时，我想也是借由这个填补岁月的鸿沟吧。让他和我贴近一点，”他放下烟斗，“言归正传。你可以帮忙调查一下我们的死亡天使吗，小心行事，不列入官方记录？”

我说可以。他说他得先给我一笔预付金，说着便打开桌子最上层的抽屉。我告诉他没有必要。

“但这不是雇用私家侦探的例行程序吗？”

“我不是私探——没登记。我没有执照。”

“你跟我说了，不过即便如此——”

“何况我又不是律师②，”我表示，“总之偶尔做点公益也无妨啊。如果得花太多时间我会告诉你，不过目前暂且就把这当作我的捐款吧。”

安宁中心在格林威治村，位于哈德逊街。蕾秋·布斯班住在离此处往北五英里的一栋意大利式棕石建筑里，位于克来蒙大道。她的丈夫保罗每天走路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是该校的政治系副教授。蕾秋是兼职编辑，受雇于好几家出版社，帮忙定稿工作。她的专长是历史和传记。

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在她那间书香四溢的客厅喝咖啡时她告诉我的。她谈到她正在编辑的一份稿子——一位在十九世纪末时成立某教派的女人的传记。她谈到她的小孩——两个男孩，他们约莫一个小时内就会放学回家。讲着讲着她的兴致没了，于是我便把话题带回她哥哥阿瑟·范博格身上，他住过莫顿街，为城中一家投资公司做资料收集的工作。而且他两个礼拜前死于慈惠所。

“人真是会死抓着生命不放，”她说，“就算生活的品质烂透了，就算你满心希望死掉。”

“你的哥哥想死吗？”

“他甚至祷告求死。病魔一天天夺走一点点的他，如同小兽般啃着他啮着他，然后月复一月地狱般的日子终于夺走了他求生的意志。他没办法再斗下去了。他没有搏斗的工具，也没有搏斗的目标。不过他还是继续活了下去。”

她看着我，然后别开脸。“他求我杀了他。”她说。

我没吭声。

“我怎么能拒绝他呢？可是我又怎么能帮助他？起先我觉得那样不对，然后我又想到那是他的生命，如果他想要这样的话，谁又有权利不让他结束掉？可我怎么下得了手，又要怎么下手呢？

“我想到药丸。家里除了治经痛的蜜朵尔以外什么都没。我找我的医生说我睡不着。哈，这话也是真的。他开了处方让我买十二颗地西泮。我没费事到药局买。我不想给阿瑟一把镇静剂，我想给他那种二战电影里间谍专用的氰化物胶囊。只要一口咬下，你就走了。可我要上哪儿找那种东西呢？”

她往前倾坐。“你还记得中西部那个把他小孩身上的呼吸器拔掉的男人吗？医生不肯让小男生死掉，他的父亲就揣了把枪跑到医院挡掉所有人，直到他的儿子咽下最后一口气。好个英雄。”

“很多人都这么想。”

“老天，我真希望自己是英雄！我天马行空想了好久。有这么首罗宾逊·杰弗斯的诗，讲到一只跛脚鹰，叙事者结束了它痛苦的生命。我给了它一个 lead gift③，他说。意思是子弹，铅制的礼物。我也想给我哥那样的礼物。我名下没有枪，我坚信枪支没有存在的必要。总之以前是那样，可现在我已经搞不清自己到底有什么信念了。

“如果当时我有枪的话，我会走进房里朝他开吗？我狠不下心。我有把刀，我的厨房全是刀，而且请你相信，我确实想到要往皮包里塞把刀子走进房里，等他睡着以后便一刀插进他肋骨之间刺进心脏。画面我都想好了，每个层面也都考虑过，可我没下手。天哪，我从来没在包里塞着刀子出过门。”

她问我是否要添咖啡。我说不用。我问她她的哥哥有没有其他访客，不知道他是否也跟其他人做过同样请求。

“他有十几个朋友，男男女女都是爱他的人。而且没错，他应该求过他们。他跟所有人都说了他想死。他虽然熬了那么那么久奋力求生，不过到头来他却是求死心切。你觉得有人帮了他吗？”

“我觉得有可能。”

“老天，但愿如此。”她说，“遗憾的是，那人不是我。”

“我还没做检测，”艾铎说，“我是个四十四岁的同性恋男人，十五岁开始性生活便非常频繁。我不需要做检测，马修。我假设自己是血清素阳性反应。我假设每个人都是。”

他是个泰迪熊般的富态男子，黑发鬈曲，脸孔如同微笑钮扣一般是永远的欢乐。我们在布里克街一家咖啡屋共享一张小桌子，这儿离他贩卖漫画以及棒球卡给收藏家的店铺只隔两个门面。

“我也许不会得病，”他说，“我也许会因为纵情美食好酒寿终正寝。我也许会给公交车撞死或者让抢匪杀掉。如果我果真得了病，我会等到最难挨的那一刻，因为我热爱生命，马修，我还真的爱。不过时候若是到了，我不会搭慢车离开。我打算坐上高铁说拜拜。”

“你听来像是已经把行李打包好了。”

“不带旅行箱，轻装出游。你还记得那首歌吗？”

“当然。”

他哼了几节音符，一只脚轻轻踩出节奏，我们小巧的大理石面桌子随着那律动摇晃。他说：“我的药丸多到够我完成任务。我还有把上了膛的手枪。而且我想我也有足够的胆量，在我必须动手时，我会做我必须动手做的事。”他皱起眉头——他少有的表情。“怕就怕在等得太久，搞到躺在医院的病床虚弱得什么也干不了。给脑炎摧残得想不起你该怎么做，一心求死但又无法独力完成。”

“听说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你听说了，啊？”

“某个女子。”

“你到底想怎样，马修？”

“你是葛瑞森·刘易斯的朋友，还有阿瑟·范博格。有这么个协助想死的人寻死的女人，她很可能帮过他们。”

“然后呢？”

“想来你知道要怎么找到她吧。”

“谁说的？”

“我忘了，艾铎。”

微笑又回来了。“你挺谨慎是吧？”

“非常。”

“我不想给她添麻烦。”

“我也不想。”

“那就放过她如何？”

“有个安宁中心的主管担心她到处杀人。他打电话给我，而没有选择报警展开正式调查，不过如果查不出名堂——”

“他就会报警处理。”他找到通讯簿，抄了个号码给我。“请你不要给她惹麻烦，”他说，“搞不好我也会需要她。”

当晚我打电话给她，我们第二天下午在华盛顿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吧碰头。她从头到脚都和大家描述的一样，包括那袭灰色长袍和灰色披风外罩。她今天的围巾是金丝雀黄。她喝巴黎水，我也点了一杯。

她说：“跟我谈谈你的朋友吧。你说他病得很重。”

“他想死。他一直求我帮他结束生命，可我下不了手。”

“嗯，可以想象。”

“我是希望也许可以请你去看他。”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跟我讲讲他的事，好吗？”

我觉得她应该不到四十五，顶多就是这年龄，不过她的脸有种古老的味道。你不需要多么投入轮回的说法就会相信她有过前生。她的五官轮廓很深，眼睛是泛灰的蓝。她的声音低沉，配上她的身高，让人不禁怀疑起她的性别。她有可能做过变性手术，要不就是个扮装男子。不过我想应该不是。她身上有种永恒女性的气质，而且不致给人仿讽的感觉。

我说：“我没办法。”

“因为没这么个人。”

“只怕多得很呢，不过我还没有人选。”我大略跟她说明我的目的。我讲完后，她任由那片静默蔓延，过了一会儿才问我是否觉得她有杀人的可能。我跟她说别人会做什么我们很难判定。

她说：“我觉得你应该亲自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她站起来。我把钱放到桌上，尾随她走上街去。

我们搭乘出租车到第九大道以西的二十二街，在一栋四层高的砖楼前面下车。我们爬了两段楼梯，她敲了门，有人来应。我在跨过门槛以前就闻到了病症的味道。开门的年轻黑人男子看到她很高兴，而有我陪行他并不惊讶。他没问我的名字，也没告诉我他的。

“凯文疲累不堪，”他告诉我们两人，“看了叫人心碎。”

我们穿过家具稀少的整洁客厅，走过一条短短的甬道来到一间卧房。味道在这儿又更浓了。凯文靠坐在摇起了床头的床上。他看来如同熬过了饥荒或者集中营。他的眼睛布满张惶。

她拉了张椅子坐在他床边。她拉着他的手，另一只手轻抚他的额头。“你现在没事了，”她告诉他，“你很安全，不需要再受苦了，你已经完成所有该做的事，现在可以放松了，可以放手了，走向亮光吧。”

“你做得到的，”她告诉他，“闭上眼睛吧，凯文，走到你内心深处，找着那个紧抓不放的部分。你身体里有个什么如同紧握的拳头，我要你找到它，与它同在。然后放手。让拳头伸展开来。感觉像是拳头正握着一只小鸟，如果你摊开手小鸟就可以自由飞翔。放开手吧，凯文。不要执着。”

他费力想要开口，不过顶多也只能发出类似喀嘎的声响。她转身面对黑人男子，他正站在门口。“大卫，”她说，“他的父母都不在了，对吧？”

“应该都过世了吧。”

“他跟他们哪个比较亲呢？”

“不知道耶。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很早就走了。”

“他有过爱人吗？在你之前，我是说。”

“凯文和我从来都不是爱人。我跟他根本不熟。我来这儿是因为他没有别人了。他有过一个爱人。”

“他的爱人走了吗？他叫什么名字？”

“马丁。”

“凯文，”她说，“你已经没事了。你只消走向亮光就好。你看到亮光了吗？你的母亲在那里，凯文，还有你父亲，还有马丁——”

“马可！”大卫叫道，“噢，老天，真抱歉，我的错，不是马丁，是马可，马可，他叫这名字。”

“没关系，大卫。”

“妈的我真失败——”

“仔细看着亮光，凯文，”她说，“马可在那儿，还有你父母，还有爱过你的每个人。马修你来，握着他的另一只手吧。凯文亲爱的，你不用在这里待下去了。你已经做了所有你来这儿要做的事情。你不需要留下，你不需要紧抓着不放。你可以放手，凯文。你可以走向亮光。打开心门放手吧，伸开手来迎向亮光——”

我不知道她跟他讲了多久。十五二十分钟吧，我想。好几次他又发出喀嘎的声音，不过大半的时间都很安静。一时间仿佛无事，然后我才领悟到他的恐惧已经离去。她好像已经把它驱走了。她继续跟他讲话，抚摸他的眉毛握着他手，而我则握着他另外一只。我不再注意她讲话的内容了，只是让那些话语流过，我的心与缠绞的念头嬉戏，如同小猫玩着毛线球。

然后事情发生了。房里的能量出现了变化，我抬起头来，知道他已经走了。

“是的，”她喃喃道，“是的，凯文。上帝祝福你。上帝赐你安息。是的。”

“有时候他们会陷入泥沼，”她说，“想要离开却动不了。他们紧抓太久了，你知道，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松手。”

“所以你就伸出援手。”

“如果我帮得上忙的话。”

“如果你爱莫能助呢？假设你讲了又讲他们还是紧抓不放呢？”

“那就表示他们还没准备好。不妨以后再说。放手是迟早的事，死亡等着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有没有我的帮助。”

“而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好——”

“有时候我会改天再去。有时候他们确实就准备好了。”

“恳请帮忙的人又怎么处理呢？那些像阿瑟·范博格的人，求死心切但身体却又还没弱到可以放手？”

“你希望我说什么呢？”

“你心里的话。那句卡在你喉咙的话，卡着你如同凯文想丢弃的生命卡在他的喉咙里一般。你还紧抓着不放。”

“打开心门放手就好，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漫步在切尔西的某处，已经走了整整一个街区两人都没开口。然后她说：“我觉得借由谈话来帮助别人与动手加速死亡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我同意。”

“两者之间我做了分际。不过有时候，虽然划了线——”

“你还是会踩上。”

“没错。头一回我发誓自己是糊里糊涂做的。我用了个枕头，我把枕头放在他脸上然后——”她呼吸沉重，“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不过之后又有个人，他好需要帮助，你知道，所以——”

“所以你就帮了他。”

“是的。我做错了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受苦是错的，”她说，“除非这是上帝的旨意，然而我又哪敢决定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不肯放手的人或许是因为在他们踏向远方以前还有一样功课得学。妈的我又是谁，胆敢决定这人的生命到此应该结束？我怎敢擅自介入？”

“不过你还是介入了。”

“偶尔为之——在我真的找不到其他方法的时候。然后我就动手做我该做的事。这种事想来我应该是有个选择，不过我发誓我真的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好像根本没有选择。”她停下脚步，转身看我。她说：“这会儿你打算怎么做呢？”

“嗯，她就是慈悲的死亡天使，”我告诉卡尔·欧科特，“她探访病人以及将死的人，几乎每次都是受邀而去。某个朋友找上她，或者某人的亲戚。”

“他们付她钱吗？”

“有时候他们会尝试。她不肯收钱。连花她都是自己付钱买的。”她带了鸢尾花去凯文二十二街的公寓。蓝色的花——黄色的花心和她的围巾相称。

“她在做公益。”他说。

“她跟他们谈话。你也听到鲍比怎么说了。我看到她实际的运作模式。她讲着讲着，就把那可怜虫从这个世界讲到下一个去了。你也可以争辩说，她的方式近似催眠太危险，说她是把人催眠以后让他们愿意自我了结，不过这种说法很难想象可以拿来说服陪审团。”

“她只是跟他们谈话。”

“没错。‘放开手，走向亮光。’”

“‘并且祝你旅途愉快。’”

“差不多就这意思。”

“她没杀人？”

“没有。只是让他们死去。”

他选了支烟斗。“哎，老天在上，”他说，“我们就是干这个营生哪。也许我该找她加入我们中心。”他嗅嗅烟嘴。“感激不尽，马修。你确定不为这个收钱吗？慈悲姑娘做公益，不表示你也得这样。”

“我无所谓。”

“你确定？”

我说：“头一天你就问过我，知不知道艾滋是什么味道。”

“你说你闻过……噢。”

我点点头。“我有过一些朋友得病死去。大限来前我还会失去更多友人。有机会帮你我只觉得感谢。我很高兴有这么个地方存在，让大家有地方可去。”

我也很高兴有她这样的人存在。那名灰衣女子，慈悲的死亡天使。为他们打开门，引领他们走向另一端的光亮。而且，如果有需要的话，轻推一把帮他们跨过门。

①Fibber McGee，美国二十世纪三○到五○年代一个广播电台秀的主角，这个喜剧节目已成经典，里头的笑点之一便是费柏·麦基的衣柜——柜门一开就会涌出没完没了的杂物。

②预付金 retainer 通常是指付给律师的费用。

③lead gift 为双关语：最棒的礼物或者铅制的礼物。

夜晚与音乐

我们于谢幕时离开，步下走道穿过大厅。里头是巴黎的冬天， 《波希米亚人》剧中的爱侣在那儿发抖挨饿；外头则是春天的纽约，夏日将至。

我们手牵手穿越广阔的中庭，走过闪烁在灯光下的喷水池，走过艾弗里·费雪音乐厅。我们的公寓在凡登大厦，位于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的交界处，我们朝那个方向移行，默默走了约莫一条街。

然后伊莱恩开口说：“我不想回家。”

“行。”

“我想听音乐。可以吗？”

“我们才刚听过。”

“不同的音乐。我不想再听歌剧。”

“好极了，”我说，“因为一个晚上一出正是我的极限。”

“你这头老熊。一个晚上一出已经超出了你的极限。”

我耸耸肩。“我正在学习阶段。”

“呃，一晚一出是我的极限。你知道吗，我进入了某种状态。”

“不知怎么我也感觉到了。”

“她老是死掉。”她说。

“咪咪。”

“嗯哼。你说我到底看了几次《波希米亚人》呢？六七次吧？”

“你说了算。”

“至少六七次。你知道吗？我可以看上一百次，但结局还是一样。他妈的每一次她都死掉。”

“几率甚大。”

“所以我想听点不一样的，”她说，“在我们回家睡觉以前。”

“听些快乐点的。”我提议道。

“不，悲伤也没关系。我不介意悲伤。事实上我还比较偏好悲伤的音乐。”

