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大多数人能说出自己祖父、祖母的名字，许多人还知道曾祖父母的，有人甚至能说出曾曾祖父母的名字。再向上溯源，我们便陷人了一个黑暗、神秘的王国，这便是所谓的历史了。进人其中，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航行，感觉神秘的低语在引导我们:再以前的人们是谁?他们生活在何处?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

在这本书里，我要讨论我们的基因密码是如何回答这些疑问的，正是这些基因密码，使我们得以成为万物之灵，成为独特的人类，独特的个人。我们的DNA携带着一幅历史画卷，它记载着从最早的生命、最早进行自我复制的分子，到人类的阿米巴祖先，一直到今天的完整历.史。人类是数十亿年进化演变的结果，而进化过程中最细微的每一步、每一个故事，都写在我们的基因之中。

不仅基因自身传递这些信息，而且，当我们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DNA作比较时，它们之间显现的不同之处，对我们研究基因的演变更具有意义。这些不同之处正是基因的历史语言。没有人会因为鱼生活在水中而把“水榭”也认做鱼类，因此，同样的基因对研究人类演变是没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是基因的差别，这也正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本书是关于人类的起源，更准确地说，是关于人类作为一个独特的物种在大地之上的旅程:从人类的发源地非洲到地球的遥远角落，从最早的生命迹象到充分进化的现代人等。我们将沿着基因地图所显现的人类漫游的足迹，和基因之中隐含的人类进程的历史时间进行全方位的追踪描述—当然，要完成这一画卷，我们掌握的基因数据要与考古学和气候学的记录吻合一致。每个旅程都有它的开端，而这一旅程却是个例外。可以说，它开始于试图对人类的多样性做出解释的科学研究，正是人类的多样性促使我们寻根溯源。推断人类始于非洲所应用的科学方法，同样帮助我们沿先祖的足迹再次进行“环球旅行”。这便是这一旅程的主要路线。沿着这条道路，我们会发现许多被忽略掉的有关原始祖先的细节。

此书最初的构思来自于一部同名记录片的一部分，此后我将其独立出来，自成一体。与电视节目相比较，在科学的背景下，此书提供了更丰富翔实的细节。换言之，电视画面令人身临其境，形象地引领观众体验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冒险旅程，我希望读者会同样沉醉于文字中感受这一伟大的历程。

尽管同时从事电视片制作和书的写作是困难的，我却从中获益良多。对我来说，以文字的方式再次经历“人类旅程”，结识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共同讨论问题，的确是一件美妙的事，我也希望我的文字能表达我的这一快乐。

关于书名，准确地说，应为《男人的旅程》，这其中没有任何性别的歧视。基本上，我们的旅程行进在一条只存在于男性生命中的道路上，其名为Y-染色体，这一个自亚当而下的男性谱系，是辨别这一旅程最敏锐的“指南针”。在帮助我们适应环境、进化演变方面，Y-染色体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类的基因密码所不可比拟的。当然，为了繁衍后代，早期人类的团体中必然包括女性，我们的旅程可能要忽略一些女性谱系的细节。既然要在一条道路上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这些忽略也是不可避免的。

沿着以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这本书像是一本科学侦探故事书。我们以这样一个具有歧义性的简单问题开始:如何确定我们关于“种族”的概念是合法的?我们真的是一个物种?或者，人种与人种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为回答这一问题，我在哈佛的博士生导师理查德·莱文廷先生找出了人类行程的线索，但是没有给出关键的细节。

第二个主要的问题涉及人群的地理分布。人类是如何分布到地球的每个角落的?DNA能告诉我们许多细节。利用DNA的排列来追踪人类迁徙历史的研究方法成熟于半个世纪之前，路卡·卡瓦利-斯福扎[路卡·卡瓦利-斯福扎.1922-具有意大利和美国双重国籍。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遗传学荣誉教授，全球最著名的遗传人类学家，也是世界基因多样性研究计划的主要发起人。]先生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发明者，他无疑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泰斗。我20世纪9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时，曾有幸在他的门下工作。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激情和数学天才的遗传学家，他极具洞察力，所发明的这样一台“时间机器”，能够从当代活着的人们身上，复活已经逝去的历史。没有他睿智的发现，是不可能有这本书的。任何人站在他的肩上在这一领域谈论个人的观点，都会心怀深深的敬意。

在参加考古挖掘的过程中，最奇特的一个感觉，是你正在凝视、触摸的工具，那种感觉是如此不同寻常，激发起了我.对渊源流长的历史深深的好奇心。

尽管遗传学在讲述迷人的故事，这一学科，至少它的分支贯穿着人类起源和变迁的主题，但它并不像考古学那样引人人胜。马.克·瑞德的精美摄影作品为此书作插图，有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很幸运，我几次和马克合作，包括数次在亚洲采样考察和拍摄那部电影。他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天才艺术家，他的作品使此书增色很多，它们表现的是当代的人，我们对基因历史的知识，正是从对人类血液的研究中推断而来的。每个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一部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书，我们应当学会如何阅读它。

澳大利亚土著世代传唱一个音乐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他们一直保持着与祖先和故乡血肉相连的感觉—布鲁斯·查特文和其他一些学者称之为“歌之版图”。这些歌表现的实际.上是在蒙昧时期、在集体记忆产生之前他们祖先的漂泊历程。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正是我们研究DNA的目的所在:为生活在当下的人重建记忆的“歌之版图”，让人们知道，他们是如何来到他们的生活之地，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比起地球上的其他人群，西方人更深地丢失了传统的“歌之版图”，因此，由西方的科学找到重新发现它们的方法，也许是历史使然。诚然，我们的研究无法进人历史的真空状态，而且，科学有时会粗暴地对文化的信仰造成伤害。我期望能以此书为开端，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人其应有的天地，推进世界各地有志于此的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那么，以此作为引言，现在我们开始基因的发掘工作。历史在等待着我们……

中文版序

关于人类祖先的进化、迁徙史，我们的了解有多少?关于我们身体内部的秘密，我们的了解有多少?关于我们中国人的真正的“老祖宗”，我们的了解有多少?如果对这些问题还不甚了了，翻开本书，绝对是一种幸运。《出非洲记》是一个路标，为我们指明通向科学真相的道路。这本风靡国外、大受赞誉的科普好书，终于推出中文版了。

这是一本神奇的书，一本有趣的书。其神奇之处，是美国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结合考古学、气候学，对人种的进化、分布历程进行了科学的探索和描述。在人类远祖走出非洲、走向世界各地的波澜壮阔的迁徙图景中，我们看到了地中海沿岸的肥沃土地，看到了北极圈内的万里冰封，看到了.美洲大陆的神秘莫测，看到了祖先们的力量与智慧、困境与抗争。其有趣之处，在于作者带领我们进人人类的基因库，到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去破译数以万计的DNA密码，从中发现人类自身的历史。在这样的发现之旅中，我们每个人都装备着高倍望远镜、显微镜，管窥着五彩斑澜的万花筒。

韦尔斯告诉读者:我们的DNA携带着一幅历史画卷，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每一步、每一个故事，都写在我们的基因之中。每个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一部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书，我们应当学会阅读它。

作者有着非常鲜明的观点:今天，生活在世界各大洲、各个地方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是6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某个男人。他是真正的“亚当”。也就是说，人类起源于非洲。距今5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走出非洲，向地球各个角落迁徙。.虽然现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在文化、体型、相貌、肤色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科学研究表明，85%的基因变异是人类共有的，只有约8%的不同可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也就是说，人种与人种在遗传上的差别只有8%。这一事实证明了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物属性，人种没有优劣之分。对于那些坚持种族歧视的顽固的种族主义者，这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

对于普通中国读者来说，掩卷之后二定有沉思。针对我国科学界的中国人由本地的“北京人”等直立猿人进化而来的地区连续性进化观，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相反，在东亚各个地区对1万2千名男性进行的取样调查结果表明，他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几万年前，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进人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人的真正祖先来自非洲!转眼之间，我们面前有一扇新窗口豁然打开!

“出非洲记”的伟大足迹，在中国读者眼前次第展开。

第01章 多样的猿 The Diverse Ape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照看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时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布世界……―《圣经》“创世纪”1:27-8

每种宗教的核心都包含着创世的神话，它们大多都能回答孩子们这样的问题：人是从哪里来的？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对人的存在和人生存的环境做出解释。尽管这些神话试图解释人的起源，但是它们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环顾世界各地，为什么人们在文化、体形、相貌、肤色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为什么我们彼此是如此不同？我们从何而来栖息于广裹的大地之上？

希罗多德是约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翔实的希腊-波斯战争的史料，而且他最早以古朴的笔调描述了人类的多样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黝黑神秘的利比亚人、俄罗斯北部野蛮的食人族、模样像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人等。希罗多德充满想像地讲述了“狮身鹰首兽”守护着亚洲群山中的藏宝洞，那个从蚂蚁洞里收集黄金的北部印度人的充满异域色彩的故事至今读起来依然津津有味。总之，他的作品可称为西方第一部人种志，尽管缺陷明显，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部珍贵遗产。我们假设自己是当代的希罗多德，是生活在某个地区的土著居民，现在我们要平生首次进行环赤道的世界旅行，那么，我们所见到的人类多样性会令我们惊叹不已。设想你乘坐的飞机正在大西洋上空、“笛卡尔球体”的正中心―经度0、纬度O，在非洲的中西部，距离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约1000公里。让我们继续想像飞机向东飞去，想像我们像在科幻小说中那样在高空之上俯瞰地面，我们将得到一幅人类多样性的图谱。

我们首先会遇到非洲人―说班图语的中非人。他们的肤色很黑，大多居住在森林中开辟出的小村庄里。再向东走，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黑肤色的人，但与前者相比有所不同：这些又高又瘦的东非尼罗河人，差不多是地球上最高的人，他们生活在绿色的大草原上，以放牛为生。散居在这两族人之间的是哈德兹人，尽管相距不远，但他们与班图人和尼罗河人都有区别。继续向东，我们遇到了一条宽阔的大河，无边无际的河面看似永远不可逾越，仿佛它就是世界的终点。现在我们踏上了马尔代夫群岛，这里的人与我们在非洲遇到的有很大的区别，语言也不同。和那些非洲人一样，他们的肤色也是黑的，但面部与他们有所区别，包括鼻子的形状、头发和其他一些细微的差别。尽管看上去有明显的区别，但很明显，他们和非洲人具有某种联系。

在那条宽广的河流之上继续我们的行程，这时，一座巨大的岛屿在前方徐徐升起，这就是苏门答腊。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种人，他们比非洲人和马尔代夫人矮小，面部特征也不同：头发很直，肤色较浅，眼皮较厚。再向东，经过无数岛屿，我们再次遇到了肤色很黑的人，他们是美拉尼西亚人。除了肤色，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像非洲人，他们的肤色是进化过程中适应这一地区气候环境的结果？还是表明他们与非洲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接着我们要遇到玻利尼西亚人，他们生活在散布于数百里开阔海域的小环状珊瑚岛上，他们的相貌与我们先前见到的苏门答腊人有些相像；但是每一次都是同样的结果：相像但并不相同。最大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生活在如此偏远的地区？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

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会到达西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海岸。在它的首都基多，我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生活在这里的人各不相同，主要的有两种，一种与马尔代夫人有些相似，但肤色较浅；另一种很像苏门答腊人和玻利尼西亚人。因为此前我们所到之地，在一地所见的都是同一种类的人，因此这种现象似乎很奇特。为什么在厄瓜多尔情况发生了变化呢？在美洲继续向东，到巴西的东北海岸，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复杂的混合人群，我们再次遇到了非洲人，但却是在距离非洲如此遥远的美洲！经历了这样的旅程，回到起点，对行程中的所见，面对这样一幅色彩斑斓的多样性的“织锦”，我们会陷人沉思，会试着对这一幅多彩多样的图案做出解释。

我们只是在想像之中进行了这次旅行，但我们在想像之中的行程，正是我们的前辈几百年前在欧洲“发现航海”旅程中的真实经历。假设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可以提出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是常识的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使我们获得了历史的知识。这是一次有趣的思想体验，因为直到近年，除了为什么非洲人和欧洲人共同生活在美洲之外，对我们所见到的这幅多彩图画，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解释。

一个物种

1860年6月30日，愤怒的萨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登上了牛津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的讲台。他准备好了要进行一场战斗―不仅是为他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他坚定的信仰和世界观。威尔伯福斯深深感到他在为教会的未来战斗。那次聚会所辩论的题目是关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那是在19世纪中期，直到近代，只有哲学家和教会，才会相互争论这个问题，它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于科学家和教会之间。这位优秀的主教忠实地引用圣经原文，坚信这个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经上帝之手创造的，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这个日期是根据《圣经》中所描述的宗谱推算出来的。他在演讲中向听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在当时深入人心的问题：你难道能够想像你是由猴子变来的吗？这简直荒谬至极！

威尔伯福斯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对大多数听众来说，他的观点是极有说服力的。那一天，他在图书馆成功地捍卫了他的信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无可避免地完全失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人在自然世界处于何种地位，随着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变化，预示着人类历史上的“屠龙者”不再是哲学家和神职人员，而是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约瑟夫·霍克和托马斯·享利·赫青黎，这两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理论的坚定支持者。赫青黎当时是伦敦矿业学院生物学讲师，他以“达尔文的斗牛狗”而著名。霍克是皇家植物园的有成就的植物学家、副主任。当威尔伯福斯的演讲结束后，他们站起来反驳他充满激情的观点，他们的声音无异于为古老的人类起源观敲响了丧钟，是科学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威尔伯福斯和霍克、赫青黎的论战，不仅促进了公众对进化论的接受―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已经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世界了，而且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做无所不能的神的创造，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我们比地球上的其他一切生命都要优越，我们是主人、征服者、上帝的宠儿，总之，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达尔文的真知灼见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消化不良、隐士般的人，寥寥数笔便把人由神的创造还原为生物进化的产物。有趣的是，他本人也没有料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代（他的祖父是约西亚·韦奇伍德，父亲是一名富有的医生，而达尔文每天要抽出半天的时间经营他的商业投资），当他于1831年开始环球航海时，并无意于动摇《圣经》中的古老信念。剑桥大学毕业后，在那个时代他顺理成章地选择做一名牧师，但他渴望冒险，渴望新奇的航海生活为一成不变、刻板的乡村牧师生活注入活力。当然，这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

和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人物一样，达尔文在童年时代便对科学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在家里做化学实验，常常出这样那样的事故，特别是有一次，他和他的哥哥伊拉兹马斯做实验时引起了爆炸，炸毁了花园里的实验棚。但他的主要兴趣在户外，他非常喜欢甲壳虫，花大量的时间在野外搜集珍奇的种类。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还对地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对他日后的研究影响巨大。

19世纪初，地理学经历了一场革命。自《圣经》传承而下的对历史的理解遭到了质疑。达尔文是均变论学院思想的追随者。查尔斯·伊尔最早提出了均变论，他相信即使在遥远的过去，在自然界发现的力和物质在本质上始终是均同一致的。和均变论持相反观点的是灾变论，如著名学者路易斯·阿格赛兹，他由瑞士移民到美国并创建了哈佛大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灾变论者相信地球经历过一个长期没有变化的停滞期，此后由于偶然事件而产生了突变，如遇到像《圣经》中所描述的大洪水，或冰川期，或地壳剧变等。在有机体内和地球内部，所有的剧变都源于这些反常的事件，地球上植物的分类和动物的种类形成都可归结为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事件。

灾变论的漏洞在于，它过分地依赖于离奇、反常事件的发生，而许多变化的发生似乎是没有任何强烈诱因的。如果变化不是由有因果关系的重大事件引发的，那么它为什么要和偶然事件必然联系在一起呢？为什么不简单地假设地球在一定渐进的速度下持续变化着，而且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这些累计的变化带来了深远重大的后果？这似乎更容易与实际的变化过程相吻合，也正是伊尔的观点。

当年轻的达尔文受雇作为费兹罗伊船长的“绅士旅伴”乘“小猎犬”号开始航海旅行时，这些思想和观念已经根植在了他的心里‘这一不同寻常的职位正是维多利亚时期风俗的缩影，这意味着船长的社会等级很高，他不能只和普通的船员生活在一起。达尔文在船上是官方的博物学者，也是外科医生。但是，航行到巴西时，他和费兹罗伊船长之间发生了争执，他因此离开了“小猎犬”号。失去了官方的身份，但他却得以在“偏航”的情况下，从事个人感兴趣的研究。

他的航海日记《“小猎犬”号航海记》记叙了5年里的航程，是一部经典的19世纪航海文学。在航程之中，达尔文有几项重大的发现，如解释了环状珊瑚岛为什么是圆形的（为火山收缩形成）、塔希提人极有魅力等。但最重要的，无疑是他洞察到了自然选择法和它在物种起源、进化中的作用―这一点已经被无数次地论述过，在此已没有必要再做重复，简单说来，如果达尔文没有认识到自然选择是物种进化的动力，赫青黎和威尔伯福斯就不可能在1860年面对面地辩论，你也永远不会读到这本书。

也就在思考进化问题的同时，达尔文也在思索另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他在反复思索、研究了近30年之后，才写成了《物种起源》。这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目睹了人类的多样性之后，他要对他的所见做出一个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们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

“小猎犬”号是1831年12月27日从朴茨茅斯的德文郡港起航的，途经佛得角群岛、巴西、阿根廷、火地岛、智利、厄瓜多尔、加拉帕哥斯群岛、塔希提、新西兰、澳大利亚、毛里求斯、巴西（再次），于1836年10月2日返回。在航行过程中，达尔文有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在巴西，他遇到了生活在彭巴斯草原上的高乔人，他还在智利向导的带领下坐着牛车跋涉在安第斯山。在他所遇到的人当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恐怕是火地岛上的土著。

达尔文这样描述他们：“……他们发育不良，可怕的脸上涂画着白灰，油污的皮肤散发出臭味，乱七八糟的头发，声音刺耳，举止粗暴。看着这些人，你很难相信他们是神的创造……”很显然，他无法把他们和探险家笔下“高贵的野蛮人”联系起来。但是，在“小猎犬”号上有3个火地岛人，他们是5年前费兹罗伊船长带回伦敦的。抓捕他们的人给他们起名为火地篮子、吉米扣子和约克教堂，但他们的真实姓名分别是约克库史鲁、奥瑞得里克、艾力帕努。在一次航海中，有一只小船被偷了，他们是作为赎金被水手带回来的。很显然，他们不习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生活，但是，他们学会了基本的会话，甚至开始变得像一些英国的中产阶级一样做作。比如当达尔文晕船的时候，吉米不停地惊叫：“可怜、可怜的人。”尽管他们有着明显的火地岛土著人的特性，达尔文仍然视他们为人类的成员，当然他的观念带着维多利亚时期等级观念的烙印。当论及有关迷信的问题时，他甚至自然地将他们和“小猎犬”号上的水手们相比较，他把他们总体上低下的物质文明归结于平等主义的政治体系。虽然在政治方面很天真，但达尔文在他的时代具有科学的超前性。

在“自然的教化”对“教化”的论争中，达尔文站在前者的一边。看上去极其可怕的火地岛土著，和“小猎犬”号的水手一样，同是人类的一部分。在航海日记的最后一章，他抨击了遍及美洲的野蛮奴隶贸易，他著名的尖锐言辞表达了他的人类平等的思想“为了掩饰使用奴隶的罪恶，他们常常将奴隶的生存状况与贫苦的农民相比较。如果悲剧的制造者不是自然法则，而是我们的制度，那么我们的罪恶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均属于同一物种，那该如何解释人与人之间在肤色、体形和文化上的差异呢？人类从哪里来？我们的先祖究竟是如何到达像开普敦、西伯利亚、火地岛这样极其偏远的地方的？150年后，通过骨检测、血液和DNA分析，这些问题才有了初步的答案。

多个物种

如何定义一个物种？20世纪中期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一群能进行杂交繁殖的生物体（或有可能杂交繁殖）。换句话，如果为同一物种，便有可能共同繁殖后代。达尔文写《物种起源》时，离这一定义成为公理还有100多年的时间，那时他已经毫不怀疑人类具有共性。随着奴隶制在英国被废除，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一制度也处于激烈的论争之中，在航海结束时，他发自肺腑地呼吁废除奴隶制。但是许多人对奴隶制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强烈认为人类很显然有种和亚种的区分。这一概念，最早是18世纪由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列纳沃斯提出来的，他在对地球上生活的有机体进行分类时提出了这一概念。这是一项极为棘手的工作，但是列纳沃斯完成得极为出色，今天生物学依然在应用他发明的二项式命名法（二名法）―比如，我们在学校学过的拉丁语“种类”、“智人”，便是由他命名的。

列纳沃斯认为所有的人种同属一类，但是他增加了亚纲人或亚种人的分类。他的分类中包括非洲人种、美洲人种、亚洲人种和欧洲人种，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种族主义色彩的类别―野蛮人种，如达尔文笔下的火地岛人。对列纳沃斯来说，由于人种与人种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增加这个种类是完全合理的。

达尔文对这种分类始终持反对态度。他指出列纳沃斯在对人种进行分类时，过分地强调了外在的相貌。在他的晚年，他在《人类的血统》一书中这样写道：“涉及种族之间的大量差异，我们必须切实应用我们从观察自身的长期习惯中获得的良好辨别能力。”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它有助于帮助解释随后诸多的关于人类起源的争论。

19世纪，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信奉列纳沃斯的偏激观点。他们认为人种之间由生物性所决定的不平等，可以证明对奴隶的残暴压迫是合理的。认为人种与人种之间生来不同的理论被称为“多元发生学”，即希腊文“多个物种”之意。这一学说很显然和圣经中关于伊甸园的故事是矛盾的，因为在伊甸园中生活的只有亚当和夏娃，而且大多数生物学家也注意到了人种与人种之间的相同性而反对多元发生学的观点。对多元发生论者来说，这一反对是可以轻易打败的，瑞士植物学家路易斯·阿格赛兹正是那样做的。和斯蒂芬·杰·古德尔一样，他认为古代《圣经》的作者不知道有多个人种的存在，因此他们只写了一个地中海人亚当。阿格赛兹推测黑人亚当、蒙古人亚当和美洲人亚当是同样存在的。

尽管大多数生物学家不接受这一观点，它依然存在于今天人类学的一些文献中。如何解释人类外观的多样性，包括如何确定化石的种类，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近代，最著名的多元发生论拥护者是美国的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他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两本影响巨大的书：《种族起源》和《人类现存的种族》。在这两本书中，库恩发展了人类5个人种（澳大利亚土著人、开普人、高加索人、刚果人和蒙古人）的理论，认为这5个人种是由不同的原始人类进化而来的。库恩推测不同的人种是在不同的时期进化的，非洲的刚果人进化得较早，之后便在进化的道路上陷入了困境。他声称欧洲人的优越是他们优良基因进化的自然结果，他甚至这样安慰那些因为种族融合而忧虑难眠的人们：种族混合会搅乱墓因，也会使社会失去平衡，因此，一些新加入的基因，除非它们与当地的墓因相比具有选择性的优势，否则它们会逐渐消失或趋向最小化。我这样说没有任何政治或社会目的，仅仅是要说明，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原因，人类就不会分成黑人、白人、黄种人和棕色人种了。由于作者是美国自然人类学会（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机构）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该大学人类文化博物馆馆长和美国深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中经常出现的嘉宾，这些话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有趣的是，库恩极力否认他具有政治的动机。他这样自我辩解，是因为自然人类学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刚从一个黑暗的时期浮现出来，事实上，在那个时期它具有自觉的政治色彩。阿勒斯·霍德林柯是多元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1917年他在《美国自然人类学杂志》发刊号的纲领上这样写道：人类自然学要研究人类，同时要服务于人类，它不是一门简单的“纯科学”。霍德林柯注意到了，这个学科在决定移民政策时和在阐述优生学时同样有用。当他试图将看似深奥的科学的现实适用性传达给投资机构时，很显然有些人被说服了，并且很快采纳这些做国事咨询、富有政治头脑的人类学家的建议。

象牙塔之外

19世纪，人类学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一门这样的科学，即它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最早阐述这一概念的是法国人保罗·布罗卡，他是现代自然人类学原则当之无愧的创立者。他是头盖测量学的专家，对头骨形态学上最细微的差别进行过测量，当时被认为是发现人种与人种差异的有效方法。基于这些极其细微的异同，他创建了新的人种分类方法。这个在有影响的教科书中随处可见的分类方法，极大地影响人类学的研究。很快，人人都想测量头骨。在英国，一个叫弗朗西斯·盖尔顿的科学爱好者是布罗卡最早的追随者，他用继承的一笔遗产资助不同的研究项目，包括统计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不久，他也开始测量人身体上的一切，尽一切努力科学地区分人的多样性，他周围的人都认为他行为古怪，不可理喻。在对人类的分类方面，他形成了个人的迷人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不矛盾。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绝非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他倾向干减少偏见。从他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由于生物的类属，是彼此平等的。但他的许多追随者不承认这一点，例如坚信“适者生存”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在19世纪后期一系列流传极广的读物和随笔中，证明社会等级是正当合理的。如果可以用科学来说明社会等级，那么它对文化差异也同样有效。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迷恋社会等级的时代，先是“强权就是公理”，然后，这些“强权者”认识到应当“科学地”定义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优生学运动悄然兴起。

这个运动一开始极其幼稚。所谓的优生事实上指的是“好出身”（谁能对此持反对意见？），这个观点事实上古亦有之。例如，古犹太法《犹太法典》对男子有这样的规定：要求他们不惜卖掉所有的财产以娶学者的女儿为妻，这样会使他们的孩子聪明（学者女儿的聘金很高）。当时已是19世纪的后期，但优生学大受欢迎，其原因很复杂，而且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特有痕迹。能从遗传学这样的新兴学科以及自然人类学中找到与财富、身份有关的“科学证据”,无数人会着迷的。因此它一经兴起，便很快大为流行。

1907年，“遗传教育团体”在英国成立，这是盖尔顿引以为荣的一件事。它正式的目标是通过有选择地生育“适者”,迅速扩展到了美国，因为美国的文化特别倾心于那些通过应用以改善人类的基因库。它的影响使自我完善的理论。很决，“适者家庭”的竟赛遍及美国社会，科学知识以促谁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声望和勋章，谁就是“最适者”。优生学的影响也波及欧洲，成为德国种族清洗的罪恶发端。

优生学运动的初衷是哪会教化，但它的作用很快被歪曲了，在1910年后的20多年里，它为美国强迫智力低下的人接受绝育手术做科学辩护。他也被用来解释不人道的种族歧视性的移民考试和名额限制（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极端贫困的东欧移民是文盲）。20世纪40年代，纳粹迫害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及其他“低等团体”时，也是利用优生学的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其“合理性”的。人类学在“实用性”方面似乎比任何学科都有优势。

因此不难理解，在纳粹的可怕暴行之后，为什么库恩极力表明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政治目的。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依然存着种族隔离的思潮，如果他在自然人类学的研究中加入丝毫的政治色彩，那已经开始愈合的伤痕会重新疼痛起来。与此相反，他认为自己提出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区别是客观的科学的事实。“不论消息好坏，不能责怪信使”，这便是他的初衷所在。但是他自认为客观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没有实验来证明他提出的基因假说。究竟人类的基因是如何描述人与人的差别的？

第02章 艾普鲁布斯·阿姆 EpluribusUnum*

*希腊语.意为一万众归一。

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来

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

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丁．S．艾略特“小吉丁”《四首四重奏》

20世纪以前，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只停留在肉眼所能观察到的范畴。布罗卡、盖尔顿还有欧洲和美国的生物统计学家们所做的不计其数的研究，在自然人类学史上被称为“收集”阶段―在一个学科开始发展的时期，还没有产生能对大量积累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系统理论。面对越来越繁杂的人类生态学的数据，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重新定义的遗传法则和已经收集到的遗传数据一致起来。人类的基因组成是确定的，显而易见有几十组（可能几百组）单独的基因，控制着基因的可变性。即使今天，对大多数基因的作用，我们仍然无法解释。来想像一下布罗卡的头盖测量研究，假如在两个毫无联系的地区所发现的头骨上，有同样的特殊隆起，是否可以说这是由同样的基因变异引起的？这些隆起表示同样的特征、同样的基因变异，还是偶然相似？当时的人们不可能知道。

基因变异是研究人类多样性的关键，因为进化实际上是由基因变异引起的。通俗地说，所谓的进化，就是指一个物种的基因组成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因此，为确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或者说他们是否属于同一物种，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的基因。如果基因相同，那么他们无疑为同一物种。自然人类学的研究，迫切需要收集同一遗传模式里的变化特征―我们称之为多态性。“多态性”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多种形态”，对所收集到的特征进行分类，这就是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因的多态性，特别是像在血友病等疾病患者的基因中，但是，引起疾病的多态性由于数量太少无法进行分类。总之，多态性是关键所在。

1901年，卡尔·兰德斯泰纳*将不同人的血液相混合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时它们相互凝聚，形成大的血块，这一凝聚反映有遗传性，它成为人类生物化学多样性的第一个实证。这个实验的结果确定了人类具有不同的血型，现在，世界各地的医院都会在输血前进行血型检查。如果你的医生说你是A型血，他告诉你的正是一个世纪前兰德斯泰纳给血型多态性的命名。

*卡尔·兰德斯泰纳奥地利著名医学家。他因发现A、B、0.AB4种血型中的前3种．于1930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

在兰德斯泰纳发现的基础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人赫兹费尔德夫妇在萨洛尼卡开始化验士兵的血型。1919年，他们发现在不同的人群之间，都有较大比例的不同血型，这是首次对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全面研究。赫兹费尔德夫妇甚至提出这样的理论：A型血和B型血是“纯粹”的原始部落的血型，最早的原始部落要么全部人口为A型血，要么全部为B型血。这些“纯粹”的部落在迁徙中相互融合，因此A型血和B型血混合在一起。他们没有解释清楚这两个部落是如何出现的，只是推测A型血部落最早起源于北欧，B型血部落有可能起源于印度，似乎现代人是由两个独立的部落分别进化而来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布赖恩特和英国人莫瑞特在赫兹费尔德夫妇的研究基础上，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检验血液类型。以后的30年，他们和同事们共同从数百个人群中选择数千人做血型检查，包括生者和死者。布赖恩特和他的妻子(像赫兹费尔德夫妇一样，他们是另一对共同从事基因研究的夫妻)甚至检查了在美国和埃及的木乃伊，确定了远古A.B,O血型多态性。1954年，莫瑞特发表了《人类血液的分布》，将大量积累的血型数据汇总在一起，这是第一部全面的关于人类生物化学多样性的专著。很快，这本书成了进行人类基因检测的标准样本，它标志着对人类基因的研究进入了新时期。

赫兹费尔德夫妇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血型数据的研究会为有种族色彩的人种分类提供依据，这一分类由于近代的大量移民而有所淡化。此后卡尔顿·库恩也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他提出的亚种理论的证据，但是没有人对基因数据进行检测，以确定基因是否支持这种人种划分方式。直到1972年，一个遗传学家才开始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有趣的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不是人类，而是果蝇。

利用莫瑞特他们收集的数据，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理查德·莱旺廷进行了一项研究。当时他所做的这项研究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人类的基因变异，在一个群体内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人种与人种之间，是否有明显的基因差异?他试图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客观的答案，换句话说，他试图用实验证明列纳沃斯和库恩关于亚种的理论。如果能够证明人种与人种之间在基因图谱上有重大的区别，那么他们的理论肯定是正确的。

莱旺廷这样写道:

写这篇文章，是应刚创刊的《生物进化》杂志的约稿。我一直在思考关于人类多样性的问题，不仅是在人群基因的范围内思考，而且把它放在生态学的范畴之内。我习惯于在火车、汽车上写作。因为要完成这篇文章，所以坐长途车去印第安那州的伯明顿前，我带上了英瑞特的书和rums表(一种计算差的数学表)。

正是在这次旅行中，对人类基因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开始了。莱旺廷应用了生物地理学(研究动物和植物的地理分布)这门新学科的研究模式，因为他试图从地理的区分上定义人种.，这与生物地理学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因为无法确定如何客观地为“人种”下定义，他决定从地理学的角度这样定义人种:高加索人(西欧亚大陆)、非洲黑人(非洲撒哈拉沙漠)、蒙古人(东亚）、南亚土著人（南印度）、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大洋洲和澳大利亚土著人。

他的研究结果令人吃惊：85％的基因变异是人类共有的，只有约8％的不同可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也就是说，人种与人种之间在遗传上的差别只有8％。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结果，它告诉我们应当把有关亚种的理论扔进垃圾箱。莱旺廷这样写道：诚实地说，这一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这是实情。如果这算是偏见的话，那我的偏见是我认为不同的人群差别很大。一些事实也确实加深了这一印象，比如，有一年我和我妻子在埃及的勒克尔旅行，数年前那里就挤满了游客。在一个大厅里，一个人过来和我妻子交谈，他似乎认识我妻子。我妻子反复说：“时不起，先生，你认错人了。”他才说：“对不起，夫人，你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那件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而我们彼此十分相像。

但统计数字说明了一切。以后30年间，许多新的研究结果再次证实了这一事实。遗传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区别不同人群的基因变异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是8％还是7％还是略多或略少。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小数量的人群同样具有人类遗传多样性总数的85％。莱旺廷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爆发核战争，地球上只有肯尼亚的吉库尤人能幸存下来，因为这个民族仍然保存着人这个种系85％的基因变异。这是对种族主义的“科学”理论的强劲反驳，它也肯定了达尔文1830年对人类多样性的论述。正如这一章的标题－希腊语“万众归一”，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物属性。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对不同人群的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呢？遗传学真的能对人的多样性做出回答吗？

关键因素

在旅程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要了解一些基本的遗传学知识。随着时间的流失，基因如何在一个人群的变化中起作用，这个理论十分复杂，涉及定量科学的许多分支，统计学、力学、概率理论和生物地理学都在遗传学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说明其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几乎人人都能理解这些理论框架的基础概念。

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突变，没有突变是不可能产生多态现象的。这里的突变，指的是基因的排列顺序发生的无规律变化，其发生比率约为30个每一代每个基因组，换句话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携带着约30个全新的变异基因，这些新的变异将他／她与父母区别开。这些突变的发生是没有规律的，因为它们是DNA复制细胞分裂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在何处发生，没有任何特定的原因和背景，它们的发生与外界的影响没有特定的关系。我们可以形象地把变异的发生比喻为博彩赌中哈思?鲁滨逊抽彩机器的抽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突变”所“抽中”的个体。兰德斯泰纳发现的血型异同，便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的，是一种多态现象。

第二个关键的因素是选择，特别是自然选择，这正是达尔文敏锐的发现。在原始人进化为“智人”的过程中，它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谓自然选择，就是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物会获得繁殖的优势。例如，在寒冷的地区，厚毛发的动物比没有毛发的动物有优势，它们的后代更容易存活。人类进化成为今天这样有情感、文化的“猿”，自然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它促进了语言、两足直立行走等人类重要特征的产生。如果没有自然选择，假如我们能够回到500万年以前，我们会与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猿祖先十分相似。

第三个因素是遗传漂移。这是一个特别的因素，它意味着相对与外界隔绝的小数量的人群，在对基因变异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设想一下，如果你把一枚硬币向上抛1000次，你有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其落地为500次正面500次反面。但假如你只把它向上抛10次，得到5,5结果的比率微乎其微，结果极有可能是4:6或7:3。同样的道理，小数量人群会引起无规律的基因速率变化，在几代之内就能产生惊人的变化。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将一枚硬币抛起10次，7:3的结果出现在小数量的人群中，70%“遗传”了“正面”，只有300/0“遗传”了“反面”。而这一结果同样影响着下一代的基因变化速率，每一代的变化速率由50％增加到70%，由此经过几代，就会引起遗传模式的巨大变化。很显然，基因漂移对小数量的人群影响重大。

以上3个关键因素相结合，形成了今天这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基因序列图谱，决定了不同人群复杂的多样性。正是这3个因素，形成了8％或7％的不同变异。这些少量的变异，将地球上的人群与人群相区别，因此我们看到各个地区的人是这样彼此不同。在20世纪中期，研究者确定这3个因素是基因变化的关键因素。但是，仅仅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认识到了人类的多样性，知道了基因如何影响一个人群的变化，还不足以确定人类进化、迁徙的具体细节。接下来，我们要去追寻一位意大利医生的足迹，他喜欢历史，有数学天才，有一天，他思索着细菌和苍蝇之间的关系，忽然有一个全新的想法涌现出来。

意大利人的努力

1944年，路卡·卡瓦利-斯福扎考入帕维亚大学学习药学专业，不久他放弃了药学专业，开始致力于遗传学的研究，先是研究细菌，尔后开始研究人类遗传学。在大学里，他的老师是著名的果蝇遗传学家布扎提·特拉维索。布扎提是杜布赞斯基*思想的追随者，杜布赞斯基也是理查德·莱旺廷的博士生导师。因此，他们的故事有着共同的开始。杜布赞斯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基因变异，特别是果蝇大范围的染色体色球重组。他是基因分析技术领域的开拓者，20世纪中期，他在纽约的实验室是生物学革命的发源地。关于基因变异，杜布赞斯基和他的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在一个最优化的“自然类型”（一个在漫长时期内经自然选择创造的有机体的正常形态）和一个奇异的突变“异种”之间，并没有分界线。他们认为，原因非常简单，假如大多数突变“异种”都携带着有缺陷的基因“包裹”，那么变异的数量便会多到无法胜数，反过来证明，变异正是物种的正常状态，变异产生的过程正是进化的过程。在他们之前的研究者没有认识到，进化发生在包含着不同基因的“基因库”中，一个基因有时被复制，有时会丢失。

