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山》　　余杰著

内容简介：

香草山在哪里？香草山与伊甸园一样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爱在哪里？爱与泉水和泥土一样，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

余杰向我们讲述的，不仅是一个纯美的爱情故事，也不仅是一段纯粹的精神

体验，而且是我们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朝圣之旅。

也许你要问：这是一部小说？一篇自传？书信和日记？抑或散文与诗歌？

《香草山》归属于什么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把它作为一面

镜子，照一照自己的灵魂？

在《香草山》中，余杰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蜕变：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

发光。

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圣经·雅歌8:14》

第一章　百合花

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圣经·雅歌2:1》

一、宁萱的信

廷生：

你好。

我自觉很冒昧给你写信。

我原是不能接受给陌生人写信这样冒昧行为的人。

我曾经有过数次被文字打动的经历，也曾有过与这文字后的心灵结识的冲动。但出于漠然悲观的天性，最终宁肯默默地与文字交流。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打击，因为他就是我曾经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收信的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

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

我想，在这片已经不再蔚蓝、不再纯洁的天空下，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重而真诚。

作个不恰当的对比，许广平第一次冒昧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时候，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人生遇到歧途怎么办？我自觉我这封信虽没有提问，却也大而无当，不知所云。可鲁迅先生认真地回答了许广平的信，他看透黑暗，却从未绝望。你呢？还有一颗易感而真诚的心吗？

最后，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女孩，美丽，也还年轻。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深夜

二、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起床来鬼使神差地给一个陌生人写了一封信－－除了他写的一本书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很久没有写信了。虽然每天都坐在电脑前，但在键盘上敲出的都是与心灵无关的文字－－是比八股还要八股的项目可行性报告、是格子里填满数据的报表、是给其他部门的例行公事的通知书……日复一日，这些文件已经塞满了我的大脑。

忽然，我觉得很累、很累。我来到这家庞大的外资公司已经一年多了－－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女孩，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部门经理。

我似乎很“成功”，在前几天的聚会上，毕业之后难得一聚的大学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当年在我下铺的女孩，还只是银行的一个普通营业员。最有“出息”的男同学，也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小科长。相比之下，我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但是，这些不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说：“你并不属于这里。”这个声音每天都在心灵深处响起，由远而近、由低而高，像火红的熔岩在幽暗的地壳中翻涌着。

那么，我的灵魂究竟属于什么地方呢？我的心究竟要“安置”在哪里才能够获得宁静和愉悦呢？

公司占据整个的一座大厦，我的部门在十层，整层楼就是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每个职员有一个透明的隔间。几十个职员，像一群家养的鸽子，都被安置在一模一样的“笼子”里。

巨大的中央空调，每时每刻都在发散着无穷的能量，冬暖夏凉。我不喜欢空调，我宁愿房间里的温度与外面的温度一模一样。无论冷也好，热也好，保持大自然本身的温度最好。可是，我们的皮肤已经适应了空调制造的虚假温度，反而无法适应大自然本身真实的温度。我们的肌肤在虚假的温度之中麻木了，我们的心也一样。我们自己亲手把自己装进一个虚假的盒子里。

我每天对着电脑，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跟同事们联系。尽管大家同处一室，却谈不上有什么心灵的沟通。这就是“现代化”的公司中的惯例。在公司安装着蓝色玻璃的办公室里，每个人各司其职：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处理事务，一动不动；或者匆匆地走来走去，没有片刻时间左顾右盼。

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却面目模糊。

我的位置靠近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然而，偌大的公司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一起分享看风景时的心情。英国作家福斯特有一本出色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很久以前看过，书中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却记得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我没有一个房间，但我有一个角落。

我经常往远方眺望，远方依稀可见烟雨迷蒙的瘦西湖，瘦西湖边上白塔的塔尖也还有模糊的轮廓。可惜，湖边的高楼越来越多，视线也越来越局促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楼房越盖越高，为什么楼房与楼房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人们把鸽子关进鸟笼，最后自己也住进了鸟笼。

我喜欢童年时候外婆家的小院子，那个小院子曾经就在瘦西湖的边上。屋檐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迹，木梁上的燕子窝中有时落下一两片羽毛。可是，在几年前的房地产开发热中，这个可爱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连同我童年温软的记忆。

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欢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于同事对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总是穿着冰冷的、压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隐隐作痛。

黑色是内敛的、是悲哀的、是冷静的、是坚强的。记得一篇小说中写道：“很多有伤口的女人，只穿黑色的衣服。因为这样不容易让别人看到疼痛。”这也是我的原因啊，我不愿意让旁人窥视到我的内心世界。黑色是一道藩篱。

“骨纵相思当寸断，禅心难付剑与萧”，我让自己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分距离。像一只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虫，凝固，但是安全。

读那本名叫《火》的书，也有好长一段日子了。书中那些刚强的句子打动过我，更打动我的却是那些柔弱的句子。手边没有书。我当时读的那本已经很破旧的书，并不属于我。读过之后，我也不想去书店买一本新的。因为，读过之后，这本书在"精神"的意义上就已属于我了。书里的好些句子我几乎能够背诵下来，我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写作它们时的心情。它们让我如此牵肠挂肚。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着雨，天色灰蒙蒙的，像《红楼梦》里面那些让作者和读者一起哭泣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章节。

此时此刻，我想起《火》中那些忧愤的句子。在北国的风沙中，他有冲冠的怒发吗？

我相信，他有。他更有一颗忧愤与感伤的心。

我给他写信的时刻，不是我有意挑选的，却恰好是一个孤独与哀痛交织的时刻。他一定跟我一样需要安慰。他身边有安慰他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然而，有过一本并不属于我的、他写的书就足够了－－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说，那本书我仅仅拥有过一天（更准确地说，一个夜晚）的时间。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进公司以后唯一的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我把这封用一页便签写就的短信，放进一封特快专递里，填好他的姓名和地址。在吩咐秘书寄出一大叠商业信件的时候，把它混在“公家”的信件中发了出去。因为我实在怕自己没有勇气走到邮局亲手投出这封突发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显示，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那么，地址就简单地写上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园让我魂牵梦绕。中学时，我曾经没日没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踏进去。就因为高考没有发挥好，差了几分。造化弄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样，不情愿地飘落到西湖边上的那座校园里。“暖风熏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西湖美则美矣，却不是一个念书的好地方。大学四年，浓浓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我。

毕业后，渐渐忘却了有关校园里的一切。照片都是会褪色的，记忆也一样；花朵都是会飘落的，梦想也一样。

他的出现，重新勾起我昔日的梦想和创伤。他属于那座校园，那座蔡元培和鲁迅的校园，那座“五四”青年的长衫和白围巾飘飘荡荡的校园，那座在血与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园。那座校园已经成为史诗，成为纪念碑，成为神话。

北大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所大学。

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啊。

他能否收到这封信，在我的信写完以后，已经不重要了。

写信是对虚无的一种反抗。但写完以后，我宁愿忘记它，让它像一个梦一样在我的生命中消失。

举重若轻。

正如《世说新语》中那个有名的“雪中访戴”的故事：东晋名士王子猷住在山阴的时候，一个大雪漫天的夜晚，起床对着雪景喝酒，喝到半醉，突然想起了著名的隐士戴安道，便连夜乘坐小船去看他。到了戴宅的时候，天色已亮，王子猷没有去敲门，却命令船夫开船回家。船夫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很喜欢这个古老的故事。长袖飘飘的王子猷、鹅毛般的雪花、披着蓑衣的船夫、划在溪水中的木桨……我要是画家，我会画这样的一幅神韵流动的水墨画。

那么，我也来学学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还得去上班。睡吧，睡吧。

今天的日记写得太长了。

三、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从校园里“失踪”了四天，重新回来，校园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东方”的课堂里依旧是拥挤不堪的人群。

走进图书馆，我还是去五楼的那间港台文献中心，翻阅那套台湾印刷的、庞大而精美的“近代文史资料”。这套书中的很多珍贵史料，外面都很难见到。我打算花上一年的时间，把这套书大致浏览一遍。庄子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当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就会有同样的感慨。

这间阅览室少有人来，我独自躲在角落里，一个上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窗外杨絮飘飘，如同六月的飞雪。读书读累了，就抬起头来观看一会儿满天飞舞的杨絮。每片杨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们与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在空气里飞翔，然后飞落尘埃。

博雅塔的塔尖在远处，塔身被树荫簇拥着。它已灰尘满面，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冷冷地看着这个热闹的世界。

今天又收到一大叠信件。有杂志社编辑寄来的刊物，有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当然也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来信。其中，显得突兀的是一封来自扬州的特快专递。谁寄来的？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一阵，我在扬州确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信封的后面留着一个外国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宁萱”

的名字，它们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半天。我与公司之类的机构向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宁萱”却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让人遐想联翩的名字。

蓝色的、硬皮的、硕大的特快专递信封，仔细一掂量，里面似乎空空如也。

这是谁写来的信呢？这个“宁萱”究竟是谁？尽管差不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封陌生读者的来信，却很少是用特快专递来邮寄的。读者们的信封，多半粗糙而破旧，也许是因为这路上颠簸太久的缘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遥远的学校和乡村，与高楼大厦无关。

撕开封口，原来是薄薄的一页公司便签，信的内容只写了大半页。字迹很小，很细，甚至有些潦草。算不上秀美，却一眼就能够看出是女孩子的笔迹，每个字都带着几分柔媚的心思。

在学校里的“家园”快餐厅里，我买了一份快餐，一边吃，一边怀着“姑且读读”的心态摊开信纸。刚刚读到第一行，我便立即换了一种心情，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来。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几乎“不忍卒读”－－它像一块小石子，准确地击中了我的心脏。它沉重得让我有窒息的感觉。

阳光从窗口射进来，薄薄的信纸在阳光下是透明的。

写信人的心呢？

显然，这封信的作者，跟我有着相同的心性，也跟我有着相同的创痛。

在这些文字的背后，黑暗与光明两种力量正在严峻地较量，悲哀与快乐两种情绪正在剧烈地翻腾。一时间，两种力量和两种情绪都难分高下。这个关键时刻，正是需要外力来帮助的时刻。所以，她给远方的、陌生的我写信。她向我－－一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寻求精神上的帮助。

这个时代，还真有这样的女孩？她真的在思考跟我同样严酷的问题？

进入北大这些年，我已然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端”，不为大多数的同龄人所理解和认同。幸而，北大还有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和学统零零星星的残留，“宽容”是它最伟大的品质。所以，尽管不少人把我目为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时不时地加以嘲笑和调侃，却也于我无害。

在这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互不干涉。能够在这种“不干涉主义”的羽翼下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很满足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多。

那么，写这封信的叫“宁萱”的女孩呢？她会不会也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端”？

我猜想，她可能比我更加孤独。从她的信封上的地址看，她在一座摩天大厦里工作。那种摩天大厦好似远古的恐龙，在那里，她会受到伤害吗？

我应该给她回信。

我愿意给她回信。

在一大堆信件中，她的信如同沙中的金子，又好像一颗搁浅在沙滩上的贝壳。

四、廷生的信

宁萱：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读到你的信的时候，我刚刚从郊外返回学校。

一路上，我正在想，离开校园好几天了，平淡如水的学院生活，会不会发生些许的变化呢？我的邮件该堆积了一大摞吧？

在五花八门的邮件之中，我拆开了你的信。

你的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封不能不回的信－－因为王小波，因为鲁迅与许广平，更因为罗素的那句话，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敬畏这个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的核试验而入狱的大思想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怀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这位既想“理解人类的心灵”、又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的大哲学家还说：“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的被压迫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反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比学识更加重要的是怜悯心。然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有多少人有怜悯之心呢？

同时，你的信之所以打动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理由－－因为我的孤独和脆弱，因为你的“严重而真诚”。

文字是我与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在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极其困难。而文字却能够穿越诸多的阻碍，连接起一颗又一颗陌生的心灵。

这两年来，我受到许许多多的干扰。有赞誉，也有辱骂，有“捧杀”，也有“棒杀”，却很少获得精神上真切的共鸣。因此，自己的文字能够在别人内心深处赢得悠长的回音，是我生活中无法言喻的快乐。

今天，在你的这封信中，我发现了一种至诚至真的精神共鸣。

谢谢你。

写作的本质固然是孤独，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人也在拼命地抗拒孤独，就如同加缪笔下那位辛辛苦苦地搬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是否会再次掉下山，他并不在意，他的汗水、他的快乐、他的幸福，已经熔铸在每一次的搬运、每一次的攀登、每一次的安放之中。

西西弗斯是一个内心最幸福的悲剧演员。

然而，如果一个人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中，无论他有多么坚强，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块块赏心悦目的绿洲。在孤独的背后，支撑我的东西正像你信中所说，是“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当然，在这没有边际的悲悯之中，首先是对自我这个无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悯。

你的信中曾写到鲁迅先生，我对鲁迅先生充满由衷的敬意。他在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和一个不尊重人的时代里，终生为捍卫个人的尊严而战斗，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他的人格胜于他的文章－－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的文人都是“人”不如“文”，他们纸上有一套说法，生命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套准则。

你在信中说，鲁迅先生“看透了黑暗，却从未绝望”，你的判断准确而敏锐。对于鲁迅先生，我们不用给他太多溢美之词。我只想补充一点：鲁迅先生是在绝望以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寻找着希望。所以，他能够坚持着在非人的国度和非人的时代里活下去。

许广平在信中提出的难题，鲁迅先生在复信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生说，“人生”的长途，最怕的是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我想，我们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穷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错误的路。我们的选择很明了，也很坚定。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歧途”、并不存在走错路的危险。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正道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该怎么走呢？

王维的选择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鲁迅先生的选择是：“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我常常劝说身边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轻的弟妹们，不妨选择王维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辈子“在刺丛中求索”－－荆棘会将我的赤脚扎得鲜血淋漓，会透到我的骨肉里去。

这是我的命运，我不能、也不愿违背。

你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恶，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比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恶要少；相反，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恶更加泛滥、更加凶险。当然，这种“恶”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

我在对抗外部的恶的同时，也在清除着自己内在的恶。我在内外的夹击中依然不愿意放弃战斗。尤其是我自己内心的恶，它将伴随我的生命始终，我也将不懈地与它战斗始终。

但是，我不会因为世上有太多的恶而感到沮丧。没有恶，善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也坚信，那些看上去无比强大的邪恶势力，最后必然会衰弱、退缩，进而消亡。只要我们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善，也许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醒来，那曾经无所不在的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圣经》上说过：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诗篇37:35-36》）

这封信越写越沉重。我几乎都快忘掉你是一个“美丽，也还年轻”的女孩儿了。本来，你的来信就够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为沉重的份量。就好像在一张漆黑的纸上再用浓墨写字。

可是，我实在写不出轻松的句子来。

就让我们彼此分担对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是四日的深夜。那时，我正与朋友摩罗呆在北京郊外的檀柘寺里。

三日，摩罗邀我外出，我也正有此意。我与摩罗都不是“北京人”，虽然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好几年，我们还是对它相当陌生。北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经常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

北京是一个官与商的城市，北京是他们的天堂。

六百年带着血腥气味的帝王都，像一只恐龙一样矗立在燕山的脚下。

六百年了，无所不能的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在这里，流氓变帝王，文人变太监，优孟变大臣，少女变怨妇，无论出现怎样的怪事，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多少个春夏秋冬，官与商们每天都在举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许还有香喷喷的大盘人肉呈上。他们开怀畅饮，他们大口咀嚼。他们在餐桌上和床第间随意决定千万子民的命运，这就叫“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将相们的幽灵会出来游动，向后人传授他们夺取权柄的计谋和杀戮敌人的勇气。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里，这些经验永远也不会过时。

世界变了，有车辆，有霓虹灯；世界没有变，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门，只有在校园里还遗留着几分“家”的感觉。这个校园是城市西北角的一个孤岛，它屏障了外部沸腾的波浪，让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校门外，车与人都是轮胎飞转、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筑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鲜血和文人的唾液。

至于我，永远都是一个漂泊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过客之爱》，我很喜欢。人生如逆旅，我们都是没有家园的过客。我们的灵魂，至今没有找到能够“诗意地憩居”的地方。

我们真正的故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这次出城，我们选择的是西南郊的檀柘寺。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曾经写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怀的那些美好的景物里，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钟声”。史书记载，当年檀柘寺人丁最兴旺时，拥有僧众数千人，号称北方第一大寺。俗话说，先有檀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我们到寺庙里以后，一位法师带我们四处参观。当年寺庙里煮饭的大铁锅还保存着一口，算是一件珍贵的“镇寺之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铁锅。

铁锅里足足能够装下好几个人。淘米用的铲子，就像鲁智深使用的禅杖。可以想见，当年挥舞铲子的，一定是个力大如牛的胖和尚。

如今，这里只有寂寂寥寥的几个僧人。在午后的寂静中，他们在宽敞的经室里，闲看花开花落。

檀柘寺少有游人来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和旅游团的小旗帜。和尚们并非身在红尘外，他们抱怨说寺庙离城太远，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较城里的寺庙清苦许多。而我暗自窃喜，因为我此刻的心情正适合这样凄冷的地方。

就是你给我写信的那个夜晚吧，我与摩罗在寺院宽敞的客房里聊天。据说，这个雅致幽静的院落，恭亲王曾经来住过。

窗外，触手可及之处，是檀柘寺那棵闻名天下的银杏树。这棵参天的银杏，据史书记载是辽代种植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闻名，不仅因为年纪大，更因为具备了某种“神性”，乾隆皇帝曾经亲笔封它为“帝王树”。为什么呢？相传，每有一个新皇帝即位，此树便从根部生出一新干，久之方与老干融合。直到清末，宣统即位时，它还最后一次生出一个小小的树干来。

今天，帝王已经不知所踪，而古树还郁郁葱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在时光面前，总是脆弱的。

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却被保守的“清流”

派辱骂为“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在被慈禧太后逼下台以后，他不得不来到荒郊外的寺庙里隐居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他住在山下的戒台寺里，偶尔也到山上的檀柘寺游玩。

满山的松树，千姿百态。山间的石阶，曲径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处，能够望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灰暗破败的民居。

可以想见，一百多年以前，恭亲王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败者，退居深山大庙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芜、何等悲凉。也可以想见，他曾经在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热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京城。

时间像流水一样消磨着人的意志。恭亲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冷冰冰的佛经，无论如何都是读不下去的。他想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老大帝国却抛弃了他；他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却不爱他。

中国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来，改革者和变法者们，哪一个有好下场呢？恭亲王不过是他们当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幸亏他是皇族嫡系，丧失权力之后总还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后的谭嗣同们，就只能血洒菜市口了。而在那时，一度神采飞扬的恭亲王，早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老人。唉，中国，中国，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是一个最考验人耐性的地方。

恭亲王想减轻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然而人们却向他扔石块。这使我想起了耶稣的命运。恭亲王是个凡人，当然不会有耶稣那么伟大；但是，恭亲王的那些只能够接受义和团的血腥和暴虐的同胞，却比那些侮辱临死之前的耶稣的耶路撒冷人更加愚昧、也更加卑劣。

恭亲王下台后，满清的改革足足停滞了近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冰冷的光阴，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两鬓也会染上斑斑的白发。

六月，城里还是酷暑高温，这里却已然有些凛冽的寒意。窗外，能听见秋虫的鸣叫。

每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离开校园，到野外“躲”几天。我厌倦了校园，尤其是此刻的校园。

此刻的校园，凝结的空气像固体一样，一块接一块地砸着我的心房；一双双的眼睛，发出狼一样的青光。这一切，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无法像身边的同学那样欢笑着去看电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听托福课。

我拒绝遗忘，因此记忆常常以噩梦的形式降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不愿沉默，然而当我正要高声呼喊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失声。

在蔡元培的学生们的回忆里，曾经有过一座美丽的校园。

可是，现在没有了。

是一夜之间没有的，还是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慢慢地失去的？

我不知道。

虽然北大还是挂着“北大”的名字。我来的时候，这里处处是颓败的景象和气息。即使是去年轰轰烈烈的校庆，也不能掩盖这种从骨子里和肺腑里生出来的颓败。

谁能够改变这种趋势呢？

是蔡元培，还是马寅初？

在北大张灯结彩的校庆中，有几个人还记得林昭呢？这个在“文革”中先知先觉的中文系女学生，用生命捍卫着那个时代被侮辱的真理。她才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啊，她比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更让我尊重。

此时此刻，只有一位跟北大没有多少关系的诗人为林昭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给林昭》：

我就这样

久久地注视你的眼睛

轻轻地取出你嘴里的棉团

你的嘴唇依然柔软

你的坟墓空空荡荡

你的血烫伤了我伸出的手

如此寒冷又残酷的死亡

让九月灿烂阳光中独坐的我

无法悲伤

任何形式的墓地

于热爱自由的你

都过于轻浮

每年的阴历十五

河上会布满河灯

却招不回你的灵魂

你冷眼坐在

卡夫卡笔下四处漂流的冥船上

看这个世界依然荒唐

北大校庆的举杯欢呼

让你冷冷大笑

喝吧喝吧喝吧

这是血呢

你在黑暗中说

读完这首诗以后，我认为，女诗人刘霞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北大人更像真正的北大人。她在为林昭招魂，也在为北大招魂。她与林昭同为女性，一样的美丽，也一样的坚强。她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中国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我懂得这些伟大的女性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而我自己，因为无法忍受那巨大的耻辱，会在这样的时节选择短暂的离开。

这是一种躲避，也是一种无奈。我的懦弱使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跟摩罗两人聊到深夜。

深夜，是比你写信的时候更深呢，还是浅一些？

摩罗讲起江西老家农民的苦痛，讲到他们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被乡干部强行拉走，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聊到后来，我们愤怒且痛苦，心里堵得慌，简直就无法入睡。我们都是身上和心中都有一道道伤疤的人。摩罗比我年长一轮，他身上和心中的伤疤比我深。

那天晚上的你呢？除了给我写信以外，你还做了些什么？

应该说，我比你幸运，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你却只能在寂寞中面对纸和笔。不过，以后你将不再寂寞，你有了我这个朋友。

写信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的选择，或者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已。

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认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启的力量。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五、宁萱的信

廷生：

你好。看到你的信时，不知道它已经在我的抽屉里躺几天了。这几天，我在外地出差。刚下飞机，又穿过城市滚滚的热浪，疲惫不堪地回来了。看到有北大标志的信封时心中一热，抽出信纸未及展读时，心中又一凉－－因为信是打印的，像是“铅印的退稿信”。

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打印的信件。我固执地认为，信只能用手写。我是一个十分怕冷的人，而打印的信件以及那些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作者感情来的方块字，对于我来说，就像天山上的寒冰一样冷。

真的，当我的手指接触到这张打印纸的时候，感受到了一种刺骨的寒冷。我几乎不想打开了，“他真的已经没有一颗真诚的平常心了。”我忧伤而疲倦地想。

然而，当我缓缓打开信纸，我读了一遍，又读一遍，廷生，“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次却也大大地惊喜了－－你的这封长信是专门为我写的，是吗？它本身就是一篇好文章，没有一处是随意的敷衍。信中的好多话，在你平常的文章中是很难看到的。你的真诚闪烁在许多句子里面。在这“市场经济社会中”，在你的“许多干扰中”，这封信已足慰我心。

许许多多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不留一点痕迹。我还记得给你写第一封信的那个日子。你说，冥冥之中，也许有某种神启的力量，我也相信。

我在你的信中发现《圣经》里的句子。你经常读《圣经》吗？

我觉得《圣经》是人类最伟大的书。汉语世界里诞生不了这样纯粹的文字。

汉语也结晶不出这样纯粹的精神之盐。这是汉语自身的耻辱，这也是所有使用汉语的人的耻辱。

长期以来，从小受到“唯物主义”教育的我们，一直以傲慢的姿态面对那些我们所不知道、所不了解的东西，我们本该对这些事物保持起码的敬畏与尊重。

只有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人，才会勉强将“唯物主义”当作他们的信仰。

我们每个人都得面对自己身边的恶以及自己内心的恶。跟你一样，我每天都在目睹着身边发生的无数让我愤怒的事情。警察打人，老板打人，教师也打人……人为什么要打人呢？因为打人的人自己没有安全感，深陷在恐惧之中，也必须依靠打人来获得一丁点的“自信”。

然而，暴力将带来更大的恐惧。暴力不仅不会消除暴力，而且会将生命的价值贬低到一钱不值的地步。

晚报上天天都有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人人都想统治别人，控制别人，骑在别人头上。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建立不起兄弟姐妹般的、平等博爱的关系来呢？

这个时代科技的进步，脱离了人自身心灵的进步。财富和权力都与他者的血泪联系在一起。

报纸上报道说，深圳的一家玩具厂起火，烧死了几十名打工妹。本来她们有逃生的机会，老板却将大门牢牢地锁住。老板要她们一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不准出门。我似乎听见了这些姐妹们悲惨的哀号，在烟熏与火燎之中。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年纪比我还要小，有的是第一次离开老家、告别爹娘，外出打工。惨剧发生之后，黑心的老板却逃回了台湾。他逃避了一时，逃避不了一生，他那堆积成山的钞票也赎不了他滔天的罪孽。

比老板们更可恶的是过去那些君王们，他们的权柄来自于杀戮、来自于欺骗、来自于掠夺，他们的双手上血迹斑斑，他们的龙椅上血迹斑斑。听说中非有一个吃人肉的皇帝，听说“文革”中广西就发生过许多吃人的事件，那么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还是写得太温和了。谁说“吃人”只是一种象征呢？

但是，那些恶人、那些君王、那些权势者，他们的下场早已经注定。《圣经》中说：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必往坑里奔跑，

谁也不可拦阻他。（《箴言28:17》）

所以，你信中所说的一切，我都能够理解。

你的痛苦和愤怒，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只是一小块，而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鲁迅先生又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啊！”让我们，来做这哀痛者和幸福者吧！

你有勇气吗？你能体会这种近乎绝望的期望吗？你愿意接受这种心中隐隐作痛的幸福吗？“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你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沉默的原因吗？

廷生，我虽是你的同龄人，我只怕今生只能在沉默中灭亡了。我常常一想到此就夜不能寐、痛彻心肺。

我真的害怕这种残酷的结局。

张楚在他的摇滚中唱道：“他们老了，你还年轻，你敢表现自己吗？”我，不敢，我看不到希望。

在这个国度里，年轻人常常跟老人一起衰老，甚至比老年人还要衰老得快。

未老先衰的命运，谁能够摆脱呢？

写这封信心里真难受，如果不是你的信让我在这冷漠的天空中依稀看到星星的光芒，我不会提起这封尘已久的笔。我已拒绝动真性情很久了，我拒绝看据说可以感动我的文字、电影，拒绝与人谈心，说我的理想，我的精神世界。这绝不是出于骄傲，而真的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太脆弱、太容不下一粒污尘。因此，混沌与虚伪反倒让我觉得轻松、安全。

世间凡尘喧嚣使人浮躁而快乐，真爱、真思却令人痛苦而沉重。

我自知自己的力量太脆弱，心灵却不肯因此而妥协，注定要为之困扰、苦痛一生的。还是让心灵沉睡吧，昏昏噩噩地过吧。

可是，到了最后关头，我又不甘心了。

我痴迷于文学和音乐，却在沉溺于它们之中的时候，在精神上不断地感受到剧烈的刺伤和疼痛。我向来认为，最好的文字和最好的音乐，都指向诗歌，指向那直抵人心的诗歌，那像水晶一样透明、像阳光一样灿烂、像花朵一样芬芳的诗歌。

你的很多文字就有这样的魅力。当然，在你的书中也有不少地方显出了疏漏、粗糙和漫不经心。我同样欣赏这些“有缺点”的地方，因为这些“微瑕”也正是你人生本色的一部分－－你不需要打磨、不需要修饰、不需要推敲、也不需要“格式化”。你只用随心所欲地一路写下去，像风在原野上奔跑，花与草就是它在土地上留下的美丽脚印。你只用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且不去管别人怎么说，忠诚于自己的内心是作家的第一原则和最高原则。

跟你一样，我有着我们这个年龄不应有的孤独与沉思。跟你一样，很久以来，我的内心在“火”与“冰”的煎熬和挤压中挣扎着。我就像高空中走钢丝的艺人，两边都是看不到底的万丈深渊，一不小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多少次，我从噩梦中惊醒，汗水和泪水湿润了枕头。

周末，我疯狂地出门购物，以为自己会在购物中获得单纯的快乐。当我回家面对满满一衣柜的漂亮衣服时，心里却依然是空荡荡的。

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寂寞得难受了，我便用耳机塞住耳朵，反反复复听王菲的歌。

在众多繁星般的歌手里，王菲并不美丽，却别有魅力。她就像是一大堆彩色照片中的黑白照片。她歌唱的爱情多是消失的爱情，却实实在在地拥有过，一点也不空虚。繁华落尽后的苍凉，最耐咀嚼。可是，世间的红男绿女们，多是一张薄薄的白纸，哪里懂得品味王菲的深情呢？

在演唱会上，王菲从来都是旁若无人。她没有想到要去讨好歌迷，只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歌唱。她歌唱的时候，她那小小的女儿正在后台安睡。她的慵懒与冷淡，是从深情与真挚中结晶出来的。

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也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

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次真爱就是一次生死。

你见过乡村里做桂花糕的工艺吗？你知道究竟多少粒芬芳的桂花，才能够凝聚成一小块洁白的桂花糕？

我不相信别人的拯救，只好让自己在清醒的冷漠中受折磨。我要关闭起蚌之扇门，守护起一颗纯洁却无助的心。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捧起你和他们的书，让我的心出来透一口气，看一看星光，看一看星星的光芒，让这静夜里精神的至纯之光刺痛我的眼睛，让微笑与眼泪都会心会意地迸发吧。

今夜我在碧水之畔，

今夜我不关心因特网，

今夜我只写给你的信。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四日

端午之夜

于屈原曾痛苦徘徜并弃世之日

千年不变地依旧徘徜

六、廷生的信

宁萱：

其实，打印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是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看，二是因为用电脑打字的速度比手写快两倍以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我一直是手写的坚持者和电脑的排斥者。那时，我固执地认为，只有在方格的稿纸上手写，才有“爬格子”的感觉，才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纸和笔，才会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纸上的世界”。纸和笔与我的心灵之间有一种奇异的对应关系。而在复杂的电脑中，一切都是不受控制的。

电脑是一种我所无法理解的机器，冷酷而强大。我对以电脑为象征的现代科技，天生就持怀疑的态度。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试着使用了一次电脑，这才发现它能够大大提高写作的效率，而且完全不存在我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心理障碍。一位朋友告诉我，电脑仅仅是工具而已，使用这种工具，带来的将是更多的自由和轻松。于是，两年前，我积攒了一笔稿费，买了一台台湾产的、价格最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因为狭窄的宿舍里放不下台式机。从此，这台笔记本电脑便与我朝夕相伴，它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朋友都要长。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已经用这台笔记本电脑写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

不过，我完全理解并接受你的指责。给朋友写信，的确应当避免用电脑打字、再用打印机输出。机器的打印，不会呈现出写作者的个性与情感来；而手写的字体，立刻就会给对方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字后面有人的面孔。

谢谢你的批评，谢谢你的直率。你看，这封信我立刻就改用手写了。

我很喜欢你在信中使用的“星星的光芒”这个词。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就是为了仰望天上星星的光芒，而没有注意到地上的泥坑，结果一不小心掉到泥坑里。那些庸人们从此便嘲笑哲学家的“迂腐”，他们哪里能够体味到哲学家仰望星星的光芒时衷心的喜悦呢？

对于那些生活在无边黑暗中的敏感的心灵而言，星星的光芒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安慰和寄托。

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的孤独缘于同样的理由。

千百年了，星子依旧不变，而仰望星子的人却像稻谷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

俄罗斯思想家洛扎诺夫说：“人身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啊——出乎意外。人身上有多少丑恶的东西啊——同样出乎意外。”我们每天都会遭遇到这两种“意外”，让我们欣喜，或者让我们痛苦。尽量增添前者的分量、尽量减少后者的分量，正是我们的愿望。文字或许能够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洛扎诺夫又说：“我的肩头站着两位天使：一个是笑的天使，一个是泪的天使。她们永恒的争论乃是我的生命。”我们同属那种“泪比笑多”的人。流过多少眼泪，才能够换来一次会心的微笑呢？

宁萱，你的悲观超过了我。我知道外部世界每天不断地在伤害着你，我也隐约能够猜度到你内心的疼痛与酸楚，但我一直坚定地相信：每一次或深或浅的的伤害，我们都会获得相应的回报。

是的，有神在天上注视着我们，爱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滴泪水都不会无缘无故地流淌。

看到你在信中也提到《圣经》，我很惊喜。尽管我不是基督徒，但《圣经》却是我最爱读的书，我把它放在床头，每天都会随意地翻看一节。每一次的阅读，都会有崭新的生命体验。

请允许我用《圣经》中的语言来“回敬”你：

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篇126:5-6》）

我们的回报在未来，我们的幸福也在未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快乐起来。我希望你快乐一些，开朗一些。我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要告诉你，我有过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一九九二年，我刚刚考上北大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新生被迫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长达一年的“军政训练”。我们是八十年代末以来的第四届军训生，也是最后的一届军训生。

到军营的第一天，教官让我们学习叠被子，要求我们把被子折叠得像砖头一样——军营里总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与人性相违背的、却又代代相传的“规矩”。

被子是用来睡觉的，用来保暖的，不是用来砌房子的，这是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让别人将被子“制造”成砖头的家伙，精神总有点毛病。所谓“通过叠被子可以锻炼耐性，培养士兵的基本素质”之类的说法，我是不相信的。就像“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故事一样——与其耗费一辈子的生命将铁棒磨成针，还不如花片刻的时间去买根针回来；就像“愚公移山”的成语一样——与其牺牲自己的幸福乃至子子孙孙的幸福没日没夜地去挖山，不如早点搬家过新的生活。

“鬼话”成了真理。

在中国，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违背人性、违背常识的观念和传统呢？

为什么千年以来就没有几个人站起来反思、追问、质疑乃至反抗呢？

多少鲜活的生命，就被这些“应当如此”的“规矩”悄悄地吞噬了。

每天从早到晚，我与“战友”们一起，在营房里弯着腰、对着被子拍拍打打，累得腰酸背疼也不敢休息。全队检查开始了，队长带着一群教官走进来，他的手上拿着一根棍子。我正在嘀咕他为什么拿着棍子，队长已经盯着我的被子了。队长眼睛里流露出轻蔑的目光，不禁让我心里发毛。

说是迟，那是快，队长手中的棍子轻轻一挑，便将我床上的被子挑到地上，他趾高气扬地说：“这算什么被子？重新来过！”

那一刻，我满面通红，眼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那一刻，十八岁的我方才深刻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世上还存在着以侮辱人为快乐的人。

我可以承受强体力的训练科目，但是我难以忍受这种不尊重人的作为。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就在我的同学之中，许多人认为这算不得什么，不就是重新再学习叠被子吗？而我的情感极其敏感，虽然不至于像当年的俄罗斯贵族一样，为捍卫自己的尊严，时不时地就拔出剑来与人决斗，但是我却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种侮辱让我连续几天痛苦不堪，吃不香，睡不着。

心中的伤口在溃烂，在迸裂。

我没有办法反抗他们，但是我可以让自己的内心一点点地成长，并赋予其坚强的质地。我也没有勇气当面顶撞他们，但是我却保存着伤口，保存着耻辱，不是为了报复，而是时刻警醒自己：尊严是何等的可贵。

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一年漫长的军训之旅。

如果没有经过军训的话，我大概还要等很久才能够真正长大。有了军训，仅仅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我就成熟得让妈妈也不敢相信——在一转眼间，儿子就从孩子变成大人了。

在那种把人当作“号码”、当作机器、当作工具的环境里，如何保持个人的尊严、如何保持心灵的快乐，就成了我生活的目标。

我们经常举行开心的“倒计时”纪念活动，例如离军校结束还有两百天、还有一百五十天、还有一百天……每一个成为整数的时刻，都会成为我们纪念的理由，以及快乐的理由。毕竟，不快乐的日子正在一天天地减少——未来的趋势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这就足以安慰我们了。

某一个“纪念日”——大概是离军训结束还有一百天的时候，在深夜里，我们全班冒着被处分的危险，悄悄爬起床来，点燃一根小蜡烛，每人在军用磁杯里泡一杯方便面。然后小心翼翼地碰杯。

在灯光下，只听见“唰唰”的吸面条的声音。每个人都吃得那么投入，喝完了最后一滴汤还意犹未尽，仿佛我们在吃山珍海味——真的，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方便面了，虽然那是最便宜的、只有一种调料包的袋装方便面。

烛光下，一张张红扑扑、汗涔涔的青春的脸，那是我对那段暗淡的日子少有的美好回忆。

一下子又说远了。不过，我也很想听你讲一讲你的过去，你的大学生活，以及扬州这座传奇的城市。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到过扬州。在我的心目中，扬州是一座生长在古典诗词里的城市，像一株充满香气的植物；扬州又是一座伸展在传奇之中的城市，这篇传奇由才华横溢的文人和美若天仙的女子共同组成。

去年，我到过南京，南京离扬州很近，在南京似乎能够闻到一丝扬州的气息。

真的希望有机会到扬州来看看你。有你作导游，扬州最美好的地方，我一个也不会漏过。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八日

七、宁萱的信

廷生：

每天晚上我都在想着给你写信，甚至每一个词语仿佛都历历在目。可一个白天却又被淹没在纷扰的事务之中。不过我真的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和你的信，就像一首老歌里所唱“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花言巧语”之后，还是真心请你原谅我的耽误吧！

廷生，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又深沉又单纯。你有令人折服的洞察力和鞭劈入里的思辨能力，却又有叫人怜爱和心疼的纯情与脆弱，这样的结合是多么的难得与可爱啊！正所谓“横眉冷对市侩，俯首甘为情痴”。

你的军训经历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李敖。多么偶然，他也是对军训之压制深恶痛绝，而决心“特立独行”的。你一定读过李敖的《预备军官日记》，你们相似的人生道路，或许正是一种必然吧。

在没有压制的地方，人不会想要自由。就像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平常吃满汉全席也不会觉得很香，而一旦饱尝颠沛流离、忍饥挨饿的折磨之后，他就连一碗稀粥也会喝得津津有味。所以，我想，那些强迫你们接受军训的人真愚昧－－他们的本意是惩罚，是愚弄，没有想到却给了你们这样一个磨砺的机会。

从反面来看，这个机会真难得，没有经过那一年非比寻常的军训，你会成为今天的你吗？

不知你欣不欣赏李敖的人生观？我自以为李敖的人生观是极健康、极人性的，也原应是极普通，极正常的，却难为只有他一个人敢讲。唯其敢于承认人性的缺陷，才卓然不群。他敢说自己的“恶”，又不以为耻，欣然接受，昭之与众，这与鲁迅先生的正视中国人的劣根性，却依然苦痛一生地爱他们、骂他们、救他们，为这“恶之花”深爱一生、耗尽心力，如出一辙。纵其李、鲁二人，一嘻一庄，一笑一骂，在某种程度上，其率真与坦荡、真挚与深沉是怎样的神似啊！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些辞不达意了，苍白的文字怎么能够表达心中丰富而微妙的感受？或许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盲目的爱不是爱，深知其缺、深受其苦却痴心不改的爱才是真爱；无知的天真不是纯洁，历经沧桑仍不改其纯真、仍坚信“真、善、美”的天真才是真纯洁；隐瞒、伪装的自信不堪一击，君子坦坦荡荡的自信才是真正卓尔不群、傲然物外的自信。

以这样的标准，问天下恋人，真爱者几？问天下女人，真纯者几？问天下男儿，自信者几？我热切地期待过，但很快就失望了。从此以后，我便再不敢有任何的期待。我觉得很悲哀，“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在你的文字中发现了诗意、发现了爱。你的某些散文像诗一样，但我没有读到过你写的诗歌。你写过诗歌吗？也许你现在的心态过于忧愤，不适宜写诗。

但是，我凭着直觉，认为你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诗性的人。

告诉你，我最爱的就是诗，我觉得诗是文学艺术的至高形式。我常常携带一本诗集伴我度过火车、飞机上的漫漫旅途和孤灯白壁的茫茫长夜。有了诗歌，一节肮脏的火车车厢立刻就变得像宫殿一样美丽。

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有这样的诗句：

人们需要诗歌，它将成为他们自身的秘密，　　　　令他们永远清醒

并让他们沐浴在它呼吸之中的闪亮的波浪里

我多么希望我们也沐浴在这“闪亮的波浪里”啊。

最近我读了一本《北大诗选》，收入了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这二十年间数十位北大学子的诗作。我发现，其中有不少的好诗。

最好的当然是海子的诗，我喜欢他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都能够背诵了：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又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中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他十年前写的诗句。我真不知道－－假如今天他还活着，还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来吗？

最近，我还读到一本名叫《沉沦的圣殿》的书，是我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买的。机场里很少有值得阅读的书籍。而这本厚厚的书，在一大堆“官经”与“商经”之间峭然独立。

我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立刻买下来。有了这本书，此后飞机上的三个小时，我静静地阅读着，完全沉浸在一种圣洁的氛围之中，甚至忘记了自己在飞机上。

这本书的副题叫“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在书中，我发现了一大批星光灿烂的名字，北岛、舒婷、郭路生、芒克……以及更多以前我不知道的、却同样重要的名字。插页里还有他们不少的照片，许多人我原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于是，我将诗歌与诗人的照片一一对照－－在一首哀伤的诗旁边，却看见一张作者微笑着的照片；刚读完一首典雅的诗，却发现作者原来长着一脸的大胡子。在对比与反差中，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那是一个反抗的年代，那也是一个思想的年代。那时候，一首诗歌所引起的轰动，简直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奴役的青年以及那些不再青春的“青年”，在诗歌中开发出一块青翠的精神绿洲。

人心的温暖和坚韧，玲珑剔透地展示出来。

那是这个萎靡而垂老的民族少有的青春期。那个时代的盛况，是空前的，也几乎是绝后的－－至少九十年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纯真而饱满的精神生活了。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赶上那个黑白分明而没有暧昧的时代。那个诗人们熬夜油印《今天》上街散发的时代，那个在白洋淀的芦苇之中吟唱的时代，那个一边啃着馒头咸菜、一边更加饥渴地阅读“灰皮书”的年代，那个子弹在城市飞舞、饥荒在农村泛滥、思想者走向断头台的年代。

《沉沦的圣殿》中，讲到了郭沫若的第八个孩子郭世英的故事。这位与父亲一样才华过人的青年，却不像父亲那样卑躬屈膝、指鹿为马。他在“说实话，还是说谎话”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惨酷的年代里，意味着牢狱之灾、皮肉之苦，甚至身败名裂、人头落地。

作为居住在深宅大院里、“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的“天之骄子”，郭世英的人生道路与父亲截然不同：郭沫若在“五四”时代一度曾经是叛逆者，吹奏着新文学嘹亮的号角。后来，为了荣华富贵和官职名号，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伟大领袖的文学弄臣。这时，他虽然地位尊崇，宛如文坛的“泰山北斗”，却连一首像样的诗也写不出来了。

他的儿子郭世英，不愿承袭他拥有的这一切，这用良心换来的一切，而勇敢地宣布：我要与一切戕害人性的制度、一切愚弄人的文化决裂，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人”！

当年，父亲曾经尝试过走这条道路，发觉代价太大，很快就放弃了；如今，在更加严酷、更加冷漠的体制下，儿子却毫不畏惧地走上了这条风雨不归路－－他们的文学社团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他以重罪入狱，连父亲也救不了他（懦弱而自私的父亲也不敢出面救他）。

不久，年仅二十五岁的郭世英惨死在监牢之中。直到今天，他究竟是自戕还是死于谋杀，依然扑朔迷离，相关的档案材料后来都不翼而飞。

谁能够破解这个谜呢？

郭世英短暂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悲剧；他父亲漫长的一生，是一场正剧、喜剧与丑剧的混合，虽然更加丰富而曲折，但缺少动人心弦的伟大力量。这对生活中的“父与子”，比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还要富于戏剧性。卑琐与崇高、怯弱与勇敢、谎言与真理、黑与白、冰与火……它们的对立，本身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

郭世英的好友牟敦白说：“郭世英的生命在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地熄灭，客观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假如让我早生三十年，假如我就在他们的文学小组中，我想，我一定会爱上郭世英的。不是爱他的英俊，而是爱他的忧伤，爱他的勇敢，爱他的“哀民生之多艰”。

我也愿意陪着这样的爱人去坐牢，甚至为他而死。我对死亡丝毫不恐惧，真的。

要是我能够拥有一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那该多好啊。

《沉沦的圣殿》和《北大诗选》这两本书，让我感慨的另一个方面是：诗人们的现状－－要么早逝了，要么出国了，剩下的也没有几个有“正当职业”和“体面地位”的，更遑论继续写诗了。有时，他们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

天妒英才，莫扎特不正是在病痛和饿冻的折磨之下，才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吗？而那些八面玲珑的庸人，往往得以健康长寿、儿孙满堂，然后等来朝廷隆重的册封。

掩卷长息，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所以，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沿用“他们”的说法），拿起笔来！

廷生，如果你也写诗的话，请一定给我看看，好吗？也许，你抛一块“玉”，我也不吝于回一块“砖”呢？不过，杂文，如你所写的，我也喜欢。

你再有新的作品，寄给我好吗？

我愿意当你的第一读者。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八、廷生的信

宁萱：

这几年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高温的天气超过长江沿岸的三大火炉。这不是大自然故意跟人类捣乱，这是人类与自然为敌的恶果，北中国的自然环境在近半个世纪里迅速恶化了。

我想，也许过不了若干年，北京就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那时候，城里这些趾高气扬的官员和商人们在哪里呢？他们会耗费巨资把自己制作成木乃伊吗？后辈给予他们的木乃伊的是尊崇还是白眼？

你在信中用了好多的篇幅来谈论诗歌。我很久没有写诗了。尽管我同意你对诗歌的评价－－在文学的殿堂里，诗歌确实居于最高的位置，但我还是放弃了少年时代曾经尝试过的诗歌的创作。

这种放弃是自愿的。

我为什么不写诗呢？

学者阿多尔诺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这个意思移用到中国，就是：经过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惨剧之后，写诗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在中国，仄迫的、被谎言包裹的现实，已然不允许任何具有诗意的东西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真实尚未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如果刻意和矫情地去写诗，无疑太过奢侈。

从八十年代末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获得那种从容的、审美的心境。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在愤怒与悲凉之间彷徨于无地。

诗离我越来越远了。诗像玻璃一样，太容易破碎。而与邪恶面对，你必须拥有坚强的质地。

我也喜欢读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他的诗歌有着水银一样的密度，又像水银一样流动着。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叫《火》，灵感来自于鲁迅先生的《死火》。

后来，我发现曼德尔斯塔姆在流放中最后的诗篇就叫《火与冰的泪水》，这是一种神秘的巧合，它说明在人与人之间具有某种奇妙的连结纽带。

最近，我还看到台湾诗人洛夫的一首诗歌，也描述了近似的意境。他的诗歌中虽然没有“冰”与“火”强烈的对立，却有“水”与“火”的明显比照。不妨抄几句给你：

浮在河面上的一双眼睛仍炯炯然

望向一条青石小径

水来，我在水中等你

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

这样的诗句，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火与冰的泪水》是曼德尔斯塔姆诗歌创作的终结，堪称“天鹅的绝唱”。

在这些诗篇里，诗人展示了他想象力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说出了他的预言以及他对厄运和救赎的庆贺：

成垛的人头在向远方徘徊。

我缩在其中，没人看见我。

但在富有生趣的书中，在孩子们的游戏中，

我将从死者中升起，

说太阳正在闪耀。

可是，诗人悲惨的死亡实在让我心碎。

曼德尔斯塔姆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亚，在一间没有暖气的破房子里，他被强迫脱光衣服，并遭到残酷的拷打。他像木头一样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像死狗一样被扔到荒郊野外，他的肉体迅速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曼德尔斯塔姆没有骨灰。他的遗孀娜嘉把丈夫的诗歌像骨灰一样保存着。诗歌藏在一只铁锅里，然后带着铁锅东躲西藏，逃避特务们地毯式的搜查。

当铁锅也不安全的时候，娜嘉只好焚烧了手稿，她将诗歌一行行地铭记在心中。夜深人静时，她依靠吟诵丈夫的诗篇来抵御寒冷和孤独。

她告诉自己，必须活下去，为了诗歌，为了丈夫，更为了自己。

我觉得，在一个寂静无声、恶行肆虐的时代，一个写作者在写作诗歌之前，更应当彰显恶人们的恶行。当罪恶还在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躲在小房子里写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自己危险，对别人也危险。我们首先要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来，我们要让这道屏障保障诗人和所有普通公民的生存。

关于海子，我想跟你深入探讨一番。我当然也喜欢海子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短篇抒情小诗。相反，那些他自己非常得意的长诗，我丝毫也不看好。我认为，他的才华不在于此。他梦寐以求想当王子，这不好。

你所引用的海子的那首小诗，也是我最喜欢的。

海子所咏唱的爱与幸福，散发着永恒的魅力，增添着我们生活中的亮色。摩罗根据这首小诗写过一篇题为《体验爱，体验幸福》的文章，爱与幸福这两种质素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匮乏的，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也长期缺失。海子的诗歌中有星星点点的亮色，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曾经用歌颂的语言写到过海子，写到过他的生存与他的死亡。但是，经过最近两年多的思考，在反复研读海子的作品之后，我对他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

很遗憾，这些认识和评价是负面的。死者本来不应该受到打扰－－在这里，我仅仅把他的文字作为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材料来讨论。

海子的诗中有不少我所认定的“毒素”。最突出的是，他有一首诗题目叫《秋天的祖国》。诗的副题清楚地表明，这是献给某“大人物”的，姑且隐去不彰。我读了以后，难受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他称我为青春的诗人／爱与死的诗人／他要我在金角吹响的秋天走遍祖国和异邦……土地表层　那温暖的信风和血滋生的种种欲望／如今全要化为尸首和肥料／金角吹响／如今只有他／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从嘴唇上抹掉／大地似乎苦难而丰盛”

这样恶心的诗句是不可饶恕的－－即使用单纯、天真、幼稚、浪漫、糊涂这一切的字眼和理由来解释，我也决不原谅写出这样的诗句来的海子。

把鲜血诗意化，意味着又一次的血流成河；把屠杀诗意化，意味着又一次卑鄙的残杀。不能因为尊重伟大领袖的浪漫诗情，就漠视在三年“人祸”中活活饿死的三千万到五千万老百姓的生命。不能因为赞赏伟大领袖的青春气息，就淡化在“文革”乃至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以各种各样方式折磨至死的数千万中国公民的生命。

对苦难的讴歌是虚伪的－－如果不思考并杜绝苦难所产生的原因；

对理想的颂扬是危险的－－如果用权力来强迫别人接受你的理想。

“如今只有他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这是海子的诗歌中最可耻的败笔。究竟谁享有“宽恕”的权利？在海子看来，领袖成了上十字架的耶稣，他高高在上地宽恕了芸芸众生，真是这样吗？

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施虐者宽恕被害者？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宽恕的权力，不在领袖那里，而在普通公民们那里。

每一个死者和生者，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都不会宽恕那些以诗歌和“主义”为面具，玩弄权术、满足个人私欲、践踏公民生命、破坏神州环境的历史罪人们。

我认为，无论一个人多么具有浪漫的诗人气质，无论一个人拥有多么宏大的理想，他都没有权利拿别人的生命来做实验，他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无条件地跟从他去实现这个理想。

这是一个一点也不复杂的常识。然而，诗人们却经常违背常识。

在这里，海子混淆了“先知”与“罪人”的界限。海子将“罪人”当作“先知”来歌颂，这并非他一时的失误，这表明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蠢蠢欲动的毒素和魔欲。有的时候，这些毒素和魔欲支配了他、占领了他。人生而平等，人不可能成为神。“伪神”是最大的“罪人”，膜拜“伪神”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罪行。

僭主残暴的统治违背天道，必然是邪恶的。

我一直认为，再伟大的诗人也不应享有违背常识的豁免权。诗人也应当遵循每一个公民都遵循的律法。

当年支持法西斯暴行的大诗人庞德，也得接受人间律法的审判和惩罚。

因为犯下了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严重的罪行，庞德被美军装进笼子里示众。尽管这种惩罚丝毫没有顾及诗人的人格尊严，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的这种可耻下场。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同情并豁免庞德－－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诗人，那么，谁来同情那些被法西斯虐杀的、籍籍无名的犹太人和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呢？谁来替那些受尽折磨的无辜生命讨回公道？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难道就比不上诗人的生命和尊严有分量吗？

我认为，正义的砝码重于艺术的砝码。

因此，所有颠倒常识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留情的批驳，包括海子在内。

在一个根本没有丝毫诗意的世界上，假如诗人硬要制造诗意，那只能是虚假的诗意；人间本非天国，假如硬要把人间当作天国，那么撒旦就会趁虚而入，成为骑在我们头上的、绝对的、暴虐的统治者－－这也许是我的“杞人忧天”。但是，这种隐忧或许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警惕并诅咒恶人与恶行。

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

《圣经》中说：

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

他的毒害必降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诗篇7:14-16》）

把恶人当作义人，就是帮助恶人为恶，就是遮蔽了义人的正道。所以，我要严厉地谴责海子－－在热情地赞扬他的同时。

谈了一段海子，我还想谈《沉沦的圣殿》。

宁萱，你在信中提到的《沉沦的圣殿》，也是近年来我很喜欢的一本好书。

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活生生的史料。主编这本书的四川诗人“廖胡子”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有机会我引见你认识他。不过，九十年代以来，老廖就不再是“诗人”了。当诗歌失去对当下生活的疼痛感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放弃了诗歌的写作，而作为一名底层社会学者开始他独特的社会调查。

老廖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大侠。他头大如斗，头光如镜，粗暴的外表里面，却有一颗温和的心。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却还能够时时发出爽朗的大笑，他的笑声是人世间最纯净的笑声。

我相信，见了面之后，你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廖胡子的。

你还谈到书中有关郭世英的章节。郭世英的有关材料，以前我就看了很多，老早就想为他写点什么。他不应该被历史淹没。他的名字应当比他父亲的名字更高贵。

这个英俊而忧郁的青年，我北大的学长。他在疯人院里嚎叫，而他的父亲在王府花园里练习书法。他发现了恶人的恶，他忍无可忍。

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存的空间，尽管他生存得艰难且苦痛；而在红旗飘飘的中国，却没有这名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青年的立锥之地，尽管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儿子。

如果说郭沫若让人不齿，那么郭世英则让人仰视。

我的童年时代，曾经在郭氏老家所在的小镇乐山沙湾生活过。我去过郭沫若的故居，那是大渡河边的一群阴晦的宅院。这种宅院的生活，固然会让少年郭沫若产生叛逆的心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他对权威产生天然的膜拜。郭沫若的一生，一直被这样一种极度分裂的人格所左右着。

大渡河滚滚东流，是清是浊，人人心中有数。

一九四九年以后，郭沫若尽管被推为文坛继鲁迅之后的“旗手”，并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他在上层并不受尊重。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从小随父亲出入于最高层的交际圈中，观察到了许多外人不得而知的细节。她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九六零年，郭沫若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这一细节给罗点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罗点点评述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这一画龙点睛般的评论，让我产生了许多感想。

《圣经》中说：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箴言11:8》）

的确，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自然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郭沫若真是咎由自取啊。

在我看来，《沉沦的圣殿》不仅是一本文学史的重要资料、一本鲜活的人物传记，更是思想史顽强跃动的脉搏。这本书中，除了诗意盎然的部分之外，还有不少冷峻、严厉的“反诗”的部分，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朦胧诗的重要成员周舵。他在《当年最好的朋友》一文的后半部分，借题发挥地说了一段话：“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人）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事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搅到中国人统统不疯掉不算完。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八九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对“诗人”最严厉的批评。这些话正是我想说的，而周舵说得比我好，所以我干脆直接引用了。

周舵还说：“我的坚定的立场是：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其他更值得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虚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坍台。”周舵是在普遍患了“自恋症”的诗人群落中，罕见的一个能够“反观自我”的清醒者。周舵的判断准确而敏锐。那些歌颂顾城的诗人和学者们，应该认真地读一读这段话。难道一个优秀的诗人就有杀死他人的权力？难道诗人的杀人就可以被我们当作一件卓越的“行为艺术”？这是一种多么荒唐而背谬的逻辑啊。

然而，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诗人和作家们，像一群刚刚吃饱猪食的蠢猪，疯狂地在泥潭里打着滚。在他们所谓的“浪漫情怀”背后，是粗鲁鄙俗的领袖欲望和残酷血腥的暴力倾向。

看看最近几年来发生的那些诗坛的争斗吧，他们从观点的争论发展到文字的辱骂，从文字的辱骂发展到当面的侮辱，从当面的侮辱发展到动手动脚乃至大打出手。据一个亲历者告诉我，诗人们在一次会议上爆发的打斗，比起香港电影中的黑社会火并来，更加龌龊、更加热闹、也更加不堪入目。

中国的“诗坛”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已经写不出诗歌来了，也丧失了对美和苦痛的感知。他们却懂得制造“事件”来引起公众的注意，也懂得如何把自己操作成一个“品牌”。这些所谓的“诗人”们，尤其工于让外国人关注他们的“探索”－－这意味着获得出国的机会。此时此刻，谈论他们简直就是破坏我的心情。

我说了这么多诗人的“坏话”，并不表示我对诗歌本身的排斥。相反，我跟你一样热爱诗歌。我很惭愧自己丧失了写诗的能力。但是，我知道你还愿意写诗，那么何必非得“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呢，你就大大方方地寄几首大作给我吧－－幸好，我还没有失去欣赏诗歌的能力。

宁萱，我不知道信封上的地址是否就是你工作的地点，你在做什么工作呢？

我很想知道你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只要你愿意告诉我。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九、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

一个星期了，还没有收到宁萱的回信。

每天中午，从图书馆回到四十七楼，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去收发室取信件，一发现没有宁萱的信，心中就有些淡淡的失落感。

有盼望才会有失落。

那么，我是期盼收到宁萱的信了？这种感觉，自从初恋结束以后已经很久没有过了。两年淡如止水的生活，我自动关闭了心扉，不让一个女孩子进入我的心灵深处－－她们远远地望一眼便走开了。孤独是一垛修满烽火台的城墙，灵魂被困在围墙内，没有办法突围而出。

洛扎诺夫说：“我们为爱而生。成就不了爱，我们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煎熬。成就不了爱，我们就会在那个世界里受到惩罚。”我忍受了许久的煎熬，有没有获得拯救的希望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究竟什么样的蝴蝶，才能够从沧海的这一端飞到沧海的那一端呢？

那一次的伤口很深，我差点认为再也没有办法愈合了。现在，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我渐渐地开始忘却、开始康复。我担心别人无意之中往上面撒盐，便把伤口一层一层地遮掩起来。

我希望，有一天，无意间撩起衣襟的时候，却发现心口的伤疤已经消失了。

我感觉到，这一天，就快来临了。

虽然我曾经爱过，但我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体验。“爱”可以是一个人的事，即使对方不爱你，你也有去爱的权利；而“爱情”则必须是两个人的事，《庄子》中说“相濡以沫”，大概这就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吧。

每一个眼神都能够得到回应，每一个脚印旁边都有另一个脚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获得这样深切而幸福的体验呢？

暑假我要回四川老家，回家前不知道能不能收到宁萱的来信？想念着她，读她的来信，成了我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枯燥”的部分。

我不知道她的模样，不知道她的家庭，不知道她的工作。除了几张薄薄的信纸，我几乎就不知道她的一切－－甚至她爱穿什么样的衣服、她留着什么样的发型、她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但是，我内心分明感受到了我与她之间的一种亲近、一种契合、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究竟是幻觉，还是真实呢？

她不会不给我回信的。是不是我在上封信中说错了什么？女孩子的心思太复杂，像电脑的芯片一样，我无论怎么揣摸都弄不懂。不过，即使我的措辞有不能达意的地方，宁萱大概也不会在意的，她应当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宁萱没有给我回信呢？百思不得其解。唉，我越想越头疼。

我自己似乎在发生着某种变化－－我对异性的敏感正在恢复之中。

与其在这里挖空心思瞎想，不如再给她写一封信。

千金易得，一个红颜知己难求。

我不愿意做岩石，不愿意做孤岛。因为岩石与岩石之间、孤岛与孤岛之间，虽然“同晒着太阳，同激起白沫，同守着海上的寂静”，在如此亲密的关系下，却是彼此陌生的灵魂。

它们从来没有倾听过对方脉搏的律动声，也从未认识生命显示予对方的容颜。

我要勇敢地去爱，勇敢地去受伤。

第二章　鸽子

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

在陡岩的隐秘处。

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

得听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圣经·雅歌2:14》

一、廷生的信

宁萱：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还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是不是我的信给邮局弄丢了？请原谅我的催问，我实在是害怕失去一个能深入谈心的朋友。

每当摊开信纸给你写信的时候，我才明白“天涯若比邻”的意思。地理意义上的“远”和“近”，跟心灵意义上的“远”和“近”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心灵接近了，空间上的距离就可以被轻易地克服；而心灵遥远，即使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也会如同陌生人一样。

校园里一般来说都是平静的，我喜欢这种平静的氛围。但是，最近我们系里却发生了一个不平凡的事情。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悲惨的爱情故事。在这里，我想给你讲述一下。

学校快要放假了，今天我去系办公室，发现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有一对中年夫妻正在声嘶力竭地呼喊：“凶手！凶手！还我女儿！”天气很热，他们一头汗水，泪流满面，脸上的肌肉也因为愤怒而扭曲了。

在北大中文系门口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我赶紧向旁边的同学打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果然，系里前几天发生了一起惊天大事。我一向对学校里的“新闻事件”不感兴趣，获知各种消息也颇迟缓。谁升官了，谁得奖学金了，向来不在我关注的范围之内。但这件事却让我深受震撼。

原来，这对中年夫妻的女儿是比我低两级的小师妹。女孩是北京人，家境优越，能歌善舞，刚进大学校门就显得分外引人注目。高中的时候，她埋头苦读，不知感情为何物。进了大学，情窦初开，爱上了班主任老师。

老师是刚刚毕业的博士，一表人材，口若悬河，学识渊博，自然轻而易举地掳获了少女单纯幼稚的心。女孩疯狂地爱上了老师，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老师。那第一次喷涌而出的爱，是任何力量也不可抑制的。老师刚刚离婚，也正寂寞着，便半游戏半认真地接受了女学生的爱情－－在他看来，有，总比没有好。

女孩把自己给了老师，她给老师做饭、洗衣、打字，她像藤一样依附在大树上。然而，老师不愿意当大树，老师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春梦。梦醒之后，便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老师是研究“后现代文化”的，希望自己的现实生活也充满“后现代”的游戏色彩。

有一天，老师轻轻松松地告诉女孩，他已经不再爱她，她应该去寻找更好的爱人。老师认为，他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周喻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不相欠。

女孩的世界崩溃了。女孩默默地离开了老师，没有流一滴眼泪。这不是女孩一贯的反应。

老师感到有些诧异，更多的却是如释重负。

女孩回到家里，父母还在上班，要晚上才能回家。她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自己吃了一小半，大半都留给父母。她还在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

然后，女孩走进卫生间，打开浴缸中的温水。她安详地在卫生间里脱去全身所有的衣服，赤裸裸地躺进浴缸里。

她拿起小刀，毅然割开自己的手腕。她忍住疼痛，她的心已经死寂，肉体的疼痛算不了什么。

鲜血涌了出来，像一眼汩汩的泉水。鲜血与浴缸里的温水融合在一起。她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剩下的便是父母回家时的惊叫，以及呼啸而来的警车。

然后，便有了我此时此刻见到了这一幕－－伤心欲绝的父母到系里讨“说法”来了。这一行为虽然不可能唤回女儿，但这是父母减轻痛苦的唯一方式。

女孩看了太多的小说。她选择了一种浪漫的死亡方法。她遭遇到了残酷的爱情，她只好用生命来报复。我们可以不理解她，但除了她的亲人以外也没有权力指责她。

爱情如山峰，人就像登山者。

这座表面宁静的校园里，其实隐藏着汹涌的暗流。

每个人都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即使是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将军，最后还可以对准自己的头颅开枪。这一枪就是将军最后一次伟大的进攻。

我不想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谴责那个老师，许多人已经那样做了。他与我想要谈论的“爱情”无关，他不值得我浪费笔墨。

我想谈那位小师妹。她与我同处一个校园、一个系。我也许没有见过她，也许见过－－在哪位教授的课堂上擦肩而过。我能够体味到她的执著和决绝，虽然她身边的女孩们都会嘲笑她“太傻”。

九十年代是一个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全面胜利的年代。九十年代的信仰只有一个字：钱。在我们这个没有上帝的国度里，金钱成了上帝。这是一种可怕的“伪信仰”。

那些人，他们会为《泰坦尼克号》中虚假空洞的爱情而流泪，却不会怜悯身边朋友惨烈的悲剧。他们的爱情写在纸上，印在电影屏幕上，吟唱在流行歌曲中。他们会对身边的叛经离道者和真情至爱者自始至终地持以冷漠与嘲笑，因为叛经离道者和真情至爱者破坏了他们已经相互默契的“游戏规则”，并将他们置于一种难堪的境地。他们的“自尊”是不容伤害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要维持这样一种不温不火的“度”。归根到底，他们其实不相信爱情。

而我，始终相信有爱情的存在。

所以，我为那个女孩而哀痛，她像一个美丽的瓷器一样破碎了。

破碎了，便不再流泪；破碎了，便不再疼痛。

词人元好问叹息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千古的疑问，任科技如何发达、政教如何昌明，人类还是无法解决。宁萱，你的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明天，我要把我的其他几本书寄给你。虽然每一本书里都有那么多让我不满意的地方，但我还是想让你读到我的每一篇文字。我想，我的最好的作品，应该永远是“下一本”书。

你只看过我的第一本书，它仅仅是我的思想和生活的一小部分－－到了今天，许多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到我更多的想法，我更希望获得你尖锐而锋利的批评。

直觉告诉我，你对我的批评会毫不留情面，会切中肯綮。你会是我的一名“畏友”。

在如同白驹过隙的一生中，“畏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

二、宁萱的信

廷生：

我刚刚从一个与现代文明隔绝的地方回来，从死亡的边缘回来。

你的两封信都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情。

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我的行程。因为在启程前，我就决定不告诉任何人，包括爸爸妈妈在内。

我去了一趟西藏。不是坐飞机去的，而是跟探险队的朋友一起开车去的。我们从青海进入西藏，专门挑险路走。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次千钧一发的险情。就连那些常年登山和探险的壮汉，在生死一线牵的时刻都吓得魂飞魄散，人人都以为真的回不来了。

然而，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在那泥石流向车队涌来的时刻，在不远处的雪山崩塌的时刻，我也没有丝毫的惊慌。别人都惊叹：你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定力，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说，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电光火石之间，我突然想起了你，我远方的知音－－你在干什么呢？

在图书馆里“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吗？

我去西藏不是为了看风光、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寻找信仰、为了体验死亡。我想看看西藏那些有信仰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我想看看他们的笑容和眼泪。我甚至想跟他们一样，高高兴兴地葬身在那冰川之上。

记得你写过一篇《徐志摩：我想飞》的文章，我很受感动。徐志摩想飞，他终于让自己的灵魂飞翔在天空中，他终于不再受到世俗的牵累和羁绊了。他离开的那一瞬间，快乐一定多于恐惧。

我不想飞，我只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呆着，尝试着过一过那种没有遭到污染、没有受到腐蚀的生活。我只想重新定义“健康”、“幸福”和“充实”。

在去西藏之前，我写下了一段潦草的文字。本来是想万一我回不来了，给亲人们看的。现在，既然我又回来了，我想把它烧掉。它代表着我那段阴晦的生命，幸好都已经成为过去。

在烧掉之前看，我抄几段给你：

我想要去西藏，吃苦受累也要去西藏。

今年，我二十四岁，我从大学毕业已经三年多了。

在我的灵魂遭受一次创伤之后，我的身体是多么的疲惫和虚弱，我的精神压力是多么的巨大和沉重。我吃不好，睡不沉，整日惶惶然没有着落。

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无论是佳肴、医药还是健身，都已不能再拯救我了。

我必须去过简单的生活，劳动、阳光、空气，不想乱七八糟的事情，饿了吃得香，累了睡得沉，不是心累，而是体力劳动的累，那样酣畅淋漓的累，酣畅淋漓的睡。

我总是看书，看了无数的书，没完没了地看，以至于有时厌倦到了极点，只想呕吐，再也看不下一个字，对一切书都厌倦，只觉得它们像沉重的石块压在我的心上。

我却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其实，我想写，也应该写，我觉得心中淤塞着真难受。

我太寂寞了，我渴望交流，却容易瞧不起人，那么最好的就是以文字写出来给人看，作这种单向的、安全又真实的交流吧！

其实，我从来不想做虚伪的人，我比谁都真诚、热忱，是容易扒心扒肝地对人的人。可是我却看不到值得我信赖的人，总是令我失望，总是让我更加失去希望，让我越来越厌倦这个世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那么幸运，遇到了我真爱的人，我就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他，把我最羞于见人的“坏”告诉他，把一切一切我苦苦掩饰的秘密全部都清清白白地告诉他。我一定要在真爱的人面前做最彻底最真实最轻松的我！绝不对他有半点的保留，就这样给他一份最真实最诚挚的爱！

我渴望！

我马上就要去西藏了，如果我回不来，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文字，爸爸妈妈和弟弟会看到。廷生却看不到。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痴心热爱文学这么多年，却一直疏于动笔，好歹这也算一篇作品吧。

虽说天空不会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是匆匆飞过的小鸟却依然希望地上有一瞬注视的目光啊！

写着写着，我又想流泪了。为什么一再发誓永远不哭之后，我仍然那么容易流泪？我恨自己，总是要哭，要流泪，真恨不能去做个手术把泪腺切除了！再不准哭了！

这大概算是我的“遗书”吧。但愿里面那些厌世的、冷漠的情绪不要感染和影响你。

我已经平安回来了，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身心都舒畅了许多。

当我在西藏仰望到以前无法想象的那么高、那么蓝的天空时，就感到个人小小的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当我站在地球上离天空最近的一块土地上时，我躁动的心灵开始安静下来。

在这里，时间就像转经轮一样，永恒不变、亘古如一。

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朝圣路。我要让自己的心胸像高原一样空旷、像天空一样清澈。

我在西藏两个月，认识了不少藏族的朋友，有老人，有少女，也有孩子。我在墨脱的一户牧民家里住了整整一个月，我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一起祈祷。

我苍白的脸颊被高原的阳光照耀得脱了一层皮。我学会了喝酥油茶，学会了吃羊肉，学会了挤羊奶。累了就在草地上打几个滚，与大地的胸膛亲密接触，我听见了大地的心跳。

满脸皱纹的藏族老奶奶说，好姑娘，我看到了你的心里有一处伤口。不过，不用担心，我们这里的地气是最好的药物，连你心口上的伤也能医治。

跟我相好的藏族女孩，还给我取了一个藏族名字－－“格桑美朵”。

你说这个名字好听吗？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我在西藏的故事，两天两夜都讲不完。有的感受，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复述的。以后，我会一点一滴地告诉你。那些浮光掠影的关于西藏的游记，千万别去看，它们就像是腐败变质的食物，会败坏你的胃口。说到底，西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特殊，它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在西藏寻找不到纯洁与安宁，因为纯洁与安宁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

我在布达拉宫的大殿里，看到了不少脑满肠肥的老板，有来自沿海的，也有来自港台和东南亚的。他们将大把大把的钱塞进香火柜里，但他们脸上的神态，依旧是贪婪、焦灼和傲慢。他们捐香火钱，不过是想求得更多的钱罢了。对于他们来说，西藏跟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又有什么差别呢？

回来以后，我更深刻地体认到，只有心灵自由了，才能在不自由的外部世界寻觅到自己身体的自由；只有心灵透明了，才能用一双透明的眼睛透视暧昧的、不透明的世界。

去西藏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证明”。这次旅行让我更加珍惜我的内心。

我会慢慢地给你讲述我自己的故事。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金融。本来想学文学，可是爸爸不同意。我便违心地进了国际金融系。那是一个最热门的、也是离心灵最远的学科。我对课程没有多大的兴趣，却照样能够得到最好的成绩。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诗歌和小说，我敢说，中文系十有八九的学生读的书赶不上我多。

后来，我慢慢发现，学金融也有学金融的好处－－文学只能当作业余爱好，不能当作职业。当一个人有了一只饭碗之后，再回过头去面对文学，心态会从容很多。一个作家如果整天想着作品要卖多少钱，他的写作必然受到伤害。为什么俄罗斯的作家能够写出惊天动地的巨著来呢？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贵族出身，衣食无忧，不必担心油盐酱醋的问题，所以他们才能在形而上的领域内高高地飞翔。

你们四川有一位叫钟鸣的作家，写过厚厚的三大本书，书名就叫《旁观者》。我很想做一个文学的旁观者。许多时候，正如苏东坡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我作为一名旁观者，反倒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看出大人物们肺腑中的阴影，看出文字背后的虚弱和慌乱。我有这样的自信－－我自认为我的文学鉴赏力强过许多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尽管迄今为止我连一篇正经的评论也没有写过。

英国作家毛姆是一家公司的小会计，他白天在公司里拼命地记账、演算，晚上利用仅有的一点点业余时间在家中写作。我比毛姆幸运，在公司还有“一官半职”，上班时常常偷看文学作品，就像学生时代那样，狂热而带着一点惧怕。学生时代害怕老师，现在害怕老板。

初中时候，我在上语文课时看李敖写的《千秋评论》，一不小心被老师收缴去了。结果，这本书让老师自己也看得入迷，后来再也不肯归还给我。现在，因为我在公司里工作能力强、工作效率高，算是“小红人”，香港老板多少还有些“纵容”我。他看见我读闲书，至多咳嗽一声。我听到之后，飞快地将书塞进抽屉里，然后正襟危坐、像模像样地盯着电脑。

你信中讲述的那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我很受震动。与之类似的事件，当年我们学校里也发生过。我相信，今天很多校园里依然还在发生着。我最难过的是，最后它们都成了看客们的谈资。多少鲜血和眼泪，也唤不醒那些麻木的心灵。我最厌恶的便是看客，可是他们像苍蝇一样多。

心灵的“石头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趋势。当我们成了石头和钢铁制造的人之后，我们固然刀枪不入，可是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类理性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爱的减弱。洛扎诺夫说：“我们不是因思考而爱，而是因爱而思考。甚至在思想中，首要的仍是心灵。”

每年，我都有好多机会到国内外出差，尤其常到北京。以前，我是最不愿意出差的，舟车的劳累以及异乡的陌生感觉，让我在每一次出差之后，都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

以前，北京给我的是“大而无当”的印象。我感觉到，北京有一种不可一世的“霸气”，北京的街头巷尾充斥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我曾经与皇帝做过邻居”的神态。自小在江南长大的我，习惯了江南的细腻与温馨，当然不喜欢大大咧咧、吆三喝四的北京。

但是，现在不同了，北京有我一位心中牵挂的朋友，北京成了一个我梦中思念的地方。以后，我有机会到北京，一定去京城西北角的燕园看你。

那时，也许会是秋天。听说，秋天是北京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有许多金子般的银杏叶，在秋日暖和的阳光下闪烁着。

不知道在京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在一张张陌生的面容之中，你能否分辨出哪一个是远方的来客？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三、廷生的信

宁萱：

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我刚从四川家中回到学校。

我没有收到你的回信，带着遗憾回了家。即使在家中，也一直在想：回学校后，有没有你的回信呢？我真的有这样的担心：会不会从此与你失去联系？你会不会像一道闪电一样，在我的生活之中闪烁了一下，就突然消失呢？每当想到这里，我就产生了从所未有的慌乱和空虚。

没有想到你居然经历了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事前，我在你的信中，没有发现你打算去西藏的蛛丝马迹，你瞒住了我。尽管我知道你很孤独，但我没有想到你被孤独折磨得如此之深。要是知道你如此孤独无助，我会给你写更多的信，我会及早抽空到扬州去看你。

西藏是一个有信仰的地方，一个有神的地方。对于那些虔诚的人，我向来保持十分的敬重。但是，我认为，对汉人来说，西藏永远只能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可能真正“进去”。他们与我们太不一样了。我们应当尊重这种“不一样”，歧视和嘲笑，最终侮辱的还是我们自己。

但愿西藏之行，能够带给你巨大的精神力量，带给你澄明的生命意识。你在信的最后几段中所表达出来的态度，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你的生活态度：明朗、坦荡、充实、欣喜。

我询问懂藏语的朋友，他说“格桑美朵”的意思是“草原上白色的花朵”。

“美朵”是一种只有西藏才有的纯洁的小花。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

其实，“宁萱”这个名字我也很喜欢。“萱”就是忘忧草的意思，你要是真能够忘却所有的忧愁、快快乐乐地沐浴在阳光下就好了。

你的藏语名字是花，汉语名字是草，它们都是土地上美好的生命。它们的根系伸向母亲的怀抱，它们的脸庞朝着阳光的方向。它们谦卑而快乐地生长着，向上苍表示感激。《圣经》中说：