“可是你希望结束时大家都还活着。”

“没错，”她说，“悲伤无所谓，只要没有人死去。”

我们叫了辆出租车来到一个我听人提过的新开张的地方，位于九十几街的阿姆斯特丹大道，在一栋大厦的一楼。顾客群体可谓盐巴胡椒兼备——白人大学生以及黑人苦力，金发模特儿以及黑人球员。乐团也是杂色；萨克斯风和贝斯手是白，钢琴师和鼓手是黑。领班自忖认得我，把我们领到乐队旁的桌子。我们坐下时， 《缎面娃娃》已经唱了几小节，之后弹奏的曲子我依稀记得听过，但想不起歌名。或许是赛龙尼斯·蒙克的作品吧，不过我不确定。除非配有我牢记在心的歌词，否则我很难记得曲调。

除了点饮料外，弹奏告一段落之前我们几乎都没讲话。我俩一边啜着小红莓汁加汽水，一边聆听音乐。她看着乐手，我看着她看着乐手。乐团中场休息时，她伸手握住我的手。“谢了。”她说。

“你还好吧？”

“我本来就没事。不过我现在的确觉得好多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们认识的那个晚上。”

她的眼睛睁大。“你怎么知道？”

“呃，当时的场所看来跟这里很像，感觉也挺类似。记得你是坐丹尼小子那桌，他就爱来这种地方。”

“老天，那时我还年轻。我俩都他妈的好年轻。”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当时你是警察我是妓女。不过你在警局的时间比我拉客要久。”

“当时我已经升为警探。”

“而我才刚踏上舞台，以为生命充满了欢笑。呃，也的确是挺欢乐的。瞧我去过的地方还有见识到的人。”

“已婚警察。”

“没错，当时你有老婆了。”

“我现在也有老婆。”

“就是我。天哪，世事真是难料，对吧？”

“同样的夜总会，”我说，“放着同样的音乐。”

“悲伤得叫人心碎，但是没有人死掉。”

“当晚你是全场最美丽的女人，”我说，“而你现在也是。”

“哈，匹诺曹①，”她捏捏我的手说，“有胆跟我撒谎。”

我们打烊时才离去。踏上外头的街道时她说：“老天，我没救了。我不希望今晚结束呢。”

“那就不用结束。”

“很早以前，”她说，“所有的夜店你都熟。还记得康顿酒馆常为乐手开到很晚才关门吧，大伙儿挤爆场地直到黎明才散去？”

“我还记得艾迪·康顿的宿醉妙方，”我说，“‘两品脱美妙的威士忌……’我忘了接下来是什么。”

“头茫茫？”

“可不是嘛。我知道咱们可以上哪儿了。”

我招手叫辆出租车，一路开到夏瑞登广场，那儿有家地下室酒吧，店名和哈林区一家早已关门大吉的爵士俱乐部一样。他们午夜开店，直到黎明过后才打烊，而且合法，因为他们不供酒。以前我上夜店通常是为了喝酒，不过在那儿听多了音乐，而且又在每个降了五度音的变奏里尝到酒味，所以我也慢慢学着爱上了爵士。现在我上那儿是为了音乐，我在蓝调音符里听到的也不再是酒，而是酒精掩饰的所有感觉。

当晚那儿群集了许多乐手以及依我看来是该店常驻的爵士乐团一起表演。有个萨克斯风手听来有点像强尼·葛瑞芬，有个钢琴师让我想起列尼·崔塔诺。而且一如往常，音乐在我耳中若有似无，仅只是让我虚无飘渺的心思有个停靠的背景。

我们拖着身子离开那儿时，天空发亮。“你瞧见没，”伊莱恩说，“亮得跟白天一样。”

“可不是嘛。现在是早上了。”

“好个纽约之夜，对吧？你知道，我们的欧洲之旅我很喜欢，还有我们一起去的其他地方，不过归根究底——”

“你是纽约的妞儿。”

“妈的就这句话没错。而且我们今晚听的可是纽约音乐喔。说什么爵士乐全是顺着河来自新奥尔良，鬼话连篇我才不吃那一套。今晚的音乐属于纽约。”

“你说的没错。”

“而且没有人死掉。”她说。

“没错，”我说，“没有人死掉。”

①《木偶奇遇记》主角的名字，每次说谎时，他的鼻子就会变长。

寻找大卫

伊莱恩说：“你不工作不行，对吧？”

我看着她。我们身处佛罗伦萨，坐在圣马可广场一张瓷砖面的桌子旁，啜饮的卡布奇诺和格林威治大道上孔雀酒馆的一样棒。这一天阳光普照，但空气有点飕飕凉意，整个城市沐浴在十月的天光底下。伊莱恩穿着卡其裤和定做的猎装，看来如同风情万种的外国特派员，或者间谍吧。我也穿着卡其裤，套了件马球衫，外加她称之为我的老靠山的蓝色运动外套。

我们已在威尼斯待了五天。这是佛罗伦萨五天行程里的第二天，之后我们会到罗马玩六天，最后搭意航飞返美国。

我说：“谅你也猜不出我在想什么。”

“哈，”她说，“明明就给我逮到了。你跟以往一样，正在扫视全场。”

“我可是当了多年的警察哪。”

“是啊，积习难改我了解，不过这种习惯并不坏。我也在纽约街头混出了点名堂，不过我可没办法单靠扫视全场便得出你能得到的结论。而且你连想都不用想，你是反射动作。”

“也许吧。不过我可不觉得这叫工作。”

“照说咱们来这儿是要全心享受佛罗伦萨，”她说：“外加叹赏广场雕像的古典美，可你却瞪眼在看一个跟我们隔了五张桌子、身穿白麻外套的老皇后①，想猜出他有无前科犯过什么案——这还不叫工作吗？”

“我不需要猜，”我说，“我知道他犯了什么案。”

“当真？”

“他名叫霍顿·波拉德——”我说。“如果我猜的没错。我朝他的方向张望多次，那是因为我想确定他就是我想的那个人。打从我们上次碰面以来已经过了二十年。搞不好有二十五年了。”我瞟一眼，瞧见那位白发绅士正在跟服务生讲话。他扬起一道眉毛的模样看来高傲却又带着歉意——就跟指纹一样验明了正身。“是他没错，”我说，“霍顿·波拉德。我很肯定。”

“怎么不过去打招呼？”

“他也许没兴趣。”

“二十五年前你还在当警察。当时是怎么了，你逮捕了他吗？”

“没错。”

“当真？他做了什么呢？艺术品诈欺么？坐在佛罗伦萨露天的桌子旁，不这样想也难，不过想来他应该只是个股票炒手吧。”

“换句话说，是个白领人士。”

“花边领吧，瞧他那副打扮。当初他倒是做了什么？”

我一直朝他的方向看，眼神与他交会。我瞧见他露出认出我的神色，看他眉毛上扬的模样就是他错不了。他把椅子往后推开，站了起来。

“他要过来了，”我说，“你可以自己问他。”

“斯卡德先生，”他说，“我想说马丁，不过我知道不对。请指教。”

“我叫马修，波拉德先生。这位是我太太，伊莱恩。”

“你好福气，”他告诉我，一边握住她伸出的手，“我朝这儿看过来，心想，好个大美女哇！然后我再看一眼，心想，我认得那个家伙啊。不过花了我一分钟才搞清楚——名字冒出来，或者该说你的姓吧。他叫斯卡德，可我是怎么知道的呢？然后，当然，记忆全都回来了——只除了你的名字。我知道不是马丁，不过这个名字挥之不去，所以马修的名字也进不来。”他叹口气。“记忆啊，是一条滑溜溜的鱼。想来你或许还没有老到发现这点吧？”

“我的记忆还可以。”

“噢，我的也不错，”他说，“只是捉摸不定，有点任性。有时候啦我觉得。”

在我的邀请之下，他从邻桌拉来了一把椅子。“不过我马上就走。”他说，然后问我们来意大利干吗，在佛罗伦萨会待多久。他住这里，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在此地定居多年。他知道我们的旅馆——在雅瑙河东岸——直夸它物美价廉。他提到离旅馆不远的一家咖啡屋，说我们应该过去坐坐。

“当然，你们其实并不需要照我的推荐找馆子，”他说，“或者去找米其林的。因为佛罗伦萨到处都是美食。呃，这话倒也不是完全正确啦。如果你们坚持要到高档餐厅，偶尔还是会大失所望。不过如果只是随意就近找家小餐馆的话，保证一定次次满意。”

“我觉得我们吃得稍嫌太好了呢。”伊莱恩说。

“是有危险没错，”他点头称是，“不过佛罗伦萨人倒是都能保持苗条。当初刚来时我确实发了点福。在所难免对吧？每样东西都好吃。不过我还是减掉了增加的体重保持住身材。虽然有时候我会纳闷自己干吗如此费事。看在老天分上，我都七十六了。”

“看起来不像。”她告诉他。

“看起来像也无所谓。干吗在乎呢，你倒说说看。放眼看去，有谁他妈的在乎我长什么德行啊。所以我又何必在乎呢？”

她说跟自尊有关吧，于是他便沉吟起自尊与虚荣的界线应该如何划分。然后他说他好像叨扰太久了，一边起身。“可你们一定要来我家，”他说，“我的别墅虽然算不上富丽堂皇，但还是挺迷人的，我很自豪，也颇有想要炫耀的意思呢。两位明天务必来我家吃个午饭。”

“呃……”

“就这么说定了，”他说，一边递张名片给我，“出租车司机一定能找到路。不过要先讲定价钱。总是有些居心不良的司机，不过多半都是出人意料的老实。我们就约一点如何？”他身体前倾，手掌贴在桌上。“多年来我常想到你，马修。尤其是搬来这里以后，在离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只有几码之遥啜饮黑咖啡的时候。那座雕像不是真品，你知道。真品摆在美术馆，不过世风日下，现在连美术馆的安全都不能保证了。你知道乌菲兹美术馆几年前给炸了吧？”

“报上读到过。”

“黑手党干的。在家乡他们是自相残杀。来到这儿他们是炸掉大师作品。不过话说回来，这里毕竟还是个美妙的文明社会。而且我理所应当该在这儿度过晚年啊——在靠近大卫的地方。”我开始听不懂了，我想他也知道，因为他皱起眉头，颇有几分懊恼的意思。“我讲话漫无边际，”他说，“在这儿什么都不缺，就是少了聊天对象，不过我老觉得自己可以找你谈，马修。境况不允许我这么做，当然，多年前错失了这个机会我一直觉得遗憾。”他直起身来，“明天，一点钟。我等你们。”

“当然我是真的挺想去，”伊莱恩说，“我很想看看他的家是什么样。‘虽然算不上富丽堂皇，但还是挺迷人的，’我敢说一定挺迷人，我敢说一定棒透了。”

“明天你就可以知道答案。”

“不知道呢。他想找你谈，看来他想讲的话题也许容不下第三者。当初你逮捕他应该不是因为盗窃艺术品对吧？”

“不是。”

“他杀了人吗？”

“他的爱人。”

“嗯，每个人都有这潜力，对吧？毁掉他爱的东西，那个作家叫什么名字来着。”

“奥斯卡·王尔德。”

“多谢了，记忆大师。其实我知道是谁。有时候我说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或者那个姓啥名谁来的，并不是因为记不得。这叫谈话技巧。”

“喔。”

她朝我探询般地扫一眼。“案子很特别是吧，”她说，“怎么回事？”

“手法残忍。”我的脑子塞满了谋杀现场的影像，我眨个眼把它甩掉。“干警察那种事看多了，大半都很丑陋，不过那一桩又特别难看。”

“他好像蛮温和的。他犯的命案感觉上应该不太暴力吧。”

“很少有不暴力的命案。”

“呃，没流什么血啰，那就。”

“才怪。”

“嗐，少卖关子啦。他做了什么？”

“他用了把刀。”我说。

“戳他吗？”

“割他，”我说，“他的爱人比他年轻，想来应该挺帅，不过我可没法保证。我当时看到的东西差不多就像感恩节过后的火鸡剩菜。”

“嗯，描述得还挺生动，”她说，“我必须说我懂了。”

“除了那两名接获通报的警察以外，我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他们还年轻，乜斜着眼摆出一副不屑的酷样。”

“可你已经老得不来那套了。你吐了没？”

“没有，干了几年以后自然习惯。不过我这辈子还没见过那种惨状。”

霍顿·波拉德的别墅位于北边城外，虽然并非富丽堂皇，不过魅力十足，是一栋镶嵌在山边的白色泥宅宝石，俯眼可见一大片山谷。他领着我们穿行在各个房间，一一回答伊莱恩有关图画和家具的问题，对她无法留下来吃午餐的解释也点头表示接受。或者仅只是表面如此——她坐上载我们过来的出租车离开时，他露出那么一丝丝受辱的表情。

“我们到露台用餐吧，”他说，“可我是怎么回事呢？我都还没招待你喝酒呢。你想喝什么，马修？吧台各类酒水齐备，不过我无法保证保罗可以调出各色各样包你满意的鸡尾酒。”

我说只要汽水就行了。他和他的男仆说了些意大利文，然后估量似的瞟我一眼，向我确认午餐需不需要配上酒吃。

我说不用。“还好想到要问你，”他说，“我原本打算开瓶酒先让它呼吸一下，不过看来还是让它屏着气吧。如果我记得没错，你一向都有喝酒的习惯。”

“没错，以前。”

“事发当晚，”他说，“记得你告诉我，我好像该喝一杯。所以我就拿出一瓶酒，然后你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你可以在值勤的时候喝酒，我记得当时我挺惊讶。”

“规定是不行，”我说，“不过我不一定每次都照规矩来。”

“而现在你是滴酒不沾？”

“没错，不过你还是可以喝酒佐餐，没有关系。”

“我从来没这习惯，”他说，“当初蹲苦牢的时候是不能，出狱以后则是没了欲望，既不想念酒味，也不怀念那种快感。有一阵子偶尔还是会喝个一杯，因为我觉得滴酒不沾有失文明作风。然后我才想到自己根本无所谓。年纪大了就有这点好处，也许是唯一讲得出口的优点吧。马齿日增，我们也跟着放下越来越多包袱，尤其是别人的想法。不过你的过程应该不一样，对吧？你戒酒是因为有必要。”

“对。”

“会想念吗？”

“偶尔。”

“我不会。不过话说回来，我可从来没爱过酒。有段时间我可以蒙上眼睛区分不同酒庄酿的酒，说白了我是从来没把心思摆在那上头，而且饭后喝的白兰地又会让我的胃灼热。现在我用餐都配矿泉水，餐后则喝咖啡。Acqua minerale（法文：矿泉水）。有一家我爱光顾的小店，老板都把它叫作 Acqua miser－le（法文：悲惨的水）。不过他还是高高兴兴地把那卖给我。喝不喝酒他无所谓，而且就算他在乎我也无所谓。”

午餐简单，但颇有品味——生菜色拉，意大利水饺搭配奶油和鼠尾草，外加一片美味的鱼。我们的谈话绕着意大利转，伊莱恩没有留下来听我很遗憾。他知识广博，谈兴高昂——聊到艺术如何渗入佛罗伦萨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英国上层阶级对这个城市持久不衰的热爱——我听得入迷，不过伊莱恩会是更投入的听众。

餐后，保罗收拾残局为我们送上浓缩咖啡。我们陷入沉默，我啜着咖啡眺望山谷景色，心想这样的美景不知是否会有看腻的一天。

“我原以为终有习惯的一天，”他说，读出了我的心思，“不过我还没有，想来永远不会腻吧。”

“你在这里定居多久了？”

“约莫十五年。出狱以后我一逮着机会就飞来这里。”

“之后就没再回去吗？”

他摇摇头。“当初过来我就是打算久待，所以一到这儿我便想法子办妥了居留证。我算是走运，而且有钱什么都容易搞定。不管现在或是以后，我的钱都多得花不完。我过得不错，但花费又不致太高。就算我比一般人虚活一些年岁，还是可以不愁吃穿度完余生。”

“这就好办多了。”

“没错，”他同意道，“说起来服刑时虽然没有因此就好过些，但没钱的话我有可能得待在更糟的地方。当初他们可也没把我摆进欢乐宫里。”

