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四师深度解读推荐版（套装七册）【麦家、苏童、阿来、马家辉 四位名家指定推荐版本】
Author: 威廉·福克纳、卡夫卡、海明威等
Date: 2018-11-30T16:00:00+00:00
Publisher: 浙江教育出版社

目 录

我弥留之际

小王子（四师推荐精装版）

包法利夫人

城堡（四师推荐版）

老人与海

寂静的春天（四师推荐精装版）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弥留之际／（美）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536-7472-8

Ⅰ．①我…　Ⅱ．①福…②李…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7416号

责任编辑　陈　颖

产品经理　七　月　张安琪

美术编辑　曾国兴

责任校对　李　剑

责任印务　陆　江

特约编辑　张　艳

我弥留之际

［美］威廉·福克纳　著　李文俊　译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8.5

字　　数　200000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7472-8

定　　价　42.00元

联系电话：0571-85170300-80928

网址：www.zjeph.com

死亡到来前，我们要如何更好地活着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有两部长篇小说在他的作品宝库当中最为重要，一部是大家熟知的《喧哗与骚动》，另一部就是《我弥留之际》。

《喧哗与骚动》被认为是现代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尤其作为意识流小说的范例，常常被引入文学史中研究。这部小说，读者在读第一遍的时候可能会兴味索然，但读了第二遍会发现特别有意思，到了第三遍，就能认识到这是一部关于人、关于时间、关于人与时间的对抗、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包罗万象的作品。

而且这部作品的奇异之处在于，它是通过一个傻子——班吉的视角去看待世界，还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一只钟表”作为线索。这只钟表从某种意义上关照了整部小说，交代了书中关于时间、生命、死亡、疾病和爱的主题。另外，它对于写作手法的创新有着更大的意义，如果读者朋友中有自己尝试写作的，那么这本书会是个很好的范例。

另一部重要作品《我弥留之际》，也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第一个特点是它开一代文学创作之风气的结构。小说以本德伦家庭的每个家庭成员（丈夫、四个儿子、女儿、死者本人）作为一个章节轮回叙述，每一个章节不断地变换叙述视角和叙述时间，完成了整部小说。

这样的结构方式，对后世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作家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今天大家再去看，不管是我们的中文创作，还是其他语言作品，大家都在习惯性地使用所谓的“福克纳视角”，也就是多点视角——时间是打乱的，跳转的，自由的。

这部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具有一个很少见的、非常抓人心的故事。我认为这使它比福克纳的其他作品比如《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要好看，甚至比他自认为的畅销小说《圣殿》更好看。

小说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多子女家庭中母亲的死。母亲是小学教员出身，她生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是一个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却爱而不得，被自己的家庭和众多子女困住的女性。她去世前只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几乎也是唯一的遗愿，就是要她的家人——她的丈夫和孩子，把她的棺材送到几十英里之外的娘家去安葬。

她一生都在为人妻、为人母，但在真正的死亡来临前，她突然想念起自己真正的骨肉亲人，自己的家族。所以，她的丈夫和孩子需要帮她完成遗愿，把她的棺材送到她的娘家。

把她的棺材送到她的娘家，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旅程，但是，在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很多意外。

发生的第一个意外，很像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中的一个情节：乡村医生要出诊，却突然找不到他的马。在这部小说中，本德伦一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家唯一的一驾马车被其中两个儿子拉出去赚钱了，医生没能及时赶到家中为母亲看病，所以他们的母亲去世了。当时天气很炎热，需要及时把母亲的棺材送到娘家去，却因为没有交通工具，耽搁了好几天。等到她那两个儿子把那架马车套回来，一家人才匆匆上路。几十英里的路途也不算太远，但他们碰到了水灾。横在路途中的一条河发大水，阻挡了载着棺木的马车渡河。艰难地渡过了河，交通工具却在大水中失去了，一家人再次陷入苦恼。

上面提到过，这部小说是以本德伦家庭的每个家庭成员作为一个章节轮回叙述的，在这样的叙述当中，体现了每一个家庭成员对死者即母亲的感情。并且，每一个家庭成员对死者的感情其实都不太一样。

其中，她的大儿子卡什，在小说中是一个特别光明、正面、像圣徒一样的人物，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

而她的二儿子达尔，虽然和卡什同是她的儿子，对她的感情却完全不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天生就特别讨厌达尔，导致达尔从小得不到母亲的宠爱，使得他与母亲之间的感情并不亲密，甚至达尔对母亲的感情中，掺杂着比较负面的、阴暗的情绪。

所以，这样的达尔，在送母亲的棺材去安葬的路上，碰到种种突发事件会格外烦躁。又因为在对母亲的回忆当中，使他想起了很多很多不愉快的经历，所以在运送棺材的路途中，压力大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很奇特的行为：把停放母亲棺材的马厩烧掉了。

前面遇到了水灾，后面遇到了火灾，这样的遭遇和经历完全是令全家人意想不到的。谁都没想到，一个死者的灵魂想要安放在她的娘家，会如此之艰难。

这部小说以一个令人意外的开始，一个种种节外生枝的送葬之路，勾勒出了一个非常严密又富有弹性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折射出了人与人，亲人与亲人之间的爱恨、亲密、冷漠与疏远。

而在一路上种种的节外生枝，也都被一股力量牵引着奔向终点，这个终点就是他们的母亲终究是要安葬的。所以，尽管送葬之路颠沛流离，最后他们的母亲还是得以安葬。

母亲安然地落葬之后，发生了两件令人震惊的事。

其中一件事情是，达尔因为纵火，被认为是一个精神病病人给抓走了。

第二件事情更令人震惊，本德伦家庭当中的男主人安斯·本德伦，在妻子刚刚入土安葬之后，就给他的孩子们带来了一个女人，告诉他们：“来，孩子们，见过你们的新母亲。”

这是一部在福克纳小说当中特别特别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在阅读上又是带有某种牵引性和诱惑性的一个文本。

毫无疑问，这部小说可以与福克纳另一本名气更大的著作《喧哗与骚动》并驾齐驱。作为福克纳最伟大的两部小说，我一直认为《我弥留之际》是更适合向读者朋友们推荐的福克纳作品。

当然说到福克纳，他的一生也是很有意思的。

在人们的印象里，晚年的福克纳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带有美国南方乡村味道的小老头儿。很多年来，我书房里放了一张我非常喜欢的照片，是我从一本莫名其妙的画报里剪下的：福克纳的背影。照片中的福克纳，穿着一身破西装，我估摸着大概有六七十岁的样子，因为他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

照片之所以是他的背影，是因为他正要去开一扇门。从照片上看，那是花园里的一个小破木屋的门。这个小破木屋，其实是一个工具房。在他开这扇门准备拿工具在他的田地里干点什么活儿的时候，被一个记者偷拍下来。这张照片从某种意义上展现了他的晚年。

他的晚年在他的老家——奥克斯福德度过，他跟那些老乡亲打打招呼，吹吹牛，特别帅。听说要去瑞典领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开始是不想去的。不想去领奖的原因，是他实在害怕出远门。最后是他女儿陪着他去领的奖，因为他女儿说这么荣耀的时刻，一定要去。

从这样一个作家的晚年当中，完全想不到他的青年时代会那么“作”。他的“作”几乎可以超越所有的美国作家。比如，年轻时候，因为他是南方的军人家族，家里有所谓的荣辱气质，所以他从小就特别想当兵，特别想当飞行员。但是由于他种种条件不合格，美国的军队不要他，他就联系了英国某支与皇家飞行有关系的空军部队，但当他去了英国，那场战争就结束了，所以他根本就没当上兵，没有体验过在空军部队做飞行员的感觉。他很遗憾地回来之后，就入戏了，对所有的人都说，他的一条腿在战争中负伤了。他拖着一条瘸腿，在那个小镇上扮演了很长时间的战争英雄。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福克纳是一个从战场归来的飞行员。对此，他很满足。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作为一个写字的人，起初他也是无法靠稿费创作养活自己的，所以他必须要找工作。他找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工作，并且整天不务正业，跟人打牌吹牛，或者自己写东西。他做过小邮局局长，别人要开除他，他说开除才好，他真不想伺候什么所谓花了两分钱邮票就想让他伺候的人，不干也罢。所以到后来他写出一定名气的时候，好莱坞就把他招去了。

所以，福克纳曾给好莱坞的资产阶级大鳄们、大制片人们干了好几年脏活儿累活儿粗活儿。

他写过很多很多剧本，但拍出来全是烂片。我曾经看一部西部片，因为是梦露演的我才看的，但剧本烂得不得了，最后看到字幕，发现编剧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威廉·福克纳。

就这样，福克纳经过无数的洗礼，最后发现自己还是有一颗农夫的心。索性，他后来终于靠一部不太好的小说《圣殿》赚了钱，可以安心回到他的南方，回到一个名叫奥克斯福德的偏僻而封闭的老镇，在一个破屋子里，开始他真正的写作。也正因为这样的沉淀，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福克纳。

福克纳的小说技艺复杂而伟大。他从来不写浅显易懂的句子，而是创作混沌的、模糊的语言，这种混沌感有种奇怪的魅力，你能感觉到他的一个个文本对你的压迫，你甚至感觉到他简直像太阳一样照耀着，让你就是想读懂它，想要挑战这种高难度的文学语言。他的每一部小说的表达都是不同的，最后都企及一个非常高的精神高地。

他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写作手法的成就，《喧哗与骚动》是意识流小说中最完美的作品。他完美地写出一个白痴的意识，对气味、声音、时间的体验等，还创造了最自然又最漂亮的长篇小说结构，这就是《我弥留之际》。他做的许多尝试都流传到现在，比如以人物、以名字来做章节名。再比如小说采用宗教故事的背景，像《押沙龙，押沙龙！》就来自《圣经》，写关于生与死、皈依精神。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是相对容易读的，比如《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但这其实不是福克纳，要读真正的福克纳，必须忍受不懂，带点自虐的，接触一下《我弥留之际》这种有难度有高度的、并不让人很愉悦的作品，看看它背后是什么东西，那么强大，那么有价值，让它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苏童

“他们在苦熬”

这是怎么样的一部书呢？说它是悲剧吧，不大像，说它是喜剧，也不合适。面对着书中的一出出场景，我们刚想笑，马上有别一样的感情涌上心头；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真的用得上“啼笑皆非”这样一句中国成语了。难怪国外的批评家说这是一出悲喜剧。其实最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荒诞剧，因为它具有20世纪50年代荒诞剧的一切特色，虽然在它出版的1930年，世界文坛上还没有荒诞剧这个名称。

《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如果与福克纳同时期创作的另一本小说《圣殿》（Sanctuary, 1931）并读，主旨就显得更清楚了。[1]在《圣殿》里，福克纳写出了社会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人心的丑恶，写出了“恶”的普遍存在。而在《我弥留之际》里，福克纳写出了一群活生生的“丑陋的美国人”。

《我弥留之际》写的是发生在十天之内的事。小说开始时，艾迪·本德仑躺在病榻上。这个小学教员出身的农妇在受了几十年的熬煎后，终将撒手归天。窗外是晦暗的黄昏，大儿子卡什在给她赶制棺材。艾迪曾取得丈夫的口头保证，在她死后，遗体一定要运到她娘家人的墓地去安葬。在三天的准备、等待与大殓之后，到四十英里外的杰弗生去的一次“苦难的历程”开始了。一路上，经过了种种磨难，大水差点冲走了棺材，大火几乎把遗体焚化，越来越重的尸臭招来了众多的秃鹰，疲惫不堪的一家人终于来到目的地，安葬了艾迪。在这个过程中，拉车的骡子被淹死了，卡什失去了一条腿，老二达尔进了疯人院，三儿子朱厄尔失去了他心爱的马，女儿杜威·德尔没有打成胎，小儿子瓦达曼没有得到他渴望的小火车，而作为一家之主的安斯·本德仑却配上了假牙，娶回了一位新的太太……

《我弥留之际》写的是一次历险，就这一点来说，它有点像《奥德修记》，[2]但是它完全没有《奥德修记》的英雄色彩。它在框架上又有点像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在风格上，它更像《堂吉诃德》。但是《我弥留之际》毕竟是一部现代小说，用欣赏《堂吉诃德》的眼光来看待它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些批评家曾把《我弥留之际》作为一本现实主义小说来分析，把它看成是关于美国南方穷苦白人农民的一部风俗志，一篇社会调查。用那样的眼光来看《我弥留之际》更是没有对准焦距。这非但无助于领会作品的主旨，反而会导致得出“歪曲贫农形象”这样的结论。

那么，应该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我弥留之际》呢？

迈克尔·米尔盖特在他的《威廉·福克纳的成就》这本书里说：“福克纳的主要目的更像是迫使读者以比书中的人物与行动第一眼看去所需要或值得的更高一层、更有普遍意义的角度来读这本小说，来理解本德仑一家及其历险记。还有，尽管这个故事读来让人不愉快，它经常具有一种阴阴惨惨的狂想曲的气氛，但是它使我们逐渐领会，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human endurance）的一个原始的寓言，是整个人类经验的一幅悲喜剧式的图景。”[3]美国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也在他的《威廉·福克纳浅介》一书里说：“要考察福克纳如何利用有限的、乡土的材料来刻画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更有用的方法也许是把《我弥留之际》当作一首牧歌来读。首先，我们必须把说到牧歌就必得有牧童们在美妙无比的世外桃源里唱歌、跳舞这样的观念排除出去。所谓牧歌——我这里借用了威廉·燕卜荪的概念——是用一个简单得多的世界来映照一个远为复杂的世界，特别是深谙世故的读者的世界。这样的（有普遍意义的）人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因此，牧歌的模式便成为一个表现带普遍性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在表现时既可以有新鲜的洞察力，也可以与问题保持适当的美学距离。”布鲁克斯继续写道：“更具体地说，大车里所运载的本德仑一家其实是我们这个复杂得多的社会的有代表意义的缩影。这里存在着生活中一些有永恒意义的问题，例如：终止了受挫的一生的死亡、兄弟阋墙、驱使我们走向不同目标的五花八门的动机、庄严地承担下来的诺言的后果、家族的骄傲、家庭的忠诚与背叛、荣誉，以及英雄行为的实质。”[4]

米尔盖特和布鲁克斯的意思很清楚：应该把《我弥留之际》作为寓言来读，不应那么实、那么死地把本德仑一家视为美国南方穷苦农民的“现实主义形象”，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全人类的象征，他们的弱点与缺点是普通人身上存在的弱点与缺点，他们的状态也是人类的普遍状态。福克纳对人类状况的概括是否准确，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弥留之际》不能作为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来读，这一点，时至今日，恐怕不应再有异议了。

布鲁克斯列举了一连串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弥留之际》中的确都有所涉及。但是，什么问题是作者最为关注的呢？他所着重表现的是人类行为的哪一种状态呢？他要揭示给读者的是什么样的寓意呢？

读过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人也许会注意到，该书的结尾是这样一个只有主语和谓语、没有任何修饰成分的简单句：“他们在苦熬”（They endured）。从字面上看，这是对迪尔西及其黑人同胞的写照，但何尝不可以理解为对全人类命运的概括描述？在福克纳看来，人类存在虽然已有千百万年的历史，但是时时刻刻仍然在为自身的生存殚精竭虑、流血流汗，说他们“在苦熬”一点也不过分。在多读了一些福克纳的作品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想法并非福克纳灵魂里的一闪念，他像是抑制不住经常要回到这个主题上来。“endure”与以名词形式出现的“endurance”多次在福克纳的笔底下出现。在著名的中篇小说《熊》（1942）里，他说黑人“会挺过去的”（will endure）。[5]他的诺贝尔奖演说词只有短短的四小段，“endure”或“endurance”却出现了五次之多。而且福克纳仿佛有意要让读者铭记在心似的，这个词还出现在演说词最后一个带格言意味的句子里：“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类的记录，它可以成为帮助人类忍耐与获胜（endure）的那些支持与栋梁中的一个。”四年之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寓言》（1954）里，福克纳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类和他的愚蠢行为会继续存在下去（will endure）和蓬勃发展。”[6]——当然不仅仅是文字，而且也是中心思想。1955年，他在答记者问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虽然换了一个说法。他说：“我也很想写一本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那样的书，它可以证明我一直在鼓吹的思想：人是不可摧毁的（man is indestructible），因为他有争取自由的单纯思想。”[7]

以上众多的例子足以证明，对于人类忍受苦难的能力以及终将战胜苦难[8]这样的思想，福克纳是一直在考虑与关注的。国外的批评家似乎还没有人专门撰文探讨福克纳用字遣词上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但是他们对于福克纳如此执着地关心着这个命题是注意到了的。法国作家加缪指出：“梅尔维尔之后，还没有一个美国作家像福克纳那样写到受苦。”[9]法国批评家克洛德-埃德蒙·马涅认为：“福克纳作品中的人的状况颇似《旧约》中所刻画的人类状况：人在自己亦难以阐明的历史中极其痛苦地摸索前进。”[10]克林斯·布鲁克斯干脆用总结的口吻概括说：“福克纳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一直关注着人类的忍受能力，他们能面对何等样的考验，他们能完成什么样的业绩。本德仑一家如何设法安葬艾迪·本德仑的故事为福克纳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类受苦与行动能力的极其优越的角度。这次英勇的历险牵涉到多种多样的动机与多种多样的反应。”[11]

这些外国作家、批评家的论断应该说是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在做了以上的考察之后，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福克纳是一位关注人类的苦难命运，竭诚希望与热情地鼓励他们战胜困难、走向美好的未来的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至于他为什么有时候把受苦的人们写得这么丑陋，这个问题将放在后面适当的场合阐述。现在，先让我们对《我弥留之际》的主要人物做些分析，以此说明福克纳在这部小说里是怎样表现他的关于人、关于人的苦难与奋斗的思想的。

女性在福克纳的作品中一向占着相当重的分量。小说里弥留中的“我”——艾迪·本德仑，显然处于一个轴心的位置。这个家庭的主妇首先就是个被生活挫败的人。她年轻时受到父亲悲观思想的影响。父亲常对她说：“活在世上的理由仅仅是为长久的死亡做准备。”她当过小学教员，但是她既不爱自己的职业也不爱她的学生。她是一个孤儿，也许是因为害怕孤独，嫁给了也是孤儿的安斯。婚后不久，在她心中，安斯已经死了。结婚之后，她感情上也起过一次波澜，但是她的情人惠特菲尔德牧师和《红字》里的狄姆斯台尔一样，也是个懦夫。受骗上当使她不再相信“言语”的真实性。在贫穷与孤独中操劳了一辈子之后，艾迪终于死去。也许是因为除了她娘家的血亲关系之外，对别的都感到不可靠，她要求和娘家人埋葬在一起。小说中只有一段独白属于她，这一节[12]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出现，那时她已经死去好几天。读这段文字有如深夜听一个怨魂在喁喁泣诉。可以这样说，艾迪·本德仑直到死去也始终没有处理好与生活的关系。她的一生本身就是一次“苦难的历程”。

艾迪的大儿子卡什是个只知闷头干活的老实人。他是个好木匠，对他来说，为母亲及时做好棺材就是最后一次表达对母亲的爱。因此，他就在她窗外赶制，做好一点就拿给她看，这是他的劳动成果，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忌讳的。他迂得可笑，也迂得可爱。福克纳所写他对于棺材制作的十三条设想[13]固然有些夸张，但还是刻画出了把技艺看得高于一切的手艺人的灵魂。卡什木讷寡语，很能吃苦。就能忍受痛苦与乐于自我牺牲来说，他是福克纳所赞美的受苦精神的集中体现。为这次出殡他失去了一条腿，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背十字架、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影子。和耶稣一样，他也是一个木匠。这一点也许不仅仅是巧合。

达尔的形象比较复杂。他属于西方文学里那种“疯子—先知”的典型。在全书的59节中，有19节是由他来叙述的。在这支内心独白者组成的“球队”中，他像是起着一个“二传手”的作用。许多线索像球那样传给了他，又由他再传出去，故事也因此得以展开。从这一点说，他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家本人的作用。他总是在分析、评论他周围的人物。他的观察力、思考力特别强，甚至达到具有“特异功能”的程度。唯其因为他能看透别人的隐私，他才受到来自各方的冷眼与憎厌。他反对把母亲已经腐烂的尸体运到远处去安葬的主张应该说是合乎理性的，但是他采取了纵火的办法来贯彻这一主张，结果授人以口实，被送进了疯人院。世界上不少失败者都和达尔有着同样的命运。达尔是一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畸零人”，他最具有现代文学中“现代人”形象的特点。布鲁克斯说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和半个存在主义者”[14]。这样的人总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几乎都集中于自己的一身。

朱厄尔爱马。书中把他和马的关系写得十分出色，使人想起朱厄尔就会同时想起他的马。他们密切不可分，几乎成了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为了得到这匹马，他曾付出极大的代价。他脾气激烈暴躁，像一匹烈马。他生性骄傲，像一匹高贵的名马。但是从水里救出母亲遗体的是他，从火里扛出棺材的也是他。他又像一匹忠心耿耿的良驹。但是正如千里马不能适应车舆犁耙的役使一样，朱厄尔在闭塞落后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肯定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杜威·德尔具有福克纳笔下经常出现的“原始人”的气质。书中写了一大段她与牛“感情交流”的过程，绝不是偶然的。母牛乳房胀疼，希望她来缓解。她心里有难言之隐，只能向不会说话的母牛倾诉。这二者之间原本没有太大的差别。她为了设法堕胎，一再催促父亲进城，结果不但目的没有达到，而且还吃了哑巴亏。她没有自卫能力，却可以加害于人。是她，告发了达尔的纵火行为，揪住他让疯人院的工作人员得以从容行动。她既懦弱又凶残，也许这就是福克纳所说的“人类的愚蠢行为”吧。不管怎么说，除了回到乡间，生下私生子，度过比母亲还不如的受苦人的一生之外，她是不会有更好的命运的。

小儿子瓦达曼是个弱智儿童，其智商比《喧哗与骚动》里的班吉稍高，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否则他就不会演出下面这一幕幕了：把母亲与大鱼混淆了起来，认为皮保迪大夫是母亲的谋杀者，打走了他的马，在棺材盖上钻眼毁损了母亲的遗容……就和他进城一次得不到梦寐以求的玩具小火车一样，在新的本德仑太太的统治下，他也绝不会实现他别的渺小的希望的。

我们把一家之主的安斯·本德仑放在最后来说，是因为他身上可鄙、丑恶的成分比其他人都多。克林斯·布鲁克斯说：“安斯肯定是福克纳创造出来的人物中最最可鄙的一个。”[15]世界上丑恶现象之多与突出常令人难以解释，使得许多思想家与作家不得不从“人性恶”上面去找原因。马克·吐温晚年就对人类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他说：“在一切生物中，人是最丑恶的。在世间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他最凶残——这是一切本能、情欲和恶习中最下流、最卑鄙的品质。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痛苦的生物，他并非出于什么目的，而只是意识到他能够制造它而已。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他才具有卑鄙下流的才智。”福克纳没有马克·吐温走得那么远，但他也在作品中——特别是早期的作品中——写到了“人类的愚蠢行为”如何毁灭了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东西。在《我弥留之际》中，安斯·本德仑的懒惰与自私就没有能把妻子从原有的悲观厌世情绪中解脱出来，使她过了毫无光彩的一生，终于在郁郁不欢中死去。他不断地剥夺子女的权益，使他们也成为狭隘、自私的人，使他们在感情上互相难以沟通，甚至于彼此仇视。自我净化是人类走向幸福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福克纳才在他的作品中突出了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南方人性格中丑陋的一面。1955年福克纳访问日本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把人写得那么卑劣。福克纳回答说：“我认为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太爱我的国家了，所以想纠正它的错误。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我的职业的范围之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羞辱美国，批评美国，设法显示它的邪恶与善良之间的差别，它卑劣的时刻与诚实、正直、自豪的时刻之间的差别，去提醒宽容邪恶的人们，美国也有过光辉灿烂的时刻，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作为一个民族，也曾创造过光辉、美好的事迹，仅仅写美国的善良对于改变它的邪恶是无补于事的。我必须把邪恶的方面告诉人民，使他们非常愤怒，非常羞愧，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去改变那些邪恶的东西。”[16]看来，福克纳写本德仑一家，与鲁迅写阿Q是有共同之处的（且不说这两篇作品都具有寓言的特点）。他对美国南方的农民，也有着鲁迅对中国人民那样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他写自己同胞“国民性”中低劣的一面，也还是为了使美国人振奋自强。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不赞同他这样做。何况他在写这些方面的同时，仍然写出了他们勇敢、自我牺牲与理性的一面，如朱厄尔、卡什与达尔的那些表现。

而且在总体上，福克纳还是把这次出殡作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行为来歌颂的。尽管有种种愚蠢、自私、野蛮的表现，这一家人还是为了信守诺言，尊重亲人感情，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与阻碍，完成了他们的一项使命。福克纳自己说：“《我弥留之际》一书中的本德仑一家，也是和自己的命运极力搏斗的。”[17]可以认为，《我弥留之际》是写一群人的一次“奥德赛”，一群有着各种精神创伤的普通人的一次充满痛苦与磨难的“奥德赛”。从人类总的状况来看，人类仍然是在盲目、无知的状态之中摸索着走向进步与光明。每走一步，他们都要犯下一些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就这个意义说，本德仑一家不失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加缪对福克纳作品的主题所做的概括也许是绝对化了一些，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福克纳给予我们一个古老然而也永远是现代的主题。这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悲剧：盲人在他的命运与他的责任之间摸索着前进。”福克纳有他自己的概括方式，他说：“到处都同样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18]在20世纪30年代福克纳所处的时代与世界里，这样的描述不失准确与真实。福克纳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了这样的现象，应该说从本质上看，是忠实与深刻地反映了他周围的现实的。

李文俊

2012年岁暮订正

[1]《圣殿》的出版在《我弥留之际》之后，其实写成却在《我弥留之际》之前。

[2]据出版福克纳作品的兰登书屋的编辑萨克斯·康敏斯说，《我弥留之际》这个题目引自威廉·马礼斯1925年出版的《奥德修记》的英译。在《奥德修记》里，躺着等死的“我”是阿伽门农，他是被妻子及其情夫杀害的。就妻子与人私通这一点来说，阿伽门农的故事与《我弥留之际》有共通之处。（见麦克斯·普泽尔：《地域的天才》，198至199页，207页，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1985年。）

[3]见《威廉·福克纳的成就》，110页。

[4]见克林斯·布鲁克斯：《威廉·福克纳浅介》，88至89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年。

[5]见《去吧，摩西》，294页，“温特奇丛书”，1973年。

[6]见《寓言》，354页，兰登书屋版，1954年。

[7]《园中之狮》，241页，“野牛丛书”，1980年。

[8]在英语里，“endure”一词兼有“忍受”（to bear）与“挺过来”（to last）这两层意思。见《牛津大词典》。

[9]见《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1960年2月21日。

[10]见《福克纳评论集》，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11]见《威廉·福克纳浅介》，94页。

[12]见本书第40节。

[13]见本书第18节。

[14]见《威廉·福克纳浅介》，87页。

[15]见《威廉·福克纳浅介》，82页。

[16]见《园中之狮》，159至160页。

[17]见《福克纳评论集》，273页。

[18]见《福克纳评论集》，50页。

人物表[1]

安斯·本德仑　农民

艾迪·本德仑　其妻

卡什·本德仑　长子

达尔（达雷尔）·本德仑　次子

朱厄尔·本德仑　三子

杜威·德尔·本德仑　其女

瓦达曼·本德仑　幼子

弗农·塔尔　农民，本德仑的乡邻

科拉·塔尔　其妻

凯特·塔尔　其女

尤拉·塔尔　其女

莱夫　乡邻，青年农民，杜威·德尔的男友

皮保迪　医生

朗·奎克　乡邻

小朗·奎克　其子

阿姆斯蒂　乡邻

卢拉·阿姆斯蒂　其妻

惠特菲尔德　牧师

比利·凡纳　乡邻，店主兼兽医

乔迪　其子

休斯顿　乡邻

利特尔江　乡邻

萨姆森　店主

雷切尔·萨姆森　其妻

斯图尔特·麦卡勒姆　农民

尤斯塔斯·格里姆　斯诺普斯的帮工，这个斯诺普斯是贩野马的弗莱姆·斯诺普斯的侄子

莫斯利　在莫特森镇上开了家药房的药剂师

艾伯特　药房伙计

警察局局长　莫特森镇的警察局局长

吉利斯皮　农民，住在杰弗生郊外的大路旁

麦克·吉利斯皮　其子

斯基特·麦高恩　杰弗生镇上一家药房的伙计

乔迪　同一药房的小伙计

鸭子模样的女人　新的本德仑太太

[1]此表系本书译者所加。

献给哈尔·史密斯[1]

[1]奥利弗·哈里森·史密斯（1888—1971）的昵称。他创办的史密斯-马哈斯公司，从1929年到1936年一直出版福克纳的作品，他也是福克纳的女儿吉尔的教父。

目 录

死亡到来前，我们要如何更好地活着

“他们在苦熬”

人物表

达尔

科拉

达尔

朱厄尔

达尔

科拉

杜威·德尔

塔尔

安斯

达尔

皮保迪

达尔

瓦达曼

杜威·德尔

瓦达曼

塔尔

达尔

卡什

瓦达曼

塔尔

达尔

卡什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安斯

达尔

安斯

萨姆森

杜威·德尔

塔尔

达尔

塔尔

达尔

瓦达曼

塔尔

达尔

卡什

科拉

艾迪

惠特菲尔德

达尔

阿姆斯蒂

瓦达曼

莫斯利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卡什

皮保迪

麦高恩

瓦达曼

达尔

杜威·德尔

卡什

达尔

朱厄尔和我从地里走出来，在小路上走成单行。虽然我在他前面十五英尺，但是不管谁从棉花房[1]里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朱厄尔那顶破旧的草帽比我那顶足足高出一个脑袋。

小路笔直，像根铅垂线，被人的脚踩得光溜溜的，让七月的太阳一烤，硬得像砖。小路夹在一行行碧绿的中耕过的棉花当中，一直通到棉花地当中的棉花房，在那儿拐弯，以四个柔和的直角绕棉花房一周，又继续穿过棉花地，那也是脚踩出来的，很直，但是一点点看不清了。

棉花房是用粗圆木盖成的，木头之间的填料早已脱落。这是座方方正正的房屋，破烂的屋顶呈单斜面，在阳光底下歪歪扭扭地蹲着，空荡荡的，反照出阳光，一副颓败不堪的样子，相对的两面墙上各有一扇宽大的窗子对着小路。当我们走到房子跟前时，我拐弯顺着小路绕过房子，而在我十五英尺后面的朱厄尔却目不斜视，一抬腿就跨进窗口。他仍然直视前方，灰白的眼睛像木头似的镶嵌在那张木然的脸上，他才走了四步就跨过房间的地板，姿势发僵像雪茄烟店门口的木制印第安人。他穿着打补丁的工裤，大腿以下倒是挺灵活的，他又一步跨过对面的窗子，重新来到小路上，这时候我刚从拐角绕过来。我们又排成单行，两人相距五英尺。现在是朱厄尔走在前面。我们顺着小路朝断崖底下走去。

塔尔的大车停在泉边，拴在栅栏上，缰绳绕在座位支柱上。大车里放着两把椅子。朱厄尔在泉边停下，从柳树枝头取下水瓢舀水喝。我越过他登上小路，开始听见卡什锯木头的声音。

等我来到小山顶上时他已经不锯了。他站在碎木屑堆里，正把两块木板对拼起来。给两边的阴影一衬，木板金黄金黄的，真像柔软的黄金，木板两侧有锛子刃平滑的波状印痕：真是个好木匠，卡什这小伙子。他把两块木板靠在锯架上，把它们边对边拼成挺讲究的木盒的一个角。他跪下来眯起眼睛瞄瞄木板的边，然后把它们放下，拿起锛子。真是个好木匠。艾迪[2]·本德仑不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木匠和一副更称心的寿材了。这可以给她带来自信，带来安逸。我继续朝屋子走去，背后是锛子的操作声：

哧克　哧克　哧克

[1]这是盖在棉花地当中临时堆放棉花的小屋。

[2]艾迪（Addie）一般不用作女人名字，应系阿黛尔、阿德莱德或艾德琳的简称。

科拉

因此我省下鸡蛋，昨天烤了些蛋糕。蛋糕烤得还蛮像样呢。我们养的鸡真帮忙。它们是生蛋的好手，虽然在闹负鼠和别的灾害之后我们已经所剩不多了。还闹蛇呢，夏天就闹。蛇糟践起鸡窝来比什么都快。因此，在养鸡的成本大大超过了塔尔先生的设想之后，在我向他担保鸡蛋的产量肯定会把费用弥补回来之后，我就得格外上心了，因为是我做了最后保证之后我们才决定养的。我们本来也可以养便宜些的品种，可是那回劳温顿小姐[1]劝我买好品种时我已经答应她了，塔尔先生自己也承认从长远来说养优良品种的牛和猪还是划得来的。因此在我们失去了那么多只鸡之后我们自己就舍不得吃蛋了，因为我不能让塔尔先生来责怪我，要知道是我做了保证之后我们才养鸡的呀。因此当劳温顿小姐跟我提起蛋糕的事之后，我想对了，我可以烤蛋糕嘛，每回赚的钱加在整群鸡的净值里就相当于两只鸡了。而且每回可以少放一个鸡蛋，这样一来连鸡蛋本身也不值几个钱了。那个星期母鸡蛋下得真多，我不单留出了准备卖的蛋，留出了烤蛋糕的蛋，而且剩下的蛋连买面粉、糖和柴禾的钱都够了。因此昨天我就烤蛋糕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上过心呢。蛋糕烤出来一看还蛮像样。可是今天早上我们进城劳温顿小姐告诉我说那位太太又变卦了，她最后又不想举办晚会了。

“不管怎么说她也应该把订的蛋糕买走的。”凯特说。

“唉，”我说，“我想事到如今，这些蛋糕对她来说也没用了。”

“那她也应该把蛋糕买下来的，”凯特说，“这些城里的阔太太主意变得真快。穷人可没法跟她们学。”

在上帝面前财富算不了什么，因为他能够看透人心。“没准星期六我可以拿到集上去卖掉。”我说。蛋糕烤得还真不错呢。

“你一个蛋糕连两块钱都收不回来。”凯特说。

“唉，反正我也没花什么本钱。”我说。鸡蛋是我省下来的，糖和面粉是我用一打鸡蛋换来的。这些蛋糕倒没让我花一个子儿，塔尔先生也明白，我省下来的蛋已经超过了我们打算要卖掉的，因此这些蛋就跟捡来或是别人白给的一样。

“既然她事先等于跟你说好了，那她就该把那些蛋糕买下来。”凯特说。上帝可以看透人心。如果那是他的旨意：某些人对诚实的看法可以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更不应该由我来对他的旨意表示怀疑了。

“我看，她本来就不需要什么蛋糕。”我说。这些蛋糕烤出来一看还真不错呢。

尽管天那么热，被子却一直拉到她下巴那儿，露在外面的只有她的两只手和一张脸。她上半身靠在枕头上，头支得高高的让她可以望见窗外，每回他用锛子或是锯子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就算我们耳朵聋了，单看她的脸我们也能听见他的声音，看见他的动作。她的脸瘦得只剩皮包骨，显露出一根根白色的棱条。她的眼睛像两支蜡烛，那种烛泪可以滴落进铁烛台槽孔里的蜡烛。可是永恒、永生的解救和神恩却还没有降临到她的头上。

“蛋糕烤得还真不错，”我说，“可是远不如艾迪以前烤的那么好。”你从那只枕头套就可以看得出那个姑娘的洗、熨衣服的本事怎样了，那还能叫活儿吗。也许这正好反映出她对闺女的盲目信任，躺在那儿听任四个男人和一个野里野气的姑娘来摆布和服侍。“这一带没有一个女人烘烤东西能比得上艾迪·本德仑，”我说，“只要她能起床再做蛋糕，我们做的连一个也卖不出去。”在被子底下她整个人还没有一根棍子粗，完全是凭了玉米衣床垫的窸窣声我们才知道她还在呼吸。连她脸颊上的头发也一动不动，即使是她那个闺女站在她的身旁用一把扇子给她扇风。我们看她的时候，那姑娘把扇子换到另外一只手里，扇扇的动作却没有停下过。

“她睡着了吗？”凯特悄声问道。

“她是在瞅窗外的卡什呢。”姑娘说。我们能听见锯木板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有人在打鼾。尤拉转过身子朝窗外看去。她的项链给那顶红帽子一衬显得非常漂亮。你不会想到它只值两毛五分钱的。

“她应该把那些蛋糕买下来。”凯特说。

这笔钱本来可以让我派大用场的。不过老实说这些蛋糕没让我花多少钱，就只在烘烤上面费了点工。我可以跟他说每个人都免不了会出点纰漏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出纰漏而又不受损失的，我可以这么跟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出了纰漏而又能把它们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去的，我还可以跟他说。

有人穿过门厅走进来。那是达尔。他经过房门时并没有朝里面看。尤拉看他走过，看他走到后面去消失不见。她的手举起来轻轻地摸摸她的珠子，又摁摁自己的头发。当她发现我在瞅她时，她的眼睛变得毫无表情。

[1]福克纳在他另一部作品《村子》的初稿里也提到这位劳温顿小姐，说她是个到农村向大众示范宣讲农业技术的“县示讲员”。

达尔

爹和弗农坐在后廊上。爹正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嘴唇往外拉，把鼻烟盒盖子里的鼻烟往下嘴唇里倒。我穿过后廊把水瓢伸到水桶里舀水喝，他们扭过头来看我。

“朱厄尔在哪儿？”爹说。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发现水在杉木水桶里放上一会儿要好喝得多。凉凉的，却又有一点儿暖意，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就像七月天杉树林里的热风。至少要在桶里放六个小时，而且得用水瓢喝。用金属容器喝水绝对要不得。

到了晚上水就更好喝了。我总是躺在门厅的地铺上，听到大家全都睡着了，再爬起来回到水桶边去。一切都是黑黝黝的，搁板黑黝黝的，静止的水面是一个空空的圆洞，在我没有用勺子把它搅醒时，没准还能看见桶里有一两颗星星，而水没下肚的时候，没准勺子里也会有一两颗星星。后来我长大些了，长了些岁数。那时候我总等着，等他们全都睡着了，我就可以让衬衫下摆朝上翻地躺着，我听见他们全都睡着了，我没有抚触自己却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凉爽的寂静吹拂着我的下部，心里一边在琢磨躺在那头黑暗里的卡什是不是也在这样做，也许在我想这样做能这样做的前两年他已经在这样做了。

爹的脚外八字得很厉害。他的脚趾痉挛、扭歪、变形，两只小脚趾根本长不出指甲来，这都是因为小时候穿了家制的粗皮鞋在湿地里干活儿太重的关系。他那双粗皮靴搁在椅子旁，看上去像是用钝斧从生铁块里砍出来的。弗农进过城了。我从未见过他穿工作服进城。都是他太太的关系，大伙儿说。她以前也在学堂里教过书。

我把勺子里的剩水泼在地上，用袖子擦擦嘴。明天天亮之前会下雨。没准儿不到天黑就要下。“到谷仓去了，”我说，“正在给马套马具呢。”

在那儿鼓捣那匹马。他[1]还会走出谷仓，到牧场上去。那匹马还会走失不见，它准是藏在松树苗圃林里，在阴凉的地方躲着。朱厄尔便吹口哨，只吹一下，声音很尖。马儿打了个响鼻，这时候朱厄尔看见它了，在蓝幽幽的阴影里亮晃晃地闪了一下。朱厄尔又吹一声口哨；马儿从斜坡上冲下来，腿脚僵僵的，耳朵竖起在轻轻抖动，两只不对称的眼睛滴溜溜转着，在离开二十英尺处突然煞住，侧身站着，扭过头来瞅瞅朱厄尔，一副小猫般顽皮而又机警的模样。

“上这儿来呀，老兄。”朱厄尔说。它动了。迅如风雷，以致身上的毛团聚成一簇一簇，鬃毛像许多个火舌在飞舞。那匹马鬃毛、尾巴翻腾挥动，眼珠转滚，在作了一次短短的腾跃式的冲刺之后猛地停了下来，四条腿并拢，打量着朱厄尔。朱厄尔稳步朝它走去，两只手垂放在两侧。要不是多出了朱厄尔的两条腿，他们真像是太阳底下一座充满野气的雕塑了。

就在朱厄尔快要碰到它时，那匹马用后腿直立起来，扑向朱厄尔。接下去朱厄尔就被包围在马蹄组成的晃眼的迷阵里，这迷阵仿佛用幻觉中的羽翼组成；他在马蹄当中和后仰的马胸脯底下像条闪光、灵活的蛇那样地扭动。就在马蹄眼看要踩到他双臂那一瞬间，他让自己整个身体平躺着腾空而起，像蛇一样灵活地一甩一扭，抓住马的鼻孔然后又跌回到地上。接下去双方僵持不动，激烈地对峙着，那匹马用僵直、颤抖的腿脚支撑着，头部低垂，朝后挣脱；朱厄尔用脚跟抵着地，一只手挡住马的鼻息，另一只手急促地一下下地抚拍马的脖颈，同时用脏话恶狠狠地咒骂那匹马。

他们激烈地僵持不下，时间似乎为之停止流动，那匹马颤抖着，呻吟着。接着朱厄尔翻上了马背。他像抽动的鞭子一样弓身一跃飞上了马背，身子在半空中便摆好骑马的姿势。那匹马叉开腿低垂了头站停片刻，马上又接着扑腾起来。他们用一连串足以颠散骨架的蹦跳跑下小山，朱厄尔像水蛭似的紧紧贴在马肩隆上，马儿跑到围栏跟前又急急地刹住脚步。

“行了，”朱厄尔说，“你闹够了就给我老实一会儿。”

一进谷仓，还不等马儿停下朱厄尔就滑下地面跑在马儿的身边。马走进厩房，朱厄尔跟在后面。马连头也不回便向他踢来，一只蹄子蹬在墙上发出了开枪般的声音。朱厄尔朝它肚子踢了一脚，马龇牙咧嘴把头扭过来，朱厄尔挥拳朝它脸上打去，乘势登上马槽，站在上面。他攀住放干草的棚架，低下头来朝厩顶和门口望去。小路空荡荡的；在这里他甚至都听不见卡什的锯木声。他站直身子，急匆匆地扯了一大抱干草，把它塞在马槽里。

“吃吧，”他说，“趁你能吃赶紧把这些东西消灭了吧，你这满肚子草的畜生。你这招人疼爱的王八蛋。”

[1]指朱厄尔。

朱厄尔

全都是因为他待在外面，紧挨在窗口底下，又是敲又是锯，做那口破棺材。就在她肯定能看见他的地方。就在她每吸进一口气也把他敲和锯的声音一起吸进去的地方，在她可以看见他说“瞧呀”的地方。瞧呀，我给你做的是多好的一副寿材啊。我告诉过他叫他上别处去做。我说好上帝难道你愿意看见她躺在里面吗。这就跟他还是个小小孩那会儿一样，她说要是她有一些肥料她就要试着种点花儿，于是他就拿了只烤面包的平底锅到马棚去装了满满一锅马粪回来。

这会儿其他的人都坐在那儿，像秃鹰似的。一边等，一边给自己扇扇子。因为我说过你能不能别那么老是锯老是钉直到别人连觉都睡不着而她那两只手摊在被子上就像两条从土里挖出来的根想洗一洗可你们怎么也没法把它们洗干净。我现在可以看见那把扇子还有杜威·德尔的胳膊。我早就说过你们还是让她安静一会儿吧。又是锯又是敲，老让空气在她脸上快快地流动，她那么累根本没办法把空气吸进去，还有那该死的锛子老是还差一家伙。还差一家伙。还差一家伙使得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不得不停下来看看那口棺材还说他是一个多么高明的木匠。要是从那个教堂上摔下来的不是卡什而偏偏是我那该多好还有要是让那车木头掉下来压趴下的不是爹而偏偏是我那该多好，那样就不至于让县里的每一个浑蛋都进来瞪大了眼看她了因为如果世界上有上帝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就让我和她两人在一座高山坡上我来推动石块让它们滚下山去砸他们的脸，捡起石子来往山下扔砸他们的脸他们的牙齿和所有别的部位天哪一直到她感到清静为止也没有那个该死的锛子老是差那么一家伙。差那么一家伙那样我们就可以耳根清净了。

达尔

我们看着他绕过屋角登上台阶。他没有看我们。“你们准备好啦？”他说。

“就等你把牲口套上了。”我说。我又说：“等一等。”他停住脚步，望着爹。弗农吐了口痰，人一动也不动。他一丝不苟，异常精确地把痰吐在廊子底下有一个个小坑的尘土里。爹的两只手在膝盖上慢腾腾地来回蹭着。他的目光越过断崖的顶尖，越过了田野。朱厄尔瞧了他一会儿，走到桶边去又喝了一些水。

“我跟任何人一样不喜欢犹豫不决。”爹说。

“能拿到三块钱呢。”我说。爹背部隆起的地方衬衫颜色比别的地方淡得多。他衬衫上没有汗渍。我从未见过他衬衫上有汗渍。他二十二岁时有一次在烈日下干活犯了病，他老跟别人说要是他出汗他准会死的。我寻思连他自己也相信这样的说法是真的了。

“不过要是她支持不到你们回来，”他说，“她会感到失望的。”

弗农又朝尘土里吐了口痰。不过反正明天天亮前会下雨的。

“她牵挂着这件事呢。”爹说，“她巴不得立刻就办。我知道她的脾性。我答应她把拉大车的牲口准备好等着，她一直牵挂着呢。”

“那我们就更得拿到那三块钱不可了。”我说。爹的眼光越过田野，两只手在膝盖上蹭着。自从他牙齿掉了之后，他一吸鼻烟嘴巴就不断慢慢往里瘪陷。胡子茬使他下半个脸看上去像只老狗。“你最好快点拿定主意，这样我们就能在天黑之前赶到那儿装一车货了。”我说。

“妈还没病得这么厉害呢，”朱厄尔说，“别说了，达尔。”

“这话不假，”弗农说，“她一个星期以来就数今天精神最好。等你和朱厄尔回来她都可以坐起来了。”

“你倒很清楚嘛，”朱厄尔说，“你老来看她，来得也真够多的，你和你一家子。”弗农瞪眼看着他。朱厄尔的眼睛在他那张充血的脸上像是白森森的木头。他比我们所有这些人都高出一个头，他一直比我们高。我跟大家说过，就因为这个他挨妈的打和疼爱比谁都多。因为他又瘦又弱，老在屋子周围转悠。这也是妈给他起名叫朱厄尔[1]的原因，我告诉过大家。

“别说了，朱厄尔。”爹说，不过好像他也没怎么听别人说话。他眼睛望着田野远处，双手在膝盖上蹭着。

“要是她等不及我们，”我说，“你可以先借弗农的牲口用一下，我们会赶上来的。”

“唉，废话你就别说了。”朱厄尔说。

“她就是想用我们自己的车走呢。”爹说。他搓磨着自己的膝盖。“再没有比这更让人烦心的了。”

“躺在那儿，看着卡什钉那口该死的……”朱厄尔说。他的语气硬邦邦、恶狠狠的，可是并没有把那两个字说出来。就像一个在黑暗里的小男孩，原想显露一下自己的勇气，结果却被自己的叫喊吓住，反而不敢吭声了。

“她自己要那样做的，就跟她非要用自己家的大车走一样。”爹说，“知道是自己人打的好寿材，躺在里面心里也踏实，自己家里的东西嘛。她一向是个爱用自己家东西的女人。你们是很清楚的。”

“那就让自己人打吧，”朱厄尔说，“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他盯着看爹的后脑勺，两只眼睛像白森森的木头眼睛。

“没问题，”弗农说，“她能支持到你们把事情办完的。她能支持到一切准备就绪，直到她的大限来临。再说现在路很好走，要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可以把她送到城里去的。”

“看来天要下雨，”爹说，“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我运气一向不好。”他的手在膝盖上搓擦。“都怪那个讨厌的大夫，说不准他什么时候来，我很晚了才让人捎话叫他来。要是他明天才来告诉她大限到了，那她是不愿等的。我了解她。不管大车在还是不在她都是不愿意等的。不过那样一来她会感到很别扭，我宁愿付出大的代价也不想让她感到别扭。她娘家的墓地在杰弗生，她的亲人都躺在那儿等她，她会感到不耐烦的。我亲口答应过她，我和孩子们一定用骡子能跑的最快速度送她去那儿，好让她静静地安息。”他又在膝盖上蹭手。“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心烦的了。”

“好像是谁都火急火燎地要把她送到那儿去，”朱厄尔用他那刺耳的、粗声粗气的嗓音说，“卡什整天在她的窗子底下，又是敲又是锯，在做那只——”

“那也是她的意思嘛，”爹说，“你对她一点都不关心，没有一点儿感情。你一向没有。我们不愿欠任何人的情分，”他说，“我和你娘都这样。我们一向不愿意欠谁的情分，她知道了这一点，知道是她的亲骨肉在锯木板钉钉子只会安息得更好些。她一直是个把自己的事料理得一清二楚的人。”

“拉一车货能挣三块钱呢，”我说，“你到底要不要我们拉？”爹又在搓他的膝盖了。“我们明天太阳下山的时候就能回来。”

“这个……”爹说。他朝田野远处望去，头发蓬乱，慢吞吞地嚼动着嘴皮子里的鼻烟。

“快说呀。”朱厄尔说。他走下台阶。弗农干净利落地往尘土里吐了口痰。

“那就太阳下山时候一定回来，”爹说，“我不愿让她多等。”

朱厄尔扭过头来瞥了一眼，接着他往前走绕过了屋角。我走进门厅，还没进房门就听到了说话声。我们的房屋顺着山势稍稍往下倾斜，所以总有一股微风穿过门厅斜斜地往上吹。掉在前门附近的一根羽毛会浮起来挨着天花板斜着往后飘，直到给卷进后门口那股往下走的气流。声音也是这样。你一走进门厅，就仿佛听见有人在你头顶上空说话。

[1]朱厄尔（Jewel）这个词的意思是“珍宝”。

科拉

这真是我见到过的最感人的事了。好像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母亲了，好像安斯·本德仑正在把他从母亲临终的床前赶走，使他今生今世再也看不见她似的。我总是说达尔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总是说他是他们当中唯一性情像母亲的人，只有他多少有点人的感情。那个朱厄尔可不是这样，虽然她怀朱厄尔的时候最最辛苦，对他最最溺爱最最宝贝，可是他不是发脾气就是生闷气，还想出各种恶作剧来耍弄母亲，到后来连我也看不下去，不得不经常给他一些钉子碰碰。朱厄尔是绝对不会来和母亲告别的。他是绝对不会因为要和母亲吻别而丧失赚三块钱外快的机会的。他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德仑呢，不爱任何人，不关心任何事，除了挖空心思盘算怎样花最小的力气得到一件东西。塔尔先生说达尔求他们再等一会儿。他说达尔几乎要跪下来，求他们别在母亲这种情况的时候逼自己离开她。可是怎么说也不行，安斯和朱厄尔非要赚那三块钱不可。但凡知道安斯的人都不指望他能有不同的想法，可是想想那个孩子嘛，那个朱厄尔，他把母亲这么些年来的自我牺牲和不加掩饰的偏爱全都出卖了——他们可骗不了我：塔尔先生说本德仑太太最不喜欢朱厄尔，可是我知道得更清楚。我知道她是偏爱他的，偏爱他身上的那种品质，正是这同一种品质使她容忍了安斯·本德仑，按照塔尔先生的说法她本该把安斯·本德仑毒死的——为了三块钱，朱厄尔居然放弃在母亲临终时与她吻别的权利。

唉，三个星期以来我一得空就上这边来，甚至不该来的时候也来，把我自己的家和事情都撂在了一边，一心想让她临终时可以有个人在身边，不至于面临大限时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看着她支持她。这倒不是说我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轮到我自己这样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有人来照顾我的。可是上帝保佑看着我的一定得是我自己家里人的脸，我的亲骨肉的脸，因为在这一点上我比大多数人都有福气。我的丈夫和几个孩子都爱我，虽然他们有时候也挺磨人的。

她是个孤独的女人，孤独地怀着傲气活着，还在人前装出日子过得很美满的样子，掩盖着他们全都折磨她的真情。你想嘛，她在棺材里身子还没有变冷，他们就要把她装上大车拉到四十英里之外去埋了，这样做完全是蔑视上帝的旨意。他们居然还不让她和本德仑家的人葬在一起。

“不过那倒是她自己要去的，”塔尔先生说，“和娘家亲人葬在一起是她自己的意思。”

“那她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我说，“他们谁也不会拦她的，连那个小儿子也不会，他现在也马上要长大了，又会变得像另外几个一样自私自利、没有感情了。”

“那是她自己的意思，”塔尔先生说，“我听安斯说的。”

“当然了，你是相信安斯的，”我说，“只有你这种男人才会相信他。不过可别指望我也信。”

“有些事儿就算他不说也不可能占到我什么便宜，逢到这种时候我还是相信他的。”塔尔先生说。

“别指望我也信，”我说，“既然是女人，就该死活都和丈夫、孩子守在一起，这是女人的本分。难道你希望我临死时回亚拉巴马州去，把你和丫头们撂在这儿吗？难道我不是发过誓要和你有福同享有难共当，至死不渝的吗？”

“唉，人跟人不一样。”他说。

事情本来也就是这样。我一直按上帝和正常人的标准，堂堂正正地做人，为了我信奉基督教的丈夫的荣誉和安康，也为了我信奉基督教的孩子们的爱和自尊。这样，在我躺下来自知责任已尽酬谢在望时，环绕我的将是一些充满爱意的脸，我可以把每一个亲人的告别的吻加到我的酬谢里去，而不至于像艾迪·本德仑那样，在孤独中死去，把骄傲与哀伤包藏得严严的。我会欢欢喜喜地去见上帝。像她那样，躺在那里把头支起来看着卡什打棺材，好像不这样他就会偷工减料似的，而那帮男人呢，旁的事全不操心，只惦念着赶紧再赚上三块钱，免得下雨涨水过不了河。要是他们没决定再去拉一车货，很可能他们会用被子一裹，把她扔进大车先运过河，然后让她在那边等死，他们这样对待她还能算是合乎基督教的礼仪吗？

只有达尔跟他们不一样。这真是我所见过最最感人的事了。有时候我会对人性暂时失去信心。我会让怀疑打倒。可是上帝总是重新恢复我的信心，向我显示他对生民有着无穷无尽的爱。朱厄尔可不是这样，虽然他一直受到她的疼爱。他只想挣那三块钱外快。只有达尔才跟他们不一样，虽然人们都说他脾气古怪，懒惰，成天东游西逛比安斯强不了多少，卡什嘛，倒是个好木匠，总是在修这盖那忙都忙不过来，朱厄尔呢，总在干什么事儿或是给自己捞钱或是惹得别人说闲话。还有那个几乎是光着身子的姑娘，老站在艾迪身边扇扇子，每逢有人想和艾迪说说话儿让她高兴高兴，这姑娘总是抢着替她回答，倒像是存心不让别人挨近她似的。

达尔跟他们不一样。他来到门口站在那儿，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母亲。他只不过是看着她，可是我却重新体会到了主的无穷无尽的爱和他的怜悯。我明白了艾迪对朱厄尔的感情是装出来的，只有跟达尔之间才存在着理解和真正的爱。他仅仅是看着她，甚至都没有走进房间，免得她见到自己难受，他知道安斯正催他快走，这是最后一次看她了。他什么话也没说，仅仅是看着她。

“你要什么，达尔？”杜威·德尔说，手里的扇子没有停，语气急促，连他也不让靠近。他没有回答。他仅仅是站在那里看着只剩一口气的母亲，他心里的话太多了。

杜威·德尔

那还是头一回我和莱夫[1]一起并排摘棉花的事儿。爹不可以出汗因为他有病怕送了命，因此大伙儿都来帮我们家干活。朱厄尔是啥都不管的，他跟我们不亲，所以不操心，再说他也不喜欢操心。卡什只知道把一个个漫长、燥热、愁闷、发黄的白天全都用在锯木头钉东西上面。爹认为乡邻之间就应该这样互相帮忙，他一直忙于让别人来帮他干活所以他是发现不了的。我也不认为达尔会发现，他人坐在晚餐桌前，眼睛却越过了饭菜和灯，只看见自己脑袋里在挖掘的地和更远处的那些窟窿。

我们并排摘棉花，离树林和隐秘的树荫深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挎着我的棉花口袋莱夫挎着他的，一直往隐秘的树荫深处摘过去。口袋只有一半满的时候我问过自己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我对自己说要是摘到树林那儿我口袋满了那就由不得我了。我说如果老天爷认为我不该干这件事，那么口袋就不会满，我就要转到另一行去摘，不过要是口袋满了，那我也没有办法。那就是说反正我迟早得这么干我自己是做不了主的。我们朝那片隐秘的树荫一路摘过去，两人的眼睛老是碰在一起，瞅瞅他的手又瞅瞅我的手，我啥也没说。我说：“你干吗？”他说：“我摘了的都搁在你的口袋里。”因此等我们来到地头我的口袋也满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因此，这件事是不能怪我的。后来就那样了，再后来我见到达尔，原来他已经知道了。他没有开口，但是他说他已经知道了，就像他没有开口，却告诉了我娘快不行了一样，我明白他已经知道了，因为要是他开口说他知道，我是不会相信他在场看见我们的。可是他说他已经知道了我就说：“你打算告诉爹打算杀死他吗？”我没有开口但是跟他说了，他就说：“何必呢？”也没有开口。因此，我是可以心中豁亮也可以恨得牙痒痒地和他交谈的，因为他肚子里是一清二楚的。

他站在门口，看着娘。

“你要干吗？”我说。

“她快不行了。”他说[2]。这时老兀鹰塔尔正走过来瞧她死了没有，不过我可以哄骗他们的。

“她什么时候会死？”我说。

“我们回来之前。”他说。

“那你为什么把朱厄尔带走？”我说。

“我要让他帮我装车。”他说。

[1]本德仑家的乡邻，为一青年农民。

[2]这里和下面的“说”也都是不开口的。

塔尔

安斯老是不断地揉搓他的膝盖。他的工裤褪了色，一个膝盖上打的哔叽补丁是从星期天穿的好裤子上剪下来的，已经磨得像铁板一样光滑了。“再没有人比我更讨厌这件事了。”他说。

“人应该有点远虑，”我说，“不过，不管情况怎样，任何一种做法都不会有什么害处。”

“按她的心意是现在就该动身的，”他说，“就算再顺利杰弗生也是够远的。”

“不过现在路很好。”我说。再说，今天晚上肯定要下雨。还有，他自己的亲人都是葬在纽霍普[1]的，离这儿还不到三英里。不过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娶的女人生的地方连骑马也要足足走上一天，而她又偏偏死在他的前头。

他朝田野远处看去，一边揉搓他的膝盖。“再没有人比我更感到糟心的了。”他说。

“他们能赶回来的，时间有的是。”我说，“要是我，我是一点也不担心的。”

“那是三块钱的一笔买卖呢。”他说。

“说不定根本没必要让他们匆匆忙忙赶回来，根本没必要，”我说，“我希望没有必要。”

“她快去了，”他说，“她已经拿定主意了。”

实话实说，对于女人来说，我们这种生活是很苦的。至少对某些女人来说是这样。我记得我妈足足活了七十多岁。每天都干活，雨天也好晴天也好。自打生了最后一个小子之后就没躺下来生过一天病，直到有一天她挺古怪地朝四周瞧了瞧，又特地去把她那件在箱底压了四十五年的镶花边的睡袍拿出来，穿在身上。她躺到床上拉好罩单又闭上了眼睛。“你们大家要尽心照顾好爹哟，”她说，“我可累了。”

安斯在膝盖上蹭他那两只手。“赏赐的是耶和华。”他说。我们可以听见卡什在屋角那边敲打、拉锯的声音。

这话不假。人说的话里没有比这一句更加正确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我说。

那个小儿子走上山坡。他提着一条几乎跟他一般高的鱼。他把鱼扔到地上，哼了一声，又像大男人那样扭过头去啐了一口痰。那条鱼简直跟他一般高。

“那是什么？”我说，“是口猪吗？你打哪儿弄来的？”

“从桥那边。”他说。他把鱼翻了过来，底下湿的地方已经沾满了土，眼睛上也蒙了土，它在尘土里弯起了身子。

“你就打算让它躺在这儿吗？”安斯说。

“我要拿去给娘看看。”瓦达曼说。他朝门口看去。我们可以听到说话声随着穿堂风飘了过来。还有卡什敲打木板的声音。“屋子里有人。”他说。

“就光是我们家的人，”我说，“他们见到鱼也会高兴的。”

他不说话，光是瞧着门口。接着他又低下头去看躺在尘土里的鱼。他用脚把它翻过来，用脚趾去戳鱼眼眶，想把眼珠子抠出来。安斯在对着田野远处傻看。瓦达曼看看安斯的脸，又看看门。他转过身，朝屋子拐角走去，这时安斯头没有扭叫住了他。

“你去把鱼洗干净。”安斯说。

瓦达曼停住了步子。“干吗不让杜威·德尔去洗？”他说。

“你去把鱼洗了。”安斯说。

“唉，爹。”瓦达曼说。

“你去洗。”安斯说。他连头都没有扭。瓦达曼走回来提起了鱼。鱼从他手里滑出来，溅了他一身湿泥，啪哒一声掉到地上，又沾了一身土，它张大嘴鼓起了眼珠，往泥土里躲，好像它对自己快死了感到惭愧，急于要重新躲藏起来似的。瓦达曼对鱼咒骂了一声。他骂得蛮像个大男人，叉开了腿跨在鱼的上方，安斯仍然没有把头扭过来。瓦达曼重新把鱼提起来。他绕到屋子那头去，像抱着一堆劈柴那样用双手捧着鱼，鱼头鱼尾都伸出在外面。鱼几乎像他人一样大。

安斯的手腕远远地伸出在两只袖子的外面。我这辈子从未见到他穿过一件合身的衬衫，看起来都像是朱厄尔穿旧了给他的。当然，那不是朱厄尔的。朱厄尔细高挑儿，高得有点伛偻，胳臂倒是很长。唯一不同的是安斯身上没有汗渍。你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认出这些衬衫不是别人的只能是安斯的。他在朝田野远处望去，两只眼睛毫无神采，好像安在脸上的是燃尽的灰渣。

阴影伸展到台阶上了，他说：“五点了。”

我刚站起身，科拉也正好从门口走出来，说时间差不多，该走了。安斯伸出脚去穿鞋。“行了，本德仑先生，”科拉说，“你不用起来了。”他穿上鞋子，往里顿了顿脚，就跟他干任何事情一样，好像总是希望自己做不成，最好是别使劲再继续做了。我们走进门厅时可以听见那两只鞋子在地板上发出橐橐的声音，仿佛是铁铸的。他来到她所在的房间的门口，眨巴着眼，茫茫然地朝前看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好像他希望看到她没准起来了，坐在一把椅子里，或者是正在扫地，他朝门里望进去时带着一种吃惊的神情，好像是发现她居然和平时一样，还躺在床上，而杜威·德尔也仍然在用扇子替她扇凉。他站在那里，像是再也不想动了，再也不想做什么事了。

“嗯，我想我们该走了，”科拉说，“我还得喂鸡呢。”看来天又快要下雨了。像那样的云是不会骗人的，地里的棉花让人提心吊胆，好像每一天都是上帝恩赐似的。不过对他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卡什仍然在修整那些木板。“倘若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忙……”科拉说。

“安斯会告诉我们的。”我说。

安斯没有看我们。他朝四面张望，眨巴着眼睛，有点吃惊的样子，似乎他老是吃惊，都有点麻木了，因此又为这一点而吃惊了。要是卡什给我盖谷仓时有那么尽心就好了。

“我跟安斯说了，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我说，“我真希望这样。”

“她主意已经定了，”他说，“我想她是非走不可的了。”

“每一个人迟早都要走这一步的，”科拉说，“让主安慰你吧。”

“至于玉米的事。”我说。我又一次告诉他，艾迪病了，家里乱糟糟的，要是他人手紧，我会帮忙的。就跟许多乡亲一样，我帮忙帮到今天，再想不帮也不行了。

“我本来想今天干的，”他说，“可是我做什么事都像是安不下心来。”

“没准她可以拖到你把中耕忙完呢。”我说。

“看主的旨意吧。”他说。

“让他来安慰你吧。”科拉说。

要是卡什给我盖谷仓时有那么尽心就好了。我们走过时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看来这个星期没法上你那儿去了。”他说。

“不着急，”我说，“等你有空了再说。”

我们上了大车。科拉把蛋糕盒放在膝盖上。天准会下雨，肯定会。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科拉说，“真不知道他会怎样。”

“可怜的安斯，”我说，“她督促他干活都超过三十年了。我想她也累了。”

“我原以为她会在他后面再督促个三十年的呢，”凯特说，“也许没有了她，摘棉花以前他就会另找一个的。”

“我想卡什和达尔现在可以结婚了。”尤拉说。

“那个可怜的孩子，”科拉说，“那个可怜的小淘气包。”

“朱厄尔怎么样？”凯特说。

“他也可以结婚了。”尤拉说。

“呣，”凯特说，“我想他也是要结婚的。我琢磨他要的。我估计这一带不止一个姑娘不愿看见朱厄尔被拴住。其实，她们的操心都是多余的。”

“你胡说什么呀，凯特！”科拉说。大车开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那个可怜的小淘气包。”

今天晚上肯定要下雨。这是准保没错的。天气太干燥了，大车都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即使是一辆伯赛尔[2]打的大车。不过天一变就会好的。肯定会好的。

“她既然说了就应该把那些蛋糕买走。”凯特说。

[1]字面的意思为：新希望。

[2]“伯赛尔”想必系当地一家打大车的老字号。

安斯

这条路真是糟透了。再说，天肯定要下雨。我站在这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就跟有千里眼似的，我能看见天暗下来像一堵墙似的拦在他们后面，拦在了他们和我的诺言之间。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就像我做任何事情时候一样，不过这些孩子也太倒霉了。

路躺在那儿，一直通到我的门口，大大小小的厄运但凡经过都不会找不到门的。我跟艾迪说过，住在路边紧挨在路跟前是一点好运也交不着的，她就说了，全是妇道人家的看法，“那你站起身来搬家好了”。我只好再告诉她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因为上帝造路就是让人走动的：不然干吗他让路平躺在地上呢。当他造一直在动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把它们造成平躺的，就像路啦，马啦，大车啦，都是这样，可是当他造待着不动的东西时，他就让它们成为竖直的，树啦，人啦，就是这样的。因此他是从来也没打算让人住在路边的，因为，到底是哪样东西先来到这里呢，我说，是路呢还是房子呢？你几时听说过他把一条路放在一幢房子边上的呢？我说。不，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因为一般的情况总是人非要把房子盖在人人驾车经过都能把痰吐到自己门口的地方，才觉得安生，人老是不得安宁，老是颠颠儿的要上什么地方去，其实他的本意是让人像一棵树或是一株玉米那样待着。因为倘若他打算让人老是走来走去上别的地方去，他不会让他们肚子贴在地上像条蛇那样躺平吗？按理说他是可以那样做的。

可现在呢，路却铺到我的家门口，什么晦气的事儿都能找上门来不说，另外还要向我抽各种各样的税[1]。卡什不知打哪儿得来要学木匠手艺的馊主意，非要我给他出学费，倘若没有这条路通到这儿，他才想不起来这档子事呢。结果又从教堂上摔了下来，整整六个月干不了一点儿活儿，让我和艾迪当奴隶服侍他。在这段时间里，倘若他拿得动锯子，附近一带木匠活儿有的是。

还有达尔的事儿呢。老在我跟前撺掇要我把他撵出去，那些王八蛋。倒不是我怕干活；我总是能养活自己养活一家几口，还让他们头上有个屋顶可以遮风挡雨的：那是他们想让我人手不够，因为达尔只顾自己的事情，任何时候眼睛里只有那一块地。我对他们说，他起先挺正常的，尽管眼睛里只看见一块地，因为当时地是竖立着的；后来有了这条路就把地扭得变成平躺的了，那时候他的眼睛里仍然只看见一块地，他们就开始威胁要我撵他走，想用法令[2]来使得我人手不够。

还让我为这个破财。她本来好好儿的，结结实实，比哪个女人都不差，也就是因为有了那条路的关系。无缘无故地躺倒了，睡在自己那张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要。“你是病了吗，艾迪？”我说。

“我没有病。”她说。

“那你就躺着好好休息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有病。你只不过是累了。你就躺着好好休息吧。”

“我没有生病，”她说，“我会起来的。”

“躺着不要动，休息休息，”我说，“你只不过是累了。明天你就能起来了。”可她就那么躺下了，好好儿的，结结实实，比哪一个女人都不差，全都是因为有了那条路的关系。

“我可从来也没有请你来啊，”我说，“你得给我证明说我从来也没有请你来。”

“我知道你没有，”皮保迪[3]说，“我证明就是了。她在哪儿？”

“她躺着呢，”我说，“她只不过是有点儿累，可是她会——”

“你出去一下，安斯，”他说，“到门廊上去坐一会儿。”

现在我非得付给他诊费不可了，可我自己呢，嘴巴里连一颗牙都没有。老盼着家业兴旺起来可以有钱给自己配一副假牙，吃起上帝赐给的粮食时也像个人样。再说直到那天之前，她不是好好的挺硬朗的吗，比地方上任何一个女人也不差呀。为了赚到那三块钱也得付出代价。让两个孩子出门上路去赚到它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现在就像有千里眼清清楚楚地看到有道雨帘隔在我和那两个孩子之间，这雨混账王八蛋似的从路上刮过来，好像世界之大它就没有另一幢房屋要浇淋似的。

我听说过人们自叹命不好，那也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罪人。我倒不认为我遭了天谴，因为我没有做过什么该遭天谴的坏事。我不算很虔诚，这我也承认。可是我是问心无愧的：这我是清清楚楚的。我的所作所为和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相比，也许好不了多少，但是也坏不到哪里去，我知道天老爷既然都不让一只麻雀掉在地上，就不会不照顾我。可是像我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人还要这样受一条路的欺侮，那未免太过分了。

瓦达曼绕过屋角走过来，膝盖往下血淋淋的；脏得像口猪，准是用斧子砍那条鱼了，说不定就扔在地上喂野狗了。哼，我看不用对他有什么指望了，他比那几个长大的哥哥好不到哪里去。他走过来，瞧着那幢房子，一声不吭，坐定在台阶上。“嗬，”他说，“我真的累坏了。”

“去把那两只手洗洗干净。”我说。天下再没有别的女人像艾迪那样费神把孩子们拾掇干净的了，大小伙子也好，小男孩也好，她都盯得紧紧的：这方面我得给她说句公道话。

“那条鱼的血和下水多得像口猪。”他说。可是我懒得去管那么多事，这鬼天气使得我一点劲儿都没有。“爹，”他说，“娘是不是病得更厉害了？”

“去把那两只手洗干净。”我说。可是我真懒得去管这些啰嗦事。

[1]例如，修路税。

[2]指征兵法令。

[3]当地的一个医生，在福克纳多部作品里出现。

达尔

这个星期他到镇上去过了：瞧他脖子后面剃得有多短，在发根和晒黑的部分之间有一条白道，仿佛是白骨的接缝。他一次也没回头看过。

“朱厄尔。”我说。路朝后退去，在骡子两对急急颠动的长耳朵之间很像一条隧道，消失在大车肚子底下。路像一根丝带，而大车的前轴则有如一只滚轴。“她快要死了，你知道吗，朱厄尔？”

得有两个人才能使你生出来，要死一个人独自去死就行了。这也就是世界走向毁灭的情景吧。

我对杜威·德尔说过：“你盼她死，这样你就可以进城了，对不对？”她不愿意说我们俩心里都很清楚的事。“你所以不愿说，那是因为一旦说了，即使是对你自己说，你就会知道那是真的了，对不对？可是你现在知道这是真的了。我几乎可以说得出是哪一天，你自己知道那是真的。你为什么不愿意说呢，哪怕就对你自己？”她不愿意说。她仅仅是不断地说你会告诉爹吗？你会杀死他吗？“你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你无法相信你杜威·德尔，杜威·德尔·本德仑，居然会这么倒霉：对不对？”

太阳斜斜的，再过一个钟点就要没入地平线了，它像一只血红的蛋似的栖息在一堆雷雨云团上。阳光已经变成古铜色的了：眼睛里看到的是不祥之兆，鼻子里闻到的是带硫黄臭的闪电气息。等皮保迪来了他们只好用绳子了。他生菜吃得太多，肚子里胀满了气。用绳子他们可以把他从小路上吊上来，像只气球似的飘在有硫黄味的空气中。

“朱厄尔，”我说，“你可知道艾迪·本德仑快要死了吗？艾迪·本德仑快要死了，你知道吗？”

皮保迪

当安斯终于主动派人来请我去时，我说：“他折磨她总算到头了。”我还说这是件大好事，起先我还不愿意去呢，因为说不定我还可以有点办法，没准得把她拉回人世间呢，天哪。我寻思天国的道德观说不定和医学院的一样，也是愚不可及的，我琢磨没准又是弗农·塔尔派人来请我的，他让我到节骨眼上才去，这个弗农·塔尔，做事一贯如此，让安斯一个钱掰成两半花，他花自己钱时也是这样的。可是天色越来越晚，让我清清楚楚看出来天要变，这时，我就明白只能是安斯，不可能是旁人来请的。我知道大旋风临头还请医生，那样的事只能是一个倒霉透了的人才干得出来的。我也知道等安斯终于想到要请医生时，那已经为时太晚了。

等我来到泉边下车把马拴好，太阳已经落到一排乌云后面去了，那乌云像一行上下颠倒的山脉，仿佛有人在云堆后面倒了一车未燃尽的煤渣，空气里没有一丝风。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听到卡什在锯木头了。安斯站在小路尽头的断崖顶上。

“马呢？”我说。

“朱厄尔带走了，”他说，“反正旁人谁也逮不住它。我看你只好自己走上来了。”

“我，二百五十磅的体重，要我自己走上来？”我说，“要我爬那堵该死的绝壁？”他站在一棵树的旁边。糟糕的是，上帝犯了错误，让树木有根却让安斯·本德仑一家长得有腿脚。只要他让他们倒换一下，这个国家也好，任何别的国家也好，就不用担心有一天树木会砍伐殆尽了。“那你打算让我怎么办呢？”我说，“傻待在这儿等雷雨下来把我卷到邻县去？”即使是骑马，那也得让我用十五分钟才能穿过草坡爬上山梁去到屋子跟前。那条小路像不知打哪儿飞来的一条断胳膊，弯弯曲曲地依傍在断崖底下。安斯都有十二年没进城了。不知道他老娘当初是怎么爬上山去怀上他的，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瓦达曼去拿绳子了。”他说。

过了一会儿瓦达曼拿了根犁绳出现了。他把绳子的一头交给安斯，自己一边放开绳圈一边走下小路。

“你可要拽住了，”我说，“我已经把这次出诊记在账本上了，所以不管我上得来上不来都一样要收费的。”

“我拽紧了，”安斯说，“你只管放心上来吧。”

我也不明白自己干吗不打道回府。七十好几的人了，体重两百多磅，还让人用一根绳子拉上去吊下来。我想准是为了在自己账簿里凑满五万元的死账[1]才肯罢休吧。“你太太搞的是什么名堂，”我说，“怎么偏偏在这个穷山头上生病？”

“真对不起，”他说。他放松绳子，让它出溜下来，转过身子朝屋子走去。山顶上还有一些天光，是硫黄火柴那种颜色。那些木板也像一根一根硫黄。卡什没有回过头来。弗农·塔尔说他把每一块木板都拿到窗前给她看让她说行不行。那小男孩赶上了我们。安斯扭过头去看看他。“绳子呢？”他说。

“就在刚才你扔下的地方，”我说，“不过先别管绳子了。反正一会儿我还要从断崖那里吊下去的。我不想在这儿遇上暴风雨。要是我给风卷走，不定会卷到多远的地方去呢。”

那个姑娘站在床前，给她扇扇子。我们走进房间时她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十天来她就跟死去了一样。我想她的生活成为安斯的一部分已经太久，现在要想改变也不行了，如果说死也算是一种改变的话。我记得年轻时我相信死亡是一种肉体现象；现在我知道它仅仅是一种精神作用——是痛失亲人者的精神作用。虚无主义者说死亡是终结；原教旨主义者则说那是开始；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房客或者一个家庭从公寓或是一个城镇搬出去而已。

她看着我们。只有两只眼睛好像在动。眼睛不像用目光或感觉来接触我们，而是像橡皮管子里喷出来的水，接触的一刹那水仿佛与管子口完全无关，仿佛根本没在管子里待过似的。她完全不看安斯。她看看我，然后又看看那小男孩。被子底下，她身子还不如一捆枯柴枝大呢。

“啊，艾迪小姐。”我说。那姑娘没有停止扇扇。“你好吗，大姐？”我说。她那张靠在枕头上的脸憔悴得很，只顾望着男孩。“你可挑了个好时候让我来呀，暴风雨就紧跟在后头呢。”接着我让安斯和男孩出去。孩子出去时她一直看着他。她全身除了眼睛之外旁的地方一动都不动。

我出来的时候，男孩和安斯在门廊上，孩子坐在台阶上，安斯站在一根柱子旁，他甚至都没有靠在上面，两条胳膊垂在身旁，头发翘了起来，缠结在一起，像只洗过药浴的鸡。他扭过头来，朝我眨巴眼睛。

“你怎么早不叫我来？”我说。

“都是因为事情一桩接着一桩，”他说，“那些玉米我和孩子们得加紧侍弄，杜威·德尔把她照顾得挺好的，乡亲们都来了，主动提出帮我干这干那，所以我想……”

“先别管钱的事，”我说，“你什么时候听说我因为一个人一时凑不起钱就难为他了？”

“倒不是因为舍不得钱，”他说，“我只不过老在这么盘算……她反正是要去的，不是吗？”那个小淘气包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在硫黄色的光线下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瘦小。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毛病：所有的一切，气候以及别的一切，都拖延得太长了。就跟我们的河流、我们的土地一样：浑浊、缓慢、狂暴；所形成与创造出来的人的生命也是同样地难以满足和闷闷不乐。“我很清楚，”安斯说，“我越来越清楚了。她的主意已经拿定了。”

“早就该这样了，”我说，“有一个没出息的——”他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瘦瘦小小的，穿着褪色的工裤，一动也不动。我走出来时他看看我，又看看安斯。现在他不看我们了。他就那样坐着。

“你跟她说了吗？”安斯说。

“干吗要说？”我说，“我干吗要费这份心思去说？”

“她自己会知道的。这我很清楚，她一见到你就知道了，就跟白纸黑字写的一样。你都用不着告诉她。她的脑子——”

那姑娘在我们背后叫了：“爹。”我看看她，看看她的脸。

“你最好快点去。”我说。

我们走进房间的时候她正看着门。她瞅瞅我。她的眼光有如燃油将枯时闪烁的残灯。“她要你走开。”那姑娘说。

“唉，艾迪，”安斯说，“他大老远地从杰弗生赶来给你治病，你倒……？”她看着我。我能感觉出她的眼光的意思。好像她用眼光在推我。我在别的女人那里看到过这种眼光。看到过她们把怀着同情与怜悯真心来帮助的人从房间里赶出去，却厮守着那些没有出息的畜生，可是在他们的眼里，她们无非是做苦工的牛和马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超过人能了解的爱吧。那是一种自尊心，一种想掩盖那种悲惨的裸露状态的狂热欲望，我们就是赤身来到这个世界的，也是赤身进入手术间的，又是固执、狂热地赤身回进土地的。我离开了房间。门廊下面，卡什的锯子发出鼾声一点点往木板里锯进去。过了一会儿，那姑娘在叫他的名字了，她的声音很刺耳很响。

“卡什，”她说；“叫你呢，卡什！”

[1]意思是皮保迪经常收不到诊费，他的账本上近五万元的收入仅仅是一纸空文。

达尔[1]

爹站在床边。瓦达曼从他的大腿后面窥探，露出圆圆的头、圆圆的眼睛，他的嘴开始张大。她看着爹，正在枯竭的生命力仿佛都残留在两只眼睛里，它们急煎煎的，又是无可奈何的。“她想见的是朱厄尔。”杜威·德尔说。

“噢，艾迪，”爹说，“他和达尔再去拉一次货。他们觉得还有时间。他们认为你会等他们的，为了挣三块钱还有……”他伛身下去，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有好一会儿她还是望着他，没有责备，也不带任何表情，好像只有两只眼睛在倾听他那已戛然中止的声音。接着她支撑着要坐起来，她已经有十天躺着没有动了。杜威·德尔弯下身子，想让她躺回去。

“妈，”她说，“妈。”

她正在朝窗子外面张望，看着卡什在将逝的天光下一直弯低了身子在锯木板，他对着暮色干活，逐渐没入了暮色，好像拉锯这个动作自会发光，木板和锯子都是有能量似的。

“你，卡什。”那姑娘嚷道，她的声音是刺耳、响亮、没有病态的。“叫你呢，卡什！”

他抬起头来，看着暝色中给框在窗户里的那张憔悴的脸庞。这是他从小就一直在看的任何时候都在的一张组合画。他放下锯子，把木板举起来给她看，自己则看着窗户，窗户里的那张脸一动也不动。他把第二块板子拉过来，把两块斜斜地拼在一起，再用空着的那只手比画着，显示出棺材最后做成时的形状。又有好一会儿，她从那幅组合画里朝他俯视，既不责难也没有表扬。接着，这张脸消失了。

她躺回去，转过头，连瞥都没有瞥爹一眼。她望着瓦达曼，她的眼睛，那里面的生命力，突然都涌进眼光里来，两朵火焰定定地燃烧了一小会儿。然后又熄灭了，仿佛有谁弯下身去把它们吹灭似的。

“妈，”杜威·德尔说，“妈！”她身子伛在床前，双手微微抬起，扇子仍然在动，就跟十天以来一样，她开始恸哭起来了。她的声音年轻有力，发颤又很清晰，很有点为自己的音色与音量不错而感到得意，那把扇子仍然在上下不停地挥动着，使无用的空气发出了嘘嘘的耳语。接着她扑在艾迪·本德仑的膝盖上，抱紧她，使出年轻人的力气拼命地摇晃她。然后突然整个身子压在艾迪·本德仑留下的那把老骨头上，晃动了整张床使床垫子里的玉米衣沙沙直响，她胳臂张开，一只手里的扇子仍然把越来越弱的风扇到被子里去。

瓦达曼躲在爹的屁股后面，朝外窥探，他的嘴张得老大老大，所有的颜色都从他脸上褪尽，跑到了他的嘴里，仿佛他不知怎的想出法子咬进自己的脸，把血都吸了出来。他开始慢慢地从床边朝后退，眼睛圆睁，发白的脸逐渐消溶在昏暗当中，犹如一张纸贴到一面摇摇欲坠的墙上，就这样他踅出了房门。

在暮色中，爹伛身在床的上方，他那弓着的身影带有猫头鹰那种羽毛蓬乱、内心愠怒的意味，那里隐伏着一种智慧，过于深刻或是过于不活跃，甚至于不能算是思想。

“那两个倒霉的孩子。”他说。

朱厄尔，我说。在我们头顶上，白天平稳、灰蒙蒙地向后滑动，投去一束灰色矛枪般的云彩遮住了夕阳。在雨底下两只骡子微微冒出汗气，给泥浆溅了一身黄，外侧给滑溜的绳索牵着的那头骡子紧挨路沿，下面就是水沟。倾斜的木料闪烁出闷闷的黄颜色，被水泡透了，像铅一样重，在破旧的车轮上倾斜着，和水沟形成一个锐角；在破损的轮辐和朱厄尔的脚踝周围一股黄色细流——既不是土也不是水——在打着旋，扭扭曲曲地流经黄色的路——那既不是土也不是水，朝山下流去汇入一股墨绿色的洪流——那既不是地也不是天。朱厄尔，我说

卡什带着锯子来到门口。爹站在床边，伛着背，手臂悬晃着。他转过头去，侧影畏畏缩缩的，在他转动贴着牙龈的鼻烟时他的脸颊陷瘪了进去。

“她去了。”卡什说。

“她给接走了，离开我们了。”爹说。卡什没有去瞧他。“你还有多少活儿没做完？”爹说。卡什没有回答。他走了进来，带着锯子。“我看你最好快点把它做好，”爹说，“你只好尽量加紧干了，那两个孩子又走远了。”卡什垂下眼光端详她的脸。他根本没在听爹说话。他也没有走近那张床。他停在地板中央，锯子靠着他的腿，出汗的手臂上薄薄地蒙着一层木屑，脸上神色镇定。“要是你有困难，说不定明天会有人来，可以帮你忙，”爹说，“弗农可以帮忙。”卡什没在听。他低头看着她那安详、僵硬的脸正在溶入晦冥之中，仿佛黑暗是最终入土的先兆，直到那张脸像是脱离黑暗浮了起来，轻得像一片枯叶的倒影。“都是基督徒，会帮你忙的。”爹说。卡什根本没在听。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子没有看爹就离开了房间。接着锯子又打鼾似的响了起来。“在我们忧伤的时刻，他们会帮忙的。”爹说。

锯子的声音是平稳、充实、不紧不慢的，搅动了残余的天光，因此每拉一下，她的脸就苏醒过来一点，露出了在倾听在等待的神情，仿佛是在数拉锯的次数。爹低下头去看着她的脸，看着杜威·德尔披散的黑发、张开的胳臂和捏紧在手里的扇子，如今这扇子在越来越看不清的被子上已经一动不动了。“我看你还是去做晚饭吧。”他说。

杜威·德尔没有动。

“这就起来，去准备晚饭吧，”爹说，“咱们必须得保持体力呀。我想皮保迪大夫准是饿坏了，这么大老远地赶来。卡什也得赶紧吃点东西，好再去干活快点把寿材做完。”

杜威·德尔爬起来，让自己站起在地上。她低下头去看那张脸。它在枕头上像是绿锈逐渐增多的铜铸遗容，只有一双手还有点儿生气：那是一件蜷曲的、多节的静物；具有一种已精疲力竭然而还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的品性，疲惫、颓衰、操劳尚未远离，仿佛这双手还在怀疑安息莫非果真来临，正对这中止状态保持着支棱着犄角的、小心翼翼的警惕，认定这种中止不会久长。

杜威·德尔伛下身去，把被子从这双手底下轻轻地抽出来，把被子拉直盖到下巴底下，又把它抚平，抻挺。接着她没有看爹一眼就绕过床角走出了房间。

她准会出去走到皮保迪大夫那里，站在微光下用那样一种神情看他的背影，他感觉到了，转过身来，他会说：我如今不会因为这样的事而感到伤心了。她老了，又多病。受的罪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她是好不了的。瓦达曼也快长大了，又有你细心照料一家人。我尽量不让自己难受就是了。我看你还是去做晚饭吧。倒不必准备很多。可是他们还是多少得吃一点的，而她则看着他，心里说，你只要愿意真可以帮我的大忙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是我可你是你我知道这事儿你却不知道你只要愿意可以帮我多大的忙啊要是你愿意要是你愿意那我就可以告诉你这样一来旁人就不会知道了只除了你和我还有达尔

爹伛身站在床边，手臂悬垂，弓着背，一动不动。他把一只手举到头上掠掠头发，一边听着锯子的声音。他再往前挪了挪，在大腿上磨蹭他的手，包括手心和手背，又伸出手去摩摩她的脸，摩摩被子鼓出来她放手的地方。他学杜威·德尔的样去拉被子，想把它弄平并且一直拉到下巴底下，却反而把它弄乱了。他再次笨手笨脚地去拉，他的手笨得像鸟爪，想抚平自己弄出来的皱褶，可是皱褶偏偏不断地在他手底下到处出现，因此最后他只好放弃，两只手又垂回到身边，在大腿上蹭磨，手心蹭完了又蹭手背。锯子的鼾声不停地传进房间。爹呼吸时发出一种安详的、刺耳的声音，他在用嘴在牙龈前努动那团鼻烟。“上帝的意旨要实现了，”他说，“现在我可以装牙齿了。”

朱厄尔的帽子耷拉在脖子上，把水都引导到他系在肩膀处的那只口袋上，他脚踝都浸没在流淌着水的阴沟里，他正在用一根滑溜溜的、二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板撬动轮轴，他在地上垫了一块破木头作支点。朱厄尔，我说，她死了，朱厄尔。艾迪·本德仑死了。

[1]达尔这时已和朱厄尔离家去运货了，按理他不可能看见母亲去世的情景，但是在福克纳笔下却不是这样。

瓦达曼

于是我开始奔跑。我朝屋后跑去，来到廊沿停住了脚步。接着我哭起来了。我能感觉出鱼方才在哪一摊沙土里。它给宰割得支离破碎，已经不像是鱼了，我手上和工裤上的印迹也已经不是血了。方才可不是这样的。方才还没有出那样的事。现在她[1]已经往前走了很远我都撵不上她了。

那些树看起来像一只只大热天竖耸起羽毛躲到凉沙土里去的鸡。如果我从廊子上跳下去，那就会跳到方才鱼在的地方，它现在已经给剁割得不像鱼了。我可以听见那张床还有她的脸还有大伙儿的声音，我能感觉出地板在震动，那是他走在那上面，他走进来干了那件事。走进来干了那件事，她本来还好好的可是他走进来干了那件事。

“这个胖杂种。”

我跳下门廊，往前奔跑。谷仓的屋顶在暮色中朝我扑来。要是我跳得高高的，我可以像马戏团里那个穿粉红衣服的姑娘那样穿过屋顶，落进暖烘烘的气味里去，也不用等待了。我两只手抓住灌木丛，我脚底下的石子土块在纷纷往下塌陷。

只有进到暖烘烘的气味里面，我才能呼吸。我走进马厩，想摩摩它，只有这样我才能哭，才能呕吐一样地痛痛快快地哭出声来。只有在它蹴完踢完之后我才哭，我才能哭，那哭声才能出得来。

“他把她杀死了。他把她杀死了。”

它的活力在皮肤底下奔跑，在我手底下奔跑，在斑痕底下奔跑，它的气味直向上升，冲进了我的鼻子，在那里一种不对头的东西开始响动，把我的哭声喷了出来，这以后我的呼吸松快多了，因为哭声喷出来了。这声音好响好响。我能闻到活力在我双手底下奔跑，一直涌上我的胳臂，这时候我可以离开马厩了。

我找不到那东西。在黑暗里，顺着泥地，顺着墙壁摸过去，我都找不到它。哭声很响很响。我真希望别那么响。这时候我在大车棚里找到它了，它在泥地上，我跑过空地来到路上，那根棍子在我肩膀上一颠一晃。

它们[2]看我跑到跟前，便开始挣扎着朝后退去，它们眼球滚动，鼻子喷响，拉扯着缰绳朝后猛退。我挥棍就打。我可以听到棍子打上去的声音。我可以看见棍子落在它们的头上，落在胸轭上，它们一会儿往后退一会儿往前冲，我有时候也失手打空，但是我觉得很痛快。

“你杀死了我妈！”

棍子断了，它们朝后退，喷响着鼻子，蹄子在地上踢蹬得很响；声音很响，是因为天快要下雨了，空气很虚。不过棍子还是够长的。我跑过来跑过去地打，它们则朝后退去，把缰绳扯得直直的。

“你杀死了我妈！”

我揍它们，使劲儿揍，它们大幅度地转圈子，马车以两只轮子为支点转动，却停留在原地，仿佛是钉在地上似的，两匹马也停留在原地，仿佛那些后腿是钉死在一个转盘的中央似的。

我在尘土里奔跑。我什么也看不见，在下陷的沙土里奔跑，方才两只轮子翘起来的马车不见了。我挥棍，棍子打在地上，反弹起来，打在沙土里又打在空中，路上的沙土下陷得很快，比一辆汽车驶在上面时还快。这时候我看着棍子，觉得自己可以哭了。它都快断到我的手跟前了，比生火的柴爿长不了多少，它原来可是根挺长的棍子。我把它扔掉，现在我可以哭了。这会儿声音没刚才那么大了。

母牛站在谷仓的门里，在反刍。它看见我走进空地时哞哞地叫了起来，它一嘴都是翻动着的青草，舌头在不停地翻动。

“我可不打算给你挤奶。我什么也不打算给他们干了。”

我经过时听到它把身子转了过去。我转过身来，看见它就在我的后面，在喷着香甜、热烘烘、强烈的气息。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挤了吗？”

它蹭蹭我，鼻子朝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它腹中深处呻吟了一声，嘴巴闭上了。我猛地把手往里一抽，像朱厄尔那样咒骂它。

“快给我滚开。”

我手朝地上一伸，朝它冲去。它往后一跳，转开几步，停住，朝我看着。它又呻吟了一声。它走到小路那边，站在那儿，朝路的那头看去。

谷仓里黑黝黝的，很暖和，气味很好闻，很静。我望着小山顶，我可以轻轻地哭了。

卡什走上山坡，他曾经从教堂上摔下来，摔坏的地方走起来还有些不利索。他低下头去看看泉水，又抬起头来看看大路，扭过头去朝谷仓那边望望。他直僵僵地沿着小路往前走，看看断了的缰绳和路上的尘土，接着又朝大路前方看去，那儿没有尘土。

“我希望他们这会儿已经过了塔尔的地界。我真的这样希望。”

卡什转过身子，沿着小路一跛一跛地走去。

“他不是东西。我给他厉害看了。他不是东西。”

我现在不哭了。我什么也不是。杜威·德尔走到小山上来叫我。瓦达曼。我什么也不是。我很安静。叫你呢，瓦达曼。我现在可以轻轻地哭了，感觉到也听到自己在流泪。

“那时候它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这件事。它就躺在那边的地上。可现在她准备把它煮了。”

天黑了。我能听到树木的声音，还有寂静：我知道它们。不过这不是活物的声音，甚至也不是它的声音。好像黑暗方才正把它从它的整体里溶解出来，变成一些毫不关联的零散部件——喷鼻声啦、顿脚声啦；逐渐变冷的肉体和带尿臊臭的马毛的气味；还有一种幻觉，认为那是一个由有斑痕的马皮和强壮的筋骨组成的同位整体，而在里面，超然、秘密、熟悉的，是一个与我的存活截然不同的存活。我看见它溶解——四条腿、一只转动的眼球、一处艳俗的像朵朵冷冷的火焰的斑痕——并且浮起在黑暗中褪色的溶液里；所有的部件成为一个整体却又不是任何一种部件；这整体包含任何一个部件却又什么都不是。我只要听见了杂乱的声音，抚摩着它，塑造着它的形象——它的距毛、屁股、肩膀和头，还有气味以及声音，我就能看见它。我并不害怕。

“煮了吃。煮了吃。”

[1]应指其母亲。

[2]指皮保迪大夫的马。

杜威·德尔

只要他愿意，他是可以帮我大忙的。他可以帮我解决一切问题。对我来说，世上的一切就像是进入了一只盛满了下水的桶，因此你都弄不懂那里面怎么还有地方容得下别的非常重要的东西。他是一只盛满了下水的大桶，而我却是一只盛满下水的小桶，要是在一只盛满下水的大桶里都没有地方容纳其他重要的东西，那么一只盛满下水的小桶里又怎么会有地方呢。可是我知道空间是有的，因为每当发生了不妙的事情，上帝总是给女人一个信号的。

问题是我是孤零零的。要是我能感觉出它呢，那么事情也就不一样了，那样一来我就不是孤零零的了。可是如果我不是孤零零的，所有的人就都会知道这件事了。再说他是可以帮我大忙的，要是那样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孤独了。要是那样的话我即使孤独也没有关系了。

那就会让他插在我和莱夫当中，就像达尔曾经插在我们俩当中那样，这样一来莱夫也是孤零零的了。他是莱夫，我是杜威·德尔，在母亲去世时我不得不站到我、莱夫和达尔的立场之外来哀悼，因为他能帮我那么大的忙可是他却不知道。他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

站在后廊上我看不见谷仓。接着卡什的拉锯声从那边传来了。那声音很像是在屋子外面的一条狗，在屋子四周绕来绕去，伺机要从你走的那一扇门进屋里来。他说我要担忧的事可比你多得多，于是我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忧愁，因此我也无法担忧。我想担忧可是我想不深因此无法担忧。

我点亮了厨房的灯。那条鱼，给切割得支离破碎，在煎锅里静静地流血。我快手快脚地把它放进碗橱，一面听门厅里有什么声音，我听着。她拖了十天才死，也许她还不知道大限已到。也许她不等卡什做完不愿撒手归天。或者是在等朱厄尔。我把放生菜的碟子从碗橱里拿出来，又把烤面包的铁盆从凉炉灶里拿出来，这时我停住了手中的动作，瞧着厨房门。

“瓦达曼在哪儿呢？”卡什说。在灯光下他那两只沾满木屑的胳臂很像用沙子堆成的。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他。”

“皮保迪的牲口跑掉了。你看你能不能找到瓦达曼。马儿倒总是让他挨近的。”

“哦。叫大家来吃晚饭吧。”

我看不见谷仓，我说。我不知道怎样担忧。我不知道怎样恸哭。我试过了，可是哭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拉锯的声音传过来了，在黑暗中沿着土地传过来，那声音也是黑黝黝的。接着我看见他了，在木板地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过来。

“你来吃晚饭吧，”我说，“也叫他来。”他本来可以帮我解决一切问题的。可是他不知道，他在他的肚皮里而我呢却在我的肚皮里。我是在莱夫的肚皮里。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待在城里。我们是乡下人，不如城里人好。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待在城里。这时候我可以看见谷仓的屋顶了。母牛站在小路尽头，在哞哞叫。等我转过身来的时候，卡什又走掉了。

我把撇去奶油的牛奶提进屋子。爹、卡什还有他坐在餐桌旁。

“小家伙方才逮到的那条大鱼呢，姑娘？”他说。

我把牛奶朝桌子上一放。“我根本抽不出时间烧。”

“让我这样的大块头光吃萝卜缨子，那可太细气了。”他说。卡什耷拉着头在吃。在他头上，他那顶帽子上的汗渍都印到他头发上了。他衬衫上也布满了一摊汗渍。他连手和胳膊都没洗。

“你应该抽点空把鱼烧好的，”爹说，“瓦达曼在哪儿？”

我朝门口走去。“我找不到他。”

“行了，姑娘，”大夫说，“别管那条鱼了。留着以后吃吧，我看。快来坐下。”

“我倒不是要去烧鱼，”我说，“我是要赶在下雨之前把牛奶挤好。”

爹给自己拨菜，接着把菜盘推给别人。可是他没有开始吃饭。他两只手半围拢在碟子周围，头稍稍低垂，他那头乱发在灯光底下直立着。那样子很像刚给大槌打击过的一头牛，那牛已经没命了，却不明白自己真的已经死了。

不过卡什倒是在吃，大夫也在吃。“你最好多少吃点儿。”他说。他瞧着爹。“就跟卡什和我一样。你需要吃点东西。”

“就是。”爹说。他醒了过来，就像一头跪在水里的牛突然被人惊动一样。“她是不会舍不得让我吃的。”

一走到看不见房子的地方我就加快步子。母牛在断崖底下哼叫着。它用鼻子挨蹭我，嗅我闻我，像一阵热风似的朝我喷来香甜的气息，气息穿透了我的衣裙，碰撞在我热烘烘的肉体上，它还呻吟着。“你得先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管你。”它跟我走进谷仓，我把桶放在谷仓地上。它对着桶里喷气，一面哼哼。“我跟你说了。你得等一会儿。我活儿太多，忙不过来。”谷仓里黑咕隆咚的。我走过的时候，那匹马[1]朝墙上踢了一脚。我继续往前走。那块被踢破的壁板像是一块直立着的灰白的木板。接着我可以看见山坡了，都能感觉空气重新在我脸上飘动了，动得很慢，灰灰的，没有旁的地方那么黑，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松树丛给往上翘的山坡泼上了一团黑墨，阴森森的像是在等待什么。

门里面牛的黑影在挨蹭桶的黑影，发出了哼哼声。

这时候我从厩栏前面经过。我几乎快走过去了。我谛听着它哼哼唧唧地说了很久最后才总算说清楚了那个词儿，我身上倾听着的部分真担心它来不及把话说出来。我只觉得我的身体、我的骨头和皮肉都开始对着孤独在张开，在敞开，可是即将到来的那种不孤独状态是可怕的。莱夫。莱夫。“莱夫”莱夫。莱夫。我稍稍朝前倾倚，一只脚伸了出去却没有继续往前走。我感觉到黑影掠过我的胸口，掠过母牛；我开始朝黑影扑去可是母牛挡住了我，不过黑影却冲上来扑向它那发出呻吟的呼吸，那充满了树木香气和寂静的呼吸。

“瓦达曼。叫你呢，瓦达曼。”

他从畜栏里钻了出来。“你这鬼头鬼脑的东西！你这鬼头鬼脑的臭小子！”

他没有抵抗；迎面扑来的黑影的最后一部分呼啸而过。“怎么啦？我啥也没干呀。”

“你这鬼头鬼脑的臭小子！”我双手狠狠地摇晃他。我这双手没准都停不下来了。我竟然不知道它们能摇晃得这么厉害。摇啊摇啊，把我们两个人都摇得直晃动。

“我没有干嘛，”他说，“我根本没有碰它们。”

我的手停止了摇晃，不过我还是抓住他没松手。“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叫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答应？”

“我啥也没干呀。”

“你快回屋子去吃晚饭。”

他往后退缩。我抓住他。“你松手。你别管我。”

“你躲在这儿干什么？你是不是特地来侦察我的？”

“我不是的。我不是的。你快松手。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这儿。你别管我。”

我抓紧他，伛下身去看他的脸，用我的眼睛去感觉。他快要哭了。“那你快去吧。我晚饭都做得了，我一挤完奶就去。你最好快点去不然他可要把什么都吃光了。我真希望那两匹马是直接跑回杰弗生去的。”

“他杀死了妈。”他说。他哭起来了。

“别瞎说。”

“妈从来没有伤害他可他倒跑来把妈弄死了。”

“别瞎说。”他挣扎了。我揪紧他。“别瞎说。”

“他杀死了妈。”母牛哼哼着来到我们的背后。我再次摇晃他。

“你马上给我停住。现在就停住。你想让自己得病不能进城，是吗？你快给我进屋吃你的晚饭去。”

“我不想吃晚饭。我不要进城。”

“那我们只好把你留在这儿。你要不乖，我们就把你留下。快去，不然的话那个正大嚼菜帮子的老饭桶要把你那份都吃个精光了。”他走了，慢慢地消失在山坡上。山顶、树木、屋顶呈现在天空的前面。母牛挨蹭着我，呻吟着。“你还得等一会儿哟。你奶子里的和我肚子里的一比，就根本算不得一回事了，虽说你也是个雌的。”它跟随着我，呻吟着。接着那股死气沉沉、热烘烘、白蒙蒙的空气又吹到我脸上来了。只要他肯，他是完全可以把事情弄妥的。可是他连知道都不知道。只要他知道，他是可以替我把一切都弄妥的。母牛朝我屁股和背上喷气，它的呼吸温暖、香甜、带着鼾声，在发出呻吟。天空横躺在山坡上，躺在隐秘的树丛上。山的后面，片状闪电朝上闪光，接着又变暗。死气沉沉的空气在死气沉沉的黑暗中勾勒出死气沉沉的大地的轮廓，而不仅仅是在观望勾勒死气沉沉的大地。这空气死气沉沉的、热烘烘的，压在我的身上，透过我的衣服抚触我赤裸裸的肉体。我说你根本不知道啥叫忧愁呀。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在担忧还是不是。不知道我能担忧呢还是不能。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哭。我不知道我到底试过了呢还是没有。我感觉到我像一颗潮湿的种子，待在热烘烘的闷死人的土地里，很不安分。

[1]这里用的“he”，而对母牛则是用“she”。

瓦达曼

等他们做完那件东西他们就要把她放进去了，到那时我就会久久都说不出那句话了。我看见黑暗升起，并且打着旋飞走，于是我说：“你是打算把她钉死在那里面吗？卡什？卡什？卡什？”我给关在谷仓的小隔间里，新打的门很沉我推不动它砰地关上了，我没法呼吸因为耗子正在把所有的空气都吸光。我说，“你真的要把它钉死吗，卡什？钉死不钉死？钉死吗？”

爹走过来走过去。他的影子也走来走去，罩在卡什身上，在锯子上掠过来掠过去，又罩在流血的木板上。

杜威·德尔说我们可以弄一点香蕉来。火车[1]在橱窗玻璃后面，红颜色的，停在铁轨上。火车走的时候铁轨一亮一暗。爹说面粉、白糖和咖啡太贵了。因为我是个乡下孩子，因为城里有的是孩子。自行车。为什么是一个乡下孩子面粉、白糖和咖啡就这么贵呢。“你改吃香蕉不行吗？”香蕉没有了，吃掉了。没有了。火车走的时候铁轨一亮一暗。“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城里孩子呢，爹？”我说。上帝把我造了出来。我又没有跟上帝说要把我造在乡下。如果他造得出火车，为什么他不可以把人都造在城里呢，因为面粉、白糖和咖啡。“吃香蕉不是更好吗？”

他走过来又走过去。他的影子也走过来走过去。

那不是她。我方才在那儿，看着。我以为那是她，其实不是。那人不是我妈。当那个人躺在她的床上把被子拉上来的时候，我妈已经走了。“她是到城里那么远的地方去了吗？”“她去的地方比城里还要远。”“所有那些兔子和负鼠也是到比城里还要远的地方去了吗？”上帝创造出了兔子和负鼠。他造出了火车。如果我妈和兔子没什么两样，那他又何必安排它们上别的地方去呢。

爹走来走去。他的影子也走来走去。锯子发出一种声音，好像它已经睡着了。

因此要是卡什把那盒子钉上，那她就不是一只兔子。要是她不是兔子那我就在小隔间里透不出气来而卡什将要把盒子钉死。因此如果她让他钉那么那个人就不是我妈。我知道的。我当时在场。出事时我看见的那人不是我妈。我看见的。他们都以为她是，卡什也准备把盒子钉死。

那不是她因为它当时躺在那边的土里。现在它已经给剁烂了。是我剁的。鱼现在躺在厨房血淋淋的煎锅里，等着给煮了吃。那么说它当时不是而她是，现在呢它是而她不是。明天鱼会被煮了吃掉而她就会是他、爹、卡什和杜威·德尔，盒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样她才能呼吸。鱼当时躺在那边的土里。我可以去找弗农。他当时在场，他看见鱼的，有我们两个人它会是的然后又会不是的。

[1]指城里商店橱窗里的玩具火车。

塔尔

他吵醒我们的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雨也开始下了。眼看暴风雨即将来临，这真是一个让人提心吊胆的夜晚，这样的一个夜晚，在一个人喂好牲口，回到屋里，吃好晚饭，上了床，听到雨点开始落下之前，几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就在这样的时刻，皮保迪的两匹马来了，全身冒汗，拉着破损的马具，颈轭夹在外面那头牲口的腿中间，科拉见了就说：“准是艾迪·本德仑。她终于过去了。”

“皮保迪可能上这一带十来个人家中的任何一家来出诊。”我说，“再说，你又怎么知道那是皮保迪的马儿呢？”

“嗯，难道不是吗？”她说，“你去把它们拴好嘛。”

“干吗呀？”我说，“要是她真的故去了，我们不到天亮也没法去帮忙。再说马上要来暴风雨了。”

“这是我的责任，”她说，“你去把牲口牵进来吧。”

可是我还是不愿意。“要是他们需要我们他们会派人来的，这是明摆着的。你连她是不是真的故去也不知道嘛。”

“唉，你难道认不出这是皮保迪的马？你敢说那不是？好了，快去吧。”可我还是不肯去。我发现，当人们需要谁的时候，最好还是等他们来请。“这是我身为基督徒的责任，”科拉说，“难道你要阻拦我尽基督徒的责任吗？”

“要是你愿意，你明天可以在那儿待上一整天嘛。”我说。

当科拉叫醒我时，天已经下了一会儿雨了。即使在我掌着灯朝门口走去，灯光照在玻璃上，让他知道我在去开门时，他还在敲门。声音不大，但老是不断地敲，好像他敲着敲着都快睡着了，可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敲的是门上多么低的部位，直到我开开门什么也没看见，才有所察觉。我把灯举起来，雨丝亮闪闪的掠过了灯，而科拉又在门厅里嚷嚷：“是谁呀，弗农？”我起先根本看不见有人，后来我放低了灯，朝门周围地下去找。

他看上去像一只落水狗，穿着工裤，没有戴帽子，泥浆一直溅到膝盖上，他在泥泞里走了足足四英里呢。“哎哟，我的老天。”我说。

“那是谁呀，弗农？”科拉说。

他对着我看，脸当中那双眼睛又圆又黑，就像你把光线投到一只猫头鹰的脸上时所见到的一样。“你是看见那条鱼的。”他说。

“到屋子里来，”我说，“怎么一回事？是你妈——”

“弗农。”科拉说。

他在黑暗中站在门后面。雨扑打在灯上，发出了嘶嘶声，我担心它不定什么时候会爆裂。“你当时在场，”他说，“你是看见的。”

这时科拉来到门口。“你快给我进来避雨。”她说，并把他拖了进来。他一直瞧着我，简直像一只落水狗。“我早就跟你说了有情况。你快去拴马呀。”

“可是他并没有说——”我说。

他瞧着我，水吧嗒吧嗒地滴在地上。“他要把地毯弄坏了，”科拉说，“你去拴马，我来把他带到厨房里去。”

可是他往后缩，滴着水，用那样一双眼睛瞅着我。“你当时在场。你看见它[1]躺在那儿的。卡什一心想把她钉在里面，它当时躺在那边地上。你是亲眼看见的。你还看见土里的印记的。我往这边赶来的时候雨还没下大。我们赶回去还来得及。”

我听了头皮直发麻，虽然那时我还不怎么明白。可是科拉倒是懂了。“你快去把那两匹马牵来，”她说，“他又伤心又难过，都昏了头了。”

我头皮直发麻，这一点不假。一个人有时候真的得动脑子想一想才行。想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忧伤和烦恼；想一想它们像闪电一样，随时都可能朝任何地方打击下来。我琢磨一个人得对上帝保持很强的信心才能自保，虽然有时候我觉得科拉未免想得太多，好像她打算把旁人都从上帝身边挤开好让自己更靠近他老人家似的。可是，当有一天这一类的祸事临头时，我想她还是做对了，一个人对这种事是得多操点心。我有这样一位一辈子在追求高尚道德、一心要做好事的太太，真是太幸运了，她不是老说我有福气吗。

一个人有时候是得动脑子想一想这种事。当然，倒不用经常去想。那样更好些。因为上帝要人多做实事，而不希望他们花许多时间去没完没了地想心事，因为人的脑子就跟一架机器一样，是经不起过多折腾的。最好是按常规活动，每天干同样的活儿，不要让哪一个部件使用得超过负荷。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说，达尔真正的毛病就在这儿：他正是独自思忖得太多了。在这件事上科拉说得很对，她说达尔就需要讨个老婆来把他的毛病治一治。我想到这里，不由得又产生一个想法：要是一个人得靠娶老婆来救自己，这样的人也够窝囊的了。可是我寻思又是科拉说得对，她说上帝之所以要创造出女人来，是因为男人看见自己的长处也认不出来。

我把两匹马牵到屋子里来的时候，他们俩已经在厨房里了。她把衣服穿在睡袍外面，头上包着披巾，拿着一把伞，她的《圣经》包在油布里，而他呢，则像她安排的那样，坐在垫炉子的铁皮上一只倒扣过来的铁桶上面，身上的水在往地上滴。“我从他嘴里什么也问不出来，只听他说有一条鱼，”她说，“这是对他们的审判哪。在这孩子身上我见到了上帝的旨意，这是对安斯·本德仑的报应和警告呀。”

“我离家后天才下雨的，”他说，“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我是在路上。

因此鱼是在土里面的。你是看见的。卡什一定要把她钉在里面，不过你是看见了的。”

我们抵达本德仑家时，雨下得很大，瓦达曼坐在座位上我们两人之间，裹在科拉的披肩里。他再也没说别的，光是坐在那里，由科拉给他在头上撑着一把伞。过一阵子，科拉就会停止唱赞美诗，说一声：“这是对安斯·本德仑的报应呀。好让他明白自己正走在罪恶的道路上。”接着她又继续咏唱，而他则坐在我们之间，稍稍前倾，像是嫌骡子走得太慢。

“当时它就躺在那儿，”他说，“可是我上路离开家以后雨下下来了。我可以过去打开窗子，因为卡什还没把她钉进去。”

等我们打进最后一颗钉子时，半夜早就过了，我回到家里给牲口卸了套再次上床，看见科拉的睡帽扔在旁边的枕头上，天都快蒙蒙亮了。简直是见鬼了，我仿佛仍然听见科拉在咏唱，感到那个孩子坐在我们之间身子前倾像是要赶到骡子前面去，仍然看见卡什一上一下地在拉锯子，而安斯则像个稻草人似的傻站在那里，像头牛站在没了脚脖子的水塘里，要是有人走过抓起水塘的一边把水塘掀翻，他也会浑然不觉的。

等我们钉好最后一颗钉子，把棺材抬进屋子，天已经快亮了，她躺在床上，窗开着，雨又打在她的身上了。他已经干了两回了，他睡得那么死，科拉都说他的脸像本地出的一个圣诞节戴的假面具，而且是在土里埋了一个时期后又给挖出来的。最后，他们总算把她放进棺材，把盖子钉死，免得他再一次替她打开窗子。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他光穿一件衬衫在地板上睡得死死的，像一头被打倒在地的牛，而棺材盖上却钻了许多洞眼，最后一个洞里还插着卡什的新螺丝钻，钻头已经断了。他们把盖子打开，发现有两个洞钻头一直钻到她的脸上。

如果这是报应的话，那也未免做得太绝了。上帝要做的事还多得很，何必那样认真呢。他手上的事情没法不多。因为倘若要说安斯·本德仑有什么负担，那负担就是他自己。在人们嘀嘀咕咕说他坏话的时候，我自己这么忖度：他还不至于那么不像话吧，否则他怎么能在这样状态中忍受如此之久呢。

这样惩罚别人肯定是不对的。如果是对的，那我就不是人。搬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也不能证明它对。科拉说：“我给你生的都是上帝赐给我的。我面对着这种局面既不害怕也不畏惧，因为我对主的信仰是坚定的，这种信仰支持着我，鼓舞着我。如果你没有儿子，那是因为智慧的主自有他的旨意。在上帝的男女子民面前，我的生命就像一本摊开的书，因为我相信我的上帝，相信给我的酬谢。”

我寻思她是对的。我寻思在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中间，要找出一个人，让主能够把世界托付出去而且走开去一点儿不用操心，这个人就是科拉了。我也寻思她会作些改变，和上帝治理时有所不同。我寻思这些改变是为了人类过得好一些。反正，我们也非得喜欢这些改变不可。反正，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并且做出喜欢的样子，这总不会错吧。

[1]指鱼。

达尔[1]

煤油灯放在一只树墩上。它生锈了、油腻腻的，灯罩裂了缝，一边给腾起的油烟熏黑了，这盏灯往叉架、木板和左近的地上投去一重闷闷的微光。小木片散布在黑色的泥地上，像是一块黑色的画布给人随随便便地涂抹上了几笔白油彩。木板却像从沉闷的黑暗里扯出来的一些长长的破衣服，只是里子翻到外面来了。

卡什在叉架四周干活，走来走去，举起又放下木板，在死寂的空气里发出碰撞所引起的长长的响声，仿佛他是在一处看不见的井底挪动木头，那些声音虽然不响了却还潜伏在原处，似乎一有动静它们就会从这里的空气中跑出来，加入到反复的振响中去。卡什又拉开锯了，他的胳膊肘缓慢地移动，一行稀稀落落的火星沿着他的锯齿闪现，每拉一下就在上端或下端熄灭又复点燃，使锯成了一个完整的椭圆形，足足有六英尺长，朝爹那畏缩、没有主意的侧影刺进又刺出。“把那块木板递给我，”卡什说，“不，是那一块。”他放下锯走过来拿起他所要的那块木板，平衡着的木板发出长长的晃动的光，像是把爹都扫到一边去了。

空气中像是有硫黄的气味。他们的影子落在难以捉摸的空气层上就像落在一面墙上一样；影子像声音一样，落上去时仿佛没有走远，仅仅是凝聚了片刻，是临时性的，像是在冥想。卡什继续干他的活，身子一半转向微弱的灯光，一条腿和一条竹竿般细的胳膊在使劲儿，在他那不知疲倦的胳膊肘上面，他的脸以一种全神贯注、充满力度的静态斜斜的插进了灯光。天幕底下，片状闪电在浅睡；闪电前面，一动不动的树木连最小的枝丫都奓立着，它们胀肿着，像是因为怀着胎而躁动不安。

雨落下来了。最初的那些猛烈、稀疏、迅疾的雨点扫过树叶，掠到地上，发出了一声长叹，仿佛从难以忍受的悬宕中解除出来，感到很轻松。雨点大得像大粒霰弹，热烘烘的，像是从一管枪里蹦出来的，它们横扫在灯上，发出了一阵恶毒的嘶嘶声。爹扬起了脸，嘴巴松弛着，一圈黑色的潮滋滋的鼻烟紧紧地黏在他的牙龈根上，透过他那松弛的脸部上的惊讶表情，他仿佛站在超越时间的基点上冥想，想的是最终暴行的问题。卡什朝天空看了一眼，接着又看看那盏灯。那把锯子还是那么坚定，活塞般移动着的锯齿上闪动的火花仍然在奔跑。“去找样东西来挡一下灯。”他说。

爹朝屋子里走去。雨忽然倾盆而下，没有打雷，也没有任何警告；他在门廊边上一下子给扫到门廊里去，卡什片刻之间就浑身湿透了。可是那把锯子还是毫不迟疑地拉动着，仿佛它和胳膊都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心在行动，深信这场雨不过是心造的幻影。接着卡什放下锯子，走过去蹲在那盏灯的边上，用自己的身子遮挡它，他那件湿衬衫使他的背显得又瘦又是肋骨毕露，仿佛一下子他衬衫什么的全都里外翻了个个儿，以致把骨头都露到外面来了。

爹回来了。他自己穿着朱厄尔的雨衣，手里拿着杜威·德尔的那件。卡什还是蹲在灯的上方，他把手伸到后面去捡起四根木棍，把它们插进地里，又从爹手里接过杜威·德尔的雨衣，把它铺在四根棍子上，给灯架起了一个屋顶。爹瞧着他。“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办，”他说，“达尔把他的雨衣带走了。”

“挨浇就是了。”卡什说。他又拿起锯子；锯子又上上下下、一进一出地在那不慌不忙的不可渗透性里拉动，有如在机油里掣动的一只活塞；他浑身湿透，不知疲倦，身架又轻又瘦，像个小男孩或是小老头。爹瞅着卡什，眨着眼，雨水顺着脸往下流淌；他又看看天空，仍然带着那种沉默、深思、愤愤然却又是自我辩解般的表情，仿佛这一切都是他预料之中的；他时不时动弹一下，走上几步路，憔悴，满脸是水，拿起一块木板或者一件工具，接着又放下。现在弗农·塔尔出来了，卡什穿上了塔尔太太的雨衣，他和弗农在找锯子。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锯子在爹的手里。

“你干吗不进屋躲躲雨呢？”卡什说。爹看着他，他脸上的雨水在慢慢地流淌。就好像是所有丧亲之痛中最最荒诞不经的表情，在一个刻毒的讽刺艺术家雕刻出来的一张脸上流淌。“你快进去吧，”卡什说，“我和弗农能把它做好的。”

爹看看他们。朱厄尔的雨衣穿在他身上显得袖子太短了些。雨水在他脸上往下流，慢得像凝冻的甘油。“我淋湿了也不怪她，”他说。他又挪动了一下，并且动手去搬动木板，把它们拿起来，又小心翼翼地放下去，仿佛那是玻璃似的。他走到灯那里，去扯扯支撑起的雨衣，却把它弄倒了，卡什只好走过去再把它架好。

“你快进屋去吧。”卡什说。他领爹进屋子里去，出来时带着雨衣，他把雨衣叠起来放在那盏灯所在的棚子里面。弗农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他抬起头来看看，手仍旧在拉着锯。

“你早就应该把他送进去的，”他说，“你知道雨迟早要下的。”

“他就有这样的毛病。”卡什说。他看看板子。

“可不，”弗农说，“他总架不住要来。”

卡什眯起眼睛看着木板。密密匝匝、波浪般起伏的雨冲打着木板长长的侧面。“我打算把它刨成斜角的。”他说。

“那就更费工了。”弗农说。卡什把木板一边朝下立起来；弗农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把刨子递给他。

弗农把木板捏住，卡什则以一个珠宝工匠那种精细得让人厌烦和到了烦琐程度的态度把边刨斜。塔尔太太走到廊沿叫弗农。“你们活儿还剩多少？”她问。

弗农连头都不抬起来。“不多了。不过还有一点儿。”

她看着卡什伛身在木板的上方，他一动，那盏提灯肿胀浮夸、野性十足的光就在雨衣上滑动。“你们走几步，到谷仓去从那儿拆几块木板下来用，快把它做完进屋子里来，免得挨浇，”她说，“你们都会送掉老命的。”弗农没有动。“弗农。”她说。

“我们快干完了，”他说，“我们再干一气儿也就完了。”塔尔太太又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回进屋里。

“要是真的不够，我们可以去把那儿的木板拆几块下来，”弗农说，“我以后再帮你把它们补上。”

卡什停住手里的刨子，眯缝眼睛顺着木板看过去，用手掌摩摩它。“把另外那块给我。”他说。

黎明前不久雨歇住了。但是卡什钉完最后一根钉子时天还未亮，他钉完后直僵僵地站起来，低下头去看看已完工的棺材，其他的人则看着他。在提灯的光线照耀下他的脸显得很平静，像是在沉思；他慢吞吞地在穿着雨衣的腿上擦擦手，既从容又坚定与镇静。接着，四个人——卡什、爹、弗农和皮保迪把棺材扛上肩头，朝屋子走去。棺木很轻，但他们还是走动得很慢；那里面是空的，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抬着；它是没有生命的，然而他们移动时彼此交换着压低了的唯恐说错的话语，在提到它的时候，仿佛一经做成，它便有了生命，如今正在浅睡，过不了多久就会醒过来的。走在黑暗的地板上时，他们的脚步笨拙地踩着沉重的步子，好像他们都有很久没有在地板地上行走了。

他们在床边把它放了下来。皮保迪说：“咱们吃点东西吧。天都快亮了。卡什在哪儿呢？”

他又回到叉架那儿去了，又在提灯微弱的灯光下弯下了腰，收拾起他的工具，用一块布仔仔细细地擦拭，把它们放进工具箱，那只箱子有一根可以背的皮带。这以后他拿起箱子、提灯和雨衣，朝屋子走去，他登上台阶，逐渐发白的东方衬出了他朦胧的身影。

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你必须得排空自己才能入睡。[2]那么在你排空自己准备入睡之前，你又是什么呢。然而在你排空自己准备入睡时，你并不是什么。而且在你睡意很浓的时候，你从来就不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是还是不是。朱厄尔知道他是，因为他所不知道的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还是不是。他不能排空自己准备睡觉因为他不是他所是而正是他所不是。隔着那堵没有灯光照着的墙我听得见雨水在打出那辆大车的轮廓，那辆大车是我们的，车上的木材已经不属于那些把它们伐倒锯断的人了，但是还不属于那些买下它们的人同时也不属于我们，虽然它们躺在我们的大车上，因为只有风和雨单为没有入睡的朱厄尔和我勾勒出它们的轮廓。而且因为睡眠是“不存在”，而雨和风则是曾经是，因此木材也是不存在的。然而大车是存在的，因为一旦大车成了过去的事，艾迪·本德仑就会不存在了。既然朱厄尔存在，那么艾迪·本德仑也准是存在的。这么看来我也准是存在的，否则我也无法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排空自己准备入睡了。因为如果我还没有排空自己，那我就是存在的。

有多少次我在雨中躺在陌生的屋顶之下，想念着家呢。

[1]本节内容是达尔想以先知式口吻在述说家中所发生的事情。他其实并不在现场。

[2]以上是达尔所叙述的他所“见”的家中的景象。下面他又回到身边的现实中来。他和朱厄尔在拉货的途中。可以看出用的是艾略特的叙事状物风格。

卡什

我把它做成斜面交接的。这样一来

一、钉子吃住的面积比较大。

二、每一个接合的边面积是原来的两倍。

三、雨水只能斜斜地渗入棺材。要知道雨水顺垂直、水平方向渗流起来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四、在屋子里人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垂直生活的。因此房屋的接合面与榫头都是垂直方向的。因为力量是朝垂直方向作用的。

五、在床上人总是躺着的，因此床的接合面与榫头都是水平方向的，因为力量是朝水平方向作用的。

六、但是。

七、人的遗体并不像一根枕木那样方正。

八、还有动物性磁力的问题。

九、尸体的动物性磁力使得力量朝斜向起作用，因此棺材的接合面与榫头也应当做成斜向的。

十、人们可以看到旧坟的泥土往往是斜向塌陷的。

十一、可是在一个自然形成的洞里，塌陷处总是在正中，因为力量是垂直作用的。

十二、因此，我把棺木做成斜面交接的。

十三、这样一来，活儿就做得漂亮多了。

瓦达曼

我妈是一条鱼。

塔尔

等我再回来已经是十点钟了，皮保迪那两匹马系在大车的后面。它们已经把那辆四轮马车从出事地点拉回来了，奎克发现它底朝天跨架在小溪一英里之外的一条沟上面。它是在小溪那里给拉到路外面去的，早就有十来辆大车在那里出过事了。是奎克发现的。他说河水涨了而且还在不断地涨。他说水已经没过了桥桩上他所见到的最高水痕。“那座桥是经受不起这么大的水的，”我说，“这事有人告诉过安斯没有？”

“我告诉他了，”奎克说，“他说他寻思那两个小伙子已经听说了，他们这会儿准卸下货在往回走了。他说他们可以装上棺材过桥的。”

“他还是别过桥往前走，把她葬在纽霍普得了，”阿姆斯蒂说，“那座桥太老了。我是不愿拿自己的性命跟它开玩笑的。”

“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她送到杰弗生去呢。”奎克说。

“那他还是尽量快去为好。”阿姆斯蒂说。

安斯在门口迎接我们。他胡子刮过了，但是刮得并不高明。下巴那儿拉了长长的一道口子，他穿着星期天才穿的裤子，穿了一件白衬衫，领圈扣得严严实实的。衬衫软软地贴在他的罗锅背上，使他显得更驼了，白衬衫就有这样的效果，他的脸也显得跟平时不一样。他现在照直了看我们的眼睛，很威严，他的脸上有一种悲剧色彩，镇定矜持，我们走上门廊刮去鞋上的泥土时他跟我们握手，我们穿着星期天的衣服有点发僵，我们的衣服窸窣作响，他和我们打招呼时我们都没有抬眼看他。

“赏赐的是耶和华。”我们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小男孩不在那里。皮保迪告诉我们他怎样来到厨房里，发现科拉在煮那条鱼，便大喊大叫地扑上去对着她又是抓又是掐，使得杜威·德尔只好把他拎到谷仓里去关起来。“我那两匹马没事儿吧？”皮保迪问。

“没事儿，”我告诉他。“我今天早上还喂它们来着。你那辆马车看起来也还可以。没有受到什么损坏。”

“不是谁搞的鬼吧，”他说，“我真想知道马跑掉的时候那孩子在什么地方。”

“要是马车哪儿坏了，我可以帮你修。”我说。

女人家走到屋子里去了。我们可以听见她们说话和扇扇子的声音。扇子呼呼、呼呼、呼呼地响，她们说个不停，说话声像是一群蜜蜂在水桶里嗡嗡作响。男人们停在门廊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谁也不看谁。

“你好，弗农。”他们说，“你好，塔尔。”

“看样子还要下雨。”

“肯定还要下。”

“准保的，爷们。还得好好儿下呢。”

“雨倒是来得挺猛。”

“去的时候又是慢慢腾腾的了。你就等着瞧吧。”

我绕到房后去。卡什正在把孩子在棺盖上钻的洞眼补起来。他在削填塞窟窿的木塞子，一个一个地削，木头很湿，不大好弄。他原本可以铰开一只铁皮罐头把洞眼盖上，别人根本不会注意两者的差别的。不会在乎的，至少是。我看见他花了一个小时削一只木塞子，仿佛他在干的是刻花玻璃活儿，其实他满可以随便捡一些木棍把它们敲到窟窿里，这样也满行了。

我们干完活之后我回到房前去。男人们已经离开房子稍微远一些了，他们有的坐在木板两端，有的坐在锯架上，我们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儿做棺材的，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惠特菲尔德[1]还没有来。

他们抬起头来看我，他们的眼睛在询问。

“差不多了，”我说，“他正准备把匣子钉上呢。”

就在他们站起来的时候安斯来到门口，看着我们，我们便回到门廊上去。我们再一次仔仔细细地刮鞋子上的泥，在门口磨磨蹭蹭，让别人先进去。安斯站在门里面，庄严而又矜持。他挥挥手，带领我们朝房间里走去。

他们把她颠倒放进棺材里。卡什把棺材做成钟形的，像这样：

每一个榫头与接合面都做成倾斜的，用刨子刮过，合缝严密得像一面鼓，精巧得像一只针线盒，他们把她头足倒置放在棺材里，这样就不至于弄皱她的衣服。那是她的结婚礼服，下摆多褶，他们让她头足倒置，这样裙裾就可以摊开来了，他们还剪了一块蚊帐给她做了个面纱，免得显露出脸上被钻破的洞。

我们朝外面走的时候惠特菲尔德来了。他一直湿到腰那儿，还沾满泥巴。“上帝垂怜这家人家。”他说，“我来迟了，因为桥已经给冲走了。我是走到老浅滩那儿，骑马蹬水过来的，幸好上帝保佑我。让他的恩典也降临这家人家吧。”

我们又回到叉架和木板那里，坐下或是蹲下。

“我知道桥准会冲走的。”阿姆斯蒂说。

“它在那儿已经有很久了，这座桥。”奎克说。

“是上帝让它待在那儿的，你得说。”比利大叔说，“二十五年以来，我从没听说有谁用锤子维修过一下。”

“它造好有多久啦，比利大叔？”奎克说。

“它是在……让我想想看……一八八八年造的。”比利大叔说，“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皮保迪是第一个过桥的人，那天他到我家里来给乔迪接生。”

“要是你老婆下一次崽我都过一次桥，它早就塌了，比利。”皮保迪说。

我们都笑了，声音突然大起来，接着又突然安静了下来。我们都稍稍避开旁人的目光。

“有多少过过这座桥的人再也过不了任何桥了。”休斯顿说。

“这话不假，”利特尔江说，“确实就是这样。”

“又多了一个过不了桥的人啰，再也过不了啰。”阿姆斯蒂说，“他们用大车送她进城得用两三天工夫。他们得花上一个星期，送她去杰弗生然后再回来。”

“安斯干吗这么急着非要把她送去杰弗生不可呢？”休斯顿说。

“他答应过她的，”我说，“她要这样做。她非要这样做不可。”

“安斯也是非要这样做不可。”奎克说。

“是啊，”比利大叔说，“就有这样的人，一辈子什么都凑合对付过去，忽然下决心要干成一件事，给他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

“哼，现在只有上帝才能把她弄过河去了，”皮保迪说，“安斯可不行。”

“我寻思上帝会这样做的，”奎克说，“他这么久以来一直都在照顾安斯。”

“这话不假。”利特尔江说。

“照顾了那么久如今都欲罢不能了。”阿姆斯蒂说。

“我寻思他也跟左近所有的人一样，”比利大叔说，“他照顾了那么久如今都欲罢不能了。”

卡什出来了。他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衣，他的头发湿漉漉的，梳得服服帖帖的披在脑门上，又光又黑，像是用漆刷在头上似的。他在我们当中直僵僵地蹲了下来，我们注视着他。

“这样的天气你有感觉吧，对吗？”阿姆斯蒂说。

卡什一句话也不说。

“断过的骨头总是有感觉的，”利特尔江说，“骨头断过的人总能预报阴雨天的。”

“卡什运气还算不错，他出了这件事才摔断一条腿，”阿姆斯蒂说，“弄得不好他是会一辈子瘫在床上的。你是从多高的地方摔下来的，卡什？”

“二十八英尺四又二分之一英寸，大概是这样吧。”卡什说。我挪到他的身边。

“站在湿木板上是很容易滑倒的。”奎克说。

“真是太倒霉了，”我说，“不过你当时也是没有办法。”

“都是那些娘们儿不好[2]，”他说，“我是考虑到她的平衡打的。我是按她的大小和分量打那副寿材的。”

要是遇到湿木板就滑倒，那么在这场鬼天气过去之前，还不定有多少人要摔跤呢。

“你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呀。”我说。

我才不在乎别人摔跤不摔跤呢。我在乎的是我的棉花和玉米。

皮保迪也不在乎别人摔跤不摔跤。怎么样，大夫？

那是铁定的。迟早会给大水冲得干干净净。看起来灾祸总是不可避免的。

那是当然的啦。否则东西怎么会值钱呢。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人人都得到大丰收，你以为庄稼还值得人去种吗？[3]唉，要是我愿意见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大水冲得一干二净，那才怪哩，那是我流血流汗种出来的呀。

那是明摆着的嘛。只有自己能够呼风唤雨的人，才会不在乎见到庄稼给水冲走。

能呼风唤雨的是谁呢？这样的人眼珠子是什么颜色的呢？

对啰。是上帝让庄稼长起来的。他什么时候觉着合适就什么时候发大水把它冲走。

“你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呀。”我说。

“都是那些娘们儿不好。”他说。

在屋子里，那些女人开始唱歌了。我们听见第一句响了起来，在她们觉得有把握的时候，歌声开始变响，我们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脱掉帽子，把嘴巴里嚼着的烟草吐掉。我们没有走进去。我们停留在台阶上，挤成一团，帽子捏在身前或是身后松弛的双手里，一只脚伸在前面站着，头垂了下来，眼光不是朝旁边看，便是朝手里的帽子看，再就是朝地上看，时不时朝天上看，朝别人的庄重、严肃的脸上看去。

这支歌唱完了，女人们颤抖的嗓音在一个浑厚的、越来越轻的低音中停止。惠特菲尔德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显得比他的人要大些。好像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好像他是一回事，他的声音又是另一回事，他们是分别骑了两匹马在浅滩上蹬水过来进入屋子的，一个身上溅满了泥浆而另一个连衣服都没有湿，得意扬扬却又十分忧伤。屋子里有人哭起来了。那声音听起来好像她的眼睛和声音都朝里翻了进去，在倾听似的。我们挪动着，把重心移动到另一条腿上去，接触到别人的眼光但是又装出没有这回事的样子。

惠特菲尔德终于停止了。女人们又唱起歌来。在滞重的空气里，她们的声音像是从空气中产生的，飘来飘去，汇集在一起，聚成一些哀伤的、慰藉的曲调。歌唱完时，这些声音似乎并没有消失。似乎它们仅仅是藏匿在空气里，我们一动它们就会重新出现在我们周围，又忧伤又安慰人。这时女人家唱完了，我们戴上帽子，动作直僵僵的，好像我们以前从来没戴过帽子似的。

在回家的路上，科拉仍然唱个不停。“我正朝我主和我的酬谢迈进。”她唱道，她坐在大车上，披巾围在肩膀上，头上打着伞，虽然天并没有下雨。

“她可算是得到她的酬谢了，”我说，“不管她去的是什么地方，她总算是摆脱了安斯·本德仑，这就是她的酬谢了。”她在那只盒子里躺了三天，等达尔和朱厄尔回到家中，拿了一只新的车轮，回到陷在沟里的大车那里。用我的牲口吧，安斯，我说。

我们等我们自己的，他说。她会这样要求的。她一向就是个爱挑剔的女人。

第三天他们回来了，他们把她装上大车动身上路，时间已经太晚了。你们只好绕远走萨姆森家的那座桥了。你们走到那儿得一天工夫。那里离杰弗生还有四十英里。用我的牲口吧，安斯。

我们还是等自己的吧。她会这样要求的。

我们是在离本德仑家大约一英里处看见他[4]的，他坐在一个烂泥塘的边上。据我所知，烂泥塘里从来就没有过一条鱼。他扭过头来看我们，他的眼睛圆圆的，很安详，他的脸挺脏，那根钓竿横架在他的膝盖上。科拉仍然在唱圣歌。

“今儿个可不是钓鱼的好日子啊，”我说，“你跟我们一块回家，明天一大早我带你到河边去逮鱼，多多的。”

“这里面有一条，”他说，“杜威·德尔看见的。”

“你跟我们走吧。到河里逮鱼最好不过了。”

“这儿有，”他说，“杜威·德尔看到过的。”

“我正朝我主和我的酬谢迈进。”科拉唱道。

[1]当地的牧师。

[2]意思是：女人们为了让艾迪的裙子可以摊开，把她头足倒置。对此卡什很不高兴。

[3]丰收时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收入反而减少。

[4]应指瓦达曼。

达尔

“死了的不是你的马，朱厄尔。”我说。他直僵僵地坐在座位上，稍稍前倾，背挺得笔直，像一块木板。他帽檐湿透了，有两处从帽顶上耷拉下来，遮住了他那木僵僵的脸，因此，头低下来的时候，他只好透过帽檐朝外张望，仿佛是透过一顶头盔的面甲朝外观看。他眼光越过山谷朝远处眺望，朝向斜靠着断崖的谷仓，朝向想象中的一匹马。“看见它们了吗？”我说。在我们家房子的高处，在迅动、滞重的气流里，它们在盘旋，它们越转圈子越小。从我们这儿看去，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小黑点，执着的、耐心的、不祥的小黑点。“不过死了的可不是你的马呀。”

“去你的，”他说，“去你的。”

我无法爱我的母亲，因为我没有母亲。朱厄尔的母亲是一匹马。

兀鹰一动也不动，在高高的空中盘旋，流动的云给人一种它们在倒退的错觉。

他一动不动，腰板笔直，脸上板板的毫无表情，在想象自己的马像一只半收拢翅膀的鹰那样地伛曲着背。他们在等待我们，准备好了要抬棺材，在等待他。他走进厩房，等那匹马踢他，这样他就可以一闪身穿过去，跳上马槽，在那里待一会儿，从隔在当中的厩房屋顶看出去，望着空荡荡的小路，然后爬到放干草的阁楼上去。

“去你的。去你的。”

卡什

“这样放一头轻一头重。如果你们想搬动、运载起来平衡，我们必须——”

“抬呀。我操，你倒是抬呀。”

“我告诉你，这样搬动、运载起来都不平衡，除非——”

“抬呀！抬呀，让你这蒜头鼻的笨蛋见鬼去，抬呀！”

“这样放一头轻一头重。如果他们想搬动、运载起来平衡，他们必须——”

达尔

他和我们一起在棺材上方弯着腰，八只手里有他的两只。血一阵一阵地往他脸上涌。血色褪下来的时候脸色铁青，就像牛反刍过的食物那样平滑、厚实和发青；他的脸憋不过气来，涨得通红，龇牙咧嘴的。“抬呀！”他说，“抬呀，让你这蒜头鼻的笨蛋见鬼去！”

他一使劲，猛地把整个一边都抬了起来，我们全都赶紧抢着使劲免得他把棺材整个儿拥翻了。棺材抵抗了一会儿，好像它是有意识的，好像在里面的她那瘦竹竿似的身体虽然没有了生命，却仍然在拼命挣扎，好使自己多少显得庄重些，仿佛在努力掩藏一件自己的身体不得已弄脏了的外衣。接着棺材松动了，它突然上升，仿佛她躯体的抽缩使木板增加了浮力，又好像眼看那件外衣快要给抢走了，她赶紧又朝前一冲去争夺，全然不顾棺木本身的意志和要求。朱厄尔的脸色变得更加铁青了，我能听见他呼吸中有牙齿对咬的声音。

我们抬着它穿过门厅，我们的脚步沉重、笨拙地在地板上移动，走得七歪八斜的，我们穿过了大门。

“你们停一会儿。”爹说，他松开了手。他转过身去关上门，把它锁上，可是朱厄尔不愿等。

“走呀，”他用他那喘不出气儿来的声音说，“快走。”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抬下台阶。我们一边走一边保持平衡，好像这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们把脸转开去，从齿缝之间呼吸，不让鼻子吸气。我们走下小路，朝山包下走去。

“我们最好等一下，”卡什说，“我告诉你们，它现在不平衡。我们下坡还得有个人帮忙。”

“那你松手好了。”朱厄尔说。他不愿意停下。卡什开始落在后面，他步履蹒跚，想赶上来，他呼吸浊重；接着他和我们拉开了距离，朱厄尔独自抬着整个前端，这样一来，随着路面倾斜，棺材的一头翘了起来，它开始从我手中松了开去，在空中朝下滑动，就像一只雪橇在无形的雪上滑行，所到之处排走了空气，但棺木的形影似乎还留在那里。

“等一等，朱厄尔。”我说。可是他不愿意。他现在几乎是在奔跑了，卡什已经落在了后面。我现在独自抬的这头好像一点分量都没有，仿佛它成了一根漂流的干草，在朱厄尔失望的思潮里浮沉。我现在真的连碰都没碰到它，因为朱厄尔把身子一扭，让摇摇晃晃的棺木超越自己，然后伸出手去稳住它，同时就势把它送到大车的底板上，他回过头来看看我，一脸愤怒与绝望的神情。

“去你的。去你的。”

瓦达曼

我们要到城里去了。杜威·德尔说它不会卖掉的，因为它是属于圣诞老公公的，圣诞老公公把它收回去了，要到下一个圣诞节再拿出来。到那时它又会放在橱窗玻璃后面了，闪闪发亮的等在那里。

爹和卡什正从小山上走下来，可是朱厄尔却朝谷仓走去。“朱厄尔。”爹叫道。朱厄尔脚步没有停。“你上哪儿去？”爹说。可是朱厄尔还是没有停。“你把那匹马留在家里。”爹说。朱厄尔停住了脚步，看着爹。朱厄尔的眼睛瞪圆了，像两粒弹球。“你把那匹马留在家里，”爹说，“咱们全都坐大车和你妈一起走，这是她的心愿。”

可是我的妈妈是一条鱼。弗农看见它的。他当时在场。

“朱厄尔的妈妈是一匹马。”达尔说。

“那么我的妈妈也可以是一条鱼，是不是，达尔？”我说。

朱厄尔是我的哥哥。

“那么我的妈妈也非得是一匹马不可了。”我说。

“为什么？”达尔说，“如果爹是你的爹，为什么因为朱厄尔的妈妈是一匹马，你的妈妈也非得是一匹马不可呢？”

“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呢，达尔？”

达尔是我的哥哥。

“那么你的妈妈是什么呢，达尔？”我说。

“我根本没有妈妈，”达尔说，“因为如果我有过妈妈的话，那也是过去的事。如果是过去的事，就不可能是现在的事。是不是？”

“是不可能。”我说。

“那么我就不是，”达尔说，“是不是？”

“不是。”我说。

我是。达尔是我的哥哥。

“可是你是的呀，达尔。”我说。

“我知道的，”达尔说，“这正是我不是的原因。是的话一个女人哪能下这么多的崽子。”

卡什背着他的工具箱。爹瞅着他。“我回来的时候要在塔尔家停一下，”卡什说，“把那儿的谷仓屋顶修好。”

“那可是一种不敬，”爹说，“是对她也是对我的有意轻慢。”

“难道你要让他大老远的回到这儿来再背上家什步行走到塔尔家去？”达尔说。爹瞅着达尔，他的嘴在不停地嚼动。爹现在每天都刮胡子，因为我妈是一条鱼。

“这是不妥当的。”爹说。

杜威·德尔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她还带着装我们午饭的篮子。

“那是什么？”爹说。

“塔尔太太的蛋糕。”杜威·德尔说，一边爬上大车。“我帮她带到城里去。”

“这是不妥当的，”爹说，“这是对过世的人的一种轻慢。”

那玩意儿会在那儿的。圣诞节一到就会有的，她说，在铁轨上闪闪发光。她说他是不会把它卖给城里的孩子的。

达尔

他走进场院，朝谷仓走去，背挺得直直的，像块木板。

杜威·德尔一只胳膊挎着只篮子，另一只手里拿了只用报纸包起来的方包包。她的脸沉着、阴郁，她的眼睛是深思而警惕的；在那里面我可以看见皮保迪的背影宛如两只针箍里的两粒豌豆：也许是在皮保迪的背上有两条那样的蠕虫，它们偷偷地、不断地穿透你的身子，从前面钻了出来，于是你从睡梦中突然惊醒或是本来醒着却突然吓了一跳，脸上出现一种惊愕、专注和关切的表情。她把篮子放进大车，自己也爬了上去，在越来越绷紧的裙子下面，她的腿伸了出来，显得很长：那是撬动地球的杠杆[1]；是丈量生命的长和宽的两脚规中的一种。她在瓦达曼身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把那只纸包放在膝头上。

这时候朱厄尔走进谷仓了。他没有扭过头来看看。

“这是不妥当的，”爹说，“他为母亲干这么点事也不算过分嘛。”

“走吧，”卡什说，“要是他愿意就让他留下。他待在家里不会出什么事的。没准他会去塔尔家在那里住上几天。”

“他会赶上我们的，”我说，“他会抄近路在塔尔家那条小路那儿和我们会合的。”

“他还想骑那匹马呢，”爹说，“倘若我没有阻止他的话。那只有花斑的畜生比山猫还野。这是对他娘和我的有意轻慢嘛。”

大车移动了，骡子的耳朵开始抖动。在我们后面，屋子的上面，兀鹰羽翼不动地在高空盘旋，它们一点点变小终于不见。

[1]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过：“只要给我一个立足之处，我就能移动地球。”

安斯

我告诉过他要是尊敬他死去的娘就别带上那匹马，这实在不像样儿，他那么神气活现地骑在一匹马戏团的畜生身上，而他母亲的意思是让自己的亲骨肉都坐在大车里陪伴她，可是还不等我们走出塔尔家的小路达尔便扑哧一声笑出来了。跟卡什一起坐在后面的木板座上，死去的娘就躲在他脚边的棺材里，他却大笑起来。都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我告诉过他正是这样的行为才使人们对他议论纷纷。我说我对人们议论我的亲骨肉还是在乎的，虽然你自己并不在乎，虽然我养大的是这么一帮不成器的儿子，要知道你非得要这么干使得人们议论纷纷，这对你娘可是一件丢脸的事，我说，对我倒不见得有什么损害：我是个老爷们儿，我受得了；你得给家里的女人，你娘你妹妹，考虑考虑，这时候我转过身来看他，可他还是坐在那里，笑个不停。

“我也不指望你把我看在眼里，”我说，“可是你娘躺在棺材里还没凉透呢。”

“瞧那边。”卡什说，把脑袋往小巷的方向一指。那匹马离我们还相当远，正飞快地朝我们奔来，不用说我也知道马背上是谁了。我只是转过头去再看看达尔，他瘫在那儿笑个不停。

“我是尽了力了，”我说，“我尽可能按她的意愿去做。上帝会原谅我并且宽恕他赐给我的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的。”这时候在她躺着的棺材的上方，达尔坐在木板座位上，笑个不停。

达尔

他飞快地穿出小巷，可是他拐进大路时我们离巷口已有三百码远，泥土纷纷从闪烁的马蹄底下飞起。接着他骑得稍许慢了一些，在马鞍上很轻快，身板挺直，那匹马在泥泞地里踩着小碎步。

塔尔在他的场院里。他看着我们，举起了手。我们继续往前走，大车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湿泥在车轱辘下咝咝作响。弗农仍然站在那儿。他也望着朱厄尔经过，那匹马迈着一种轻松的、膝头高高抬起的步姿，在我们三百码后面奔驰。我们继续前进，以一种让人昏昏欲睡的动作，有如梦幻，像是对于进展毫无兴趣，似乎在我们与目的地之间缩短的并非空间而是时间。

大路成直角朝左右叉开，上星期天的车辙痕已经愈合。这条平坦、红色的矿渣路逶迤地伸进松林。一块白色的路牌，上面写有已经褪了色的字：纽霍普教堂，三英里。这路牌旋转着升起，就像是一只一动不动的手举起在大洋深邃的孤寂之上；路牌后面，那条红土路仰卧着像根车辐而艾迪·本德仑则是那轮圈。路牌旋转着掠了过去，空空的，没有留下痕迹，它把褪淡的、不动声色的白字转了开去。卡什抬起眼睛静静地望着大路。我们经过路牌时他的脑袋像猫头鹰的头似的拧了开去，他的脸容很安详。爹驼着背，眼睛笔直地朝前看。杜威·德尔也朝路前方看，接着她扭过头来看我，她的眼神是警觉的、拒斥的，卡什眼睛里那种疑问的神情她一刻也不曾有过。路牌闪过去了，光秃秃的大路又向前伸展。这时，杜威·德尔扭过头来。大车吱呀吱呀地朝前行进。

卡什朝车轮外面啐了一口。“再过两天就会有臭味儿了。”他说。

“你最好告诉朱厄尔。”我说。

他现在一动不动，在丁字路口那儿坐在马背上，腰板挺直，瞅着我们，一动也不动，跟他前面那块举着褪色文字的路牌一样。

“棺材没有放稳，走长路是不行的。”卡什说。

“这一点你也告诉他好了。”我说。大车吱扭吱扭地朝前行进。

又走了一英里他超过了我们，那匹马被缰绳一扯跑起了轻快的步子。他在马鞍上轻松地坐着，身子稳稳的，脸上木呆呆的没有表情，那顶破帽斜戴在头上，倾斜的角度大得惊人。他迅速地超过我们，也不看我们一眼，是那匹马在使劲儿，马蹄在湿泥里发出了咝咝声。一团湿泥往后甩，噗的一声落在棺材上。卡什俯身从工具箱里取出一件家什小心翼翼地把泥巴清除掉。大路穿过怀特里夫[1]时，下垂的柳条离我们很近，他折下一根枝条用湿润的叶子擦拭着污痕。

[1]地名。该处有一小溪，也有教堂和居民点。在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村子》《小镇》里也出现过。

安斯

要在这儿活下去真不容易；这是个苦地方。辛辛苦苦走了八英里路所流的汗全都流到上帝的土地里去了，而这正是上帝他老人家的意思。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一个老老实实、下力气干活的人在哪儿都得不到好处。那些在城里开铺子的人呢，一滴汗不流，却靠流汗的人生活。下力气干活的人、庄稼人，哪有什么好处呢。有时候我真想不通咱们干吗要这样死受。也许是因为到了天上我们可以得到补偿吧，在那里，有钱人不能把汽车什么的带去。人人平等，上帝会把有钱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可是这一天谁知道什么时候才来到呢。一个人非得委屈自己和他死去的亲人才能得到老老实实做人的报酬，这有多糟心。我们下午也一直赶路，天快黑时来到萨姆森农庄，可是发现这儿的桥也给冲掉了。从没见到过河水涨得这么高，天上的雨还有得好下呢。老一辈的也没见到过或听说过有人记得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我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可是他行事的方式也未免太奇特了，依我看。

可是如今我可以装假牙了。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那倒不假。

萨姆森

那是天快要黑时的事。我们坐在门廊上，这时大路上驶近一辆大车，里面坐着五个人，还有另外一个骑着马跟在后面。有一个人举起手打了招呼，可是他们经过店门口没有停下来。

“那是谁呀？”麦卡勒姆说，“我记不得他前面的名字了，反正是雷夫的双胞胎兄弟，正是那一个。”

“那是本德仑家，住在纽霍普再过去一点。”奎克说，“朱厄尔骑的是斯诺普斯卖出来的马[1]。”

“我还不知道这批马居然有一匹还在，”麦卡勒姆说，“我还以为你们那边的人后来想法子把它们都打发掉了呢。”

“你倒试着去骑骑那匹马看。”奎克说。大车继续往前行进。

“我敢说你家朗老爹是不会把马白送给他的。”我说。

“当然不会，”奎克说，“他是从我爹手里买的。”大车还在往前走。“他们准是根本没听说桥的事。”他说。

“他们上这边来到底为了什么呢？”麦卡勒姆说。

“把他老婆埋了之后，乘便放一天假松快松快吧，我想。”奎克说，“准是进城去，我想，塔尔那边的桥准也是冲掉了。我琢磨他们还没听说这儿的桥的消息呢。”

“那他们得插上翅膀才能过去了，”我说，“我估计从这里到伊什哈塔瓦河口一座桥也没有了。”

他们的大车里还载着东西。不过奎克三天之前刚去参加过丧礼，我们自然不会想到别处去，只觉得他们离家出门未免太迟了些，而且肯定是没有听说桥的事儿。“你最好把他们叫住。”麦卡勒姆说。真是见鬼了，他前面的名字就在舌头尖上，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于是奎克大声叫了，他们停了下来，奎克走到大车跟前去告诉他们。

他和他们一起折了回来。“他们要去杰弗生，”他说，“塔尔家那边的桥也冲掉了。”似乎我们还不知道这档子事似的，他的脸看起来有点古怪，特别是鼻孔周围，可是那一家人光是坐在那里，本德仑、那个姑娘和小家伙坐在车座上，卡什和老二，也就是人们常常议论的那个，坐在横架在车尾挡板的一块木板上，另外的那个骑在花斑马上。不过我想他们到这时也已经习惯了，因为当我对卡什说他们只好再绕回到纽霍普去以及怎样做最好时，他仅仅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看我们是到得了那儿的。”

我这人不大爱瞎管闲事。我是主张让每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可是我跟雷切尔谈起他们当中没一个懂行的人料理她而又是碰到七月大热天等等等等，这以后，我又去到谷仓里，想劝劝本德仑。

“我答应过她的，”他说，“她拿定主意非得这么干不可。”

我注意到一个懒惰的人，一个不喜欢动的人，一旦开始动了就会决心继续动下去，就跟他不动时决心一步也不动一样，仿佛他非常恨的倒不是动本身，而是启动与停止。倘若出了什么事使得启动与停止发生困难，他倒会显出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他坐在大车上，驼着背，眨巴着眼，听我们讲桥怎么说话间就给冲走，水又是涨得多么高，倘若他不是显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仿佛是他本人让河水涨上去的，那我就不是人。

“你说河水比你见过的任何时候都高？”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他说，“我估计到明天早上也不会退下去多少。”他说。

“你们最好今天晚上在这儿过夜，”我说，“明天早早儿的朝纽霍普进发。”我完全是心疼那两头瘦骨嶙峋的骡子。我告诉雷切尔，我说了。“喂，难道你愿意我把他们挡在外面黑夜里吗？他们离家八英里呢。我还能怎样做呢，”我说，“反正只待一晚，他们就待在谷仓里，天一亮他们一定会动身的。”因此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你们可以回纽霍普。我工具有的是，小伙子们要是愿意，一吃完晚饭马上可以先去干起来，把坑挖好。”这时候我发现那个丫头瞪着我。如果她的眼睛是两把手枪，我早就不在这儿说话了。她眼睛要是没有冲着我喷火，我就是小狗。后来我到谷仓去走近他们时，她说话正说得起劲，压根儿没注意我来到身边。

“你答应过她的，”她说，“你答应了，她才撒手去的。她满以为可以相信你的。要是不照着做，你会遭到天谴的。”

“谁说我不打算履行诺言啦？”本德仑说，“我的心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坦荡荡的。”

“我才不管你的心怎么样呢。”她说。她发出的是一种耳语声，话说得很快。“你答应了她的。你必须照办。你——”这时她看见了我，就打住了，站在那里没动。如果她的眼睛是两把手枪，我早就不在这儿说话了。后来我跟安斯提起我的想法，他就说了：

“我答应过她的。她坚决要这样办的。”

“可是我觉得她愿意她母亲埋在附近，这样她就可以——”

“我说的是艾迪，”他说，“艾迪一定要这样办呢。”

因此我告诉他们把大车赶到谷仓里去，因为眼看又要下雨了，晚饭也快准备好了。不过他们不愿进屋来吃饭。

“我谢谢你了，”本德仑说，“我们不想麻烦你。我们篮子里还有点吃的。我们可以将就对付。”

“这个嘛，”我说，“既然你这么尊重妇女，我也不能两样。要是客人吃饭的时候来到我们家又不肯和我们同桌吃饭，我那口子会认为是瞧不起她。”

于是那丫头到厨房去帮雷切尔了。这时候朱厄尔来到我的跟前。

“当然，”我说，“顶棚那儿的干草你尽管用。你喂骡子的时候也喂喂那匹马好了。”

“马吃的我愿意付钱给你。”他说。

“干吗这样？”我说，“谁喂马用了些草料我是不在乎的。”

“我愿意付钱给你。”他说，“我还以为它要什么特别的饲料呢。”

“干吗要特别的？”我说，“莫非它不吃干草和玉米吗？”

“是要特别多一些，”他说，“我总是多喂它一点，我不愿让它欠谁的情分。”

“饲料我这里是不卖的，小子。”我说，“要是它能把顶棚里的东西吃光，明儿一早我帮你把谷仓里的往大车上装。”

“它是从来也不欠谁的情分的，”他说，“我宁愿付钱给你。”

要是问问我宁愿怎样，你也根本不会在这儿了，我本想跟他这样说。可是我仅仅说：“那就让它现在开始欠别人的情分吧。饲料我这里是不卖的。”

雷切尔摆好晚餐，便跟那丫头一起去铺床。可是他们谁也不肯进来。“她都死了好几天了，该不会要求谁那么拘礼了。”我说。我跟任何人一样是尊敬过世的人的，可是你们也应该尊敬死者自己的遗体呀，一个女人的遗体在棺材里放了四天，对她表示敬意的最好做法就是尽快让她入土。可是他们就是不肯。

“那样做是不合适的。”本德仑说，“当然啰，如果小伙子们想上床睡觉，我想我可以坐着陪她一夜。我还不至于连这点苦都不肯为她吃。”

于是我回到谷仓，他们正蹲在大车周围的地上，全都在那儿。“至少得让那个小家伙进屋去睡会儿觉吧。”我说，“还有你，最好也进来。”我对那姑娘说。我并没有干涉他们私事的意思。我怎么想，也想不起以前干过什么和她有关系的事儿。

“他已经睡着了。”本德仑说。他们已经把他放进一间空马厩的木槽，让他在那儿睡了。

“那么你进来吧。”我对那姑娘说。可是她仍然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光是蹲在那儿。你都几乎看不清楚他们。“你们几个小伙子怎么样？”我说，“你们明天还要忙一整天呢。”过了一会儿，卡什说：

“我谢谢你了。我们能对付的。”

“我们不想欠别人的情分，”本德仑说，“我打心底里谢谢你了。”

因此我就让他们去蹲在那里了。我想经过四天之后他们也习惯了。可是雷切尔不答应。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她说，“太不像话了。”

“他又能怎么样呢？”我说，“他给她许下过诺言的。”

“谁说他啦？谁管他呀？”她说，声音越来越高。“我只希望你和他还有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你们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折磨我们，在我们死了以后又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拖着我们走遍整个——”

“好了，好了，”我说，“你又发火了！”

“你别碰我！”她说，“别碰我！”

男人就是琢磨不透女人。我跟这一位一起过日子足足有十五年了，要说我琢磨透了我就是这个！我也清楚我们之间有许多不痛快的事儿，可是我从未想到怄气的原因会是一具死了都有四天的尸体，而且还是一具女尸。她们真会折磨自己，不像男人，能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因此我躺在床上，听着雨开始落下，想到他们在那边，蹲在大车四周，雨点打在屋顶上，又想到雷切尔在那边抽泣，一直唏唏嘘嘘地哭，过了一会，虽然她已经睡着了，我似乎仍然能听到她在哭，而且还闻到了那股气味，虽然我明知自己不可能闻到。我甚至都拿不准自己能闻到还是不能，或者是不是反正知道那是什么就认为自己能闻得出来。

因此第二天早上我根本没去那儿。我听见他们在套车，接着在我知道他们准是马上要动身的时候，我出了前门沿着路朝桥走去，一直到我听见大车从场院里出来，朝纽霍普方向折了回去。这时我回进屋子，雷切尔又冲我跳了起来，因为我没有到谷仓去请他们进屋来吃早饭。女人家的事儿真是捉摸不透。你刚弄清楚她们肚子里是这个意思，你马上就得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还得认为自己真该挨顿鞭子，怎么方才居然会有那样的想法的。

可是我仍然觉得我能闻到那股味道。因此我断定那不是有臭味，而是我知道它在那里待过所以才觉得有，人不是常常这样受到愚弄的吗？可是当我走近谷仓的时候就知道不对头了。我走进门厅时看见一样东西。我进去时它好像弓着身子，我起先还以为他们中的哪一位留下来没走呢，接着我就看清那是什么了。那是一只秃鹰。它扭过头来看见我就顺着门厅往外走，叉开了腿，羽毛有点奓着，先从一边的肩膀上扭过头来瞅我，接着又从另一边瞅，活像一个秃老头。它出了门就开始飞。飞了好一会儿才升到空中，空气阴沉、重浊，像是饱含着雨意。

要是他们坚决要去杰弗生，我琢磨他们非得绕弗农山庄[2]不可了，就像麦卡勒姆那样。他大概后天可以到家，他还是骑着马的。那样他们离城只有十八英里了。可是也许这座桥也会给冲走，让他明白这是上帝的意旨和决定。

那个麦卡勒姆，他跟我断断续续做买卖都有十二年了。他从小我就认得他，熟悉他的名字就跟那是我自己的名字似的。可是天哪，我却一下子怎么也说不出来。

[1]故事见福克纳的短篇小说《花斑马》与长篇小说《村子》的第四部。弗莱姆·斯诺普斯与人合伙，弄来一批野马，佯称是驯马，卖给乡亲，使地方上乱成一团。

[2]市镇名。离杰弗生十八英里。

杜威·德尔

路牌看得见了。它现在直愣愣地瞪着大路，因为它等得起。纽霍普，三英里。它准是那么说。纽霍普，三英里。纽霍普，三英里。接着就是大路的开端，弯弯曲曲地钻进树林，空荡荡的，在等待，上面说纽霍普三英里。