*杜布赞斯基1900一1975年著名俄裔美籍遗传学家。

在药学和果蝇变异研究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为了解读不同人群的相互关系卡瓦利一斯福扎开始研究血液多态性，他的研究被后来的遗传学家们称为“经典的多态性”。那是20世纪的50年代，正是遗传学迅猛发展的时期，温斯顿和克瑞克*刚刚破译了DNA结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推动了生物学的革命。和大多数遗传学家一样，卡瓦利一斯福扎在研究中应用了迅速发展的生物化学技术，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同时应用了数学和统计学。多态性研究中出现的大量令人头晕目眩的数据，巫需一个内在连贯的理论系统，来分析和归纳这些数据。对统计学的应用，就像是在攀岩中有了结实的绳索。想像一下一组基因变异的画面：河床上遍布色彩各异的石头，大小如蜗牛壳，与果蝇的翅膀等长。一眼望去，这些变异似乎毫无规则、互不联系，如果在它们背后加上不同的背景，它们会变得更加复杂、混乱，多样性究竟在向我们展示着什么？

*1953年4月25日．温斯顿和克瑞克在《自然》上发表文章首次报道了DNA双嫌旋结构为现代医学．生物学发展其定了基础。为此1962年他们与弗雷德里克·威尔肯斯结晶了DNA．并通过X一射线证实了双螺旋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20世纪50年代，面对自然的多样性，大多数生物学家下意识的反映是这出于自然选择的结果，对人类的多样性也不例外，就此优生学家已经说了很多。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确信有“自然类型”与“突变异种”之区别。自然类型是指一切“正常”的有机体，一些遗传性疾病（显然是“异常的”）似乎也证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这些与遗传性疾病有关的基因，是最早被确定为变异基因的，因为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人可以被分为“适者”和“不适者”，遗传性疾病患者显然是“不适者”。但是，新的转变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从事研究的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在遗传学的分析计算中使用了分析气体传播的方法，他继续沿着卡瓦利一斯福扎所开创的道路前行，他的努力最终将遗传学带离了“突变异种”的沼泽。木村资生注意到，由于随意取样的误差，人群基因多态性的频率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前文中所提到的“漂移”，在他的理论中令人兴奋的是，他发现漂移对基因变化频率的改变似乎是可以预测的。研究自然选择的困难之处，是产生进化改变的“速度”完全取决于选择的“强度”，假如基因变异与自然完全适合，那么它便会以很高的速率繁殖。但是，自然选择的强度是无法用实验测量的，因此变化的速率是无法预测的。在抛硬币的例子里，抛起10次得到了7:3的结果，假定硬币的正面代表一个基因变异，反面代表另一种，每一代的变化速率从50％增加到70%，意味着极强的对“正面”的选择。很显然，尽管这只是假设，但“正面”的比率增加到70%，与“正面”是否适应自然是没有关系的。

这就是木村资生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大多数多态性都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在与自然选择的关系中，它们是自由的，因此它们是进化过程的“中立者”。围绕这一理论，生物学家们的争论非常激烈。木村资生和他的拥护者认为，几乎所有的基因变异都与自然选择无关，但许多科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它是自然选择的关键环节。尽管如此，漂移理论为多态性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窗口。在新变化到来之前，让我们先回到中世纪，去作一次短暂的停留。

“奥卡姆的剃刀”

奥卡姆的威廉（1285一1349年）是中世纪的学者，他是一名修士，坚信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自然界选择最短的道路。利用一切机会，他与同事们就他个人对这个观点的理解进行辩论。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原理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在本质上，这个原理是关于宇宙的哲学观，即吝窗定律（亦称朴素定律）。在现实世界中，假如特定的事件均由特定的可能性引起，那么多个事件便由多个可能性引起，因此，复杂的事件不如简单的事件可靠。这一原理的核心是将自然世界的复杂性，分割成可理解的几个部分，趋向简单，避免复杂。以这个原理为指导，一个人要从迈阿密到纽约，他会选择从迈阿密直接飞往纽约，而不是绕行上海。

也许确定行程计划只是举手之劳，但在黑暗的科学世界，要确定从何时何处着手却非易事。我们如何知道自然界永远选择最短、最简单的道路？“朴素”是自然界自我证明的语言？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讨论朴素定律，但是种种迹象显示：自然常常趋向简单而避免复杂，尤其是当变化发生时。想一想一块石头从悬崖落到山谷时所选择的路线！自然界的引力，使它直接从高处快速落到低处，而不是把它中途送到中国去喝上一杯茶。

因此，假如我们相信当自然发生变化时，它会选择从A点到B点的最短距离，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推断过去发生事件的理论。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意味着我们通过观察当前能够推测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它像一台哲学的时间机器，能够将我们带回早已湮灭的时代。一台神奇美妙的机器！在这一点上，甚至达尔文早期的支持者赫青黎都指责他的那个过于墨守成规的信念，即“自然不会发生突变”。

1964年，卡瓦利一斯福扎和安东尼·爱德华兹合作出版了一本书，首次将吝音定律应用于人类分类的研究。在书中他们提出了两个假说，在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上，它们是两个当之无愧的里程碑，此后所有的基因多样性研究无不涉及这两个假说。第一个是：正如木村资生的“中立”理论，基因多态性完全是中立的，基因漂移引起基因速率的变化；第二个是：应用“奥卡姆的剃刀”原理来确定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以数量变化的最小化，来解释、分析掌握的数据。基于这些关键理论和他们称之为“最简单进化”的研究方法，他们画出了第一棵人类的“家谱树”，人群的相互关系反映在了一张图表中，越接近的基因速率联系得越紧密。

卡瓦利一斯福扎和爱德华兹分析了世界各地巧个人群的血型速率，用那个年代的奥利维第计算机经过艰苦的运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家谱树”上，非洲人处于最靠近“树根”的位置，欧洲人和亚洲人“丛生”在一起。这一结果，首次直接、清晰、令人震撼地反映出了人类的进化历史。卡瓦利一斯福扎谦虚地说，“分析结果有一些意义。”应用他们的研究方法，结果显示：欧洲的人群相互之间的关系，比他们与非洲人群间的关系要密切，新几内亚人与澳大利亚土著人之间联系更紧密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相似的基因速率，这些速率随时间流逝有规律地变化（基因漂移的结果），这意味着，欧洲人群之间相互分离的时间，比欧洲人和非洲人分离的时间距现在更近。700年以后，老修道士的原理帮助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有了这种区分人群的新方法，就有可能推算出不同人群分离的时间，推断人类进化的历程。1971年，卡瓦利一斯福扎和沃特·波曼*首次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推算出非洲人和东亚人的分离时间为4万1千年前，非洲人和欧洲人的为3万3千年，欧洲人和东亚人的为2万1千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对人群结构的假设是否合理。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推断无法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从何处来？人类学的领域现在需要新的数据。

*沃特波受英国著名遗传学家现为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院长．

字母汤

艾米尔?朱克坎德是从德国移居到美国的犹太人，他曾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工作。在他的科学生涯中，他坚持致力于研究一个课题：蛋白质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长期在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生化学家里努斯·鲍林门下从事研究工作。他研究携氧血红蛋白分子的基本结构，选择这种分子是因为它在血液中含量丰富而且易于净化，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哺乳动物的血液中都含有血红蛋白。

蛋白质由线形排列的氨基酸组成，小分子结构以独特的方式相结合形成蛋白质。有趣的是，尽管蛋白质在活动时外形像巴洛克建筑一样扭曲复杂，几个不同类型的蛋白质相互依附形成一个复杂的结构，但实际上它们很“单纯”，活动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完全取决于氨基酸的线性结合。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0个，如赖氨酸、色氨酸等。

朱克坎德注意到，在这些氨基酸的排列中，有一种现象非常有趣。他当时正在破译不同动物的血红蛋白，他发现这些蛋白质之间十分相似，一行中常常有10、12甚至30个同样排列的氨基酸。更令人惊奇的是，科属联系越密切的动物，它们蛋白质的结构就越相似。人类和大猩猩的血红蛋白，在氨基酸排列上仅有两处不同，而人类和马的不同达巧处。对这种现象，朱克坎德和鲍林这样推断：分子结构提供了“分子钟”，通过氨基酸排列顺序的变化，它记载着从生命起源那一刻起，那些业已消逝的时间。1965年，在他们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们形象地将分子称为“记载进化历史的文件”。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都堪称一部历史书，这些写在分子结构内的“语言”,向我们讲述着人类进化的过程，把我们带回生命开始的地方。分子就像我们的祖先留在我们基因组内的“时间舱”，我们所要做的，是学会如何使用它们。当然，朱克坎德和鲍林意识到了，蛋白质不是遗传变异的最佳“发言人”,这个光荣是属于DNA的。如果DNA的作用是转译蛋白质（事实正是如此）,那么无疑它最具研究价值。问题是研究DNA极其困难，得到一个排列顺序需要漫长的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沃尔特·吉尔伯特和弗雷德·桑格发明了快速获取DNA顺序的方法，并因此分享了197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正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引发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生物学革命。2000年，人类基因图谱草图的完成，标志着这场革命达到了顶峰。DNA研究完全改变了生物学的固有观念，我们可以想像，它对人类学产生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拥挤的花园

到了20世纪80年代，应用分子生物学的新方法，我们对自身有了新的了解，这是一个关于人群的多样性的理论。它通过分子排列顺序来推测进化的时间，探求基因如何回答那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现在，这个领域需要的，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新思路，也许再加上一点好运气。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海湾，这两点全部变成了现实。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伦·威尔逊是澳大利亚生化学家，他应用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进化。当时，分子生物学已经成为生物学的一个新分支，以研究DNA和蛋白质为主。使用朱克坎德和鲍林的方法，他带领他的学生们用分子技术推测人类何时与猿类分离，他们还研究在适应环境的蛋白质产生的过程中，自然选择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威尔逊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而分子生物技术的研究成果，为他的思想提供了更广阔的世界。在研究DNA序列时，分子生物学家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信息自我复制的功能。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中，在基因组中，转译蛋白质的DNA，还有大多数目前我们尚不知其功能的DNA，它们全部具有两个“版本”。DNA存在于整齐、线状的我们称之为染色体的组织中，染色体有23对，它们存在于细胞核内。基因组的一个主要的奇异功能是“区室化”，就像计算机创建文件夹一样，一个文件夹中包含一个文件夹再包含一个。人类的基因组中约有30亿个核昔，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直接有效的方法，来破译它们所携带的信息。正是这些信息，决定了为什么我们会有染色体，而且，它们和细胞核里的其他组织全都不同。

为什么每个染色体都有两个“版本”？原因更加复杂，它与性别产生有关。一个精子使一个卵子受精，其主要变化过程，是父亲基因组的一部分和母亲基因组的一部分以50:50的比率相结合，形成新生命的基因组。用生物学的语言可以这样说：性别产生的一个原因，是每一代都形成新的基因组。重组产生的基因组，含有父亲和母亲各50％的成分，而父方和母方又从他们各自的父母双方那里各继承了50％的基因组。之所以能够发生基因重组，是因为染色体的线状结构，相对来说，这一结构使两对染色体易于从中间断开，与其他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染色体。将父母双方的DNA重组，从进化的角度而言，它是一件“好事”，因为每一代都会产生多样化，确保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每一代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做出反应。

但且慢，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些经打断、再联结的基因组与先已存在的基因组不同呢？难道它们不是复制而来的吗？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们之间完全不是彼此复制，在许多点位上都相互区别。这就像一台诡异的复印机，它们不断复制被复制过的信息，每一次复制都会产生少量无规则的错误，而每一次“错误”都会传递给“下一张”。这些“错误”正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变异，而每一对染色体之间的区别便是我们所称的多态性。在染色体中，大约每1000个核普会出现一个多态性，它们使染色体彼此区别。因此，当重组发生后，新的染色体与父母双方的类型都不相同。

重组的革命性作用，打破了一片DNA上彼此相联的一系列多态性。同样，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一多样性生产机器是件好事，但是，对于解读人类基因组这部历史书的分子生物学家来说，他们的工作却因此变得异常艰辛。由于重组，染色体上的多态性各自独立地发生变化。随着时间流逝，重组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成千上万代之后，我们共同祖先染色体中的多态性图谱已经完全消失了，后代的基因图谱经过反复的“洗牌”，再不可能找到最早的基因图谱。这为研究进化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如果我们对祖先的基因图谱无从说起，我们根据什么在“奥卡姆的剃刀”原理下，对我们面前的基因多态性图谱进行简化？我们如何确定在形成面前的图谱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多少变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能根据多态性发生的速率，利用“分子时钟”来推测过去。因为重组现象，在没有出现变异的地方也似乎发生了变异，因此这样推算出的共同祖先出现的时间，很可能比实际的时间要长。20世纪80年代早期，威尔逊和另外一些遗传学家有了一个新思路：假如从基因组之外，通过一种在细胞中随处可见、被称为线粒体的组织来研究染色体，有可能会避开重组为基因研究带来的巨大麻烦。有趣的是，线粒体这一无核的细胞组织也有自己的基因组，这是因为，它是数十亿年前最早的复合细胞进化的残留物。也就是说，它是被人类单细胞祖先吞噬的古老细菌，最初它只是细胞内的寄生虫，在随后的进化过程中，它成了细胞内产生能量的有用组织，现在它是流线型亚细胞的“发电厂”。幸运的是，线粒体的基因组只有一个“版本”，和细菌的基因组一样，它没有复制的能力，这意味着它不能进行重组―值得我们举杯庆贺！还有一点同样值得庆贺，不同于大约每1000个核营一个多态性，在线粒体的DNA中，每100个便出现一个多态性。为了进行进化比较，多态性越多越好，因为每增加一个多态性，就多了一种将一个个体与另一个区别开来的可能性。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如果只有一个多态性具有A和B两种形式，我们只能把人们分成群体：具有A变异的人群和具有B变异的人群。换句话说，如果有10个多态性，我们就会有更好的分类办法，因为不同的个体之间具有完全相同变异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也就是说，存在的多态性越多，就越有可能将不同的人群区分开来。所以，由于线粒体的DNA(mtDNA）的多态性比其他基因组的多态性多10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角度。

瑞贝卡·卡恩在读博士时，曾经在威尔逊的实验室里工作过。她开始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研究人类mtDNA变异图谱。利用伯克利的校方资源，她从不同的地区收集产后胎盘（其中含有极其丰富的mtDNA)，如欧洲、新几内亚、美洲等。她的目的是得出人类的变异图谱，并由此推测人类的起源。她的发现是非同寻常的。

1987年，卡恩和威尔逊等人发表了第一个关于人类线粒体多样性的研究成果。他们首次应用吝音原理处理人类DNA多态性数据，从中推断出人类的共同祖先、人类起源的时间。在论文摘要中，他们简洁明了地这样概括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设定所有这些线粒体DNA，共同起源于一个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人”。当时这是一个轰动性的新闻，众多的媒体将这个女人称为线粒体夏娃，即人类的母亲。在他们画出的螺旋状结构里，她不是伊甸园里惟一的夏娃，但她是最幸运的夏娃。

卡恩他们的分析涉及了mtDNA顺序的相互关系。在论文中，他们这样假定：如果在一个多态性位点上，两个mtDNA顺序共享一个变异，那么它们便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们画出了mtDNA顺序的网络图，从中推断出个样品捐赠者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冗长艰苦的过程，要在计算机上进行庞杂的数据分析。他们的分析结果显示，在mtDNA顺序图中，非洲人之间的分叉最大，即他们分离的时间距现在最远，换句话说：非洲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群．也就是说，人类起源于非洲。卡恩、斯通金和威尔逊应用“吝青原理”研究mtDNA顺序数据的一个特点，是这些数据必然在一个点上回溯到一个共同祖先。从基因组不进行重组的任何区域，比如他们研究的线粒体，可以从当代的线粒体寻找出它们的祖先线粒体。这如同用石子在一个池塘里打水漂，通过观察一圈一圈扩展开去的波纹，我们可以推断出石子将在何处沉入水中，那个沉寂的圆的中心在何处。进化的mtDNA顺序，从母亲到女儿不断累计的多态性，正像不断扩散的波纹，而她们的祖先就处于石头落入水中的那一个点。应用朱克坎德和鲍林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数千年前的某个祖先随时间流逝不断变异，繁衍出今天存在的不同类型的人。更进一步，如果我们知道了变异发生的比率，知道全球范围内多样人群的多态性有多少，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从石头落入水中的那个点距今有多少年，或者说，找到我们的祖先，我们所携带的所有变异都由他而来。

有一点至关重要，找到今天多样性人类的一个单独祖先，并不意味着那个时期只生活着一个人，而是与他同时期其他人的后代己经灭绝了。我们来做一个想像，在18世纪，有一个普罗旺斯村庄，共有10个家庭生活在那里，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独特的浓味鱼肉汤配方，这个配方只能由母亲口传给女儿。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家的配方就失传了。岁月流逝，最初配方的数量逐渐减少，因为总会有一些不走运的家庭没有女儿，到最后，只有一个配方会流传下去。为什么保存下来是这一个呢？完全是由于偶然所致，因为其他家庭在过去的某个时间都没有女儿，或者别的配方都被西北风吹跑了。今天再去这个村庄，我们可能会失望，因为村子里的厨房缺乏多样性，他们怎么会吃一模一样的鱼汤？

当然，在现实世界里，一代人的配方传给另一代时，另一代会根据自己的口味对配方进行适当的调整，加上大蒜、丁香，多加点百里香等。注意！这正是变异的先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小的变化会在汤碗里产生多样性，但是配方的本质没有变。因此，如果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村庄，我们可以看到显著的配方多样性，但它们全部可以回溯到18世纪的一个共同祖先。感谢“奥卡姆的剃刀”，线粒体“夏娃”就是这样“浮出了黑暗”。

从1987年卡恩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以来，此后几年不断出现这方面更详细的研究，这些研究确认最早的人类线粒体多样性出现于加万年前。“池塘里的石头”最终落在了非洲，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从进化的角度而言20万年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人类从非洲分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对这些统计学分析有一些技术上的异议，但近年来更多的关于线粒体DNA的研究证实了最早的结论：我们有一个大约生活在巧万年前的非洲的曾、曾、曾、曾、曾……曾祖母。

1871年，达尔文在他的有关人类进化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各地，每个地区生活的哺乳动物和这个地区已经灭绝的物种有着密切的联系。非洲曾经生活着业已灭绝的猿，它们和大猩猩、黑猩猩是近亲。因为大猩猩和黑猩猩是现代人类最直系的近亲，因此我们最早的祖先极有可能生活在非洲。”一方面，达尔文具有无以伦比的远见卓识，即使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人依然认为亚当和夏娃来自欧洲或亚洲。另一方面，他做出的判断又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猿大约23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如果我们能使时间倒转足够的远，我们肯定会在非洲大陆上遇到我们的祖先。关键问题是什么时候。正是这个原因，从线粒体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才显得是革命性的。

卡尔顿·库恩等人类学家对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有争议，他们的论据是在世界的多个区域，在考古中都发现了相互独立的类猿祖先，这便是著名的“多缘起源主义”。即使今天，这一理论依然存在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它的主要观点是：原始人类大约在200多万年以前就离开了非洲，在东亚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不同的地区各自独立地进化为现代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种族，对此库恩已经做过分类。“多缘起源主义”曾被广泛接受，要解释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暂时把DNA放在一边，去挖掘古老的化石。

荷兰人的勇气

人类具有独一无二、充分发展的智力，正因为此，列纳沃斯将我们所属的种命名为“智人”，即希腊语“智慧的人”。但从19世纪开始，考古发现表明在遥远的过去曾经存在过其他有智力的原始人类。例如1856年在德国西部的蓝田谷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头骨，在达尔文之前的欧洲，这类头骨被认为是畸形的现代人。但随着首次在蓝田谷发现这类头骨之后，在多处发现了同样的头骨，他们后来被命名为尼安德特人，其头骨清晰地表明他们是一种原始人类。这是我们第一次科学地认出了其他原始人类，证明原始人类也分为不同的谱系。19世纪末，当时的许多科学工作者竞相寻找人类和猿之间的“缺环”,1890年，一位在爪哇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医生“中了头彩”。欧根·杜波斯非常迷恋人类进化的问题，选择在远东做医药代表工作，正是因为他对考古发掘的兴趣，因为那一地区那时被视为人类的摇篮。杜波斯1858年生于荷兰的艾加斯登，曾在医学院学习解剖学，1881年他被聘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助教，但很快，他感到大学的生活过于遵守清规戒律并且等级森严，1887年他说服妻子和他一同离开荷兰，踏上了寻求原始人类遗迹的旅途。

杜波斯相信长臂猿是人类最近的近亲，而长臂猿只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发现过，这是因为它们头骨形态的特征和人类极其相似（头顶部没有厚而硬的顶骨，脸比其他的猿类都平），而且研究表明它们有时用两条后腿直立行走。因为长臂猿的这两个特征，他认为在东南亚很有可能会找到“缺环”。最初，他在苏门答腊开始了挖掘寻找，他找到的只是一些相对较晚的现代人、猩猩和长臂猿的头骨。随后，他把注意力转向爪哇，这时他的好运来了。

1890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中部的特里尼尔的一条河岸，杜波斯挖到了一个头骨。他仔细地审视着它，发现它极为奇特，看上去像是一种已经灭绝的黑猩猩的头骨，因为当时没有条件对收集的头骨进行全面的解剖研究（他是在一个偏远的殖民地），所以他很难确定。次年，他在同一地区又发现了一块大腿骨，它完全暴露了那块头骨的秘密。很显然，那块大腿骨不可能是会爬树的黑猩猩的，它来自于一个直立行走的种类。杜波斯计算了头骨容量和直立姿态的受力，他大胆地做出了一个在进化史上颇具飞跃性的结论：这正是人人都在寻找的“缺环”！他把这个新的种类命名为“直立猿人”。此后10年，不断地有人对杜波斯的发现提出质疑和反对，其中主要反对的是他几乎无法证明那块头骨和大腿骨（包括此后又在同一个地区发现的一副牙齿）来自同一个个体。它们是于不同的时间被挖到的，而且也不能确定它们所处土壤层的关系。此后对“直立猿人”的研究显示特里尼尔的大腿骨的确非常反常，它似乎是属于更晚些的现代人的，而那副牙齿很有可能是猿的牙齿。尽管有这些质疑，尽管杜波斯“现代人的祖先是起源于东南亚的类长臂猿”的推断是错误的，特里尼尔头骨仍然是人类学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爪哇猿人很显然是早已灭绝的人类祖先，他们的脑容量比我们小得多，但是远大于猿的脑容量。尽管杜波斯在很多方面都错了，但他的发现依然有着巨大的价值。

20世纪早期，搜寻其他种类原始人遗迹的工作，掀起了更大的热潮，在东亚和非洲又有了更大的发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中国的周口店发现了与尼安德特人相似的化石，这表明杜波斯发现的猿人曾经生活在整个亚洲。20世纪50年代专家对“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进行了综合的比较研究，结果清楚地证实：地球上曾经生活着分布广泛、已经灭绝的一种原始人：直立人。但是，非洲的发现更令人着迷，那就是雷蒙·达特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发现。

1922年，达特受聘来到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做解剖学教授，对这个在学术上怀着雄心壮志的澳大利亚人来说，新的环境对他多少有些打击（此前他生活在英国），因为这所大学那时称得上是一潭死水。虽然如此，他依然着手创建解剖学系，包括建立解剖样品展厅。他督促他的学生去寻找样品。一天，一个学生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汤恩采石场挖到了一块拂拂的头骨，达特立即意识到这块骨头是不同寻常的。

到上个世纪20年代，大多数的猿人化石是在欧洲和亚洲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北京人、爪哇人等，无一出现在非洲。但是，1921年，在现在的赞比亚挖掘出了一块与尼安德特人相似的头骨，证明非洲也有原始人类的足迹。当达特和那个采石场老板签下有关收集化石的协议时，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事实。

1924年夏天，他打开从采石场运来的第一个板条箱，他异常欣喜地发现，他所面对的是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他费力地揭去了裹在外面的包装，如同拂去千万年来蒙在汤恩洞的历史灰尘，最后一层包装纸揭开后，一个与猿头骨相似的头骨凝视着他。它的形状较小，牙齿完好无损，一眼便可看出是一个幼儿的头骨。达特估算了它的头颅容量，大约500立方厘米的容量，不会少于正常现代猿人的。奇怪的是，它的犬齿比其他的猿人小得多，而且它的枕骨大孔（连接脊椎和脑）像现代人的一样靠下，而不是像猿人一样靠后。这两个特点表明它（后来它成为著名的“陶恩幼儿”）不是普通的猿。1925年，他在论文中断定那块头骨代表一个新的种类，他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这是一种直立行走、会使用工具的猿人。达特这样评价这一发现："‘非洲南猿’是人类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是第一次在非洲发现人和猿人之间的“缺环”。随后的几十年，这一发现引发了探寻人类起源的热潮。至今，人类起源于非洲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但是，这些发掘、发现大部分发生在非洲东部。

东非大裂谷位于形成地壳的巨大板块构造运动的主线上，它长约2000公里，北到厄立特里亚，南至莫桑比克，图尔卡纳湖、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等湖泊分布在它的周围。过去的20万年里，这条经线如同一只沸腾的大锅炉，火山、湖泊、高山、河流轮番登场，因此它的地层非常丰富：土壤、火山灰、湖底沉淀物等不断地被抛上又沉下。随着地理的变化，一个接一个的历史故事也在东非上演着，现在，让我们把这些故事找出来。

路易斯·利基*是在肯尼亚长大的，作为一名英国传教士的儿子，他曾长期生活在吉库尤人的村庄，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大裂谷的山谷和河道上挖掘化石。1959年在坦桑尼亚北部的欧杜威，他长期艰苦的工作终于有了回报。那是收获的季节就要结束的时候，因为挖掘资金已经快用完了，路易斯和他的妻子玛丽准备不久就返回内罗毕。一天傍晚，在返回营地的路上，玛丽被一块化石绊了一下，因为最近发生的一次岩滑，许多骨化石暴露在了地面。他们又在那里坚持了3个星期，然后返回了在内罗毕博物馆的实验室。他们对那块化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它是第一个在东非发现的“非洲南猿”。但令人震惊的是，当使用新的同位素分析技术来测定它周围沉淀物的年代时，结果这块化石的年龄竟然是175万年，这几乎是大多数科学家所推断的人类从开始进化至今的时间的两倍！这一发现说明在猿人进化到人的中间依然有“缺环”。科学的世界是如此令人惊异，科学家的勇气也同样如此。随后30年，利基夫妇的重大发现激励许多人不断来到大裂谷以寻找更多的“非洲南猿”。

*路易斯利基，1903一1972年．世界著名考古人类学家与妻子玛丽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儿媳被称为“古人类学研究第一家族”。

在东非发现“非洲南猿”直接指明了现代人的进化之路，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非洲发现了被确认的“智人”化石，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才被广泛地接受。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是在东非发现的，它的年代距今约180万年。最近的一次发现是在前苏联格鲁吉亚中世纪古城达曼尼斯，这一发现表明“直立人”不久离开了非洲，有可能在大约20万年前来到了东亚。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世界各地的“直立人”200万年前在非洲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是，伯克利研究者们的线粒体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夏娃”在非洲生活的时间距今约20万年。如何来协调这两个不同的时间呢？

时间

现在，我们暂时坐下来，客观地来作一番思考。“非洲创世纪”的证据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非洲发现的进化“缺环”，要么是独一无二的，要么是首次发现，包括从500万年前的猿人到拉密达猿人的完整的进化链条。但从这些证据中是否足以推断出非洲是人类的摇篮？应该说证据是充分的，但是化石有时会有误导性。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在法国的西南部发现了一块保存完好、距今4万年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在非洲发现了一块距今200万年的“非洲南猿”骨骼，两块化石相隔几百万年、几千里，哪一块更有可能是现代欧洲人的直系祖先？答案极其古怪，因为它和表面给出的暗示完全相悖。在后面我们将要讨论到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现代欧洲人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完全出乎人的意料，“非洲南猿”更有可能是欧洲人的直系祖先。石头和骨骼只会告诉我们历史知识，只有基因能说出我们的谱系。因此，上面那个200万年对20万年的问题，答案是：尽管与我们十分相似，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直立人”没有进化为“智人”。库恩错了，而且线粒体的数据表明，现代人较晚才在非洲开始进化，之后分散迁徙到世界各地，在他们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取代了他们的原始人表亲。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只有“适者”的基因组得以流传。因此，很不幸，“直立人”已经灭绝了。在后面我们将要谈到，其他的基因数据进一步肯定了线粒体基因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人类家族之树的根或者说距离我们最近的共同祖先在非洲。所有的基因数据显示，非洲人基因多态性的数量最多，也就是说，其基因变异的数量，比其他任何一个大陆上的都要多。如果你要寻根，在一个非洲的村庄里，你最有可能找到你的遥远祖先的遗迹，在那里的可能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人类多数的基因多态性只存在于非洲人的基因里，而欧洲人、亚洲人和美洲土著人的基因中携带的少量特殊多态性，在任何一个非洲的村庄里都能找到。

为什么一个人群的多态性越多，这个人群的历史就越长呢？回想一下我们前边讲到的那个例子，为什么在普罗旺斯村庄里浓味鱼肉汤的配方会变化呢？因为在每一代，得到配方的女儿都会依照自己的口味对配方做一些变动。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小的变化便会累积成一个特别的多态性，如此类推，时间越长，产生的多态性就越多，仿佛一只钟表，这些指针滴答旋转着，旋转的时间越久，我们得到的不同组合越多。同样，艾米尔·朱克坎德对蛋白质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长时间等于多变化。因此，如果一个人群的基因多态性多于其他的人群，我们就可以推断这个人群更古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人类的起源在非洲。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人类的家族之树根系于非洲这种说法，这是否意味着库恩是对的？非洲人真的被禁锢在了进化的监狱里而停滞不前？当然不是，无论非洲内外，人类家族之树上的每一个分枝，都以同样的速率变化着，在每一块大陆上形成了不同的谱系。既然推测出人类具有一个单独的共同祖先，那么便可以确定其所有的后代谱系都以同样的速率持续进化，因此所有谱系的“年龄”都是相同的。从夏娃的线粒体DNA到我的线粒体DNA，这之间流逝而去的时间，与从她的到非洲放牛人的、泰国船工的、巴西雅诺马米猎人的完全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巧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那个祖先的后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找到“夏娃”曾经居住的地方，那座“伊甸园”在非洲的何处？这实际上是一个有迷惑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间，有许多女人在非洲生活。稍微转换一下角度，我们可以这样问：非洲哪个人群的基因最清晰地保留着我们祖先的足迹？尽管没有对每一个非洲人进行取样，目前显示，东部和南部非洲人的基因谱系最古老，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些人群和“夏娃”之间，保存着直系的“线粒体环”，而其他的人群在进化过程中已经失去了祖先的基因信号。现在，我们起程去寻找我们的“伊甸园”。下一章里，我们的向导是亚当。

第03章 夏娃的伴侣 Eve's Mate

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不需要自行车。

―克劳迪亚·斯泰纳姆

上一章里，我们和“夏娃”相遇了，她是现在每一个人的女性先祖，大约15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在非洲的一些人群里，他们的基因至今依然最清晰地保存着这位古老祖母的基因信号。从这些人群开始，我们来寻找她的“伊甸园”。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对她的独特性做出说明。她代表着线粒体的家族之根，是地球上的每一个正在生活着人的母系祖先。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DNA的每一部分都在讲着同样的故事。因为性别重组，我们的基因组由大量独立进化的组织组成，也许这个区域的DNA能追溯到印度尼西亚，而另一个区域的源头却在墨西哥。那么“夏娃”的谱系是人类如何走出非洲的独特线索吗？

答案是，尽管更复杂，但在本质上，我们的DNA图谱与mtDNA的是同样的。研究贝塔球蛋白性成血红蛋白编码）、CD。因子性成控制免疫系统的蛋白）的多态性，和第21对染色体上的一个DNA区域，结果全部显示和生活在非洲以外的人群相比较，非洲的人群具有更大的多态性，而且表明最早的非洲祖先距今至少约有200万年的历史。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使用基因标记来研究人类的迁徙历史，但这些标记在时间的流逝中被反复“洗牌”。多态性出现得越早，它们被“洗”的次数就可能越多。“洗牌”含糊了历史的信号，因此从我们的大多数基因组中，已经找不到迁徙的痕迹了。

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有一片DNA在推测人类进化历史方面堪称无价之宝，追踪我们祖先在大地之上漫游的足迹，它能告诉我们的线索，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得多。这就是只从父亲传给儿子的男性的“mtDNA”。与女性谱系的mtDNA相对应，它是男性谱系中决定性的因素。在普罗旺斯村庄里，它是“祖传秘方”，它能告诉我们已经灭绝的和流传下来的浓味鱼肉汤配方的故事详情，它就是Y一染色体。

稍等片刻，也许你要问，难道父方的谱系不是始终和母方的谱系共同在下一代中延续吗？一个新生命的孕育不是父亲与母亲的基因组各占500/0的混合吗？为什么只有Y一染色体能追踪到人类迁徙的足迹？这难道不奇怪吗？对线粒体DNA来说，答案很简单，因为线粒体实际上位于基因组之外，它曾是远古的细胞内寄生的细菌，在进化的过程中变成了残存在细胞内的一种组织。相比于线粒体，Y一染色体要复杂得多。

产生性别的过程中，有一个离奇的现象，那就是决定性别的性染色体，在相互混合时不遵守50:50的规则。因为我们的基因组是双份编排，每个染色体都有两个版本，当它们进行组合时无法避免地会出现错误，而大多数的动物的性别正由性染色体配对失误决定的。在哺乳动物中，雄性是X一染色体“错误地”与Y一染色体进行配对的结果，雌性的X一染色体与其他的染色体一样“正常地”有两个版本。因此，在雄性，Y只能与X在彼此的小区域内配对，以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组成性染色体。Y染色体中非重组的部分与X没有任何关联，因此，它找不到与它进行重组的可配对染色体。这样，它从一代传给另一代，永远避免了被“洗牌”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它和线粒体基因组完全一样。

Y成为遗传学家研究人类多样性的最有效途径，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不像mtDNA,mtDNA的一个分子大约有1万6千个核昔单位，Y比它大得多，一个分子大约有五千万个核普，因此，它携带着许许多多过去发生的突变点。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讲到，具有多态性的区域越多，对我们的研究就越有利。如果只知道兰德斯泰纳的血型分类，所有的人只能被分成4类：A、B、AB和O，而Y能提供丰富、大量的多态性。更关键的是，和mtDNA相同，因为Y不发生重组，因此我们能够推断出其中变异产生的顺序。没有这个特点，我们便无法用朱克坎德和鲍林的方法来追踪谱系的故事，“奥卡姆的剃刀”也无法帮助我们找到我们的祖先。

Y如何能不经过重组而存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为了适合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创造出更多的多样性，Y的现象是否与此相矛盾？简单地说，正是进化“决定”了Y不发生重组，这是因为Y上的功能基因数量很少。在不同的基因组中，活跃基因的数量差别极大，例如，在线粒体中是37个，一个基因组中基因的总量约为3万个，平均每个染色体约有1500个。在线粒体的细菌先祖中，数以千计曾经存在的基因，已经在几百万年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这是由于线粒体的寄生依赖性越来越强，在“溺爱”它的细胞中，它逐渐放弃了“自治权”，一些线粒体进人了DNA核，产生了这样奇怪的结果：我们基因组的一部分来自于细菌。因此，线粒体DNA的情况是，似乎某种力量强迫它失去自己的基因，转变成了细胞核中的关键组织，而细胞核中的重组也使线粒体在进化的竞争之中保留了下来。

同样，在Y染色体上也存在基因丢失的现象。一个染色体平均约有巧oo个活跃基因，但在Y上只能检测到21个。其中的一些基因重复存在，在前后都进行复制，如同一台“复印机”。在复制某个点的基因时，变得“口吃”起来，而这些被重复复制的基因，在我们生命的“木符”上，只能作为一个基因被刻在上面。有趣的是，Y染色体上的所有的21个基因全部参与了对“男性”的创造，特别是SRY基因，即“Y的性别决定区域”，正是它决定着一个胚胎的未来性别是否为“男性”。其他次要功能的基因决定男性特征和行为。除了这21个基因，其他大部分基因我们至今无法确定它们的功能，它们被称为“垃圾基因”。它们代代相传，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们有何效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只能通过研究人群彼此的区别来研究人类多样性，遗传的语言写在人人都携带的多态性之中，正是这些不同的多态性使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除非是双胞胎，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两个基因多态性图谱一样的人，因此DNA“指纹”鉴定，在指认真正的罪犯方面不会出现任何误差。随着Y一染色体，它将引领我们沿着一条独特的男性谱系之路寻根溯源，从儿子到父亲再到祖父，一直向上追踪祖辈的足迹。可以这样说，Y一染色体可以从正在生活的任何一个男子的DNA，追溯到人类的第一个男性祖先―“亚当”。但是，Y能把不同区域、毫不相关的男人与男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男人所拥有的独特Y一染色体谱系都能回溯到“亚当”?答案是肯定的，但原因非常复杂。事实上，我们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彼此无关。想像一下，我们的大多数基因组并非来自父亲或母亲。因为我们从父母双方那里各继承了一半DNA，其所包含的多态性图谱可以用来确认血缘关系。如果经法院检测，我的DNA与一个我从未谋面的男孩的DNA有50％相配，那么法院一定会判定，我必须担负抚养这个男孩的责任，因为发生这种巧合的可能微乎其微，到了几乎不可能存在的程度。因此，多态性确定了我们、我们的父母、一个家族是独特的人类之树上的一个枝节，其他的家族、其他的人群同样如此，每个人群的DNA都在讲述着不同的故事。进一步想像，现在把我们的祖父母、祖父母的祖父母等祖辈加进来，这时，我们就会看到，在每一代中都会失去一些基因信号。我的DNA与我父亲的有500/0相配，与我祖父的有25％相配，而只有6％与曾祖父的相配。在一个家庭里，每诞生新一代的同时便产生新的“前辈”，其中数量变化的速度快得惊人，我们的父亲、母亲各有父母双亲，父母双亲又彼此各有父母双亲，以此类推。耶鲁大学的遗传学家肯尼斯·凯德做过这样的计算：每一代有两个前辈（大约每25年产生一代），这样回溯500年，每个人有100万个以上的前辈，如果回到诺曼底人人侵英格兰的时代，我们会有一万亿个以上的祖先，而这个数字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存在人数的总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他的计算错在什么地方？