“想来你是住进了精神疗养院吧。”

“特别为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患打造的场所，”他说，一个个字咬得字正腔圆。“听来挺有学问的，对吧？总之还蛮切合实际状况就是了。我的行为毋庸置疑是犯罪，而且精神完全失常。”

他为自己再倒一杯浓缩咖啡。“我请你来这儿，就是要聊这件事，”他说，“很自私，不过老了就会这样。人会变得自私，或者说不太想把私心藏起来不让自己和别人知道。”他叹口气，“变得比较直接，不过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该打哪儿讲起。”

“从你想讲起的地方讲起吧。”我提议道。

“从大卫讲起吧，那就。不过不是雕像，而是活生生的人。”

“也许我的记忆并不如自己印象中的好，”我说，“你的爱人名叫大卫吗？因为我记得是罗伯特。罗伯特·奈史密斯，有个中间名，不过也不是大卫吧。”

“是保罗，”他说，“他名叫罗伯特·保罗·奈史密斯。他要大家叫他小罗。偶尔我叫他大卫，他并不喜欢。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都是大卫。”

我没吭声。一只苍蝇在角落嗡嗡飞着，然后停住不动。沉默蔓延开来。

然后，他继续讲述。

“我在水牛城长大，”他说，“不知道你去过那里没有。很美的城——至少城区是如此。宽广的街道，两旁种着榆树。不乏美丽的公共建筑与高雅的私宅。后来榆树因为病虫害死光了，而达拉威大道的豪宅也已改头换面成了律师事务所和牙医诊所。世事本就多变，对吧？我已经认知到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得喜欢所有的改变。

“早在我出生以前，水牛城主办过一次泛美博览会。如果我记得没错，应该是一九○一年的事，好几栋专为博览会兴建的建筑到今天都还留着。其中最棒的一栋盖在城里最大的公园旁边，也就是水牛城历史学会的现址，里头典藏着不少博物馆级的珍品。

“你正在想我说这话是要引到哪儿对吧？史学会的正前方有个环形车道，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而在那中间则竖立着一座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青铜复制品。想必是铸造的吧，而且说是复制品应该错不了。总之，雕像是真人大小。或者该说与真品相同大小，因为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其实比真人要大多了——除非少年大卫的身材和他的对手歌利亚不相上下②。

“昨天你看到了雕像——虽然，如我所说，那也只是复制品。不知道你仔细欣赏了没有，不过我只想问你，是否知道当初有人询问大师他是如何完成这件杰作的时候，他怎么回答。那句话绝妙到几乎可以断定只是后人的穿凿附会。

“‘我看着那块大理石，’据传米开朗基罗是这么说的，‘把不属于大卫的部分挖掉了。’这话叫绝的程度，完全可以媲美年轻的莫扎特当初解释为何音乐创作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呢：你只消把脑子里听到的音乐写下来就是了。其实他们就算从来没说过这些话，又有谁在乎呢？就算他们真没说过，呃，那情理之中他们也该说的，你说对吧？

“那座雕像陪了我一辈子。我不记得第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不过想来我头一回造访史学大楼时应该就看到了吧，当时我还很小。我的家在诺丁汉连栋屋区，走路到史学大楼只要十分钟，所以小时候我去那儿的次数真是多到数不清。打从有记忆以来，我对大卫像就很有感觉。我喜爱他的立姿、他的神态，还有那种力量和脆弱以及善感和自信的不可思议的结合。另外，当然，就是大卫的阳刚美，他的性魅力。不过我是后来才意识到那种层面的吸引力，或者该说，我是后来才愿意承认自己意识到了。

“记得十六岁拿到驾照以后，大卫在我的生命里又有了新的意义。你知道，环形车道是亟需隐私的年轻情侣心目中的约会圣地。那儿是好地段，气氛宜人如同公园，大大不同于水边几个烂城区的幽会场所。所以啦，‘造访大卫’就成了开车幽会的委婉说法——可我现在一想，幽会这两个字本身不也是委婉的说法么？

“我十八九岁的时候经常造访大卫。当然讽刺的是，对我来说，他青春阳刚的体型远比和我约会的年轻女子凹凸有致的身材更具吸引力。依我想来，我是打从出生便有同性恋倾向，不过我没敢让自己知道。起先，我否认这种冲动。之后，等我学会付诸行动——在馥伦公园，在灰狗车站的男厕——我则转而否认那些关系具有任何意义。我对自己保证说，那只是一段过渡期。”

他噘起嘴唇，摇摇头叹口气：“好长的过渡期啊，”他说：“因为我好像仍在过渡当中。我的否认很有说服力，因为当时我的生活整体而言还蛮正常，和其他年轻男子之间的任何举动都只是附属品而已。我上的是好学校，圣诞节和暑假一定回家，而且不管到哪里我都喜欢有女人作陪。

“想当年，做爱这档子事通常都只是点到为止。女孩子真心想要保持处女身，至少技术层面是如此，总要等到结婚当天或者进入现在所谓的找到真命天子的关系时，才会毫无保留。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称呼那种关系的，不过想来应该是简洁明了的叫法吧。

“话说回来，偶尔我们还是会直攻本垒，而碰到那种时候，我也都能达成目标不会泄劲。我的伴侣没一个有理由抱怨。我办得到的，你知道，而且也能从中得到快乐，虽然刺激的程度远不及与男伴交欢的水平，不过应该可以归于禁果的诱惑吧。那并不一定表示我有哪里不对。那并不表示我的生理状况有任何异常。

“我过着正常的生活，马修。也可以说我是下定了决心要过正常生活，不过这种事其实跟决心并没有多大关系。我念大四的时候，和一个几乎是认识了一辈子的女孩订婚。双方的父母都是朋友，我们是青梅竹马。我毕业后就跟她结婚了。之后我继续进修，专攻艺术史，这你也许还记得，而且我也想办法申请到水牛城大学的教职。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目前是这个称呼，不过多年前它还没有变成州立大学的一部分，只是简简单单的水大，大半学生都来自城里以及邻近地区。

“我们先是住在校园附近的一间公寓，不过之后双方家长都出钱帮忙，所以我们就搬进了哈兰街的一栋小房子，到我俩从小长大的家差不多是同等距离。

“而且离大卫雕像也不远。”

他过着正常生活，他解释道。生了两个小孩，迷上高尔夫且加入了乡村俱乐部。他得了些家产，一本他写的教科书的版税进账每年都稳定增长。一年年过去，他也越来越容易相信，自己和男人的关系仅只是个过渡，而且基本上他已经克服了这种障碍。

“我还是有感觉，”他说，“不过付诸行动的需求好像已经过去了。比方说，我有可能被哪个学生的外表吸引，不过我从没有采取行动，或者认真考虑要采取行动。我告诉自己我的爱慕纯属审美心理，是对男性美的自然反应。年少时，我们荷尔蒙过盛，所以我才会把这个和性欲搅在一起。现在我则清楚认知到，这只是无关性爱的无邪表现而已。”

但这并不表示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的小小冒险。

“我会受邀到某地开会，”他说，“或者担任客座。我会抵达一座我不认识别人也没有人认识我的城市。然后我会小酌几杯，我会觉得需要来点刺激。我也可以告诉自己说，虽然和另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就是背叛妻子违反誓约，但和另一个男人来点无邪的运动则无伤大雅。所以我就会去往那种酒吧——永远不难找到，就算在当时那种封闭的年代，就算在乡下小城或者大学城也一样。而且只要到了那种场所，要找对象绝对是轻而易举。”

他沉默一会儿，眼睛望向地平线。

“然后我走进了威斯康辛麦迪逊城的一家酒馆，”他说，“而他就在那里。”

“罗伯特·保罗·奈史密斯。”

“大卫，”他说，“我看到的正是他，我一跨过门槛两眼盯住的便是那少年。我还记得那个神奇时刻，你知道。我现在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当时的模样。他穿了暗色丝绸衬衫和棕色长裤以及一双便鞋，没有穿袜子——一如当时的流行。他站在吧台旁边，手捧一杯酒，他的体型以及他站立的模样，那神态，那表情——他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不只如此，他就是我的大卫。他是我的理想，他是我这辈子一直不自觉地追寻的目标，我用眼睛饮下了他，从此迷失了自己。”

“就这么简单。”我说。

“噢，是的，”他同意道，“就这么简单。”

他沉默下来，我心想不知他是否正在等我追问。我认为不是。他好像选择了要暂时留在那段记忆里。

然后他说：“一言蔽之，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坠入过爱河。我开始觉得那是一种发狂的状态。那跟深切的关爱不同。关爱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甚至高贵的感情。我当然爱我的父母，也以另一种方式爱我的妻子。

“我对大卫的感情却属于截然不同的层次。那是一种执着，是完全的投入，是收藏家的热情：我非得拥有这幅画，这座雕像，这张邮票。我非得到它不可，非得完全拥有它。它，且仅有它，可以让我完整。它能改变我的本质。它能让我的生命展现价值。

“不是性欲的满足，不算是。倒不是说和性毫无关系。大卫带给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但在那同时，我觉得性冲动其实并没有过去的某些经验来得强。我想拥有大卫。如果办得到，如果他完全属于我的话，和他发不发生性关系其实都无所谓了。”

他陷入沉默，而这回我则认为他是等着要我追问。我说：“然后呢？”

“我放弃原有的生活，”他说，“会议结束以后，我随便找了个借口在麦迪逊多待一个礼拜。然后就和大卫飞往纽约，在那里买了间公寓——龟湾一栋棕石建筑的顶楼。之后我又飞回水牛城，自己一个人，告诉妻子我要离开她。”

他垂下眼睛。“我不想伤害她，”他说，“不过当然，我伤她伤得很惨很深。知道是个男人介入时，她其实不算惊讶，我觉得她没有。多年来她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已经把这视为必要之恶了吧——是嫁给一个美感强烈的男人的必要缺憾。

“她以为我还是在意她，但我清楚表明了自己要离开她。她从没有伤害过人，可我却带给她极大的痛苦，这点我一辈子都会感到歉意。对我来说，伤了她比起我入监服刑的理由，是更大的罪孽。

“不提了。总之我离开她搬到纽约。水大的终身教职我当然也辞了。学术圈我人脉很广不用说，虽不算名闻遐迩但也小有名气，所以是有可能在哥大或者纽约大学谋得什么职务的。问题是我惹出的丑闻杀伤力太大，再加上我对教书，也他妈的没什么兴趣了。我只想活下去，好好享受人生。

“我的钱绝对足以办到。我们日子过得很好。太好了，说起来。并非聪明度日，而是挥霍。每晚都吃高档餐厅，好酒搭配美食。歌剧和芭蕾表演买的是季票。夏天到松树度假村，冬天到巴巴多斯或巴里岛。搭机在伦敦巴黎以及罗马间旅行。不管在纽约或者国外，同行的都是其他富有的皇后。”

“然后呢？”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他说，两手交叠在怀里，唇上闪现着些微笑意。“这么过着过着，然后有一天我就拿起一把刀杀了他。那个部分你清楚，马修。你就是从那里切入我的生活的。”

“对。”

“不过你不知道原因。”

“嗯，这点一直没公布。或者已经公布过，但我错失了。”

他摇摇头。“一直没公布。我没提出抗辩，当然我也没提出解释。不过你猜得出来吗？”

“你杀他的理由吗？我毫无概念。”

“有过多年侦探经验的你，多少也该知道杀人的一些理由吧，何不迁就老罪人的意思猜猜看呢？跟我证明，我的动机其实并不独特。”

“能想到的理由都太明显了，”我说，“所以应该都不对。我想想看。他打算离开你。他对你不忠。他爱上了别人。”

“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他说，“他热爱我们共同的生活，而且也知道要是跟了别人，他永远别想过得有现在一半好。他爱别人的程度永远也不可能多过爱我。大卫也爱他自己。他不忠是当然的事，打从开始就这样，而我也从没寄望他改变。”

“那么就是，你发觉自己为他放弃了一切，”我说，“所以心生悔恨。”

“我确实放弃了一切，但我并不遗憾。我一直都活在谎言里，丢了又有什么好惋惜的？如果能搭机飞往巴黎度周末的话，有谁会痴念水牛城学院里温吞的愉悦？或许有些人会吧，我不知道，不过我不可能。”

我打算放弃，不过他坚持要我再多想几个可能。结果全都不对。

他说：“不猜啦？好，我来说吧。他变了。”

“他变了？”

“当初碰到他时，”他说，“我的大卫是我见过最最美丽的生物，他是我这辈子理想美的绝对化身。他身材修长又健美有力，脆弱却又强壮。他是——呃，回到圣马可广场看看那雕像吧。米开朗基罗雕得恰到好处，那就是他的模样。”

“之后怎么了？他老了？”

他的下颚一沉。“人都会老，”他说，“除了那些年轻早逝的人。这不公平，不过我们也无能为力。大卫不仅仅是变老。他变俗了。他变得粗壮。他吃太多喝太多熬夜太晚又吸太多毒。他体重增加。他变得浮肿。他长了双下巴，多了眼袋。他的肌肉在层层肥油底下消蚀了，他的肉变得松松垮垮。

“那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不过我确实有那种感觉。在我愿意面对真相以前，那个过程已经进行很久了。最后我不得不面对现实。

“看到他我就受不了。之前，我是没办法把眼光移开，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是避开不看。我觉得被出卖了。我爱上了一个希腊神祇，但却眼睁睁地看着他变成罗马皇帝。”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杀了他？”

“我并没有打算杀他。”

我看着他。

“噢，也许有吧，说起来。开始我喝了酒，我们两个都喝了，之后我们起了口角，我大发脾气。我应该有足够的意识知道如果动手的话他会死，我应该知道自己会杀了他。不过重点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他昏过去，”他说，“他躺在那里，全身赤裸，酒臭味从他的毛孔一波波散出来，一大片白得如同大理石的浮肉。我大概是恨他把自己搞成那副德行吧，我也恨叹自己正是罪魁祸首。于是我决定改变现况。”

他摇摇头，深深叹了口气。“我走进厨房，”他说，“拿了把刀出来。我想起自己在麦迪逊头一晚见到的男孩，又想到米开朗基罗。于是，我就想成为米开朗基罗。”

想必我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他说：“你还记得吧？我拿了刀，把不属于大卫的部分挖掉了。”

我把这一切转述给伊莱恩听时，已是几天之后了。在罗马，我们坐在西班牙广场附近的一家露天咖啡店。“那么多年来，”我说，“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想要把自己的爱人毁掉。因为切割人体就是这么回事，表达的是破坏的欲望。不过他并不是想要毁掉他，他是想要重塑他的形体。”

“他领先了他的时代好几年，”她说，“时下他们把这叫作抽脂，而且索费高昂。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件事。等我们一回纽约，我就要从机场直奔健身房，免得我吃下的意大利面全部变成挥之不去的赘肉。我可不想冒险。”

“我看你是没什么好担心的。”

“这话真叫人放心。想想还是挺恐怖的，他们两个的下场实在是很惨。”

“有些人真是想不开。”

“就是这句话。说起来现在你打算怎么样？我们可以坐在这儿为那两个男人唉声叹气，感慨他们毁了自己的生命；或者呢，我们可以回到旅馆做点什么礼赞美好的生命。全看你了。”

“好难决定，”我说，“需要马上给你答案吗？”

①皇后意指有女人味的男同性恋。

②巨人歌利亚被少年大卫以石头打死的故事记载于《圣经·旧约·撒母耳记》。

梦幻泡影

电话铃响时，我正陷坐在前厅的电视机前，手里护着一杯波本，盯着屏幕里洋基队的比赛。人类记忆的记得或不记得还真有意思。我记得索门·曼森打了一个长长的界外球，只差不到一英尺就是全垒打，但我不记得他们的对手是谁，连他们该季的表现如何也不复记忆。

我记得那杯波本是 J. W. Dant，也记得加了冰块。这点我当然记得。我永远记得自己喝的是什么，不过我并不是每次都记得为什么喝酒。

两个孩子熬夜陪我看了头几局，不过因为第二天得上学，所以安妮塔把他们带到楼上送上床，我则又倒了杯酒坐下来。曼森打出那个长长的界外球时，冰块差不多都融掉了，电话铃响时我还在摇头叹气。我让它响着，安妮塔去接了，她说是找我的。某人的秘书，她说。