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诗篇37:11》）

我祈望你平安，祈望你快乐，祈望有了我这个远方的朋友，你从此将不再孤独。

这学期，我打算搬到宿舍外面去住。北大有着全国高校中最好的“软件”设施－－最好的学习氛围、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图书馆；但是，北大的“硬件”设施却连某些重点中学也比不上－－北大的教室、食堂和浴室永远人满为患，排长队是北大每个学生的“例行功课”。而且，北大的宿舍大概是全国大学中最差的。

本科时候，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小小的宿舍，上研究生以后稍微好一点，减少为四个人。四个大小伙子挤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小窝里，就连转身都显得困难，偏偏大家又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的学生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每个人都拥有一大笔藏书、每个人都是痴迷于书籍的“书虫”。书比人还需要空间，书堆在窗台上，堆在床头上，堆在每一个可以堆放的角落里，直到连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为止。

我的小床上，有“半壁江山”就是由心爱的书籍占领着。晚上睡觉，连翻个身都很困难。有一次翻身碰倒了一堆厚厚的书，它们像倾泻的洪水一样，立刻将我掩埋起来。同屋的同学都惊醒了，以为发生了一场地震，模模糊糊地都想往外边跑。幸好是虚惊一场，我也没有一点皮肉之伤。此后，还得在提心吊胆中进入睡眠，因为可爱的书籍们还在不断地蚕食着我的地盘。我找不到别的地方来安置它们。

而且，我们的宿舍晚上还要定时熄灯。这是学校里最不合理的措施之一。听说，八十年代的学长们曾经就此事愤然抗议，并获得成功。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一切又恢复原状，这时的学生再也没有“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度了。在九十年代死水般的校园里，学生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阶层。风云激荡之后，我们又成为被束缚在各种“规矩”之内的螺丝钉，连用电的自由也不敢去争取。有时候，我写一篇文章，正写到兴头上，偏偏灯给熄了，好不扫兴。只好点燃一支蜡烛，与古人一样“秉烛而书”。

有出去单独住的想法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有得以实施。这学期，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搬出去，因为很快就要做毕业论文了，我希望有个安静的、独立的空间。

我打算跟法律系的一位好朋友萧瀚一起合租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共用客厅、厨房、卫生间，然后每人单独拥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兼书房。没有个人隐私的集体宿舍的生活，已经让我无法忍受。

不过，北大附近的房子很紧张。漂泊在北大、清华附近的年轻人，据说有好几万。他们怀着单纯而天真的理想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挣扎，他们扑腾着一双双伤痕累累的翅膀，想从这里开始最初的飞翔。他们几乎把周围空余的房子都租光了。然而，踞傲的北大和势利的社会却很少承认他们的努力。

这几天，我跟萧瀚在外面四处奔波找房子，看了几个地方都不满意。正在给你写信的时候，萧瀚又来电话，说打听到一个信息，让我一起去看另一处地方。

但愿这一次不再扑空。

我要出门了，只好匆匆忙忙地结束这封信。本来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下一次再慢慢聊吧。

也许，不久之后，你到北京来出差，我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款待你了。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四、宁萱的信

廷生：

其实，上个星期我一直在北京，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四日。京城确实如你所说，居之不易，像我这样“白居”更是不易。闷热难耐，粗食淡饭，交通堵塞，举目无亲。因为是办公事，没有玩耍的心情和时间，所以更觉无聊。

我来北京好几次了，既没有去故宫，也没有去长城。我对这些大家趋之若骛的地方，没有丝毫兴趣。故宫不过是那些变态的皇帝们阴森森黑漆漆的家，而长城的“伟大”又怎么能够跟孟姜女珍珠般的眼泪相比呢？

我只去了一个地方，你猜是什么地方？

是地坛。是史铁生的地坛，而不是皇帝的地坛。

地坛原来属于皇帝老儿所有。每年春耕时分，他们都会劳师动众地来到这里，装模作样地拜祭一下土地，种一下庄稼，表达一下对土地的敬畏和对子民的关怀。但是，这种敬畏和关怀都是虚伪的和言不由衷的。

皇帝和王公大臣们，在庄严的地坛里恭恭敬敬地履行完所有祖宗制定的繁琐程序以后，回去照样接着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或者虐待后宫的女子，或者屠杀直言的书生，或者将农民背上的赋税增加一倍。

而地坛和地坛里供奉的神仙，几百年如一日地沉默着。神圣与邪恶，庄严与卑劣，同时存在于这里。只有古老的柏树冷冷地看着帝王们的表演。谁的演技高超，谁的演技拙劣，它自有评定。

过去，地坛不允许老百姓进来，门口有皇家的侍卫守护着。现在，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帝灰飞烟灭了，地坛却成了一座巨大的、荒芜的、没有人照料的园子。

北京是一个热点旅游城市，可是外地游客很少有到地坛去的。它被忘记了，被遗弃了，所以它自由了，它解放了。

我去地坛是因为史铁生。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一篇让我深深感动的散文。我想去呼吸一下地坛的空气，我想去摸一摸地坛的树木，我想去看一看地坛的建筑，我想去感觉一下那些文字背后的凄凉与坚贞。

《我与地坛》的最后部分，是一名残疾人对生命的思考。是关于归宿与寻觅的思考，是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思考，是关于“我”在宇宙中地位的思考。史铁生静静地面对着夕阳下的这片园子，喃喃自语道：“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这种彻头彻尾的悲凉，这种明白如水的旷达，我只能理解一小部分，因为我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也因为我还太年轻。

我所经历的悲哀，与史铁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连史铁生残缺的生命中，也时常迸发出火焰般的渴望与激情，我又什么理由悲观呢？

地坛里的古建筑全都破败不堪。朱红的颜色一块块地脱落，露出里面惨白的骨肉来。它们曾经辉煌过，曾经光荣过。李后主的词说：“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地坛，连雕栏玉砌都已经磨损了，再无当年的华彩。时间，只有时间才掌握着最后的判决书。

当我行走在地坛的杨树下，当树枝上的蝉在胡乱地鸣叫的时候，我想起了史铁生散文里的母亲。那是一位四十九岁就离开人世的母亲，那是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上帝为什么要早早地召善良的母亲回去呢？史铁生在宁静的地坛里，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忽然想起一位诗人的感叹：“在背后我常听到时间的翅膀像战车一样飞逝，而在前面却是延伸着荒废了的永恒沙漠。”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人类无法占有和支配时间，所以，人类也就永远克服不了自己的有限性。

母亲曾经每天送儿子出门去，到地坛去。儿子回来的时候，母亲还站在原地，保持着送儿子走时的姿态。史铁生后来想，当自己出门到地坛散心的时候，母亲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史铁生断定，以母亲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她是史铁生的母亲，她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她苍苍的白发飘拂在风中，她额头的皱纹是时光的刻度。母亲付出了爱，母亲不希望得到偿还。她付出，她愿意。即使那是一种钻心的疼痛，母亲也坚定地承受。她像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样承受无尽的苦难，然后她默默地回到土地之中。

你去过地坛吗？你去看过地坛里颓败的殿堂吗？你去看过石头缝隙里青青的小草吗？

那些走过石板路的精美的靴子已经破旧，那些靴子的主人的躯体也已经腐朽，而青草依然一年又一年地从石板中探出头来，报告春天来到的讯息。

我在北京的时候，本想去看看你，可实在不想在那样灰暗的天空下与你相见。每次到北京，北京天空的蓝色都减少了一些，灰色则增添了一些。是工厂、是汽车、是穷奢极欲的人们闯的祸。

这是一种慢性自杀。人们却一无所知地等待着灭亡的来临。

听说沙漠离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听说北京缺水的情况已经相当严峻－－但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到忧虑。《圣经》中说：

这地悲哀，

通过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

因其上居民的恶行，

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利米书12:4》）

狂妄而邪恶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却听不见这样的声音。

沈从文当年说，北平高而蓝的天空，感动得人直想下跪。今天，北京再也看不到“高而蓝”的天空了。我真羡慕沈从文他们，要是我能够在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高而蓝”的天空下与你相见，那该多好。

当时，想在北京写信给你，又被安排紧张的各种事务所迫，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提笔。在喧杂的时候，我无法给你写信。所以，又回来了。又在我的小屋里给你写信。

还是你来看我吧？“正是江南好时节，落花时节又逢君”，我相信，你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认出我的，因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世间有情人”。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四岁的生日。我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却工作了将近四年，先后换了三个工作。在这一点上，我的人生阅历比你丰富多了。

我上学很早，五岁就上小学了。上的是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所以也就没有严格规定上学的年龄。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料我，便早早地将我送进学校。

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也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因为年纪小，也因为成绩好，老师一直都宽容着我的调皮。

我猜想，你从小一定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而我从小就调皮惯了，谁也管不住。小学我跳了一级，中学又跳了一级。还不满十六岁，我就中学毕业，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在我们大学的班上，同样是年龄最小的学生。我比你小三岁，却跟你在同一年里上大学，你佩不佩服我呢？

今天过生日，身边是公司里的一帮同事。下班以后，大家簇拥着我去了一家餐馆，这里的狮子头很有名。

你吃过淮扬菜吗？比如风行天下的狮子头和扬州炒饭？我想，你是四川人，你当然喜欢吃味道浓烈的川菜。但是，淮扬菜也有其独特的风味，要是你来扬州，我会带你去最有特色的地方吃好菜－－你熟悉现代文学，应当知道朱自清笔下的小笼包子、周作人散文中的烫干丝、曹聚仁多次提到的绿杨邨以及让丰子恺难以忘怀的小觉林……你要是真正尝一尝，你才知道它们的味道有多么美妙。

虽然桌子上摆着好菜，但我却没有太多的胃口。同事仅仅是同事，同事不过是借着替我过生日的由头，大家聚一聚，高兴一下而已。他们又怎么能够明白我千千结的心事呢？他们把我看作未来的“女强人”，他们却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最软弱不过的女孩子。只是，我从来没有在公司里流露出来过而已。

我需要有个知道我心事的朋友跟我一同过生日。这样的朋友却只有一个，就是在远方的你。

晚上应付完宴会之后，回到宿舍，同屋的女孩子跟她的男友出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写日记、听音乐。

好想按照你留的手机号码给你打个电话。

好几次，拨了一半号码，却还是终止了。

此时此刻，你还在写作吧？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

五、廷生的信

宁萱：

要是早知道九月六日是你的生日，我会提前寄一份礼物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要是知道九月初的那段时间你在北京，我会去你住的宾馆看你。见总是比不见好。我相信，见面以后，我们都不会失望，因为我们的文字与我们本人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喜欢对方的文字、喜欢文字背后的灵魂，也会喜欢对方的人。

与你丰富的阅历相比，我只能算是“白纸一张”－－从重点小学到重点初中，从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然后继续上研究生。确实，跟你的猜测一样，我一直就是一个很听话的乖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这套教育制度的受益者，但我却成了它最激烈的批评者。这真是一种有趣的错位。

前几个月，我在“水木清华”的论坛上，与一个网名叫“捕快”的朋友有一次长达将近一个通宵的“对决”。那次辩论在论坛上倍受关注，被形容为“西门吹雪大战叶孤城”。

对方代表的正是那种直线思维的、重技术轻人文的、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理工科学生。他们在教育体制内规规矩矩地成长，接受了所有既定的观念。

在我们激烈辩论的许多问题当中，就曾经谈及批评者的立场问题。

当时，“捕快”在网络上反问我说：“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你也许还在扫大街。高考制度改变了你的一生，你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批评它？”

在网络上，这样强词夺理的论调十分风行。我回敬他说：“我以受益者的身份反戈一击，正说明我的观点超越了我的现实利益。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价值立场，他的判断不应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而应当站在更大多数人群的基本利益那边。如果说每个人都被自我的利益所控制、所支配，那么，你怎么解释那些与俄罗斯帝国为敌的贵族革命者呢？”对方哑口无言了。

我不喜欢网络上骂骂咧咧的氛围，不喜欢那种毫无节制的、“无知者无畏”

的语言暴力。网络上的青年们都很“爱国”，至少在语言上是如此。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这一代青年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使用的是“文革”

遗留下来的那套语言和思维方式。我称他们为“网络义和团”－－在诞生于西方世界的网络上毫无理由地辱骂西方，多少有些滑稽。

我很少加入到网络论坛中去。在我有限的几次加入讨论的时刻，我力图营造一种“有话好好说”的气氛。不管对方多么粗暴无礼，我依然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对他彬彬有礼。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结构，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是反映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存在的最重要的标识。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网络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权力上的“平等”

－－大家开始拥有了某种相对平等的身份，仿佛坐在一张虚拟的圆桌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上来。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生命体验上的缺陷，“从校园到校园”的单薄履历，必然导致与外部现实生活的隔绝。这种隔绝，对于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学者来说，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却是致命的伤害－－书本是苍白的，离开了生活的源头活水，写作将陷入危机之中。

鲁迅先生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大学呢？除了北洋政府的威逼之外，我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否则，到了上海，他依然可以到当地许多一流的大学里去教书。然而，鲁迅先生再也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然深刻体会到：日益僵化的大学体制对知识分子完整的、本真的生命状态具有无形的伤害。他不愿继续被这种体制所伤害，于是选择了自由的、也是艰难的独立写作者的生涯。他的创作也就进入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博大、也更加深邃的境界。

我打算在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离开北大，去寻找更加广大的生活空间，去感受更加真切的现实生存。尽管许多师长和朋友都劝我留下来，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我不恋栈北大，尽管在它温柔的羽翼下，我将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安宁和静谧。但是，我更愿意独自去承受外面的风风雨雨。

北大仅仅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驿站，而不是终点。

前两天，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刚刚搬进去。是在北大西南角的一个名叫稻香园的小区。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楼房有些陈旧了，但环境倒还安静。

书籍还来不及上架，每次搬“家”－－其实一个学生哪里有什么“家”，有的只是几十箱子的书籍－－的时候，书籍总是让我最头痛的“财产”。几千册的书并不算多，但仅仅是装它们的箱子，就得找几十个。

搬家公司的工友，早先听说我没有任何电器家具，还以为遇到了一件轻松的工作，没有想到移动这几十箱子书，比搬运一个大家庭的物品还要累。

这些搬运工人，一听口音，都是我的四川老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比我岁数还小，却已经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告诉我，搬家的收入每次都是公司得“大头”，因此他们每人每次只能得五块钱。这让我感到震惊。看到他们累得汗如雨下、气喘如牛的样子，我赶紧背着带队的工头，悄悄地给他们每人加了一点工钱。虽然我也是一个穷学生，但我毕竟还有一点点能力帮助这些来自遥远的家乡的青年－－至少能够让他们开心地吃上一顿红烧肉。

我在《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钱的农场主卡尔布·萨瓦尔的女儿决定跟拉比·阿基瓦订婚了。阿基瓦当时是一个穷羊倌。当她的父亲听到这个婚约时，他发誓再也不给女儿一分钱、一份遗产。

这对年轻人冬天结婚了。他们很穷，晚上睡在稻草上。“要是我能够买些装饰品多好，”阿基瓦捡下他妻子头上的稻草说：“我将给你买一个带着耶路撒冷图片的金的装饰品。”

一天，先知艾利加来看他们，他乔装成一个凡人。“给我一些稻草吧，”他在他们门外喊道，“我妻子快要生产了，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躺下。”

“你瞧，”阿基瓦对妻子说，“我们以为自己很穷，可还有一个连稻草都没有的人呢。”

那么，我们也算是拥有稻草的人吧，我们还有几分能力帮助那些没有稻草的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同的，我相信，像我与你这样的人，会把拥有稻草也作为一种幸福的。

古犹太哲人莱维说：“如果你想拯救一个人于淤泥之中，不要以为站在顶端，伸出援助之手就够了。你应该善始善终，亲身到淤泥里去，然后用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他，这样，你和他都将重新从淤泥中获得了新生。”他的话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

我愿意尝试着一点一点地开始做。每一次对他人的帮助，对自己傲慢的心态都将是一次洗礼。我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意识到：与其说我在帮助他们，不如说他们也在帮助我。《圣经》中说：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　　儿寡妇。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摘葡萄园里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命纪24:19-21》）

这几天，我正在辛苦地打扫、布置新居。离开父母为我营建的家已经五年了，第一次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一定要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下次你到北京，可一定要到我的小屋子里来作客。那时候，我的小屋已经是一个宁静的家园了。

宁萱，你信上说到了扬州的饮食，虽然只有寥寥几句，却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是一个贪吃的人，用文雅的话来说，就是“美食家”。所以，假如有一天来扬州，我会在你的陪同下开怀大吃一通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

六、宁萱的信

廷生：

好些天没有给你回信了，其实多少还是有些失落的－－再接到你的信时才惊觉，原来我一直有所期待。

第一次给你写信时，其实我只读了你的《火》之中有限的文字，而心灵的契合却在那一瞬间点燃了我沉寂的眼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很奇妙，要有多远，就远得没边没际；要近起来，又那么没有道理。

我觉得，在你的文字里，我们“心心相印”。

你的恨和你的愤怒，都是来自于你的爱。你的书出版之后，你成了“名人”，有许多众星捧月的场合。但我知道，你还是不快乐，你还是被孤独所包裹。

记得墨西哥诗人帕斯曾经这样分析孤独的本质：孤独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与一个世界隔离，另一个方面是企图创造另一个世界。我相信，对你来说，孤独更意味着后者。你的孤独是暂时的隐退，以便重新投入世界。你的孤独是一段准备和学习、自我考验和磨练的时光。

你不能久居聚光灯之下，那样会毁了你的。帕斯说，根据墨西哥古老的传说，人们原来居住在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宇宙的“肚脐”那儿。后来，由于人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被迫离开了。于是，这种“失乐园”的感觉便由此诞生。

孤独是对回归母体的渴望，是对归属乐土的渴望。人世间能够克服孤独的唯有爱。

正是在孤独与爱此起彼伏中，我们得以成长。

在赞扬了你之后，我要批评你了，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畏友”吗？

我读了你的新书《说，还是不说》。很快，我就对你有失望了，因为我觉得你的一部分文字是“败笔”－－“似水柔情”的那部分。这样说可能不准确，单论文字没错，文字很美；但就内容来讲，你真的不该写，或是不该发表。

平心而论，你真的还没有爱过。

那怎么会是爱呢？那只是一种青春的萌动，在那样的年龄，你那样的单纯与真诚，无论哪个女孩子都很容易走进你的－－只要一瞬间的接触，或只因她离你近，因为无论如何，你的“初恋”必须有一个载体，你不是爱上了这个载体，你只是到了爱的年龄了，爱那段青涩而纯真的日子，那样不堪而刻骨的青春！

虽然我比你的年龄小，可读到你这些文字时，我时常像老妈妈一样摇着头，又怜又爱地轻叹道：“唉，这孩子，他写的爱会贻笑大方的，他还没有真的爱过呢！”

真的，我相信你也会笑自己的－－在某一天，再回头去想那个女孩，那个对你的文字－－你作为生命之瑰宝和唯一精神支柱的文字－－视而不见的女孩，她会爱你什么呢？你又爱她什么呢？

你不要怪我说得刻薄了，这真的只是一场闹剧。它必然会上演，权为你的成人仪式，如今已经闭幕，很好。希望不会为你的心灵带来丝毫阴影。

你要自信，自豪，以你的灵魂－－以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嫉恶如仇的心来笑傲江湖！你应该得到真心的爱，全心的爱，你应该拥有最完美的感情世界。我祝福你。

读鲁迅，常常让我黯然伤神。王小波的早逝，也多少次让我长夜难眠。唯一可慰的是，他们都拥有过一份真诚的女性之爱。

我读到许广平的回忆文章，说鲁迅晚年常常夜不能寐，独自走到阳台上，和衣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年幼的海婴夜里起床尿，看见爸爸睡在阳台地上，便也不声不响躺在他身边。而许广平醒来不见人，一找，父子二人在漆黑的夜空下，并排躺在阳台水泥地上。

读到这里，从许广平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我深切地感受到那一份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女性的温柔心痛的爱。那爱，可包容一切黑暗，包容鲁迅的棱角和敏感，包容一切的伤痕累累，包容鲁迅深深的疼、恨和失望，还有孩子纯粹的、无辜的、令人心碎的天真。

仅为此，先生的一生也不枉苦痛了。

还有王小波，你看看他写给李银河的信吧，那是真爱。让人心动。不说了，说起来真难受。只想安慰一下你，怕你因自己不明白而受伤害，才冤枉呢！

忘记过去，相信未来、相信爱情吧。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呢？最让我痴迷的是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爱情。在西伯利亚严酷的风雪中，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跟她们的丈夫一样，高贵得让人仰望。她们没有屈服于沙皇的淫威，反倒向沙皇提出了伴随丈夫去流放地的请求。

像青草一样柔弱的她们，虽然在刺骨的寒冷中死去了，但的嘴角依然挂着春天般的微笑。

真正的温暖是心灵的温暖，真正的寒冷也是心灵的寒冷。因此，对于这些伟大的妻子们来说，西伯利亚的小屋比彼得堡的宫殿还要温暖。她们与丈夫在一起，与爱情和正义在一起。

说起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我又想起了悲惨而幸福的俄罗斯作家米·布尔加科夫。说他悲惨，是因为他没有选择地生活在一个像坟墓一样的帝国里，他的天才遭到了斯大林残酷无情的压抑；说他幸福，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坚强不屈的妻子，她形影不离地伴随他度过了黑暗的晚年－－他临终前双目失明。

俄罗斯文学专家高莽在《灵魂的归宿》一书中，曾经细致地描绘过布尔加科夫的墓地。布尔加科夫逝世以后，坟上长期没有任何标志，只有他的夫人种的一些勿忘我花，盛开时散发着清淡的芬芳。

叶连娜·谢尔盖耶夫娜是布尔加科夫的第三位夫人。叶连娜原来是一名将军的妻子，丈夫身处高位，为人正直，生活富裕，家里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然而，当她认识布尔加科夫之后，感到这个性格刚烈、才华横溢的作家才是自己命运的归宿。

叶连娜在痛苦中结束了以前的家庭生活，与贫穷的作家结合在一起。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布尔加科夫，与他一起分享创作的欢乐与生活的困窘。

丈夫去世以后，叶连娜一直想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墓碑，她一次又一次地去拜访那些做墓碑的石匠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

有一次，她在石匠的院子里，在一个堆积废料的大坑之中，发现了一块巨石。她好奇地向石匠打听那是什么石头。石匠回答说，这是“各各它”。叶连娜愣住了：“各各它”是基督被钉死的地方，是殉难的地方。石匠为什么把这块石头叫做“各各它”呢？

经过深入的交谈，原来这块石头大有来历：它曾经作为墓碑被竖立在果戈里的坟头。这是果戈里的好朋友阿克萨科专程到黑海之滨挑选的，花费了好多时间和劳力才把它从遥远的南方搬运到莫斯科。后来，莫斯科市改建，果戈里的墓地由丹尼尔修道院迁移到新圣母公墓，这块象征殉难的、附有十字架的石头，也就被弃而不用了。

从那时候起，这块砸掉了十字架的墓石就扔在坑里无人过问。

叶连娜眼睛一亮，决定买下它。是的，没有任何石头比它更合适作为布尔加科夫的墓碑了。

“我们可以卖给您，可是怎么把它从坑里抬出来呢？”石匠感到很为难。

叶连娜请来很多石匠帮忙。终于，巨石被抬到了布尔加科夫的坟墓。

布尔加科夫生前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多次谈到他心目中的恩师果戈里，他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先生，请用灰色的外套把我保护起来吧！”他的话变成了现实，果戈里的墓石，如今像灰色的外套立在布尔加科夫的坟上，成为他亡灵的守护者。

“现在什么炸弹也伤害不了米沙了！”叶连娜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去世之后，骨灰与丈夫葬在了一起，生前他们心贴着心，死后他们的骨灰融合成了一体。

这就是人间的真爱，人间的至爱。我们有可能拥有吗？我们配得上拥有吗？

其实，说这些话违背了我的原则。我向来不喜欢如此直率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即使我明明白白，也沉默着。况且一个女孩子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爱情，好像作论文。

其实，除了文字上的，我也从未有过真爱的幸运。但起码我比你强，我至少知道什么不是真爱。我不知道什么是我所追求的，但我清楚地知道什么不是我所追求的－－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寻觅、失望、执著、不妥协。

最近看了好多书－－一贯如此，有时看得要窒息，不提也罢。“青灯黄卷，红颜空尘”，不是什么美好的图景。

最近也写了好些诗歌，我不敢称之为诗歌，姑且算是一些零散的句子吧。我常常梦想，只要我能够写出一首诗，一首真正的好诗－－哪怕一句也行，我也愿意身无分文，我甚至不害怕与世长辞，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能微笑着，欢乐着。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

七、廷生的信

宁萱：

谢谢你的一番剖析。其实，写作那篇名叫《那段岁月，那段爱情》的文章，目的正是为了“告别”。我早已从当年的伤痛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也许是上帝故意安排的一次考验。上帝在质问我：“你究竟将爱什么样的女子？”

如果说在那次经历之前，我还懵懵懂懂的；那么，在那次经历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人生道路上，有了一位风雨同舟的爱人，宛如有了一颗挂在天穹的启明星。

如果没有这颗星星，我们又如何辨别方向呢？《圣经》中说：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司书3:3》）

在那些日子里，我深切地体认到了“不同心”的悲哀与无奈。经过了那次尝试之后，我深信，在人与人之间，某种隔膜是无法打破的，也不必去打破。就像我以前的信中提到的，不必“铁棒磨成针”和“愚公移山”一样。

有的人，即使在一起耳鬓厮磨若干年，心与心之间还是隔着无法融化的坚冰；也有的人，虽然还未曾谋面，心与心之间却能够融合得像两条交汇的河流。

我也相信，人世间总有一个人是冲着我才做女人的。而我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遇到她。什么是缘分？这就是缘分。

宁萱，你的信与我案头的千百封来信不同，你的每句话都让我放不下。你在信中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很奇妙，要有多远，就有多远，漫无边际；近起来，又可以不可思议的近，简直就是“心心相印”。这段话让我感动了好久，我仿佛看到了你写这段话时候的神情。

你在信中写到了鲁迅与许广平。你信中提及的那个场景，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理解当然也对，许广平对鲁迅晚年无微不至的关爱，不是普通的女性所能够做到的。很难设想，假如没有像许广平这样一个支撑着家庭重担的女性在身边，中年之后的鲁迅将过着一种怎样的残缺的生活。

《两地书》是两人真正的精神合作，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纯粹的情书之一。在这本通信集之中，许广平对爱情的追求比鲁迅要主动和大胆得多。在这个时候，幼稚而单纯的一方反倒占了上风。

但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既有亲密的爱，也有难言的隔膜。你信中谈到的那个场景，可见先生心中还是有解不开的结。鲁迅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沉默，整天地沉默着。这种铁一样的沉默，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许广平。这种铁一样的沉默，使得家庭中的空气也凝固了。

许多时候，鲁迅与许广平依然无法臻于“同心”之境。这一点，看看鲁迅逝世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广平所写的那些回忆录，就能够大致体会到。她所理解的鲁迅，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在迎合着主流的思路。她笔下的鲁迅，自然与鲁迅本人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鲁迅”，有着很大的距离。

我一直认为，鲁迅在悄悄地喜欢着萧红，而萧红也在悄悄地喜欢着鲁迅。他们之间，除了师生之情外，时常产生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

我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包括导师们在内的许多鲁迅研究专家的批评。我是凭自己的直觉，在鲁迅和萧红的文字的缝隙里感觉到的。我不想对此作一番学者式的“考据”，但我宁愿固执地保持自己的这一“发现”。何况，有一丝淡淡的、忧郁的情缘，并无损于先生的伟大。

鲁迅先生从来就不相信世上存在着一种“完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任何人都有自己复杂的、精细的、隐秘的情感世界。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最感人的一篇，远远比许广平的回忆文字写得好。说萧红的才华比许广平高，倒是其次的原因；背后隐藏着更最要的原因：萧红比许广平更加理解鲁迅、更加深入鲁迅的内心－－尽管许广平是鲁迅的妻子。

鲁迅上海的家中，常常来很多客人，而只要萧红到来，鲁迅就会开朗、快乐许多，谈兴也很浓。

第一次与先生的见面，是萧红萧军两人一起去的，而此后去得更多的是萧红一个人。

萧红写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有一天下午要去赴一个宴会，她让许广平给她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广平拿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萧红和许广平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许广平把那桃红色的举起来放在萧红的头发上，并且很开心地说着：“好看吧！好看吧！”

萧红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很顽皮的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

鲁迅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这边看着：“不要那样妆她……”

许广平有点窘了。

萧红也安静下来。

这个细节很能够说明鲁迅心中复杂的感受，他想说漂亮而没有说，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来。他想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细微的波动，却更加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先生的心灵也有无比脆弱的时刻。

对此，许广平后来也有了些许的感觉。她没有直接说什么，却含蓄地表示了对萧红的不满。胡风的夫人梅志也是圈子中的一员，她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萧红与鲁迅夫妇的交往。许广平曾经向她诉苦：“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里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萧红逝世之后，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有一段微妙的文字：“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的寓所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里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回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仔细体味，在这段话中，许广平对萧红的微词是显而易见的。出于许广平的角度，她有权利写这段文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不满；出于萧红的角度，我觉得她真可怜，她在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得为昔日一丝一缕的、没有表露出来的爱而受到伤害。

两个人要真正相爱，其艰难程度，有时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其容易程度，有时也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无论难易，爱情都是我的信仰。胡适在《追忆志摩》一文中说到的徐志摩的信仰，其实也是我们的信仰－－他说，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我想，如果我们用爱、自由和美来抗拒暴雨、抗拒狂风、抗拒霜刀雪剑，我们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罗素给出的“我为何而生”的三个答案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寻、对人类苦难不可抑制的同情”。罗素把爱情放在了第一位，他说：“我所以追求爱情，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爱情有时给我带来狂喜，这种狂喜竟是如此有力，以至使我常常会为了体验几个小时爱的喜悦，而宁愿牺牲其他一切。其次，爱情可摆脱孤寂－－身历那种可怕的孤寂的人战栗意识有时会由世界的边缘，观察到冷酷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最后，在爱的结合中，我看到了古今圣贤以及诗人们所梦想的天堂的缩影，这正是我所追寻的人生境界。”宁萱，这也正是我们所追寻的人生境界啊。

宁萱，每天要早点睡觉，保证睡眠的时间。

秋天来了，要珍重加衣，小心着凉。

廷生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八、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昨天去医院拔了两颗智齿。

这两颗智齿，都长在左边，上面一颗，下面一颗。它们折磨我很久了，时不时地发炎、疼痛，让我茶饭不思。

“智齿”－－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名称。为什么称呼这几颗多余的牙齿为“智齿”呢？它们真的跟人的智慧有关吗？

人自身的“智慧”都是些小聪明，人怎么能够有一点点小聪明就洋洋得意呢？所以，我们说智齿是多余的牙齿。拔掉多余的牙齿，也就是拨掉我们的狂妄之心，让我们都成为谦卑的人。

我长了两颗智齿，正表明我太骄傲，太自以为是，太不把别人放在心上。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这是我必须承受的痛苦。《圣经》中说：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罗马书12:15-16》）

平时工作忙得团团转，国庆连续放几天假，我终于狠下心来，到牙医那里将它们连根拔去。

我在医院挂了专家号，是一位医学院的老教授给我拔的牙。教授说，一起拔掉两颗牙会很疼的，不如先拨一颗，过一段时间再拨第二颗。可是，我等不及了，长痛不如短痛，干脆一次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便挺起胸膛说，就这次一起拔掉吧。教授重新打量了我几眼说，看不出你这样一个文弱女孩，还如此勇敢。其实，我哪里勇敢呢，拔牙的时候，尽管上了麻药，但人是清醒的，我能够听见教授敲击我的牙床的声音。我的冷汗一滴滴地掉了下来。

最难受的不是拔牙的时候，而是回家之后、麻药的药性过去的时候。创口发出钻心的剧痛，一丝丝的疼痛连在心里。

我从宿舍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和弟弟知道我拔牙了，都像看护宝贝一样看护着我。他们太爱我了，结果弄得我疼痛的时候想呻吟一声，还得强挺着，怕他们担心。

昨天晚上是最难熬的，几乎通宵都没有睡着。疼痛的感觉一阵接一阵，一阵刚过去，另一阵又袭上来。像是一场此起彼伏的战役。我一直放着音乐，在潮水般的音乐中让自己忘却疼痛。

我听的是郑钧的《怒放》：

我收获快乐，也收获折磨

我所做的一切你都值得

要笑得灿烂，令世界黯然

就算忧伤也要无比鲜艳

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但我要为你盛开欢乐

我要怒放，怒放

这首歌在靓丽的自信中又蕴含着黑色的忧郁，它正应和着我此刻的心情。

今天，疼痛减弱了一些，可是晚上还是睡不着。突然，想给他打电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与读他的信，会不会是两种感觉呢？现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不知他睡了没有？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合不合适呢？

我躺在床上，想了半天，几次握住手机，几次又放下。他的手机号码，在他第一次给我回信的时候就告诉了我，大概他很希望我能够给他去电话。他是一个羞怯的男孩，也许他不敢先给我来电话？

可是，我一直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害怕一旦拨通电话，我对着话筒却又无话可说。我像害怕与他见面一样，害怕与他通话。而且，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腼腆而内向的人，假如他在话筒的另一边也是无言以对，那种场面岂不尴尬？

我为什么有点害怕他呢？他是一个赤子啊。

我反倒不害怕那些狡猾的人、世故的人、举一反三的人。几个月前，当我去香港替公司谈判一个大的投资项目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香港举足轻重的大富豪。传说中，很多人见到他时，自己立刻就矮了三分。但是，我在他的面前很自信。

我为什么要在富翁的面前低眉顺首呢？我认为我比他快乐，我比他自由，我又不羡慕他的富有，我又不恳求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

可是，此时此刻，我为什么失去了最珍贵的自信？

想来想去，还是没有拨号。手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是者，好几次。

什么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如此优柔寡断的人？

终于，我拨响了他的手机号。电话的那一端响了几声之后，突然是一声粗暴的询问：“哪位？”

我来不及思索，手忙脚乱地将电话挂断。接电话的是他吗？他的声音怎么如此“震耳欲聋”？

我又小心翼翼地拨了一次，电话的那一头依然是一声响亮的质问。我不敢应答，再次挂断了电话，连心跳也加快了。

我再也不想拨这个电话了。我甚至再也不想跟他见面了。突然间，我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

就在我沮丧地把手机扔到一边的时候，手机却又响了起来。我一看屏幕上的号码，是他的号码。

接，还是不接呢？简直就比他选择“说，还是不说”还要艰难。

我还是按下了接收键。

“请问刚才是谁打我的手机？”是他的声音，有些恼怒的声音。

“对不起，我是宁萱。你记得我吗？”我鼓起勇气说。

“啊，宁萱，你好。”他立刻改变声调。他有点紧张，“你，你怎么想起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昨天拔了牙，是两颗智齿。今天伤口很疼，躺在床上睡不着，就想起给你打电话。”我平静下来，渐渐开始感觉到，仿佛是在跟一个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跟当年课堂上的那个“同桌的你”谈话。

“我去年也拔了一颗智齿。我拔牙的时候，牙床已经肿了。动手术的是一名医科大学的老教授，他说，因为严重的炎症，这个手术有一定的难度。动手术的过程中，旁边有几名教授带的博士生在观摩。教授一边动手术，一边给学生讲解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那时，我没有感到疼痛，只是感到害羞。我告诉你，第二天最疼痛，只要坚持过了第二天，到了第三天，伤口就开始恢复，疼痛也逐步消失了。”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拔智齿时的感受来。

我知道他的用心，他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听得出，他很关心我。而且，他说话不像他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口吃，很流畅，也很清晰。

“真巧，给我动手术的也是个老教授。”我笑了起来，“幸好动手术的时候，我的身边没有一大群旁观者。”

“你知道吗，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你给我打电话，那真是太巧了。”他犹豫了片刻说。

“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是我二十六岁的生日。今天我的小屋里来了好多朋友。

我亲自下厨，做了满桌子的菜。我们闹腾了好几个小时，喝酒喝得半醉。刚才，大队的人马才散去。现在，还有两个朋友没有走。刚才，你的电话打来的时候，我们在对面萧瀚的房间里聊天，因为我的房间里还没有准备足够的椅子。为了接你的电话，我扔下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了。”他说，他感到真是不可思议－－我第一次打电话居然就撞上了他的生日。这样的偶然已经不是“偶然”了。

他告诉我，以前的许多朋友彼此都已经淡忘，相互之间都不记得对方的生日。没有想到，在深夜还收到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

而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的生日，我给他打电话仅仅因为我牙疼。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

就这样，我们谈开了。我们谈起了北大，谈起了文学。话题慢慢地由外部进入内部，迂回地深入我们都想触及的核心地带。

我更关心他的处境。我隐约感到，他会遭到伤害。他的那些文章，那些只会带给他坎坷命运的文章，是他生命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人曰：“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写作者，在这个时代真的如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吗？

他已经下定决心这样做。

我问他，以前到过香港没有？他说，没有。我便劝他说，可能的话，不如到香港去，那里有更加自由和宽松的空气，又同是华人的世界，不会产生脱离母语环境的苦恼。在那里，可进可退，可伸可缩，既能够获得全世界广泛的资讯，也能够继续进行更加坚韧的战斗。

但是，他说，他决不离开这片土地。

他告诉我，即使明确知道面前会有陷阱和暗箭，他也不会退却。他引用了《圣经》中的句子来表明他的信念：

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加拉太书6:5》）

他说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切肤之痛”。

他谈到，他每年坐火车从四川到北京，或者从北京回四川，沿途经过北方那些贫瘠的省份－－河北、河南和陕西，每当把目光投向窗外，就会看到一幕幕令人心碎的场面。衣衫褴褛的百姓们，与他们的列祖列宗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他们耕耘的大地，已经无复先祖世代的富饶；他们仰望的苍穹，已经无复先祖世代的明净。他们承受着大地带来的祝福、快乐和收获，他们也承受着大地带来的诅咒、困窘和贫瘠。在今天的世代，后者远远多与前者。因此，他们的腰更弯曲，他们的皱纹更深，他们的皮肤更干裂。每看到此，每想到此，不禁眼泪飞迸。

他还说，他回到故乡，回到村子的尽头，会看到一排摇摇欲坠的小学教室，会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他说，这些生命与他的生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他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片土地上。

我知道他的想法，但我还是作无用功般地劝说了他好一阵。他很固执，我说服不了他。他的固执既是他的缺点，又是他的优点。他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沉默在金字塔底层的人，我因此而欣赏他。

然而，我在欣赏他的同时，却又想保护他，想自私地为他一个人的幸福考虑。这时，我把他当作我的亲人来看待。

最后，我自己也彷徨于无地。

我们的通话，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我怎么感到才刚刚开始？还是古人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快要告别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刚才好害怕他的声音－－分贝那样的高。

他解释说，他的手机信号不好，他担心对方听不清楚，才特意提高嗓门的。不过，当时，电话连续响了两次，他去接的时候却都没有人应答。他确实有点恼火，以为是谁打错了电话，却不表示道歉。所以，他说话的时候的确是带着一点火气。

他告诉我，按照他的性格，在通常情况下遇到这样的陌生电话，他不会再打过去追问。

但是，今天晚上，鬼使神差地，他破例按照手机屏幕上留下的号码打了过去。

假如他不理睬我的电话会怎样呢？如果他给我留的不是手机号码，而是座机号码，座机无法显示我的手机号，又会怎样呢？

多少个起承转合的偶然原因，才会诞生今天晚上我们的通话。

通完话之后，我才感到身心疲惫。躺在床上歪着脖子打电话，脖子几乎都麻木了。通话过程中，伤口的疼痛也完全被忘却了。与知心的朋友通电话，想不到也是一剂克服疼痛的良药。

忘了牙疼，可是兴奋的心呼呼乱跳。

今晚，又睡不着觉了。

九、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刚刚搬了“新家”，我请了一大帮朋友到“新家”里聚会。既是生日聚会，又算是“乔迁之喜"。在单调的学生生活中，多给自己和身边的朋友找一点快乐的名目，总是有必要的。

每次聚会，总是少不了老朋友先刚。先刚会做一手好菜，而我也能够凑合着炒出几道原汁原味的川菜来。我们两人的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以前，我们也聚会，但在学校附近没有场地，要坐很远的车到南城的一个朋友家去。来往奔波，十分麻烦。在车上耗费的时间，比我们聚会的时间还多。现在，我的房间虽然小，但是也足够七八个朋友“济济一堂”了。

我跟先刚一大早就出去买菜，然后忙了一个下午，终于摆满一桌子的各色菜肴。几个好朋友也陆陆续续到齐了。有的带来水果，有的带来酒。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在我安宁的生活中，难得有如此热闹的时刻。风卷残云，当桌子上的酒菜大都消失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于是，一桌子的人，又开始三三两两地告辞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很快，这些朋友，毕业的毕业，出国的出国，回家乡的回家乡，还能够聚会几次呢？聚会的时候是快乐的，但聚会之后想起即将到来的离别，却又万分惆怅。

有两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不想回家，我们便到萧瀚的房间，席地而坐，谈天说地。聊到那些乡村里依然在受苦的父老，聊到那些城市里不断遭受欺辱的民工，我们的话题越聊越沉重。

萧瀚是学法律的，上研究生之前，他曾经长年去采访那些来京上访的百姓。

他告诉我们，有的家破人亡的百姓，就只带一卷草席，持之以恒地等在某气势恢宏的衙门门口。他搜集了一大箱子的资料，却一点也帮不了他们－－每到这样的时刻，顿时感到所学的法律一无所用。大家沉默无语。

一位朋友带来了一瓶烈性伏特加。酒性太烈，刚才一群人也只喝了一小半。

萧瀚建议说，不如我们再来一点，哪怕“借酒浇愁愁更愁”。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响应，每个人的手上又多了一个酒杯。

我们住在六楼。周围的高楼不多，通过窗口可以眺望到市中心的灯火辉煌。

电视塔兀然而立，毫无美感。拉上窗帘，我们的世界独立而宁静。

正在心情压抑的时候，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我打开手机，刚刚“喂”

了一声，另一边就断开了。刚放下，它却又响了起来。一接听，依然没有回音。

手机的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现在已经十二点了，谁会在这个时间给我来电话呢？这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决定给对方打过去。照通常的情况，我会对这类的电话置之不理，然后继续跟朋友们聊天。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打电话的人。

我总是觉得，在电话里，人们说的话都是想好的、修饰过的、不真实的。我之所以买了一部手机，因为学校的宿舍没有安装电话，别人找我很不方便。其实，平时也很少使用。有时，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一整天都把手机关闭着。

对方的电话拨通了，我有些恼怒地询问究竟是谁打我的手机。

是女孩的声音，她说：“我是宁萱。”她的声音仿佛从天外传来，遥远却清晰。像一眼甘泉汩汩流淌。

我一听是宁萱，赶紧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连灯也来不及开，就在黑暗中与她交谈起来。

宁萱说，她刚刚拔掉两颗智齿，伤口疼的厉害，忽然就想给我打电话聊聊天。我的手机号码被抄在电话薄里好久了，一直没有使用过。此时此刻，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拔这个号码。

我告诉她，不久前，我也拔过一颗智齿，也曾经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天天都喝粥。当我讲到我拔牙时身边围着一群博士生的情景，宁萱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我告诉她，今天是我的生日，刚刚举行了一个朋友们的聚会。她的电话来得很及时。其实，我盼望这个电话很久了，只是没有勇气率先给她打过去。

宁萱在电话的那边很惊讶，她说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这是不是天意呢？我们的认识由一个巧合连环着另一个巧合，巧得连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

宁萱劝我好好保护自己。她说，假如不认识我，仅仅是我的一名普通读者，她会欣赏我的勇往直前、我的无遮无掩、我的率性而为。但是，她认识了我，成了我的朋友，她就不得不从世俗的角度替我考虑，不愿看到我“赤膊上阵”，中了的敌人的暗箭，而希望我选择“壕堑战”的方式，不要让自己的毛发受伤。

就这样，滔滔不绝地，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半个多小时，这是我使用手机以来最长的一次谈话。我向来讨厌那些在电话中喋喋不休的人，而今天我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手机都被我握得发热了，手心的汗水在上面留下了印痕。

在许多场合，我沉默的时候居多。从很小的时候起，我说话就有些口吃，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连母亲也不知道。在人多的地方，我一说话就“期期艾艾”

的，脸憋得通红。好多年里，内心也因此而自卑。口吃的孩子对世界的看法与那些滔滔不绝的人不一样。我的朋友、诗人孙昌健有一首题为《口吃的孩子》的诗，我很喜欢：

一副天生的好嗓子

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说起来总有点结结巴巴

不甘于无声的独白

把嗓音挡在耳朵后面

一遍遍重新开始朗读世界

但当声音一跟空气相撞

自己听起来也觉得怪诞

仿佛地球就要爆炸毁灭

有好多好多的梦要说呀

不能说就偷偷地写和画

轻轻地哼着小曲吹口哨

只有一个梦最美好而急迫

哪一天能在公民聚会上

发表三分钟的演讲

这两年来，我也尝试着开始在大学里演讲，甚至在几千人的大会场上演讲。

尽管中间也会出现若干口吃的时刻，但我的表达正变得越来越流畅。

从童年开始，口吃一直在影响我与他人的交往。尤其是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三言两语，连意思都还没有表达清楚，就急匆匆地想放下电话。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跟宁萱谈话，我感到从所未有的轻松，我几乎没有显露出一点口吃来，我破天荒地有了想说话的欲望。我说的话比宁萱多，而宁萱在另一边安静地听着。

结束了通话，恋恋不舍地放下手机，再回到萧瀚的屋里，他们已经改变了话题。夜更深了，大家都有些倦意。而我，再也没有想说话的愿望了，便建议说到此为止吧。于是，两位客人在萧瀚的房间里打地铺，而我回到自己的屋子。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回想刚才自己究竟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却大都记不起来了。

第三章　葡萄园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　　在隐基底葡萄园中。

－－《圣经·雅歌1:14》

一、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昨天，生物系的老教授姚仁杰先生约我今天去他家中吃午饭。

刚认识不久的姚老师是一位“奇人”，我们的认识也颇有些机缘。

一九九八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厚厚三大卷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运动》，三卷分别名为《原上草》、《荆棘路》、《六月雪》。钱理群先生为此书作一篇长序《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在序言中，他给予这些事过境迁的“右派言论”以高度的评价。尤其是当年受到迫害的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们的言论，更触发了钱先生的感情和思索，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些思想和言论超越了它们的时代，或者说，是时代落伍于那些鲜活的思想和言论。我更赞同后一种说法－－他们太优秀了、太高贵了，邪恶如此嫉恨他们，黑暗如此恐惧他们。

双方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于是，那些最优秀的人们，正要展翅高飞的时候却被残酷的命运突然折断了翅膀。这个性格乖张的民族，千百年以来，总是以折磨和消灭自己的精英人才为荣耀，总是以不断地走弯路为骄傲。

钱先生在文章的末尾写道：

“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历史情景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

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陈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杰，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这篇文章最后注明“写于燕北园”。这是钱先生写文章的一个小小的习惯。

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细微的“线索”，终于引来了他所呼唤的那些名字深情的回音。

钱先生提到的那些“右派”中，有一位名叫姚仁杰。一九五七年，姚仁杰是生物系年轻的助教，是著名生物学家张龙翔教授的得意弟子，他事业的风帆刚刚拉开。大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一篇《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的文章而被打成“右派”。

暴风骤雨般，姚仁杰与那些北大最优秀的人才一起，被驱赶出校园，强行扭送劳动教养。从此，他失去了二十年的人身自由。后来，姚仁杰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又回到了北大。“前度姚郎”以自身卓越的学术成就，再次在北大站稳脚跟。他是当年被赶出北大的六百名“右派”中，又昂首挺胸地回来的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之一。

他敏锐的思维还在，他充沛的激情还在，他爽朗的笑声还在，然而，他的青春岁月再也追不回来了。

姚仁杰看到了钱先生的序言，看到了最后那心灵相通的校友深情的呼唤，又发现文章最后注明“写于燕北园”，他大吃一惊－－原来，他自己就住在燕北园。燕北园位于颐和园边上，是北大老教师比较集中的一个居住小区。

姚仁杰放下书，立刻去居委会打听钱先生的楼号、房号和电话号码，他多么想马上就见到作者，回应作者的呼唤。很快，两位老师联系上了。两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撞击出了闪亮的火花。

一个是下放贵州穷乡僻壤十八年的文学研究专家，另一个是在劳改农场挣扎了二十年的生物学家－－他们共同承受了这所学校、这个国家的苦难。

他们曾经天各一方，却又神奇地重逢在一个园子里。

姚老师读过我的处女作《火》，也知道在校庆的高潮中我因为这本书而受到的种种压力，他还在会议上向校领导仗义执言－－北大如果连一名青年学子的批评都容纳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在未名湖畔树立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呢？

姚老师知道我与钱先生来往亲密，便通过钱先生打听我的有关情况，并提出想跟我见面。

上个月中旬的一天，当我和摩罗一起到钱先生家时，钱先生就打电话请姚老师来一聚。初次见面一交谈，我才知道姚老师也是成都人，我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自然是倍感亲切。

姚老师已经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却还精神矍铄，满头黑发，声如洪钟。磨难不仅没有毁坏他的身体，反倒让他的脊梁像铁板一样压不弯。他的性格开朗乐观，一讲话便滔滔不绝。他的目光锐利澄澈，还保持着孩子般的真诚。他说他就是关汉卿笔下的那颗永不屈服的“铜豌豆”。告别的时候，姚老师热情邀请我们有空去他家做客，他亲自下厨做川菜给我们吃。

过完了国庆的假期，姚老师来电话，约我们今天中午去他家吃饭。上午，我与摩罗、杨帆夫妇到了姚老师家，钱先生早已到了。而姚老师从一大早开始就在厨房里忙碌着，一头的汗水。

姚老师很快就摆上了满满一桌子的川菜。这样高超的手艺，在大学教授里真是罕见。姚老师说，既然是学生物的，对饮食和保健就分外关注。我们一边吃，一边对饭菜的味道赞不绝口。

吃过饭，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两位老师聊起人生中的风雨，感慨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那个时代的闸门，在他们的肩膀上留下了相同的印记。他们共同经受了红太阳的灼伤，他们共同反抗过那些实施精神奴役的企图。他们以青春和自由为代价，换来了人格相对的完整。

正在这时，我的传呼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宁萱小姐，请您回电话。”

这是我的传呼机上第一次出现宁萱的痕迹。我躲到阳台上去拨通了宁萱留下的电话，是那个我熟悉的手机号码。

“廷生，你在学校里吗？你猜我现在在哪里？”她的声音，我只听过一次，我的耳朵却已经与她的声音建立起了神奇的感应。那充满磁性的、有水晶的质地和苹果的香味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她的顾盼、她的轻颦、她的小小的顽皮。

“你在公司里？在家里？还是……”

“都不是！我想你一定猜不到，我现在就在北京！”她在电话的那一边得意地笑了。看来，她早已经策划好了要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真的吗？你在哪里？我马上来看你！”我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了，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

“我是跟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来办事的，我们住在长城饭店。白天还有很多工作安排，我晚上到北大来见你吧。”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呢？由你来定吧。”我有些迫不及待了，但又知道，还得保持一点“含蓄”。

“那么，六点，在北大南门怎样？我办完事以后立刻赶过来。”宁萱说。她感觉到我的焦急，她在安抚我呢。

接着，她又有点不放心地问：“你能从人群中认出我来吗？我的身上可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好吧，我要考验考验你，看你的眼力如何。”

“我想，我应该可以认出你来。我们之间不是有‘心电感应’吗？我们肯定不会‘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我毫不迟疑地说。我说话的时候，仿佛就已经看到一个女孩向我走来，一个模糊的身影，穿越旷野，穿越森林，向我走近了。

于是，我们就这样快言快语地约定了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六点，北京的天已经是半黑了。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刻。

还有几分钟，我正准备出发，传呼机响了。是宁萱的留言：“我已经到了北大南门，请快来。”

我从宿舍骑着自行车赶过去。南门是北大的正门，虽然土头土脑的，新添加的灰色大理石门匾好像是墓碑，但它好歹也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一般与陌生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我们都会约在这里，即使是不熟悉北京的人，要找这里也很容易。

刚刚过了一次奢华的国庆节。不知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对某些整数有一种没有理由的虔诚心态。今年是国庆五十周年，于是人们受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整数的支配。北大也不例外，南门口摆设了巨大的花坛和彩灯，即使在夜晚也照得四周金晃晃、闪亮亮的。这种张灯结彩的派头，倒显得这里不像是一个安谧的校园，不像是一个书声琅琅的学府，而像是衙门和官府。

我到门口，下了车，推着车出门。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我四处张望，她在哪里呢？

此时此刻的南门，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这里等待朋友的人很多。忽然，我发现西北角站着一个女孩，高挑的个子，短短的头发，清秀的脸庞，穿着黑色的短大衣。右肩背着一个小挎包。

因为逆光，看不清楚她五官的容貌。

她静静地站着，像一棵春天里的树，长在清澈的溪水边上，叶子茂盛而柔软。

她不像周围的人那么焦急不安、走来走去、甚至不断地看表。她胸有成竹，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一站便是一朵脱尘的莲花，一站便将时间定格下来。她知道她所等待的就在眼前。

我一眼就发现了她。她是不是宁萱呢？

我感觉到，她很可能就是宁萱。但我不敢直接上去询问，犹豫了片刻，我还是采取保守的办法：掏出手机，拨响了宁萱的手机号码。

刚刚拨通，那个一身黑衣的女孩就径直向我走过来，像一片云。走到我到身边，她微微地把头向我这边倾斜了一点，敞亮出温柔的笑容，轻声地问我：“你是廷生吧？”

我切断手机，抬起头来，看见她的笑容，里面像水池一样装满调皮而灿烂阳光。她包里的手机正在唱歌，是约翰·斯特劳斯《蓝色的多瑙河》的曲子。蓝色的水花似乎溅到了我的手腕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她点点头，收起了手机。脸一下子就红了。

她就是宁萱。

这是与她打的一个照面。像是一出经过排演的戏剧，男女演员都如此熟悉对方的台词和动作。

看上去宁萱像是一个大一的小女生，而不像是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白领。她留着短短的、像小男孩一样的头发，不是我所想象的长发飘飘的样子。

在她那浓浓的、直直的眉毛下面，黑白分明的眼睛特别亮，像星子在闪烁。

她的个子很高，差不多跟我一样高，因为我的眼睛平视着她的眼睛。

瞬间的对视，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她的眼睛太亮了，晃得我赶紧把目光移开。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审视”人家一个女孩子，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她却大大方方地观察着我。

她的目光直接地深入了我的心灵世界，像风，像光，像一支伸到水中的船桨。我还没有来得及下命令，所有的藩篱都自动地开启了，不需要钥匙，也不需要密码。

我们两人会心地一笑，算是认识了。

其实，我们早已认识，我们在千年之前就已定下了这个约会。今天的见面不过是水到渠成。

我带着宁萱进了校门，一边走一边问：“你喜欢吃什么菜？北大里面有很多餐厅，各种风味的菜都能够尝到。淮扬菜、川菜，还是韩国菜、或者西餐？”

宁萱说，就到学生餐厅去吧，吃最简单的东西。她说，吃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在一起吃。

她又说，离开学校很久了，想重新体验一下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感觉。

我们沿着北大南门的主干道往北走。宽阔的道路两边是高耸的白杨树，秋天正是白杨树最英俊的时刻。树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像是情侣之间在诉说亲密的情话。

从树枝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天空，看到星星。

在北京，并不是每天都能够看到星星。是不是宁萱的到来，使得星星们情不自禁地张开了眸子？

此时此刻，慢慢步行的和匆匆骑车而过的学生，在我的眼里都变的比平时可爱多了。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气味。

我带着宁萱去我平时经常去的“家园”餐厅。它开张的时间不长，饭菜的味道还不错。一楼是自助的套餐，二楼可以点菜。我们从中间的转角楼梯上楼，在二楼的拐角处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我请宁萱点菜，我不知道她的口味。她说，拔牙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今天只能吃点清淡的菜。

一起步行的那几百米的路程，我在右边推着车，宁萱在左边与我并肩走着。

所以，我们虽然说了好多话，我却一直没有机会仔细打量她，只能看到她的一个柔和的侧影。现在，宁萱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才在她埋头看菜谱点菜的时刻，悄悄地打量她。

她的浑身上下没有一件装饰品，没有戒指、手镯、项链和耳环之类的年轻女孩子喜欢佩带的东西。她的脸上也没有化过妆的痕迹，素面朝天，清清爽爽，如同一朵出水芙蓉。

她脱去大衣，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灰色毛衣。毛衣勾勒出她玲珑的身材，胸口的地方有几道朴素的横条花纹，灰白相间，沉静中平添了几分活泼的情调。

宁萱的领口下露出左右两块柔和透剔的蝴蝶骨，美得让我心醉。她说话的时候，两只蝴蝶骨在轻轻地颤动，就好像两只灵巧的蝴蝶在飞舞着。

她说，跟南方相比，北京温差很大，夜晚气温下降很快，现在虽然是十月，但还是带了一件大衣来，晚上果然派上了用场。不然的话，刚才在校门口早被秋风冻成了冰棍。

她说话的声音与电话里一样动听。她一说话，就露出两颗洁白的、可爱的小虎牙来。这两颗小虎牙，使我想起曾经让少年时代的我魂牵梦绕的“小黄蓉”翁美玲来。

那时，我们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对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如醉如痴。

电视剧每天晚上九点播出，而我们九点才下晚自习，再加上回家路上所要花费的时间，至少有半节电视剧的内容要错过。于是，下课铃还没有响，我们就早已把书包全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甚至还有同学都把书包背到了背上，一等铃响便准备冲刺回家。班主任走进教室，看到我们准备“远征”的模样，眼睛都瞪大了。当时，所有的男孩子都迷上了玲珑剔透的小黄蓉，迷上了翁美玲那两颗古灵精怪的小虎牙。

真巧，宁萱也有两颗这样的小虎牙。正是这两颗小虎牙，使她在灵巧大方之外又增添了几分天真和羞涩。

第一次见宁萱，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她有些冷漠，因为她的神态里有点巩俐的味道，有点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不以为然或者有点轻蔑的神情。我也是第一次见她，但因为我们之间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心灵与心灵早就相通了。所以我倒不觉得她的脸色和神情拒人于千里之外，反而觉得在她的身上有一种需要我特别加以怜惜和呵护的脆弱。

宁萱外表上的“冷”，其实是骨子里的脆弱的保护色－－这种隐藏起来的脆弱，比那些能够一目了然的脆弱更为致命。

她的脸色有点苍白，也许是刚刚动过拔牙手术的缘故，也许是工作太劳累的缘故，也许是刚才在风中站太久受了寒气的缘故。这种白，是最珍贵的瓷器的白，让人不敢触摸，怕一触摸就融化掉了。

她的短头发颇有迷惑力：不熟悉她的人，乍一见面会以为她是一个精明能干、风风火火的现代女孩，而真正了解她内心的人却知道，这是她故意给别人设下的一个“视觉陷阱”。她其实是一个敏感、多思、柔弱而宁静的古典女孩。我猜想，她原本有过一袭流水般的长发，曾经在校园里吸引过好多男孩子的目光。

我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问问她，证实一下我的这一猜想是否正确。

“你在想什么呢？”宁萱放下菜谱，打断了我的遐思。她大概已经发现我在偷偷地打量她，脸上飞起一抹红霞。这种红霞与原来的苍白相映衬，仿佛众多雪白的李花之间盛开一树粉红的樱花。

她点了一盘香菇菜心、一盘滑溜牛柳，还有一碗萝卜丝鲫鱼汤。都是一些很清淡的菜。

古人说，秀色可餐。原来，我以为这是一种夸张的、比喻的说法，现在，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今天，当我面对宁萱的时候，居然一点食欲也没有，几个菜仅仅浅尝辄止，米饭也只吃了小半碗，这跟我平时的食量大不相称。她的美愉悦了我的心灵，使我忘记了胃的需要。

相反，宁萱倒是显得食欲旺盛。她说，在会议中心开完会立即就赶过来，站在校门等我的时候，早已经“饥寒交迫”了。

“这是拔牙之后，第一次吃有味道的饭菜，之前都是喝千篇一律的稀粥。今天我觉得饭菜觉得特别香，北大的伙食还真不错。”一眨眼间，宁萱就吃完了一碗米饭。

“今天累坏了，不停地跟客户谈判。也饿坏了。”宁萱又要了一碗米饭，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你的拔牙的伤口还没有好，就被资本家派遣到北京来出差，你们老板真是太残忍了。”我愤愤不平地说。

“老板不派我到北京来出差，我又怎么能够见到你呢？”宁萱嫣然一笑，反问我。

周围的桌子上渐渐坐满了人，餐厅变得嘈杂起来。然而，我们两人仿佛在这喧闹的世界之外。我们独享一个自由自在的时空。我一个人或者跟很多朋友一起，在这里吃过无数次饭，这一次，因为身边是宁萱，我觉得餐厅似乎也变成了一家崭新的餐厅。

我们吃完饭，我邀请宁萱去我的小屋。她点点头答应了。

我提出骑车带她。刚开始，她不肯。我鼓励了一番，她才坐在后座上，却显得小心翼翼，好像随时准备跳车。在前面骑车的我，比在后面坐车的她还要紧张，好像载着千斤重担－－虽然宁萱很轻。

出了小南门，继续往西。宁萱安安静静地坐在后面。她的身体离我的背部还有一些距离，这是她刻意保持的距离吗？她没有伸手揽住我的腰，然而，我却能够感觉到她的体温。

在过路口的时候，突然遇到了红灯。我立刻刹车，宁萱在后面下意识地用双手抱住我的腰，并发出一声轻轻地叫声。我一边如履薄冰，弄得自己出了一头的汗，一边却在暗自窃喜：这是我们身体的第一次接触－－她柔软的手臂一度搂着我的腰。

刚到楼下，我发现整座楼都黑漆漆的。是不是停电了？那就太惨了。忐忑不安地，我还是带着宁萱摸黑上了六楼。打开门，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下面几层没有电，我们这层却还有电。

宁萱进了屋，在原地转了一个圈，环顾了一下四周。我的小屋没有什么装饰品，简简单单的，却整洁有序。四周都是简易书架，上面放满了书籍。我的几千册书籍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够伸胳膊伸腿的地方。

“哇！你的书真多！”她感叹道，听得出她不是在故意恭维我。

谁夸奖我的藏书，我就感到无比的高兴。有人是秉性难移的守财奴，我却是一个“守书奴”。

“要是我能够有几个月的假期，一定到这里来。我要把这里当作图书馆，开开心心地读它几百本书。”宁萱拿起这本书，又放下，去拿另一本，好像淘气的孩子找到一大堆玩具一样。看来，我的藏书中，好多都是她所喜欢的。她告诉我，我的藏书几乎涵盖了她那不多的藏书。

我们在房间里聊了一阵。我打开电脑，给她看我最近写的几篇文章，这是我对朋友的最高礼遇。她坐在平时我自己坐的电脑椅上，刚读了几行，便称赞一番；再读几行，却又提出不同的意见来。并且，她不等我反应过来，就径直在电脑上“啪啪啪”地打字－－她居然在修改我的文章。

“这个词语用得不妥当！”她的语气里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成分，让我难以辩驳。

我珍惜自己的文字就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我写的文字一般都不作修改。

我的写作习惯通常是：经过长期的酝酿成熟以后，一气呵成、“一次成型”。我也从来不会让任何人打开我的电脑、在我已经完成的文字上作修改。谁碰我的文字，我就有一种身体受伤的感觉。

今天，宁萱破天荒地这样做了，我竟然没有生气，还首肯了她修改的三五个小地方。事后一想，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站在椅子背后，看到了她雪白的脖子，她衬衣的领子上缀着精美的花边。

女性特有幽幽的香味传了过来，我的屋子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气味。

是她的体香，还是她的心香呢？

文章太多，宁萱看了几篇，说看得眼睛发痛。我的文章，本来就无法“快速阅读”。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全部看完，是不可能的。

我告诉宁萱，状态好的时候，我每天能够写作五千字，而且一点也不会感到累。我可以从早晨写到晚上，除了吃饭之外，一直不休息，让文字像流水一样涌出来。有的时候，写完一篇文章，我自己也会惊叹：这是我写的吗？是不是上苍借我的手传达他的想法？

“你天生就是一个与文字为伴的人。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喜欢读书，你就饿不死。你的饭碗才是真正的铁饭碗呢。”她说，她太想读完所有的文字了，她真希望她的目光像鸟儿掠过大地一样扫描过这些篇章。

怎么办呢？我有了一个主意：把刚刚编辑完的新书全部复制在一张软盘上，让她带回去慢慢看。

又聊了一阵，家里还有一点轻微的油漆的气味，我怕宁萱闻着难受，便建议去北大西门外的酒吧里坐坐。

宁萱答应了，她说也想体味一下我的“休闲生活”。她还以为我经常泡酒吧。其实，平时我几个月也难得去一次。今天提议去，仅仅是因为她来了。

西门外的小巷子里有很多酒吧，虽然比不上城东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的气派，却也显得曲径通幽，别有一种小家碧玉的风韵。我不常去，也不知道究竟哪家的气氛最好。我们只好随便碰碰运气。

推开几家酒吧的门进去，里面有各色的乐队在歌唱，他们都是一些浪迹在北京的、还没有成名的摇滚乐队。他们做着单纯的明星梦，千里迢迢地来到京城。

然而，京城的现实离他们的想象却有十万八千里。后来，他们不得不到酒吧里演唱，收入虽然不丰，但也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我们嫌这样的酒吧里太吵，在歌手们声嘶力竭的演唱中，根本没有办法谈话。于是，还没有坐下来，我们就出去了。

后来，我们走进一家名叫“漂流木”的酒吧。它的门是用深色的木头装修的，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推门进去，里面果然安安静静的，仅仅放着柔和的轻音乐。温馨的灯光下，装饰也俭朴有致，有点海洋和沙滩的感觉。有些酒吧，装修得富丽堂皇，好像是想模仿欧洲的贵族生活方式的暴发户，却怎么学都是东施效颦，反倒露出自己的马脚来。相比之下，“漂流木”真像是一个小小的港湾，在海洋穷尽的地方，给身心疲惫的探险者提供一处小憩的空间。

碰巧的是，酒吧里没有别的顾客。我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我们挑了角落的一张桌子坐下来。我问宁萱喜欢喝点什么，她说随便什么都行。我便要了两杯红酒。

宁萱悠悠地说：“好久没有过一个如此开心的夜晚了。”

我说：“我也是。我今天一个晚上说的话，比平时一个月说的话还要多。因为你来了，我才有倾诉的欲望。”我的夜晚，都是与电脑和书籍为伴。即使让自己放松放松，也就是去大讲堂看一场电影，让自己的思索在电影营造的虚幻世界中翱翔片刻。好几年了，从来没有跟女孩一起去酒吧的经历。

在我们的身后，是两根木桩支起一张网。网的扭结处，捆着空酒瓶。一张几平方米的大网，上面点缀了几十个酒瓶。这大概就是“漂流木”这个名字的来历吧。各种各样的空瓶子，大的，小的，精美的，粗朴的，圆滚滚的，清瘦的……聚集在一起，像是瓶子们在开家族会议。

我不禁遐想：每一个漂流瓶，大概都有自己沧桑的故事；每一次的撒网，大概都有一笔不期而遇的收获。那么，我愿意当那个穷得没有鞋穿的渔夫，虽然穷，却有希望和梦想。

美国有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漂流瓶的故事。由一个小小的漂流瓶，由漂流瓶中的一封信件，引出了两个寂寞的人，以及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当然是好莱坞式的老套子，但很多细节却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像黑暗中的珍珠。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宁萱听，她笑了一笑，对我说：“我突然想写一首小诗，题目就叫《漂流瓶》。我们茫然的命运，从本质上来看，与这些漂流瓶有什么区别呢？”

“真的？快，念给我听听吧。”我立刻来了兴趣。我相信她是一个能够“七步成诗”的才女。

宁萱思索片刻，便轻声地朗诵起来：

是不是每一个漂流瓶都来自远方是不是每一个远方都有一位姑娘是不是每个姑娘都心怀忧伤是不是每段忧伤都藏着梦想是不是每个梦想都能乘着波浪是不是每朵波浪都能找到方向是不是每个方向都能望见彼岸是不是每处彼岸都能碰上偶然是不是每个偶然都有一双慧眼是不是每双慧眼都能湿润心田是不是每块心田都渴望爱情是不是每一份爱情都能结成良缘

她那轻柔的声音，在浓郁的烛光之中流淌着。我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让全身的毛孔都尽情地张开。像千百双眼睛。让这千百双的眼睛来捕捉波浪的声音。又像千百双耳朵。让这千百双耳朵来倾听波浪的芬芳。

这声音，是雨后的彩虹的色彩，是成熟的柚子的芳香，是海浪拍打岩石的节奏。

这芬芳，是潮汐后沙滩金黄的颜色，是漂流瓶的橡木塞子的香气，是海螺回应海风的旋律。

宁萱告诉我，这是脱口而出的一首诗歌。她经常会突然地想起一些诗句来，也没有刻意地搜集和记载。因此，很多诗歌过了几天以后，再也记不起来了，就好像被海水卷走的贝壳，再也不知所终。

听她这么说，我感到十分可惜，赶紧在心里把这首小诗默默地记忆了两遍，直到保证记得一字不差为止。这么好的诗句，让它们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真是太浪费上天的赐予了。

念完诗歌，宁萱累了，她把两支胳膊放在桌子上，把半边脸庞放在胳膊上。

她的眼睛注视着咫尺之遥的烛光。她的脸庞全部被笼罩在烛光之中。她一脸的不设防，一脸的无辜，一脸的圣洁。

她干脆就闭上眼睛，倾听轻柔的音乐。她眨眼睛的时候，眸子里的光彩，就像是深秋寒潭上掠过的点点阳光；她闭上眼睛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就像花园里的栅栏，掩住满园的春色。我们虽然初次见面，她在我的面前，却无拘无束、落落大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无须掩饰，也不必客套。

忽然，我的心灵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心弦如琴弦。我心里暗自想，宁萱的脸庞该靠在我的肩上。我的肩头应当能够承担这样的重量。我有一种欲望，一种想伸出手去揽住她肩头的欲望。犹豫了片刻，还是不敢。

一晃就是十点半了。宁萱说，她得回酒店了。我想劝她再呆一会儿，话在嘴边跑了几个来回，却没有说出口。

“那么，我送你回去吧。”我替宁萱披上大衣。

我们在街道边招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一起坐在后座上。我们的谈兴还很浓，好像是很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有说不完的往事。其实，我们对对方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正因为一无所知，我们才如此急切地向对方表达自己。我们对对方讲的任何一个话题都有浓厚的兴趣。

本来，从北大到长城饭店路途很长，但今天在我的感觉里，却是短短的一瞬间－－我们还没有谈多少话，车就到了。我们靠得很近，宁萱的肩靠着我的肩，我真希望她一直就这样靠下去。

在饭店门口，我送宁萱下车，她淡淡地、不动声色地向我说了一声“再见”，就转身走进饭店金碧辉煌的大堂。甚至我还没有握过她的手，也没有说更多的话－－我还以为，告别至少应当有个简单的“仪式”。但是，我又该对她说些什么呢？我有勇气将我的感情全部表达出来吗？

回家的路上，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外面的灯火不时闪烁进车厢里来，跳跃在我的衣服上。我又陷入无边的孤独之中。幸福感和失落感一起折磨着我，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在翻腾的海浪中时隐时现的孤岛。

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说过：“与自己作伴是最高的快乐，我们内在的听众就是我们自己。”她能够做到，她把自己锁在巨大的宅院之中。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认为“孤独是迷人的”，我认为孤独是折磨人的。

我要告别孤独。

我要宁萱到我的身边来。

我要每天都跟她呆在一起。

我要我写作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凝视着我。

二、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那天，听说公司要派人到北京出差，我自告奋勇要去。老板感到很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我是公司里最不愿意出差的员工。每次派我出差，老板都得亲自给我做上大半天的“思想工作”。这一次，我却“不招自来”。我心里却在偷偷地笑：谁也不知道，我到北京的真正目的是去看廷生。

我多么想早一点见到他啊。我最害怕坐飞机，每次坐飞机，我都晕得厉害。

而一下飞机，又得强打精神，马不停蹄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但是，为了与廷生相见，我不再对飞机抱深刻的偏见－－它毕竟在空间上完全改写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两千里路的云和月，今天折算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航程。要是在古代，江南的读书人进京赶考要走多少天呢？他们的娘子又将在家中等待多少天呢？

一到饭店安顿下来，我立刻就给廷生打电话。我想给他一个惊喜，而我确实也做到了－－从他接电话的声音里，可以想象出他惊喜的神情。

我们约好傍晚六点在北大南门门口见面。

忙完了一天的公事，老板在饭店里请客户吃饭，要我作陪。我推说太累了，有点不舒服，便溜出饭店，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北大。

快到北大南门的时候，我在他的传呼机上留了言。

北大，前两年我来过，来了以后却很失望。它也充满了浮躁和骚动的气息，与外面的世界一样。本来，它应该是无论外边的世界怎样沸沸扬扬，自己依然岿然不动。

北大不应该处于中关村这个“瞬息万变”之地，它似乎应当坐落在桃花源之类的地方。

北大的南门张灯结彩，有些不伦不类。我站在南门西南方向的一个角落里。

这样，我就能够先发现他，并且先观察他一番。我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

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一个男孩推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校门里走出来。他穿着白色的夹克衫和蓝色的牛仔裤，中等个子，白面书生，文文弱弱的，一看就是大学里那种嗜书如命的男生。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跟公司里那些西装革履、头发上打无数的摩丝的男性白领迥然不同。

肯定是他。

我暂且不动声色，看他能不能辨认出我来。他在电话里那么有把握，是不是真的有心灵感应呢？

许多读过他的文字的人，也许会将他想象成一名怒发冲冠的侠客，而不会想到他是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学生，文弱而单薄，羞怯而腼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会惊讶于他们所想象的“廷生”与廷生本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落差足以形成瀑布。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读懂他。

而我，在给他写信之前，就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了他的模样－－跟眼前的他一模一样。

他在门口张望了一下，他的目光扫描到了我。他发现了我。他的目光差点就与我的目光相遇，但他又将目光跳开了。他似乎认出了我，却还有些踌躇。

我心里想，可怜的“孩子”啊，你为什么如此害羞，不敢走过来直截了当地询问我？

不出我所料，他掏出手机，借着彩灯的灯光，埋头拨我的手机号码。我看着他拨号，然后把手机放在耳朵边倾听。

我包里的手机响起来。

我没有接。他就站在我前方二十多步远的地方。我直接朝他走去，在电话断开之前，我就能走到他的身边。也许，当我走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他还能够听到我包里手机的铃声。

我要先开口跟他说话，初次见面就“将他一军”，稳稳地占据上风。

“你是廷生吗？”我站在他的左侧，笑着问他。

他慌忙抬起头来，满脸通红地点点头。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几岁。不像是研究生，倒像是本科低年级的学生。

我们的眼睛相互凝视了几秒钟，我们似乎有一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终于见面了的惊喜。而我们却是第一次见面。

我们一起走进校门。这是北大的主干道，两边古老的楼房被夜色勾勒出飞檐斗角。树枝与屋檐融合在一起。我们就像是行走在另一个时代。

他一边走一边问我：“你想吃什么菜？学校里有各种风味的餐厅，有韩国菜，有川菜，有北京烤鸭，也有你们那里的淮扬菜……”他真有趣，刚一见面，原来想了许久的那些客套话都忘记了，说起吃什么菜来却头头是道。

我想，他是一介书生，没有什么收入，我哪里会让他破费呢？他请我吃一顿饭，可能就少了几本书。这对他可是一个大大的损失。于是，我对他说，就去学生餐厅，随便吃点什么都行。再说，离开学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学生食堂，我倒想进去重温当年做学生时候的感觉，也想比较一下北大的伙食跟我们学校相比孰优孰劣。

我们边聊边走，他给我介绍道路两侧的建筑。建筑有新有旧，新修的房子总是比不上老房子。新房子粗糙而漫不经心，老房子精致而韵味无穷。从这些建筑中我就能感觉到，这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审美能力大大地退化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质量也大大地退化了。

很快，我们到了一家餐厅。正是校园里学生们就餐的时刻，远远地就听见里面鼎沸的人声。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顿时对这个没有多少装修的学生餐厅感到十分的亲切。

我们在二楼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与一楼的喧嚣相比，二楼显得安静一些。

他把菜单递给我，让我点菜。看得出来，他是那种很少跟女孩接触的男生。

这种男生，一在女孩身边，立刻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这时，我真是又冷又饿，赶紧点了三个菜，并要了米饭。我发现他在偷偷地观察我。我的样子不算难看吧？我心里暗自发笑，虽然有一点害羞，却暗暗让自己稳住。