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在数学的意义上我们的计算完全是正确的。至少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人们就知道了指数增长的力量，我们都知道“像兔子一样繁殖”，它反映的正是指数增长的可怕力量。上面的计算中出错的不是计算器，而是计算时所设定的条件：每个人都完全独立，这个假设条件是错误的。很显然，人们肯定有大量的共同祖先，否则无法对上面一万亿的数字做出解释。事实上，每产生新一代时，其先辈的数量应当乘以一个小于2的数，而且对大多数人而言，所乘的数非常接近于l。下面让我们来对此做出解释。

水，无所不在的水……

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曾沉迷于鸦片。1797年，他住在一个叫多西特的小村庄里，常常在山间散步，或者和他的邻居威廉·华兹华斯长时间地进行辩论。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成吉思汗》和《古舟子咏》。前者描写了他在鸦片带来的幻觉中下意识产生的想像一一那魔法召唤而来的“庄严愉悦的圆形屋顶”是何等的美妙，诗中充满了奇特的想像。后一首是他在比较清醒的时候写的，描写了一艘船在南海的艰难旅程。他在诗中写道，一个水手射杀了一只信天翁，触犯了大海的戒律，船上所有的人都遭到了惩罚，暴晒在酷热的阳光下，四周是茫茫的“水，水无处不在，没有一滴能喝”。射杀信天翁的水手幸免于难，活了下来，但其他船员全部死去。作为惩罚，他在余生里四处流浪，历经磨难。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柯勒律治在《古舟子咏》里把信天翁作为好运的象征。为什么信天翁会给人带来好运呢？事实上这是人们对信天翁缺乏了解的结果。想像一下，在航海途中，水手们数周生活在不见陆地的茫茫大海，梦想着早日抵达港口。而靠近陆地的最早迹象是鸟的出现，就像诺亚的鸽子和橄榄枝，鸟往往预示着陆地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由于信天翁是地球上最大型的一种鸟（它们双翅展开可长达3.5米），因此它们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预兆。但问题是，这种珍贵的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上，有时，它们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海上四处游荡。在顺风的时候，它们会在开阔的海上毫不费力地一边滑翔，一边睡觉。所以，把它们看成诺亚的鸽子，水手们真得被这些逍遥派的偶像欺骗了。

假如终生在海上飞翔，而它又是发源于陆地的物种，既使像信天翁一样对这种生活建立了极好的适应性，它依然要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它必须返回陆地生育它的下一代。对此，信天翁自有它的解决方式，那是一个如此迷人的自然故事。这些信奉逍遥派生活方式的信天翁是鸟类中的寿星，它们的寿命可以长达50年。在它的一生当中，它永远回到同一座岛屿，与它一生中惟一的伴侣相会。它的伴侣也同样如此，在那里它们共同抚育后代，平等地分担“家务”。几个月后，当小信天翁破壳而出来到这个世界后，便到了它们彼此告别的时间。它们在心里默默记下下一次的见面时间，然后头也不回地飞回大海。

只选择一座岛屿进行繁衍，这实际上也是进化的结果，它使岛和岛之间产生不同的谱系，随着时间流逝，不同的岛上会生活着不同的鸟类。在岛上出生的小信天翁长大以后，它们以成年者的身份依然回到它们出生的岛上，雄性信天翁会表演求爱的舞蹈以吸引异性，雌性信天翁在选择伴侣时，不会考虑对方来岛上的哪个区域，只要你是信天翁，并且在恰当的时间来到了岛上，你就有机会得到命运的青睐。

用进化的术语，信天翁的交配方式被称为随机交配，即在同一物种中，每个个体都有潜在的可能性与任何异性个体配对。在信天翁的一生中，也许它会飞遍世界各地，但除了它的家乡，它不会在任何地方扎根。人类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离开家乡，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一般会选择与我们相邻的人结合。如果我们统计一下100年里夫妻的出生地，我们肯定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年代越早，夫妻间的出生地距离越短。如果有一对夫妻，丈夫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而妻子出生在香港岛，那么他们几乎不可能生活在100年前。那时的故事只能这样发生：她和一个九龙人终其一生，而他会搭便车去看他的南方美女。

这种地区性的择偶习惯的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住在同一地区的人们日渐熟悉，而不同地区的人们变得更加陌生。假如某一天，你偶然遇到了你的表亲，你能认出来他／她是你的亲戚吗？如果不能，而你们又彼此爱慕，最终结合在一起并有了孩子，那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它意味着你的儿子或女儿在前辈的数量上，要少于父母为两个无血缘关系人的孩子，因为你和你的配偶某些基因组是相同的。因此，在计算你的孩子的前辈数量时，乘的数要小于2。在个人生活之地的周围选择伴侣，人类的这一习俗由来已久，因此许许多多的人不可避免要和有血亲关系的人共度一生，无论是多远的远亲。正是这一习俗，使得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们彼此更加熟悉。

当然在有些地区，近亲结合的比率相当高，堂兄妹结婚相当普遍。谈到传宗接代，人们都能找到合情合理的“替罪羊”。既使这一比率不高，随着时间流逝，在一个传统社会里，人们就近择偶的行为方式，会在一个区域产生有地区特色的多态性顺序图谱。同样的道理，因为独特的多态性，你会被确认为你父母的孩子。世界各地的人们也携带着独特的地区性基因信号，这些信号正是遗传学家们研究的对象。我们不仅具有共同的先祖―“亚当”和“夏娃”，而且我们还具有地区性的“亲戚关系”，正像迪克，莱旺廷的研究所显示的，这些信号相当弱，但它们的确存在。由此，关键是要找出连接一个地区的人群的多态性。为此，我们需要在实验室花大量的时间。

没有一滴水能喝

朱克坎德和鲍林的发现，为进化找到了分子的“钟表”，透过它，我们凝视的目光能最终聚集在我们共同祖先的身上。以他们的发现为基础，我们破译了混乱的线粒体数据，并推测出“夏娃”的年龄。当然，因为Y一染色体不发生重组，因此应用他们的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沿着Y呈现的多态性路径，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亚当”，我们惟一需要的“路标”就是多态性。现在，Y是我们的“王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发现的“路标”非常有限。

1994年，罗勃·多瑞特、明石浩和华特·吉尔博特在权威科学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论文。之所以说它奇怪，是因为它是一篇关于没有发现什么的论文，而不是公布他们发现了什么。论文的题目是《人类Y一染色体在ZFY点上不存在多态性》，介绍了研究世界各地38名男性Y一染色体的结果，他们的目的是寻找Y一染色体的多态性。尽管在Y上已经找到少量多态性，最早的是1985年由米瑞姆·卡萨诺娃和格瑞达·鲁卡第发现的，但相比于其他染色体，Y上发现的多态性要少得多。多瑞特他们的研究结果令人吃惊，在他们检测的ZFY区没有发现变异。没有一个DNA顺序变异，这意味着这38名男子在一、两代之内有一个共同的前辈。但因为没有找到变异，因此无法推测这个人的生活时期。难道他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难道是另一个卡萨诺瓦’式的男人在世界各地留下了风流韵事？但是，考虑到他们研究的DNA数量相对较少，只有约700个核营的长度，而且选择的研究对象只有38个，因此很有可能，他们只是背运地选择了Y一染色体上一个没有变异的区域。根据这一结果，他们推测男性祖先“亚当”生活在距今0至80万年前。有关人类的起源和迁徙，他们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但是他们的努力，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的Y一染色体奠定了基石。

随后几年，在Y一染色体上又发现了少量多态性。亚利桑那大学的米歇尔·哈默发现的一些多态性数量证实了线粒体的研究结果：“亚当”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他正性急地赶去南非草原与“夏娃”约会。但是，Y一染色体多态性总数仍然很少。现在到了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了，还是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海湾，新的一页开始了。

压力之下

20世纪60年代末，彼德·昂德希尔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他的科学研究生涯，他最初的研究领域是海洋生物。1981年他在特拉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返回了加利福尼亚，那正是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他从事一些诸如用分子生物技术提取酶等工作。也就在那时，他被遗传学家们建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基因图谱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时生物技术产业日趋成熟，而旧金山正是DNA重组所引发的一系列革命的中心。同时，在硅谷及周围，切割、接合基因这一生物学的“副业”，广泛地应用到了计算机产业中。1991年，彼德厌倦了商业研究，他申请到斯坦福大学路卡·卡瓦利一斯福扎实验室做合作研究人。通过面试，实验室的领导层相信他能适应这里严密的组织和相互协作的要求，他被录用了。一开始，彼德在实验室从事mtDNA顺序研究，但他很快对Y一染色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卡瓦利一斯福扎的实验室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也是“点燃火种”的地方，我有幸那时在那里做博士后，几乎每周那里都会产生统计学和遗传学分析的新方法，充满了浓郁的学术气氛。20世纪90年代，几乎每一个有重要影响的遗传学家都在斯坦福工作过，或是斯坦福的学生，或是在那里做博士后，如戴维·高斯坦、马克·塞尔史坦德、金力等，这三个人在后面的章节都将会出现。有趣的是，这本书中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却是一位化学家。要解释其原因，我们需要对组成基因组的分子有所了解。

在遗传学家的“工具箱”里，一个最主要的“工具”，是从细胞组织中分离出DNA片断的能力。和蛋白质一样，DNA存在于细胞之中，是一种被称为核昔碱基的线型链条状的组织。就像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一样，DNA的顺序转译生物信息。但是，和蛋白质不同的是，DNA的碱基有4种类型：腺嚓吟（A）、胞嗜陡（C）、鸟嗦吟（G）和胸腺嗜吮（T)，我们每个人就像它们的手工作品一样，正是这些碱基构成基因密码，决定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个体。就像摩尔斯电码，它用点和破折号来转译信息，DNA也是如此，它的“点和破折号”就是这些核普碱基，它们的数量大约是30亿个。从组织中分离出分子混合物的方法，同样可以用来推断DNA分子中核昔的顺序。这是因为，生物化学技术可以做到，根据核昔的顺序得出一定长度的片断。得出这些片断后，把它们放进胶质状电流产生的矩阵，就可以分离出DNA。因为DNA是负电荷，它们会朝矩阵另一端正电荷的方向移动。有趣的是，在凝胶体的矩阵里，这些片断的运动速度会减慢，因为它们要穿过凝胶微小、迷宫般的通道。速度减慢程度和它们的长度成正比，分子越长速度越慢，因为有更多的组织要从那条微细的通道挤过去。这一切在理论上讲起来非常枯燥，但它的画面真的美丽之极。这种技术被称为定序，过去30年里，几乎每个重要的遗传学成果都用到了定序的技术，这真的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但它十分有效。

定序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相当慢，而且，要得到所需要的DNA分子顺序，要进行的生化反应的费用也十分昂贵。为此，遗传学家尝试用更快、更便宜的方法来检测DNA顺序。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将一个个体的DNA，与另一个个体的进行比较，而这个的DNA顺序，已经在实验室使用生物化学、凝胶技术检测出了结果，通过比较找出两者间的区别。DNA顺序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多态性，它们决定着个体的易感疾病、头发的颜色（前提是你没有染发）和其他一切遗传的特点。但是，它们大多数对携带者并无影响，只是我们天生继承下来的“行囊”，是我们血统的制造者。而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这些制造者无疑是一座宝藏。

化学家彼德·欧芬纳是一个严肃的奥地利人，他的家乡在靠近因斯布鲁克的蒂罗尔。20世纪90年代，他是斯坦福大学应用高压液相色谱（简称HPLC）技术分离DNA分子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他正在尝试用HPLC建立一种新的检测DNA分子顺序的方法，因为比起凝胶技术，它分离分子的速度更快。一天，在遗传学系中午的研讨会上，彼德·昂德希尔读到了欧芬纳对这种新技术的介绍材料，他立刻就感到，它可以解决在寻找Y一染色体多态性上存在的问题。他走上前，问欧芬纳是否愿意与他合作。两位科学家开始了忘我的工作，整整18个月里他们没有周末。

两个彼德的合作，最终产生了被称为“变性HPLC”的新技术，或简称为HPLC。它幸运地成了DNA分子的专用技术。因为DNA分子是双螺旋，一对核营链通过碱基之间相互的吸引力彼此缠绕。在DNA的世界里，腺嗦吟和胸腺啥吮永远是一对，胞啥健和鸟嚼吟永远是一对，这正是它们分子结构的特点。也就是说，如果知道了一条螺旋链的核昔顺序，便会自动知道另一条上的。双螺旋链结构有两个作用，第一，它稳定DNA的分子，使它们免受酶和环境压力的破坏，在距今5万年的化石上仍然能找到DNA。我们的细胞里同样有单螺旋的结构，它被称为RNA，由于简单，在这样久远的化石里便找不到它的存在。第二个作用是，两条互为“镜子”的螺旋链保证了对核昔顺序进行“备份”，假如一条螺旋链上出现了一个变化（或者说，一个变异），它对面的螺旋链上相应的核营便和它不再是“完美的一对”，错配的发生，会在螺旋链的一个点上轻轻打下一个“结”，这个“结”很容易被细胞内的校正系统检测到，并且将损坏修补好。

dHPLC技术利用HPLC不可思议的灵敏性，就如同细胞内的校正系统一样，当错配的DNA分子通过矩阵时，会因为分子结构异常（这里不再是因为分子的长度）而导致运动速度减慢，因此很容易就被检测出来。如果螺旋链上有一个“结”，其运动的速度便会变慢，因此通过不同的移动图谱，就能将错配的片断检测出来。你可以对几百个核营的DNA片断进行扫描，找出其中的异同之处，又快又经济。这一迷人的新技术，使我们在探索基因的旅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

这一神奇的技术很快被应用到了医学上，用来检测由基因变异引起的遗传性疾病。但是，如何应用它研究人类迁徙呢？很容易理解，用这个技术研究一个地区不同个体的DNA，找出它们彼此的区别，这样，我们能快速有效地在实验室获得基因多样性图谱，得到司供研究的多种多态性。这一技术产生之前，在Y一染色体上检测出的多态性屈指可数，而现在已经至少发现了400个，而且这个数字每星期都在增加。如果罗勃·多瑞特他们在对Y多态性的研究中能应用这一技术，他们肯定会找到变异的。在科学史上，新的技术无数次使古老的谜题迎刃而解，我们得到的答案常常是惊人的。

迟到的亚当

现在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大量发现的Y一染色体多态性仍然表明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对”，答案是毫不含糊的。2000年11月，《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作者是两个彼德和其他19位研究者（包括我自己）。研究涉及到了每一块大陆的数个人群，应用新的寻找Y多态性的技术，研究结果清晰、简明地肯定了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在早先mtDNA研究中，通过变异顺序画出了一幅树形图表，根据Y的多态性也画了同样的图表，它显示Y一染色体最底端的分叉在非洲。也就是说，男性的家族之树扎根在非洲，结果与“夏娃”的生活之地完全一致。但是，当算出这位最老的男性祖先的生活时期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这个现今每一个生活着的男性的Y一染色体都由他而来的男人，生活在距今5万9千年以前！但是，前面我们已经推断出“夏娃”生活在至少8万年以前。难道“亚当”和“夏娃”从未相遇？

对，他们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其中的原因极其复杂，关系到在遗传学中研究人类历史时我们必须明确的重要原则。在现在生活着的人群中进行取样，通过检测人们的DNA来发现历史，事实上我们研究的是人们的谱系，即基因的历史。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每个人的基因都是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因此，研究基因历史，实际上也是研究携带基因的人的历史。现在，我们终于跨过种种障碍，能够回溯到几千代之前，这时我们发现，我们无从再寻找变异以回答更深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能面对一片空白。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全部被包含在一个谱系之中，一个从Y一染色体上溯到“亚当”、从mtDNA上溯到“夏娃”的谱系，而这个谱系何时由混沌起源，我们无从知道。如果这个谱系的始祖在远古是一个真实的个人，他是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的共同祖先，那么我们无法用基因的技术推断“他”的祖先是谁。我们可以设问“亚当”和“夏娃”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比如，黑猩猩和鲜鱼哪个是我们的近亲？)，但是，继续追溯这个宗谱形成之前的历史，我们只能陷人沉默的黑暗之中。“奥卡姆的剃刀”在这里没有可“剃”的东西。我们推测“亚当”和“夏娃”结合的时间，只是要借此证明现代人的祖先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同时反驳库恩等人的多元进化模式。他们的生活时期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不可能代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起源时间，否则，“夏娃”要等待几万年才能与“亚当”相遇。回眸历史，沿着mtDNA和Y一染色体，当我们再也看不到基因的多样性，出现在眼前的只有黑暗时，时期只能是模糊的时间。因为在我们的基因的挂毯里，mtDNA和Y一染色体是独立的两个部分，因此它们分别出现于不同的时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比如，一个人的父母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吗？而且，用遗传学推算时期，与考古学推算时期一样，由于对人群活动时期的推断涉及几个假说，因此推算出的时期有可能不是完全准确。所以，对“亚当”生活的时期，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在距今4万年到14万年之间，这样看，5万9千年正是居于中间的一个大概平均数。在第8章中我们将看到，“亚当”和“夏娃”的“年龄差别”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大，而且这一差别是几千年以来性政治的结果。在我们的普罗旺斯村庄里，相比于女性，男性失去他们浓味鱼肉汤配方的速度更快。

因此，推测“亚当”和“夏娃”的结合时间，从中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他们出现以前没有生活在非洲之外的现代人。因为Y的“年纪较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6万年前，现代人全部生活在非洲。对生活在当下的人来说，6万年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人类进化的领域谈论时间。考古发现的化石表明，猿出现在230万年前，这是一个我们的想像力无法企及的遥远过去。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形象的叙述，从中对进化的时间产生具体的概念：在新年的第一天，猿出现了；到10月底，出现了最早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猿人；到12月初即距今200万年，直立人离开了非洲；直到12月28日，还没有出现现代人；而到新年之夜，他们还没有离开非洲！人类仿佛是进化的雷达刚刚在地球上搜寻到的一个微弱的点，他们将走出非洲，开始对这个世界的征服之旅。

有了关于时间的概念，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今天的非洲人身上，还能找到早期人类的痕迹吗？

滴答之声

在对Y一染色体的研究中，一个最有意义的结论是非洲大陆的多样性图谱，它显示出分布在这块大陆上的不同谱系。与其他大陆上的人群相比，非洲人的谱系历史更长，有一些部族依然保持着非常古老的谱系。在埃塞俄比亚、苏丹以及东非和南非的部分地区就生活着这样一些部落，他们携带的基因信号，证明了他们是目前地球上历史最悠久的人群。这些信号在其他人群中已经消失了，但是，东非和南非的一些部落，仍然保持着和我们的祖先“亚当”的直接“链接”。

闪族人（以前被称为布希曼人）生活在非洲南部，也有一些生活在非洲的西南部，他们携带着典型的最早的人类多样性信号。他们的语言是地球上最奇特的一种语言，它的显著特点，是发音中的滴答声，就像我们赶马或是模仿滴水的水管时发出的声音。除了他们的语言，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语言发音中有滴答声。从欧洲人开始对南部非洲进行殖民统治的近200年里，这种奇特的语言一直吸引着语言学家对其进行研究。语言的形成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比如，英语在日常对话中有犯个可辨音节（世界上2/3的语言的可辨音节在20个到40个之间），但闪族人的“!Xu,’语言（"!”在“!Xu,，中的发音就像是开启瓶子的声音）多达141个。虽然很难肯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闪族语言的独特性，但这一特点肯定与谱系古老有关系，也就是说，闪族人的遗传多样性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时期。

在线粒体DNA的谱系树上，闪族人同样处于较底端的部位，Y一染色体、mtDNA和语言，这三个相互独立的研究结果，都非常明确地显示闪族人与我们最早的祖先保持着最直接的联系。这一结果是否意味着，人类最早起源于南部非洲而不是东非大裂谷？尽管近年来不断出现有关南方原始人类的重要性的研究结果，一些古人类学家还提出了南方起源说，但还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一点很清楚，闪族人曾经是一个分布广阔的大部族，目前的闪族人只是幸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考古挖掘中都发现了与闪族人特征相似的化石。来自语言学的证据更清楚，除了南部非洲，在东非也发现了有“滴答”音的语言，坦桑尼亚的哈达兹和桑得威人的语言非常明显地属于“滴答”语系，表明这种语言曾经沿东非大裂谷一直流传到纳米比亚。这一广泛流传的语言，在2000年前被从中非兴起的班图语逐渐取代。但是，在班图人到来之前，闪族人是南部和东部非洲的主人。

面对面

闪族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长得不像是非洲人。当然，非洲不同的人群都具有不同的外表，以“非洲的”和“非非洲的”来区分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典型的非洲人的形象是生活在中部非洲的班图人、或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果产的美洲非洲人、加勒比海非洲人，和这些非洲人相比，闪族人个子矮小、肤色较浅、浓密的卷发、眼皮较厚―这一特征被称一叮为内毗赘皮。东亚人也具有这一特征，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人类祖先的特征之一，但西部欧亚人和班图人在进化中已经失去了这一特征。对内毗赘皮现象，在遗传学上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既然闪族人具有这一特征，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我们的祖先同样有这个特征呢？通过闪族人的形象，我们能够遥遥望见“亚当”的背影？

用我们的今天的想像，很难描绘出我们共同的男性和女性祖先的形象，我们只能根据今天各色各样的人群，根据我们对人类形态进化过程的理解进行猜测。就像在其他历史科学领域一样，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掌握的各种线索放在一起，用吝音原理“切去”一切纷乱的表象，最终推断出过去发生的事件。有一点对我们不利，那就是我们永远不能让时间倒转，去验证一下我们的推断是否属实，因此，有些推测只能是信仰中的事实。

我们的非洲先祖并不像博物馆展厅里那个多毛、野蛮的尼安德特人，当我们想像我们的祖先时，最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往往是尼安德特人的形象。实际上，至少与尼安德特人相比，我们的先祖要纤细、优雅得多。原因很简单，尼安德特人大块头、多毛发的特征，是适应寒冷的欧亚气候的结果，而我们最早的祖先生活在气候相对温暖的南部和东部非洲，他们不需要厚密的毛发来抵御寒冷。

他们可能有内毗赘皮，这个特征在地球上不同的地区出现了两次，因此很有可能这个已经在中部、东部欧亚谱系中消失的特征，是我们共同祖先的特征之一。所有的唐氏症患者都有内毗赘皮，因此它很有可能相对容易产生，所以我们有较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是我们祖先的一个特征。

因为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使他们的肤色可能很黑。他们生活在阳光充足的非洲大草原，黑色皮肤极有利于避免紫外线的伤害，还有一个原因，黑色素生成受体基因（即黑皮质素受体），今天只能在非洲找到，而这一基因发生突变以后，才产生了欧洲人和东北部亚洲人的浅色皮肤。正因为这个原因，非洲人至今保持着黑色的皮肤。

6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很可能和现在的你我一样高。这个推断毫无意义，在世界各地，现代人身高的差异很大：荷兰人在欧洲最高，年轻的男性平均身高为6英尺（183厘米），女性平均身高比男性矮几英寸；日本人的身材较矮，男性的平均身高为5英尺6英寸（170厘米）；生活在中非的稗格米人更矮，男性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150厘米）。不同的身高反映出对当地气候的适应情况，因此，无论是直立人还是“智人”，也都有身高的差距。从上面的线索中，我们先祖的形象慢慢地浮现出来：黑肤色（很可能比现在非洲的肤色要浅）、削瘦、适中的身材，如果他穿着西装，在火车上坐在你的对面，你是不会认出他的。这并不让人吃惊，上溯2500代，我们的祖先与你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走出巢居

现在，我们在脑海里画出了我们祖先的形象，生活在东部或南部非洲的闪族人的形象里，藏着6万年前“亚当”的身影。更早的现代人―人类最早的一支，在距今几十万年到6万年之前，生活在地球的某个地区，但是，我们的基因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的信号，今天我们所发现的遗传多样性，只能帮助我们回溯到我们在非洲的共同祖先。从我们掌握的多态性数据中，可以清晰地推断出，全世界目前存在的所有遗传多样性6万年前起源于非洲。MtDNA和Y一染色体推算出的最早的“非非洲”多态性出现的时期是一致的，大多数遗传学家都认为人类是在那个时期离开非洲的。在那之前，他们很可能偶然到达了中东，像现在以色列境内的卡夫扎和斯虎尔，这两地都发现了距今10万年的人类化石。而在10一巧万年前，地中海的黎凡特和非洲东南部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早期人类真正的迁徙，会到达了地中海以外、在亚洲某些地区。

下面，我们要前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距东非最短陆地距离为1万5千公里，但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人类化石表明，早期人类也曾经生活在那里，而且我们推测是在5万到6万年前。如果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会猜测澳大利亚的土著祖先们知道如何“折叠时空”。就像弗兰克·霍尔博特的科幻小说《沙丘》中所发生的那样。但是，站在实际和理智的科学大地上，我必须为此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第04章 越滑越远

黎明时分，每个睡梦中的祖先都感到了眼睑上阳光温暖的重童，感到下一代正在身体中成长。蛇人感到小蛇正滑出他的肚脐，美冠鹤鹉人感到了羽毛在长，幼虫人感到了蠕动，蜜蚁感觉到痒，铜钱状珍珠菜感到叶子和花正在绽开，袋狸感到了他腋下小袋狸是温热的。在各自的出生地，每个生命都沐浴在晨曦之中。

―布鲁斯·查特文《歌之版图》

我小时候，常和小朋友们玩一个简单的猜题游戏，用一些有陷阱的问题来炫耀我们掌握的点滴知识。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岛是哪个”，如果对方天真地回答“澳大利亚”，常常会引来一片失望而炫耀的叹息声。澳大利亚是澳大拉西亚大陆的一部分，它并不是一个岛。这块大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岛、新几内亚岛和印度尼西亚最东部的几个岛，在地理的记忆中，澳大拉西亚大陆是一个“不合群者”，它的确是一块古怪的大陆。

现在的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干燥的次大陆，90％以上区域的年降雨量少于1000毫米。由于那里的独特自然环境，它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90％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岸线分布的城市里。这里有引以为傲的世界上最长的珊瑚礁群，令人惊畏的大堡礁全长2000公里。但澳大利亚最引人入胜的，还是它的动物志。澳大利亚的动物与地球上其他地区的都不同，只有新几内亚与它有相似之处，但新几内亚也是澳大拉西亚大陆的一部分。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这块大陆是完全孤立的，任何人只要从伦敦飞到悉尼，在旅途中度过两个夜晚，都会知道要到达这块大陆有多么困难。按照板块构造理论，大约100万年前澳大利亚与欧亚大陆、美洲和非洲大陆分离，与它最后相连接的是南极洲！这种完全孤立的状态，使澳大利亚脱离了哺乳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没有“正常的”哺乳动物。这里的进化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出现了像鸭嘴兽、袋鼠这样极其奇特的动物。正是这种孤立状态，在很长的时期，澳大利亚都没有像猴子、猿、境这样的动物，人类是那块大陆上惟一的灵长类动物。

缺乏这些进化的环节，意味着人类肯定是从其他地区进人澳大利亚的。但是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即使来自最邻近的大陆，他们也要经海上航行才能到达这里。考虑到气候变化会引起的海平面的变化，萨胡尔大陆（除澳大利亚以外的塔斯马尼亚岛和新几内亚岛）出现于大约2万年前、上一个冰月｝时期的最寒冷时期，距离东南亚大约100公里。因此，回答澳大利亚何时、如何被人类统治，事实上也就找到了人类是如何散布到世界各地这个问题的关键，这正是我们将要展开的人类迁徙的伟大画面。

死亡和衰变

芒戈湖位于新南威尔士，距悉尼大约1000公里，从迈杜拉机场出发，在炎热、长满澳大利亚特有矮树丛的沙漠中驱车120公里，便来到了这个不再是湖的地方。这里的水早在1万年以前就干涸了，只剩下迷人的沙子和粘土，它的地形构造令人想起北加利福尼亚的摩诺湖。2万年至4万5千年前，这里曾经属于富饶的沙漠绿洲―威兰德拉湖区。小溪从威兰德拉屏屏流来，流入芒戈湖，再向南汇入墨累河，最终流入靠近现在阿德雷德的“相遇海湾”。从这一地区发现的动物化石中，可以看出沿湖曾经生活过几种己经灭绝的有袋动物，包括水牛大小的“兹高马特瑞”和重约200公斤、短脸的大袋鼠等，它们都是食草动物，否则，人类会成为它们捕食的对象。

1974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男性的人类化石，发现者吉米·鲍勒将他命名为“芒戈湖3号”，经当时检测，他生活在距今3万年以前。后来，使用新的检测方法，他的生活时期被推至4万5千年以前。而且，在发现“芒戈湖3号”土壤下面的沉淀层中发现的人工制品，经推断距今有6万年的历史，这些数字使芒戈湖成为在非洲之外发现的最早有现代人生活迹象的地区。和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化石一样，在澳大利亚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我们使用了同位素衰变技术来测量它的生活时期。所谓同位素衰变技术，就是测量样品中存在原子不同的同位素比率。原子因为有不同数量的亚原子单位（即中子），所以它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在粒子物理学的“魔术”中，随着时间流逝，“较重”原子的一些粒子会逐渐脱落，变成“较轻”的原子。因此，知道了粒子衰退的比率，算出“较重”原子与“较轻”原子之比，就有可能计算出衰退的持续时间。和第二章中讨论过的分子钟一样，要研究古老的人类化石，原子钟是进行时间推测的关键工具。

放射性碳元素测量方法是应用最广泛的同位素年龄测定法，即测量样品中碳一14(C一14）与碳一12(C一12）的比。碳分子在空气中会产生复杂的化学反应，C一14分解为氮一14(N一14),C一14的半衰期决定分解的比率，C一14的半衰期约为5700年，也就是说，它在样品中一半分解为N一14需要5700年。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中，碳参与组成器官的分子，因此这种方法可以被奇妙地用于推测化石年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是年龄超过4万年的化石，用C14:C12推算的时间就变得极不准确，因为大部分C一14已经不存在了。当一个有机体死亡5700年以后，其组织细胞中的C一14还有一半继续存在；经过1万1千4百年之后，只有1/4仍然存在，而经过4万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1/64―比2％还要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受检测的样品极易受到环境中微量物质的影响，测出的年代会比其实际的晚许多。所以，放射性碳测量方法适用于年龄在3万年以内的化石，用它推算年龄在l万年的化石，结果可以非常准确。

所以，对年龄在4万年以上的化石，必须用衰退期较长的同位素，我们目前使用的是钾一40(K一40）和铀一238，它们的半衰期分别是12亿和40亿年。问题是，稳定性好的同位素，在骨骼和石头中很难找到，它们只存在于化石周围的沉淀物中，火山灰中含有大量的钾一40，而湖底沉淀物中含有丰富的铀一238。因此，在什么地方发现古老的遗迹，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看运气好坏。幸运的是，东非大裂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在这里钾一40有用武之地。但是，如果运气不好呢？如果你发现的化石无法使用同位素年龄测定法，它的周围又找不到火山灰和湖底沉淀物时该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必须到同位素的家族里去寻找新的工具。这是三种新技术―热释光、光致发光和电子自旋共振。自然射线可使电子（另一种形式的亚原子粒子）以固定的比率在物体中引起小晶体缺陷，这一比率取决于它在像火、阳光这样的“清洁”光源中的暴露时间和程度。在物体被暴露到“清洁”光源之前，有多种不确定的因素影响电子在晶体缺陷中的累计，而且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物体暴露在何种“清洁光源”中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使用光致发光和电子共振推算出的时期，没有用碳一14或钾一40方法推算出的准确。但是，在许多考古发现中，它们是惟一可供选择的方法。

测量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化石和文物的年龄，主要是应用这三项技术，特别是对几个明显是手工制作的物品，经过用这些方法检测，推算出它们的年龄约为4万年。当然，因为这些技术中的不确定因素，很难说这个结果有多精确。但其他方面的证据表明，人类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历史的确相当漫长。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理查德·罗伯茨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早期人类使用的粗糙的工具，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在北方领地出土的工具有6万年的历史。很明显，现代人很早就定居在了澳大利亚，很有可能是在6万年以前。而在东南亚出土的化石，最古老的距今也有4万年。人类是如何在6万年前来到澳大利亚的？他们是经过东南亚到达的吗？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要再次返回非洲，去寻找传说中的伊甸园。

阿勒山在澳大利亚？

劳拉镇位于昆士兰州凯恩斯西北300公里处，这个小镇之所以闻名于世，一是因为约克角金矿产业的总部设在这里，它记载了欧洲殖民者的野蛮行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每两年举办一次土著文化艺术节。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一个重要的国际艺术节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举行，要知道这里不久前才刚刚修通公路。选择在劳拉举办这样一个特别的艺术节，是因为它周围的几个土著宗教遗址。它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有1万5千年的历史的岩画，画中有奎卡斯（即精灵）蒂玛拉和英吉姆，它们代表良知和道德。蒂玛拉看上去很凶恶，他的职责是保持传统；英吉姆的特征是有一个巨大的球状阴茎，他看起来比蒂玛拉活泼，有一幅喜悦的表情。

奎卡斯的传说和古老的谱系，记载着土著居民内心深处对故土的强烈情感。在他们的“歌之版图”中，他们追忆古老的航程，追忆祖先生长的地方，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原居民一样，无论身处何地，他们坚信他们永远生活在祖先的土地上。有意味的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家开始推算人类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一开始是几千年前，几经变化，直到近年来被确认为6万年前。哪一种追忆祖先的方式更好呢？新技术的应用，将人类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大大提前，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人类占领欧洲的时间在4万年前，也就是说，比起200年来在澳大利亚开始殖民统治的欧洲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与我们共同的古老的非洲故乡保持着更亲密的联系。

基因研究的结果证明，和生活在今天的每个人一样，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在非洲。关于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凯恩斯的土著艺术家格瑞·辛弗认为，随着热释光技术的应用，将会发现一些新的证据，证明澳大利亚在史前历史中处于中心的地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最早“出非洲记”的海上移民，最后的终点是澳大利亚，这里仿佛《圣经》中记载的阿勒山，那么此后它会不会成为人类继续分散到世界各地的补给站呢？我们的祖先是否从澳大利亚起程，不断在向世界各地迁徙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次回到非洲。

“海陆大餐”

非洲是地球上离赤道最近的大陆，整个大陆位于北纬38’和南纬34之间，85％的区域在南北回归线之间。与其他的大陆不同，非洲的海平面极少结冰，除了撒哈拉沙漠、东非的火山地区环境恶劣之外，大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温和宜人。非洲有自旧大陆遗留下的面积最大、延绵起伏的雨林区，与雨林相连的是东部和南部的大草原，有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生活在这里。雨林和草原相连，是旧大陆一个独特的景观，人类最早的进化发生在这里，这很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大约500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直立原始人，很可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才离开了安全的森林深处，在没有树的非洲草原上由猿进化为直立人。

非洲并不是始终位于现在的位置。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它在2000万和200万年之间环绕南印度洋漂移，然后，在150万年前与欧亚大陆相撞。这个时期，正是猿第一次“出非洲记”的时间，它们从非洲分散到世界各地：向东方的进化为猩猩和长臂猿（欧根尼·杜波斯认为它们很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留在非洲的猿进化为黑猩猩和大猩猩，之后，大约在10一20万年前，进化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这个过程中，非洲大陆一直位于同一个点，但是，由于其他大陆发生的地理变化，这里的气候变化非常剧烈。古气候学研究过去的气候变化。巧万年前，地球正处于里斯冰月I期的结束期，虽然地球各地的温度不尽相同，但平均温度比地球上目前的温度低10℃。大约13万年前，气候开始变暖，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以及大气湿度的提高，使热带非洲的降雨量增加。12万年前，地球又开始逐渐变冷，至7万年前迅速变冷。在随后的5万年前，这种气候变化的模式还在继续，到2万年前气温降低到了最低点。

因为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是热带气候，这里的气候变化不同于较高海拔地区。在较高海拔地区，光照强度的变化决定季节的变化。非洲的气候变化决定于降雨量的多少，降雨量决定一个季节是湿润的还是干燥的，它是这块大陆上一切生命的“定音鼓”。比如在六月，干燥的季节一开始，就仿佛吹响了起身的号角，生活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羚羊便开始了著名的迁徙。但是，引起季节变化的因素有时强、有时弱，相比于今天，过去的某个时期可能会更湿润或者更干燥。长期的气候波动肯定影响动物的迁徙，当然也包括人类。生活在墨西哥的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沃尔特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认为非洲大陆在上一个冰川时期出现的大范围干旱，使现代人迁徙到了沿海地带。因为，草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们在气候关系链上与热带森林紧密相连，而降雨量的多少又决定了这两个地区如何相互影响。总体上，在热带非洲，降雨量在3个月以上的地区是草原，少于3个月的是森林。如果干旱期持续的时间较长，森林会逐渐变成草原，最终因为极度千旱变成沙漠。在非洲也发现了一些这样的特别的地区，它们过去的面积与现在的相比有变化，因此沃尔特认为，非洲发生的过严重干旱，使除了靠近海岸的一条狭窄地带之外，东非的草原都变成了不毛之地。在沿海的草原上，早期的现代人聚集在一起，和生活在那里的动物一样，以大海为生。