我拿起话筒，一个女人的声音——清脆且职业化——说：“斯卡德先生，这里是核迪格暨克威尔公司，亚伦·核迪格先生有事找您。”

“噢，好。”我说，然后听着她进一步解释，一边估算到他们公司要花多久时间。我挂断电话，做了个鬼脸。

“又有工作了？”

我点点头。“眼下这个案子得马上处理，”我说，“今晚八成没得睡了，而且明早我还得出庭。”

“我帮你拿件干净衬衫，坐下吧。你总有时间把酒喝完，对吧？”

每次都有。

是很久以前了，这件事。当时尼克松是总统，是他第一个任期的第二年。我是纽约市警局的警探，在格林威治村的第六分局上班。我在长岛有栋房子，车库有两辆车——安妮塔的福特旅行车，以及我那台破旧的克莱斯勒勇士小轿车。

长岛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不大，而我也没怎么注意限速。据我所知，没几个警察会去注意的。没有警察会开罚单给自己人。我一路顺风，把车停在第一大道的公车站时约莫是晚上九点四十五。我在仪表板上搁了张可以帮我逃过罚单和拖车的名片。

执法的最大好处就是你本身不用怎么守法。

她的门房按铃通报她我到了，于是她捧着酒杯等在了门口。我不记得当时她穿着什么，不过我很确定她看起来风情万种。她一向如此。

她说：“我从没有打电话到你家。不过这回是公事。”

“你的还是我的？”

“我们两个的吧，也许。我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麦迪逊大道的重要角色。某家广告公司的副总裁之类。穿堤波乐百货的西装，拿骑警足球队的季票，住在康涅狄格州。”

“然后呢？”

“我好像跟他提过我跟警察有交情吧。总之他和几个朋友小聚，一起打牌，没想到有个人出了事。”

“出事？朋友出事，送医不就结了？还是已经太迟了？”

“他没讲，总之我就听到那么多。看来是有人出了意外，他们需要找人处理一下。”

“所以你就想到了我。”

“哎。”她说。

她以前也想到过我——情况类似。她有名客户是在华尔街打拼的斗士，某天下午他在她的床上心脏病发过世。很多男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他们心仪的死法，这种死法也许确实不比别种差，不过对那些得收拾残局的人来说就不太方便了，尤其是那张床的主人又是位职场女郎时。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海洛因交易中，倒是挺好的营销。某位瘾君子嗑药过量死翘翘，这下子各路好友都想知道他是从哪儿拿到好货的，哪儿有门路可找。因为，各位，能让人嗨死过去的肯定是上等货色对吧？而妓女则不然，她被列为死因可不算好事。总之，伊莱恩觉得她该负点道义责任——这正是敬业。她想缓解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窘境。于是我便让他从现场消失，帮他穿上所有衣物，搁置在金融区的某条暗巷。我打了匿名电话报警，然后回到她的公寓领取酬劳。

“我有地址，”这会儿她说，“你要不要过去瞧瞧？或者我该告诉他们我找不到你。”

我吻了她，我俩勾住彼此久久不放。我放开她猛吸口气说道：“那就是撒谎啰。”

“啊？”

“告诉他们你找不到我。你永远都找得到我。”

“嘴巴真甜。”

“地址给我吧。”我说。

我从公车站把车开出来，然后停在一家隔了十几个街区的上城车站。我找的地址是东六十几街的一栋棕石建筑。一楼店面的橱窗展示着手提包和公务箱，左右两侧则是旅行社和男装店。前厅有四个门铃，我按了第三个，听到对讲机响了，不过没听到人声。我伸手正要再按一次时，哔声响起。我把大门推开，爬了三段铺有地毯的楼梯。

习惯使然，敲门时我站在一侧。我也没有真的预期会来颗子弹，结果穿门而出的是个低沉的声音，问门外是谁。

“警察，”我说，“据我了解，你们这儿出了状况。”

一阵停顿。然后有个声音——也许是同个人，也许不是——说：“我不懂。是有人投诉吗，警官？”

他们要找警察，不过不是随便哪个警察。“我叫斯卡德，”我说，“伊莱恩·马德尔说你们需要帮忙。”

门锁转动，门打开来。两个男人站在那里，暗色西装搭配白衬衫和领带，是上班族的打扮。我越过他们往里瞧见另外两个人，一位穿西装，另一位则着灰色长裤和蓝色运动外套。看来约莫都是四十几，比我大个十到十五岁。

当年我几岁呢，三十二吧？差不多。

“请进，”其中一人说，“小心喔。”

我不知道他是要我小心什么，不过我把门推开几英寸以后撞到了个什么的时候就知道了。地板上有具尸体，是个男人，蜷着身子侧躺着。一只手臂甩过头，另一只弯在一侧，手离刀柄只有几英寸。是一把弹簧匕首，整个刀刃都埋进了他的胸膛。

我推了一把关上门，跪下来仔细看他。我听到其中一人把门锁上。

死者约莫和他们同龄，原先的打扮也和他们差不多，但后来他脱下了西装外套，把领带也松开了。他的头发比他们略长，也许是因为他的头顶开始掉发，他想借此掩盖秃头吧。大家都来这招，不过好像从来不管用。

我没摸他的脉搏。只碰一下他的额头我就可以确定，他的体温已经冷到无脉可摸了。而且，其实我根本无须碰他就知道这人已经归西。妈的，我停车以前就全知道啦。

不过呢，我还是花了些时间进行检视。我头也没抬，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一阵停顿，因为他们要决定由谁回答，然后先前声音穿门而出的男人说：“我们也不很清楚。”

“你回到家时发现他倒在这里？”

“当然不是。我们在玩扑克，我们五个。门铃响了以后，菲尔过去应门。”

我朝死者点点头。“这位便是菲尔？”

有人说是的。“当时他已经出局了。”穿运动外套的人补充道。

“而你们其他几个还在打。”

“没错。”

“所以他——菲尔是吧？”

“是，菲尔。”

“菲尔走到门口，而你们则继续把牌打完。”

“是的。”

“然后呢？”

“我们也没看到事发经过。”西装人之一答道。

“我们正在打牌，”另一个人解释道，“而且从我们坐的地方也看不到什么。”

“你们坐在牌桌。”我说。

“没错。”

桌子放在客厅里端。是张扑克牌桌，桌面铺了绿毛毡，周边设有凹槽可供摆放薯片和杯子。我走过去，看了看。

“可以坐八个人。”我说。

“对。”

“不过你们只有五个。还有其他打牌的人？”

“没有，就我们五个。”

“你们四个和菲尔。”

“对。”

“然后菲尔穿过房间去应门，而你们当中一两个人则是背对着门，你们四个对牌局进行的状况应该要比来人的身份有兴趣。”他们顺着我的话点点头，很高兴我有能力理解大局。“不过你们应该听到了个会让你们抬起头来的声音吧。”

“是啊，”运动外套说，“菲尔大叫一声。”

“他说了什么？”

“‘不要！’或者‘住手！’之类。我们马上分了神，站起来往那头看去，不过大家好像都没看到来人的长相。”

“来人……”

“杀了菲尔的人。”

“他应该是在你们还没来得及看到他时就跑掉了。”

“对。”

“而且还把门拉上。”

“要不就是菲尔跌倒的时候推到门门才关上的。”

我说：“一边伸了只手当缓冲……”

“没错。”

“然后门就唰地关上，而他则继续倒下去。”

“没错。”

我往回走到尸体躺着的地方。这是间挺好的公寓，我注意到，空间宽敞装潢温馨。感觉像是单身汉安身立命的居所，而非已婚有车族的歇脚处。书架上置有书籍，墙上挂了裱框的复制画，壁炉里摆了木柴。壁炉前方，一张二乘三英尺的绒毛毯格格不入地放在一张偌大的东方地毯上头。我的直觉告诉我，它摆在那上头是有特殊用意的。

不过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走过绒毯，蹲跪在尸体旁边。“戳进了心脏，”我点出来，“想必是当场死亡。说起来他应该没什么临终遗言吧。”

“没有。”

“他蜷缩起来撞上地板，然后再也没有动静。”

“正是这样。”

我直起身来。“想来你们都吓到了。”

“简直吓呆了。”

“怎么你们没通报呢？”

“通报？”

“通报警察，”我说，“或者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

“医院可也拿他没辙，”运动外套说，“我是说，看得出来他死了。”

“没有脉搏，没有呼吸。”

“对。”

“不过，你们应该知道发生这类状况就该报警吧。”

“对，当然。”

“可是你们没有。”

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等着瞧他们想出什么对策应该会挺有趣，不过我找了台阶给他们下。

“你们一定很害怕。”我说。

“呃，当然。”

“牌友过去开门，然后没两下他就死在门口。这种经验确实叫人不知所措，尤其考虑到你们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又为何杀他。不过也许你们有大致的方向？”

他们没有。

当然没有。

“这不是菲尔的公寓吧？”

“不是。”

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他们早就各自逃跑了。

“一定是你的啰？”我告诉运动外套，他两眼大睁，惹人发笑。他承认确实是他的居所，问我怎么知道。我没告诉他他是在场唯一没戴婚戒的人，也没说我注意到他回家以后脱下西装换上比较休闲的穿着，不像其他人还披挂着当天早上穿到公司的衣服。我只是含糊说了什么警察自然有某些直觉等等，让他以为我天生适合做这行。

我问他们当中有谁跟菲尔很熟，没一个承认，我也不惊讶。他是某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有个人说，在华尔街做事。

“所以他不是牌桌上的常客。”

“对。”

“这应该不是他第一次来对吧？”

“他来第二次了。”有人说。

“第一次是上礼拜吗？”

“不，两个礼拜以前。他上礼拜没打。”

“两个礼拜以前。他手气如何？”

耸肩的动作挺夸张。众人共同的结论似乎是他好像赢了几块钱吧，不过大家都没怎么注意。

“你们的赌注多少？”

“打小牌罢了。玩梭哈是1—2—5。玩换牌扑克的话，开始2块，之后5块。”

“所以输赢大约多少？几百吧？”

“那可算是大输。”

“或者大赢。”我说。

“哎，对，输赢都算大笔。”

我跪到死者的旁边搜身。他皮夹里的证件登记的名字是菲立普·莱曼，地址是堤内镇。

“住在新泽西州，”我说，“你们刚说他在华尔街上班？”

“总之在市中心就对了。”

我抬起他的左手。他的表是劳力士，想来是真品吧；那个年代假货还没泛滥成灾。他的无名指戴了个像婚戒的东西，不过看得出那其实是一只颇大的银戒或者白金戒，宽边的那一面给倒转到手心那头。蛮像尚未加工的徽戒，只等着人往那发光的表面刻下姓名首字母。

我直起身来。“嗯，”我说，“依我看，你们打电话找我还真是打对了。”

“有几个问题得摆平，”我告诉他们，“接获报案的警官或者验尸官恐怕会因为几样反常的细节起疑心。”

“你是指……”

“比方说刀子吧，”我表示，“菲尔打开门，凶手朝他戳一刀就跑掉，也没等他躺到地毯上就出了门冲下楼梯。”

“也许没那么快，”其中一人说，“不过的确叫我们措手不及。”

“这我完全了解，”我说，“不过问题出在这种行动模式颇不寻常。凶手根本没花时间确定受害者已经断气——如果你朝某人身上扎一刀，对方是死是活你可不能妄下断论。何况他还把刀留在伤口里。”

“他不该那么做吗？”

“嗯，因为凶器会把线索引向他。想避开这个危险他只要把刀带走就行了。何况，那又是武器。万一有人追上他呢？他有可能需要刀子保命。”

“也许是慌了手脚。”

“也许吧，”我同意道，“还有件事，就算接获通报的警官没注意到，验尸官应该也会指出来。尸体被人动过。”

他们的眼神在房里四处乱窜的模样真是有趣极了。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看着我，他们看着地板上的菲尔。

“可以看看尸体里的血淤，”我说，“也就是所谓的乌青。依我判断，菲尔应该是往前趴倒，脸面贴到地上。他也许是在门关起来的时候撞了上去，然后一路下滑正脸着地。这一来门就堵上了，可你们需要打开门，所以只好把他移位。”

眼神乱射。房子主人——穿运动外套那位——说：“我们知道你得进来。”

“是的。”

“所以我们不能让他抵住门躺着。”

“当然，”我同意道，“不过这就很难澄清了。你们不但没有马上报警，而且还搬动了尸体。他们肯定会问你们一些问题。”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他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搞不好我可以做得更漂亮呢，”我说，“虽然不合常规，我也许应该打消此念，不过我有个主意或许行得通。”

“噢？”

“我想提议各位一起布局。”我说，“眼下看来，菲尔是被一位不知名人士拿刀刺死，凶手逃逸，可又没有人看到他的脸。他也许就此销声匿迹。这样一来，警察可是会铆足全力对付你们四个的。”

“天哪。”某人说。

“如果菲尔死于意外的话，”我说，“大家都会好过些。”

“意外？”

“我不知道菲尔有无前科，”我说，“他看来好像还挺眼熟的，不过很多人我都觉得眼熟。他长了张赌徒的脸，就算死了也一样。就是那种会在赌马厅出现的脸孔。他也许在华尔街做过，不无可能，因为诈赌不需要是全职工作。”

“诈赌？”

“依我猜是这样。他的戒指有镜子的功能：翻转到手心那面，就可以让他偷看到底牌。这只是花招之一，搞不好他还有三四十种招数能耍呢。你们都把这当成社交聚会，一周一次的友谊扑克，顶多五块钱的赌注。而且加注的话，怎么，最多也只能三次对吧？输赢之间一年之内大概也可以扯平，所以大伙儿都不至于失血太多。这话说的大致不差吧？”

“对。”

“你们可没想到会招来一个赌场老千或者诈赌高手吧。不过这人没打算赌大的，他就喜欢和你们这种人一起打牌。大伙儿都是好朋友，没有人会怀疑他，他就可以轻而松之地在几小时之内捞到两三百。我很确定你们全是老老实实地在打牌，请问诸位能够看穿发底牌或者换假牌的伎俩吗？有人以障眼法发第二张牌的话你们抓得到吗？哪怕给你们看慢动作。”

“也许没办法吧。”

“菲尔搞不好耍了些花招，”我继续说，“也许两个礼拜前他就干了，只是没给逮着。不过显然他是在别处招摇撞骗惹了谁。搞不好他在更大的赌局里耍了同样把戏，或者也许他只是睡了不该睡的床，总之有人知道他要来这里，便在牌局开始以后跑到这里按了铃。这人原本打算叫菲尔出去，不过用不着了，因为正是菲尔应的门。”

“而且那人带了刀。”

“没错，”我说，“事情经过正是如此，不过办案警官只怕因此又给搞糊涂了。那人如何知道菲尔会来到门口？主人开门的几率其实最大，菲尔开门的可能只占剩下几率的五分之一。那人会有准备吗，而且手里还攥把刀？再说，菲尔有可能不先问问来人是谁就把门打开吗？”

我举起一只手。“我知道，事情经过便是如此。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布置出一个更可信的场景，好让警察更容易消化。我们为何不把闯入者忘了呢。我们为何不说是菲尔诈赌被你们识破了呢。也许当时大家彼此都说了些难听的话，互相威胁起来。菲尔于是伸手入袋，掏出一把刀。”

“这……”

“你是要说这太扯了吧，”我说，“不过他身上搞不好还真藏有什么武器，以便被人识破时可以掏出来压住场面。他掏出刀子时你们有了应激反应。就说你们是把桌子掀翻撞到了他身上好了。整张桌子顿时翻倒在地，他正巧就把手上的刀插进了自己胸膛里。”

我穿过房间。“我们得移动这张桌子，”我继续说，“你们摆放桌子的地方根本没有足够空间可以进行那种挣扎，不过如果把它放在房间正中央那盏灯底下就没问题了。那个位置其实最合乎逻辑。”我弯下腰，拎起绒毛毯丢到一旁。“要把桌子搬过来就得移开毯子。”我弯下腰，戳了戳一块污渍。“看来是谁流的鼻血吧，而且是刚刚才弄脏的，要不你们早就把地毯洗干净了。说起来，这污渍倒是蛮合用的。菲尔心脏被刺一刀应该不会流太多血，不过他确实得失点血，问题是尸体目前躺的地方根本没看到半点血迹。如果我们把他放对了地方，警察很可能就会假设那是他的血，而且结果搞不好还真是同样的血型呢，毕竟血型总共也就那几种，对吧？”