我听说我妈死了。我希望我有时间让她死。我希望我有时间希望我有。因为在这片野蛮的被蹂躏的土地上什么都太快太快太快。倒不是我不愿意和不想而是什么都太快太快太快。

现在它开始显示了。纽霍普三英里。纽霍普三英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时间的孕育阶段了：扩张的骨架的痛苦与失望，那个硬硬的骨盆带里面卧着事情的被蹂躏的内脏。我们走近时卡什的脑袋慢慢地扭了过去，他那苍白茫然悲哀矜持而疑问的脸随着红色空旷的拐弯而扭动；在后轮旁边朱厄尔骑在马上，朝正前方凝望。

田野从达尔的眼睛里逸了出去；他那两只眼睛游动着集中到一个点上。它们先盯住我的脚然后沿着我的身体升上来盯着我的脸，这时我的衣服没有了：我赤条条地，在不紧不慢走着的骡子后面的座位上坐着，坐在分娩的阵痛上。我要不要叫他把头转开去。我说了他会照着做的。你难道不知道他会按我的吩咐去做的吗？有一次一股黑色空空的东西从我下面冲出去使我醒了过来。我看不见。我只看见瓦达曼站起来走到窗前把刀子刺进鱼，血冲了出来，像一股气似的发出咝咝声，可是我看不见。他会按我的吩咐去做的。他一直是这样的。我能说服他去做任何事情。你知道我是能够的。我要不要说在这里拐弯呢？那是我那回死过去的事。我要不要说呢？那样我们就可以去纽霍普。我们用不着进城了。我站起身从喷血的还在咝咝响的鱼身上拔出刀子，我杀死了达尔。

早先我和瓦达曼一块睡的时候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想我是醒着的可是我看不见也感觉不出来我感觉不出我身子下面的床我也想不起来我曾是什么我想不起我叫什么名字我甚至也想不起我是个女孩我连想都不会想了我而且也不会想我要醒来也不记得和醒相对立的是什么倘若那样我也知道该干什么我只知道有一样东西经过可是我连时间这件事儿也想不起来接着突然之间我知道那东西了那是风吹遍了我全身好像是风来了把我吹回它来自的地方我没有吹那房间这时候瓦达曼熟睡着一切都回到我身子底下并且继续进行像一块凉飕飕的丝绸从我光赤赤的大腿上拖了过去

凉飕飕的风从松林里吹出来，发出一种悲哀、不停顿的声音。纽霍普。方才是三英里。方才是三英里。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

“咱们方才干吗不去纽霍普，爹？”瓦达曼说，“萨姆森先生说咱们该去那儿，可是咱们已经过了那个路口了。”

达尔说：“瞧啊，朱厄尔。”可是他并没有瞧我。他在看天空。秃鹰一动不动，就仿佛是钉在空中似的。

我们拐上了塔尔家的小路。我们经过谷仓继续往前走，轱辘在湿泥中咝咝作响，经过了田野中的一排排绿油油的棉花，弗农小小的人影在地块那边扶着犁。我们经过时他举起了一只手，对着我们的背影看了很久。

“瞧啊，朱厄尔。”达尔说。朱厄尔坐在他的马上，好像人和马都是木头雕的，他直直地盯着正前方。

我相信上帝，上帝啊。上帝啊，我相信上帝。

塔尔

他们经过之后我把骡子牵出来，把挽绳绕起来打上结，便跟了上去。他们都在坡道[1]的末端，坐在大车里。安斯坐在那里，看着已经陷到河里去的那座桥，如今只有两头还露出水面。他直瞪瞪地望着它，好像他一直认为人们说桥不在了都是骗他，不过又像他心里一直希望桥确实是给冲走了。他穿着星期天才穿的好裤子，嘴里嘟哝着，看上去是既吃惊却又有点高兴，蛮像一匹没有梳刷过却给打扮得花花绿绿的马。唉，谁说得清呢。

那个小男孩瞅着那座中间陷下去，上面漂着些圆木和乱七八糟东西的桥，这座桥松松垮垮、颤颤巍巍，像是随时都会哗的一声全部坍塌，他瞪大了眼睛瞅着它，仿佛在看马戏。那个丫头也在看。我走近时她抬起眼来打量我，她的眼睛亮了起来，接着又变得冷冰冰的，好像我要碰她似的，接着她又去看安斯，然后把眼光转回到河水那儿。

两岸的河水都涨得几乎跟坡道一般高了，地都淹没在水里，除了我们脚底下舌头一样伸到桥上然后没入水里的那一小块土地。若不是熟谙路和桥早先是怎么样的，你简直说不出哪儿是河哪儿是岸。光是乱七八糟黄黄的一大片，坡道简直比刀背宽不了多少，我们坐在马车里，骑在马背上和骡背上，都挤在这坡道上面。

达尔在看着我，接着卡什扭过头来看我，用的眼光就跟那天晚上他打量木板是否适合她的尺寸时一样，好像他心里在量它们的长短根本不问你有什么想法，而且要是你真的说了他甚至也不装出他在听，虽然他好歹还是在听。朱厄尔没有动，他坐在马上，稍稍前倾，脸上的表情就跟昨天他和达尔经过我那儿回自己家去运她的灵柩时一样。

“如果光是水涨高了，咱们还是可以把大车赶过去的，”安斯说，“咱们可以对准了赶过去。”

有时候一根木头会从挤紧的地方挣脱，继续往前漂去，一面旋转翻滚，我们可以看到它漂到原来是浅滩的地方。它会减慢速度，斜横着翻身，片刻之间杵出在水面上，这就告诉我们浅滩原来是在这里了。

“可是这也不说明什么呀，”我说，“那儿也可能是堆积起来的一溜儿流沙。”我们看着那根木头。这时候那丫头又盯着我看。

“惠特菲尔德先生也过去了。”她说。

“他是骑着马过去的，”我说，“而且又是在三天之前。从那时候起河水又涨高了五英尺。”

“要是桥露出在水面就好了。”安斯说。

那根木头往上蹿了一下接着又往前漂了。水面上有许多垃圾和泡沫，水声充耳可闻。

“可是它没到水里去了。”安斯说。

卡什说：“要是小心点还是可以踩着木板和圆木走过去的。”

“可是那就什么也不能带，”我说，“很可能等你一踩上去，整座桥一下子全垮了。你说呢，达尔？”

他盯着我看。他什么也没有说；仅仅是用两只招人议论的古怪的眼睛盯着我。我一直认为让人发怵的倒不是他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他盯着你的那股神情。仿佛是他把你的五脏六腑都看透了。仿佛是不知怎的从他那两只眼睛里你都可以看见你自己和你的所作所为。这时我又感觉到那丫头在瞅着我，仿佛我有意思要碰她似的。她对安斯嘟哝了一句。“……惠特菲尔德先生……”她说。

“我是在上帝面前向她许下了诺言的，”安斯说，“我估摸没有必要担心过不去。”

可是他仍然没有催赶那两头骡子。我们待在水边。另一根木头从缠结中脱身，往前漂去；我们看着它在从前的浅滩处停了一会，慢慢地转了个身。接着又朝前漂去。

“今天晚上可能下雨，”我说，“你们又得再耽误一天了。”

这时候朱厄尔在马上侧过身来。在这以前他始终没有动，现在他转过身来瞅着我。他的脸青青的，待会儿还会变红然后又发青。“滚回去犁你的地去，”他说，“谁请你来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的？”

“我可没有恶意呀。”我说。

“住口，朱厄尔。”卡什说。朱厄尔的眼光转回到水面上去，他的脸绷得紧紧的，现在变红了，接着又变青然后又变红。“爹，”过了一会儿卡什说，“你打算怎么办？”

安斯没有搭理。他驼着背，坐在那里，嘴巴里嘟嘟哝哝的。“要是桥露出在水面上，我们就可以开过去了。”他说。

“走吧。”朱厄尔说，驱赶着他的马。

“等一等。”卡什说。他盯看着桥。我们瞅着他，除了安斯和那丫头。他们俩还在看水。“杜威·德尔和瓦达曼还有爹最好是自己走过桥去。”卡什说。

“弗农可以帮他们，”朱厄尔说，“我们再把他的骡子套在我们骡子的前面。”

“你们不能把我的骡子赶到水里去。”我说。

朱厄尔看着我。他的眼睛像一只破盘子的碎片。“我会赔你那头死骡的钱的。我现在就把它从你手里买下来。”

“我的骡子可不到那样的水里去。”我说。

“朱厄尔都准备用他的马了，”达尔说，“你为什么不能让你的骡子冒一下险呢，弗农？”

“别说了，达尔，”卡什说，“你和朱厄尔都不要说了。”

“我的骡可不到那样的水里去。”我说。

“朱厄尔都准备用他的马了，”达尔说，“你为什么不能让你的骡子冒一下险呢，弗农？”

“别说了，达尔，”卡什说，“你和朱厄尔都不要说了。”

“我的骡子可不到那样的水里去。”我说。

[1]指为上桥垫高的土路。

达尔

他坐在马上，气鼓鼓地瞪着弗农，他那瘦削的脸上充满怒气，满脸通红，简直要把直僵僵的眼白都染上红丝。他十五岁那年的夏天突然着了睡魔。一天早晨我去喂骡子，那几头母牛还在桩子上，我听见爹走回屋子里去叫他。等我们回到屋子去吃早饭时，他从我们身边经过，提了两个牛奶桶，跌跌撞撞好像喝醉了酒。他去挤牛奶。我们把骡子套上犁，到地里去，不等他了。我们在地里干了一小时的活儿还不见他露面。后来杜威·德尔给我们送午饭来，爹就叫她回去找找朱厄尔。他们发现他在牛棚里坐在小板凳上睡着了。

自此以后，每天早上爹都要进屋子去叫醒他。他吃着吃着晚饭就在桌子旁睡着了，一吃完晚饭就赶紧上床，等我上床的时候他早就像死人那样一动不动了。可是到了早上爹还得叫他起床。他起倒是起来了，可是还跟掉了魂儿似的。爹唠唠叨叨地数落他，他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提着牛奶桶往牛棚走去。可是有一回我发现他在母牛那儿又睡着了，桶放在那儿，只有半满，他两只手齐腕浸在牛奶里，脑袋靠在牛肚皮上。

从此以后只好让杜威·德尔去挤奶了。爹叫他他倒也总是起床的，别人叫他干什么他就恍恍惚惚地去干，好像也是想努力把事情干好的，好像也是跟别人一样感到抱歉的。

“你是不是病了？”妈说，“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吗？”

“没事儿，”朱厄尔说，“我觉得挺好的。”

“他就是懒，是要气我。”爹说，可是朱厄尔光是站在那儿，好像又睡着了。“是不是啊？”爹说，把朱厄尔摇醒好让他回答。

“不是的。”朱厄尔说。

“你今天别干了，在家里歇一天吧。”妈说。

“那整块洼地还没有打理好就想休息？”爹说，“你要是没病，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没事儿，”朱厄尔说，“我挺好的。”

“好什么？”爹说，“你说话间就要站着睡着了。”

“没有，”朱厄尔说，“我挺好的。”

“我要让他在家里待一天。”妈说。

“我少不了他，”爹说，“我们全都上还感到人手不足呢。”

“你只好和卡什、达尔干多少算多少了。”妈说，“我要让他今天歇一天。”

可是他还不愿意呢。“我挺好的。”他说，又往外走了。然而他还是不对头。谁都能看得出来。他一点点瘦下去，我见到过他锄着锄着就睡着了；眼看那把锄越挥越慢，越挥越慢，弧度也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终于停了下来，他支着锄柄在热辣辣的阳光下一动不动地站着。

妈要去请大夫，爹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花这笔钱的，而朱厄尔看上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瘦了些，另外就是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睡着。他胃口还不错，就是吃着吃着就会对着自己的碟子打盹，一块面包还露了一半在嘴巴外面，嘴里还在嚼着。可是他坚决说自己没事儿。

是妈让杜威·德尔代替他挤牛奶的，给她点儿好处就是了，家里还有些杂活原来是朱厄尔吃晚饭前干的，妈想法子让杜威·德尔和瓦达曼分着做了。要是爹不在她就自己把它们做了。她还特地做些东西给他吃，还藏藏掖掖的不让别人看见。这可能还是我头一回发现艾迪·本德仑还有要背着人做的事呢，她可是一直教导我们欺诈乃是世界上万恶之首，和它一比，穷困都算不得什么。有时候我进卧室去睡可以看到她坐在黑暗中朱厄尔的身边看他睡觉。我知道她是在恨自己因为有欺诈的行为，也恨朱厄尔因为自己那么爱他竟不由自主地做出了欺诈的行为。

有一天晚上她病了，我到谷仓里去套牲口准备驾车去塔尔家，我竟找不到马灯。我记得昨天晚上还看到是挂在钉子上的，可是半夜起来却不在那儿了。因此我只好摸黑套车上路，天刚亮就接了塔尔太太回来。那盏灯又在了，挂在那根钉子上，我原来记得它在那儿可是方才没有。接着有一天早上日出前杜威·德尔在挤奶，朱厄尔从后面钻墙洞进到谷仓里来，手里提着那盏马灯。

我把这件事告诉卡什，卡什和我互相对看了一眼。

“发情了。”卡什说。

“没错儿，”我说，“可是干吗要那盏灯？而且每天晚上都去。难怪他要掉膘了。你要不要跟他谈谈？”

“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卡什说。

“他现在的这种做法也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我知道。可是得让他自己明白过来才行。给他时间咂摸清得悠着点儿劲，往后去日子还长着呢，这样他就不会出事了。我想我是不会去告诉任何人的。”

“没错儿，”我说，“我已经叫杜威·德尔别说出去。至少不要跟妈说。”

“没错儿。别跟妈说。”

自此以后我觉得这件事怪有趣的：他行动这么恍惚，这么急煎煎的，这么想睡，瘦得像根架豆子的竹竿，还以为自己事情做得很漂亮。我纳闷那丫头是谁。我把所知道的一个个滤了一遍，可是还是拿不准是谁。

“不会是个姑娘，”卡什说，“准是哪儿的一个有夫之妇。年轻姑娘不会这么大胆，也不会这么有耐力。这正是我不喜欢的地方。”

“为什么？”我说，“对他来说，她比年轻姑娘更加安全，也更有头脑。”

他看着我，他的眼光游移不定，他想说的词语也显得游移不定。“世界上并不是安全的事情对人……”

“你是说，安全的事情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事情？”

“是啊，最好的事，”他说，又在游移不定了。“对他有好处的事，并不是最好的事，……一个小青年。一个人总是不喜欢看见……在别人的泥潭里打滚的……”这就是他费了半天劲想要表达的意思。当一样新的东西脱颖而出的时候，总应该要求有比“安全”稍稍高些的境遇吧，因为安全是人们习以为常已经磨掉了棱角的东西，再重复去做并不能使一个人说：这件事可是空前而又绝后的呀。

因此，我们什么也没有说，直到后来都没有说，那时他早上在地里突然钻出来和我们一起干活，时间紧得连家都不回，也不装出在床上睡了一整夜的模样。他会告诉妈妈说他不饿不想吃早饭或是他套牲口时已经塞了片面包在嘴里了。可是卡什和我知道那些天晚上他根本没有在家睡，他是从树林里走出来和我们一起下地的。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说。那时夏天快过去了，我们知道等夜晚开始变凉时，要是他还受得了她也要吃不消了。

可是秋天来临夜晚开始变长时，唯一的变化是他又总是睡在床上等爹叫醒他，叫了半天他起来时，还是在那种半白痴的状态中，就跟最初阶段一样，比他彻夜不归的时候还要糟。

“她真不简单哪，”我对卡什说，“我以前是钦佩她，可是我现在对她算是服了。”

“不是什么女人的事。”他说。

“你知道啦。”我说。可是他光是瞅着我。“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这正是我打算要查明的。”他说。

“你要是愿意，可以在林子里盯他一整夜的梢嘛。”我说，“我可不愿这么干。”

“我不是要盯他的梢。”他说。

“那你管那样做叫什么呢？”

“我不要盯他的梢，”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过了几个夜晚，我听见朱厄尔起来，从窗口爬了出去，接着我又听见卡什起来跟在他的后面。第二天早上我到谷仓去，卡什已经在那里了，骡子喂过了，他正在帮杜威·德尔挤牛奶。我一看见他就明白他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过不了一会儿便可以看见他用古怪的眼光瞅瞅朱厄尔，好像查明朱厄尔的去向和所作所为之后，他总算有点事可以好好琢磨了。不过那不是担忧的眼光，而是我发现他替朱厄尔做家务事时的那种表情，爹还以为这些活仍然是朱厄尔在做而妈则以为是杜威·德尔在做。因此我也不跟他说什么，相信等他在自己脑子里回味得差不多时自然会告诉我的。可是他一直没说。

有天早晨——那已经是十一月，事情开始的五个月之后了——朱厄尔不在床上，也没有到地里去和我们一起干活。那是妈第一次发现事情有点儿蹊跷。她派瓦达曼到地里来找朱厄尔，过了一会儿她自己来了。好像是只要欺骗是静静地、不声不响地在进行，大伙儿便甘愿受骗，而且还帮着隐瞒，也许是由于怯懦，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懦夫。懦夫自然是宁可选择欺骗的，因为它有一个温和的外表。可是现在好像大家全都——由于有心灵感应不约而同地承认害怕——把整个事情像揭开床上的被子似的揭开来，我们都毫无遮掩地坐得笔直，面面相觑，并且说：“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他没有回家。他出了什么事。我们没看住他让他出了问题。”

这时候我们看见他了。他沿着水沟过来，然后转弯穿过田野，骑在马背上。马鬃和马尾在飘动，仿佛这么一动它们是在展示马身上的花斑：朱厄尔像是坐在一只大的纸糊风车上，没有马鞍，只拿着一根绳子权充缰绳，头上也没有戴帽子。那是弗莱姆·斯诺普斯二十五年前从得克萨斯州带回来的那批马的后代，当时他两块钱一匹卖给大家，唯独只有老朗·奎克把他买的那头逮住带回了家，他还拥有几匹这种血统的马，因为他始终脱不了手。

他策马飞奔过来，煞住，他的脚跟紧抵马的胁肋，马跳跃旋转，仿佛马鬃、马尾、花斑与内里的骨肉毫不相干似的，而他则坐在马背上，看着我们。

“你这匹马是打哪儿弄来的？”爹说。

“买的，”朱厄尔说，“从奎克先生那儿买来的。”

“买的？”爹说，“拿什么买的？是用我的名义赊账买的吗？”

“用我自己的钱，”朱厄尔说，“我挣来的。你不用为这事担心。”

“朱厄尔，”妈说，“朱厄尔。”

“对的，”卡什说，“钱是他自己挣的。他整治了奎克春上划出来的那四十亩新地。他一个人单独干的，晚上打着灯笼干的。我瞅见的。因此我看这匹马没有花任何别人的钱。我看咱们没啥好担心的。”

“朱厄尔，”妈说，“朱厄尔……”接着她又说：“你马上回家上床睡觉去。”

“还不行呢，”朱厄尔说，“我没空。我还少一副马鞍一副笼头呢。奎克先生说他……”

“朱厄尔，”妈说，眼睛直直地盯着他。“我会给——我会给……给……”接着她哭起来了。她哭得很伤心，没有掩住自己的脸，穿着她那件褪了颜色的便袍站在那里，直直地盯着他，而他则坐在马上，朝下看着她，脸色变得冷酷起来，而且还带点病容，最后他急促地把眼光转开去，这时候卡什走上来碰了碰妈妈。

“您回屋里去吧，”卡什说，“这儿的地太湿，对您身体不好。您现在回去吧。”她这时才把双手按在脸上，过了一会儿她往回走了，在犁沟上有点蹒跚地走着。可是很快她就挺直了身子朝前走去。她没有回过头来。在走到地沟的时候她停了下来叫瓦达曼。瓦达曼正在看马呢，在马的身边跳跳蹦蹦。

“让我骑，朱厄尔。”他说，“让我骑呀，朱厄尔。”

朱厄尔瞅瞅他，又把眼光转了开去，他把缰绳往后拿。爹看着他，嘴唇在努动。

“这么说你买了一匹马，”他说，“你背着我去买了一匹马。你压根儿不和我商量；你也知道咱们日子过得多么紧巴。可你却去买了一匹马来让我给喂，从自己家里偷了工省出了时间，拿这个来买马。”

朱厄尔看着爹，他的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加冷峻了。“它一口草料也不会吃你的，”他说，“一口也不会的。它要是吃我先宰了它。你大可不必担心。大可不必担心。”

“让我骑呀，朱厄尔。”瓦达曼说，“让我骑呀，朱厄尔。”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草丛里的一只蛐蛐，一只小小的蛐蛐。“让我骑呀，朱厄尔。”

那天晚上我看见妈在黑暗中坐在朱厄尔所睡的床边。她哭得很伤心，也许是因为她怕哭出声音来，也许是因为她对流泪有着和对欺诈同样的看法。她恨自己流泪，也恨他，因为他使自己不得不流泪。到这时，我才知道我明白了。[1]我那天才知道得清清楚楚，就跟早先的那天对杜威·德尔的事情知道得清清楚楚一样。

[1]指艾迪·本德仑对朱厄尔具有特殊感情的原因。详见第40节艾迪的内心独白。

塔尔

他们终于让安斯说出他打算怎么干了，于是他和那姑娘还有小家伙都从大车上爬下来。可是就在我们上了桥之后，安斯还不断回过头去看，好像是在想，说不一定他下了大车，整个事件就会爆炸，他会发现自己又回到那片地里，而她仍然躺在屋子里等死，一切又会重新来过。

“你应该让他们套上你的那头骡子的。”他说，桥在我们脚底下摇摇晃晃，一头扎进汹涌的水中，好像一直插到地球的另一端，而从河对岸伸出水的桥像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座桥，谁从水里走上那边的桥准是从地心走出来的。可是这桥仍然是个整体；因为这一头摇晃时，那一头看来像是岿然不动：仅仅是对岸以及那边的树在一摇一摆，慢悠悠的像是一只大钟的钟摆。一些木头在桥下陷处刮擦、碰撞，一头翘了起来，跃出水面，然后落到浅滩那儿，等待着，闪光，打旋，冒出了泡沫。

“那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说，“要是你的那对牲口不能找到浅滩把大车拉过去，就是再加一头甚至十头一起拉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是要你这样做，”他说，“我总是能照料好自己和自己一家人的。我并不要求你拿出骡子来冒险。死去的不是你的亲人；我不怪你。”

“他们应该先退回来等到明天再说。”我说。水凉森森的。很稠，像半冻结的雪水。只不过它像是有生命的。你心里的一个部分知道它无非就是水，跟很久以来在这同一座桥底下流过去的水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当一根根木头蹿出水面时，你也不感到吃惊，好像它们也是河水的一部分，是等待与威胁的一部分。

叫我感到吃惊的倒是我们居然过了河，居然从水里再次走了出来重新踩在坚实的土地上。好像是我们根本没有料到桥会延伸到对面岸上，延伸到坚实的土地那样听话的东西上似的，而这片土地又是我们以前经常踩踏，非常熟悉的。好像是站在这里的根本不可能是我，因为我没有那么笨绝对不会去做方才做过的事。我回过头去，看见了河对岸，也看见了我的骡子站在我方才站的地方也是我好歹要想法子回去的地方，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想不出有什么能使我从那座桥上走过来，哪怕只走一次。然而我的的确确是在这里，不过能说服自己过两次河的那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我，哪怕是科拉下命令让这么干。

碰碰我的是那个小男孩。我说：“嗨，你最好拉住我的手。”他等了一会儿，然后拉住了我的手。我敢说他是退回来找我的；他仿佛是在说，放心好了，不会让你出事儿的。好像是他在说他知道有一个好地方，那里一年过两回圣诞节，从感恩节起就过而且过一整个冬天再过到春天和夏天，只要我和他在一起我是会平安无事的。

我扭过头去看看我的骡子，好像它是一副小望远镜，我看着它站在那里，就犹如看见了我全部的广阔的土地以及流汗换来的房子，好像是汗流得越多，土地也就越广阔；汗流得越多，房子也更加牢固，因为若想拢住科拉是需要有一幢牢固的房子的，这样就可以把科拉藏起来，犹如在冰冷的泉水里镇上一壶牛奶似的：你得有一个结实的牛奶壶或者是你需要有一股流得很急的泉水。如果你有了一股充沛的泉水，那么你必定会受到刺激，要弄到结实的、做工讲究的牛奶壶。因为不管酸还是不酸，那都是你的牛奶，因为你是宁愿要会变酸的牛奶也不要不会变酸的牛奶的，因为你是个男子汉嘛。

他捏着我的手，他的手热烘烘的，对我很有信心，因此我很想说：瞧啊，你看得见对岸的那头骡子吗？它上这边来没什么可干的，所以它就不来了，倒不是因为它仅仅是一头骡子。因为一个人有时也能看出来孩子们比他自己更有见识。可是他在孩子们没有长出胡子之前又不愿向他们承认。可是等他们胡子长出来之后，他们又忙忙碌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回到他们长胡子前的那个有头脑的阶段去，于是你也不在乎对那些人承认了，那些人为你自己正在担忧的同一个不值得担忧的问题担忧。

这时我们渡过了河站在那里，看着卡什在掉转大车。我们望着他们赶着大车往回走，朝路拐进洼地的方向赶。过了一会儿大车也看不见了。

“我们最好还是下去到浅滩那里去准备帮忙。”我说。

“我给她许下诺言了，”安斯说，“这对我来说是件神圣的事。我知道这么做你不高兴，可是她在天上会祝福你的。”

“哼，他们可别再在地上兜圈子了，否则他们要更加不敢下水了。”我说，“来吧。”

“半路回头，”他说，“半路回头是不吉利的。”

他站在那里，驼着背，好不伤心，望着松松垮垮、摇摇晃晃的桥那边的空空荡荡的大路。还有那个姑娘，一只胳膊挎着午餐篮子，另一只胳膊夹着那个包裹。一心想进城呢。急煎煎的要进城。仅仅为了吃一纸袋香蕉，他们甘愿跋山涉水，赴汤蹈火。“你们应该再等一天的，”我说，“到明天早晨水多少会落下去一些。今儿晚上可能不下雨。河水不会涨得更高的。”

“我许下诺言了，”他说，“她正指望着这件事呢。”

达尔

在我们前面深色的浊流滚滚向前。它仰起了脸在跟我们喃喃而语呢。这说话声嘁嘁喳喳绵延不绝，黄色的水面上巨大的漩涡化解开来，顺着水面往下流动了一会儿，静静的，转瞬即逝，意味深长，好像就在水面底下有一样巨大的有生命的东西从浅睡中苏醒过来片刻——那是懒洋洋的警觉的片刻——紧接着又睡着了。

河水在车辐和骡子的膝间汩汩地淙淙流过，色泽黄浊，漂浮着垃圾和稠厚的泡沫，仿佛它像一匹被驱赶得很辛苦的马一样，也是会流汗和冒泡沫的。在穿过灌木丛时河水发出了一种幽怨、沉思的声音；松开的蔓藤和小树斜立在水里，就像后面有一股小风在吹，摇摇晃晃的却没有倒影，仿佛上面树枝上有看不见的线在牵动。一切都矗立在动荡不定的水面上——树、芦苇和蔓藤——没有根，与土地隔断，周围是一片广漠却又隔绝的荒凉，显得鬼气森森，空气中响彻着白白流过去的哀怨的水声。

卡什和我坐在大车里；朱厄尔在右后轱辘边骑在马背上。马儿在打战，眼球激烈地滚动着，在粉红色狭长的脸上显得嫩蓝嫩蓝的，马的呼吸呼噜呼噜的，像是在打鼾。朱厄尔坐得笔直，随时准备动身，静静地、沉着地、迅速地朝左看看，又朝右看看，他脸容镇定，有点苍白，很警觉。卡什的脸也很庄严矜持；他和我对看了一会儿，用的是长时间的、探索性的眼光，那种眼光能毫无阻碍地穿透对方的眼睛直趋最隐秘的深处，片刻之间，卡什和达尔都蹲伏在这幽深的地方，恶狠狠的，毫不腼腆，在那古老的恐惧与古老的对凶兆的预感中，机警、隐秘、没有羞耻感。可是我们开口说话时，我们的声音是平静与冷漠的。

“我看我们仍然是在大路上，肯定是的。”

“塔尔曾经私自砍倒了两棵大白橡树。我听说以前发大水时，人们总是用这些树来辨认浅滩的位置。”

“我想他是两年前干的，当时他在这里砍树。我想他根本没料到以后还会有人要涉滩过河。”

“肯定没料到。是的，准是那时候干的。当时他可私砍了不少木料。我还听说他用这笔钱还清了抵押欠的债呢。”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我琢磨这样的事弗农是做得出来的。”

“本来就是真的嘛。在这一带砍树的人，大多数都需要有一个成功的农场来对付锯木场的开销。要不就是有一家铺子。不过我看这样的事弗农是做得出来的。”

“我想是的。他也真是够瞧的。”

“嗯。弗农是够瞧的。是的，这儿准还是路。要是他没有把那条老路整治好，他是没法子把那些木材运出去的。我看咱们仍然是在路上。”他安静地朝四下里看看，看看树木的位置，身子往这边斜斜，往那边歪歪，扭过头去顺着没有底部的路看过去，这条路形状不定，悬浮在半空中，由被砍伐被放倒的树的位置来确定，仿佛这条路被水一泡，泥土都漂走了，因此浮了起来，那幽灵般的痕迹留下了一座墓碑，那是纪念一种更深沉的苍凉的，比我们坐在上面静静地谈论着昔日的秘密昔日的琐事的苍凉可要深沉得多。朱厄尔看看他，接着又看看我，然后他的表情又收了回去，回到对周围景色的安静、持久的探询上去，那匹马在他的双膝底下静静地、不停顿地打着战。

“他可以慢慢地在前面探路。”我说。

“是的。”卡什说，没有看我。他朝前看朱厄尔一点点摸索前进，脸部成了一个侧影。

“他不可能找不到河的。”我说，“他只要在五十码之外看到它就不会找不到它的。”

卡什没有看我，他的脸是一个侧影。“要是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我上星期本来是可以上这儿来看一看地形的。”

“那会儿桥还在。”我说。他没有看我。“惠特菲尔德还骑着马过桥的呢。”

朱厄尔又看看我们，他的神情冷静、警觉而有节制。他的声音很平静。“你们要我干什么？”

“我上星期应该来看一看地形的。”卡什说。

“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我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我在前面骑，”朱厄尔说，“你们跟着我走。”他扯了一下马。马退缩着，低下了头；他靠到马身上，跟它说话，让马儿几乎整个身子都仰了起来，它放下脚时很谨慎，仅仅溅起一些泥水，它身子打着战，鼻息粗重。朱厄尔跟它说话，很轻柔。“走吧，”他说，“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走吧，快点。”

“朱厄尔。”卡什说。朱厄尔没有回头。他扯扯马儿让它往前走。

“朱厄尔倒是会凫水的。”我说，“要是他能让马儿慢慢适应就好了，反正……”他生下来的时候可真受了不少罪。妈总是坐在灯光底下，把他放在膝上的一个枕头上。我们睡梦中醒来常常看到她这样。她和他倒是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那个枕头比他整个人还长一些。”卡什说。他身子稍稍朝前伛。“我上星期应该来看看地形的。这件事我是应该做的。”

“一点不错，他的脚也好头也好都够不着枕头边。你上星期不可能知道。”我说。

“这件事我是应该做的。”他说。他扯了扯缰绳。两头骡子动了，走进了朱厄尔留下的痕迹；车轮在水里发出了挺有生气的咕咕声。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艾迪。“棺材放得不稳。”他说。

终于，树木变得稀疏了。朱厄尔在开阔的河里骑在马上，半侧着身，马肚子已经陷在水里了。我们可以看见弗农、爹和瓦达曼还有杜威·德尔在河对岸。弗农向我们挥手，示意我们再往下游一些。

“我们这里水太深了。”卡什说。弗农也在嚷嚷，可是我们听不见他说什么，水声太吵了。现在河水流得平稳而深沉，没有受到阻拦，几乎不给人以在流动的感觉，直到一根木头漂来，慢吞吞地旋转，才打破了这样的感觉。“你看呀。”卡什说。我们瞧着木头，看见它踟蹰不前，悬浮了好一会儿，水流在它后面聚积成一道厚厚的浪，把它压到水里去，片刻之后才又蹿出来，翻滚着往前漂去。

“它到那儿去了。”我说。

“是的，”卡什说，“到那儿去了。”我们又看看弗农。他现在一上一下地摆动两只胳膊。我们往下游移动，走得很慢，很小心，一边望着弗农。他把双手垂下。“就在这儿过吧。”卡什说。

“唉，真他妈的，那就过河吧。”朱厄尔说。他催马前进。

“你等一等。”卡什说。朱厄尔又停了下来。

“唉，老天爷——”他说。卡什看了看水，接着又扭过头去看了看艾迪。“棺材没有放稳呢。”他说。

“那你回到那座破桥上去，走过去好了。”朱厄尔说，“你和达尔都走过去。让我来赶大车。”

卡什压根儿没理他。“棺材放得不稳，”他说，“是的，哥儿们。咱们得瞅着点儿。”

“那就好好瞅着吧。”朱厄尔说，“你们下车，让我来赶。天哪，要是你们不敢赶车过河……”在他脸上，两只眼睛发白，很像两片涂成白色的木片。卡什盯着他看。

“我们会把它弄过河去的，”卡什说，“我告诉你该怎么干。你骑回去从桥上走过去，再从对岸走过来，拿根绳子来接我们。弗农会把你的马带到他家给你看好的，我们回来的时候再把马儿带走。”

“去你的吧。”朱厄尔说。

“你带了绳子从对岸下河接我们，”卡什说，“三个人干活还不如两个人——一个人赶车一个人扶稳，这就行了。”

“去你的吧。”朱厄尔说。

“让朱厄尔拿着绳子的一头从上游那儿过河去在对面斜着拉。”我说，“你这样干，行不行，朱厄尔？”

朱厄尔恶狠狠地看着我们。他急急地看了卡什一眼，又转过来看我，他的眼光是警惕和恶狠狠的。“只要是真正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我倒不在乎。像现在这样光是坐着，胳膊也不抬一下……”

“那就这样干吧，卡什。”我说。

“我看也只好这样了。”卡什说。

河本身还不到一百码宽。我们眼睛里看到的只有爹、弗农、瓦达曼和杜威·德尔，是唯一不属于那片荒凉、单调的景色的活物。这片景色有点从右朝左倾斜，让人害怕，仿佛我们来到的这个荒芜的世界正在加速运动，差一点就要掉到万劫不复的悬崖底下去。可是对岸的那些人都显小了。好像我们之间的空间其实是时间，是一种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好像时间不再是笔直地跑在我们前面的一条越来越短的线，而是变成了平行地奔跑在我们两拨人之间的一条环状的带子，距离是这条线的加速增长，而不是两者之间的空档。两头骡子站在水里，它们的前腿已经稍稍倾斜，后臀抬高。它们的鼻息现在也带上深沉的呻吟声；它们扭过头来看了一眼，眼光扫过我们时里面带着一种狂乱、悲哀、深沉和失望的神情，好像它们已经看到稠重的水里有着灾难的阴影，它们说不出来，而我们却是看不见。

卡什回到大车上来。他把双手平按住艾迪，轻轻地摇了摇。他的脸沉着，往下耷拉，显得若有所思，心事重重。他抬起他的工具箱，把它往前推塞到座位底下；我们合力把艾迪朝前推，让它挤在工具箱与大车座架之间。接着卡什看着我。

“不行，”我说，“我寻思我得留在这儿。没准得两个人一起对付。”

他从工具箱里取出他那盘卷好的绳子，让绳子的一头在座位柱子上绕了两圈，没有打结，把绳子的一头交给我。另一头他拿去给朱厄尔，朱厄尔在马鞍的角上缠了一圈。

朱厄尔必须得硬逼他的马儿走进水流。它移动了，膝盖举得高高的，脖子弯着，让人讨厌和生气，朱厄尔坐在马背上稍稍前倾，他的膝盖也稍稍抬起，再次用他那警觉、镇定的目光迅速地扫了我们一眼，接着又朝前看。他催逼马儿往下走，进入水流，一边轻声地说话抚慰它。马儿打了一下滑，水一直没到马鞍，它又在水浪的冲击中站稳，水流在朱厄尔的大腿处翻涌。

“你自己小心点儿。”卡什说。

“我现在来到浅滩上了，”朱厄尔说，“你们现在可以往前走了。”

卡什拿着缰绳，小心翼翼、很有技巧地让骡子进入水流。

我那时感到水流在冲击着我们，我由此知道我们是在浅滩上，因为只有经由这种滑溜溜的接触我们才能搞清楚我们是不是在前进。从前平坦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连串的洼坑和小土包，在我们脚底下升高和降低，推挤着我们，偶尔脚底下出现一点点坚实的土地，那也无济于事，那种轻飘飘懒洋洋的接触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卡什扭过头来看看我，这时我就知道我们不行了。可是直到我看见那根圆木我才明白绳子是起什么作用的。圆木从水里冒出来，有好一会儿像基督似的直立在汹涌起伏的荒凉的波浪上面。快下车让水流把你漂到河弯那里去，卡什说。你可以没有危险。不，我说，那样做我也会像现在一样一身湿的。

那根圆木突然出现在两个浪峰之间，好像是突然从河底蹿出来的。木头的尾端上拖着一长条泡沫，像是老人的或山羊的胡子。卡什和我说话时我知道他一直在注意那根圆木，一面看着圆木一面看着十英尺前面的朱厄尔。“放绳子。”他说。他另外那只手往下摸索把绕在座柱上的两圈绳子解下来。“往前骑，朱厄尔，”他说，“看你能不能把我们往前拉，好躲开那根圆木。”

朱厄尔对着马儿大叫，他又一次像是把马儿在两膝之间提了起来。他正好是在浅滩的高处，而那匹马也踩在一个比较硬实的地方，因为它朝前冲了一下，湿漉漉的身子一半露出在水面上，闪闪发亮，它接连不断地往前冲。它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朱厄尔也因此终于明白绳子已经松开了，因为我看见他一下下地勒紧缰绳让马退回来，他的头往后扭，这时圆木一头朝上慢腾腾地朝我们冲过来，正好压在那两头骡子身上。骡子也看见圆木了；有一阵子它们身子黑油油地露出在水面上。接着靠下游的那头不见了，把另外那头也拖进水去；大车横斜了过来，在浅滩高处站不大稳，就在这时圆木撞了过来，使大车一头翘起继续往前漂。卡什半转过身子，缰绳在他手上绷得紧紧的，接着又滑进水里去了，他另外那只手往后伸按住艾迪，使劲往大车高出水面的一边推。“快跳车，”他平静地说，“离开骡子远一点，不要逆水游。水流会把你安全地送到河湾去的。”

“你也来呀。”我说。弗农和瓦达曼在沿着河堤奔跑，爹和杜威·德尔站在那儿看我们，杜威·德尔手里还挎着篮子和包裹。朱厄尔在使劲让马退回来。一头骡子的脑袋在水面上露了出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它扭过头来看了我们一会儿，发出了一下几乎像是人的声音。这脑袋随着又消失了。

“往后退，朱厄尔。”卡什叫道，“往后退，朱厄尔。”下一分钟我看见他背靠在翘起来的大车上，手朝后去按住艾迪和他的工具；我看见那仰起的圆木的有枝条的一端又撞击了一下，圆木后面朱厄尔扯得马儿仰立了起来，它的脑袋扭了过来，朱厄尔用拳头捶打着马头。我跳离大车，朝下游的那边跳进水里。我又一次看见两头骡子出现在两个波峰之间。它们一头接一头地在水上翻滚，四脚朝天，直僵僵地叉开着，它们跟土地失去联系时姿势就是这样的。

瓦达曼

卡什使劲地挡可是她掉到水里去了达尔一跳跳进了水他沉了下去卡什大叫想拉住她我也大叫边跑边叫杜威·德尔又冲着我叫瓦达曼喂瓦达曼喂瓦达曼这时候弗农超过了我因为他正看见她浮了上来她又蹦了一下没进水中达尔仍然没能把她抓住

他冒出水面想看看清楚我嚷道抓住她达尔快抓住她可是他没有游回来她太沉了他得一次又一次地去抓她我又嚷道抓住她呀达尔快抓住她达尔在水里她比男人游得还要快达尔是必须要在水里摸着把她抓住的因此我知道他能把她抓住因为他摸鱼可算得上是把好手虽说两头骡子现在又挡在前面了它们现在浮了起来腿脚直僵僵的又翻滚着沉了下去现在它们背部朝天达尔不得不又试了一次因为在水里她漂流得比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都快我跑到了弗农的前面他不愿下水去帮达尔的忙他不愿和达尔一起把她抓住他知道的可是他不肯帮忙

骡子又冒出水面它们的腿脚直僵僵地冒出水面它们的直僵僵的腿脚在慢腾腾地翻滚这时候达尔又出现了于是我嚷道抓住她呀达尔抓住她把她推到堤岸边上来可是弗农不肯帮忙于是达尔在可以躲的地方尽量躲开那两头骡子他在水底下抓住了她在朝岸边游过来了游得很慢因为在水里她还使劲要往深的地方钻可是达尔很有劲儿他慢慢地游过来了于是我知道他抓住她了因为他在慢慢地游过来我冲下去跑到水里去帮忙我不想叫可是怎么也止不住因为达尔很有劲儿一点也不放松在水底下抓住她虽然她想挣脱他不让她溜掉他正在看我他不会放松的现在成了现在成了成了

这时候他从水里爬了出来。他慢腾腾地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可是他的手却没有露出水面可是他准是带着她的准是的这样我才受得了。这时他两只手露出来了他整个人露出水面了。我止不住自己的叫唤。我顾不上抑制自己。我如果做得到我是会使劲儿抑制的可是他那两只手空空的从水面出来了水从他手里流走流得空空的

“妈在哪儿，达尔？”我说，“你始终没有抓住她。你知道她是一条鱼可是你放走了她。你始终没有抓住她。达尔。达尔。达尔。”我开始沿着堤岸奔跑，看着骡子慢慢地再次浮起来然后又沉下去。

塔尔

我告诉科拉达尔如何跳出大车，让卡什一个人坐在里面想法子保住棺材，后来大车翻了，快到岸边的朱厄尔又硬逼着他的马退回去，马儿倒是挺有见识的不愿回去，这时候，科拉说：“你跟别人一样，说达尔古怪，不聪明，可是他是他们当中唯一有头脑，知道该跳车的人。我知道安斯太精了，连坐都不愿坐上去。”

“他就是在车上也帮不了什么忙。”我说，“他们本来挺顺利的，差一点就过去了，要不是漂来那根圆木的话。”

“圆木，废话，”科拉说，“那是上帝的手。”

“那你怎么能说他们傻呢？”我说，“没有人能抵抗上帝的手。想抵抗都是亵渎神灵。”

“那怎么又去抵抗呢？”科拉说，“你倒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安斯并没有抵抗，”我说，“你骂他也就是为了这一点。”

“他的职责是待在车上。”科拉说，“如果他是个男子汉，他就应该待在车上，而不应该让他的儿子去做他自己不敢做的事。”

“那我就不明白你到底要什么了。”我说，“前一分钟你说他们要把棺材运过河去是违抗上帝的旨意，可是后一分钟你又大骂安斯说他不和儿子待在一起。”这时候她又唱起圣诗来了，还一面在洗衣桶边上干活，唱歌的那副表情就好像她已经和人类以及他们所有的愚蠢行为划清了界线，她已经走在他们的前面，一面唱着圣诗，一面在朝天国挺进了。

大车撑持了好一阵子，水流一直在它下面积聚汹涌，把它冲离浅滩，卡什的身子越来越斜，拼命抵住棺材不让它滑下来使大车整个儿翻过来。一等大车彻底翻倒，水流自己能对付它时，圆木就漂到前面去了。它一头朝着大车绕了一圈就彻底离开它了，那做法很像一个游泳者。真像它是被派到这儿来完成一个任务的。事情一做完，它就走了。

两头骡子终于踢开羁绊漂走了，有那么一瞬间，看上去似乎卡什能把大车扳回来。他和大车好像都一点也没动，仅仅是朱厄尔在催逼他的马走回到大车跟前去。这时候小家伙跑到我前面去了，一面跑一面对着达尔大声叫嚷，而那个姑娘又想抓住他，接着我看见那对骡子缓缓地翻滚着露出水面，腿脚直僵僵地叉开，好像它们方才是在四脚朝天，走着走着突然撑住不走似的，片刻之后它们又翻过身来没入水里。

大车终于翻了，于是车子、朱厄尔和马乱成了一团。还在抱住棺材的卡什忽然不见了，接着我什么也看不清了，因为那匹马在乱踢乱蹬，弄得水花四溅。我还以为卡什那时已经放弃原来的打算正在泅水去抢救棺材，于是我对着朱厄尔大叫，让他回来，可是突然之间他和那匹马也沉到水里去了，我寻思他们都给冲走了呢。我知道那匹马也是给拖离了浅滩，有了那匹快淹死的发疯的马，再加上那辆大车和失去了控制的棺材，情况够呛。于是我在那里，站在没膝的水里，对着站在我后面的安斯嚷道：“现在看见你干了什么好事了吧？现在看见你干了什么好事了吧？”

马儿又站起来了。它现在正朝岸边走去，头一甩，仰得高高的，这时我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在下游那边抓住了马鞍，因此我开始沿着堤岸奔跑，想找到卡什，因为他不会游泳，我对着朱厄尔大叫大嚷，问他卡什在哪儿，我的样子真像个大傻瓜，就跟堤岸下面的那个小家伙一样傻，他仍然在对着达尔大叫大嚷呢。

我往下走了几步，进到水里，这样反倒可以依靠湿泥的支撑站稳脚跟，这时我看见朱厄尔了。他半个身子浸在水里，于是我知道他总算是站在浅滩上，他正伛着身子吃力地逆着水流走，这时候我看见那根绳子了，接着我又看见浪头在他拖着的卡在浅滩底下的大车边上积聚。

这样看来攥住马的是卡什了，马儿弄得河水四溅挣扎着爬上堤岸，它又是呻吟，又是叹气，跟一个大活人似的。我走到它跟前时它正把抓住马鞍的卡什踢开。卡什滑回到水里去时，脸朝天仰起了一下。那张脸灰溜溜的，眼睛闭着，脸上横着长长一道污泥。接着他松开手翻身跌进水里。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包靠在岸边一上一下洗涮着的旧衣服。他脸朝下躺在水里，身子一晃一晃的，看上去像是在瞅水底的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看见绳子切入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大车的重量像是在懒洋洋地撞过来，好像它是巴不得要撞过来似的，而那根切进水里的绳子硬得像根铁条。我们都可以听见它周围的水发出了咝咝声好像那是烧红的铁条。这根铁条笔直地插进水里而我们拿着的是它的一端，大车懒洋洋地冲上来退下去，就那样地推我们捅我们，仿佛它已经绕了一圈来到我们背后，懒洋洋的，好像在它一拿定主意之后便巴不得那样做似的。一头小猪漂了过来，胀鼓鼓的像只气球：那是朗·奎克养的带花斑的小猪里的一只。它撞在绳子上，好像那是一根铁条似的，它弹开来后就继续往前漂，我们看着那根绳子斜斜地切入水中。我们打量着。

达尔

卡什仰卧着，脑袋下面垫着一件卷起来的外套。他双目紧闭，脸色灰白，头发被泥水黏在一起，盖在脑门上，整整齐齐，像是用刷子漆上去的。他的脸看上去稍稍下陷，眼窝骨、鼻梁和牙龈周围的地方都塌了下去，仿佛湿了水使得绷紧的皮肤松弛了；他那长在发白的牙龈上的牙齿稍稍张开，像是在冷笑。他穿着湿衣服躺在那里，瘦得像根竹竿，他呕了一摊水在他的脑袋旁边，他来不及转动脑袋时或是在转不过来的地方就会有流成一条线的黏液从嘴角上挂下来流在他的脸颊上，杜威·德尔弯下身去用裙子边给他擦掉。

朱厄尔走过来。他手里拿着刨子。“弗农刚才找到了直角尺。”他说。他低下头来看看卡什，身上也在滴水。“他还是什么也没讲吗？”

“他还带着锯子、锤子、粉线斗和尺子，”我说，“这我是知道的。”

朱厄尔放下直角尺，爹瞧着他。“这些东西不可能漂远，”爹说，“它们都是一起漂走的。天底下还有比我更倒霉的人吗。”

朱厄尔没有看爹。“你最好还是把瓦达曼叫回来。”他说。他瞧瞧卡什。接着他转过身子走开去了。“他缓过气来了就让他说话，”他说，“好让我们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没找回来。”

我们回到河边。大车已经整个儿给拖上来了，车轮底下塞进了楔子（我们大家帮着干的时候都非常小心；好像这架破破烂烂、非常熟悉、懒洋洋的大车身上还留着几分潜伏的但是仍然随时可能发作的暴力，正是这种暴力，杀死了那两匹不到一小时之前还在拉着它的骡子），不让它滑回到洪流里去。那口棺材深深地卧在大车的底板上，因为潮湿，那些长长的白木板没有那么刺眼了，但还是黄灿灿的，就像是透过水所看到的金子，只不过上面粘了两道长长的污泥。我们经过它，继续朝堤岸走去。

绳子的一端被紧紧地系在一棵树上。瓦达曼站在水流边上，水深及膝，稍稍前伛，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弗农。他已经不再叫嚷了，腋窝以下全都弄湿了。弗农在绳子另一端，水深及肩，扭过头来看着瓦达曼。“还要往后退，”他说，“你退回到那棵树那儿，帮我拽住绳子，别让它松了。”

瓦达曼沿着绳子往后退，一直退到树那里，他盲目地移动着，望着弗农。我们上岸时他瞧了我们一眼，圆睁着眼，有点不知所措。接着又做出那样一副极度警觉的姿态，重新望着弗农。

“我锤子也找到了。”弗农说，“照说我们应该能找到粉线斗的。它应该能漂起来的。”

“会漂的话早就很远了。”朱厄尔说，“我们不会找到的。不过锯子是应该能找到的。”

“我琢磨也是。”弗农说。他盯着水面。“还有粉线斗，也该找到。他还有什么东西？”

“他还没开口说话呢。”朱厄尔说，一面走进水里。他回过头来看我。“你回去把他弄醒，让他说话。”他说。

“爹在上面呢。”我说。我跟在朱厄尔后面沿着绳子走进水里。绳子在我手里像是有生命似的，形成一个迤长的、有共振的弧形，稍稍有点鼓胀。弗农在看着我。

“你最好回去，”他说，“你最好还是待在那儿。”

“咱们最好先找找看还有什么东西，免得给水冲走了。”我说。

我们抓住绳子，激流在我们肩膀周围回旋起涡。但是这种平静仅仅是表面的假象，水流的真正力量懒洋洋地倚在我们身上。我从未想到七月的河水会这么凉，好像是有许多只手在使劲捏使劲戳我们的每一根骨头。弗农仍然扭过了头在朝堤岸张望。

“你看绳子吃得住我们这些人吗？”他说。我们也都扭过头去看，顺着那条绷得紧紧的像铁条一样的绳子，它从水里伸出来一直连到树上，瓦达曼在树旁半蹲着，注视着我们。“希望我那头骡子不会自作主张走回家去。”弗农说。

“快点干吧，”朱厄尔说，“干完了快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们依次钻到水底下去，一只手拉住绳子，彼此也互相拉住，这时冰冷的水墙从我们脚底下把打斜的湿泥往回吸，往上游吸，我们便这样悬在水里，一面沿着冰冷的河床摸索。连这儿的烂泥也是不安分的，它有一种冷冰冰的、拒人千里以外的素质，好像我们脚底下的土地也是在移动似的。我们摸索、抚触着别人伸出来的手，沿着绳子一点点小心谨慎地往前探；要不就依次站直身子，打量着另外两个人里的一个在水下面摸索，水在他的周围吮吸、翻滚。爹也已经来到水边，在看着我们。

弗农冒出水面，水从他头上身上淌下，他嘬起嘴唇吐气，使整个脸颊陷了下去。他双唇发青，像一圈老化了的橡皮。他找到尺子了。

“他会非常高兴的，”我说，“这尺子还很新呢。他上个月刚从商品目录里挑中了邮购的。”

“要是我们能肯定还有什么，那就好了。”弗农说，他扭过头来看看，然后又转向方才朱厄尔潜下去的地方。“他不是比我先下去的吗？”弗农说。

“我不清楚，”我说，“我想是的吧。对了，对了，是他先下去的。”

我们注视着那浑浊盘旋的水面，一圈圈螺纹慢腾腾地从我们身边漾开去。

“拉拉绳子让他上来。”弗农说。

“他在你那边呢。”我说。

“我这边什么人也没有。”他说。

“把绳子收进来。”我说。可是他已经这样做了，把绳子的一头拿到水面上了；可是这时我们看见朱厄尔了。他在十码开外；他冒出了水面，在喷气，还看着我们，头一甩，把他那头长发甩到后面，然后又朝堤岸望去；我们可以看见他在使劲地吸气。

“朱厄尔，”弗农说，他没有使劲叫，可是他的声音沿着水面传得很响很清楚，语气是命令式的，可是很得体。“东西会回到这儿来的。你还是回来吧。”

朱厄尔又潜下去了。我们站在那里，身子后倾顶着水流，望着水里他消失的地方，一起拿着一根软塌塌的绳子，好像是两个人举着一根救火水龙头的管嘴，在等待水的到来。突然间杜威·德尔出现在我们身后的水中。“你们让他回来。”她说，“朱厄尔！”她说。朱厄尔又露出水面了，把头发从眼睛前面甩到后面去。他现在朝着堤岸游泳了，水流把他往下游冲去，使他身子偏斜。“喂，朱厄尔！”杜威·德尔叫道。我们拿着绳子站着，看着他到达岸边往上爬去。在他从水里站起身来时，他伛下身去捡起一件东西。他沿着堤岸走回来。他找到那个粉线斗了。他来到我们的正对面，站在那里，四下张望仿佛是在找什么东西。爹沿着堤岸往下游走去。他又走回去看他的骡子了，它们滚圆的身体浮在水面上，在河湾滞缓的流水里互相没有声音地蹭擦着。

“你把锤子弄到哪儿去了，弗农？”朱厄尔说。

“我交给他了。”弗农说，用脑袋指了指瓦达曼。瓦达曼正在朝爹的方向看。接着他又看着朱厄尔。“和直角尺一起给的。”弗农打量着朱厄尔。他朝岸上走去，经过了杜威·德尔和我。

“你快到岸上去。”我说。她一声也不吭，只是看着朱厄尔和弗农。

“锤子在哪儿？”朱厄尔说。瓦达曼急匆匆地走上堤岸，拿起锤子。

“它比锯子重。”弗农说。朱厄尔在把粉线斗的一端和锤把捆在一起。

“锤子木头的东西多些。”朱厄尔说。他和弗农面对面地站着，两个人都在看着朱厄尔的两只手。

“也更平些，”弗农说，“它的漂浮速度大约比锯子快两倍。你倒试试那只刨子看看。”

朱厄尔看看弗农。弗农个子也很高；这两个又长又瘦的人眼睛对着眼睛站在那里互相盯着，身上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朗·奎克只消看看天上的云就说得出十分钟以后的天气会是怎么样。我指的是老朗，而不是小朗。

“你们干吗不走出水上岸去？”我说。

“它不会像锯子那样漂浮。”朱厄尔说。

“它的浮力和锯子差不多，锤子赶不上它。”弗农说。

“跟你打赌。”朱厄尔说。

“打赌我不干。”弗农说。

他们站在那里，看着朱厄尔那两只一动不动的手。

“见鬼，”朱厄尔说，“那就把刨子拿来。”

于是他们取来刨子，把它和粉线斗捆在一起，重新走进水里。爹沿着堤岸走回来。他站停了一会儿，看着我们，驼着背，忧心忡忡，像只斗败的公牛，又像一只又高又老的鸟儿。

弗农和朱厄尔回来了，背顶着水流。“别挡道呀，”朱厄尔对杜威·德尔说，“别待在水里呀。”

她往我身边靠了靠好让他们过去，朱厄尔把刨子高高地举在头上，好像它会给水泡烂似的，那根蓝色的细绳拖回来挂在他的肩膀上。他们经过我们身边，停了下来，开始轻声地争辩大车到底是在哪儿倾翻的。

“达尔应该知道。”弗农说。他们看着我。

“我可不知道，”我说，“我当时没在大车里待多久。”

“见鬼。”朱厄尔说。他们继续前进，小心翼翼地，背顶着水流，用脚来探索浅滩的位置。

“你攥紧绳子没有？”弗农说。朱厄尔没有回答。他扭过头去看看岸上，盘算着，又看看河水。他把刨子扔了出去，让细绳在他的手指间滑动，细绳勒得他的手指发青。细绳不再往前蹿时，他把它交还给了弗农。

“这回还是让我去吧。”弗农说。朱厄尔还是不回答；我们看着他潜入水里。

“朱厄尔。”杜威·德尔轻轻地喊道。

“那儿不算太深。”弗农说。他头没有转过来。他正瞅着朱厄尔潜下去的水面。

等朱厄尔钻出水面时他手里有了那把锯子。

我们经过大车的时候，爹站在大车旁边，用一把树叶在擦那两道泥污。朱厄尔的马衬在树林的前面，宛如晾衣绳上搭着的一条百衲布花被子。

卡什一直没有动。我们站在他的上方，拿着刨子、锯子、锤子、直角尺、长尺和粉线斗，杜威·德尔蹲在地上抬起了卡什的头。“卡什，”她说，“卡什。”

他睁开眼睛，惘然地瞪着我们上下颠倒的脸。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更倒霉的人了。”爹说。

“嗨，卡什，”我们说，把工具举起来给他看，“你还缺什么吗？”

他想说话，转了转脑袋，闭上了眼睛。

“卡什，”我们说，“卡什。”

他转动脑袋原来是要呕吐。杜威·德尔用她裙子的湿下摆给他擦嘴；这以后他能开口了。

“还缺他的修整锯齿的家什，”朱厄尔说，“那还是新的，和长尺一起买的。”他转身走开了。弗农仍然蹲着，他抬起头来看看他的背影。接着弗农也站起身，跟着朱厄尔朝河里走去。

“还有比我更倒霉的人吗？”爹说。我们都蹲着，他的身影高高地浮现在我们头上；他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喝醉酒的讽刺艺术家用粗糙的木头刻出来的雕像，刻工也很粗糙。“这是一次劫难呀，”他说，“可是我并没把这件事怪到她头上。谁也不能说我怪罪她了。”杜威·德尔又把卡什的脑袋放回到叠起来的外套上面，把他的头稍稍扭动一下以免他呕吐。他的那些工具都放在他的身边。“他摔断的是他上回上教堂摔的同一条腿，说起来这还算是好运气呢，”爹说，“可是我这事儿不怨她。”

朱厄尔和弗农又回到河里去了。从这儿看他们一点儿也没有破坏水面的平静；仿佛激流只一击便把他们俩分成两截，两具躯体以过分的、可笑的小心谨慎在水面上移动。河水显得很平静，就像你盯着看并倾听了许久之后的机器一样。就像你这凝结中的血块已经溶化进无穷无尽的原始运动，它们之中的视觉与听觉均已失明失聪；愤怒本身也因麻木不仁而化为平静。杜威·德尔蹲着，她潮湿的衣裙为三个盲眼男人[1]的死去的眼睛塑造出哺乳动物的种种荒唐可笑的特征那也就是大地的地平线和山谷。

[1]托·斯·艾略特的《空心人》里写道：“眼睛不在这里／在这最后一个相会地点／我们摸到一起／一言不发／汇集在这涨水的河流岸边／一无所见……”福克纳很可能从中受到启发。

卡什

那东西没有放稳。我早就告诉他们了如果他们要平稳地搬它运它，他们必须得

科拉

有一天我们在聊天。她在宗教上一向不算虔诚，即使在那年夏天野营布道会之后也是这样，当时，惠特菲尔德兄弟和她进行思想交锋，单把她挑出来和她心灵中的自负感苦苦搏斗。我也跟她没少说过：“上帝赐给你儿女，是对你苦难的一生的一种安慰，也是他自己受苦和博爱的一种象征，因为你是在爱情中怀上他们生下他们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过去把上帝的爱和她对他的责任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这样的行为是不会使他愉快的。我说：“他赋给我们才能，使我们在永无穷尽地赞美他的时候可以提高我们的声音。”因为我说天堂里对一个罪人的欢呼声要超过对一百个无罪者的欢呼声。可是她却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没完没了的认罪和赎罪。”于是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居然敢说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判定何者为罪那是上帝他老人家的事；我们的责任是去赞美他的仁慈和他的圣名好让世人全都可以听见。”因为唯独只有他，才能看透人心，不能说因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在男人的眼里是得当的，她就可以认为她心里没有罪，用不着对上帝敞开胸怀接受他的神恩。我说：“仅仅因为你一直是一个忠实的妻子并不能证明你心里没有罪，仅仅因为你的日子过得很苦也不能证明上帝的恩典已经笼罩着你。”可是她说：“我知道我自己有罪。我知道受到惩罚是理所应当的。我不怨天尤人。”于是我说：“正是因为你太自负了，所以你才胆敢僭越上帝，代替他判定何为有罪，何为得救。我们芸芸众生的命运就是受苦同时提高声调去赞美上帝，是他，从不能记起的时候起，就在判定何为有罪，并且通过各种磨难考验来提供得救之道，阿门。你够自负的，甚至在惠特菲尔德兄弟为你祈祷、费尽心机来拯救你之后，你仍然无动于衷，要知道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圣洁的人了，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关心你的人了。”我这样说。

因为判定我们的罪或是知道在上帝的眼睛里何为有罪并不是我们的事。她一生过得很苦，可是哪一个妇女不是这样呢。可是从她说话的口气看来，你会以为对于罪恶与得救，她比上帝他老人家知道得还要多，比那些与人世间的罪恶苦苦奋斗的人知道得还要多似的。其实她犯下的唯一的罪就是偏爱那个不爱她的朱厄尔——这不是咎由自取吗？——却不喜欢那个上帝亲自施恩的达尔，我们凡人都觉得他有些古怪，而他却是真正爱她的。我说了：“这就是你的罪了。对你的惩罚也有了。朱厄尔就是对你的惩罚。不过你的得救之道又在哪儿呢？”我又说：“对于获得永恒的恩典来说，人的一生是非常短促的。而我们的上帝又是一位妒忌心很重的上帝。裁判与评定功过是他老人家的事，而不是你的事。”

“我知道，”她说，“我——”说着说着她又停了下来，于是我说：

“知道什么？”

“没什么，”她说，“他是我的十字架，将会拯救我。他会从洪水中也会从大火中拯救我。即使是我已经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也会救我。”

“你怎么会知道？你又没有向他敞开心胸，也没有提高声调去赞美他。”我说。接着我明白她指的并不是上帝。我明白由于自负，她说了亵渎神灵的话。于是我就在原地跪了下来。我求她也跪下来，敞开胸怀把自负的魔鬼赶出来，并且求主上帝宽恕。可是她不愿意。她仅仅是坐在那里，沉溺在自己的自负与骄傲之中，这种感情使她关闭了通向上帝的心扉，让那个自私、凡俗的男孩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我跪倒在地为她祷告。我为这个可怜、盲目的妇人祷告，我连为自己和自己一家人祈祷时都不曾这么上心过。

艾迪

下午，学校放了学，连最后一个小学生也拖着脏鼻涕走了，我没有回家，却走下山坡来到泉边，在这里我可以安静一会儿也可以发泄对他们的恨意。到这时，这儿也比较安静了，泉水潺潺地涌出来流开去，夕阳静静地斜照在树上，到处弥漫着一股潮湿腐烂的叶子和新垦地的宁静的气息，特别是在初春，这股气味特别浓烈。

我只能依稀记得我的父亲怎样经常说活在世上的理由仅仅是为长久的死亡做准备。当时，我必须日复一日地看着这些男女学生，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秘密、自私的想法，每人身上流的血彼此不一样跟我的也不一样，于是我想，这种日子看来就是我准备长眠的唯一通道了吧，我不由得要恨我的父亲干吗生我培养我。我总是期待学生犯错误，这样我就可以拿鞭子抽他们了。鞭子落下去时我仿佛感到是落在我的身上；在它留下鞭痕使皮肤肿起来时我感到是我的血液在急速地流动，随着每一鞭抽下去我就这样想：现在你可知道我的厉害了吧！现在我已成为你的秘密的自私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已经用自己的血永远、永远地在你的血液里留下了痕迹。

后来我接受了安斯。我连着三四次看见他在校舍前出现之后，才知道他是赶车绕道四英里特地来这里的。当时我也注意到他的背开始有些驼——他个子高高的，年纪不大——因此他待在大车的驾驶座上时看上去已经很像一只寒天弓着背的高高的大鸟了。他总是赶着慢悠悠地发出吱扭吱扭声的大车在学校前面经过，一面慢腾腾地扭过头来打量着学校的门，直到拐过路弯驶出了我的视线。有一天我在他经过时走到校门口，站在那里。他一看见我赶紧把眼光转了开去，再也没有把头扭回过来。

早春天气最难将息。有时候我真觉得无法忍受，半夜里躺在床上，倾听野雁北飞，它们的长鸣渐渐远去，高亢、狂野，消失在辽远的夜空中，而白天我好像总等不及最后一个学生离去，这样我就可以下山到泉边去。有一天我抬起头来，看见安斯穿了星期天的好衣服，站在那里，帽子捏在两只手里转了又转，我便问道：

“难道你家里没有女人家吗？她们怎么想不起让你去理个发？”

“一个也没有，”他说。接着他愣头愣脑地说，两只眼睛盯住我，活像进到陌生院子里的两只猎狗，“我正是为这个来看你的。”

“也不让你把肩膀挺挺直，”我说，“你家里难道一个妇女也没有？可是你有房子的吧。他们说你有一栋房子，还有一个挺好的农场。那么说你一个人住在那里，自己管自己，是吗？”他就那么愣愣地看着我，旋转着手里的那顶帽子。“一栋新房子，”我说，“你打算结婚吗？”

他把那句话又说了一遍，两眼直盯着我的眼睛。“我正是为这个来看你的。”

后来他告诉我：“我一个亲人也没有。所以你不必为这件事担心。我想你的情况不见得跟我一样吧。”

“不一样。我有亲人。在杰弗生。”

他的脸色阴沉了一些。“嗯，我稍稍有点产业。我日子还算宽裕；我的名声还可以。我了解城里人，不过也许他们说起我来就……”

“他们只能听了，”我说，“要他们开口怕不容易了。”他仔细地看着我的脸。“他们都躺在墓园里了。”

“那么你活着的亲戚呢，”他说，“他们会有不同看法的。”

“他们会吗？”我说，“我可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别的类型的亲戚。”

于是我接受了安斯。后来当我知道我怀上了卡什的时候，我才知道生活是艰难的，这就是结婚的报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话语是最没有价值的；人正说话间那意思就已经走样了。卡什出生时我就知道“母性”这个词儿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词儿的人发明出来的，因为生孩子的人并不在乎有没有这么一个词儿。我知道恐惧是压根儿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发明的；“骄傲”这个词儿也是这样。我知道生活是可怕的，并非因为他们拖鼻涕，而是因为我们必须通过言辞来互相利用，就像蜘蛛们依靠嘴巴吐丝从一根梁桁上悬垂下来，摆荡，旋转，彼此却从不接触，只有通过鞭子的抽挥才能使我的血与他们的血流在一根脉管里。我知道生活是可怕的，不是因为我的孤独每天一次又一次地被侵扰，而是因为卡什生下来之前它从来没有受到侵扰，甚至夜里的安斯也未能侵扰我的孤独。

他也拥有一个词儿：爱，他这么称呼。可是我长期以来太熟悉言辞了。我知道这个词儿也跟别的一样：仅仅是填补空白的一个影子；时候一到，你就不需要言辞来作代用品了，正如不需要骄傲或恐惧一样。卡什就不需要对我说这个词儿我也无须对他说，我总是说，安斯想用那就让他用吧。因此其结果是安斯或爱，爱或安斯：怎么叫都行。

我总是这么想，甚至我在黑暗中和他躺在一起时也是这样——卡什就睡在我伸手可及的摇篮里。我老是想，如果他醒来哭了，我也要喂他奶的。安斯或是爱：怎么叫都行。我的孤独被侵扰了而且因为这种侵扰而变得完整了：时间、安斯、爱，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都在圆圈之外。

接着我发现自己又怀上了达尔。起先我还不肯相信。接着我相信自己会把安斯杀了。这好像是他骗了我，他躲在一个词儿的后面，躲在一张纸做的屏幕的后面，他捅破纸给了我一刀。可是接下去我明白欺骗了我的是比安斯和爱更为古老的言词，这同一个词儿把安斯也骗了，而我的报复将是他永远也不知道我在对他采取报复行为。达尔出生后我要安斯答应我等我死后一定要把我运回到杰弗生去安葬，因为我那时才知道父亲的意见是对的，虽然他早先不可能知道他是对的，同样，我早先也不可能知道我是错了。

“别胡说了，”安斯说，“你和我小孩还没生够呢，才只有两个。”

他当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有时候晚上我在黑暗里躺在他的身边，倾听着如今已成为我血肉一部分的土地的声音，我总这么想：安斯。为什么是安斯。为什么是你呢安斯。我老想着他的名字到后来都能看见这个词儿的形象和载体了，我都能看见它液化并且像冷糖浆那样从黑暗中流到那个瓶子般的载体里去，直到瓶子装满直立着，一动也不动：一个意味深长的形象，了无生意，就像一个空空的门框；可是接下去我会发现我已经忘掉那个瓶子的名字了。我总这么想：我从前是个处女时我身子的形体以一个的形式出现而且我想不起安斯这个名字，记不得安斯这个名字。倒不是我能想象自己不再是非处女了，因为我现在成为三个人了。当我用那种方式想卡什和达尔直到他们的名字消亡并凝固成一个形象时，我会说，好吧。没有关系的。人家叫他们什么名字都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当科拉反复告诉我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时，我总是想言词如何变成一条细线，直飞上天，又轻快又顺当，而行动却如何沉重地在地上爬行，紧贴着地面，因此过了一阵之后这两条线距离越来越远，同一个人都无法从一条跨到另一条上去；而罪啊爱啊怕啊都仅仅是从来没有罪没有爱没有怕的人所拥有的一种声音，用来代替直到他们忘掉这些言词时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的。科拉就是这样的一个，她连饭都做不好。

她总是对我说我对我的孩子们、对安斯、对上帝欠了债。我给安斯生了孩子。我并没有想要得到他们。我甚至都没有要求他给我他本来可以给我的东西，那就是非安斯。不向他要求这件事就是我对他的义务，这个义务我已经尽了。我还会是我；我会让他成为他的言词的外形和回声。这已经超出他所要求的了，因为他不可能既是安斯又提出这样的要求，像他这样一个对待言词的人。

接着他死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死了。我在黑暗里躺在他的身边，倾听黑沉沉的大地诉说上帝的爱，他的美以及他的罪；倾听黑暗中无声的天籁，在这里面语言就是行动，也倾听别的不是行动的语言，它们仅仅是人们缺乏的空白，像旧日恐怖的夜晚雁声从狂野的黑暗中冲决而下，去摸索着寻找行动犹如孤儿那样，人们对着他们指着人群里的两张脸说，那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的母亲了。

我相信我已经找到我的罪了。我相信其原因是对活着的人的责任，对可怕的血，沸腾地流经大地的红色的痛苦的血的责任。我会想到罪恶就像我会想到我们俩在世人面前都要穿的衣服一样，就像我会想到必须要有的审慎一样，因为他是他而我是我；这个罪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可怕因为他是上帝所任命的工具，而罪正是上帝创造的，为了净化他所创造的那个罪恶。当我在树林里等他[1]，等他看到我，这时，我总把他想象成是穿着罪恶的衣服的人。我也总是想象他也想象我同样穿着罪恶的衣服，他更漂亮因为他用来交换罪服的外衣是法衣。我总是想象罪恶是外衣，为了使可怕的血液有外形，强迫它响应高高飘荡在空中的死去的语言的凄凉的回音，我们必须得脱去这件外衣。这以后我会和安斯躺在一起——我没有向他撒谎：我仅仅是拒绝他的要求，正如我在卡什和达尔到了断奶的时候不再喂他们奶一样——我倾听着黑沉沉的大地用无声的语言诉说着。

我没有隐瞒什么。我没有想欺骗谁。我本来是不在乎的。我之所以小心谨慎仅仅是为了他的缘故，并不是为了我的安全，这就跟我在世人面前穿上衣服一样，如此而已。当科拉和我谈话时我总是觉得那些高调门的僵死的语言到了一定的时候连它们那死气沉沉的声音也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接下去一切都过去了。所谓过去也就是说他走了，这我是知道的，虽然有时还会见到他，却不会再见到他在林中迅速而秘密地朝我走来了，他穿着罪恶的外衣，就仿佛那是一件漂亮的袍子，由于秘密地行进速度很快袍子已经给风掀了开来。

但是对我来说事情还没有完。我所说的“完”，就是有开始有结束的意义上的“完”，因为对我来说当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我甚至还让安斯节欲，并不是我与他仅仅中止床第之事，而是好像我们之间就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似的。我的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是席卷大地的那股狂野、沸腾的血的，是我和所有活在世上的人的。接着我发现我怀上朱厄尔了。当我清醒过来记起和发现这件事时，他已经走开有两个月了。

我的父亲说活着的理由就是为永久的死亡做好准备。我终于领会他的意思了，也知道他当时不可能明白自己所说的话的意思，因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懂得事情过后要打扫屋子的。这么说我已经打扫干净我的屋子了。有了朱厄尔——我躺在灯旁，支起我的头，瞧着他在开始呼吸之前就把我的屋子的顶铺好把墙缝补上了——那股狂野、汹涌的血液流走，它的喧哗声也停下来了。现在剩下的只是奶水，温暖、平静，我也在迟缓的寂静中安详地躺着，准备打扫我的屋子。

我给了安斯杜威·德尔来抵消朱厄尔。接着我又给他瓦达曼来补偿我从他那里夺走的那个孩子。现在他有三个属于他而不属于我的孩子了。于是我可以准备死了。

有一天我和科拉谈话。她为我祷告，因为她相信我对自己的罪愆视而不见，她要我也跪下来祈祷，因为对于罪愆仅仅是言词问题的人来说，得救在他们看来也是只消用言语便可以获取的。

[1]指与其相好的惠特菲尔德牧师。

惠特菲尔德

他们告诉我她快要不行的当天晚上，我和撒旦搏斗了整整一夜，最后我总算胜利了。我从我的深重的罪愆中惊醒；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光，于是我跪下来向上帝忏悔，乞求他的指导并且接受了指引。“起来，”他说，“去补偿他们的损失，你在那个家庭里播下了谎言的种子，你和他们在一起时违反了我的教义；大声地忏悔你的罪过吧。该由那个家庭，由那位受了欺骗的丈夫来原谅你，而不是我。”

因此我就去了。我听说塔尔的桥给冲走了。我说：“哦，主啊，感谢您，哦，全能的主啊，感谢您。”由于有那些我必须征服的危险与困难，我看出来他并没有抛弃我；而我的重新被他接受，获得他神圣的安宁与爱，也将因为那些考验而变得更加甜美。“但愿在我求得我欺骗了的男人的原谅之前不要让我毁灭。”我祷告道，“别让我太晚了；不要让我和她的越轨行为由她的嘴巴说出，而是由我。她当时发过誓她永远也不说出来，可是面对永劫是件可怕的事：我自己不也是和撒旦抵着身子苦苦扭打了一场吗？别让我的灵魂再加上使她破坏誓言这一层罪过。先让我在我伤害过的人们的面前清洗灵魂，然后再让你圣洁的怒火包围我吧。”

是他老人家的手托着我，使我超脱在洪水之上，庇护着我，使我摆脱洪水的威胁。许多圆木和连根拔起的大树朝我这个渺小的人冲了过来，我的马受惊，我自己的心脏也出卖了我。可是我的灵魂却没有：一次又一次地，我看见那些圆木和大树在打击的最后一刹那改变了方向，于是我提高声音使它盖过洪水的喧哗：“赞美您，哦全能的主和圣王。有了这个证明我将涤洗干净我的灵魂，重新进入您无限的圣爱的围栏。”

当时我便知道我已经得到宽恕了。洪水、危险已在身后，当我骑着马重新走在坚实的土地上，我的客西马尼场面越来越接近出现的时候，我开始打腹稿考虑怎样措辞了。我将进入屋子；我要在她说话之前止住她；我要对她的丈夫说：“安斯，我有罪。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

好像事情已经做完了似的。我的灵魂觉得自在多了，多年来都没有这么平静过；我骑着马前进，似乎再度置身在持久的平静之中。无论朝哪边看我都能见到上帝的手；在心中我能听见他的声音：“要有勇气，我与你同在。”

接着我来到塔尔的家宅。我经过时他最小的女儿走出来叫住了我。她告诉我她已经故去了。

哦主啊，我是有罪的。您知道我后悔的程度也知道我心灵的意愿，可是上帝是仁慈的；他愿接受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他知道在我构思我的认罪词语时我是把安斯作为对象的，虽然他当时不在场。是他以他无边的智慧阻止她临终时把事情说出来，当时围在她病床旁边的都是信任她的亲人；而我，正倚仗他拥有大力的手在对付水的磨难。赞美您，赞美您无边全能的圣爱；哦，赞美您。

我进入丧家，在这卑陋的住所里躺着另一个犯有过错的凡人，她的灵魂正面临着严峻的无法回避的审判，愿她的遗体永远安宁。“让上帝的神恩降临这个家庭。”我说。

达尔

他[1]骑着马上阿姆斯蒂家又骑着马回来，牵来了阿姆斯蒂的那对骡子。我们套好车，把卡什放在艾迪的上面。我们扶他躺下时他又呕吐了，不过他总算及时把头伸到了大车底板的外面。

“他肚子上也挨了一家伙。”弗农说。

“可能那匹马也对着他肚子踢了一脚，”我说，“它踢你肚子没有，卡什？”

他想说句什么话。杜威·德尔又给他擦了一下嘴。

“他说什么？”弗农说。

“你说什么，卡什？”杜威·德尔问。她伛下身去。“要他的工具呢。”她说。弗农把它们拿起来，放进大车。杜威·德尔把卡什的头扶起来，好让他看。我们驾车往前走，杜威·德尔和我坐在卡什身边好把他稳住而他骑着马走在前面。弗农站在那儿看我们，看了一会儿。接着他转身朝那座桥走回去。他小心翼翼地走着，开始甩动他的衬衫的湿袖子，就好像是刚刚弄湿似的。

他在门前让马坐下来。阿姆斯蒂在门口等着。我们停住车而他也下了马于是我们把卡什搬下车抬他进屋，阿姆斯蒂太太已经把床铺好了。我们让她和杜威·德尔给他脱衣服。

我们跟着爹走出屋子来到大车跟前。他走回来爬进大车驾了车往前走，我们徒步跟在后面，一直走到空地那儿。成了落汤鸡还是有好处的，因为阿姆斯蒂说：“欢迎你们进屋去。东西都放在那儿好了。”他跟在后面，牵着马，站在大车旁，缰绳捏在他的手里。

“我谢谢你了，”爹说，“我们用那边的车棚就行了。我知道对你来说是个负担。”

“欢迎你们到屋子里来。”阿姆斯蒂说。他脸上又出现那种木呆呆的神情了；那种冒冒失失、狠巴巴、血气很旺、直僵僵的神情，仿佛他的脸和眼睛是属于两种不同木头的颜色，那种不对头的浅色和不对头的深色。他的衬衫开始干了，但是他移动时衬衫还是紧黏在他的身上。

“她会感谢你的。”爹说。

我们给骡子卸了套，把大车倒推进棚子里去。棚子的一边是敞开的。

“雨水是不会打到里面去的，”阿姆斯蒂说，“不过要是你们愿意……”

棚子尽里面有几张生锈的铁皮盖板。我们搬出两张来支在敞口前。

“欢迎你们进屋子去歇息。”阿姆斯蒂说。

“我谢谢你，”爹说，“不过要是你能弄点东西给他们吃，那就太好了。”

“没问题，”阿姆斯蒂说，“卢拉把卡什舒舒服服地安顿好之后，马上就做晚饭。”他已经走回到马身边去了，正在把马鞍卸下来，他移动时，他那件湿衬衫服服帖帖地裹在他的身上。

爹不愿进屋子去。

“进来吃饭吧，”阿姆斯蒂说，“马上就做好了。”

“我什么也不想吃，”爹说，“我谢谢你了。”

“你们进来把衣服弄弄干，吃点东西，”阿姆斯蒂说，“在我这里没关系的。”

“都是为了她，”爹说，“都是为了她我才吃东西的。我牲口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她会感激你们每一位的。”

“那是，”阿姆斯蒂说，“你们大伙儿都进来烤烤衣服。”

可是等阿姆斯蒂敬了爹一杯酒，爹觉得好多了之后，我们便进屋去看卡什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进去。我回过头去，看见他正把那匹马牵到谷仓里去爹已经在讲再买一对牲口的事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好像已经把它们买到手了。他在谷仓里，轻捷地穿过扑面而来的强烈的旋转的气流，带着马一起走进马厩。他爬到马槽上，扯了些干草下来，离开马厩去找并且找到了马栉。接着他折回来，迅速地躲开了马儿的狠狠的一脚，来到马的身边，这地方马反倒踢不着。他用马栉梳理马毛，在马脚够得着的半径内闪来闪去，灵活得像个杂技演员，一边用下流的亲热话轻声地咒骂着马儿。它的脑袋猛地往后一甩，龇牙咧嘴；他用马栉的脊背敲打马儿的脸，马儿的眼睛在晦暗中转动，仿佛两颗大理石的弹球在一块漂亮的天鹅绒上滚动。

[1]指朱厄尔。

阿姆斯蒂

等我再给他添了些威士忌酒、晚饭也快做好的时候，他都已经用赊账的方式，向某某人买下一对牲口了。到那时他挑挑拣拣起来了，说他根本不喜欢这套牲口，不愿白送钱给某某某来买他的一件毫无用处的东西，即使是一只鸡笼他也不想买。

“你不妨去问问斯诺普斯，”我说，“他有三四对牲口呢。说不定你可以挑到一对合适的。”

接着他的嘴又嘟嘟哝哝起来，用那样一种眼光瞅着我好像整个县里拥有唯一的一对牲口而不愿卖给他的那个人是我似的，我终于明白帮他们走出这片空地的只能是我的那对牲口了。不过我不知道，如果他们有了一对牲口，他们会怎么对待它们。利特尔江跟我说过哈利洼地那里的堤岸给冲掉了两英里，到杰弗生去的唯一的路就得是绕道打莫特森那里走。不过这是安斯的事儿。

“跟他做买卖可太难对付了。”他说，还在嘟哝。可是晚饭后我又给他倒了一杯酒之后，他情绪稍稍高了一些。他打算回到谷仓去和她待在一起。没准他认为倘若他待在那儿随时准备出发，圣诞老公公会送他一对牲口的呢。“不过我琢磨我可以说服他，”他说，“要是他身上还有一滴基督徒的血的话，眼看别人有困难，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当然，要是你想用我的牲口，那是没有问题的。”我说，心里知道他也明白这句话里有多少诚意。

“我谢谢你了，”他说，“不过她愿意用我们自己的牲口。”他也知道我明白这个理由我自己相信几分。

晚饭后，朱厄尔骑马到法人湾[1]去请皮保迪。我听说他今天要去凡纳家。朱厄尔大约半夜时分回来了。皮保迪到英弗纳斯[2]南边的什么地方去了，不过比利大叔[3]跟他一块来了，带着他那只治牲口的皮包。他老说，说到底，人跟马、骡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牲口头脑稍稍清楚一些罢了。“你这回又出了什么事啦，小伙子？”他说，一边瞅着卡什。“给我拿一块垫子、一把椅子和一瓶威士忌酒来。”他说。

他让卡什喝了威士忌酒，接着他把安斯撵出房间。“幸好他断的就是去年夏天断过的那条腿，”安斯哀叹着说，一边嘟哝一边眨眼睛。“总算还好。”

我们用垫子裹住卡什的两条腿，又把椅子放在垫子上，我和朱厄尔坐在椅子上，丫头拿着灯，比利大叔塞了一块烟叶在嘴里，接着便开始工作。卡什使劲挣扎了一阵子，终于昏了过去。这以后他静静地躺着，大颗大颗的汗珠停留在他的脸上，好像它们刚流出来便站停下来在等他。

等他醒过来，比利大叔已经收拾好东西走了。卡什不断地想说什么，丫头伛身下去擦他的嘴。“要他的工具呢。”她说。

“我带进来了，”达尔说，“我拿来了。”

卡什还想讲话，她伛身下去。“他要看看工具。”她说。于是达尔把工具拿到他看得见的地方。他们把工具堆在床脚下，让他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可以伸出手去摸摸。第二天早上，安斯骑了那匹马到法人湾去见斯诺普斯。他和朱厄尔站在空地上聊了一会儿，接着安斯骑上马走了。我估摸这是朱厄尔第一次让别人骑那匹马，在安斯回来之前他一直气鼓鼓地踱过来踱过去，瞅着那条路，仿佛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去追上安斯把马儿要回来。

快到九点钟的时候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头一只秃鹰。也许是因为浸了水的关系吧，我想。总之是进入了大白天之后我才看到它们出现的。幸亏有微风把那股味儿从屋子周围吹散，所以进入大白天之后它们才来的。可是一看到它们之后，光是看着它们，我就仿佛远在一英里之外的田野里也能闻到那股味儿了，它们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着，整个县的人都猜得出我的谷仓里有什么东西了。

我离家才半英里多一点儿，就听见那个小鬼在大喊大叫。我还以为他没准掉到井里去还是怎么了呢，所以就快马加鞭匆匆赶到空地。

停栖在谷仓屋脊上的秃鹰足足有十来只之多，小鬼像赶火鸡似的在空地上追赶另外一只，那只秃鹰仅仅飞起几步不让他逮住，然后又扑动翅膀飞回到车棚的屋顶上去，刚才小鬼就是在这里发现那只秃鹰蹲在棺材上面的。天气热起来了，没错，风也停了要不就是转了向或是怎么了，于是我走去找到了朱厄尔，可是卢拉出来了。

“你一定得想点办法，”她说，“这太不像话了。”

“我正在想办法呢。”我说。

“太不像话了，”她说，“他这样对待她，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他是在尽力而为，好让她早些入土呢。”我说。于是我找到朱厄尔，问他要不要骑骡子到法人湾去看看安斯怎么了。他一句话也不说。他就那么看着我，下巴变得惨白，眼睛也变得惨白，接着他走开去喊起达尔来了。

“你打算做什么？”我说。

他没有回答。达尔出来了。“过来。”朱厄尔说。

“你准备干什么？”达尔说。

“去推大车。”朱厄尔扭过头来说了一句。

“别犯傻了，”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们也是没有办法。”达尔犹豫不决，可是朱厄尔说什么也不干。

“行了，别说废话了。”他说。

“总得放在什么地方吧，”达尔说，“爹一回来咱们就往外搬。”

“你不愿帮我干，是不是？”朱厄尔说，那双惨白的眼睛像是在喷火，他的脸直打战仿佛是在打摆子。

“是，”达尔说，“我不愿意。等爹回来再说吧。”

因此我就站在门口，看着他把大车推过去拽过来。大车停的地方是个斜坡，有一阵子我以为他打算把车棚的后墙撞穿呢。不过这时候午饭的铃声响了。我喊他，他也不回头。“来吃午饭吧，”我说，“跟小弟弟也说一下。”可是他不睬我，因此我就去吃饭了。那姑娘下去找小鬼，可是没有把他找回来。我们吃饭吃到一半，又听见他在大叫大嚷，他跑过去把秃鹰轰走。

“真是太不像话了，”卢拉说，“太不像话了。”

“安斯是在尽力而为，”我说，“跟斯诺普斯打交道，半个钟点是不够的。两个人讨价还价，得在树荫底下待上整整一个下午呢。”

“尽力而为？”她说，“尽力而为？谁不知道他是怎样尽力了。”

我寻思他的实际情况也的确是这样。问题在于，他不干就等于叫我们来干。没有东西抵押——他都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是没有抵押出去的了——他是无法从谁的手里买到一对牲口的，更不要说从斯诺普斯那儿了。因此当我回到地里时，我看着我的那对骡子，我实际上已经在跟它们暂时告别了。傍晚我回家，由于太阳把车棚整整晒了一天，我倒是真的觉得自己是不会感到后悔的了。

大家都在廊子上，我也走出屋子到廊子上去，这时候安斯骑着马儿回来了。他看上去有点滑稽，比平时更畏畏葸葸，却也有点洋洋自得。仿佛他干了件什么事，自己觉得占了便宜却拿不准别人是怎么想的。

“我有一对牲口了。”他说。

“你跟斯诺普斯那儿买的吗？”我说。

“我寻思这一带会做买卖的也不光就斯诺普斯一个吧。”他说。

“那当然。”我说。他正以那种古怪的神情在看着朱厄尔，可是朱厄尔已经从廊子上走下来，正朝那匹马走过去。是去看安斯把它弄成什么样子了吧，我琢磨。

“朱厄尔，”安斯说了一声。朱厄尔扭过头来看看。“你过来。”安斯说。朱厄尔走回来两步，又站住了。

“你要什么？”他说。

“那么说你从斯诺普斯那里买到了一对牲口，”我说，“他今天晚上送来，对不对？你们明天得早早儿就动身，要绕莫特森走非起个大早不可。”

这时候他的神气可不像方才那样了。他又摆出往常的那副受气包的模样，嘴巴里在嘟嘟哝哝。

“我也算是尽了力了。”他说，“苍天在上，在这个世界上，比我苦头吃得更多、受的气更大的人是再不会有的了。”

“在做买卖上占了斯诺普斯便宜的人是应该觉得痛快才对呀。”我说，“你倒是给了他什么呢，安斯？”

他没有看我。“我把动产抵押给他了，用我的耕作机和播种机[4]。”他说。

“可那也值不到四十块钱呀。要是你手里有一对值四十块钱的牲口，你得拿到什么才肯脱手？”

此刻他们都在看着他，静静地，一动不动地。朱厄尔正要往马儿那边走去，走到一半，脚步给止住了。“我还给了别的东西。”安斯说。他的嘴又嘟哝起来了，站在那里仿佛等谁来揍他，而他也打定主意挨了打也决不还手。

“还给了别的什么？”达尔说。

“真是的，”我说，“你用我的牲口就是了。你用完再还我。我总有办法对付的。”

“难怪你昨天晚上要动卡什的衣服[5]了。”达尔说。他说这句话就仿佛是在念报纸。好像不管出了什么事反正与他一点儿都不相干。朱厄尔现在走回来了，站在那儿，用他那双大理石弹球似的眼睛瞪着安斯。“卡什打算用那笔钱从苏拉特[6]那里买那种会说话的机器的[7]。”达尔说。

安斯站在那里，嘟哝着嘴。朱厄尔瞅着他，眼睛好久一眨都不眨。

“不过那也只不过多了八块钱。”达尔说，他的口气仿佛他只是一个旁边瞧热闹的人，事情与他一点也不相干似的。“这点钱还是买不来一对骡子。”

安斯很快地看了朱厄尔一眼，两只眼睛朝旁边瞥了一下，紧接着又把眼光垂了下去。“老天爷在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倒霉的人吗？”他说。大伙儿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们仅仅是瞅着他，等着，而他只是把眼光扫向他们的脚，顶多到达他们的腿，不再往上了。“还有那匹马。”他说。

“什么马？”朱厄尔说。安斯仅仅是站在那里。真要命，要是一个人镇不住自己的儿子，他应该把他们赶出家去，不管他们年纪有多大。要是这一点办不到，他娘的，那他就应该自己滚蛋。换了我非这样做不可。“你是说，你打算拿我的马和他换？”朱厄尔说。

安斯站在那里，两只胳膊晃荡着。“十五年了，我嘴巴里连一颗牙齿都没有，”他说，“上帝是知道的。他知道十五年来我根本没好好吃到他让人吃了长力气的粮食，我这儿省一个子儿，那儿省一个子儿，为的是一家人可以不挨饿，也为了我可以装一副假牙吃上帝规定吃的东西。我把装假牙的钱都拿出来了。我寻思要是我可以不吃粮食，我的儿子也是可以不骑马的吧。苍天有眼，知道我受的罪有多大。”

朱厄尔双手贴住大腿，瞪着安斯。接着他把眼光移了开去。他的眼光越过田野，他的脸像块岩石似的纹丝不动，好像是不知什么人在讲不知是谁的一匹马，而他连听都没有在听。接着他慢腾腾地吐了口痰，说了一声“见鬼”便转过身去走到院门那里，他解松马缰翻身上了马。他在往马鞍上坐时马已经在移动了，一等他坐了上去，人和马便泼剌剌地在大路上飞驰，好像背后有官兵在追捕似的。他们就这样消失在视线之外，人和马直像一团花旋风。

“咳，你用我那对牲口不就得了。”我说。可是他不肯。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再待下去，那个孩子整天在烈日下轰秃鹰，他也跟另外那几个差不多一样癫狂了。“至少把卡什留在这里嘛。”我说。可是他们连这一点都不肯。他们把被子铺在棺材盖上，把他放在上面，把他的家什放在他的身边，接着我们把我那对牲口套上，把大车在路上朝前赶了一英里左右。

“要是在这儿也对你不方便，”安斯说，“尽管说好了。”

“当然，”我说，“这儿挺好。也很安全。现在咱们回去吃晚饭吧。”

“我谢谢你了，”安斯说，“我们篮子里还有点吃的。我们可以对付过去的。”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我说。

“我们从家里带来的。”

“可是放到现在准已经馊了，”我说，“进屋来吃点热饭热菜吧。”

可是他们不肯进来。“我看我们可以对付过去的。”安斯说。于是我回家去吃饭，然后拿了一篮东西上他们那里去，想再让他们回到屋子里去。

“我谢谢你了，”他说，“不过我看我们可以对付过去的。”于是我就随他们去了，他们围着一小堆篝火蹲着，在等待，天知道是在等待什么。

我往家走。脑子里一直在想他们蹲在那儿的样子，在想骑着那匹马往外冲的那个小子。这准是他们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了。我要是怪他那我准是昏了头了。我指的倒不是他不舍得自己的马的事，而是他设法摆脱了像安斯这样一个大傻瓜。

那大概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吧。因为像安斯这样一个家伙你是没法不对他产生一些想法的，他总是弄得你非给他干点什么事儿不成，即使下一分钟你气得直想踢自己一脚。这不，第二天早饭后一个小时光景，那个帮斯诺普斯干活的尤斯塔斯·格里姆带了一对骡子来找安斯了。

“我还以为他和安斯买卖没做成呢。”我说。

“当然做成了，”尤斯塔斯说，“他们全都喜欢那匹马。就像我跟斯诺普斯先生说的，这对骡子五十块钱他就肯脱手，是因为要是他的叔叔弗莱姆当初弄来这批得克萨斯马没有脱手的话，那么安斯是绝对不可能——”

“那匹马？”我说，“安斯的儿子昨天晚上把它骑走了，这会儿没准已经快到得克萨斯州了，可是安斯——”

“我不晓得是谁把马送来的，”尤斯塔斯说，“我没看见他们。我只是今儿早上去喂牲口的时候在谷仓里见到那匹马的，我告诉了斯诺普斯先生，他就吩咐我把两头骡子送到这儿来。”

哼，那准是他们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了，这是不会错的。圣诞节前他们没准会收到他从得克萨斯州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我琢磨。要是朱厄尔不走，我想我也该出走了；我好像也老是还不清他的人情似的。安斯真能使唤人，这一点儿也不假。他要是算不上是个人物，那就让我立马死去得了。

[1]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中的一个居民点，在杰弗生镇的东南。下面提到的比利·凡纳在该处开了一家店铺。

[2]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一个小镇，在奥克斯福西南九十英里处。

[3]即威尔（比利）·凡纳，附近一家小店的老板。他也算是个兽医。

[4]这里指的是用骡子拉的原始型的农业机械。

[5]指安斯抄走了卡什的钱。

[6]福克纳作品中的一个缝纫机推销员兼书商，在后来几部作品中他的名字变成了V.K．拉特利夫。

[7]达尔指的机器是留声机。

瓦达曼

现在一共有七只，高高地在天上打转，可以看到一个个黑圈圈。

“嗨，达尔，”我说，“瞅见了吗？”

他抬起了头。我们看着那些高高的小黑圈圈，像是一动也不动。

“昨天才只有四只。”我说。

其实昨天谷仓上面的秃鹰不止是四只。

“要是它还想落到大车上，知道我会怎么办吗？”我说。

“你会怎么办？”达尔说。

“我不会让它停在她身上的。”我说，“我也不会让它停在卡什身上的。”

卡什病了。他病了，躺在木盒子上面。不过我妈是一条鱼。

“咱们到了莫特森一定得买点药，”爹说，“我看咱们非得弄到点药不可。”

“你觉得怎么样，卡什？”达尔说。

“不碍事。”卡什说。

“要不要把腿再支高一些？”达尔说。

卡什把腿摔折了。他已经摔断两回了。他躺在木盒子上，头底下枕着一条卷起来的被子，膝盖底下垫着一块木头。

“我认为咱们应该把他留在阿姆斯蒂家里的。”爹说。

“我的腿没有摔折过爹也没有达尔也没有还有，只不过有些肿块罢了，”卡什说，“它们一颠一颠地都合并成一个肿块了。不碍什么事的。”朱厄尔走了。他吃晚饭的时候骑着马走了。

“这都是因为她不愿我们欠谁的人情。”爹说，“老天爷在上，世界上再没有人比我更不惜力的了。”

“是不是因为朱厄尔的妈妈是一匹马呢，达尔？”我问。

“也许我可以把绳子抽紧一些。”达尔说。朱厄尔和我都待在大车棚里可她却待在大车里道理就在这儿了因为马儿是待在谷仓里的可我却必须得不断地跑来跑去把秃鹰轰走

“你愿意抽紧就抽紧好了。”卡什说。杜威·德尔腿没有断我也没有。卡什是我的哥哥。

我们停了下来。达尔松开绳子的时候卡什又开始冒汗了。他的牙齿露了出来。

“疼吗？”达尔说。

“我看你最好把绳子重新缠上。”卡什说。

达尔重新缠上绳子，他使劲抽紧，卡什的牙齿露了出来。

“疼吗？”达尔说。

“不碍事的。”卡什说。

“你要让爹把车子赶得慢些吗？”达尔说。

“不用，”卡什说，“没时间耽搁了。好在不碍什么事。”

“咱们到了莫特森一定得弄到点药。”爹说，“我看咱们非得弄到点药不可。”

“叫他朝前赶路。”卡什说。我们朝前赶路了。杜威·德尔往后靠靠，给卡什擦脸。卡什是我的哥哥。可是朱厄尔的妈妈是一匹马。我妈是一条鱼。达尔说等我们重新来到水边我可以见到她可是杜威·德尔说，她是在木盒子里，她怎么出来呢？我说她是打我钻的洞眼里钻出来进入水中的，等我们重新来到水边我就可以见到她了。我妈妈不在木盒子里。我妈的气味不是那样的。我妈是一条鱼

“等我们去到杰弗生，这些蛋糕可就好看了。”达尔说。

杜威·德尔没有把头扭过来。

“你最好想法子在莫特森把它们卖了。”达尔说。

“咱们什么时候能到莫特森，达尔？”我说。

“明天，”达尔说，“如果这对骡子没有颠散架的话。斯诺普斯准是用锯木屑来喂它们的。”

“他干吗用锯木屑喂骡子呀，达尔？”我说。

“瞧，”达尔说，“看见了吗？”

现在有九只了，高高的在天上，盘旋成小小的黑圈圈。

我们来到小山脚下的时候，爹停了下来，达尔、杜威·德尔和我下了车。卡什不能走路，因为他一条腿断了。“上哪，臭骡子。”爹吆喝道。骡子们憋足了劲儿拉；大车吱呀吱呀乱响。达尔、杜威·德尔和我跟在大车后面上山。我们到了山顶，爹停下来，我们重新上车。

现在又变成十只了，高高的在天上，盘旋着，成为一个个小小的黑圈圈。

莫斯利

我一抬头，正好看见她站在橱窗外面，在朝里面看。她不是紧挨着玻璃，也没有特别在看什么东西，只不过是站在那儿脑袋朝这边转过来，眼睛正对着我，却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仿佛她正在等什么信号。等我再次抬起头来看时，她又朝店门走去了。

她在纱门那儿绊了一下，乡下人总是这样，然后走了进来。她那顶硬边的草帽端端正正地扣在头顶上，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我料定她身上只有两毛五分钱，顶多也只有一块钱，她兜上一圈之后说不定会买一把便宜的梳子或是一瓶黑人用的花露水，因此我连一分钟也不去打扰她，不过我注意到，尽管她阴沉沉的，动作笨拙，人长得还算标致，像现在这样穿着格子布裙子，不施脂粉，肯定要比她买了她最后决定要买的东西时好看，或是她说了要买什么的时候。我知道她没进店就已经想好要买什么了。不过你得让她们慢慢地耗时间。因此我继续做我手头上的事，打算等艾伯特把冷饮柜龙头那边的事忙完让他去招呼她，就在这个时候艾伯特回到我身边来了。

“那个女的，”他说，“你最好去看看她要什么。”

“她要什么呢？”我说。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问不出来。还是你去招呼她吧。”

于是我绕过柜台走了出去。我看见她光着脚，脚趾张开很自然地站在地板上，好像她很习惯光脚似的。她抱着那包东西，紧盯着我看；我看清楚她那双黑眼睛比我见过的所有眼睛都黑，而且她是一个外乡人。我不记得在莫特森见到过她。“要买点什么吗？”我说。

她还是什么都不说。她盯着我，眼睛一眨都不眨。接着她扭过头去看看冷饮柜龙头那边的顾客。然后她眼光穿过我，一直朝店堂深处看去。

“你想看看化妆品吗？”我说，“或者是不是要买什么药？”

“正是。”她说。她又急急地回过头去朝冷饮柜龙头看了一眼。因此我想说不定她妈或是别的什么人派她来买那种妇科的药[1]可她又不好意思说。我知道她血色这么好不会是自己要用，再说她年纪也太小，顶多就是刚刚懂得干吗要用这种药。真不像话，这些乡下女人就这样坑害自己。可是你还得供应这种药，否则店开在这种地方只好喝西北风了。

“噢，”我说，“你要治什么病？我们有——”她又盯着我看，那意思就跟叫我“别吱声”差不多，而且又朝店堂深处看了看。

“我想到后面去。”她说。

“好吧。”我说。你得顺着她们的脾气。这样才能节省时间。我跟着她来到店堂后面。她把手按在门上。“里面除了处方柜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我说，“你想要什么？”她停住脚步，看着我，仿佛她把自己脸上、眼睛前面的一层盖子去掉了。正是她的眼睛：既有点呆滞，又怀着希望，还在阴郁地等待着什么不如意的答复。不过反正她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这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什么地方不舒服？”我说，“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挺忙的。”我倒不是想催促她，可是一个城里人就是不像乡下人那样有空闲的时光。

“是妇科的毛病。”她说。

“哦，”我说，“就这个？”我想也许她比外表上看起来要年轻，她的初次来潮把她吓坏了，也许是来得有点不正常，小姑娘一般都是这样的。“你妈在哪儿？”我说，“你有妈没有？”

“她在外面的大车上。”她说。

“你干吗急着买药，干吗不先跟她谈谈。”我说，“任何一个妇女都会告诉你该怎么办的。”她盯着我看，我又打量了她一眼，问道：“你有多大？”

“十七了。”她说。

“哦，”我说，“我还以为你没准……”她又盯着我。不过，光从眼神里看她们全都像是没有年纪的，而且对世界上的事都是无所不知的。“你的情况是来得时间非常准确，还是不够准呢？”

她不看我了，可是她人没有动。“是的，”她说，“我想是的。不错。”

“那么，是哪一种情况呢？”我说，“你不知道吗？”卖给她简直是犯罪，也是件丢脸的事儿；可是话又要说回来了，她们反正也会从别人手里买到的。她站在那里，眼睛没有看我。“你想要点儿药把它止住？”我说，“是这样吧？”

“不，”她说，“它已经停住不来了。”

“那么，是什么——”她的脸稍稍下垂，她们跟男人打交道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都不知道下一次闪电从什么地方亮出来。“你还没有结婚吧？对不对？”我说。

“没有。”

“哦，”我说，“停了有多久了？也许五个月了吧？”

“只不过两个月。”她说。

“呵，我的店里没有你想要买的东西，”我说，“除非是奶嘴。我劝你买一个奶嘴，然后回家去告诉你爹，要是你有爹的话，让他想办法让那个人掏钱给你去领一张结婚证书来。你还有别的事吗？”

可是她仅仅是站在那里，也没有看我。

“我有钱付给你的。”她说。

“是你自己的，还是他还算像个男子汉，给了你这笔钱？”

“他给我的。十块钱。他说这也够了。”

“在我的店里，一毛钱不够，给一千块钱也还是买不来。”我说，“你听我的劝告，回家去告诉你爹或是你哥哥如果你有哥哥的话要不就告诉你在路上遇见的第一个男人。”

可是她没有动弹。“莱夫说我可以在药房买到的。他说，告诉你我和他绝对不会说出去是你卖给我们的。”

“我真希望你那位宝贝莱夫自己上这儿来买药；我真的希望这样。哼，很难说。要是他自己来我倒会对他有几分敬意呢——没准他这会儿已经在去得克萨斯州的半路上了，这完全有可能。我，一个有声望的药剂师，开着一家药房，养活着一家子人，五十六年来一直是这个镇上的忠实的基督徒。我真想亲自去告诉你的家长呢，要是我能打听出来他们是谁的话。”

她现在又看着我了，她的眼神和面容又和我初次透过橱窗看到她那时一样，又是空落落的了。“我本来也不知道，”她说，“是他告诉我可以在药房里买到的。他说人家也许不愿意卖给我，不过要是我有十块钱并且告诉药房的人我绝对不会说出去……”

“他指的绝对不是这家药房，”我说，“要是他指了或是提了我的名字，我要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有种再说一遍，我就要正正式式和他在公堂上相见，你不妨原原本本跟他这么说。”

“说不定别的药房愿意卖吧。”她说。

“那我也不想知道。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这时候我看了看她，话要说回来，乡下人的日子也真是艰苦，有时候一个男人……如果说陷入罪恶可以有一个理由的话——当然，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不过话要说回来，人活在世界上日子真是单调枯燥：也实在没有理由一辈子规规矩矩直到老死。“你听着，”我说，“你可得把这个念头从脑袋里排除出去。你身上的东西是上帝给的，即使他有时候通过魔鬼来这样做；如果他有意把它取走，你也得让他来拿。你回到莱夫那儿去，你和他用这十块钱去办婚事吧。”

“莱夫说我可以在药房买到的。”她说。

“那你上别处去买吧，”我说，“你在我这儿是买不着的。”

她走出去了，夹着那个包包，她的脚在地板上发出了一阵轻轻的吱吱声。她出去时又在门上碰撞了一下。我透过橱窗可以看到她朝街心走去。

其他的事是艾伯特告诉我的。他说大车停在格伦梅特五金行的门前，使得妇女们纷纷掏出手帕掩鼻而过，而一大帮不怕臭的汉子和小男孩则站在大车四周，听警察局局长和那个男的争论。那是个高高瘦瘦的人，他坐在大车上，说这是一条公共街道，他认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权利待在这儿，局长说他必须把车赶走，群众都受不了。艾伯特说人死了都有八天了。他们是从约克纳帕塔法县什么地方来的，要把死人送到杰弗生去。那一定很像一块发臭的干酪给搬上了一个蚁冢，艾伯特说那辆大车摇摇晃晃，谁都担心不等他们走出镇子大车就会散架，还带着那口自己打的盒子，上面铺了条被子，躺着个断了一条腿的汉子，父亲和小男孩坐在前座上，警察局局长正想法子让他们赶快走人。

“这是一条公共街道，”那个人说，“我认为我们跟任何人一样有权利停下来买东西。我们又不是掏不出钱，天底下有哪条法律说想花钱还不让花的。”

他们是停下来买水泥的。另外一个儿子在格伦梅特的铺子里，想让格伦梅特拆开一包让他买一毛钱的，最后格伦梅特还是拆了一包，好快点把他打发走。他们打算用水泥来固定那个汉子的断腿，也不知他们要怎么弄。

“哼，你们想弄死他吗？”局长说，“你们会让他整条腿都报废的。你们快送他去找医生看，而且尽快把这个玩意儿埋掉。你们不明白危害公众健康是要坐牢的吗？”

“我们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那个当父亲的说。接下去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通：他们怎么等大车回来，桥给大水冲掉了，他们怎么多走八英里路去过另一座桥可是那也给冲走了，于是他们又折回来从浅滩上蹬过去，可是骡子淹死了他们只好再弄来一对骡子，接着又发现路给水漫没了，他们不得不绕道走莫特森镇，说到这里买水泥的那个儿子回来了，他叫他爸爸不要说了。

“我们马上就走。”他告诉局长说。

“我们不想跟谁过不去。”那个父亲说。

“你们快送那小伙子去医生那儿吧。”局长对拿着买水泥的那个说。

“依我看他没什么事儿。”他说。

“不是我们不讲人情，”局长说，“不过我想你们自己也清楚情况到底怎么样。”

“当然，”那小伙子说，“等杜威·德尔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她去送一个包裹了。”

于是他们站在那里，周围的人都捂着鼻子往后退去，过了一会儿那个姑娘夹着那个用报纸包的包裹走过来了。

“快点儿，”拿着水泥的那个说，“咱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了。”于是他们爬上大车向前走了。一直到我去吃晚饭的时候我好像还能闻到那股气味。第二天，我见到警察局局长，我吸吸鼻子对他说：

“闻到什么了吗？”

“我寻思他们这会儿已经到杰弗生了。”他说。

“要不就是在牢里。哼，谢天谢地不是在咱们镇的牢里。”

“那倒不假。”他说。

[1]指当时流行的一种声称能包治各种月经病的成药，据说主要成分为酒精。

达尔

“这儿有个人家。”爹说。他勒住骡子，坐在那里打量那幢房子。“咱们可以上那儿去要点水。”

“好吧，”我说，“你还得去跟他们借一个桶，杜威·德尔。”

“上帝知道得很清楚，”爹说，“我最不愿意欠别人的情分了，上帝清楚。”

“要是你看见大小合适的空罐头，拿过来就是了。”我说。杜威·德尔带着那包东西爬下大车。“你想在莫特森镇卖掉那些蛋糕，遇到的麻烦怎么那么多呢。”我说。我们的生命怎么就悄然化为一些无风、无声、疲惫地重复着的疲惫的姿态；化为没有手在没有弦上拨动的古老的振响的回声。夕阳西下时我们凝成了狂怒的姿态，玩偶们的僵死的姿态。[1]卡什摔断了他的腿，现在里面的锯木屑正在流泻出来。他正在流血致死，这卡什。

“我是不愿意欠别人情分的，”爹说，“上帝最清楚。”

“那你自己去打水，”我说，“可以用卡什的帽子。”

杜威·德尔回来时那家的男人跟着她。然后他停住了脚步，她继续往前走，他仍然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屋子跟前站在廊子上，瞧着我们。

“咱们还是别把他抬下来的好，”爹说，“咱们可以就在这儿给他治。”

“你想抬下来吗，卡什？”我说。

“咱们不是明天就到杰弗生吗？”他说。他瞧着我们，他的眼光是疑问、专注与悲哀的。“我顶得住的。”

“弄好了你可以舒服一些，”爹说，“可以不至于互相碰撞。”

“我顶得住的，”卡什说，“停下来要耽搁时间的。”

“我们水泥已经买了，这不。”爹说。

“我顶得住的，”卡什说，“不就是还有一天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瞧着我们，他那张青灰色的瘦脸上两只眼睛显得很大，带着疑问。“它已经有点接上了。”他说。

“我们反正已经买了。”爹说。

我在罐头里和水泥，把缓缓倒进去的水跟淡青色的稠厚的一圈圈水泥搅在一起。我把罐头拿到大车跟前好让卡什看得见。他平躺着，他那瘦削的侧影衬在天空之前，显得艰苦而深沉。“你看这样差不多了吧？”我说。

“水不能放得太多，否则就不黏了。”他说。

“这样太多吗？”

“你是不是去找一点点沙子来。”他说，“反正还有一天了，”他说，“我也不觉得太难受。”

瓦达曼跑回到大路上我们方才蹚过的小溪那里，他带回来一些沙子。他把沙子慢慢地倒进罐子里黏稠的水泥里去。我又走到大车跟前去。

“这下子差不多了吧？”

“是的，”卡什说，“我其实能顶得住的。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我们松开夹板，慢慢地把水泥倒在他的腿上。

“小心点，”卡什说，“尽量别沾到棺材上去。”

“好的。”我说。杜威·德尔从她的包裹上撕下一片纸，水泥打卡什的腿上滴下来时她便把它从棺材盖上擦掉。

“你觉得怎样？”

“挺舒服的，”他说，“凉森森的。挺舒服的。”

“但愿这能对你有点好处，”爹说，“我得请你原谅。我跟你一样没预料到会这样。”

“挺舒服的。”卡什说。

要是你能解脱出来进入时间，那就好了。那样就太好了，要是你能解脱出来进入时间的话。

我们再把夹板放好，缠上绳子，抽紧，黏稠的淡青色的水泥慢慢地透过绳子渗了出来，卡什静静地看着我们，眼光里带着深沉的疑问。

“这样就可以把腿固定住了。”我说。

“是的，”卡什说，“我是很领情的。”

这以后我们都在大车上扭过头来看他[2]。他在我们后面一点点跟了上来，背部木僵僵的，脸上的表情木僵僵的，只有髋骨底下才在动。他一句话也不说跟了上来，阴沉的脸上颧骨突出，两只灰眼珠木僵僵的，他爬上了大车。

“这儿是上坡，”爹说，“我看大伙儿都得下来走几步。”

[1]这一段“冥想”里显然能听到艾略特的《空心人》《荒原》等作品思绪的回响。

[2]指朱厄尔。

瓦达曼

达尔、朱厄尔、杜威·德尔和我跟在大车后面，正往山上走。朱厄尔回来了。他方才从路上赶了上来，爬上了大车。他是走来的。朱厄尔已经没有马了。朱厄尔是我哥。卡什也是我哥。卡什的一条腿折了。我们给卡什的腿固定住，这样他的腿就不疼了。卡什是我哥，朱厄尔也是我哥，不过他的腿没有折。

现在秃鹰有五只了，在高高的空中绕着小小的黑圈圈。

“它们是在哪儿过夜的呢，达尔？”我说，“我们在谷仓里过夜的时候，它们待在哪儿呢？”

小山一直升到天上去。接着太阳出现在小山的后面，骡子、大车和爹都走在太阳上。他们慢腾腾地走在太阳上面，你都不能正眼看他们。在杰弗生，太阳的红光照在橱窗里面的小火车轨道上。轨道闪亮，一圈又一圈地闪亮。杜威·德尔是这么说的。

今天晚上，我要去看看，我们在谷仓里过夜的时候秃鹰是待在什么地方的。

达尔

“朱厄尔，”我说，“你是谁的儿子？”

微风正一点点从谷仓那边吹过来，因此我们把她放在苹果树底下，在那里，月光把苹果树斑斑驳驳的阴影投射在沉睡中的长木板上，在木板里面她有时会发出一阵轻轻的细语，那是流水般的秘密的喃喃声。我带瓦达曼去听。我们走到跟前时一只猫从那上面跳下来刺溜一下闪进了阴影，它的爪子和眼睛都闪出了银光。

“你妈是一匹马，不过你爹又是谁呢，朱厄尔？”

“你这天杀的满嘴胡言的浑蛋。”

“别这样骂我。”我说。

“你这天杀的满嘴胡言的浑蛋。”

“别这样骂我，朱厄尔。”在高高的月光底下他的眼睛像是悬在空中的一只小型足球上贴着的两小片白纸。

晚饭吃过后卡什开始微微出汗了。“腿上有点发烫，”他说，“是太阳晒了一整天的关系吧，我琢磨。”

“要不要给你泼点水在上面？”我们说，“兴许会让你的腿舒服一些。”

“太谢谢了，”卡什说，“都是因为太阳晒着的关系，我琢磨。我应该想到这一层把它遮起来的。”

“应该想到的是我们，”我们说，“你自己是料不到的。”

“我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它烫起来了，”卡什说，“我应该注意到的。”

于是我们泼了点水在那上面。水泥底下的那截腿和脚像是煮熟的一样。“现在觉得好点了吗？”我们说。

“太谢谢了，”卡什说，“舒服多了。”

杜威·德尔用自己的裙边给他擦脸。

“想办法睡上一觉。”我们说。

“好的，”卡什说，“我太谢谢了。现在舒服得多了。”

朱厄尔，我说，你爹是谁，朱厄尔？

你这天杀的。你这天杀的。

瓦达曼

她躺在苹果树下，达尔和我穿过月光走过去时一只猫跳下来跑了开去，我们可以听见她在木盒子里的声音。

“听见了吗？”达尔说，“把耳朵靠近一点。”

我把耳朵往近处靠靠，我听见她的声音了。不过我弄不清她到底在说什么。

“她在说什么呀，达尔？”我说，“她在跟谁说话？”

“她是在跟上帝说话，”达尔说，“她是在祈求他帮助自己呢。”

“她要上帝帮她做什么事？”我说。

“她要他把她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达尔说。

“她为什么要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呢，达尔？”

“为的是她可以独自安息。”达尔说。

“她为什么要独自安息呢，达尔？”

“你听。”达尔说。我们听到她的声音了。我们听见她翻了一个身。“你听。”达尔说。

“她翻了一个身，”我说，“她正透过木头在看我呢。”

“是的。”达尔说。

“她怎么能透过木头看东西的呢，达尔？”

“走吧，”达尔说，“咱们一定得让她安静地休息。走吧。”

“她没法从那里往外看，因为窟窿是在顶上，”我说，“她怎么能看呢，达尔？”

“咱们去看卡什吧。”达尔说。

这时候我看见了一些事情，杜威·德尔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

卡什的腿不对头。我们今天下午给他固定了一下，可是那里面又不对头了，他在床上躺着。我们往他的腿上浇了一些水，他觉得好多了。

“我觉得好些了，”卡什说，“太谢谢你们了。”

“想办法睡一会儿。”我们说。

“我觉得好些了，”卡什说，“太谢谢你们了。”

这时候我看见了一些事情，杜威·德尔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不是爹的事儿不是卡什的事儿不是朱厄尔的事儿不是杜威·德尔的事儿也不是我的事儿

杜威·德尔和我打算睡地铺。地铺打在后廊上，从这儿可以看到谷仓，月光照亮了半张地铺，我们将是半个人躺在白光里，半个人躺在黑影里，月光正好照着我们的腿。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在谷仓里过夜时它们待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今天晚上不在谷仓里过夜可是我能看到谷仓因此我能弄清楚它们在哪儿过夜。

我们躺在地铺上，我们的腿在月光底下。

“看呀，”我说，“我的腿看上去是黑的。你的腿看上去也是黑的。”

“快点睡吧。”杜威·德尔说。

杰弗生还远得很呢。

“杜威·德尔。”

“什么事？”

“现在不是圣诞节，它怎么会在那儿呢？”

它在闪闪发光的轨道上一遍一遍地打转。接着是轨道一圈又一圈地闪亮。

“什么会在那儿？”

“那辆小火车。橱窗里的。”

“你快点睡吧。要是在那儿你明天可以看到的。”

也许圣诞老公公不知道他们是城里的孩子吧。

“杜威·德尔。”

“你快一点睡吧。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城里的孩子把它拿走的。”

它就在橱窗后面，红色的，在轨道上，轨道一圈一圈地闪光。它让我心发疼。这时候爹、朱厄尔、达尔和吉利斯皮先生的儿子来了。小吉利斯皮的腿露出在睡衣底下。来到月光底下他的腿显得毛茸茸的。他们绕过屋子朝苹果树走去。

“他们想干什么，杜威·德尔？”

他们绕过屋子朝苹果树走去。

“我闻到她的气味了，”我说，“你也闻到了吗？”

“别说话，”杜威·德尔说，“风向变了。快点儿睡吧。”

我很快就可以知道秃鹰在哪儿过夜了。他们绕过屋子，穿过月光下的院子，把她扛在肩膀上。他们把她朝谷仓抬去，月亮一动不动地、静静地照着她。接着他们走回来，重新回进屋子。他们在月光底下走时，小吉利斯皮的腿毛茸茸的。接着我等了一会儿我说，杜威·德尔？接着我又等了一会儿想发现它们是在哪儿过夜的这时我看到了一些事儿，杜威·德尔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

达尔

他站在黑黝黝的门口，仿佛他是黑暗凝成的，他穿着内衣，瘦得像一匹赛马，这时，初起的火光照亮他。他跳到地上，脸上有一种狂怒与不敢相信的神情。他早就看见我了，不用回头也不用转动眼珠，在他的眼睛里火光在游动，宛如两把小小的火炬。“快来。”他说，一边跳下斜坡冲向谷仓。

一时之间，他飞奔在月光下犹如一条银链，接着，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无声的爆炸，他蹦跳起来，像一片从铁皮上剪出来的扁平的人形，这时整个谷仓的顶部同时起火，仿佛里面塞上了炸药似的。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谷仓的正面，那面有方方正正入口的圆锥形的墙——透过门口可以看见搁在锯架上像立体派画里的一只甲虫的方棺。在我的背后，爹、吉利斯皮、麦克、杜威·德尔和瓦达曼从屋子里冲了出来。

他在棺材旁停了下来，他弯下身子，瞅着我，满脸怒容。在我们头顶，火焰的声音响如雷鸣；一股凉风从我们身边冲过：风里一丝热气都没有，一把糠骤然飞起，迅疾地被吸到马厩那边去，马厩里有一匹马在嘶鸣。“快，”我说，“先救马。”

他又狠狠地盯了我一阵，抬头看了看屋顶，这才朝马儿嘶鸣的厩房跳过去。那匹马又是冲又是踢，发出的撞击声被火焰声吸了进去。火焰的声音听起来像一列无限长的火车在经过一座无限长的高架桥。吉利斯皮和麦克从我身边冲了过去，他们穿着身长及膝的睡衣，嘴里在叫嚷，声音又细又尖而且没有意义，但同时又是极度的狂暴与悲哀：“……母牛……马厩……”吉利斯皮的睡衣给风扯到他的身前，在他多毛的大腿前鼓了起来，像是一个气球。

马厩的门砰的一下关上了。朱厄尔用屁股重新把门顶开，接着他弓着背，肌肉在外衣底下胀鼓鼓的，他拽着马头把马拉了出来。在火光中马的两只眼珠滚动着，里面显现出柔和、迅疾、狂野的蛋白色的反光；它昂起头，使朱厄尔双脚离地，它的肌肉隆起，在皮肤底下滚动。朱厄尔仍然慢慢地、死命地拖着马儿往前走，他扭过头来又朝我投来狂怒、迅疾的一瞥。他和马走出谷仓之后，那匹马还在挣扎，在往门里退，这时吉利斯皮光着身子从我身边经过，他的睡衣蒙在一头骡子的头上，他揍了那匹惊马几下才把它赶出门去。

朱厄尔奔跑着回来，他又一次低下头去看看棺材。可是他往前走了。“母牛在哪儿？”他经过我身边时嚷道。我跟在他后面。麦克正在厩房里和另一头骡子争斗。当它的脑袋转到火光里来时我也看见了它那两只狂乱地滚动着的眼球，可是它没有发出一点点声音。它仅仅是站在那里，扭过头来看麦克，麦克一靠近它就用后脚踢麦克。麦克回过头来看我们，在他脸上，眼睛和嘴巴形成了三个圆圆的窟窿，脸上的斑点像是摆在一个盘子里的英国豌豆。他的声音尖细，显得很遥远。

“我就是拽不动它……”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从他的嘴唇边被卷走，飘出去很高很远，然后又经过一个很长很累人的距离传回来似的。朱厄尔悄悄地从我们身边蹿了过去；骡子把身子一扭，乱踢乱蹬，可是他已经抓住它的脑袋了。我靠到麦克的耳边说：

“睡衣。裹住它的头。”

麦克瞪大了眼看我。接着他把睡衣扒下来罩在了骡子的脑袋上，它马上就安静下来了。朱厄尔又对他吼叫道：“母牛？母牛呢？”

“后面，”麦克喊道，“尽里面的那个厩房。”

我们进去时母牛瞅着我们。它退到了一个角落里，仍然在咀嚼，不过速度加快了。可是它不肯动。朱厄尔站住了，朝上面看了看，突然之间我们看到阁楼和地板全都没有了。它们变成了一片火海；一阵七零八碎的小火花像雨一样地降下来。朱厄尔朝四下看了看。身后畜槽底下有一只三条腿的挤奶用的凳子。他抄起凳子朝后墙的板壁砸去。他砸断了一块木板，又砸断一块，接着是第三块，我们把碎木片扯下来。正当我们在缺口处弯腰清理时一样东西朝我们当中冲来，是那头母牛：它飕的一声就从我们当中冲出缺口，去到外面的亮光之中，它的尾巴又僵又直地翘着，仿佛是垂直钉在它的尾椎骨上的一把笤帚。

朱厄尔转身朝谷仓里面走去。“等等，”我说，“朱厄尔！”我去拉住他，他把我的手打开。“你这傻瓜，”我说，“你没看见你从这儿回不去了吗？”谷仓的过道看上去真像探照灯照亮的雨景。“来，”我说，“咱们从这边绕过去。”

我们刚穿出缺口他就奔跑起来了。“朱厄尔。”我说，也跑了起来。他已经绕过一个屋角了。等我来到这个屋角时他都快到第二个屋角了，他衬在强光之前真像用铁皮剪成的黑影。爹、吉利斯皮和麦克站在远一些的地方看着这座谷仓，他们是粉红色的，他们后面是一片黑暗，月光一时之间黯然失色了。“抓住他！”我喊道，“截住他！”

等我来到前面时，他正在和吉利斯皮扭打：一个是瘦瘦的，穿着内衣，另一个则是一丝不挂。他们像是古希腊柱楣上的两个图形，给红光照得远离一切现实。我还未赶到，朱厄尔已经把吉利斯皮打倒在地，他转过身冲进了谷仓。

现在火焰的声音相当平静了，就像那条河发出的声音。我们透过谷仓门口那片逐渐变小的舞台，只见朱厄尔猫着腰跑到棺材靠里面的那一头，弯身在它的上面。燃烧的干草雨一般落下，形成一副火珠子织成的门帘，有好一会儿朱厄尔抬起头来朝外面看我们，我还看得出他叫我的名字时的口型。

“朱厄尔！”杜威·德尔大声叫道，“朱厄尔！”我现在才听到五分钟来她一直在叫唤的声音，我也听到了她在抱住她的爹与麦克之间挣扎，在尖声叫唤“朱厄尔！朱厄尔！”朱厄尔现在没有在看我们。我们看见他肩膀上一使劲，把棺材竖了起来，他用一只手一托，让它从锯架上滑下。棺材高得让人难以置信，把朱厄尔整个人都挡住了：要不是亲眼看见我真不会相信艾迪·本德仑需要这么大的空间才能舒舒服服地躺下。下一分钟棺材直立着，火星落在它上面溅了开来，好像这样的碰撞又引发出了更多的火星。接着棺材朝前倾斜，速度一点点加快，露出了朱厄尔，火星同样像雨点似的落在他的身上，也迸溅出更多的火星，因此他看上去就像围裹在薄薄的一层火云里。棺材没有停顿地朝前落下，翻了个身，停住片刻，然后又慢腾腾地朝前倒下去，穿过了那道火帘。这一回朱厄尔骑在它上面，紧紧抱住它，直到它砰然倒地把他摔出好远，麦克朝前一跳，跳进了一股淡淡的焦肉气味当中，他拍打着朱厄尔内衣上开花般冒出来的那些迅速扩大的、有深红色边缘的窟窿。

瓦达曼

我想弄清楚它们在哪儿过夜，结果我看见了一些事情他们说：“达尔在哪儿？达尔方才上哪儿去了？”

他们把她抬回到苹果树下。

谷仓仍然是红红的，但已经不是谷仓了。它坍塌了下来，红红的火苗在往上蹿。谷仓化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火舌，往上翻卷，逼向天空和星星，星星只好纷纷往后退。

这时候卡什还没有睡着。他的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满脸都是汗珠。

“还要往腿上泼点水吗？”杜威·德尔说。

卡什的腿和脚都发黑了。我们举着灯察看卡什腿脚发黑的地方。

“你的脚真像是黑鬼的脚，卡什。”我说。

“我看咱们得把水泥砸掉。”爹说。

“真该死！你们干吗给腿包上水泥？”吉利斯皮先生说。

“我以为这样可以固定住，”爹说，“我完全是一片好意。”

他们找来了熨斗和铁锤。杜威·德尔掌着灯。他们必须使劲砸。这时候卡什睡死了过去。

“他现在睡着了，”我说，“他睡着了便不会觉得疼了。”

水泥仅仅裂开一些缝儿。它不掉下来。

“连皮也要一块儿揭下来了，”吉利斯皮先生说，“你们干什么要给他糊上水泥呢。你们就没人想到先给他的腿涂上一层油吗？”

“我只不过想让他好得快点，”爹说，“是达尔给糊的。”

“达尔在哪儿啦？”他们说。

“难道你们当中任谁都没有一点头脑，知道这样干不行吗？”吉利斯皮说，“我原来以为达尔还多少有点头脑的呢。”

朱厄尔脸朝下躺着。他的背部红扑扑的。杜威·德尔在给他的背上药。这种药是用黄油和烟灰调成的，据说可以拔掉火气。涂好后他的背是黑黢黢的了。

“疼吗，朱厄尔？你的背跟黑鬼的一样了，朱厄尔。”我说。卡什的脚和腿跟黑鬼的一样。这时他们把水泥砸下来了。卡什的腿在流血。

“你给我回去躺下，”杜威·德尔说，“小孩子晚上应该睡觉。”

“达尔在哪儿呢？”他们问。

他在外面苹果树底下陪她，躺在她身上。他待在那儿不让野猫再来。我说：“你是想不让大猫来，达尔是吗？”

月光也斑斑驳驳地照在他身上。在娘的身上是一动不动的，在达尔身上则是斑斑驳驳一抽一抽的了。

“你用不着哭，”我说，“朱厄尔把她搬出来了。你用不着哭，达尔。”

谷仓还是红红的，但是不像方才那么红了。方才它还打着旋往上飞，吓得星星直往后躲免得掉下来。我看着心里直疼，就像看着小火车心里直疼一样。

我想去弄明白它们在哪儿过夜，结果我看见了一些事情，杜威·德尔让我跟谁也别说。

达尔

已经有一阵子了，我们经过一块又一块的招牌：药房、服装店、专卖药品、车行、咖啡馆，路标在一点点减少，也变得越来越简单了：三英里、两英里。我们在小山顶上重新爬上大车，这时候，我们看见烟雾平平地贴在低地上，在无风的下午显得懒洋洋的。

“那就是吗，达尔？”瓦达曼问，“那就是杰弗生镇吗？”他也掉肉了，像大家的脸一样，他的脸上也有一种不自然的、做梦似的憔悴的神态。

“是的。”我说。他抬头看着天空。它们悬在高空，盘旋着，转的圈子越来越小，像烟一样，形象和目的有外在的相似之处，却没有透露行动的方向，看不出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我们再次爬上大车，卡什躺在木盒上，他腿上的水泥已经裂成一块块的了。两头瘦骡子拖着吱吱嘎嘎响的大车朝山下冲去。

“咱们必须送他去看医生，”爹说，“我寻思也没别的办法了。”朱厄尔衬衫背后贴肉的地方泛出了油腻的黑印。生命是在低谷里形成的。它随着古老的恐惧、古老的欲念、古老的绝望升到山顶上[1]。因此我们必须一步步走上山，这样才可以坐在车上下山。

杜威·德尔坐在车座上，报纸包着的包裹放在膝上。我们来到山脚，路平坦地伸入两排夹墙似的树林之间，这时候，她开始不声不响地打量着路的左边和右边。最后，她说：

“我得下车。”

爹看着她，他的憔悴的侧脸上显示出他既预料到又很讨厌这件麻烦事儿的神情。他并没有勒住骡子。“干啥？”

“我得到树丛里去一下。”杜威·德尔说。

爹没有勒住骡子。“你就不能等到进了城再说吗？现在连一英里都不到了。”

“停一下，”杜威·德尔说，“我得到树丛里去一下。”

爹在路当中停了下来，我们看着杜威·德尔从大车上爬下来，还带着那个包裹。她没有回头看。

“你干吗不把蛋糕留下？”我说，“我们会给你看好的。”

她继续往下爬，没有看我们。

“要是等咱们进了城，她怎么知道该上哪儿去方便呢？”瓦达曼说，“你进了城准备上哪儿去方便，杜威·德尔？”

她把包裹从车上拿下来，转过身子就消失在树木和矮树丛里了。

“尽量别多耽搁，”爹说，“咱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她没有回答。过了一会我们连她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咱们应该照阿姆斯蒂和吉利斯皮说的做，捎个口信到城里去让人先挖起来准备起来。”爹说。

“你干吗不那样做呢？”我说，“你本来可以打电话的嘛。”

“干吗要打？”朱厄尔说，“在地上挖个坑谁不会呀？”

一辆汽车翻过小山顶。它开始摁喇叭了，一边把速度降下来。它换了低速挡挨着路边往前开，靠外面的轮胎都进了路沟了。它经过我们继续往前走。瓦达曼看着它一直到它消失为止。

“现在还有多远，达尔？”他说。

“不远了。”我说。

“咱们应该那样办，”爹说，“我只不过是绝对不想欠任何人的情分，她的亲骨肉不在此例。”

“在地上挖个坑谁不会呀？”朱厄尔说。

“用这种方式谈她的坟墓是对死者的不敬。”爹说，“你们全都不懂。你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她，你们任谁也没有。”朱厄尔没有回答。他坐得直僵僵的，背部凹成一个弧度，脱离开了衬衫。他那涨得红红的下巴支了出来。

杜威·德尔回来了。我们看着她出现在树丛里，拿着那个包，爬上了大车。她现在穿的是她星期天穿的好衣服，珠链、皮鞋、长袜，都一应俱全。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得把好衣服留在家里。”爹说。她没有回答，也不看我们。她把包裹塞进大车，自己也坐好了。大车往前走了。

“现在还剩下几个小山包啦，达尔？”瓦达曼说。

“只剩下一个了，”我说，“翻过这个马上就进城了。”

这座小山是红沙土的，路两边布满了黑人的小木屋；前面的天空横着密密麻麻的电话线，法院的大钟从树梢间露了出来。车轮在沙土里低语，仿佛脚下的大地也要我们进城时保持肃静。山坡开始上升时，我们爬下大车。

我们跟在大车和嘶嘶作响的轱辘后面，经过一所所小木屋，一张张脸突然出现在门口，只见到一对对的眼白。我们听见了突然发出来的惊喊声。朱厄尔原来是两边调换着张望的，现在他头直直地对着正前方，我可以看见他的耳朵气得通红通红。三个黑人走在我们前面的路边上；他们前面十英尺有个白人在走着。我们经过那些黑人时他们的脑袋突然转了过来，脸上显出大吃一惊和本能地大怒的神情。“老天爷呀，”其中的一个说，“他们大车上运的是什么东西？”

朱厄尔嗖地转过身去。“狗娘养的。”他骂道。骂声出口时他正好和那个白人并排挨齐，那个白人也就停住了脚步。那情况好像是朱厄尔突然之间瞎了眼，因为他转过身去对着的正好是那个白人。

“达尔！”躺在大车上的卡什喊道。我揪住朱厄尔。那个白人退后一步，他脸上的表情仍然是放松的，紧接着他的下颚抽紧了，牙关咬得紧紧的。朱厄尔俯身对着他，下巴上的肌肉变白了。

“你方才说什么来着？”他说。

“嗨，”我说，“先生，他不是存心的。朱厄尔。”我揪住他时他正朝那人扑过去。我拽住他的胳膊，跟他推推搡搡。朱厄尔一眼也没有看我。他想把手臂挣脱出来。我再朝那个白人看去时，他手里已经拿着一把打开的折刀了。

“别动手，先生。”我说；“我这不是在拦住他嘛。朱厄尔！”我说。

“以为自己是个城里人就这么神气。”朱厄尔说，一边喘着粗气，想从我手里挣脱出来。“狗娘养的。”他说。

那人挤了过来，他开始挨近我的身体，眼睛盯着朱厄尔，刀子放低紧贴胁腹。“谁敢这样骂我。”他说。爹从车上爬下来了，杜威·德尔也搂住朱厄尔，把他往后推。我放开朱厄尔，转向那个人。

“等一等，”我说，“他不是存心的。他病了，昨天晚上他让火烧伤了，他头脑不大清楚。”

“不管火不火的，”那人说，“我不许别人这样骂我。”

“他以为你说了他什么了。”我说。

“我什么也没跟他说。我根本不认得他。”

“老天爷啊，”爹说，“老天爷啊。”

“我知道的，”我说，“他不是存心的。他收回就是了。”

“那么让他说他收回。”

“你把刀子收起来，他会说的。”

那个人看看我。他看看朱厄尔。朱厄尔现在安静下来了。

“把刀子收起来。”我说。

那个人把刀子折了起来。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爹说，“看在老天爷的分上。”

“告诉他你不是存心的，朱厄尔。”我说。

“我方才以为他说了些什么话了，”朱厄尔说，“正因为他是——”

“行了，”我说，“跟他说你不是存心的。”

“我方才不是存心的。”朱厄尔说。

“他最好还是小心点儿，”那人说，“骂我是一个——”

“你以为他不敢骂你吗？”我说。

那人瞅了瞅我。“我没这样说。”他说。

“你连想也别这样想。”朱厄尔说。

“别说了，”我说，“走吧。开路吧，爹。”

大车往前移动了。那人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朱厄尔没有回过头去看。“朱厄尔可以把他揍扁的。”瓦达曼说。

我们接近山顶了，那些街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汽车在这里来回飞驰；两头骡子把大车拉上山顶，进入街道。爹勒住牲口。一条街往前延伸，通向开阔的广场，在那里，法院前面矗立着一座纪念碑。我们再次登上大车，遇到的行人都转过脸来，带着我们熟知的那种表情，只有朱厄尔没有上车。大车已经启动了，他仍然没有上来。“上车呀，朱厄尔。”我说，“快点。咱们离开这儿吧。”可是他仍然不上车，却把一只脚搁在后轮转动着的车轴上，一只手攀住车顶棚柱，车轴在他脚底下顺溜地转动着，他又提起另外一只脚，整个人蹲在那儿，笔直地瞪着前方，一动不动，瘦骨嶙峋，脊背直挺挺的，仿佛是从一块窄木板里刻出来的半蹲的人像。

[1]此处的想法似与古希腊的西绪弗斯神话有联系。

卡什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不是送他去杰克逊[1]，便是让吉利斯皮来控告我们，因为他已经有点知道是达尔放的火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反正他已经知道了。瓦达曼看见达尔干的，不过他赌咒说除了跟杜威·德尔说了以外他再没告诉别人，而她也关照过他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可是吉利斯皮还是知道了。反正他迟早也会猜到的。就凭那天晚上他所看到的达尔的奇怪举止他也会猜到的。

因此爹也说了：“我琢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朱厄尔说：

“你打算现在就对付他吗？”

“对付他？”爹说。

“抓住他把他捆起来。”朱厄尔说，“难道你还要等他把牲口和大车也都放火烧掉吗？”

不过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没有什么必要，”我说，“我们等艾迪入了土以后再说。”一个大半辈子都要关起来的人，在还没关进去的时候还是该尽可能享受些乐趣的吧。

“我想安葬的时候他还是应该在场的。”爹说，“上帝知道，这是我的劫数啊。祸事一旦开了头就好像再也没完了。”

有时候我真拿不准谁有权利决定一个人是疯了呢还是没有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谁也不是百分之百疯狂，谁也不是百分之百正常，大多数人那么说，他也就那样了，好像事实如何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表现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他抱的是什么看法。

看起来是因为朱厄尔对他太苛刻了，当然啰，让艾迪离杰弗生镇这么近是把朱厄尔的马卖掉才办到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达尔企图烧的是他那匹马造成的价值。不过在我们过河之前以及之后，我都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他从我们手里把她接走，用某种圣洁的办法把她藏起来，这倒是上帝的一种祝福，因此在我看来，朱厄尔拼了命把她从水里救出来反倒是多少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接下去达尔觉悟到我们当中应该有人出来有所行动，我几乎可以相信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做对了。可是他放火烧了人家的谷仓，差点儿把别人的牲口烧死，使那人的财产受到损失，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从这点看，那他的的确确是疯了。也就是说，他和别人不能想到一块去。我想，除了同意大多数人的看法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件丢人的事。大伙儿好像早就把那句很正确的古老的格言抛诸脑后了，那句格言说：无论何时都要钉紧钉子，刨光边缘，就像给自己打、为自己所用的一样。天底下好像总有一些人有可以用来盖法院的光滑、漂亮的木板，而别的人只能有配搭鸡棚的粗木料。不过，与其盖一座徒有其表的法院还不如盖一个结结实实的鸡棚呢，两样东西盖得都好也罢盖得都坏也罢，反正不会使一个人觉得舒服些或是觉得难过些。

就这样我们走在街道上，朝广场走去，这时候他说：“咱们最好还是先送卡什去让医生瞧瞧。我们可以把他留在那儿，以后再回来接他。”这话说得不错。这是因为我和他出生的时候挨得近，差不多隔了十年朱厄尔、杜威·德尔和瓦达曼才开始相继出世。我和他们自然也很亲近，可是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我是老大，他所做的事我都是已经想到过的——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爹先瞧瞧我，接着又瞧瞧他，嘴里在嘟嘟哝哝。

“走吧，”我说，“咱们先把大事办了。”

“她是希望大家全都在场的。”爹说。

“咱们还是先送卡什去医生那里。”达尔说，“她可以等等。她已经等了九天了。”

“你们都不明白。”爹说，“要是你和一个人年轻时就处在一起，她眼看你变老，你也眼看她变老，眼看老年就这样来临，而你又听见这样的一个人说没有关系，你就会知道这是从冷酷的世界、从一个男人的全部痛苦和磨难里得出的真理。你们都不明白。”

“咱们还得挖坑呢。”我说。

“阿姆斯蒂和吉利斯皮都让你先捎话来，”达尔说，“你不要现在先去皮保迪大夫那里吗，卡什？”

“走吧，”我说，“腿现在不难受。还是按部就班办事的好。”

“要是只剩下挖坑，”爹说，“咱们还忘带铁锹了呢。”

“对了，”达尔说，“我去找五金行。咱们只好买一把了。”

“挺贵的呢。”爹说。

“你不舍得为她花钱？”达尔说。

“去买一把吧。”朱厄尔说，“来，拿钱来。”

可是爹还在说个没完。“我想咱们能借到一把的，”他说，“我想这儿也总有好心人的吧。”于是达尔坐着不动，我们继续前进，朱厄尔蹲在后档板边，瞅着达尔的后脑勺。他很像一头恶犬，那种狗从来不叫，绷紧了拴它的绳子半蹲着，随时会扑向它盯着看的猎物。

他保持着这种姿势，直到我们来到本德仑太太[2]的房前，他听着屋子里传出来的音乐，一面用他那恶狠狠的眼白紧盯着达尔的后脑勺。

音乐是从屋子里传出来的。那是一种留声机的声音。声音很自然，就像是乐队在演奏似的。

“你要不要去皮保迪大夫那里？”达尔说，“他们可以留在这里告诉爹，我送你去皮保迪大夫那里然后再回来接他们。”

“不用。”我说。还是快点让她入土为安的好，既然我们已经快大功告成了，就单等爹借铁锹回来了。他顺着街往前赶车，一直来到音乐传出来的那所房子。

“没准这家人家有铁锹。”他说。他在本德仑太太房前勒住牲口，好像他预先知道似的。有时我独自思忖，要是一个勤快的人能像懒人天生会找到自己的偷懒办法那样预见自己的工作途径，那该有多好。他就停在那里仿佛他预先知道似的，就停在传出音乐声来的小小的新房子前面。我们等候在那里，听着音乐。我相信我可以杀苏拉特的价，压到用五块钱把他的那台唱机买下来，音乐就是让人心旷神怡。“说不定这家人家有铁锹。”爹说。

“你要朱厄尔去呢，”达尔说，“还是我去更合适？”

“我看还是我自己去吧。”爹说。他爬下去，走上小道，绕过房子朝后面走去。音乐声停止了，接着又响了起来。

“他也能借到的。”达尔说。

“是啊，”我说。就好像他知道似的，仿佛他能看透墙壁，预见到未来十分钟会发生的事似的。

只不过已经超过十分钟了。音乐声停止了，好一会儿都没有重新开始，她跟爹在房子里面谈着。我们则等候在大车里。

“你还是让我送你去皮保迪那里吧。”达尔说。

“不，”我说，“咱们先让她入土为安。”

“他还回不回来呀。”朱厄尔说。他咒骂起来。他开始从大车上爬下来。“我要走了。”他说。

这时候我们看见爹回来了。他拿着两把铁锹，绕过屋角走来。他把铁锹放进大车，自己爬上来，我们便驱车朝前走。音乐再也没有响起。这时，爹正回过头去看那座房子。他像是把手稍稍举了一下，我看见窗子那儿帘子撩开了一点点，里面是她的脸。

可是最最古怪的还是杜威·德尔。我简直吃了一惊。我很久以来就明白人们有理由说达尔不正常，不过那都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仿佛达尔也是身不由己，跟你我一样，你为此事发火就跟踩在泥潭里溅了一身稀泥时冲着泥潭发火一样毫无道理。还有我总觉得他和杜威·德尔之间有些事情是心照不宣的。要是让我说我们哥儿几个当中她最喜欢谁，我得说最喜欢的是达尔。可是等我们把坑填上，盖好，赶了大车走出大门，拐进那两个人[3]等着的巷子时，当他们走过来朝他挨过来他往后闪缩时，扑向达尔的竟是杜威·德尔，当时就连朱厄尔也还没顾得上动手呢。这时候我相信我知道吉利斯皮是怎么知道他的谷仓会起火的了。

她没有说一个字，甚至也没有看达尔一眼，可是当那两个人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他，说他们要带走他而他往后面缩时，她像只野猫似的朝达尔扑去，这样一来，两个家伙中的一个只得腾出手去拉她，不让她像只野猫似的对着达尔又是抓又是撕，这时，另外那个人、爹和朱厄尔把达尔推倒在地，压住他不让他动，达尔眼光朝上看着我。

“我原来以为你会告诉我的，”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你居然一声也不吭。”

“达尔。”我说。可是他又挣扎着和朱厄尔以及那个人打了起来，另外一个拦住杜威·德尔，瓦达曼在大声叫嚷，朱厄尔却在说：

“杀死他。杀死这个狗娘养的。”

事情弄成这样真是糟糕透了。真是糟糕透了。活儿干砸了，人是脱不了身的。他脱不了身了。我想跟他说这一点，但是他仅仅说：“我以为你会告诉我的。并不是我想……”接着大笑起来了。另一个家伙把朱厄尔从他身上拉开，于是他坐在地上，哈哈大笑。

我想跟他说清楚。我真希望我的身子能够动，甚至能够坐起来。可是当我想跟他把事情说清楚时他仅仅是忍住了笑，抬起头来看我。

“你想让我去吗？”他说。

“这样对你比较好，”我说，“那边挺清静，没人打搅你，也没有别的事儿，这样对你比较好，达尔。”我说。

“比较好。”他说。他又开始大笑。“比较好。”他说。他不可能说这句话光是为了哈哈大笑吧。他坐在地上笑了又笑，我们看着他，事情太糟了。弄成这样真是太糟了。我可看不出来有什么可笑的。故意毁掉别人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毁了他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不对的嘛。

可是我拿不定谁有权利说什么是疯，什么不是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好像有另一个自我，这另一个自我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正常和不正常，他怀着同情的恐惧与惊愕注视着这个人的正常的和不正常的行径。

[1]密西西比州的首府，该处有一个州立精神病院。

[2]应指下一任的本德仑太太。

[3]指当地的公务人员。

皮保迪

我说：“我琢磨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让比尔·凡纳把自己当牲口治，可是肯让安斯·本德仑用生水泥糊弄的，准是比我多两条腿的畜生。”

“他们只不过想让我不那么痛苦。”他说。

“只不过？见鬼去吧。”我说，“阿姆斯蒂怎么这么笨，就让他们重新把你抬上大车？”

“腿眼看在一点点好起来，”他说，“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我只好瞪大眼睛看他。“再说我也不觉得难受。”他说。

“你断了一条腿，在没有弹簧的大车里颠了六天，躺倒了不能动还跟我说不觉得难受。”

“我是没觉得太难受嘛。”他说。

“你是说，没让安斯觉得太难受吧。”我说，“他把那个可怜的人儿扔在大街上，给他铐上手铐好像他是个杀人犯，也不觉得难受吧。别跟我说什么难受不难受了。为了敲掉水泥不得不揭去六十多平方英寸的皮，你也觉得不难受？下半辈子得用一条短腿瘸着走路——如果你还能走的话——还说不难受？用水泥，”我说，“天哪，安斯干脆把你带到靠得最近的木材厂，把你的腿往锯子底下一塞，岂不更加省事？这样倒真能把脚治好呢。接着你再把他的脑袋往锯子底下一塞，这样你们一家人就全得救了……安斯这家伙上哪儿去啦？他又在捣鼓什么了？”

“他把借来的铁锹送回去。”他说。

“那是不假，”我说，“他当然得借把铁锹，好把老婆埋了。他还巴不得能借到一个现成挖好的坑呢。你们哥儿几个没把他一块儿扔到坑里去，真是太可惜了……这样疼不疼？”

“没什么。”他说，可是黄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滚下来，他的脸白得像吸墨水纸一样。

“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到明年夏天你就能用这条腿一蹦一跳了。那时你就不会觉得难受了，还说没什么呢……如果说你多少有点儿运气，那就是弄断的还是上回断过的那条腿。”我说。

“爹就是这么说的。”他说。

麦高恩

我当时恰好在处方柜后面，正在倒巧克力浆，乔迪到后面来说：“嗨，斯基特，前面有个女的要看医生，我问她要看什么医生，她说她要看在这儿应诊的大夫，我告诉她这里没有大夫应诊，她就愣愣地站在那里，朝店堂后面看。”

“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说，“让她上楼去艾尔福德的诊所。”

“是个乡下女人。”他说。

“让她上法院看热闹去，”我说，“告诉她所有的医生都上孟菲斯开医生大会去了。”

“好吧。”他说，转身走开去了。“乡下姑娘像她那样就算标致的了。”

“等一等。”我说。他站住了，我走过去从门缝里往外张望。不过我看不清楚只知道她那双照在灯光底下的腿长得不错。“你说她挺年轻，是吗？”我说。

“乡下妞儿像她这样就算很够味儿了。”他说。

“拿着这个。”我说，把巧克力浆往他手里一塞。我脱掉围裙[1]，朝店堂前面走去。她真是挺漂亮的，是那种黑眼睛的妞儿，你要是对她用情不专，她准会给你捅上一刀。她真是挺漂亮的。店里没有别人，正是用午餐的时刻。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我说。

“你是大夫吗？”她说。

“那当然。”我说。她不看我了，眼光朝四下里瞟了瞟。

“我们到后面去说好吗？”她说。

虽然只有十二点一刻，我还是走过去关照乔迪给我望望风，老头来了就吹声口哨，一般说他一点钟以前是不会回来的。

“你还是省点事吧，”乔迪说，“他知道了会一脚踢在你屁股上把你开除，快得你眼皮都来不及眨。”

“他一点钟之前绝对不会回来，”我说，“你会看到他进邮局去取信的。你现在眼睛睁大点儿，有情况给我吹一声口哨。”

“你想干什么？”他说。

“你给我瞧着点儿，我待会儿告诉你。”

“你不让我当帮手吗？”他说。

“你他妈的想到哪儿去了？”我说，“你以为这儿是配种站吗？你给我好好看着。我要去检查病人了。”

于是我就朝后面走去。我在镜子面前停了下来，抹抹头发，接着我朝处方柜后面走去，她就等候在这里。她正在看药柜，这时又把眼光转向我。

“好了，小姐，”我说，“你哪儿不舒服？”

“是妇女的麻烦事儿，”她说，注视着我。“我有钱。”她说。

“哦，”我说，“你有了妇女的麻烦事儿呢还是因为妇女的麻烦事儿到现在还不来？如果是那样，你算是遇到好大夫了。”那些乡下人也真是。在一半的情况下她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在另一半的情况下她们又说不清楚，钟面上已经是十二点二十分了。

“不是的。”她说。

“什么不是的？”我说。

“我那个不来了，”她说，“就是这样。”她瞧着我。“我有钱。”她说。

现在我明白她的意思了。

“哦，”我说，“你肚子里有了一样你本来不想要的东西。”她盯着我看。“你希望保住它还是希望它没有，嗯？”

“我有钱，”她说，“他说可以在药房里买到一种药。”

“谁这样说的？”我说。

“他说的。”她说，眼睛盯着我。

“你还不想说出名字来呀，”我说，“不说出那个在你肚子里下种的人的名字？叫你来买药的就是他？”她不吭声。“你还没结婚，是吧？”我说。我没见到有结婚戒指。不过看起来，乡下人大概还不时兴戴结婚戒指。

“我有钱。”她说。她拿给我看，是包在手帕里的：一张十块的票子。

“你当然会有钱，”我说，“他给你的？”

“是的。”她说。

“哪一个给的？”我说。她瞪着眼睛看我。“他们当中哪一个给你的？”

“就只有一个。”她说。她瞧着我。

“算了吧。”我说。她什么也没说。麻烦的是，那个地窖只有一个出口，而且是在房子里面的楼梯的后面。钟面上已经是一点差二十五分了。“像你这样的美妞儿。”我说。

她打量着我。她开始把钱包放回到手帕里去。“对不起，我马上就回来。”我说。我绕过处方柜走出去。“你听说过那个耳朵被拧伤的人的故事没有？”我说，“后来连炮声他都听不见了。”

“你最好趁老头没回来快让她从里面出来。”乔迪说。

“要是你待在他出了工钱让你待着的地方，他要逮着的话也只能逮着我一个。”我说。

他慢腾腾地朝店堂前面走去。“你打算把她怎么样，斯基特？”他说。

“我不能告诉你，”我说，“反正不会给她讲大道理。你快上前面去给我看着。”

“说呀，斯基特。”他说。

“唉，走吧，”我说，“我什么也不会干的，就给她开个处方罢了。”

“发现后面有个女的他也许不会怎么样，可是要是他发现你乱动处方柜，他会一脚把你踢到地窖楼梯底下去的。”

“比他更厉害的我也不是没见过，”我说，“快回去看他来了没有，去呀。”

于是我回到后面去。钟面上已经是一点差一刻了。她正在给包了钱的手帕打结。“你压根儿不是医生。”她说。

“谁说不是的。”我说。她打量着我。“因为我显得太年轻、太漂亮，不像，是不是？”我说，“咱们这地方原先的医生都是些害风湿病关节不灵活的老家伙，”我说，“杰弗生镇简直成了年老大夫的养老院。生意呢，越来越差，任谁都不生病了，后来人们发现妇女压根儿不看病了，于是他们把老大夫一个不剩全给赶走，请了我们这些年轻、漂亮的来，娘们儿喜欢小伙儿嘛，于是女人家又开始生病了，生意也就一点点好了起来。现在全国都推行这个做法。这事你没有听说过？准是因为你从来不看医生。”

“我现在要看医生。”她说。

“你算是找到最好的医生了，”我说，“我刚才就跟你说了。”

“你有对症的药吗？”她说，“我有钱。”

“这个嘛，”我说，“当然啰，一个医生学着搓甘汞丸的时候是什么都得学一点的，不定什么时候用得着嘛。可是你的问题就很难说了。”

“他告诉我可以买到一种药的。他告诉我在药房可以买到的。”

“他跟你说了是什么药了吗？”我说，“你最好回去问问清楚。”

她不再看我了，那块手帕在她两只手里绞来绞去。“我得想点办法。”她说。

“你是不是很紧迫了所以得想点办法？”我说。她瞪着我。“当然啰，一个医生什么都得懂点儿，别人都想不到他懂得这么多。不过他不会把自己知道的一五一十都说出来的。那是犯法的。”

乔迪在前面喊道：“斯基特。”

“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我说。我走到店堂前面。“你看见他了吗？”我说。

“你还没完啊？”他说，“要不你上这儿来望风吧，让我来看病。”

“你还不如去下一个蛋呢。”我说。我回到后面去。她注视着我。“当然啰，你很清楚，帮你做了那件事，我会坐牢的。”我说，“执照给吊销，我只好去做苦工了。你明白吗？”

“我只有十块钱，”她说，“要不下个月我把不够的送来。”

“哼，”我说，“十块钱？我的知识和技术可是无价之宝啊。区区十块钱哪够啊。”

她盯着我，眼睛眨都不眨。“那你要什么呢？”

钟面上已经是差四分一点了。我决定该让她走了。“你猜三遍我再告诉你。”我说。

她眼睛眨都不眨一下。“也只好这样了。”她说。她看看后面，又看看周围，接着她朝前面看看。“你药先给我。”她说。

“你的意思是，现在就可以？”我说，“就在这里？”

“药先给我。”她说。

于是我拿出一只标有刻度的量杯，尽量用背遮住她的视线，挑了一只看上去没什么问题的瓶子，好在谁也不会把毒药放在一只没标记的瓶子里的，那样做会坐牢的。这瓶东西闻着像松节油。我倒了一些在量杯里，递给了她。她闻了闻，透过量杯看看我。

“这药闻着像松节油。”她说。

“当然，”我说，“这仅仅是初步的治疗。你今天晚上十点钟再来，我再给你采取别的治疗，还要动手术。”

“手术？”她说。

“不会弄痛你的。你以前不是没动过这样的手术。听说过以毒攻毒没有？”

她打量着我。“会有效吗？”她说。

“当然有效啦。只要你再回来接受治疗。”

她眼皮眨都不眨就把那不知什么药喝了，接着便走了出去。我来到店堂前面。

“你成了吗？”乔迪说。

“什么成了？”我说。

“嘻，别装蒜了，”他说，“我又没打算抢你的雏儿。”

“哦，她呀，”我说，“她只不过想要点儿药。她下痢不止，又不大好意思在不相干的人面前提起。”

反正今天晚上有我的戏，所以我帮老家伙核对好账，把帽子递给他，八点半不到就让他离开店门。我陪他一直走到街角，看着他经过两盏路灯消失在黑暗中。接着我回到店里，等到九点半我关上前面的灯，锁上门，只留尽里面的一盏灯亮着。这时我来到店堂后面，把一些爽身粉塞在六只胶囊里，稍稍打扫了一下地下室，这就算是全齐了。

十点钟她准时来到，钟声还没全部打完呢。我打开门，她进来了，走得很快。我朝门外看看，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个穿背带裤的小男孩坐在街沿石上。“你要买什么？”我说。他一声不吭，光是看着我。我锁上门，关了灯，走到后面去。她在那里等我。她现在不盯着我看了。

“药在哪儿？”她说。

我把那盒胶囊拿给她。她把盒子捏在手里，看看那些胶囊。

“你能肯定这药有效吗？”她说。

“当然，”我说，“不过要在你接受了最后的治疗以后。”

“我在哪儿接受治疗？”她说。

“在底下的地下室里。”我说。

[1]药店里卖苏打水的伙计才需要用围裙。

瓦达曼

现在地方宽敞多了，也亮多了，不过商店都是黑黢黢的，因为店里的人都回家了。商店黑黢黢的，不过我们经过的时候灯光从玻璃橱窗上掠过。灯光是从法院周围的林子里发出来的。灯蹲在树上，不过法院本身倒是黑黢黢的。法院屋顶上的钟四面都看得见，因为它是亮着的。月亮也是亮着的。不算太亮。达尔去杰克逊了他是我哥达尔是我哥不过它远远地挂在天边，照亮了铁轨。

“咱们走那条路吧，杜威·德尔。”我说。

“干吗？”杜威·德尔说。橱窗里铁轨绕着圈儿，亮闪闪的，红红的小火车待在铁轨上。不过她说圣诞老公公不会把小火车卖给城里的孩子的。“到圣诞节它会出现在橱窗里的，”杜威·德尔说，“你得等到过节，到那时他会把小火车带回来的。”

达尔到杰克逊去了。许多人没去杰克逊。达尔是我哥。我哥要去杰克逊了

我们走过时，灯光也跟着转，它们蹲在树上。四边都是一样的。它们绕法院一圈，走远了就看不见灯光了。不过你可以在远处黑黢黢的窗户上看见反光。人们都回家睡觉了，只除了我和杜威·德尔。

坐火车去杰克逊。我的哥

一家店里有一星灯火，在店堂深处。橱窗里放着两大杯苏打水，一杯红的一杯绿的。两个人都喝不完它们。两头骡子也不行。两头牛也不行。达尔

一个男人来到店门口。他看着杜威·德尔。

“你等在这儿。”杜威·德尔说。

“我干吗不能进去？”我说，“我也要进去。”

“你等在这儿。”她说。

“好吧。”我说。

杜威·德尔进去了。

达尔是我哥。达尔疯了。

走路比坐在地上要辛苦多了。那人站在打开的门口。他看看我。“你要买什么？”他说。他头上油光光的。朱厄尔的头有时候也是油光光的。卡什的头一点也不亮。达尔他去杰克逊了我的哥哥达尔他在街上吃香蕉。你喜欢吃香蕉吗？杜威·德尔说。你等到圣诞节。到那时小火车会在的。那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了。因此我们就会有香蕉吃了。我们会有一大口袋，我和杜威·德尔。他锁上门。杜威·德尔在里面。接着灯光一眨，熄灭了。

