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破冰船

——《火与冰》修订版序言

四年之前，当《火与冰》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拿到了样书，并怀着喜悦与遗憾交织的感情重新阅读它——同时，也是阅读我的一段青春、一缕柔情与一片侠骨。

说喜悦，因为《火与冰》是我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作品。

在此之前，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的作品只能零零星星地散见于一些非常边缘的报刊上——而且，问世的还是其中自己最不满意的那些篇章，最好的文字被深深地埋葬在抽屉之中。

记得还是一九九二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时候，有一天教官突然告诉我们说，北大的老师来看望你们了。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冰山上的来客”般遥远的消息。虽然我们考上北大已经大半年了，却还没有真正进入北大的校门——我们是拿着通知书、带着《毛泽东选集》直接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几个月以来刻板而痛苦的训练和说教，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我每天都在憧憬着北大校园的湖光塔影。虽然见不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他们了，也见不到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启蒙先驱们了，但北大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丝毫没有淡薄。我多么渴望见到北大的老师们啊，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像跟我有着骨肉联系的亲人们一样。

会见的时候，改变了陆军学院的“中队”和“区队”的编制，而按照系别来安排。于是，在一间教室里，我们四十多个中文系九二级的学生见到了当时的系主任孙玉石先生以及几位年轻的班主任。

然而，会见的场面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温情。孙先生简短的讲话一直很严肃，而那几位看上去不到还三十岁的年轻老师更显得冷淡，没有带来我们所渴望的关心和安慰——那时，正是我们最需要关心和安慰的时刻。

老师讲完之后，就是学生提问的时间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言，问起北大里的一切，幼稚而热忱。

我也鼓起勇气问孙先生：“老师，北大有没有自己的出版社，会不会出学生的作品？”

孙先生绷着脸回答说：“北大有出版社，不过一般出版教授的学术著作，不大可能出版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我还想告诉大家，北大中文系不鼓励学生当作家，这里是培养学者的地方。”

孙先生的回答是真实的。的确，将近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看到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哪个学生的作品，无论他是如何的优秀。但是，当时孙先生的回答如同给了我一记当头的棒喝。那时，我手头已经积攒了二十多万字的文稿，正想寻找机会出版呢。

而孙先生说中文系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也让我们感到相当的沮丧。对于少年人来说，文学是亲切的、温柔的、甜蜜的，而学术则是严肃的、僵硬的、高傲的，显然大家都会选择前者而疏远后者。孙先生的提醒是及时的。然而，我却认为，教育不应划定一个模式和界限，学生最后究竟是成为一个学者还是成为一个作家，还是应当让他的天赋得以自由的发展。那时，我那里敢与孙先生辩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舍不得自己的文学梦。

第二年正式进入北大之后，除了听课——包括专业课、各种各样的选修课以及五花八门的讲座之外，我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在我那洗得发白的牛仔包中，是砖头一样厚的书籍，书页间是我的稿子。

在流水和落叶的交错中，在青草和白云的转换里，我的文字也一页接着一页地积攒下来。我没有考虑过我写的是什么——是散文，是随笔？是杂文，还是笔记？北大中文系有两个悠远的传统，一个是校园文学的传统，也就是试验诗歌的传统，晦涩艰深的先锋诗歌是一代又一代有才华的北大人最愿意尝试和沉迷的文体；另一个就是严肃的学术传统，也就是考据和注释的传统，写作那种注释比正文还要长的论文是另一些有远大抱负的北大学子的梦想所在。我对这两种选择都充满了敬意，但我都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一生。我愿意按照我生命的本来状态来写作，至于这种写作应当怎样命名，在我看来则是一个末流的问题。

在每年的假期里，我会积攒下来一点点稿费。利用这几百元钱的稿费，我请人将这学期写作的文字打印出来，然后复制、装订成二三十份。到了下学期的开学，再送给老师和朋友，请他们指点。于是，这些文字便开始在朋友和师长之间流传开来。

有一段时期，我的一本名叫《思人》的文稿，刚刚打印了一半，就没有后续的经费了。我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刻，我的好朋友昝爱宗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从城里赶到北大，捎给我一千元钱。

昝爱宗并不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在一家小小的报社当记者，怀着纯真、青春与理想，奔波在风沙扑面的京城。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个月的收入其实才一千多块钱。每个月他得应付昂贵的房租和其他日常生活的开支。这笔钱是他好几个月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

我把他的情谊深藏在内心深处。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谢谢”，对于这样的朋友，这是多余的礼节。

在《火与冰》正式出版以前，我自己已经编辑了四本文稿：《行者手记》、《明天》、《远方》和《思人》，每本从十万字到二十多万字不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几本粗糙的打印稿，慢慢开始在北京的一些高校中流传开来。而《火与冰》中的若干文章，便是从这些简陋的小册子中挑选出来的。

《火与冰》的出版，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促成的。

一九九七年十月，钱理群先生邀请我参加一次名为“鲁迅立人思想”的学术研讨会。那时，我刚刚上研究生不到一个月，按照常理，这样一个连研究的门径都还没有进入的学生，哪里有资格参加全部都是第一流学者出席的学术讨论会？

可是，钱先生鼓励我说，鲁迅研究界的研究者们年龄普遍都偏大，这些年来已经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危机。他们希望鲁迅研究能够多吸引一些青年人参加，他们也愿意多听倾听些青年人的声音。年轻人能够给学术界注入新鲜的血液。

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出席了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是萧军先生的儿子萧鸣。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现代文学研究界许多让我景仰的学者：王得后、王乾坤、张梦阳、徐麟、孙郁、王世家、朱正、高远东、摩罗……以及两位一生致力于绘画鲁迅作品的画家——裘沙与王伟君夫妇。此后的几年来，这些学者大都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会后，我将自己作品的打印稿送给诸位先生请他们指正。

孙郁先生是一位有心人，开始积极为这些作品的出版而操心。他认识了出版商贺雄飞先生，并将我的稿件转交给他，希望他帮助联系出版。

颇有眼光的贺先生，是在返回内蒙的火车上读完书稿的，据他后来说，那个在火车上的夜晚，“耳边是火车的轰鸣，眼前是闪闪的灯光”。

第二天我便收到了贺先生的电话，他当即表示愿意投资出版此书。那时，他远还在内蒙打理公司，偶尔到北京来联络作者，也是行程匆匆。几经周折，我们在孙郁先生的办公室里见了第一面。那是一九九七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中午，我转了几辆公交车，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在饭桌上，我口头同意委托贺先生负责《火与冰》的出版事宜。

又经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坎坷——其间的花絮足以写成一篇长长的文章。到了一九九八年四月，《火与冰》终于出版了。

此后四年间，这本不成熟的、“带着血的蒸汽”的随笔集，获得了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评价，也引起了不少人咬牙切齿的痛恨。我意识到，在世纪交替的沉寂与冰封中，人们是如此地希望听见一点异样的声音从远方传来。人们希望有一种文字能够像破冰船一样，带来冰层破裂的讯息。

《火与冰》不过恰逢其时罢了。

《火与冰》的出版带给我的除了喜悦，还有遗憾。之所以说遗憾，因为每本书、每篇文章都不可能是“最后的成品”。文学和艺术都是向完美发起冲锋、却又永远达不到完美的事业，也是永远被遗憾所折磨的事业。

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正如鲁迅与李小峰之间那样，由朋友走上了法庭。出版商首先考虑的是商业上的成功，是买点、是利润、是炒作，这是毫不奇怪的；而作者首先考虑的则是保持作品自身的完整性，是书籍与文字形成统一的风格。

因此，从一开始起，我与贺先生之间就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分歧。我在对他那敢于推出一个无名作者的胆识表示敬意的同时，也难以接受他对《火与冰》所作的包装与炒作——很不幸的是，它的封面最后成了一种花里胡哨的、类似于地摊书的格调。贺先生还坚持在封面上还加上“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京大学的第二个王小波”这两句“触目惊心”的广告语。然后，许多文章的标题被贺先生按照他自己的喜好以及他所认为的市场的喜好加以篡改，许多我钟爱的篇目和段落也被大刀阔斧地砍去了。当时，我虽然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中国，出版的艰难，大概每个年轻的作者都深有体验。

后来，因为《火与冰》牛头不对马嘴的广告语、花哨的封面、粗劣的纸张和草率的装订，我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严厉的批评。当然，这是当初的妥协所付出的代价，我也乐于接受这些善意的批评——我相信，批评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爱。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自己的苦衷：在出版过程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作者本人所能够完全控制的。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个作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这一切。虽然这本书发行了几十万册，我却仅仅拿到五千册的稿费。在一个知识产权没有受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里，这也是一件让许多作者都感到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

四年过去了。《火与冰》遭遇到了一本“别样”的书籍在中国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后来，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也以《火与冰》这个名字，将《火与冰》里的“思想札记”部分与《铁屋中的呐喊》里的“《资治通鉴》批判”部分合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小小选本。这个选本受到了许多海外读者的注意。

我的文字就是我的灵魂。回音壁上的回音是喧杂的，有赞扬和辱骂，有理解和同情，也有担心和欣慰……对我个人来说，更加重要的是，正是通过《火与冰》这本处女作，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在她那里，我找到了最甜美的爱情、最深切的理解和最无畏的支持。

四年过去了。我觉得有了重新出版《火与冰》的必要。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那些被修改、被伪饰、被删节的地方，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同时，我也删除了数篇自己认为不太满意的文章。我希望，经过这一次修订之后的重新出版，我能够拥有一本自己真正喜欢的处女作——它最好能够精美得像一件艺术品。它将是“表里如一”的，它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包括编排形式）都是属于我的。这本“全本”的《火与冰》，文字有相当程度的调整和复原，它像一只蛰伏了许久的海豚破冰而出。

我的文字带给我无数的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应西西弗书店的邀请到贵州遵义讲学，在书店门口遇到了两位从几百里外某个煤矿赶来见我的退休工人。他们的脸上还留着艰辛劳作的痕迹，花白的头发在料峭的春风中飘拂着。他们说，他们喜爱我的文章，因为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书店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他们脚上深深的筒靴上沾满了泥土。

忽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我生活过的那个矿山。我想，我们的心是联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承受了苦难而不对苦难屈服，我们都经历了谎言而始终坚持说真话。

有这样的读者，我还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

有这样的读者，写作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业吗？

我的文字也带给我阴险的敌人。还在北大的时候，一位官员就扬言要开除我，因为我“给母校抹黑”。我不知道蔡元培校长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幸运的是，中文系的教授们像大树一样留给我一片绿荫，让我在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自由地思考和写作。

两千年夏天，我离开了校园；紧接着，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在我的面前，明枪和暗箭像一幅画卷一样徐徐展开。

但是，我丝毫不会后悔。走上文学之路、走上思想之路，是我一生都会改变的选择。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文学的生命长过绝对的统治者、神学或意识形态的教条、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审查制度一再被解除，言论获自由。文学的历史有一部分是书籍战胜审查制度的历史，作家战胜权势者的历史。因此，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意大利小说家西洛内和莫拉维亚、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小说家德布林的生命比法西斯主义更长久，就像俄国作家巴别尔和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生命比斯大林更长久——虽然斯大林主义把他们杀死了。”刚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格拉斯也许太乐观了。还有那么多清脆的声音被冻结在冰层里呢——何况，如《日瓦戈一生》所描述的那样，在刀枪和坦克的面前，文字和书写文字的人从来都是软弱无能的。文学真能像破冰船划开冰面一样战胜邪恶吗？

但是，我又看到了格拉斯下面的一段话：“文学永远具有一种强大的持久力，它确信自己的长远影响，它可以寄望于时间，哪怕文字和句子、诗行和音节的回声要等到数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才被听见。这种预先的支付，这种时间的储备，使得最穷的作家也变得富裕起来。即使在最可恶的时代，这些以‘永恒’的名义计算增长率的自由灵魂，也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可以被监禁、被处死、或被流放，就像我们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那样——但最后还是书籍胜利了，还有文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格拉斯不是乐观，而是在客观描述一种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状况。

我们不可妄自菲薄。

曼德尔斯塔姆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到：“革命初期，在取得胜利的人中间有许多诗歌爱好者。他们是怎样兼顾这种爱好与野蛮部落的道德：如果我杀人——很好；如果我被人杀——不好的呢？”真正兼顾了这两点的只有斯大林。

对此，帕斯捷尔纳克解释说：“诗人与沙皇是彼此敌对的：一个带着子弹，另一个带着言辞。子弹在一瞬间取胜，而言辞则永恒地取胜。”格拉斯再次印证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更胜利了。

自古以来，身体可能会遭到禁锢，然而灵魂却无法被禁锢，灵魂像飞鸟一样在蓝天上飞翔；生命可能遭到屠杀，然而思想却无法被屠杀，思想像游鱼一样在大海中游弋；书籍可能遭到焚烧，然而文明却无法被焚烧，文明像树的根系一样深深扎根在大地上。

最软弱的必战胜那强悍的，而最黑暗的深夜，也正是黎明到来的前夕。

《圣经》中说：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罗马书13：12》）

破冰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鸟儿的翅膀划过天幕的声音，也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还听见了花朵在开放，露珠在滚动，以及我自己的心跳。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刻，也是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

最后，衷心祝愿所有善良的读者朋友们，“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2002年1月

大风中的京郊

第一辑 太监中国

太监中国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西方直到希腊文明晚期才有关于“阉人”的记载，今天英文中的ｅｕｎｕｃｈ便是从希腊言语中沿用而来。《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记载：“他是天生的阉人，有被人阉的，但也有为天国而自阉的，能够接受他的人就接受他吧!”这句话是要令国粹家们失望的：怎么，蛮夷之邦也有阉人?呸，红胡子绿眼睛，他们算什么东西!

不过，国粹家们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没有哪个国家的太监有中国这么多，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会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受到太监的支配，即使是雄踞西亚与我们并称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

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两种性别，殊不知东方还有个民族，运用他们卓越的魄力与想像，创造了无比伦比的“第三性”。上帝，在他们的成就面前低下你高贵的头颅吧!

幸亏我们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我发现了创造“第三性”的方法：被手术者仰面躺下，两名助手一名按住他的双肩，一名分开他的双腿。用白色的绳子或纱布将手术者的下腹及腰间上部绑紧，用热胡椒将阳具附近仔细洗三遍，然后用一根极韧的细丝系在阳具的尽头，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这时，“刀子匠”上场了。所谓“刀子匠”，是公认的行业专家，是人人眼红的一种技术型的职业，一次手术的收入抵得上小康之家一年的开支。“刀子匠”拿起镰刀状的小刀，先用手感觉一下阳具的大小，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便将阳具及阴囊一起切除。无论怎样凄烈的惨叫，都无力回天了。之后用白蜡的针形栓插入尿道，伤口则用浸过冷水的纸小心地包起来。手术完成后，被手术者由两名助手扶着在房间里走动二至三小时，然后才允许躺下。三天之内不许喝开水，据说这段伤痛及口渴的时间最是痛苦难熬。等过了三天之后将栓拔出，如果尿像泉水般涌出来就表示手术完成成功了，否则便是失败。大约手术后一百天才能基本痊愈。至于割下来的阳具，则呈送大内有关部门放在瓶子里，置于房间的高处，取“高升”意，祝福该名未来的太监飞黄腾达，荣登高位。

一个帝制大厦中的尤物又产生了。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我在古籍中看到了一些年纪不等的太监的画像，经过比较发现：年轻时被阉的宦官会逐渐发胖，但肌肉却柔软不结实，当然也无缚鸡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又会持续下降，而且皮肤易生皱纹，往往四十岁的宦官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人一样。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讯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王夫之在《沿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大发了一通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天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内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腐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稔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惜，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船山先生的推论大抵是正确的，汉、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于太监之手，这大概是发明太监制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隐晦地讽刺了君主们作茧自缚的行为。正所谓“害人终害己”。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太监的来源，多为战争俘虏和贫寒之子。如明英宗时征苗，便阉了苗族贵族男童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显然有种族灭绝的动机在其中。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三千人，结果应征者多达二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一千五百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阉》中记载：“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选者，以致为乞为劫，固其所宜也。”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变色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今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刨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十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种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忠、赠上柱国”，简真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胤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怒其不争好，还是哀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全文如下：“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侔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迓祈天永命之洪休。自分刍荛，曷克对扬明命；岂期葑菲，猥蒙次第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盛；沾濡雨露，叨承晋锡之蕃。京兆送归，南宫赐宴。冠袍特赐，出尚方玲珑之奇；楮镪均颁，布内帑宝元之富。臣等仰龙宸而戴德，极知覆载之难名；趋列以观光，何幸照临之孙逊。敢不勉行幼学，誓励初心，斯不负于登廷，庶少申于报答。伏泉建中三极介福万年。文运与国运并隆，地久天长，永抚亨昌之祚；臣心体君而共济，景从云附，载赓喜起之歌。”

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济”，简真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的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宫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些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人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舒芜曾在一九七六年作《四皓新咏》，用汉代“商山四皓”的典故咏北大的四位文化大师。舒芜

本人就是“反胡风运动”中挥刀自宫的急先锋，残疾的痛楚他有亲身的体验，因而对比他迟几年登场的四位大知识分子的心态洞若烛火。《四皓新咏》在当时知识界中激起很大的反响。

我不愿意引用舒芜的诗句，他本人其实是没有资格写这样的诗句的。不过，唐兰先生有四首《和四皓新咏》，却是写得入木三分，不妨引用在下面：

(一)

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

耳畔缪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

(二)

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

濯缨濯足须重论，山鬼能知事几多。

(三)

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

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鹉岂识羞。

(四)

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

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温比齐。

王利器先生也有四首《和新四皓》。第一首注为“河南佬”(冯友兰)，第二首注为“苏北生”(魏建功)，第三首注为“徽商”(周一良)，第四首注为“福建子”(林庚)。在讽刺之余，也有沉痛的反思：

(一)

东鲁归来道益尊，无端狗曲恣穷经。

世间笑骂由他去，自有诸生呼圣人。

(二)

盗丘女谒启宗风，国子先生一脉通。

若问当年齐楚事，是咻是传大江东。

(三)

迥黄转绿无定期，又是经筵侍讲时。

一部宫闱彤管史，野鸡先讳汉宫仪。

(四)

美人芳草寄幽思，不尽亲扯说楚辞。

自古谈诗无达诂，腐儒集注有朱熹。

今天重提这些诗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去的先生们难堪，令先生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难堪。然而，难堪与事实真伪无关，它只能提醒我们：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须付出精神的残疾为代价。当然，他们四人参加“梁效”写作班子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积极主动的，有的是半推半就的，还有的是被逼无奈的。那是一个精神遭到普遍扼杀的年代。虐杀是合法化的，被虐杀也是合法化的，指责谁的品德毫无意义，正如指责泥鳅为什么生活在污泥中。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让泥鳅适应它，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知识”，便是“应帝王”的本钱。一代大哲冯友兰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在《三松堂自序》中，他这样评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实在论占优势……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后来他却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学问，畸形的学问则导致畸形的用途。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一批学者，每个人进去谈几分钟。出来以后，其他学者们都没有说什么，独独冯氏大大地赞美蒋：“真英雄也！”可惜，不久之后“英雄”败退台岛。于是，冯氏又把新的统治者毛泽东当作“伟大领袖”供奉起来。“文革”期间，他写下了不少歌颂领袖甚至领袖老婆的文字。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怜哲学家，侍奉江娘娘。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绝对找不到读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时的那种感觉——清晰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超乎于功利之上的对知识的单纯的渴求，这一切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子本质的一段话：“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愿意经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很遥远。这些少数人有一个需要，需要把这种追求，表现在真挚的笔下对话中、诗歌中、雕塑中、历史回顾和写作中、仪式操演和崇拜活动中。”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恰恰少了这少数非太监化的知识分子。

既然魏连殳、范爱农们都逃脱不了太监化的命运，那么阿Q、华老栓们更是无知无觉地生活在庞大的“蚕室”里。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舀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舀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上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舀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觉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在了。

赖希认为，“自由”指的是每个人为了以合理的方式塑造个人的、职业的和社会的存在而承担的责任。那么，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自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责任感。而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责任感，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生殖器。这就是国民性问题的实质。就好像一处悬崖，智者们中有不少人到达这里，张望一会儿，发觉深不可测，便又悄悄地缩了回去。因此，“什么是中国”或“中国是什么”，至今仍是学者们手中理不清的一团乱麻。

一个冬日的黄昏，我骑着自行车沿着皇城根儿赶路。疲惫的太阳斜挂在角楼上，几个缩头缩脑的老头在护城河边聊天，厚棉袄包裹下的，是一颗颗怡然自得的心。我忽然想起老舍的《四世同堂》来，这座古老的城市，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蹂躏在践踏中生存了下来，但却只剩下一副残缺的身躯。一切都在过去，一切都在重演。一些丑陋的面孔在微笑，一些美丽的面孔在流泪。梦还得做下去，只有在梦里才不知身是客。时间打磨着鲜活的记忆，空间定格着飞扬的想像，无处逃遁，无从挣扎，无法改变。

鲁讯说，这是一间黑屋子，满屋子熟睡的人们。我说，这是一间蚕室，满屋子快活的太监。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一

那一天，阳光如此灿烂。那一天，人潮如此汹涌。那一天，青春如此妩媚。那一天，枪声如此清脆。

七十二年了，岁月无声无息地过去。五千年的文明，在这一天之前，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在这一天之后，也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于是，我们忘却了这一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我们已然不堪重负，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英特尔给我们奔驰的心，宝洁给我们洗发水，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听着刘德华长大的一代人，需要全副精力面对一个变化太快的世界。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报纸，热热闹闹的。一个电影明星赴外国电影节，她佩戴的钻石的价值相当于一名工人一千年的收入总和；又一座巨型商场开张了，世界名牌的春装全面打折酬宾……关于七十二年前的那一天，只字不提。仅仅是疏忽么?有的火山被海水淹没，睡着了。谁也没有权利谴责今天，但关于昨天，关于记忆，关于爱和恨，我还有许多话想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大、清华、师大、师大附中等八十多所大中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共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会议，大会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签证卖国密约。会后，与会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卫队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多人，失踪者四十人。三月二十一日，《京报》记载当时的情景：“民众在此枪林弹雨之下，血花飞溅，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陈尸累累，景象惨酷，悲痛之极。”“悲痛”前面没有主语，谁悲痛呢?段政府的高官和士兵们是不会悲痛的。他们书写公文，盖章签字，优雅如诗人；他们端起枪支，挥动大刀，潇洒如侠士。他们面带微笑，看着你们像稻谷一样一茬一茬地倒下；他们说现在胜利了，“暴徒”统统被消灭，可以安安稳稳地举起装满香槟的酒杯；他们说鲜血不是鲜血，尸体不是尸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往事如烟。

他们以为杀戮能够保护他们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死亡能够威胁所有的心灵。他们错了。一位身材矮小、神色凛然的文人站了出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他的心原本是一团死火，冻在冰层里，这一刻，喷涌而出。我想，鲁讯先生的这段文字是和着泪写成的，尽管他绝少流泪。“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死者无法开口说话，但是死者还有爱人，还有师长和朋友。死者的声音通过爱人、师长和朋友留存、传播。要么，杀死所有的人?杀死“历史”?像爱因斯坦那样，穿越时空隧道，打碎那面惨白的镜子?

一九二六年三月底，京师地方检察厅在调查结果中承认：“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呢?“大学者”陈源教授嘲笑学生“自蹈死地”。鲁讯先生说，这样的议论“比刀枪更可惊心动魄”。这是不见血的屠杀。七十二年以后，陈源式的“学者散文”似乎重新复活。制造“流言”的技巧，或许可以换取红顶戴。我在书店里看到“陈源”的著作，便想猛吐唾沫。周作人很少这样愤怒地骂人：“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段祺瑞们为什么不怕“史官”呢?因为陈源之流就是他们的“史官”。我用刀枪写经典，你用笔墨来注释。狼与狈的亲密合作，完成了一部中国“大历史”。

二

然而，我却想写一部中国“小历史”。三月十八日，是一扇透出微光的窗户。

刘和珍，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自幼丧父，家境清贫。我可以想见你的勤劳，你高超的针线与厨艺，你与母亲相依为命，你在一盏如豆的灯下读书到天明。一九一八年，刘和珍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刊《江西女子师范周刊》的编辑。我在图书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你的文章，但我猜想，你的文字必不同于卓文君，不同于薛涛，不同于袁枚的女弟子们。蕴藉中有锋芒，温婉中有热情。一九二三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预科，不久，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鲁讯先生的印象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然而，子弹却不会还报你以微笑。一颗子弹从你背部入，斜穿心肺。你才二十二岁。

杨德群，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一三年考入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深受杨昌济、徐特立的赏识。一九二四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一九二五年到北京求学，先考入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入女子师范大学。我想，你的案头一定放着《娜拉》，放着《狂人日记》，放着《新青年》，放着《新潮》。然而，潮已落，新已变旧，你愤慨地说：“处在这个内敌外侮交相逼迫的次殖民地之中国，倒不如死了干净。可是，我要死，也要先炸死几个卖国贼才甘心。”你仿佛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的转世。当刘和珍中弹后，你想去扶起她，弹从右肩入，穿胸偏右出。你倒下了，但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你的头部和胸部猛击两棍。二十四岁的你殒身不恤。

魏士毅，一九零四年出生于天津商人家庭。你的父亲一定想要个男孩，否则怎么会给你取一个男孩的名字呢?你是锦衣玉食的小姐，偏偏又极有才华，读书过目不忘。十岁时入天津普育小学读书。一九一九年秋考入有名的严氏女中。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你没有丝毫大家闺秀的娇气，在湖光塔影间认认真真地做功课。你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女学者。那一天，你自告奋勇举起校旗，走在女校队伍前头。你的手臂纤细，风吹乱了平时“一丝不苟”的头发。两颗子弹击中了你的胸膛，你还来不及理一理额前的刘海儿便倒下了。卫兵又用刀砍，棒打，鲜血染红了人雪白的棉布衫。你快满二十三岁了。

如花似玉的年龄，诗与歌的年龄。你们如许平凡，以致我想找一点更为鲜活的资料也未能如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恋爱过或者正在恋爱。我想，你们收到男孩子的情书时一定脸红心跳，你们去约会前一定不忘在鬓角插一朵栀子花。你们读《伤逝》，为子君的不幸而流泪。你们除了校服以外，以喜欢鲜艳的旗袍。你们在宿舍里，制造着女孩子的秘密，同学亲如姐妹。你们到北京才一两年，还没有吃够冰糖葫芦，还没有看够香山的红叶，还没有听够飒飒的风声。你们原本以为，古老的北京城一团和气，就像北京腔一样平缓悠长。那一天，你们放下那本没有看完的书，小心地折个角，想：回来再接着看。三三两两地，你们上路了。

母亲还在遥远的家乡等你们归来，等你们静静在伏在膝下。最后一封家书还没有寄出，最后一句是俏皮的笑话。你们抬着头，蹦蹦跳跳的。你们与我同龄，还是孩子呵。三月早春，北京的天空中飞满各式各样的风筝。冰刚化，草刚绿。风沙很大，扑打在你们娇嫩的皮肤上。

谁会想到呢，枪声在风声中响起来，你们吃惊地看着士兵们举起枪，你们举着小旗的手捂住突然喷血的伤口。你们还来不及奔跑，白色的围巾飘落。你们呼叫着同伴的名字，却没有回答。

鲁讯先生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你们喜欢读先生的文章。先生写道：“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七十二年之后，我读先生的文章，看你们的照片，流我自己的眼泪。这眼泪与你们的鲜血相比，该是怎样地微不足道呵。活着或者死去，已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知堂在挽联中的叹息：“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著，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三

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合作完成了音乐史上最悲愤的歌曲《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半天黄尘翻血花!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豺与蛇”都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兄弟”。他们整齐地瞄准，然后射击。他们家里也有跟你们一样年轻的兄弟姊妹，然而他们还是开枪。他们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时是勇敢的，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凶残的侵略者时是胆怯的。先生说得好，中国军人只会屠戮妇婴!

他们服从谁的命令?段祺瑞、徐树铮、贾德耀、章士钊……惨剧既成，段祺瑞及其阁员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电，称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察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暴徒手枪数支。”在领袖们的谈笑风生中，年轻的生命们灰飞烟灭；在刀笔吏们绞尽脑汁之后，天真的孩子全都成了“暴徒”。他们心安理得，咀嚼着金黄的北京烤鸭。他们学习王阳明、曾国藩的“修养”，一手拿笔，一手拿刀；一手写诗，一手剃头。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就像面前的蛋糕一样，想怎么切就怎么切。他们的勋章挂满胸膛，一枚勋章抵多少条人命?

目击者称，“当时共开排枪三四次，众人四散，当学生逃时，犹枪击不已。”开枪的，是卑微的士兵，是农民的儿子，是工人的儿子，而不是段祺瑞的儿子。士兵的老父老母在家里忍饥挨饿，士兵的姊妹已沦为街头的妓女，士兵自己也被官长像狗一样地责打。但士兵还是开枪，还是挥刀，还是无情地剥夺跟他们同样年轻的生命。他们把你们逼向墙角，他们的枪口滚烫，他们砍钝了锋利的刀刃，他们发出野兽一样的喘息。你到死都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在帝国时代，就连专制的皇帝也没有这样赤裸裸地杀害一群请愿的太学生啊!何况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白纸黑字神圣地写着，这是“共和国”。领袖们挥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时，和蔼得像家庭里的父亲。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报》电报：“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原来如此!

尸体真的那么沉重吗?你们错了。他们照样唱他们的戏，程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民国”并不因你们的死亡而成为真正的“民国”，他们有的是子弹，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忏悔”这个词。他们还会屠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会有更残暴的屠杀降临。他们教唆那些病痛者：来，快来，快来蘸人血馒头吃!

而你们的眼睛永远睁着，眸子里定格的是最后一眼看到的蔚蓝的天空。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很蓝，不像今天一样灰蒙蒙乌沉沉的。你们的眸子像钻石，晶莹透明。母亲握着你们冰凉的手，同伴梳理你们凌乱的发丝，暗恋你们的男孩伤心欲绝。你们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世界，这便是你们的报应。你们的裙裾再不能飞扬，你们的乌发再不能编起来。一盏盏的灯熄灭了，一颗颗的星坠落了。

他们又开始开会，围着巨大的圆桌。他们说，没事了，吃蛋糕吧。死者如同尘土，被他们轻轻抹去。他们讨论通辑令的名单，追捕那些还能开口的生者。他们自认为是强者，而你们是弱者。先生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先生不知道，在以后的时代里，我们还将遭遇到更深广、更厚实的黑暗。

七十二年过去了。保存下来的只有文字和图片，我的案头，一片狼藉。我听见了枪声，看见了鲜血，红色的大地与蓝色的天空，黑色的军警制服与白色的学生装，悠宛的鸽哨与短暂的枪声。那一刹那，我已经死过，紧紧地挽着你们的手。那一刹那，我重新复活，在你们的血泊中前行。我知道，你们的眸子注视着我，你们将为我祝福。

（后记）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我在北大中文系会议室听钱理群先生讲鲁迅、讲北大精神、讲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本来身体很好，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后，他的健康状况便迅速恶化了。心爱的女儿浪迹天涯，有家不能归。有一次，有人要上门来查抄他女儿的物品。系里的老师担心王先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刺激，便跟吴组缃先生商量，由吴先生给王先生打电话，请他去做客。这样，王先生就可以避免跟有关人员碰面了。如是，王先生来到吴先生的家中，一进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即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学生这才明白：原来王先生什么都知道啊！不久，王先生就在上海的学术会议上病倒并迅速去世了，学者死在讲坛上，也算死得其所。然而，王先生直到逝世之前也没有见到女儿一面。

听完钱先生的讲座，我独自一人来到西校门附近的“三·一八”纪念碑。那里，寂静无人，人们都去舞厅跳舞去了。在微弱的月光下，我阅读着墓碑上的文字，想象着她们燃烧的青春。她们跟我一样年轻。她们为这个“老大帝国”而香消玉殒。

我想，有的东西是不能忘却的。忘却了，我们就生活在虚空之中。于是，回到宿舍之后，我连夜写下了这篇文字，献给在“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几位女孩——当然，又不仅仅是献给她们。

他们的世界

重新阅读这篇大二时候所写的文字，觉得分外亲切。那时，离我们结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已经两年了，我有了足够的距离来对自己和自己同龄人的这段历史进行审视、进行观照、进行反思。北京大学1989级、1990级、1991级、1992级和复旦大学1990级、1991级、1991级的学生，一共大约15000人被迫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所谓“军政训练”，而我恰恰好是北京大学最后的一批军训学生之一。我承受了历史的“后遗症”。当时，我被迫进入“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方式存在，忍受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磨难。我有怨，但我不悔。

1994年所写的这篇文字，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些幼稚，但是它们如此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我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状态，展示了当时我对军训的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我把这篇文字看着自己思想历程中的一篇重要的文字，说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毫不夸张的。很快6年过去了，我在整理这篇稿纸都已发黄的文章时，却觉得宛如是昨天所写的，墨迹刚刚干。

我拒绝遗忘，以我自己的方式。

——写在前面的话·2000年春

其实，那根本算不上苦难。当我看到自己放在箱子底的几套几乎还是崭新的军装时，终于有勇气对自己这样说。军装代表着他们的世界，而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融入他们的世界。即使我自己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宁愿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之中。

其实，那仅仅是一段注定了要由我们划上句号的历史。我们充当了这列火车的最后一批乘客，这没有什么幸运与不幸。我们都没有资格抱怨命运。并不是我们缺乏合理的理由，而是因为抱怨本身毫无意义。比起抱怨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的一个生活准则：与其同情自己，不如尊重自己。我有替自己感到无比骄傲的原由——当时，虽然我仅仅是一个不谙人事的少年，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我没有被黑暗所吞没，我没有陷入到卑劣之中。我保持了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我让那些试图“惩罚”我们或者“改造”我们的人感到了后悔——拙劣的“惩罚”和“改造”反而使得对象变得更加聪明。我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想到此，我早已身在美丽的燕园。而燕园的花开花谢也已经两个轮回了。

一切都需要距离。尤其是回忆。当我身处黑暗之中的时候，整天害怕自己被黑暗所挟裹而去，我是一个脆弱的孩子；当我身处光明之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也曾经是肩负过闸门的那群人之一，那么，我又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脆弱和勇敢，集中在我的身上。军训的过程中，在我们中间流行着一句笑话——“哥哥调皮，弟弟挨打”。1989年的时候，我们这届学生都还在上初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面对这句充满禅宗机锋的幽默，我却没有一丝一毫想笑的意思。这种幽默无法让人笑。从短暂的、特定的时空来看，我们确实是无辜者，因为我们与上一段历史无关，我们是“身家清白”的70年代出生人；但是，从更加长远的、更加阔大的时空来衡量，我们却又并非完完全全的无辜者，自一出生起我们就被镶嵌在历史之中。

我不是受虐狂。我对耻辱比谁都敏感。然而，我又对自己说：既然渴望光明，就得直面黑暗。谁让我选择钻石的命运、而不选择沦落为泥潭呢？既然自命为钻石，就得经受最初的、与黑暗为伍的历程，之后才可能从黑暗中冲杀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暗当然不可能赋予钻石以光辉，但是它却能够让钻石的光辉更加耀眼、更加夺目。1992年我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之前，我就清楚地知道，选择北大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到此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一年的“军政训练”。至于“军政训练”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怎样进行的，那却不是一个18岁的、一直就呆学校园里的单单纯纯的少年所能洞悉的了。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一旦选择上北大，就意味着自己将在未来的365个日日夜夜里失去选择的权利。一旦选择进入“他们的世界”，自我将遭到最残酷的压制乃至于消灭。

我不想渲染自己所经历过的苦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轻如鸿毛。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著名学者张志扬来。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时代里身陷牢笼。据张先生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张志扬在仅有四平方米的囚笼中整整呆了8年的时间，一个人。他的手中只有两套书：一套是中文版的马恩全集，另一套是德文版的马恩全集。他用了8年的时间，仅仅依靠这两套全集，使用最原始的中文词语与德文单词对照的办法，居然完全掌握了德文——不会听、说，却能书写自如的德文。正是用这种办法，张志扬才让自己的精神免于崩溃。我在向张志扬先生的意志和毅力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自知本人决没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如果说没有丝毫的痛苦会让人容易喋喋不休，而过度的痛苦却又会让人陷入永久的沉默之中，那么既然我还有想表达的意愿、而且我的表达又不至于冗长，这就说明我所承受的痛苦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当时，18岁的我猛然看到鲜活的绿色之后无边无际的沼泽地时，震惊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我虽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世界”，但我能够坚执说：我不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从小就恐惧“井”。在外婆家，有一口深深的老井，我老是担心掉进去。如今，我能否跨过这口“井”呢？这是在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爱、尊严、希望和怜悯被恨、冷漠、绝望和苛刻所取代，真、善良、坦率和友好被假、恶毒、虚伪和敌视所压抑。石家庄陆军学院这所号称“中国西点”的军营，与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我的梦破灭了，我追问——人与人之间难道应当这样？应当是一种施加恐惧与承担恐惧的关系？我从小就厌倦甚至厌恶有关军队、有关武器、有关战争的一切。在情感上，我是一个胆怯的、懦弱的孩子，天生如此。自从出生以来，我就与暴力无缘。一个凶恶的眼神就能够让我恐惧半天，更何况粗暴的语言和行为呢？这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不“正常”的。与我同龄的男孩子，一般都喜爱军队、喜爱武器、喜爱战争，以勇猛、以粗犷、以凶狠为美。就连女孩子也“不爱红妆爱武装”呢。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一棵在荒漠中固执地生长着的小树。1992年9月8日，我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那一天，18岁突然离我而去，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变得坚强，但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脆弱。我知道，生命中有一份重荷是属于我的、一定要我来承担的。

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孩子。在军训的时候，我找到的许多做白日梦的机会。军训的全称是“军政训练”，一半是“军事”，另一半是“政治”。所谓的“政治”，对我来说无非是考试时背一条条的条文罢了，这难不倒有记忆天赋的我。于是，当教官在讲台上热情澎湃地宣讲他自己以为正确的或者连他自己也认为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我便倾听窗外白杨树在风中的沙沙的声音。我们的教室在四楼，但高高的白杨树远远比四楼还高，它们才不管什么规矩呢，一个劲地往天上长。树干上的斑痕就像是一双双的眼睛，它们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它们，同时开始做自己的白日梦了。我羡慕白杨树的自由，虽然被种植的时候，它们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它们却自由地生长着，向着无穷无尽的天野。每一丛树枝都是一只伸开的手臂，每一丛树枝都是一颗敞开的心灵。我在梦中变成了一棵白杨树。直到猛然醒来，才发觉教官已经讲到《毛选》第三卷了。现在，我在北大的校园里读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观古今于一瞬，抚四海于须臾。”回想起当日的白日梦，简直与书中的描述一模一样。吟咏着这几句话，顿有隔世之感。当时，做白日梦是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在一个没有一分钟私人的时间、也没有一厘米私人的空间的环境里，难道还有解放自己的其他办法吗？古代有哲人说过：“思想是不说话的言语。”然而，有些愚昧的人，总是以为不让人说话就能够断绝思想和扼杀思想。在那最艰难的环境里，我依然与这一邪恶的理念对抗着。有了白日梦，看上去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我，却拥有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而那些企图剥夺他人自由的家伙，却沦落到最缺乏自由的境地——他们连因和果都分不清。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他们最多是上面的尘埃罢了。他们以为自己是主人，把我们当作奴隶来驱使，殊不知我们才是主人——他们连奴隶也不配。

白天，规范与命令淹没了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多久没有追问过“为什么”了呢？他们要我们绝对服从，要我们放弃思考的权利，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思考，也没有必要思考。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规矩，这些规矩是屡试不爽的，你们只需要执行就行了。夜晚，等他们用手电筒查完铺，我才自由地开始思考。这时，空虚像闪电一样击中我的心灵。真正的痛苦是没有沟通和交流的痛苦。然而，既然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空虚，已然不是病入膏肓的空虚。病入膏肓的空虚是没有反省的。空虚的极致是麻木。某些肩头星星挤星星的人正是如此，某些与我一同来到这里的同学、已经被诱惑或者征服的同学也是如此。我为自己还有那么多值得执迷和眷恋的而骄傲、而自豪。我尊重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尊重人的世界。我信任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信任人的世界。敝帚自珍是此时此刻最宝贵的品质。

没有人身处黑暗之外。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黑暗有自己的态度。鲁迅先生说，肩起黑暗的闸门，让孩子们跑到光明的地方去。同时，他对肩着闸门的人是否会被黑暗所吞没有着深深的忧虑。南京的民谣：“找人找不到，自己顶石坟”，成了先生的自况。但先生却没有想到，他去世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闸门要让孩子们来顶，我就是孩子中的一员。你能否顶得起是一回事，别人要你顶又是另一回事。先生早料到他之后的时代会更加恶劣。

在许多“战友”都抛弃爱、尊严、希望和怜悯，抛弃真、善良、坦率和友好的时候，我依然抱着它们不放。在军训结束前进行的野营拉练中，我们走过太行山深处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这些村庄破败的让我触目惊心。我来自富庶的成都平原，我第一次深入到贫瘠的北方的乡村。我发现村庄的土墙上用白色涂料写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一个被军官们誉为“太行明珠”的村庄，是陆军学院拉练时长期的“结对”村庄，他们派出了上百个小孩在村头迎接我们。然而，我却发现孩子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眼睛中是一片茫然与困惑。在孩子们的眼中，我们仿佛是奇异的外星人。在休息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小男孩，大约七、八岁的样子，他对我说：“我想念书！”眼睛眨巴眨巴的，却空空洞洞、没有一点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灵气。原来，他没有上学！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子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而真正能够入学的孩子却少得可怜。“希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希望。当时，我躲避着孩子的眼睛，无言以对，唯有泪落黄土地——仿佛我也参与了罪恶。肩头的闸门顿时显得如此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多少同胞在这样像蚂蚁一样卑微的生存着啊。

在村子里，军官们与当地的官员们组织了大会。大会让，让村支书讲述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幸福。这是他们安排好的节目，一年一度的节目。村支书已经相当娴熟了。他们把我们当作一群城里来看热闹的孩子。他精确地背诵出一连串的数字，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也许，按照支书的想法，这群学生娃娃只会读书，所以多讲些数据，就会让他们信以为真。然而，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这群年轻人的眼睛和心灵，他们以为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摆布的白痴。他们不知道，青年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欺骗的人。他们以为这是又一个“洗脑”的机会，没想到却让我们更加清醒了。

拉练的队伍在宿营地用晚餐。补给车上有充足的食品，老实说，质量确实不错。用完晚饭后，吃剩的馒头、油条都扔到了大桶里。人很多，桶很快就满扔了。这时，一个苍老的农夫肩着两只桶来搜罗这些东西了。而就在同一时间，又有一个中年妇女肩着同样的两只桶来了。他们互不相让，激烈地争执起来，而一名教官笑呵呵地在一旁调解，他的调解让两人的争执更加剧烈了。他大概有意如此，与其说是调解，不如说是挑拨。这样，自己好做一个不花钱的观众，开心地观看一场“好戏”。我知道，这名教官是农民的儿子。不久以前，他还在家里跟可怜的父母亲一起过着同样的生活。他是士兵出身，因为表现良好才被推荐上了军校，毕业后留校。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村子、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他是有意要这样做的，他要奋不顾身地脱离他过去的生活状态。我愤怒地扭过头去。我至今还为自己当时没有当面谴责那名教官而感到耻辱。我匆匆地走开了。面对千年沉默的大山，我痛苦地想，大山里有多少人像一棵棵的草一样生生死死。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理解他们的痛苦？而在他们的眼中，我又是一个怎样的“我”呢？

拉练的另一个宿营地是著名的“圣地”西柏坡。这里曾经居住过一大群领袖。领袖们的故居被耗费巨资精心整修过，而村庄里依然缺水，村民们吃水要到几里外的水库去挑。又是一个夜晚，星光如水，只有在山里才有如此美丽的星光。我们在村边的宿营地上放映电影，电影是《蒋筑英》，当然是教官们精心安排的。但是，我却发现他们与蒋筑英并非一类人，人人都在从蒋筑英的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让自己变得聪明一些。他们都不当蒋筑英，为什么要我们当呢？他们躲在一边，粗俗地嘲笑着电影里那个迂腐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最瞧不起知识分子的，而我们却恰恰是“准知识分子”。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电影，但他们知道这样的电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对此，我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这部电影确实让我很感动。晚上，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们一个班12个人睡一个窑洞，12个人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并排着席地而睡。我彻夜不眠。尽管整日的行军已经让身体并不强健的我早就疲惫不堪，但太多的东西让我无法进入安眠的状态，它们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关于这即将“熬”过的一年，关于我即将到来的在北大的生活，关于我今后整个的生活，关于我与世界的联系，关于我在这个时代的位置。这是一间废弃已久的窑洞，其他11位同班的“战友”已经鼾声如雷。

这时，正是因为鼾声让深夜的大山显得更加宁静。在这似乎是永恒的宁静中，我忽然想起了遥远的法兰西，想起了那个最有智慧的法国人——加缪。我所体验到的荒谬与加缪所体验到的荒谬是一致的。加缪所说的荒谬，就是一种在非人性的因素面前产生的不适感，就是一种在我们所见的东西面前所引起的堕落。加缪认为，人一旦在平庸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到了荒谬，荒谬就开始了，而人也就清醒了。一方面，人看到了这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世界，它是希望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自身中又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当我认识到纸上的真理的卑鄙无耻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我自己的、从生命中直接生发出来的真理。别人的拐杖支撑不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需要我自己制造的拐杖。这个时刻，真理早已晦暗不明，每个寻找真理的的人尤其要小心。加缪说过：“在这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或违背历史剑拔弩张，为的是重新接受考验并夺得他已经拥有的东西：他田地里微薄的收成，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的爱情；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必须留下时代和它青春的狂想。我对生活的全部爱就在于此：一种对于可能逃避我的东西的激情，一种火焰上的苦味。我静止而紧张，没有力量反抗要把世界放在我手中的巨大激情。”是的，那些屈辱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会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我在经过了长久的犹豫之后，坚决地回答了加缪的提问：我能够义无反顾地生活。生活在过去，生活在现在，生活在未来。加缪说得那么好：“如果我确信这种生活只具有荒谬的面貌，如果我体验到它的全部平衡都系于我的意识反抗与这反抗要与之斗争的暧昧之间的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有对被限制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的话，那我就应该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这一点，我做到了。在一年的军训中，我没有获得什么奖赏，诸如入党、嘉奖之类的。然而，这段岁月成为我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它是我生命的暗流，它存在着，时刻在提醒着我保持清醒的头脑——那种企图摧毁我们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我从他们的世界里走了出来，而许多与我同时进去的同学却没有走出来，而且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了。我彻底洞悉了鲁迅先生“闸门”的意象。在阳光与苦难之间，在黎明与黑暗之间，在“他们”与“我”之间，在“我”与“非我”之间，我变得越来越强大。今天，当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写作这篇文字时，我拥有了将军的气魄，尽管我依然脆弱，但我不再恐惧。

——1994年冬

1998年5月3日，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前夜，我与当年军训的“战友”、《南风窗》杂志的编辑翁宝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里彻夜长谈。翁宝是专程回母校来采访校庆的，但我们的话题却与校庆几乎无关，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当年的军训。我们回忆起他们的世界，并思考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

士兵与士兵之间是不同的，正如星星与星星之间的不同。翁宝是一个极其勇敢的“士兵”，他是1992年的北大军训生中唯一被关过禁闭的人。而原因仅仅是与教官的一次口角。他告诉我，当他在黑屋子里时，才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上的“生活”。自由只有在被剥夺以后才会觉得可贵。面对他，我感到惭愧，同时吸收到勇气。

那天晚上，许多要人们正在准备着在第二天的“百年庆典”上的发言，当然是慷慨激昂的发言。而我们却在舔着5年以前的伤口。我们以我们的方式迎接校庆的到来。同样是经历过军训的人，像我和翁宝这样依然还有伤痛感的人已经“多乎哉？不多矣！”

一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淡漠的更加淡漠，空虚的更加空虚，麻木的更加麻木，卑鄙的更加卑鄙。于是，我更加觉得应当把这篇文字原原本本地发表出来，以纪念我当年度过的一年的青春岁月。这一年的青春不属于我一个人。它们嵌在了长城里。

这究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还是为了纪念的“忘却”呢？

——写在后面的话·2000年春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谈“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惮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十四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而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个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和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二十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张“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兴知识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论。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另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勇敢者”游戏

——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1998年6月29日上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刚刚结束百年校庆的北京大学。

克林顿首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发表长篇演讲。演讲以后，有7名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总统提问。早在6月25日，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先生就对中外新闻界说，北大将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参加聆听克林顿总统讲演的学生名单。然而，许多北大学生并没有获得参加抽签的机会，他们纷纷表示根本就不知入场券分配的内情。

据1998年8月号的《华声》月刊报道说，400多张“珍贵”的学生入场券，以3种方式发放下去：一是直接进入班级，由学生民主抽签，运气好的自然“登堂有门”；二是流入学生团体，由平时就喜好参加此类活动的积极分子获得；三是系里支配，主要“照顾”对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维敏捷的“优秀学生”。通过第一种途经分发的票数量最少。后来，进入礼堂的学生大部分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和有向这两方面发展的“积极分子”。这些学生能够代表北大吗？尤其是那7名学生所提的问题，真的就是北大学生的水准吗？

当时在会场外面，就有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场外的北大学生。有几名学生就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里面。”里面与外面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分野。

那天北大学生所提的问题，大多数确实非常尖锐，有的甚至有挑衅的味道。事实上，北大校方在提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暗示学生：要注意友好气氛，毕竟克林顿是10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和访问北大的美国总统。但是，提问的学生依然要表示他们的勇敢和爱国，他们的“勇敢”使整个提问过程充满了火药味。他们的情绪普遍都激动，仿佛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似的，仿佛被压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出气筒。克林顿在会后坦率地表示，“当天批评的成分多了一些”。这些学生也许因此而满意了——他们在提问中表现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勇气”和“信念”。

在苏联斯大林时代，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谈论谁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说：“当然是我们美国了，我们能够到白宫门口去张着标语骂罗斯福。”而苏联人说：“那算什么，你们充其量只能到白宫外面，而我们却能够到克里姆林宫里面去，当作斯大林的面大骂罗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礼堂里，无论怎样尖刻地质问克林顿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相反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样有利可图的游戏，谁不愿意玩呢？今天，一本万利的好事也许就只剩下这么一桩了。

持续半个小时的“辩论”，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国的观众，很大程度上从这7个学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这所大学，是中国最进步的力量的集结地。这所大学，是世界关注中国的一扇窗口。然而，这次北大的形象却在克林顿访问的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们由此对北大产生了彻头彻尾的失望。北大不仅没有把握住一次站起来的机会，反而再次重重地跌了下去。