我今天食欲很好，不知是由于拔牙之后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还是“家园”餐厅的饭菜真的很可口。他却只吃了一点点，还没有我吃得多。他告诉我，中午在一位老师家吃饭，吃到很晚，因此还没有感到饥饿。但我想，更因为我坐在他对面，他是在陌生女孩面前有些紧张呢。

吃完饭，他建议去他校外租的小屋里坐坐。我答应了，在以前的电话里，他就邀请我去他新搬的“家”，而我也对他的小屋充满了想象。我想去那里，看看他写作的地方，看看他的电脑和桌子，看看与他有关的一切。

他说，从餐厅去他租的房子，有一站地的距离，他可以骑车带我走。

“你的骑车的‘技术’行吗？”我有些担忧地问他。我是个胆小的女孩，除了小学时候爸爸骑车带过我之外，我宁可自己骑车，自己掌握方向，从来就不让别人带我。

“没有问题！”他拍拍胸口。

我小心翼翼地便坐到了后座上，却还是有些不放心，反复让他慢一点骑。

尽管如此，在过一个路口时，还是遇到了一次小小的“险情”－－他一个急刹车，我赶紧抱住他的腰，紧紧地。等到他重新开始骑车时，我急忙松手。他感觉到了吗？我的心在砰砰地跳动。想到自己居然紧紧地抱住他，一点也没有淑女的风范，我的脸上就有些发烧了。

他住的“稻香园”果然是一个安静的小区。虽然很旧，没有新兴小区的朝气和洋气，墙面的红砖直接露在外面。但是，居民却不拥挤，也听不到外边街上喧闹的车声。这里正适合像廷生这样的写作者居住。

我们来到五号楼前面。他锁好自行车，这才发现，整座楼房一片漆黑，似乎停电了。不会这么凑巧吧？真的停电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停电的话，我不太想上去了－－去一间漆黑的屋子，等于没有去过。

他安慰我说，也许上面几层有电，都已经到门口了，怎么能不进去呢？他很热情，我只好勉强跟着他上了楼。楼梯间一片黑暗，我们摸索着往上走。到了六楼，进了门，一拉电灯，还好，灯亮了。

他租的是一套小小的两居室。进门就是一间窄窄的小厅，另一位朋友住向北的那间，他住朝南的大间。看得出，他刚刚搬进来。屋子里还有涂料的气味。他的房间，满屋子都是书籍。家具很简单，除了四壁的书架，就是一张宽阔的大床，一个衣柜，一张电脑桌。东西虽少，却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不像有的单身汉的住宅，到处是烟头和臭袜子。

他说，他自小在母亲的影响下，是一个有“洁癖”的男生。住在集体宿舍的时候，他最喜欢打扫房间。在他的带动下，他们的宿舍每年都被评为“卫生宿舍”。

这间雅致的小房间，什么都有，缺的就是女孩子温馨的气息，缺的就是一个聪慧的女主人。突然之间，我有似曾相识之感－－我到过这里吗？在我的梦里？

我真切地感到，我属于这里－－这里让我的身心都彻底松懈下来。我几乎就想拿起一本书随心所欲地躺到床上读起来。这里比我的宿舍、比我的家更适合我。这里似乎早就为我安排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位置。这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难道我梦中到过这里？

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他新写的文章。我坐在他的电脑椅上，全神贯注地看起来，而他站在我身后，给我指点怎样打开窗口调出文档。他说，我是这些文字的第一读者。

“假如哪天我失业了，我就来给你当秘书，帮你整理文稿。”我不由自主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话刚出口，我又觉得有些直白了，有点后悔，有点脸红。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出我话里的弦外之音来？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他把文章都拷贝到磁盘上，让我带回去慢慢读。他建议说，去附近的酒吧坐坐。我点头同意了。

下楼的时候，楼梯很黑，他走在前面，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让我来牵着你走。”

我没有拉住他伸过来的手，我轻声说：“我还看得见，不用了。”

黑暗中，我们谁也看不见谁的表情，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他淡淡的失望，他默默地在前面走着，好一阵没有开口。

难道我的矜持伤害了他？我有点后悔－－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把我的手伸给他呢？我怎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保守”了？让他牵着我的手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是多么不愿伤害他啊。他跟我一样敏感而脆弱，一点点微妙的温度变化都能够感觉到。

沉默了片刻，我们又开始热烈地聊起来。我们都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一个小小的裂痕，很快就像一滴流过沙滩的水珠，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进了一间名字叫“漂流木”的酒吧。看得出来，他不是经常泡酒吧的“新人类”，这个地方就在北大西门外，他却一点也不熟悉。

“漂流木”是我们比较了几间酒吧后选择的，它收敛，它安静，有一种怀旧的惆怅，有一种回忆的温馨。我们在轻柔的音乐里谈话。他比我想象的要健谈得多，略微有一点点口吃－－在他激动地时候，但不像他文章里所写的那样明显。

这一点点的口吃，反倒显示出他的真诚和可爱来。口吃的时候，他会脸红，一脸红，他就进入了他本真的状态。

我趴在桌子上，拨弄着玻璃杯里的蜡烛。我不愿在他的面前也戴着面具。我要袒露出我至今没有向任何人袒露的灵魂来。

忽然，一首诗涌上我的心头。我把这首即兴的小诗朗诵给他听。

他放下酒杯，全神贯注地倾听。看得出来，他被深深地打动了。

夜渐深了，我得回饭店了。他提出送我回去。其实，我心里就希望他能够送我回去，只是不好主动提出而已。

我们在出租车上继续热切地说着话。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出租车在三环路上飞快地行驶着。深夜的街道，再不像白天那样塞车。要是可能的话，我希望它在三环上绕一圈又一圈。

似乎没有聊多少话，车就到了饭店。我下了车，他也下车来向我道别。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不想离开他了。这一刻的离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见面？

我想伸出手去与他握手，但突然又想起，在稻香园里下楼时，我曾经拒绝过他想牵我的建议。

那么，现在向他伸出手去，会不会使他认为我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情绪化的女孩呢？

我低声地对他说了一声“再见”，便扭头走进了饭店。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害怕他看见我哭。

我希望他追上来，我希望他拉住我。

他没有追上来，他乖乖地上了车。他不懂女孩子的心思。

当我回头的时候，他坐的出租车已经开走了。

三、廷生的信

宁萱：

昨天晚上分别的时候，想说很多的话，还是没有说。

在我回去的路上，车窗外不知是华灯闪烁，还是幽灵狂舞。我这个异乡人，忽然又想起酒吧里的那些漂流瓶，想起你念给我听的那首小诗。一路上，一种莫名的寂寞困扰着我，仿佛生命中的某一些部分离我而去。

没有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能这么随意、这么深入地聊天，仿佛我们已经认识了好多年。你大概能感觉得出，我是个相当内敛的人，不会轻而易举地去接近别人，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让别人接近。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几乎没有发生过“一见如故”的事情，至于“一见钟情”则更是天方夜谭。往往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观察、揣度、掂量，极其缓慢地了解对方，然后才成为“朋友”－－我使用“朋友”两个字很慎重，这个世界上能够称之为朋友的人太少了。

然而，你却是一个例外，唯一的例外。我“莫名惊诧”于你居然如此了解我、洞悉我的一切。而我对你也一样。（不过，我还是没有你那样敏锐。）

奇迹终于诞生。

我的文字中曾经写到过的那个女孩，我们来往了四年，她依然“外在”于我。自始至终，两人之间一直隔着一堵厚厚的墙，我们没有办法忽视墙的存在，但谁也没有办法拆除它。

而你，顷刻之间，就已然“内在”于我。我的每一丝情绪的变化，你都能够捕捉到。好像若干年以前，冥冥之中就有一种神秘而伟大的力量安排好这一切，让你在某个地方静静地等待着我。而我必须经历过那么多的错误之后，才能够到达这里，看到人间最美好的景色。

然后，尘埃落定，我从此将不再东张西望，不再“这山望着那山高”。

早上，我重新读鲁迅先生的《野草》。先生在《墓碣文》中写道：“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其实，我们的相遇本身就是“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先生说，寂寞像一条“大毒蛇”，我就时常有这样的感觉。

若遇不到你，会怎样呢？

如果一个人在旷野中跋涉太久，对他来说，恶劣的外部环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被内心的孤独所压垮。这些年来，我在北大得到许多师友的关爱，可是我的心灵仍然像是一颗核桃仁，被坚硬的壳包裹着，有一天，会不会粉碎呢？

墨西哥诗人帕斯在谈到孤独时指出：在这块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的地球上，孤独是全人类最严重的病症。但是，一个生活在高原上坚冷如石的夜空下的墨西哥人的孤独，和一个生活在抽象的机械世界里的美国人的孤独，是截然不同的。

墨西哥人活在自然力量之间，但他失去了跟那些力量联系的能力，所以他沉默了。墨西哥人的孤独是一种宗教式的感情，一种孤儿式的感情，他们因为与万物失去了联系而感到孤独。而美国人生活在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机器之间。他们不能在那些非人化的机器之间认出自己，他们的创造品不再服从他们，因此他们感到孤独。

那么，我的孤独是哪一种呢？

我从遥远的四川的乡村来到恐龙般庞大的北京，恰恰好像从墨西哥来到美国。这不仅仅是一段身体的旅行，更是一段心灵的旅行。今天，我依然有着童年和乡村的清晰的记忆，同时也感受着现实生活深切的困扰。回乡村去，乡村和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重新回到都市，都市却安抚不了我的灵魂。我的孤独两者兼而有之－－有墨西哥人的孤独，也有美国人的孤独。因此，要彻底医治好我的孤独，也就更加艰难。

宁萱，你是不是这样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呢？（在你的面前，我不再口吃。）

下午，我又出门去，为新书的出版而奔波。我本来是一个不善于同“列强”

进行“交涉”的人，可是再艰难的事情，还得自己努力学习。每一本书都是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把她送进最好的幼儿园。

目前，在作者跟出版社和书商打交道的时候，作者通常都是弱势的一方。尤其是我的书，每一本在出版的时候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为了让它出版，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放弃诸多自己的利益，即使接受一些苛刻的条件－－比如大量的段落被删掉。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鲁迅当年与书商之间的官司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就连像鲁迅这样有“绍兴师爷”背景、处世老辣的作家，也还是被他所骗。最后鲁迅赢得了官司，并获得一定的赔偿，但是他付出了时间、精力和心情，依然得不偿失。

在写作上，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我曾经对你说过，我最喜欢的作品永远是下一本书。正如有一位在足球运动员对球迷说：“我最得意的那个球，是我的下一个球。”对了，这本新书还没有一个好名字，起一个好名字似乎比写一本书还要难。你能不能帮我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呢？

你的牙好些了吗？注意不要吃生冷的和麻辣的食物。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智齿与智慧有关，智齿的疼痛，不正是智慧给人带来的痛苦吗？然而，即使痛苦，我们也要勇敢地承受－－无论如何，智慧也不知道要比愚昧好多少倍。我当然愿意当一名痛苦的哲学家，而不愿意做一头快乐的猪。

所以，有智齿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那些一辈子都不长智齿的人岂不羡慕死我们了？

《圣经》中说：

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智慧的人眼目光明，愚昧的人在黑暗里行。（《传道书2:13-14》）

自然而然地，忽然之间，扬州成了一个让我牵挂的城市，因为你居住在那里。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在我送你进饭店的时候，想问你却又没有问出口的问题－－假如我建议你到北京来，你会考虑吗？

会，还是不会？

我希望能够早日听到你的答案。

廷生

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

四、宁萱的信

廷生：

你给我的那张磁盘，我拿到公司里，让秘书小姐用打印机输出一份来。没有想到，她放了一叠又一叠的打印纸，里面还在滔滔不绝地涌出文字。

足足输送了一个多小时，文章打印完毕，打印机里的墨粉也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小秘书感到很奇怪，禁不住问我：究竟打印的是什么？

我说，这是一个作家朋友的书稿，比我们公司的报告有意思多了。

你在我的面前谈话，就像你的文字一样滔滔不绝，我几乎感觉不到你的口吃。我听过一个故事，在爱尔兰科克郡的一个小城堡里，有一块名叫“巧言石”

的石头。这块石头是一名勇敢的骑士涉过万水千山找来献给城堡的主人麦肯锡的。麦肯锡说话口吃，在战斗开始之前，他要向骑士们训话。这一次，他吻了吻“巧言石”，果然说话铿锵有力，大大地鼓舞了士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后来，许多口吃的人都到科克郡来吻这块神奇的石头。你却不需要去了，你已经不再口吃。我就是你的“巧言石”。

我喜欢你的文字，也喜欢文字背后的你。晚上在宿舍里抱着这一大包沉甸甸的稿子，一页一页地看，觉得似乎抱着一大笔财富。我在读你的文字的时候，两种对立的心态在冲突着，使我矛盾万分：一方面，我恨不得立刻读完，一瞬间就了解你全部的思想；另一方面，我又克制着自己急切的心情、放慢阅读速度，担心很快读完以后再也没有好东西可读了。前面一种想法，好像一口气就将长生果吞下肚子的猪八戒；后面一种想法，又像抱着一大堆财宝不肯花一分钱的守财奴。

你说，究竟哪种想法是对的呢？或者两种都不对？

关于你的新书的名字，我想来想去，也颇费了一番心思。要想取一个好名字，真是一件劳神又劳心的事情。就像你对我说的，好多时候，书已经完稿了，名字却还迟迟确定不下来。

我想了一夜，忽然想起安徒生的一幅名叫《棕榈树下的天使》的剪纸。那是很久以前看到的：纯净的蓝色背景，两个雪白的、长着翅膀的天使，隔着一棵茂盛的棕榈树，款款地向对方伸出手去。他们的翅膀灵动而舒张，仿佛立刻就要飞翔。我突然来了灵感，想到一个好名字－－“想飞的翅膀”。

梵高曾经猜测说：“你不觉得安徒生的童话很美吗？他肯定还会画插图呢。”是的，伟大的心灵都是相通的－－被梵高猜中了，安徒生除了给世界带来公主和小矮人、巫师和美人鱼、丑小鸭和拇指姑娘，还留下了成千幅素描、剪纸和拼贴作品。

安徒生的美术作品与他的童话一样，是给孩子的，给善良的人们的。人们把他的小玩意当作珍品。在瑞典的时候，他为房东的小孙女剪了一座住着公主的宫殿。小女孩奔到院子里，快活地喊叫着。结果四乡八邻都来看这美丽迷幻得如同夏日梦境的剪纸。老祖母捧来一大盘自制的、当地最好的姜汁饼，感谢安徒生给她小孙女的礼物，顺便还请安徒生剪几个新的饼干花样，因为她的姜汁饼模子还是她奶奶留下来的。安徒生给她剪了几个最拿手的：人形风车磨坊、穿靴子的胡桃夹子，跳舞踢腿的芭蕾姑娘。“太好看了，可太难了。我们可怎么做模子？”

－－老奶奶高兴地说。

安徒生一生都在张着他那天使般的翅膀向美好的天国飞翔，同时他也割舍不下这个不完满的、充满了眼泪和微笑的世界。他不知疲倦地把美和温暖带到这个丑陋而寒冷的人间。我想，这不也是你的理想吗？

“想飞的翅膀”－－这个名字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我觉得，你所有的文字都可以凝聚成这个生动的意象－－“想飞的翅膀”。

这个意象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翅膀向往天空，向往飞翔，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权利是不应该受到剥夺的；第二层意思：这双翅膀偏偏就是受到了束缚，它无法飞翔，它无比痛苦；第三层意思：尽管翅膀受到了束缚，但它依然渴望飞翔，它在挣扎，在斗争，它永远也不屈服。

我想好这个名字之后，突然又想起歌手伍佰的一首歌来。你知道，我很喜欢听歌，我的心里装了几百首歌的歌词。伍佰的这首歌名字叫《白鸽》，它歌唱的也是相似的意思：一只受伤的白鸽，一颗不屈服的心灵。我把歌词抄给你：

前方啊　没有方向

身上啊　没有了衣裳

鲜血啊　渗出了翅膀

我的眼泪　湿透了胸膛

飞翔着　强忍着伤

逃离了　猎人的枪

我的双脚　没有了知觉

我的心情　下冰冷的雪

亲爱的母亲　挚爱的朋友

我会坚定　好好的活

沉默的大地　沉默的天空

红色的血　继续的流

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

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飞翔吧　飞在天空

用力吹吧　无情的风

我不会害怕　也无须懦弱

流浪的路　我自己走

那是种骄傲　阳光的洒脱

白云从我脚下掠过

干枯的身影　憔悴的面容

挥着翅膀　不再回头

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

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我很喜欢这首歌，你呢？一只飞翔在密密麻麻的枪口之中的鸽子，是真正的勇士。为了灵魂的自由，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

我还想起晓波给爱人的一首诗《与薇依一起期待－－给小妹》。我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法国思想家薇依在你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看来真实英雄所见略同。

晓波的题记是这样写的：“我们共同读过的第一本薇依的书是《在期待之中》。她不是基督徒，却有着难以企及的对上帝的虔诚。我喜欢她也许是因为理智，但我确信你喜欢她仅仅因为你们都是女人，都在爱的期待之中。”我愿意恭敬地把这首诗抄给你：

你与薇依交流

不需要任何背景和知识

你们都是女人

痛苦而孤独的时刻

为爱而等待的时刻

更是女人

你们是女人

从不逃避夏娃的原罪

而这原罪

恰是爱与信的源泉

眼中有熬不干的泪

子宫里有流不尽的血

等待之中的你

就是期待之中的她

一本书

关闭所有的夜晚

一片龟贝竹的嫩叶

生长出上帝的箴言

执著于天空之间的空白

没有翅膀的飞翔

比天使的姿态更接近天堂

薇依死了，死于

承担同胞的苦难

你活下来

为了读完她的遗著

你们一起分享

一片面包

从不奢望

期待一个奇迹

就一定会有奇迹

飞翔是我们唯一的命运，也是我们接近上帝的最好方式。“没有翅膀的飞翔，比天使的姿态更接近天堂”，这是其中最打动我的两句诗，这样的诗句就是神来之笔。

你问我的问题，我正在考虑。对我来说，生活本身的质量，比生活在什么地方更重要。

我曾经作为公司的代表在香港工作了一年。那里有舒适的公寓、丰厚的薪水，还有美不胜收的商店、以及阳光灿烂的海滩。那里几乎具备了所有吸引女孩子的条件。但我还是申请回来了。

朋友们都觉得我的决定不可思议：你的工作不是做得很出色吗？如此美差，别人争取几年都争取不到，你为什么主动放弃呢？

我无法向他们解释，也不想向他们解释。

我不属于那个金碧辉煌的城市。那个城市里没有一个让我挚爱的人，没有一个让我随时随地都可以通电话的人。我在那里吃不好睡不香，在宾馆豪华的套房里，经常对着永远也没有结尾的搞笑电视剧发呆。

我可以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宫殿还是贫民窟，不管是沙漠还是海洋，不管是严寒的南极还是炎热的赤道，我只需要它能够满足我的一个小小的条件－－身边有一个真爱一辈子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能够让我信赖并挚爱一辈子的人？

与你的相遇，可能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

与我的相遇，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位置呢？

如果有的话，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

五、廷生的信

宁萱：

我很喜欢你给新书起的名字－－《想飞的翅膀》。这个名字，我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来。给新书起一个名字，简直比写一本新书还要难。我决定，就用它来作为新书的名字。

我也看到过安徒生的剪纸和素描，我对这些作品可以说是“爱不释手”。你还记得拇指姑娘的故事吗？一个女人从巫婆那里得到一粒花种，却从美丽的郁金香花心里得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姑娘。故事的结尾，在种种惊险和磨难之后，这个小小的姑娘居然找到了一个白皙、透明，戴着漂亮金冠的王子，可巧的是，他也是小小小的、住在花里。还用说？小姑娘成了花中的王后。

其实，在写这个故事之前，安徒生就已经画了一副素描，线条拙朴而简洁，像是出自孩子之手。安徒生还在旁边加了注释：“只要细细观察别的花朵，我就看出不仅仅这朵花是这样，每朵花里都有一个摇曳颤动的小精灵，看看他们的翅膀和纤薄衣裳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居住在什么花里。”我想，在原初的时代，我们人类应当都是有翅膀的。

我也很喜欢你抄给我的伍佰的歌词。虽然不经常听歌，但我知道，许多好听的歌，本身就是诗歌。伍佰的歌写的不只是鸽子的命运，而是那些有梦想的人共同的命运。

我更喜欢你抄给我的晓波的诗歌。薇依、爱、上帝、飞翔……这些意象在我心中宛如一石激起千尺浪，读完之后，我久久无法入睡。有一天，我也将写一首这样的诗歌送给你。那一天，我们已然沐浴着爱在飞翔。

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曾经这样催促道：

保有你的梦想吧，

因为梦想一旦死去，

生活就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鸟，

再也不能飞翔。

宁萱，让我们永远做有梦想的人。

第一次与你通话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多年来，上帝就安排你盈盈地立在那儿，在某一条路的拐角处气定神闲地等待着我。

我相信世界上有一种超乎于历史规律和理性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宰着狂妄的人类，它可能来自于上帝，也可能来自于别的什么地方。在它的面前，人类渺小的不能再渺小。

古龙小说《七种武器》之《离别钩》里面，有一个让我惊心动魄的细节。心狠手辣的、罪恶累累世袭小侯爷狄青麟，在绝世剑法练成以后，立刻就反手一剑，杀死了自己的师父、剑术高手应无物。

而他的对手、地位卑微的小捕头杨铮，发誓要将强大的对手绳之以法。在一个相似的时刻里，杨铮练成了更为厉害的离别钩。

一位神秘的磨刀老人对杨铮说：“这都是天意，天意既然要成全你，你已经可以安心了。”他闭上眼睛轻轻叹息：“你去吧，无论你要去做什么，无论你要对付什么人，都绝对不会失败的。”他的声音中仿佛也带有种神秘的魔力，他对杨铮的祝福，就是对杨铮仇敌的诅咒。

古龙在此处有一句神来之笔：此时此刻，“远在百里之外的狄青麟，在这一瞬间，仿佛也觉得有种不祥的感应。”

后来，果然是毫不起眼的杨铮成了不可一世的狄青麟的克星。杨铮结果了狄青麟，替那些被狄青麟杀害的卑微的生命讨回了正义。

我相信，这种奇妙的感应是真实的。敌人之间有某种感应，爱人和朋友之间则有着更加强烈的感应。敌人之间的感应是恐惧、是不安、是惊慌；而爱人之间的感应则是甜蜜、是温馨、是安宁。

在我们之间，似乎联结着一部可视的网络电话－－你在做什么，我能够感觉到；我在做什么，你也能够感觉到。每时每刻。我们在对方的眼里是透明的，互相之间没有任何的秘密与隐私。

你给我写第一封信的时间和你给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间，都不是普通的时刻。仅仅用偶然因素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

然后，又是很突然的第一次见面。一切似乎都水到渠成。

我自己呢，也从自己修筑的蜗牛壳里慢慢地爬出来。宁静了好几年的心，又变得不宁静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以前的那种宁静是刻意为之的，是压抑而成的。

前几个月，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朋友看见我还是独自一人，便热心地表示要介绍漂亮的女孩给我认识，鼓励我去追。我淡然一笑，回答他说，我已经很疲倦了，没有力气去“追”女孩子了。我现在的策略是“守株待兔”。

果然，我等来了你。

宁萱，你愿意让我牵着你的手吗？

廷生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

六、宁萱的信

廷生：

我没有你的一张照片，却天天都在想着你的模样，想我们相见的那几个小时中的每一个细节。你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我的生命，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这颗不轻易接纳别人的心，为什么单单对你不设防呢？

我想飞过千山万水来看你，我还想在你的小屋里整天读书。

在离开你的日子里，我时时感到六神无主。想象着与你的重逢，心里又充满了不知如何是好的复杂心情。洛扎诺夫说：“爱意味着‘没有你我不行’，‘没有你我难受’，‘没有你我寂寞’。这是外在的描写，但也是最精确的。爱决不是火（像人们比喻的那样），爱是空气。没有它，就没有呼吸；而有了它，‘呼吸顺畅’。就这样。”我喜欢这种最浅白、也最深刻的描述。这也正是我此刻的心情。

你是值得我一生寄托的人吗？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在你的小屋里说的话吗－－“假如哪天我失业了，我就来投奔你，来给你当秘书。”那时，你为什么不明确地给我一个回答呢？

送给你一首新写的诗歌－－《艾略特之妻》。这首诗歌写得很悲哀，因为艾略特与薇薇尼的婚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而我，希望我们的相遇是一个美好的开端。

情人在烦恼中入睡

而我不能安慰他

疯人院等待着

黑铁的手臂冰凉无际

爱情毋庸置疑

但是月亮太冷了

我必须裹紧披肩　回向门廊

枯叶的美丽过于安静

荒原是沸腾的

我已经看不到

他在轰隆的私语声中

徐徐下降

而我却走得太远

像两只火狐一样悲鸣

当大雪掩盖了　先行者的足迹

我如此爱着

但却是不够的

亲吻　触摸　拥抱　欢笑和欲念

都是不够的　因为

情人不愿与我一同疯狂

谁将被人忘却

谁将永远被传诵

谁将固执地回向家园

谁创造了世界

却无力居住其间

漆黑的闪光的阳台

我不再虚构痛哭和惊诧

我和我的爱情

将在熊熊炉火前相对余生

做诗人的妻子、做作家的妻子，首先需要的是付出－－付出爱、付出真诚、付出泪水和忧伤。并且，实际将要付出的真诚、泪水和忧伤的份量，将是许多女性最初设想的若干倍。

所以，艾略特的妻子薇薇尼疯了。在艾略特的笔下，薇薇尼被形容成一个“变化多端、令人毛骨悚然的涂脂抹粉的幽灵”。忍受不了丈夫长达十八年的冷酷无情，这个可怜的女子在疯人院里结束了她的生命。过去，艾略特和他的作家朋友们，都把薇薇尼描述成一个弱智的、古怪的、难以相处的女人。而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英文传记中，薇薇尼终于展露出她更真实的一面来，她让人怜悯、让人同情，《荒原》中的许多诗篇，都是她帮助艾略特完成的。

即使丈夫本身不是性格怪癖的人，但是他们作家和诗人的身份，却常常带给家庭动荡不安的、贫困潦倒的生活。妻子们能不能承受呢？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中途都无奈地放弃了妻子的身份，如王映霞之于郁达夫，胡茵梦之于李敖。

而我不会放弃。一旦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将一辈子无怨无悔。古人说过：“举世无英雄，谁与言奇事？举世无任侠，谁与言情死？”穷苦、困窘不可怕，可怕的是凡庸与卑琐。假如生活在一个平庸而无趣的时代，生命的意义也就缥缈不可知。

王小波的死，让我难过了好久。我的床头一直放着王小波的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书中王小波那高大的身影和疲惫的神态，让我每看一眼都感到难受。

还好，我又遇到了你，如同一艘快要倾覆的小船遇到了一个温馨的港湾。

你的心灵，能不能宽容我呢？

你的胸膛，能不能接纳我呢？

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七、廷生的信

宁萱：

一颗星子在寻找着另一颗星子，因为在茫茫的天宇之中，每颗星子都是孤独的。

一颗星子在寻找着另一颗星子，用它们的光芒，也用它们的生命。它们要是不发光，它们将永生。它们发了光，它们也许将在瞬间之内湮没。但是，为了寻找另一颗星子，它们还是要发光。

宁萱，那天晚上，你说以后要来投奔我，来当我的“秘书”，我的内心欣喜若狂，却不敢用一种“放肆”的方式来回答你。一时间，我弄不清楚，那是一句你“蓄意”说出来的话，还是随口开的一个玩笑。

那时，我真该大胆地回答你啊。

宁萱，我终于找到了你，我是多么的幸运啊！所以，我们以前受过的苦立刻都变得无足轻重了。想想吧，世界上像艾米莉那样孤独地出生、孤独地死去的人是多数。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寻找到他们的爱人。而我们，已经被幸福所包裹，就好像在子宫里的婴孩。

你在信中多次谈到王小波。王小波的某些作品我很喜欢，但是我不喜欢他大多数文字背后蕴含的冷嘲。我觉得，冷嘲是一柄双刃的剑，刺伤对手的时候，也将伤害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话题。

中国的文化人，不管雅俗，多多少少都带有冷嘲的性格。

鲁迅先生就是一位冷嘲的大师，他终生都在与冷嘲斗争，尽管最后依然没有摆脱它。

而其他一些名气如雷灌耳的作家学者们，却沉迷于冷嘲之中毫不自知。钱钟书的冷嘲，是一卷包裹着精致的知识和高雅的情趣的烟叶；王小波的冷嘲，是一杯用黑色幽默与“文革”血泪调和而成的鸡尾酒；而王朔的冷嘲，则是一碗有荤有素、有红有绿的、让人对“美好生活”产生信心的北京杂酱面。

我不喜欢钱钟书高高在上、俯视人间的聪明人心态，也不喜欢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思维。三者之间，我最能接受的还是王小波。

但是，王小波的文字读多了之后，我发现他身上有一种与钱钟书和王朔十分相似的文化特质。于是，我开始反思王小波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他们的文字太“冷”，他们的为人太聪明。他们的文字和他们的为人，缺乏爱、同情、宽容这样一些可贵的精神气质。他们的背后没有信仰的支撑，他们以某些骨子里相通的质素－－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嘲笑一切，来迎合或者顺应这个没有信仰、鄙视信仰的时代。

刘小枫在《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一书中，曾经深刻地反省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盛行的“冷嘲”。他尖锐地指出，冷嘲在汉文化中确有悠久的传统，并被视为人在困境中或无可奈何的处境中的最佳自卫手段和反抗手段。比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冷嘲。他沦落到了最底层，却依然觉得自己比别人了不起。

冷嘲在增添人“活着”的可能性的同时，也造就了人心灵深处巨大的“黑洞”。它让中国人的生命和中国的文化延续下来，它也大大地降低了中国人生命的质量和中国文化的品质。正如洛扎诺夫所说：“嘲笑并不能杀人，嘲笑只能伤人。”

那么，冷嘲并不是一件无所不能的武器，尽管我们身边许多人正在使用它。

刘小枫说：“冷嘲固然是一种自卫和反抗手段，但绝非最佳，甚至连好也算不上，因为，冷嘲同时也是对自我心灵的伤害，它摧残了人对存在的基本信赖感，败坏了人对珍贵的、令人感动的神圣品质的感受力，阻止了人在生存论上对爱与希望的认同。”

我同意刘小枫的这一论点，并认为可以用来解剖王小波的某些杂文和小说。

这正是王小波最致命的地方。他一脸的沧桑，不正是自己对自己的戕害吗？我们要超越王小波，就应当在这个层面上努力。

刘小枫进一步追问：“冷嘲当然不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甚至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但难以理解的是，汉语思想界中的许多人－－而且是很有文化教养的人何以如此钟情于冷嘲，这倒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中国人钟情于冷嘲，原因很简单：越有文化的人，内心越虚弱，越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借口”。于是，冷嘲成了他们把脆弱的自己打扮地无比坚强的釉彩。

超越冷嘲的是信仰、爱、同情、悲悯、宽容和真诚。刘小枫谈到了诸如薇伊、索勒、特蕾莎修女在内的一系列的伟大女性。当男性们在冷嘲中逃避的时刻，这样一些大无畏的女性却站了出来。她们在不幸和受辱中，对生命和生活说出含泪的肯定；她们在困境和孤苦中，对挚爱与希望说出含泪的肯定。

作为一位女性，索勒尖锐地指出：“信仰就是与冷嘲作斗争，就是反抗冷嘲。”她看到，冷嘲从实质上讲，表现了人对生活的一种无力、畏惧和空虚感。

她进而深入地追问：阻碍人走向信仰的心理要素究竟是什么呢？在冷嘲的不信者心智中，缺乏的是一种什么心理质素呢？是基本的信赖感。基本的信赖感的缺乏，又与主体的孤傲理性有关。

恐惧和傲慢导致了人格的巨大分裂，冷嘲便趁虚而入。

刘小枫认为，如果要重建中国现代文化，就应当用信仰来取代冷嘲，用爱来取代恨，用和平来取代暴力。“信仰就是毫无所惧地持有对生活的信赖感，就是在挚爱与希望受到现实否定时仍然持重挚爱与希望。它使人禀得一种超越性的心智力和感情素质，使人能超逾存在的限定和伤害，进入神圣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又使人积极地、挚情地参与生活的更新，因为信仰也是对那种面临苦难、贫乏、痛苦、自弃而无动于衷的自由感的否定。”他的这段话引发了我深深的思索。

遗憾的是，刘小枫的这些论点和文字，并没有在汉语文化圈中获得起码的认同，宛如空山人语，无人应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从北京到欧洲，再到香港，漂泊不定。他的那套“精神拯救计划”没有多少人关注。即使在那些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那里，也遭到了冷遇和白眼。

哪怕是认真读读这些文字，所谓的“学者文人”们也是不愿意的，因为刘小枫指出了他们的匮乏，也就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不是自尊，而是“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们宁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面去，以这种自我欺骗的方式来拒绝面对危险。

而我们接受、欢迎并拥抱诸如王小波这样的作家却是自然而然的，他的冷嘲切合了我们的冷嘲，他的虚无近似于我们的虚无，他的匮乏也正是我们的匮乏。

我盼望着，在未来的岁月里，出现一位伟大的作家或者学者，他能够用爱来取代冷嘲，并获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公众普遍的认同和支持。

我盼望着，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人都拥有爱的能力、中国人都用行为去实践爱。把这片浸润了几千年暴力和血腥的土地播种上爱的种子。

宁萱，我的爱人，你要好好吃饭，多多吃饭，保证睡眠，保重身体。

廷生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

八、宁萱的信

廷生：

现在，已经是凌晨零点了。很有意思，我给你写信大都是这个时间。这是我一天中思维最敏捷的时刻。

晚上，我刚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晚饭是老板请几名有权势的官员吃饭，我是市场部经理，也被拉去参加。我最不喜欢出席这类场合。可是，这也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席间，几位身材已经到了不得不减肥的程度的官员，高谈阔论“国家大事”。他们当然对目前的一切都很满意。

我提到工人失业的问题，一名头发梳得油亮的官员立刻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报纸上不是报道过，一对工厂里下岗的年轻夫妇开了一家小吃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几年的功夫，他们就成了大老板。这不正说明每个人都有创业的机会吗？

我又提到农民负担太重的问题，又一个穿着鳄鱼牌衬衫的官员说，那么他们可以多种点果树、多养点鸡鸭。以副业支持主业，到了年底，他们何愁没有丰厚的收入？

这些家伙，怎么会知道底层的生活真相呢？别人的苦楚，在他们看来，轻如鸿毛；别人的饥寒，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他们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僵硬理论的支持者－－然而，他们的“幸福生活”来自于特权，而并非来自于他们的聪明智慧。假如上帝立刻把他们变成没有权力的失业工人和山区农民，他们该会怎样呢？他们还有活下去的勇气吗？

以前，尽管我很讨厌他们极端自私的谬论，但一般不会同他们辩论。但是，今天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几乎是拍案而起地痛斥了他们一番。或许是受到了疾恶如仇的你的影响？

老板在一旁不断地给我使眼色，我假装没有看见。结果，弄得场面一时颇为尴尬。

好在那些官僚们都年纪一大把了，不会跟我这么一个黄毛小丫头过不去，他们干笑一阵，也就过去了。他们乐呵呵地说，这个姑娘太年轻，太偏激，不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

散席之后，我仔细一想，又觉得有点后悔：何必跟这些人破费口舌呢？这难道不是“对牛弹琴”吗？《圣经》中说：

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同草快要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诗篇37:1-2》）

他们不会永远这样嚣张下去的，而我们也不必为他们暂时的得势而感到绝望。

虽然已经是夜深人静，简易的宿舍里又无纸可写，但我太想给你写信了。只好拿我的病历来写－－撕去拔牙的一章，把空白的一页用来给你写信。

这种特殊的“信纸”，使我突发了两个想法。

第一，我想起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对我说的一句话－－“只要我的文字可以让你暂时忘记牙痛，我就高兴了”。你的话使我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暖。廷生，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拥有敏锐头脑与尖锐文笔的你，是一个多么真挚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别人的好男孩。

第二，这也算是没错吧，我也许的确是一个向你求救的病人，请你诊疗我几近绝望的心灵可以吗？

你在信中谈了对王小波的很多看法，这些看法是独特的。尤其是你对“冷嘲”这一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格的分析，给了我许多新的启示。刘小枫的著作我接触的不多，下次希望你给我推荐几本。不过，我不是完全同意你的王小波的批评。我想，也许你没看过王小波写的其他内容的书，如情书类，是吗？

他的书信，不像他的杂文那么深刻，但纯朴得让人心痛。

例如，他说：“我从童年继承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小时候我简直狂妄，看到庸俗的一切，我把它默默记下来，化成了沸腾的愤怒。不管是谁把肉麻当有趣，当时我都气得要命，心里说：这是多么渺小的行为！我将来要从你们头上飞腾过去！”

他还说：“在冥想之中长大了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是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你不是想知道生活中的我吗？那么请回头把以上两段话再来读一遍，这就是生活中的我，我找不出比王小波更准确的语言了。

王小波的杂文和小说中有不少冷嘲和黑色幽默的成分，你当然可以不喜欢，也可以批评。

你的批评是深刻的，准确的。我也十分同意你通过对王小波的批评，而对中国文化症候的把脉与诊断。

但是，我想向你推荐王小波的另一面，这一面你也许不知道。

在给妻子的信中，王小波说过很多关于爱、关于温暖、关于生命的意义的话－－

“今天我想，我应该爱别人，不然我就毁了。”

“我想，我现在应该前进了，因为认识了你，我太应该有一点长进了。”

“我现在一拿笔就想写人们的相爱－－目空一切的那种相爱。出于爱，人能干出透顶美好的事情，比木木痴痴的人胜过一万倍。”

“我不要孤独，孤独是丑的，令人作呕的，灰色的。我要和你相通，共存，还有你的温暖，都是最迷人的啊！你一来，我就决心正经地，不是马虎地生活下去，哪怕要费心费力呢，哪怕我去牺牲呢？”

“我们生活的支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自己要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生活，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意义。你让我想起光辉、希望、醉人的美好。今生今世永远爱美，爱迷人的美。任何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不值得我们屈尊。”

你喜欢这些话吗？我希望你读一读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信。这些话，也是我一提起笔来就想对你说的。

永远真诚地爱、真、善、美。这就是无边的黑夜里星星的光芒。虽然星星间相距遥远，也许永远没有聚合的时候，但是，“只要生活中还有一双眼睛与你一同哭泣，生活便值得你为之而受苦。”

我愿意传递我微弱的星光，穿过无尽的黑暗，遥遥向你表达我沉默的支持与信念。你收到了吗？

放弃一切形式的桎梏吧！忘掉长发，我只要与你心灵碰撞；忘掉烦恼，我只要你健康。忘掉你曾排斥的电话，在想到我的时候随时拿起它。我也忘掉曾经讨厌的飞机，找空子漂洋过海来看你，飞檐走壁找到你。

病历写满了，连四面的边角也写满了。

“临表涕零，不知所云”，请原谅我的潦草。

你的萱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

九、廷生的信

宁萱：

夜晚，我希望你好好休息，不要为给我写信而熬夜。

你的这张空白的病历，比其他任何的信纸都要有意思。

你在信中向我展示了另一个王小波，这也是我以前不曾关注到的王小波。他的这一面，展示了他对冷嘲的超越和否定，不管是否成功和彻底，但他显示出了这样的努力。

现在我再回过头去检讨以前对王小波的理解。我的理解确实有不周全的地方－－我对王小波的误读，正如别人对我的误读。

我对王小波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非常喜欢。有一个老朽吴小如撰文攻击王小波的文章太“色情”，我当时还回应了一篇辛辣的文字，痛斥其“看到超短裙就想到大腿”的阴暗心理。第二个阶段是发现王小波的“命门”－－冷嘲，进而对他的写作姿态进行反思。这一反思逐步推展成为我对整个民族文化和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反思。第三个阶段是经过你的推荐以后，重新阅读他的情书一类的文字，发现了他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煎熬，以及灵魂奔向爱与悲悯的趋势。

宁萱，在人生的波涛里，我们不要做岸边的旁观者，而要做勇敢的横渡者。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认为，人必须要投入生活之中，冒险到海上扬起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在岸边观看别人的挣扎与拚搏。他喜欢使用诸如“热情”、“信心”、“悲怆性”等词语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些词语也是我喜欢使用的。

齐克果说：“人们忘记了存在的根本意义，他们一般把悲怆性认为是属于幻想和情绪，任它被辩证化为虚无，在我们十九世纪的哲学中，悲怆性变为丢脸的事。”他又说：“一个人不能播种以后立即收获。宴席不能始于早晨，而须始于日落。同样在精神世界，必先有一段努力工作的时期，然后光明才能到来，太阳闪现所有荣光。……这条路引致挣扎，但我将不放弃。”这正是我欣赏并决心实行的人生观。我不会静静地等待着自己被冰川所包裹，我会努力让自己发光、发热，让自己去融化身边的冰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我们自己发光。

我们的生活不会是花香常漫、天色常蓝，但我拒绝以冷嘲的方式介入，而以体谅和爱来面对生命。生命的意义是在每一次对苦难的克服之中得以凸显的，而不是在书斋里、在文字中发掘出来的。

我相信，每一道苦痛的犁沟，都将换来一排金黄的稻谷。

《圣经》中说，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在认识你之前，我用科学知识来嘲笑这种说法，我认为这只是古人愚昧的神话而已。在我看来，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他们之间太不相同了－－无论是身体构造上，还是心灵感觉上，男人和女人几乎就是两个物种，简直就无法真正达成理解和沟通。但是，认识了你之后，我开始相信《圣经》中的这种说法，并且认为这是最美妙、最伟大的真理。

宁萱，我亲爱的人，我想，你就是我身上那根最最重要的肋骨啊。原来，我不敢说要去扛住闸门，不是我没有勇气，实在是没有“肋骨”的帮助。现在，有了你这根肋骨，我就有了肩着闸门的勇气。

你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我心灵的一部分，比我原有所有的部分都要优秀。

爱就是一切。我现在也相信这句话了。校园变得比原来美丽了千百倍，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甚至我以前认为丑陋的人，都变得可爱了。而这一切，统统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你的缘故。

有一位历史学家说过，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还是想假设：假如没有遇到你，永远遇不到你，我怎么办呢？

我会疯的，孤独会把我逼疯的。

可是，现在遇到了你，我能够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上路了。

廷生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四章　荆棘

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

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

－－《圣经·路加福音7:43-44》

一、廷生的信

宁萱：

昨天晚上－－确切地说，应该是今天凌晨，又不期然地接到了你的电话。我还在梦中，我正梦见我们在一起散步呢。当我拿起电话的时候，听到你的声音，我还以为梦境变成了现实。

我想，假如我的耳朵是一台录音机该有多好，我将把你所有的话都录下来，录成几百盘磁带，然后一遍一遍地放着听。你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我百听不厌。

以前，我虽然有电话和手机，却厌倦、排斥它们。有时，干脆把电话拔了，把手机关了。但是，现在我欣然接受了它们在我生活中的存在，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的声音通过它们传了过来。

我不再想写别的文章了，只想给你写信。一封接一封地写。我又不想给你写信了，我要坐火车到扬州来看你。我想念扬州的时候，比我想念我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还要多。我开始搜集有关扬州的书籍和资料，多了解一点扬州，就是多了解一点你。

是你，为我照亮了这座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

我拿起书来，眼前全部是你的笑容，我看不下去一个字。你再不到我的身边来，我该怎么办呢？

我对自己说：你可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啊，你要写作，你要读书，你要创造出第一流的精神财富出来，为了你的宁萱，为了那些爱你的人，甚至为了那些恨你的人。我有信心做到这一切。我的彷徨和迷惘结束了。

我不能辜负你的爱，我要做一个配得起你的爱的人。你的爱沉甸甸的，就像是成熟的麦子；你的爱亮闪闪的，就像是一丛迎春花。你的爱是我写作的源泉，你的爱是我生活的井水。

以前的信中，曾经与你谈到过萧红。我觉得你的文字跟她有些相似。浅白的，蕴含着淡淡的悲哀，却又充盈着勃勃的生气。

比之近些年来大红大紫的张爱玲，我更喜欢依然寂寞的萧红。正像作家刘烨园所说：“在多灾多难的现代文学史上，我最敬重的是鲁迅，最感动伤怀的是萧红。……有着为奴隶的萧红，我才感到心原来还未被生活、意志、理性熬炼成石头。且也许永远不会了。”这个诞生在冰天雪地的北国的女孩，漂泊到灯火辉煌的香港，最后被庸医误诊，割喉切管，含恨而逝。

她三十一岁的生命，像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激荡澎湃之时，突然中止了。

张爱玲写出了人性的变态和扭曲，写出了一个苍白而陈腐的寄生阶层的命运；而在萧红的文字里，更有一种健康活泼的人性，更有那种底层民众跃动着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如果说张爱玲象征着城市，象征着上海，象征着钢筋水泥的阁楼，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戴着面具的人；那么，萧红则象征着乡村，象征着黑土地，象征着呼兰河，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真性情的人们。

萧红不是用笔在写作，而是用血泪在写作。她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她不懂得术语和名词，她就那样直白地描写着牛车上的中国。

人类必然走向城市，这是我的理性判断；但我内心喜爱的还是乡村，这是我的情感趋向。我跟萧红一样，即使到了北京和上海这种巨大无比的城市，我们的心灵还是走不出乡村。

萧红与萧军这对恩怨情侣，由爱走向了不爱，谁对谁错，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爱是真的，不爱也是真的。牵手是真的，分手也是真的。正因为一个“真”字，伤口也就分外的深。

他们的人生轨迹，是后人探讨“千古艰难唯一爱”时的范本。他们的痛苦与他们的欢乐，是粗糙的、是干净的，像是北国的冰花。他们过于苦难的命运，常常在我阅读他们的文字时深深地感染我。

当年，大腹便便的萧红，被残酷的未婚夫抛弃在一家旅馆里。老板日夜催逼房费和饭钱，甚至用停止供饭来威逼她。怀着身孕的萧红，怎么能够偿还那六百元的债务呢？

后来，狠毒的老板准备将她卖到妓院去抵债。

萧红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向当时的《国际协报》副刊发出求救信。信，落到了编辑裴馨园手里。裴馨园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文化人，他发现在悲惨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罕见的文学天才。于是，他立刻派助手“三郎”－－也就是萧军－－去探望那名写信的可怜的女子。

萧军，一位侠肝义胆的现代游侠，一位怒发冲冠的流浪诗人。当他来到东兴顺旅馆的时候，在散发着霉味的黑屋子中，看到的是一个憔悴衰弱的孕妇。当他听完她含着泪水的倾诉之后，立刻作出了一个将改变自己的一生、也将改变萧红一生的重大决定。

后来，萧军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时刻：“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人也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我的那一切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决定和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这一刻，电光火石；这一刻，地动山摇。

这一刻，心灵与心灵之间水乳交融；这一刻，爱将一间黑屋子置换成了天堂。

这是只有萧红才有的魅力。以孕妇的纯洁，以朝圣者的灵魂，以悲剧的名义，她获得了真爱。

然而，萧军本人也是个一贫如洗的流浪汉，他哪里拿得出对他来说宛如天文数字般的六百元钱来呢？他找朋友借，可他的朋友几乎都是与他一样贫困的流浪汉。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松花江的洪水决口了。哈尔滨市区变成一片泽国。人们争先恐后夺路逃生，包括旅店的老板在内。混乱之中，萧军抱着萧红逃出樊笼。

二萧的新婚蜜月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常常是萧红躺在旅店的床上，把所有的被子裹在身上，以抵御严寒；而萧军杀出门去，四处奔走，工作挣钱。运气好的时候，萧军能够带回馒头和大饼，两人一顿狼吞虎咽。运气不好的时候，两人只好饿着肚子相抱而眠。（宁萱，假如我们有一天也遭遇到这样的命运，我会像萧军对待萧红那样对你。我会用我的身体温暖你，我会到外面去奔波，给你找吃的。）

萧红在她的散文中曾经细致地写到这段时期的生活，看得我眼睛发酸，直想掉眼泪：为什么天才总是沦落到连温饱也满足不了的地步呢？这也是上天有意的安排？

他们后来的分手，究竟是由于双方性格上的差异呢，还是第三者的插足？人们有很多说法。我从他们的文字的缝隙里发现了原因之一：他们都太要强了，都不愿意退让。他们都要做强势的一方，冲突就在所难免。

不管怎样，我想，只要拥有过美好的爱情，一生也就不枉到人世间走一趟。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够白头到老，正如不是所有的树叶都能够四季常青。

但是，我要那种能够白头的爱情，在我白发苍苍的时候，能够与爱人一起手挽着手散步。我不能够承受分手的厄运，我不能够直面破碎的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应该不是《诗经》上的神话。我要与爱人分享生命的愉悦，乃至分享死亡的宁静。

宁萱，你在信中曾经引用王小波给李银河的情书，那些文字写得真好。不过，我有信心写出比那更好的情书来。你等着瞧吧，我要远远地超过他。我是最好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书信是生命的安慰；台湾散文家王鼎钧说，书信是温柔的艺术。而我想说，我要让给你写的情书，每一个字都像钻石一样闪耀着爱的光芒。我要把世界上所有美丽的东西－－花朵、青草、阳光、鸽子和溪水－－都变成给你的情书，装在信封里，寄给你。我要建造一个单单为我们俩服务的邮局。日日夜夜都有一匹驿马在路上飞奔，为我们传递爱情的讯息。

我要给你写好多的情书，我要让情书堆满你的房间。我要让你读情书的眼睛目不暇接，永远也看不完。我事无巨细都要告诉你，都要征求你的意见。我要让我们的情书比鲁迅先生和许广平的《两地书》还要多。我们要超过他们。

我要让别人都嫉妒你，因为你拥有世界上最美妙的情书。我们的爱就是最美好的爱，像骄傲的孔雀在开屏。

宁萱，昨天给你通电话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可以望见天上的星星。我是在星光之下与你说话的。

小时候，在成都平原的小镇上，每当秋天的夜晚，我都和外婆一起到天井里看星星。我是外婆带大的孩子，我跟外婆最亲。

外婆一边给我摇着蒲扇，一边给我讲解星星的名字和故事。最曲折的当然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了，外婆百讲不厌，我也百听不厌。我望星星望得脖子发酸，直到睡意朦胧，在外婆的臂弯里睡去。半夜里醒来，才发现自己被外婆抱上了床。

那时候，外婆在我心目中是最博学、最聪明的人－－她居然知道每颗星星的名字。

长大了，我一个人来到北京。外婆不在身边，我自己尝试着分辨星星的名字。我是一个最没有方向感的人，去过好几次的地方，还是会迷路。但是，我这个在红尘中经常迷路的人，却可以在漫漫的星空中，寻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颗星星。

在北京，有星星的夜晚已经不多了。但愿每一个跟你通电话的夜晚，天上都有星光。

这些日子，你还有机会到北京来出差吗？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次见面呢？

廷生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二、宁萱的信

廷生：

你的每封信我都会反反复复地阅读。读着你的文字，想着我们上次的会面，我的笑容就从心底里涌出来。

我们对许多事物的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尤其是对文字、对艺术。我们简直就是对方的镜子。

“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了我。”

提起笔来，我就想起了泰戈尔的这句话。它仿佛道出了我的心声。廷生，我最亲爱的人，你便是那最好的人，你是如何的慧眼选择了我这一个朴素、冷淡、平凡的灰姑娘呢？

我要爱你，爱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我要保存你写给我的每个字，它们胜过了钻石和黄金。

你喜欢萧红的作品，我也喜欢－－当代的女作家中，鲜有能够超过她的。她要是不那么早去世，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可是，我又想，幸亏她早早地去了，不然在以后那些卑劣的政治运动中，单纯洁净的她，不知又要吃多少的苦头。萧军就曾经一度被小人的辱骂和政客的阴谋所淹没。

萧红与萧军的爱情尽管后来成了悲剧，但他们毕竟有一段真爱的岁月。萧红曾经在给萧军的信中写到：“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中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而萧军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磨难以后，在萧红的坟墓边已经青草如织的时候，重新注释了当年他们之间的通信。这说明，那份深深的情缘，他依然无法忘怀。

在注释萧红东渡日本之后给他写的第一封信时，萧军回忆起了当时的许多生活场景。这是萧军的文字中最让我不忍卒读的一部分。我愿意尝试着讲述给你听。虽然是一些悲哀而伤痛的细节，我也愿意与你一起分享。

当时，由于贫穷，萧军和萧红两个人总是睡在一张小床铺上，这对于彼此充分休息有干扰，尤其是容易失眠的萧红。到了上海，有一次，居然另外借到一张小床。萧红很勇敢地自愿到那张小床上去住。萧军的床安置在房间的东北角，萧红的床安置在西南角，临睡时彼此道了“晚安”！

正当萧军朦朦胧胧快要入睡时，忽然听到一阵抽泣的声音。萧军惊醒了，急忙扭开了灯，奔到萧红的床边去。

他以为她发生什么急症了，把手按到她的前额上焦急地问着：“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萧红没有回答，竟把脸侧转过去，同时有两股泪水从那双圆睁睁的大眼睛里滚落到枕头上来。她的头部没有热度，萧军又扯过她的另一只手来想寻找脉搏，她竟把手抽了回去。

“去睡你的罢！我什么病也没有！”

“那为什么要哭？”

萧红竟格格地憨笑起来，接着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眼泪又模糊了她的眼睛。

萧军明白了，就用指骨节在萧红的前额剥啄了一下说：“拉倒罢！别逞‘英雄’了，还是回来睡罢！……”

萧红表面上是一个坚强的东北姑娘，其实她有十分温柔和脆弱的一面。莽撞的萧军却没有理解到她的这一面。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她不害怕外边如同洪水滔天的恶，却害怕晚上一个人睡觉。她不害怕恶毒的流言蜚语，却害怕自己灵魂深处的裂痕。她不害怕呼兰河的冰封，却害怕内心的寒冷。

你以前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细节了吗？

他们的贫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们的富有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年，上海那么多一掷千金的富豪与气焰熏天的权贵，但是今天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有几个人的名字被后人铭记？然而，萧军和萧红的名字流传了下来，这两个流浪在上海亭子间里的北方男女的作品流传了下来。

上海没有填饱他们饥饿的胃，他们却增添了上海的荣光。

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仅有两颗紧紧连在一起的、金子般纯粹的心。

他们饥寒交迫，他们却温暖着无数与他们同命运的青年的心。在那抑郁的年代里，他们只求在一起抗争和呼喊，不求享有甜美的果实与海市蜃楼般的未来。

年轻、智慧、善良，足以让他们骄傲。正如《圣经》中所说：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传道书　　4:13》）

当年，他们都是生命力无比旺盛的“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他们啃着烧饼和咸菜就能够快乐而单纯地生活下去，并且写出不朽的篇章来。

我们呢？

我有信心做到这些。廷生，我相信你也能够做到。

听从你心灵深处发出的声音吧。我知道，你身边有许多烦恼，那些妄人的唾液在你周围飞溅。但是，你不要理会他们，你一理会他们，你就中了他们的奸计。你要珍惜光阴，做自己的事情。我希望你永远保有一颗宁静的心。

我记得有古希腊的哲人阿基米德的故事。当他们的城邦被敌人攻破的时候，人们在逃跑，在哀号，在哭泣。刀剑飞舞，尸首遍地，火光冲天。敌人的士兵开始一家一家地破门而入。

此时此刻，阿基米德依然潜心于演算自然的奥秘，他根本没有在意房子外面所发生的一切。

瞬息之间，敌人的士兵冲进了阿基米德的屋子，他们看见一个衰弱的老人，全神贯注地在地上画着些什么，口中还念念有词。他们感到好生奇怪，便大声呵斥说：“老头，你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赶快拿出来！要不然我们杀了你！”

阿基米德正演算到最关键的一步，他头也不抬，轻蔑地回答说：“等我把这道题算完了，你们再杀我也不迟。”

野蛮的士兵恶从胆边生，手起刀落，阿基米德被砍死在血泊之中，他的手上还拿着粉笔，他的嘴角还带着思考的微笑。

我希望你有阿基米德的定力。

我将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你。

我们赤手空拳，但我们都不畏惧那闪着寒光的刀剑。

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三、廷生的信

宁萱：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新书《想飞的翅膀》已经被出版社接受。现在，编辑已经开始最后的审阅。顺利的话，过不了不久就能够正式出版了。这本书是你起的名字，因此这本书是我们共同的创造。

以后，我的每本书都由你来命名。我的每本书都要打上你的烙印，我要让每本书都“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宁萱，认识了你之后、体验到爱情之后，我的写作也在发生着变化。在愤怒和尖刻的背后，有了强大的“爱”来支撑。以后的文字，将超过我以前的文字；以后的文字，将不再是我一个人生命的表达，而是我们两个人生命的表达。是两颗高贵的、纯洁的、朴素的心灵的表达。

我们虽然平凡，但从不把王侯将相放在眼里。

我们虽然软弱，但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弯腰。

我们要像萧红、萧军一样，以我们的存在，让那些卑劣的小人感到不安与难堪，使他们不能无法无天地卑劣下去。

宁萱，我盼望着你到北京来，来跟我一起生活。

你的降临，将使得我的“宿舍”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宿舍”和“家”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豪华的别墅与公寓，而在于有没有一个美丽聪慧的女主人。“宿舍”是冷冰冰的，“家”是温馨的；“宿舍”是漂泊的，“家”是稳固的；“宿舍”是一个人的，“家”是两个人的。

我盼望着你的到来，盼望着你亲自来完成我的“宿舍”到“家”的巨变。画龙的最后一笔就是“点睛”，你的到来，将像一道闪电，照亮我这间黯淡的房间。

我们都不喜欢孤独，我们都比不上能够享受孤独的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我们给对方写信是为了交流，为了沟通，为了用自己的爱换来对方更多的爱。爱，只有在流动中才是不朽的。

艾米莉的信，是没有收信人的信。她的信从来不寄出去，只留给自己。她用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来写日记，她把日记本藏到一个连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她失去了爱的对象，以及爱的勇气。她一个人过了一辈子，在孤独中死去。

艾米莉·狄金森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但是我有我的世界可以说话，所以我用信件来表达自己的爱。我从不打算寄出去，就让纸页吸收我的痛就好。努力追求一颗不可得的心灵让我十分疲乏，接着我好像听见细微的警告，说爱情不能与智慧长存。这样的选择对我而言太过困难，几乎快将我的心撕裂。但这些年来的成长带来了平静，也抚平了身体的伤痕。”纸页真的能够吸收痛苦吗？成长真的能够抚平伤痕吗？我很怀疑。

她在另一篇日记中又写道：“肉体的相伴并不能减轻孤独，如果不能了解彼此。虽然‘两人合而为一’，但这样的陪伴还是可能失败。”但是，世间有没有“成功”的陪伴呢？艾米莉没有说。

我不完全同意艾米莉的观点，也不愿复制她的生活方式。她对人与人之间的爱和理解都抱绝望的态度，因为她从来没有体味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我相信，假如她体验过什么是真爱，她一定不会斩钉截铁地说出这样的话来。艾米莉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诗歌：一只蜜蜂就可以缔造一片草原；我却要修正一下她的这个结论：一片青青的草原，需要两只亲密无间的蜜蜂。

我在经历了一些事故之后，依然保持着无比乐观的态度。果然，我的乐观不是盲目的乐观－－你宛如神迹，降临到了我的身边。

《圣经》中说：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

（《希伯来书13:2》）

刚开始，我以为你仅仅是一个匆匆的“客旅”，你路过我的陋室，我热忱地款待你。我没有因为陌生而怠慢。假如我那样做了，我可能会永远地失去你，而我还一无所知。幸好我殷勤地接待了你。于是，你由“客旅”变成“爱人”，你这上帝派来的天使，一瞬间就完成了这样的转变。

我要问：这一瞬间的转折，前世今生的我们，经过了多少日子的孕育与修行呢？

我每天都在“家园”餐厅吃中午饭。吃一盘萝卜干炒腊肉、一碗米饭和一碗“一罐香”。我的食欲很好。十几分钟就吃得干干净净，还有些意犹未尽。

吃完饭以后，我便直奔图书馆。我在北大的这几年，一大半时间是图书馆里度过的。在里面“随便翻翻”，收获比课堂上要大得多。图书馆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刚来的人会在里面迷路。我知道每个阅览室的特点，知道哪一类书放在哪一排书架上。我熟悉图书馆，就好像熟悉自己的家。在北大呆了将近七年，我不知道北大的舞厅在哪里，从来没有进去体验过跳舞的滋味，却对图书馆了如指掌。

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像博尔赫斯一样，成为国家图书馆里只负责“读书”的馆长。虽然国家图书馆是一个清水衙门，却能够满足我无止境的、读书的欲望。

现在已经进入深秋，银杏树金黄的叶子已经落了。它们光秃秃的枝桠无助地伸向高高的天空。

这将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个秋天。想一想，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已经在北大度过了七个秋天，看了叶绿、叶黄、叶落整个的七个轮回。而我的生命，也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

当年那个找不到未名湖的少年到哪里去了呢？

当年那个在练习本上写作文的少年到哪里去了呢？

当年那个听不懂教授的课的、愁眉苦脸的少年到哪里去了呢？

你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四、宁萱的信

廷生：

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你的身边来。

我们在一口锅里煮香甜的饭吃，我们在一张床上安谧地睡觉。我一伸出手去，就能够握到你的手；我一睁开眼睛，就能够遇到你的眼睛。

你不要着急，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我虽然不喜欢北京，但是只要你在北京，我就会把北京当作我的家。北京尽管没有“高而蓝”的天空，却有一个暂时属于我们的温馨的屋檐。

我们的相识，我还没有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的认识太有“传奇性”了，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跟他们说，我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这一切，他们会以为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因此，要获得他们的理解，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你的耐心。

我们虽然没有天天在一起，但我们可以写信，可以通电话。我们的心灵已经在一起了。

每天，我开着车在街道上奔波，认识一个又一个的资本家和官员。与他们唇枪舌剑、谈判周旋，然后签订一份又一份的合同。以前，在我看来，所有的奔波都是毫无意义的－－仅仅给公司带来业务而已，与我的生命没有内在的关系。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想着你，想着今后我们在北京的生活，我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就是眼前这些琐碎而平庸的生活细节，也能够引发我无穷的兴趣和好奇。

我也发现了挣钱的意义。以前，我对钱没有什么感觉，只要够自己花就行了。但是，现在我却期望挣更多的钱，我要把它们都攒起来，我要带上所有的积蓄到北京来。虽然我的积蓄不多，但我希望这些积蓄成为你坚强的后盾。

你在以前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我并不崇敬她，我只是怜悯她－－尽管她写下了无数不朽的诗篇，但是作为一个女性，她太可怜了：一辈子都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我认为，她的所有关于“孤独”的豪言壮语，其实都饱含着深切的酸楚与沉郁的悲凉。

在艾米莉去世之前的那些年，她几乎足不出户，整天穿着飘逸的白色长裙，如同幽灵一样，飘荡在她父亲留给她的巨大的宅子里。她甚至几个月不说一句话，她扭转了方向，把眼睛对准心灵。

她是如此的骄傲，认为整个小城没有一个值得对话的人－－童年时代的那个女友，已经成了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相互之间在再也没有共同的语言。

我比她幸福得多，至少我还有你，你是我的知音。我确切地知道，我的信是为你而写的，而不是写给我自己的。我也知道，我信中细微的情绪变化，只有你能感觉得到。

我在日记中常常提到你。每当写到你的时候，我的笔调立刻变得舒缓起来。

我把你也假设为我的日记的一个读者，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把我的日记向你公开、与你分享。

而艾米莉·狄金森的日记，却只能藏在温室那不见天日的墙壁里。

后来，这本日记问世的过程，足以写成一篇离奇曲折的小说。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吧。

艾米莉的侄女玛莎是他们家族的最后的幸存者，她将房子卖给了当地的教区牧师。接下来的一年，这栋房子被重新装修，并且计划拆掉已经失去功用的温室。在拆掉这片斑驳的墙壁时，其中的一位工人发现了一本皮面的书。

这名工人发现，这竟然是艾米莉的日记本。显然，这是主人有意藏在墙壁之中的。此时，艾米莉早已经成为家乡乃至全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恰好这个木匠工人不但是痴迷诗歌的人，而且还是艾米莉的崇拜者之一。在“狂乱的颤抖”

之中，他将这本书藏在自己的午餐盒里，并在工作结束后把它带回家。

在仔细阅读每一页之后，他告诉自己，他应该将这本日记送交给能够将之公之于世的人。但他念了又念，越来越被诗人的魔咒所吸引，竟然开始想象自己是她的朋友。于是，他说服自己，无需将这本日记送交出去。

在完全克服良心谴责的问题之后，热爱诗歌的木匠将日记藏在卧室中一个自己亲手制作的橡木箱子里。接下来的六十四年之中，他经常取出来阅读，直到能够将整本日记倒背如流为止。他的全部家人都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

在一九八零年，木匠以八十九岁的高龄去世。在此之前，他将这个深藏在内心的秘密告诉了他的孙子－－因为他的独生儿子比他还早离开人世。同时，他承认，他的阅读快感总是掺杂了无休止的罪恶感，他要求孙子想办法弥补自己的过失。

然而，当孙子翻开日记的时候，日记中的文字深深地迷住了他。他那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对诗的热情，将他的良心战胜了。他的心灵也在将日记永远占为己有和将它奉献出去之间冲突着。又过了十多年，这份珍贵的文献才通过种种渠道，送到了出版社。

前后加起来，日记的出版延宕了七十五年。

对于艾米莉·狄金森本人来说，假如她地下有知，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之所以在信中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害怕孤独，我害怕像艾米莉那样的命运降临到我的身上。我不要不朽的名声，不要堆成山的金钱，我只要一个爱人，一个完全的、纯粹的爱人。

我的文字既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我的爱人。要是像艾米莉那样，日记和书信在她生前没有一个知音，等到若干年以后，才成为文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那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事实啊。研究者再多，对她本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一双眼睛是爱她的人的眼睛。

也许有人希望流芳百世，但我不愿意遭遇这样的结果－－我只需要一双爱我的人的眼睛，也就是你的眼睛。

艾米莉本来是想做一个好妻子，但是她没有找到一个好丈夫。

我想，她不是不愿意爱，她是没有找到一个值得去爱的男人。

她不是不愿意付出爱，而是没有找到一颗能够接纳爱的心灵。

在我的面前，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全部交付给你。你愿意接受吗？接受我所有的缺点与不足－－当然，如果我能够与你在一起，我发誓要努力做一个完美的女人。

你所做的一切让我感到骄傲，我也会让你为我而感到骄傲。

你的　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

五、廷生的信

宁萱：

艾米莉的日记最终还是与世人见面了。那个狂热崇拜她的木匠和木匠的孙子，她究竟该谴责他们还是会赞赏他们呢？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篇绝好的小说。

不过，我同意你的观点，艾米莉本人是值得怜悯的。尽管她理直气壮地炫耀自己的孤独，但我还是听出了弦外之音－－她是那样地盼望着交流，以至于她的孤独最后变得如此夸张。

你的信封上，有两只小狗－－小黑狗正在与小灰狗窃窃私语，你在上面横批了“苟同”（“狗同”）一词。你的横批让我还没有拆开信封就朗朗地笑出声来。我的笑容像泉水一样从心底里涌出来。我的欢乐全是你给予的，我在最近这些日子里的笑容，超过了此前我二十六年所有的笑容。

我就像一颗正要暗淡下去的星星，你出现了，你是一颗正明亮着的星星，你的光芒照亮了我，让我继续发光。正如《圣经》中所说：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中。（《圣经·雅歌2:2》）

你是那么柔弱，又是那么坚强。我觉得，我比柏杨和李敖都要幸福，他们的爱人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背弃他们而去。他们一个人面对漫漫黑牢，他们在监禁之中得不到丝毫的安慰。正因为在长期的困苦和折磨中没有爱，才影响了他们的性格，进而影响了他们此后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尽管度过牢狱之灾后，他们都找到了新的爱人，但是当年的创伤已经不可挽回。

柏杨曾经被关押在“绿岛”上。绿岛，又叫火烧岛，是台湾当年专门被判处重刑的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所谓的“政治犯”，其实就是“良心犯”。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人们可谓闻“绿岛”其名而色变。它与法国的魔鬼岛、南非的罗本岛齐名，是专制制度的象征。它吞噬了无数的生命，也造就了不少铁骨铮铮的好儿女。火烧岛四周全是惊涛骇浪，一到夏夜，鱼腥扑鼻。而那些有月光的夜晚，一抹朦胧，却也有几分凄婉悲怆的浪漫情调。

据说，两个所谓的“政治犯”－－一位是音乐教师，另一位音乐系女学生－－隔着铁丝网，痴痴地凝望。后来，男教师为他心爱的女学生写下了曲谱，向她唱出了凄怆的兴趣心情。

这首歌后来被命名为《绿岛小夜曲》，流传在所有犯人之间：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阳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寂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跟柏杨一样，我并不害怕绿岛式的生活－－要获得自由，哪有不付出一点代价的。但是，最可怕的还是爱人的背叛，这是从背后插过来的一把刀。

柏杨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载了妻子倪明华的背叛。柏杨入狱之后，接见妻子的时间，由每周一次减为两周一次，再变更为一个月一次乃至两三个月一次。妻子是一个出身优越的小妇人，哪里有耐心承受这样的灾难。

柏杨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最后一次接见，妻子隔着玻璃窗，毫无表情地在电话的那一端说：“我们的离婚手续，应该办一办了。”

“我临走时，写好了离婚协议书，亲笔签名，又亲自盖章，放在你那里，拿出来就可以用。”

就这样，十年的婚姻结束了。

那一刻，柏杨浑身像是煮在滚水锅里，踉踉跄跄地回到了牢房中。他垮掉了，开始了长达十天的绝食。

狱方让妻子倪明华来劝说他。然而，妻子还没有开口，那充满厌烦和不耐的表情，就带有一种万箭俱发的杀伤力。柏杨不敢正眼看妻子，在他的面前，已经没有了妻子，而是一个心肠铁铸的女人。

经过四五分钟的无声无息，柏杨先开口说：“事情已经如此，我完全依靠你了。”

“你不要依靠我，我管不了。”

“我知道你很能干，你……”

“我不能干。”

柏杨哑口无言，幻想着妻子说几句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即使是假的也好，可是没有。妻子的眼睛里充满了厌恶。他再无法开口，只听见录音带旋转的声音。

所长再一次提醒倪明华有什么话尽管说，她没有任何反应，连旁边监听的警卫们，也在那里叹息。最后，所长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没有话说，那你请回吧。”

声音还没有落地，倪明华忽地站起来，没有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经过柏杨的面前时也没有多看一眼。柏杨急忙尾随着她，几乎是同时冲出房门。她却好像躲避瘟疫似的，走得飞快。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妻子的一封简信从门缝里塞进来：“离婚手续已经办妥，请问：你的东西，我怎么处理？”

柏杨不知道怎么答复，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拿着它，不停地呻吟。后来，终于镇定下来，提笔回信说：“我在台湾无亲无友，无依无靠，在此授权给你，把你认为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抛弃到大街上，随人拣取，立此为据。”

这封信让柏杨豁然开朗，觉得自己绝食的行为有点好笑，当初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绝食，这时也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觉得荒谬。

“活下去！”现在成了唯一的理由。他开始恢复进食，此时绝食已经二十一天，他的身体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柏杨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生死早已经置之于度外。但他们都是重感情的人，尤其是妻子的无情无义，对他们伤害最大。

宁萱，我相信你的勇气。你选择了我，也就选择了我的道路。这是一条不一定“光荣”的“荆棘路”。你将伴随我度过一生一世。我相信，在我困厄、挫折的时候，你不仅不会离开我，而且还会无怨无悔的支持我。

曾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再相信爱情。我怀疑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尤其是我这样的男人与女人之间，能否达成真正的心灵沟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对爱情持绝望的观点，并写下了许多“绝望”

的文字－－也就是那些最受你垢病的文字。

终于有一天，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向我走来，你勇敢地牵着我的手，我们两个人绝尘而去，像杨过和小龙女。这又让我想起电影《毕业生》的结尾。你的勇敢让我仰视－－我要用一颗怎样的心，才能承担这份勇敢、这份爱呢？

你就是我的大地、我的天空和我的海洋，正如狄兰·托马斯所说：“从你的眼睛里我看见人类最高的光芒在闪烁。”你不在我的身边，我的心空荡荡的。我二十六年的生命，全是为了等待你的来到。你来了，它便像牵牛花一样为你开放，只为你开放。它带着清晨的露水，在你的窗口探头探脑。

我是一朵卑微而凡俗的牵牛花，我长在一垛古老的红砖墙上。我生命的光辉，正是从这砖石冰冷的缝隙里迸放出来。你读过那首诗人专门为牵牛花写的诗歌吗－－

只为了一个早上的光荣

你且延伸卑微而顽强的生命

无论向上或是向下

攀缠满笆篱的

不就是阵阵呼唤初春的号声？

我就是诗中的那朵牵牛花，一直在等待着你那眷顾的目光。我身体的开放，就是我无声的呼唤。

你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

六、宁萱的信

廷生：

我们永远是“苟同”的。无论你遭受到怎样的灾难，我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你。

柏杨的前妻在与柏杨结婚的时候，根本就不爱柏杨－－爱，也只是“爱”那些外在的东西，如柏杨的才华，如柏杨的名声。而在这一切都逐渐暗淡甚至招致灾祸的时候，她必然会无情地抛弃他。她不值得柏杨乃至我们谴责，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原则。让上帝宽恕这些自私的人吧。

当柏杨的前妻背弃他之后，女诗人张香华来到他的身边。她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我的爱人在火烧岛》上。我喜欢这首诗的名字，它既充满了柔情，又充满了刚性。

我敬佩张女士的坚强和才华（第一是坚强、第二是才华）。将来的某一天，如果需要的话，作为一个妻子，我也有勇气迎接这样的命运，并为你写一首这样的诗歌。

前两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埃及艳后》。这部电影不知道你是否看过？我对影片中宏大的战争场景不感兴趣，偏偏被罗马执政官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

安东尼是凯撒的亲密战友和部将，是一位卓越的统帅。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为了爱可以不顾一切。他爱上了艳丽的女王，为了爱情，他离开世界权力的中心－－罗马。安东尼来到埃及与女王结婚，享受爱情的甜蜜。他爱美人而忘记了江山。他本来可以成为世界的主人，成为罗马至高无上的皇帝－－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爱情，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这个时候，安东尼的敌人屋大维趁虚而入。这名阴谋家在罗马巩固着自己的权力，并不断地打击安东尼的威望。

公元前三十一年，屋大维出兵攻击安东尼占据的希腊，一场大战爆发了。当时，双方都投入庞大的兵力。据史料记载，安东尼这方有十万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以及五百艘战舰。而屋大维则有八万兵力和四百艘战舰。

就在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克娄巴拉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她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便带领埃及的军队逃回埃及。安东尼无法控制军队的崩溃，只好随之撤离。这一役，安东尼的主力军队几乎损失殆尽。

次年，屋大维大军进逼埃及。在亚历山大附近，安东尼试图抵抗，但他的残部已经没有任何战斗力了。在绝望中，安东尼与女王双双自杀。女王把手伸进装满蝎子的陶罐里，那一幕真是惊心动魄。

历史学家们尽可充当“事后诸葛亮”，他们可以尖锐地批评安东尼的战略失误，可以尽情地嘲笑安东尼的“英雄气短”。但是，我却依然要赞美安东尼的“儿女情长”。

安东尼的命运类似于西楚霸王项羽，他们生活的时代也差不多。项羽虽然也失去了帝国和生命，但他有爱他的虞姬。虞姬与他共同赴死，他死而无憾。刘邦获得了帝国又如何呢？他与吕后之间毫无爱情可言。他心爱的女子，却被狠毒的吕后砍去四肢装进坛子里。

项羽与刘邦谁更幸福？

安东尼与屋大维谁更幸福？

我欣赏失败者，我欣赏以身殉爱者。

爱情使人软弱，也使人坚强。安东尼无比软弱，因为他懂得爱；安东尼无比坚强，同样因为他懂得爱。

屋大维当了皇帝又怎样？统治了世界又怎样？占据了历史书又怎样？没有人爱他，他还是一个可怜虫。

我为安东尼写了一首诗，我把它抄在这封信的最后，算是送给你的一个小小的礼物。

马克·安东尼的最后早晨

面对罗马人的十二个兵团

我是埃及唯一的战士

就像我曾是它唯一的逃兵

如今

守夜人和将士们已把我遗弃

爱情像绝望地黑鸟

徘徊在头顶

从一个人的战斗

可以看见十万人的拼杀

以失败者的名义

我要求光荣的死亡

在我身后

亚历山大港的无数头颅

紧随骏马

我的嚎叫　在千面铁盾上粉碎

性命已成手中唯一的棋子

死亡却喘息着向我耳语

“对于我你期待得太多。”