他到杰克逊去了。他发疯了也去了杰克逊。许多人都没有发疯。爹、卡什、朱厄尔、杜威·德尔和我都没有发疯。我们从来没有发过疯。我们也从来没去过杰克逊。达尔

我听见那头母牛的声音有好一会儿了，蹄子嗒嗒响在街上。接着它走到广场上来了。它穿过广场，脑袋耷拉着蹄子嗒嗒响

它哞哞叫。它叫之前广场上没有什么，但是也不是空的。不过它叫过之后广场上什么也没有了。它往前走，蹄子嗒嗒响　它哞哞叫了。我哥哥是达尔。他坐火车去杰克逊了。他不是坐火车去发疯的。他在我们的大车上就已经疯了。达尔她进去已经有好一阵了。那头母牛也走了。有好一阵了。她进去比那头母牛走开的时间还要长。但是还没有空荡荡的时间长。达尔是我哥。我的哥哥达尔杜威·德尔出来了。她看着我。

“现在我们绕到那边去吧。”我说。

她盯着我。“不会起作用的，”她说，“那个坏小子。”

“什么不会起作用啊，杜威·德尔？”

“我就知道不会起作用的。”她说。她眼睛茫茫然的。“我很清楚。”

“咱们打那边走吧。”我说。

“咱们得回旅馆去了。时间晚了。咱们得悄悄地溜回去。”

“咱们就不能顺便去看一看吗，啊？”

“你吃香蕉不是更好吗？这不是更好吗？”

“好吧。”我哥他疯了他也到杰克逊去了。杰克逊比发疯还远

“不会起作用的，”杜威·德尔说，“我知道肯定不会的。”

“什么不会起作用呀？”我说。他得坐火车去杰克逊。我没有坐过火车，达尔倒坐过火车了。达尔。达尔是我哥哥。达尔。达尔

达尔[1]

达尔到杰克逊去了。他们把他押上火车，他哈哈大笑，走过长长的车厢时哈哈大笑，他经过时所有的脑袋都像猫头鹰的头那样扭了过来。“你笑什么？”我说。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两个男人把他押上火车。他们穿着配合不当的外套，右面后屁股兜那里鼓了出来。他们后脖颈那里黑白分明，仿佛最近那两个同时给他们理发的理发师都有卡什那样的粉线斗似的。“你是笑那两把手枪吗？”我说，“你干吗要笑？”我说，“是因为你憎恨笑的声音吗？”

他们把两个座位拉在一起，让达尔可以坐在窗前笑个够。一个人坐在他身边，另一个坐在他对面的座位上，背对火车前进的方向。他们当中有一个必须反着坐，因为州政府的钱币的正面总有一个背面，背面也总有一个正面，他们坐这趟火车用的正是州政府的钱，这些钱是在搞乱伦。一枚镍币一面是一个女人而另一面是一头野牛[2]；两个正面却没有背面。搞的是啥名堂我可说不上来。达尔有一只小型望远镜，这是他打仗时从法国弄回来的。里面有一个女人和一头猪，两个都是背面却没有正面。我倒知道那是在搞什么名堂。“你就是为这个才哈哈大笑的吗，达尔？”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大车停在广场上，是拴住的，两头骡子动也不动，缰绳绕在座位的弹簧上，车尾对着法院。它看上去跟广场上那一百辆别的大车没有什么两样；朱厄尔站在车旁朝街上张望，跟那天在镇上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还是有些明显的不同。大车有火车即将离别时那种错不了必然会有的气氛，也许是因为坐在车座上的杜威·德尔、瓦达曼和躺在大车里褥子上的卡什都在吃一只纸口袋里的香蕉。“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哈哈大笑的吗，达尔？”

达尔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达尔。我们的兄弟达尔被关在杰克逊的一个笼子里，在那里他那双污黑的手轻轻地放在静静的格缝里，他往外观看，嘴里吐着白沫。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本书每一节都是作为标题的人物的内心独白，用第一人称。这一节例外，用的是第三人称。

[2]达尔把两种五分硬币混成为一种。背面是野牛的那种正面应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头像，而不是自由女神。

杜威·德尔

他看到了我的钱，我说：“这不是我的钱，这不是属于我的。”

“那么是谁的呢？”

“是科拉·塔尔的。这是塔尔太太的。我卖蛋糕得来的。”

“两个蛋糕能卖十块钱？”

“你可不能动。这不是我的。”

“你压根儿没有蛋糕。全是胡说八道。你那个包裹里包的是星期天穿的好衣服。”

“你不能动！你动了就是一个贼。”

“我自己的闺女说我是贼。我自己的闺女啊。”

“爹。爹。”

“我管你吃管你住。我爱你照看你，可是我这个亲生女儿，我那死了的老伴的亲生女儿啊，竟然骂我是贼，就在娘的坟头不远的地方。”

“这不是我的钱，再跟你说一遍。如果是我的，我马上就给你，老天爷在上。”

“这十块钱你从哪儿搞来的？”

“爹。爹。”

“你不愿告诉我。是不是用不正当的办法搞来的所以才不敢讲？”

“这不是我的，我告诉你。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还不至于拿了钱不还吧。可是她竟骂自己的亲爹是贼。”

“我不能给你，我跟你说。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钱。是我的你就拿去。老天爷在上。”

“给我都不要。我自己生的白白养了十七年的女儿，竟舍不得借给我十块钱。”

“这不是我的。我没法给你。”

“那么，是谁的呢？”

“是别人给的。用来买东西的。”

“买什么东西？”

“爹。爹。”

“就算我借你的还不行吗。上帝知道，我最恨我的亲骨肉责怪我了。我供养他们可是从来没有舍不得过。我总是高高兴兴地给他们，眉头都不皱一皱。可是他们现在倒嫌弃我起来了。艾迪呀，你走了倒是省心了，艾迪。”

“爹。爹。”

“老天爷看得清楚，还是死了的好。”

他拿了钱，走出去了。

卡什

我们当初停下来借铁锹时听见屋子里在放留声机，等我们用完铁锹时爹就说了：“我看我该去把铁锹还给人家了。”

于是他又到那幢房子里去了。“咱们该把卡什送到皮保迪那儿去了。”朱厄尔说。

“耽误不了一分钟的。”爹说。他从大车上爬下来。音乐现在又响起来了。

“让瓦达曼去还吧，”朱厄尔说，“他用你一半的时间就能把事情办好。要不这样，你让我——”

“我看还是我去还吧，”爹说，“既然当初是我去借的。”

因此我们待在大车里等着，不过留声机现在不响了。我寻思我们家没有留声机也许是对的。我寻思要是听着音乐，我恐怕什么活儿都干不成了。照说呢，听听音乐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比如说，一个人晚上精疲力尽回到家里，一边休息一边听上一点音乐，那是再舒坦不过的了。我见到过有种留声机，一关上就像一个手提箱，还有把儿什么的，你想把它带到哪儿去都挺省事。

“你倒说说他到底在干什么？”朱厄尔说，“要是我，抱着那两把铁锹走十个来回的时间都有了。”

“让他慢慢地干吧。”我说，“要知道，他可没你那么麻利。”

“那他干吗不让我去还呢？我们得去治你的腿，这样明儿个才能动身回家呀。”

“咱们时间有的是。”我说，“不知道分期付款买那种玩意儿得多少钱。”

“分期付款？”朱厄尔说，“你拿什么去买呀？”

“总有办法的吧，”我说，“我寻思花五块钱可以把苏拉特那一台买下来了。”

这时候爹回来了，我们就去皮保迪大夫家。我们在那儿时爹说他要到理发店去刮刮脸。到了那天晚上他说他有事要出去一下，说的时候眼光移了开去，他头发蘸了水梳得光溜溜的，喷了香水挺好闻的，我就说让他去吧，我自己还想多听听音乐呢。

第二天早上他又出去了，接着他踅回来叫我们把车套上准备动身，他会来找我们的，他们几个去套牲口时他说：

“我想你身上再没有钱了吧。”

“皮保迪给了我一点，刚够付旅馆房钱的。”我说，“咱们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了吧，是吗？”

“是的，”爹说，“不需要了。我们不需要花钱了。”他站在那里，眼光没有对着我。

“要是需要的话，我想说不定皮保迪可以……”我说。

“不需要了，”他说，“没什么别的花销了。你们都在街角那儿等我好了。”

接着朱厄尔套好牲口过来接我，他们在大车里搭了个铺，让我躺下，我们赶车穿过广场来到爹指定的那个街角，我们在大车里等着，杜威·德尔和瓦达曼在吃香蕉，这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从街上走过来了。爹走来时一脸硬充好汉而又做贼心虚的样子，就跟过去干了什么妈不喜欢的事儿时一样，他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朱厄尔说了：

“那是谁？”

这时我们看清了使他显得不像平日那样的倒不是那个提箱，而是他的脸，朱厄尔又说了：“他安上假牙了。”

这一点儿不假。这一来他显得高了一英尺，头也拾得高高的了，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还趾高气扬的呢，接着我们看见他后面还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另一个提箱——可是个穿得漂漂亮亮鸭子模样的女人，有一双挺厉害的金鱼眼，好像男人还没开口她就能瞪得他把话咽回去似的。我们就待在车上傻呆呆地瞪着他们，杜威·德尔和瓦达曼嘴巴半张开，吃了一半的香蕉拿在手里，那个女人从爹身子后面走了出来，大大方方地看着我们，就像她在回敬男人的瞪视一样。接着我看清了她手里拿着的提箱就是那种轻便的小留声机。真是一点儿不错，关得严丝密缝怪精致的像张画儿一样，后来每逢一张邮购的新唱片寄来时，我们坐在屋子里（外面是大冬天）听着音乐，这时我就想起达尔不能跟我们一起享受，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这样对他也许更好些。这个世界不是他的；这种生活也不是他该过的。

“这是卡什、朱厄尔、瓦达曼，还有杜威·德尔。”爹说，一副小人得志、趾高气扬的样子，假牙什么的一应俱全，虽说他还不敢正眼看我们。“来见过本德仑太太吧。”他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王子／（法）圣埃克苏佩里著；柳鸣九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536-7645-6

Ⅰ．①小…　Ⅱ．①圣…②柳…　Ⅲ．①童话－法国－现代　Ⅳ．①I56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7611号

责任编辑　杜　玲

文字编辑　陈德元

美术编辑　曾国兴

责任校对　李　剑

责任印务　陆　江

产品经理　张安琪　李梦霁

特约编辑　王云欢　刘青丽

小王子

〔法〕圣埃克苏佩里　著　柳鸣九　译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4.5

字　　数　85000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7645-6

定　　价　42.00元

联系电话：0571-85170300-80928

网址：www.zjeph.com

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一点

有统计说，《小王子》这本书，是单本发行量最大的书。很多人想不通，这么简单的一本书，字数也少，故事也简单，发行量怎么会这么大？

这本书的主人公小王子住在一颗只比他大一点儿的小行星上，陪伴他的只有一株他非常喜爱的玫瑰花。但玫瑰花的虚荣心伤害了小王子的感情，小王子因此告别小行星，开始了遨游太空的旅行。

他先后访问了六颗行星。有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无休无止的守灯人，因为他住的那颗星球太小了，只够立一盏路灯，站一个守灯人。天一黑，守灯人就要把灯点上，天亮他又要把灯熄灭。可是这颗星球自转得太快了，需要守灯人无休无止地点灯、熄灯。还有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生意人，永远在做着发财梦。还有一个权力欲望非常强的国王，每天都在幻想行使自己的权利，可是他住着的星球上只有他一个人。

后来，在地理学家的指点下，孤单的小王子来到人类居住的地球。他在撒哈拉沙漠遇到了一个飞行员，故事就这么展开了。

《小王子》的文笔干净、清透，带着孩子气的天真。品读的时候，耳边好像会听到风铃那种叮叮当当，清澈悦耳的声音，这也是我这几年来不止一次重读这本书的原因。

这个世界太复杂，有时候我们需要简单一点、干净一点、明亮一点。这个时候，读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

书中所写的守灯人、生意人、国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比如书中的守灯人，他需要用无休无止的简单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计，这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我们会认为简单的文字，应该是由非常单纯的人写的。但《小王子》的作者，本身经历非常复杂。圣埃克苏佩里出生在一个家境较好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飞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就曾经上过天空。他描述过第一次乘飞机上天的感觉，他说，这个时候人好像就变成了上帝。过去人们是站在地面上看另外一个地方，想看得远一点，只能爬到小山上、爬到树上、爬到楼顶上，而以前的楼普遍不高，只够眺望到几千米远的地方。但是一上到天空，就好像是在用上帝的视角俯看大地，世界顿时开阔了。

圣埃克苏佩里因此爱上了飞行，成了全世界第一批商业飞行员。20世纪30年代的商业飞行不是用来载客的，而是用来送信的。

圣埃克苏佩里生活的时代，通往全世界的航线还没有完全打通。飞行员需要一边飞行一边自己探寻航线，他们其实就是一群飞行探险家。世界上的很多航线都是他们开辟的，比如圣埃克苏佩里参与的欧洲到南美的航线，从法国巴黎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候的飞机，飞行沿途要不断地加油，不断地降落，不像今天，一次就可以完成。

而且，那时的飞机飞不高，飞行难度便更大了。如果要飞到南美洲，有时必须得越过四五千米高的安第斯山。要越过这座山，从上面是翻不过去的，圣埃克苏佩里必须找到山谷再穿过去。有一次遇到大雾，圣埃克苏佩里和他同伴的飞机就撞山了。男人之间，共同冒险、共同开创事业，就会结成一种独特的友谊。

比如在古代的探险和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就会看见很多描写男人间友谊的内容。现在社会和平了，文学作品中的感情，却大多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了。

有一次，一个英国人用一种很惊讶的语气对我说，他们国家的诗人，比如拜伦、雪莱、华兹华斯，他们歌颂的爱都是男女之爱，或者就是对上帝之爱，但是他翻遍我们中国的唐诗，很少说到男女之爱。如果文学作品中歌颂的都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其背后是另一种社会形态。当圣埃克苏佩里和他同伴的飞机撞山的时候，他的同伴不幸遇难。他自己也是经过九死一生，才终于捡回了一条命。他和牺牲的同伴之间有着男人间的深刻友谊。

圣埃克苏佩里最初开始写作，就是为了纪念他与这位去世同伴的友谊。

他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夜航》，其实可以说是一部探险小说，写了很多飞行探险的过程。这部小说的结局，作者不忍心说自己的朋友是撞上山崖而遇难的。于是他把结局写成飞机失事沉入海底。为什么？因为这样，他的朋友与飞机一起长眠的时候，身体至少是完整的。

结果《夜航》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当时，飞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而探险又从来就是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要的题材之一。加上这本书是作者亲身经历后所作，所以一经出版就非常畅销。今天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但是当时《夜航》的畅销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当时法国文坛的掌门人叫纪德，他的作品有《背德者》《窄门》等，是当时法国文坛的第一把手，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看到《夜航》后，非常喜欢，就主动给这部小说写评论，以此肯定圣埃克苏佩里在文学上的造诣，使得圣埃克苏佩里顿时名声大噪。

圣埃克苏佩里成名以后，仍在继续飞行，同时，还在继续创作。

他写的第二本书带着哲理性的思考，像一部思想性的随笔。当他飞到天上，视野就变得很开阔，仿佛像上帝一样从上往下俯瞰这个世界。看到自己飞过了大海、荒漠、平原、河流、高山，以及各种各样的地理地貌，他的内心充满了感动。于是他将这些感受集合起来，最后出版了《人的大地》。这本书出版后也引起了轰动。

当然除了创作，他在飞行上的探险也没有停止。

有一次，他驾驶着飞机飞行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就同《小王子》这本书开始所写的一样，他真的栽进了沙漠里头。他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走，身上只有一壶水。他走了三天三夜，最后被一支骆驼队所救。虽然九死一生，但是这次的经历成为他创作的一个很好的素材。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战败，法国政府投降了，圣埃克苏佩里不愿意留在法国、留在巴黎，于是就流亡到美国，到了纽约。

在纽约，既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作家，也没人知道他是一位有名的飞行员。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住在简陋的、又冷又湿的小公寓里，身体上的伤痛加上亡国之痛，使他的处境非常凄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种极度的孤独当中，他写出了这本《小王子》。这本书里有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就是书的开头部分，直接就是以他自己的口吻写的：我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发生故障……我睡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有一个奇特的、轻微的声音把我吵醒了……那声音对我说：“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吧！”

他画了一只，声音的主人——一个非常奇特的小男孩，说这只羊病歪歪的不好；再画一只，小男孩说是山羊，不行。一画再画，最后画了一只箱子，说绵羊在箱子里，小男孩高兴得笑了。

《小王子》这本书写得最好的，就是孤独中的忧伤，然后通过这种忧伤来看世间种种，看出人的荒谬，看出人的可悲。

我们经常说文如其人，《夜航》《人的大地》这样复杂的书才确实是文如其人，但《小王子》这本书恰好与他的生活形成了一个巨大反差。

这本书非常干净。读这本书感觉比诗歌还轻盈。

圣埃克苏佩里写完这本书以后，美军开始参战，他申请参军。结果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因为圣埃克苏佩里曾多次负伤，被判定不能执行战斗任务，只能执行侦察任务。因为侦察机飞得很高，很难被击中，此外，遇到一般的突发情况也能够快速撤离。

即便是侦察任务，也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太差，只能执行五六次。但每当飞完最后一次，圣埃克苏佩里都会去找长官，要求再飞一次。如此，他又飞了两三次。1944年，他在最后一次飞行中消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行踪成了一个谜团，就好像忽然从天空消失了。

每一场战斗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但是唯独这一次，人们查不到任何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的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坠机的人，圣埃克苏佩里好像凭空消失了。

据说在完成最后飞行的前一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一夜没睡，军营里的被子都没有打开，叠得整整齐齐。他到旁边小镇上的酒馆里喝了一晚上酒，然后上飞机，飞上蓝天，再也没有回来。

至今他的死或者是他的失踪都还是一个谜团。但这个谜团的时间越久，就越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它将和《小王子》这本书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传奇。

阿来

译者写给小读者的话

写这个童话故事的是20世纪的一个法国人，他的中文名字请见本书的封面。如果小读者想要知道他的法文原名，那就是：Saint-Exupéry。

这个人有那么一点点特别，他从四五岁起，就梦想将来能翱翔于蓝天之上，这在20世纪初航空飞行技术还很不发达的时代，算是一个很“新潮”的理想。他十二岁时，就被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带着，第一次飞上了天空，这事在当时也很不简单。经过长期的努力，他终于在二十一岁的时候，获得了飞机驾驶员的资格证书，之后，就一直在空军、邮政航空队以及航空公司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一次值勤任务中失踪，时年四十四岁。

他也是一个很有文学成就的作家，写了好多小说、散文，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与他的航空生涯有关。《小王子》是他唯一的一篇童话作品，内容也多少与航空有关。看来，很可能也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获得的灵感。他的这些作品都很出色，早已在世界各国流传，拥有千千万万的读者，凡稍有文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法国20世纪的文学界有这么一位专写航空题材的大作家。

《小王子》是一个很美的童话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幼小的外星人，飞离了自己那颗小小的星球，在太空中转了一大圈，拜访了一些其他星球，见识了不少事情与人物，后来来到地球，与地球人“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年之后，他告别朋友，又回自己的星球去了。这样一个星际旅行的童话，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可以说是体现了人类对宇宙航行的初期向往。不过，作者毕竟是一位航空工程师，他深知航空飞行的艰难，他笔下的小王子可不像孙悟空那样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主人公要从地球回到自己的星球非常困难，几乎丢了自己的性命。在这里，作者提醒读者，人类的宇航道路还很漫长、很漫长！

这个童话故事并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和千奇百怪的事物，主要是写外星人小王子与地球人“我”的交往与友谊，他们的相遇相处，就像一个小孩与邻家叔叔、伯伯在一起时那样，平淡而感人。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沙漠里找到水井，成为生死之交。他们最后分手告别的场面也是很悲壮、很动人的。我译的时候，有些难过。小读者看了，也许还会落泪。但使人欣慰的是，小王子回到自己的星球后，虽然两人相距千万光年，却仍互相思念，互相关心，遥遥相望，心心相印。于是，浩瀚的太空里，无垠的宇宙中，也都充满了他们之间的感应电波、他们的友谊气息。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和谐的关系，也是作者在人类的宇航理想之外所表现的另一种理想，即人类的人文理想。

《小王子》中的宇航理想与人文理想，都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在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的今天，在地球上仍存在着矛盾、冲突、对立、仇视与残害的时代，这两种理想，都将感召与鼓舞人类奔向更为美好的将来，即使这一路途仍很遥远。

故事中的小王子非常可爱，他天真、善良、单纯、敏感、富有同情心、善解人意……成年读者看了，一定会觉得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副叫人怜爱的模样；小读者看了，一定会觉得他就像自己的小弟弟，亲切而招人喜爱。这个童话故事既是写给孩子看的，也是写给成年人看的。它既有丰富有趣的想象，也有深刻的哲理，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这并不矛盾。因为成年人十分需要有童心与童趣，这样可以年轻些、纯净些；而孩子终将长大成人，他们必须学会成人世界里的事情与道理。

献给里昂·沃斯

我请求小读者们原谅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成年人。我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该得到大家的谅解——这个人是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善解一切，甚至善解专为儿童写的书。我的第三个理由则是，他就住在法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需要得到安慰。如果这几条理由还不充足，那我就把这本书献给这个成年人曾经当过的那个孩子。所有的成年人本来都是儿童，可惜很少有成年人还记得这一点。因此，我不妨把我的题词改为：

谨以此书献给童年时代的里昂·沃斯

目 录

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一点

译者写给小读者的话

献给里昂·沃斯

小王子

圣埃克苏佩里小传

小王子

一

我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名为《百兽生猛史》的书里，看见过一幅令人惊叹的插图。图上画的是一条蟒蛇在吞噬一头野兽，下图是我对那幅插图的临摹。

书里是这样讲的：“蟒蛇吞食其猎物时，总是囫囵吞入，从不咬嚼。吞下之后，它们无法动弹，于是一睡就是六个月，静静地躺在那里消化食物。”

看过后，我对原始森林里百兽争斗的情景思索了好久，接着，就用一支彩色笔，画出我生平的第一幅图画，即我的“绘画作品第一号”。下图便是：

我把自己这幅得意之作拿给成年人看，还问他们看了害不害怕。

他们回答我说：“为什么要怕一顶帽子呢？”

我画的当然不是一顶帽子，而是一条刚吞下一头大象的蟒蛇。为了使那些成年人明白，我又画出蟒蛇一侧的剖面图。成年人总需要别人对他们多加解释。以下就是我的“绘画作品第二号”：

到头来，大人们都劝告我，不要再去画蟒蛇整体图、蟒蛇剖面图了，还是好好去学地理、历史、算术和语法吧。就这样，在六岁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放弃了当画家的远大理想。我的第一号与第二号绘画作品的失败，使我特别灰心丧气。大人们从来都是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明白，而总要我们小孩解释个没完没了，这真是特别累人的事。

于是，我选择了另一种职业，学会了驾驶飞机，世界各地我都飞过。的确，地理知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它使我一眼就能识别中国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不同。万一夜间迷航，这可能会大有用处。

在实际生活中，我与很多严肃认真的人，有过很多的接触。我在成年人之中，生活了很多年，对他们有过近距离的观察。对他们的了解，并没有怎么改变我对他们的上述看法。

每当我遇上一个我觉得还算聪明的成年人的时候，我就拿出我一直保存着的第一号绘画作品，做个测试，看对方是否理解那幅画。但是，我每次都得到同样的回答：“这是一顶帽子。”于是，我就不跟他谈蟒蛇了，也不谈原始森林，更不谈星星月亮。我就把自己降到他那个水平，跟他谈桥牌，谈高尔夫球，谈政治，谈领带……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总会感到很高兴能结识我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朋友。

二

我就这么孤独地活着，没有遇到过一位能和他推心置腹交谈的成年人。直到六年前，我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发生故障，发动机里不知什么零件坏了。飞机上既没有机械师，也没有乘客。我只得单枪匹马，自己试着进行修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飞机上携带的饮用水很有限，只能维持八天。

第一天夜晚，我睡在远离人烟的沙漠里，感觉比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遇难者更为孤立无援。可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有一个奇特的、轻微的声音把我吵醒了，请你们设想一下，当时我是多么惊奇。那声音对我说：

“请你……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吧！”

“噢？”

“请给我画一只绵羊。”

我霍地一下跳了起来，就像被雷击中了似的。我使劲儿揉揉眼睛，仔细察看四周。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小男孩，他正认真地瞧着我。请看，下面就是我后来给他画得最好的一幅肖像。当然，我画得远远不如他本人那么生动，可这不是我的过错。早在我六岁时，大人们便断送了我当画家的前程，所以，除了蟒蛇整体图与蟒蛇剖面图以外，我就不会画别的东西了。

我非常惊奇，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这显形的神童。请你们不要忘记，那时我正离人间世界十万八千里，而我眼前这个小男孩，看来并不像是迷路的，他不疲惫，不饥，不渴，也不认生害怕。他丝毫不像一个在荒凉可怕的沙漠中迷了路的小孩。当我定下神来能够说话了，就对他说：

“怎么回事……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他用轻柔的声音，郑重其事地重复着他那个要求：

“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

奥秘神奇的东西一旦使你震惊，你就不敢违抗。尽管当时我觉得自己身陷渺无人迹的地方且有生命危险，遇上此事甚为荒唐可笑，但我还是从自己衣袋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钢笔。不过，我想起了我过去专攻的课程是地理、历史、数学和语文，而不是绘画，就带着点遗憾的心情对那小男孩说，我是不会画图画的。他回答说：

“这不碍事。请你画一只绵羊。”

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绵羊，所以就把我仅仅会画的那两幅画中的一幅，重新画了出来交给他，也就是那幅蟒蛇整体图。他的答复使我特别惊讶，他说：

“不！不！我不要一头在蟒蛇肚子里的大象。一条蟒蛇太可怕，一头大象太庞大、太拥挤，我的家非常狭小。我需要的是一只绵羊，给我画一只绵羊吧。”

我只好给他画了一只。

他仔细认真地端详之后，说：

“不行，这只羊已经病歪歪的啦，再给我画一只！”

我又画了一只。

我的这位小朋友和善地笑了，他宽宏大量地说：

“你瞧……你画的不是一只绵羊，而是一只山羊，它有角……”

于是，我又重新画了一只。

但是，又遭到了他的否定，就像上两只一样。

“这只羊太老了，我要一只能活得很久很久的绵羊。”

一画再画，我实在是不耐烦了，因为我急于去修理飞机发动机。于是，我随便涂抹了一幅，扔给了他：

“画上是一只箱子，你要的那只绵羊就在箱子里。”

可是，我的这位小小裁判官却笑逐颜开了，这真使我感到意外，他对我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你说说，这只绵羊要吃很多很多草吗？”

“你问这干什么？”

“因为我的家很狭小……”

“箱子里的草肯定够它吃，我给你画的是一只特别小的绵羊。”

他低下头去看那幅图画，说：

“也不是那么小呀……瞧！它在箱子里睡着了……”

我就是这么认识小王子的。

三

我费了好长时间才搞清楚小王子来自什么地方。他似乎从不回答我的问话，倒是不断地向我提出种种问题。正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得知了有关他的一切。当他第一次见到我的飞机（这里我不想把我的飞机画出来，对我来说，画飞机实在是太难了）的时候，就曾问过我：

“这是什么东西呀？”

“这不是一件东西。这是一架飞机，我的飞机，它会飞。”

我还得意扬扬地告诉他，我是驾着飞机来的。他一听，就惊叹地问：

“怎么？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的。”我谦虚地承认。

“啊，这可真是有趣呀……”

小王子乐得大笑起来，这使我很恼火，我期望别人对我飞机出事的遭遇抱有同情的态度。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么说，你也是从天上来的啰！你是从哪颗星球上来的？”

我立刻感到，这是试探他是如何出现的好机会，可以打听打听他是怎么来到我眼前的。于是，我猛然发问：

“你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吧？”

但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轻轻地晃动着脑袋，望着我的飞机说：

“说真的，光靠这东西，你不可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接着，他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足有好一阵子。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我给他画的那只绵羊，观赏起他的这个宝贝来了。

你们可以想象出，他问话中关于“其他星球”模棱两可的含义，是多么令我惊讶，因此，我使劲儿要问个明白：

“我的小宝贝，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的家在哪儿？你要把我的绵羊带到什么地方去？”

他静静地想了一小会儿之后，答道：

“多好呀，你给我的那只箱子，晚上就可以给绵羊当房子住。”

“当然啦。你要是乖乖的话，我再给你画一根绳子，好让你白天把绵羊拴住。再给你画一根木桩。”

我的这个建议使得小王子很不高兴。

“把绵羊拴住？多么荒唐的想法！”

“可你要是不拴住它，它会到处乱跑的，它会走丢的呀……”

我的小朋友又咯咯笑了起来。

“但是，你想它往哪里跑呢？”

“随便哪里，一直往前跑……”

小王子一本正经地指出：

“没有关系，我那个地方实在是小得很！”

他似乎略带忧伤地又说了一句：

“它一直往前跑，也跑不了多远……”

四

我就这么了解到了第二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那便是他的那颗星球只比一幢房子稍微大一点。

这并不使我太过吃惊。我知道，地球、木星、火星、金星都是我们地球人命名的，除此之外，还有千万颗别的星球实在太远，用望远镜都很难观测到。一旦天文学家发现了其中的某一颗，就会给它编个号码当作它的名字，比方说，“3251号小行星”。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小王子的那颗星球就是“B612号小行星”，这颗星球只在1909年被一位土耳其天文学家从望远镜里观察到过一次。

于是，他在国际天文学的一次会议上，郑重其事地论证了他的这一发现。

然而，因为他穿的土耳其服装与众不同，在场的人员中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成年人总是这副样子。

幸亏，土耳其一个独裁者下令臣民改穿西服，否则以死罪论处。1920年的另一次会议上，那位土耳其天文学家穿着一身漂亮时髦的西服，再次论证了他的发现。这一回，全体与会者都一致肯定了他的发现。这才使得“B612号小行星”闻名遐迩。

我之所以向你们讲关于“B612号小行星”的以上细节，并指出其编号，全是为了成年人。成年人喜欢数字。当你跟他们说起一位新朋友的时候，他们从来不问你最本质的特征。比方说，他们从来不问：“他的嗓音怎么样？”“他爱玩什么游戏？”“他是不是爱搜集蝴蝶标本？”他们只问你：“他多大岁数？”“他有几个兄弟？”“他的父亲挣了多少钱？”问清楚这些问题，他们就以为了解了这个人。你如果对成年人说：“我看见了一幢漂亮的红砖小房子，窗上爬满了天竺葵，屋顶上停憩着鸽子……”他们是想象不出这房子是什么模样的。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值十万法郎的房子。”他们就会大声嚷嚷：“那是多么漂亮啊！”

因此，如果你对成年人说：“的的确确有过一位小王子，他很招人喜欢，他总是咯咯发笑，他还要求别人画过一只绵羊。既然他要求别人画过一只绵羊，那就证明这个小王子确有其人。”他们听了会耸耸肩膀，把你当作一个小孩看待！但是，如果你对成年人说：“小王子来自另一颗星球，就是‘B612号小行星’。”那他们就信服了，就不会没完没了用他们那些问题来烦你了。成年人总是这副样子，不能强求他们变成另一个样子，小孩应当对大人尽量宽容一些。

当然啦，我们这些真正理解生活的人，才不会去在乎数字哩！我多么想像讲神话故事那样去讲小王子的故事，多么想这么来讲：

“从前，有一位小王子，他住的那颗星球比他本人大不了多少，他需要找一个朋友……”对于那些理解生活的人来说，这种讲法就显得真实自然得多。

因为我不喜欢人家轻率地来读我写的书。我讲述以上这些回忆时，是颇感忧伤的。我的那位小朋友和他的绵羊一道离去已经有六个年头儿了。我试着在这里描述他，是为了不忘记他。忘记一个朋友是很可悲的事。很多人从来就没有一个朋友。何况我也可能变得和那些成年人一模一样，只对数字感兴趣。正是为了不忘却他，我才买了一盒水彩与几支铅笔。到了我现在这个岁数，要重新拾起绘画是很难很难的，特别是我只在六岁的时候画过一条蟒蛇的整体图与剖面图，此外就再没有试过画点别的！当然啰，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画好我那位小朋友。但能否做得到，我是没有多大把握的。这一幅画得还可以，另一幅画得就不像了。在画他的身材高矮时，我也常常出错。这一幅把他画得太高大，那一幅又画得太矮小。至于他衣服的颜色，我常犹豫不决。于是，我就这么试试，那么试试，勉勉强强，凑凑合合。最后，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我也常常弄错。对此，请大家原谅我。我的那位小朋友从来不给我解释这、解释那，他也许以为，我和他同源同种，非常相像。但是，我跟他其实不同，我又不能透视万物，像透过箱子看到里面那只绵羊一样。也许，我有点像那些成年人了。我一定是老咯。

五

每天，我都了解到有关他那颗星球上的一些事，关于他是怎么启程出发的；他在太空里是怎么长途旅行的，等等。这些我都是在他时不时进行沉思时，不动声色地了解到的。第三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了解到关于猴面包树的故事。

这回，还得归功于那只绵羊，因为，小王子突然向我发问，好像是在沉思时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疑惑：

“绵羊都爱啃灌木丛，这是真的吗？”

“的确，是真的。”

“哦！那我就高兴啦！”

我不明白，为什么绵羊啃不啃灌木丛这么事关重大。我还没有想明白，小王子又追问：

“那么，绵羊啃不啃猴面包树呢？”

我请小王子注意，猴面包树并不是什么低矮的灌木丛，而是高高大大的树，足有教堂那么高，要是他拥有一群大象，把它们摞在一起，也许还不及一棵猴面包树高呢。

一提到象群，可把小王子逗得笑了起来：

“还得把那些大象一头一头摞起来呀……”

不过，他很聪明，马上就注意到了：

“猴面包树在长成大树之前，也是小小的树苗呀。”

“的确是这么回事！可你为什么要让你的绵羊去啃那些猴面包树的小苗呢？”

“嘿，咱们瞧吧！”他这么回答我，似乎这件事是再明白不过的。但是，对我来说，要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会让我绞尽脑汁。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小王子的那颗星球上，也像所有别的星球一样，长有良草与莠草。因此，良草自然产良草子，莠草自然产莠草子。可是，草子是良是莠，起初是看不出来的。它们在地下沉睡，不露出自己的本性。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粒一时兴起，苏醒了，伸了个懒腰，朝着太阳羞怯怯地先长出一片嫩嫩的幼芽，它娇美可爱，不露声色。如果这是小红萝卜或玫瑰的幼芽，那就可以任它自由生长。但如果是一株有害植物的幼芽，一旦识别了它，那就必须立即将它拔掉。而在小王子的那颗星球上，就有那么一种邪恶的种子——那就是猴面包树种子。他那颗星球的土壤，饱受这种树的破坏。如果对一棵猴面包树下手晚了，就永远别想把它清除干净。它会不断生长，用自己的根须使劲儿在星球里穿刺，直到塞满星球。如果这颗星球太小，而猴面包树又铺天盖地，整颗星球就会被它们撑破、撑裂。

“在我家里，我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制度，”小王子后来这么告诉我，“每天清早，梳洗完毕之后，我就该仔细、认真地清扫星球。猴面包树与玫瑰刚发芽的时候非常相似。我一旦把它们区分开来，就必须立即把猴面包树幼苗拔掉，这件工作十分枯燥，但做起来也很容易。”

有一天，他劝我花些工夫画出一幅漂亮的图画，好让地球上的孩子明白以上道理。他对我这样说：“假如将来有一天他们出门旅行，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对他们是有用处的。有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拖拉一下无关紧要，但如果在对付猴面包树这件事上拖延了时间，那就会酿成灾难。我就知道这么一个事例：有一颗星球，那上面住了一个懒汉，他对三棵小树掉以轻心，结果酿成了大祸……”

于是，我按照小王子的描述，画出了那颗酿成大祸的星球。本来，我很不愿意板着道学家的面孔进行说教的，但是，地球人对猴面包树所能造成的危害，实在知之甚少，然而，这种树在一颗小行星上所引起的灾难是那么严重，那么触目惊心。因此，我这次破例改变自己从不说教的态度，要大声疾呼：“孩子们！要警惕猴面包树！”为了警告我的朋友们，提防就在他们身边的这种危险，我才费了好大的劲儿画出了以下这幅画。为防备灾难，花些力气提出告诫，还是很值得的。

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这本书里的其他插图，都不如这幅猴面包树画得有气势？原因很简单：画这幅画时，我是出于一种特别急切的心情，想要警告地球人；而我画其他插图时，虽说也想画得有气势，但都没有成功。

六

小王子啊，我就这么点点滴滴地了解了你凄凉多虑、可怜巴巴的生活。长期以来，你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就是坐在那里观赏落日的柔美余晖。我得知这一新的细节，是在相识后第四天的早晨。当时，你对我说：

“我可喜欢看日落啦。咱们一起去观赏观赏吧……”

“那还要等些时候……”

“等到什么时候呀？”

“等到太阳下山。”

小王子先是感到很惊讶，接着自己就笑了起来，然后对我说：

“我老以为我还是在自己的家里呢！”

可不是吗？当美国是正午的时候，在法国却是太阳落山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因此，要想观赏日落，就得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赶到法国才能看到。遗憾的是，法国离美国太远了。但是，在小王子那颗小小的星球上，你只需要拖着你的椅子走几步就行了。所以呀，无论你什么时候想看日落都可以看到……

“有一天，我看了四十三次日落哩！”

过了一小会儿，小王子又说：

“你知道吗……一个人感到悲愁时，就喜欢看日落……”

“看四十三次日落的那一天，你真是那么悲愁吗？”

小王子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七

第五天，还是要归功于那只绵羊，我终于知道了小王子生活的秘密。他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我：

“要是一只绵羊啃了灌木丛，那它是不是还要吃花儿呢？”

“绵羊碰见什么就吃什么。”

“甚至连长了刺的花儿也吃吗？”

“是的，即使是长了刺的花儿，它也吃。”

“那么，这些刺，长了有什么用处？”

这个，我可不知道。当时我正忙着要把马达上的一颗拧得太紧的螺丝钉卸下来。我忧心忡忡，因为我开始意识到，飞机的故障十分严重，而饮用水日益减少，更使我担心会出现最坏最坏的结果。

“那些刺有什么用处呢？”

小王子一旦提出一个问题，不追问出个究竟来，他就决不罢休。我对付不了的那颗螺丝钉，它正搞得我心烦意乱，我就随便敷衍地答了一句：

“那些刺什么用处也没有，纯粹是那些花儿的坏性子在作怪！”

“哦！”

但是，他沉默了一小会儿后，带着不满的情绪对我说：

“你说的我不信！花儿都柔嫩娇弱、天真老实。它们只求尽可能地保护自己，自以为长了那些刺别人就不敢碰了……”

我没有搭理他。那会儿，我正在自言自语：

“这颗螺丝钉要是拧不下来，我就要用锤子把它敲下来。”

小王子又开腔打断我的思路，说：

“你相信，你，相信那些花儿……”

“不，不，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只是随便说说，我现在正忙着呢，我正在忙要紧的事！”

他惊愕地盯着我。

“要紧的事？”

他注视着我，我手里拿着锤子，手指被污油弄得黑乎乎的，正俯身审视一件他觉得很难看的东西。

“你现在说起话来，真像那些成年人。”

他这句话使我感到有点羞愧。接着，他又不留情面地说：

“你把什么东西都搅到一块儿了……你把一切都弄混了！”

他的的确确是气极了。他那头金发在风中飘动，他说：

“我知道有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位脸色绯红的先生，他从来没有闻过一朵花，从来没有见过一颗星星，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他除了做加法以外，没有干过别的事。他整天像你一样，老重复着说：‘我是个严肃认真的人！我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他自命不凡，骄傲自大。但他哪里能算一个人？只能算一朵蘑菇！”

“只能算什么？”

“一朵蘑菇！”

这时，小王子已经气得脸色煞白了。

“成千上万年以来，花儿都要长出花刺。尽管如此，成千上万年以来，绵羊还是要吃花儿。难道不应该认认真真地弄明白，花儿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儿去长出那些没有用的刺来呢？难道绵羊与花儿之间的战争不值得重视吗？难道这不比一个红红胖胖的先生整天算来算去的加法更为重要、更为严肃吗？还有，要是世界上有那么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儿，别的地方都没有，只有我那个星球上才有，而一只小绵羊一口就可以彻底使它灭绝，甚至它自己都不知道，这难道不严重吗？”

小王子的脸涨得通红，继续说道：

“如果有谁喜欢那朵花儿，在千万颗星星中只此一朵，那么，他看着花儿的时候，自然会感到无比幸福。他会对自己说：‘我的那朵花儿在哪颗星星上呢……’但是，如果绵羊把这朵花儿吃掉了，那么对他来说，就如同所有的星星顷刻之间都熄灭啦！这样的事难道还不严重吗？”

他什么也说不下去了。他号啕大哭起来。夜幕渐渐降临。我把自己的工具扔在一旁。我才不在乎我的锤子、我的螺丝钉哩，还有将要到来的口渴与死亡，也都不管了！在宇宙的一颗星球上，也就是在我这个地球上，有一个小王子需要安慰呀！我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地摇晃着他，对他说：

“你喜爱的那朵花儿没有碰上危险……我给你画的那只小绵羊马上就会戴上嘴套的……我还要给你的花儿画上武器……我……”

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我感到自己的嘴很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揣摩他的心思，怎么跟他交流思想……一旦流出了眼泪，其内心世界的感情是深不可测的。

八

很快，我对小王子所讲的那种花儿就更为了解了。在小王子的那颗星球上，一直就有一种很朴素的花儿，它们只有一圈花瓣，也不占什么地方，不妨碍别人。清晨，它们在草丛中开放，到夜晚就凋谢了。不知是来自何方的种子发芽生长出了这种花儿。小王子曾经仔细观察过它的嫩芽，发现它与众不同。他曾怀疑这也许是猴面包树的一个新变种，但那小芽很快就不再长高了，而是开始准备开花啦。小王子亲眼看到一个饱满的花蕾正含苞待放，预感奇迹将要出现。那花儿却老躲在自己的绿色闺房里精心打扮自己。它细心地挑选自己的色彩，从容地穿上彩衣，一瓣一瓣地修饰自己。它不愿意像罂粟花那样皱皱巴巴地舒展，而只愿光彩夺目地怒放。啊！的的确确，它娇美可爱！它那神奇的梳妆打扮是一天天逐渐完成的。终于在一天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它露出了自己的容貌。

经过如此精心的修饰之后，它一露面就打了一个哈欠说：

“啊！我刚刚睡醒……请您原谅……我还没有梳洗打扮呢……”

小王子这时情不自禁地大加赞扬说：

“您多么美丽呀！”

“是吗？”花儿温柔地答道，“我是跟太阳同时诞生的……”

小王子觉得它不怎么谦虚，但它是多么姿色秀美、楚楚动人啊！

“我想，现在该是用早餐的时候啦，”紧接着，它就补充一句，“能不能劳驾您给我……”

小王子因为自己对它照顾不周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提来一壶清水，给花儿浇灌。

从此，花儿习以为常，不断以它那有点乖戾任性的撒娇去麻烦小王子，使他不胜其烦。例如，有一天，在谈到它身上长着的四根刺时，它对小王子说：

“老虎会来的呀，它们还有锐利的爪子呢！”

“我这颗星球上没有老虎，”小王子纠正说，“何况，老虎也不吃草。”

“我并不是一棵草呀。”花儿柔声地说。

“抱歉，我弄错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怕老虎，我倒是挺讨厌过堂风的，您能给我当屏风，替我挡挡风吗？”

最讨厌过堂风……这对一株植物来说，可不是件好办的事。小王子注意到了这点，他想，这株花儿可真难侍候啊……

“夜里，请您拿个罩子把我罩住。您这个地方很冷，我在这里待得不舒服。说到我来的那个地方嘛……”

说到这里，它就打住不往下说了。它是通过一粒花籽儿惯常那样生根发芽的方式，土生土长在这颗星球上的，其他的星球它压根儿就没有见过。刚才那句谎话讲得实在幼稚可笑，它自己也感到羞愧，但为了骗得小王子相信它弱不禁风，它故意咳嗽了两三声，又提出要求：

“屏风呢？”

“我正准备去找哩，您不是还在跟我说话吗？”

于是，它为了使小王子感到内疚和后悔，又使劲儿地咳嗽个不停。

眼见这种情况，即便小王子对它充满了真挚的爱意与良好的愿望，现在也不信任它了。它过去那些华而不实的好言好语，小王子太认真在意了，结果反而弄得自己很痛苦。

“我当时不该听它的话，”有一天，小王子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永远不要听花儿的花言巧语。观赏它们，呼吸它们的芬芳，这就行了。我的那朵花儿，的确曾使我那颗星球上飘溢着清香，可是我当时不懂得去享受，反倒是它所讲的老虎爪子的事，令我烦躁不安，也使得我去迁就它、照顾它。”

小王子还坦诚地告诉我说：

“那时，我什么都不懂！我应该根据它的行为而不是根据它的言辞去评判它。它使我沉浸在一片芬芳之中，使我心旷神怡。我不该从它身边逃走！我那时应该懂得，在它使性子、耍小手段的背面，其实是对我的一片柔情！但我当时太年轻了，还不懂得如何去爱它。”

九

我猜想，他是乘着候鸟迁徙的时候逃离他的星球的。动身的那天早晨，他把自己的星球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仔仔细细给他的活火山打扫了喷发口。他有两座活火山。这使他每天做早饭特别方便。他还有一座已经熄灭的死火山。但是，正如他所说的，“谁知道它还会不会再喷发呢？”他也给这座死火山清扫了喷发口。只要这些喷发口是通畅的，火山就会慢慢地、有规律地燃烧，而不会出现大爆发。其实，火山爆发就像我们壁炉里的火焰那样。当然，在地球上，要去打扫喷发口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的个头太小。这就是火山给地球人带来那么多麻烦的原因。

小王子临行前还拔除了刚刚破土而出的猴面包树嫩芽。他做这件事时略带伤感，因为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不过，这天早晨，所有这些家务活，他做起来都倍感亲切。然后，他给花儿浇了最后一次水，又准备用罩子将它罩上，这时，他觉得自己真想痛哭一场。

“永别啦！”他对花儿说。

但它没有回答。

“再见。”他又说。

花儿咳嗽了，但并不是因为伤风感冒。

“我真是愚蠢，”它终于对他承认错误，“请你原谅我，祝你今后幸福！”

小王子因为花儿没有责备他而感到诧异。他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罩子。他不理解，花儿为什么这么温情脉脉、娴雅恬静。

“说真话，我是爱你的，”花儿对他敞开心扉，“但由于我的过错，你一点也不明白我的心意。现在说这些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可你也和我一样不聪明，但愿你今后幸福快活……把这个罩子扔到一边去吧，我再也不需要它了。”

“但是，刮起风来……”

“我并不是那么容易感冒的……夜晚的清凉空气对我也有好处，我毕竟是一朵花儿。”

“但是，还有野兽呢……”

“要是我想认识蝴蝶，那么总得搭上两三条虫子。听说，蝴蝶非常美丽。要不然，谁来看望我呀？你嘛，你反正要远走高飞了，至于那些大个头的野兽，我才不怕哩，我也有自己的爪子。”

说着，它亮出自己那四根刺，天真幼稚地炫耀一番。然后说：

“你别拖拖拉拉了！这样真烦人，你已经打定主意远走高飞，那就快走吧！”

它催他快动身，是因为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哭泣。它是一朵个性强、脾气傲的花儿……

十

小王子进入了第325号小行星至第330号小行星这六颗星球所组成的星系。为了做些有用的事情并增长自己的学识，他开始一一拜访这些星球。

他最先拜访的那颗星星上面住着一位国王。他身穿紫红色袍子，上面镶有白色貂皮，坐在一个极其简单却又非常威严的宝座上。

“哦，来了一个老百姓啦。”国王一见小王子就这么喊道。

于是，小王子纳闷了：

“他怎么会认识我呢？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呀！”

他不懂得，对于那些国王来说，世界再简单不过，所有的人都只是他的臣民。

“你走过来，好让我看清楚你。”国王对小王子说，他终于有机会在某一个人面前摆摆国王的架子，因而得意扬扬。

小王子东瞧瞧西瞧瞧，想找个地方坐下，但是，这整个星球都被那件貂皮皇袍覆盖着。他只好站立一旁，因为太疲劳而打了个哈欠。

“在国王面前打哈欠，是违反宫廷规矩的，”这位国王告诫说，“我不许你这样做！”

“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小王子难堪地答道，“我刚做了一次长途旅行，还没合过眼……”

“既然如此，”国王对他说，“我命令你打哈欠。多年以来，我从没有见过有人打哈欠。对我来说，打哈欠是件新鲜事儿。来吧！再打一个。这是命令。”

“这可把我吓坏啦……我想打也打不出来了……”小王子满脸通红地说。

“哼！哼！”国王回答说，“那么，我……我命令你一会儿打哈欠，一会儿……”

他嘴里嘟嘟囔囔的，显得有些生气。

这是因为，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权威能否受到尊重，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违抗他的命令。他是一位极端专制的国王，不过，由于他生性善良，他下的命令倒都合情合理。

“假如我命令，”他倒背如流地说道，“假如我命令一位将军变成一只海鸟，而将军不服从命令，那不是将军的过错，那是我的过错。”

“我能坐下吗？”小王子怯生生地问他。

“我命令你坐下。”国王答道，以一种威严的神态将皇袍的一个下摆往回拉了拉。

见此，小王子感到很惊奇。这颗星星小得像粒弹丸，这位国王有什么可统治的呢？

“陛下……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

“我命令你向我提问。”国王急忙作答。

“陛下……您统治着些什么？”

“统治一切。”国王煞有介事、极为天真地回答。

“一切？”

国王做了一个神秘兮兮的手势，指指他这颗星球，又指指别的星球以及天空中的群星。

“所有这一切？”小王子问。

“所有这一切。”国王肯定地回答。

这么说来，他就不仅是一国的专制君主，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君王了。

“这些星星都服从您的统治？”

“当然啰，”国王回答说，“我的命令一下，它们就立即听命。我不能容忍无组织无纪律。”

这么一种令行禁止的权力，使小王子赞叹不已。要是他也拥有这种权力，那他在自己那颗星球上，每天就不是仅能看四十四次日落，而是能看上七十二次、一百次，甚至是两百次，而且，要看的时候，根本就用不着将座椅挪来挪去！如今想起被自己抛弃了的那颗小小的星球，他感到有些伤心了。于是，他鼓起勇气，请求国王的恩准：

“我想看一次日落……请陛下满足我这个愿望……请您命令太阳下山吧……”

“假如我命令一位将军像命令一只蝴蝶似的，从一朵花儿飞到另一朵花儿，或者命令他去写一部悲剧小说，或者命令他变成一只海鸟，而那位将军拒不执行我的命令，那么是算他错了还是算我错了？”

“那要算您的错。”小王子斩钉截铁地说。

“说得对。只能要求每个人去做他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国王接着说，“权威首先要建立在理性之上。假如你命令自己的臣民去跳海，那就会爆发革命。我之所以有权要求大家都服从我的命令，是因为我的命令都合情合理。”

“那么，我要看日落的那个请求呢？”小王子提醒他说，这个小家伙一旦提出什么问题，他总是要坚持到底的。

“你要看日落，你会看到的，我会对太阳下这道命令的。但是，出于我的领导智慧，我要等到时机成熟、水到渠成的时候，才会下这道命令。”

“那么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小王子又问道。

“嗯……”国王查阅了一大本日历，然后回答说，“嗯……嗯！要等到……将近……将近……要等到今天晚上七点四十分左右！那时，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命令是多么有效。”

小王子又打了个哈欠，他因为没有立刻看到日落而觉得遗憾。而且，他已经觉得这颗星球实在索然无味，叫人腻烦了。

“在陛下这儿，我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他对国王说道，“我要走啦！”

“别走呀！”国王答道，他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臣民，正得意扬扬呢，“你别走，我封你当大臣！”

“什么大臣呀？”

“……司法大臣！”

“可是，没有人可审判呀！”

“那可说不定，我还没有到全国巡视过一周呢。我太老了，也没有地方停放我的马车，走路嘛，我又觉得累得慌！”

“哦！可是您的王国，我一眼就已经望到头了。”小王子弯弯腰，又好好看了看这星球的另一半。“那一边也没有任何人呀……”

“那你就自己审判自己吧，”国王回答说，“这是世上最难的一件事。评判自己要比评判别人难得多。如果你清清楚楚、实实在在认识了自己，那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我嘛，”小王子答道，“我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去认识自己，我不必住在这里呀！”

“嗯！嗯！”国王说，“我觉得我这个星球的某个地方，藏着一只老耗子。我夜里常听见它的声响。你可以去审判这只老耗子呀。你还可以时不时就判它一次死刑。这样，它的性命就全掌握在你的手里。但是，你每次判了它死刑后，还得恕它无罪，为的是留它一命，因为这个星球上只有它这么一只耗子。”

“我呀，”小王子回绝道，“我才不爱去宣判死刑呢。我想，我该走啦。”

“别走，别走。”国王再作挽留。

小王子心意已决，但他在做好了动身准备之后，为了不让老国王难受，建议说：

“如果陛下期望别人忠实地服从您的命令，那么您可以向我下达一道我所能执行的合理的命令。比如说，您可以命令我在一分钟以后就动身离开。那么，我就会觉得，您对我是宽大为怀、恩赐有加的……”

国王不搭理他。小王子先犹豫了一小会儿，接着叹了口气，就动身走了。

“我封你为巡回大使！”国王赶紧大声下了最后一道命令。

他那股神气，可真是威严得很啊！

“成年人的确很特别！”小王子在星际旅行之中，这么对自己说。

十一

第二颗星球上，住着一个虚荣心强、喜欢自吹自擂的人。

“哈哈！一位崇拜我的人来访啦！”那位虚荣心强的主人，一见小王子，老远就这么喊道。

在那些爱慕虚荣者的眼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的崇拜者。

“您好哇，”小王子致以问候，“您的帽子真逗呀！”

“这是为了打招呼敬礼时方便，”虚荣心强的那人答道，“这是为了在有人向我欢呼的时候，便于还礼。遗憾的是，我这颗星球从来就没有来客。”

“是吗？”小王子说，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请用你这个巴掌拍那个巴掌。”对方建议道。

小王子照他的话做，双手鼓掌。虚荣心强的主人就脱帽答礼，以表示谦虚。

小王子心想，这么来拜访一颗星球的君王，倒还有点意思。于是，他又开始双手鼓掌，而那位虚荣心强的主人，则又脱帽答礼。

如此演练了五分钟之后，小王子对这机械重复、单调乏味的游戏不再感兴趣了。

“你说，要是帽子掉下来了，那该怎么办呀？”小王子问道。

但是，那个虚荣心强的主人充耳不闻。天下所有的爱慕荣者，除了奉承的话以外，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你是不是真的非常崇拜我呀？”他问小王子。

“崇拜是什么意思呢？”

“崇拜，就是承认我是这颗星球上最俊美、最衣冠楚楚、最富有、最有智慧的人。”

“可是，在你这颗星球上，只有你一个人，并没有其他人呀。”

“让我高兴高兴吧！不论怎么说，还是崇拜崇拜我吧！”

“好吧，我就崇拜你吧，”小王子耸耸肩膀，不大情愿地说，“可是，要别人勉为其难地说崇拜你，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说完，小王子就离开了这颗星球。

“成年人的确很古怪。”小王子在向另一颗星球进发的途中这样想。

十二

下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这次的访问时间很短，却使小王子深深感到悲哀。

“你在干什么？”他问酒鬼。只见那人坐在那里一声不吭，面前堆着一些空酒瓶，还有一些装满了酒的酒瓶。

“我在喝酒呀！”酒鬼答道，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喝呀？”小王子问道。

“为了忘记。”酒鬼答道。

“忘记什么呀？”小王子又问，他已经开始怜悯这个人了。

“为了忘记我已经感到羞愧了。”酒鬼垂下头来坦白道。

“你为什么感到羞愧？”小王子又问，他想帮助这人振作起来。

“我为喝酒而感到羞愧！”酒鬼说完，再也不吭声了。

小王子走开了，感到很迷惑。

“成年人都是古里古怪的，无奇不有。”小王子在星际旅行之中这么想。

十三

第四颗星球上住的是个生意人，此人忙得不亦乐乎，当小王子到来时，他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

“您好，”小王子招呼致意，“您的烟灭了。”

“三加二等于五。五加七，十二。十二加三，十五。您好。十五加七，二十二。二十二加六，二十八。烟灭了就灭了吧，没工夫再去点着。二十六加五，三十一。哎呀呀！总共加在一起是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

“五亿什么？”

“嘿，你还在这儿？五亿零一百万……我也搞不清……我有这么繁重的业务！我，我这个人工作很认真，我可没有兴趣说废话！二加五等于七……”

“五亿零一百万个是什么东西？”小王子重复问道，他一旦提出某个问题，就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

生意人抬起头来，说：

“自从我住在这颗星球上以来，五十四年之中，我只被打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二十二年前，天知道从什么地方掉下来一只金龟子，它发出的噪声吵得我实在头痛，以致在一项加法中竟出了四个错。第二次是在十一年前，我得了关节炎，因为我缺少体育运动，我实在没有时间外出闲逛。我这个人，工作起来可认真哩。第三次被打扰……就是现在！我说五亿零一百万……”

“一百万什么呀？”小王子又问。

生意人总算明白了，面对这个打扰者，自己别指望清静啦，他敷衍地答了一句：

“就是成百万那种可以在天空里看见的小东西。”

“那就是苍蝇啰？”

“不是，是那些闪闪发亮的小东西。”

“是蜜蜂吗？”

“不是蜜蜂。就是那些懒汉胡思乱想的小玩意儿，金光闪闪的小玩意儿。但我是个严肃的正经人，我可没闲工夫去胡思乱想。”

“哎呀！你讲的是不是星星呀？”

“是的，就是星星！”

“那你要拿五亿颗星星干什么？”

“是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颗星星，我是个严肃认真的人，我对任何事情都讲究精确。”

“你究竟要拿这么多星星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是呀，你要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我只想占有它们。”

“你要把这么多星星占为己有？”

“一点也没错。”

“可是，我前不久已经见到一位国王，他并不……”

“国王们不占有星球，他们是统治星球，这两者之间有极大的不同。”

“那你把这些星星都据为己有，是为了什么？”

“这样我就非常非常富有啦！”

“你要这么富有干什么呢？”

“为了再去买下其他的星星，如果新发现有别的星球的话。”

小王子心想，这家伙讲起歪理来，倒有点像他见到过的酒鬼。但他仍不断地提问：

“你怎么才能占有星星呢？”

“那你说它们归谁所有呢？”生意人气势汹汹地反问道。

“我不知道。它们不归任何人所有。”

“那不得了嘛，它们就归我所有，因为我是头一个想占有的人。”

“如此，难道就行了？”

“当然。你发现了一颗无主的钻石，它自然就归你所有了；当你找到了一座没有主人的岛屿，你也就成了这座岛屿的主人；当你第一个产生一个主意，你就要取得它的所有权，它就成为你的专有物。而我呢，我占有星星，因为在我之前，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要占有它们。”

“这倒的确是真的，”小王子说，“那你要用它们干什么呢？”

“我管理它们呀。我对它们进行核算，进行统计，然后再核算，再统计。”生意人说，“这份工作可费劲儿啦，但我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

小王子对他的回答还是不满意。

“要是我呀，如果有一条围巾，我就会把它围在我的脖子上。如果有一朵花儿，我就会把它摘下来，佩戴在自己身上。可你总不可能去摘星星吧！”

“是不可能，可是我能够把它们存到银行里去。”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我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我占有星星的总数，然后，把这张纸条锁进一个抽屉里。”

“这就齐了？”

“这就齐了！”

小王子心想：“这可真逗，这个做法倒有点诗意，但是不大严肃正经。”

小王子对事情是否严肃正经的标准，与成年人对此的标准，的确相距很远。

“我呀，”他这样说，“我占有过一朵花儿，我曾天天给它浇水。我也占有过三座火山，我每个星期都替它们清扫喷发口。而且，我还给那座已经熄灭的死火山清扫喷发口。谁能预料它会不会再喷发呢？我这样占有我的火山，对火山有利；我这样占有我的花儿，对花儿有利。但是，你的这种占有方式，对星星毫无好处。”

那生意人张着大嘴，答不上话来。于是，小王子扬长而去，离开了这颗星球。

“成年人真是古里古怪的，无奇不有。”小王子这么想着，继续他的星际长途旅行。

十四

第五颗星球非常非常奇特，它在所有的星球中可算是最小的。它那儿的面积，只够立一盏路灯，站一个守灯人。小王子真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广阔的太空之中，在一颗既没有房屋又没有居民的星球之上，偏偏要有一盏路灯和一个守灯人？不过，他还是自己做了一番解释：

“或许这个守灯人也是个荒唐的家伙，但他并不如那个爱慕虚荣的人、那个生意人、那个酒鬼荒唐得那么厉害。至少，他做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当他点亮他的路灯时，他就像是使得一颗星星或者一朵花儿有了生命，而当他熄灭他的路灯时，就像是要花儿或星星入睡。这个差事其实很美好。既然它美好，那当然就是有用、有意义的。”

他到达这颗星球时，立即毕恭毕敬地向守灯人致敬，说：

“你好！你干吗把你的路灯熄掉？”

“我是根据指令。”守灯人回答说，“早安。”

“什么叫作指令呀？”

“就是要我熄掉路灯。”那人又道了一声，“晚安。”

他说着，又把路灯点亮了。

“你干吗又把灯点亮呢？”

“我也是按照指令呀。”守灯人答道。

“我弄不懂。”小王子说。

“这里面没有什么需要你弄懂的，”守灯人说，“指令就是指令。早安。”说着，他又把路灯熄了。接着，他拿出一块红色方格手帕，揩揩自己的额头。他说：

“我这个职业太可怕了。先前干这一行还说得过去，早晨熄灯，傍晚点灯，白天的剩余时间我休息，夜晚的剩余时间我睡觉……”

“这么说来，自从那个时期以后，指令改变啦？”

“指令并没有改变，”守灯人说，“麻烦恰恰就出在这里！星球一年比一年转动得快，指令却没有相应地变化！”

“那又怎么样呢？”

“现在，星球一分钟自转一周，我连一秒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了。每一分钟，我就得点一次灯，紧接着又熄一次灯！”

“这真荒唐可笑！在你这个星球上，一天的时光，只有一分钟的长度！”

“这一点也不奇怪，”守灯人说，“咱们俩刚才说话的工夫，一个月就已经过去啦！”

“整整一个月？”

“是呀。三十分钟，正好是三十天！晚安！”

说着，他又点亮了那盏路灯。

小王子定睛瞧了瞧守灯人，觉得自己喜欢上这个人了，他是那么忠于指令，一丝不苟。这时，他回想起自己从前拖着椅子赶着去看日落的情形。他已经把眼前的人视为朋友，他想要帮帮这个人：

“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办法让你在想要休息的时候，能够停歇下来……”

“我呀，我想永远歇下去。”守灯人说。

他这么说情有可原，一个人既然可以做到忠于职守，也很可能本是懒惰成性的。

小王子接着说下去：

“你的星球这么小，跨上三步就可以绕上一周。你只要慢速步行，你就能始终面朝太阳。当你想休息的时候，你就往前走……这么一来，你想要一天有多长，这天就会有多长。”

“这对我并没有多大用处。”守灯人说，“在生活里，我就是爱睡觉。”

“你可没有睡觉的机会。”小王子说。

“那就谈不上有什么机会啦。”守灯人说，“早安。”说着，他又灭了那盏路灯。

小王子又继续他的星际旅行，在途中他这样想：“以上我所碰见的那几个人，国王、爱慕虚荣者、酒鬼与生意人，他们一定都瞧不起这个守灯人。但是，我觉得他才是唯一一个不荒唐可笑的人。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其他的事情。”

他遗憾地叹了一口气，又想：

“这个人是唯一可以成为我的朋友的人。可惜，他那颗星球实在太小，待不下两个人……”

实际上，这颗星球令小王子感到可惜的真正原因是，这里每二十四小时，就碰上一千四百四十次日落，只不过，他不敢承认这一点罢了。

十五

第六颗星球比第五颗星球要大十倍。那里住着一位老先生，他正在写一部大部头著作。

“瞧！来了一个勘察者！”他一见小王子，就这么喊道。

小王子往桌子上一坐，有些气喘吁吁，他已经在长途旅行中跑了很久！

“你是从哪里来的？”老先生问道。

“这是一本什么书？怎么这么厚呀？”小王子问，“您在这儿干什么？”

“我是个地理学家。”老先生说。

“地理学家是干什么的？”

“就是学者，知道海洋、河流、城市、山脉与沙漠位于何处的学者。”

“这太有意思了，”小王子发表评论说，“这是一种真正的职业！”他瞧了瞧地理学家这颗星球的情况，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一颗像这样有气魄的星球。

“您的星球真是太美啦！这儿有海洋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地理学家答道。

“哦！”小王子对他的回答深感失望，又问，“那么，有没有山脉呢？”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地理学家还是同一个回答。

“有城市、河流与沙漠吗？”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地理学家一问三不知。

“可您是地理学家呀！”

“的确是，”地理学家说，“但我不是个勘察者。我这儿特别需要勘察者，统计调查那些城市、山川、河流与沙漠，这些事不是地理学家应该干的活儿，而是勘察者的活儿。地理学家太重要了，他没有时间去游山玩水。他从不离开办公室，但他接待那些勘察者，听取汇报，仔细询问，并把他们的陈述记录下来。如果他们之中某个人的陈述引起了他的重视，那么还得对那名陈述者的思想道德状况进行审查。”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一个勘察者如果撒了谎，就会使地理学家写的书产生严重的错误。同样，一个嗜酒贪杯的勘察者，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那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酒鬼眼里，什么东西都会有重影。如果地理学家根据他的陈述，记录下来有两座山，其实那个地方可能只有一座山。”

“我认识一个人，”小王子说，“他一定是个坏事的勘察者。”

“那完全可能，”地理学家说，“即使勘察者的思想道德状况完全正常，我还要对他陈述的结果进行调查核实。”

“是去实地察看吗？”

“不，那样太麻烦。只要勘察者提供证据，例如，关于一座大山，就要求他带回若干块岩石。”

说到这里，地理学家突然打住。

“可是你呀，你来自遥远的天边！你也是勘察者！你把你的那个星球描述给我听吧！”

于是，地理学家打开他的笔记本，削尖他的铅笔。一般来说，他总是先用铅笔记录下勘察者的陈述，要等到勘察者提供了物证之后，他才用墨水笔正式记录。

“怎么样，说说吧！”地理学家问道。

“哦，在我那儿，”小王子说，“没有多少可说的，我那儿特别小，有三座火山，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不过，死火山是不是真死了，还难说。”

“还难说。”地理学家重复了一句。

“我还有一株花儿。”

“花卉不在我们的记录范围之列。”地理学家说。

“这是为什么呀？我的那株花儿可能是最美丽的花儿了。”

“因为花草都是朝生暮死，好景不长的。”

“好景不长，这是什么意思？”

“地理著作，”这位老先生说道，“是所有的书籍中最为珍贵的书籍。这类著作永远也不会过时。世上的山，从没见过有移动搬家的；世上的海，也不见有干枯消失的。我们地理学家记载下来的，都是一些永世长存的东西。”

“但是，死火山也可能重新喷发呀！”小王子打断他的话，又问，“您所说的‘好景不长’是什么意思？”

地理学家答道：“不论火山是死了还是仍在活动，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其意义都是同样的，在我们看来，它就是山，在这个意义上它亘古不变。”

“但您说的‘好景不长’，究竟是什么意思呀？”小王子再一次追问，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就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一贯都是如此。

“这就是说，受到了某种威胁，不久就会消失。”

“我的那朵花儿也是受到某种威胁，将要消失吗？”

“当然。”

“我的花儿好景不长，”小王子心想，“何况它只有四根刺可以保护自己，对付敌人！而我，我竟然将它孤零零地扔在家里！”

这是小王子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但他仍打起精神，问那位老先生：

“您建议我再到什么地方去访问访问？”

地理学家回答说：“到地球去吧，它有良好的名声……”

小王子采纳了这个建议，立即动身。在途中他仍惦记着他的那朵花儿。

十六

第七颗星星就是地球。

地球可不是一颗一般的星球！在那颗星星上，有一百一十一个国王（当然，包括那些黑人国王）、七千个地理学家、九十万个生意人、七千五百万个酒鬼、三亿一千一百万个自大狂，也就是说，有将近二十亿个成年人。

为了使你们对地球的大小有一个概念，我要告诉你们，在地球上发明电力以前，六大洲共需四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一名点路灯的人，这本身就是一支真正的大军。

如果从远处眺望，其阵势是极其辉煌壮丽的。这支点灯大军的动作，就像歌剧院里芭蕾舞演员的动作那样协调一致，和谐有序。首先上场的是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点灯人，他们点亮了路灯之后就睡觉去了。接着，轮到中国与西伯利亚的点灯人，他们跳着舞登场表演，然后隐没到幕后。下面，轮到俄国与印度的点灯人登场；而后，是非洲与欧洲的；再后，是南美洲的；最后则是北美洲的。一队一队，按顺序出场，有条不紊，真是蔚为壮观。

只有两个点灯人是闲得无聊的，一个是北极那唯一一盏路灯的点灯人，另一个则是南极的那一位，他们在一年里只需点两次灯就行了。

十七

当一个人想说点什么哗众取宠时，他往往多多少少会有点夸大其词。我在前面向你们讲点灯人的时候，讲得并不那么老老实实。我几乎使那些不了解我们地球的人，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人类在地球上只占有很小的空间。因为居住在这颗星球上的二十亿人，假若互相紧挨着站在一起，像在一个群众集会上那样，他们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集中在一块只有二十英里长、二十英里宽的公共场所里，甚至完全可以聚居在太平洋上任何一座最小的岛屿上。

当然了，那些成年人是不会相信你们的。他们自以为可占有广大的地盘，他们自认为自己像猴面包树一样举足轻重。最好是建议他们去好好算一笔账。他们最崇拜数字，一跟数字打交道，他们就乐不可支。不过，在这件叫人厌烦的事情上，你可不要浪费时间，算来算去，到头来毫无用处。你们尽管相信我好啦。

小王子刚来到地球时，没有看见任何人，心里感到很奇怪。他开始暗暗担心自己跑错了星球。这时，他看到一个金黄色环形的动物在沙堆上蠕动。

“晚安。”小王子顺口地说了一声。

“晚安。”对方回答了一声，那是一条蛇。

“我落在哪颗星球上啦？”小王子问道。

“你落在地球上了，在非洲。”蛇答道。

“哦！地球上怎么没有人呢？”

“这里是沙漠，沙漠是无人地带。地球可大着呢。”蛇解释说。

小王子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举目望天。

“我在想，”他说，“天空的星星亮晶晶的，是不是为了要让地上的每个人，有一天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一颗。你瞧，我的那颗，正在我们头顶上……它离我们真远呀！”

“你那颗星星真美丽，”蛇说，“你来地球上干什么呀？”

“我和一朵花儿闹别扭了。”小王子答道。

蛇只应了一声：“哦！”

接着，他们都不吱声了。

“地球人在哪儿呢？”小王子终于打破沉默问道，“在沙漠里可真有些孤独啊……”

“和地球人在一起，也是孤独的。”蛇说。

小王子盯着蛇看了好一会儿，才发表自己的观感：“你可真是奇怪的动物，身子细得像一根手指……”

“但是我可比一个国王的手指头要强大得多。”蛇说。

小王子微微一笑道：

“你并不那么强大，你连爪子都没有……你根本就没法去旅行……”

蛇反驳说：“我还能带着你去旅行哩，比一艘船驶得更远。”

说着，它缠绕在小王子的脚腕上，好像一只金镯子。它说：

“我一缠绕上谁，就可以把谁送回他原来那颗星球上去。你完全是天真纯洁的，而且又是从天外的一颗星星上来的……”

小王子没有接它的话茬儿。蛇又接着说：

“你在这个荒凉冷酷的地球上，是多么弱小无助啊，我真怜悯你。如果你有一天思念自己的星球思念得实在受不了，到时候我就会来帮你……”

小王子说：“哦，我很明白你说的意思，但为什么你讲起话来就像打谜语似的？”

“我会把所有的谜底解答出来的。”蛇答道。

他们又沉默不语了。

十八

小王子徒步穿过沙漠，途中只遇见一朵花儿。那是一朵只有三片花瓣的花儿，普普通通，平淡无奇……

“你好。”小王子向它致意。

“你好。”花儿答礼说。

小王子彬彬有礼地向它打听：“地球人在什么地方呀？”

花儿曾经有一天见过一支商队经过，它答道：

“人吗？的确有，我想，有那么六七个吧，好些年前我见过他们。但现在谁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们，他们随风漂泊，他们没有根，这对他们很不利。”

小王子说：“永别啦！”

花儿答道：“永别啦！”

十九

小王子攀上了一座高山的山巅。从前，他见过的山，只有他家乡那三座高不过膝的火山，而且，他还曾把那座死火山当作小板凳来用呢。现在他来到这么高的高山之巅，心里以为这样就能一眼看到地球上所有的人了……然而，除了一大片高山的顶峰外，什么也没有见到。

“你好。”他漫不经心地喊了一声。

“你好……你好……你好……”下面的群山发出回音。

“你是谁？”小王子问了一声。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又响起了一阵回音。

“当我的朋友吧，我孤孤单单的呀。”他喊了一声。

“我孤孤单单的呀……我孤孤单单……我孤孤单单……”又是一阵回音。

这时，小王子心想：“这颗星球真古怪，它贫瘠枯燥、瘦骨嶙峋、苦涩发咸。还有，那些地球人完全没有个性，没有想象力，只会重复别人对他们说过的话……还不如在我那颗星球上，好歹我还有一朵花儿，它总是主动跟我说话……”

二十

小王子经过长途跋涉，穿过沙漠，越过山川，通过雪地之后，终于找到一条阳关大道。其实，条条大路都通向人群聚集之处。

他来到一个玫瑰花盛开的花园，他当即表示问候：“你们好！”

朵朵玫瑰花都答礼说：“你好！”

小王子注视它们，发现它们全都跟他的那朵花儿十分相像。

小王子惊奇地问道：“你们是谁呀？”

“我们是玫瑰。”花儿们答道。他感到自己真不幸。他的那朵花儿曾经告诉他说，在天地宇宙之中，它是独一无二的一朵玫瑰花。可是，在眼前这个花园里，就有五千朵和它一模一样的花儿！

小王子心想：“如果它看到眼前这片景象，肯定会羞窘得无地自容……它准会使劲儿地咳嗽个不停，为了逃避这种尴尬，甚至会倒下装死。而我呢，我就不得不装装样子去照顾照顾它。否则，它为了要让我感到内疚，也许真的会自暴自弃去寻短见……”

接着，他又心想：“我本来以为自己非常富足，拥有天下独一无二的一朵花儿，实际上，我有的只是一朵普普通通的玫瑰。我的全部财富只有这朵花儿再加上那三座高度刚到我膝盖的火山，而且其中一座还是永不喷发的死火山，这么一点点家当，不可能使我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想到这里，他扑倒在地，大声痛哭起来。

二十一

正在这时，来了一只狐狸。

“你好。”狐狸向他问候。

“你好。”小王子彬彬有礼地答道，他转过头去，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在这里，就在苹果树下……”那声音说。

“你是谁呀？”小王子看见了它说，“你真漂亮……”

“我是一只狐狸。”

“来跟我玩玩吧，”小王子诚恳相邀，“我现在正伤心着呢……”

“我不能跟你一起玩，”狐狸说，“我不是温驯的动物。”

“哦！我不了解你，对不起。”小王子说。

但是，他稍作思索后，问道：

“什么叫‘温驯’呀？”

“看来你不是本地人，”狐狸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在找地球人，”小王子又追问，“‘温驯’是什么意思呀？”

“地球人呀，”狐狸说，“他们有枪，他们经常打猎。这可危害不小！他们还饲养母鸡，那是他们唯一有意思的地方。你要找母鸡吗？”

“不找，”小王子说，“我要找朋友，你说的‘温驯’是什么意思？”

狐狸开始做出解释：“这是一件好事，可惜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温驯’意味着建立和谐的关系……”

“建立和谐的关系？”小王子不明白。

“当然是这个意思。”狐狸接着解释，“对我而言，你只是一个小男孩，和成千上万的小男孩完全一样。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而言，我只是一只狐狸，和成千上万的狐狸没有两样。但是，如果你使我温驯了，我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互相依存依恋。那么一来，对我而言，你就是这世上的唯一，而对你而言，我也就是这世上的唯一……”

“我开始懂了。”小王子说，“我拥有那么一朵花儿……我想，可以说它使我温驯了……”

“这完全是可能的。”狐狸说，“在地球上，可以看到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事情……”

“唉！我跟我那朵花儿的事，并不是在地球上呀。”

狐狸显得很诧异，问道：

“难道是在别的星球上吗？”

“是的。”

“在你那颗星球上，有猎人吗？”

“没有。”

“这可太好啦！那么，有母鸡吃吗？”

“没有。”

“这可有些美中不足！”狐狸悲叹了一声。

狐狸又回到它原来的话题，说：

“我的生活单调乏味。我猎食母鸡，地球人则猎杀我。母鸡全是一个样子，所有人类也都一个样。我对这一切都感到有点腻烦了，但如果你使得我温驯了，我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变得温暖。我对人类的脚步声就会有全然不同的感受。我一听到其他陌生人的脚步声，就会赶紧逃进地洞。你的脚步声，却会把我从地洞里召唤出来，有音乐一般的奇效。还有，你看，你看见那边的麦田了吗？我是不吃面包的，小麦对我毫无用处，麦田不会勾起我任何回忆。当然，这也是很可惜的事！但是，你有一头金发，于是，一旦你驯服了我，事情将变得妙不可言，那金色的小麦就会使我想起你，而我，也就会爱上那风儿掠过麦田所发出的声音……”

狐狸停了下来，久久地注视着小王子，又说：

“求求你……收留我，驯养我吧。”

“我很乐意这样做，”小王子答道，“可是我没有多少时间，我还得去结识好多朋友，去了解很多事情。”

“只有那些被人驯服了的东西，才能被人理解，”狐狸说，“地球人是不会再有时间去认识什么啦，他们都是从商人那里购买一切成品。但因为世上的商人绝不会成为朋友，所以地球人也就没有朋友了，如果你想要一个朋友，那就请驯养我吧！”

“该怎么驯养呢？”小王子问道。

“必须很有耐心，”狐狸答道，“你先坐在草地上，要离我稍远一点，就像现在这样。我嘛，我斜眼盯着你，你什么话也别说。语言是造成隔阂与误解的根由。但是，你可以每天坐得越来越靠近我一些……”

第二天，小王子来到原地。

“最好是在同一时间赴约。”狐狸说，“比方说，你定在下午四点钟来，那我从三点钟开始就会感到高兴。会面的时刻越是临近，我就越发感到高兴。一到四点钟，我就会激动起来，兴奋起来，我会认识到要获得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可是，如果你什么时候来压根就没准儿，那我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酝酿我的心情……会面就得有会面的讲究。”

“什么叫作‘讲究’呀？”小王子问。

“这也是被人忘得一干二净的事啦。”狐狸说，“某种讲究，就可以使得某一个日子、某一个时辰有别于其他的日子、其他的时辰。举个例子，与我为敌的那些猎人就有一种讲究，他们每逢星期四一定要去跟村里的姑娘跳舞。于是，星期四就成了妙不可言的一天啦，我就可以到处闲逛，一直逛到葡萄园里。而如果那些猎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去跳舞，那么，就天天都是一个样啦。”

就这样，小王子驯养了狐狸。不久，他们分别的时候临近了，狐狸伤感地说：

“唉，我会哭的……”

“那你就不对了，”小王子说，“我不希望你伤心，你该记得，是你要我驯养你的……”

“当然是我要求的。”狐狸说。

“那你还要哭什么？”小王子说。

“我当然要哭。”狐狸说。

“你这样岂不是得不偿失！”

“我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从小麦的金黄色中可以感受到美了。”狐狸说。接着，它又说：

“你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就会明白你家里的那一朵玫瑰才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然后你再回来和我告别，到时候我要送你一件礼物，告诉你一个秘密。”

小王子去看望了那些玫瑰。他对它们说：

“你们和我家里那朵玫瑰完全不一样。你们算不上什么。谁也没有培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跟任何人建立感情。你们就像我还不认识那只狐狸时一样。那时，它与世上成百上千只狐狸一样，跟我毫无交情。但后来，我和它成了朋友，现在，在世界上，它对我而言就是独一无二的一只狐狸了。”

听了小王子一席话，那些玫瑰花都感到很不舒服。小王子又继续说：

“你们长得很漂亮，但是你们很空虚。谁也不会为你们献出生命。至于我自己的那朵玫瑰，一个普通的路人当然会以为它与你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只它一朵花儿就比你们所有花儿加在一起还要重要得多。因为我给它浇过水，因为我用罩子保护过它，用屏风给它挡过风，因为我为了它才杀死那些毛毛虫（两三条将变为蝴蝶的除外），因为我倾听过它的抱怨、它的自吹自擂，而当它一声不吭时，则和它默默相对。总而言之，一句话，因为它是我的玫瑰。”

而后，小王子又回来跟狐狸道别，他说：

“别了！”

“别了！”狐狸说，“我要告诉你的秘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人能用心灵去观察，去感受。要知道，光靠肉眼，是不可能看到本质的东西的。”

“光靠肉眼，不可能看到本质的东西。”小王子重复了一遍，为的是牢牢记在心里。

“你为自己的那朵玫瑰花费了一些时间，它才对你变得重要。”

“我为我的那朵玫瑰花费了时间……”为了牢牢记住，小王子又重复了一遍。

“地球人忘记了这个真理，”狐狸说，“但你不应该忘记。凡是你培植过、驯养过的一切，你对它们是负有责任的，你要对你的那朵玫瑰尽心尽责……”

“我要对我的那朵玫瑰尽心尽责……”为了牢记在心，小王子又重复了一遍。

二十二

“你好。”小王子说。

“你好。”扳道工答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小王子问。

“我正在对一批批的旅客进行调度。”扳道工说，“我把他们乘坐的那些火车，有的调往左，有的调往右，让它们一一开走。”

只见一列灯光明亮的快车，发出雷鸣般的响声疾驶而来，震得扳道工的那个木板屋微微颤抖。

“这些旅客急急匆匆的，”小王子说，“他们要追求什么东西呢？”

“开火车的司机也不知道。”扳道工说。

从相反的方向，又有一列灯光明亮的快车呼啸而来。

“刚才那些旅客这么快就回来了？”小王子问道。

“这不是刚才那列火车，”扳道工说，“这是对向的另一列火车。”

“这些旅客对他们原来待的那个地方不喜欢、不满意吗？”

“人永远不会对自己原来待的地方感到满意。”扳道工答道。

这时，第三列灯光明亮的快车，又轰隆而过。

“他们在追赶第一列火车里的旅客？”小王子问道。

“他们不是在追赶谁，”扳道工答道，“他们都在车厢里睡大觉呢，要不就是在打哈欠。只有那些小孩把脸紧贴着玻璃窗朝车外观看。”

“只有孩子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小王子说，“他们为了用碎布头做一个玩具娃娃，真舍得花时间。因此，这玩具娃娃就成了他最珍贵的宝贝，如果被别人拿走，他就会伤心大哭……”

“孩子们才真正有自己的乐趣。”扳道工感慨道。

二十三

“你好！”小王子问候说。

“你好！”商人答道。

这个商人专门出售一种生津止渴的改良药丸，每个星期吞服一粒，就不会感到口渴。

“你卖这东西干什么呢？”小王子问。

“服用这种药，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商人说，“据专家测算，每个星期可以省出五十三分钟。”

“那么，拿这五十三分钟干什么呀？”

“干自己想干的事呗……”

“要是我呀，”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我如果有五十三分钟可以随意支配，那我一定慢慢地朝一口水井走去……”

二十四

现在，是我的飞机被困沙漠的第八天，我喝完了最后一滴饮用水，正在这时，我听见小王子讲述那个卖止渴丸的商人。

“啊，你的这些回忆都挺好听，”我对小王子说，“不过，我还没有把飞机修好，我的饮用水就喝光了。如果我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慢慢走向一口水井，那该多么幸福呀！”

“我的狐狸朋友……”小王子又准备回忆别的事情。

“我的小家伙，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狐狸不狐狸的啦。”

“怎么啦？”

“我都快要渴死啦……”

他不理解我的顾虑，回答说：

“即便是快死了，曾经有过一个朋友也是件好事。就说我吧，我就很高兴自己曾经有过一个狐狸朋友……”

我听了他这话，心想：“他哪里懂得什么叫生存危机呢？他自己从来不渴不饿的，只要有一点点阳光，他就能活下去……”

但是，他看了我一眼，对我心里的想法做了一个回答：

“我也渴啦……我们去找口水井吧……”

我做了个懒得搭理的手势。要想碰碰运气，在漫无边际的沙漠里找到一口水井，那简直是荒唐可笑。然而，我还是跟他一道出发了。

我们闷声地步行了好几个小时，夜幕降临了，星星开始在夜空中闪烁。我望着星星，有如在梦境之中，由于口渴难耐，我有点发烧了。小王子所讲的那些话，一句句在我脑子里蹦蹦跳跳。

“你也会口渴？你渴了吗？”我问他。

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诚恳地对我说：

“对心灵来说，水也是必要的、有益的呀……”

我不懂得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不再吱声了……我这时明白了，我不该再向他提问。

小王子累了。他坐了下来。我也在他身边坐下。在片刻沉默之后，他说：

“天空中的星星真美丽，因为那儿有一株我看不见的花儿……”

我回答说：“当然啦。”下面我没有接着说，我无言地望着月光下的沙漠像波浪似地向远方延伸。

“沙漠真美！”他又补充了一句。

沙漠的确很美。我一直喜爱沙漠。你如果坐在一个沙丘上，你会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但在这一大片静寂无声之中，有某种东西在熠熠生辉。

小王子说：“使得沙漠显得美丽的，正是它的某个地方藏着一口水井……”

突然之间，我惊奇地发现自己茅塞顿开，明白了沙漠的神秘光辉何在。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曾经住在一个古老的宅子里。那时，传说这个宅子里的某个地方埋藏着一大笔财宝。当然，这笔财宝从没有被人发现，甚至可能压根就没有人去找过。但是，这个传说使得这所古宅平添魅力。我的住宅深处竟藏着这样一个秘密呀……

“是的。”我对小王子说，“正是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使得住宅、星星或沙漠，似乎具有了神秘的美！”

“我真高兴，”小王子说，“你的意见与我的狐狸朋友完全一致。”

小王子睡着了，我便把他抱在怀里，继续往前走。一路上，我一直很激动，我觉得自己抱着一件娇嫩易碎的宝物。我甚至觉得他算是世界上最最娇嫩的宝贝了。我借着月光，端详他苍白的额头、紧闭的双目、被微风吹拂的发梢，我心想：“眼前我看到的只是一具小小的躯体，但他还有我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那才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这时，他微微张开的双唇流露出一丝微笑，我心想：“这个熟睡的小王子使我大为感动的，是他对一朵花儿的耿耿忠心。在他心里，那朵玫瑰花一直像盏长明灯那样永放光芒，即便在他酣睡的时候也是如此……”想到这里，我觉得他比我想象的更为娇嫩。他像一盏临风的油灯，一阵风就足以将他吹灭，我必须格外小心才能保护好他。

就这样，我抱着他走着，走着，一直走到拂晓。这时，我终于发现了一口水井。

二十五

“那些旅客，”小王子感慨说，“一头扎进了快车的车厢，却并不知道自己要去追寻什么。于是，就躁动不安，转来转去，在原地兜圈子……”

接着，他又加上一句：

“他们这么奔波，根本就不值得……”

我们找到的那口水井，不像是撒哈拉沙漠里的井。沙漠里的井通常是在沙土中挖掘而成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坑。那口井倒像是村庄里的井，但是在这个地区并没有任何村落呀，我真以为是在做梦。

“真奇怪。”我对小王子说，“设备齐全，辘轳、水桶，还有绳子，应有尽有……”

小王子笑了，他摸摸绳子，把辘轳转动起来，辘轳发出吱呀声，就像一个老掉牙的风信标在清风静止时发出的哀叹。

“你听，”小王子说，“我们唤醒了这口井，它开始歌唱了……”

我不愿意让他出力费劲儿。

“让我来吧，”我对他说，“这活儿对你来说太重了。”

我慢慢地把水桶拉到井台上，端端正正地放在那儿。辘轳的歌声还缭绕在我耳际，从水桶里仍在微微晃动的水中，我看到太阳也在晃动。

“我口渴，很想喝这水，”小王子说，“请给我喝吧……”

我明白了他一直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我把水桶举起来，凑到他的唇边。他闭着眼睛，喝了起来，显得美滋滋的，像是在过节。这水可与一般的食物不相同，它是经过我们在星光下长途跋涉之后得来的；是在辘轳的歌声中，靠我的双手提上来的。这水就像一件嘉奖的礼品，它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在我还是个小男孩的岁月里，也曾尝到同样的快乐，每当我得到圣诞礼物时，圣诞树上的烛光、午夜弥撒的音乐声、亲人们温暖的微笑，就使得那礼物更加光彩夺目。

“你们地球人，”小王子发表评论说，“能够在同一个花园里，培植出五千朵玫瑰……却找不到自己所要追求的东西……”

“他们确实没有找到……”我答道。

“其实，他们所要追求的东西，很可能就藏在一朵孤零零的玫瑰花中，或者在一滴水里……”

“的确如此。”我答道。

小王子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肉眼往往视而不见，必须靠心灵去寻找。”

我喝完了水，感到呼吸舒畅多了。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沙漠好像是一盘蜂蜜，这蜂蜜般的景色也使我感到欣慰，我为什么要去发愁着急呢……

“你可得遵守你的诺言呀！”小王子温柔地对我说，他又坐在了我的身边。

“什么诺言？”

“你知道的……你说过要给我的绵羊画上一个嘴套……我有责任保护我那朵花儿！”

我立即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我画的那些草图，小王子见了笑着说：

“你的猴面包树画成什么了呀……简直就像卷心菜……”

“哦！”我还一直为自己画的猴面包树而得意扬扬哩！

“你画的狐狸……瞧它的耳朵，像两只角，画得太长啦！”

他还在笑个不停。

“你不公平，我的小家伙，我本来就只会画蟒蛇的整体图与剖面图，别的什么都不会画！”

“咳，不碍事，”他说，“孩子们都看得懂。”

我按他的要求，用铅笔画了一个嘴套，递给他时，我因为有某种预感而心里难受，对他说：

“你一定有些什么计划没让我知道，还瞒着我呢……”

但他没有接我这个话茬儿，而是对我说：

“你知道吗？我降落在地球上……到明天就是一周年啦……”

沉默片刻后，他又接着说：

“我降落的地点就在这附近……”

说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脸红了。

这时，不知什么原因，我又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凉向我袭来，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这么说，八天之前那个早晨，你我相遇并不是凑巧，其实你独自一人在离地球人很远的地方游荡，最后你才回到你降落的地点来的，是吗？”

小王子不好意思，仍然面红耳赤。

我犹豫着加上一句：

“也许，是因为到了一周年？……”

小王子再一次脸红了。他从不正面回答别人的问话，但只要他一脸红，那就意味着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不是吗？

我又对他说：“说实话吧，我是害怕……”

但他避开问题，对我说：

“现在你该去干活儿啦，该回到你的发动机那里去。我在这儿等着你，明天晚上你再来……”

听了他这话，我心里仍很不踏实。我想起了小王子与狐狸的离别。如果你跟对方有了交情，碰到现在这种情况，真忍不住要哭……

二十六

在那口水井旁，有一堵坍塌的古老石墙。第二天晚上，我结束了自己的修理工作，如约回来找小王子，远远就看见他坐在墙头，两脚悬空垂着，我还听见他在和谁说话：

“你怎么不记得了？完全不是这个地方！”

肯定有谁在回答他，因为他又在解释说：

“是的，是的，正是这一天，可是，地点并不是这儿……”

我继续朝那堵墙走去。我既听不见是谁在跟小王子对话，也看不见那个对话者。然而，小王子又开始向那个对话者说话：

“……当然啦，你可以在沙漠里看到我的足迹是从哪儿开始走的。你只要在那儿等着我就行了，今天夜里我一定会去的。”

我离墙只有二十米了，仍然没有看见小王子是在跟谁说话。但听得见他沉默一会儿之后又在向对方说：

“你的毒液不会很厉害吧？你肯定不会使得我长时间受罪吧？”

我停下脚步，感到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但我还是不了解小王子要干什么。

“现在你走吧，”他向对方说，“我要下来了！”

这时，我俯视那堵墙的墙根，简直吓了一跳，那是一条黄色的毒蛇。这种蛇奇毒无比，可在三十秒之内置人于死地。它正翘着头朝向小王子。我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快步跑过去。但一听到我这边的响声，那条蛇就悄悄从沙地里爬走了。它宛如一道水流，在岩石缝里穿梭而过，发出轻微的金属般的声音，不急、不缓，消逝而去。

我跑到墙根前，正好用双臂接住我那宝贝王子，他脸色煞白，像白雪一般。

“你在搞什么名堂？竟然跟毒蛇交谈起来了！”

我替他解开围巾，那条金色围巾老是围在他脖子上，我又润湿了他的太阳穴，还给他喝了点水。这时，我不敢再问他什么。他严肃地凝视着我，双臂搂着我的脖子。我感到他的心脏在拼命跳动，就像一只中弹后即将死亡的小鸟。他对我说：

“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你机器上所需的零件！你能驾驶飞机回家啦……”

“你怎么知道的？”

我正想告诉他，我是在多么绝望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我的修理工作！

他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却添了一句：

“我也是……今天，我就要回家去啦……”

接着，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回家的路，要比你远得多……也要困难得多……”

我明显感到，发生了某种不平常的大事，我像抱婴儿那样抱着他，然而，我感到他正垂直向一个万丈深渊掉下去，尽管我拼命要拉住他，却无济于事。

他的目光严肃认真，出神地遥望着远方。

“我有你给的绵羊，还有关绵羊的箱子，还有绵羊的嘴套……”

他忧郁地微笑了。

我搂着他好久好久，觉得他的身子逐渐暖过来了：

“小家伙，你害怕了……”

当然，他是害怕了，但他温情地笑道：

“今天晚上，我会更加害怕……”

这时，一种无法弥补的痛失感猛然袭来，使得我全身发冷。我明白了，是那再也听不见的笑声让我受不了，这笑声对于我就像沙漠中的井水一般可贵……

“小家伙，我还想听见你的笑声……”

他却对我说：

“今天夜晚，正好是一年。我的星星将对准去年我降落的地方……”

“小家伙，你要讲关于蛇、关于约定、关于你那颗星星的事情，难道对我们不就意味着噩梦要来了吗……”

他没有搭理我的问话，换了个话题说：

“最为重要的东西，是肉眼看不到的……”

“当然啦！”

“对那朵花儿也是这样的。你如果爱上了一朵远在某颗星球上的花儿，那么，你观望星空时就会感到很美，因为天空中所有的星星就像是争奇斗艳的百花。”

“当然……”

“对于水也是这样。你给我喝的那水，像音乐一样动人，因为它使人想起辘轳与井绳发出的响声……你想起来了吧……它是多么甘甜呀。”

“当然。”

“今后，每到夜晚，你要看看星空啊。我的那颗星星太小了，我没法给你指出准确的方位，这样更好。我那颗星星，对你来说，就是群星中的一颗。因此，你就会更爱遥望星空啦……所有的星星都将是你的朋友。还有，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

他又笑了。

“啊，小家伙，小家伙，我真爱听你的笑声。”

“这笑，正是我的礼物……这也正像水一样……”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那些对星星情有独钟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对于那些旅行者，星星可以指明方向，对于芸芸众生，星星只不过是微弱的光亮。对于那些学者，星星意味着一些研究课题，对于我碰见过的那个生意人，星星就是黄金。可是，对所有人来说，星星都是不会出声的，而对你来说，星星则完全不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当你在夜晚遥望星空时，因为我住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因为我在那上面会发出笑声，所以，对于你来说，这不就等于所有的星星都会笑了吗？你呀，你拥有天上所有那些会笑的星星！”

小王子继续笑着。

“还有，人总是要自我安慰的，当你得到慰藉时，你就会因为认识了我而感到高兴。你将永远是我的朋友。你会很想和我一同开心、一同笑，永远心心相印。有时，为了散散心，你会打开你的窗户……而你的朋友发现你望着星空发笑时，一定会感到惊讶。那时，你就可以对他们说：‘是的，星星永远使我欢笑！’他们听了一定会以为你精神出了毛病。那就算我向你做了一次恶作剧吧……”

小王子仍在笑。

“那就好像我送给你的并不是星星，而是一串串会发出笑声的小铃铛……”

小王子仍在笑，接着，他又变得严肃起来，说：

“今天夜里……你知道了……你就别来了……”

“我不会离开你的。”

“到那时，我的神情一定很难过……有点快要死去的样子。离别就是如此。你不要来看这个场面，没有必要来……”

“我不会离开你的。”

这时，小王子显得忧心忡忡。

“我要你别来，也因考虑到那条蛇。不能让它咬你一口……蛇是很恶毒的，它高兴咬人就去咬人……”

“我不会离开你的。”

小王子似乎想到了什么，使得他放下心来，说：

“是呀，毒蛇先咬了别人，第二次再咬你时就没有毒啦……”

这天夜里，我未能看见他最后是如何上路的。因为他悄无声息地走了。

当我还在紧追他时，他迈着坚定的脚步勇往直前，只是对我说：

“哦！怎么你还在这儿……”

他拉了拉我的手，不安地对我说：

“你这样就不对了。你看我离去会难过的，我的神情会像死去那样，其实并不是真死……”

我一言不发。

他又说：“你要知道，路程太远，我不能把自己的躯壳一并带上，它太重啦。”

我仍一言不发。

他又说：“我只不过是把旧躯壳弃之不顾罢了，旧躯壳是不会引起悲伤的……”

我一言不发。

他见劝我无效，有点泄气，但他仍在苦口婆心地劝导我：

“你知道，遗弃了躯壳也是一件好事，我仍然可以观赏星星呀。所有的星星都像是带着辘轳的水井，所有的星星都会供水给我喝……”

我一言不发。

“这个结果多么有意思啊！你会有五亿个小铃铛，我会有五亿口水井……”

他说不下去了，他哭了……

“我就从这里出发，请你让我独自一个人朝前走一步。”

他坐了下来，因为他感到害怕了。

但他还在说：

“你知道……我那朵花儿……我要对它负责任呀！它那么娇弱无力，那么天真幼稚。它只有毫无用处的四根刺来保护自己、对付敌人……”

这时，我再也站不住了，便也坐了下来。他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

“就是这些……我都讲完啦……”

他犹豫了一下，站了起来，迈出一步。而我呢，我已全身瘫软，一动也不能动。

只见他脚踝边出现了一道黄色的闪光，没见有别的东西，闪光过后，他静止不动地待了片刻。他没有发出叫喊，而后缓缓倒了下去，就像一棵树倒了似的。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因为地面是软软的沙土。

二十七

现在，当然事情已经过去，过去六年之久了……我至今从未向任何人讲述过小王子的故事。我后来从沙漠脱险，同事们见我活着归来，都非常高兴。但从那以后，我长期郁郁不乐，我只告诉同事们说，是因为我太疲劳了……

现在，我多少感到了欣慰。这就是说……虽然我并不完全满意，但毕竟知道了小王子确实回到了他自己的星球。因为最后那个夜晚一过，第二天清晨，我并没有找到他的遗体。他的躯体并不重，回自己的家不至于太困难……现在，我夜里爱听群星的笑声已成习惯，它们真像五亿个铃铛……

但是，后来又发现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那就是我忘了给小王子画的嘴套加上皮带，其后果是，他就会无法给他的绵羊戴牢嘴套啦。因此，我常常这样猜想：“他那颗星球上情况怎样，那只没戴上嘴套的绵羊，也许早就把那朵花儿吃掉了……”

有时，我又想：“肯定没事！小王子每天晚上都把他那朵花儿用玻璃罩保护好了，并且，他还会好好看管住自己的绵羊……”这么一想，我就心安了，天空中所有的星星也都温情脉脉地笑了。

有时，我又想：“小王子只要疏忽大意一次，后果就不堪设想啦！或是他哪天夜晚忘了把花儿罩好，或是那只绵羊夜里偷偷溜了出来……”一想到这里，星空中所有铃铛顷刻就变成了泪雨……

这里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奥秘。对于你们这些与我一样也爱小王子的人来说，假如在某个说不清是何处的地方，有那么一只跟我们毫无关系的绵羊，把一朵玫瑰花吃掉了，那么，天地万物在我们眼里，就会全然不同了……

请你们仰望天空，请你们发问吧：绵羊有没有把那朵玫瑰花吃掉？你们只要关心这样的问题，你们看万物时就会有全然不同的感受……

然而，任何一个成年人永远都不会懂得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

在我看来，这幅图画的是世界上最美好但又最凄凉的景色，这景色与上一幅图的景色完全一样，我再一次把它画出来，是为了使你看得更清楚。正是在这个地方，小王子降落在地球上，后来又从地球上消失。

请仔细观赏这一景致，为的是，如果有朝一日你们有机会去非洲旅行，来到了这一片沙漠，就能够确凿无疑地认出这个地点。还有，如果你们恰好途经这里，那么我恳求你们千万别匆匆而过，请务必在星星下稍等片刻！万一有个男孩向你们走来，向你们微笑，而他又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别人问他什么，他从不回答。总之，只要是这么一个小男孩，你们准会猜出他是谁了。如果你们真的碰上了他，那可要请你们想着我呀，请你快快写信告诉我他回来了，别让我总是沉浸在悲苦的思念之中……

圣埃克苏佩里小传

家庭背景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生于法国里昂，父母俱是外省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父亲有伯爵头衔，在保险公司任职，母亲懂音乐、爱绘画，艺术修养很高。

1904年，其父亲四十岁时，患脑溢血遽然病逝，其母携圣埃克苏佩里姐弟五人离家，先后住在其姨妈和外祖母的祖传房屋中。圣埃克苏佩里第一次乘火车旅行就对机械产生了浓厚兴趣，梦想有朝一日能飞上天空。圣埃克苏佩里这时仅四岁，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未出世的妹妹，家庭经济拮据。

母亲的姨祖母也是年轻守寡，常邀请他们一家到她的庄园同住。庄园在圣·莫里斯·德·莱芒，位于里昂东北三十千米处，是圣埃克苏佩里童年的天堂。

1909年，一家人迁居勒芒市，圣埃克苏佩里进圣克鲁瓦教会中学读书。学校沉闷的气氛使爱好幻想的少年颇感压抑，被老师视为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

1912年夏，圣埃克苏佩里经常徘徊于学校附近的安贝利欧机场，当年颇有名气的飞行员魏德林被圣埃克苏佩里的热情感动，带着他第一次飞上天空。同年，圣埃克苏佩里开始拜师学拉小提琴。

1914年，圣埃克苏佩里十四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母为参加护理伤员的工作，将圣埃克苏佩里兄弟俩送进蒙格雷中学寄宿。兄弟俩无法忍受学校森严、刻板的约束，只待了一个学期便催促母亲将他们“从这个巫婆的巢穴里拯救出来”。一家人随后卜居瑞士弗里堡。圣埃克苏佩里聪明好闹，写诗歌、弄机械，做事易分心、爱遐想，成绩平平。

经典著作

在圣埃克苏佩里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他的肖像被印在了五十法郎的票面上。对全世界的大小读者来说，他的盛名来自《小王子》——这篇20世纪流传最广的童话，从1943年发表以来，已被译成一百多种文字，销售量高达三千万册，还被拍成电影，搬上舞台，灌成唱片，录成CD。

1935年，圣埃克苏佩里在前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宵灯明明灭灭，他看到了一个睡梦中的孩子，那可爱的脸蛋使他想到，孩子们个个都应该是童年莫扎特、传奇中的王子！同年12月，圣埃克苏佩里和一名机械师试图创造巴黎—西贡直飞记录，飞机在离开罗二百千米的沙漠上空发生故障，紧急迫降，两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三天之后，第四天被一支骆驼队救出。这两件事成了《小王子》故事的经纬线。

《小王子》中，小王子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仙童，他住在一颗只比他大一丁点儿的小行星上，陪伴他的是一朵他非常喜爱的小玫瑰花，但玫瑰花的虚荣心伤害了小王子。于是，小王子离开了小行星，开始了太空旅行。

他先后访问了六颗行星，各种见闻使他陷入忧伤，他觉得大人们荒唐可笑、太不正常，在只有一个点灯人的星球上，小王子才找到一个可以作为朋友的人。但点灯人的天地十分狭小，除了点灯人自己，不能容下第二个人。

在地理学家的指点下，孤单的小王子来到人类居住的地球。小王子发现人类缺乏想象力，只知道像鹦鹉那样重复别人讲过的话。小王子这时越来越思念自己星球上的那朵小玫瑰。

后来，小王子遇到一只小狐狸，小王子用耐心征服了小狐狸，与它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小狐狸把自己心中的秘密——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用心灵才能洞察一切——作为礼物，送给小王子。用这个秘密，小王子在撒哈拉大沙漠与遇险的飞行员一起找到了生命的泉水。

最后，小王子在蛇的帮助下离开了地球，重新回到他的B612号小行星上。

在童话中，小王子没有被成人那充满谎言的世界所征服，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理想。这理想就是联结宇宙万物的爱，而这种爱又是世间所缺少的，因此小王子常常流露出一种伤感的情绪。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在献词中说：这本书是献给长成了大人的从前的那个孩子。

《小王子》不仅赢得了儿童读者的心，也为成年人所喜爱。《小王子》凝练的语言渗透了作者对人类及人类文明深邃的思索，它所表现出的讽刺与幻想，真情与哲理，使之成为法国乃至世界上最为著名的童话小说之一。

失踪传奇

圣埃克苏佩里毕生的传奇经历，也是神秘而令人好奇的。

1943年，在圣埃克苏佩里的强烈要求下，他回到法国在北非的军事基地阿尔及尔。他的上级考虑到他的身体和年龄状况，只同意他执行五次飞行任务，他却执意要求执行八次。

1944年7月31日，是一个飞行的好天气，上午8点左右，在距离法国巴斯蒂亚二十五千米的波尔戈机场，指挥官圣埃克苏佩里乘着吉普车到来。前一晚，他在巴斯蒂亚的一家餐馆里通宵宴饮，他的床没睡过，还是铺得好好的。黎明时分，他在做完弥撒后吃了一顿实在的早餐：几个煎荷包蛋、一杯黑咖啡和一根美国香烟。而后，他就到了这里，在他轻巧的“莱特宁”飞机的“脚下”，他将在格勒诺布尔、安西和尚贝里的高空做长达几小时的侦察飞行。

四十四岁的圣埃克苏佩里一夜没睡，显得很疲惫。

他身上有八处骨折伤，那都是之前在危地马拉的坠机中留下的，包括颅骨下部撞在岩石上所造成的一条很深的裂缝。此后，他的身体一直僵硬而疼痛，并伴随着间歇的偏头痛和眩晕。今天无疑是他最后一次飞行了，他谢绝了别人的替飞，因为他不想待在一边受保护，像个懦夫。圣埃克苏佩里曾非常接近死亡，死亡并不会使他害怕。他深信自己等不到战争结束，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打算，但得在执行任务时“离开”。

圣埃克苏佩里在登机前，让勒内·加乌瓦伊帮他最后一个忙：转交一个放手稿的手提箱。那情形就像在立遗嘱。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心潮起伏，两个飞行员像大男孩一样哭了。

8点45分，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着他那轻巧的“莱特宁”冲入了一万米的苍凉高空……

这是他的第九次飞行，也是他最后一次飞行。下午3点，在波尔戈机场，勒内·加乌瓦伊一边看表一边来回踱步。他知道，再过半小时，编号233的“莱特宁”的燃料就要耗尽了，也就是说，圣埃克苏佩里——他的好朋友就要失踪了。在飞行记录本上，只有一个简短的记录：圣埃克苏佩里——执行法国南部高空飞行拍摄任务，未归。

几十年来，人们应该满足于这一简短的判决和几千页的推理假设，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一万一千架飞机被击落。仅1943年到1945年，就有五百架法国飞机坠毁在茫茫海洋。可是，那天早上，德军在这个地区，并未击落一架飞机。在一万米高空飞行的飞机会掉到哪里了呢？人们搜集证据、检查报告、计算、搜寻……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1998年9月7日，突尼斯渔民哈比·贝纳莫尔在卡西斯的海上打捞到一块发亮的东西，他没有把它重新扔回大海，他的老板看了一眼这块东西，看到有“安托万”的字样，和自己的中间名一样，就把这块东西清洗干净，发现上面刻着：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龚苏萝）-C/O雷纳尔和希区柯克公司-美国纽约第四大街386号。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姓名和送他首饰的妻子的名字，以及出版英文版《小王子》的纽约出版商的地址。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手镯！

此后，有一群“疯子”，包括一些机械师、商人、历史学家、渔民、潜水员、学者……开始了打捞。他们最终找到了。在2003年9月，几块机身残骸被打捞上来，相当于飞机的十分之一。他们没有发现子弹的痕迹，却发现了某种折痕，只有飞机时速超过八百千米，笔直朝大海坠毁时，才会造成的折痕。

圣埃克苏佩里曾表示：“我将双手合十，安息在地中海。”有人说，圣埃克苏佩里拥有某种死念，他很久以前就接受了死亡，他已经选好了时间、地点、方式。

但后续也有说法，在2000年5月，一名专业潜水员在同一地点，发现一架飞机残骸。结合那枚手镯，并与其他四十二架在法国南部坠毁的P38飞机比对，专家判定，这架飞机残骸正是圣埃克苏佩里失踪时驾驶的飞机。由此，圣埃克苏佩里失踪的原因确定——死于飞机坠毁，但坠机原因仍不明了。专家猜测，可能飞机被敌军击落，也有可能撞上不明物体，还有人从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中猜测，他或因抑郁而自杀。

一名前纳粹飞行员里佩特，在其所著的《圣埃克苏佩里：最后的秘密》一书中称，他可能在1944年，击落了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的飞机，作为喜爱《小王子》的读者，里佩特非常后悔当年的行动。尽管他的解释填补了圣埃克苏佩里坠机之谜的空白，但是历史学家对此说仍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如果里佩特讲述的是真实情况，他应该早早公开此事。

人物年表

1900年6月29日，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生于法国里昂市。父母双方均有贵族血统。父亲让·德·圣埃克苏佩里伯爵在他出生前后任保险公司检查员，母亲玛丽·德·丰斯戈隆伯是普洛旺斯省贵族之女，性情温和，爱好艺术。

1904年，父亲去世，母亲携圣埃克苏佩里姐弟五人离家，住到其姨妈和外祖母的祖传房屋中。圣埃克苏佩里第一次乘火车旅行即对机械产生浓厚兴趣，梦想有朝一日能飞上天空。

1909年，一家人迁居勒芒市。圣埃克苏佩里进圣克鲁瓦教会中学读书。

1912年夏，圣埃克苏佩里经常徘徊于学校附近的安贝利欧机场。当年颇有名气的飞行员魏德林被圣埃克苏佩里的热情感动，带着他第一次飞上天空。

同年，圣埃克苏佩里开始拜师学拉小提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母亲为参加护理伤员的工作，将圣埃克苏佩里兄弟俩送进蒙格雷中学寄宿。兄弟俩无法忍受学校森严、刻板的约束，只待了一个学期便催促母亲将他们“从这个巫婆的巢穴里拯救出来”。一家人随后卜居瑞士弗里堡。

1917年，圣埃克苏佩里来到巴黎，先后就读于博絮埃中学和圣路易中学。

1919年，报考海军军官学校。圣埃克苏佩里的数学成绩名列前茅，法文口试却只得了7分（满分为20分）。考题是：“阿尔萨斯省回归法国后，某人重返故里，将做何感想？”圣埃克苏佩里无言以对，而且拒绝背诵其他“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结果落第，转而进入美术学校攻读建筑艺术专业。

1921年4月，圣埃克苏佩里应征入伍，被编入斯特拉斯堡第二飞行大队，任修理工。他省吃俭用凑齐学费去参加一民用航空公司的飞行训练，获得飞机驾驶员合格证书。他首次驾机便险遭意外：由于发动机燃料系统出现故障，升空不久便噼啪乱响，浓烟滚滚，好不容易才勉强着陆。在场的加尔德少校断言：“圣埃克苏佩里，看来你注定不会死在飞机上，否则你早就没命了。”

1922年10月，获军事飞行员合格证书。以少尉军衔编入第三十三飞行大队歼击机中队。驻扎卡萨布兰卡等地。

1925年1月，在一次飞行事故中，圣埃克苏佩里头部负伤，因此退役。由于未婚妻家长的反对，圣埃克苏佩里放弃再次入伍的机会，留在巴黎，担任索雷汽车公司的推销员等职。但他依然经常在闲暇时间驾机飞行。他的想法是：“我酷爱这个行业……尤其喜欢这种孤独寂寥的感受，只有上升到四千米的高空，与隆隆作响的发动机单独做伴时才会有这种感受。”

1926年4月，由于朋友让·普雷沃的推荐，圣埃克苏佩里的短篇小说《飞行员》在《银色之舟》杂志上发表。

同年春，圣埃克苏佩里入职法兰西航空公司，任飞行教练。

10月，圣埃克苏佩里开始对写作和飞行产生双重的信心。他旧日的老师，博絮埃中学校长萨杜尔发现了他的抱负和才能，遂将其介绍给拉泰戈埃尔航空公司，该公司开发部主任狄迪叶·多拉派其负责器材接收工作。

1927年春，狄迪叶·多拉满足圣埃克苏佩里“我想飞……”的要求，令其加入飞行员的行列。圣埃克苏佩里与著名飞行员梅尔莫兹、吉约梅、艾基安等人开辟了从法国南部图卢兹到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今达尔贝达）以及塞内加尔首府达喀尔的邮政航线。圣埃克苏佩里由一个自由散漫的巴黎少年变成一个生活严整、热心事业的飞行家。

10月，圣埃克苏佩里被任命为朱比角（在今摩洛哥境内）中途站站长。在此后的一年半中，他忠于职守，成绩卓著。在这大西洋与撒哈拉沙漠的交接处，他与同伴们同舟共济，多次出色地完成了空难救险任务，并与当地土著摩尔人和西班牙殖民军打交道，体验了航空事业开拓者艰苦危险的生活。在此期间，他利用夜深人静的空闲时间，伏在由两只汽油桶架着一块木板搭成的桌子上，写成了他的第一部文学杰作《南线邮航》。

1928年3月，圣埃克苏佩里回法国度假。在布列斯特受短期训练后，获海军航空兵高级飞行员证书。

同年年底，《南线邮航》由伽俐玛尔出版社出版。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则奔赴南美洲重操飞行员的旧业。

1929年10月，圣埃克苏佩里受命拉泰戈埃尔公司所属的“阿根廷邮航”公司负责业务开发工作。再次与梅尔莫兹、吉约梅等人共事。

1930年4月7日，圣埃克苏佩里因担任朱比角中途站站长成绩突出，荣获“法国荣誉团骑士”称号。

1930年6月22日，吉约梅驾机飞越安第斯山，在暴风雪中失踪，圣埃克苏佩里多方搜寻营救，历时五天。

同年6月30日，圣埃克苏佩里得知吉约梅已被人搭救，立即亲自将其接回。同时投入第二本书《夜航》的创作，书中主人公利维埃的原型即为拉泰戈埃尔公司开发部主任狄迪叶·多拉。

1931年3月，“迪航”公司决策人之间发生分歧，狄迪叶·多拉辞去开发部主任职务，圣埃克苏佩里等人也随其辞职。

4月，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结识的康素爱罗·森琴结婚。

5月，重返非洲，执行卡萨布兰卡与艾基安港区间的飞行任务。

12月，《夜航》出版。安德烈·纪德撰写了序言，该书获“费米纳”文学奖。

1932年，任拉泰戈埃尔公司试飞员，在驾驶一架新式水中飞机时险些罹难。

此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七年间，圣埃克苏佩里主要住在巴黎，在风云突变的政治环境中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

1933年，圣埃克苏佩里试写了一部电视剧本《安娜·玛丽》，但始终未能完成和发表。该年法国政府将各家航空公司合并，成立法兰西航空公司。

1934年，受雇于法航，负责业务宣传，到法国内外各地进行演讲游说。

7月，出差到西贡，将《南线邮航》改写成电影剧本，并跟随摄制组到摩洛哥拍摄外景，在摄取空中镜头时充当替身演员。

1935年1—5月，以《巴黎晚报》特派记者身份到莫斯科采访，先后撰写了六篇文章发表在《巴黎晚报》上（这些文章后被收入杂文集《生活的某种含义》）。驾机周游地中海，替法航进行业务宣传，四处演讲。

1935年12月29日，自费驾机飞往西贡，试图以七十小时飞完巴黎到西贡的航程，从而打破纪录获取十五万法郎的奖金，但由于飞机发生故障，迫降在开罗附近荒无人烟的沙漠中，与机械师普列夫一起在绝望的情况下跋涉了三天三夜后，被一支骆驼队救出。

1936年，圣埃克苏佩里试图发明一种喷气式飞机。开始零星撰写《城堡》一书。

12月，朋友梅莫兹因飞机失事遇难。

1937年2月，驾驶自己的飞机从卡萨布兰卡直飞通布图，进而与达喀尔—卡萨布兰卡航线沟通。

3月，回到巴黎。

4月，作为《不妥协报》和《巴黎晚报》特派记者前往马德里等地采访西班牙内战。

1938年1月，经空军部批准，圣埃克苏佩里得以实施从纽约到火地岛（在拉丁美洲南端）的飞行计划，为此抵达纽约。

1938年2月15日，从纽约起飞，平安到达危地马拉。但从危地马拉起飞时，飞机栽到机场附近。圣埃克苏佩里负重伤（脑震荡，全身八处骨折）。飞机坠毁。

3月，回到纽约养伤，创作小说《人的大地》。随后重返法国。

1939年2月，《人的大地》在法国出版。驾机到德国旅行。

5月，《人的大地》获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

1939年6月，《人的大地》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书名为《风、沙与星星》，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1939年7月，随同吉约梅驾驶水上飞机去纽约，试图打破穿越大西洋的飞行纪录。战争迫在眉睫。

1939年8月26日，圣埃克苏佩里火速从美国赶回巴黎。9月3日，法国向德国宣战。

1939年9月4日，圣埃克苏佩里应征入伍，以上尉军衔任技术教官。

1939年11月，据医生诊断，圣埃克苏佩里鉴于健康状况已不在应征之列，但他却想方设法终于当上了一名飞行员，开始在第三十三飞行大队第二中队执行空中战略侦察任务。此间创作了童话《小王子》。

1940年6月，受到空军部的嘉奖，获十字军功章。

6月17日，法国败局已定，圣埃克苏佩里随同所在部队被遣送到阿尔及尔。

8月，圣埃克苏佩里退役，到瓦尔省的姐姐家中小住，继续写作《城堡》。

11月，取道葡萄牙和摩洛哥去美国。

1941年，侨居纽约，埋头从事文学创作。

1942年2月20日，《战区飞行员》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书名为《飞向阿拉斯》。该书在美国占据“最佳畅销书”地位达半年之久。书评界认为这部小说“是民主人士对《我的奋斗》最有力的回击”。圣埃克苏佩里博得“飞翔的康拉德”的美称。

同年，小说法文版在法国出版。虽然已经删去了“希特勒是白痴”这句话，但仍然被德国占领军当局查禁。

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在纽约发表广播讲话，呼吁法国人民团结战斗。

1943年2月，《给一个人质的信》在纽约出版。

4月，《小王子》出版。与此同时，圣埃克苏佩里几经辗转到达阿尔及利亚，经过情真意切的恳求，获准加入他以前服役的部队——第三十三飞行大队第二中队。部队的美国指挥官被圣埃克苏佩里的战斗热情感动，破例批准这位远超空军飞行员年龄的名作家执行八次空中侦察任务。

1944年7月31日早8时30分，圣埃克苏佩里执行他的第八次空中侦察任务，失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法利夫人／（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536-7446-9

Ⅰ．①包…　Ⅱ．①福…②罗…　Ⅲ．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Ⅳ．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2308号

责任编辑　陈　颖

产品经理　聂　文　李梦霁

美术编辑　曾国兴

责任校对　李　剑

责任印务　陆　江

特约编辑　李　盈

包法利夫人

著　　者　［法］福楼拜

译　　者　罗国林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11.75

字　　数　310000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7446-9

定　　价　42.00元

联系电话：0571-85170300-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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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包法利夫人》是一部伟大的书。作者福楼拜在他生活的19世纪，得到的威望和对他的评价远不如现在。那时候在法国，人们更推崇夏多布里昂、雨果。而《包法利夫人》经过时间的沉淀，成为现在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在很多欧美文学书单中，比如“人类历史上百本必读书籍”，《包法利夫人》总是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它之所以会得到这么高的推崇，是因为它实在是一部百科全书。虽然它是一部写女人的小说，但它把“人”所包含的各种问题都写透了、写薄了。而且福楼拜是用“多一个字也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的标准，用很精练的语言讲出了一个如此生动的故事。

《包法利夫人》有一个精心构思的故事脉络。

故事是关于爱玛这个女主人公的欲望与堕落的。这部小说很怪，一开始读你会以为小说是写包法利先生的，因为小说前面讲包法利先生的故事就用了很多章节，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让人印象深刻。我猜测，有可能福楼拜当时就是写的包法利先生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杜布克夫人的故事：杜布克夫人是一个有钱的寡妇——也可能没什么钱，为了得到包法利先生和公婆的关爱，很可怜地夸大了自己的财产。光是沿着这条线索写，也能写出好故事。

但是，主人公爱玛出现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使小说发生了特别奇怪的变化，使前面浓墨重彩描写的包法利先生一下子退居幕后，成为整个叙事的一个玩偶。这个变化只要读者读得仔细就会发现。一代一代的小说家都在学习和思考，这部小说为什么到这里出现了这么奇特的转向？世界上几乎不会有第二个小说家进行这样的构思了。

爱玛这个人物的出现，让我们感受到福楼拜大概也会脑中一亮：这个爱玛才是我真正要讲的故事。

爱玛一出场就是带有悬念的，爱玛的父亲是一个鳏夫，膝下只有她这一个女儿，两人相依为命。她本是特别娴静的人，过的生活却很压抑。福楼拜先生短短的几笔就把爱玛身上的矛盾性格点出来了。他说爱玛喜欢教堂是喜欢教堂外面的花卉，喜欢音乐是喜欢那些你情我爱的歌词，喜欢文学其实是喜欢文学的浪漫和刺激，这寥寥数笔交代的不仅是虚荣心，也把这个女人矛盾的不安分的内心勾勒出来了。爱玛少女时代进过修道院，在修道院，别人侍奉上帝，她却看了很多浪漫奇妙的小说。她就是在这样一个叛逆的暗流中长大的，这种天性使她想做贤妻良母又做不到，最后成了著名的包法利夫人。

小说后面还有一段描写让人印象深刻，爱玛住在永维镇这样偏僻的地区，却订阅了大量的巴黎上流社会的报纸和杂志，她知道巴黎哪个剧院在上演新的歌剧，知道巴黎高级裁缝师家的门牌号码。这也算是填补生活空白的方式吧。

这样一个心在高处的女子却一生生活在乡村小镇，这种生活也许本身就隐藏着种种危险。这种危险的悲剧，也许从她出生以后便开始了，而包法利先生的悲剧是从他向爱玛求婚时开始的，包法利先生向爱玛的父亲吐露他的心思，爱玛父亲回答他：“我嘛，求之不得。小女也许和我是一个想法，不过总得问问她本人的意见。好啦，我不送你了，这就把话带回去。如果她同意，请你听明白，你不必回来，一则防人口舌，二则免得她不好意思。不过，为了不让你等得心焦，我把窗子推开，推得贴住墙壁，你从篱笆上探过头，打后面就能看见。”飞蛾都是盲目而热情地向火扑去，如果说爱玛是火，包法利先生就是飞蛾。他求婚时在爱玛家外面的路上，魂不守舍地等了近一个小时，回头一看，窗子打开了，爱玛答应了他的求婚，火召唤着飞蛾，包法利先生和包法利夫人的命运，都在这一瞬间决定了。

最初这段平静的新婚生活，爱玛得到的只是一种安宁的感受，而包法利先生，这位所谓的痴情男子，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福楼拜写了句非常精彩的话：“在他心目中，天地之大不超过她的罗裙的幅员。”一个女人在她丈夫心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样的男女关系是不对称的，也是危机发生的土壤。

小说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就是“燕子号马车”。爱玛每次都要坐着马车离开那个沉闷的、让人窒息的家庭，去满足她的欲望，或者说是去找她的自由，一次次来往于永维镇和鲁昂，来往于宁静沉闷的小镇和大城市之间，爱玛的堕落轨迹也像这辆马车，不急不慢，来往于家庭和情人之间，来往于不同人的情爱之间。

那些情爱的场景，穿插于后面的故事之中。先是跟大学生莱昂恋爱，后来则是跟一个花花公子罗多尔夫恋爱。需要说明的是，在19世纪，福楼拜的小说观念已经非常进步，但写到爱玛与莱昂感情的邂逅还是非常有节制的，只是写两人讨论文学、音乐。有趣的是，两人对于文学和音乐都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在一起偏偏就喜欢谈论这些，这是因为共同的文化虚荣心，也就是所谓的两个人的共同语言。

莱昂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所谓见识广博、举止文明的年轻男子，爱玛和他走到一起有必然因素。爱玛第一次主动点燃了对方情感的烈火，但还是保留了点理性。当爱玛挽着莱昂的手臂在街上走，只是被镇上的长舌妇说三道四时，并没有发生性关系。直到他们之间感情升温，就在一层窗户纸快要捅破的时候，福楼拜却来了个急刹车，莱昂在母亲的逼迫下，离开了永维镇，去别的城市工作。这就是福楼拜的智慧和高明之处，欲擒故纵。很明显，作者把莱昂设置成爱玛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情人的形象，爱玛的情感需要飞翔，要借助一个翅膀，就是一个她深爱的男性，而莱昂离去了，她的感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断线的风筝总是要落在地上的，飞过了，再掉下来，引起的是更深的飞的欲望，这欲望导致了爱玛后来变本加厉的感情游戏。

就在这时，罗多尔夫出现了，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花花公子，爱玛明明知道他的本质，但还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危险的情感游戏。所以说欺骗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悲剧性的欲望和悲剧性的命运。爱玛和罗多尔夫的第一次调情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情节，后来的许多文学讲义都提到这一段描写。

在永维镇当地举办的农业博览会上，台上是官员乏味的官僚主义的发言，台下是男女私情，台下的罗多尔夫东一句西一句地试探爱玛的情感，福楼拜先生特意设置了语言的间隔，读起来非常奇妙，堪称经典。一男一女的调情夹杂着一个官员慷慨激昂的发言，多么讽刺，多么有趣。

当然福楼拜一直在写爱玛内心的挣扎，写她在欲望与残存的道德感之间的挣扎和选择。一次次的挣扎把她推向一步步的堕落。燕子号马车其实如同一个邪恶的象征，她一坐上去，她的心就从家庭转移到外面的情人身上。结果是她一次次地投入爱情，一次次地背叛家庭和包法利先生，但同时自己也一次次被情人们背叛。

爱玛的悲剧结局是可以料到的，为了爱情她欠下高利贷，最后不得不吞砒霜自尽。一个女人为欲望所累，在欲望的道路上挣扎，结果离死亡越来越近。

这个故事讲的是女性的故事，但这个欲望的故事也可以影射男性，它写的是人性的种种矛盾，爱玛浪漫、虚荣、自私、叛逆、不甘平庸，这一切似乎是人性正常的内容，不应该那么致命和邪恶，可是福楼拜描写的是在适当的社会条件下，寻常的人性之树开出了不寻常的恶之花！

到了小说的最后，有很多人手里都是拿着把匕首横在爱玛的头上的，爱玛付出生命既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忏悔。这样一部作品可以说是人性的百科全书。

就是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福楼拜在创作它的过程中，基本上达到了一种堪称完美的叙事。这部小说是没法改的。很多伟大的小说，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你是可以给他改掉一些的，读起来会更舒服一点。但《包法利夫人》精练到你想在哪里砍掉一句都是不对的，它经得住细细品读。

一方面，我说它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依我之见，伟大如这部小说仍然带有一点点缺憾，那就是作者本身逃避的东西。福楼拜自己没有子女，大概他也从来不观察孩子，但爱玛是个母亲，她跟孩子的关系在故事中是非常重要的。福楼拜回避掉了对于孩子的描述，他不会写孩子。但他不得不提，于是爱玛死后出现了这样一幕：包法利先生带着孩子去爱玛的墓地悼念她。可以说是很平面化的描写，直到最后都没有深入刻画过亲子关系。

人物关系中描写的最为精彩的是爱玛跟情人相处的部分，而在描写她跟包法利先生的相处中，包法利先生变成了一个阴影，一个影子一样的人物。也许是因为包法利先生善良到愚蠢，内心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纵容了包法利夫人；也许是因为他真的一次次相信她拙劣的谎言，夫妻之间相处的描写是相对而言不够精彩的。

这部小说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点，你首先会读出他与同时代的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的不同。不同在哪儿呢？你也许会感觉到福楼拜不太关注社会现实。雨果就是直接写当时的现实，也就是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它是那个时期每个人都要面对、谈论、描述的；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讲述大革命。但是福楼拜在写一个女人，在写一个被欲望摧毁的女人，这在当时法国主流作家中显得很奇特。他为什么不写社会？你可能到最后会发现：他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但不愿写明。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小说最后的细节暗示了他其实关注现实。小说的最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跟小说没什么关系的内容，是关于伏尔泰的。伏尔泰那套鼓吹启蒙、鼓吹自由、鼓吹法国革命新价值观的东西，都被福楼拜在最后几页中骂了一顿。他转述了当时报纸上关于伏尔泰被关起来，以及在监狱里吃粪的小道消息。现实里伏尔泰是多么受人尊敬的启蒙思想家，但福楼拜用这个笔法写了对他的态度。可以看出他骨子里反对法国大革命，这是他与其他的作家都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我从这个完美文本之中发现的某一些怪异之处、蹊跷之处。当然这只是我的分析和猜测，读者不一定要按我的理解。

《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被这么多专业的读者所推崇，恐怕是因为它不仅留下了一个完美的文本，还留下了一堆值得人们持续探讨的问题。比如我上文提到的，为什么开头是写包法利先生而不是包法利夫人；为什么在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在人们都与时代联结得那么紧密的情况下，转而去写一个女人的家庭生活、她的爱情史，写一个女人被欲望所摧毁的故事，而且使这么一个并不新奇的故事成为一部伟大之书；为什么文本又不是那么均衡，逃避对孩子的描写，漠视包法利先生这个人物形象；等等。

《包法利夫人》留下了种种疑点，但这些文本的奇特之处都不影响它的伟大。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包法利夫人》才成为值得我们长久探讨的、复杂而深刻的作品。

苏童

译者序

古今中外，多少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经问世，即遭到无情的非难、攻击、批判，甚至查禁、焚毁，后来仅仅凭仗历史的公正，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传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福楼拜动手写《包法利夫人》，是1851年9月19日在鲁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经过将近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但誊写人誊写得一塌糊涂，他又不得不仔细校正，至5月31日，才寄给他在《巴黎杂志》供职的朋友杜康。《巴黎杂志》是一家半月刊，将手稿搁置了三个月，才决定从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六期连载《包法利夫人》。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认为他的小说需要删节，请他把删节的工作全权交给编辑部。福楼拜未予理睬，仅在来函背面写了“荒谬透顶”四个字。从10月1日至11月15日发表的几部分，倒是未做删节。及至12月1日那一期准备付印之时，编辑部一位负责人对出租马车里发生的场面（即莱昂与爱玛从鲁昂大教堂里出来后，乘出租马车疯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担心，说：“这一段不合适，我们还是把它删掉吧。”福楼拜对此十分气愤，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便说：“你们要删节，悉听尊便，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做了删节。”于是，编辑部加了一条脚注：“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一段，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特此说明。”事情并未到此止步，接着12月15日那一期，编辑部又决定删去几处。福楼拜确实恼怒了。经交涉，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巴黎杂志》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在12月1日那一期里已删去了一段。在编辑这一期时，他们又顾虑重重，认为必须删去好几处。因此，我声明对后面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段，不是整体。”

《包法利夫人》一经发表，立刻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看到这部轰动性小说——《包法利夫人》在发表时《巴黎杂志》竟“顾虑重重”，多次删节，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所删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这还了得！检察署高度警觉起来，对陆续发表的每一部分仔细研究，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诉。福楼拜等人很快收到传票，审判于1857年1月31日开始。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长埃内斯特·皮纳尔。此人是帝国政府豢养的一条鹰犬，后来出任内政大臣。他在公诉状里，指控《包法利夫人》“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严惩”。

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塞纳尔律师。他在辩护词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一本诚实的书”“这本书的思想，从头至尾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通过揭露令人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曾任国民议会议长，可谓声誉卓著，而又雄辩机警。他的辩护词很有特色。当时，他如果不从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入手，而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立性入手来进行辩护，那将是非常笨拙的。他不仅论证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而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强调它是作者长期深入、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大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作为一个律师，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就在开庭前夕，当时影响力很大的诗人拉马丁，约见年轻的作者（福楼拜那时年仅三十五岁），对他表示支持。福楼拜问他：“先生，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这一点你想得通吗？”拉马丁斩钉截铁地回答：“亲爱的孩子，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有人如此误解你的作品，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这非常令人遗憾。不过，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事实证明，拉马丁的断言是真知灼见。面对《包法利夫人》这部杰作，面对德高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雄辩有力的辩护，面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巴黎第六轻罪法庭虽然在“判决书”里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该受到谴责”，但不得不承认，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无论是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情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范畴”，因而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无罪”，“不予追究”。

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福楼拜本人充分意识到这场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说：“我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文学的官司。人们攻击的不是我的小说，而是所有的小说连同创作小说的权利。”(1)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这场官司不仅为《包法利夫人》做了广告，使它在两个月内的销售量达一万五千册，此后又一版再版，而且进一步确立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写的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因不满夫妻生活的平淡无奇而通奸，最后身败名裂、服毒自杀的故事。这样一个桃色事件，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以往的爱情小说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何以经福楼拜写出来，便惊动了帝国政府检察署——立即对作者提出公诉，给他加上“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须严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便昭然若揭。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而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及当时的社会状况。

爱玛出生于外省一个殷实农家。和许多乡下女孩子一样，她聪明伶俐，天真纯朴。可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巴黎还是外省的中上层资产阶级，都会把女孩子送进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养贵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举止，为日后进入上流社会打下基础。爱玛的父亲鲁俄老爹爱女心切，也赶时髦，把她送进鲁昂的修道院。爱玛生性敏感，感情热烈，想象力丰富，在修道院里，“修女们在训诫时，反复拿未婚夫、丈夫、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行比较，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在宗教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调低下，音调轻浮，使爱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幻莫测的感情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说教，只能起反作用，越发刺激她受压抑的情感和对爱情的遐想。不仅如此，1830年前后风靡人心的消极浪漫主义，配合天主教卷土重来的活动，也渗透进了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里，爱玛接受了浪漫主义传奇小说的熏陶，成天满脑子想的是情男、情女、眼泪与吻、月下小舟、林中夜莺、凭窗盼望白翎骑士前来幽会的女城堡主。这些东西与她出生的环境和她日后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正是社会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蚀了爱玛稚弱的心灵，在她灵魂深处播下了淫靡的种子，做成了堕落的温床。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教育，日后的爱玛及其生活道路，必然会是另外一种样子。由修道院陶铸出来的爱玛·鲁俄小姐，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结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乡镇医生，按理说在乡间算得上一个体面人物，可是他平庸无能，感情迟钝，与爱玛幻想中的骑士相差十万八千里。爱玛所期待的爱情没有到来，沃比萨尔的舞会却向她展示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在那里，她体验到了奢侈豪华的生活滋味，看到了养尊处优、浪荡调情的贵夫人，看到了曾经在王宫里很吃香、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的老公爵，还同那位风度翩翩、颇有骑士派头的子爵跳过舞。这次舞会，是涉足社交生活的爱玛所上的第一课，使她在修道院时期所产生的天花乱坠的幻想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在她的一切渴求和梦想的背后，都浮现出这次舞会的难忘情景。包法利夫人本来并不是个坏女人，尽管受了这些教育和影响，但是在迁居永维镇之后，她还是一度发狠躲避莱昂的追求，力图当一个贤妻良母，甚至试图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创造惊人的成就，名扬天下。但是丈夫太无能，太不争气，险些断送一条人命，这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击，觉得包法利这个姓氏给她带来的只有屈辱，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贞节观，才彻底崩溃了。她也一度试图到宗教中去寻求抵御情欲诱惑的力量，可是自称“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本堂神父，对她心灵苦闷的倾吐无动于衷，根本不理解，使她的希望彻底归于幻灭。社会给她制造了堕落的温床，她在本能地一再反抗、挣扎时，在社会上却找不到任何救助。罗多尔夫、莱昂这类道德败坏、专门玩弄女性的男人，却一再勾引她。这样，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虏获物，最终堕落为无可救药的淫妇。

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错误在于，她不懂得豪华淫逸的生活和浪漫传奇的爱情，需要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她的家庭环境，无论她父亲还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具备这种物质条件，她却偏偏要去追求那种不可能属于她的生活。在她寻求爱情和幸福却沦为别人的玩物的过程中，她不知不觉地将丈夫的薄产挥霍殆尽，这便给高利贷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唯利是图、精明狡猾的奸商勒乐，看准了包法利夫人的弱点和处境，拿物欲作为诱饵，让她签署一张又一张借据，使她积债如山，而一发现她身上再也没有油水可榨时，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财产去抵债，并且张贴布告宣布拍卖。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产、身败名裂的绝境。她求助于情人，情人们推诿搪塞；她求助于税吏，税吏无动于衷；她求助于公证人，公证人花言巧语，企图乘其危难占有她。这时的人世，对包法利夫人是那样冷酷无情！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就是结束她尚且年轻的生命。作者本人就说过：“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国的十二个村庄里受罪、哭泣！”(2)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会唾弃，引诱她堕落的情人罗多尔夫和莱昂，却逍遥自在，甚至步步高升。作品结尾的这一笔，更饱含了辛辣的讽刺和血泪的控诉。福楼拜说：“任何写照都是讽刺，历史是控诉。”(3)这种讽刺和控诉，构成了《包法利夫人》强烈的批判效果。

《包法利夫人》强烈的批判效果，不仅仅体现在对爱玛命运的描写上。这部小说有个副标题，叫作“外省风俗”。除了爱玛的生活经历，它还给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外省风俗画呢？给人以鲜明印象的，首先是一幅形形色色的群丑图。这里有满嘴“进步”“科学”，实际上不学无术，却怀着政治野心、欺世盗名的药店老板奥梅；有自诩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实际上对人的感情一窍不通，浅薄可笑的本堂神父布尔尼贤；有道貌岸然、彬彬有礼，却满肚子男盗女娼，与奸商暗中勾结，中饱私囊的公证人纪尧曼；有唯利是图、奸诈狡猾、重利盘剥、置人于死地的奸商兼高利贷者勒乐；有灵魂肮脏、腐化堕落、随心所欲玩弄女性、纵情声色犬马的地主罗多尔夫；还有生活空虚、百无聊赖、整天摆弄旋床以消磨时光的税吏兼消防队队长比内；等等。当然，乡镇医生包法利也应算其中一个，这是一个思想平庸、能力低下、感情迟钝、麻木不仁，做过“名扬天下”的美梦，但终因医术平庸，只好安于现状的人。够了，在一个外省乡镇，数得着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基本上齐全了；要说缺，只缺一个乡村教师，因为那个时代在乡间，教师还不受人重视。作者把整个乡镇的头面人物，写得如此周全，几乎一个不漏，不能不说是一种着意安排。这些人算得上乡镇的精英吧，可是在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坦荡君子，没有一个德才兼备之士，没有一个有德行的角色！他们全都是蝇营狗苟之辈！一个乡镇如此，推而广之，整个社会，不是可想而知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包法利夫人》虽然写的是外省一隅，却具有震动整个社会的力量。

作为外省风俗画，作品中以浓重的色彩、渲染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农业评比会”。这是当局宣扬成就、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一次盛会。会场上张灯结彩，敲锣打鼓，鸣枪放炮，一派在永维镇难得见到的节日景象。就在这非凡的热闹气氛中，各种头面人物，上至省府参事，下至本地乡绅，粉墨登场。其中，药店老板奥梅，上蹿下跳，出尽风头；教堂执事赖斯迪布都瓦，趁机向参加会议的农民出租教堂的椅子，大捞外快；省府参事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说，大肆吹嘘全国农村的进步和政府对农民的关心；罗多尔夫钻到二楼，甜言蜜语勾引包法利夫人，两个人一个慷慨激昂，一个窃窃私语，形成了一曲令人忍俊不禁的二重唱；而主席台下的整个会场，人群吵吵嚷嚷，牛哞羊咩，乱成一片。一个庄严隆重的评比会，变成了一幕滑稽可笑的闹剧。不仅如此，在大会主席宣布的长长一串获奖者名单中，有一位给地主干了五十四年活儿的老太太，人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苹果上的还多，身上穿着破衣服，两只手长年接触谷仓的尘土、洗濯的碱水和羊毛的油脂，粗糙发硬，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而她半个多世纪的辛劳所换来的奖赏，只不过是一枚仅值二十五法郎的奖章！作品精心安排这样一位被剥削制度压榨干的农妇作为获奖者的代表，不正是对省府参事所唱的高调，对这次所谓评比会的抗议吗？会议结束后，头面人物全都留下来大吃大喝，而群众散去，“人人回到原来的地位，一切照旧：主子依旧粗暴对待仆人，仆人依旧鞭打牲口”。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多么有力的批判。而这种讽刺和批判所针对的，从作品中不难看出，是政府，是最高当局，甚至是国君。

《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帝国的社会现实。难怪作品一问世，就立刻掀起轩然大波，“遭到政府攻击，报纸谩骂，教士仇视”，帝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拿作者问罪。这正是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正是这部作品继《红与黑》和《人间喜剧》之后，成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又一部杰作的根本原因。

作为继《红与黑》和《人间喜剧》之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部杰作，《包法利夫人》不仅思想内涵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效果，而且艺术风格上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取得了革新性的突破，在法国甚至世界文坛，获得了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拉马丁说这部作品是他“二十年来读到的最优秀的作品”(4)。波德莱尔赞扬福楼拜“肩负了开辟一条新路的使命”(5)。圣勃夫评论说：“在许多地方，我觉得从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学的标志。”(6)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7)。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则认为：“完美无缺的《包法利夫人》问世后，在文坛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8)这些评价不约而同地高度肯定了《包法利夫人》的艺术成就。

福楼拜把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当作小说创作的最高原则。他像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把小说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9)。他认为真实和美是不可分割的：“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但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10)这些论断反映了福楼拜的艺术风格的基本倾向。但这种基本倾向并非福楼拜所独具。人们同样可以拿这些观点，去衡量和评价其他现实主义大师的艺术特点。福楼拜的独创在于，他通过《包法利夫人》，把小说艺术的真实原则推到了“纯客观”的境界。他主张，作家写小说，应该像自然科学家搞科学研究一样，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糊地猜测到，也是不允许的”。作品中“一页一行，一句一字，都不应该流露出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丝毫痕迹”(11)。《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说，无论司汤达的《红与黑》，还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作品中作者都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由作者叙述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评价人物和事件；作者还经常借题发挥，抒发感慨或阐发哲理，甚至向读者进行说教。总之，作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包法利夫人》里，这一切都不见了。作者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了。读完这部小说，甚至很难弄清故事的叙述者究竟是谁。作品上卷第一章写上中学的夏尔·包法利，其中有一句话：“夏尔当时的情形，现在我们恐怕谁都记不清了。”由此看出，故事的叙述者似乎是夏尔的一位同学。但仅此而已，后面再也没露出蛛丝马迹。写爱玛的遭遇和命运，作者自始至终没有出面发一句感慨；写“农业评比会”那样的场面，作者也没有出面发一句议论。总之，作者把自己彻底从作品中排除了。他只是通过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把现实生活忠实地描写出来，一切让读者去体会，让读者去下结论。这种“纯客观”小说，根植于前期批判现实主义的土壤之中，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左拉就特别推崇《包法利夫人》，称之为“自然主义的典范之作”，并且通过对《包法利夫人》的评价，阐述了自然主义的艺术观：“小说家无动于衷是一条基本法则。自然主义小说家使自己彻底消失在自己所叙述的行动背后。他是藏而不露的戏剧导演。”“作家不是说教者，而是解剖学家。他只满足于讲出在人的尸体里所看到的东西，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小说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福楼拜就是这样写小说的。”(12)

前面已经提到，《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说，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主要人物的出身，甚至重要活动或习俗的来龙去脉，无不详详细细交代得一清二楚，力图让读者感到，一切都有根有据，天衣无缝。可是，读完《包法利夫人》，读者会发现，这本小说根本没有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交代，人物的出身也没有专门的交代，更没有家族谱系式的回顾与叙述。作品的着眼点，是描写现实的生活，描写人物现实的活动、遭遇和命运。至于这一切的背景，则是一片虚无。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隐藏起来，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体会和理解。关于这一点，作者福楼拜说得很明确：“我觉得美的，亦即我想写的，是一本建立在虚无之上的书。它仅仅靠自己，靠其文笔的内在力量来维持，就像地球没有任何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这是一本没有主题，或者尽可能让主题隐而不露的书。”(13)这种“建立在虚无之上”的小说，正是《包法利夫人》整体风格的又一重要特点。

福楼拜是位语言大师，很注重人物性格化的语言描写。但是在《包法利夫人》里，他对人物对话的描写显得相当节制，作品里几乎见不到大段大段的直接对话。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突出地运用了人物内心独白。不仅爱玛和夏尔，就是罗多尔夫和莱昂，甚至鲁俄老爹，都有大段的内心独白。虽然从整体上来讲，内心独白在这部作品中也是局部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它为“包法利特色”。内心独白正是人物心理上那个最隐秘、梦呓般难以表达的领域的流露，是人物的思想在无意识层次的流动，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具有立体感，更真实可信。

福楼拜是一位锐意创新的艺术家，他在《包法利夫人》里为追求艺术的完美所做的尝试，为革新小说的艺术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引起了20世纪的现代派小说家们的普遍注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认为，在《包法利夫人》中人物内心独白和动词非确指过去时的运用，使得福楼拜“几乎像康德一样更新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更新了认识及外部世界现实的理论”(14)。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称福楼拜是“现代小说的创始人”，“处于当今所有文学问题的汇合处”(15)。而20世纪60年代“新小说”的主要作家罗伯-格里耶和娜塔丽·萨洛特，在猛烈抨击巴尔扎克式小说的同时，却把福楼拜奉为前驱，全面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包法利夫人》革新性的艺术特色，进而把小说的艺术形式推到了极致。现代派小说家们对福楼拜的崇奉和继承，充分显示了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对《包法利夫人》的研究、评价和借鉴，说明这部作品成了现代小说名副其实的经典。法国当代小说家兼评论家蒙泰朗说得好：“法国当代所有作家，至少像我这种年龄的作家，都从他（福楼拜）那里得到了一点什么。”“人们感激他塑造了一个典型——包法利夫人的典型。”(16)

罗国林

(1)　福楼拜：《书信集》。

(2)　福楼拜：1853年3月14日给科莱夫人的信。

(3)　福楼拜：1857年2月给普拉迪埃的信。

(4)　拉马丁：1857年1月30日约见福楼拜的谈话。

(5)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全集》。

(6)　圣勃夫：《包法利夫人》，1857年5月4日《世界箴言报》。

(7)　左拉：《居斯塔夫·福楼拜》。

(8)　爱琳娜·马克思：《包法利夫人》英译本导言。

(9)　莫泊桑：《居斯塔夫·福楼拜》。

(10)　莫泊桑：《居斯塔夫·福楼拜》。

(11)　莫泊桑：《居斯塔夫·福楼拜》。

(12)　左拉：《自然主义小说》。

(13)　福楼拜：《书信集》。

(14)　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1919年3月《新法兰西杂志》。

(15)　萨特：《家庭的呆子》。

(16)　1983年版《包法利夫人》序言。

献给路易·布耶

主要人物

爱玛——包法利夫人，本书女主人公。出身于外省一个殷实农家，从小被送到修道院寄宿学校受教育。在修道院里，她养成了贵族式的思想感情。成年后，嫁给了平庸的小镇医生包法利。平淡的婚姻生活让她大失所望。她先是与贵族罗多尔夫偷情，惨遭抛弃后又与青年人莱昂陷入热恋。沉浸在爱情梦幻中的她从服装商人勒乐那儿赊购了大量财物，导致债台高筑，无力偿还，在求告无门之后服毒自杀。

夏尔·包法利——一个善良却平庸的乡村医生。他在思想、感情、资质、能力、见解等方面都异常平庸，与爱玛心中向往的男子形象相去甚远。他深爱着爱玛，却不理解爱玛的精神世界。他缺少自尊心，麻木不仁，直到爱玛死后才发现爱玛的背叛，最终伤心而死。

罗多尔夫——外省地主，爱玛的第一个情人。他精神空虚，灵魂肮脏，是一个风月场上的老手。他抱着玩弄女性、逢场作戏的思想欺骗了爱玛的感情。他答应和她一同私奔，在私奔那天，他却托人送给爱玛一封信，抛弃了爱玛。

莱昂——包法利夫人的第二个情人。在永维镇与爱玛初次见面时一见倾心。后与爱玛在鲁昂重遇，两人开始了偷情生活。然而，当爱玛向他求助时，他与其他人一样，拒绝帮助。

目 录

序

译者序

主要人物

【上卷】

1

2

3

4

5

6

7

8

9

【中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下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上卷】

1

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扛着一张大课桌的校工。打瞌睡的同学都惊醒了，大家起立，像是正用功被搅扰了似的。

校长做手势让我们坐下，然后转向班主任，低声对他说：“罗杰先生，我给你带来一个学生，先让他进五年级(1)，学习和操行都好的话，就按年龄，把他编到高年级吧。”

新生站在门后墙角几乎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个子比我们谁都高。头发顺前额剪齐，像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神情规矩而又十分局促不安。他肩膀不算宽，但身上那件绿呢黑纽扣的上衣，抬肩似乎太紧，袖口露出裸惯的红红的手腕子。浅黄色长裤的裤管被背带吊得老高，穿蓝色袜子的小腿露在外头。脚上穿一双钉了钉子的皮鞋，非常结实，但擦得不亮。

我们开始朗读课文。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连腿也不敢跷起，胳膊肘也不敢支在课桌上，像听布道一样专心。两点钟下课铃响了，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一声，他才随同我们走出教室。

我们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腾空了手好做功课。做法是一到门口，就把帽子扔出去，穿过凳子底下，一直飞到墙根，扬起一片灰尘。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但这新生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他仍然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那顶帽子可是颇有特色，既像熊皮帽、骑兵盔，又像圆筒帽、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总之不三不四，十分寒碜，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它呈椭圆形，里面用鲸骨支撑；帽口有三道环状绲边，往上是由丝绒和兔子皮镶成的菱形方块，彼此交错，中间有红道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顶；帽顶蒙着一块图案复杂的彩绣，中间垂下一根过分细的长带子，末梢吊着一个结成十字形花纹的金线坠子。那顶帽子倒是崭新的，帽檐闪闪发光。

“站起来。”老师叫道。

新生站起来，帽子掉了，全班同学笑开了。

他俯身去捡帽子，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把它捅到地上。他再次弯腰才捡起来。

“放下你的战盔吧。”老师风趣地说道。

同学们哄堂大笑，窘得这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扔到地上，还是戴在头上好。他又坐下，把双手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结结巴巴，说出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他吞吞吐吐又说一遍，引得全班哗笑，还是一个字母也听不清。

“大声点！”老师喊道，“大声点！”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决心，口张得大大的，像喊人似的，扯开嗓门儿，嚷出这样几个字：“夏包法里。”

整个课堂哄的一声吵嚷开了，越闹越凶，夹杂着尖叫。（有人乱吼，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重复：“夏包法里！夏包法里！”）吵嚷好一阵子，才变成零星的嘘叫，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但间或一排学生之中，还有人禁不住笑出声，就像没有燃尽的鞭炮，东一声，西一声响起来。

老师一再威胁要重罚作业，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他让新生拼音，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再连起来重说一遍，这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然后老师立刻命令这个可怜虫坐到讲台前面那条懒学生坐的板凳上。新生站起来，打算离开自己的座位，但又显得犹豫不决。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不安地四下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老师一声怒吼，就像涅普顿的咒语(2)一样，制止住了另一场风暴。“不许吵闹！”老师怒不可遏，一边继续训斥，一边从帽子里抽出一块手绢擦着脑门儿，“至于你，新生，给我把‘ridiculussum’(3)这个动词词组抄写二十遍。”

然后，他把语气放缓和些：“哎！你的帽子嘛，会找到的，又没人偷走！”

整个教室又安静下来。一颗颗脑袋俯在练习本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起一个小纸球，飞来打在他的脸上，他只是抬手揩一揩，低眉垂目，纹丝不动。

晚自习时，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把文具整理好，然后细心地在纸上打线。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每个字都查字典，很卖力气。他大概就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才没有降班，因为他语法掌握得还勉强可以，造句却半通不通。他的拉丁文是村里的本堂神父开蒙的，他父母图省钱，迟迟不送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本是助理军医，1812年，在征兵事件中受到牵连，被迫退役。靠天生的长处，即长相英俊，赢得了一位帽商女儿的爱，毫不费力地捞到六万法郎的陪嫁。此人是个美男子，爱夸夸其谈，故意让马刺碰得铿锵作响，颊须生得连着八字胡，手指上常戴着戒指，所穿衣服颜色鲜艳，外表颇像一位勇士，见人就打招呼的那股热情却像一个旅行推销员。结婚头两三年，他全靠妻子的财产生活，吃得考究，常睡懒觉，抽细瓷大烟斗，夜里看完戏才回家，是咖啡馆的常客。不料岳丈仙逝，遗产甚少，他一气之下做起了制造业，结果赔了钱，于是退居乡村，希望在那里发家。可是，他一不懂种田，二不懂织布，几匹马只供自己骑，而不让它们去耕地，苹果酒一瓶瓶喝光，而不一桶桶运去贩卖，最肥的鸡鸭都宰来吃掉，用猪油擦打猎穿的靴子。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一切碰运气发财的念头最好从此打消。

他每年出二百法郎，在科和皮卡第两地区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座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从四十五岁起，他就守在家里不出门，闷闷不乐，懊恼万分，抱怨上天，见人就妒忌，声称自己厌恶尘世，决心清静地过日子。

他妻子过去爱他爱得神魂颠倒，百依百顺，结果反而使他变得不冷不热。她早年性格活泼，感情丰富，充满爱心，上了岁数，就变得（像酒走了气，变酸了一样）脾气古怪，唠唠叨叨，喜怒无常。她看见他追逐村野的浪荡女人，夜里经常从一个又一个下流的地方被人送回家来，烂醉如泥，酒气熏天。起初她心里非常痛苦，但并不抱怨，后来自尊心使她再也忍不下去了，就干脆不言不语，忍气吞声，直到离开人世。她终生劳碌，东奔西跑，今天去找律师，明天去见商会会长，想起欠款到期，还得去交涉缓付，在家里不是缝缝补补，就是洗洗烫烫，监督雇工，开发工钱。而先生呢，成天无所事事，晕晕乎乎，半睡半醒，还总像窝了满肚子气，坐在火炉边抽烟，往灰里吐痰，就这样不清醒过来还好，清醒过来净对她说些没心没肺的话。

她生了一个男孩儿，不得不送到奶妈家喂养。小把戏回到家里，被娇宠得像个王子似的。母亲喂他蜜饯，父亲让他赤脚奔跑，甚至冒充哲学家，说他可以像幼畜一样，赤条条去外面玩耍。对于幼儿教育，这位父亲抱着某种男性的理想，力图排除母性的影响，按自己的理想培养儿子。他以斯巴达的方式，让儿子经受严酷的磨炼，练出一副强健的体魄。他要孩子睡觉时不生火，教他大口喝朗姆酒，让他咒骂宗教仪式的队伍。可是，这孩子天性温顺，他父亲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母亲成天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硬纸块，讲故事。母亲一讲起来就没个完，一个人喋喋不休，充满忧郁的快乐和闲聊的甜蜜。她日子过得孤单寂寞，对虚荣的渴慕早已支离破碎，便把希望一股脑儿地寄托在孩子身上。她梦想高官厚禄，仿佛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当上了土木工程师或法官。她教他读书，甚至弹着她的那架旧钢琴，教会了他唱两三支浪漫小调。可是，包法利先生轻视舞文弄墨那一套，看见太太所做的这一切，只是说：“白费力气！”难道他们有能力送他上公立学校，给他买一个官职或提供一笔做生意的本钱吗？再说，“一个人只要天不怕地不怕，在社会上就不愁吃不开”。包法利夫人咬住嘴唇不说话。

孩子成天在村里野跑。他跟在犁地的农夫后面，扔土块赶得乌鸦乱飞，沿河沟摘桑葚吃，拿根长竿子看火鸡，收获季节翻晒谷子，去树林子里乱跑，雨天在教堂廊檐下玩造房子，遇到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的杂役让他敲钟，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子上，在空中荡来荡去。

这样，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两手粗大，肤色健康。

他十二岁的时候，母亲才争取到让他开蒙，请本堂神父当老师。可是，上课的时间短，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什么效果。神父不是忙里偷闲，赶在行洗礼和葬礼之间，在圣器室，匆匆忙忙站着给他讲点功课，就是在晚祷之后，不出门时，打发人叫他过来学。他们上楼，到神父卧室里坐下，蚊子和蛾子绕着蜡烛飞旋。房间里闷热，孩子很快就昏昏欲睡，老头子不一会儿也打起盹儿来，双手搁在肚皮上，张开嘴，鼾声如雷。有时，神父给附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事回来，看见夏尔在田野里玩耍，就把他叫到跟前，在树荫底下开导他一刻钟，顺便教教动词变位，但往往天上掉下雨点或一个熟人经过，就能打断他们。不管怎样，神父对自己的学生是满意的，甚至说小家伙记性蛮好。

不能让夏尔这样长此下去。太太下了决心。先生呢，也过意不去，或者不如说厌倦了，没怎么反抗就让了步，同意再等一年，就让孩子接受初领圣体。

一晃又是半年，第二年总算决定把夏尔送进鲁昂中学，是接近10月末，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其时正逢圣罗曼庙会(4)。

夏尔当时的情形，现在我们恐怕谁都记不清了。总的来讲，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玩的时候就玩，学习的时候就学习，课堂上用心听讲，进宿舍安静睡觉，在饭堂好好吃饭。他的监护人是冈特里街一位五金批发商，星期天铺子不营业，每个月把他接出来一次，打发到码头去散散步，看看船，然后一到7点钟就赶在晚饭前送回学校。每星期四晚上，夏尔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写好之后用三个面团封好，然后复习历史课的笔记，或者读一本扔在自习室的旧书《阿纳喀尔席斯》(5)。散步的时候，他常与校工聊天。校工和他一样，也是从乡下来的。

他靠死用功，在班上始终保持着中不溜儿的成绩，有一次考博物学，甚至还得了个一等奖。可是，第三学年末，父母让他退了学，准备让他去学医，深信他靠自学就能达到中学毕业的水平。

母亲到她认识的一位染匠家，在五层楼为他挑了一间临洛贝克河的房间，讲定膳宿费，买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等家具，又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还买了一个小小的铸铁炉子和一些劈柴，免得她可怜的孩子挨冻。她一直待到周末才离去，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从此他一人在外，无人管教，一定要处处学好。

印在布告牌上的课程表，他一看都吓呆了：什么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理学、化学、植物学、诊断学、治疗学，还有什么卫生学和药学，全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词，像一座座神殿的大门，黑洞洞的，森严可怖。

上课时，他像腾云驾雾，听也白听，半点不懂。然而，他硬着头皮学，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每课必上，一次实习也不缺，当天的功课当天完成，像一匹拉磨的马，两眼蒙住，绕着磨盘转呀转，根本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东西。

为了替他省钱，母亲每星期托信差给他捎来一块烤牛肉。他上午从医院回来，一边拿它就午饭吃，一边用鞋底跺墙。撂下碗，又朝教室、解剖室或救济院跑，然后又穿过一条条街，回到寓所。晚上，用完房东预备的简单的饭食，便上楼回到卧室，埋头于功课，身上汗湿的衣裳经熊熊的炉火一烤，直冒热气。

晴朗夏日的傍晚，暑热消散的街上行人稀少，女佣们在门口踢毽子，他便打开窗户，趴在窗台上观看。打窗下流过的小河，在一座座小桥和栅栏之间，呈现出黄色、紫色或蓝色，给鲁昂这个破旧的小区，增添了几分威尼斯的风味。一些工人蹲在岸边洗胳膊。各家阁楼顶伸出的竹竿上，晾着成束的棉纱。越过对面的房顶望去，一轮西沉的红日，辉映着明净、高远的天空。那边该多么宜人啊！山毛榉林子下该多么凉爽！他仰起鼻孔想吸那沁人心脾的田野气息，但什么也没吸到。

他消瘦了，个儿长高了，脸上总现出忧郁的神情，让人见了有点怪可怜他的。

他天性懒散，早先下的决心，终于都抛到了脑后。有次实习缺席，第二天课也没去上，他尝到了偷懒的滋味，便渐渐地干脆不上学了。

他养成了上酒吧的习惯，迷上了骨牌。每天晚上，钻进一家肮脏的赌坊，坐在大理石赌台边，掷带黑点的小羊骨头，觉得这是体现自由的可贵行为，平添了几分自尊。这无异于初涉人世，初尝禁果。每次进赌坊，一抓住门把手，就感到一种近乎肉感的乐趣。于是，心头被压抑的许多东西膨胀起来，他学会了为女伴们唱几支小调，迷上了贝朗瑞(6)，会调五味酒，最后，懂得了谈情说爱。

由于功夫都下在这些方面，他的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惨败。而当天傍晚，家里人还等他回去，庆贺胜利哩！