尽管目前还不知道这个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可能只有小部分人持这种观点，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早期的现代人能够依靠海洋生活。在位于非洲之角东部的厄立特里亚，发现了距今约12万5千年的蛤和牡蜘壳组成的大垃圾场，其中混杂着人类的石器，表明人类曾在这里以海洋资源为生。美国的餐馆里有一道叫“海陆大餐”的菜，大浅盘盛着美味的牛排和贝类，在非洲草原海岸线居民的餐桌上，很可能出现过同样的菜，似乎那时他们就有发育极好的味觉，尽管生活是如此艰难。

沃尔特的研究中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那就是有证据表明，东部和南部非洲相距上千公里的海岸居民之间有相互往来，因为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相同时期的大致相类似的工具。这说明当时的原始人沿着东部非洲的海岸线，有能力以较快的速度长途迁徙。

现在，我们要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早期人类在陆地上有能力长途迁徙，那么用同样的技术，利用同样的资源，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大陆和大陆之间旅行呢？史前海岸线就像一条超级高速公路，而且，内陆的迁徙需要复杂的适应环境过程，而走灵活的海上路线不需要这一过程。与阿拉伯半岛、西印度、东南部非洲的海岸相比，厄立特里亚可利用的生活资源更丰富。当然，还有澳大利亚！相对来说，沿海岸线向东走速度更快，因为环绕着大陆的是一条沙路，不用翻越山脉或穿越大沙漠，也不必制作新工具和御寒的衣服，沿途的食物也有保障。总之在各个方面，沿海迁徙都比内陆长途迁徙有优势，惟一需要的是海上航行的船。那些船很可能极其简单，只是将几根圆木捆绑在一起。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了，因为木头腐烂、分解得非常快。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曾成功地渡过了大海。他们离开非洲后，并没有立即到达澳大利亚，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在亚洲南部海岸过了一段流浪的生活。要得到最后的谜底，现在还有两个环节必须解开。第一个环节是关键：如果早期出非洲的移民浪潮选择了海上路线，这一旅程有没有在我们的基因里留下相应的图谱？它能显示出旅程所经过的路线、迁徙的途中发生了什么。沿着海岸，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特别的基因标记，它与内陆人群的标记具有明显的区别，或者，在海岸居民和内陆移民后代同化的过程中，这些独特的基因信号己经消失了。惟一的办法，是在沿海的人群中进行取样，对他们的基因图谱进行研究。第二个环节，是沿着迁徙的路线寻找考古的证据，以证明它的确曾经发生过。

M和Ms

我们在前面己经看到，线粒体DNA和Y一染色体都显示，非洲的谱系比非洲外的更古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把线粒体多样性所展示的遗传关系想像为一棵大树―一棵古老的橡树，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树根、树干和靠近地面的树枝，全部是非洲的。因为树不断地生长，最早发芽的树枝就变成了最古老的，也就是说，这棵树是从非洲开始生长的，树干逐渐向上生长，便出现了非非洲的新生树枝。这些新生树枝与非洲树枝之间的距离有多远？答案是相当远。如果这棵树是巧万年前开始生根的，那么离树根最近的非非洲树枝不会早于6万年。人类的大部分进化是在非洲完成的，因此，在非洲发现的多样性最多，这棵树上的大部分树枝都是非洲的。这棵美丽的橡树，一步一步清晰地向我们展现出，人类是如何由非洲迁徙到了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我们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多样性，尽管被代表古老变异的基因标记相互联系在一起，但它们仍然可以被划分成几个独立的部分。在一幅世界地图上把这些标记画出来，我们就能从中推断出史前迁徙的细节。沿着突变发生的顺序、可能的时期和人n统计学上的证据（比如人群的灭绝和膨胀），我们就能够找出迁徙过程的种种细节。现在，一个男人向我们走来，他的生活时期在距今3万l千和7万9千年之间，他的Y一染色体上携带着一个重要、无规则的突变。这个男人有一个很平凡的名字：M168，他是欧亚大陆的“亚当”，是每一个正在生活的非非洲人的曾、曾、曾……曾祖父，正是他的子孙开始的行程写下了人类的史前历史。

这一点可能会令人惊讶，最清晰地展示出我们祖先出非洲的证据，是在Y一染色体上，是不是因为男性容易“生活放荡”，所以地域性基因信号会广泛散布？答案是否。男性谱系中“浓味鱼肉汤配方”丢失的速度更快（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亚当”比“夏娃”年轻），表明生活在一个地区的男性在不远的时期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地理区域清晰的“指纹”。也就是说，从Y一染色体上，能够找到早期人类旅程最清晰的证据，我们可以称这一旅程为“男人的旅程”,Y是推断行程中发生细节的最好工具。很显然，验证女性谱系是否有同样的变化一样重要，看看鱼怎样和自行车在一起。但是，真正能展现人类迁徙历史的是Y一染色体。

仔细观察线粒体之树上各个树枝的顺序，我们会发现一个同样的现象：所有的“非非洲”树枝都生长在树干的一根特别的分枝上，这意味着M168“亚当”有他的“夏娃”。很幸运，我们真的找到了她，这位欧亚大陆的“夏娃”生活在5万至6万年前，也就是说，他们俩的确相遇了。和她的“亚当”一样，她的名字也很平凡：L3，就是她的女儿们和M168的儿子们，共同把他们的后代撒播到了世界各地。

根据L3和M168的后代今天在非洲的分布情况，我们推断出他们俩曾经生活在非洲的东北部，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苏丹一带。和今天所有生活着的男人一样，M168和他的非洲堂兄妹具有共同的古老谱系。在人类的家族之树上，他开创的谱系是一个主要的分枝，今天所有欧亚人的DNA中都能找到他的“末枝”。这些“末枝”彼此相连，通过M168与在非洲的根遥遥相连。在这棵隐喻之树上，一根树枝分成两枝、分叉处的那个节点，就是我们所研究的基因标记，如果把M168和L3的所有分枝全部砍掉，那么这棵树就会变得非常稀疏。这棵树的树根是“亚当”和“夏娃”，从树根分出的两根树枝，一根是M168和L3的谱系，它一路向远方生长走出了非洲，另一根始终留在非洲。它欣欣向荣的枝叶伸展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节点，标出了人类旅程中的每一个脚印。

令人着迷的是，在线粒体和Y图谱上，M168和L3的树枝上，分出了清晰的几个分枝，在mtDNA上是2根，在Y上为3根*。无论是在mtDNA上还是Y一染色体上，有一支比其他的都繁荣，在mtDNA上约有60％的分枝（宗谱）来自它，在Y上超过了90％。这就是“非非洲”的这一枝，也就是说“非非洲”谱系是人类谱系树上最繁荣的一枝，它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欧洲、印度、美洲等完全不同的地方都遍布它的后代。此外，亚洲、澳大利亚和美洲有其他一些人数稀少的谱系，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人的谱系。

*本书将只讨论其中的2根第3根是由YAP或Ml形成的这一谱系主要在非洲．它与丫上另外两’根”谱系显示出同样的人类迁徙路线。因为本书所讨论的是人类”出非洲的迁徙而且这个谱系在非非洲的人群中几乎不存在』所以我决定不讨论这一瀚系。麦克哈默在2O世纪9O年代发现了YAP标记．在此我对麦克深表擞意。

在线粒体图谱中，有一分枝被命名为M。用《圣经》中的语言，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夏娃生了L3,L3生了M。路易斯·考特纳一摩西是巴黎的加泰罗尼亚语研究者，他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中指出，M谱系的分布情况显示出了最早的“出非洲记”，那次移民浪潮经过亚洲南部海岸，止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在中东和欧洲都没有发现M的足迹，但是，在印度的线粒体类型中它超过了20%，在澳大利亚它接近于100%。考特纳一摩西推测它的年龄是5万到6万年，从它目前的分布来看，似乎M从未进人中东。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M人”很早便离开了非洲，携带着他们的基因信号沿海上高速公路，从南部非洲出发，离开了非洲。

那么Y的情况呢？M的线粒体谱系有一个相对应的男性谱系吗？很幸运，回答是肯定的。让我们借用《圣经》的语言：亚当生了M168,M168生了M130。在线粒体M出非洲的旅程中，陪伴她的正是M130。他们的后代在今天的分布情况，向我们诉说着那次行程中发生的故事。和M线粒体谱系一样，只在亚洲和美洲发现了M130的Y一染色体谱系，但是，Y谱系变化所留下的画面，比它的“配偶”线粒体所留下的能告诉我们更多的故事。在里海以西我们找不到M130的后代，但M130在澳大拉西亚的男性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在印度次大陆它的频率低于5%，但越向东走，它的频率越高：在马来西亚10%．新几内亚15%；澳大利亚土著人60%。在亚洲东北部，M130的频率高得离奇，特别是在蒙古和东西伯利亚。这暗示了另一次史前大迁徙，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讲到它。因此，M130在澳大利亚留下了一个清晰的“指纹”，它向我们展现出了海上“出非洲”的旅程。

此外，从身体的外形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澳大拉西亚”人和非洲人的直接联系。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黑肤色很自然地令人联想到非洲人，对此我们作何解释呢？今天大多数生活在东亚的人属于“蒙古人种”，这意味着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人具有共同的历史。但是，在东南亚却有一些外表与非洲人极其相似的人群，他们被称为尼格利陀人，特别是安达曼岛上的居民。安达曼岛在印度的版图上，距离泰国西海岸只有40公里。生活在岛上的最大的部落是奥根和加拉瓦部落，他们与非洲的布希曼人和律格米人有许多共同特点：个子矮、黑肤色、浓密的卷发和内毗赘皮。其他的尼格利陀部落，如马来西亚的塞芒人和菲律宾的安第人，因为已经与“蒙古人”充分混合，在外表上更“亚洲”化，而安达曼人很可能是因为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岛上，所以没有像在陆地上生活的同伴那样被同化，因此他们在人类学上被称为东南亚的历史遗迹―活化石。许多人类学家同意这个观点，特别是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彼特·贝尔伍德，他认为6000年前生活在东南亚的狩猎采集部落人与现代的尼格利陀人非常相似。过去的几千年里，从亚洲东北部而来的移民渐渐抹去了早期东南亚人的特征，只有一些生活在丛林深处的小部落，或者像安达曼人那样生活在偏远岛上的部落，还依然保持着古老的特征。

因此，mtDNA和Y一染色体都描绘出了这样一幅清晰的画面：史前原始人类沿着海上路线从非洲到达东南亚，之后继续向澳大利亚进发。因为许多考古发现都证明，人类那次旅程的终点是澳大利亚。透过DNA，我们依稀看到了那次伟大的航程，沿着海上路线，从非洲出发，经过印度，最终踏上了澳大拉西亚的土地。那么在考古学上有没有相应的证据呢？

在斯里兰卡游泳

现在，面对这些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化石，我们要再一次讨论时间的问题。在澳大利亚没有发现其他原始人类的痕迹，爪哇距澳大利亚只有几百公里，但爪哇的直立人从没有越过他们面前的开阔海洋。智人（或称现代人）是在澳大利亚发现的惟一原始人类，在这里发现的任何古人类遗迹都与其他地区的完全不同。在阿纳姆出土的石器，只有可能来自现代人―我们的直系祖先。经放射线测定，这些石器距今有5一6万年的历史，这一时间，恰好与基因所显示的原始人类仍然在非洲的时间前后衔接。这意味着，他们肯定选择了一条能快速从非洲到达澳大利亚的迁徙路线，反过来证明，他们选择的是海上的高速公路。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沿着这条迁徙路线，还生活着其他种类的原始人，他们也能制造石器，而且在欧亚大陆上也发现了他们的工具。如生活在爪哇的直立人，他们可能于4一5万年前灭绝了，也就是说，他们灭绝的时间，正是他们和那群海上移民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相遇的时间。很显然，几乎就在人类的辉煌时代的黎明曙光中，他们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是我们强迫他们退出了历史的画面？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详实地讨论，人类的兴旺发展，伴随着其他种族的悲惨灭绝。

通过骨骼的大小和形态，我们依然可以辨别出那些业已消失的种族。同样，从工具和其他人工制品上，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人类工具的变化，可以折射出人类文化的变迁。不妨在此举一个有趣的例子，看看20世纪可口可乐瓶子的变化是如何反映文化的变化的。20世纪前70年，可口可乐用的是8盎司重的玻璃瓶，它独特的曲线令人联想起50年代的苏打汽水和汽车文化。70年代，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更大、更轻的塑料瓶可口可乐，但依然保持着独特的沙漏状外形。80年代，饮料业全部采用平整光滑的塑料瓶包装，为适应标准化，可口可乐瓶子的独特曲线消失，瓶子的大小仍然有细微的区别，比如，在美国和英国2升装的比较普遍，而欧洲人选择较轻巧优雅的1.5升装的。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一种新的形式已经普遍化了。

这个普遍化的过程，同样发生在锤子、刀、枪、平底煎锅等等人类工具的变化中，当然，每个环节的变化都会持续很长时间。最后，最有效的工具会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它很快会取代它的全部竞争对手。即使在全球化的浪潮没有开始之前，“杀手级的应用”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进程。而在5万到6万年前，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那个时期的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是出现了大量杀手级的新技术。这个时期的工具与之前的相比有极大的区别，与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的工具相比，这些工具的特征极其明显，可以清晰地证明它们的使用者是现代人。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谈到从旧石器时代中期过渡到后期的一些变化。在澳大利亚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工具，标志着那个时期现代人的首次移民浪潮。从这个角度来说，印度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因为在这里的考古发现中，旧石器时代后期的证据很少，但却有大量的那个时期之前的工具。直到近些年，那里才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证据，而且是在一个人们没有料想到的地区。

斯里兰卡法海纳洞中的发现，第一次向我们讲述了，在印度次大陆上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故事。但是，时间在这里成了问题，这里发现的人工制品，它们的年龄约为3万1千年。另外，在靠近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的列纳洞中，发现了一些明显的现代人的骨骼化石，它们的年龄也只有3万年。为追踪海上移民的旅程，我们必须把时间和地点结合起来。

第一，在斯里兰卡的发现，意味着最早到达印度的现代人来自南方，他们不可能沿内陆路线从北方而来，也就是说，他们是沿海岸线生活的，这又一次证实了早期海上移民的理论。

第二，从时间上来说，巴丹群岛人不可能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比阿纳姆地最早的居住者晚了2万年，因此晚到的巴丹群岛人无法为我们的寻根提供线索。事实上，沿着这条海上路线，我们找到的线索，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晚。比如，在泰国的朗溶仁洞发现化石，证明现代人大约3万7千年前生活在那里。再往前，我们找到的证据对我们更有利一些，在新几内亚候恩半岛的勃宾嘎拉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工具，经检测有4万年的历史。到此，我们已经踏上了那次史前航程的最后一块石头，但在澳大利亚我们找不到任何年龄为5一6万年的证据。因此，尽管基因图谱向我们展示了史前人类“出非洲记”的伟大航程，但在考古学上，却找不到支持这一学说的证据，或者说，那次海上航程的证据在哪里？

很不幸，答案是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合理的假说可以为我们做出解释。今天，所有的考古挖掘工作都是在陆地上进行的，因此我们无法得到埋在海底的证据。你的反应可能会是：“胡扯，你还要说亚特兰提斯肯定是个谜呢。”现在，我要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来作出解释。关于一个文明完全坠入海底的证据非常之少，可以肯定在过去的10万年里，海平面始终在波动，5万年前的海平面要比现在低大约100米，因为那时大量的水被冻结在北半球的冰原。也许听上去100米的差没什么特别，但请记住，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海水深度变化，而是水平面波动所引起的陆地覆盖面的变化。陆地连接大海的斜坡很低，所以100米的差意味着露出的地表面积有巨大的差别。比如，如果现在的海平面降低100米，印度西海岸200公里长的陆地将会露出水面，成为连接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大陆桥，波斯湾和泰国海湾会出现富饶的三角洲，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会成为一块大陆上的两个球根状末端。总之，5万年前的海岸线和现在的差别极大。

海平面的上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早期航海者以海为生，那么他们曾经生活的地方，现在正静静地躺在漆黑的海底。欧亚大陆的Y一染色体图谱显示，航海者M130标记在南部和北部出现的频率较高，而且，南方的M130染色体比远东的要古老，这暗示了后来的另一次“出非洲记”。考虑到这些因素，加上考古挖掘中没有找到4万年以上的现代人生活的证据，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海上移民没有在大海上迷失方向，他们适应了海上的生活方式，因此没有上岸与陆地居民发生大的冲突。知道了这些，对研究印度人的考古学家来说，他们会想像最早的印度人戴着在水中呼吸的装置，而不是戴着木制头盔。在这块次大陆上，如果你到海底数万年沉积的沙子和珊瑚下面去挖掘，你很有可能会找到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工具。

第05章 跳跃 Leaps and Bounds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

―塞缪尔·约翰逊《英国诗人的生活》

我的Y一染色体中有一个被称为M173的标记，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某个时间，一个男人的Y一染色体核营顺序的一个特别的位置，从A点到C点发生突变，他把这个突变传给了他的每一个后世之孙。正是因为他的Y上首次出现了这一变异，他被命名为M173，这个标记成为辨认他的后代的独特特征。今天，M173在西欧非常普遍，那里正是我的男性祖先的故乡。在英格兰南部，70％以上的男人有这个标记，这表明我们具有共同的男性祖先。M173并不是我所携带的惟一标记，回溯我的基因谱系，还能找到Mg和M89这些多态性。此外，和今天所有的欧亚人一样，我还有M168标记，正是这个标记将我们与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联系在一起。沿着这些标记的顺序，我能从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一直找到生活在英国小岛上的祖先，正是它们，描绘出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迷人的相互关系。从我的父母那里，我得到了被解构的浓味鱼肉汤配方，根据配方里的每一个变化，最终我会找到原始的配方，在非洲的那个配方。

在上一章里，我们遇到了M130，正在生活着的大多数澳大利亚上著男人都是他的后代，和欧亚大陆的“亚当”M168一样，他们的共同祖先在非洲。M130在世界各地的分布非常有限，这表明现代人“出非洲”后，他们曾经沿着欧亚大陆的南部环绕着，充满期待地望着那块可望而不可及的大陆。但是，在他们的旅伴中有没有携带M89标记的男人呢？5万年前人类从南亚出发，开始了对欧亚大陆的征服？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在分析“欧亚汤”里的M89配方之前，我们要先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所有的考古发现表明，现代人巧万年前就出现在非洲，为什么他们等待了如此之久才走出非洲？

精神磨炼

太阳从东非的草原落下，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你打了一个寒颤，值得安慰的是，今天你和狩猎队的成员打到了一只瘸腿的瞪羚，它是今天晚上部落的晚餐。你转身向帐篷走去，看到人们手拿简单的石头工具，正在宰杀那只瞪羚。那是一种一边锋利、一边钝的工具，人类学家会把它划分到中石器时代，它十分简单但很有效。你活动了一下身体，在火堆边坐了下来，看着火上正烤着的一块肉。远处一只俄狗在嚎叫着，你陷人了沉思。你在思索白天的狩猎，你们的运气不错，因为动物变得越来越少了。当然你并不知道这个事实，非洲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动物们的食物也越来越少。晚饭之后，你的儿子走了过来。他是个强壮健康的孩子，但他似乎和其他的孩子都不一样，他在2岁就开始说话了，而别的孩子要到3岁才学会说话。在部落里，他比其他的孩子更会做事，而且他喜欢玩帐篷周围的小石子。他似乎比其他的孩子更有感情，时常爆发出令人害怕的愤怒。最奇怪的是，他开始在地上画一些动物，你发现这些画令人恐惧，一发现就立即把它们擦掉。部落里的人也看到了那些画，他们开始在背后议论这个孩子的古怪行为。

一年一年过去，你的儿子长大了，你开始教他怎么打猎，如何制造简单的工具，很快，他的知识就比你多了。他似乎具有神奇的能力，能预知动物如何出没，所以他成了部落里最受欢迎的人，尽管他行为古怪。巧岁他就成了你们那个小部落的首领，在他的带领下，部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他有很多孩子，他的孩子们也比其他部落的孩子都聪明。几代之后，这个部落的每个人都是他的后代，他成了部落的“图腾祖先”，也就是部落之父。而周围的其他部落，他们不愿意学习有关动物行为的神秘知识，他们使用的工具也没有任何优势，结果是他们或者迁走了，或者遭到那支部落的袭击。袭击者带走了女人，但是男人通常被杀死或赶走。很快，在那个小小的地区，这个部落的成.员越来越多。随后，因为分配食物等方面的一些争执，有些年轻人带着他们的配偶离开了，去寻找新的生活之地。此后几千年里，这样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但是在那个相对固定的地区，每个男人的祖先都是那个巧岁成为首领的聪明男孩。

上面所描述的，很可能是6万或7万年前发生在非洲的故事，一个单独的偶然事件改变了人类的进化过程。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取决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人，“三联律”正是进化的推动力。但事情的发生非如此不可吗?

简单的回答是我们无从知道。贾德·戴蒙借用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展工业化运动时使用的口号“大跃进”，来形容大约5万到7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出现的工具制造上的飞跃。正像我们在上一章中谈到的，这些“杀手级的应用”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在此我们需要做出解释:是什么引起了人类行为的重大变化?

作为“大跃进”理论的坚定支持者，理查德·克林提出了三个引起“大跃进”的重要变化。第一，人类开始使用不同的工具，有效地利用石头和其他材料。第二，首次出现了制造工艺，思想观念上前进了一大步。第三，人类利用食物资源的能力较前有了显著提高。总之，这些变化全部反映在人类的行为变化上，包括DNA的变化。

他认为，这些变化只能发生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因为那时，人们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交流。他做出这一推断，是因为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现代语言出现了丰富的语法和表达方式。多数人类学家认为，语言能力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复杂的社会体系的形成，肯定是那个时期人们行为变化的结果。克林相信，行为的变化是因为人的大脑发生了变化。

通过观察儿童，我们就能明白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20世纪中期，瑞士心理学家简·帕格特研究并列出了正常儿童发育的全过程，包括从物体辨认到逐渐理解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婴儿最早发展的能力是辨认真实世界的有形体（如瓶子、喋喋不休的人、爸爸的脸），然后通过适应性的行为（如：当我看到爸爸的脸我就会得到一个瓶子，或我看到爸爸的脸就看到了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建立起一个更复杂的系统。这些听上去很繁琐，但这正是婴儿学习与世界相互反映时所使用的“累试法”，即“尝试一一错误一尝试”的方法，这同样是获得语言能力的基础，而语言正是人类最独特的行为方式。然后幼儿开始牙牙学语，用舌头发出无规则的声音。大约到12个月大，这些呛晰呀呀的声音变成了真实的字。许多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幼儿发出的第一个字，如“妈妈”“爸爸”，是最容易学会的一个字，这是由遗传形成的发声腔道所决定的，仿佛真理的种子，这些字几乎存在于所有的语言。但是，美国语言学家莫瑞特·瑞兰认为，这些普遍存在的字，是具有共同起源的人类语言的“进化残余”，它可以追溯到几万年前起源的语言，而不是由解剖学上的发声腔道决定的。在这里，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两个特点实际上扮演了同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出现在人类语言中最早的字，是人类的发声器官所决定的最容易发出来的字。

从牙牙学语，到学会说单个的字，幼儿的词汇量会迅速扩展。在这个时期，最早的2字句出现了，幼儿学会了将不同的字相连接以表示新的意义。我的大女）L叫玛吉，在这个时期，她开始说“玛吉亲”“妈妈抱”这样的句子。之后，大约到2周岁，她的语言能力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正是在这个年龄，大多数儿童开始用3个字组成一个复杂的句子，“玛吉亲爸爸”比“玛吉亲”或“亲爸爸”要复杂得多，因为这里出现了英语和大多数语言都有的主、谓、宾的结构（SVO)，或者说，出现了语法。少数语言（如日语、朝鲜语、西藏语等）使用主、宾、谓SOV结构（“玛吉爸爸亲”)，另外大约15％的语言使用VSO和VOS结构（威尔士语为VSO，马达加斯加语为VOS）。最罕见的是OSV结构，最著名的可能要数《帝国反击战》中友达老师的语言“病自我来了”，它只出现在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少数语言中。分析这些不同的语法，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句子的理解中，字的顺序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正如那句老话，“狗咬人”不足为奇，“人咬狗”才有新闻价值。

因此，从2岁开始涌现的复杂句是掌握语法的结果，自那时起，因为掌握了语法，会产生越来越复杂的句子。只有掌握了语法，才会在语言的能力上出现飞跃，黑猩猩卡兹学习语言的过程可以证实语法在语言能力上的重要性。和18个月大的婴儿一样，对2个字的句子，卡兹能理解并进行广泛的创造，但是他永远掌握不了2岁大幼儿语言中的复杂语法。人类的交流和猿的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因为人具有能理解语法的大脑构造。

为了更好地说明人类语言的发展过程，让我们在想像中进行一个试验。想像因为意外的事故，你漂流到了一个偏远的小岛上，岛上生活着一个部落，你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其中没有任何字和你母语中的相似。现在你要做的，是弄清楚你在哪里，并想办法找到回家的路，你会怎么做呢？首先，你要用你在幼儿时期用过的“累试法”与当地人交流，把名词和动词分开来说，比如，指着一棵树，然后疑问地抬起你的眉毛，因为人类的许多表情有共通性（它们本身很可能是复杂对话形成前的“进化残余”)，这样，你很快就会学会足够的单词，用它们你能说出基本的句子，如“我喝”“我吃”等。然后飞跃性的变化就会出现，你不再仅仅使用单个的名词或动词，你学会了用复杂句传递更多的信息。当你最终说出“现在我回家”时，你要恭喜自己终于达到了2岁孩子的会话水平。这时，当地人会做出一个“找到啦！”的反应，然后他们把你带到岛的另一端，在那里你能坐飞机回家。

设想海上遇难后发生的情节，可以证明语法在人类交流中的作用，也说明了为什么语法的出现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飞跃。但是，以上的讨论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飞跃。如果横亘在人类和猿的智力鸿沟之间的是造句法，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获得这个能力的是我们的祖先，而不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依然要研究人类的基本行为。苏·莎维奇一波伦这样说过：有限的短暂记忆阻碍了黑猩猩发展复杂语法的能力。为了理解复合句的含义，为了保持句子的完整性，在你读到句子的结束部分时，你必须仍然记着句子的开头。对“人咬狗”这类的句子来说，做到这一点不困难，但在德语过去时态的复合句中，主动动词在句末才会出现，因此阅读时的难度会加大。“有限短暂记忆”是黑猩猩语言能力有限的根本原因。

作为我们的表亲，猿类的短暂记忆为什么没有发展呢？原因可能要归结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猿类亲戚都生活在森林里，或至少是有树的地方，而我们的祖先在几百万年前就不得不放弃了树上的生活。南方猿会直立行走，而只有在没有树的环境里才会产生这样的进化结果。因为非洲独特的生态系统―广阔的草原紧邻森林，对灵长类的动物来说，由生活在树上转变为生活在地上，这里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环境。从树上走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正是它拉响了进化的汽笛，促进了语言中语法的形成。

现在，多数人类学家都接受这个观点：在形成较高的心智能力之前，原始人类已经是直立行走了。正像雷蒙·达特的陶恩男孩一样，最早的原始人类的头颅形状与猿类的相差无几，尽管他们的骨骼已经显示出向两足发展的趋势。在没有树的环境里，两足类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增加身体高度（看得更远）、移动更快、能使用工具等。这些在以攀登为基本移动方式的森林里，都不成其为优势，正如谚语所说：需要是发明之母―在进化的过程中同样如此。但是，最初是什么驱使我们的祖先离开森林，来到草地上生活呢？过去的1000万年里，数次发生过由于降雨量少引起森林面积减少，非洲的森林同样遭受重大的打击。500一600万年前，仿佛有一个魔咒笼罩在地球上，严重的干旱引起地中海海面的变化，也间接引起了非洲气候的变化。在长期持续的干早期中，一些生活在森林深处的猿类很可能向森林的周边迁徙，以便利用草地上的生存资源。这些猿类本来以采集为生（黑猩猩偶尔会猎杀猴子，但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果类和昆虫），来到草原上之后，它们变成了猎手，因为草原上不像森林里有丰富的植物和昆虫，大型灵长类动物很难只依靠采集为生。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是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因此猎杀草原上的哺乳动物成为生存的必须手段，另外，它们也要尽量躲避其他肉食动物的袭击。正是这个过程，促进了大脑的发展。

假如把生活想像为一盘象棋比赛，我们会更容易理解大脑进化的原因和结果。如果有的是时间，你的处境优越，那么比赛会相当乏味。饿了，可以顺手摘一个果子，或是用一片草叶把白蚂蚁从洞里诱出来，就这么简单，日复一日，这就是森林里的生活。森林遭受毁灭后，许多物种随之灭绝，原因就是他们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或者说，他们太适应过去的环境了。猩猩曾在非洲东南部的雨林里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因此它们根本适应不了刀耕火种的生活。如果时间有限而且你的处境恶劣时，你必须思考你走的每一步棋是否能给你带来全局的优势，这样比赛也就变得更有挑战性。这正是人类得以茁壮成长的原因。人类生来要经受环境改变的严酷考验，可以说，人类的适应性表现在思想上。其他动物有更复杂的身体适应性，相比之下，我们所拥有的是思想的能力，因此人类的适应性表现为行为方式的改变。思想的结果是产生文化。它最初起源于狩猎时相互合作，因为狩猎需要思考，需要群体的合作，复杂的社会行为中产生了包括艺术、科学、语言以及所有人类生活的“装饰品”。文化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但只有我们将其发扬光大。考古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也有文化性的行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沙一塔什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遗迹中，一个幼儿的遗骸被山羊角环绕着，表明他们已经有了程式化的葬礼，这正是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是，相比于其他任何种类的生命，只有现代人类能被当之无愧地称为“智人”。如果没有最早的思想的火花，我们的原始祖先不可能冒险从森林来到草原；没有它，5万年前他们从非洲踏上欧亚大陆时，也不可能面对种种严峻的生死考验，顽强地生存下去。

细菌汤

把一个单细菌放在营养丰富的培养皿中，它由1个分裂为2个，然后4个，然后8个，这时会发生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在分裂过程中，无论DNA如何复制，都会出现被称为突变的无规律的错误。还记得吗？一代浓味鱼肉汤配方中的变化会自然地传给下一代。分裂的细菌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模式。因此，在快速繁殖的细菌汤里，基因组中不断出现的小突变会逐渐形成一个基因谱系。当这一谱系传递几代之后，再对这个细菌群的DNA顺序进行取样检测，在它们之间几乎找不到什么区别。但如果几百代之后（对细菌来说只需要几天时间），我们便能看到大量的变异。正像朱克坎德和鲍林在蛋白质研究中发现的，一个人群的历史越长，累计的变异越多。任意选择两个细菌，从历史长的菌落中选出的两个，比从历史短的选出的两个，基因差别更大。

这例细菌汤的试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一个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的菌群里发生的情景：下一代是上一代的双倍数。如果几天之内对这些细菌的繁殖不加以控制，它们将会覆盖整个地球。对我们的这个故事来说，更重要的是菌群数量爆炸的原因：每个个体都留下了后代，在进化的抽奖中没有一个输家，每个细菌都在繁殖自己的后代，这间接影响到了菌群的遗传结构。如果你要问，要多少不同的基因，才能区别开两个不同的菌落？答案是它取决于这个菌落生长的时间有多长。记得高斯钟形曲线吗?它在学校的数学课上曾让我们备受折磨，在单个细菌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分布差，平均值即个体之间不同的平均数，取决于一个菌落生长的时间。如果把这一曲线想像为一个波浪，随着差异的累计，它从左向右移动，那么它到达右边的点越远(或者说，它距0的距离越远)，这个菌落出现(累计)的变异就越多。在比较马和大猩猩的血红蛋白组成顺序时，这一曲线从左到右的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变异发生的速率是不变的。因此，通过计算分布的平均值(波浪的中点)，我们便能计算出菌落生长的时间。你也许会说:“好，这是大学遗传课上的有趣试验，但它和人没有关系，除非在其他的有机体里看到同样的变化模式。”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人类学家亨利·哈普丁和他的同事，对人类线粒体DNA顺序的分布差进行了精细的计算，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模式。首先，分布差(被称为错配分布)清晰地显示出:人群和菌落一样，增长速度极快，钟形曲线显示出人类极高的增长率。如果人群数量不变(或缩小)，分布开始模糊，随着时间流失而呈现锯齿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遗传漂移或进化选择而引起的基因谱系的消失。所以，人口的急速膨胀是一个清晰的遗传信号。当哈普丁计算膨胀可能开始的时间时，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结果:他得出数字是大约5万年前，正是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这与我们推算的现代人走出非洲的时间完全一致!