那么，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勇敢者”们的游戏，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寻找一条条的线索，那让我们羞愧的一切之所以发生的线索。找到了这些线索，复杂的疑团也许就迎刃而解了。这次北大学生的表现，是若干年以来北大疾病的一次大发作，是一次原形毕露——丑陋虽然丑陋，但丑陋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对北大自身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疮长到了脸上，怎么办呢？

从《华声》杂志上，我们发现了提问的学生的名字，以及他们各自在会后的想法。于是，结合会场的一问一答，让我们返过头去，对这一特殊的、意味深长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读。

克林顿的演讲十分精彩。鉴于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庆，演讲中，克林顿以中文“恭喜，北大”开始，引起全场长时间的掌声。在演讲中，他从历史和思想层面展开，着重谈了中国的转型、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人权问题。克林顿强调人天生的基本权利的普遍性，认为个人自由是人类创造性的来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他说：“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自由可以加强国家的稳定并推动它的变革。”他也反复恭维北大，大概他的智囊班子深知北大人爱听恭维话的习惯。他说：“北大正领导着中国迈向未来。”“我们来这里是想同你们——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们——交流一下有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个提问的是北大艺术系学生梁山鹰。他的问题是：“总统先生，很荣幸第一个提问。一如您在演讲中提到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向前迈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增加交流。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开放改革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有趣的是，这个学生后来表示，当时所提的问题只是大家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却并非自己认为最感兴趣的问题。他坦白说，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熟悉美国许多摇滚乐队，如同熟悉他的广告专业术语。“如果有时间，我倒希望像朋友一样，问问克林顿，他最喜欢的摇滚乐队是哪一支？”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格的分裂。你自己心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于，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在外部的压力之下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样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如果自己主动放弃说自己心里话的自由，这样的人是最可耻的人。

梁山鹰同学有什么样的理由认为他在大会上所提的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他经过怎样的统计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使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关心，为什么就不能问自己的问题呢？老想充当大众的代表和代言人，这样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一个连自己也代表不了的人，又能够代表谁呢？这种“代表”是虚幻的代表。

接着我们来分析梁山鹰所提问题本身的矛盾和混乱。首先，中国是否很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一直仅仅是游离体，像油浮在水面一样，并没有被中国真正地吸收。对于美国的清教主义、对于美国的人权理念、对于美国的法律制度，即使是自称精英的北大学生和教授，又有多少的了解？梁山鹰同学用《泰坦尼克号》来作为自己了解美国的例子，显得十分荒唐。这部电影能够代表美国文化的精华吗？这样的自信还是少一点的好。在这样自以为是地发言之前，应该好好泡在图书馆里，读读杰斐逊、富兰克林、爱默生等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了解究竟什么是美国和美国的精神。凭空而来的自信是空中楼阁。作为北大学生，举一部娱乐电影来证明自己了解美国的文化，未免有点太掉价了。为什么不说惠特曼、梭罗、马克·吐温、福克纳呢？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频频引用胡适的名言，与对方相比，倒是显出自己不了解美国了。

其次，强迫别人了解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行为。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是因为美国已经民主、富强到了非让我们了解不可的地步。美国对我们的了解，确实远远没有我们对美国的了解那么多，这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民主、富强到让美国必须深刻了解我们的程度。关键在于，我们得从自己做起，一步一步地做起，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中国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来了解你的，那时候，用鞭子抽他们也抽不走。而现在呢，还是埋头苦干吧，埋怨别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平等过。美国人即使一点也不了解中国，他们也没有必要内疚。梁的理直气壮实际上最没有理由。

第三，梁山鹰很轻率地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也许他们只是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了解中国，当然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中国，但是就能够忘却文革的中国吗？了解中国，当然要了解大城市的中国，但更加广袤的农村就能够抹掉吗？

梁同学很轻松地谈到文革。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梁本人能有多少呢？作为文革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对文革已经极其陌生了。第一流的文革研究的著作是美国人些出来的，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质问别人？作为一个中国的青年，梁同学自己倒是需要读一些有关文革的历史书籍，包括就在北大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甚至就在这个办公楼礼堂里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批斗会。你知道这里曾经染过多少人的鲜血吗？你知道北大有多少位教授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吗？好像文革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伤疤，自己不说，也不让别人说。

再就是关于农村的问题，张艺谋等导演所拍摄的农村题材的电影在海外获奖，国内就有人表示谴责，谴责西方世界的猎奇心理，谴责他们希望看到我们的落后和愚昧。然而，谴责是无济于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农村是不是这样落后和愚昧？稍微对中国农村有所了解的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农村比电影里所表现的还要落后与愚昧。农村的苦难不是梁同学这样整天喝着可口可乐的孩子所能了解的。农村是中国的大多数，为什么我们要回避农村呢？在梁同学的叙述语气里，仿佛农村与中国无关，这是他的表述里最要命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是谈一个具体的问题——台湾问题。问问题的方式是咄咄逼人的，克林顿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第三个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糟糕的一个问题。这是地质系学生段玉祺提的：“据我们所知，你来中国之前，在国内表示，之所以去中国，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接触是最好的压制方式，你这句话是否是为了使这次访华成行而向反对派作出的承诺？此时你站在讲台上，带着伪善的微笑，这微笑背后是否还藏着真正的、压制的初衷呢？请总统先生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克林顿总统听到这样的问题后，面露惊讶之色。他没有想到北大学生会这样对待一位客人。他把北大学生当作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来看待，没有想到他们连起码的待客之道都不具有。受到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北大学生，居然缺乏基本的外交礼貌，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呢？难怪总统先生要神色大变了。而许多北大人则以此为荣：克林顿为难了、克林顿尴尬了、我们难倒了克林顿!我们多么伟大啊!殊不知，想侮辱别人，首先侮辱的是自己。全世界都发现，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的学生怎么这样没有礼貌？连幼儿园的孩子也比不上？

这时，克林顿表现出大国领袖的风范来，他从容地回答说：“要是我有遏制中国的意思的话，我不会把它藏在笑脸后面。但我没有，那就是说，我讲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必须做决定，我们大家都得做决定，特别是生活在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的人，更得决定如何界定他们何以是大国。”他谈到俄罗斯的选择，俄罗斯选择了向前看，他希望中国也如此。而美国的政策是：“我想要有伙伴关系，我没有笑里藏刀，这是我真正的信念。”

相比之下，段玉祺同学的说话的方式让人极其不舒服。这种叙述，让人联想起文革中的大字报来。斩钉截铁、不容对方有回旋的余地。将对方逼进死胡同，自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位年轻的学生，是怎样沾染上文革的气味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避免粗暴和专横。这两种性格，是文化的对立面。段同学两者兼而有之，并且很是为此骄傲。念了十几年的书，连粗暴和专横都没有磨洗掉，这书是怎么念的？一向自称最有礼节的中国人，却表现得最没有礼节，让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机前面摇头。

第四个问题是问高等教育对未来的意义以及克林顿对中美两国青年的期望。

第五个问题的恶劣程度直追第三个问题。提问的是经济学院的学生刘丽娜。她的问题使会场的气氛再次变热：“老实说，中美两国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议题确有歧见。您非常骄傲地回顾了美国贯彻民主、自由的历史，同时也为中国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当然欢迎发乎至诚的建言。可是，我记得有人说过，我们应该在虚心接受批评之余，勇于自我检讨。您认为时下的美国社会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是否同样存在问题？”

这位女同学的言谈是激情澎湃的，每个字的发音都抑扬顿挫，好像在演出一场话剧。她的炉火纯青的演技可以跟人艺的著名演员们相比美。她的观点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一模一样，她说的话，发言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她再来重复，有点画蛇添足了。

其实，克林顿在演讲中已经检讨了美国的民主历程：“当我们由于种族、宗教、价值观等问题而剥夺人民的自由，或限制新移民的自由，美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便出现了。但当我们致力落实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自由提供保护、并把自由交还给以往曾遭受剥夺之人时，美国的历史便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克林顿回答刘丽娜的问题时继续说：“我从未在其他国家——当然不只是中国——访问的时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认我国也有类似严重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称住在应该凡事十全十美的国家。为了创造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断向理想迈进。”

女发言人不是在问问题，而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在阐述官方的观点。她不知道什么是提问、不知道怎么提问。这就是北大学生的素质，能不让人失望吗？

紧接着，另一位女发言人发言了。这是中文系学生马楠。她反驳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这同样是在阐发中国政治书本上的教条。

这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女学生，她背下来了那么多条条框框。后来，马楠与第一个提问的梁山鹰一样，也透露说，这不是她所想问的问题，她与克林顿一家一样，是素食主义者，她想与总统交流一下对“健康、绿色的食品”的看法。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她不问自己内心深处想问的问题呢？连自己的心灵也不自由的人、连心口都不能[yujie1]保持同一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洛克说过：“最低级的自由是大声说出自己心里话的自由。”

蔡元培先生的话，前提是“伟大的道德精神”，然而，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并不伟大的道德精神，还有一些甚至是邪恶的价值观的存在。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既有融合的时候，也有冲突的时候，不然，人类社会就没有矛盾了。纳粹的集体与个人的自由有没有矛盾呢？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说里，有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不是积极自由的反面，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哪能分开它们呢？这名学生对自由理念的内涵与外延都缺乏起码的厘定，却轻率地、滔滔不绝地发表似乎是“自己”个人的见解，真让人啼笑皆非。

马楠当然是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她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发展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林黛玉的感受与焦大的感受绝不会一样，虽然他们同样都生活在贾府里。这名清秀的短发的中文系女生，应该在学习之余到学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们的生活，看看失业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区农民的生活。那时，再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才不会如此轻率。

最后一个学生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是如果有人在外面示威，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克林顿对此作了很好的发挥。

这次对话，显示出北大学生似乎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似乎很坚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们统统露出了“原形”。《华声》杂志披露说，7名北大学生在谈到对美国的看法时，都一致“叫好”。他们喜欢美国的理由五花八门，艺术系的学生说，“美国人自由奔放的民族个性非常吸引人。”经济系的学生则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环境，有利于个人成就的诞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别致：“因为美国吸引走了我的一个亲密朋友。”

学生们对美国其实早有了共识：美国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处美国，也就身处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将近40%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近20%。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问的7名学生中，有5人明确表示，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美国。

那么，他们在会场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们把提问当作体现自己“勇敢”的好机会。这是对“辩论”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们的表演却给世界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成了民族主义的重灾区。

据了解，北大学生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于当天给出的反应信息是：在中国这一代青年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未来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处理。而中国学者大部分对北大学生的表现给予喝彩。美国人的误解和中国学者的不理智，在同一个层面上相会了。他们都不了解这最年轻的一代精英分子。这些年轻人与他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很远。

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

这是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

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这样的时刻，还能够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吗？

龙性岂能驯

——纪念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讯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

流亡者

一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史南古、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克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持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拢起来。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激发人心的力量。”

从天性上讲，勃兰兑斯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否则，他就不可能超越“进步／反动”的辩证思维模式，直接进入文学的内核——文学之所以产生，源于人类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足感。与芸芸众生相比，文学家的这种不满足感体现得如暴风骤雨般强烈。与现世维系的纽带往往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强力，终于断裂了。最后，文学家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兰克斯称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渊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诗人诺底叶，是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亲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准备处死一名资助保皇军的贵妇人。十三岁的诺底叶百般恳求父亲豁免贵妇人。但是没有用。他便宣布，如果对贵妇人判处死刑自己就自杀。在最后一刻，担心失去儿子的父亲不得不让步。诗人说：“我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我只是热爱自由。”因此，他成为永远的反对派——既反对共和国，也反对帝国。在刺刀破门而入之前，他匆匆离开自己赞美过并将继续赞美的土地。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这是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最大的区别。罗伯斯庇尔即将签发丹东的逮捕令时，丹东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劝他逃往英国。丹东却平静地说：“我能把共和国的土地带在我的鞋底上么?”丹东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流亡，他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理念和信仰而牺牲。诗人却不同，诗人什么也不信，除了自由与独立。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可以放弃国籍和家庭、名誉和财产，背上“叛徒”的恶名。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有勇气对抗任何强大的政权，在极端的孤独中消解命运的残酷。

流亡者是思想者、回忆者、写作者，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统治者不共戴天的敌人。

流亡本身便已显示出流亡者所具备的内在力量，以及令统治者杯弓蛇影的恐惧。在历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尔夫人并不比强大的拿破仑轻。“自然赋予我的各种能力中，我唯一充分发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她出版的书被宪兵毁掉，警察总监告诉她：“你的流放是你过去几年所坚持的行为造成的自然结果。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对你不合适……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于法国的。”斯塔尔夫人便戴着这样的“高帽子”开始了她遍及欧洲大陆的流亡生涯。第一次出国之时，“驿马每前进一步就给我增添一分苦痛，当赶车人问是否车没赶好时，我想到他们给我干的可悲的差事，禁不住哭了起来。”以后，她逐渐对流亡安之若素，甚至对拿破仑主动表示的和解也不屑一顾。拿破仑悻悻地说，任何人在和斯塔尔夫人谈过话之后，对他的看法就差了一大截。占领整个欧洲的法国皇帝却不能征服女流亡者的心，这对他来说多少是一种讽刺。

“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勃兰克斯的这一结论意昧深长，他个人的隐痛亦浓缩其中。丹麦的教会与政府十分讨厌这名“不信神的犹太人”，他们撤销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席，并采用其他卑鄙的手段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一八七七年，勃兰克斯不得不移居柏林，开始了六年漫长的流亡生活。结果，敌人弄巧成拙，将自身置于更加不安的境况中，勃兰兑斯的影响力比他在国内时更大了。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分别流放了他们最伟大的作家：英国流放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失掉他的任何文化影响。作为“祖国的异邦人”，他们用自己的流亡为“祖国”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二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流亡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他是最容易受到伤害，却又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

“如果我们造了一个孩子／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使我们的俄罗斯语／烙印在孩他皱褶的小脸上／我们的字母／第一个音只是一声延长的叹息／屹立在未来。”这是一九八七年诺贝尔奖得主、被驱逐出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布罗茨基痛楚的诗句。如果说法国的流亡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热情浪漫的情怀与放荡张扬的个性，那么俄国的流亡者则以他们广博的心胸包孕故土，以他们坚韧的神经承受咫尺天涯的辛酸。

从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到楼高车挤的美国，都有俄国流亡者的踪迹。几代俄罗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皇时代的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苏维埃时代的高尔基、布宁、阿·托尔斯泰，一直到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辛尼亚夫斯基、艾克萧洛夫。有的作家虽然没有走上这条荆棘之路，但精神早已流亡——这中间，既有得志的法捷耶夫（他用自杀来宣布流亡），也有遭贬斥的帕斯捷尔纳克。

俄罗斯的土地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俄罗斯人的家园是生活艰苦、视野空旷的乡村原野。俄罗斯人在富饶而贫瘠的土地上吃苦耐劳，并用宿命的观点看待自己的不幸，为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感到自豪。他们的精神缺乏均衡感，时而激情迸发，时而郁悒沮丧。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是在这样的河床上形成的——如果说西方人在认识真理时是通过个体去研究人身上的宇宙，那么俄罗斯人的意识要认识的对象首先是在宇宙中的人。这样，悲剧的因素便蕴含在其中了：极权统治的秘密在于蔑视“人”、遮蔽“人”、迷惑“人”，将人“锁定”在某一位置上；而文学家的使命在于发现“人”，拯救“人”，张扬“人”，让人按自己的意愿活活泼泼地生存。两者之间必然展开一场不可调和的战争。

一九一九年，少年纳博科夫随同父亲离开动荡的祖国。船匆匆起锚时，岸上响起的机枪声是他关于故国最后的回忆。“孤独意谓自由与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沙漠，会比一座城市还令人兴奋。”这位贵族后裔漂泊于德、英、法、美、瑞诸国，不仅疏离于新政权，还疏离于形形色色的流亡组织。“我一直过着独立清醒的日子，我从不附属于任何党派团体，因为我并没有在哪个公司商号当过白领阶级，更不曾在矿坑里干过普罗阶级。任何党纲或信条都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选择的。绝对的流亡带来绝对自由，而自由是创作的源泉。从旅馆到客栈，他只携带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里是一叠叠的文稿；从轮船到火车，他只携带一颗俄罗斯的心脏，心脏的博动宛如俄罗斯森林中霍霍的风声。

斯大林时代表面上万马齐喑，爱伦堡却说：“你可以用沥青覆盖世界，但是总有几株青草能自隙缝中萌芽滋生。”艾克萧洛夫便是这样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人民之敌后裔收容教养所”度过，如同置身于一堆人的废躯残体中，如同零落在战场或屠场上。几本破旧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将沉沦的心灵。他开始思考，写作，被捕，坐牢，最后流亡。

一九七九年，艾克萧洛夫在美国出版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钢鸟》。小说主要叙述一个背覆金属外壳、非人非鸟的怪物，强行住进大楼的公共电梯。不久，他便用暴力控制了全栋大厦和公寓里的居民。因为钢鸟日日夜夜肆意破坏，大厦溃塌了，只留下钢鸟依旧意气风发，昂首挺胸站在电梯顶端，冷漠地俯瞰大楼的断坦残壁。苏联当局恼羞成怒，将艾克萧洛夫定义为“人民公敌”。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流亡者都是“人民公敌”。其实呢，流亡者就像一只跳蚤，活跃在统治者的床头，使服了过量安眠药的统治者仍然无法安眠。

布罗茨基把自己形容为“一条残存于沙滩的鱼”。他的案头贴着一句中国的古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而，归乡之途老是跨不出足下这一步，千里即意味着“严禁你回首望故乡”。回去了又能怎样呢?结果是无须猜测的——暴政时代，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遭遇是，“诗自然不可能发表，甚至不能用笔或打字机写出来。只能保存在作者的记忆里。有人因为比一张写了几行字的纸更小的东西失踪过”。为了防止遗忘，女诗人只好请密友低声朗诵。另一位诗人曼捷施塔姆去世后，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紧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那些诗句，时刻提防执搜查证的便衣闯入内室。

民主时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多次电请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返国。索尔仁尼琴确实也回过祖国，可最终还是走了。为什么呢?他坦白地说：“在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潜匿于深处。而现在我刚露出地面就一夜成名，就好像一条惯于生存在高气压的深海鱼，浮出水面就死亡，因为这条鱼无法适应突然的低气压。”作家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然陌生的国度，他的讲演言不及意，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都企图利用他。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过去，民众也把他看作过去。他自己则已适应了流亡的生涯；流亡像一条大毒蛇，紧紧裹住了他。在一个不需要流亡的时代，索尔仁尼琴依然流亡。

流亡者生活在一个破碎的时空中，流亡者在这个时空中捍卫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土地与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倔强地延伸。“流亡”是一个极为生动的词语。逝者如斯的大川，标识着这群人动态的生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乾坤在日夜流转。“流亡”成了不可终结的神话。

三

地球上，有一个民族，全部都是流亡者。《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节中有这样的话：“你们一切赶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么?你们喜欢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痛苦像盐一样深在水中，而水在永恒地流动。

这个民族便是犹太民族。他们流亡了整整两千年，足迹遍布世界。他们曾经拥有家，拥有财富，拥有知识，但转瞬之间就可能丧失一切，包括生命。他们的自由是以丧失任何生存空间为代价的自由，是被抛弃、被杀戮、被追踪的自由。

我最喜欢读的是斯·茨威格的书。心灵的焦灼既是书中主人公的，也是作者自己的。当流亡并不是作为上帝考验人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的时候，茨威格开始动摇了。他的书被从书店和图书馆里取出来，汇集到广场上付之一炬。这对写书的人来说，是一种近于原罪般的痛苦。面对这种痛苦，人天性中的脆弱最终都将暴露无遗。

茨威格一直在思索“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出走”的问题。在《茫茫苍天》中，他试图解答，却未能真正解答。茨威格本人是个不情愿流亡的人。他是个水晶一样脆弱的人——他常常希望得到爱、怜悯和尊重，而这些领域恰恰都具有脆弱的本性，它们需要周围的人无微不至的呵护。流亡生涯带来的却是冷漠与苛待，在陌生的环境里，绝望像爬墙草一样疯狂地滋长。

茨威格越走越远，告别了欧洲的心脏奥地利，告别了欧洲大陆，甚至不得不告别大陆之外的英伦，来到彼岸的巴西。他终于痛切地体验到：流亡并不是人生的某个阶段，也不是历史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那在记忆中美不胜收的“昨日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流亡不是一条通向胜利与光明的征途，而是自己终身承载的负荷。精神敏感、心灵脆弱的茨威格不可能向普罗米修斯那样，日复一日地忍受被苍鹰叼走心脏的痛苦。听到日军侵占新加坡的消息后，他静静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向妻子微笑，相互告别。

那天，阳光灿烂，枪声清脆，流亡到此为止。

与茨威格对流亡的拒斥相反，同为犹太人的索尔·贝娄却选择了自觉的流亡——在他的作品中。贝娄一生在芝加哥大学里过着平静而优越的学院生活，但他笔下的主人公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在浪荡与漂泊中，这些志高运坏、事与愿违的人物坚韧地忍受折磨，嘲笑着自己接二连三的挫败。

《雨王汉德逊》塑造了一个既成世界的背离者的形象。贝娄认为，根深蒂固的位移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表征，“谁也不能真正在生活中占有一个地位，人们都觉得占据了正当的属于旁人的地位，到处都是离开原位而被取代的人。”拥有亿万家私、美满家庭的汉德逊应当满足了，可他仍然不满足。他的灵魂被贪得无厌的声音“我要!我要”所咬啮着。他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烦得要命，他是千千万万正在萎缩的灵魂中的一个。他离开美国，走向非洲，走向原始森林中的狮子与酋长。汉德逊的流亡不同于此前所有人的流亡——没有人迫害他，他也不缺少自由。流亡的原因只有一个：有诗人气质的人不可能适应散文的世界。

在实用主义泛滥的美国，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事，女人的事，教会的事。俄狄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手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诗人之所以受到“爱戴”，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诗人的存在，仅仅是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辩护。那些人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下流胚，不是一个讨厌鬼，不是一个贼和贪得无厌的人，那么我就不会取得成功。看看那些善良温顺的人吧，他们虽然堪称我们中间的精华，但他们却都被挫败了。可怜的傻瓜们!”汉德逊是个成功者，但诗性仍然顽强地与他的成功作对。他是犹太人，他也是诗人，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名“完美”的成功者。他孤独得可怕，而且恐惧，他对行为缺乏信任，对自命为英雄的行径表示怀疑。他想实现尊严，并给生命加上一种道德的量度。这一切，只有在疏离于“文明”的流亡中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贝娄笔下的流亡者都是“受苦和受辱的学徒”。作为一名心灵敏感的犹太人，贝娄保持了一种在盛世中的末日感。他看到，一般公民已经获得自由，不再像兽类似的每日劳役，天天都有奢侈的生活供人们享受，可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悬空吊在新的安适之中，看不出应该享有此类生活的权力或理由。这样便导致了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果：新获得的自由反而使人们更加孤立，更加受制于权力。“人不能单独地生活，而应兄弟般地生活。”流亡的汉德逊们终于悟出这样的道理。回荡在他耳边的声音“我要!我要!”变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生命的意义在艰苦卓绝的流亡的过程中凸现出来，我们都有一个“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流亡是渺小的人与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搏。流亡的动因各不相同，流亡导致的结果却大致相同——那就是具有金刚石般的品质、文化与思想的诞生。伟大的流亡者们以流亡的行动来作为思想的前奏曲。所有的钟声在那一刹那间响起，流亡者们在路上聆听到钟声，清醒地知道：伊甸园是不存在的。流亡的姿态呼应着流亡者身上某种神圣的素质。能够改变什么，不能够改变什么，关于这一点，流亡者要流亡很多年才能给出真正的答案。

一部呆板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生动。

一部虚伪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真实。

一个平凡的人，因流亡而拥有不平凡的世界。

一个软弱的人，因流亡而在火与电中迫近永桓。

叛徒们

一

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众法院及陪审法院五千人会的十分之一组成的陪审团业已就座。

这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审判的罪人是全希腊最有名望的人——苏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认国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蚀青年”。

苏格拉底出生的时候，不是以哭声而是以笑声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苏格拉底在父亲的培养下，已雕刻出伟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赏识。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辉煌的成就之前，转行研究哲学——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并不拥有真理，但他是一个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热爱者。他解释说，这就是“哲学家”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智慧的热爱者，智慧的寻求者，而与“智者”相反，即与自称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认为，政治家必须是哲学家——他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它们必须是真理的探求者并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苏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运动场和广场里。他滔滔不绝地跟几十、几百个弟子和信徒谈话；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树。按照波普尔的说法，他是道德主义者和感情主义者，“他典型地属于这样的人，他批评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点，但他又承认忠于国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纯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对三十僭主的独裁政权，他更勇敢地反对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于是，统治者和庸众把他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

苏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没有写过一行字，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的记录部分地流传下来。“谁想要推动世界，就让他先推动自己。”他领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只“牛虻”，把民众从冷淡、驯服、自我安慰中唤醒。“不管有什么权威，我也只依赖于我知道得很少的这个认识。”他是个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使命。他认为改善城邦政治的途径就是教育公民进行自我批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自己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政治家”。

这样的人无论在怎样的体制下都是最危险的人物。独裁者克里提阿斯说：“我们要除掉长痂疮的羊羔，痂疮传染得愈快，我们愈要加紧清除。”民主政体下的执政官阿尼特说：“这个流浪汉恨不得把我的肠子挖出来。”于是，一道一道的禁令下来了：禁止苏格拉底跟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谈话。

要以塑造活人的灵魂来代替塑造静止的人体，这是一种天真而危险的癖好。然而，命运选择了苏格拉底。他摆脱不了命运，命运像蝎子一样蜇得他发痛。他一贫如洗，承受妻子的责骂；他如履薄冰，面对敌人的暗箭。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他所接受的、教导的、为他们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们，他们背叛了哲学家，却宣布哲学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审员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无罪，黑的代表有罪。结果，黑豆比白豆多，苏格拉底这位民主的捍卫者却被民主所处死，这位创造民众命运的人却被民众决定了他的命运。此时，他发现自己未能战胜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贫困的邪恶”和“黄金的邪恶”。穷人和富人居然联合起来处死他。他终身与不平等作战，“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忧患由此开始”，但他却成了公认的罪人。

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汁。喝下之前，他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的朋友们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花紧紧贴在胸前。

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没有离开黄金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是要让它发光。”被宣判为叛徒、邪恶地创造新神的苏格拉底、太阳神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终结，对尘世生活的美，对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乐观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阳的人。

他的死，与耶稣的死、释迦牟尼的死同为人类心灵史上的三块高耸入云的里程碑。

二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来，无数的“权威”以“真理”的名义，毁灭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无数的“异端”对权威发出必败的挑战，在身败名裂之后完成了对真理的捍卫。

茨威格笔下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一名“异端”。“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是叛徒们所共享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它的分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沉重。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赋的，而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却是后天孕育的。与愚昧作斗争，除了智慧，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热爱自由，首先就得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像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这本身就是英雄的举动。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他是一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来，当狂热的宗教徒追猎异教徒并对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他站了出来。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象”的劳而无功的战斗：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就物质力量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斯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被加尔文宣布处以死刑。“我们判处你，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的书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直烧得你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辙的犯罪人们的警告。”暴行造就了普遍的沉默。整个欧洲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导演这出喜剧。人人都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人人都听到了受刑者持续半小时的尖叫。加尔文对这一“虔诚的虐杀”非常满意，吹嘘这是伟大的功绩。

这时候，又一个叛徒出现了，他大声呼吁：“寻求真理，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思想。在蒙昧主义盛行的欧洲，民众只知道恐惧，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匐在神的脚下，不知道沿着神走过的寻找光明的道路阔步前进。民众是庞大的，却是软弱的，他们任由暴力耍弄人道，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卑微的卡斯特利奥就从这样的民众之中站出来，发表了《答加尔文书》。他写道：“把一个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这是一个角色错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权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欧洲，只有卡氏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风中传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

加尔文手上的鲜血被曝光在阳光之下。他惊恐不安地抛出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渎神者，野蛮的文字一页比一页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他调动一切力量，实施一切可能的对卡氏的打击。加尔文指示宗教会议通过法令，禁止在辖区内传播卡氏的著作，并通过外交压力，迫使卡氏的著作无法在巴塞尔出版。卡斯特利奥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加尔文则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监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四十八岁。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换了主角，战斗的性质依旧。

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叛徒们。

三

葛兰西是个体弱多病的驼背的孩子。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个带铁环的胸圈，让他套在身上，并把他挂在天花板上，悬在空中。大家以为这是把他弄直的好办法，然而背后的突起部分越来越高，后来胸前也突起了，长大以后，畸形的葛兰西身高不足一米五。

然而，正是这个驼背的意大利人，以他非凡的创造性的思想震撼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胡萨尔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也是本世纪少数的几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晚，墨索里尼发动政变。葛兰西刚从议会回家就被捕了，尽管他有议员豁免权。对他的审判拖了很长时间，要用充分的材料把葛兰西描述成“颠覆分子”、“对公共秩序非常危险的人物”是不容易的。但葛兰西早已对审判的结局不抱幻想，他说：“我的精神状态极好，因此有人以为我是魔鬼，有人以为我是个圣人。我既不想当烈士，也不想当英雄。我认为我只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普通的中间人物，他不拿自己的信念与世界上任何东西做交易。”看守“好心”地劝他倒戈，倒戈后至少能当部长，他微笑着拒绝了，看守便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子。

一九二八年五月，墨索里尼指定政治法庭——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对葛兰西进行审判。葛兰西的罪名是“从事阴谋活动、煽动内战、包疵犯罪、挑动阶级仇恨”，检察长指着葛兰西说：“我们要使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兰西被判处二十年四个月零五天的徒刑。然而，这个伟大的头脑并没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完成了辉煌的《狱中札记》，总共两千八百四十八页，合打字纸四千页。

审判前夕，葛兰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无疑是一篇可与《神曲》并肩的文字：“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对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关押的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命，而不仅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紧紧地拥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么地爱您，多想安慰你，因为我给您带来不幸，但我只能这样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我想起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感情澎湃如大海，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他导入澄明之境。

刚入狱时，葛兰西的健康状况就已恶化，他掉了十二颗牙齿，患有尿毒症引发的突发性牙周炎和神经衰弱症。非人的监狱生活继续毁坏着他的身体，他患上了胃病和脑溢血。艰苦的思考和写作让他失眠，“我进出牢门像一只苍蝇，不知要飞向哪里，也不知要死在何方。”在病痛和监禁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逐渐成形。这是一种批判“常识”，恢复人的“个性”的哲学，它在取代现存思想方式和现存具体思潮时，“必然表现出爱好争论和批判的姿态”。这名垂死的囚徒，这名“可恶”的叛徒，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

一九三三年，葛兰西的生命已走近死亡线。他又添上了脊椎结核、动脉硬化、高血压。五个月内体重猛减七公斤。法西斯政府暗示，只要他谦恭地恳求宽恕，保证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就能重获自由，入院治疗。可是，葛兰西认为请求宽恕便意味着道义上的自杀。一次昏迷之后他对赶来的牧师说：“牧师，你是灵魂的监护人，不是吗?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灵魂，一种是肉体，赦免会拯救我的肉体，但会毁了我的灵魂，你明白吗?”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葛兰西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享年四十六岁。死前，他已预料到法西斯可耻的命运。

崇高的理想，只能属于崇高的心灵。葛兰西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比任何书藉和广播中的字眼都要美好千万倍。因为他为之而献身。被终身放逐的叛徒但丁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丰碑，被囚系而死的叛徒葛兰西则是二十世纪的丰碑。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葛兰西的思想是可以质疑的，但葛兰西“叛徒”的人格将像恒星一样永恒地闪烁。

四

纳粹德国。这个谋求全面统治的国家并不满足于占有官方的权力部门，而是从一开始起就追求这一目标：使各阶层人民都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思想上把他们纳入这个制度。内政部长弗里克宣称：“必须是一个意志，必须由一个意志来领导”，并把必须盲目服从的党说成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组织体制的基础。党通过街道和支部组织，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企图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放逐与效忠同时上演了。

戈培尔说，德国文化应该“保持纯洁，摆脱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欢迎的作品”。焚书公开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选择了效忠，学者胡贝尔说：“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先于国家或离开国家的个人自由。”物理学家恩斯特、莱纳德、约翰内斯、施塔克等人，写信辱骂爱因斯坦，声称存在着纯粹的“德意志物理学”。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建议把劳役、兵役、脑力劳动结合起来，革新大学精神。他指出：“大加称颂的‘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本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百多名教授在效忠希特勒的声明书上签字。

是以效忠屈从暴力换取生存，还是以背叛坚持良知，面对死亡?在这决定主义的领域里，无法避开价值问题。

在普遍的效忠声里，也出现了不知谐的背叛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阴暗的集中营里和空旷的刑场上回荡着。

自希特勒政权一诞生，叛徒们就不绝如缕。受纳粹迫害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勒伯尔、洛伊施纳、米伦多夫、赖希维因和豪巴赫等人组织了秘密活动小组。神职人员中，加伦·福尔哈贝尔和武尔姆主教，公开谴责大量杀死不治之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畸形人和消灭犹太人。

公开的背叛出现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印刷了大量传单，他们不愿再“为一个党派的卑劣的统治本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德国青年的名义”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把他卑鄙地从我们这里骗走的德国人最珍贵的财富，即个人自由还给我们”。兄妹俩在散发传单时被捕，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处决。

我久久地凝视着兄妹俩的照片。他们俩惊人地相似，忧郁而深邃的眸子，跟他们的年龄那么地不相称。他们似乎在望着远方，一个天水相接的地方，对于“此外”他们毫不在意。他们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学生，但他们比海德格尔更懂得什么叫“哲学”。哥哥的眼里多几分刚毅，妹妹的眼里多几分轻蔑。两双叛徒的眼睛，至今仍在深情地注视着世界。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大本营企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暗算失败了，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将二百多人处以绞刑。此外，在几周的时间里，有近五千人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杀害。就实际意义来说，施陶芬贝格伯爵未能实现他的暴动计划，但他们的“叛国”终于使神话崩溃了。行刺前夕，东线的特雷希科这样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贝格：“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行动。因为问题已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想，当施陶芬贝格面对瞄准他的步枪的时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上了一份致历史的厚礼。

这批国防军将领的背叛，多半还是出于未受毒化的“爱国心”；相比之下，哲学教授胡伯的背叛则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背叛。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胡伯因为参予组织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以叛国罪处以极刑。审判他的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你是纯种的日尔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为什么要跟叛徒搅和在一起呢?是不是受了蒙蔽和欺骗，或者一时失足?

胡伯拒绝了军官为他开脱的好意，在最后陈述中，他声称康德的“绝对道德命令”是他采取反纳粹立场的根据：“呼吁反对政治上的胡作非为，这不只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道德责任。我曾以康德之范畴命令观念反问我自己，如果我的这些主观准则成为普遍法则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回答只有一个：将会有秩序、和平及对我们政府的信任。每个肯对道德负责的人，都会发出反对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统治的呼声。我要求：把自由还给人民，使他们挣脱奴役的锁链。我确信，无情的历史进程，必将证明我的希望和行为是正确的。”

叛徒们以他们的背叛标定了何谓正义，他们握住了正义的内核，历史所做的，仅仅是完成一次命名。

五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老好人、和事佬，人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因此也不会背叛什么，最多不过是在旧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绝对不是“叛徒”。

二十世纪的中国，鲁讯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写的《女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兴地方戏里的女鬼角色，即“带有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那时，先生的生命犹如一盏即将烧尽的油灯，童年的记忆浮出昏浊的冰层，那长袖飘飘的女吊，一直就深藏在他心灵的深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对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因此，他像猫头鹰一样，终生作恶声。“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先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绅士风”的中土的“君子风”，必然是一头孤独的、受伤的狼。

鲁讯不仅选择了背叛，而且选择了对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们想把他奉为教主，正如毛泽东经典的评价：“鲁讯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讯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然而，鲁讯却再次抽身出来，与这个“大方向”逆向而行。他发现周扬等人是拿着鞭子的“奴隶工头”，那么这个工头之上呢?鲁讯没有说，但他对革命成功后自己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早已成竹于胸。早逝是先生的幸运，否则先生的命运从他的精神传人胡风、萧军的命运中不难推测出来。

《孤独者》是先生最好的小说。魏连殳“素性这么冷”，“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走路是“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在母亲灵前的那一幕，堪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他流下泪来，接着就是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那凄烈的叫声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这哪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族英雄”的声音呢?先生既失去了自我，也丧失了他者——他的行动赖以获得意义的一种规划的理想。于是，他只是跟黑暗捣乱，这是他唯一的乐趣。

“背叛者”们想让“教主”充当木偶，他们在后面拉线指挥，可先生拒绝当傀儡“教主”。这样，“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说，鲁讯是法西斯蒂，是封建余孽；成仿吾说，鲁讯是三重的封建余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毕竟是当过“叛徒”的，比陈四滢、苏雪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们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对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经堕落为独裁——把至高无上的权力交给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从社会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来的反叛精英，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谁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国民党之后，而是死于共产党之手。后者是法官，前者是刽子手，两个政党都是“昨日世界”的反叛者，他们却罕有他携起手来，执行了对一介书生的死刑。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含笑就义时的枪声，不知远在上海的鲁讯是否听到?秋白的命运就是鲁讯的命运。秋白说过，鲁讯是“逆子贰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华小栓吃人血馒头仅仅是因为愚昧，但现在有了比愚昧更可怕的东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在社会的冷笑恶哭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先生不需要那么辉煌的、万人空巷的、不是国葬的国葬。那长长的队伍里，多半是他的敌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里，也没有几个是合格的学生。

增田涉在《鲁讯印象》中说：“他的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人们只注意到先生伟大的一面，却看不到他“可怜”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发“可怜”。活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时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

许广平说，鲁讯“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难受”，许寿棠也看见鲁讯“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这是怎样一种可怜呢?最后，先生连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

这就注定了他死后也休想获得安宁。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中国称作“隐土王国”。他认为中国处于一个静态性的农业社会中，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统，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光荣的孤立”。维护这种“光荣的孤立”的核心便是——皇帝。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帝王中，明君实在少得可怜。退一万步说，即便称得上昏君的也不多，因为有半数以上的皇帝不是婴儿就是老朽，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治国的能力，因此用明君／昏君的模式来评判他们是毫无意义的。

东汉的十四任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其他的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充数。其中有四个皇帝即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十岁的生日。据柏杨《中国人史纲》统计，东汉第三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龄分别是：刘旦，十八岁；刘肇，十岁；刘隆，三个月；刘祜，十三岁；刘懿，八个月；刘保，十一岁；刘炳，两岁；刘缵，八岁；刘志，十五岁；刘宏，十三岁；刘辩，十七岁；刘协，九岁。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十八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百分之九十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要求一个仅仅三个月或八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

于是，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根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但他的“忠”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杜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僵卧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戚的辉煌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这样的场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事。中国历史上，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八十多岁。年轻时代，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为“十全老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将国事搞得一塌糊涂。

燕园据说曾是和坤的私家花园。和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却能将“十全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和坤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当时文官从建设工程和司法冤狱中发财，武官则从兵粮饷甚至军事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发财最多的当然是和坤了，他在乾隆末期当权二十年，敛私产九亿两，足足等于全国国库十二年的总收入。老朽的弘历，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儿子，所以他死后，嘉庆处死和坤，清算其财产，有“倒了和坤，饱了嘉庆”之说。

文字狱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四十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宜遽引年。泷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怜”。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乾隆的诗稿十二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榷，相知见始终。”然后，“友谊”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玷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谥号、撤出贤良祠、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实证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惊胆颤。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在这座并不贫穷也不富有的小城，开张最多的是卡拉OK厅。这座城市刚刚开始经济的腾飞，老城轰然倒塌，新建的花花绿绿的建筑向城郊延伸着。街道上，建筑材料还没有收拾干净，两边鳞次栉比的卡拉OK已经开张了。

“天外天”、“楼外楼”、“小瀛州”、“芳草地”、“红太阳”、“凤凰台”……一家接一家的招牌、标志和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标示着城市最有活力的去处。当街的铺面是餐馆，OK厅在后面的曲径通幽处。一间间华美富丽的厅堂和包间，地毯、墙纸、吊灯、音像设备、沙发、塑料花、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们。当跑调的歌声传出门外，传到街道上时，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往往皱起眉头——他们都是没有钱破费的可怜人。

卡拉OK厅里的男人们都是成功的男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他们凭着智慧与机遇，以及智慧与机遇以外的东西，终于到达彼岸。在中国，此岸是烦恼人生：挤公共汽车、啃大白菜、睡亭子间、做美丽了无数年的梦；彼岸则是快乐人生：坐豪华轿车、吃飞禽走兽、住广厦别墅、享受提前实现的梦境。卡拉OK厅，为彼岸的男人而存在。他们不是官员便是老板，这是两种能在任何地方获得尊重的身份——尤其是卡拉OK厅。他们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舒服，舌间的美酒，杯里的女人，是辛劳了一天之后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的，他们太累了，官场、商场、战场三位一体，在明枪暗箭、尔虞我诈中生存下来，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象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

女人们也在战斗着。她们并排坐在暗红色的真皮沙发上，等待着客人的召唤。在这四季都开着空调的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温度，永远是盛夏的打扮，背带裙、小背心、牛仔短裤、水晶凉高跟鞋，裸露着大片大片的面积——肩、背、腰、肚脐和大腿，捕捉着黑暗中窥探的眼光。狩猎的是被窥视者，被狩猎的是窥视者，这里执行着另一套逻辑。她们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了鲜艳的口红，脸上冻结着冰凉的笑容，微笑是指挥一组脸部肌肉精巧地配合运动的产物。她们翘着“二郎腿”。让大腿更加修长，让裙子显得更短。她们涂着指甲油的手指夹着燃烧的香烟，香烟越燃越短，正如她们的青春。她们却浑然不觉。

这时，肥大的身躯的面孔贴了上来，娇小的她们迎了上去。

她们的身世并不扑朔迷离。也许昨天她还是一名初中课堂上的学生，不用功，成绩平平。没有考上高中，既不愿到父亲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的小厂里干活，也不愿留在家里受窝囊气。某一天在父母的责骂声中跑出来，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最能赚钱的行当。也许她刚刚嫁给一个同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干不了农活，受不了穷，跑到城市里来。可她一没技术，二没文化，能做什么呢?这个庞大的行业里，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女子，没几个拥有传奇故事。她们几年前还那么胆小、羞怯、没心眼；几年后却已练达人情世故，一眼看透男人的内心世界，知道怎样让对方愉悦，怎样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风尘。她们跟老板商讨分成的比例，不愿干了，立刻转到另一家。这个行业是流动性最大的行业，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小姐却换了无数个新面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门口永远是闪烁的灯火。

关于爱情，她们无话可说。她们相信的只有钱。关于信仰，她们同样无话可说——那些伟大的偶像般的男人们，在她们面前露出猪的本性。那些万人大会上宣讲理想与崇高的男人们，那些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不可一世的男人们，那些在电视节目里满脸和霭可亲的笑容的男人们，那些名字在报纸上散发着诗意的男人们，那些在剪彩仪式上手拿金剪刀剪彩的男人们，那些制造着灿烂的辞章和颠扑不破的真理的男人们，扑到她们的身体上时，都变成了一堆蠕动的烂肉。她们还能相信什么呢?她们的小屋，只有一张弹簧床，一只皮箱。客人走后，她们擦洗着脸上的脂粉和男人的唾液，耳边还回荡着男人野兽般的喘息，腹内汹涌着经潮的疼痛，她们捏着一大把钞票，这是一个农民几个月、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而她们只需要几个小时。她们想笑，脸上的表情却比哭还要难看。镜子里越来越近的三围显示了她们已不再年轻。退役吧，退役后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找个老实男人成个家，却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儿子?再三修补的处女膜，还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孔道吗?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她们梦见了满天星辰。

男人们在这里谈成了白天里谈不成的生意，暖昧的灯光下，欲望在蛹壳里激荡着，发出金戈铁马的声音。白天，彼此那样不同，文质彬彬的官与粗俗不堪的商，不苟言笑的官与笑容可掬的商，被欲望征服时却变得如此相同。还在唱歌的时候，就已经急不可耐，目光像一双手，抚摸着坐在沙发另一端的女人的隐秘的地方。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如意，他们的世界不是一轮满月：家里是蛮不讲理的黄脸婆、整天打电子游戏机的儿子、接二连三的有事相求的穷亲戚、一笔账目正受到上司的追查、一个下属正在兴风作浪准备取而代之。没有卡拉OK厅轻松一下神经，行吗?连孔夫子也说：“食色性也”。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从广袤的乡村和小镇涌向城市。城市容纳了她们，她们也容纳着城市的阳具。城市教会了她们很多东西，她们也给城市增添了很多东西，她们终于把城市缩小在自己的子宫里，她们却告别了母亲的身份。华伦夫人与茶花女，李师师与柳如是，仅仅是异国的或过去的传说，今天她们无数的同行们正在凸现着这个时代仅存的真实。

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城市在进行着最后的、无所不在的巷战。战争，在卡拉OK厅及类似的场所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展开。

金庸在他最后的杰作《鹿鼎记》中暗示，要了解中国，先得了解皇宫和妓院。

今天，皇宫已经消失。

第二辑 今夜飞雪

今夜飞雪

半夜里忽然醒来，夜出奇地静。梅影横窗瘦，窗外一种“沙沙”的声音充满天地之间，若有若无，若远若近，如春蚕嚼桑叶般透明。忍着刺骨的寒意打开窗，呵，下雪啦!在漆黑的夜空里，绵绵不断的雪花轻盈地飞舞着，空灵而晶莹。有几片还调皮地飞进窗来，吻我的脸，钻到我的脖子里。昨天广播说今夜西伯利亚寒潮南下，北京将降第一场雪。今年北方的冬天来得真早，南方呢，南方的南方呢?今夜，我在京城一个寂寥的角落里，与这场不约而至的飞雪相对无语。而你带着绿纱的窗前，是否依旧椰影婆娑，海风里带着咸味?你呢，是否枕着一本《简爱》甜甜地做梦，梦见到了英格兰的庄园里?寒潮一直南下，但愿爱穿黄裙子的你珍重加衣。

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是在我到燕园的第一个浓秋。在一颗金灿灿的银杏树下，我疑惑地展开你的信笺。树荫浓浓，漏下点点温暖的跳动着的光斑。信笺上清香的字迹，如你清秀的面容。我们中学时并不很熟。那时我还是个故意让自己寂寞的少年。女孩子们悄悄地把我的诗句抄在日记本上，我却对她们的叽叽喳喳不屑一顾。你与我迥然不同，担任文娱委员的你像一颗燃烧的凤凰树，几乎所有男孩都对你敬且畏——别看你满脸清秀，要是哪个男孩欺负了女孩，你会走到他面前，当众把他斥责得手足无措。有一次文具盒里爬出一条手指粗的毛毛虫，你淡淡一笑，用铅笔把它拨到窗外，后排那个牛高马大的男孩子目瞪口呆。你在枯燥无味的政治课上聚精会神地读三毛的小说，你在运动会上拖着摔伤的腿跑到终点，你在校园艺术节上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轰动全校、毁誉参半的现代舞。虽然我在表面上对你和别的女孩没有什么两样，但你一袭与众不同的黄裙子开始成为我案头一枚伶俐清晰的藏书票——女孩子们都说，那件最美丽的黄裙子是你自己做的。高考像一阵狂风，刮走了我们像旧报纸一样没有重量的昨天，我幸运地收到了梦寐以求的通知书，而你却落榜了。我北上的那一天，你托朋友捎来一张小小的纸条：“谢谢你的诗，祝福你学业有成。而那个丑小鸭一样的女孩，渴望实现流浪的梦想。”

今夜，我拉开台灯，在雪的夜曲中翻拣你半年多以来给我的信。我不习惯遥远的北国，却深深地被今夜的雪感动。蜀地没有这样的雪。我用单纯的灵魂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雪，我沉醉于它的淡泊、温柔，它那冷中的暖，静中的动。雪中我似乎看到了你，你略略仰起的头，你齐耳的短发，你忽闪忽闪的眼睛，叠印着我昔日人为的寂寞。而蜀西那个潮湿而阴雨的小城显然留不住你，你穿着学生时代的黄裙子，提着小小的行李箱，独自一人飘呀飘，飘到了海南，那个有阳光，有沙滩，有海浪的地方，那天空很高，海风很热，椰汁很甜的地方。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的招聘，在一次关键的面试中，你灵机一动穿上一双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跟鞋，掩藏了略显娇小的身材，瞒过了经理那双对身高要求苛刻的眼睛。从此，穿黄裙子的你满面春风地坐在信息公司的一台电脑前。你在信中兴致勃勃地说；“我的办公室正对着东方。早晨，我第一个来到办公室，一开门便是一束红艳艳的阳光投怀而来。我伸出手去，真想把阳光抱在胸口。”

雪还在下着。漫漫长夜，并不因为你案头的信而变短。我真想把今夜几片最轻盈的雪花寄给你。在南国你见不到这样大瓣大瓣的雪花。也许面对那一次次用舌头舔着岸的海浪时，你才可能拥有与我面对雪花时相通的情感。流年似雪，是因为我们在孤独的光影里走了太长的路，还是因为一场雪后我们昨天的足迹都将不复存在?你没有见过北方的雪花，你却与北方的雪花一模一样，执着地寻找自己的着陆点，执着地寻找自己栖居的大地。学校里，老夫子对你糟糕的数学成绩施以白眼；家里，继母把沉重的家务甩给你一个人干。给你写情书被拒绝的男孩，四处传播着谣言；妒嫉你的笑声的女孩，想方设法让你流泪。这些，都被你当作一缕蛛丝轻轻抹去。你一如继往地笑着，那么明媚。在学校，在家里，在高考落榜的日子里，在异乡陌生城市擦肩而过的人流中，你倔强地笑着，像一朵朵的雪花，不容一点杂色来污染，旋转奋飞在凛冽的天宇下。你珍惜自己的美丽，在淡妆中明艳若盛开的迎春花，金黄的裙裾一闪一闪的；你珍惜自己的青春，在同事去逛商场的假日，你却趴在小床上有滋有味地读我寄给你的《苔丝》。你在信中自我夸奖：“虽然比起你来觉得惭愧，但是还能够学一点英语，读一点唐诗宋词，还有精神挥动球拍把经理打得败走网球场。我说自己没有学坏，真好!同来海南的一批女孩，有许多陷进金钱的漩涡，为了金钱出卖自己也在所不惜。生活在这样的坏环境中，得时时提防潜移默化的种种影响啊!”你说你要学习我坚强的心性，像棵树一样在盐碱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说你抱着一把吉它，弹一曲自己编的歌，约一个时间让我在北国古城的星空下收听这心灵的旋律。你说你穿着半旧的黄裙子跳舞，一个人跳，却好像握着我宽厚的手掌。你说你收到我的信时，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上，一边读一边旁若无人地开心大笑。是呵，什么都被岁月改变了，只有你还是当年那个什么也不在乎、不懂得忧虑、不害怕苦难的女孩。但是，也只有你才最理解寒冷，最理解今夜的雪，最理解不停变换驿站的生命之旅。