他步行回家，走到村口停下来，请人叫母亲出来，向她坦白了一切。母亲原谅了他，把失败归咎于主考人的不公，勉励他几句，并负责安排一切。这件事情的真相，直到五年以后，包法利先生才知道，但已经时过境迁，也就不再追究。再说，他不能设想，自己的孩子会是一个蠢材。

于是，夏尔重新埋头苦读，起早贪黑，温习考试科目，事先把所有问题都背得烂熟。这回他通过了，分数还相当高。母亲欢天喜地，全家大摆酒宴。

他到什么地方去行医呢？去道斯特。那里只有一位年老的医生，包法利夫人早就盼他死，没等老头子卷铺盖，就让夏尔在对面安顿下来，准备接替他的位子。

但是，对包法利夫人来讲，把儿子哺育成人，让他学医，并帮他在道斯特挂牌开业，心愿还不算全了，还要给他讨媳妇。媳妇找到了，是迪普一个小吏的寡妇，四十五岁，每年有一千二百法郎的收入。

这位杜布克夫人尽管相貌丑陋，瘦得像根干柴，满脸疙瘩多得像春天的树芽，却不愁找不到男人。包法利夫人为成全儿子的好事，不得不把其他人一个个挤掉，甚至有个猪肉店老板，有教士们撑腰，手段十分高明，也被她巧妙地击败了。

夏尔以为结了婚他的地位就会改善，行动会更自由，可以我行我素，随意花钱。谁知妻子竟成了一家之主，他在别人面前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都不能自己做主。每星期五必须吃素，穿衣服得合她的意，对拖欠诊费的病人，得按她的旨意登门催讨。她拆阅他的书信，窥伺他的行动，每当有妇女登门就诊，她就隔着板壁偷听。

她每天早晨要吃巧克力，没完没了地要求他照顾。成天不是抱怨神经痛、心口疼，就是抱怨心情烦躁。听到脚步声，她受不了；你走开，她又嫌寂寞得很；你回到她身边，那大概是想看她死。晚上夏尔一回来，她就从被窝里伸出瘦长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要他在床沿坐下，开始诉说她的苦恼。说他不再把她放在心上，必定另有所爱，本来人家早就说过，跟着他，她会不幸的！末了，她要求夏尔为了她的健康，给她点糖浆喝，更要多给她一点爱情。

(1)　相当于初中二年级。

(2)　涅普顿为罗马神话中的海神。据维吉尔的长诗《依涅德》描写，只要他说一声“Quo ego”（我要），风暴就会马上停息。

(3)　拉丁文，意为“是滑稽可笑的”。

(4)　鲁昂最火、最著名的庙会。从10月23日起，历时二十五天。

(5)　此书是一本游记，写成于1778年，记述古代西徐亚人阿纳喀尔席斯游历希腊的情况。

(6)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民歌诗人，其所作民谣，在19世纪上半叶风行各阶层。

2

一天夜里，将近11点钟，来了一匹马，在大门口停下，马蹄声惊醒了他们。女佣娜丝塔西推开阁楼窗子，与楼下街上一个男人交谈了几句。那人是来请医生的，随身带了一封信。娜丝塔西打着寒战，下了楼梯，打开一道道锁和门闩。来人撂下马，跟着女佣，径直进来，从缀有灰色缨子的毡帽底下，取出一封旧布包着的信，战战兢兢呈交夏尔。夏尔双肘支在枕头上看信，娜丝塔西站在床头掌着灯。太太因为难为情，转身向墙，露出后背。

那封用一小块蓝色火漆封口的信，请求包法利先生即刻赶赴贝尔托庄园，接一条断腿。可是，从道斯特出发，途经龙格维尔和圣维克多，赶到贝尔托，抄近道也足足有六法里(1)，夜又黑，太太担心丈夫发生意外。于是他们便决定让那马夫先走，包法利先生再过三个小时，等月亮升起来再动身，让主人派一个小孩子到路口接他，在前面引路，打开庄园的栅栏门。

凌晨4点钟左右，夏尔穿好大衣，扣得严严实实，向贝尔托进发。他刚离开热被窝，还睡意蒙眬，坐在安静地小跑的马背上，由它颠动着。马遇到田垄边荆棘圈住的土坑，便自动停下，夏尔身子一晃，惊醒过来，这才想起断腿的事，便搜索枯肠，回忆他所了解的全部接骨方法。雨停了，晨曦初露，光秃秃的苹果树枝头，宿鸟栖息，一动不动，短短的羽毛在冷峭的晨风中抖动。平坦的原野，一望无际，村落周围，密层层的树木，形成紫黑色的点子，星罗棋布地点缀在灰蒙蒙的大地上。天边，大地融进天的灰暗色调。夏尔不时睁一睁眼睛，不久，只觉脑子疲倦，瞌睡又上来了，他立刻陷入迷迷糊糊的状态，新近的感觉和往昔的记忆混在一起。恍惚中自己似乎变成了两个人，既像刚才躺在床上的丈夫，又像过去穿过一间间手术室的学生。在他的潜意识里，药膏的热香和朝露的清香混淆难辨；他听见床顶铁环在帐杆上滑动，太太睡着了……经过瓦松维尔时，他瞥见一个小男孩坐在沟边的草地上。

“你就是医生吗？”孩子问道。

听了夏尔的回答，孩子提起木头套鞋，撒腿在前面跑起来。

路上，医师从小向导的口中得知，鲁俄先生是当地最富裕的农民之一，昨天在邻居家过三王来朝节(2)，傍晚回来时摔断了腿。他的老伴过世已经两年，身边只有一位千金，帮助料理家务。

车辙越来越深，贝尔托就要到了。孩子突然钻进一个篱笆窟窿，不见了，不一会儿出现在一个院子边上，打开栅栏门。马踏着湿漉漉的草地，悄无声息地走着，夏尔不得不俯在马背上，以免树枝碰到头。看门的狗在棚子里扯着链子，汪汪乱叫。跨进贝尔托庄园时，马一受惊，来了个大闪避。

这是一座看上去挺殷实的庄园。马厩里，透过敞开的门，可见几匹高大的耕马，安安静静地在新槽里吃草料。沿房子墙根，有一大堆肥料，水汽缭绕。在上面啄食的母鸡和火鸡当中，有五六只孔雀，这是科地区的珍禽。羊圈长长的，谷仓高高的，墙壁像手掌一样光滑。车棚里放着两辆大车和四架耕犁，还有鞭子、套包和全副马具，马具上蓝色的羊毛垫毡，沾满谷仓顶上落下的浮尘。院子越往里越高，两旁对称地种着树木。池塘旁边，回荡着一群鹅的欢叫声。

一个年轻女子，身穿镶三道绉边的美丽奴毛料(3)蓝袍，来到门口，迎接包法利先生，把他让进厨房。厨房里生着旺火，炉子四周大小不同的焖罐里，煮着雇工们的早饭。壁炉里侧烘烤着几件湿衣裳。火铲、火钳和吹火筒都大得出奇，明晃晃的，像钢一般锃亮。沿墙一字排列着整套炊具，大大小小，映着通红的炉火和窗子里射进的曙光。

夏尔上二楼看病人，只见他卧在床上，蒙着被窝发汗，帽子扔得远远的。这是一个矮胖老头儿，五十岁光景，白皮肤，蓝眼睛，秃脑门儿，戴着耳环。床头边一把椅子上，放着一大壶烧酒，他不时喝一口，给自己提神。十二个小时以来，他不停地咒天骂地，可是一见到医生，就再也没有精神了，轻轻地呻吟起来。

骨折伤势简单，一点不复杂。夏尔没想到会这么容易处理。他记起他的老师们在病床边的态度，便用各种宽心的话安慰病人。外科医生的温存，就像抹手术刀的油一样。为了做夹板，他打发人到车棚里抱来一捆板条，挑选一条，锯成小块，用碎玻璃刮光。女佣拿条床单撕作绷带，爱玛小姐则设法缝几个小垫子。找针线盒找了好长时间，父亲等急了发脾气，她并不作声；在缝的过程中刺破了指头，便放进嘴里吮。

夏尔惊讶地注意到，爱玛的指甲是那样晶莹发亮，指尖纤细，修剪成杏仁状，比迪普的牙雕还要光洁。然而，她的手并不美，恐怕也不够白皙，关节处略过干瘦，而且太长，线条不够丰腴、柔和。她身上美的地方，是一双眼睛，眸子虽是褐色，经睫毛衬托，倒显得乌黑，向你望过来时，毫无顾忌，显得天真大胆。

包扎完毕，鲁俄先生请医生“吃点东西”再走。

夏尔下到楼下的厅房。房里有一张华盖大床，挂着绘有土耳其人物的印花布帐子。床脚的一张小桌上摆了两副刀叉和两个银杯。屋里闻得到鸢尾草的香味，还有面窗的橡木立柜里散发出来的呢布霉味。墙角地上，整齐地放着几袋麦子。那是谷仓装剩下的。谷仓就在隔壁，门口有三级石阶。厅房壁上渗出墙硝，绿色的涂漆一片斑驳；作为房间的装饰，墙壁正中一个钉子上挂着一幅炭笔画，画的是密涅瓦女神(4)的头像，镶在镀金框子里，下面用古体字写着“献给亲爱的爸爸”。

话题先是病人，后来扯到天气、严寒和夜晚在田野乱窜的狼。鲁俄小姐在乡间并不开心，尤其是眼下，庄园的管理几乎全落到她一个人身上。房间里寒气逼人，她一边吃饭，一边打哆嗦。这便让人看见了她那显得肉感的嘴唇；平常不说话时，她总是轻轻咬住嘴唇。

她的颈脖从雪白的翻领里露出来。一条细细的发缝，从头正中顺着颅盖的弧线，微微倾斜，把头发分成两半；头发油光发亮，看上去宛若两整片乌云，呈波浪形推向鬓角，几乎盖住了耳朵尖，然后汇拢来，在脑后绾成一个大发髻。这样的发型，乡村医生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看到。她的面颊红扑扑的，上衣的两颗纽扣间，像男人一样，挂着一副玳瑁单片眼镜。

夏尔上楼向鲁俄老爹告辞后，又回到厅房，看见小姐伫立在窗前，望着园子里被风刮倒的扁豆架。她转身问道：“你找什么东西吗？”

“对不起，找我的马鞭。”夏尔答道。

他在床上、门背后和椅子底下到处寻找。马鞭掉在麦袋和墙壁之间的地上，爱玛小姐瞥见了，便俯到麦袋上去捡。夏尔为了献殷勤，抢前一步，也伸长胳膊去捡。姑娘俯在他身子底下，他感到自己的胸部微微蹭到了她的后背。爱玛直起腰，脸涨得通红，侧转头看他一眼，同时递过鞭子。

夏尔临走时说好三天后再来贝尔托，但是第二天就来了。此后一个星期来两趟，还不算假装路过、出其不意的探望。

其实一切顺利，按照常规，鲁俄老爹的伤势日益好转。过了四十六天，他已经试着在房间里走路，而不要人搀扶了。人们开始把包法利先生看成一个本领高强的人。鲁俄老爹说，就是请来伊沃托甚至鲁昂的一流名医，也不见得能痊愈得这样快。

夏尔根本不去寻思，自己为什么有兴致常去贝尔托。就是想到这上头，他也多半会把自己这份热心说成是因为病人病情严重，或者也许是为了贪图厚利。然而，难道真的是为了这些，出诊这家庄园，就成了日常兴味索然的业务之中令他迷恋的例外吗？去的日子，他总是早早起床，跨上坐骑，快马加鞭，到了庄园门前，滚鞍下马，在草地上擦干净马靴，又戴上黑手套，才进去。每当自己到了那个院子，感觉到肩膀触到转动的栅栏门，看见公鸡在墙头啼鸣，仆人们出来迎接，他就欢欣雀跃。他喜欢那车棚和马厩，喜欢鲁俄老爹拍着他的手喊他救命恩人，喜欢爱玛小姐穿着小巧的木屐踏着厨房里擦洗得干干净净的石板在他面前走动。木屐的高跟略略增高了她的身量，走起来鞋底快速掀起，摩擦着皮靴帮，发出清脆的嘎吱声。

每次她总会送他至第一级台阶，马还没牵来，她就站在那里。再见已经说过，彼此再无话可说。清风裹住她，吹乱后颈蓬松的短发，拂动腰间围裙的带子，如小旗般舒卷。有一次，时逢化冻，院子里树木的皮渗着水，屋顶的雪在融化。她到了门口，又回转去找来阳伞撑开。阳伞是闪色缎子做的，阳光透过，在她白皙的脸庞上闪烁。伞底下，她脸上挂着微笑，领略着融融暖意；雪水一滴接一滴，打着紧绷的闪缎，嘭嘭有声。

夏尔头几次去贝尔托，夫人少不了询问病人的情形，甚至在她记的复式账簿里，专门为鲁俄先生挑选了又白又干净的一页。但她得知鲁俄先生有个闺女后，便四处打听，了解到鲁俄小姐是在乌尔苏拉会(5)修道院长大的，据说受过“良好教育”，自然懂得跳舞、地理、绘画、刺绣，还能弹弹钢琴。这还了得！

“怪不得他每次打算去看她时，”她暗自嘀咕道，“总是满面生辉，总要穿上新坎肩，也不怕被雨淋坏！啊！这个女人！这个女人……”

她本能地开始嫉恨鲁俄小姐。为了发泄心头的恶气，起初她旁敲侧击，夏尔听不懂；接着，她偶尔挖苦几句，夏尔怕吵架，不予理会；最后，她公然恶语相加，夏尔无言以对。

“既然那鲁俄老头子已经好了，那家人连诊费也不付，你凭什么还常去贝尔托？啊！原来那里有个人，有个会花言巧语、会刺绣的人，有个女才子。你爱的就是这个，你要的是城里姑娘！”

她接着数落道：“鲁俄老头子的女儿，一位城里小姐！算了吧！他们家的祖父是个羊倌，他们的一位表亲同人吵架，大打出手，差点吃了官司哩！她何必那么神气，星期天去教堂，穿件绸袍，招摇过市，活像位伯爵夫人！再说，她爹那个可怜的老头子，去年要不是油菜收成好，怕是一屁股债还不清呢！”

夏尔听得心烦，不去贝尔托了。爱洛伊丝爱情迸发，又是哭，又是吻，发作一通之后，要他把手放在弥撒经书上，发誓今后不再去。他顺从了。行动上俯首帖耳，欲望叫他胆大妄为，虽然极不甘心，但也只好自欺欺人，天真地认为，这道不准他去看爱玛的禁令，对他而言无异于一种爱她的权利。况且，这寡妇瘦刮刮的，牙齿老长，一年四季披条黑色的窄披肩，尖角垂在肩胛骨之间，枯瘦的身体，裹件袍子，就像剑插在鞘里一样；袍子又过短，露出脚踝和交叉搭在灰色长袜上的宽鞋带。

夏尔的母亲不时来看望他们。可是，老太太没待上几天，好像就在儿媳的影响下，变得尖酸刻薄起来。于是，婆媳俩就像两把刀，朝他又是刺又是砍，评头论足，百般挑剔：你看他吃得那样多，成何体统！为什么随便来个人，都要以酒款待？法兰绒衣服他死不肯穿，真是固执得少有！

开春，安古维尔的一位公证人，也就是杜布克寡妇的财产保管人，搭了顺水船，将事务所的所有银钱席卷而逃了。诚然，爱洛伊丝除拥有约六千法郎的船股之外，在圣弗朗索瓦街还有一所房子。可是，这笔被她吹得天花乱坠的财产，除了几样家具和几件旧衣裳，她半点也没带进这个家。这件事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迪普那座房子，连打地基的桩子，都抵押给了别人；至于她在公证人那里存了什么，只有上帝知道；就是说船股也顶多不超过一千埃居。敢情她说的全是谎话，好个小娘儿们！老包法利先生一怒之下，当街把一张椅子摔得稀巴烂，指责老伴祸害儿子，给他套上这样一匹瘦瘪马，马鞍连马匹，分文不值！老两口来到道斯特，要问个明白，结果吵了起来。爱洛伊丝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扑到丈夫怀里，要求他保护，以免受公婆欺侮。夏尔试图为她说话，父母一怒，扬长而去。

但是，爱洛伊丝却受到了打击，过了一个星期，在院子里晾衣服时，突然吐了一口血。第二天，夏尔正拉窗帘，听见她在背后叫道：“啊！天哪！”随着一声叹息，便昏了过去。她就这样死了！真没想到！

丧事一了，夏尔回到家，在楼下没遇到任何人，便上到二层卧室里，看见爱洛伊丝的袍子还挂在床头，便靠着书桌，沉浸在痛苦的思念之中。无论如何，她是爱他的呀！

(1)　一法里合四点四千米多。

(2)　三王来朝节在1月6日。

(3)　西班牙良种羊的细毛织物。

(4)　密涅瓦为古罗马司掌各行业技艺的女神，后来又司理战争，常被人视为与希腊女神雅典娜为一体。

(5)　天主教女修会，专门从事女童教育。

3

一天上午，鲁俄老爹给夏尔送来了医腿的酬金：七十五法郎（全是四十苏一枚的辅币），外带一只火鸡。他已知道夏尔的不幸，便极力安慰他，拍着他的肩头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和你一样，有过同样的遭遇！我失去可怜的老伴时，经常跑到田野里，一个人待着，扑倒在一棵树下，洒泪怨天，说了上天不少浑话，恨不得像挂在树枝上的田鼠一样，肚子里生蛆，一死了事。当时，一想到人家正搂着自己的娇妻贤妻亲热，我就用棍子拼命敲打土地。我差不多疯了，不吃不喝，一想到进咖啡馆就腻味，这你也许不相信。咳！日子就这样慢悠悠地过去了，冬去春来，夏去秋至，一分一秒、一点一滴挨过去，离远了，淡忘了，我是说沉下去了。因为总还有点什么东西留在心底，就像常言所说的，沉甸甸的，留在那里，压在心头！可是，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命该如此，总不能因为有人死了，就糟蹋自己，就寻死觅活……应该振作起来，包法利先生。一切都会过去的！来看我们吧，你知道，我女儿常常想念你，还说你把她忘了呢。瞧，春天快到啦，我们陪你去林子里打兔子，让你散散心。”

夏尔听从劝告又去了贝尔托。他发现一切依旧，和五个月以前一样。梨树已经开花，鲁俄老爹已痊愈，走来走去，给庄园增添了生气。

老头子考虑到医生痛苦的处境，觉得自己对他应该尽可能殷勤。他求他不要脱掉帽子，对他说话细声细气，倒仿佛他成了病人。看到没有为他预备点清淡的吃食，例如小罐奶油或煮梨什么的，他还假装生气呢。他不时讲几个故事，夏尔被逗得哈哈大笑，连自己也感到吃惊，突然想起死去的妻子，便又变得满脸阴云，等到端来咖啡，才把那份哀思抛到脑后。

夏尔慢慢过惯了独身生活，对亡妻的思念也就日渐淡薄。再也没有人处处管束，这种新获得的快乐，使他觉得孤独比较容易忍受了。现在，他可以随意改变用餐的钟点，出入自由，无须向人解释；累了，就往床上一躺，四肢伸开，尽量舒展。他自我怜惜，自我爱护，也接受别人的安慰。再说，妻子过世对他的业务不无好处，一个月以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可怜的年轻人！多么不幸！”他的名字传遍乡里，找他看病的人增多了。还有，如今他想去贝尔托，就去贝尔托，心里怀着隐约的希望和模糊的快乐。当他对着镜子理胡子时，觉得自己的脸色也好看多了。

一天下午，将近3点钟，他来到了贝尔托。人都下地去了，他走进厨房，但起初没发现爱玛。外面放下了护窗板，从板缝里漏进的阳光，在石板地面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亮光，碰到家具犄角，一折为二，颤悠悠地在天花板上晃动。餐桌上，一些苍蝇顺着用过的玻璃杯往上爬，结果掉在杯底的残酒里，嗡嗡挣扎着。从烟囱里照射进来的阳光，映得炉板上的油烟呈天鹅绒状，炉膛里的冷灰微微发蓝。爱玛坐在烟囱和炉灶之间做女红，没披披肩，裸露的两肩沁出细细的汗珠。

她按照乡间习俗，请他喝酒。他说不喝，她一定要他喝。最后，她笑嘻嘻地提议：他陪她喝一杯。于是，她从碗橱里找出一瓶橘皮酒，踮起脚尖取下两个小酒杯，一杯斟得满满的，一杯等于没有斟。碰过杯，端到嘴边喝，但酒杯几乎是空的，她不得不仰起头来喝。只见她头朝后，嘴唇前突，脖子伸长，但什么也没喝到。她笑起来，便从两排细齿间伸出舌尖，一下一下，轻轻嘬着杯底。

喝完酒她又坐下，捡起活儿来做。那是织补一只白棉线袜子。她只顾低头织补，不说话。夏尔也不言语。从门底下进来的气流，微微扬起石板地面上的灰尘。他望着灰尘徐徐移动，只听见自己的太阳穴在跳动，还有院子里一只刚下蛋的母鸡在咯咯啼叫。爱玛不时举起摊开的手掌，冰一冰面颊，手心一发热，又放在柴架的铁柄上凉一凉。

她诉说自入夏以来，经常感到头晕，问海水浴对她是否有好处。她谈起修道院，夏尔则谈起学校，两个人的话多起来，便上楼去她的卧室。她让他看她的旧乐谱和她获奖的小书，以及扔在立柜底层的栎叶花冠。她还谈起她母亲、坟地，甚至指给他看园子里的花坛，说她每个月头一个星期五，总要摘些鲜花，放在母亲坟头。可是，家里那个花匠，对她这么做一点也不理解，这些下人简直是废物！她真希望住到城里，哪怕仅仅是冬季也好，虽然夏季白天长，天气又好，但住在乡间，可能更无聊。她说话时，随着内容的变化，声音时而亮亮的，时而尖尖的，突然又变得有气无力，拖得长长的，最后几乎变成喃喃自语；不一会儿，又兴高采烈，睁大一双天真的眼睛，马上却又眼皮半闭，目光充满烦腻，思想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晚上回到家，夏尔一句一句回味着爱玛讲过的话，一边回忆，一边尽量揣测含义，试图想象他们还不相识时她那段生活的情形。不过，他所想象的她，与他头次见到的她或刚刚离开的她，总是没有什么区别。随后，他又寻思她结了婚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是，她和谁结婚呢？唉！鲁俄老爹很有钱，而她……又那样俊俏！爱玛的脸总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耳朵边仿佛有个单调的声音，陀螺般嗡嗡响着：“要是跟你结婚呢？！要是跟你结婚呢？！”夜里，他睡不着，口干舌燥，便起床去罐子边喝水。他推开窗子，满天星斗，吹来一阵温煦的风，远处传来狗吠声。他转头向贝尔托的方向望去。

夏尔想，反正不会失去什么，决计一有机会就求婚。可是每次机会来了，他那张嘴又像粘住了似的，害怕找不到适当的词句。

要是有人把女儿娶走，鲁俄老爹倒不会生气，因为女儿养在家里，反正用处不大。他心里并不怪女儿，只是觉得她有才情，不宜于种地。种地是连上天也瞧不起的行当。谁见过这行当出过百万富翁？老头子不但没有发财，反而年年赔本。他精通的是做生意，干那一行，耍耍手腕，他兴致就高。至于实实在在种地，以及田庄内部的管理，他是最不相宜的了。他爱清闲，生活方面，毫不吝啬，衣、食、住样样考究。他喜欢酽苹果酒、带血的烤羊腿、精心调配的光荣酒(1)。他总在厨房用饭，一个人，一张小桌，向着炉火，菜由用人端来、摆好，就像在戏台上一样。

他发现夏尔一接近女儿就脸红，断定他出不了多少天就会来求婚，所以预先把事情盘算了一遍。他觉得夏尔人有些单薄，不是他理想的女婿；不过，大家都说他品行端正，生活节俭，又很有学问，大概是不会太计较陪嫁的。鲁俄老爹欠泥瓦匠和马具商不少钱，压榨机又需要大修理，非把地产变卖二十二英亩不能应付，所以他对自己说：“他来求婚，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圣米歇尔节期间，夏尔来贝尔托待了三天。他一刻一刻往后拖，最后一天像前两天一样过去了。鲁俄老爹送了他一程，两个人沿着一条洼路走，都快分手了。是时候啦！夏尔打算走到篱笆拐角时一定开口。最后，拐角处都过去了，他才喃喃地说：“鲁俄老伯，我有件事情想对你说。”

两个人停住脚步，夏尔又不作声了。

“有话就说嘛！你当我什么也不知道吗？”鲁俄老爹笑眯眯地说道。

“鲁俄老伯……鲁俄老伯……”夏尔结巴着。

“我嘛，求之不得。”老农接着道，“小女也许和我是一个想法，不过总得问问她本人的意见。好啦，我不送你了，这就把话带回去。如果她同意，请你听明白，你就不必回转来，一则防人口舌，二则免得她不好意思。不过，为了不让你等得心焦，我把窗子推开，推得贴住墙壁，你从篱笆上探过头，打后面就能看见。”

他说完就回去了。

夏尔把马拴在一棵树上，跑到小径上，站在那里等待。半个钟头过去了。他不断看表，又过了十几分钟。突然，只听见墙壁砰的一声响，窗板被推开了，挂钩还在晃动哩。

第二天，刚9点钟，他就来到了庄园。爱玛看见他进来，脸腾地红了，但出于礼貌，还是勉强露出笑容。鲁俄老爹拥抱了未来的女婿，他们谈起了婚事的筹办。不过，这件事并不急，因为按情理，办喜事要等到夏尔服丧期满，即第二年开春前后。

冬季在期待中度过了。鲁俄小姐忙着预备嫁妆。一部分到鲁昂定做；内衣、睡帽之类，她照着借来的图样自己做。每次夏尔来到庄园，他们就谈婚礼的筹划，商量在哪间屋里摆酒席，该上多少道菜，上什么正菜。

爱玛希望婚礼在半夜举行，可以点火炬。这个想法鲁俄老爹觉得莫名其妙。婚礼举行了，来了四十三位客人，喜酒吃了十六个小时，第二天接着吃，闹腾好几天才结束。

(1)　烧酒掺咖啡配制的饮料。

4

客人们一大早就来了，坐着各种车子：有单匹马拉的货车，带一排排座位的双轮车，不带篷的老式轻便马车，带皮篷的运货车。邻近村子的年轻人，一排排站在大车里，手扶住栏杆，以免摔倒，因为马扬蹄奔跑，车颠得厉害。有从十公里以外的戈德维尔、诺曼维尔和卡尼赶来的。两家的亲戚都邀遍了；有隔阂的朋友，重修旧好；多年不来往的故旧，也都发了帖子。

篱笆外面不时传来鞭子声，栅栏门随即打开，便见进来一辆小货车，径直驶到第一级台阶前，猛地停住，上面的人从四方跳下来，揉揉膝盖，伸伸胳膊。女宾们戴着宽边帽，穿着城里式样的袍子，亮出金表链，披着斗篷，下摆扎在腰间；有的披着小花披肩，背后由别针别住，露出后颈。男孩子们仿效父亲，穿了新衣裳（其中不少这一天生平头一回穿上靴子），倒像添了几分拘束。他们旁边，闷声不响地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多半是他们的表姐或姐姐，个儿高高的，身上穿着初领圣体时穿过的白袍子，为了这次来吃喜酒放长了，脸蛋绯红，神色不安，头发上抹了厚厚的玫瑰油，生怕弄脏手套。没有足够的马夫帮助卸车，男宾们便卷起袖子，亲自动手。各人依社会地位的不同，或穿燕尾服、大礼服，或穿短外套、小礼服——讲究的燕尾服，阖家上下敬重，不到隆重场合不从衣柜里拿出来；大礼服有随风飘摆的宽尾垂，圆筒股的领子，大袋子股的口袋；短外套是粗呢料做的，寻常配一顶帽檐带铜箍的大盖帽；小礼服很短，背后缀两颗扣子，聚在一起，像一双眼睛，对襟像是一整块料子用木匠斧子劈开的。少数人（这种人当然只配敬陪末座）穿着出门时穿的工装，就是说，领子翻在肩头上，背后打着小褶，腰间低低地扎着布腰带。

衬衣在胸部胀鼓鼓的，活像铠甲！人人都新理了发，露出了耳朵，刮光了胡须。甚至有些人，天不亮就起床，刮胡须看不清，不是鼻子底下划了几道笔直的口子，就是沿下颌剃掉了一块皮，三法郎一枚的铜板大小，路上经冷空气一激，那喜气洋洋、大理石般白净的大脸盘上，添了一小片一小片玫瑰红。

村公所离庄园半法里，步行前往；教堂的仪式完毕，又步行回来。起初，队伍整整齐齐，在绿油油的小麦之间，沿着田里蜿蜒的小径，迤逦而行，宛若一条彩带；不久拉长了，三三两两，步履款款，且聊且走。乐师走在最前头，小提琴的卷轴上扎着彩带，随后是新郎新娘，再后是随意结伴的亲友，最后是孩子们，边走边玩，不是摘荞麦秆尖头的小花，就是偷偷搞小动作。爱玛的袍子过长，有点拖地，她不时停下，往上提一提，用戴手套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摘掉草叶和小刺。夏尔垂着双手，站住等她。鲁俄老爹头戴新缎帽，黑色燕尾服的袖子连指尖也盖住了，他挽着老包法利夫人的手臂。至于老包法利先生，打心眼儿里瞧不起这些人，来时只穿了一件带一排纽扣的军式大衣，一路上只顾对一个金色头发的乡村姑娘卖弄小咖啡馆调情的话。那姑娘恭恭敬敬，满脸通红，张口结舌。其他参加婚礼的人，有的闲扯各自的事务，有的在背后互相捉弄，提前激发欢乐情绪。你要是留意点，就会听见乐师在继续拉琴，咯吱咯吱的琴声在田野回荡。他发现大家落远了，就停住脚步，喘口气，慢吞吞地给弓子上点松香，让琴弦拉得更响亮，然后又举步往前走，琴柄上下晃动，给自己打拍子，琴声远远地惊飞地头的小鸟。

喜筵摆在车棚里。菜肴有四盘牛里脊、六盘炒仔鸡、一盘煨小牛肉、三盘羊腿，当中是一只油亮亮的烤乳猪，边上拼了四根酸模香肠。桌子角上摆着几壶烧酒。一瓶瓶甜苹果酒，塞子周围直冒厚沫子，所有酒杯早就斟满了。大盘黄澄澄的奶酪，桌子稍动就晃荡不止，光溜溜的表面，点缀着用新人姓名的首字母交织成的奇特图案。从伊沃托请来的一位糕点师傅，专做圆馅儿饼和果仁糕。这位师傅在当地初次出手，做起来特别小心在意，上点心时，亲自端上来一盘宝塔式糕点，引起一片喝彩声。糕点的底层，是蓝硬纸板剪成的有门廊、有柱子的庙宇，四周神龛里，塑着小神像，上面点缀着金纸做的星星；第二层是萨瓦蛋糕做的城堡，周围是当归、杏仁、葡萄干和橘瓣拼成的玲珑堡垒；最上一层平台，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有蜜饯做的山石和湖泊、榛子壳做的小船、一个荡秋千的小爱神——秋千架是用朱古力做的，两边柱头各插一朵真玫瑰花蕾。

喜酒一直吃到天黑。客人们坐乏了，就到院子里活动活动，或到库房玩一局瓶塞游戏(1)，然后又回到餐桌边。吃到最后，有几个人睡着了，打起鼾来，不过咖啡一上来，又都来了精神：有人唱歌，有人掰腕子，有人举重，有人钻大拇指(2)，有人试扛大车，还有人说下流话，找女宾亲嘴。马吃饱了荞麦，吃得鼻孔里都是，夜里动身，横竖不肯套车，又是跳又是踢，把鞍绳也挣断了，主子有骂的，有笑的。整个夜晚，月光照耀的乡间大道上，一辆辆马车疯狂奔驰，有翻进水沟的，有跳过石子堆的，有撞在土坎上的；妇女们头探出车门，拼命抓住缰绳。

留在贝尔托过夜的客人，在厨房里饮酒消夜，孩子们钻到板凳底下呼呼大睡。

新娘子事先央求父亲，劝客人们免除闹洞房的习俗。不料表亲中有位鱼贩子（此人甚至带来一对比目鱼做贺礼），嘴里含满水，对着锁孔往新房里喷。幸好鲁俄老爹及时赶到，极力劝阻，说他女婿是有身份的人，这样闹不合适。经他好说歹说，那位表亲才勉强依了，但心里怪鲁俄老爹傲气，便溜到一个角落，与另外四五个客人沆瀣一气。那几个人碰巧席间连续几次吃了次等肉，认为主人薄待他们，便在一起冷言冷语、指桑骂槐，诅咒主人败家。

老包法利夫人一天没开口说话。儿媳的打扮、酒席的安排，统统没征求她的意见，她老早就上床睡了。她丈夫非但不陪她一起安歇，反而差人去圣维克多买来雪茄，一直抽到天亮，同时拿樱桃酒兑热糖水和烈酒喝。这种掺和方式，乡下人没见过，越发敬重他。

夏尔生性不幽默，婚礼期间，表现不佳。席间上汤之后，客人们照例对新郎说些俏皮话、绕口令、双关语、恭维话和粗俗话，他只能勉强应付。

但第二天，他仿佛换了一个人，就像昨天的新娘子一样活跃，而新娘子反倒不露声色、讳莫如深，连最机灵的人也琢磨不透她的心思。当她打身旁走过时，大家心情高度紧张，悄悄打量着她。夏尔呢，什么也不掩饰，喊她“我太太”，而且用昵称，逢人就问她，到处去找她，常常把她拉到院子里。大家远远看见他在树下揽着她的腰，半弯着身子，一边溜达，一边用头蹭她胸前衬衣的花边。

婚后两天，新婚夫妇离去，因为夏尔要看病人，不便久留。鲁俄老爹让他们坐他的小运货马车走，并亲自送到瓦松维尔，最后一次亲了闺女，跳下车，便往回走。走了百十来步，他站住了，目送车子远去，看着车轱辘在扬起的尘土中滚动，不禁深深叹了口气。这时，他想起自己结婚的情形，想起逝去的岁月，想起妻子头一次怀孕。那天，他也欢天喜地，从岳丈家接回新娘子，让她骑在自己身后，策马踏雪奔跑，因为当时临近圣诞节，田野白雪皑皑。新娘子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腰，另一只胳膊挎着篮子；风吹动她帽子的花边飘带，不时扫到他嘴上；他一回头，就见金色帽檐下，她那红扑扑的小脸蛋紧贴他的肩头，默默地微笑。她不时地把手指伸进他的胸怀，让它们暖和起来。这一切竟恍若隔世！他们的儿子如果活到今天，该三十岁了！鲁俄老爹想到这里，看一眼身后，路上什么也没看到。他觉得自己活像一所被搬空的房子，好不凄凉！酒劲上来了，他头脑里一片雾蒙蒙，充满柔情的回忆和充满悲凉的感慨交织在一起。一时间，他真想到教堂那边去转一圈(3)，但又怕去了会愁上加愁，便径直回了家。

6点钟光景，夏尔夫妇回到了道斯特，邻居们都凑到窗前，看他们的医生的新太太。

老女佣上前见了礼，小心赔着不是，说晚饭还没准备好，请太太趁晚餐前的机会熟悉一下她的新住宅。

(1)　在瓶塞上放置一些硬币，用弹子打，看谁打下的多。

(2)　将大拇指放平，自己从底下钻过去的游戏。

(3)　因为教堂旁边的公墓里安葬着他太太。

5

住宅一式砖墙，正面正好临街，或者不如说临路。门背后挂着一件小领子大衣、一副马笼头、一顶黑皮便帽，角落地上，扔了一副皮绑腿，沾了一层干泥。右边是厅房，也就是饮食起居的地方。金丝雀黄糊墙纸，上方带一条褪色花边，由于底布没有铺平，颤颤悠悠的；窗口，绲红边的白布窗帘，交叠垂挂；窄窄的壁炉横板上，放着一个雕有希波克拉底(1)头像的座钟，明光闪闪，两侧各有一个包银烛台，扣在椭圆罩子里。过道对面是夏尔的诊室，一间六步来宽的小屋，里头有一张桌子、三张椅子和一张带扶手的软椅。一个六层格子的松木书架，几乎被一套《医学辞典》占满了。《医学辞典》没有裁开(2)，但几经转卖，装订已经受损。看病时，闻得到隔壁厨房炒菜的油味；而在厨房里，同样听得见病人咳嗽和讲述病情。再往里，正对院子和马厩，是一间破旧的大房子，现被当作柴房、贮藏室，里头有一个炉子，不少破铜烂铁、空桶、废旧农具，以及许多灰扑扑摸不清用场的东西。

园子呈长方形，夹在两堵土墙之间。沿围墙有一排杏树，累累果实垂压墙头；尽头有一道荆棘篱笆，将园子与田野隔开。园子中央，一个砖垒的台子上，放置着一个青石日晷。四坛疏落的犬蔷薇，布局对称，环绕着一块较有实用价值的菜地。尽里端，冷杉掩映之中，有一座正读经书的神父石膏塑像。

爱玛去看楼上的房间。第一间没有家具。第二间是两夫妇的卧室，靠凹形里墙，有一张桃花心木床，挂着朱红帐幔。五斗柜上，摆了一个贝雕盒子作为装饰品；书桌靠窗，上面一个花瓶里，插了一束白缎带扎的橘花。这是新娘子的花，前头那位新娘子的花！爱玛打量着。夏尔注意到了，拿走放到阁楼上。爱玛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她带来的东西摆在旁边），不禁想到她那束装在纸盒里的新婚花，恍惚之中自问：她万一死了，那花又将怎样？

最初几天，她净琢磨把家重新布置一番。她撤掉烛台的罩子，请人换上新糊墙纸，重新油漆楼梯，添做几条板凳放在园子里日晷四周，甚至筹划修一口喷水鱼池。丈夫知道她爱乘车兜风，便买了一辆小型双座轻便旧马车，换上新灯和凸纹皮挡泥板，俨然一辆英国式双座轻便马车。

夏尔沉浸在幸福之中，没有半点忧虑。夫妻俩面对面用餐，傍晚在大路上散步，爱玛举手理两鬓的头发，她挂在窗钩上的草帽映进他的眼帘，还有许多他过去从来没有兴致的事情，现在都给他带来无穷幸福。早晨，双双同枕躺在床上，他凝视阳光映照着她面颊金色的汗毛，睡帽的花边缀饰半遮住她的脸。挨得这样近看去，他觉得她的眼睛比平常大，特别是当她刚睡醒，一连几次睁开眼睑的时候。她的眸子，在阴影里呈黑色，在阳光下变成深蓝色，仿佛重叠着多层颜色，越往里越深，越接近表面的珐琅质越浅。他的视线消失在那眸子深处，看见那里面有一个小我，仅到肩头为止，包括包头帕子和敞开的内衣领口。他起床了，她来到窗前目送他出诊，双肘支着窗台，伫立于两盆天竺葵之间，睡衣松松地披在身上。夏尔在路旁脚踏路程碑，扣牢马刺；她在楼上继续和他说话，用嘴叼一片花瓣或绿叶，向他吹去。就见它像鸟儿似的，时而翻飞，时而滑翔，在空中划出一个个半圆，飘到门口安详的白牝马蓬乱的鬃毛上，停了停，这才落到地上。夏尔跨上马背，给她一个飞吻；她点点头，关上窗户。夏尔策马上路，一时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那路像一条带子，伸向无尽的远方；一时行走在低洼的小路上，两旁树木探出的枝叶相互交织，形成一条绿廊；一时行走在田间阡陌上，小麦一直齐到膝盖。朝阳照在他的肩上，清晨的空气涌进鼻孔，他心里充满昨夜的欢情，心境恬静，肉体满足，独自咀嚼着他的幸福，就像饭后回味正在消化的香蘑的滋味一样。

在这以前，他的生活几时有过什么甜蜜？中学时期吗？那些年被关在高墙之间，孤单单一个人，班上的同学不是比他有钱，就是学习比他棒。他们嘲笑他的口音，奚落他的穿戴；他们的母亲来看他们，手笼里总是带着点心。那么，后来的学医时期呢？那时钱袋子总是瘪瘪的，请一个小女工跳舞都请不起，本来可以让她做情妇的，也不敢妄想。至于后来与那寡妇共同生活的一年又两个月，夜里躺在床上，她那双脚就像冰块一样凉。而现在呢，有了这样一个窈窕女子做终身伴侣。他钟爱她。在他心目中，天地之大不超过她的罗裙的幅员，所以他责备自己爱她爱得不够深，一出门就想回去看她，于是飞跑回家，噔噔跑上楼，心怦怦直跳。爱玛正坐在房里梳妆，他悄悄走过去，吻她的后背，惊得她叫起来。

他总是忍不住摸摸她的梳子、她的戒指、她的披巾；有时，他整张嘴贴在她脸上，来一个响亮的吻，或是顺着她裸露的胳膊，从指尖一直小吻到肩头。而她呢，露出半笑半恼的样子，推开他，就像对待一个死缠住她不放的孩子。

爱玛呢，结婚以前，觉得自己心里充满爱情，可是应当从这种爱情中产生的幸福，现在却没怎么感受到。她寻思，准是自己搞错了。“快乐”“迷恋”和“陶醉”这些字眼，从前在书本里读到，是那样美，在人生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她渴望弄明白。

(1)　古希腊伟大的医学家，约生于公元前460年。

(2)　法国有些新书，书边没有切开，读者购到手后阅读时才裁开。

6

她读过《保尔和维吉妮》(1)，向往那小竹屋、黑人多曼戈和小狗费戴尔，特别是那个好心的小哥哥。他友好温存，爬到比钟楼还高的大树上给你摘来红果子，或者赤脚在沙滩上跑，给你捧回来一个鸟窝。

她十三岁时，父亲亲自带她进城，把她送进修道院。他们投宿在圣日耳维区一家小客店，晚餐用的盘子上，画着拉·瓦里埃小姐(2)的故事。配画的说明文字赞美宗教、心灵的高尚和王宫的富丽堂皇，但不少地方被刀叉磕碰掉了，连贯不起来。

初进修道院，她不但不觉得乏味，反而乐意与修女们相处。修女们为了让她开心，常常带她从用膳室出去，经过长廊，去看小礼拜堂。休息时间她很少玩，对教理问答记得很熟，教务协理先生提问题，最难的总是由她回答。她终日处在教室的温馨气氛之中，生活在这些佩戴铜十字架念珠、脸色苍白的女人中间，加之神坛的香烟、清冽的圣水和煌煌的烛焰创造的神秘氛围，使她渐渐变得懒怠了。她不听弥撒，只看书里面带天蓝色框子的圣画；她喜爱害病的绵羊、被利箭射穿的圣心，还有背负十字架倒在路上的可怜的耶稣。为了苦修，她有时试着一天不吃东西，还绞尽脑汁，考虑许一个什么愿。

临到忏悔，为了在那里久待一会儿，她面对口中念念有词的教士，跪在暗影里，双手合十，脸贴在铁栏杆上，编造出一些小过失。修女们在训诫时，反复拿未婚夫、丈夫、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行比较，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了意想不到的柔情。

在黄昏做晚祷之前，总要在自修室里读宗教作品。从星期一到星期六，读的是《圣史》概要和佛来西鲁院长的《讲演录》；星期日则读几节《基督教真谛》，作为消遣。浪漫主义忧伤的哀诉，回应着尘世和来生的呼唤，其声朗朗，爱玛头几回听得多么入神！大自然充满诗情的感染，我们平常多是通过作家们的传达接受的。爱玛的童年假若是在商贩区的店铺里度过的，这种感染她也许容易接受。可是，她太熟悉乡村，太熟悉羊群的叫唤，太熟悉奶制品和耕犁。不过，正因为她看惯了平静的景物，所以转过来就追求刺激。她爱大海只爱大海的惊涛骇浪，爱新绿只爱新绿点缀在废墟之间。一切事物，她非要从中得到切身利益不可。凡是无助于她的心灵直接宣泄的东西，她都视为无用，不屑一顾。她是多愁善感型的，而非艺术鉴赏型的，她寻求的是感情，而非景物。

有一位老姑娘，每个月来修道院做八天针线活。她是在大革命中衰败的一个旧贵族家族的后裔，有大主教保护，所以可以在用膳室和修女们同桌吃饭，饭后与她们闲聊一会儿，再开始干活儿。寄宿生们经常溜出自修室去看她。老姑娘记得上个世纪的不少情歌，常常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哼唱。她会讲故事，告诉你各种消息，帮你进城买东西，围裙兜里总是藏有一本小说，私下借给大女孩子们看，而老姑娘自己，也利用歇息的时候，一章一章如饥似渴地读。这些小说中所写的，无非是恋爱、情男、情女、在偏僻的小屋里晕倒的落难贵妇、站站被杀的驿夫、页页倒毙的马匹、幽暗的森林、心灵的纷扰、盟誓、饮泣、眼泪与吻、月下扁舟、林中夜莺，还有男人，一个个勇猛如雄狮，温顺似羔羊，人品盖世，总是衣冠楚楚，哭起来涕泪滂沱。就这样，十五岁的爱玛天天双手沾满旧书租阅处的灰尘，足足半年之久。后来读瓦尔特·司各特(3)，她迷上了历史事物，向往鞍形屋顶、警卫室和行吟诗人。她真想生活在一座古老的小城堡里，就像那些苗条修长的城堡主夫人，整天待在三叶形的尖顶拱门下，双肘支撑石栏，双手托着下巴，凝望一位白翎骑士，跨着一匹黑马，从原野深处疾驰而来。那时，她崇拜玛丽·斯图亚特(4)，对出人头地、命途多舛的妇女，都怀着热切的敬意。在她看来，贞德(5)、爱洛伊丝(6)、阿涅丝·索勒尔(7)、美人费罗丽叶(8)和克莱芒丝·伊佐尔(9)就像一颗颗彗星，光彩夺目，掠过历史黑暗的太空，而圣路易和他的橡树(10)、垂死的巴亚尔(11)、路易十一的某些暴行(12)、圣巴托罗缪惨案、贝亚恩人的翎饰(13)和人们还记得的吹捧路易十四的彩盘，虽然也在历史的太空闪现，但七零八落，彼此毫无关联，更深地沉入了黑暗之中。

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不外乎金色翅膀的小天使、圣母、环礁湖和威尼斯船夫等，这些曲子格调低下，音调轻浮，却使爱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幻莫测的感情世界。有几个同学收到作为新年礼物的画册，带到修道院来。这种东西必须小心收藏，查出来非同小可，只能在宿舍里偷偷翻阅。爱玛轻轻摩挲着那精美的锦缎封面，看到每幅画下面作者的署名，大多数不是伯爵，就是子爵，她眼睛里往往流露出赞叹不已的神色。

她微微颤抖，吹开画上面的绢纸，绢纸半折着掀起来，轻轻落在对面一页上。画上是一个披短斗篷的小伙子，在阳台栏杆后面，紧紧搂着一个身穿白袍、腰间挂钱袋的少女；要不就是没注明姓名的英国贵妇肖像，一式的金色鬈发，圆遮阳帽，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你。有些贵妇舒坦地躺在马车里，在大花园中间轻疾地奔驰，驭手是两个穿白裤的矮子，一只猎兔犬在马前欢蹦乱跳。另外一些贵妇坐在沙发里，遥望窗外明月，凝眸遐想，旁边有一封拆开的情书；窗户半开，另一半垂着黑幔。有些天真烂漫的贵妇，腮上挂着晶莹的泪珠，隔着古色古香鸟笼的细杆，逗弄斑鸠，要不就是笑眯眯地偏着头，勾起尖尖的手指，一片片摘雏菊花瓣，像一只翘头鞋。画上面还有吸长烟斗的苏丹(14)，在凉棚底下晕倒在舞姬怀里；还有异教徒、土耳其刀、希腊帽，尤其是酒神故乡(15)色调暗淡的风景，往往同时看到棕榈、冷杉，右边有几只老虎，左边有一头狮子，天边耸立几座塔塔尔尖塔，近景却是古罗马的断壁残垣，以及几匹卧在地上的骆驼——所有这一切，都被一片明丽的原始森林环绕，一大道阳光垂直倾泻下来，在水面闪耀，而青灰色的湖面，或远或近，微漾着几道伤痕般的白色水波，那是几只天鹅在游动。

挂在墙上的煤油灯，正好在爱玛头顶上，灯罩聚下来的光，映照着这些世俗图画，一幅幅展现在她眼前；宿舍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辚辚声，那是迟迟未收的出租马车还在街上行驶。

母亲去世的头些日子，爱玛哭了又哭。她请人用死者的头发粘贴了一幅画，作为悼念，又往贝尔托寄了一封家信，满纸悲痛情思，请求在她死后，将她与母亲安葬在一起。老头子以为她病了，赶来看她。爱玛内心深处，未免暗暗得意，因为苍白的人生难得有理想，平庸的心灵永远无法企及，而她一下子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因此，她听任自己沉湎于拉马丁(16)缠绵悱恻的诗篇，谛听湖面竖琴的曲子和天鹅临死的哀鸣，以及败叶沙沙飘落、贞女袅袅升天和天父的声音在幽谷中回荡。可是对这一切，她渐渐厌倦了，却又不肯承认，只是靠习惯和虚荣心，才得以撑持下来，终于感到心境平静了，心灵上不再有忧伤，就像额头上没有皱纹一样，连自己也感到吃惊。

修女们本来断定，鲁俄小姐会接受神的感召，如今却发现她似乎辜负了她们的关怀，不禁万分惊异。她们的确在她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教她念日课经、静修、行九日经礼和听讲道，苦口婆心，一再教她如何克制肉体和拯救灵魂，岂料她像一匹马，你牵住她，但缰绳拉得过紧，她猛一停蹄，马衔便从嘴里滑了出来。这姑娘的思想，虽然充满热情，但又讲究实际，她爱教堂是爱里面的鲜花，爱音乐是爱里面浪漫的歌词，爱文学是爱里面感情的刺激；面对信仰的神秘古奥，她反抗了，同样，对与她的天性格格不入的院规，越来越恼恨。所以，当她父亲把她接出来时，谁也不为她的离去而惋惜。院长甚至觉得，她在最后这段时间，变得对修道院极不虔敬。

爱玛回到家里，起初还乐意管管雇工，随后则讨厌乡村，又怀念起修道院来了。夏尔头一次来贝尔托，正是她万念俱灰，对一切再也不想了解、不想感受的时候。

但是，对新生活的热切渴望，或者也许是这个男人的出现带来的刺激，足以使她相信，她终于得到了那种妙不可言的爱情。过去，这爱情像一只长着玫瑰色羽毛的大鸟，在充满诗意的绚烂天空中飞翔；现在呢，她不能想象，眼前这种平静的生活，就是她曾梦想的幸福。

(1)　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小说，出版于1787年，为初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描写保尔和维吉妮，两小无猜，生活在一座小岛上，与黑人多曼戈和小狗费戴尔为伴。

(2)　法国贵族小姐，以美貌著称，受路易十四宠爱。

(3)　苏格兰浪漫主义小说家（1771—1832），以中世纪历史小说知名于世。

(4)　苏格兰女王（1542—1587），信奉天主教，新教执政后下狱，囚禁二十余年后被杀。

(5)　贞德（1412—1431），是法国一个农村姑娘，领导人民抗击入侵英军，被贵族出卖，死于敌手。

(6)　爱洛伊丝（1098—1164），法兰克女修院院长，因与其老师阿伯拉尔私下相爱，遭家人反对，入隐修道院。

(7)　阿涅丝·索勒尔（1422—1450），是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情妇，备受查理七世宠爱。

(8)　美人费罗丽叶是巴黎一中产者的女儿，后成为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

(9)　克莱芒丝·伊佐尔是14世纪法国南方一位贵妇，女诗人，据传她创立了欧洲最早的诗会。

(10)　圣路易即法王路易九世（1215—1270），据传他常在橡树下审案。

(11)　巴亚尔（1473—1524），法国军人、骑士、身经百战的英雄，临死还嘱咐部下扶他面向敌人。

(12)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即位之前，毒死其父的情妇，即位之后，杀死许多反对他的贵族。

(13)　贝亚恩人指法王亨利四世（1553—1610），他是法国西南部贝亚恩人，在作战之前曾嘱咐部下，如军旗丢了，就向他的翎饰靠拢。

(14)　某些伊斯兰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15)　酒神故乡指希腊。

(16)　法国浪漫派诗人（1790—1869），对自然有着亲切的感受和诚挚的情感，早期诗多抒发个人感情和宗教信仰，流露出伤感情调。

7

然而有时她想，现在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人们所称的“蜜月”。要领略蜜月的甜蜜，无疑应该去那些名字最响亮的地方，去那些能给新婚夫妇带来最愉快的闲情逸致的地方！人坐在驿车里，蓝绸子窗帘遮住阳光，沿着陡峭山路缓缓驶去，听驭手的歌声在层峦叠嶂间回荡，应和着山羊的铃铛声和飞瀑低沉的喧响。夕阳西下，他们站在海湾边，闻着柠檬树的芳香；而后夜幕降临，只有他们两个人，坐在别墅的凉台上，四只手握在一起，一边眺望璀璨星空，一边计划着未来。她觉得，世间某些地方应能出产幸福，就像一种植物，适宜于某地的土壤，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就长得不茂盛。她怎么就不能倚在一座瑞士山区木屋的阳台上，或者把她的烦愁锁在一所苏格兰茅屋里？！而她丈夫穿着活袖口、长尾垂的青绒燕尾服，足蹬软皮靴，头戴尖顶帽！

也许她希望对某个男人倾吐这些心声。可是，这种难以捉摸的骚动不安，像云一样变幻，像风一样旋转，在人前怎么说出口呢？她找不到适当的措辞，也没有这种机会和勇气。

然而，假如夏尔希望听到她的倾诉，假如他想到了这一点，或者假如他看穿了她的心思，哪怕只有一次，她觉得话语就会滔滔不绝地从她心里涌流出来，一如树上熟透的累累果实，手一探就会纷纷掉落一样。可是他们两个人，生活上越接近，心反而离得越远了。

夏尔这个人，谈吐就像街边的人行道一样平淡，见解庸俗得恰似过往行人，连衣着也普普通通，引不起你半点激情、笑意或遐想。他自己就说过，他住在鲁昂的时候，从来没有起过好奇心，想去戏院看看巴黎来的演员。他不会游泳，不会击剑，不会射击。有一天，她在一本小说里遇到一个骑马的术语，问他，他张口结舌，解释不了。

一个男人，难道不应该恰恰和他相反，事事在行，无所不能，善于引领你体会爱情的力量、生活的意趣和人世的种种奥秘？可是他这个人，什么也不能教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企求。他以为她快乐，而她怨怼他的，正是他这种安之若素的平静、这种泰然自若的迟钝，甚至她给予他的幸福。

爱玛有时会绘画。这在夏尔，不啻是一个极大的乐趣，他直挺挺地站在旁边，看她俯向画幅，眨动眼睛，运思于她的作品，要不然就拿点面包心子，用大拇指搓成小球(1)。至于钢琴，她的手指弹得越快，他就越惊叹不已。爱玛叩击音键，娴熟自如，上下左右，弹遍整个键盘，一刻不停。那架老掉牙的钢琴，钢丝歪歪扭扭，经她一弹，声音洪亮，窗户若是开着，站在村头也听得清晰；送公文的见习生，光着头，穿双布鞋，手里拿着公文从大路上经过，也常常驻足倾听。

另一方面，爱玛善于管家。她打发人向病人催索诊费，总是附一封信，措辞委婉，一点不露讨账痕迹。星期天，有邻居来家里吃晚饭，她总有办法弄出一盘体面的菜来，还会拿青梅在葡萄叶子上码成金字塔，将蜜饯罐倒扣在盘子上端出来。她甚至说要买几只漱口盅，供吃果点之后漱口用。凡此种种，博得了人们对包法利的极大尊重。

夏尔有了这样一位太太，最终也不免自命不凡了。爱玛有两幅小小的铅笔速写，他拿很宽的框子镶起来，用长长的绿色丝带挂在厅房的墙上，骄傲地指给人看。大家做完弥撒回来，经常看见他穿一双漂亮的绣花拖鞋站在门口。

他每天回家很晚，常常10点钟，有时半夜，一到家就要东西吃，女佣已经睡下，便由爱玛伺候。为了吃得舒坦，他脱掉大衣。他把自己见过的人、到过的村庄和开出的药方，一五一十讲给爱玛听，一副自鸣得意的神态，吃完洋葱烧牛肉，又吃光一片奶酪，啃掉一个苹果，喝干壶里的酒，然后便上床，仰面一躺，鼾声如雷。

长年以来，他养成了戴棉睡帽的习惯，包头丝巾在耳朵边系不牢实，早晨头发会乱蓬蓬搭在脸上，加之枕套带子夜里弄松了，羽绒粘得满头白花花的。他总穿一双结实的靴子，从脚背到脚踝有两条斜厚褶子，靴筒硬挺挺的，像紧绷在木头脚上。他说：“在乡下，这就相当讲究啦！”

他母亲赞成他这样节俭。她像往常一样，家里吵得凶了点，就来看儿子。但是，包法利老太太对儿媳似乎有成见，觉得她“派头太大，和他们的家境不相称”；柴呀、白糖呀、蜡烛呀，“用得那样快，就像大户人家似的”，灶里塞的木炭，足够炒二十五个菜！她替儿媳整理衣柜，屠户送肉来，也嘱咐她瞧着点。这些教诲爱玛只好听着，老太太更唠叨个没完。婆媳俩整天“媳妇呀”“妈呀”叫个不停，嘴唇却不免有些哆嗦，双方说的话都是温和的，但颤颤的声音却透着怒气。

杜布克夫人在世时，老太太觉得儿子是偏向她的。而今呢，夏尔对爱玛的恩爱，在她看来，不啻是对她的慈爱的背弃，是对属于她的感情的侵犯。她伤心地默默注视着儿子的幸福，就像一个破了产的人，隔着玻璃窗，看别人在自己的旧宅吃饭。她用回忆往事的方式，提醒儿子她所付出的辛苦和做出的牺牲，并将之与爱玛的漫不经心进行比较，证明他把爱全部倾注在爱玛身上，是不明智的。

夏尔无言以对，他尊敬母亲，更无比钟爱妻子。他觉得她俩的看法，一个无懈可击，一个无可指责。老太太一走，他试着把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一两句最无关紧要的批评，原原本本说给爱玛听。爱玛一句话就驳得他低头认错，并且打发他去看病人。

然而，爱玛根据自以为正确的理论，还是愿意培养自己的爱情的。明月皎皎的夜晚，她常常在花园里，给夏尔吟诵她所记得的情诗，或者一面叹息，一面给他唱忧伤的小调。可是，事后她发现自己仍和往常一样平静；夏尔呢，也看不出增添了一分爱情或激情。

就这样，她像在自己心灵上敲击着打火石，却没有迸发出一点火星。况且，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她不可能理解，正如没有以习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东西，她无法相信一样。她轻易地认定，夏尔的爱情没有丝毫超乎寻常的成分。他表示感情早已成了例行公事，只在一定的时刻吻她一下。这仅仅是许多习惯中的一个习惯。如同在单调乏味的晚餐结束时，照例要上果点一样。

一位猎场看守人得了肺炎，被包法利先生治好了，便送给他太太一只意大利种小猎兔犬，爱玛散步时便带上它。她有时会出去走走，一则为了单独待一会儿，二则免得一天到晚所看见的，总是那个花园和那条尘土飞扬的大路。

她一直溜达到巴纳维尔山毛榉林子，即靠田野的墙角旁边废弃的小屋附近。在那杂草丛生的界沟里，生长着高高的、叶子锋利的芦苇。

她先望望四周，看自她上次来过之后有什么变化。毛地黄和田芥菜仍在原地，大卵石堆周围生长着一丛丛野荨麻，三个窗户框上覆盖着一片片地衣，窗板总是关着，朽烂木屑落在锈迹斑斑的铁挡上。她的思想起初飘忽不定，漫无目的，宛如那只小猎兔犬，在田野上兜着圈子，忽而吠黄蝴蝶，忽而追逐田鼠，忽而又去叼麦畦边的红罂粟。渐渐地，意识集中了，爱玛在草地上坐下，用阳伞柄尖轻轻地刨着土，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上帝！我为什么要结婚？

她思忖着，巧遇的机缘是否有可能让她遇上另一个男人？她下意识地想象那未曾发生的情景，那不同的另一种生活，那个她不认识的丈夫。是的，那一位绝不像一般男人。他可能相貌英俊，才华横溢，出类拔萃，人见人爱，大概就像昔日女修道院她的同学们所嫁的男人。那些老同学现在都干什么呢？城市里，街道热热闹闹，戏院人声鼎沸，舞厅灯光飞旋，她们生活在那种地方，一定心花怒放、精神百倍。可是她呢，她的生活冷冰冰的，一如那天窗朝北开的阁楼；烦愁像一只蜘蛛，在她心灵各个幽暗的角落，无声无息地结着网。她记起一次次发奖的日子，她走上台去，接受小花冠。那时，她梳着发辫，穿着白袍和敞口斜纹呢鞋，举止招人喜爱；当她回到座位上时，男宾们都探过身子来恭维她。院子里挤满各种马车，人们临走了，还从车门里探出头来和她说再见；音乐教员挟着提琴匣，经过她身边时还向她打招呼。这一切已多么遥远哪！多么遥远！

她唤回小狗佳丽，抱在双膝之间，抚摩着它细长的脑袋，对它说：“来，亲亲你的女主人，你这个无忧无虑的小东西！”

瘦小的狗懒懒地打着哈欠，她端详着它忧愁的面孔，不禁起了怜悯之心，把它比作自己，大声和它说话，仿佛安慰一个落难的人。

有时，海风狂飙骤起，一下子扫过科地区的整个高原，把带咸味的凉飕飕的空气，一直送到远方的田野。灯芯草伏在地面，簌簌作响，山毛榉叶子飒飒地迅速抖动，而树梢带着呼啸之声不停地摇摆。爱玛赶忙裹紧披肩，站起来。

林荫道上，树叶滤下泛绿的阳光，映照着贴在地面上的青苔；青苔在她脚下微微发出沙沙声。夕阳西沉，树枝间露出的天空红彤彤的，路两旁排列笔直的树干，宛如金色底子衬托出两排廊柱。爱玛突然感到恐惧，叫了佳丽，顺大道匆匆返回道斯特，倒在一张扶手软椅里，整个傍晚一言不发。

可是将近9月末，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昂戴维里耶侯爵邀请她去沃比萨尔做客。

这位侯爵在复辟时期当过国务大臣，正力图重返政治生涯，早就在准备竞选众议院议员。冬天他布施过不少木柴；每次省议会开会，他都慷慨激昂，要求为本区修几条路。三伏天他生了一个口疮，经夏尔用柳叶刀恰到好处拉了一刀，竟奇迹般好了。管家到道斯特送手术费，傍晚回去禀报说，他看见医生的小园子里有极好的樱桃。可是，那种樱桃树在沃比萨尔生长不好，侯爵便向包法利讨了几枝去嫁接，因此觉得应当亲自登门致谢，正好看见爱玛，认为她体态袅娜，礼数上又丝毫看不出是个乡下女人。所以侯爵动了邀请这对年轻夫妇到古堡做客的念头，觉得既不至于失身份，也不至于造成别的不便。

一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钟，包法利夫妇坐上他们的轻便马车，动身去沃比萨尔。车子后面放了一个大行李箱，挡板前面放了一个帽盒，夏尔两膝之间还夹了一个纸匣。

他们抵达沃比萨尔时天刚擦黑，大花园里掌了灯，给车子照亮。

(1)　充作橡皮，供爱玛擦画用。

8

古堡是意大利风格的现代建筑，两翼前伸，三座气派的台阶紧连一块大草坪，草坪上有几头乳牛，两边有几片疏落有致的参天古树，蜿蜒的细沙小径两旁，密密匝匝丛生着灌木，参差不齐，都是杜鹃花、紫丁香和绣球花，小桥下淌着一泓清溪。透过晚岚，依稀可见一些草房，散落在草甸子上，一边一座坡度平缓的小山，覆盖着树木；后面密林掩映间，露出平行的两排库房和马厩，是已拆除的老古堡遗留下来的。

夏尔的马车刚在中间那座台阶前停下，就见出来几个仆人。侯爵迎向前，伸出手臂让医生太太挽着，将她引进门厅。

门厅很高，大理石地面，脚步声和说话声发出回响，仿佛在教堂里一样。一道笔直的楼梯正对大门，左手边一条回廊对着花园，通向台球室，还没到门口，就听见象牙球碰撞的声音。穿过台球室去客厅时，爱玛看见球台四周有几个男人，表情严肃，下巴紧贴凸起的领结，个个佩戴勋章，默默地露出微笑，推动着球杆。深色的护壁板上，挂着几幅巨幅画像，镶在镀金的框子里，下面用黑体字写着姓名。爱玛看见其中一幅写的是：“让-安托万·德·昂戴维里耶·迪维蓬维尔·沃比萨尔伯爵、弗雷斯奈男爵，1587年10月20日殉于库特拉之役。”另一幅写着：“让-安托万-亨利-居伊·德·昂戴维里耶·德·沃比萨尔，法兰西海军司令、圣米歇尔骑士团骑士，1692年5月29日于胡格-圣-瓦之役负伤，1693年1月23日卒于沃比萨尔。”后面的就看不大清楚了，因为灯光聚在球台的绿毡上，房间里灯影幢幢，把横挂的画幅映成一片褐色，遇到油彩裂口，分成鱼刺般的细线，使那些金框里黑乎乎的大画面，仅仅东一块，西一块，偶尔显露出比较清晰的部分，例如一个苍白的脑门儿，一双注视着你的眼睛，披在红礼服扑粉的肩头上的假发，鼓鼓的小腿上的一枚吊袜带纽扣。

侯爵推开客厅门，一位太太（正是侯爵夫人）站起来，迎接爱玛，请她靠近自己在椭圆形双人沙发上坐下，开始亲切地和她交谈，就像早就认识她似的。侯爵夫人四十岁光景，漂亮的双肩，鹰钩鼻子，说话慢声慢气。这天晚上，她在栗色头发上披一条普通的镂空花边头巾，一角搭在后颈。一位金发少女，坐在旁边一张高背椅上。几位先生，礼服翻领饰孔上别一朵小花，坐在壁炉边与夫人们闲谈。

7点钟入席。男宾人多，座位摆在门厅的第一席。女宾座位摆在餐厅的第二席，由侯爵夫妇作陪。

爱玛一进餐厅，就感到被一股热气包围了，热气中弥漫着花香、漂亮台布香、肉味和香蘑味。枝形大烛台上点着蜡烛，烛焰长长的，映在钟形银罩子上。多棱水晶蒙上水汽，反射出淡淡的光；整个餐桌边上，整齐地放着一束束鲜花；宽边盘子里，餐巾叠成主教帽形状，分开的两个褶之间，摆着一个椭圆形小面包，龙虾赤红的螯一直伸到盘子外面；敞口篮子里摞满大水果，底上垫着青苔；连毛烧的鹌鹑都热气腾腾。厨师一身上下是花边衬衫、白领带、短裤、丝袜，严肃得如同一位法官，端着切好的佳肴，伸到客人们肩头之间，你选择哪一块，他一匙子就给你递过来。镶铜条的大瓷炉上，立着一座女人雕像，宽松带褶的袍子，连颈子也遮得严严实实，它静静地望着满屋子的人。

包法利夫人注意到，好几位夫人没有把摘下的手套放到玻璃盘子上。

满席的女宾之中，只有一个老头儿，他像小孩子似的把餐巾从背后系住，伏在满满一盘菜上，一边吃，一边让汤汁从嘴里滴滴答答地流出来。他眼睑外翻，头发用黑丝带在脑后系成小小的一束。此人是侯爵的岳丈德·拉维迪埃老公爵，孔夫兰侯爵在沃德勒依举行猎会的年代，一度得到阿尔托瓦的宠幸，据说他在库瓦尼之后、劳曾之前，做过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1)的情人。他荒唐一生，劣迹昭彰，决斗、赌博、抢夺妇女，无恶不作，挥霍家财，害得全家人为他担惊受怕。他的椅子背后站着一个仆人，当他指着盘子结结巴巴地问时，仆人就附在他耳朵边，大声告诉他菜的名称。爱玛的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去看这个嘴唇耷拉的老头子，就像看一件稀奇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人家可是在王宫里待过，而且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哇！

席间饮的香槟酒是冰镇过的，爱玛一喝进嘴里，就感到那样凉，浑身发颤。她从没见过石榴，也没吃过菠萝。就连白糖，她也觉得比别处的更白更细。

用毕晚餐，女宾们都回楼上各自房间，准备参加舞会。

爱玛着手梳妆，战战兢兢，格外仔细，就像一位初次登台的女演员。她按理发师建议的发型梳好头发，再穿上摊开在床上的巴勒吉纱罗裙。夏尔嫌他的裤腰紧，说：“这裤脚下的带子会妨碍我跳舞的。”

“跳舞？”爱玛问道。

“是啊！”

“你昏头了！人家会笑话你的，给我待着吧！”爱玛说完，又补充一句，“再说，这更符合你医生的身份。”

夏尔不吭声了，开始踱方步，等爱玛穿好衣服。

他站在爱玛身后看去，镜子里映出的她坐在两支蜡烛之间，黑色的眸子似乎更黑了，头发在耳畔微微蓬起，泛着蓝幽幽的光，发髻上插着一朵玫瑰，叶尖挂着一滴人造露珠，随着枝子摇来晃去，长袍是浅橘黄色底子，衬托着带绿叶的三束凸绣玫瑰。

夏尔上前吻她的肩膀。

“别闹！”她叫道，“看你把我衣服弄皱了！”

楼下传来小提琴拉的前奏曲和小号声。爱玛急忙下楼，只是忍住没有跑。

四对舞已经开始。人很多，相当拥挤。爱玛在门旁的一张长椅上坐下。

对舞结束，舞池里只剩下男人，三三两两，站着闲聊；穿制服的仆人，端着托盘，来往穿梭。女士们坐成一排，摇动画扇，花束半遮笑脸，手松松地捏着带金塞子的鼻烟壶，在手心里转来转去。洁白的手套紧紧箍住腕子上的肉，前面现出指甲的形状。花边缀饰、钻石别针、镶圆形肖像的镯子，在衣襟上颤动，在胸前闪光，在光手臂上作响。前面梳得溜光、后面盘成发髻的头发，装饰着勿忘草、茉莉花、石榴花、谷穗或矢车菊扎成的花冠、花束或树冠。母亲们系着红头巾，面孔严肃，安详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当男舞伴轻轻握住她的指尖时，爱玛有点心跳加速；她站好位置，等待音乐开始。不过，没有多久心情就不紧张了，她随着乐曲的节奏左右摇摆，随着颈子的微微晃动轻盈地向前滑步。有时，其他乐器全部停止，只有小提琴演奏，她听到精彩处，嘴边也会泛出微笑。隔壁传来金路易倒在台布上的声音，叮叮当当，十分清脆。接着，所有乐器又响起来，小号尤为嘹亮，脚再合上拍子，裙子飘开来，轻轻蹭过去，手时而相握，时而分开，原来在你面前低垂的眼睛，现在抬起来，盯住你的双眼。

有些男人（十五个左右），年龄为二十五至四十岁，或分散在跳舞的人群之中，或在门口闲聊。他们虽然年龄、服饰和相貌各不相同，但都有着豪门子弟的派头，一看就与众不同。

他们的衣服做工分外讲究，料子看上去也格外柔软，头发在两鬓向后卷曲，油光发亮，因为所抹的发蜡也特别高级；他们有着富贵的肤色，白白的，经瓷器的釉彩、锦缎的闪光、家具漂亮的漆色一衬托，更显得白皙，显然是饮食讲究又善于保养的结果；他们的领结打得较低，脖子转动自如，长长的胡子搭在翻领上；他们擦嘴用的手绢上大大地绣着姓名的起首字母，散发着怡人的香气。他们之中，开始跨入老年行列的人，相貌显得年轻，而青年人脸上透露着老成。他们的目光冷冰冰的，流露出情欲每天得到满足的恬适；他们的举止温文尔雅，但隐含着一种独特的粗暴，这是因为他们常常运用暴力，控制不容易控制的东西，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驯服烈马、追求荡妇为能事。

离爱玛三步远，有一个身穿蓝色燕尾服的男子，正和一位脸色苍白、戴珍珠项链的少妇谈论意大利，盛赞圣彼得教堂(2)廊柱的粗大，蒂沃利(3)、维苏威(4)、斯塔比亚海堡(5)和卡西诺(6)的名胜，以及热那亚(7)的玫瑰和月光下的科利西(8)。爱玛另一只耳朵听着另一场交谈，但其中有很多话她听不懂。那是一些人围着一个年纪轻轻的后生，他上周赛马赢了阿拉贝尔小姐和洛缪路(9)，在英格兰跨过一条壕沟，赚了两千路易。这些人之中，一个叹息自己的几匹马越长越肥，另一个抱怨人家印错了他的马的名字。

舞场里空气沉闷，灯光越来越暗。大家纷纷拥到台球室。一个仆人爬上一张椅子，打破了两块玻璃。听见响声，包法利夫人回头一看，花园里有一些农民，脸贴着窗玻璃往里观看。于是，她想起了贝尔托，眼前浮现出田庄、满是淤泥的池塘、苹果树下穿工装的父亲，也浮现出她自己，像过去一样，在奶品坊用指头刮瓦罐里的奶油。过去的生活，在记忆中一直十分清晰，现在却完全消失在眼前的五光十色之中了，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经历过那段时光。现在她在舞厅里；舞厅之外，黑乎乎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她左手端着一只贝壳状镀金的银杯，正吃樱桃冰激凌，眯缝着双眼，把匙子送进嘴里。

她旁边一位夫人，故意让扇子掉在地上，正好过来一位男舞客，她说道：“先生，我的扇子掉在这沙发后面了，劳驾捡起来好不好？”

那男子欠欠身子。当他伸手去捡扇子时，爱玛看见那位年轻夫人拿了一个折成三角形的白色东西，扔在他帽子里。先生拾起扇子，恭恭敬敬递给年轻夫人。她点点头表示感谢，开始闻手中的一束鲜花。

夜宵有大量西班牙酒和莱茵酒，奶油杏仁虾酱汤、特拉法尔加布丁，还有各色冷肉，四边的冻儿直在盘子里颤动。夜宵过后，车子开始一辆接一辆离去。撩起细布窗帘的一角，可以看见车灯的亮光在黑暗中移动。长凳上的人稀少了，赌桌边还有几个人没有走，乐师们用舌头舔着发热的指尖。夏尔背靠着一扇门，几乎睡着了。

凌晨3点钟，开始跳花样舞。爱玛不会跳华尔兹。其他人都在跳，就连昂戴维里耶小姐和侯爵夫人也旋转不止。剩下来的都是留宿的客人，总共十二三个。

有一位男客，坎肩敞得很开，仿佛是嵌在胸脯上，大家亲切地称他“子爵”。他邀请包法利夫人跳过一轮了，这时又来邀请她，说由他来带，她会跳得很好的。

起初他们跳得慢，渐渐地越跳越快，不停地旋转，周围的一切也跟着旋转，灯、家具、板壁和整个舞池，宛若一个圆盘在轴上旋转一样。经过门边时，爱玛的裙子飘起来，贴在对方的裤管上。他们的腿交错进退；他两眼俯视着她，她两眼仰视着他。爱玛感到头晕目眩，停了停，接着两个人又跳起来。子爵越转越快，带着她离开众人，一直旋转到回廊尽头。爱玛气喘吁吁，差点摔倒，把头贴在子爵胸前靠了一会儿，随后继续跳，只是慢了一些。最后子爵送她回到原来的座位，她朝墙一靠，双手蒙住眼睛。

等她睁开眼睛时，看见舞场中间，一位夫人坐在一张圆凳上，面前跪着三个男舞客。她挑选了子爵，小提琴又演奏起来。

大家看着他俩跳。他们跳过去，又跳回来。那夫人身子一动不动，下巴低垂；子爵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姿势，身子如弓，肘弯圆屈，下巴前伸。这个女人真是一个华尔兹高手！他们跳了好长时间，把大家都看累了，还在不停地旋转。

客人们还闲聊了几分钟，说过再会——不如说是早安，才去安歇。

夏尔扶着栏杆上楼梯，他两腿沉重，膝盖都直不起来了。他在牌桌边连续站了五个钟头，看人家打惠斯特牌(10)，一点门道也没有看出来。所以，他脱掉靴子时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爱玛往肩上披条肩巾，推开窗子，双肘支在窗台上。

夜色如墨，细雨淅沥。她呼吸着湿润的空气，让灼烫的眼皮凉下来。舞会的音乐还在耳畔萦回，她努力赶走瞌睡，尽可能久地沉浸在这种豪华生活中。过一会儿她就不得不离开这种生活了。

天破晓了。她久久凝望着古堡的每扇窗户，竭力猜测夜里注意到的每个人住在哪个房间。她多么想了解他们的生活，加入进去，和他们打成一片。

但是，她打了个寒噤，这才脱掉衣服，钻进被窝，蜷缩在已睡熟的夏尔身边。

吃早餐的人不少，但只吃了十分钟，而且没有酒，医生大为诧异。昂戴维里耶小姐把奶油圆球蛋糕屑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小笸箩里，拿去喂水池里的天鹅。大家去花坞散步，只见各种珍稀植物，有的浑身是刺，层层叠叠摆在架子上，呈金字塔形状；上面挂着花盆，一个个蛇窝似的，仿佛里面盘曲着许多条蛇，装不下，从盆边倒挂下来，绿带似的，交错盘结。走出花坞是橘苑，繁枝绿叶连成一片，绿廊似的，直至古堡的平房。侯爵要让年轻的医生太太开心，带她去看马厩。马槽呈篮子形状，上面有瓷牌，黑字写着每匹马的名字。马分枥而食，人从前面走过，它们就骚动起来，舌头卷得作响。马具房的地板，如同客厅一样光洁耀眼，中间两根可旋转的柱子上，挂着套车的用具，沿墙根整齐地放着马衔、马鞭、马镫和马勒。

这时，夏尔请一个仆人套好他的轻便马车，停放在台阶下面。行李装上车之后，包法利夫妇向侯爵和侯爵夫人道谢告辞，便上路返回道斯特。

爱玛默默地望着车轮转动。夏尔坐在座位的外沿，双臂张开，挽着缰绳。瘦小的马在过宽的车辕间小跑着，松答答的缰绳，拍打着它的臀部，已被汗水浸湿。捆在后面的箱子，碰撞着车厢，发出有节奏的响声。

他们正行驶在蒂布维尔高地，突然，几个人骑着马，嘴里叼着雪茄，大笑着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爱玛似乎认出其中有那位子爵，扭头望去，只见天边几个人头随着马的奔驰忽高忽低地起伏。

又走了四分之一法里，后鞧断了，不得不停下来，用绳子接好。

夏尔最后查看一遍鞍索，瞥见马腿之间的地上有样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个雪茄匣，绿缎绲边，中间是一个家族徽标，形状像豪华马车的车门。

“里面还有两支雪茄呢，”他说，“正好留着晚饭后抽。”

“原来你抽烟？”爱玛问。

“偶尔抽抽，要看场合。”

夏尔把捡到的烟匣塞进衣兜，扬鞭驱赶小瘦马。

回到家，晚饭还没做好，太太火了，娜丝塔西竟然顶嘴。爱玛说：“滚！不把我放在眼里啦，给我走！”

晚餐是洋葱汤和一块酸模牛肉。夏尔坐在爱玛对面，搓着手，高兴地说：“还是回到自己家舒服！”

他们听见娜丝塔西在哭。夏尔有点疼爱这个女佣。从前他鳏居落寞之时，她陪他度过了多少个黄昏啊！在本地，她是他的头一个病人和最早的熟人。

“你真的就这样打发她走？”夏尔终于问道。

“是的，谁想阻拦我不成？”爱玛答道。

饭后，他们去厨房烤火，女佣为他们整理卧室。夏尔开始抽雪茄。他伸长嘴抽，不停地吐口水，每抽一口，脖子缩一缩。

“你会抽出病来的。”爱玛鄙夷地说。

夏尔放下雪茄，跑到水泵前喝了杯凉水。爱玛抓起雪茄匣，猛地扔进碗橱里。

第二天，日子真长！爱玛到小花园里溜达，总在那几条小径上走来走去，一次又一次在花坛、沿墙的果树和石膏神父塑像前停下，现出惊愕的神情，打量着这些过去很熟悉的东西。舞会似乎已经非常遥远！究竟是谁使前天早晨和今天傍晚相隔如此遥迢？沃比萨尔之行，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了一条深渊，就像有时候，一夜之间，暴风雨把山崖冲刷出一道断层。她无可奈何，只好怀着一片虔诚心，把穿过的漂亮衣裳和鞋底被地板蜡磨黄的缎鞋，珍藏进五斗柜里。她的心也像那双缎鞋底一样，与豪华的生活接触过一回，上面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东西。

因此，回忆舞会成了爱玛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每逢星期三，早晨一醒来她就暗自说：“啊！我去那里已经一个星期了……两个星期了……三个星期了！”渐渐地，在她的记忆之中，所见过的面孔模糊了，对舞的曲子淡忘了，那些制服和房间的模样也记不大清了，就是说一些细节被淡忘了，惆怅却留在了她心里。

(1)　玛丽·安托万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2)　圣彼得教堂位于梵蒂冈广场，两侧游廊有二百八十四根大圆柱。

(3)　蒂沃利为意大利拉齐大奥区城镇，史前就有人居住，以瀑布闻名。

(4)　维苏威火山，在那不勒斯附近。

(5)　斯塔比亚海堡为意大利著名避暑地和矿泉疗养地。

(6)　卡西诺为意大利城镇，以古迹和玩具闻名。

(7)　热那亚是意大利重要商埠。

(8)　科利西是古罗马大圆形剧场，遗址现仍保存着。

(9)　二者都是当时著名的马的名字。

(10)　桥牌的前身。

9

夏尔外出时，她常常打开碗橱，从餐巾之中，拿出她扔在里面的绿缎雪茄匣。

她端详着它，打开盖子，甚至闻一闻衬里上马鞭草和烟草混合的气味。这匣子是谁的？……子爵的。说不定是情妇送给他的礼物。这花是在小巧的黄檀木绷子上，背着人偷偷地绣的。绣花人在上面不知花了多少个小时，现出一副沉思的面容，轻柔的云鬟垂在绷子上。底布的每一个纱眼，都曾透过爱情的气息，那一针针扎下去，不是扎下了希望，就是扎下了回忆。所有这些交织的丝线，正是绵绵无尽的爱情默默的表露。匣子绣好后，某天早晨，子爵带走了。当它被放在宽宽的壁炉台上，躺在花瓶和彭帕杜尔座钟之间时，子爵他们议论什么呢？她在道斯特，人家子爵呢，如今在巴黎。在巴黎！巴黎是个什么样子？这名字真是如雷贯耳！她低声重复着这两个字，从中获得乐趣。这名字像教堂的钟声在她耳边回荡，像火炬在她眼前放光，连她的生发油瓶子上的商标也被照亮了。

夜里，鱼贩子们赶着大车，唱着牛至(1)小调，从她的窗户底下经过时，她总会惊醒过来，听着用铁箍的车轮在村里的路上隆隆作响，然后出了村口，上了土道，声音很快就变小了。这时，她情不自禁地想道：他们明天就到巴黎了！

于是，她的心跟随他们，上坡下岭，穿越村庄，在星光下沿着大路往前走。不知走了多远，到了某个地方，眼前总会变得模糊起来，她的想象就中断了。

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经常随着在地图上移动的手指，游览京城，沿着一条条大马路信步逛去，走到每个拐角处，走到代表街道的细线交叉处，或者到了代表房屋的白方块前面，就逗留一会儿。最后，眼睛看累了，她闭上眼睑，又看见黑暗里，路灯的光在风中摇曳，一辆辆马车驶到戏院的柱廊前停下，“咣当”一声放下踏板。

她订了一份妇女报纸《花篮》，又订了一份《沙龙仙子》。什么首场公演、赛马和晚会的报道，她都贪婪地阅读，一字不漏。无论女歌手的初次献唱，还是店铺的开张，她都关心。她知道各种新潮时装，知道高级裁缝的地址，知道布洛涅森林公园和歌剧院有什么节目。她阅读欧仁·苏(2)的小说，研究他的小说中有关室内家具装饰的描写；她阅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怀着如饥似渴的欲望，寻求想象的满足。甚至在餐桌上她也带着书，夏尔一边吃饭一边和她谈话，而她则一页页地看书。阅读之中，她常常想起子爵，并且把书里虚构的人物和子爵联系起来。不过，以他为中心的圆圈渐渐扩大，原来集中照在他头上的光环，辐射开来，照耀了更远的空间，照亮了别的梦境。

在爱玛心目中，巴黎比海洋还大，笼罩于红霞之中，璀璨夺目。在这片汪洋大海里，芸芸众生，错杂生息，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还是可以分成若干部分、分成不同类型的。爱玛只看到其中的两三类，便以为他们代表全人类，其实呢，其余的只不过被这两三类掩盖了，她看不见而已。首先是外交家社会：这类人出入的客厅，地板光洁，四壁都镶嵌着镜子，椭圆形桌子上铺着带穗子的丝绒台布；那里有带尾垂的礼服，有重大机密，有微笑掩饰的焦虑。其次是贵夫人社会：公爵夫人们个个脸色苍白，下午4点钟起床——女人们，可怜的天使！裙子下摆镶着针织的英国式花边；而男人们，外表平平，怀才不遇，一心寻欢作乐，马跑死了也不在乎，一到夏天就去巴登避暑，到头来，四十岁左右娶一位女继承人拉倒。再次是餐馆的雅座间：一群文人和坤伶，花花绿绿，半夜过后来用夜宵，对着烛光，纵声狂笑。这些人挥霍如王侯，充满雄心和理想，神魂颠倒，荒唐无稽，放浪于天地之间，生活于狂风暴雨之中，傲视众人，自命清高。至于其余人事，爱玛一概不知，那些在她心中没有确切的位置，简直是子虚乌有。而且，越是近在身边的东西，爱玛思想上越是回避。周围近在咫尺的一切，无论是无聊的田野、愚蠢的资产者，抑或平庸的生活，在她看来，只是世间的一种例外，是她偶然陷入的特殊环境。在这以外，那广阔无边的，都是充满幸福和感情的世界。爱玛在自己的向往之中，混淆了物质的享受与心灵的快乐、举止的高雅与感情的高尚。爱情难道不是像珍稀植物一样，需要适宜的土壤和特定的气候？月下的叹息，长久的拥抱，洒在任你摩挲的手上的眼泪，肉体的骚动和情意的缠绵，凡此种种，都离不开充满闲情逸致的古堡阳台，离不开有着丝绒窗帘和厚地毯的小客厅，离不开枝叶繁茂的盆景和豪华讲究的牙床，也离不开宝石的晶莹和制服的饰带。

每天早上，驿站的小伙计会来刷马，穿着大木屐，进出都经过走廊，工作服破了许多洞，光脚套着一双便鞋。家里只雇得起这种穿短裤的小马夫！而且活儿一干完就走。夏尔从外边回来，自己把马牵进马厩，自己卸马鞍、戴马笼头，而女佣则抱来一捆干草，用尽力气扔进食槽。

爱玛找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一个长相挺温顺的孤女，来接替娜丝塔西（娜丝塔西终于走了，走时眼泪淌得像小河似的）。她不准小姑娘戴布帽，教她和主人说话要用第三人称(3)，端送茶水要用托盘，进房要先敲门，还教她熨衣服、浆衣服和伺候女主人穿衣服，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贴身侍女。这位新女仆怕被辞退，对她服服帖帖，毫无怨言。太太平常总是不锁食橱，小女仆费丽丝黛每晚偷一小包糖，做完祷告，便一个人躺在床上吃。

下午，太太待在楼上卧室里，她便去对面和驿夫们闲聊。

爱玛穿着室内便袍，领口敞得很开，交叉的圆翻领之间，露出带褶衬衫，上面有三颗金纽扣；腰间系一根坠着大流苏的绦带；石榴红小拖鞋，有一簇宽带子搭在脚背上。她买了一本吸墨纸、一沓信笺、一支笔和一些信封，尽管没有什么人需要她写信。她掸掉摆设架上的浮尘，对着镜子照了照，然后拿起一本书，看着看着走了神，书掉在膝盖上。她渴望去旅行或者回修道院去生活。她既想死，又想住到巴黎去。

夏尔天天骑着马，四处奔波，风雨无阻。他在农民家吃便饭，把手伸进潮乎乎的被窝，给人放血时脸上溅满温热的血，听病人的喘气声，检查病人的大小便，小心翼翼地撩起病人肮脏的内衣。但是，每天傍晚回到家里，等待他的总是一炉旺火、预备好的饭菜、擦得干干净净的家具，还有一位精心打扮、招人喜爱的妻子，浑身上下散发着幽香。他真摸不清那香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她的皮肤熏香了她的衬衫？

爱玛总是有许多别出心裁的小花样令他着迷，不是花样翻新，给烛台做了个纸托盘，就是给裙子换了一道花边，或者给一道简单的菜，甚至给女佣烧坏了的菜，取一个别致的名字，使得夏尔高高兴兴将它一扫而光。她在鲁昂曾看见一些贵妇表链上坠一串小饰物，自己便也买了一串。她还买了一对碧琉璃大花盆，摆在壁炉台上，过了一阵，又买了一个象牙针线盒，里面还带一枚镀金的银顶针。这些东西，夏尔不懂得它们的妙处，越是不懂越发觉得迷人。它们为他增添了感官的享受和家庭的温馨，像金粉撒满他人生的小径。

夏尔身体好，气色好；他的声誉已经稳稳地确立。老乡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他见到孩子就抚摩两下，从来不进酒店，而且言行检点，堪可信任。他最拿手的，是治伤风感冒和胸部疾病。其实呢，考虑到人命关天，一般他只不过是开些镇静剂，偶尔也开点呕吐剂，再就是烫烫脚、放放血而已。他倒是不怕做外科手术，给人放血，一针下去，像给马放血一样；拔起牙来，那股狠劲，简直是个“铁腕子”。

为了了解信息，他订了一份《医学集锦》。这是一种新出的期刊，他收到过出版广告。吃过晚饭，他总要读一读，但房间太暖和，加之吃得过饱，才读五分钟，就开始打瞌睡，下巴落在手上，头发马鬃般搭到灯台上。爱玛看他一眼，耸耸肩膀。要知道，有些男人，好学不倦，默默耕耘，夜夜伏案著述，最后熬到六十岁，虽然疾病缠身，但不合身的燕尾服上挂了一排勋章。她怎么就没有嫁给这样一个丈夫呢？她巴不得“包法利”这个姓——她现在姓这个姓——显赫起来，在书店公开陈列，在报上经常出现，在全国家喻户晓。可是，夏尔半点雄心壮志也没有！前不久，伊沃托一位医生和他一道会诊，竟然就在病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几乎弄得他下不了台。晚上他把这件事讲给爱玛听，爱玛气坏了，大骂他那个同行。夏尔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她前额上吻了一下。但她屈辱得气都透不过来，恨不得打他一巴掌。她去走廊里推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咬住嘴唇，低声说：“真是没出息！真是没出息！”

还有让她更生气的：夏尔随着年龄的增长，动作越来越迟缓；吃果点的时候，拿空瓶塞子切着玩；吃过饭，用舌头舔牙齿；喝汤时，喝一口，咕噜一声；人开始发福了，面颊虚胖，本来就显小的眼睛，仿佛被挤向了太阳穴。

有时，爱玛不是帮他把线衫的红边掖到坎肩底下，就是帮他正正领带，或者手套旧了，他还想戴，被她夺过来扔到一边。这一切，并非像夏尔所想的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是出自膨胀的自私心，是精神烦躁的表现。有时候，她也对夏尔讲讲她读过的东西，例如一本小说或一部新剧本中的一段情节，或者报纸副刊登载的上流社会逸闻，因为夏尔毕竟随时准备洗耳恭听，而且无论什么都表示赞同。她对自己的猎兔犬，不就是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吗？就是对壁炉边的劈柴、对座钟的摆锤，她也有话要倾诉呢！

然而，在心灵深处，她时时期待着某种事变。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在自己孤寂的生活中搜索，就像遇难的水手，遥望水雾溟蒙的天边，希望寻找一叶白帆。她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机遇，不知道什么风能把机遇吹到她跟前，会把她带到什么岸边；也不知道是一叶扁舟还是一艘大船，它满载的是忧患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一醒来就希望当天会出现奇迹，伸长耳朵谛听各种声音，然后翻身爬起来，可是总不见机遇到来，心里好生奇怪，等到夕阳西下，又增添几分惆怅，把希望寄托于明天。

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天气转暖，她心头感到阵阵憋闷。

刚到7月，她就掰着指头计算，还有多少个星期才到10月，暗暗希望昂戴维里耶侯爵会在沃比萨尔再举行一次舞会。可是，整个9月过去了，既没有收到信，也没有人登门拜访。

她陷入失望，无聊至极，心又变得空虚了，于是同样的日子，无尽无期地重新开始了。

如今，这种日子一天接一天，天天一个样，数也数不清，什么也没带来！别人的生活，不管怎样平淡，起码总有可能发生点什么事；哪怕一个偶然事件，有时也会引发无穷的波折，使局面改观。可是她呢，什么也没发生。这是上帝有意安排的！未来就像一条黑乎乎的走廊，里面的门关得死死的。

钢琴她也不弹了。弹它做什么？有谁听？她永远不会有那样的机会：在一次音乐会上，身穿短袖天鹅绒长袍，坐在一架艾拉尔(4)钢琴前，灵巧的十指弹着象牙琴键，听众的赞叹声微风般在身边荡漾。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潜心练习？！至于纸样和编织，她统统扔进了衣柜。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缝纫也令她气恼。她自言自语道：“书吗，我也读遍了！”

她无所事事，不是把火钳烧得红红的，就是看窗外落雨。

星期天，当晚祷钟敲响时，她多么惆怅！她恍恍惚惚，听着那一下接一下的钟声。屋顶上，有一只猫拱起背，在黯淡的夕照下慢吞吞地走动。风在大路上扬起阵阵尘土。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犬吠。一下一下间歇均匀的钟声，单调地回荡着，最后消失在田野上。

人们相继走出教堂。妇女们穿着打蜡的木屐，男人们穿着新工作服，孩子们光着头，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大家都往家里走，只有五六个人，而且总是那几个，不急于回家，在客栈大门口玩打瓶塞游戏，一直玩到天黑。

冬天寒冷，每天早晨，窗玻璃上结满了霜花，像毛玻璃似的，透进来的阳光灰白灰白的。有时整天灰蒙蒙的，一到下午4点钟，就得掌灯。

遇到好天气，爱玛就会下楼去花园。露水给白菜叶子镶上了银边，还有一根根晶莹的长线，从一棵白菜连到另一棵白菜。听不到鸟语，仿佛一切还没有睡醒，墙边的那棵树裹上了稻草，葡萄藤像生病的大蛇，盘曲在墙根。走近了，就见许多土鳖在墙根乱爬。篱笆旁边的云杉底下，戴三角帽的神父石膏像读着经书，但右脚早掉了，而且由于霜冻，石膏剥落，脸上留下一片片白癣。

待不多久，爱玛便又上楼，将门一关，拨拨炭火，被火炉的热气烤得浑身酥软，感到烦恼更沉重地向自己压来。她未尝不想下楼去与女佣聊聊天，可是碍着面子，又打消了那念头。

每天同一时间，戴黑缎帽的小学教师就会推开他的住宅的护窗板；乡警制服上挎着刀，从大路上经过。一早一晚，驿马三匹一组，穿街而过，去池塘里饮水。小酒店的门铃不时丁零零地响。理发店门口，两根铁杆挑两个小铜脸盆，当作招牌，风一吹就碰得当当响；为了装饰店面，玻璃窗上贴了一张旧时装招贴画，窗台上放着一尊黄头发女人半身蜡像。理发师也叫苦连天，哀叹生意停滞，前景惨淡，渴望去大城市开店，例如去鲁昂离戏院不远的码头，那地方就不错。他成天愁眉苦脸，在村公所和教堂之间游来荡去，等待顾客。包法利夫人一抬头，总能望见他在那里，像一个值勤的哨兵，歪戴着希腊式无边软帽，穿着厚实的毛料上衣。

下午，起居室窗外有时会出现一个男人的脑袋，紫铜色的面孔，黑黑的络腮胡子，脸上挂着微笑，又从容、又爽朗、又甜蜜，露出洁白的牙齿。接着就响起了华尔兹舞曲。手摇风琴上面，有一间小客厅，手指般高的人在里面翩翩起舞：缠玫瑰红头巾的女人，穿礼服的狄洛耳(5)人，穿黑燕尾服的猴子，穿短套裤的绅士，一齐旋转起来，在安乐椅、长沙发和茶几之间不停地转呀转。背后有一些小镜子，对角用金纸粘牢，反映出他们的舞姿。那人一边摇动曲柄，一边左顾右盼，还往窗户里张望。他不时朝墙脚石上唾一口黏黄的老痰，同时用膝盖顶住琴箱，因为硬皮带勒得肩膀生疼。琴匣前面，有一排阿拉伯式小铜柱，上面绷着一块粉红色塔夫塔绸帘。有时，就从那绸帘后面，呜呜地飘出阵阵音乐，时而凄切舒徐，时而欢乐急促。全是在别处，在舞台上经常演奏的曲子，在沙龙里歌唱的曲子，在夜晚的烛光下伴舞的曲子。这些上流社会的回声，一直传到爱玛的耳朵里。舞曲一首接一首，无休无止，在她的脑海里回荡；她的思想，就像在彩花地毯上起舞的印度舞姬，随着音符跳跃，飘忽不定，把她带进一个个梦境，也引来一阵阵忧伤。那人摘下帽子，接住人们扔过来的铜板，然后拉下旧蓝呢罩子，拎起手摇风琴往背上一扛，就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爱玛目送他离去。

爱玛最不堪忍受的，还是吃饭的时刻。楼下那间小餐厅，炉子冒烟，门吱嘎乱响，墙壁渗水，石板地面总是湿漉漉的。在她看来，人生的悲酸，统统盛在她面前的餐盘里。肉汤的热气，会勾起她心灵深处种种令人恶心的联想。夏尔吃饭总是慢吞吞的，而她呢，不是嗑几枚榛子，就是双肘支在桌子上，用餐刀尖在漆布上划道道消遣。

现在，家务事爱玛统统撒手不管了。四旬斋期间，老包法利夫人来道斯特住了几天，看到她的变化，很是诧异。可不是吗，过去她那样细心、那样讲究，如今成天不注意衣着打扮，穿灰线袜，点土蜡烛，还口口声声说应该节俭，因为他们不富有，并声称她生活得很愉快、很幸福，她很喜欢道斯特这地方，等等。还说了其他许多漂亮话，目的无非是堵住婆婆的嘴。再说，婆婆的意见爱玛似乎也不想再听。甚至有一次，老包法利夫人壮起胆子，谈起主人应该监督仆人，让他们安分守己，爱玛一听，气哼哼地白了她一眼，还伴随一声冷笑，老太太吓得再也不敢提这类话。

爱玛越来越乖戾任性。她吩咐为她做几样菜，菜做好了，却连碰也不碰；今天光喝牛奶，明天则喝十几杯清茶。她经常赌气不出房门，到最后又嫌气闷，把所有窗户全打开，换上薄薄的衣衫。她责骂女佣，过后又送她礼物，或让她去邻居家散心。有时，她把钱包里白花花的银币，统统倒给穷人，尽管她心肠并不软，不容易对别人产生同情，正如大多数农村出身的人，在灵魂深处始终保留着某种东西——类似他们父辈手上的老茧那样的东西。

将近2月底，鲁俄老爹念着女婿为他医好腿的情分，亲自送来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在道斯特住了三天。夏尔天天外出看病，便由爱玛在家陪他。鲁俄老爹在卧室里抽烟，往柴架上吐痰，闲聊起来总离不开庄稼、牛犊、奶牛、家禽和乡镇议会，所以他一走，爱玛关上门时，竟有一种轻松感，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此外，如今她再也不掩饰对任何事、任何人的蔑视态度，有时故意发表一些古怪议论，抨击大家赞成的东西，称道不合常情、伤风败俗的东西，这常常使她的丈夫目瞪口呆。

这种不幸的处境，难道会永远继续下去，永远摆脱不掉吗？然而，瞧瞧那些生活幸福的女人，哪一个她比不上？！在沃比萨尔，她就看见过一些公爵夫人，体态比她臃肿，举止比她平庸。她怪上帝不公，常常头倚墙壁，独自落泪。她向往不平静的生活，向往化装晚会，向往放荡不羁的快乐，向往醉生梦死的追求——这一切都是她未曾体验而该享受的。

她的脸色日渐苍白，常常感到心跳加快。夏尔让她服缬草根汤、洗樟脑水澡。可是，这种种努力，似乎更使她烦躁不安。

某些日子，她极度兴奋，唠唠叨叨，话特别多，随后立刻陷入委顿之中，一个人待着不动，也不说话，直到自己往胳膊上洒一瓶科伦香水，才恢复过来。

由于她时时抱怨道斯特不好，夏尔心想，她的病根也许是环境的某种影响。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便开始认真考虑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从这时起，爱玛常常喝醋，想使自己变瘦，结果得了干咳的小毛病，而且一点食欲也没有了。

夏尔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离开他居住了四年，刚开始“站稳脚跟”的道斯特。这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把她带到鲁昂，去看他过去的一位老师。爱玛得的是神经症，应该换换空气。

夏尔到处打听，了解到新堡区有个富庶大镇，名叫永维寺。那里的医生是个流亡的波兰人，上个星期去了别处。夏尔赶紧给当地的药店老板写了一封信，询问镇上有多少人口、离得最近的同行距镇子有多远、前任每年收入多少等。得到的回答令人满意，所以他决定开春就搬家，如果爱玛的身体不见好转的话。

一天，为准备搬家，爱玛归理抽屉，不小心手指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原来是她的结婚花束上的铁丝。那些橘花蒙上了灰尘，已经发黄，软缎带的银色绲边也开了线。她拿起花束扔进火里。花束立刻燃烧起来，比干草还快，不一会儿，就像一把红红的灌木枝条躺在灰堆上，慢慢地被焚化了。爱玛看着它烧。硬纸小果一个个爆裂，黄铜丝一根根扭曲，缎带化为灰烬，纸花瓣慢慢卷曲，像一只只黑蝴蝶贴着炉膛壁飞舞，最后从烟囱里飞走了。

3月搬离道斯特时，包法利夫人已经怀孕。

(1)　牛至草花色艳红，花瓣呈唇形，象征幸福。

(2)　欧仁·苏（1804—1857），法国著名通俗小说家，著有《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犹太人》等。

(3)　按贵族习惯，仆人对主人不以“你”相称，而以第三人称“他”或“她”相称，以示尊敬。

(4)　艾拉尔（1752—1831），法国著名钢琴制造商。

(5)　狄洛耳是奥地利的一个地区，居民擅长歌舞。

【中卷】

1

永维寺（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从前嘉布遣修会在这里建了一座寺院，但那座寺院现在连遗址也看不见了）是距鲁昂八法里的一座村镇，地处阿伯维尔大路和波威大路之间、利约尔河盆地底部。利约尔河是一条小河，汇入昂代尔河之前，在河口推动三座水磨。小河里有鳟鱼，星期天，孩子们常到河边钓鱼玩。

在博瓦西埃离开大道，仍是平地，继续走一段路，爬上崂岭坡，就能望见利约尔河盆地。小河从盆地中间穿过，把它一分为二，两边的景观截然不同：左边全是草场，右边都是农田。草场沿着绵延低矮的山峦，一直延伸到山后，与柏莱地区的牧场相连；东边的平原，随着地势慢慢升高，越来越宽，遍地金黄的麦浪，望不到头。河水从草场边流过，宛如一条白练，隔开绿色的草场和金色的麦田。整个盆地恰似一件摊平的金色大斗篷，披肩式绿绒大翻领上镶了一条银边。

走到盆地尽头，就见阿尔盖橡树林和陡峭的圣约翰山横在面前。圣约翰山从上到下有一条条红色长沟，宽窄不一，那是雨水冲刷的痕迹。含大量铁质的山泉，顺着这些沟流向山外。因此，这些沟都呈砖红色，网一般交织在灰色的山坡上，分外醒目。

这里是诺曼底、皮卡第和法兰西岛(1)的交界处，为三大区居民杂居之地，当地人讲话口音平板，就像风景没有特色一样。在新堡全区，这里产的干酪最差。此外，在这里种庄稼成本高，因为土质差，沙多石子多，要施大量肥料才成。

在1835年之前，去永维镇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只是在这一年前后，才修了一条村间大路，连接阿伯维尔大道和亚眠大道。马车从鲁昂运货去弗朗德勒地区，有时也走这条路。然而，永维镇虽然有了新的出路，却仍然裹足不前。人们不设法改良耕作，依然死守牧场，收入再低也不在乎。这座懒惰的镇子没有位于平原边上，自然只好向河边发展。远远望去，只见它平躺于岸边，就像一个牛仔躺在水边睡午觉。

下了山坡，过了桥，就是一条堤路，笔直通到镇口的房屋跟前，两旁栽了小山杨树。这些房屋都立在院子中间，四周有篱笆环绕；茂密的树下，东一间西一间散布着一些棚舍，那是压榨间、车棚和酿酒房；树枝上挂着梯子、杆子和镰刀。茅草屋屋顶的檐子特别低，把本来就低矮的窗户遮挡了三分之一，就像皮帽子罩住了眼睛似的。窗玻璃厚厚的，中间鼓出一个瓶底似的圆疙瘩。石灰粉刷的墙头，斜穿出几根黑黑的房梁，有时上面还挂着一段干枯的梨木。底层的大门都有一道活动的矮栅栏门，以防止小鸡进屋，因为小鸡经常跑到门槛边，啄食苹果酒泡的面包屑。从镇口往里走，就见院子越来越小，住宅越来越密，篱笆不见了。有的人家，在扫帚把上绑一把干蕨，挂在窗户下面，不停地晃来晃去。过了马掌铺，是一家车坊，门口停放着两三辆新造的大车，堵住了路。再往前走，透过一道围栅，看见一块圆草坪，点缀着一尊爱神塑像，手指放在嘴唇上；草坪后面，是一所白房子，台阶两边各摆着一个铸铁花盆，大门上有块盾形铜牌，闪闪发光。这是公证人的住宅，是全镇最漂亮的。

再往前走二十步，街对面的广场入口，便是教堂。旁边不大的墓地，围着齐胸高的围墙，里面坟冢遍布，一块块年久依旧的墓石，平躺在地面，整个墓地像铺上石板似的，夹缝里长出的野草，自然地形成了一方方规整的绿畦。查理十世在位的末年，教堂重建过一次。现在，木头圆顶的上部已开始朽坏，蓝色的顶盖有些地方陷了下去，现出黑黑的坑。大门上方，本来放风琴的地方，被辟成了男人祭廊，有一架楼梯盘旋而上，木屐一踩，咚咚直响。

阳光透过平整的彩绘玻璃窗，斜照在靠墙横摆的一排排板凳上。有些板凳上放着一块草垫，用钉子钉牢了，下面写着几个大字“某某先生之座”。往里去，大厅狭窄处，有一个忏悔间，正对面是一尊圣母小塑像。圣母身着缎袍，蒙着一块珠罗面纱，上面缀有点点银星，双颊被涂成绛色，看上去就像桑威奇(2)的一尊偶像。大厅最里面是主祭坛，上面挂着一帧“神圣家族”的复制品，书有“内务大臣赠”几个字，下面一边点着一对蜡烛。整个教堂到此为止。唱诗台是杉木做的，一直没有刷过油漆。

永维镇的大广场，约有一半被菜市场占据了。所谓菜市场，不过是一个瓦盖的大棚子，由二十来根柱子支撑着。广场的一角，靠近药店，是镇公所。它是按照巴黎一位建筑师设计的图样建造的，外观颇似一座希腊神殿，底层有三根爱奥尼亚式圆柱(3)，二楼有一条半圆拱腹回廊，尽头的三角楣上绘有一只高卢公鸡，一只爪子托着宪章，一只爪子举着公理天平。

不过，全镇最引人注目的，当推位于金狮客栈对面奥梅先生的药店，特别是晚上掌灯之后，红的和绿的短颈大口玻璃药瓶，把两种彩色的光远远地投在地面，使店面显得光彩夺目。透过红红绿绿的光，影影绰绰，宛如在孟加拉烟火的辉映之下，依稀可见药店老板坐在柜台后面。店堂四壁，从上到下贴了许多药物名称，有行书体、圆环体、印刷体，诸如维希水、塞尔兹水、巴莱吉水、净化剂、拉斯巴耶剂、阿拉伯药粉、达尔塞药片、雷纽药膏，还有绷带、热敷器、健身糖等，不胜枚举。整个铺面上方，横跨着一块金字招牌：奥梅药店。柜台上有几架固定的大天平。天平后面，店堂里端，有一扇玻璃门，上方写着“配药室”，半中间黑底金字又一次写着“奥梅”二字。

此外，永维镇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仅有的一条街，长度超不过步枪的射程，两边有几家店铺，到大路拐弯的地方止步。出街口往右拐，沿着圣约翰山脚，走不了多远，就到了公墓。

霍乱流行那一年，为了扩大墓地，推倒了一堵墙，又在旁边买下三英亩地。不过，这片新坟场，几乎无人安葬，坟墓还是密密麻麻朝大门那边扩展。公墓看守人，又管掘坟，还兼教堂执事（这样就可以从本堂区的死人身上获得双重好处），利用那片空地种土豆。然而，年复一年，那一块土地还是逐渐缩小，所以遇到传染病蔓延，他真不知道该为人死得多而高兴，还是为他的地缩小而难过。

“赖斯迪布都瓦，你是靠死人养活自己。”本堂神父有一天终于这样说道。

这句阴森森的话使他不得不考虑，有一段时间不再干了。可是，今天他仍继续种他的块根，还硬说是地里自然长出来的哩。

自从下文要讲到的事情发生以来，永维镇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白铁皮做的三色旗，依然在教堂的钟楼顶上转动；铺子门口的印花棉布幌子，依然迎风招展；药店的胎儿标本，像一束束白色火绒，浸泡在混浊的酒精里，日渐腐烂；客栈大门口的那对古老的金狮，日晒雨淋，早就黯淡无光，像两只鬈毛狗望着过往行人。

包法利夫妇来到永维镇那天傍晚，女店主勒佛朗索瓦寡妇忙得团团转，大汗淋漓地在锅台边烧菜。第二天镇上逢集，必须事先切好肉，宰好鸡，烧好汤和咖啡，还要为几个包饭的人、医生夫妇和他们的女佣准备晚饭。台球室里传来阵阵笑声，小间里三位磨坊老板嚷着要烧酒。劈柴熊熊燃烧，火炭噼里啪啦爆裂。厨房里的长条案板上，整块的生羊肉之间，放着一摞摞盘子，砧板上在剁菠菜，震得盘子直晃动。鸡舍里的鸡咯咯乱叫，因为女佣在捉它们，准备宰杀。

有一个人背向壁炉烤火，他穿着一双绿色皮拖鞋，脸上有几颗麻子，头戴金坠丝线软帽，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一看便知他生活得安闲自在，就像挂在他头顶上柳条笼子里的金翅鸟一样。此人就是药店老板。

“阿特米丝！”女店主喊道，“多折些干树枝，水壶都灌满水，把烧酒拿来，麻利点！你看，有这么多客人要来，我都不知道拿什么果点招待他们。老天爷！搬家的那几个伙计又在台球室闹开了！他们的大车还停在大门口呢！等一会儿‘燕子’回来，非把它撞坏不可，快叫伊波力特推到车棚里去。真是的，奥梅先生，从早上起，他们这帮人大概打了十五盘啦，苹果酒都喝光八罐了！”女店主手里拿着漏勺，远远地望着台球室那几个人继续说，“我的台毡都会被他们戳坏的！”

“戳坏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奥梅先生答道，“买张新的就是了。”

“买张新球台！”寡妇叫起来。

“现在这张已经不能用了呀，勒佛朗索瓦太太。我早就对你说过，你的想法不对头！很不对头！再说，爱好台球的人，如今都讲究球袋窄，杆子沉，台球的打法也不同了，一切都变啦！得跟着世道走，还是看看人家泰里耶吧……”

女店主气得满脸通红，药店老板并不住嘴：“不管你怎么说，人家那张球台就是比你这张小巧。而且，他会想新花样，例如为波兰人(4)和里昂遭水灾的人(5)举行义赛……”

“我们才不怕他那种穷光蛋哩！”女店主耸耸肥硕的肩膀，打断药店老板道，“得了，得了，奥梅先生！只要我金狮客店在，总会有人来的。我们店底子厚嘛！倒是法兰西咖啡馆，你看好了，说不定哪天会关门大吉，窗板上贴一大张停业启事哩！……叫我换台球桌！”女店主自言自语地继续说，“它可以用来叠晒干的衣服，方便得很哩！打猎的季节，上面可以睡六个客人……怎么搞的，伊韦尔这个慢腾鬼还不来！”

“你是等他来好给客人开饭吗？”药店老板问道。

“等他？比内先生怎么办？你看吧，比内6点钟准到。像他这样刻板的人，世间找不到第二个。吃饭总要在小间，还非要他那个座位不可，死也不肯换地方！连喝苹果酒都挑挑拣拣。一点也不像莱昂先生，人家有时7点钟才到，7点半到的时候也有。有什么吃什么，看都不看一眼。多么随和的年轻人，说话又从来不大声嚷嚷。”

“是啊，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当过骑兵的税务员，就是不同嘛。”

6点的钟声一响，比内果然进来了。

他身材瘦削，穿着一件笔挺的蓝色大衣，皮帽子的两个护耳用带子系在头顶，帽檐上翻，露出光秃的脑门儿，过去长年戴战盔，上面留有一条印子。大衣里面是一件硬领黑呢坎肩，下身是一条灰色长裤，脚上的靴子一年四季擦得锃亮，但脚面一边被足趾拱起一块。一张黯淡无光的长脸，生了一双小眼睛、一个鹰钩鼻子，金黄色络腮胡子，齐着下巴，一根不乱，就像花圃的边一样整齐。他是推牌九的老手、打猎的能手，又写得一手好字。他家里有台旋床，闲着没事，就旋餐巾圈玩，怀着艺术家的收藏癖和小市民的占有欲，保存了一屋子。

他径直朝小间走去，但先得请那三位磨坊老板出来。他在火炉旁边那个位子坐下，一声不吭，等人给他摆好餐具，然后像往常一样，把门一关，摘掉帽子。

“他说两句客套话，就会磨坏舌头不成！”等没旁人在场时，药店老板对女店主说道。

“他这个人从来就话不多。上个星期，店里来了两个呢绒贩子，是两个很风趣的小伙子，说了一大堆笑话。我笑得都流眼泪了，而他呢，始终闷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像个闷葫芦。”

“是啊，”药店老板说道，“这种人没有想象力，不风趣，从气质上就一点也不合群！”

“不过，有人说他很有本事。”女店主指出。

“有本事？他有本事？”奥梅先生反驳道，随后换了缓和点的口气补充一句，“干他的老本行，也许吧。”

他接着又说：“嗯！要说一位商人由于各种人脉太广，或者法官、医生、药剂师由于潜心于业务，因此人变得古怪了，甚至变得喜怒无常，那我能够理解。人们讲故事，就常常讲到这种情形嘛！但人家至少是在思考问题。就拿我来说吧，好多回，为了写标签，在书桌上找笔，可是找来找去，最后发现夹在耳朵上！”

这时，勒佛朗索瓦太太走到门口，想看看“燕子”到了没有，但她愣住了，因为一个穿黑服的男人出其不意进到厨房里。借着黄昏的余光，可以看出这人气色很好，身体健壮。

“神父先生有什么事吗？”客栈老板娘一边问道，一边从壁炉台上一排铜烛台之中端起一盏，“要喝点什么吗？来点黑醋栗酒，还是葡萄酒？”

本堂神父彬彬有礼地谢绝了。他是来找雨伞的：前一天，他把自己的雨伞忘在埃内蒙修道院了，特来拜托勒佛朗索瓦太太今晚打发人去取来，送到他的住宅。他说完就朝教堂走去了，教堂敲响了晚祷钟。

等到广场上再也听不到神父的脚步声时，药店老板就批评他刚才的举动很不应该。人家请喝一杯酒都不肯喝，在他看来，实在虚伪透顶。其实呢，教士们都背着人大吃大喝，而且巴不得让社会倒退到什一税那种时代去。

女店主却为神父说好话：“你怎么不说，像你这种男人，他可以一把抓起四个，放在膝盖上折为两半！去年，他帮助大家收麦秸，一次就扛六捆，好足的力气！”

“好极了！”药店老板说，“你就让姑娘们去向这种气质的壮汉忏悔吧。我要是政府，就让教士们每个月放一次血。是的，勒佛朗索瓦太太，每个月好好放一次血，以便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道德。”

“闭上你的嘴，奥梅先生！你真是大逆不道！你不信教！”

“我信教，信我自己的教！我甚至比他们更虔诚，不像他们一个个假模假式、装腔作势！与你所说的相反，我信奉上帝！我信奉天主，相信有一个造物主。这个造物主是谁，无关紧要，他安排我们来到这尘世间，就是让我们尽公民的义务，尽家长的职责。但是，我用不着上教堂，去吻那些银盘子，掏腰包养肥那一大帮可笑的家伙。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得多！礼拜上帝嘛，无论在树林里还是在田野上，甚至像古人一样仰望着苍穹，都行！我的上帝，我所崇奉的上帝，就是苏格拉底的上帝、富兰克林的上帝、伏尔泰和贝朗瑞的上帝！我拥护《萨伏伊牧师的信仰宣言》和1789年的“不朽原则”。因此，我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仁慈的老好人上帝，拄着拐杖在花圃里散步，而让自己的朋友钻进鲸的肚子，大叫一声死去，三天后又复活过来。这种事本身就荒唐，而且违反物理学的全部原理。这也向我们证明，教士们一向陷于可耻的无知之中，还硬要其他人和他们一样陷进去。”

药店老板住了口，环顾四周，看有没有听众。他说得兴奋，一时竟以为自己是在乡议会发表演说哩。但女店家已经不再听他大发议论，而是伸长耳朵，倾听远处传来的隆隆声。她听出那是车轮滚动和松了的马蹄铁踏在地面的声音。“燕子”终于在门口停下了。

这辆车子的车厢是黄色的，两个大轮子高及车篷，不仅挡住了里头乘客的视线，而且把尘土溅落到他们肩上。车窗窄小，车门一关，小小的窗玻璃就在框子里砰砰震动，上头积了厚厚一层灰尘，还有东一块西一块的泥巴，即使下暴雨，也很难完全冲洗掉。拉车的马有三匹，其中一匹打头。车子下坡时，车厢底部就咣当咣当直碰地面。

永维镇一些市民来到广场上，七嘴八舌一齐嚷，有问消息的，有探听情况的，也有找鸡鸭筐子的，闹得伊韦尔不知回答谁好。他去城里为本镇人办货，刚刚回来，正要挨家挨户去送呢：为鞋匠带回了几捆皮子，为马掌匠带回了一些废铁，给他的女东家带回来一桶鲱鱼，还从女帽店带回几顶帽子，从理发店带回几束假发。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些东西分好了，只管隔着篱笆扔进各家的院子，站在车座上，扯开嗓门儿叫喊，连马也顾不上了，让它们自己走去。

今天车子回来迟了，因为发生了意外：包法利夫人的猎兔犬，在田野跑得不见了。大家吹口哨找它，足足折腾了一刻钟。伊韦尔甚至赶着车倒回去半法里，以为望见了，走过去一看又不是，只好掉回头赶路。爱玛又哭又气，抱怨这件倒霉事是夏尔造成的。同车的布商勒乐先生，试着安慰她，说狗丢失许多年，也能找到主人，随即举了许多例子：据说，有条狗从君士坦丁堡跑回了巴黎。还有一条狗跑回的路程按直线距离算都有五十法里，而且泅过了四条河流。他父亲本人曾经养了一条鬈毛狗，丢失了十二年，一天傍晚他进城去吃饭，在大街上，那条狗突然跳到了他的背上。

(1)　法兰西岛为法国中北部行政大区，面积为一万两千零八平方千米，首府为巴黎，最初巴黎周围地区叫作法兰西岛，法兰西一名即由此演变而来。

(2)　英国英格兰肯特郡的一个教区，中世纪就十分繁荣，现仍保留有中世纪几座教堂。

(3)　古典建筑的五种柱式之一，与陶立克柱式同在古希腊时期形成。

(4)　指1830年波兰革命失败，大批人流亡法国。

(5)　指1840年里昂发生严重水灾。

2

爱玛头一个下车，接着下的是费丽丝黛、勒乐先生和一位奶妈。夏尔呢，天一黑就在角落里呼呼睡着了，不得不叫醒他。

奥梅先生自我介绍，向夫人表示敬意，又与先生客套一番，说能有机会为他们略尽地主之谊，不胜荣幸，接着亲切地补充说，他自作主张来陪他们用餐，实在冒昧，不过他太太不能到场。

包法利夫人一进厨房，就走到壁炉跟前，伸出两个指头，在膝盖处抓住袍子，将下摆提到脚踝之上，抬起一只穿黑靴子的脚，从正在翻来翻去的烤羊腿上面，伸向火苗。火光照亮她的整个身子，是那样暖和，透过袍料的经纬，渗进她那白皙皮肤上匀净的汗毛孔，甚至渗透了不时眨动的眼皮。每当风从半开的门里吹进来，她就被笼罩在一大片红光之中。

在壁炉的另一边，一个金黄头发的小伙子，默默地打量着她。

小伙子在公证人纪尧曼的事务所当见习生，名叫莱昂·杜普意，生活在永维镇这种地方，感到无聊得很，所以常常推迟用晚餐的时间（他是在金狮客店第二个包饭的），希望店里来几个客人，晚间可以聊聊天。有些天，他工作干完了，不知道做什么好，便只好准时回客店，自始至终，从上汤到上奶酪，与比内先生面对面用餐。所以，当女店家提议他陪新来的两个客人用餐时，他便欣然接受，连忙来到大间。勒佛朗索瓦太太爱体面，叫人摆了四份餐具。

奥梅先生怕伤风，请大家允许他不摘头上的希腊式帽子。

接着，他转向邻座的包法利夫人问：“夫人大概有些累了吧？我们这辆‘燕子’颠簸得实在可怕。”

“的确有些累了。”爱玛答道，“不过，搬家我觉得很开心。我就喜欢常换换地方。”

“老待在一个地方的确没意思！”见习生说着还叹息一声。

“你要是像我一样，”夏尔说，“不得不骑着马一天到晚四处奔波……”

“我倒觉得那再有意思不过了。”莱昂转向包法利夫人说道，随即又补充一句，“只怕做不到呢。”

“再说，”药店老板接过话茬说道，“在我们这个地方行医，并不怎么艰苦，因为道路宽阔平坦，马车畅行无阻，而且农民普遍富裕，酬金相当丰厚。至于疾病嘛，除了肠炎、支气管炎和胆道感染等常见病，收获季节还不时会有人打摆子。不过总的来讲，重病很少，特殊的病几乎没有，只是患瘰疬的人比较多，这可能是因为乡下人居住环境的卫生条件很糟糕。啊！包法利先生，你会发现，倒是有许多偏见需要你去斗争。你努力按科学办事，顽固的陈规陋习每日每时都会和你作对。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求救于上天、神灵和神父，而不按照常理来找医生和药剂师。然而，我们这里的气候，说实话并不坏，本乡甚至有几个九十岁高龄的人。一年的气温（我观察过寒暑表），冬天低到四摄氏度，三伏天高到二十五摄氏度，顶多不超过三十摄氏度，合列氏最多二十四度，或者按英国算法，合华氏五十四度，绝不会更高！事实上，我们有阿尔盖森林挡住北风。另一边又有圣约翰山挡住西风。不过，河流蒸发，形成水汽，草原上有许多牲畜，而牲畜，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呼出大量阿摩尼亚气，即氮气、氢气和氧气（不，仅仅是氮气和氢气），吸收土地里的腐殖质，把散发的气体混合在一起，仿佛结成了一束，碰到大气中有电，就自动与电化合。久而久之，就像在热带一样，产生一种热烘烘的、有害于健康的瘴气。不过这种热气，在它产生的地方，或者说在它可能产生的地方，也就是说南边，就被东南风冲淡了。这风一刮过塞纳河，就变得凉爽了。有时，它突然被吹送到我们这里，颇像俄罗斯的微风哩！”

“你们这附近总该有散步的地方吧？”包法利夫人继续与年轻人攀谈。

“咳！很少。”莱昂答道，“只在山坡上森林边缘，有个叫作牧场的地方，星期天，我有时带本书去那里散心、看日落。”

“我觉得什么也比不上落日好看，尤其在海边。”

“啊！我就是爱大海。”莱昂说。

“你不觉得吗，”包法利夫人说道，“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海，纵目远眺，思想会更自由地翱翔，灵魂会变得更高尚，进入无限和理想的境界？”

“山区风光也同样诱人。”莱昂说，“我一位表兄去年去瑞士旅行，回来对我谈起那里湖泊的诗情画意，飞瀑的瑰丽迷人、冰川的壮观宏伟，实在超乎人的想象。那里有挺立激流之中、高耸入云的松树，有挂在悬崖之上的小屋，而在脚下千尺之处，当云层露出罅隙时，可以看见一条条溪谷。那景致该多么令人神往、令人赞叹、令人陶醉啊！难怪有一位著名音乐家，为了激发自己的想象，经常对着波澜壮阔的景色弹钢琴呢。”

“你是搞音乐的？”包法利夫人问道。

“不是，不过我很喜欢音乐。”莱昂回答。

“啊！别听他的，包法利夫人。”奥梅一边俯向餐盘，一边插嘴说，“他这完全是谦虚。怎么，亲爱的！那天你不是在卧室里唱《守护天使》(1)来着？唱得好听极了，我在配药室听你唱，你的功力简直抵得上一个演员。”

莱昂就寄居在药店老板家，住在三楼对着广场的一个小房间。听到房东的恭维，他涨红了脸。药店老板已转身和医生交谈去了，一个接一个列举永维镇的主要住户，讲述一些逸闻趣事，介绍一些情况，例如谁也不知道公证人到底有多少财产，图瓦什一家人最好摆架子，等等。

爱玛又问道：“你喜欢什么音乐？”

“啊！德国音乐，把人带进梦幻境界的音乐。”

“你看过意大利歌剧吗？”

“还没有。不过，明年我要住到巴黎去，以便完成法律学业，那时就有机会去看了。”

“方才，”药店老板转向爱玛说道，“我和你先生谈到了雅诺达医生，那个离开了本镇的倒霉鬼。倒是多亏了他爱铺张，你们才能住上永维镇最舒适的一所房子。对于一位医生来讲，最方便之处，那座房子有一扇朝小巷子的门，出入都没人能看见。此外，它又具备居家的种种方便条件，有水房、带配膳室的厨房、客厅、水果贮藏室等。雅诺达是一位花钱大手大脚的大少爷，他请人在花园尽头靠水边搭了一个花棚，专门用来夏天坐在那里喝啤酒！夫人要是喜欢侍弄花木的话，倒是可以……”

“我太太对这些不感兴趣。”夏尔说道，“有人劝她活动活动，可是她就爱总待在房里看书。”

“这和我一样。”莱昂插嘴说，“说实话，晚上，一边就着灯光，捧本书坐在火炉边，一边听风拍打玻璃窗，有什么比这更富有情趣？”

“可不是嘛！”包法利夫人睁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注视着莱昂说道。

“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莱昂接着说，“让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流逝。你不用迈步，就可以在一个又一个地方漫游，而那些地方似乎历历在目。你的思想和小说混在一起，不是玩味一些奇遇的细节，就是沉浸在故事的发展变化里，与其中的人物化为一体——在他们的衣裳里，仿佛是你的心脏在跳动。”

“对！对极了！”爱玛附和道。

“有时候看书，”莱昂继续说，“会遇到你曾有过的一个模糊想法，或者一个已经淡忘的形象，又从远处回到你的眼前，就像你最细微的感情，被充分揭示出来了似的。你有过这种体会吗？”

“我有过这种体会。”爱玛答道。

“所以，”莱昂说，“我特别喜欢诗人，觉得诗歌比散文更动人，更催人泪下。”

“不过读多了也会厌倦。”爱玛说，“相反，我现在非常喜欢一气呵成、惊心动魄的故事。我讨厌近似现实生活的那种平平庸庸的人物那温吞水一样的感情。”

“的确。”莱昂又说，“一部作品不扣人心弦，我觉得它就背离了艺术的真正目的。在遭受了人生的种种失望之后，能够让思想接触高尚的性格、纯洁的情感和幸福的情景，不啻是莫大的慰藉。对我来讲，生活在这里，远离社会，读书是唯一的消遣。永维镇没有什么可消遣的！”

“大概像道斯特一样，”爱玛说，“所以我一直向一个阅览室借书看。”

“夫人如果肯赏光，尽可以利用我的藏书。”药店老板听到他们最后几句话，说道，“我所收藏的书，都是出自最优秀的作家，如伏尔泰、卢梭、德利尔、瓦尔特·司各特，还有《副刊专辑》，等等。此外，我还会收到各种报刊，其中《鲁昂灯塔报》天天送来。之所以得到这种优惠，是因为我担任这家报纸在比希、佛尔日、新堡、永维镇及附近一带的通讯员。”

晚餐已经吃了两个半钟头。女佣阿特米丝穿着旧拖鞋，懒洋洋地在石板地上呱嗒来呱嗒去，上菜有一道没一道，丢三落四，懵懵懂懂，进来出去总让台球室门半开着，门的插销头碰得墙壁砰砰响。

闲谈之中，莱昂无意识地将一只脚踏到了包法利夫人椅子的横档上。包法利夫人打着一条蓝缎子小领带，像一个皱领圈套在细麻布管状褶高领外面，使高领硬挺挺的；她的脸的下半部，随着头部的动作，时而藏进时而露出高领，十分妩媚动人。他俩离得很近。在夏尔和药店老板交谈时，他们就这样不着边际地东扯一句，西扯一句，但总离不开一个固定的中心，即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什么巴黎的戏剧啦，小说的标题啦，时新的双人舞啦，还有他们所不熟悉的上流社会，爱玛居住过的道斯特，他们眼下所在的永维镇，等等，天南海北，无所不谈，直到晚餐结束才住口。

上了咖啡之后，费丽丝黛便先去新住宅收拾卧室。不多久，客人们都离席而去。勒佛朗索瓦太太在快熄灭的炉火旁打盹儿。只有马车夫提着灯，守在一旁，准备送包法利夫妇去安歇。他的红头发里沾着碎干草，左腿一瘸一拐。当他用另一只手拿起本堂神父的雨伞时，大家便上路了。

小镇已进入梦乡。菜市场的柱子投下长长的影子。大地灰蒙蒙的，像夏天的夜晚。

医生的住所离客栈只有五十步远，只走了不一会儿，大家就互道晚安分手。

爱玛一迈进前厅，就感到一股凉飕飕的潮气迎面扑来，双肩像搭了一件湿衣服似的。原来墙壁刚粉刷过。木头梯子踏上去嘎吱直响。二楼的卧室没挂窗帘，窗户里透进灰白的光。窗外可望见影影绰绰的树梢，更远处是半隐没在夜雾中的草地。在月光的照耀下，但见沿河一带雾气缭绕。房子中间，零乱地撂着五斗柜抽屉、瓶子、帐杆、镀金小棍，床垫子压在椅子上，洗脸盆扔在地板上——搬家的两个人，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把东西扔下就走了。

爱玛有生以来第四次在陌生的地方过夜。第一次是进修道院，第二次是嫁到道斯特，第三次是在沃比萨尔，如今是第四次。每一次都标志着她的生活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她相信，在不同的地方，事物不可能按老样子重复，过去那段生活既然很糟，未来的这段生活也许会好一些。

(1)　《守护天使》是杜尚日夫人（1778—1858）作曲，曾流行一时。

3

第二天早晨，爱玛一起床，就看到见习生在广场上。她穿着睡袍，见习生抬起头向她打招呼，她点了点头，就赶快关上窗户。

莱昂一整天都在盼望下午6点钟到来，但是走进餐厅，仅仅看见比内先生坐在餐桌边。

昨天的晚餐，对莱昂来说，可算一件大事。一连两个小时，与一位夫人闲聊，这对他而言还是头一回。他们谈了那么多事情，过去他无论如何是表达不清楚的，怎么在爱玛面前竟讲得那样活泼生动呢？他一向腼腆、木讷寡言，这一半是生性羞怯，一半是故意装的。在永维镇，人人都认为他举止得体：遇到年长的人高谈阔论，他总是老实听着；别人谈论政治问题，他也从不情绪激动。对一个年纪轻轻的人来讲，这的确难能可贵。而且他多才多艺，会画水彩画，能识乐谱，晚饭后不打牌的时候，就兴致勃勃地看文学书籍。奥梅先生看重他有知识，奥梅太太则喜欢他为人殷勤，因为他经常陪奥梅家的孩子到花园里玩耍。那几个小家伙，总是脏兮兮的，严重缺乏教养，而且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有点无精打采。奥梅家照料孩子的，主要是一位保姆，还有药房的学徒朱斯丹。朱斯丹是奥梅先生的远亲，奥梅先生出于怜悯，把他收留在家，同时当用人使唤。

药店老板有意显示自己是不可多得的好邻居。他向包法利夫人介绍各店家的情况，特意请来他的苹果酒供应商，亲自尝酒，又下地窖监督把一桶桶酒摆好，还介绍怎样才能买到便宜黄油，甚至帮助她与赖斯迪布都瓦接上了头。赖斯迪布都瓦是教堂执事，除负责教堂差事和丧葬事项，还随各家各户的喜好，按年或按钟点帮永维镇主要的几户大家料理花园。

药店老板如此殷勤，以至曲意逢迎，并非单单出于关心别人的愿望，而是另有所图的。

十一年风月(1)19日颁布的法律第一条明文规定，任何人没有执照，不得行医。奥梅违犯了这条法律，经人暗中告发，被皇家检察官传到鲁昂训话。检察官身穿袍子，肩上披着白鼬皮饰带，头戴一顶直筒无边高帽，就站在办公室里接见了他。那是上午开庭之前。走廊里传来法警笨重的靴子来回走动的声音，还有远处沉重地落下大锁的响声。药店老板耳朵里嗡嗡响，像中了风，眼看就要倒下了。他仿佛看见自己被关进了地牢，全家哭哭啼啼，药店被出卖，满地药瓶，一片狼藉。他不得不跑进一家咖啡店，喝了一杯加苏打水的朗姆酒，让自己镇定下来。

日子一久，他淡忘了这次警告，仍和从前一样，在后店为人诊治一些小毛病。但是，镇长对他心存芥蒂，同行都妒忌他，必须时时小心提防。他对包法利先生礼数有加，极力套近乎，就是为了让他心存感激之情，日后就是有所觉察，也不便揭短。因此，他每天早晨给包法利先生送报纸，下午总要抽点时间，离开药店，去医生家聊聊天。

夏尔满面愁容，因为没有人登门求医，他常常一个人闷在家里，几个小时不说话，不是在诊室睡觉，就是看妻子做针线活儿。为寻求排遣，他尽量在家里干些体力活儿，甚至用漆匠剩下的油漆，试着把阁楼又刷了一遍。可是，银钱的事令他犯愁：修缮道斯特的住宅，给太太购置衣服首饰，还有这次搬家，花的钱都不少，三千多埃居的陪嫁，两年下来，所剩无几。再说，从道斯特迁居永维镇，不少东西不是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了，就是丢失了。单说那尊神父石膏像，就由于车子颠簸太厉害，掉下来，在坎康布瓦的石板路上摔得粉碎。

有一件令人操心的好事，使他摆脱了烦愁，那就是太太有喜了。产期越临近，他越发疼爱她。另一种血肉的联系正在形成，仿佛使他时时刻刻意识到一种更为复杂的结合。当他在远处看见她懒洋洋地行走，没束紧身褡的腰身在臀部以上缓缓扭动，当他们面对面待着，她疲倦无力地坐在安乐椅里，而他尽情地端详着她，这时他真是太幸福了，再也憋不住了，便站起来，搂住她，抚摩她的面颊，叫她小妈妈，恨不得拉她一起跳舞，又是笑又是哭，心头涌出充满柔情蜜意的俏皮话，和她说个没完。一想到孩子即将出世，他就抑制不住满腔的喜悦。现在他什么也不缺了。他经历了全部人生，如今坐在人生的筵席旁，怡然自得，尽情享受。

爱玛起初惊异万分，接着巴不得快快分娩，好尝一尝做母亲的滋味。可是，由于家境窘迫，不能按她的意思买一个吊式摇篮、一顶粉红色小绸帐和绣花的婴儿帽。她一赌气，便什么也不买，而把一切交给村里的一个女工去做，既不选择，又不商量。这些准备工作是能唤起母爱的，做起来自有乐趣，可她就体会不到了。所以她对孩子的感情，也许从一开始就打了折扣。

不过，每天吃饭时，夏尔总要谈起他们的小家伙，因此不久她也时时放在心上了。

她盼望生个儿子，身体结实，棕色头发，起名叫作乔治。这种生男孩的想法，是因为自己生活得窝窝囊囊，希望儿子能为自己出一口气。男人至少是自由的，可以恣意放浪、周游世界、冲破艰难险阻，就是天涯海角的幸福，也要去享受享受。女人呢，则经常受到束缚，缺乏活力，任人摆布，不仅身体上软弱无力，而且法律上处于依附地位。女人的意志，就像用细带子系在帽子上的面纱，风一吹就飘来摆去；时时都有欲望在引诱她，时时都有礼俗在限制她。

一个星期天，早晨6点钟左右，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她分娩了。

“是个女儿！”夏尔报告说。

她转过头，昏了过去。

奥梅太太几乎立刻跑过来亲她，金狮客店的勒佛朗索瓦太太也赶了过来。药店老板为人谨慎，只在微开的门外随口说了几句道喜的话。他要求看看婴儿，觉得长得挺好看。

在产后休养期间，爱玛费尽心思给女儿起名字。首先，她考虑了所有带意大利字尾的名字，诸如克拉拉、路易莎、阿芒达、阿塔拉等。她相当喜欢“嘉尔珊黛”这个名字，但更喜欢“伊索尔”和“蕾欧卡蒂”。夏尔希望孩子叫母亲的名字，爱玛反对。他们查遍了历书，还请教外人。

“那天我和莱昂先生谈起这件事，”药店老板说，“他很奇怪你们为什么不给她取名玛德兰，眼下这个名字好时髦哩。”

但是，老包法利夫人坚决反对用这样一个女罪人的名字。奥梅先生呢，凡是能使人联想一位伟人、一个著名事件或一种崇高思想的名字，他都特别喜爱。他的四个孩子，就是按这种方式取的名字：拿破仑代表光荣，富兰克林代表自由，依尔玛(2)或许是对浪漫主义的归附，阿达莉(3)则表示对法国戏剧最不朽的杰作的崇敬。药店老板具有哲学信念，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艺术的欣赏；他身上的思想家成分，并不窒息他感情丰富的气质；他善于区别对待事物，不把想象和狂热混为一谈。就拿《阿达莉》这部悲剧来说吧，他抨击其思想，却欣赏其风格；诅咒其观念，却赞扬其全部细节；厌恶其中的人物，却喜欢他们的对白；每读到精彩之处，总禁不住心潮澎湃，但一想到戴瓜皮帽者之流(4)拿它去招揽生意，又不免黯然神伤。他陷于这种矛盾的复杂感情之中，既想亲手给拉辛戴上桂冠，又想好好和他辩论一番。

最后，爱玛想起在沃比萨尔庄园做客的时候，曾听见侯爵夫人叫一个年轻女子白尔特，于是选定了这个名字。由于鲁俄老爹不能来，他们就请了奥梅先生做教父。奥梅先生送来的礼物，全是他店里现成的东西：六盒黑枣、一整瓶健身粉、三筒蛋白松糕，还有从壁柜里找出来的六根棍儿糖。施洗礼的当天晚上，摆了一大桌酒席，本堂神父也在座。大家兴致很高，临到行酒，奥梅先生唱了一首《善良人的上帝》，莱昂先生唱了一曲《威尼斯船歌》，老包法利夫人是教母，也唱了一首帝国时期的《浪漫曲》。最后，老包法利先生要求把孩子抱下楼来，说是要给她行洗礼，端了一杯香槟酒往她头上浇。这种对头次圣礼的嘲弄，使布尔尼贤神父大为生气。老包法利引用《众神之战》中的一句话回敬他，神父站起来就要离席。太太们好言挽留，奥梅先生也从中调解，神父这才重新坐下，泰然自若地从碟子里端起喝了一半的咖啡。

老包法利在永维镇待了一个月。每天早晨，他总要到广场上抽一袋烟，戴着他那顶带银色道道的漂亮橄榄帽，全镇的居民大为欣赏。他喝烧酒成瘾，常常差女佣去金狮客店买一瓶，记在儿子账上。他往丝围巾上洒香水，把儿媳所有的科伦香水全用光了。

儿媳并不讨厌他。这位公公可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经常讲起柏林、维也纳、斯特拉斯堡，还有他当军官时的情况、他有过的情妇和他摆过的盛大酒宴。再说，他显得和蔼可亲，有时甚至在楼梯上或花园里，揽着儿媳的腰叫道：“夏尔，你得当心哩！”

这样一来，包法利老太太不放心了，生怕久而久之，老伴会对儿媳的思想产生不良影响，危及儿子的幸福，所以催老伴尽早和她回去。包法利老太太或许还存有更严重的不安哩，她的老头子可是个什么也不顾的人。

一天，爱玛突然坐不住了，渴望去看望托付给木匠的妻子哺乳的小女儿。她也不翻翻历书，看圣母的六个礼拜(5)是否过了，就一个人出了门，向罗莱家走去。罗莱家位于村头山坡下，在大路和草原之间。

时值正午，家家户户都放下了窗板；碧空中，一轮烈日照射得青石屋顶金光耀眼，山墙顶上仿佛冒着火花。连风都是灼烫的。爱玛走着走着，突然感到体力不支，加之路上的石子又磨脚，她拿不定主意是折回去好，还是进到哪户人家歇息一会儿好。

正在这时，莱昂先生从路旁一户人家的大门里出来了，腋下夹着一卷文件。他上前向爱玛打个招呼，随即站到勒乐铺子前面的灰色凉棚下面。

包法利夫人说她想去看她的孩子，但累得走不动了。

“要是……”莱昂欲言又止。

“你要去什么地方办事吗？”爱玛问道。

见习生说他没有事，爱玛便请他陪她一道去。一到傍晚，这件事便传遍了永维镇。镇长夫人图瓦什太太当着女佣的面说：“包法利夫人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嘛。”

去奶妈家的路就像去公墓一样，出了街向左拐，顺着矮小的房屋和院子之间的一条小径走。小径两旁，女贞树正花满枝头，婆婆纳、野蔷薇、荨麻和灌木丛中高高伸出的木莓，也正开花。透过篱笆上的窟窿，可见破旧的房子前面，不是猪在粪土堆上拱来拱去，就是被拴住的牛在用犄角蹭树干。两个人肩并肩，慢步走着。爱玛靠在莱昂身上，莱昂放慢脚步合着她的步子。闷热的空气中，一群苍蝇在他们前面嗡嗡乱飞。

他们看见一棵老胡桃树的树荫下有座房子，知道那就是奶妈的家。房子矮矮的，盖着褐色的瓦，阁楼天窗下挂有一串葱。靠荆棘篱笆，立着一捆捆细树枝，圈住一畦生菜、几株薰衣草和架子上正开花的豌豆。草地上东一摊西一摊泼满了脏水，房子旁边晾晒着一些难以辨认的破衣烂衫、几双线袜、一件红色印花布女上衣，篱笆上还搭着一条粗布床单。听见栅栏门响，奶妈出来了，怀里抱一个吮着奶头的婴儿，另一只手牵着一个瘦弱的小家伙，脸上长满瘰疬。小家伙是鲁昂一位帽商的儿子，父母忙于做生意，把他留在乡下。

“请进。”奶妈说，“你的小宝贝在那里睡着了。”

整个住宅只有楼下这个房间。靠里壁有一张大床，没挂帐幔；窗台下放着一口和面缸；一块窗玻璃破了一个洞，用蓝色的纸剪了一个太阳糊在上面。门后角落里洗衣板下面，摆着一双高帮皮鞋，底上的钉子闪闪发亮；旁边有一个瓶子，盛满了油，瓶口插着一根羽毛。落满灰尘的壁炉台上，在一些火石、蜡烛头和火绒之间，扔了一本《马修氏历书》。整个房间里最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是一幅吹喇叭的名誉女神画像，多半是从一张化妆品广告上剪下来的，用六枚木鞋钉子钉在墙上。

爱玛的孩子睡在地上一个柳条摇篮里。她将孩子和被窝抱起来，一边摇晃，一边低声哼起儿歌。

莱昂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看到这位身穿紫花布袍子的漂亮太太，置身于如此贫困的环境之中，他觉得十分奇特。包法利夫人被他看得脸红了。莱昂连忙转过身去，心想他这样看她，也许有些失礼。过了一会儿，孩子吐奶，弄脏了爱玛的皱领，她就把孩子放回摇篮。奶妈赶忙过来给她揩，连声说不会留下印痕。

“她往我身上吐的次数可多呢，”她说，“我一天到晚要不断给她洗！你能不能向杂货店老板加缪打个招呼，让他给我留一两块肥皂，我要用的时候就去取。这样你也方便，免得我常去打扰你。”

“可以，可以。”爱玛连声说道，“再见，罗莱大嫂！”

她说罢朝外走，在门槛上蹭了蹭脚。

奶妈一直送到院子大门口，一边诉说自己夜里不得不经常起床的苦处：“有时我实在困乏得不行，往椅子上一坐就睡着了。所以，无论如何你要给我一磅磨好的咖啡，让我早上兑牛奶喝。一磅够喝一个月的。”

等奶妈道完谢，包法利夫人抬脚就走，在小径上走了一段路，听见后面木头鞋响，回头一看，又是奶妈赶来了。

“又有什么事？”

那乡下女人把她拉到路边一棵榆树后面，开始谈她的丈夫，说他干那行当，一年才挣六法郎，船长还……

“有话直说。”爱玛道。

“好吧，”奶妈唉声叹气地说道，“我担心我丈夫看见我一个人喝咖啡，心里会不痛快。你知道男人都……”

“说了给你，我就会给的……”爱玛说道，“真烦人！”

“唉！好心的太太，就只因为他受过伤，胸口经常揪着疼得要命，他说喝点苹果酒便可以减轻。”

“别拐弯抹角好不好，罗莱嫂子？”

“嗯，”奶妈行了一个礼，接着说，“要是你不嫌我要求太多……”她又行了一个礼，眼睛里流露出恳求的神色，终于说出了口，“如果你肯开恩，就给一小罐烧酒吧。我会拿一部分给你的小宝贝揩脚的。你的小宝贝的那双小脚丫，像舌头一样嫩。”

爱玛打发掉奶妈，又挽住莱昂的胳膊，加快脚步走了一阵，才渐渐慢下来，东张西望的目光，突然落在小伙子肩头上。莱昂身上的大衣有着黑绒大翻领，梳得又平又齐的栗色头发，搭在领子上。爱玛还注意到他的指甲留得长长的，在永维镇就没见过那么长的指甲。对见习生来说，保养指甲是件大事，他的文具盒里有一把小刀，专修指甲用的。

他们沿着河岸返回永维镇。时值暑季，河岸显得宽了。连河边花园的墙基也露了出来。每个花园有几级台阶，通到水边。河水急速而无声地流着，看上去十分清凉。细长的水草，在水流的推动下俯伏在一起，宛如被扔掉的绿色头发，散开在澄澈的水里。不时可见一只细脚虫，在灯芯草尖端或睡莲叶面爬动或歇息。阳光照射下，水波上现出许多蓝色的小气泡，一个接一个，不断破灭又不断出现。枝条修剪过的老柳树，在水里倒映出灰色的树皮。河对岸远近的草地，显得很空旷。正是农家吃午饭的时候，少妇和她的伙伴，只听见小径上他们自己有节奏的脚步声、彼此的交谈声和爱玛的袍子的窸窣声。

顶上嵌有碎玻璃片的花园围墙，像暖房的玻璃棚一样发烫。砖缝里长出一些桂竹香，包法利夫人打着阳伞经过时，伞边一碰，枯萎的花就化成黄色粉末撒落下来。有时，墙头里探出的金银花或铁线莲的枝子，倒垂下来，钩住伞边的丝线，随即在绸伞面上拖一下。

两个人谈起一个西班牙舞蹈团，不久要在鲁昂的戏院演出。

“你去不去看？”爱玛问道。

“去得成就去。”莱昂答道。

他们彼此就没有别的话可谈吗？然而，他们的目光正在进行更严肃的对话：当他们努力搜寻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来说时，双方都感到浑身酥软无力，仿佛心灵里有一种深沉、绵绵不断的絮语，盖过了声音的絮语。这种新的甜蜜感觉使他们惊诧，但谁也不想道破它的存在，也不想找到它的根源。未来的幸福就像热带的河岸，把充满乡情的湿润馥郁的和风，吹送向两边广阔无垠的原野，人们沉迷、陶醉在里面，对那尚看不见的地平线，连想都不去想。

路上有个地方，被牲口踩得陷了下去，积了一摊烂泥，里面稀疏地摆了几块长绿苔的石头，必须从上面踩着过去。爱玛常常停下来，看下一步在什么地方落脚。有的石头一踩就摇晃，身子也跟着晃动，她张开双臂，身子前倾，眼睛里现出犹豫的神色，生怕掉进泥水坑里，但跨出一步之后就哈哈大笑。

自家的花园到了，包法利夫人推开小栅栏门，小跑着登上台阶，转眼就消失了。

莱昂回到办公室。上司不在，他看一眼案卷，削好一支羽笔，拿起帽子就走。

他来到阿尔盖山上的牧场，躺在森林边缘的松树下，一边透过盖在眼睛上的手指缝望着天空，一边自言自语：“真无聊！无聊透顶！”

他顾影自怜，恨不该生在这个小镇，交上奥梅这样的朋友，又偏偏碰上纪尧曼先生那样的东家。纪尧曼先生戴一副金丝眼镜，蓄棕红色颊髯，打一条白领带，心思全扑在业务上，对微妙的感情问题一窍不通，尽管他凛然摆出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最初曾令见习生倾倒。至于药店老板的妻子，那倒是诺曼底最贤惠的一类太太，性情温顺得犹如绵羊，热爱自己的儿女、父母和亲戚，听见别人有难就落泪，对家里的事样样放手，还讨厌穿胸衣，可是她行动那样迟缓，言谈那样乏味，相貌那样平庸，见识那样狭隘。虽然她三十岁，莱昂二十岁，他们的卧室门对门，而且他每天同她说话，见习生却压根儿没有想过，她在哪个男人眼里会是一个女人，她除了身上那件袍子，还有什么女性的特点？

此外还有什么呢？比内、几个生意人、两三个小酒馆老板、本堂神父，还有镇长图瓦什，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倒都是一些有钱人，但粗俗不堪、孤陋寡闻，自己种地，关起门来大吃大喝，又假装笃信宗教。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一群！

在这班平庸的人之中，爱玛犹如鹤立鸡群，然而也离他更遥远，因为他隐隐觉得她与他之间，横着一条鸿沟。

起初，莱昂曾与药店老板一道去过爱玛家几次。夏尔似乎并不怎么乐意接待他。而他呢，一方面唯恐自己冒昧，另一方面又想与爱玛亲近，但又觉得与她亲近几乎不可能，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1)　风月是法兰西共和历的第6个月，相当于从公历2月19日、20日或23日至3月21日或22日。

(2)　依尔玛是一部同名浪漫主义小说的女主人公。

(3)　阿达莉是17世纪古典主义悲剧作家拉辛的同名杰作中的女主人公。

(4)　指市井商贩。

(5)　指妇女产后需要休养的时间。

4

天气开始转冷，爱玛不再待在卧室，而来到厅房打发时光。厅房是间长形屋，天花板很低，壁炉台上靠镜子的地方，摆着一盆枝杈密密层层的珊瑚。她坐在窗边的软椅里，看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

莱昂每天从事务所去金狮客店两趟。爱玛远远地就听见他来了，便俯向窗台倾听他的脚步声。小伙子总是同一身打扮，悄悄从窗帘外面溜过去，头也不回。但傍晚时分，爱玛左手托着下巴出神，已开头的彩绣落在膝盖上，突然瞥见那溜过去的身影，禁不住浑身哆嗦一下。于是，她站起来，吩咐开饭。

奥梅先生常常在吃晚饭时过来，手拿希腊式无边软帽，为了不惊扰他们，脚步轻轻的，照例总说上一句：“二位晚上好！”然后走到餐桌旁，在夫妻俩中间坐下，向医生询问看病的情况，医生则向他请教什么情况该收多少诊费。然后，两人就扯些报纸上的消息。这时，奥梅差不多已经把一张报纸记得滚瓜烂熟，就一五一十地介绍起来，连同记者的议论，以及国内外发生的个别灾难性事件。不过，报纸的内容很快就讲完了。于是他话锋一转，就大谈起面前的菜肴来。有时，他甚至表现出体贴入微的样子，欠起身子，指着一块肉告诉包法利夫人说那是最嫩的一块，或是转向女佣，教她怎样烧肉和怎样调味才合乎卫生。他谈论香料、调味粉、肉汁和胶冻，头头是道，令人叹服。还不止这些呢！奥梅先生脑子里所装的各种各样食品的做法，比他药店里所装的药瓶还多。他擅长制作各种蜜饯、醋和甜酒，又熟悉新发明的种种经济炉灶，还掌握保存干酪和料理坏酒的方法。

8点钟一到，药店该关门了，朱斯丹来叫他回去。这时，奥梅先生总是用嘲讽的目光先打量朱斯丹，尤其是当费丽丝黛在场的时候。因为他发现他的徒弟喜欢上医生家来。

“这小子晓得动脑筋啦，”他说，“我看他爱上了你们家的用人。我敢打赌！”

朱斯丹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缺点，经常遭到奥梅先生的责备，那就是主人谈话的时候，他总爱待在一旁听。例如星期天晚上，孩子们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肩背把过松的沙发套蹭了下来，奥梅太太就叫他抱他们到卧室去睡，他总是磨磨蹭蹭，不肯离开客厅。

星期天晚上，来药店老板家聚会的人寥寥无几。他爱说别人的闲话，加之他的政治观点，使得各方面有脸面的人，渐渐地都不愿与他来往了。见习生倒是每晚必到的。他一听见门铃响，知道是包法利夫人到了，就赶忙跑去开门，接过她的披肩。碰到下雪天，包法利夫人总在鞋子外面套一双布条编的大拖鞋，见习生也接过来，放在药房柜台下面。

大家先打几盘“三十一点”(1)，然后奥梅先生和爱玛打“对甩”(2)。莱昂站在爱玛后面，给她出主意。他双手扶着她的椅子靠背，打量着她插在发髻里的梳子。爱玛每次甩牌时，胳膊一抬，袍子的右下摆就提起来。她绾起的头发，把后背衬映成一片棕色，越往下越淡，渐渐没入黑影之中。牌甩出手之后，她的袍子又松松垮垮垂落在椅子两边，净是褶子，一直拖到地上。偶尔，莱昂感到自己的鞋底踩住了袍子，就赶忙往旁边一闪，像是踩了什么人的脚似的。

打完纸牌，药店老板和医生开始打骨牌。爱玛换了位子，双肘支在桌子上翻阅《画报》。这本时装杂志是她带来的。莱昂坐在她旁边，和她一道欣赏上面的画。谁先看完，谁就等待着翻下一页。爱玛还常常请莱昂念诗给她听。莱昂拖长声音朗诵，每次总是刻意以描写爱情的段落结束。但是，骨牌的声音闹得他十分恼火。奥梅先生是骨牌老手，常常赢夏尔满双六。打满三轮一百分之后，两个人便伸开手脚烤火，不一会儿就呼呼睡着了。火渐渐熄灭，茶壶也空了。莱昂还在朗诵，爱玛一边听，一边随手转动着灯罩。灯罩上画着小丑坐马车和拿着平衡竿的女演员走钢丝。莱昂停下来，指一指两个睡着了的听众。于是，他们低声交谈起来；这时的交谈，由于没有人听见，他们觉得分外亲切。

就这样，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彼此经常交换书和抒情歌曲。包法利先生是个不爱吃醋的人，并不引以为怪。

包法利在生日那天，收到一个研究骨相学用的蓝色头颅，上面标满了数字，连胸廓也标得密密麻麻。这是见习生的一番盛情。他的盛情远不止于此，他甚至跑到鲁昂去替包法利买东西。当时有一位小说家写了本书，引起了一股仙人掌热，莱昂为包法利夫人买了一盆，坐在马车“燕子”里，抱在膝盖上，手指尽让刺扎破了。

爱玛叫人在窗口安了一块带栏杆的搁板，放她的花盆；见习生也在窗口吊了一个放花盆的架子。这样，两个人在窗口侍弄花的时候，彼此就能看得见。

全镇子有一家窗口，常常呈现分外忙碌的景象。天气晴朗的时候，每天下午和整个星期天，大家总能看见那家的阁楼窗前，露出比内先生俯在旋床上的瘦瘦的侧影。旋床单调的轰隆声，连金狮客店的人也听得见。

一天傍晚，莱昂回来后看见房里有块呢绒挂毯，浅色的底子上织着绿叶图案。他叫奥梅太太、奥梅先生、朱斯丹、孩子们和厨娘过来看，又把这件事告诉他的东家。人人都想见识见识这块挂毯。为什么医生太太送见习生这份厚礼？这事有点蹊跷。最后大家想，医生太太无疑是见习生的“相好”。

见习生也让人相信医生太太是他的相好，逢人就夸她美貌多才。但比内先生不爱听，有一回没好气地对他说：“她美貌多才关我屁事，我又不同她往来！”

莱昂伤透脑筋，琢磨怎样向爱玛“表明心迹”，但总是犹豫不决，既怕讨个没趣，又为自己如此胆怯而羞愧，既沮丧，又相思，简直想哭。过了一段时间，他毅然下定决心给爱玛写信，但写一封撕一封，一次次确定了时间，一次次往后推。他常常打算什么也不顾了，马上采取行动，但一到爱玛面前，决心立刻冰化雪消。这时，夏尔往往突然进来，请他一块儿坐马车去附近看一个病人。他连忙答应，向太太欠欠身子，转身就走。和爱玛的丈夫待在一起，不是等于和她的一样东西待在一起吗？

爱玛呢，压根儿就没有寻思过她是否爱莱昂。在她想来，爱情应当是突然到来的，犹如狂风骤雨，夹着电闪雷鸣——自天而降的暴风雨，把生活搅得动荡不宁，把意志落叶般卷走，把整颗心儿刮进无底的深渊。她不知道，倘若排水管堵塞了，暴雨会使屋顶的平台变成汪洋。她还以为住在下面安然无事呢，蓦抬头，却发现墙壁出现了一道裂缝。

(1)　一种纸牌游戏，三张牌得三十一点为胜。

(2)　一种两人玩的纸牌游戏，自己手中不要的牌，得到对方允许可甩掉，然后再抓新牌。

5

那是2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上飘着雪花。

包法利夫妇、奥梅先生和莱昂先生，一块儿去离永维镇半法里的一条山谷里，参观正在建设的一座麻纺厂。药店老板带上了拿破仑和阿达莉，让他们锻炼锻炼。一路上朱斯丹负责照顾他们，为他们扛着雨伞。

本来以为会很有趣的参观，却再乏味不过。一大片空地上，在几堆沙子和卵石之间，乱扔着几个已经生锈的齿轮，中间是一座长方形建筑物，开了许多小窗子。楼还没有完工，透过屋顶的椽子，望得见天。山墙的小梁上，拴着一捆麦秸，里头夹杂着麦穗，上面的三色彩带在风中哗啦啦飘摆。

奥梅倒是滔滔不绝，向大家介绍未来的这座麻纺厂的重要性，还估算楼板的承载力和墙壁的厚度，直后悔没带根米度尺来。比内先生就有一根米度尺，自有他的特殊用场。

爱玛挽住奥梅先生的胳膊，微微靠着他的肩膀，望着远处，一轮圆圆的太阳透过雾气，放射着耀眼的白光。她转过头，看见夏尔站在那里，帽檐一直拉到了眉毛上，两片厚厚的嘴唇哆嗦着，使他那张脸更显出一副蠢相。甚至他的背，他那一动不动的背，也让人看不顺眼。就是他的大衣，在她看来，也和他的人一样，俗不可耐。

爱玛这样打量着丈夫，气不打一处来，却从中尝到一种反常的乐趣。正在这时，莱昂朝她走了一步。由于寒冷，他脸色发白，看上去一副文弱的样子，更加柔嫩动人。他的领带和颈子之间，衬衣领子稍稍松开，露出皮肤；一绺头发盖住了耳朵，只有耳垂露在外面；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凝望浮云，在爱玛看来，比群山环抱中倒映蓝天的湖泊还要清澈迷人。

“该死的！”药店老板突然叫起来。

他向儿子跑过去：那孩子想使鞋子变白，跳进了一堆石灰里。拿破仑挨了一顿好骂，又哭又号；朱斯丹拿了一把麦秸，帮他擦鞋。但是需要刀子，石灰才刮得下来。夏尔掏出随身带的刀子递过去。

“啊！”爱玛暗自说，“他口袋里居然装着刀子，像庄稼人一样！”

开始下霜了，大家一起返回永维镇。

这天晚上，包法利夫人没去邻居家玩。夏尔一走，她感到很孤单，下午的对比又在心头涌起，那样清晰，几乎就在眼前。不过，那毕竟已成记忆，可望而不可即。她躺到床上，瞧着壁炉里通亮的火，下午的情景又在眼前晃动起来：莱昂站在那里，一只手折弯细细的手杖，另一只手牵着安静吮着冰块的阿达莉。她觉得莱昂可爱，不想他根本办不到，于是，又想起他别的时候别的姿态、他讲过的话、他的声音和他的整个人，不知不觉，像要与人接吻一样，嘴唇前伸，喃喃说道：“是的，可爱！可爱！……他在爱吗？”她问道，“爱谁？爱我啊！”