哈普丁和他的同事们对从世界各地25个人群中收集的线粒体DNA数据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两个人群在过去的5万年里，人口数量是以指数增长的。两个呈锯齿状分布的人群，目前他们.的人口数量已经非常少了。而且，人群的数量膨胀似乎没有联系，非洲人口数量的最高峰在.6万年前，其次是亚洲在5万年前，之后是欧洲在3万年前。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从线粒体DNA数据中得出的结果，和人类学家找到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过程的证据完全吻合:首先在非洲，然后在亚洲，最后是欧洲。这样看，“大跃进”应该在我们的DNA中留下相应的基因足迹。沿着这些足迹，我们同样能够找出“杀手级应用”出现的过程。这其中也暗示着一条迁徙路线。要知道那一旅程中的细节，我们要等待“亚当”的儿子的出现。

大寒冷

我是在得克萨斯州的卢伯克长大的，那是一个锅柄形的地区。小时候，我们经常用时间来表达距离的远近。布朗费尔德是靠近卢伯克的一个镇，说到两者间的距离时，我们常说“大约50分钟”而不是说“大概50英里”。当然，50分钟指的是开车的时间，而且是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这就是一个时间和距离相互转换的例子。

在人类的史前历史中，曾经使用同样的方式表达距离。早期人类用走了多少天表达所走的路程。我住在靠近萨德伯里的东安格里亚，如果我要对旧石器时代的一个祖先说明我的位置，我会说这里“离伦敦有3天的路程”。同样，我们几万年前的祖先会用时间构画地图。路卡·卡瓦利一斯福扎和考古学家阿尔博特·安博曼曾做过这样的计算：农业化人群向新地区扩散的速度约为每年1公里，而流动性强的游牧人是它的几倍。当然，这里指的是移民J性的移动，不是人们平常的行走。现在，依然有些游牧民族保持着很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迁移速度约为每年几公里。由此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祖先向新地区移动的速度也大约如此。

以这样的移动速度，从非洲东北部到达欧亚大陆的白令海峡需要几千年的时间。今天要做这样一次旅行非常简单：从吉布提起飞（经阿拉伯半岛越过亚丁湾），越过阿拉斯加，然后在俄罗斯的波罗维蒂尼亚落地。但是5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开始这一行程时，这无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飞跃，而且他们是一点一点向前推进的，如果用时间来表达，就是说他们一代一代、义无反顾地前行，一英里一英里地向着新的目标移动。他们的目的很可能是寻找动物，或是寻找水和植物，或是寻找制造工具的石头，或者是与当地其他的原始人群发生了冲突，或者这些原因兼而有之，另外还有什么原因用我们今天的想像是不可能知道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形象准确地将这一旅程形容为“出非洲记”。我们的祖先在行程中并没有要穿越大陆的明确意图，只是每到一地后，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做出新的决定，就像挤牙膏一样，其中气候扮演了“胡萝卜加大棒”的角色。居住地的艰难生活会促使人们向别处迁徙，而且气候的变化会使新的地区出现新的生存资源，也吸引着他们到那里生活。在地理的“牙膏管”里，我们的祖先被诸多因素一点点向前挤，几千年里被不断地推来拉去，离他们的家乡越来越远。

这正是人类最早穿越欧亚大陆的真实情景。现在，让我们来从基因数据中找出旅程中的种种细节。基因已经回答了“谁”（非洲人）、“什么时候”(5万年前），一些理论也回答了“为什么”（环境变化），现在我们的问题是：5万年前的祖先沿着什么样的路线“如何”来到了欧亚大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点古气候学的知识，去看一看5万年前非洲东北部的天气情况。

大约7万年前，地球变得越来越冷，因为持续的冰川期使冰冻层越来越厚，这很可能是产生“大跃进”的催化剂。气候的恶化导致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复杂的社会结构很可能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森林的面积逐渐缩小，一点一点变成生活着蹄类动物的草原。草原上奔波狩猎的生活，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制造工具的能力。他们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狩猎、采集食物，一切努力只有一个目的：活下去。钟形的mtDNA图显示他们是成功的，因为即使在越来越冷、气候越来越恶劣的环境里，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增长的。毫无疑问，生活在内陆要面临更多困难，因为水资源越来越少，还要面对来自其他肉食动物的威胁。因此一些人群迁徙到了沿海地区，他们就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在环境许可的时候，他们立即沿着南部的海上路线离开了非洲，从吉布提到今天的也门之间，是一条最容易走的路线，从东非大裂谷一直通向无边无际的南亚海岸。

相对来说，沿海居民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固定的，大海是他们取之不尽的粮仓。他们的时间分成涨潮时和退潮时，当潮水退去，海岸上会留下丰富的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他们可能也狩猎，但是如果选择守在海边，他们的努力能得到更好的回报。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看到，基因和考古发现都证实，在这个时期他们没有进人内陆。内陆的资源留给了更顽强的猎人们，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不惜长途跋涉去寻找动物、植物、水，正是他们背向大海越走越远，一点一点挺进了荒蛮的欧亚大陆。

在生物学上有一个谜，那就是越是温暖的地区，动物的体型越大。这就是在生态学上的“贝格曼法则”―那就是海拔高度增加，动物的体型相应增加。虽然并不是每个物种都如此，但总体的情形是这样的。几万年前最大的陆地动物猛玛象生活在欧亚大陆和美洲最北端的冻土地带。在海洋里，寒冷海域生长的物种多于温暖的海域，尽管珊瑚礁上的有机体极其丰富，但它们无法和两极的海域相比拟。比如，南极和北极是浮游生物密集的海域，这些微小的动植物养活着地球上最大的动物须鲸，而在几千万年前，这些微小的动植物生活在陆地上。

同样，热带雨林的物种极其复杂多样，但它们的体型较小，而且稀有物种少，因为大部分营养都被有机体吸收，所以地表的矿物质和有机物含量很低。事实上，在成熟的热带森林里，过度生长的丛林不会引起森林毁灭，只有在好莱坞媚俗的电影里，对那些挥着砍刀的探险者，它们才成了祸害。森林消失的悲剧原因，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太优越了，一个如此丰富的生态系统反而最容易变成无生命的沙漠，热带的生态环境，就是在富饶和死亡之间寻找平衡，而且任何轻微的变化都会对它产生影响。

与此相比，地球上的温带地区选择更多。与雨林相比，这里的物种较少，生活在这里的有机体抵御剧变的能力也相对较强，这是由温带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千万年来，稳定的热带气候事实上是在一个相对不变的环境里滋养着进化的物种。换句话说，在同样的时期，广阔的欧亚大陆周期性地或者覆盖着冰川，或者变成了沙漠，这里的生存环境比热带的要艰难得多。而且，每年气候的变化在温带地区产生了季钱夏天来自蒙古的干热气体到冬天会变成寒冷的风暴。因为气候的显著变化，生活在温带地区的动物，要存活下去就必须具有两个关键的适应能力：贮存和迁徙。

你我都不会为了一时的满足花光所有的钱，我们会存一些钱，以备年老或困难时期使用。道理是一样的：动物为了应付困难的时期，它们会在食物资源丰富时贮存食物。这并不是说它们像我们一样有意识地选择明智的生活，这是进化的本能行为―在气候的变化中产生的适应性。每年春天和夏天，北极的冻土带会变得生机盎然，冰封了10个月的土地上开遍鲜花，成群的蚊子像一团团嗡嗡作响的吸血云。生活在北极的哺乳动物，如驯鹿和海象会产下它们的幼仔，在这两个温和的季节里，气温会比冬天高出100℃。这里是地球上物产最丰富的地区，到处充满了生命。当冬天再次来临，一切又归于死亡般的沉寂，似乎生命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存活下去。但是，那些生活在地球最北地区的动物们自有它们的生存之道。每年10月初，当气温降到O度以下时，它们就开始为“舞会”的结束做准备了。任何一个生活在热带的动物，都不可能进化出在自身贮存脂肪以度过饥谨的能力，但大多数温带动物都具备这一能力。在北极的夏天，驯鹿的体重会增加3倍，为即将到来的寒冷而黑暗的冬天做准备。变得肥大的身体，要么让它们平安度过漫长的冬天，要么成为食肉动物的目标。

因为已经适应了非洲草原上的生活，人类在猎杀草原上的大型哺乳动物时，己经变得越来越熟练，比如几种羚羊，它们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外卖比萨”。大约就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时候，当时很可能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为，那就是在猎杀一些特别的动物时，由于狩猎方法和工具的不断发展，人们变得专业化了。例如捕杀瞪羚时使用的方法，与捕杀猛玛象和犀牛时使用的会不一样。专业化会更有效地利用一个地区的动物资源，也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移动，因为一群动物在一个地区被猎杀殆尽后，他们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善于捕杀的那类动物。因此，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季节性的狩猎，有证据显示早期人类跟随逐草而居的动物群，特别是羚羊群，从夏天山丘环绕的地中海、红海一带的草原上，一直走到了在冬天较温暖的沿海地区。几百年、几千年过去了，跟随着不断灭绝、迁徙的动物群，大约4万5千年前，现代人带着他们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工具箱，进人了中东地区。

至少11万年前，人类就出现在黎凡特（地中海东部），但他们只局限在几个地区，没有大范围地扩散开。在上一个冰川时代早期，地中海东部实际上和非洲东部是连接在一起的，这里和非洲东部有同样的气候环境和动物种类。在以色列境内的卡福兹和斯虎尔，考古发现了那个时期典型的埃塞俄比亚动物的化石。此后，距今8万到5万年之间，这些人类突然在这里消失了，他们很可能被强壮有力的尼安德特人挤出了历史舞台。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线索：这一时期在黎凡特究竟发生了什么？

8万年前，地球变得更冷了，地中海东部的温度急速下降，那时全球的平均温度很可能在10℃左右，这间接影响到了动物和植物的分布。在早先较湿润和温暖的时期，一些现代人经由埃及和黎凡特离开了非洲，踏上了欧亚大陆，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曾猎杀了几千年的动物永远没有了。他们很可能就此灭绝了，或者也有可能返回了非洲，但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走向已经被他们占领的欧亚大陆的深处。他们就像是人类最早伸出的一支探针，去试探一下非洲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们走得并不远。

此后，大约4万5千年前，现代人再次出现在黎凡特，但这一次与上一次有极大的区别，因为第一次到来的现代人使用的工具和他们的同时代人尼安德特人十分相似，而这一次来的侵略者带着他们的“杀手级应用”。他们是“大跃进”那一代人的后继者，既有技术上的优势，又具有复杂的文化，这一切保证了优势在他们一边。他们再一次踏上了这块大陆，而这一次，这块大陆每个角落的大门，都向他们敞开了。

基因的图谱展示了他们闪电战般穿过欧亚大陆的过程。因此在后面的旅程中，我们要放下这些骨骼和石头，重新开始挖掘DNA。

第06章 主线 The Main Line

现在，你看，它把所有的梦想都带走了，藏在一个地方。如果你想要到什么地方，你就要跑得比它快两倍。

―路易斯·凯洛《镜中奇缘》

前一章一开始，我提到我的Y一染色体谱系可以回溯到M168的DNA多态性，除了非洲人，M168是今天所有人的祖先。M168把我和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海上移民联系在一起，再向前回溯到5万年前我们的非洲祖先。“大跃进”发生之后，欧亚大陆上立即出现了现代人，显示出古老的文化革命和现代人出非洲的大移民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继续生活在非洲的人和离开了那里的人一样，在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线粒体DNA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个时期人口迅速膨胀，考古学也证明了这一事实。Y一染色体和mtDNA数据暗示了两条迁徙的路线，一条是5万到6万年前从海上到澳大利亚的路线，那么另一条呢？

我的Y谱系中有另一些标记顺序，在开始追踪它们之前，考虑到它们在这个故事中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说明“顺序”在这里意味着什么。这里要考虑到两个因素，两者都涉及到时间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可以称其为相对时间。为了理解它，现在我们再次回到假设的普罗旺斯厨房。父母双方的“汤”都各有其配方，每个配方中都包含不同的“成分”，我们继承下来的是一个“成分”相结合的配方。“成分”也称为“标记”，它们使每个人都区别于其他人。为了找到一个配方中“成分”变化的顺序，我们要对许多不同的配方进行比较。现在，让我们来进行一次基因“烹饪”。

想像一下这里有一个国际晚餐会，每个人都要带一道他／她的国家特别的汤。在厨房的桌子上放着几打汤碗。每个人的汤在配方卜都有所区别，但肯定所有的配方最初都来自同一个人。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一点的呢？因为所有配方中都有黑斑羚这个基本成分―一种只生活在非洲的羚羊，在非洲之外的任何地方要找到黑斑羚肉是极端困难的，它是每个配方中的“地基石”。开始品尝汤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它们的另一个主要区别：有的加了黑胡椒，有的加了盐。根据这个区别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加黑胡椒类和加盐类，如果加了黑胡椒就不加盐，反之亦然。加盐类的配方里每个都还添加了许多其他成分，有的加鱼肉，有的加大麦，还有的加了我们无法辨认的材料，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盐。同样，黑胡椒类的配方也有一系列其他的添加成分―百里香、梅子、猪肉、浆果等，但这些成分改变不了它们黑胡椒类的特性。

面对形形色色的汤，面对它们的历史变化，现在我们要用“奥卡姆的剃刀”，对添加成分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假设这些添加成分的出现是有规律的，并且任何一种已添加的成分都不会被放弃或替代，那么越常用的成分出现的时间便越早。比如，从桌子上的5种汤里进行取样，我们检测到它们的配方如下：黑斑羚、芥末、黑胡椒、奶酪、牛至’黑斑羚、盐、罗甘某、花生、红辣椒黑斑羚、芥末、黑胡椒、蛤、罗勒黑斑羚、黑胡椒、蜂蟹、刺柏毒

黑斑羚、盐、百里香、欧芹、猪肉现在我们来排列这些成分出现的先后顺序。首先，我们看到所有的汤里都有黑斑羚，它意味着汤的原始配方里有黑斑羚。会不会是在过去的某个时间，不同的厨师不约而同地决定在汤里用黑斑羚呢？请不要忘记，黑斑羚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极难找到。然后我们会找出盐和黑胡椒，就像我们在上面谈到的，有的汤里有盐，有的有黑胡椒。根据“奥卡姆的剃刀”最小化数量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排列顺序：黑斑羚、盐／黑胡椒。之后，我们又在两个配方里发现了芥末，在顺序上它排在黑胡椒之后。现在，我们找出了我们祖先添加这些成分时的顺序：黑斑羚、盐／黑胡椒、芥末（在黑胡椒的谱系里），从混乱之中我们找到了顺序。

在讨论这些配方时，我们首先要确定，不同的厨师不可能在不同的地点使用同样的成分。比如，盐类的配方里不可能出现芥末。我们可以想像做汤的材料很稀有，只在家庭作坊里生产，而且只能在当地的小杂货铺才能买到，所以纳米比亚的厨师不可能找到墨西哥厨师爱用的芥末。所以，在不同的地区是不可能使用同一种成分的。

明确了这些，现在我们可以回来讨论我们基因谱系中的标记顺序了。M168是所有非非洲人的共同标记，因此在我们的基因汤里，它相当于黑斑羚，每一个非非洲人的配方里都有这个成分。然后谱系分成盐类和黑胡椒类，我们可以把M130（海上移民者的标记）想像为盐类，而M89标记相当于黑胡椒类。根据添加成分出现的顺序，我们可以推断出M130和M89大约出现于同一个时期。因为现代人在5一6万年前出现在澳大利亚，而且在非洲找不到M130，我们可以依据这个线索来设定这两个标记出现的时间：它们出现在现代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后。考古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个时间，但如果现在我们手上只有基因数据，我们能推算出它们出现的时间吗？

回答是肯定的。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推算时间的方法：绝对基因时间检测法。和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一些同位素检测方法一样，绝对基因时间检测法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在计算中要涉及的几个依据只是我们的假设。尽管如此，要算出这些标记出现的时间，这依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为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对这些配方进行研究，找出新成分出现的绝对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成分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在配方里。

正像我们上面所说的，推算绝对时间的第一个规定前提，是这些新成分的出现是有规律的，而且每个成分一经加入，便永远成为配方中的一个成分，既使你不喜欢它，你也无法把它从配方里删除。有了这两个前提，我们的推算就变得相对容易了，因为这两个前提，保证了配方的复杂性和时间的长短成正比。添加不同成分的时间越长，厨房里汤的种类就越多。因为每个成分都是被生活在过去的某个人加入的，因此它们不仅代表配方里的新成分，也代表着首次把它们加人配方的个人。这样，推算新成分出现的时间，实际上就是它所代表的厨师生活的时间。

让我们假设每10代会出现一个新的成分。要知道大多数人对父母传授的配方，会心满意足地全盘接受，大约每过10代会突然出现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为改善汤的味道他在配方里加进一种新的成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算出黑斑羚出现在多少代以前。在前面我们看到的配方里，每个都有4种其他成分，所以我们可以算出它们发展到现在经历了40代（4X10）。再假设平均25年产生新的一代，那么配方从产生到当前的时间是1000年。这样我们就得出了结论：最早使用黑斑羚的人生活在1000年前。通过这样分析这个成分的生产地，我们还可以推测出这个厨师生活在哪里。因为我们假设他只能在当地找到他使用的材料，那么在何处生活的人最有可能用黑斑羚？毫无疑问我们会首选非洲。

这样来研究汤的配方，对它们的变化方式做出合理的假设，我们会得出两个结论：确定新成分的出现顺序，算出了它们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也就是说用舌头和数学，我们回答了配方历史上“谁”“何时”“何地”的问题。真的很迷人，不是吗？用舌头可以尝出这么多内容！

从汤的味道中，我们得以窥见厨房的变迁史，基因的“味道”―我们称其为在人群中取样，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它同样能告诉我们人类的过去。通过推算相对和绝对时间，设问与时间相关的地点，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出古老基因迁徙的足迹。我们找到的“第一碗汤”，出现在地中海退潮的时候，时间大约是4万5千年前，那正是世界性的干旱发生之前，一些人被困在了地中海。

大地的“系船柱”

在前面我们看到，几百万年前，地中海曾经是非洲东北部的外延，因此直立人出现在非洲之后，很快经黎凡特进人了高加索地区。但是，在原始人类的家乡东非大裂谷和气候温和的地中海之间，横亘着辽阔的东撒哈拉沙漠。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可以验证我们用基因推算出的路线和时间。在有机体的扩散过程中，海洋、沙漠、高山等大型地貌是永远的障碍，例如澳大利亚独特的植物和动物志，正是因为永不消失的水将它同周围的世界隔绝开来而形成的。高山同样是迁徙的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理障碍仿佛“系船柱”，这些大地之上的“线索”，在我们的寻找中会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重要的提示。

因为高山和大海是迁徙的巨大障碍（至少在人类进化的领域如此），而沙漠的情况比较特殊。正像我们看到的发生在非洲的森林和草原的变化，沙漠与其他的生态系统是可以互换的。如果降雨量低于一定的水平，一夜之间就能发生沙漠化；同样如果降雨量增加，沙地会突然变成肥沃的土地。因为这一点，沙漠是“潮汐”化的生态系统，气候干燥时它们的面积会扩大，水分充足时便缩小，如同拍打着其他生态系统的海浪。这正应了英国人的一句老话：“不喜欢沙漠？没有关系，你只用等几百年。”

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是非洲的撤哈拉沙漠，提起它，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圆形沙丘、骆驼、绿洲、沙枣，还有就是热得出奇。“热”几乎就是沙漠的同义词。以撒哈拉沙漠为中心，地理学家把非洲分为两部分：撒哈拉和次撒哈拉。撒哈拉和地中海在历史上联系密切，因为这条狭长的通道，是早期人类迁徙惟一的沿海路线。遥远而神秘的次撒哈拉和法老的第六条尼罗河大瀑布相邻，这是一个宽2000公里的孤独世界，一个黄沙弥漫的炎热世界，一个在人类的迁徙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障碍”。

但是，撒哈拉并非从来如此。这里曾经相对湿润，很显然，人类曾经在这里生活过。考古发现表明，从80一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到8万年前上一个冰川时期的寒冷加速期，人类曾经生活在撒哈拉，那之后人类才从这里消失了。大约5万年前，由于北半球出现了持续几千年的气温回升期，撒哈拉的气温也有所升高。但7万年前总体的趋势是气温越来越低，在非洲，气温降低意味着干燥和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增加。得出这一结论，还因为那个时期地中海沙子的沉淀量增加，而且草原的面积越来越小。

5万年前出现的那个相对温暖和湿润的时期，正是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时候，潮湿和较充分的降雨量使撒哈拉的面积缩小，这样通向红海的大门被打开了，人类可能在那时进人了中东。他们很可能沿尼罗河而下到达地中海，然后穿过西奈半岛向东扩散，很可能再艰难地穿过了巴哈曼达布到达了阿拉伯南部。因为阿拉伯南部沿海山区的环境相对湿润，潮湿的西风自红海而来，滋养着这里的山水，对当时的人来说，它就像非洲草原一样，是个适合狩猎的地方。今天，这一地区依然有一块狭长的草原，一直延伸到沙特阿拉伯的北部城市麦地那，它与阿拉伯半岛上随处可见的荒芜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史前，这条纤细的草原很可能向南扩展，与约旦的亚喀巴湾相连，这样，就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向欧亚大陆的门。

神经生物学家威廉·卡尔文多次就气候和早期人类进化的关系作过论述，他把撒哈拉比喻为原始人类的“进化泵”。在湿润的时期，撒哈拉沙漠或者应该说沙漠上的绿洲，或是潮湿的海风能影响到的地区，仿佛是人类的摇篮。而当气候变得干燥时，撒哈拉又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沙漠，于是人们被迫远走他乡。卡尔文认为，5万年前的气候恶劣期，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离开了北部非洲，进人中东。

但是，早在石器时代开始的时候，人类便已经进人了黎凡特。很明显，4万5千年前恶化的气候，把他们困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在距今天4万到2万年之间，是撒哈拉最干燥的时期，人类的居住地完全被沙漠吞没了，现代人被困在新大陆上。

基因图谱也支持这一观点，并且为我们的发现之旅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在进入欧亚大陆的旅程中，继M168标记之后，立即出现了M89标记，用绝对基因检测法来推算，他出现在4万年前。由于在计算中的假设可能引起误差，特别是对新变异的发生速率的假设，因此他出现的时间在5万到3万年前的范围里，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的上半段，即4万5千年到5千年前。因为目前M89标记将两个地区的人群联系在一起，一个是非洲东北部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人群，另一个是黎凡特的。欧亚大陆的标记在非洲东北部出现的频率很低，这很可能是因为携带M89标记的人群离开后，撒哈拉的大门在他们身后永远关上了，而欧亚的标记是在M89的谱系中出现的。如果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后期，非洲和黎凡特始终连接在一起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平均化的标记分布。也就是说，携带M89的人群―我们称它为中东标记，他们的迁徙是旧石器时代后期非洲次撒哈拉和欧亚大陆之间最后的一次人群流动。从那之后，世界被分成了非洲和欧亚两部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了几万年。

M89同时存在于非洲东北部和中东的人群，在黎凡特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能告诉我们欧亚大陆上的定居者是否全部沿南部的海岸线从非洲而来的。在非洲找不到M130标记，这意味着这个海上标记是在M168向澳大利亚进发的途中出现的。反过来，在澳大利亚和东南亚也找不到M89，但是它们在非洲东北部出现的频率较高，这暗示M89比M130出现的时间晚，它们出现在留在非洲的人群中―他们没有加入进军澳大利亚的海上冒险。现在的问题是，出非洲和留在非洲的人，这两群人谁先到达了中东？考古证据显示，现代人大约4万5千年前从某地来到了黎凡特。在这一时期，距离黎凡特最近的地区就是非洲东北部，而且关键是我们在黎凡特找到了同样的基因标记。因此基因和考古发现都告诉我们，这次迁徙是从非洲到中东。因此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移民来到了黎凡特，通向欧亚大陆心脏的大门这时是打开的。那是一条延绵的“草原公路”，从亚喀巴湾一直延伸到伊朗北部，然后抵达中亚和西伯利亚。越过撒哈拉的篱笆，他们在欧亚大陆上一点点向深处推移，他们具有充分发展的智力。沿着“草原公路”这条陆地上的“海上高速公路”，他们开始了对这块大陆的征服之旅。最终他们占领了这块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次，他们的食物资源是丰富的，“草原公路”上生活着大量的食草动物，特别是羚羊和牛科类（奶牛的祖先），因此他们过着富足的生活。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他们逐渐向北、向西扩展，有的可能进人了巴尔干半岛―这是现代人首次到达欧洲，但人数不会很多，因为草原地区的生活更容易，而且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对那一时期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必要冒险进入陌生的遍布高山和森林的巴尔干半岛，基因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极少数欧洲人在寻根时能回溯到4万5干年前的黎凡特，M89这个典型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出现在黎凡特的标记，在西欧出现的频率很低。这可能是那些最早进人巴尔干的少量的人留下的信号，但他们没有沿着巴尔干继续向西，也没有把他们在那里创造的短暂文化保持下去。现代人真正进入欧洲，要等到下一次出非洲的移民浪潮，人类才会完全占领欧洲，使莫斯特文化（尼安德特人的文化）永远消失在地下。

东进

旧石器时代后期，大部分人开始向东方迁徙。早期人类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延绵的草原带一直伸展到欧亚大陆，像一条满是食物的道路。人们很可能是在狩猎活动中，随着动物群越走越远。这个时期，在M89的谱系里出现了另一个标记，它被命名为Mg。Mg的后代，一个大约于4万年前出生在伊朗平原或亚洲中南部的男人，带领他的部落在随后的3万年里，一直走到了世界的最远端。我们把携带Mg的人们称为欧亚部落。

草原狩猎者们带着他们的欧亚谱系逐渐向东走，一点一点走向大陆的深处，这时他们遇到了行程中最大的“系船柱”，这就是形成中南亚高地的大山脉：从西向东是兴都库什山，从西北到东南是喜玛拉雅山，从西南到东北是天山。三座山脉相会于现在塔吉克斯坦的“帕米尔结”，仿佛巨轮上的轮辐，它们在这里“系”在一起。

首次见到它们时，当时的人们一定惊呆了。尽管在伊朗西部他们曾遇到了扎格罗斯山脉，但它并非不可战胜，利用那里众多的山谷和出口，他们成功地越过了那个障碍。实际上，扎格罗斯山脉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一个狩猎场，因为他们追踪的动物群，会来到那里地势较高的草原上过夏天，冬天又回到环绕在四周的平原上过冬。中亚的高山上生活着不同种类的动物，每座山脉都有5000米以上的山峰（天山和喜玛拉雅山的山峰超过了7000米）,那些令人望而生畏、高海拔的“屋脊”仿佛是永远不可逾越的障碍。不要忘记，那时整个世界正被上一个冰川时期紧扼着“喉咙”，气温比现在要低得多。因为这些高山的阻挡，那群移民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向北面的兴都库什山走，另一部分向南，走进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次大陆。对这些我们从何而知？答案是Y一染色体。

向北朝中亚走的这群人，他们的欧亚谱系中有额外的变异，下面我们会讲到这些变异。而向南走的人们，他们的Y一染色体中有一个独立的被称为M20的变异。在印度之外，这个变异的出现频率低得可以忽略不记，在中东的人群中可能有1％一2％。但是在印度南部有5叽的男人携带着这个变异，这意味着它是最早的印度人的标记，是独特的印度谱系的“地基”。我们把最早到达印度的这些移民称为印度部落。大约3万年前，印度部落的祖先来到了印度南部，他们将要和已经生活在那里的海上移民相遇。从基因图谱看，当时发生的情形是，这两个人群没有任何相互融合的愿望。在第4章中我们看到，线粒体DNA可以为海上移民的细节提供详细证据，而Y一染色体是随后开始于非洲北部的迁徙证据。想一想我们前面讲过的旧石器时代发生在非洲的部落冲突故事，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新来的侵略者留下了海上移民部落的女人，男人很可能遭到屠杀或驱逐，或者被剥夺了生育的机会，其结果是印度人中有mtDNA的M谱系，但海上移民的Y一染色体非常罕见。今天，海上移民的标记在印度南部出现的频率是5%，越向北它的频率越低，这意味着海上移民的人口数量被最小化，至少是男性。比照这两类数据，我们可以分辨出最早的印度人的特征，它也暗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发展。对此，我们会在第8章中进行讨论。

大量的移民进入印度，当然，另一部分沿着兴都库什山向北走去，走向中亚的心脏。与兴都库什山相比，天山是更大的阻碍，它阻挡旧石器时代的猎手们进入中国的西北。大约就在那个时期，欧亚谱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异，它被称为M45，它将帮助我们追踪以后非常重要的两次移民。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我们推算出M45变异大约在3万5千年前出现在中亚。今天，M45只能在中亚人中找到，当然，也包括那些祖先生活在中亚的人们，因此，它形成了中亚部落。中亚部落的后代只是零星地出现在中东和东亚，在印度某些地区出现的频率也较高，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部落的一些人后来迁徙到了印度。中亚部落Y一染色体谱系最深的分叉，即这个部落的祖先在中亚被找到。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可以准确地找到中亚的“亚当”。我们曾经用同样的方法，在闪族布希曼人的影子里分辨出了非洲“亚当”的身影。M45谱系最深的分叉在今天的中亚，因此M45只能最早出现在中亚。

中亚部落最早的后代没有大范围地扩散开，这意味着这个部落的生活地区相对隔绝于其他人生活的地区。由于兴都库什山的阻碍，向印度迁徙是困难的，但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这些人与生活在中东的人没有联系，既然欧亚部落能从中东进人中亚，那么中亚部落为什么不能沿着同样的路线去中东呢？原因很可能在于另一根“系船柱”。当中亚部落的祖先第一次进人这块大陆的心脏地带时，他们可能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但几千年后，障碍出现了。

今天，伊朗中部的达什特坎维和达什特鲁沙漠，仿佛是一片烧焦了的荒原，极少量的人口生活在这块贫膺的土地上。他们以农业为生，他们有一种独特的有几千年历史的灌溉方法，叫甘那特，即把数里长的灌溉管道完全埋在地下。炎热的白天，在亚兹德等城市里，人们会待在地下室里，那里安装着用以降温的通风管道，它发出的鬼怪般的噪音在几里以外都能听到。如果没有与这种恶劣的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要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至少今天看来，在这里是无法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同样，中亚的卡拉库和肯兹库沙漠也是荒凉之地，除了极少数游牧的人，没有任何人生活在那里。

但是，有两条绵延的草原带穿过伊朗中部的沙漠：一条在沙漠以北靠近里海，另一条向南靠近阿拉伯湾。大约4万年前，当时的气候就像患了中度的精神分裂症，很有可能当空气中的水分含量与今天相似甚至高于今天时，伊朗的沙漠和草原在一段时间内融合在了一起，而且由于风向的改变，来自阿拉伯海的潮湿的风也促进了两者的融合。在那个相对湿润的短暂时期，人类会比较容易穿过伊朗高原而进人中亚。今天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切，是因为这些迁徙者把旅程中基因的足迹留给了他们的后代。沿着这些足迹我们从黎凡特来到了中亚。

大约距今4一2万年之间，冰月I时期的温度降到了极限，降低的幅度极大，地面难以蒸发湿气，冰川不断扩展。它引起的后果是，一个新的“系船柱”出现在我们的旅程中。欧亚大陆上的人群被分成了北方人、南方人和西方人，他们全部面临着冰月l时代最寒冷阶段的严峻考验。生活在印度和黎凡特的人群可以依靠海的资源，大海可以缓解下降的气温和干燥的空气。但是，对那些陷在兴都库什山北部的人群来说，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适应欧亚草原上越来越严酷的生活，要么死亡。这些早期的中亚人有些可能转移到了相对温暖的靠近南部的地区，有些向后退，在兴都库什山山脚住了下来。溶化的冰川自山顶流下，成为他们的水源，山上生活的动物也足以保证他们的生存。但大部分人跟随迁徙的动物群继续向北，这就像是风暴来了，他们不是选择躲避，而是迎着它前行。那是在大约4万年前，他们很可能是最早到达西伯利亚的人类。带着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工具，他们来到了阿尔泰山。这里的环境，和他们祖先生活的非洲有天壤之别，冬天的温度会在一40℃以下。为了活下去，他们的生活只有两个内容：狩猎和取暖。但是这里值得他们坚持下去，因为这里有丰富的动物资源。

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到，根据伯格曼法则，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动物的一个特征是体型较大。相对于它们的体积，它们的体表面积较小。而热量是通过体表面散发出的热量相应地减少，与体型小的动物相比，它们具有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优势。撇精必须不停地吃东西才能维持它们旺盛的新陈代谢，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身体幼小，很难保持体内的热量。因此，这事实上是自然的选择，寒冷选择了代谢率低的大型动物（因为寒冷地区的食物资源没有温暖地区丰富）。这就是为什么大自然会创造出像猛玛象这样的动物，不过硕大、笨重的动物一般不是很聪明。

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第一次在南西伯利亚或中亚遇到猛码象时，他们很可能很害怕。对这些完美的猎手来说，他们传统的猎物是他们的身体的2倍或3倍，而猛玛象差不多有一辆小公共汽车那么大，长着令人恐惧的撩牙和又厚又长的毛。他们观察着这个奇怪的巨型怪物，很快发现它的巨大身体使它的行动缓慢而笨重，如果用适当的方法、适当的工具，捕杀它们是有可能的。一旦成功地杀死一只猛玛象，部落几个星期都不会挨饿，因此，它值得人们费上一番功夫。

另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们并不猎杀猛玛象，只是觅食它们的尸体。根据在非洲出土的那一时期遗迹中的动物化石，人类学家路易斯·比福德认为，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的食谱中，动物的死尸是其中的一部分。究竟早期的人类以狩猎为主，还是以寻食动物尸体为主，对此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因为在现代的一些狩猎采集部落里，存在着寻食动物死尸的现象，因此很有可能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存在。因为猛码象的巨大体型，它们很可能是早期欧亚人的主要寻食目标。

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欧亚大陆无疑是一所残忍的学校。他们之所以生存了下来，关键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说明为什么在“大跃进”发生之后，人类才开始到达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大草原上生活的时候，现代人已经拥有了很专业的工具，包括骨针，他们用它把动物皮缝成保暖的衣服。衣服能帮助他们抵御严寒，也能让他们更自由地活动，在更大的范围内猎杀猛玛象和驯鹿。衣服成为他们能随身携带的“庇护所”，使他们有能力离开洞穴的“庇护所”，走进解冻的大草原或冻土地带。他们不断地前移，而新的地区没有纹理细密的石头，那些石头是他们制造武器的材料，因此，他们不得不制造细石器’、尖石子（比如箭头等），把它们装在木头做的把手上，当作他们的新武器。

因为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们能够在环境恶劣的欧亚北部大草原上顽强地生存下来。再一次，思想体现出了力量。要生存不去，就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资源，无论有多么大的障碍，他们也必须向前走。草原就像一个上了锁的肉柜一样。为了生存，他们走进了更寒冷的地区，并永远离开了中亚，这条大草原公路带着他们走向欧亚大陆的最远端。当他们完全适应了严酷的环境时，一个新世界为他们敞开了大门。

筷子

最早的西伯利亚人的基因，来自两个部落谱系，一个是中亚部落，一个是欧亚部落。虽然我们用M45标记推测出了早期中亚大草原上的猎手们的迁徙，但当时当地生活的许多男人的Y一染色体可能没有M45标记，他们很可能有欧亚MgY一染色体。这是因为，一个新出现的标记，不会立即达到被取代的标记曾占有的比率，比如古老的Mg谱系。我们研究所有Y一染色体标记，都在过去的某个点起源于一个男人，所以，在他所在人群的男人总数量中，它最初的速率是1，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基因漂移的作用―基因速率的无序变化是所有人群的特征，它变得越来越普遍。所以，最早来到南西伯利亚的人群中，有些人携带着中亚人的M45标记，有些携带着更古老的欧亚Mg标记。

随着一些欧亚人沿兴都库什山进人印度，欧亚部落的另一些人沿着天山的方向，向东、向北迁徙，其中有些人很可能通过“准噶尔裂谷”（成吉思汗正是由此入侵中亚的），进入了现在的中国。大部分移民很有可能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我们现在有幸能知道这一切，是因为这些移民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MI75，这个标记只能在东亚找到，在西亚和欧洲完全没有。

今天，出现在欧亚M9谱系的M175标记，在韩国的比率高达30%。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它出现在大约3万5千年前，与朝鲜、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时间相一致。另外还有几个标记也可以追溯到M175(特别是M122,它将在第8章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今天的东亚，这些有“亲戚关系”的Y一染色体谱系的比率为60%-'90%。在前面，我们把含有共同成分的汤放在一起比较，同样的道理，今天生活在兴都库什山和喜玛拉雅山以东的大部分亚洲男人，他们的“配方”里都有M175标记，是它形成了东亚部落。

现代人到达东亚时，他们发现这里生活着他们的远亲直立人，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大约100万年了。杜皮斯所发现的“缺环”在这里也有发现，即“北京人”。但一个令人不解的谜，是在这里没有发现10万年历史的人类化石，在直立人和4万年前到达东亚的现代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断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断层，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很可能和气候的变化有关。比如在周口店发现了大量直立人化石，它在中国的北方，离北京很近，即使在今天，那个地区在冬天依然很冷。大约在zs万年前到15万年前，由于上上个冰川期的作用，中国北部的气候比现在要严酷得多。在周口店没有发现晚于25万年前的化石，说明这一猜测是合理的，那些直立人很有可能被极度的严寒赶走了，或者灭绝了。

我们知道，大约100万年里，生活在东亚的直立人没有发生过明显的变化，这也是自然环境稳定的结果。与其他的原始人类相隔较远的距离以及保持相对稳定的气候，使直立人以相对固定的方式生活着，而不是被迫采取变化。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直立人产生了“大跃进”。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提出了“地区连续性”的进化模式，否认东亚的智人起源于非洲，认为他们是由当地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但从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而且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移民到东亚的现代人和直立人之间，没有出现过交融的现象—如果有，他们生活在4万年前的后代不可能逃过考古学家的眼睛。近年，中国遗传学家金力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在东亚各个地区对i万2千名男性进行了取样，结果表明他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因为每个人的Y一染色体中都有M168标记。对寻找东亚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证据的科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一结果，至少对男性谱系，完全否定了地区进化的理论。而且东亚的线粒体DNA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几千份取样，结果全部显示他们的祖先在非洲。总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直立人在现代东亚人的基因中留下了痕迹，而且大量的证据表明，杜波斯的“人猿”走人了进化的死胡同，他们完全被现代人替代了。如果我们的故事就此结束，那么它会是一个简单朴实的故事。但事实上，生活从来就没有简单过。在一些东亚的人群中，海上移民的谱系出现的频率很高，我们必须再一次面对复杂的状况。在蒙古，海上移民谱系出现的频率是50%，在亚洲东北部，这一谱系的存在也很普遍。究竟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谜底很有可能是早期迁徙到东南亚的海上移民，在几千年内逐渐向内陆迁徙，南部的M130染色体比北部的古老，也证明了这一推测的可能性。很可能在3万5千年前，海上移民遇到了欧亚部落的后代，东亚人口中同时存在的欧亚谱系和海上移民谱系，证明他们之间发生过较大范围的部落融合。从基因图谱中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像一双“钳子”或“筷子”，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来到东亚定居。欧亚部落走的是北方路线，他们很可能在3万5千年前由南西伯利亚的大草原进人东亚，而走南方路线的海上移民部落，他们迁徙的时间比欧亚部落要早，约在5万年前。今天东亚存在的谱系证明了古老的南一北区别。路卡·卡瓦利一斯福扎曾和中国同行合作，对东亚人数十个非Y一染色体多态性进行了检测，他们发现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之中，比如北方的汉族人和南方的汉族人，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多地是地理上的，而不是民族上的。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部落的后代，几万年前两个部落从不同方向进人中国。今天，中国人南北谱系的差异依然清晰可见。

就这样，我们的中东部落来到了这块大陆的最东边，在旅途中出现的新的标记，形成了广泛分布的欧亚部落、印度部落和中亚部落。和今天一样，中亚的山脉在4万年前的迁徙中是一大障碍，它们对当时的迁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代人进人东亚的艰难历程表明，现代人要进入欧洲还要绕更大的圈子。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现代欧洲人的配方里，含有众多的成分证明他们是中东部落的直系后代。下面，我们就开始追踪最早的欧洲人。

第07章 石中之血 Blood from a Stone

莱翁放出鸟，让它们去刺穿黎明的墙。有一只鸟啄开了一个洞，因此太阳的光第一次照封在大地上。在清晨的光芒里，他在地面上撒下海豹的骨头，这些骨头就现出人的形状：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

―楚科奇人“创世神话”

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时，我和我以后的妻子住在旧金山，我们每天往来于旧金山和斯坦福。选择每天长途跋涉，是因为我们愿意住在城市，这里充满了形形色色流动的人群。我们住在瑞特蒙德区，那儿生活着大量的俄罗斯移民，莱特街上中国商店鳞次栉比。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为了打发时间，我总是一路听着广播。1997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当时我正行驶在25号公路上，当我听到播报的一条新闻时，差点和迎面开来的一辆巴士撞在一起。我在路边把车停下来，一字一句地听完了那条新闻。

那条新闻报道的是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慕尼黑大学的史旺特·帕博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刚刚发表了第一个尼安德特人DNA排列顺序！这项成果无异于人类学研究中的“圣杯”，通过它，我们便能够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以回答那个最古老、也最有争议的问题：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是尼安德特人，还是某个入侵而来并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的部落？

尼安德特人的化石是1856年在尼安德谷中被发现的，是最早被发现的原始人类的祖先。尽管人们最初只是勉强接受了人类进化的理论，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多数人开始相信尼安德特人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因研究，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假如线粒体DNA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非洲的共同祖先，那么出现于2万5千年前的欧洲人怎么会是由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来的呢？对此人类学家们一直在激烈地争论，如密歇根大学的迈尔福特·伍博夫坚持认为DNA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欧洲人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尼安德特人的血。

在第2章中我们看到，从正在生活的人群之中进行取样、收集数据以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推测，这种研究方法惟一的问题，是在研究中需要应用一些理论，以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DNA的顺序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理论，尽管有一代一代人的基因积累和进化现象的支持，但理论毕竟只是理论，我们永远不能让时间倒流，返回到过去以验证这些推断是否完全是真实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研究早已逝去的祖先的DNA吗？