面对飞雪，我敞开自己的心灵，却发现它已退化成沙漠。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今夜的飞雪，用它无声胜有声的语言告诉我生命原本就是一场“甜美的苦役”。窗口对面，是隐隐约约的阁楼的飞檐，在飞檐与飞檐间，回荡着唐时的那曲琵琶曲。二十岁的我们只能部分地领略它的蕴含，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悲伤，我们只知道不低头、不抱怨，这就已经够了。不抱怨生命，就意味着拥有了充实的生命；不向命运低头，便意味着命运向你低头。用世俗的眼光看你，你也许算不上一个“好女孩”——你没有学历文凭，没有小家碧玉的安分贤淑，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你任性，你倔强，你出人意料的言行，你把握现实又不安于现实。一天十几个小时紧张地工作后，你居然还能做这样的梦：“梦见有一扇配着绿色窗帘的好大好大的窗，窗前不是闪烁着霓虹灯的街道，最好是片郁郁的树林，一条小河也成。干干净净的一张大书桌上，摆着一本本的文学著作：《红楼梦》、《漱玉词》、《追忆逝水年华》、《狄金森诗集》……”真好，我们都还有梦，尽管我们都像蜗牛一样挤在集体宿舍里，但我们并不为此而耿耿于怀。大亨有大亨的别墅轿车，我们却坚守我们自己的生活原则和生存方式，简单、自然、快乐、不强求、不逃避、不奢望，平静地接受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今夜的飞雪，如山花般盛开，如清泉般流泻，如时光般永久，如生命般高贵。面对今夜的飞雪，面对我们的心灵，何须牵挂于苦，何须自足于甜?今夜的飞雪，属于我，也属于你。愿我们都能好好地生活着。

水边的故事

水边的故事，是一叠由瞬间流向永恒的故事。

我是个在水边长大的孩子，外婆的小阁楼后面就是一条小河，河水潺潺，是我最好的催眠曲。长在水边，却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伙伴们个个都是皮肤光亮、身手矫健的浪里白条，我却从早到晚静静地坐在河边，像一尊古代的石像。正是在无数静止的时刻，水边的故事像一面面镜子，伸出闪烁的手捕捞着岁月的流痕。波光粼粼，人在水的边缘，心灵深处常常涌起潸然欲泪的难以言说的寂寞。每根脆弱如蛛丝的神经，都被当作琴弦拨动了。

河边的每个故事都像桃花源那样美丽奇幻。翻开一本线装的《诗经》，最先牵着你的眼光走的是这样的句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于是，满纸的方块字都荡漾起来，青青的是河畔的草，盈盈的是河中的波。是不是眼睛花了呢?“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可采莲的江南，如果说每一朵莲花下都有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那么每条河边岂不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水边盛产至纯至真的感情，水是一种由我们的眼泪汇集成的，却能让我们忘忧的液体。在这平坦如砥光洁如玉的水里映着朝朝代代都不动声色的明月，拥有梅的疏影与藕的深根，也刚刚掠过鹤的白羽与蝶的金翅。对于人类的健忘而言，水是一部宇宙间最大的留声机：诗人苦涩的歌吟，舟子旷达的渔唱，纤夫苍凉的纤歌，女子悠闲的捣衣声……还有那湘水的屈子、乌江的霸王、赤壁的东坡、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每个深陷在苦难中无法自拔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水边去，去寻找他们最后的安慰。水的使命则是寻找与她最知心的人，所以济慈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水上。水与我们血管中的血一样，存在着鲜明的爱与憎，而爱与憎又冰炭相容。在水沉默的表象背后，演奏着交响乐中循环不止的延长号。

对于极少的那部分人而言，水象征着一种绝望且高傲的理想。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尝言：“人生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实，在人生不同的分分秒秒里，人又何尝拥有过同一颗心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心灵就是一条流动的河。逝者如斯，水同生命一样，无法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形象。因此，伟大的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恰恰正是艺术的局限处。梵高那令人赞叹的怨言就是所有艺术家高傲而绝望的呼声：“在生活中，在绘画中也一样，我完全能够没有上帝。但是，痛苦的我不能够没有某种比我更伟大的东西。”梵高找到了支撑我们躯体的土壤，却没有发现憩息着我们灵魂的流水。梵高无法面对人类不可能突破的局限，便向自己举起了沉重的手枪。真的，没有哪门艺术能与流水交锋，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在水的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与粗糙。

与河水相比，海水更为神秘莫测。在太平洋中一个苍凉荒芜的小岛上，消瘦的高更日日夜夜面对茫茫无涯的海水。巴黎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脂粉与金钱、权势与令名，统统比不上环绕在他四周的水。终于有一天，高更的眸子变得比海还要深邃，他在画布上重重地写上三个问号：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海水是否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一瞬间，高更确实在海边与自己的灵魂不期而遇。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发现自己的灵魂丢失了呢?又有几个人愿意到海边倾听灵魂的声音?生活像水一样如此之轻，也如此之重。在风的吹拂下，我们的青丝忽然化作白发，而水依旧汩汩地从我们的指缝里流过，哪里才有岸呢?流逝的水不会问尽头在哪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尽头?那么，我们剩下的使命便是在已经成为汪洋的世界中展示一个倔强的小岛，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来临：人类面临的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让我们如暴风雨中飞回来的海燕，静静地坐在水边，承受那即将降临的幸福或苦难。

水边，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故事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它像一支灵魂的温度计，测量着我们心灵的冷暖。在这个诗一般透明的故事里，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与水一样永远也不会变得丑陋、混浊的世界。孩子每天在湖边的山坡上遥望湖里停泊的白轮船，这是孤寂中长大的孩子唯一的乐趣：没有父母，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孩子，爱森林、爱湖水、爱湖上的白轮船、爱爷爷故事里的长角鹿妈妈。然而，迫于生计，在守林官员的压迫下，爷爷不得不射杀了长角鹿。孩子从堆满鹿肉的餐桌上狂奔出来，跑到湖边痛苦地向远方眺望，却再也望不见白轮船了，白轮船已起碇开往伊塞克库尔。孩子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有的人歹毒，有的人善良?为什么歹毒的人幸运，善良的人不幸?孩子无法接受残忍的成人世界，终于去实现自己变成鱼的梦想了。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也许是含泪写下这段后记的：“你游走了，我的小兄弟，游到自己的童话里去了。你是否知道，你永远不会变成鱼，永远游不到伊塞克库尔，看不到白轮船，不能对他说‘你好，白轮船，这是我!’我现在只能说一点——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空中划过，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孩子，在向你告别的时候，我要重复你的话：‘你好，白轮船，这是我!’”合上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水和白轮船都隐喻着一个未给定的世界，一个唯有真、善、美和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有人为它献身，与贫乏和虚伪抗争是艰难的，生活的奇迹豁然出现的时刻毕竟太少了。这便是《白轮船》的可贵之处：明知满载真理的小舟已经倾覆，宁愿遭受灭顶之灾也不苟且偷生。卡夫卡说过：“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觉察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水边的故事大多以悲剧结局，然而这种悲剧之中却蕴含了一种火山喷发一般强烈的热情。水边那些平凡或伟大的人们，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去解答时与变的谜底，并在残忍与非正义之中展现永生之爱。

一切的矛盾最后都纠结到水边。无论你是预言家还是落伍者，水都是你无须付出什么的知音。加缪在《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一书中写道：“在阿尔及利亚的郊区，有一处小小的装有黑铁门的墓地，一直走到底，就可以发现山谷与海湾。面对这块与大海一起呻吟的祭献地，人们能够长久地沉湎于梦想。但是，当人们走上回头路，就会在一座被人遗忘的墓地上发现一块‘深切哀悼’的墓碑。幸运的是，有种种顺应诸物的理想者。”我是一个在南方水畔长大的孩子，身上有许许多多水的特质。看惯水面的波澜，听惯水边的故事，这才发现自己度过的那段并不漫长的岁月，也成为水边故事峰回路转的细节。无可奈何，作为一个心甘情愿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彻头彻尾的理想者，我只能虔诚地掬起一捧水，细细咀嚼其中的苦涩与甘甜——不管是苦涩还是甘甜，都固执地让河边的故事演绎下去。

屠杀的血泊

北京的街道，我最喜欢的是经常行走的白颐路，因为路上有树。一路都是高大挺拔的白杨、梧桐，夏天绿荫如伞。我骑自行车飞奔的时候，烈日都被树荫筛成点点星光，在车轮前闪耀着。这是唯一的骑车不会汗流浃背的街道。有时，乘坐三三二公共汽车，总爱眺望窗外可爱的树们，宛如一群行走的朋友，向我招手。因为有这些树，街道才有几分田园乡村的诗意，令我想起久已不归的故乡。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最容易被毁灭的是美好的事物。今年夏天，白颐路拓宽，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一天我出门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昔日延绵十几公里的悠悠绿荫已荡然无存，剩下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树桩。有关部门说，白颐路太窄，交通拥挤，不得不拓展。要进步，就会有牺牲，树就只好消失了。确实，海淀区一带堵车的情形令人头痛，好几次打的，一听去海淀，司机都摆手不愿去。然而，我仍然感到心头像被砍了一刀般疼痛，为这些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被杀戮的树。

屠杀的现场还有蛛丝马迹，不过很快连蛛丝马迹都不复存在。漆黑的沥青将迅速铺到柔软的泥土上，很多年以后的孩子们，不会知道沥青下面，曾经是树的根系。我最后一次走向树的年轮，它散发着浓烈的香气和潮气。树是不流血的，或许流的是一种比血更深的东西，渗入到地下，像把咬碎的牙咽回腹中。旁边坐有几个休息的工人，是他们挥起锋利的电锯，顷刻之间便将树们砍杀?我知道，临刑前你们不曾屈过膝，不曾呼过痛，你们像嵇康一样，最后一次仰望已经不是蔚蓝的天空，然后渐渐仆倒，声如落发。广陵散响起来。

树一生都没有选择过，记得一位搞文字学的老先生曾对我说，“树”由“木”和“对”组成，因此“木”总是“对”的。灾难会毁灭木，但毁灭不了木所代表的真理。又有一位红学专家对我说，曹雪芹欣赏的是木石因缘，拒斥的是金玉良缘，木代表着人间正道。我佩服两位老先生的智慧和固执，他们揭示了人与树之间纯粹的关系：树为人在提供诗意的栖居，背叛树就意味着背叛自然、背叛历史、背叛文明。

《诗经》和《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对这两部诗集有千百种读法。我有我的读法：我把它们看作关于“生物”的著作，这里的“生物”当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冷冰冰的“生物”；而是洋溢着生命气息的、孕育着人类成长的“生物”。孔子说过，读《诗经》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其中，木的比重最大。那时的情人们都在树下约会，树下有花有草，随手拔起一根初生的小草赠给心爱的男孩，“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树下才能有令人心醉的单纯朴素，树下才能有心灵与心灵的直接碰撞。《诗经》中的名作《伐檀》，我视之为第一首关于“绿色和平”主题的作品。“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砍树人的痛苦与树的痛苦交织在一起，砍树人的命运也就是树的命运。他们共同诅骂的是那些真正与树为敌的人。同样，《楚辞》中的树木种类更是五花八门：宿莽、辛夷、若木、桂树、松柏、若蕙……许多树的名字，我们已经陌生，尽管我们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星球上。“风飒飒兮木萧萧”、“洞庭波兮木叶下”，树上挂着屈原的心，树叶飘零，屈原的心也感受到树的疼痛。谁说现代人的感觉比古人敏锐和丰富?至少在对树的态度上，现代人是极其迟钝的。

各国的民间故事里，几乎都有老树精这一角色。某些印第安部落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便寄居到树里，永远不灭。一旦有什么重大的决策，祭司便到森林里去，聆听树的指示，也就是祖先的指示，这些行为并不代表愚昧与弱智，而显示着：树是人类某种特定观念标准的象征和化身。我在国子监里瞻仰过那棵千年的古柏。圣庙内是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圣庙外是数人方能合抱的巨柏。这棵柏树被称作“辨奸柏”，据说奸相严嵩率领文武百官拜祭孔庙时，突然狂风大作，柏枝飞舞，将严嵩头上的乌纱帽扫落尘埃。这是野史中的记载，我却宁可信其有。

与人一样，树的生存是艰难的，因为有人间的刀斧和莫名的野火。庄子把自己喻为“樗”，这是一种“恶木”，用来修屋要朽，用来造舟要沉，它以自身的“无用”捍卫了生存的权利，尽管无奈，也不失悲壮。比起龚自珍笔下的“病梅”来，这种自由生长的可能毕竟值得珍惜。

与树为敌的后果是可怕的。佛祖为什么要选择在森林边的草地上坐化呢?我不是佛教徒，但我知道，释迦牟尼起码是怀着对树的敬畏之心来到树下，走完他的人生历程的。六祖惠能说得好：“菩提本非树!”是的，菩提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呀!后来，有个指点江山的伟人偏偏不理解这一点，他仅仅把树看作炼钢的燃料，于是这个民族将长久地承受没有树的灾难，我行经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时，一整天没有遇到一棵树，那时，我只想哭。

在海淀白颐路旁，面对齐地的树桩时，我的感觉也是想哭，我仰望着这些曾经很高的树，它们的灵魂依然站立着，在风中沙沙作响。齐克果把自己比作一棵枞树，加缪也说自己是沙漠中那棵最寂寞的树。他们都忍受着无形的杀戮。而今天，我却在有形的杀戮的现场，身边是车水马龙，一辆车比一辆车更加豪华，这是一个爱车不爱树的时代。情人们不再在树下约会，而在香车里做爱。就连泥土也睡着了，那吸收不到养分的根系还能支撑多久呢?树怎么也想像不到，那群当年在它们身上玩耍的猴子，会如此残酷地对待他们昔日的恩人。没有血泊比血泊更加可怕——自然给人类一个天堂，人类还自然半个地狱。

绿荫消失了，根被拨起来。心中的绿荫也消失了，人类自己的根也被拔起来。我与故乡唯一的联系被斩断了，我真的成了流浪儿。也许，若干年后，我的后代只有在公园里，指着那些水泥做的坚硬而冰冷的树桩问：“这就是树吗?”

不，这不是树。树是站着的魂魄。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如果一个年老的农民弥留之际请求他的儿子不要砍倒窗前的老梨树，老梨树便不会被砍倒，只要他的儿子回忆父亲时充满着爱。

昆德拉是一位不轻易动感情的作家，这是他少数的最动感情的文字。是的，老梨树会留在窗前，老梨树也会留在窗前，只要那位农民的儿子活着。

牛

在所有的生命里，我对牛怀有特殊的敬意。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属牛，也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享受着牛耕种的粮食的中国人。

牛是最有生命感的动物。它们是从文明之前的险峻高原，来到大河流域的。粗暴消尽，温驯凸现。它们行走的姿态，像是有智慧的人。老子出函谷关去的时候，为什么不骑马、不骑驴，而要骑着青牛呢?也许只有牛才配得上老子这样的大哲人。出了函谷关后，青牛与老子到哪里去了呢?这又是一个中华文化的谜，恐怕只有从青牛的子子孙孙的眼睛里才能读解出来吧!

牛的眼睛很大。据说，牛眼里的事物比实物本身大许多倍。我没有向学生物的朋友证实过，但我宁可相信这是真的。这种动人的谦恭显示着世间温暖的精神。《圣经》中，神这样说：“你要把公牛牵到公墓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公墓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四角上。……这牛是赎罪祭。”在众多的动物中，只有牛是没有罪孽的，所以牛能够充当人类赎罪的祭品。它那庞大的身体汇纳众厄，命定与舍身联系在一起。它们以极其悲壮的牺牲，维系着众生的终极平衡，把地狱引向天国。

小时候，七夕之夜母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被哥嫂虐待的牛郎赚了我不少泪水，而那会说话的老牛最牵动我的心。织女被抓回天国后，是老牛以自己的献身，给予牛郎一条通往上天的路径。那时我还很小，不懂得牛郎织女爱情的酸甜苦辣、刻骨铭心，只是把满腔的心思都倾注在老牛的身上。少年寂寞的我，没有同龄的好友，便羡慕起有老牛作伴的牛郎来。我访遍了村里的牛们，不厌其烦地跟它们说话，但没有一头牛回答我的问题。它们只顾低头默默地吃草，用尾巴扫蝇蚊。但我在它们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一个透明的孩子。

对于农人来说，牛是伴侣，是家庭成员，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心痛牛的农民算不上真正的农民，奶奶说。说这句话时，奶奶干涸的眼眶湿润了。那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胡宗南在大西南兵败如山倒，刘邓大军节节挺进，在家乡五面山下的平原上，两军最后一战。一群国军的散兵游勇闯进村里，饥饿了几天，他们嚷着杀牛来吃。他们找到了爷爷的牛，那头叫“黑炭”的骠悍的牛，皮毛像缎子一样光滑的牛。连长举起了枪，爷爷嚎叫着扑了上去。士兵们原以为此地民风淳朴，没想到百姓也会拼命。爷爷倒在了血泊中，“黑炭”活了下来。愤怒的村民们抄起锄头犁铧，溃兵们狼狈逃出村子。

爷爷死了，用他的生命换取了牛的生命。“黑炭”自从爷爷死后，拼命地为这个家庭卖力。

奶奶一个寡妇，带大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伯和父亲先后成为村里第一个和第二个大学生。这在当地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除了奶奶，还有“黑炭”，奶奶不分白昼夜地劳动，“黑炭”也一样。父亲说，念小学时，他半夜里醒来，借着月光，透过窗户，看见院坝里人影晃动。原来，是奶奶和“黑炭”一起推磨，雪白的豆浆在月光下像水银一样透明，从磨盘眼里涓涓流出。他还看见，奶奶额头亮晶晶的一片，“黑炭”的身上也是亮晶晶的一片。那是汗水。

我出生的时候，“黑炭”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它的坟就在爷爷的坟旁边。“阴间里你爷爷也不孤单了。”奶奶自言自语说。每年清明回乡扫墓，奶奶准备纸钱香烛时，总忘不了“黑炭”也有一份。有一次，童言无忌的弟弟说了一句：“那只是一头牛呀!”奶奶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不!它是通人性的牛!”斩钉截铁的。

从本质上来说，牛是孩子。听王岳川教授讲课，他回忆起十三岁的时候，作为年龄最小的知识青年下乡放牛。有一次，他从牛背上摔下来，摔下悬崖，不省人事。不知道过了多久，感到有热气喷到脸上，挣扎着睁开眼睛，原来是牛，牛跪在地上，目光温存地看着他，示意让他骑上去。以前人们以为，只有训练过的战马才会跪下来让主人骑上去，没想到一头普通的村野间的牛， 也会这样做。我忽然又想起了奶奶斩钉截铁的话：“它是通人性的牛!”爷爷救了一头牛的命，而另一头牛救了一个孩子的命，这仅仅是巧合吗?

最先意识到自己罪孽的犹太人，用牛来作为他们与上帝交流的中介。而上帝赐予他的子民的，往往是漫山遍野的牛羊和跟牛羊一样多的后代子孙；上帝愤怒的时候，则让牛都死光，牛死了，也就意味着善死了，这一族人的灭顶之灾也就降临了。牛在印度等南亚国家是圣物，慢吞吞地行走在街道上时，连总统的车队都不敢鸣笛驱赶。对牛的亲近与敬畏，也就是对善的亲近与敬畏。牛与善一样，都处于造物秩序的最低级，却像金字塔的基座一样，承受着所有的重量。难怪有人把牛比作哲学家。

我常常想起爷爷，爷爷的形象是模糊的，爷爷死的时候刚好四十岁，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常常想起“黑炭”，“黑炭”的形象是清晰的，栩栩如生的。人与人之间很不同，我很难在人们中间找到一个人来作为爷爷的参照系，牛与牛之间却很近似，我很容易发现一头与奶奶的描述相近的“黑炭”。我离故乡越来越远了，离故乡的牛们也越来越远了。读到铁凝的散文《孕妇和牛》，我感动得一夜辗转未眠，那是在写我的奶奶和“黑炭”啊!孕妇和牛停在村头，一起阅读斑驳的古碑，孕妇和牛都不识字，但都在“阅读”，用各自的心在阅读。我有时天真地想：假如希特勒读到这样的文章，有一头这样的牛，他还会发动血流成河的战争吗?

我开始理解死也不宽恕敌人的鲁讯先生为什么自比为“孺子牛”了。其实，这并不矛盾，消灭恶，也就保存了善。我站在远方的山岗上，眺望看不见的故乡，仿佛有一群牛向我走来，它们是一支暴力与罪恶之外的力量，微弱不息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舟

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便有了舟。

《圣经·创世纪》中，神对诺亚说：“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透光外，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洪水泛滥的时候，诺亚整六百岁。诺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媳，都迁入方舟，躲避洪水。洪水退去后，地上一切恶的生命都消失了，诺亚走出方舟，重建以善为根基的生活。这是一个悲惨中又透着一丝温情的故事，那一丝温情便系在方舟之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真的始于这艘方舟吗?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唯我仪。”这是《诗经》中的句子，舟被作为起兴的景物，可见它在先民心目中和日常生活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舟，不仅是水上的交通工具，而且是若干次洪水泛滥时，人们最后的栖居之所。茫茫平源。滔滔洪水，大禹诞生之前，舟为先民们提供唯一的庇护。

第一个在舟中作诗的人大概是屈原。屈子的流放之途就是在诸多江河间的漂泊。我猜想，屈子的最后岁月，有一大半是在舟中度过的。他所度过的时光应当加上“水”的偏旁——“渡过”。在《涉江》中，最悲哀的诗句都是与舟有关的，“乘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带。”舟是屈子的知心，屈子心如乱麻，舟也在水上荡漾“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一路的伴侣只有舟了，诗人心中，舟岂止是交通的工具和手段?

有了舟，便有了舟子和渔夫，以舟为生的人都是最聪明的人。能与屈子辩难的是渔夫。他听了屈子的一席话，莞尔而笑，鼓桨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发现桃花源的也是渔夫。他弃舟登岸，在落英缤纷中有意无意地闯入了桃源世界。我想，陶渊明绝不是随随便便地就把这一殊荣交到一名渔夫的头上。舟中的人，就像舟外的水一样，在流动中保持纯洁，在流动中寻觅着什么。舟中的人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以舟为生，无论是摆渡还是打鱼，都不仅仅是一种职业。

六朝人与舟的关系比前代密切得多。六朝之前，文明的中心在北方，北方是高山和平原，是土的世界。土的世界由车充当主角。六朝时候，文明的中心在南方，南方是江河和湖泊，是水的世界。水的世界由舟充当主角。六朝人的故事里总少了舟。雪中访戴的王子猷，兴趣只在乘舟的过程而不在访友的目的；波涛汹涌中唯有谢安神色不改，处舟中如处平地。六朝人第一次发现了水的魅力，于是郦道元写出了四十卷的《水经注》，记载全国水道一千两百五十二条。其中，有多少条他曾乘舟亲临?遥想舟中一点如豆的孤灯，一个素心的著书人，足以温暖人心。《世说新语》中最有名的故事之一是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朗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舟成了考验人格高下的标尺，有限的空间，可见无限的胸襟，同舟又怎能不共济呢?

唐代的人们，老老少少都在奔波，在马背上，也在舟船上。为了功名，为了还乡，为了告别和为了聚合，更为了山山水水本身。谁能统计出唐诗中有多少首是在渡口和舟中写成的呢?我想，大概是不会少于三四成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朋友看不见了，舟也看不见了，只有隐隐约约的一点孤帆。而一江春水，依旧东流。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大约是在舟中获得的。路易·加迪在《文化与时间》一书中为中国文化中强烈的时间意识所惊叹，原因很简单：困居在石头城堡里的欧洲人孕育出了宽广的空间意识，而寄身于舟中的中国人则孕育出了悠长的时间意识。

唐代的诗人们最大限度地从舟的身上汲取灵感。最后，舟成为他们生命的归宿。李白的最后一夜是在舟中度过的。他为了捞水中的月亮失足落水，谪仙终于回到了天上。杜甫也是在舟中告别了他深爱的世界，“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少年王勃覆舟而亡，像一颗彗星划过初唐的天幕，对于这位早熟的天才而言，这样的结局幸耶?不幸耶?千年之后，在遥远的英伦岛国，也诞生了一群舟中的诗人：雪莱、济慈、拜伦、华兹华斯、柯尔律治……他们虔诚地把名字写在水上，因此永恒。

宋代最爱坐舟的当推东坡。出三峡、游石钟山、观赤壁、赏西湖、谪海南，哪一次离得了舟?伟大的前后《赤壁赋》是东坡与小舟共同完成的——小舟也是作者之一，没有小舟的参与，想写关于赤壁的文章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所以东坡一开头便写道：“苏子与客泛舟于赤壁之下，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而在客人的理想世界中，舟亦为不可缺少的道具，“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之相属。”江流有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泛舟中流，人生至乐。东坡已明确地区别出：陆上生活与舟中生活并非形式上的不同，而是本质上的差异。陆上的生活“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舟中的生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是自由与不自由的对立，是他者与自我的冲突。在陆上，生命向世界关闭；在舟中，生命向世界敞开。

与乘舟看遍大半个中国的东坡不同，明末奇才张岱只是局限于江逝一隅。然而，张岱却写出了《夜航船》这部奇书，谓：“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因为夜航船中所遇的皆是陌生的人与物，面临的是无以准备的“考试”。“夜航”可以看作人生极限状态的象征。在西湖人鸟声俱绝的雪天，“拿一小舟”往湖心亭看雪的唯有张岱这样的“痴人”。而在庞公池，更是情趣盎然。“庞公池岁不得船，况夜船，况看月而船。”一开头便强调舟的重要性，紧接着笔锋一转，“自余读书山艇子，辄留小舟于池中，月夜，夜夜出。”看来，他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早把小舟准备好了。这才有如是享受。“卧舟中看月，小溪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醉去。”人已融入舟中，舟已溶入水与月中。最后，“舟子回船到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寝。此时胸中浩浩落落，并无芥蒂，一枕黑甜，春舂始起，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这样的心境，比之李清照“但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高出甚远。舟中之张岱，已同天地万物共浮沉矣。舟中人看到的其实是一段空间化的时间之流，没有等级秩序，唯有定格的、能够凝视的美。人在舟中，已然从低级庸俗的日常经验中抽象出来，对自我与世界都获得了崭新的观念。舟之于人类，有如窗户之于房屋。

“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苏曼殊，时而东流扶桑，时而西渡印度，坐过各式各样的舟船，既有木舟一叶，也有万吨铁轮。但他真情流露的时候，却是在如豆的舟中。夜月积雪，泛舟禅寺湖，病骨轻如蝶的曼殊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为精神病作也。曼殊比柳宗元还要潇洒，连寒江雪也不钓了，千山万径统统与他无干，无端的歌哭哪里是真的无端呢?

绍兴是舟的王国，周氏兄弟都是在舟中长大的，“舟”与“周”的谐音恐怕并非巧合。鲁迅最好的散文，我以为是《故乡》和《社戏》，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舟上，先生记住的偏偏是舟。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而舟的行程是无痕的，水上的波纹分了又合，无痕的舟路却在心灵中留下最深的痕迹，范爱农水上的葬礼，何尝不是鲁讯的自况呢?有一叶舟，也就有了支撑。舟能帮孩子们找到六一公公罗汉豆的香味。

周作人的《乌蓬船》拿到今天来看，算是最佳的旅游广告。“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手可以搁在左右舷上，还把手都露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人的眼鼻接近。”唯其小，方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唯其小，方能找到与水最亲近的感觉。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有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这是知堂最欣赏的情调，“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这些原本稀松平常的声音，被舟一隔，都变得“很有意思”了。知堂并没有卓异的听觉天赋，只是“听”的处所变化了而已，黑夜是舟的帷幕，舟则是知堂的帷幕，他在舟中看风景，风景看不见舟中的他。波心荡，冷月无声，舟中的人生容易导向虚无，河边没有系舟的树，舟上没有入水的锚。舟貌似轻巧，内心却是沉重，这才是周氏兄弟喜欢舟的原因。会稽是个报仇雪耻的地方，会稽的舟自然与他方的不同。岁月都不是白过的，那么多的岁月过去之后，轻舟中的周氏兄弟写下了分外沉重的文字。到了后来，是否人在舟上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一直保持着舟上的心境。匆匆又匆匆，行过了多少急流，多少险滩，避过了多少礁石、多少漩涡?

在同一艘舟中的人也会写出迥然不同的文字，俞平伯与朱自清相伴同游秦淮河，写了同题的两篇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不同的眼睛，看到的是不同颜色的忧郁；不同的耳朵，听到的是不同音调的寂寞。灯影加浓了忧郁，桨声添深了寂寞。俞平伯说：“小的灯船仿佛初次在河中荡漾；于我，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朱自清说：“我们默默地坐着，静听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在没有大波的时代里，即使在舟中，也躲避不掉那几分无聊，那几分无奈，何况是敏感的、优雅的、爱惜的心呢?少年人是读不懂这两篇散文的。少年人能欣赏的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少年的梦想里，总以为舟是长了翅膀的鸟。只有到了“天凉好个秋”的年纪，才会爱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要真的进入“舟中”，只有等到中年以后。

有一个腼腆的湘西人乘舟进入我的视野里，他的故乡叫凤凰城，有吊脚楼，有舟，有自主自为的乡下人。他就是写《边城》的沈从文。《边城》是一个关于渡船的故事。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见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河边泊着一艘方头渡船。七十岁的祖父，二十岁便守在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用船来去渡了若干人。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

孙女翠翠触目清山绿水，一双眸子清亮如水晶。祖父有时疲倦了，船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地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溜刷在行，从不误事。

翠翠长大了，镇上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都爱上了翠翠，尤其是老二傩送。王团总想以一座新坊召傩送为女婿，按照常人的想法：“渡船是活的，不如碾坊固定。”但傩送却说：“我不要得那碾坊，想要那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注定要撑个渡船。”

渡船与碾坊的对立，是沈从文对现代社会困境的最深刻的阐释。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渡船代表着困窘却浪漫的生存，碾坊代表着富足却庸俗的生活，《边城》的笔调是忧伤的，因为选择渡船的傩送越来越少了。

雷雨之夜，过渡的那一条横溪牵定的缆绳，被涨起的山洪淹没。第二天早上，翠翠发现崖下的渡船，已不见了。而祖父在雷雨将息时自睡梦里死去。自然万物间的神秘联系是我所不能破译的。以后，翠翠同黄狗摆弄渡船，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从文说：“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之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在这最后一首抒情诗中，他把渡船作为主角，显然寓有深意。最美好的人和最美好的情感都在舟中，是舟让人更加纯洁，还是纯洁的人赋予舟诗情画意?我们失去了舟，也就失去了祖父、翠翠和傩送们，失去了人性最接近神性的那一面。

当诗人们认识到人生的实质是“逆旅”的时候，那颗并不怎么坚定的心便开始了对幸福孜孜不倦的追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句大白话一样的古语，但所有的道理都包含在其中了，没有那么多的桥供我们轻轻松松地走过去，我们不能不乘舟，在舟中咀嚼生命的轻与重，在水声和星群里让眼睛放光，舟驶得越远，看到的景象就越丰富，体验像金箔一样延展出宽广的幅度，几乎有可能覆盖在屋中所获得的所有体验。

走进舟中，便意味着开始一场前途叵测的精神跋涉。

我喜欢这样。

牵手

一

对爱人有一种诗意盎然的称呼，叫做“牵手”。

“牵手”的称谓缘起于台湾高山族平浦人。平浦人是母系家庭制度，嫁娶都由男女青年自己挑选，自由组合。女孩长大后，父母就给她建一间房子，让她单独居住。到了适婚年龄，姑娘家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孩相中了意中人，便以芍药或玉米等带有象征意义的花来赠给女方。女孩如果中意，便将男方迎入房中同居，怀孕后牵着丈夫的手去禀告父母双亲，请求“承认”。据《凤山县志》载：“男女千山间弹嘴琴吹鼻箫，歌唱相和意相投，各以佩物相赠。告父母……名曰牵手。”

人类居然也可以这样相爱，不计贫富贵贱，只是为了爱而爱，单纯得使聪明的现代人不敢相信。我喜欢“牵手”这个朴素的、而且带有动感的词语，爱的真谛，尽在其中，爱的温馨，扑面而来。当人类进化到不相信爱情的阶段，“牵手”则成为一组不褪色的照片，剪辑着互相阻隔的时空。伸出手去，牵住的不仅是另一只手，而且是一个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人。百听不厌的是苏芮唱的《牵手》，汉语的张力在歌词中达到了极致。“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牵了你的手，牵到来世一起来。”那歌声，不是单纯热烈，而是苍凉激越，使人怅然若失。

确实，牵手时，能感受到拥有的愉悦，也能感觉到沉重厚实的责任。牵手，意味着爱的成熟，爱的丰厚。牵手，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姿态。《诗经》中有这样闪光的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千百年来，平凡和卑微的人类就这样走了过来，牵着手，涉过一条条的不归河。

张爱玲说，“执子之手”是最悲哀不过的诗句。因为“牵手”之后便是“放手”。“放手”是一个恐惧的动词，看似潇洒，实际上是泪干心枯之后的绝望。“放手”的时候，已然无爱，即使当年的爱溢满万水千山，倾国倾城。“放手”是人世间最凄烈的场景，尤其是在渡口之类的地方江流岸凝，帆起舟行，此岸彼岸，“放手”——放即成永绝。那么，“放手”之后呢?“微雨燕双飞，落花人独立”，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才发现已经无手可握。空荡荡的只有满袖的秋风。

想伸出手去，牵住那只有缘的手，但又害怕出现“放手”的那一断肠时刻。爱，也会永远存在于尴尬不安之中。

二

萧军与萧红是一对本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人，却无奈地相互放手。两个人一样的单纯，一样的倔强，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渴望完完全全地拥有对方。因此，悲剧诞生了。

萧军在致萧红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萧军是个有浪子习性的东北汉子，他知道最好的药方是“忍耐”，却无法真正实现“忍耐”。他时时让诗人的浪漫冲击着心灵，而不能沉潜自己真挚的感情。萧红赴日本养病之后，他在信中写道：“花盆在你走后是每天浇水的，可是最近忘了两天，它就憔悴了。今天我又浇了它，现在是放在门边的小柜上晒太阳。小屋里没有什么好想的，不过，人一离开，就觉得珍贵了。”萧军正是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的男人。他懂得花的珍贵，却养不好花；他了解萧红的弱点，却不知道怎样保护她。萧军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却不能算优秀的爱人。

萧红呢，是一个看起来极端坚强、极端自尊，实际上却极端软弱、极端敏感的女子。远在日本，她还惦记着萧军的饮食起居：“现在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而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像我带来的那样，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也来信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写这封信时，萧红忘了自己是个出色的女作家，而只是一颗体贴入微的女子的平常心。这些事情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爱人的冷暖，也就是她自己的冷暖。这样的爱，是经不起伤害的。

然而，伤害还是出现了。爱的伤害是不能判断谁对谁错的，结果却是永远的遗憾。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最幸福的、愿作鸳鸯不羡仙的“二萧”决然分手了。一九四零年，萧红带着心灵的创伤远走香港，写出最出色的作品《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日军攻陷香港后，生活困苦，肺病日重。一九四二年，年仅三十一岁的才女不幸逝世。在最后时刻，她还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我们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而钢铁汉子萧军呢，在将近半世纪以后，还怀念着单纯、淳厚、倔强的萧红，整理出版了昔日的通信集。

爱，真的是一泓激荡的水流，没有容器容纳得下?曾经牵过手的，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是否真的要到放手之后，才会被珍惜与怀念?

三

在爱情中受伤最大的一方往往是女子——这令每个有良知的男子羞愧，但仅仅是羞愧而已，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女雕塑家米卡尔·克洛岱尔，童年时代便开始其艺术生涯。来到巴黎后，她结识了杰出的艺术大师罗丹，成为罗丹的学生和情人。罗丹说过：“最重要的是受到感动、爱恋、希望、颤抖、生活，在成为艺术家之前，首先是一个人!”中年的罗丹遇到野性未驯的少女米卡尔，两人的爱火立刻熊熊燃烧。

罗丹曾占有过无数的女子：轻佻的女模特儿，上流社会的贵妇，烟花巷里的妓女，但这些女人对他毫无益处，仅仅是肉体的嬉戏令他欢乐。直到他看见米卡尔的目光——那种理解的、温存的、闪烁着灵性的，甚至令他害怕的目光，他才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女神。罗丹对女孩说：“在你身上，在你的身体里，我所崇拜的东西，除了它的如此漂亮的形式，再就是将它照亮的、体内的火焰。”他把《思想者》献给他，更把《吻》献给他——被上层社会评论为“粗鲁唐突”的《吻》，表现的正是他与她激情迸发、惊世骇俗、生死缠绵的瞬间，而米卡尔也创作了《沙恭达罗》，用天才的作品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罗丹的情人”。

艺术与爱情要想保持长久的平衡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爱人与爱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罗丹抽身而去，踏进公爵夫人的殿堂，却把十五年的爱情留给米卡尔一个人。米卡尔说：“最伟大的爱情的标记：为自己所爱的人献出生命。”从本质上讲，她依旧是个弱女子，她不能忍受爱成为回忆的事实。巴黎，成了一座眼泪的迷宫。米卡尔开始毁坏自己的作品。一九零六年，四十二岁的米卡尔离家出走，精神彻底崩溃。“留下的那个女人在等待有人打开这座大门／将她推进去／然而，没有人来过这里。”一九一三年七月，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将米卡尔送往疯人院。同年，罗丹半身不遂，丧失了创作能力。三年后，罗丹黯然辞世。米卡尔则挣扎着，在疯人院里幻想了三十年，才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告别爱恨交加的世界。

米卡尔的弟弟、作家保罗·克洛岱尔这样深情地描述姐姐的容颜：“一副绝代佳人的前额，一双清秀美丽的深蓝色眼睛……身披美丽和天才交织成的灿烂光芒，带着那种经常出现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残酷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或许就是爱吧?这是令凡人神往的爱，有了这种爱，才有罗丹的《思想者》、《巴尔扎克》、《加莱义民》，才有米卡尔的《罗丹胸像》、《成熟》、《命运之神》，这些雕塑在人类的艺术殿堂里有如群星闪烁。也正是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爱，使米卡尔变成了“疯子”，遭受了长达三十年骇人听闻的监禁。米卡尔留下的最后一行文字是：“余下的仅仅是缄默而已。”

米卡尔征服了罗丹，终于招致爱神的妒嫉。爱神这样惩罚她与他：爱的尽头，是疯狂——无论爱者，还是被爱者。

四

热恋中的小儿女常常发下海枯石烂的不变心的盟誓，仿佛真的能够海枯石烂不变心。对于年轻人的爱情，我宁可保持十分的怀疑态度。电闪雷鸣，仅仅是爱的初始阶段，只有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爱才可能向永恒靠近。因此，我对那些校园里卿卿我我，你喂我一口饭，我喂你一口菜的恋人们不以为然，却常常为小径上互相搀扶着散步的、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之间的体贴和温柔而感动。

钱理群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的每一本著作中，都能看到一颗真诚坦率的心和一团燃烧着的激情。在《大小舞台之间》一书的后记中，他深情地谈起自己的妻子，这是一段朴实无华的文字：

而我尤其要说的，是我的老伴可忻。我十分清楚，我能最终走出生命的“冰谷”，全仰赖她的坚定，果断(我的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她的温柔，体贴(我是最不会照料自己的)。每当思及充满未知因素的“将来”，不免有些惆怅时，只要想到她会默默地与我共同承受一切，我就似乎有了“底”。她是我生活中永远不倒的树，我乐于公开承认这一点，并无半点愧点。因为我知道，在她的心目中，我也是这样一株树——在充满险恶的人世中，我们互相苦苦支撑：这就足够了。我的这本书当然应该献给她，我的可忻。记得在十五年前的新婚之夜，我也曾向可忻献过一本书——那时十年浩劫还没有结束，我虽也写有近百万字，却不可能出版；献上的是手抄本，书名《向鲁讯学习》。现在，“书”由手写变成了铅印，但那份情意却没有变，依然那样深挚、纯真——但愿我们永远像年轻人那样相爱，尽管如此我们都已两鬓斑白，并一天天走向归宿。

两棵树，并不参天，并不伟岸；两棵树，枝枝连理，叶叶相贴，连根系也连结在一起。风里雨里，两棵树互相温暖、互相慰藉。这段用“心”写的文字，也要用“心”去读。我想，先生是没有必要羡慕年轻人的，因为先生的爱是一种历尽沧桑之后沉甸甸的爱。钱老师送给师母的著作，无论是当年的手抄本，还是今日的出版物，也都是沉甸甸的，也只有师母才受得起钱老师的礼物，今天的女孩子大多喜欢金首饰与时装。当爱变成“每周一歌”、“半月谈”，变成“一场游戏一场梦”；当牵手变得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时候，爱便失去了纯洁，也失去了真挚，只剩下一个苍白的外壳。

有一次，我到钱理群先生家请教问题，师母正在外间忙碌着，偶尔走过书房一次。我很想悄悄地问先生初恋的经过，却一直没有开口。不是“不敢”，而是“不忍”——就让它成为一个让我们追思与向往的“谜”吧，最美丽的情感往往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五

给爱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其实就是时间。对有的人来说，时间是温柔的刀，割去了三千烦恼丝，也劈开了一双相牵的手；对另一些人而言，时间则是爱的容顺，爱无形，容器也无形，两鬓青青变星星，只是为了一颗痴心。毁灭爱的是时间，证明爱的也是时间。这些道理，为什么年轻时候总不明白?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日，英国老人约翰·布朗去世了，两天后，他的妻子朱迪丝也阖然长逝。他们便是本世纪最动人的爱情故事“戴红玫瑰的丑女人”的主人公。

一九四二年，二十出头的布朗赶到北非的英军第八集团军。此时，英军处境很难，隆美尔攻势凌厉。布朗在大炮和坦克的轰鸣里染上战争恐怖症，甚至想逃走和自杀。有一天，他偶然读到一本《在炮火中如何保持心灵平衡》的书，他被深深地打动了。这本书成为他心灵的支柱，尤其令他惊异的是，作者是一名年轻的女性：朱迪丝。他开始给朱迪丝写信，经过三年的通信，两人相爱了。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了。已晋升为中校的布朗急切地给朱迪丝写信，要求会面。朱迪丝回电说：“在伦敦地铁一号口等我。你的手中拿本我写的书，我的胸前将佩一朵英国国花——红玫瑰。不过，我不会先认你，让你先见到我。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做你的女友，你可以不认我。”

布朗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地铁口。还有一分钟，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平静如水的心，却情不自禁地猛跳起来。这时，一位绰约多姿的绿衣女郎从容地走来。是她吗?她没有戴红玫瑰。布朗再次张望四周，一位戴着红玫瑰的女人慢慢地走上前来。布朗定睛一看，张口结舌：这是一个重度烧伤、拄着拐杖的女人!怎么办?认不认她?布朗的内心激烈冲突起来。“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残酷的战火的考验，我们的爱是神圣的，我没有理由不认她。”于是，布朗追了上去，叫住那名“奇丑无比的女人”，微笑着说：“我是布朗。我们终于见面了，非常高兴!”

“不，您错了。五分钟前，刚才过去的那位绿衣姑娘请求我戴上这朵玫瑰，从您面前走过。她一定要我不主动认您，只有当您按照约定，先同我相识，才把真相告诉您，您已经成功地接受了一场或许比战争更严酷的考验。她正在对面的餐馆里等您。”

我既为朱迪丝喝彩，也为布朗喝彩，布朗伸出手去的时候，他的爱已经升华得无比神圣。布朗给了爱一个能够容纳海洋和天空的容器，他便获得了人生的真爱。

伸出手去，牵住一段不了的情缘，牵住一份永恒的真爱。

薄酒与丑妻

偶读黄庭坚的诗集，这酸老头还颇能发些天籁之音。最喜欢的便是“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车马，称身不必狐裘。”这真是一种可爱的阿Q精神。与黄老头不同，现代人的梦想是：食有鱼、行有车、饮洋酒、追美女，黄老头落伍了。

酒有烈酒与薄酒之分，有名酒与劣酒之分。饮烈酒最见男儿本色，有友为晋人，对汾酒赞不绝口。袁子才的《随园食单·茶酒单》中记载：“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然而，我总是怀疑这位风流才子有喝汾酒的本领。斗酒万盅，多半是文人的自吹自擂，夸张喝酒的本领，李太白起了最坏的作用。还是欧阳修说得坦白：“太守好饮，而饮少辄醉。”醉去之后呢?“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能够忘忧的，是什么样的酒呢?

薄酒可以忘忧。我所爱的，乃故乡用糯米制作的“醪糟”。到北京以后，少有一饮的机会。雪花飘飘的冬夜，故乡来人。那时，我正经历一段幽暗的心路历程，偌大的都市里，我如同落进眼睛里的一粒沙，怎也也融不进去。于是，与老乡一起冒着鹅毛大雪，穿了不知多少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一家挂着“川妹子”的招牌的小饭馆。饭馆是不入流的，稍有身份的人都不会踏进来。在清脆如“大珠小珠落玉”的乡音中，我们相对而笑。两碗煮得滚烫的醪糟端上来了，雪白的糯米粒悬浮在半透明的液体中，中间是一只黄白相同的荷包蛋，真是一幅天然去雕饰的好图画。轻轻地品一口，闭了眼，外婆的小镇出现在面前：长满青苔的天井，堆满坛坛罐罐的厨房。而每到过年的那段时间，总有一个坛子里装着外婆亲自做的醪糟。那时，我常常偷偷地舀上一勺子，躲到天井的花台后品尝半天。外婆发现了，少不了既疼爱又生气地责怪：“生醪糟怎么能吃呢?吃了会闹肚子的。要吃，外婆给你煮。”但我还是更喜欢吃没有煮过的原汁原味的醪糟。而今，外婆老矣，已经没有精力做醪糟了，妈妈和姨妈们都没有学会外婆的绝艺，醪糟怕是永远留在记忆里了。

拿醪糟来对抗轩尼诗、人头马，似乎太“土包子气”了。但我觉得，人的尊严还不至于非得用酒的价值来衡量。中国成为法国名酒的最大销售地，我不觉得有什么骄傲之处。相反，我倒觉得国人的心理太脆弱。我喜爱一块钱一大碗的醪糟，因为它能解我的忧苦，解我的乡愁，仅此而已。

说完酒，再说女人，这是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之一。没办法，黄老先生的诗句就这么写。我也只好东施效颦。以丑妻为荣，黄老夫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坦率而可爱的男士之一。据说袁枚大才子的妻妾也个个姿色平庸，旁人问其缘故，袁枚说天机不可泄也。天机为何?黄庭坚一语点破：“白头”也。老夫子着眼于“白头”，而不在乎美丑，眼光之高远，实非时下“非美不娶”的芸芸须眉所能比拟也。

“多情却被无情恼”，东坡居士的告诫犹在耳朵边上，又有千千万万男士掉进美女的陷阱。假如你是一个平凡的男人，那么你在追一个美丽的女孩前，首先得作好“上刀山、下火海”的准备，把自尊心像一张废纸一样揉成一团扔到垃圾堆里去。尽管如此，我们也算准了失败的机率为百分之九十九。当然，这也怪不得漂亮的女孩，骄傲本来就是漂亮的影子，骄傲是她们无须用法律来保障的权利。谁能怪海伦有罪呢?特洛伊战争与她无关。我又想起了一则动人的希腊神话：阿尔弗斯在打猎时爱上了仙女亚丽苏莎。但美丽的亚丽苏莎不答应他的求爱，总是从他面前逃开，直至在奥第加岛上变成一泓喷泉。阿尔弗斯哀伤着，苦痛着，终于变成了伯罗奔尼撤半岛上的一条河。他仍未忘记他所爱，就到海中与那喷泉相融汇。

变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那浪漫的时代也过去了。今天还有美丽的女子变作一泓与世界一无挂碍的纯澈的喷泉吗?一个上海作家不无夸张地说：“上海的美女一半嫁到外国去了，一半住在酒店的包房里。”那么，就让我们姑且做一次阿Q吧，说不定退一步海阔天高呢?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妻子是一个趿拉着拖鞋、头发乱蓬蓬、脸上已有皱纹的平庸女子。可是，早上丈夫离家上班的时候，都市千千万的窗户下面，只有她的眼睛一直目送丈夫消失在人流中。想到这一幕，丈夫烦恼的心也就暖乎乎的了。美妻并非不能白头，可丑妻却绝对能白头——只要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不要充当陈世美。

“白头”的观念于新潮男女看来，简直保守到了极点。“只要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这一生已够沉重的人，何必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包袱呢?大学城里，恋爱成了一本薄薄的“半月谈”，没有一句是真话。被奉为校花的美女，周旋于几个男士之间，说爱就爱，说翻脸就翻脸。不是你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就是这么快。爱与不爱，冷漠与深情，成了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扑克牌。但我还是想寻找“白头”，在将近八旬的数学家程民德先生家里，我看到了最平凡而最动人的一幕。老院士兴致勃勃地要找年轻时的照片给我们看，翻了几本影集却没找到，转身问老太太：“是不是你藏起来了?”老太太行动不方便，眼睛也不好使，撇撇嘴说：“自己胡乱放，却好意思怪别人!”老头老太真的象青梅竹马的小孩一样拌起嘴来。我们在一边，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忽然想起辛弃疾的句子来：“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当我们自己也白发苍苍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同样白发苍苍的、可以拌嘴的伴侣呢?