在我的心目中，失败者才是真正的英雄。

你的　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七、廷生的信

宁萱：

我们的信件都被彼此的心灵阅读着，我们的容颜都被彼此的眼睛想象着。这就是一种幸福。

如果说艾米莉·狄金森的书信和日记永远只属于自己，那么我们的日记和信件都同时属于对方。

能够被对方分享的爱，才是真爱，才会如同井水一样源源不断；而被一个人独享的爱，则像沙漏中的沙子，得不到补充，越漏越少，最后消失。

我愿意接受你的爱，用我的心灵，用我的身体，用我的小屋，用我所有的一切。我们用一个碗吃饭，用一把伞遮雨，用一床被子取暖。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不让对方知道的小秘密。我们两人就组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一个最温暖、最甜蜜、最幸福的世界，一个百毒不侵、刀枪不入的世界。

有了你的爱，我将不再恐惧、不再忧愁、不再怨恨、也不在孤独。有了你的爱，就如同有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百花园；有了你的爱，就如同有了一顶缀满珍珠的冠冕。

宁萱，你感觉到没有，这些天来，我的性格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因为有了爱，我谦卑着，感激着，我的心灵变得柔软了，我的目光变得温暖了，我的文字也像圆润的玉石般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圣经》中说：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在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一书4:18》）

与你相爱，我不再担忧付出爱而得不到回报，我不再惧怕心灵因为不设防而受到伤害。那些将来有可能降临到我身上的打击，我也有勇气来承受。每一次的打击，将令我更加坚强，将令我们的爱更加巩固。我愿意在爱里脱胎换骨，得到“完全”。

我的新书《想飞的翅膀》已经正式出版，听说印刷得非常漂亮。明天我就去取样书。取到之后，我立刻用特快专递寄给你。虽然内容你全部都已经读过，但当它们汇编、印刷、装订成一本真正的书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迥然不同的感觉。

你取的这个名字，朋友们都说非常好，比我以前的几本书都要好。他们哪里知道，在我的背后有了一个“女智多星”？

《埃及艳后》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却难得你作了如此精彩的解说和演绎。跟你一样，我也喜欢安东尼而厌恶屋大维。我喜欢你诗歌中的句子“以失败者的名义，我要求光荣的死亡”－－在一场遵循卑劣的规则的战斗之中，失败者们才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其实，安东尼就是楚霸王。就爱情来说，中国与罗马是一样的，东方人与西方人也是一样的。

安东尼和楚霸王的死，意味着人类幼年时代的结束，人类开始进入世故、圆滑、狡诈的成年期。而刘邦和屋大维就是人类成年期中胜利者、统治者的代表。

也就是说，只有像他们那样的卑鄙无耻者，才能获得世俗意义上惊天动地的成功。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流氓肯定会战胜贵族。

从此以后，游戏规则改变了。

《埃及艳后》是一部太老的片子，我给你谈谈一部新潮的片子吧。

昨天，我去一个朋友家里看年轻导演娄烨的新片《苏州河》。他们的电影几乎全都被审查机构“枪毙”了，却颇得国际电影节的青睐。然而，我不明白审片的老爷们为什么要枪毙这部电影，这纯粹是一部爱情片，没有任何对现实的撞击和嘲讽。难道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吗？难道他们都是一群心理变态的太监？

《苏州河》是一部类似于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的爱情片。只是更加单纯，更加青春，也更加唯美。

有人指责娄烨不大气，只有“小型号的悲观与浪漫”。然而，我喜欢的恰恰正是这种大师们不屑一顾的“小浪漫”。张艺谋和陈凯歌不会有这种浪漫，他们想象着历史、国家、民族这样一些虚幻的“大词”，而且自己也被一种商业化包裹着的道德教化的庄严感迷惑并感动着。但在年轻的娄烨身上，我们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青春，真实而微妙、细致而夸张。

我去过苏州河，两年以前。这条河在许多老上海的文化人的笔下出现过。现在，它与这美丽的名字尖锐地对立着－－它是上海最脏、最臭的一条河。娄烨选择了苏州河，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是一部“河殇”，也一部“人殇”和“情殇”。

娄烨在电影中用诗歌般的语言描述说：“我经常一个人拍苏州河，沿河流而下，由西向东，穿过上海。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传说、故事、记忆，还有所有的垃圾都堆在这里，使它成为一条最脏的河。许多人还生活在这里，靠这条河流生活，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在这条河上看得时间久了，它会让你看到一切。看到劳动的人们，看到友谊，看到父亲和孩子，看到孤独。”他的摄影机就是他的眼睛的延伸，他的摄影机不再是一部机器，而是他有血有肉的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影片中一点也没有出现上海的影子和上海的气息。导演不想让观众们一看到画面立刻就联想起上海来。关于旧上海的风花雪月，现在已经泛滥成灾。为什么非得要跟“上海”拉扯上关系呢？

影片中只有废弃的房屋、歪歪的道路和斑驳的水泥桥，以及两岸微微摇动的狗尾巴草和汪汪乱叫的狗。这一切正是我所喜欢并且熟悉的。我的童年也是在一条小河边度过的，那条小河蕴藏着我所有童年的记忆。

影片的故事情节，像是日本小说《情书》，又让我想起《长恨歌》和《长生殿》。男人永远是背叛者的角色，而女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立刻变成了不甘心的幽灵。男人在忏悔之中寻觅那失去的爱，而女人则在绝望之中让泪水流淌成河流。

爱情是在追忆之中剥茧抽丝般得以呈现出来的。

影片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记忆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追忆之中的女主角是牡丹，现实中的女主角是美美，她们由同一个演员周迅扮演。她们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呢？你可以认为是，也可以认为不是。

追忆中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牡丹的老爸是经营走私伏特加的老板，雇用年轻男孩马达骑摩托送女儿回家。送着送着，两人产生了感情。后来，两个黑道人物威逼马达绑架牡丹，向其父敲诈巨额金钱。牡丹知道真相以后，伤心之极，从桥上跳下了苏州河。

现实中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马达从监狱中出来，到处疯狂地寻找牡丹。他不相信牡丹已经死了。苏州河沿岸的许多人都说，经常在河边看到一条美人鱼。

于是，马达相信：那条美人鱼一定就是他心爱的牡丹。

马达发现了美美－－一个酷似牡丹的女孩，一个在歌舞厅里演出美人鱼的女孩。他坚信美美就是牡丹，他不断地纠缠美美。最后，马达终于在一家店铺里找到了牡丹－－那里有那个特别的牌子的伏特加。随后，两人双双跳进了苏州河。

我喜欢娄烨康拉德式的叙述风格。康拉德讲述的是大海的飓风和骇浪，而娄烨则讲述着一条小河的悲欢与离合。小河比不上大海，娄烨也不是康拉德。不过，没有关系，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大师的堂皇，而是还没有成为大师的年轻人身上的激情与浪漫。当大师真正修炼成了大师，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此时此刻，娄烨还只是一个跟我们同代的年轻人。他的很多感受正是我们自己切实的感受。

影片以这样的台词开始：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像马达那样找我吗？

－－会。

－－会一直找吗？

－－会。

－－会一直找到死吗？

－－会。

这是影片的古典内核。就像叶子的经脉一样，透过它，我们发现了故事的灵魂。这一母体足以让艺术家们渲染出一千部、一万部作品出来，而且没有一部是重复的。

看来，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不朽的，爱情也是不朽的。

《圣经》中说：

爱情，众水不能息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圣经·雅歌8:7》）

宁萱，你看过这部电影吗？也许，与我相比，你会感到更加的亲切。因为，苏州河接近你的家乡。

体验爱，是我们活着最重要的原因。

洛扎诺夫说：“所有的爱都是美好的，并且只有它才是美好的。因为世间人身上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爱。爱与谎言势不两立：第一次‘我撒了谎’意味着：‘我已不爱’，‘我爱得很浅’。爱泯灭则真理泯灭。因此，‘在世间寻求真理’就等于不断地真诚地爱。”宁萱，我们将获得爱，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永远都不分开，像两条相濡以沫的小鱼。

你有这样的信心吗？

给你写的信，是我一生中最有激情的文字。德国思想家韦伯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刻板而严肃的人，他看上去宛如一个苦行僧。但是，他的情书依然汹涌着一种他无法克制的激情。

韦伯在给爱人玛丽安妮的信中写道：“我知道你会怎样决定。激情的风暴来势汹汹，我们的周围天昏地暗－－我的豁达的伙伴，跟我一起从避风港里出来，到大海里去！在那里，人们将摆脱过去，在灵魂的搏击中成长起来。不过，要注意，当大海拍击时，海员的头脑和内心一定要清楚。……你要是跟我一道走，就不要回答我。我再见到你，就默默地握住手，不在你面前垂下眼睛，你也不要垂下眼睛。我现在只对你说：我感激你给我的生命带来的财富，我的心在你身上。

好，再说一遍：跟我一道走，我知道，你会来的。”

他对爱人的期望很高，甚至显得有点“专制”。然而，在爱人面前，他变成了一个青春年少的大学新生，而不再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我喜欢韦伯的这类文字，远远超过了喜欢他的学术论文。

爱使人年轻，爱使人单纯，爱使人天真。

宁萱，我们的面前也有大海，有波涛。

我们一起出海吧。

爱你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八、宁萱的信

廷生：

我每天都在计算着日子，是不是该收到你的信了？每个收到你的来信的日子，都是我的节日。

你给我讲述了电影《苏州河》的故事，我倒想给你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关于我爷爷和奶奶的故事，一个关于蝴蝶的故事，一个梦想遭遇现实摧残的痛苦的故事，一个爱情像花朵一样凋谢、生命像蜡烛一样熄灭的故事。

也许，它比电影故事更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曾经有人问博物学家雷约翰：“蝴蝶有什么用处？”

雷约翰说：“蝴蝶可以装饰世界、悦人耳目、使乡村生辉，就像无数金黄的环佩点缀着田野。”他又说：“蝴蝶的美无可言喻，谁看了能不承认造物的天工而赞叹不已呢？”

由丑陋的蛹变成美丽的蝴蝶，这个过程是在一瞬间完成的。我们不能不感叹造物主的神奇力量。这个过程隐喻着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来到人间，为人类而死，死而复活。这个过程启示人类，在极端困难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希望，在巨石的压力下也不要向恶表示屈服。

人类因为有梦想，而将有限的生命延展成永恒。

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硝烟弥漫。原来在北方的三大教育重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迁移到大后方的云南。三所学校合并成立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保存教育的命脉，也就保存了文化的命脉。因此，西南联合大学成了战时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

那时候，我爷爷也是千里步行的学生中的一员。爷爷出生在扬州一个没落的绅士家庭，是个性格宁静温和的书生。他学的是生物学，刚刚上了一年的学，战火就燃到了校园里。于是，他们背着书籍，手牵着手，徒步走向后方。

一路上，爷爷与同学们看到学校里看不到的一切：死亡、饥荒、洪水……他还在爬山涉水的空隙里，看到了各地山野间美丽的蝴蝶。

空袭之后，蝴蝶在乡间的断壁残垣间飞舞着。爷爷看呆了。

到了昆明，刚刚安顿下来，爷爷无可挽救地爱上了昆明郊外的蝴蝶。因为爱上了蝴蝶，他将蝴蝶作为自己终身的研究方向－－他要破译蝴蝶的奥秘，他要认识美的真谛。我没有去过云南。但是，我从一些资料里读到，那里有着中国种类最繁多的蝴蝶资源。

爷爷学的是生物，却依然痴情于文学。他故意隔着蝴蝶的翅膀观赏文学的美。这一要命的性格因子，也流动在我的血液里－－文学同时给予了我说不完也数不清的快乐和痛苦。

爷爷与那帮号称“九叶诗人”的同学们过从甚密。在躲警报的间隙里，诗人们在郊外的山坡上朗诵新写的诗歌。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爷爷，却全神贯注地捕捉蝴蝶制作标本。他那样专注，以至有一次掉进了猎人设置的陷阱里，把大腿摔成骨折，足足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

爷爷热爱蝴蝶在同学中出了名，他成为西南联大学生中的一个“掌故”。据说，冯至的那首十四行诗是专门为研究“美妙的小昆虫”的爷爷而写的：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地形体。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爷爷是个唯美主义的人，他不喜欢功利而血腥的政治。他要探究生命的奥秘，美的奥秘。他没有当成诗人，却成了专门研究蝴蝶的生物学家。他在以另一种也许更接近诗歌的形式在“写诗”。

他在千姿百态的蝴蝶之中发现诗歌，发现美，发现生命的尊贵与神的伟大。

与西南联大一墙之隔的师范学校里，有一个美丽的女生，她注意到了为蝴蝶而废寝忘食的爷爷。她的目光怜惜地看着那个青年瘦弱的身影，在山岭间时隐时现。

她就是我的奶奶。

奶奶是地地道道的大家闺秀。外曾祖父是思想开明的绅士，不顾家族中其他人的反对，坚决将女儿送到学校念书。于是，奶奶成了当地第一个念完大学的女孩。

奶奶喜欢读书，写得一手好字，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不欣赏那些矫情的诗人，认为他们的长发和烟斗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空虚。她的眼光越过一大堆名士和才子，却发现了爷爷这个沉默寡言的、眼睛如同一口古井的青年。她发现了他白皙的面孔后面善良的心。

有一天，奶奶将一只蝴蝶的标本送给爷爷，他们认识了，相爱了，结合了。

一切都自然而然，整个过程不到一年。外曾祖父没有干涉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宽容地接受了贫穷的爷爷作为他的女婿，并且主持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他们的爱情没有惊心动魄的曲折，也没有死去活来的动荡。

然而，悲剧的因子在那时就已经种下。奶奶心里明白，她对爷爷的爱超过了一切，蝴蝶不过是她接近爷爷的方式而已；而“糊涂”的爷爷一生都没有闹明白：他究竟是更爱蝴蝶，还是更爱奶奶，抑或一样地爱。

四十年代初，爷爷和奶奶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他投到美国最有名的一位蝴蝶研究专家门下，显微镜下那个独特的世界让他心醉神迷。为了搜集各种不同的蝴蝶标本，他与导师开着敞蓬汽车几乎走遍了美国。奶奶一路跟随，细致地照顾着他们的饮食。爷爷是在生活上是个糊涂虫，而他的美国导师却对奶奶的厨艺赞不绝口－－哪个老外不喜欢吃中国菜呢？

爷爷的心都扑到了蝴蝶上，他收集了一大箱子蝴蝶标本，发表了好几篇让国际学界瞩目的论文。

爷爷对蝴蝶的热爱，连导师也自叹不如。

导师说，爷爷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学生。

五十年代初，像大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爷爷和奶奶不假思索就决定回国。他们要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效力，他们倾听到了巨人强有力的脉搏。

爷爷一直如同闲云野鹤。他无论如何也闹不懂那些复杂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区别，正如别人闹不懂他为什么会全身心地喜欢蝴蝶一样。但是，他相信祖国需要他的蝴蝶研究，更何况他要回到曾经度过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的云南，那里有许多珍稀的蝴蝶品种，地球上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他的爱情属于那里，他的事业属于那里，他的生命也属于那里。

美国导师送走了这个他最优秀的学生。在爷爷和奶奶上船时，导师忧伤地说：“蝴蝶飞不过这么宽阔的大洋。”没有想到，他竟然一语成谶。

爷爷和奶奶一回国，便来到云南。他们安下家来，奶奶到一所学校教书，爷爷则开始了他庞大的蝴蝶标本的搜集和研究计划。他狭小的工作室里挂满了色彩斑斓的蝴蝶标本。

每个月，爷爷都会到野外去捕捉蝴蝶，然后把它们制作成精美的标本。他要让瞬间的美凝固成永恒。他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他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独到的见解，在生物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后来，就诞生了爸爸，爷爷奶奶唯一的儿子。这个时候，爷爷奶奶已经有了一些争执和摩擦。爷爷心灵的天平依然偏向蝴蝶，尽管在家庭这一边，增添了儿子的分量。

奶奶时不时地有了抱怨，她开始质问自己：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究竟爱不爱自己？

小小的摩擦，在任何家庭中都是正常的现象。小小的摩擦，不会倾覆家庭的大厦，反倒会擦亮爱情的眸子。

然而，包括爷爷奶奶在内的所有老百姓都没有想到，灾难正在悄悄地降临。

他们躲也躲不掉。

谁猜得到伟大领袖的心思呢？即使他身边的战友们也被蒙在鼓里。更何况除了蝴蝶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简直就是白痴一个的爷爷？

中国的老百姓除了安居乐业之外，别无所求。像爷爷这样的知识分子，更是他们当中最谦卑、最温和、最单纯的一群人。但是，爷爷们的命运像孩子纸折的小船，哪里能躲得开风暴的摧残呢？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个以真、善、美为敌的时代，一个以血腥和暴力为时尚的时代，会宽容一个呆在角落里研究蝴蝶的异端分子吗？

邪恶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之心。邪恶将消灭一切与美有关的人和事物。在那个时刻，邪恶正在如同洪水般的泛滥着。每一次政治运动，洪水的水位都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恐惧攫取了人们的心灵，他们看不到一线光明。

只有上天知道事情的本质，《圣经》上说：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诗篇92:7》）

可是，凡人们哪里看得透这重重的烟云？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坚持到邪恶灭亡的那一天，他们在邪恶的折磨和威胁下倒下了。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比如上吊的傅雷夫妇、服毒的翦伯赞夫妇、投湖的老舍……我的诗人兼生物学家的爷爷，选择的是跟作家老舍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告别这个邪恶的世界。

在回国以后的十几年里，爷爷躲过了若干次政治风暴。从反胡风运动到声势更宏大的反右运动，爷爷的许多大学同学都被巨大的历史漩涡胁卷而去，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诗人们，如今大多家破人亡。爷爷的幸存并不是因为他的世故和聪明，而是因为他的木讷与单纯。

他一直沉默着，一头躲进了他自己的蝴蝶世界。他固执地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一方蕴藏着无数大自然的密码的天地。在这个天地中，他如鱼得水。平时木讷的他，在摆弄蝴蝶标本的时候，才焕发出奕奕的神采来。

爷爷从来不在大小会议上发言，他对雪片一样的文件一无所知。同事和领导对这名“蝴蝶痴”也习惯了，没有强迫他发言和表态。他们几乎忘却了他的存在。

爷爷一天比一天沉默，他究竟在蝴蝶们身上发现了什么奥秘？

爷爷跟奶奶都很少说话。而奶奶开始习惯了他石头般的沉默。

但是，就是爷爷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一个用生物学来写诗的诗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照样没有放过他。

厄运一夜之间就降临了。

没有别的理由，仅仅因为爷爷到美国留过学，他就被戴上“美国特务”的帽子。他成了“人民的敌人”。在那个时代，这个帽子是致命的。爷爷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一天傍晚，大学里的红卫兵闯进了爷爷的家，闯进了他的工作室。这些昨天还在课堂上津津有味地倾听爷爷讲解蝴蝶知识的孩子，居然摇身变成了从天而降的凶神恶煞。

他们说爷爷上山采集标本是搞“特务活动”，他们说爷爷当年在美国的导师是“中央情报局特务”。他们强迫爷爷下跪，他们威逼爷爷交待。可怜的爷爷能够交待什么呢？无论如何，他也无法将温和热情的美国导师与邪恶的“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他告诉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们，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出卖祖国、出卖良心的事情。

红卫兵们有的继续追问爷爷在美国的生活，有的开始在他的书房里翻箱倒柜。他们发现了爷爷挂在四壁的蝴蝶标本。这是爷爷一生的财富，他经常自豪地说：“在个人搜集的蝴蝶标本方面，我在中国可以算是首屈一指的。”他还说，这些标本不属于他私人所有，他死了之后，要把所有的标本送进博物馆，要让更多的人参观、欣赏和研究。

那一天，蝴蝶标本的厄运降临了。爷爷的厄运也降临了。

美伦美奂的蝴蝶，没有唤起红卫兵们最后一丝人性的光辉，反而引发了他们内心深处波涛一般汹涌着的邪恶。他们看到了蝴蝶标本，他们的脸上露出恶作剧般的神情。

他们动手了，他们用宽宽的皮带鞭打那些弱不禁风的蝴蝶标本。他们一边鞭打，一边发出野兽般的狂笑。他们涨红了脸，仿佛在实施一件伟大的工作。毁坏是快乐的，这是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

蝴蝶标本破碎了，碎片在午后的阳光中飞舞着。大大小小的碎片，五颜六色的碎片，最后一次在空气中飞舞着。

爷爷的心也破碎了，每一块碎片都浸着他的心血，每一块碎片都对应着他的某一段生命。

一向默不吭声的爷爷哭了，他像豹子一样冲了上去。他拼命地保护他心爱的蝴蝶，他用自己羸弱的身体抵挡那暴风雨般的鞭打。

孩子们一点也没有手下留情，相反，他们的鞭打更加狠毒了。他们觉得鞭打他们的教授，鞭打一个活人，比鞭打一批死去的蝴蝶更有意思。他们被邪恶所支配，而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干一件正义凛然的事情。他们在一种有毒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现在他们成了魔鬼的工具。

孩子们打够了，接着又开始捣毁爷爷的藏书和文稿。他们翻箱倒柜地寻找所谓的“特务证据”，找了半天却没有找到蛛丝马迹。

爷爷的头上流淌出汩汩的鲜血。他似乎失去了疼痛的感觉，他没有躲闪，没有呻吟。他挣扎着，竭力将最珍贵的那些标本压在身体下面。

奶奶和爸爸哭喊着，却被另一些红卫兵小将紧紧地抓住，不让他们接近。

爷爷最后昏倒在地上。

打手们享受够了、折腾够了，这才扬长而去。

爷爷用一生的实践搜集的蝴蝶标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粗暴地捣毁了。这些残忍的年轻人，我不仇恨他们，我可怜他们。他们以毁灭美、毁灭科学、毁灭人的尊严为快乐，他们的幸福最后也会被自己亲手毁灭。他们将罪行作为荣耀，将伤害作为功劳，殊不知惩罚的剑很快就要落到他们头上。

爷爷几天不吃不喝。奶奶怎么劝都没有用。他像一具木乃伊一样躺在地上，眼睛直直地看着身边破碎的蝴蝶的翅膀。那最后一批被他拼命保存下来的蝴蝶标本，已经渗透了他的鲜血。

几天之后，爷爷似乎恢复了神志。他开始正常地吃饭、睡觉，开始整理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蝴蝶标本、书籍和论文。他不让奶奶帮忙。

奶奶以为爷爷挺了过去，高兴地给他做好吃的。后来，爸爸回忆说，那些天里，尽管外面暴风骤雨，家里却充满了从所未有的温馨。爷爷经常被红卫兵抓去批斗，但还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每天晚上都能回家来。爷爷不再躲进几乎空空如也的工作室，而是在客厅里与奶奶和爸爸聊天。更多的时候，爷爷与还在上小学的爸爸低声地谈话。在那些时刻，父子俩像朋友，又像兄弟。

后来，爸爸告诉我说，这段时间，是他与爷爷谈话最多的时候。通过谈话，他开始理解爷爷和爷爷的事业。他开始对古怪的父亲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他意识到，父亲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然而，那只是一场更加残酷的灾难前夕的平静。奶奶和爸爸都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爷爷内心激烈的搏斗。

爸爸说，那天之后，爷爷其实就去意已定。爷爷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爷爷心爱的蝴蝶已经随风而逝，他再也不可能积攒起这笔财富了。他爱奶奶，可是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痛苦，而再给奶奶增添痛苦。

他决定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一个人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蝴蝶，寻找爱与美。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爷爷竭尽全力地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对家庭，他有着一份负疚之心。

突然有一天，一次批斗会之后，爷爷再也没有回家。

夜晚，奶奶疯狂地四处打听爷爷的下落。然而，在那样的年月里，谁会关心一个“美国特务”的生死呢？大学里掌权的造反派们，只关心他们日新月异的派系斗争，区区一个被打倒的教授的生命，他们哪里会在意呢？没有人理会奶奶的呼号。

几天以后，消息传来，在翠湖边上，漂起了爷爷的尸体。尸体已经泡得面目全非，衣服口袋里还装着一个蝴蝶的标本。

当奶奶去现场辨认尸体的时候，发现那个蝴蝶标本正是自己当年送给爷爷的礼物。正是靠着这个蝴蝶标本，他们相识、相知、相爱。从物种来说，这不是一个珍稀蝴蝶的标本，但它却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奶奶哭得昏死了过去。她面对着爱人的尸体，依然不明白：他究竟是喜欢蝴蝶多一点，还是喜欢自己多一点？如果是喜欢自己多一点，那么他为什么要瞒着自己走上了绝路，抛下孤儿寡母怎么生活呢？如果是喜欢蝴蝶多一点，为什么他在告别人世的时候，会带着那个特别的标本、那个象征着爱情与青春的标本？

我心里难受，我写不下去了。

请原谅我在这不该终止的地方，暂时中止我的这封信吧。

你的　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廷生的信

宁萱：

回忆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必须回忆，并且在回忆中反思。否则，我们可能再次重复上一代和上几代人悲惨的命运。

你的信戛然而止，像是弹琴的人因为太投入，突然将琴弦弹断了。

我经常思考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悲惨命运，你爷爷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半个世纪以来，对文化、艺术、科学、知识的蔑视、冷漠乃至敌视的态度，成为我们生活中每天都在呼吸的空气。

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是在北京的中学里发明了剃阴阳头、挂黑牌子、以皮带抽打，而那些施虐者仅仅是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的中学生。过去，有人用单纯和无知来开脱他们的罪行。事实上，单纯、无知往往与谦卑、温和联系着，单纯与无知并非打人的“依据”。那些迫害者们想方设法、挖空心思来从肉体上、精神上折磨受迫害者，他们并不单纯，也并不无知。

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中，恨取代了爱、斗争取代了和平。那些现代人类生活的基本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在我们这里却极端匮乏。

在我看来，爷爷的自杀，与王国维的自杀有着相似的意义－－尽管王国维是一代文化宗师，而爷爷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生物教授。他们都是为尊严和信念而死的。

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为改善我们的“空气质量”做一些努力呢？

宁萱，我愿意听你接着讲你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我也愿意给你讲我的爷爷奶奶的故事。

我的爷爷刚三十岁就离开了人世，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比你的爷爷还要不幸。

我的爷爷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他没有念过一天的书，也不认识一个字，他像千百万农民一样，生老病死，都在方圆几十里的一块土地上。他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省城，据奶奶说，就是县城他也仅仅去过有限的几次。

爷爷来到这个世界，除了留下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留下一贫如洗的家之外，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了，甚至没有一张照片。他像一滴太阳下的水珠，不知不觉就消失了。

爸爸是遗腹子，他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他不知道父亲的长相。而大伯和姑姑年纪都还小，他们也逐渐记不清爷爷的长相了。

奶奶呢？守寡半个世纪的奶奶呢？半个世纪的时光逝去之后，她对丈夫、对那个三十岁的年轻的丈夫，还能有怎样的记忆？清晰还是模糊？温热还是淡漠？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写在书本上的“历史”跟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那些“伟大”的战争，对他们来说，除了恐惧之外，没有别的意义。

一个又一个的政权湮没了，又兴起了。他们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他们照样承担着沉重的赋税－－自从城市诞生的那一刻起，城市就像吸血虫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农村的血、农民的血。农民从来都没有闹明白：上天赋予他们的土地，为什么却要向人间的帝王缴纳巨额的赋税？

而今，我们都蜕变成了城市里的人，我们究竟应该感到幸运，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一个旧政权的即将灭亡，一个新政权的即将建立，像一阵风吹过水面一样，波纹过后，一切依旧。该种田的还得种田，该养牛的还得养牛。老百姓不知道究竟谁在紫禁城里坐天下，只关心这一年是不是风调雨顺。

一九四七年，历史书上描述它是血与火的年份，一个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年份。

我翻开编年史，上面记载着这样一系列的“大事”：

一月一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

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二·二八”起义爆发。

五月，各大城市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六月三十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共产党军队战略进攻的序幕。

七月二十二日，美国魏德迈“访华考察团”来华。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

从这些五花八门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已经是止不住的颓势，而共产党正在勃勃兴起。

中国的新纪元即将开始，幸福生活指日可待。诗人们写作的全部是快乐的诗篇，他们简直要把肚子笑炸了。但是，对于爷爷奶奶和他们的茅草屋来说，这一年却意味死亡与哀痛，这一年是暗无天日的一年。

那些惊天动地的“国家大事”统统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暂时还看不出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国家”、“民族”的记忆是虚幻的，只有个人的记忆是真实的。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天，卡夫卡在日记中却毫无记载。他依然在描述自己琐细的日常生活，洗澡，吃饭，睡觉。战争的硝烟还在远处，政治家们许诺的胜利以及胜利以后的幸福在更远处。

宁萱，请允许我把眼光从编年史中转移开来，转移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农民家中。

那一年的春天，爷爷正在田里耕作，突然肚子一阵剧痛，黄豆般的汗珠涌了出来。邻居们把他抬进屋里，还挺着大肚子的奶奶慌成一团。

爷爷痛苦地呻吟着。邻居们建议把他送到县里的医院去。可是，医院对农民来说简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他们哪里有钱到医院去看病呢？

平时有点小病小痛，通常都是硬挺过去；如果病情加重了，便请在乡间游走的郎中随便抓两副中药吃。能够治好，算是幸运；如果病情继续恶化，那也就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在农村里，生命如同稻草一样卑贱。每一年，都有无数的生命像小草一样在田地里折断。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千百年来，农民都是这样挣扎着活过来的。

奶奶拿出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爷爷送给她的定亲的礼物，一个小小的银手镯。她央求邻居们用滑杆抬着爷爷到医院去。乡亲们看着奶奶可怜，便让她在家里等待着，几个精壮的男子抬着爷爷上路了。奶奶用打着补丁的衣袖给躺在滑杆上的爷爷擦了一把汗。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男人从此就弃她而去了。

从村子到县城的医院，有几十里的路。乡亲们轮流抬着爷爷奔跑着。到了医院，医生说这是阑尾炎，必须马上动手术，要先交手术费。

乡亲们说，大家身上都没有钱，先拿奶奶的手镯垫着，以后一定补上。医生说，这是制度，哪里有不收钱就动手术的？这样传开去，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两手空空地到医院来，医院怎么办得下去？

乡亲们流着泪哀求了半天，医生依然不肯通融。而爷爷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医生抛开病人，拂袖而去。乡亲们只好披星戴月地抬着爷爷回家。就在回家的路上，爷爷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怒睁着双眼。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愤怒呢？没有人知道。

爷爷刚刚三十出头，他是多么地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他还有妻子，还有孩子，他走了，他们怎么办呢？

奶奶送爷爷出去的时候，还能够听见他的呼吸，还能够摸到他的体温。仅仅过了半天的时间，送回家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她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乡亲们也陪着抹眼泪－－一个活生生的精壮男人，怎么一时半晌就没有了呢？

奶奶哭得死去活来。邻居们便劝说道，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千万要保重身体。

奶奶这才收敛了眼泪，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咬着牙，变卖家具给爷爷办完了丧事。

刚办完丧事，孩子就出生了。这个孩子，就是我爸爸。

爸爸一睁眼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

宁萱，为什么我们要在信中讲述这些悲惨的故事呢？为什么要让我们的青春渗透进死亡的气息呢？

因为我们的身上流淌着长辈们的血液，因为我们的性格里蕴含着他们的基因，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他们生命的延伸。

当我回顾他们的悲惨命运时，不禁要问：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什么要承担如此巨大的苦难？为什么他们享有的幸福这样少？

这也让我回过头来思考一个一直在折磨我的老问题：我为什么写作？我写作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我的爷爷，在艰辛的劳动中苦苦挣扎的爷爷，死去了；你的爷爷，在与蝴蝶翅膀的拥抱中微笑的爷爷，也死去了。他们的肉体湮没了，他们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知。

我要讲述他们的故事，最真实、最平凡的故事。我要讲述在他们在尘世逆旅中爆发出来的生命的尊严，我要讲述他们在黑暗的死亡面前最后一次绝望的挣扎。他们，每一个不会载入史册的人；他们，每一个随风而逝的灵魂。

爷爷们失败了，他们没有获得丰裕、自由和快乐的生活；爷爷们胜利了，他们分担着命运的坎坷和岁月的蹉跎，他们的生命在那一刹那终结，他们的生命却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大放异彩。

他们在我的背后，他们才是我写作的支撑和源泉。我为他们而写作，也为我自己而写作。

亲爱的宁萱，天上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

有朝一日，我们必与他们相聚，笑谈人世的风雨，分享丰盛的生命。

有朝一日，我们将不再有惧怕、疾病、苦痛和死亡。

爱你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五章　活水井

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

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圣经·雅歌4:15》

一、宁萱的信

廷生：

读了你的信，我心里很难受。我的眼泪模糊了你的字迹。

我想起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辈，想起他们所经历的悲剧。不管他们出身如何、地位如何，他们一生都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幸福。

两位爷爷用生命来承受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遭受的人为的厄运。他们是千千万万蚂蚁中的两只，来自土地，也归于土地。

他们都属于“非正常死亡”。他们的人生轨迹突然之间像一个休止符一样终止了。很多时候，死亡的降临是蛮横的，死神不会征询你的同意，你想躲也躲不开，它粗暴地打断你的生活。它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深切地体认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助。

其实，无论是我那自杀的爷爷，还是你那病逝的爷爷，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并不是心甘情愿或者心满意足的。他们的离开，也并不表示他们不再爱这个冷酷的世界。

你在信中将我爷爷的死与王国维类比，我觉得与之更为相似的倒是老舍之死。他们都是纯朴的知识分子，又都是在相似的时间段里，选择相同的方式离开人世－－投湖自尽。我想，毫无疑问，他们有过相似的心灵的挣扎和最后的决断。

学者黄子平曾经在《千古艰难唯一死》一文中，探讨了像老舍这样的文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他搜集了“文革”以后许多人对老舍自杀行为的解释和阐述，他一层一层地深入，一直深入到那“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活着，还是死去”，真的是哈姆雷特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千古难题啊。

选择死去，首先的原因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汪曾祺有一篇《八月骄阳》的短篇，以一些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老舍之死。人们看到，“那个人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最后，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老舍死后，几个老北京在一起聊天。

张百顺问：“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

“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

“那干吗要走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士可杀，不可辱’啊。”

王利发说：“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这就是一群老百姓的理解，看似不着边际，实际上切中肯綮。

是的，再毒的红太阳，也有落山的时候啊。但是，有的耻辱是无法忍受的。

而死亡是耻辱者唯一的抗争手段。

其次，让这些毅然赴死的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糟踏中国文化？

当爷爷的蝴蝶标本被毁坏的时候，当更多的知识分子的书籍被焚烧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死，还等什么？

苏叔阳有一篇《老舍之死》的文章，其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他一定经过深思熟虑－－究竟死在哪里合适？他的选择是不是出于那家族血缘、眷恋故土的强烈感情？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到，主人公祁天佑被日本兵打了一巴掌以后，“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没有想到，最后作家自己也亲身体验到这样的屈辱。

所以，他像祁天佑一样，不能等待、不能苟活了。

他向死而生。

第三，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追问：死，可是要理由的么？

陈村写过一篇题目就叫《死》的文章，谈的是傅雷之死。他写道：“在动乱岁月中，我们说到你，说到你的死和众多的死，说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不堪的苟活。”傅雷活在东方的恬淡与西方的浪漫激情之中，活得忧郁、焦躁、柔情又不乏率直。我们从他那纵横交错的手纹中，认出困顿的童年，认出甜美的爱情，认出勤勉与正直、压抑与愤懑，更认出不谙世故与洁身自好，他“不是不屑，却是不能”。

我们永远也无法还原前人的心灵状态。然而，我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前人做出抉择时候的理由，也将是我们的理由。

第四，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并没有死去。

德·普鲁斯说：“幸存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幸存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幸存者的个人经验之外。”那么，抗争同样是一种特殊的经历、一种特殊的价值。

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激活了历史的记忆；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最近，陈徒手写了一本名叫《人有病　天知否》的书，副题叫《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其中，专门有一章《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剥茧抽丝般地透视了老舍晚年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况。这篇纪实性的文字写得抑扬顿挫、一咏三叹。

以老舍的敏感和智慧，早就预料到了厄运的降临。老作家林斤澜曾经透露说，“文革”前夕，老舍几次跟文联机关的人讲，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老舍还时常提到，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场。他半是玩笑半是悔意地说，后悔没有听进这话。

陈徒手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茶馆》后面的故事依次展开，却以剧作者、导演、演员的悲惨遭遇演绎中国社会地变迁，舞台背后的一幕幕场景比剧作本身更真实、更残酷、更无情。老舍以他的沉湖为作品作了一次无言的讲解，把解不开的思想疙瘩不情愿地留给后世。”

所以，等到“文革”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

但他们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是的，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们！

日本作家开高健以老舍之死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玉碎》的小说。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感慨说：“玉碎，这个意象在我胸中滚动了三十年。我的故国的杰出人物一个一个惨死，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于没有硝烟的另一种暴力，权力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玉的碎片炸开了。碎片直刺我的心肺。我已心疼很久了，此刻还在心疼。”

玉碎，一个多么轻描淡写又多么惊心动魄的意象啊－－玉碎，就是一个个善良的生命的消逝，再也没有办法复原。

对于爷爷们来说，对于老舍和傅雷们来说，死亡不是他们生命的休止符，他们为理想和美善付出的种种努力，必将在后人心灵的旱地犁成良田，为我们这些后代留下佳美的脚踪。

他们失败的地方，也正是我们胜利的起点。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假如我们遭遇到他们的命运，我们能不能做得跟他们一样好，甚至做得比他们还要好？我们是被厄运所压垮、所击溃，还是始终昂首面对打击、微笑面对厄运？

我在西藏的时候，一位高僧曾经给我讲述藏传佛教中的《生死书》。这本神秘的经典，记载了许多个世纪以前西藏人对生和死的认识。它细致地描述了死亡的礼仪，并且叙述了肉体死后灵魂的不同阶段。人死之后，就舍弃自己的肉体，代之以发光的身体。他可以看到亲友的哀悼、自己的丧事，以及他的灵魂，或者遇见一种给他平安、满足的“亮光”。最终，他要按照生前的所作所为接受审判。

我们的爷爷没有做过坏事，他们劳苦一生，他们都会升入天堂。今世，他们没日没夜地劳碌，却没有获得丝毫的回报。但是，一分的劳碌，必有一分的收获。他们的灵魂和肉体在痛苦中煎熬，却正是因为这种痛苦的煎熬，终于获得上天的眷顾。《圣经》中说：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提摩太书2:6》）

此生，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粮食；彼世，他们将享受华美丰盛的生命。

我们互相就是对方的安慰和信心。我心里乱得很，无法给你写一封完整的信。今天暂时写到这里。

爱你的　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二、廷生的信

宁萱：

你的信又让我想起洛扎诺夫来。在相伴多年的妻子去世之后，洛扎诺夫才发现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靠妻子支撑的，妻子一离开，全部都坍塌了－－包括文学、艺术、房屋和金钱所有的一切。

他想再对妻子说一声“我爱你”，妻子却永远听不见了。

此时此刻，即使能够点石成金，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洛扎诺夫懊悔地写道：“我没有把老伴儿从病魔手中解救出来。而我是能够做到的。只须对她多一分关心，对钱币，对金钱，对文学少一些兴趣。这是我唯一的和全部的痛苦。我曾经守护她。却没能保住她。这就是我的痛苦。生活要求有准确的眼睛和坚强的手。生活不是眼泪，不是叹息，而是挣扎，可怕的挣扎。

眼泪－－‘留在家里’，‘咽在肚子里’。外表－－是铁。只有包着铁的房子才是结实的，坚固的。我身上的铁太少了，正因为如此老伴儿才会这么艰难。她一个人拉着一辆大车，气喘吁吁，苦苦挣扎。她是为我挣扎啊。如今拉车人倒下了。而我能做的却只有哭。”爱是有重量和颜色的，像铁一样沉重，像铁一样深沉。在挣扎之中，爱方能显示出它的重量和颜色。

人为什么不在哀痛哭泣之前早一点醒悟呢？

人为什么不在失去爱人之前早一点爱他呢？

我联想起奶奶们的命运来。她们守寡半个世纪，青春变成苍老，红颜变成白发，其中的苦痛究竟有谁知道呢？即使是她们的子女，体会到的又能够有几分呢？更何况我们这些与她们之间横亘着半个多世纪光阴的孙辈了。

海面之下的冰山，谁知道有多深呢？

老树下面的根系，谁知道有多广呢？

当爱付出的时候，未必能够得到偿还，有时适得其反。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人类停止去爱。奶奶们在命运的沉重打击下，在时光的慢性折磨下，她们的爱有些扭曲、有些变形，但那依然是爱，是伟大的爱，是需要我们去理解、去设身处地体味的爱。

宁萱，你在信中曾经引用过冯至的一首十四行诗，那是一首好诗。以前，我曾经向你说过不少关于诗人的坏话，但我却非常欣赏包括冯至在内的西南联大诗人。四十年代，他们在硝烟炮火、饥寒交迫之中，写出真正的诗歌。他们时刻面对死亡，也就凸显出最纯粹的真诚。

西南联大的校园诗歌不单单是写校园里的风花雪月，而是写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浑厚、凝重的雕塑感。他们的土地在承受着地震般的灾难，他们的心灵在进行着严酷的自我搏斗。

在跑警报和泡茶馆的间隙里，他们坚定而自信地歌唱自由、土地和人民，他们毫不掩饰地拷问自我充满矛盾的灵魂，他们创造出中国现代诗学与大地融合的支点。

袁可嘉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优秀诗人，不知你爷爷当年是否跟他有所交往？他的那首《沉钟》，不啻是爷爷奶奶们的命运、以及更大多数中国人命运的写真。

我把它抄给你：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限还诸苍穹，

我还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亲爱的宁萱，我们有同样的勇气面对厄运的降临，我们将比祖辈和父辈们做得更加出色。

有了爱，苦难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有了爱，人的脊梁也就能够挺直了。

我相信，爱是邪恶的克星。我们拥有比长辈更多的爱，也就拥有比他们更多的勇气。

我想起了泰戈尔的话：“如果我拥有天空和天空中所有的繁星，以及世界和世上无穷的财富，我还会要求更多地东西；然而，只要她是属于我的，给我地球上最小的一角，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所有财富中唯一的取之不尽的一笔。

我在稻香园里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尽管稻香园里并没有真正的稻香，尽管我的这个角落也仅仅是临时租来的，但是只要你来，这里就是我的天堂。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一月四日

三、宁萱的信

廷生：

世界上有多少洛扎诺夫呢？世界上有多少的无法挽救的悔恨与痛苦？

杜拉斯说，因为只有感到痛苦，她才能理解一个故事。

“如果没有痛苦呢？”

“那么一切将被遗忘。”

我们不愿意遗忘。太多的遗忘，我们就变成了白痴。

那么，让我继续给你讲我爷爷奶奶的故事。爷爷的自杀，这场悲剧才仅仅上演了一半。对于爷爷来说，天堂的大门已经敞开；对于奶奶来说，苦难的生涯才刚刚开始。爷爷去了，奶奶留下来。女人的生命真比男人还要坚韧，对于她们来说，似乎没有承受不了的痛苦。

我是外婆带大的，从小跟奶奶接触不多。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奶奶是个不和善的、神经质的老太婆。我不知道她的心中有那么多血泪斑驳的往事，我不知道她的世界在失去爷爷之后就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我只知道她对我和妈妈都不好。她嫉妒我们，因为爸爸爱我们。她认为我们夺走了她的儿子。奶奶待人苛刻而冷漠，邻居都不愿跟她来往。除了爸爸，奶奶不爱其他所有的人。然而，即使是她所爱的独生子，她也老是对他提出在我和妈妈看来过分的要求，用那些过分的要求来“考验”儿子的孝心。

在爷爷自杀的那一年，奶奶摔断了右腿。

有一天，奶奶到湖边洗衣服。那正是爷爷自杀的翠湖。为了节约自来水，周围的居民一般都到湖边洗衣服。这也是奶奶的习惯。

那天，神志恍忽的奶奶一边洗衣服，一边思念着爷爷。她似乎又看到了爷爷那被水泡胀的尸体。忽然之间，爷爷活过来了，从水中走出来，亲切地跟她讲话。她忘情地向爷爷扑了过去。

湖边的石板长满了青苔，很光滑。奶奶仰着头，没有注意地面，一不小心就重重地摔倒在地。那一跤，摔得很重，她挣扎了好久都没有爬起来，直到有好心人把她背进医院。

这一下，奶奶摔成了严重的骨折。那时，大多数医院都陷入瘫痪状态，没有几个医生还能专心致志地替病人看病。而且，像奶奶这样“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特务分子”的妻子，又怎么可能享受到应有的医疗待遇呢？

医生胡乱地给奶奶上了点石膏，就驱逐她回家了。回家之后，奶奶的腿一直疼痛不已。结果，骨折的地方没有愈合好，而且完全畸形了。

奶奶的腿从此就跛了。一个跛脚的女人，一个社会的贱民，不可能再获得爱情和婚姻。只有四十多岁的奶奶，以泪洗面，一心一意把爸爸带大。

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无边的孤独，每天都在折磨着她的神经。

奶奶对待爸爸是苛刻的，这种苛刻也可以理解为爱的极致－－爸爸吃饭的时候发出了一点咀嚼的声音，也会遭到奶奶的痛斥甚至耳光。爸爸的每一张成绩单，奶奶都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只要有一门功课的成绩不是第一名，爸爸都会被勒令跪在洗衣板上。

我无法想象，在奶奶严格的管教下，爸爸拥有过一个什么样颜色的童年。对于自己的母亲，他更多的是爱，还是怕？

后来，爸爸考上大学，离开奶奶过集体生活。性格孤僻的爸爸，好长时间都没有办法融入同学之间。他的感情世界是残缺的，受到伤害和扭曲的。这种伤害和扭曲，显然不单来自奶奶。直到遇到妈妈以后，爸爸才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离开了爸爸一个人生活，奶奶更是陷入恐惧和寂寞之中。当爸爸大学毕业的时候，奶奶差不多已经半疯了－－她经常目中无人、自言自语。她怀疑身边隐藏着坏人，不让陌生人接近她的身边。

奶奶常常在邻里之间宣称：爷爷还没有死，爷爷只是出门采集蝴蝶标本去了，爷爷很快就会回来的，带着一大包色彩斑斓的标本回来。邻里们都害怕了，不敢多跟她来往。

于是，奶奶更加封闭、更加孤独。她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一个自己无法改变的怪圈中。

爸爸结婚以后，奶奶不愿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她认为妈妈从她的手中抢走了爸爸。她坚持一个人住，她生活在对过去漫无边际的想象里。她在家里自言自语，每天翻看抽屉里那几个仅存的蝴蝶标本。她把蝴蝶标本贴在心窝里，似乎标本上还有爷爷的体温，似乎爷爷的灵魂就固定在标本上。

这是我童年时代定格的一个形象：奶奶一个人呆在黑屋子里，灰白的头发在风中飘拂着，她脸色苍白，皱纹满面，丑陋而凶恶。

后来，我在影集里看到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我简直不敢相信照片上那个美丽的新娘就是眼前这个古怪的老太太。那时的奶奶，身穿一身合体的旗袍，温婉地微笑着，眸子宛如一池的秋水。照片上的奶奶，还真有几分林徽音的味道。

后来，爸爸告诉我，奶奶在英国教会兴办的女子师范上过学，会一口流利的英文，当时是一朵惊艳的校花。

抗战前期，在一次全省的女学生演讲比赛中，奶奶登台演讲，她的口才语惊四座，她的风采让观众目不转睛。那一年，她只有十八岁，穿着白色的旗袍。不施粉黛，像一朵刚刚开放的荷花。

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一个高级官员的公子看上了青春貌美的奶奶，向奶奶发起密集的攻势。

但是，奶奶不喜欢这类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她选择了蓝大褂上打着补丁的爷爷。

爸爸所讲述的奶奶，与我印象中的奶奶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这一断裂是在哪里发生的呢？

也许是在爷爷投湖的那天发生的。

那一天，奶奶的生命也破碎了。我似乎听见一种类似于玻璃破碎的声音从她身体内部发出来。

美丽和善良都是像玻璃一样容易破碎的。

我不禁想，当年奶奶在台上演讲，出尽风头的时候，她有没有预料到她悲苦的后半生？

那时，她语正腔圆，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她的脸色红润，乌黑的刘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奶奶没有可能选择她生活的时代，我们也一样。

奶奶没有可能推翻她头上的山峰，我们也一样。

但是，我们都能够在不可选择的厄运之中挺着胸膛做人，我们都能够在像山峰一样沉重的压榨之中昂起头来做人。

奶奶这样做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呢？

八十年代初，爷爷终于“平反”了。对于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蝴蝶的爷爷来说，这一迟到的平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政府毕竟给家属补发了几万元的抚恤金。

钱能够买回一个人的生命吗？钱能够重新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吗？

显然不能。

这笔钱今天看来不算多，但在八十年代初那个居民家庭普遍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却是一笔巨款。然而，这笔钱没有给我们家带来快乐，反倒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和伤害。

这笔钱的到来，使得本来精神就有些不正常的奶奶，再度陷入极度的惊恐不安之中。她把厚厚的几大叠钱，用针线密密麻麻地缝在身上。白天黑夜她都要跟这些钱呆在一起。从此，她更不轻易出门走动，整天坐在床上喃喃自语。她是在跟天上的爷爷说话吗？谁也不知道。

奶奶对谁都不信任。在她的眼里，几乎每个人都想侵占她的钱，包括她的亲人在内。她从早到晚都在念叨着要保管好钱。爷爷去世之后，她一度丧失的生命目标终于又找到了－－这些钱就是爷爷的命，她要保管好它们。她保管好了它们，上天国的时候她就能够毫无愧疚地跟爷爷相见了。

逢年过节，爸爸一般都会带着我和弟弟去看望奶奶。那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我一看到奶奶，看到她冰冷而凌厉的眼神，立刻就跑到角落里去躲藏起来。

而奶奶也不会跟我说任何爱抚的话，不会对我微笑，不会问我的学习成绩。在她的眼里，我几乎是不存在的。奶奶与外婆太不一样了－－我是外婆的心肝宝贝，外婆给了我多少的爱啊。我的童年是在外婆的臂弯里度过的。而奶奶，我对她没有丝毫美好的回忆。

奶奶随身携带着一根光滑的拐杖，即使睡觉的时候也紧紧地握在手里。

有一次，奶奶在午睡，我和弟弟做捉迷藏的游戏。弟弟躲到奶奶的床下。我正要探头到床下寻找，忽然奶奶惊醒了，她从床上坐起来，模模糊糊地，摸起拐杖就要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她以为有小偷要来偷她的钱。小偷偷走了她的丈夫，还要来偷她的钱，她一定要跟他拼了！

她的白发在风中飘拂着，她就像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幽灵。她那急促的呼吸声就像是一头被激怒的怪兽。

我赶紧大叫：“奶奶，我是宁萱啊！”

奶奶这才睁开眼睛，恶狠狠地看了我和弟弟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又躺下去睡觉了。

从此以后，我和弟弟再也不敢接近奶奶了。

那时，幼小的我对奶奶充满了厌恶。我们的课文中讲到过“守财奴”葛朗台的故事，我把奶奶看作与葛朗台类似的人。我甚至不愿意叫她“奶奶”。

奶奶最后的日子是在我们家里度过的。临终的时候，她嘴里念叨着爷爷的名字，也不知究竟是爱还是怨。她的目光扫描过枕头边的蝴蝶标本，也不知究竟是爱还是怨。

奶奶死的时候，爸爸嚎啕大哭。而我和弟弟却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那时，爸爸对奶奶的感情，我们怎么也理解不了。

爸爸一意孤行，把几万元钱的抚恤金全部用来给奶奶办丧事。爸爸坚决地说：“这笔钱害死了奶奶，就让她一分不少地带走吧。这笔钱是爷爷和奶奶两个人用他们的命换来的，我们谁也没有权利花。”

他给奶奶买了最好的墓地、最好的骨灰盒，把奶奶的骨灰盒同爷爷的骨灰盒合葬在一起。他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来参加丧事，在最好的宾馆里订了几十桌酒席。他说，生前奶奶得不到尊重，死后要让她最风光。他用这种方式来补偿自己那可怜的寡母。

平时连一毛钱也要节约着花的爸爸，在那些日子里，花钱如流水。

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很困难。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两个孩子的学费，让爸爸妈妈拆了东墙补西墙。本来，妈妈希望这些钱能够用来补贴家庭的日常开支。没有想到爸爸全部用到了丧事上，妈妈非常生气，跟爸爸大吵了一场。妈妈说，总不能让死人抢了活人的嘴？是已经死去的老人重要，还是正在成长的孩子重要？妈妈有妈妈的道理，妈妈的道理显然更站得住脚。

可是，爸爸在操办丧事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理性。他丝毫不理会妈妈的劝阻，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办。不仅花完了所有抚恤金，还背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

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家好长一段时间气氛紧张而压抑。爸爸和妈妈陷入“冷战”状态，他们之间几个月都不说话。我和弟弟在惊恐之中小心翼翼地吃饭、穿衣、上学。我们观察着爸爸妈妈阴沉的脸色，心里充满了对死去的奶奶的怨恨。

那时，我们相信是死去奶奶不让我们获得安宁。

后来，我长大了。有一天晚上，爸爸给我讲述了爷爷和奶奶的悲惨故事。他只讲给我一个人听，他没有告诉弟弟，因为他觉得弟弟还不可能理解这一切。爸爸整整讲了一个通宵，他还破天荒地抽了几支烟，平时他从来不吸烟。爸爸讲得很动情，他先哭了，我也哭了。

在这天晚上之后，我终于改变了对奶奶的看法。

在那个晚上，窗外星光烂漫。星光勾勒出爸爸脸庞的轮廓。爸爸的名字里有一个“星”字，爸爸说，他是在一个也是星光烂漫的夜晚出生的。他出生在一个小小的防空洞里，那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日本人的飞机还在天上飞。

在那个晚上，奶奶给我的所有不好的印象都烟消云散了－－我理解了她的冷酷，我对她充满了同情。可惜，当我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奶奶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懊悔地想：假如在奶奶生前我给予她一分孙女的爱，她的晚年会不会出现一点亮色、会不会获得一点幸福呢？

我喋喋不休地给你讲述这么多我们家的“历史”，你不会厌烦吧？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概每一家中国百姓都遭遇过。幸福，离中国人太遥远了。苦难，几乎要淹没了我们。

我常常想起爷爷的死、奶奶的死，以及他们那些同代人的死。让我悲哀，也让我骄傲。我想，对于他们来说，死亡并非人格的完结，死亡也不意味着最后的屈服。尤其是爷爷，他的自杀不是想要逃避、也不是因为恐惧，乃是申明他坚守所信、乃是表示他以死抗争。

爷爷走完了自己在尘世中的旅途，平静而庄严地将自己交付给一波清水。他将穿越死亡的隧道，到达荣美的彼岸。

正因为世上有太多的恶，太多的痛苦，我们才更要珍惜光阴，并好好地去爱。

爱你的　宁萱

两千年一月九日

四、廷生的信

宁萱：

你写的那些文字，是伤心伤神、摧肝摧肺的。可是，不写出来，让它们淤在血液里，更是伤痛。那么，还不如把它们都写出来吧，让我跟你一起承担。有人来分担的痛苦是可以被战胜的。

我也在想我奶奶的故事。可是，它们在我心中还是一团乱麻。等我下次静下心来的时候，再讲给你听吧。

我爷爷去世以后，奶奶的生命才开始一半，还有更艰难的一半在等待着她－－跟你奶奶一样。

是什么支撑着她们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生活下去的？是爱，是对过去和将来的爱，是对逝者的爱，对子女的爱，以及对邻人的爱。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对爱失望。没有爱的人生无异于行尸走肉。

这种爱不是抽象的爱，而是具体的爱。奶奶爱村子里所有的人，爱老黄牛、小黄狗，爱村头的大槐树和田里的小白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不认识字的农村妇女，与托尔斯泰反而能够心灵相通。托尔斯泰说，最大的罪过，是人类抽象的爱。爱一个离得很远的人，爱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永远遇不到的人，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爱你的近邻－－爱和你一起生活而阻碍你的人，却分外艰难。

今天，我在读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面介绍了沙漠中的生命之树－－枣椰树。据说，枣椰树喜欢头顶烈日，脚沾凉水，像骆驼一样，对沙漠中的旅人来说，它是不可缺少的植物。所以，人们非常尊敬枣椰树，几乎把它看作亲人。

枣椰树还是各种神话故事的主角。传说真神阿拉创造亚当之后，用剩下的泥土造了枣椰树。所以，枣椰树是有人性的。枣椰树之间彼此关系亲密，如果死去一棵，身旁的“朋友”会因为忧伤而不再结果。更为神奇的是，一棵雌性枣椰树会因其“情人”被砍掉而枯死。

爱的力量真是神秘莫测。这种力量让奶奶们挣扎着活了下去。这种力量也让我们在面对邪恶的时候毫无畏惧。我们一旦产生了畏惧，我们的爱也就出现了松动。我们离开爱情，就好像树离开土壤。

宁萱，我说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你，你奶奶的故事让我失眠了。我只好抄一段《圣经》给你：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的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13:1-13》）

北京又降温了，现在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候。

马路上结起了一层厚厚的冰，走路也得小心翼翼。校园里，骑自行车匆匆来去的男孩女孩，经常“啪”的一声，连人带车摔在地上。好在年轻，在地上打一个滚，爬起来拍拍身子上的冰花，也就没事了。男孩坚强一些，立刻又翻身上车了；女孩有的却会哭鼻子，她们的鼻子在寒风中冻得通红，我就看到过好几次。

刚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地上冰块的厉害，冬天经常摔跤－－腿上、胳膊肘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不过几天之后就恢复了；随身携带的、打饭用的瓷碗却没有这么幸运，摔得坑坑洼洼，脱瓷的地方成了一个个永远的伤疤。现在，掌握了在雪地上骑车和走路的方法，我再也不会摔跤了。

未名湖成了一个冰上的世界。上次见面，我们一起行走在湖边的时候，还是秋水盈盈。而今，人们在湖中厚厚的冰层上疯狂地滑冰。我不会滑冰，只好站在边上观赏人们美妙的姿态。还有几个小孩子坐在小小的滑雪板上，从湖的这边滑到那边。笑声在风中，像冰一样透明。

不知你们那里如何？扬州的冬天冷吗？扬州的瘦西湖大概是不结冰的。那么，你们就没有办法滑冰了。

晚上加班，从有空调的办公室出来，温度变化很大。夜凉如水，望你珍重加衣。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一月十三日

五、宁萱的信

廷生：

我们的爷爷奶奶都没能够白头偕老，不是他们不相爱，而是现实剥夺了他们继续相爱的可能性。

爷爷们死去了，而奶奶们活了下来。我的奶奶活得艰辛而悲惨，她的灵魂被扭曲了，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予她应有的爱，我们相互之间是隔绝的而不是理解的。

你能够给我讲述一下你的奶奶的经历吗？

死者和生者，究竟谁更痛苦呢？在我看来，生者更加不幸。

你给我讲的关于枣椰树的故事，是真的吗？地球上真有这么奇妙的树吗？如果是真的，我真想有一天，与你一起到那浩瀚的沙漠之中去，看一看、抱一抱这种奇妙的树木。

树木与人类、与人类的爱情之间，确实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我听说过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格温尼斯·琼斯的一个故事。她的家住在瑞士，房子的名字叫“小天堂”，里面种满了她心爱的花草树木。碰巧，园子里的一棵树竟然和外面的一棵树靠在了一起。几年以后，它们已经无法分开了。

然而，邻居偏偏是一个“痛恨”植物的老太太，总想趁格温尼斯夫人出去的时候，悄悄砍掉院子外边那棵正在长高的小树。

有一天，老太太以为格温尼斯夫人外出表演去了，便拿上工具，准备砍掉小树。格温尼斯夫人闻讯而出，几乎是哀求对方不要伤害两棵枝叶缠绕的树。

“你知道吗，如果砍掉一棵树，另一棵也会慢慢死去。”她含着泪说，两棵树就像两个相爱的人，如果其中一个死去，另一个必定痛不欲生。

老太太却生硬地回答她说：“我丈夫已经死去好几年了，那么，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这个小故事还是应了你的一句老话：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

我在出租车上给你写信。我正要赶去开一个关于金融的会议。我在出租车上给你写信，不表明我不在乎你，而正说明你在我心目中无比重要，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给你写信，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给你写信。我给你写信可以不拘泥于任何形式。

昨天，我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都吃惊地合不拢嘴。

我说，我准备近期放弃工作到北京去，他们则感到像是要发生一场地震一样－－在爸爸妈妈的眼里，我现在的工作是人人羡慕的、来之不易的好工作。他们在国有企业中工作了一辈子，更看重“稳定”。而现在，我却要轻易地放弃，然后像蒲公英一样飘到完全陌生的北京去。

他们简直认为我疯了。

不过，我一向自作主张惯了，他们也只能随我去了。我要慢慢地把你的一切告诉他们，让他们对你产生信心。我会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逐渐接受我将离开他们到遥远的北京的现实。你也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向你保证，不久之后，我就会履行我们的“约定”，到你的身边来陪伴你。

我的工作还是老一套，每天指挥技术人员做方案，自己也到处去跟客户谈判。对我来说，它是“职业”，而不是“事业”。其实，我也梦想能够像你一样，靠写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不会很富有，也不至于太贫困。但是，我又太过慵懒，不像你勤于动笔，同时我又太依赖“感觉”－－没有感觉的时候，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就注定了我无法当一个合格的“职业作家”。

唉，这样一来，我不得不与那些贪婪的商人与官员打交道。

尽管每天都生活在凡庸和琐细之中，我依然让自己“出淤泥而不染”。我没有太多的欲望，自然也就不会为他们所奴役。

而且，我还时时想到你，想到那些我们信守的价值观，一想到这些，我的眼睛就发亮，我的心里就被温情所充满。

你的　宁萱

两千年一月十八日

六、廷生的信

宁萱：

我们的家庭，相隔千里，境遇也是天壤之别。但是，爷爷们的死亡，却又有着某种神奇的联系－－他们仿佛是同一条绳索上的麻，在不得不断裂的时候一起断裂了。

让我们为死去的亲人们祈祷吧，祝愿他们在天国里幸福。

让我们为活着的亲人们祈祷吧，祝愿他们在今世里平安。

《圣经》中说：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4:8-9》）

因为我们还拥有爱的能力，因为我们还有获得爱的品质。

宁萱，我读到你对爷爷的描述，就觉得眼前仿佛屹立着一棵青翠的橄榄树，那样优雅、高贵、亭亭玉立，荫庇着沙漠中停息的旅人。

今天，我有了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我接着给你讲述我奶奶的故事。看，我们两人在“痛说革命家史”呢。不过，我们的家史都与那种气势澎湃的“革命”和“解放”的叙事无关，它们像树叶上的纤维一样，有着自己吸取阳光和水分的方式。

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在土地上耕耘过，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了－－那部庞大的历史书，不会跟他们有丝毫的关系。

奶奶曾经给我谈起过爷爷去世时候的情景－－爷爷挽着裤腿，赤着脚，脚上还沾满湿漉漉的泥土。他就那样直挺挺地倒在了泥水里，仰面朝着青天白云。

奶奶说，爷爷真可怜，一生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就连结婚的那天，也是穿着向本家兄弟借来的一双布鞋。由于不合脚，他走路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踩死地上的蚂蚁。平时一年四季，不论寒暑，爷爷都是不穿鞋的。不是不愿意穿，是因为穷，买不起鞋穿。

奶奶说，也是因为太穷，给爷爷办丧事的时候，本来想给他穿上一双新鞋才让他入土为安的，但后来实在拿不出钱来。活着的时候没有鞋穿，死了以后也没有鞋穿，奶奶觉得太对不起爷爷了。后来，还是那个本家兄弟好心，送来了当年曾经借给爷爷穿了一天的那双布鞋。尽管已经半旧了，但总算是没有让爷爷赤着脚入土。

奶奶讲述着一切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眼泪，她的眼泪在许多年以前就流干了。

奶奶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是个聪明的女性。爷爷去世之后，她经受住了这致命的打击，开始为养活三个孩子而操劳起来。她知道，单靠种田的收入，一家四口人是无法糊口的。即使自己顶得上一个男人的劳力，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养活三个孩子。

怎么办呢？靠力气，她比不了大男人；做小生意，却又没有本钱。在那时候萧条的农村里，又能够有多少挣钱的法子呢？于是，奶奶开始发挥自己做豆腐的技术，利用它挣点钱来维持家庭开支。从这一点上来说，奶奶还颇有些“商业头脑”－－而奶奶自己说，那还不是为生活所逼迫！

她买黄豆来自己磨，做豆花、豆腐以及豆腐干，用担子挑着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沿街叫卖。还是在做闺女的时候，她做豆腐的绝活就已经远近闻名。她做的豆腐，洁白细腻，香气浓郁。

邻近的几个乡村里，要是哪家人办红白酒席，一定要把奶奶请去，让奶奶指挥女人们做豆腐。在操办宴席的时候，是奶奶最威风也最开心的时候。她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她能够获得主人慷慨的报酬－－给家里的三个小孩带一大碗红烧肉回去。

爸爸说，奶奶外出帮别人做豆腐的时候，也是他和大伯、姑姑三个孩子最幸福的时候。从一大早奶奶出门开始，他们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奶奶回来。年龄最小的爸爸，甚至从家门口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张望，来来回回好几次。

终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奶奶回来了。家里那很少有油荤的饭桌上，居然能够出现一碗油花花的红烧肉，还不把孩子们都馋死了？而奶奶通常都开心地笑着，看着孩子们吃肉，她自己一点也舍不得吃。她怜爱地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眼光里既有欣慰，也有歉疚。她想，这些可爱的孩子，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啊。

奶奶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又开始推着沉重的磨盘，雪白的豆浆在银色的月光下缓缓地流淌，同样亮晶晶的还有奶奶额头的汗水。她经常要干到后半夜才能够休息。

爸爸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看到奶奶推磨盘的身影，眼泪刷刷地就流了下来。他悄悄起床地来到奶奶身边，要帮奶奶推磨子。然而，奶奶却把他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去睡觉，不要耽误明天的功课。

奶奶在家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她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在故乡，孩子们都把父亲叫作“额大”。在故乡，还有这么一个习俗，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孩子们一般都用对父亲的称呼来称呼寡母。因此，爸爸从小就叫奶奶“额大”。

那天晚上，爸爸就在被窝里含着泪水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

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奶奶这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她不知道谁是国家主席、谁是党主席、谁是国务院总理，她只知道：自己是母亲，一定要把孩子养大，一定要让孩子成为读书人。

有一天，奶奶正在镇子上叫卖豆腐。镇上的一个干部盯上了奶奶：这还了得，这个女子公然敢于违背党的政策，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小买卖！他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便箭步扑过来，抓住奶奶的担子，口口声声地说要没收。

他的口中说着一套又一套的道理，包括伟大领袖的语录，他希望用这些话语来威吓这个愚昧无知的小妇人。但是，奶奶一句也听不懂。

奶奶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心一横，母性战胜了恐惧，奋力将担子往回夺。

两人相持了半天，对方一个脑满肥肠、力大如牛的大男人，居然无法从瘦弱的奶奶手中夺过担子。

正在僵持之间，镇上的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许多都是奶奶长期的顾客，他们家里的饭桌上都已经离不开奶奶做的豆腐了。他们也很同情奶奶的处境－－一个拖带着三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容易吗？于是，他们纷纷帮着奶奶说话，谴责干部的蛮横。

凶恶的干部看到众怒难犯，只好松了手。奶奶趁机挑起担子，飞快地逃进一条小巷子。肥头大耳的乡干部没有捞到油水，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这一幕，在奶奶本人看来，也许只是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母亲与强大的国家政权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

一个要抚育孩子的母亲与一种不给人活路的政策之间，哪一方更有力量？哪一方是高贵的，哪一方是邪恶的？

最后，还是伟大的母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甚至在最艰难的时期，奶奶也没有让孩子们因为饥饿而浮肿。而当时，即使在许多父母都健在的家庭里，孩子们都曾饿得全身浮肿、命悬一线。

为此，奶奶付出的是双倍的、甚至是几倍的艰辛与努力。她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操尽了一颗心。她的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茧子，她的黑发在中年时候就变白了，爷爷去世以后，她再也没有饮过爱情的琼浆。

许多年过去了，回忆起这段年月来，奶奶依然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无比自豪。我想，这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所能够创造的最伟大的事业。我敬重这样平凡、卑微而又崇高的事业，而不敬重那些伟大领袖“打江山”和“坐江山”的风云激荡事业。

在宏大和辉煌之中，我们发现不了美和善；美和善只存在于平凡和卑微之中。

后来，大伯和爸爸先后考上了名牌大学。爸爸的高考成绩还是全县的状元。

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个羸弱的寡妇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当时在偏僻而贫困的村子里简直就是神话。

小村子里大家都很穷，可是农民们依然保持着对文化和教育的尊重。农耕之家突然有了诗书的气息，地位立刻得以迅速提升。周围的人们开始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奶奶。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有多少人知道奶奶为这一荣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爸爸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中，当时主政四川的“西南王”李井泉，不顾老百姓死活，拼命迎合毛泽东“大跃进”的思路，以讨好最高领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为了给中央上缴远远超过实际产量的粮食，他在四川农村横征暴敛，使得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饥饿之中。

那时爸爸在中学上学，根据规定，中学生每人拥有一本粮食本，每个月定量供应十五斤大米。这十五斤大米，当然不能完全填饱肚子－－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男孩子，在没有任何油水的基础上，每月仅仅吃十五斤米，怎么够呢？但是，这十五斤大米堪称“保命粮”，吃不饱，也饿不死。

爸爸说，假如他没有考上县中，而在农村里务农，他很可能活活饿死了－－在他的同龄人中，无声无息地在田里倒毙的数不胜数。许多童年时代的玩伴就是在那些年月里消失的。

就是这点口粮，爸爸还每月还要省上三分之一，带回家去给奶奶和姑姑和着糠粉与红薯煮着吃。他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从县城到村子有五十多里的山路。星期六下午一放学，他便开始出发，步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没有鞋穿，他的脚板在碎石路上磨砺出厚厚的茧子。

有一次，在家里帮着干了一整天的农活，正要准备返回学校，爸爸突然发现自己衣袋里的粮食本不翼而飞。顿时，他如同遭到电击一般，浑身发软，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他想哭，但嗓子发哑，一声也哭不出来。奶奶一听到这个消息，发现事态严重－－没有粮食本，就没有了半条命。这可怎么办啊？汗水一滴一滴地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

好在奶奶当惯了一家之主，是一个有见识、有主意的母亲。她立刻询问爸爸：“粮食本是什么时候弄丢的？”

爸爸详细回忆了一番，告诉奶奶说：“昨晚睡觉时，还专门检查过，那时粮食本还在口袋里。”

奶奶一分析，既然粮食本不是在外边丢失的，是在家里丢失的，那就还有找回来的希望。她立刻想到，粮食本肯定是被这一天里到过家中的人偷走了。

究竟是谁偷的呢？

奶奶仔细回忆来过家里的人。这一天，家里只来过一个客人－－那就是奶奶嫁到旁边一个更贫困村子里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妈。

姨妈家里也揭不开锅了，她跑来向奶奶求救。奶奶一个寡妇，哪里有能力救她呢？但奶奶看见妹妹实在是可怜，还是煮了两个红薯给她救急。姨妈千恩万谢地抱着红薯告辞了。

“难道亲妹妹居然干出这样可耻的事情来？”奶奶痛苦地想。她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家里来过的客人，除了爸爸的姨妈再没有别的人。那么，这是唯一的事实。

当机立断，奶奶带着爸爸飞奔向粮站。料事如神的奶奶对爸爸说：“如果真是你姨妈偷走了粮食本，她一定会到粮站兑现粮食的。我们预先堵住粮站，找回粮食本就还有一线的希望。”

来到粮站，他们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工作人员看见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瘦瘦的孩子，听完他们的哭诉，立刻就产生了怜悯之心。工作人员答应他们，如果有人拿着写着爸爸的名字的粮食本来取粮食，他们立刻就把他扣下来。

奶奶没有说小偷可能是自己的妹妹、孩子的姨妈。这个事实令她无比的羞辱。但是，这一事实很可能马上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她面前。

工作人员让母子俩躲到房间里面，告诉他们，一有消息便通知他们出来抓住小偷。

爸爸和奶奶呆在粮站的办公室里。整整呆了三个多小时。

对于奶奶来说，那三个多小时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啊：她盼天盼地，希望能够找回粮食本，找回了粮食本，也就找回了儿子的性命；但是，她又多么不希望发现小偷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啊！以后，她怎样面对亲生的妹妹呢？

突然，外面发生了争执。是工作人员在与一个女人争执。声音很大，屋子里听得非常清晰。奶奶一听声音，立刻像遭到电击一般。她听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果然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

奶奶与爸爸冲了出去。姨妈首先看到了爸爸，看到了她瘦小的侄儿。她立刻中止了与粮站工作人员的争执。她脸色发白，羞辱地捂住脸，背过去，一下子便蹲坐在地上。奶奶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骂她的妹妹：“你怎么这样狠心啊，你这不是要了侄儿的命吗？你还配当孩子的姨妈吗？”

姨妈一直捂着脸，不敢看奶奶和爸爸，也不说一句话。

粮站的工作人员被这一幕惊呆了。

突然，姨妈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该干这样丢脸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几天没有吃饭了，他们就快要饿死了！我也是当妈的啊，我怎么办啊！”

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地痛哭起来。她们一个哭得比一个伤心。她们引来了旁边好多人的围观。反正脸面都已经撕破了，在饥饿面前，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呢？她们索性大哭一场。

她们不知道该诅咒谁、该怨恨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造成了这一切－－是生产队长吗？是县委书记吗？是省城的李井泉吗？还是那个在紫禁城的帷幕后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伟大领袖？

要思考并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两个农村妇女的知识结构。她们只好相信这就是“命运”－－自古以来，农民们都是这样来解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

几年以后，在大学里念书的爸爸，经过自己痛苦的思考，才逐渐明白了妈妈和姨妈苦难的根源。读了一大批教授借给他的“禁书”之后，他把一切都想明白了。很多年以后，他把答案告诉了我。

而在那时，瘦小的爸爸在一旁不知所措。他不敢去劝妈妈，更不敢去看姨妈。他一直埋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好像一切的错误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一幕，仅仅是中国农民命运的一个最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缩影。

后来，找回粮食本的爸爸，总算在那场灾荒之中幸存下来。他没有辜负奶奶的厚望，考上了大学，成为村子里人人羡慕的孩子。而姨妈的儿子、爸爸的表弟，却在饥荒中饿死了。

从此之后，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宁萱，我给你讲述爷爷奶奶的故事，是想告诉你：我的祖辈是农民，赤脚踏着大地的农民，我是农民的子弟。这种我无法选择、也无法更换的身份，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直接影响着我写什么、不写什么，乃至于怎么写。它直接指示我如何判断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

正如伟大的医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誉为“非洲之父”的史怀哲所说：“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

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这是道德上绝对需要考虑的原则。

由于尊重生命的伦理，我们将知全世界产生精神上的关连。”是的，文字缘于生命，文字必须表达对生命的敬意。只有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才有可能建构出一个真正的、以善为准则的“美丽新世界”。

而那些甜言蜜语的领袖讲话、那些冠冕堂皇的宣言公报、那些道貌岸然的著作论文，体现的仅仅是权力的转移和张扬，表达的仅仅是对个体的奴役与统治。

它们是恶的，假的，也是丑的。

我的写作，就是跟这类文字和语言的对抗，跟这些奴役人的力量和欲望对抗。

我的写作，与爷爷奶奶们以及千千万万跟他们具有相同命运的人联系在一起。

任何时刻，我都不会背叛这一原则。

宁萱，我们不必悲哀，也不必难过，因为：“温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土地。”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七、宁萱的信

廷生：

收到你的信时，正好我快要下班了。我一边读一边流泪，顾不上周围还有同事。秘书小姐吃惊地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表示没有什么，还装出一副笑脸来劝走她。

你奶奶的一生也是那样的不容易，她跟我奶奶倒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你奶奶更加幸运一点，她现在还活着，她看到了子女、孙辈乃至重孙辈的成长，她享到了几分迟到的幸福。

你曾经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奶奶还头脑清晰，时常跟孙辈一起打麻将。我立刻就想，要是我奶奶能够这样，那该多好！以后，我要跟你回去，回到那个小村子，回去见你的奶奶－－也是我的奶奶。我要向她致敬，我要做上一顿江南的小菜来孝敬她。

我理解你的立场，你是一个好样的农民的孩子。这也正是我尊重你、爱你的根本原因。

你既软弱，又坚强。正是这样，你才真实。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血泊和眼泪，我们才有战胜恐惧的希望。每一个没有被邪恶征服的人，都是心里充满爱的人。