我逐个打量他们。“应该行得通，”我说，“还可以再加点好料，告诉警察你们是我的朋友。我偶尔会过来打牌，只是菲尔来的时候我不在。出事以后，你们马上想到要找我，所以才会晚一步报警。你们已经通报了我，而我也上路了，所以你们觉得应该没关系。”我停一下喘口气，花了点时间继续逐个打量他们的眼睛。“咱们要把现场布置得恰到好处，”我继续说，“另外就是要散财消灾。总之眼下这事应该可以用意外致死的名义登记结案。”

“他们肯定把你当成天才啦！”伊莱恩说。

“或者有学问的白痴①，”我说，“我跑到那里，让他们布置出了事情发生的真正经过。起先他们搞不好会以为我是误打误撞糊里糊涂地编出了事件始末，不过到后来他们应该猜出来了，我其实一直都心知肚明。”

“不过你一直没有明讲。”

“没明讲。我们一直都假装有个闯入者把刀插进莱曼的身体，而且我们是在消灭证据。”

“其实你们是在恢复现场。你是怎么发现真相的呢？”

“尸体挡在了门口，淤血的模式也不对。不过我在确定这点之前就已经起疑了。情况太过诡异，尸身置放的地方堵着门不能开，桌子摆错了地方，而且小绒毯肯定是用来遮盖什么的，要不它干吗摆在那个位置？所以我就想象出房间该有的模样，所有的细节好像就全对上了。不过这可不需要什么天生的才能。随便哪个警察都会发现异样并且严加审问，然后他们四个就会投降。”

“然后会怎样呢？以谋杀罪起诉？”

“挺有可能，但他们是受尊敬的商人，而死者则是卑鄙小人，所以应该只会判过失杀人，搞不好还能要求更轻的处分。不过话说回来，意外致死的判决的确可以省掉他们不少麻烦。”

“而事发经过真的就是那样？”

“他们完全不像随身携带弹簧刀或者在牌桌耍刀的人，他们也不太可能从莱曼手里夺了刀把他杀掉。我觉得是桌子朝莱曼掀去时他摔了个倒栽葱，搞不好其他一两个人也一起跌到了桌子上头。当时他还攥着刀，所以才会一刀插进自己心窝里。”

“而接获报案的警察——”

“我帮他们报了警，所以我多少算是决定了由谁接手。我选了可以合作的警员。”

“然后跟他们合作。”

“皆大欢喜，”我说，“我跟四名牌友收了钱，也把其中一些用在了刀口上。”

“好将事情摆平。”

“就是这句话。”

“不过你没把钱散尽。”

“没有，”我说，“还没花完。手拿来。喏。”

“这是干吗？”

“中介费。”

“三百美金？”

“百分之十。”我说。

“老天，”她说，“我根本没想到要拿钱。”

“别人给你钱的时候你都怎么做？”

“我会说谢谢，”她说，“把钱放进保险柜。太棒了。你让他们说了实话，然后大家都有钱拿。你得马上就回赛奥西特吗？查特·贝克今晚要在米盖的店表演。”

“我们可以先去听他唱，”我说，“然后回这儿来。我跟安妮塔说了我可能得在外头过夜。”

“噢，好耶，”她说，“你说他会唱《梦幻泡影》吗？”

“大有可能，”我说，“如果你好声好气地请他唱的话。”

我不记得他唱了没有，不过前几天我才又在收音机上听到了这首歌。他的生命戛然而止，那个逐渐老去的大男孩，歌声好听，吹起喇叭更是迷人。他在欧洲某地的一家旅馆坠楼而死，许多人都觉得内情不简单。他一路走来得罪了不少人但都安然无事。不过世事本就如此，你挡掉了所有的子弹——只除了最后那颗。

“《梦幻泡影》。”听到那首歌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我拿起《纽约时报》，读到一则关于期货交易员葛登·法西的讣文，他死于前列腺癌。这名字有点耳熟，不过我花了几个小时才想起是谁。他便是穿运动外套的那个人，也就是菲尔·莱曼刺死自己的那家公寓的主人。

世事变化叫人嗟叹称奇。那场扑克牌戏之后没多久，发生了另一起事件迫使我离开纽约警局，并且离开我的婚姻。伊莱恩和我失去联络，但我们又于多年后重聚——当时我已找到方法可以不靠酒精度日。失散多年后我们又找回彼此——现在我们结婚了。谁又想得到呢？

我的生命这些年来大有不同，但我仍有可能接获通报应付类似的紧急状况——有人死在地毯上，胸上插着一把刀，周边围着四个衷心希望他能就此消失的牌友。如我所说，我的生命有了转折，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同于以往了。所以现在我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想必也会不一样，我也许会立刻致电警局，交由警察处理。

不过话说回来，我一直都很喜欢那起事件的结局。我走进粉饰真相的现场，然后粉饰掉原先的粉饰。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却一步步构筑出了真相。或者接近真相的真相吧，至少。这也差不多就是我们所能冀求的最佳结果了。而这，不就够了吗？

①idiot savant，源自法文，意指在某方面有专才的智障人士，如好莱坞电影《雨人》中达斯汀·霍夫曼所饰演的角色即是一例。

一时糊涂

蒙妮卡说：“哪种枪？有人当着诸多亲朋好友的面在自家客厅举枪自杀，可你就只想知道他用的是哪种枪？”

“纯属好奇。”我说。

蒙妮卡转动着她两只眼睛。她是伊莱恩交情最久的朋友之一。她们是雷哥公园区域一家中学的同窗，多年来一直没断过联系。伊莱恩做了多年的应召女郎，蒙妮卡虽然从没尝过其中滋味，却也不以为意地接受了这一点。至于伊莱恩，她对蒙妮卡与已婚男子约会的喜好也没意见。

那晚她身边陪的就是当时正在交往的已婚人士。我们四个一道去欣赏了卷土重来的《快板》——罗杰斯与汉莫斯坦共同制作的音乐剧，当年头一回公演时票房不佳草草收场。我们从那儿直奔巴黎绿餐厅共进迟来的晚餐。我们聊起这出剧并探讨它之所以无法长红的种种原因。里头的歌挺好听，我们都同意，而我的年纪也大到还记得在收音机上听过《男生爱女生》。伊莱恩说她有张莉萨·科克的唱片，其中收录了《那位绅士是老土》。她说这首歌于首演时惊艳全场，莉萨·科克从此一炮而红。

蒙妮卡说哪天她要听听。伊莱恩说只要找到唱片，然后再找着可以放唱片的东西即可。蒙妮卡说她确实有一台可以放唱片的转机。

蒙妮卡的男人一句话也没吭，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莉萨·科克是谁，也搞不懂他干吗愿意熬过这些有的没的去上床。他名叫道格·哈雷——和彗星同名，他说——在华尔街从事某种工作。不管他的职务是什么，总之他赚的钱多到足以供养韦斯特切斯特县庞德岭一栋房子里的第二任老婆和小孩，并负担上一场婚姻留下的两个孩子的大学学杂生活费。我们得知他有个儿子念的是鲍登学院，一个女儿则刚进入科尔盖特大学①。

我们把莉萨·科克能滋生的所有谈资用尽以后，饮料来了——我是巴黎水，伊莱恩和蒙妮卡是小红莓汁，哈雷则是俄国威士忌调的马天尼。点酒前他犹疑了几秒——蒙妮卡想必跟他说了我是滴酒不沾的前任酒鬼，就算她没提，他应该也注意到他是在场唯一喝酒的人——我几乎可以听到他完整的盘算过程，最后决定妈的老子不管啦。他点酒我其实无所谓。他看起来就像是需要喝酒。酒来了以后他一饮而尽。

也就是在这时候，蒙妮卡提起举枪自杀的那个人。事件发生在前一晚，《早报》没登是因为时间太晚，蒙妮卡是在那天下午纽约一套新闻台上看到的报道。一名住在因伍德区的男人，在自家客厅和亲朋好友聚会时突然拔出一把枪，抱怨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抱怨全世界都出了问题，然后把手枪塞进嘴里轰出自己的脑浆。

“哪种枪，”蒙妮卡又说了一次，“这是典型的男性问法对吧？天下没有女人会问这种问题的。”

“女人会问他穿什么。”哈雷说。

“不对，”伊莱恩说，“谁管他穿什么啦。女人会问他老婆穿什么。”

“依我想应该是惊恐的表情吧②，”蒙妮卡说，“想想当时的场景吧诸位。阁下正在跟各家亲友共度良宵，结果老公大人却当着众人的面举枪自毙。”

“他们没展示相关画面吧？”

“媒体确实没带着摄影器材找她跟拍，不过倒是采访了目睹事发经过的人。”

哈雷说如果他们拍下那位妻子的话，新闻可以做得更大，于是我们便开始聊起媒体以及他们现在有多扰民。这个话题我们一直聊到上菜时为止。

我们回到家时伊莱恩说：“那个举枪自尽的人。你问他们是否展示相关画面，指的不是采访他妻子吧。你是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拍下他自杀的过程。”

“当今世界，”我说，“上哪儿都有人带着随身设备拍东西。不过我想应该没有人把那过程录下来。”

“因为新闻并没有闹得太大。”

“没错。事情闹得大不大，全看他们手里能拿出什么数据。如果他们想办法采访到那个妻子，新闻应该可以炒得更热，而如果他们能把事发过程全播出来的话，这起事件可就是大家茶余饭后的头号话题了。”

“不过你还是问了。”

“随口问问罢了，”我说，“只是引个话题。”

“噢，是喔。而且你还想知道他用的是哪种枪对吧。就因为你是男人，爱讲男人的话题是吧。就因为你喜欢道格，想跟他称兄道弟。”

“噢对，我爱透他了。请问她是上哪儿找到他的？”

“不知道，”她说，“不过我觉得她身上配有雷达。不管哪儿有个混蛋，而且这人已婚的话，她就会急扑而去。那人用的是哪款枪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是好奇，”我说，“不知道那是把左轮，还是自动手枪。”

这话她想了想。“所以如果有人拍到他自杀过程的话，你就可以看着视频知道是哪种枪了。”

“谁都看得出来。”

“我可看不出来。”她说，“总之，用哪种枪又有区别吗？”

“也许没区别吧。”

“噢？”

“这事儿让我想起我以前办过的一个案子，”我说，“很早以前。”

“在你是警察，而我是警察的女友时。”

我摇摇头。“只对了前半。当时我确实在为警方服务没错，不过我还不认识你。当时我还是制服警员，离升任警探还有一段时日。而且我们也还没搬到长岛，我们那时住在布鲁克林。”

“你跟安妮塔和孩子们。”

“安迪当时到底生了没呢？不，应该没有，因为我们是买下赛奥西特的房子时她才怀上的他。麦克那时应该已经生了，不过生了或没生也没有区别吧？我要讲的不是他们。这个故事要讲的是个在园坡区举枪自杀的可怜虫。”

“他用的是左轮还是自动手枪呢？”

“自动手枪。他是二战的退伍军人，那把枪是他从战场带回来的。四五口径吧应该。”

“所以他是把枪口塞进嘴里然后——”

“非也，他是把枪顶上太阳穴。塞进嘴里的把戏我看都是警察搞出来的风潮。”

“风潮？”

“你懂我的意思啦。俗话说的‘吃掉你的枪’③就是从警界流传出去的，于是就有一些市民也选择这种方法自我了断。”我戛然无语，回想起往事。“当时我和文斯·马哈菲合作办案。我跟你提过他的。”

“嗯，他专爱抽那种小小的雪茄。”

“意佬臭条儿④，他都这么称呼那玩意儿。厂牌名字叫 DeNobilis，长得像是刚经过猫咪的消化系统钻出来的模样。我觉得那种臭味应该是天下无双。文斯整天都抽着那玩意，而且吃起东西饿得像猪，喝起酒来又渴得像鱼。”

“好个完美的学习典范。”

“文斯还好啦，”我说，“该死的我从他身上还真学到过不少。”

“故事你倒是讲还不讲？”

“你想听吗？”

她在沙发上蜷得很舒服。“当然，”她说，“我最爱听你给我讲故事了。”

那是个工作日的夜晚，我记得，天空挂着满月。感觉像是春天，不过这个部分我有可能会记错。

马哈菲和我正在警车上。警局发来通讯讯号时我在开车，由他回复说我们已经了解。地点在园坡区。我不记得地址，总之我们离那儿不远就是了，于是我便直接开车过去。

园坡区现在是高级地段，但当时还没有改建，只是个劳工汇集的地区，居民多半都是爱尔兰裔。我们接获通报要去的房子，在一整排棕石建筑之中，那排房子每一栋都是四层楼，每层两间公寓。前厅离街面有好几级台阶，有个男人站在大门等我们。

“你们要找的是康威家，”他说，“往上走两段楼梯，左边那间。”

“你是他们邻居吗？”

“住他们楼下，”他说，“报案的是我。我老婆正陪着她呢，可怜的女人。她老公可真是混蛋。”

“你们关系不好吗？”

“怎么这么说？他是个好邻居。”

“那你干吗说他是混蛋？”

“因为他干的事情，”男人阴着脸说，“他把自己杀了，老天，做这种事情可是要下地狱的。虽然这是他自个儿的事对吧？”他摇摇头。“可拜托也私下做好吧，看在老天份上，不要让你老婆眼睁睁看着。可怜的女人这辈子都得记得老公的死状了。”

我们爬上楼梯。建筑维修得不错，但是颇为阴森，而且楼梯弥漫着高丽菜和老鼠的气味。连栋屋炒菜的味道多年来有了变化，因为住户的民族成分有了调整。多年前在爱尔兰区会闻到高丽菜味，而今这种味道在绿点区和布莱登海滩也是四处弥漫——因为新近进驻了不少波兰以及俄国人口。不过我敢说，亚非和拉美移民居住的建筑散发出的必然是不同味道，但老鼠味想来还是免不了。

第二段楼梯上了一半，我们碰到一个正要下楼的女人。“玛丽·弗朗西丝！”她朝上头叫着，“警察来了！”她转向我们。“她在屋子后头，”她说，“跟孩子一起，好可怜。到了楼梯口往左转就是了。你们可以直接进去。”

康威公寓的门半开着。马哈菲敲了敲门，没人应声，所以他就直接推了门。我们一进门就看到了他，一名中年男子，穿着暗蓝色长裤和白棉内衣。那天早上他刮胡子的时候伤到了自己，不过这是他面临的最小问题。

他瘫在一张面向电视的安乐椅上。他朝左侧倒去，右边的太阳穴豁了个大洞，伤口边沿烧出了一圈黑。他的右手垂落在怀里，手指还扣着那把他从战场带回来的枪。

“耶稣基督啊。”马哈菲说。

壁炉上方的墙面挂了幅耶稣画像，另一幅以类似方式裱框的则是约翰·肯尼迪的像。其他的照片以及圣像则零散搁置在房间四处——桌面上、墙上、电视机上头。当我看着一小帧裱框照片上穿着军服微笑的年轻男子，意识到这便是死者年轻时的照片时，他的太太走入了房间。

“抱歉，”她说，“我完全没听到你们进来。我在陪孩子，他们的情况你们应该可以想象。”

“你是康威太太？”

“詹姆斯·康威太太。”她朝她的丈夫瞥了一眼，眼睛并没有在他身上逗留太久。“当时他又说又笑的，”她说，“他正开着玩笑呢。哪知道接着他就举起枪来。他那是干吗呢？”

“他先前喝了酒吗，康威太太？”

“喝了一两杯，”她说，“他爱喝酒，可他没醉。”

“酒瓶摆哪儿了？”

她把双手交握在一起。这女人身材娇小，皱缩的脸上有双淡蓝的眼睛，穿了件棉质碎花洋装。“我收起来了，”她说，“我不该那么做的，是吧？”

“你还移动了什么东西吗，女士？”