薄酒喝过了，尽管只有几度，却也微微醉了。美丽的女子远远地走过，行走的风景，夺人魂魄。多情是一把对准自己心窝的刀，伤的只能是自己。

父亲的自行车

有人说，十岁的小孩崇拜父亲，二十岁的青年人鄙视父亲，四十岁的中年人怜悯父亲。然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父亲是唯一值得一辈子崇拜的人。

父亲是建筑师，工地上所有的工人都怕他，沙子与水泥的比例有一点差错也会招来父亲的痛斥。然而，父亲在家里永远是慈爱的，他的好脾气甚至超过了母亲。在县城里，父亲的自行车人人皆知。每天早午晚，他风雨无阻地骑着吱吱嘎嘎的破车接送我和弟弟上下学，那时，我和弟弟总手拉着手跑出校门，一眼就看见站在破自行车旁穿着旧蓝色中山服的、焦急地张望着的父亲。一路上，两个小家伙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而父亲一直能一心两用，一边乐滋滋地听着，一边小心翼翼地避过路上数不清的坑坑洼洼。等到上了初中，父亲的车上便少了一个孩子；等到弟弟也上了初中，父亲便省去了一天两趟的奔波。可父亲似乎有些怅然若失，儿子毕竟一天天长大了。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半夜里听见客厅里有动静，起床看，原来是父亲，他正在台灯下翻看一本发黄的相簿。看见我，父亲微微一笑，指着一张打篮球的照片说：“这是我刚上大学时照的!”照片上，父亲生龙活虎，眼睛炯炯有神，好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此刻，站在父亲身后的我却蓦然发现，父亲的脑后已有好些根白发了。父亲一出世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惨痛的经历使他深刻地意识到父亲对儿子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的生活里，除了工作便是妻儿，他不吸烟不喝酒，不钓鱼不养花，在办公室与家的两点一线间生活得有滋有味。辅导儿子的学习是他最大的乐趣。每天的家庭作业父亲一道道地检查，认认真真地签上家长意见，每次家长会上他都被老师称赞为“最称职的家长”。母亲告诉我一件往事：我刚一岁的时候，一次急病差点夺去了我的小命。远在千里之外矿区工地的父亲接到电报时，末班车已开走了，他爬山涉水徒步行了一夜的山路，然后冒险攀上一列运煤的火车，再搭乘老乡的拖拉机，终于在第二天傍晚奇迹般地赶回了小城。满脸汗水和灰土的父亲把已经转危为安的我抱在怀里，几滴泪水落到我的脸上，我哇哇地哭了。“那些山路，全是悬崖绝壁，想起来也有些后怕。”许多年后，父亲这样淡淡地提了一句。

父亲是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与父亲在一起沉默的时候居多，我却能感觉出自己那与父亲息息相通的心跳。离家后收到父亲的第一封来信，信里有一句似乎漫不经心的话：“还记得那辆破自行车吗?你走了以后，我到后院杂物堆里去找，却锈成一堆废铁了。”我想了好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给父亲回信：“爸，别担心，那辆车每天晚上都在我的梦里出现呢，我坐在后面，弟弟坐在前面，您把车轮蹬得飞快……”

毕业生

一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我们不是植物，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青春在窗边的风中飘逝了。玻璃做的风铃摔下来，发出最后短暂的呼救声。

谁来救我们呢?水瓶躺在床脚，布满灰尘。大四了，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勤劳，跑到水房去打水。宁可渴着，要么喝凉水。床头女明星的笑容已经苍白，像一朵枯萎的忘忧草。录音机里还是那首令人心恼意乱的老歌，劣质的磁带，快要转不动了。

毕业论文上的字，像蚂蚁，各自回自己的家。我们或留下或离开，这座城市，我们呆了四年，尚未熟悉。

某某人出国了，某某人上研了，某某人找到了一个肥得流油的工作，某某人被遣返回偏远的家乡。一切都以平静的口气诉说，一切都不能引发一点激动。大四的最后几个月是一潭死水。

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研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没意思。”他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后，静静地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中冲洗去了。水房中哗哗的流水，总有好心的同学去关上。而时间是关不上的，虽然我们谁也不说。

蝉还没开始鸣，我们的心便开始鸣了。毕竟我们还年轻。

那支烟一直燃到尽头也没有吸一口，那根琴弦寂寞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弹一下。许多老房子消失了，校园里正在大兴土木。老房子留在照片里，我们呢?我们也能留在照片里吗?包括那些做作的微笑和夸张的“V”形手势。

深夜，一长排自行车哗啦啦地倒了，是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干的。楼上传来几声遥远的咒骂，却像是上帝在说话。翻个身，又迷迷糊糊地睡去。把愤怒留给新生们，把倦怠留给自己。

快毕业了，粉刺一点也不理会这个变化，依然肆无忌惮地生长，在我们胡须还未茂盛的脸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摔了好几个缺口，还是舍不得扔进垃圾堆里。照来照去，这个脸庞怎么也不能让女孩喜欢。月光都是伤人的，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开心的夜晚。

昆德拉说，聚合都是为了告别。

还在想江南吗?还在写那些关于江南的诗吗?还在为那江南的女孩子牵肠挂肚吗?

“没有”——说没有的时候，有气无力。大讲堂拆除了，没地方看电影了。而那最后一场电影，恰恰又是看过的。

爱和被爱，似乎都没有发生。自行车骑得太快了，蓦然发觉该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停在没有方向的十字路口。

同窗们比陌生人还陌生，即使是那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直都搞不清楚他的发型是怎么梳出来的。好多次想问，却没有问。

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馆里有四百六十万册藏书。躺在床上是自由的，看不下去的时候，便随手把武侠和爱情扔到床下。

宿舍的墙也会写诗，受诗人们的熏陶，墙上爬满甲骨文，等待着下一届的古文字学家们来解读。他们想像得出，自己所住的铁架床上曾住过怎样的一位前辈吗?女生楼前的白杨树，听惯了那五花八门的呼喊，或悠长，或短促，或如巨钟，或如电子琴，或深情，或绝望。那些呼喊的男生站在树下，日复一日地呼唤一个个女生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如花似玉。以后，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呼喊，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

白杨树拱卫着女生楼，一言不发，一对恋人靠着它接吻。另一边，是另一对恋人。

这座宽敞而狭小的校园。

男生都在打扑克，女生都在织毛衣。

打扑克不是为了打扑克，织毛衣不是为了织毛衣。毕业前的日子，必须找一种办法来“打发”。前途是否如意，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对于离开，多少有点恐惧，虽然豪言努力地掩饰着恐惧。毕业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彼此的不同，水底的鱼浮到了水面，水面的鱼沉到了水底。

校园是不能缩到鞋底带走的。被单已经洗得发白。系领带的时候依然觉得别扭。教授的批评和表扬都忘记了，因为我们将生活在彼处。

蝉鸣的时候，行李都打点好了。上路吧，毕业生。

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仅仅是为了这座圆明园废墟上的校园，为了我们未曾燃烧的青春?

毕业前夕的小饭馆时挤满了毕业生，大声嚷嚷着劝酒的，默默地一杯杯喝光的。酒是青春的象征。那些最撕心裂肺的话，是刚刚喝醉的时候从心里流出来的。

第一次喝醉酒。原来醉酒的滋味这么难受，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稳，大脑是停止转动的风车。

老板娘说，每年六月，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她已习以为常。而对这一茬毕业生来说，这是最后的狂欢。

剩下的钱刚够点一盘花生米，那就来一盘花生米吧。

有人提议焚烧教科书，可没有多少人响应。走道里真的有焚烧的痕迹，纸灰在风中飞舞，像是香港鬼片里的镜头。

尘埃落定。把多余的自荐材料揉成一团，扔到屋角里。那些美丽的字句痛苦地呻吟着，它们的主人又爬到床上去了。世界上有这么小的床吗，书占去了一半的空间，剩下的不到两尺宽。

简陋的床上往往会做出美丽的梦来，因此我们将永远怀念它们。

毕业生是最早光顾食堂的一群。学弟学妹们都还乖乖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他们就趿着拖鞋走进食堂，一边皱眉头，一边挑选能够下咽的菜。从凉拌海带里吃出一只壁虎的尸体来的经历，以后将成为一个流传不衰的典故。大学食堂里，好吃的就只有典故了。

毕业生不再给家里写信。每次在电话里，懒洋洋地应付几句。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爱父亲和母亲了，他们只是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毕业生比新生更爱母亲。新生最爱的是女朋友，而经历过酸甜苦辣的毕业生们明白，最可爱的还是母亲。

毕业生们更多地谈论起故乡，无论回乡还是不回乡的，无论语气是炫耀还是鄙薄。谈故乡好像在谈校园，谈校园又好像在谈故乡，谈着谈着便谈混了。校园，即将成为另一座岛屿，另一个故乡。

故乡的小屋和校园的宿舍，两张照片重叠在一起。

哪里才是真正的家?

哪里才有家的感觉?

围墙外，车水马龙。“三三二路公共汽车，开往颐和园。”这是我们出门必坐的公共汽车。以后还会坐么?

一生何求，这是陈百强的歌。

一生何求，这是毕业生的歌。

那么多的哲学著作，还是没有解答这个问题。两点一线间匆忙的日子里，也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考试分数、名次、奖学金，这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及格、无所谓、糊弄过关，这是另一部分人的生活。

两种生活都是一样的。嘲讽对方不如嘲讽自己。试卷就像枯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回想起绞尽脑汁向老师套题时的情形来，每个毕业生都想笑。

怎么就到大四了?能够标识大四的，是蚊帐上的洞洞眼眼，是饭盒上坑坑洼洼的摔掉瓷的地方。而我们自己，失去了什么呢?可惜我们不是蚊帐，也不是饭盒，镜子里还是那张不英俊的脸。

领到毕业证书之后，再看一眼校园，才发现校园陌生得像大观园。

照不照一张穿学士袍、戴学士帽的照片?分辨是庄重多一些还是滑稽多一些?

翻开那些读过的书，密密麻麻的批语是自己写的吗?怎么自己也读不懂了?

每本书都代表着某些时间某些场合某些心情。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两个像“书”与“学生”一样亲近的名词了，大学里，我们做过的事情中，相同的只有读书。

六点钟，等待在图书馆的门口。门卫一开门，便像一群疯狂的股民冲了进去，其实里面不是阿里巴巴的宝库，里面只有书和看书的座位。有一次，哗啦一声，门上的玻璃被挤得粉碎。

在图书馆的电脑前查自己的名字，查自己所借过的书的名字，像跟遥远的老朋友打电话。第一本书是冰心的《致小读者》。那一瞬间，泪眼朦胧。

毕业了，没有挥手，那太矫情。驼着背，背上背着沉重的行囊。记得来的时候，行囊没有这么重。

三

那辆骑了四年的自行车该传给师弟们了，师弟们还看得上伤痕累累的自行车吗?曾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孩远在天涯，天涯真的很远，不是心灵所能包孕的距离。

自行车的轮轴发出悠长的声音，像江南水乡的桨声。江南，江南，诗里梦里的江南，在北国凛冽的风中凝结成一块透明的琥珀。

冬天，校园的小路上多冰雪，骑车摔跤是常事。有时，一长串赶去上课的学生摔成一堆。大家笑笑，爬起来拍拍雪花，又疾驰而去。

只是因为年轻。那些垂垂老矣的高官，在带着恒温装置的高级轿车里，真的比我们舒服吗?他们混浊的眸子注视着这群在雪地上滚爬的青春的躯体，心理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是否也忆起了当年的青春岁月，书生意气?

燕园里，“老人”只有西校门的银杏树，它的年龄肯定比这座学校还要大。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抖出一片灿烂的辉煌?银杏叶的那种舒展流畅的生命本色，比黄金不知要动人多少倍。

毕业生们都要到银杏树下拍照。人是名，树是影。人的名是虚幻的，花名册一年一换；树的影是真实的，这是天空对大地的给予。什么叫做“成熟”，到银杏树下去找答案。银杏树还会灿烂下去，因为还会有夏天；毕业生们还会灿烂下去，因为他们的心里装着这个校园。

那么，回首的人，自己站在什么地方?

我们拥的的只有青春，但这足够了。

青春意味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是李大钊的青春。鲁讯却说，青年中也有昏蛋，有懦夫，有叛徒。看来，青春也值得怀疑。

他们的青春在昏睡着，他们自称“九三学社”——上午九点起床 ，下午三点起床。宿舍里各自为政，找不到“公共空间”。唯有睡觉能够达成默契。在痛苦的哲学家与快乐的猪之间往往选择后者，鼾声组成一曲澎湃的大合唱。我短暂的睡梦，时常被鼾声所惊醒。

毕业生们睡眼朦胧地坐在楼前。负暄琐话，只谈旧闻，不谈新闻，大家只对旧闻有兴趣，即使只是一些平淡得像白开水的往事。毕业前夕的日子宛如在梦中。毕业生不属于校园，也不属于地方，两处茫茫皆不见，脚下踏的是一块浮冰，浮冰正在融化。

坚持或背叛，认同或否定，这不是一个问题，到了哪个村子，便入乡随俗。

电影院和录像厅里，有一半以上是毕业生，无所事事的毕业生。

坐在电影院里和录像厅里，并不意味着喜欢看电影，只是氛围投合心情罢了。在黑暗中，软弱的部分都被精细地包裹起来，屏幕上有一个玫瑰色的世界。故事本身编造得很拙劣，但毕业生们已不再像在大一时那样挑剔地批评。他们能体味出导演的无奈。他们是导演，他们也会这么拍。

在黑暗的、封闭的空间里，时间不存在了。凝视着活动的画面，心里却在想着自己。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转眼零落成泥?电影里的主人公在笑，在哭，在爱，在杀戮，而毕业生们静静地观看，坐成古代英雄的石像，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那些表情，留给告别的那一天。弘一大师坐化之前，挥笔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毕业生们离开之前，脸上的神情也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有位年轻的博士调侃说，中文系的学生与其老老实实地听四年课，不如痛痛快快地看四年电影。听课听不出才气和灵感，看电影或许能够看出才气与灵感。

每一个毕业生想说的心里话也就是这一句。

然而，校园生活毕竟不是一部类似于《爱情故事》的电影。

当图书馆前面的大草坪被抹掉后，歌者们移师到静园里。

我不喜欢静园的草坪，在周围院落的包围下，丧失了草坪应有的从容。但毕业生们顾不上这么多，在那些没有繁星的夜晚，围成一圈，在角落里自弹自唱。

记得刚到北京时，还能看到满天繁星。后来，日渐稀少，到了毕业的时候，居然一颗也没有了。不是繁星消失了，是心灵蒙上了尘埃。怎么擦也擦不去。

今夜，有月皎然，他们在唱卡彭特的歌。我坐在另一个角落，歌声从草尖上传来，这首歌从大一听到大四，从进校听到毕业。也许只有逝者能如此准确地把握生命的本质，也许只有毕业生才会真正眷恋这座已经不可爱的校园。

《旧约·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落，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转，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

这是毕业生们唯一的信念。

那塔，那湖

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个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

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

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

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惧

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迈着

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到终结

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博尔赫斯

那塔，那湖，那些书，那群人，那片林子，那些花朵，那座校园。

我来之前，这里曾经很灿烂。我不忍说“曾经”，说起来，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我来之后，时光已经凋零，如勺海里入夜的荷花，如枫岛上无鸟的旧巢。只有湖还在，宁静如日本徘句里的古池，蕴一池的寂寞，等了许久，也没有等来一只入水的青蛙；只有塔还在，灰尘满面，鬓也星星，落下倾斜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喃喃地自言自语。

前清的王子和公主们在这里嬉戏过。那时候，还是康乾盛世，该辉煌的还辉煌着。那个倒霉的英国使节曾在这里下榻，因为不肯向大清帝国皇帝下跪而结束了他屈辱的出使。可他牢牢地记住了这片园子。半个多世纪以后，他的子孙们又来了。这一次，他们一把火烧掉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烧掉圆明园旁边一片拱月的星辰：畅春园、蔚秀园、承泽园、镜春园……美丽的名字流传下来，大观园那样流光溢彩的想像流下来。以致我每每阅读北大教授们的著作，在最后一页发现“写于京西××园”的文字时，总认为教授们都生活在桃花源一般的乐土上。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实际上，剩下来的只有一群群单调、笨拙、丑陋且拥挤的楼房，它们建于五六十年代。楼房与楼房之间是坑坑洼洼的水泥道，半黄半青的小块草地，以及匆匆行走、面有菜色的教书先生和学生们，他们几乎全都未老先衰，吃力地蹬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为生存无奈地奔波。

仅有的美丽定格在未名湖区，没有人敢给湖起名字，尽管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工湖。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淤塞与浚通，水已不是当年王公贵族们眼中清亮清亮的水。每天早上，一堆堆的老人聚在湖边，在舒舒缓缓的音乐里练习气功。未名湖的早上是属于老人的，青年人都缩在被子里等阳光爬上他们的脸庞。要么就有几对约会的恋人，依偎而行，与演练气功的老人们一样物我两忘。湖边的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一字排开，朱阁绮户依旧，只是德才均备的风流人物们早已不见了萍踪侠影。

冬天，湖水结冰了。冬季，未名湖有两三个月可以溜冰。这对来自温暖的蜀中、不曾见过冰冻的湖面的我来说，的确是件奇妙的事。在燕园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冰还没有冻结实，我便冒冒失失地走上去，果然是“脚履薄冰”，只听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脚下裂开一道长长的缝隙，一直向对岸延伸。我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往后退，发现那块沙州上的石鱼还有半截身子露在冰面上，赶快紧紧地抱着它。石鱼竖着身子，似乎在与凝固的命运作最后挣扎。而我抱着它，分享着它那冰冷的体温。瀚海就是天堂吗?清醒就是沉醉吗?那一瞬间，我哭了，对着空寂无人的白茫茫的未名湖，就像当年抱着老马痛哭的尼采一样，我也想对石鱼说：“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谁知道我的昨日生不是这条悲壮的石鱼，谁知道这条悲壮的石鱼不是我的明日生?我害怕惊醒居住在冰层下的诗人的灵魂，终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让滚烫的泪水自由自在地溅落到石鱼的头上。或许，过不了多久，泪水就会凝成冰珠。

这里没有光阴的概念，草的枯荣不代表什么。中文系在五院，小楼的墙壁被爬墙藤密密地覆盖住了。草比人顽强，草在这儿扎根、并且繁衍，而无论怎样优秀的学生一年就得换一批。

五院破旧的二层小楼一年四季都在修修补补。每次走进去，都有一群民工在走廊里忙碌着，或者粉刷墙壁，或者装饰天花板，或者更换门窗。这种繁忙的场景使人怀疑：或许这群民工才是这座小楼的主人，据说，从一院到六院，许多院落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温柔如春水的冰心就曾居住于此，在漆黑的走廊里，恍惚跃动着一群民国女士的裙角。一股厚重的油漆与水泥的气味扑面而来，先生们习以为常地在这种气味里撰写高深莫测的文章。窗外，院子里的草们疯狂地生长，像在跟谁挑战一般。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呀，草的上面究竟有些什么呢?

北大古老的楼房数也数不清：一教、二教、文史楼、哲学楼、化学楼、俄文楼、民主楼……一些正被拆除，一些等待着被拆除。谭咏麟伤感的声音飘荡着：“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飘落……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是的，白发与黑发都留不住什么。这里本来就是一处“不真”的世界。冬天，当我作为早上第一个赶到教室的学生，穿行在灯光昏黄的走廊里的时候，我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空气如此燥热，带着金属般的霉味，渗透进我的每个张开着的毛孔。封闭的空间，模糊的门牌号，被白蚁蛀坏的讲台，墙上一层接一层往下剥落的石灰，这一切就像一台老得走不动的挂钟，牙齿落得差不多了，咬不住时间的手指。最放肆的是老鼠，它往往在老师讲得最精彩的时候，闪电般窜过讲台，下面爆发出男孩愤怒的喊打声和女孩矫揉造作的尖叫。颓败的氛围每时每刻都在与一张张生机勃勃的面孔进行着艰巨的斗争。终于，在古楼里呆过的那些明朗的脸颊上，捉摸不定的神 色越来越多；那些青春的血管里，汹涌澎湃的鲜血越来越少。窗户整个冬天都紧着着，灰尘与水气使它们不再透明。于是，看不到窗外的塔和湖了，只好收起骚动的心来，学生变成了先生的同龄人，而不是先生变成学生的同龄人，早生华发不是为多情。

张承志说，这是一座游牧的校园。然而，门卫严肃地检查着进出人等的证件，好似一处保密机关。学生们整天围在宿舍里打牌，劣质的扑克牌像蟑螂一样在油迹斑斑的桌子上跳动，在楼外游荡的是土头土脑的校警，与银杏叶铺就的小径那样不协调。反正这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年份，校警们除了撕海报，什么也不用干。这是约定俗成的午休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酒瓶从窗口扔出来，有二锅头，更多的是燕京啤酒。空瓶子亲吻水泥地时声音悦耳，破碎的玻璃片在树根下放射着斑谰的光泽。我总算感觉到时空的更替与流转，在一中午的蝉鸣里，酒瓶的悲剧简直就是贝多芬的《命运》。风从湖边吹来，罕有的温润。忽然想起军训时代的一桩趣事来。教官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同学大骂不止。这名平日里逆来顺受的同学，竟针锋相对地说：“我是什么东西——我是北大学生!你是什么东西?”这句话一定比所有的粗话还要“恶毒”，飞扬跋扈的教官面目狰狞地扭头而去。显然，某个语词令他无法抗衡。那时，我们把这种命名当作屈辱生涯中仅存的一种荣誉；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湖光塔影之间时，却又开始忘却这种真正的荣誉。这种荣誉还能维持多久呢?若干年后，同龄人们的语气是否还能如此理直气壮?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背着沉重的书包最后一个走出图书馆的大门，背后的灯光依次熄灭，仿佛有双手跟着我追。踏着雪泥走在燕南园的矮墙外，空气轻微地震动，使树枝上的几片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雪花格外意深，帮我沉默。该睡的都睡了，该醒的还醒着。燕南园的深处似乎还亮着一盏枯黄的灯，看不真切。一句偈语涌上愕然的心头：“饭颗山头饭颗生，莲花灯下莲花起”。我俨然成了灯下读经的主人——那位主人，可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那位主人，可与塔和湖一样年长?此刻，就缺少犬吠了，否则我便成为唐时的风雪夜归人。

那些独行的夜晚，没有月光，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舔着我的脚印。几座新建的大楼挡住了黝黑的塔影，而湖在哪个方向呢?我迷糊了。两句《牡丹亭》的唱词涌上我的喉头，尽管我依旧沉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那是唱春天，现在却是冬天；那是唱南方，这儿却是北方。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这两句唱词，就像林黛玉想起“赏心乐事谁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一样，带着彻彻底底的绝望的心情。

我又一次走向塔。围墙外，有一根张牙舞爪的姻囱，比塔还要高。完美的构图被破坏了，照不了一张只有塔的照片，塔的旁边是无法回避的烟囱。烟囱是什么时候修起来的呢?因为烟囱不是“人文景观”，所有人都不知道答案。我只记得法国摄影家马格·吕布七十年代到中国拍的一组照片，其中一张便是冰冻的未名湖、湖面上滑冰的大学生、寂寥的塔以及滚滚冒烟、欣欣向荣的的大烟囱，许多朋友都恨这根烟囱，我却不恨。坐在枫岛上望这对“兄弟”的时候，我想：缺了烟囱，怕塔也要逊色许多吧?这是历史，也是现实。

我的眼角是一湖的水，这些水曾溢满几代人的眸子。塔在湖的一角，孑然而立。许多年以前，塔门便锁住了，没有登临的可能。记得我到北大的第一天，兴致勃勃地去看未名湖，却在偌大的校园里迷失了方向。只好红着脸怯生生地问一名老生：“未名湖怎么走?”

“那边不是?见到塔就见到湖了。”他指了指突兀于郁郁的树荫之中的塔尖。我便沿着塔的方向走，终于走到了湖边。塔成了我开启这座迷宫般的校园的第一把钥匙。

湖动，塔静；湖是阴，塔是阳；湖躺着，塔立着；湖谦逊，塔高傲；湖依偎大地，塔向往天空；湖容纳游鱼，塔呼唤飞鸟。焦灼的时候，可以来触摸湖的妥贴；软弱的时候，可以来汲取塔的耿介。塔与湖都是有灵魂的，它们的灵魂是千千万万人的灵魂，是北大的灵魂。北大如果没有了塔和湖，就像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年轻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那是很久很久的往事了，人们已然不笑亦不哭。湖光塔影之间，还有一个人在行走。行走的这人是我吗?

这个人是我，这个人的背已驼，足已跛。这个人衣衫褴褛，行囊里全是书籍。在这不纯真的年龄里，未名湖像孕妇一样忍耐痛苦；在这不纯真的年龄 ，博雅塔像幽灵一样撕破幸福。塔与湖分别处于对立的一极，提醒着人们保持残存的一部分记忆。塔与湖都知道，身边行走的这些人都不再是昔日的知己了。但它们依然像昔日那样存在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那是怎样一种凄美而悲壮的情景啊!让愿意枯萎的尽量枯萎，让愿意腐烂的尽量腐烂，让愿意生长的尽量生长，让愿意燃烧的尽量燃烧，让安居者继续安居，让漂泊者继续漂泊。最后，塔依然是塔，湖依然是湖，我们依然是我们。

世界真的会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熄灭”么?

第三辑 玩知丧志

玩知丧志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

我最反感的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前者是原始时代蛮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的纸，赶紧虔诚地拾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铖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千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蠢猪。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宥，而“玩知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大部分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词”科的罗网之中。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捏拿拍拉，比疱丁解牛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揉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揉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揉到未来。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马克思曰、德里达曰……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子游戏中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处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进去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恪，只好哀叹“晚岁为诗欠斫头”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日本俳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一共犬牙交错的数十个领域。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一九三八年八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高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弄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进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几十年“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当日军在沧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叫嚣“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缪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了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惘》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北斗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火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儿挨饿、憔悴。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黑色阅读

阅读是我们藉以反抗人世急促的最好武器。我们的人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常常被界定为一种凝固的状态。在阴暗狭窄的舞台上，我们不得不接受现时价值观念的多重约束——渴求荣庞，恐惧屈辱，成败萦怀，得失惊心。这种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阅读来缓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压力。如果我们把自己比喻成鱼缸里的小金鱼，那么阅读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浩瀚无涯的大海。在绝大多数人的阅读视野里，所选择的都是灿烂的“亮色”——金庸笔下纵横四海、快意恩仇的英雄，琼瑶书中缠绵动人、至善至纯的爱侣，梁实秋雅舍里冲淡平和、事理通达的智者闲谈，汪曾祺山水间知足常乐、情趣盎然的生活姿态……这一个又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与现实中昏暗的生活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仿佛是屋顶天窗上透下来的一缕缕“亮色”，充满梦想与迷幻的魅力。但我却放弃了“亮色”阅读的欣悦，选择了“黑色阅读”的方式，冷峻地切入现实人生——人生既已如此昏暗，何不投身于对更深沉的黑暗的阅读，使自己面临的困境相形见绌，使自己承担的苦楚轻若鸿毛。然后将失望转化为希望，将忧愤转化为高亢，不就能够水到渠成了么?

漫长的黑色阅读的旅途，就像穿越一段一段的隧道。

第一段隧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是真正用心灵拥抱黑暗的天才。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被一队士兵带到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执行枪决。眼睛已被蒙上，眼前是漆黑一片。士兵的子弹已经上膛，就在手指即将触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个军官骑着快马疾驰而来，宣读了沙皇的免死手谕。此时此刻，陀氏跌倒在地，面部抽搐，口吐白沫。在这一秒钟里，他正如千年之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在死神痛苦的一吻之后，又不得不为受苦难去爱生活。

黎明如夜半，人世间处处是瘟疫、战争、死亡、饥馑，“我现在明白像我这类人需要打击，命运的打击，用套索套住自己，雷声响了，我承受了一切，我将通过受苦来洗净自己。”沙皇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恶毒的惩罚却使这位精神脆弱的天才变成黑暗里的漫游者和黑暗本身的掘墓人。《白夜》，人世间可有惨白的夜色，这“白”难道不是“黑”的?我在自己的斗室里，一次次地阅读《死屋手记》、《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让陀氏这位精神上的父亲把苦难结晶成的冰山猛地推向我，砸得我头破血流。“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渴望流着眼泪去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是的，无论是谁，如果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即使在有生之年死去，却已经获得真正的拯救。

第二段隧道是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暗夜里一边默默地舔伤口，一边跌跌撞撞地寻找自己的光明的故事。茨威格说过：“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投入纷争的人，而是那些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人们。那些最难决定战斗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真正的战士。”日瓦格是最伟大也最卑劣的时代里的哈姆莱特，柔弱的人固执地把同时代人都认可的光明定义为黑暗。“夜色就像千百只望远镜／一齐对准了我／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免去我这杯苦酒吧”——只有他感受到了遥远的痛苦。“我珍视你既定的意图／甘愿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但现在演出的是另一场戏／求你豁免我这一回”。只有他发现了历史错位的真相，但历史不容他缺席。“然而戏的场次已经安排好／最后的结局已经决定了／我孤零零地，渐渐沉没在假仁假义里／人生一世实在不易”。最后一句实在是透骨悲凉：哪个时代真诚、善良、崇高不被无法忍受却不得不忍受的黑暗吞没呢?

在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帕氏谈到了马雅可夫斯基，那位一辈子歌唱阳光、白云、鲜花、欢笑，却用手枪击穿自己头部的诗人。为什么“光明的化身”却被黑暗吞没了呢?帕氏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经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言不由衷，赞美自己厌恶的东西，称颂带来不幸的东西，日复一日，对健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的灵魂像口中的牙齿一样，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向它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马雅可夫斯基一贯真诚地拥抱光明，最后发现怀中的却是一具丑陋的腐尸时，他便再也没有生活的勇气了，“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已经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读至此处，我毛骨悚然，凛然惊出一身冷汗。思前思后，扪心自问：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宣判?

第三段隧道是鲁迅。

鲁迅自己说：“我的思想太黑暗，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真不知要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倘使连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鲁迅好像是不带一点干粮饮水进沙漠的旅人，早已抱定九死而不悔的决心；又好像是播种煮过的种子的园丁，只留下在黑暗中惊心动魄的呐喊。“于浩歌狂热之际寒，于天上见深渊。”《祝福》里连彼岸世界也是黑漆漆的，《药》里的人血馒头和坟头也是黑色的。而把白昼当作黑夜的狂人，恰恰是先生的自况。美国内科名医对他说过：“如果先生是西方人，十多年前就该去见上帝了。”从染上不治的肺病的那天起，鲁迅这位深味非人间黑暗的东方哲人就昂首与黑衣的死神眈眈相向，吓得横行无忌的死神几十年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怎样一种大勇!

我习惯在夏夜里燥热的时候读鲁迅。没有一丝风，室内像个蒸笼。翻开书后，黑色的方块字一行比一行凉，如水一般凉入骨髓里；一行比一行苦，如黄连般，要治病就得慢慢咀嚼。渐渐觉得灵魂被掏空了一般，欲笑却又无可笑，欲哭亦觉无所可哭。合书熄灯后，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一夜怕又要失眠了。在迷迷糊糊的梦中，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点燃一支纸烟，烟上的火花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

第四段隧道是张爱玲。

我一直无法理解，那么年轻的张爱玲，怎么写得出如此黑暗、苍凉、冷漠的故事来。这位在风衰俗怨、离散丧乱的时代中成长的女子，对人性中非神性的一面保持着冰凉的眼神。她冷冷地注视着她的士大夫家庭由盛而衰，也注视着大上海的矛盾冲突中破碎的城市历史。

“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在乱世的黑暗里，没有哪个人不是千疮百孔的：爱欲幻灭了，只留下张爱玲冷冽、幽黯的文字。我喜欢感受《倾城之恋》中那在黑暗里伸出手去想握住点什么的愿望，也有勇气体验《金锁记》中那用黑色的利刃缓缓刺入人的肌肤时的残酷。还是傅雷评论得好：“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生的地方。一切之上，还有一双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在时代与人性的双重错乱中，人生在世，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张爱玲文学的可贵，正在于她从一个艰难时世里女子的内心感受出发，看透了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触及了人性笼罩在阴影里的那一面。

推而广之，“黑色阅读”可以扩展到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光明是古希腊戏剧中所有人物面对命运发出的呼喊。然而，正因为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才会一代代地祈求光明。有一次，我在画册中翻看到了伦勃朗的杰作《基督治病》。画面笼罩在贫穷、愁苦、微光闪烁的阴暗气氛里。衣衫褴褛的乞丐，横在手推车上的瘫子，救济院里的寡妇……到处是七穿八洞的破烂衣服，风吹雨打，颜色褪尽。生满瘰疬的或残废的四脚，苍白的脸不是憔悴不堪就是如白痴般茫然，一大堆丑恶和病弱伤残的景象简直是人间地狱的写照。而仁慈的基督却伸出手来替穷人治病，人的光辉一直照在潮湿的城市上。我的情绪深深地沉浸在这幅画里。这幅画传达给人类的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故事，更是明暗的斗争，是快要熄灭的，散乱摇晃的光线被阴暗不断吞噬的悲剧。这就是绘画艺术所能达到的极点。在这幅画中，人类发现了自己爱与美的干渴，虽然今天的我们学会了用电脑统治世界，但这两种干渴依然无时无刻不困惑着日益傲慢的我们。

“黑色阅读”也可以移植到音乐之中——用耳朵去阅读。只可惜塞满流行音乐的现代人的耳朵，已经无法阅读出那些“黑色音乐”的高妙了。贝多芬被克莱德曼置换成轻柔恬美的抒情曲，这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歪曲。真正的贝多芬像夜晚的海啸，沉郁悲怆，汪洋恣肆。贝多芬让我们不得不习惯黑夜，因为白天的美丽仅仅是短促的回忆。潮涨潮落，多少年的愤怒和黑暗都融进了《命运》里。一曲终了，我在薄薄的晨曦中仿佛看见了海岸线上伤痕累累的石头的轮廓，这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往往是在隆冬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心灵的深处拥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同样的道理，只有贝多芬这位最丑陋的聋子才能创造出最伟大的音乐。来到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之中，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而在那孤独的小屋里，一条真正的道路向我们敞开。

人生之旅宛如坐火车过秦岭，隧道一个接一个，数也数不清。在咬着牙进行的黑色阅读中，我不停地与“黑色天才”们猝然相遇；荷尔德林和他的挽歌，米开朗基罗和他十字架上的圣·彼得，莫扎特和他的安魂曲，卡夫卡和他的城堡，萨特和他的墙，海明威和他海里的老人……是的，无论古希腊悲剧里俄狄甫斯无法抗拒的罪孽，还是犹太人《圣经》中约伯撕心裂肺的呼号，都象征着人类在命运转角处的黑暗。这种黑暗，作为人类的本体而永恒存在，它不是一条能通向光明与解放的坦途，而是与生俱来的重荷。回避黑暗，我们只能可惜地“生活在别处”。

少年气盛说文章

中国不是少年的国度。连写文章，少年人都比不过老年。市面上流行的散文随笔集子，十有八九是老人写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写的。相反，二三十岁的青年的作品却十分罕见。

按理说，最好的文章是少年人作的。本世纪写散文写得最好的，梁遇春该算一个。梁遇春最好的散文都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那时他只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的文章几乎比所有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都写得好。“通常情侣正同博士论文一样平淡无奇，为着要得博士而写的论文同为着结婚而发生的恋爱大概是一样没有道理罢。”什么是才气?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好文章?这就是才气，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好文章。

我翻了好些本老人写的文章，实在觉得不怎么样。中华民族有敬老的传统，这我知道，但我更爱真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老先生们的文章，我只喜欢金克木一个人，喜欢里面的智慧和幽默，生机和顽皮，金先生该是老顽童一流的人物，故老来仍能作好文章。其他诸老就不行了，年纪一大才思衰退，偏偏不肯承认，打肿脸充胖子，写不出来依然“硬写”。我佩服他们不服老、不偷懒的精神，但他们的文字确实让我无法卒读。

张中行先生有不少好文章，但大多数马马虎虎。当然，先生不是张狂之辈，他给自己的文章定位为“琐话”，也就是细碎的闲话。说闲话，当然是无话也得找些来说，有两三句话，便尽量拉长聊上两三个钟头。文章水分重了，但有水分方能显出“闲适”的氛围来。张先生的文章，佳处在于平等，缺憾也在于平等。他不倚老卖老、不板着面孔教训人，使人如坐春风，如沐秋阳，这种平等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比起得理不饶人，自以为是得道圣人的韩愈来，要亲切得多。但是，文章毕竟不能等同于讲故事，“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故事……”这样一来，读张先生的文章跟看电视、看球赛、听音乐、打扑克没有什么两样了，都是为了消磨时光。第一流的文章，还需要有智慧的光芒，有“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活水”——张老的文章中，这两者多多少少有些缺乏。

旧事掌故，是中国文人的拿手好戏，以致明清两代笔记泛滥成灾，简直像决口的黄河一样滔滔不绝。张中行先生阅事多、读书多，识人亦多，一回忆自然是让逝去的人与事走马灯似地登场。《负暄琐话》倒还可读，到了《续话》、《三话》就给人以“挤牙膏”的感觉。张爱玲小说的开头，最爱写那把哑哑的老胡琴，刚一听到，还颇有韵味，听久了，老是那个调子，便让人生厌了。麦克有一段中肯的批评：“张先生的清供有三样：大老玉米一穗，香瓜一枚，葫芦一只，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故事，拉拉杂杂，也就敷衍成一篇好文章。”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倒还有几分味道，老喜欢给别人写序言的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就更等而下之了。张文如酸梅汤，季文如白开水。我并没有侮辱季老的意思，白菜萝卜各有所爱，我有不喜欢季老文章的自由，也有提出我的看法的自由，想必学界泰斗的季老本人看了，也不会怪罪下来。作为翻译家、语言学家的季老，我是打心底是佩服的，但说到散文，我则认为，季老算不得好的散文家。

不少人称赞季老的文章“平淡”。什么是平淡?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那才叫平淡，能让你反复咀嚼、体味。平淡不是没有味道，周作人、俞平伯的文章有回味悠长的“涩味”。相比之下，季文只能算是文从字顺而已，一张薄纸，看得到背面，背面没有什么东西。佛家有所谓“黄龙三关”之说，曰：第一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境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第三境界与第一境界看似一样，实则有天壤之别。如果说知堂散文真是第三种境界，那么季老的文章确实只有第一种境界。做文章与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勤勉，做文章最重要的是才气，季老学问做得好，但做文章的才气明显不够。

其他如张岱年、钟敬文、南怀瑾等老先生，文章与张、季老相似，没能避免遗老气、方巾气、布头气。到底是老了，虽不至于江郎才尽，也难有昔日的意气风发，这是自然规律使然，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如鲁迅，五十多岁时写的大部分文章就远远不如《灯下漫笔》、《热风》和《坟》的时代；如海明威，到了“写不出来”的时候，烈性汉子居然举枪自戕!所以，我并不是要苛责诸位老人。我想说的是后半句话：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梁遇春和梁遇春的文章?

三十岁的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纵谈人之老少，气吞长鲸，好不痛快!我引申之，人有老少，文章亦有老少。少年之文章，如烈酒，使人有拔剑斫地不可一世之慨，有引吭高歌怒发冲冠之气；老年之文章，如清茶，使人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感，有手挥五弦目送鸿之致。少年之文章，使人忧，使人怒，使人热血沸腾；老年文章，使人闲，使人静，使人冷眼旁观。少年之文章是流出来的，老年之文章是挤出来的。少年之文章可舒张万物，老年之文章则无可奈何。少年之文章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老年之文章如“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少年之文章写未来之事，在幻想中纵横驰骋；老年之文章写过去之事，在回忆里昏昏欲睡。

今日，流行老人的文章，非但不足以证明人们心理的成熟，相反倒是表现出生机的丧失。年纪轻轻的人们，自己不写好文章，却抱着老人们的坏文章读得晕头转向，实在是一大“怪现状”。在美国，新秀辈出，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级作家索尔·贝娄，也很快就被忘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须领三五年的风骚就行了，空间仄逼得很，总得让新人上台吧。

这种局面的形成，究竟怪少年，还是怪老人?也许是少年不争气，写不出绝妙好文来，所以我们的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们不得不肩着闸门。因为少年中没有人愿意接力，老人也就没办法休息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到了这样的地步，赵国焉能不亡国?

然而少年们并没有获得茁壮成长的广阔天地。轻狂、外露、片面、幼稚、偏激……太多的标签贴到他们的身上，就像如来佛贴在五行山上的偈语，任你孙猴子有三头六臂，也得老老实实地呆着。老人们开专栏出集子，“一条龙”的生产线，不费半点力气。编辑、报社、出版社蜂拥而至，把门槛都踏破。随随便便写一篇关于小猫小狗的文章，也被恭恭敬敬地捧回去放在头版头条发表。而少年们一次次投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再好的文章也被扔进废纸篓里，初出茅庐者，不屑一顾!文坛对陌生的面孔是最无情的。三番五次，血也冷了，锋芒也磨平了，人也老了，作品也发表了。

张岱有一番刻薄的论述：“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住，皆在行墨过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不着时，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后扼入齿哕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滓。”由是，我说我的文章比张中行老、季羡林老写得好，并非我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历史规律使然。老先生们该为之而高兴，而不会对我眈眈相向。否则，这个社会岂不在退化之中?这也不是任何一位老先生愿意看到的情形吧?“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世界方有希望!

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只不过人们没有尝过嫩姜罢了。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必是少年文章群星灿烂的时代，如初唐有神童王勃，一篇《滕王阁赋》，哪个老人敢与争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纯是少年人的眼光，少年人的豪气!相反，一个没有生气的时代，必是老年文章汗牛充栋的时代，如清代有八十岁的老诗翁乾隆，千首万首，全是豆腐丝（诗）萝卜丝（诗），哪一句能流传后世?

李敖二十六岁时写下轰动一时的《老年人和棒子》，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引起青春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够诲人不倦，可是他们却不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受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轰炸式的常谈!”我才二十四岁，比李敖更年轻，却没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愧对我的青春!李敖又说：“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样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我想，像金克木这样人老心不老的前辈，我们举双手欢迎他到我们年轻人的圈子里来，至于像梁武帝萧衍、英皇伊丽莎白这样的老人，我若是昭明太子、查尔斯王子，一定要扛起反旗来——谁让你们如此恋栈?人寿几何、青春几何!

李大钊说：“青春者，人生之王者。”然而，今日之青年，哪有一分王者气象，个个像沉默的羔羊。即使有一二梁遇春辈，也淹没在群羊的“哞哞”声里。谁能驱动这群羊?谁能打破这铁幕?李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对那些老不成器不晓事的老爷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朋友们，放大胆子，敞开心灵，结晶智慧，拿起笔来写少年的文章，从我的这篇文章开始!

晚年悲情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禺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静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事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心灵，但再也没有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苦的。

曹禺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是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白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方：“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事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事，我说我儿子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事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样呢?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禺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事实却是：晚年曹禺的创作出现了十八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禺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他是怎样忘情地想着“地狱天堂”般的舞台和驰骋于上的伟大演员呵，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晚年，他与传记作者田本相谈起“王佐断臂”的故事，王佐为了让陆文龙从金兀术的阵营里反正，断臂以求信任。曹禺动情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是艺术家的温床，即使是天才，也无法置身于中国的“灾难”之外，你能与现实获得距离感么?你能拥有“自己的园地”么?不能。企图“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汉奸；而能够“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鲁迅，晚年也免不了褊狭的神经质。更何况本非强者的曹禺呢?曹禺是个过分善良、过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软弱。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大小舞台之间》一书中所剖析的：“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性，不然为何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呢?芦苇在狂风之后能挺立起来，人呢?受到摧残、受到压抑、被虚伪所包围、被日常经验所支配的人呢?万方这样写道：“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败感之中，而不是满足感之中。像曹禺这样辉煌过的大师，也不能摆脱挫败感的纠缠。这种心理，并非“得陇望蜀”、“此山望见彼山高”所能概括，树下还有很深很深的根系。这种挫败、这种痛苦，已经内化为一种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么稀薄的一点，却把人折腾得够呛。

曹禺笔下有一系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觉新……时代的嬗变、文化的压迫、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禺自己的影子。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教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禺渴望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禺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禺更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禺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禺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禺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异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跟“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禺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禺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三十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禺，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了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了，我把你们的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禺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文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飞不动了”，岂不是曹禺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份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清华大学宁静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家》，江水拍打着船舷。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历史是无法责怪的，因为历史无法选择。性格也是无法责怪的，因为性格同样无法改变。究竟是曹禺欠我们些什么，还是我们欠他更多?他的局限之于他的成功，就像硬币的两面。在这生存的悖论中，我们不必纠缠于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诸多假设。曹禺就曹禺。他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是曹禺，他晚年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潮水般的悲情。杜鹃声声，他分不清是梦或是现实。“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这是戏剧大师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它吧。

（后记）

许多天才都是软弱的，曹禺尤其是一个软弱的天才。

在曹禺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他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剧本《家》。曹禺的改编简直就是“化银成金”。那是现代戏剧史上少有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作品。可惜的是，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存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有好几位好心的作者给我来信指出，我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将巴金的《家》归到了曹禺的名下。我不禁哑然失笑，同时又为天才之作被湮没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悲哀。

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们五体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们都那么崇拜钱大师，后辈学子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钱大师的著作来研读，刚好读到《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妙语连珠，有如醍醐灌顶。这才痛悔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钱大师的点拨，我或许终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钱先生高论甚多，容我摘引一二。

钱老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就是自由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无不活得自由富足。谁认为中国人不自由?那是他的无知。“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伯夷、叔齐，他们反对击武王伐商纣，但他们仍有言论的自由。可见反对的意见，在中国常被容忍的……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和亲性的政治。在政府里，由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级来批评上级，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中，可说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这还不算一种思想自由吗?”读了这段高论，我这无知小子，未曾读过二十五史，羞愧万分之下，立刻到图书馆去找出几部来翻翻，满心希望找到钱先生所说的“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的证据。随手翻开一页《明史》，看到的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公元一六一五年，发生了著名的“梃击事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宫，被警卫逮捕。二十五年不曾举行朝会的皇帝朱翊钧为了安定人心，终于走出寝宫，勉强到金銮殿上亮相。从没见过皇帝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百官一齐下跪。朱翊钧拉着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这孩子很孝顺，我怎么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两个宰相除了叩头不也说一句话。御史刘光复正想开口启奏，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刘光复被锦衣卫投进监狱。对于这个突变，方从哲浑身发抖但还可支持，吴道南在过度的惊吓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官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博学鸿词的钱穆大师，不可能连《明史》都没有读过吧?假如这样的政治还不够“和亲性”，还不够“自由”的话，大师所说的“和亲性”与“自由”究竟是何含义?

作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自然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是相信中国人的善良的，“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谁又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钱先生眼中，皇帝是万民的公仆。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牺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人。皇帝这个位子，推来推去都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当皇帝是只能奉献、不能索取的。在对钱先生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又翻开《资治通鉴》。南北朝时北方有一个后赵帝国，史书对其三任帝石虎的评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远胜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三万人，仅公元三四五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事就杀三千余人，铺天盖地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既然当皇帝这么好玩，怎么会没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不久前还对大臣说：“我实在不懂晋朝司马家自相残杀的原因，我们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五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琏都被拉断，但学是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当皇帝确实也辛苦，是因杀戮而辛苦，因奸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当然会获得报酬，三百里遮天蔽日的宫殿，三千个国色天香的后宫粉黛，一顿饭吃掉一支军队的军饷，一场狩猎毁掉千百亩良田。钱大师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人生是“高度艺术化”的，但是连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又懂得什么艺术呢?钱大师自己可能不想当皇帝，但我发现：每顶皇冠都是沾满鲜血的。“禅让”是安徒生的童话。

与钱穆先生比历史知识，我确有班门弄斧的惶恐。钱先生赞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记载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过几页，老实说，不大看得懂。于是，只好先听听钱老的高见了：“自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纳税怎样，当兵怎样，选举怎样，考试怎样，一切都有法。而这些法都是从上到下，历代一贯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观念来讲中国传统政治，只可说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政。”对钱穆来说，“十通”是中国“君主立宪”的明证。可惜的是，明代的锦衣卫们并没有钱先生那么深厚的学养，他们没有谁知道“十通”为何物。关于什么是锦衣卫、东石、西厂、内厂，用不着我再解释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场面。当皇帝的判决下下达后，“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狱吏扑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紧，四肢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时，受杖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入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杖下余生者须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以衣卫行刑吏，全都受过特殊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但受伤很轻。如无钱行贿，则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烧毁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这已趋于“艺术化”的境界，不知钱大师对此“廷杖艺术”有无专门的研究?既然钱大师喜欢钻故纸堆，为什么没有写本《廷杖学》的专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栋的材料，比“空对空”地谈艺术、谈道德、谈文化强多了。柏杨先生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画龙点睛地写了一句：“英国于一百年前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了诏狱和廷杈。”看来，“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概念还是不要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地乱用。

既然自翊为知识分子，钱穆的知识分子“自恋”情结是少不了的。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突破“修身、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模式，提出“士人政府”的说法来，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认为，“中国社会大众都能尊重士、信服士，而有士人政府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件绝大特出的事。”那么，不妨让我们看看“士人政府”中的一些陈年旧事。魏忠贤当权时代，负责监察的左都御史杨涟与负责评议的都给事中魏大中是知识分子中的硬骨头，却都惨死在阉党的拷打之下，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过是哪些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学巨子纪晓岚稍稍透露说，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便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有一点才华，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钱先生所谓“士人政府”，岂不被我们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知识阶级，而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与臣民。那些吟诗作画，煮酒煎茶，知书达理，心平气和的士大夫们，在骨子里都是奴隶，奴隶的自私、盲从、软弱、麻木、卑琐。连“士”都没有，何来士人政府?