史旺特·帕博是远古DNA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和他的伯克利、慕尼黑的同事们（包括因线粒体“夏娃”的研究获得声望的阿兰·威尔逊）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卓越的探索。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检测远古遗骸的DNA使时间倒流―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他们尝试建立一部DNA的时间机器，通过它找到我们的直系祖先。一开始研究者只是检测埃及木乃伊的DNA，很快，人们开始尝试检测几百万年前的化石。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侏罗纪公园》正是在这个领域里的过分想像―从唬拍中的吸血昆虫体内都能提取出完美无缺的恐龙DNA!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地提取出几千万年前的DNA，但如果现代DNA对样本的污染程度很低，有时从年代较近的样品中，比如一些在几万年里得到相对完美地保存的样品中提取DNA也是可能的，如冰冻的猛玛象的尸体、在高山、沙漠中发现的木乃伊等。即便如此，这一研究也只局限于线粒体DNA。进行这种研究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生命的死亡，分子也随之分解，一个细胞分解为大量的细胞，就像俄罗斯轮盘赌一样。在时间的流逝中有一个细胞依然会存活下来，由此可以想像从这样的分子中提取DNA有多么困难。但是，当那个从某个片断中成功提取出的DNA，开始真实地用第一人称向我们讲述古老的故事时，所有艰辛的工作都是值得的。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帕博和他的慕尼黑小组就如何选择和提取DNA建立了一套可信赖的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议的专家。慕尼黑小组的成就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差点在旧金山开车与巴士相撞。他们选择的样品是最早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骨头，在慕尼黑小组抚摸它们之前，这些尼安德特人的骨头在波恩的博物馆陈放了近140年。帕博抓住了机会，他的研究生迈撒斯·克林斯的博士论文含有关于DNA分析方面的内容。在一年多冗长乏味的时间里，克林斯在对错之间反复摸索着，最后他终于提取到了足够的线粒体DNA，可以组成一个105基对的顺序。当他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时，他所看到的景象是非同寻常的。克林斯这样写下他眼中4万年前的DNA:我心里知道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当我看到一个时，我能够认出它的替补（DN八顺序变化）。凝视着第一个出现的顺序，我感到奋背阵阵发凉。在一个区域里有8个替补，而大多数区域通常有3一4个。“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排列。”我，召想。

从一个单独的骨碎片中提取成分，经过艰辛的复制，又在不同大陆的实验室对结果进行了验证（确保试验结果不是慕尼黑实验室里的污染物引起的），最后，克林斯确定他得出的排列顺序是真实可靠的。通过多次重复这一程序，他最终从化石中得到了327基对的线粒体DNA顺序，足以在统计学上就进化演变做出意义重大的评估。得出的顺序很显然与现代人的线粒体DNA不同，而且也不同于猿类的，但表明它来自一个50万年前与现代人拥有共同祖先的原始人。这个时间，与研究原始人群迁徙的古人类学家所预设的时间相一致，它证明了尼安德特人不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而且尼安德特人随后被“智人”取代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之间发生了融合。从世界各地的人群中得出的线粒体的排列顺序，没有一个与克林斯得出的顺序相联系，在人类所有发现的基因变异中，没有一个能够上溯到尼安德特人，因此他们不可能是欧洲人的直系祖先。在欧洲其他两地，也对尼安德特人的化石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个结论，表明尼安德特人彼此常是近亲，但与现代人的血源关系非常遥远。基因数据中得出的结果是无可争议的，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在非洲。

在前面，我们谈到了对1万2千个亚洲人Y一染色体的研究，现在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终于可以为多元起源学说盖棺定论了。很清楚，在过去的5万年间，走出了非洲的现代人取代了我们的原始远亲。尽管依然有少数人类学家坚持人类进化的多元起源论，但他们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证据。现代分子生物学最终将卡尔顿·库恩的幽灵埋进了历史深处。现在，你可能正在想是谁代替了尼安德特人。

第08章 文化之重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世界被创造出来，诞生了神，他们各司其职，从事各种劳动。不久，他们开始抱怨繁重的工作，商量要找到解决的办法。有一天，女神尼玛决定用陶土创造人，她让恩凯和宁玛去做这件事。他们俩喝醉了，开始胡闹，一个创造生命，另一个为他们命名、规定他们的工作。其中三个有难看的生殖器，他们成了神职人员。还有一个无法独自生存，他不能站，不会吃，只能坐在尼玛的腿上，这就是第一个人类的婴儿。

―闪族人“创世纪”

夏威夷群岛坐落在太平洋上，北美大陆是离这里最近的陆地，距离大约3200公里。它是美国的一个主要旅游景地，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漫步在这里的海滩上。从加利福尼亚而来的直航班机、价格昂贵的旅馆和檀香山的便利交通，把它和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从地理位置上，它被汹涌的大海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里。今天，夏威夷土著人在他们的家乡已经变为少数民族，他们代表了一段历史，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他们曾经是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人群之一。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一样，很显然他们最初是从其他地区来到夏威夷的，因为这里没有其他的灵长类动物。看上去，乘船航行来到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甚至产生这样的念头都荒诞之极，但是，正像5一6万年前那次最终到达了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程一样，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航程肯定是发生了。

1778年，当库克船长到达考艾岛时，他没有意识到岛上的夏威夷人是在某个时间乘船航海来到这里定居的。当时，他乘“决心”号在进行为期4年的海上探险，在北太平洋上寻找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西北部的通道。为纪念他的赞助人桑德威治的艾尔，库克将这个群岛命名为桑德威治群岛。库克注意到，夏威夷土著人依然停留在“石器时代”，他们不懂得从冶炼黄金中获得利益，不懂得金钱的价值，也没有书面语言。初次遇到他们时，他们对“决心”号上的装备充满了猜忌和好奇，因此他猜测他们从未乘船在海上航行过。从他们原始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可以想像，为了到达他们生息的岛屿，夏威夷人一定经历了一个史诗般的海上历程。大海上的夏威夷人并不是孤独的，距他们东南部3500公里，他们最近的邻居生活在马克萨斯群岛上，再航行1500公里，是他们生活在社会岛上的远邻，三座群岛都位于太平洋。我们可以想像，早期的人们从一座岛到另一座，像“分级跳”一样一步步接近夏威夷，除了许多小的落脚点外，他们还要经过两条长途海上路线，才能最终到达夏威夷。很显然，他们来到夏威夷不是因为意外的事故，占领了夏威夷的玻利尼西亚的水手们是一群伟大的航海家，他们没有指南针和罗盘来分辨经度，但他们能够在太平洋荒凉的岛屿之间一路航行。根据在玻利尼西亚出土的文物，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很早便具有伟大的航海技能，而且这些航海家在4000年前开始了海上冒险。是什么促使他们向太平洋这个未知的茫茫世界进发呢？最早在5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的现代人证明，人类早就拥有越过海洋的能力，那么为什么直到如此晚的时间，他们才来到了玻利尼西亚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再次回到欧亚大陆，去找到线索解开玻利尼西亚人之谜。

第09章 大爆炸 The Final Big Bang

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历史，你就知道你从哪里来。

―巴布·马利《野牛水手》

几年前，电视台邀请我去做基因分析节目，想通过基因数据，向观众介绍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理论。一开始我有些犹豫，因为那样做会把私人的基因J清况展现在全体电视观众面前。但制片人和样品捐赠者打消了我的顾虑，我开始参加制作这个节目。4个生活在伦敦的男性志愿提供了Y一染色体，我一一分析了我们在前面遇到过的标记，像M168、M130等等。当节目快结束时，其中的一个Y一染色体数据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这4个人中，爱尔兰／苏格兰裔的Y一染色体中有M173标记，这是在西欧和北欧出现频率最高的谱系；日本男人有M122标记，在日本20％左右的男性有这个标记；巴基斯坦人有M89标记，这是存在于中东和中亚的谱系。但是，最后一个男人的基因图谱令人惊异。他是一个加勒比海的黑人，他的基因应该与非洲南部的祖鲁人相联系，但是他的DNA却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

这个加勒比海黑人有M173标记！而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欧洲谱系。在数百个次撒哈拉本土非洲人提供的样品里，从来没有发现过M173标记，一个明显的疑问是，这个男人的基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常的结果？除Y之外，他拥有的其他标记显示他属于非洲谱系，包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次在祖鲁人中检测到的标记。很显然，他的Y在讲述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这个故事引出了我们这一章的主题。

这个加勒比黑人之所以有欧洲的Y一染色体标记，原因是过去的某个时间，他的某一个男性祖先的父亲是欧洲人，这个标记展现了他的家族的辛酸历史，很可能在奴隶制度存在的时代，他的祖先是生活在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很显然，了解近代历史是解读他的基因故事的关键。当我们知道这些背景之后，就会明白他的Y一染色体所表达的全部内涵，看到他的家族复杂的谱系树。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吗？当然不是。在非洲裔美国人中，300/0有欧洲的Y一染色体谱系，奴隶贸易在这些人的DNA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但是，并不是只有非洲裔美国人才有混血的祖先，在过去的500年里，在殖民统治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人类变得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具移动性。今天，那些最早的欧亚人后代在这个星球上来往穿梭的速度，只会让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瞳目结舌。“移动革命”是人类进化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爆炸，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全球化。商人和政客们对“地球村”里的文化和经济秩序争论不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最后的大爆炸对基因所产生的影响。

艺术气质

1922年，两个法国少年不顾教区牧师的忠告，又一次走进卡伯瑞兹的一个山洞（从图卢兹向东北方向驱车两个小时）。1920年，牧师曾带着他们进人了这个洞，这一次他们打算把它走遍。他们发现这里的一切非同凡响，里面的壁画向他们展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这个山洞后来被命名为派许摩尔洞，被法国古洞窟艺术专家安博·哈瑞·勃鲁威尔赞誉为那个地区的“西斯廷教堂”。勃鲁威尔对法国的十几个山洞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揭示了3万年前的丰富的艺术传统，并以独特的笔触描述了旧石器时代欧洲人的内心世界。这个山洞壁画中的形象，与欧洲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的一样，虽然很抽象，但表达了明确的概念。乔万特山洞壁画经推测距今有3万2千年的历史，它是法国境内最古老的艺术。最近，在靠近意大利北部维罗纳的弗曼尼山洞发现的壁画，距今约有3万5千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壁画。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复杂主题和创作能力，与此前在欧洲的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仿佛是最早的欧洲人留给我们的时间舱。这些真实的特写，尘封在不为人知的山洞深处，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它们才渐渐被人发现，从黑暗中浮现出来。

这些居住在山洞中的欧洲人是天才的艺术家，他们的文化与尼安德特人的显然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切标志着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欧洲的开始，预示着现代人将在这块土地上发展壮大。面对他们遗留的不同工具，从这些充满艺术性的创造物中，我们能够依稀看到工具制造者的内心世界，他们想像的力量。但是派许摩尔、乔万特、弗曼尼山洞壁画的作者们，这些最早的欧洲艺术家是西欧人的祖先吗？为什么他们在3万5千年前突然出现在这个地区？我们仍然要从基因数据中解开这个谜题。

在前面我们看到，当时中东在地理位置上与欧洲最接近，但中东部落的基因在现代欧洲人的基因中留下的印记十分有限。M89形成的Y一染色体谱系，4万5千年前是中东的主要谱系，但它在西欧的分布并不普遍。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从中东进人欧洲看起来是如此容易，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过了大约1万年后，现代人才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决定人侵西欧呢？要解开这个谜，回答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欧洲人从何而来，我们需要检测西欧人的基因标记，找出它们什么时候出现以及来自哪一支欧亚谱系。在第5章一开始，我说过我的Y一染色体来自于M173，很显然这一标记并非独我所有，事实上，在整个西欧它出现的频率很高。有趣的是，在西班牙和爱尔兰，也就是说在最西部，它出现的频率最高，在男性人口中超过90％。因此，M173是西欧的主要标记，大多数男人属于这个谱系。这样高的频率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大多数的西欧男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第二，这个谱系的兴起意味着另一个的消失。

寻找

确定了现代西欧人可以回溯到一个共同祖先，现在人们自然会问这样的问题：他生活在什么时候。现在我们又要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了。如果我们检测M173的Y一染色体的基因变异，即它的多态性，我们就能推断出M173出现的时间。但是，如果所有的染色体都是M173谱系的，我们如何来研究变化呢？它们不是全都一样吗？

很幸运，它们不是。尽管我们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很近，共同拥有M173标记，但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标记来区分彼此。与我们所研究的构成Y一染色体谱系的标记不同，这些标记在基因密码中不发生单字母变化，而且，它们之所以出现，就像是我们体内生物化学的演讲机器变得结巴了一样。当我们的DNA进行复制时，双螺旋链的分子拆开，被称为聚合酶的微型机器为把补充“副本”聚合进来艰苦地工作着。我们知道，对DNA双螺旋链的分子结构，如果我们知道了一条螺旋链上的排列，我们便会自然知道另一条上的：A永远与T配对，C永远与G配对。对99％以上的基因组来说，这一过程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差错，每个字母都在独特的规则下出现，我们很容易找出配对的方式。但是在我们的基因组中，有一个小片断却是个例外，它由一前一后的字母重复组成―在DNA链上的一个区域，同样顺序的片断被重复几次，结果会出现几组字母，比如CACACACACA．??…会有3、4个或者更多的重复的字母。可以想像，当我们的聚合酶遇到这部分基因组时，会被弄糊涂了。如果有十几个甚至更多的重复，规律被打乱了，你怎么确定你在排列顺序中的位置呢？因此，如果在可被识别的范围内（约每1加0个出现1次），聚合酶在聚集补充链时会产生一个错误―会加上或减去一个重复。如果原始链有12个重复，那么复制出的“版本”上会有11个或13个，是加一个还是减一个完全是巧合，路卡·卡瓦利一斯福扎把这一过程称为“基因口吃”。

一千个中出现一次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别忘了我们所讨论的是DNA的复制。如果聚合酶以这样的速率制造单字母复制错误，结果会是在DNA的每一次复制中，都会出现超过100万个的错误（或变异）。因为基因复制是在产生下一代时出现的，这么大数量的变异，意味着每个出生的婴儿都会携带着100万个以上的新变异。生物学对此的态度是完全悲观的，因为如果这是真实发生的情景，如果这样的婴儿得以出生的话，他也会死于可怕的遗传疾病。因此，新变异出现的速率实际上要低得多，很可能是以每20或30代为基数，比重复区域出现变异的次数少10万倍，这意味着新的变异是出现在“常规”的排列中，而不是在“口吃”的那个区域。在进化的高速公路上，重复加速了多样性的出现。

这些新的变异不会影响一个婴儿的健康，因为重复通常出现在与健康无关的基因组的区域，这为我们研究多样性提供了绝佳的工具。当我们要从单字母变异少的（如M173的Y一染色体）区域来找到有关谱系变化的答案时，这些少量的重复就极有价值，我们把它们称为“微卫星位点”，通过它们可以推算出绝对时间，以验证我们推算出的人类迁徙的假设时间是否准确。变异的速率是基本不变的，因此从变异的数量中我们可以推算出产生它们经过了多长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算出Y一染色体的年龄。

检测M173的Y一染色体上的几个“微卫星位点”，从变异的数量中，我们推算出它出现的时间大约在3万年前。当然，用这种方法推算出的时间有一个波动的范围，但M173最有可能出现在3万年前。这意味着大多数西欧人的共同祖先大约3万年前来到了西欧，这个时间与现代人离开非洲的时间相一致，它再次证明尼安德特人不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

有意思的是，大约就在这一时期，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欧洲开始了，而尼安德特人也消失在这个时期。3万8千年前奴隶阶级的出现是现代性的最早发端，因此3千年后即距今3万5千年，现代人带着他们先进的工具箱，无情地开始了对全欧洲的统治，其标志是奥里格纳西石器产业的出现。到距今3万年的时候，尼安德特人已接近灭绝，或者被迫生活在像西班牙拉法热亚那样与世隔绝的地区。又过了5千年，他们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基因数据、考古学上的时间以及大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均表明人侵而来的部落完全取代了尼安德特人。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这些远亲进行了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三代同堂

关于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其中的一种比较有说服力，而且有考古发现和基因数据作为证据，那就是他们的灭绝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全面占领了欧洲。但事实上，几乎找不到发生过种族屠杀的具体证据，在法国和西班牙都没有发现史前战场的遗迹，而且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也没有大量被屠杀的迹象。当然，也许考古学还没有发现尼安德特人的“滑铁卢”，但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种族间发生大冲突的证据。很有可能，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的不是我们的祖先，而是自然选择法。

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一个突出变化是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变化开始于在东非草原上的集体狩猎。由于他们拥有较先进的工具，懂得如何集体协作，作为现代人社会行为的狩猎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尼安德特人。从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上也能发现这一点，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大部分在生前发生过骨折。大量的伤者使整个部落的生存能力下降，现代人已经会使用工具和头脑达到目的，而尼安德特人所倚重的只有肉体的力量。因为体力负荷过大，尼安德特人的寿命不长，大多数人的寿命只有30多岁，只有极少数能活到50岁。

另外，尼安德特人的社会结构非常分散，他们分成许多小的部落，每个部落相对独立，并且都有自己制造工具的方法。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不同的尼安德特部落使用不同的语言，这进一步加剧了部落间的分离状态。不论这是否真实，这种分散的结构很可能是尼安德特人适应冰川时期北欧寒冷气候的结果。因为彼此分散，他们可以在较广阔的范围里寻找食物资源，获得食物的机会更多，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形成了分散的社会结构。

人类学家伊斯拉·舒伯特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在当时的情况下，出生率下降1％或死亡率增加l%，用1千年的时间就会导致尼安德特人灭绝。由于迁徙而来的人群在食物获取上的高效率，尼安德特人能得到的食物资源越来越少，他们生活的区域也越来越小，很难获得足以维持生存的食物。最终，他们的人数不断减少，很多人开始很难找到配偶。诚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但是这一推测在时间上与旧石器时代后期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期完全一致，线粒体DNA证明现代人3万年前在欧洲开始扩散，而正是在同一时期，尼安德特人逐渐地消失了。

与尼安德特人相比，现代人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分工，这使他们在与尼安德特人的生存较量中占据了优势。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因为狩猎的需要，现代人的部落间开始产生了明确的分工，再加上有效的工具避免了身体的过度劳累，因此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的寿命普遍要长，大部分人的寿命超过了50岁。这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原因，老人的作用巩固了现代人在欧洲的统治。

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区别，是人更多地依靠后天的学习来生存，而动物更多依靠本能。人首先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到20岁左右大多数人掌握了－系列的知识，有能力综合地运用这些知识，并且可以指导更年幼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会更多，老年人会用经验帮助下一代获取更多的利益。就像教授在大学里的作用，我们的祖父母们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到何处、做什么”的角色。有祖父母也意味着更高的生育率，因为有他们照看孩子，年轻的父母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夫妻间的生活，这些小的优势也是导致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原因。人类学家克瑞斯特·哈克斯认为，祖母照看幼儿的角色在现代人的扩散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不同方面的优势，现代人最终把尼安德特人永远挤出了生存的舞台。

石阶

无论真正的原因为何，现代人到达欧洲几千年后，尼安德特人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3万年之后，生活在欧洲的只有纯粹的现代人。1868年在法国西北部首次出土了欧洲人祖先的遗骸，他们被称为克鲁马努人。这些早期的欧洲人体形细长，比他们的邻居尼安德特人要高得多。尼安德特人的典型身高约为165厘米，而克鲁马努人一般身高180厘米，而且他们的下肢较长。艾瑞克·崔考斯等古人类学家认为，身体的比例表明他们来自一个气候较温和的地区，而尼安德特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较寒冷的欧洲，他们的体形矮壮结实，这暗示着克鲁马努人是从一个相对温暖的地区到达欧洲的。

我们已经知道，中东部落的谱系在欧洲几乎不存在，也就是说，出非洲的人群没有经由中东直接进人欧洲。起源于3万年的M173标记，今天在一些相对与外界隔绝的人群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包括凯尔特人和巴斯克人），而且它出现的时期与考古发现推断出的现代人定居欧洲的时期相一致。今天，欧洲另外几个主要的Y谱系都比M173年轻，也就是说它们在欧洲出现的时间晚于M173，或者是M173的后代。因此，M173是第一个现代欧洲人的标记，它形成了欧洲部落。当然，在来自非洲的“亚当”以降到M168这条谱系之线上，M173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点，它揭开了欧洲人从何而来的谜。M173的下一个台阶是M45，它表明欧洲部落是中亚部落的一个“子集”。在前面我们己经讨论过，3一4万年以前非洲大草原一直伸展到了欧洲大陆，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猎手们的眼中，那里丰富的食物资源如同天赐的粮食。沿着那条草原带，有的人群向西进人了欧洲，有的向东进人朝鲜和中国。这一时期，那条草原带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德国境内，有可能也包括法国，在法国的一些山洞发现了距今3万年的骨头。今天，驯鹿生活在北欧寒冷的草原和冻土地带，而那一时期它们也生活在今天的法国境内。气候一度变暖为中亚草原上的狩猎者打开了大门，把他们带进了欧洲。很快，仅仅几千年，他们取代了尼安德特人，成为欧洲的主人。

在草原上生活的时期，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这里磨炼了他们的狩猎技能，促进了工具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经历确保了他们在与尼安德特人的生存较量中占有优势。而在他们刚离开非洲时，他们并不具备这些优势。在中亚草原生活的几千年里，为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他们肯定形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文化模式，这个模式战胜了尼安德特人在几万年间形成的生物适应性。作为来自热带非洲的移民，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们一开始很可能极不适应北半球的气候，在中亚的草原上，在这所寒冷的学校里，他们不断地自我磨炼，为即将在地球上气候最恶劣地区生活做好了准备。相对来说，西欧的山洞很可能是那里最舒服的地方，住在里面能够躲避来自冰封的哈萨克草原上的狂风。

正是这一磨炼过程，说明了为什么早期中东的移民没有立即进入欧洲。尽管巴尔干的高山和森林对生活在草原上的人群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很显然，当时一些人进人了这个地区，但他们还不能适应西欧严酷的气候，当然这仅仅是猜测。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大多数欧洲的男人，包括我自己都可以回溯到3万5千年前的中亚祖先。有趣的是，在我们的谱系上，我们有一支“近亲”是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狩猎部落，正是这个部落，在上一个冰川时期最寒冷的时候，迎着风暴走进了亚洲东北部的冻土地带。

最后的边界

扎列夫克里斯塔十字湾位于俄罗斯的最北部，距莫斯科1万公里，曾经隶属于前苏联的爱维凯诺特。1年中有6个月，这里的地面上结着冰，辽阔冰冻的海把这里与周围的世界相隔绝。要到达那里，惟一的办法是从离它最近通航的阿纳德尔乘2个小时的直升飞机。从爱维凯诺特出发，像行军一样全副武装，艰难跋涉8个小时，就到了驯鹿群生活的北极圈。总之，这里是世界上最僻远的一个地区。

楚科奇人就生活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建立的独特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够在我们无法想像的严酷环境里生存下去。2001年n月，我前往那里了解当地人的生活。那里夜晚气温降到零下50℃，冬天最冷的时候会低至零下70℃。每年从9月到6月，地面上始终积着冰雪，这里根本没有蔬菜，他们以猎鹿为生，也在结冰的河面上凿洞捕鱼。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几千年前相差无几，穿着驯鹿皮缝的衣服，住在皮革和木头搭建的帐篷里，随着驯鹿群季节性地迁徙，去寻找更肥美的草地。

对生活在较舒适生活环境中的人来说，我们无法想像为什么有人会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活。但就在那个大多数人无法生活的环境里，他们生活着，繁衍不息。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所有存在过的原始人类中，只有现代人能够在天寒地冻的北极生活下去。严酷的生存环境考验的不仅是人的体力，最终被自然挑选的，是有思想能力的现代人。

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为什么现代人直到2万年前才进人了北极。根据基因和考古学的证据，现代人大约4万年前到达了南部西伯利亚，为在环境恶劣的北极生活下去，他们用了2万年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很可能是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他们开始向北迁徙。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从西伯利亚出土的遗址，如雅库茨克东南部的尤克泰、堪察加半岛的乌斯基湖等，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年代都大约在2万年前。这一时期，在西伯利亚生活的人群和生活在西南部的人群区别较大，他们对寒冷环境已经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形成了独特的工具制造文化，制造细石器的技术相当熟练，比如树叶形状的石矛。在美洲的考古挖掘中，发现了同样类型的细石器，这意味着史前的西伯利亚文化和美洲文化具有连续性。

很多年以前一些人类学家就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美洲土著人和亚洲人起源于同一个地区。托马斯·杰斐逊在他写于1787年的《弗吉尼亚州记事》中这样写道：……亚洲和美洲大陆是相互分离的，仅以狭窄的海峡相连接……美洲印第安人和亚洲东部居民之间的共同之处，使人不禁会猜想，前者是后者的后代，或者后者是前者的……亚洲东北部人和美洲土著人有几个相同的特征，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窦腔的牙齿类型。20世纪中期，卡尔顿·库恩等一些人类学家在他们种族主义的人种分类中，甚至把美洲土著人划分为“蒙古人种”。问题是没人知道美洲土著人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多少年，他们什么时候与亚洲的表亲“分家”的。20世纪50年代，在新墨西哥州的克劳维斯出土了一处遗址，经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检测法的检测，其年代距今约1万1千年。在克劳维斯还发现了已经灭绝的猛玛象的骨头，同时找到了树叶形状的石矛，这对挖掘者来说显然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此后20年，在北美又发现了几处大致同一时期的遗址。从这些遗址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美洲人在这块大陆上生活的时间不超过1万2千年。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发现了3处新的遗址，一处在北美，两处在南美，它们将人类到达“新大陆”的时间提前了。在宾夕法尼亚的麦多克罗特出土的文物，经放射元素检测，时间大约为1万4千年，把克劳维斯的时间向前推了3千年。这里的挖掘工作之细令人难忘，从这些文物中推算出的人类最早在美洲生活的时间，得到了多数人类学家的认可。在智利南部的蒙特维德出土的文物，与在麦多克罗特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约为l万3千年。虽然也有人推测它的年代为3万3千年，但接受这个时间的人很少，多数人认为它和麦多克罗特的遗址年代相近，大约在距今1万3千年前。

蒙特维德出土的文物，表明人类在到达智利之前，至少已经在北美生活了几百年，提前了人类到达美洲的时间。但真正引起轰动的是在巴西发现的遗址。1986年，《自然》发表了人类学家尼尔·古德的一篇论文，她这样总结这次新发现：“经C一14检测，这个男人在美洲生活的时间在3万2千年前。”她研究的是在巴西东北部新发现的一处遗址，她完全推翻了人类在1万3千年前到达美洲的结论。但是，经过进一步的仔细检测，结果证明古德的结论是错误的。古德从遗址中找到了一块木炭，她认为它是那一时期人类生活用火的残余，但事实上很可能是自然之火曾经把它点燃。而且，在那里发现的大部分石器都不像是人工制品，很可能是自然形成的。由于这些疑点，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恩认为，“在巴西的发现可能很快会进人令人怀疑的名单（关于人类在美洲定居历史的时间）。”

总的来说，大部分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证明人类最早在l万5千年前来到美洲。现在的问题是，那时正是冰川时期最寒冷的时段，如果像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所推测的那样，最早进人美洲的人来自西伯利亚，那么他们必须穿过当时地球上气候最恶劣的地区。对那些不久前才离开热带家乡的人来说，那如同穿越地狱一般，我们根本无法想像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旅程可能发生吗？再一次，基因数据能告诉我们答案。

邓·华莱士是亚特兰大爱莫瑞大学的遗传学家，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在斯坦福大学参加了最早的人类线粒体DNA研究工作，80年代中期，他来到爱莫瑞大学开始进行早期美洲定居者的研究，他尝试通过mtDNA，找到最早的美洲土著人的亚洲祖先。1992年，他与安东尼奥，特罗尼合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书中的主要观点，是美洲的土著人很可能至少是在两次移民的浪潮中到达美洲的。首次到来的移民定居在北美和南美，第二次移民只到达了南美。对这两次移民发生的时间，他们给出了一个非常宽的范围，从距今6千年到3万4千年之间，并且他们的研究确认了美洲土著人和亚洲人具有共同的祖先。

这些结果与Y一染色体数据一致吗？1996年，彼德·昂德希尔和他的同事们回答了这个问题。昂德希尔发现在Y一染色体上有一个单独的核昔变化―它被命名为M3，它在美洲人当中很普遍。尽管他们的取样并没有面面俱到，但得到的结果却清晰地表明，在中美洲和南美洲，90％的样品中能找到M3，在北美洲大约为50%，可以说M3是美洲土著人Y一染色体的主要标记，它形成了美洲部落。

现在惟一的问题是，在亚洲没有发现M3。这可能要归结于它出现的时间，昂德希尔他们推测出的时间，是它不超过2000年。但是，这个时间极不准确，因为在早期的Y一染色体研究中，用来推断M3多样性所使用的单个“微卫星定位点”的突变率是不确定的，因此它的实际时间可能为3万年。1999年，牛津大学的法布雷西奥，桑托斯和克里斯·泰勒一史密斯、亚利桑那大学的泰纳·卡雷范特和麦克·哈默分别发表了研究成果，提出M3来自被称为92R7的标记，这是一个此前未被命名的Y一染色体上的核普变化。他们发现从欧洲到印度，92R7出现在欧亚大陆各地。结合其他的核普变化情况，它表明美洲土著人的祖先在西伯利亚，这与华莱士通过线粒体DNA研究出的结果一致。但是，由于92R7的分布极其广泛，要推测这个谱系的年龄是很困难的。我们需要找到另外一个标记，它能精确地显示出最初的美洲土著人从何而来。

随后，通过研究又发现M45代表着和92R7同样的谱系，这一研究结果意义重大。M45是中亚部落谱系，欧洲的M173标记就出现在这个谱系中。M45和92R7相连接表明中亚部落的谱系也进人了新大陆，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M3标记。由此我们可以画出一条清晰的迁徙路线：从非洲到中东，再经欧亚草原到美洲。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人类是何时首次进人美洲的，根据基因和考古发现，有可能是在4一2万年前的任何时间。

最近，我和马克·塞尔斯泰特进行了一项关于M45谱系的研究，我们研究了它的后代M242。它大约2万年前出现在中亚或南西伯利亚，分布在亚洲各地，从印度南部到中国，再到西伯利亚，而且也出现在美洲。它在西伯利亚出现的频率最高，因此它被称为西伯利亚标记。M242的直接祖先是M3,它形成了这样一个进化的顺序：M45一M242一M3。这表明了2万年前有移民从中亚进入美洲，M242是美洲最古老的基因标记。这样，从Y一染色体中呈现出的画面，与mtDNA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时间要具体得多。很显然，人类在2万年前进人美洲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M242还停留在中东。2万年之后才在西伯利亚开始了移民的浪潮，这一推断的时期也与考古发现相一致。

一幅移民的画面现在从美洲土著人的基因中浮现出来：距今2万年时西伯利亚部落开始从南部向东部移民，在途中，他们曾在亚洲东北部居留。不久，他们便适应了在中亚草原上的狩猎生活，他们的食物资源是远东的大型哺乳动物，比如鹰牛、驯鹿、猛玛象等。这是一群完美的猎手，他们制造细石器的手艺极其高超，会缝制衣服以抵挡严寒。他们在冻土地带建立起的这些良好适应性，使其有能力逐渐向东迁移。冰河时期到达了气温的最低点，越来越多的水结成了冰，海平面很可能由此降低了100米以上。这样，一座陆地桥出现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海上，就是通过这座桥，西伯利亚部落进入了美洲。当时他们很可能往来于两地之间，成了亚洲一美洲人。但是，这些2万一1万5千年前的美洲人还要渡过一个难关。当他们向南迁徙时，覆盖在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冰川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距今1万5千年时，冰川开始解冻，因此一些古人类学家相信，他们有可能经过那条曾经环绕东落基山的“不结冰的走廊”，进人了北美平原。大约就在那个时期，灰熊也从西伯利亚进人了北美，说明被阿拉斯加的冰月｝阻挡在北美以外的并非只有人类。因此，考虑到基因的年龄、气温变化引起的冰月l和海平面变化，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出土的遗址没有历史在2万年以上的。某一天，也许人类学家会发现一个具有l万5千年历史的遗址，但目前的大部分证据，都证明人类进人美洲的时间相对较晚，石头和骨头说出的时间，基因也如此说。

命运

通过研究美洲土著人的基因数据，我们能够推测出在第一次移民浪潮中有多少人进入了美洲大陆。通过当前的基因谱系在美洲的分布情况，分析染色体的数量，找出他们从进人美洲至今所累积的多态性数量，结论是美洲的mtDNA和Y一染色体类型最早来自一个10或12个人的小群体。因为在过去的1万5千年里有的谱系已经灭绝了，就像很多浓味鱼肉汤配方已经失传了一样。但在研究中，我们有可能会低估流传下来的配方数量，很可能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实际上还在流传之中，只是我们的研究还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很显然，美洲所呈现的多态性，是欧亚大陆整体性中的一小部分，而欧亚大陆的又是非洲的一个子集。最早进人阿拉斯加的肯定不会只有几个人，但只有几个人的后代得以发展壮大。美洲土著人的基因群，诉说着数千年前的人类如何面对当时残酷的生存环境，他们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不断开拓着生存的新空间，向冰层更厚的地区一点一点地深人，在冰天雪地的远东，硬是从冰山中敲出了他们的一个新天地。

经历了冰天雪地中的严酷生活，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北美平原，就仿佛上帝的恩赐之地。这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很像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中亚草原，成群的动物散布在无边的绿色之中，面对这样的情景，他们内心的感觉，一定像是一个乘木筏在海上飘流了数周的人，突然走进了一家食品超市。这些西伯利亚的猎人们抓住了命运赐给他们的好运，那一时期的人口数量激增。仅仅用了约1千年的时间，他们走遍了南美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期间，多种动物被他们猎杀殆尽，成为他们美好生活的牺牲品。在这个时期，美洲有3/4的大型哺乳动物灭绝了，包括猛码象和马―直到巧世纪，西班牙人才又把马带回了美洲。它们的悲剧命运也有其他原因，不完全是人类过度猎杀的结果。冰川时期临近结束的时候，气候的变化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很可能正是这一变化，给了生活在平原上温和的大型动物致命的一击。

层层波浪

在对美洲土著人起源的研究中，一个最有争议性的问题看似相当简单：移民的浪潮几次涌上了这块大陆？如果最早的美洲人来自西伯利亚，那么随后的移民会不会来自更远的地方？最近在华盛顿的凯尼威克，发现了距今9500年的“高加索人种”头骨，暗示美洲和欧洲之间发生过古老的联系。一些人类学家相信，澳大利亚土著人曾经进人了南美，还有一些人认为数千年前日本人沿着太平洋到达过美洲。基因数据能再次帮助我们找出真相吗？我们需要在这些似是而非的泡沫中找到真实。

语言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据统计，美洲土著人的语言超过了600种，这些语言长期以来也在语言学家的争论之中。它们是相互联系，还是各为体系、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语系？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提出美洲土著人的大部分语言属于一个语系，他称之为“美洲印第安语”。虽然他的理论没有被广泛接受，但格林伯格不断提出新的论据，因此大部分学者开始接受他的观点。除了南美和北美大部分地区使用的印第安语外，美洲土著人的另外两个语系是：爱斯基摩一阿留申语系和纳一德内语系。爱斯基摩一阿留申语系的使用范围为格陵兰岛、加拿大北部的部分地区、阿拉斯加和东西伯利亚，纳一德内语系的范围包括加拿大西部和美国西北部。从这些语系中，我们能够找到美洲移民历史的线索吗？

格林伯格认为，每一个语系代表了一次从亚洲到美洲的移民浪潮，在迁徙过程中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语系分布情况。这个理论暗示使用同一语系的人群应当有相应的基因上的联系，因为语言的流动，实际上是人的流动，在他们的扩散过程中，他们的基因会随之发生变化。最近，基因研究得出的结论支持了格林伯格的理论，表明至少有两次移民的浪潮涌上了美洲，它们分别起源于亚洲不同的地区。

格林伯格认为印第安语系代表首次的移民浪潮，因为它分布最广，而且它是南美惟一的语系。基因数据表明这一推断是成立的，在南美和北美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中，M242和M3出现的频率很高，说明他们是西伯利亚部落的后代。华莱士和特罗尼关于mtDNA的研究同样显示，印第安语系部落是美洲最早的定居者。现代印第安语很可能是由那些越过白令海的猎手们的语言演变而来的，l万2千年前，最早的部落分化，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夭所看到的多样性的语言。

纳一德内是第二大分布广泛的语系，格林伯格对此的解释是，它代表了第二次移民浪潮，这一点也被基因数据所证实。有趣的是，这一次进入美洲的人携带着海上移民的M130标记，讲纳一德内语的男性人口中，25％的人具有这一标记。但是，在他们讲印第安语的北方邻居里，这个标记的出现频率非常低。从基因数据中可以看到，第二次移民发生在1万年之内，移民来自中国北部或西伯利亚东南部。那一时期，曾经出现在白令海上的大陆桥已经消失在大海之中，这些移民肯定是从海上航行而来的，纳一德内语系的分布也证实了这一点，它局限在北美洲的西半部分，这表明它的祖先们沿海环绕太平洋的边缘一直到达了加利福尼亚。今天纳一德内语系的分布画出了一条连续的海上移民路线：5万年前出非洲，向东经印度到达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此后又向北进人北极和美洲，这些地区都发现了海上标记M130，说明这些地区的人群之间存在着谱系联系。

有关来自欧洲或澳大利亚的另一次移民浪潮，目前还没找到明确的基因证据。M130将说纳一德内语的美洲土著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联结表明在数万年前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东南亚祖先。同样，欧洲人和大部分美洲土著人拥有共同的祖先，中亚M45标记在这两个人群中出现的频率都较高，而且，因为西伯利亚人和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欧洲人都是从中亚人群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很可能十分相像。在华盛顿出土的肯那威克人很可能是来自西伯利亚的移民的后代，因此他们依然具有中亚人的特征。事实上，在美洲发现的许多早期人类的头骨，欧洲人的特征更明显，和现在美洲土著的特征差异较大，这意味着他们的外型随着时间流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在美洲这些更像“蒙古人”或者东亚人的土著人，他们很可能是第二次移民浪潮中进人美洲的移民的后代，他们从东亚把M130标记带进了美洲。但是，在当代的美洲土著人中，找不到代表中国或日本水手的M175标记，基因数据所展示的画面非常清楚：每一次到达美洲的移民，都是经西伯利亚而来的，没有找到经太平洋而来的中国或日本水手的痕迹。