莱昂爱她的一个个证据，一齐浮现在眼前，她的心怦怦跳起来。壁炉里的火焰放出的亮光，在天花板上欢快地摇曳。她翻身仰卧，舒展双臂。

接着，她连连哀叹起来：“咳！要是老天爷肯这样安排该多好！为什么不呢？有谁阻拦吗……”

半夜时分，夏尔回来了，她佯装刚睡醒。夏尔脱衣服弄出响声，她就抱怨偏头痛，过了片刻，又懒洋洋地问他晚上玩得怎么样。

“莱昂先生很早就上楼歇息去了。”夏尔答道。

爱玛禁不住露出了微笑，心间充满新的奇妙感觉，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傍晚，时新服饰商勒乐来看她。这位店主是个很精明的生意人。

勒乐出生于加斯康，在诺曼底长大，所以既像南方人那样爱饶舌，又有科地区人的狡猾。他一张虚胖的脸，没有留胡子，仿佛抹了一层淡淡的甘草水；满头银发，把一双乌黑的小眼睛衬托得更加贼亮。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有人说他当过流动小贩，也有人说他在卢托开过钱庄。但有一点确实无疑，就是他善于算计，连比内都怕他几分。他对人谦恭，几乎有点谄媚逢迎，见谁都点头哈腰，姿势既像鞠躬，又像邀请。

他摘下饰有绉纱的帽子，挂在门口，进得屋来，把一个绿色纸盒放在桌子上，一开口就客客气气向太太抱怨，至今他尚未得到她的信任。当然，像他那样一家小店，不足以吸引“高雅女士”（这几个字他说得特别重），不过太太要什么尽管吩咐，他会尽心尽力满足她的愿望，不管是缝纫用品、床单台布、帽子，还是时新服装，样样保证提供，因为他每个月定期进城四趟，与所有实力最雄厚的商号都有联系。不管是“三兄弟”“金胡子”，还是“大野人”，提起他，没有一家掌柜不熟悉，而且熟得不能再熟哩！今天他顺路登门，是因为他遇到难得的机会，进了几样商品，送来给太太看看。说罢，他从纸盒里抽出半打绣花领子。

包法利夫人仔细看了看说：“我全用不着。”

于是，勒乐先生小心翼翼地拿出三条阿尔及利亚披肩、几包英国针、一双草编拖鞋，还有四个椰子壳蛋杯，是由囚犯精心镂刻的。然后，他手扶桌子，伸长脖子，探着身子，半张着嘴，两眼随着爱玛犹豫不决的目光，在货物上溜来溜去，还不时用指甲掸一掸完全摊开的丝披肩，像是要掸掉上面的灰尘。披肩被掸得微微颤动，发出轻微的窸窣声，上面金色的闪光片，在薄暮青幽幽的光辉中，星星般闪烁。

“多少钱一条？”

“要不了几个钱，”勒乐答道，“要不了几个钱，也不必急着就给。你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给好了，我们又不是犹太人！”

爱玛考虑片刻，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勒乐先生毫不介意地说道：“不要紧，生意不成仁义在嘛。和太太们我向来是谈得拢的，只有和我自己家那口子除外。”

爱玛微微一笑。

“我的意思是说，”勒乐开了句玩笑，露出憨厚的样子又说道，“我并不把钱放在心上……钱嘛，你要是手头紧，我可以借给你。”

爱玛显得有点吃惊。

“哎！”勒乐赶忙低声说，“我不需要走多远就能给你搞到，相信我好了。”

他说罢话锋一转，又打听法兰西咖啡店老板泰里耶老爹的情况。包法利先生正在给泰里耶治病。

“泰里耶老爹究竟得了什么病？……他咳嗽起来，整个屋子都给震动了。我担心他很可能不再需要买法兰绒内衣，而要买松木外套啦！他年轻的时候荒唐得够可以的！这种人哪，太太，一点约束都没有。他是让烧酒烧坏了！不过，眼睁睁看着一个老相识就这样离我们而去，总叫人心里不好受。”

勒乐说着，一面把东西重新装进纸盒，一面又对医生诊治的病人大发议论。

“这些病大概与天气有关。”他露出阴沉的脸色，望着玻璃窗说道，“我最近也感到不适，背部经常疼痛，少不得哪天要来找你家先生给瞧瞧。得啦，再见吧，包法利夫人。我是你忠实的仆人，随时愿为你效劳！”

他轻轻带上门。

爱玛叫女佣用托盘把晚餐送到卧室，让她坐在火炉边吃。她细嚼慢咽吃了好长时间，因为她心情很舒畅。

“我真老实！”她想到那些披肩，自言自语地说道。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是莱昂来了。她忙站起来，顺手从五斗柜上拿起一块等待缲边的布。当莱昂进来时，她显得正忙着呢。

谈话没有一点生气。包法利夫人经常一句话说了半截就打住。莱昂呢，显得非常拘谨，坐在壁炉边的一张矮椅子上，手里转动着象牙针线盒。爱玛只顾穿针走线，不时用指甲在布边上打褶子。她不说话，莱昂也默不作声，仿佛被她的沉默迷住了，就像往常被她的谈话迷住了一样。

“可怜的小伙子！”爱玛暗自说道。

“我什么地方惹她不高兴啦？”莱昂暗自问道。

然而，他终于打破了沉默，说他最近要去鲁昂为事务所办事。

“你订的音乐杂志就要到期了，要不要我帮你续订？”

“不用啦。”爱玛答道。

“为什么？”

“因为……”

爱玛紧闭双唇，慢腾腾地扯起长长的灰色的线，缝了一针。

莱昂一看她手里的活儿，心里就有气。爱玛的手指尖似乎都扎破了，他脑子里闪过一句献殷勤的话，但没敢贸然说出口。

“那么你半途而废啦？”他又问道。

“什么？”爱玛反问道，“音乐吗？咳！上帝，只好半途而废啦。你没见到我要操持一个家，要照顾我丈夫，有干不完的事情，有尽不完的义务，哪里还顾得上音乐！”

她说着看了一眼座钟。这么晚了夏尔还没回来，她装出担心的样子，甚至连说了两三遍：“他这个人可好呢！”

见习生很喜欢夏尔先生，但此时此刻看到爱玛对他如此深情，感到又意外又不是滋味。然而，他继续赞扬他，说人人都说他好，尤其是药店老板。

“是啊，他为人挺正直。”爱玛又说了一句。

“的确。”见习生附和道。

他接着开始议论奥梅太太，说她很不注意穿着打扮，经常引得他们发笑。

“这有什么关系？”爱玛打断他说道，“一位家庭主妇才不会把心思花在打扮上呢！”

说完，她又陷入了沉默。

随后几天，情形都是如此。爱玛的言谈举止，统统变得与从前不一样了。大家都注意到，她比从前更把家务事放在心上，每天准时上教堂，对女佣也管得比较严了。

她把白尔特从奶妈家接了回来。家里来了客人，费丽丝黛就领她出来，包法利夫人撩起她的衣服，让客人看她的小胳膊小腿。她宣称自己爱孩子，孩子是她的安慰、她的欢乐、她的心肝宝贝。她爱抚孩子，总带着奔放的感情。永维镇以外的人见了，一定会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帕盖特(1)。

夏尔每天回到家，总发现拖鞋放在火炉边烤得暖暖的。现在，他的坎肩不再缺衬里，衬衫不再缺纽扣。他如果有兴趣打开衣柜看一看，会发现一顶顶睡帽摆得整整齐齐。他提议去花园里转转，爱玛再也不会表示不乐意；他的建议，爱玛即使不明白他的意图，也会百依百顺，没有半句怨言。每天晚饭之后，他往火炉角落一坐，双手放在肚皮上，双脚搁到柴架上，脸因为食物正在消化而通红，眼睛因为幸福而熠熠生辉。孩子在地毯上爬来爬去，身材苗条的妻子走到他身后，隔着椅子靠背吻他的前额。

莱昂看到这情形，禁不住暗自说：“我真要疯了！怎能和她亲近呢？”

在他看来，爱玛是那样贞洁，那样高不可攀。他放弃了一切希望，连最渺茫的希望也不敢再存。

但是，这种自暴自弃，反而使爱玛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更加不同寻常。在他看来，既然肉体上他得不到什么，爱玛的可贵之处也就不再在肉体方面；她在他心头扶摇直上，超凡脱俗，冉冉升入仙境。这是一种纯洁的感情，它并不妨碍日常生活，具备它是一种慰藉；一旦丢了，就会特别痛苦。人们培养这种感情，就在于它的珍贵。

爱玛日渐消瘦，面颊苍白，脸显得长了，头发乌黑，大眼睛，直鼻梁，步履像鸟儿一样轻盈，现在更是经常默默无语。看上去，她不是身处浊世而纯洁无瑕，额头上隐约打着命数高洁的印记吗？她那样忧悒又那样安详，那样温柔又那样持重，整个人透露出一种冷冰冰的魅力，就像教堂里那馨香的鲜花，点缀着冰冷的大理石，令人禁不住打寒噤。就连其他人也经受不住这种诱惑，药店老板就常说：“这是一个才智超群的女性，就是嫁给县长，也没有什么不配！”

家庭主妇们称赞她节俭，登门求医的人称赞她注重礼节，穷苦人则称赞她慷慨仁慈。

但是，她心里充满欲念、愤怒和怨恨。她褶子平整的长袍下，掩藏着一颗骚动不安的心；她那张爱面子的嘴，绝不会说出内心的痛苦。她爱莱昂，却寻求孤独，以便更自由自在地思念他的音容笑貌。但一见到他本人，这种思念的乐趣就全给扰乱了。只要听见莱昂的脚步声，她的心就咚咚乱跳；及至莱昂来到面前，激动的心情立即冷却了。她自己莫名其妙至极，最后陷入了郁悒。

莱昂每次离开她家，总是心灰意冷，却不知道他一出门她就站起来，目送他在街上行走。她关心他的行踪，窥伺他的表情，甚至有鼻子有眼地编造一件事，作为借口，去看他的房间。在她看来，药店老板的妻子真幸福，能够和莱昂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她的思想经常飞到那个家，就像金狮客店的鸽子常常飞到它的檐槽里，打湿它们粉红色的脚和雪白的翅膀。可是，爱玛越是意识到自己的爱情，就越是把它压在心底，不让它流露出来，而让它慢慢淡薄。她希望莱昂猜出她的心事，并且想象出种种偶然机会或意外变故，帮助莱昂明白她的心迹。她之所以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大概是由于怠惰或畏惧，怕羞也是原因之一。她想来想去，觉得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确做得太过分了，现在后悔已晚，一切都无法弥补了。她认为这是一种牺牲，只有当她暗自说“我守贞操”，并且摆出认命的样子，照照镜子，这才产生一种骄傲、喜悦之感，稍稍得到一点安慰。

于是，肉体的欲望、金钱的渴求和感情的压抑，纠缠在一起，使她深深地陷入痛苦。她的思想不但没能从中摆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甚至处处自寻烦恼，增添自己的痛苦。一道菜没烧好或一扇门没关严，她都会气恼。她哀叹自己没有丝绒衣裳，没有幸福，哀叹自己幻想太多、居室太窄。

最令她气不过的是，夏尔对她的痛苦麻木不仁。夏尔深信他使她幸福，这对她简直是一种愚蠢的侮辱；他由此产生的安全感，不啻是忘恩负义。请问，她如此忠贞，究竟是为谁？难道他夏尔不正是一切幸福的障碍、一切痛苦的根源？他不正像皮带上密密麻麻的扣钉，把她箍得紧紧的，让她喘不过气来？

因此，爱玛把因烦恼而生的种种怨恨，统统发泄到夏尔头上。她有时也想减轻这种怨恨，但不管做任何努力都只能使它越积越深。因为这种徒劳无益的努力，反而进一步给她造成种种失望，越发扩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她对自己的温顺生了反感。家庭生活的平淡无奇使她幻想奢华的生活，夫妻间感情的现状使她产生了通奸的欲念。她巴不得夏尔揍她，那样她就更有理由憎恨他、报复他。有时，她发觉思想上竟产生了这样冷酷的念头，自己也不免大吃一惊。可是，她还得继续强装笑脸，一再听别人讲她真幸福，并且装出幸福的样子，让别人相信她的确如此。

她厌恶这种虚伪的做法，多次跃跃欲试，想与莱昂一道私奔，逃得远远的，到天涯海角去尝试一种新的命运。可是，每想到这里，她的灵魂深处就出现一个黑洞洞的深渊。

“况且，他不再爱我了。”她寻思道，“怎么办好呢？指望谁来搭救我、安慰我，来减轻我的痛苦？”

她经常精疲力竭，胸闷气短，痴痴呆呆，低声啜泣，满面垂泪。“干吗不和先生谈谈呢？”女佣进来正赶上她发作，免不了这样问道。

“这是神经性的，”爱玛答道，“别和他谈，他会着急的。”

“哦！对了，”费丽丝黛接过话茬说道，“你就像小盖兰一样。小盖兰是波莱的渔夫盖兰老爹的女儿，我来你家之前在迪普认识的。她是那样忧郁，一天到晚愁眉不展，往自家门口一站，人家还以为她家门口挂着一块裹尸布呢！她的病，从她的表现来看，就像是她脑子里起了雾，医生治不了，本堂神父也无能为力。病得厉害时，她就一个人跑到海边。海防官员巡逻时，常常看见她趴在乱石滩上哭泣。不过，据说后来嫁了人，病就好了。”

“可是我，”爱玛说道，“是嫁人以后才得这病的。”

(1)　帕盖特是雨果著名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女主人公爱斯梅拉达的母亲，对女儿感情特别深厚。

6

一天傍晚，爱玛坐在敞开的窗前，看教堂执事赖斯迪布都瓦修剪黄杨枝，突然听见晚祷的钟声响了。

正当4月初，报春花开，和煦的风吹拂着花圃；家家的花园都像妇女一样，正在着意换装，准备迎接欢乐的夏天。透过花棚的空隙放眼望去，就见河流悠闲自在地在草原上蜿蜒流过。晚岚在尚未长出叶子的杨树之间浮动，像薄纱挂在枝头，比薄纱颜色更淡、更透明，飘忽不定，把杨树的轮廓衬托成淡紫色。远处有牲畜在走动，但既听不见它们的脚步声，也听不见它们的叫唤声。钟还在响，像一声声哀叹，继续在空中平静地传播。

这一下一下重复的钟声，在少妇的思想上，勾起了少女时代和在修道院寄宿时期的回忆。她记起祭坛上那些比插满鲜花的花盆还高的大烛台，记起那带小立柱的圣体龛。她多么想像过去一样，加入修女们的行列，跪在跪凳上低头祷告；从旁边望去，只见一长溜雪白的面纱，其间忽露出一顶硬挺挺的黑色修女帽。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她常常抬起头，透过缭绕升腾的淡蓝色香烟，瞥见圣母慈祥的面容。回想到这里，她心头顿生感触，觉得自己软弱无力、无依无靠，像一根羽毛飘摇在风暴之中。她不知不觉地向教堂走去，准备做虔诚的祈祷，只要能让她的整个灵魂投入进去，只要能彻底忘掉现实的生活。

在广场上，她碰到刚敲完钟的赖斯迪布都瓦正往回赶。此人每天的时间一分一秒都不放松，工作撂下了，赶回去接着干。至于敲钟，全看他什么时候方便。再说，敲早点也有好处，可以提醒孩子们，上教理问答课的时间到了。

有些孩子已经到了，在公墓的石板上玩弹子。还有一些骑在矮墙上，两腿晃来晃去，木头套鞋踢着矮墙和新坟之间高高的荨麻。这块荨麻是唯一的一块绿地；其他地方都是石板，上面总是覆盖着一层浮尘，尽管教堂执事经常打扫。

穿布鞋的孩子在墓地追逐打闹，仿佛这是专供他们玩耍的地方。当当的钟声也盖不住他们的喧嚷。从钟楼上垂下一根粗绳子，末端一直拖到地上。随着它的摆动幅度逐渐变小，钟声也越来越小。燕子呢喃着掠空而过，迅速飞回檐瓦下黄色的窝巢。教堂里亮着一盏灯，即一根灯芯点亮在一个玻璃罩子里，悬挂在半空。那灯光远远望去，犹如油上面颤悠悠漂着一个灰白色的点子。一道长长的阳光照亮整个大殿，却反使两旁的侧道和角落显得更暗了。

“神父在哪里？”包法利夫人问一个男孩儿。那男孩正晃动着已有些松动的栅栏门玩。

“就快来啦。”男孩答道。

果然，本堂神父住宅的门嘎吱响了一声，布尔尼贤先生就出现了。孩子们一窝蜂似的逃进教堂。

“这帮调皮鬼，”神父低声说道，“总是这样！”

他的脚碰到一本破破烂烂的《教理问答》课本，便弯腰捡起来。

“什么也不尊重！”

但是，他一看见包法利夫人，就连忙说道：“对不起，我没有认出你。”

他把《教理问答》塞进口袋，停住脚步，圣器室沉甸甸的钥匙，夹在两个指头之间，一直不停地来回晃动。

落日的余晖照亮他的整个面孔，也使他那件两肘处磨得发亮、下摆脱线的道袍微微泛白。在他宽阔的胸部，沿着那一排小纽扣，布满了油渍和烟草斑点，离领巾越远就越多；领巾上搭着脖子皱巴巴的红皮肤；皮肤上面散布着黄色斑点，一直延伸到又粗又硬的灰白胡须才看不见。他刚吃过晚饭，呼呼喘着气。

“你身体怎么样？”神父补充一句。

“不好，”爱玛答道，“我感到难受。”

“哦！我也感到不舒服。”教士说，“这些天乍一热起来，人都感到浑身软绵绵的，不是吗？可是有什么法子呢？我们生来就是受苦的，正如圣保罗所说的。倒是包法利先生，他怎么想？”

“他！”爱玛鄙夷地说道。

“怎么！”好心的教士十分意外，说道，“他没有开点什么药给你吃吃？”

“唉！”爱玛说，“我需要的不是吃的药。”

神父不时往教堂里看几眼。孩子们在里头跪成一排，用肩膀你撞我，我撞你，撞来撞去，一个倒下，其他人跟着全倒下。

“我想知道……”爱玛接着说。

“请等一等，等一等。里布德，”神父生气地喊道，“看我不揪你的耳朵，捣蛋鬼！”

然后，他转向爱玛：“这是木匠布德的儿子。父母有几个钱，对他十分娇纵。其实，只要肯学，他是能学得好的，因为他很有天分。我有时为了打趣，叫他里布德（去马洛姆经过的那座山就叫这个名字），我甚至叫他蒙里布德。啊，啊！蒙里布德(1)！那天，我把这个名字学给主教大人听，主教大人哈哈大笑……他居然不顾身份地笑了。嗯，包法利先生怎么样？”

爱玛仿佛没听见。神父继续说道：“大概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吧。我和他无疑是本教区最忙的两个人。不过，他是医治肉体的医生，”说到这里，神父憨厚地笑了笑，“而我是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

爱玛用哀求的目光看着神父。

“是啊……”她说，“你减轻所有人的苦难。”

“咳！别提啦，包法利夫人。就在今天早上，我还不得不去下迪俄维尔跑了一趟。那里有头母牛腹部肿胀，村里人以为是中了邪。不知道怎么回事，全村头头母牛都……哦，对不起！龙格马尔，里布德！两个鬼东西！你们到底有完没完？”

神父一个箭步冲进了教堂。

于是，孩子们一窝蜂拥挤到大讲经台四周，爬上唱诗班的凳子，打开弥撒经书。有几个蹑手蹑脚，眼看就要溜进忏悔室。但是，神父冷不防给了他们一顿巴掌，抓住他们的衣领子，一个个拎起来，狠狠掼在唱诗台前的石板地上，让他们双膝下跪，就像要他们在那里生根似的。

“好啦！”神父回到爱玛身边，抖开一块宽大的印花布手帕，用牙齿咬住一个角，说，“庄稼人实在可怜！”

“可怜的何止他们。”爱玛说道。

“当然啰！比方说城里的工人。”

“我指的不是工人……”

“对不住！在工人之中我认识一些家庭主妇，一些很贤惠的妇女，我向你保证，可以说都是真正的女圣人，可是她们连面包都没有。”

“可是，有些女人，”爱玛说道（她说话时嘴角抽动），“有些女人，神父先生，她们有面包，却没有……”

“冬天没有火。”神父接着说道。

“唉！没有火有什么要紧？”

“怎么！有什么要紧？看来，凡是温饱有保障的人……嗯，说到底……”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爱玛连连哀叹。

“你感到不舒服吗？”神父关心地走到爱玛面前，“莫不是消化不良吧？应该回家去喝点茶，包法利夫人，可以帮助你提提神，或者喝杯加粗红糖的凉水也行。”

“为什么喝那种东西？”

爱玛的神态仿佛刚从梦中醒来。

“因为我见你用手摸额头，以为你头晕。”说罢，神父话锋一转，问道，“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问的是什么？我都想不起来啦。”

“我吗？没有……什么也没问……”爱玛连连否认。

她环顾四周，目光慢慢落到穿道袍的老头儿身上。他们面对面，默默地对望着。

“那么，包法利夫人，”终于还是神父打破了沉默，“请原谅，你知道，责任比什么都重要，我得去管这批淘气鬼。初领圣体的日子眼看就要到了。我担心我们又要措手不及。所以从耶稣升天节起，我要他们每个星期三准时来，多上一个小时课。这些可怜的孩子！务必尽早把他们引上我主指引的道路，正如我主通过他的圣子之口亲自教导我们的那样……多保重，夫人，请替我向你先生致意！”

神父说完便向教堂走去，一到门口就做了个屈膝下跪的姿势。

爱玛看见他在两排长凳之间拖着沉重的脚步往里走，头略歪向一边，双手抄在背后，手掌向外微微张开，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她就像安在一根轴上的木头人，转身便往家里走去。但神父粗大的嗓门儿和孩子们清脆的声音，仍继续传进她的耳朵：“你是基督徒吗？”

“是的，我是基督徒。”

“什么叫作基督徒？”

“就是经过洗礼……洗礼……洗礼的人。”

爱玛扶着栏杆爬上楼梯，回到卧室，倒在一张扶手椅里。

从窗户里透进的灰白的光，颤悠悠的，渐渐变暗。家具都待在原来的位置，似乎变得更加呆板了，它们都湮没在黑沉沉的大海般的黑暗之中。壁炉熄灭了，座钟照例嘀嗒走动。爱玛略有些惊异：周围竟这样宁静，而她自己心里正烦乱不堪！这时，站在窗户与做针线活儿的桌子之间的小白尔特，穿着一双毛线织的小靴子，摇摇晃晃走到母亲面前，伸手想抓住她的围裙的带子。

“走开！”母亲说着用手推开她。

不一会儿，小姑娘又来了，越发紧贴母亲的膝盖，双臂放在上面，抬起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望着她，而一丝清亮的口水从小嘴里流出来，掉在绸围嘴上。

“走开！”少妇生气地重复道。

孩子被她的脸色吓得哭喊起来。

“唉！叫你走开嘛！”爱玛说着用胳膊肘将女儿一搡。

白尔特摔倒在五斗柜前，脸碰在铜拉手上，破了一道口子，流血了。包法利夫人慌忙跑过去将她扶起，然后伸手拉铃叫女佣，结果把铃绳拉断了，便声嘶力竭叫起来。她正要诅咒自己，夏尔进来了。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他刚回来。

“你瞧，亲爱的，”爱玛以平静的声音对丈夫说，“瞧这小东西在地上玩，摔伤了。”

夏尔安慰她，说伤势并不严重，随后便去找药膏。

包法利夫人不肯下楼，要一个人待在卧室里看护孩子。当她看到孩子睡着时，心头的担心才渐渐消失。她觉得自己真是又傻气、又善良，居然为了这点小事就六神无主。白尔特的确不再抽泣，呼吸也平稳了，身上的棉被随之微微起伏；眼角停着两颗大泪珠，眼睑半闭，透过睫毛，可以看见深陷在眼眶里的浅白色眸子；贴在面颊上的药膏，把皮肤绷得紧紧的，使脸蛋有点歪。

“真奇怪，”爱玛想道，“这孩子怎么长得这样丑！”

夏尔夜里11点钟从药店回来（晚餐后，他把用剩的药膏送回药店），发现妻子站在摇篮边。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不要紧的。”他在妻子额头印一个吻，说道，“我可怜的娇娇，不要心焦啦，不然你要病倒的！”

今晚他在药店老板家待了好长时间。他倒是没有显得心烦意乱，但奥梅先生还是一个劲安慰他，叫他不要垂头丧气。于是，他们谈起了孩子们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和用人们的粗心大意。这方面，奥梅夫人深有体会。她胸前有一个火炭灼烫的痕迹，就是小时候厨娘不当心把一钵火炭打翻在她的围嘴上烫的。所以他们这对慈爱的父母，总是处处留意：刀子从不磨快，地板从不打蜡，窗口都装有铁栏杆，壁炉前也装了牢固的栏杆。奥梅家的孩子们，别看全都无拘无束，但后面没有人跟着，全不准挪动一步；稍一伤风感冒，父亲就给他们灌药；直到四岁多，还让他们戴一顶厚厚的防跌软垫帽，半点都不可怜他们。不过，说实话，这种怪主意是奥梅太太出的。她丈夫心里发愁，担心那样紧紧箍着头，长久下去会影响大脑的正常发育。他甚至禁不住说出这样的话：“你难道打算把他们培养成加勒比人(2)或博托库多人(3)吗？”

夏尔几次想打断闲聊，早点离开。

下楼梯时，他附到走在前面的见习生耳朵边，悄声说：“我有话和你说。”

“难道他觉察出什么了吗？”莱昂暗自嘀咕开了，心怦怦乱跳，胡思乱想起来。

出了药店，带上门，夏尔才央求莱昂帮他去鲁昂看一看，照一张讲究的达格雷相片要多少钱。他一直想照一张穿黑礼服的照片送给妻子，在感情上给她一个意外的欣喜，表明他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丈夫。但在去照相之前，他想做到心中有数。求莱昂先生办这点事，大概不至于使他为难，因为他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进城。

莱昂常进城干什么？奥梅先生疑心是年轻人干荒唐事，和什么女人勾搭上了。其实他错了，莱昂根本不寻花问柳。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心事重重。这一点，勒佛朗索瓦太太从他每餐所剩饭菜的多少已经有所觉察。为了摸清底细，她还向税务员比内先生打听，但比内没好气地回答说，他不是“警察局雇的包探”。

不过，比内先生觉得这位同桌用餐的伙伴很古怪，因为莱昂常常往椅子上一仰，双臂一摊，没头没脑地抱怨生活没意思。

“这是因为你不注意消遣。”税务员说。

“怎样消遣？”

“我要是你，就弄他一台旋床！”

“可是，我不会旋呀。”见习生答道。

“哦！这倒是！”比内现出轻蔑而自得的神气，抚摩着下巴。

莱昂已经厌倦没有结果的爱情。再说，生活天天是老一套，千篇一律，既没有兴趣支持，也没有希望指引，他也感到难以忍受。他烦透了永维镇和永维镇人，一看到某些人和某些房屋，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药店老板可谓老好人一个，可是在他眼里也变得完全不可忍受了。然而，换一个新环境的前景，固然有诱惑力，但也令他畏惧。

这种畏惧很快变成了焦躁。于是乎，巴黎远远地召唤着他，用化装舞会的鼓乐声和轻佻姑娘们的笑声。既然他要去那里完成法律学业，何不现在就去呢？有谁阻拦他吗？于是，他开始在思想上准备起来，预先想好到了那里干些什么。他在想象中给自己布置了一套公寓。他要在那里过艺术家的生活！他要在那里学弹吉他！他将置一件室内便袍、一顶巴斯克无边软帽、一双蓝绒拖鞋！甚至，他已经在欣赏壁炉上交叉挂着的两把花剑，以及上头挂的死人头颅和吉他。

难的是取得母亲的同意，尽管他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连他东家也建议他到别的事务所看看，能否在那里求得更好的发展。他采取折中办法，去鲁昂找第二个见习生的位置，但没有找到。最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他务必马上去巴黎的理由。母亲同意了。

然而他并不急于动身。整整一个月，伊韦尔每天从永维镇到鲁昂、从鲁昂到永维镇，帮他运送箱匣包裹。他重新添置了衣服，请人修理了三张软椅，买了许多绸巾。总之，所预备的东西，足以周游一趟世界，行期却一周又一周推迟，直到收到母亲的第二封信。母亲催他赶快动身，既然他希望在放暑假之前通过考试。

告别的时刻到了，奥梅太太潸然泪下，朱斯丹泣不成声，奥梅先生因是坚强的男子汉，才掩饰住了激动的心情。他要亲自帮朋友拿大衣，一直送到公证人家门口。公证人顺便让莱昂搭他的马车去鲁昂。莱昂只有一点时间去向包法利先生告别。

他上到楼梯口时，感到喘不过气来，只好停了停。他一跨进房门，包法利夫人就连忙站起来。

“我又来啦！”莱昂说道。

“我就知道是你。”

爱玛咬住嘴唇，血往上涌，从头发根到脖子，满脸绯红。她仍然站着，肩头靠着护墙板。

“先生不在家吗？”莱昂问道。

“不在家。”

爱玛重复了一次：“他不在家。”

接着一阵沉默。两个人对视着。他们的思想，像两个骚动不已的胸脯紧贴在一起，沉浸在同样的痛苦之中。

“我很想亲亲白尔特。”莱昂说。

爱玛下了几级楼梯，呼唤费丽丝黛。

莱昂向周围深情地打量一眼，目光停留在墙上、摆设架上、壁炉上，仿佛想穿透一切、带走一切。

爱玛回来了，随即女佣领来了白尔特。小姑娘手里摆动着一根细绳子，绳子末端拴着一个头朝下的风车。

莱昂在她的脖子上连亲几下，说：“再见啦，可怜的孩子！再见，亲爱的小宝贝，再见！”

说罢他把孩子交给她母亲。

“带走吧。”爱玛对女佣说。

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包法利夫人背过脸去，贴在一块窗玻璃上；莱昂手里拿着便帽，在大腿上轻轻拍着。

“要下雨了。”爱玛说。

“我有斗篷。”莱昂说道。

“哦！”

爱玛转过身来，微低着头，阳光映在额头上，就像照在一块大理石上，直到弯弯的眉毛。谁也不知道她在地平线上望见了什么，也不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

“那么，再见吧。”莱昂叹口气说道。

爱玛猛地抬起头：“好，再见……走吧！”

两个人同时向对方走去。莱昂伸出一只手，爱玛犹豫一下：“哦，英国式的！”她说着把手伸过去，勉强笑了笑。

莱昂感觉到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觉得自己的全部生命活力都传给了那个汗津津的手掌。

握了一会儿，他松开手，再次四目相对。随后莱昂转身出了房门。

走到菜市场，他停住脚步，躲在一根柱子后面，最后一次打量那座有四扇绿色百叶窗的白房子。他似乎看见一个人影在卧室的窗户后面；窗帘好像没有人碰，就自动从挂钩上解了下来，斜斜的长褶缓缓移动，最后一下子抖落开了，直挺挺垂挂在那里，静静地犹如一面墙壁。莱昂拔腿跑起来。

他远远瞥见东家的有篷双轮轻便马车停在路上，旁边一个系粗麻布围裙的人拽住马缰。奥梅与纪尧曼先生在闲谈：他们在等待他。

“拥抱我一下吧。”药店老板眼里噙着泪花说道，“这是你的大衣。我的好朋友，当心受凉！照顾好自己，多多保重！”

“好啦，莱昂，上车吧！”公证人喊道。

奥梅向挡泥板探着身子，用泪水哽住的嗓音，凄凄切切说出四个字：“一路顺风！”

“晚安！”纪尧曼先生答道，“撒手，上路！”

车子开动了，奥梅才转身回家。

包法利夫人推开朝向花园的窗子，观察风云。

西边鲁昂的方向，乌云密布，似黑浪汹涌，滚滚而来；后面，一道道阳光，越过云头，像一支支金箭，高悬空中，而天空的其余部分，看不到一丝云翳，瓷器般白晃晃的。一阵狂风，刮得棵棵白杨弯下腰，接着一阵骤雨，哗哗啦啦打在碧绿的叶子上。不一会儿，雨霁日出，母鸡咯咯叫唤，麻雀在水淋淋的灌木丛里拍打翅膀，沙地上的积水带着粉红色的金合欢花，汩汩流淌。

“啊！他该走好运啦！”爱玛想道。

奥梅先生一如往常，在6点半钟吃晚饭的时候来了。

“喂，”他一边坐下一边说，“我们的年轻人今天下午总算是走了吧！”

“算是吧！”医生答道。

说着他在椅子上转过身子：“府上怎样？”

“没怎么样。只是我太太下午有点难过。你知道，女人嘛，芝麻大一点小事就搞得心神不宁，尤其是我那口子！不过，我们大可不必对此反感，因为女人的神经组织比我们的敏感得多。”

“可怜的莱昂！”夏尔说道，“他在巴黎怎么生活？习惯得了吗？”

包法利夫人叹了口气。

“担什么心！”药店老板咂舌道，“高雅的聚餐呀、化装舞会呀、香槟酒呀，一切都如鱼得水，放心吧！”

“我相信他是不会乱来的。”包法利指出。

“我也相信他不会！”奥梅先生忙附和道，“尽管他如果怕人家说假正经，就得随波逐流。你不了解拉丁区那些浪荡公子与女戏子所过的生活！再说，大学生在巴黎是很被看好的，只要有一点点寻欢作乐的才情，上流社会就会接纳他们。连圣日耳曼区的贵妇人也有爱上大学生的。交上这样的桃花运，当然不愁没有机会攀高枝结婚。”

“不过，”医生说，“我替他担心的是那里……”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药店老板打断医生的话，“正是嘛，事情还有坏的一面！在那种地方，你得时时处处留心自己的钱包。譬如在公园里，过来一个人，穿得很讲究，甚至佩戴着勋章，你还以为是个外交官呢。他走近你，和你攀谈，你们就聊起来。他还乖巧地拿鼻烟给你闻，或者帮你拾起掉在地上的帽子。在这之后，你们的交往多起来。他带你上咖啡馆，邀请你去他的乡村别墅，把盏饮酒之时，介绍你认识形形色色的人。这十之八九不是要骗你的钱包，就是要拉你去干坏事。”

“你说得不错。”夏尔说道，“不过，我考虑的主要是生病，例如伤寒，外省去的学生容易得这种病。”

爱玛哆嗦了一下。

“那是饮食习惯改变造成的，”药店老板说，“是因为饮食习惯改变，整个机体的协调被打乱了。此外，还有巴黎的水，你是知道的！还有餐馆里的菜，样样都加香料，吃多了准上火，无论如何比不上青菜肉汤。我嘛，向来喜欢吃家里烧的菜，卫生多了！所以我在鲁昂学药剂学的时候，就在私人家里搭伙，和老师们一起吃。”

奥梅先生继续就一般见解和个人爱好侃侃而谈，直到朱斯丹来找他回去做蛋黄甜奶。

“喘息一会儿都不让！”他没好气地说，“成天拴得牢牢的，出来一分钟都不行！硬得像牛马一样干个没完，流血流汗！还不如苦役犯！”

走到门口，他又回头问道：“哦，对了，那消息你知道了吗？”

“什么消息？”

“下塞纳地区的农业评比会，”奥梅眉毛一扬，煞有介事地说道，“今年很可能在永维镇开。至少据说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报纸上还提到了呢。对我们县来讲，这可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嗯，以后再聊吧。谢谢，看得见，朱斯丹拎着盏灯呢。”

(1)　法语里mon（我的）和mont（山）谐音，汉语均可音译为“蒙”。“蒙里布德”既可听为“我的里布德”，又可听为“里布德山”，一语双关。

(2)　指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

(3)　居住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南美印第安人。

7

第二天对爱玛来说是个黑暗的日子。眼前愁云密布，笼罩一切，气氛沉郁；痛苦钻进心灵深处，低声哀号，就像冬天的风，在荒凉的古堡里呼啸。那是某种东西一去不返留下的怅惘，又像是每次完成一桩重任之后身心感到的疲劳，也像中断一个习惯动作或长久摆动骤然停止而产生的不适之感。

像那次从沃比萨尔回来时一样，对舞还在脑子里旋转，直感到郁悒、沮丧、绝望、麻木。莱昂还浮现在她眼前，显得更高大、更英俊、更可爱，也更模糊。他虽然走了，但并没有离开她，还待在她身边，房子的四壁似乎留下了他的身影。她的眼睛盯住他踩过的地毯、他坐过的椅子，不愿意移开。外面那条河依然流淌不息，滑溜溜的河岸间，细浪潺湲。多少次，他们曾一边踏着青苔覆盖的卵石款款漫步，一边谛听清波的絮语。他们沐浴着多么温煦的阳光！还有下午，两个人单独待在花园深处的树荫下，多么销魂！莱昂坐在干树枝钉的凳子上，光着头，高声朗诵；从草原徐徐吹来的清风，翻动着书页，抚弄着棚架上的旱金莲……啊！他走了，她生活中唯一的魅力、幸福，唯一的希望！这幸福本已来到她身边，她怎么没有抓住？！当幸福要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双膝下跪，伸出双手，挽留住它呢？爱玛诅咒自己没爱上莱昂。她现在特别渴念他的嘴唇，恨不得追上他，扑进他怀里，对他说：“是我呀，我是你的！”但事先想到这样做困难重重，她便退缩了。她很懊恼，但越懊恼，欲望就越强烈。

从此，她的烦恼有了一个集中点，就是回忆莱昂。这回忆光芒闪烁，比俄罗斯草原上旅人留在雪地上的篝火还明亮。她赶紧跑过去，在旁边蹲下，小心翼翼拨着快要熄灭的火，又四下里寻找所能找到的一切，试图把火烧旺。她所感受到的和她所想象到的许久以前的模糊回忆和新近会面的情景，还有正在消散的对欢愉的渴望，像枯枝在风中折断的追求幸福的计划，空守无益的忠贞，破灭的希望，家庭的累赘，等等，这一切她统统捡拾、归拢，把火烧旺，给她凄凉的处境以温暖。

然而，不知道是柴火不足，还是柴火堆得太多，火越燃越小。人不在眼前，爱情之火便慢慢熄灭；日子久了，怀念也渐渐淡漠。那把她灰白的天空映得通亮的火光，渐渐被黑暗吞没，消失了。心灵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她甚至把对丈夫的厌恶当成是对情人的怀念，把憎恨造成的痛苦当成是柔情留下的温暖。但是，狂风仍然在刮，热情却已化作冷灰，没有人来救援，也不见太阳出来，四面八方，黑夜重锁，冷得可怕，寒气彻骨。

于是，爱玛重新经历了在道斯特那种恶劣的日子，而且她认为自己现在比那时不幸得多，因为她尝够了烦愁的滋味，而且肯定这烦愁没有尽头。

一个女人强迫自己做出了这样大的牺牲，大抵不会再一味地异想天开了。爱玛买了一条哥特式跪凳，每个月花十四法郎买柠檬洗指甲，又往鲁昂写信订购了一件蓝色开司米袍子，还在勒乐店里挑选了一条最漂亮的披肩。平常，她拿这条披肩往室内便袍腰间一缠，打扮得怪模怪样，关上窗户，手里拿本书，躺在长沙发上看。

她常常改变发型，不是按中国式样，梳成松松的发卷或结成辫子，就是像男子一样，靠一侧梳出一条发缝，让头发向下卷。

她想学意大利语，买了几本词典、一本语法书和一沓白纸。她试着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一些正经书。夜里，夏尔有时被惊醒，以为是有人来找他看病。

“我就去。”他咕哝道。

却原来是爱玛擦火柴点灯弄出的声音。不过，爱玛读书也像刺绣一样，拿起一件，开个头，又放下，再换另一件来做：她的五斗柜里，堆满了开了头又扔下的活儿。

赶上怪脾气发作，别人两句话一激，她就会干荒唐事。有一天，她在丈夫面前逞强，说她喝得完大半杯烧酒，夏尔一时糊涂，硬说不相信，结果她端起大半杯烧酒一饮而尽。

爱玛举止轻浮（这是永维镇的太太们的评价），但并不见得快活，嘴角总是闭得紧紧的，使得脸上也现出了皱纹，就像老姑娘和失意的野心家一样。她面无血色，像纸一样苍白，鼻子上皮肤朝鼻孔抽缩，一双眼睛看人时一点神色也没有。她发现鬓角有两三根灰白头发，便大谈自己老了。

她常头晕，有一天甚至咳出一口血，夏尔急得坐立不安。

“唉，得啦！”她说道，“这算得了什么？”

夏尔躲进诊室，坐在办公桌前的扶手椅里，双肘支着桌面，对着头颅标本哭起来。

他给母亲写了封信，把她请来。母子俩商谈爱玛的问题，谈了好长时间。

有什么法子呢？一切治疗她都拒绝，究竟怎么办？

“你知道你媳妇需要什么吗？”包法利老太太对儿子说，“需要强迫她干活儿，干体力活儿！她如果也像许多人一样挣钱糊口，什么气郁头晕，就都没有啦！这都是她成天无所事事、满脑子胡思乱想造成的。”

“可是，她也挺忙的。”夏尔说。

“哼！挺忙的！忙什么啦？看小说、看邪书、看反对宗教的书。书里净引用伏尔泰的话来嘲笑教士。这一切危害不浅，我可怜的孩子。不信教的人，总不会有好结果。”

于是，他们决定不让爱玛看小说。这一点实行起来不太容易，老太太主动承担下来，准备路过鲁昂时，亲自去租书处，声明爱玛停止订阅图书。如果书店还是继续干毒害人的勾当，难道不能去警察局告他们吗？

婆媳俩的告别冷冰冰的。她们在一起待了三个星期，但彼此没说几句话，除了餐桌上和就寝前的问询及客套话。

包法利老太太离开那天是星期三，永维镇逢集。

一大早，广场上就挤满了大车，全都车头着地，车辕朝天，一辆挨一辆，从教堂到客店，沿店铺摆了长长的一溜。另一边是一个接一个的帆布棚子，卖棉布、毯子、毛袜、马笼头和一捆捆蓝色缎带；带子头迎风飘摆。地上摆着粗笨的金属器皿，旁边是一堆堆鸡蛋和一筐筐干酪，里面露出黏糊糊的麦秸。割麦机旁边，摆着好些扁扁的鸡笼子，一只只母鸡从里面伸出脖子，咯咯叫唤。人全挤在一堆，谁也不肯挪动地方，有时几乎要把药店的门面挤倒。每星期三，药店里总是人头攒动，大家不断往里挤，其中有买药的，但更多是看病的。奥梅先生在四乡很有名，他那把握十足的样子使乡下人信服，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比所有医生都高明。

爱玛倚窗而立（她经常倚窗而立：在外省，窗户的作用相当于戏院和散步场所），观看熙来攘往的乡巴佬，正看得有趣，瞥见一位穿绿绒大衣的绅士，戴一双黄手套，裹着厚厚的护腿，向医生家走来，后面跟着一个农民，低着头，满腹心事的模样。

“我可以见先生吗？”绅士向正在门口与费丽丝黛闲聊的朱斯丹询问道。

他把朱斯丹当成了医生家的男仆，随即补充一句：“请告诉他，拉于谢特的罗多尔夫·布朗热先生求见。”

来人在姓名之前特意强调地名，并非想炫耀他是庄园主，而是让人家一听就知道他是谁。拉于谢特是距永维镇不远的一座庄园，其中的古堡和两个农庄是新近买下来的。农场的地自己耕种，但也不让农活过分捆住手脚。他是单身汉，据说每年的收入起码有一万五千里弗尔(1)！

夏尔来到客厅。布朗热先生向他介绍自己的仆人，说他想放放血，因为他浑身上下痒得厉害。

“放放血我就清爽啦！”不管别人怎样劝阻，这个仆人总这样回答。

包法利吩咐朱斯丹拿来一卷绷带和一个脸盆，请他将脸盆端住，对那个已经脸色发白的乡下人说：“不要害怕，朋友。”

“不，我不怕，”那人说道，“动手吧。”

他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伸出粗壮的胳膊。柳叶刀一拉，血便涌出来，溅到镜子上。

“盆端近点！”夏尔叫道。

“瞧！”农民说道，“真像一眼小小的泉水在流哩！我的血多红！这是好现象，不是吗？”

“有时候，”医生说，“起初什么感觉也没有，但过一会儿就会晕倒，尤其是像你这样身体壮实的人。”

乡下人听了这话，松开了在手里转动的柳叶刀匣子，肩头猛搐动几下，碰得椅子背吱嘎作响，帽子也掉了。

“我就料到会这样嘛！”包法利说着用手指按住血管。

朱斯丹手里的脸盆开始晃动：他膝盖发抖，脸色苍白。

“太太！太太！”夏尔叫道。

爱玛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

“拿醋来！”夏尔又叫道，“啊！天哪，同时两个人！”

慌乱之中，他连纱布也包不好了。

“没有什么。”布朗热先生镇静地说道，同时把朱斯丹抱起来。

他让朱斯丹背靠墙坐在桌子上。

包法利夫人着手帮朱斯丹解领带。衬衣的饰带打了个死结，她轻巧的手指在小伙子的脖子里解了几分钟才解开，然后往细麻布手绢上洒了些醋，一边轻轻地拍湿他的太阳穴，一边小心翼翼地吹。

赶大车的农民清醒过来了，但朱斯丹仍然不省人事，白色巩膜之下的瞳孔模糊不清，就像蓝色的花浸泡在牛奶之中。

“应该把这个藏起来不让他看见。”夏尔说道。

包法利夫人端起脸盆放到桌子底下。她一弯腰，身上的连衣裙（是一件夏天穿的连衣裙，黄色，有四道镶褶，腰身长，下摆宽）就散开在周围的石板地面上。她弯着腰，身子有点失去平衡，双臂一伸，本来绷得紧紧的连衣裙，随着上身的曲线，有些地方凹了下去。她去拿来一壶水，放几块糖在里面。这时，药店老板来了，是刚才接连两个人晕倒时，女佣去找来的。看到自己的学徒已睁开眼睛，他才舒了口气，绕着朱斯丹转来转去，上下打量。

“废物！”他骂道，“真是个小废物，十足的废物！放点血也算了不得的大事！好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哪！你们瞧哇，一只多可爱的小松鼠，一点不怕头晕，爬到高高的树梢上去摘核桃哩。啊！是的，说呀，吹嘘呀！多好的一块材料，将来要开药店哩！遇到严重情况，你还可能被传到法庭上去，启迪法官们的良心呢！到那时，就得保持冷静，善于说理，表现得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不然的话，只好被别人当成低能儿！”

朱斯丹一声不吭。药店老板继续说道：“谁请你来的？你总是来打扰先生和太太！再说，星期三我离不开你，现在店里来了二十几个人，我还要为了你，把一切都撂下跑过来。好啦，给我回去，快跑！等我回来，照看好药瓶！”

朱斯丹穿上衣服走了之后，大家议论了几句有关晕倒的情况。包法利夫人从来没有晕倒过。

“女人不晕倒真是不寻常！”布朗热先生说道，“要说神经脆弱的人，真还不少。有一回决斗，我亲眼看见一个证人听见枪推上子弹的声音就晕倒了。”

“我嘛，”药店老板说，“看见别人流血，倒还没有什么，但一想到自己在流血，想得多了点，就会觉得头晕。”

这时，布朗热先生打发走了他的雇工，叫他安下心来，既然他的愿望已经得到满足。

“他的愿望倒是使我有机会结识你。”

布朗热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注视着爱玛。

然后，他在桌子角上放了三法郎，漫不经心地欠欠身子，就走了。

不一会儿，他就到了河对岸（这是他返回拉于谢特的必经之路），爱玛目送他在草原的白杨树下走着，步子渐渐放慢，就像在想什么心事。

“她非常可爱！”布朗热自言自语道，“这位医生太太非常可爱！雪白的牙齿，乌黑的眼睛，娇小的脚，身材赶得上巴黎女子。乖乖，从什么地方冒出了这样一个女子？那个笨小子从哪儿把她搞来的？”

罗多尔夫·布朗热先生现年三十四岁，性情粗暴，聪明机敏，交往了许多女人，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他觉得爱玛长得俊俏，就禁不住想她，也想她的丈夫。

“我觉得他是笨蛋一个。她看来已对他感到厌倦。瞧他指甲脏兮兮的，胡子拉碴，准三天没刮。他成天在外头东奔西跑治病，而她待在家里补袜子。那该有多无聊！一定盼望住到城里去，天天晚上跳波尔卡舞！这娇小的女子真可怜！她准眼巴巴渴望爱情，就像案板上的鱼儿渴望水一样！三句调情的话，她准会深深爱上你，我敢肯定！一定温柔、迷人！……是的，不过事后如何甩掉呢？”

想象中的快乐遇到了障碍，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情妇，两下比较起来。他的情妇是他供养的一个鲁昂女戏子。一想到记忆中她那副模样，他就觉得腻味。

“啊！包法利夫人比她漂亮多了，”他想道，“尤其娇嫩得多。维尔吉妮显然开始发胖啦。她那样令人生厌，玩也玩得没味儿，而且吃长臂虾吃成了瘾！”

田野里见不到人，罗多尔夫只听到杂草拂拭皮鞋有节奏的沙沙声，还有躲藏在远处荞麦地里蟋蟀的鸣叫声。他眼前浮现出爱玛的倩影，仍是刚才见到的装束，但已把她脱得精光。

“啊！我一定要把她弄到手！”他叫起来，抡起手杖敲碎面前的一个土块。

他立刻开始琢磨行动方略，暗自问道：“在什么地方幽会呢？用什么方法？她的孩子与她形影不离，还有女佣、邻居、丈夫，麻烦事一大堆。咳！这太费时间啦！”

过了片刻，他又想道：她那双眼睛像锥子似的，简直要穿透你的心，还有那苍白的脸色……我就喜欢脸色苍白的女人！

到了阿尔盖山冈上，他已拿定主意：“现在就是要找机会啦。对啦，我不时送去几只野味、家禽什么的，必要的话，就去放血。彼此成了朋友之后，就邀请他们上我家来……啊，有啦！”他灵机一动，又想道：农业评比会不是快举行了吗？她肯定会去，我就能见到她，这不就行了吗？大胆进攻吧，万无一失。

(1)　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单位，一里弗尔相当于一磅（法国古斤）白银的价格。

8

引人注目的农业评比会开幕的日子果然来到了！开幕式那天早上，所有居民都站在自家门口，议论着评比会的准备工作。镇公所大门的三角楣上装饰着常春藤；草坪上支起了一个帐篷，预备在那里开宴会；广场中央正对着教堂，架了一门火炮，预备在省长驾到和宣布获奖农民名单时鸣放。布希的国民自卫队（永维镇没有）被调来壮大消防队的声势。消防队队长是比内。这天，他戴的假领子比平时戴得还高，制服腰间束得紧紧的，上身挺得笔直，一动不动，仿佛全身的活力都灌注到了两条腿上，它们按节奏抬起，齐刷刷迈着大步。税务员和自卫队队长有意竞争，各自指挥自己的队伍进行操练，以显示自己的能力。就见佩红肩章和穿黑胸甲的队伍交替走来走去，一次又一次重复，没完没了。如此壮观的场面，前所未有。许多市民事先就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各家各户半开的窗口，悬挂着三色旗。家家酒店客满。晴空下，上浆的帽子、金十字架和花披肩，五颜六色，散布各处，映着明亮的阳光，熠熠生辉，雪一般耀眼，使深色的礼服和蓝色的工袋显得不那么单调了。四乡的农妇，生怕裙子溅上泥点，便撩起来，用别针别在腰间，下了马又都放下来。她们的丈夫则相反，都爱惜帽子，在上面包一块手绢，用牙齿咬住手绢的一个角。

人们络绎不绝地从镇子两头拥进大街。也有许多人从小巷、夹道和住宅拥向大街。不时听见门环响，那是戴线手套的妇女拉上身后的门，准备去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棵高高的紫杉挂满了彩灯，中间搭了个台子。官方人士将在那上面就座。此外，镇公所大门口的四根柱子上，绑了四根竿子，每根竿子挑着一面浅绿色小布幡，上面写着金字。第一面写的是“促进商业”，第二面写的是“促进农业”，第三面写的是“促进工业”，第四面写的是“促进艺术”。

这欢乐的场面使大家笑逐颜开，却似乎使女店主勒佛朗索瓦太太愁眉不展。她站在厨房前的台阶上，独自嘟囔道：“真愚蠢！搭那样的帆布棚子，蠢透了！让省长到那里头去吃饭，像个跑江湖的，能吃得舒服吗？真是瞎胡闹，还说是为地方增光呢！还去新堡请来一个蹩脚厨师，真犯不上！再说，都是为了谁？为了几个放牛的、几个叫花子！”

这时，药店老板打客店门前经过。他穿着黑燕尾服、米黄色长裤、海狸皮鞋，尤其与平日不同的是，他还戴了一顶礼帽——一顶矮筒礼帽。

“你好哇！”他打招呼道，“请原谅，我正忙着哩！”

胖寡妇问他去哪儿，他答道：“你觉得奇怪是不是？我平常总钻在配药室里不出门，就像好好先生(1)笔下钻在干酪里的老鼠一样。”

“什么干酪？”客栈老板娘问道。

“啊，没什么，没什么！”奥梅答道，“我只不过告诉你，勒佛朗索瓦太太，我平常不出门，可是今天情况特殊，所以我要……”

“哦！你也要去那里吗？”勒佛朗索瓦太太轻蔑地说。

“是呀，我正要去那里。”药店老板愕然答道，“我不是咨询委员会成员嘛！”

勒佛朗索瓦太太打量他一会儿，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种庄稼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也在行吗？”

“我当然在行，因为我是药剂师，也就是化学家！而化学，勒佛朗索瓦太太，就是研究自然界一切物体分子的相互作用的。农业当然也属于它所研究的范畴！事实上，肥料的构成、液体的发酵、煤气的分解、疫气的作用，这一切不是地地道道的化学问题，是什么？”

女店家没搭腔，药店老板接着说：“你以为要成为农学家，就非得亲自种地、亲自喂鸡鸭不可吗？其实，更重要的是了解各种有关物质的成分，地质的构成，大气的作用，土壤、矿石和水的品质，各种物体的密度及微观作用，等等。还必须透彻了解所有卫生标准，以便指导和评论房屋的布局、牲口的管理和雇工的伙食。还必须精通植物学哩，勒佛朗索瓦太太，这样才会辨认各种植物，明白吗？懂得哪些对身体有益，哪些对身体有害，哪些产量低，哪些有营养，是否应该在这里拔了移栽到别的地方，是应该推广还是应该毁掉。总之，应该通过小册子和报纸，跟上科学的发展，随时掌握足够的资料，指出改良的办法……”

女店主眼睛死死盯住法兰西咖啡馆门口。药店老板继续说：“但愿我们的农民都是化学家，或者至少能更多地按科学办事！为此，我最近写了一本小册子，是一篇长达七十二页的论文，题目是《论苹果酒及其酿造与效用附有关这个问题的新见解》。我把这篇论文寄给了鲁昂农学会，因而荣幸地被接纳为该会农学部果学分部成员。嗯，要是我的作品公开发表……”

药店老板看出勒佛朗索瓦太太心事重重，这才住口。

“瞧瞧那些人！”勒佛朗索瓦太太说，“真让人莫名其妙！居然上那种饭馆！”

她说罢耸耸肩，撑得胸前的毛衣现出了针眼。她的竞争对手的餐馆里飘出歌声，她双手朝那餐馆一挥又说道：“其实兔子尾巴长不了，再过一个星期就会完蛋！”

奥梅惊愕地后退一步。勒佛朗索瓦太太跨下三级台阶，附到他耳边说：“怎么，你还蒙在鼓里吗？那家店这个星期就要被扣押啦。是勒乐逼的，几张期票就把它坑垮啦。”

“竟有这等横祸！”药店老板嚷道。他特别善于辞令，碰到任何场面，话都说得恰如其分。

于是，女店家开始向他讲述事情的经过。一切她都是听纪尧曼先生的男仆泰奥多尔讲的。她憎恨泰里耶，对勒乐也很不满，认为他是个骗子、马屁精。

“啊！瞧，”勒佛朗索瓦太太说，“他正在菜市场向包法利夫人打招呼哩。包法利夫人戴顶绿帽子，居然由布朗热先生搀着她的胳膊！”

“包法利夫人！”奥梅说，“我得赶快去向她致意。她也许很希望在场子里面的过道边找个座位。”

勒佛朗索瓦太太叫住他，要继续向他介绍。他不愿再听，赶紧离开她，一路上向左边点点头，向右边招招手，不停地向熟人打招呼，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脚步迈得特别快，黑礼服的燕尾被风鼓起来，宽宽的在身后飘荡。

罗多尔夫远远看见他，便快步朝他走来，但包法利夫人气喘吁吁地跟不上，他这才放慢脚步，满面笑容地大声对药店老板说：“我是要避开那个胖子，你知道，老板。”

爱玛用胳膊肘捅一下罗多尔夫。

“她这是什么意思？”罗多尔夫心里想。

他一边走，一边用眼角打量爱玛。

从侧面看去，爱玛显得非常平静，什么也看不出来。她的脸沐浴着阳光，侧面的轮廓特别分明；头上戴顶椭圆形帽子，浅色的飘带宛如芦苇叶子；长睫毛弯弯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前方，但仿佛略略受到颧骨的压迫，这是因为在细腻的皮肤下，血液在轻轻搏动；两个鼻孔之间的中隔呈粉红色；头向一侧微偏，两唇当中露出洁白、晶莹的齿尖。

“她是在嘲笑我吗？”罗多尔夫想道。

其实，爱玛那个动作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提醒他注意，勒乐先生在他们身边，像有意加入他们的交谈，不时插上一句话：“今天这天气可是好极了！人人都从家里出来啦！这刮的是东风。”

无论是包法利夫人还是罗多尔夫，都不怎么搭理他，而他呢，只要看见他们动一动，就连忙走过来，手碰一碰帽子，问道：“什么？”

到了马掌铺前面，罗多尔夫不继续沿大路走向栅栏门，却拉着包法利夫人突然拐进一条小道，然后喊道：“晚安，勒乐先生！玩你的去吧！”

“瞧你就这样把人家打发掉！”爱玛笑着说道。

“为什么要让别人插进来呢？既然今天我有幸和你……”

爱玛脸红了。罗多尔夫没有把话说完，转而开始谈论天气，以及在草地上散步的乐趣。草地上长出了一些雏菊。

“瞧这些美丽的雏菊，”罗多尔夫说，“足够供本地落入情网的女子去求神问卜啦。”

他又加上一句：“我去摘几朵来，你说怎么样？”

“莫非你坠入了情网？”爱玛轻咳一声，问道。

“啊！啊！那谁知道？”罗多尔夫答道。

草地上渐渐挤满了人。妇女们撑着大伞、提着篮子、抱着孩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经常不得不绕过一队长长的乡下女人和女佣。她们都穿蓝色长袜、平底鞋，戴银戒指。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可以闻到一股牛奶气味。她们手拉手溜达着，从那排山杨树到举行宴会的帐篷，到处都能见到她们。评审的时刻到了，农民们一个接一个走进一个类似赛马场的地方。那地方是用一根长绳拴在桩子上圈出来的。

里面圈着牲口，全都头冲着绳子，臀部高低错落、参差不齐地排成一行。猪睡得迷迷糊糊，嘴拱进土里；牛犊哞哞，羊羔咩咩；母牛屈腿匍匐在草地上，慢悠悠反刍着胃里的草料，不停地眨着沉重的眼皮，因为牛蝇在头上嗡嗡乱飞。车夫们光着膀子，拽住公马的缰绳，而公马竭力挣脱，冲着旁边的母马嘶鸣。母马倒挺安静，伸长披着马鬃的脖子；马驹不是躺在它们的影子里，就是凑到它们的肚皮下来吃奶。在这高低起伏的牲口群里，只见波涛般雪白的马鬃随风摆动，或是这里那里露出尖尖的犄角和走动的人头。在场子旁边一百米远的地方，有一头大黑公牛，嘴上套着铁丝笼嘴，铜牛般一动不动，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拽住牛绳，牵着它。

在两排牲口之间，几位先生挪动着沉重的步子，逐头进行检查，每检查完一头就低声讨论一番。其中一位先生看上去比其他人地位高，一边走，一边在一个小本子里记着什么。此人就是评审团主席德洛泽莱先生，邦维尔人。他认出了罗多尔夫，忙走过来，和蔼可亲地笑着对他说：“怎么，布朗热先生，你扔下我们走啦？”

罗多尔夫说他一会儿就回来。可是等主席一离开，他就对爱玛说：“老实说，我才不回去呢，和他在一起还不如和你在一起。”

罗多尔夫虽然嘲笑评比会，但为了通行无阻，他还是掏出自己蓝色的请柬给警察看，甚至遇到出色的展品，还停下来观看。可是，包法利夫人一概不感兴趣，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便开始挖苦永维镇的太太们的穿着打扮，然后又为自己不修边幅表示歉意。他的穿着颇不协调，既俗气，又考究。常人凭习惯，认为这显示出生活的荒唐、感情的纷乱、艺术的束缚和对社会习俗的某种蔑视。所以，他的穿着令一部分人着迷，而令另一部分人反感。这天他穿的是一件细麻布衬衫，袖口打褶，风一吹，灰布坎肩敞开的地方就鼓起来；一条宽条纹的长裤，在脚踝处露出一双布靴子，上面贴了几块漆皮，擦得锃亮，连草都照得见。他穿着靴子在马粪上踩来踩去，一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头上歪戴着草帽。

“再说，”他接着说道，“一个人住在乡下……”

“就什么也别想指望啦。”

“你说对了！”罗多尔夫附和道，“想一想吧，那些老实巴交的人，连燕尾服的款式都没有一个人说得出个所以然！”

于是，他们谈起乡下的庸俗，人生活在这里都要给憋死，幻想都要破灭。

“所以，”罗多尔夫说道，“我感到非常郁闷。”

“你？”爱玛吃惊地说，“我还以为你很快活呢！”

“啊！表面是这样，因为在人面前，我总是装出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可是，有多少回，我在月色下看见墓地，便不由得问自己，我是不是像那些人一样长眠于九泉更好一些……”

“噢！那么你的朋友呢？”爱玛说道，“你就不留恋他们？”

“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朋友？我有朋友吗？有谁关心我？”

罗多尔夫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像是在叹息。

这时，一个人扛着高高的一摞椅子从后面走来，他俩不得不分开一下。那人扛的椅子实在多，从旁边看去，除了一双木鞋的鞋尖，就只看见他的两条胳膊伸得开开的，露出一双手来。他就是掘坟人赖斯迪布都瓦，正把教堂里的椅子扛出来让大家坐。凡是有利可图的事，他这个人总是会动脑筋的，所以想出这个办法，趁评比会召开之机捞点外快。他的打算果然奏效，都忙得应付不过来，因为乡下人感到很热，都争抢椅子坐。那些椅子的垫草散发出香火气味，宽大的靠背沾有蜡油，他们抢到手后，都怀着某种虔敬之心坐在上面。

包法利夫人又挽起罗多尔夫的胳膊。罗多尔夫像是自言自语，继续说道：“是的！我错过的机会太多了，至今还是孤单单一个人！唉！如果我的生活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获得了感情，如果我遇到了一个人……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冲破一切障碍！”

“可是在我看来，”爱玛说道，“你并没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啊。”

“噢！你觉得是这样吗？”

“因为，不管怎样……”爱玛又说，“你是自由的。”

她犹豫一下，补充说：“你又富有。”

“别取笑我啦。”罗多尔夫说道。

爱玛赌咒她不是取笑。这时，突然一声炮响，人们立刻乱哄哄地往镇子里拥去。

但炮放错了，省长大人并没有到。评委们非常尴尬，不知道是该马上开会还是该继续等待。

广场尽头终于出现了一辆带活动篷的四轮出租马车，由两匹瘦马拉着，戴白帽子的车夫挥动鞭子不停地抽打。比内忙喊口令：“扛枪！”自卫队队长也喊了一声，队员们便都向支在一块儿的枪跑去。大家争先恐后，有几个连假领都忘戴了。但省长的马车似乎想到了大家会措手不及，两匹并驾的驽马拉着链子，摇摇晃晃，小步紧跑，到了镇公所前面，正遇到国民自卫队和消防队敲着鼓，列队相迎。

“原地踏步！”比内喊道。

“立定！”自卫队队长喊道，“向右看齐！”

接着是行举枪礼。枪箍相互碰撞发出的声音，就像一把铜壶从楼梯上滚下来似的。行礼完毕，枪全部放下。

于是，就见从车上下来一位先生，短燕尾服上绣着银花，秃顶，仅后脑勺有一绺头发，脸色苍白，人看上去极和善，一双眼睛很大，厚厚的眼皮眯缝起来，打量着群众，同时仰起尖尖的鼻子，瘪瘪的嘴唇浮现出微笑。他从绶带认出了镇长，便上前告诉镇长，省长大人因故没有来，他是省府的参事，谨向诸位表示歉意。镇长图瓦什一味客套，参事表示不敢当。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几乎前额碰到了前额，四周围着评审团成员、乡议会议员、乡绅，以及国民自卫队和群众。参事先生把黑色三角帽抱在胸前，向大家频频施礼。图瓦什腰弯得像张弓，满脸堆笑，结结巴巴，字斟句酌，一方面保证自己效忠于王室，另一方面保证珍惜永维镇所获得的荣誉。

客店伙计伊波力特，赶过来从车夫手里接过马缰，瘸着一条畸形的腿，把两匹马牵到金狮客店的门廊下，许多农民挤在那里看省长坐的车子。鼓声大作，礼炮齐鸣，先生们一个接一个登台，在图瓦什夫人借来的红绒软椅里就座。

这些先生一个个模样都差不多：皮肉松弛的脸，被太阳晒得有点黄中透黑，与甜苹果酒的颜色差不多；硬挺挺的宽衣领里，露出蓬茸茸的胡子；硬领由白色领带箍住，前面匀称地结着领花；个个都穿着镶边的丝线坎肩，怀表都有一根长长的丝带，末梢坠着一个肉红玉髓图章；人人都把一双手放在两条大腿上，让双腿分开，现出裤裆；呢料的裤子都没有褪色，光闪闪的，比厚厚的皮靴还亮。

先生们的后面是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坐在门廊下的柱子之间。普通群众则全在对面，有站着的，也有坐在椅子上的。赖斯迪布都瓦把草地上的椅子全搬了过来，还继续去教堂里寻找，一直忙个不停。由于他做这个生意，会场的通道都被堵塞了，谁想登上主席台，要费很大劲才能挤到小梯子脚下。

“我觉得，”勒乐先生向正准备就座的药店老板说道，“应当竖两根威尼斯式竿子，弄点新式东西挂上去，又庄严又富丽，那才好看哩！”

“那当然。”奥梅答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切全是镇长一手包办的。这可怜的图瓦什可没有什么审美观点，甚至可以说，他这个人半个艺术细胞都没有。”

这时，罗多尔夫领着包法利夫人上到镇公所二楼，进到会议室。一看里边没有人，他就说在这里可以更自由自在地欣赏整个会议的场面。他从国王半身像下的椭圆形会议桌旁边搬过来三张圆凳，放在一个窗口旁，两个人紧挨着坐下。

主席台上有点骚动，经过长时间的低声商量，参事先生终于站起来。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他的名字叫略万，群众正一个挨一个传开去。他拿起几页讲稿核对一下，凑近眼睛，看真切了，才开口说道：

诸位先生：

请允许我在谈到今天这次盛会的目的之前，首先向最高当局、政府和国王表示敬意。我相信，先生们，诸位都有这种感情。我们的圣上，我们拥戴的国君，对凡是与繁荣有关的事情，无论公私，一律关怀备至。他坚定而明智地引导着我们的航船，不畏艰险，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勇往直前；他像重视战争一样重视和平，也重视工业、商业、农业和艺术。

“我应该后退一点坐。”罗多尔夫说道。

“为什么？”爱玛问。

但这时参事的嗓门儿提得异乎寻常高，只听见他讲道：

先生们，国民不和、血染公众广场的时代，业主、商人甚至工人夜里在平静的睡梦中突然被警钟惊醒、人人胆战心惊的时代，邪说横行、肆无忌惮煽动颠覆社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下面的人看得见我。”罗多尔夫答道，“这样一来，我得费半个月口舌，去东赔情，去西解释，而且，以我这样的坏名声……”

“唉！你成心自己骂自己。”爱玛说道。

“不，不。实不相瞒，我的名声坏透顶啦。”

省府参事继续他的演说：

先生们，撇开往昔那些黑暗的景象，放眼我们美丽祖国的现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情景呢？到处商业兴旺，艺术繁荣；新的交通线四通八达，犹如国家的身体里增添了许多新的血管，交往联系大大增进；我们各大工业中心都恢复了活力；宗教更加巩固，给所有心灵以抚慰；我们的港口泊满了船只。我们恢复了信心，法兰西充满了蓬勃的生机！

“再说，”罗多尔夫补充道，“以世俗之见，人们对我的看法也许不无道理。”

“这话怎讲？”爱玛问道。

“怎么，”罗多尔夫说，“难道你不知道，有些心灵在时时受折磨？他们此时需要幻想，彼时又需要行动，抑或需要最纯洁的爱情、极度疯狂的欢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干出种种怪诞、荒唐的事情。”

听了这番话，爱玛抬眼打量他，就像打量一位游历过许多奇异国度的人。打量一阵，她说道：“就是这种消遣，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也得不到哇！”

“可悲的消遣，从中找不到幸福。”

“可是，幸福难道找得到吗？”爱玛问道。

“找得到。有一天它会降临的。”罗多尔夫答道。

省府参事继续说道：

这些想必你们都懂得。你们，乡村的农民和工人；你们，文明事业和平的开拓者；你们，维护进步和道德的人，我相信你们都懂得，政治上的风暴比自然界的风暴更可怕……

“有一天它会降临的。”罗多尔夫重复道，“有一天，当你已经万念俱灰时，幸福会突然降临。于是，天地豁然开朗，仿佛有一个声音在高喊：‘幸福在这里！’你感到需要向这个人倾吐衷曲，需要把一切托付给他，需要为他牺牲一切！这种事不可言传，只可意会。两个人似曾在梦里相逢（罗多尔夫注视着爱玛）。他终于到来了，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贝，终于在你面前了。他闪闪发光，熠熠生辉。可是，你还有疑心，不敢相信；你觉得眼花缭乱，仿佛刚从黑暗里走进光明。”

罗多尔夫说到最后一句话，打了一个手势，接着抬起一只手蒙住脸，就像真的头晕眼花似的，随后又将那只手放下，让它落在爱玛的手上。爱玛抽回自己的手。省府参事仍在照本宣读讲稿：

诸位先生，有谁对此感到吃惊吗？只有那些闭眼不看现实的人，那些死抱旧时代的偏见不放的人（我这样说不怕得罪谁），才不承认农村的民众有头脑。而实际上，哪里能找到像农村的民众那样多的爱国心，那样多的对公众事业的献身精神？一句话，哪里能找到那样多的智慧？我这里所说的智慧，先生们，不是表面的智慧，不是无所用心的头脑的点缀，我说的是那种深刻而稳健的智慧。这种智慧致力追求的，首先是实际的目标——增进个人福祉、改善公众境况、支援国家建设。这种智慧是尊重法制和履行义务的结果……

“哼！又来了，”罗多尔夫说，“开口闭口总离不开‘义务’！这两个字我都听腻了。这是一群穿法兰绒坎肩的老朽，一群离不开脚炉和念珠的道学先生。他们一刻不停地在我们耳朵边絮叨：‘义务！义务！’哼，真见鬼！什么是义务？义务就是感受一切崇高的事物，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接受社会的种种清规戒律和它强加于我们的屈辱。”

“可是……可是……”包法利夫人想反驳。

“哎，不！为什么要口口声声攻击爱情呢？它难道不是世间唯一美好的东西，不是英雄主义、热情、诗歌、音乐、艺术，总之一切东西的源泉吗？”

“不过，”爱玛说道，“总还是应该稍稍顺从社会舆论，服从社会道德吧！”

“啊！道德有两个，”罗多尔夫说道，“一个是低级、流俗之道，朝三暮四，吵吵嚷嚷，在下面胡闹，庸俗不堪，就像你现在看见的这群蠢家伙一样；另一个是万古常存之道，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一如我们周围的景物和我们头顶上光辉灿烂的蓝天。”

台上，略万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擦嘴，又继续说道：

先生们，农业的作用，还用得着我在这里向诸位阐述吗？我们的日常之需是谁供应的？我们的衣食是谁提供的？难道不是农民？是农民，先生们，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播种，使乡村肥沃的土地长出小麦，小麦经精巧的机器磨成粉，即我们所称的面粉，运到城市，随即送进面包坊，制成食品，不分贫富供应所有居民。难道不也是农民，喂养了许许多多牛羊，使我们有衣服穿？试问，没有农民，我们哪来的衣穿，哪来的饭吃？先生们，这方面的例子，用得着费脑筋去寻找吗？就拿我们家禽棚里那小小的、可爱的鸡鸭来说吧，谁不经常想到它们的重要性呢？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松软的枕头，还为我们提供鲜美的肉食和蛋品。经过精耕细作的土地，就像慷慨的慈母，向儿女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这样的产品是举不胜举的。这里是葡萄，那里是苹果，再那边是油菜，还有奶酪，还有亚麻。先生们，千万不要忽视亚麻！近年来，亚麻的发展规模可观，我特别提请诸位注意……

参事其实没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因为与会群众个个张大着嘴，仿佛要把他说的话全吞食掉似的。坐在他旁边的图瓦什睁大眼睛听着，德洛泽莱先生则不时微微合上眼睛，更远一点，药店老板两腿间夹着儿子拿破仑，把手拱在耳朵边，生怕漏掉一个字。其他评委都慢条斯理地点着头，表示赞同。台下，消防队队员们拄着上刺刀的枪歇息着；比内胳膊肘朝外，刀尖朝上，一动不动地站立着。他也许在听，但肯定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他的头盔压得太低，前檐都罩到了鼻子上。他的副手，即图瓦什先生的小儿子，头盔压得更低，因为他戴的头盔太大，在头上晃晃荡荡，连衬在里面的花绸帕子也露出了一角。他在头盔底下甜甜地、稚气地微笑着，一张小脸显得苍白，淌着汗珠子，虽然是高兴的，但又困又乏。

整个广场直到居民住宅前面都挤满了人。所有窗口都趴满了人，门口也站满了人。朱斯丹发愣地站在药店前面张望。尽管全场鸦雀无声，但隔远了，略万的声音还是听不清楚，传到耳朵里只有隐隐约约的一句半句话，而且往往被人群中这里那里挪动椅子的声音打断。还有，后面会冷不防传来一声长长的牛哞，或者羊在街角处咩咩的叫唤声。放牛的和放羊的把牲畜赶到了会场边上，牛羊时不时叫几声，同时伸出长长的舌头，卷粘在鼻子上的树叶子。

罗多尔夫贴近爱玛，急速地悄声说：“对世人的居心叵测你不反感吗？有哪一种感情不受到世人的谴责？最高尚的本能、最纯洁的同情，也逃不脱迫害和诽谤；两个可怜的心灵好不容易碰到了一起，世人会千方百计阻挠他们结合。然而这两个心灵偏要试一试，他们拍动翅膀，相互呼唤。啊！迟与早有什么关系，半年、十年，他们终归要结合，要相爱，因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罗多尔夫双臂交叉放在膝头，抬起脸，凑近爱玛，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她。爱玛看见他黑色的瞳仁四周，放射出一道道细细的金光；她甚至闻到他那贼亮的头发上生发油的香味。于是，她感到浑身酥软，不禁想起在沃比萨尔陪同她跳舞的那位子爵。子爵的胡须像罗多尔夫的头发一样，散发着香子兰和柠檬的清香。她不自觉地眯缝起眼睛，尽情地领略那香味。可是，就在她身子往椅背上靠时，她远远地瞥见，天边尽头，那辆旧驿车“燕子”正缓缓驶下崂岭，后面扬起一股长长的尘土。莱昂就是经常乘坐那辆黄色的驿车，来到她身边，后来却打那条路走了，永远不回来了！她仿佛看见莱昂在她所坐的窗口对面，随后一切变得模糊了，眼前掠过一团团云雾。她仿佛还在吊灯的照耀下，在子爵的臂弯里，随着华尔兹舞曲旋转；莱昂离得也不远，马上就要来到她身边……然而，她感觉到罗多尔夫的头一直贴近着她。这种怡人的感觉与往昔的欲望掺和在一起，仿佛风刮起的沙砾，在弥漫于她心灵间的幽香中旋转。她好几回尽力翕动鼻子，闻缠绕在柱子上的常春藤的清香。她摘掉手套，擦擦手，用手绢在脸旁扇风，感到太阳穴快速跳动，同时听见下面人群中发出嗡嗡声，也听见参事念讲稿的声音。

参事说：

诸位应该继续努力，坚持不懈，既不要墨守成规，也不要凭鲁莽的经验主义轻率行事！尤其应该致力于改良土壤，积好肥料，发展良种马、牛、羊和猪。但愿这次评比会成为大家的和平竞赛场，但愿评比中的获胜者向失败者伸出友爱的手，共同争取更好的成绩！可敬的臣民们，卑贱的仆人们，你们辛勤的劳动，过去从没受到任何政府的尊重，现在请接受对你们默默无闻的品德的奖赏吧。请你们相信，从今以后，政府会时时关注你们、鼓励你们、保护你们，满足你们的正当要求，并尽可能减轻你们沉重的负担！

略万先生回到座位上。德洛泽莱先生站起来，开始另一篇演说。他的演说也许不像参事的演说那样词句华美，但自有其特点，有一种讲求实际的风格，就是说见解比较专业，意见比较高明，对政府的颂扬比较少，更多的是谈宗教和农业，把二者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并且阐明了它们一向是怎样促进文明的。罗多尔夫和包法利夫人谈论着做梦、预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等问题。演说者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摇篮时代，向大家描绘人类栖息在深山老林里，以橡树籽为生的蛮荒岁月。后来，人类才不披兽皮，改穿布帛，学会了翻耕土地、种植葡萄。这种进步好不好呢？这种发现是否弊多于利呢？德洛泽莱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罗多尔夫则从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渐渐谈到亲姻关系。主席列举事例：辛辛纳图斯(2)掌犁耕地，戴克里先(3)栽种白菜，中国皇帝以播种标志新春开始。而这时，年轻的罗多尔夫向少妇解释说，人与人之间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前世就注定了的。

“所以，就拿你我来讲吧，”他说，“为什么我们会相识呢？是什么机缘促成的？这是因为我俩特定的秉性促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就像两条河流，经过漫长的行程，最后汇集到一起。”

罗多尔夫说着握住爱玛的手，爱玛并没抽回去。

“全面精耕细作奖——”主席喊道。

“比方说，刚才我去你家时……”

“授予坎康普瓦的比泽先生！”

“我当时知道会有机会陪伴你吗？”

“七十法郎！”

“多少次我想离开，但还是跟着你，留了下来。”

“肥料奖——”

“今天下午我留在你身边了，明天、以后、一辈子我都要留在你身边！”

“授予阿尔盖的卡龙先生！金质奖章一枚！”

“因为我从与自己相处过的人身上，从来没有发现谁像你这样有魅力。”

“奖给吉伏里-圣马丁的班先生！”

“所以我会永远把你记在心上。”

“美利奴羊(4)奖——”

“可是你会忘记我，我将像一个影子一般消失。”

“奖给圣母院的贝洛先生……”

“啊！不会的。我将在你的思想和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是不是？”

“良种猪奖，两名。授予莱厄里赛和库朗堡先生，每人六十法郎！”

罗多尔夫捏住爱玛的手，觉得它热乎乎的，瑟瑟发抖，就像一只被捉住而想飞走的斑鸠。爱玛呢，不知是想把手抽回，还是为了对他那样紧捏不放表示响应，她的手指动了动。罗多尔夫激动地说：“啊！谢谢！你没有推开我，你真好！我知道我是属于你的！让我看看你，端详你吧！”

窗户里刮进一股风，吹皱了台布。楼下广场上，农妇们的帽子在风中摆动，像白色蝴蝶扇动翅膀。

“还有施用豆饼——”主席继续说。

他加快速度念道：“施用佛兰德肥料、种麻、排水、长期租赁、家庭服务等项。”

罗多尔夫不再说话。两个人相互注视着，烈火般的欲望使他们发干的嘴唇直哆嗦；他们的手指软绵绵的，不用用力捏就粘在一起。

“萨斯托-拉-盖里埃的卡特琳-尼凯丝-伊丽莎白·勒鲁在一家庄园服务了五十四年，授予银质奖章一枚——价值二十五法郎！”

“卡特琳·勒鲁在哪里？”参事先生问道。

卡特琳不肯上前领奖，只听见一些人低声催她：“去呀！”

“我不去。”

“往左边走！”

“别害怕！”

“唉！瞧她多蠢！”

“卡特琳·勒鲁到底来没来？”图瓦什大声问道。

这才见一位矮小的老妇人，畏畏缩缩地走向主席台。她枯瘦的身体像在破旧的衣服里缩成一团，脚上穿着一双木底皮面大套鞋，腰间围着一条宽大的蓝色围裙，头戴一顶没有绲边的小风帽；一张老脸皱巴巴的，比一个风干的斑皮苹果还皱得厉害；红色短上衣的袖口里，伸出一双长手，关节疙里疙瘩。那双手由于长年接触谷仓的灰尘、洗濯的碱水和羊毛的油脂，皮肤又粗又硬，布满裂痕，虽然经常用清水冲洗，但看上去总脏兮兮的，而且由于长年劳动，总是半张开着，仿佛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证据，证明它们的主人所受的千辛万苦。她那张脸表情呆板，活像一个苦修的修女；目光暗淡、冷漠，没有半点忧伤或多愁善感的情绪流露出来。她长年累月与牲口打交道，变得和牲口一样沉默寡言、安安静静。这是她头一回看见自己周围有这么多人。会场里的旗帜、鼓声，台上穿黑礼服的先生们，还有省府参事的荣誉勋位勋章，这一切使她心里很害怕。她连步子都挪不动，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向后逃，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催促她，评委们为什么冲她微笑。这位给人当了半辈子仆役的老太婆，就这样呆立在那些喜气洋洋的老爷面前。

“请过来，可敬的卡特琳-尼凯丝-伊丽莎白·勒鲁！”参事先生说道。他从主席手里接过获奖人员名单。

他看一遍名单，又看看老妇人，以慈父般的声音重复道：“过来吧，请过来！”

“你聋了吗？”图瓦什从座位上跳起来问道。

他开始对着老妇人的耳朵喊道：“干了五十四年仆役！授予银质奖章一枚！二十五法郎。这是给你的。”

老太太拿到奖章，端详一阵，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随即走开了。大家听见她一边走一边咕哝道：“我把它送给我们那里的本堂神父，请他给我做弥撒。”

“信教都信得入了迷！”药店老板侧过身对公证人说。

会议结束，群众散去。演说稿念过了，人人回到原来的地位，一切照旧：主子依旧粗暴对待仆人，仆人依旧鞭打牲口。得了奖的牲口，头上挂着绿枝花环，无动于衷地返回牲口棚。

人群散去之时，国民自卫队上到镇公所二楼，每人刺刀上扎着一串点心，队上的鼓手拎着一筐酒。包法利夫人挽住罗多尔夫的胳膊，让他送回家。他们在包法利家门口分手，罗多尔夫独自去草场上溜达，等待酒宴开始。

宴会拖拖拉拉、吵吵闹闹，招待很不周到。席间人们坐得很挤，连胳膊肘都活动不了。充当凳子的窄木板不堪重负，差点给压断了。大家一味吃，拼命把自己的一份塞完，吃得额头上直冒汗。餐桌上方挂着几盏马灯，浮动着一片白蒙蒙的热气，看去颇似秋日早晨笼罩河上的雾气。罗多尔夫背靠帐篷，一心想着爱玛，什么也没听见。在他身后，仆人们把脏盘子摞在草地上。邻桌的人边吃边说话，他始终爱答不理。不断有人给他斟酒，嘈杂声越来越大，他脑子里却悄无声息。他在想爱玛对他说过的话，想她的嘴唇的模样。爱玛的脸出现在一个个帽徽上，就像映照在魔镜里似的，光彩照人；爱玛打褶的袍子，也好像顺着墙壁垂落下来了。放眼未来，充满爱情的日子无尽无期地展现在他面前。

夜晚观赏烟火的时候，他又见到了爱玛，但爱玛与她丈夫及奥梅夫妇在一起。药店老板担心腾空而起的烟火会发生危险，不时离开身边几个人，去关照比内几句。

花炮事先都送在图瓦什那里，由他保管。他过分小心，全藏在地窖里，结果火药受潮，大都点不着。尤其主要的一套，燃放开来应现出一条首尾相衔的龙，可是根本点不着。只是不时升起一个万花筒，可怜巴巴地悬在空中。人们张着嘴，发出一片欢呼声，其中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声，那是有人趁黑暗挠了她们的腰。爱玛一声不响，轻轻地靠在夏尔肩头，仰望着漆黑的夜空里光彩夺目的烟火。罗多尔夫则借花灯的光亮，打量着她。

花灯渐渐熄灭，夜空中现出星星。天上掉下几个雨点，爱玛把披肩挽在没戴帽子的头上。

这时，省府参事的马车驶出客店。车夫喝醉了酒，突然睡意上来，便迷糊过去了。远远望去，只见他的身体伸在车篷外面，随着车身的颠簸，在两盏马灯之间左摇右晃。

“实在有必要严厉惩罚酗酒！”药店老板说道，“我希望镇公所门口专门挂出一块牌子，每个星期把酗酒者的姓名公布于众。再说，这类统计资料就像年鉴，需要的时候会派上用场……对不住。”

他又跑到消防队队长比内身边。

比内正要回家，去摆弄他的旋床。

“你也许应该派手下一个队员去，要不你自己去……”奥梅对他说。

“让我安静点好不好？”比内答道，“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大家放心好啦。”药店老板回到朋友们身边说道，“比内先生肯定地告诉我，已经采取了措施。不会有火花落下来，水龙里盛满了水。咱们回去睡觉吧。”

“说实话，我真想睡啦。”奥梅太太连打了几个哈欠说道，“不过没关系，今天这节日过得挺开心。”

罗多尔夫含情脉脉地低声附和道：“啊！是呀，过得挺开心！”

大家道过晚安，转身离去。

两天后，《鲁昂灯塔报》登出一篇有关这次农业评比会的长篇文章，是奥梅先生在评比会后第二天怀着激情写的。他写道：“为什么彩灯、鲜花和花环那么多？那像大海波涛一般汹涌的人流，在田野上顶着炎热的阳光，正朝什么地方赶去？”

接着，他谈到农民的境况。诚然，政府已经做了不少事情，但还不够！“加油哇！”他大声疾呼，“千百项改革刻不容缓，让我们努力完成！”随后，他描述了省府参事驾到的情形，既写到“我们雄赳赳的民兵”，又写到“我们非常活泼的乡村妇女”，也没有忘记“已经秃头的老年人，他们像古代的族长一般来参加会议，其中有几位曾加入过我们不朽的军队，现在听到雄壮的鼓声，心还咚咚跳呢”。他把自己列在评审委员会最前面几个委员之中，甚至加了一条批注，提醒说，药店老板奥梅先生给农业协会寄过一篇关于苹果酒的论文。在写到颁奖的情形时，他以抒情笔调描写获奖者的喜悦：“父亲吻抱儿子，哥哥吻抱弟弟，丈夫吻抱妻子。许多人自豪地把小小的奖章给别人看，不消说回到家里，回到贤惠的妻子身边，多半是一边哭，一边把奖章挂在茅屋黯淡的墙上。

“6点钟左右，在里耶吉亚先生的草坪上举行了宴会。参加评比会的主要人物相聚一堂，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席间，大家频频举杯祝酒：略万先生提议为国王干杯；图瓦什先生提议为省长干杯；德洛泽莱先生提议为农业干杯；奥梅先生则提议为农业的两姊妹——工业和艺术干杯；勒普里谢先生提议为各方面的改善干杯。天黑之后，绚丽夺目的烟火突然照亮了夜空。那真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万花筒，地地道道的歌剧布景，简直让人以为，我们这个小地方，移到了《一千零一夜》的梦境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没有什么来扰乱这次以家庭为单位参加的盛会。”

文章最后补充一句：“唯一引人注意的是教士没有来参加。教士们对于进步大概另有看法。那就悉听尊便啦，罗耀拉的信徒们！”

(1)　即法国著名寓言作家拉·封丹。他曾在《隐居的老鼠》中描写一只老鼠钻进一块干酪里，与世隔绝，长得又肥又胖。

(2)　辛辛纳图斯（公元前519—前430），罗马政治家。据传他被罗马城居民推举为独裁官，去援救被埃魁人围困于阿尔基多斯山上由一位执政官率领的军队。他接到此项任务时，还在自己的农庄上耕作。

(3)　戴克里先，罗马皇帝（284—305在位），在位时极力振兴农业，老年退归乡野，过田园生活，后有人促请他重新执政，他回答说种白菜更有乐趣。

(4)　产于西班牙的细毛绵羊。

9

六个星期过去了，罗多尔夫一直没有再来。一天晚上，他终于露面了。

农业评比会第二天，他对自己说：“不能太早返回去看她，那样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头一个周末，他动身去打猎，打猎回来考虑已经太晚了，但他又分析道：“既然头一天她就爱上了我，她一定急切地盼望见到我，越是急切，爱我就爱得越深。还是让她继续等待吧！”

一进客厅，他就注意到爱玛的脸色唰地变得煞白，便明白自己算计对了。

只有爱玛一个人在家。天色向晚，玻璃窗上挂着洋纱小窗帘，暮色显得越发浓重。一抹夕阳投在镀金的晴雨表上，金光闪烁，穿过珊瑚枝的空隙映照在镜子里，仿佛一团火。

罗多尔夫一直站着。爱玛只是勉强地回答了他最初的几句问候。

“我嘛，”罗多尔夫说，“事情忙，又生了一场病。”

“病得严重吗？”爱玛急忙问道。

“啊，”罗多尔夫在她身旁一个圆凳上坐下，答道，“病得倒不严重，主要是我不想来看你。”

“为什么？”

“你还猜想不出来？”

他又看她一眼，目光那样热烈。爱玛不禁脸一红，低下了头。他唤道：“爱玛……”

“先生！”爱玛说着稍稍挪开一点。

“啊！你看得出来，”罗多尔夫用忧伤的声音说，“我不想来看你是有道理的。‘爱玛’这个名字，这个占据我整个心灵的名字，我情不自禁叫出了口，你却不准我叫！包法利夫人！……不论男女老幼，所有人都这样叫你！再说，这并非你的姓氏，而是别人的姓氏！”

他重复道：“是别人的！”

他用双手捧住脸。

“是的，我没有一刻不想你……一想念你，我就陷入绝望之中。啊！对不住！我要离开你，永不再见你！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跑到天涯海角去，你再也听不到别人谈论我……可是，今天……不知是什么力量支使我又来到你身边！看来，天意不可违抗，天使的微笑不可抗拒！人会情不自禁被美好、迷人、可爱的东西吸引！”

爱玛头一回听到有人对她说这类话。她的虚荣心随着这热烈的话语，舒舒服服地扩展开，然后整个膨胀起来了，就像身心完全放松，在进行蒸气浴一样。

“虽然我没有来，”罗多尔夫继续说，“虽然我没有看见你，啊，至少我默默地注视着你周围的东西。夜里，每天夜里，我都从床上爬起来，一直来到这里，凝望你的住宅，凝望在月光下熠熠生辉的屋顶，凝望花园里在你的窗前摇曳的树木。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一盏小灯，一个如豆的亮光，在黑暗里闪烁。啊！你哪里知道，一个可怜的、不幸的人，就在你窗外，离你那样近，又那样远……”

爱玛转向罗多尔夫，呜咽道：“啊！你真好！”

“不，是我爱你，这并不说明别的！这你不会不知道！告诉我吧，对我说一句话！一句就够了！”

罗多尔夫不知不觉地从凳子上溜到了地板上。但这时，厨房里传来木鞋的响动，而且他注意到客厅的门没有关，于是，他站起来，接着说：“我有一个怪念头，请你发发慈悲，满足我吧！”

他的怪念头就是想参观爱玛的家，他渴望了解爱玛的家。包法利夫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方便。两个人刚站起来，夏尔进来了。

“你好，大夫。”罗多尔夫忙打招呼。

夏尔听到这意外的称呼，大为高兴，便显得格外殷勤，极力恭维。罗多尔夫利用这个机会，稍稍镇定下来，说道：“尊夫人刚才同我谈到她的健康……”

夏尔打断他的话，说实际上他也正为此焦虑万分：他妻子胸闷的毛病又犯了。罗多尔夫听了，便问骑骑马是否有好处。

“当然，好得很，再好不过了！……啊，这真是个好主意！你应该按这个主意行事。”

爱玛说不行，她没有马。罗多尔夫先生表示愿意借一匹给她，她却谢绝了。罗多尔夫也不坚持。停了停，为了给他这次来访找个理由，他说上次来放血的那个车夫还常感到头晕。

“我哪天去给他看看。”夏尔说。

“不，不，我叫他来。我们来，对你更方便。”

“啊！那太好啦，谢谢。”

送走罗多尔夫，夏尔便问妻子：“布朗热先生主动借马，如此美意，你为什么不接受？”

爱玛装出赌气的样子，找出许多理由，最后说：“别人可能会少见多怪。”

“啊！我才不在乎呢！”夏尔说着旋转一圈，“身体最要紧！这你可错了！”

“哎呀！我连骑马的衣服都没有，你叫我怎么骑马嘛！”

“倒是该给你定做一套。”夏尔说道。

夏尔答应做骑马服，她才同意。

衣服做成，夏尔给布朗热先生修书一封，说“贱内恭候，不胜翘企”。

第二天中午，罗多尔夫便牵着两匹出色的马，来到夏尔家门口，其中一匹耳朵旁饰着粉红色绒球，背上套了一副供女人用的麂皮马鞍。

罗多尔夫穿了一双长筒软靴，心想这样的靴子爱玛多半从没见过。果不其然，当他穿着宽大的丝绒外衣和白色针织马裤，出现在楼梯口时，爱玛被他的翩翩风度迷住了。她早已打扮停当，正等待着他。

朱斯丹从药房溜出来看她。药店老板也放下工作跑了来，再三嘱咐罗多尔夫先生：“意外说来就来，千万当心哪！你这两匹马似乎都性子烈！”

爱玛听见头顶上有响声：那是费丽丝黛在敲窗玻璃，逗白尔特玩。孩子远远地飞来一个吻，母亲挥挥马鞭的球饰表示回答。

“一路愉快！”奥梅先生喊道，“千万小心！小心！”

他挥动报纸，目送他们远去。

一到田野上，爱玛的马就奔跑起来，罗多尔夫策马跟在她身边。两个人不时交谈一句。爱玛坐在鞍子上，微微低着头，手高高抬起，胳膊伸得笔直，任凭自己随着马儿奔跑的节奏上下颠簸。

跑到山脚下，罗多尔夫撒开缰绳，两匹马同时一跃，飞驰上山，到了山顶，突然停住。爱玛宽大的蓝色面网垂落下来。

正值10月初，四野雾气氤氲，笼罩了天边，顺着山势浮动。有些地方，雾气撕裂成一片片，缭绕升腾，消失在空中。有时，云雾的罅隙间，漏下一道阳光，远远望去，永维镇的屋顶、水畔的花园、院落、墙壁和教堂的钟楼，都历历在目。爱玛眯缝着双眼，想认出自己的住宅。她所生活的这个可怜的村镇，从来没显得像现在这样小。站在他们所处的山上眺望，整个盆地就像一个白茫茫的大湖，向空中蒸发着水汽。间或一丛丛树木，岩石般黑魆魆的；一排排参天白杨，耸立于白雾之上，令人想起风吹沙移的海滩。

旁边，苍郁的松树间有一块草坪。黄澄澄的阳光，在暖融融的大气里游动。像烟草末一样褐黄色的土地，踩上去几乎没有声音。马朝前走，铁掌踢得落在地上的松球乱滚。

罗多尔夫和爱玛沿树林的边缘走去。爱玛不时把头转向一边，躲避他的目光。这样她就只能看见松树的树干，一排排连绵不断，未免有点头晕。马喘着气，皮鞍嘎吱作响。

他们走进森林，太阳刚好破云而出。

“上帝在保佑我们！”罗多尔夫说道。

“你相信真是这样吗？”爱玛问道。

“前进！前进！”罗多尔夫又说。

他打了个响舌，两匹马扬蹄奔跑起来。

路旁长长的蕨类植物，卷进爱玛的脚蹬。罗多尔夫一面让马跑着，一面俯下身去，随时帮她把蕨草拽掉。有时，为了拨开树枝，他紧挨她行走，爱玛感到他的膝盖蹭到她的腿。头顶的天空变得碧蓝，树叶一动不动。有些大片的林间空地上，长满正开花的欧石楠。一片片紫堇菜，一片片灌木丛，间杂交错，枝叶千姿百态，有的呈灰色，有的呈褐色，有的呈金黄色。灌木丛里不时传来轻轻拍动翅膀的声音；橡树林里，乌鸦飞来越去，发出沙哑而柔和的鸣叫声。

他们下了马。罗多尔夫将两匹马拴好。爱玛踏着车辙间的青苔，在前面走着。

但她的袍子太长，尽管撩了起来，行走还是不便。罗多尔夫跟在后面，出神地看着她的黑呢裙与黑靴子之间细柔的白袜。在他眼里，那部位简直与裸露的一样。

爱玛停住脚步，说：“我累啦。”

“哎！再走一段试试。”罗多尔夫说，“加油！”

又走了百十来步远，爱玛再次停下来。她戴着一顶男人帽子，面网从帽檐下斜斜地垂下，直及腰部。透过透明的淡蓝色面网，依稀看得清她的脸，仿佛浸没在碧波之中。

“我们到底去什么地方？”

罗多尔夫并不回答。她急促地呼吸着。罗多尔夫环顾一下四周，咬着胡子。

他们来到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那里有些小树被砍倒了。两个人在一棵横躺于地面的树干上坐下，罗多尔夫开始对爱玛倾吐爱情。

一开始，他避免说恭维话，以免引起爱玛的不安。他显得平静、严肃、忧郁。

爱玛低头听着，用脚尖拨弄着地面的碎木片。

但是，当听到他说“现在我俩的命运不是连在一起了吗？”她连忙回答道：“不。你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她站起来想走。罗多尔夫抓住她的手腕子。她只好站住，抬起一双含情脉脉、水汪汪的眼睛，注视他几分钟，慌张地说道：“啊！得啦，不要再说了……马在什么地方？回去吧。”

罗多尔夫表现出生气、心烦的样子。她重复道：“马在什么地方？马在什么地方？”

罗多尔夫目不转睛，咬紧牙关，现出古怪的微笑，伸开双臂，向她走过去。她瑟瑟发抖，后退几步，结结巴巴地说道：“啊！你这副样子让我害怕！让我难受！咱们走吧！”

“你一定要走就走吧。”罗多尔夫换了一副表情说道。

他立刻又变得恭顺、温柔、畏缩了。她把胳膊伸给他，他们往回走。他说道：“你怎么啦？为什么？我真不明白！你大概误会了吧？在我心里，你就像一位圣母娘娘，被高高供奉在一个牢固、洁白无瑕的神座上。不过，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我不能没有你的眼睛、你的声音、你的思想。做我的朋友、我的妹妹、我的天使吧！”

他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腰。她轻轻地试图摆脱他。他依然搂着她朝前走。

他们听见了两匹马嚼树叶的声音。

“啊！等一等，”罗多尔夫说，“别忙走，再待一会儿吧！”

他拉着她走到更远的地方，绕着一口小水塘溜达。满池浮萍，碧绿地漂于清波之上；萎谢的睡莲，一动不动地浮在灯芯草之间。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草丛里的青蛙，它们一只只跳开，躲藏起来。

“我错了，我错了！”爱玛说，“听信了你的话，我真是疯了！”

“为什么？……爱玛！爱玛！”

“啊！罗多尔夫！”少妇慢悠悠地说着，把头伏在他的肩上。

她的呢袍与他的丝线外套粘贴在一起。她仰起白皙的、鼓鼓的脖子，发出一声叹息，浑身酥软，满脸泪水，从头到脚猛一震颤，将脸藏起，顺从了他。

薄暮降临，夕阳横穿过树枝照射过来，使她睁不开眼睛。在她周围，叶丛中、地面上，到处是晃晃悠悠的亮点子，宛如翻飞的蜂鸟，抖落片片羽毛。四下里静悄悄的，树丛之中仿佛散发着温馨的气息。她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又开始跳动，血液像一江乳汁在她的肉体里流淌。这时，她听见这树林子外面，从别的山丘上，远远地传来一声模糊而悠长的叫喊，一个经久不绝的声音。她静静地听着，那声音有如一曲音乐，与她的心弦震颤的余音融合在一起。有一匹马的缰绳断了，罗多尔夫嘴里衔着雪茄，正在用小刀修理。

他们顺原道返回永维镇，一路上看见去时他们两匹马并排印在泥地里的蹄印，看见去时见过的灌木丛和草丛里的石头。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变化。可是对爱玛来说，却发生了一桩重大的事情，比大山移动了位置还异乎寻常的事情。罗多尔夫不时探过身子，抓起她的手，在上面印一个吻。

爱玛骑在马上，真是风姿绰约！纤细的腰肢挺得笔直，弯曲的膝盖贴着马鬃，一张脸经清风吹拂，又映着晚霞，微微透红。

进入永维镇，她骑着马踏着街石小跑。大家跑到窗口看她。

晚餐时，丈夫发现她气色很好，便问她骑马散步的情形，她却装作没听见。她一边双肘支在餐盘边，一边点了一支蜡烛。

“爱玛！”丈夫唤道。

“什么事？”

“嗯，今天下午我去亚历山大先生家了。他有一匹老母马，看上去还挺漂亮，只是膝盖受了点伤。我相信出百把埃居就能买下来……”

他停顿片刻又说：“我想你准会喜欢的，就要了……就买了下来……我做得对吗？告诉我呀！”

她点点头表示赞同。过了一刻钟，她问道：“今晚你出去吗？”

“出去。有什么事吗？”

“啊！没什么，没什么，亲爱的。”

打发走夏尔，她立刻上楼，进到卧室里把门一关。

起初，她仿佛感到眩晕，眼前总浮现出树木、小径、壕沟、罗多尔夫。她还感觉到他用双臂紧紧搂抱着她，枝叶抖动，杂草沙沙作响。

但是，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她大吃一惊。她从没有发现自己的眼睛这样大、这样黑、这样深邃。某种神奇的东西注入了她的体内，使她焕然一新。

她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道：“我有了一个情人！我有了一个情人！”这想法令她心花怒放，仿佛回到了情窦初开的少女时期。爱情的欢乐、幸福的迷醉，她原以为此生此世不会再有，现在终于要得到了。她走进了一个神奇的境界，一个充满恋情、痴迷和梦幻的世界。她的周围海阔天空，一片蔚蓝，感情的极峰在她的心间熠熠生辉，日常生活则沉到了这些山峰之间遥远、低洼、阴暗的地方。

于是，她想起自己所读过的书里的女主人公。那些通奸的女性集合为热烈多情的一群，用修女般的嗓音在她的记忆里唱起歌来，令她着迷。一方面，这类情妇，她曾经那样羡慕，现在认为自己与她们一样了，真正成了自己所幻想的情妇中的一分子，实现了青春妙龄时代长期的梦想。另一方面，爱玛也感到一种报复的满足。难道她没有受够活罪！可是现在她胜利了，长期压抑的爱情，毫无保留地奔涌而出，欢畅淋漓，沸腾激荡。她品尝着这滋味，没有内疚，没有不安，没有慌乱。

第二天是在新的柔情蜜意中度过的。两个人海誓山盟。爱玛向情人追述自己的种种苦恼，罗多尔夫则用亲吻打断她。她半闭眼睛，专注地看着他，要他再叫一遍她的名字，要他再说一遍他爱她。他们还是在昨天那片森林里，躲在一个制木鞋工人的茅棚里。茅棚的四壁是干草编的，棚顶非常低，待在里面老得弯着腰。他俩依偎着，坐在一张干树叶铺的床上。

打这天起，他们天天晚上给对方写信，长此不断。爱玛把信送到花园尽头的河边，放进河岸的墙缝里。罗多尔夫来取走，同时把自己的信放进去。爱玛总是嫌他的信太短。

一天早晨，夏尔天不亮就出去了，爱玛心血来潮，想即刻见到罗多尔夫。她估计可以很快赶到拉于谢特，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再返回永维镇，那时人们还在睡梦之中。她这样一想，不免欲火攻心，心跳气喘。不一会儿，她就到了草原上，步履匆匆，头也不回，只顾朝前走。

天边露出了曙色，爱玛远远地就认出了情人的住宅。屋顶的两个燕尾风标，耸立在熹微的晨光之中。

穿过院子，有一座建筑，想必是庄园的宅邸，她便径直进去，仿佛墙壁见她到来，就自动闪开了似的。有一阶大楼梯笔直通向一条走廊。她抓住一扇门的把手一拧，往房间里一瞧，只见一个男人正在睡觉。那正是罗多尔夫，她不禁发出一声惊叫。

“啊，是你！啊，是你！”罗多尔夫一迭声地说道，“你怎么来的？……啊！你的袍子被打湿啦！”

头一次大胆行动成功了，以后每当夏尔出门早，爱玛就赶快穿好衣服，蹑手蹑脚走下通到河边的台阶。

但是，遇到牛走的木板桥被抽掉，就得沿着河边的墙根走。河岸边滑溜溜的，她不得不抓住一丛丛枯萎的桂竹香，以免跌倒。随后要穿过刚翻耕的土地，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的，小巧的皮靴常常陷进泥土里。耕地过后是牧场，她的头巾在晨风中飘动。她害怕遇上牛，便跑起来。跑到庄邸，已是气喘吁吁，面颊绯红，浑身上下散发着树叶、青草和晨风的清新香味。这时罗多尔夫还没睡醒，而她像春天的早晨一般来到了他的卧室。

黄色的窗帘间，无声无息地漏进一道强烈的、黄澄澄的光。爱玛眨巴眼睛，摸索着往前走。挂在鬓发上的露珠，宛如一个黄玉光圈，环绕在脸旁。罗多尔夫笑嘻嘻把她拉到身边，搂在怀里。

完事之后，她把他的卧室仔仔细细看了个遍，打开一个个抽屉和柜子，又对着他刮胡子的镜子，用他的梳子梳头，甚至经常从床头柜上水瓶边的柠檬和方糖块之中，拿起他的大烟斗，叼在嘴里。

临到分别之时，说再见得足足说上一刻钟。每当这时，爱玛总是热泪潸潸，真想永远不离开罗多尔夫。总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她推到他身边。竟至有一天，罗多尔夫见她不期而至，不禁皱起眉头，看上去似乎不太高兴。

“你怎么啦？”爱玛问道，“不舒服吗？告诉我呀！”

罗多尔夫沉吟良久，才严肃地说，她来看他，越来越不谨慎，这会引起别人飞短流长的。

10

渐渐地，罗多尔夫的担心感染了爱玛。当初，爱情令她陶醉，除了爱情，她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可是如今，爱情已经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担心它会失去点什么，甚至担心它会遭到破坏。每次从罗多尔夫家返回时，她总以不安、警惕的目光四下张望，窥伺天边走过的每个身影和村里能够看见她的每个窗口，倾听脚步声、叫喊声和犁地的声音。她经常停住脚步，脸色比头顶上的白杨树叶子还煞白，身子比白杨树叶子抖得还厉害。

一天早晨，她正战战兢兢往回走，突然觉察到似乎有一管长长的猎枪瞄准了她。那枪管从一个小木桶的边上斜斜地伸出来，一半掩藏在一条沟边的草丛里。爱玛吓得魂不附体，但还是继续往前走。这时，从木桶里钻出一个人来，就像玩具盒子里弹出一个小鬼头似的。那人的护腿一直裹到膝盖，帽檐拉得几乎遮住眼睛，嘴唇颤抖，鼻子通红。原来是消防队队长比内先生，埋伏在那里打野鸭子。

“你应该远远地就出声！”他嚷嚷道，“看到一管枪，总该吆喝一声。”

税务员说这话，是想掩饰他刚才的恐慌，因为省府有令，规定除划船捕获外，禁止以其他任何方式打野鸭子。比内先生虽然一向遵纪守法，在这方面却违了禁令，所以时时刻刻都好像听见乡村警察走过来了。但这种不安也激起一种乐趣，一个人藏在木桶里，心里乐滋滋的，庆幸自己的办法巧妙。

一看到是爱玛，他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立刻和她搭讪：“今天不暖和，冷飕飕的！”

爱玛不答话，他又说：“这么早就出来啦？”

“是的。”爱玛结结巴巴，“我从孩子的奶妈家来。”

“啊！很好！很好！我嘛，你看到啦，天一亮就来了。不过，这天阴沉沉的，除非鸟儿撞到枪口上……”

“早晨愉快，比内先生。”爱玛打断他，转身就走。

“请便吧，夫人。”比内冷冷地说道。

他马上又钻进了木桶。

爱玛后悔不该这样冷淡地离开税务员。他可能会往坏处联想。刚才她说从奶妈家来，这是再糟糕不过的托词。永维镇上谁都知道，包法利家的小女儿接回家已经一年了。再说，这附近根本无人居住，这条小路只能通到拉于谢特。因此，比内肯定猜出了她从什么地方来，不会把这件事存在心里，而会到处去说，这是确定无疑的！直到天黑，她还在挖空心思编造种种假话，准备应付人家，但那个挂猎袋的家伙，始终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晚饭后，夏尔见她心事重重，便想带她去药店老板家解解闷。到了药店，遇见的头一个人就是税务员！他站在柜台前面，身上映着红药瓶透过的灯光。他说：“请给我半两硫酸盐。”

“朱斯丹，”店家喊道，“拿硫酸盐来。”

看见爱玛想上楼去奥梅太太卧室，他对她说：“别上去啦，没有必要，就待在这儿吧，她马上下来。请坐在炉子边烤火吧……对不住……你好，大夫（药店老板喜欢说‘大夫’这两个字，似乎这样称呼人家，他自己脸上也增添了光彩）……请当心，别碰翻研钵！最好去小客厅搬椅子，你知道，大客厅那些软椅是不能乱挪动的。”

为了把软椅放回原处，奥梅从柜台里跑出来。这时比内又问他要半两糖酸。

“糖酸？”店家不屑一顾地答道，“我不知道这东西，没听说过！你莫不是要草酸吧？是要草酸，对吧？”

比内解释说，他需要一种腐蚀剂，准备自己配除锈水，用来擦拭各种猎具。爱玛听了浑身一哆嗦。店家说道：“的确得擦擦。这天气不怎么样，潮乎乎的。”

“不过，”税务员现出狡黠的样子说，“也有人不在乎。”

爱玛都透不过气来了。

“再给我……”

“他没完没了，再也不会走啦！”爱玛想道。

“半两松香和树胶，四两黄蜡，一两半骨炭，用来擦猎具上的漆皮。”

店家正开始切蜡，奥梅太太怀里抱着伊尔玛，旁边走着拿破仑，后面跟着阿达莉，从楼上下来了。她走到靠窗的绒凳边坐下，小男孩往一个小圆凳上一蹲，他姐姐跑到爸爸身边，在枣盒周围转悠。她爸爸用漏斗装药，盖瓶塞，贴标签，包成小包。店堂里鸦雀无声，只是不时听见天平的砝码响和店家低声指点学徒的声音。

“你的小千金怎么样？”奥梅太太突然问道。

“安静！”她丈夫正在记账，大声说道。

“你干吗不把她带来呢？”奥梅太太压低声音又问道。

“嘘！嘘！”爱玛用手指指店家。

比内先生专心在看账单，大概什么也没听见。他终于出去了，爱玛如释重负，深深吐了口气。

“你出气出得真粗！”奥梅太太说。

“啊！因为有点闷热。”爱玛答道。

第二天，两个情人商量如何安排他们的幽会。爱玛想送一件礼物，把女佣收买过来。但是，最好还是在永维镇找一所不引人注意的房子。罗多尔夫答应去找。

整个冬天，罗多尔夫趁黑夜来包法利家的花园，每周三四回。爱玛拔掉了栅栏门上的插销，夏尔以为丢了。

罗多尔夫一到，就往爱玛的百叶窗上扔一把沙子。爱玛慌忙起床，但有时她必须等待，因为夏尔爱坐在火炉边闲聊，聊起来就没个完。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真希望自己的眼睛有魔力，瞪他一眼就能让他滚到窗外去。最后，她开始睡觉前的梳洗，然后捧本书安安静静看起来，似乎看得很有味。但夏尔已经上床，叫她也去睡。

“来吧，爱玛，”他说，“该睡觉了。”

“好，我就来！”她答道。

烛光晃眼睛，夏尔转身面对着墙，很快就睡着了。爱玛屏住呼吸，脸上露出微笑，不穿衣服就溜出去，心怦怦乱跳。

罗多尔夫有一件很宽大的大衣，将她整个儿一裹，胳膊揽住她的腰，一声不响，带她向花园尽头走去。

他们来到花棚下，坐在烂木棍做的凳子上。过去，夏日的黄昏，就是在这里，莱昂那样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爱玛。现在，她很少想念莱昂了。

星星在光秃秃的茉莉枝条上头闪烁，河流在身后静静流淌，岸边不时传来干芦苇的爆裂声。这里那里，丛丛树影突起在黑暗之中，有时不约而同，寒战般摇曳，忽起忽伏，宛若巨大的黑浪，翻滚向前，要将他们吞没。夜里寒意袭人，他们搂抱得越来越紧，嘴唇边的叹息更加深沉，彼此隐约可见的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大。万籁俱寂，悄声说出的话语，句句落在心头，水晶般清脆，彼此回应，余音缭绕。

夜里下雨，他们就躲避到车棚与马厩之间的诊室里。爱玛从厨房里拿了一根蜡烛，藏在书后面，这时便点起来。罗多尔夫往椅子上一坐，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看到书架、写字台，总之看到整个房间，他觉得很有趣，便一个劲地拿夏尔开玩笑，让爱玛不免尴尬。爱玛希望看到他更严肃，甚至希望他在遇到某种情况时，显得胆战心惊，就像有一回，她仿佛听见小径上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有人来了！”她说。

罗多尔夫慌忙吹熄蜡烛。

“你带手枪了吗？”

“做什么？”

“为了……为了保护你自己呀。”爱玛说道。

“对付你丈夫吗？咳！那可怜的家伙！”

罗多尔夫说着做了个手势，表示：“我动一动手指头就能把他压扁。”

他这种无畏的气概，令爱玛惊愕，虽然出语粗野、无礼，不免令她反感。

关于手枪这句话，罗多尔夫反复琢磨，私下想，爱玛说这话如果是当真的，就很可笑，甚至可恶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恨善良的夏尔，他不是那种妒忌成性的人——关于这一点，爱玛硬要他赌咒发誓，他也觉得不够大方。

此外，爱玛变得过于多情。当初，她硬要彼此交换小照，还各剪下一绺头发作为信物，现在又要求一枚戒指，一枚真正的结婚戒指，表示百年好合。她常常谈起晚钟和天籁，后来又谈她自己的母亲和罗多尔夫的母亲。罗多尔夫的母亲已去世二十年，她还是极力安慰他，温言软语，就像安慰一个年幼的孤儿似的，有时甚至望着月亮说：“我相信我们的母亲在天上肯定会赞成我们相爱。”

不过，她长得实在漂亮！而且，在罗多尔夫弄到手的女人之中，这样真诚的实在少有。这种不放荡的恋爱，于他而言是一种新鲜的体验，使他抛弃了浅薄的习惯，自豪感和情欲同时得到满足。爱玛那股狂热的劲头，虽然按上层社会的标准，他看不上眼，可是又打心底里觉得可爱，因为那是对他而发的。一旦确信爱玛真的爱自己，他就不再约束自己，态度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他不再像当初那样，一来就甜言蜜语，感动得爱玛热泪盈眶，也不再热烈抚摩拥抱，使得她发疯。他们之间的伟大爱情，让爱玛尽情地沉湎于其中，现在却日渐减弱，宛如一条河流，河水慢慢干涸，露出了河床的污泥。爱玛不愿意相信，越发百般温柔，罗多尔夫却越来越不掩饰他的冷漠。

爱玛搞不清楚，自己现在究竟是后悔依顺了他，还是不想进一步爱他。她觉得自己软弱，因而感到羞愧。渐渐地，这种羞愧变成了怨恨；只是还能得到快乐，怨恨不那么深罢了。他们之间并不相互依恋，而只有持久的诱惑。罗多尔夫征服了爱玛，而爱玛对之几乎感到恐惧。

然而，表面上比任何时候都平静。罗多尔夫成功地使通奸按照他的意愿进行：一晃半年，冬去春来，他俩经常守在一起，简直像一对夫妇，安逸地过着家庭生活。

每年这个时候，鲁俄老爹都要送来一只火鸡，表示记得医好他的腿的情分。随同礼物，照例有一封信，用绳子拴在篮子上。爱玛一刀将绳子割断，打开信，只见信上写道：

亲爱的孩子们：

祈愿你们见到这封信时，身体都很好。这次捎来的火鸡，与以往捎的一样好，甚至我觉得，还要嫩一些、肥一些。下一回我准备给你们捎只公的，换换花样，除非你们更喜欢母的。请将这个篮子连同以前的两个，一并捎回给我。最近车棚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一天夜里刮大风，棚顶被刮到树林里去了。收成也不是太好。总之，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去看你们。自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可怜的爱玛，我要离开家可难啦！

写到这里留了一块空白，似乎老头子搁了笔，想了一会儿心事。

我嘛，身体尚好，只是前不久去伊沃托赶集，得了伤风。我去那里是想找一个放羊的。前头那一位被辞退了，因为他嘴太刁。这些无赖实在不好对付。再说，那家伙也不老实。

有一个小贩，去年冬天到过你们那里，还拔了一颗牙。据他说，包法利工作还是那样卖力。这在我的意料之中。那小贩还拿牙齿给我看；我和他一块喝了杯咖啡，问他见到你没有，他说没有，不过他看见马厩里有两匹马。这样看来，你们的事业还挺顺利。这就好，亲爱的孩子们，愿仁慈的上帝赐福于你们。

直到如今，我还没见过宝贝外孙女白尔特·包法利，心里真不好受。我在花园里你的卧室下面，为她种了一棵乌李树。树上结的李子我不准任何人碰，统统留着给她做蜜饯，做好了保存在柜子里，等她来的时候吃。

再见，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亲亲你，我的女儿，还有你，我的女婿。让我亲亲小外孙女的脸蛋。

祝你们万事如意！

你们慈爱的父亲

泰奥多尔·鲁俄

爱玛手里捏着纸质粗劣的信笺，呆了好几分钟。信里满是错别字，可是字里行间，她感到父亲的想法充满温暖，就像一只母鸡，躲在荆棘篱笆里对儿女们咯咯叫呢。墨水看来是用炉灰吸干的，信上有些灰色粉末落到她的袍子上。她眼前几乎浮现出父亲向炉子弯下腰，去拿火钳的样子。她好久不在父亲身边了！那时，她常常坐在父亲身边的小板凳上，苇子在壁炉里燃得噼啪响，她拿根棍子，将一头伸在熊熊大火里烧……她记起夏天的黄昏，夕阳辉映着一切；人一走过，马驹就嘶叫起来，接着扬蹄奔驰、奔驰……她卧室的窗子底下有一箱蜜蜂，有时蜜蜂在阳光里飞旋，撞在玻璃窗上，又像金弹子般弹开。那时多么幸福！多么自由！一切充满希望！一切充满幻想！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她把这一切全消耗光了，在心灵的几次际遇中，在环境接二连三的变化中，在做姑娘、结婚和恋爱中消耗光了——在整个人生道路上把它们丢光了，就像一位旅客，在沿途的每个旅店都落下一点钱财。

可是，是谁使她这样不幸的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变故，搞得她心神不宁呢？她抬起头，环视周围，仿佛要找到她痛苦的缘由。

4月的阳光映照着摆设架上的瓷器，晶莹耀眼；壁炉里火燃得正旺；拖鞋下的地毯软绵绵的。阳光明晃晃，空气暖融融，只听见女儿在放声大笑。

哦，小姑娘正在草里打滚。那草刚割下来，摊在地上晾晒。她趴在一个草堆上，女佣拽住她的裙子，以防她摔下来。赖斯迪布都瓦在旁边翻草，每次一走近，小家伙就从草垛上探出身子，抡起两条小胳膊，在空中乱打。

“给我把她抱过来！”小姑娘的妈妈说着快步迎上去亲她，“我多么爱你，可怜的孩子！我多么爱你啊！”

过了一会儿，她发现女儿的耳朵稍有点脏，就赶快拉铃，叫人端热水来，给她洗干净，又给她换了衬衫和鞋袜，再三询问她的身体情况，就像出远门刚回来似的，最后又亲一次，才眼里噙着泪水，把她交给女佣。女佣见爱玛突然这么过分地疼爱孩子，觉得莫名其妙。

这天晚上，罗多尔夫发现她比往常严肃。

“就会过去的，”他想道，“她正使性子呢。”

在这之后，他三次爽约。再见面时，爱玛显得很冷淡，对他几乎不屑一顾。

“啊！你在白白糟蹋时间，我的小宝贝……”

罗多尔夫这样想道，假装没注意到她忧伤地叹气、掏手绢。

于是乎，爱玛开始悔恨了！

她甚至问自己，凭什么要嫌恶夏尔，是不是最好还是爱他？可是，她回心转意，夏尔并不怎么理会。所以，她虽然想做出牺牲，却不知该怎么办，正在左右为难，药店老板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

11

药店老板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赞扬医治畸形足的一种新方法。他一向倡导进步，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服务于桑梓的想法：永维镇要想跟上一般的发展水平，就应当能施行畸形足手术。

“这样做有什么风险吗？”他对爱玛说道，“请仔细想一想吧（他掰着指头列举这种尝试的好处）：十拿九稳会成功，为病人消除痛苦和美化外表，施手术的人很快成名，等等。譬如说你丈夫吧，为什么不搭救一把金狮客店可怜的伙计伊波力特呢？你想吧，他被医好脚后，准少不了对所有旅客讲。再说（奥梅压低声音，扫一眼四周），谁能阻止我给报纸寄篇小文章，谈谈这件事？嘿！我的上帝！一篇文章传播开去……大家谈论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说不定名扬天下哩！谁说得准？谁说得准？”

的确，夏尔是可以成功的。爱玛没有发现说明他不能干的任何迹象。如果她能鼓动夏尔干这件事，使他名利双收，她该会多么心满意足！现在，她盼望的是获得一种比爱情更可靠的东西，作为自己的靠山。

药店老板和爱玛一齐劝说，夏尔被说服了。他托人从鲁昂买来杜瓦尔博士的一本专著，每天晚上双手捧着头，专心致志地攻读。

他研究马蹄形足、内翻形足、外翻形足，也就是趾畸形足、内畸形足、外畸形足（或者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形形色色的歪脚，包括向下歪、向里歪、向外歪），以及踵畸形足和底畸形足（也就是说，向下跷和向上跷的脚）。奥梅先生则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撺掇客店伙计动手术：“那可能只稍微有点疼，就像稍稍放点血那么简单，还没有挖一个鸡眼那么疼呢！”

伊波力特傻乎乎地转动着眼珠子，沉吟不语。

“其实，”药店老板又说，“这不关我的事！我是为你好，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瞧你走路，一瘸一拐，腰椎扭来扭去，实在难看。尽管你声称不碍事，实际上对你现在的工作影响大得很。我就是希望看到你摆脱这种状况，我的朋友！”

接着，奥梅向他描述，手术之后，人会变得多么矫健，步履会多么轻盈。他甚至向他暗示，那时他更有可能讨女人喜欢。伙计露出了微笑，傻呵呵的。奥梅又抓住他的虚荣心，发动进攻：“瞧瞧你，到底算不算男子汉？如果叫你去当兵吃粮，拼杀疆场，你怎么办……咳！伊波力特！”

奥梅说罢，扭头就走，说一个人竟这样冥顽不灵，盲目地拒绝科学带给他的好处，实在莫名其妙。

可怜的伊波力特到底还是同意了，因为所有人，包括一向只扫门前雪的比内，还有勒佛朗索瓦太太、阿特米丝等街坊，甚至镇长图瓦什先生，都像串通好了似的，一个劲儿劝说他，给他讲道理，使他再也不好意思拒绝。不过，他之所以最终下了决心，还是因为“不用他花费分文”。连做手术的一应器具，包法利都负责提供。这种慷慨出自爱玛的意思，夏尔欣然同意，打心眼儿里觉得自己的妻子真是一位天使。

按照药店老板的意见，夏尔请了一位木匠，还请了一位锁匠当帮手，试做了三次，才做成一个匣子样的器具，重达八磅，铁、木头、钢板、皮子、螺丝钉、螺丝帽等，可没少用。

然而，要确定为伊波力特切除哪一根腱子，先得弄清楚他属于哪类畸形足。

伊波力特有一只脚几乎与腿成直线，但并不妨碍向里拐，因此是一只略内翻的马蹄形足，或者说是有严重马蹄形倾向的轻度内翻足。这个马蹄形足，确实与马蹄一样宽，皮肤粗厚，腱子坚硬，足趾粗大，黑乎乎的趾甲令人想起马掌上的钉子。一个脚如此畸形的人，一天到晚却要像一头鹿一样跑来跑去！大家时时看见他在广场上，兜着一辆辆大车蹦蹦跳跳，两条不一样长的腿，往前一迈一甩，看上去，那条瘸腿似乎比那条好腿还有劲。久而久之，犹如思想品质经受了锻炼，这条腿变得坚韧、有力，有什么重活，他宁愿依靠这条腿。

既然是马蹄形足，就要先切掉跟腱；至于矫正内翻，就得动前胫骨，只能下一步再做。医生不敢冒险一次动两个手术，甚至做一个他都有点胆怯，生怕伤及他不了解的某个重要部位。自塞尔苏斯(1)之后，间断了一千五百年，而后有昂布洛瓦兹·帕雷(2)第一次施行动脉结扎止血术；再往后有迪波特伦(3)穿过厚厚一层脑髓，切开一个脓包；又有让素尔(4)首次切除上腭骨。但他们在做这些手术时，心之乱跳、手之颤抖、神经之紧张，想必都不如包法利手拿截腱刀，走到伊波力特跟前时那样厉害。像在医院里一样，医生身旁的台子上，放了许多旧布纱团、蜡线和绷带——小山般高的一堆绷带，药店的存货统统拿来了。准备工作全是奥梅先生做的，他一清早就忙个不停。这一方面是为了叫众人看了为之称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自己吃定心丸。夏尔拉开皮肉，接着听见咔嚓一声，十分干脆。腱子截断了，手术完成，但伊波力特紧张得还没回过神来。他的身子慢慢探向包法利的双手，在上面亲了好几次。

“行啦，安心将养吧，”药店店主说道，“回头再谢你的恩人不迟。”

伊波力特下了手术台，把结果告诉院子里五六个好奇的人。他们还以为伊波力特一下手术台就会不再跛了呢。夏尔把病人的腿套进那个机具，才回家去。爱玛正焦急不安地倚门等待，看到夏尔立刻上前勾住他的脖子。夫妻俩坐下来用餐，夏尔吃得很多，甚至在甜点之后还要了杯咖啡。这种奢侈的享受，只有星期天家中有客人才偶尔可得。

这天晚上过得很愉快。夫妻俩一块儿闲聊，共同幻想，谈到他们未来的财富，以及家中哪些方面尚需改善。夏尔看到自己声名远扬，生活越来越幸福，妻子永远钟爱自己；爱玛呢，终于对这个倾心爱她的可怜男人产生了某种柔情，沉浸在一种新的，更健康的、更美好的感情之中，颇有清新之感，心头乐融融的。罗多尔夫的影子偶尔掠过她的脑海，但她立刻又把目光投向夏尔，甚至惊异地发现，他的牙齿一点也不难看。

他们已经上床，但奥梅先生不顾厨娘的阻拦，突然闯进他们的卧室，手里拿着一张墨迹未干的稿纸。那是他写了准备寄给《鲁昂灯塔报》的捧场文章，特地送来给他们看。

“你自己念吧。”包法利说道。

奥梅念道：“成见像一张罗网，依然笼罩着欧洲的一部分土地，然而光明已开始照进我们的乡村。就拿我们这座小小的永维镇来说吧，在这里，星期二就进行了一次试验性的外科手术。这次手术也是一个充满博爱的行动。我们最卓越的医生之一包法利先生……”

“啊！言过其实！言过其实！”包法利说道，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不，一点也不言过其实！怎么言过其实呢？……‘给一个跷脚患者动了手术……’这里我没有用科学术语。你知道，登在报纸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的，应当让群众……”

“当然，”包法利说，“继续念吧。”

“我接着念。”药店店主说，“我们最卓越的医生之一包法利先生，给一个跷脚患者动了手术。这人名叫伊波力特·多坦，在金狮客店当了二十五年马夫。这家客店是由寡妇勒佛朗索瓦太太开的，位于阅兵广场。由于这次尝试是新事物，加之出于对接受手术者的关心，全镇居民纷纷跑来观看，以致客店前面挤得水泄不通。手术之成功，堪用‘神妙’二字来形容，只出了几滴血，仿佛表明，坚韧的腱子终于在高超的技艺面前被降服了。更不同凡响的是，病人一点也没觉得疼痛（我们亲眼所见，可以做证）。到目前为止，他情况良好，相信不久即可复原。谁说得准，在下一次村镇节日之时，我们勇敢的伊波力特不会随着欢快的乐曲，大跳酒神舞，向所有人展示他的兴致和舞姿，表明他不再是个跛子？光荣属于胸怀博大的科学家！光荣属于日夜辛劳、孜孜不倦改善同胞命运、减轻同胞痛苦的人！光荣！三倍的光荣！让我们借此机会欢呼：瞎子将重见光明，聋子将听到声音，跛子将行走自如！过去宗教向其信徒许诺的东西，如今科学为全人类实现了。关于这次不平凡的医疗，以后各个阶段的情况，我们将继续向读者报道。”

文章归文章，五天后，勒佛朗索瓦太太惊慌失措地跑来，大声喊道：“救命呀！他要死啦……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啦！”

夏尔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金狮客店。药店老板看见他没戴帽子，匆匆从广场上经过，便连店也不顾了，跑了出来。他赶到时已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焦急不安，见一个上楼的人就问一个：“我们关心的那位瘸腿朋友怎么啦？”

动过手术的瘸子正疼得浑身抽动扭曲，套在脚上的匣子撞着墙，像要把墙撞穿似的。

他们小心在意，为了不让手术的部位错位，轻轻地把匣子取下来。呈现在眼前的情形十分可怕：脚已肿得不成脚样，整个皮肤就像要胀破了似的，上面现出匣子压迫造成的许多瘀斑。伊波力特早就抱怨过，套上这匣子脚疼，但谁都没在意。应当承认，他并没有完全错，所以决定把匣子拿掉几个钟头。可是，刚刚开始消了点肿，两个有学问的人，就认为应当再次把脚套进匣子，而且扣得更紧，以求好得更快。三天后，伊波力特再也忍受不住了，不得不再次给他拿掉匣子。但他们所看到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现在脚又肿又紫，而且正向腿部发展，好多地方起了水泡，往外冒黑水。情况变得严重了。伊波力特开始不耐烦了，勒佛朗索瓦太太把他安置在小餐厅里，靠近厨房，让他多少能分分心。

但是，天天在小餐厅吃饭的税务员，看到把这样一个人安顿在旁边，大发怨言。于是，不得已只好把伊波力特挪到台球室。

他躺在那里，盖着厚毯子，哼哼唧唧，脸无血色，胡子拉碴，眼眶下陷，头冒虚汗，枕在脏兮兮落满苍蝇的枕头上，不时转来转去。包法利夫人常来看望他，还给他带来敷药用的布，好言安慰和鼓励。其实，他倒不缺陪伴的人，尤其镇上逢集的日子，农民纷纷跑进来，在他身边打台球，拿起杆子比比画画，抽烟、喝酒，又喝又叫，好不热闹。

“怎么样？”他们拍拍他的肩膀问道，“啊！看样子，你有点垂头丧气！不过，这也怪你自己。事情吗，总是有的该做，有的不该做。”

他们还给他举例子，说有些人彻底治好了，但不是用他这种方法，而是别的方法。临了，他们又用安慰的口气说：“这是你太娇惯自己啦！起来吧！瞧你把自己娇养得活像一位国王！唉！不要紧的，装出一副熊样的老小子！你身上的气味可不怎么香！”

坏疽果然越来越往上发展。包法利自己也急得不得了。他时时过来看看，伊波力特用充满恐惧的目光望着他，呜呜咽咽地结巴道：“我什么时候能好？啊！救救我吧……我好命苦哇！我好命苦！”

医生离开时，总嘱咐他要忌口。

“别听他那一套，我的孩子。”勒佛朗索瓦太太总是说，“他们把你折腾得够惨啦！再忌口你会越来越虚弱的。来，大口吃吧！”

勒佛朗索瓦太太不是给他端来喷香的肉汤，就是给他端来几片羊腿肉和几块肥肉，有时还给他斟一小盅烧酒，但他没有勇气送到嘴边。

布尔尼贤神父听说他病情恶化，传话说想来看他。神父一到，就对他的痛苦说几句同情的话，同时宣称应当乐天知命，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应该趁此机会，求得上天宽宥。

“因为，”神父用长者的口吻说，“你过去多少有点不尽本分，做礼拜时很少见到你。你有多少年没有走近圣餐台啦？工作繁忙，世事纷纶，使你无暇顾及拯救自己的灵魂，这我理解。可是现在，是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不过，你也不要灰心丧气。我认识不少罪孽深重的人，快到上帝面前受审之时（你根本还没有到那一步，我知道），祈求上帝慈悲为怀，终于落得个平静安乐之死。但愿你像他们一样，也给世人做个好榜样！这可事不宜迟呀！谁妨碍你，从现在起就早早晚晚念一遍‘礼敬您，恩德无边的玛利亚’和‘我们天上的父’？对，早早晚晚念吧！看在我的分儿上，就算给我赏个脸吧。这样做又有什么亏可吃呢？答应我这样做，好吗？”

可怜虫只好答应。往后几天，神父天天来。他和女店家闲聊，甚至还讲些趣闻逸事，其间穿插一些笑话和伊波力特听不懂的双关语。然后，一等气氛适宜，他又回到宗教问题上，同时摆出一副相应的面孔。

他这番热心看来没有白费，不久病人就表示，只要他的脚能治好，他就去慈济寺进香。布尔尼贤听了这话，说去进香毫无问题，从两方面早做努力总比一方面好，“反正不会失去什么”。

药店老板把这一切称为“神父的勾当”，对之大为恼火，声称这会危害伊波力特的康复。他一再对勒佛朗索瓦太太说：“别打扰他！别打扰他！你们这神秘主义的一套，会扰乱他的思想！”

可是，这位好心肠的太太再也不愿听他的，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她故意作对，在病人床头挂了满满一缸圣水和一根黄杨枝。

然而，宗教不见得比医术更有效，同样救不了伊波力特。溃烂不断从脚向腹部方向扩展，无法制止。吃的药、敷的药怎么换都无济于事，肉烂得一天比一天厉害。最后，勒佛朗索瓦太太见再也无计可施，便问夏尔，是否可去新堡，把名医卡尼韦请来。夏尔只好点头表示同意。

这位同行是医学博士，现年五十岁，既有地位，又有自信心，一看那条腿已经烂到膝盖，便毫无顾忌地发出轻蔑的冷笑。接着，他毫不含糊地宣布，必须截肢。说罢，他跑到药店，大骂那些蠢驴，把一个可怜的人折腾到这种地步。他一把抓住药店店主的衣领，一边摇，一边骂道：“这是巴黎的新花样！是京城那些先生的花花点子！这种手术像治斜眼、用氯仿进行麻醉、粉碎膀胱结石一样，总之像一大堆畸形病的治疗一样，都应在政府禁止之列！可是，有人逞能，乱塞药给你吃，不问后果。我们可没有这种本事，我们不是专家，不是花花公子，不是风雅之士。我们是医生，是治病的。我们不会异想天开，给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动手术！治跷脚！谁能治好跷脚？这就好比要把驼背拉直！”

奥梅听着这番话，心里很不好受，但还得装出奉承的笑脸，掩饰住自己的不快。这位卡尼韦先生可得罪不得，因为他开出的药方有时也需要到永维镇来配药。奥梅也不为包法利辩解，甚至没有说一句话，而为了商业上的更大利益，放弃了原则，牺牲了自己的尊严。

由卡尼韦大夫给病人锯腿，在这个村镇可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这天，全镇居民比什么时候都起得早。镇上那条大街挤满了人，笼罩着一种阴惨惨的气氛，就像有人要被斩首似的。在食品杂货店，一些人在议论伊波力特的病；家家店铺都不卖东西。镇长图瓦什的夫人站在窗口，寸步不离，迫不及待想看看过来的手术师。

手术师自己驾着双轮轻便马车来了。那马车行驶起来有点歪斜，因为他人太肥胖，久而久之，右边的弹簧被压得塌了下去。他身旁另一个坐垫上，放着一个老大的红色软羊皮匣子，三副铜搭扣亮铮铮的，十分气派。

马车旋风般驶进金狮客店的门廊，大夫立刻大叫大嚷，叫人卸马。然后，他又跑到马厩，看给他的马喂的是不是燕麦。他每到一个病人家里，挂在心上的头一件事，就是他的马和马车。关于这一点，有人甚至说：“啊！卡尼韦先生，那可是个怪人！”他总是一副不慌不忙、雷打不动的样子，这反而更为大家所敬重。世界可以毁灭，直至一个人不剩，他的习惯是断乎改变不了的。

奥梅出面相迎。大夫说：“我得靠你帮忙。准备好了吗？开始吧！”

可是，药店老板红着脸说，他太过敏感，不敢在旁边看这样的手术。

“你知道，”他说，“单纯在一旁观看，思想就容易紧张。再说，我的神经系统非常……”

“嗯！”卡尼韦打断他，“我看你相反，是个容易中风的人。这也难怪，你们这些药店老板先生，成天钻在配药室里，久而久之，气质必然改变。你瞧我，每天4点钟起床，用凉水刮胡子（我从来不觉得冷）；我不穿法兰绒，从来不得伤风感冒，身子骨结实得很！我生活没有定准，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像圣哲先贤，随遇而安。所以，我不像你们那样娇嫩。而且对我来讲，给基督徒开刀，与杀鸡宰鸭完全一样。听了这些话，你们要说这是习惯……习惯……”

两位先生就这样拉开了话匣子，根本不考虑在被窝里急得满头大汗的伊波力特。药店老板说，外科医生的沉着冷静，堪与将军相比。这话卡尼韦听了特别舒服，于是滔滔不绝，大谈行医的职业要求。在他心目中，医道是一个神圣的事业，尽管一些低级医生玷污了它。最后话题回到病人身上，他检查了奥梅拿来的绷带，全是上次做跷脚手术时用过的那些。他要求一个人来帮他扶住要锯的腿。奥梅便派人去找赖斯迪布都瓦。卡尼韦先生卷起袖子，进到台球室。药店老板与阿特米丝和女店主待在一起。两个女人脸色比她们的围裙还白，耳朵贴在门上倾听。

这时，包法利待在家里不敢出来。他在楼下厅房里，坐在没生火的壁炉角落里，垂着头，双手交叠，两眼发直，脑子里想着：多倒霉！多令人失望！可是，一切预防措施，凡能想到的，他都采取了呀！是命运从中作怪。扯到命运又有什么用呢？过些时间要是伊波力特死了，人家还不是要说是他害死的？再说，以后看病的时候，人家问起，他如何解释？不过，莫非他什么地方做错了？他反复寻思，就是想不出错在什么地方。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也会犯错误。可是，这话谁愿意相信？！相反，人家会嘲笑，会嚼舌头！事情会传到浮日！传到新堡！传到鲁昂！到处传遍！谁说得准不会有同行写文章攻击他呢？那样会引起一场笔战，他不得不到报纸上去回答质问。伊波力特甚至可以让他吃一场官司。他看到自己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死路一条！五花八门的假设一齐涌进他的脑海，他的思想在这些假设的冲击下，就像一个空桶，被卷向大海，在波涛上翻滚。

爱玛坐在对面看着他。她不分担他的耻辱，而是感到另一种耻辱：他这个人的平庸无能，已经多少次她没有看透，居然还想象他会有某种出息！

夏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靴子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响。

“坐下吧，”爱玛说，“烦死人了！”

夏尔重新坐下。

怎么搞的，爱玛为什么会又一次估计错呢（她本来是聪颖过人的）？再说，是什么鬼使神差，让她这样执迷不悟，再三做出牺牲，白白糟蹋自己的人生？她回首往事，想起自己向往奢华生活的天性、心灵的空虚、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平庸，想起她那像受伤的燕子落进污泥的梦想，想起她渴望得到的一切、她放弃的一切、她本来可以得到的一切。为什么？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

整个镇子死一般寂静，突然一声尖叫划破天空。包法利顿时脸色煞白，险些晕倒。爱玛烦躁地皱了皱眉头，又接着寻思道：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为了这个人，为了这个什么也不懂、对一切都麻木不仁的男人。瞧他坐在那里，心安理得，根本就没想到，他那可笑的姓名，从今以后不但玷辱他自己，也会玷辱她。这样一个人，她曾经极力去爱他，而且哭哭啼啼，后悔不该顺从了另一个男人。

“嗯，他也可能是外翻形！”一直沉思的包法利，突然惊叫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撞击着爱玛的思想，就像一个铅球砸在一个银盘里。她浑身一哆嗦，抬起头，揣摩他是什么意思。两个人互相对望着，突然意识到彼此坐在对方眼前，不胜惊讶，可见他们思想上相距多么遥远。夏尔看着她，醉汉般视线模糊，同时静静地听着被截肢者最后的叫喊声。那叫喊声拖得长长的，忽高忽低，其间夹杂着声声尖叫，就像远处在宰杀牲口，发出号叫声。爱玛咬着发白的嘴唇，手里搓着一根她掰断的珊瑚枝，怒目盯着夏尔，一双眸子像两支随时准备发射出去的火箭。现在夏尔的一切都令她生气：他的面孔，他的穿着，他没有说出来的话，他的整个人。总之，他的存在统统令她生气。她后悔过去不该那样贞洁贤淑，就像那是一种罪孽似的；尚残存的一点点贞节，也在傲气的狂烈冲击下土崩瓦解了。她想到自己通奸成功了，心头涌出种种恶意的嘲讽，不禁扬扬自得。情人又回到了心头，充满魅力，令她迷醉。一股新的热情把她推向那形影，让她献上自己的灵魂。夏尔呢，仿佛脱离了她的生活，永远不会再回来，永远不可能再回来，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他马上就要死去，正在她眼前咽气似的。

人行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夏尔隔着放下的百叶窗向外望去，看见卡尼韦大夫正走到阳光照耀的菜市场边上，用手绢擦前额上的汗；奥梅手里拎个大红匣子，跟在后面。两个人向药店那边走去。

颓丧之中，夏尔突然感到自己需要温存，便转身对妻子说：“吻我一下吧，亲爱的！”

“别烦人！”爱玛气得满脸通红地说道。

“怎么啦？怎么啦？”夏尔惊愕不已地连声问道，“冷静点！好好想想吧！你知道我爱你……来吧！”

“够啦！”爱玛嚷道，神色可怕。

她立即跑出厅房，砰的一声拉上门，把墙上的晴雨表也震了下来，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夏尔倒在扶手椅里，心烦意乱，捉摸不透妻子是怎么回事，猜想她又犯了神经症，不禁涕泪交加，感到有某种不祥的、无法理解的东西在他周围游荡。

当天晚上，罗多尔夫来到花园里，发现他的情妇在台阶最底下一级等他。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一切怨恨都像雪一样在热吻中融化了。

(1)　公认的最伟大的罗马医学家，其《医学》一文，至今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医学经典著作之一。

(2)　帕雷（1510—1590），文艺复兴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国外科医生。

(3)　迪波特伦（1777—1858），法国外科医生，以施行危险手术著称。

(4)　让素尔（1707—1858），法国外科医生，在医学上首次成功移切上腭骨。

12

他们再度相爱了。甚至在大白天，爱玛也会突然坐下来给罗多尔夫写信。信写好后，她隔着玻璃窗给朱斯丹做个手势，朱斯丹连忙解下围裙，飞也似的向拉于谢特跑去。罗多尔夫接到信马上赶来。爱玛叫他来，是为了告诉他：她感到烦闷无聊，她的丈夫可憎可恨，她的生活不堪忍受。

“我难道有什么办法可想吗？”有一天，罗多尔夫不耐烦了，这样说道。

“啊！只要你愿意……”

爱玛坐在他两腿之间的地上，头发蓬松，目光涣散。

“愿意什么？”罗多尔夫问道。

爱玛长叹一声：“我们去别的地方生活……随便什么地方……”

“你真是疯了！”罗多尔夫笑着说，“这怎么行？”

爱玛说来说去又扯到这上头，罗多尔夫只装不懂，把话题岔开。

他不懂的是，恋爱这么简单的事情，何来这么多纷扰？而爱玛呢，却自有一种动机、一种理由，就像是她的恋情的一种补充。

事实上，对丈夫的憎恶使她对罗多尔夫的感情与日俱增。越是倾心于这一个，就越是嫌恶另一个。与罗多尔夫幽会之后再与夏尔待在一起，在她眼里，夏尔不用提多讨人嫌，连指甲都粗得不能再粗，思想又那样迟钝，举止也那样庸俗。所以，她表面上装出贤妻模样，可是一想到另一个男人，就情欲如火，按捺不住。人家的头发油光乌黑，卷曲成一圈，搭在被太阳晒黑的前额上；身体那样强壮，体态那样俊美；审时度势，那样富有经验；情欲宣泄，又那样如痴如狂！就是为了他，她才像金银首饰匠那样细心修剪指甲，皮肤上抹的冷霜和手绢上洒的广藿香总嫌不够，又是戴手镯，又是戴戒指，又是戴项链。每次罗多尔夫要来，她总是将两个碧琉璃大花瓶插满玫瑰，把房间和自己装点得讲究体面，就像一个高等妓女等候王公驾临。女佣费丽丝黛一天到晚有洗不完的衣服，离不开厨房半步，好在小朱斯丹常常来陪伴她，看她干活儿。

朱斯丹双肘支在费丽丝黛熨衣服的长木板上，贪婪地打量着摊在她身边的女人穿戴的东西：花格细布裙、披肩、绉领、上面宽松下面窄小的背带裤子。

“这是干什么用的？”小伙子伸手摸摸硬衬布和搭扣问道。

“你真的从来没见过吗？”费丽丝黛笑着说道，“就像你的老板娘奥梅太太是不穿这种衣服的。”

“啊，是的！奥梅太太！”

朱斯丹现出沉思的样子又加一句：“难道她能和你家太太比吗？”

费丽丝黛见他在自己身边转来转去，有点沉不住气了。她比朱斯丹大六岁，而且纪尧曼先生的听差泰奥多尔已开始追求她。

“让人家清静点好不好？”她挪动一下浆子罐说道，“你还是去捣杏仁吧。总在女人身边瞎混，坏小子！要想沾女人的边，等你嘴上长了毛再说！”

“得啦，请息怒吧，我替你擦她的靴子。”

朱斯丹立刻从壁炉框上拿下爱玛的靴子。靴子上全是泥巴——幽会地点的泥巴，手指一碰，就变成粉末掉下来。他望着那泥粉在一抹阳光里慢慢扬起。

“看你！生怕把它擦破了吗？”费丽丝黛说道。她自己动手为主人擦鞋时，可不会这么小心翼翼，反正鞋子一旧，爱玛就会扔给她穿。

爱玛的柜子里放着许多鞋子，穿一双扔一双，随意糟蹋，夏尔绝不敢抱怨一句半句。

她认为应该送给伊波力特一条木头腿，夏尔照例不敢说半个“不”字，立刻掏了三百法郎去买一条。那假腿是一个复杂的机械，软木包头，弹簧关节，外面套一条黑色长裤，下面一只漆皮靴子。一条如此漂亮的假腿，伊波力特不好天天用，央求包法利夫人给他另弄一条更方便的。医生当然又得掏腰包。

马夫渐渐又忙活起来了。人们看见他像从前一样，在镇子上到处跑。夏尔远远听见街石上他的拐杖清脆的响声，就赶快换条道走。

那条假腿是商人勒乐自告奋勇去定做的。这样他就有机会接近爱玛，与她闲扯巴黎新的廉价商品、形形色色的妇女饰物，向她大献殷勤，而从来不开口要钱。这么容易到手的便宜，爱玛何乐而不为，便趁机满足自己变化无穷的喜好。听说鲁昂一家阳伞店里有种很漂亮的马鞭，她就想弄到手，送给罗多尔夫。第二个星期，勒乐就买来，往她桌子上一放。

但是，第二天他来到爱玛家，掏出一张发票，数额是二百七十法郎，还没计零头。爱玛尴尬至极：书桌的各个抽屉都空无分文，家里还欠赖斯迪布都瓦两周的工钱，欠女佣半年的工资，其他该付而未付的款项更不少。包法利正急得跟什么似的，只盼望德洛泽莱先生送钱，因为他每年都是在圣彼得节前后了清诊费的。

爱玛起初总算把勒乐对付过去了。但后来，勒乐也没了耐心，说人家逼他要钱，而他的资金都散在外面，如果收不回来一部分，他就只好把爱玛所买的商品拿走。

“哼！拿走好了！”爱玛说。

“唉！只不过逗着玩的！”勒乐说，“其实，我只是舍不得那条马鞭。好吧！我去向你先生讨。”

“不！别向他讨！”爱玛说。

“哈！这下子我可把你攥在手心里啦！”勒乐想道。

他自信抓住了爱玛的把柄，一面往外走，一面带着习惯的嘘声连连低声说道：“行啊！咱们再说吧！再说吧！”

爱玛正琢磨如何解脱，厨娘进来，把一个蓝色的小纸卷搁在壁炉上，说“是德洛泽莱先生送来的”。爱玛扑过去抓在手里，打开来，里面是十五块金拿破仑(1)，即德洛泽莱先生的诊费。她听见夏尔上楼来了，忙把那包金币扔进自己的抽屉，拔下钥匙。

三天后，勒乐又来了。

“我来向你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他说，“如果不提前面那笔钱，你愿意再借……”

“这就是那笔钱！”爱玛说着将十四块金拿破仑往他手里一塞。

商人傻了眼，为了掩饰他的狼狈，一个劲儿地又是道歉，又是表示愿意效劳。爱玛不需要他效任何劳。勒乐走后，她站了几分钟，摸着围裙口袋里的两枚五法郎金币。那是勒乐找回的，她决心积攒下来，以后好还……

“嗯！”她想道，“他不会再想起来的。”

除了镀金的银柄马鞭，罗多尔夫还收到一枚纹章，上面铭刻着“爱心相通”四个字；此外还有一块可做围脖用的披巾；最后是一个雪茄匣，与夏尔在路上拾到、爱玛还保留着的子爵的那个一模一样。可是，罗多尔夫觉得接受礼物有失他的面子，送了好几回他都不接受，爱玛硬要他收下，他才顺从，但心里觉得爱玛太专横，太爱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另外，她经常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例如她说：“半夜听见时钟敲响12点，你要想着我！”

如果罗多尔夫承认他没有想她，她就会劈头盖脸地责备他，而且最后总要问这么一句话：“你爱我吗？”

“当然，我爱你。”罗多尔夫答道。

“很爱吗？”

“那还用说！”

“你没有爱过别的女人吧，嗯？”

“你当初找到我时，以为我是童男吗？”罗多尔夫笑呵呵地大声反问。

爱玛哭起来。罗多尔夫极力安慰她，用幽默的俏皮话辩解。

“咳！这是因为我爱你！”爱玛说道，“爱到离开你，我就活不成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渴望见到你，因为爱折磨着我，把我的心都要揉碎了。我独自嘀咕：‘现在他在什么地方？也许在和别的女人谈心吧？她们对他嫣然一笑，他走过去……’啊！不，别的女人你一个也看不上，是吗？更漂亮的女人有的是，但我更懂得爱！我是你的女仆、你的相好，你是我的君王、我的偶像。你善良！你英俊！你聪明！你强壮！”

这类话罗多尔夫听过千百遍，一点也不觉得新鲜。爱玛与其他情妇没有什么不同，爱情的新鲜劲一过去，恰如一件衣服被脱掉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单调乏味的老一套，从方式到语言都千篇一律。罗多尔夫虽然是情场老手，却分辨不出以同样的方式所表达的感情并不相同。因为不少放荡或贪财的女人都对他说过这类话，他就几乎不相信爱玛这些话是出自真心的。他认为，掩饰贫乏感情的夸张言辞，听的时候应该大打折扣。这就是说，空洞的比喻，往往不可能表达内心丰富的感情。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欲望、想法和痛苦不折不扣地表达出来。人类的语言就像一口破锅，我们想敲出悦耳的声音，感动星宿，却只引得狗熊跳舞。

罗多尔夫这类人，遇事退后，不做承诺，批评起来倒是高屋建瓴，但他看出，这种爱情乐趣尚多，尽可享受。在他心目中，任何廉耻只会束缚手脚。他待爱玛，随心所欲，把她变成一个服服帖帖、自甘堕落的女人。这是一种痴迷的依恋。爱玛对他，五体投地，自己也拼命行乐，沉湎于极乐之中，浑浑噩噩，灵魂也泡在里头，醉生梦死，不能自拔，就像克拉伦斯公爵泡在马尔瓦西酒桶里(2)一样。

包法利夫人纵欲行乐，积习已深，仅此一点，就连行为举止也改变了。她的目光变得更大胆，谈吐更随便，甚至与罗多尔夫先生一块散步，嘴里还叼着一支香烟，似乎故意以这种放肆行为嘲弄世人。有一天，她从驿车“燕子”上下来，竟像男人一样穿件背心，最后就连那些还将信将疑的人，也确信她变了。老包法利夫人与丈夫大吵了一架之后，躲到儿子家来了，看到儿媳那副模样，自然和其他女人一样感到丢脸。还有其他许多事不合她的心意：首先，夏尔把她的话当耳边风，没有禁止爱玛看小说；其次，他们理家的方式令她不快。老太太斗胆说了几句，尤其是有一次为费丽丝黛的事说了几句，结果婆媳俩闹翻了。

吵架的前一天晚上，老包法利夫人经过走廊，看见费丽丝黛与一个男人在一起。那男人四十岁上下，棕色络腮胡子，听到老太太的脚步声，慌忙打厨房溜走了。爱玛听了，哈哈大笑。这可惹火了老太太，说除非不把道德放在眼里，否则对下人的品行，就不能不监督。

“请问你是从哪个阶层出来的？”儿媳问道，目光凶狠无礼。老太太禁不住问她是不是在为自己辩护。

“滚出去！”少妇跳起来嚷道。

“爱玛！……妈妈！”夏尔喊道，试图从中劝解。

但是，婆媳俩在盛怒之下都走开了。爱玛跺着脚骂道：“哼！真懂规矩呀！乡巴佬！”

夏尔跑到母亲面前，母亲怒不可遏，结结巴巴地说道：“这是个蛮不讲理的家伙！是个轻狂的东西！可能还要坏！”

老太太要马上就走，除非儿媳来向她赔不是。夏尔于是跑到妻子面前，恳求她让步，给她跪了下来。爱玛好不容易答应了：“好啦！我去。”

她果然向婆婆伸过手去，摆出一副侯爵夫人的端庄样子，对她说：“原谅我，夫人。”

然后，她跑上楼，扑倒在床上，头埋在枕头里，孩子般哭起来。

她与罗多尔夫约好的：如果发生了不寻常的大事，她就在百叶窗上挂一片白纸，万一罗多尔夫刚巧在永维镇，看到暗号，就会跑到房后的巷子里来与她相会。爱玛做了记号，等了三刻钟，突然瞥见罗多尔夫在菜市场角上，便情不自禁打开窗户，准备喊他。可是，罗多尔夫已经消失。她感到失望，又扑倒在床上。

然而，没多久，她似乎听见有人在便道上行走。可能是他。她下了楼，穿过院子。罗多尔夫站在外边，她扑进他怀里。

“当心点。”罗多尔夫说。

“啊！你知道就好了！”爱玛答道。

于是，她开始把所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讲得急促，前后不连贯，又夸大事实，还捏造了好几条，并且穿插许多离题的话，结果弄得他稀里糊涂，没听明白。

“行啦，我可怜的天使，振作起来，想开些，忍耐点！”

“可是，我都忍耐了四年啦，我受的什么罪！……像我俩之间这样的爱情，完全可以当着上天公布于世！他们存心折磨我，我实在受不了啦，救救我吧！”

爱玛紧紧依偎在罗多尔夫胸前，两眼噙满泪水，闪闪发光，像波浪下燃着两团火焰，胸部急剧起伏。罗多尔夫从来没像此刻这样爱她，一时没了主张，问她道：“该怎么办？你要我怎么办？”

“带我走吧，”爱玛大声说，“把我拐走吧……啊！我求求你！”

她猛地把嘴凑到罗多尔夫的嘴边，似乎罗多尔夫的吻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一个同意，她要把它接住。

“可是……”罗多尔夫欲言又止。

“什么？”

“你的女儿呢？”

爱玛考虑片刻，答道：“只好带上她！”

“真是个不寻常的女人！”罗多尔夫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对自己说道。爱玛刚刚溜进花园里去了，有人叫她。

随后几天，老包法利夫人对儿媳的变化大感意外。爱玛的确变得随和了，对婆婆也显得尊重了，甚至向她请教腌小黄瓜的方法。

爱玛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蒙骗他们母子俩，还是想通过心甘情愿的忍让，更深地感受她就要抛弃的东西的苦涩？实际上，她并没有在这方面花心思，而是相反，完全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事先就尽情地品尝。她每次与罗多尔夫幽会，一开口就不离这个话题，靠在他肩头上，悄悄说道：“哎，等我们一搭上邮车！……你想到这上头没有？这可能吗？在车子开动的一刹那，我们准会感觉像乘坐着气球，向天上飞去哩！知道不，我现在天天掰着指头数日子呀！……你呢？”

包法利夫人从来没有这个时期漂亮，简直漂亮得难以形容。这是喜悦、热情和成功所致，是性情与环境调谐的结果。她的贪欲、苦恼、声色方面的体验和永远天真烂漫的幻想，犹如肥料、雨水、风和阳光之于花木，使她天生的特质逐步展露，最后鲜花怒放般彻底展开了。天生俊秀的眼皮，配上含情脉脉的目光，眸子隐隐沉在里头，好不妩媚迷人；呼吸急促之时，纤小的鼻孔翕动，肉感的嘴角扬起，嘴唇上微现黑色茸毛，阳光一照，似有若无；头发盘在脑后，绕成一个沉甸甸的圆髻，就像是一个沦落风尘的巧匠信手绾成，而且因为通奸，天天弄得披散开来；她的嗓音如今变得更加圆润优柔，身材更加袅娜动人，甚至她带褶裥的衣裙和弯弯的双脚，也流露出无穷的风韵，谁见了都会麻酥酥的，不能自已。夏尔像在新婚期间一样，觉得她楚楚动人，无法抗拒。

每天夜里回来，他不敢叫醒她。床头的小瓷灯，在天花板上投出一道圆圆的、颤悠悠的光。放下帐幔的摇篮，像一个小白屋子，隆起在床边的暗影里。夏尔望着帐幔，仿佛听见女儿轻微的呼吸声。女儿正在长大，每个季节都要长高不少。他似乎已经看到她每天傍晚放学回家，小罩衫上溅满墨迹，背着书包。然后，就要让她上寄宿学校，那可要不少钱，怎么办呢？他不由得沉思起来，想在附近租一块地来种，每天早晨出去看病时，顺便料理一下。所得收入积攒下来，存进储蓄所，然后再拿去买股票，随便买哪里的都行。此外，看病的人也可能增多。他指望着这些，因为他要白尔特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才学，会弹钢琴。啊！等她长到十五岁时，模样儿肯定会和母亲一样，夏天也像她母亲一样戴顶草帽，该多漂亮！远远地看去，人家还以为她们是两姐妹哩。他想象晚上女儿就着灯光，在他们夫妇俩身边干活，为他绣拖鞋，料理家务；她是那样可爱、愉快，使整个家里充满欢乐。最后，他们要考虑她的终身大事，给她找一个为人正直、地位稳固的小伙子。他要使女儿幸福，永远幸福。

爱玛其实没有入睡，只是装作睡着了。当夏尔在她身边昏昏欲睡时，她仍睡意全无，沉浸在别的梦想之中。

四匹马不停地奔驰，八天来她被它们带往一个新的国度，永远不再回头。她与罗多尔夫手拉着手，不说一句话，只顾往前走啊，走啊。往往在他们到达一座山顶时，突然会有一座辉煌灿烂的城市呈现在眼前，那里有一座座圆顶建筑、一座座桥，还有船、柠檬树林子、白色大理石教堂，尖尖的钟楼顶上有仙鹤筑巢。马缓缓地迈着步子，因为道路是用大块石板铺的，地上撒满了穿红紧身褡的妇女扔给他们的鲜花。他们听见钟鸣、骡嘶；六弦琴低吟，泉水淙淙；凉丝丝的水汽，在堆得像金字塔的水果上面飘荡；后面耸立着几座白色的雕像，脸上浮着笑容，头顶喷着清泉。一天傍晚，他们来到一座渔村，峭壁和简陋的小屋旁边，晾晒着一张张棕色渔网。他们将在这里定居。他们住的房子，是一座低矮的平顶屋，位于海边的一个港湾里，屋前有棵如盖如亭的棕榈树。他们驾着轻舟出海漫游，躺在吊床里摇来晃去。他们的生活轻松宽裕，一如他们身上的绸衫，温暖而又星光闪烁，一如温煦的夜晚他们仰望的星空。然而，她想象中的未来，虽然天空海阔，却全无奇特之处，日子一天接一天，天天美好，但也天天一个样，就像海上的波浪，在天边摇荡着，望不到尽头，柔和地、蓝莹莹地展现在阳光之下。可是，不是孩子在摇篮里咳嗽起来，就是夏尔鼾声如雷。爱玛直到黎明窗户上发白了才入睡，而此时，小朱斯丹已在广场上卸下药店的护窗板。