学界评论，钱穆先生梳理中国思想史的工作前无古人。我对别人的结论向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在接受成见之前想先看看钱先生的高论。在评价汉武帝独尊懦术之举时，钱先生如是说：“依照汉代惯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十八岁做皇帝，信用他老师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哪里是他早知专制便该用儒家言呢?”钱先生的逻辑，让人不禁哑然失笑；钱先生的智力，怎么跟一个三岁小孩差不多呢?好比一个少年犯罪杀了人，难道可以振振有辞地说：“是父母师长给了我不好的教育，与我本人无关!”教育的力量真有这么大么?汉武帝真的对老师这么崇拜?钱穆为人师表，便产生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狂想。其实，在汉武帝眼里，是天下重要，还是老师重要?要是伏尔泰、卢梭来当汉武帝的老师，汉武帝准能成为民主主义者，这便是钱大师的思路。当年，沙俄残暴的女王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文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请他们到皇宫作客。思想家们也一度异想天开，想对女皇进行“启蒙”，结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没想到二十世纪中国还有做此白日梦的思想家。在钱大师的描述里，汉武帝成了一个天真纯洁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长蔡元培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所作的序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自此（指诸子时代）以后，政尚专制，独夫横暴，学途堙塞，士论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罢黜某某，文网密布，横议有禁，举天下之人，曰以拥护君权为能事，有逾越范围者，视为邪说异端，火其书而刑其人。于是，谨愿者谓为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虽有超群拔萃、才智雄强之士，亦噤若塞蝉，罔越畔岸，岂敢妄读经国远猷哉!漫漫长夜，何时如旦，历二千年之锢蔽，与欧洲中世纪受宗教之约束，如出一辙。呜呼!此中国政治思想之沉沉暗暗，以至于斯极也。”蔡元培勇敢地面对钱穆不敢面对的东西，只用了几句话便击毁了钱穆用百万言建构的思想史的纸房子。

对专制者的宽容，便是对民众的犯罪，钱穆对于充当辩护律师的角色是乐此不疲的。而且他的辩护词还合情合理、理直而气壮。“我曾到北平看清代的太庙，顺治、康熙、雍正、一个个神位排在里面，排到咸丰、同治，所占屋内地方已经差不多了。同治以下，还有个光绪，勉强排下。只有这样大一座殿，似乎仅可以放这些神位。这不是中国人的聪明吗?现在我们硬要说中国政治是帝王专制，我请诸位去看看清代的太庙，他们早知道不满几百年要亡的，所以太庙的殿，亦只有这么大。”钱先生眼里，顺治简直就是未卜先知的天使，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王朝只有三百年寿命。顺治还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善人：我的心肠软，我们的统治只维持三百年，我们一点没有千秋万代的意思，亲爱的子民们，你们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慢慢忍耐着啊!钱大师的这段文字，有两种人最应读，可惜这两种人都生得太早，都没读到。一类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你们干嘛去白白送死，到清朝的太庙里去看看，人家满人只不过当三百年的主人而已，三百年后，天下还不是你们的?也不向人家学习学习，人家的欲望多有节制啊!第二类是辛亥革命的志士——你们着急什么?没看见太庙里面还剩最后一个位置了吗?等这个位置放上神位，大清也就寿终正寝了。用不着你们在这里瞎胡闹，祖祖宗宗多少代人都忍了，只剩这最后几年你们就忍不住了?这样一推理，徐锡麟、秋瑾、孙中山、黄兴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但我转念一想：大清的士兵为什么又把徐锡麟的心肝炒了下酒吃呢?造反就让他们造吧，太祖皇帝早就说过，天下终有一天不是大清的。镇压反贼，不是犯欺君之罪么?小子无知，这么一想，孰是孰非，真给闹糊涂了。

碰巧的是，在李敖的《蒋介石研究》中，读到一篇极有趣的文字《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文中引用了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评论说：“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再看钱穆的《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蒋介石死讯传出，钱穆自己“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于是，他深情地回忆起“总统”的召见来。第一次召见，“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便是蒋公赐宴，好戏连台。“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琐!一个座位就可让钱穆受宠若惊，他又如何能“为天地立人心，为往世继绝学”呢?一代奸雄玩弄村学究于股掌之中，如猫捉老鼠，而老鼠浑然不觉。当然，这也怪不得钱大师，几千年中国儒生都患软骨症，钱大师又怎能例外呢?独立的姿态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来保持，而依附却能一劳永逸，心宽体胖。

然而，独裁者与奴隶之间并非全是“蜜月期”。一九五九年钱穆赴台，蒋氏在召见中突然问：“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钱氏心惊胆战，忙答并无此事。蒋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钱穆赶紧解释说，那是一九五零年在香港时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那篇文章，其实仍是拍蒋的马屁，希望蒋功成身退，“抽身事外，无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国人，可以让中国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来增添信心，增添活力”。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独裁者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心胆俱裂的钱穆连忙摇身一变，慷慨激昂地说：“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独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钱大师曲学阿世之态，宛在目前!更为可悲的是，钱大师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还在回忆录中写得眉飞色舞、涕泪纵横。做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内心中真把自己当成了奴隶。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规中写道：“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尽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话说得不错。冠冕堂皇，令人心悦诚服。然而，李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露出来的尾巴：“‘师长人格’其实是‘死的，分裂的，’跟蒋介石一面倒的师长，他根本不会有‘活的、完整的’人格。”钱氏“百万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过是“所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惟此而止耳”。

奴才，我是不会尊敬的；奴才的书，我是不愿读的。在台湾发行的邮票上，钱穆大师面容严肃，俨然有浩然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稍不注意，我们就上当了。而钱穆只不过是千百个“大师”之中的一个而已。要想不上这些“大师”的当，真是太难了；要想剥开这些“大师”的皮，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后记）

这是《火与冰》中我最得意的文字之一。原来的名字《我来剥钱穆的“皮”》，似乎过于剑拔弩张了一些。因此，这次重版的时候我将它改为《钱穆：大师还是奴隶？》。这是一个疑问的句式，我愿意把判断的权力交给每一位读者。

这也是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字。钱穆的后人钱婉约女士曾经来信商榷，我也有一封回信，这段“公案”收入在随笔集《铁屋中的呐喊》里。我不同意钱婉约认为我在落笔之前没有真对专制文化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而仅仅是“愉快地找到了一个便利的靶子”而已。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中国人所生存的时代归根到底有两种：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我之所以批评钱穆，并不是说我自己跟他截然不同；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钱穆”，都是中了专制文化的毒害的可怜的文化人。钱穆身上的奴性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钱穆的主要理论是所谓的“新儒家”。但在我看来，专制腐败的儒家文明开不出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制度来。最近，连被视为“亚洲价值观”代表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也不得不宣布，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钱穆先生人格的堕落，其根源在于他所依托的文化就是一种堕落的文化。

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四年过去了。然而，在中国的影视和书刊中，“帝王风潮”越来越猛烈。在这些钱穆式的文人的笔下，每个皇帝都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同志。看来，接受钱穆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们离民主的、自由的、博爱的现代生活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因此，我的这篇文章依然没有过时。

皇帝的新衣

——剖析张承志

一九九五年的中国文坛，可谓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阵阵涛声之中，张承志的散文集《无援的思想》以其眩目的光芒成为文坛令人仰视的北极星。然而，这颗“星”存在的位置让人觉得有些奇怪。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张承志而言，却是：“我思故我应在。”张承志将思考作为进入某一位置的过程，他固执地把自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狠狠地拧在一个“应在”的位置上，即一个红卫兵领袖的中心位置上。但就思想本身而言，需要声援的，已然不是真正的思想。他越是摆出一副战士的姿态来，越是表现出对无物之阵的恐惧；越是一尘不染的超越性的文字，越是获得极为世俗的发行上的成功。张承志自以为“纯粹”、“清洁”的思想，却是一顶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著名音乐人李宗盛有两句著名的歌词：“灿烂星空下，谁是真的英雄?”怒发冲冠、图究匕见的张承志，真是我们时代的文化雄吗?

一、从普罗米修斯到恺撒

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文字中，张承志企图向世人凸现的，是一个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形象。

世界到了最为黑暗的夜半，于是张承志冒死从上帝那儿给我们带来了火，让芸芸众生都能享受光明。确实，自从走上文坛的第一天起，张承志给人们的印象就是至刚至勇的英雄形象。《北方的河》中，那个浮士德式的年轻人，在北方的大河间“击楫中流、浪遏飞舟”，无穷地追索不停地前行，成为八十年代朝气与活力的象征。然而，从《黑骏马》到《金牧场》，从《心灵史》到《无援的思想》，张承志逐渐经历了一个蚕蜕似的质变过程。

阿尔多诺曾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则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后虔诚地讴歌“红卫兵”则更野蛮。张承志那双将一张张名片撕得粉碎的手在文革中是否打过人，我们已无从考证。这位“红卫兵”专利的拥有者，在《红卫兵时代》中这样写道：“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的叛逆性质，坚决地进行赞扬。”（张承志《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见《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他固执地从文革中发现正面意义，为大凯撒的辩护也就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小恺撒”而登场。则盗火者向禁火者滑落，作为张承志的运动轨迹的旁观者，我清醒地看到了这一演进的内在逻辑：在彼岸与彼岸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彼岸作为立足点。对乌托邦的绝对信仰，必然导致与社会的自绝。人们早就自己选择了火种，人们有了火柴，有了打火机，人的燧石便再也没有市场了。一个没有普罗米修斯位置的社会，“普罗米修斯”只好充当恺撒。正如加缪所说：“从反抗到革命只有一步之遥。”反抗一旦脱离原初的动力，走上意识形态至上、历史规律至的道路，就必然地发生堕落。“其典型的形式就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其普遍内容就是杀戮的体制化与合法化：从呼吁正义到倾扬暴力、从反抗的普罗米修斯到专制的凯撒，二十世纪从心灵到面目都使人震惊。”（郭宏安《重提加缪与萨特之争》，《二十世纪》，一九九四年第二期。）法西斯时代与“文化大革命”时代，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凯撒们造就的。他们艰苦朴素，纯洁无私，没有肮脏的物质欲望，也没有卑鄙的损人心理。他们把自己熔为铁水，百炼为钢。张承志所憧憬的“中国”，是一个“清洁”到极点的中国。“不用说，在那个大时代中，除了耻的观念外，豪迈的义与信等传统也一并奠基。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这些中国文明中有力的格言，如同淬火之后的铁，如同沉水之后的石一样，铸入了中国的精。”（张承志《清洁的精神》，见《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在“清洁”这一点上，他与威震中外的凯撒们天衣无缝地吻合着。希特勒向戈培尔指示文化政策时，头头是道地说：“德国的文化界是一帮肮脏的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你要记住，时不时地敲打他们，清洗他们，使他们像帝国军人一样干干净净。”同样，张承志眼里，有文化的人和有钱的人都是脏的，只有古代的刺客和陕甘宁青的回民最清洁。

“哪怕他们炮制一亿种文字，我也只相信这种文学的意味。这种文学并不叫什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或精英现代派，也不叫阳春白雪。它具有的不是消遣性、审美性或艺术性——它具有的是信仰。”（张承志《以笔为旗》，见《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否定别人的价值，才能树立自己的价值。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一元论”的、终极性的理论，都是理论家们企图征服人、统治人的手段。他们说“一”比“多”可爱，所以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跪倒在“一”脚下。“思想独裁的秘密在于：把超现实的价值标准，作为唯一的现实价值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刘晓波《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张承志理直气壮地宣布：你服从我的信仰我便对你宽容，你不服从我的信仰你便是历史的反动。这是乌托邦思想致命的缺陷。上个世纪末，康有为写出《大同书》，却秘不示人。他解释说：“方今为据乱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康是一位具有深谋远虑的智者，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被他不幸而言中了。以大同取代小康，六十年代的轰轰烈烈地上演了饿死三千万人（最低估计）的惨绝人寰的“喜剧”。而张承志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毕竟为六十年代——那个大时代呼喊了一声。我毕竟为毛泽东——那位中国史上很可能是最后一位巨人的孤独提出了一份理解。”（张承志《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见《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心惊肉跳。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在就职演说中说：“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天然的、活生生的德国的现实和法律。”海德格尔说这句话时，纳粹的刺刀正悬在他的头上。而九十年代张承志说出同样一句话时，却是我口说我心。作为民众的代言人，他对“三年自然灾害”（真的是“自然灾害”吗？）中饿死的三千万人的生命如何发言呢?他对无数悬梁的、投湖的、惨死要棍棒下的冤魂如何发言呢?大同世界的海市蜃楼固然迷人，但残酷的沙漠中埋葬了多少无言的枯骨?一九七三年出生的我，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大时代”，但我至少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贫穷与愚味、残忍与暴力、独狼与专制中绝不可能诞生“清洁”。

作为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洁”，只能有利于现实统治和权力，有利于思想权威的万古不衰。张承志说：“总要有人站出来。哪怕只是为了自尊，我也绝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他以其反体制的一面深受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的激赏。这实际上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反体制”两种趋向，一种是以自由民主的世俗追求为目标的反体制，另一种是以超现实的一元制的乌托邦为目标的反体制。后者如希特勒、霍梅尼、麻原彰幌、塔利班，以“反体制”为号召，建立的却是恐怖统治。他们都要求在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建立严厉的禁欲主义规范。民众一旦选择他们，便会因这种选择而丧失此后选择的权利。“而人一旦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专制与欺骗中别无选择之时，人就不再是人，而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和玩偶”。（刘晓波《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张承的“反体制”正是这样一种绝对的体制化。他痛骂的文化商人并不在体制之内，正因为“流氓”们都在体制之外，张承志才放心大胆地对“流氓”们大打出手。这就是张承志的“血性”，他清楚地知道“文痞”们不受体制的保护，被自己打了也白打。张承志似乎与商业文化有不共戴天之仇，这正说明他是一个骨子里奴性十足、却狂想黄袍加身的“文化凯撒”。他失去了六十年代辉煌的位置，自然对社会进程出奇地愤怒。幸运的是，张承志的思想在偌大的中国终于“无援”了。我们天还未实现小康的时候，不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大同”、“清洁”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语词上面。我们拒绝再接受极端主义观念的整合，“谁也无法强制别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每个人的自我完成。每个人只属于他自己，不属于任何外在于他的东西：无论这种东西是权力，是思想，是感情，还是物质。”（刘晓波《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二、泛道德主义的纸牌坊

当下社会的失序状况，固然是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而不是退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才能克服。这是知识分子对当下境况发言时，必须具备的一个认识水准。只有这样，他的思考才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他的态度才是宽容的而不是狭隘的，他的建议才是可以操作实施的而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泛道德主义是张承志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无法解释当前的社会状况，一切都与他热爱的六十年代迥然不同。娼妓遍地、盗贼横行、人心卑琐、精神空虚、欲望横流，世风日下。张承志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道德上。他批判的予头主要指向三个方面：大众对利益的追求，对物质享受的热衷及文化的商业化趋势。他认为这三种倾向与道德水火不相容。

张承志对商人的态度“无商不奸”的传统认识一脉相承。他一边无限向往地讲述许由、巢父的故事，一边咬牙切齿地写道：“疯狂嘲笑理想、如蛆腐肉、高高举着印有无耻两个大字的奸商旗的、所谓海里的泥鳅蛤蜊们，是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张承志《清洁的精神》。）的确，相信这个事故的只有张承志。而张承志也不过口头上说说而已。不然的话，以他清洁而高贵的人格，何必屈尊到他最痛恨的奸商之国——日本去当打工仔呢?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商业的兴起与商人阶层的出现，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标志。一个以“利”为联结纽带的社会，总比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社会进步。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在民主国家，没有比商业更伟大、更辉煌的行业了。它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成了群众向往的目标，使人们的最热烈激情都向它那里集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富人去经商，即使他自己对经商有偏见，或他人对经商有偏见，也是阻不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商业的发达，与民主化的进程是紧密联系的。目前中国商界的缺陷，非缺道德而是缺法治。在健全的法治约束下的商业运作，也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规律。这种道德规律是以承认人人有弱点、承认个人的利益诉求为前提的。而张承志所憧憬的通体纯净、一尘不染的人格典范，仅仅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虚幻的理想，对现代文明的建构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九十年代以来，公众物质欲望疯狂膨胀是四十余年受国家机器极度压抑的必然结果。这一趋势至今愈演愈烈，大有野火燎原之势，还能够把魔鬼捉住放回瓶子里去吗?作为一名有着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科学的思维方法的知识人，对些该作何种判断?张承志除了诅咒还是诅咒，未曾触及问题的内核。托克维尔对人们的物质诉求却抱以异常宽容的态度：“在民主国家，没有为了满足一个独夫的尽情狂欢，而建筑金丘辉煌的宫殿和巧夺天工的花园，以及由此而耗尽天下财富的问题；人们所希望的，只是多购几亩良田、经营一个果园、建筑一处住宅，使生活更加舒服和安康，少惹事生非，并在不费力和少花钱的原则下满足微小的需要。这些都是小事情，但人人均梦寐以求。人们的心天天在想它们，时时刻刻在想它们，以致忘却了世上其余的一切。有时，在人的心目中，它们成了仅次于上帝的存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托克维尔着眼于就制度的变迁来看待世风的变迁。所以看得明白说得透彻。在专制时代，“存天理，灭人欲”那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与统治者绝对无关。从阿房宫到故宫，统治者们住得好吃得好，从来没想过灭灭自己的人欲。而他们之所以口口声声灭百姓的人欲，根本原因在于：只有老百姓灭了自己的人欲，才能保证统治者自己人欲的不灭。遗憾的是，为道德热忱而走火入魔的张承志却没有看到其中主体与客体的巧妙置换，惊惶失措中，将黑暗时代的紧箍咒当作包治百病的法宝向众人兜售。

这只能导致他的“无援”——漠视民众愿望中合理性的因素，也必然招致民众的漠视。

文学的商业化，张承志视之为“投降”，于是提出“以笔为旗”的架式来。“白居易曾有‘老大嫁作商人妇’来感慨艺术生命的天劫，今日大概只是他艺术观念陈旧的暴露了。占据着这儿的已是视此地为商场的股民——他们进城就宣布过没钱没辙，毫不遮羞，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包括文学的一个进步。”（张承志《以笔为旗》，见《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与张承志的态度

相反，托克维尔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敏锐地感觉到美国文学的商业化倾向，并持肯定的评介：“民主制度不仅使实业阶级染上了文学爱好，而且把商业精神引进了文学界……民主国家的文学界，总有这样一批视文学为商业的作家，而且那里出现的某些大作家，其个人作用可以胜过几千名思想小贩。”（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我认同于托克维尔的观念，既然社会正在急剧转型，作家也需要一个新的定位。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看似崇高得不能再崇高了，但六十年代的作家哪一个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符码?所谓“社会的良心”，难道不是因为公众的良心都被专制体制剥夺后，才让作家来替他们言说?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转型期，作家走出体制的约束，走向广大的市民社会，积极参与文学商业化的进程，这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逼债的书商，不也逼出了不朽的巴尔扎克吗?唯利是图、充满铜臭味的巴黎，不也吸引了无数的文学大师与艺术巨匠?

道德本来就是一个不可盲目相信的名词，在谈及道德问题时，我们不可忘记，道德有一条标准线：正当的个人利益；道德有一个前提：主体的自由选择。不承认正当的个人利益，剥夺人们的自由选择，乃是从根本上否定道德。张承志将道德视为生死令牌，好似金庸小说《侠客行》中出现的“惩恶奖善令”，令牌一出，号令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自己充任道德法庭的法官，却不反思自己何以拥有些种权力；理直气壮地将他人推向被告席，却不追问善恶的标准何以建立。“这也许是一向以道自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古有之的陋习，总是将自家的一己标准冒充为代表国家民族群体利益的公共价值加以推广，强难于人，自己也因而获得了卫道的正义感而愈加相信师出有名。历史上的‘以理杀人’是如此，本世纪的‘革命大批判’也是如此。这样的批判姿态不能不是政治专制主义的温床。”（梅朵《也谈诗人的愤怒》。）在人类历史上，当社会由少数几个专制者统治者，他们往往喜欢培养人们对义务崇高的信仰，西方有圣徒，中国有雷锋。我不不论圣徒、雷锋的人格力量，但是难道人们都得像他们一样绝对地纯洁吗?如果以这种现实中人很难达到的标准去要求人，让人必须做这样的人，那么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把戏，受益者是谁，不言而喻。

泛道德主义是一座设计精巧的纸牌坊，我们理应为它的崩塌而欢呼。张承志为其招魂，不惜号召进行一场文化的圣战。尽管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人只属于极少数，但我们对其负面影响却需保持警惕。李书磊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德主义是一套言不及义的社会药方，是不能真正解决历史疑难的妇人之仁和匹夫之道，而且在社会变迁中张扬道德主义很容易变成对旧道德和旧体制的招魂，和知识分子最耻于为伍的那些力量沦为同类。”（李书磊《“人文精神”的真实含义》、《文艺争鸣》一九九五年第六期。）在这样一个道德感日益薄弱的时代，倡导道德本无可厚非。呆是，在闭口不炎对一个社会来说更为重要的两大根基——民主与法治的前提下，将道德泛化，绝对化，终极化，超验化，则又将重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覆辙。

对于有着超乎自身利益的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以真理在握、党同伐异的态度来批判社会现象，还是以真诚对话、双向交流的姿态来与大众沟通；是以自我封闭、以战为乐的方式来强迫别人接受理想国，还是以严谨务实、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开发民间资源、激活民间资源，何去何从，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选择。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那些昔日枕着泛道德主义的温床舒适地睡大觉的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拥有的大陆变成了孤岛，他们不敢去思考为什么洪水会泛滥，而只能学着窦娥一样撕心裂肺地哭诉。

然而，这种哭声，我总觉得过于矫情。

三、死亡：魅力无穷的美学

加缪说过：“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死亡。”在存在主义者那里，死亡是判断人生价值的首要前提；在张承志那里，死亡则成为一种魅力无穷的美学。张承志作品美学上的穿透力，正是其打动青年学生心灵的秘密所在。

“血是红色的，而信仰是蓝色的，它们相侵相染后的颜色竟是——贫苦悲壮的黄色……血流成河。血侵入我坚信曾是蓝色的山地以后，蓝世界变成了黄土。”（张承志《庞然的背影：回民的黄土高原》）在讲述哲合忍耶教的历史时，张承志有意将美学魅力推展到极致：贫困苍凉的黄土 经过他巧妙的置换，居然成了信仰的蓝色和鲜血的红色相浸相染的结果。我不知道根据色谱学原理，“红＋蓝＝黄”的公式是否成立。但张承志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确实能够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他深知，一个社会在走向民主化的同时也走向平庸，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只能是一地飞舞的鸡毛。在平庸中生活的人们，潜在地拥有着超越性阅读的渴望。谁不会被这样的文字所打动呢——

“十八世纪的清军统帅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起义的农民能够举着木棒铁锹扑向兰州城呢?为什么他们在可以突围转移时，却死守华林山全体牺牲呢?十九世纪末的人物左宗棠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他的大规模的军威皇法前，挑战的尽是些褴褛的、面带菜色的人?为什么在他看来是目不识丁的农民马化龙的人头在示众中国各州县十年以后，还有人苦苦恋着，一直欲盗回那颗枯干变形的人头呢?”（张承志《庞然的背景：回民的黄土高原》）

“哲合忍耶苏菲主义因为清朝官腐的镇压，坚信殉教可以直入天堂，因此它反叛不已，辈辈流血，农民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后来对信仰的坚持变成对自己利益和心灵的守卫。坚持带来了牺牲；死人受到了狂热的崇拜。光辉灿烂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不识字的黄土高原里没有人知道；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些名人，农民的名人，一生清贫终遭惨死的穷伟大。他们的坟墓有自愿的教子虔诚地看守，每逢他们的祭日就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崇拜者在此祷词，让那些列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年表上的列代皇帝们永远嫉妒。”（张承志《庞然的背景：回民的黄土高原》）

这样的文字，使张承志的形象鲜明地凸现出来：一个永恒的朝圣者，一个踽踽独行的大地之子，一个堕落时代拒绝投降的英雄，一个与阵地共存亡地战斗者。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可崇拜而不可仿效。距离造就了美学的最佳效果。死亡使我们与他分处银河的两岸——我们只能仰望这位不怕死的圣徒，因为我们都是怕死的俗人。在对死亡的礼赞中，那僵死的、庸常的物质世界变成了川流不息、汹涌澎湃的生命力量。在读者的眼前出现了具有宗教感的真正美的王国。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死亡之时就是一种崭新的、更壮丽的生命诞生之时……死亡与庭生仅仅是生命的自相斗争，其目的在于不断地把它自身表现得更加光辉，更加类似于它自身。”（费希特《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正是在对死亡的赞美上，张承志从十八年代开始就与当代作家拉开了巨大的距离。

“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后来，刘宾雁发表了他的第四次作协大会日记，讲舞星张贤亮怎样提议为‘大会工作人员’举办舞会，而实际上真正和大会工作人员跳舞了的只有他刘宾雁——那时，我们在上坟；九省回民不顾危险冲入兰州，白布帽子铺天盖地。我挤在几万回民中间，不知言语，只是亢奋。那一天被政府强占的、穷人的救星的圣徒墓又回到了哲合忍耶派百姓手中。他是被清政府杀害的——声威雄壮的那次上坟，使我快乐地感受了一种强硬的反叛之美。”（张承志《别离西海固》）张承志这段未被重视的文字，实际上已清晰地显示出八十年代中期起知识分子的“反叛”已发生深刻的分裂。所有九十年代的矛盾与冲突，都能从八十年代浑浊的话语中找到线索。“跳舞”与“上坟”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两种迥然不同的反叛行为，都极具美学内涵。我不得不佩服张承志这一概括的准确与精妙，这或许是他的一种直觉。刘宾雁选择的，是一种世俗的、参与的、下降式的，迂回而又功能十足的反叛；张承志选择的，则是一种弃世的、拒斥的、飞升式的，直接而又美不胜收的反叛。刘宾雁的“跳舞”，企图恢复被国家掠夺的公共空间，寻找一种个人主体性的话语形式；张承志的“上坟”，则以彼岸世界为参照来提纯此岸世界，从而进入形而上的宗教境界。刘宾雁立足于“生”。在享受感官快乐的同时拓展个体生存的自由度；张承志立足于“死”，在膜拜伟大的死者的同时与物质化的生存决裂。刘宾雁在跳舞中绝难寻找到“美”，因为跳舞在他不过是一种手段；张承志的上坟却完全是为了上坟，他将上坟目的化，从而寻找到了“强硬的反叛之美”。因此，在众生喧哗的九十年代中期，张承志有资格宣布：“跳舞派”终于堕落成了小丑，而“上坟派”则升华为杀身成仁的义士。

在把死亡当作医生这一点上，张承志俨然是一个“小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说过：“死是一切罪恶和错误、一切情欲和贪欲、一切需要和斗争、一切苦难和悲痛和否定 、终端。因此，古人便把死称为医生。”（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为何把死称为医生呢?在《论死与不死》中，费尔巴哈有句著名的诗：“它是地上最好的医生；／这位医生，从来没有失败过；／无论你们的病多么重，／他都会取得自然界的同意加以根治。”（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当思考时入“死亡”这一领域时，讨论便很难再进行下去了。死亡是人类的有限性，把这种有限性当作医生，绝大多数有“生之依恋”的人都难以接受。张承志在此处与自由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分道扬镳：自由主义者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有其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尊重生命的价值，在现世生活中追求幸福；存在主义者认为，人发现了荒诞，也就发现了世界，并从此与之共存，而自杀或杀人则是取消了世界，所以既不能自杀，也不能杀人，否则就意味着虚无主义统治了世界；张承志则认为，只有血脖子教才能拯救堕落的人类，除了天堂便是地狱，没有中庸的人间，要进入天堂就得跪下去仰起脖子，在等待大刀吹下的那一瞬间，让精神获得永恒。

走向死亡，也就意味着走向宗教。宗教为死亡美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中国历史上哪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不是打着宗教的旗帜呢?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杨秀清，装神弄鬼，颇类滑稽闹剧，背后却有极其深刻的人类集体无意识。法国历史学家吕尚在《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一书中谈到：“憎恶与恐怖导致暴动的发生，而持续的革命则需要宗教式的信仰来支撑”。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死亡，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戈培尔博士何以会灭绝人性地枪杀自己的孩子后自杀，三岛由纪夫何以能用冰冷的用刀剖开自己温暖有腹部。戈培尔博士将法西斯主义当作自己的“绝对真理”，为了捍卫这一绝对真理的纯洁，血缘、亲情、人道主义不过如鸿毛之于泰山；三岛由纪夫将皇民主义当作自己的“美学之极致”，为了体验这一美学极致的幸福，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肉体的痛苦和生命的眷恋。进入宗教层面的死亡美学，其感染力远非其他人文科学门类所能比拟。

令我松一口气的是，死亡美学仅仅是张承志的一种策略而已。他依旧是一个对生命极为迷恋的人：要不，他何必为自己的著作在日本畅销而沾沾自喜，字里行间甚至流露出“得志便猖狂”的心态呢?他兴致勃勃地跑到两脚动物满街走的日本去推销《我的红卫兵时代》，目的不为日元难道是为了扬国威么?

上个世纪末，有一个孤独的伟人在面对吞噬着自己的黑暗而寂静的原始森林的时候，他人心情比张承志要沉痛得多。“世界变法之成功，必有人为之流血。中国变法尚无流血，流血请自嗣同始。”谭嗣同果然走向了菜市口。张承志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谭嗣同呢?

我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说他是恺撒，他也不过是戏台上的凯撒而已。张承志所进行的，与其说是“圣战”，不如说是师出无名的、表演性十足的“游戏”。他的虚伪，显然比他的真诚更加可爱：皇帝穿的新衣是一件怎样的新衣，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从唯美到极权主义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可惜的是，中译本只有上卷，在中国，腰斩是译著经常遭遇的悲惨命运。不过，波普尔的思想实在太精彩了，半部书也足以解救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这部书是对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导论，是对一些社会改造原则的审评。波普尔的靶心是历史决定论及其所支撑的极权主义，他采取的是一条上溯的思路：由斯大林到列宁，到马克思到黑格尔，最后揪住了柏拉图的尾巴。他发现了柏拉图的正义学说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极权主义属于一种恰恰与我们文明同样古老或同样年轻的传统”。极权主义所构建的“封闭社会”乃是“开放社会”的死敌，是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覆灭力量。

我最感兴趣的是波普尔对柏拉图唯美主义的透视。在此之前，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一直是思想界的一个盲点。尽管我隐约感到，许多有唯美倾向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思想，如王尔德、庞德，甚至中国当代的天才诗人海子，但我未能弄清两个环节究竟是怎样套起来的。

现在，波普尔作出了他的回答。他指出，柏拉图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与唯美主义一脉相承，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他和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试图看见一个模式，看见他作品的神圣本源。柏拉图把政治也看作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为了美而创造城邦的。他不是仅仅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不是一张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这种想法是善良的，但却不能实践。这种审美的热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约束，受到责任感和援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紧迫感的约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容易发展为某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

用以说明这一理论的典范便是希特勒。历史学家们面对希特勒时，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究竟是恶魔、是撒旦，还是疯子、阴阳人?这些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负责任的。希特勒确乎是个“卡里斯玛”，虽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颇有领袖的魅力。《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记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国呆了十年，亲眼目睹希特勒青云直上。他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不得不承认希特勒讲演时的魅力，眼睛像宝石一样纯洁，夺人魂魄。因为希特勒沉醉在唯美主义的狂想中。

希特勒有很高的审美能力，美学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部分。希特勒欣赏安格尔画的美女，欣赏瓦格纳的音乐，欣赏凯旋门一类的建筑。他对名画、音乐和建筑的欣赏，是跟奥斯维辛的暴行同时进行的。两者其实是相通的。柏拉图在《政治篇》中就曾写道：“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来处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按科学和正义行事”。一个画家只能清洗画布，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画家则会连根拔起现存的各种建构和传统。他必须净化、清洗、驱逐和杀人。这些行为都是创作。

据说，希特勒当年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下过特别命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威风的那种。结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尔制造的美妙口号一样，美丽的军服，让不知多少德国男孩雄赳赳气昂昂地抛尸疆场。美与极权主义结合之后，就不单单是美了。

审美冲动是动人的，波普尔自己也说，他非常同情审美的冲动。但他提出如下的条件：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必须有权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过分干涉别人。一个人尽可在唯美中生活，但不能强迫别人也接受这种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不能成为满足艺术家自我表现的愿望和手段。否则，唯美便走向了极权。

经历了“文革”及“前文革”数十年痛苦的中国人，却仍然不能作这样的反思。这究竟是思维的局限还是言说的禁忌?喜欢领袖诗词的人依然不少。领袖天安门城楼的挥手和横渡长江的壮举，曾令举国上下心醉神迷。领袖是诗人、是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领袖说的话与柏拉图有惊人的相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现实并不是一张白纸，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这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它可以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中寻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导我们“回到自然”或“走向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

纠缠于“出发点是好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由天堂堕落成地狱?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不理解这一点，反思文革无从谈起。当只有一只夜莺在歌唱，别的夜莺都被割掉舌尖的时候，这只夜莺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只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

再把问题追问一步，也就是：美何以为美?如何保证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绝缘?波普尔的药方是：政治必须坚持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美的梦想必须从属于援助在苦难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个必要性；从属于为这些目的而设立各种建构的必然性。波普尔不认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为美，还有正义在支撑着它。

墨索里尼不会理会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所以他由人变成了狼。尽管他的女儿在传记中把他描绘成一个在壁炉旁边温柔地弹奏钢琴的音乐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们亲昵地嬉戏的父亲。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迷人的叙述，但对那些在监狱中呻吟，在刑场和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来说，这些叙述的“能指”与“所指”脱钩了。对于领袖而言，个人品德、艺术趣味、感情趋向无足轻重。我们分辨民主领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个：他是否破坏美的界限。

对“文革”的研究刚刚起步。但这种研究在我看来是先天不足的：亲身经历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难所淹没，痛苦的记忆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记得谢冕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很不愿谈“文革”，谈起来只觉得恶心。那代人善于修补他们破碎的经验世界。在“封闭法西斯专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没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远了，时时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段“颇为有趣”的历史。不少青年学者津津有味地评说《样板戏》艺术精美，领袖的思想具有“后现代”色彩。这些奇谈怪论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假如两代人都不能成其为阻止由唯美走向极权的中坚力量，那么悲剧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尔眼里，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社会。“开放”是一个被我们用滥的词，实际上，真正的开放尚未开放。

布罗茨基：诗歌与帝国的对峙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公寓。一间到处放满书籍的房间里，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眠里逝世。诗人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死亡是在瞬间之内降临的。诗人唇边的一抹微笑，依旧如许温柔，好像在说，我写完最后一行诗，我累了，我走了。五十五岁的俄罗斯诗人结束了与帝国的对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目睹了放逐他的帝国像纸房子般地倒塌。红色政权回归历史河湾，而他的诗句在他深爱的土地上口耳相传。

约瑟夫·布罗茨基，一九四零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童年时代，战争刚刚结束，灰色和浅绿色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少行人和车辆。父母是高雅的知识分子，从小给他以良好的艺术熏陶，但也赋予他抹不去的犹太血统——在苏联，“犹太人”一词在处境有些像一个脏字或某种性病的名称。七岁的时候，小男孩在学校撒谎说，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什么。然而很快全班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为此吃尽苦头。

卑微者最先醒来。“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领袖的肖像就挂在小男孩床铺上方的墙上，每天两双眸子都要经历若干次艰难的对峙。小男孩想：是乌鸦重要还是太阳重要?是乌鸦的翅膀遮住了太阳，还是太阳把乌鸦变成一个小黑点?他把自己所在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看作一个幸存者，而幸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停止了的文明里，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

小男孩十五岁时退了学，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反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他在一节课的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大门。在老师与同学惊诧的目光里，向洒满阳光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奔跑而去。那时，布罗茨基一家一贫如洗，父亲因为是犹太人，被赶出军队，失去收入。小男孩决心独立生活，开始在庞大的帝国的角落里漂泊，好似艾芜《南行记》中的主人公。不过，布罗茨基没有那么浓的书生气，他什么粗活都干得了，先后做过火车司炉、地质勘探队员、水手、车工等十多种工作。在他看来，这些工作与写诗没有什么差别。抢起斧头来的时候，那么重，又那么轻，提起笔杆时的感觉也一样。

“今日我们就要永远分手，朋友。／在纸上画一个普通的圆圈好了。／这就是我：内心空空如也。／将来只须看上一眼，随后你就擦掉。”哀歌里并不出现“悲哀”这个词，这是布罗茨基的风格，在最轻松的叙述方式中藏着最深广的忧愤。他的诗句像是一条道路，当你走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根绊脚索。读者不得不与作者一起感受跌倒时的剧痛。“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闪回。”应当更多地关注谎言，因为谎言比真理更能指认这个时代，诗人是渔夫，不网鱼，却捞起河中的水。

一切创造自身的诗人都否定主人与奴隶的世界。生活在一个自称“革命”的政权下，诗人的反叛却受到了可耻的镇压。一九六四年，布罗茨基受到苏联官方的审讯，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名从事的强度体力劳动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人，居然成了“寄生虫”，这一审判暴露了帝国全部的非正义性。按照加缪的说法，革命就是把思想灌输到历史经验中去，而反叛只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叛者发现了革命的蜕变，革命立即把反叛者关进监狱。布罗茨基和他的同伴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

诗人被判入狱五年，后来减至一半年。一九七二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这固然是一种灼人的痛苦，但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来，则要幸运得多。“还不知道要走多少个千里／尤其是每一次都得从零算起。”一九七七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声称：“我的心灵永远为俄罗斯歌唱。”没有人比他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更能自如地运用俄语，没有人比他更彻底地蔑视覆盖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帝国。他用诗歌为自己重建一个世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四十一本著作，绝大部分是诗歌。因为他相信，对于灵魂来说，没有比诗歌更好的居所了。一九八七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称他“具有伟大的历史眼光”，他的诗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当时，布罗茨基年仅四十七岁，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卡夫卡说过：“生活叫作：置身于生活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生活的眼光看生活。”布罗茨基尝试着这样做了——他虽然没有颠覆大帝国，却成功地说明了一首诗可以比一个帝国重。“在茫茫的宇宙间。／地球就这样运转，／我们时而热，时而冷，／时而在光明的白天，时而在晦暗的夜间。”暴君和杀人者并不可怕，在这晦明未定的时刻，谁是法官谁是罪人，且听下回分解。

帝国先于诗人隐匿在黑皮的史书里。疲惫的诗人也该休息了。记得果戈里有句名言：“你们都是诗人，而站在死亡一边。”布罗茨基则说：“死”即便是作为一个词，也和诗人自己的作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一首诗主要的特征在于其最后一行。“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他对死亡早有预料，像朋友一样，等待死亡的到来。

那天夜晚，他拧灭台灯，拉上窗帘，纽约的万家灯火被他隔在外面。他想起了忧郁的母亲，以及母亲教他朗诵的普希金的诗篇。他躺在床上，眸子盯着天花板，盯着俄罗斯，布满森林和监狱的俄罗斯。他笑了。

人间世

最近读到两本苏俄作者写的好书。一本是弗拉基莫夫的中篇小说《忠收耿耿的鲁斯兰——一只警犬的故事》，另一本谢夫成柯的自传《与莫斯科决裂》。前一本书的主人公是一条忠诚的狗，后一本书的主人公则是一名叛逃的外交官。忠诚的狗眼里的苏俄与叛逃在外交官眼里的苏俄互相重叠，共同构成一个“帝国”——即诗人布罗茨基所说的“与诗对立帝国”。现在，令人恐惧得不知道什么是恐惧的帝国消失了，诗却存留下来。

上篇：狗眼看人世

六十年代苏联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地的集中营被撤销后，计划在原址上建设一个联合企业。来自各地的年轻建设者们下车后，在车站广场开完动员大会，便整队向目的地进发。原来在集中营里押送劳改犯队伍，如今流落街头的警犬们闻讯赶来，误认为这是新来的劳改犯，于是它们主动地担负起押送任务，结果造成一场人与狗之间的冲突。弗拉基莫夫根据这则新闻创作了《忠心耿耿的鲁斯兰》。也许鲁斯兰是世界文学史中最出色的一条狗的形象；而鲁斯兰眼里的人世，虽然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只能算沧海一粟，但已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了。

鲁斯兰是一条优秀的警犬，早在训练场里就已显示出不凡的天赋。被分配到集中营后，它跟着主人勤勤恳恳地站岗放哨，忠于职守。主人经常向它发出“扑上去”的命令，它立即带着服从命令的欣喜，急速地冲出去，做出从一边跳到另一边的假动作。于是敌人就慌作一团，不知道是逃走好还是自卫好。最后它一下子跳过去，爪子扑到敌人的胸脯上，设法把他扑倒。它和敌人一起翻倒在地，望着吓变了样的脸发狂地吼叫起来，但只咬他的手，不理他的喊叫和挣扎，嘴里灌满了稠稠的温热的又腥又臊的液体——直到主人用力扯住颈圈拉开为止。那时鲁斯兰才感觉到自己挨了打和受了伤。主人赏给它一块肉或面包干，它接受这些东西主要是出于礼貌，因为当时它根本吃不下去。后来，在阴沉沉的犯人的队列前，选它去咬一下那个被抓住的人，这也不是奖励，因为那个人已不反抗了，只是可怜地喊叫着，于鲁斯兰更多地撕他的衣服而不是在咬他的身体。“奇怪的是，主人们虽然都很聪明，却不懂得这一点。”鲁斯兰是一条良心未泯的狗，它哪里知道，两脚动物残忍起来不知比它要厉害多少倍!

体制能扭曲人，这一点已为无数的作家所发现和书写；体制还能扭曲狗，这一点却是弗拉基莫夫的新发现。这种新发现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可怜的小星球被一道道的边界线和国境线，被一层层的高墙和铁丝网划得遍体鳞伤，它在冰冷的远方旋转着，冲着这些星星飞去，在它的表面上，没有一寸不是看守着人的土地。总有一些囚徒借助于另一些囚徒小心地守心着其他的囚徒以及他们自己，以防人们多呼吸一口有致命危险的美好的自由空气。鲁斯兰遵从这一条除了万有引力定律外最重要的定律，仍愿充当一个日夜不撤的守卫。”鲁斯兰的忠诚使它成为警犬的模范，在一个人性消亡的时代，连运动的天性也不存在了。福柯所说的“训诫制度”居然连狗都不放过——狗的视角是天真的，这种天真却让人窒息。

鲁斯兰不再是“狗”而成了“警犬”。当集中营撤消后，它的“警犬”的身份也被取消了。然而，它只能做“警犬”，而拒绝当“狗”。当它昔日的同伴纷纷自谋出路，到各家各户投靠时，它“没有接受过任何人施舍，没有执行过任何人的命令，没有对任何人摇尾乞怜”，一心一意地等待着，希望主人能把它召唤回去重新执行“公务”。它天天呆在站台上，眺望着铁轨的尽头，等待着运送犯人的车厢的到来。

车厢终于到来了，忠诚的鲁斯兰扑了上去，没有主人，也要执行公务呀!它与那群眼中的犯人一直战斗到最后，直到致命的铁锹扬起来。鲁斯兰命中注定在它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脱离公务。公务在它已要渡过彼岸去的时候召唤它。“当最最忠实的，曾经发誓要为执行公务毫无保留地献出生命的人纷纷背叛的时候，当旗手们本身把执行公务的那面受到污辱的大旗扔到烂泥地里的时候，在这个时刻，公务寻找支柱，向尚存一点忠心者大声疾呼——于是鲁斯兰这个濒临死亡的士兵听到了战斗的号角”。

是鲁斯兰错误地理解了时代，还是时代扭曲了鲁斯兰?忠诚恰恰成为悲剧的核心。鲁斯兰把整个星球都看作集中营，把所有的两脚动物都看作可鄙而不可怜的犯人，狗眼里闪烁着“真理”的火花。鲁斯兰与卡夫卡一样聪明，卡夫卡眼里的是一个服从、机械、抽象的世界，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神话中一眼望不尽的迷宫，身份已经在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的途中失去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在官员和官僚的社会中，首先，没有主动性、创造和行动自由；只有秩序与规则：这是服从的世界。其次，官员只执行庞大的行政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活动，其目标与远景他却看不到；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动作都变成机械动作，人们不知道他们所做事情的意义。第三，官员只忙于匿名和卡片：这是抽象的世界。”实行极权制度的国家不过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关：一切工作都在那里被国家化、各行各业的人都成了职员。一个工人，不再是工人，一个法官不再是法官，一个商人不再是商人，一个教士不再是教士，甚至一条狗也不再是狗。

如果说鲁斯兰因愚忠而丧命，那么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则因清醒而丧命。曼德尔施塔姆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感受到当代生活中人道主义受到的无情摧残：“众人皆能感觉到向前移动的社会建筑之形式的宏大，尚不见高山，高山已将它的阴影抛向我们，我们不习惯社会生活之形式的宏大，而习惯于十九世纪的国家与法的平面，我们怀着恐怖和犹豫在这阴影中前行，不知道这就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的翅膀或是我们应当步入的故乡城的阴影。”他最终被阴影所淹没了：一九三八年他于肃反中被捕，不久死于远东的流放地，尸骨无存。陕西省赫玛托娃的日记中曾记载，帕斯捷尔纳克曾为曼德尔施塔姆而奔走。斯大林亲自接见帕氏，问道：“他是您的朋友吗?帕氏不知道诗友已被定为何罪，不敢答话，斯林林继续问：“他是大师吧?是大师吧?”帕氏回答说：“这无济于事。”是的，狗难道因为你是大师就不咬你吗，笑话!鲁斯兰眼中大家都是清一色的有逃跑念头的犯人。

狗眼看世界，只是角度变了而已，并不会将世界的本质看走眼，赫胥黎说，新世界并不美丽，我相信。

有的时候，人咬起人来，能够让狗都望尘莫及。我想起了一个名叫江青的中国女人。关于江青狱中生活的传闻很多，据说她看到“红色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气得浑身发抖。我想，她的感觉比鲁斯兰好不到哪里去。失去了集中营的鲁斯兰，处境悲惨，“它习惯于在干净的垫子上暖暖和和地睡觉，习惯于有人给它洗澡，梳理毛发、剪指甲、裹伤抹药，在失去这一切之后，很快一落千丈，落到了就是丧家野狗也不如的地步”。野狗避免在火车头的炉渣堆上取暖，鲁斯兰一时糊涂这样做了，结果几天内它最可靠的防寒物——又厚又密的毛弄乱了，开始脱落，爪上布满了搔破和割破的伤口。它一天天地变得邋邋遢遢，越来越瘦，自己对自己也感到厌恶。但眼睛却越来越亮——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狂怒的黄光。每天早晨检查完站台上的岗哨后，它便跑到废弃的集中营去。与之相似，失去了伟大的丈夫的江青同志，不仅没有享受到丈夫遗嘱中当党的副主席的待遇，反而被关进了监狱。她在法庭上咆哮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说了一辈子的谎话，唯独这一句是真话。她坚持了二十年，期待的“二次革命”依然没有降临。于是，江青同志终于在监狱中自杀了。

《忠心耿耿的鲁斯兰》显然不是一篇童话式的动物小说。这本书不会给人以任何的阅读愉悦。面对鲁斯兰的炯炯有神的狗眼，有谁能无动于衷呢?