“只动了酒瓶，”她说，“酒瓶和酒杯。我不想让人议论说他动手的时候喝醉了，这样对小孩会很不好。”她的面孔笼上乌云。“或者想到是喝多了才让他这么做反而会比较好受？我不知道哪个更糟。你们男人是怎么想的？”

“我想的是，我们需要喝杯酒，”他说，“你也不例外，女士。”

她走过房间，从一个桃花心木柜里拿了瓶辛雷威士忌，另外还拿来三只小的刻花水晶杯。马哈菲给我们三人倒了酒，然后举着他的那杯凑向灯光。马哈菲和我一口气灌下时，康威太太只是试探性地啜了一些。这种威士忌是很常见的混合酒，是劳动者们最最平实的饮料。毫不花哨，但效力十足。

马哈菲再次举杯，透过天花板上光秃秃的灯泡盯看酒杯。“这种杯子好精致。”他说。

“沃特福德制造，”她说，“总共有八只，是我母亲的，现在就只剩这三个。”她看一眼死去的人。“他都用果冻杯喝。我们也不是天天都用沃特福德杯喝酒。”

“嗯，今天这算是特殊场合吧我看，”马哈菲表示，“你就喝下那杯吧？对你有好处的。”

她鼓起勇气灌下威士忌，微微发抖深吸了一口气。“谢谢，”她说，“对我确实有好处，还真没错。不，我已经够了。不过你们请自便。”

我也摇头表示不要。文斯则又倒了一杯匆匆喝下。他让她讲述事发经过，偶尔在记事本上写下几笔。讲着讲着她开始盘算起离开了可怜的詹姆斯将来的日子要怎么过。他最近才被炒鱿鱼，他是建筑工人，有活儿做的时候收入还挺不错。应该会有退伍军人协会发放的抚恤金是吧？还有社会福利金对吗？

“肯定会有补助的，”文斯告诉她，“保险呢？他买保险了吗？”

确实买了个保险，她说。两万五，他就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投了保，而且她也盯着注意每个月要缴保费。不过这会儿他自杀了，他们该不会因此不付钱了吧？

“大家都这么担心，”他告诉她，“不过其实很少发生。通常保单附带的那个条款，会声明前六个月，前半年，前一年，甚至前两年自杀的话，就没钱可领。这是为了防范顾客礼拜一签约，礼拜二就把自己送上西天。不过这个险你们已经保了超过两年，是吧？”

她点头如捣蒜。“帕特里克多大啦？差不多九岁了，当初就是他出生时投的保。”

“那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他说，“说起来也是应该的。保险公司收了这么多年的保费，怎么可以因为他一时糊涂就撇清责任？”

“我原先也这么想，”她说，“可又觉得应该没希望。因为都是这么规定的。”

“嗐，”他说，“没这回事。”

“你刚才是怎么说的？一时糊涂？不过仅仅这样就可以让他没法上天堂了不是吗？所谓的绝望之罪，你知道。”最后那句话是针对我而来的，因为她觉得马哈菲应该比我更清楚那当中的神学基础。“可这公平吗？”她追问道，再次扭头看着马哈菲，“难道骗走寡妇的钱是小事，而詹姆斯·康威一时糊涂却是犯了滔天大罪？”

“也许上帝会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事物。”

“神父可不是这么说的。”

“如果当时他的神志并不清晰……”

“神志清晰！”她倒退一步，一手压住前胸，“哪个神志清晰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啊？”

“呃……”

“当时他在闹着玩，”她说，“一边把枪举到头上去。可就算那样我也没吓着，因为他跟平常没什么两样，而且也没多少吓人的感觉。除了我想到手枪有可能走火，于是我也开口跟他说了。”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要是真的这样，大家都会好过些，包括他自己。我赶紧让他别说了，那可是罪孽啊，而且感觉好恐怖。可他说他是实话实说，然后他就看着我，他看着我。”

“怎样看着你？”

“一副‘瞧我这会儿在干吗呢？’的样子，一副‘你这是在盯着我瞧吗，玛丽·弗朗西丝？’的样子，然后他就开了枪。”

“也许只是意外。”我提议道。

“我看到他的脸，我看到他的手指压上扳机，感觉好像就是故意要做给我看的。可他明明没在生我的气啊。老天垂怜，他倒是为什么……”

马哈菲拍拍我肩膀。“把康威太太带到另一个房间吧，”他说，“让她擦个脸喝杯水，确定孩子都没事。”我看着他，他捏捏我肩膀。“有个东西我要查查看。”

我们走进厨房，康威太太沾湿了一条小毛巾轻轻按在脸上，然后往一只果冻杯里倒了水，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然后我们又去看孩子，男孩八岁，女孩则小几岁。他们就坐在那里，两手交叠在怀里，像是有人交代了不许动。

康威太太又是摸头又是拉手，百般安慰，说一切都会没事，并且告诉他们要准备上床了。我们离开时他们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肩并肩坐着，两手仍然交叠在怀里。想来他们还处于受惊状态，这我觉得也是他们应有的权利。

我把女人带回客厅，马哈菲正弯身俯向她丈夫的尸体。我们走进房间时他直起腰来。“康威太太，”他说，“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她等着听他讲。

“你先生不是自杀。”他宣布道。

她的眼睛大睁，她看着马哈菲的模样像是觉得他发了失心疯。“可我亲眼看到他那么做啊。”她说。

他蹙着眉，点点头。“请见谅，”他说，“我的措辞有问题。我是想讲说，他并没有自杀。他是杀了自己没错，他确实杀了他自己——”

“我亲眼看到的。”

“——当然你也看到了，太不幸了，也太残忍了。不过他不是有意的，女士。那是个意外！”

“意外？”

“对。”

“把枪举到头上然后扣扳机。那叫意外？”

马哈菲握着一块手帕。他把手掌翻上来，让我们瞧瞧那里头包了什么。是枪里的弹匣。

“是意外，”马哈菲说，“你说他在闹着玩，这话没错，只是闹出事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手枪里的什么吧？”

“是弹匣，女士。或者弹夹，也有人这么称呼。里头可以装弹壳。”

“子弹吗？”

“对，子弹。你知道我是在哪儿找着它的吗？”

“在枪里头？”

“原本我也以为它在那里，”他说，“所以我就先找了那里，可我没找到。然后我就拍拍他的裤子口袋。宾果。”接着，他仍旧用那条手帕裹着弹匣，把它塞回男人右边的口袋。

“你听不懂吧，”他告诉女人，“你呢，马修？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应该吧。”

“他在开你玩笑，女士。他从枪里取出弹匣摆进口袋，然后把卸下子弹的手枪举到头上打算吓你一吓。他扣下扳机，就在击槌打在空弹膛的那一刹那，你会以为他真的开了枪，然后他就可以享受你的反应。”

“可他真的杀了自己啊。”她说。

“因为后膛还有一发子弹。子弹如果上了膛，取下弹匣可不表示把枪清空了。他忘了后膛那发子弹，以为手里的枪已经清空，所以他扣下扳机的时候，连个吃惊的时间都没有。”

“老天垂怜。”她说。

“阿门，”马哈菲说，“真是可怕，女士，不过那不算是自杀。你的先生根本无意自杀。悲剧，确实是悲剧，不过纯属意外。”他吸一口气，“也许他得在炼狱里耗点时间吧，因为玩笑开过头了，不过地狱之火他可以逃过。这总是个安慰对吧？而这会儿我可要借用你的电话了，女士。跟局里报告。”

“所以你才想知道那把枪是左轮还是自动，”伊莱恩说，“一个有弹匣，一个没有。”

“自动手枪有弹匣，左轮则是子弹轮转盘。”

“如果他那把是左轮的话，他就可以玩俄罗斯轮盘赌了。也就是让轮盘转动试试运气对吧？”

“据我所知是这样。”

“怎么个运作法呢倒是？轮盘的诸多孔槽只有一孔不装子弹？或者只有一孔装弹？”

“就得看你想下什么样的赌注了。”

这话她想了想，耸耸肩。“布鲁克林的人还真可怜，”她说，“马哈菲怎么会想到要找弹匣呢？”

“整起事件感觉有些不对劲，”我说，“让他想起以前一桩案子。有个男的拿着一把卸下弹匣的枪杀掉了朋友——他以为取下弹匣就没事了。开庭时用的就是这个辩词。虽说男人终究难逃法网，不过马哈菲印象深刻。总之他检查手枪以后就发现弹匣不见了，剩下的只要找着匣子即可。”

“在死者口袋。”

“没错。”

“也救了詹姆斯·康威逃过永劫地狱。”她说，“其实不用马哈菲帮忙他也不会有事对吧？我是说，上帝可不需要警察找出弹匣才知道得把他的灵魂送去哪吧？”

“这你可别问我，亲爱的。我又不是天主教徒。”

“教外人士的借口，”她说，“你该知道这个的。好吧算了，我懂你的意思啦。对上帝或康威来说或许没区别，不过对玛丽·弗朗西丝来说绝对是天差地远。这下子她就可以把老公埋在教堂墓园，而且知道自己上天堂时他会等在门口。”

“就是这句话。”

“好可怕的故事是吧？我是说，故事本身是个好故事，不过内容真可怕，想想竟然有人以这种方法杀了自己。而且他的妻子孩子还亲眼目睹了，一辈子都甩不掉的记忆。”

“可怕。”我同意道。

“不过另有隐情，对吧？”

“隐情？”

“得了吧，”她说，“你漏了些什么没讲。”

“你实在太了解我了。”

“该死的还真没错。”

“那么我是漏了哪个部分呢？”

这话她想了想。“喝水。”她说。

“怎么讲？”

“他请你们两个走出房间，”她说，“然后开始检查弹匣摆在哪里。所以找到弹匣时就只有马哈菲一个人在场。”

“当时她精神不稳，所以他觉得让她洗把脸应该是个好主意。再说孩子们又一直没动静，过去瞧瞧也是理所当然。”

“她还得带上你，免得在去往卧室的时候又陷入困惑。”

我点点头。“是个好时机，”我承认，“在无人在场时制造关键证据。他有充裕的时间拿起枪来移除弹匣，再把枪摆回康威手里，把弹匣塞进男人的口袋。如此这般他也许骗不了上帝，却足以把教区神父唬得团团转。且不论康威最终魂归何处，他的尸体绝对可以埋进教区墓园。”

“你觉得他真的用了这招？”

“当然有可能。不过假设你是马哈菲，你检查了手枪发现弹匣还在里头，于是你便做了我们刚才假设的事情。请问你会手握弹匣站在原处，等着告诉寡妇和你的伙伴你刚发现了什么吗？”

“怎么不会？”她说，然后又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不，当然不会，”她说，“如果我打算制造那种重大发现，我会在证人面前进行。我呢，会抽出弹匣，把它塞进男人的口袋，把枪摆回他手里等你们回来。然后灵机一动，让大家一起检查手枪，发现弹匣不在，我们当中一个会在男人的口袋里找着弹匣，而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一分钟前我才把它搁进里头。”

“这可比他在没人目睹的时候找到要可信得多。”

“再者，”她说，“若事实真的如他所说，他也可以有更好的做法。假设我看了手枪发现弹匣不在，我怎么不等你们回来再找弹匣呢？”

“也许你的好奇心很重。”

“难道我连一分钟都等不及吗？不过即便如此，假设我看了口袋找到了弹匣，我又干吗把它拿出来呢？”

“来确认那就是你想的那个。”

“确认之后，为什么不放回去呢？”

“也许你压根没想到有人会怀疑你的话，”我提议道，“或者，无论马哈菲在哪儿找到弹匣，或在枪里，或在他所说的康威的口袋，也许来得及的话他会把它摆回原位。不过我们早回来了一步，刚巧瞧见他手里拿着弹匣。”

“手帕里，你说过。免得沾上指纹？”

“当然。万万不可破坏证物上的指纹，也不可留下你自己的。倒也不是说法医会花时间去查啦。现在或许会，不过六○年代早期呢？那人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毙掉自己的。”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说：“结果是怎样？”

“结果怎样？”

“哎，你的最终答案啊。真相是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他重新诠释的状况。意外致死。蠢归蠢，不过仍是意外。”

“还有个‘但是’对吧？”

“但是文斯心肠太软，”我说，“看到他们一屋子圣像，他肯定想到女人一心希望老公可以升上天堂。这点如果他可以帮上忙，他才不管真相到底如何呢。”

“就算破坏物证他也不在乎？”

“不会因此睡不着就对了。上帝知道，至少我不会。”

“因为凡是被你设计的人，”她说，“本来就有罪。”

“有某种罪。”我同意道，“你要我讲出我的最终答案，答案就是无解。文斯动念想到那主意之时——即弹匣可以不在枪里面——整个剧本就写定了。要不就是康威取走了弹匣而我们只要找到即可，要不就是他没取走而我们得帮他取走，然后找到。”

“‘美女或者老虎’⑤。可能也不对，因为不管这样那样，结果都是一样。这起案件会以意外致死的结论存入档案，不管这是真相抑或不是。”

“没错。”

“所以这样那样其实没区别。”

“或许吧，”我说，“不过我希望事实真相就是马哈菲所说的那样。”

“因为你不想对他起反感？不，不对。你才说了破坏物证他根本无所谓，而你也不会因此对他有所抵触。好吧好吧我放弃。所以，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希望康威先生下地狱？”

“那人我根本不认识，”我说，“关心他的下场如何也太冒昧了。不过弹匣如果真的在他的口袋里，就像马哈菲说的那样，我会比较高兴，因为它可以证明一件事。”

“证明他无意自杀？我以为我们刚才说了……”

我摇摇头。“证明她没干。”

“谁？他的妻子吗？”

“是的。”

“证明她没干什么？杀他么？你觉得是她杀了他？”

“有可能。”

“可他是自己动手的啊，”她说，“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是我漏听了什么？”

“确实是那样没错，”我说，“问题在于她就是目击者之一，另外就只有孩子们了，可天知道他们瞧见了什么，或者他们到底有没有瞧见？假设他躺在沙发上好了，而他们都在看电视，她拿起他的战场古董顶上他的头，然后便开始尖声惊叫：‘噢，上帝，瞧你们的父亲做了什么！噢耶稣玛丽亚跟约瑟啊，他自杀了！’他们都在看电视，他们什么也没瞧见，不过等她飙完以后他们就都会以为自己看到了。”

“他们也一直没说自己到底有没有看到。”

“他们一个字没说是因为我们什么也没问。听好了，我可不觉得是她干的。这个可能我是后来才想到的。不过那时都结案了，又何必多想呢？这个念头我连提都没跟文斯提。”

“如果你提了的话呢？”

“他会说她不是那种人，而且应该也没错。不过这种事情很难讲。如果她没做的话，他给了她心灵的平静。如果她做了的话，她一定很纳闷弹匣怎么会从枪托转移到她老公的口袋里。”

“她会想到是马哈菲动的手。”

“嗯哼。而这就有两万五千个理由可以感谢他了。”

“啊？”

“保险金。”我说。

“可你说了他们原本就得付的啊。”

“双重赔偿，”我说，“他们确实得付保单上的金额，不过如果是意外的话他们可得付双倍。这是假设保单附了双重赔偿的条款。虽说我没法得知有或没有，不过那个年代卖的大半保险，尤其是相对而言金额较小的那种，都附了这条。保险公司喜欢这么写，客户通常也没意见。保费只多那么一点，理赔却是两倍之多，何乐不为呢？”

这个话题我们一来一往又谈了会儿。然后她就问到眼下的案子，也就是挑起这件陈年旧事的新闻。我解释说，我问到手枪纯属好奇。如果是自动手枪，而弹匣又摆在他的口袋里，而非理当置放的手枪中，现在总会有哪个警察已经看出端倪，真相应该也会马上水落石出。

“好精彩的故事，”她说，“你刚说的是哪年发生的，三十五年前吗？从没听你提起过。”

“从来没想到要提，”我说，“有什么好讲的呢？因为没有答案。真相永远成谜。”

“无所谓，”她说，“还是很精彩的故事。”