在我们的爷爷们的眼睛里，我们的奶奶们就是他们的“海伦”；在我们的父亲们的眼睛里，我们的母亲们就是他们的“海伦”－－美貌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心灵的契合。

其实，每一个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海伦”。萧红是萧军的海伦，李银河是王小波的海伦，石评梅是高君宇的海伦……在情人、爱人的眼睛里，那个真爱的女性，总有着西施一样的美貌和气质。

不知道，我是不是你的海伦呢？

英年早逝的台湾散文家林耀德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海伦》的文章。他介绍了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和埃里蒂斯，他们都以“爱琴海的歌手”的浪漫头衔闻名于世，他们的作品也都曾以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线海伦作为哀伤的主题。

林耀德很羡慕这两位伟大的诗人，他写道：“希腊现代诗人背负着积累了数千年、如同大理石柱般沉重的历史与神话，面临了荷马以降宏伟的文学典范带给他们的精神压力；但是他们在现实中又能得天独厚，降生在充满地中海阳光的土地和岛屿上，可以任凭心智滑翔在奥林匹斯山布满白雪的峰顶，又可以任凭自己的躯体浸染在爱琴海畔那透明的蓝色之中。”他们的压力也是他们的动力，他们的包袱也是他们的财富。

地中海上阳光灿烂，他们的心灵也阳光灿烂。在阳光中的爱情，最是婀娜多姿。

埃里蒂斯笔下的美人海伦，是一个神秘而超越时空的象征；而塞菲里斯笔下的海伦则是一个幻影，是一件空荡荡的白袍子，无数人为了这一虚无的美丽而被惨烈地屠杀了。这难道是美丽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想，有错的并非是女性的美丽，而是男人的邪恶。美丽本身是高贵的，美丽难道是一种错误吗？错的是那种妄想独自占有美丽的狭隘心理，它最终导致了美丽的毁灭。

海伦生活的爱琴海，我觉得不如翻译成“爱情海”。中学时候学地理，我就把“爱琴海”写成“爱情海”，后来还遭到老师和同学的笑话。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翻译，我一点也不服气。我始终认为，这片海洋是专门为爱情而诞生的。

那么，究竟历史上有没有海伦其人呢？几百年来，西方许多历史学家对海伦其人其事进行了艰苦的考证，至今还是没有获得明确的答案。我觉得他们是在做“无用功”－－学术没有必要进入神话的领域。我宁愿赞同林耀德的这个观点：“古代的海伦也不仅仅是一个美人，她也是一串风铃、一朵不凋谢的石榴花、一袭神奇的幻影、一个化身万千的精灵，出入神话，隐现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她是最虚假的真实，又是最真实的虚构。”

我正躺在床上读这本新买的《林耀德散文》，然后掏出纸来给你写信。给你写信，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情。不过，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照样躺在床上。字迹当然显得非常潦草。然而，我想，只要你用心去读，一定能够认识所有的字。

跟你打电话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长。

你知道吗，我通常都是拿着手机，躲进小小的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然后轻轻拨通你的电话。这里是一个最私密的空间，谁也听不见我们俩亲密无间的对话。

有时，同屋的女孩小星等久了，在外面狠狠地敲门。等我出来，还来不及开口，小星就冲着我大声喊：“一天到晚，写什么信，打什么电话！只有废话没有行动！你爱他，就赶紧付诸行动，冲到北京去拥抱他、嫁给他！现在不是一个害羞的年代，女孩子照样可以主动！”

小星说这些话时，故意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却把我给逗笑了。小星是我们公司里的一个普通文员，比我还要小两岁。在办公室里，我是她的直接上司；下班以后，她却是我最亲密的小姐妹。我们经常一起去逛街，一起去买衣服，她有什么心里话都会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而我跟你之间的交往，也瞒不过她的眼睛。

小星大学刚刚毕业，在恋爱和事业上都没有遭受过什么挫折，所以还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新新人类”的神态。在爱情问题上，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行动主义者”－－只要爱，就立即用行动来实现。她现在的男朋友，就是她用“女追男”的方式“俘获”的。小星说，现在的好男孩太少了，一旦发现一个，就要毫不犹豫地“准确出击”。

每当我写信的时候，小星就经常故意在我的面前高声歌唱：“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如果相爱要代价，那就永远接受他。”这是台湾歌星陶晶莹唱的一首流行歌曲，陶晶莹是个才女，歌词都是自己写的。小星喜欢陶晶莹的歌，不过，她这个时候大声唱，让我的信几乎都写不下去了。

这个精灵古怪的女孩，她是在用这首歌“鼓励”我呢。不过，我觉得，用这首歌来形容你，倒是满贴切的－－你就是唯一值得我去爱的男人。

看到神采飞扬的小星，我顿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我原来觉得自己有勇气去追求爱情，可是跟她相比，还是显得略逊一筹。

小星的意见，与你的愿望倒是一致的－－你不正在北京守株待兔吗？

爱你的　宁萱

两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八、廷生的信

亲爱的宁萱：

你在信中谈到了海伦。是的，每一个男人在心目中都有一个海伦。宁萱，你就是我的海伦啊。

为了你，我愿意发起一场“战争”－－一场与昨日的我的战争、一场与一切黑暗势力的战争。我要做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个好心肠的人。爱情多么神秘，它让人变得更加纯洁了。

可是，我等待太久了，你总在远方，在我眺望不到的地方。什么时候，你才能降临到我身边呢？

你同屋的那个名叫小星的女孩太可爱了，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她让你冲到北京来拥抱我、嫁给我，你快一点来呀！

泰戈尔说：“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的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的惧怕才能变成欢乐呢？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才能够没有一丝的距离呢？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宁萱，我当然知道你理解并支持我的立场，我们的爱正是从这种理解中开始的。我需要的爱，离不开精神上的愉悦和融合。

这些天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对“文革”感兴趣的。我对“文革”的思考，最早来自于父亲的启迪。父亲是“文革”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父亲在重庆大学刚刚完成一半的学业，“文革”就爆发了。山城重庆居民自古性格火爆，因此“文革”爆发之后这里的武斗急剧升级。父亲耳闻目睹了那惨烈而血腥的一切。

第一次给父亲巨大震撼的是校长之死。

重庆大学当时的校长郑思群，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七级干部，级别比当时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还高。郑校长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曾经到宿舍楼里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看望学生，问寒问暖。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地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打招呼。当时在重大，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

父亲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他领取的是特等助学金。念了两年多的大学，他还没有穿过一双鞋子。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炎，他都是光着脚板。冬天，脚上冻出一块块红通通的冻疮；夏天，重庆的石板路被太阳照得滚烫，他走路的时候只好保持着一种蹦蹦跳跳的姿势。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只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同学手腕上戴着一只手表，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但是，就在普遍的穷困中，穷到像父亲这样几年没有穿过鞋子的学生还是不多。但是，父亲心态很坦然，他光着脚去上课、去图书馆，从来都是健步如飞、昂首挺胸。

父亲说，穷不是耻辱，懒惰才是可耻的。父亲床头的蜡烛经常亮到深夜。我看过父亲学生时代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让我为之惊叹。大学四年，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他说，一想到在家里辛勤耕作的母亲和姐姐，他就不敢偷一点懒。

有一次学校召开颁奖大会，父亲作为受表彰的十个优秀学生之一，上台领取奖状。郑校长在颁发奖状的时候，注意到了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帆布衣服、光着脚的父亲，这个贫寒而英俊的小伙子给老校长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会后，郑校长专门派老师找到父亲，把他叫到校长办公室里。父亲第一次来到校长宽大的办公室，心里还忐忑不安。他沾满泥土的脚掌在门口磨蹭了半天，在秘书的催促之下，才敢踏进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没有想到，校长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花茶，并亲切地询问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当了解到父亲是一个寡妇带大的孩子、而且在系里品学兼优时，老校长感叹了半天。

沉吟片刻，老校长突然问父亲：“你的脚有多大？”

父亲没有想到老校长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他还是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老校长笑了：“你的脚跟我一样大，我们都是大脚汉子。”他立刻吩咐秘书按照父亲脚的大小去买一双布鞋。

布鞋很快买来了，老校长把它递到父亲的手上，对父亲说：“孩子，这双鞋我送给你了。”

父亲涨红了脸，推辞说不能收校长的礼物。老校长说：“你爸爸如果还活着，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你就当是一个老人给年轻人的礼物吧。”听老校长这么说，父亲只好收下了这份特别的礼物。

这双布鞋是父亲一生中穿的第一双布鞋。他平时一般都舍不得穿，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班级举办活动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穿一两次。

他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一开始，首先被打倒并遭到残酷迫害的却是郑校长。

一九六六年七月，工作组将被打倒的郑校长押着在校园里游行。老校长头发凌乱，只穿着短裤和背心，脸上还留着被殴打的伤痕。这时的山城重庆，就像是一个高温的大蒸笼，人们则像是蒸笼里的虾子。在毒辣的阳光下，老校长脸上的汗水和血迹流淌在了一起。

昔日衣冠整洁、一丝不苟的老校长，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但他还是努力挺起腰板。他那雪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他光着脚，走在滚烫的石板路上。他艰难地走着，一步一挪。后面押送的学生不断地推他，好几次，他差点摔倒在地。

周围有几百个师生在围观。有人在默默地看着，眼神里充满了同情；也有人在大呼小叫，像在过狂欢节。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去搀扶老校长或者制止这一残酷的行为。那是一个恐怖笼罩着每个人心灵的时刻。每个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人人都学会了明哲保身。

这时，游行队伍走到了学生宿舍区。父亲在二楼的宿舍里读书，突然听到外面震天的喧闹声。他探出头去一看，立刻如同遭受了电击一般：被侮辱的居然是他最尊重的老校长！

他看见周围剑拔弩张的人群，看见踉踉跄跄的老校长，看到了老校长的赤足。他惊呆了。

半晌，父亲回过神来，他赶紧从箱子里拿出那双只穿过几次的布鞋来，然后箭一样地跑下楼。他拼命地挤进人群。骄阳下，他挤出了一身大汗。他冲到了老校长的面前，他的那双年轻的、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着老校长那双苍老的眼睛。老校长认出了这个学生，他想张嘴说话，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父亲蹲在了老校长的面前，他把一只布鞋套在了老校长的脚上。

旁观的人们惊呆了。工作组的押解人员也惊呆了。郑思群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特务”、“内奸”，居然还有学生光天化日之下与他套近乎！这还了得！

工作组带头的人立刻走上前来，一把将父亲推开。他厉声质问：“你是哪个系的学生？你跟郑思群是什么关系？”

父亲手里还拿着一只鞋，他只来得及给老校长穿上了一只鞋。他还想上前去帮校长穿另一只鞋，这时已经有另一个造反派威风凛凛地站在他的前面，不让他接近老校长。

父亲不是一个大胆的人，他从小时候起性格就很内向。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那……总得让人家穿上鞋子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

在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郑思群是刘邓走资派在重大的代表人物，打倒郑思群！”那个带头的高年级学生甩手就给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一记耳光，打得父亲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老校长被押走了。老校长回头最后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包含了复杂的含义，有感激，有欣慰，有坚定，有愤怒……父亲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完全理解老校长那最后的一瞥。

老校长穿着一只鞋子缓缓离开的背影，长久地留在了父亲的记忆里。那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老校长。

半个多月以后，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在他被关押的松林坡招待所畏罪自杀。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还真感谢那一耳光。那一耳光彻底地将他打醒了。

“文革”刚开始时，他还轻信报纸上的宣传，心里很兴奋。然而，那一响亮的耳光让他认识到“文革”的本质，让他比他的同学们早觉悟了好几年。

从此，父亲疏离于外面如火如荼的“文革”进程。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像父亲这样出身贫农、根正苗红的学生，为什么不积极参加“文革”，而成了一个“逍遥派”？原因只有父亲自己知道，他埋藏在心底里，不敢跟任何人讲。

留下的那只鞋，父亲一直到保存着。直到十多年以后，“文革”结束，郑校长平反了，学校召开追悼会，父亲才把它带到会场，抱着它对着老校长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文革”不仅夺走了老校长的生命，还夺走了与父亲同宿舍的、住在父亲对面的一个张姓同学的生命。张是父亲的好朋友，他的死，同样给了父亲巨大的震动。

那时，系里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会议一般由班上的同学轮流念《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消息，再由积极分子们登台讲述心得体会。

张同学有严重的口吃，平时就是大家嘲弄的对象。在公众场合，他几乎不开口说话。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他也是憋了半天，脸涨得通红，才说出几个没有连续起来的“字”。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上台读报纸。可是，那个时候，谁敢宣称我不愿意读报呢？

轮到张读报的那天，他战战兢兢地上台了，可是越紧张就越容易犯错误。

他高度近视，戴着一个大眼镜，把脸几乎跟报纸贴在了一起。他朗读了一两句，还显得比平时顺畅。突然，一句如同平地响雷的话，从他的口中冒了出来：

“混入革命队伍的内奸、工贼、叛徒毛主席……”

顿时，教室里的空气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做声。

原来，由于眼镜近视，更由于太紧张，他念报纸的时候看错了行，把这一行的“刘少奇”三个字看成了下一行的“毛主席”三个字。他全神贯注地调动嘴巴，希望让自己不结巴地读出声来，却完全没有去想读的每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出这句话后，张还没有意识所犯的错误，还想继续往下念。

这时，台下团委的干部才醒悟过来，立刻冲上去从张的手中夺过报纸。

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十个人，汗水从额头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大家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偌大的教室安静得像一个坟墓，大家听见张脸上的汗水掉在地上的声音。

两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头领站起来，他们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拧着张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了。张神情恍惚，像是患了梦游症的病人，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仿佛被拎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头领上台宣布，刚才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他们决定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在公安人员到来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公安人员要向大家询问情况。

半个小时以后，警车呼啸而来。一大群警察冲了进来。

刚才，张被带到旁边的教员休息室看管起来。现在，他又重新带回了教室。

一名脸色铁青的干警拿出文书，当场宣布了对张的逮捕，并让他在文件上面签字。张的手哆嗦得像一个严重的伤寒病人，他一连挣扎了好几下，都拿不住笔，更无法写字。最后，还是警察帮他托着手腕，让他在文件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留下一份书面的证词。一直折腾了几个小时，大家才被允许离开。而张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了。

后来，公安部门调查出，张的爷爷是国民党党员，还曾经担任过乡长－－张在填各种表格的时候，把这一切都隐瞒了。于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肯定是故意辱骂毛主席，他在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

一个月以后，张的公判大会在沙坪坝区召开。周围十几所高校的几千名学生都赶去参加，还有许多好奇的市民跑来围观。这次公判大会是有关部门故意安排的，目的是对那些“反革命分子”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张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一句话，他的一生从此便毁了。

父亲说，他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张，看到了这个平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本来个子就很矮小的张，被五花大绑着，在两边高大威武的民警的村托下，简直就是一个侏儒。绳索紧紧地勒进他的身体里。

张的眼睛绝望地看着台下。那一天，台下几乎有上万人。父亲回忆说，张的眼睛里是一片空白。那一刻，父亲就意识到，张以后肯定会出事的－－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连起码的生活的意志都没有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以后，消息传出：张在监狱里自杀了。

大家谁也不敢议论这件事情。尤其是张的室友们。父亲他们被公安询问了无数次，问张平时的表现，张说过什么反动的话等等。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杯弓蛇影，经常疑神疑鬼。前车之鉴就在面前，谁还敢露一点口风？

一次是老校长的死，一次是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死，死得那样惨烈，那样迅速。

比起那些直到林彪摔死之后才觉醒的同学，父亲的觉醒整整早了五年。两个生命的消失，让他及早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的觉醒得益于身边的鲜血－－这究竟是他的悲哀呢，还是他的幸运？

这点鲜血仅仅是开始。此后，重庆的武斗更是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每次数千人、上万人的武斗，都会死亡数十人乃至上百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重庆的两派造反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九人，受伤近两百人。这次大规模的武斗中，双方第一次使用了真枪实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

一个月以后的八月八日，重庆望江机器厂的造反派用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这次武斗，俨然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就高达两百四十人之多。

在枪林弹雨中，父亲对“文革”的认识继续深化。他是一个工程师，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理工科出身的技术人员不同，却对人间的善恶、真伪有着天然的辨别能力。

父亲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所有暴虐和血腥的东西充满厌恶。许多小孩子都有过喜欢穿军装、玩战争游戏的成长阶段，我却没有过，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玩意。我是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我坚信：任何“主义”的实施，都必须以尊重人的生命为前提。

今后有可能的话，我想对“文革”问题作一些研究。对我来说，这既是权利，又是责任。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二月二日

九、宁萱的信

廷生：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愿意了解“文革”了。但是，在我看来，灾难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

现在，又出现了许多肯定“文革”的言论，这些言论又打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奇的油彩。有人引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说“文革”是最民主的时代，毛泽东是“后现代”的大师；也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腐败横行，不如“文革”

时候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起穷。

在学人、文人和艺人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文革秀”和“毛泽东秀”－－比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崔之元之流，在大洋彼岸大唱“文革”赞歌，进而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比如自诩为“平民作家”的王朔之流，把残酷血腥的“文革”描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且将无知也当成了一种光荣；比如“自由音乐人”张广天之流，胸口戴着毛泽东的像章，居然把鲁迅先生也阐释成了毛泽东的信徒。

我隐约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危险。其实，让这些愚昧者或者假装愚昧者觉醒过来也很容易：让他们换成那个念错一句话就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张某，让他们享受享受被皮带上的铜头抽打脸颊的滋味，让他们像大兴县的村民一样被专政机器活埋，他们还会热爱“文革”、还会歌颂“伟大领袖”吗？

我以前也朦朦胧胧地听说，重庆“文革”的武斗堪称全国之冠，看到你在信中的描写，我才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我想，我们有责任让那些悲惨的事件不再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捍卫记忆和拒绝遗忘是我们的方式之一。

今年春节，你没有回家过年吗？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北京，想想也真可怜。北京又听不到鞭炮的声音，大城市里有多少过年的气氛呢？你的身边有好玩的朋友吗？你们会到郊外放鞭炮吗？

而我，真想飞到北京来陪你啊。可是，不行，我要去看望外婆。我都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外婆了。趁着过年，我跟全家人一起回到了乡下的外婆家。在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孤独地在小屋里准备论文的你来，鼻子就发酸。妈妈看出了我有心事。可是，我不告诉她。

今天一大早，我趴在床上给你写信，头未梳，脸未洗，却在镜中看到自己满面的光辉，双目灼灼的闪亮。因为我刚才一直躺着看你的信、读你的书－－我把你的信和书随身携带着。一段段诚挚的文字搅活了我满身经脉，激活了我热血沸腾。

现在，也是江南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料峭的春寒让我想起了雪莱的《西风歌》－－

若使我是片你能吹动的枯叶，若使我是与你同飞的流云；一丝在你的威力下喘息着，分有你浩然之气的波浪，只赶不上你的自由，啊，不可约束的大力！

甚至于若使我还在我的稚年，能做你在天上漫游的伴侣，以为能跑得比你在天上的遨游还快；我决不会这样感到痛切的需要，向你努力祷告：吹起我来吧，像一丝浪，一片叶，一朵云！

我坠在人生的荆棘上，我流着血！

时光的重担锁住且压着一个太像你的人：难驯，轻捷，而骄傲。

这是翻译家朱生豪译的原作的第四节。

这些天，我在读朱生豪的传记。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是我喜欢的译本，它古雅而不失灵动，质朴而不失精美，犹如一块温润的玉石，将中国和西方文化、文学与文字的美融为一体。

而让我最感动的是朱生豪与宋清如之间“才子佳人、柴米夫妻”的爱情故事。两人是在杭州钱塘江畔、秦望山头的之江大学相识的。这里风涛流泉、绿树红楼的景致我太熟悉了。

很多年后，宋清如回忆初次认识朱生豪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我初次见到你的样子，也差不多呢。

两人从诗友开始，逐渐产生了感情。一九三三年早春，朱生豪邀请宋清如去灵峰探梅。玉泉山后的灵峰，是江南赏梅的胜地，我去过好几次。假如你春天来杭州，我一定会陪你去的。

按照常人的逻辑，朱生豪毕业在即，应当是向女方倾诉衷肠的时候了。然而，他除了向深爱的女孩介绍梅花之外，依然默默无语。腼腆而内向的他，一直“金口难开”。

这时，就连朱生豪的同寝室好友彭重熙也感到着急了，他代好友写了一首送给宋清如的《蝶恋花》，其中有“卿是寒中梅，我是梅边雪”的句子。朱生豪说：“看了这两句，使我脸红。”他始终没有把它送出去。亲爱的廷生，我原以为你是世上最腼腆的人，没想到朱生豪比你还要腼腆呢，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连一封求爱的信件和诗词也不敢发出去。

而宋清如呢，除了女孩的羞涩之外，还有一层难言的隐痛。

早在六岁的时候，父母就给她订下了婚约，对方是江阴的望族。宋清如升入高中以后，接受了新时代的新观念，毅然向母亲宣告：“谁订的婚，谁嫁过去！”母亲只得依从了绝决的女儿。

直到大学第二年，对方才正式同意取消婚约，并登报声明。宋清如终于获得了自由身。

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写道：“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继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这封信，标志着他们由普通朋友转变为恋人。朱生豪的似水柔情，全都浸润在这封看似平淡的信的字里行间。

他还作了三首《鹧鸪天》的词送给她。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稚子诗。

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这像不像我们刚认识时的情态呢？你会不会填词呢，如果会的话，赶快填一首送给我。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宋清如随家人背井离乡去了四川，而朱生豪从上海避居嘉兴，后来又避难乡间。两人相隔万里，心灵却没有距离。朱生豪用“蜀山应比吴山好”的诗句来勉励远方的爱人。蜀山真的比吴山好吗？只有你才知道。

宋清如在成都女中教了一年书，看到上海局势趋于缓和，便与家人一起辗转数省，返回了上海。国难当头，几经聚散，一对恋人不禁感慨万千。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袭击上海孤岛。朱生豪任职的《中美日报》被荷枪实弹的日军占领。朱生豪夹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了全部的译稿和资料，以及三本自己编写的诗集。不过，总算逃出了一条命。

第二年春天，正是两人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患难见真情，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十年漫长的恋爱，终于结出了甜蜜的果实。

到了结婚的那一天，这对新人却没有一身合体的礼服。宋清如的同学李信慧发现这一情况，赶紧回家拿来一件新做的粉红色旗袍和一双皮鞋，两人身材差不多。而朱生豪常年都是竹布长衫，表姐帮他借来一件袍子。谁能想到，才子佳人身上穿的，都是借来的衣服呢？

宋清如的老师、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为他们题写了“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对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最好概括。

朱生豪在结婚的第二天，就向远在四川的老同学彭重熙写信报告结婚的消息，信中有“一觉醒来，遂成有妇之夫”之语。

有一天，我也会让你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也将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爱你的　宁萱

两千年二月九日

第六章　苹果树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阴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

－－《圣经·雅歌2:3》

一、廷生的信

萱：

今年寒假，我没有回家过年。一个人在学校里准备论文。

北大最美丽的时候是秋天，其次是冬天。这两年雪下得少了，而我喜欢看那些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的亭台楼阁，有点《红楼梦》里“白茫茫一片”的味道。

真想跟你一起欣赏北大的雪景，如果你还嫌不够，我还可以陪你去圆明园看那些大雪中的断壁残垣。

你在信中讲到了朱生豪与宋清如的恋情，你知道吗，我也是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的痴迷者。我一直认为，朱生豪是最好的莎剧的翻译者。梁实秋的翻译太拘泥于原作，得其形而失其神。在诸多的翻译家中，只有朱生豪真正得到了莎剧之神髓。

朱生豪一生都没有摆脱贫困。在重译《威尼斯商人》时，他曾风趣地对宋清如说：“我比巴萨尼奥还好一些。他为了求婚，背了一身债，我虽则一无所有，但债是不欠的。”他们的新房就在姑母住的八平方米的小阁楼里，他们和姑母母女二人同住斗室之中。

婚后一个月，他们不得不离开上海，来到常熟乡下。宋清如给十几个失学的女孩补习功课，而朱生豪则闭门不出，全神贯注地重新翻译莎士比亚。

宁萱，我的爱人，你来，我有一间小小的屋子迎接你。虽然这间小屋里除了四壁的书籍，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但是比起朱生豪与宋清如来，我们好歹有了一处自由的空间。我们比他们富裕多了，我们也应当做出他们那样的成就出来。

第二年，他们又回到嘉兴的朱家老屋，宋清如回忆这段生活说：“他在故乡闭户译作，专心致志，不说是足不涉市，没有必要的时间连楼都懒得走下来。而实际物质生活的压力，依旧追随着我们，依靠低微的收入，苟延残喘。所以译述的成果一天天增加，而精神体力却一天天的损减了。”翻译莎士比亚是一件庞大的工作。既有莎翁这一精神支柱，又有爱妻陪伴左右，朱生豪自豪地说：“我很贫穷，但我无所不有。”然而，极度困苦的生活和极度艰苦的工作，逐渐摧毁了他的健康。

刚开始，他经常患牙周炎，胃腹疼痛。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他正在翻译《亨利五世》时，突然肋间剧痛，体温骤高，出现了痉挛。

不顾丈夫的劝阻，宋清如当即请来医生诊治，确诊为结核病，而且是肠结核、腹膜结核、肋膜结核、肺结核并发。在那时，这些病症就等于宣判了患者的死刑。可是，朱生豪没有听从医生要他静养的建议，依然拖着病体，继续他的翻译工作。他要赶在死神降临之前，完成庞大的翻译计划。他要与死神赛跑。

宋清如回忆说：“那时物价飞涨，我们咬紧牙关，节衣缩食，支撑着过着日子。生豪既不肯为敌伪工作，也不愿向亲友告借，所以病越拖越重。那些日子当时是怎么过来的，现在简直难以想象。他那坚毅的品格，宁死不屈的精神，永远震撼着我的心灵。”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朱生豪轻轻地朗诵着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进入了弥留之际。

他对妻子说：“我的一生始终是清白的。”他劝慰妻子要坚强，不要祈求别人的怜悯。他最后一次呼唤妻子：“小青青，我去了！”他默默地握着妻子的手，安详地去了。

朱生豪当时只有三十二岁。真是天妒英才。他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三十二年，就已经翻译出了大部分莎士比亚的戏剧－－而且有的译稿在战争中丢失，还先后翻译了两次。

我不禁设想：要是天假以时日，让朱生豪活到六十岁、七十岁，他还将翻译出多少伟大的作品来呢？唉，即使让他再活上个十年，以他的聪慧和勤勉，他也能够完成全部莎剧的翻译。再进一步，他还能够选择其他西方文豪的巨著来翻译，成为文化交流史上一道横跨万里的彩虹。

朱生豪是一个伟人，与之相比，妻子宋清如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没有宋清如，也就没有朱生豪，没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与我们的奶奶一样，在丈夫惨死之后，宋清如一个人养大了孩子，一个人与孤独和困苦战斗。她的伟大蕴藏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想，假如没有这些伟大女性，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该是多么的惨淡无光啊！

以前，我零零碎碎看过一些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情书。虽然朱生豪不以散文闻名，但这些情书却写得比某些大作家还要好。

这是人间至情的文字，我抄几段给你－－

“如果有一天我看见你，脸孔那么黑黑的，头发那么短短的，臂膀不像现在那么瘦小的不盈一握，而是坚实有力的，走起路来，胸膛挺挺大，眼睛炯炯发光，说话也沉着了，一个纯粹自由国土里的国民，那时我真要抱着你快活得流泪了。也许那时我到底是个弱者，那时我一定不敢见你，但我会躲在路旁看着你，而心里想从前我曾爱过的这个人－－这安慰也尽可带着我到坟墓里而安心了。这样的梦想，也许太美丽了，但你能接受我的意思吗？”

“如果我想要做一个梦，世界是一片大的草原，山在远处，青天在顶上，溪流在足下，鸟在树上，如睡眠的静谧，没有一切人，只有你我在一起跳着、飞着、躲着捉迷藏，你允许不允许？因为你不允许我做的梦，我不敢做。我不是诗人，否则一定要做一些可爱的诗，为着你的缘故。我不能写一首世间最美好的抒情诗给你，这将是我终生抱憾的事。”

“你是个美丽可爱的人，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的精神合起来画成了你的身体和灵魂，你要我以怎样的方式歌颂你？”

宁萱，这些也是我对你的期望和赞美。朱生豪的文字太美了，我干脆借花献佛，把这些文字送给你吧。

热恋中的朱生豪，每个星期给宋清如写两封信；我却想每天都给你写信，你同意吗？你不同意我也要写，我要我们的情书比所有人的情书集还要长－－超过朱生豪给宋清如的信，超过鲁迅给许广平的信。

我的硕士论文快要完成了。这些天来，我每天都泡在北大的图书馆里查看各种资料。看着一百年前的史料，真是感到历史像泉水一样，在我的指缝中汩汩地流淌。

我的论文是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这几年来，我对他们这一代人、也就是戊戌变法的一批知识分子十分感兴趣。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他们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前面有洋务运动，后面有五四运动，他们的失败和他们的鲜血，直到今天都还极具启示意义。他们的生命洋溢着一股青春之气，正是梁启超所谓的“少年中国”。然而，在现有的历史叙事之中，他们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是不公平的。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对彰显他们的价值起到一点点推动作用。

论文断断续续地写了三个多月，就快到“杀青”的阶段了。我盼望着你快一点到北京来，来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

我太想去扬州看你了。等我的论文答辩完成，我就准备启程。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二月十四日

二、宁萱的信

廷生：

写论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让自己劳累过度了。

身体永远都比论文重要，对吗？

写论文之余，多给我写几封信。不是给你增加任务，而是希望你在写论文之外，换一换文笔，调节调节心情。朱生豪的情书比你写得好，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哪一天你写得比他好了，哪一天我就飞到你的身边来。

你每封信都在催我到北京来，我想，那一天不远了。有一天，假如出现一个让我感到非得立刻到北京不可的机缘，我会毫不犹豫就动身。父母有弟弟在身边照料，在我现在的生活中，没有太多值得留恋的东西－－我想放下就放下，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朱生豪多才多艺，他还会谱曲。热恋的时候，宋清如曾经给朱生豪寄去一首名为《迪娜的忆念》的小诗。读完之后，朱生豪情不能已，当即谱成歌曲，回赠清如。

可惜的是，他谱的曲子丢失了，后人不知道该怎样歌唱。

不过，歌词却保留下来。歌词是这样写的：

落在梧桐叶上的，

是轻轻的秋梦吧？

落在迪娜心上的，

是迢遥的怀念吧？

四月是初恋的天，

九月是相思的天，

继着蔷薇凋零的，

已是凄艳的海棠了！

东方刚出的朝阳，

射出万丈的光芒，

迪娜的忆念，

在朝阳前面呢，

在朝阳的后面呢？

朱生豪还想把两人唱和的诗歌整理成集子。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说：“你的诗集，等我将来给你印好不好？你说如果我提议把我们两人的诗选剔一下，合印在一起，把它们混合着，不要分别哪一首是谁的，这么印着玩玩，你能不能同意？这种办法有一个好处，就是挨起骂来大家有份，不至于寂寞。”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诗歌，但我们的情书，也足以连缀成一本小册子。将来有一天，要是它们能够出版的话，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挨骂呢。

你说，假如我们的书信真的出版了，有没有人会共鸣和感动呢？相比之下，读者更喜欢谁的文字呢？

不管别人了，至少你和我会为对方的文字而感动，这就够了。

我忽然想起，曾经拍摄《红》、《白》、《蓝》等杰作的电影大师基斯洛夫斯基，在一次访谈中讲到的两件小事。

在巴黎郊外，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认出了他，走上去对他说，看了他的电影之后，她真正感觉到了灵魂的存在。大师说：“只为了让一位巴黎少女领悟灵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

在柏林大街上，一个五十岁的女人认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来。原来，她的女儿虽然与她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人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一起看了大师的作品《十诫》，女儿流着泪吻了母亲一下。

大师说：“只为那一个吻，为那一个女人，拍那部电影就值得了。”人性的悲苦折磨着大师，他只活了五十五岁。然而，他的电影是他生命的延伸，他的电影不朽，他的生命也不朽。正像刘小枫所说：“只为这五分钟的吻，他觉得自己的创作艰辛是值得的。爱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诸多碎片之一，然而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个体残身的碎片。”

我想，你的写作、你的抵抗、以及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奋斗都是值得的－－只要我们背后有爱的支撑。

爱是柔弱的，但它无往而不胜。

我永远爱你，今生与来世。

爱你的　萱

两千年二月二十日

三、宁萱的信

廷生：

我刚刚寄出给你的上一封信，觉得意犹未尽，便又拿起笔来写这封信了。我真想牵着你的手去看北大和圆明园的风景。那一天，不久就要到来了吧。

冬天里，我穿着一件鲜红的羽绒服。你还没有见过我穿鲜艳的衣服的模样，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穿颜色素淡和样式简单的衣服。可是，爱上你之后，我突然对鲜艳的衣服有了兴趣。大概是因为心境发生了变化，衣服就是女孩子的心情。

春节过后，妈妈所在的工厂停产了，用最“时髦”的话来说，妈妈“下岗”

了。妈妈是一家大型纺织厂的厂医，她从卫校一毕业就分到厂里，一干就是三十年，真可算是“以厂为家”了。厂里几乎所有的女工她都认识，大家都说，她是医务室里待人最诚恳、最热情的医生。

可是，妈妈突然“下岗”了，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厂里说，如果她们想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每月发给两百元退休工资的话，就得每人先交一万元钱。

她们都感到困惑，感到不公。我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工人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承受了一辈子的低工资，到头来想要享受退休金，却还得各自掏出一万元的巨款来，这是哪个没有心肝的王八蛋的“异想天开”？

这个命令依然被坚决地实施了。家里没有什么存款，妈妈很发愁。我知道了以后，就在我的存款中拿了一万元给妈妈。这可是给她的“救命钱”啊。妈妈比她的同事们幸运，她有了我这个能干的女儿。可是，那些子女的经济状况也不好的父母们（妈妈的很多同事，一家人都在一个厂里，一家人同时“下岗”），怎么能够拿出这笔钱来呢？如果拿不出来，她们不就被抛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之中？

唉，让人气愤的事情，每天都在身边发生着。我们逆来顺受太久了。

还是谈点轻松愉快的事情吧。我们刚刚过完春节，从乡下回到城里。乡下的扬州和城里的扬州，在我的心中叠印出一幅奇妙的图画。

于是，我想给你谈谈扬州。既然你说你想来，我就先吊一吊你的胃口。你是一条小鱼，我放个鱼饵在这里，看你会不不上钩。我还没有听说有人不喜欢扬州的。古人“人生只合扬州死”，我想，假如你来，也会留连忘返的。但是，不久以后，我却要离开温香软玉的扬州到风沙扑面的北京来了。这种“逆旅”，完全是爱情的魔力造成的。

你在北京，我也会在北京的－－我要把我的生命与你的生命联系起来。

小时候，我在《扬州府志》中读到过“骑鹤下扬州”的故事。

古时候，有四个文人在一起聚会，各自表述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个说：“我愿意当扬州刺史。”一个说：“我愿意腰缠十万贯。”第三个说：“我愿意骑鹤下扬州。”最后一个则说：“我希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现在，我却要两手空空地北上，抛下我的工作和我的朋友圈子。

看来，我的人生理想，跟那些悠闲的古代文人毫无相似之处－－我的理想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无论是甜蜜还是困苦，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比上面那四个文人都要幸福。他们即使能够“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如果身边没有一个爱他们的人，他们会幸福吗？他们所谓的“幸福”，不过是一些外在与心灵的假设而已。

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下扬州的皇帝们，应该说实现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梦想，但他们真的幸福吗？我想，他们连幸福的衣袖都没有沾到－－皇帝们留下来的画像，哪一张不是愁眉苦脸或者凶神恶煞的模样？

不过，将来到了北京，我会想念扬州的，想念我的亲人，想念我的童年。对故乡情感，是无法取代的－－正如你现在很想念四川一样。

说起扬州，我又想起一则“种字林撰文”的典故来。你知道吗，字也可以像树一样“种植”？你且听我慢慢说来。

清初扬州出了一个著名文人吴绮。他以“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的诗句而获得“红豆词人”的美称。吴绮曾经当过兵部主事、湖州知府等官职，因为性情耿直，被人弹劾，于是罢官归里。

还乡以后，吴绮住在扬州粉妆巷。院子里面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可以修建园林，但是由于他为官清廉，不曾搜刮财宝，所以没有财力完成园林。

当时，许多风流文士来他家中吟诗作赋，诗人吴梅村形容为：“官如残梦短，客比乱山多。”要是早生几百年，我们说不定也是他家中的贵客呢。你的性情跟他十分对路，他会喜欢你的。

后来，吴绮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既不失风雅，又能够完成园林修建的计划。

前来求取诗文的人很多，他无法全部拒绝，便制定了一个奇异的润格（也就是稿费标准）：凡是向他求取诗文的，不收金钱，一律用花草树木交换。于是，短短几年间，他的那块空地上就已然全是红花绿草、翠柏青松了。

因为这些花草树木都是主人用笔墨来换取的，所以扬州人把吴绮的园林称之为：“种字林”。

我喜欢这个故事，不管它是否真实。这个故事体现了文化的力量和文化的价值。在那个时代，文化还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厚待。人们以获得吴琦的诗文为荣誉，而吴琦则以种植花草树木为人生的第一乐趣。各取所需，又是何等的潇洒！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来：

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却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诗篇37:16》）

有的人拥有万贯家财，却没有欣赏一朵美丽的花的能力；有的人两袖清风，却能够与树木和小鸟对话，他们谁更加幸福呢？

今天，城市里再也没有空地了，我们都被迫挤进鸽子笼般的高楼大厦里。不然，你也可以效法吴绮，用诗文来换取花木。而我可以给你当“经纪人”，验收对方的花木。对于花草树木，我比你更有鉴赏能力。那样，我们过不了多久，也将拥有一个美丽的花园。

每天中午，我工作累了，便眺望瘦西湖。扬州瘦西湖边上有一座白塔，与北京北海的白塔一模一样。我可以望见远处小小的塔尖。

关于白塔的故事有一长串，我挑一个讲给你听。

据清末许指严《南巡秘记》中记载，乾隆皇帝下扬州的时候，盐商的头目江某承办一切供应。有一天，乾隆皇帝来到大虹园，看到周围的美景，对左右说：“这里跟北京南海的琼岛春阴很像，可是缺少了一座塔。”

江某听到了乾隆皇帝的话，决定立刻连夜修建一座白塔，以取悦皇帝。但是，一时之间，苦于找不到北京白塔的图纸。经过一番打听，知道图纸已经随驾带来，保管在太监总管那里。于是，江某便向总管求图，总管狮子大开口，索要数百金。盐商们不惜巨款，贿赂总管五百金，终于获得图纸，得以施工。

一夜之间，白塔建成了。江某希望乾隆皇帝能够早点看到。怎么办呢？江某又找到总管，请求他说动皇帝早上去看白塔。总管的口开得更大了--他说，成功了的话他要万金，不成功的话，也要“开口金”百金。

总管说动了皇帝。皇帝一大早起来就去看白塔。他看到了这座一夜之间建成的白塔，不禁感叹说：“盐商之财力伟哉！”

皇帝有这样发自内心的称赞，盐商们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们没有听出皇帝的弦外之音－－在一个绝对专制的时代里，只允许皇帝本人拥有“鬼斧神工”的力量，其他人要是显示出某种出风头的能力来，立即会招致皇帝的嫉妒和怀疑。

盐商成也白塔，败也白塔。

皇帝在称赞之后陷入沉思之中：盐商一夜之间就可以修建一座白塔，他们会不会对自己皇权形成威胁呢？一想到此，皇帝立即警觉起来。

盐商的马屁拍到马腿上。专制君王发现了蕴藏在民间的智慧和力量，发现了商人的勃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开始忐忑不安了。专制君主认为，商业的发达，有可能会危及帝国的“超稳定结构”，于是他开始向盐商们下手了。

后来，皇帝找个借口把江某处死了。遭殃的并不仅仅是江某一人，独裁者很快实施了一系列打击淮扬盐商的政策。到了清代中期，盐商迅速衰落。发轫于扬州的一棵资本主义的幼苗夭折了。

欧洲从中世纪起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市民阶级，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受契约的保护，而不受君王和贵族的任意剥夺。他们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动力。

跟欧洲不同，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君王一个人的天下。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没有私有财产和人格尊严之类的概念。尽管盐商们一时可以富可敌国，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没有任何的保障，随时随地可能被皇帝剥夺，成为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甚至人头落地。所以，他们只好拼命巴结皇帝和整个腐败的官僚机构，最后导致他们自己也成为腐败的酱缸中的一部分。

当西方的商人们在改良蒸汽机以便扩大生产力的时候，扬州的商人们却在挖空心思修建白塔以取悦皇帝。这种反差是何其巨大！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商人比西方的商人骨头软、智商低，而是说明中国的专制制度简直就像硫酸一样，能够腐蚀这个社会中出现的一切生命气象。

不过，话也说回来，莲心寺中的白塔，确实是一处美丽的景致。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提到过它：“桥南有莲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顶缨络，高矗云霄，殿角红墙松柏掩映，钟罄时闻。此天下园林所未有者！”清人林苏门也咏叹说：“月明最宜看，撑空一白塔。”我真想你快来扬州，我带你一处一处地游玩。我真希望你在单调而紧张的生活之中，能够有这样悠闲的游玩的时刻。

扬州的典故不计其数，简直能够写成一部独立的文学史。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慢慢闲谈。

爱你的　宁萱

两千年二月二十三日

四、廷生的信

萱：

我真想看看你穿上红色的衣服是什么模样。我不要看照片，我只要看真人。

然而，现在，我只能在想象中一次次地描摹。

你是一个看不出年纪来的“天山童姥”：穿上“宝姿”的职业套装，就成了经理级的白领丽人；穿上“淑女屋”的裙子，立刻又变成了一个小中学生。

有一天，我挣到了钱，别的什么都不买，就给你买一柜子的衣服，特别是透明的长裙。我要看你的长裙在风中飘扬的样子。

我会到扬州来的。同时，我也盼着你来北京，假如你来了，我的“稻香园”

会立刻就变成“爱情海”。我也将与那些诗人一样，诗如泉涌。我要不停地为你写诗，一直到老。

宁萱，你确实是最好的导游，你将扬州最美丽的一面呈现在了我的面前。古人有“扬一益二”之说，你是扬州人，我是成都人，我们两个人恰好占有了中国最富庶、最优美的两个风水宝地。

晚唐诗人杜荀鹤在《送蜀客游淮扬》一诗中说：“见说西川景物稠，维扬景物胜西川。”而唐人卢求也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可见，早在唐代，人们就将扬州和成都并称，以它们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一开头就这样赞美扬州的繁荣：“虽然殷实繁华的四川成都素来以优雅和轻浮著称，但是当时流行的‘扬一益二’这句格言中，还是将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扬州之下。”但是，也有人认为，扬州不一定比得上益州。有人说，成都的优雅和繁荣，“扬不足侔其半”。可见，这两座城市一直在“明争暗斗”。

宁萱，你没有去过成都，我也没有去过扬州。那么，什么时候让我们一起游览一次这两个互相不服气的城市，我们互相担任对方的导游，带着对方看遍它们最美丽的地方。最后，让我们来公正地比比看：今日的扬州和成都，究竟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呢？

虽然我是成都人，但因为你是扬州人，我便当了成都人的“叛徒”，我愿意放弃对成都的颂歌，转而对扬州进行咏唱。咏唱扬州，也就是咏唱你。你是扬州最美丽的小女儿。我因爱你而爱扬州。

扬州是一座诗与歌的城市，是天上的城市，而不是人间的城市。那里曾经有汉大赋的开山之作－－枚乘的《七发》，曾经有音乐史上的绝响－－嵇康的《广陵散》，曾经有“孤篇盖全唐”的诗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要是仔细算起来，中国一部诗词曲赋的历史，怕有半部是在扬州写成的。

这些天来，我开始留心搜集有关扬州的史料。我想通过了解扬州来更深入地了解你，那里有你的童年。

我发现，扬州人的生活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诗性。嵇康一曲《广陵散》，就与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嵇康是那个艺术“自觉”的时代最真诚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广陵散》我们听不到了，却存留在我们的想象之中。嵇康临刑前，没有呼唤亲人的名字，也没有高喊某某万岁。他没有感叹生命的短暂，他仅仅是无比惋惜《广陵散》的失传。

对于像嵇康这样的艺术家来说，艺术高于生命，生命为了艺术。他不能忍受生活在一个万马齐喑、暗无天日的时代。我相信，即使没有小人钟会的诬告，嵇康照样摆脱不了被杀戮的命运。嵇康明知钟会与宫廷关系密切，可以随时向统治者打小报告，但他依然要傲慢地对待钟会，惹怒他、刺激他，我想，嵇康是有意要这样做的。

所以，与其说嵇康是“他杀”，不如说他是“自杀”－－他以死亡来表达对一个毫无诗意的时代的最后的抗议。

他以自己的死亡来完成最后一首音乐。

由失传的《广陵散》，我又想起了《笑傲江湖曲》，想起了刘正风和曲洋，想起了令狐冲和任盈盈。他们独立于权势之外，坚守心灵的自由。他们超越了所谓的“正”与“邪”的区分。那些在红尘中争名夺利的人们无法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便只好认为他们另有所图－－他们自己热衷于名利，却不允许别人超脱于名利之外，而恨不得将与他们不一样的人全部消灭。

权力的肮脏与艺术的纯洁，在一部《笑傲江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权力试图消灭艺术、消灭艺术中的真实和美。权力似乎做到了，但它最后还是失败了。

如果说权力占据了空间上的优势，那么音乐乃至艺术就占据了时间上的优势。权力能够驱使百万人为一个统治者修筑长城，音乐却能够打动千年以后亿万颗的陌生人的心灵。隋炀帝能够杀死诗人，却杀不死诗人的诗歌。

一下子又说远了。还是回到扬州上来。扬州是一座风流的城市，也是一座有血性的城市。

你一定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典故－－在明代末年的天崩地裂之中，扬州奋勇抵抗清军的围攻，上演了一出可歌可泣的壮剧。

公元一六四五年，史可法督师扬州，抵抗清军。城破，史可法慷慨就义，文官自知府任民育以下集体殉节。清兵在扬州实行残酷的屠城。屠杀的开始是在街道上逢人便杀，然后破门而入血洗全家，最后是无隙不搜无孔不入、力求杀光每一个躲藏者。大屠杀限十日停止，实际上三天之后，城中活人已经不多了；七天之后，城中几乎看不到一个身穿汉服的老百姓。那些抵抗者和死难者当中，不知是否有你的先辈？

我读过王秀楚写的《扬州十日记》，真是令人汗毛倒竖。王氏是一个留在围城之中、奇迹般地从刀口下逃出来的遗民。他在大屠杀的时候不断变换藏身之处，最后躲到一个破旧小屋的隔板下，耳闻目睹了清兵的暴行，自己也受过几次被枪戳的虚惊。事后，他痛定思痛，写下了《扬州十日记》。他写作此书所冒的危险，不亚于当年在扬州城中的危险。

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我敬重他此刻的勇气。

这种勇气乃是我们民族存在的根源。

中国的历史，正是由这样一些浸透了鲜血的文字拼凑成的。

我不喜欢阅读那些冠冕堂皇的官修的史书，而更信任诸如《扬州十日记》这类的私人笔记。官修的史书上面，写满道德仁义；私人的笔记之中，却倔强地透露出“吃人”两个字来。像《扬州十日记》这样的文字，是作者写给自己和子孙们看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记忆”。因此，他们不用说假话和谎言，不用掩饰和遮盖。历史的真相正蕴藏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带着血的蒸气。

中国老百姓的人头，就这样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地被砍了下来。在这块土地上，生命从来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从“扬州十日”到“重庆武斗”，我们文化中邪恶的因子太多了，而且这几百年来越演越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圣经》中说：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圣经·耶利米书9:1》）

有谁来为中国的百姓们哭泣呢？

有谁来怜悯这些无辜的生命呢？

几十年以后，扬州又繁华了。人们把鲜血忘却得干干净净。中国人是最善忘的民族，这个“世界之最”我们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至少史可法的抗争是抹杀不了的。史可法是扬州的骄傲。著名抗日将领蔡廷锴称赞史可法“率孤军，守孤城，临难不苟，宁死不屈”。这何尝不是蔡廷锴当时的心态的写照？

四百年前与史可法共存亡的扬州，也在那场惨烈的战争和屠杀中展示出它刚烈的一面。谁说扬州仅仅是风花雪月的扬州呢？

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我所敬佩的为数不多的英雄之一。中学语文课本中，我们学过全祖望写的《梅花岭记》。听说今天的扬州的广储门外的梅花岭上，依然保存着史可法的祠堂和墓地。如果来扬州，这将是我的一个必去的地方。

宁萱，虽然我一个人在北京，但我心中有了你，就不再孤独了。更何况你已经答应我，在不久之后你将到北京来，与我时时刻刻在一起。那么，我就忍受这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吧。

充满着希望的忍耐，本身就蕴含着快乐和甜蜜。你说是吗？

这段时间，我和一批老师正着手编写一套新的中学语文课本。我们将把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精神贯穿在我们的编写思路之中。当然，这套课本暂时还不可能成为学校正式采用的课本，我们也谦虚地称之为“新语文读本”。但是，当教材不再是由一家官办的出版社所垄断、学校有选择教科书的自由、多种版本的教科书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时候，我们的这套书一定会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

这几年，我一直很关注教育问题，而中学语文教育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中学语文教育的现况令人齿冷。由于遇到了几个优秀的语文老师，我得以免受其戕害（或者说受害程度不深）。然而，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幸运而已。更多的孩子在学了十几年的“语文”之后，连通顺的文章都写不出来，更遑论敏锐的审美能力和文学欣赏能力了。这是何其可悲的现状啊。

鲁迅先生当年“救救孩子”的呼喊，今天并没有过时。我也希望参加到拯救孩子的行动中去。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二月二十八日

五、宁萱的信

廷生：

你在信中对扬州简直是如数家珍。看来，你对扬州的了解已经不亚于我这个“老扬州”了。我知道你是“爱屋及乌”。因此，心中美滋滋、甜蜜蜜的。

你很推崇史可法，你在信中多次提到梅花岭。中学课本中，全祖望的那篇散文写得真是好，让我们过目不忘。

史可法在梅花岭的祠堂和墓地，我曾经去过。最前面是飨堂，其门廊上有两幅楹联，其一为：“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其二为：“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衣冠复古处，梅花冷艳伴孤魂”。每到一处，我最喜欢读的就是楹联，我甚至先看上联，不去看下联，然后尝试着自己来对一下。这两幅楹联是神来之笔，千金不易。悲怆之气，充沛其中，犹如千年的龙泉宝剑，时刻准备着跳出剑匣来杀敌。

我是在冬天去的，因为冬天可以观赏梅花。飨堂后面是史公的衣冠墓，再往后走就是梅花岭。岭上岭下都种植着各种梅花。也许因为史公的英魂在此，这里的梅花开得比别处艳丽，也比别处芳香。

就在梅花丛中，还有一座晴雪轩，门廊上挂着史公撰写的联句：“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里面正中的墙壁上镶嵌着史公的手迹石刻，一块是写给母亲、岳母和妻子的遗书，另外两块是复清摄政王多尔衮书。柔肠与侠骨，温情与铁胆，交相辉映。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真实的人。

廷生，你来扬州，我一定带你去梅花岭。不过，假如没有梅花的话，梅花岭的景致就逊色了十之八九。而要看梅花，你就只好冬天来－－今年冬天你大概来不了，那就只有等明年了。

我的老家在扬州城外的小镇上。小镇在一条小河边，外婆还在老家守着宅子，不愿意进城来。因此，逢年过节我们一般都回去团聚。你来，我们将把你当作我们家的新成员。外婆将像爱我一样爱你。她会做她最拿手的芙蓉鲫鱼给我们吃－－我猜想，你读到这里一定会猛咽口水。你是个小馋猫。好了，我不吊你的胃口了。

春节时候回老家，是坐小船回去的。扬州是一座水上的城市。在扬州，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坐船。

我从小就在水边长大，经常坐各种各样的船。最不能忘怀的一次，是在船上呆了整整一个星期，看够了风景和人物。

那时，外婆在一家造纸厂工作，秋收之后，造纸厂的小船开到外地去收购稻草，作为造纸的原料。我便赖着外婆要跟她一起出门，外婆拗不过我，只好把我也带上。

那一个星期，我们的小船沿着大运河的旧道慢慢悠悠地行驶着。那是我小时候离家最远的一次。坐船才有真正出远门的感觉，因为船在水上，离开了陆地，便有了“漂泊”的体验。跟坐汽车和火车大不一样。

我们在船上做饭吃，我们在船上睡觉。我们的船每天晚上都停泊在不同的码头。

沿岸是宽阔的平原和收割之后的稻田，稻草的香味飘上船来，稻田里的蚱蜢也跳上船来。田里的农民和他们黝黑的孩子，都直起腰来，微笑着向我们招手。

我就像一个凯旋归来的大将军，一直不知疲倦地站在船头。我的胸口，挂着一只外婆用线拴着的小蚱蜢。

有一天晚上，我们的船到了一个小镇。码头上贴着色彩斑斓的招贴，恰好那天晚上在镇上有一场扬剧演出。外婆便带我上岸，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扬剧。

这是我第一次看演戏。那时，我只有五六岁，也不大看得懂故事，只是看了几个飘来飘去的美女。外婆好像还买了干丝给我吃，但具体细节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剧名是《鸿雁传书》。那么，讲的该是柳毅和小龙女的故事？

后来，我在外婆的怀抱里睡着了。什么时候我们回到船上，我一点也不知道。直到第二天醒来，我们的船已经开到了一个陌生的水域。昨天晚上的那个小镇，已经被抛在了身后，再也看不到了。

以后，我离开外婆进城上学，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坐船外出了。现在，我经常这样想，要是能够谁也不告诉，悄悄地跳上一艘小船，没有目的地，随意地逛它个十天半月，那该有多好。可是，也只能想想而已。连旷达如神仙的苏东坡也叹息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人生中有多少逃脱不了的束缚啊，说到底，我们的生活大半都是“身不由己”的。

与陆地上的凝固停滞不同，船上的生活却是灵动而飘逸的－－充满了种种不确定的可能性。在扬州，船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在扬州的瘦西湖上，撑船的多为女性，俗称“扬州船娘”。你大概知道“扬州船娘”这个词语，现代文学史上，好几个作家都为她们写过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扬州的船本来就有其特色。散文家朱自清从七岁到二十岁一直在扬州生活。

后来，他在文章中不断地提到扬州，提到扬州的船。他在《扬州的夏日》中说：“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挟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谋得利银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划子’，真像一瓣西瓜，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以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也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支布蓬，可以遮日避雨。‘洋划’渐渐地多，大船渐渐地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他的伶俐。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他的描述真细致，外人是写不出这么多“门道”的。

一个人坐船还是太寂寞。要是有一天，我能够与你在瘦西湖上泛舟，那才是人间乐事呢。

船有特色，湖上和岸边的风景也有特色。这还不够。扬州的撑船的女子更有特色。

洪为法在《扬州续梦》中说，扬州的船娘在服装方面，似乎有一定的规矩，她们多是黑色的绸裤，白色的布衫。这样黑白分明的打扮，映衬在绿沉沉的草木之中，正是湖上不易见到的忘机鸥鹭，自很赏心悦目。加之她们撑船的技术又很好，拿着一枝竹竿，很灵活地撑去，不管多远，竹竿一上一下，衣服上都不会溅到一点水滴。那种灵活的身躯，娴熟的技术，配上淡雅的容颜，素雅的衣裳，就像音乐之有节拍一样。

朱自清还写道：“你们也可想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啰。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胜；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朱自清为人有些拘谨，不一定能够完全体味景物和船娘的风韵。但他在文字中，显然是一副赞赏的口气。

不过，最懂得欣赏风景和船娘的，大概是郁达夫了。他在《扬州旧梦寄语堂》中写道：“还有船娘的姿势也很优美。用以撑船的，是一根竹竿，使劲一撑，竹竿一弯，同时身体靠上去着力，臀部腰部的曲线，和竹竿的线条，配合得异常匀称，异常复杂。若当暮雨潇潇的春日，雇一容颜姣好的船娘，携酒与菜，来瘦西湖上回游半日，倒也是一种赏心的乐事。”

在“五四”那代文人中，郁达夫最喜欢哭穷，却最懂得生活情趣。以他的性情，恰恰适合在扬州居住。他懂得扬州的种种好处，而扬州也能给他提供在北京和上海所没有的宁静与平安。

郁达夫写船娘的这段文字，表面上虽然轻松自如，里面却充满了悲凉的气味。那是一种“欲将沉醉换悲凉”。他是孤独的，是不被人理解的。

他不喜欢肮脏的政治，可是肮脏的政治总是不放过他。

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刀刃相见。郁达夫两不相帮，导致与左翼的创造社同仁决裂并脱离该社。同时，他也与右倾的《现代评论》脱离关系。这种遭遇，真像是《笑傲江湖》中不为正邪两派所容的刘正风和曲洋。

两年以后，他被安徽省教育厅列入“赤化分子”名单，并被迫离开执教的安徽大学。

次年，他因与鲁迅发起和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予以通缉，并被列入“堕落分子”名单；同时，他被“左联”

领导机关视为“投机和反动分子”，被当场投票予以开除。

“世人皆欲杀，吾人独怜才”。只有鲁迅先生说，我懂得达夫的颓废。

郁达夫传记的作者袁庆丰，曾经谈到郁达夫生活过的江南以及他殉难的南洋，他动情地说：“在我的心目中，那永远是一片秀美丰腴的景色，我热爱和渴望那种成熟的绚烂。但我又知道，那里永远是我遥远的故乡，已无从回归而只有想象与期待。就如同那些俗世浊人，永难理解和感受郁达夫的孤寂情怀，那颓废的美，那悲怆的爱。这是一个没有英雄而又忽视和丑化英雄的时代，这更是一个没有诗人而又不需要诗人的时代。我的追慕与渴望，只能在心灵的陷阱中，默默腐烂，就像郁达夫的行踪，从江南到日本，已随风飘散，就像郁达夫的骨殖，在南洋的无名之地，永难被人发现。”他真是郁达夫的一个知己呢。

我也是郁达夫的知己。郁达夫表面上颓废，骨子里却满腔热血。我喜欢他的人和他的文章。后人多半没有读懂他的内心世界。他固然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他的文章也固然是有缺点的文章，但是用一句老话来说，有缺点的英雄仍然是英雄，而完美的苍蝇依然是苍蝇。

我认为，郁达夫是现代作家中，仅次于鲁迅的一个大家。你同意吗？

最近又读到了什么好书？赶快推荐给我。我知道你学业繁重，所以再次叮嘱你要好好照顾身体。

我给你草拟了几句“最高指示”，你好好听着－－

“请走人行道，按时去睡觉，三餐要吃饱，衣服不能少，每天想着我，早请示，晚汇报，不许到处跑！”

你如果执行得好，我以后定有“奖赏”。

你想要什么样的“奖赏”呢？你曾经告诉我，你小时候最喜欢看漫画故事《丁丁历险记》，我也喜欢。那对倒霉的杜邦兄弟让我笑出了眼泪。我跟弟弟经常抢着看。你要是好好执行了我的最高指示，我就奖励你一套彩色的《丁丁历险记》，好吗？

爱你的　萱

两千年三月三日

六、廷生的信

萱：

你的最高指示，我一定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说别的，仅仅冲着那套《丁丁历险记》，我也要努力奋斗一番。我心甘情愿当一头笨驴子，追逐你挂在前面的胡萝卜。

不过，你也要注意身体，下次见面，我希望看见你能够长胖一点。那样的话，我也奖励你一个礼物－－一套《史努比漫画集》。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天龙八部》中姑苏慕容家的武功。

这些天来，我的创作状况非常好，一边写论文，一边写些小文章。论文我准备写到十万字左右才收尾。写一篇大论文，就好像搭建一座“七宝楼台”。一般来说，用在前期的酝酿上面的时间，要多于实际写作的时间。心中有了一张详尽的图纸，施工就易如反掌了。我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浪费一分钟时间。

每天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可以达到十二个小时以上。我几乎没有一点疲倦的感觉－－从早到晚都精神抖擞的。

这几年来，我的读书量和写作量都是惊人的，我的新作一篇接一篇地问世。

有时，我也为自己旺盛的创造力而感到惊讶。

在认识了你之后，我的创造力更是直线上升。你是我的“催化剂”。一想到你，我就气定神闲。天下人全都不理解我也没有关系，只要你一个人理解我，我就满足了。

我常常不掩饰自己的骄傲，这自然导致某些同龄人的嫉恨。他们说，他才二十多岁，就出版了七八本书，一定泥沙俱下、水分很多云云。他们自己懒惰如猪－－大学里有“九三学社”的说法，意思是某些人早上九点起床，午觉则是下午三点起床。他们却看不惯珍惜光阴的人。

大学里整天昏昏噩噩的懒虫太多了。懒虫自然是一无所获。可是，一无所获的懒虫，又什么资格嫉妒勤奋的人的劳动果实呢？《圣经》中又说：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

我看见了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悔。

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圣经·箴言24:30-34》）

每个人都必须为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负责。我选择勤劳，我获得收成，这是理所当然的。懒汉们的嫉妒我不会放在心上。

宁萱，你那在水边度过的童年，真是令人神往。你与外婆的那次远行，使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社戏》。其实，我也有跟你相似的童年生活。我生活的那个小镇，旁边也有两条小河。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工业污染，河中随手便可以捞到鱼虾。小时候我身体虚弱，外公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给我开出的药方是每天吃一条清炖的小鲫鱼。那时，吃鱼不用到市场上去买，而是直接到河边去钓。

经常是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出来，天色灰蒙蒙的，我就跟外公扛着鱼杆出发了。我们也不钓多的鱼，每次就钓一条。然后踩着河边沾着露水的小草回家。回家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天色却开始亮了。

通常都是外婆亲手做给我吃，外婆的烹调手艺一大家人都赶不上。虽然外婆是虔诚的佛教徒，长年吃素，但为了我这个最疼爱的小外孙，她不得不“杀生”。剖鱼之前，外婆要念上好半天的佛经。

现在，我身在北京，心中时常想念外公外婆，想念那水边的童年。宁萱，我猜想，你的外婆跟我的外婆一样慈祥而善良。她会把我也当作外孙的，正如我的外婆也会把你也当作外孙女。这样，我们两个都多了一个外婆，不是吗？

你的信中提到了郁达夫，他也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与其说他是一个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诗人。你在信中提到的那些他的遭际，也正是纯真的诗人与黑暗的时代的必然冲突。郁达夫的命运，这跟我在上次信中写到的嵇康的命运一样悲惨。

郁达夫是可敬的，他以文人的羸弱之身，在南洋那异国的土地上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最终以身殉国；郁达夫又是可爱的，他的可爱体现在他对爱情全身心投入的态度上。他的一生，几次婚姻均不幸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爱的追寻。尤其感人的是他与王映霞的恋爱和婚姻，这段恋爱与婚姻点亮了他的生命，也耗尽了他的生命。

前段时间，我正在读《此恨绵绵无绝期－－郁达夫爱情书简》。书中，郁达夫给王映霞的那些通信无不写得缠绵悱恻，炽烈似火。

我抄几段给你看看。并且，在郁达夫的每一段文字后面，我都加了一段小小的“注释”－－其实是我自己的感想。我不是想与郁达夫比试一番，而是想向你表明：我的爱不比其他任何人的爱逊色。

郁达夫这样写道－－

“别人赞你的美，我听了心里很是喜欢，就譬如是人家在赞我一样，映霞，我与你已经是合成一体了。我真的这样想，假如你身上有一点病痛，我也一定同时一样可以感到。所以前几天，你有了精神上的愁闷，我也同时感到了你这愁闷，弄得夜不安眠，食不知味。这几天，你的愁闷除掉了，我也就觉得舒服，所以事情也办得很多，饭也比平时多吃了。映霞，以我自己的经验推想起来，大约你总也是和我一样的，所以我此后希望你能够时常和我见面，时常和我在一块，那么我们两人的感情，必定会一天深似一天。”（这一段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我们之间不也是有一种心电感应吗？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那天，你刚刚拔牙，那天，又恰好是我的生日。这种巧合，任何人也无法安排。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和感应，无法用科学来分析和解释。谁能够说得清楚，我会认识千万里之外的你呢？）

“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长成，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爱情能够让等待变得无比漫长。

宁萱，我再一次问你：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再见面呢？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永远不分开呢？我被爱情折磨，简直想要放弃论文、放弃学位，到扬州来找你。但我又害怕你说我没有志气，“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是，你不在我的身边，我真的是度日如年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考验”我呢？这场“考验”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我觉得很满足，因为你能够爱我，了解我，我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受你的感化，因而大变了。今天在家里，也做了一天的事情，光阴一点儿也没有虚度过去，我想此后，总要一天比一天进步。映霞，我的主意已经定了，请你以后不要再伤心，再疑我，还是好好儿的帮我工作吧。”（一边想着你，一边写文章，真是人生中最快乐的的事情。在写作的时候，我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刺激，如烟酒之类的东西，我只要内心深处装着你。你就是我灵感的源泉。我想着你漆黑的眼睛，想着你刺猬一样的短发，想着你玉石般绽放光芒的手腕。）

“我希望你能够信赖我，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世界上的伟大人物看。更希望你能够安于孤独，把中国的旧习惯打破，所谓旧习惯者，依我看来，就是无谓的虚荣。我们只要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在非笑，也可以不去顾忌。我们应该生活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我对于你所抱的真诚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郁达夫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可以骄傲地向所有人宣布这一点。旁人看来，似乎有点狂妄了－－这毕竟有违中国人惯有的“谦虚谨慎”之道。但是如果仔细掂量掂量一下他在现代文学史上贡献，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他的骄傲了。我不是一个“伟大人物”，也没有充当伟大人物的愿望。我只想做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不受邪恶的力量控制的人、一个懂得爱也拥有爱的人。这个愿望难不难实现呢？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宁萱，你来帮我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吧。你来画上这条龙最后的“点睛”之笔吧。）

“我昨天发出一封平信给你，说以后当不天天写信了，因为太费时间，但是我无论上什么地方去，心里总丢不下你，所以仍是写信。虽然写来写去仍是这几句话，可是一样的话，我只要是对你说的，我总觉得说一万遍也不嫌，同样你对我说的话，纵使是一样的，只要从你的口中说出，从你的手里写出，我也读一百回听一百回都不厌的。”（连郁达夫也有“词穷”和“才尽”的时候。他大约每天给爱人写一封信，频率可比我们高多了。如此这般，再多美好的形容词，也有用完的时候。但我转而一想，爱到了深处，也许就不再需要修饰和夸张了。虽然只是那平平淡淡的几句话，却有千钧之力，正所谓“只有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最真”。）

人类的爱情都是一样的，从《诗经》时代一直到今天，人类都在爱情之中徜徉和挣扎，也在爱情之中欢歌并微笑。宁萱，让我们自己也成为幸福的人吧，在思念中发酵爱情。

一天又过去了，该休息了。此刻，你已经进入梦乡了吧？有没有梦见我们在一起呢？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三月九日

七、宁萱的信

廷生：

我没有告诉过你，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史努比？你如果送我史努比，我会毫不犹豫地“笑纳”的。

我一看到漫画上的史努比，或者做成各种各样小饰物的史努比，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你来——史努比是一个可爱的小狗，最大的心愿是写小说，经常爬到屋顶上发呆。它是不是跟你一样傻（或者一样聪明）呢？

我刚刚完成一次艰难的商业谈判，然后与几个老板一起吃完饭。我不喜欢金碧辉煌的酒店，而喜欢你们学校那个简单朴素的“家园”餐厅。那是一个很朴实、却又很温馨的名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家园”餐厅一起吃饭，这又是一个巧合——它已然预示着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我们将拥有我们自己的“家园”。因为有你跟我在一起，那里的饭菜显得那样可口。

我盼望着再一次走进“家园”餐厅。我更盼望着能够吃到你亲手做的四川回锅肉，而我也能够亲手做扬州狮子头。我的手艺是外婆亲自传授的，有着悠久的“家学”渊源。

清代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专门有一则“狮子头”，他写到：“狮子头者，以形似而得名，猪肉园也。猪肉肥瘦各半，细切粗斩，乃和以蛋白，使易凝固，或加虾仁、蟹粉。以黄沙罐一，底置黄芽菜或竹笋，略和以水及盐，以肉作极大之圆，置其上。上覆菜叶，以罐盖盖之，乃入铁锅，撒盐少许，以防锅裂，然后以文火干烧之。每烧数柴把一停，约越五分时更烧之，候熟取出。”他一笔一划地写来，仿佛自己就是烹饪大师。而在这些平缓宁静的文字中，我简直就闻到了狮子头的香味。

徐氏的记载，仅仅是一个最大众化的程序。其实，在扬州，狮子头这道菜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味道，说“百家百味”一点也不夸张。你不可能吃到两家味道一模一样的狮子头。

徐氏的记载，当然更加接近天然状态，比如使用的罐子和柴火等等。今天做狮子头，却只能够在现代化的厨房里进行里。但是，依然有一套复杂的“工艺流程”，我们家向来是“传女不传男”。不过，你要学，我也可以破例传授给你。

你在写作的时候想着我，让我好高兴。以后，你每写出一篇好文章，我就会做一盘最好吃的狮子头来奖励你。你的文字中，出现了我生命的痕迹。阅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仿佛被幸福击中了腰眼。这种幸福远远胜过你送给我贵重的礼物。

你的文字就是你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如果在认识我之后，你的文字反倒变少了、变差了，那我觉得不如不认识你；我希望，我在你的生活中的出现，能够推动你的写作热情，并且我也能够成为你灵感的源泉之一。以后，你要在回信中告诉我你写作的进展，这将是你的不能忘记的“例行公事”。

你的信中引用的确实是郁达夫的情书中最精彩的句子。不过，郁达夫的情书还有两个特点，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特点之一，就是他不断地给王映霞汇报写作的进程，让爱人分享自己写作的快乐和艰辛。他详细地谈每天写了多少字，计划几天写完一篇小说等等，就好像小学生给父母老师汇报学习进程一样。因为写作是郁达夫生命所系，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所以他在信中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谈自己的写作，谈得那样投入、那样沉醉。

比如——

“今天又写成五千字，那一篇《迟桂花》怕要二万多字，才写得完，大约后日可以寄出。只能给《现代》。……我的成绩很好。这一篇《迟桂花》，也是杰作，你看了便晓得。”

“这一忽《迟桂花》正写好，共五十三张，有两万一千字，《现代》当去信通知，大约三日后会来拿。该稿今晚从头修改一次，明晨邮寄出。……《迟桂花》我自以为做得很好，不知世评如何耳。但一百元稿费拿得到的话，则此来的房钱饭钱可以付出矣。”

“我现在在做一篇短篇，心血废了不少，而参考书也买了十余万元之多，但笔却总是迟迟不进，无可奈何。等这一篇写好，译文二万字译好之后，大约要月底月初了。”

谈起自己的写作，郁达夫滔滔不绝，尤其是谈到正在写作的得意之作，他更是容光焕发，仿佛重新获得了青春。他在信中提到的《迟桂花》，既像散文，又像短篇小说，是其精品中的精品。可惜，后人对这篇文字注意不够。我却认为，这篇文字，堪称郁达夫的压卷之作。

然而，王映霞对于郁达夫写作的快乐和艰辛，理解却十分有限，她更喜欢热闹的交际圈子。她愿意分享郁达夫的名声，却不愿意接受创作所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这自然为他们的爱情埋下了悲剧的影子。

廷生，我却能够深深地理解你。你在信中谈到的写作的计划和现状，我全都感同身受。虽然我没有在你的身边，但是读你的信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在你的书桌旁边注视着你。

郁达夫的情书特点之二，他在许多信中都谈到稿费的多少，谈到与报刊的“讨价还价”，谈到要存钱来买房子、资助家乡的亲人。

郁达夫很看重金钱，这恰恰是他率真的一面，也体现出他身上与传统知识分子不一样的现代意识。金钱是一种中性的东西，金钱本身并没有罪恶。文化人的知识生产和文学创作，同样需要获得相应的报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不相信某些文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高调，我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当“耻于谈钱”。在这一点上，郁达夫是“健康”的，而非“扭曲”的。他不掩饰自己的本性，这也正显露出他的可爱来。

廷生，你跟郁达夫也很相似，在对待金钱和生活的基本态度上，你们都战胜了虚伪。

战胜自己内在的虚伪，比战胜外在的敌人还要艰难。

郁达夫没有能够回到他深爱的故乡。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在遥远的南洋，被残暴的日本军人杀害了。那里，海风的腥气和弹片的铁锈包裹着他的身体。

郁达夫是被一个身强体壮的日本鬼子活活扼死的。那个日本鬼子是柔道高手，战后逃过了惩罚，至今还活着，毫无忏悔之心。那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民族啊——尽管也有好的日本人，但是在所有的种族当中，他们那里恶人的比例却是最高的。

郁达夫死的时候，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口带里还装着抽了一半的香烟。他的身体隐没在草丛之中。

有空的时候，给郁达夫写一篇纪念文章吧。

爱你的　萱

两千年三月十四日

八、廷生的信

亲爱的萱：

我会写一篇献给郁达夫的文章，他是一个罕见的“名士兼烈士”。我会在这篇用“心”写的文章中，表达对他的由衷的敬意。

在苦难的面前，我们都是迟到者，迟到的行为本身就是有罪的。

你在信中写到郁达夫被杀害时的场景，我深受震动。郁达夫悲惨而光荣的死亡，让我想起了我的外曾祖父。我的外曾祖父与郁达夫一样，也惨死于日本鬼子手中。他仅仅比郁达夫幸运一点－－他的尸体被部下们拼死抢了回来，胸口弹孔累累。

我给你讲讲我的外曾祖父的故事吧。

我的外曾祖父是是四川军阀刘湘部队中的一员将领。他在民国初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走一条“军事救国”的道路。然而，他却是一个本性儒雅的人，一直与军队的生活格格不入。即使在成了将军之后，他的身上还有一层脱不去的文人气。

据外公说，外曾祖父是一员儒将，而且他的身上更多“儒”的一面，而非“将”的一面。例如，他不爱穿军装，而爱穿轻松的长袍；他不爱玩枪，却喜欢读古书。

我看到过外曾祖父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他的其他照片，在“文革”中都被外公抢在抄家之前烧毁了－－那时候一张照片就可能带来灭门之祸。照片上，外曾祖父身材消瘦，神情忧郁，虽然穿着一身神气地军装，有闪闪的勋章，但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军人，倒像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境内军阀战争频繁而酷烈。

二三十年代，是四川军阀的“防区时代”。军阀们各自统治一个地区，每个军阀都是一个土皇帝，每个防区都是一个独立王国。他们自己任命地方官员，自己铸造货币，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虽然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井水不犯河水”，依然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吞并对方，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外曾祖父也在成都旁边分得了一个小小的防区。他不忍对同胞开枪，不忍对百姓加税，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中萌生退意。他爱好中医，遍读医书，经常带着卫兵上山采药。他遍尝百草，自己也发明了一些有奇效的药方，在部队里广泛使用，挽救了不少士兵的生命。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脱下战袍，携起药箱。在军队中，职位和军衔的高低，是与屠杀生命的数量成正比的；而在医生的圈子里，声望却建立在拯救的生命的数量上。显然，外曾祖父欣赏的是后者。他不愿意杀人，而愿意“活人”。

在同僚中，外曾祖父是一个“异类”。还好，那是一个奇人怪杰层出不穷的时代，那是一个还没有被严密的规范统一的时代，那个时代允许一个人兼有神医和将军的两重身份－－就好像郁达夫也兼有名士和烈士的两重身份一样。

外曾祖父所做的最为乡亲称道的事情是：为民除害、收拾了荼毒四川多年的土匪军阀石肇武。当年，这是一件震动全川乃至全国的大事。我凝视着外曾祖父的照片时，万万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儒将，居然有如此的大智大勇。

那是一九三三年初夏的一天，成都弥漫着一股紧张而汹涌的空气。

一个让人们几乎不敢相信的消息在悄悄地流传着。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人流从四面八方涌向少城公园里的保路纪念碑。

人们聚集在纪念碑下面，仰首张望。

纪念碑临街的一面，赫然挂着一只木笼，里面装着一个人的脑袋－－尖瘦的脸庞，一副大烟鬼的模样，颈项上还有凝固的血块。辨认出了这个首级之后，人们拍手称快。公园的墙壁上，写满了各种字体的标语。

首级挂了三天三夜。成都万人空巷。

这个尸首分家的人究竟是谁？他的死为什么让成都人欣喜若狂？又是谁杀掉了他？

他就是作恶多端的土匪军阀石肇武。

石肇武本来是一个凶残的土匪头子，自称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后人。后来投靠大军阀刘文辉，并拜之为干爹。从此，石肇武飞黄腾达，成为刘文辉军中的得力干将。