下篇：领袖的真面目

谢夫成柯，莫斯科国际关系大学博士，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部门首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私人顾问、联合国副秘书长，一九七三年投奔美国。我一向喜欢看“叛徒”写的书，谢夫成柯的《与莫斯科决裂》一下子便吸引住了我。

谢夫成柯出身特权阶级，因此一直受着苏联的精英教育。“典型的苏联教育方法所主张的独立思考及行为，事实上就是指尽量了解规则的意义，然后全力以赴地去执行命令，任何试图超越规则的冲动是危险的，必须加以镇压。这套理论有效地制造了许多苏联的现代农奴。”

然而，谢夫成柯逐渐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现实不尽相符，只是不敢表达出来，他有同学因此而被开除。大学生必须通过考试，不能向任何理论挑战、质疑或寻求答案。教科书的理论不断遭到修改，因为斯大林常突发奇想，政策一变，昨日的宠臣很可能隔夜之间就变成阶下之囚，颠扑不破的信条转眼就成为异端邪说。“在那个年头，一个人要是错过一场演出，没有把当日修改的‘真理’记下来，很可能就会酿成一场大祸。”教授们苦口婆心要学生都相信苏联是由工人阶级统治，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理想中由资本主义变成共产主义天堂的转化时期。然而事实上，除了少数指定的“工人英雄”用作宣传样板之外，无产阶级根本为统治阶层所鄙视。像其他人一样，谢夫成柯眼中的苏联社会一点也不像教科书上说的、电影上演的、报上写的那样，是工农平民的乐园。

谢夫成柯三十岁出头就成为葛罗米柯大使级的顾问，可谓少年得志。他得以了解最高权力机构的运作，也看到了那些“伟大人物”面具后面的丑态。高级官员中最正直的是葛罗米柯，他对苏联体制的忠心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基本要素，是推动力也是结晶。一次新闻记者问及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个性不感兴趣。”赫鲁晓夫说过，如果他命令葛氏“脱掉裤子在冰上坐一个月，他也会一一照办”。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葛氏又拜倒在这名昔日的下属的脚下，勃氏喜欢打猎，葛氏虽无此爱好，但立即将打猎作为政治副业。成了勃氏最好的陪伴。葛罗米柯的政治生涯中，看不到平民的存在。他早上十点乘高级轿车到外交部，再坐专用电梯直升到七楼办公室，直到晚上八点回家。他的女儿形容他说：“已经二十年没有踏上过莫斯科的街道。”葛氏是外交天才，他是天生的演员，惯于隐藏自己的情绪意欲，平常举止严肃沉着，必要时，无论是真是假，也能咆哮如雷。有时他还会装聋作哑，或者摆出高深莫测的状态，此外他居然还能戏谑一番，只是玩笑都开得不太高明罢了。他知道何时该硬何时该软，当西方人士向他提起苏联违反人权的暴行时，他立刻暴跳如雷。他感兴趣的是意念，而不是个人，是政治观点，而不是个人悲剧。

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而自相矛盾”的领袖。谢夫成柯欣赏赫氏的活力、通俗的幽默以及开放，希望其能为除斯大林的陋规，使苏联走向自由开放的道路。赫氏虽然将权力集中于一身，他也试图改革，至少为萧条的社会注入一点光和生命气息。他是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工于心计，重实际，却又有赌徒的缺乏理性和冒险精神。他懂得虚张声势，自吹自擂，威胁利诱的伎俩。他明白核战争的可怕，却又忍不住要扩张侵略。他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但措施却一无是处，赫鲁晓夫有农人的智慧及灵巧，教育程度不高，却有穷根究底的精神。他太容易冲动，容易受旁人的左右。谢夫成柯认为，赫氏的悲剧在于，他无法彻底地了解苏联体制的缺陷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于是，他被戴上“冒险主义”的帽子赶下了台。

如果说谢夫成柯对赫鲁晓夫还褒贬参半，那么他所看到的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十足的小丑。“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的强烈对比相当令我震撼。”勃氏的衣服剪裁合身，一件法国的衬衫使他显得甚为高雅，他的神态也颇为矫揉造作。这一切与赫氏极为不同，后者总是一身宽松的衣服，待人真心诚意，勃氏一派骄矜自持，观点陈腐，好似不太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

莫斯科流行着许多勃氏的笑话：“有个青年在克里姆森宫外大叫：‘勃列日涅夫是个白痴!’他立刻被捕，判刑十五天——因为侮辱国家元首，附加十五年——因为泄露了国家特级机密。”

另一个笑话是：勃列日涅夫死去好一段时间了，可是契尔年科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勃氏自己。

谢夫成柯最后一次见到勃列日涅夫，是在一九七七年陪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访苏期间。“从那张硕大的沉重的桌子后头略略站起来欢迎我们的人，很显然地病势不轻。甚至在握手时，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僵硬和痉挛。这位当代共产主义世界最有声望的政治人物，双眼迟滞，显示他正在接受严密的医疗看护，七十一岁生日的前夕，勃氏一手扶拐杖，耳载助听器，脸上布满了风霜岁月的痕迹。”勃氏开始诵念准备好的草稿，全都是千锤百炼的陈辞滥调，声音就像机器人一样。讨论到防核扩散条约时，勃氏居然回头低声问道：“条约是否已生效?”谢夫成柯想不到勃氏的记忆衰退到这样的程度，当场怔住了。幸亏瓦尔德海姆不通俄语。葛罗米柯赶紧解释说，条约早在七年前就通过生效了。会谈结束告辞时，瓦氏赠予勃氏一枚联合国和平奖章。在五十分钟的会谈中，勃氏第一次露出生气活泼的模样，盯着金兴闪闪的纪念章像小孩一样咯咯地笑成一团。长久以来，勃氏就喜欢各种各样的勋章，从陆军元帅的大勋章到列宁文学奖奖章，他都一概包揽，挂在身上，琳琅满目。百姓中传为笑谈：克里姆林宫的外科医生可得给领袖多装一根肋骨，才撑得住他上百枚奖章的家当。

安德罗波夫继位的时间很短。谢夫成柯认为，安氏是政治局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的手腕既温厚，又让人无从捉摸。与别的首脑不同，他不下命令，只是提建议，从不用断然的口吻说话。这种温和的表面只是误导，正如他的助手所说，他看上去像一张柔软的羽毛床，等到你跳上去，才发现底垫塞满了砖块。在文雅的外表之内，隐藏着冷酷无情的真面目。安氏从不赞成任何自由化政策，或者支持实质的经济改革。他残酷地摧抑“异化分子”，甚至连勃列日涅夫也搞不清楚，这名克格勃头子究竟把多少政治犯送进了监狱。人们都被他表面上那种喜爱艺术的文明知识分子的形象瞒过了。

之后的契尔年科，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登基。人不是绝顶聪明，可是做事很实际，契氏一向的态度相当苛求、粗鲁、独裁、傲慢，而又无比的自大。刚入政治局时，他常与勃列日涅夫一起纵酒狂欢，令那些不喝酒的元老颇为不满。平常他不太说话，却常会冒出一些尖锐的句子，干扰他人。他的部属不仅是在他面前，甚至在电话中和他交谈，都会整个都像矮了一截似的。契氏终其一生，主要的努力都是在党部工作时建立的，他一向坚决主张苏联全体上下都要纳入党的控制之中。他对中央委员会的动作了如指掌，堪称“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契氏自认为是勃列日涅夫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头来仍然栽在安德罗波夫手上。安氏掌权后，他很长时间没有露面，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幸运的是，安氏死在他的前面，他终于坐上了总书记的位子，尽管他也同安氏一样，位子没坐热便一命呜呼了。

“大人物”原来都是这样一群卑鄙无耻之徒。谢夫成柯与他们同桌而坐，眼见“伟大领袖”轻率地论断是非，眨眼间又可以颠倒黑白；眼见他们虚伪腐败，无所不为；更眼见他们完全隔绝群众，不顾民心。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古老沉静的回廊里暗藏着一座博物馆，架上尽是主义教条，虽然清楚可见，早就变成化石了，就像嵌在琥珀里的苍蝇一般。“克里姆林宫是全世界最缺乏正直、诚实、开放的地方。从领导人私人生活，直到他们堂皇的政治计划，到处充满了虚伪作态。”这里，真正受到顶礼膜拜的只有权力，权力带来永无止境的需求，小至进口汽车，大到吞并别的国家。

于是，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犬儒社会。人们为了各种理由在双重生活的夹缝中匍匐前进：怕伤害到家庭、全然地依赖国家、以及怀疑是否有更好的选择——思考者只能变成疯子或酒鬼，要不就自杀身死。要想保持上层阶级的身分地位，不能光靠做作撒谎，一个人不是设法打倒别以人求自保，就是教人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克格勃大逞威风的根本原因。整个苏联社会，从最低阶层到最高职位，从出生到死亡，大家都有共同的最大特点，就是“猜忌”。每个领导人只要一步步往上爬，他的顾虑就随之更加严重。新获的权力越大，相对损失也就越多。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也无法信任，深恐有一天会被人给卖了。出卖别人是一种正常现象，勾心斗角，怀疑的算计已经变成一种高级艺术。“即使马基亚维利再世，活在当代莫斯科，他也必定叹为观止，自叹弗如。”

谢夫成柯的理想破灭了。尽管他功成名就，是苏联最年轻的大使级官员，并且将是副外长的人选，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但他对这一切丧失了兴趣。“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终于放弃还有可为的指望了，虽然我正步步高升，可是想到自己一方面在心理上秉持异议，实际上都又得扮演官僚主义的应声虫，这种日子未免太可怕了。想到时时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处处要面对克格勃的阴影，还有党的疲劳轰炸，简直无法忍受。如果继续下去，我就得一直支持我痛恨的一切事物。等我登上极峰，才发现那儿不过是一片沙漠。”

最后，他选择了美国。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谢夫成柯有数年的时间详细比较两种不同的体制及生活方式。“许多美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强烈地吸引了我。我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说话行事。工作著作。我也想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可是在祖国我绝对没有这么做的机会。”决定投奔美国是艰难的：他不得不放弃已有的地位、特权、财富、前程、家庭，到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一个普通人的新的生活。然而，自由是无价的，仅仅为了自由，谢夫成柯也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做专制国度的大人物，还不如做民主国度的一介平民，这就是谢夫成柯信念。他背叛的是一个行将消亡的组织体系，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二十年后，历史证明，谢夫成柯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是一个高尚的叛徒，因为在人类社会的进程里，自由是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种目的；

正是由于鼹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鹞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天朝的崩溃》、叶曙明所著的《草莽中国》。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地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对于一种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种文明的精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习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干什么呢?朱翊钧是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物。这使我想起罗伯——格利耶在《重现的镜子》中所说的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子，但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光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到了军事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紧接着《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则展出现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无所作为的万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性格外，还有向列祖列宗谢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以崭新的历史观看待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作为第一次打破了“忠奸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以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还原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及行为方式。道光帝、林则徐、琦善、奕山、伊里布、牛鉴……作者并不着力于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作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历史条件的约束。

鸦片战争之败，并不败在区区几个“卖国贼”身上。运转不灵的体制早已决定了战争的必败：法律过于简单，税收过于短少，政府无操纵经济的能力，以均一雷同的方式统治全国，老牛本已拉不动破车，更那堪旁边又钻出几只老虎来?然而，没有谁意识到制度本身“气数已尽”，更没有谁窥透老虎们的野心，即使是后来成为一个神话的林则徐。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一部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谎报军情的历史。前线败绩连连，官员们仍然凯歌高奏，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对付英军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骗皇上上。但这并不全是臣下之过，因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道光在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仿佛“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总以为自己的每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而一旦出现问题，他便把责任推诿于臣下对他的欺骗。于是，臣下只好欺骗他，他也乐于被臣下欺骗。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瞒与骗的文化。

清朝灭亡了，但维系清朝的文化却没有灭亡。所谓民国，不过是草莽中国。叶曙明的《草莽中国》着重分析地缘、文化与人三者的关系。例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深味西方政治体制的优点，但要在中国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帮会，以帮会头子的身份周旋——而帮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举措，对富于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量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杀人如麻、满口脏话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论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拥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的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二十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相对的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毛自诩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大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牛鬼蛇神们一起加入了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多巨大的青铜像被拖到炼狱里五马分尸。

雅斯贝尔斯低沉的声音自回音壁的那一端传过来：“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生活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只能这样。

望断天涯路

——民主化进程中的旧俄、台湾知识分子比较

一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晚于欧洲诸国，却早于亚洲诸国。 从某些层面看，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军事的强大，地理的扩张，以及文学、科学、艺术、音乐、美术领域的星光灿烂，都是其引以为自豪的。然而，不可否认，从最基本的层次，即建立一个健全、整治、民主、蓬勃有生机、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国家这一点来看，长达两个世纪的改革却彻底失败了。民主遭到践踏，在大动乱、大革命之后旧俄罗斯变成了新的“古拉格群岛”。新引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历了七十年仍不能适应俄罗斯的环境。七十年之后，俄罗斯又一次忍受整体崩溃的打击。

我认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堪称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群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等文学大师，赫尔岑、巴枯宁、舍斯托夫、奥加列夫、列宁等思想大师，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提供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无法拯救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旧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致命的缺陷究竟在哪里?

这些问题，在俄裔历史学家拉伊夫的名著《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一书中有精辟的回答。这本著作中，他首次剖析了几代知识分子所犯的错误，而在以前，人们只是歌颂那些伟大的心灵。

早在十八世纪，俄国文化的诞生以普希金为标志。这是一种态度暖味的文化，即受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又吮吸着东正教——专制君主制精神的毒汁。彼得时代，俄国文学中充满了揭露暴行、暴力的描写和宛如脱缰野马的讽刺小品，但是，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的产生依然遥遥无期。

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由于控制的加强，知识分子作为上层的先锋，敏锐地感受到两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是上层的道德使命和为人民做好事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对国家、对最高权力的化身即独裁君主所承担的义务。

两者之间如何选择?“不选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不幸的是，“不选择”是俄罗斯的传统，它可追溯到普希金的《奥涅金》中——我什么不也不干，总不至于有罪孽吧?我只救出我自己，算不算一种进步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是一个醒目的标志。独具慧眼的别林斯基称之为“高耸在当代文学沙漠上茕独的金字塔”，用意显然不在于书中对高加索山水的诗意描绘，也不在于作者故事套故事的叙述技巧，而在于“当代英雄”毕巧林本身的哲学内蕴。所谓的“英雄”，却是一个“心灵的残缺者”，莱蒙托夫是个严肃的作家，他并不把此书当作喜剧。“我的躯体中有两个并存的人：一个完全体现了‘人’字含意。另一个则是在思考、判断着的人。”后一个“人”不断地揭露着一个“人”的卑鄙与无耻、荒淫与无聊。他指责“我的心灵让上流社会给毁了”，他以被上流社会驱逐来作为唯一的反抗。在那个时代，能够如此，确实算得上“英雄”了。

“我是为了自己才爱别人，为了满足自己心灵中的一种怪癖的需求。”毕巧林的这种“爱”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灾难，他成了人间悲剧的“成全”者。莱蒙托夫不愧为伟大的诗人，他洞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灵的秘密：他们游离于社会整体之外，是名副其实的“多余人”。而“多余人”在俄罗斯文学中是最为光彩照人的人物系列。

为什么出现毕巧林这样的“多余人”?难道仅仅是性格的因素吗?那又如何理解“多余人”的普遍性?拉伊夫的发现与莱蒙托夫一样，他用的是史学家的显微镜。他分析十九世纪初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时认为，他们首先领悟了伦理和理智准则，并从这些原则产生他们日后的社会与精神理想。孤立与自我专注是这些年轻人成长的特权环境的不幸产品，圈子里的人与外界隔断，和社会上的人形同陌路。他们反对官僚作风，也看不惯国人那样在乎物质利益。有些人朝内心退缩，没能发挥在社会进程中起积极和建设作用的能力。在批判现有制度、谴责社会不平等现象时，他们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标准，有时还充当社会的榜样。但他们没有几个人能够顺利回到自己所属的社会中去，而只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封闭世界里，经受梦想和幻觉的诱惑——也就是说以空谈代替现实，对他们来说，那似乎是唯一的现实。到了契诃夫那里，他们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赫尔岑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界的领袖，即使是列宁也把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作旧俄的“思想库”。拉伊夫第一次对赫尔岑及其集团提出异议：这群精英知识分子一方面背叛自己的贵族出身，另一方面又不愿与政府或商业社会合作，他们根据“人民”来界定自我——其实，“人民”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作为一小撮，他们在“圈子”里过着孤立的精神生活。“与农民一样生存”只能在口头上说说而已 。正如拉伊夫不无嘲讽的说法：“除非他们显示能为远远落后于俄国文明进步的农民的前途发挥何种特殊作用，否则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

知识分子不参加改革，缘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劣根性。他们太迷恋于真理和“新启示”，不屑于零星的改革活动。“即使帝俄没有采取检查和处罚等愚蠢手段，知识分子骨子里也不可能在帝国政权的指导和鼓励下参加创造性活动。于是他们索性对种种改革的努力袖手旁观。”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改革，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国家倒是强大起来了，但制度的核心却是极权主义的。“沙皇”一直是一片拨不去的乌云，这片乌云甚至越来越厚，“新沙皇”斯大林的可怕就超过了老沙皇千百倍。暴行无须再描述了，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中就能感受到：“恐惧和缪斯轮流／在失宠的诗人家中值日／夜来了／何时黎明它不知。”

暴政是夜，民主是昼。但旧俄知识分子向来不太重视民主的意义，这也跟旧俄的传统有关。旧俄信仰那些最有终极性的理想，如绝对的善、最后的真理等等。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因此，中间性的、过渡性的、用以制衡恶的、承认人的局限的“民主”，在旧俄知识分子眼里变得非常次要了。他们不理解，民主虽然仅仅是一种不太坏的生活方式，它本身也有太多的弊端，但与独裁相比，它毕竟是一大进步。参与民主的进程，比起袖手旁观来，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呢?

袖手旁观一阵就要卷起袖子来放火了。孤芳自赏，和外界隔断，一心等待通过社会革命来一次剧烈的彻底的大变革的知识分子，逐渐对“守株待兔”感到绝望。为了坚持最终目标，他们反对任何妥协方案和温和改革，拒绝参加当时正在逐步形成的公民社会。拉尔夫的的分析是准确的：“既不能接受任何不按他们条件进行的改革，他们便采取不妥协的反对态度。这是知识分子深刻的本性使然。”

当民主被悬置起来以后，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便泛滥起来，异化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分恨强烈而冷酷无情。这种仇恨超过了法国大革命的仇恨。不管社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除非专制独裁彻底垮台，他们不会甘心罢休。加缪写过一部重要的剧本《正义者》，主人公正是一群从事暗杀活动的旧俄青年知识分子。悲壮的献身精神是否能维系事业的正义性?这是加缪所怀疑的。拉伊夫发现了这个悬崖：“从这个方面看来，不是激进知识分子的行动而是他们的思想带有极权主义色彩。”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人民意志党成员暗杀。那声枪响已然预示着旧俄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下，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只是星星之火，列宁主义还未成形。就像君主独裁由于它在专制政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改变，激进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注定一成不变。这样，一面是独裁的沙皇，一面是激进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俄国社会对立的两极。这两极都不接受民主。于是，悲剧便诞生了。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的时候，再想挣扎已经迟了。革命首先毁灭了便是知识分子。相反，知识分子的生存依赖民民主制的保障。诗人曼德尔塔姆这样描述当代的生活：“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地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着人。社会的建筑是以人的规模为度量的。有时，它也会与人相敌对，用人的屈辱和渺小来滋养它的伟大。”斯大林消灭了托尔斯泰，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灾难。

民主的困局一直延宕到二十世纪末，苏维埃联盟的解体，也是“两极对立”的思维的解体。新俄罗斯开始的民主尝试是艰难的，要把为“真理”而奋斗的传统扭转到为“民主”而奋斗上来，不是立竿见影就能办到的事。在新俄罗斯，拉伊夫所赞赏的“有根”的专业知识分子渐成气候。“在白银时代”，这类知识分子势单力薄，未能帮助公民社会产生出一套本身的、包括价值、原则与实践经验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藉以引导它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而今天，这一切似乎又成了可能。

专业知识分子与民主互为因果。公民社会越成熟，专业知识分子就越活跃。拉伊夫所列举的“白银时代”的专业知识分子，如：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化学师、律师、医生、教师等，还包括一九零零年前后出现的职业艺术家、作家、“思想家”——他们忠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除了本行之外，在社会上不担任任何角色，并靠出售作品过活。他们最终未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原因在于：没有作为目标的民主来让他们追求，也没有作为制度的民主来保护他们，只好听任激进分子主宰了，民主，既能保全君主本身，也能保全知识分子。可惜，知识分子和君主都对它视而不见。民主，像一块磁石，能将两极之物吸到一起来，可惜，旧俄没有这块磁铁。

如果把金字塔看作是专制体制，那么哥特式建筑则可看作民主体制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使我们迷恋的不是一座新的社会金字塔，而是社会的哥特式建筑；重心和力量的自由游戏，人类社会被想象为一座复杂、浓密的建筑森林，在那儿，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一切都是个性化的，每一部分都与巨大的整体相呼应。”

二

台湾是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概念，这块土地的美丽与苦难成正比。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历史里，像微量元素一样的台湾知识分子，一面抗议、反叛、揭露异族残酷的统治，一面对本民族腐朽麻木的精神痼疾痛加针砭；一面从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中盗来民主和科学的火种。一面加强保护着遭受摧残的传统文化。一九四九年以后，民族分裂时期，台湾知识分子更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自觉地肩负起尚未完成的启蒙使命，为了自由，像杜鹃啼血般呐喊；为了爱，像耶稣一样登上十字架。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民主化进程迅速推进。时至今日，一个“开放社会”，已初步形成，国民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权力的制衡正在整合，新闻出版全面放开，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与领袖人物的开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几代知识分子以身相殒、前仆后继的奋斗。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与现行体制抗衡，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积极地、坚韧地反抗极权制度。正如加缪所说，“在这不可敬的历史中，用可敬的方式努力于人的尊严。”民主在台湾的开花结果，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如经济的腾飞、教育的进步、信息的传播和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乃是“重中之重”。他们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播下种子，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终于诞生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上究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脱离于现实也脱离于历史，从而被排斥于风驰电掣的社会进程之外；那么台湾知识分子则是“脚踏东西文化，手写家事国事天下事”，敏锐地为时代把脉，当仁不让地给孤岛开出药方，从而成为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者。

重走几代台湾知识分子的肉身和精神之旅，寻觅那些杰出的代表人物的足迹和屐痕，对我而言，充满的诱惑力。因为，这是解开我自己心中一团乱麻的最好办法，也是我从黑暗的迷宫般的隧道里突围的最佳方式。为何不试一试呢?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颁布“戒严令”，严酷控制岛内人民，在台形成“大屠杀大恐怖”的局面。尤其注重对舆论的监控，凡是出版物、印刷品，必须送警备司令部备查。在三十多年的“勘乱”时期里，台湾知识分子所受的赤裸裸的迫害、压制、折磨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有过入狱的经历，如下表所列：

知识分子姓名 被捕原因 入狱时间

杨逵 二·二八事件中起草“和平宣言” １９４９～１９６１

雷震 办《自由中国》杂志、“掩护匪谍”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陈映真 参与“民主台湾同盟” １９６８～１９７５

柏杨 “大力水手”事件（《文季》事件） １９６８～１９７８

李敖 “妨害公务”、“叛乱” １９７１～１９８１

陈鼓应 台湾大学学运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被捕

王晓波 台湾大学学运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被捕

施明德 “美丽岛”事件 无期徒刑

王拓 “美丽岛”事件 １９１９～１９８４

杨青矗 “美丽岛”事件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

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被囚禁、被刑罚、被杀戮的知识分子无法计数。从一九四八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杀害的岛内精英到八十年代中期震惊世界的江南凶杀案，都可窥见蒋氏政权的惨无人道。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迷园》里，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知识分子“父亲”的形象，他既有西方开明的思想，又有着传统熏陶下的美德，他曾热情澎湃地迎接光复。但经历了“二·二八”的灾难后，被“戮心”的极权制度变成了“废物”，困居园中，以摄影消磨时光。《迷园》中的“父亲”，是悲情台湾的象征。

《自由中国》杂志事件是台湾知识分子头撞石门的第一次尝试。《自由中国》原为胡适创办，后由雷震、殷海光接手，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与当局的矛盾激化。一九五四年刊载《抢救教育危机》一文，揭露当局“假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呼吁“不能让青年在受教育阶段就使他们对于民主制度有了全然歪曲的认识”。蒋介石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开除雷震国民党党籍。一九五七年，《自由中国》公开反对国民党“法统”，反对蒋连任第三任总统（这一年大陆正是“反右”运动）。一九六零年春，雷震联合岛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者，准备成立新党。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以“制造颠覆阴谋”和“知匪不报”的捏造罪名扑灭了襁褓之中的“中国民主党”。

六十年代初，李敖以“二十世纪的李卓吾”的形象震惊全岛。李敖的思想深受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的影响，针对传统伦理及以传统伦理幌子的国民党专制统治主动出击。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在传统的阴影下接受了旧式的葬礼。而李敖在父亲的葬礼上用“不磕头，不燃纸，不流一滴眼泪”来表达他最深的爱，独自一个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俱往矣”的勇敢。

李敖思想的核心是“全盘西化论”，他是继鲁迅以来对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自身反省最深入的人。他的《千秋评论》达到甚至超越了鲁迅的思想。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大毛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全都是“诛心之论”，鞭打在其七寸之处。

李敖力图恢复胡适的自由主义者形象，把胡适比作具有远见的、好唱反调的乌鸦、称赞胡适是永不停止的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同时，他又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他认为胡适的学术是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与其做迂腐不堪的文史之学，不如在台湾这块文化沙漠上打几口井。

《文星》杂志一石激起千层浪。勇敢的李敖不顾中国文坛千百年的禁忌，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学与朝、野的显贵名流，如：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郑学稼、刘哲、钱穆、唐君毅、萨孟武、谢扶雅等。这张名单还可以像流水一样开下去。我最佩服李敖的就是这一点：相信真理，不相信权威；崇拜自我，不害怕孤立。李敖虽然被捕，但他惊醒了整整一个台湾青年，把独立思考的武器交到他们手中。

如果说李敖是思想界的星辰，那么陈映真则是文学界的星辰。陈映真由个人道德世界的深刻内省走向社会文化结构的批判，“异端·乌托邦”的性格使他的命运具有“孤独的义人”的悲剧色彩。在压抑机制下，“写作”成为他探讨人生、人性、生死、灵肉、个人与社会、理想与实现、奴役与自由等“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方式，写作成为他表现苦难、批判现实、追求自由的象征。

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中，尊敬地称陈映真是一个“身在孤岛，心怀世界”的人；而黎湘萍在《台湾的忧郁》中，借用惠特曼的诗将他比作“孤独的橡树”。陈映真的创作无一例外地具有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处在被禁止和被镇压的地位。特务机构里有专门搜集、分析他的言论的专业思想侦探。被捕之后，他才发现审讯官前关于他的材料已堆积如山。

六七十年代之交，民权运动席卷台湾。在这最黑暗的夜半，知识界并没有保持沉默。一九六八年，柏杨主持的《文季》杂志发表漫画“大力水手”，辛辣讽刺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结果被捕。开始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十年，柏杨在狱中写出了巨著《白话资治通鉴》。一九七一年十月，台湾大学师生召开“言论自由”、“民主生活”座谈会，拉开学运序幕。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学运思想领袖陈鼓应、王晓波被捕。次日，台大学生郭誉妥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在校门持刀自刎，血荐轩辕。

七十年代初，台湾岛内受到一连串政治浪潮的猛烈冲击。成为那一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的，是席卷台港及海外华人世界的保钓运动。经过保钓运动的潮起潮落，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熟起来，作为一支生力军，加入到风云激荡的民主化进程中来。

一九七九年，高雄爆发“美丽岛事件”。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美丽岛》杂志为核心，在高雄举行数万人的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蒋经国下令镇压，一百五十二人被捕。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十四年，姚嘉文、张俊宏等被判十二年。这是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

在数十年的政治高压下，台湾文学取得了令人仰视的辉煌成就。从日据时代的赖和、杨逵、吴浊流，到五六十年代的钟理和、陈若曦、李乔，他们的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具有罕见的真诚和正直的质地。一言以蔽之，保持精英的思考，关注民生的生存，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呕心沥血。以钟理和的《笠山农场》为例，堪称光复前后台湾农村社会的一部史诗。作品笔调虽然凄惘沉闷，但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民众的关怀、浓郁的悲剧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陆文学最为缺乏的。单就侯孝贤的电影和罗大佑的校园民谣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陆电影、音乐不可企及的。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颗颗平凡且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心”。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岛外压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严密禁锢的社会政治控制出现松动，那些自隙缝里生长的小草开始成长为参天大树。八十年代初，政治小说在诸多流派中一枝独秀，为民主鸣锣开道。施明正以亲身经历写出《渴死者》、《喝尿者》等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暗无天日的台湾监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殊死博斗。大拓的《牛肚港的故事》、陈映真的《山路》、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钟延豪的《陈君的日记》等作品，承继了台湾文学一贯的抗议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条线索，与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之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台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不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空洞理念、苍白教条、华丽词藻、悠远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寻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丰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复。黄春明笔下的农民、杨青矗笔下的工人、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黄凡笔下的市民、张系国笔下的留学生、李昂笔下的女性……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了台湾作家启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强烈。他们与民众之间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双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心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虽然是微量元素，却是“活的资源”，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渠道中，以各种方式得以传播和转化。他们是生物学中的“酶”，化学中的“催化剂”。今天台湾的民众可以毫无愧色地享用民主的果实，因为他们拥有值得骄傲的知识分子。

三

在写旧俄知识分子时，我用了较多的理论分析；在写台湾知识分子时，则更多地对事件进行描述。看似体例不统一，实则是对症下药，分别使用最能说明各自问题的笔法。

看法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我的目的不是就事论事，当然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想通过两次“Ｘ”光的扫描，梳理梳理我混乱的思路。也许还是没有梳理清。

旧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贵族，后来转向民粹主义。托尔斯泰放弃奢侈的生活，像农民一样生活，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他们仍然无法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旧俄流行一句颇为恶毒却也中肯的玩笑：“老爷造反，为的是想当车夫。”相反，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平民，甚至贫民的家庭。如钟理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贫如洗的农民，被困苦的生活折磨而死。他们后来却转向了精英的立场。

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问题还是在“民主”上。前者是一种博大、崇高的举动，带着宗教的情怀，获得自我的拯救和升华；后者是一种务实、平稳的选择，带着世俗的考虑，获得与他人的沟与了解。从审美的角度上，我当然更欣赏前者，但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后者所走的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

“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地贯彻民主意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有要民主意识来支撑，对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有益的。如果民主被遮蔽了，那么革命所革的全是知识分子的命，改良所改的全是社会良性的部分，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如晚清慈禧最后的改良。

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是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独立意识。舍此三者，纵然为学界泰斗、博学鸿儒，也是不能对社会进步作任何贡献的废物。有人说，大陆最缺乏的是知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陆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一千多所高校，百万名教学科研人员，大陆最缺的是以上三大意识，最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陆，有“知识”的废物实在是太多了。

望断天涯路，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天涯在哪里?天涯在我们的心中。

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

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最缺乏什么？

两年前的人文精神讨论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后却远远地偏离了问题的答案。

不久前，我有一次回乡之行。我的故乡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回到故乡，就像走进鲁迅的《故乡》，那种阴郁、灰暗，死寂的感觉令我毛骨悚然。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特权阶层的世界，纸醉金迷，斗酒狂欢。小小的乡长拥有好莱坞式的别墅和豪华轿车，一天能够痛饮两瓶茅台酒，玩三个不花钱的妓女。穷奢极欲的程度，令我想起《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笔下古罗马的末世景象。另一个世界是底层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名瘦弱的失业工人吃力地蹬着人力三轮车，十五岁的农家女在歌厅门口招摇过市，手臂上剌青斑斑的中学生在校门亮出刀子群殴。麻木与疯狂混杂的动物性的生存，令我想起狄更斯笔下雾都伦敦的贫民区的景象。我忽然明白鲁迅为什么用“未庄”来命名他的小说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因为那里从未出现过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然而，在当代文化的视野中，“未庄”和“未庄的男女们”缺席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貌居然像阿伯丁神灯一样不翼而飞。九十年代的文坛，智慧而优雅的作家们轻松地描绘着豪华饭店里洋酒的色调和咖啡的香味。小女人顾影自怜，抚摸自己的玉体，美其名曰“女性写作”；老先生反刍记忆，唠叨陈年往事，美其名曰：“杂忆”。一群号称“新现实主义”的青年作家，打出“分享艰难”的旗号。他们也看到了底层的艰难，但他们教育底层：要接受现实、要忍耐、要挺住、要挤出微笑来，面包总会有的。他们认为，上层比底层更艰难：厂长、书记、乡镇长们不容易，官场争斗难道不艰难？走后门、请客送礼难道不艰难？带领群众发展经济难道不艰难？

当代文学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当代文学便丧失了它自身的悲剧性，而走向全盘的彻头彻尾的卑鄙无耻。有底层体验的作家故意抹掉曾有过的底层体验，没有底层体验的作家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莱奥·洛温塔尔说过：“文学中流行两种对现有权力的截然相反态度：抵抗和屈服。”在强大压力之下的屈服是值得同情的，但主动投靠、眼巴巴地盼望招安则是绝对的可耻。除了莱奥·洛温塔尔所说的“抵抗与屈服”之外，“粉饰”是第三种态度，也是危害最大的态度：它致力于消除底层体验的残酷性，有如鸦片、毒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九十年代文学比十七年文学（一九四九—一九六六）还要不堪入目，九十年代作家营造的莺歌燕舞的世界比《创业史》、《金光大道》的世界还要可怕。

当代文学毫不留恋地背弃了现代文学体验底层的传统。由鲁迅开辟的、由许多比鲁迅有着更深切的底层体验的作家延续的这一传统，乃是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最高成就。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动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鲁迅的《阿Ｑ正传》、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长河》、许地山的《春桃》、艾芜的《南行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骆驼祥子》、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活的中国”来。胡风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后记中，用这样的几句话概括“农民底命运”：“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这段话我读了无数遍，每次都有一种切肤之痛。

其实，当代作家中，来自社会底层的比例较现代作家要高得多。但表现底层的作品却大大减少了。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一位陕西的农民出身的作家，在笔会上洋洋自得地说：“靠俺一支笔，把一家老小都从农村写到城市里来了。”上面的悖论在这句话里迎刃而解了。当昔日的底层体验成为他们向更高的目标爬升的障碍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将活生生的底层体验放逐出心灵家园。当连陈忠实这样的作家也被指派去某地挂职体验“生活”的时候，当连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也刻意雕琢美文、培养“文化情趣”的时候，他们作品的价值也就沦为零或负数了。八十年代曾有过几点星星之火，如方方的《风景》、张承志的《黑骏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但到九十年代之后连这样的星星之火也熄灭了。

我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化语境”，除了文学之外，还包括报刊、影视、音乐、绘画等各个方面。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是连锁性的。我曾在四川西部的大渡河上看到逆流拉纤的纤夫，那是真正的血肉之旅。然而这样的血肉之旅在流行歌曲中却被置换成《纤夫的爱》。拍摄精美的ＭＴＶ展示了美丽的山水，肥头大耳的男歌手与甜得发腻的女歌手。画面柔和、饱满、热烈、温馨。我无法听完这首歌和看完这部ＭＴＶ。我想起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这样真诚、痛切与深沉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家们还有什么资格触动“艺术”二字呢？

我的童年是在四川乐山一个叫“新华”的矿山上度过的。穷山恶水间，一排排简陋的棚户，几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工人。在一个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工人在缺乏起码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到井上作业。我也曾被父亲装在斗车里带到井下，昏暗的瓦斯灯、长长的隧道、水流声和脚步声，成为我对童年最初的记忆。事故不断发生，有时一个月发生几次，死亡几个人。尸体被挖出来平放在宿舍区前的空地上，家属们赶去围观，亲人嚎哭，旁人无语，嚎哭淹没在无边的沉默中。四川多雨，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山中多雾，凉风习习。这种体验至今萦绕在我的心中。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这段经历，使我的感觉与同龄人“艳阳天”式的描述迥然不同。我相信，那个叫“新华”的矿山在中国有着普遍的代表性。几年前，我去过太行山深处的井陉煤矿。那里，时间似乎凝滞在六十年代；灰旧低矮的住宅区、井下的强体力劳动以及难以糊口的工资。一位劳模在会上慷慨激昂地作报告，有一句话是“献了青春献子孙”，这句话像一把利刃一样刺痛了我。果然，会后的一个私下场合，这位五十多岁的汉子涕泪并下：“我们这辈子算过去了，可苦了孩子……”矿区教学条件差，能考上大学的矿工子女只有百分之一二。而这是他们唯一的能够逃离矿区的途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酗酒抽烟打架，因为他们没有希望，他们的命运已经被父辈“献”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底层和底层体验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去体验的底层，遍及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广袤的乡村。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知识分子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岛”上，譬如生活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我。我是怀着对“灵魂的圣地”的向往来到这里的，我却发现这里已然是一处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的“小世界”，小得可怜的世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们在一个个的岛屿上忙碌着，进行着知识的加工和生产，就像一个断绝源头活水的湖，“知识在发臭”——我想起一部名字叫《生活在发臭》的美国影片来。一位研究高深莫测的西方文化的女教授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她掩饰不住对自已地位的得意：我是私车族。一位法学教授、跨世纪学术骨干，强暴卖艺不卖身的少女，被对方挥刀杀死泄愤。这当然不是学术界的全部。但学术良知的泯灭和底层体验的匮乏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英国作家毛姆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学院派”的自欺与欺人：“最好哲学家们在得到学位、向年轻人灌输智慧之前，先在某个大城市的贫民区里做一年社会工作，或者从事体力劳动以维持生计。只要他们看见过一个小孩怎样患脑膜炎死去，他们就会用另外的眼光对待与他们有关的种种问题了。”他还尖刻地讽剌文艺鉴赏家和批评家：“他们自命不凡，沾沾自喜。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碌碌无能，却瞧不起别人谦卑地干着命运驱使他们干的平凡的工作。因为他们阅读过许多书或者观赏过许多画，他们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用艺术来逃避生活现实，愚昧无知地鄙夷平常事物，否认人类各种主要活动的价值。他们实在不比瘾君子们高明些，应该说是更坏，因为无论如何瘾君子并不把自己高高地置于台座之上，看低别人。”

泡沫学术、泡沫文学的泛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生活在别处”的知识阶层，连起码的“人”的同情心都不复存在了。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既得利益群休，他们不禁“顾影自喜”。鲁迅曾讽刺古代士大夫装模作样地写“悯农诗”，其实他们跟农民的生活是隔膜的。但今天的文人学者们是连“锄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诗句也写不出来的，他们的心灵已冷却到冰点以下。文学界闹“题材荒”，学术界嚷缺乏“问题意识”——真的找不到值得写的题材、值得研究的问题吗？我们所处的是社会大转折、大变动、大重组的世纪之交，两极的分化愈来愈剧烈，命运每天都在把人推向陌生的境地。现实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即使从前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的也不过如此。然而，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沉默、不可饶恕的沉默。胡适当年坐上人力车时还有“我心惨凄”的感受，今日那些学问远不如他的知识者们大概会心安理得吧。

带着对当下泡沫学术的厌恶与轻蔑，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了一个宝库——燕京大学学位论文文库。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被讥为“贵族学校”。但“贵族学生”们所写的毕业论文却令今日的“平民学生”为之汗颜。试举几例：农科学生韩直章之《中国历史上的蝗患记录》，在前言中写道：“华北诸省旱蝗为灾，饥馑之余继以疫疠，死亡载道，于农民生计上受一重创……数百万灾民不得不弃家流亡，远适异土。然黄河下流，富庶之区，将变不毛之野，一发而不可收拾耶!”因此他以历史上的蝗患为研究课题，力图对政府的救灾工作有所补益。他明确批评政府：“进步缓慢、缺乏根本的方策、缺乏普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的论文，仍然能吸引我反复阅读。社会学系麦倩曾之《北平娼妓调查》，内容极为丰富，如妓院数目及开设机关、组织及营业状况、人数及籍贯分配、年龄与营业之关系，均有详细的统计分析。妓女疾病一章记录患病妓女高达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一人，其中梅毒九百二十四人、下疳二百九十四人、淋病九千七百六十人、其他疾病八百七十三人。作者目睹惨无人道之刑罚如“用火绕红的通条来打、用猫放在妓女的裤裆中然后打”。论文中还有数十名妓女的“口述实录”，的确是斑斑血泪。教育学系王文华之《西冉村的农民生活与教育》，后记中写道，作者在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两个月，交上了朋友，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他感叹道，“我们可以看到乡下人的苦况，一年里终日工作不停，所得的报酬，是那样的微薄。乡下人是人，我们也是人。”最后一句话显然不是故作姿态。论文前附有不少照片，三十年代的长袍大学生与各色农民交谈，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教育学系杨树声之《学徒之教育》，调查了北京的各类学徒，遍及银号、广货店、钟表行、手饰店、手工作坊、土场、梨园、杂技团等。尤其关注受剥削、受凌辱、受压迫最深重的女学徒和童工。论文指出，“童工在工头统治下，威吓压厉，劳动不休，每日工作竟在十二小时以上，而所收入者亦不过数角而已，设备欠缺、温度空气不调节，睡眠亦无所定，摧残其身心之发育。”经济学系杨静予之《抗战期中四川农村主要物品价值及农民购买力与生活指数之分析》，统计了农民售出产品：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油菜籽、猪；购进产品：犁头、锄头、肥料、水牛、黄牛、食用品、衣着类的价格及变动，描绘出农民困苦的生活，指出：“抗战时期川省农村经济之凋蔽现象，政治制度之不善为其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还提出若干改进农民生活的措施，如改革农业租佃制度、实行农业工业化、畅通交通运输等。以上仅举五例，篇篇都令我手不释卷。阅读燕大学生论文，反思当代学术困境，症结之所在昭然若揭。

近年学界国学与后学齐热，标举“学统”的呼声颇高。我想，除了乾嘉学统之外还有顾亭林、黄梨洲之学；除了清学之外还有二十世纪二十——四十年代的学术。可惜的是，今日学人既不愿作顾亭林、黄梨洲的思考，又不愿作费孝通、陈瀚笙的实践。在真空中能做出怎样的学问来呢？他们所走的是一条死胡同。

我所说的体验，包括思考、实践、沟通。

王岳川这样论述体验本体：“人生是一个永远体验着自思着的过程，知识和知性乃至逻辑推理并不给我们提供现成的人生困境的答案，答案只在每个人的寻求和探索之中，在于我们把握那震撼我们灵魂的人生重大困境和对生存处境的深切洞悉。我们只是人生最高问题的提问者，答案在生命的真切体验中，在亲身的经历、直接的感受、心灵的痛苦、危机和唤醒中。”王岳川重视体验的内向性，我则关注体验的外向性，即以他人的体验为自己的体验，在对底层的、赤裸的、蛮性的、黑暗的、残酷的生命状态的体验中，使知识者自身苍白的、文弱的、虚伪的、中庸的、温情的体验得以丰富、扩展和升华。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认识到“外面的人”跟“我”息息相关。

这个问题解决了，学术何为、文学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也就是王晓明所说的“认同”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我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型的社会改革家》，副题《专业人员放弃高位报酬，矢志扶贫济困》。文章写道，美国有许多专业人士放弃了权大薪高的职务，把全部时间用于济困扶贫。这种职业上的变动已经使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华尔街大公司的财务经理巴特·哈维，在巴尔的摩郊区有宽敞的住宅，闲时便到欧洲去度假，哈佛大学的学历还使他置身于哈佛校友的关系网中。按传统的看法，他这大半生已经功成名就：声望、金钱和随之而来的权势样样都有。但是，两年前他更换工作，到一家低薪的基金会，从事振兴日益衰败的内城区的工作。哈维说：“以前我过于注重金钱，价值观念太狭隘。”他回忆过去他本人偶尔到纽约市哈勒姆区和东村用餐或消遣，目睹这些充满犯罪、腐朽不堪的社区与他所生活的富足世界竟是如此悬殊，使他心里感到十分不安。他说：“看到人们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生活，我总想，应该有人来管管这类事！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我实际上与其他人一样，正是该来管这种事的‘人’中的一员。”

玛丽亚·福斯卡里尼斯放弃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去救助无家可归的人。唐纳德·马丁医生放弃了在马里兰州行医十九年的职业生涯，到一家为穷人治病的诊所工作。梅里尔·克拉克放弃了他在管理咨询方面的专业工作，去帮助失足青年和不知所措的未成年父母。他们希望用他们的技术，用他们在美国名牌大学受到的教育，以及他们与美国企业界的广泛联系，去推动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他们转换工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对他们所从事的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及其所供职的官僚机构的寡情薄义深感厌倦和绝望。有些人认为，有必要按照长期受宗教信念熏陶而形成的社会价值观，或者说应该按照根深蒂固的关心穷人疾苦的信念行事。他们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家庭、朋友和同事们的怀疑、批评和夹杂着内疚感的饮佩之情；而他们自己则认为，他们正在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从中得到很大的满足感。

对于这些从事专业工作的、曾经手头阔绰、一切都唾手可得的人来说，投身于新的领域不但耗费大、工资低、工作时间长，而且往往是请求别人帮助而非给予别人帮助，这一切都绝非易事。这样的人在美国高级白领中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五，但记者尼克斯动情地写道：“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波，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要求中国目前的利益分享者（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阶层）像这样“纡尊降贵”，无疑是缘木求鱼。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的社会是不义的社会。一个社会需要一批知识人，他们不应仅仅是专业人士，而是某种价值观的承载者。他们是微量元素，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当中国知识界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民间资源的使命的时候，当代文化的雪崩也就降临了。首先抛弃“沉默的大多数”的知识群休，必然遭到“沉默的大多数”的抑制甚至敌对。“无机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无机文化”，到头来不过是自言自语而已。

我保存着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底层体验，而且不间断地去体验底层。我清醒地知道这仅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的底层体验和我所体验到的底层，是我开始思考、写作的起点与支点；如果我的思考与写作跟那些文坛学界的名人有一点不同，那么我要感谢它们。记得福克纳说过：“我很难理解，一个人既然热爱上帝，又怎么能够不同样地热爱自己的邻居，尤其是一个受压迫的邻居呢！”

我也如是想：一个人既然热爱中国、热爱真理，又怎么能够忽视甚至蔑视跟自己在同一块天空下艰难地生活的中国同胞呢？

这是我写得最困难的一篇文字——不仅因为文章的题目，还因为我自己选择的写作状态。

第四辑 火与冰

一

没有嘘声的北大是残疾的北大。

今天，北大最多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授，而是栅栏。一个同学因发出嘘声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旁人不过发些“太不走运”的感想而已。然而，防民之口，如同防川一样，是靠不住的。

齐克果：一个嘘自己的人，一个以嘘自己为乐的人。这正是齐克果的伟大之处。在嘘别人之前，先嘘自己，这是我想对朋友们说的话。

二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

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

三

在三教上完某节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上的书本，门口便如潮水般地涌进一大群学生。他们如狼似虎地抢占座位，我欲出而不能。很钦佩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为自己的懒惰而惭愧。一问，才知道下一节是日语课。忽然想起五十多年以前，一群同样以“北大人”自命的青年，在枪炮声中唱着宏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北平一直步行到昆明，宁死也不愿在那群矮脚猪猡的统治下生活。

西南联大的校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西校门一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寂寞地立着，校友们的名字依旧清晰。我常常在暮色中来到碑前，为这些真正的校友们燃一柱心香。

报纸上登载，日本殡仪馆里背死人的工作大部分由中国青年承担。而东京红灯区的妓女里支那女子的比例也日渐上升。彼岸，“中华民国”的“总统先生”自豪地说：“我算是半个日本人。”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向仇人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依然无话可说，总觉得愧对纪念碑上那一排排名字。

这就是历史？

四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

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徙。

五

堕落。

这是一个朋友对当下大学生阶层的精辟评价。我却宁愿使用这样一组比喻：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堕落：程度的不同，仅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堕落，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没有资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

六

国庆节，骑车经过海淀路，一瞥之下，觉得那家金碧辉煌的“肯德鸡”连锁店有些异样。走近了，原来门口挂出一幅红色的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下面，是那个加州老头笑眯眯的肖像。

觉得老美倒还挺能入乡随俗的。

七

读完《资治通鉴》，这才明白蹲在监狱里的柏杨为什么要费巨大的心血去翻译它。

《资治通鉴》是本适合在监狱里阅读的书。爱国的青年最好不要读，这里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的论据。这些句子只写在中学的课本里。

八

海外学者回国来作报告，总喜欢激情澎湃地谈“爱国主义”，谈得声泪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场面所感动，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终于有一次，我突然冒出异样的想法：到底“爱国”的是谁？是在国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普通人，还是扬我国威、衣锦还乡的海外同胞？谁更有资格谈“爱国”的话题？

我绝对尊重海外游子们纯洁的感情。但我总认为，真正爱国的人都是不说“爱国”的。

九

老先生们津津乐道“乾嘉学统”，大师们的牌位重新被抬出来供奉起来。对我来说，却只记得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清初思想家，乾嘉诸老的名字一个也记不得，也不愿望去记。

所谓汉学空前绝后的辉煌，不过是文字狱最残酷的时代里的一堆文字垃圾而已，我统统不懂，也不以之为耻。

十

萨达姆又当选总统了。唯一的候选人，全票通过。

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说：“选举是公正的。”

十一

周末，当代商场。一字排开的十多位美艳照人的广告小姐很快淹没在人堆里。一大堆男人和女人衣冠楚楚，却抛开绅士淑女的风度，像饥饿的乞丐扑向面包一样向柜台前面挤，一双双伸出去的手，像是溺水者拼命想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抓起来的却是一支支的香烟。原来，这是万宝路香烟在搞促销活动，美女们胸前佩着“万宝路小姐”的飘带，柜台前是一盘盘供顾客免费品尝的香烟。

报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而克林顿却向几大烟草公司宣战，颁布了新的禁烟法案，规定青少年买烟必须提供年龄证明。

为同胞的健康担心，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个问题，还得向林则徐老前辈请教请教。

十二

认识自己的愚昧与卑微，是自信心得以建立的根基。

十三

自信是一种遭人怨恨的品质，因为自卑的人占绝大多数。

于是，我注定了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朋友。

十四

一九九五年的最后一分钟，在未名湖畔的铜钟前，一群手里拿着小蜡烛的学生围着几位老教授。其中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敲响了新年的钟声，“北大的钟声已经沉睡了好些年，今天，它又响了！”老教授们个个都像年轻人一样生气勃勃、笑声朗朗。

我听到了一段对话。某人问：“为什么你们都拿着蜡烛呢？”某人答：“在这样黑暗的夜晚里，我们想保留一点点光明。”

这一夜，我彻夜未眠。耳边是悠远的钟声，眼前是闪闪的烛光。

十五

这个世界上，爱我的人很多，真正理解我的人呢？

十六

生命可贵。

斯大林就是一个异常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有一次他必须乘飞机去波茨坦，飞机准备好了。但是经过长时间动摇后，他拒绝乘飞机，决定改乘火车。代表团甚至开会都迟到了，准备得这么长久，一切都作了检查。贝利亚报告说：准备了一条专线，专门的列车，装甲的底部。在离柏林的每一公里上站有约十五名士兵，并有数辆装甲车护送。在波茨坦，有内务部所属的七个精锐团围成了三个圈守卫着他，而契卡分子又有多少。可是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是官方不公开的统计学范围的事。

生命可贵。

记得拉练途经井陉体验矿工的生活，带我们参观的一名工人师傅说，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井下暗无天日，漆黑一片，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塌方呢？瓦斯灯下，他安详的笑容显得那样动人。我闻到他身上呛人的烟味和汗味，蓦然觉得这个陌生人的生命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人固有一死。有人重如泰山，有人轻若鸿毛。重如泰山者压在别人的头上，压得别人艰于呼吸；轻若鸿毛者飞向天际，引后人仰首眺望。

十七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分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已。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十八

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十九

我对“学术”总持怀疑的态度。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匮乏的时代。在清代，学术大师们舒舒服服地做亡国奴，舒舒服服地搞学术研究。音韵、训诂、版本、文献终于掩盖了扬州嘉定的血与火，掩盖了三寸金莲与猪尾巴。

二十

刘再复先生在《人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溟等，也有很多故事。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事，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而今在北大，“好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同凤毛麟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斟词酌句。

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北大而言的。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二十一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底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说话，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话，他是二十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指责写历史的人也许过于苛刻。因为知识人同样存在着表达的困难，他们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别人说话呢？就“失语”这一点而言，知识人与民工毫无区别。

二十二

二战的硝烟里，听到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消息后，远在巴西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茨威格与夫人双双服毒自杀。他在遗言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自我毁灭……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

茨威格的最后两句话将永恒地延续他的生命。除此之外，知识分子再没有别的快乐和财富了。一切为捍卫这两条原则而献出生命的知识分子，都将如长明灯一样，闪烁在后人的心中。

二十三

在图书馆台湾报刊阅览室，我希望看到几种新到的台湾报纸。

管理员说：“你有介绍信吗？”

我诧异地问：“看看报纸还得要介绍信？”

管理员说：“当然啦。你先到系办公室开介绍信。证明你正在搞某方面的学术研究，我们才能让你看报纸。”

在报刊阅览室看报纸还得开介绍信。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二十四

项羽的无能。他能放一把火烧掉阿房宫，却烧不掉一代又一代的皇帝们大兴土木的嗜好。

“烧了就修，反正我有的是子民。”皇帝如是说。于是，放火者陷入了西西弗斯的境遇之中：明知放火无用，可又不得不放火。

二十五

蔡元培先生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清流，与陋俗奋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迹象也！”

不知蔡校长回到今日之北大是何感想？我想多半还是无言。因为汉语中没有哪个词汇，能够表达他的失望。

二十六

一九二四年，梁漱溟先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为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先生的看法大有古代学院的风范，使人想起《论语》中描述的情景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北大，“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如何呢？“多乎哉？不多也！”

二十七

在故宫、颐和园等昔日皇家禁地，游人如织。租古装照相的摊位比比皆是，皇袍凤冠应有皆有，国人乐此不疲，有的还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威风一番。因此，这些摊位捞足了油水，而游人也过足了帝王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皇袍在身的照片。快门按下的瞬间，他们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每当看到这样的笑容时，我赶紧转过身去，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恶心。正因为每个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于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渴望龙袍加身，所以才有长久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心理不彻底改变，无论统治阶级怎样更替，也无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做了五千年奴隶的中国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二十八

朋友中，喜欢读新书的居多，今天“东方主义”说得头头是道，明天“后殖民主义”准吹得天花乱坠。我却喜欢翻旧书。旧则旧矣，旧中有旧的趣味。

逛旧书摊时，看到一本破旧不堪的一九六六年第六期的《中国妇女》，封面是个小女孩。平淡无奇，一翻封面说明，才觉得妙趣横生：

“封面的小女孩叫马平国，今年九岁，是邢台地区一个贫农的女儿。她非常热爱毛主席。今年三月，邢台地区发生地震，小平国家的房子倒了，她的腿受了重伤。妈妈来抢救她的时候，她说：‘先别管我，快把毛主席像取出来。’当她看到毛主席像边上砸破了一点，她伤心地哭了。……小平国被送上飞机，这时她突然喊：‘妈妈，我要毛主席像！’……她看到毛主席像后，高兴地说：‘毛主席呀！我已见到您了。’”