大爆炸

到距今1万年时，除南极洲以外，现代人占领了地球的每一块大陆。仅仅4万年的时间，作为一个种系，我们的祖先从东非起程，穿越沙漠、高山以及远东冰封的荒原，一直到达了像火地岛这样偏远的地区。在他们的旅程中，支撑他们的是人类独有的灵性，在艰苦的磨炼之中，他们形成了对生存环境非凡的适应性。随着这些旧石器后期的漫游者定居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奇迹正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尽管开始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尝试，但它们的结果却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一变化可以被称作人类进化史上的“大爆炸”。正像“大跃进”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一样，这一变化将人类引上了另一条旅程―现在人类的历史记载开始发言了。

新的纪元

耶利哥古城位于犹太山的东坡，距耶路撒冷25公里。在阿拉伯语中，这个地名的意思是“占领者留下的护堤”。从1870年开始，考古学家们就在这里不断地进行挖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圣经》寻找证据。耶利哥最上层的土层显示，它曾经属于《圣经》中的耶利哥城。随后又有一些发现经过检测，历史约为4000年，但考古学家没有找到更古老的人类生活的证据。直到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丹姆·凯瑟琳·凯亚系统地发现了早期的土层，她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观点。

凯亚的发现，证明大约1万年前人类就定居在耶利哥，和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一样，他们最重要的生活资源是动物群和水，以采集、狩猎为生。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紧接着她又发现了早期农业生活的证据，时间紧随那一时期之后。她认为那一时期出现了拜神仪式，证据是她发现的一些有灰泥和贝类装饰的头像，这些头像是考古史上最著名的发现之一。因为这些发现，凯亚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那个时代的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量的早期人类定居的证据，这些发现对史前历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凯亚之前，考古发现的人类最早的村庄建于公元前5000年。经放射性元素测量，耶利哥城内最深土层的历史在公元前8500年，这意味着迄今发现的人类第一个定居点的时期向前推了4000年。凯亚的考古发现，全面展示出人类最早的以农耕为生的社会形式。

在现代世界，密集居住的人口、遍地庄稼、成群的家畜，这一切很难使人想起，仅仅在数百代之前人类还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对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生活的方式完全改变了，但对生活在当下的人，我们总是相信生活永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在耶利哥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转变：大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结束四处漂泊、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一地，以农耕为生。令人着迷的是，在那一时期，在世界各地几个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了这一重大转变，这意味着，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们遇到了某种变化，使他们能够放弃四处漂泊的游牧生活，在一个地方安居下来。

中东的文化，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就发生在人类最早的定居时代之前。从耶利哥出土的文物，证明那里出现过一段短暂的文明，它被称为纳图夫文明，因为最早在以色列的沃第安一纳图夫发现了这个文明的遗迹。纳图夫人主要以采集谷类为生，特别是小麦和大麦，那一时期这两种作物在中东非常丰富。那时正是上一个冰川时期的结束期，地中海东部变得越来越暖和，在海拔较高的地区，与冰河时期的进行期相比，逐渐好转的气候促进了谷类和树木的生长，因此纳图夫人开始利用这些新的生活资源，他们选择一地定居下来，选中的地方靠近他们喜欢的谷类，以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物。中东的考古学家发现，在上一个冰月I时期的结束期，中东经历了一个气候多变的时期，从大陆性气候变为地中海性气候。正如考古学家布莱恩·范戈总结的那样，这一变化产生了一个新的生态区域：夏天千燥漫长，冬天潮湿短暂。这种气候有利于谷类的生长，它们在春天结籽，在漫长的夏天里充分生长。早期的人类很可能在春天收获大量的种子，为一年贮存足够的食物。这种集中采集的方式使人们在一个地方居住下来，引发了随后人类历史上的革命。

公元前9000年后，随着全球温度的持续上升，地中海东部变得越来越千燥，导致谷类的产量下降。为了有更多的耕地，人们会四处寻找，但是，因为必须贮存采集的粮食，纳图夫人要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内活动。伴随谷类数量的减少和生活方式相对固定一地，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耶利哥等地的纳图夫人经过了几百年的摸索，发明了一种方法：为简化采集的过程，他们开始种植采集的谷类。凯亚在耶利哥的考古发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这一发明出现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最早会耕种庄稼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一直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讨论的问题，比如因为水是庄稼生长的必备条件，耕种促进灌溉技术的出现，对水的使用权又引发了社会等级的形成等等。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上一个冰川时期结束后的几千年里，大部分人类逐渐定居一地，开始形成农业社会，正如人类学家戈登·柴尔德所言：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开始了。

第二次大爆炸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新石器时代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时期，大多数人结束了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四处漂泊的生活，不再被气候的变化所控制，人类开始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农业生活中，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几个重大变化形成了现代文明。第一个变化是人有了选择的能力。纳图夫人之所以选择生活在耶利哥，是因为在这里能更方便地获得食物，不必每天走上几英里地才能找到食物，而且为了自身的需要，他们开始改造环境，使它更适合人类居住。当一些狩猎采集部落开始尝试改变环境时(比如澳大利亚土著人为了把动物赶到草地上会点燃灌木丛)，这些中东、中国和美洲最早的农民们正在摸索如何选择谷物的种类，这使他们能够在气候不同的区域生活，在狩猎采集者无法生活的地方安居乐业、蓬勃发展。

第二个变化是人口的密集。定居和农业生活，避免了过度利用生活资源的危机，因为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粮食—孩子越多，收获的庄稼就越多。因为这种较单纯的生活状况，定居的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要比狩猎采集的部落大得多，而且他们能够自由选择在何处定居，这使农业人口会在一个地区快速地蔓延开来。古人口统计学家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过去人口的数量，他们推测，在农业时代开始的时候，全球的人口大约为1000万;到18世纪中叶工业时代开始时，世界人口增加到了5亿。5万年前在次撒哈拉沙漠上生活的人数仅有几千人，到旧石器时代，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也只有几百万人而已，而在最后i万年农业化的社会里，人口的数量可谓激增。

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它证明了新的工具在人类迁徙中的重要作用。2万年前，正是因为拥有了先进的工具，中亚大草原的猎手才能在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西伯利亚顽强地生存下来，我们i万年前的祖先，使用适应性的工具做出了同样的壮举。过去的i万年里，农业工具的出现是最重大的工具进步，它促成了人类社会的重大发展，在9000年里引发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很显然，农业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如果说“大跃进”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爆炸，农业社会则引发了第二次大爆炸，它以不可阻挡之势，一路把人类带进了现代文明。

基因的尘埃

农业的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形成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基因方面也产生了相关的变化。旧石器时代后期，除了向新地区迁徙的过程，狩猎采集部落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人口数量。在农耕社会，人们能在不离开家的前提下进行较大范围的移动，随着最初农业人群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可耕地，便逐渐向更远的地区迁徙。在他们移动的同时，他们所携带的基因标记也在移动，从这些移动中我们能看到基因谱系的扩散，从中可以找到农业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足迹。比如，今天西部欧亚人的基因组中，依然存留着1万年前耶利哥所发生的故事的印迹。

考古学家已经确定，农业最早兴起于中东这块“肥沃的新月”，在随后的几千年里逐渐发展到了欧洲，最早开始于巴尔干，然后一点一点向西北部发展。不列颠人结束狩猎采集生活的时间，比他们在耶利哥的表兄弟要晚几千年。关键是，当中东的表亲来到欧洲时，他们带着最早在“肥沃的新月”生根发芽的谷物种子，向欧洲人展现了农业的魅力。很快，欧洲人狩猎采集的生存方式，就被这种新的方式所取代了。

上个世纪70年代，路卡·卡瓦利一斯福扎和遗传学家阿尔贝特·皮亚扎以及波罗·曼内兹合作，首次研究了农业发展对基因的影响。他们的思路是找到农业发展的路径，特别是欧洲进人农业社会是否移民的结果。这一新的生活方式引发了什么新的变化？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研究现代欧洲人的基因组成，确定在欧洲是否存在有那个时期中东的基因标记，或者现代欧洲人与中东新石器时代的标记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进行这一研究的过程中，他们所能利用的数据只有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经典”“标记”：血型和细胞蛋白。它们是容易获得的多态性，但所能提供的DNA排列顺序变化很有限。在对这些标记的分析中，卡瓦利一斯福扎和另外两位遗传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基因大规模地“走出了”中东，欧洲的基因图谱与最早代表农业文明的中东基因图谱十分相似，从欧洲的东南124向西北走，这一基因信号出现的频率有规律地下降。因为研究中所用的材料的局限性，没有迁徙过程中的准确数据，他们不可能得出更多的结论，但是他们的研究足以形成这样的理论：随着人口的扩散，农业随着迁徙的农民逐渐来到了欧洲，它是一个文化现象，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不仅仅是简单地学到了农耕的技术。

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这个领域的一块基石，引发了随后出现的“农业先导”的理论模式。许多人类学家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认为欧洲基因库中多数的基因开始于新石器时代，这是欧洲最常见的基因图谱（虽然卡瓦利一斯福扎随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基因的变异数量中这类少于1/3）。对此许多人类学家持怀疑态度，但在过去20年里它一直很流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理论模式才被重新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牛津大学的马丁·理查德和他的同事对欧洲和西南亚洲的mtDNA谱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们在欧洲各地和中东的人群中进行取样，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仔细推算了它们出现的不同时间，找出不同时间的迁徙给欧洲基因库带来的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从中东扩散到欧洲的农业人口数量很少，对欧洲基因库的影响不大，因为欧洲存在的大部分谱系，在4一2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

卡瓦利一斯福扎和其他一些人类学家不同意理查德的研究结果，他们的理由是mtDNA在研究欧洲人群中的作用十分有限，比如，用mtDNA数据很难区分东欧和西欧的人群，因为他们的mtDNA标记图谱十分相似。尽管如些，对mtDNA的研究结果依然具有某种启示。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研究更能显示遗传特性的男性谱系，来看看是否能得出与mtDNA研究中相同的结论。

2000年，奥尼拉·西蒙诺和她的同事（包括卡瓦利一斯福扎）完成了这项研究工作。他们对欧洲和中东的1000名男子进行了取样，从中寻找农业发展对欧洲基因库的影响。结果是，形成新石器时代中东谱系的标记在现代欧洲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Y一染色体的结果与mtDNA所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欧洲基因库中800/0的标记回溯到其他的移民浪潮，而且基本上都出现在旧石器时代。在西欧人群里，M173是一个主要的标记，与它相连接的是旧石器时代的中亚部落。欧洲的Y一染色体只有20％起源于M172，即新石器时代中东移民的标记。事实上，大部分现代欧洲人从父母双方继承到的是克鲁马努人的谱系。

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农业时代的到来对欧洲没有影响，正相反，基因数据显示，在上一个冰川时代结束的时期，欧洲的人口显著增长，这一结果肯定是与充足的食物有关。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瑞查和他的同事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找到了那一时期人口增长的原因。他们研究了基因组中许多相互独立的区域的标记，从中发现了一个变异的模式，它显示在3万年前和1万5千年前之间，欧洲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这是由于上一个冰川时期把欧洲带进了最寒冷的“深夜”，随后，到上个冰月l期的结束期，存活下来的少量人口以很快的速度增长。换句话说，人类的数量增长突破了瓶颈，呈现出爆炸的趋势。

MtDNA变异图谱也支持这个冰川时期以后人口数量增长的理论。古发现证明，1万6千年以前，欧洲旧石器时代的人群只生活在西班牙，大利南部和巴尔干等几个地区，在冰川期之后，人群才开始向北扩散。农业的出现，肯定对那一时期人口的膨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确保密集的人群能够存活下去。

MtDNA和Y一染色体图谱都显示，相对来说，新石器时代“农业先导”对欧洲人群的基因影响不大，那么如何解释那个时期欧洲的人口数量能在农业的推动下快速增长呢？很显然，卡瓦利一斯福扎他们研究得出的模式是肯定存在的，但他们研究的是跨越整个欧洲和中东的大范围的模式。几处考古证据显示，只有一小部分中东的农业人群进人了欧洲，而且后来的研究也表明，这群人在欧洲只引起了少量的基因变异。而且，因为无法推测“农业先导”出现的时间，新石器时代移民的标记有可能和旧石器时代来自中东移民的标记混淆在一起，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包括中亚的人群（在他们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还没有有关中亚的基因数据可以应用），很有可能，他们的研究结果反映出的，实际上是在旧石器时代后期自亚洲到欧洲总的移民过程，而不是新石器时代从中东到欧洲的迁徙。总之，根据我们现有的欧洲和中东的Y一染色体数据，我们会做出这样的推断携带M89的人群经巴尔干迁徙到欧洲，在欧洲形成了M173标记。M173出现在M45的谱系中，它们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欧洲人同中亚部落便连接在一起。究竟“农业先导”对欧洲的基因有多大的影响，对这个谜，Y的数据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片面的线索。目前的情形似乎显示，南欧受中东新石器时代移民的影响较大，而北欧受到的影响较小，这有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农耕人群首先在整个地中海扩散开。随后，农业作为一种文化逐渐传播到了欧洲，欧洲人逐渐接受了农业的生活方式。因为农业文明是以文化的方式传播的，所以它对基因的变化影响很小。我们可以想像，少数以农业为生的中东移民来到了北欧，一开始，生活在那里的克鲁马努人肯定有意识地与他们保持距离，也就是说和中东的新生活方式保持着距离。

稻农

尽管转译基因数据无法很好地解释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如何进人欧洲，但在其他地区它的作用依然十分有效，它清晰地记录了在亚洲发生的作物种植化的全过程。出现在中东的定居和种植的模式，在同一时间也出现在中国。在中国北方陕西省的半坡和姜寨出土的遗迹显示，大约公元前70（刃年，当时的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粟米。粟米是一种像小麦的农作物，在当时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它是中国人主要的粮食。在长江流域的蓬头山出土的遗迹证明，大约在同一时期，稻子是这一地区耕种的主要作物。在这两处遗址中都发现了盛谷粒的陶器，而且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居住在泥土建造的房屋里，这说明尽管只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农业很快就波及全中国，在潮湿温暖的长江流域，稻米是主要的作物。到公元前5000年，在南部沿海地区出现了第二次作物种植化，使稻米种植扩展到了中国所有的南部地区。到公元前3500年，台湾开始种植稻米，而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开始于公元前2的0年。到公元前1500年，印度尼西亚群岛全部开始种植稻米。总之，大约在3创刃年里，稻米种植从中国的中南部一直发展到了东南亚的岛屿，而在这一时期，农业文明也从中东进人了欧洲。但是，与在欧洲发生的情形不同，一个很明确的基因信号代表了这个扩展过程，表明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文化的传播，而且涉及人群的迁徙。

在第6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来自Mg的M175标记广泛分布在东亚。根据它目前的分布状况，可以推断这一标记最早出现于中国北方或朝鲜。考察当代中国人群的Y变异图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最早的农耕者是M175的后代。事实上，在中国半数以上男性的Y一染色体可以回溯到同一个标记，这说明在过去的1万年里，这里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人口膨胀。最早出现在M175染色体谱系中的是M122标记，目前广泛地分布在东亚各地，但在中亚山脉以西、中亚和欧洲，都找不到这个标记，这说明了出现在中国的人口扩散发生在距今较近的时期，而不是古老的人群迁徙留下的印迹。基因数据显示，稻米耕种在东亚的发展形成了“农业先导”。正当“肥沃的新月”的波浪在欧洲渐渐消融，从中国涌出的波浪却迅速“淹没”了东亚的每一块土地。今天，代表中国最早稻米耕种者的M122标记，从日本到塔希提岛都能找到它的足迹。最近，伦敦大学的戴维·古德斯坦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M122染色体上的“微卫星定位点”多样性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向南到马来西亚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其频率显著下降。这一结果，正表明在过去的l万年里，中国出现的人口膨胀和人群迁徙，与考古证据完全一致。在东南亚，约一半以上的Y一染色体有M122标记和与M122相联系、由Mllg标记形成的中国基因连锁群（同样为M175的后代）。而在欧洲的Y一染色体多样性中，新石器时代移民的标记仅占20%的比例，因此，与在欧洲发生的情景不同，涌上东亚的“农业先导”浪潮，很快变成了势不可挡的海啸。

双刃镰刀

无论是发明农业的人群（比如东亚人），还是适应了农业的人群（比如欧洲人），人口的数量都显著地增长，这一结果表明，农业给人类带来的是好消息。农业人口剧增标志着随着新石器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生活有了极为显著的改善。其实，成功被过分地渲染了，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表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早期的农耕者决定定居一地时，他们要冒着一系列的风险，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可耕地的减少，气候的变化也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对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来说，干旱、严寒（如在上一个冰川期的结束期）和水源变化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对这些变化最直接有效的反应，就是迁居到另一个生存条件更好的地区。正像我们在第4章和第7章中看到的，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迁徙，几乎都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但是，人类一旦适应了农业生活，他们很难再像从前一样四处漂泊，这就会导致饥荒的发生，事实上目前在一些不发达国家，饥荒依然经常性地出现。在冰川时期的结束期，气候变得极不稳定，因此那一时期的农耕人群，很可能遇到了大规模的严重饥荒。新石器时代的第二个问题是疾病明显增加。尽管狩猎采集的生活异常艰苦，人们能依赖的只有简单粗糙的工具，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他们所面临的只有死亡，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具有良好的身体状况。与他们新石器时代的后代相比，他们更容易发生骨折、受伤这些意外事故，但他们的寿命并不短。事实上，考古证据显示，早期的农耕者比与他们相邻的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寿命要短，这很可能是因为疾病增加的原因。

传染性疾病并不是自然现象，它是定居生活方式的副产品，因为患病的有机体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得以从一个个体传染给另一个。大多数疾病只存在于大的人群里，只要少量的人口被感染，疾病很快就会在整个人群中蔓延开，这些疾病被称为地区性疾病，比如天花、伤寒等。一种疾病得以传染开来，传播它的人群必须具有数十万以上的人口数量，否则它不可能在大的范围内发病。只有在农业社会，才会出现这样数量庞大的人群。另外，动物也传染疾病，尽管狩猎采集者也与动物接触，但只有在新石器时代，当动物被驯化为家畜后，这种密切接触才导致了动物疾病的传播，比如麻疹很可能是1万年前牛传染给人类的。历史学家威廉·米尼尔认为，《圣经》中出现的多次瘟疫，很可能是在当农业开始于欧亚大陆时，几次爆发的一些传染性疾病。

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最后一个负面作用是形成了社会阶层。总体而言，狩猎采集部落是平等主义的，几乎没有社会等级的区分。直到现在，闪族和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仍然保持着这一模式。部落有一个首领，由他来决定部落里的各种事务，但部落里没有农业社会中的等级差别，这可能是由于部落成员之间分歧较少的原因（在财富积累方面）。狩猎采集社会尽管也有内部的冲突，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大范围的战争。而在新石器时代，人口的大量增长必然产生社会差别，这种差别一旦出现，王权的出现也就指日可待了，与王权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它间接地推动了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意味着死亡，而且在战时，疾病、农田毁灭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恶果。民族之间不断的冲突，形成了一条相互仇恨的锁链，使战争间断性地爆发。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依然抱着这个新的生活方式不放呢？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这种新的方式，直到近代，在世界的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小的部落依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闪族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生活在很难进行农业耕种的地区），另外他们也有意识地要保持这一古老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重返狩猎采集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经过几代人后，虽然有上述诸多的负面影响，但人们思想上的转变，保证了农业的不断发展。一旦狩猎采集的记忆被粮食的产量所代替，一个时代的背影便永远地消失了，开始了农业生活的人们不可能再回到狩猎采集的过去。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了一顿晚餐，你愿意先拿起武器出门打猎吗？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不。

牙牙学语

我们今天所见的多样性的地区文化模式正是发端于新石器时代。农业的波浪涌上了东亚，将稻米耕种的经验带到了东亚，带到了印度尼西亚以及更远的地方。今天，在这一地区人口的基因中，依然携带着那一段历史所留下的印记。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东南亚最早的居住者和今天安达曼岛或塞芒岛上的尼可利多人非常相似，这些人群很可能被汹涌推进的稻田的波浪吞没了，农业化的主流卷走了他们的本土文化。同样，在欧洲、美洲、非洲的狩1子”猎采集人群，纷纷放弃了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加人了农业化的主流之中，用这种崭新的方式养活自己。但文化不只是在填饱肚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还包含着社会传统、衣着方式、工具制造风格等多种因素，而语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到英国旅行的美国人很快会注意到那里众多的地方口音。假如伦敦是第一站，那么你首先遇到的就是伦敦腔，即使你事先练习过像狄克·范戴克一样说话，有时你还是很难相信你和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我的妻子是英国人，和我的美国南方朋友谈话时，她亦有同感。萧伯纳曾经这样写道：美国人和英国人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种人。他说的完全正确，而且他还没有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各自不同的地方方言。口音代表着语言的变化，它们的难以理解，为我们研究语言的变化过程提供了一条途径。尽管法兰西学院几百年如一日地精心审订法语语法和每一个新出现的词，仍然无法阻止地方语言大行其道，因为语言是不具有一统性的。从一地到另一地，它是文化差异的最好的代言人。但是，从混乱的语言的多样性中，我们能否找出文化传播的途径呢？

在古代，人们就注意到了语言之间的类似，特别是欧洲的语言，如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对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许多学者做过深人的研究。到18世纪，他们的研究范围更加宽广，开始研究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语言，比如1770年，乔纳斯·塞纳维斯发表了一篇晦涩的论文《匈牙利语和拉普兰语为同一类语言的实证》，文中得出了题目已经点明的结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匈牙利语和拉普兰语同属乌拉尔语系。但在当时，塞纳维斯并没有意识到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这一更深远的联系。和那个时期的许多学者一样，尽管他认识到了不同的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在塞纳维斯的研究之后，有人尝试解释为什么有些语言彼此很相似。1786年，后来成为印度法官的威廉·琼斯爵士在写给皇家亚洲文会的信中提到梵语（印度教的语言）与希腊语和拉丁语很相似，“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都很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是一个巧合”。他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它们很可能具有共同的起源”。这一句总结性的结论是他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它暗示了“语言机器”在辨别人类迁徙过程中的作用。语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生变化，它们在某个时期肯定具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然后分出不同的分支。关于语言的多样性现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解释，它比达尔文的进化论早了60年。

现在我们都知道，琼斯所谈到的语言，同属于印欧语系，这一语系中有140种语言，从欧洲东西部地区的凯尔特语，到斯里兰卡的僧伽罗语都属于这一语系。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英语从法语中引人了大量的词，但它仍然是印欧语系中日耳曼语的一个分支。很显然，印欧语是一个分布广泛、分支众多的语系。

今天，语言学家已经广泛地接受了琼斯的假说，即所有使用印欧语言的人具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假说被称为基因型的语言分类模式，它通过人群的基因变化，来说明语言多样性的原因，比如在过去的某个时间，一个人群的语言是古印欧语，此后这个人群不断分裂，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印欧语系的分布情况。和浓味鱼肉汤配方的演变过程一样，对原料不断的添加和改进，形成了各地区不同的语言的多样性，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各种语言，它的分布过程应该是与DNA的变化平行的。但是，通过研究DNA，能帮助我们研究语言的多样性吗？或者，能否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语言以目前的方式分布？

路卡·卡瓦利一斯福扎始终对语言的变化很感兴趣，特别是将它与基因图谱的变化进行对照研究。1988年，他决定直接对上面的假说进行验证。他和他的同事从世界各地42个人群中进行了取样，对他们DNA所携带的标记，以最小化的原则找出这些标记的排列顺序，并由此画出表示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谱系树。结果是，这棵人群的谱系之树，和他们彼此之间的语言关系完全一致，比如说印欧语的人群的联系更紧密，非洲说班图语的人群的联系也更密切一些等。结果是无可争议的，它还清晰地显示出了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较远的联系，几乎与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过的迁徙模式完全一致。人群与人群之间基因的联系紧密，他们的语言联系也必然紧密，这意味着基因数据可以用来研究语言的起源和扩散。

卡瓦利一斯福扎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清楚的，其中的警示也很清楚第一，基因标记不是导致语言多样性的必然因素―班图人所携带的基因不可能强迫它的携带者说班图语，而同样的基因标记，可以反映同一种语言使用者的共同的历史进程，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基因和语言的不一致也表明了一种相互关系，即一致不是绝对的。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一个人群在没有外部基因流人的情况下学习了新的语言，或者是有明显的新的基因流人但是语言保持不变。第一种情况可以解释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语言一致但存在基因的差异，第二种可以解释基因一致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比如说纳一德内语和印第安语的美洲土著人。因此，基因通常能说明语言一致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盏灯，它照亮了语言渊源流长的道路，照亮了它们之间的彼此关系。

寻找故乡

如果我们接受威廉·琼斯的假设，即所有印欧语系中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有一个最早的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最早的印欧语有什么特征？它最早起源于何处？近200年里它一直是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里的一个主要课题，它形成了一个寻根热，这是一件有益的事，尽管有时这种追寻有些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形形色色的关于印欧语的“故乡”的猜测，像一张交织缠绕的网，而基因数据为解开这个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它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

最早提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人类学家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从起源于黑海北岸的文明中，可以找到印欧语的故乡，这个文明的独特形象是“被绑的陶器”，它的绳子和捆绑技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玛利加·金伯塔在她的一系列论著中，又提到了这一观点。金伯塔认为，俄罗斯南部草原发现了大约6000年前游牧人的遗迹，从他们的文化中能够找到原始印欧语（PIE）的痕迹，而柴尔德“被绑的陶器”的文明正是发源于此，她称那一地区产生的文明为库尔干文明。直到现在，从乌克兰到蒙古再到阿富汗，还随处可见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墓。20世纪从库尔干考古发现了金矿的遗址，证实了这里的确生活过希罗多德描述过的斯基台人，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很可能就是神话中亚洲草原上可怕的马上民族。

分析印欧语系中语言的共同语词，从中可以证明库尔干人说古印欧语。不同语言中的词如果由共同的词根而来，那么很有可能（尽管并不能确定）这些语言具有共同的起源。比如，英语中的“ox”和梵语中的“uksan”以及吐火罗语（早期在中国西部使用印欧语的一个部落）的“okso”同词源，同样，很多关于动物、植物以及工具、武器的名词，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都为同词源词。更有意思的是，在印欧语系所有的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有关马和车轮的词汇，表明使用古印欧语的人群那时已经把马驯化为交通工具了。而考古发现的遗迹显示，最早对马的驯化出现在俄罗斯南部草原，这表明最早建立、使用古印欧语的是库尔干人。

尽管具有较充分的证据证明库尔干人是最早的印欧语使用者，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古学证据证明它是如何扩散到欧洲的。库尔干人以马为主的文化是草原上的完美文化，但它并不适合欧洲的森林和高山。很难想像这些草原上的骑手征服了欧洲，并把他们的语言强加于当地居民。1987年，科林，伦福儒出版了《考古学与语言》，对印欧语的起源和传播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印欧语不是起源于库尔干文化，而是从东部传人了库尔干地区。伦福儒认为古印欧语于9仪心年前起源于中东，随后被“农业先导”带进了欧洲。根据印欧语在现代的分布情况，他认为安纳托利亚是它的故乡，另外还有几种已经灭绝的语言也起源于此。他提出了这样的假说：早期的农耕者在不断的扩展中带着他们的古印欧语，所以欧洲语言的洪流中应该有基因变化引起的波浪。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一开始在语言学的领域里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很少。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事实上“农业先导”对欧洲的基因库影响甚小，它的影响似乎仅限于临近中东的地区，例如希腊人的DNA中有新石器时代的成分，但爱尔兰人的DNA完全没有新石器时代Y一染色体的标记。这意味着，如果是农业的扩展将印欧语带进了欧洲，它肯定不是由于农耕者的扩散才得以大范围地扩展，因为这个事实，伦福儒的观点的说服力不强。当然，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的，印欧语不只在欧洲存在。在现代的伊朗、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有许多人群使用印欧语，他们怎么会和相隔数千英里、生活在爱尔兰的盖尔人说同一类语言昵？关于这种现象也有不同的假说。第一个假说的代表人物是柴尔德、金伯塔等，他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草原骑手带着他们的语言从中亚入侵印度，早期的印度经文《梨俱吠陀》中也记载了从北方骑马而来的武士如何人侵印度。20世纪20年代，约翰·马歇尔爵士和同事们在印度河谷的莫恒卓·达罗和哈帕拉发现的遗迹，证实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这两座伟大的城市约建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那里已经是人口众多、街市繁华、农业发达的城市了。到公元前1500年，它们开始衰落，公元1000年，哈帕拉文化消失了，曾经繁华似锦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死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文明的终结？考古学家认为，它衰落的过程正是自草原而来的雅利安人人侵印度的过程。考古学家似乎同意柴尔德的观点，在莫恒卓·达罗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导致哈帕拉文明终结也有本土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河流改道或者社会的腐败（想想2000年后的罗马帝国是如何终结的）。无论是何种原因，人侵的雅利安人并不具有早期考古学家所想像的摧毁当地文明的强大力量，由此，伦福儒又提出了两种模式，来解释印欧语如何进人印度。

他的第一个模式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中东的农民带着古印欧语开始迁徙。在他的这个模式中，哈帕拉居民的语言是印欧语，因此印欧语不可能是人侵的雅利安人带入印度的。他的第二个模式主要解释在莫恒卓·达罗发生的情况，他认为，中亚讲印欧语的游牧人人侵了印度河区域，但人侵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它对印度次大陆的影响较小，无力强迫当地人接受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在这两种情况下，北方草原的基因数据不会对印度人的基因数据发生较大的影响。

柴尔德、金伯塔和伦福儒的不同假说，有待于DNA标记的验证，我们需要辨别印度人的基因有哪些来自草原骑手，哪些是本地固有的，从中证明哪一种假说能够成立。在第6章中我们已经看到，M20代表3万年前第一次由中东到印度的移民浪潮，在印度南部，这一标记出现的频率很高，而这里的人群使用的是和印欧语完全没有联系的德拉威语。在南部的一些人群里，M20出现的频率超过了500/0，但在印度之外，它只是零星地在一些地区出现，因此可以说M20是代表印度本土的标记。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对草原标记进行分析，找出它在印度的分布情况。

关于那些草原骑手的标记，我们要从M17说起。从捷克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一直向南贯穿中亚，这个标记出现的频率都很高。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它出现的时间在1万年到1万5千年之间，“微卫星定位”多样性显示，它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出现的频率最高，也就是说，它最早起源于这个地区。M17是M173的后代，而M173也起源于欧洲。M17产生的地区、分布情况和产生的年代，全部表明它是在库尔干人穿越欧亚草原的迁徙过程中扩散开的。解开印欧语之谜的关键，是找出它在中东和印度的分布情况。答案是，在印度说印欧语的人群中，它出现的频率较高，比如在德里讲印度语的人群里，约35％的男人具有这个标记。同样，说印欧语的南部人群中这一标记的频率也较高，同样为35％。但是与他们相邻的讲德拉威语的人群中，这一标记的频率较低，只有100/0或更低。这样的结果，明确显示M17是印度的印欧语人群的标记，而且表明，在过去的1万年间，草原骑手的基因大量流入了印度。联系考古学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草原骑手人侵印度（不仅是他们的语言）的假说是成立的。

这个标记在中东情况如何呢？M17在这里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只有5％一100/0的中东男性具有这个标记。在伊朗，波斯语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在西部的人群里，M17出现的频率也不高，但在远东地区，它出现的频率却较高。将这个地区的人群分隔开的，是我们在第6章中已经看到的广阔而荒凉的沙漠。这一结果表明，正像旧石器时代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又一次，伊朗的沙漠阻碍了印欧语的扩展。

对伊朗和中东Y一染色体分析的结果表明，早期的中东农耕者，没有像进人印度河谷一样，把这一语言带到东方。与农业发展相一致，M172很可能是在新石器时代进人了印度。但是，比较这个标记在讲印欧语和讲德拉威语人群中的频率，表明农业先于印欧语进人印度，随着时间流逝，很可能逐渐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许多新石器时代农耕者的后代学会了印欧语，而少量携带M17的讲印欧语的人群，放弃了原本的语言，开始说德拉威语。M17在伊朗西部出现的频率低，说明伦福儒的假说中的第二种模式，在过去是真实发生过的。很有可能，少数讲印欧语的入侵者，最终使本土的伊朗人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伦福儒将这一过程称为“精英支配”，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组织才能，使那些讲印欧语的草原骑手对当地古老的文明实行文化霸权。在战争中使用马是他们获得优势的关键因素，用马驾驶战车，或把马当做坐骑，战车和骑兵这两大草原生活的发明，保证了讲印欧语的游牧人在与步兵团作战时具有明显的优势。在随后的3000年里，使用马的军队一直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不难想像，当这些草原牧人进人伊朗后所发生的情景。

到此为止，基因数据和考古发现，都证实印欧语最早起源于俄罗斯南部草原的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对它起源于中东的假说，我们所能找到的证据很少，这可能是因为随时间流逝，印欧语的农耕者所携带的基因信号已经消失了。卡瓦利一斯福扎和他的同事已经证明，一些基因表明有移民从中东进入欧洲，但是我们无法在欧洲讲印欧语的人群中追踪到这一微弱的新石器时代信号。卡瓦利一斯福扎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最早的讲“前古印欧语”的中东农耕者，将这一语言带进了欧洲，包括库尔干地区，随后，这一语言演变为古印欧语。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也没有清楚的基因图谱支持它。对中东和欧洲已经灭绝的语言的分布情况和相互关系进行考察，从中可以看出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也许最早的农耕者的语言不是印欧语而是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语言？巴斯克人生活在西班牙的东北部，他们的语言和世界各地任何一种语言都不相同。贾德·戴蒙在他的著作《第三种黑猩猩》中，认为这种语言很可能是起源于中东的“农业先导”的“遗迹”。有趣的是，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巴斯克语与高加索人的语言相似，而后者又和生活在巴基斯坦一个偏远地区的布鲁沙斯基人的语言类似。同样，在西班牙东南部、亚平宁半岛和撒丁岛这个地中海世界里，还有另外一些已经灭绝的语言与之相类似。法国南部的一些地名表明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巴斯克语的使用范围要比现在广泛得多，另外希腊的地名也显示这里一度使用过“前古印欧语”，后来，它被希腊语和拉丁语取代了。

利用这些线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一种语言曾经一度分布于地中海和中东，并向东进人了巴基斯坦，在距今1万年到7千年之间，这个地区生活着新石器时代的农耕者。因此在这些早期农业人群的扩展过程中，他们的“地中海”语言也在同时扩展。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接受了这些农耕者的语言，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文化。这一语言也向东扩展，把农业文明带到了中亚河谷和巴基斯坦。此后发生的移民浪潮，将德拉威语和印欧语带进了巴基斯坦，并取代了这里曾经使用的语言。同时在欧洲，“地中海”语言也逐渐衰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孤立状态。

当然，无论是伦福儒的说印欧语的农耕者，还是卡瓦利一斯福扎的讲“前古印欧语”农耕者，这些发生的情节纯粹是后人的推测。当然，从基因数据中能找到一些相关证据：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地区，从地中海到高加索再到巴基斯坦，都能找到代表新石器时代的M172标记。特别是在高加索，在有些人群中这一标记出现的频率超过了90％。高加索人群和中东人群基因的相似性，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中东的人群进人了高加索，并且把与闪族语相联系的一种语言带到了这个地区。当然，这里我们要假定地中海所有的语言都有一定的联系，区别只是联系有多深的问题。一些语言学家发现了存在着语言的“总科”，即在表面不相关的语言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共同结构。下面，我们要涉及到的就是这些语言的“总科”。

“全家福”

在查尔斯·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年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现代区分语言的方法，但他在那时已经注意到，在谱系和语言之间具有某种联系。他在书中写道“假如我们有一本完美详实的人类家谱，那么从人类种族的谱系关系之中，我们可以对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做出最精确的分类。”卡瓦利一斯福扎说过，当他1988年对基因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达尔文的这个假设的价值，后来，受到一位研究科学史的同事的启发，他才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许，认识到语言能反映人群彼此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每一人都是从自己的父辈那里“继承”到语言，因此至少在我们能看到的时间段内，语言可以被视为基因的代言人。

但是，如果我们追溯更久远的过去，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在语言之间有没有更深的联系，它们是否可以被包括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语言的“亚当”和“夏娃”呢？

在第7章里我们已经认识了约瑟夫·格林伯格，他相信在语言之间，肯定存在着更深层的联系。1963年他出版了《非洲语言》，在书中他将百余种非洲的语言归类到4个显著的大语系之中，他的这个研究使他在语言界声名远扬。早期对语言进行深入分类的尝试，现在已经被语言学界广泛接受了，这一成功鼓舞了格林伯格，他开始更深人地研究语言之间的广泛关系，特别是欧亚的语言。

格林伯格发现，许多语言，包括印欧语系内的分支语言，它们彼此具有共同的结构成分，这些显著的共同之处不可能是因为巧合。对非专业人员来说，这些共性是微不足道的（如名词的复数形式，加后缀一k或者加一t)，但对语言学家来说，它们意义重大。莫瑞特·容贺伦在他的著作《语言的起源》中阐述，他在格林伯格所定义的大欧亚语系中，找到了许多分支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他把这样一个大语系称为“乡土语”。