刘文辉占有成都平原之后，其精锐部队石肇武的十二团移防成都，更是胡作非为，血案累累。这个团全是由一批亡命徒组成，把和平的城市当作战场，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市民，奸淫妇女，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石肇武本人来到成都这个花花世界，经常开着一辆敞蓬车在街道上横行霸道。

有一次，他身穿丝绸长衫，头戴草帽，脸上挂着一幅墨镜，搭着两个妖艳的妓女，招摇过市。

在商业街春熙路上，石肇武的飞车让路上的行人魂飞魄散，唯恐躲闪不及而丧身轮下。然而，惨剧还是发生了：一个路边的乞丐一下子就被撞翻在地，头破血流，当场毙命。

“碾死人啦！”人们大声呼喊，并涌了上来。

石肇武见势不妙，立刻开足马力向前冲去。顿时，路边有一个卖汤圆的小贩又丧身轮下。人们看到石肇武大发淫威，惊恐万分，四处逃散。

这只是石肇武在成都“平凡”的一天。在这个土匪头子的眼里，人命如草芥。在中国，老百姓的生命何时又得到过尊重呢？

成都当地的警察和宪兵，虽然屡屡接到苦主的哭诉，但是慑于刘文辉的势力，他们对石肇武的这些罪状只好充耳不闻。

石肇武虽然是一个土匪文盲，却对成都新式学堂里的女学生很感兴趣。他看上了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花”胡曼仙。他派人到胡家提亲，威胁说“不嫁也得嫁”。胡家早知道石肇武的恶名，哪里会将女儿往火坑里推？但是，石肇武在成都一手遮天，他们又无法公开抗拒，只得全家出逃。

一看空空如也的胡家，石肇武气急败坏。手下兵痞如云，居然连一个女学生也搞不定，在成都还有什么面子？他认定了要得到这朵娇艳美丽的校花，怎么办呢？

土匪有土匪的思维方式：石肇武命令手下将胡家装饰一新，然后让他们住在胡家，冒充胡家的人。这样，他再安排人用八架抬盒装满名贵的礼品来到胡家，充作订婚礼物。手下人“收下”了礼物－－也就意味着“胡家”同意了他的求婚。

同时，他派出许多身穿便衣的匪兵，把守出城的要道，让他们搜索胡曼仙及其家人。

这时，外曾祖父正驻兵于成都市郊。他治军严格，秋毫无犯，颇得民心。胡家走投无路，抱着一线希望，辗转托人送信给外曾祖父，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施以援手。

外曾祖父听说此事之后，大为震怒：朗朗乾坤之下，居然发生如此荒唐的事情！尽管明知如果出手管此事，会得罪石肇武及其后台大老板刘文辉，并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祸，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否则自己还带什么兵呢！

于是，他立刻派遣自己的警卫班潜入市内胡家的藏身之处，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护送他们一家老小逃出成都，脱离石肇武的魔爪。

胡曼仙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毅然罢课抗议，成都的报纸也勇敢地报道了此事。外曾祖父还化名在著名的《新新新闻》上发表文章，痛斥伤天害理的石肇武。

消息传到南京、上海，引起舆论大哗。旅外川人纷纷致电刘文辉，要求严惩石肇武。

石肇武大发雷霆，依然我行我素，企图派兵捣毁报馆、枪杀报人。外曾祖父听到消息之后，迅速派遣手枪队坐镇各大报馆，提防石肇武制造血案。两军剑拔弩张地相持了数日。石肇武本来就是一个欺软怕硬之辈，看见对方针尖对麦芒，他只好恨恨地退去了。

不久之后，四川爆发刘湘与刘文辉的战争。外曾祖父违心地参加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没有正义可言的战争中，他做了唯一一件正义的事情－－向祸害成都多年的石肇武部发起猛攻。刘文辉的军队节节败退，向成都西南方向溃散。昔日不可一世的石肇武也丢盔卸甲，闻风而逃。

外曾祖父料定了石肇武的逃跑路线，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穿插到邛州往西的要道上。果然，石肇武和他的残兵败将们亡命而来。当这些恶贯满盈的兵痞们走进包围圈时，早已埋伏好的枪口全都开火了。枪声稀落之后，石肇武和他的几名亲兵束手就擒。

外曾祖父立刻请示刘湘，如何处置石肇武。他暗示说，此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刘湘获胜之后占据了大半个四川，为了收拢成都的人心，也就顺水推舟地回电：立即处决。

于是，便有了前面血淋淋的、却大快人心的那一幕。

石肇武罪有应得，却给四川留下了一句歇后语：“石肇武的脑壳－－宰了”。而实施这一大快人心事的正是外曾祖父。

由于战功不凡，外曾祖父屡屡升迁。然而，他越来越受不了军队里血腥的生活，他越来越受不了官场中腐败黑暗的习气。他决定辞职归里，开一家药铺，救一方病人。

就在外曾祖父准备给上级写辞职报告的时候，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日作战的讲话。全面抗战爆发了。他悄悄地收起辞职的报告，重新起草一份请求派遣川军出川抗战的文书。一夜之间，他的命运就改变了。

上峰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带着一个师的子弟兵出发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穿着麻布军装和草鞋的川军士兵，是一支一直被蒋介石的黄埔嫡系看不起的“杂牌军”。面对傲慢无礼黄埔将领们，川军将领们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谁是英雄，战场上见吧。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在抗日战争的前线，这支川军的“杂牌军”却唱出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

最惨烈的战役在台儿庄打响。这是日军侵华以后遭遇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在台儿庄战役中，川军子弟是众多军队中一道打不垮的脊梁。

那一仗，打得天昏地暗；那一仗，杀得血流成河。

一个连接一个连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堵住被敌军撕开的缺口。敌人的飞机不断地扔下炸弹来，而我军却毫无空中支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见势不妙，开始混乱地撤退。

“杂牌军”却还在苦苦支撑着。他们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到了最后的巷战阶段，外曾祖父依然坚守在前线指挥部里。满身是血的卫兵劝他撤退，他轻轻一挥手，表示誓与阵地共存亡。

他身边的亲兵打完了所有的弹药，准备扛着鬼头大刀上阵。

他敬他们最后一碗从家乡带来的五粮液。他含着泪，却豪气万丈地说：兄弟们，我们没有给父老乡亲丢脸。我们干了这杯从家乡带来的美酒，下次我们要聚集在一起喝酒，将会是在另一个世界。我们的妻儿，将为我们感到骄傲。

外面枪炮声震耳欲聋。日军的坦克隆隆地开了过来。他们像豹子一样冲了出去。

第二天，当后援部队再次夺回这块阵地的时候，发现将军已经战死在指挥所门口。

他手里的手枪已经打完了最后一发子弹，身上弹痕累累。他的神态很安详，血迹斑斑的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

也许，他看到了故乡的青山绿水；也许，他听到了妻儿深情的呼唤。山水边，有他采药的足迹；家庭中，有他亲自教导的儿女。

他身边的亲随全部都战死沙场，没有人知道将军是怎样殉国的，更没有人知道死难之前他在想些什么。

很多年以后，我经过台儿庄，这里已经是一个繁荣的小城。当年的血雨腥风已经荡然无存，我无法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残酷的厮杀。

世事沧桑，今日良田古时墓。地上的人类在变迁，而天上的星斗却在永恒地闪烁。

外曾祖父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强的人。命运虽然没有安排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他还是谦卑而负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后来，当战士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口袋里还装着几张被鲜血染红的、字迹模糊的药方。他在战场上的时候，还念念不忘琢磨药方的配制。

外曾祖父终于马革裹尸还，他光荣地为国家捐躯了。然而，他的壮举却并没有给后人带来荣誉－－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将军，这种身份是改变不了的。

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外公外婆乃至舅舅、妈妈和姨妈们，两代人都受到了牵连，都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文革”前夕，外曾祖父留在小镇上的宅院被没收了一大半，只留下旁边两间小厢房给外公外婆一家住。外公一家人的身份再度沦落，成为最底层的“贱民”。他们受尽了屈辱和白眼。

然而，当我诞生的时候，已经是“文革”的后期，情况有了好转。房间归还了一半，外公也进医院恢复了医生的身份，他以高明的医术深受乡亲们的信赖。

那个小院落是小镇上最漂亮的房屋。那里，是我童年的天堂。那时，爸爸妈妈刚到矿井上，还没有安顿好，我便在老家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那里，有宽阔的天井，有甘甜的井水。有雕花的木窗，有罩着蚊帐的大床。依稀还有外曾祖父寂寞的身影。

外曾祖父的一生，是一出比戏剧还要精彩的戏剧，仿佛是“南柯一梦”。他在命运一次又一次的错位之中，不断进行着正确的选择。他是一个好军人，也是一个好医生。

后来，外公子承父业，一生从医－－外曾祖父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当医生。他救治了无数的病人，是地方上有名的医生。要是外曾祖父地下有知，也该欣慰了吧？

由于父辈的牵连，外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剥夺了当医生的权利。在最艰难的时期，外公编草鞋买，而外婆则制作酸辣萝卜片买。外婆的萝卜片切得像纸一样薄，调料也加得恰到好处。一分钱十片，是孩子们每天都离不开的美食。

在那些困乏的日子里，酸辣萝卜片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百吃不厌的零食。

外公与外婆摆在门口的两个小摊子，成了小镇上的一景。人们没有嘲笑他们，反倒尊重他们。他们虽然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却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

外公将外曾祖父留下来的几箱子线装古书藏在阁楼的夹层里。它们终于逃过了红卫兵的搜查。而正是这些线装的古书，成了我文学道路上的启蒙读物。这些古书中，有《诗经》、有《全唐诗》、有《红楼梦》……记得多少个夜晚，我在昏黄的油灯下，忘情地阅读这些书籍。直到外婆怕我太劳累了，心疼地走进来，灭掉灯劝我早点上床睡觉。

这些书中，还有外曾祖父的批注。在那些淡淡的字迹中，我似乎能够看到他的寂寞和哀愁，他的柔情和侠骨。“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大概是外曾祖父最喜欢的一首唐诗，因为旁边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楷的批注。

因为郁达夫，因为外曾祖父，因为千千万万惨死的同胞，我绝对不原谅日本人，绝对不原谅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军国主义者。有人说我的文章中对日本人太仇恨了，他们却不知道这种仇恨的来源。

宁萱，听完我给你讲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之后，你该理解我对日本的“成见”

吧？

他们绝不是我们“一衣带水”的“友邦”。直到今天，他们都还在侵占我们的钓鱼岛。他们的军舰在那里耀武扬威。前两年，香港著名的保钓人士陈毓祥试图登上钓鱼岛，他的小船却被日本的军舰故意撞翻，致使他被汹涌的海水淹死。

可是，这样惨烈的事件，我们作为一个“站起来”的大国却闭口不提。

在看待日本人的问题上，我确实无法“宽容”和“理性”。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三月十九日

九、宁萱的信

廷生：

听完你外曾祖父的故事之后，我理解了你对日本人的“不宽容”。

这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多少戏剧化的变革啊－－在这一场场的变革之中，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命运，都是一出开演以后就无法预料其结果的戏剧。

你的外曾祖父是这样，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乃至爸爸妈妈们，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你应当为你的外曾祖父写一部传记，一部又不仅仅属于他的传记，而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传记。用善与恶去言说历史，太单薄，也太苍白。

人生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南柯一梦”。只是，有的人被动地承受一切，有的人却毫不妥协地充当自己梦境的编剧。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却悚然惊醒。我们属于哪种人呢？

你在信中提到“南柯一梦”这个典故。你知道这个典故发生在哪里吗？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生活的扬州。

经过汶河北路驼岭巷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棵古老的槐树。这可不是一棵普通的槐树，它隐藏着一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源远流长的母题，隐藏着一个一千多年以前奇妙诡谲的梦境。

它就是“南柯一梦”中的“南柯”。

唐传奇中李公佐的名篇《南柯太守传》，你一定很熟悉。故事中说，淳于棼住在广陵郡东十里，宅南有一棵大槐树。有一天，他喝醉酒昏昏睡去，悠然梦见两个身穿紫色衣服的使者邀请他，他便登车进入槐树的洞穴之中。洞穴之中的山川跟人间的一模一样，宏大的城门上写着“大槐安国”四个字。

淳于棼晋见了大槐安国的国王。他深受国王的器重，并被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二十多年间，生育五男二女，享尽荣华富贵。不料，他奉命带兵与邻国交战失利，公主又突然逝世，朝廷中谣言纷乱，那些嫉妒他的官员恨不得将他置之于死地。国王也不再信任他，但总算没有加害于他，仍然派遣紫衣使者将他送回人间。

淳于棼从梦中惊醒，这才发现夕阳尚有余晖，残杯尚未收拾。他让家人挖掘槐树下面的洞穴，看见无数的蚂蚁匆匆忙碌，这才明白槐树内的洞穴就是“大槐安国”。他感叹不已，命令家人重新将洞穴恢复原状。这天夜晚，风雨大作，蚂蚁们全都搬走了。

唐代以后，这个故事受到许多文人的喜爱。也许现实太残酷，他们都需要“南柯一梦”来缓解压力。苏东坡说：“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转头”；关汉卿说：“几时能够再得相逢，则除是南柯梦儿里”。

将这个故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的，还是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的《南柯记》。故事的背景，当然还是在扬州。“小生东平人氏，复姓淳于，名棼。家去广陵城十里，庭有古槐一株，枝干广长，清阴数亩，小子每与群豪纵饮其下。”扬州，是一个人人都在梦境中生活的城市。随意描摹下一个故事，就是一出好得不能再好的戏剧。汤显祖一代戏剧大师，沉醉在扬州这个梦想和现实分不开的城市里，才轻易地领悟到了“人间君臣眷属与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亡与南柯无二－－等是梦境”的道理。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写到贾府点戏。贾母问第三本戏是什么，贾珍回答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贾母之所以“不言语”，一定是这出戏触动了她心中的某根弦。她的一生，历经了荣华富贵而眼看大厦将倾，不正是“南柯一梦”吗？

后来，不知通过怎样的途径，扬州驼岭巷的这棵古槐被大家认定了就是“槐安国”。它周围的宅院已经面目全非，它苍老的枝桠却依然伸向天空。它是梦的发源地，也是现实中的梦境。

许多有考据癖的人，对这棵槐树的真实身份颇为怀疑。然而，要在史书上找证据是难于上青天的。今天，科学昌明，有人说，如果将这棵树作一次年龄测试，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我却认为，这些意见无异于焚琴煮鹤。这棵古槐是不是淳于棼家中的槐树，是不是那棵让古代无数文人怀想的南柯，并不重要。也许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故事。也许连淳于棼也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在梦境和现实之间，这棵槐树毕竟给了人们一点点安慰。

清代的才子纪晓岚，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他写过一首题为《槐安国》的诗，诗云：“安知此树下，不有槐安国？安知此天地，不在槐根侧？”

我们的长辈的故事，在我们看来就是“南柯一梦”；而我们自己的故事，在后人的眼中，何尝不是“南柯一梦”呢？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说的岂止是他自己？

听你讲到四川的风物和历史，我也十分感兴趣－－正如你对扬州的兴趣一样。我们不仅相爱，我们还爱上了对方生活的城市。

爱你的　萱

两千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七章　风茄

我的良人，来吧，

你我可以往田间去，

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

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

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

石榴放蕊没有？

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风茄放香，

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圣经·雅歌7:10-13》

一、廷生的信

萱：

不是你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南柯一梦”中的那棵槐树，如今在扬州真还有一棵。不管是讹传还是真实的，我都想实地去看一看。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历史甚至超过文学的人来说，没有来过扬州实在是一大遗憾。

现在，我谈论扬州的兴趣超过了谈论四川的兴趣。这是因为爱你的缘故，我爱你，也就爱上了生养你的那块土地。

关于扬州的风物，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扬州画舫录》。作家阿城在《威尼斯日记》中，表面上是在写威尼斯，暗地里却在写扬州。在他看来，威尼斯和扬州是一部“双城记”。阿城不断地提到《扬州画舫录》，他为身边没有一本而感到遗憾，只好凭借记忆谈论书中那些有趣的情节。

《扬州画舫录》中，最有意思的是画舫的名字。有大雅者，也有大俗者；有的得名于船的形状，有的得名于船的主人，也有取之诗词典故。总之，每个名字都让人过目不忘。

例如，得名于船主的模样的：有一条船名叫“卢大眼高棚子”，棚子就是能够摆放三张桌子的大船，也就是“大三张”。“卢大眼”是船主的名字，他原来是贩卖私盐的，坐完牢之后，他从黑道转入正行，改业为舟子。这个名字让人过目不忘，船主的形象数百年之后依然栩栩如生。

有一条船名叫“叶道人双飞燕”。主人是个道士，四十岁的时候还照样吃荤菜，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辟谷。他身穿白衣，头戴方笠，打桨在红莲绿叶之间，旁若无人。

得名于船本身的形状的：有一条船名叫“一脚散”。这是一条灵巧的小船，船的甲板非常薄，人们便夸张地给它改了这样一个名字。与之相似的另一条船名叫“一搠一个洞”。其他还有：大元宝、牛舌头、玻璃船等等。

得名于著名的诗词的：有一条船名叫“水马”，得名于张芝叟“小舟胜养马”的诗句。还有一条船名叫“水云”，得名于《梦香词》：“扬州好，画舫是飞仙，十扇纱窗和月淡，一枝柔橹发波圆。人在水云天。”其他还有：落霞孤鹜、衣香人影、花月双清、一湖春色、昌龄舟、镜中行、载鹤、听萧、带月……不一而足。

得名于画舫本身的故事的：有一条船名叫“红桥烂”。这条船的特点是在船头设置了可以煮肉的锅碗瓢盆。一从码头开船，客人就可以点肉吃。老板将肉下锅，船开到红桥的时候，肉刚好煮熟。客人也看遍了风光，恰好肚子饿了。

有一条船名叫“访戴”，显然得名于《世说新语》中“雪中访戴”的故事。

舟子的名字叫汤酒鬼，卯饮午醉，醉则睡，睡熟则大呼：“酒来！”因此，每次载客人都是到了深夜才能够归来，而且是舟中的客人自己划船。到了岸边，船上杯盘狼藉，都由客人任意收拾，客人只听见他在舟尾雷鸣般的鼾声。

这些名字真是情趣盎然。我想，这才是最成功的广告词，对比今天电视上、报纸上的那些广告词，这些画舫的名字天然拙朴，真气贯通，雅到极致是乃是大俗，俗到极致是乃是大雅。

《扬州画舫录》基本上是写实的，却也点缀着几个优雅的“鬼故事”。其中一个鬼故事发生在见悟堂附近：“是地多鬼狐，庵中道人尝见对岸牌楼彳亍而行。又见女子半身在水，忽又吠吠出竹中，遂失所在。又一夕有二犬嬉于岸，一物如犬而黑色、口中似火焰，长尺许，立噙二犬去。又张筠谷尝乘月立桥上，闻异香，又女子七八人，皆美姿，互作谐语，喧笑过桥，渐行渐远，影如淡墨。”

这样的文字真可以百读不厌。在今天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在今天科技的一统天下中，我倒对这些奇异诡谲的想象充满了怀念。

自古以来，扬州就是一个属于文人的城市。欧阳修在这里修筑“平山堂”。

当时，欧阳修出任扬州太守，政通人和，优雅风流。他有一首调寄《朝中措》的小令，很能说明他的心情：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盅。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宋代尽管屡屡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压力和打击，宋代的文人却逍遥自在，享有历代最优厚的物质待遇和最宽松的创作条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公每于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去邵阳湖，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欧阳修过的真是神仙般的生活。

平山堂修建在扬州蜀冈中峰大明寺的西侧。今天它当然已经不复存在了，但那个地方我想你大概是去过的。书中记载，那里虽然并不高，但是地势奇特，站在堂前，那些远处更高的江南诸山仿佛在向它鞠躬。因为所看到的那些山峰与堂基相平，欧阳修名之曰“平山堂”。

若干年以后，苏东坡经过扬州，专程来到老师居住过的“平山堂”游览。诗兴大发，乃作《西江月》一首：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再后来，苏东坡出任扬州太守。此时，欧阳修已经去世多年。于是，苏东坡在平山堂前修建谷林堂，以纪念逝去的老师。

又过去了几百年，清代的扬州文人汪懋林步欧阳修原韵作《朝中措》：

平山旧址已成空，清磬暮云中。当日烟花夜月，而今禾黍秋风。

山川无价，文章有主，我辈清钟。再种堂前杨柳，新词重和坡翁。

以上三首都算是“绝妙好词”。我尤其喜欢“山川无价，文章有主”这两句话。这是在给像我这样写文章的人打气呢。

今天，山川依旧，厅堂不在，而文章依然动人。

今天，文人与文人之间，已经少有这种心灵辉映的机缘了。

《浮生六记》是我喜欢的另一本与扬州有着深刻渊源的书。我记得你曾经在信中提到过它。

那里面的爱情，真是天上的爱情。林语堂曾经说过，芸娘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一个女人。宁萱，如果我是沈复，你就是我的“芸娘”。沈复笔下的芸娘，相貌跟你确实有几分相像呢－－“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你自己说，是不是在写你呢？看来，古往今来，最可爱的女子都以两颗小虎牙为标志。

北京的天气开始转暖，但北京几乎没有春天。在北京，我的感觉是，它直接从寒冷的冬天过渡到炎热的夏天。即使存在一个极其短暂的春天，也是风沙扑面。春天北京的风沙最厉害，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已经发展为一瞬间暗无天日的沙尘暴。北京只有秋天是宜人的，它的春天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的印象。

真正的春天，在江南，在扬州。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宁萱的信

廷生：

你说的很对，真正的春天在江南，在扬州。

春天的瘦西湖美极了，这种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傍晚我常常去湖边散步。

又岂止是瘦西湖呢，整个扬州都是“修竹为园，芙蓉为府”，春意盎然。

《浮生六记》里的爱情确实令人神往。沈复和芸娘心灵相通，共同欣赏对着一池映日芙蓉，一起喝着一碗荷叶稀粥。他们顺境中分享快乐，逆境时分担坎坷。你还记得他们那段深情的对话吗－－

沈复说：“惜卿雌而伏，苟能化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邀游天下，不亦快哉！”

芸娘说：“此何难。俟妾鬓斑之后，虽不能远游五岳，而近地之虎阜灵岩，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尽可偕游。”

沈复说：“恐卿鬓斑之日，步履已艰。”

芸娘说：“今世不能，期以来世。”

沈复说：“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

芸娘说：“必得不昧今生，方觉有情趣。”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多少情人会如此对话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这样的爱情已经成为遥远的神话。这明明是沈复如实的记载，很多人偏偏以为，都是些虚构出来的童话。他们理解不了人间居然有如此美好的东西。

我给你讲讲我身边的几个故事。

大学时候，我的同宿舍，有一个名叫雯的女孩。她美丽聪明，从大学一年级起就打定主意要出国留学。每天从早到晚，她都抱着一本英语书念念有词。

后来，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男朋友。我们听说，他是雯的老乡，高考的时候，雯是地区的文科第一名，而那个男孩是理科第一名。状元配状元，倒还“门当户对”。

那是一个高大沉默的男孩，他每次来找雯的时候，都静静等候在女生楼前面，从来没有像其他男生一样，因为等得不耐烦而在外边大呼小叫、鬼哭狼嚎。

躁动的学校里，像这样内敛而安静的男孩已经很少了。

男孩对雯无微不至－－帮她到教室里占座位，帮她到里食堂打饭，堪称她的“大管家”和“全职保姆”。男孩对雯百依百顺－－雯让他往东，他从来不敢往西，几乎就是她的奴仆。有时，我们都开雯的玩笑说，你这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男朋友，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馅饼。我们都觉得雯是一个幸运的女孩。

当时，他们是同学们都很看好的一对情侣。他们在校园里像蝴蝶一样飘来飘去。

然而，我逐渐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

有一次，雯要去报名考托福。那时候，正是大学里考托福的高峰期，报考点前人山人海。许多人提前十几个小时去排队报名。本来是第二天清晨开始报名，有人在前一天凌晨就坐在大门外面。

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男孩半夜里就起来，裹着一件军大衣，去帮雯排队。第二天早上，男孩拿着领取到的报名表格兴冲冲地跑回来。一夜没有睡觉，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头发乱蓬蓬的。虽然裹着厚厚的军大衣，但他还是已经冻感冒了，连说话的声音都已经沙哑了。

雯却丝毫不去关心男朋友的身体，她独自乐呵呵地拿着报名表格，开始研究该怎么填写。她沉醉在那一个个复杂的表格之中。她从那些表格之中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幸福。

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上，我就敏锐地发现，男孩对雯的爱，远远超过了雯对男孩的爱。

我当然没有权利指责雯的自私，但是，我相信一点：真正的爱情必须是平等的－－各自给予对方的爱，在天平上应该是平衡的。只有这样的爱情，才有可能持久而稳固。就好像一条船的左右甲板，如果一边轻，一边沉，船就会沉没。

那时，其他同学都不相信我的判断和推测。他们认为，雯与男孩之间从来不吵架，和和睦睦的，一起吃饭，一起上自习，简直就像一对甜甜蜜蜜的小夫妻。

毕业以后，雯顺利地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到美国一所有名的大学念书去了。然而，他的男朋友由于英文底子不太好，虽然竭尽全力考了两次托福，都没有能够过关。

突然有一天，雯的男朋友给我打来一个电话，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告诉我，雯提出跟他分手，语气坚决。他找不到别人诉说失恋的苦恼，因为我是雯的的好朋友，他便给我打电话，想跟我聊聊。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虽然早有预料，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样快。那时，我正在上班，正在接待一个前来商谈合作的客户，我便告诉他，等下班后，我们约个地方谈谈。

晚上，我约他在一个咖啡馆见面。他含着眼泪告诉我，雯在电话中冷冷地向他提出分手，毫无商量的余地。雯说，因为他迟迟不能出国，她再也不能等了。

雯的这一决定，事先一点征兆也没有。前一次的通话在一个星期以前，两人还谈得好端端的。因此，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几乎就是平地起惊雷。

雯在电话里平静地说，她身边有很多男孩子追她，她选择了一个香港富商的儿子。她准备毕业后就跟对方结婚，然后定居美国。她还不露声色地祝他“幸福”。

那天晚上，男孩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我一直在旁边倾听着。

后来，他喝醉了。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我只好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请他们来送他回家。

我独自一人回家，这个城市依然灯火辉煌。昼伏夜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哈日哈韩族的打扮，快乐得没心没肺。街上漂亮的汽车也越来越多，汽车里的人呢，长得越来越胖，开始为他们的高血压而感到担忧。

我们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寻找爱情，我们究竟有没有沈复和芸娘幸福？

沈复和芸娘曾经到沧浪的乡下居住，那里没有城市的喧闹，“绕屋皆菜园，编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好一个神仙的居所。芸娘对沈复说：“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今天，谁还有这样的想法呢？今天的女孩子，大多像雯一样，感情在她们的心目中并没有多么的重要。而我，却想做一个现代的芸娘。

雯和那个男孩的故事，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大学里的爱情故事，没有波澜曲折、回环往复。这样的故事，在大学里随便一捞都有一打，每天都在不紧不慢地发生着。但是，我从当中发现了这个时代爱情的危机－－爱情在瞬息万变的现实面前，显得那样孱弱不堪。

我猜想，雯并不爱他的男朋友，她只是觉得，那时候她身边需要一个男孩，需要一个帮助她的男孩。她不愿意做出任何的承诺－－“承诺”好像本身就是一个过时的词语。没有了承诺，她就可以不断地进行选择，只要每一次的选择都能够改变她在现实中的处境。

而爱情，仅仅是选择过程中的策略之一。既然是策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到了最后，是不是“爱情”已经不重要了：身份、金钱和地位成了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我不愿意成为这样一种“现代”女孩，我更愿意获得纯真的爱情，即使必须付出贫困、坎坷、磨难的代价。我的思路跟别人恰好相反：只要拥有了爱情，其他一切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你说是吗？如果爱情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之中，那么正像泰戈尔所说：“从今起在这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在我的一切奋斗中你将得到胜利。你留下死亡和我作伴，我将以我的生命给他加冕。我带着你的宝剑来斩断我的羁勒，在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

我不禁想起纪伯伦的一则寓言。

一个男人在自家地里挖出一尊绝美的大理石雕像。他带着雕像，找到一位酷爱各种艺术的收藏家，准备出卖。收藏家出了高价买下，事毕后两人分手。

回家的路上，卖主手里攥着大把的钱，心喜地自语：“这笔钱会带来多少荣华富贵呀！怎么有人不惜如此代价，换取一块在地下埋了千年，做梦都无人梦见的顽石？不可思议！”

同时，收藏家却在端详着雕像，心里也在自语：“真是气韵生动，巧夺天工！何等美丽的一个精灵，酣睡了千年之后再度复生！何以有人会以如此稀珍，换取毫无趣味的几个臭钱？”

我们跟那个收藏家一样属于同一类人。我们坚守自己的价值判断，当别人嘲笑我们傻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昂首走我们自己的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愿你也能够如此。

爱你的　萱

两千年四月五日

三、廷生的信

萱：

谢谢你的提醒。你说的真是金玉良言。“宠辱不惊”是我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

在爱情的问题上，只要我跟你对爱情的理解是一样的，我们就该坚执我们所信，且不管别人怎么想。如你所说，“横眉冷对市侩，俯首甘为情痴”。

前几天，导师陈平原教授跟我长谈了一次，他赠送我八个字：“待人以诚，临文以静”。我会时刻记住这八个字，不让内心深处残留一点渣滓，不让文字之中显示一丝浮躁。

今天晚上，我们七八个同门的师兄弟和师姐妹一起去陈平原、夏晓虹老师家。每隔十天半月，我们师生都有一次小小的聚会。我们一大帮人，挤在老师堆满书籍、散发着墨香的客厅里。椅子不够用，有的同学干脆就盘着腿大大咧咧地坐在地毯上。两位老师通常都会泡上好茶款待我们。陈老师和夏老师家的茶，在北大中文系非常有名。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还能够尝到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小点心。我虽然讨厌日本人，却也很喜欢日本精致而可口的点心。你看，我也不是把日本人一棍子打死吧。

如果是周末，我们也许还会凑在老师家里做一顿好吃的。大家会各自带着菜和调料上门－－同学们来自天南海北，献出各自拿手的技艺，老师家的厨房成了一个“厨艺大擂台”。最后端上桌子的十几盘菜，真是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一样也不缺。老师的家，不仅是我们探讨学问的地方，还是我们锻炼厨艺的地方。

可惜的是，陈老师不能吃麻辣的四川菜，也不能喝酒；可喜的是，夏老师却既能吃川菜，又善饮，她取代了陈老师成为宴席的中心。

大多数时候，是老师请客，师生们一起到外边餐馆里吃饭。偶尔我们也会发起“凑份子”，那一般是老师出国讲学的前夕，我们为老师送行。由老师请客的时候，通常是一群学生如同梁山好汉般呼啸而去。而我在这样的场合则充当“点菜高手”的角色。老师请学生吃饭，在北大中文系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作为学生，我当然希望这个“传统”越牢固越好。

吃完饭以后，我们会聊上几个小时，话题一般都不固定。但有一个保留的节目，就是大家各自汇报近期的读书心得和体会。有什么疑难的问题，也可以乘机向老师请教。直到夜已深的时候，方才作鸟兽散。

聊天的时候，喝茶的喝茶，喝酒的喝酒，老师家里还准备了上好的酒。陈老师是闻酒辄醉，夏老师却是酒界巾帼。老师虽然不纵容弟子们饮酒，却也不禁止。师兄王枫好饮，在老师家中有过好几次喝醉的纪录，是我与师弟杨早将他送回宿舍的。

可别小看了这样的聚会。我认为，这是北大最大的特色之一。这些年来，北大比之于其他学校所拥有的优势已经开始逐渐丧失。别的学校楼房修得越来越漂亮，北大的校舍却愈发显得破败不堪。不过，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正如先哲所云，大学之大，非楼堂馆所之大，而是学术之“大”。

每当在老师的客厅里的时候，我们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学术之大”－－大家对学问的热忱，在别的地方已经不多见了。在老师的客厅中，参加一次轻轻松松的闲聊，有时也比听一学期课的收获要大。老师针对每个学生的性情和学养给予独到的指点，这是大课堂上不可能实现的“因材施教”。难怪徐志摩说，在剑桥，学问是在教授家的客厅里，由教授的烟斗“熏”出来的。

在今天，高等教育已经变得像大工业生产一样，许多学校的学生难得有机会到教授家闲聊。从教授到学生，似乎大家都忙得一塌糊涂，但最终却不知道究竟在忙些什么。因此，我觉得，在北大教授的客厅中闲聊，本身就是一种求学的“捷径”。从本科时代起，我就经常到教授们的家中倾听教诲、畅谈心得。到了研究生阶段，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不仅“充分利用”自己的导师，就是其他的老师家，我也经常莽撞地前去“叩门”。

宁萱，你到北京来的时候，我也要把你带进老师的客厅。两位老师一定会喜欢你的。

我们能够走到一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学文学，你学金融；我在学院内，你在商场中；我在风沙扑面的北京，你在杨柳春风的扬州。除了上帝以外，谁能作这样奇妙的安排呢？

我要在天花板上写满你的名字，让它们像一双双的眼睛一样日日夜夜都注视着我。

宁萱，你还记得叶芝的那首诗吗－－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者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我们的炉火将永远旺盛，我们的爱情将永不消逝。

诚然，我们会有衰老的一天。那时候，我们不愁没有事情做，我们把这些年里积攒下来的一大箱子情书展开，一封一封地重新阅读。

每一封信都对应着一段青春时代意气风发的岁月，每一封信都对应着一种青涩年华欲语还休的心情。而重新的阅读，却能够读出不同的滋味来。因此，我们不会匮乏和空虚，我们不会害怕衰老。我们拥有对方，也就拥有了世界。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

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的论文进展得非常顺利。今天一天，我就写了三千多字。在写作论文的同时，我还忙里偷闲，写点其他的小文章。你不用为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担心。

反倒应该由我来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工作不要太投入。资本家永远是资本家，他们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你要保持好的食欲和好的睡眠。你要是再瘦了、再憔悴了，我要去找你的老板论理的，我要理直气壮地对他说：“宁萱是我的爱人，不是你们公司的奴隶！”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四月十二日

四、廷生的信

萱：

昨天刚刚寄出给你的信，今天我又想给你写信了。

上帝这样眷顾我们，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相互鼓励和安慰。因为我们是勤劳的人。《圣经》中说：

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

你的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圣经·雅歌8:5》）

既然母亲都还在辛劳，我们年轻人又怎能够休息呢？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应当更加勤劳。我劳动的果实不仅是我一个人享用，还将由你来享用。

这段时间，我完全泡在一堆近代的文史材料之中。不仅是为了写论文，还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本身就有浓厚的兴趣。

我一直认为，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中国的现代化就像黄河在河套地区绕了一个大大的几字形的弯。此后的一百年里，戊戌变法的思路受到了压抑，而义和团运动的思路却大行其道。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悲剧。

直到今天，义和团式的偏执和疯狂，依然深入在许多国人的思想和情感之中。

有一个真名叫方是民、笔名叫“方舟子”的家伙，号称“无所不知”、“可以和你讨论几乎所有领域的问题”的“网络天才”，说了一句名言：“爱国是一种爱情，爱情这玩意很难做理性分析，不好多问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是白痴和疯子的呓语。爱国与爱情绝对是不同的。一个有理性的人，在“爱国”之前，非得多问几个“为什么”不可。早在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就说过：“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不作理性分析的“爱国”是可怕的，不仅有可能毁灭自己，也有可能毁灭国家。义和团式的“爱国”，让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至少倒退了二十年，这难道不是“害国”吗？

爱国不是没有理由、没有条件的。

假如我是一个德国人，我绝不会热爱纳粹帝国。我将向公然反对纳粹暴行的神学家朋霍菲尔靠拢，甘当他行刺希特勒时的助手。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宣称最“爱国”的都是盖世太保们，而我宁愿跟朋霍菲尔一样被冠以“叛国罪”处以绞刑。

假如我是一个苏联人，我绝不会热爱斯大林帝国。我会向写作《古拉格群岛》的大文豪索尔仁尼琴靠拢，甘当替他收集整理资料时的助手。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宣称最“爱国”的都是克格勃们，而我宁愿跟索尔仁尼琴一样被冠以“叛徒”的恶名驱逐出境。

假如我生活在晚清时代，我绝不会热爱大清王朝。我会向“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秋瑾女侠靠拢，甘当为她磨刀的“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宣称最“爱国”的都是李莲英和袁世凯们，而我宁愿跟秋瑾一样被冠以“大逆”的罪名斩首示众。

我还想继续追问：生活在三个时代的夹缝中的鲁迅先生，究竟爱哪个国家呢－－是大清帝国，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这三个庞然大物，鲁迅先生好像都不喜欢。那么，鲁迅是“卖国贼”了？

据说，“方舟子”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后来还喝了洋墨水，得了洋学位。

他定居在美国富裕的加利福尼亚，谈起热爱中国来却“头头是道”。（生活中美国的华人，往往给国内的人以最爱国的印象。但我总是纳闷：既然这么爱国，你们为什么不回来呢？是要打入敌营十八年？）虚伪是一种不能原谅的品质。我从此人身上可以看出：“奴在心者”，绝非墨水和学位所能改变。

有的人，天生就是奴才和白痴，自己却毫不自知，还老以为自己是天才。由此，我想起一个小笑话来：疯牛病横行地球的时候，两头牛一边吃草一边聊天。

公牛忧心忡忡地对母牛说：“现在疯牛病很厉害，我们千万不要染上了。一染上，我们立刻就会被主人杀掉，死无葬身之地。”母牛白了公牛一眼，义愤填膺地说：“你说的真稀奇，我们是骆驼，骆驼不是牛，怎么会得疯牛病呢？”

方舟子先生的处境跟这头母牛一模一样。

不过，网络上有白痴，也有不少真正的天才。这些天才的思想和天才的文字，真是让人拍案叫绝。今天晚上，我在网络上浏览到了两篇“陆祀寓言”，写得妙趣横生，背后的意蕴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其中一篇是《替皇上出气》：

有一只苍蝇听说，皇上在京城里受尽了洋人的气，不是洋人见了皇上根本不下跪，就是洋人指责皇上将臣民随便抓去杀头违反国际公约，而皇上则吭唧吭唧地回不出一个屁，只能忍气吞声。

这苍蝇就气不忿地嗡嗡：反了，反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它立即收拾行囊，准备上路，要到京城里去替皇上出气。

一只蚊子也颇有同感，飞来问苍蝇：“你到京城里要怎样替皇上出气呢？”

苍蝇说：“我给他们洋人的饭菜里下蛆，让他们都得传染病，看他们还敢藐视咱们的皇上？”

蚊子说：“对，我也和你一道去，我非把洋人都叮得满身是包，叫他们奇痒无比，难受异常，看他们还敢顶撞圣上？”

这苍蝇和蚊子就出发了，它们星夜兼程地赶往京城。

终于到达，但不知洋人都住在哪里。它们就朝着城门口的一位军爷飞去，想问问路。

不想，那军爷突然大巴掌一拍，竟把苍蝇和蚊子都拍死了。

军爷还咧咧着嘴骂道：“真他妈的晦气！大白天臭苍蝇骚蚊子直往脸上撞，比撞上他奶奶的洋鬼子还晦气！”

另一篇题目叫《有一只蛐蛐》：

有一只蛐蛐被主人养在罐中，用于和别人的蛐蛐争斗。

这蛐蛐还真勇敢无比，打败过无数的其它蛐蛐，其中包括蓝眼珠、黄毛的蛐蛐，不过它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条大腿被别的蛐蛐咬掉了，可它为主人赢得了许多的奖金（均按美元计），还赢得了许多的荣誉，诸如：金牌蛐蛐、冠军蛐蛐、还有独腿将军蛐蛐等等。

为此，就举行了一些升主人国旗、奏主人国歌的仪式，每到这一时刻，这蛐蛐就一条腿地庄严立正，眼中浸出激动的泪水。

一些其它的蛐蛐就在背后议论，说这罐里的蛐蛐是个傻瓜，把主人的国旗当成了自己的国旗，把主人的国歌当成了自己的国歌。

这蛐蛐听到后，在罐中吱吱地叫：“主人的国旗就是我的国旗，主人的国歌就是我的国歌！”

其它的蛐蛐坚持说：“你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换一个主人就会有一个新国旗、一个新国歌，想想你以前的主人是大龙旗，后来是大虎旗，虽然你现在是在这个主人的国旗和国歌下举行仪式，但将来你再换主人，又是另一个国旗和国歌了！”

这蛐蛐就跳着脚地不干，叫：“我不换主人，我不换主人，什么以前和以后的，我要生为眼前这个主人的虫，死为眼前这个主人的鬼！”

它腾地跳出了罐，要跑去找主人宣誓效忠，表示自己海枯石烂也不变心。

不想，传来仆人的嘶叫：“有蛐蛐跑出来了，有蛐蛐跑出来了！”

主人问：“是哪只？”

仆人答：“就是那只独腿的！”

只听主人说：“那只独腿的如今也没有什么用了，踩死算了！”

就有一只大脚一下子踩在了这蛐蛐的身上。

临死前，它还在呻吟着：“我对主人一片忠心，又是功臣，为什么下场连下岗工人也不如呢？”

宁萱，你说这两篇寓言写得妙吧？真是天才手笔。

我喜欢这样的小品文，远远超过那些厚重晦涩的理论文章。我一向认为，真理是最通俗、最简明、最清晰的。那些晦涩的文字，要么是作者自己也处于糊涂的状态，要么就是他故意不让别人懂。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跟这位名叫陆祀的、了不起的作者结识结识。

今天，跟我一同租这套房间的朋友萧瀚，晚上做了一道炒年糕，请我一起吃。这年糕是他的亲戚从江南带来的。

我立刻就想起了你。你的家乡与萧瀚的家乡相隔不远，都是烟雨迷蒙的江南。

你们那里，大概也有吃这种年糕的习惯吧？小时候，你是不是经常吃外婆做的年糕？

我是吃着外婆做的年糕长大的。不过，我们家乡的年糕，与你们那里的有所不同，我们的年糕做成马蹄的形状，大家俗称“马蹄糕”。不加一点糖和香料，单靠大米本身的味道，就已经香甜得让人“爱不释口”了。我外婆做的年糕远近闻名，跟我奶奶做的豆腐一样，堪称地方一绝。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没有外婆的童年是残缺的童年。”这句话可能太绝对了一点，但我对此深信不疑，它至少是我自己所体验到的“相对真理”。果然，它也赢得了不少读者朋友的共鸣。

我们都是外婆带大的孩子。外婆带大的孩子，与土地和飞鸟、与蓝天和白云、与青山和绿水之间，有着浓情蜜意。

外婆的善良，像蜜一样，酿着孙子孙女们的心。因此，这些孩子都是善良而敏感的。

吃着年糕，我盼望着我们的相聚。想到相聚，我又回忆起我们相识的经过来。今天，离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已经半年了，我们一次见面就“一见钟情”，不久以后就大胆地“私定终身”。这是一场我们都没有预料到的“闪电战”。看来，缘分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

这几个月来，我们虽然没有每天都在一起，我们却比世界上所有的恋人都亲密。

你喜欢马克·吐温吗？在我以前的印象里，马克·吐温不过是一个幽默作家。这些天我读他的全集，发现他远不仅仅是一个幽默作家。在短篇《亚当与夏娃》中，他倾注了对妻子的深情，将这个缘于《圣经》的古老故事写得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其中，有一句话重重地击中了我－－亚当在夏娃的墓碑上写了一句悼词：“她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伊甸园。”

马克·吐温的妻子先他而去，此后他陷入无边的悲痛之中。在一个寒冬的傍晚，在大雪纷飞中，年老的马克·吐温坚持要去看望妻子的墓地，他在公墓里呆了几个小时。结果患上肺炎，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他却实现了与妻子团聚的愿望。

宁萱，你出现在哪里，哪里也就是我们的伊甸园。泰戈尔说：“我从床上坐起来，看到窗子上方银河熠熠生辉，仿佛是一个寂静的世界着了火，于是我很想知道，此时此刻她是否做了一个同我的梦押韵合拍的梦。”我们的梦一定是押韵合拍的。我们会梦见一样的青天白云，一样的翠山绿水，一样的繁花似锦。我们一起梦见黑暗被一道光划破，我们一起梦见魔鬼被装进潘多拉的盒子。

我们的眼中永远闪烁着星光，我们的心中永远流淌着甘泉。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四月十三日

五、宁萱的信

廷生，我的爱人：

你在信中引用的两个笑话，都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就像黑暗中的闪电，会照亮无数人蒙昧的心灵。

你反驳那些伪善的“爱国者”们的三个例子，个个都掷地有声。朋霍菲尔、索尔仁尼琴和秋瑾，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秋瑾就义前曾写下一首绝命词：“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昆仑。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湖取彼头颅。”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的这首诗中，没有哪句话已经过时。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先猜猜是什么消息？

五一节，我们要放七天假，我要利用这七天假到北京来看你。虽然我不喜欢坐飞机，但我还是要飞过万水千山来看你。

我要尝试一下做稻香园的“女主人”的味道。也许，我喜欢上了，我就不走了。

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你准备用什么样的仪式来欢迎我的到来？

我已经在开始准备行李了。本来没有太多的行李，提前半天准备就可以了。

但是，我还是禁不住提前一个多星期就开始整理。仿佛准备好行李就意味着可以出发了。

一想起要到北京来，我就感到自己被幸福所包裹着。

我该带些什么来呢？带我最绚烂的衣服，或者是最朴素的衣服？我只要你喜欢。我要把我最美丽的一面呈现在你面前，看得你眼花缭乱。

我还要带给你江南的点心和茶叶，带给你江南的烟雨。可惜扬州的风光带不走。要是我拥有某种魔法，能够把它们像一幅画一样折叠起来，然后带到北京来，在你的面前展开，那该有多好！

下个星期，我就去预定飞机票。然后，我再把航班号告诉你。你到机场来接我，在那拥挤的人流中，看我们谁先在人群中看到对方。

今天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个企业的新闻发布会。开到一半，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便从饭店里溜出来。每天，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无数这样的会议在筹备和召开。在这类会议上，总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商人滔滔不绝地发言。

他们认为他们掌握了整个世界，能够把世界像地球仪一样拨动；他们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会像风一样四处传播；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支配别人的身体乃至心灵，他们像魔术师一样点石成金。这是一种多么浅薄的想法和态度啊。

这个时代的逻辑真是奇怪：有了钱，也就有了自信。是人控制钱，还是钱控制人？究竟谁是谁的主人呢？我懒得听这些狂妄之徒的高谈阔论，便悄悄离开了。

现在，我坐在一个宽敞的街心花园里晒太阳。一边晒太阳，一边就想给你打电话。拨通你的电话，才知道你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我有些后悔－－打扰了你做论文；又有些得意－－为了接我的电话，你飞快地从图书馆里跑出来，说话还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可见我的电话在你的心目中还是有分量的。

我们的电话一直通到手机没有电、“弹尽粮绝”罢手。

这使我想起电影《甜蜜蜜》中的一句台词：“等下次，攒够了钱再打给你。”那是一个纯洁如水的女孩子，给在远方的男孩子打完电话时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让我流出了眼泪。国际长话的费用很贵，女孩子打工挣的钱，大半都花在打电话上，她却从来都不心疼。因为相爱的人在打电话的时候，滋味是“甜蜜蜜”的。

以前，你曾经心疼我的电话费，我告诉你说，我的手机费公司报销。你这才放心大胆地跟我聊天。其实，说资本家支付我的电话费是骗你的，怕你不跟我多说话。套一句老话：“君子谋财，用之有道。”和你通电话、给你写信，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候。你呢？

今天天气真好。暖风习习，春阳融融。我坐在一个喷泉池边上，脸上是暖和的阳光。把研讨会的文件用来给你写信，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文件是用上好的复印纸打印的，背后是干干净净的白色，正适合用来写信。这种乐事，比之金圣叹的“不亦快哉”来，也毫不逊色。

你不会怪我的调皮吧－－一点也不讲究，一会儿用病历，一会儿用文件，从来不正襟危坐，铺纸研墨，构思提纲，字修句改，其实这才说明我无时不刻在想念着你，随时随地在想写信给你，我才瞧不起那些有事情才相求的联系呢。

真的，多想永远与你在一起。一想到你，就让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我不要孤独，我要相知、相爱、相携、相依。漫漫人生路，我要与真心相爱的人一起度过。

你知道吗？我从小是一个多么纯洁的女孩子啊，心里、眼里，容不下一点污迹。我是如此挑剔、执著、敏感又脆弱，这使我注定在这冷酷险难的世界上会摔一大跤的。我虽然鼻青脸肿地站了起来，却一度被害怕和无助笼罩着，几乎对美好的生活失去了信心。

我的敏感甚至到了接近于病态的程度。我不看武侠小说，不看枪战电影。我接受不了一点点的暴力，甚至是艺术作品中的暴力。每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一个演员被伤害了一下，他身体的某个部位流血了，我自己的身体也立刻就有相应的反应－－如果演员的手腕受了伤，我自己的手腕也突然产生疼痛的感觉；如果演员的腿脚受了伤，我自己的腿脚也突然产生疼痛的感觉。

于是，我不断受伤，像一朵无助的花。

可是，多么好，我遇到了你。虽然，你也和我一样，一颗赤子之心，两只少年之手面对未卜的未来、无底的社会。可是，既然我遇到了你，就不再觉得孤苦无依，我觉得自己充满了柔情，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和平安宁和包容一切的爱意。来吧，无论是怎样的艰难险恶、凄风惨雨，劈头盖脸地来吧，因为我们在一起，拉着手，直着腰，迎头而上吧。

我不怕头破血流，也不怕无路可走，因为和你在一起。

我们俩就是对虚伪冷酷世界的最大挑战，让我们自己勇敢地成为胜利、成为奇迹吧。

你敢吗？

我不要听你的回答，我要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

抬起头来，不觉自己成了街心花园里的一道风景。算了，不写了。

“想一想邻居女儿，听听收音机，看一看我的梦想还埋在土里。”

爱你的　萱

两千年四月二十一日

六、廷生的信

萱：

你能到北京来，我太高兴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的生活中，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好消息了。杜甫说：“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我这里，没有开满鲜花的小径，却有一颗单纯直白的心。我要整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在桌子上摆上一束迎春花。你就是春天，花朵们都在迎接你的到来。《圣经》中说：

有好消息从远方来，

就如同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圣经·箴言25:25》）

我们自从见第一面之后，一眨眼就有半年的时间了。我每天都在想着你，这时我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是什么。柳永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以前读到这两句诗，觉得不可思议－－思念的魔力真有如此之大吗？现在看来，才感到诗人一点也没有夸张－－对爱人的思念真的就像磨盘一样，每时每刻都在折磨人。

我日思夜想能够见到你，你却一直远在天边。现在，你终于允诺我要来北京看我了，我的欣喜正如同一个口渴的人喝到了一杯凉水。我不是帝王，我无法为你举行一个盛大的入城式。但是，我的心就是城门，一见面，我就把打开它的钥匙交给你，好吗？

自从认识了你之后，在我的面前，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我对美好的东西更能感悟了，我对邪恶的东西更不能容忍了。

我简直想让自己成为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如果经过这样的一次化学反应，美好的东西将充满我们的生活，而邪恶的东西灰飞烟灭、荡然无存。就像诗人黄翔在一九六九年写下的诗句：

让人恢复人的尊严吧

让生活重新成为生活吧

让音乐和善构成人类的心灵吧

让美和大自然重新属于人吧

让每一双眼睛都成为一首诗吧

让每一个人都拆除情感的堤坝吧

让尊荣淹没在时间的灰尘里吧

让时间和人永远伟大吧

让活着成为真实吧

让真实是因为活着吧

让青春经受甘美的痉悸吧

让人生的老年像黄昏一样恬静吧

让人与人不要相互提防吧

让每一个人都配称人吧

啊　沉沉地暗夜并不使人忘记晨曦

而只是增强人对光明的渴念

火的语言呀你向世界宣布吧

人的生活必须重新安排

那是一九六九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先知先觉的诗人发出了勇敢的呐喊。他的梦想，依然是我的梦想；他的信念，依然是我的信念。为着这样的梦想与信念，我的思考和写作永远不会停止－－除非我的生命停止了。

宁萱，让我们一起站在山峰上眺望远处的日出吧。

在《想飞的翅膀》中，我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你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我准备了枕头，让你在群山的怀抱中轻轻地呼吸。”这段看上去最不经意的话，却是这本书中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

为这本书设计封面并绘画插图的画家康笑宇，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文字知己。他在几十万字中挑选了几段，根据它们的意思来画插图，其中就有这段话。

事先，我并没有告诉他，这句话是我最用力的一句，他却用他的慧眼自己找出来了。

他画了一幅简洁而富有诗意的画：一个小小的房子，一间发着光的窗户。后面是一片隐隐的青山，门前蹲着一条小狗。而一串凌乱的脚印表明，客人已经来临了。

我无法给你提供这样一所世外桃源一般的房子，我只有一间小小的蜗居。房子后面也没有隐隐的青山，而是喧闹的街道。它虽然有着“稻香园”的名称，却“名不副实”。

不过，我的确准备了枕头，崭新的天蓝色的枕头，让你美美地做一连串蓝色的梦。而我将在一旁，静静地倾听你的呼吸声。

真巧，“稻香园”让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个地名－－香草山。这是一个像伊甸园一样，充满着纯真、幸福、罪孽与苦难的地方，它既是一个不可抵达的彼岸世界，也隐喻着我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香草山”上有香草，有羊群，还有牧羊人，因此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山羊山。

德国女作家乌拉·贝尔凯维奇在小说《黑白天使》中，多次运用“山羊山”

这一意象。不到十岁的少年主人公赖因霍尔德得知自己患有心脏病之后，便跑到“山羊山”上，渴望自己强壮并获得自信。此后，每当遇到挫折和困惑，他便到“山羊山”寻求慰藉，而这片神奇的土地一次次地都能给予他力量。

在那最黑暗的纳粹时代，赖因霍尔德成了一名预备军官。元首告诉这些年轻的孩子，他们在共同谱写一曲“从灰烬中复兴的英雄史诗”。然而，对照身边的一切，赖因霍尔德感到铿锵有力的誓言“如同象牙一样华而不实”。在执行屠杀犹太人政策的时候，他开了小差，逃进了俄罗斯森林。当他重新回到山羊山的时候，他想起了母亲曾经告诉他的箴言：“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我们应该为他服务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山羊山（香草山）。在那里，他们洗涤罪恶；在那里，他们寻找爱情；在那里，他们获得力量；在那里，他们倾听真理。

“稻香园”就是我们的山羊山、我们的香草山。宁萱，你说是吗？

我的论文已经完成了，离答辩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最后还可以作一些细微的修改。工作量不会很大。所以，你到北京的时候，正是我放松休息的时刻。

我要每时每刻都陪伴着你，我要与你一起享受每一秒钟的快乐。你来之后，我不愿再放你走了，我要留你在我的身边，永远。

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四月二十五日

七、廷生的日记

两千年五月一日

关于宁萱的上一封信，她称之为“小破信”。

宁萱在电话里告诉我，当时她在街心花园边写完信之后，想找一个信封。然而，周围都是大商场，要找卖信封的地方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她便绕过庞大的建筑群，走到一条幽深的小巷子里，果然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在小杂货店里，她买了一个单薄的信封和一张最普通的邮票。

周围没有邮筒。她在迷宫一样的小巷子里转悠了半天。最后，终于找到一个铁锈斑斑的邮筒，像是上个世纪的遗物。当时，她有点怀疑这个邮筒是否还能使用。在把手中的信投进去之前，她还问了问旁边的街坊。他们说邮筒能够使用，每天都有邮差来这里打开取信。于是，她就冒险试一试了。她告诉我，这封信是否能够收到，就看我的运气。反正这封信里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而且我们的联系方法还有电话。

却没有想到，这封“小破信”比平时寄的特快专递还要快。真是奇怪，这封平信只在路上走了两天，我就收到了。我又仔细看了看信封上的邮戳，简直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么，这封信是天使帮助我们传递的？不然，效率低下的邮政部门，不可能在两天之内就把信从扬州送到北京。没有别的解释，我只好相信：神迹在我们身边出现了。我要好好收藏这封“小破信”。

现在是中午。三天前，宁萱打电话告诉我，她的飞机今天下午五点到北京。

我告诉她，我一定准时去接她。

从上午起，我就忙碌开了。擦窗户、拖地板，累得满头大汗。我要清除房间里所有的尘埃。我把前几天买的蓝色的被单和枕头换上。这个“家”，是我给她的，也是她给我的，我们俩人将一起让它变得越来越漂亮。将房间收拾妥当之后，我拿起一本书来，尝试着看了几行，却一点也看不下去。满眼都是宁萱的影子，是她的音容笑貌，她占据了我生命的每一个缝隙。我仿佛听到她轻快的脚步声。

此刻，宁萱在哪里呢？午饭之后，她该出发了吧？她正坐着出租车奔向机场，还是已经在机场的侯机厅里等候？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心很乱，我做不了别的事情。于是，又拿出她给我写的信来，一封封地看。这些信件，我都看得能够背诵了。它们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把它们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遇到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便拿出来看几段。它们果然像灵丹妙药一样，让我立刻如沐春风，忘却了那些烦恼。每一封信的背后，都有一个特殊的日子；每一封信的背后，都有一段特殊的心情。

忽然，这些信已经变得遥远了，因为写信的人立刻就要到我的身边来了。此时此刻，我重新看这些信件，感觉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写道：

阴晴无定，夏至雨来的时节，在路边等候了望，是我的欢乐。

从不可知的天空带信来的使者们，向我致意又向前赶路。我衷心欢畅，　　吹过的风带着清香。

从早到晚我在门前坐地，我知道我一看见你，那快乐的时光便要突然来　　到。

这时我自歌自笑。这时空气里也充满着应许的芬芳。

我此刻的心情不也是如此吗？连季节也一样－－“夏至雨来的时节”。今天，我的生活完全陷入激动之中，我感觉到，空气中也有宁萱来临的微馨。

我不断的看手表，终于到出发去机场的时刻了，我换上一件干净的夹克开始准备出发。我在镜子里将自己照了半天。我心中有点紧张：我在她的眼睛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的日记暂时写到这里。

也许，下面的内容要到明天才能够补写了－－接到宁萱之后，所有的时刻都将跟她在一起，哪里有间隙写日记呢？

八、廷生的日记

两千年五月二日

现在是五月二日的早晨，窗外明媚的阳光已经射进来。我坐在床角补写昨天的日记。

宁萱还在蓝色的枕头上酣睡。她累了。她的脸上还带着一抹淡淡的红晕。

昨天中午两点，我就从稻香园出发，坐车直奔首都机场。到机场的时候，还不到三点。我提前了整整两个小时。

直到抵达飞机场，我才安下心来－－这几天，我一直担心我会迟到。有一天，我梦见我去机场接宁萱，我塞车了，结果到机场的时候，机场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到处寻找宁萱，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呼喊她的名字，却没有人回答。正在此时，我醒来了，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去机场接过好多次人，从来没有像昨天那样焦急而紧张。因为，我将迎来我一生中一个巨大的转折。也许，接来的这个女孩今后就是我终身相依为命的妻子。

首都机场巨大的侯机大厅里，人来人往。广播里，不断地播出各种各样的消息。

我不明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匆匆往来的人？他们的奔波，都有明确的目的吗？他们上路的时候，是带着忧伤还是喜悦？我总想从人们脸上的神色中探究出他们内心世界的变化。

巨大的显示屏上，有密密麻麻的航班号以及起飞和降落的时间。有的按时到达了，有的晚点了。每当有一架飞机到达，显示屏上这个航班号码的前面就闪烁红灯。

我在候机大厅里蹓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实在太难以消磨，我走来走去，好像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

宁萱在电话里告诉我了她的航班号，我把号码抄在一张小纸条上。这时，我拿出小纸条。其实，航班的号码我早已倒背如流，根本不用拿出来看。但我还是害怕出现失误，便多此一举地将小纸条拿出来，按照航班号码对照显示屏上的信息。再低头看一看腕上的手表，居然才过去半个多小时。

那架从南方飞来的飞机，还得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到达呢。

于是，我走进候机厅里的一个小书店，里面有很多时尚杂志和畅销书，却没有一本我喜欢看的。

杂志大半是花花绿绿的美女封面。书籍呢，大多属于两类。一类是官场秘笈、政坛内幕以及秦始皇、曾国藩、蒋介石、毛泽东等长袖善舞的政治人物的传记，这些书籍的潜在读者是官员和准官员们；另一类是商场秘笈、商战风云以及胡雪岩、荣氏家族、比尔·盖茨、亚马逊书店的发迹过程，这些书籍的潜在读者是老板和准老板们。这些书籍都与我的生活状态无关，我一见到这类书籍便走得远远的。

随便翻了一阵新到的英文报纸，权当混时间。平时惜时如金，读书写作，时间一晃而过。没有想到，这最后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却让我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在不同的心情下，时间的密度也是不同的。

突然，显示屏上我所等待的那个航班号在闪烁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所等待的飞机到站了？

我开始往人们出港的地方走去。那里，在出口处早已挤了许多人，有的人高高地举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等待的客人的名字；也有人掏出手机来猛打，高声询问对方是否已经到站。

我没有携带任何明显的标识，宁萱会不会看不到我呢？

我紧张地注视着出口的人流，生怕错过了。她不是跟我有个约定吗？看谁先看到对方就算谁赢了。

人流一拨拨地出来了，像是一群看不到尽头的蚂蚁。可是，走过了几批人，还没有看到宁萱。我开始焦急了。我不停地垫着脚尖拼命往里面看。

我多么希望我的眼光能够像一快磁铁，而宁萱就像一根针，磁铁一下子就将针吸在了上面。

旁边一位也是在等人的老先生，看到我急不可耐的样子，便告诉我，从指示灯闪烁到旅客出来，其间还有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客人出站的时候需要走过漫长的通道，并且还要等候他们托运的行李。

我这才舒缓了一口气，我情不自禁地告诉老先生，我在等待我的女朋友。我原本是一个内向的人，不会如此直率地向一个陌生人说自己的心里话。今天，我沉浸在一种充沛的激情之中，我简直就想冲到机场的广播室里，对着机场里的所有人高呼：“宁萱，宁萱，你在哪里？”

终于，电光火石般，我看见了宁萱。她穿着白色的高领毛衣、黑色的裤子，正背着挎包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一身上下黑白分明、没有一丝杂色的她，在人群中显得十分突出。

我老远就发现了她。她周围的人都成为一道背景，一些呆滞的背景，只有宁萱是灵动的。她好像是乘风破浪的船头，划开两边的水面。我想呼唤她，距离又太远，便赶紧向她挥手。

那一刻，虽然处在一栋巨大的钢筋水泥建筑之内，但我仿佛置身于百花园之中。我听见了小鸟的鸣叫，听见了花朵开放的声音。我闻到了松柏的香味，也闻到了水边的湿气。

我发现了她，在水一方的佳人。

《圣经》中最美好的句子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

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到来，

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圣经·雅歌2:12-13》）

刚开始，她一边走，目光一边向前方搜寻着。她还没有发现我。我更加大幅度地向她挥手。我几乎就要跳了起来。我的心在胸腔里面蹦跳着。

这时，她也看见了在人群中的我，她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她向我挥挥手，她还是有点羞涩，只是轻轻地挥手。

我们的眼光交织在一起。

那一瞬间，虽然身边有无数的人，人们在高声交谈着、互相握手寒暄，但我仿佛感到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宁萱两个人，我们仿佛是在灿烂的百花中径直向对方走去。

宁萱的头发已经长长了许多，不再是半年前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小男孩式的短头发了。她的头发是为我而留起来的啊，我的心中一暖。

刚一走神，宁萱已经走到我的身边。这一次，她主动向我伸出手来。我紧紧握住她的小手，有点凉的小手。我闻见她身上的幽香，我轻轻地把她拉近我，我们拥抱了一下。她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

我们的眼睛都含情脉脉的注视着对方。我几乎痴了。

“你发什么呆啊，快帮我背包啊！”宁萱的话打断了我沉醉的状态。

我这才清醒过来，发觉这不是梦，而是现实。我接过她的包，这个包还真挺沉的。

我们挽着手出了大厅。我接过她的包的时候，我的另一只手很自然地就拉住了她的手。她不再像上次那样躲闪了，她冲着我笑了笑：“你的手真暖和。”

我们坐上出租车。这是我第二次与她一起坐车。上次，车驶向的是分别；这次，目的地却是我们自己的“家”。

在车里，我问宁萱：“这次坐飞机，没有头晕吧？”

“没有，我想着快要见到你了，今天飞行的时间也仿佛缩短了许多。”宁萱自然而然地把头靠在我的胸口。

记得第一次见面，我们分别的时候，晚上我送她回宾馆，她的头不经意地靠在我的肩上。而这一次，她像一只温柔的猫，主动地蜷缩在我的胸口。我的胸口是她的港湾。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半年了，她已经留起了好长一段的头发，浓密乌黑油亮的头发。我把她往怀里轻轻地一揽，搂着她的肩。

“我还是觉得有点累，我闭目打个盹吧。”宁萱轻声说。

我点点头，轻轻地拍拍她的肩头。怀中温香软玉，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幸福：拥有一个爱人，也就拥有了世界。孤独像潮水般退去，我像一个柔软的岛屿，在海洋的中心展露出自己的身躯。

她像孩子一样依偎在我的胸口。汽车在三环路上奔驰着，沿途的高楼大厦逐次闪开。她的呼吸是均匀的，她把心交给了我。

我低头注视着她的脖子，雪白的脖子上一层细细的茸毛。我伸出手去，小心翼翼地抚摸她那像玉石一样温润的脖子。我俯下头去，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脖子。

她在我的怀里扭动了一下，模模糊糊地说：“你弄痒了我。”她的眼睛半闭着，她在悄悄地看我呢。

车到了稻香园。我们上楼放下包，准备回学校吃饭。

宁萱仔细看了看房间，在房间的中央像天鹅一样转了一个圈，然后对我说：“这一次，房间似乎更加干净了。”

我回答说：“当然啦，今天有最尊贵的客人降临。”

我们牵着手下楼。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面时想牵她的手却被拒绝的往事，便打趣地说：“上次你为什么不让我牵你的手呢？你可知道，那一次，我鼓了多少的勇气？”

她用食指戳了戳我的额头，叹息着说：“唉，你真是个小傻瓜，你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女孩的心思呢？好多时候，女孩说‘不’其实是说‘是’。那时，我心里很想你来牵我的手，可是我嘴里怎么能说出来呢？你也真是太傻。那次整整一个晚上，你居然连我的手都没有牵过一下。怎么，后来感到后悔了吧？”

“你喜欢我这个傻瓜，说明你更傻。”我假装生气地说。然后伸手揽住她的腰。

说话间，就下了楼。北京的春天，风沙很大，一出门便遇到了沙尘暴。沙粒干燥的气息扑面而来，几秒钟之间，唇舌之中就有沙粒侵入的感觉。从山清水秀的江南，来到粗冽的北京，真是难为宁萱了。

风沙吹得我们几乎睁不开眼睛。我们手挽着手走路，恨不得全部的身体都贴在一起。我们不让我们的身体之间有一点的缝隙。

我们又走进学校里的那家“家园”餐厅。我与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在这家餐厅里吃饭的。

进门之前，我心里想，要是我们上次坐过的那个座位还空着就好了，那样的话，我们还是坐上次坐过的那个座位。

一走上二楼，我首先便把目光瞄准我们上次坐过的那个角落。心中的石头一下子就落地了：那个座位还空着。我们径直便向那里走去，简直就像是去抢占一个至关重要的高地。我是那样地急切，三步并作两步。

坐下来之后，我们才面对面地笑了。笑容中，我们有一种心领神会。

我还是请宁萱点菜。她又点了上次的那几个菜－－香菇菜心、滑溜牛柳、萝卜丝鲫鱼汤。我们像是两个电影演员，在继续着一段妙不可言的情节。却没有一点点“表演”的感觉，好像是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下，自然而然地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吃完饭，我们一起去未名湖。校园的每一条路我都耳熟能详，我闭着眼睛也知道怎么走。毕竟，这个地方我已经呆了将近七年。但是，今天走在校园里，感觉跟平时完全不同。因为宁萱在我的身边。她一个人就改变了整座校园。她不停地问我，这座建筑是什么，那座建筑是什么，她的每一句询问，都挑动了我对校园的新奇感。

很快，我们就走到了未名湖。湖边，我曾经一个人来了无数次。心情烦躁的时候，来这里让自己安静下来；心情欢悦的时候，也来这里，让湖水和高塔分享我的快乐。湖和塔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经常面对着它们自言自语。

过去，我的身影与塔的影子一样孤单。今天，我却携着我的爱人来了。

宁静的湖，高耸的塔，你们该为我而高兴啊。

我跟宁萱在湖边找了张椅子坐下来。

湖边的人渐渐多起来，宁静中又有了一点喧哗。从我们坐的地方往前望去，一半身子淹在湖水中的石鱼和博雅塔成为一线。塔投下长长的身影，在朦胧的夜色之中显得有些神秘。

我告诉宁萱，曾经在一个孤独的冬夜，我走在已经结冰的湖面上，我忽然伸手去抱住半截身子露在冰面上的石鱼。我太孤独了，我把石鱼当作我“受苦受难”的兄弟。

还有一次，我在东门外的旧书摊上淘了一大包旧书。扛到未名湖边，走不动了，便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我翻开这些已经破旧不堪的诗文集，不知道此前曾经有多少读者的目光扫过这些书页。然而，读者与读者之间却是隔绝的，没有彼此分享过阅读的快乐。多少鲜活的生命暗淡了－－包括书的作者的生命，而书还在继续流传着。

还有一次，我在湖畔听到一位校园歌手的歌唱。那是一个俊朗的小伙子，他抱着一把大吉他边弹边唱：“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们都沉在水底……”这是世界上最小的“海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未名湖这个小小的人工湖，牵挂着千万学子的心。

宁萱说，湖边有点冷。我便脱来外套给她穿上。她穿着我的外套，别有一番“英武之气”。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她为我的关爱而欣慰，我却在笑她穿上我的外套之后的男孩子气。

她向我靠过来，我伸出手去紧紧地把她搂在怀抱里。刚开始，她还想轻轻地推我，后来也伸手来紧紧地抱着我。我们恨不得融化了自己，然后两个人融合为一个人。我们不容许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点点的缝隙。

天地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我只听见她急促的心跳。

我的脸紧紧地贴着她的脸。她的肌肤像缎子一样光滑。

她闭上了眼睛。随着逐渐加快的呼吸频率，她红润的嘴唇也微微地颤动着。

我把我的嘴唇迎了过去，像是一个干渴的旅人寻找一口甘甜的井水。

我的嘴唇合在了她的嘴唇上，我的嘴唇紧紧地贴着她的嘴唇不放松。我的舌头寻找着她的舌头，我的牙齿寻找着她的牙齿。她稍稍的抵抗了一下，便顺从了我舌头的亲吻。

灿烂的星光下，我们完成了第一个吻。这是一杯醉人的美酒，是花果山上的甜美的花果酿成的美酒；这是一道从天而降的闪电，是划破所有的黑暗的闪电。

用纪伯伦的话来说，往日心中还忐忑不安、半信半疑，经过了这一吻，立刻便让人确信无疑、喜上心头。这一吻是美好人生的序曲，是精神生活诗篇的开头。它是一根纽带，连接着不同寻常的过去和光辉灿烂的未来。它是暴风雨之后的宁静，精美的贝壳留在了沙滩上。

她依偎在我的怀中，她坐在我的腿上，我搂着她细细的腰。她羞怯地闭着眼睛，把脸颊贴着我的胸膛。而我还沉浸在那一吻的甜蜜之中，像遭到一次电击一般。

我轻声地在她的耳边背诵纪伯伦的诗句，我的声音小得只有她一个人听得见：“它是四片嘴唇共同说出的语言，宣布心是宝座，爱情是女王，忠诚是王冠。

它是温柔的一触，好似微风轻抚玫瑰花蕊一般，带来的是轻轻的甜蜜的呻吟和一声幸福的长叹；它是神奇的抖颤的开端，这种抖颤使得情人离开道学世界，进入梦幻的乐园；它是把两朵花儿合在一起，使它们的气息相混，而产生第三种香……如果说第一眼是爱情女神在心田上撒下的种子，那么第一次亲吻就像一朵鲜花，开放在人生之树的枝头上。”我这才觉得没有辜负这片美丽的校园--没有爱情，它的美丽岂不白白浪费了？有了怀抱中的宁萱，未名湖的景物顿时灵动起来。宁萱的到来，宛如画龙点睛的那一笔。

我们在湖畔说了好多话。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变得滔滔不绝起来。

宁萱托着腮，在旁边静静地倾听着。天上有星光，地上有她的明眸，她的眸子的光芒，超过了星星的光芒。她时不时地插上两句，每一句都说到了我心坎上。

我们又回到小屋。这间小小的房间，虽然没有一件奢华的、甚至是“必须”

的电器，却也能够暂时为我们遮蔽风雨。

我们可以过最简单的生活，却不能忍受没有爱的生活。我们可以降低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却不能降低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我们可以跟爱人分担匮乏与艰辛，却决不接受嗟来之食。

我们不羡慕国王的宫殿，因为我们不懂得宫殿里的勾心斗角；我们拥有了爱情，天涯海角，我们也能够随遇而安。

我忽然想起《圣经》中的话来：

我的良人哪，你甚美丽可爱!