因伍德区的男子，后来报纸登出消息说，用的是三八口径的左轮，而且当天才清过手枪上了膛。所以绝无可能是意外。

多年来虽然我都没再提起那件事，但这并不表示我没有偶尔想起来。文斯·马哈菲和我从没有真的谈起过，而我偶尔还真希望我们有所谈论。得知真相的感觉应该不错。

这是假设可以得知真相的情况，但我不敢说一定能。毕竟在他做了不管什么动作以前，他把我叫出了房间，那就表示他不想让我知道。所以事成之后，我又凭什么认为他会急巴巴地告诉我？

真相无从得知。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其实更好。说不上来为什么，不过我确实是衷心这么想。

①Bowdoin 以及 Colgate 这两所大学都是极度昂贵只收取少数新生的东岸私校。

②中文的“穿戴”，英文是有多重用法的 wear，此词的后接宾语除了衣服之外，也可以是口红、帽子、项链，或是某种表情。

③eat your gun，引申的意思是自杀。

④Guinea-stinker，是一种老一代的意大利裔美国人爱抽的雪茄俗名，源自布鲁克林区。

⑤The Lady or the Tiger，是美国作家 Frank Stockton 写于一八八二年的经典故事，内容叙述一古老王国判刑的方式是由犯人在两道分别关着美女与老虎的门之间做出选择，选中美女他便无罪开释且需与她成婚，选中老虎则要被撕成碎片吃下虎肚；故事中的公主恋上一名男子，震怒的国王便以这种方式判刑，公主知道哪道门后是美女哪道是老虎，问题是判刑当天她要打哪种手势告诉爱人做出哪种选择呢？美女或老虎一词口耳相传已演变为英文俗语，意思是无解的问题。

米克·巴卢看着空白屏幕

“首先，”米克·巴卢说，“我和全国人民的想法一样。我以为该死的有线电视坏了。”

我们在葛洛根，一家位于地狱厨房的酒吧，米克是老板，经常出入。他在说《黑道家族》的大结局，播到一半屏幕突然一片空白，持续了十到十五秒。

“然后我就想，他们编不出大结局。克里斯廷想起有一次托尼和博比在讨论死亡——死亡是什么样的，在死亡降临时，人们都毫不知情。这就是结局。托尼死了，他自己毫不知情。”

这是一个工作日的深夜，沉默寡言的酒保赶走了最后一个客人，把椅子收拾好放到桌上，以防早上拖地时挡道。我出门比较晚，在海军公园一个戒酒聚会上发言后，在回家的路上去喝了杯咖啡。伊莱恩给我留言，说米克打了电话来，问我能不能和他在两点左右见面。

某个时期，我俩的夜会大多在那个时间开始，他喝十二年份的尊美醇，我陪他喝咖啡、可乐或水。我们一直厮混到天亮，然后他拽我去西十四街的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屠夫弥撒。如今，我俩的夜晚开始和结束都更早，而在那个已经中产阶级化的肉类市场里，也没有足够的屠夫来完成弥撒。况且，圣伯纳德教堂早就不兴鬼魂那一套，现在改信瓜达卢佩圣母。

我和米克都老了，我们累了就回家睡觉。

现在，他叫我来讨论一部电视剧的大结局。

他说：“你认为会发生什么？”

“你这不是在讨论电视剧。”

他摇摇头说：“我是在说生命，或生命的终结。难道就像这样吗？一片空白屏幕？”

我向他说起濒死体验，都高度相似，意识在半空中飘荡，被光亮吸引，最终选择返回躯体。“但那些选择光亮的目击证人的证词并不多。”我说。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你是天主教徒，”我说，“教堂没告诉你会发生什么吗？”

“有些事情我相信他们说的，有些则不信。克里斯廷认为人们会在彼岸遇见自己的爱人，她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克里斯廷·霍兰德在一起残忍的入室杀人案中失去了双亲。我委托米克去她家保护她，他俩就此相识，还成为朋友。

“她家的电视机会让人想起电影荧幕。”他说，“我们在一起看电视剧，然后坐在那儿讨论了好几个小时。”他喝了一口威士忌。“有些人我渴望能再见一面，比如我的哥哥丹尼斯。但除了聊几句往事之外，剩下的漫长时间里我们又能谈论什么呢？”

我开始琢磨对话的走向。他在半夜把我叫出来，我预感到他想告诉我什么，但没有勇气开口问他。

我们陷入沉默，这在我们的夜会中并不常见。我试图打破沉默，但米克抢先开了口。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他说。

“我不敢听，”我告诉伊莱恩，“我以为他要说他快死了。”

“但他没有。”

“他希望我支持他。他要结婚了，和克里斯廷。”

“我猜到了他为什么要见你，他有事要报告。你没有预料到吗？”

“我还以为他们只是朋友。”

她看了我一眼。

“他比克里斯廷大四十岁，”我说，“那些年把西区搞翻天。对，我完全没有预料到。”

“你没留意到克里斯廷看他的眼神吗？或者他看克里斯廷的眼神？”

“我知道他们在一起挺合得来，”我说，“但是……”

“哎，”她说，“某人还是侦探呢。”

葛洛根的最后一夜

我们去第九大道的巴黎绿吃饭，地点位于公寓南边几个街区之外。我点了牛胸腺，并一直好奇这个名字的由来，因为它既不甜，也不是面包①。伊莱恩说谷歌能在三十秒内为我们答疑解惑。我告诉她，更可能会花两个小时，因为我会沉迷在网络中难以自拔。

伊莱恩点了当天的鱼——阿拉斯加大比目鱼。尽管她常年吃素，但在营养师的劝说下，她已把鱼视为素食。起初她担心这是食物中的入门“毒品”，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开始敲骨吸髓。不过迄今为止，她每周也就吃几次鱼。

加里大概在八点左右现身，也或者是在一个小时后——当时我们点了咖啡，没要甜点。伊莱恩很少喝咖啡，特别是在晚上。我的脸上一定写满了惊讶，因为她和我解释说：“这将是一个漫漫长夜，我觉得还是保持清醒比较好。”

“我能看出来你有多期待。”

“和你差不多吧。就像没有尸体的守灵一样。只不过昨晚才是守灵，那今晚是什么？葬礼？”

“我想是吧。”

“我一直觉得爱尔兰人守灵的意义非凡。先灌几杯酒下肚，再为逝者说几句好话。我的家人会挡住镜子，坐在硬邦邦的木椅上胡吃海塞。我猜昨晚大概就是这样。”

“他肯定会告诉我们。”

喝完咖啡，我向侍者示意买单。加里亲自过来了。我们和他认识多少年了？我们又连续多少年每个月都来这里光顾？

对我而言，加里和餐馆都没有变。他看上去总是乐呵呵的，眼睛里的光芒也丝毫没有暗淡，长长的下巴下面仍然挂着胡须，就像金莺的巢一样，只是颜色如今有些泛灰，眼角也显出年纪来——在晚上就能看出这么多。

“我昨晚没看见你，”他说，“当然这里关门后我才过去，那时你可能已经回家了。”

“那是……”

“大块头的地方。你们是朋友，对吧？难道我又像往常一样搞错了？”

“我和他是好朋友，”我说，“我没意识到你这么了解他。”

“其实称不上了解，但他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对吧？这么多年我大概就去过葛洛根十多次，但昨晚还是去了。”

“去致敬。”伊莱恩补充道。

“也去看看邻居们如何利用露天酒吧。对他人持有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取决于从何开始。另外，去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不是最被滥用的一个词？每当有情景喜剧被砍掉时，就有人宣称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有时候的确是。”伊莱恩说。

“你一定想起了《宋飞正传》。”

“是啊。”

“例外恰好是证明，”他说，“葛洛根的结业也是如此。它已是本地的固定风景，不久以后那栋楼就会消失，没有人会记得那儿曾是什么。我们的城市总是在自我改造。我听说业主收到的报价十分丰厚，以至于他愿意冒着让巴卢先生发飙的风险卖掉那栋楼。我还听说不管房契上的名字是谁，米克都拥有那栋楼。”

“你打探了不少八卦嘛。”

“确实。”他同意，“我很高兴宣布，八卦的时代还将继续。”

在我认识米克·巴卢以前，他就是葛洛根开放屋——地狱厨房一家位于第十大道和第五十大道交会处东南角的酒馆——的业主。起初那里只是附近小流氓的消遣去处，他们中有一些是米克的忠实拥护者。尽管近年来周边都已中产阶级化，但它还是赢得了某种不羁的声名。那些新搬来的人，无论是住在翻新过的旧屋还是在新建的高层公寓，他们都喜欢上那儿喝一杯健力士，去辨一辨墙上的弹孔。

米克总是喜欢雇爱尔兰小子当酒保。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贝尔法斯特、德里②或斯特拉班的新移民，但北爱尔兰口音不会妨碍他们学习如何调制野马或诺瓦拉日落。新客喜欢坐在常客旁边，一个曾经为地铁工作了半个世纪的老司机会在讲述中变成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绝望之徒。老家伙们毫不在意，他们只想在领到下一笔养老金支票之前喝个不停。

“不要在周五来，”米克跟我说，“那是最后一夜，整个西区的人肯定都会来。酒免费供应，还有少量食物。”

“每个人都欢迎到场，就除了我？”

“欢迎至极，不过你会跟我一样恨死它的。克里斯廷不会去，我要是有得选的话也不会去。周六过来吧，带上她一起。”

“周五是最后一晚。”我说。

“是的。但第二天晚上只有我们四人。况且我们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不都是在打烊之后吗？”

我们沿着第九大道步行，穿过第五十大道，发现最后一波街边小贩正在收拾货摊。“他们像中亚的游牧民一样，”伊莱恩说，“收拾好蒙古包，去往水草更为肥美的牧场。”

我说：“过去这些年，他们的牲畜或在这里忍饥挨饿，或成了狼的猎物。如今他们卖 T 恤、Gap 假货和越南三明治。街区委员会只会把钱花在安装监控摄像头和种银杏树上。”

“快看那根装饰灯柱，”她说，“和我们在巴黎见到的一模一样。”

离第十大道越来越近，葛洛根逐渐映入我们的眼帘。一楼是酒馆，上面还有三层被租了出去。整栋楼临街的窗户上都画着一个大大的白色 X，表明这栋楼即将被拆除。没有光亮从窗户透出来，葛洛根也是漆黑一片。我正想米克或许改变主意回家了，就发现前门的小窗透出一丝暗淡的光亮。

路上没有车辆，我们停在路边犹豫要不要过去。伊莱恩对我的疑问做出了回应。“我们得过去。”她说。

克里斯廷为我们留了门。里头一张桌子的上方，一盏灯在铅框玻璃灯罩中发出柔和的光。桌子周围摆放着四张椅子，这也是房间中唯一没有摆放在桌上的椅子。米克不在桌旁，也不在房间里其他任何角落。

她说：“我很高兴你来了。他也是一样。”她的眼珠转了转。“‘他也是一样。’瞧我说的。他还在办公室，马上就出来。既然你来了……”

她把标着“停止营业”的纸牌挂在窗户上。“两个目的，”她说，“告诉别人我们停业了，并防止被人看见亮光。”

“全世界都当你是犹太裔美国公主，”伊莱恩说，“想不到你还是当爱尔兰酒馆老板的好材料。”

“多尼戈尔的一家乡村小酒馆，”克里斯廷说，“在狂风肆虐的斯威利湖畔——这是我们最爱的幻想。有趣的是我还真挺享受待在那里，但对他而言，最多待三周，然后他就想一把火烧掉那漂亮的茅草屋，再打道回府。”

她带我们来到桌旁。她喝的是冰茶，我和伊莱恩都觉得不错。米克那瓶十二年份的尊美醇威士忌放在桌上，旁边还有一支酒杯和一个水壶。尊美醇的酒瓶是用透明玻璃做的，液体的颜色清晰可见。我依旧很喜欢上好威士忌的颜色。至于烂威士忌，颜色并不能代表品质，它向你传达的仅仅是你对它的渴望。

克里斯廷还在为我们准备冰茶的时候，米克从后方的办公室出来，手里提着一个纸袋。“我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这个袋子，把它就这样塞在腋下拿出去我可办不到。我家里没地方放这玩意了，碰巧他喜欢。”

伊莱恩把东西从袋子里拿出来之前我就知道是什么了，一幅裱过框的爱尔兰风景画，九乘十二大小。

“这是丁格尔半岛的康纳山口，”克里斯廷说，“画得很像。那是我去过最美的地方。”

“这是手工上色的钢版画，”伊莱恩说，“当时还没有彩色印刷，工人只能每次手工添加一种颜色。这种技艺已经失传了，然后钢版画也是如此。”

米克说：“少数还没有失落的艺术已经被摆在木墩上，等着被科技劈成两半。”他把手伸向酒瓶，再移向水壶，接着又移回酒瓶。他拿起酒瓶，往杯子里倒了少量上好的科克威士忌。

“昨晚真不错。”他说。

“我正想问。”

“典型的爱尔兰聚会。在门口付二十美元就能进酒吧喝个饱。对了，这是针对伙计的。一共有四个伙计，可以平分八千多美元。”

“对一个晚上的活儿来说还不赖嘛。”

“那可是一个漫漫长夜，伙计都忙得团团转。客人也会给小费，而酒不收费的话，小费通常都很丰厚。”他先前已把酒杯握在手中，此刻他抿了一口。“我站在门边收钱，整晚都被人问同一个狗屎问题。‘贪心房东把脚下的大楼卖掉了，这难道不可怕吗？’”

克里斯廷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她说：“他一整晚都是贪心房东。”

“我可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房东，”他说，“上面三层楼挤满了享受租金管制的房客，整栋楼的取暖费比租金收入还要高，我甚至没去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租金上涨。”

“真是个圣人。”伊莱恩说。

“我就是圣人。如果造物主有我一半好，亚当和夏娃就不用离开伊甸园了。这些家伙有时候会晚交房租，有时候不是每个月都交，我也没有因此去找他们的麻烦。如果我能在炼狱少待一会儿，那一定是因为我对这些房客的优待。而且，我还给每人五万美元搬家费，当作最后的福利。”

我承认这很慷慨。

“我完全负担得起。不要问我罗森斯坦为这栋楼付了多少钱。”

“我不问。”

“反正我也会告诉你的。两千一百万美元。”

“一个漂亮的整数。”

“本来是两千万美元的，”他说，“这数字更整，但不够好。罗森斯坦回去对他的人说，他的客户喜欢英国老式传统，比起英镑更喜欢几尼③。你知道几尼吗？”

“你不会是在说意大利人④吧。”

“几尼是一种金币，”他说，“在那个时代，它是最接近英镑的东西，能兑换二十一先令，而不是二十先令。同样的价格用几尼支付就比英镑要高出百分之五。我怀疑这个概念在使用十进制货币之后就消失了，但有一段时期上流客户喜欢按几尼支付。罗森斯坦说他并不真的打算采用几尼支付，况且取消交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后退一步，接受英镑。但他最终还是按几尼付的钱。”

“你就把这笔小费给了那些房客。”

“是的，”他放下酒杯，“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像中了乐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还真是如此。当然，总有一两颗老鼠屎。那个住在四楼后座左侧的家伙老是认为圣诞老人的麻袋里还剩下一两个玩具。‘噢，巴卢先生，我不知道该搬到哪儿去，也不知道如何才负担得起一个体面的地方，更别说搬家的费用。’”

我能看见克里斯廷脸上泛起了微笑。

“我看着他，”米克说，“我是不是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了？没有，我记得我没有。我只是用眼睛挟住他，压低了声音说，我知道他能搬走，能迅速搬走，因为和一群以拆房子炸废墟为业的人混迹在一起对他和他的家人来说都不太安全。最后，他是第一个把公寓腾出来的。你想象得到吗？”

克里斯廷握紧双手，看上去就像露易丝·莱恩⑤一样。“我的英雄。”她说。

尽管要让我大吃一惊也不是不可能，但我想不起来有什么比得上米克宣布他要迎娶克里斯廷的消息。我是在葛洛根得知的，当时还在胡乱猜测人在死后是什么情形。在他请我当伴郎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听到坏消息的心理准备。

伊莱恩发誓说她早已料到这个结果，还很诧异我没有。

克里斯廷走进我们的生活时，她的父母在一次残忍的入室杀人案中遇害。但在背后策划一切的疯子并没有就此停手。他想要克里斯廷，想要她的房子和钱。第一次我挫败了他的阴谋，但并未阻止他继续。他在几年之后重新现身，并差一点儿就成功得手。