对这样一个语言大系，我们会提出的第一个疑问是，在为印欧语言寻根时，我们找到了考古和基因方面的证据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还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吗？很不幸，回答是没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分支众多，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口几乎贯穿整个欧亚大陆。因为这个大语系可能具有2万年以上的历史，如此古老、分布广阔的语言，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性不可能清晰易见，而且在这里惟一能给我们提供帮助的Y一染色体标记只有Mg，但是在另一个欧亚大语系德内一高加索语系的人口中，同样能找到这个标记。

“乡土语”的第一个分支是美洲的纳一德内语系（如纳瓦霍语）以及中国汉族与藏族的汉藏语系。现在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在这两大语系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否具有更深人的联系目前还无定论。因为德内一高加索语系的范畴正像它的名字所显示的，包括高加索语，也包括巴斯克语和布鲁沙斯基语，我们可以想像，从比利牛斯山脉一直到落基山脉，说德内一高加索语系的人群星星点点、各自独立地分布于欧亚大陆，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一个人群与另一个人群的差异极大。因此，美国语言学家约翰·贝斯通在德内一高加索语系中分出了一个亚语系，它包括巴斯克语、高加索语、布鲁沙斯基语和已经灭绝的闪族语。它与我们假设的“地中海语系”具有密切联系，而且，关于这一语系在过去的1万年里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从基因数据中找到证据，它很可能与农业扩展联系在一起。尤其有意义的是，它包括闪族语在内，因为这个语言代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无论是谱系还是文化，它和起源于“肥沃的新月”的农业文明联系密切。

尽管基因数据证实，在西方，德内一高加索语系的使用人群之间有相互联系，和说东方语言的人群没有明确的联系，但是汉藏语系和德内一高加索语系各自有独立的基因联系。在我们追溯从非洲到澳大利亚的海上移民时，M130曾经指引着我们的方向，现在它又出现了，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看到，M130存在于包括中国人的东亚人群中，这表明东南亚的人群曾向北扩展。有趣的是，在北美讲纳一德内语的人群中，也能找到这个标记，但是在同样使用纳一德内语的南方人群里，却找不到它的踪影。这表明在东亚人群和北美的一些部落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基因联系，这一联系发生在距今1万到5千年之间，那时第二次移民浪潮涌上了美洲。在这里，基因证实了谱系间的联系，告诉我们两个人群大致分离的时间。

从数万年前就己经分离的语言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一成果激发了一些语言学家，他们开始走得更远，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即世界上所有语言有一个共同起源。莫瑞特·容贺伦是这个观点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相信德内一高加索语是现代人出非洲时所使用的语言，而随后的欧亚语是从中东呈放射状扩展开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假说模式找不到基因证据，这有可能是因为文化的传播带动了语言的扩展，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基因流人的痕迹，这种现象的确发生在一些印欧语的分支中。另一种可能性是，欧亚语和德内一高加索语并不真的存在，研究者只是收集到了一些具有不规律的类似性的语言。或者，在语系之中存在着语言的子集，特别是在能找到基因证据的语系之间（如汉藏语和纳一德内语），虽然这些语言表面上彼此不相联系。

很有可能，人类的语言正是在人类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它起源于非洲，随后扩散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做出这一判断，是因为人类的语言具有普遍性，而且语言在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印欧语等已经被确定的大语系在较短时间里的变化，从中可以类推出人类所有的语言具有普遍性。几乎所有语言起源的信号―如果有的话―都已经湮灭了，留给我们的，只有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巴别塔”’。同样，在过去的500年里，英语也在不同的方言里不断变化着，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所有的语言中。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它们会完全失去最初的形式。这个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现在还不清楚，尽管容贺伦等语言学家声称他们能够在2万年的时间段里发现语言的相似性，一些语言学家认为6000年的时间足以使一种语言变得面目全非。寻找语言的“亚当”和“夏娃”，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令人兴奋的研究课题，随后基因数据也加人到了论战之中。

警示

在文化的传播中，语言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扩散或改变。不幸的是，在考古学的领域里，从人群的迁徙之中寻找文化变化轨迹的研究已经过时了，现当代的考古学家关注于本土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或本土文化如何借鉴外来文化，只有老一辈的文化传播论者才会为一种文化寻根。但是，从基因数据中显示出，在有些情况下，文化的确是随着人群的迁徙而扩散的。如果基因变化图谱和文化传播图谱相一致，像在德内一高加索语系中出现的情形，那么很有可能，有些文化是随迁徙的人群得以传播的。相反，文化传播也可以完全不依赖人群迁徙，农业扩展到欧洲西北部的过程，正是一种纯粹文化传播的过程。

作为遗传学研究者，我们的研究是受到限制的，当我们用我们的声音叙述历史时，我们必须借助考古和语言的帮助，事实上我们最独特的贡献是追踪谱系的发展形成，换句话说，就是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为人类的迁徙提供证据，比如M17和游牧文化的传播，同样，我们据《圣经》记载．亚当和他的子孙本来说的是一种语言当他们打算造一座塔直通天弯时．上帝便下来把他们的语言搞乱．使他们彼此都无法文流．这座塔于是被命名为’巴别塔也可以据此反驳一些文化传播的假说。研究文化，语言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它有文字记录；即使没有，也可以通过系统的研究找出语言之间的彼此关系。大部分语言都具有书面语言，少数口头语言的精确性程度还是一个疑问。

直到20世纪中期，种族的观念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它认为世界各地人们肤色的不同，是由于根本的生物性不同所决定的。这正是卡尔顿·库恩所坚持的观点，据此他把人类划分为几个相对没有联系的人种。正如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所指出的那样，在早期对人种的划分中，种族的定义中包含着许多文化上的歧视。比如列沃斯这样描述美洲的“亚种”土著人：“顽固、自满、散漫，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红线’”。很显然，这一描述不是以人类的生物性为基础的，否则，今天所有的美洲原居民都会感到他们的脸上画着遗传“红线”。混淆种族与文化在人类历史上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尤其是在优生学的全盛时期，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纳粹迫害犹太人时找到了什么样的“科学根据”。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有些情形下，文化的传播和基因的变化是相联系的，也许那些已经作古的优生学家们，会遗憾他们当时没有基因的武器来证明种族差异。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只会使他们大失所望。

性政治

克伦邦人生活在泰国北方和缅甸，他们没有邻居巴东人那样著名，因为巴东人有一个极其独特的习俗―用黄铜圈把脖子神得又细又长，但对人类学家来说，他们是一个极其迷人的民族。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截然不同。在世界各地，700/0以上的社会实行从父居制，在这样的社会模式里，财富由男性控制，继承权是在男性血亲之间传递的。一对男女结为夫妻后，妻子要跟随丈夫生活，在丈夫的家族里获得新的身份。在欧洲，妻子婚后改随夫姓的习俗，正是从父居社会的产物。

从父居社会的一个特点，是男性保持稳定，而女性要加入新的家庭或部落。这似乎与人的本性相反，比起女人，男人难道不是更愿意过动荡的生活吗？但这就是大多数社会的规则。而克伦邦人的习俗恰恰相反，在这里，控制财富的是女人，有继承权的是女儿，男女婚后，男人会住进女人的村子，为她们耕田种地。人类学家称这种社会模式为从母居，即女性保持稳定而男性迁居。这一社会模式仿佛一部有趣的机器，它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了文化对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影响。就像一个有预谋的实验，它为我们提供了与大多数社会模式相反的例子。

在多数有关人类迁徙的研究中，我们使用的工具是Y一染色体。这是因为，比起其他的基因标记，人群与人群之间Y在频率上的区别更明显。正如迪克·莱文廷在研究中发现的，人类的大多数基因的多样性是共有的，只有10％一15％的多样性可以用来区分一个人群与另一个人群。但对Y来说，用以区分不同的多样性为30％一400/0。多样性越多，提供的信息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通过Y，我们得以描述人类迁徙的画面。

最早用Y来研究人类的彼此关系时，反复多次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它把一群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联系起来。要知道，用极少的几个DNA多态性，就能够不可思议地回答出一些人类迁徙的地理问题。你可以这样想像，人类的基因就像是一个“回答20个问题”的游戏，大多数遗传系统，包括血型和线粒体DNA，它们需要问上20个问题才能得到一个大致粗略的答案，比如得知一个人来自哪个大陆等。但对Y一染色体，它只需要问几个问题，就能分辨出那个人来自次大陆的哪个地区。因此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Y一染色体是一个地方化的谱系，它可以用来定义人们来自哪一个特别的区域，是一个研究人类迁徙完美工具。但是它为什么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呢？要解释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98年，马克·希尔斯坦德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解读Y之谜的论文，他此后成为路卡·卡瓦利一斯福扎和迪克·莱文廷的研究生。他研究了14个非洲人群的Y一染色体标记，发现有一小部分基因变异，在对人群进行区分时，它比其他的基因标记突出得多。在欧洲的情况同样如此，被地理距离分开的人群之间，Y一染色体频率的变化比线粒体DNA等其他遗传系统都要高。希尔斯坦德这样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女人比男人的流动性大，把她们的线粒体谱系分散到了邻近的人群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相似的mtDNA分布图谱。同时，由于男人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他们的Y一染色体在不同的人群中各自独立，向下繁衍。对这一发现，卡瓦利一斯福扎风趣地用妙语评价为：“威尔第写过‘女人善变’，看来他是对的。”

希尔斯坦德的论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吸引了像格洛丽亚·斯泰纳姆那样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似乎一夜之间，它要颠覆男人是好色游荡之徒的古老观念，男人的角色是固守一地，而不是四处游荡。但是，事实上它强化了这样的观念，即女性在形成一个群体中的作用较小。在一个从父居的社会里，你的母亲是谁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你在家庭和部落中的从属关系、你的继承权都取决于你的父亲。希尔斯坦德所发现的，是文化对人类基因变异图谱有着重大的影响。简单地说，一个地区如何处理婚姻和财富，经过数百代的累积后，在男性或女性一方，便会产生重大的基因变异图谱的不同。印度的种姓世袭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证据，这里Y一染色体的频率差异比mtDNA高出得更多，表明女人能够在种姓之间移动，而男性完全被限制在种姓划定的界线之内。

真正能检验希尔斯坦德的理论的，是对从母居的社会的基因模式进行研究，看是否能得到与从父居社会相反的模式，即Y一谱系具有较大的一致性，而mtDNA的差异频率较高。2001年，马克·斯通基与同事发表了对克伦邦人的研究论文，同时他们也研究了与克伦邦人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从父居部落，他们的研究结果，为希尔斯坦德的理论提供了证据，证明在大多数从父居的社会，会产生以地理区域为界的Y一染色体变异模式。

这一研究证实了Y一染色体谱系的地方化，它同时解开了另一个奇怪的谜，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看到，我们的共同祖先Y一染色体“亚当”，比mtDNA“夏娃”要年轻的多，难道“亚当”从未见过他的“夏娃”？从父居可以解释在两个人群之间，为什么Y一染色体是最容易将他们区别开的基因系统，但是它无法回答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出现的时间不一致。事实上，地球上每一个人群的Y一谱系，都能回溯到一个大约巧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共同祖先“亚当”。但是，研究那些谱系发展保持着清晰脉络的人群，他们的基因历史回溯到非洲时，很快，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也就是说，基因显示非洲“亚当”在非洲生活的时间只有几千年，之后就离开了那块大陆。该如何解释这一结果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基因的漂移率―数量少的人群引起的不规则的标记频率变化―决定于一个人群的人口数量。在人口数量大的人群中，基因漂移是可以忽略不记的，但它在小数量人群中的影响十分显著。在最小的人群里，比如最早通过白令海进入美洲的人群，极少的人群数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基因变化频率达到了100％。这就是为什么美洲原居民几乎全部是O型血，A型和B型在他们穿越西伯利亚的迁徙过程中已经“漂走”了。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为什么Y一染色体“亚当”比mtDNA“夏娃”年轻得多。如果在一个人群中，男性的数量少于女性，那么Y一染色体谱系的丢失率更高。也许你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男女出生的比率是50:50。”你能肯定在一个人群里男女的数量大致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在数量上是相同的，但是在基因传递时这一平衡就被打破了。从遗传的角度，不繁衍后代的人不在计算之中，而且应当被排除在总数之外，因此，遗传学所关注的只是有繁衍能力的男女数量，性别比率的变化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Y一谱系的丢失率更高，这是因为少量的男人在部族中占有大多数的异性，而且他们的儿子，因为继承了父亲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同样会在下一代中占有大多数异性，经过几代之后，这一社会形态就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Y一染色体图谱：它数量少，与邻近的谱系区别大。这一原因导致了Y谱系比它实际的年龄年轻许多，它已经无法回溯到巧万年前了，它最早在非洲生活的信号早已丢失了。数百、数千年中社会运行着同一个模式，通过对传统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将会找到更清晰的证据来支持这个理论。语言寻根、寻找语言的“亚当”和“夏娃”曾风靡一时，我认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研究文化对人类基因变异的影响，会是人类学领域里最大的热点。不幸的是，在下一章里我们会看到，我们正在丧失祖先写在我们血液中的历史。

回到大海

在上面的旅程中，从农业的兴起到地区婚姻模式，我们看到了文化对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影响。现在，我们再次回到库克船长在18世纪后期“发现”的夏威夷群岛。生活在这里的原居民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在几千年前来到这座太平洋上的岛屿？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来对他们的语言进行考察，找出它与玻利尼西亚语之间有无联系。回答是肯定的，因此语言为“从哪里来”提供了线索。索尔·海耶达尔认为南美的土著人最早来自玻利尼西亚，他们的语言与东南亚人的语言联系密切。19世纪初，许多学者把玻利尼西亚语和台湾话、马来西亚语联系在一起。今天，居住在台湾的是说汉语的中国人，但在17世纪以前，这里的原居民完全说着另一种语言。这些语言都属于马来一玻利尼西亚语系，20世纪初，它作为南岛文化的一部分被广泛地研究。因此夏威夷人的语言，可以清晰地回溯到亚洲，而不是美洲。

南岛语言的扩展，与农业在东亚的扩展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我们可以想像这样的情景：玻利尼西亚岛上的居民有着完美的航海技艺，从东南亚的岛屿开始，他们从一个岛跳到另一个，最终驶进了开阔的海洋。今天我们把这种迁徙模式称为“特别快车”，它暗示在台湾原住民和玻利尼西亚人之间具有基因的联系。MtDNA似乎支持这一理论，尽管就像我们在其他情形中看到的，不过它的作用常常是有限的。近年来对Y一染色体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这一理论尚需完善。

在东南亚一带，虽然来自中国的农耕者对当地的基因库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直存在着一些本土谱系（特别是M13O),它们在玻利尼西亚出现的频率也较高。这意味着，农业进人东南亚诸岛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人们发现了与这里的环境相适应的农作物，使农业进人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这时，他们并没有立即坐上那辆“特别快车”，而是四处游历，逐渐在新的环境里形成了他们的文化。考古学家彼德·贝尔伍德曾经指出，在靠近赤道的地区，稻米产量会显著下降，只有热带环境里日照时间的变化才有利于稻子的成熟。因此，当中国的农耕者来到东南亚之后，他们必须不断摸索，找到适合当地环境的作物代替粟米和稻米。玻利尼西亚人种植的芋头，在太平洋的许多岛上都种植，包括夏威夷。基因数据也表明，当时的人们在驶向辽阔的大海之前，曾在东南亚停留过一段时期。关于时间的问题，大体上，我们可以肯定它发生在农业的成熟阶段。当农业的发展完全适应了当地的热带环境后，这些最早的玻利尼西亚人才有能力向未知的世界进发。起程时，他们带着足够的粮食，因为有这些粮食，他们有信心在任何一处土地上生活下去。对狩猎采集者来说，他们永远不可能驶向未知的海洋，因为他们看不到地平线以外的世界。但是，拥有了良好农业传统的玻利尼西亚人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能是由于人口的过度密集（农业发展的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出了决定，起航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做出选择，正是不断地拥有了选择的能力，在人类的进化的历史上，又一次大爆炸正在到来。

语言的细线

作为遗传学家，我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中亚地区人群的彼此关系。在前苏联时代，对西方的科学家来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邻近的地区是无法接近的。20世纪90年代这一地区开放之后，我抓住玲2机会去过那里。在此之前，从人群中取样以研究基因的多样性，取样的地区大部分是在欧洲、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日本）、非洲南部和北美洲，从未在中亚地区的人群中做过取样，这里是世界基因图谱中的“黑匣子”。

我第一次去那里是1996年的夏天，此后又因工作儿次去那里。开着一辆兰德·路华越野车，我从伦敦出发，一路颠簸，和那辆快散了架的吉普车一同来到前苏联的土地上，然后就背着进行基因取样的设备，在荒凉偏僻的边境线上四处穿行。但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00年8月的塔吉克斯坦之行。我当时和当地的科学家、医生合作，进行一个对当地山区的几个民族的血型进行研究的项目。雅格努是其中的一个民族。

雅格努人和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语言是粟特语的一种方言，粟特语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用语，就像今天英语是商务用语一样。公元500年，从波斯到中国，在中亚从事贸易活动的人们都使用粟特语。17到19世纪，穆斯林征服者统治这一地区后，粟特语衰落了。到20世纪，除雅格努语以外，粟特语的所有方言都灭绝了。在塔吉克斯坦北方，偏远的扎诺法沙谷的几个孤零零的村庄里，雅格努人就生活在那里，他们仍然使用着古老的粟特语―一种有1500年历史、化石一般的语言。我们的计划是前去探访他们，向他们说明我们此行的目的，期望他们能理解我们的用意并愿意与我们合作。

从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出发，我们长途跋涉，所经过的一些地区，刚刚在内战中被政府接管。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不时遇到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士兵把守的检查站，山路的另一边是平行的山谷。沿着扎诺法沙河，我们开上了一条向东的尘土飞扬的土路。在路上，我们要不时地下车，把那辆前苏联时代的大篷货车从陷坑里推出来。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子。我们充满希望地从车里跳出来，向路人打听当地的“负责人”住在哪里。喝着茶的老人听完我们说明来意，沉思了一会儿，最后，他说我们这一趟白跑了。

他解释说，很可能从丝绸之路的时代起，雅格努人就生活在这里，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因为严重的干旱，前苏联政府把他们迁到了平原地区。20世纪80年代这里又出现了地震，剩下的一些雅格努人也迁到了杜尚别，这个地区已经很难见到雅格努人了，他们已经远离了故土。除非徒步翻山越岭走上几天，在偏僻的山村里也许还能找到他们，或者在杜尚别的出租车司机、医院的清洁工里面也能找到这些人。我们完全失望了，向老人道谢后便离开了那里。又经过了几天的艰苦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雅格努村庄，他们很友好地配合我们的取样工作，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在杜尚别取得了更多的雅格努人的血样。我们原计划找到一个丝绸之路的偏远的“遗迹”，但我们的计划落空了。

那位老人给我们讲述的雅格努的故事，实际上在世界各地每一天都在发生。雅格努的遭遇并不罕见，恰恰相反，它己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村庄被不断扩展的城市所淹没，农村居民正在放弃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尽管有些社会对多样性持宽容态度，但更多的社会把它看做大一统的障碍，那些渴望建立和谐统一文化的政府常常回避文化的多样性。为了理解这种现状，我们不妨来看一看19世纪在欧洲建立起的国家模式。

凋零的母语

如果你到法国旅行，法国人对自己的语言的热爱程度一定会给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法兰西学院是法语的官方保卫者，它像鹰一样监视着法语的说和写，保护它不受其他语言的影响。但是，仅仅150年前，或者说6代以前，在法国说法语的人连一半都不到，大部分人使用的是方言。大约同一时间，在意大利说意大利语的还不到总人口的100/0。当时，奥地利大臣克莱曼·冯·曼托尼曾这样讽刺意大利：“说它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考虑到语言的因素，他说的恐怕是有道理的。

19世纪的欧洲仿佛一个新观点和新运动的漩涡，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工业化、殖民扩张等，无不对“现代世界观”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新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家主义的产生，正是国家主义促进了欧洲现代政治模式的形成，并且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以前，欧洲由封地、王国和大公国组成，相比于今天，那时欧洲人的生活是“地方色彩”的。人们要服从于地方的统治者，生活在地方性的事务之中。从婚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活模式：联姻的家庭一般只相距几公里，大量的婚姻是亲戚间或家族内的联姻。这种地区化的特征对语言同样产生了影响。虽然现在法语是法国的官方语言，被法兰西学院像守护神明一样守护着，但在18世纪，法国的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有数百年或数千年的历史，如巴斯克语、布里多尼语、欧苏丹语、科西嘉语、阿尔萨斯语等，这些语言现在大部分已经灭绝了。例如布里多尼语是凯尔特语的一种，虽然生活在法国北部海岸的布列塔尼人说这种语言，但与法语相比，它和威尔士语、盖尔语的联系更紧密。一种地区语言的使用者，把他们这一群人看做一个独特的整体―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称之为民族，正是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法国这个国家。

随着国家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语言成为创造国家一统性的工具，政府通过用一种语言代替其他的语言，来形成一统的国家文化。18世纪以前，英语在不列颠只是文学语言和官方用语，许多人使用的语言只能说与英语有一定的联系。英语的发展是以牺牲凯尔特语为前提的。马恩语是凯尔特语的一个分支，1874年，在马恩岛上有1万2千人说马恩语，到了20世纪末，只剩下了4000人，最后一个母语是马恩语的人死于1974年。今天，它就像活化石一样，只有几百个这一语言的迷恋者还会偶尔地说起它。

在19世纪，就像必须服兵役一样，学生在学校里必须学习官方语言，这是促进官方语言传播的有效方式。经过几代以后，这种语言就会变成国家统一的语言。民族性被扭曲为单一语言制。在德国发生的建立国家语言的过程，可以最好地说明语言是如何与民族性相融合的。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是著名的童话家，欧洲的孩子是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的。但很少有人知道雅各布，格林还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他曾致力于研究德语的发音变化，比如印欧语中的“b”如何在德语中变成“p”等等。格林兄弟的工作―至少是一部分，是要帮助讲德语的人们学习统一规范的德语。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这种努力是要规范德语的用法，以创造标准的国家语言。换句话说，通过童话，他们要写下德国的民族文化，以铸造一种民族的国家性。德国逐渐变为“德意志”，而格林兄弟等知识分子正是这种新观念的建筑师。

这一时期，语言历史得到了发展，但是那只是正式表明了，语言决定文化，文化与语言有着亲密的联系。一种语言的形成需要大约500一1000年的时间，比如罗马尼亚语大约有1500年的历史，它最早起源于罗马帝国的拉丁语。现在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罗曼斯语，这些语言全部彼此联系，具有一个共同的罗马祖先。其他一些语言，比如巴斯克语与它周边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区别。但不论何种情况，一种语言的形成，代表着一种文化独立的发展与成熟。

因此，一种语言消失，我们就失去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如果巴斯克语最终灭绝，那么再没有哪一种语言，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欧洲的古印欧语；如果目前生活在塔吉克斯坦的大约2000名雅努比人，最终与说塔吉克语的大多数人成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孩子不再学习自己的母语，那么我们将失去与丝绸之路的“血肉联系”。一种语言死去，我们文化的历史就永远失去了一个章节，尤其是对那些没有经过研究、也没有记载下来的语言。而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命运都如此，如果它们消失了，那将是永远无法挽救的损失。以使用人口的数量来计算，今天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使用着15种语言。在这些最常见的语言中，有些（如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是通过殖民统治扩展的，有些语言是由于所使用的人口数量的膨胀（农业的刺激）,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好的例子。这些语言的“成功”，创造民族语言的努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少数的几种语言被世界各地的人群广泛应用。语言学家确认全世界目前有6000多种语言，而全世界90％的人使用着其中的100种语言，也就是说，多数的语言只被少量的人口使用。至少目前，这些多数语言的未来命运还是未知的。但是雅努比语的遭遇和马恩语最终的灭绝，告诉我们这些多数语言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绝。这些遭厄运的语言，它们的使用者正一点一点被广阔的人群所淹没吞食。在第1章中我们遇到了达尔文曾描述过的火地岛人，他们的母语亚汉语可能已经灭绝了，成了欧洲人殖民统治的牺牲品。语言学家丹尼尔·纳特斯和苏珊娜·罗曼尼预测，到本世纪末，目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语言可能会灭绝，相当于每两周就会有一种语言永远消失。1500年，据估算当时全世界有l万5千种语言，也就是说，到今天半数以上曾经存在的语言都已经消失了。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想，这本书所关注的不是人类的基因所包含的历史吗？为什么你要在这里讨论国家主义的兴起与语言的灭绝呢？原因很简单，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语言的发展和基因图谱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语言多样性的不断失去，对人类的基因组有何影响昵？

大熔炉

我们己经知道了，人群与人群之间相区别的基因多样性，只占总数的一小部分，人类的多数基因是共同的，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首先，我们的谱系是一个年轻的谱系，大约5万年、2000代以前，我们的共同祖先都生活在非洲。最初的基因变异只是偶然发生的，之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它们会成为一个人群中的普遍现象，很有可能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多数多态性，在我们非洲的祖先那里就已经存在了。除了Y一染色体，多数多态性的年龄相当古老，表明它们出现于在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之前。

而且，人类这一“种族”在地球上生活的历史并不长。从考古发现的人类化石中可以看到，直到3万年前，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才有了身体外表的区别，再以前，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活的人是非常相似的。尽管无从知道我们祖先的肤色、发型和其他的脸部特征，但从出土的骨骼中，我们可以推测“种族”的差异出现在距今不远的时期。很可能是在上一个冰川时期，人群的四处分散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形态，并由此产生了“种族”的观念，它并不是像卡尔顿·库恩所认为的那样，不同的人种是千百年来各地区相互独立的进化过程决定的，因此“种族”是生物性的现实。比如，现在亚洲东北部人和美洲人的齿型相同，距今3万年的化石也显示出同样的齿型，但再向前回溯，亚洲人的牙齿和世界各地其他人的牙齿也非常相似。人群基因一致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迁徙的习性使人群与人群不断地相互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基因变异图谱便会扩散在新的人群中。因此，即使是现代人离开非洲后才产生的基因标记，比如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Y一染色体标记，它们广泛的分布，同样是人群混合的结果。

语言灭绝的动力学，表明目前人群相互融合的速度在加快，小数量的人群、曾经相对与外界隔绝的人群融入大的、占主流地位的人群，这一过程导致了许多语言的逐渐死亡，马恩人就是这样最终开始说英语的。一种语言的灭绝是由于其使用者的灭绝，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原因是少数人群融入了多数之中。有没有真实的数据来说明这种变化呢?

回答是有。许多发达国家都进行人口普查，对一个国家的总体人数作统计学上的计算，这可能是由于分配政治权力等方面的需要，但它得出的数据可以深刻地反映一个社会的现实。美国的人口普查可能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它每10年进行一次，最近的一次在2000年。普查结果为美国的人口是两亿八千一百四十万，比1990年增加了13个百分点，同时它展示了在这个国家里民族的变化。2000年这次普查，人们首次可以精确地填写自已的民族，民族分类从5个增加到63个，首次反映了对少数民族的认同情况。

总体上，有680万人填写自己的民族是“白人”和“少数民族”的混合。当然，白人的分类中忽略了民族分类，发生在爱尔兰、黎巴嫩、摩洛哥的冲突足以说明“白人”中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因为在前面我们看到，民族的融合意味着DNA标记的广泛融合。以官方的“民族”分类，许多混血者事实上把自己划人了一个民族，这意味着美国人口中，混血者的数量要远远高于统计出的数字。例如根据美国人种普查局的报告，25%黑/白混血者选择自己为白人;将近一半的亚洲黄种人/白人、西班牙土著/白人选择自己为白人;高达81%的美洲土著/白人选择自已为白人。200U年美国人口普查的一个结果，是表明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其深刻.的融合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高尔夫球明星泰格·伍兹的家世，是美国当今民族混合的最形象的例子。据称，伍兹的祖先有非洲人、欧洲人和东南亚人，面对如此复杂的家族谱系，一个人很难决定自已属于哪一个民族。并且，即使能够确定自已民族的人，事实上也常常有不同民族的祖先。(1987年，有关线粒体“夏娃”论文发表以后，对它的批评之一，是凯、斯通肯、威尔逊所分析的“非洲血样”事实上是以生活在旧金山海湾地区的非洲裔美国人来代表“非洲人”。批评者指出，他们所得出的最古老的谱系的结论一一表明人类起源于非洲，事实上有可能并非来自于非洲!)1991年，他们发表了第二篇论文，这一次，他们的血样来自非洲，结果证明他们第一次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只有在20世纪，才会出现像泰格·伍兹这样的人。他的复杂的家族谱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祖先，只可能在过去的100年里在美国这样的地方相遇在一起。伍兹的家谱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个深刻变化，历史地说，在过去永远不可能相遇的人，现在就住在你的隔壁。人们对于民族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今天的人对混血儿的态度，与我们的祖先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种族区别的观念已经淡去，人类正如基因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人群与人群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融合正在消解古老的、地区性的基因多样性，取代它们的是世界主义大熔炉的标记。现在你到纽约的一家夜总会，对那里的100个人进行血液取样，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你找到了这本书中提到的每一个标记。到这里，我们的旅程也就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最后一页窗

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爆炸，带来了新的基因模式。我们共同的祖先5万年前离开非洲，然后分成数支，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基因的多样性就仿佛拼缝而成的毯子，它们把这些人群既区别又联系地联结在一起。而今天，它们被重新打乱、连接，它们再形成的图样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想像的。尽管基因标记不会失去，但形成这些标记的“文本”将不再存在。虽然从纽约的一家夜总会的人群中取样，和从世界各地孤立的人群中取样一样，我们也能够找到不同的基因标记，但这样的结果几乎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无法把这些基因放进一个地理区域中进行分析。比如，我们能画出从非洲到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程，是因为最古老的M130染色体只能在欧亚南部的部分地区找到，而在中东找不到它的足迹。一群本地人在一地持续生活若千年，我们才有希望从他们的基因组成中推测出他们的祖先。古老、地区性的人群是关键所在，谱系融合发生得越少越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而这样的人群正在消失。语言的现状如同一个石蕊试验，孤立的人群正在被迅速地吞没。而且，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影响，这些人群的成员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城市，在那里，他们的标记很快就会消失于世界多样性的大熔炉之中。很不幸，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们所讲述的独特的故事也就消失了。

一些少数民族意识到了世界大同所带来的灾难，纷纷反对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欧洲的激进主义分子，比如巴斯克ETA、炸毁麦当劳店的法国农民、在世界经济首脑会议期间反全球化的示威者等等，他们所发出的信号，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多元文化正在消失。但是，他们的方法过于偏激，难以得到广泛的支持。对多数地区的人来说，变为地球村的一部分所带来的眼前利益，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是否离开古老的村庄，离开家乡，往往纯粹是个人的决定，他们期望在别处能得到更好的生存机会，或者这种机会在家乡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谁能阻止个人内心的愿望和决定呢？在这样的战役里，厄运在激进分子们一边。

故事只能讲到此为止。无论如何，它只能算是一个纲要，更详尽的叙述、更深人的解答，还需要漫长而艰苦的研究工作。现在我们知道了森林，但远没有了解所有的树木。不幸的是，由于意识到了民族文化面临被吞食的危险，许多地区的人现在已经拒绝参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在殖民掠夺的历史中，20世纪中期曾经发生过用澳大利亚土著人做药物试验的可怕事件，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地区的原居民都对科学工作者怀着戒备的心理。激进主义者还提出考古挖掘应遵守古老的禁忌，要求将出土的文物重新埋藏。某种程度上，遗传研究也面临同样的境况，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当前生活着的人们的血液中“挖掘”人类的历史，当地的原居民可以认为这种研究是“窥私癖”（或者更糟）。另外，研究文化的独特性，还往往伴随着这样的结果：科学得出的结果往往与文化本身的信仰冲突，因此越来越多的原居民拒绝参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我们渴望研究不同的人们，因此科学家有责任解释这种工作的正当性，说服人们与我们通力合作，只有那样我们才能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信任。

今天的人类，与我们2000代以前离开非洲的，旧石器时代的祖先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样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自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爆炸，使我们获得了科学的工具，让我们有能力读出最伟大160的历史书―写在我们DNA中的伟大史书。但正是这次大爆炸，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文本，把这本书放进这样一个新的文本，字迹变得如此难以辨认。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基因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我们拥有一部共同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携带着独特的一章，它就锁在我们的基因组里，它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的后代，它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它、了解它。从我们的祖先从树上走到地面的那一天起，我们用智力不断地探索外部世界、寻求未来，过去的几千年，我们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农业的发展点燃了文化的导火索，让我们有力量选择进化的轨道。获得了权力，责任也随之而来。当我们身处残酷的世界，为生存而搏斗时，我们无力去自我发现。而现在，一旦旅程中的记录全部丢失，关于我们的祖先如何走出非洲、如何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的古老史诗也会湮没，他们所留下的所有的足迹将会永远消失于大地之上。

最后一页窗

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爆炸，带来了新的基因模式。我们共同的祖先5万年前离开非洲，然后分成数支，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基因的多样性就仿佛拼缝而成的毯子，它们把这些人群既区别又联系地联结在一起。而今天，它们被重新打乱、连接，它们再形成的图样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想像的。尽管基因标记不会失去，但形成这些标记的“文本”将不再存在。虽然从纽约的一家夜总会的人群中取样，和从世界各地孤立的人群中取样一样，我们也能够找到不同的基因标记，但这样的结果几乎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无法把这些基因放进一个地理区域中进行分析。比如，我们能画出从非洲到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程，是因为最古老的M130染色体只能在欧亚南部的部分地区找到，而在中东找不到它的足迹。一群本地人在一地持续生活若千年，我们才有希望从他们的基因组成中推测出他们的祖先。古老、地区性的人群是关键所在，谱系融合发生得越少越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而这样的人群正在消失。语言的现状如同一个石蕊试验，孤立的人群正在被迅速地吞没。而且，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影响，这些人群的成员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城市，在那里，他们的标记很快就会消失于世界多样性的大熔炉之中。很不幸，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们所讲述的独特的故事也就消失了。

一些少数民族意识到了世界大同所带来的灾难，纷纷反对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欧洲的激进主义分子，比如巴斯克ETA、炸毁麦当劳店的法国农民、在世界经济首脑会议期间反全球化的示威者等等，他们所发出的信号，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多元文化正在消失。但是，他们的方法过于偏激，难以得到广泛的支持。对多数地区的人来说，变为地球村的一部分所带来的眼前利益，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是否离开古老的村庄，离开家乡，往往纯粹是个人的决定，他们期望在别处能得到更好的生存机会，或者这种机会在家乡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谁能阻止个人内心的愿望和决定呢？在这样的战役里，厄运在激进分子们一边。

故事只能讲到此为止。无论如何，它只能算是一个纲要，更详尽的叙述、更深人的解答，还需要漫长而艰苦的研究工作。现在我们知道了森林，但远没有了解所有的树木。不幸的是，由于意识到了民族文化面临被吞食的危险，许多地区的人现在已经拒绝参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在殖民掠夺的历史中，20世纪中期曾经发生过用澳大利亚土著人做药物试验的可怕事件，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地区的原居民都对科学工作者怀着戒备的心理。激进主义者还提出考古挖掘应遵守古老的禁忌，要求将出土的文物重新埋藏。某种程度上，遗传研究也面临同样的境况，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当前生活着的人们的血液中“挖掘”人类的历史，当地的原居民可以认为这种研究是“窥私癖”（或者更糟）。另外，研究文化的独特性，还往往伴随着这样的结果：科学得出的结果往往与文化本身的信仰冲突，因此越来越多的原居民拒绝参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我们渴望研究不同的人们，因此科学家有责任解释这种工作的正当性，说服人们与我们通力合作，只有那样我们才能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信任。

今天的人类，与我们2000代以前离开非洲的，旧石器时代的祖先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样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自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爆炸，使我们获得了科学的工具，让我们有能力读出最伟大160的历史书―写在我们DNA中的伟大史书。但正是这次大爆炸，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文本，把这本书放进这样一个新的文本，字迹变得如此难以辨认。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基因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我们拥有一部共同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携带着独特的一章，它就锁在我们的基因组里，它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的后代，它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它、了解它。从我们的祖先从树上走到地面的那一天起，我们用智力不断地探索外部世界、寻求未来，过去的几千年，我们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农业的发展点燃了文化的导火索，让我们有力量选择进化的轨道。获得了权力，责任也随之而来。当我们身处残酷的世界，为生存而搏斗时，我们无力去自我发现。而现在，一旦旅程中的记录全部丢失，关于我们的祖先如何走出非洲、如何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的古老史诗也会湮没，他们所留下的所有的足迹将会永远消失于大地之上。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

中文版序

第01章 多样的猿 The Diverse Ape

一个物种

多个物种

象牙塔之外

第02章 艾普鲁布斯·阿姆 EpluribusUnum

关键因素

意大利人的努力

“奥卡姆的剃刀”

字母汤

拥挤的花园

荷兰人的勇气

时间

第03章 夏娃的伴侣 Eve's Mate

水，无所不在的水……

没有一滴水能喝

压力之下

迟到的亚当

滴答之声

面对面

走出巢居

第04章 越滑越远

死亡和衰变

阿勒山在澳大利亚？

“海陆大餐”

M和Ms

在斯里兰卡游泳

第05章 跳跃 Leaps and Bounds

精神磨炼

细菌汤

大寒冷

第06章 主线 The Main Line

大地的“系船柱”

东进

筷子

第07章 石中之血 Blood from a Stone

艺术气质

寻找

三代同堂

石阶

最后的边界

命运

层层波浪

大爆炸

第08章 文化之重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新的纪元

第二次大爆炸

基因的尘埃

稻农

双刃镰刀

牙牙学语

寻找故乡

“全家福”

警示

性政治

回到大海

第09章 大爆炸 The Final Big Bang

语言的细线

凋零的母语

大熔炉

最后一页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