爱玛请来勒乐先生，对他说：“我需要一件大衣，一件宽大的、带长领披和夹里的大衣。”

“你要出门旅行吗？”勒乐问道。

“不！不过……管这么多干什么？！这事就托付给你啦，行吗？要快！”

勒乐欠欠身子。

“我还要一口箱子，”爱玛又说，“……不要太重，要轻便的。”

“好，好的，我听清了，大约九十二厘米长、五十厘米宽，眼下时兴这种尺寸的。”

“还要一个旅行袋。”

“很显然，”勒乐寻思，“这里面一定有名堂。”

“给，”包法利夫人从腰带上摘下表，说，“拿去。就用它抵账。”

商人嚷起来，说她这就不对了，大家都是熟人，难道他还信不过她？真是孩子气的做法！但包法利夫人坚持，至少要他收下表链。勒乐已经把表链放进口袋，转身要走，包法利夫人又叫住他：“这些东西全留在你铺子里。至于大衣嘛……”她现出考虑的样子，“也不要送来，只告诉我裁缝的地址，叫他预备好，我随时去取。”

他们预定下个月私奔。爱玛从永维镇出发，装作去鲁昂买东西。罗多尔夫负责订驿车座位、办护照，甚至往巴黎去信，包一辆直达马赛的驿车，到马赛再买一辆敞篷四轮马车，马不停蹄，直奔热那亚而去。她要谨慎，把行李送到勒乐店里，从那里直接搬上“燕子”。这样就谁也不会怀疑。这一切安排，独独没有考虑孩子的问题，罗多尔夫避而不谈，她自己可能也没有放在心上。

罗多尔夫表示还需要两个星期，最后做些安排。一个星期后，他又提出还要两个星期。然后，他说自己有病，随后又外出一趟。8月过去了，行期已一再推迟。他们最终决定9月4日（星期一）私奔，绝不再改日期。

终于到了最后的一个星期六。

天一黑，罗多尔夫就来了，比往常早。

“全都准备好了吗？”爱玛问道。

“准备好啦。”

他们绕花坛溜达了一圈，走到望台旁边，在围墙的石栏上坐下。

“你愁眉苦脸的。”爱玛说。

“哪里，怎么会呢？”

他现出多情的样子，古怪地看着她。

“是不是因为要离开？”爱玛又问道，“因为要抛弃你心爱的东西和你现在的生活？啊！我理解……可是我呢，在这个世界上就什么也没有吗？你是我的一切，我是你的一切。我是你的家，你的祖国。我会照顾你，永远爱你。”

“你真可爱！”罗多尔夫说着把她搂在怀里。

“真的？”爱玛嫣然一笑问道，“你爱我吗？你发誓！”

“问我爱不爱你！问我爱不爱你！我爱你爱得五体投地呀，我的心肝！”

草原深处，地平线上，现出一轮紫红的圆月，在白杨树枝叶间迅速上升；白杨树像一块带许多窟窿的帷幕，月亮在它后面时隐时现。最后它升到寥廓的天空，光华皎皎，把夜空映得澄澈透亮。这时，它放慢了脚步，朝河面抛下一个大光斑，于是满河闪耀着无数星星；这银辉宛如一条无头的蛇，遍体鳞片，熠熠生辉，在水里盘曲浮游，一直钻到河底；这银辉也像一支巨大的蜡烛，上面滴落着熔化的钻石。温馨的夜色包围着他们，枝叶丛中重影密布。爱玛眯缝着双眼，一边大声叹息，一边呼吸着舒徐的清风。两个人都不说话，深深地沉浸在各自的梦想之中。昔日的柔情，犹如一条河流，满盈盈，静悄悄，又流回他们的心里，绵绵无尽，带着山梅花香般的芳香，同时在他们的记忆中投下一个个影子，比静静地伸展在草地上的柳树影子还要巨大，还要凄迷。刺猬或黄鼠狼等夜间动物，经常出来追逐什么东西，碰得树叶沙沙响；有时，听见墙边果树上落下一个熟透的桃子。

“啊！多美的夜晚！”罗多尔夫说道。

“以后我们有的是！”爱玛接着话茬说。

随后，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是的，肯定会一路顺风……可是，我心头怎么有些惆怅？是担心未知的生活，还是因为要抛弃多年的习惯？抑或是……不，这是太幸福的缘故！瞧我感情真脆弱，不是吗？请你不要在意！”

“还来得及，好好想想吧！”罗多尔夫大声说，“你可能会后悔的。”

“我绝不会后悔！”爱玛激昂地说。

她靠罗多尔夫更近，说道：“我担心会发生什么危险吗？与你在一起，没有什么沙漠、绝壁和大洋我闯不过去。我们生活在一起，就像相互拥抱在一起，一天比一天更紧，一天比一天心连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打扰我们。没有忧虑，没有困扰，只有我俩，除去你和我，还是你和我，永远这样……说话呀，你也该有个表示嘛！”

罗多尔夫每隔一会儿说一声：“是的……对！……”爱玛伸手抚弄着他的头发，大颗的眼泪簌簌往下淌，孩子似的一迭连声地说：“罗多尔夫！罗多尔夫！……啊！罗多尔夫，亲爱的小罗多尔夫！”

时钟敲响了12点。

“半夜了！”爱玛说，“好哇，明天到啦！还有一天！”

罗多尔夫站起来准备走。他这个动作仿佛是他们私奔的信号，爱玛突然显得兴高采烈：“护照拿到了吗？”

“拿到了。”

“你没有忘记什么吧？”

“没有。”

“肯定没有？”

“肯定没有。”

“你在普罗旺斯旅店等我，对吗？时间是中午12点？”

罗多尔夫点点头。

“那么明天见！”爱玛最后亲了他一下说道。

她看着他离去。

罗多尔夫没有回头。她追上去，跑到河边的灌木丛间站住，探着身子喊道：“明天见！”

罗多尔夫已经到了河对岸，在草原上大步流星地走着。

走了几分钟，他才停住脚步，看见爱玛身穿白衣服，像个幽灵，渐渐融进夜色之中。他突然感到心跳不止，连忙扶住一棵树，以免摔倒。

“我真是个笨蛋！”他狠狠骂了自己一句，“不过也没什么，这可是个如花似玉的情妇！”

于是，爱玛的美貌，以及与她偷情的种种欢乐，又一次浮现在他心间。开始他还真动了感情，接着又对爱玛生出反感，挥了挥手大声说道：“说到底，我不能背井离乡，还弄一个孩子来负担。”

他说这些话是为了进一步坚定自己的决心。

“再说，还有种种难堪，还有开销……啊！不，不行，绝对不行！那样做太蠢啦！”

(1)　有拿破仑头像的旧时法国金币名，值二十法郎。

(2)　克拉伦斯公爵（1449—1478），英王爱德华四世之弟，因叛乱被处死刑，问他想怎样死，他要求泡在一桶马尔瓦西酒里淹死。马尔瓦西酒产于希腊马尔瓦西岛，香醇名贵。

13

罗多尔夫一进屋，就急匆匆走到写字台前坐下，面前墙上挂着一只鹿头，是猎获物的一种陈设。可是，笔一拿到手里，他却没有话好写，于是双手支着下巴，沉思起来。在他心目中，爱玛已经退到遥远的过去，仿佛他刚刚下定的决心，突然在他们之间横隔了很大的距离。

为了追忆她的一点什么东西，他从床头的五斗柜里取出一个旧兰斯饼干盒。那里面向来放着女人的信件，散发着一股潮湿的尘土味和凋谢的玫瑰味。他第一眼看到一块带灰白色点子的手绢。这块手绢是爱玛的，有一回散步时，她流鼻血用过。这件事他本来已忘得一干二净。手绢旁边有一张爱玛送的小照，四角全卷了。他觉得爱玛的打扮太过矫饰，拿眼睛瞟人的样子给人的印象也十分恶劣。他久久地端详着这张照片，回忆着爱玛本人的模样。不料爱玛的容貌在他的记忆中却越来越模糊，仿佛活人的脸和照片上的脸，相互摩擦，结果二者都给抹掉了。最后，他读爱玛的信，里面所写的，全是关于这次私奔的话，写得简单、匆忙，谈的都是有关安排方面的问题，很像事务性的便条。罗多尔夫想看过去那些长长的信。那要一直翻到盒子底下，把其他信都挪开，才能找到。他在那堆纸和东西里翻来翻去，乱糟糟地翻到几束花、一根松紧带、一副黑面具、几个别针和一些头发——头发！棕色的、金黄色的，甚至有几根挂在合页上，开盒盖的时候被扯断了。

罗多尔夫就这样在故物之中翻来翻去，欣赏着那些信里与字迹一样五花八门的字体和文笔。那些信或情意缠绵，或活泼愉快，或风趣诙谐，或忧郁伤感，有的问他要爱情，有的问他要钱。有时候，一句话能使他想起一张面孔、某些动作或某个声音的语调。有时候，他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说实话，这些女人同时跑进他的思想，相互挤来挤去，结果都变小了，都落在同一个爱情水平之下，彼此都不相上下了。于是，他胡乱抓起一把信，让它们一封封从右手里落到左手里，又一封封从左手里落到右手里，以此消遣了几分钟。最后，他感到腻了、困了，便把盒子放回五斗柜，自言自语地说道：“全是扯淡！”

这句话概括了罗多尔夫的看法。他的心已被一桩又一桩风流艳事折腾够啦，就像操场被学生们踩过来踩过去，已经寸草不生；他的心灵所经历的那些事情，甚至比孩子们还漫不经心：孩子们还可能在墙上涂画自己的姓名，它们呢，什么也没留下。

“好吧，”他对自己说，“写吧！”

他写道：

拿出勇气来，爱玛，拿出勇气来！我不忍心使你的生活变得不幸……

“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罗多尔夫想道，“我这样做是为她着想，我是诚实的。”

你的决心是否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掂量？你知道我会把你带向怎样的深渊吗？可怜的天使。不知道，是吗？你充满自信，但丧失理智，一味相信幸福、相信未来……唉！我们真是不幸，真不冷静！

写到这里，罗多尔夫停下来，寻找有说服力的借口。

“对她说我破产了怎么样？啊！不。再说，这也无济于事。过些时候还会重新开始。这样的女人难道可以理喻吗？”

他考虑了一会儿，又写道：

我不会忘记你的，请相信。我会始终如一地忠于你。不过，迟早有一天（人间的事注定会这样的），这种热情也许会减弱！我们会感到厌倦，甚至我会看到你因后悔而痛苦万分。我自己也会后悔，因为你的后悔是我造成的。这种事谁说得准呢？单单想到你的苦恼，我就心如刀绞。爱玛，忘掉我吧！为什么偏偏我认识了你？为什么偏偏你这样漂亮？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啊，上帝！不，不，怪也只能怪命运！

“对，”罗多尔夫想道，“‘命运’二字什么时候都有说服力。”

唉！假若你是我司空见惯的那类浅薄女子，我出于自私的目的，当然可以进行某种尝试，那对你而言也不成其为什么风险。可是，你这种可爱的冲动，既是你的魅力所在，也会造成你的痛苦，使你这样可敬可爱的女性，无法理解我们将来地位的虚假性。我也一样，起初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是躺在理想幸福的阴凉之中，就像躺在芒齐涅拉树(1)的阴凉之中一样，没有考虑可怕的后果。

“我放弃私奔，她也许会以为是我舍不得花钱呢……啊！管他呢！以为就以为吧，反正该一刀两断啦！”

人世是无情的，爱玛。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总摆脱不了人世。你少不了要受到好奇的盘问、诽谤、鄙视，甚或侮辱。侮辱你！啊！而我希望把你供奉在宝座上呢！我要让你的思想像护身符时时伴随我！我给你造成了许多痛苦，该受到惩罚，为此我要流放自己。我走啦。去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疯啦！永别了！愿你永远善良！请把这个失去你的可怜人记在心里吧，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孩子，让她在祈祷时念叨着它。

两点烛焰摇曳不止。罗多尔夫起身去关上窗户，坐下之后想道：看来也就是这些啦。哦！还得加上一笔，免得她再来纠缠不休。

当你读到这些伤心的话时，我已经走远了。我要尽快逃走，以免禁不住再去看你。不能软弱！我肯定会回来的，说不定将来你我会再坐到一起，非常平静地谈起我们的旧情哩。再见！

最后他还加了一个分开写的：“再——见！”自己觉得非常够味儿。

“现在怎么落款呢？”他嘀咕道，“‘全心全意忠于你的’？不好。‘你的朋友’？”

“对，就是它。”

于是他写上：

你的朋友

他把信重念一遍，觉得很好。

“可怜、娇小的女人！”他不无动情地想道，“她准会认为我是铁石心肠。应该洒几滴眼泪在信笺上才好，可是我这个人不会掉泪。这不能怪我。”于是，罗多尔夫往一个玻璃杯里倒了点水，蘸湿手指，抬在半空滴下一大滴水，落在墨迹上，形成一个淡淡的斑痕。然后，他找图章封火漆，找到的正好是“爱心相通”那一枚。

“这几个字与眼下的情况很不协调……唉！管他那么多！”

封好信，他抽了三袋烟，就睡觉了。

第二天，罗多尔夫起床后（将近下午2点钟，因为他睡晚了），叫人摘了一篮杏，把信放在底下，盖上葡萄叶子，马上吩咐犁地的雇工吉拉尔，小心地给包法利夫人送去。他平时就是用这个方法与包法利夫人通信的，随季节的变化，给她送水果或者野味。

“要是她向你问我的情况，”罗多尔夫说，“你就说我旅行去了。必须把这篮杏交到她本人手里……去吧，要当心！”

吉拉尔穿上新工装，拿帕子将杏盖住，再穿上带铁钉的木底皮面大套鞋，不紧不慢地迈着沉重的大步，向永维镇走去。

他到达包法利夫人家时，包法利夫人正和费丽丝黛在厨房桌子上整理一包衣物。

“这是我们老爷叫送来的。”吉拉尔说。

包法利夫人一惊，一面伸手在口袋里摸小钱，一面用惊惶的眼神打量吉拉尔。吉拉尔也惊愕地望着她，不明白这么一点礼物，何以让她如此激动。最后，吉拉尔退了出来。厨房里只剩下费丽丝黛。爱玛实在憋不住了，装作把杏送到厅房，跑了出来，倒翻篮子，拿掉叶子，发现了信，拆开一看，仿佛背后起了可怕的大火，惊恐万状地逃向卧室。

她瞥见夏尔在卧室里。夏尔和她说话，她一个字也没听见，继续往上跑，慌慌张张，气喘吁吁，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手里始终拿着那页可怕的纸，像一张铁皮在手指间作响。她一直跑到三楼，停在关着的阁楼门前。

这时她才意识到要镇静下来。她想起那封信，应该把它看完。可是，她不敢看。再说，去哪儿看？怎么看？人家会看见她的。

“啊！就在这里看吧，”她想道，“这里就挺好。”

爱玛推开门，进入阁楼。

屋顶是石板盖的，热气直透进来，阁楼里闷得太阳穴直跳，透不过气来。她吃力地走到天窗前面，打开窗子，阳光一拥而入，照得她睁不开眼。

从对面的屋顶上望去，田野一望无垠。楼下，广场上寂寥无人，人行道的街石闪闪烁烁，家家屋顶的风向标都静止不动；街角，有一家二层楼传来一阵阵轰隆声和尖锐刺耳的声音，那是比内先生在旋东西。

爱玛倚在天窗口，再看那信，气得直冷笑。她越是想集中注意力看信，思想就越是混乱。她眼前又浮现出罗多尔夫的身影，耳边听见他的声音，双臂搂住他，感觉到他的心跳像铁锤猛撞着她的胸脯，一下紧似一下，很不均匀。她四下里扫一眼，恨不得地面塌陷下去。为什么不了此一生呢？有谁留住她吗？她是自由的。她向前走去，望着下面的街石对自己说：“跳吧！跳吧！”

从下面笔直反射上来的阳光，明晃晃的，仿佛在把她的身体往深渊里拉。她感觉广场的地面在摇晃，沿墙根的部分在升高，阁楼的地板一端倾斜，就像一艘船纵摇的时候一样。她站在天窗边上，几乎悬在空中，四周是浩瀚无垠的空间，蓝天要融汇她，空气在她空洞洞的头脑里畅流，只要她心一横，让身体坠落下去，那就成了。可是，旋床在不停地轰鸣，就像一个愤怒的声音在喊她。

“太太！太太！”夏尔在叫她。

爱玛站住不动。

“你在哪儿？来呀！”

一想到自己差点送了命，爱玛吓得几乎晕倒。她闭上眼睛，感到有只手抓住她的衣袖，不由得浑身一哆嗦。原来是费丽丝黛。

“先生等你呢，夫人。饭菜摆好啦。”

唉！不得不下楼！不得不坐到餐桌边！

爱玛勉强吃饭，送进嘴的东西堵得她透不过气来。于是，她展开餐巾，好像要观察上面的织补之处，而且真的认真观察起来，一根一根数着上面的纱。突然，她想起刚才那封信。她把它丢了吗？到什么地方去把它找回来？可是，她感到精神上非常疲劳，根本不想编造一个借口离开餐桌。再说，她心虚，害怕夏尔。夏尔肯定什么都知道！可不是吗，你听他这句话就显得古怪：“看来，我们最近见不到罗多尔夫先生啦。”

“谁对你讲的？”爱玛心里咯噔一下，问道。

“谁对我讲的？”夏尔听出爱玛的口气有点生硬，吃了一惊，“是吉拉尔告诉我的。我刚才在法兰西咖啡店门口碰到他。据他说，罗多尔夫先生去旅行了，或者要去旅行。”

爱玛哼了一声。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过一段时间就出去寻欢作乐一阵。真的！我倒赞成他这样做。一个人有钱，又是单身汉……再说，我们的朋友可会玩哩！他是一个浪荡子弟。朗格洛瓦先生对我讲过……”

女佣进来了，夏尔很有分寸地住了口。

女佣把散落在摆设架上的杏捡进篮子。夏尔没有注意到妻子脸红了，叫女佣把杏拿过来，拣了一个，咬了一口。

“啊！好极啦！”他说，“给，尝一尝吧。”

他把篮子递过去，爱玛轻轻推开。

“闻一闻吧，这味儿多香！”他把篮子几次伸到爱玛的鼻子底下。

“我气闷得很！”爱玛霍地站起来，大声说道。

她极力撑持，将痉挛压下去，说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只不过有点烦躁。坐下来吃吧。”

她怕夏尔问长问短，照料她，不再离开。

夏尔顺从地坐下吃杏，把杏核吐在手里，然后放在盘子里。突然，一辆蓝色轻便双轮马车急速驶过广场，爱玛大叫一声，直挺挺仰面倒在地上。

罗多尔夫经过再三考虑，真的决定离家去鲁昂。然而，从拉于谢特出发，除了经过永维镇，没有别的路可走，所以不得不穿过这座村镇。刚才爱玛借着在夜色中一闪而过的灯光，认出了他。

药店老板听见医生家乱哄哄的，赶了过来。餐桌连同盘子，统统打翻了；酱油、肉、餐刀、盐瓶和油瓶，遍地狼藉。夏尔连喊救命；白尔特吓得又哭又嚷；费丽丝黛双手哆嗦，正给全身抽搐的太太解衣服纽扣。

“我去药房找点香醋来。”药店老板说道。

爱玛闻了香醋，不一会儿就睁开了眼睛。

“我就是有把握，”药店老板说，“死人闻了也会醒来。”

“说话呀，”夏尔对爱玛说，“和我们说话呀！醒醒！是我，是爱你的夏尔！你认得我吗？瞧，这是你的宝贝女儿，亲亲她呀！”

小姑娘向母亲伸出胳膊，想吊在她脖子上。可是，爱玛掉开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不……都走开。”

她又昏了过去。大家把她抬到床上。

她平躺在床上，嘴唇张开，眼睑紧闭，两手平放，一动不动，脸色煞白得像蜡人，眼睛里涌出两行泪，慢慢流到枕头上。

夏尔站在床头。药店老板站在他身边，若有所思，但保持沉默，正如在一般严肃场合一样。

“放心吧，”药店老板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包法利，“我相信最危险的关头已经过去了。”

“是的，她现在平静下来了。”夏尔望着睡着了的爱玛说道，“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瞧她又病倒了！”

奥梅这才询问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夏尔回答说，爱玛是在吃杏的时候突然晕倒的。

“真蹊跷！”药店老板说，“不过，也可能是杏引起昏厥的！有些人天生就对某些香味过敏！这一点无论从病理学还是生理学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教士们懂得香料的重要性，不管举行什么仪式都要用香料。这正是为了麻醉感官，使人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这种效果在女人身上比较容易达到，因为她们比男人更敏感。据说，有些人闻到烧鹿角或新鲜面包的气味，就会晕倒！”

“当心别吵醒她！”包法利低声说。

“这种反常现象，”药店老板继续说，“不仅人类有，动物也有。想必你也知道，有一种植物，学名叫樟脑草，俗名叫猫薄荷，具有刺激猫类发情的奇特作用。在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保证属实。布里杜（我过去的一位同事，如今住在马帕吕街）有一条狗，给它闻一下烟盒，它就会惊厥。他常常在纪尧姆林子别墅里，做试验给他的朋友们看。这样一种普普通通、让人打喷嚏的东西，居然能对一个四脚动物的机体产生这样大的破坏作用，这谁想得到呢？太奇怪啦，不是吗？”

“是的。”夏尔答道，其实并没有听。

“这说明，”药店老板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微笑道，“神经系统反常的情况数不胜数。至于你夫人嘛，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真正神经质的女人。因此，我的好朋友，我根本不想建议你用那些所谓的良药。那些药名为了治病，实则损害体质。不，别吃那些没有用的药！只要注意饮食就行了！药嘛，用点镇静剂、止痛片和糖浆就够了。除此之外，也许要开阔开阔思想，你不觉得吗？”

“开阔什么思想？怎么开阔？”包法利问道。

“啊！问题就在这里！这的确是问题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2)正如我最近在报上读到的。”

这时，爱玛醒了。她喊道：“信呢？信呢？”

大家以为她在说胡话。到了半夜，她果真开始说胡话了，因为她患了脑热病。

夏尔在爱玛身边整整守了四十三天，行医完全停止了，也不睡觉，不断地为她诊脉，敷芥子膏，贴冰水布。他派朱斯丹去新堡弄冰块，冰块在路上化了，就叫他再去。他约卡尼韦先生来会诊，又去鲁昂把他过去的老师拉里维埃尔大夫请来。他一筹莫展。最令他担心的是爱玛萎靡不振，不说话，也听不见人家说话，甚至感受不到痛苦，仿佛肉体和灵魂都摆脱了冲动，安静下来了。

将近10月中旬，爱玛可以靠着枕头在床上坐起来了。夏尔看她吃下了一片抹果酱的面包，都落泪了。爱玛体力渐渐恢复，下午可以起床几个小时了。有一天，爱玛感到好了一些，由夏尔搀扶着，尝试着去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细沙小径上铺满落叶，她穿着拖鞋，一步一步走着，靠在夏尔肩头，脸上始终浮着笑容。

他们一直走到花园深处的土台子旁边。爱玛慢慢直起腰，手举到额前，搭起凉棚，极目远眺，只看见天边山丘上有几大堆烧着的草在冒烟。

“别累着了，亲爱的。”

夏尔说着，轻轻扶着她走到花棚底下。

“坐在这条凳子上吧，你会觉得舒服的。”

“啊！不，不坐那里，不坐那里！”爱玛有气无力地说。

她又是一阵头晕。天一黑，她的病又犯了，而且病势更加捉摸不定，症状更加复杂，一会儿心脏疼，一会儿胸口疼，一会儿头疼，一会儿又全身疼，加上不时呕吐，夏尔觉得是癌症的早期症状。

这个可怜的男人，除了这些，还要为缺钱用犯愁！

(1)　产于南美洲，其果实有毒。

(2)　英语，意为：问题就在这里。

14

首先，他在奥梅先生的药店拿了那么多药，真不知如何补偿。虽说作为医生，他可以不付钱，但这个情分不了，一想起来他就未免脸红。其次，家用开销，现在由厨娘当家，所以大得惊人。账单雪片般飞来，债主们口出怨言，尤其是勒乐先生，时时跑来纠缠。实际上，在爱玛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乘人之危，为加大账目数额，匆匆忙忙将大衣、旅行袋、两个箱子（而不是一个）和其他许多东西送了过来。夏尔说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但这位商人傲慢地说，这些商品都是向他订购的，想退货他可不接受；再说，那样做会使夫人不快，影响她的康复，望先生三思。总之，他下了决心，宁可打官司，也不放弃自己的权利，接受退货。事后，夏尔吩咐费丽丝黛把东西送回去，但费丽丝黛忘了送，而他自己操心的事情太多，没再过问。勒乐先生又来讨债，威胁和诉苦的手法交替使用，逼得包法利只好签了一纸半年的借据。可是，借据刚签字，包法利脑子里就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索性向勒乐再借一千法郎。于是，他一副窘相，问勒乐有没有办法弄到这笔钱，并补充说，期限一年，利息多高都成。勒乐跑回店里，取来一千法郎，由他口授，让包法利再立一张借据，规定翌年9月1日，向债权人还清一千零七十法郎，连同已欠的一百八十法郎，总共一千二百五十法郎。利息为百分之六，外加四分之一的佣金，还有那些货物至少盈利三分之一。这样一年下来，勒乐可以白捞一百三十法郎。他指望这笔交易不会就此止步，对方到期无力偿还，向他续借。他这点可怜的本钱，放在医生家，就像住进了疗养院，大补大养，有朝一日回到他身边，将变得膘肥体胖，钱袋子都会让它撑破。

再说，他现在是万事如意：他战胜了竞争对手，负责向新堡医院供应苹果酒；纪尧曼先生答应让他购买格鲁梅尼尔泥炭厂的股份；他正考虑在阿尔昂至鲁昂之间另开一辆公共马车。他这辆车跑得更快，价格更低，行李运得更多，一定能把永维镇的生意包揽过来，使金狮客店那辆老爷车很快破产。

夏尔一次又一次寻思，背了这么多债，来年怎么还得清。他设想了种种权宜之计，例如求助于他父亲或变卖东西。可是，父亲绝不会理睬，而他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变卖。他发现自己落到如此窘迫的处境，越寻思越丧气，很快就干脆不去动这个脑筋了。他责备自己忘掉了爱玛，似乎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属于这个女人的，不时时刻刻想念她，就等于偷窃了她的一点什么东西。

这个冬天好难熬！爱玛的病好得很慢。晴朗的日子，他会让她坐在扶手椅里，把她推到临广场的那扇窗子跟前。因为现在她对花园生了反感，朝向花园那边的百叶窗总关得严严实实。她要求把马卖掉。凡是过去她喜欢的东西，现在无不令她反感。她心里似乎只想着如何照顾自己。她坐在床上吃点心，不时按铃叫女佣来，不是问药煎好没有，就是要她陪自己聊天。这段时间，菜市场天棚顶上的积雪把白光反射进她的卧室，显得冷冷清清。随后，又没完没了地下起雨来。爱玛似乎天天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盼望着那些不可避免而又与她无关的小事重复发生。其中最大的事情，就是傍晚时分“燕子”回镇。这时，女店主大声吆喝，其他声音相互应和，伊波力特到车篷顶上取行李，手提灯宛如一颗星星在暮色中闪烁。夏尔中午回来，吃了饭又出去。他走后不久，爱玛开始喝肉汤。快到5点钟，将近黄昏，孩子们放学了，把木头套鞋在便道上拖得呱嗒呱嗒响，用尺子敲打着一家又一家店铺护窗板的钩子。

每天这个时候，布尔尼贤先生都会来看望爱玛，问她身体如何，同时给她带来一些消息，和她聊一小会儿，劝她信教，轻言细语，不无风趣。爱玛只要看见他那身道袍，就精神了许多。

爱玛病危之时，有一天以为自己已到弥留关头，要求领圣体。家里人在她卧室里为这圣事做准备，把堆满药瓶的五斗柜改成祭坛，费丽丝黛在地板上撒满大丽花。这时，爱玛渐渐觉得，有一种充满活力的东西流遍她的全身，她的病痛，以及一切感觉和情感，顿时彻底消失了。她的肉体变得轻飘飘的，没有一点重量：新的生命开始了。她觉得自己正向上帝飘升，恰似一炷香被点着了，化作一道青烟，融进了对上帝的爱之中。教士往床单上挥洒圣水，从圣杯里取出白白的圣饼，送到她嘴边。爱玛伸长嘴，领取救世主的圣体，心里充满无与伦比的快乐，差点昏迷过去。松松撑起的帏帐，环绕床的四周，宛如祥云；点在五斗柜上的两支蜡烛，就像耀眼的光轮。她让头重新落在枕头上，仿佛听见天使在空中弹奏竖琴，同时隐约望见碧落当中，天父端坐于黄金宝座之上，光彩照人，威仪无比；诸神手执绿棕榈枝，侍列左右。只见上帝挥一下手，就有带火焰翅膀的天使，飞下尘世来，将她托起，带往天上。

这壮丽的景象留在她的记忆里，是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事物。所以，至今她常常尽量回味当时的感觉。那感觉依然存在，虽不再那么独特，但更加温馨隽永。她的心灵被虚荣心弄得疲惫不堪，现在终于在基督的谦卑精神中得到了休息，品尝着弱者的快乐。她注视着自己的意志在自己心灵里被摧毁，为圣恩的进入腾出一片宽阔的地方；原来的幸福，已被更崇高的极乐所取代；在一般的爱之上，存在着另一种爱，延绵不断，无尽无期，永远不断地加深！在希望的种种幻觉之中，她瞥见一个纯洁的境界，飘浮在空中，与天融为一体。她向往进入那纯洁的境界，愿意成为一位圣者。她买念珠，佩戴护身符，希望在自己卧室的床头，摆一个镶嵌祖母绿的圣体盒，每天夜里吻它一吻。

爱玛的这些心情，本堂神父知道后惊叹不已，尽管他感到，爱玛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热心过分，有可能沾染异端邪说，甚至悖逆情理。但是这方面的问题，一旦超出一定的范围，他也不甚了然。所以，他给主教大人的书商布拉尔先生写信，请他寄“一些好书，供一位聪明绝顶的女子阅读”。书商漫不经心，就像给黑奴寄五金器具一样，把时下坊间行销的善书，胡乱包一包，寄了来。其中有小本的问答手册，有用德·麦斯特(1)先生那种傲慢口气写的小册子，还有一些类似小说的书，粉红色书皮，文笔令人肉麻，作者不是充当行吟诗人的神学院学生，就是悔过自新的女作家。例如《三思而行》、曾多次荣获勋章的某某先生所著的《拜倒在玛利亚脚下的社交家》、青年读物《伏尔泰的谬误》，等等。

包法利夫人尚未完全恢复脑力，还不能专心致志干任何事情。因此，她着手看这些书，未免过于性急。她对宗教礼仪规则十分反感，也讨厌论战性的文章，因为那些文章口气傲慢，其猛烈抨击的对象又都是她不认识的人。那些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在她看来，对社会一无所知。她原本指望通过阅读这些书来验证真理，结果却不知不觉地离真理越来越远了。然而，她坚持阅读，每当一本书读完放下之时，总觉得自己沉浸在最纯洁、最正直的伤感之中，而这种感情只有高尚的心灵才可以想见。

至于对罗多尔夫的回忆，她把它埋在心灵的最底层。它待在那里，比坟墓里国王的木乃伊还要庄严肃穆。他们之间那不寻常的爱情，仿佛涂了防腐香料，散发着一股芳香，渗透一切，连她立意生活于其中的纯洁空气，也清香缭绕，平添几分柔情。现在她在哥特式跪凳上跪下，向上帝祈祷时，唧唧哝哝所说的温柔的话，正是过去通奸最热烈之时，她向情人轻言细语所倾吐的话。她祷告是为了萌生信仰，可是天上没有降下任何快乐，于是她站起来，四肢疲软酸疼，隐隐觉得上了大当。爱玛认为，自己如此追求信仰，不啻是又一功德。她为自己的虔诚自命不凡，拿自己与昔时的贵妇相比。她曾经渴慕她们的荣耀，对着拉瓦莉叶(2)的画像出神：她穿着长袍，镶金绣银的后摆拖在地上，何等庄重气派，却退隐教门，把一颗受生活伤害的心灵流出的泪水，滴滴洒在基督的脚前。

于是她大行善事，缝制衣服送给穷人，给产妇送劈柴。有一天，夏尔回到家，看见厨房里有三个无赖汉坐在桌子边喝汤。在她生病期间，丈夫把他们的小女儿送到了奶妈家，她现在又接了回来。她想教小女儿认字，不管白尔特怎么哭，也不发脾气。她拿定主意，一切忍让，一切宽容。不管谈论什么问题，她所使用的语言总充满至善至美的词句。例如她问孩子：“你肚子疼好了吗，我的小天使？”

老包法利夫人再也找不到任何可抱怨之处，除非是嫌她热心给孤儿打毛衣，而不修理自家的拖把。老太太在家里动不动吵架，早已烦透，乐得在儿子家图个清静，有时甚至待到复活节过后才走，免得回去受老包法利挖苦。老头子也不管是不是耶稣受难日，一到礼拜天就要她做香肠给他吃。

婆婆判事公正，态度严肃，使爱玛的信念更坚定了几分。她除了有婆婆陪伴，几乎每天还有别的人陪伴。其中有朗格洛瓦太太、卡龙太太、杜布洛意太太、图瓦什太太等；心慈面善的奥梅太太每天2点至5点钟准时来看她，而且对外面有关这位邻居的流言蜚语，一概不相信。奥梅家的几个孩子也常来看望爱玛，总由朱斯丹陪同。他和他们一块上楼，进到卧室；他站在门旁，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包法利夫人往往没注意到他们进来，正着手梳头，取下别住头发的梳子，把头发猛一甩。朱斯丹这可怜的孩子，头一回看见那乌黑的头发一绺绺整个儿披散开来，一直垂到膝弯，仿佛突然窥见一个崭新奇妙的世界那样光辉夺目，简直有点吓坏了。

爱玛也许没有留意他那默默的殷勤和胆怯。她绝没想到，从她的生活中消失的爱情，竟然会在自己身边，在这个穿粗布衫、为她的美貌所倾倒的少年心里跃动。再说，她现在把一切都看得那样淡漠，说话那样亲切，目光却那样高傲，态度那样变幻莫测，使人都无法区分她是自私自利还是慈悲为怀，是诱人堕落还是维护道德。例如有天晚上，女佣想请假外出，结结巴巴寻找借口，她一听大为生气，却出其不意地问道：“你真的爱他？”

不等满脸通红的费丽丝黛回答，她神情忧伤地补充说：“好吧，快去，快活你的去吧！”

开春之后，爱玛不顾夏尔的劝告，叫人把花园前前后后修整了一遍。夏尔见她终于表现出某种意志，倒也喜在心头。爱玛随着身体日渐康复，自我的意志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她首先想办法撵走了奶妈罗莱大嫂。这女人在她养病期间，经常带着两个喂奶的孩子和一个食量大得惊人的寄宿生，进到厨房里饱餐一顿。爱玛撵走了这女人之后，又摆脱了奥梅一家，接着又一个一个谢绝其他经常来访的人，甚至连教堂也去得不那么勤了。她不上教堂，药店老板非常赞成，友好地对她说：“前段时间你有点被教士迷住啦！”

布尔尼贤先生像往常一样，每天上完教理课，就来看爱玛。他喜欢待在室外，在“绿荫丛里”——他这样称呼花棚——呼吸新鲜空气。这正是夏尔回来的时候。他俩都感到热，女佣给他们拿来甜苹果酒，他们一道为太太的彻底康复干杯。

比内也在那里，在稍下面的地方即望台的墙脚下捞虾。包法利先生邀请他来喝两杯。他很会拔瓶塞子。

比内通常得意地抬眼看一下四周，一直望到天边，说道：“应当把瓶子攥紧在桌面上，纹丝不动，剪断小绳子，然后轻轻地往外拔软木塞，就像餐馆伙计开苏打水瓶子一样。”

但是，每回他表演的时候，苹果酒往往溅他们一脸。神父温厚地一笑，少不了风趣地说道：“真是酒香扑鼻啊！”

本堂神父的确是个仁厚的人。有一天，药店老板建议夏尔让太太散散心，带她去鲁昂剧院，听著名男高音拉嘉尔狄唱歌，他也没有流露出反感。奥梅见他默不作声，反倒惊诧了，问他持何意见，他回答说，他认为音乐伤风败俗没有文学严重。

药店老板为文学辩护，说戏剧就是抨击偏见的，表面上给人以娱乐，实际上是宣扬道德。

“在笑声中移风易俗嘛，布尔尼贤先生！你看伏尔泰的大部分悲剧，里面都巧妙地融会了哲学思想，成了百姓学习道德和处世之道的真正学校。”

“我嘛，”比内说，“就看过一出戏，叫作《巴黎恶少》，里面有位老将军，那性格塑造得棒极了！一位阔少爷勾引一个女工，这老将军狠狠教训了他一顿，使他后来……”

“当然，”奥梅接着说，“低劣的文学是有的，就像有坏药店一样。但是，不问青红皂白，将美学中最重要的一门艺术全盘否定，我认为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一种过时的观念，令人想起伽利略遭到监禁的那种可憎的时代。”

“我知道，”神父反驳道，“存在一些好作品和好作家。可是，净让人不分男女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加上迷幻般的气氛，浮华的陈设，一律世俗的化装，涂脂抹粉，灯光烛影，说话娇声娇气，这一切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思想纷乱，使人萌生邪念，受到淫秽的诱惑。这至少是所有神父的看法。总而言之，”说到这里，本堂神父突然换成神秘的口气，同时大拇指搓着一撮鼻烟，“教会禁止演戏，自有禁止的理由；禁令下来，我等总该服从才是。”

“为什么教会把演员都逐出教门？”药店老板说道，“这是因为过去他们公开在宗教仪式上演出一种叫作‘神秘剧’(3)的闹剧。在这些戏里，礼法往往受到嘲笑。”

神父只是哼了一声，药店老板继续说：“这就像《圣经》里一样。你知道，《圣经》里头就有挑逗的情节……真正放荡的东西……还不止一处哩！”

他见神父做了一个生气的手势，忙抢着说：“啊！你也同意这不是一本不能让女孩子看的书。所以我一定会生气，如果阿达莉……”

“可是，”神父按捺不住，嚷了起来，“劝人读《圣经》的是新教徒，不是我们！”

“谁提倡的并不重要！”奥梅说，“在如今这样的开明时代，一种非但无害，反而劝人劝世，甚至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精神娱乐方式，有人却顽固地要予以禁止，这不能不令人吃惊。你说是吗，大夫？”

“是吧。”医生懒洋洋地答道。他并不与药店老板抱同样看法，但不想得罪人，或者根本就没有看法。

谈话看来结束了，可是药店老板认为有必要最后刺一剑：“我就认识一些教士，他们常常做俗家打扮，去观看舞女扭摆哩。”

“瞧你净瞎扯！”本堂神父说道。

“啊！我认识好几个！”

紧接着，奥梅一字一顿地重复一遍：“我——认——识——好——几——个！”

“唉！他们那样做是不对的。”布尔尼贤只求息事宁人，这样说道。

“是吗？他们干的事还多着哩！”药店老板大声说。

“先生！”教士的目光咄咄逼人，把药店老板镇住了。

“我只不过是想说，”药店老板换了比较缓和的口气说道，“宽容是引导人们信教最可靠的方法。”

“说得对！说得对！”憨厚的神父以妥协的口气说着，重新坐下。

但他坐了不到两分钟就走了。他一走，奥梅就对医生说：“这就叫作舌战！你看见的，我把他打败啦，而且败得……最后呢，还是希望你信我的话，带太太去看戏吧，哪怕就是为了你这一辈子，气气这些‘黑乌鸦’(4)一回，也他妈的过瘾啊！要是店里有人替我，我就亲自陪你们去。事不宜迟！拉嘉尔狄只演出一场，英国已经出高薪聘请了他。据说，这家伙十分了得，腰缠万贯呢！他随身总带着三个姘头、一个厨子！哪个大艺术家不是挥金如土？他们需要过纸醉金迷的生活，激发激发想象力，但最终都死在救济院，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攒钱。好啦，祝你晚餐好胃口。明天见！”

去看戏这个打算很快在包法利头脑里生了根。不一会儿，他就把这打算告诉了妻子。爱玛起初不肯去，理由是累人、麻烦又花钱。但夏尔这回一反常态，坚持非去不可，因为他认为这次散心对爱玛大有好处。他看不出有什么困难能妨碍他们去。他母亲刚给他们寄来三百法郎，他本来没指望这笔钱。首先，日常债务数额不算大。勒乐先生的借据为期尚远，用不着考虑。其次，他觉得爱玛不去看戏，是出于体谅他的一番苦心，所以更坚持要去。爱玛经不起他左说右说，最后只好下决心去。第二天早上8点钟，他们就登上了“燕子”。

药店老板并没有什么事脱不开身，只是自己认为镇上需要他，离不开。看到包法利夫妇出发，他长叹一声。

“好哇，一路顺风！”他对他们说道，“你们真是幸运的一对！”

随后，他见爱玛穿着一件镶四条荷叶花边的蓝缎长袍，便对她说：“我觉得你漂亮得像个爱神！到了鲁昂，你会大出风头的！”

驿车驶到波瓦辛广场的红十字旅馆前停下。这是省城市郊常见的那种旅店，马厩大，客房小。院子中间停放着流动推销员的轻便马车，上上下下沾满泥巴，一只只母鸡钻在底下，啄食燕麦。客房虽旧，倒还舒适，阳台的木头栏杆，早被虫子蛀空，冬天夜里风一刮，嘎吱直响。店里经常住满人，吵吵闹闹，吃喝不断。餐桌被掺酒的咖啡弄得黑乎乎、黏糊糊，厚厚的窗玻璃被苍蝇叮得发黄。潮湿的餐巾净是酒渍发霉的斑点。这类客店总带有几分村野情调，临街开了个咖啡厅，靠田野那边种了片菜园子，活像一个农家雇工打扮成城里人模样。夏尔马上去买戏票。他分不清花楼和楼座、前厅和包厢，问了一遍，还是莫名其妙，票房叫他去问经理，于是他跑回客店，然后又跑到戏院，这样来回几趟，从剧场到林荫道，跑熟了半座城。

爱玛买了一顶帽子、一副手套、一束鲜花。夏尔只怕误了开场戏，连肉汤都没来得及喝，就和爱玛赶到戏院门前，一看门还没开。

(1)　德·麦斯特（1753—1821），法国政论家，主张恢复上帝、教皇和国王“三权”。

(2)　拉瓦莉叶（1644—1710），法国著名美女，曾为路易十四宠姬，生活于宫廷，后当了修女。

(3)　又叫圣史剧，欧洲中世纪三种地方戏之一。另外两种是奇迹剧和道德剧。

(4)　指穿黑道袍的教士。

15

人都靠墙站着，被栏杆分隔成对称的两排。附近街道拐角处，一张张巨幅海报上，全都用奇形怪状的字体写着：“露茜·德·拉梅穆尔……歌剧(1)……拉嘉尔狄主演。”天气晴和，大家都感到热，卷曲的头发里汗津津的，人人都掏出手绢擦通红的脑门儿。有时，从河面吹来一股热风，轻轻拂动咖啡店布凉棚的边。然而稍下面一点，风却是凉飕飕的，夹带着脂肪、皮革和油的气味。这气味是风从夏莱特街吹过来的。那条街两边尽是黑洞洞的大货栈，里面传出大木桶滚动的声音。

爱玛怕站在剧院门口让人笑话，要在进去之前去港口溜达一圈。包法利分外谨慎，手捏着两张戏票，插在裤兜里，紧贴肚皮。

爱玛一进门厅，心就怦怦乱跳。她看见许多人由另一条走廊向右边拥去，自己却踏上通往包厢的楼梯，虚荣心油然而生，脸上露出了笑容。她伸手推开宽大的、蒙幔子的门时，像小孩子一样觉得好玩。她大口吸着走廊里尘土飞扬的空气。到了包厢里一落座，她身子微微前倾，娴雅大方，俨然是一位公爵夫人。

剧场里渐渐坐满了人。有人从套子里取出望远镜，一些常来的观众彼此望见了，远远地打招呼。他们大多是生意人，天天为买卖心烦意乱，来这里向艺术寻求消遣，但仍然不忘生意经，相互议论的还是棉花、三六烧酒(2)或蓝靛。观众之中还可以看到一些老年人，安安静静，面无表情，头发和皮肤都是灰白色，脑袋就像一枚枚蒙了一层厚水汽的银质勋章，黯然无光。风度翩翩的青年人，神气活现地坐在大厅的前排，坎肩的领口露出玫瑰红或苹果绿领带，黄手套绷得紧紧的手掌，握住手杖的包金头。包法利夫人居高临下，欣赏着他们。

这时，乐池的蜡烛点亮了，天花板上垂下分枝吊灯，多面的玻璃灯罩光芒四射，突然给整个剧场增添了欢快的气氛。不一会儿，乐师们一个接一个入座。先是低音乐器呜隆呜隆，小提琴咯吱咯吱，小铜号嘀嗒嘀嗒，长笛和竖琴咿咿唔唔，乱奏乱吹了好一阵。接着，舞台上咚咚咚三声，定音鼓敲响，铜管乐齐奏，幕布徐徐升起，一片景色呈现在观众面前。

那是一座树林子里的交叉路口，左边一泓清泉，旁边有一棵如盖如亭的橡树。农夫和领主，肩上搭着苏格兰格子花呢长巾，一同唱着狩猎歌。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狩猎总管，向苍天伸出双臂，呼唤恶魔降临。少顷又来了一位总管。他们走了之后，猎人们又引吭高歌。

爱玛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在书里领略到的情景，回到了瓦尔特·司各特描写的世界里。一方面，她仿佛透过雾霭，听见苏格兰风笛声在荒原上回荡。另一方面，小说的回忆有助于她对剧情的理解，她一句一句往下听，情节非常明了。涌向脑际的种种难以捉摸的想法，立刻随着急骤的音乐旋律，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任凭自己随着音乐节奏摇荡，感到自己整个身心都为之震颤，仿佛提琴的弓弦就在她的神经上拉来拉去。舞台上的服装、布景、人物，人一走动就摇摇晃晃的树木布景画，还有丝绒帽、斗篷、宝剑，所有这些富有幻想色彩的东西，令她目不暇接，在和谐的音乐中抖动，充满了另一个世界的气氛。一个年轻女子走向前来，将一个钱包扔给一位骑士侍从。台上只剩下她一个人，这时笛子声响起，宛若山泉淙淙，小鸟啁啾。露茜一副善良的样子，开始唱《G大调卡瓦蒂那》：她悲叹爱情，希望长出翅膀。爱玛与她一样，也希望逃避人生，在拥抱中飞走。突然，埃德加·拉嘉尔狄出场了。

他脸色苍白而神采飞扬，正如热情的南方人，有着大理石雕像那种庄严的气度。他身体健壮，穿着一件棕色紧身短上衣；左边大腿上，挂着一把镂刻花纹的小匕首；一双眼睛无精打采地转来转去，露出一口白牙齿。据说，一天黄昏，他在比亚里茨海滩一边修理小艇一边唱歌，让一位波兰公主听见了。为了他，那位波兰公主倾家荡产，可是他甩掉了她，爱上别的女人。爱情方面的这种知名度，恰恰提高了他艺术上的声誉。这位擅长外交手腕的蹩脚演员，经常伺机往广告里塞进一句富有诗意的话，吹嘘他人如何有魅力，心灵如何感情丰富。一副好嗓子，一种冷静而大胆的性格，体魄强于智力，夸张多于激情，这些就是这位兼具理发匠和斗牛士气质的江湖艺人走红舞台的资本。

从第一场起，他就激起了观众的热情。他把露茜紧搂在怀里，离开她，又返回来，似乎绝望了，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大声悲恸，流露出无限柔情。他引吭高歌，喉咙里吐出的音符，充满悲泣和热吻。爱玛探着身子看他，指甲抓破了包厢的丝绒。那如怨如诉的哀歌，在大提琴的伴奏下拖得长长的，宛如呼啸的风暴中，翻船落海的人在呼救，一句句全唱到了她心里。那种种痴迷和焦虑之情，她十分熟悉：她险些在这上头枉送了性命。她觉得，那女歌唱演员的声音，是她心灵的回声，而令她陶醉的幻觉，正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如此这般爱过她。最后一个晚上，在月光下说“明天见，明天见”的时候，罗多尔夫就没有像埃德加这样热泪滚滚……喝彩声震撼了整个剧场，最后一段整个儿重唱一遍：一对情人唱着他们坟头的鲜花、誓言、流放、厄运和希望，一直唱到最终诀别。爱玛不禁尖叫一声，那叫声与煞尾的乐曲融汇在一起。

“那位领主为什么要这样虐待她？”包法利问道。

“哪里，”爱玛答道，“那是她的情人。”

“可是，他发誓要报复她的家庭，倒是刚才上来的另一个男人说：‘我爱露茜，我相信她也爱我。’而且和她父亲手挽手走了出去。那个帽子上插根公鸡毛、长相丑陋的矮子是她父亲，对不对？”

尽管爱玛做了讲解，可是听到吉尔贝向主人阿斯东介绍他的恶毒阴谋那段宣叙调二重唱时，夏尔又糊涂了，把埃德加为欺骗露茜送给她的假结婚戒指，误认为是定情信物。他承认他没看懂故事，由于音乐，许多歌词听不明白。

“有什么关系？”爱玛说，“别讲话好不好？”

“你知道，”夏尔俯向她的肩头说，“我对什么事情总喜欢搞个一清二楚。”

“别说了！闭嘴！”爱玛急了。

露茜由侍女们半搀扶着，走上前来，头上戴着一个橘树花冠，脸色比她所穿的白缎子长袍还白。爱玛回想自己结婚的日子，仿佛看见自己在麦田中间，踏着阡陌向教堂走去。为什么她当时没有像露茜这样反抗、哀求呢？相反，她当时还满心欢喜，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往深渊里跳……唉！在她还是如花似玉的青春妙龄之时，在她陷入结婚的泥坑、陷入通奸的幻灭之前，假如她把自己的终身许给了一颗伟大而坚强的心，那么道德、爱情、欢乐和义务不就可以得而兼之，她也绝不至于从幸福的顶峰跌落下来？可是现在看来，那样的幸福可能也是编排出来的谎言，是用来安慰那些欲望不能满足、陷于绝望的人的。现在她懂得了，艺术所渲染的爱情，实际上一文不值。她尽量不再往这上头想，而把眼前这令她想起往昔痛苦的表演，看成是一个为供耳目之娱，而刻意编出的荒诞故事。当从戏台一端的丝绒门帘里走出一个披黑斗篷的男人时，她甚至暗自发笑，心头萌生了轻蔑、怜悯之感。

那男人手一挥，头上的西班牙式大草帽落在地上，乐队和合唱队立刻开始六重唱。埃德加怒不可遏，嗓门儿特别洪亮，压倒了其他歌手的声音。阿斯东唱腔低沉，用恶毒的语言激他；露茜尖声哀诉；阿瑟待在一旁，用中音歌唱；牧师的男低音呜噜呜噜，像一架风琴，而侍女们齐声重复他的唱词，唱得优美动听。大家站成一排，一边唱，一边做手势，从半张开的嘴里同时倾吐出愤怒、报复、妒忌、恐怖、慈悲和惊愕。那被激怒的情人拔出宝剑挥舞着，打褶裥的颈圈随着胸部的起伏而起伏。他迈着大步，左右来回走动，软皮靴在脚踝处露出口子，镀银的马刺碰得地板铿锵作响。爱玛想，这位情郎的满腔爱情一定无穷无尽，不然怎么能如此狂热地向观众倾泻？这个角色诗一般的感染力吸引住了她，使她把嘲笑他的意念抛到了九霄云外。剧中人造成的幻觉，使她对演员本人动了心。她下意识地想象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一定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充满荣耀。假如机缘巧合，她也早该过上那种生活了，他们早就相识、早就相爱了！她早就跟他一道游历了欧洲各个王国，从一个京都到另一个京都，分担他的劳顿，共享他的荣华，捡起人们抛向他的鲜花；她亲手为他缝绣戏装；晚上，她进到包厢里，在镀金的栏杆后面坐下；聚精会神，屏息静听这颗只为她歌唱的心倾吐感情，而他在台上表演之时，也一定注视着她。她突然产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感觉：他正注视着她，真的！她真想跑过去扑进他怀里，寻求他的力量的庇护，犹如寻求爱情的化身的庇护一样，对他说、对他喊：“把我拐走吧，把我带走吧！咱们一块走！我是你的，我属于你！我的全部热情和所有梦想，统统属于你！”

幕布徐徐落下。

煤气灯的气味和人呼出的气混合在一起。扇子扇的风使空气更加闷人。爱玛想出去溜达一会儿，但过道上人挤人，她重新倒在椅子上，心跳不止，感到气闷。夏尔怕她晕倒，跑到小卖部去给她买了一杯巴旦杏仁露。

他返回座位时困难极了，每走一步，都有人碰他的胳膊肘，因为他手里端着一杯饮料。结果他把四分之三洒在一位鲁昂女子肩头上。那女子穿着短袖衣，感到有凉冰冰的液体流到腰间，孔雀似的大叫了一声，仿佛有人要杀她。她的丈夫——一位纱厂老板，对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大发脾气。当他妻子掏出手帕，擦她那件樱桃色塔夫绸袍子上的水渍时，他瓮声瓮气，嘀嘀咕咕，说那件袍子是多少多少钱买的，一定要夏尔赔偿。夏尔好不容易才回到太太身边，气喘不止地对她说：“天哪，我还以为回不来了呢！人真多！人挤人！”

他随后补充一句：“你猜我在上头遇到谁了？莱昂先生！”

“莱昂？”

“一点不错！一会儿他就来问候你哩。”

说话间，永维镇过去那位见习生走进了包厢。

他以随随便便的绅士风度伸过手来，包法利夫人大概是被一种更强有力的意志所吸引，不自觉地也把手伸了过去。自从那个春雨打着绿叶的晚上，他们站在窗口道别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碰过这只手。不过，她很快意识到在这种场合举止应该得体，便努力打破回忆造成的冷场，赶紧结结巴巴说道：“啊！你好……怎么？你也在这儿？”

“别说话了！”楼下有人叫道，因为第三幕已经开始。

“这么说，你就在鲁昂？”

“是的。”

“什么时候来的？”

“滚出去！滚出去！”

人们向他们转过头，他们才住口。

但从这刻起，爱玛再也没有心思听戏。来宾们的合唱、阿斯东与仆人之间那场戏、雄壮的D大调二重唱等，对她来讲，似乎都是在遥远的地方表演，乐器伴奏仿佛不那么响亮了，人物仿佛也离她远了。她回忆起在药店老板家打牌，去奶妈家那次漫步，在花棚底下一块看书，在火炉边促膝谈心，回忆起那整段可怜的爱情。那段爱情是那样平静、那样长久、那样谨慎又那样甜蜜，而她竟然把它忘到了脑后！莱昂为什么又回来了？是什么机缘让他又闯进她的生活？他站在她背后，肩头靠着板壁；她感觉到他鼻孔里呼出的热气扑进她的头发，不由得全身微微颤抖。

“你觉得看戏有意思吗？”莱昂问话时俯下头，离她那么近，胡子梢都碰到了她的面颊。

爱玛懒洋洋地答道：“啊！上帝，不，没什么意思。”

于是，莱昂建议到剧场外头找个地方喝冷饮去。

“啊！还没完呢，再看一会儿！”包法利说道，“瞧她披头散发啦，看样子是个悲剧结局。”

但是，发疯那场戏爱玛根本不感兴趣，女演员的表演她认为也过于夸张。

“她叫喊得太响了。”她侧转头对听得入神的夏尔说道。

“是的……也许……响了点。”夏尔答道，因为一方面老实讲他觉得戏演得蛮有意思，另一方面又想尊重太太的意见，所以说起话来未免踌躇。

莱昂叹了口气，说道：“这儿真热……”

“热得受不了，的确。”

“你感到不舒服吗？”包法利问道。

“是的，我觉得气闷。咱们走吧。”

莱昂轻轻地给爱玛披上镶花边的长披肩。他们三个人走到港口，在一家咖啡店门前的露天座坐下。闲聊起来，一开始就是谈爱玛的病。爱玛一再打断夏尔，怕这个话题莱昂听了嫌烦。莱昂告诉他们，他来鲁昂，要在一家大事务所待两年，以便在业务上受到锻炼，因为在诺曼底处理业务与在巴黎很不一样。随后，他问起白尔特、奥梅一家和勒佛朗索瓦太太。当着爱玛丈夫的面，他俩没有多少话好讲，交谈很快就冷场了。

看完戏的人打人行道上经过，不是哼曲子，就是扯开嗓门儿怪声高唱：“啊，美丽的天使，我的露茜！”于是，莱昂以音乐爱好者自居，谈起了音乐，说他听过唐布里尼、鲁比尼、佩尔西亚尼、格里西(3)等人演唱；与这些人比较起来，拉嘉尔狄实在算不了什么，尽管他名噪一时。

“不过，”夏尔正小口啜饮果汁朗姆酒，打断他道，“据说他末场戏演得很精彩。真后悔没看完就出来了，我刚开始看出点味道哩。”

“没关系，”莱昂说，“他不久还要演一场。”

但夏尔说他们明天就要回去了。

“除非你愿意一个人留下来，我的小宝贝。”他转向妻子补充一句。

这种出乎意料的机会，正中小伙子的下怀，他立刻改变策略，开始赞扬拉嘉尔狄末场戏的演技。说那真是妙不可言，技艺超群！于是，夏尔坚持要妻子留下，说：“你星期天回去。看你，拿定主意嘛。这可对你的身体大有好处，你不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这时，周围各桌的人都走光了。一位侍者悄悄地走过来站在他们旁边。夏尔明白他的意思，便掏出钱包。莱昂连忙抓住他的胳膊，抢着付了钱，甚至没有忘记额外掏出两枚白花花的银币，叮当一声扔在大理石桌面上。

“让你付钱，”包法利嗫嚅道，“我真过意不去。”

莱昂友好地挥挥手，表示无所谓，随即拿起帽子，问道：“明天6点钟，讲定了，是吗？”

夏尔再次表示他不能在外面多待了，但爱玛完全可以……

“这个嘛……”爱玛现出奇怪的微笑，吞吞吐吐地说，“我也不知道该不该……”

“好吧！你再想想，然后再说。睡一夜就有主意了。”

包法利说罢，又转向陪同他们的莱昂说：“现在你既然到了家乡，希望你经常来寒舍用用便饭，好吗？”

莱昂回答说，他少不了要相扰，再说他必须去一趟永维镇，为事务所办理一项业务。他们在圣艾尔柏朗巷口分手，这时大教堂的钟正敲响11点半。

(1)　根据司各特小说《拉梅穆尔的新娘》改编的三幕歌剧。

(2)　旧时一种八十五度的烧酒，取三份这种酒，兑三份水，即成六份普通烧酒。

(3)　这几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意大利歌剧演员。

【下卷】

1

莱昂一面学习法律，一面相当勤快地光顾茅庐舞厅，甚至在那里颇获轻佻女工们的青睐。她们觉得他气派不凡。在学校里，他是最正派的学生，头发不长不短，一个季度的生活费从不在月初就吃光，与每位老师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至于荒唐放纵之事，他从不沾边，这一半是因为胆小怕事，一半是因为精明谨慎。

他待在宿舍里看书，或者晚饭后坐在卢森堡公园的椴树下，常常《法典》掉在地上，心驰神往地想念爱玛。但是，这种感情渐渐淡漠下去，在它上面产生了种种新的欲望。不过，它还是顽强地存在，因为莱昂并没有完全死心。他觉得还存在一线模糊的希望，在未来晃动着，宛若一个金果子，挂在一棵荒诞树的枝头。

分别三载，如今与爱玛重逢，他的激情苏醒了。他想，该最后下定决心占有她了。再说，长期与一些打情骂俏的女人接触，他早就把羞怯扔到爪哇国去了。回到了外省，他更自命不凡，根本不把那些没有穿过漆皮鞋、没有走过柏油大马路的人放在眼里。要是在一位佩勋章、有马车的知名学者的客厅里，碰到一位穿金戴银的巴黎女子，他也许会像小孩子一样瑟瑟发抖。可是，在这里，在鲁昂码头边，在这个小医生的妻子面前，他感到自由自在，相信自己一定会令对方神魂颠倒。自信心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在大厅里说话和在阁楼里说话就不一样。阔家女子保持贞操，似乎靠的就是她身边的全部钞票，就像内衣里套了一件铠甲。

头天晚上与包法利夫妇分手之后，莱昂目送他们走了好远，直到看见他们在红十字客店前面停下，才转身离去，然后他通宵辗转反侧，考虑一项计划。

第二天5点钟光景，他进入客店厨房，嗓子发紧，脸色苍白，活脱脱一个胆小鬼，但却怀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

“先生不在房里。”一个听差说道。

莱昂觉得这是好兆头，便上了楼。

爱玛看见他来，并不慌乱，相反还向他表示歉意，说忘了把他们下榻的地方告诉他。

“噢！我猜到啦。”莱昂说。

“怎么猜到的？”

莱昂说他是靠本能引导，偶然走到这里来的。爱玛一笑置之。莱昂发觉说了蠢话，连忙改正，说他整个上午一家挨一家客店寻找她，找遍了全城。

“你决定留下来了吗？”他问道。

“是的。”爱玛答道，“可是我太不应该。一个人有那么多约束，就不该贪图那种不切实际的快乐……”

“啊！我想象得到……”

“咳！你想象不到，因为你不是女人。”

可是，男人也自有苦恼。他们的交谈带点哲学味道。爱玛大谈人世间感情贫乏，老死不相往来，心像被活埋了一样。

小伙子为了让对方看重自己，或者见对方忧伤，便天真烂漫地效仿她，也装出忧伤的样子，说他在校学习，时时刻刻无聊得要死。诉讼那一套东西让他憋气，其他职业倒是吸引他。他母亲次次来信，总是让他烦恼不堪。两个人都谈自己苦恼的原因，越谈越具体，越谈越推心置腹，渐渐地都有点兴奋起来。不过，彼此都还没有把心思和盘托出，有时欲言又止，尽量想找一个含蓄的句子把它表达出来。爱玛对她爱过另一个男人讳莫如深，莱昂也绝口不提他忘记了她。

他可能已不记得，他常常在舞会之后，与女工们一块儿用夜宵；她大概也忘记了，过去她大清早踏着草地，赶到情夫的庄园去幽会。城市的喧嚣几乎传不到他们耳朵里，房间显得窄小，似乎是特意要他们感到与世隔绝。爱玛穿着一件格子布室内便袍，发髻靠着旧扶手椅的靠背。黄色的糊墙纸，像一幅金色的背景，衬映在她身后。她没戴帽子的头，映在镜子里，中间发白的发缝看得很分明，两鬓头发间微露耳梢。

“啊，对不起。”她说，“我真不该！这样没完没了地诉苦，一定让你感到厌烦了！”

“哪里，根本没有！根本没有！”

“你要是知道我曾经梦想的一切……”爱玛仰望着天花板，美丽的眼睛里滚动着泪珠。

“我呢，唉！我也受尽了痛苦的折磨呀！我常常出去，到处瞎走，拖着沉重的脚步，沿河岸溜达，想让人群的嘈杂声把自己变得麻木不仁，可是那时时萦绕心里的思念硬是摆脱不掉。大街旁边有一家版画店，陈列着一幅意大利版画，画的是一位缪斯，身穿紧身袍，凝望着月亮，披散的头发上插着勿忘草。有某种力量老是吸引着我去那里，在那缪斯面前一待就是几个钟头。”

停了片刻，莱昂声音颤抖地说：“那缪斯有点像你。”

包法利夫人觉得自己嘴边漾起了微笑，连忙把头掉开，不让他看见。

“我常常给你写信，”莱昂又说，“写完又撕碎。”

爱玛不搭腔。他继续说：“我有时胡思乱想，说不定机缘巧合，你会突然来到我身边。走到街道拐角处，每每会觉得看见了你。见到一辆出租马车的门里露出一块披肩或面网与你的相像，就跟在后头穷追猛跑……”

爱玛似乎拿定主意由他说去，不插话。她双臂交叉，低头垂目，注视着拖鞋上的玫瑰花结，缎子鞋面下的脚趾不时微微动一下。

过了一会儿，她叹息了一声，说道：“最可悲的，莫过于像我这样，苦挨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你说是不是？我这样苦挨苦熬，如果对什么人有益，那么想到自己是在做出牺牲，心里还会得到点安慰！”

莱昂开始赞美贞操、责任感和默默的牺牲精神，他自己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为什么东西献身，可就是没法如愿以偿。

“我真想进济贫院当一名修女。”爱玛说道。

“唉！”莱昂接过她的话说道，“男人就没有这类神圣的使命可以承担。我看无论去什么地方，不管干什么职业，都无法……大概只有医生的职业可以……”

爱玛微微耸一下肩膀，打断他的话，说她害了一场病，差点死掉，却偏偏没死，多么遗憾！不然，现在也就不再受苦了。莱昂马上说，他渴望坟墓里的安宁，一天晚上，他甚至写了一份遗嘱，要用爱玛送给他的那条呈条绒状的压脚毯给自己裹尸。他们都希望自己曾经是他们所说的那种样子，就是说都抱着一种理想，有意按照理想描述过去那一段生活。而语言犹如一架压延机，总是使感情绵延无尽。

听到莱昂说要用她送的压脚毯裹尸，爱玛问道：“为什么呢？”

“为什么？”

莱昂迟疑了一下答道：“因为我深深爱着你！”

他庆幸自己终于跨出了困难的一步，用眼角的余光窥视爱玛脸上的表情。

就像天空中的乌云被一阵狂风驱散，爱玛蓝色的眼睛里郁结的愁思消散了，整张脸容光焕发。

莱昂等待着，爱玛终于答道：“我一直觉得是这样……”

他们每人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那段遥远生活的快乐与忧愁，于是进一步谈起许多琐细的往事，回忆起那个铁线莲棚架、爱玛经常穿的袍子、她卧室里的摆设、她的整个住宅。

“我们可怜的仙人掌长得怎么样？”

“去年冬天冻死了。”

“唉！你知道我多么惦念它们吗？它们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依然像过去那样，每天清晨，当阳光透过百叶窗映照着它们……我看见你两条裸露的胳膊在花间移动。”

“可怜的朋友！”爱玛说着把手伸给莱昂。

莱昂立刻将嘴唇贴在上面，吻过之后，长长嘘了口气，说道：“那时你对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令我神魂颠倒。例如，有一回我来到你家里，不过你也许不记得了吧？”

“怎么不记得！”爱玛说，“往下讲吧。”

“你当时在楼下厅里，正准备外出，站在最末一级楼梯上，头上戴着一顶有蓝色碎花的帽子，我没等你请，身不由己，就陪同你出门了。然而，每过一分钟，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在干傻事，可还是继续在你身边走着，没有胆量跟得你太紧，离开你又不甘心。每当你走进一家店铺，我就待在便道上，隔着玻璃窗，看你摘下手套，在柜台上数钱。后来，你按了图瓦什夫人家的门铃，有人给你开了门。你一进去，大门就沉重地关上了，而我像一个傻瓜一样待在外头。”

包法利夫人听着莱昂这些回忆，诧异自己竟这样老了：这些往事，重新提起来，似乎使她已度过的岁月增加了许多。她面前展现着一个无比广阔的感情天地，而她恰似故地重游，不时眯缝着眼睛，喃喃地说道：“对，就是这样的！……不错，就是这样的！”

他们听见波瓦辛街区各处的时钟敲响了8点。这个街区有不少寄宿学校、教堂和无人居住的大公馆。他们不再说话，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而彼此定定的眸子，仿佛释放出一种有声的物质，注入对方的头脑里，微微嗡嗡作响。他们开始手拉着手，过去、未来、回忆和梦想，交织成一种甜蜜、销魂的感觉。暮色渐深，墙上影影绰绰，浓彩闪烁，挂着四幅版画，画的是《奈斯尔之塔》(1)的四个场面，下面有西班牙文和法文说明。从上下推拉的窗户里望去，但见尖尖的屋顶之间，露出一角黑黝黝的天空。

爱玛起身点亮五斗柜上的两支蜡烛，又回来坐下。

“怎么……”莱昂欲言又止。

“怎么？”爱玛反问。

莱昂正寻思怎样继续中断的谈话，爱玛说道：“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向我表达这种感情？”

莱昂感慨地说，人越是完美无缺，就越难被他人理解。他第一次见到她就爱上了她，如果天赐良缘，让他们早些相遇，他们一定相亲相爱、永不分离，那该多么幸福！可是现在不可能啦，想起来他就痛不欲生。

“我有时也这样想过。”爱玛说。

“多么美好的梦！”莱昂喃喃自语。

他轻轻抚弄着她长长的腰带上蓝色的镶边，补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不行，我的朋友，”爱玛答道，“我太老啦，你太年轻……忘掉我吧！一定会有其他女人爱上你的，你也会爱她们。”

“绝不会像爱你一样！”莱昂叫起来。

“你真是个孩子！行啦，咱们还是理智点吧。我希望这样！”

爱玛向他说明，他们不可能相爱，还是应该像过去一样，相互间保持亲密的友好关系。

爱玛这样说是严肃认真的吗？这一点可能连她自己也讲不清楚。她完全沉浸在令人痴迷的诱惑之中，而又觉得必须抵抗这种诱惑。她用充满感情的目光注视着小伙子，而当小伙子用哆嗦的手胆怯地抚摩她时，她却轻轻地把他推开了。

“啊！对不起。”小伙子一边后退一边说。

爱玛隐隐感到害怕，小伙子这种畏畏缩缩的表现，比罗多尔夫胆大包天、张开双臂朝她走过来还要危险。在她心目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他这样动人。他的举止显得那样天真无邪而又温文尔雅，细长卷曲的睫毛总是低垂着，细皮嫩肉的面颊，因为对她怀着欲望——爱玛觉得是这样——而泛起阵阵红潮。爱玛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直想在那面颊上印满吻。于是，她探过身子面向座钟，装作看时间。

“天哪，时间不早了！我们一谈就什么都忘了。”

莱昂明白她的意思，起身找帽子。

“我甚至把看戏也忘了！可怜的包法利特意让我留下，就是让我看戏的！大桥街的罗尔莫先生还要与他太太一块儿带我进去呢。”

机会失掉了，因为明天她就得回去了。

“真的吗？”莱昂问。

“真的。”

“可是我还得见你一面，”莱昂接着说，“我有话要和你说……”

“什么话？”

“一件严肃……重要的事情。啊！不，你不要走。这样不行！要是你知道……听我说……你难道没有明白我的心思？你就真的猜不出来？”

“其实，你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爱玛说。

“啊！开玩笑！够啦，够啦！请发发慈悲，让我再见你一次吧，就一次……仅仅一次。”

“好吧……”

爱玛把话顿住，似乎改变了主意：“嗯，不能在这里。”

“你想去什么地方？”

“你愿意不愿意……”

爱玛又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才很干脆地说道：“明天11点钟在大教堂。”

“我准时到！”莱昂抓住爱玛的手叫起来，爱玛把手抽回来。

两个人站起身，莱昂正好在爱玛身后，而爱玛又低着头，他便俯身在她后颈上久久地吻了一下。

“你疯啦！啊！你真疯啦！”爱玛说道，同时发出清脆的笑声。莱昂更是连续不断地吻起来。

吻罢，他把头从她的肩头伸过来，想从她眼睛里看到赞许的目光。爱玛两眼盯着他，庄重而又冷冰冰的。

莱昂连退三步打算离开，走到门口又停下，用发抖的声音悄声说：“明天见。”

爱玛点点头表示回答，随即像只鸟般消失在隔壁房间。

晚上，爱玛给莱昂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示她不能赴约。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为了各自的幸福，他们不应该再相会。可是，信封上之后，她不知道莱昂的通讯地址，左右为难。

“我亲手交给他。”她想道，“反正他是要来的。”

第二天，莱昂敞开窗户，在阳台上哼着曲子。他亲手擦皮鞋，连抹几遍鞋油，穿了白长裤、高级短袜、绿色上衣，把所有的香水全洒在手帕上，把卷曲的头发弄散，以便显得更潇洒自然。

“还太早！”他瞥见假发店的杜鹃钟刚好9点，想道。

他拿一本旧时装杂志看了一阵，出了门，嘴里叼着雪茄，溜达完三条街，心想到时间了，便迈着轻快的步子，朝圣母院前面的广场走去。

这是夏天的一个上午，阳光灿烂。金银器具店里，琳琅满目的银器具熠熠生辉。阳光斜照在大教堂上，灰色石头的断口闪闪烁烁。蓝天上，一群鸟儿绕着小钟楼的三叶形尖顶盘旋。广场上一片喧哗，花香馥郁，四周盛开着玫瑰花、茉莉花、石竹花、水仙花和夜来香，一畦畦大小不等，其间隔着湿漉漉的草地，全是猫薄荷和繁缕。广场中间，喷水池汩汩喷着水；宽大的遮阳伞下，在摞成金字塔状的一堆堆甜瓜之间，没戴帽子的卖花女在用纸包一束束紫堇花。

小伙子买了一束。这是他头一回买花送给一个女人。他闻着花香，挺起胸脯，骄傲之感油然而生，仿佛这准备送给别人的礼物，回赠给了他自己。

然而，他怕被人看见，硬着头皮往教堂里走。

左边门口，玛利亚娜起舞的浮雕脚下，直挺挺地站着教堂的门卫，头戴羽盔，腰挎长剑，手执小木棍，比红衣主教还神气，通身上下像圣体龛一样闪光。

门卫向莱昂走过来，像教士对小孩子说话那样露出慈祥的笑容，问道：“先生大概不是本地人吧？想看看本教堂的古迹珍宝吗？”

“不。”莱昂答道。

他沿着侧道溜达了一圈，然后回到广场上张望，不见爱玛的影儿，于是又踏上台阶，一直走到唱诗台前面。

殿堂的尖形拱肋，倒映在盛得满满的圣水盘里。彩绘玻璃的反光照在大理石边上，折射得更远，把石板地面映得像色彩斑斓的地毯。外面明晃晃的阳光，通过三扇敞开的大门，在教堂的地面投下三道又宽又长的光。大殿深处，不时走过一位司库，像一般忙碌的虔诚信徒一样，经过祭坛前总要微微屈一下膝。天花板上垂下枝形吊灯，一动不动。唱诗台上点着一盏银灯。从偏殿和教堂里光线暗的部分，偶尔传出叹息般的声音，还有铁栅栏门关闭的声音，在高高的穹隆底下回响。

莱昂步履庄重，在墙根踱来踱去。他从来不曾觉得人生如此美好。再等一会儿，爱玛就来了，准是一副迷人而兴奋的模样，窥伺着身后打量她的目光，身穿镶褶的袍子，戴着金丝边单片眼镜，足蹬玲珑小靴，千媚百态，他见所未见，而且浑身上下透露出抛弃贞操的女人那种难以形容的诱惑力。教堂宛如一间巨大的绣房，庇护着她；穹顶仿佛弯下身子，听她在幽暗处倾吐爱情；彩绘玻璃窗明晃晃的，照亮她的容颜；香炉里香火旺盛，芳香四溢，青烟缭绕，她身处其中，恰似一位天使。

然而，还是不见爱玛来。莱昂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目光正好落在一面蓝色的玻璃窗上，上面画有几个背着一筐鱼的船夫。他注视着那面玻璃，数着鱼鳞和船夫们紧身短上衣的扣眼，而脑子里东想西想，寻思着爱玛。

门卫站在一旁，暗暗生这家伙的气：他居然不要向导，一个人欣赏大教堂！在门卫看来，莱昂的行为实在可恶，就好像在他身上偷走了什么东西，简直是亵渎神灵。

这时，石板地上传来丝绸的窸窣声。片刻，一顶帽子的边檐和一张黑面网映入眼帘……是她！莱昂连忙站起，向爱玛跑去。

爱玛脸色苍白，走得很快。

“看吧！”她递给莱昂一张纸，“啊，不！”

她突然缩回手，走进圣母堂，在一张椅子旁边跪下，开始祈祷。

小伙子对她这种心血来潮的过分虔诚十分生气。然而，看见她在幽会的地方，像安达卢西亚(2)的一位侯爵夫人一样埋头祷告，他又觉得她十分迷人。不过，他很快不耐烦了，因为爱玛的祷告没完没了。

爱玛祷告着，或者不如说在强制自己祷告，希望上天会突然赐予她决心。为了求得神助，她两眼盯住光闪闪的圣体龛，吸着大花盆里白香芥的芳香，伸长耳朵谛听着教堂里的寂静。可是，这寂静反而增加了她内心的纷扰。

爱玛站起来。他们正要离开，就见门卫急忙走过来，问道：“太太大概不是本地人吧？想参观一下教堂里的古迹珍宝吗？”

“哎，不参观！”莱昂答道。

“为什么不呢？”爱玛问道。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贞操岌岌可危，想从圣母、雕塑、陵墓及一切可能的东西那里寻找依托。

于是，门卫按顺序领他们参观，首先把他们引到临场的入口，抬起小木棍，指给他们看由一块块黑色石头砌成的一个大圆圈，上面既没有刻字，也没有雕图案。

“这就是昂布瓦兹那口大钟钟口的模型。那口钟重四万斤，在整个欧洲首屈一指。铸造它的工匠因为太高兴，死了。”

“往前走吧。”莱昂催促道。

那家伙又开始往前走，不一会儿回到圣母堂，双臂一伸，指着整个殿堂，带着乡绅让人看自家院子里的果树那种自豪神情，介绍道：“这块普通的石板底下，安葬着拉瓦莱纳和布里萨克的领主、普瓦图的大元帅、诺曼底的总督彼埃尔·德·布雷泽。他于1465年7月16日死于蒙特利战役。”

莱昂咬着嘴唇，在一旁直踩脚。

“右边这位老爷，身披铁甲，坐骑前蹄腾空，是大元帅的孙子路易·德·布雷泽。此公是布雷瓦尔和蒙绍维的领主、摩勒夫里耶伯爵、摩尼男爵、国王侍从、圣殿骑士团骑士，也是诺曼底总督。正如碑文上说明的，他卒于1531年7月23日（星期天）。下面雕刻的这个正要下葬的人就是他。把死亡表现得如此美妙，可以说举世无双，不是吗？”

包法利夫人举起单片眼镜细细观看。莱昂一动不动，看着她，一句话也不想再说，一个动作也不想再做。面对这两个人，一个唠唠叨叨，一个无动于衷，成心与他作对，他感到丧气。

向导没完没了地继续说：“路易旁边跪在地上哭泣的女人，是他的妻子蒂娅娜·德·普瓦蒂埃，即布雷泽伯爵夫人、瓦朗蒂诺瓦公爵夫人，生于1499年，卒于1566年。左边抱小孩这个女人，是圣母娘娘。现在请转过来看这边，这是昂布瓦兹陵墓。所安葬的两个人是鲁昂的红衣主教和大主教。那边那位是国王路易十二的一位大臣，对本大教堂行过许多善事。他在遗嘱里给穷人留下了三万金埃居。”

门卫一刻不停，一边介绍，一边把他们推到一间偏殿。里面堆了许多栏杆，他挪动几根，露出一大块石头，可能是一座雕坏了的石像。

“过去，”他长叹一声，“这座雕像竖立在狮心王查理的陵墓上。狮心王即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先生，是加尔文派教徒把它破坏成这样子的！他们居心险恶，把它埋在大主教宝座底下的地里。瞧，大主教回府邸，走的就是这道门。现在请去看檐槽那边的彩绘玻璃。”

但莱昂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币丢给他，然后挽起爱玛的胳膊就走。门卫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参观者这么早就给赏钱，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还有好多东西没看呢。所以，他叫道：“喂！先生，尖塔！尖塔！”

“谢谢啦！”莱昂答道。

“先生不看可亏了。这尖塔有四百四十尺高，比埃及的大金字塔只矮九尺，整个儿是铁铸的，而且……”

莱昂只顾逃跑，因为他觉得，两个小时以来，他的爱情眼看就要在教堂里变成石头，现在又要化成青烟顺着那尖塔跑掉了。那尖塔像一截管子，又像一个长方形鸟笼子或者一个有孔的烟囱，总之，奇形怪状，耸立在教堂上头，简直可以说是一位异想天开的铸造匠造出的一个古怪试验品。

“我们去哪儿？”包法利夫人问道。

莱昂不回答，继续快步往外走。包法利夫人在圣水缸里浸了一下手指，听见后面粗粗的喘气声，伴随着木棍顿地有节奏的响声。

“先生！”后面有人叫道。

“什么？”

莱昂回头一看，原来是门卫，抱着二十来本装订好的厚书，紧贴肚皮，以免掉下来。那些全是介绍这座大教堂的书。

“笨蛋！”莱昂骂了一句，飞跑出教堂。

一个孩子在广场上游荡。

“去叫一辆出租马车来！”

孩子像个皮球，沿着卡特旺街跑去。剩下莱昂和爱玛，面对面站着等了几分钟。两个人都有点尴尬。

“啊！莱昂……说真的……我不知道……我该不该……”

爱玛故作娇态，接着又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这样做很不合适，知道吗？”

“有什么不合适？”莱昂反驳道，“在巴黎，人人这样做！”

这句话像一个无可辩驳的论据，使爱玛决意顺从了。

但出租马车迟迟不来。莱昂真怕爱玛又跑进教堂。马车终于来了。

“你们至少要从北门出去，”门卫站在门槛上冲他们喊道，“好看看《耶稣复活》《最后的审判》《天堂》《大卫王》和《地狱里受火刑的罪人》那些画。”

“先生要去哪里？”车夫问道。

“随便去哪里都成！”莱昂说着把爱玛推进车里。

笨重的车子上路了。

它沿大桥街驶去，穿过艺术广场、拿破仑码头、新桥，在彼埃尔·高乃依的雕像前突然停住。

“朝前走！”车里一个声音喊道。

车子又启动了，过了拉·法耶特十字路口，就沿下坡路冲下去，风驰电掣，直奔车站。

“不，一直往前走！”同一个声音喊道。

马车出了栅栏门，很快就奔上沿河大道，在两排榆树之间慢悠悠地行驶。车夫抹了一把前额，把皮帽子往两腿之间一夹，把车赶到水边草地旁的平行道上。

车子沿着河边纤夫走的碎石路，在靠瓦塞尔这边走了很久，把河洲抛到了后头。

但是，它突然狂奔起来，驶过四塘、索特维尔大堤和艾尔勃夫街，在植物园前第三次停下来。

“走啊！”那声音更凶地嚷道。

马车立刻又奔跑起来，驶过圣塞韦、居朗迪耶码头、磨石码头，再次过桥，穿过校场，到了济贫院的花园后面。花园里有一些穿黑衣服的老年人，沿着常春藤覆盖的土台子，在阳光下散步。马车继续往前走，经过布夫洛伊大道和科舒瓦兹大道，穿过蒙里布德，一直驶到德维尔山脚下。

车子掉过头，漫无目的，由马拉着，信步走去。人们看见它经过圣保尔、列斯居尔、嘉尔刚山、红塘、快活林广场、马拉德里街、迪朗德利街、圣罗曼教堂、圣维维严教堂、圣马克鲁教堂、圣尼凯兹教堂，以及海关、矮老塔、三烟袋和纪念公墓等地。车夫坐在车座上，不时绝望地看一眼路边的小酒店，他不明白，什么鬼促使这两个乘客不肯停车。他好几次试图刹住车，但立刻听见后面怒气冲冲的叫喊声。于是，他只好狠心抽打两匹汗淋淋的瘦马。车子怎么颠簸，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任凭它东撞西撞。他垂头丧气，又渴又累，有苦难言，简直想哭。

车子在码头上，在货车和大木桶之间，在大街小巷，在立有路碑的拐弯处，不停地奔跑。市民见了，无不觉得奇怪。一辆马车，放下窗帘，比坟墓还密不透风，不停地到处奔跑，像海船一样颠簸，这种事在外省实属罕见。

中午时分，车子驶到了田野里。强烈的阳光直射在镀银的旧车灯上。这时，一只没戴手套的手，从黄色的小窗帘下伸出来，把一些碎纸片扔到车外。纸片随风飘荡，像一群白蝴蝶，落在远处一块红花盛开的苜蓿地里。

6点钟光景，马车终于在波瓦辛街区的一条小巷停下来，一个蒙面网的女人从车上下来，头也不回朝前走去。

(1)　大仲马1832年创作的五幕诗体悲剧。

(2)　西班牙一个历史地区名，在该国的最南端。

2

包法利夫人回到客店，不见驿车，大吃一惊。原来伊韦尔等了她五十三分钟，没等到，只好走了。

其实，她并不是非回去不可。不过，她事先讲好了今晚回家的。再说，夏尔在盼她回去。她心里已经生出一种胆怯、顺从的感觉。许多通奸的女人都是这样。这种感觉对她们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赎罪。

她急急忙忙打点行李，付了账单，在院子里雇了一辆轻便马车，一路上对车夫又是催促，又是鼓励，不断问他钟点，走了多少路程，最后总算在坎康布瓦村头赶上了“燕子”。

她在驿车角落里一坐下，就闭目养神，直到山脚下才睁开，远远看见费丽丝黛站在马掌铺前面张望。伊韦尔勒住马，女佣踮起脚尖凑到车窗口，神秘地说：“太太，你得马上去一趟奥梅先生家。有急事等你去。”

村镇像往常一样，静悄悄的。所有街道拐角处，都有一小堆一小堆玫瑰色的东西，冒着腾腾热气，正是做果酱的时节。在永维镇，所有人家都在同一天做果酱。不过，药店前面那一堆，比一般的要大得多，也更高级，引得人人啧啧赞叹。当然，一家药店做东西，应该胜过普通人家，正如公众的需要应该胜过个人的爱好。

爱玛走进药店，只见大扶手椅打翻在地，连《鲁昂灯塔报》也散落在两根捣药杵之间的地板上。她推开过道门，看见厨房中间摆了好几个褐色坛子，里面装满剥了壳的醋栗，还零乱地摆着面糖和块糖，桌子上放着秤，炉子上烧着锅。奥梅一家全在那里，个个手里拿着叉子，围裙直贴到下巴。朱斯丹低头站着，药店老板冲他嚷道：“谁叫你去杂物间拿的？”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药店老板回答，“我们正在做果酱，放在炉子上煮。但是汤汁太多，眼看就要溢出来，我让他再拿口锅来。没想到这个懒骨头，竟磨洋工似的，慢腾腾去配药室，取挂在钉子上的杂物间钥匙！”

药店老板所说的杂物间，是最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放满了各种器具和物品，都是干他这个行当所需要的。他经常独自一人，在里面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贴标签、调换容器或者包扎。这个小房间，在他眼里不是一个普通的杂物间，而是一个真正的至圣所。从那里头出来的，是他亲手配制的各色各样的药品，有药片、药丸、煎剂、清洗剂、药水，等等。正是这些药为他四处扬名。这个地方谁也不准进去，他把它奉为神圣之地，甚至亲自打扫。总之，药房是向什么人都开放的，是他炫耀自豪感的地方，而那个杂物间，则是个隐秘的地方。奥梅常常自顾自待在里头，专心致志，尽情地玩味所好。因此，他觉得朱斯丹这种冒失行为，是对他大大的不敬。他脸涨得比醋栗还红，又训斥道：“好嘛，拿杂物间的钥匙！那可是存放各种酸和烈性碱的地方！去拿存放在那里的锅！拿一个带盖的锅！连我自己可能都永远不会使用的锅！干我们这一行，做各种精细的实验，哪样东西没有专门的用途？可是，真见鬼！居然不加以区分，要把制药的器具派作家务的用场！这岂不等于拿手术刀去切鸡肉，等于法官……”

“你就稍稍息怒好不好！”奥梅太太说道。

阿达莉扯住他的大衣叫道：“爸爸！爸爸！”

“不！别管我！”药店老板又嚷道，“别打岔！真是见了活鬼！老实说，这样搞还不如去开杂货店呢！来吧，什么规矩都不要啦！砸吧！摔吧！把蚂蟥放走！把蜀葵烧掉！拿药瓶去腌黄瓜！把绷带统统剪碎！”

“你不是说有急事……”爱玛说。

“请等一等！——知道你可能惹出什么祸事了吗？左边角落第三个架子上的东西，你就没有看见？说呀，回答我，倒是开口哇！”

“我不……不知道。”小伙子结巴道。

“哼！你不知道！可我知道！你看见一个蓝色玻璃瓶，黄蜡封口，里面装着白粉末，我甚至在上面写了‘危险’两个字。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是砒霜！你竟然去碰它，把就放在它旁边的锅拿来做果酱！”

“就放在旁边？”奥梅太太双手一合叫起来，“砒霜？你岂不是要把我们大家都毒死！”

孩子们都叫喊起来，仿佛他们已经感到五脏六腑疼得不得了。

“不是毒死我们，就是毒死病人！”药店老板继续说，“你想让我吃官司？想看我上断头台？你难道不知道，干这一行我虽然早就熟门熟路，操作起来还总是小心在意？我常常因想到自己的责任而担惊受怕！因为政府迫害我们，荒唐的法律就像一把真正的‘达摩克利斯剑’(1)，悬挂在我们头上！”

爱玛再也不想问为什么叫她来。药店老板一句一喘地继续说道：“瞧吧，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我对你的恩德！你就是这样来酬谢我对你慈父般无微不至的照顾！没有我，你现在处境会如何？你有什么工作可干？谁供你吃穿，让你受教育？谁让你学到本事，使你将来能体体面面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可是，要想安身立命，就必须勤奋苦干，必须像人们常说的，手上磨出茧子才行。Fabricando fit faber, age quod agis.”(2)

奥梅怒气难消，竟说起拉丁文来了。如果他懂汉语和格陵兰语，恐怕也说出口了。他的情绪已失去控制，满腔恶气，不吐不快，就像大海遇到风暴，不仅岸边的海草被刮得露了出来，就连海底的沙子也被搅得翻了上来。

他接着说：“我真有点后悔不该照管你啦！当初还不如让你在贫困中受煎熬，不如让你留在你出生的卑贱环境中呢！那样，你一辈子就只配去放牛放羊！你没有半点搞科学的天赋，贴贴标签还勉强凑合。现在你生活在我家里，像一位老爷、一只肥公鸡一样悠然自得！”

这时，爱玛转向奥梅太太说道：“你们叫我来……”

“啊，我的上帝！”好心的奥梅太太神色悲伤地打断她道，“怎么对你说好呢？……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奥梅太太话没说完，药店老板就吼道：“把它倒空！刷洗干净！送回去！快！”

他抓住朱斯丹短工装的衣领摇晃着。突然，从朱斯丹衣兜里掉出一本书来。

小伙子弯腰去捡，但奥梅动作更快，一把抓起来一看，不禁目瞪口呆。

“夫妻……之爱，”他慢吞吞念道，在两个词之间顿了顿，“啊！很好！好极了！干得漂亮啊！还有插图呢……哼！这太不像话啦！”

奥梅太太凑拢来看，他说：“不！别碰！”

孩子们想看看插图，他厉声喝道：“出去！”

孩子们都出去了。

奥梅迈着大步，踱来踱去，手里攥着那本翻开的书，眼珠子骨碌碌乱转，气鼓鼓的，简直透不过气来，像中了风一样。然后，他径直向自己的学徒走过去，双臂交叉，往他面前一站：“你这个小坏蛋，原来样样恶习你都沾上啦！当心！你已经到了堕落的边缘！你就没有想过，这本淫秽的书可能落到我的孩子们手里，在他们头脑里种下祸根，玷污阿达莉的纯洁，引导拿破仑走上邪路！拿破仑已经长得像个大人了。至少，你敢肯定他们没有看过吗？你能向我担保吗？”

“哎，先生，”爱玛插话说，“你究竟有没有话对我讲？”

“是有话对你讲，夫人……你公公去世了！”

是的，老包法利于前天晚上去世了，是刚吃完晚饭突然中风而卒的。夏尔考虑到爱玛感情脆弱，出于谨慎，请奥梅先生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婉转地告诉她。

奥梅先生经过反复琢磨，准备把话讲得既委婉又文雅，甚至连抑扬顿挫的节奏都想好了，那可以说是一篇既周密又灵活、既细腻又巧妙的杰作。可是盛怒之下，他把那些讲究全忘到脑后去了。

爱玛也不问详细情况，就离开了药店，因为奥梅先生又在斥责朱斯丹了。不过，他的火气也渐渐消了，现在只是一边用希腊小帽扇着风，一边以严父的口气嘟囔道：“我也不是全盘否定这本书！作者是一位医生。书里有些方面是合乎科学的。作为一个男人，了解并没有害处，甚至可以说应该了解。但是，要再过几年，再过几年！至少要等到你长大成人，等你的性格成型的时候。”

夏尔一直在等爱玛回来，听见敲门，连忙伸开双臂迎上去，含着眼泪说道：“啊！亲爱的……”

他慢慢俯身去吻她。但爱玛一接触他的嘴唇，立刻想起另一个男人的嘴唇，便以手掩面，哆哆嗦嗦地对丈夫说：“是啊，我知道啦，我知道啦……”

夏尔拿出母亲的信给她看。信里叙述了父亲去世的情形，没有半句故作悲痛的话。母亲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她的老伴去世前没能领受临终圣事，因为他是与几位旧军官，在都德维尔一家馆子里举行爱国聚餐出来，走到门口倒在街上死去的。

爱玛把信交回夏尔。不久开晚饭了，她出于人之常情的考虑，装作不想吃。但夏尔一再劝她吃，她便不顾那许多，吃了起来。夏尔坐在她对面，默默无语，神志萎靡。

他不时抬起头，以充满悲伤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她，有一次叹息一声说：“我真想再见他一次！”

爱玛不吭声，但最终明白不说话不行，便问道：“你父亲多大年纪了？”

“才五十八岁！”

“啊！”

仅此而已。

过了一刻钟，夏尔又说：“我可怜的母亲呢，如今她怎么办？”

爱玛摊摊手，表示她不知道。

夏尔见她如此沉默，以为她很难过，便克制住自己，什么也不对她讲，唯恐她动了感情，又要痛苦不堪。相反，他抛开自己的痛苦，问道：“你昨天玩得痛快吗？”

“痛快。”

桌布撤掉后，夏尔仍坐着不动，爱玛也坐着不动。她打量着他，渐渐地，这种单调的情景赶走了她心头的怜悯。在她看来，夏尔是那样寒酸、软弱、无能，总之，十足的一个可怜虫。怎样摆脱他呢？晚饭后这段时间怎么这样长！空气中仿佛有一种鸦片烟雾似的东西，令她神志昏昏。

门厅里传来木棍碰地板的声音，咚咚咚十分清脆，是伊波力特给太太送行李来了。他那条假腿在地上画了四分之一个圆圈，才好不容易把行李放下来。

“那事儿他再也不放在心上啦！”爱玛望着这个可怜的人想道。伊波力特浓密的红头发汗淋淋的。

包法利在钱包里摸出一个铜板。伊波力特站在他面前，就像一个活见证，在谴责他无可救药的无能，而他呢，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仅仅这个人出现在面前，对他就是多么大的耻辱！

“瞧！你带回来一束好漂亮的花！”夏尔注意到壁炉上莱昂送的紫堇花，说道。

“是的，”爱玛冷冷地答道，“这是我今天下午向……向一个女乞丐买的。”

夏尔拿起那束紫堇花，贴近哭红的眼睛，感受那清爽的气息，同时尽情地闻着那香味。爱玛连忙从他手里拿过来，插在一个盛满水的玻璃杯里。

第二天，老包法利夫人来了。母子相见，大哭一场。爱玛借口有事要吩咐用人，走开了。

第三天，也该一块儿商量一下丧事了。婆媳俩带了针线盒，与夏尔一道来到水边的花棚底下坐下。

夏尔思念着父亲。他原本以为自己对父亲的感情是很淡薄的，没想到竟爱得这样深，不免暗暗吃惊。老包法利夫人思念着丈夫。过去最不称心的日子，如今也值得留恋了。夫妻俩这么多年朝夕相处，本能的怀念之情，把其他一切一笔勾销了。手里的针不停地缝着，不时有一大颗眼泪，顺着鼻梁往下滚，滚一段停一会儿，悬挂在那里。爱玛想的，却是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前，她与莱昂待在一起，远离人世，陶醉在快乐之中，两双眼睛相互注视，怎么也看不够。她竭力回忆那逝去的一天最细微的情形。可是，有婆婆和丈夫在场，她不能不有所顾忌。她真希望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完全沉浸在爱情之中，不受任何干扰，因为外界的种种感觉，会淹没她对爱情的回味。

爱玛在拆一件袍子的夹里，身边线头布片掉了一地。老包法利夫人埋头做活儿，手里的剪刀咔嚓作响。夏尔脚上趿着一双布条编的拖鞋，身上穿着一件当作室内便袍的棕色旧大衣，两手插在口袋里，坐在那里沉默无语。在他们旁边，白尔特系着一条小白围裙，用小铲子铲着小径上的沙子。

突然，他们看见布商勒乐打栅栏门进来了。

他主动登门，是想看看，鉴于眼前不幸的情况，他能效什么劳。爱玛回答说，她觉得不要他效劳也过得去。商人并不认输。

“实在对不起，”他说，“我希望私下谈谈。”

接着他放低声音说：“是关于那件事情……知道吗？”

夏尔的脸唰地一直红到了耳根。

“哦！是的……当然。”

他尴尬地转向妻子：“亲爱的……你能不能……”

爱玛似乎理解，因为她站了起来。夏尔又转向母亲说道：“没有什么，不过是家庭琐事。”

他不想让母亲知道借据的事，怕她训斥。

勒乐先生见没旁人在场了，便不再拐弯抹角。他祝贺爱玛继承了一笔遗产，又随便扯些无关的事情，什么墙边的果木呀，收成呀，还有他自己的身体，算是“马马虎虎”“不好不坏”，说外面传说他如何如何，其实他豁出老命干，也是连抹面包的黄油都吃不起。

爱玛由他说去。这两天来，日子真是要多腻人有多腻人。

“你现在完全康复了吧？”勒乐继续说，“说实在的，前一段我看你丈夫真是够受的。他是个好人，虽然我们之间有过一些麻烦。”

爱玛问什么麻烦，因为关于上次买东西的争执，夏尔没有告诉她。

“这事儿你是很清楚的嘛！”勒乐说，“还不是你一时高兴，订购了那两个旅行箱的事。”

他把帽子拉到眼睛上，双手抄在背后，笑嘻嘻地吹着口哨，面对面打量着爱玛，让人简直不堪忍受。他是不是产生了什么怀疑？爱玛心虚，战战兢兢的。过了好一会儿，勒乐又说：“我们言归于好啦，我这次来，就是和他商量进一步的安排。”

勒乐所谓进一步的安排，就是延长包法利所立借据的期限。当然，延长不延长，由包法利先生自行决定，他也不必为此多费脑筋，特别是眼下，他有一大堆麻烦事要处理。

“甚至，他最好把这事交给别人处理，譬如说交给你。你有了代理权，就方便了，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做点小生意……”

爱玛不明白他的意思，勒乐也不解释。接着，他又谈起自己的生意，说太太一定得买他点什么东西才好。他打算给她送来一块十二米长的巴勒吉纱罗，正好做一件袍子。

“你身上这件在家穿穿还不错。出门就非得另做一件不可。这我一到府上，头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这眼力没的说。”

那块纱罗勒乐不是派人送来，而是亲自送上门，不久又来量尺寸，没过几天，又找别的借口来，每次来，都尽量显得亲切、殷勤，或者像奥梅先生所说的，装作俯首听命的样子，每次都悄悄给爱玛出主意，叫她把代理权弄到手。他闭口不提借据，爱玛也没想到那上头。在她刚开始康复的时候，夏尔是向她提过几句的，但她内心纷扰不断，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再说，她尽量避免引起利害方面的争吵。包法利老太太对此颇感意外，认为她脾气变好了是因为在生病期间接受了宗教感情。

可是，老太太一走，爱玛立刻显示出很有主见、讲求实际的头脑，令夏尔赞叹不已。应该了解情况，核实抵押手续，看看有什么可以拍卖或者需要清理的。她一开口就是技术名词，经常提到“程序”“将来”“预见性”这些大字眼，不断夸大继承的困难。直到有一天，她拿出一份全权委托书样稿给夏尔看，上面载明“全权委托经营、管理一切事务，处理一切债务，签署并保存一切票据，偿付一切款项”，等等。她把勒乐教的那一套全用上了。

夏尔天真地问她这委托书是哪儿来的。

“从纪尧曼先生那里拿来的。”

爱玛回答之后，又非常冷静地补充说：“对他我不大信得过。公证人的名声都坏透了！也许还得请教……我们只认识……唉！谁也不认识！”

“除非莱昂……”夏尔考虑片刻答道。

可是，写信很难讲清楚。于是，爱玛自告奋勇去走一趟。夏尔不愿让她受那份辛苦。她坚持要去。两个人争相表示体贴。

最后，爱玛以半任性半撒娇的口气说：“不，我求你啦，我一定要去。”

“你真好！”夏尔说着在她额头印了一个吻。

第二天，爱玛搭了“燕子”，去鲁昂请教莱昂先生，在那里待了三天。

(1)　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大狄奥尼西奥斯的朝臣，经常为僭主歌功颂德，盛赞僭主洪福齐天，僭主便安排盛宴，邀他入座，而在他头顶上用细线悬挂一把出鞘的宝剑，以此表示大权在握的人往往朝不保夕。

(2)　拉丁文，意为：实干出巧匠，一心莫二用。

3

这是充实、甜蜜、瑰丽的三天，堪称真正的蜜月。

他们下榻在港口边的布洛涅旅馆，双双待在房间里，门窗紧闭，地板上撒满鲜花，从早晨就有人送冰镇果子露来。

薄暮时分，他们乘了一条带篷的游艇，去一座小岛上用晚餐。

游艇从船坞旁边经过，听得见捻缝工用木槌敲打船体的响声。树木之间，飘荡着柏油燃烧的浓烟。河里可见一片片油渍，大小不等，在水面上荡漾，经绛紫色的落日一映照，恰似漂着一块块佛罗伦萨的青铜片。

他们从停泊的船只之间穿行而过，一条条斜斜的长缆索，轻轻摩擦游艇的上部。

城市的喧嚣——大车的辚辚声，人的嘈杂声，以及许多船只甲板上的狗吠声——于不知不觉之间，被远远抛到后面去了。爱玛摘下帽子。他们登上了小岛。

他们在一家小酒店低矮的餐厅中间坐下。小酒店门口挂着黑乎乎的渔网。他们吃油炸胡瓜鱼、奶油和樱桃。他们在草地上睡觉，避开其他人到白杨树下亲吻。他们真想像两个鲁滨孙那样，永远生活在这个小岛上。他们沉浸在幸福之中，觉得这小岛是人世间最美丽的地方。他们不是头一回看见绿树、蓝天、草地，不是头一回听见流水潺潺、听见微风在树叶间絮语，但是他们大概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欣赏这一切，仿佛大自然从前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只有在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大自然才开始变得美好的。

夜里返回时，游艇沿着小岛航行。他俩待在船里，默默地躲在暗影之中。方桨在铁桨架中嘎吱嘎吱响，像在寂静中打着拍子；同时，船艉的舵不停地轻轻拍打着水浪。

有一阵，夜空露出了月亮。他们觉得月亮带着忧郁的色彩，充满了诗意，少不得搜索一些词句，来形容一番，爱玛甚至哼起了小调：“可记得，有天晚上我们摇着小船……”

悦耳、轻柔的歌声飘散在水面上。莱昂听见风带着颤音从耳边掠过，仿佛鸟儿在身旁轻拍翅膀。

爱玛坐在对面，靠着小艇的板壁，月光从一扇敞开的小窗里照进来。黑色的袍子，下摆展开呈扇形，使她显得更加苗条修长。她仰着头，双手合拢，两眼凝望着夜空。有时，柳树的阴影完全掩住了她；过了一会儿，她宛如一个幻影，突然又出现在皎皎月光之中。

莱昂在她旁边席地而坐，手触到一根丽春红缎带。

船家看了又看，最后说：“哦！这也许是前一天我载的那群人丢下的。那天来的是一帮说说笑笑的人，男的女的都有，带着点心、香槟、短号等五花八门的东西。其中有一位个儿高高的美男子，留着小胡子，特别能逗乐子。他们一上来就说：‘喂，给我们讲点什么吧，罗多尔夫……罗多尔夫……’似乎叫的是这个名字。”

爱玛哆嗦了一下。

“你感到不舒服吗？”莱昂靠近她问道。

“嗯！没什么。大概是夜晚太凉。”

“看样子，那位先生得到不少女人的喜欢。”老船家低声补充一句。他觉得应该说那个陌生男子一句恭维话。

说完，他往手心里吐口唾沫，又划起桨来。

然而，该分别啦！离别是凄凉的。莱昂要写信，就寄给罗莱大嫂转交。爱玛嘱咐又嘱咐，一定要在信封外面再套一个信封。为了爱情，她竟变得如此心思缜密，莱昂大为赞赏。

“那么，你肯定一切都没问题了？”在最后一吻时爱玛问道。

“是的，没问题！”

“可是，”在独自往回走时，莱昂一路上寻思，“她为什么那样关心代理权这个问题呢？”

4

莱昂很快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起来，不仅与他们疏远了，而且工作也马虎了事。

他天天盼爱玛的信，信到手就一看再看。他也给爱玛写信，靠欲望和回忆的全部力量唤起她的形象。他渴望再见到爱玛，这种渴望并没因彼此分离而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一个星期六上午，他溜出了事务所。

他站在山顶上举目眺望，山谷里教堂的钟楼和白铁皮做的风信旗历历在目。他像一位百万富翁荣归故里，心头的高兴，掺杂着自鸣得意的虚荣心和自私的感慨。

他跑到爱玛的住宅附近徘徊。厨房里闪烁着火光。他贴在窗帘后面窥伺爱玛的身影，但什么也没看见。

勒佛朗索瓦太太一见到他，就惊叫起来，说他“高了，瘦了”，阿特米丝则不这样看，觉得他“更结实了，晒黑了”。

他在小间用晚饭，依然像过去一样，只不过仅他一个人，没有税务员做伴了，因为比内等“燕子”等得不耐烦，终于把吃饭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现在他5点整用晚餐，还常常抱怨“破车子迟到了”。

莱昂还是下了决心，去敲医生家的门。包法利夫人正在卧室里，要过一刻钟才下楼。包法利先生又见到他，显得很高兴。但是，这天晚上他一直待在家，第二天一整天也没有要出门的意思。

直到夜里很晚了，莱昂才在花园后面的小巷里与爱玛单独见面——在小巷里见面，就像与过去那位幽会一样！——正赶上雷雨，两个人撑着一把雨伞，借着一闪一闪的电光谈心。

分别变得不堪忍受。

“还不如死了呢！”爱玛说。

她扑在他怀里又哭又扭。

“再见……再见……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两个人转回去，再次拥抱在一起。就在这时，爱玛答应，不管通过什么手段，一定要找到一个长远的解决办法，使他们能够自由见面，至少每周一次。爱玛十分有把握，而且满怀希望。她就要有钱了。

她为卧室添置了两块宽格子黄色窗帘。勒乐早就鼓动她买，说这种窗帘如何便宜。她还渴望买一条地毯，勒乐就说：“这又不是比登天还难的事！”礼貌有加地答应负责为她买一块。爱玛再也离不了勒乐的服务。她一天之中叫人去找勒乐二十次，勒乐都会撂下手里的活儿立即赶来，绝无半句怨言。还有罗莱大嫂，每天在她家吃中午饭，甚至私下来看望她。究竟是为什么，大家都莫名其妙。

大约在这段时间，即初冬，爱玛似乎对音乐产生了强烈兴趣。

一天晚上，夏尔听她弹琴。同一首曲子，她连弹了四次，越弹越恼火。夏尔根本没有听出每次有什么不同，却叫道：“弹得好！好极了！……你不应该停下！弹下去！”

“不！糟透了！我的手指一点也不灵活啦。”

第二天，他求她再弹点什么给他听。

“好吧，就满足你的兴致。”

夏尔承认她有点荒疏了。她弹走了调，指法混乱，弹了一会儿，干脆停了下来。

“唉！完啦！我得找人教教才成，可是……”

她咬咬嘴唇，补充说：“二十法郎一次，太贵啦！”

“对，的确……贵了点……”夏尔傻呵呵地笑了笑说，“不过，我觉得也许不需要花那么多，因为有些没有名气的艺术家，实际比那些名家还高明。”

“那你就去打听一下吧。”爱玛说。

第二天，夏尔回到家，狡黠地打量她一阵，最后还是憋不住了，说出了这样几句话：“你有时也真是太相信自己！我今天去了巴佛舍尔。好家伙！列嘉尔太太告诉我，她三个在慈济修道院的闺女也请人教琴，每次才五十苏，而且是一位有名的女教师！”

爱玛耸耸肩，从此连琴盖也不再开。

但是，每次从琴边走过时（如果夏尔在那里），她总是叹口气说：“啊！我可怜的钢琴！”

有人来看望她时，她少不了要对人家说，她放弃了音乐，现在想捡起来，但由于一些重要原因却做不到。大家听了，都同情她。的确遗憾！她本来是很有才气的！有些人，尤其是药店老板，甚至向包法利提这件事，弄得包法利直感到汗颜。

“你这可就不对了！”药店老板劝说他道，“不应该让天赋的才能荒废。再说，你考虑一下看，我的好朋友，让太太去学琴，将来孩子的音乐教育费用，不就可以省下来了？我觉得，孩子应该由母亲亲自教育才好。这是卢梭的观点，现在可能还有点新潮，但最终会取得胜利的，我坚信这一点。这就像母亲喂奶和种牛痘一样。”

于是，夏尔又一次谈起学钢琴的问题。爱玛没好气地说，不如把琴卖掉算了。这架可怜的钢琴，曾经满足过她的虚荣心。现在眼看着把它卖掉，包法利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就好像爱玛把自己的一部分处死了似的！

“你真想学……”包法利说道，“隔一段时间去学那么一次，按说也不至于破费太大吧。”

“可是，要学就得经常学才有用。”爱玛答道。

她就这样想方设法得到丈夫的允许，每个星期进一趟城去看她的情人。一个月下来，居然有人觉得她弹琴进步不小呢。

5

又到星期四了，爱玛从床上爬起来，悄悄地穿衣服，生怕惊醒夏尔，又嘀嘀咕咕，说她没有必要赶这么早出门。穿戴停当，她踱了一会儿步，然后伫立窗前，望着广场。曙光在菜市场的柱子之间游动，药店还关着窗板，它那招牌上的大写字母，在灰白的晨光中已隐约可辨。

挂钟走到了7点一刻，爱玛来到金狮客店。阿特米丝打着哈欠给她开门，又为她把埋在灰里的火炭扒拉出来。爱玛独自一人坐在厨房里，不时到门外看一眼。伊韦尔一边慢条斯理地套着车，一边听勒佛朗索瓦太太交代事情。勒佛朗索瓦太太从窗户里伸出戴棉帽子的头，嘱咐他买这买那，还没完没了地解释。换了别人，都会被她搅糊涂。

伊韦尔吃完早饭，披上粗毛料斗篷，点上烟斗，抓起鞭子，这才终于不慌不忙地在座位上坐下。

“燕子”小跑着上路了，开头四分之三法里，不时停下来，搭载站在路旁院落栅栏门前等候的乘客。前一天约好的人，姗姗来迟，让车子等着，有的甚至还在床上没爬起来呢。伊韦尔连叫带喊，还骂骂咧咧的，然后从车座上爬下来，跑去把人家的门擂得山响，连气窗也震裂了，冷风立即灌进去。

渐渐地，四条长凳都坐满了。车子加快了速度，两旁的苹果树一闪而过。道路在两条积满黄泥水的沟之间向前延伸，显得越来越窄，一直伸到天边。

这条路从头至尾爱玛非常熟悉。她知道，过了一片牧场，就有一根木桩，然后有一棵榆树，再往前走是一座谷仓，或一间养路工的窝棚。有时，她甚至故意闭上眼睛，希望在睁开眼时，能看到点意外的东西。但即使闭上眼睛，她心里也很清楚前面还有多少路程。

最后，眼前出现了砖房，车轮碾过路面，响声更清脆了。“燕子”轻捷地行驶着。两边全是花园，打栅栏门望过去，可以看见一座座雕像、一个个葡萄棚、一棵棵修剪过的紫杉，还有一架秋千。而后眨眼间，城市便展现在面前了。

城市笼罩在雾中，放眼望去，像一座圆形剧场，渐渐低下去，直到过了桥，才杂乱无章地向四面扩展。城市那边的原野，又渐渐高起来，单调平板，远处一直连接着灰白而不分明的天的基部。居高临下，骋目全景，静止得煞似一幅风景画。泊港的船只，全挤在一个角落里。河流绕过葱绿的山，形成一个弧形的河湾。几个椭圆形的沙洲，像几条黑色的大鱼，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面上。工厂的烟囱冒出大团褐色的烟，随风飘散。铸造厂传来轰隆轰隆的响声，而耸立雾中的教堂，传来清脆的钟声。林荫路两旁落了叶的树木，像一丛丛紫色的荆棘，夹杂在房屋中间。雨水未干的屋顶，闪闪发光，但依地势高低不同，光彩强弱不一。有时，一阵风来，把云团刮向圣卡特琳山，宛如空气凝成了波涛，无声地扑向一座悬崖。

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仿佛释放出了某种物质，令爱玛头晕目眩。她的心也因此大为膨胀，想象着那里的十二万颗心脏，都在激情地跳动。她甚至感到了它们热烈的气息哩！她的爱情随着空间不断扩大，充满喧嚣，汹涌澎湃。她让爱情倾泻出来，倾泻在广场上，倾泻在散步的场地，倾泻在街道上。在她眼里，这座诺曼底古城，不啻是一座巨大无比的京城，一座她正要进入的巴比伦。她一边用双手扶住车窗，探头向外观看，一边吸着微风吹拂的清爽空气。三匹马奔驰着，泥里的石子咔嚓作响，驿车东摇西晃地颠簸。伊韦尔老远就喊路上的小货车闪开。这时，在纪尧姆林子里过夜的有钱人，坐着家庭小马车，正优哉游哉地从山上下来。

车子在城门前停了停。爱玛脱掉木头套鞋，换了一双手套，整理了一下披肩，等“燕子”再往前走了二十来步远，才从里头下来。

城市刚醒来。店铺的伙计们戴着希腊式帽子，正在擦店面；一些妇女挎着篮子，在街道拐角处，不时响亮地吆喝一声。爱玛贴着墙根走，眼睛看着地上，黑面网之下，一张脸浮着愉快的微笑。

她害怕被别人看见，一般不走最近的路，而是钻进阴暗的小巷子。到达国家街下面的喷泉边时，她已是汗流浃背。这里是戏园子、咖啡馆和妓院集中的街区。经常有一辆大车从她身边经过，上面载着一幅颤悠悠的布景。一些系围裙的伙计，往绿树墙之间的石板甬道上撒沙子。空气中有苦艾酒、雪茄和牡蛎的气味。

她转过一条街，远远看见一个男人，帽子底下露出鬈发。她认出那就是莱昂。

莱昂在便道上继续朝前走。她跟在他后面，一直走进旅馆，随他上楼，开门，进到房里……多么热烈的拥抱！

拥抱过后，是滔滔不绝的话语。两个人相互倾诉一周来的愁烦、预感和盼信的焦急心情。不过，现在一切都抛到了脑后，他们面对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开心地笑着，甜蜜蜜地相互呼唤着。

床是张桃花心木大床，形状像条船。红色利凡丁绸帐幔，从天花板垂下来，在敞开的床头，低低地拖到地面。爱玛羞答答的，两条赤裸的胳膊缩拢在胸前，脸藏在手心里，棕色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经红帐幔一映衬，那妩媚之态，无与伦比。

暖融融的房间，柔软无声的地毯，清雅浪漫的陈设，柔和恬适的光线，一切都仿佛专为如胶似漆的春情而设。阳光照进房间，箭状帐杆、紫铜帐钩和柴架的大圆头，立刻闪闪发光。壁炉台上，烛台之间有两个玫瑰色的大海螺，拿起来贴近耳朵，似乎听得见海涛声。

这个房间，虽然装饰略旧而不再那么光彩夺目，但充满了欢乐，令他们多么眷恋！每次来到这里，他们总发现房里的摆设原样未动，有时还发现她上星期四遗忘在钟座底下的发夹。他们就着火炉，在一张镂花的红木小几上用餐。爱玛切着肉，一面放进莱昂的盘子里，一面故作多情，撒娇邀宠。当香槟酒沫子溢出玲珑的玻璃杯，溅到她的戒指上时，她就发出朗朗放荡的笑声。他们灵肉相与，如痴如醉，以为这里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他们要在这里一直生活到老死，就像一对年轻的终身伴侣。他们开口就说“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地毯”“我们的安乐椅”，爱玛甚至说“我的拖鞋”——那是莱昂为满足她一时的兴致而送的礼物，用粉红色缎子做成，以天鹅绒毛镶边。她坐在莱昂的膝头，两腿够不着地面，悬在半空，那双小巧玲珑的拖鞋，没有后跟，就只靠一双赤足的足趾挂住。

莱昂有生以来头一回品味女性难以形容的千娇百媚。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优雅的语言，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考究的服饰和睡鸽般的姿态。他崇慕她心灵的热烈，也欣赏她裙子的花边。再说，爱玛不正是一位“交际花”、一位有夫之妇，总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情妇吗？

爱玛性情变化无定，时而高深莫测，时而笑逐颜开，时而喋喋不休，时而沉默寡言，时而热烈奔放，时而倦怠疏懒，这激起莱昂无穷的欲望，唤醒他种种本能和悠远的回忆。她是所有小说里描写的情人，是所有戏文里出现的女主人公，是所有诗集里难以捉摸的“她”。看见爱玛的肩膀，莱昂就想起《浴女》(1)琥珀色的肌肤。爱玛还有着封建城堡主夫人细长的腰身，又像“巴塞罗那面色苍白的女人”(2)，但她首先是天使！

往往，他看着她，就觉得自己的灵魂向她飘忽而去，像水波在她的头部环流，然后被一种力量吸引，流向她雪白的胸脯。

他在她面前席地而坐，胳膊肘支着膝盖，仰起脸，笑眯眯地端详她。

她呢，俯身向着他，如痴如醉，呼吸急促，喃喃说道：“啊，别动！别说话！就这样看着我吧。你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放射出来，暖洋洋的，让我浑身舒服极啦！”

她叫他“宝贝”。

“宝贝，你爱我吗？”

她简直来不及听到他的回答，因为他的嘴唇很快凑上来，紧贴在她嘴上。

座钟上有一个丘比特的小铜像，满面娇媚，胳膊弯曲，托着一个镀金花环。他们常常取笑他那副模样。可是，临到分别之时，一切对他们来说就变得严肃起来了。

两个人面对面，一动不动地站着，一次又一次地说：“下星期四见！下星期四见……”

突然，爱玛双手捧住莱昂的头，在前额上匆匆印一个吻，喊道：“再见！”就奔下楼梯去了。

她去戏园子街，进一家发廊吹理头发。这时已是薄暮时分，发廊里点亮了煤气灯。

她听见戏园子里摇铃，召唤演员准备开演，接着，就见对面一个个面孔白花花的男子和穿旧戏装的女子，从后台门进入。

小小的理发厅天花板很低，假发套和生发油之间又有一个炉子，冒着腾腾热气，所以十分闷热。铁吹风机散发出一股气味，加上理发师油腻腻的手在她头上摸来摸去，不一会儿，她就感到头昏脑涨，身上披着理发布，都有点昏昏欲睡了。理发师往往一边给她做头发，一边问她要不要化装舞会入场券。

她终于出了发廊，穿过一条条街道，来到红十字架，上车之后，把上午藏在凳子底下的木头套鞋拖出来穿上，在急于赶回家的乘客之间坐下。有些乘客过了岭就下车了，车上只剩下她一个人。

每到拐弯处，回首望去，城里的灯光越来越多，宛如一片巨大、明亮的雾气，飘浮在黑压压的房屋之上。爱玛跪在坐垫上，茫然地望着那明光耀眼的景象。她啜泣起来，呼唤着莱昂，随风给他送去情意绵绵的话和一个个吻。

山坡上常常有一个可怜的叫花子，拄着一根棍子，在驿车之间乱窜，肩上披着破衣烂衫，一顶旧狸皮帽，穿了顶，脸盆似的扣在头上，把脸都遮住了。当他把帽子摘掉时，只见他眼皮的部位张开两个血糊糊的窟窿，肉烂成一片片，红红的，里面流出脓水，流到鼻子上结成绿疥；黑洞洞的鼻孔，痉挛似的吸着气。要说话时，他先把头往后一仰，露出一脸傻笑，于是淡蓝色的眼珠子不停地滚动，向两边太阳穴翻，撞击着流血的伤口内沿。

他跟在驿车后面，一边跑一边唱小调：“朗朗晴天哟暖洋洋，小妞儿相思心痒痒。”

接下去歌唱鸟儿、阳光和绿叶。

有时，他光着头，冷不防出现在爱玛背后，吓得她惊叫一声，慌忙躲闪。伊韦尔就和他开玩笑，建议他去圣罗曼庙会摆摊子，或笑嘻嘻问他的心上人好不好。

往往车子在行进间，他的帽子突然从窗子里飞进车厢，而他用另一只手牢牢抓住踏板，被车轮子溅得满身泥也全然不顾。起初他轻声地哼哼，像婴儿啼哭一般，接着尖号起来。这拖得长长的声音，在暮色中传播开去，像什么人在悲泣，哭诉自己无名的哀伤。这声音透过马铃的叮当声，透过树木的絮语声和空驿车的隆隆声，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种什么力量，搅得爱玛心里很不平静。它像一股旋风刮进深渊，潜入她的心灵深处，把她带进无穷无尽的悒郁之中。这时，伊韦尔觉得车子一侧增加了重量，挥起鞭子向瞎子抽去。鞭梢正好抽中他的伤口，他哀号一声，滚进了泥泞之中。

最后，“燕子”的乘客都睡着了，有些人张着嘴，有些人低着头，靠在邻座的肩头，或者伸出胳膊挽住皮带，随着车子的颠簸，有节奏地摇来晃去。风雨灯在马屁股上方晃动，灯光透过咖啡色的棉布窗帘，照进车厢，在所有无声无息的乘客脸上，投下血一般殷红的光影。爱玛沉浸在忧郁之中，浑身上下直打寒战，感到脚越来越冷，而心像死了一般。

夏尔在家里等她。星期四，“燕子”总是迟迟不归。太太终于回来！但她只是勉强亲女儿一下。晚饭还没做好，有什么关系！她原谅了厨娘。那丫头现在似乎自由自在得很了。

夏尔常常发现爱玛脸色苍白，问她是不是病了。

“没病。”她答道。

“可是，”夏尔又说，“你今晚显得很不正常。”

“唉！哪里！没什么！”

有几天，她甚至一进屋就到楼上卧室去了。朱斯丹碰巧正在她家，走路一点声息也没有，小心在意地服侍她，比一个能干的女仆还周到。他在她床头放一盒火柴、一个蜡烛盘和一本书，还为她摆好睡衣，掀开被窝。

“好啦，”爱玛说，“干得挺好，去吧！”

因为朱斯丹站着不动，垂着双手，瞪着双眼，仿佛突然陷入了千头万绪的沉思之中。

第二天是可怕的一天，随后几天更加难熬，因为爱玛急于重温她的幸福，简直按捺不住。本来就炽烈的欲火，加上经历过的情形时时浮现在眼前，更加火上浇油，到第七天在莱昂的爱抚下，就毫无节制地爆发了。莱昂的热情，则以对她的赞赏和感激的形式表现出来。爱玛默默地、忘情地品味着这爱情，使出种种招数，尽量表现得温柔，同时担心以后会失去它。

她常常用忧郁而甜甜的声音对他说：“哼！你呀，肯定会抛弃我！你会结婚，就像其他人一样。”

莱昂问道：“其他什么人？”

“男人呗。”爱玛回答。

随即，她故作心灰意懒地推他一把，补上一句：“你们全是没心没肺的家伙！”

有一天，他们平静地闲谈人世间的种种失意，爱玛不知是想试探一下莱昂是否嫉妒，还是因为禁不住想倾吐内心的强烈感情，说她在爱莱昂之前，曾经爱过一个男人。“一个与你不一样的人！”她连忙补充一句，并且以她女儿的性命发誓，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莱昂相信她，但又问那男人是“干什么的”。

“他是一位船长，亲爱的。”

这回答不是可以打消对方试图查问的任何念头，同时又提高她自己的身价吗？因为照她所说，那男人多半勇武好斗，向来受人敬重，却经不住她的魅力的诱惑，拜倒在她的脚下。

莱昂听了，不免觉得自己地位卑下，对肩章、勋章和官衔之类东西垂涎三尺。爱玛一定喜欢所有这些东西，这从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爱玛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还没有讲出来呢。譬如，她希望有一辆蓝色的双轮轻便马车，每次乘坐它来鲁昂，前面由一匹英国马拉着，赶车的小伙子穿着翻口高筒皮靴。这种异想天开的向往，是朱斯丹勾起的。朱斯丹曾央求她收他当跟班。没有这样一辆马车，倒还不至于减弱她每次赶去与情人幽会的欢乐，但的确给她在返回的路上增添了惆怅。

他们还常常一块儿谈论巴黎，谈到最后，爱玛总是喃喃说道：“啊！要是我们能住在那里，该多好！”

“现在我们难道不幸福吗？”莱昂抚弄着她的头发，温柔地问道。

“对，我们现在就很幸福。”爱玛答道，“瞧我真是疯了。亲亲我吧！”

爱玛在丈夫面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可爱。她为丈夫做阿月浑子仁奶酪，晚餐后常常弹奏华尔兹舞曲给他听。夏尔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爱玛也生活得无忧无虑。可是一天晚上，夏尔突然问道：“给你上课的是不是朗卜乐小姐？”

“是她。”

“可是，今天下午我在列嘉尔太太家见到她，”夏尔又说，“我对她谈起你，她却说不认识你。”

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但爱玛装得泰然自若地答道：“噢！莫不是她忘了我的名字吧？”

“不过，”医生说，“也可能鲁昂有好几位教钢琴的朗卜乐小姐吧？”

“有可能。”

爱玛说罢又连忙补充道：“可是，我有她的收据，你来看。”

她走到书桌跟前，翻遍所有抽屉，把里面的纸弄得乱七八糟，最后把自己也搞糊涂了。夏尔劝她不要费这么大劲，去找几张无关紧要的收据。

“嗯！我会找到的。”爱玛说。

果不其然，第二个星期五，夏尔在存放他的衣服的小黑屋子里穿皮鞋，突然感到一只靴子的皮和袜子之间有一张纸，取出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兹收到三个月教琴费及杂费共六十五法郎整。

音乐教师费莉西·朗卜乐

“真见鬼，怎么跑到我靴子里来了？”

“可能是从板子边上那个放账单的旧纸盒里掉下来的。”爱玛说道。

从此以后，爱玛的生活就充满了谎言。这些谎言像面纱一样，包藏住她的爱情。

说谎于她而言已成为一种需要、一种癖好、一种乐趣，以至于如果她说昨天她从某条街的右边经过，那么你必须理解成她是从左边经过的。

一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动了身，衣服穿得相当单薄，可是突然下起雪来了。夏尔到窗口看天气，瞥见布尔尼贤先生搭了图瓦什先生的轻便马车去鲁昂，便拿了一条厚披肩跑下楼，拜托教士一到红十字旅店就交给他太太。布尔尼贤一到那家旅店，就问永维镇医生的妻子在什么地方。女店家回答说，她很少光顾这家旅店。黄昏时分，本堂神父在驿车“燕子”里才遇到包法利夫人，对她谈起没找到她时的为难情形，但似乎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马上赞扬起一位布道者来了，说那位布道者在大教堂讲道讲得如何精彩，引得阔太太们都赶去听。

虽然本堂神父没有追问什么，但难免其他人将来不多管闲事。因此，爱玛觉得，以后每次都应该在红十字旅店前面下车，并且一直上楼去。这样，镇上那些好心人看见，就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然而有一天，爱玛挽着莱昂的胳膊，从布洛涅旅店出来，正好碰到勒乐先生。爱玛吓坏了，以为勒乐会到处乱说。其实，勒乐才没有那样蠢。

三天之后，他进到爱玛的卧室，将房门一关，说：“我等钱用。”

爱玛说她无钱可付。勒乐唉声叹气，提起他给过她的种种好处。

的确，夏尔签字的两张借据，到目前为止，爱玛只付过一张。至于第二张，勒乐答应她的请求，换成了两张，甚至这两张也已谈妥续借，付款期限定得很长。勒乐说到这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未付款的购货单，其中包括窗帘、地毯、沙发套布、好几件袍子，以及各种化妆品，价值达两千法郎左右。

爱玛低下头。勒乐接着说：“你没有现钱，可是有产业呀。”

他指的是位于巴纳维尔离奥马尔不远的一所破房子。那所房子带来的收入甚微，过去属于老包法利卖掉的一个小农庄。勒乐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包括土地的面积、邻居的姓名，全都一清二楚。

“我要是你，”他说，“就把它卖掉，除了还债，还可以剩点余钱用用哩！”

爱玛说很难找到买主，勒乐表示买主倒不难找到。爱玛又问，她怎样才能做主出售。

“你不是有代理权吗？”勒乐答道。

这句话有如吹来一阵清风，爱玛说道：“把账单给我留下。”

“啊！这倒没有必要。”勒乐说。

第二个星期他又来了，自我表功，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一个叫朗格洛瓦的买主。此人早就盯上了那所房产，不过没有透露愿出多大价钱。

“价钱高低都成！”爱玛急忙说。

不过，也不能急，得等一等，先去探探那家伙的口风。这事儿值得走一趟。既然爱玛不能去，勒乐愿意代劳，去当面与朗格洛瓦交涉。回来之后，他说买主愿出四千法郎。

听到这个消息，爱玛喜笑颜开。

“说实话，”勒乐说，“这价钱够高的了。”

爱玛立即拿到价款的一半，就要偿付旧账，商人说：“说句良心话，看到你一下子花掉这样一大笔钱，我心里真不好受。”

于是，爱玛打量一眼那些钞票，心想有这两千法郎在手，可以进行无数次幽会，不由得吞吞吐吐地说道：“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唉！”勒乐露出老好人的样子，笑着说道，“在账单上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嘛。夫妻间这点事我还不知道？”

他两眼盯着爱玛，手指间夹着两张长长的单子，轻轻地搓来搓去。最后，他打开皮夹子，取出四张记名本票，每张票面一千法郎，摊开在桌子上，说道：“你在这上面签个字，钱就可以全留下啦。”

爱玛觉得这样做太过分，叫了起来。勒乐肆无忌惮地说：“我把余额全部交给你，还不是成全你吗？”

他说着拿起笔，在账单底下写道：“兹收到包法利夫人四千法郎。”

“再过六个月，你就可以拿到房款的余额，而最后一张期票，我等你收到钱之后才要你付清，这样你还发什么愁呢？”

这笔账爱玛有点摸不着头脑，她只觉得耳边叮当作响，仿佛金币撑破了钱袋子，在她身边满地乱滚呢。最后，勒乐解释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万萨尔，在鲁昂开银行，可以贴现这四张记名本票。他拿到钱之后，扣除实际欠款，把余额亲自给太太送过来。

但是，他送来的不是二千法郎，而是一千八百法郎，因为他的朋友万萨尔（理所当然地）扣除了佣金和贴现手续费二百法郎。

接着，他漫不经心地要爱玛开张收条。

“你知道……做生意嘛，有时候……写上日期，请费心写上日期。”

爱玛面前豁然开朗，种种幻想可以实现了。她做事还相当谨慎，拿出一千埃居放在一边，按期付清了头三张期票。但事不凑巧，第四张是在星期四送到家里来的，夏尔惶惶不安，但只有耐着性子，等妻子回来问她是怎么回事。

这张期票的事，爱玛之所以没告诉丈夫，是为了使他免除家庭琐事的烦恼。她坐在丈夫膝头上，又是抚摩，又是甜言蜜语，同时一件件列举赊来的但非买不可的东西。

“总之，你想必也看得出来，这笔钱买了这么多东西，实在不算太贵。”

夏尔无计可施，像以往一样，立刻跑去找勒乐求助。勒乐保证使事情平息下去，只要先生肯另签两张期票就成。其中一张七百法郎，三个月付清。夏尔为了付清这笔钱，给母亲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母亲没有回信，而是亲自赶了过来。爱玛问能否从母亲手里抠出点钱来。

“可以，”夏尔答道，“不过她要求看账单。”

第二天天刚亮，爱玛就跑到勒乐家，央求他给她另开一张不超过一千法郎的账单，因为如果把那张四千法郎的拿出来给她婆婆看，就要讲出她已经付了四分之三，因而势必承认变卖房产的事。那笔交易是商人撮合的，事实上直到后来才为大家所知道。

尽管每样东西的价格都很低，包法利老太太还是觉得这笔开销太过分。

“难道地毯就非要不可吗？为什么又要换沙发套？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只有一张沙发，还是让老年人坐的，至少在我娘家是这样。我妈妈可是个贤妻良母，告诉你吧。不见得人人都有钱，再有钱也经不起乱花！我要是像你们这样光知道享受，就会感到脸红！其实我老了，真正需要享点清福啦……啊！瞧，瞧！又是梳妆打扮，又是摆阔！怎么！买两法郎一公尺的绸子做夹里！其实贾加纳薄纱就挺好，才十苏，甚至八苏一公尺。”

爱玛仰靠在椭圆形双人沙发上，尽量不动声色地答道：“唉！够啦，夫人，够啦！”

但包法利老太太继续唠叨，断言他们总有一天要进救济院！说到底，这都是包法利的过错。幸好他答应取消那份委托代理书。

“怎么？”

“啊！他向我保证过的。”老太太说道。

爱玛推开窗户，把夏尔叫来。可怜的夏尔只好承认他妈逼他所做的保证。

爱玛跑了出去，很快又跑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厚纸，傲气十足地递给老太太。

“谢谢你。”老太太说。

她顺手把委托书扔进了火里。

爱玛尖声大笑不止：她的神经症又发作了。

“啊！我的天！”夏尔急得直叫，“唉！你也不对，一来就和她吵……”

他母亲耸耸肩说：“这一切全是装模作样。”

但夏尔头一次对母亲表示反抗，为妻子辩护，气得老包法利夫人站起来就要走。第二天，老太太真的走了。走到门口，夏尔想挽留她，她答道：“不，我不在这里！你爱她，胜过爱我。我不怨你，这是正常的。其他嘛，活该，你就等着瞧吧！……当心身体，我最近不会再来啦，省得你说我一来就和她吵。”

尽管如此，夏尔一回到爱玛面前，还是感到非常内疚。爱玛认为他不信任她，毫不掩饰对他的怨恨。经过他再三恳求，爱玛才答应重新接受委托。夏尔甚至陪她去纪尧曼先生的事务所，另立一份相同的委托书。

“这我理解，”公证人说，“一个搞科学的男人，不能让生活琐事缠住。”

这句奉承话使夏尔感到宽慰，以一种令人羡慕的外表掩盖了他的怯懦，似乎他是专门操劳高级事情的。

第二个星期四，爱玛与莱昂一起待在旅店的房间里，放纵到了极点，又是笑，又是哭，又是唱，又是跳，一会儿要果汁、冰糕，一会儿抽香烟。但在莱昂眼里，她虽然太放肆，却可爱而又迷人。

莱昂摸不透是一种什么逆反心理，促使爱玛越来越追求人生的享受。她变得易怒、嘴馋、纵欲。她和他在街上散步时，总高昂着头，说她再也不怕名誉受什么影响。然而有时候，她蓦然想到可能遇到罗多尔夫，便情不自禁地瑟瑟发抖，因为，尽管他们永远分开了，但她觉得自己还没有彻底摆脱他的影响。

一天晚上，爱玛没有返回永维镇。夏尔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小白尔特没有妈妈不肯睡觉，嗓子都哭哑了。朱斯丹沿路找，心想兴许能碰上。连奥梅先生也因为这件事离开了药店。

最后，等到11点钟，夏尔再也受不了啦，便套上轻便马车，跳上去，挥鞭猛抽拉车的马，将近凌晨2点钟，赶到了红十字旅店。人没找到。他想莱昂可能见到过爱玛，可是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幸好，夏尔记起了莱昂老板的地址，便匆忙赶去。

天开始发亮，他依稀看见一家门上有盾形标识，便上前敲门。里面的人没来开门，只是大声回答了他的问话，同时臭骂深更半夜打扰人家睡觉的家伙。

莱昂的住所既没有门铃，也没有敲门锤，更没有看门人。夏尔举起拳头拼命敲窗板。这时走过来一个巡警，夏尔胆怯，便走开了。

“我真糊涂，”他自言自语说道，“大概是洛尔莫先生家留她吃晚饭了。”

可是，洛尔莫一家已不住在鲁昂。

“她大概留下照顾杜布洛意太太了。嗯！杜布洛意太太死了十几个月啦！……她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本门牌号码簿，很快找到了朗卜乐小姐的名字：她住在勒内尔皮货商街七十四号。

他刚走进那条街，爱玛就出现在街的另一头。他简直不是拥抱，而是扑到她身上，同时喊道：“昨天谁留住你了？”

“我病了。”

“什么病？……住在哪儿？……怎么病的？”

“住在朗卜乐小姐家。”

“我就晓得你住在她家，我正要去呢。”

“啊！不必去啦，”爱玛说，“她刚才出去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你就放心吧。你知道，我回家稍微晚一点，你就急成这样，我就不敢自由行动啦。”

爱玛这样说，目的是使自己可以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幽会。她充分利用这一点，高兴怎样就怎样，想见莱昂，就随便找个借口，跑到鲁昂去。有一天，莱昂没想到她会来，没有等她，她便跑到他的事务所去找他。

开头几次，两个人非常愉快。但不久，莱昂不得不讲出实情：他的老板对这类打扰很不高兴。

“噢，算啦！走吧。”爱玛说道。

于是，莱昂从事务所溜了出来。

爱玛要他穿黑衣服，下巴上留一撮尖尖的胡子，看起来像路易十三。她想看莱昂的住处，看了之后觉得太简陋。莱昂脸都红了，她却没觉察到，还劝他买她家那种窗帘。莱昂不想花那笔钱。

“啊！啊！你就舍不得花几个小钱！”爱玛笑着说道。

每一次，莱昂都必须向她汇报上次幽会以来他的所作所为。爱玛要他写诗，为她写诗，一首专门写给她的“情诗”。但莱昂写来写去，第二行怎么也押不上韵，最后只好在一本纪念册里抄了一首十四行诗给她。

莱昂这样做，倒不完全是出于虚荣，更主要是为了讨爱玛的欢心。爱玛的想法，他绝不持异议；爱玛的兴趣爱好，他通通接受。与其说爱玛是他的情妇，倒不如说他是爱玛的情夫。爱玛的话令他热血沸腾，爱玛的吻令他神魂颠倒。她这套引诱人的本事出神入化，叫你难以觉察，也不知是从哪儿学来的。

(1)　法国画家安格尔（1780—1867）的名画。

(2)　指西班牙画家牟利罗（1617—1682）《喂奶妇》一画。

6

莱昂来永维镇看望爱玛，常常在药店老板家吃晚饭，出于礼尚往来的考虑，觉得必须回请药店老板才对。

“太好了！”奥梅先生回答，“再说，我也该活动活动才行，老闷在家，身上的零件都要生锈啦。我们去看戏、下馆子，好好乐他一乐！”

“唉！老头子！”奥梅太太生怕他出什么危险，在旁边低声嘟囔。

“唉什么？长年待在这药店永不消散的气味之中，你不觉得我的身体已经被糟蹋得够呛了吗？啊，瞧吧，女人都是这个样子：你搞科学吧，她们怕你不把心思放在她们身上；你想消遣消遣，哪怕是最正当的消遣，她们也反对。别听她那一套，我说到做到。最近我说不定哪天就会去鲁昂，咱们一块儿大把花钱去！”

这种话，药店老板从前是绝不会说的，但是现在，他开始学巴黎派头，爱开开玩笑，认为这才最有风度。所以，他与邻居包法利夫人一样，经常怀着好奇的心情，向莱昂打听京城风俗，还常常在市民面前卖弄，言谈中带上几句巴黎土话，什么“一爿小店”呀，“百货商场”呀，“好帅”呀，“贼尖”呀，“布列达路”呀，等等，还有不说“我去了”，而说“我颠儿了”。

一个星期四，在金狮客店厨房里，爱玛意外地遇到了奥梅先生，只见他一身出门的装束。就是说，穿了一件从没见他穿过的旧大衣，一只手拎个旅行箱，另一只手拎着药房的脚炉。他打算去鲁昂一事，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担心公众知道他不在家，会惶惶不安。

想到就要重游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他大概非常兴奋，一路上话特别多，而后一到鲁昂，就慌忙跳下车，东张西望找莱昂。不管莱昂怎样推辞，他拽上他就往诺曼底大咖啡馆走，大摇大摆，帽子也不摘，认为在公共场合脱掉帽子，会被人家看成是乡巴佬。

爱玛等莱昂等了三刻钟，最后跑到他的事务所，还是不见人影，于是在心里瞎猜测，怨他无情，又怪自己软弱，额头贴着玻璃窗，闷闷不乐过了一个下午。

已是下午2点钟，奥梅和莱昂还面对面坐在桌子前。大厅里的人渐渐走光了。炉子的烟囱，外形像棵棕榈树，在洁白的天花板上，弯成一个圆圆的弯头。离他们不远的玻璃窗外面，有一个大理石水池，中间有一股小小的喷泉，在阳光下闪烁；在四周的水萍菜和芦笋之间，有三只显得很不灵活的龙虾，一直游到几只侧卧着挤在一堆的鹌鹑旁边。

奥梅兴致勃勃，虽然使他微醉的，与其说是美酒佳肴，不如说是店里的豪华气派，但波马酒喝得他的确有点兴奋，让他话多起来了。当端上朗姆酒煎鸡蛋时，他就女人发表了一通悖逆道德规范的见解。最能让他倾心的是高雅。他所崇尚的，是陈设讲究的居室，配上典雅的穿着打扮。至于肉体方面的兴趣，他不讨厌娇小的美人儿。

莱昂不时绝望地看一眼挂钟。药店老板还在不停地喝，不停地吃，不停地说话。

“你生活在鲁昂想必很寂寞吧？”他突然问道，“不过，你的心上人离你不算远。”

看到对方脸红了，他紧逼着又说：“哎，何必遮遮掩掩！你难道否认在永维镇……”

莱昂张口结舌。

“在包法利夫人家，你是不是在追……”

“追谁？”

“那个女佣呗！”

奥梅先生并不是取笑。但是莱昂呢，虚荣心压倒了一切谨慎，情不自禁地否认他追求的是女佣，并且说他只爱棕色头发的女人。

“你这是对的，”药店老板说，“这种女人性欲更旺盛。”

接着，他附到朋友耳朵边，告诉他从哪些特征可以看出一个女人性欲旺盛，他甚至扯到不同种族的女人：德意志女人轻佻，法兰西女人放荡，意大利女人热烈。

“那么黑种女人呢？”莱昂问道。

“那只有艺术家才有兴趣。”奥梅答道，“伙计！来两小杯咖啡！”

“咱们走吧？”莱昂再也忍不住了，终于说道。

“好的！”

但是，临走之前，奥梅还要与咖啡店老板见见面，夸奖他几句。

于是，莱昂说他有事，企图溜掉。

“哎，我同你一起走！”奥梅说。

他陪着莱昂，在街上一边走，一边谈论他的妻子、孩子、他们的未来，以及他的药店，介绍这家药店过去如何萧条，他如何使它变到现在这种兴旺发达的地步。

走到布洛涅旅馆前面，莱昂突然离开了奥梅先生，跑上楼，发现他的情妇正在生闷气。

一听到药店老板的名字，爱玛就火了。然而，莱昂列举了充分的理由，说明并非他的过错。难道爱玛不了解奥梅先生吗？难道她相信他更愿意与奥梅先生待在一起？但是，爱玛还是转过身不理他。莱昂拉住她，往地上一跪，搂住她的腰，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既充满淫欲，又充满恳求。

爱玛站着不动，一对燃烧着怒火的大眼睛审视着他，神情严肃，似乎有点吓人。渐渐地，眼睛被泪水模糊了，红红的眼皮低垂了，她把双手伸给莱昂。莱昂抓住那两只手正要送到嘴边，门口出现一个茶房，说“先生有人求见”。

“你还回来吗？”爱玛问道。

“回来。”

“什么时候？”

“马上回来。”

“你来了个金蝉脱壳。”药店老板一见到莱昂就说道，“我这趟来看你，你似乎不欢迎，我都想中途回去啦。走，到柏里都家喝杯佳旅思去！”

莱昂指天发誓，说他公务在身，非回事务所不可。于是，药店老板就嘲笑法律公文和诉讼程序，说道：“真见鬼！就不能把居雅斯(1)和巴托利(2)丢开一会儿？谁阻拦你啦？拿出点男子汉气概来！去柏里都家吧，你会看到他的狗，可有意思哩！”

莱昂还是不肯去，奥梅便说：“那么，我陪你去事务所。我一边等你，一边看报纸，或者拿本《法典》翻翻。”

爱玛的生气，奥梅先生的唠叨，或许还有中午饭吃得过饱，把莱昂已经搞得头昏脑涨，奥梅先生这样一说，更使他没有了主意。而药店老板像故意诱惑他似的，一个劲地重复道：“去柏里都家吧，才两步路，就在马尔帕吕街。”

由于怯懦、愚蠢，也由于往往促使我们去干最不愿意干的事情那种难以名状的心情，莱昂终于不由自主地跟着奥梅去了柏里都家。柏里都正在自家的小院子里监督三个伙计，气喘吁吁地推动一台机器的大轮子，生产苏打水。奥梅给了他们一些建议，然后拥抱了柏里都。大家坐下来喝佳旅思。莱昂多次要走，但奥梅总是拽住他的胳膊说：“再待一会儿，我也走。我们去《鲁昂灯塔报》报社看看那些先生。我介绍你认识托马辛。”

莱昂终于摆脱了他，一口气跑回旅店。爱玛已经不在那里了。

她气坏了，刚刚走掉。现在她恨死莱昂了。在幽会的时候爽约，在她看来不啻是一种侮辱。她还找出其他种种理由，来说明自己应该摆脱他：他这个人没有一点大丈夫气概，软弱、平庸，比女人还优柔寡断，而且又小气，又胆小。

过了一阵，平静下来后，她又觉得自己也许把莱昂想得太坏了。不过，贬低我们所爱的人，总免不了会使我们与之疏远一点。偶像是碰不得的，一碰手上就会留下金粉。

此后，他们经常谈一些与爱情无关的事。爱玛在给莱昂写的信中，谈的是鲜花、诗歌、月亮和星星。这些正是爱情减弱之后天真烂漫的话题，无非是试图借一切外在因素的帮助，给爱情注入新的活力。爱玛一次又一次指望，下次去鲁昂，一定会尽情欢娱，可是事后自己也承认，一切还是平淡无奇。这次失望很快被新的希望所取代，爱玛更加热辣辣、情切切地回到莱昂身边。她急不可待地脱衣服，抓住紧身褡的细带子一扯，带子像一条水蛇，哧的一声绕着她的腰溜下来。她赤着脚，踮起脚尖，再次走过去看看门是否关上了，然后身体一抖，就把所有衣服抖落在地上，脸色苍白，默不作声，神情严肃，扑到莱昂怀里，浑身上下，久久地颤抖不止。

然而，从她那冷汗涔涔的额头上，从她那喃喃低语的嘴唇上，从她那失神的眸子里，从她那双臂的搂抱中，莱昂感到，有一种异常的、模糊的、令人寒心的东西，正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他们之间，仿佛要把他们分开。

莱昂不敢盘问她，但看她那样经验丰富，心想她一定经受过形形色色痛苦和欢乐的磨炼。过去令他着迷的东西，现在令他有点害怕了。再说，他对爱玛越来越深深地独占他而产生了反感，怨恨爱玛取得了这种持久的胜利，甚至竭力不再爱她。可是，一听见她的皮鞋响，一切决心立刻土崩瓦解，就像酒鬼见了烈酒一样。

爱玛呢，对莱昂关心得的确无微不至，从菜肴的精美，到服饰的讲究，甚至见他目光里流露出倦意也不放心。她从永维镇来的时候，常常怀里藏着几朵玫瑰，一见面就抛到他脸上。她担心他的身体，指点他的行为，暗暗祈求上天保佑，让他永远留在她身边。她弄了一枚圣母像章，挂在他的脖子上，还像一位贤母，经常问他与什么人交往。她说：“别理他们，不要出去。只想咱俩，把爱倾注在我身上！”

她很想监视莱昂的生活，产生过派人到街上跟踪莱昂的想法。旅店旁边总有一个闲荡的人，经常与旅客搭讪，去找他一定不会遭到拒绝……不过，自尊心不允许她这样做。

“唉！活该！就让他欺骗我吧，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在乎呢！”

一天，他们分手早，爱玛一个人沿着大马路往回走，瞥见她待过的那座女修道院的围墙，于是在榆树下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当年在女修道院，生活多么平静啊！按照书本上的描写想象爱情，那种感情真是妙不可言，如今多么令她向往啊！

结婚后头几个月的情形，骑马在森林里的逛游，跳华尔兹舞的子爵，歌唱的拉嘉尔狄……一幕幕重新浮现在她眼前……突然之间，她觉得莱昂与其他人一样遥远。

“可是，我爱他呀！”她心里说道。

爱又怎么样！反正她不幸福，而且从没幸福过。为什么人生总不如意？为什么世界上什么东西都靠不住？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男人：他强壮而又漂亮，勇敢、热情而又感情细腻，具有诗人的心灵和天使的外貌，怀抱竖琴，仰望长空，铿锵的琴弦奏出柔婉缠绵的情歌？如果有，她为什么就不能凑巧遇到呢？啊！真是人生如梦！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追求，一切都是虚假的！每个微笑都掩藏着一个无聊的哈欠，每个欢乐都掩藏着一个诅咒，每种兴趣都掩藏着厌恶，最甜蜜的吻在嘴唇上留下的，只不过是对更强烈的快感无法实现的渴望。

空中回荡着洪亮的钟声，女修道院的钟刚敲了四下。才4点钟！爱玛觉得自己在那条长凳上已经坐了好久好久。其实，一分钟可以容纳无限的感情，就像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容纳一大群人。

爱玛成天心里装着的全是自己的情呀、爱呀，绝不为金钱操心，恰如一位公爵夫人。

然而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面容猥琐、满脸通红而又秃顶的人，自称是鲁昂的万萨尔派来的。他取下别住绿色长大衣口袋的别针，别在袖子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客客气气地递给爱玛。

那是一张爱玛签字的七百法郎的借据，是勒乐转给万萨尔的，尽管他曾保证不转给任何人。

爱玛打发女佣去找勒乐，但勒乐不能来。

来人一直站着，浓重的金黄色眉毛遮住的一对眼珠子滴溜溜乱转，满屋子打量一阵，装出天真无邪的样子问道：“怎样给万萨尔先生回话？”

“这样吧，”爱玛答道，“你告诉他……说我没钱……下星期才……让他等一等……对，等到下星期。”

那家伙二话没说就走了。

但是第二天中午，爱玛收到一张拒绝付款警告书，上面贴着印花，还有好几处用粗体字印着“布西事务所承发吏阿郎律师”的字样。一见这份公文，爱玛吓坏了，连忙慌慌张张跑去找勒乐。

勒乐正在店里包扎商品。

“有事请讲，”他说，“小的听候吩咐。”

勒乐并不停下手里的活儿。一个十三岁上下的女孩子在旁边帮忙。她有点驼背，既是店员，又是厨娘。

过了一会儿，勒乐在地板上呱嗒呱嗒趿着木头套鞋，在前面引着包法利夫人，上到二楼，进入一个窄小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大松木写字台，上面放着几本账簿，用一根上挂锁的铁条横压着。靠墙有一堆印花布头，下面露出一个保险柜。保险柜很大，显然除了存放票据和钱之外，还存放着别的东西。事实上，勒乐先生还兼办抵押贷款业务。保险柜里存放有包法利夫人的金表链和泰里耶老爹的耳环。可怜的泰里耶走投无路，变卖了家产，在坎康布瓦买了一小爿食品杂货店，现在住在那里，害了重伤风，脸色蜡黄，已经气息奄奄。

勒乐往宽大的草垫扶手椅里一坐，问道：“又有什么事？”

“你看。”

爱玛把警告书给他看。

“嗯。找我有什么用呢？”

爱玛火了，提醒说，他曾保证不把她的借据转给别人的。勒乐承认这是事实，但又说：“不过，我也是走投无路，当时刀都架到了我脖子上啦。”

“可是现在事情怎样了结呢？”爱玛问道。

“啊！很简单：法院判决，然后扣押……就完啦！”

爱玛恨不得打他一记耳光，但仍然强忍住这口气，和颜悦色地问有没有办法让万萨尔先生宽让一点。

“啊，说得容易！请万萨尔宽让一点！你不了解他，此人比阿拉伯人还凶狠。”

可是，这件事非得勒乐先生从中调解不可。

“你听我说，到目前为止，我对你够照顾的了。”

勒乐先生说着翻开一本账簿：“看吧！”

他用手指把那页账从下往上一指：“你看吧……看吧……8月3日，二百法郎……6月17日，一百五十法郎……3月23日，四十六法郎……4月……”

他停住了，似乎怕说漏了嘴，但过了片刻又说：“你家先生签字的两张借据我还没提呢，一张七百法郎，一张三百法郎！至于你那些零零碎碎的账和利钱，更是多着呢，算都算不清。我再也不管这些闲事啦！”

爱玛哭哭啼啼，甚至一声一个“我的好勒乐先生”。可是，勒乐把一切统统推到“万萨尔那个王八蛋”身上。再说，他分文不名，这年头谁也不肯还账，他都被人家坑得快破产啦。像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店主，哪里有钱可借。

爱玛不再吭声。勒乐先生轻咬着一支管笔的羽毛，可能对她的沉默感到不安，便改口说道：“不过，最近几天我要是有点进款，也许还可以……”

“其实，”爱玛说，“只要巴纳维尔房产的尾数一到……”

“怎么？”

听说房产钱朗格洛瓦还没付清，勒乐表示吃惊，沉吟片刻，虚情假意地说：“咱们之间好商量。你说按什么条件……”

“唉！条件随你！”

于是，勒乐两眼一闭，考虑片刻，拿笔算了算，一面说他困难重重，这事儿风险很大，他要赔血本，一面开了四张借据，每张二百五十法郎，偿还期限各相隔一个月。

“这事儿还得看万萨尔肯不肯通融。我嘛，没问题。我向来说话算数，就讲究个爽快。”

随后，他拿了几件新到的商品给爱玛看，不过依他看来，这里面没一件对太太合适。

“瞧吧，这种裙子料子，七法郎一公尺，说是保证不褪色呢！大家也真的相信。究竟是什么货色，我才不告诉他们呢！”勒乐这样承认自己欺骗别人，无非是想让爱玛完全相信，他这个人诚实无欺。

接着，他叫住爱玛，让她看一幅三古尺(3)长的花边。那是他最近在一次“大甩卖”中搞到手的。

“多漂亮！”他说，“现在普遍用来搭在沙发靠背上，可时髦啦！”

他随手拿张蓝纸将花边一裹，塞到爱玛手里，动作比魔术师还敏捷。

“至少你得告诉我价……”

“啊！以后再说吧。”勒乐一面说，一面转身离开了。

当天晚上，爱玛就逼着包法利给母亲写信，让老太太把他们应得遗产的尾数，尽快全部寄来。婆婆回信说，没剩什么钱了。清算已经结束，他们除了巴纳维尔那所破房子，就只剩下每年六百法郎的收益。这笔钱她会按时寄给他们。

于是，爱玛给两三个看过病的人送单子，讨诊费。这个办法果然有效，她立刻大用起来。每次她总要在诊费单子后面附上一句话：“诚如你所知，我丈夫性情倨傲，故此事请勿向他提及。祈望海涵。”有几个人来信提出异议，信都被她扣下了。

为了搞到钱，她开始变卖旧手套、旧帽子和废铜烂铁，讨价还价，锱铢必较。她出生于农家，向来见利必争。每次进城，她总要买些便宜货带回来，别人不要，勒乐先生肯定会收下。鸵鸟毛、中国瓷器、衣箱，等等，什么都贩卖。她还向费丽丝黛、勒佛朗索瓦太太、红十字旅店老板娘借钱。不管是谁，谁有钱向谁借。巴纳维尔房产那笔钱终于收到了，她偿付了两张期票，但另外一千五百法郎的偿付期限又到了，她只好另立借据，借东补西，但永远还不清！

有时她也算账，这是确实的，但发现数额大得惊人，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于是从头算起，不一会儿就搞得头昏脑涨，便把一切抛到一边，再也不想。

现在家里的情形可惨了！三天两头有商人上门逼债，然后怒气冲冲而去。手帕之类的东西乱扔在灶头上；小白尔特穿着破袜子，连奥梅太太见了都不忍心。夏尔偶尔畏畏缩缩说两句，爱玛就横眉怒目回答说，又不是她的错！

她为什么经常这样发火呢？夏尔认为全是她过去神经方面的毛病造成的，责备自己不该把她的病态当成缺点，骂自己自私，想跑过去吻她。

“啊！不行，”他又对自己说，“我会让她厌烦的。”

所以他待着没动。

晚餐后，夏尔总是孤单单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他常常把小白尔特抱在膝头，展开《医学报》，试着教她认字。孩子从来没有学习过，瞪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很快哇哇哭起来。于是，他哄她，用喷水壶打来水，在沙地上造出一条小河，或者折一些女贞树的枝条，当作树栽在花坛里。这并不损害花园的美观，因为花园里到处长满高高的野草。还欠着赖斯迪布都瓦好多工钱呢！不久，孩子感到冷，要母亲。

“叫保姆来好不好？”夏尔说，“你知道，我的小宝贝，你妈妈不让人打扰她。”

已到初秋，又是落叶纷纷。眼前的情景，与两年前爱玛开始生病时一模一样。这一切何时才是个头？夏尔双手抄在背后，继续散步。

太太待在卧室里，不让别人进去。她一天到晚待在里头，痴痴呆呆的，几乎不穿衣服，不时拿出她在鲁昂一家阿尔及利亚人铺子里买的宫香，点上一炷。她不让她男人夜里睡得熟熟地躺在她身边，一次次给他脸色看，硬把他赶到上一层去了。她夜夜看荒诞离奇的小说，一看就看到天亮。书里面描写的不是纵欲淫乐，就是血淋淋的情景，常常吓得她大喊大叫。夏尔闻声赶来。

“啊！滚开！”她说。

通奸点燃的欲火，一直在心里燃烧，有时烧得特别厉害，气喘，心跳，不能自已。于是，她推开窗户，呼吸冷空气，迎风抖散厚厚的头发，仰望夜空的星星，祈求有王子相爱，不禁又思念起莱昂来了。那令她满意的幽会，此时此刻能来一次该多好哇，叫她付出什么代价都行。

幽会成了她的节日。她希望过得有声有色。莱昂独自负担不起开销，她就慷慨地补上。几乎每次都是这种情况。莱昂试图让她明白，换个地方，搬到一家比较便宜的旅馆，他们同样会快乐。可是，她总是找出理由加以反对。

一天，她从手包里掏出六把镀金小银匙（这是鲁俄老爹送的结婚礼物），叫莱昂立刻代她送到当铺。莱昂唯命是从，尽管这件事情他不乐意去做，怕连累自己的名声。

事后一寻思，他觉得他的情妇行为越来越古怪，现在摆脱她也许是适时的。

实际上，有人给莱昂的母亲写了一封匿名长信，说他“与一位有夫之妇鬼混，正在葬送前程”。老太太面前立刻隐隐现出一个永远扰乱家庭的妖怪，即一个诡秘地以爱情做掩护的害人精、狐狸精、魔鬼，所以马上给莱昂的老板杜包卡日律师写了封信。杜包卡日律师办这种事，自然再精明不过，找莱昂谈了三刻钟，劝他擦亮眼睛，看清横在面前的是一道深渊，同时指出，这样一种暧昧关系，也会给他本人的事务所带来损害。因此，他恳求莱昂断绝关系，即使不为自己的利害着想，至少也为他杜包卡日着想！

最后莱昂保证，不再与爱玛见面。不过他并没有信守诺言，经常自我谴责，寻思这个女人会继续给他带来种种麻烦和流言蜚语，更不用说同事们早晨围在炉边的取笑。再说，他就要成为见习生领班。这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为此，他不再吹笛子，也不得不抛开浮华的感情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每个有身份的人，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都难免胡思乱想，觉得自己会有无穷的艳遇，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即使最没有出息的浪荡子，也会幻想幸遇东方王后。每个公证人身上，都残留着诗人的浪漫气质。

现在，每当爱玛依偎在他怀里啜泣时，他就感到厌烦。他的心，恰如人们只能忍受某种限度的音乐，如今听到这种爱情的噪声，再也领略不到其动人之处，而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了。

他们彼此太熟悉了，再也感受不到云雨的惊喜和百倍的欢娱。他厌倦了爱玛，爱玛同样厌倦了他。婚姻生活的平淡无奇，爱玛在私通中又全部体会到了。

可是，怎样才能摆脱他呢？爱玛虽然觉得这种快乐太低级而感到屈辱，可是由于习惯或者灵魂的堕落，总是无法舍弃，反而越陷越深；无止境地追求欢乐，结果倒使欢乐枯竭了。她把失望归咎于莱昂，好像他背叛了她似的，甚至希望飞来一场横祸，把他们分开，因为她没有勇气下这个决心。