我们以青草为床榻，

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椽子。（《雅歌1:16-17》）

我们终于共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家”。这个家看似从天而降，却又是我们日夜祈祷的结晶。

我们没有开灯，我们点燃一根细细的蜡烛。我们躺在床上，脸贴着脸说话。

时间的流逝，在此刻突然停滞。沙漏不再往下面漏沙子－－我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之中。

我们不疲倦，也不瞌睡，我们就这样一句接一句地说了下去。说我们的祖辈，说我们的父辈，说我们自己。说那些伤心的事情，也说那些快乐的事情。

说到后来，我们觉得说话也是多余的。我们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我们不断地亲吻，在热切的亲吻中，我们拥有了对方。

不知不觉地，天色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宁萱还在我的臂弯里沉睡着，她睡着的时候，像个玉石雕琢成的婴孩。她睡得很沉，呼吸很均匀，又像一朵合起来的睡莲。

我轻轻地把我的胳膊抽出来，把她的头移到蓝色的枕头上。

昨晚她还惊讶地说：“你怎么换上了我最喜欢的蓝色的枕头？”此前，她没有跟我说过她喜欢蓝色的枕头，是我猜的，却一猜就中。蓝色的枕头，将带给她蓝色的梦幻。

这时，我才打开日记本，匆匆写上这几笔。我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我写字的时候，旁边是宁萱有节奏的呼吸声。我喜欢听她的呼吸声，我喜欢在她呼吸声的伴奏下写作。此时此刻，我写的每一个文字都充满了柔情蜜意。

我不会叫醒她。我要让她随心所欲地睡懒觉。

平时，她没有睡懒觉的可能，我要让她在小屋里好好放松。等她睡到中午，我们再一起出去玩。

宁萱在睡梦中轻轻地哼了一声。我低下头去浅浅地吻了吻她的耳朵。她的耳垂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穿孔的痕迹。她曾经告诉我，那是小时候外婆给她穿的，长大以后却一次也没有佩戴过耳环。

九、宁萱的日记

两千年五月二日

昨天赶了一天的路。先从扬州到南京，再坐飞机飞北京，最后终于到了稻香园，到了我自己的家。

这么快的速度，还是借助我曾经讨厌过的飞机。要是没有飞机，从扬州到北京，不知要花多少的时间，肯定会让他望眼欲穿。

这几年来我坐了无数次飞机，以前每次都会晕飞机。这一次，既没有头晕，也没有感到漫长。

以前坐飞机外出，等待我的是一连串商务谈判；而这一次，等待我的却是我的爱人、我的新家。一想起“爱人”和“家”这两个名词来，我的心中就暖乎乎的。

飞机到了首都机场。下飞机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着急，我没有托运的行李，背着随身携带的包，便昂首向候机口走去。

我拢了拢耳朵背后的头发。他说他喜欢长发，我就把头发留了起来。中学时候我曾经留过很长很长的头发，我的头发一度是全班女孩子中最长、最浓、最黑、最漂亮的。

后来，遇到一件伤心事，我一狠心，便把瀑布一样的长发剪掉了。好多同学都觉得可惜。但是，我觉得，剪去长发，便如同剪去一段不成熟的日子。短发的我，节省了不少梳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短发掩饰了我脆弱的一面。跟陌生人初次见面，一头清爽的短发能够给对方留下精明能干的印象。

此后，我一直保持着“超级短发”，而且逐渐发展到越来越短－－几乎跟小男孩的平头一样短。难怪第一次与他见面的时候，他会大吃一惊。他说，他想象中的我与他见到的我，只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头发。

自从跟他见一面之后，我便一直把头发留着，却从来没有跟他说起。我想给他一个巨大的惊喜。

远远地，我就看见他在向我招手。也真难为他的，他眼睛近视，在拥挤的人群中，居然一下子就把我分辨出来了。更何况我的发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想，他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心在感觉。我也向他挥手，我们的视线汇合在一起。

我们的眼睛像星星一样，碰撞出热烈的火花。

我们居然可以一句话也不说，就全然知道对方的心思。我本来就是他身上的肋骨啊。尽管前方有那么多等待接站的人，我却如入无人之境，我的眼里只有他，那里只有他一个人。

我像贝壳一样向他敞开。

我想起了安妮宝贝在一篇小说中的一句话：“她那时候是一个瘦的眼睛漆黑明亮的女孩。拎了一个旅行箱来投奔她的爱情和未来。”

我加快步伐向他走去，看他着急的模样，简直就要冲过警戒线了。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他的跟前。他还在痴痴地注视着我，连接过我的包也忘记了。

我提醒他，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对他说：“人家背着这么重的包走了好长的路，你也不帮一帮。”

他这才有些惊惶地从我的手中接过包。片刻的忙乱之后，他伸手来挽着我，我把手给了他。这一简单的牵手，延宕了半年多的时间。

“你看，我的头发，变样了吧？”我拨弄一下头发，得意洋洋地对他说。心里巴望着能够得到他由衷的赞美。

“我早就发现了，你的头发都这么长了。我也知道，你的头发是为我留的。”他的眼光里全是浓浓的爱意，他还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头发在风中调皮地飘动着，不顺从他的抚摸。他说我的头发里有淡淡的幽香。

我们到了家－－还是那个落寞的居民区，还是漆黑的楼道，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楼下盛开了一束金黄的迎春花，他说，这些迎春花是专门欢迎我的。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秋天，现在却是春天了。

我上次来的时候，是一个短发的现代女子，这次来却是一个长发的古典女子。

他的房间里，还是一切依旧。满屋子的书，电脑静静地隐藏在书堆之中。这半年多以来，他在电脑前又写出了多少文字呢？他又读完了多少本书？

唯独发生变化的是，他为我准备了蓝色的枕头。他告诉我，上午他还特意把这对新买的枕头放在阳台上晒了一阵，枕头上还留着今天的阳光的香味，枕着它睡觉，梦里也会充满阳光。

这个小小的房间，如果增加一个我，并不会显得拥挤。我会尽心尽力地行使女主人的职责，把它收拾得更加井井有条。我会在这个朴素得有点刻板的房间里，不经意地增添进一些温馨的元素。

简单地洗一把脸，我们便回学校去吃饭。我说：“还是去上次的那家餐厅吧。让我们重温一下昔日的记忆。再说，那里的菜做得真不错。”

“当然，那里是我们的‘家园’。”他回答说。

有意思的是，我们上次坐的那个座位还空着，好像是专门为我们留的。

这一次，他坐在对面，毫不害羞地“审视”起我来。他的脸庞红彤彤的，好像是喝醉了酒。

我向他撇一撇嘴，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怎么敢这样肆无忌惮地看我？”然后，从桌子下面伸出脚去，轻轻地踢了他一下。

“我想看看你长漂亮没有。”他还是没有收回热烈的目光。

这次吃饭，又是我占了上风。我点的三个菜跟第一次的一模一样。他没有吃多少，而我却拿出“横扫千军”的架势来，一口气吃了一大碗饭。

其实，平时在公司里，我吃得最少，一份分量并不大的盒饭，我只能吃一小半；到外边饭店去与客户们一起吃饭，我也往往是“点到为止”。妈妈说，我从小就太挑食，我们的家境并不算好，也不知道是怎么把我惯出来的。妈妈一直就担忧我太瘦，每次周末回家，都会做一大桌子好吃的，可是我并没有如她所希望的那样“狼吞虎咽”。

也许，只要与他在一起，我的食欲就能够出奇地好。我一边吃，一边对他说：“你养得起我吗？你看，我这么能吃。”

他说：“没有问题。小生不才，但养一个老婆还是绰绰有余的。”他惹得我忍俊不禁。

吃完饭，天色已经全部黑了。沸腾了一天的校园，终于进入相对的安谧之中。教室和图书馆的灯一盏盏地亮了。

“去未名湖边散散步吧。”他提议。他骄傲地拉着我的手，仿佛要向每一个同学宣告：她是我的爱人！他步履轻快，像要飞起来。我几乎是被他拖着走，我都跟不上他了。

一路上，他兴奋地向我介绍北大的建筑。哪一栋教学楼他经常去，哪一间教室比较容易找到座位……看得出，他无比地热爱这座校园。尽管在文字中他对北大有不少激烈的批评，但在骨子里他是深爱北大的。正因为爱得太深，他的笔下也就更不留情面、更不愿意掩饰现实的缺陷。他爱的是蔡元培的北大，是“五四”的北大；而不是校庆的锣鼓声中的北大，也不是“工商管理硕士”们的北大。

还有两个月就要离开这里了，我感觉得出来，他还是有一点恋恋不舍。但是，他又不能永远呆在这里，就好像真正的大树不能永远生长在温室里。

他说，在这个校园里，他留下了一生中最宝贵的七年的青春岁月。他的精神在这里成长壮大。他几乎每天都去图书馆，却一次也没有进过舞厅。他是这座校园里最平凡的一个“清教徒”。现在，在离开的前夕，感情很复杂，既有些厌倦，又有些留恋。他说他要走出去，将来有一天再回来。

而我，离开校园已经有好几年了，这种感觉已经逐渐淡漠。我对自己的校园没有像他这样刻骨铭心的感情，但我理解他所有的感受。

我们坐在湖边，星光从树梢之中透过来。

湖心岛边光滑的石舫上，有人在玩耍着，好像在跳舞，歌声漂了过来。

我们像磁铁一样靠在一起。他紧紧抱住我，我也向他迎了过去。女孩的羞涩在一瞬间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嘴唇在寻找着我的嘴唇，他多么笨拙啊。我心里暗暗发笑。

他的嘴唇滚烫，像是着了火。我闭上了眼睛。

这一个吻，仿佛过去了一个世纪甚至一个千年，这是一个似乎永无休止的长吻。直到我快要透不过气来，我才轻轻地推开他。

我披着他的外套，我们挽着手绕着未名湖走了好几圈。

旁边，有几个大一的新生在高声谈论他们的老师。他们无所忌讳、高谈阔论。这种充沛的自信是新生们专有的权利。我们相视而笑，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而且我们至今还在保持着这样的心态。

夜深了，我们牵着手回家。沿途的店铺渐次熄灭了灯，关了门。海淀这一带，是文化教育区，不是商业繁华地带。晚上，几条街道都显得很冷清。

进了房间，他紧紧地把我拥入怀中。他说，他害怕失去我，失去上帝派遣到他身边的小精灵。

我安慰他说：“我会来到你身边的，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陪伴你。”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用的是斩钉截铁的口气，眼睛里还放着褶褶的光芒。

我发现，此时此刻是他最脆弱的时刻。他外面那层坚硬的壳脱去了，他只会在我的面前脱去，甚至在父母面前，他都不会如此放松。此时此刻，我需要像母亲一样爱抚他。不，比母亲还要亲密。我是他的情人，他的爱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拥抱着躺在床上，我们肩并着肩，在昏黄的烛光下，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个晚上的话。我们都流泪了，却又都欢笑了。我的眼泪流在他新准备的枕头上。

他伸出舌头来吮吸我脸颊的泪水。

他的手抚摸着我光滑的脊背，我的肌肤像睡莲一样向他张开。

后来，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只记得我蜷缩在他的臂弯里，他的暖和的臂弯里。

我是一个性寒的人，以前在大学宿舍里睡觉，经常半夜里被冻醒。然后，起床来给自己再加一床被子，或者轻轻地叫醒下铺的女孩，像一条鱼一样钻进她的被窝，跟她一起挤着睡。

当我抱着浑身滚烫的他睡觉时，我再没有感到寒冷。他给了我无穷的热量。

在他的臂弯里，我感到一种从所未有的安全和温暖，就像种子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地方。

寻找一个终身可以依靠的丈夫，不就是寻找一个晚上可以温暖自己的人吗？

《圣经》中说：

二人同睡，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圣经·传道书4:11》）

我整个晚上睡得很香，也没有做梦。很久没有睡得这么沉了。只有在心灵安定的时候，才能够睡得这么沉。

今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他不见了。是闪亮的阳光把我从睡眠之中晃醒的。

北京唯一比江南好的，就是有灿烂的阳光。几乎每天都是晴朗的天。

这是一间朝南的屋子，一大早就有阳光流淌进来，它们像小孩子一样，争先恐后的涌进我的怀抱里来。一扑进我的怀抱，却又突然消失了。我对阳光的拥抱，让我又想起昨天晚上我拥抱他的感觉。

我揉了揉眼睛，我的爱人，他到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屋子里？

我扭过头去，发现他在枕头上放着一张小纸条：“厨房里有面包、酸奶和新鲜的草莓，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早餐。我出去买菜去了，你好好睡觉，起来以后自己先吃点早餐。我马上就回来。我们一起做午饭吃。”读着他熟悉的字迹，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终于有了一个家！

从中学起，我就在学校里过住校生的生活。这种单调的集体生活既让我自立，也使我孤独。我常常感到自己像一只被牧人丢失的羊羔，在茫茫无涯的原野上彷徨。我没有自己的家，也不知道家在哪个方向。

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工作，集体宿舍里，有时是八个人，有时是六个人，有时是两个人。我跟同屋一般都相处得非常好，有好吃的大家分着吃，打扫卫生的时候大家争着干，一帮小姐妹相亲相爱。然而，那毕竟不是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那些一模一样的房间里，每年都会搬进一批崭新的学生，就好像是稻田里每年都会长出一茬稻谷一样。因为没有爱情，也就没有回忆。

我时常陷入一缕一缕的寂寞之中，这些寂寞缠绕着我，让我无法自拔。我的学习很优秀，我的工作很自如，我的收入也很丰裕，可是我依然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一直都没有获得。

读《圣经》的时候，我被这段话深深打动了：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必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马太福音18:12-13》）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那只走失的小羊羔啊。上帝不会不管我的。

可是，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在上帝精心的指点下，找到一个最终属于自己的家呢？

现在，这个家就在面前，我就在这个家之中。他就是上帝派到我身边的使者。

此刻，我被喜悦所笼罩了。这种喜悦将伴随我一生。

他曾经告诉我，他能够一手拿笔写作，一手拿铲子炒菜－－难道今天他要向我展示一下他在厨房里的手艺？

第八章　泉水

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

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

在野狗躺卧之处

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

－－《圣经·以赛亚书35:7》

一、宁萱的日记

两千年五月七日

我登上了回去的飞机。这是我无数次旅程中最特别的一次，也是让我“悲欣交集”的一次。

这次，在北京呆了一个星期，我仿佛过了一生，又好像只眨了一下眼睛。这七天里的每一秒钟，都像一幅幅照片定格在我的心中，让我回味无穷。

七天胜过七年。

我真真实实地跟我的爱人一起生活了一个星期。在这七天里，我们每时每刻都相依相伴，寸步不离。他就在我可以拥抱到的地方，我牵着他的手，握得很紧，把他的手都握出了红印。我害怕他突然离我而去，那么我还能够平静地回到我昔日的孤独之中去吗？

在房间里的时候，我可以听见爱人轻轻的呼吸声。然后，我在爱人的呼吸声中安然入睡。

他写作，我在一边看书；他去图书馆，我也跟着去。北大的图书馆大得超出了我的想象。面对着这浩如烟海的书籍，就如同面对天穹上灿烂的星辰，个人显得多么的渺小。他指着一个座位告诉我，那就是平时他经常坐的位置，他就在那里看书、写论文、甚至给我写情书。那个座位在阅览室的东南角，上午阳光充足。于是，我也坐到那里看书，我的脸沐浴在阳光下。我一边看书，一边得意地想象着，在以前那些日子里他如何在这里给我写信。想着想着，我的脸上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也许是我最美丽的时刻。我骄傲地想，要是达·芬奇看见了我此时此刻的笑容，他会情不自禁地在画布上留下一笔的。我的微笑，将比蒙娜丽莎的微笑还要神秘。子孙们会绞尽脑汁地追问：她何以绽放出如此纯粹的笑容？

在外面玩回来晚了，我们便一起煮面条吃。最普通的西红柿鸡蛋面。不过，他照样要在里面放大勺大勺的辣椒。我们各自一个大碗，像是在吃山珍海味。我想起他以前在一封信中曾经写到过的军训生活，那时他和战友们也把一碗面条当作人生中最大的快乐。其实，人是很容易满足的。

家里没有洗衣机，我便把我们两人的衣服都泡在脸盆中洗。我第一次洗这么多的衣服，第一次给男孩洗衣服－－除了我弟弟之外。我一边洗衣服，一边情不自禁地哼起歌来，发自内心的快乐是无法掩饰的。

当我把衣服一件件地晾在阳台上的时候，好像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业，比签订了一份上百万的合同还要高兴。

他忽然从我身后伸出手来，紧紧地把我搂住，搂得我快要透不过气来了。我故意发出尖叫，清脆的声音像破碎的玻璃一样，在阳光下飞翔。而他轻轻地替我吻去额头的汗水。

早晨的阳光从晾衣架上的衣服之中透过来，我呼吸着菊花的香味，闭上眼睛，依偎在他的怀抱里。我轻轻地吻着他的喉结，他被我弄痒了，朗朗地笑出声来。

然后，他缠着吻我的额头、我的脸庞和我的唇。我开始还试图躲闪，但很快就放弃了，我以更快的速度吻着他。

时间要是在这一刻停顿，我愿意付出浮士德的代价。

他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好男子。他不抽烟、不喝酒，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这在从事写作的年轻人之中实在是很少见的。与他凌厉而尖锐的文风不同，他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温和而节制。他对我的照顾，从吃饭到穿衣无微不至。他是一个天生的好丈夫，即使他不是一个下笔千言的写作者、不是一个挑战邪恶的思想者，他身上的千般好处，也会让我由心动而归属。

在机场分别的时候，我走入进站的通道，与他挥手告别，他的身影一从我得视线中消失，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我发现我是如此地爱他－－我想一直保持着在他怀抱中的感觉。

他像一团火，将我这块千年的冰融化了。

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相见时难别亦难”。

我答应他，今年之内，我将到北京跟他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我在飞机上写下这篇日记。我的心好乱，从来没有这样地乱，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我合上日记本，开始给他写信。我是那样想给他写信，虽然我们刚刚分开不到一个小时。

我像快要在水中淹死的人一样，我把他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我必须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

二、宁萱的信

廷生，我亲爱的人：

我是在飞机上给你写这封信的－－我一上飞机就想给你写信。因为在飞机上没有办法跟你打电话，便压抑不住地想用笔来聊天。我完全沉浸在倾诉之中，忘记了自己还在飞机上，也忘记了喝饮料和吃点心。我埋着头写啊，写啊。

我把信纸夹在一本精美的民航画报中，画报上恰好有一组北京漂亮的四合院的照片。四合院原来是平民百姓的住宅，在今天地价飞涨的北京，却成了“尊贵人士”的府邸，开发商动辄要价数百万。刚阔起来的人们，为了显示有文化，第一步就是“复古”。

要是在以前，我会羡慕那些住在其中的人们－－请原谅小女子的一点点虚荣。我会想，要是自己住在里面，拥有一个大院子和一棵大树，该有多好。现在，我不再羡慕他们了，因为有了你，我就有了一切，其他的一切我都不需要。

我们虽然没有欧阳修和苏东坡那宏大的“平山堂”，我们却有我们自己的稻香园，有我们自己的香草山。

分别的时候，你一改你以往的腼腆，在众目睽睽之下吻了我。

在这突如其来的爱情面前，我们都有点喜不自禁。爱情来临这么快，我们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丘比特从来都搞“突然袭击”，他的箭突然射出，根本不征求当事人的同意。

这些天里，我们在未名湖边转了一圈又一圈，你大概是想把这些年来的孤独彻底扭转过来，让湖光塔影羡慕死我们吧。

湖边正是杨柳依依的季节。夜晚，我们在石舫上拥抱在一起，我喜欢这个简洁流畅的石舫，颐和园里的那个石舫太奢华了，不符合我的审美观。我们坐在光滑的石板上，月光像流水一样倾泻下来。

我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唱歌。我想把我会唱的所有歌曲都唱给你听，我想把我过去经历的所有生活都讲给你听。

你曾经告诉我，诗人奥登说过：“我们应当相亲相爱，否则就会死亡。”我真想把这句话高声告诉机舱里的每一个人，告诉那些疲惫的商人和心事重重的官员，告诉那些认为权力比爱情更有力量、更有价值的人。他们的烦恼，他们的忧愁，都因为不知道这句话、或者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实施这句话。他们拥有权力、金钱、别墅和名车，可是，假如没有爱，他们依然一无所有。

我想起了我们公司的老板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商人，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即使在香港，他的资产据说也名列前茅。他的名下有酒店，有报纸，有电视台，有庞大的工厂和港口……它们分布在大陆、东南亚和欧美各地。

他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他云游四海，去照看、去管理那外人数不清的、只有他自己清楚的财产。

他富可敌国，他一呼百应。但他真的幸福吗？他不幸福。

他的妻子是一个跟他一般厉害的女强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是生意上的伙伴。他们共同白手起家，艰难创业－－那时候，可能还有过一段相亲相爱的日子。

但是，到了成功的时刻，他们都不爱对方了。他们在高层会议上公事公办、唇枪舌剑，因为折服或者压制了对方而洋洋得意。他们在公司里占据着对等的职位，在他们眼中，“职位”比人更重要。

在其他的那些公众场合呢，他们会携手参加，并做出一副相敬如宾的姿态来。而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情人，互相之间心照不宣，公司里的高级职员也大都知道一点蛛丝马迹。

他们不会离开对方。因为，一旦他们分手，公司的股票就有可能大幅下跌。

很明显，他们之所以还在一起，维持着这已经没有爱情的婚姻，不过是为了维持着他们金山般的财富罢了。

我会羡慕他们吗？不，我怜悯他们。

有一次，老板找我谈话，他说他很器重我，鼓励我努力工作，他会给我升迁的机会。公司最高决策层在十六楼，我办公的地方在十楼，老板便对我说：“你好好努力，干不了几年，就有希望升到十六楼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上到这里，你会发现，在下面看到的的景物都会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我相信，上来以后，你就再也不愿意下去了。”

我在公司里向来都是充当“颠僧”的角色。我敢于在老板和总经理们面前说一些反对、甚至讽刺他们的话。这个角色，有点像在斯大林面前装疯卖傻、说点真话的大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斯大林为什么没有杀掉萧斯塔科维奇呢？我想，在一大群溜须拍马和唯唯诺诺的下属面前，这些权势者也需要“颠僧”的提醒和嘲讽，就像牛需要牛虻一样。

那次，听了老板“语重心长”的话，我立刻反驳说：“我只想把本职工作干好，一点也不想升迁，也不想做女强人。我喜欢在十楼看风景，十楼有十楼的自由。如果我到了十六楼，视线当然更加开阔了，但是说不定连看风景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从来对生活没有太高的奢望，所以我一直过得很快乐。而且我相信，我比你快乐。”

老板听了我的一席话，脸色为之一变。他沉思了半天，没有想出一句话来回答。

在我的这一席话中，一定有打动他、刺痛他的地方。

我的内心是纯净的，什么诱惑也不会扰乱我的心神。我愿意过快快乐乐、单单纯纯的日子。

世界上毕竟还是有那么一些不爱权势的人。

比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他们不理解江湖上的那些争权夺利之辈，“掌门”和“教主”真的有那么重要么？在爱情面前，绝世武功轻如鸿毛。

又比如天真的茜茜公主，她只爱自由不爱王冠。天真无邪的茜茜对年轻的丈夫、欧洲最有权势的奥匈帝国的皇帝说：“假如你不是皇帝，我们会更加幸福的！”

再比如你和我－－我们都愿意做“卧龙岗上的散淡人”。诸葛孔明这样说是假的，我们才是真的。

你曾经告诉我，北大里面也存在着两类截然不同的人。

那些梦想着“学而优则仕”、“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侧”的所谓“优秀学生”，毕业之后一般都顺利地进入国家部委、银行和大公司。他们春风得意，却从来不曾享受过心灵的自由。

而那少部分渴望乘风驭露、独与天地相往来的异人，则纷纷去了学校，甚至去了边疆和寺庙。他们也许贫困潦倒，却在与春花秋月的对话中悟出了生命的真谛。

这两种人对生命的基本态度，决定了各自对前途的设计，也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他们构成了北大的两极，缺一不可。

显然，你属于后者。你真有意思，念了十几年书，从幼儿园到研究生，居然从来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难怪你同学中，有人说你是“闲云野鹤、世外高人”。有点嘲讽的味道，不过你却完全配得上。我想，对你来说，是不是“高人”倒在其次，“闲”却是真的。“闲”的背后，意味着自由和独立。

“闲”意味着放弃，放弃那些不该有的贪婪和欲望；“闲”也意味着坚守，坚守那些不能妥协的价值和原则。《圣经》中说：

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加拉太书6:3》）

什么东西该我有，什么东西不该我有；什么东西我需要，什么东西我不需要，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心中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不去求那些不该我拥有的、我也不需要的东西，而那些该我拥有的、我也需要的东西，必将自然而然地进入我的生活之中。就像是你，如同神迹一般，突然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刻意的安排，也没有蓄意的计划。

亲爱的廷生，我们是幸福的。你那小小的稻香园的房间，就是我梦中的天堂。这个小小的鸟巢，我将赶来与你一起修筑，让我们像两只小小鸟一样，从远方一片一片衔来干草。这些干草将帮助我们战胜寒冷的冬天。

我们有了一座属于我们的香草山。

爱你的　小萱儿

两千年五月七日

三、廷生的信

亲爱的小萱儿：

又一次送走你。我跑出机场大厅，想寻找一个能够看到飞机起飞的角落。然而，首都机场的飞机太多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架接一架地起飞，却不知道你坐在哪一架上面。

上一次，是送你到酒店的门口；这一次，是送你到机场的入口。

上一次，告别的时候，我连你的手都不敢牵一下；这一次，我却大胆地在众人的面前拥抱你、亲吻你。

上一次，我是怀着好奇心会见一个陌生的女孩；这一次，我是确定了一生相伴的妻子。

上一次，我们是极其偶然的相遇和相识；这一次，我们已经融合成最亲密的一对情侣。

其实，我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几天，但仿佛在一起过了一辈子、甚至已经是“老夫老妻”了。我们已然开始策划未来的家庭，探讨油盐柴米的价格。

每一个琐细的环节，都贯注了浪漫的色彩；每一格未来的时间，都充盈着幸福的想象。

我们开始细细地商量，你来以后，家里立刻添置一个小冰箱，一个微波炉，一个电饭煲，我们要有板有眼地过我们的“小日子”。这表明，我们已经进入爱情最实质的一个阶段。

没有经过什么波澜，小溪就平静地流进了大海。

萱，我的爱人，在昨晚的梦中，我又见到了你。我梦见我们在瘦西湖的画舫中谈话。撑船的正是郁达夫笔下的船娘。我梦见我们一起吃扬州狮子头。那是你外婆亲自做给我们吃的。我们在你的老家－－那个被树荫笼罩着的院子里玩耍。

突然，我们都成了孩子，一起牵着手背着书包去上学。你在课堂上抢着回答那些没有人能够回答上来的问题，你得到的老师的表扬总是比我多，我都有些嫉妒了。

我整个晚上都在做梦，又梦见我们一起在北京的这几天。在梦中，我把这几天里我们一起相处的每一个细节都重新回顾了一次。

我们一起在颐和园僻静的草地上亲吻，我们一起爬上恭王府的大戏台跳几步圆舞曲。

我们一起去逛超市，买各式各样孩子们爱吃的食品。在干净而整齐的超市里，你一只手紧紧地牵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在货物的架子上指指点点。我们就像一对已经开始过小日子的小夫妻。

我也是个爱吃零食的人，你喜欢吃的话梅、杏仁、牛肉干，我也都喜欢吃。

这种琐碎而物质化的生活，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很喜欢逛超市，超市是一个最庸常也最真实的地方，它测试着个人对日常生活的触角。

在超市里我们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发现一两种新的零食，我们会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欣喜若狂。我要过的不仅仅是柏拉图式的、纯粹的精神恋爱。我想，我们分享一袋话梅的时刻，也是爱情最丰美、最华丽的时刻。

你离开的前一天，我们一起去了什刹海边的宋庆龄故居，那里曾经是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的家。我们希望找到一点关于纳兰的遗迹，但是除去一个小小的碑石，别的什么都没有留下。而他痛苦的爱情和不幸的早逝，却勾起了我们的伤感。

纳兰性德的妻子卢氏早亡，他终日悲伤乃至身心憔悴，不久也随妻子离开了人世。我们在走廊的墙壁上，看见了书法家抄录的《蝶恋花》。那是纳兰最好的一首词，其真挚与沉痛之处，完全可以跟苏东坡《江城子》中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相比－－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是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　　为卿热。

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　　双栖蝶。

那一个小小的园子，没有什么游人。我们却流连了整整一天。别人以为我们是来看宋庆龄的遗物，谁知我们却是来吊唁可怜的纳兰。

我还梦见在我们的小屋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你的名字，然后伸出手去拥抱你。你像小猫一样蜷缩在我的胸膛上。最初，你的肌肤是冰冷的，我慢慢地将它暖和。我是火，你是冰，火能够融化冰。渐渐地，我们的身体都变得像火一样滚烫。你侧着身体，背对着我，翻看着我小时候的照片。你那像缎子一样光滑的后背上，有一粒小小的胭脂痣。我用舌尖轻轻地去舔它。因为痒，你的雪白的肩轻轻地动了两下。

我梦见你穿着的粉红色的衬衣和白色的长裙，那是“淑女屋”的样式。像一个高中生。你的长发已经长到了腰间，有风徐徐吹来，把它吹拂到了我的脸上。

头发里有桂花淡雅的香味。你好像要在风中缓缓飘走。于是，我悄悄地把你的一缕头发丝含在嘴里。

今天早上，我在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集。

诗人与诗人之间，总是会不断地摩擦出感情的火花来。在帕斯捷尔纳克给茨维塔耶娃的第一封情书中，有两段恰恰是我此时此刻想写给你的话，他描写的也是自己美妙的梦境，我抄给你读读－－

“我在一个幸福、透明、无边的梦中见到了你。与我寻常的梦不同，这个梦年轻、平静，毫不困难地转化为梦想。这几日均是如此。这对我与你均是幸福的一日。我梦见城里的初夏，一家明亮的、不错的、没有臭虫和摆设的旅馆，或许，类似我曾在其中工作过的一个私宅。那儿，在楼下，恰好有那样的长廊。人们告诉我，有人会对我提问的。我觉得这是你，带着这一感觉，我轻松地沿着光影摇曳的楼梯护栏奔跑，顺着楼梯飞快地跑下。果然，在那仿佛是条小路的地方，在那并非突然来临、而是带着羽翼、坚定地弥漫开来的薄雾之中，你正实实在在站立着，犹如我之奔向你。你是何许人？是一个飞逝的容貌，它能在情感的转折瞬间使你手中的女人大得与人的身材不相适应，似乎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方为所有曾在你头顶上飘浮的云朵所美化的天空。但这是你魅力的遗迹。”

诗人们的爱情像暴风雨一样，帕斯捷尔纳克在爱妻子的同时，也会爱上初次见面的茨维塔耶娃，并称之为“生活的姐妹”和“唯一的天空”。在我们这样的凡人看来，这样做是不可思议的。

我信仰那种一一对应的爱情，古典而有点刻板，坚贞而有点固执。

你在信中谈到老板们，我很少跟这类人接触。但我早就知道，老板们就像榨汁机一样，恨不得将员工像一只水果一样，榨出所有的果汁来。所以，我才反复告诫你，工作的时候要悠着一点。

永远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五月十三日

四、宁萱的信

廷生，我亲爱的人儿：

你不要担心我。我回到扬州以后，吃得好、睡得香，工作也愉快。

原来，由于工作的压力，我经常失眠，有时还不得不服用安眠药来让自己入睡。自从认识你以后，我的心灵进入一种宁静而充实的状态，就再也没有发生失眠的情况、也再不用吃安眠药了。我经常是一觉就睡到天亮，在梦中有你最甜蜜的吻和最温柔的安慰。

我在北京找到了最好的药方－－那就是你。

我一想起世界上还有你怜爱我，我那颗曾经惶惑的心就安定下来了。同事们都说，这些天来，我的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他们问我是一定有什么原因，我却不告诉他们。

我不会废寝忘食地给资本家干活，在“偷懒”这一招上，我比你要聪明得多。你是一个实心眼的人，而我却是一只有七窍的“兔子”。

我知道，我现在从事的，仅仅是谋取基本物质资料的“职业”，而不是能够在其中体验到创造的快乐的“事业”。既然是“职业”，便于我如过眼烟云，我从不引以为豪，也自信招之即来，弃之何惜？

不久以后，我将到北京来跟你一起生活。那时，我照样会去寻找类似的一份“职业”－－我仅仅是用它来获取相应的物质报酬。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也就让你能够安心地写作，不必受到外物的牵累。我愿意以我的工作来来养你。俗话说，一流的男人靠老婆，说的真对！

将来，到了我们能够彻底摆脱物质匮乏的那一天，我也会跟你一样，回到书斋里写我自己的文字－－并且，我要与你比试，看谁写得更好、看看谁的文字更有魅力。我已经想好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那将是一篇超越张爱玲的小说，你不要认为我是在吹牛，总有一天你会看到并大吃一惊的。

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辱骂你的文字。因为你提出“忏悔”问题，触怒了不少“正人君子”们，他们不惜用最肮脏的语言来辱骂和贬低你。你在风头浪尖上，于是明枪和暗箭一起来了。

刚开始，我一边读那些文字，一边感到无比地生气－－因为那些文字里流淌着毒液。你的纯真、你的勇敢、你的悲悯，为什么遭到大多数人的误解和嘲笑呢？

同时，更有某些人故意曲解你的意图，他们别有用心地往你的身上拨脏水。

他们把水搅浑，然后想混水摸鱼。我不能容忍他们气势汹汹地冲上来，企图蘸着你的血津津有味地吃“人血馒头”。

后来，我也渐渐想开了。这正是你的命运和你的选择啊－－假如他们不辱骂你，才说明你的文字没有力量呢。他们回击了，因为你刺痛了他们，你让他们出丑了。他们的辱骂，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你的价值。

你像一根刺一样镶嵌在他们最敏感的部位。你让他们难受了，你让他们丢脸了。

辱骂也许是你遭受的最轻微的伤害，在今后的日子里，必将有更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你。我已经隐约看见了。但是，请你放心，当那些更艰巨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你身边。我要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到你身边去，跟你一起承受风风雨雨－－我要牵着你的手，不打伞，在风雨中行走。

在这些几乎是铺天盖地的辱骂之中，我有点担心你沉不气，乱了心神。此刻，你最需要的是安静。只要你深深地扎根在大地上，那些外来的风雨动摇不了你的根基。《圣经》中说：

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

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传道书7:9》）

他们已经恼怒了，因为他们愚昧、他们恐惧、他们心虚。他们用恼怒和辱骂来掩饰他们的愚昧与恐惧。殊不知，欲盖弥彰。

你对忏悔的呼唤，并不是意味着你自己来充当法官的角色，来严厉地审判那些有罪的人；恰恰相反，你是以一种卑微的心态，以对自身的深刻反省开始的。

我读了你的那些文字，很明显，你从来就没有要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意思。你明白，“罪”就好像一根刺一样，深深地扎在自己的灵魂之中－－你坦白地表示，自己并不比那些被你批评的人清白。

因此，你在批评他人的同时，自己的心灵也在接受着过滤和净化。

那些恼羞成怒的人真可怜。我们更应当怜悯他们，正如怜悯我们自己。

他们不知道，罪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死不认罪、是对人的罪性的漠视。

他们陷入迷狂的状态，还拒不承认，反倒把清醒的人当作疯子。他们像狗一样撕咬清醒者，消灭清醒者。他们以为这样做了之后，他们的世界就天下太平了。

如此看来，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并不是写给孩子看的童话，而是写给成年人的寓言。

廷生，你多次把自己比喻为那个高声喊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小孩，你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英雄－－事实上，以你温和腼腆的性格，你也不可能是一个英雄。你仅仅是用孩子的眼睛来观察，用孩子的嘴来表达。

忏悔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我想起刘再复在《独语天涯》中说写的一段话：“忏悔意识并非只是对昨天的反顾，它还包括用明天的眼睛来注视今天的缺陷与责任。当我的家乡的大森林被消灭的时候，我用明天的眼睛看到森林的尸首与废墟，即用一百年后孩子的眼睛来看这尸首与废墟，于是，我看清了昨天与今天的行为，并感到最深刻的罪孽。”被残害的岂止是森林呢？我们的罪行又岂止是摧毁了森林？

你放心，你不是孤独的。你的阵营中，即使没有一个战友，也还有我呢。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永远都站在你这一边。

关于罪孽和忏悔，对于远离神的“神州”来说、对于那些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理解起来实在太难了，更不用说实践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你真诚的呼吁，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会遭到群起而攻之。他们以为认罪和忏悔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而在有信仰的人看来，认罪和忏悔却是一件荣耀的、有尊严的事情。在《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有这么一段话：

教士艾黎扎说：“在死亡之前的某一天忏悔。”

他的门徒问：“人们怎么知道自己死亡的日期？”

“所以更有理由今天就忏悔，”教士艾黎扎说，“以防你明天就死去，所以说一个人的整个一生应该在忏悔中度过。”

这部古老的法典中还说：“在忏悔者站立过的地方，连最正直的人也羞于立足其上。”法典认为：“不管是谁，在他爬上断头台接受惩处的时候，如果他能找到伟大的辩护者，他就可能被拯救下来。但是，如果他找不到这样的辩护者，那么他就只能死。人类伟大的辩护者是：忏悔和善行。”

然而，在我们的国度里，对忏悔的呼吁居然被理解为对他人的侮辱，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错位啊。

许多人喜欢读卢梭的《忏悔录》。但是，他们阅读《忏悔录》，不是体验作者忏悔的痛苦与愉悦，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卢梭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上。

因此，在我看来，他们读完《忏悔录》，还不如不读。

掩饰罪行，是第二次的犯罪，而且比第一次更加严重。这样，不是人战胜了罪恶，而是罪恶吞没了人。这样的人，一生都只能在罪恶的阴影下苟延残喘，一丝阳光也照不到他们的脸上。

我爱读诗歌，但在我们今天的诗歌中，忏悔一直都处于缺席的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诗歌本质是极其自我与自由的艺术表达方式，本来是最容易表达忏悔意识与忏悔精神的。然而，由于人们对内心世界的关怀并不能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和美名美誉，反而会招致嘲笑和白眼，于是诗人们也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公然地拒绝忏悔。

一百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面对灾难的时候，逃避是第一位的，而是否与之进行抗争，却丝毫不重要。即使在灾难过后，人们也只是轻巧地谴责灾难本身，并塑造出几只替罪羊来抵消罪过，却从来不从自身出发追究责任、反省灵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我们读到大量控诉式、或英雄式的作品，却难以见到一个作者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进行扪心自问乃至自责忏悔。巴金的《随想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为一座高峰，并不是因为其思考的深度，而仅仅是因为他还残存着一点说真话的勇气。

在我们这里，忏悔仅仅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而存在，忏悔没有跟个体的、具象的人勾连起来。作为单个的、鲜活的人，全都湮没在庞大、芜杂的群体当中，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人人都理直气壮地说“法不责众”。中国人转移别人视线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看，还有人比我更坏、更卑劣，你们谴责他吧，为什么要揪着罪过轻得多的我不放呢？

于是，关于“文革”以及此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我们看到的多是受害者的回忆，却见不到一个迫害狂、或者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参与了对他人的迫害的人，写下充满忏悔精神的文字。

我学过一些法律，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国家的任何一条法律，都没有说要制止人们忏悔－－无论是对参与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的忏悔，还是涉及普通人生活中的小事的忏悔。在法律的意义上，忏悔并不是一种禁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说到忏悔便谈虎色变。迄今为止，忏悔者的数量依然是万里挑一。

我看过一部名叫《莫扎特》的电影。这部电影从一个人忏悔乃至精神失常的回忆视角，展示了一名牧师因为嫉妒莫扎特的才华，而将这名少年天才迫害致死的过程。后来，牧师良心发现，内心无法得到解脱。深重的忏悔精神使他终于陷入难以自拔的地步，他割开自己的血管结束了生命。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它却展示出西方人生命中忏悔精神的重要性。有了忏悔，方有健康的人格状态；有了忏悔，方有饱满的精神生活。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圣经》中讲过一个故事来，我可以复述给你听，给你作为参考－－

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吃饭，耶稣就去那法利赛人家中。他们在客厅的桌子旁边坐着，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女人，年轻美貌，风华绝代，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妓女。

她曾经听说过耶稣的事迹，这位善良的先知爱罪人。她怎么才能走近他呢？

如果他在人群中的时候，她要接近他，人们就会嘲笑她，而且也不会给她让路，让她过去。她早就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他在一间屋里，而屋里又只有几个人。

她心里忐忑不安，揣摩用什么方式来讨好先知。除了香膏以外，她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东西献给先知。她常常把香膏涂在自己的身体上，来取悦那些以钱买爱的人。

此时，她看见他在饭桌边。他那温和的容貌，那与那些粗暴的脸孔形成强烈对比的温和容貌，使她无法心神镇定，禁不住倒在他脚下哭泣起来，眼泪湿遍了他的脚。

她抬起头来向四周看看，想找一块布来擦他的脚。所有的人都盯着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也没有人替她找她所需要的东西。

她就用自己的长发代替了布，那长发，也是她迷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她用头发擦干了他的脚，又用嘴连连热烈地亲吻它们，还不断地抽泣着。她又用颤抖的手，把瓶子里的香膏涂到他的脚上。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一直低着眼睛，不敢抬起头来看耶稣的脸。

主人很生气，他想：“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谁都知道她是个妓女。”

耶稣看透了他心里的想法，就高声问他：“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人欠五十两银子，另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你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我想，”西门回答道，“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你断得不错。”耶稣庄严平静地说。

他看了看脚边的女人，转身面对西门，继续说道：“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亲吻我，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告诉你，她的许多罪都免了，因为她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他爱的也少。”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道理。

在沉寂静默之中，房间里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人：耶稣和罪人。他们被女人的爱连接在一起，被她对那泪水洗过、头发擦干的脚的亲吻连接在一起。同时，也被耶稣慈爱的言语连接在一起。

耶稣把女人扶起来，温和地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仰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家去吧。”

她走了，不久她又返回来跟从他。她从抹大拿来到他身边，是被一种新的然而又含混难解的渴望驱使而来。这个陌生人温柔和蔼地对她说话时，她忍不住眼泪直流。

在此之前，有谁这样和声和气地对她说过话？除非是那些被瞬间的欲望攫住、要占有她身体的人。

但是，耶稣把她从卑微屈辱中升了起来，帮助她医治心里的苦痛。

从此，她就一直跟着他传道，在他使命的全过程中，她敏锐聪慧，比起其他的跟随者来，她能从他身上发现他们发现不了的力量。她比他的门徒中任何一个更能理解他。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终，当他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抹大拿的马利亚还站在十字架下，并且第一个梦到耶稣复活，使他不朽。

亲爱的廷生，我们每个人，谁又能够说自己比这个抹大拿的马利亚更纯洁、更高贵呢？我们不也常常深陷在泥潭之中不能自拔吗？我们在洋洋得意地鄙视马利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是否做过比她更加可耻的事情？

我们对罪恶无比痛恨，正是因为自己也沾染了罪恶；我们对光明无比向往，正是因为自己曾经在黑暗中摸索。

我们并没有外在于罪恶与黑暗。

你案头的灯光又点亮了吧？我想念着你那间稻香园的小屋。我愿意弃广厦千万而寻一温暖的怀抱，即使豪华如五星级酒店，没有爱与情义，没有相扶相助，也不过是我眼中的水泥加地毯！

廷生，我亲爱的人，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赤足的“灰姑娘”了，丢掉眩目的水晶鞋，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小赖皮般地跟着你。

哪怕千里万里，哪怕流放牢狱，只要有你，有你的爱，有信仰，有善良，我觉得我就是最富足的人了，可以傲视巨贾亲王呢！

夜黑了，我的灯亮了。

你来了，我的爱醒了。

爱着你的　小萱儿

两千年五月二十日

五、廷生的信

亲爱的小萱儿：

要是我的童年时代就有你这个“灰姑娘”陪伴，我会有更多甜美的回忆。想象着两个牵着手的小孩，我就情不自禁地微笑了。

我的童年，一半的时间跟外公外婆一起住，一半的时间跟父母一起住。

那时，父母在川西的一个煤矿工作。父亲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意愿。于是，他被分配到大渡河边的一个煤矿从事施工设计工作。这个煤矿名叫“新华矿山”，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我猜想全国各地一定有好几十个叫这个名字的煤矿。后来，母亲也调了过去。

由于矿源逐渐枯竭，“新华煤矿”在九十年代初就停产了。前两年，曾经有一次，我路过那里，从车窗向外望出去，到处是凄凄的荒草、颓败的房舍。仿佛那是一片史前的化石。我再也找不到童年的梦幻了。

于是，我只好彻底地求助于记忆。

小时候，我曾经跟随父亲到几百米深的矿井下。那是一段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隧道，瓦斯灯一路通明。沿途，父亲会遇到许多满脸黝黑的矿工，他们都亲切地跟他打招呼，然后伸出黑黝黝的手来摸我雪白的脸蛋。

我继承了母亲和外婆皮肤的特征，皮肤像雪一样白、像玉一样嫩。小时候，人们凭借我的肤色来判断，常常以为我是一个女孩。我那雪白的皮肤，在矿井下面，被闪亮的瓦斯灯一照射，几乎是透明的。难怪那些寂寞的叔叔们都想来摸一摸，他们似乎以为我是一个玩具呢。

被他们这个摸一下、那个摸一下，我的脸便成了一个大花脸。回家的时候，母亲很心疼，埋怨父亲半天，隔了很久都不让父亲再带我下井。

而我呢，却不理解母亲对我的心疼，一心想着再次下井去。孩子总是喜欢另一个神秘的世界。

井下，在像煤一样沉重厚实的寂寞中，矿工们经常放开嗓子唱歌，他们的声音粗野而高亢。有时候，没有歌词，只有简单的调子。由于处在坑道之中，空气不太流通，他们的歌声也显得更加浑浊，回音也更加悠长。那是人间最美好的音乐。

父亲大部分时候都会深入到井下去，亲自指挥工人们施工，他虽然是大学生，但跟大字不识的工人们非常亲密，就像兄弟一样。

下井的机会毕竟不多，更多时候，父母都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玩。

所谓的“家”，就是煤矿刚刚修建的一大排背后靠着山岩的简易平房中的一间。父亲在屋子后面靠着山岩搭建了一个小棚子，暂且充当厨房。煮饭用的燃料，就是那些挑选剩下的、成色不好的煤块。那些煤块燃烧的时候，经常冒出浓浓的烟雾来，熏得一家三口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个不停。

这样的家，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屋子里可以捉到蟋蟀之类的小虫子，有时，它们就在房间的角落里鸣叫，我爬到床下寻找半天也找不到。外面，有一大排挺拔的大树，树干上时常出现啄木鸟，啄木鸟会在树干上啄出一首首轻快明朗的曲子来。蟋蟀、啄木鸟还有青蛙，它们组成了一场特殊的“家庭音乐会”。夏天的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门口快活地倾听着这美妙的天籁。

然而，也发生过一两次意外。有一天，我在床上睡午觉，母亲回来之后，刚刚掀开被子，吓得魂飞魄散－－原来，被子里除了我之外，还躺着一条小蛇。小蛇就躺在我的手臂旁边，也不知道躺了多久，我们居然一直都相安无事。

那时候父亲还在上班，母亲不敢去抓蛇，赶紧跑到邻居家，央求隔壁的老工人胡师傅来抓蛇。胡师傅经验丰富，一进门来，铁钳般大手只一抓，便将小蛇抓在手中。他告诉母亲说，这是一条无毒的蛇。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几乎瘫坐在门槛上。

而我一直还在甜美的睡梦中，嘴角流出的唾液打湿了枕头。

爸爸回家后，立即在房间的角落里撒下石灰，在门口挂上艾草。

当几天之后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条曾经与我同被共枕的小蛇，已经躺在老师傅的药酒瓶子里面。我经常与邻居的几个小孩子一起，趴在老师傅的桌子边上观察这条凝固的小蛇，并得意地向他们宣讲我的“勇敢”。

山上多蛇，也有很多关于蛇精的传说。隔壁另一家的阿姨就经常跟我们这些小孩子讲蛇精的故事。她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个小女孩，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一个人跑到山里玩，天快黑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路边出现一个黑衣服的老奶奶。老奶奶拿着一捧草莓给女孩子吃，并且说要带她到好玩的地方去。

于是，女孩子跟着老奶奶走，走着走着，走进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又走了很久，忽然老奶奶不见了。小女孩哭喊着，在黑暗中四处摸索，却怎么也找不到出洞的路。四周寂静无声，良久才有石头缝隙里水滴的声音悠悠地传来。

后来，当家人打着火把找到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已经失踪了二十天。她居然没有饿死，是因为她一直舔着山洞里岩石壁上的苔藓，这是山洞里唯一的食物。

聪明的小女孩保住了性命。但是，她的身体已经接近虚脱的状态，她的精神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她的眼睛里是一片像白云一样的空虚。

人们把小女孩送进了城里最好的医院。刚开始，小女孩每天都喃喃自语：“我看到了那个白头发的老奶奶。”除了这句话之外，她不会说别的话，也不认识包括父母在内的亲人朋友。她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年才逐渐恢复过来。

阿姨讲这个故事，把气氛渲染得有声有色。而且，她还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小女孩长大以后在医院里当了护士。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某某医院问女孩本人。

虽然听故事的时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我也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不住地往自己身后张望，看是不是有白头发的老太婆跟来。胆小一些的孩子，还没有听完就已经躲到桌子下面去了。

不过，孩子的心理就是这样，越是恐怖的故事，他们越是爱听。所以，我们听完了一个还想听第二个。

矿区的人们说，在矿区确实发生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甚至还有身强力壮的大人，也被变成白发老婆婆的蛇精迷惑住，骗进岩洞里，差点就没命了。

恐怖的故事给矿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有时候，我们在山路上走，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白头发的老婆婆来了！”于是，所有人都不敢回头去看，每个人都夺路狂奔。

童年时代矿区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最快乐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吃粉蒸排骨，二是看露天电影。

每到周末，矿区的公共食堂都会卖一道名菜：粉蒸排骨。山区的农民都养羊，羊肉价钱便宜，食堂便买来给工人们改善伙食。

这是一个星期里唯一的一次吃肉。所有的人员都凭菜票买一份，家家户户享受的待遇都一模一样。下午，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我便缠着母亲带我去食堂排队。食堂离我们家有一段半个小时的山路，得翻过几道小山岗。食堂与煤矿的行政机关修建在一起，在山顶的一片平地上，是矿井上最大的一个大厅。平时，大人们也经常在里面开会。

远远的，我们还行走在小块的菜地之间的时候，粉蒸羊肉的香味就飘了过来。去食堂买粉蒸排骨的路上，还会碰见好些平常在一起玩的小孩，他们也都是由父母带着，手上也拎着一个大瓷碗。我们各自炫耀着各自的瓷碗，仿佛谁的瓷碗大，谁就是孩子中的头领。

去的时候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家的时候却是归心似箭。一到家，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瓷碗，粉蒸排骨的香味顿时弥漫在整个屋子里。爸爸妈妈都吃得很少，把最好的肉省给我吃。那时，我长得瘦弱多病，是爸爸妈妈的“重点保护对象”。

那美味的粉蒸羊肉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卖粉蒸肉的胖大师傅的笑脸也留在我的记忆里。大师傅很喜欢我，他每次都会“偏心”地给我的碗里多加两块排骨。他经常跟父亲开玩笑说，你们家孩子的脸蛋，就好像刚出笼的粉蒸肉。

那时，尽管他多给了我两块肉，我在心里还是很恨他－－因为他对我的这种可笑的形容，很快就在小伙伴中间传开了。

以后，我们全家都离开了矿区。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好吃的粉蒸排骨了。

也不知道煤矿停产以后，胖师傅到哪里去了。我想，他要是自己去开一家餐馆，凭他那套手艺，餐馆的生意一定会十分火爆。

在矿区，另外的一大乐趣就是看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在矿区的大坝子里放映。我们一家一般都会提前两三个小时就去占座位，父亲把我扛在头顶，母亲则拎着两把竹编的小椅子。一家三口，组成其乐融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现在，当年看过的电影一部也记不清了，我却还记得天上闪闪的星星。是不是那时我看星星的时候反倒比看电影的时候要多呢？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最高兴的倒不在于电影的内容和故事，电影吸引了大人的注意力，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在正式电影还没有开始之前，放映员一般会加演一些小片断，大部分是已经很陈旧的领袖人物活动的新闻简报。如果放映的加演片断是自然风光，孩子们就会骑在父亲们的头上，寻找从后面射来的光束，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这些手势在雪白的屏幕上变得巨大而灵活。于是，孩子们都发出欢快的笑声。酣畅淋漓的笑声在广大的场地里此起彼伏。

即使在正式的电影开始之后，我们也不会老老实实地从头看到尾。还不到一半的时候，孩子们就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玩起了捉迷藏。

这些调皮的孩子，有的跟我一样是矿区职工的孩子，也有的是附近农民家的孩子。大家不分彼此，玩得非常默契，片刻的功夫便如同一家人一样。“工农联盟”在成人的世界里只是口号，在小孩的世界里却真正实现了。

散场的时候，大人们往往大声喊着各自孩子的名字，孩子的应答从各个角落发出来。这一场景有些混乱，又有些温暖。

刚刚互相熟悉的孩子们，又恋恋不舍地分开，各自像小磁铁归向大磁铁一样，奔向各自的父母。

下次的游戏，只好等待下次的电影。

而孩子们纯真的友谊，多半是在大人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电影的时候产生并巩固的。我还记得一些有趣的绰号和灵活的脸庞，他们成为我童年生活永不褪色的背景。

宁萱，你有过类似的童年生活吗？那个偏僻而困苦的矿区，在父母们的回忆里，会有些苦涩的味道；而在我的回忆里，却充满着甜蜜和温情。

有一个平常很爱逗我玩的“眼镜叔叔”，他是一个比父亲更年轻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矿上的叔叔很少有戴眼镜的，因此我们这帮小孩子便叫他“眼镜叔叔”。眼镜叔叔长的很英俊，刚刚结婚，还没有小孩子。因此，他们夫妻俩都特别喜欢小孩子。他们经常带我上山捉麻雀，阿姨的兜里总是装着棒棒糖，一支接一支地塞给我。

眼镜叔叔家里有很多书，这是最吸引我的“钓铒”。跟外公家的那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一样，眼镜叔叔家里的书多是外国文学，从安徒生童话到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从《一千零一夜》到《普希金诗歌选》，不管是否看得懂，我一本接一本地像流水一样读了下去。

矿区的孩子都好动，很少有喜欢读书的。发现我对书有着天生的亲近感，眼镜叔叔便让我无条件地分享他的藏书。这个秘密只有我和他知道。

突然有一天，眼镜叔叔在煤矿塌方中死去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塌方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还来不及呼叫一声，他和另外几个工友就被埋在几百米深的坑道里。人们抢救了几天几夜，然而救上来的却是几具面孔扭曲的尸体。这是很久以后，我从大人们口中的只言片语中听到的。

大人们从来没有正式告诉我眼睛叔叔已经离开了人世了，连父亲和母亲对我也守口如瓶。然而，从此以后，眼镜叔叔再也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那年轻的妻子、我美丽的阿姨，天天在房间里哭泣，出门的时候也是神情恍惚的。我叫她，她看了看我，好像从来就不认识我一样，不答应我。

她再不给我棒棒糖吃了。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死亡。那是第一个跟我有着亲密关系的人离开我。然而，那只是一丝忧郁的阴影，并没有遮住我心头的阳光。很快我又蹦蹦跳跳了。

后来，父亲调动工作，我们一家离开了矿区。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想念那里的青山，那里的矿井和那些童年的伙伴。我再也没有跟他们见过面。现在，即使再见面，我谁也认不出来了。后来，只是辗转听说煤矿效益很不好，工人的日子很难过。

有一次，父亲的一位同事写信给他，倾诉了生活的艰难，他们每月只有一百元退休金，有时还不能按时发出，因此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父亲拿着信叹了半天的气，给这位同事汇去了五百元。虽然这仅仅是杯水车薪，但毕竟是一点心意。

讲完童年的故事，我又重新读你上次的来信。你对于“忏悔”的论述，让我信服和叹服。

你讲述的那个《圣经》故事也让我深受启发：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连一位获得拯救的玛利亚也难以诞生呢？有人身在淤泥之中，却因为忏悔而永生；有人长在辉煌的宫殿里，却因为拒绝忏悔并嘲笑忏悔的人而坠入炼狱。人与人之间太不一样了。

同样在土地上行走的，有耶稣这样的人，也有犹大这样的人。

同样在苍穹下呼吸的，有甘地这样的人，也有枪杀甘地的凶手戈德森这样的人。

现实生活中，崇高与卑劣的距离，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宁萱，我一边在给你写信，一边又想给你打电话。我想听听你电话里的声音，请你在电话里给我唱一首歌。我记得我们在未名湖边的那些夜晚，你的歌声在我的耳边荡漾。

可是，我的手机又没有电了，我只好先充着电，继续把这封信写完。写完信，手机也就充满了电，我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了。

今生与来世都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五月二十五日

六、宁萱的信

亲爱的廷生：

今天，转眼就是我们通信一周年了。去年今日，我们还是陌生人；今年今日，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

你在山区奔跑的时候，我却在水边戏水。我是我弟弟的“司令”，他永远都跟随着我。有时候，真想童年再来一次，我们互相进入对方的童年。那么，我们在一起去玩，弟弟怎么办呢？你告诉过我，也有一个弟弟，那么就干脆让两个弟弟一起玩吧。

对你来说，矿区的生活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写矿区生活的，我高中时读这部小说，感动得流下了不少的泪水。我能够想象出井下生活的危险、枯燥与乏味，在幽暗的坑道中，必须让自己的心灵成为一个小小的太阳。心灵会发光，就不必恐惧黑暗了。

这两天，我正在读一些关于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文字。

阿赫玛托娃描写了那恐怖肆虐的年代，那个时代诗人如同乞丐。曼德尔施塔姆家里的两个房间中，有一间被一个专门打小报告的人占有了。后来，他们干脆就被扫地出门。

夫妻俩人坐在大街上，丈夫对妻子说：“应该学会改变职业。我们现在成了乞丐。”

妻子回答说：“乞丐在夏天日子好过一些。”

阿赫玛托娃听到曼德尔施塔姆朗诵的最后一首诗是《基辅街头……》。其中有这样忧伤的句子：

你还没有死，还不是孤独一人　　　　暂时还有乞丐女友

你可以欣赏壮丽的平原

黑暗、寒冷和暴风雪

无论日子如何艰难，妻子娜嘉一直跟丈夫在一起。有一次，他们寄居在阿赫玛托娃家，当主人刚刚在沙发上铺好被褥，曼德尔施塔姆就躺在上面睡着了。娜嘉坐在一旁，温和地看着丈夫入睡。

阿赫玛托娃到外边办完事回来，曼德尔施塔姆醒来，向她朗诵了这首诗。阿赫玛托娃重复了一遍。曼德尔施塔姆说了声“谢谢”又睡着了。

后来，就是被捕并“发配”边疆。夫妻之间断绝了音讯。

曼德尔施塔姆从被害的地方只发出过一封信，是写给弟弟亚历山大的，因为他无法跟妻子联系上。在信中，曼德尔施塔姆伤心地询问道：“我亲爱的娜嘉，她在哪里？”他还要求给他邮寄御寒的衣物。亲人给他寄了个包裹。

包裹给退了回来，收件人已经不在人世。

曼德尔施塔姆既是悲惨的，又是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一个自始至终爱他的妻子。亲爱的廷生，我也愿意做你的“乞丐女友”，与你一起面对暴风雪，有了你，不需要一根火柴我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俄罗斯真是一个让人神往的地方。你写过很多有关俄罗斯的文字，你和你的朋友摩罗、王开岭等人，都是有浓厚的俄罗斯情结的人。吸引你们的，显然不仅仅是那片广袤的原野和浓密的森林，而是那一颗颗在苦难中挣扎、却始终不屈服的心灵。说到底，更是那些美丽、温柔而无比坚强的俄罗斯女性－－你们的那点心思还能够瞒得过我？

不过，那样的女性并非只有俄罗斯才有，我不就是吗？

新疆诗人北野有一首诗歌，名叫《致一位俄罗斯小姑娘》：

请接受一个异乡人的诗句吧你金黄头发的俄罗斯小姑娘既然普希金已在决斗中身亡既然莱蒙托夫又被高加索流放既然叶赛宁的红色手风琴已经绝响既然伊凡·阿列克谢叶维奇·蒲宁已客死他乡

请接受一个异乡人的诗句吧你白桦树般的俄罗斯姑娘当你的兄弟在伏尔加河上哼着滴血的船歌　　　　我在黄河呜咽的地方

背着青砖和白骨，修筑王的城墙我和你乌拉尔的兄弟一样悲伤

请接受一个异乡人的诗句吧你青春无比的俄罗斯姑娘　　　　晚钟已经敲响

落日把草原烧得一片金黄额尔奇河正穿过我的心向你涌淌我虽然不能用你的祖先的语言歌唱可我的方块字和你俄罗斯的星星一样闪亮

他的诗句里，有一种痛入骨髓的悲哀。这些诗句，看上去仿佛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系，然而仔细品味的话，每一句都是在写中国。你也有许多写俄罗斯的文字，我知道，你写俄罗斯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否则，你何必如此痛彻肺腑地关注那个遥远的国度？

与俄罗斯一样灾难深重的中国啊，你何时才能够拥有与俄罗斯一样高高耸立的白桦树？

只是，北野的最后一句判断太乐观了：方块字真的能够像俄罗斯的星星一样亮晶晶吗？

亲爱的廷生，给我们的爱情染上俄罗斯的色彩吧。我就是那个远道而来的俄罗斯的姑娘。

一辈子都爱你的　萱

两千年六月二日

七、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世界上最亲爱的人：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去了檀柘寺。今年，我却去了北京郊外的一个小村庄－－川底下。

“川底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村庄。它像一个小小的城堡，也像一处世外桃源。村民们都还居住在明清时代的建筑里，青石板的街道被岁月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滑。时光在这个被遗忘的村落里失去了威力。不像城里，一年、甚至一个月，街道和房屋就变了一个模样。

我在村子里呆了三天，这才回到学校。读到你的来信，这才惊觉：我们相识已经一年了，长，还是短？

你在信中谈到俄罗斯，谈到曼德尔施塔姆，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有着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情结。我仰望俄罗斯，是想去俄罗斯寻找温暖。

一般人也许感到不可理解：俄罗斯冰天雪地的，那里怎么会温暖呢？要寻找温暖，理应去热带地区，去一年四季繁华似锦的东南亚。

然而，我指的温暖不是大自然的温度，而是心灵的温暖。俄罗斯有那么多高贵的、滚烫的心灵，多少年来，他们都像篝火一样温暖着我。

你看出了我们那一点小小的“心思”。是的，我们曾经渴慕俄罗斯的男性，因为在他们身边有那么多伟大的女性。现在，我不羡慕他们了，因为你来了，你就是从俄罗斯降临的小姑娘，你就是北野诗歌里的小姑娘。

萱，我想永远拥抱你，让我们互相温暖对方，让我们的肌肤像水草般互相湿润。除了小时候被父母和外公外婆抱以外，好多年了，我没有拥抱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拥抱过。我的身体、我的肌肤、我的灵魂一直处于饥渴和干涸的状态。

直到遇到你，沙漠中终于涌出一眼泉水。

我想拥抱你，想拥抱天下所有的人，孤儿和寡母，乞丐和罪犯，爱我的人和恨我的人。这种愿望我早就萌发过，直到与你相遇，它们才不可抑制地凸显了出来。我发现了我肌肤的饥渴。

有时，北京出现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当我行走在校园那金黄的银杏树下、小心翼翼地踩着厚厚的一层树叶的时候，所有烦恼与不满都神奇地烟消云散，心情好得仿佛是没有一丝阴影的湛蓝的天空。

这时，我感到好像步入某个爱情影片中的美好场景，我忽然有一种冲动，一种想拥抱所有人、并让所有人拥抱在一起的冲动……当然，我不会“轻举妄动”，我会怀着一种悲凉的幸福感抑制住这种“超现实”的冲动，然后再继续平静地往前走。因为，即使在以狂放著称的北大校园里，这样的行为也是惊世骇俗的。也许会被别人容忍，但很难被别人理解－－最多人们会以为是艺术家在做“行为艺术”。

在一个以“酷”为时尚的时代，以诗人奥登“爱就是天堂”的论调来作为生活与艺术的坐标，也许不合时宜。如果将这种“温情”的观念引入行为艺术的操作，更是一种接近迂腐的冒险。然而，我身边有两位年轻的艺术家就作了这样的冒险，他们策划了一个名为“拥抱日”的行为艺术－－不，他们的做法已经超越了一件行为艺术。

我高兴参加他们的这个活动。他们就是我的好朋友、前卫艺术家高氏兄弟。

高氏兄弟认为，似乎人们已达成共识：行为艺术是以“酷”、“狠”乃至暴力方式为时尚趣味与竞技指标。诚然，残酷与暴力常常是有力量的，它产生刺激并可能会使我们感到震惊－－而艺术恰恰是需要震撼力的。如果这种震惊效果不对他者的生命构成危害，他们愿意相信以残酷和暴力为手段的艺术是有理由的，他们甚至愿意作这样善意的理解：这是对现实中的残酷与暴力的反映与否定。但是，他们也认为，当行为者仅仅以残酷与暴力的方式哗众取宠的时候，显示出来的则必然是弱智的行为者对残酷与暴力本身的畸形迷恋和其才能的匮乏。

今天，艺术家们越来越刚硬、强悍和无情。这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高氏兄弟说：“我们需要转身眺望。”

前两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上午九点钟。我们将近一百名“志愿者”，租乘三辆大巴前往川底下村，实施名为“拥抱二十分钟的乌托邦”的行为计划。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我也匆匆赶去了。我本来不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但这不是“热闹”。

志愿者中有一些是老朋友，更多的是陌生的新朋友。第一次被邀请参与公共性的行为艺术，我不免心存疑问：“拥抱”何以成为“艺术”？毕竟，在中国，人们没有拥抱的习惯。拥抱一般被视为西方人的礼仪或是恋人之间的私密化行为。

果然，到了预先选定的村头空旷的场地之后，人们依然显得心存疑虑、不知所措。人们各自站开，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高氏兄弟不得不对这个行为的意义进行一番苦口婆心的解释。他们两人当场做了一次拥抱“示范”，又分别拥抱了许多男女朋友。他们试图让大家明白：拥抱－－无论与同性还是与异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令人难为情。实际上，既然我们都有爱与被爱的欲望，那么我们每个人心中肯定也都蕴藏着拥抱他人与被他人拥抱的欲望……渐渐地，大家进入了状态，按照自由组合的原则，大家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拥抱对象。

他们希望大家选择异性拥抱，但最终由于习俗的制约，许多人还是选择了同性。一百多人散落地站在一起，第一次以艺术的名义、更以爱的名义－－爱是高于艺术的，先后分别在道路旁、在小河边上，有节奏、有秩序地拥抱在一起。先一对一对地同时拥抱十五分钟，然后是大家拥围在一起拥抱五分钟。

我很快进入情景之中。苍天在上，我们沐浴着阳光伫立在沉郁的大地上，浑黄的河水默默地从我们身边流向遥远的天际……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像兄弟、像姐妹、像情人一样－－那一刻，我们是纯洁而美好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仿佛第一次显得如此和谐，如此地老天荒。

二十分钟沉寂的时刻，拥抱者们闭目倾听着彼此的心跳……一种超日常的复杂感受与体验，成为记忆永远的馈赠。

我们在村庄里住了三天，吃住都在村民的家里，他们只收取很少的费用。没有特别的招待，他们把我们当着家里人一样。

今天，我们驱车回到城市的中心。大家集合在停工的一处高层建筑之中，又一次感受了拥抱时彼此的心跳。从郊外到城市，场景的转换使拥抱的现场气氛由静穆、美好转而为哀婉与沉郁。

高氏兄弟告诉我，这是他们“拥抱行动”的第一次演练。他们希望这个行为将来能在更多的公共空间中实施－－在农村、工厂、学校、闹市、广场，甚或军队、监狱……他们说，无论男女老少尊贵卑微，也无论何种职业何种身份－－让我们拥抱吧！让我们的生命在拥抱的瞬间摆脱权力与金钱的奴役，超越人与人的对立、竞争、怨恨以及一切施虐、受虐的权力关系。

这次活动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读过的一个童话故事：

从前，从前，有一个悲伤的天使，他悲伤是因为他只有一只翅膀，不能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一个和他一样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

因为了解彼此的寂寞，他们不禁拥抱在一起。他们的翅膀也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就在这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飞了起来。

我们都是单翼的天使，唯有彼此拥抱，才能飞翔。

我对高氏兄弟的努力抱以深深的敬意。当爱的光辉一再被旧意识形态的伪善、痞子文化的调侃以及世人的谎言所亵渎、消解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唤起爱的意识与欲望，让我们在拥抱中学会爱－－因为，我们应当相亲相爱，否则就会死亡。

宁萱，我的爱人，我们曾经拥抱过，我们还将长久地拥抱。

下次，有机会我让你见一见高氏兄弟，你一定会喜欢他们的。

永远属于你的　廷生

两千年六月八日

八、宁萱的信

我最亲爱的廷生：

真是遗憾，我没有能够参加你们的那次“拥抱行动”。

高氏兄弟决非那种哗众取宠的“艺人”，从你的描述之中，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真正有信仰的人。《神父们的伦理学》中这样说过：“美好、力量、财富、荣誉、智慧、满足、孩子，属于那些懂得怎样正确生活的人们，属于这个世界。”拥抱和相爱，都是走向正确生活的道路。

既然我们的相识已经一周年了，那么这封信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为什么会相识的秘密。

我们的相识，没有父母的命令，也没有媒人的穿针引线－－如果硬要找出一个媒人来的话，那就是你的处女作《火》。

我曾经隐隐约约地告诉你，那本书不是我去书店买的，而是通过别的渠道读到的。

其实，在去年六月份之前的几个月里，我就在大小书店里看到了《火》。但是，我一直没有拿起来翻看。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看书首先看封面，我要求书的封面应当精美细腻，或者素雅大方。而《火》的封面，不知什么原因，设计得花里胡哨的，我很不喜欢。再加上封面上那些故作惊人之语的广告语，更让我反感－－后来，我才知道那都是书商的点子，与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然而，那时我并不知道幕后的情况。于是，便犯了“以貌取书”的错误。好几次，我都与《火》失之交臂。但是，该认识的朋友总会认识的，该喝到的甘泉即使在沙漠中也能喝到。有一种神奇的缘分，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牵着我们。当我们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以后的一切都已被安排好了。

那是去年六月二日的下午，我下班回到宿舍里，觉得很无聊。本来想找同屋的女孩一起去逛街，但她早已同男朋友一起出去了。

我便下楼随便逛逛。我们住在一个庞大的小区里。这个新型的居住小区，一切服务设施应有尽有，几乎可以做到足迹不出小区，就能够满足生活中所有的需要。对我来说，却有一个需要满足不了－－我是个书虫，我需要一家小小的书店。但是，小区里一直没有书店，也许这里都是来去匆匆的工作一族，他们哪里有时间买书和看书。

前几天，我突然发现对面一楼的角落上，辟出一间小屋，开张了一个小书店。蓝色的招牌，设计得很精美别致，上面用艺术字很醒目地写着“晓兰书屋”。这个名字却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名字。

那几天，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进去看看。今天，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便走进去，心里想：真好，就在身边开张了一家小书店，再也不用走很远的路去找书了。

果然，这是一间不错的小店，虽然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的样子，却一点也不显得拥挤。书架上的书摆放得整整齐齐，中央的架子上还放着磁带和CD。每一点空间都充分利用起来，却又错落有致。书架还安装着滑轮，可以轻轻地推动。从书店的装修中可以看出，主人一定是个有品位的年轻人。

店里一直播放着罗大佑当年的校园歌曲，音量很小，若有若无。除了歌声，店里一片宁静，三两个顾客各自在静静地看书。

我想，店主一定是一个罗大佑的歌迷。

左边的架子上，张贴着有小纸条标明，这是供出卖的书；右边的架子上的小纸条则标明，这是供出租的书。两边的书泾渭分明。这种租书与卖书、图书与音乐混合的小店，以前我真还没有见过。

那天，我不想买新书，只想租一本轻松的小说回去消磨时间。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租书看。那时，我一般去租连环画，如《铁臂阿童木》、《丁丁历险记》之类的。一拿回家，便跟弟弟抢着看。后来，在大学里，也偶然租几本爱情小说读，可是读了几本就厌倦了－－一样生硬的故事情节、一样矫情的语言风格，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一般供出租的书，大多是言情和武侠的小说，这家书店也不例外。我对这两类书都缺乏兴趣，便东翻一下西翻一下，有点意兴阑珊的味道。

“同学，你想看什么书？我能帮你的忙吗？”忽然，有人在背后问我。是年轻男性的声音，嗓音很浑厚。

“同学”，这是一个久违的称呼，既亲切又有点陌生。那天，我穿着白色的衬衣和牛仔短裤，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还在念大学的女生。

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他的皮肤有点苍白，脸上棱角分明，像是一个体育明星。

立刻，我就为我的这个比喻感到后悔了：他坐在轮椅上。现在虽然是六月的天气，他的腿上还搭着薄薄的毛毯。

他向我微微一笑，自我介绍说：“我是这家书店的主人阿明。小店刚刚开张，还请多多关照。”

“我想找点有意思的书看看。”我告诉他，我不喜欢那些流行读物，希望能够找到一两本“与众不同”的好书。

“喏，这本，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的。”阿明把轮椅向前摇了几步，手指在我右边的书架上的一格闪电般地一掠，立刻从中间准确地抽出一本封面花花绿绿的书。你猜猜，这是一本什么书？你能猜得到吗？

你一定猜不到－－我定睛一看，正是那本好几次与我擦肩而过的《火》。

“这是一本好书，”阿明把书递给我说，“这本书我最喜欢看。你看，它都已经被翻破了。我这里，其他都是刚刚买回来的新书，言情啦，武侠啦什么的，只有这本是我自己收藏的旧书。本来我舍不得拿出来，但后来想，让更多的朋友读到它，才算是不辜负它呢。”

我把书接过来，仔细一看：果然，这本书都快要散架了。我犹豫了一下，不忍伤害阿明热情的眼光，便交了二十块钱的租金，让阿明登记好名字，便拿着回家了。

回到宿舍里，我泡上一杯浓浓的红茶，抱着姑且一读的态度，躺在床上读起来。这一下，就再也放不下了。这就是古人说的“手不释卷”。

整整一个通宵，我读完了你的这本《火》－－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能够读到的，一个字不漏。天黑了，然后天又亮了。我统统不知道。我完全沉浸在这本书所创造的一个独特的世界当中。

晚上我甚至没有出去吃饭，只是简单地冲了一杯果珍，啃了一个面包。

这本书确实很旧了，许多地方都有折角的痕迹，中间的书脊还有松动，有几页早已不知所踪。还好，它不是一本小说，否则的话，中间丢失一部分情节，还不让读者牵肠挂肚？

我跟着书中的文字、跟着写这些文字的人，一起悲哀、愤怒、欣喜和微笑。

一边读，我就一边想，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真是一个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吗？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本书的作者。

那时，我就决定要给你写信，一定要给你写信。

我读过的书，向来都是过目不忘。我很少保留读完的书，但是这本书我却想留下来。虽然是一本旧书，但我宁愿赔偿二十元的押金，相当于自己重新买了一本新书。我转念一想，阿明的那句话忽然浮上我的心头－－要让更多的朋友读到它，才算是物尽其用。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于是，第二天清晨，我把书给阿明还去，交了五毛钱的租金－－五毛钱，比我想象的一元钱便宜一半。

廷生，你是我五毛钱就找来的爱人啊。别人要花几百元钱在报纸上登征婚广告，而我们的认识，居然只需要五毛钱。这真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婚姻介绍”方式了。我想，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通过这样的方式相识、相知、相爱，那该有多好啊！

我还书的时候，阿明微笑着问我：“我向你推荐到这本书怎么样？你一个晚上就看完了？”

我也以微笑回答他：“这确实是一本好书，谢谢你的推荐！”

我们聊起了这本书。阿明说，这是他一年多以前买的，在大学同学之间流传了很久，以至于收回来的时候，都“面目全非”了。他说，这本书里并不见得有多少新颖深刻的观点，最吸引他的是作者的真诚和坦率。真诚和坦率，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匮乏的品质。

而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显然有更多的感触。《火》击溃了多年以来我对自己心灵的“封锁”。趁着读完之后的激动，我给你写了第一封信－－我最初的感想都在那封信中，你可以找来重新看看。

本来，我对收到回信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信封上写的是一个模糊的地址，更何况通常的情况下，读者给作者的信件都石沉大海。然而，奇迹发生了。

不久，我收到了你的回信。然后，我再给你去信。紧接着，我们第一次见面。逐渐地，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们开始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变成了互相吸引的爱人。

我们的爱情居然是从一个小小的书店开始的，你相信吗？

此后的一两个月之间，我跟阿明也开始熟悉起来。我时不时地去他的小店租书或者买书，时不时地跟他聊上几句。他说，这个小店是他的一个理想，也是一个让他能够自力更生的事业。

他很喜欢读书，也很喜欢音乐，小店的角落里，还放着一把老吉他。看得出来，那是一把属于那些校园歌手的、已经使用得伤痕累累的老吉他。那么，他也有过跟我相似的大学生活？

在我下班经过小店的时候，经常听见阿明在里面自弹自唱，他唱的是罗大佑的那些老歌。忧伤而怀旧。

不唱歌的时候，他就推着轮椅在店里来来去去，整理那些被顾客搞混乱的书籍，或者擦拭书架上薄薄的灰尘。他把书店打理得像一个温馨的驿站。他还告诉我，书店里的广告、招贴等等，全部都是由他亲手设计的，基本体现出他当初的想法。书籍和唱片的摆放，每一个小巧的标签，包括在书籍背后盖上的那个小纪念戳，都耗费了他无数的心血。

他是一个哀伤的人，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他的哀伤不仅是因为自己残疾的身体，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但是，他从来都不跟我谈他个人的生活，他只谈论书籍和歌曲。他的额头，有被生活伤害过的痕迹，也有他与生活抗争的痕迹。他很少跟顾客说话，除了少数几个熟悉的人。他一般都在角落里沉默着，在一本笔记本上写着写什么。

有一天，我买了两本新书以后，交完款，随口问了他一句：“你的书店为什么取名叫‘晓兰书店’呢？这是一个太普通的名字。你应该取一个更有诗意的名字啊。”

阿明听了我的话，眉毛突然一跳，好像被一根针刺了一下。他立刻又恢复了平静，淡淡地回答说：“随便取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别的考虑。”

我敏锐地感觉到，我似乎说错了什么，我似乎在某处伤害了他。我只好又找了几句不相干的话来敷衍过去，然后匆匆离开。

几天以后，我再去书店的时候，阿明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跟我有说有笑，向我介绍几本新到的书。

那段日子里，我跟你的通信渐渐进入佳境。我也常常到阿明的书店去，每次顺便也看看书架上的那本《火》还在不在。多数的时候，它都不在架子上。我想，它也许被放在某一个慧心人的床头或者桌上呢。

三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我去书店，发现照看店里的不是阿明，换上了一个梳着麻花辫子的的小姑娘。我问小姑娘阿明到哪里去了。小姑娘说，阿明是她哥哥，他这两天生病了，她来帮助照看两天。

我挑完书，便与姑娘聊起来。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想向她打听一点有关她哥哥的情况。

没有想到，小姑娘轻轻地叹了口气，给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她告诉我，她的哥哥阿明原来是体育学校的大学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田径运动员。在大学里，阿明有一个名叫晓兰的女友。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读书，一起唱歌，他们是学校里的金童玉女。他们准备毕业后马上结婚。

毕业前夕，他们一起去参加一次攀登雪山的活动。他们两人都是老登山队员，登山是家常便饭。而且，对他们来说，那并不是一次艰难的攀登，他们以前攀登过更高、更危险的山峰。

那次活动，开始得非常顺利。然而，中途却出现了严重的意外事故－－晓兰绳索上的铁环突然松动，而雪山上大风暴越来越猛烈。晓兰试图向阿明靠过去，就在她即将靠近阿明的时刻，突然摔下了几十米的山坡。