我派米克去保护她，自信满满地认为没人能突破他的屏障。他们坐在那栋褐石大宅的厨房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玩克里比奇牌。我想他们一定相谈甚欢，但不知道他们都谈论了什么。

她就是在那栋房子里发现她父母的尸体的。她继续住在那里，她的内心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现在，她和我的朋友——也就是她的老公——一起住在那里。尽管他们并不是美女和野兽，但见到他们你就会混为一谈。他是个冷酷的大块头，像复活节岛石像一般令人生畏；她则身材苗条，看上去弱不禁风。他比她大四十岁。她家境优越，而他是地狱厨房的匪徒，双手沾满了鲜血。

此刻，她把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听他讲话，笑靥如花。

我们一阵沉默，彼此都在纠结是否要抛出某个问题。伊莱恩打破沉默，接着问出了问题——他后悔卖掉大楼吗？

“不后悔，”他边说边摇头，“为什么要后悔？就算这店开一千年我也赚不到两千万。如果这是一家社区机构——昨晚已经有不少人这样说了——没了它社区也照样运转。”

“这里见证了历史。”我说。

“的确，但大部分都不是好事——策划犯罪、发誓、食言。那些最糟的夜晚你都在场。”

“我刚才还在想呢。”

“你怎么会忘？两个人在门口猛射子弹，就像在浇花一样。有人扔了颗炸弹，炸弹飞行的轨迹到现在还历历在目，顿时火光四溅，响声震天，就像电闪雷鸣一样。”

屋子再度陷入沉寂，直到米克站起身来。“我们来点音乐，”他说，“圣文斯特保罗会本来打算开车来取这架沃立舍钢琴。这玩意儿半新不旧的，既比不上古董值钱，又没多大用处，不过他们说会妥当处置。如果他们明天或周一过来，我还能在场招待。到了周二，这栋楼会易主，里面的一切就属于新主人，这架钢琴就很有可能会和砖石地板一起被扔到垃圾场。你用不上它，对吧？那个两吨重的莫斯勒保险箱呢？大概也没用吧。你想听些什么？”

我和伊莱恩耸耸肩。克里斯廷说：“一些伤感往事。”

“伤感往事，是吗？”

“一些爱尔兰风格的伤感往事。”

“啊，”他说，“这太容易了。”

我还记得几年前的某个夜晚，我和伊莱恩从林肯中心的大都会歌剧院出来时， 《波希米亚人》的最后一首旋律还在耳畔回荡。伊莱恩的情绪颇为焦躁。“她总是他妈的死掉。我不想回家。我们再去听音乐好吗？听一些伤感的音乐，只要是伤感的就行。那会让我他妈的心碎。只要没人死就好。”

我们去了好几个酒吧，最后停留在市中心的斯莫尔酒吧。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伊莱恩的情绪有所好转。

地狱厨房公寓底楼播放的爱尔兰歌曲可能和格林威治村地下室里演奏的爵士乐大相径庭，但它们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把我们带入某种情绪，让我们感到慰藉。我不记得米克具体挑了什么唱片，但肯定有克兰西兄弟和都柏林人乐队⑥的曲子，还有一些爱尔兰1798年起义时期的民谣，其中包括《布拉沃格》，用哀伤的风笛伴奏，由一个干净的男高音演唱。

那是播放的最后一张唱片，想要领会其中的意味十分不易。我想起了切斯特顿的一首诗，正冥思苦想原文时，伊莱恩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样引用：

爱尔兰的伟大盖尔人，

上帝使他们疯狂；

他们欢快地作战，

却悲伤地歌唱。

“我在想，”米克说，“是不是就爱尔兰人会这样。还是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都一样？”他站起身，把酒瓶和杯子收好。“威士忌我喝够了。你们都在喝冰茶？我再拿一壶来。”他转向克里斯廷：“你别动。这里还是我的地盘，我来服务。”

他说：“我会想念这里吗？简短的回答是，这里和别的酒吧没什么两样，我已经对酒吧没了兴趣，连我自己的也一样。”

“详尽的呢？”

他想了一会儿。“我希望我会想念。”他说，“很多年了，你知道的。日积月累带来的影响难以磨灭。我并非总是待在这里，但它永远为我敞开大门。”他往杯子里倒满冰茶，像喝威士忌一样抿了一口。“今晚屋里挤满了鬼魂，你们感觉了吗？”

我们都点了点头。

“不仅是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死掉的那些人的鬼魂，还有那些死在别处的。刚刚环视整个酒吧，我看见一个戴帽子的小个子老头坐在凳子上，时不时地喝一口啤酒。我给你指出来过，你肯定不记得了。”

我记得。“爱尔兰共和军前成员，”我说，“应该是我想到的那个人。”

“就是他。那个家伙是汤姆·巴里在西科克郡的伙伴，他流过的血足以染红班特里湾。他常去的那家酒吧关门以后，就改为光顾这里了，每晚都过来喝一两杯啤酒。有一天晚上他没出现，没多久就传来他的死讯。没有人会一直活下去，包括来自肯梅尔的凶犯。”

他把肯梅尔念作肯玛尔。在诺利塔区——诺利塔是房地产商对小意大利北部几个街区的称呼——有一条肯梅尔街延伸了好几个街区。一个叫大块头蒂姆·沙利文的坦慕尼雇员试图用他母亲凯里郡老家的名字来称呼那条街，但他没法让人们按爱尔兰人的方式来念。就算用他的称呼，大家也都把那个词念作肯梅尔，更别提现在那儿的居民大多都是中国人。

“安迪·巴克利，”他说，“你还记得安迪吧。”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我不可能忘记安迪·巴克利。

“那个可怕的夜晚他也在这儿，把我俩弄上车后开车跑掉。”

“我记得。”

“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驾驶技术最好的，射飞镖也是。他看上去总是漫不经心，但手腕一抖就能射中任何想要命中的目标。”

“看上去不费吹灰之力。”

“的确。你知道的，让人把这个地方恢复原样之后，我买了一个新镖靶，装在后墙上的老地方。但我发现自己并不想把镖靶放在那儿，又把它取了下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屏住气，吐掉。“我别无选择。”他说。

安迪·巴克利背叛了米克——他的雇主兼朋友。他陷害米克，为米克设下陷阱。我陪着米克一路往北，在那条孤独之路上，他用那双大手抓住安迪的头，拧断了安迪的脖子。

他说，你还记得安迪吧。

“我他妈别无选择，”他说，“我从来都没感到心安过。否则我干吗让人装上新的镖靶？我又干吗把它取下来？”

“如果他们不找我买下这栋大楼，”他说，“我绝对不会关掉葛洛根。我压根儿不会产生这种想法。但你知道，时机是对的。”

克里斯廷点点头，我觉得他们此前讨论过这一点。伊莱恩问时机对在那里。

“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他说，“除了发生了奇迹之外，还有天使来到我身边当我的新娘。”

“一切照常。”克里斯廷说。

“我生意上的收益都是合法的，”他说，“曾经为我干过活的那几个伙计都已改做正行。如果他们还在捞偏门，那就是受别人指使。我是好几个公司的合伙人，但不过问业务。为了达到目的，我会免去别人的债务或贿赂他人，但生意本身是合法的，我的股权也一样。”

“那葛洛根是一个例外？”伊莱恩皱了皱眉，“具体我没看出来。和你的生活一样，葛洛根也在逐渐改变。它现在成了一个嬉皮士酒吧，不再是小流氓的消遣去处。”

他摇摇头说：“不，重点不在这里。做酒吧生意，别人总是想方设法来找茬。供应商没送货也照收钱，酒保光拿薪水不干活，彪形大汉跑来敲诈勒索，还美其名曰广告费或做慈善。但你知道，我总是能过关，因为他们还懂得惧怕我。谁敢欺负我这种人？谁敢偷我的东西？谁又敢欺骗或是威胁我？”

“无论是谁，他这样做就是在找死。”

“曾经的确如此。”他说，“如今，狮子老了，牙齿掉光了，只想趴在火边打盹儿。某个家伙迟早会动手，而我不得不采取措施，做一些我不想做或早已不做的事。我早就已经退出游戏了。”他叹了一口气。“我会怀念这里吗？我怀念过去生活的某一部分，承认这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想回到过去，但时不时会怀念过去。”他的眼神对上我。“你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我不想回到过去。”

“绝不。不过你会怀念它吧？酒，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

“是的，”我说，“有时候我会。”

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米克关掉唯一的那盏灯，一边锁门，一边宣称他是在浪费时间。“就算有人进来偷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们都不再属于我了。”

他来开车，那辆大的银色凯迪拉克，最后把我们放下。除了几句小笑话，下车的时候都没说太多。伊莱恩和我穿过帕克·旺多姆公寓的大厅去乘电梯，一路无话。她拿出钥匙开门进去，然后去查看语音留言和邮箱。在电脑旁边，她看到我之前留下的咖啡杯，把它拿进厨房。

我们试着把那副康纳山口版画挂在好几个地方——走廊、前厅，最终同意以后再做决定。伊莱恩认为这幅画在近处欣赏更好，暂时把它靠在鼓形圆桌上的灯座旁。

整个过程我们都没讲话，气氛颇为融洽。

然后她说：“还不算太糟。”

“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太喜欢他们两个了，无论是单独还是一起。”

“我知道。”

“失去那个地方，他有些不在状态。他会好起来的，对吗？”

“是的，会好起来的。”

“但这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吗？”

“像《宋飞正传》那样？”

她摇摇头。“不是，”她说，“它不会重播。”

①牛胸腺的英文是 sweetbread，字面意思是甜面包。

②Derry，正式的称呼是 Londonderry，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

③英国在1663年至1814年间使用的一种金币，因采用西非几内亚出产的黄金铸造而得名。

④guinea 还指对意大利人的蔑称。

⑤美国 DC 漫画中的人物，超人克拉克·肯特的妻子。

⑥克兰西兄弟和都柏林人乐队都是爱尔兰民谣组合。

关于这些故事

我从1970年代起开始写马修·斯卡德的故事。当时我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关系，一个人住在离哥伦布圆环一个街区的公寓里。我计划要写一个系列，经纪人帮我和戴尔出版社达成了协议，随后相继完成了三本：《父之罪》《谋杀与创造之时》《在死亡之中》。

在那个年代，平装书的分销可谓困难重重，而戴尔的问题尤为突出。他们把付了钱但未出版的大量库存退给作者和经纪人。若不是因为编辑比尔·格罗斯的个人热情，马修·斯卡德可能永远都不会和读者见面。

最终书出版了，尽管颇受读者欢迎，但分销状况时好时坏，销售也进展缓慢。通常没人为原创平装书写书评，但这三本小说受到了不少评论家的关注， 《谋杀与创造之时》还进入了爱伦·坡奖的决选名单。

除了前三本以外，当时我其实并不打算继续这个系列，也认为没有别的出版社会接手。在当时的情形下，我应该转到别的系列上，创作新的人物。

然而，我发现放弃马修·斯卡德绝非易事。1977年，我开始以他为主角写一个短篇故事—— 《窗外》，并最终把它扩展为一个中篇小说。两个月以后，另外一篇《给袋妇的蜡烛》也出版了。（它被重新命名为《待宰羔羊》，原本打算将其作为一本同名合集的主打故事，但我把这个机会留到了下一次。）

这两个短篇故事令我笔下的人物变得鲜活起来。几年以后，我决定赌一把，动笔写斯卡德系列的第四本长篇《黑暗之刺》，由唐·法恩在阿伯出版社出版。不久之后， 《八百万种死法》出版。

无论是对我还是对马修·斯卡德而言，这本书都极其关键。它的长度是之前几本的两倍，通过对一宗谋杀案的调查来推动情节，和马修酗酒的原因有关，和人类存在的脆弱有关。它获得了许多评论家的关注，入围爱伦·坡奖的决选名单，最终赢得了夏姆斯奖。然而，在看上去这本书即将开启一个时代的同时，它似乎又意味着终结。

接下来我还能怎么写马修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五个长篇和两个中篇等同于一部巨著，所有问题都在《八百万种死法》里得到了解决。主人公已正视并承认酗酒问题，并向关于自身存在的核心问题屈服。他的情绪得到了宣泄，而又有什么人——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能得到更多呢？

我认为马修的故事已经写完了，他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我并不希望这样，因为我喜欢用他的视角观察世界，喜欢用他的口吻来写作，但我不愿为他强行“续命”。

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里的第三篇故事《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那很有可能就是马修系列的终结。

几年前，罗伯特·J·兰迪西正在寻找出版社洽谈出版一本关于私家侦探的短篇集的计划，若是成功和出版社达成协议，他希望我能写一篇。我觉得就算答应他也没关系，因为成功找到出版社的可能性实在是很渺茫。

作为美国私家侦探小说作家协会的成立者，鲍勃并没有放弃。《八百万种死法》出版后不久，他就跑来向我报告该书大获成功。当时他已向奥托·潘兹勒的神秘出版社卖出一本合集的版权，所以来向我催稿。

我告诉他马修的故事已经写完了。鲍勃在失望之余也表示理解。奥托也一样，但他没有放弃恳求和劝说。我告诉他这不可能，但回家后想到了解决办法——故事采用倒序的手法，由戒酒后的马修讲述烂醉如泥的日子里的某次经历。

结果相当令人满意。艾丽斯·特纳抢着买下登在《花花公子》上，鲍勃也将其收入他的合集中，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还颁给我一个最佳短篇小说的爱伦·坡奖。一年之后，我给故事加上其他情节线，把字数从8500扩充到90000，最后成了《酒店关门之后》，这也是不少马修系列粉丝的最爱。

我花了几年时间才发现自己可以继续写马修戒酒后的生活。1989年我写了《刀锋之先》，接下来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会隔好几年。2011年，我用《一滴烈酒》来填补当年的一个空白。故事围绕马修和巴卢的一次深夜对话展开，发生在1982至1983年之间， 《八百万种死法》一年后。

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写以马修为主角的短篇小说。《蝙蝠侠的帮手》来自于朋友的一次经历，鲍勃·兰迪西将其收录在《雇佣正义》中。《慈悲的死亡天使》的创作背景是艾滋病危机，收录在杰罗姆·查林的国际犯罪小说作家协会的合集《新推理》中。

我以前就和爵士乐大师霍华德·曼德尔关系甚好，但彼此从未谋面，仅仅通过我的经纪人保持联系。霍华德曾为一个本地爵士音乐节做推广，他拜托我以马修为主角创作一篇和爵士乐有关的短篇小说，为音乐节做宣传。最终的成品是《夜晚与音乐》。它就像一段插曲，我喜欢它最后呈现的方式，包括马修和伊莱恩在里面给人的感觉，以及纽约给人的印象。多年以来，它成了我的保留篇目。若有人想读短篇，我会向他推荐。

以下三篇故事的结构类似，马修回顾过往的某个案件，从早年的巡警时期直到和纽约警局合作的侦探时期。马修夫妇与《寻找大卫》中的凶手几年后在佛罗伦萨相遇，至此凶手的动机才真相大白。《梦幻泡影》这一标题源自查特·贝克的同名歌曲，时光回转到马修仍是警察的时候，而妓女伊莱恩是他的情人。《一时糊涂》把焦点放在文斯·马哈菲身上。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便衣，马修在布鲁克林的时候曾和他搭档。马修系列小说中曾经数次提到马哈菲，但这个短篇让读者得以对他一窥究竟。

这三个短篇都曾收录在《埃勒里·奎因推理杂志》中。

《米克·巴卢看着空白屏幕》的灵感源于《黑道家族》的大结局，曾刊登在马克·拉文迪耶担任监制人的一份限量出版物上。除此之外，此次是第一次正式发表。和《夜晚与音乐》一样，它更像一段插曲，记录了巴卢人生中一件重要且意想不到的大事（尽管伊莱恩一直强调自己老早就看穿了一切……）。

最后， 《葛洛根的最后一夜》将马特夫妇和巴卢夫妇聚在一起，度过一个充满怀旧和启示的夜晚，一个真正的音乐之夜。这个故事是特别为本书所写，此前从未发表。

劳伦斯·布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