她仍然不断地给莱昂写情书，因为她认为，女人就应当不断给情人写信。

但在给莱昂写信的时候，她眼前恍惚浮现出另一个男人，一个由她最销魂的回忆、最美好的阅读和最强烈的欲念形成的幻影。久而久之，这个幻影变得那样真切、那样实在，她情不自禁地心灵震颤、神摇目眩，但又无法清晰地想象出他的模样，因为她赋予他的特征太多，结果像一位天神，忽隐忽现。他居住在蓝幽幽的国度，那里明月皎皎，花影摇曳，丝质软梯轻摆慢荡，通向闺阁阳台。她感到他近在身边，一个亲吻，就能带着她的身心远走高飞。可是接着，她又重重地跌落下来，心力交瘁，因为这虚幻的爱情冲动，比纵情淫乐更使她疲倦。

现在，她时时刻刻感到浑身酸疼，甚至收到传票和印花公文，也没有精神细看。她真不想再活，要不然就长眠不醒。

四旬斋狂欢节那天，她没回永维镇，夜里去参加了化装舞会。她穿着一条丝绒长裤、一双红袜子，假发后面扎根缎带，三角小帽歪戴到耳朵边。她在长号疯狂的乐曲声中，整整跳了一个通宵，大家都围绕着她跳。凌晨，她发现自己在剧院的回廊里，身边还有五六个化装成码头女工和水手的人，都是莱昂的朋友，正商量要去吃夜宵。

附近的咖啡馆全部客满。他们只好去码头旁边一家最寒碜的小餐馆。店主把他们引进五楼的一个小房间。

几个男人在一个角落里嘀咕什么，大概是在商量如何付钱。他们之中有一个律师见习生、两个医科学生和一个店员：看她都和什么人混在一起！至于女人，从她们说话的腔调，爱玛很快就注意到，她们几乎全是最下层的。她产生了恐惧感，将椅子往后退了退，低下头。

其他人都吃起来，爱玛吃不下去，直感到额头发烫，眼皮酸痛，皮肤冰凉。舞厅的地板，还有随着千百只脚有节奏的踢踏，在她的脑子里不停地起落。待了没多久，她被潘趣酒的气味和雪茄的烟雾熏得透不过气来，很快晕了过去。大家把她抱到窗口。

天开始放亮，圣卡特琳教堂那边灰白的天空上，一抹绛紫逐渐扩大。暗灰色的河水在风中微波荡漾，桥上还没有行人，路灯相继熄灭。

爱玛终于清醒过来，想起白尔特在家里，睡在女佣房里。这时一辆大车载满长长的铁片从外面驶过，铁片震动的声音顺墙壁传进屋里，把耳朵都要震聋了。

她突然溜出来，脱掉跳舞的衣服，对莱昂说她该回家了。

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待在布洛涅旅店。她觉得一切都不堪忍受，包括她自己。她恨不能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飞得远远的，飞到一个清白的世界，去重度青春。

她出了旅馆，穿过大马路、科广场和市郊，一直走到一条开阔的、两边全是花园的街道。她走得很快，清凉的空气使她平静下来。渐渐地，人群里的一张张面孔、假面具、舞姿、灯光、夜宵的情景和那些女人，雾似的被风吹散了。回到红十字旅店，进到三层挂有《奈斯尔之塔》版画的那个小房间，她倒头便睡。下午4点钟，伊韦尔叫醒了她。

回到家里，费丽丝黛从座钟后面拿出一张纸递给她，只见上面写道：

为执行判决之规定……

什么判决？事实上，前一天已经送来一份公文，但她没有看到。因此读到下面的话，她都惊呆了：

遵奉圣命，按照法律和道义，兹通知包法利夫人……

她跳过几行，看到：

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做什么？全部偿还八千法郎，不得拖延。

下面甚至还写着：

若不照办，将依法制裁，扣押其家具及衣物。

怎么办？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是明天哪！爱玛心想，大概是勒乐又想吓唬她。勒乐玩诡计也好，献殷勤也好，他的意图她一眼就能看穿。就拿这钱数来讲吧，明明是夸大了的。看到这个数字，爱玛倒像是吃了定心丸。

实际上，她一味地买、一味地欠、一味地借、一味地签借据，又一味地续借，结果是债滚债，欠了勒乐一大笔资金。勒乐急于拿到手，好去做投机生意。

爱玛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去见勒乐。

“你知道我遇到了什么事吗？这大概是开玩笑吧！”

“不是开玩笑。”

“那是怎么回事？”

勒乐慢吞吞转过身来，双臂抱胸，对她说：“我的少奶奶，你以为我会大慈大悲，世世代代给你供货送钱吗？我垫出的钱总得收回呀，应该有公道才对！”

爱玛叫起来，说她没欠那么多。

“啊！想赖账可没门儿！法院确认了这笔钱数，有判决书！不是已经通知你了吗？再说，要债的又不是我，而是万萨尔。”

“你就不能……”

“啊！绝对办不到。”

“可是……不管怎样……咱们好好合计一下。”

爱玛东拉西扯起来，说这事儿她事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实在是太意外……

“是谁的过错呢？”勒乐嘲讽地向她欠欠身子，说道，“当我像个黑奴一样拼死拼活干的时候，你可是寻欢作乐过得好自在啊！”

“唉！用不着说教！”

“良药苦口利于病。”勒乐答道。

爱玛毕竟怯懦，转而央求他，甚至把白皙、修长、漂亮的手放到他的膝盖上。

“手放开！人家会说你存心勾引我！”

“你是个无赖！”爱玛叫起来。

“啊！啊！随你骂好啦！”勒乐笑着说。

“我要让大家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告诉我丈夫……”

“好哇，你丈夫嘛，我也有点东西让他看哩！”

勒乐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张一千八百法郎的收据。那是在万萨尔贴现期票时，爱玛开给他的。

“你以为那个可怜又可爱的人，连你这种偷窃的卑劣行为也看不出来吗？”

爱玛像挨了一闷棍，颓然坐下。勒乐在窗户和写字台之间走来走去，一个劲重复道：“哼！我一定要给他看，我一定要给他看……”

然后，他走到爱玛身边，温和地说：“我知道，这种事不那么愉快。不过话说回来，这样做也不会要了谁的命。只不过这是让你还债的唯一办法。”

“可是，我到哪儿去弄钱？”爱玛绞着双手说道。

“嗯，得了吧！你有那么多朋友，还犯什么愁？”

勒乐用非常犀利、可怕的目光盯着她，盯得她浑身上下、里里外外不寒而栗。

“我向你保证，”爱玛说，“我再签……”

“你签的字，我有的够多啦！”

“我再变卖……”

“算了吧！”勒乐耸耸肩，“你没有任何东西可卖了。”

他对着门上的窥视孔朝店铺里喊道：“阿奈特！别忘了十四号的三块零头布。”

女佣走了进来，爱玛明白这是要赶她走，便问：“让法院停止追究需要多少钱？”

“太晚啦！”

“但是，如果我给你送来几千法郎，譬如整个款额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或几乎全部呢？”

“嗯！不行，也没有用！”

勒乐轻轻把她推向楼梯。

“我恳求你，勒乐先生，再宽限几天！”

爱玛抽泣起来。

“哎，好啦！掉什么眼泪！”

“你把我逼到绝路上啦！”

“我管不了那么多！”勒乐说着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1)　16世纪法国著名法学家。

(2)　14世纪意大利著名法学家。

(3)　一古尺约合一点二米。

7

第二天，当执行吏阿朗律师带着两个见证人，来家里登记抵押物品时，爱玛只好忍受。

他们先从包法利的诊室开始。骨相学头颅模型被视为“开业用具”，不在登记之列，但厨房里的盘子、锅、椅子和烛台，卧室摆设架上的摆设品，统统都被清点入册。他们还清点了她的衣裙、床单和梳妆台。她的私生活，直到最隐秘的部分，就像一具任人解剖的尸体，彻底无遗地暴露在这三个男人面前。

阿朗律师穿着一件薄薄的黑色燕尾服，打着一条白色领带，鞋套带子绷得紧紧的，不时重复道：“可以看看吗，夫人？可以看看吗？”

他不时赞叹道：“真好看……漂亮极啦！”

而后将笔在左手拿着的牛角墨水瓶里蘸一蘸，继续登记。

登记完各个房间的东西，他们便上到阁楼。

阁楼里藏有一张书桌，里面锁着罗多尔夫的书信。必须将书桌打开。

“啊！是书信。”阿朗律师神秘地笑一笑说道，“请允许我看一看。我得弄清楚匣子里是否装有别的东西。”

他把那些信纸轻轻一抖，仿佛要抖出拿破仑金币似的。爱玛看到那只粗大的手，红红的指头软得像鼻涕虫，捏着那些曾使她心儿乱跳的信笺，心头止不住蹿起一股怒火。

他们终于走了！费丽丝黛这才回到屋里。刚才爱玛派她到外头守望，以防包法利突然回来，准备把他引开。她俩慌忙将留下来看守的人安顿到阁楼上。那人答应待在里面不出来。

晚饭后，爱玛觉得夏尔忧心忡忡。她以焦虑不安的目光偷偷观察他，觉得他脸上的每条皱纹似乎都在谴责她。而后，当她的目光落在摆设着中国屏风的壁炉台上，落在宽大的窗帘和沙发上，总之，落在一件件曾给辛酸的生活带来某种温馨的东西上时，她的心头涌起一阵内疚，或者不如说是无限的遗憾。这种遗憾非但没有熄灭她的旧情，反而点燃了它。夏尔双脚放在柴架上，平静地拨着火。

“上面有人走动？”他问道。

“没人！”爱玛回答，“是天窗没关好，风刮的响动。”

第二天是星期天，爱玛赶到鲁昂，去拜访她知道姓名的所有银行家。他们不是去了乡下，就是旅行去了。爱玛并不泄气，凡是见到面的银行家，她就向他们借钱，声称她急需钱用，有借有还。其中有几位讥笑她，没一个肯借。

下午2点钟，她跑到莱昂的住所敲门，敲了好久，好不容易才见莱昂出来。

“你怎么来了？”

“打扰你了吗？”

“那倒没有……不过……”

莱昂接着说，房东不希望房客在住所接待女人。

“我有话和你说。”爱玛答道。

莱昂伸手掏钥匙，爱玛拦住他说：“啊！不必，到咱们那儿去。”

于是，他们到了布洛涅旅店他们的房间。

爱玛一进屋就喝了一大杯水。她脸色苍白，对莱昂说：“莱昂，你得帮我一个忙。”

她紧紧捏住莱昂的双手，一边摇，一边补充说：“听我讲，我急需八千法郎！”

“你疯啦！”

“还没有！”

爱玛立刻讲了扣押东西的情形和她目前的困境：夏尔对整件事情一无所知，她婆婆厌恶她，而鲁俄老爹爱莫能助，她只有指望莱昂帮她张罗这笔必不可少的款子……

“你叫我怎么……”

“你真是个窝囊废！”爱玛叫起来。

莱昂傻了眼，说道：“你把困难看得太严重了吧。也许有了千把埃居，那家伙就不会闹了。”

这就说明更得想办法。张罗三千法郎，并不是根本办不到的。而且，莱昂可以替她担保。

“去吧，试一试！非去不可，快走哇！唉！尽量想办法，尽量想办法！我会好好爱你的。”

莱昂出去了，一个钟头后回来，神情严肃地说：“我连找了三家……一无所获！”

他们在壁炉的两角面对面坐下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爱玛又是耸肩，又是跺脚。莱昂听见她低声说道：“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一定能弄到钱！”

“去哪儿弄？”

“你的事务所！”

爱玛盯着莱昂。

她那双眼睛半眯缝着，火辣辣的眸子，魔鬼般闪烁着无法无天的光芒，又淫荡，又撩人。面对这个叫他去犯罪的女人默默无言的意志力，小伙子感到自己渐渐变得软弱无力。他害怕了，为了阻止她进一步解释，他拍了拍前额，大声说：“莫莱尔今晚上回来！我想他不会不借的（莫莱尔是他的朋友，一位富商的公子）。我明天把钱给你送来。”

爱玛并没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有了这一线希望而显得高兴。莫非她猜出了他是说谎？他脸一红，补充说：“不过，亲爱的，如果3点钟你还没见我来，就不要指望啦。我得走了，请原谅，再见！”

莱昂握了握爱玛的手，觉得那只手冷冰冰的，毫无生气。爱玛已经心如死灰。

4点整，她完全受习惯的支配，机器人一样爬起来，准备返回永维镇。

天气很好，正是3月晴朗而又春寒料峭的一天，白晃晃的天空阳光灿烂。鲁昂人穿着假日盛装，悠闲自在地散步。爱玛走到教堂前的广场上，人们刚做完晚祷，正从教堂的三座拱门里拥挤着出来，宛如一条河流奔出桥洞；教堂的门卫站在中间，岩石般屹立。

爱玛猛然记起那天，她焦急不安而又满怀希望地走进巍峨的教堂，展现在她面前的正殿，似乎还不如她的爱情深邃。她继续走路，眼泪在面纱里面簌簌滚落，人昏昏沉沉，步履踉跄，几乎要晕倒了。

“当心！”一辆马车打开车门，里面传出一声吆喝。

爱玛收住脚步，让过一辆双轮轻便马车。拉车的是一匹扬蹄飞奔的黑马，而赶车的是一位穿貂皮大衣的绅士。那位绅士是谁？爱玛认得他……马车风驰电掣般消失了。

车里是他，是子爵！爱玛回头望去，街上已阒无一人。她颓唐、伤心至极，赶紧靠住一面墙，以免摔倒。

过了片刻，她想自己准是认错了人。再说，现在她一切都稀里糊涂的。她内心的一切和外界的一切，都抛弃了她。她感到自己完蛋了，仿佛偶然跌进了一个无底深渊。所以，当她到达红十字旅店前面，见到奥梅先生时，心情几乎称得上欣喜了。奥梅先生看着别人帮他把一大箱药品装上“燕子”，手里拎着包头帕子包着的六张饼，准备带回去给他太太吃。

奥梅太太很爱吃这种沉甸甸的小饼。它形似头巾，在四旬斋期间抹咸黄油吃。这是唯一一直留传至今的哥特人食品，可能产生于十字军东征的年代。从前，强壮的诺曼底人把它们放在桌子上，两边摆着大坛的肉桂酒和大块的猪肉。在火把橙黄的火光映照下，他们只当餐桌中央摆的是撒拉逊人的头颅，便狼吞虎咽起来。药店老板的太太尽管牙不好，但仍然以古代诺曼底人那种英雄气概，嚼得津津有味。所以，奥梅先生每次进城，总要跑到马萨克街最著名的那家饼店，买几个带回去。

“见到你真高兴！”他说着伸手搀扶爱玛上车。

然后，他把饼挂在行李架的皮条上，光着脑袋，双臂交叉，像拿破仑一样现出沉思的样子。

但是当车子驶到岭下，那个瞎子像往常一样出现时，他叫了起来：“我真不明白当局怎么还允许这种罪恶行当存在！这些家伙应该被关起来，送去强迫劳动！说老实话，进步简直像乌龟爬行，我们还在野蛮时代踏步不前！”

瞎子伸着帽子，贴在车门边晃来晃去，就像车门壁衬脱落，耷拉下一块。

“瞧，”药店老板说，“他患的是瘰疬！”

他虽然认识这可怜虫，但假装是头一回见到他，什么“角膜”“混浊角膜”“巩膜”“面容”等嘀咕了一阵，然后以长辈的口气对他说：“朋友，你患这病很长时间了吗？别经常进酒店去灌黄汤啦，还是节制饮食为好。”

接着他又劝他酒要喝好葡萄酒、好啤酒，肉要吃好肉。瞎子继续哼他的小调，看上去几乎是个白痴。最后，奥梅先生打开钱包。

“接着，这是一个苏，你找我两里亚(1)。别忘了我的劝告，这对你会有好处的。”

伊韦尔直言不讳，说他怀疑奥梅先生的劝告是否有用。但药店老板说，用他自己配制的消炎药膏，他准能把瞎子的病医好。他把自己的地址告诉瞎子：“奥梅先生，就住在菜市场旁边，到那里一问便知。”

“好啦，”伊韦尔说，“你操这份心，只不过是让我们看一场滑稽戏。”

瞎子往地上一蹲，头朝后一仰，发绿的眼珠乱翻，伸出舌头，两手揉着胃部，同时像一条饿急了的狗，发出低沉的号叫声。爱玛感到一阵恶心，从肩头给他扔过去五法郎。那是她的全部财产。她觉得这样扔掉反倒痛快。

车子又开动了，奥梅先生突然从车窗里伸出头，喊道：“不要吃含淀粉多的食物和乳制品！贴身穿毛料衣服！经常用杜松子烟熏患处！”

两旁闪过的熟悉景物，使爱玛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痛苦。她感到疲劳不堪，呆头呆脑、心灰意懒地回到家里，几乎睡着了。

“听天由命吧！”她想道。

况且，谁说得准呢？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奇迹。为什么不会呢？甚至勒乐可能死掉。

早晨9点钟，她被广场上的嘈杂声闹醒了。菜市场旁边聚集了许多人，在看贴在一根柱子上的一张大布告。她看见朱斯丹爬到一块界石上，把布告扯下来，但这时，乡村警察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子。奥梅先生从药店里赶出来。勒佛朗索瓦太太挤在人群当中，好像在大声谈论什么。

“太太！太太！”费丽丝黛边进来边喊道，“真是太可恶啦！”

可怜的姑娘刚从门上揭下一张黄纸，激动地递给女主人。爱玛往上面扫一眼，知道她的全部动产都要被拍卖了。

她们默默地相互打量着。这主仆俩之间，彼此没有任何秘密。最后，费丽丝黛叹息道：“我要是你，太太，就去找纪尧曼先生。”

“你认为有用？”

这句话意思是说：你认识那家的用人，对那家的情况很了解。莫非那家的主人有时谈到我？

“是的。去吧，你会得到好处的。”

爱玛换了衣服，穿上黑袍子，戴上缀有煤玉珠子的宽边帽。为了不让人看见（广场上仍然有许多人），她从河边的小径绕到村外。

她气喘吁吁地走到公证人的栅栏门外边。天阴沉沉的，落着小雪。

听见门铃声，泰奥多尔穿着红坎肩来到台阶上，像接待熟人一样，亲切地给爱玛开门，随即把她引进餐厅。

餐厅里有个大瓷炉，旺火呼呼作响。炉子上方的壁龛里，摆着一棵仙人掌。糊橡木花纹纸的墙上，挂着两个黑色画框，里面镶着施托本的《爱斯梅拉达》(2)和绍班的《毕迪法尔》(3)。已摆好饭菜的餐桌、两个银火锅、水晶门把手，以及地板和家具，样样东西都一尘不染，光亮可鉴，像英国人的房间一样清洁，窗子四角都装饰着彩色玻璃。

“这才叫作餐厅！”爱玛想道，“我多么想要这样一间餐厅。”

公证人进来了，左胳膊贴在身上，压住印有棕榈叶的室内便袍，右手揭起又迅速戴上栗色的丝绒窄边软帽，但故意歪扣在右边，露出三绺金黄发梢。那三绺头发从后脑朝前绕，在秃顶的脑壳上绕了一圈。

他给爱玛让了座之后，便坐下来用早餐，并一再表示抱歉，说他太失礼了。

“先生，”爱玛开口说道，“我想请你……”

“夫人，有何吩咐？我洗耳恭听。”

爱玛便向他讲自己的处境。

公证人纪尧曼知道爱玛的底细，因为他与勒乐暗中勾搭。勒乐每次请他帮助订立抵押贷款协议，总少不了送钱给他。

因此，他比爱玛本人还清楚那些期票一言难尽的来龙去脉：起初只是小额款子，用不同的姓名签署，偿还期限放得长长的，到期又续签，直到最后一天，勒乐把拒付的期票全部拿出来，委托他的朋友万萨尔出面起诉，因为他不想被本镇居民看成豺狼。

爱玛在介绍情况的过程中，难免指责勒乐几句。对这些指责，公证人只是不时说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作为回答。他吃着牛排，喝着茶，下巴几乎贴着天蓝色的领带，上面别着两枚由金链子连着的钻石别针。他脸上挂着古怪的微笑，令人肉麻，又难以捉摸。他瞥见爱玛的鞋有点湿，就说：“请靠近炉子，脚抬高一点，放到瓷砖上好了。”

爱玛怕把瓷砖弄脏，公证人献殷勤似的说：“漂亮的东西放在哪儿都无妨。”

听了这话，爱玛就设法打动他，对他讲述家境如何拮据，她如何为难，以及她的种种需要，说着说着，自己倒先激动起来了。对这一切，公证人表示理解，因为她是一位高雅女性嘛！他并没有停止吃饭，但完全转向了爱玛，膝头触到她的小靴；靴底贴在瓷炉上，冒着热气。

但是，当爱玛求他借给她一千埃居时，公证人却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才说他感到遗憾，过去未能帮她料理财产，因为即使一位贵夫人，也有许多方便可行的办法，使自己的钱生利。例如，完全可以拿到格吕麦斯尼尔泥炭矿或勒阿佛尔地产业，去做非常有利可图的投机生意，几乎万无一失。他让爱玛相信她本来十拿九稳可以大发其财，使她后悔莫及。

“你以前怎么就不来找我呢？”公证人问道。

“我也讲不清。”爱玛答道。

“为什么，嗯？莫非我让你感到害怕吗？追悔莫及的应该是我，正好相反。你我几乎不认识！然而我对你一片忠心，但愿你现在相信这一点。”

公证人伸手抓住爱玛的手，贪婪地吻起来，然后把它放在膝盖上，一面轻柔地抚弄她的手指，一面不停地说着甜蜜的话。

他那单调的声音喋喋不休，像小河流水滔滔不绝。在反光的眼镜片后面，他的眼睛亮亮的。他的手顺着爱玛的袖子往上移动，抚摩她的手臂。爱玛感到他急促的呼吸拂着她的面颊。这个男人使她感到非常不自在。

她猛地站起来，说：“先生，我等着！”

“等什么？”公证人突然变得脸色异常苍白。

“钱哪。”

“可是……”

公证人的淫欲一发不可收拾：“好吧，可以！……”

他跪在地上，向爱玛挪动过去，便袍会不会弄脏也全然不顾了。

“求求你，别走，我爱你！”

他搂住了爱玛的腰。

包法利夫人满脸铁青，步步后退，面容可怕，叫了起来：“你乘人之危，先生，太无耻啦！我希望别人同情，但绝不出卖自己！”

爱玛说罢走出了公证人的家。

公证人目瞪口呆，待在那里，眼睛盯着他漂亮的绣花拖鞋。那拖鞋是情妇送的礼物，看到它，他最终得到了安慰。况且，他想，一桩这样的风流韵事，说不定会使他不能自拔。

“这家伙真卑鄙！真下流！真无耻！”爱玛在有两排山杨树的路上一面惊慌地奔逃，一面自言自语。钱没借到手，本已令人失望，还受到那个色狼的侮辱，她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她觉得这是上天成心与她作对。这样一想，她反而有了骨气，振奋起来。她从来没有这样看重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蔑视别人。一种好斗的情绪激励着她。她恨不得揍所有的男人，啐他们的脸，把他们碾成齑粉。她继续快步如飞朝前走，脸色煞白，浑身颤抖，怒火中烧，泪眼眺望着寥廓的天边，仿佛陶醉在令她透不过气来的满腔仇恨之中。

一瞥见自己的家，她的身体仿佛突然僵住了，再也迈不开脚步。可是，她又不能不回去，否则逃到哪里去呢？

费丽丝黛在门口等她。

“怎么样？”

“没借到！”爱玛回答。

她们两个合计了一刻钟，看看永维镇有谁可能愿意救助爱玛。但费丽丝黛每说出一个名字，爱玛就说：“可能吗？人家不会肯的！”

“可是，先生就要回来了！”

“我知道……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一切办法爱玛都试过了，现在没有任何行动可采取了。等夏尔回来，她只好对他说：“你出去吧。你脚下的地毯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整个家里再也没有一件家具、一枚别针、一根干草是你的。是我害得你倾家荡产啦，可怜的人！”

听了她的话，夏尔一定会哇的一声痛哭流涕。然后，等惊魂稍定，他又会原谅她的。

“是的，”爱玛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他会原谅我，可是也认清了我的真面目，他就是有一百万献给我，我也不会原谅他……绝不！不！”

一想到包法利比她强，她就气得不得了。不过，她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要不了多久，一会儿之后或者明天，这场灾难包法利就会一清二楚。只能等着那可怕的场面，忍受他的宽宏大量。她又想再去找勒乐，可是有什么用呢？给她父亲写信吗？太晚了。她大概开始后悔没有顺从公证人。正在这时，小径上传来了马蹄声。是夏尔，他在开栅栏门了，脸色比墙壁还白。爱玛冲下楼梯，仓皇地逃到广场上。图瓦什太太与赖斯迪布都瓦站在教堂前面聊天，看见她跑进了税务员的家。

图瓦什太太跑去告诉卡龙太太。两位太太爬到阁楼上，藏于晾在竿子上的衣服后面，所站的位置正好可以看见比内家里发生的一切。

比内独自待在屋顶的小房子里，正在用木头仿制一个精巧得难以形容的牙雕制品。那东西由一块块月牙形薄片和一个套一个的空心球体构成，整个儿竖直了像一座纪念碑，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他已开始旋最后一片，就要做成了。工作间里半明半暗，旋床里飞溅出金黄色的木屑，看上去就像飞奔的马蹄下溅起的火星。两个轮子轰隆隆转动着。比内面带微笑，低着头，鼻孔洞张，似乎沉浸在完美的幸福之中。这种幸福也许仅仅属于从事平庸工作的人。平庸的工作虽有困难，但可以轻松克服，所以给思想带来乐趣，而一旦完成，更会带来满足，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向往的了。

“啊！瞧，她上来啦！”图瓦什太太说。

但是，由于旋床在转动，几乎不可能听见爱玛在说什么。

两位太太似乎终于听到“法郎”两个字。图瓦什太太悄声说：“她是求他允许她缓付税款。”

“看来是的。”卡龙太太说。

她们看见爱玛来回走动，观看墙边放着的饭巾环、烛台，栏杆顶的圆球，而比内满意地摩挲着胡须。

“她是来向比内定做什么东西的吗？”图瓦什太太又说道。

“可是，比内什么也不卖呀！”卡龙太太回答说。

税务员像是在听爱玛讲话，但眼睛睁得很大，似乎听不明白。爱玛温柔而恳求地继续讲着。她走近比内，胸部不停地起伏。他们不再说话。

“她是不是在勾引他？”图瓦什太太说道。

比内的脸红到了耳根，爱玛拉住他的双手。

“啊！太不像话啦！”

爱玛大概在要求比内和她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因为税务员——他可是一个勇敢的人，曾经参加过包岑战役和吕岑战役(4)，为法兰西而战，甚至上过请求授予十字勋章的名单呢——像看见了一条蛇，往后退了好远，叫道：“夫人，你真这样想吗？”

“这种女人真该挨鞭子抽！”图瓦什太太说道。

“她哪儿去啦？”卡龙太太问道。

因为说话间，爱玛已经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她们看见她斜穿过大街，向右拐去，看来是要去公墓。她们再也猜不透她要干什么。

“罗莱嫂子，”爱玛一到奶妈家就说，“我闷死啦，请帮我解开带子！”

她倒在床上，呜咽起来。罗莱嫂子拿了条围裙盖在她身上，就站在她旁边。待了一会儿，这善良的女人见爱玛不吭声，便走开了，回到纺车边继续纺麻。

“啊！别纺了！”爱玛感觉听见了比内的旋床转动，低声说。

“谁惹她生气啦？”奶妈寻思道，“她来这里做什么？”

是一种恐怖感驱使爱玛离开家，一直跑到这里来的。

她仰卧在床上，一动不动，两眼愣怔，仿佛痴傻了似的，死死盯住房里的每样东西看，但看到的只是一片模糊。她凝望着墙上斑驳的泥灰、头对头冒着青烟的两块劈柴，还有一只在她头顶上房梁裂缝里爬行的长长的蜘蛛。渐渐地，她的思想终于集中了，记起有一天……与莱昂在一起……啊！已经多么遥远……阳光在河面闪烁，铁线莲芳香阵阵……这回忆像汹涌的激流冲卷着她，她很快记起了昨天的情形。

“几点钟了？”她问道。

罗莱嫂子走出屋子，对着最明亮的那边天空，右手抬到额前，看了一阵，然后慢腾腾地回屋说道：“快3点了。”

“啊！谢谢，谢谢！”

因为莱昂快要来了。他一定会来的！他多半弄到钱了。可是，他不会想到她在这里，可能会跑到她家里去。因此，她吩咐奶妈跑到她家去把他带来。

“快呀！”

“哎，亲爱的太太，我这就去，这就去！”

现在，爱玛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首先想到莱昂。他昨天答应了的，一定不会食言。她仿佛看见自己已经到了勒乐店里，掏出三张支票，往他的写字台上一放。然后呢，还必须编造一件事，去搪塞包法利。编造什么事呢？

然而，奶妈迟迟不回来。这茅屋里没有时钟，爱玛想，怕是自己等待心切，觉得过了好长时间吧。她开始慢慢地绕着花园兜圈子，沿着篱笆边的小径走到尽头，又赶快折回，生怕大嫂会走别的路回来。最后，她等得不耐烦了，心里产生了种种疑虑，又一一打消，恍恍惚惚，再也闹不清自己在这里等了千百年还是一分钟，便颓丧地在一个角落坐下来，闭上眼睛，捂住耳朵。突然，她听见栅栏门吱呀一响，便一跃站起来，但还没等她开口，罗莱嫂子就说：“你家里没有人！”

“怎么？”

“唉！没有人，只有你先生在哭，在呼唤你。其他人都在找你。”

爱玛再没吭声，只是喘着粗气，两眼朝四下里骨碌碌乱转，而那农妇被她的脸色吓坏了，以为她疯了，本能地倒退几步。突然，爱玛拍了一下额头，因为她想起了罗多尔夫。这记忆像黑夜里一道巨大的闪电，闪过她的脑海。罗多尔夫是那样友善，那样体贴，那样慷慨！况且，万一他不能爽快地答应帮助她，只要她多情地看他一眼，就能使他想起他们之间的旧情，而不得不答应的。于是，她动身去拉于谢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现在主动去干的，正是早上在公证人家令她怒不可遏的事情，也根本没有想到，她此去是出卖肉体的。

(1)　法国古铜币单位，相当于四分之一苏。

(2)　施托本（1788—1856）为德国画家。爱斯梅拉达是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女主人公。

(3)　绍班（1804—1880）是法国画家。毕迪法尔是《圣经》中的人物，约瑟的主人。

(4)　包岑和吕岑位于德国东南部，1813年拿破仑在这里打败俄罗斯和普鲁士联军。

8

她一边走一边想：“我到了那里说什么呢？怎样开口呢？”沿途的灌木丛、树木、山丘边的灯芯草，还有前面那座庄园，她全都认得。初次偷情的感觉，又泛起在心头：她可怜的、受压抑的心，因为爱情激荡起来了。暖风拂面，融化的雪水从树芽上滴落到草丛里。

她像过去一样，从花园的侧门进去，来到正院。院子四周有两行繁茂的菩提树，长长的树枝摇曳不定，沙沙作响。狗棚里的狗一齐叫起来，震天响，但不见有人出来。

她登上带木头栏杆、宽大笔直的楼梯，来到石板铺地、尽是灰尘的走廊。走廊两边，一字排列着好些房间，就像修道院或旅馆里一样。罗多尔夫的卧室在走廊尽头，就是紧靠左边那间。当她把手搁到门把手上时，突然感到浑身无力了。她怕罗多尔夫不在，又几乎希望他不在。然而这是她唯一的指望，是她能否得救的最后一次机会。她定了一会儿神，想到眼前的需要，鼓足勇气开门进去。

罗多尔夫坐在火炉前抽烟，双脚架在炉框上。

“啊！是你！”他猛地站起来说道。

“不错，是我，罗多尔夫……我是来向你讨教一个主意的。”

她激励自己讲下去，但还是难以启齿。

“你一点没变，还是那样可爱。”

“唉！”爱玛心酸地叹息一声，“还说可爱呢，简直是可怜，我的朋友，你就别打趣了。”

听了这话，罗多尔夫开始解释自己的行为，但一时又编造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只好不痛不痒地表示歉意。

他的话，尤其是他的声音和他的模样，使爱玛动容。当他编造出他们关系破裂的理由，说他当时有难言之隐，那关系到第三者的名誉甚至生命时，她便装作相信，甚或真的相信了。

“那些事还提它做什么？！”她凄楚地说，“反正苦我已经受过啦！”

罗多尔夫以达观的口吻答道：“生活就是这样！”

“至少在我们分手之后，你过得还好吧？”爱玛又问道。

“啊！不好也不坏。”

“你我不分开，也许会更好一些。”

“是的……也许吧！”

“你这样想吗？”爱玛说着走到罗多尔夫身前。

她接着叹息道：“啊！罗多尔夫！你要是知道……我多么爱你！”

这时，她拉住罗多尔夫的手。他俩手拉手待着，就像早先在农业评比会上那样！罗多尔夫出于自尊，竭力抑制住感情，但爱玛扑到了他怀里，对他说：“没有你，你想我怎么活得下去啊？人不能失去幸福！我当时绝望极了，以为必死无疑了呢！这一切，以后再对你讲，你听了就会明白。而你呢，却一直躲着我……”

的确，三年来，由于男性天生的怯懦，罗多尔夫始终回避她。爱玛娇媚地拿头蹭他，比发情的母猫还温柔，继续说：“你爱上了好多别的女人，承认不承认？啊！我理解那些女人，原谅她们。是你引诱了她们，就像引诱我一样。你是男子汉嘛，你具备一切条件让女人爱你。不过，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对不对？我们会相亲相爱的！瞧，我笑啦，我好快活！……你倒是说话呀！”

爱玛看上去的确妩媚动人，眼睛里闪着泪花，就像暴风雨过后，蓝莹莹的花萼里滚动着一颗水珠。

罗多尔夫拉她坐在他的膝盖上，用手背抚弄着她柔润的发丝。已是薄暮时分，最后一抹夕阳金箭般照射进来，在她的秀发上闪烁。爱玛低着头，罗多尔夫用唇轻轻地吻她的眼睛。

“可是你刚才哭过，”他说道，“为什么？”

爱玛索性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罗多尔夫以为这是爱情的迸发，见她默不作声，更认为她是难为情，便大声说：“啊！原谅我吧！你是我唯一喜欢的女人。我真是个笨蛋，是个孬种！我爱你，永远爱你！你怎么啦？倒是告诉我呀！”

他扑通跪在地上。

“唉……我破产啦，罗多尔夫！你要借给我三千法郎！”

“可是……可是……”罗多尔夫慢慢站了起来，脸上现出严肃的神色。

“你知道，”爱玛急忙讲下去，“我丈夫把全部财产托付给一位公证人，那位公证人卷款逃走了。我们借了债，而病人光看病不付钱。其实呢，清算还没有结束，结束了我们就有钱了。可是，今天我们要是拿不出三千法郎，人家就要没收我们的家产，就是现在，马上就没收。我考虑到和你的情谊，所以来找你了。”

“哦！”罗多尔夫突然变得脸色煞白，想道，“她是为这个来的！”

最后，他神态安详地答道：“我没有哇，亲爱的夫人。”

罗多尔夫并没有撒谎。如果有钱，他也许会给的，尽管一般来讲，这类慷慨行动是不愉快的。金钱上的要求，是摧残爱情的最致命的寒风，它会将爱情连根拔除。

爱玛先是望了他几分钟。

“你没有！”

她重复了好几遍：“你没有！……我不该临到最后还厚着脸皮来这儿一趟。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你比其他男人好不了多少！”

她露出了本来面目，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罗多尔夫打断她，说他自己也正“手头拮据”。

“噢！我该同情你！”爱玛说道，“是的，你太值得同情啦！”

她的目光落在一支金银丝嵌花、闪闪发光的短铳上。那是墙上陈列的武器中的一件。

“可是，要是穷到这种地步，就不会把银子镶在枪托上啦！也不会买镶玳瑁的钟！”她说着指一指墙上的布尔式挂钟，“马鞭上也不会挂一串镀金的哨子！”她摸摸那串哨子，“表上也不会来这么一串小玩意儿啦！嗬！你什么都不缺，卧室里还摆着一个酒柜哩！你真会珍爱自己，生活得舒舒服服，拥有古堡、庄园、森林，经常围猎，还去巴黎旅行……嗯！哪怕只有这玩意儿，”她从炉台上拿起几颗衬衫袖口链扣，“这种小得不能再小的东西，都能变出钱来！……哼，我才不稀罕呢，你留着吧！”

她说着把两颗纽扣扔得远远的，金链子碰在墙上，摔断了。

“可是我呢，为了博你一笑，为了让你看我一眼，为了听到你说声‘谢谢’，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什么都可以出卖，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做苦工，可以沿路乞讨！而你呢，悠闲自得地坐在沙发里，就像你没有让我受够苦似的！你很清楚，没有你，我本来会生活得很幸福！是谁强迫你那样做的？难道是和谁打赌？然而，你过去爱我，你经常这样说，刚才还这样说……哼！你还不如把我撵走呢！我的手印满了你的吻，还是温热的吻。瞧，就在这地方，在这地毯上，你跪在我面前，发誓永远爱我。你让我相信了你的话；两年间，你把我引进一个最美好、最温馨的梦！……啊！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旅行计划，你还记得吗？唉！还有你的信，你的信！每一封都把我的心撕碎了……可是，曾几何时，当我又来到你身边，来到富有、幸福、自由的你的身边，恳求你给予谁都会给予的帮助，同时给你带来我满腔的爱，你却拒我于千里之外，因为这要破费你三千法郎！”

“我没有钱！”罗多尔夫非常冷静地答道。这冷静像一面盾牌，掩盖住了压在心头的愤怒。

爱玛退了出来。墙壁在晃动，天花板向她压下来。她再次走过那条长长的小径，步履踉跄，不时绊到被风吹散的落叶堆，好不容易走到壕沟边的栅栏门前，急急忙忙开门，连指甲都被门闩碰断了。出了门，她气喘吁吁地走了百十来步，差点摔倒，只好停下来。这时，她回过头，又一次扫了一眼那座阴森森的古堡，连同它的草坪、花园、三个院子和正面所有的窗户。

她呆呆地站在那里，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却仿佛听见自己的脉搏像震耳欲聋的音乐脱离了身体，在原野上回荡。她脚下的土地比水还软，一条条犁沟像一排排褐色的汹涌巨浪。她脑子里的种种记忆、思想，一下子全部迸发出来，就像一枚烟火，轰的一声在天空散开成千上万个火花。她看到她的父亲、勒乐的办公室、她与莱昂在旅馆的房间，还有一片与眼前不同的景色。她觉得自己疯了，十分恐惧，好不容易才定下神来。但老实讲，脑子里仍然一片混沌，因为连造成她眼下这种可怕处境的原因，即借钱的事，她都想不起来了。她只是为爱情而痛苦，一想到过去的爱情，就觉得灵魂在抛弃她，恰如伤员在垂死之际，感到自己的生命正随着伤口的血流走似的。

夜色降临，群鸦乱飞。

爱玛仿佛突然看见许多火红色的球，像闪亮的子弹，在空中炸开，裂成碎片，旋转着落下，直到消失在树枝间的雪地里。每个火球的中心，都现出罗多尔夫的面孔。火球越来越多，越飘越近，仿佛钻进了她的身体，不见了。这时她才看清那些是住家的灯火，在远处的夜雾中闪烁。

此时，她目前的处境，像一个深渊呈现在她面前。她呼吸急促，胸部像要炸裂似的。过了一阵，又似乎有一种英勇壮烈的情怀激励着她，她几乎是喜滋滋地跑下山坡，穿过牛走的便桥、小径、巷子和菜市场，到达药店前面。

没有人。她打算进去，但门铃一响，就可能有人来。于是她溜进栅栏门，屏住呼吸，摸着墙，走到厨房门口。厨房里，炉台上点着一支蜡烛。朱斯丹穿着衬衣，正端走一盘菜。

“啊！他们在吃晚饭。等一会儿。”

朱斯丹回到厨房。爱玛敲了一下窗玻璃，朱斯丹就出来了。

“钥匙！顶楼那把，那里放着……”

“什么？”

朱斯丹望着爱玛。爱玛的脸没有一丝血色，在漆黑的夜色衬托下，异常苍白，这令朱斯丹吃惊不已。他觉得爱玛美丽绝伦，又很庄重，像一个幽灵。他不明白她想要干什么，但产生了可怕的预感。

爱玛压低声音，以温柔而迷人的口气匆忙说道：“我要，给我吧！”

板壁很薄，听得见餐厅里刀叉碰盘子的声音。

爱玛说，家里的耗子闹得睡不着觉，她要药死耗子。

“我得去问问先生。”

“不！不要去问！”

爱玛接着用不在乎的口气说：“唉！不必啦，等会儿我告诉他。好啦，给我照亮！”

她走进配药室门口的走廊，只见墙上挂着一把钥匙，上面贴有“杂物间”的小条。

“朱斯丹！”药店老板不耐烦地喊道。

“上去！”

朱斯丹跟着爱玛上楼。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一下，爱玛开了门，在记忆的指引下，径直朝第三个架子走去，抓住蓝色瓶子，拔掉塞子，伸进手去，掏出一大把白色粉末，放在嘴里吃起来。

“别吃！”朱斯丹叫着向她扑过去。

“别嚷！会有人来的！”

朱斯丹急坏了，想喊人。

“千万别声张，不然会连累你的主人！”

爱玛说着回家去了。她突然平静下来了，几乎像完成了一项任务之后那样安详。

夏尔听到财产被抵押的消息后，心慌意乱地赶回了家。爱玛刚刚出去。他叫喊、哭泣，晕了过去，可是爱玛总不回来。她去哪里了呢？他打发费丽丝黛到处寻找，奥梅家、图瓦什家、勒乐家、金狮客店，全都找遍了，就是不见踪影。他一阵阵痛心，看到自己名誉扫地、倾家荡产，白尔特的前途被葬送！是什么缘故？一句话都没有！他一直等到下午6点钟，再也坐不住了，心想爱玛准是去了鲁昂，便沿着大路走了半法里，还是不见人影，又等了好久，才折回来。

爱玛已经回来了。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怎么搞的？你给我讲清楚……”

爱玛坐在书桌前，写好了一封信，慢吞吞封好，又加上日期和钟点，这才以庄严的口气说道：“这封信你明天再看，从现在到那时，请你一句话也不要问我。是的，一句话也不要问！”

“可是……”

“啊！让我安静点！”

她直挺挺往床上一躺。

她感到嘴里有一股辛辣味道，于是醒来了，模模糊糊看见夏尔，又赶紧闭上眼睛。

她怀着好奇的心情，想弄清楚自己是什么感受，是不是会感到痛楚。可是，不仅什么痛楚也没有，还没有任何感觉。她听见时钟在嘀嗒，火在呼呼作响，还听见夏尔站在床边呼吸。

“啊！死也没什么了不起！”她想道，“我睡过去就万事皆休了！”

她喝了一口水，面壁躺下。

嘴里还是有股可怕的墨水味道。

“我渴！……啊！我渴得好厉害！”她呻吟道。

“你怎么啦？”夏尔问道，递杯水给她。

“没什么……打开窗户……我透不过气来！”

爱玛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几乎没来得及从枕头底下掏出手绢，就吐了出来。

“拿走！”她急忙说，“扔掉！”

夏尔问她话，她不理睬。她一动不动地躺着，生怕稍一动，又会呕吐。这时，一种寒冷的感觉从脚一直上升到心脏。

“啊！现在开始啦！”她自言自语道。

“你说什么？”

她的头痛苦地轻轻转动，颚骨一直张开着，似乎舌头上压着非常沉重的什么东西。8点钟，又开始呕吐了。

夏尔注意到，脸盆里面有一种白沙砾似的东西，粘在瓷壁上。

“奇怪！太奇怪了！”他连声说道。

但是，爱玛大声说：“没什么奇怪的，你看错了！”

于是，夏尔轻轻地、几乎是抚摩般地用手在她腹部一揉。爱玛尖叫了一声，他吓得连退几步。

爱玛开始哼起来，起初是轻轻的。她的双肩瑟瑟颤抖不止，手指抠住床单，脸比床单还苍白，不均匀的脉搏现在几乎感觉不到了。

她发青的脸上沁出颗颗汗珠，就像金属上凝结着水汽。牙齿磕碰得直响，睁得很大的眼睛无神地望着四周。不管问她什么，她只是摇摇头；有两三回，她甚至露出了微笑。渐渐地，她呻吟得更厉害了，不时禁不住低沉地叫喊一声。她声称自己好些了，过一会儿就能起床。但是，她突然全身抽动起来，止不住叫道：“啊！难受死啦，我的上帝！”

夏尔在床边跪下来：“告诉我，你吃了什么？回答呀，看在上天的分儿上！”

他注视着她，目光充满柔情，爱玛过去好像从没注意到似的。

“唉！那……那里……”她声音微弱地说。

夏尔冲到书桌前，拆开信，大声念道：“不要怪罪任何人……”他停住了，用手揩揩眼睛，接着往下看。

“怎么！……救命啊！来人哪！”

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叫着：“服毒啦！服毒啦！”费丽丝黛赶到奥梅家。奥梅跑到广场上把这消息一嚷嚷，连金狮客店那边勒佛朗索瓦太太都听见了。有些人赶紧起来告诉邻居。全镇人彻夜没有安生。

夏尔失魂落魄，喃喃低语，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几乎站立不稳，一会儿撞在家具上，一会儿揪头发，从没想到会看到如此可怕的场面。

他回到自己房间，给卡尼韦和拉里维埃尔大夫写信，但满脑子乱糟糟的，打了十五次草稿。伊波力特立刻去新堡；朱斯丹骑上夏尔的马拼命踢。马跑得精疲力竭，都快累死了，只好把它撂在纪尧姆林子边。

夏尔想查《医学辞典》，但里面的字晃来晃去，看不清楚。

“镇静点！”药店老板说，“只要给她吃一剂猛一点的解毒药就成。是什么毒药？”

夏尔拿信给他看，上面说是砒霜。

“啊！”奥梅说，“应该化验一下。”

他知道，凡是遇到中毒的情况，都要化验。夏尔不懂，回答说：“哦！你化验吧，化验吧！救救她！”

说罢，他回到爱玛身边，软瘫在地毯上，头靠着床边抽泣。

“别哭！”爱玛对他说，“不用多久，我就不会再折磨你了！”

“你为什么要服毒？谁强迫你了吗？”

爱玛答道：“必须这样，朋友。”

“你不幸福吗？是我的过错？可是，我尽了我的全部力量！”

“是的……的确……你是个好人。”

爱玛伸手慢慢抚摩着他的头发。夏尔感受到这种温存，悲痛万分。爱玛一反常态，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他，而就在这时，他要失去她了。一想到这上头，他就彻底陷入了绝望。他想不出任何办法，不知道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而情况万分紧急，需要当机立断，这更使他心乱如麻。

爱玛呢，觉得一切背弃、卑鄙的行为，以及折磨她的无穷无尽的欲望，都与她没有关系了。现在她不再恨任何人。她的思想迷离恍惚，好像笼罩在薄暮之中。人世间的一切声音她都听不见了，只听见这个可怜的心灵在断断续续哀诉，柔和而模糊，好似远远飘逝的一曲交响乐最后的回声。

“把小不点儿给我带来。”她用胳膊肘半支起身体说道。

“见到她你不会更难过，是吗？”夏尔问道。

“不会，不会！”

孩子由女佣抱来了，穿着长长的睡衣，下面露出两只光脚丫，没什么表情，几乎还没睡醒。她惊讶地打量着乱糟糟的房间，眼睛遇到家具上明晃晃的蜡烛光，不停地眨巴。这些烛光大概使她想起了新年或四旬斋狂欢节的早晨。那时，她早早地被烛光照醒了，被抱到母亲床前，接受礼物。这时，只听见她问道：“妈妈，东西在哪儿？”

见大家都不作声，她又说：“怎么不见我的小鞋鞋(1)？”

费丽丝黛抱着她向床头弯下腰去，而她总是朝壁炉那边看。

“是奶妈拿走了吗？”她问道。

听到“奶妈”两个字，包法利夫人想起了自己的私通和不幸，情不自禁掉开头，好像有另一种更厉害的毒药，从胃里返到嘴里，令她一阵恶心。白尔特已被放在床上。

“啊！妈妈，你的眼睛好大啊！你的脸好白啊！你出了好多汗……”

母亲端详着她。

“我怕！”小不点儿一边后退一边说。

爱玛拉住她的手想亲一亲，她挣扎着不让她亲。

“行啦！把她抱走吧！”一直在床前哭泣的夏尔叫道。

随后有一阵，药力发作的症状停止了，爱玛看上去不那么难受了。听到她每一句毫无意义的话，看见她每一次呼吸时胸部稍许平静了些，夏尔就以为有了希望。当卡尼韦终于进来时，他涕泪交加地扑进他怀里。

“啊！你来了，谢谢！你真好！不过，情况已经好些了。来，你看看她……”

这位同行根本不同意这种看法，而且说他不打算“隔靴搔痒”，干脆开催吐药，把胃清洗干净。

不一会儿爱玛就开始吐血了。嘴唇收得更紧，四肢抽搐，满身褐色斑点，脉搏摸起来就像一根绷紧的线，一根快要绷断的琴弦。

接着，她可怖地叫喊起来。她诅咒、谩骂毒药，求它尽快发作，不管夏尔端什么东西想让她喝，她都用僵直的手臂推开。夏尔也半死不活，站在床前，用手帕掩住嘴，喉咙里呼噜作响，眼泪汪汪，哽咽得透不过气来，连脚后跟都震颤不止。费丽丝黛在房里忙得团团转。奥梅先生木然地站着，大声叹气。向来很沉着冷静的卡尼韦先生，也开始有点慌了。

“活见鬼！……按说她的胃已经洗干净了，而病因一消除……”

“症状也就该消除，”奥梅先生说，“这是自然的。”

“啊，救救她吧！”包法利哀求道。

药店老板还在胡乱猜测，说“这可能是有利的转机”。卡尼韦不听他那一套，决定用底里亚解毒剂。正在这时，外面传来响鞭声，所有窗玻璃都瑟瑟抖动起来，一辆轿式驿车，由三匹连耳朵上都溅满泥的马拉着，疾驶到菜市场角上：拉里维埃尔先生到了。

就是出现一位神，也不会引起这样强烈的激动。包法利伸出双手，卡尼韦立刻停止开处方，奥梅没等大夫进来就先脱下希腊式帽子。

拉里维埃尔属于比沙(2)创立的那个著名外科学派，属于现在已经消失的那一代哲学家医生。那一代医生虔诚地热爱自己的医道，行起医来充满热情，医术高明。拉里维埃尔一发火，整个医院都发抖。他的学生个个崇拜他，自己一开业，就竭力模仿他。在附近的各个城镇，人们都看到他们像他一样，穿着美丽奴毛料长外套和宽大的黑色燕尾服。燕尾服的袖口不扣纽扣，略略盖住他那双胖乎乎的手——一双很好看的手，从来不戴手套，似乎这样就能更加敏捷地去救死扶伤。他蔑视勋章、头衔与学位，对穷人亲切、慷慨、慈祥，不相信道德，却力行道德，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圣人，如果不是他头脑敏捷，使得人家像害怕魔鬼一样害怕他的话。他的目光比他的手术刀还锋利，能够一直射到你的灵魂深处，透过言辞和表情，识破一切谎言。他就是这样，充满崇高、仁厚的气质。这种气质，是拥有卓越才能和财富的心灵所赋予的，是四十年勤勉的、无可非议的生活所赋予的。

他一进门，望见爱玛仰卧在床上，嘴巴张开，脸像死尸，就皱眉头。而后，他把食指放在鼻孔底下，一副认真听卡尼韦介绍的样子，不时说一句：“好，好。”

可是，他的肩头慢慢地耸了耸。包法利注意到了这个动作。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这个人虽然看惯了痛苦的情景，也禁不住涌出一滴眼泪，落在他的襟饰上。

他请卡尼韦跟他去外间。夏尔跟着他们。

“她情况很严重，是吗？贴芥子膏有用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请你务必想想办法。你救过那么多人哪！”

夏尔抱住他，惊惶、恳求地望着他，差点晕倒在他怀里。

“好啦，我可怜的孩子，拿出勇气来！没法子救啦。”

拉里维埃尔大夫转身要走。

“你这就走？”

“我还回来。”

他和卡尼韦先生一道出去了，像是要去吩咐车夫一句话。卡尼韦也不愿意看到爱玛在自己手里死去。

药店老板在广场上赶上他们。他这个人天性见到名人就攀附，所以他请拉里维埃尔先生务必赏光，到他家去吃饭。

他立刻打发人去金狮客店买鸽子，去肉店买排骨，去图瓦什家买奶油，去赖斯迪布都瓦家买鸡蛋。药店老板亲自下厨当帮手，而奥梅太太一边系围裙一边说：“请你多多包涵，先生，在我们这种偏僻小镇，没有事先关照……”

“拿高脚玻璃杯！”奥梅悄声打断她。

“如果住在城里，至少可以搞得到酿猪蹄子。”

“少废话……请入席，大夫！”

让过几次酒菜之后，奥梅先生觉得有必要提供一些这件不幸事情的详细情况：“起初我们发现她喉咙发干，随后是上腹剧痛，呕吐不止，接着就昏迷了。”

“她怎样服毒的？”

“不知道，大夫。就连她是从哪儿弄到砒霜的我也不知道。”

朱斯丹正端过来一摞盘子，突然发起抖来。

“你怎么啦？”药店老板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小伙子手里的盘子，哗啦一声全掉在地上。

“饭桶！”奥梅呵斥道，“笨蛋！笨手笨脚，简直像头蠢驴！”

但是，他突然克制住自己，说道：“大夫，我刚才决计进行化验，首先是小心翼翼往一根试管里装……”

“其实，你最好把指头伸进她的喉咙。”外科医生说道。

他的同行卡尼韦先生一言不发，刚才因为他下催吐剂一事，已经私下受了训斥。这位好心的卡尼韦，上回在做跷脚手术时，是那样不可一世、口若悬河，今天却显得非常谦虚，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一味地附和称是。

奥梅做了东道主，脸上光彩，喜形于色，想到包法利的悲惨处境，又自私地联想到自己，心里反倒隐隐有一种快活之感。加之拉里维埃尔大夫在座，他更是十分兴奋，便有意卖弄自己知识广博，东拉西扯，大谈芜菁、见血封喉、芒齐涅拉树、蝰蛇等药材。

“大夫，我甚至在书上看到，有些人因为吃了熏过头的猪血香肠而中毒哩，就像挨了雷击一样！至少，我们药物学方面的一位权威，一位大师，著名的加代·德·加西库尔，在一篇非常出色的报告中提到过这类例子。”

奥梅太太又出现了，端来一个摇摇晃晃、用酒精加热的东西，因为奥梅先生特意要在餐桌上煮咖啡，而且咖啡是他亲自炒制、亲自研磨、亲自调配好的。

“大夫，请用Saccharum(3)。”他一边递糖一边说。

随后，他让自己的几个孩子都下楼来与大夫见面，因为他很想让大夫看看他们的体质怎么样。

最后，拉里维埃尔先生准备走了，奥梅太太忙请大夫给她丈夫检查一下，因为他恐怕是血变稠了，每天吃完晚饭就打盹儿。

“唉！妨碍他活动的并不是官能方面的毛病。”(4)

这句双关语没人听懂，大夫面带微笑，开了门。可是，药店里挤满了来看病的人，尤其是图瓦什先生，硬缠住大夫不放，他担心自己的老伴儿肺有毛病，因为她总对着灰吐痰。还有，比内先生经常饿得发慌，卡龙太太身上感到刺痒，勒乐常常头晕，赖斯迪布都瓦患风湿病，勒佛朗索瓦太太的胃反酸。最后，三匹马好不容易出发了，大家普遍认为，这位拉里维埃尔大夫不平易近人。

这时，布尔尼贤先生从教堂里出来，手捧圣油，打菜市场经过，才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奥梅按照自己的准则，把神父比作哪里有死亡气味就往哪里飞的乌鸦。他一看见教士，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的道袍使他联想到裹尸布：他憎恶前者，多少是因为他惧怕后者。

不过，他从不在自己所称的“使命”面前退却，所以又陪同卡尼韦返回包法利家里。拉里维埃尔先生临走之前，一再嘱咐卡尼韦，一定要再去包法利家。如果不是太太反对，奥梅会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带过去，让他们见识见识重大场面，在脑子里留下一个庄严的印象，作为人生的一种启蒙和示范。

他们进去时，卧室里笼罩着肃穆、悲痛的气氛。做女红的台子上铺了一块白单子，上面摆着一个大十字架，旁边一个银盘里搁有五六个小棉球，一边点着一支蜡烛。爱玛下巴贴着胸部，眼睛睁得老大，一双可怜的手，像一般临死的人一样，在床单上可怕地慢慢动来动去，仿佛想抓过裹尸布把自己盖上。夏尔已停止哭泣，脸像大理石雕像一样白，眼睛像火炭一样红，面对爱玛站在床脚边，而神父一膝跪地，口中念念有词。

爱玛慢慢转过脸来，蓦然看见神父紫色的襟带，露出了欣喜的神色。那大概是因为，在心灵异乎寻常的平静之中，她又体会到早年开始狂热地信奉宗教时的那种快乐，同时隐约看到了已开始降临的天国永恒的幸福。

神父站起身，拿来十字架。爱玛像口渴似的伸长脖子，把嘴唇贴在基督的身体上，使出最后的力气和全部的爱，印了她平生最深沉的一个吻。而后，神父口里念着“我主慈悲”“宽恕罪孽”，同时将右手大拇指在油里蘸了蘸，开始敷圣油：先是涂抹曾经贪恋尘世浮华的眼睛，接着涂抹喜欢呼吸和煦微风和爱情芬芳的鼻孔，然后涂抹曾经说过谎、为虚荣而呻吟、在淫荡中叫喊过的嘴，再次涂抹曾经在舒服的触摸中兴奋得发抖的手，最后是涂抹过去为满足欲望而跑得飞快、如今跑不动了的脚底。

神父擦擦手指，把油浸透的棉花扔进火里，然后回到垂死者身旁坐下，告诫她，现在应该把自己的痛苦和耶稣基督的痛苦看成一回事，完全信赖上天的慈悲。

告诫完毕，他拿了一支圣烛，放在爱玛手里让她握住。那圣烛是天国荣耀的象征。等一会儿，她就要沐浴在那荣耀之中了。但是，爱玛太虚弱，手指握不拢，没有布尔尼贤先生帮忙，蜡烛早掉到地上去了。

这时，爱玛的脸已不那么苍白，显得很平静，仿佛临终圣事把她治好了似的。

神父少不得指出这一点，甚至对包法利解释说：“为了尽可能拯救一个人，有时上帝认为有必要，会延长人的生命。”夏尔记起爱玛领受圣体那一天，也是快要死了的样子。

“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他想道。

果然，爱玛慢慢地向四周看了一眼，好像一个人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然后，她声音清晰地要人把她的镜子递给她。她对着镜子照了好一会儿，直到眼睛里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于是，她头一仰，叹息一声，重新落在枕头上。

她的胸脯开始急剧起伏，舌头完全伸到嘴外，眼珠子乱转，像两盏玻璃灯，渐渐变暗，最终熄灭。看上去她好像已经死了，只是由于拼命喘气，两肋还在猛烈地抽动，就像灵魂要从那里蹿出来似的。费丽丝黛忙在十字架面前跪下，连药店老板也屈了屈膝，卡尼韦先生则茫然地望着广场。布尔尼贤又祈祷起来，脸冲床边低着头，黑道袍长长地拖在身后的地板上。夏尔跪在床的另一边，向爱玛伸着双臂。他抓住爱玛的手，紧紧握住，感到她的心脏搏动一次，他就哆嗦一下，就像被一座正在倒塌的建筑物震动的一样。爱玛喘息得越来越厉害，神父祷告得也越来越快。他的祷告声与包法利的哽咽声交织在一起。有时，似乎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听见絮语中一个个拉丁词音节，像丧钟在一下一下敲响。

蓦地，人行道上传来笨重的木头套鞋的声音，还有拐棍在地上戳戳点点的响声，接着有人放开嗓门儿沙哑地唱道：

朗朗晴天哟暖洋洋，

小妞儿相思心痒痒。

爱玛像一具中了电的尸体，一下子坐了起来，头发散乱，两眼发直，嘴巴张开。

镰刀割麦哟忙又忙，

麦穗穗散落田垄上。

我的小兰哟弯下腰，

拾麦穗一个不漏掉。

“瞎子！”爱玛叫道。

她笑起来。那是一种凶恶、疯狂、绝望的笑。她似乎看见乞丐那张丑陋的脸，像一个吓人的怪物，仰起在永恒的黑暗中。

这天起哟起了大风，

她的短裙没了影踪！

一阵抽搐，爱玛倒在褥垫上。大家围拢过来，她已经咽了气。

(1)　给孩子的新年礼物通常放在小鞋里，搁在壁炉台上。

(2)　比沙（1771—1802），法国著名解剖学家、生理学家。

(3)　拉丁文，意即砂糖。

(4)　法语“血”（sang）与“官能”（sens）谐音，大夫一语双关，意即这并不是身体上的毛病，以取笑奥梅太太。

9

人一死，往往会引起普遍的惊愕：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活着的人实在难以理解，也不愿意相信。然而，夏尔一看见爱玛不动了，就立刻扑到她身上，叫道：“永别了！永别了！”

奥梅和卡尼韦把他拖出房间。

“不要太伤心！”

“好，”夏尔一边挣扎一边说，“我会理智的，不会干傻事。你们别管我，我要去看她！她是我太太！”

他哭起来。

“哭吧，”药店老板说，“哭个痛快，你就会轻松些。”

夏尔此时比一个小孩子还弱，任凭奥梅把他扶到楼下厅房里。然后奥梅先生立刻回家去了。

他在广场上遇到了瞎子。瞎子一步步挨到永维镇，逢人就打听药店老板住在什么地方，希望能向他讨些消炎膏。

“去你的吧！就好像我没有别的事要操心似的！啊！活该，过段时间再来吧！”

他说罢匆匆跑进药店。

他要写两封信，给包法利配一剂镇静药水，还要编一套谎话，掩盖服毒事件，并且写成文章，寄给《鲁昂灯塔报》。此外，还有许多人等着他，向他打听情况。他编造说，爱玛中毒，是因为她在做香草奶油时，误把砒霜当白糖吃了。等全镇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奥梅先生又一次返回包法利家。

他发现只剩下包法利一个人（卡尼韦先生刚走），他坐在窗户边的扶手椅里，痴呆地望着厅房的地板。

“现在该你自己确定举行仪式的时间啦。”药店老板说。

“做什么？什么仪式？”

接着，包法利惊恐地结巴道：“啊！不举行，好不好？不举行，我要留着她。”

奥梅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从摆设架上拿起一把水壶，浇起天竺葵来。

“啊！谢谢！”包法利说道，“你是个好人……”

他的话没说完。药店老板的举动唤起他许多回忆，他说不下去了。

为了让他分分心，药店老板心想不妨和他扯扯种花方面的事情，便说植物需要水分。包法利点点头表示赞同。

“再说，春光明媚的时节就要到了。”

“啊！”包法利说。

药店老板没话可说了，便轻轻地把窗户上的小帘子拉开。

“瞧，图瓦什先生正好经过这里。”

包法利像一台机器似的重复道：“图瓦什先生正好经过这里。”

奥梅再也不敢对他提葬礼的安排问题。最后还是神父左劝右劝，他才同意安葬。

包法利把自己关在诊室里，拿起一支笔，又啜泣了一会儿，才写道：

我希望她安葬时身穿结婚礼服，脚穿白皮鞋，头戴花冠，头发披在肩上。三副棺木：一个用栎木，一个用桃花心木，还有一个用铅木。不要来安慰我，我挺得住。请拿一大块绿色天鹅绒盖在她身上。我希望这样。请照办。

包法利这些罗曼蒂克的想法，令两位先生惊愕不已。药店老板立刻去对他说：“这块天鹅绒我觉得纯属多余。再说，开销……”

“这关你什么事？”夏尔嚷起来，“别来烦我！你不爱她，走开！”

神父挽起他的胳膊，一边陪他去花园里散步，一边谈论世事虚荣，说上帝伟大而又慈悲，应该毫无怨言地服从上帝的意旨，甚至感恩戴德。

夏尔却咒骂起来：“我恨透了他，你那个上帝！”

“你心里还保留着反叛思想。”神父叹息道。

包法利已经走远了。他沿着墙边的果树，一边大步走着，一边咬牙切齿，朝上天投去诅咒的目光，但是连一片树叶都没有摇动一下。

下起了小雨，夏尔敞着胸脯，最后打起冷战来了，便走进厨房，坐到火边。

6点钟，广场上传来一阵丁零咣啷的声音，是驿车“燕子”回来了。夏尔前额贴着玻璃窗，望着乘客们一个一个从车上下来。费丽丝黛拿了条床垫，给他铺在客厅里，他倒头便睡着了。

奥梅先生虽然有哲学家风范，但对死人还是尊重的。所以他毫不记恨可怜的夏尔，傍晚时分又过来守灵，随身带了三本书和一个活页本子，准备一边看书一边做笔记。

布尔尼贤先生也在。死者的床从凹室里被挪了出来，床头点着一对大蜡烛。

药店老板忍受不了寂寞，坐了不久就开始发表议论，对“这个不幸的少妇”表示恻隐之情。神父回答说，现在只有为她祷告了。

“不过，”奥梅又说，“依我看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她的死是蒙主降恩（就像教会所说的），那么她根本不需要我们祷告；要么她是至死不悟（我想神父们是这样说的），那么……”

布尔尼贤打断他，有点生气地反驳说，不管怎样，祷告还是需要的。

“可是，”药店老板驳斥道，“既然上帝了解我们的全部需要，祷告还有什么用呢？”

“怎么！”神父说，“不要祷告！你难道不是基督徒？”

“对不起！”奥梅说，“我赞赏基督教，因为首先，它解放了奴隶，为社会树立了一种道德规范……”

“实质不在这里！所有经书……”

“哦！哦！说到经书嘛，你不妨翻开历史：谁都知道，所有经书都被耶稣会派篡改过。”

这时夏尔进来了，走到灵床边，慢慢拉开帐幔。

爱玛的头歪在右肩上，嘴角张开，好似脸庞下部的一个黑洞；两个大拇指弯在手心里；眼睫毛上仿佛撒了一层白粉，眼睛几乎被一层薄纱般的灰白色黏膜盖住了，就像蜘蛛在上面织了一张网。覆盖在她身上的单子，胸部以下直至膝盖呈凹陷状，在脚趾的地方又隆起来。夏尔觉得，有一块巨大无比的东西，非常沉重地压在她身上。

教堂的钟敲响了2点。黑暗之中，从望台脚下传来河水潺湲之声。布尔尼贤先生不时很响地擤一下鼻子，奥梅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行了，我的好朋友。”奥梅说道，“你下去吧，这情景对你来讲太伤心啦！”

夏尔一走，药店老板和神父又争论起来。

“读一读伏尔泰吧！”一个说，“读一读霍尔巴赫(1)，读一读《百科全书》吧！”

“读一读《葡萄牙犹太人信札》吧，”另一个说，“读一读前行政官尼古拉著的《基督教要义》吧！”

两个人都激动起来，争得面红耳赤，双方同时说话，谁也不听谁的。布尔尼贤因为对方如此放肆而恼火，奥梅因为对方如此愚蠢而惊奇。两个人几乎要对骂起来，好在这时夏尔又突然上来了。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他总是想上楼来。

为了看得更清楚，他一上来就站到爱玛的正面，忘掉了一切，全神贯注地看着她，正因为全神贯注，就不怎么觉得痛苦了。

他想起一些有关嗜眠症的故事和磁场感应的奇迹，心想精诚所至，也许能够让爱玛复活。有一次他甚至向她弯下腰，一边低声唤道：“爱玛！爱玛！”一边喘着粗气，把烛焰吹得贴在墙上摇曳。

天刚蒙蒙亮，老包法利夫人赶来了。夏尔亲亲她，又大哭了一场。老太太像药店老板一样，提醒他要节省葬仪开销。夏尔立刻大发脾气，老太太只好住口。夏尔甚至让老太太立刻进城，去买所需要的物品。

整个下午，夏尔一直独自待着。白尔特被送给奥梅太太照看去了，费丽丝黛和勒佛朗索瓦太太一道守在楼上的房里。

天黑时分，陆续有人前来吊唁。他起身与客人们握手，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吊客们围坐在壁炉前，后来的挤在先来的旁边。大家低着头，跷起二郎腿摇来晃去，不时深深地叹息一声。每个人都感到无聊至极，但谁也不肯先走。

9点整，奥梅又来了（两天来，净看见他在广场上跑来跑去），背了一大包樟脑、安息香和香草，还带了满满一瓶驱除疫气的氯水。这时，女佣、勒佛朗索瓦太太和包法利老太太，正围着爱玛，忙着给她换衣服。她们把死者又长又硬的面网拉下来，一直盖到她的缎鞋。

费丽丝黛呜咽道：“啊！我可怜的太太！我可怜的太太！”

“看哪，”客店老板娘说道，“她还是那样娇小可爱！简直让人相信她等一会儿就要起床哩。”

三个女人俯身给爱玛戴花冠。

需要把头稍稍抬起。这一抬，就有一股黑水从嘴里流出来，好像她又呕吐了似的。

“啊！天哪！当心袍子！”勒佛朗索瓦太太叫道，接着又冲药店老板说道，“你倒是过来帮帮忙啊。莫非你害怕吗？”

“我害怕？”药店老板耸耸肩膀说道，“哼，害怕！我在学药剂学的时候，在主宫医院不知见过多少哩！我们还在解剖室配五味酒呢！哲学家怎会怕死人，我甚至常常说，准备把自己的遗体献给医院，为科学研究派上用场。”

本堂神父一到，就问包法利先生怎么样。听了药店老板的回答，他说：“你知道，刚刚受了这样的打击，哪能一时半会儿就平静下来。”

药店老板听了这话，就说神父真幸运，不像一般人要受丧妻之苦。而这句话又引发了一场关于神父独身不娶的争论。

“一个男人不要女人，”药店老板说，“这可不符合天性！君不见种种犯罪行为……”

“唉，真是死脑筋！”神父嚷起来，“一个人一旦结了婚，怎能保守忏悔的秘密？”

奥梅又攻讦忏悔。布尔尼贤则为忏悔辩护，说它能使人改过自新，并且举出种种事实：“例如一些小偷，经过忏悔，一下子变成了诚实的人；一些军人走近忏悔室，觉得眼前迷雾顿开；在弗利堡有一位牧师……”

药店老板睡着了。神父觉得房间里空气恶浊，有点气闷，便打开窗户，把药店老板惊醒了。

“来，闻闻鼻烟！”他对药店老板说，“让你的头脑清醒清醒。”

远处传来阵阵犬吠声。

“听到狗叫了吗？”药店老板问道。

“据说，有人死了，狗能感觉到。就像蜜蜂一样，有人死了，它们就从蜂巢里飞出来。”

奥梅没有驳斥这些陈词滥调，因为他又睡着了。

布尔尼贤先生精力比较旺盛，还坚持了一段时间，口中念念有词，但没过多久，不知不觉脑袋一耷拉，手里厚厚的黑书掉在地上，也打起呼噜来了。

这两个人面对面酣睡，挺着肚子，面孔虚肿，眉头紧锁。他们虽然争论不已，但终于同归于人类的共同弱点之中。他们一动不动，那模样与旁边仿佛睡着了的尸体差不多。

夏尔进来了，但并没叫醒他们。他是来和爱玛做最后告别的。

香草还在冒烟，一缕缕淡蓝色的烟，升腾缭绕，在窗口与外面进来的雾气相混合。疏星闪烁，夜色温煦。

大滴大滴的烛泪掉在床单上。夏尔凝视着燃烧的蜡烛，凝视着黄澄澄的、耀眼的烛光，不久眼睛就疲倦了。

月光般洁白的缎袍，罗纹微微闪动。爱玛裹在里面，看不见了，恍惚已从她自己的身体里飘溢出来，融进了周围的什物之中，融进了寂静和黑夜之中，融进了那过往的风和升腾、温润的香烟之中。

突然，夏尔看见她在道斯特的花园里，坐在靠荆篱的长凳上，不一会儿又看见她行走在鲁昂的街道上，倚在自家的门口，站在贝尔托的院子里。他还听见快乐的小伙子们在苹果树下跳舞、欢笑；卧室充溢着她的秀发的芳香；她偎在他怀里，抖动的袍子窸窸窣窣，闪闪发光。那正是她现在穿在身上的这件袍子！

他久久地回顾着已失去的幸福，回顾着爱玛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心头涌起无尽的悲哀，一阵又一阵，潮水般漫卷而来。

他起了强烈的好奇心，哆哆嗦嗦地伸出手，用指尖慢慢揭开爱玛的面纱。他立刻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喊，把另外两个人惊醒了。他们把他拖到楼下厅房。

不久，费丽丝黛上来说，先生要太太的一绺头发。

“去剪好了！”药店老板回答。

费丽丝黛不敢，他只好拿了剪刀，亲自去剪。但他抖得厉害，把死者太阳穴的皮肤戳破了好几处。最后，他心一横，鼓足勇气，乱剪了两三刀。结果，爱玛那头黑黝黝的秀发，平添了几块白色印痕。

药店老板和神父又开始各看各的书，但也少不了不时打一会儿盹儿。每次打盹儿一醒来，两个人就相互指责。然后，布尔尼贤先生在房间里洒点圣水，药店老板则在地板上泼点氯水。

费丽丝黛在五斗柜上给他们留了一瓶烧酒、一块奶酪和一大块奶油圆球蛋糕。将近凌晨4点钟，药店老板饿得扛不住了，叹了口气说：“说实话，现在吃点东西多好！”

神父也不要别人请，出去祷告了一会儿，回来后两个人就吃起来，还一边碰杯，一边嘿嘿傻笑几声。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为何笑，大概是连续经历了几个悲痛场面之后，自然会隐隐约约产生一种快活的感觉吧。斟上最后一小杯酒时，神父拍拍药店老板的肩膀说：“你我最终会相互理解的！”

他们在楼下前厅里遇见几个工人进来。于是，锤子敲木板，砰砰敲了两个小时，夏尔不得不忍受两个小时。随后，爱玛被放进栎木棺材，棺材外面又套双椁。由于外椁太宽，不得不抽出一条床垫子的棉花，塞在里头。最后，三副棺盖刨平了、钉牢了、焊严了，就把灵柩停放在门口。住宅的大门敞开，永维镇的男女老幼络绎而至。

鲁俄老爹赶到了，刚走到广场，望见黑布就晕倒在地。

(1)　霍尔巴赫（1729—1789），法国百科全书撰稿人和无神论哲学家。

10

鲁俄老爹在出事三十六个小时后，才收到药店老板的信。奥梅先生考虑到他感情的承受力，信写得含糊其词，看了根本闹不清是怎么回事。

老头子看完信，先像中风一样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他理解女儿还没有死，但可能会死……最后，他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套上马刺，跨上马背就飞奔出发了。一路上，他气喘吁吁，忧心如焚。一度不得不跳下马来，因为他头晕目眩，耳朵里嗡嗡乱响，感到自己要疯了。

东方破晓，他看见三只黑母鸡在一棵树上睡觉。这不祥之兆吓得他不寒而栗。于是，他向圣母许愿，一定捐给教堂三块祭披，并且赤脚从贝尔托公墓出发，一直送到瓦松维尔。

一进马洛姆镇，他就叫店家，用肩头顶开店门，拖了一袋荞麦就倒进马槽，又掺上一瓶甜苹果酒。马喂饱了，立即上路，马蹄下火星四溅。

他想女儿可能还有救。医生们会找到一种药，这是肯定的。他想起过去传说的这方面的许多奇迹。

过了一会儿，他又觉得女儿已经死了。她就在他面前，仰面躺在路当中。他拉一下缰绳，幻象立刻消失了。

到达坎康布瓦，为了提提精神，他连喝了三杯咖啡。

他想一定是信上写错了姓名。他摸摸口袋，信还在，但他没有勇气打开。

最后，他估计可能是有人开玩笑，是有人试图报复，或者是有人酒后寻开心。再说，女儿要是真的死了，他会有预感的。可是，什么预感也没有！田野上一点异常的迹象也没有，天瓦蓝瓦蓝，树随风摇曳，一群羊打身边经过。他望见镇子了。人们看见他伏在马背上，不停地打马，飞奔而来，马肚带上直滴血。

他恢复知觉后，涕泪交加地扑倒在包法利怀里：“我的女儿！爱玛！我的孩子！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包法利抽搭着回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天上飞来的横祸！”

药店老板把他们分开。

“那些可怕的细节还讲它干什么。回头我告诉先生好了。瞧，吊唁的人来啦。可不要失了身份哪，想开些！”

可怜的夏尔想现出坚强的样子，一次又一次说道：“对……拿出勇气来！”

“好吧，”老头子大声说，“我会有勇气的，真见鬼！我要送她一直送到底。”

钟敲响了，一切准备就绪，该上路了。

他们在唱诗班的座位上并排坐下，只见唱诗班的三个成员一边不停地在面前走来走去，一边唱着圣诗。蛇形风管吹得响声震耳。布尔尼贤神父全身披挂，尖着嗓门儿唱着，不时双手一抬，胳膊一伸，向圣体龛鞠一躬。赖斯迪布都瓦手持鲸骨刀，在教堂里转来转去。灵柩停在唱诗台旁边，一边点着两排蜡烛。夏尔直想站起来，去把蜡烛吹灭。

不过，他还是努力激发自己虔诚的感情，热切盼望来世能与爱玛重逢。他想象爱玛旅行去了，走得很远很远，要去很久很久。可是，一想到爱玛躲在棺材里，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人们马上就要抬她去埋葬，他就狂怒不已，悲痛欲绝。有时，他觉得自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痛苦也随之减轻，于是领略着这种状态，同时骂自己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这时，传来铁包头拐棍戳点石板的声音，十分清脆，间隔均匀，从殿堂最里面戳点过来，至唱诗台前突然停止。就见一个穿棕色粗布外衣的男人，费了好大劲才在灵柩前跪下。原来是金狮客店的伙计伊波力特。他装上了那条新假腿。

唱诗班的一个成员，绕大殿一圈募捐，一个又一个大铜板，接连不断落在他的银盘里。

“你倒是快一点哪！我受不了啦！”夏尔没好气地丢给他一枚五法郎的银币，这样叫道。

那唱诗班成员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人们唱着圣歌，一次次跪拜，又一次次起来，没完没了！夏尔记起刚搬到永维镇不久，有一回，他与爱玛一起来望弥撒，是坐在另一边，即右边靠墙的地方。钟又敲响了，就听见一阵椅子乱响，抬棺材的人把三根杠子塞到棺材底下，接着就抬出了教堂。

朱斯丹站在药店门口，这时突然缩了回去，脸色苍白，步履踉跄。

居民们都跑到窗口，观看送葬的队伍行进。夏尔走在前头，挺直腰板，装出一副坚强的样子。看见有人从巷子或门里出来，加入挤在街道两边的人群的行列，他还向他们点头致意。

六个抬棺材的人，一边三个，小跑着，微微气喘。神父、唱诗班成员和两个唱诗童子，诵读着《哀悼经》。他们的声音忽高忽低，在田野上回荡。有时，遇到小路拐弯的地方，就看不见他们了，但银色的大十字架，始终高举在树木之间。

紧随其后的是妇女，个个披着黑色披风，风帽朝下翻，手里擎着一支点燃的大蜡烛。不断重复的祷告声、迤逦无尽的烛光，还有蜡油和道袍令人恶心的气味，使夏尔感到头晕。田野上微风吹拂，稞麦和油菜绿油油的，路旁荆篱上挂满颤悠悠的露珠。远处传来一辆大车在车辙里滚动的辘辘声，一只公鸡不停地喔喔啼鸣，一匹马驹“嘚嘚嘚”蹿进苹果园——这种种欢快的声音，交织一片，充盈着整个原野。晴空中飘着朵朵玫瑰色的云彩，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长满蝴蝶花的茅屋顶。夏尔认得沿途的每一个院落，记得许多像今天一样的早晨，他看完病，从某一家的院子里出来，急忙赶回爱玛身边。

覆盖棺椁的黑布上，缀满泪珠般的白珠子，风不时把布撩起来，露出棺木。抬棺材的人累了，放慢了脚步。一颠一颠向前运动的棺材，像随波摇荡的小船。

到了墓地。

男人们继续往下走，一直走到草地上挖好墓穴的地方。

大家排列在墓穴周围，神父念念有词。掘墓时抛在穴边的红土，顺着四角，无声地不断往下溜去。

不一会儿，四根绳索摆好之后，大家把棺材推到绳索上。夏尔看着棺材往下坠。棺材不停地坠落着。

最后，下面传来碰撞的声音。绳索吱吱响着被抽了上来。于是，布尔尼贤接过赖斯迪布都瓦递给他的铁锹，一面用右手洒圣水，一面用左手挥锹尽力一铲，就铲下去一大锹土。石子纷纷落在棺木上，发出可怕的响声，听起来犹如来世的回声。

神父把圣水刷递给身旁的人。那人是奥梅先生。他神情严肃地接过圣水刷抖了两抖，随手递给夏尔。夏尔双膝跪在松土里，一边抓起大把的土往下扔，一边喊道：“永别了！”还向爱玛飞吻，随即向墓穴爬去，想和爱玛一起埋葬在里面。

有人把他拉开了。他很快就平静下来，大概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看到一切终于结束了，而隐约感到满意。

在返回的路上，鲁俄老爹掏出烟斗，安详地抽起来。奥梅打心底里觉得这很不得体。他还注意到，比内先生压根儿没露面，图瓦什做完弥撒后就“开溜了”，公证人家的仆人泰奥多尔竟穿了一身蓝衣服，“就好像找不到黑衣服似的，连习俗都不顾，他娘的！”奥梅在队伍里前后串来串去，和大家交谈他注意到的这些情况。大家都为爱玛的去世感到惋惜，尤其是勒乐，他毫不犹豫地来送殡了。

“这位娇小的太太真可怜！她丈夫该多么痛苦！”

药店老板说道：“你可知道，没有我，他说不定寻了短见呢！”

“多好的一位太太呀！真没想到，上星期六我还在店里见到她！”

“可惜我没有时间，”奥梅说，“不然我要准备一篇悼词，在她的墓前念念的。”

回到家里，夏尔脱掉丧服，鲁俄老爹也换上蓝色的外衣。他那件外衣是新做的，来时一路上常用袖子擦眼睛，脸上留有一块块蓝颜色，加上被泪水冲成一条条的尘土，显得脏兮兮的。

包法利老太太和他们待在一起。三个人都默默无语。最后，还是老头子叹息了一声说道：“还记得吗，我的朋友，有一回我来道斯特，正赶上你的头一位太太刚过世不久。当时我一个劲安慰你，也有话可讲，可是现在……”

接着，他的胸脯一鼓，长叹一声，说道：“唉！你知道，这回我完啦！我眼睁睁看见我太太走了，后来是我儿子，今天我女儿又走啦！”

他要立刻回贝尔托，说在这座房子里他睡不着。他甚至不肯见外孙女。

“不见！不见！那对我来讲太悲痛啦。只是请你代我好好亲亲她吧。再见……你是个好男人！还有，我绝不会忘记这个，”鲁俄老爹说着拍一下大腿，“别担心，火鸡我会照送不误的。”

可是，他走到岭上时，却禁不住回头望去，就像过去在圣维克多小径上送别爱玛之后，回头望去一样。永维镇所有的窗户，在草原上西沉的夕阳辉映下，像着了火似的。他将手罩在额前，望见天边一道院墙之内，散乱的树木东一丛，西一丛，黑魆魆的，耸在白色的岩石之间。眺望一阵，他又上路，策马慢慢跑去，因为马儿瘸了腿。

夜里，夏尔和母亲虽然累了，但还是在一块儿聊了很长时间。他们谈到过去和未来。老太太将搬到永维镇来住，替儿子管家，母子俩再也不分开。她精明而慈祥，多少年来，失去了儿子的感情，如今失而复得，心里暗暗高兴。午夜12点的时钟敲响了，镇子像往常一样静悄悄的，夏尔无法入眠，时时思念着爱玛。

罗多尔夫白天在森林里打猎消遣，夜里在古堡里睡得又香又甜。莱昂也睡得很安稳。

这时，另外有一个人没有睡。

一个孩子，跪在松树间的新坟前，在黑暗中嘤嘤啜泣，肝肠寸断，比月光还绵柔、比黑夜还深沉的巨大悔恨，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公墓的栅栏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进来的是赖斯迪布都瓦。他来找下午遗忘在这里的铁锹。他认出了逾墙而逃的朱斯丹，这一回可发现是哪个坏小子偷他的土豆了。

11

第二天，夏尔把小女儿接了回来。小家伙一进屋就要妈妈，只好哄她说，妈妈出去了，会给她带玩具回来。白尔特又提过好几次妈妈，不过时间一久，就不再想了。包法利看到孩子那么快乐，反而很伤心。还有药店老板的安慰，听了烦死人，还得耐着性子听。

很快金钱问题又来了。勒乐再次撺掇他的朋友万萨尔出面发难，夏尔答应偿还数额惊人的债款。因为凡是属于爱玛的家具，他绝不肯出卖一件。他母亲为此很恼火。他的火气比母亲还大。

他完全变了。母亲只好扔下这个家走了。

这时，谁都想来捞便宜。朗卜乐小姐索讨半年的教琴费，其实爱玛一次也没去学（尽管她曾经拿出一张发票给包法利看：那是她串通朗卜乐小姐做的手脚）；图书出租人要求付三年的租书费；罗莱嫂子提出要二十来封信的送信费。夏尔问她怎么回事，她倒是很巧妙地答道：“啊！我知道什么！离不了联系她的事务呗！”

每次付完一笔债，夏尔都以为再也没有了，可是马上又冒出一些债务来，没完没了。

他去讨拖欠的诊费，人家拿出他太太寄的信给他看，他只好连声道歉。

费丽丝黛现在净穿太太的衣裙。倒不是全部，因为夏尔挑了几件，保存在爱玛的梳洗间里，经常进去把门一关，独自欣赏。费丽丝黛身材与爱玛差不多，夏尔从后面看见她时，常常产生幻觉，叫道：“喂！别走！别走！”

可是，圣灵降临节那天，费丽丝黛跟着泰奥多尔离开了永维镇，顺手牵羊，把衣柜里的衣服全拐跑了。

大约在这个时期，寡妇杜普易夫人寄来喜帖告知：她的儿子、伊沃托公证人莱昂·杜普易先生，与朋维尔的莱欧卡蒂·勒勃夫小姐举行婚礼。夏尔当即致书祝贺，并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可怜的妻子如若在世，该多么高兴！”

一天闲来无事，夏尔在家里到处走走，信步来到阁楼上，觉得拖鞋底下踩到一个小纸团，捡起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勇敢些，爱玛，不要泄气！我不想使你的生活充满不幸。”这是罗多尔夫的信，掉在箱子之间的地板上，被天窗的风吹到了门口。夏尔愣住了，怔怔地站在那里。而就在这同一个地方，爱玛曾经呆立良久，比他现在的脸色还苍白，万念俱灰，直想寻死。最后，夏尔在第二页下面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罗”字。这是什么意思？他想起罗多尔夫起先来得那样勤快，可是突然无影无踪，后来遇到过两三回，总露出一副尴尬的样子。不过，这信上的口气是尊敬的，他不由得仍往好处想：他们之间也许有过柏拉图式的爱情吧。

再说，夏尔不是那种好寻根究底的人，发现了证据，反而立刻退避。他的嫉妒之心也并不强烈，他完全被巨大的悲痛淹没了。

他想自然有人爱慕爱玛，所有男人想必都对她垂涎三尺。于是在他眼里，爱玛更显得娇柔可爱。这使他产生了炽烈、恒久的欲望，火一般在他绝望的心里燃烧。这欲望现在再也不可能实现，所以无尽无休。

他当作爱玛还活着，为了讨她的欢心，开始接受她的爱好和想法：他买漆皮鞋穿，经常系白领带，胡子上面抹香油，像爱玛一样签期票。爱玛进了坟墓，还在败坏他。

家境越来越窘迫，他把所有银器一件一件卖光，接着又卖掉客厅里的家具。家里楼上楼下，所有房间徒剩四壁。但卧室——爱玛的卧室，丝毫未动，仍保持原样。每天晚饭后，夏尔都会上楼来到那个房间，把圆桌子推到火炉边，再把爱玛的扶手软椅挪过来，然后自己在对面坐下。一个镀金的烛台里，插着点燃的蜡烛。白尔特坐在他旁边，照模帖用蜡笔描图画。

看到小女儿穿得破破烂烂，小靴子没有带子，罩衫从肩头到屁股撕了一条口子，因为女佣根本不管她，这可怜的人心头阵阵作痛。但孩子坐在身边，那样文静，那样可爱，妩媚地低着小脑袋，漂亮的金色头发垂在红扑扑的脸蛋上，夏尔见了，心头又涌起无限的欣慰——一种掺杂着苦涩的欣慰，就像酿得不好的酒，含有一股树脂味。他为女儿修理玩具，用纸板给她剪小人，或者缝合洋娃娃裂开的肚皮。可是，一旦目光遇到针线盒、一根拖在外面的缎带，甚至掉在桌子缝里的一枚别针，他就沉思默想起来，显出一副非常忧伤的样子。小女儿受到感染，也像他一样忧伤。

现在谁也不来看望这父女俩。朱斯丹逃到鲁昂去了，在一家食品杂货店当了伙计。药店老板家的几个孩子，越来越不愿意与小白尔特接触。奥梅先生呢，鉴于彼此社会地位的不同，根本不想与包法利继续保持密切关系。

奥梅的药膏没有治好瞎子的病。瞎子又回到了纪尧姆林子那一带山地，经常向过往旅客讲述药店老板医治无效的情形，弄得奥梅每回搭“燕子”经过时，不得不躲在窗帘后面，以免让他看见。奥梅对瞎子恨之入骨，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千方百计想除掉他，为此定下了一条隐蔽的毒计。这条毒计不仅显示了他的老谋深算，也显示了他的虚荣心多么卑鄙无耻。连续半年时间，人们经常在《鲁昂灯塔报》上，读到这类精心炮制的短文：

凡是前往皮卡第那个富饶之乡的人，大概都在纪尧姆林子那一带的山路上，注意到一个脸上长疮、面容可怕的乞丐。他纠缠、骚扰过往行人，索取钱物，实际上等于向他们强收捐税。难道我们还处在中世纪的野蛮时代，可以任由参加十字军东征归来而流落街头的人，在我们的公共场所，展览他们在外域染上的烂疮和瘰疬吗？

或者：

尽管法律禁止流浪，可是我们的大城市近郊，仍然受到成群结队的行乞者侵扰。其中也有一些单独行动的，这些人恐怕同样危险。对此，我们的市政当局有何考虑呢？

奥梅还编造一些逸闻：

昨天，在纪尧姆林子的山路上。一匹马受惊……

接着，他描述了一次由瞎子引起的车祸。

结果瞎子进了大牢，但他又被放了出来，依然干从前那营生。奥梅呢，也故技重演。这是一场较量。奥梅获得了胜利，因为他的敌人被判终身关进一家收容所。

胜利使奥梅变得更大胆。从此，只要本地有一只狗被轧死，一座谷仓着了火，或一位妇女挨了打，他就立刻向公众报道。而他这样做的动机，始终是对进步的热爱和对教士的憎恨。他将小学与无知兄弟会加以对比，极力贬低后者。他听说教堂得到一百法郎补贴，便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圣巴托罗缪惨案。他揭露弊端，嬉笑怒骂——这是他自己的话。奥梅从事破坏工作，变成了危险人物。

然而，他觉得单搞新闻报道，天地过于狭窄，不足以施展他的抱负。他应该赶紧写书，著书立说！于是，他编了一本《永维地区统计一览——附气象观测资料》。统计学促使他对哲学产生兴趣。他所关心的全是重大问题，诸如社会问题、贫困阶级的教化问题，还有养鱼、橡胶、铁路等。他羞于做一个资产者，而摆出艺术家的派头，经常抽烟，并买了两座漂亮的蓬巴杜尔夫人(1)小雕像，用以装饰客厅。

他并没有忽视药剂学。恰恰相反，他了解所有新的发现，关注提倡食用巧克力声势浩大的运动。他是头一个把可可和“健力多”介绍到下塞纳省的人。他对普尔韦马舍水电链(2)怀着极大的热情，自己身上就扎了一条。晚上，当他脱掉法兰绒坎肩，露出那条金色链子，一圈一圈绕在身上，把整个上半身都缠满了，活像一个斯基泰人(3)，浑身上下金光闪烁，又像古波斯一位祆教僧侣。奥梅太太见了，总是惊叹不已，对他也就倍添热情。

关于爱玛的墓碑，他有不少美妙的设想：先是建议采用半截立柱式，外加帷幔式装饰，接着又建议凿成金字塔形，后来又建议雕成维斯太庙(4)那样的圆亭式样……或者干脆建得像“一堆废墟”。不管采用哪种形式，他都坚持非栽上垂柳不可，因为他认为，垂柳是哀思绵绵的象征。

夏尔同他去了一趟鲁昂，到一家专门承做墓碑的石匠店参观，还请了一位画匠一块儿去。画匠名叫沃佛里拉尔，是柏里都的朋友，总爱说俏皮的双关语。看了近百种图样，做了一个预算，最后又去了一趟鲁昂，夏尔才决定建成陵墓式样，墓碑前后两面，各雕刻一个守护神，手持熄灭的火把。

至于碑铭，奥梅想到“sta viator”(5)，然后搜索枯肠也想不出更好的，念来念去还是“sta viator”，最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出“amabilem conjugem caleas”(6)，夏尔采用了。

奇怪的是，包法利无时无刻不思念爱玛，却在渐渐忘记她。他竭力记住她的模样，却感到那模样正从他的脑海里溜走，使他陷入绝望。然而，每天夜里他都梦见爱玛，只不过梦里的情景总是一样的：他靠近她，正要拥抱，她却在他怀里化成了泥土。

有一个星期，人们看见他天天傍晚去教堂，布尔尼贤先生甚至还去看望过他两三次，但此后就不再管他了。正如奥梅所说的，这老头儿变得越来越褊狭，越来越狂热，经常猛烈攻击时代精神，在每半个月一次的布道中，总要讲伏尔泰死的情形，说众所周知，他是吞食自己的粪便而呜呼哀哉的。

包法利虽然生活节俭，但离还清旧债还差得老远。勒乐拒绝延长任何期票的偿还期限。扣押财产迫在眉睫。于是，包法利求救于母亲。母亲答应让他用她的财产做抵押，不过在信里痛骂了爱玛一顿，并且提出要一条费丽丝黛没有偷走的披肩，作为对她所做牺牲的报偿。夏尔不肯给，母子俩闹翻了脸。

还是母亲首先采取和解行动，提出让她把小白尔特接过去带在身边，对她也算是一种安慰。夏尔倒是同意了，但临到动身，又怎么也舍不得放女儿走。于是，母子间的关系完全、彻底破裂了。

随着对亡妻感情的日益淡薄，夏尔越来越把爱倾注在小女儿身上。然而，小女儿令他担忧，因为她时常咳嗽，而且面颊上有两块红晕。

对门的药店老板家，红红火火，欢乐常在，万事胜意。拿破仑在配药室给他当助手，阿达莉为他绣希腊式便帽，伊尔玛剪盖蜜饯罐用的圆纸片，富兰克林会一口气背完九九表。奥梅真是最幸福的父亲、最走运的男人。

非也！一种野心暗暗折磨着他：奥梅渴望十字勋章。他倒是具有条件，诚如他自己所说：

首先，敝人在霍乱流行期间，表现了极大的献身精神；其次，敝人自费出版了多种有益于公众的著作，例如……（他列举了题为《论苹果酒及其酿造与效用》的论文，还有寄给科学院的《关于绒毛芽虫之研究》，以及《统计概览》那本书，甚至考药剂师的那篇论文）此外，敝人还是好几个学术团体的成员（其实他只是一个学术团体的成员）。

“总之，”奥梅转了一个身，嚷道，“单凭在救火方面的贡献，我也该得！”

为此，奥梅趋奉权贵，暗中为省长竞选大帮其忙。总之，他卖身求荣，无异于政治娼妓。他甚至给国王上书，恳求为他主持公道，称当今国王为“吾辈仁慈的君主”，将他与亨利四世相提并论。

每天早晨，药店老板总是报纸一到就抢过来，想看看自己是否已被提名，但总是不见消息。最后，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便在自家花园里培植了一块勋章形的草地，顶上还栽了两条弯弯曲曲的草坪，算作绶带。他经常双臂交叉，在旁边踱来踱去，暗骂政府无能和世人负义。

不知是出于尊重，还是慢有慢的乐趣，夏尔在清点爱玛的遗物时，迟迟没打开她用过的那张红木书桌的暗屉。一天，他终于在书桌前坐下，将钥匙一转，推开锁簧。莱昂写的所有信全在里面。这回真相大白了！他一口气读完全部信，又搜遍每个角落、每件家具、每个抽屉，甚至每条墙缝，又是哭，又是号，失魂落魄，如癫如狂。他发现一个盒子，一脚踹开，一眼就看见罗多尔夫的照片，夹杂在散乱的情书之中。

从此他变得意志消沉，大家都莫名其妙。他不再出门，不再见客，甚至不再外出看病。于是，有人说“他关在家里喝闷酒”。

偶尔有好奇者，趴在花园篱笆上往里窥探，惊愕地发现这个人胡子老长，衣服邋遢，面貌狰狞，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号啕大哭。

夏天的傍晚，他总带着小女儿去墓地，直到完全天黑才回来，广场上除了比内家天窗漏出的灯光，到处黑乎乎的。

然而，夏尔无法充分品尝自己的痛苦，因为周围连一个可以一块儿谈谈的人也没有。有时他去看望勒佛朗索瓦太太，想与她一块儿谈谈爱玛。但女店家听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因为她有她的烦恼：勒乐先生的“利商车运公司”终于开业了，伊韦尔在办货方面颇有声誉，要求女店家给他加薪，扬言不加薪就要去为她的竞争对手干。

一天，夏尔去阿尔盖市场，准备卖掉他的马——他最后的财产，不期遇到罗多尔夫。

情人相见，两个人的脸唰的一下都白了。爱玛过世，罗多尔夫只寄过一张帖子，所以他先是结结巴巴，说了几句抱歉的话，不一会儿镇定下来，居然厚着脸皮，请夏尔去酒店喝一瓶啤酒（时值8月，天气十分炎热）。

他坐在夏尔对面，双肘支在桌子上，嘴里叼着雪茄，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夏尔面对这张爱玛曾经爱过的面孔，思绪纷纭，怔怔地出神。他仿佛重见到爱玛的一件故物，心情实在难以形容，恨不得自己是面前这个人。

罗多尔夫不停地谈着庄稼、牲口、肥料，凡是可能让对方想起往事的地方，就用一句平平淡淡的话掩饰过去。其实，夏尔根本没有听。罗多尔夫也觉察到了，从他脸色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往事的回忆引起他的感情的变化。夏尔的脸渐渐变得通红，鼻孔翕动，嘴唇哆嗦。有一阵，他甚至怒火中烧，两眼盯着罗多尔夫。罗多尔夫吓坏了，打住了话头。但是没多久，夏尔的脸上又现出原先那种疲倦、悲伤的神情，他说：“我不怨恨你。”

罗多尔夫默不作声。夏尔双手捧住头，显出一副无比痛苦的样子，用无可奈何的口气，有气无力地说：“是的，我不再怨恨你！”

他甚至加了一句伟大的——他有生以来所说过的唯一一句伟大的话：“错在命运！”

正是罗多尔夫支配了这一命运。他觉得，一个人处在夏尔这种地位，能说出这种话，诚然宽厚，但未免可笑，甚至有点卑怯。

第二天，夏尔坐在花棚底下的长凳上。阳光从空隙间漏下来，葡萄叶把影子投在沙地上，茉莉花芳香馥郁，天空湛蓝，斑蝥绕着开花的百合嗡嗡飞舞。夏尔像一个失恋的小伙子，心潮翻滚，忧伤的心堵得满满的，透不过气来。

小白尔特整个下午没看见他，7点钟来找他吃晚饭。

他仰着头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张着嘴，手里捏着一绺长长的黑发。

“爸爸，走哇！”小白尔特叫道。

她以为父亲是逗她玩，轻轻推了他一把。夏尔倒在地上，已经死了。

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卡尼韦先生应药店老板之请赶来了，解剖了尸体，但没发现什么。

在卖掉一切之后，只剩十二法郎七十五生丁，供包法利小姐投奔祖母做盘缠。老祖母当年故去，鲁俄老爹又瘫痪在床，由一位姨妈收养了包法利小姐。姨妈家也很穷，只好把她送进一家纱厂，去做工糊口。

包法利去世后，先后有三位医生来永维镇开业，但他们一到，奥梅先生就千方百计拆台，因此没一个站稳脚跟。奥梅的主顾多得不得了，当局照顾他，舆论保护他。

最近他荣获了十字勋章。

(1)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2)　一种健身器具。

(3)　古代黑海沿岸一个未开化的民族。

(4)　古罗马神话中的女灶神的庙。

(5)　拉丁文，意为：行路人安息吧。

(6)　拉丁文，意为：贤妻长眠于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堡／（奥）卡夫卡著；韩耀成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536-7678-4

Ⅰ．①城…　Ⅱ．①卡…②韩…　Ⅲ．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Ⅳ．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3338号

责任编辑　赵露丹

产品经理　李　乐

文字编辑　鲁　庚

责任校对　杜　玲

美术编辑　曾国兴

特约编辑　李芳芳　刘青丽

责任印务　曹雨辰

城堡

［奥］卡夫卡　著　韩耀成　译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11.25

字　　数　250000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7678-4

定　　价　42.00元

联系电话：0571-85170300-80928

网址：www.zjeph.com

有一个地方，我们永远无法抵达

卡夫卡是一位我认为要“打包”推荐的作家，他的太多作品都值得我们去读。因为我们的中学课本收录了《变形记》的一部分，所以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读过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的厉害之处在于，在整个世界——无论是在哲学思潮还是文学史背景上——都还没有出现“异化”这个词的时候，卡夫卡就已经用小说为我们定义了“异化”。《变形记》可以代表卡夫卡作品的某一种风格，但只读《变形记》，还是读不出卡夫卡作品真正的深度。

卡夫卡是小说家中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一个哲学家误入“歧途”，写了小说，让哲学有了叙事、人物的因素。他的每一部小说看似不是在写现实，但其实处处都是在写现实，这些小说被赋予了哲学意义，其实就是对人类生活做出的某种预言和判断。

《城堡》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作品。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土地测量员K整天在小镇里跑来跑去，目的是要进入城堡。很多次他能很近、很清楚地看到城堡，但怎么也抵达不了。

按照我们的常识，你想要去某个城堡，一定会有很多条路可以到达。但《城堡》告诉你的是，你看见了目的地——一座城堡，也看到了有很多路可以通向那儿，但是每一条路对你都是不通的，都是死路，肉眼可见的、不远处的城堡，你始终无法进入。这样的问题其实完全是一个哲学问题，你能看见某一个地方，但就是无法抵达。

小说以捷克(1)为背景。那时的法律，在现在看来是一部漏洞百出、无比荒唐的法律。比如，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文，被随意滞留在某一个地方，公文上的信息没有被顺利传达出去，使得小镇居民都不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影射。

小说里这样的隐喻和表达很多，你可以理解为荒诞，也可以理解为黑色幽默，还可以理解为政治讽喻。总之，这部小说里藏着丰富的可阐述的意义。而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就成了这种哲学表达、政治表达甚至是社会学表达的一个符号。当然，更多的是文学表达的符号——一个人看见了一座城堡，却无法抵达。

不同于很多小说家所惯用的叙事、描写以及塑造人物的方式，卡夫卡将这个过程压得很扁、很小。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对《城堡》进行文本分析，那么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难以捕捉的。然而读完这部小说，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人生当中的某个时刻，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那个土地测量员K，你的命运有可能就像这样：你每天看着“城堡”说，我要到那里去。你走第一条路，走不过去，你想反正人生还很长，那就走第二条路吧，但是第二条路也不通，幸好现在正逢中年，还可以走第三条路……但是你发现每一条路走到最后都是不通的。你一开始读这部小说可能觉得有隔膜，但读着读着，你能进入这本书里，领悟到原来这本书讲的是自己，讲的是自己的某个时刻，或者说是命运当中最幽暗、最幽闭的某个阶段。所以，每个人在每一个时刻都有可能成为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

《城堡》描写的不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世界，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但卡夫卡就是用这种荒诞的寓言式的阐述方式，对人类生活做出某种充满哲学性的预言，用一个“寓言”完成另外一个“预言”，用《伊索寓言》的这种“寓言”完成诺查丹玛斯的那种“预言”——这是卡夫卡作品最大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一百多年以后，人们——无论是文学界的专业人士、爱好严肃文学的读者还是大众读者——把《城堡》看作是《圣经》一样的经典文本以及卡夫卡的必读作品之一。

卡夫卡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与《城堡》所表达的主题有些许类似。

《饥饿艺术家》写了一个杂耍艺人，他不耍刀枪棍棒，也不耍猴子宠物。他的杂耍是把自己关在铁笼里，一直不吃饭，只“表演饥饿”。旁边有一个像审判员一样的人，带着这位“饥饿艺术家”到处表演。“饥饿艺术家”有一个台子，每天展示自己已经饥饿到了第几天，第三天……第三十天……最后饿得皮包骨头。

“表演饥饿”的演出，每到一个乡村，就给这个乡村带来欢乐。大家都想看看一个人关在铁笼里不吃饭能持续多长时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文化，但更残酷的是，“饥饿艺术家”的笼子渐渐无人问津，因为热闹的马戏团进入了欧陆，大家都去看新兴的、时尚的马戏表演了。所有人都绕过了“人”的表演而去看动物的表演，甚至帮“饥饿艺术家”完成仪式的人——“饥饿艺术家”旁边的那个审判官也去围观狮子的表演了。最终，“饥饿艺术家”被遗忘了。

渐渐地，笼子旁边堆满了杂物，以至于人们都绕着笼子走，他每天都听得到路过之人的欢声笑语，但是所有的声音都是向着动物而去的，他的表演失去了意义，而且他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突然有一天，一个像村长一样的人发现路边的笼子里还有一个人。那个人消瘦得只剩一副皮囊，睡在草堆里。他就去跟“饥饿艺术家”说话：“人家都不看你，为什么不出来吃点东西？反正你的表演已经失去意义了。”“饥饿艺术家”回答：“不是我爱饥饿，而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我的食物。”

世界上有这么多食物，但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食物，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和卡夫卡在《城堡》里想要表达的“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地方，看得见，但就是不可抵达”的主题是类似的。卡夫卡从来不直接去写关于“孤独”“决绝”之类的词语，但人与这个世界最深的隔阂，他只用那么一句话，就表达出来了。

《城堡》是一部没完成的作品，但它成了传世巨作，这是作者卡夫卡绝对预料不到的。

卡夫卡生前是个公务员，在法律事务所工作，这个法律事务所是专门负责给底层的劳动人民、工人上保险的。卡夫卡每天的工作很繁忙，但他又热爱写作，他认为自己写作就是写着玩儿，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作家、好作家，这也是卡夫卡没有写完一部长篇小说的原因。

中外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在生前是没有一点自觉的，别的作家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受到追捧，但卡夫卡却认为自己“在文学史上可能没名气，不可能会留下几笔”。他生前对自己的评价和认识低到了什么程度呢？现在所谓的卡夫卡博物馆里几乎没有卡夫卡的创作手稿，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创作不应该留下来，而应该一把火烧掉。卡夫卡临死时嘱咐他一个最好的朋友，在他死后，帮他把所有的自认为不成器的作品全部烧光。但是他的朋友违背了他的遗愿，因为这个朋友明白卡夫卡的文稿的价值。他把卡夫卡的很多手稿、作品都带到了以色列，并让其面世。一百多年来，卡夫卡这个名字变得越来越响亮，我想这也是卡夫卡生前没有预料到的。

因为他的朋友把他的很多手稿、作品都带到了以色列，所以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几乎所有卡夫卡的文稿都在以色列，而布拉格的卡夫卡博物馆里只有卡夫卡的请假条。

卡夫卡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停地生病。他做的是基层比较辛苦的工作，经常需要出差，出差回来后就会生病，需要去医院，需要请假。所以在卡夫卡的博物馆里，你看到的是一个病人不停地向老板、上司请假，写的各种各样的请假条。

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声名鹊起，这种差别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但是这就是卡夫卡。卡夫卡的小说，隐喻着人类的困境，并且这种庞大的隐喻可以穿越时间、空间影响现在的我们。他小说中那些看似无意的句子，也做出了预言似的宣布。这就是卡夫卡在哲学上的意义，以及他真正的价值所在。

希望你们可以读一读《城堡》，还有他另外一些非常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苏童

(1)　当时属于奥匈帝国。

译者序

一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这位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闻名于世的奥地利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创造了一个梦魇世界，描写了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焦虑、烦闷、压抑、孤独、迷惘、荒诞等普遍存在的状况，展现了众多扭曲、变形的异化现象，从而成为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引起国际文坛的广泛关注。美国作家欧茨把卡夫卡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德国作家图霍尔斯基称卡夫卡是“克莱斯特的伟大儿子——但却是独特的。他写出了目前用德语创作的最清晰、最优美的小说”。瑞士作家黑塞称卡夫卡“永远属于那些将伟大变革的预感创造性地即使是满怀痛苦地表现出来的精英之列”。

卡夫卡出身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从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自1908年起在一家保险公司供职。卡夫卡一向体弱多病，1917年就确诊患了肺结核。他常常因病不能正常工作，遂于1922年离职，1924年卒于维也纳附近克洛斯特新堡的基林疗养院。

卡夫卡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读易卜生、黑贝尔、尼采、斯宾诺莎等作家、哲学家的著作。1902年与犹太作家马克斯·布罗德结识，两人终生保持着深厚的真挚友谊。卡夫卡性格孤僻、忧郁、内向、爱思索，这样，写作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早在大学时代，卡夫卡就参加了布拉格文学界的一些活动，并开始写作，1908年起在杂志上发表散文作品。在保险公司供职的业余时间里，以及在病休期间，他潜心创作，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对人生和世界的思索，以及他的愤懑、迷惘、绝望统统诉诸笔端。后来，卡夫卡又对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产生兴趣，并受其思想影响。卡夫卡，这位在人世只活了四十一个春秋的作家，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美国》（1912—1914）、《诉讼》（又译《审判》，1914—1918）、《城堡》（1921—1922）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以及大量书信、日记、格言、随笔等，总共有三百多万字。但是作家生前发表的只有《一次战斗的描写》中的两篇、《观察》《司炉》《美国》中的第一章、《判决》《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等，还不及他短篇叙事作品的一半，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均未发表。卡夫卡去世前留下遗嘱，要求挚友布罗德销毁他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已经发表的作品也禁止再版。但布罗德违背他的嘱托，整理并出版了亡友所有著作，为保存和传播卡夫卡的文学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卡夫卡生前，其作品影响不大，这与他几部长篇小说当时还未为人所知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卡夫卡被重新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起，人们从卡夫卡作品中所表现的孤独感、恐惧和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生存状态的尴尬和荒诞，因此卡夫卡的阐释者蜂起，出现了一股“卡夫卡热”。196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卡夫卡国际研讨会上，东西方学者就卡夫卡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次会议对“卡夫卡热”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卡夫卡作品中那种细节的真实和总体的荒诞及其寓意和象征结构给研究者留下了许多难点，很难给予确切的阐释，造成了作品的多义性。同卡夫卡的其他重要作品一样，《城堡》也是一座迷宫，对它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城堡》的阐释，较早出现的而且影响较大的有两大流派：宗教学派和心理学派。

宗教学派认为《城堡》是一则宗教寓言，是现代的《天路历程》。心理分析学派则根据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论来看待卡夫卡同他父亲之间极其紧张的关系，认为城堡的绝对权威，犹如《审判》中的法庭一样，都是父亲形象的象征。K想进入城堡，而城堡始终将其拒之门外，这反映了父子关系的对立。

对以上两种相当流行的观点，已有不少批评家提出异议。奥地利批评家海因茨·波里策批评马克斯·布罗德在《城堡》第一版后记中“把城堡的统治直接同‘慈悲’这个宗教概念联系起来”的论点，为那些“想在这部作品中寻找宗教的和其他的象征，并给予神学的解释来理解卡夫卡的幻想”的批评家开了一个先例，布罗德“将艺术的图像直接翻译成神学的、哲学的和心理学的语言”的做法，必然会使其“艺术价值变得平淡”。对于心理学派的观点，波里策指出，卡夫卡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认识父子关系的，“像《变形记》这样的中篇小说则把俄狄浦斯的境况——儿子在家庭和父亲面前的地位——变成文学形象”，但是“卡夫卡及其作品的意义绝不在于它们可以让人以心理分析学的术语来加以论证的，而是在于，它们在危机的基础上和危机的形势中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认识”。

除此之外，还有以实证论、现象学、“新批评”、存在主义、社会学等方法来解释《城堡》的，如有些批评家认为：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欧洲盛行排犹主义，《城堡》中所展示的悲剧性因素反映了犹太人的处境——无法为当时的社会所容纳，小说是犹太人寻求家园的寓言式表达。

K的奋斗、抗争是为了寻求终极真理，城堡就是真理的象征，它可望而不可即，因此小说是卡夫卡的这种哲学观点的形而上的表述。K的叛逆同超现实主义者一样，有着虚无主义的背景。《城堡》中毫无理性的专制统治实际上指的是整个世界秩序。《城堡》中的种种现象虽是荒谬的，却又是事物的现存秩序，主人公激烈而又顽强的反抗是出于对生活的厌倦和绝望，是由笼罩着当时社会的忧伤而引起的。

K自进入城堡山下的小村子开始，就一直在为土地测量员的合法身份而进行不懈的斗争，他千方百计地想进入城堡，或者希望得到村民的认同，在村里合法地安顿下来，但他到处碰壁，不为村民所接受，他面对的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他始终只是个“局外人”或“陌生人”，这反映了现代人的存在状态和迷惘的命运：人的恐惧和孤立无援。

城堡是权力的象征，是奥匈帝国官僚制度的缩影。无论K采用什么办法，他都无法进入这个近在咫尺的城堡，这隐喻着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对立。《城堡》是为官僚制度描绘的滑稽讽刺画。

三

上述种种观点深化了人们对卡夫卡和《城堡》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做了对我们颇有启发性的开掘。但是这些观点各自强调《城堡》寓言的某一方面，有的甚至还加以绝对化，这就难免要陷入片面性和简单化，缩小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给读者以误导。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城堡》的外在形式无论多么荒诞，思想内涵无论多么复杂，表现手法无论多么隐晦、曲折，它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也是可以认识的。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城堡》做了颇有见地的新的阐释，为我们开辟了通往《城堡》的正确道路。这里，我们还想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些探索。

为什么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会如此强烈地对今天的世界感到绝望，在恐惧的梦魇中对世界做出预言式的表达呢？其原因不仅在于他自己的命运，也根植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苦难中。作家没有温暖和爱的家庭及其本人孤僻、忧郁的性格，他所属的犹太民族的苦难，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的现实这三个方面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打下的烙印尤深。

卡夫卡出生在犹太人家庭，父亲赫尔曼凭着他的精明能干和坚韧不拔从波希米亚（捷克）农村来到布拉格，经营一爿生意兴隆的商店。商业上的成功使赫尔曼形成了刚愎自用、专横暴躁的个性。他要求儿子对他绝对恭敬和服从，把他的意志当作必须遵循的戒律，而这正是卡夫卡深恶痛绝的东西。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详细描述了紧张而对立的父子关系，称他父亲是“坐在靠背椅里主宰世界”的“暴君”。卡夫卡的母亲忧郁而好冥想。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卡夫卡得不到温暖和爱，自幼便形成了既自卑又自尊、既懦弱又反叛的抑郁的内向型性格。父亲使他感到畏惧，见了父亲他就躲进自己的房间，“与癫狂的朋友交往，沉溺在偏激的思想中”。父亲的专横使卡夫卡精神上受到极大压抑，心灵上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他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我们在卡夫卡的《判决》《变形记》《美国》《诉讼》《城堡》等主要作品中不难见到暴君式的父亲形象和父亲作为绝对权威的象征。

卡夫卡是犹太血统。犹太民族在欧洲有着漫长的苦难历史。自11世纪中叶以后，东欧的犹太人就不得不多次逃避大屠杀。19世纪上半叶，在波希米亚的绝大多数犹太人仍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法律对他们可以从事的职业和拥有的财产，甚至对他们的婚嫁和居住地也都有严格的规定。1848年革命后，犹太人虽然获得了正式公民权，取消了犹太居民区，但社会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敌视并未随之结束，反犹骚乱各地时有发生。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家园”，在卡夫卡幼小的心灵里，就已经投下了这种民族和祖国失落感的阴影，从而增加了他的孤独和痛苦。“犹太人”这个词虽然未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出现过，但是犹太人艰难而痛苦的生存状态却在他的深层意识中影响着他的创作，不时以象征或寓言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有的作品中外化为“陌生人”或“外来人”的形象。

卡夫卡生活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世纪更迭时代，正是奥匈帝国的末期。这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帝国对外实行扩张掠夺政策，对内依靠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一套官僚机构来实行家长统治。早在1848年恩格斯就指出：“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这个国家“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对奥匈帝国来说，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由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和国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帝国于1918年崩溃。世纪之交这个时期又是充满希望、预示着伟大变革的时代：社会思潮活跃，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卡夫卡对专制制度强烈不满，但又找不到出路。作家的许多作品中都描写了专制的国家机器、官僚制度和小人物的悲惨境遇。

了解了卡夫卡的家庭和经历，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有助于我们较为正确地把握他的思想，理解他的作品。像卡夫卡这样内心世界极为复杂的作家，他创作一部作品的动因不可能是单一的，而一部作品一旦产生，它的含义往往也是多义的。某一种批评方法所揭示的作品的意义在某个局部方面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作品的全部内涵。为了完整地理解卡夫卡，完整地理解他的作品，我们不必拘泥于某一种批评方法或某一种片面的解释，采用多种批评方法综合的办法或许能较为客观地、全面地阐释卡夫卡的作品。《判决》中父亲判处儿子格奥尔格·本德曼投河自尽；《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早晨醒来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备受父亲的厌恶和鄙视，有次父亲扔出一个苹果，正巧击中甲虫的背部，导致格里高尔死亡；《美国》中的卡尔·罗斯曼被父亲逐出家门，只身流浪到美国；《诉讼》中的约瑟夫·K突然无辜被捕，审判他的是设在阁楼上的特别法庭，最后被两个黑衣人刺死在采石场上；《城堡》中K始终在寻找进入城堡之路，但城堡可望而不可即，它以绝对的权威控制着K的言行……这些作品有的直接描写了既可怕又可敬的父亲形象，有的则把父亲形象外化为某种绝对权威的象征（如法庭、城堡）。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曾写道：“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作品还隐喻了犹太人受歧视、被排斥、遭屠杀的命运，以及寻找家园的努力（K想方设法要在村里落户）。与此同时，这些作品或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灾难和现实的残酷（《判决》《变形记》），或是描写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美国》），或是抨击奥匈帝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和帝国腐朽衰败的本质（《诉讼》），或是揭露威胁着人的生存的官僚制度和统治阶级同劳动人民的对立（《城堡》）。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象征、隐喻、梦幻的手法和荒诞的形式揭示西方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冷酷以及个人在这个异化社会中孤独、恐惧、彷徨和绝望的存在状态。

四

卡夫卡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而象征和荒诞手法又是他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征。通过象征和荒诞，卡夫卡创造了一个梦魇世界。《城堡》的语言是简明的，并不晦涩，但读起来往往有如堕入五里雾之感，其原因就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事情极其离奇而荒诞。

K自称是城堡请来的土地测量员，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明，也没有进入城堡所必需的许可证；他的两个“助手”都是中等身材，瘦高个子，穿着紧身衣，“就连他们的脸彼此也很相像”，他与城堡间的联系人、信使巴纳巴斯也和他们十分相似；城堡办公厅主任克拉姆居然给了K两封信，确证K已被聘为土地测量员，而且肯定了他的土地测量工作，实际上村里根本用不着，也没有聘请过土地测量员，他也没有开始做这项工作，其中一封被村长鉴定为克拉姆的私人信件，并非公函，后来得知，这些都是过时的信件，是从案卷堆里抽出来的；克拉姆常到贵宾饭店来，可是K想尽一切办法，就是无法接近这位老爷；村里人都说见过克拉姆，但是他们描述的克拉姆又各不相同，许多时候人们认定的克拉姆实际上是他的随从，到底谁是真正的克拉姆，则无人知晓；一个小小的村子，村长的文件柜里却塞满了案卷，文件拿出来铺满了半间屋子，而这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都保存在仓库里，处长索迪尼办公室里的文件更是堆积如山，一捆捆公文摞得老高，把四面墙壁都遮住了；巴纳巴斯是信使，却从来没有见过克拉姆，他所传递的信件不知是哪位文书一时心血来潮，随便抽出来交给他的；小小的村子，每天有数不清的官员从城堡里下来办事，他们所乘的马车在村道上跑起来风驰电掣一般，路上的马车多得简直像一条长龙；想到城堡去工作的人参加考试以后，还要经过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录用程序，只有到他一命呜呼之后才算完结……

这一切是多么荒诞无稽！但是卡夫卡并不是为了写荒诞而写荒诞，荒诞只不过是作品的外壳，通过荒诞的表象揭示的是社会的实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商品形式的奥妙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以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为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被自己的劳动产品所支配，自己的产品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客观矛盾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非人化、冷漠化和孤立化，这是异化现象的本质。这样，我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父亲判决儿子投河自尽，看到人一觉醒来变成了甲虫，看到设在阁楼上的法庭在审讯一个并没有罪的人，看到城堡里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整天在忙个不停……这些荒诞现象正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人的异化的反映。卡夫卡本人虽然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固有现象是意识到了。他曾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卡夫卡，这位目光锐利的作家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异化现象，描写了现存社会关系的野蛮和不人道，虽然他并不了解产生这个弊病的原因，更找不到消除这个弊病的途径，正如K找不到进入城堡的途径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所产生的荒诞只会使人们感到困惑和痛苦，而卡夫卡用荒诞创造的梦魇世界却给我们带来审美的愉悦。

这座神秘莫测的城堡真是难以说尽，而且是常说常新。

韩耀成

目 录

有一个地方，我们永远无法抵达

译者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卡夫卡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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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K抵达的时候，夜色已深。村子被大雪覆盖着。城堡屹立在山冈上，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什么也看不见，连一丝灯光——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处的标志——也没有。从大路到村里去要经过一座木桥，K在桥上站了很久，仰视着空空洞洞的天宇。

随后，他就去找住处。客店里的人还没有睡，店里虽然没有空房了，而且老板对这位这么晚才来的客人也颇感意外和迷惑，不过他还是想让K在店堂里的草包上睡一夜。K表示同意。几个农民还在喝啤酒，但是K不想同别人交谈，自己到阁楼上去拿了个草包来，挨着炉子铺好，就躺下了。这里很暖和，农民都静了下来，不吭声了，K用疲惫的眼光把他们打量了一会儿之后就睡着了。

但是，没过多久，他便被人叫醒了。店里来了一个年轻人，城里人穿着，长着一张演员似的脸，窄眼睛，浓眉毛，正同老板一起站在K的身边。农民还在那里，有几个还转过椅子来，以便看得清楚、仔细一些。年轻人因叫醒了K而谦恭地向他表示歉意，并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城堡守卫的儿子，他接着说：“这村子隶属城堡，在这里居住或过夜的人就等于居住在城堡里或在城堡里过夜。未得到伯爵允许，谁也不得在此居住或过夜。可是，您并未获得伯爵的许可，至少是您并未出示这种许可。”

K直起半个身子，用手理理头发，仰头望着他说：“我是迷了路闯进哪个村子了？难道这里是城堡？”

“那当然，”年轻人慢条斯理地说，这时店里的人都在摇头，“这儿是韦斯特韦斯特伯爵大人的城堡。”

“住宿一定要有许可证？”K问道，仿佛想证实刚才得到的通知也许是在做梦。

“一定要有许可证。”年轻人回答，并伸出胳膊指着店老板和顾客问道，“难道可以不要许可证吗？”话里显出对K的极大嘲笑。

“那么，我得取张许可证啰。”K打着哈欠边说边推开毯子，像是要站起来似的。

“是啊，那您向谁去取呢？”年轻人问道。

“只好到伯爵大人那儿去取啦，”K说，“没有别的办法。”

“半夜三更的，去向伯爵大人讨许可证？”年轻人嚷着，往后退了一步。

“不行吗？”K平静地问道，“要不您干吗把我叫醒？”

年轻人一听，立即火冒三丈。“乡下佬不懂规矩，跑这儿来撒野！”他嚷道，“您得对伯爵的主管部门放尊重点！我叫醒您，是要通知您必须立即离开伯爵的领地。”

“别开玩笑了，”K说，声音轻得出奇，随即又躺下，盖上毯子，“您的玩笑开得过分了，年轻人，明天我还要理论理论您的态度呢。如果要我提出证人的话，那么店老板和那儿的诸位先生全都是见证人。另外，可以告诉您，我就是土地测量员，是伯爵让我来的。我的几位助手将于明天带着仪器坐马车来。我因为不愿错过在雪地里步行的机会，不过我有几次走岔了路，所以很晚才到。现在到城堡里去报到，确实太晚了，这一点在您教训之前，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因此才勉强在这张铺上暂住一夜。说得温和点，您刚才很没有礼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晚安，先生们！”说完，K就向着火炉转过身去。

“土地测量员？”他听到背后的人犹豫地问，接着便是一片沉默。但是年轻人马上就恢复了镇定，对店老板说，嗓门压得相当低，以示不打扰K睡觉，但为了让他听见，声音还是够高的：“我去打个电话问问。”怎么，这个乡村客店也有电话？设备不错呀。就这事来说，K倒吃了一惊，但总的来说，这当然是在他预料之中的。原来，电话机几乎就在他的头上，只不过他睡意正浓，没有发现。倘若年轻人真的要打电话，那么，即使他心眼再好，总还免不了要打扰K的睡眠的，现在的问题是K让不让他打。K决定让他去打。这样，假装睡着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他便翻过身来仰躺着。他看见那几个农民怯生生地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说，来了个土地测量员，那可不是件小事。厨房门打开了，大块头老板娘往那儿一站，把门都挡了。老板踮着脚尖向她走去，把发生的情况告诉她。现在开始打电话了。城堡守卫已睡，但弗里茨先生还在，他是副守卫之一。年轻人说，他叫施华茨，他报告说，他发现了K，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衣衫褴褛，安静地睡在草包上，头枕一个小背包，旁边放了根有节的手杖，伸手可及。他说，他自然很怀疑此人，因为店老板显然失职，所以他，施华茨，就有责任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说，他已把此人叫醒，盘问了他，根据规定要他离开伯爵的领地。可是K的反应却是很不耐烦，就他后来所表现的态度来看，也许他有些道理，因为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伯爵大人雇来的土地测量员。当然，对于这种说法加以核实，至少是他例行的职责，因此施华茨请求弗里茨先生问问中央办公厅，是否真有这么一位土地测量员要来，并将查询结果马上电话告知。

接着就静了下来，弗里茨在那边查询，这边在等着答复。K还是那么躺着，连身都没有翻，眼望屋顶，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施华茨恶意和审慎兼有的报告使K得到这么一个印象，觉得城堡里的人有点外交素养，就连施华茨这样的小人物也深谙此道。另外他觉得，城堡里的人都恪尽职守。中央办公厅还值夜班，因为弗里茨的电话已经来了。看来对方的回答非常简短，因为施华茨立即生气地挂上了听筒。“我不已经说过了吗！”他嚷道，“一点土地测量员的迹象都没有，是个卑鄙的、招摇撞骗的流浪汉，也许比这更糟。”刹那间K想到，这儿所有的人：施华茨、农民、老板和老板娘兴许会一起向他扑来。为了不吃眼前亏，至少要躲开第一次袭击，他便连头钻进了毯子底下。这时电话铃又响了，K觉得铃声似乎特别响。他慢慢伸出头来。虽然这个电话并不见得又跟K有关，但大家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施华茨再次去接电话。他听那边做了一个很长的说明后，便低声说：“那么说是搞错了？我觉得很难堪。主任亲自打了电话？奇怪，奇怪。叫我怎么向土地测量员先生解释呢？”

K仔细地听着。这么说，城堡已经任命他为土地测量员了。一方面这对他并不利，因为这表明，城堡里的人对他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并且权衡了力量对比，欣然接受了这场较量；但另一方面对他又是有利的，因为他认为，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他，他可能会得到比预先所希望的更多的自由。如果他们以为，通过居高临下地承认他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就可以吓得他永远提心吊胆地受他们控制，那他们就打错了算盘，他只感到稍稍有点发颤，仅此而已。

施华茨怯生生地向他走来，K挥挥手让他走开。大家催促K搬到老板房间里去，但他拒绝了，他只从老板手里接过一杯安眠酒，从老板娘手里接过一个脸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还没等他开口，店堂里已经空了，因为大家都已转过脸，争先恐后地出去了，生怕明天被他认出来。灯熄了，他终于安静了下来。他睡得很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夜里一两次有老鼠从他身边窜过，都没把他惊醒。

据老板说，他的全部食宿费都将由城堡支付。吃过早餐，他就想马上进村。K想起店老板昨天夜里的态度，所以一直不怎么搭理他，可是老板带着默默的恳求老是围着他打转，K对他倒有点怜悯了，便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一会儿。

“伯爵我还不认识，”K说，“他说，活干得好付的钱就多，是吗？像我这样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从老远跑到这儿来的人，都是想挣点钱带回家的。”

“这方面先生你倒不用担心，从未听到有人抱怨工钱少的。”

“那好，”K说，“我可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当着伯爵的面我也会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不过能心平气和地同这些大人打交道，当然就更好了。”

店老板坐在K对面临窗长凳的边上，不敢舒舒服服地坐着，他那褐色大眼睛一直怯生生地盯着K。起初他还挪得离K近了点，现在又仿佛巴不得溜之大吉的样子。他是怕K向他打听伯爵的情况？他把K当成了“大人”，是怕这位“大人”不可靠？K不得不转移老板的注意力。他看看表说：“我的助手快要到了，你能安排他们在这儿住下吗？”

“当然，先生，”他说，“可是他们不跟你一起住在城堡里吗？”

难道店老板如此轻易地乐意丢掉这些客人，特别是K，无条件把他让给城堡吗？

“这还说不准，”K说，“我先得弄清楚，他们要我干的是什么工作。比方说，要是让我在这儿山下工作，那么住在这儿就更方便些。再说，我怕山上城堡里的生活我过不惯。我是喜欢自由自在的。”

“你不了解城堡。”店老板低声说。

“那当然，”K说，“不应该过早地做出判断。眼下我只知道那儿的人很善于挑选合格的土地测量员，除此之外我对城堡就一无所知了。也许那儿还有其他优越性。”说着他就站了起来，想摆脱这位心神不定地咬着嘴唇的老板。想要赢得此人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K正要走的时候发现墙上的黑镜框里镶着一幅黑色的肖像。他在铺位上时就已经发现，但是因为距离远看不清楚镜框里的东西，还以为框里的像已经拿掉了，看到的只是一块黑色框底呢。可是现在看到的，的确是一幅画像，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的半身像。他的头低垂及胸，几乎连眼睛都看不见，看来那高而沉的额头和结实的鹰钩鼻似乎是使他耷拉着脑袋的主要原因。由于头部姿势紧紧压着下巴颏儿，所以他的两腮就往下垂着。他的左手五指分开插在浓密的头发里，但也无法把脑袋撑起来。“这是谁？”K问。“是伯爵？”K站在画像前，并没有转过来看着店老板。“不是，”店老板说，“是守卫。”“城堡里的一位漂亮的守卫，这是真的，”K说，“可惜，他生了一个如此没有教养的儿子。”“不是，”店老板说，同时把K往下拉一点，凑着他的耳朵低声说道，“施华茨昨天是吹牛，他父亲只是个副守卫，而且在副守卫中位置也是排在最后的一个。”在这瞬间，K觉得店老板像个孩子似的。“无赖！”K笑着说，但店老板没有跟着笑，而是说：“他父亲权势也大着哩！”“去吧！”K说，“你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势。认为我也有吧？”“你，”老板胆怯地，但一本正经地说，“我不认为你有权势。”“你确实很善于观察，”K说，“说实话，权势我真的没有。因此我对有权势的人的尊敬一点也不比你差，只是我不像你那么老实，我总不愿意承认这一点。”K在店老板的脸颊上轻轻敲了一下，以安慰他并表示出友好的姿态。他倒的确微微一笑。他确实是个大小子，脸蛋挺嫩，几乎还没长胡子。他怎么会娶这么个身宽体胖、年纪又比他大的老婆呢？此时K从旁边的小窗户里看到她正在厨房里甩开膀子忙活呢。现在K不想继续追问他了，免得把好不容易才逗得他露出的一点笑容驱跑。K只是向他打了个手势，让他把门打开，于是便出了客店，置身于晴朗的冬天的早晨中。

现在，在清新的空气中他清楚地看到了山上城堡的轮廓，到处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衬托出千姿百态，使城堡的轮廓格外分明。山上的雪似乎比这村里少得多，K在村里走起来一点不比昨天在大路上走省劲。这里的雪很厚，一直堆到茅舍的窗户上，再往上一点低矮的屋顶上又积满了雪，但是，山上并没有那么多的雪，一切都自由自在地、轻松地显露着，至少从这里看是这样。

总的来说，从远处来看，这座城堡和K的预想是一致的。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堡，也不是新的豪华建筑，而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有几座两层楼房和许多紧紧挨在一起的低矮小房子。要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堡，真会以为它是一座小城呢。K只看见一个塔楼，至于它是住房建筑上的还是教堂上的塔楼，还看不清楚。成群的乌鸦在尖塔周围盘旋。

K的眼睛盯着城堡，继续往前走去，别的什么也不想。可是走近一看，这座城堡使他大失所望，原来它只是一个相当寒碜的小镇，聚集着一片农舍，其特色是，也许所有的房舍都是用石头建造的，但是墙上涂的石灰早已剥落，石头好像也要塌下来的样子。霎时间，K想到自己故乡的小镇，它绝不比这个所谓的城堡差。倘若K只是为参观而来，那么跑这么远的路就太不值得了，他要是聪明一点，还不如回到故乡去看看，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他在脑子里把家乡教堂上的尖塔同山上城堡里的那座塔楼做了一番比较。家乡教堂的那座尖塔线条分明，巍然屹立，越往上越尖，宽阔的塔顶砌着红色的砖瓦，是一件人间杰作——谁还能造出更好的来？而且它比那些低矮的住房有着更高的目的，比暗淡忙碌的日常生活有着更为明朗的蕴含。这里山上唯一可见的塔楼，现在看出是一所住宅的，也许是城堡主建筑物的塔楼，它是一座单调的圆形建筑，有些地方被大发慈悲的常春藤覆盖着，窗户很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有点精神错乱，塔顶有点像阳台，雉堞很不坚固，毫无规则，破碎不堪，像是由哆哆嗦嗦或漫不经心的小孩堆起来的，呈锯齿形耸立在蓝天下。这仿佛是一个患了忧郁症的人，本来理应关在这屋子的最僻静的房间里的，但他却捅破屋顶，蹿了出来，向众人显示。

K又停了下来，仿佛站着他会增添更多判断力似的。可是他受到了干扰。他站立的地方是村里的教堂——它本来只是一间祷告室，为了能够容纳教区的教徒，才扩建成一座仓库似的教堂。教堂后面是一所学校。一座又矮又长的房子兼有临时性和古老的特点，坐落在围着栅栏的园子后面，园子现在则变成了一片雪地。这时候学生正跟着老师走出来，学生在老师周围密密匝匝地围了一圈，个个都望着他，七嘴八舌讲个不停，他们说得很快，K一点也听不懂。老师是个小个儿青年，肩膀狭窄，身子挺直，但并不显得可笑，他从老远就已经注视着K了，因为除了他那些学生外，周围就只有K一人。K是外地人，便首先向这个司令官似的小个子打招呼。“您早，先生。”他说。孩子们一下子都不吭声了，也许这位老师喜欢有一刻突然的静默，好有个斟词酌句的准备。“您在看城堡？”他问，语气比K预期的温和得多，但他那种语调表明，仿佛他不赞成K的行为。“是的，”K说，“我对这儿不熟，昨天晚上才到。”“您不喜欢这城堡？”老师很快就问道。“怎么？”K反问道，稍稍有点诧异，接着以缓和的口气又问了一次，“问我喜不喜欢城堡？您怎么会以为我不喜欢城堡？”“没有一个外来人喜欢城堡。”老师说。为了避免在这里说出一些不得体的话来，K便改变了话题，问道：“我想，您不认识伯爵吧？”“不认识。”老师说着，想转身走了。但是K并不死心，又一次问：“怎么？您不认识伯爵？”“我怎么会认识伯爵？”老师低声说，接着用法语高声加了一句，“请您留意，这里有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呢。”K从这句话里抓住了继续提问的理由：“老师，我改日来拜访您行吗？我要在这里住很长时间，可我现在就已经感到有点寂寞了，我不是农民，大概也不会到城堡里去。”“农民和城堡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老师说。“也许是吧，”K说，“这都改变不了我的处境。我可以去拜访您吗？”“我住在天鹅胡同肉铺店老板家。”虽然这只是给了个地址，并不是邀请，可是K却说：“好，我一定来。”老师点点头，领着学生走了，孩子们马上就又叽叽喳喳说开了。不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在一条陡峭的小胡同里。

可是K怎么也不能把思想集中起来，他为这次谈话感到恼火。来这里以后他第一次感到疲倦了。本来他长途跋涉到这里一点也不觉得累，这些天里，他是心情平静地一步步走来的！但是一路上过度辛苦，现在显出劳累了，而且这劳累出现得不是时候。他想结识一些新朋友，这种强烈的愿望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抗拒，但是每结识一个新朋友，又增加了他的疲倦。但即使在今天的情况下，至少散步到城堡入口处，他的力气还是绰绰有余的。

于是他便继续往前走去，可是路很长。这条路，这条村里的大路不是通到城堡所在的山上去的，它只通到靠近山的地方，然后好像是有意的，拐到旁边去了，虽然离城堡不远，但也没有挨近城堡。K一直期待着，心想这条路终归会拐往城堡去的，正因为他怀有这个期待，所以还是继续往前走。由于疲惫不堪，他犹豫了一下，想离开大路，村子之长也使他感到惊异，它没有尽头，总是那些小房子和结了冰的玻璃窗，到处是积雪，连个人影也没有——最后他还是离开了这条没有尽头的大路，走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这儿的雪更深，把陷在雪里的脚拔出来得费很大的劲儿，他浑身大汗，突然停了下来，再也走不动了。

不过，他并不是处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左右两边都是农舍。他捏了个雪球，朝一扇窗户扔去。门立即打开了——他在村里走了那么久，这是第一扇打开的门。门口出现一位穿着短皮袄的老农，歪着脑袋，一副和善和虚弱的样子。“可以到您家歇会儿吗？”K说，“我累极了。”老农说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见，只见老农向他推来一块木板，他心里十分感激。这块木板马上把他从雪地里救了出来，他走了几步就到了老农屋里。

这间屋子很大，但光线昏暗。从外面进来，开始什么也看不见。K摇摇晃晃撞在一个洗衣盆上，一只女人的手把他扶住了。一个角落里孩子在哭叫，另一个角落里蒸汽腾腾，使得半明半暗的屋子变得更加昏暗。K像是站在云雾里一样。“他准是喝醉了。”有人说。“您是谁？”一个粗暴的声音嚷道，接着，显然在问老人，“你干吗让他进来？在街上游荡的人都可以让他们进屋里来？”“我是伯爵的土地测量员。”K说，想对那些他还一直没有看见的人为自己做一番辩解。“哦，他是那位土地测量员。”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接着便是一阵沉默。“你们认识我？”K问。“当然。”还是同一个声音简短地说。他们认识K，但并不等于对他有什么好印象。

后来，水蒸气稍稍散了一些，K也能够慢慢适应了。看来这是一个大家搞卫生的日子。靠近门口，有人在洗衣服。但是水蒸气来自另一个角落，那里有一个大木盆，大约有两张床那么大。这么大的木盆，K还从来没有见过。两个男人正在冒着热气的水里洗澡。更让他惊奇的是那个右角，虽然他也不明白，令他惊奇的究竟是什么。屋子的后墙上有一个大洞，这是墙上仅有的一个洞，从那里透进一道淡淡的雪光，显然是从院子里射来的。在角落的深处，一个女人正疲倦地几乎躺在一张高靠背椅上，洞里透进来的雪光，映得她的衣服像绸缎一样。她正抱着婴儿在喂奶，几个农家孩子都围在她身边玩耍。这女人看起来别具风韵，好像不是这一家的人。当然，疾病和疲倦也会使农民显得很秀雅的。

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是络腮胡，此外还长着大髭须，他老是张着嘴在呼哧呼哧喘气。“坐吧！”他从澡盆边伸出一只手指着一个衣柜说，样子显得很可笑，溅了K一脸热水。那个让K进屋来的老人，已在柜子上坐下，在愣愣地出神。K终于可以坐下了，心里很是感激。现在谁也不去管他了。正在洗衣服的女人一头金发，显出青春的丰满，她一边洗衣，一边轻声歌唱；两个男人在澡盆里蹬着脚在翻身，小孩们想挨近他们，但每次都被他们用水一阵乱泼，赶了回来，连K也被溅了一身水；躺在靠背椅上的女人像是没有生命一样，连怀里的孩子都不低头看一眼，只是恍恍惚惚地盯着屋顶。

K大概对着她、对着这幅丝毫未变的美丽而哀伤的图画，看了好一阵子，但随后他准是睡着了，因为他听到有人大声喊他而惊醒的时候，他的头正倚在旁边老人的肩上。两个男人已经洗完澡，现在孩子们正在澡盆里戏耍，金发女人在照看他们。两个男人已经穿好衣服，站在K面前。看来说起话来像叫嚷似的那个络腮胡子在两个人中地位较低。另一个的个子并不比络腮胡子高，胡子也少得多，他是个文静的人，喜欢慢慢动脑子，身材很宽，脸也很阔，老是耷拉着脑袋。“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不能待在这儿。请原谅我的失礼。”“我也不想待在这儿，”K说，“只是想在这儿稍许休息一下。现在已经休息好了，这就走。”“对于我们不太好客的态度，您也许会感到奇怪，”那人说，“但是好客不是我们这儿的风俗，我们不需要客人。”K睡了一会儿，精神稍微好些了，听觉也比先前灵敏了，对于此人说话如此坦率反而感到很高兴。他不那么拘谨了，用手杖这儿撑撑，那儿支支，并走到坐在靠背椅里的女人那儿，还发现，在这屋子里他的个子最高。

“那是的，”K说，“你们要客人干吗？不过有时你们还得要一个的，比如土地测量员。”“这我不知道，”那人慢条斯理地说，“要是有人叫您来的，那也许需要您。这大概是个例外，但是我们……我们这些小人物要遵守规矩，您可不能因此责怪我们。”“不，不，”K说，“我对您，对您和这儿所有的人，只有感激的份儿。”出乎每个人的意料，K郑重其事地一下子转过身去，站到了女人面前。她睁着疲倦的蓝眼睛打量着K，一条透明的丝头巾直垂到额头中间，怀里的婴儿已经睡着了。“你是谁？”K问道。“从城堡里来的一位姑娘。”她轻蔑地说，至于这轻蔑是冲着K还是冲着她自己的回答，却弄不太清楚。

这一切只持续了一会儿，两个男人已经分别站在了K的左右，默默地，却使出了全身的劲把他拖到门口，仿佛没有其他谅解手段了。老人对这一行动感到很开心，便拍起手来，洗衣服的女子也笑了，这时孩子们也都突然像发了疯似的大声叫嚷起来。

K不久就站在街上了，两个男人站在门槛上监视着他。现在又下雪了，不过天还是稍稍亮了一点。络腮胡子不耐烦地叫道：“您要到哪儿去？这条路通往城堡，那条路是到村里去的。”K没有回答他。另一个虽然自负，但还比较好说话，所以K便对他说：“你们叫什么名字？刚才在你们这儿待了一会儿，我该感谢谁？”“我是制革匠拉塞曼，”那人回答，“不过您谁也不用感谢。”“好吧，”K说，“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想不会的。”那人说。这中间络腮胡子举着手喊道：“您好，阿图尔。您好，耶雷米阿斯！”K转过身去，这说明这个村里的路上还是有人的！从城堡的方向来了两个青年，都是中等身材，瘦高个儿，穿着又紧又窄的衣服，就连他们的脸也很相像。他们的脸呈深褐色，但山羊胡子却特别黑，两相对照，格外醒目。在这样不好的路上他们还走得那么快，而且是合着拍子甩出他们的细腿的，这真令人吃惊。“你们有什么事？”络腮胡喊道。他们走得很快，而且不停下来，所以同他们说话只好大声叫喊。“有公事！”他们笑着大声回答。“到哪儿？”“客店里。”“我也要去那儿！”K突然喊道，声音比谁都大，他有种强烈的愿望，要跟这两个人一起走。他虽然不怎么想同他们结识，但是这两个人显然是令人愉快的好同伴。他们听见了K的话，可是只点了点头，就一溜烟似的走掉了。

K还一直站在雪地里，他简直不太乐意从雪里抬起脚来，以免陷得更深；制革匠和他的伙伴因为终于把K弄了出去而感到满意，便慢慢地从那扇只开了一条缝的门里侧身进屋去了，还不时回过头来看着K。K现在独自一人站在外面，四周是茫茫白雪。“那倒是绝望时的好机遇，”他闪过这个念头，“如果我只是碰巧，而不是有意站在这里的话。”

这时他左手边的茅屋里打开一扇小窗户。也许是由于雪的反射，这窗户关着的时候看起来呈深蓝色。窗户非常之小，现在打开了，连里面正在往外瞧的那个人的脸也看不全，只能看到两只眼睛，两只棕色的老眼睛。“他站在那儿呢。”K听见一个颤抖的女人的声音说。“他是土地测量员。”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随后，那男人走到窗口来问道：“您在等谁？”语调不算不友好，但听起来他关心的似乎只是使他家门口的街上保持井然有序，不出问题。“等着坐雪橇回去。”K说。“雪橇不到这儿来。”那男人说，“这儿没有来往车辆。”“这可是到城堡去的路呀。”K提出了异议。“那也没有，那也没有，”那人毫不留情地说，“这儿没有来往车辆。”接着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但是那人显然在考虑什么事，因为窗户还一直开着，屋里的水蒸气在往外冒。“这条路真不好走。”K说，还想求那人帮忙。但那人只是说：“是啊，那当然。”

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说：“您要是愿意，我就用自己的雪橇送您去。”“那就请您送我吧。”K兴奋地说，“送一趟要多少钱？”“不要钱。”那人说。K觉得很奇怪。“您是土地测量员，”那人解释道，“就是城堡的人。您要到哪儿去？”“到城堡去。”K很快说道。“那我不去。”那人立刻说。“我确实是城堡的人呀。”K重复了那人的话。“兴许是吧。”那人拒绝道。“那您就把我送到客店去吧。”K说。“好，”那人说，“那我马上就把雪橇拉来。”此人的整个言行给人一种并不特别友好的印象，出于一种自私、恐惧、几乎是小心谨慎得过分的心理，一心只想把K从他家门口这个地方弄走。

院子的大门开了，一匹瘦弱的小马拉着一辆轻便雪橇从院里出来。雪橇很平，没有座位，后面跟着一个偻背、虚弱、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人，他的脸又红又瘦，还患着感冒，鼻子不通，头上紧紧裹着一条毛围巾，这使他的身体越发显得瘦小。这人显然正在生病，只是为了把K弄走才勉强出来的。K提起了一些事，但那人一挥手将话止住了。K只晓得，他是马车夫，名叫格斯泰克，之所以把这辆不舒服的雪橇拉来，是因为这辆雪橇正好放在顺手的地方，要是另外拉一辆出来，就得花费很多时间。“坐下吧。”说着，他用鞭子指指雪橇后面。“我要坐在您旁边。”K说。“我要在下面走。”格斯泰克说。“那为什么？”K问道。“我要在下面走。”格斯泰克重复道。这时他突然一阵咳嗽，咳得他身子直摇晃，因此不得不两只脚踩进雪里，双手抓住雪橇的边缘。K没有再说什么，就坐在雪橇后面。咳嗽慢慢过去了，他们便赶着雪橇出发了。

那边山上的城堡已经奇怪地变暗了，K原想今天就到城堡去的，现在离得越来越远了。这时城堡上响起一阵轻松愉快的钟声，仿佛是给他的一个暂时告别的信号，但是这钟声又充满着痛苦，至少在这一瞬间使他的心隐隐颤动，仿佛在威胁着他毫无把握地渴望实现的东西。不久，大钟的声音就消失了，代之以一阵微弱而单调的铃声，也许还是来自上面的城堡，但或许是来自村里。这叮当之声配着缓慢的行驶，以及这位既可怜又无情的车夫，当然就更加相称了。

“喂！”K突然叫道。他们已经到了教堂附近，到客店的路不远了，K的胆子也大了一些，“我觉得奇怪，你竟敢独自承担驾雪橇送我的责任，难道准你这么做吗？”格斯泰克对他的话未加理会，仍是静静地挨着小马走他的路。“嘿！”K叫道，从雪橇上弄了点雪捏在手里，扔出去正好打在格斯泰克耳朵上。这下他停住了，转过身来，雪橇还往前滑了一点。K跟他挨得很近，看着他，看着这个偻背的、定是受过虐待的身躯，疲惫而狭窄的红脸，面颊的两边不太一样，一边平一边凹，张着嘴仔细倾听着，嘴里只有几颗稀疏的牙齿。当K看到格斯泰克这副样子时，就不得不把方才带着恶意的话，再用同情的口吻重复一次，问格斯泰克是否会因为他赶了雪橇而受到惩罚。“你要干什么？”格斯泰克不解地问，可又不等K做进一步的解释，便对小马吆喝一声，继续往前驶去。

第二章

到拐弯的地方，K就认出他们快到客店了，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出去那么长时间了吗？根据他的计算，也只不过一两个小时。他是早晨出去的，也没有想吃东西，直到不久前，到处还是白天大亮的，可现在天已擦黑。“白天真短，白天真短！”他自言自语地边说边从雪橇上下来，朝客店走去。

店老板站在店前的小台阶上面，欢迎K的到来，手里举着一盏灯为他照明。K一下想起了车夫。便停住脚步，这时黑暗中传来一阵咳嗽声，这是他。嗯，不久就会再见到他的。他走到台阶上店老板那里，老板谦恭地问候了他，这时他发现店门两边各站了一个人。他从店老板手中拿过灯来，朝这两个人一照，原来就是他已经碰到过的两位，名叫阿图尔和耶雷米阿斯。这两个人现在向他敬礼。他由此想起他服兵役的时候，想起那段快乐的日子就笑了。“你们是什么人？”K问，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是您的助手。”他们回答说。“是您的助手。”老板轻声证实。“什么？”K问。“你们是我的老助手，是我让你们赶来的，我正在等待的助手？”他们对他的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这很好，”过了一会儿，K说，“你们来了，这很好。”“另外，”又过了一会儿，K说，“你们来得太晚了，你们太马虎了。”“路太远了。”其中一个说。“路太远了，”K重复道，“但你们从城堡里来的时候，我碰到过你们。”“是的。”他们说，并未做进一步说明。“你们的仪器在哪里？”K问。“我们没有仪器。”他们说。“就是那些我交托给你们的仪器。”K说。“我们没有仪器。”他们重复道。“啊，你们这些家伙！”K说，“你们懂得一点土地测量吗？”“不懂。”他们说。“假如你们是我的老助手，你们就应该懂得土地测量呀。”说着，K便把他们推进屋里。

随后，他们三个人在店堂里围坐在一张小桌旁喝啤酒，K坐在中间，助手分坐左右，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另一张桌子由农民占着，同昨天晚上一样。“同你们共事真难啊。”K说，同时仍在比较他俩的脸，虽然他已将他们比较过多次了，“叫我怎么来区分你们呢？你们两个人就只有名字不同，其他一模一样，就像……”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接着又不由自主地继续说，“其他你们一模一样，就像两条蛇。”他们两个人微微一笑，并为自己辩护说：“可别人一直把我们分得很清楚。”“这我相信，”K说，“这是我亲眼所见，但是我只是用我的眼睛看，我的眼睛可不能把你们区分开。因此，我将把你们当作一个人来对待，管你们两个人都叫阿图尔，你们中有一个是叫这个名字的。是你吧？”K问其中的一个。“不是，”那人说，“我叫耶雷米阿斯。”“没关系，”K说，“我管你们俩都叫阿图尔。要是我派阿图尔到什么地方去，你们两个人就都去；要是我给阿图尔一份工作，你们两个人就一起去做。这样做，对我虽然有很大的不利，因为我不能利用你们分头去办事，但它的好处是，你们对我交代的一切工作，都要不分你我地共同负责。至于你们两个人彼此怎么分工，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只是不许互相推诿，对我来说你们是一个人。”他们考虑之后说：“我们觉得这样很不对劲儿。”“怎么会对劲儿呢？”K说，“你们当然会觉得很不对劲的，可是就这么定了。”K早已注意到一个农民绕着桌子蹑手蹑脚地走了一会儿，终于下了决心，朝一个助手走去，想跟他悄悄说些什么。“请原谅，”K一面说，一面用手敲敲桌子，并站了起来，“这两个人是我的助手，我们现在正在开会，谁也无权来打扰我们。”“哦，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农民不安地说着，就退回到他的同伴那儿去了。“这事你们尤其要注意，”K说，又重新坐了下来，“未得到我的允许，你们不得同任何人说话。在这里我是外乡人，既然你们是我的老助手，那么你们也该是外乡人。所以我们三个外乡人必须团结一致，请把手伸出来向我做出保证。”两个助手非常乐意地向K伸出了手。“把手放下吧，”他说，“但是我的命令必须遵守。我现在要去睡觉了，建议你们也睡吧。今天我们耽误了一个工作日，明天一早就得开始工作。你们必须弄辆雪橇来，送我到城堡去。明天早晨六点钟在门口把雪橇准备好。”“好的。”一个助手说。另一个插进来说：“你说‘好的’，可你明明知道这是无法办到的。”“别吵，”K说，“你们开始互相闹矛盾了吧。”这时第一个助手也说：“他说得对，这是无法办到的，没有许可证，外乡人不许进入城堡。”“到哪儿去申请许可证呢？”“我不知道，也许是向守卫申请吧。”“那我们就打电话申请，马上给守卫打电话，你们两个快去！”于是两个人便朝电话机跑去，要总机给接通了电话——他俩干得多卖力！表面上他俩百依百顺，他们问，明天K可不可以带着他们到城堡里去。对方说：“不行！”这声回答很响，连坐在那边桌子旁的K都听见了。电话里的答复还更详细，说：“明天不行，任何时候都不行。”“我要亲自来打电话。”K说着站了起来。除了刚才发生的一个农民的事件外，直到现在K和他的助手都没有怎么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跟着K一起站了起来，虽然店老板想把他们赶回去，但是他们还是在电话机旁围着K站成一个半圆形。他们多半认为，K根本得不到答复。K不得不请他们安静些，并说他不想听取他们的意见。

听筒里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K以前打电话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见过。它好像是无数孩子的吵闹声——但它又不是这种吵闹声，而是最最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歌声——这种嗡嗡声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变成了一种又高又强的声音，振荡着你的耳膜，仿佛它要求的不仅是听听而已，而是要进入你的心里。K听着这种声音，电话也没打，他把左臂撑在电话机台上，就这么静静听着。

他不知道听了多久，反正是一直听到店老板跑来扯他的上衣的时候。老板告诉他，来了个信使要见他。“滚开！”K毫无克制地嚷道，也许他是对着电话筒叫喊的，因为这时电话里有人答话了。于是进行了如下的对话：“我是奥斯华尔德，你是谁？”一个严厉而傲慢的声音在喊。K觉得他的话里有个小小的发音错误，打电话的人试图装腔作势地以严厉的口气来弥补这个错误。K迟疑了一下，未报自己的名字，面对电话机他毫无反抗能力，对方可以向他大发雷霆，把听筒挂掉，这样K便等于堵塞了一条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渠道。K一迟疑，那人便不耐烦了。“你是谁？”他又问，还加了句，“要是下边不打那么多电话来，真是谢天谢地了，刚才还有人来过电话。”K没有理会这些话，突然决定回答对方的问话：“这里是土地测量员先生的助手。”“哪个助手？哪位先生？哪位土地测量员？”K想起了昨天晚上那个电话。“您去问弗里茨。”他简短地说。这句话起了作用，这连他自己都感到惊奇。比这句话所产生的效果更让他惊奇的事还有呢，那就是城堡里办事的统一性。那边的回答是：“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没完没了的土地测量员。是的，对。还有什么？是哪个助手？”“约瑟夫。”K说。他背后农民嘀嘀咕咕的声音有点打扰他。显然农民对他没有如实报告真名并不赞同。但是K没有时间去理会他们，因为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话上。“约瑟夫？”对方反问道，“这两位助手的名字是……”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显然他在向某人要名字，“阿图尔和耶雷米阿斯。”“他们是新助手。”K说。“不对，这两个人是老助手。”“他们是新的，我才是老的，我是在土地测量员先生之后赶来的。”“不对。”电话里大声嚷道。“那么，我是谁？”K问他，语调仍然心平气和，像先前那样。停了一会儿以后，同一个人带着同样的发音错误又说话了，不过声音较低，而且多了几分尊重，像换了个人似的：“你是老助手。”

K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的声调，差点连“你要干什么”这句问话都没有听见。他真想放下听筒，他不指望从这个电话中得到别的结果了。既然对方在问他，他也不好不理，于是便急忙问道：“我的主人什么时候可以到城堡来？”“什么时候都不行。”这就是回答。“好吧。”说着，K就挂上了听筒。

他背后的农民已经挪到他跟前了。他的两名助手瞟了他几眼，现在他俩都在挡着农民，不让挨近他，但是看起来只不过是演的一场滑稽戏而已。农民也对这次电话的结果感到满意，所以就慢慢地让步了。这时有个人从后面把人群往两边分开，迈着急匆匆的步子走了过来，到K面前鞠了一躬，递给他一封信。K手里拿着信，定睛打量着这个人，他觉得在这一刻此人比信更重要。此人跟他的两名助手非常相似，跟他们一样，也是瘦高个儿，穿的衣服也是又紧又窄，也同他们一样灵活、敏捷，但跟他们又不大一样。K倒宁愿要他来当助手！这个人使他有点儿想起在制革匠家里见到的那个怀抱婴儿的女人。他的衣服几乎全是白色，衣服虽然不是绸的，同别人穿的一样，是件冬装，但却具有绸的柔软和庄重。他的脸明亮而坦率，眼睛特大。他笑起来显得特别快活，他用手抹抹脸，仿佛想把笑容驱走似的，但却没有做到。“你是谁？”K问道。“我叫巴纳巴斯，”他说，“我是信使。”他说话的时候嘴唇一启一闭，既很有男子气，又很温柔。“你喜欢这儿吗？”K问，并指着那些农民。K对农民的兴趣还一直没有消失，他们的脸上都印着饱经风霜的痕迹，他们的头颅看起来像是被打平的，面部表情是在挨打时的痛苦中刻下的，他们都鼓起厚厚的嘴唇，张着嘴在注视着他，可又不是在注视他，因为有时他们的目光又移往别处，盯着某件无关紧要的东西，过了一阵才转回来。接着，他又指着他的两名助手，这两个人正拥抱在一起，脸贴着脸在笑，不知他们的笑容是表示恭顺还是讥讽。K把这些人一一指给他看，仿佛在介绍一群由于特殊情况而强加给他的随从似的，并指望巴纳巴斯始终将他同这些人区分开来。对K来说，他这样做是一种亲密的表示。但是巴纳巴斯根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看得出，这不是故意的，把它忽略过去了，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仆人忽略了表面看来主人只是对他说的一句话一样。巴纳巴斯只是根据K向他提出的问题，到处打量了一下，向农民中的熟人挥手致意，同两名助手交谈了几句。这一切都做得既挥洒又不随俗，不使自己同那些人混同在一起。K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回答，但也未失面子，于是就重新拿起手里的那封信，打开来看。信里写着：

尊敬的先生！如您所知，您已受聘为伯爵大人效力。您的直接上司是本村村长，有关您的工作和工资待遇等一切具体事宜将由他通知您，您也应对他负责。不过本人亦将对您予以关注。此函递送人巴纳巴斯将不时来您处问询，以了解您的意愿并向本人转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本人将竭力使您满意。本人所关心的，乃是您对工作能够满意。