这是一瞬间发生的，包括阿明在内的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过来。生死就在这一线之间。

阿明为了抢救爱人，迅速向那边的山坡靠拢。要是在平时，这样的攀登并不太难，可阿明此刻太紧张、也太焦灼。正当他要靠近山坡的时候，他一下子失足了，像一只风筝一样摇摇晃晃地摔出去，摔到晓兰身边十多米远的地方。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们互相挣扎着向对方爬过去，虽然只有十多米远，却如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援救人员还没有靠近。这时，他们的手向对方伸过去。刚刚握住对方的手，他们都再次昏迷过去了。

当他们被抢救回大本营的时候，晓兰已经因为伤势过重而离开了人世，她还没有来得及跟爱人说最后的一句话。而阿明则摔断了双腿，下半身瘫痪，从此他将只能坐在轮椅上。

知道真相之后，阿明一度想自杀。失去了爱人，失去了双腿，他几乎失去了生活全部的意义。这种灾难降临在任何人的头上，都将是一道难以闯过去的门槛。正如《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所说：“世界都变得黑暗了，因为一个男人的妻子死了。他步伐变缓，他的智慧崩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黑暗笼罩在他的头上，他看不见一丝光明。

然而，有一天，阿明看见床头放着一张晓兰的照片，那是晓兰的母亲特意放在那里的。照片上的晓兰，刚刚上大学，自信而自豪。她甜甜地笑着，似乎在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你悲伤，我也会悲伤；你快乐，我才会快乐！

那一瞬间，阿明意识到，自己绝对不能垮掉！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爱自己的人，而晓兰还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自己呢。他终于挺了过去。在亲人和朋友们的鼓励下，阿明重新鼓起勇气，开始去实现另外一个梦想。于是，他开张了这家小书店。

为了纪念死去的女友，他用女友的名字“晓兰”作为书店的名字。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无法实现的爱情。

事故发生已经两年了。而最近这几个月来，自从书店开张以后，阿明的情绪明显好转，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家人和朋友们都为他的这一变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周末的清晨，没有一个顾客，小姑娘跟我一起坐在书架背后的小板凳上，我倾听完了整个故事。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小书店的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

我这才明白，那天我说到书店的名字的时候，阿明为什么要眉毛一跳了。我也知道了他眼睛里那幽深的哀伤来自何方。

几天以后，阿明回到书店。书店里又响起了他单纯的歌声。我再见到阿明的时候，感觉到眼中的“阿明”，跟原来我所认识的“阿明”已经有了些许的改变－－因为我知道了他破碎的往事。

廷生，我的爱人，生活本身就比作家们笔下的小说更动人。

我读的那本破旧的《火》，只是从印刷厂里流淌出来的千百本中的一本，却是我们爱情的殿堂中的一块坚实的奠基石。

时刻爱着你的　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十日

九、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爱人：

没有想到那本《火》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我相信，文学对于独特而丰富的人生来说，总是苍白而单调的。生活本身的传奇性，是任何伟大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也望尘莫及的。

如果我到扬州来，一定要去那个小书店看看，一定要跟那个名叫阿明的男孩子好好聊聊。如果他能够喝酒的话，我将与他一起一醉方休。

不知道那本破旧的《火》还在不在阿明的“晓兰书屋”里？如果还在，我愿意拿一本崭新的去换回那本破旧的。那本书虽然破旧，却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它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我选择了文字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通过文字，我认识了近处或者远方无数的朋友，认识了阿明这样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更认识了你－－我终身相伴的爱人。

我写作的时候，经常遇到“无言”－－从现有的语言库中，寻找不出合适的词语和说法来表达我想表达的感情、想法和意愿。

现代汉语和当代汉语都被权力和金钱所污染了。它们所受的还不仅仅是轻度污染，在我看来，是重度污染。这种污染不仅没有引起注意、受到治理，而且依然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着。

比如，“爱”这个词语，我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使用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别扭的感觉－－因为“爱”已经被附加上许多本来不属于它的成分。一看到“爱”

字，我们反而联想起与之相反的东西来。

又比如，“忏悔”这个词语，你以前在信中也谈到，在国人眼中，它由救命的良药变成了致命的毒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又怎么能够期望开创出令国人的心灵豁然开朗的忏悔境界呢？

在以前的信中，我曾经跟你谈到当代诗歌的状况。我曾经说过，首先必须恢复当代汉语的纯粹性和自由度，才有可能用它来写诗。其实，何止是诗歌，写作其他的文体，也需要这样一个前提。

现在，最让人恶心的不是官僚的讲话，而是孩子的作文。孩子们从刚刚识字起，就开始学习在日记和作文中编造谎言，以求获得老师的奖赏与青睐。在孩子们的笔下，他们都是祖国未来的花朵，都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雷锋叔叔。他们没有童心，没有童趣，过早地被成人世界俘虏。可怜的孩子，在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为撒旦向上帝讨价还价时候的人质。

诗人北野写过一篇名叫《孩子们的作文》的文章。有一次，正在念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叫《中秋赏月》。

孩子写先后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流水账，记述了晚自习以后他们吃月饼，吃完了又喝水，喝过水后老师带他们到操场上去赏月。月亮又大又圆，像个盘子。老师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还让他们找月亮中的桂花树。他们没有找到，只看到有两个小黑点。然后他们开始玩一种名叫贴石饼的游戏。还唱歌。还互相打闹。然后他们就高高兴兴回宿舍洗脸刷牙睡觉了。

第二篇风格完全不同。几乎没有写他们玩耍、唱歌和打闹的事，而是重点描写他们在赏月过程中突然想起了洪水中的解放军战士。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他们为了灾区人民，与洪水战斗，牺牲了回家团圆，他们的奉献精神多么可贵呀！

解放军叔叔永远是最可爱的人！我长大了以后也要……”

北野很了解十一岁的儿子的心态，他根本不相信儿子会在月光下“突然想起”洪水和解放军之类的国家大事。第一篇草稿倒是符合儿子的形象。

这时，儿子问当作家的父亲，应该把哪篇文章正式誊写在作文本上。儿子说，老师告诉他应该选第二篇，因为这篇“立意高”。

北野问儿子：“那天晚上你到底是在玩耍还是在想解放军？两篇作文，究竟哪一篇写的是你的真实情况？”

“第一篇。”孩子回答说。

“那么你第二篇作文是怎么回事？”

“我写完以后老师说不好，让我重写。老师给我们念了一篇写得最好的一位同学的作文，让我们学习。那个同学就是写想起解放军的。我就这样写了。”

北野陷入了沉思之中：自己该给孩子怎样的指导呢？是鼓励孩子坚持真实，还是让孩子适应虚伪？是让孩子在真实中面对坎坷，还是让孩子子虚伪中获得荣誉？

最后，父亲对孩子说：“我认为你的第一篇作文比第二篇好。因为它真实、生动，一看就知道你们在学校是怎么过中秋节的。至于第二篇，也不错，想起解放军，心中装着国家大事，很好，可惜那是你摹仿别人的，因而是假的，假是最坏的东西。当一个人小小年纪就学着编造漂亮的谎言以赢得别人的赞赏，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将是很危险的……”

父亲没有明确表示该把哪篇作文誊抄上作文本，但他相信孩子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后来，北野把这个小故事讲给一位朋友听。这位以足智多谋著称的朋友立刻批评他说：“怎么能这样教育孩子？孩子已经上到小学四年级了，连个小小的谎话都不能说或不会说，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和出人头地？难道你想用你那一套东西毁了孩子的前程？”

然而，我要为北野这样的父亲喝彩。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这样敢于拒绝谎言、并让孩子也拒绝谎言的父亲真是太少了。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在说假话、写假话，最后进入到一种“不自觉”的、“条件反射”的状态。

对母语的污染是从孩子开始的，就如同对一条大河的污染是从源头开始的。

当孩子们都在比大人还娴熟地说假话的时候，这种文明也就只剩下一副没有任何有机成分的空壳了。

汉语的问题，岂止在汉语本身？

救救汉语，就是救救孩子、救救父母和老师。

救救汉语，就是让已经盐碱化的心灵重新变成让百花齐放的沃土；救救汉语，就是让已经断流的大河重新汇集起缕缕的甘泉。

对汉语的拯救，实质上是对我们的精神世界的一次大换血。

我们在使用这种语言的同时，其实我们是在被这种语言所使用。我们以为我们在真实地表达，其实我们的表达是在事实的真相上面再次掩盖上一层尘土。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常常陷入一种参与犯罪的耻辱感之中。每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陕西的武芳，那个因为坚持要说出真相而被地方恶霸毁容的乡村女子；另一个是山西的李绿松，那个因为决心要揭露罪恶而被公安干警割去舌头的青年男子。

他们为了完整地表达人间正道，不惜付出被毁容、被割舌的惨痛代价。在与撒旦的搏斗中，他们的肉体残缺了，他们的精神却升华了。

假如所有人都有他们的勇敢，这个世界上哪里还有撒旦横行的机会呢？

他们是我的同胞，他们的表达比我真诚、比我坚韧。

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在他们的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吻你的手指头的　廷生

两千年六月十五日

第九章　蜂蜜

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

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甘甜。

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

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至于断绝。

－－《圣经·箴言24:13-14》

一、宁萱的信

廷生，我一生最爱的人：

在我们通信的这一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心里有了一个爱人，眼里的世界也像是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即使我在写一份无聊的商务报告，也像是在写一首诗歌。

这些天里，我像生活在一个做不完的梦中，又像生活在一种源源不断的激情之中，我不再思考，我被喜乐浸透了。

我换回了那本破旧的《火》。我拿着你送给我的那本崭新的书，到阿明的书店里去交换。

我一直没有告诉阿明，一年之前我通过他的小书店认识了你，一年后我与你就已经成为无法分开的爱人。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小书店是我们爱情的发源地。

阿明觉得我的要求很奇怪，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一本一模一样的新书换旧书。

“两本书的版本都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以新换旧呢？”阿明迷惑不解地问我。

“这是一个重要的秘密，我将来会告诉你原因的。”我故意在阿明面前卖个关子。

我想，不妨把这个秘密再保持一段时间，有一天，你到扬州来的时候，我带你到他的书店里去。然而，我隆重地向他介绍你，再向他讲述我们的故事。那时候，他将是怎样地惊讶啊。

阿明同意了我这个“古怪”的要求。

阿明曾经跟我说起起过，两年前，他还在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偶然间读到你的这本《火》，顿时像遭到电击一样。他心中原有的那些教条一夜之间就被颠覆了。阿明立刻把这本书推荐给室友看，大家都被迷住了。

后来，阿明想跟室友一起坐火车到北京寻找并看望《火》的作者。国庆假期，一切都安排好了，俩人一起背上旅行包来到火车站。然而，天公不做美，他们的计划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因为钱包被偷走，他们最终没有能够成行。此后，由于学习越来越忙，北上的计划一再推延，直到毕业都没有能够成行。这成了阿明的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现在，他身体残疾了，更不方便出门。

阿明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差不多在一边“偷着乐”。我想，不久的将来，我把你直接带到阿明的这个小书店里，给你们制造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见面。

这也算是对阿明不知不觉地给我们俩“牵线”的一种报答吧。

这本《火》已经比一年以前我遇到它的时候更加破旧了。

自从我读完之后，它又在许许多多人的手中流传。这一年当中，又有多少人读过它呢？其中，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知音”呢？我猜想，阿明的登记薄上大概有详细的登记。不过，我没有请求他给我翻看－－他会对我的举动感到更加迷惑不解的。

回到家里，我用透明的胶纸粘好书脊，并且用牛皮纸把它包起来。它经过我的修补和包装，旧貌换新颜，又像是一本新书了。

我到北京来的时候，我会带着它，把它作为我送给你的定情礼物。这个礼物比钻石和黄金更加珍贵。

这本书虽然是你的处女作，但它比你以后写的所有的书都更重要。你以后的书，在思想和文采上，都必将超越这本书。但是，它们再也没有可能像《火》这样彻底地改变我们两人的生活。

我读完你读来信，产生了很多感想。我认为，汉语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汉语的枯竭，是因为生命的枯竭。因此，拯救汉语，也就是拯救生命。

而要恢复汉语的活力、恢复我们生命的活力，首先必须恢复的是我们爱的能力。

一个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就是精神的复兴。

这让我想起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甘地。

甘地用爱拯救了印度，赋予古老的印度文化以新的活力，赋予每一个印度人以生命的觉醒。甘地的传记作者、美国学者伊斯沃兰指出：“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将本世纪看作甘地的时代，而非原子时代。”我相信伊斯沃兰的这一结论，它将在未来的若干个世纪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甘地”呢？“甘地”在中国的出现，将意味着希望和转折的出现。

甘地终身信仰爱、真理和非暴力，直到被狂热分子所暗杀。

在一个晚霞艳丽的傍晚，甘地像往常一样双手合什祝福他的人民。这时，一个青年男子冲到他的面前，向他开枪，用暴力刺杀了这位“非暴力之父”。

在甘地倒地的时候，他的嘴里反复诵念着从心灵深处涌上双唇的祈祷，他是在为那个残忍的凶手祈祷。他忍着剧痛，微笑着说：“我宽恕你，我爱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实施了非暴力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若只爱爱我们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才是非暴力。”

年轻的甘地在南非的时候，遇到了一件让他饱受屈辱的事情，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甘地还是一个律师，他到南非去办理一件诉讼案。上司为他订好的头等车票。他充满了希望，希望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建立起在自己的国家没能建立起来的事业。

火车抵达马瑞兹堡时，有几个欧洲人走进车厢包房，这几个白人一看到有色人种，立即就召来列车服务员。其中一人直截了当地叫甘地离开，到三等车厢去。

甘地反抗说：“我有这个车厢的车票。”

“这没有用。你必须离开。要不然，我叫警察赶你走。”

甘地愤怒地回答道：“你可以赶我走，但我有权呆在这里。我决不自动出去。”

结果，甘地被警察赶下了火车，在荒凉漆黑的火车站呆了一夜。他的外套和行李都被乘务员拿走了。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冬天，是在南非寒冷地区的一个十分严寒的冬天。我的行囊是我唯一的外套，而我却不敢把它取回，因为我不愿再遭受一次污辱。我瑟瑟地坐着，屋里没有一丝灯光。”

他独自一个人坐着，在黑暗中颤抖，充满愤怒的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竟然有人以折磨他人为快乐。让他愤怒的不仅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和侮辱，而是人对同类的残忍。这种残忍存在几乎于所有人之间－－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存在着，相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也存在着。

凌晨时分，甘地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留下来，他决不回头，决不当懦夫。“我是就这样屈服于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呢？还是为了改变与我处境相同的人们的命运而做点什么呢？”这个曾经在法庭上讲不出话来的人，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为减轻他人的痛苦而有力地讲话、写作和组织。

很久以后，有人问起甘地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时，他讲述了以上这个故事。那时，由于天生的肤色，他不得不经受磨难、遭受侮辱甚至袭击。但在内陀群山中漫长的一夜，使他决心永不向暴力低头，也绝对不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上，都会出现我们自己的“马瑞兹堡之夜”。可惜的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由黑暗的夜晚走向更加黑暗的夜晚；而甘地却在黑暗中坚定地走向光明，走向温暖，走向幸福和爱。

阅读这段文字时，我与甘地一起战栗，我如饥似渴地分享着他的耻辱和喜悦。我自己仿佛也成了那个中途被赶下车的年轻旅人，在一个破旧的火车站里饥寒交迫。

是报复，还是爱？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将遭遇到并做出选择。亲爱的廷生，有一天，我们也将遭遇到我们的“马瑞兹堡之夜”，我们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甘地反对暴力。暴力看起来有益，然而它的益处是暂时的，它的罪恶却是永久的。甘地认为，用暴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发更多的暴力。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不相信以暴力为捷径取得成功。我可以赞同和尊敬好的动机，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为了最崇高的事业，我都坚决反对。经验告诉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甘地的这种非暴力思想，也正是我们民族最匮乏的精神质素。这一百年以来、这两千年以来，我们的土地经历了太多的血腥、太多的屠杀。血泊不仅没有让我们清醒过来，反而让仇恨更加泛滥。在这样深重的危机中，中国太需要甘地和甘地精神了。

非暴力也就意味着宽容和理解，意味着爱与怜悯。非暴力是柔弱的刚强，是眼泪中的盐分。甘地认为：“真理停驻在每个人心里。我们得在心里寻找它，并且受它指引。但无人有权强迫别人照他对真理的看法行事。”

甘地坚信用“爱和尊敬之法”能够使得印度获得解放。甘地的老朋友、著名的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却不相信这一点，他对甘地说：“您可能了解《圣经》或《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

甘地笑了。“您才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说，“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他进而指出，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人们不能因为某一事物或观点新奇，就认为它毫无价值。仅仅因为困难就说不可能，是与时代精神不符的。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物如今日日可见；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我们不断地为在暴力方面的发现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更多从未想过和看似不可能的发现将出现在非暴力方面。”

在个人生活的领域里，甘地同样是一个伟人。

他承认，正是妻子喀丝特拜教会了自己如何去爱。按照印度的传统，甘地结婚很早，当时他只有十三岁。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也不知道如何去对待自己的妻子。

在青年时代，妻子是甘地的榜样，她让他看到了如何根除正在侵蚀着他们婚姻的愤怒与竞争－－她不是打击报复或火上浇油，而是在甘地爆发和犯错误时不断地支持和宽恕他，总是看到他的优点并默默地激励他活得更好，不负她的尊敬。

渐渐地，甘地开始认识到妻子每天所做的事正是他自己一直崇拜的理论上的理想。甘地效法妻子，结果两人互为师表。甘地从妻子身上学到了耐心，作为回报，妻子也从甘地身上火一样的热情中受到启迪。

甘地经常说，这项长久、磨难、严峻的磨练需要精卫填海般的耐心。每次越过了挡在他们中间的障碍时，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更爱对方，而且对周围的人也更加热爱和耐心。甘地学会将这种爱延及仇敌身上，即使他与妻子一起被捕入狱，他也不怨恨那些来抓捕他的人。

喀丝特拜一生都与丈夫共患难。甘地没有积攒一点财富，但有人说他在精神上是“世界首富”。甘地说，全世界都是他的家。喀丝特拜支持丈夫的这一说法。有记者问她，他们夫妇有几个孩子，她说：“我生了四个孩子，不过甘地老爹养了四亿个（印度当时有四亿人口）。”

连甘地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妻子。可见，对于优秀的男性来说，优秀的女性是他们汲取智慧和良善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甘地教导同胞们说：“从身边做起吧，如果你还无法接受殖民地总督或温斯顿·丘吉尔，就先爱你的妻子、丈夫或孩子吧。就让你的爱从这里向外扩展。只要你竭尽全力你就不可能会失败。”甘地自己在达到最高境界之前，就曾经历了若干次的失败和挫折。他一直没有放弃。甘地的精神直接回应了人类最深层的需求－－那就是对爱永无休止的需求。在《圣经》中，劝诫人们信、望、爱，而爱始终是第一位的。

我是甘地精神的信奉者。我没有成为甘地的妻子的“野心”，却有向她学习的愿望。她是女性的楷模。

记得从念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被灌输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然而，在我们汗牛充栋的史书上，残酷的内战比比皆是，动不动就是血流成河、伏尸百万。血性和暴戾之气充斥着《二十六史》的每一页、每一行。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国人充满着战争的狂热，时不时地叫嚣“打到彼岸去”。这让我怀疑：我们真的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吗？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甘地式的人物，我们的文化中也一直没有诞生对暴力深刻的、本质性的反思。每当听到那些鼓吹暴力和战争的言论，我就无比厌恶－－假如遭受暴力侵害的是他本人、假如被卷进战争的绞肉机去的是他的亲人，鼓吹者还能够心安理得地鼓吹下去吗？

一位诗人写过这样的一句诗：“每一颗子弹射向的都是一位母亲的胸膛”，这是我所读到的对战争最真实的写照和最深刻的控诉。只有那些从石头蹦出来的家伙，才会对这样的诗句无动于衷。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首名叫《花朵们哪里去了》的英文歌曲：

花朵们哪里去了？

花朵们被姑娘们采去了。

姑娘们哪里去了？

姑娘寻找她们的丈夫去了。

丈夫们哪里去了？

丈夫们当兵去上前线去了。

士兵们哪里去了？

士兵们被埋葬在坟墓里了。

坟墓到哪里去了？

坟墓上开满了美丽的花朵。

那些崇拜暴力、血腥和战争的人，真该每天都听一听这首歌曲。

亲爱的廷生，我们都是甘地的信徒，我们愿意坚守非暴力的信念，沐浴在爱中生活。

有了你的爱之后，我也开始用这种爱去对待身边所有的人。

出门的时候，我总会准备一点零钱，给那个每天在我们小区门口的地下通道里拉胡琴的老人。

看上去，他已经在外边漂泊很久了。

永远爱你的　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日

二、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爱人：

这两年来，我也日益意识到甘地的重要性。

我经常跟好朋友萧瀚一起讨论甘地的话题。萧瀚是甘地的信仰者，甘地在萧瀚心中几乎是不容亵渎的偶像，在朋友圈子里，他是甘地精神最热忱的传播者。

记得有一次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吃饭，一位朋友随口说：“作为政治家，甘地也有作秀的一面。”

听到这种表述，萧瀚立刻站起来大声说：“甘地所有的言行都是他心灵的写照，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表演。你的说法只能说明你还无法理解甘地的崇高。”他因为激动而面红耳赤，他差点就要拂袖而去了。

萧瀚的激动让我感动。可惜，能够充分认识到甘地的意义的国人太少了。国人能够读懂泰戈尔，却无法读懂甘地。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小个子的伟人，带领着他那衰老的民族，居然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强权政治。他说：“爱从不索取，它总在给予。爱总在受磨难，可它从不怨恨，也不报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甘地不为所谓的“文明社会”所理解。那些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将这个半裸着身体、光着头的老人看作是一个无法归类的怪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甘地头顶的光环日益褶褶生辉，他让那些与他同时代的领袖们统统黯然失色。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甘地为多灾多难的亚洲乃至整个人类贡献了最为丰富的精神财富。

如何实现“甘地在中国”或者孕育出“中国的甘地”，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上周，我到了一趟西北，并且抽了两天跟当地人一起到乡下看了看。回来以后，难受了好几天。心里有太多不得不说的话：关于我们当年曾经在土地上耕作的先辈，关于所有的中国农民。关于这片富饶或者贫瘠的土地。

我从土地上走来，我有着真切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我与土地之间至今依然有着一条剪不断的脐带。当我走远的时候，脐带牵扯得我胸腹之间隐隐作痛。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千多年了，中国农民体力劳动的艰辛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圣经》中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

可是，人们都已然背弃了这句箴言。

在远古时代，所有的人类都是农民，都是不顾寒暑、不避风雨，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是农民的后代。我们不能背弃自己农民的身份。我们轻蔑农民，其实是在轻蔑我们自己；我们压制农民，其实是在压制我们自己。在苦难深重的中国，这种背叛尤其显得可耻。

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拥有了核弹和火箭、卫星和网络，都市的生活方式一日千里，新新人类的喜好和时尚变化无穷。唯独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中国，“农民”不单界定着一种职业，更是“贱民”的同义词。

你的信中曾经提到那些冷酷的官僚商贾们，这类人在我身边也有好多。在他们的眼里，农村还颇有些“诗情画意”。他们以为农民个个都像陶渊明一样生活得无比潇洒、无比悠闲。有空的时候，他们还会驱车到农村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们会装模作样地感慨说：“要是生活在农村，接近大自然该多好啊！”

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心肝的人，我们当然不必因他们的谬论而生气。不过，该痛斥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毫不客气地痛斥他们，不留情面地揭穿他们的虚伪与冷酷。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类人，他们说：“农民就该在农村里种地，他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呢？他们搞坏了我们的社会治安！”那副嘴脸，恰似鲁迅先生所说的“先阔起来的人”。

我真想请求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下辈子出生在农村，亲身经受一个农家子弟的痛苦与艰难，看他们还会不会如此嚣张和狂妄？

宁萱，你平时大概经常看《南方周末》吧？这是一份在当今中国多少能够透露出一点生活的真相来的报纸。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关于农民生活状况的报道，读来真是触目惊心。

甘肃岷县，车换生一家有四口人，妻子包明珍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三岁。（聪明绝顶的城里人会说：活该他们穷，谁让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呢！）他家住在岷县寺沟乡纸房村六社，有一亩承包地，五分种马铃薯，五分种小麦。

种马铃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种小麦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两百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一百五十斤小麦留三十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还够全家人吃一个月；六百斤马铃薯留一百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约够全家吃两个月。除了这些，车换生拉架子车每年还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车换生今年三十二岁，全家的财产有三间土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床棉被，三十斤小麦种和一袋化肥袋装的洋芋。这一天给雇主拉药材挣了两元钱，他说运气真好。

妻子包明珍没有镜子，想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包明珍说现在自己与照片上的一点都不像了，她喜欢原先照片上的样子。包明珍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的洋芋汤。已快是麦子扬花的时节了，高原上午的阳光很灿烂，有时甚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包明珍还不到三十岁，没病的时候脸上会显出青春的气息，甚至还有几分妩媚，但更多的时候脸上总蒙着一层土灰色。

《南方周末》写道，一九八八年，车换生上过扫盲班，至今仍保存着那本扫盲课本，用一层硬硬的黄色塑料布包着。邻居家的孩子车情兰，五年级没毕业就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了。她只好经常到车换生家让他教识字。每次，车换生都教得异常认真，脸上还洋溢着少有的笑意。

这就是西部一家农民的“温饱状态”。我在西北看到的景象，与报纸上的描述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部那么落后，农民这样穷，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是因为他们不愿动脑筋吗？是他们不愿意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吗？

许多城市里的“成功人士”有着以上的这些“前卫”的观点，他们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你生活得不好，要么是因为你懒惰，要么是因为你愚蠢，最后就是你的运气太不好了。他们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公平竞争”的“机会”，你再不能致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怪不得别人。

但我认为，农民的贫困显然不是以上那些原因。真正根源在于：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都被粗暴地排斥在“现代公民”的行列之外。他们连最根本的“身份”的平等都没有获得，如何谈得上“结果”的合理？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们有迁徙的自由吗？他们是纳税人，但是他们享受了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一系列纳税人的权益吗？

几千年来，农民从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营权力。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得以运行。粮价国家控制，种粮的生产资料也由国家控制价格，粮价很低，原料很贵，剪刀差一张，便要了农民命。

举世无双的白条子，压满了农民的箱子底。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可以用白条子与农民交易，农民就像为渔民捕鱼的鹰隼，或者像自己养的老黄牛一样，只有为别人收获的权利。

宁萱，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土地，但是我们决不能背叛它。

因为土地干裂的那一天，也将是我们的生命干裂的那一天。

我的家乡是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今天的“天府”再也不成其为天府了。大量的年轻人涌到外面去打工，男的做苦力，女的当“小姐”－－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残酷的现实生活将他们逼到了那一步。当呆在家里无论付出多少劳动，却连肚子也填不饱的时候，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寻找别的生路。

春节，我回老家给爷爷扫墓，见到了许多依然在那块土地上劳作的亲戚们。

一位远房的堂哥告诉我，乡上征收的赋税是国务院规定的数量的十倍。许多名目，他们闹不懂，也不敢问。一问，乡干部们便凶神恶煞般的训斥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还不说，计算下来，居然还要倒贴些钱进去！种子、肥料各种费用一年比一年贵，种田成为一件入不敷出的事情。

种水果呢？我的家乡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今年橙子大丰收，堂哥原本想通过卖橙子收入一笔钱，给孩子交昂贵的交学费，然后买点瓦修葺一下漏雨的屋顶。

没有想到，丰收带来了灾难－－橙子的价钱一落千丈，最后除去运费和税费之外，简直就如同白白送人。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让橙子们自生自灭，落在地里烂掉。看着这些橙子，他们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相反，乡干部们却都成了大富翁。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家乡附近的某个地方当乡长。一年之后，我们一帮同学聚会，他开着一辆高级轿车威风八面地来了。他慷慨地为我们的聚会买单，还建议大家晚上一起去歌厅玩耍。他付完款后，立刻要老板开发票－－我们都知道，他有报销的权力。这种隐形的权力，所获得的好处将是他实际工资收入的若干倍。因为他们报销的数量，几乎是“上不封口”的。而据我所知，他所在的那个乡是我们县最贫困的一个乡。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四川民间流传着一个叫“土地爷搬家”的笑话，从古代讲到今天，从来不会过时。从前有个县官，三年任满，抱着搜刮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回家。回到家里，县官得意洋洋地揭开最大的一个箱子，惊奇地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躺在财宝上，县官喝道：“何方老头，钻进我的箱子干啥？”老头答道：“小的是老爷治下的土地，只因老爷把小神管辖的泥巴刮走了三尺，小神无地容身，只好随老爷来此求碗饭吃。”笑话讽刺官僚入骨，却也饱含了农民无限的辛酸。土地老儿还可能蒙县官赏一碗饭吃，老百姓呢？

今天的那些基层干部，照样是“刮地三尺”。我到成都平原上的某个县城去，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官是从外地调来的，家眷不在本县。

春节期间，县委书记大人回到在邻县的家中过年，人还没有到家，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已经蜂拥而至了。名曰“拜年”，实则行贿。

据说，一个春节，县太爷一级的官僚可以收入近百万的巨款。这些收入完全是隐蔽的，没有账目可以查询。这些钱最终的源头，还不是来自于农民身上？民众的血汗，像沙漠中的水一样，就这样渗透得无影无踪。

成都平原上的大多数农民都还能吃饱饭－－这里毕竟还是“天府之国”。而西北地区的某些农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我到过陕西北部的一些乡村，用“衣不敝体、食不裹腹”这句古话来形容农民的生活，一点也不过分。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所谓的“饭”不过是玉米糊糊或者清水煮的土豆。

连吃饭都成问题，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在最穷困的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哪怕是高中毕业？可这愈来愈贵的学费从何而来呢？大学已经开始迅速地“产业化”了。教育部的官员们声称，高等教育要跟国际接轨，要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现在，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至少五千元，再加上生活费等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至少是一万元。一万元，农民要卖多少斤粮食、要养多少头猪、要种多少棵果树呢？

去年，就在我们县最穷的那个乡，出了一个考上清华的状元。他们家里并没有欢天喜地，而是愁眉苦脸－－一年上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孩子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够卖的猪、牛、鸡、鸭全部都卖掉了，能够找到资助和借款的亲戚朋友也都找过了，可是还是离实际的需要有巨大的差距。后来，全村子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给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凑学费，就连村里的五保户老太太也掏出了二十元钱。

孩子带到北京的，是用白布包裹起来的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钱，让收费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大吃一惊。

第一年勉强维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贫困的乡村，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热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从法律上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违法工程”，它严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既然实施义务教育，何来失学问题？既无失学问题，何来希望工程？从逻辑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从实施上来说，它又给各级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次中饱私囊的好机会。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某省负责希望工程的部门工作，一个小小的科室，居然购买了好几辆高级轿车。他们哪里来的钱呢？

涂脂抹粉也罢，杯水车薪也罢，希望工程以及后续的烛光工程等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子女受教育的状况。新闻上不是报道了吗－－某个希望小学的楼房因为偷工减料而倒塌了，伤亡了几十个小学生。每个鲜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几千块钱。父母们在悲伤之余，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点可怜的“买命钱”。在农村，人的生命本来就轻贱如野草。

后来，大概连主办希望工程的部门，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悄悄地终止了它。

农民一辈子受劳动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一直处于“苦而不能言”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后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体味到的。在今天，有多少身为农民的父母，心里流着泪水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

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机会呢？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

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马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马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他们几乎包下了城市一切脏活和累活。但城市依然强烈地排斥他们，将他们看作过街老鼠。

小芳是一个来自内地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姐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子线圈的缠绕，每个计费五分钱。加班加点地干，每天缠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但是，发到手里的只有五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为工资发给那些拥有北京户口的“正式职工”，而这些正式职工都是不干活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地人养活着北京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这样一份受尽剥削的工作，小芳已经干了五年。五年存了一万多块钱，而付出的代价是：刚二十岁出头的她已经驼背了。她心里却还在庆幸－－许多打工的人有时白干一年，还一分钱都拿不到。她希望这份工作能够长久地干下去，她诚惶诚恐地忍受这种荒唐的剥削。

拿不到钱的民工，有许多是建筑工人。他们白天干着最沉重的体力活，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我经常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影，听到他们说着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中午，他们通常蹲在工地旁边满天的风沙之中，每人端着一个搪瓷盆，一大盆水煮白菜，三五个馒头，吃得津津有味。劳动了一年，运气好的能够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运气不好的，工钱被包工头拖欠甚至赖帐，他们只好含着眼泪挤上回家的火车。

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老乡，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打工。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一年。年终的时候，却被包工头欺骗了，一分钱的工钱都拿不到。他眼泪汪汪地来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费。

他来到我的宿舍，我一见到他便大吃一惊：他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来的旧军装，肩上已经磨破了一大块。脚上的胶鞋也露出了脚趾头。他告诉我，包工头与地方官员和警察都“勾兑”好了，民工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打手们的毒打。即使他们去报警，警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不予理会。在警察的眼里，民工根本算不上“人”，民工的生命也轻如鸿毛－－你们才是“不安定”的“隐患”呢，我们不抓你们就算好的了，你们也配来报案？

城里的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除了政府的种种限制，农民的人权在城里受到肆意剥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么庆典之类的日子，北京的警察与联防队员一起严格地查暂住证和其他证件。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某个繁忙的地铁站口，停着两辆警车。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像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

这时，如狼似虎的警察又拦住一个农民模样的外地人。此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里想到祸从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暂住证，在他的眼中，警察简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间，警察将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你还有暂住证吗？”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像狗一样拎上警车。他们很快就会被拉到郊县去挖沙子，然后装在闷罐车里遣返回乡。

这样的农民可怜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满了愤怒，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替这些无辜的人辩护。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它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我。

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与哀叹。我的恐惧和悲哀，我们的痛苦和不平，全部与他们感同身受。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过比那些被抓进警车的农民兄弟们多读了几本书，就获得了某种暂时的“安全”－－我成了有文化的“文化”人，“文化”成了我的护身符。

我应该为拥有这种“安全”而庆幸吗？

我为逃脱了那样卑贱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耻辱。

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呼吁的“自由”，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民主”，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民主。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中国”。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压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禁区的红线。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他的遭遇没有激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泛滥，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

集体“缺钙”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或者玩弄国故，或者炫耀“后现代”；或者关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鸡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一级教授”的名额。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人民”去参政议政。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

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在国内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这个怪圈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是，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他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

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

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又不仅仅是就“农”言“农”所能够解决的。秦晖指出：“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动着他们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我寻求到了“为何写作”、“写作什么”以及“怎样写作”的答案。

我要让我的所有文字都成为“爱”的注释。即使是愤怒、谴责、批判，也要在爱、同情和悲鸣的笼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与这些一辈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们一模一样。

他们是我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他们流了千万滴汗水，我为什么不能流一滴呢？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的　廷生

两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三、宁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爱着的人：

世界上还真有你这样的人，用这种方式来写情书。你的生活是激扬、善良、鲜活的生活，你的所有观点几乎都“于我心有戚戚焉”。《圣经》中说：

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

我知道这片土地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再也不会像第一次跟你通电话时那样劝说你离开了。

我已经知道，如果你离开了，你“安全”了，你的心灵将陷入更加痛楚和惶惑的状态。

农民们历来就是统治者们“理所当然”地牺牲掉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心疼他们。某些本来是出身自农家的孩子，在跨入“高等人”的圈子之后，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在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这个时代，由于竞争、由于战争、由于欲望，人们的心不再柔软如花，而变得坚硬如铁。

艺术也彻底地堕落了。我听说，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想出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他到农村里去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婴儿。然后通知西方媒体的记者和艺术界的人士，说他有一个重大的作品要展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呢？他将婴孩的尸体放在蒸笼里蒸熟，然后吃掉！

没有信仰、没有爱，艺术也就成了屠杀和犯罪。

冷酷真的很美吗？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非得以“酷”为美？

我记得泰戈尔曾经感叹说：“我对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上天的高大、孤弱、幼稚的孩子，怀有深深的怜悯；必须把事物径直送到他们的嘴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乳房干瘪了的时候，他们不知所措，只会哭喊。然而，饥肠刚一填平，他们就会忘记自己过去的所有苦难。”印度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印度的农民也在一片广大的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

泰戈尔还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进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印度的农民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们有像甘地、泰戈尔、特蕾莎修女这样一些与他们一同承担苦难的心灵。

我们国家的农民呢？梁漱溟和晏阳初曾经发起“乡村建设运动”，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你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走，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你指的是一批美国的年轻人。

而我，也要做这样令人惊讶的人，我不惮于为数不多，因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气与决心吗？

爸爸妈妈看了你的书，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却又很担心。他们说，要是再来一次“反右”和“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你一定会有牢狱之灾的。原来，他们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学理工科的男朋友，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

可是，我对他们说：“爷爷不也是学生物的吗？他照样没有能够逃过劫难。”我想，有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去承担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来分享你的荣誉，而是来与你相互搀扶着走过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坎坷之路。

这些天来，我正在读捷克作家哈维尔写的一本书－－《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本书直接印证了摩罗所提出的一个严峻的命题“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在中国，一旦发生变故，立刻便出现“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的结果。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李敖的妻子胡茵梦，都是在爱人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支持与安慰的时候，选择了冷酷无情地背叛。

于是，郁达夫远走天涯，葬身异邦；李敖、柏杨虽然熬过难关，走出牢狱，最终沐浴在解严以后的天空下，但他们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已经难以愈合了。这种伤害，直接影响到柏杨与李敖们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判断。

我认为，柏杨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显然都与当初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有关。

他们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仇恨是一种自我封闭和保护的颜色。

他们的行为里有太多的谋略，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谋略是一种游戏在刀刃边上的聪明。

然而，聪明绝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终的拯救。

与他们相比，哈维尔太幸运了。哈维尔的妻子奥尔嘉一直与丈夫一起无畏地面对邪恶。她没有背弃他，相反，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维尔刚刚失去自由的时候，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提出请求和要求，不断地交给她许多应完成的任务和须送给他的物品的清单，他不无一丝冷嘲地管它们叫“指示”。他为他们的郊外的农舍而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需要经常性的维修，而且房管部门似乎准备宣布将其没收。他催促她考虑用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去换另外一套，去买些新家具，找个工作，学会开车。他埋怨她不经常写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她即使告诉他一些消息，也不够具体，以至他无法知道她每天在干些什么。

在这些唠唠叨叨的背后，人们感觉到了哈维尔在突然被割断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联系后所感到的那种深刻的焦虑。这恰恰是伟人身上的渺小、伟人身上的真实。

除了哈维尔的律师之外，奥尔嘉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纽带。他靠她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当他敦促她“多交际”时，他是在表达他内在的需要；通过她，继续参与他那个团体生机勃勃的生活。

哈维尔直截了当地打听这些事情：地下音乐会、非官方的讨论会、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讨论、辩论和争论，还有闲言碎语，想据此来了解那些她无法摆脱的东西。其内部情绪的每个变化，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奥尔嘉谅解了焦虑的哈维尔。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维尔的身上也存在着庸凡之处。于是，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哈维尔由软弱走向坚强。

“家”在捷克语里的意思是“亲密感”。有了奥尔嘉，哈维尔即使在监狱之中，也能够体验到“家”所蕴含的“亲密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局不也许他们见面，这对于相爱的夫妻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折磨。这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统治者特有的一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有点类似于小孩子的恶作剧。

但是，他们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因为通信受到严格的检查，他们不得不压抑住热烈的感情，换了一种相对隐讳和冷静的表达方式，他们将感情隐藏在信纸的背后。

在《狱中书简》的序言中，哈维尔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奥尔嘉和我至少有两百年没有互相表白爱情了，但我们俩都感到我们大概是不可分离的。的确，在我的狱中书信里，你不会看到很多专门写给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话。但即便如此，我想奥尔嘉也是这些书信的主角，虽然她确实是隐而不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置于本书书名中的原因。充溢于这些信中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其本身难道不就说明了某种证实这一点的东西吗？”

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书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满了深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李敖后期的书信中，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对色情过度的渲染。这正从反面说明他在感情上受到过极大的伤害，也说明他在心灵深处是一个脆弱的人－－无论他本人是否承认这一点。

这时，李敖已经不懂得“爱”了，他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游戏而已。青年时代的真诚和挚爱、健康和活力，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此时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也许李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是专制的权力和无情的女性将他伤害到这样不堪的地步。于是，他逐渐丧失了对丑陋与轻浮的警醒，最终将丑陋和轻浮推向“审美化”的地步。

李敖有成为巨人的潜质，而远远没能成为巨人。

与李敖的佯狂相反，哈维尔在平静的文字中，坚守着人性光辉的一面。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天职令我觉得道出我赖以生存的世间真理是自己的责任。”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一句夸张和辱骂的话。他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态度，也验证着他坚贞的理念－－即使是在民主和人道的准则似乎已经毫无希望地丧失的时候，也不背弃这些准则。

哈维尔在现代捷克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哈维尔的写作，代表着捷克思想和人类思想中最崇高的那一部分。正如哈维尔的老朋友、心理学家内梅茨所说：“哈维尔给捷克文学带来的‘新事物’是：他总是那么写，好像书报检查制度不存在似的。如果他不想写某种东西，他就不写；如果想写，他就只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写。”

这些书信，一般人读着也许会觉得太平淡。殊不知，这种平淡正是哈维尔努力追求的境界。

在一封信中，哈维尔写道：“谢谢你寄来的两封命名日的问候卡，第一封目前我还保留着，我成功地用它来使我的小柜芳香好闻。把香水弄在上面真是个好主意，我认为你应该对每封信都这样处理（是什么香味？是素馨吗？它使我想起了以前的那些日日夜夜－－你一定在那儿给我写过信）。你的信终于到了，不幸的是由于认为不能接受而没有给我；我只是对能够接受的内容感到诧异。等了一个月的信最后却没有收到，真是可耻。”他对卡片上的香味表现出来的关心，是真挚感人的。正是对生活细节的诗意的开掘，使得他拥有了对抗邪恶的勇气。如果有一天，他感觉不到卡片上香水的味道了，他也就临近了崩溃的边缘。

哈维尔还谈到他与妻子的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他一直保持着温和、沉静的状态。

为了避免妻子认为他冷漠和无动于衷，在会面之后，他立刻给妻子写信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整个见面表现得随和、文明，一点也没有悲剧色彩，也许那是最好的法子－－忽略处境的异常性，表现得就像是早上刚看到对方，买了东西之后，又在车上见面了，以便一起乘车回家。这个时刻的兴奋、紧张、忙碌、焦虑、责任感、严肃性和奇特性，都统统消失（圣诞节的愁绪陷阱也可以理解消失了）。因而，不仅在平静中谈了更多，而且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时刻以完全真实的方式在一起。缺少热情、缺少节日气氛、兴奋和催人热泪的情感也许会被人由于无知而哀叹，错误地把随和的气氛当作关系精神和心意的浅陋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会面是正常的、直截了当、没有情绪化。因为，这毕竟是维系你、伊凡和我的整个家的正确方法。任何异常的、不自然和勉强的东西，任何演戏或抬高意义，都只会证实我们被迫分开的事实，无意中加大我们之间的距离，危及到真实感，从而把我们之间物质上的距离变成为心理上、精神上的距离。”的确，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让邪恶的力量和无耻的看客们深感失望，而他们的失望就是哈维尔与妻子的胜利。

风暴的中心往往是平静的。正是这种平静，保持了爱的完整性与新鲜度；正是这种平静，有力地抵抗了恶劣的外部环境，让监狱成为天堂。

他们的伟大是我们不可企及的，但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我们却可以借鉴。亲爱的廷生，如果我们有一天也陷入相同的处境之中，我希望你能够有哈维尔的智慧和勇气；而我呢，我鄙夷背叛柏杨的倪明华和背叛李敖的胡茵梦，我将仰望奥尔嘉的踪迹，做我应当做的事情。

哈维尔曾经谈到什么样的女性适合自己，他说：“我是在一个威严的母亲的爱意融融和坚实可靠的怀抱里长大的，我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在我身边，可以征询意见，但又令我敬畏……”

他对奥尔嘉有这样的一番描述：“奥尔嘉跟我是非常不同的。我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自信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是个出身劳动阶级的姑娘，质朴、清醒、不够多愁善感，她可能甚至有点饶舌和招人烦；换句话说，就像我们说的，你不可能让她喝得酩酊大醉。”

虽然两人的生活背景、个性爱好等有很大的不同，但哈维尔指出：“我发现，奥尔嘉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人：一个全随我自己的内心动荡而忧而乐，对我比较狂放的思想提出冷静的批评，对我公开的危险活动给予个人的支持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做的任何事都同她商量过，爱打趣的人说她甚至连伤害到她的那些过错都像征询过她的意见，而且，我还就那些心血来潮的问题征求她的意见，我不管写了什么，她通常都是第一个读者，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评判它的时候，她也一定是我的主要权威。”

哈维尔是一个幸运者。廷生，我的爱人，我也要通过我的努力，让你意识到你自己也是一个幸运者。

用全部的心灵来爱你的　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九日

四、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海伦：

谢谢你向我谈了哈维尔的经历。

如果说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甘地的话，那么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哈维尔。他们就像廊柱一样，支撑着一片清朗明净的天空。

中国，我们的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样高耸入云的廊柱呢？

哈维尔的一位作家朋友，在一封信中这样评价《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是一本具有净化作用的书。你对自己的要求，你的赤诚和忠恳迫使人们通过眼睛去观察，看人们是否沉醉于自己的生活，看他们涉及别人别事时会不会相互欺骗说谎。然后，你好像突然之间获得了洞察力，你的观察变得越来越仔细，越来越有成效。你的一切思想似乎突然都围绕着生活和视野的真谛在旋转。……这本书很重要。每当我想到它将与那些充满血腥以及伤风败俗的小说并排而立，人们不再用那些小说来刺激自己冷却了的感情，而是在思考中开始对自己的拯救，那么世界至少还存在着一丝希望。”

有一天，假如我遭遇到迎面而来的厄运，我也将坚持这样的写作－－在外部的伤害中让自己健全起来的写作，在仇恨和谎言中传播爱和真实的写作。亲爱的宁萱，我相信，我会获得你永远的支持。

今天，我们在百年纪念讲堂里举行毕业典礼。当我穿上硕士服装的时候，千般滋味涌上心头。典礼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硕士帽上的帽穗从这一边拔到另一边。这轻轻的一拔，真算得上是“二两拔千金”。六年的小学、六年的中学、一年的军校、四年的本科、三年的研究生，整整二十年的校园生涯，顿时就结束了。古人说“十年寒窗”，而我付出的是多了一倍的时间。

尤其是要离开北大。说了许久的离开，等到离开真的到来时，终究还是有些不舍得。突然间，有点羡慕继续上博士的那几个同学了。他们还能够留下来，至少三年。

我跟几个同学穿着长袖飘飘的硕士服装，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挑选了几处景点拍照留念。今天的校园里到处是穿着硕士和博士服装的毕业生。有的毕业生全家都来了。

在中文系的门口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系主任费振刚先生。

这几年来，费先生对我的关心，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

当压力和非难一起侵袭而来的时候，是费先生来出面帮助我排解和消除，而且他从来不告诉我。

好几次，迟钝的我还被蒙在鼓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感觉到。还是事情过去以后，系里别的老师告诉我，校方的某某领导点名批评我文章出格、思想有问题，要求中文系约束甚至处分。在危急的时刻，是费先生挺身而出，申明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他宁可自己承受巨大的压力，也不让我这样的青年学生感受到丝毫的压力。他说，当系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给师生创造一个安心读书和自由思考的环境。

巧遇费先生，让我喜出望外。我赶紧跑到费先生跟前，要求与他合影。他的白发与我的黑发之间，隔着一段漫长的岁月；然而，他的心灵与我的心灵之间，却完全能够融会贯通。他微笑着跟我们一一合影，并衷心地祝福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

想到就要离开这样的恩师，心里还是有点伤感。然而，我又欣喜地感到，我是幸运的，从小学到大学就不断地遇到一位又一位的良师益友。

亲爱的宁萱，只可惜今天你没有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的几个同学，他们的妻子和女友，有的从外地赶来，有的专门请假前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此刻的欣喜。我还帮他们照了好些照片。此时，我都有点嫉妒他们了，而我心爱的人啊，还在千里之外。

你离开我的小屋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却还在试图寻找你的气息。

在枕头上，在书页里，在镜子中……你走的时候，忘记带走你的牙刷。于是，这些天来，我便用你的牙刷刷牙，就像是在亲吻你，因为牙刷上面还有你嘴唇的气息，也有你的笑容和欢乐。我用它，它便把这一切都“传染”给我了。我被幸福一层层地包裹起来，就像是睡在莲花中的婴儿。

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的描述，以及对他们的爱情的颂歌。他写道：“我置身于一个充盈着对你之爱的世界，感受不到自己的笨拙和迷茫。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着爱，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的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是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存在类推中的茨维塔耶娃，亦即空气和时间的类人体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指望听到回答的地方。你是广大爱慕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诗人，你就是最高的自发人性，你不在人群中，或是不在人类的用词法（“自发性”）中，你自在而立。”

其实，茨维塔耶娃一点也算不上是美人－－她长着一张男人般的大脸，颧骨非常突出，棱角极其分明。她的神态不温柔，甚至有点冷酷，也许是僵硬窘迫的生活将她折磨成这样。但是，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眼里，她有无法抗拒的魅力。茨维塔耶娃那惊人的魅力是诗歌给她的。为了爱情，她可以不顾一切，她在诗歌中写道：

我要从所有的大地，

从所有的天国夺回你，

我要从所有的时代，

从所有的黑夜那里，

从所有的金色的旗帜下，从所有的宝剑下夺回你，　　　　我要把钥匙扔掉，

把狗从石级上赶跑，

因为在大地上的黑夜里我比狗更忠贞不渝。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不幸的。她爱过很多人，从里尔克到帕斯捷尔纳克，但这些都是纯粹的精神之爱。

她现实中的家庭生活却陷入困顿之中，她的丈夫是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被以“特嫌”的罪名判处死刑。

茨维塔耶娃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因为一定要选择，于是我便立即终生选定了……忧郁的思想，倒霉的命运，艰难的生活。”她丝毫不知道丈夫在战争爆发之后两个星期就已经被处死了，她与儿子一起疏散到内地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叶拉布加，还梦想着能够与丈夫重新团聚。

那是一个小村镇，在那里茨维塔耶娃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的手段。在给喀山作家协会负责人的信中，她请求作为一名文学翻译者能够获得一份工作。除了文学专业之外，她一无所长。

然而，兵荒马乱之中，谁会关心一个卑贱者的命运呢？没有人答复她。

茨维塔耶娃还乘船前往奇斯托波尔，向作家协会理事会提出申请，要求把她们母子俩安排到这里居住和工作，并希望在作家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食堂里谋得一个洗碗的工作。但是，作家协会负责人阿谢耶夫和特列尼奥夫拒绝了她的请求。

她只好绝望地返回叶拉布加。

当儿子代替她出民工修筑工事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含泪留下三封遗书，在房间里自缢而死。

临死之前，她还记得童年时候第一次跟随母亲去观看的那出歌剧。那时她才六岁，按照年龄她本来应该喜欢童话剧，她却爱上了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塔吉雅娜，爱上了他们的爱情。

许多年以后，她说：“我观看的第一场爱情的戏事先注定了我未来的一切，注定了我心中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全部激情。我恰恰是从那一刻起便不想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因此我注定没有爱情。”

我怜悯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并憎恶那些参与打击她和毁灭她的人－－例如那些作家协会的领导。

所谓的“作家协会”，其实是“迫害作家的协会”。

对茨维塔耶娃伤害最大的还是爱情的消逝。没有了爱，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而我们，却比她幸运得多，我们获得了像蜂蜜一样甜美的爱情。

亲爱的萱，跟茨维塔耶娃不同，你确实是美丽的。你的美丽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诗歌来为你加冕。

上次来北京，你在枕头上熟睡的时候，我在一旁端详你，静静地端详了一个小时，真个是“看你千遍也不厌倦”。

那时，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梦究竟是怎样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进被窝里。你的细长的胳膊，像一只江南水乡的莲藕。

那时，我想，时间就这样停滞了该多好。我们再也不分开，我们拥抱着，将工作全都抛在一边。

因为爱情，不妨也享受一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懒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远是快乐的时光。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吻着你的　廷生

两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的伴侣：

今天，是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个文学研究机构报到。

突然，他们通知我说，我报到的手续被冻结了，他们不再接收我了。那么，我手上白纸黑字的协议与合同难道就不负责任地作废了吗？

在我离开北大的第一天，邪恶终于像疯狗一样扑过来啃我的脚后跟。它不敢正面扑过来，而只敢在我的身后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飞起一脚将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会与邪恶狭路相逢。

在北大的时候，尽管也有压力，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像费振刚先生这样爱护我的老师替我遮风挡雨，我倒也过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离开北大，离开这棵大树，所有的风雨都将由我自己来直接面对。我预料到了，只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这样富于戏剧色彩。

没有人跟我说明是什么理由。他们只是含混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

于是，我便去找“上面”－－所谓“上面”，就是那个主管作家事务的庞大机构。我的行为有些林冲闯白虎堂的味道。不过，林冲是“误闯”，我却是有意地去闯。

我要像秋菊一样去“讨一个说法”。然而，狡猾的官僚们却不给我一个说法，他们拿不出一个“手谕”来。于是，我们开始争吵起来。

突然，从四面八方的办公室里冲出一大群人来。他们一上来便辱骂我，有一个壮汉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里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描述。

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呢？

原来，我的主动上门，伤害了他们作为“准官僚”的自尊。他们心里想，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们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你居然敢上门来“讨说法”，你不是“反了”吗？

他们看见我跟他们的上司争吵，顿时感到挣表现的时候到来了，升迁的机会到来了。他们越是卖力地攻击我，他们的上级就越是赏识他们的“忠心耿耿”。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则生活着。

据知情人士告诉我，我被这家巴金先生倡导成立的研究机构拒之于门外，是因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认为：一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思考、言论和写作的自由。我的论文和文章都发表在国家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法律的意义上，我毫不畏惧地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负责。

对于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为读者（当然包括某些级别不等的官员在内），当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作为作者，我也会虚心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自然包括某些官员的批评意见）。当然，经过我的独立思考之后，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同样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对我写作的立场和文章中具体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沟通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我转达。

进一步说，如果某些人士认定我的哪篇文章、哪个观点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甚至有“政治倾向问题”，也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指出和批判，然后使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没有私下与我交换意见，也没有公开宣布我的文字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却采取了最等而下之的办法－－全然是幕后黑箱操作，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层层传递命令，向我射来一只喂的毒药的暗器。他们企图通过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的方法，来压制不同声音的出现。

然而，对知识分子“不给饭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此处不给我饭吃，我自可在彼处获得饭吃。只要我还有脑袋、还有手、还能够写作，我就不会被饿死。

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强得多－－假如他们没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除了当官以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家伙，只有活活饿死。在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有许多前苏联时代飞扬跋扈的“政工干部”，因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代，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沦落为救济金领取者吗？

而我，除了写作，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砺的体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不像茨维塔耶娃所面对的那种绝境，留给她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被当局剥夺了行医的权利，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那是苏联军队直接开进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托马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抗议。

因为这种表达，托马斯“自动”地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刚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托马斯也受到了骚扰。国家内务部的秘密警察约他喝酒，诱骗他发表悔过的声明，并许诺一旦悔过他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医院，发挥他的专长。

托马斯拒绝了。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将再次向他施加压力。然而，他的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就在那个风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去诊所辞了职。

他估计，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

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在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中学时候，这段情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就发誓：托马斯的选择，也将是我的选择。

从那个“准官僚机构”的大楼里走出来，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却出奇地好起来。我跑到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几个好朋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去吃“金山城”的重庆火锅。

晚上，我们吃了几十盘菜，喝了几十瓶啤酒。

他们没有安慰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安慰。

他们也没有鼓励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鼓励。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不亦快哉。他们当中，大半都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向我敬酒，祝贺我进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成了最后一桌离开的客人。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个碟子都已空空如也。

我没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图侮辱我的人；我没有感到恐惧，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后玩把戏的人。

我的心灵的澄明和欢乐，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战争还没有开始，我就胜利了。

亲爱的宁萱，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嚣张的官僚们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里，我在睡觉前翻开纪伯伦的文集。真巧，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学家》的散文诗：

在圣殿门前的影下，我的朋友与我见到一个盲人安静地坐在那里。我的朋友说：“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

于是我丢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们攀谈起来。

言谈间我问：“恕我冒昧，您自何时起双目失明？”

“出生以来。”他回答道。

我又问：“那么你是追循哪条智慧之径而行的呢？”

他答道：“我是个星相学家。”

他把手贴在胸前，接着说：“我观察着各种恒星，卫星及所有星宿。”

是的，当浅薄者嘲笑盲人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内心一片漆黑，而盲人的内心星光灿烂。

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谁真正生活在快乐之中？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盲人呢？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智慧的人呢？

永远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七月六日

六、宁萱的信

亲爱的廷生：

这是你命中注定的磨难。正如一句老话：经历风雨，方见彩虹。

你能够气定神闲地面对它，我感到很高兴。我没有看错你。《圣经》中说：

人哪，你们沉默不语，真合公义吗？

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

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秤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诗篇　　58:1-2》）

最大的邪恶是心灵的邪恶。那些心灵邪恶的人，他们装模作样地审判别人，自己却逃避不了最后的审判。

亲爱的廷生，我在信中曾经谈到了耶稣之死。耶稣死的时候，原来忠实的信徒们都离开了，守在他身边的却是抹大拿的妓女玛利亚。

直到被钉上了十字架的时刻，尘世间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耶稣的所作所为。但这并无损于耶稣的伟大。耶稣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必花费宝贵的光阴去乞求他人的理解。

在我看来，不被他人理解并不一定是一种痛苦。拥有我的理解，拥有我的爱，你就应当满足了。至于其他人是否理解你，随他们去吧。你只需要做到“无愧我心”。

那些辱骂者，最后辱骂的是他们自己的尊严；那些泼脏水的人，最后泼出的是自己的良心。

那些躲在阴暗的幕后放射暗箭的人，终究有一天灿烂的阳光会刺瞎他们的眼睛；那些踩着别人的身体登上高楼的人，终究有一天会随着高楼的崩塌而化为灰烬。

我相信，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伤害甚至迫害，你不会放弃对真实的探求和对正义的信念。真相绝对不会永远湮没在发黄的书页之中，公正也绝对不会永远悬挂在遥远的天边。我想，你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你在争取孩子的权利，孩子“我口说我心”的权利。也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孩子的权利：道破神圣的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并且不受到任何制裁的权利。我们失去这种宝贵的权利已经很久了。

我更相信，你不会在第一次打击中就倒下，我们并肩进行的战斗、将贯穿我们一生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

纪伯伦在《我怎样变为疯人》中，讲过一个故事。跟你告诉我的《星相学家》的含义，几乎是相同的－－

你问我是怎样变为疯人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许多神灵远未诞生之日，一天，我从沉睡中醒来，发现我的所有面具都被盗走－－那是我铸制的、并在七生中戴过的七个面具。－－我没戴面具，赤裸着脸奔跑着穿过街道，喊着：“窃贼！窃贼！该诅咒的窃贼！”

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在笑我，也有人因怕我而躲入屋中。

当我跑到市场时，一个青年站在屋顶上高喊：“这是个疯人！”我抬头向他望去，此时，阳光第一次吻了我裸露的脸庞。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阳光吻了我裸露的面颊，我的心燃起了对太阳的爱。

我不再需要那些面具了。我仿佛在迷离恍惚中喊出：“有福啦！有福啦！那偷去我面具的窃贼们有福啦！”

就这样，我变成了疯人。

在癫狂中我发现了自由和安宁：由孤独而来的自由，由不被人了解而来的安宁；因为那些了解我们的人，在某些方面奴役我们。

不过，我还是不要为自己的安宁而过分得意吧，因为甚至那些监囚中的强盗，也享受着安宁，不用提防其他强盗呢。

这个故事说明的正是你今天的处境。磨难是上天给予你的福祉。

不要畏惧被目为疯子。疯子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常常是可以转化的。有的人自以为自己正常，殊不知不正常的恰恰是他；有的人被庸众辱骂为疯子，他却说出了先知的话语。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

有的美女，明眸皓齿，却没有心灵或者心灵的门户生锈了；有的盲人，衣衫褴褛，却用心灵洞见了天国。我认为，美丽的极致是人格的美丽、精神的美丽、灵魂的美丽。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那么世界上最美丽的女性就是特蕾莎修女，就是昂山素季，就是这些最柔弱也最坚强的女人。

这几天，我正在阅读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的一本英文传记。我想，她的事迹你一定很熟悉了，但我还是愿意在这里给你提供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同时也鼓励你在与邪恶狭路相逢的时候不要恐惧、不要惊慌。

“因其争取民主和人权的非暴力斗争而获奖”的昂山素季，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缅甸女子。我在书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她是那样的瘦小、柔弱、温和，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

然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公报中，却给了她崇高的评价。委员会认为，“昂山素季的斗争，是近几十年来在亚洲所表现出的公众勇气的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她已成为反抗压迫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象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在演说中赞扬说：“她将深深的责任与遥远的展望连结起来。

这是一种执著于将手段与目的融为一体的展望。在她的思想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对人权的尊重、不同人群之间的和解、非暴力以及个人与集体的遵守法纪”。

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是缅甸独立运动的领袖，在她刚刚两岁时就遇刺身亡。缅甸独立以后，昂山素季到西方接受教育，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

一九八八年，昂山素季回到祖国，她本来是回去照料她那年迈的母亲的。也正是在这一年里，缅甸暴发大规模的政治骚乱。攫取缅甸政权、推行了长达二十多年极权主义统治的军政府，已经将国家搞得千疮百孔。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

在骚乱中，两百多个老百姓被杀害了。此时此刻，昂山素季意识到自己必须开口说话。

父亲的亡灵在召唤着她，她尊崇的甘地的声音也在她的耳边响起。

那一年的夏天，在一个局势非常不确定的时刻，昂山素季发出了一封致军政府的公开信。在信中，她表达了对暴力的厌恶和轻蔑，也表达了对民主的渴望和坚持。

从此，她告别了自己宁静的书桌，走上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军政府没有接受昂山素季的呼吁，反而成立所谓的“恢复国家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禁止四个人以上的政治集会，并进行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的判刑。

与之针锋相对，昂山素季成立了“国家民主同盟”，制定了非暴力和不合作的政策。面对着军政府巨大的压力，她依然坚持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说。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当昂山素季和同伴们一起行走在一个城镇的街上的时候，列队的士兵挡在她们的前面。领队的军官威胁说，如果她们再往前走，就要开枪。

昂山素季要求她的支持者们站到边上，自己独自前进。在最后一刻，负责指挥的少校命令士兵不要开火。士兵们慢慢地把即将扣动扳机的手指松开了。

后来，昂山素季平淡地解释说：“给他们一个单个的目标，比起把每个人都扯进去，这要简单得多。”

那个少校在最后一刻下令不要开枪，他脑中想的是什么？也许被昂山素季的勇敢打动了，也许他认识到依靠野蛮的暴力什么也得不到。

昂山素季面对枪口的那一刻，用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的话来说，堪称“人类的崇高精神像星光一样闪烁的时刻”。我敬佩昂山素季的勇气，也愿意赞美那名良知尚未泯灭的少校。

我想象着那个少校的模样，他的黝黑的面庞，他的宽阔的额头，他的浓眉与大眼。他也许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遥远的乡村走来。他的父母，饥饿的父母，还在茅屋中呻吟。

他犹豫了，汗水从帽沿渗透出来。

在那千钧一发的一刻，在少校的心灵深处，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所说：“我相信，我们普通人感受到了，昂山素季以她的勇气、她的崇高理想诱发出了我们内心一些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感觉到，我们正是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这正是使得她成为这样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正是为什么对她的任何虐待都使我们仿佛感觉伤害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因。这位被软禁的瘦小女性代表着一种明确的希望，知道她的存在，这给我们以对于正义力量的信心和信念。”

少校也是这千百万个被感染的人之一。他也许将遭到免职，遭到审判，但他拒绝对昂山素季开枪。他的心灵还没有风化成沙漠，一粒种子还能在上面发芽。

后来，昂山素季遭到了软禁。迄今为止，她被软禁的时间已经长达十二年。

然而，她的声音依然绵绵不绝地传播向全世界。

昂山素季说，她是从甘地和父亲那里汲取了巨大的灵感。在她的思考中，将人权置于中心地位。人不仅有权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还有权受到尊重。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她建立了一种以严肃的现实主义与视野宽广的理想主义两者完美结合为其特征的政策。对于她来说，领导就是一种职责。对自己面前的任务的谦卑和对自己所领导的人民的尊重，是履行这种职责的基础。

昂山素季在《不再恐惧》一文中，对英国政治学者阿克顿爵士的名言进行了修正。阿克顿说：“权力倾向于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她认为，不是权力导致了腐败，而是畏惧导致了腐败。这种评论是针对她自己国家的极权政权的，也是针对所有外强中干的独裁政权的。她告诉她的人民：假如我们不能战胜恐惧的话，恐惧将统治我们。

昂山素季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呢？

廷生，我最爱的人，你的信来得真是太巧了，正在我要读完昂山素季的传记的时候，我读到了你信上的坏消息。这是一个坏消息，同时更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没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一时还难以对自己的未来下决心。

廷生，我最爱的人，我意识到，我等待一年之久的契机终于来临了。现在，在你第一次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决定启程到北京来，来跟你一起面对还会降临的、更大的暴风雨。

今天，我收到你的来信之后，没有征求父母和任何朋友的意见，我径直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向他提出辞呈。老板惊讶地半天说不出话来。昨天我们都还在一起探讨一个新的商业计划，今天我却突然要辞职，他确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老板问我，是不是工作遇到什么麻烦了，他一定出面帮我解决。我摇摇头。

老板沉吟了片刻说：“那么，有人出更多的钱请你吗？我给你加薪好了。”

这是他们一贯的思路。他们总是认为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微微一笑说：“不是钱的问题。您即使给我加十倍的薪水，我也不会留下来的。我的辞职纯粹是一个私人的原因。我要离开扬州，到北京去。”

我答应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工作的交接。我会让我的助手了解每一项工作的进程，不至于我一走，我手上的工作就陷入停顿。

老板见我态度坚决，也只好叹了口气，同意了我辞呈。他还说，我离开前，他将举行一个宴会为我辞行，感谢我这几年来为公司所作的工作。这个平时聪明绝顶、深藏不露的资本家，难得有这样的对员工真情流露的时刻。

未来的一个星期，将是繁忙的一个星期。除了交接工作之外，我还将把这个“惊天”的决定告诉父母，争取他们的谅解和理解。反正木已成舟，他们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两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愉快的，也结识了好些关系不错的同事。想到突然之间就要离开，心中还是有点发酸。这种感觉，跟你离开北大时候的感觉相似。

亲爱的廷生，你再坚持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到你的身边来了。

这一次，我永远不离开你了。

永远爱你的　小萱儿

两千年七月十一日

七、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相依为命的伴侣：

我读完你的信以后，我高兴地在房间里转起圈来。你终于要来了，“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日子终于就要结束了。

那么，我还要感谢那些向我放暗箭的人了？他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弄巧成拙吧？我们的婚礼，是不是应该请他们出席，当我们的证婚人呢？

谁能相信呢：厄运降临的时刻，正是爱情成熟的时刻。再也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了，即使去西伯利亚，我们也将一起同行。

我们将永远生活在阳光下，而与黑暗绝缘。我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

假如我们自己能够发光的话，爱就会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同时我们也能够将爱传播给别人。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就是这样的。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沈从文说过的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也是的，爱上了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他成功了，我也成功了。

沈从文的腼腆是出了名的，据说他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坛的时候，望着满满一教室的人，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站着，几乎有整整十多分钟的沉默。好在下面的学生们大多读过他的作品，是他的崇拜者，所以没有人起哄。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他，用期待的、鼓励的眼光看着他。

等到他安定下来开始讲课，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就把一个小时的讲义讲完了。这份讲义他准备了好几天。剩下的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拿起粉笔，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沈从文爱上了当时还是他的学生的张兆和。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沈从文一封接一封地给张兆和写炽热的情书，却遭到了顽固的拒绝。写了一年的独白式的情书后，沈从文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他伤透了心，“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作。

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心，一面是我免得烦恼。”

沈从文去向校长胡适辞行，胡适追问出了事情的原委。胡适是个爱才如命的学者，他劝沈从文留下，并答应帮助他促成此事。

这时，正好张兆和来向胡适告状，说沈从文的表白扰乱了她的学业。张兆和特意挑出情书中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爱你的肉体”－－这已经大大地违背了师道的尊严。胡适没有说如何处理作为老师的沈从文，却主动地当起老师和学生的“媒人”来。这名堂堂的大学校长，不断地向张兆和夸奖沈从文是个“天才”，认为“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都应该帮助他”。

我不禁感叹：多么有趣的校长，多么有趣的老师，多么有趣的学生，多么有趣的时代！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兆和的态度逐渐产生了变化。他们通了四年的信以后，终于有了结果。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千里迢迢地跑到张兆和苏州的家中，正式向她求婚。

返回青岛之后，沈从文在给爱人的信中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后，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写道：“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宁萱，我也是一个乡下人，我也想喝一杯甜酒呢。

今天你的来信就是这样的一封电报。

在电话里，我把你的一切讲给父母听。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失去了工作，在他们那代人的眼里，工作和户口之类的东西还很重要。而在我们看来，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多么地相爱。

他们很高兴，虽然还没有见过你，但他们相信我的眼光。他们说，让我们春节回家举行婚礼。我对婚礼这种古老的仪式并没有什么兴趣，不过我愿意顺从父母的意愿，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幸福。亲爱的宁萱，你说好不好呢？

爱你、拥抱你的　廷生

两千年七月十五日

八、宁萱的信

亲爱的廷生，我为你感到自豪的廷生：

你的那杯甜酒喝得也太容易了。沈从文当年还写了四年的情书呢，你只写了一年，就等来了这杯甜酒。你这个没有耐性的小傻瓜，真是走运啊－－连那些坏人也来帮你的忙，促成我们的爱情。

画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这样描述表叔沈从文与婶婶张兆和的爱情和婚姻，他说：“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时候都能驾驶在正常的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的人，他们却走到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地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我想，我们之间的相处将更加和谐、更加充满情趣，因为我们俩“同”

的一面远远大于“异”的一面。而我，也愿意与你一起分担神让你承担的责任乃至困苦。

我当然愿意跟你一起回老家去举行婚礼。跟你一样，我也不喜欢繁文缛节。

与其举行婚礼，还不如出去旅行。你在信中无数次向我描写了你家乡的一切，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我真想四处看看。

不过，如果父母要我们举办婚礼，我也愿意回去让父母高兴高兴－－我的出现，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种欣喜。他们可以把照料儿子的接力棒传递到了儿媳手上，他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在高兴之余，我还是有点紧张－－不是吗，“丑媳妇”总是害怕见公爹公婆的。

自从我决定要到北京来，打个不恰当地比喻－－我就像一个即将辞世的人，开始清点自己的“遗物”。我第一惊奇地发现，原来令我以为留恋不舍的物质世界是多么不堪一击，我甚至找不到我舍不下而想带走的东西。一大柜子昂贵典雅的“职业套装”，一大箱子淑女风范的尖头皮鞋，乃至首饰、手机、皮包、手提电脑等等，我已经不愿意把它们列出来当作“财产”了。我将穿着我纯洁朴素的套头毛衣做全世界最幸福最清贫的新娘。

你会笑我的孩子气吗？

亲爱的廷生，我要到你的身边去，做你温柔而坚强的妻子。

这句话是如此平常而轻易，却是我用尽一生，拼却全力而对你所说的最沉重的允诺。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可以深深地去爱一个人，卑微地去爱一个人，无求地去爱一个人，全身心地去爱一个人，原来相爱如此美好，爱到深处如此美好。我现在一开口便想赞美爱情，一提笔就想给你写信，一睁开眼就在想你，一闭上眼你就出现在我梦里，我从未想过会有一个人如此占据我的整个身心，更未想过被爱占据的身心会是如此甜蜜！

生命意义何在，是真，是善，是美，更是爱，是光明，是温暖，是笑，是歌，是情义。读你的书，在满篇满纸非愤怒即悲凉的文字里，我却赫然看到字里行间充满着一个字－－爱。我仿佛看到一颗赤子之心，热诚的，无所防备的而备受伤害的心，却依然如此深沉苦痛地爱着这个被其所怒斥的世界、人生、祖国、大地、同胞，以及卑琐而苦难的生活，和爱的人。

还记得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中所说的吗？

我引用了罗素的话：“支撑我生活的力量便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寻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现在，我要对你说，让我们在一起，以爱为力量，以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心灵和高尚的思想为武器，以真诚、以同情、以全部的身心，去走到苦难的人群里，去痛彻肺腑地爱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我们全部微薄的温暖和赠与，为人类的苦难，痛其一生不改其衷，为真善美的世界奉献一生而无怨无悔，勇敢地握着我的手，无畏的凭着我的爱，走上前去吧。

廷生，我的爱人，我以你为骄傲，我想对你的每一位读者说那句旧话：“只要生活中还有一双眼睛与你一同哭泣，生活便值得你为之受苦难。”所有真挚地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便是这样一双双的眼睛。

廷生，我最亲爱的人，我就是你的这样一双眼睛，永远坚贞地与你一同哭泣，一同欢喜，一同被苦难和邪恶刺痛而受伤，一同被爱情与美好滋润而明亮。

所以，来吧，苦难的生活，我们是如此相爱的人，我们也是如此勇敢地热爱着你！

我把这封信寄给你，多想把我的心、我的人一同寄去。我愿意为你放弃尘世的喧嚣与霓彩，追寻宁静的心灵，温馨的情义。《圣经》中说：

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及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原来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16》）

坚强的廷生，这算不了什么。这仅仅是“至暂至轻的苦楚”，而等待我们的将是“极重无比的荣耀”。

我明天就去订飞机票，后天就到你身边。

永远爱你的、忠贞不渝的　小萱儿

两千年七月二十日

九、廷生的日记

两千年七月二十五日

我的工作合同被非法撕毁，我不会屈辱地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准备今天上午去国家人事部寻求劳动仲裁。有没有结果是一回事，我必须按照天赋的人权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昨天，宁萱打电话告诉我说，她下午就飞到北京来了。

于是，今天我作了这样的安排：上午去国家人事部跑一趟，检验一下是否真正存在着法律条文的公正性，下午直接去机场接宁萱－－今天，将是我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

去人事部的结果，正如我去之前的设想。

侯门深似海，要进部委的大门，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在门口的传达室打了半天的电话，才有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出来接我。

这名工作人员是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还没有染上太多的官僚气和“单位气”，就好像刘震云小说里还处于前面两章阶段的“小林”。他仔细看完我的申诉材料，然后告诉我，我遭遇到的是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违约的某协会，虽然是一个庞大的“部级单位”，但它名义上却是“人民团体”，在隶属关系上不属于国务院序列。因此，人事部门的仲裁法规无法约束它。

我问：“那么，是不是说他们就可以随便违约而不受到任何惩罚呢？”

这位比我还要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耸耸肩膀，用无可奈何的语气对我说：“确实是这样。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灰色地带。我们爱莫能助。”

我感到自己好像卡夫卡小说中那个在城堡外徘徊的主人公，我陷入的是“无物之阵”、是无所不在的荒谬。

拿到了一张“不予仲裁”的通知单，我坐上出租车去机场接宁萱。

想到宁萱立刻就要到我身边了，我心中顿时充满了阳光－－爱是战胜荒谬、战胜“无物之阵”的唯一法宝。从今天开始，我将拥有一份纯洁而坚贞的爱情，直到生命的终了。我还有什么值得担心、值得忧虑的呢？

出租车在机场高速路上飞奔，我打开车窗，将盖着红印的通知单扔出窗外。

这页白纸，在半空中翻转了几圈，一瞬间便飞落路边的树丛之中。

这是我第二次去机场接宁萱。

这一次，我只等候了半小时。

我在人群中发现了她，她奋力拖着两个大箱子，宛如破冰船破冰而来。

我听见了冰层破裂的声音。

我听见了花朵开放的声音。

我向她挥手，向她跑去，向她张开怀抱。

宁萱也看见了我，她的眼睛发出钻石般闪亮的光芒。

她扑到了我的怀抱中。

我们旁若无人地拥抱、亲吻。

她紧贴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了《圣经》中的一句话：

良人属于我，我也属于他。

他在百合花中牧群羊。（《圣经·雅歌2:16》）

百合花长在香草山上，羊群长在香草山上。

我和宁萱也生活在香草山上。

香草山上，蓝天白云，水草丰美。

（全文完）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香草山

第一章　百合花

第二章　鸽子

第三章　葡萄园

第四章　荆棘

第五章　活水井

第六章　苹果树

第七章　风茄

第八章　泉水

第九章　蜂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