我们这个民族善于忘却，然而，忘却这样的千古绝唱，未免太可惜了。

二十九

狄奥根尼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有一天，关心知识分子政策的亚历山大大帝跑来慰问他的生活情况。狄奥根尼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然而，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最后，狄奥根尼不得不缩进一个古代埋人的大缸中，留给第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像狗一样生活！”

犬儒学派便诞生了。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识分子在服用大量的鸦片之后，看到的自己便是这副模样。实际上呢？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以前我常常将这些大学问家神话化。拿小时读四书五经获得的感性经验去套他们，结果往往是“告别诸神”。知识分子也是人，大学问家也是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是人，便有人的阴暗面。我们用不着去苛责谁。我们一定要警惕：千万别把人当神！

三十

在故宫养心殿看见一副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此联为雍正所撰。

此时的心情难于言说，忽然想起北岛的一句诗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过于天真了，他还相信“历史”。养心殿大义凛然的对联告诉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是真相。

三十一

相对于真话而言，假话的制作乃是一门精致的艺术。一九零三年塞尔维亚国王与王后双双遭暗杀，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国王与王后消化不良逝世。”确实也是“消化不良”，钢铁制成的子弹让娇生惯养的国王与王后如何消化？

三十二

哲学家奥卡姆与巴伐利亚国王结成反对教皇的联盟。哲学家对国王说：“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则用笔保护你。”可是没有多久，国王向教皇妥协了。于是国王将哲学家出卖给教皇，哲学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哲学家的天真使他枉送了卿卿性命。笔的力量怎么能与剑并列呢？

韩非是权术思想的大师。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叹息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一辈子研究人的阴暗心理，提供给帝王用来统御臣下。然而，韩非最终却死在暴君奸相的手下。难怪司马迁感慨万分：“余独悲韩非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认识到人主不可侍，却仍然为人主服务，并最终惨死于人主手上。一代代知识分子很少觉悟过：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思想家没有人格独立的时候；思想家是软弱的，尤其是在思想为专制服务的时候。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知识更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毁灭知识者本身的权力。

三十三

瓦文萨当完总统再当工人，当总统期间，他是向工厂申请“停薪留职”的。

与其把瓦文萨的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崇高品德，不如看作是民主体制下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

三十四

牛蝇。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吆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叮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曾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很难变成蝴蝶。

三十五

普希金死后。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谁在走“伟大道路”？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三十六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场。

“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一九三三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一九三四年初，新生活运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六十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订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一个是改动了标点符号的位置，另一个则是在中间增添了一个“淫”字。蒋先生若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

“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国圣贤的说法，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身是纯粹个人化的活动。现在，修身却变成了搅拌机和举重机，北大“国学大师”多如牛毛，为什么没有哪位大师出来指出这点小小的误差呢？

三十七

“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他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睥睨大学教授们。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三十八

文章与老婆。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是愚人之论。我的观点是：“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三十九

鲁迅说专制令人冷嘲。我却说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愿意为它鼓掌。实际上，专制只允许热颂，冷嘲者的命运便是嵇康的命运。

四十

李敖的《千秋评论》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时，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在编辑过程中，考虑到两岸观念形态的差异和广大读者阅读习惯的需要，在不损其作品原意的前提下，对原著中部分章节、段落及文字作了删节。”

书后的这段说明堪称妙文。“两岸观念形态的差别”倒还勉强说得过去，“读者的阅读习惯”则值得商榷：谁是读者？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习惯，编辑先生难道能代表所有读者的阅读习惯？除非像孙猴子一样钻进每个人的肚子里去搅鼓一阵，似乎没有哪个编辑有这样的本领。“不损其作品原意”——真能不损吗？玩什么掩耳盗铃的游戏！

中国的文字工作者无一例外地遭受到被阉割的命运。李敖这样惊世骇俗的作家更是检查机关的公敌。在台湾遭删节时，还能有方框的出现，或者注明“以下删去多少多少字”；在大陆出版时，则快刀斩乱麻不露痕迹，读者只能隐约觉得在中间缺了点什么，却没有任何标识，非得找另一个版本来对照不行。

面对锋利的手术刀，我们无处逃遁。

四十一

《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塞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四十二

戒烟日那天的一则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医院组织保安人员，一旦发现吸烟者，便让他拿着一块“我是吸烟者”的牌子，站在医院的院子里义务执勤，直到有下一位吸烟者来代替他。该医院的院长笑容可掬地告诉记者：“这种方法推行以后，效果好极了！”

我记得以前在《聊斋志异》中读到的一则故事。投水自尽者的鬼魂为了来世投胎，必须隐藏在水边，诱惑下一名想自尽的人。这位聪明的院长一定读过这个故事。我又记起美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那是一个“猩红Ａ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奸罪者都必须佩戴这样一种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吸烟的人。但是，我也坚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四十三

沉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头了。

四十四

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出低谷，神职人员不惜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烧死布鲁诺的主教们的墓碑也已经风化。中国却出现了一位号召圣战的作家——张承志。

四十五

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如说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庭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液，将二十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前。

四十六

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种规范化的监视，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层级监视和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被高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并置身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拔。

今年高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为孩子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进入重点中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流涕的、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的家长。考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身。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可是我还得去系办公室看自己的考试成绩，结果无非是沮丧和骄傲两种。

四十七

宽容。

仁人志士们都在提倡宽容，仿佛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可是，中国能出陈希同、王宝森，难道还能说我们不宽容吗？还是殷海光说得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宽容和权力紧密相连；有权力的人享有被宽容的权利，没权力的人享有宽容的权利。

四十八

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我在二十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十四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扫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顶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舅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贞烈可风”。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东风如何不能压倒西风？

四十九

《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

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五十

乱世与盛世。这是一对可以互换的词语。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

大多数时候，关于乱世与盛世的认同，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时候是例外，譬如“文革”时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乱世。”

五十一

自古以来，中国有顺民，也有暴民，唯独没有公民。要么缩起头来做乌龟，要么像李逵那样操起板斧来杀杀杀，所以中国鲜有进步。

五十二

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

五十三

权力的控制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极端残酷的代价。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我是队列课上挨训最多的人。直尺一样整齐的队列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前０．１秒跨出我的腿，于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你这个害群之马！”最后，我终于成为队列中规规矩矩的一员。在人人都激动万分的方队里，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惧。

我不否定别人对整齐划一的选择，但我希望每个时代都能有它的“不加入者”，这些不加入者不至于被认为是疯子或罪犯，关进精神病院或监狱里去。

五十四

尼采说：“上帝死了。”于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实，中国人个个都可以算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泊的那群英雄好汉们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谁是天？我就是天；何为道？握在我手里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场时，挥舞板斧，砍下的是百姓一颗接一颗的人头。怎么，不服气？我是在替天行道。

所谓哲学，所谓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五十五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草，大煞风景。

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象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千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

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五十六

儒教中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史书上对孝行的歌颂比比皆是。《新唐书》中记载，安徽寿州安丰县官员李兴的父亲患了重病，李兴就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送给父亲当作药物食用。后来，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还为李兴专门写了篇《孝门铭》。《淮安府志》记载，东汉时有个叫李妙宇的女子，为医治公公的病，从自己的左大腿割下三块肉，烧成汤给他吃。在这一孝举之后不久，她的公公就恢复了健康。美国学者郑麒来教授在研究明代历史时，仅根据《明史》和《古今图书集成》两种史料的记载，就统计出明代有六百一十九名贤慧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疗伤，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臂、肝脏、手指、耳朵、乳房、肋骨、腰、膝、腹等，她们被誉为“人类道德的典范”。

每个为中华文明感到陶醉的人，都是历史书读得太少的人，虽然有些人表面上看似乎是博学鸿儒。

五十七

饭碗。

饭碗就是那种毁灭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吞噬人的自尊、自信，却又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金饭碗、铁饭碗、泥饭碗，饭碗的不同，也就是人的不同。

五十八

世有渊明，生为菊花无憾也；世有白石，生为梅花无憾也；世有嵇康，生为琴弦无憾也；世有余纯顺，生为穷山恶水无憾也。

不遇知音，是人生无法克服的悲剧之一。

五十九

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贽；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生于魏晋，当见阮籍；生于汉，当见太史公；生于周，当见庄子。

世间面目可憎之人多，欲与交游者，二三子矣！

六十

苏共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会议厅的每张椅子都有自己固定的主人，这些椅子认识自己的主人，就像他们认识它们一样。

在这间会议室里，椅子远远比人要高贵。主人会死亡、会辞职、会垮台、会遭罢黜。昨天贝利亚还稳稳当当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眼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二天他却趴在椅子下面，身上是一排弹孔。赫鲁晓夫去休假的时候，他以为他与椅子是短暂的分别，谁知道终其一生再也没坐上那张心爱的椅子。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只有椅子依旧，只有椅子永恒——“它们”对着“他们”冷笑，弄不清谁是谁的主人。

没有政治局的俄罗斯，椅子安在？

六十一

一九四六年八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被正式告知：市政厅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升任”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西班牙语里鸡、兔是怯懦的同义词，这是庇隆一伙的奇袭艺术。

博尔赫斯的反应令庇隆政府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性格内向的作家会把苍蝇吞到肚子里去，没能想到作家的手指轻轻一弹，将死去的苍蝇弹到他们香喷喷的咖啡里。博尔赫斯在声明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述的故事是不是一则寓言，然而我怀疑记忆与遗忘的天神，它们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如果它们忘却的是其他的事情，如果它们只保留了这一荒唐的传奇，它们或许有一定的道理。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的职责之一。”

博尔赫斯，那个优雅而不关心政治的博尔赫斯突然变成阿根廷此后十多年里反对极权主义的象征。对他这样一个害羞的、腼腆的人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角色，然而他毫不畏缩地担当起了这一角色。看来庇隆政府为他的鸡、兔们选错了稽查员。

真正受到侮辱的，并非被侮辱者，而是侮辱者自身。

六十二

我有三本书爱不释手：充满豪侠之气的《史记》、充满雅稚之气的《世说》、充满狐魅之气的《聊斋》。有此三“气”，足以抵挡今世之俗气也。

六十三

军训的时候，每逢周六下午，有两种选择：一是去厨房包包子，二是在宿舍里听班长读报纸。包包子，闻多了葱蒜的味道，到了开饭的时候便是一个包子也吃不下去，心里直想呕吐。于是只好听读报纸，读的偏偏又是最枯燥无味的文章。唯一的解脱之道是睁着眼睛养神（不敢闭目养神，因为时不时有教官走进来查看）。养神的时候，把中学时代漂亮的女同学都想象成自己的女朋友，便觉得幸福触手可及。后来一问战友们，十有八九以此法渡过难关。看来，在食色二字上，大家都一样。

小时候，有许多奇思异想。曾想过，假如谁发明一种芯片，植入人的大脑，然后在屏幕前将人的所思所想显露出来，岂不妙哉！现在，我才暗自庆幸，幸亏我没有把这种发明付诸实践。要不然，在神圣的读报时间，英雄的故事在空气里弥漫，电脑屏幕上却将听读报的学员和来视察的教官的大脑活动显示出来。互相之间岂不尴尬——屏幕里都是美不胜收的裸体女郎。

六十四

发型。发型是人身上最能表现个性的地方之一。所以，一进军营，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剪发。男孩子倒是无所谓，排着队理发，嘻嘻哈哈的；女孩子那边呢，青丝缕缕落尘埃，哪能不哭得凄凄惨惨？

一日为兵，一日无“发”。内务中明文规定，男兵头发为２．５厘米。大家摸着自己的光头，这才发现每个人的脑袋竟是如此地相似。然而，脑袋的相似，并不等于思想的相似。想出剪发妙方的家伙，一定是个大傻瓜：剪去头发，就能剪去个性和思想吗？回到北大后不久，我打量着昔日的战友们：原来他是这副模样！渐渐地，统一的小平头的形象在记忆里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迥异的个性与迥异的思想的外化——迥异的发型的形象。

六十五

像小孩一样天真的政府总喜欢把民众当作天真的小孩一治理。

六十六

吻。

一个女人肯接受你的吻，并不意味着她喜欢你。女人有冒险的天性，她让你吻她，多半是想试试：自己敢不敢让人吻和你敢不敢吻她，仅此而已。自作多情的男子往往由此误入歧途，正如年轻时候的我。

同样，竞选中的政治家在街头抱起一个婴儿吻一吻，并不意味着他喜欢小孩。政治家一边吻小孩，一边盯着小孩父母手中的选票，尽管此时淘气的小孩可能撒了一泡尿在他的手上，他恨得牙齿痒痒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被政治家的温情深深打动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在选票上填上政治家的名字。这一瞬间，他们忘了政治家曾有贪污、欺骗、性骚扰等斑斑的劣迹。多么神奇的一吻！

吻，一种传递错误信息的通讯工具。

六十七

讲台上教官滔滔不绝地讲，下面是一片钢笔写字的沙沙声。是在记笔记吗？非也。每个人都在一叠厚厚的信笺纸上写信。时间如此漫长，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绞尽脑汁，给每一个能够联系上的朋友都写信去。

卡夫卡曾否定过写信的意义：“真不知道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念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触及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越了人类的力量。写信意味着在贪婪地期待着的幽灵们面前把自己剥光。”然而，当我们被重重包裹起来的时候，剥光自己便成了唯一的冲动。那些日子里，中队的信箱常常爆满，一位朋友说，他一天创下过写十八封信的记录。那时，我们的信都成了“军邮”，不用贴邮票。

六十八

沉默使我开始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之后，我却陷落在更深的沉默中。

六十九

女人的眼泪。每当她们理亏的时候，她们便开始流泪，一直流到男人恍然大悟理亏的原来是自己为止。男人流泪，只能表明软弱；女人流泪，却能增添可爱。

七十

相信真理，不要相信那些宣称掌握真理的人；怀疑一切，不要怀疑自己所拥有的怀疑能力。

七十一

胡适留美归来，相信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文化入手，因此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约束。他们一班谈政治的朋友调侃地说：“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然而，不久胡适就大谈政治，参与实际运作，处女之身也就破了。

相当处女又不甘心，想当妓女又觉得可耻，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

七十二

齐克果说：“在哥本哈根我是唯一不被重视的人，是唯一一无所用的人，是一事无成的半痴半癫的怪人。”他不愿做观众，他忍受不了舞台上庸俗的喜剧；他更不愿做小丑，尽管小丑的角色在观众眼里是伟人。他中途退场了，于是观众和演员都向他吐唾沫。

七十三

陆军学院请来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作报告，一讲就是三个小时，而且一点儿没有结束的意思。一位同学实在支持不住了，举手向旁边的教导员报告：“教导员，我请假上厕所！”该教导员勃然大怒：“你的膀胱就这么小？”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膀胱的大小显然与觉悟的高低无关。然而，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敢说什么。

七十四

个性。个性是一捧荆棘，所有的刺都对着自己的肌肤。

小学的时候，老师在给我的通知书上的评语中往往有这么一句话：“该同学个性太强、不合群……”

而我浑然不觉。老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非是当同学们都蹲在教室外的花坛边看地上的一群蚂蚁时，我却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他们。

七十五

渴望理解的往往都是弱者。相反，没有人能够理解强者。于是，希特勒便成了同性恋者、女人、两性人及精神病人。

七十六

王尔德说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即爱和恨，而不可能存在友谊。”可惜的是，这样的真理却由一名同性恋者道出。

七十七

我不喜欢小孩。我曾看见一对五岁的双胞胎抢一大包饼干，他们的妈妈将饼干分成两半，在他们面前各自放了一大堆。他们却用眼光死死盯着对方的那堆，拼命去抢，抢得惊天地泣鬼神。其实，依他们的食量，最多能吃三四片而已。

从那时起，我便不再相信老子所谓的“赤子之心”。老子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我才是。

七十八

哥仑布。

他们用铁链将他押解回国时，他或许也认为自己失败了，但是这不证明地球上没有美利坚这个地方。

我。当我口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障碍，恰恰说明我为表层后面的真相所震惊。

七十九

钱钟书。

吴组缃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管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恪。五十年代初，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膑的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事”、“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恪的面貌音容；在《管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八十

思想：在黑暗中触摸每一张息息相关的面孔。一只铁栅栏中伸出去的伤痕累累的手。

八十一

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八十二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中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久居美利坚的大学者并不理解中国：倘若先天足而后天调，那就不叫“五四”运动了。在中国，只有宫廷政变是“先天足而后天调”的。

八十三

《街道》杂志报道，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在上海商业超市供配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内，翰维广告公司的沈双为一生首次下跪，成了上海第一个向客户下跪的广告人。

六月十七日夜起，沈双为连着干了三个通宵，及时将广告策划书交到对方进出口部经理手中，开价一万两千元。但对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未能付款。当沈第十一次踏进该公司时，仍吃白板。此时沈突然下跪，达五分多钟。沈认为自己选择这种“斯文扫地”的形式，绝非仅仅为了一万两千元。他多次对该公司经理们重复了一点：请尊重我的智力劳动。

读着这则报道，我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今人则说，人人膝下有尊严。沈氏之举动，自己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的智力劳动呢？报道的行文，好像十分欣赏沈的“敬业精神”，有意为其立一个“下跪牌坊”。

中国人总爱下跪，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者，是正义的，是值得同情的。下跪包蕴了极为丰富的身体语言，它将评判是非的标准悬空了，它给人以这样一种误解——人家都已下跪了，你还不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是人还是畜牲？

报道说，这是沈的第一次下跪，我怀疑；报道说，沈下跪不是为了一万两千元钱，我更怀疑。

这样的敬业精神泛滥起来实在有些可怕。我们便成了乞丐的国度。

八十四

异曲同工。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一日的《南方周末》上又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不跪的人’上学了”。说的是韩国女老板让中国工人下跪时，唯一不下跪的打工仔孙天帅，最近被郑州大学录取。十月七日，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专门为孙天帅举行了入学仪式。郑州大学学生处处长将“郑州大学”校徽戴在孙天帅胸前。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说，孙天帅可贵的气节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的行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所表现、所呼唤的，同时也是现今社会有些缺乏的，我们免费接受孙天帅入学，是对他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的推崇和彰扬。

我读到这则报道时，也有一种不对味的直觉。就好像一道精美的菜，各种佐料放得恰如其分，但一入口味道便令人皱眉头。孙天帅的民族气节固然令人钦佩，但品德高尚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读大学的文化素质，报道没有指出孙天帅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约是不便提及。大学不是树贞节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贤祠，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炮制”，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道德、品质、气节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东西，假如把它们当作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时，它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被颠覆了。因为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有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人有道德而无知识，有人既无知识又无道德，也有人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我们不能说：有知识就拥有一切，或者有道德就有了一切。

传授知识的大学是要靠考试进入的。当然，我们不妨为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们办一所道德大学。

八十五

当一位学者的创造力枯竭的时候，他便使用“学术规范”的话语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捍卫自己已取得的、而且将要失去的地位。

一位大师诞生以后，他便成为某种“规范”，这是背叛他的学生们的杰作。学生们本人成不了“规范”，只能依靠这些“规范”混碗饭吃。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突破“规范”的行为当作打破他们饭碗的行为。于是，突破“规范”的年轻人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爱因斯坦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在若干年前由卡尔·波普尔推广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科学标准，并不在于人们可以据此来检验每种对该理论提出质疑的新体验的精确性，而恰恰相反，在于人们可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指出它的错误。这样，在波普尔看来，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正教的精神分析学都被它们的信徒误以为是科学，因为这些教条“总是”有理。它们自我封闭，没有留下任何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任何悬而未决的观点、任何没有答案的疑问。然而，真正的科学同某种极权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只有它才具有活力。为此，科学中应该具有缺口。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也完全一样。

我不喜欢读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我写学术论文时总喜欢“出格”。寂静无声的学术界，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岂不有趣得多？

八十六

从不谈足球，哪怕因此受到攻击。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滔滔不绝地谈国安队，我却一言不发。他开始眉飞色舞，后来脸色阴沉下来，心里也许在嘀咕：居然有这样的怪人！到了目的地，司机狠狠地多要了我好几块钱，就因为我不谈足球。

人人都在谈足球，如痴如狂，即使是女孩子们也着魔似地加入进来。我仍然不谈足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别人爱干什么，绝对与我无关。

八十七

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出版后，罗素夫人勃拉克致信给他说：“我于一九二零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在你的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说过，我已经从在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了我的生命哲学。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校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

那种能够穿透一个外国人的皮肤的精神与气氛令我神往。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鱼儿在江水中游弋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

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我更加痛苦。

八十八

社会封闭，图腾高悬。

社会开放，图腾崩溃。

八十九

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沉默意味着一种恶劣的态度，一种异端的身份。

在健全的社会里，沉默仅仅是不作判断，有那么一些保持不作判断的姿态的人，整个社会的判断才有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九十

一片茶叶一旦曝晒在阳光之下就会变色。这是远离孤独的保护、背叛孤独的惩罚。只有蚂蚁才喜欢成群结队，并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受到幸福。

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

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何必让人理会呢？放不下桂冠诗人架子的聂鲁达，不敢在孤独中写作，因而被博尔赫斯视为名利场中的俗人。

孤独是篱笆。有篱笆，才有自己的园地。

九十一

儿童喜欢独白，成人渴望交流。

所以，成人比儿童更软弱，更缺乏自信。成长是一个丧失的过程。

九十二

教授桃李满天下，教授的儿子却沦为不良少年。能够教好学生，却不能教好儿子，这是教授的困惑，也是教育本身的困惑。

谁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九十三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预报。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到过北京。北京的一千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

九十四

曾任沙俄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记载了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的情况。

当时，霍登广场发生惨案，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挤压，人山人海的波动失去了控制，挤压死伤两千人。李鸿章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说，当然要禀奏。李鸿章摇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大臣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瘟疫，死人数万人，然而我向皇上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相安无事。当时有人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看到维特惊异的表情，李鸿章接着说：“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怕的皇帝苦恼？”

在这次谈话后，维特伯爵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两种文化进化程度差异，就在这一席对话中。

九十五

缪塞是法国国王的儿子、奥尔良大公的司学。有一次，奥尔良大公给缪塞一张宫廷舞会的请帖。诗人见到路易·菲力浦时，他所受到的接待使他大吃一惊。国王愉悦而诧异地笑着，走到他面前说：“你是刚从约安威尔来的吧？我很高兴见到你。”缪塞深懂人情世故，没有流露出一点惊讶的神色。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就苦苦地想国王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想起来了，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是约安威尔皇家产业的森林看管人。国王从来不会把作家的名字来劳累自己的记忆的。可是对于管理皇家地产的全部官员的名字，他却了如指掌。

连续十一年之久，每年冬天，国王以同样的愉快见到他假想的森林保管人的面孔，并对他优渥有加，点头微笑，使满朝文武嫉妒得脸都白了。这份皇家恩典被认为是赐赏给文学的；然而这一点更可以肯定：路易·菲力浦从不知道，在他统治的时期，法国有过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和国王的森林保管人是同姓的。

这种类型的误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断地上演着。诗人因此翘起孔雀的尾巴。

九十六

司汤达说过：“我看见一个人上衣上佩戴很多勋章，在客厅里高视阔步时，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他必定是干了所有卑鄙的勾当，不，甚至是卖国的行径，他才为此收罗了这样多的证据！”

对于勋章，没有比这更为深刻的认识了。真正的荣誉，是无法获得勋章的；真正的勋章，是流放地和火刑架。康德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是世界的表象。我想，勋章与荣誉的关系，大概是康德这一高深莫测的哲理的最庸俗又最贴切的比喻吧。

九十七

人们总是厌恶臭袜子，把它们扔到床底下去。其实，袜子有什么过错呢？臭的是自己的脚，袜子不明不白地充当了替罪羊。

历史便是这样写成的。

九十八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这样评价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我想，千载而下，学者如过江之鲫，能担当起“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十个字的能有几个呢？肚子往往比气节重要，翎子往往比书本重要。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焉能成为雄狮鹰隼？

九十九

高尔基的悲剧。

一九二八年，苏共展开了一个争取高尔基回国的全国性运动。甚至中小学生也写信给作家：为什么您宁愿生活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也不愿生活在热爱您的苏联人民中间？高尔基回国后，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别墅周围种上从外国搞来的花卉，特地从埃及给他订购香烟。尽管高尔基多次拒绝使用奢侈品，但他被告知说：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全国只有一个。高尔基所得到的荣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连梦想都不敢去梦想的：大工业中心下诺夫哥德市被更名为高尔基市，相应地整个下诺夫哥德州也被更名为高尔基州。

然而，荣誉也需要代介。高尔基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他被带到克格勃准备好的工厂、农场参观，人们向他热烈鼓掌。精心挑选的犯人与高尔基交谈，朗诵他的作品，并把监狱生活描绘得像田园一样，令富有同情心的作家流下热泪。从此，作家生活在一块玻璃罩之中，过着空中楼阁的生活。

高尔基毕竟是高尔基。他逐渐发现了那些笑容背后的怨恨，那些远比阳光庞大的阴影。他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斯大林愤怒地说：“从一只生了疥的羊身上哪怕能拔下一撮毛来也好。”秘密警察头子亚戈达向高尔基转达主人的命令：要他为《真理报》写一篇《列宁与斯大林》的文章。高尔基又拒绝了，于是，他出国过冬的权利被取消。他本人的意见不受重视。斯大林说，高尔基留在国内对“人民”有益。

高尔基逝世后，克格勃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他珍藏的几本杂记。亚戈达看完后，气得破口大骂：“狼终究是狼，喂得再好也还是想往森林里跑！”

一百

我一直认为，逻辑学乃是民主制度最坚实的根基，只有懂逻辑的国民才能建立民主的国家。

不懂逻辑的斯大林说出这样的话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威胁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党就将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她。他对目瞪口呆的克鲁普斯卡娅说：“是的，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权力取消逻辑与缺乏逻辑导致权力绝对化，两者互为因果。斯大林的话绝非儿戏，这一类不循任何逻辑的话，国王和教皇们从古说到今。

一百零一

金钱之所以可鄙可憎，就是因为它甚至会赋予人以才能。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憎，就在于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这是我的观点。

一百零二

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杂葩。此“钱学”（钱——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

我以为，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注释当然都是第一流的。那么，千百个再来注释这些注释的学者呢？英国人常常讽刺某些“莎学”研究家已经沦落到“靠研究莎翁肚脐眼的大小来混日子”的地步，那么，中国的“钱学”家们呢？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他们把钱老先生吐出的一口浓痰也当作汤药吮吸得津津有味。

同样，“红学”与“鲁学”等显学也沦落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人拼命想挤进来。

一百零三

友人一说起晚清便是一副不屑的样子，晚清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说，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我不以为然。因为晚清还有能勾勒这三种东西的作家，所以晚清还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

连一个记录怪现状的人都没有的时代，岂不等而下之？

一百零四

写诗成诗人，不复有诗句。

读书到博土，书中已无趣。

一百零五

阮遥好集屐，收集了一屋子的各种质地的屐，一边上蜡一边叹息说：“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这该是最悲凉的感叹吧？

月坛邮市里，邮票不过是钞票的等价物。收集到了这样的地步，阮氏又当作何感慨？

一百零六

石头。再坚硬的石头也会在流水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没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怕的。

一百零七

以伟大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是巨大的冒险——自以为玩弄历史的人恰恰被历史所玩弄。

一百零八

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夜，斯大林的尸体被移出列宁陵墓。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抬下盛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取出来保存完好的尸体，放入一口湿漉漉的、粗糙不堪的棺材内。然后，他们把棺材扔进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个深坑，几分种内便完事了。

在泥泞中腐烂的尸体一定在懊悔：当初“不朽”的想法是多多的无知！企图“不朽”的君王们，只有“速朽”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对于尸体的崇拜，毕竟是遥远的古埃及时代的盛典。

一百零九

我曾经醉过，却总是醒来。

我正在行走，却没有方向。

一百一十

汤因比说，这是一种谦逊的思想——我们拥有大得多的物质力量这一事实，反而使我们置身于对自己来说大得多的危险之中。

生物学家们却没有这种谦逊的思想，他们只研究如何克隆。

一百一十一

也许散文本身就是一种泛滥的文体。但我读到一本又一本如同嚼蜡的散文集时，我很难再保持这样宽容的心理。二三十年代三流的散文家叶灵凤的文笔，也足以令今天的散文“大家”们竞折腰。

胡适说过，最滑稽的事情便是“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记里没有诸葛亮。”今天，许多写文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有才气的人。

一百一十二

《旧约·传道书》中说：谁如智慧的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我匆匆地在街上行走，发现这座城市没有智慧。

一百一十三

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标志。

电视广告中，连洗发水也有数百种。朋友质问我：你为何老嚷着贫乏？

贫乏的贫乏性被遮蔽了。智力在急剧地倒退：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们，知道浮肿代表着贫乏和饥饿；今天的人们，则把浮肿当作迟来的健康。

一百一十四

我是一个走错舞台的演员。观众都是我所陌生且厌恶的，剧场经理却让我逗他们笑。

一百一十五

深夜的时候，在没有声音的畅春园看月亮，才明白什么是孤寂。

一百一十六

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我说：我想在窗子上／全蒙上帷幔／让所有习惯光明的眼睛／都习惯黑暗。

正视黑暗的勇气，是对光明唯一的呼唤。缺乏这种勇气，光明只能像蜡烛一样熄灭。缺乏这种勇气的顾城，逃到了小岛上，可耻地死去。而我生活着，挣扎着，艰辛且苦楚。

一百一十七

三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祯；二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诸帝；一流的统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

农民起义者会选择三流统治者的时代，知识分子会选择二流统治者的时代，而一流统治者的国度里，只有一群忠实的太监在忙碌着。

一百一十八

原先，我对孩子们的追星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名叫景冈山的三流歌星，居然让千百个妙龄少女哭得死去活来，为的便是与他握一下手。

后来，我想，我不该嘲笑这点仅存的浪漫。在“现实主义”拿起屠刀扼杀了思想的浪漫之后，这份可笑的浪漫也许是最后一根坚固的支柱。每个人都在做着成功的梦想，正是梦想产生了偶像。

一百一十九

春天，花在一夜之间开放，眩目的美丽。而我在一夜之间丧失语言，发现了沉默。

一百二十

“现代是孤立的对立面，文明的演进使人类越来越害怕被逐出集体。”陈凯歌在回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写道：“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正是出于“离群”的恐惧，他在家被抄之后，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这是小草的国度，不适宜树的生长。

“合群”是对存在的否定。因此，我选择“离群”，让孤独成为我一生中最阴毒的敌人与最忠实的朋友。当年北大那位在楼顶上撒传单的文科学长陈独秀说过：“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我想，独秀先生一定会把我当作朋友的。

一百二十一

手可以采玫瑰，但采不来玫瑰的香气。

文字后面的血泪，又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的？

一百二十二

梨，外甜内酸。谁知道他的心是酸的呢？吃梨的人把心都扔掉了。

一百二十三

“异端”英文单词是希腊源是“选择”。而“民主”的核心是“选择”，所以“异端”的存在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

没有异端，也就无所谓主流、正流、权威。

一百二十四

利希顿堡说过，有些人读书只是为了取得不再思考的权利。读书，实在是一件值得怀疑的活动。读书破万卷，不一定是好事。

那么，写书呢？写书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君临天下的姿态提笔——有些书之所以写作、印刷、传播，就是为了不让人们进行思考，如大部分的“经典”。

难怪叔本华认为，不读之道才是真正的大道。“无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的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人寿有限。”

一百二十五

权力，在它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时却要求民众的生活应当是整个儿透明的，是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

相反，权力越透明，民众的生活越隐匿。当克林顿的宠狗的性情被媒体摸透的时候，千百万普遍人享受着以总统一个人牺牲自由为代价换得的自由。

一百二十六

只有在面对永恒或缺乏永恒的状态时，人才暴露出他的脆弱性。否则，人永远是狂妄的、自足的。

一百二十七

旅途。上车的那一刻，还是欣喜的。没想到，下车的时候，发现自己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一百二十八

天安门之前原来是大清门。大清门是真正的“国门”，其名称随朝代的更迭而变，在明代称大明门，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时改称中华门。大清门匾是石头作的，字迹用青金石琢制，镶嵌在石中。民国更换门名时，有人想把石匾拆下来掉个脸儿，把“大清门”三字翻到墙里，把原先的背面放在外面，刻上“中华门”三字。及至将石匾拆下来，发现里面竟是“大明门”三字。原来清人是在二百多年前就使用了这偷工减料的高招儿。于是只好刻了一块木板挂在檐下。

历史大可不必看得那么神圣。就单凭秦始皇想世世代代为皇帝，我就觉得他是个智商很低的家伙。

一百二十九

常常和朋友讨论“共产主义”的问题。有位偏激的朋友说：“这是一个乌托邦，绝不可能实现！”

我却笑着对他说：“人间确实有‘共产主义’。”我翻开《叶利钦自传》给他看。叶利钦写道，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所谓世界大同啦，都不需要。“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一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职位”的。制度可以把这些享受赐予个人，也能把它们从个人手中夺回来。

一百三十

贵族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他们穷奢极欲，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穷奢极欲。

奴隶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像绵羊一样忍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有幸福的明天。

一百三十一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毛泽东主席因身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老照片》杂志上，配照片的这段文字的标题是“周恩来的机智”。

一百三十二

一元论是民主的死敌。我所理解的西方传统是三元的，即：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三元论所教育出的民主应当如此：一、民主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它不仅要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要保证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获得财产的自由。二、法律独立于行政权力范围，法律作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独立的调和手段，绝不能是统治集团的工具。三、民主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它渗透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之中，似乎看不见，又确乎存在。

在天人合一的国度，民主是海市蜃楼。

一百三十三

在一个日暮穷途的时刻，最痛苦的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什么都尝试过了，只剩下堕落；片刻的欢悦，并不能根除分崩离析的恐惧。

蜘蛛们在网上徒劳地奔波着。

一百三十四

在我的心目中，与“真理”相比，“国家”无足轻重。当左拉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了真理；当托马斯·曼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了真理——他们的国家，是“不义”的国家。

斯宾诺莎说：“国家的目的确实应该自由。”卡莱尔说：“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不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中国人一向“太爱国”，看见“爱国主义”的幌子便两腿发软，没有信心去观察打着这个幌子的是什么人。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的便是被指认为“不爱国”，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牺牲理想、牺牲真理、牺牲亲人、牺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

“说不”是应该的，关键是对谁说不。中国一向鲜有说不的勇气，突然之间人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说不，这足以令我警惕。陈独秀早就说过：“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的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说不，对“爱国主义”说不。

一百三十五

中国的哲学偏向于巩固与粉饰一个熟悉的传统世界。西方的哲学偏向于质疑旧世界和建构新世界。

一百三十六

我听到鸽子翅膀扑打空气的干涩的声音，顿时感到飞翔的艰难。

一百三十七

城堡。懦弱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抽着烟，炫耀着溃败后仅存的尊严。

一百三十八

时间。

井边的青苔以及被水桶擦去的部分。当年提水的人是外婆，现在提水的人是我。

一百三十九

欺骗是爱情的本质，当罗密欧对朱丽叶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演戏。

真诚并不比欺骗具有更多的意义。

一百四十

布罗尼在《佛罗伦萨史》中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始，应追溯到罗马皇帝取代共和制之时。当自由失去，罗马唯知效忠于统治者而已，国家权力落入一人之手，公民之德性与独立精神乃受统治者所忌；于是，卑鄙而无自由志节之人独能取悦皇帝。得入皇帝宫廷者，非矫矫之强者，乃无骨之弱徒；少勤奋上进之流，多谄媚寡耻之辈。政府事务为社会最下流人所操纵，罗马帝国遂面临重重危机矣！

与之极为相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八九零～一九四二年中国华北农村》一书中，也描述了“小人”当道的中国农村世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总统、主席、委员长之类的“英明领袖”固然难逃罪责，但一个庞大的“小人阶级”却在恢恢法网中被遗漏了。助纣为虐者比纣更具有破坏作用。

我以为，好的制度便是能抑制“小人阶级”的制度。

一百四十一

宣传。

宣传的使命是：在强化某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的同时，破坏另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

一百四十二

现代社会的衰败，部分原因是对群众的畏惧。所有高贵的头颅都在肥皂泡一样的“群众”面前低下了。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性。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最严酷的专制。

一百四十三

无聊。

这个时代，连无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尔认为，无聊即没有激情、无所事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虚、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处于完全的麻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

所以，有无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一百四十四

有人说，奴隶只需要财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谁见过拥有财富的奴隶？谁保证奴隶的财富不被剥夺？

主人说，我很宠爱奴隶。然而，这是奴隶所交的好运吗？宠爱与鞭子，只在主人的一念之间。仁慈的贾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钏，吞金的尤二。最不觉悟的该是焦大，他大概至死也不明白：我跟太爷打过江山，怎么换来满嘴的马粪？

在奴隶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构作用远远大于诸贾。我以为。

在这个意义上，最应当怜悯的不是晴雯，而是袭人。

一百四十五

齐克果思索过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去迎受痛苦；一条是上学毕业做教授，专门讲授别人的痛苦。前者是“踏出一条路来”；后者是“在道路旁磨蹭”，它多半以沉沦告终。

选择后者的人们，怀着悲壮的牺牲精神上路，以为可以走到终点，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平行的路——无论怎样匆匆行走，也不能令距离缩短。

坚守象牙塔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让我们骄傲。

一百四十六

穷国的混乱，并非因为穷，而是因为人们想致富。

穷人的仇恨，并非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不正义。

一百四十七

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费正清这样看待北京：“北京的气势雄伟的对称布局，毫无疑问使它成为一切首都中最有气派的……没有一个西方首都能这样清醒地构成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北京是一座在记忆里存在的城市，在这里，一切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北京那巨大的广场、开阔的近十里的东西长安街，以及绵长的围墙和围墙上的巨幅标语，都不是实物而是象征。相反，纽约、巴黎、伦敦、香港这些现代都市里，象征早已不复存在，寸土雨金、大厦林立、交通便利，建筑仅仅是建筑。城市设施的目的是让人们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人”比“象征”重要。

庞大的东方广场雄踞王府井的黄金地带，“瓜皮帽”的象征意义却与现代商业精神错位；更加庞大的西客站也是如此，它的美学效果与现代交通的实质背道而驰。在这种绝望的割裂中，我发现了现代的可能与不可能。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从来只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地，为什么市民阶级在中国不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象征吞没了实体，过去吞没了现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乐于把巨额的金钱投诸于大量的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日期间，每个单位门口都被要求设置巨大的花坛，这种花坛只存在短短几天。然而，全市的花坛加起来，耗费的资金则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反，我们却吝于多建几座公用电话和公共厕所。在伟大的首都，我有过整整走完三条漫长的街道找不到一座公用电话的经历；也有过在狭小的厕所里排长队队等待“更衣”的经历。金字塔顶端的人缺乏这种经历。他们唯有一种经历：坐在豪华轿车上，不受红灯的约束，飞驰而去，窗外建筑物的象征意义激起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

这也许才是中西文化的真正差异，本体性的差异。

一百四十八

争论。

说中国缺乏争论的传统是不公平的。中国争论的空气还是挺浓厚的：一首古诗是何人何时所作，一个古字是何读音是何意义，知识界可以自由地争论若干年，出版若干本专著。冯其庸先生作为红学大家，显然是足够真诚的——有人企图论正曹〓的〓字根本没有“雨”字头，冯先生就痛心疾首，撰写长文，细加批驳，凛然之气，令后生肃然起敬。

然而，争论也就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争论的上限：一切问题都可以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不争。

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

一百四十九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罗隆基曾有过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扣押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的六个小时，但他由此深味了“党国”的内核——自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实施的不过是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中，他指出，“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是社会最大的危险。

国民党崩溃的根源正在于此。

一百五十

索尔仁尼琴九十年代初重返俄罗斯，最令他愤怒的是《真理报》。当《真理报》发表文章欢迎他归国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领情，反而尖锐地说：“《真理报》大半个世纪仗着政权的力量打击我们。报上没有一句话不是指着人民的鼻子说的。没有一期《真理报》的内容曾为水深火热的人民请命过。但一夜之间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份纯粹的人民争夺利益的报纸，甚至完全不理会其它问题，他们一次也不曾公开承认：‘是的，我们欺骗了大家。我们一直发布假消息。但现在我们发誓愿意成为人民的喉舌。’”

其实，鲁迅早就看到这种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咸与维新”。

一百五十一

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虐。

戈尔丁的《蝇王》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因为事故，滞留在荒岛上。刚开始，他们还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有组织地生活。后来，恐惧席卷了他们，一个个野性大发，陷进吃人与被吃的深渊。

西蒙是第一个喊出真理的人。当孩子们开会商讨如何围剿想象中的“野兽”的时候，西蒙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恶与原罪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西蒙死于乱石之下。杀人之后，“恶”的代表杰克等人把脸涂成五颜六色，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嗜血成为压倒一切的异己力量。只剩下拉尔夫一个人，反对涂脸，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受到“猎人们”的追杀。

我想，中国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语》更加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

一百五十二

体育迷。

体育迷与体育无关。体育迷是现代社会异化的表征：他们像患上了恶性的自我强迫症，把自己的喜怒衰乐系在已被“游戏”所取代的“体育比赛”上。

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体育项目的章程比法律大典还要复杂，但比赛的意义却缺席了：为了祖国或民族的荣誉？为了体育迷的厚爱？为了百万奖金？都是，却又都不是。

我怀念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里，没有复杂的规则，没有丰厚的奖金，没有被贿赂的裁判，也没有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花几十亿美元的运动会，还叫不叫“体育”？押了几亿美元举行的拳击赛，还叫不叫“体育”？本来，体育应当是最能体现自由的领域，然而，现代体育的黑幕比起官场商界来丝毫不逊色。参与者与观赏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一百五十三

“大学文化程度”，这个词只存在于汉语之中。它的冠冕堂皇与内心空虚“雌雄同体”。大学文化，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我通过别的方式，如函授、速成、培训等，拥有了与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人相同的文化素质。

“大学文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大小官员的履历、简介之中。它试图起一支“打气筒”的作用，增添几分自信，抬高几分身份。结果恰恰相反，它像一滴多余的墨水，滴到一幅画好的山水画上，整幅画的意境全毁了。

有无“大学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徒出身的齐白石照样成为艺术大师，他没有“大学文化”，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课。这样的天才数不胜数。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不幸的是，中国人习惯作这样单线的思维，他们会说：大概有吧？似乎有吧？不会没有吧？差不多吧？于是，汉语的艺术功能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凸现：一大批诸如“大学文化”的词语被智商高绝的庸人们制造出来，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来，汉语所受的毒化已无药可治——有多少人能参透“大学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能指”与“所指”已经完全分裂甚至对立。

“大学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大学”的人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更为不幸的是，我自以为是在选择童话里那个孩子的命运，偏偏要说出绝不能说出的真相。皇帝的禁卫军持着剑戟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而我手无寸铁。

不捣毁禁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终身不渝地坚信这一点。

一百五十四

专家。

专家就是最明白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宇、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

一百五十五

苏曼殊作画。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了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一个小小的人。求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满纸，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里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的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一百五十六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也大抵如是。王阳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

一百五十七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曰：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贴而易施”。读者梁漱溟写了一封长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激烈批驳陈独秀的论点。当时陈已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与文化领袖，而梁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藉藉无名的一名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名。

陈梁之交，堪称大侠之交。在陈，心怀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见，以才自负。当时北大的教授，要么是旧学大师，要么是戴着欧美博士帽的新说，陈偏偏慧眼看中了无文凭无名气的、批评过他的梁氏。而梁则俨然是《战国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锥在囊中，脱颖而出。

在陈、梁的心灵里，没有“私”这个字。否则，陈对无名之卒的批评定然会怀恨在心；梁对文坛泰斗的地位定然会弯腰献媚。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感情，他们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一百五十八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一九一六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蔡元培为何力约他出任文科学长？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意聘他。”陈起初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不过是想让诸葛亮帮他个人打江山；蔡元培请陈独秀，却完全是为了办好北大，境界高出刘备岂止十万八千里。我遥想蔡校长默默地坐在旅店门口的那些清晨，心里暖乎乎的。这位前清翰林、光复会领袖、留洋学者，坐在简陋的木凳上时，在想些什么呢？北大就像是将要出生的孩子，在他淡淡的、宁静的微笑里孕育着。阳光的影子在窗格子上悄悄移动，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北大有过许多任校长，留名者寥寥。蔡元培获得所有人的敬重，原因肯定不简单。时下，我在学校里常常看见某些九品芝麻官甚至不入流的办事人员也对教授呵责有加，我就想：北大离“北大精神”已经很远了。北大，不再是教师和学生的北大，不再是知识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变成了权力的北大，资历的北大，生物学和计算机的北大，三角地老有两个警察闲话说玄宗的北大。

那么多的老师和朋友跟我讲起蔡元培。其实，大家都没有赶上能够谛听蔡校长教诲的时代。而对那一时代的回忆，乃是对这一时代的否定。

一五九

潘光旦是一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名字，因为心理学是一门被权力驱逐出科学领域的学科。直到八十年代《性心理学》重版，我们才知道蔼理斯的译者是潘光旦。宿舍里，每人的床头都有一本《性心理学》。

一九六六年的那场大风暴里，潘光旦却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惨无人道的拒绝。先生曾有著名的“从游论”，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此时当是何种心境？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牲一样爬行着除草。一九六七年五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于六月十日惨死。

在这桩悲剧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应当格外分明。但我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忏悔——他们只是说自己当年太天真，被欺骗了。

一百六十

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下。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快乐，官僚和高人们以上千元一瓶的人头马豪饮。然而，这仅仅是价格的高低而已，他们跟猪圈里喝泔水的肥猪们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饮者乃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怀消愁愁更愁”，是曹操、是刘伶、是李白、是东坡、是鲁迅、是郁达夫、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大侠们。酒之诞生，乃是源于感情的脆弱。真正喜欢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道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因此永远不醉。

一百六十一

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文艺报》上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云南省作协召开“三大件”文学创作选题论证会。据报道说，云南作协向全省作家征询未来一到五年的创作规划，各地的作家都报来了自己不同门类的创作计划，省作协在既要突出主旋律，又要保证各种风格、题材的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的前提下，结合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比例和民族作家的分布情况，确定了首批参与选题论证的十九位作家。

这则报道比《聊斋志异》的故事要精彩许多。经济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文学还在“计划”里鬼打墙。按照年龄、按照民族，确定比例来挑选作家作品，是对文学本身的羞辱。作协领导的用意是良好的，现在不是宣传扶贫么，文学也应该扶一把，挑选一批作家重点扶植，岂不能“多快好省”地出作品？

可惜创作不是母鸡下蛋。第一流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教育部的“211工程”，也是同样荒谬的思路。

一百六十二

燕园旧事。有的旧事仿佛海市蜃楼。旧事我都没有经历过，是听学长们讲的。

据说，八十年代中叶三角地的海报字迹工整，好些是抄录自己的论文提要，然后在后面写道：“以文会友，肝胆相照，对我的论文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有所见解的同学，欢迎来与我讨论交流，我的住址是：×楼×室。”据说，那时候先生与先生、先生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然后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三十出头的学长在谈论这些旧事的时候，一脸的伤感；而我在倾听的时候，却是整颗心神往之。因为，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天能挣五百元”、“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保证安全”、“霸必龙酒巴，情侣最低消费二十五元”……白发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天宝的遗事，真的是一杯陈年的老酒？而我，宁可早生一头的华发。

一百六十三

王安忆去采访女劳教队，管教干部向她推荐了一些采访对象。他们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王安忆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推选去和采访者说话，他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她不禁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

掩盖真实的手段有很多种，这也许是其中最具善意的一种。这样的场合，是对采访者智商的最好的检验。

一百六十四

畏惧。

信仰便是“畏”，这一点德国诗人席勒讲过。席勒认为，一个自然混沌的人无所畏惧，因为他没有道德意识，一旦他有了道德意识，首先得到的便是畏惧。“畏”与“怕”不同，前者包含着尊敬、肃穆、纯洁的情感，而后者仅仅是恐慌、卑下、不安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中国人有“怕”的感受而无“畏”的感受。中国的百姓怕官而不畏官，中国的官让百姓怕不能让百姓畏。所以，“文革”中大小官员们下场悲惨。

缺少让人敬畏之物的民族，永远停留在蛮荒阶段。蛮荒阶段的民族，一边杀皇上，一边杀天鹅，除了忍耐，就是破坏。

一百六十五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在无产阶段成为统治阶段的国家里，“某项法律可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坏：第一，被这条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社会成员；第二，受这条法律压制的进步人士；第三，还没有达到这条法律所代表的文明水平的人。”这是现代法律的困局，法律与正义像是牛郎织女星，只能隔海相望。他还写道：“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这番话不是针对法西斯政党而发的，而是针对他亲手缔造的意大利共产党而发的，遵循斯大林主义的意共走到了葛兰西信念的反面。

革命的蜕变是革命者必须承受的深重的打击。蜕变的革命为投机者加冕，却把革命者送上绞刑架。

一百六十六

传记。

近年来，传记类书籍最为读者所喜爱。市场需要大大地刺激了生产，传记著作一时间百花齐放。

然而，我至今没有发现一位入流的传记作家，能与欧文·斯通、斯·茨威格相提并论。重复的资料和故事像一团乱麻堆砌起来，传主的面貌却模糊不清，更不用说精神了。

原因在于：作传记的人的思想人生境界离传主太远了。市面上有那么多蹩脚的蔡元培先生的传记，几乎令我愤怒：写作之前，这些作者们可曾掂量过自己的道德文章有几两几斤？

一百六十七

几名学生去看望梅贻琦先生，谈到至纯至真的本性，在社会上往往凿枘冰炭，格格难容。梅先生告诉学生说：“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然而，今天的先生却一味地告诉学生说，你要去适应社会。单向的“适应”是一条危险之路，它意味着无条件的妥协、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一套价值体系里，“赤子心”是没有重量的。

一味地适应只能导致精神的枯萎和心灵的麻木。梅校长所激赏的“赤子之说”，今天却被千夫所指，指斥为“不能适应社会”。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科幻片，影片中外星人统治地球的方式不是血腥的战争，而是“同化”——用某种先进的仪器在人类的大脑上钻个孔，塞进预设好的贮存器，这样人类全成了奴隶。这种可怕的方法眼下正在各个角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一百六十八

人类精神创造只有两种形式：科学和诗歌。前者给我们便利，后者给我们安慰。更通俗地说，前者让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后者让我们意识到吃饭不仅是吃饭，吃饭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只有科学，没有诗歌，原子弹便会被引爆；只有诗歌，没有科学，诗人便会成为路上的冻死骨。

科学家不应该蔑视诗人，诗人不应该疏远科学家。两个领域若互相对立，人类也就大祸临头了。实际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具有诗性的人，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我坚持认为，牛顿观察落地的苹果时，既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写了一首优美的诗。

一百六十九

讨论。

所谓讨论，就像夜晚的学生宿舍，各人说各人的梦话，却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

那些看似热烈的讨论，其实并没有真刀实剑的交锋。没有人愿意倾听并试图理解对方的观点，只顾自己说，喋喋不休。

一百七十

菜单。

菜单的名字仅仅是名字，切勿对它们产生美好的想象。点菜的人是最不幸的人。等菜端上桌以后，他所经验的是，从希望的山峰跌落失望的谷底。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错误出在厨房里，还是侍者的路上？

错误出在菜单上。菜单是文明已经名不副实的一大表征。

一百七十一

石头。

用来砸人的时候才会感觉到他的坚硬。而在观赏的时候，以为石头是自己的朋友。

石头，石头，古往今来，你砸死了多少个犯罪的异端？

一百七十二

偏激。

这是唐僧的紧箍咒。每当孙悟空想叛变、想走歧路、想抛弃师父的时候，面容慈善的唐僧便念起了紧箍咒。无论你孙猴子一个筋头飞十万八千里，也保管痛得你跌下云端，满地打滚，磕头告饶。

偏激。

这种命名让你无以逃遁，泰山压顶般而来。你无法争辩、无法申诉、无法抗争，失败已经注定了。说你偏激是巧妙的修辞，意思是：你是错的。因为你是错的，你就无须多说了。

用偏激来拼凑对他人的宣判，是思想枯竭的大师们最后的杀手锏，他早已是一眼没水的井，也要强迫别人守在面前，寸步不离，而当旁边打出一眼新井，清洌的泉水汨汨而出时，他又善意地告诫人们：“那口井的水有毒，不能喝。你们还是在我的面前耐心等待吧。”

在遭受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我学会了先开口对别人说：“对不起，我的思想太偏激，您别太在意。”

一百七十三

暗夜行路时，总是忍不住回头，害怕有一把刀子从背后捅来。而背后，只有自己的足音，从青石板上传来。

一百七十四

军训时，教导员是我们中队的马列权威，是哲学家。当他发现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的时候，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讨论马列著作。他从书架上取下马列的原著，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上面用红、蓝两色铅笔划满了点、杠、写满了眉批。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批注和记号的意义已经超过了马列经典本身。教导员所谈的也不是马列文本，而是竭力想表明他自己是一个虔诚而勤奋的马列主义者。

我挤出伪善的笑容，装出聆听的样子。传道者，总喜欢无辜的羔羊。

我还知道，我离去之后，这些书本会被合起来，放回书架上。然后，教导员与军官们开始交流各自的黄色笑话。

对这两件事，教导员都干得一样认真。所以，我敢肯定他不是教条主义者。

一百七十五

关于鲁迅。

“鲁学”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土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戟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在这样一个小鬼当家的国度里，被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一百七十六

美诞生于丑。

安徒生写出了最美的童话，可安徒生是全丹麦最丑的男人。姑娘们说，他是一根连小鸟也不愿在上面憩息的树干。

丑诞生于美。

那些在星级宾馆里卖淫的妓女们，无不具有惊人的美丽。男人们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样的美丽吗？

一百七十七

鞋。

路还是那条路，而鞋却换了无数双。鞋是最准确的尺子，测量着路的长度。

一百七十八

昂纳克倒台后，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打猎的爱好。民德共产党政治局有专门的“打猎区”，为了满足政治局委员及来访的外国元首的需要，专门从别处空运野兽到这儿来，特别加以饲养。记者问：“这对于您这位打猎迷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吗？”

昂纳克回答说：“经过一周非常紧张和非常疲劳的工作后，我们想去打猎，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身体。”他再三强调自己遵守打猎法，并非破坏生态平衡，“附近村子，对于我打猎一直非常理解，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同那里的村长及其他人交谈过”。

我理解这种“理解”——平头百姓难道敢于“不理解”总书记吗？昂纳克轻信了这种“理解”，最后被唾液所淹没。

一百七十九

昂纳克还有段妙论，解释他并不喜欢坐巨型轿车。“许多人对我们坐轿车感到气愤，但没有看到我们外出总有陪同人员跟着，经常要进行安检，从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虽然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好、有教养、举止文雅、讲礼貌和非常乐于助人的同志，但我们不高兴周围总是有人陪同着。这不是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能同我们换一下。”

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富有的妓女遇见贫寒的贞妇时，往往会说：“我真羡慕你的好名声。”但她真的愿意跟对方换个位置吗？

一百八十

北魏使者李谐至梁，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世间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慈禧太后自诩最关心犯人的生活条件，而时下的贪官们最喜欢过年时去慰问赤贫人家，送上各色年货。

一百八十一

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读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这么个巧夺天工、集南北园林大成的园子亏他想得出！他的诗虽不佳，但爱写诗毕竟无可厚非。他的书法虽有珠光宝气，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显通寺，又见乾隆的不少墨迹，俨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为怀。

然而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们欺骗。高阳有小说《乾隆韵事》，前些年又流行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不读史书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风流才子，可爱得像美国小男孩。还是历史书读得多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李宗吾“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余年，不能说没干过好事，但干的坏事也堪称是空前的。仅以文字狱而论，乾隆朝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网之密、文祸之巨，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大案为伪造孙嘉淦奏稿案。该稿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遍劾满朝重臣。乾隆震怒，酿成巨案，缉捕人犯上千，革职拿办督抚大员十数名。乾隆所发上谕就达三万余言。大学士孙嘉淦心惊肉跳，对围在他身边的妻儿说：“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终于惊惧而死。

禁书运动。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创。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且让后代子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用《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十七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桀纣等“暴君”。

一百八十二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嵇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贽，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一百八十三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里凉了。王韬在《淞隐漫录·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刻险狠，阴贼乘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一百八十四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一百八十五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百八十六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惑；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饭吃。

一百八十七

小说的命运。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缪说：“小说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一九八零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制的“自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战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个人是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一百八十八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一百八十九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一百九十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一百九十一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一百九十二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一百九十三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妄。我们的处境比赫克托尔要好，我们的表现却比赫克托尔更糟。放弃自由，成为俘虏，充当异族奴隶，多数人走这条道路。

一百九十四

奥勒留说，死亡如同果实从树上熟落，或演员幕落后退场。这是浅簿的乐观主义。绝大多数果实还没有熟便被鸟儿啄坏了，绝大多数演员幕还没有落便倒在舞台上。

一百九十五

大家结党去革命，结果党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一百九十六

古来清君侧的人太多，但知道问题出在君本身的，却太少了。

古来杀皇帝的人很多，但杀了皇帝之后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外。

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帝国体制却秋毫无损。

一百九十七

正如人有左脸右脸，社会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当半边脸长了个艳若桃李的大疮，另半边脸也不会再有动人的魅力。

一百九十八

胡适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韩国的今天，是青年学生争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告？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虚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没有等来的民主，只有争来的民主。俱往矣，杀气腾腾的全、卢二君的同伴们，且看你们朋友今日的下场！

一百九十九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人才济济，半个多世纪出了七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问及其奥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学生的原则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别人让你做的事。我们不做实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关的实验，而长期从事纯理论纯科学研究。”

中国高校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

二百

文章写出来后，朋友减少，敌人增多。这样的文章必是能千古流传的好文章。

二百零一

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二百零二

赞美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中人，他们的蚊帐里没有一只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坐修行。

否定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乱跳，自然要把蚊帐撕扯掉。

二百零三

只能让儿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二百零四

历来，“好人”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二百零五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二百零六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

二百零七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二百零八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二百零九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二百一十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纪录片。”

仅凭这一句话，李敖稳坐汉语写作的头把交椅。

二百一十一

连危机意识都没了，危机便像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席卷而来。

二百一十二

人最脆弱的时候便相信爱，人最坚强的时候便相信恨。

二百一十三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莺。

二百一十四

弱者的影子是善良，因为弱者没有作恶的条件。这与弱者的本性无关。

没弄懂这点的人，会吃大苦头，“文革”中许多人便稀里糊涂地因此而送命。

二百一十五

爱情产生于错误。我以为自己一贯正确，因此爱情便离我而去。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爱情还会降临吗？

二百一十六

杯子是用来装水的，诗是用来装灵魂的。

现代汉诗是一堆空杯子。

二百一十七

德富芦花有篇短文《写生帖》，讲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前有人画家，只画过一幅画。其他的画家有更丰富与更珍贵的颜料，而且画出更惊人的画。然而，这位画家只用唯一的一种颜色，画中却泛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其他的画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弄到这种颜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头画着画。画越来越红，画家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终于有一天，画家死于画前。人们在埋葬他前，为他更衣里，在他的左胸前发现一个旧伤。可是，人们还在说：“他是从哪儿得到那种颜色的呢？”不久，那位画家被人们遗忘了，只有他的画永远活着。

这是一个寓言，它道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之于人如同吸血鬼。艺术毁灭了艺术家的健康，艺术夺走了艺术家的生命，但艺术家无怨无悔。

想从艺术中获得名誉、金钱和权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帜吧。

二百一十八

黑格尔死于肆虐全欧洲的黑死病。

病菌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格尔而特别对待他。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全都救不了他。到头来，他还得和愚夫愚妇一样在病床上呻吟，然后死去，尘归尘，土归土。

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实啊！我们一辈子追求智慧，但智慧在好多领域内都无能为力。往往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它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帮不了我们。

二百一十九

一切的占有都是走向丧失。成吉思汗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却失去了童年最喜爱的小马，他想用整个帝国去换小马，却换不回来。

爱情往往以占有为标志。但加缪却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任何人，那怕是最被爱着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占有一个人和绝对的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年轻的恋人们互相欺骗着，自欺亦欺人。

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日的夸父，将渴死在中途上。

二百二十

研究历史的朋友，以为熟读了正史便抓住了历史的“脉络”，我不以为然。真的历史在哪里呢？在零落的报刊里，在杂乱的日记里，在心灵的回声里，在文字及文字之外。

一九三二年，中原西北灾荒。五月二十日，“国闻通讯社”郑州电讯：“鹿邑拓城春粮告竭，流离归德者七千余人，僵卧于途者日众，死亡枕籍，惨不忍睹。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恺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十文，十一二岁幼童仅易千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帐而换得此幼女。”西北的甘肃、陕西、山西等本已贫瘠不堪的省份，情形就更悲惨了。灾荒战祸，百业萧条，唯“人市”兴旺，全国形成了潼头、天津、武汉、上海、厦门、广州六个贩卖女婢的中心。

只有从这些材料中才能捕捉到历史的触角。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并非只有国共两党在开战，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在发生和演变着。忘记这些平凡的人、事、物的学者，不配搞历史；对于曾经生存过的人们苦痛的生存缺乏悲悯感的人，不配搞历史。历史是热的学问，而不是冷的学问，我以为。

二百二十一

徐志摩死于天空；聂耳死于大海；瞿秋白死于荒野。秋白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死亡也富有诗意的人，可以成佛矣。我们应为他们欣悦，而不应悲伤。

二百二十二

中国是否是“儒教中国”，我一直心存怀疑。我以为，中国更像是“法家中国”。对“法家”这种说法，我也不以为然。申韩一派，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末流，是为独夫民贼张目的鹰犬，他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法”？他们那里，哪里有古希腊的法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权力制衡的观念？与其称之为“法”家，不如称之为权术家、阴谋家。

儒教徒都是书呆子，书呆子玩政治是玩不转的。政坛上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都是阴谋家。只会注六经的儒生在朝廷里不过是一堆花瓶。真正儒生当国的，二千年来不过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中国正统史家一向对篡位者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因此王莽也被史家王马分尸，肢解得不成样子。史书描绘他“侈口蹶项，露眼赤精，大声而嘶”，我认为是一派胡言。相貌凶恶到这样的程度，他焉得在朝廷里有升迁的机会？王莽的本来面目乃是一地地道道的儒生，是一个大学者。少年时代他即摈弃声色犬马，拜名儒陈参为师，折节向学，穿戴完全像穷书生。后人往往把王莽看作热衷于虚名假誉的伪君子，我看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他按《周礼》来治国，确实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分析得颇为精到：“他有很多我们今天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字公式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王莽呆得有些可爱，他以为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可以实践的准则，殊不知中国的经典全是骗人的鬼语，即使有百分之一的真话，也早就过时了。

公元八年，王莽废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实行“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改官制为周制，复行五等爵；改革币制，立“五均六管”。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钱府官，行赊、贷之法，并掌管物价；设六管之令，对酤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开采物资者，统一由朝延征税，颇有些“初期社会主义者”的气派。当改革失败，形势恶化时，王莽忧烦不能食，倦则凭几而寐。大司空崔发指出：宜哭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伏而叩头。我相信王莽的痛哭是真诚的：我全照着圣人的话来做，为民众谋福利，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老天难道不因我之眼泪而感动吗？

黄仁宇总结说：“王莽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他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为商人杜吴杀死后，军人分其尸为数十段。传莽首于宛时，百姓共击之，或切食其舌。

这就是最高明的儒生治国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中国并非儒生之天下，而是阴谋家的天下。被史家称为“玩弄权术与沽名钓誉之徒”的王莽，骨子里仍是儒生。真正的阴谋家，对这样身败名裂的儒生是看不起的，他们才是成功者。如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辈，都是不太读书的人。这也应了毛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缺的就是这一点。

二百二十三

北京街头，常有豪华车队在一路红灯中疾驰。前有警车开道，沿途交警拦下其他车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北京高官云集，京城百姓以目睹这样的场面为骄傲于其他城市市民的本钱。

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孩子立于道旁，目睹车队经过时，父母亲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你长大了要是能到这一步，爹妈死也瞑目了。那场面，那阵势，啧啧……”小孩眨巴着眼睛，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这时，我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听见那西楚霸王大叫“富贵后不衣锦还乡，如之奈何？”又看见汉高祖浩浩荡荡的还乡队伍，刘邦已然是汉高祖。这个千年帝国的进步小得可怜，既然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那就不要挪了。对权力的膜拜，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越演越烈了。

如果每个聪明的小孩都把拥有能闯红灯的大轿车作为人生理想，那么我们依然生活在阿Ｑ的年代里，那么平等、正义永远只是美丽的字眼，挂在天边。

父母们煞费苦心地教育孩子，我却不识时务地在旁边说：“救救孩子！”

二百二十四

晚景。

台湾作家杨逵晚景十分凄凉。他在政治高压下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笔。但一个作家除了写作，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靠买花为生。周作人的时代，作家还能有“自己的园地”，花不是要卖才种的，种花只是为自己欣赏。但杨逵却做不到这点。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杨逵的伟大，他直到死都不曾缺钙。同样，钟理和也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甚至比曹雪芹还悲惨，有时，连粥也吃不上。他死的时候，文集还未能结集出版，几乎死不瞑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钟理和的伟大，夕阳最后一抹的亮色甚至超过了朝阳。

相比之下，大陆的“老作家”们晚景颇佳。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琐碎得像小草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用真正的“白话”来写作，像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却被后生晚辈们叹为“庾信文章更老成”、“近朴归真、脱尽铅华”。他们担任着百十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委员、顾问、评委……享受着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节日，总有各大员上门问寒问暖，因为他们是“国宝”。

然而，他们辉煌的晚景并没有增添他们一丝一毫的伟大。他们在空中楼阁里自言自语，他们欣赏着自己镜中不老的容貌。他们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丧失了，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他们在大小庙宇里享受着香火。他们都喜欢养波斯猫，因为猫比他们本人还要柔顺。

我并不是赞美苦难——我想，晚景凄凉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乃是对晚景的态度。文化老人们安于做庙里的菩萨。而杜甫却病死在孤舟上。

我想送点钙片给伟大的老人们，他们需要钙片。

二百二十五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查理·莱曼在《美国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授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二百二十六

陌生化。

博尔赫斯一直在当图书馆馆员，即使他成了一位名作家之后。他的一位同事在百科全书中读到“博尔赫斯”的条目，非常惊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百科全书里有一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日期也完全一样。”

对于那些骄傲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个故事不啻是一剂良药。

二百二十七

智齿。

去年我长了智齿，反复发炎，痛得我死去活来。最后只得去北京口腔医院把它拔掉。

后来我想，“智齿”真是一个有趣的命名。智齿就是一颗多余的、而且还会惹祸的牙齿。“智慧的牙齿”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智慧”吗？

智慧与痛苦是孪生兄弟，明知痛苦，我们还要追求智慧。这是人与动物最明显的区别。

王小波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痛苦地死去了。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呻吟而死，没有人发现。但他的信念依旧：“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二百二十八

不自由的生活就像牙疼一样，睡觉也睡不安稳。没有勇气拔牙的人，便抽上了鸦片。

二百二十九

最好的文章是东踢一脚、西打一拳地信手写出来的，没有任何章法和规范，就像漫游的堂吉诃德，不停地走着，不停地遇到好玩的事，享受乐趣或受到折磨。难怪李卓吾写作的时候“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

二百三十

一个真正的家，应该是一处工作、娱乐、交友和人类一切思想凝结为一体的空间，也就是一处个人的空间。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这只能是天方夜谭。

卡内提认为，家的最好定义是一座图书馆，女人最好不要住进来。那么，我好歹也算拥有一个“家”了。

二百三十一

人们往往以向上司点头哈腰为代价，换取看不起下级的权力。

二百三十二

男子失恋以后，一边发誓不再恋爱，一边搜索下一位恋人。

官员倒台以后，一边发誓不再从政，一边搜索残存的支持者。

恋爱与从政一样，都是男子乐此不疲的游戏。

二百三十三

职业之于人，如同猪圈之于猪。猪圈是不可少的，没有猪圈，猪就可能被狼吃掉；但猪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二百三十四

当人以最大的恶意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不得不回报他一眼。

二百三十五

晋赵至年十二，与母道旁看令上任。母曰：“汝后能如此不？”至曰：“可尔耳。”早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曰：“自伤未遇，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古人确实比现代人高尚得多。赵至之孝，岂是今天的小皇帝们所能比拟的？两种思路：孽子会反问：“爸妈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不给我选择的权利？”孝子则说：“恨不得割块肉煮给父母大小吃。”

孝与不孝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的是：书与权力的关系。书是砖头，搭成通向权力的桥梁。“遇”是梦想，遇到了伯乐便可鸡犬升天。我们难道该全盘认同这样的知识传统吗？——就好像明明知道妓女有爱滋病，也要义无反顾地与她性交？

便是我也要焚书了。

二百三十六

殷海光说，“虽然，梁启超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对我说，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多年后，我们却还只有鲁迅可谈，这是我们的悲哀。

天公能不能重抖擞呢？我摇摇头。

二百三十七

东方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善莫大焉。其中，有一册为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大纲》。在出版说明中说：“原书中的个别观点、提法，不尽恰当。最后一节‘蒋总裁贯彻总理遗教’，所论有失公允，故删去，其它一切依旧。”

我最痛恨妄自充当法官的编辑。编辑就是编辑，法官就是法官，编辑充当法官，要坏大事的。你有什么权力下别人的论断“不公允”的论断？你这论断难道就公允吗？即使你认为作者的论断不公允，你也该保持原样，让读者自己来判断。不管三七二二一，挥刀阉割别人的思想，这种卑劣行为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

我有许多朋友在当编辑，我深知编辑的若衷。但面对上面两句似乎自以为是的“说明”，我依然怒火万丈。我批评的目标，不是编辑“这一个”，而是阉割自我和阉割他人的文化行为，以及迫使文化人这样做的意识形态的无形之力量。

二百三十八

河北省清河县武家村人根据《阳谷县志》和明代修立的《武氏家谱》记载，认为武大郎其实是个身材魁伟、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潘金莲则是位贤妻良母，两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还生下四个儿子。他们提出“还武大郎、潘金莲真面目”的口号。

这则消息堂堂正正地登在一家层次颇高的报纸上，我很是为武大郎的后代们惋惜，可惜施耐庵与兰陵笑笑生早就死了，否则告他们一个“诽谤罪”，一定是一笔飞来的横财。此武大郎与彼武大郎、此潘金莲与彼潘金莲必须像镜子与镜中人一样，要么你别写！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说过，“面对文学，我感到惭愧万分。”而武家村的人们则深信：文学面对我们考据出来的真理，将惭愧万分。

二百三十九

《读书》日益形成一种文体，一种让普通人不读书的文体。著名或不著名的学者们，玩弄一串串的专业术语，犹如千手观音一般，让人眼花缭乱。其间时不时还夹一些外语单词。美国人爱吃汉堡，面包中间夹上牛肉和蔬菜，跟中国馅饼一样，确实很好吃。但在中文中间夹外文，却做不成汉堡或馅饼。

鲁迅在《作文秘诀》中写道：“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朦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候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半个世纪以后，有没有什么进化呢？

现在，由“古气”摇身一变而成“洋气”——一个个俨然是中国的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了。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老戏法，不过是马戏与猴戏的差别罢了。奉劝青年朋友，不要看花了眼，看软了膝盖。我们的见解，不知比这些“学者”要高明多少！

二百四十

民谣：新干部在腐化，老干部等火化，农民离村自由化，工人阶级苦菜花。

北京是对“外来人口”管理最严厉的地方，农民兄弟想到这里来“自由化”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而经济学家发明的、用来拯救某些国营大企业的“股份制”，却强迫工人缴纳上万元来入股——他们的月收入仅有数百元，否则你就算是“自动离职”，甚至连“下岗”的待遇都没有。于是，“领导阶级”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二百四十一

梁泰辰《北东园笔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盗入某令家，露刃胁之曰：“吾与汝均盗也，以盗得盗物，不得谓之盗。吾之盗，得财而已，不必杀人；汝之盗，常杀人以得其财，与吾孰贤耶？夫盗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为之，徒以贫故，不得已出此，计所历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较汝所为，曾未及半，而徒获盗名，甚无谓也。今独取汝盗，吾可以归里买田，恂恂为善人，不犹胜汝之终身为盗乎！”携其箧千金径去。某令大惧，不敢泄其事。

庄子早就说过：“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故事中的强盗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个世事洞明的智者。所谓名教世界，无非是给那些终身为盗者“正名”而已。说什么文忠公、文正公，戴什么紫金冠、白玉佩，写什么策对文、诗词赋，统统掩盖不了“大盗”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过是贪酷的匹夫；乾嘉学派宗师的王先谦，不过是顽劣的庸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居然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角，那么中国历史比《水浒传》还要糟糕得多。

近来，从报上时不时读到类似的报道，小偷将某某官员家中财物洗劫一番，而官员不敢报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将官员牵扯其中，顺藤摸瓜，最后挖出一个大贪污犯来。我想，反贪局是无甚大用的，不如招安一帮神偷组成一个反贪组织，所到之处哪个贪官不落入法网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说，但中国还是不免为夷所制；我的“以盗制盗”之说，说不定真能解决雷声大、雨点小的反腐败问题呢!

二百四十二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归入“反动文章”之列。教科书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虽然并没有看过原文。

有一次，找来原文一看，方有触目惊心之感，要是这些年来我们照着这篇“反动文章”所说的去做，也就不至于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使鲜血浸透二十世纪的史书了。适之先生分三个层次分析“主义”之害：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倏，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真理被贬为狗屎，岂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适还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的堕落，实际上是谈主义的人的堕落。我近来研究汪伪史，发现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原来大半曾是谈“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热血青年。周佛海、陈公博、丁默〓……当然哪个不是“主义”虔诚的信徒呢?最后落水当了汉奸。

二百四十三

一九三一年，“红色”恐怖笼罩闽西地区。二月二十一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二十号通告。通告指示：“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以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该区先后捕获原红军一○○团政委林梅汀为首的“社党分子”六十多人，许多人被即时枪杀。闽西红军连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被杀者占十之八九，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委和倏补执委，被杀者占半数以上。中共中央要求采取“最严历的手段来镇压”。

这就是“主义”杀人。“红色恐怖”一点也不亚于“白色恐怖”，同志杀同志的效率，往往比敌人杀同志要高得多。

二百四十四

早在三十年代，陶行知就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人多，科学不发达，社会不平等。减少人口是中华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举了人口数与生活状态的关系之后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线或创造线（每户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穷困而埋没，没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裕的社会。

谁忽视真理，谁就要受到真理的惩罚。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挣扎里，陶行知先生的话才显出应有的分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中国。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说的一段话：“凡物多则生患。天下之患，生于多者十，而外夷不与焉。士多而不敬，官多而不择，民多而无业。士多而不知理，法多而无所守，说多而无所从。取多而无度，用多而不节，兵多而不可用，盗多而不能弭。”看来，“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恶”。

二百四十五

为鼓舞军人士气，俄军方最近延请《花花公子》“玩伴”达娜·博利索娃主持军事电视节目。一时间，这位身着三点式、腿跨坦克、手执冲锋枪的美女成为俄国军人的偶像。

俄国人总算明白了，军人首先是“人”。所以，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指导员。仅有“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越战时他们便推出玛丽莲·梦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

俄国人充当了七十年意识形态的玩偶后，终于也学会过“人”的生活了。我们呢?

二百四十六

清末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了一名“老吏”的心声。自言做幕僚二十年，做官三十年，游历九行省，极论兵乱以前各省吏治之坏，滔滔汩汩，口若翻澜，曰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如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折夫马，拆供张，勒馈赂，属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

知县不知，巡抚不巡，总统不统，总理不理，这种情形在民主体制下是民众的不幸，在专制体制下却成了民众的大幸。听说过一件真事：某地地方官因贪污被捕，搜出家财万贯，可比昔日之和坤。该地百姓不仅没有载歌载舞，呜锣放炮，反倒如丧考妣，有大祸临头之感。怪哉，水蛭吸人血也要将其拍死，此官员之害千百倍于水蛭，人们为何恋恋不舍?也是一老吏说出了真相：当地人好不容易养肥了这名官员，他在腹便便，进一步吸收消化的功能有限。现在重新派来一饥肠辘辘者，又将像蝗虫一样吃个鸡犬不留。两相比较取其轻，当然要怀念事败的官员啦!

二百四十七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严令各报馆不得刊登有关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特务头子出主意让昆明三家影院赠送五月三日、四日各场电影票两千八百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动。同学们把电影票取回，转让给难得看上电影的士兵和居民。

我不禁想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成语来。我佩服特务的聪明，釜底抽薪，笑里藏刀，抓住了青年学生爱看电影的心理，在关键时刻体现政府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我更佩服学生的聪明，电影票不领白不领，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好一招借花献佛，倒是让政府的关怀落到了实处。

二百四十八

李远哲如是评价台湾的教育状况：就算是请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到台湾参加联考，也一定考不取任何高中。

大陆亦如是也。

二百四十九

顾炎武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

前者的代表在北京的胡同里可以找到，后者的代表在上海的里弄里可以找到。近年来，关于南人与北人孰优孰劣的争论又狼烟四起，殊不知顾亭林早就看出，南北小异而大同，都是一群空心人。

二百五十

一位在太行山深处担任中学教师的朋友向我讲述山区小学条件的艰苦。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到过因开过某次中央全会闻名的西柏坡，那里的小学校被誉为“明清的房子，民国的凳子，新中国的孩子”。据说现有有了改观，靠希望工程的捐款修了几所漂漂亮亮的楼房。但是，基础教育靠“希望”来维持，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二百五十一

殷海光剖析中国“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这个国家只有奴隶的自由——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然消灭而无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专注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驰，无暇及此云耳。官吏无日不可以禁，自由无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

奴隶的自由只能靠时势来获得，好比农民的收成只能靠老天爷来获得，风调雨顺能果腹充饥，早涝交加则只能啃观音土。我认为，一八九四—一九二七年是东方专制主义全面失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幸福地享用了奴隶的自由。我羡慕梁启超、陈独秀那几代人。他们利用奴隶的自由求得了人的自由，尽管那是昙花一现的自由。

二百五十二

常常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倒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读顾随《苦水诗话》，心中大惊。顾随认为人的烦恼苦痛可分三等：第一等人不去痛苦，不思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第二等人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第三等人终日生活于苦痛烦恼中，整个被这洪流所淹没。

我想，鲁迅该是第一等人，他一生反抗绝望，烦恼在他的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徐志摩该是第二等人，逃到爱情中，逃到天空中，谁知道他微笑后面的悲苦呢?朱湘该是第三等人，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烦恼苦痛中，投入滔滔江水，企图质本洁还洁去，不过一厢情愿而已。

二百五十三

某学者游弋学界久矣，久而未成名，甚忧苦。一日，闲翻《论语》，读到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处时，眼睛为之一亮：此处的“肉”究竟是猪肉、牛肉还是羊肉?以前学界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好大一块处女地被我发现了!

于是，这位“问题意识”极强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学术难题，揭开千古疑案，乃读书万卷，行路万里。遍览古书，经史子集，烂熟于胸；远赴曲阜，行遍齐鲁，沿孔子游学旧路来一次“新长征”。最后，终于写出一部百万言的专著，论证出孔子所说的“肉”不是猪肉而是羊肉，因为当时齐鲁产羊不产猪。引用材料千条、古书百部，且融入作者自身的人生体验。于是，此巨著轰动学界，海内外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号称新《日知录》、新《管锥编》。

学者名声鹊起，乃脱去“学者”之旧帽，戴上“国学大师”的新帽。欧美日韩的汉学家们视之为圣贤，为转世之乾嘉诸老。邀请函如燕山之雪片，片片飞至。乃游学全球，宣扬我儒家之文明，俨然中华之耶稣也。

我怀疑古人制作干尸的最终日的还是为了“吃”。孔老夫子的尸骨是被七十二弟子啃完的，啃得连一块骨头也不剩。余生也晚，没资格分一杯肉汤，只好啃刻有《论语》、《春秋》的甲骨了。可是还有密密麻麻的白蚁来争夺这仅剩的口粮。

孔夫子的伟大，便是他留下的每个字都能让“会吃的人”吃成个大胖子。向国学大师们学习!

二百五十四

毕业后进入形形色色的单位的大学生，大多要经历四个阶段：大有作为——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理想；难有作为——屡受挫折后的清醒认识；无所作为——理想破灭时的悲观论调；胡作非为——向仕途爬升的唯一途径。

二百五十五

海涅诞生两百周年，贺敬之在《文艺报》发表词《怀海涅》，最精彩的有这么几句：“曾闻狂言‘终结’，咒语‘告别’——堪笑一丘愚劣。扶天倾，补地裂。导洪流，警覆辙——自有人心、诗心坚胜铁！唤莱茵吹春水，踏昆仑溶雪，且看新队列！”

所谓“终结”大概是讽刺美国学者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所谓“告别”大概是讽刺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这两部著作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胡乱攻击别人的人品，难道是一个“诗人”的特权吗？这只能是一种继续玩弄“文革”时期的金箍棒的文痞行径。

这首所谓的“词”的“艺术性”究竟如何姑且不论，这首“词”究竟与海涅有没有关系也姑且不论（海涅大概做梦也没有想象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单是那“扶天倾，补地裂”的万丈豪情，就直追领袖的《沁园春·雪》。不过。诗人的大话与政治家的大话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大话一句也能让百万人饿死，而诗人的大话一万句也吹不出一个气球来。且让诗人手淫吧，我们不去看他。

回家的时候，一条小狗在繁华的大街上拼命地叫着，但匆匆来去的人们没有一个停下来关心它叫得是否好听。

二百五十六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是都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我想起杨绛的《洗澡》，叙述的笔调跟费老一样轻松自如。鲁迅有个精辟的概括，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则更是“清醒的做戏者”。他们有本领把巨大的痛若转化成一场滑稽的游戏。“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这是他们在浩劫之后所得到的“收获”。最大的智慧乃是遗忘的智慧和将“重”转化为“轻”的智慧。

二百五十七

看与被看是相对的。梁启超云，“静观人我成双遣”。然而，意识到这种相对性的有几人呢?沿长江而下，人人都在看青山之妩媚，殊不知青山却在看人之丑陋——多少垃圾被不假思索地拥进“滚滚长江东逝水”之中!

二百五十八

“做作”成了当代文化的母题，即令汪曾祺、张中行等世外高人辈亦受其害，谁还能免俗呢?

北大装模作样的教授太多了。学生也学会了。

二百五十九

史铁生把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看作是“美”。他说，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

我还要在“接受”后面加上“反抗”，在“忍受”后面加上“改变”。

二百六十

漫步书店，我发现那些只有书的形式而不配叫作书的东西竟是如此之多。

书店演变成一处高级的垃圾场。

二百六十一

伯特·兰特在《关于刮脸的道理》中写道：“当剃刀触到我的脸上，我不免有这样的疑惧：

假如理发匠忽然疯狂了呢?”这是休谟式的怀疑主义人生观。

宋代诗人黄庭坚却赋诗云：“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中。”写理发师如写大侠。这是纯粹审美的人生观。中国士大夫比西方知识分子过得潇洒快乐多了。

二百六十二

在石家庄陆军学院里，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连周末的时间也被塞进去。盛行绕口令：“你学习，我读报；学什么，都知道。先国内，后国外；老一套，新一套。两手抓，两手硬；安定团结，形势大好。”

二百六十三

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引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术比喻为：伏鼠、窃贼、夜行人、神出者、鬼没者、红云掩其面者、潜藏者、深居简出者、处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书和报纸上全都堂而皇之地写着：太阳、旗手、拯救者、诗人、思想家、先驱者、父亲、舵手、万寿无疆者。

二百六十四

受到压迫必然会感觉到痛苦。对这种痛苦一般有两种对策：一种是笨人，为摆脱痛苦奋起抗击压迫，结果挣脱手铐，迎来枷锁。另一种是聪明人，想方设法努力让自己相信，这些压迫是必要的，对自己善意的。

我是个学不聪明的笨人。

二百六十五

被我视为小希特勒、小斯大林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终于众叛亲离，被捕入狱。他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泰耶说：“你不知道我每天受的是什么罪!”反复抱怨自己被囚在满是蚊虫的监狱里。当对方问级三百万柬埔寨人民被杀害的事时，波尔布特瞪大眼睛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大恶人是不会忏悔的，波尔布特希望能够“平静地死去”。对于宋成事件，被杀的宋成及其十四个家属，波尔布特说：“那个人，那些孩子，我没有下令杀他们。那是我们将计划付诸实施时犯的一个小错误。”

终于看到了波尔布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左半边身上瘫痪、左眼失明、满头白发、满脸浮肿的老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要是不知道他是波尔布特，我也差点要动恻隐之心了。

走投无路的独裁者比无家可归的丧家犬还不如。与波尔布特一样嚣张的家伙们，真该欣赏一下同僚的照片。

二百六十六

袁中郎曰：“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鲁迅依然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懂得此理，可少写少看学术论文和长篇小说也。

二百六十七

契诃夫《第六病室》中的医生，仅仅因为喜欢“思想”，想逃出无从脱逃的生活牢笼，却被看作有精神病，关进病室之中。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没被关进第六病室，我太幸运了。

二百六十八

食物与自由既相对立又相似。食物既可以使人感到肚子饱，又可以使人感到精神上不满足。因此“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正常的现象。

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的可贵，失去时才发现必不可少。

二百六十九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深宫大院里的高官显贵，不是胸有万卷书的文人学者，而是出租汽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流动的原子，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契合或对峙。了解、观众、品评与体味，此后反刍而出的必然是真理。

想了解世界，其实并不难，上街与出租司机聊聊就行了。

二百七十

胡建学在泰安推出《胡建学选集》。不愧为孔子故里的地方长官，比别的贪官污吏站得高看得远，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这是令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欣慰的事情：孔子思想，光芒万丈，照得贪官也形象高大。

别的地儿，能孕育出这样高层次的贪官来吗?

二百七十一

一旦爱情进入公众领域，它立刻沉重起来，成为包袱。

二百七十二

号召取消娼妓现象的政治家往往是嫖妓次数最多的政治家。

正如呼吁驱赶民工的“高级华人”，往往是那些最大限度地享用着民工劳动成果的“买办”们。

很喜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张力，使这个词具有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二百七十三

人性中的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

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便是用“真理”来解释残忍。

二百七十四

中国的道德是以不承认人的弱点为前提的。

这样的道德最终成为杀人的利器。

二百七十五

不强迫每一个学子都成为思想斗士，但决不能扼杀那一两个想成为思想斗士的学子。这是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只有梁山泊才强迫每个人都入伙革命，只有法西斯才扼住每张想呼喊的口。

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坚定自己的选择。

二百七十六

想约师兄沈灏写篇稿，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他在回信中说，“作为记者，我可能会去采访，但作为学生，我没有任何喜悦。年纪大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过自由思想更不说明什么，事实证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压制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因为他能从中获得别人不能理解的愉悦。”

把这样揪心的话写出来，需要怎样的勇气呢?跟我一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一名国政系学生，本科毕业后在某系当上了团委书记，顿时摇身一变，从当年痛恨教官管制的青年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官员，而且对付学生的手段比他的年过中年的前任要厉害百倍。鲁迅说得好：“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青年急着升官发财自然会不顾一切的。自由早已是昨日黄花，不仅自己不要自由，还不惜剥夺别人的自由。除了沈灏兄所说的“愉悦”外，我想更重要的还是“顶子”——从古以来顶子都是需要用鲜血来染红的。

学术圣地向官场堕落，是社会整体堕落的最后一步。

二百七十七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晚上，钱端升教授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兴行的时事论坛上，慷慨陈辞，反对内战，反对个人独裁。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围墙外打机关枪相威胁。钱氏仍然高声演讲，与枪声相应和。

这一幕，理应是西南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得知识分子的尊严。

二百七十八

思考死亡问题，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不太恰当。

当我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句子：“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继续的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的时候，我惊呆了。生命和死亡都同时在继续着，“我”很快就变成“你”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恐惧。

二百七十九

因《自由中国》事件，主编雷震被判“煽动叛乱罪”，此罪可致死刑。此时，主要撰稿人夏道平、殷海光、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对于他们在《自由中国》上写的社论和文章自负其责，而被控为“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字多半是他们写的。在那人人自危、软骨症盛行的时代里，那种做人的嶙峋风骨令人震憾。

久违了，有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久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今天，知识分子正在普遍爬虫化，回首当年孤岛上的“三座大山”，恍若隔世。

二百八十

文人都想当诸葛亮，于是刘备便成了旷代圣主。

二百八十一

宋徽宗、李后主当皇帝的时候，是文人学士、画家乐师日子过得最舒服的时候。

然而国也亡得快。

二百八十二

《二十四孝图》公然刻在白云观里，是为儒家的道家化。儒家高贵的学说，通过道家这个庸俗的宗教，深入千家万户。

二百八十三

等到贝克特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六十年代也接近尾声了，梦想与光荣、鲜血与鲜花，随风而逝，随水而流。贝克特的一生不是在等待，就是在被等待。他最终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我很难想象《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典礼上会有怎样的言行。但他也没有拒绝奖金，否则他就成了萨特。

用不着把诺贝尔奖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让诺贝尔奖惭愧的伟大作家呢?

二百八十四

《西游补》是一本比《西游记》还要奇怪的书。有一节写孙行者审秦桧，高总判有一段禀告：“爷，如今天下有两样待宰相的：一样是吃饭穿衣、娱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华藻自身之地，以为惊耀乡里之地，以为奴仆诈人之地；一样是卖国倾朝，谨具平天冠，奉申白玉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揽政事之地，以为制天子之地，以为恣刑赏之地。”

千朝百代以来，除了王安石等三两个书呆子外，宰相全是以上两类人，要么是昏蛋，要么是奸佞。不信，列个名单数将下来，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多是前者，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多是后者。

二百八十五

这是什么——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生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故人之忿恨，非这个不胜；幽滞，非这个不拔；怨仇，非这个不解；令闻，非这个不发。

这是金钱。作为一名贫困的学生，我在情感上对上面这段话表示认同；作为一名清醒的思想者，我又不得不对这样的愤怒表示质疑。仇恨金钱的原因大抵是得不到金钱。在贫困中，保持对金钱的平常心，则是对一个人理智力量的检验。

二百八十六

“老”是一个可怕的词，如爱滋病一样，沾到别的词，别的词便倒大霉。如，“处女”本来是个让人感到“纯洁”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处女”以后，便立时有了阴森、扭曲、变态的含义；“学生”本来是个让人感受到“天真”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学生”以后，便立刻有了迂腐、愚笨、拙劣的含义。

二百八十七

不要忽视年轻时感动过你的东西。

不要相信年老时你坚持着的东西。

前者是纯真，后者是僵化。

二百八十九

李鸿章晚年总结一生事业，抚膺叹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亲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把自己定位在“裱糊匠”的位置上，倒也有些自知之明。然而，老大帝国仅有裱糊匠是不够的——外边已是暴风骤雨，茅屋随时倾覆，这时需要一名大建筑师。

梁启超之《李鸿章传》曰：“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可谓的评。李鸿章身上的优长皆是“支那人之性”的典范，如陆奥宗光概括的几条：凉血类动物、事大主义、容忍力强、硬脑硬面皮、词令巧妙、狡狯有城府、自信自大。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物也。

李鸿章总算还是一个把“钟”撞好的人，而大多数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却连“钟”也撞不好。难怪梁任公要感叹“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要是梁任公生在今天呢?

二百九十

窦镇《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叶名琛事：“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制军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

我的感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过，让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充当被人观看的“猴子”，对一贯把别人称为“夷”的天朝大臣来说，亦是一个响亮的回应。

二百九十一

有的人以自己像个知识分子而骄傲。出租汽车的司机对我说：“您像个读书人。”我并不为之而高兴。我想起著名记者布札梯对加缪所说的话，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感谢上帝，您不像知识分子，倒像个运动员，头脑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样，稳重，爱说善意的讥讽话，长相有点像汽车修理工。”

二百九十二

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张溪若，早年参加同盟会，坐过清朝的牢。一九一三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原想学土木工程，后改念政治学。这一改，改出了他后半生的坎坷。

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国民参议会寄给他路费，请他到重庆开会。他将路费退回，并附上八字电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他还有退回路费的权力，还能像他崇拜的卢梭一样呐喊几声。十多年之后，这位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大学者却被熟读《资治通鉴》的领袖玩弄于股掌之上，如猫捉老鼠。

这是政治学的悲剧，还是中国的悲剧？这是“政治学”在“中国”这一特定时空内的悲剧。

二百九十三

天下兴亡，跟匹夫没有什么关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老夫子一相情愿的想法。

二百九十四

哈维尔就任捷克总统的时候，说过这样一番话：“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都一起创造了它。”

就连哈维尔这样承担过牢狱之灾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勇于把自己跟极权主义“挂勾”而不是“一刀两断”。那么，谁有资格心安理得呢？

二百九十五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遇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在他们的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二百九十六

萨达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彩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粗体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安放着一对巨大的铁手腕，两手交叉，高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仿照萨达姆的双手而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肉身要伟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和毛泽东，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二百九十七

“文革”中残酷的武斗表明：相同信仰的人们也可能势不两立。

高喊“毛主席万岁”的一群人向同样高喊“毛主席万岁”的一群人开枪。

我不得不承认，这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不是用智慧写成的，相反是用愚昧写成的。

二百九十八

在徐悲鸿故居看徐悲鸿的生平展览，有两幅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幅摄于四十年代的中国，西装革履，雄姿英发，若奔马驰骋于旷野，若猛虎长啸于莽林。炯炯的眼神背后是一颗自由的心灵，坦率的微笑背后是一派恣肆的情怀。另一幅摄于五十年代中期，中山装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简直让我也喘不过气来。眼角满是疲惫的神色，眉宇间既忐忑不安，微微翘起的嘴角似乎在无奈地自嘲。看到这幅照片，我已然明白：徐悲鸿的艺术生涯在此处便画上了句号。那时，他正在认认真真地为志愿军战士画速写。

两幅照片，一个人的两种精神。

两幅照片，两个时代两种活法。

这不仅仅是悲剧。就好像早上起来，模模糊糊地穿上袜子，当发现穿的是两只颜色不同的袜子的时候，已经晚了。

有时，我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二百九十九

一八三七年，肖邦来到巴黎。他说：“巴黎有你希望的一切：你可以欢乐、忧伤、嬉笑、哭泣、你可以干你喜欢的一切事情，谁也不会看你一眼，因为这里成千上万的人与你相同，各走各的生活之路。”

北大亦如是也。

三百

报纸上对《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片好评如潮。《北京青年报》说：“面对各种褒奖，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有关领导表示，虽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也将坚持按商业片方式运作，以影片的实力和观众的口碑争取做好发行工作。”

这是一段可以载入史册的文字，尤其是“虽然”和“但”两个虚词，巧夺天工，绘影传神。看来，“商业片的运作”已成气侯，“权力话语”也不得不向“商业话语”献媚，优孟衣冠，方能堂堂正正地登场。

影院里依然是空荡的，而经理说，票全卖出去了。对此，洋人永远无法理解。

三百零一

北大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希望工程支持会一类的越来越多。三角地的海报，常见到一些情深意重的文字，如“天冷了，为山区孩子捐衣服”、“救救母亲——为某同学无钱治病的母亲捐款”等等。也曾感动过几次，捐助过几次。后来，也就麻木了。倒不是麻木，而是因为思考的缘故——一思考，便坏事了。我想，大学毕竟跟福利机构有所不同，大学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学里的大学生干一些社区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有什么“疑难杂症”便拉到大学里来，就好像看病找错科室一样。当这些活动是为了营造“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闻效应的时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频频让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捐款，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有多么地不健全。套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没有爱心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爱心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有一颗佛祖的仁慈之心，这个社会也不见得能进步多少。“水滴石穿”的故事，只能迷糊几个单纯的孩子。

三百零二

“贫民窟中的圣者”印度修女德蕾莎逝世了。她一生救助“最穷的穷人”，连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也全数捐出。她逝世前曾说，一生中最大的梦是“到中国大陆服务”。

修女的话林概会让某些“大人物”不快的：我们这儿形势大好、一片光明、莺歌燕舞、弦歌四起，谁需要你来服务?你瞎操什么心?

修女的话又让我们这些中国小民为之泪下。我见过三峡两岸衣不蔽体的农民，见过黄土高原上暗无天日的窑洞，见过贵州山区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想到为他们服务的只有一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迥然不同的异国修女。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修女的临终之言，都该一头钻到地洞里去。

三百零三

在经济地位上而言，学生属于最穷的那一类人，与下岗工人、民工并列。一些老先生看不惯青年学生跑出校园去挣钱，指责说不安心学习。殊不知，衣食不足，安能做学问?德高“忘”重的大教授们功成名就，享受津贴，站着说话自然不腰疼了。

对于金钱能否正确认识，可以判定此人是否虚伪。契诃夫不到而立之年写出名作《草原》，获得一千卢布，他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契诃夫深知清贫的味道不好受，在努力挣钱的同时，一直为改变青年作家的物质境况不遗余力地奔走。他直接了当地说不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年轻时花天酒地，到老来倒摆出道德家的面孔说“拥有财富等于盗窃”。契诃夫却说，自己很高兴有别墅和大片土地。“倘在辛苦之后，一觉醒来，突然变成资本家，应是人间乐事。”

谁否定人的正常欲求，不管他的调子有多高，我都十二分地警惕他，如同警惕法西斯分子。

三百零四

一九八六年，丁绍光、袁运生等艺术家在纽约组成海外艺术家联盟，发表宣言：“最大的责任是，努力使中国人尽快地成为充满艺术自由创造精神的新人。自由是创造的条件。尊重差异、维护多元是我们的信念。”

我在为这个宣言热烈鼓掌之后，进一步反思：五千年沉重的专制文化所孕育的中国人，有可能“尽快”地成为充满自由创造力的新人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当下的环境不仅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了。在二十世纪初前三十年生活和思想的鲁迅，在围剿与迫害、追捕与辱骂中挣扎着活了五十五岁；而在二十世纪末期，企图像鲁迅一样生活和思想的王小波却只能活四十五岁——在我看来，杀害他的不是疾病，而是自由庞大的对立面。

因此，我不得不悲观。不是为自己的寿命而悲观，而是为自己能否看到宣言中的蓝图成为现实的那一天而悲观。

三百零五

这是一个扼杀浪漫又制造浪漫的时代。

圆明园艺术村的流浪艺术家们被像狗一样赶得四处逃散；而刘晓庆、倪萍、毛宁、白岩松这类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人却被当作浪漫的标本四处巡回展览。

三百零六

摆出遗体让人参观，想必不是死者的本意，而是后死者为表明自己是死者正宗的“接班人”所玩耍的把戏之一。

贵如列宁者，本来是“唯物主义者”，其尸体却不得不被放在展厅里让所有人来瞻仰。一九三四年，有人混进参观的人群之中，企图向遗体开枪，被卫兵和参观者制止，此人乃开枪自杀。一九五九年，有人用锤子敲破灵柩玻璃，当场被捕。一九六零年的那次最为成功，有人跳进围栏，踢破灵柩玻璃，碎片划破遗体面部，而无“淋漓的鲜血”。之后，经苏共中央决定，改用防弹玻璃。一九七三年，有人混进学生的参观队伍中，引爆炸弹，多人受伤。

生者向死者讨债，悲壮变得有点滑稽，伍子胥鞭楚怀王的尸体，元朝的皇帝挖出宋朝皇帝的骨头再塞进狗骨头，我总觉得多此一举。叶利钦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他决定将列宁的尸体迁出红场，按照其遗嘱，与他的母亲合葬。叶利钦意识到：在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的中心，供奉一具僵尸，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文明仍然停留在古埃及的木乃伊时代。

对死者如何评价姑且不论，“尘归尘，土归土”这才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

三百零七

很喜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张力，使这个词具有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三百零八

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是体现在古希腊伟大悲剧中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

三百零九

高中语文教学的结果。中学生们都说，“尼采是疯子。”“谁说的?”“鲁迅先生说的，在《拿来主义》中说的。”我无言。

三百一十

“异想天开”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成语。异想真能打开天堂之门吗？

要想记载自己全部的胡思乱想，这篇札记永远也无法结束。

就此打住，因为“异想”仅仅是我个人的。

Table of Contents

火与冰

文字的破冰船

第一辑 太监中国

太监中国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他们的世界

失落的“五四”

“勇敢者”游戏

龙性岂能驯

流亡者

叛徒们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第二辑 今夜飞雪

今夜飞雪

水边的故事

屠杀的血泊

牛

舟

牵手

薄酒与丑妻

父亲的自行车

毕业生

那塔，那湖

第三辑 玩知丧志

玩知丧志

黑色阅读

少年气盛说文章

晚年悲情

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皇帝的新衣

从唯美到极权主义

布罗茨基：诗歌与帝国的对峙

人间世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望断天涯路

第四辑 火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