信的签名看不清楚，但旁边盖了一个章：“×办公厅主任”。“等着吧！”K对正躬身侍候的巴纳巴斯说，接着便把客店老板叫了来，指着一个房间对他说，他要单独待一会儿，对这封信再做一番研究。同时他又想到，他虽然觉得巴纳巴斯很讨人喜欢，但他终究不过是个信使，于是就给他要了一杯啤酒，并注意他接啤酒时的态度。巴纳巴斯对此显然非常高兴，立即就喝了起来。随后K便跟老板走了。客店很小，能够提供给K的，就只有一间小阁楼，就是腾出这间阁楼来也颇费了一些周折，因为阁楼里一直住着两位女仆，先得把她们安排到别处去住。实际上只是让女仆搬走，除此之外也没有干什么别的事。房间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改变，床上没有床单，只有几个枕头和一条粗羊毛毯，都还是昨天晚上用过的，未曾收拾。墙上挂了几张圣像和士兵的照片。窗户都没有打开通通风，显然，店里希望这位新客人不要住得太久，所以也就没有做任何布置来留住他。不过K对这一切倒无异议，他把毯子往身上一裹，坐在桌子边，借着烛光开始重读那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并不一致，有些地方同他说话的口气是把他作为自由人来对待的，他自己的意愿得到承认，比如信上的称呼，以及涉及他的要求的地方。信里又有些地方，明着或暗着把他作为一个卑微的、几乎不被主任放在眼里的工人来对待的。主任要尽力对他“予以关注”，他的上司只是个村长，甚至还要对他负责，他唯一的同事也许就是那位村警了。这些无疑都很矛盾，这些矛盾是如此明显，这说明他们一定是故意的。K根本不认为这些矛盾是由于举棋不定造成的，面对这样一个主管部门，上述想法是很荒唐的。他倒是更倾向于把这些矛盾看作向他公开提供的选择，对信里的安排愿意做出什么结论由他自己来定：愿意做一名同城堡保持一种也算是显赫的但只有表面联系的乡村工人，还是表面上做一个乡村工人，实际上他的全部工作关系都是由巴纳巴斯的信息决定的。K毫不犹豫地做了选择——即使没有他已经获得的那些经验，他也不会犹豫：只当一名乡村工人，尽可能离城堡里的老爷们远一些，就能够做出得到城堡里肯定的成绩来。村里人虽然现在对他还不信任，但是一旦他成了村民，即使还不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也会开始同他说话的，而且一旦他变得同格斯泰克或拉塞曼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要尽快做到这一点，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这一招，那么条条大路肯定就会一下子都向他敞开。如果他仅仅指望上面那些老爷以及他们的恩典的话，那么这些大路不仅永远是封锁的，而且连看也看不见。当然存在危险，这在信里已做了充分强调，是以一种欢乐的调子描述的，仿佛危险是不可避免的。这危险就是要甘愿当工人。效劳、上司、工作、工资规定、职责、工人，这些字眼信里比比皆是，信里即使也有一些比较关切的话，但也是从他的立场出发的。假如K想成为工人，他就能够成为工人，不过以后就得踏踏实实地卖力干活，再也没有希望到别处去了。K知道，他们不会真的来强迫他，这他不怕，在这里他更不担心，但是他怕的是那种令人沮丧的周围环境的力量、令人心灰意懒的习惯势力，那种每时每刻潜移默化的力量，他必须同这种力量进行斗争。这封信也没有回避这种情况：万一发生争执，那准是K斗胆挑起来的。这一点信里说得很巧妙，只有心情不安的人——是心情不安的人，而不是坏人——才能觉察到，那就是录用他的信里用的“如您所知”四个字。K已经报到了，这以后信里才说，他被录用了。

K从墙上取下一幅画，把信挂在钉子上。他将住在这个房间里，那么这封信也应该挂在这里。

随后他下楼来到店堂里。巴纳巴斯正同两名助手坐在一张小桌旁。“哦，你在这里。”K说。他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因由，只是因为见到巴纳巴斯心里高兴。巴纳巴斯立即站了起来。K还没有进去，农民一下子都站起来，往他跟前走去。时刻围着他打转，这已经成了农民的习惯。“你们老跟着我干吗？”K嚷道。农民并没有生气，都转身慢慢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个农民的脸上挂着一丝令人不解的笑容，其他几个也露出这种表情，他在回到座位上去的时候，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们总是会听到一些新鲜事的。”他边说边舔嘴唇，仿佛新鲜事就是一道佳肴似的。K没有说什么同他们搞好关系的话，心想，假如他们对他表示尊敬一点，那倒不错。他还没有挨着巴纳巴斯坐下，就感觉到一个农民在他脖子上呼气。农民说，他是来拿盐瓶的，可是K却气得直跺脚，那个农民没顾得上拿盐瓶，就跑开了。要对付K，那真是很容易的，比如说，只要煽动农民来反对他就行了。这种死缠硬磨来打听他的事的做法比别人的默不作声更使他恼火。板着脸的人好对付，因为只要他往他们桌旁一坐，那儿的人肯定就坐不住了。只是因为巴纳巴斯在场，他才没有大吵大嚷。不过他还是转过身去横眉怒目地望着他们，他们也都在望着他。他看见他们在各自的座位上坐着，互相并不交谈，相互之间也没有明显的默契，他们相互之间的一致只表现在大家一起都盯着他这一点上。他觉得，他们老缠着他不放，似乎并不是出于恶意，也许他们真想从他那里打听些什么，只是不好说出来。要不然也许只是一种幼稚行为，看来这里的人都是很幼稚的。比如说这位客店老板吧，他要给某位客人送杯啤酒，总是双手捧着，眼睛望着K，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连老板娘从厨房的小窗户里探出身来叫他都听不见，这难道不也很幼稚吗？

K怀着比较平静的心情转向巴纳巴斯，他有心想把两名助手支开，但又想不出借口，再说他们都默默地望着各自的啤酒呢。“这封信，”K开始说，“我已经看过了。你知道信的内容吗？”“不知道。”巴纳巴斯说，看起来他目光里流露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更多。也许K以为巴纳巴斯是善意的，农民是恶意的，这种看法可能都错了，不过有巴纳巴斯在场，心里总感到很惬意。“信里也说到了你，那就是要你不时地在我和主任之间传递消息，因此我想，信的内容你是知道的。”“给我的任务只是送这封信，等你看了以后，认为有必要，就让我把你的口头或书面答复带回去。”“好吧，”K说，“不用写信了，请转告主任先生——他叫什么名字？我认不出他的签名。”“他叫克拉姆。”巴纳巴斯说。“那就请向克拉姆先生转达我的谢意，感谢他的录用以及他的厚爱，我在这里还没有证实自己的能力，我会珍视他的厚爱的。我将完全照他的意思去做。今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巴纳巴斯聚精会神地听K讲完以后，便恳求K允许他复述一遍向主任转达的事，K表示同意，于是巴纳巴斯便一字不差地把K说的重复了一遍，接着起身告辞。

K一直在打量着他的脸，最后又打量了一次。巴纳巴斯差不多和K一样高，可是他面对K的时候目光总是垂着的，几乎有点谦卑的样子。说这个人会耻笑别人，那是不可能的。当然，他只是个信使，对自己传递的那些信的内容并不了解，但是他的眼神、他的微笑、他的步态又似乎是一种信息，尽管他自己并不知晓。K同他握了手，显然这使他大为惊诧，因为他本想只鞠个躬就告退的。

他出门的时候还将肩膀靠在门上，目光往店堂里扫了扫，但并不是在看哪个具体的人。他一走，K立即就对两名助手说：“我到房间里把记事本拿来，然后我们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助手想跟着他去。“你们在这儿待着！”K说。他们还是想跟他一起去。K更严厉地重申了他的命令。巴纳巴斯已经不在过道里了，不过他刚刚才走呀。然而K在屋子前面——又在下雪了——也没有看见他。他喊道：“巴纳巴斯！”没有回答。他会不会还在屋里？看来不会有别的可能。但是，K还是使出全身力气在喊他的名字。他的喊声在黑夜里震响。随后远处确有一个微弱的答应声传来：巴纳巴斯已经走远了。K喊他回来，同时朝他走了去。他们碰面的地方已经望不到客店了。

“巴纳巴斯，”K说，抑制不住声音的颤抖，“我还有些话要对你说。如果我需要城堡里的什么东西，也只有干等你偶尔到这儿来才行，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很不好。要是我现在不是碰巧追上你的话——你跑得飞快，我以为你还在屋里呢——谁知道到你下次再来我得等多久。”“你可以请求主任让我在你指定的时间定期到你这儿来。”巴纳巴斯说。“即使这样也还不够，”K说，“也许我一年都没有话要你转达，但是你刚走一刻钟，也许我就有什么不能延误的事要找你。”“那么说，”巴纳巴斯说，“要我报告主任，在他与你之间不是通过我，而是应该建立另一种联系啰？”“不是，不是，”K说，“完全不是，这事我只是顺便提提而已，这次我幸好追上了你。”“我们要回客店去吗？”巴纳巴斯说，“在那里你可以把新的考虑告诉我。”说着，他已经朝客店的方向迈了一步。“巴纳巴斯，”K说，“不用了，我跟你一起走一段。”“你为什么不愿回客店去？”巴纳巴斯问道。“那儿的人老打扰我，”K说，“农民那种纠缠劲儿你是亲眼看见的。”“我们可以到你房间去。”巴纳巴斯说。“那是女仆的房间，”K说，“又脏又闷。为了不在那儿待着，我愿意陪你走走。”最终为了打消他的犹豫，K又加了一句，“只是，你得挽着我，因为你走得稳。”说着，K就挽住了他的手臂。这时天很黑，K根本看不见他的脸，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的身躯，先走了一会儿，才摸到他的手臂。

巴纳巴斯让步了，他们离客店已经很远。当然，K觉得，他虽然使出了全身力气，还是赶不上巴纳巴斯的步子，他还弄得巴纳巴斯的身体不能随意活动；他又感到，要是在平常情况下，单就这点小事就会使他的一切都泡汤，更何况到了像今天上午那样的小胡同，陷在雪地里，只有让巴纳巴斯背着才能出来。但是他现在不去想这些担心的事，另外巴纳巴斯没有吭声，这也使他心里踏实一些：既然他们默默地走着，那么对巴纳巴斯来说，只有继续往前走，这件事的本身也才成了他们在一起的目的。

他们走着，但K不知道是往哪儿去，他什么也辨认不出来，甚至连他们是否过了教堂，他也不知道。由于一个劲儿地走路使他十分费力，所以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了。他们不是朝着目的地去，而是在瞎走。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故乡的情景，心里充满了对故乡的回忆。在故乡，大广场上也有一座教堂，教堂的周围有部分地方是一片砌着围墙的旧墓地。只有极少几个男孩爬上过围墙，K也没有爬上去。他们想爬围墙并非出于好奇，对他们来说墓地并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他们常常从墓地的小栅栏门里进去，他们爬这道又高又滑的围墙只是为了征服它。一天上午，这个寂静空旷的广场上洒满了阳光，K几时见过这样的景色？这时他居然出奇地、轻而易举地爬上了围墙。他嘴里叼着一面小旗，在那个以前他曾常常滑下来的地方，一下子就爬了上去。他脚下的碎石还在簌簌地往下滚，他就已经到了墙上。他把小旗插在墙上，小旗迎风招展，他往下看看，往四周看看，还转过头去看看那些埋在土里的十字架，此时此地没有人比他更伟大了。后来凑巧老师从这里经过，恼怒地盯了K一眼，把他赶了下来。K跳下来的时候磕伤了膝盖，费了很大劲才回到家里，不过他毕竟上了围墙。当时他觉得，这种胜利之情是他漫长生涯的支撑，这倒并不完全是犯傻，如今时隔多年，在雪夜里他挽着巴纳巴斯的胳膊的时候，这件往事帮了他大忙。

他把巴纳巴斯的胳膊挽得更紧了，巴纳巴斯几乎在拖着他走，沉默仍然没有被打破。对于他们走的这条路，K根据路面状况来判断，他们还没有拐进小胡同。他暗暗发誓，绝不因为路程的艰难或者为返程担忧而停滞不前。不管怎么说，让人拉着走，他的力气大概还是足够的。这条路会没有尽头？白天城堡在他面前像是一个很容易到达的目标，况且这位信使一定会抄近路的。

这时巴纳巴斯停了下来。他们到哪儿啦？不再往前走了？巴纳巴斯要向K告辞了？他的意图未能实现。K紧紧抓住巴纳巴斯的胳膊，把他的胳膊都抓痛了。要不就是出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事：他们已经进了城堡或者到了城堡门口。但是如K所知，他们并没有爬山。巴纳巴斯领他走的那条路会不会只有一点儿难以觉察的缓坡？“我们到哪儿啦？”K低声问道，更像是在问自己。“到家了。”巴纳巴斯也是低声地说。“到家了？”“现在请留意，先生，别滑倒。这是条下坡路。”“下坡路？”“只有几步路了。”巴纳巴斯加上一句，这时他已经在敲门了。

一位姑娘来开了门，他们正站在一间大屋子的门槛边，屋里几乎是全黑的，因为只有在后面左边桌子上面吊了一盏小油灯。“谁跟你一起来了，巴纳巴斯？”姑娘问道。“土地测量员。”他说。“土地测量员。”姑娘朝桌子那边大声重复了一遍。那儿的老夫妻俩，还有一位姑娘随即站了起来。他们向K打了招呼。巴纳巴斯向K介绍了他的全家人：父母亲和姐姐奥尔珈、妹妹阿玛丽娅。K几乎看不见他们，有人帮他脱下湿透了的衣服，拿到炉子边去烤，K也没有客气。

这么说，不是他们到家了，只是巴纳巴斯到家了。但是为什么他们来这儿？K把巴纳巴斯拉到一边，问道：“你干吗回家来？或是你们就住在城堡范围里？”“在城堡范围里？”巴纳巴斯重复着，好像没有听懂似的。“巴纳巴斯，”K说，“你可是从客店出来要进城堡的呀。”“不是，先生，”巴纳巴斯说，“我是要回家，我早上才进城堡，我从不在那儿过夜。”“是这样，”K说，“你不是要去城堡，而只是来这儿。”他觉得巴纳巴斯的微笑不那么有神了，他这个人也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你没有问我呀，先生，”巴纳巴斯说，“你只是要我办件事，但又不愿在店堂里或你的房间里说，那我想，你可以在我家里讲给我听，没有人会来打扰。你只要吩咐一声，他们就可以马上走开。要是你喜欢我们这儿，你也可以在此过夜。我做得不对吗？”对于这番话，K无言以对。那么，这是一个误会，一个卑鄙、低贱的误会，可是K却对它如此投入。原先，巴纳巴斯那件很窄的、发着丝绸光泽的外套曾使K着迷，现在他解开了外套的扣子，里面，这位长工宽阔有棱的胸脯上套着一件脏黑脏黑、打了许多补丁的粗布衬衫。周围的一切不仅与他的情况极其相称，而且进一步突出了这种境况：那位患关节炎的老父亲走起路来与其说是用两条僵硬的腿在慢慢移动，还不如说是用两只手在往前摸索；那母亲则两手交叉着叠放在胸前，因为身体臃肿，走起路来也只能迈着极小的步子。自K进屋以后，这两位，父亲和母亲，便从角落里朝K迎了过来，但还没有走到K的跟前。他的两个金发姐妹彼此长得很像，也很像巴纳巴斯，不过面部表情比巴纳巴斯严肃。这两位个子高大、身体结实的姑娘站在刚走过来的两位老人身边，等着K来向她们打个招呼。可是K什么也说不出。他觉得，在这个村子里，每个人都对他抱有什么想法，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唯独这儿的几个人对他一点也不关心。要是他能独自战胜路上的困难回到客店去的话，那他会立即就走的。他有可能明天一早跟巴纳巴斯一起进入城堡，但是这对他也没有一点吸引力。他原想在这个黑夜里由巴纳巴斯领着，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城堡，由这位迄今为止他心目中的巴纳巴斯领进去。他感到那个巴纳巴斯比他在这里见到的所有人都亲近，同时他还以为他同城堡的密切关系要远远超出他表面上的地位。可是他是这个家庭的儿子，这个完全属于这个家庭的儿子，此刻正同全家人坐在一张桌子旁，显然连在城堡里过一夜都不被允许，那么同这个巴纳巴斯在光天化日之下挽手进入城堡是根本不可能的。真要是这样去试试，那也很可笑，是毫无希望的。

K在靠窗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决心就在那儿坐着过夜，不给这个家庭增添任何麻烦。他觉得那些要把他弄走或者怕他的村里人反倒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他们倒是提醒他要靠自己，还有助于他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可是那些表面上要帮助他的人，玩的却是骗人的把戏，他们不是领他到城堡里去，而是带他到家里来，转移他的注意力。他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在摧毁他的精力。这家人喊他同他们一起用餐，他也全然未予理会，只是垂着脑袋仍旧坐在那张凳子上。

这时，奥尔珈，那个比较温柔的姐姐，站起身来，显出一丝少女的腼腆，走到K跟前，请他去进餐。她说，面包和腊肉已摆好了，她还要去买啤酒。“到哪儿去买？”K问。“到客店里去买。”她说。K觉得这倒很来劲。他请她不用去买啤酒，而陪他到客店去，说他在那里还有重要工作要做。但这时他明白了，她不愿走很远，不愿到他住的客店去，而是想去一家离这儿很近的贵宾饭店。但是K还是请她允许自己陪她去，他想，也许在那里可以找个地方睡觉，无论如何在那里过夜总比睡在这个家里最好的床上要好吧。奥尔珈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转过身朝那张桌子上望去。她弟弟在桌旁站了起来，点点头表示同意，并说：“要是这位先生想去，你就带他去好了。”他这一同意，差点儿使K收回自己的请求——既然巴纳巴斯都同意了，这事就毫无价值可言了。但是这时他们已在讨论人家会不会让K进饭店的问题了，对此大家都很怀疑，K反而极力坚持要和她一起去，也不去费劲找什么可以说明自己一定要去的理由了。对于像他这样的人，这家人大概是会顺着的，在他们面前他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只是阿玛丽娅那严肃、直率、凛然，也许还有点漠然的眼神倒有点使他乱了方寸。

去饭店的这段不远的路上，K挽着奥尔珈的胳膊，他没有别的法子，几乎是让她拉着走的，就像先前让她弟弟拉着一样。路上他了解到，这家饭店是专为城堡里来的先生开设的，他们到村里来办事，就在那儿吃饭，有时甚至在那儿过夜。奥尔珈同K轻声谈着，像说知心话一样。K觉得同她一起走路很愉快，几乎就像同她弟弟一起走路一样。K想竭力抗拒这种舒适感，但是办不到。

从外表来看，这家饭店很像他住的那个客店。村里的房子外表上大概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区别，不过小的区别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屋前的台阶上有一排栏杆，门上挂着一盏漂亮的灯。他们进门的时候，头上有块布在飘动，这是一面涂着伯爵家族颜色的旗帜。他们在过道上就碰见了饭店老板，显然他正在四处查看。擦身走过的时候，他用小眼睛看着K，既像在打量他，又像是睡意蒙眬的样子。他说：“这位土地测量员先生只可以到酒吧间那儿。”“那当然，”奥尔珈说，立即又替K说，“他只是陪我来的。”但是K并未感激她。他从奥尔珈的胳膊上松开手来，把老板拉到一边。这期间奥尔珈在过道的另一端耐心地等着。“我很想在这儿过夜。”K说。“抱歉，这不可能。”老板说。“看来您还不知道，这饭店是专为城堡里的老爷准备的。”“这大概是规定吧，”K说，“但让我随便睡在哪个角上总可以吧。”“我倒是非常愿意满足您的要求，”老板说，“但是且不说这规定有多严厉——您是外乡人我才跟您说，从另一方面来考虑您也不可能住在这儿，因为城堡里的老爷是极其敏感的。我确信，他们看见外乡人是受不了的，至少是缺乏思想准备。我要是让您在这儿过夜，您偶然——而这种偶然总是在这些老爷一边——被发现的话，那不仅我完了，连您也完了。这听起来很可笑，却是事实。”这位个子高高、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先生一只手撑着墙，另一只手撑着腰，交叉着两条腿，稍稍向K弯了点身，很知心地对他说。看起来他好像不是这村里的人，虽然他那件深色衣服很整齐，但看起来是农民的节日装束。“您说的我完全相信，”K说，“虽然我笨嘴笨舌的，但我却丝毫没有小看这个规定的意思。只是我还要请您注意一件事：我在城堡里有重要的关系，而且将会有更重要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保证您不会承担因我在这儿过夜而可能产生的风险，而且我向您保证，您给我的这点小小的方便，我定会一丝不差地回报的。”“这我知道，”老板说，接着又重复一遍，“这我知道。”K本来可以强烈提出他的要求的，但老板的这个回答却使他左右为难，所以他只是问道：“今天有很多城堡里的老爷在此过夜吗？”“就这点来说，今天倒是很有利的，”老板的语气里带了几分引诱的意味，“今天在这儿住宿的只有一位老爷。”K总觉得不能勉强人家，但又希望被留下来，因此他只是再问了一下那位老爷的名字。“克拉姆。”老板顺口说道，同时朝他妻子转过身去。这时老板娘正轻声走来，她的裙子虽然又破旧又过时，却镶着褶边，打着褶子，而且做工精致，是城里人穿的。她是来叫她丈夫的，说是主任大人要什么东西。但是老板在走开之前，还转过身来看了看K，仿佛K是否在这儿过夜的问题不是由他决定，而是由K自己来决定的。K什么也说不出，特别是正巧他的上司在这儿，这一情况使他愣住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在克拉姆面前不像在城堡里的其他人面前那么自在。要是在这里被他发现了，对K来说虽然不会像老板那么害怕，但毕竟是一件难堪的、不愉快的事，这仿佛就是他轻率地伤害了一个他理应感激的人。他看到，他原来担心自己会落得个下属地位，落得个工人地位，但是这些可怕的后果现在显然已经显现出来了，而在这里，在明显出现了这些后果的地方，他却不能去战胜它们。想到这些，他心里感到十分沉重和压抑。他站在那里，咬着嘴唇，一言不发。老板在进门之前又回头朝K看了一眼。K望着老板的背影，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直到奥尔珈过来把他拉走。“你要向老板要什么？”奥尔珈问道。“我想在这里过夜。”K说。“你不是住我们那儿吗？”奥尔珈惊奇地问。“是的，当然。”K说，把这句话的意思留给她去解释了。

第三章

酒吧是个大房间，中间完全是空的，靠墙的啤酒桶边和桶上坐着几个农民，他们看起来跟K住的那家客店里的人不一样。他们的衣着都比较整洁，穿的一律是灰黄色的粗布衣服，外套的腰身肥大，裤子紧紧贴在身上。他们的个子都不高，扁圆的脸，颧骨突出，第一眼看来，他们都一模一样。大家都静静地坐着，几乎动都不动一下，只用目光跟踪着两个正在进来的人，但也只是缓缓地、冷漠地盯着他们。但是因为他们人很多，酒吧里又那么静，所以他们对K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又挽起奥尔珈的胳膊，借以向这些人宣布他在场。在一个角上，有个男人——奥尔珈的一位熟人站起身，想朝她走来，但是K挽着她的手臂，把她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除了她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奥尔珈就让他这么着，只是笑着瞟了他一眼。

一位名叫弗丽达的年轻姑娘给他们斟上了啤酒。她是个不显眼的小个子金发姑娘，带着忧伤的眸子和凹陷的双颊，但是她的目光，她那流露着特殊优越感的目光却让人感到惊异。她的目光落在K身上的时候，他就觉得她已经办妥了涉及K的几件事，至于有没有这样的事，他本人还一点都不知道，但是这种目光又使他确信，这些事是确实存在的。K继续从侧面观察弗丽达，即使她在同奥尔珈说话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观察。看来奥尔珈和弗丽达并不是朋友，她们只说了几句冷冰冰的话。K想加入她们的谈话，因此就突然提了个与她们的谈话内容毫不相干的问题：“您认识克拉姆老爷吗？”奥尔珈纵声大笑。“你笑什么？”K生气地问道。“我可没有笑。”她说，但是仍在不停地笑。“奥尔珈还是个很有点孩子气的姑娘。”K说，同时把躬着的身子伸向写字台，想再次把弗丽达的目光紧紧地吸引到自己身上。可是她却目光低垂，轻声说道：“您想见克拉姆老爷？”K求她领他去见克拉姆老爷。她指了指左手边的一扇门：“那儿有个小孔，你可以从小孔里去看。”“这里的那些人呢？”K问。她噘着下嘴唇，用一只极其柔软的手把K拉到那扇门前。这个小孔显然是为了观察房里情况才钻的，K从这个小孔里把整个房间尽收眼底。

屋子中间有一张办公桌，克拉姆先生正坐在桌边一张舒适的圆靠背椅上，面前一盏吊得低低的电灯耀眼地照着他。克拉姆先生中等身材，体态已经发福，动作迟缓。他脸上还很光滑，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两颊的肌肉有点松弛和下垂了，黑八字胡的两撇拉得很长，一副戴斜了的、反着光的夹鼻镜遮盖着他的眼睛。要是克拉姆先生完全正坐在办公桌前，那么K只能看到他的侧面轮廓，但是因为他朝K转过来很多，所以他的整张脸K都看得见。克拉姆的左胳膊肘放在桌上，夹着弗吉尼亚雪茄的右手放在膝盖上。桌上有一只啤酒杯，因为办公桌的边框很高，所以K看不清楚桌上有没有文件，但是他觉得桌上是空的。为了保险起见，他请弗丽达从门上的小孔里看一看，并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他。因为她方才还到那屋里去过，所以她能不假思索地向K证实桌上并没有文件。K问弗丽达，他是否该离开那个小孔了，可是她说，只要他有兴趣，他爱窥视多久就窥视多久。K现在单独跟弗丽达在一起，他刚才匆匆瞥了一眼，发现奥尔珈还是到熟人那儿去了，此时正高高地坐在一只啤酒桶上，两只脚晃来晃去。“弗丽达，”K在她耳旁悄悄地说，“您同克拉姆老爷很熟吧！”“是呀，”她说，“很熟。”她在K旁边靠着，这时K才发现，她正在拾掇她那件轻浮的、领口开得很低的奶油色衬衫，她瘦削的身子穿着这件衬衫，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接着她又说：“您不记得奥尔珈的笑声了吗？”“记得，这淘气鬼。”K说。“嗯。”她以谅解的口吻说，“她的笑是有原因的。您问我是否认识克拉姆，我嘛，我是……”说到这里，她下意识地稍稍站直了一点，她那得意扬扬的目光又扫了K一下，这目光同她刚才所说的话一点儿也沾不上边，“我是他的相好。”“克拉姆的相好？”K说。她点点头。“那么，对我来说，”K为了使他们之间的气氛不至于过分严肃，便笑着说，“您可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啦。”“不仅仅是对您。”弗丽达愉快地说，但并没有去理会他的微笑。K有一招可以对付她的骄傲，便使了出来。他问：“您到城堡里去过吗？”可是这一招不灵，因为她回答道：“没去过，难道我在这儿的酒吧里还不够吗？”显然，她的虚荣心到了疯狂的程度，看来，她正好想在K面前好好满足一下这种虚荣心。“那是的，”K说，“在这酒吧间您等于就是老板了。”“不错，”她说，“开始我在‘桥头’客店当饲养员。”“就凭这双嫩手？”K半问半说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不过是拍拍她的马屁呢，还是真的被她征服了。她的手倒是真的又小又嫩，可是也可以说是瘦弱的，并无什么迷人之处。“那时谁也没有想到，”她说，“就是现在也……”K望着她，等她再往下说。她摇摇头，不愿说下去了。“当然，您有您的秘密，”K说，“您不会跟一个才认识半小时的人来谈自己的秘密的，何况他还没有机会向您谈他自己的情况呢。”看来这话说得不大恰当，这等于是他把弗丽达从这种对他有利的恍惚朦胧状态中唤醒了。她从挂在腰带上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小木塞，堵住了小孔，接着，为了不让K觉察出她态度的变化，自我掩饰地对他说：“关于您的事，我都知道，您是土地测量员。”随后又加了一句，“现在我得去干活了。”说着，她便往吧台后面的座位走去，这时到处都有人起身，拿着自己的空酒杯去让她添酒。K还想不招眼地再同她谈谈，所以就从架上拿了只空杯子走到她跟前。“还有一件事，弗丽达小姐，”他说，“从饲养员做到酒吧招待，这真是了不起，非得要有出类拔萃的精力才行，可是对于像您这样的人来说，做到酒吧招待就达到最终目标了吗？真是愚蠢的问题。请您不要笑我，弗丽达小姐，您的眼睛流露出您未来的奋斗目标要比以往的更加远大。但是世界上的反对力量是很大的，目标越是远大，遇到的反对力量也就越大，因此要是得到即使是一个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但同样也在奋斗的人的帮助，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而不是让那么多眼睛盯着。”“我不知道您想干什么。”她说，这次她的语调似乎违反了意愿，流露出来的不是对自己生活胜利的豪情，而是无限的失望。“也许您想把我从克拉姆身边拉走吧？哦，天哪！”她拍着手说。“您可把我看透了，”K说，似乎因为未被信任而显得精疲力竭，“这正是我的秘密意图。您应该离开克拉姆，做我的情人。现在我可以走了。奥尔珈！”K喊道，“我们回去吧。”奥尔珈顺从地从啤酒桶上滑下来，但并没有马上就离开围着她的那些朋友。这时弗丽达以威胁的眼光瞅着K，低声说：“我什么时候能跟您谈谈？”“我可以住在这儿吗？”K问。“可以。”弗丽达说。“我马上就可以留在这里？”“您先跟奥尔珈走，我好把这些人弄走。过一会儿您就可以来了。”“好。”K说，于是便不耐烦地等着奥尔珈。但是农民不放她走，他们想出了一种舞蹈，奥尔珈是舞蹈的中心，大家围了个圆圈在跳，每次一声齐喊，便有一个人走到奥尔珈面前，一只手紧紧搂住她的腰，转上几圈，舞越跳越快，叫喊声像咽气似的，越来越显出渴求的意味，后来渐渐变成几乎像是一个人的声音了。起初，奥尔珈还笑着想从圈子里冲出来，现在只是披散着头发，如痴如醉地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派到我这里来的就是这么些家伙。”弗丽达气得咬着薄薄的嘴唇说。“是些什么人？”K问。“克拉姆的跟班，”弗丽达说，“他老是带这些人来，一见他们我就冒火。我不知道今天跟您——土地测量员先生说了些什么，要是我说的话惹您生气，那就请您原谅，都是这帮家伙在这儿造成的。我认识的人里，这些家伙最让人瞧不起，最让人讨厌，可是我还得为他们斟啤酒。我常常求克拉姆把他们留在家里。虽说我不得不忍受别的老爷的跟班，但他总应该为我考虑考虑吧，但是我的请求毫无用处，每次他来之前一小时，这帮家伙就拥了进来，像是牲畜进圈一样。现在他们真该到他们的圈里去了。您要是没在这儿，我就要把这扇门打开，让克拉姆亲自来撵他们出去。”“他难道听不见吗？”K问道。“听不见，”弗丽达说，“他睡着了。”“怎么？”K喊了起来，“他睡着了？我刚才往房间里窥视的时候，他可还醒着，正坐在办公桌前。”“他还那么坐着呢，”弗丽达说，“就是在您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睡着了。要不我怎么会让您往里窥视？这是他睡觉的姿势。这些老爷都很能睡，这很难理解。再说，要是他不是那么能睡，他怎么能受得了这些家伙的喧嚷呢？现在我得自己来把他们赶走了。”她从角落里拿出一根鞭子，只高高一跳——像只小羊羔似的跳得不太稳——就到了跳舞的那帮人那里。起初大家都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仿佛新来了一位跳舞的姑娘，事实上有一会儿工夫看起来弗丽达真要放下鞭子似的，但她又立即举起了鞭子。“我以克拉姆的名义……”她喊道，“命令你们到圈里去！统统都给我到圈里去！”他们看到她认起真来了，便怀着一种对K来说无法理解的恐惧开始往后挤，前面几个人一撞，那扇门一下就开了，刮进一阵晚风，所有的人，连弗丽达都不见了，她显然把他们撵过院子，赶进圈里去了。

这时酒吧里突然一片寂静，但K却听到过道上传来了脚步声。为了保险起见，他跳到吧台后面，台底下是唯一可以藏身之所。虽然并没有禁止他待在酒吧间，但是因为他想在这里过夜，那就必须避免让人看见。因此，进酒吧的门真的打开的时候，他便钻到了吧台底下。要是在那儿被发现，当然也不是没有危险，不过他可以说是怕那些撒野的农民才躲起来的，这个借口多少也有几分可信。进来的是老板。“弗丽达！”他喊道，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次。

幸好弗丽达不久就来了，她没有提到K，只是一个劲地骂那些农民。她在设法找K，后来走到吧台后面。在那里，K可以碰到她的脚了，从此时起他感到安全了。虽然弗丽达没有提起K，但后来老板自己提出来了。“土地测量员在哪里？”他问。他这个人本来就比较客气，由于经常跟地位比他高得多的人比较自由地交往，因而更显得很有教养。他同弗丽达说话时语调显得特别尊敬，由于他说话时仍旧没有放下雇主在一个相当轻佻的雇员面前的身份，所以他那种语调就尤为明显。“我完全把土地测量员给忘了，”弗丽达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小脚放在K的胸脯上。“他大概早就走了吧。”“但是我并没有看见他，”老板说，“他几乎一直是待在过道里的。”“这里可没有他。”弗丽达冷冷地说。“他也许躲起来了，”老板说，“根据我对他的印象，有些事他是做得出来的。”“这么大的胆量他大概还不至于有吧。”弗丽达说，并更使劲地把脚压在K身上。她有种快乐开朗、随心所欲的天性，K先前一点都没有发现，她还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地来了个先发制人，突然笑着说：“也许他躲在这底下吧。”说着她朝K弯下腰，匆匆吻了他，接着又跳起来，扫兴地说，“没有，他不在这儿。”老板也觉得很奇怪，他说：“不弄清楚他真的走了没有，我心里总觉得不是个味儿。这不仅关系到克拉姆老爷，也关系到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你我都得要遵守，弗丽达小姐。这酒吧间就由你负责，我再到别的屋里去查一查。晚安！祝你睡个好觉！”他还没有走出酒吧间，弗丽达就把电灯关了，钻到吧台下面，到K身边去了。“我亲爱的！我的心肝宝贝！”她悄悄地说，但并没有碰K，好像爱得晕倒了似的，伸开胳膊仰面躺着。面对幸福的爱情，时间像是无穷无尽的，她唱起一支小曲，但又更像是在叹息。因为K还在默默地沉思，她倒吓了一跳。接着她便像小孩似的硬拉着他：“来吧，这下面把人都憋死了！”他们互相拥抱在一起，她的娇体在K的手里灼燃，他们滚在一起，失去了理智。K不停地想要摆脱这种状态，但毫无办法。他们在地上滚了几下，砰的一声撞上了克拉姆的房门，随后他们躺在了一小摊啤酒和粘在地板上的脏东西上。在那里，共同呼吸、共同心跳的时间在流逝。在这段时间里，K不断感觉到，他迷了路，或者到了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到过的遥远的异国，在那里连空气都不含故乡空气的成分，在那里人都会因那种奇异感窒息而死，处在这种奇异感的强大诱惑下，你什么也干不了，只能继续往前走，继续迷路。因此，当克拉姆的房间里有个低沉的、命令式的冷漠的声音在喊弗丽达的时候，K没有感到吃惊，而是仿佛看到了一道令人慰藉的微光。“弗丽达。”K在她的耳边轻轻唤她，并说有人在喊她。出于机械的天生的服从本性，弗丽达本想跳起来，但随即想起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便舒展一下身子，暗笑着说：“我不会去的，我永远不会到他那儿去。”K想表示反对，想催她到克拉姆那里去，并开始把衬衫上的零碎东西聚在一起。但是他什么也说不出，双手把弗丽达拥在怀里，这对他来说太幸福了，幸福得让他提心吊胆。因为他觉得，要是失去弗丽达，也就失去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他的首肯似乎使弗丽达变得坚强了，她攥紧拳头，用拳头去敲房门，并喊道：“我在土地测量员这儿！我在土地测量员这儿！”当然，克拉姆是没有声音了。但是K却起身跪在弗丽达身边，在黎明前昏暗的微曦中环顾四周。出了什么事？他的希望何在？现在一切都泄露了，他还能从弗丽达那里指望些什么？他没有根据敌人十分强大、自己的目标非常宏伟这一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小心谨慎地往前走，而是在啤酒中滚了一夜，那股味儿把人都熏晕了。“你干了什么？”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俩全完了。”“不是，”弗丽达说，“只是我完了，可是我却得到了你。放心好了。你看这两个人笑成这样。”“谁？”K问，并转过身去。他的两名助手正坐在吧台上，虽然熬了点夜，但很愉快。这是忠实地履行了职责而获得的愉快。“你们在这儿干什么？”K嚷道，仿佛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过错。他到处在找昨天晚上弗丽达用的那根鞭子。“我们不得不来找你，”两名助手说，“因为你没有回到下面的客店里去。后来我们到巴纳巴斯家里去找你，你不在，终于在这儿找着你了。我们在这里坐了一夜。这差事并不轻松。”“我白天才用得着你们，夜里不要，”K说，“给我滚。”“现在已经天亮了。”他们说，身子一动也不动。真的天亮了，院子的门已经打开，农民，还有被K忘在九霄云外的奥尔珈都拥了进来。奥尔珈虽然衣衫不整，头发散乱，但仍像昨晚一样活泼。一到门口，她就在找K了。“为什么你没跟我一起回家？”她说，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就为了那么个婆娘！”她接着说，并把这句话重复了几次。弗丽达方才走开了一会儿，这时提着一摞要洗的脏衣服回来了。奥尔珈伤心地退到一边。“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弗丽达说。不言而喻，她的意思是说，他们该到“桥头”客店去了。K和弗丽达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两位助手，这支队伍就是这几个人。农民们对弗丽达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迄今为止她一直非常严厉地管着他们。有个农民甚至拿了根棍子，似乎她不从棍子上跳过去就不放她走，但是她一瞪眼就把他赶跑了。到了外面的雪地里，K稍稍舒了口气。在外面K感到极其轻松愉快，因此路不好走这点困难这次就不在话下了。要是K一个人，可能会走得更好。到了客店，他马上进了自己的房间，往床上一躺。弗丽达在旁边地板上收拾出了一个床铺。两名助手也挤了进来，但被撵了出去，后来他们又从窗户里爬了进来。K累极了，累得不愿再撵他们了。老板娘特地上阁楼来对弗丽达表示欢迎，弗丽达管她叫“好妈妈”。两个人见面后那股亲热劲儿真让人难以理解，又是接吻，又是长时间地拥抱。屋子里根本安静不了，穿着男靴的女仆也常常噔噔地进来送点什么，或拿走些什么。如果她们要从塞满各种东西的K的床上拿什么，就肆无忌惮地从K身子底下往外拉。她们向弗丽达问好，大家都是同样的身份。房间里虽然没有安静的时候，但是K还是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弗丽达没有为他帮上什么忙。K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精神得到恢复，这已是他到村里的第四天了。

第四章

他很想跟弗丽达说说知心话，苦于找不到机会，因为两名助手死皮赖脸地跟着，寸步不离，弗丽达也不时跟这两个人开开玩笑，开心地乐一乐。这两个人倒没有什么要求，他们在角落里往地板上铺上两条旧裙子就算是床铺了。他们跟弗丽达说，不打扰土地测量员先生，尽量少占地方，这是他们追求的荣誉。在这方面，他们做了种种实验，当然实验总是在低声细语、吃吃作笑声中进行的。比如说他们交叉着胳膊和腿，蜷缩在一起，在朦胧的光线下只看见那个角上有一大团东西。可惜根据白天的经验得知，那是两个十分专心的观察者，他们始终盯着这边的K，装出玩小孩儿的游戏，如用手作为望远镜以及搞些诸如此类的无聊的玩意儿，或者只是朝这边眨巴眨巴眼睛，而做出主要是在修整他们的胡子的样子——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胡子，总是没完没了地比较谁的胡子长、谁的胡子密，并让弗丽达来做出评判。

K常常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望着这三个人玩的花样。

当他感到精力已经恢复，能够起床了，这三个人都急忙跑来侍候他。但是他的精力尚未恢复到不用他们侍候的程度，他发现，这样一来他便落到了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他们的境地，而这种依赖又可能会造成极坏的后果。但是他又不得不这样做，坐在桌子旁喝着弗丽达端来的上等咖啡，在弗丽达烧的炉子旁边暖和暖和身子，支使两个助手匆匆忙忙、笨手笨脚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为他打洗脸水，拿肥皂、梳子和镜子，最后又拿来一小杯朗姆酒。因为K曾轻声表示过这个意愿——这一切倒是很舒服的。

K就这么着发号施令。让人侍候，他心情一愉快，也就不怎么考虑希望获得成功了。他说：“你们两个现在走开吧，我暂时不需要什么了，我要单独跟弗丽达小姐谈谈。”他从他们脸上没有发现直接反对的表情，便又加了一句，作为对他们的补偿，“待会儿我们三人一起到村长家里去，你们在下面店堂里等我。”奇怪的是，两个人听从了K的吩咐，只是在走开之前还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儿等呀！”K回答说：“这我知道，可我不要你们在这儿等。”

两位助手一走，弗丽达就坐到K的怀里，说：“亲爱的，你干吗要反对这两位助手？在他们面前我们不用保守秘密。他们很忠实。”听了这话K有点生气，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很中听。“嗯，忠实，”K说，“他们在不断窥视我，真是无聊，又让人讨厌。”“我觉得，我理解你。”说着，她就搂住K的脖子，本来还要说什么的，但是说不下去了，因为椅子是放在床边上的，他们一摇晃就翻过去倒在了床上。他们躺在床上，但不像前一个夜里那么沉溺、忘情。她在找什么，他也在找什么，动作非常猛烈，脸都扭出了怪相，把自己的头埋在对方的胸脯里，直往里钻。两个人都在寻找，紧紧地拥抱，上下颠动的身体没有使他们忘我，反而提醒他们要寻找。像狗拼命在地上扒一样，他们也在对方身上使劲地扒，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完全失望了，为了得到最后的极乐，有时他们便伸出舌头来舔对方的脸。玩得精疲力竭他们才安静下来，互相感激不已。这时两位女仆上来了，其中一位说：“瞧，他们就这副样子躺着。”出于同情她往他们身上扔了一条被单。

后来K从被单里爬了出来，往四处望望，看到两个助手又猫在他们的角落里了——这并不让他感到奇怪，他们用手指指着K，彼此严肃地提醒对方，一起向K敬礼。此外，老板娘也紧挨床坐着在织袜子，这点小活同她几乎遮住了屋里光线的庞大身躯实在很不相称。“我等很久了。”说着她抬起了脸。她的脸上布满了许多老人纹，但是大部分地方还很光滑，这张脸也许曾经是漂亮的。她的话听起来像是责备，没有道理的责备，因为K并没有要她来。所以K只是点了点头，表示这句话他已听见了，接着他便坐正。弗丽达也起来了，但是离开了K，去靠着老板娘的椅子。“老板娘，”K心不在焉地说，“您要同我谈的事能不能推迟一点，等我从村长那儿回来再谈？我要去谈件重要的事。”“我这事更重要，请您相信我，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说，“那儿去谈的大概只是工作问题，可是这里的事却关系到一个人，关系到弗丽达，我亲爱的侍女。”“哦，是这事，”K说，“那当然，可是我不知道，这事干吗不让我们自己来解决？”“那是因为出于爱、出于担心。”老板娘说，并把弗丽达的头拉来靠在自己身上，因为弗丽达站着才到坐着的老板娘的肩膀。“既然弗丽达那么信任您，”K说，“那我对您也不会另一个样。弗丽达不久前还说过，我的助手很忠实，那么，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啦。因此，我可以告诉您，老板娘，我认为最好是弗丽达同我结婚，而且是尽快就结婚。可惜，可惜结了婚我就无法弥补弗丽达为我而失去的东西：在贵宾饭店的职位和克拉姆的友谊。”弗丽达抬起脸，她眼里含着泪水，眼睛里看不到一丝对胜利满怀信心的痕迹。“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正好挑中了我？”“怎么啦？”K和老板娘同时问道。“她心里很乱，可怜的孩子，”老板娘说，“这么多好事、坏事碰在了一起，弄得她不知所措了。”好像是为了证实老板娘的话，弗丽达一下子扑在K的怀里，对他一阵狂吻，仿佛屋里除了他俩没有别人似的，随后便哭着跪在他面前，可是仍紧紧地抱着他。K一面双手抚摩着弗丽达的秀发，一面问老板娘：“看来您是同意我的意见了？”“您是正人君子，”老板娘说，眼里也含着泪水，她显得有点憔悴，沉重地呼吸着，但是说话的力气还是有的，“现在要考虑的只是您，必须给弗丽达某些保证。因为无论我怎么尊敬您，可您毕竟是个外乡人，找不出任何一个证人来，您的家庭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因此就需要做出一些保证。这一点您一定会认识到的，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您自己就特别提到，由于同您的结合，弗丽达将永远失去很多东西。”“说得对，要有保证，那是当然的。”K说，“最好是在公证员面前做出保证，但是伯爵的其他主管部门也许也会过问的。此外，我在结婚之前还必须把有些事办完。我得跟克拉姆谈一谈。”“这不可能，”弗丽达说，把身子稍稍抬了抬，紧紧贴在K身上，“竟会有这么个想法！”“必须这么办，”K说，“要是我办不到，就得由你来办。”“我不行，K，我不行。”弗丽达说，“克拉姆绝不会跟你谈的。你怎么会以为克拉姆会跟你谈？”“他总会跟你谈的吧？”K问。“也不会，”弗丽达说，“不会跟你谈，也不会跟我谈，这压根儿就不可能。”她转身向老板娘伸开两只胳膊，“您看看，老板娘，他在异想天开呢。”“您这人真古怪，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说，这时她坐得挺直，两腿叉开，薄薄的裙子下的粗壮的膝盖往前突出，她这副样子怪吓人的。“您要求的事是不可能办到的。”“为什么不可能？”K问。“让我来讲给您听，”老板娘说，这声调使人觉得这个解释似乎不是最后的友情帮助，而是她提出的第一个惩罚，“我是很乐意讲给您听的。我虽然不是城堡里的人，而只是一个女人，只是本地等级最低的——不是最低的，但离最低也不远——旅店老板娘，因此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您对我的解释不太重视，可是我的一生见多识广，同许多人打过交道，独自挑起了经营客店的全副重担。我丈夫虽然是个好小伙，但不是当客店老板的料，他从不理解什么叫责任心。就说您吧，您得感谢他的疏忽大意——那天晚上我累得浑身骨头都要散架了，您才能待在村里，您才能在这里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坐在床上。”“怎么？”K问，刚从心不在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心情很激动，其原因与其说是出于愤怒，还不如说是出于好奇。“这事您唯有感谢他的疏忽大意才是！”老板娘用食指指着K，又大声嚷了一次。弗丽达试图让她平静下来。“你要干吗？”老板娘说，整个身子迅速转了过来，“土地测量员先生在问我，我得回答他，要不他怎么会弄明白那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呢：克拉姆先生绝对不会跟他谈话，我要说的是绝对不会跟他谈话。您听着，土地测量员先生！克拉姆先生是城堡里的一位老爷，单就这事本身就表明他的地位非常高，更何况克拉姆还担任着其他职务呢。可是您是什么人，我们用得着在这儿一本正经地商量您的结婚许可问题吗？您不是城堡里的人，您不是村里人，您什么也不是。可是您确实又是个什么，是个外乡人，是个多余的、到处碍手碍脚的人，一个不断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一个我们不得不为他腾出侍女房间的人，一个整天在肚里打主意的人，一个诱奸了我们亲爱的小弗丽达的人，一个可惜我们不得不把弗丽达嫁给他的人。由于这一切，我基本上不去责备您。您就是您。我这一辈子见得多了，这一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可是您想一想，您要求的是什么。要让克拉姆这样的人跟您谈话！弗丽达居然让您从小孔里去偷看，我听了心里就难过，她让您这么干的时候，就已经被您勾引上啦。您倒是说说，您怎么会有胆量去偷看克拉姆？您不必回答，我知道，您当时看得很仔细。要真正看到克拉姆，您根本就没有这个能耐，这可不是我在夸大其词，因为我自己也不可能见到他。您要克拉姆同您谈话，可是他是不跟村里人说话的，他还从来没有跟村里人说过话。弗丽达能得到克拉姆的青睐，这是对她的最大嘉奖，这到死都是我的骄傲。克拉姆至少常常唤弗丽达的名字。她可以随意同他说话，而且允许她在他房门上钻了个窥视孔，可是他也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他有时喊弗丽达，这并不等于他喜欢同她说话，他只是唤着弗丽达这个名字——谁知道他有什么意图！弗丽达当然就急忙去了，这是她的事。她可以不受阻拦地到他那里去，那是克拉姆的恩典，至于说他是不是直接喊的她，这事谁也不能肯定。当然，现在这一切都永远过去了。也许克拉姆还会喊弗丽达这个名字，这是可能的，但是他肯定再也不会让她——一个同你勾搭在一起的姑娘到他那儿去了。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我这可怜的脑袋弄不明白，一位人家说是克拉姆的情妇——顺便提一下，我认为这是一个言过其实的名称——的姑娘，居然会让您去染指。”

“当然，这有点奇怪，”K说，并把弗丽达拉到自己怀里，她虽然垂着脑袋，但还是马上就顺从了，“但是我认为，这也证明，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您想的那样。比如说，您说我在克拉姆面前是微不足道的，这您说得对。尽管我现在要求同克拉姆谈谈，您这一番解释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但这并不是说，不隔着一扇门我就敢看克拉姆了，见到他的时候我不会从屋子里跑出去了。但是这样的担心，这种有根据的担心对我来说还不是放弃这件事的理由。如果我在他面前成功地挺住了，那就根本不需要他来同我谈话了，只要看到我的话给他留下了印象，那就够了。如果我的话没有给他留下印象或者他根本就不听，那我还是合算的，因为我毫无拘束地对一位有权势的大人物谈了自己的意见。可是您，老板娘，凭您的丰富阅历和精通人情世故，还有弗丽达，她昨天还是克拉姆的情人——我认为没有理由躲开这个字眼，你们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为我提供一个跟克拉姆谈话的机会。要是别的地方不行，那就在贵宾饭店好了，也许他今天还在那儿。”

“这是不可能的，”老板娘说，“我看，您没有理解这件事情的能力。不过您说说，您想跟克拉姆谈些什么？”“当然是谈弗丽达的事喽。”K说。

“谈弗丽达的事？”老板娘不解地问，并朝弗丽达转过身去。“你听见了吗，弗丽达？他，他要跟克拉姆，跟克拉姆谈你的事呢。”

“嗯，”K说，“您是一位那么聪明、那么值得尊敬的夫人，怎么一点小事就把您吓着了呢。就是这么着，我要同他谈谈弗丽达的事，这是很自然的，何必那么大惊小怪。您要是以为，从我出现的那一刻起，对克拉姆来说弗丽达已经无足轻重了，那您就错了。您之所以会这样想，那是因为您低估了克拉姆。我深深感觉到，在这件事情上要来教训您，那是很狂妄的，但我又非这么做不可。克拉姆同弗丽达的关系不可能由于我而发生变化。他们之间要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这是那些不承认弗丽达是那位贵人的情妇的人说的，那么今天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关系；要么存在实质性的关系，那么它怎么会由于我这个——你说得对——在克拉姆眼里一文不值的人而遭到破坏呢。对这种事，人们在惊骇的一刹那可能会这样去想，但是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就一定会纠正这种看法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弗丽达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吧。”

弗丽达的目光扫视着远方，脸颊偎依在K的胸上，说：“一定是像妈说的，克拉姆不会再过问我的事了。但亲爱的，这并不是因为你来了，这样的事是不会影响他的情绪的。可是我以为，我们在吧台下的相会大概是他的杰作，是他的精心安排。我们应该祝福，而不是诅咒那个时刻。”“如果是这样，”K慢慢地说，因为弗丽达的话很甜，所以他就闭了会儿眼睛，好让这种甜蜜的感觉浸透他的全身，“如果是这样，那就更没有理由怕跟克拉姆谈话了。”

“真的，”老板娘居高临下地望着K说，“您有时候让我想起我丈夫，他也同您一样那么固执，那么孩子气。您到这儿才几天，就以为什么事都比当地人了解得更清楚，比我这个老婆子，比在贵宾饭店见多识广的弗丽达了解得更清楚。我不否认，有时违反了规章制度，违反了历来的做法也可能会办成什么事的。这样的事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据说有这种例子，可能吧。但是一个劲儿地说‘不，不’，而且一味固执己见，听不进善意的忠告，像您这种做法，那样的事肯定不会出现。您以为我是为您担心吗？您一个人在这儿的时候，我管过您的事吗？真要管了倒好了，就可以省掉好些麻烦。关于您，那时我对我丈夫只说了一句话：‘离他远点。’要不是弗丽达现在和您的命运连在一起，那这句话今天对我也是适用的。至于我对您的关心，甚至对您的重视，您得感谢她——您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您不应该把我撇在一边，因为您对我这个唯一以母亲般的关怀照管着小弗丽达的人负有绝对的责任。很可能弗丽达是对的，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克拉姆的意思，但是现在我对克拉姆一无所知，我也永远不会跟他说话，对我来说，他是高不可攀的。可是您却坐在这里，养着我的弗丽达，而您自己又是由我养着的——我干吗不说出来——是的，是由我养着的。不信您就试试，年轻人，要是我把您从屋里撵了出去，您在村里能不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即使是个狗窝也好。”

“谢谢，”K说，“这话很坦率，我完全相信。那么说，我的地位很不稳，连弗丽达的地位也不稳喽。”

“不对！”老板娘怒气冲冲地插进来嚷道，“在这方面，弗丽达的地位跟您毫不相干。弗丽达是我家的人，谁也无权说她在这里的地位不稳。”

“好吧，好吧，”K说，“这也算您说得对，特别是不知什么原因弗丽达好像很怕您，吓得连话都不敢说。那么现在暂时就只谈我吧。我的地位是非常不稳的，这您并不否认，而且还在想方设法证实这一点。就像您说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您这番话绝大部分是对的，但不全对。比如说，我就可以举出一个能够给我提供相当不错的住宿条件的例子来。”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弗丽达和老板娘同时急切地喊道，仿佛她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在巴纳巴斯家。”K说。

“这帮无赖！”老板娘喊道，“这帮老奸巨猾的无赖！在巴纳巴斯家！你们听听——”她往屋角转过身去，可是这两位助手早就出来了，正手挽手地站在老板娘背后。现在老板娘像是需要支持似的，抓住一位助手的手，接着说，“你们听听，这位先生到哪儿鬼混去了？在巴纳巴斯家里！当然，他在那儿是有地方睡的。唉，那天晚上他要是不在贵宾饭店，而是在那儿该多好。可是那时你们在哪儿呢？”

“老板娘，”两位助手尚未回答，K就说，“他们是我的助手。可是您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好像他们是您的助手，是在看守我一样。在其他一切问题上，我至少准备客客气气地讨论您的意见，但是关于我的两位助手问题则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这件事太明白啦。因此，我请您别跟我的助手说话，要是我的请求分量不够的话，那我就禁止我的助手回答您提的问题。”

“这么说，不允许我同你们说话啦。”老板娘说，他们三人都笑了，老板娘的笑有点嘲讽的味道，但比K预料的要温和，两位助手则笑得极为普通，是一种既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也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含义的笑，是拒绝承担任何责任的笑。

“不要生气，”弗丽达说，“你要正确理解我们激动的原因。现在我们两个人彼此属于对方了，要是愿意，这事我们得归功于巴纳巴斯。我在酒吧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是挽着奥尔珈的胳膊进来的，我虽然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你的情况，但总的来说我对你完全漠不关心，不光如此，而且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漠不关心。那时我对很多事情不满意，有些事情使我很恼怒，但那是什么样的不满和恼怒啊！比如说，一位客人在酒吧里侮辱了我。你知道，这些客人老是跟在我后面——你在那里见过那帮小伙子，还有比他们更讨厌的呢，克拉姆的跟班还不算最讨厌的。有一个人侮辱了我，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会觉得，这仿佛是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或者这事好像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好像我只是听别人说的，或者似乎是我自己已经忘记的事。但是我不能把它描述出来，再也想象不出来了，自从克拉姆把我抛弃以后，一切都变了。”

弗丽达不往下说了，伤心地垂着脑袋，两手交叉，抱在胸前。

“您看，”老板娘叫道，她做出一副好像不是她自己在说话，而只是把她的声音借给了弗丽达的样子，她还挪近了一点，紧挨弗丽达坐着，“土地测量员先生，您看看这些行为的后果，您的两位助手——您不准我同他们说话——从一旁看看大概也会得到教益的吧！您把弗丽达从能得到的最幸福的状态中拽了出来。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弗丽达怀着天真的夸张的同情心，她不忍心看到您挽着奥尔珈的胳膊，任凭巴纳巴斯家去摆布。她救了您，但牺牲了自己，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弗丽达把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拿来换取了坐在您膝头上的幸福，可您倒好，您打出了您的大王牌，说什么您本来是可以在巴纳巴斯家过夜的。您这大概是想以此来证明，您并不用依靠我。如果您真的在巴纳巴斯家过了夜，那您立即就得离开这幢房子，您也就不用依靠我了。”

“我不知道巴纳巴斯家有什么罪过，”K一面说，一面把好像一点都没有生气的弗丽达小心翼翼地抱起来，慢慢放在床上，自己则站了起来，“您也许说得对，但是我恳求您把我们的事，弗丽达的和我的事，留给我们自己来解决，我肯定也没有错呀。您刚才曾提到爱和担心，可是后来我再没有看到什么爱和担心的表示，看到的只是恨、嘲弄和逐客令。您是不是存心要让弗丽达离开我或是让我离开弗丽达，这一招确实很妙，但是我相信您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成功了，您也会非常后悔的——请允许我也来一次不那么光明正大的威胁。至于说您提供给我的住处——所谓的住处，您指的只是这个可憎的小洞，这恐怕完全不是出于您自己的意愿，看来是执行伯爵主管部门对此的一项指示吧。我将向城堡当局报告，我在这儿被撵出去了。要是给我安排了另一个住处，您大概要自由自在地深深吸一口气了，而我更要轻松愉快地大大吸一口气了。现在我要去找村长商量这件事和别的事，您至少要把弗丽达照看好，您的这番所谓母亲般的高论已经把她折腾得够呛了。”

接着他朝两个助手转过身去。“走吧！”说着他从挂钩上取下克垃姆的信，要走了。老板娘默默地瞅着他，直等到他用手去拉门把手的时候才说：“土地测量员先生，在您上路时我还要给您几句忠告，因为无论您说了些什么，也无论您怎么侮辱我这个老婆子，您总是弗丽达未来的丈夫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告诉您，您对本地情况这等无知，真让人吃惊，听了您的话，再把您说的和想的同实际情况仔细比较一番，真把人的脑袋都搞糊涂了。这种无知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善的。也许根本改善不了，但是只要您稍微相信我一点，并时刻正视自己的无知，那么很多事情还是可以办得好一些的。比如说，您立即就会对我比较公正一些，就会开始感觉到，在那一刻，在我知道我的小宝贝简直是放着天上的鹰不要，却对地上的四脚蛇以身相许的那一刻——实际情况还要糟得多，我这一吓真是非同小可，现在都还惊魂未定，我不得不时时设法忘掉它，要不我怎么能平心静气地同您说话。哦，您又生气了。不要去，您还是不要去，您还得听我这个恳求：您无论到哪儿，都要记住，在本地您是最无知的人，处处都要小心在意。在我们这里，因为弗丽达在保护您不受伤害，您可以把心里话全说出来，比如说，您打算同克拉姆说的话，可以在这里说给我们听听，但是请您不要当真，不要当真那么去做！”

她站了起来，激动得脚步有点踉跄地走到K的跟前，握着他的手，带着恳求的目光望着他。“老板娘，”K说，“我不懂，为什么您为这件事低三下四地向我恳求。假如真是如您所说，我根本不可能跟克拉姆谈话，那么求我也罢，不求也罢，我终归达不到目的。可是倘若这事确有可能，我为什么不该去做？这样一来您反对的主要理由就被推翻了，您其他那些顾虑也可以打消了。当然，我是无知，这个事实反正存在，对我来说这是很不幸的，但也有好处，那就是无知者胆更大。因此，只要精力允许，我还乐意继续无知一阵子，并且承担无知所引起的恶果。而这恶果基本上只关系到我一个人，所以我就更不懂，您为什么要向我恳求。弗丽达您总是会照顾好的，假如我完完全全从弗丽达面前消失了，在您看来这是一件大好事，您怕什么呢？您不会是怕这事吧：这无知的人好像什么事都办得到。”说到这里，K已经打开了门，“您不会是怕克拉姆吧？”说完他就奔下楼梯，两位助手跟随在他身后，老板娘默默地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第五章

同村长的谈话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对此K自己都觉得奇怪。通过这件事他心里想，根据他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同伯爵主管部门正式打交道对他来说都很简单。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处理他的事情上显然给过一个长期适用的、表面上对他很有利的原则；另一方面是由于那种令人钦佩的办事的统一性，特别是在表面上不存在统一性的地方，你会感到它是非常完善的。有时候只要一想到这些事，K对自己的处境就感到满意，虽然每次在一阵高兴之后，他总是很快就对自己说，危险恰恰就在这里。

同主管当局的直接联系并不太难，因为这些主管当局无论组织得多么好，都始终只是在为那些遥远的、看不见的老爷维护遥远的、看不见的事情，而K则要为近在身边的事情奋斗，为他自己奋斗。此外，至少最初他是自己主动进行奋斗的，因为他是进攻者。他的奋斗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而且显然也是为了另一些人，这些人他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根据主管当局的措施来看，他相信这些人是存在的。正是由于主管部门一开始就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超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对K做了很大的让步，这样一来反而使他失去了轻而易举地取得小胜利的可能性，随之也就失去了胜利的满足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继续进行理由很充分的更大斗争的把握。相反，他们让K到处转来转去，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当然仅仅限于村里，而且还宠着他，以此来消耗他的精力，排除在这里进行任何斗争的可能性，使他过着非官方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异乡陌路的、忧郁的生活。这样，他要是稍不提防，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当局和蔼可亲，他也充分恪尽自己所有被说成是非常轻松的职责，但有朝一日他由于受到优待所迷惑而生活不检点，他就会在这里垮掉，当局——始终还是那么温和、友好——马上就会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姿态，但是根据某项他并不知道的法规不得不把他清除。这里那种惯常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K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地方像这儿这样，职务和生活纠缠得这么紧，有时好像职务和生活已经换了位置。比如说，到目前为止，克拉姆对K的工作只行使了形式上的权力，同克拉姆在K的卧室里所拥有的真正的权力相比，那种形式上的权力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直接跟当局打交道的时候，有点漫不经心、有点松弛也无所谓，而在其他场合却始终要小心谨慎，每走一步都要先环顾四周。

K在村长那里就证实了他对此地当局的看法。村长是个和气的、胖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的人，他病了，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就在床上接待K。“这位就是我们的土地测量员先生吧。”说着，他想从床上起来欢迎K，但未能坐起来，便又倒下，把头枕在了枕头上，用手指指两条腿表示抱歉。房间的窗户很小，挂着窗帘就更显得暗了。一个不声不响的、在暗淡的光线里几乎像影子一般的女人给K推过来一张椅子，挨床放着。“请坐，土地测量员先生，请坐，”村长说，“请把您的要求告诉我吧。”K先把克拉姆的信念了一遍，接着又谈了几点意见。他再一次感觉到，同当局打交道是极其轻松的。他们简直把任何担子都挑着，你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压在他们肩上，而你自己则是自由自在的，一点不用费心。看村长的样子，似乎他也感到了这一点。他在床上不舒服地转了一下身子，然后说：“土地测量员先生，正如您所说，这件事我全知道。我之所以还没有做出什么安排，其原因，一是我生病，二是您这么久都没有来，我以为您放弃这件事了呢。如今承您美意，亲自来看我，我当然就不得不把全部不愉快的真情相告。如您所说，您已受聘为土地测量员，但是很遗憾，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里根本没有土地测量员的工作。我们那些小农庄的界线都已标好，并已正式登记入册。更换产权的事几乎没有出现过，小的地界争端由我们自己来解决。那么，我们还要土地测量员干什么？”对于这件事，以前K当然未曾想过，但他现在心里确信会得到类似这样的通知。正因为这样，他才立即说：“这真让我大吃一惊，这样一来，我的全部打算就都泡汤了。我只希望这中间发生了误会。”“可惜没有误会，”村长说，“事情就如我说的那样。”“这怎么可能呢！”K嚷道，“我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到这里，不是为了让人再把我打发回去的！”“这是另一个问题，”村长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但是那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这事我当然可以对您做个解释。像伯爵属下这么庞大的机关里，一个部门安排了这件事，另一个部门安排了那件事，彼此没有通气的情况偶尔也会出现。虽然上级监督机构掌握的情况是极其精确的，但是等它来处理的时候就晚了，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这样就会不时出现一些小的混乱。当然，只是在一些极其细小的事情上，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在大事情上我还从来没见过什么差错，不过这些小事往往也是让人够难堪的。关于您这件事，我愿意把事情经过坦率地讲给您听，绝不保留官方秘密。我的官还不大，也不会那么做——我是农民，永远都是农民。很久以前，那时我当村长才几个月，有天来了一道命令，我不记得是哪个部门下达的了。命令中以那里的老爷们特有的一种毫不含糊的方式通知说，要招聘一位土地测量员，并指示村公所为他的工作准备好一切必要的计划和图样。这道命令自然与您无关，因为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要不是我现在生病，躺在床上有足够的时间来回想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我是不会记起来的。密芝，”他突然中断了和K的谈话，对一直在屋里莫名其妙地飘来闪去忙活着的他的夫人说，“请你在那只柜子里看看，也许会找到这道命令的。”“这道命令还是我当村长不久发下来的，”他向K解释说，“那时候我把什么都保存着。”夫人马上就打开柜子，K和村长都注视着。柜子里塞满了文件，柜门一开，两大捆文件就滚了出来，这两捆文件就像捆柴火那样捆得圆圆的。夫人吓得往旁边一跳。“应该在下面，下面。”村长边说边在床上指挥。夫人听话地用两只胳膊抱着文件，扔在柜子外面，以便拿到最底下的文件。文件铺满了半间屋子。“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村长点着头说，“这不过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我都存放在仓库里，当然有些文件已经失散了。谁能把所有文件都保存起来！就这样，仓库里还有好多呢。你能找到那道命令吗？”他又对他夫人说，“你得找那个卷宗，卷宗上‘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画了蓝道。”“这里光线太暗，”他夫人说，“我去拿支蜡烛来。”她踩着文件走出了房间。“在繁重的公务工作中，”村长说，“我夫人是我的一大支柱，可是这些工作她只是附带做的。我还有一个助手，是位老师，帮我做些文字工作，尽管这样，还是对付不了那么多事，总是有许多没有办理的案卷搁着，都在那只柜子里。”他指着另一个柜子，“我现在有病，待处理的文件就大量增加了。”说着，他疲惫却又得意地往后一靠。村长夫人拿着蜡烛回来了，正跪在柜子前面找那道命令。K说：“我可以帮您夫人找吗？”村长摇摇头，笑着说：“我已经说过，我不对您保守公务秘密，但让您自己到卷宗里去找可不行，我还不能走得那么远。”现在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翻文件的窸窣声，村长也许还小睡了一会儿。听到轻轻的敲门声，K便转过身来。这自然是他的两位助手。幸亏他们受过点训练，没有马上冲进屋子，而是先从门缝里悄悄地说：“我们在外面冷得很。”“是谁？”村长惊醒了，问道。“是我的助手，”K说，“我不知道该让他们在哪儿等我，外面太冷，在这儿又碍事。”“对我倒没有影响，”村长挺随和地说，“您让他们进来好了。再说，我也认识他们，是老熟人。”“可我觉得他们碍事。”K坦率地说，他的目光从两位助手身上移到村长身上，随后又回到助手身上，发现这三个人脸上都挂着难以区分的微笑。“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接着他便试探性地说，“那就待着吧，去帮那边的村长夫人找一个卷宗，卷宗上‘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画了蓝道。”村长没有表示反对。不许K干的事，倒允许他的助手去做。两位助手立即扑到文件上，但是他们只是在文件堆里乱翻，而不是在找。只要一个在读文件上某个字的字母，另一个总要从他手里把文件抢去。与此相反，村长夫人却跪在那只空柜前，她好像根本就不再找了，再说放蜡烛的地方离她很远。

“这么说，您觉得这两位助手很碍事啰，”村长带着得意的微笑说，仿佛这一切都是他的安排，但是这事根本没人能猜得到，“但他们是您自己的助手呀。”“不是，”K冷冷地说，“我在这儿，他们才跑到我这儿来的。”“怎么回事？是跑到您这儿来的？”村长说，“您大概是说，他们是指派来的吧。”“这下对了，是指派来的。”K说，“也可以说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分配他们的时候没有做任何考虑。”“这里没有一件事是没经过考虑的。”村长说，甚至忘了脚痛，坐了起来。“没有一件事？”K说，“那雇我来这事又怎么说呢？”“聘您来这件事也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村长说，“只是这中间出现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情况，才把这事给搞乱了，我将用文件来向您证明。”“文件是找不到了。”K说。“没有找到？”村长喊道，“密芝，请你稍微找快点！没有文件我也可以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您。当时，对于我提到过的那道命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答复说，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个复文看来并没有送回下达命令的那个部门——我称它为‘A’，而是送错了，送到部门B去了。也就是说，部门A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可惜部门B也没有得到我们完整的复文。复文有可能落在我们这儿，也可能在路上丢失了。肯定没到部门B，这我可以担保。总之，送到部门B的只是一个卷宗封套，上面只是标明这份卷宗的内容：内装关于聘用一位土地测量员的案卷——实际上里面没有这份案卷。这期间部门A一直在等我们的复文，虽然在备忘录里记载了这件事，而处长却以为，我们是会给予回复的，收到复文后要么就聘用一位土地测量员，要么根据需要通过书信同我们继续讨论这件事。因此，他没有去翻阅备忘录中的记载，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种情况是常常会发生的，完全可以理解，即使在办事最精细的地方，这样的事也在所难免。结果在部门B，这个卷宗封套被送到了一位以办事认真著称的处长手上，他名叫索迪尼，是意大利人。像他那样有才干的人怎么会被安排在一个较低职位上，这一点连我这个圈内人也百思不解。索迪尼当然就把这份只有一个空封套的卷宗退了回来，要求我们把材料补齐。可是，从部门A第一次下达命令至今，如果说没有几年，那也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这事不难理解，因为按一般规律，文件递送途径正确，最晚一天之内可以到达收件部门，并在当天就办理完毕。如果文件一旦送错了地方——我们的组织非常出色，按规定必须积极去查找，否则就找不到了，那么……那么当然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收到索迪尼的来函时，只能模模糊糊地想起这件事来。那时只有密芝和我两个人在工作，那位老师还没有分配给我，因此只有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才保存副本。总之，我们只能含含糊糊地回复说，对于招聘一事我们毫无所知，我们这里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

“但是，”说到这里，村长停了一下，仿佛他讲得起劲，离题太远了，或者至少是可能扯得太远了，“这个故事让您感到厌烦了吧？”

“不，”K说，“这故事真逗。”

村长紧接着说：“我讲它可不是为了逗您乐的。”

“这故事之所以使我乐，”K说，“只是因为通过这个故事我看到了这种可笑的杂乱无章的状况，在某种情况下它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您还没有看到呢，”村长严肃地说，“我可以继续讲给您听。对于我们的答复，索迪尼自然不满意。我很佩服这个人，虽然他给我制造的麻烦不少。他这个人对谁都不相信，比如说，即使他认识某个人，在种种事情上都证明他是值得信赖的，可是下次他又不信任他了，好像他根本就不认识他，或者确切地说，似乎他是认识他的，知道他是无赖。我认为这是对的，一个官员就要有这种态度，遗憾的是，我这人的天性就是不能遵守这个原则，您看，我把这一切都开诚布公地告诉了您这个外乡人，我可不会别的花招。相反，索迪尼看到我们的答复就不相信。为此我们通了大量的信。索迪尼问：‘不用招聘土地测量员的事，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我根据密芝出色的记忆力回答说，最初的建议是根据上面的安排提出来的（这是另一部门提出来的，这事我们早就忘了）。索迪尼反问：‘为什么你现在才提起这件公函？’我回答：‘因为我现在才想起来。’索迪尼说：‘这就奇怪了。’我说：‘这件事拖得这么久了，所以一时记不起来并不奇怪。’索迪尼又说：‘当然奇怪了，因为你记起来的那件信函没有了。’我说：‘信函当然没有了，因为全部材料都丢了。’索迪尼说：‘关于第一封信函总有一份备忘录的吧，可是现在备忘录也没有了。’到这儿我就没再说话，因为索迪尼的部门居然会出现差错，这事我既不敢肯定，也不敢相信。土地测量员先生，也许您心里在责备索迪尼，听了我说的这些，他起码应该想到去向别的部门查问这件事。要是这么做，那恰恰就不对了，我不愿您在思想上对这个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当局的一条工作原则是：绝对没有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因为整个组织工作做得十分完美，所以这条原则是有根据的，而且办事要达到极快的速度，也必须有这条工作原则。索迪尼根本不能到别的部门去查询，即使去查了，那些部门也不会给他答复的，因为他们立即就会注意到，准是出了什么差错，所以才来查询呢。”

“村长先生，请允许我打断您的话，向您提个问题。”K说，“您先前不是提到过有个监督机构吗，根据您所讲的这些来看，管理混乱到了这种程度，一个人要是想到监督都不能起到作用，那他的情绪一定很差。”

“您非常严格，”村长说，“但是您的严格即使增加一千倍，同当局对自己的严格相比，还是连边都挨不上。只有一个十足的外乡人才会提出您那样的问题来。到底有没有监督机构？有的，监督机构是有的。当然，它们的任务并不是去查究字面上很难听的所谓差错，因为差错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偶尔出现一次，就像您的情况，谁又能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差错呢？”

“这倒真是新闻！”K嚷道。

“对我来说，这是很旧的旧闻了。”村长说，“我跟您差不多，我自己也确信，是出现了差错。索迪尼对这件事非常失望，因此大病一场。我们很感谢初级监督机关，它们发现了这个差错的根源，并认为这件事确实出了差错。但是谁能肯定二级监督机关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呢？何况还有三级以及其他机关呢，它们是否都这样看？”

“兴许是吧，”K说，“这种种推测我还是不介入为好。这些监督机关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对它们自然还不了解。我只是认为，这里必须区分两件事：一是机关内部发生的事，以及事后官方所做的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二是我的真实身份。我虽然处在这些机关之外，但由于这个错误，我的利益受到这些机关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毫无意义，所以我一直还不相信其严重性。关于第一点，村长先生您刚才所讲的恐怕已经很清楚了，而且您对整个过程了解得那么详尽，真令人吃惊。现在我也想听您说说我的情况。”

“我也正要谈呢，”村长说，“可是要是我不先说几句，您是不可能理解的。我现在就已经提到了监督机关，这未免过早了。所以，我还是先回到我同索迪尼的争执上来。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的辩护渐渐站不住脚了。索迪尼倘若比某人稍稍占了一点上风，那他就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这样他的注意力就提高了，精力增加了，也更加沉着冷静了。这时，在被攻击者看来，他是极其可怕的，而在被攻击者的敌人眼里，他是非常美好的。只因为我自己在别的事情上体会过后一种情况，所以我能像自己经历过的那样来谈他。此外，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他不能下山来，他的工作太多了，分不开身。我听人说，他的屋里大捆大捆的公文摞得高高的，像一个个大柱子，把四面墙壁都遮住了，这些还只是索迪尼正在处理的公文。因为一捆捆公文被不断取走，又不断加进来，而这一切又紧张地进行着，所以这些公文柱子也不断地倒塌，这种持续不断的、一阵阵哗啦哗啦的倒塌声恰恰成了索迪尼工作室的特征。是的，索迪尼是个工作狂，无论事情大小，他都以同样谨慎的态度来加以处理。”

“村长先生，”K说，“您总说我这件事是一件最小的事，可是它却使很多官员大伤脑筋。尽管开始的时候是件小事，但是通过索迪尼先生那类官员的热心参与，它却成了一件大事。可惜，这是违背我的心愿的，因为我的虚荣心不是要让涉及我的公文摞成一个个大柱子，再让它们哗啦哗啦倒下来。我的野心只是当一名小小的土地测量员，坐在一张小绘图桌边安安静静地工作。”

“不对，”村长说，“这不是大事。这方面您没有理由抱怨，它是小事情中最小的一件。工作量并不决定事情重要的程度。要是您那样以为的话，那您就太不了解主管当局了。就算工作量与事情的大小有关，那您这件事也是工作量最小的一件。就是那些一般的事情，也就是那些没有所谓差错的事情，工作量也要大得多，当然也有更多有益的工作要做。再说，您现在对您的事所引起的工作到底有哪些还一无所知，我先把这个情况告诉您吧。起初索迪尼不让我插手，但是派了几个官员来，每天都找一些村里有声望的人在贵宾饭店举行正式查询会。大多数人都支持我，只有几个人感到迷惑不解。土地测量问题很合农民的心意，他们估计，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私下交易，做了什么手脚。他们还推举了一个领头人。索迪尼根据农民所说的理由，也认为：假如我把这个问题放到村民委员会上去讨论的话，大家不会都反对招聘一位土地测量员的。这样，原来认为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件不言而喻的事，现在起码是要好好考虑一下了。在这件事上闹得最厉害的是个名叫布隆斯维克的人，您大概不认识他，他这人也许不坏，却傻里傻气的，异想天开。他是拉塞曼的女婿。”

“是制革匠拉塞曼的女婿？”K问，并把他在拉塞曼家里见到的络腮胡子描述了一番。

“是的，就是他。”村长说。

“他老婆我也认识。”K信口说道。

“那倒可能。”村长说了这句就不吭声了。

“她很漂亮，只是脸色很苍白，有点病态。她大概是城堡里来的吧？”K半问半说道。

村长看了看钟，把药水倒在匙里，匆匆喝了下去。

“您大概只知道城堡里的办公机构吧？”K直率地问。

“是的，”村长说，脸上现出讥讽而又感激的微笑，“这些办公机构是最重要的。至于说布隆斯维克嘛，假如我们能把他逐出村子去，那几乎人人都会感到高兴的，而最高兴的是拉塞曼。但那时布隆斯维克有点影响力，他虽然不是演说家，却会大喊大叫，对有些人来说，这就够了。这样就迫使我只得把这事提到村民委员会上去讨论。讨论结果，起先布隆斯维克胜利了，因为村民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不愿讨论土地测量员的事。这件事也已经过了好些年，但是这些年来这件事一直没有平息下来，一方面是由于索迪尼的认真劲儿，他想通过处心积虑的调查弄清多数人及少数人这两部分人的动机；另一方面是由于布隆斯维克的愚蠢和野心，他在主管部门中有一些私人关系，他那异想天开的脑子不断想出一些新奇事来，让主管部门来过问此事。当然，索迪尼是不会上布隆斯维克的当的，布隆斯维克怎能欺骗得了索迪尼？但也正是为了不上当，才进行新的调查，新的调查还没结束，布隆斯维克却又想出别的花样来了，他的脑子很灵活，这也是他的愚蠢之处。现在我要谈谈我们管理机构的一个特殊性质了。与其精确性相适应，我们的管理机构也具有高度的灵敏性。某件事情如果长久悬而未决，虽然仍在继续讨论，但往往突然由一个事先未曾料想到的、事后再也找不到的部门迅速解决了，这样的解决虽说大多是正确的，但它的决定却是武断的。仿佛管理机构再也忍受不了同一件本身也许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带来的紧张和长年累月的纠缠，不用官员的协助，它自己就做出了决定。当然，这里并没有什么奇迹，准是某个官员提出了书面解决办法，或者做出了没有书面文字的决定。总之，谁也不知道，至少我们不知道，村里不知道，连部门都不知道这件事是哪位官员决定的，是出于什么原因决定的。监督部门要很久以后才知道此事，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况且后来谁也不会再对此感兴趣了。我说过，这些决定大多是非常出色的，唯一让人恼火的，这也通常是由事情本身造成的，大家对这些决定知道得太晚。所以，对于这些本已早就做了决定的事情，这期间大家还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热烈的讨论。我不知道，在您这件事情上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决定——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要是有这样的决定，那么聘用通知一定寄给您了，您也就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花了很多时间，而这期间索迪尼还一直抓住这事不放，弄得他精疲力竭，布隆斯维克也在不断耍阴谋，我呢，受到两方面的夹击，苦不堪言。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以下的事实倒是确凿的：这期间有个监督部门发现，多年以前部门A曾就聘用一位土地测量员的事征询村里的意见，但至今一直没有得到答复。最近还来问过我，当然现在整个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我的答复是不需要土地测量员，部门A对此也表示满意，索迪尼不得不承认，这件事不该他主管，当然他也没有过错，只是白白干了许多伤神费脑的工作。要不是各方面又有新的工作压了上来，要不是您的事只是件很小的事——几乎可以说是小事中的最小的事，我们大家都可以好好喘口气了。我以为，甚至索迪尼自己也可以舒坦一下了。只有布隆斯维克心里不高兴，不过只能让人感到可笑罢了。这件事情愉快地了结了，而且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可您现在突然出现了，看来这件事好像又得从头开始。请您想一想，土地测量员先生，我是多么失望。我已经下了决心，就我来说，绝不让这事再闹腾一遍，这一点您大概是会理解的吧？”

“当然，”K说，“可是我更加清楚的是，现在这里有人正在我的事情上滥用职权，甚至是滥用法律。我将不遗余力地来维护自己。”

“你想怎么做呢？”村长问。

“这我还不能透露。”K说。

“我并不想硬逼您，”村长说，“我只是请您考虑，我是您的——我不愿说是朋友，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您的公务上的朋友。只不过录用您当土地测量员这件事，我是绝对不同意的，至于别的事情您可以信赖我，随时找我帮忙，当然是在我不大的权力范围之内。”

“您老是在说该不该录用我当土地测量员的问题，”K说，“但是我确实已经被录用了呀。这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有克拉姆签字的信，那是很珍贵的，值得尊敬的。这签名好像是真的。否则——我不敢单独对此发表意见。密芝！”他喊道，接着又说，“你在干什么呢？”

两位助手和密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注意他们了。他们没有找到要找的文件，因此就想把这些东西归放到柜子里去了，但由于文件太多太乱，所以还没有放进去。两位助手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现在正在忙活。他们把柜子放倒在地，把所有公文都统统塞了进去，随后便和密芝一起坐在柜门上，想这样把文件慢慢压进去。

“那么，这份文件没有找到，”村长说，“很遗憾，不过事情的来龙去脉您已经知道了，其实也用不着文件了，再说文件肯定还是会找到的，说不定是在老师那儿，他那里还有很多文件呢。密芝，把你的蜡烛拿过来，把这封信给我读一读。”

密芝走了过来，在床沿上坐下，倚在强壮的、精力旺盛的丈夫身上，她丈夫则把她搂着，她显得更加苍白、更加细小了。现在烛光只照着她的脸，脸上的线条清晰而严肃，只是由于年纪大脸上有些衰萎，因而线条不太鲜明了。她把信才瞥了一眼，便把两只手合在了一起。“克拉姆写的。”她说。接着他们两个人便一起读信，互相悄声交谈几句。这时，两名助手高喊了句“棒极了”，因为他们终于把柜子门给关上了，密芝以感激的目光默默地望着他们。最后村长说：“密芝完全同意我的意见，现在我敢把我的意见说出来了。这封信根本不是公函，只是一封私人信件。这从信上第一句称呼‘尊敬的先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另外，信里没有一个字说您已经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了，信里谈的只是一般的差事，而且就连这一点信里说的也没有约束力。信里只是说‘如您所知’您受聘了，也就是说，要证明您已受聘这个任务得由您来负责。最后，这封信又从官方的角度专门指定我这个村长作为您的直接上司，并让我把一切具体事宜告诉您，关于这一点，绝大部分刚才已同您说了。一个善于阅读公函的人，因此更懂得阅读非公函信件，对他来说，事情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您是外乡人，不知道这些，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总的来说，这封信只表明，克拉姆本人对录用您去伯爵府上当差这件事是表示关心的，也就仅此而已。”

“村长先生，”K说，“您对这封信的解释真是好极了。照您这么一说，这封信只是在一张白纸上签了个名而已，完全没有别的内容了。您注意到没有，您把克拉姆的名字，这个您表面上非常尊重的名字，贬低到了何种程度？”

“您误解了，”村长说，“我并没有曲解这封信的意思，我的解释并没有贬低这封信，而是恰恰相反。克拉姆的私人信件当然比公函重要得多，只不过您加给它的那种重要性，恰恰是这封信所没有的。”

“您认识施华茨吗？”K问。

“不认识，”村长说，“你或许认识吧，密芝？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他。”

“这就怪了，”K说，“他是一位副守卫的儿子。”

“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我去认识所有副守卫的所有儿子干吗？”

“行，”K说，“那您得相信我的话，他是一位副守卫的儿子。我刚到的那一天就同这个施华茨发生了令人气恼的争吵。后来他就打电话到名叫弗里茨的副守卫那儿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我是聘来的土地测量员。这您又如何解释呢，村长先生？”

“很简单，”村长说，“您还没有同我们的主管部门接触过。您的那些接触全部都是虚假的。因为您对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就把这些接触当成真的了。关于电话嘛，您看，我同主管部门的联系够多了吧，我这里就没有电话，像旅店那类地方，电话可能很有用，就像音乐自动播放机差不多，更多的作用就没有了。您在这里打过电话吗？打过？那么，您也许就理解我的话了。在城堡里电话的作用发挥得非常出色。人家告诉我，那里一天到晚都在不断打电话，这当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那种连续不断的电话，在这里的电话机里听起来是一阵嗡嗡声和歌声，这些声音您肯定已经听到过了。但是，这种嗡嗡声和歌声才是这里的电话机传送给我们的唯一正确和可以相信的东西，别的都是骗人的。往城堡里打电话并没有专线，也没有可以把我们的电话接过去的总机。从这儿往城堡里挂电话，那里所有最基层部门的电话机全会响起，或者说所有的电话机都会响起来。要是不响的话，我可以肯定，那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话机的铃都被摘下来了。但有时也会有某位官员疲倦了，需要消遣一下，特别是在晚上或夜里，于是就把电话机上的铃装上，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回话，当然这回话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深更半夜，谁敢为了自己私人的一点小小的犯愁的事而用电话铃声去打断他们一直在迅速进行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不理解，比如说一个外乡人打电话给索迪尼，他怎么能相信接电话的真的就是索迪尼呢？很可能是另一部门的一位小文书呢。相反，要是有人给小文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索迪尼本人，当然这种情况是很难碰到的。不过，万一碰上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没等对方说话就跑开。”

“这些情况我当然没有看到。”K说，“这些具体情况我并不知道，电话里讲的事我并不太相信。我总觉得，事情只有城堡里的人直接知道，或是直接报告给了城堡，那才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

“不对，”村长抓住了一个字眼不放，说，“电话里的回答也完全可以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不能有？城堡里官员所做的答复怎么会毫无意义呢？这一点我在看克拉姆的信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信上的话一句也不具有官方的意义，您要是认为这些话具有官方意义，那就错了。相反，信上的话是友好的还是敌意的，其私人意义却是很大的，往往比公函的意义要大得多。”

“好吧，”K说，“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我在城堡里该有很多好朋友啰。仔细想来，多年以前，那时哪个部门忽然心血来潮，要聘用一位土地测量员。这样说来，这对我是个友好的行动，随后就是一步接一步地走下来，直到这个倒霉的结局，把我诱骗到这里，又以撵我走相威胁。”

“您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村长说，“您认为对城堡里的说法不应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一点您是对的。到处都得小心，不仅仅是这里，碰到越是重要的意见，越是要小心。至于您说是被诱骗来的，对此我不理解。如果您仔细听我的解释，那您就一定会明白，关于把您找到这儿来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经过一次短短的谈话就可以回答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那么现在的结论是，”K说，“一切都还不明确，也无法解决，包括把我撵走的问题在内。”

“谁敢把您撵走，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正因为聘您来这儿的问题还不清楚，所以才会对您那么客气，只不过在您看来确实太敏感了。这里是没有人挽留您，但这并不等于要撵走您呀。”

“噢，村长先生，”K说，“这会儿把有些事情看得那么一清二楚的又是您。我还要给您举出几条要留我在这里的理由：我做出了离乡背井的牺牲，艰苦的长途跋涉，我因受聘于这儿而怀着有充分根据的希望，目前我身无分文的窘迫，现在我已不可能重新在家乡找到相应工作的处境，还有最后一条，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条，那就是我的未婚妻是当地人。”

“噢，弗丽达，”村长毫不惊奇地说，“我知道，但是无论到哪儿，弗丽达都会跟您去的。至于其他几点嘛，这里当然要给予一定的考虑。我一定向城堡里报告。一旦有了决定，或者在做出决定之前还需要询问您的话，我会派人找您来的。您同意吗？”

“不同意，绝对不同意，”K说，“我不要城堡的恩赐，我只要求得到我的权利。”

“密芝，”村长对他的妻子说，她还一直坐在他身边紧紧倚着他，沉于梦幻似的手里摆弄着克拉姆的那封信，并把它折成了一只小船。K大吃一惊，一把从她手里把信夺了过来，“密芝，我的腿又开始痛了，我们得换绷带了。”

K站了起来。“现在我要告辞了。”他说。“好吧，”密芝说，她已经准备好一张膏药，“这儿过堂风也太大了。”K转过身去，他的两位助手还在极不合时宜地拼命为密芝效力，这时听到K的话，马上去把两扇门打开。为了不让强烈的冷空气吹进病房，K只好匆匆向村长躬身告别。接着他便拉着两位助手走出屋子，并迅速把门关上。

第六章

老板正在客店门口等他。K不问他，他是不敢开口说话的，因此K就问他有什么事。“你已经找到新住处了吗？”老板问道，站在那儿眼望地上。“是你老婆叫你问的吧，”K说，“看来你很听她的话呀。”“不是，”老板说，“不是我老婆叫我问的。可是由于你，她非常不安，很不愉快，活儿也干不了，躺在床上不停地唉声叹气，满腹牢骚。”“要我上她那儿去吗？”K问。“我正要请你去呢，”老板说，“我本想从村长家里把你叫来的，我还在村长门口听了一会儿，可是你们正在谈话，我不想打搅你们，而且我也不放心我老婆，所以就跑回来了。可她却不让我到她跟前去，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这儿等你。”“那就快去吧，”K说，“我马上就会让她平静的。”“要是能做到，那敢情好。”老板说。

他们走过明亮的厨房，厨房里有三四个女仆彼此离得远远的，顺手找了点活在干，一看见K，她们全都泥塑木雕似的在那儿发愣。在厨房里就听到老板娘的叹息声了。她躺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房间用薄木板同厨房隔开，屋里只能放下一张大双人床和一个柜子。这张床放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厨房，好监督厨房里的工作，而从厨房里却看不清屋里的东西。屋里光线很暗，只有红白色的被褥才显出些许微光。只有进了屋子，眼睛习惯以后，才能分辨出屋里的东西。

“您到底来了。”老板娘说，声音很微弱。她仰躺着，显然呼吸很困难，她掀掉了羽绒被。她躺在床上比穿了衣服的时候年轻多了，她头上戴的那顶有精致花边的睡帽虽然太小，在头发上晃动着，但却使她憔悴的面庞显得楚楚可怜。“怎么以为我该来呢？”K温和地说，“您可没有叫我来呀。”“您不该让我等这么久。”老板娘以病人那种固执的口吻说道，“请坐，”她指了指床沿，“别人都走开！”因为这当中除了两位助手，女仆也都进屋里来了。“我也走了，珈黛娜。”老板说。K第一次听到老板娘的名字。“那当然，”她慢慢地说道，好像在想别的事，又心不在焉地加了一句，“干吗唯独你要待在这儿？”所有的人都退回到厨房去了，这回两位助手也马上走了，当然是紧紧跟着一个女仆。这时珈黛娜却非常谨慎，她知道这里说的话厨房里都能听得见，因为那屋子没有门，于是她命令大家统统离开厨房。这一点他们立刻就做到了。

“土地测量员先生，”珈黛娜说，“柜子前面挂了条毯子，请您递给我，我要盖毯子，我受不了这床羽绒被，喘不过气来。”K把毯子给了她，她说，“您看，这条毯子很漂亮，是吗？”K觉得这是一条普通毛毯，只是出于礼貌，他才又摸了摸，但没有说什么。“是的，这条毯子很漂亮。”珈黛娜边说，边把毯子盖在身上。现在她安安静静地躺着，似乎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甚至想到了自己的头发因为躺着而有点乱，于是一会儿又坐了起来，把睡帽四周的头发理了理。她的头发很浓密。

K有点不耐烦了，便说：“老板娘，您先前让人问我找到别的住处没有。”“是我让别人问您的？”老板娘说，“没有，一定搞错了。”“这是您丈夫刚才问我的。”“这我相信，”老板娘说，“我同他的意见不一致。我不要您在这儿的时候，他把您留下了，现在您住在这儿我很高兴，他倒要撵您走了。他老是干这样的事。”“这么说，”K说，“您对我的意见完全改变了？在一两个小时里就改变了？”“我的意见没有变，”老板娘说，声音又弱了一些，“把您的手伸给我。对，现在您答应我，要非常坦率，我对您也一样。”“好，”K说，“谁先开始说？”“我。”老板娘说。她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先说就是对K让步，而是她急于要先说。

她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照片，递给K。“您看看这张照片。”她恳求地说。为了看得清楚些，K一步跨进了厨房，可是即便在那里也看不出照片上是什么，因为时间太久，照片已经褪色，好多地方已经折裂了、压皱了、弄脏了。“这张照片已经不行了。”K说。“可惜，可惜，”老板娘说，“因为这些年总是带在身边，所以成了这样。不过您仔细瞧，还是可以看得出的，绝对可以看得出来。再说，我还可以帮您，把您所看到的告诉我，我很乐意听您谈谈这张照片。怎么样？”“一个年轻人。”K说。“对，”老板娘说，“他在干什么？”“我觉得，他是躺在一块木板上，伸开四肢，在打哈欠。”老板娘笑了。“完全不对。”她说。“但这确是块木板，他躺在这儿。”K坚持自己的看法。“您再仔细看看，”老板娘生气地说，“他真是躺着的吗？”“没有，”现在K说，“他不是躺着，是飘悬在空中，我看出来了，这不是木板，很可能是条绳子，这位年轻人在跳高呢。”“这就对了，”老板娘兴奋地说，“他在跳高，官方的信使都是这么练习的。我知道，您一定会看出来的。您也能看到他的脸吗？”“脸我只看到一点儿，”K说，“他显然很使劲，张着嘴，眯着眼，头发飘动着。”“说得很好，”老板娘赞赏地说，“不认识他的人就看不出更多的东西了。他可是个漂亮小伙子，我只匆匆见过他一面，就永远也忘不了他。”“他到底是谁？”K问。“他是克拉姆第一次派来叫我去他那儿的信使。”

K听不大清楚，玻璃上的响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马上就发现了干扰他的原因。两位助手正站在外面的院子里，两条腿在雪地里轮换着一跳一蹦，做出一副又见到了K感到非常高兴的样子。他们快活地把K指给对方看，同时还不停地用手指敲着厨房的窗户。K做了一个吓唬他们的动作，两个人就立刻跑开了，彼此都想把对方挤在后面，但一个马上就挣脱开了另一个。不一会儿，他们又回到了窗户跟前。K赶忙跑进屋里，在那儿，外面的助手看不到他，他大概也看不到他们。但是轻轻敲打窗户玻璃的恳求似的当当声响了很长时间。

“这回又是这两位助手。”他向老板娘表示歉意，并指着外面。但是她并没有注意他，她又从他手上把照片拿了去，边看边把它弄平，重新塞在枕头底下。她的动作越来越慢，这并不是因为疲倦，而是往事的回忆压在她的心头。她本来要讲给K听的，但是因为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中，倒把他给忘了。她玩着毯子的缨穗。过了一会儿她才抬起眼睛，用手擦了擦眼睛说：“这条毯子也是克拉姆送的，还有这顶睡帽。这张照片、毯子和睡帽，这是他给我的三件纪念品。我没有弗丽达那么年轻，野心没有她大，也没有她那么会体谅人，她是很体谅人的，总之，我很善于适应生活，但有一点我得承认，没有这三样东西，我是不会在这里支撑这么久的，很可能连一天都支撑不了。这三件纪念品，在您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是您看，弗丽达同克拉姆来往那么长时间，可她却一件纪念品也没有，我曾经问过她，她太热情了，也太不知足。我正好同她相反，我只去过克拉姆那里三次，后来他就没有再叫我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正如我预先就感觉到的，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可是我却带回了三件纪念品。当然自己得多个心眼，克拉姆自己是不会送东西的，但是要是看到那儿有什么合适的东西，就可以向他要。”

听了这些事，K感到很不舒服，尽管这些事同他的关系也不大。

“这事有多久了？”他叹息地问道。

“已经二十多年了，”老板娘说，“二十好几年了。”

“那么长时间了，还对克拉姆那么忠诚。”K说，“您知道吗，老板娘，当我想到将来的婚姻，您讲的这些会使我非常担忧的。”

老板娘觉得K把自己的事掺和到这里来是很不得体的，所以便恼怒地对他侧目而视。

“别那么生气，老板娘，”K说，“我没有说一句反对克拉姆的话，但是这些事使我同克拉姆发生了某些联系，这个事实就是最崇拜克拉姆的人也是无法否认的。就是这么回事。因此，别人一提克拉姆，我总要不由自主地想到我自己，怎么也改不了。还有，老板娘，”说到这里，K握住了她犹犹豫豫的手，“请您想一想，上次我们谈得很不好，弄得不欢而散，这次分手的时候要心平气和的了。”

“您说得对，”老板娘说着，垂下了头，“您体谅我吧。我并不比别人敏感，相反，每个人都有他敏感的地方，我敏感的地方只有一处。”

“很遗憾，这也是我的敏感所在，”K说，“我一定会克制自己的。现在请您告诉我，夫人，假如弗丽达也像您一样对克拉姆难以忘怀，那么在婚姻生活中叫我如何忍受她对克拉姆的这种可怕的忠诚呢？”

“可怕的忠诚？”老板娘恼怒地重复着，“这是忠诚吗？我对我丈夫是忠诚的，但是对克拉姆……克拉姆曾一度把我认作他的情妇，有朝一日我能失去这个等级吗？在弗丽达身上您如何忍受这件事？啊，土地测量员先生，您是什么人，竟胆敢这样来问？”

“夫人。”K以警告的口吻说。

“我知道，”老板娘顺从地说，“可是我丈夫并没有提出那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说谁是不幸的，是当时的我还是现在的弗丽达？是勇敢地离开克拉姆的弗丽达，还是我——他没有再派人来叫我去过？也许弗丽达是不幸的，虽然她好像还不知道不幸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可是我想的完全是我当时的不幸，因为我不得不时常问自己，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这样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克拉姆叫你去了三次，第四次就没有再叫你，再也没有叫你去！当时我还想了些什么？除了这件事，我同当时不久以后就和我结婚的丈夫还能谈些什么？白天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接手的这个客店当时的状况非常糟糕，得设法把它办得火起来。可是在夜里呢？多年来我们夜里所谈，话题只是围绕克拉姆以及他改变主意的原因。要是我丈夫谈谈就睡着了，我就把他叫醒，两个人继续再谈。”

“假如您允许，”K说，“我要冒昧地提出一个问题。”

老板娘没有吭声。

“这么说，我是不该问啰，”K说，“这也使我满意了。”

“当然，”老板娘说，“这也使您满意了，特别是这件事。您把什么都加以曲解，甚至把不说话都加以曲解。您就不会是别的样。我允许您把问题提出来。”

“倘若我把什么都曲解了，”K说，“也许把我自己的问题也曲解了，也许这问题并不那么冒昧。我只是想知道，您是怎么认识您丈夫的，这家客店又是怎么到了你们名下的。”

老板娘皱着眉头，满不在乎地说：“这事非常简单。我父亲是铁匠，我现在的丈夫汉斯是一个大地主的马夫，常上我父亲那儿去。那时正是我同克拉姆最后一次聚首之后，我很痛苦。本来我是不该痛苦的，因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不准我再上克拉姆那儿去。这正是克拉姆的决定，因而是正确的，只不过原因不清楚，我不应该去弄清楚这些原因，本来我也不应该痛苦。但我还是很伤心，没法干活，整天坐在屋前的花园里。汉斯在那儿见到了我，有时也坐在我身边，我并没有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但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是善良的小伙子，他常常陪我一洒同情的眼泪。当时的客店老板的妻子已亡，老板自己也年岁已大，所以不得不放弃经营。有次他从我们花园边经过，看到我们坐在那里，便停了下来，毅然提出要把客店租给我们，他很信任我们，所以不要我们预付一分钱，而且把租金也定得很便宜。我不愿成为父亲的累赘，别的我全不在乎，所以我考虑了这个客店和这项也许会忘掉一些过去的新工作，便嫁给了汉斯。事情的始末就是如此。”

沉默了一会儿，K说：“原客店老板的行为很漂亮，但不谨慎，或许他对你们两个人的信任有其特殊原因？”

“他很了解汉斯，”老板娘说，“他是汉斯的叔叔。”

“那当然啦，”K说，“汉斯家里显然很看重同您的这门亲事吧？”

“也许是吧，”老板娘说，“这我不知道，这事我从来没有关心过。”

“事情大概是这样。”K说，“倘若汉斯家愿意做出那种牺牲，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就轻易地把客店交到了你们手里，当然是有益于这门亲事的。”

“后来事实证明，这事并非不谨慎。”老板娘说，“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我是铁匠的女儿，身强体壮，我用不着女仆和长工，里里外外全是我单枪匹马地干：在店堂里，在厨房、畜圈和院子里。我很会烹饪，以至于还招徕了贵宾饭店的部分客人。您在中午时还没有去过店堂，所以不知道我们中午的顾客，那时来吃午餐的人还要多，后来好些人不上这儿来了。我们不仅悉数交付了租金，而且几年以后还把客店买了下来，今天我们几乎没有负债。之后的结果是我把自己给毁了：得了心脏病，成了老婆子。您也许以为，我比汉斯大得多，实际上他只比我小两三岁，但是他从不见老，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抽袋烟，听顾客闲聊，再磕磕烟斗，有时拿拿啤酒。干这种活，人是不会老的。”

“您的成绩值得钦佩，”K说，“这方面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们是谈您结婚以前，那时汉斯家豁出一大笔钱，或者至少得承担交出客店这个大风险来急着办这门婚事，而通过这门婚事汉斯家得到的只有您这个大家一点也不了解的劳动力和汉斯的劳动力——他没有多大办事能力，这一点他们该是早已知道的——之外，别无其他好处，所以这事确实有点奇怪了。”

“哦，得了，”老板娘疲倦地说，“我知道您话里的意思，可您完全想错了。在这些事情上同克拉姆没有一点关系。克拉姆干吗要为我操这份心？确切地说，他怎么会为我操这份心？他根本就不再知道我的情况。他不再叫我去了，这事本身就表明，他已经把我忘了。谁一旦不被他叫去，他就会把谁给忘了。我在弗丽达面前不愿谈这事。这不仅仅是忘了，而且比忘了还糟糕。我们要是忘了一个人，将来总会重新记起来的。对克拉姆来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要是不再叫你去了，那他就把你彻底忘了，不仅忘掉了往事，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再想起来。要是我认真想一想，我是会理解您这些想法的，您的这些想法在你们外地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在这里却毫无意义。可能您会钻牛角尖，以为克拉姆把汉斯给我做丈夫，是为了他将来一旦要叫我去的时候，我不用费多大周折就可以到他那儿去。这种想法真是疯到顶了。要是克拉姆给了个信号让我去，谁能阻止我跑到克拉姆身边去？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又在哪儿？简直是胡言乱语，十足的胡言乱语。谁要是抱着这些胡言乱语不放，他自己也就成了昏头昏脑的糊涂蛋。”

“不，”K说，“我们倒不想成为糊涂蛋，我想的还远没有您推测的那么远。说实话，虽然正在往那儿想。目前唯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汉斯的亲属对这门亲事抱着很大的希望，这些希望也果真实现了，当然是以您的心脏和健康为代价而实现的。确实，我不得不这么想，认为这些事情同克拉姆有关，但是我的想法并不像或者还不像您所描述的那么粗鲁，您那样说只不过是为了好再把我呵斥一阵，因为那样您便会感到开心。但愿您能够开心！不过我的想法却是：首先，促成这门亲事的显然是克拉姆。没有克拉姆，您就不会郁郁寡欢，就不会坐在花园里无所事事；没有克拉姆，汉斯就不会在花园里见到您，要是您不痛苦悲伤，汉斯这么个害羞的人就绝不敢同您说话；没有克拉姆，您就绝不会同汉斯一起流眼泪；没有克拉姆，那位好心的老叔叔，原来的客店老板也就不会看见汉斯和您一起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没有克拉姆，您对生活就不会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就不会嫁给汉斯。要我说，所有这些事情克拉姆都在起作用。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倘若您不是为了竭力忘记这件事，您就不会不要命地工作，就不会把客店办得这么兴旺。所以说，这里也有克拉姆的份儿。撇开这些不说，克拉姆也还是您生病的根由，因为结婚前您已经为这不幸的痴情耗尽了您的心血。现在剩下的问题只是，什么事使得汉斯的亲属对这门亲事那么热心。您自己曾提到，做了克拉姆的情妇就意味着地位的提高，而且永远不会失去，所以，这恐怕是吸引汉斯亲属的原因吧。此外，我以为他们还希望把您引到克拉姆身边去的那颗福星——如果那是一颗福星的话，不过您说是——是您的，所以必定会留在您身上，不会像克拉姆那样那么快、那么突然地离开您。”

“您这些想法当真吗？”老板娘问。

“我真是这么想的，”K很快就回答，“不过我以为，汉斯的亲属所抱的那些希望既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而且我觉得，我已经看出了他们所犯的错误。表面上看，事事都如愿以偿了，汉斯的收入颇丰，娶了个魁梧的老婆，受人尊敬，客店又偿清了债务，但实际上却并不事事如愿。要是他是一位普通姑娘初恋的情人，同她结合了，那他一定会幸福得多。假如说他有时茫然若失地站在店堂里，就像您埋怨他的那样，这是因为他真的感到怅然若失，这倒并不是他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福，这是肯定的，这一点我了解他。但是这位漂亮而聪明的年轻人如果娶了另一位妻子，那他就会幸福得多。我的意思是说，他会更独立，更勤奋，更有男子气概，这一点同样也是肯定的。而您自己肯定并不幸福，并且如您所说，要是没有这三样纪念品，您都不想活下去了，而且您又得了心脏病。那么说，汉斯亲属所抱的希望错了？我不这么看。幸运就在您的头上，但是他们不知道把它摘下来。”

“那么他们错过了哪些事呢？”老板娘问。她仰面躺着，眼望屋顶。

“错过了去问克拉姆。”K说。

“这样，我们又回到您的事情上来了。”老板娘说。

“或者说又回到您的事情上来了，”K说，“我们的事情是紧紧相连的。”

“那么，您对克拉姆有些什么要求？”老板娘问。她坐了起来，把几个枕头抖松，堆在一起，好坐着靠在枕头上。这时她直视着K的眼睛。“我已经把我的事坦率地告诉了您，对我的经历您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您想问克拉姆什么事，请您也坦率地告诉我。我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弗丽达到楼上她的房间里去，我怕您当着她的面不会爽快地说出来。”

“我没有什么事要隐瞒，”K说，“有几件事我想提请您注意。您说克拉姆很健忘，首先，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的；其次，这事无法证明，显然只不过是传说而已，而且正是那些得宠于克拉姆的姑娘编造出来的。您居然会相信如此平庸的杜撰，真令我吃惊。”

“这不是传说，”老板娘说，“这是根据大家的经验得出来的结论。”

“这个结论也是可以用经验来反驳的，”K说，“您的情况同弗丽达的情况还是有差别的。就弗丽达来说，根本就没有出现克拉姆不再喊她的事，相反，他喊了她，而她没有去，甚至可能他还一直在等她。”

老板娘没有吭声，只是用目光上下打量着K。随后她说：“您要说的话我都愿意仔细倾听。您不用照顾我，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好。我只有一个恳求：请您不要用克拉姆的名字。您可以用‘他’或者别的什么来称呼他，但不要提他的名字。”

“好的，”K说，“但是我对克拉姆有什么要求，这很难说。首先，我想从近处看到他，再就是要听到他的声音，还想知道，他对我们结婚持什么态度。至于对他还有些别的什么请求，这要根据谈话进展的情况而定。有些问题可以加以讨论，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与他见面。我还没有同真正的官员直接说过话。看来这件事比我所想的还难以办到。现在我有责任同他进行一次私人谈话，我觉得，这事办起来要容易得多。他作为官员，我只能在也许是无法到达的他在城堡的办公室里或者贵宾饭店里——这也成了问题——同他谈话。但是他如果以私人身份，我就到处都可以跟他谈话：在屋子里，在街上，在只要我能碰到他的任何地方。如果他随后顺便以官员身份同我说话，我也将乐意接受，但这并非是我的首要目的。”

“好，”老板娘说，并且把脸埋在枕头里，仿佛她说的是难以启齿的丢脸的事似的，“假如我通过我的关系，把您希望同克拉姆谈话的请求转达给他，您能答应我，在答复尚未下来之前不擅自采取什么行动吗？”

“这我不能答应，”K说，“当然我很乐意满足您的要求。事情非常紧迫，特别是因为我同村长谈话的结果很不好。”

“这个借口站不住脚，”老板娘说，“村长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您没有注意到？什么事都是他老婆办的，要是没有这个老婆，他这个村长一天都当不下去。”

“密芝？”K问道。

老板娘点点头。

“她当时也在场。”K说。

“她表示意见没有？”老板娘问。

“没有，”K说，“我也没有留下她能发表意见的印象。”

“现在倒好，”老板娘说，“您把这儿的事情全都看错了。总之，村长对您宣布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意义，有机会我要同他老婆谈谈。要是我现在答应您，克拉姆的答复最迟一个星期内下来，这回您再没有理由不对我让步了吧。”

“这一切都不是决定性的，”K说，“我的决心很坚定。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它实现，哪怕我得到的回答是拒绝我的要求。既然我一开始就有了这个打算，那么我就不能事先提出谈话的请求。这件事如不提出请求也许只是一个大胆的、相信可以实现的企图，假如提出的请求遭到拒绝，还硬要见他，那就是公然违法行为了。这当然要糟糕得多。”

“糟糕得多？”老板娘说，“无论如何这事都是违法的。现在您就按您的意愿去行事好了。请您把裙子递给我。”

她当着K的面毫无顾忌地穿上裙子，急忙跑进厨房。已经有好一会儿，店堂里不断有嘈杂声传来。有人在敲那扇递食物的小窗户。两个助手一下子把门撞开，朝里面嚷嚷，说饿了。接着那儿又出现了几张脸，还听到好几个声音在低声唱歌。

当然，K同老板娘的谈话大大耽误了做午饭的时间，现在饭还没有做好，但顾客都已聚集在店堂里了。但始终没有人敢违背老板娘的禁令擅自跨进厨房。这时，在小窗口观察的人报告说老板娘来了，于是女仆们立刻纷纷跑进厨房。当K走进店堂的时候，一群聚集在小窗口的人，数量相当可观，男男女女有二十多个，像乡下人，但又不是农民装束，他们一下子全都拥向餐桌，占好自己的座位。在角上的一张小桌旁已经坐了一对带着几个孩子的夫妇，男的很和气，蓝眼睛，灰白的头发，胡子乱蓬蓬的，他站起来向孩子俯下身子，手里拿了把餐刀给孩子打拍子，指挥他们唱歌，而且一直竭力想把歌声压低一些。也许他想通过唱歌来使孩子们忘掉饥饿。老板娘向大家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表示抱歉，谁也没有责备她。她向四处望了望，想找老板，可是老板面对这种困难局面大概早就溜走了。随后她慢慢走进厨房，再也没有看K一眼。K就急忙跑到他的房间里找弗丽达去了。

第七章

K在楼上碰见了教师。房间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几乎认不出来了，弗丽达真是勤快。房间里空气通畅，炉子烧得很旺，地板已经擦过，床上铺得整整齐齐，女仆们的那些令人生厌的脏东西连同她们的照片都不见了。那张桌子原先积了厚厚一层污垢，一看就让人恶心，不论向谁提都无济于事，现在铺上了绣花白桌布。现在可以在房间里接待客人了。显然弗丽达一清早就把K换下来的几件内衣洗好了，正挂在炉子边上晾干，只是这些内衣稍稍有点碍眼。教师和弗丽达都在桌旁坐着，K进屋的时候他们都站了起来。弗丽达给了K一个吻，以示欢迎，教师略微躬了躬身。K有点心不在焉，因为方才同老板娘的谈话使他的情绪有点激动。这时他开始向教师道歉，说至今还没有能够去拜访他。他以为教师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去而不耐烦了，所以才自己来拜访他的。但是这位举止很有分寸的教师，似乎现在才慢慢想起来，他和K之间曾经约好K要去拜访他的。于是他慢腾腾地说：“土地测量员先生，您就是几天前在教堂广场上跟我说话的那个外乡人吧？”“正是。”K简短地说。教师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当时正值他处在孤独中，所以忍受下来了，可是在这里，在他的房间里，他可不能容忍。他转身同弗丽达商量，说他得马上去进行一次重要的拜会，尽可能要穿得好一些。弗丽达没有多问，马上就把两个正在谈新桌布的助手叫来，命令他们把K脱下来的西服和靴子拿到下面院子里去仔细洗刷干净。她自己从绳子上取下一件衬衫，跑到下面厨房里熨去了。

现在只剩下K和教师两个人了，教师又默默地坐在桌子边上。K让他又等了一会儿，他脱下衬衣，开始在洗涤盆里擦洗身子。这时他背对教师，才问他来这儿的原因。“我是受村长先生的委托而来的。”他说。K准备听听村长交给他的任务，但是因为K开着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哗哗直响，所以教师听不清K说的话，这样他不得不走近一点，在K身旁倚墙而立。K向教师表示歉意，说他因为急着要去进行已经安排好了的拜会，所以不得不赶紧擦洗一下身子。对此教师未予理会，而是说：“本村村长是位阅历丰富、德高望重的老人，您对他很不礼貌。”“我可不知道我曾对他不礼貌，”K一面说，一面把身上擦干，“我当时想的可不是文雅的举止，而是别的事，这倒不错，因为这关系到我的生存问题，我的生存正在受到可耻的官方办事态度的威胁，具体情况我不必对您说，您自己就是在这个机构中工作的一员。村长抱怨我了吗？”“他要抱怨谁？”教师说，“即使有那么个人，村长会去抱怨他吗？我只不过是根据他的口授起草了一份你们这次会谈的纪要，对村长的善意和您回答问题的态度就了解得够清楚了。”

K的梳子准是弗丽达收拾在什么地方了，他一边找，一边说：“什么？一份纪要？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由一个没有参加会谈的人事后补写了一份纪要？这倒不坏。干吗要写会谈纪要？难道那是正式会谈？”“不是，”教师说，“是一次半官方的会谈，这份纪要也只是半官方的。我们这里所有事情都有严格制度，所以这次会谈也得有纪要。反正写了就在那儿搁着，它并不能为您增添任何光彩。”K的梳子原来落在了床上，他终于找着了。这时他平静地说：“就让它搁在那里吧。您是专门来告诉我这事的？”“不是，”教师说，“我可不是机器人，我得把我的意见告诉您。这次派我来，再次证明了村长先生的善意。我要强调，对于这种善意我不能理解，我只是由于我的职务以及出于对村长先生的尊敬才执行这项任务的。”K已经梳洗完毕，这时正坐在桌旁等着衬衫和西服，他对教师给他带来的消息兴趣并不大。另外，老板娘那种看不起村长的态度，使他也受到了影响。“现在大概已经过了中午吧？”他问道。因为他心里想着他将要走的路程，随即他又改口说，“您说，您要把村长的意见转告给我。”“是呀，”教师说着，耸了耸肩，仿佛要把他自己的责任统统都抖掉似的，“村长先生担心，要是关于您的事迟迟没有做出决定，您可能会自己干出一些欠考虑的事来。就我来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担心这事。我的看法是，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您的便。我们又不是您的保护天使，我们没有义务为您的所作所为去操心。好吧，村长先生的意见却不同。决定本身是伯爵府上主管当局的事，他当然不能去催促，但是他愿意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做出一个临时的、真正慷慨的决定：他可以暂时安排您去当校役。现在就看您接受不接受这个决定了。”起先，K对于为他所做的安排几乎未加注意，但是为他做出安排这一事实，他觉得似乎并非毫无意义。这事说明，在村长看来，他为了自己可能会干出一些事来，村委会单是为了说明要防止发生这些事的理由，就得花费很大精力。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多么重要！教师已经在这儿等了一阵，来这儿以前还起草了会谈纪要，一定是被村长直接派来的。教师看到，他终于使K在进行思考了，便继续说道：“我提出了反对意见。我指出，到目前为止并不需要校役，教堂司事的妻子常来打扫，并由女教师吉莎小姐加以监督。对付这帮学生已经够辛苦的了，我不愿再弄个校役来烦我。村长先生不同意我的意见，说学校里太脏了。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学校里不算太脏。我还说，要是我们把这人弄来当了校役，卫生情况真会得到改善吗？肯定不会。且不说他不懂这项工作，学校只有两间大教室，此外就没有别的房间了，校役和他妻子生活、睡觉，也许还要做饭，这就得占一间教室，这样一来卫生状况可能更糟。可是村长先生指出，这个职位可以救您于窘困之中，因此您将会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的。另外，村长先生还认为，安排了您，我们也就会得到您夫人以及您的两位助手的帮助，这样不仅可以把学校，而且连花园也都会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这种种理由我轻而易举地就给予了反驳。最后村长先生再也提不出对您有利的说法来了，只好笑着说，您是土地测量员，一定会把校园里的菜畦整得笔直。得，对于开玩笑的话总不好去反对吧，这样我就带着这个任务到您这儿来了。”“您白操心了，老师，”K说，“我并不想接受这个职位。”“妙极了，”教师说，“妙极了，您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说罢，他就拿起帽子，躬身告辞。

教师刚走不久，弗丽达便惊慌失措地上楼来了，手里拿的衬衫还没有熨，问她也不回答。为了缓和她的情绪，K便把这位教师的谈话以及他带来的建议讲给她听。她几乎没有听，便把衬衫扔在床上，又跑开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但是还带着教师。教师显得闷闷不乐的，进来连招呼都没有打。弗丽达请他稍微耐心一点——显然在来这儿的路上她已求了他几次，接着把K从一扇他一点不知道的侧门拉到隔壁的阁楼上，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还是把她所碰到的情况讲了出来。她说，老板娘对于她的降贵纡尊、承认了同K的关系感到非常生气，更使她恼火的是，在K要跟克拉姆谈话的问题上居然对他做了让步，她说，这样做到头来弗丽达除了遭到冷冰冰、不诚实的拒绝外，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她决定不再让K住在她的客店里了。要是他同城堡里的人有关系，随便他马上就去利用好了，因为今天，而且是现在，他必须离开这座房子，除非有当局的直接命令和强制安排，她是绝不会再接受他的，但是她希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她在城堡里也有关系，她也会去动用这些关系的。老板娘还说，他是由于老板的疏忽才住在这儿的，再说他又不是无处可住，因为就在今天早晨他还扬言，有人愿意为他提供住处的。她说，弗丽达当然要留下来；假如弗丽达要跟K一起走，那么，老板娘会十分伤心的。在楼下的厨房里，光是想起这事，她就哭着一屁股跌坐在炉灶边的地上，这可怜的、有心脏病的女人！但是，现在事情至少在她的想象中直接关系到克拉姆的纪念品的荣誉问题了，她又怎能不这样做呢！也就是说，事情关系到老板娘了。弗丽达说，她当然会跟着K的，即使跟他到天涯海角，要走过冰天雪地，她都不会后悔。可无论如何，他们两个人的处境太糟糕了，因此她以极其欣喜的心情同意村长的建议，尽管这个位置对K来说是不合适的，但是人家特别强调，这只是暂时的安排，即使最后的决定对他不利，现在接受这个位置也可以争取到时间，就容易找到别的机会。“真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最后弗丽达抱住K的脖子喊道，“我们就离开，这儿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但是我们只是暂时接受这个安排，不是吗，亲爱的？我已经把老师带回来了，你就对他说声‘接受’就行了，不用说别的，我们就搬到学校里去。”

“这可坏了，”K说，但并不很认真，因为住处问题使他有点发愁，另外他只穿着内衣，这阁楼上两边既没有墙，也没有窗户，强烈的冷风一吹，冻得他直哆嗦，“现在你把房间收拾得那么漂亮，却要我们搬出去了！我真不愿意，我真不愿意接受这个位置。想到要在这位矮个教师面前低声下气，我就感到痛苦不堪，现在他甚至成了我的上司。假如我们能够再在这儿待上一会儿，我的处境也许今天下午就会改变的。如果至少你待在这儿，我们还可以等一等，看事情如何发展。教师嘛，先给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好了。至于我，总会找到过夜的地方的，万一到了那一步，真的就到酒吧间去……”弗丽达用手捂住他的嘴。“这不行，”她怯生生地说，“请你别再这么说了。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听你的。要是你愿意，我就一个人留在这里，虽然这会使我很难过的。要是你愿意，我们就拒绝这份工作，虽然照我看来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要是你找到了另一个机会，就算是今天下午吧，那么我们就立刻放弃在学校里的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会来阻挡我们。至于说在教师面前要低声下气的问题，这事让我来想办法，我绝不让这种情况发生，我要亲自同他谈一谈，你只消在旁边站着，不要吭声。以后也是这样，如果你不愿意，就永远不必亲自同他说话。实际上只是我一个人当他的下属，甚至我也不会当他的下属，因为我了解他的弱点。所以，要是我们应下这份工作，我们什么也不会失去，可是要是拒绝了，那就会失去许多东西，尤其是，如果你不在今天就得到城堡的某些许诺，你在村里真的就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处，也就是说，不会找到一个使我这个你未来的妻子不感到害羞的栖身之处。要是你没有地方落脚，而我又知道寒冷的黑夜里你正在外面转悠，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你能指望我安心睡在这儿温暖的房间里吗？”在弗丽达说这番话的时候，K的双臂一直交叉在胸前，不断用手拍着手背，好稍稍缓和一下，这时便说：“这么说，除了接受这份差事，没有别的法儿了。来吧！”

一到房间里，他立即跑到火炉边，根本不去理会那位教师。教师正坐在桌子边，这时摸出怀表，说：“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对您的建议我们也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弗丽达说，“我们接受这份工作。”“好，”教师说，“可是这个位置是提供给土地测量员先生的，他必须亲自表示意见。”弗丽达忙给K解围，说：“当然，他接受这个位置，不是吗，K？”这样，K把他的表态压缩到一个简单的“是”字就行了，就是这个“是”不是对教师，而是对弗丽达说的。“那么，”教师说，“现在只剩下一件事了，那就是我来向您交代您的工作任务，好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次就把话说清楚，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土地测量员先生，您必须每天打扫两间教室，把炉子点上火，负责屋里的教具和体育器械的小修，清扫穿过花园的那条路上的积雪，为我和女教师送信，天气暖和的季节还得兼管照料花园的工作。为此您有权挑一间教室住，但这只有在两间教室没有同时上课的时候才行，如果恰好要在您住的那间教室上课，您当然就得搬到另一间教室里去。您在学校里做饭是不允许的，您和您的随从人员就在这家客店吃饭，由村里承担伙食费。您的行为必须符合学校的规定，特别是绝不允许孩子们，尤其是在上课的时候看到你们的房事生活的不雅观情景。这方面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因为作为有教养的人，您当然知道。说到这个问题，我还要说，您必须尽快把您跟弗丽达小姐的关系合法化，这是我们所坚持的。我所说的这些以及其他细节都将写进劳务合同。您搬进学校以后，必须马上在合同上签字。”对于K来说，这一切好像都无关紧要，仿佛与他无关，或者说无论如何对他都没有约束力，只是教师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让他很生气，于是他漫不经心地说：“嗯，这都是些一般的义务。”为了缓和一下这句话可能引起的不愉快气氛，弗丽达便问起工资问题。“付不付工资的问题，”教师说，“要试用一个月以后才考虑。”“这样我们就太为难了，”弗丽达说，“我们结婚连一分钱都没有，家庭开销也没有钱。我们能不能写份申请，请村委会马上付给一些工资？您能帮忙说说吗？”“不行，”教师的话一直是对K说的，“只有经我的推荐，这样的申请才会得到批准，可我不会去推荐的。给您这个位置是对您的好意，一个人要是意识到自己对公众的责任，他就不该滥用这份好意。”这时K几乎违反了自己的意愿，终于忍不住要说话了。“至于说好意嘛，教师先生，”他说，“我认为您搞错了，这份好意也许先是出自我这方面。”“不对，”教师笑着说，他终究逼得K开口说话了，“对于这个问题，我是一清二楚的。我们迫切需要校役，这情形就同我们迫切需要土地测量员一样。校役也罢，土地测量员也好，都是我们肩上的负担。我还得绞尽脑汁向村里说明需要这两个职位的理由。最好的也是最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把这个要求往桌上一扔，根本不去说明什么理由。”“对了，这正是我所想的，”K说，“您是心里不愿意，但又不得不接受我。虽然您绞尽脑汁，仍旧不得不接受我。假如一个人迫不得已非要接受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又愿意被接受，那么，这位被接受的人就是出于好意。”“真是妙论，”教师说，“有谁强迫我们接受您？强迫我们的是村长先生的好心，是他的菩萨心肠。土地测量员先生，我看，您在成为一名称职的校役之前，非得丢掉您的这些荒诞不经的想法不可。您的这番话当然不会为批准您可能得到的工资争取到什么舆论。很遗憾，我还要指出，您的态度还将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直到现在您一直穿着衬衫和内裤在同我打交道，我一直在注视着，几乎不能相信。”“是啊，”K笑着大声说道，并且拍着手，“这两个古怪的助手！他们在哪儿？”弗丽达赶忙跑到门口，教师注意到，K不想跟他再谈了，便问弗丽达，他们什么时候搬到学校去。“今天。”弗丽达说。“那我明天早晨来检查。”教师说，接着他挥挥手告辞，正要从弗丽达为她自己打开的门里出去，却同抱着东西进来重新收拾房间的两位女仆撞了个满怀。这些女仆是从不给人让路的，所以教师不得不从她们中间溜出去，弗丽达也跟着他出了房间。“你们也太急了，”K说，这次她们倒很满意，“我们还在这儿呢，你们就要住进来了？”她们没有答话，只是狼狈地转动着她们的包包，包里露出一些肮脏的破布，这些玩意儿K在搬进来的那会儿已经见过了。“你们大概还没有把自己的东西洗过吧。”K说。他说这话并无恶意，倒是有几分友好的意思。她们也看出了这一点，都同时张开了硬邦邦的嘴，露着漂亮、结实、动物般的牙齿，无声地笑了。“那就来吧，”K说，“你们收拾好了，反正这是你们的房间。”她们还一直犹豫不决，觉得她们的房间大变样了，这时K便拉着一位女仆的手臂，把她领到前面。但他马上就松开了手，因为他发现两个女仆都现出了惊异的眼神，她们彼此短短地交换了一下心照不宣的目光，就愣愣地盯着K。“现在你们总把我看够了吧。”K说，同时克制着心里产生的某种不自在的感觉。这时刚好弗丽达把西服和靴子拿来，两个助手也怯生生地跟她进了屋。K随即穿上了西服和靴子。弗丽达对这两个助手那么有耐心，这事他一直不理解，现在又有了这种感觉。她找了好一阵，才发现这两个助手在下面吃午饭，本来是叫他们到院子里去刷衣服的，结果并没有刷，她又把团在一起的衣服抱了上来，不得不自己来刷。她本来很善于调教小人物，但她却并没有责骂他们，反而当着他们的面把这种严重的失职当作玩笑来说，甚至还像阿谀奉承似的拍拍其中一个的脸。K本想就这件事提醒她一下，但现在该是离开的时候了。“助手留在这儿帮你搬家。”K说。他们当然同意。他们吃得饱饱的，快快活活，很想稍微活动一下。然而他们还是等弗丽达说了“当然，你们留在这里”这句话以后，才服从的。“你知道我去哪儿吗？”K问道。“知道。”弗丽达说。“你不阻止我了吗？”K问。“你会碰到许多障碍的，”她说，“我的话有什么用！”她和K吻别，因为K没有吃午饭，她就把从楼下为他拿来的一小包面包和香肠给了他，并提醒他待会儿不要再到这儿来，直接去学校好了。随后她便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陪他走出大门。

第八章

女仆和助手们都挤在那间温暖的房间里。现在K终于离开了那个拥挤的地方。一开始他感到高兴。外面稍稍结了点冰，雪硬实了一些，路好走些了。只不过天开始黑了，他加快了脚步。

城堡还像往常那样静静地屹立着，它的轮廓已经渐渐消失了。K还从未见到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也许从那么远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可是眼睛总希望看到点什么，它受不了这种寂静。每当K凝视城堡的时候，觉得仿佛在观察一个人，此人静静地坐着，眼睛愣愣地出神，但并不是因为陷入沉思而对一切不闻不问，而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仿佛他是独自一人，并没有人在观察他；可是他肯定知道，有人在观察他，但他依然安静如故，纹丝不动。果然，观察者的眼睛无法一直盯着他，随后就移开了，不知这是安静的原因还是安静的结果。今天，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中，他的这种印象更加强了，他看得越久，就越看不出来，周围的一切就更深地沉入暮色之中。

K来到尚未点灯的贵宾饭店，二层楼上的一扇窗户正好开着，一位穿着皮外套、脸上刮得光光的、胖胖的年轻先生探出头来，朝下面张望。K向他打招呼，他好像连头都没有点一下。K在过道上和酒吧里都没有碰到人，变质的啤酒气味比上次还难闻，类似这样的事，桥头客店是不会出现的。K立即朝上次观看克拉姆的那扇门走去，小心翼翼地拧门上的把手，但门是锁着的，接着他便摸索着寻找门上的那个窥视孔，但是这个小孔被塞住了，而且这个塞子大小非常合适，他在黑暗中摸是摸不着的，因此他划了一根火柴。这时，一声叫喊把他吓了一跳，在房门和餐具桌之间的角落里，在火炉边，一位年轻姑娘蜷缩着坐在那儿，在火柴光的映照下，疲惫地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盯着他。显然，她是接替弗丽达的姑娘。一会儿她就镇定下来了，扭开电灯，脸上的表情依然很凶，这时她认出了K。“噢，是土地测量员先生。”她笑着说，把手伸给他，并且自我介绍说，“我叫佩琵。”她个子不高，红红的脸，很健康，她的金红色头发又浓又密，编了一条很粗的辫子，此外还有几根散发卷曲在脸庞周围。她穿着一件用发亮的灰色料子做的外衣，垂得很下，很不合身，下摆笨拙而土里土气地用一条绸带收在一起，打了个蝴蝶结，使她的行动颇为不便。她问起弗丽达的情况，问她是否很快就回来。这是一个近乎恶意的问题。接着她说：“我是弗丽达走后立刻被匆匆忙忙叫到这儿来的，因为这里没有得心应手的姑娘，过去我一直是打扫和整理房间的女仆，这回换的这个工作并不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晚上和夜里的事情很多，这是很累人的，我几乎挺不住，所以对于弗丽达放弃这份工作，我并不感到奇怪。”“弗丽达对这里很满意。”K这么说是为了让佩琵认识到她与弗丽达之间的区别，认识到她所忽略的这个区别。“您别信她，”佩琵说，“弗丽达会克制自己，这在别人是不容易做到的。她不愿承认的事，她就不承认，所以谁也没见她承认过什么事。我在这儿已经同她一起干了好几年，我们一直是睡在一张床上的，但我同她并不亲密，今天她肯定已经不再想我了。她唯一的朋友也许就是桥头客店的上了年纪的老板娘，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弗丽达是我的未婚妻。”K一面说，一面顺带找门上那个有小孔的地方。“我知道，”佩琵说，“所以我才说的。要不这事对您就毫无意义了。”“我理解，”K说，“您是说，我可以为赢得这么深沉的一位姑娘而感到骄傲。”“是的。”她说，并且满意地笑了，好像在弗丽达的问题上她同K达成了秘密协议似的。

但是，K心里想的并且稍稍转移了他寻找门上小孔的注意力的，其实并不是佩琵的话，而是她那副模样以及她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当然，她比弗丽达年轻得多，几乎还有点孩子气，她的衣服有点可笑，她准以为当了酒吧招待就了不起了，她显然是出于这种夸张的想法才穿这件衣服的。再说，她有这种想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岗位对于她来说并不合适，她本不应该得到，一旦得到便喜出望外，这个职位只是暂时给她的，连弗丽达一直挂在腰带上的那只皮包也还没有交给她。她对这个职位所谓的不满意，只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尽管她幼稚无知，可是她也许同城堡有着联系。如果她没有撒谎，她曾经是客房女仆，她一直睡在这里，但并不明白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即使把这胖胖的、背上圆鼓鼓的娇体搂在怀里，也不可能抢走她所拥有的资本，但可以触动他，可以激励他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那么她的情况不是同弗丽达一样吗？不一样，她和弗丽达是不同的，只要想一想弗丽达的眼神就可以理解了。K恐怕永远不会去碰佩琵。可是他现在不得不闭一会儿眼睛，因为他盯着她的目光太贪婪了。

“这个时候是不允许开灯的，”佩琵说着就把灯关掉了，“您把我吓得够呛，我才开灯的。您在这儿想干什么？弗丽达落下什么东西了？”“是的，”K说，同时指着那扇门，“在旁边这个房间里落下了一块桌布，一块绣花白桌布。”“对，她有一块桌布，”佩琵说，“我记起来了，做工很讲究，做的时候我也曾帮过她，但是那个房间里大概没有。”“弗丽达认为是在那儿。这房间谁住？”K问道。“没人住，”佩琵说，“这是老爷们的房间，这是老爷们喝酒、吃饭的地方，也就是说，这是专用房间，但是老爷们多半都待在楼上他们自己的房间里。”“要是我知道，”K说，“旁边那个房间里现在没有人，我真想进去找找那块桌布。但是这事拿不准，比如克拉姆，他常常习惯于坐在那儿。”“克拉姆现在肯定不在那儿，”佩琵说，“他马上就要走了，雪橇已在院子里等着了。”

未做任何说明，K就立刻离开了酒吧间，到过道上他没有朝门口走去，却往饭店里面去了，没走几步就到了院子里。这儿多静多美呀！院子是四方的，三面是房子，临街的一面——是条小街，K还不认识——是一道高高的白围墙，墙上开了一扇又大又沉的门，现在已打开了。这里，靠院子的这边，房子好像比前面的高，至少整个二层是扩大了，看起来很气派，四周有一道齐眉高的、封闭的木回廊，只留了一个小口子。K的斜对面，在主楼下面连接对面厢房的角落里，有个通往屋里的入口，没有门。入口处前面停着一辆关着门的黑雪橇，雪橇上套着两匹马。除了马车夫以外，看不到别的人，就连这个马车夫与其说是辨认出来的，还不如说是猜出来的，因为K站得比较远，这时天又黑。

K两手插在口袋里，小心地四下张望，贴着墙，绕着院子的两侧，一直走到雪橇跟前。马车夫是上次在酒吧里喝酒的一位农民，穿着皮外套，漠不关心地望着他走来，就好像看着猫在走一样。K站在他身边，向他打招呼，连两匹马也因为从黑暗中突然出现一个人而显得稍有不安，但马车夫却依然视若无睹，无动于衷。对此，K倒正中下怀。他倚在墙上，打开带来的干粮包，弗丽达对他照顾得这么好，他想着她，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同时他紧紧盯着屋里。一条破旧的直角楼梯从楼上通下来，底下同一条低低的、看起来好像很深的过道相接。一切都刷得干净、洁白，轮廓分明。

K等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长。带来的东西他早就吃完了，身上感到很冷，朦胧的暮色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黑暗，而克拉姆还没有来。“恐怕还得很久呢。”在K的身边，突然有个粗声粗气的声音说，倒把K吓了一跳。说话的是马车夫，他好像刚睡醒似的，伸伸懒腰，大声打着哈欠。“还要等多久呢？”K问道，他倒是有点儿感谢马车夫的打扰，因为这种持续不断的寂静和紧张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在您走之前。”马车夫说。K不懂他的意思，但没有继续问，他觉得这是让这傲慢的马车夫说话的最好办法。在这里的黑夜中对他的话不予回答，这种做法几乎是煽动性的。过了一会儿，马车夫果然问道：“您要喝点白兰地吗？”“好啊。”K不假思索地说，他被这个建议深深吸引了，因为他都快冻僵了。“那就请您把雪橇的门打开，”马车夫说，“在边上的口袋里有几瓶酒，您拿一瓶出来先喝了再递给我。我因为穿着皮衣服，下来挺费事的。”受他这么支使，K心里不大高兴，但是既然已经同他打了交道，就听从了他的话，而且甘冒在雪橇旁突然被克拉姆发现的危险。他打开那扇宽宽的门，本可以立即从挂在门后的口袋里拿出一瓶酒来的，但是因为门开了，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想进去，在里面哪怕只是坐上一会儿也好。于是，他便溜了进去。雪橇里特别暖和，虽然雪橇的门K没敢关上，还敞开着，但里面依旧很暖和。他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坐在一张凳子上，倒很像是躺在毯子、软垫和裘皮之中。他可以朝各个方向转动，可以伸胳膊伸腿，无论怎么动，始终处于柔软和温暖之中。K伸着胳膊，头靠在随处都准备着的枕头上，他自雪橇里凝视着黑黑的屋子里边。克拉姆下楼来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K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现在这里暖和得快使他晕乎了，他希望克拉姆快些来到。他也想到，他现在的情景最好不要让克拉姆看见，但是这个想法是模模糊糊的，只是稍稍触动了一下。马车夫当然知道K在雪橇里，并且让他在那儿待着，甚至没有向他要白兰地。马车夫的态度更使他泰然地处于忘我的境界。他对K是十分体谅的，K也想为他出点力。K没有改变位置，笨手笨脚地把手伸到边上的口袋里，但不是打开的那扇门背后的那只口袋，因为门离他太远，够不着，而是他身后关着的那扇门上的口袋，反正都一样，这只口袋里也装了几瓶酒。他取出一瓶，拧开塞子，用鼻子一闻，不禁暗自嬉笑了。这酒味又香甜，又叫人心里舒服，就好像一个人听到他最喜欢的人在称赞他，对他说着甜言蜜语一样，而他并不清楚这些话是为什么说的，也不想去弄清楚，只是觉得心里快活，因为说这些话的人是他。“这是白兰地吗？”K怀疑地问自己，并好奇地尝了一口。是，这是白兰地，奇怪，喝了以后热辣辣的，身上也暖和起来了。这本是一种甜香馥郁的酒，怎么马车夫也配喝！“这可能吗？”K问自己，好像在责备自己，接着又喝了一口。

正当K大口痛饮的时候，四处一下都亮了，屋里的楼梯上、过道里、走廊上以及外面的大门上，所有的电灯都打开了。下楼梯的脚步声也听得见了，酒瓶从K的手里掉了下来，白兰地泼在了一张裘皮上，K跳出雪橇，使劲把门关上（发出很大的一声响），紧接着一位老爷慢慢地从屋子里走出来。看来唯一使他可以宽慰的是，出来的老爷不是克拉姆。或者说，这恰恰是件憾事？这就是K先前看见的，站在二层楼窗口的那位老爷。他是位年轻先生，气色特别好，脸上白里透红，但神情很严肃。K阴沉地望着他，但是他的这种目光是针对他自己的。他还真不如把他的两个助手派来好，像他所做出的这种举止，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这位老爷面对着他还没有开口，仿佛他那特别宽阔的胸膛里气还不足，无法把他要说的话都说出来。“这真是非同小可，”他后来说，并把额头上的帽子往后推了推。怎么？这位老爷大概确实不知道K在雪橇里待过，而是发现了某件非同小可的事？是指K居然一直闯进院子里来了？“您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这位老爷轻声地问道，呼吸也舒畅了，只好面对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这是什么问题？叫人怎么回答！难道非得要K向这位老爷承认，他满怀希望所走过的路全都白费了？K没有回答，而是朝雪橇转过身去，打开雪橇的门，取出他落在里面的帽子。他发现，白兰地正一滴滴地滴在踏脚板上，感到有点难堪。

接着他又转过身去，面对那位老爷，意思是向他表示，他曾在雪橇里待过，现在他不再有什么顾虑了，而且这也并不是最糟糕的事。要是问他，当然也只有问到他之后，他才不再沉默，说出是马车夫要他去的，至少是让他去把雪橇的门打开的。但是真正糟糕的是，这位老爷的突然出现使他大吃一惊，他来不及躲起来，然后安安稳稳地等着克拉姆，或者说他不够沉着，没有待在雪橇里，把门关上，躺在裘皮上等克拉姆。或者说，只要这位老爷还在近旁没有走开，他至少可以一直在雪橇里待着。当然，刚才他不可能知道，来的那位会不会正是克拉姆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在雪橇外面欢迎他，那当然比较好。的确，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确实有不少可以考虑的地方，但是现在根本用不着再去想了，因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请您跟我来。”老爷说，话倒不是命令式的，命令不在这句话里，而在伴随这句话所打的故意的、满不在乎的、简短的手势里。“我在这里等人呢。”K说，他已经不再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只是说了原先的意图而已。“您来。”老爷又说了一遍，根本不理会K的解释，这似乎表示，他毫不怀疑K是在等人。“那我可就见不着我等的那个人了。”说着，K还耸了一下肩。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但是他觉得，到目前为止他所获得的是一种形式的财富。虽然他现在只是表面上掌握着这份财富，但也不能根据一个随意的命令就放弃。“不论您在这儿等还是跟我走，反正您是碰不到他了。”老爷说，话虽说得不留余地，不过明显看得出来，他是顺着K的思路说的。“那么我宁愿等，见不着也等。”K倔强地说，单凭这位年轻老爷的几句话，是肯定不会把他从这里赶走的。这位老爷随即把脸往后一仰，显出一副优越感的样子，闭了一会儿眼，仿佛要K从他那种不近情理的态度中重新恢复他的理智似的，他用舌尖将微微张开的嘴唇舔了一圈，然后对马车夫说：“把套好的马卸下来。”

马车夫听从了老爷的吩咐，但是恶狠狠地朝K瞟了一眼，虽然身上穿着皮衣，行动不太方便，但也不得不从车座上下来，动作非常犹豫，似乎他倒并没指望老爷发出相反的命令，而是指望K会改变他的想法。他把拉着雪橇的马赶回厢房里去，显然在厢房的大门后面有个马圈和车棚。只留下K一个人了。雪橇正被拉往一边，年轻的老爷正在K来的那条路上向另一边走去。马车夫和老爷离去的速度都很慢，仿佛他们在向K表示，这时他仍有权利把他们叫回来。

也许他有这个权利，但对他并没有什么用处。把雪橇叫回来就等于把自己赶走。于是他静静地留在那儿，像独自在坚守阵地，但这是一个没有快乐的胜利。他望望正在离去的老爷，又望望马车夫。老爷已经到了K先前进院子来的那个门，他又一次回过头来望了望，K看见他摇了摇头，对自己的固执表示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随后便以一个果断而坚决的动作转过身去，走进过道，消失了。马车夫还在院子里待了很长时间，他赶着这辆雪橇还有好多事要做，他得打开马圈沉重的大门，把马倒回放雪橇的地方，把雪橇卸下来，把马牵到槽上去。这一切他都做得很认真，全神贯注，显然不抱马上再出车的希望了。他默默地干着这一切，连瞟都没有瞟K一眼，看来比起老爷的态度，这是对K的更为严厉的谴责。干完马圈里的这些活，马车夫缓慢地、摇摇晃晃地迈着步子横穿过院子，关上大门，接着又走回来。他这一切都是慢腾腾的，似乎他完全只是在注视自己在雪地里留下的脚印。随后他进了马圈，关上了门，所有的电灯也都熄灭了——这时开着电灯照谁呢？只有楼上的木回廊的进出口还亮着灯，稍稍吸引着K游移不定的目光。这时K觉得，仿佛同他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仿佛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他可以在这个以往禁止他来的地方等着，爱等多久就等多久，仿佛他争取到了任何人都无法得到的自由，谁也不敢碰他一下或者撵走他，就连话都不敢同他说，但是他又同样强烈地确信，仿佛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不可侵犯的感觉更无聊、更失望的了。

第九章

他勉强地离开院子，回到屋里，这回他没有挨着墙走，而是穿过院子中间的雪地。他在过道里碰见了旅店老板。老板默默地向他打了招呼，指了指酒吧的门。K顺着老板指的方向走去，因为他正冻得直哆嗦，而且想见到人，但是一进酒吧间他就大失所望，因为往常大家都是坐在啤酒桶上的，现在他却看见那位年轻的老爷正坐在一张桌子旁——大概是专为他而设的，面前站着桥头客店的老板娘，看到这位老板娘他真感到扫兴。佩琵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脑袋往后仰起，脸上挂着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微笑，自己觉着她的尊严是无可争辩的，脑袋一动，辫子就随着来回摆动。她正匆忙地跑来跑去，先是端来啤酒，接着便送来钢笔和墨水。因为老爷面前摊开了文件，他把这份文件上的日期和在桌子另一端找到的另一份文件上的日期进行比较，正准备签字。老板娘微微噘着嘴，正默默地俯视着——因为她站得比较高——老爷和这些文件，仿佛她把要说的话都说了，而且老爷也充分采纳了她的意见。“这位土地测量员先生，到底还是来了。”K进去的时候，老爷抬起头来望了一下，说了这句话之后，又重新埋头在他的文件堆里。老板娘也只是以一种漠不关心的，甚至毫不惊讶的目光朝K扫了一眼。K走到吧台前，要了一杯白兰地，这时佩琵做出一副才看见K的样子。

K倚着吧台，一只手捂着眼睛，把一切都置之脑后。随后他呷了一口白兰地，就把杯子推了回去，说酒已经变味了。“老爷们都是喝的这种酒。”佩琵冷冷地说，倒掉杯里的剩酒，把杯子洗干净，放回餐具架上。“老爷们还有更好的酒。”K说。“可能吧，”佩琵说，“但是我没有。”这样，K的事她就算啦，重新过去侍候老爷。但是老爷此时不需要什么，于是她就在老爷身后踱来踱去，不断兜着圈子，心怀敬意，时不时想从老爷的肩膀上扫上一眼那些公文。但这只是毫无实质意义的好奇心和为了炫耀自己，所以连老板娘都皱起眉头，对此表示反感。

突然，老板娘竖起耳朵专心聆听，直愣愣地望着空中，完全沉溺于倾听。K转过身来，他完全没有听到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其他的人好像也没有听见什么，但是老板娘却踮起脚尖，大步走向通往后院的大门，从钥匙孔里往外张望，接着睁着眼睛，满脸涨得通红，向大家转过身来，用手指示意让他们过来，于是大家轮着从钥匙孔里往外看，老板娘看的时间最长，佩琵也看了几次，只有老爷最不在乎。不一会儿佩琵和老爷都把头转过来了，只有老板娘还在使劲地张望，弯着腰，就像跪在地上一样，几乎给人这么个印象：仿佛她现在只好祈求钥匙孔让她钻过去，因为院子里早就看不到什么了。后来她终于站了起来，用手摸了摸脸，深深地吸了口气，眼睛好像现在才不得不重新适应这屋子和这里的人，而且现出极不情愿的样子。这时K说：“克拉姆已经坐车走了吗？”他说这话并不是为了证实他知道的事，而是因为他现在首当其冲，最容易成为靶子，他怕别人向他进攻，所以才先发制人。老板娘从他身边走过，一声不吭，但老爷却从桌旁向他说：“是的，肯定走了。因为你放弃了在那儿站岗，所以克拉姆就走掉了。他的感觉多么灵敏，这真令人奇怪。老板娘，您注意到没有，克拉姆多么忐忑不安地向四周张望吗？”老板娘似乎并没有看到，但老爷接着又说，“幸好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车夫连雪地上的脚印都扫掉了。”“老板娘并没有看见。”K说。他说这话并不是出于某种希望，而是因为老爷的说法听起来是如此斩钉截铁、不留余地，K对此感到恼怒，才用这句话来刺他一下的。“也许那时候我刚巧没有从钥匙孔里往外看，”老板娘说，先是为了维护老爷，接着她又想说明克拉姆这么做是对的，于是便接着说，“当然，我并不认为克拉姆的感觉会那么灵敏。我们大家当然都关心他，都在设法保护他，所以便以为他的感觉特别灵敏。这当然是好的，而且克拉姆也一定希望这样。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并不知道。的确，要是克拉姆不愿跟某人说话，那么这个人无论怎么煞费苦心、不知好歹地到处乱闯，克拉姆也不会跟他说话。单就克拉姆绝不跟他说话，绝不让他看到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他要真的看到这个人而使自己无法忍受呢？至于说他看到那个人是否忍受得了，这是无法证明的，因为从来没有试过。”老爷听了这番话连连点头。“这基本上也是我的看法，”他说，“只是我的表达稍有不同而已，为的是让土地测量员先生能听得懂。但是克拉姆到了院子里，曾多次向四周张望，这也是事实。”“也许他是在找我。”K说。“可能是，”老爷说，“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大家都哈哈大笑，尽管佩琵对于他们刚才这一番唇枪舌剑还没有弄懂，可是她却笑得最响。

“因为我们现在那么高兴地坐在一起，”老爷说，“所以我很想请您，土地测量员先生，再提供一些材料，以补充我的案卷。”“您那儿已经写了不少了。”K说，并从老远的地方朝那些公文瞥了一眼。“是啊，这是个坏习惯，”老爷说着，又大笑起来，“可是您也许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叫莫摩斯，是克拉姆的村秘书。”这句话一说，整个屋子里的气氛顿时严肃起来了。虽然老板娘和佩琵都认识这位老爷，但是她们听到他提到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时也都大惊失色。甚至老爷自己也觉得，他似乎说多了，超出了大家的承受能力，仿佛他至少是想避开这句话本身所含的庄严意义似的，马上埋头于公文堆里，开始写了起来。屋里静得出奇，只听见钢笔写字的沙沙声。“村秘书究竟是干什么的？”过了一会儿，K问道。对莫摩斯来说，他在做了自我介绍以后，认为现在由他亲自来解释是不恰当的，于是老板娘便说：“莫摩斯先生同克拉姆的其他秘书一样，也是克拉姆的秘书，不过他的职务范围，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和他的职务活动……”莫摩斯停下写字，连连摇头，于是老板娘就加以更正，“噢，只是他的职务范围，不是他的职务活动，就限于这个村子。莫摩斯先生负责克拉姆在村里所必要的文书工作，村里提出的一切申请首先都要通过他，由他来受理。”K对这些事情仍然无动于衷，他还是茫然地望着老板娘，所以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补充道，“是这样安排的：城堡里的所有老爷，他们都有自己的村秘书。”莫摩斯听得比K还专心，这时又对老板娘的话做了补充：“村秘书大多只为一位老爷工作，我却给克拉姆和瓦拉贝纳两位老爷办事。”“是的。”老板娘说，这时她自己也想起来了，便对K说，“莫摩斯先生给克拉姆和瓦拉贝纳两位老爷办事，所以是双料村秘书。”“确实是双料的。”K说。莫摩斯的身子现在几乎往前弯着，抬起头，聚精会神地打量着K。K朝他点点头，就像对一个刚刚听到别人夸奖的孩子那样点点头。如果说K的点头含有某种轻视成分的话，那么，这种轻视不是没有被发觉，就恰恰是对方所企求的。在他们眼里，K这个人连偶尔被克拉姆看见都不配，而他们却恰恰在他面前详详细细地大谈克拉姆身边一个人的功绩，其意图是毫不掩饰的，那就是要引出K对这个人的重视和赞赏。可是K却没有正确理解这层意思。他虽然想方设法想见克拉姆一面，然而他对比如说可以在克拉姆眼皮底下生活的莫摩斯这样的人的地位评价并不高，更谈不上对这种人表现出钦佩和羡慕了。因为他觉得，值得他去争取的并不是见到克拉姆身边的人，而是克拉姆本人。只有他，K，而不是别人，应该带着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要求去找克拉姆，去找他并不是为了待在他身边，而是通过他进而进入城堡。

他看了看表说：“现在我得回家了。”这下形势立刻变得对莫摩斯有利了。“好的，当然可以，”莫摩斯说，“您该去完成学校里的工作。不过您还得在我这儿待一会儿，只要回答几个简短的问题。”“我对此没有兴趣。”K说着便要向大门走去。莫摩斯把一份案卷往桌上一甩，站起来说：“我以克拉姆的名义要求您回答我的问题。”“以克拉姆的名义？”K重复了这句话，“那么说，我的事也使他操心？”“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做判断，”莫摩斯说，“您大概就更无法判断了，那么我们两个人就心安理得地把这个问题留给他吧。现在我以克拉姆赋予我的职位要求您留下来回答问题。”“土地测量员先生，”这时老板娘插进来说，“我要提醒自己，不继续给您出主意了。迄今为止我给您的忠告是您能得到的最善意的忠告，可是都被您以闻所未闻的方式拒绝了。用不着隐瞒，我到这里来找秘书先生，只是为了把您的行为和意图恰如其分地告诉主管部门，永远不让您再住到我那儿去。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是这样，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因此，如果现在说出我的意见的话，我现在做的并不是为了帮助您，而是为了使秘书先生同像您这么一个人打交道的繁重任务能够减轻一点。尽管这样，因为我说话开诚布公——我同您说话只会心直口快，我讨厌说话不坦率的人，只要您愿意，您还是可以从我的话里得到好处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要提醒您注意，引您去见克拉姆的唯一途径，就是秘书先生这里的这份备忘录。但是我也不愿夸大，也许这条路通不到克拉姆那儿，也许在离他很远的地方这条路就断了，这就要根据秘书先生的意见来决定了。无论怎么说，这至少是引您往克拉姆那个方向去的唯一途径。您没有别的理由，仅仅是出于固执就要放弃这条唯一的路吗？”“哦，老板娘，”K说，“这既不是到克拉姆那儿去的唯一道路，也不见得比别的途径更好。秘书先生，我在这里所说的话该不该上达克拉姆，这个问题由您来决定好了。”“那当然，”莫摩斯说，骄矜地垂着眼睛左看右瞧，其实什么也看不着，“否则要我这个秘书干吗？”“您瞧，老板娘，”K说，“我不需要到克拉姆那儿去的路，只要先到秘书先生这儿就行了。”“我是想为您打通这条路的，”老板娘说，“今天上午我不是就向您提出，把您的请求转达给克拉姆吗？其实我的意思就是通过莫摩斯先生来办。但是您拒绝了，现在您可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了。不过您说了今天的这番话，试图采取突然拦截克拉姆的行动之后，成功的希望当然就更小了。可是这最后的、渺茫的、正在消失的，其实并不存在的希望却是您唯一的希望。”“老板娘，”K说，“起先您试图竭力阻拦我去见克拉姆，现在却把我的请求看得那么认真，看到我的计划受挫，就认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假如一个人曾经确实是真心实意劝我压根儿不用去见克拉姆，又怎么会现在看起来同样真心实意地怂恿我沿着通往克拉姆的那条路一直往前走，尽管这个人也早已承认，这条路是到不了克拉姆那里的？”“难道是我怂恿您往前走的？”老板娘说，“我说，您的企图是毫无希望的，这就叫怂恿您往前走？如果您想以这种方式把责任推到我身上，那就真是胆大妄为到极点了。也许是秘书先生在场，您才那么说的吧？错了，土地测量员先生，我根本没有怂恿您。只有一点我是可以承认的，那就是我第一次见您时，对您的估计也许高了一点。您迅速征服了弗丽达，这使我大为吃惊，我不知道您还会干出什么事来，我要防止您出别的乱子。我觉得，要达到这个目的，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恳求和威胁来设法动摇您的信心。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更加冷静地来思考整个事情。您可以我行我素。您的行为也许会在外面院子里的雪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别的就没有什么了。”“我觉得，其中矛盾的地方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K说，“不过指出这些矛盾之处我也就满意了。秘书先生，老板娘认为，您写的有关我的这份备忘录可能会导致允许我见到克拉姆的结果，现在请您告诉我，她的意见对不对？如果是这样，我立即回答所有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什么事都愿意干。”“不，”莫摩斯说，“那样的联系是不存在的。这不过是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给克拉姆的村档案室写一份详细材料而已。材料已经写完了，只空了两三处地方，根据规定要由您来补上。除此之外，别的目的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达到别的目的。”K默默地望着老板娘。“您干吗盯着我，我说了别的吗？”老板娘问道，“他总是这副样子，秘书先生，他总是这副样子。他先是把别人答复他的话加以歪曲，然后就一口咬定别人说得不对。我一直对他说，我向来是这么说的，今天也这么说，他被克拉姆接见的希望一丝也没有，既然没有希望，那么通过这份备忘录他也不会得到这种希望。这不是最清楚不过的事吗？我还说过，这份备忘录是他能同克拉姆建立联系的唯一真正的正式渠道，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毋庸置疑的。要是他不相信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想干什么，老希望能够闯到克拉姆那儿去，如果他抱着这个想法不放，那么就只有这唯一真正的正式渠道，也就是这份备忘录才能帮助他同克拉姆建立联系。我说过的就是这些，谁硬要把这些话做别的解释，那就是恶毒地歪曲了我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老板娘，”K说，“那就请您原谅，那是我误解了您的意思。我原以为——现在已搞清楚，我弄错了——从您以前的话里可以听出，对我来说某种微小的希望还是存在的。”“当然，”老板娘说，“这的确是我的意见，您又歪曲了我的话，不过这次是走了另一个极端。照我看来，您的这种希望是存在的，当然它只是建立在这份备忘录的基础上。但是这并不等于您可以这么简单地问秘书先生：‘假如我回答了您的问题，能允许我去见克拉姆吗？’要是一个孩子这么问，别人就会哈哈大笑；要是一个成人这么问，那就是对公务机关的侮辱，只不过秘书先生以其巧妙的回答很大度地给掩饰了。但是我说的希望正在于通过这份备忘录您会有一种联系形式，也许是一种同克拉姆联系的形式。这种希望还不够吗？要是有人问您有什么功劳，配得到这份希望的馈赠时，您能举出一丁点功劳来吗？当然。关于这个希望的具体情况就不好说了，尤其是秘书先生由于其职务的性质，是绝不会给您一点儿暗示的。正如他所说，他的任务只是把今天下午的事记录下来，这是规章制度的要求。即使您现在马上联系我的话来问他，更多的情况他也无可奉告。”“那么，秘书先生，”K问道，“克拉姆会看这份备忘录吗？”“不会，”莫摩斯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克拉姆不可能每份备忘录都看，他甚至根本就不看。‘别拿你的备忘录来打扰我！’他常这么说。”“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不满地说，“您的这些问题把我累死了。难道有必要或者只是存有希望，让克拉姆看这份备忘录，一字一句地了解您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事情吗？您还不如恭顺地请求把这份备忘录藏起来，别让克拉姆看见。不过这个请求同前一个请求一样，都是不明智的，谁能在克拉姆面前隐瞒什么事？但是这个请求可以看出一个人通情达理、令人同情的性格。对于您称为‘希望’的事难道有必要吗？您自己不是说过，您只要有机会在克拉姆面前说话，即使他不看您，也不听您的话，您就满意了。这一点通过这份备忘录至少可以达到，也许您得到的还会更多。”“用这种方式，”K问，“得到的还更多？”“只要您不要老是像孩子一样，要求人家拿给您的都是马上就可以吃的东西！”老板娘大声说道，“谁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份备忘录是要进入克拉姆的村档案室的，这您已经听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多情况，是肯定不会说的。但是您知道这份备忘录、秘书先生和村档案室的全部意义了吗？您可知道，假如秘书先生要审查您，这意味着什么呢？说不定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不慌不忙地在这儿坐着，如他所说，根据规章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请您想一想，他是克拉姆任命的，他以克拉姆的名义在办事，他所做的事即使永远到不了克拉姆那里，但事先都是得到克拉姆的同意的。克拉姆所同意的事情，怎么可能不体现他的精神呢？我这样说，并不是想以这种笨拙的方式来拍秘书先生的马屁，他本人也不容许别人拍他马屁，但是我不是在说他的独立人格，而是说，像现在这样他得到克拉姆同意的时候，他起着多大的作用：这时候他就是受克拉姆操纵的工具，谁不服从他，就是自讨苦吃。”

对于老板娘的恐吓，K毫不惧怕，对于她企图以此来使他就范的希望，他感到疲倦了。克拉姆离他还远着呢。有一次老板娘曾把克拉姆比作一只鹰，当时K觉得这很可笑，可现在他不再那么想了。他想到克拉姆处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想到克拉姆那无法闯进去的住所，想到他的沉默，也许只有那种K还从未听到过的叫喊才能打破的沉默，想到克拉姆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眼神，那永远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的眼神，想到克拉姆的那些圈子，那些K在下面无法加以摧毁，而他在上面却根据不可理喻的法律牢牢攥在手里的圈子，只有瞬息之间才看得到：这一切都是克拉姆和鹰的共同之处。当然这一切同这份备忘录毫不相干。莫摩斯此时正在把放在备忘录上的一块椒盐面包卷掰碎，就着啤酒吃，弄得材料上撒满了胡椒和盐。

“晚安，”K说，“我对任何审查都很反感。”说着，他便朝大门走去。“他真的走了。”莫摩斯几乎有点怯生生地对老板娘说。“谅他不敢。”老板娘说，别的话K都没有听见，因为他已到了过道里。天气很冷，还刮着大风。这时店老板从对面的门里走来，他好像是在窥视孔后面监视过道里的动静的。即使在这儿风也很大，吹得店老板大衣的两摆直飘，所以他不得不把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您就走啦，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觉得奇怪吗？”K问道。“是的，”老板说，“您难道不要被审查了？”“不，”K说，“我不让别人审查我。”“为什么呢？”老板问。“不知道，”K说，“干吗我要受别人审查？当官的开个玩笑或者一时心血来潮，干吗我就要去顺从？或许某一天我自己也想开个玩笑或是心血来潮，愿意让人审查一下，今天可不行。”“嗯，那当然。”老板说，但这不过是句客套话，并不是真的赞同K的说法。“现在我得让当班的进酒吧间了，”他接着说，“他们早该去侍候了。我只是不想打扰审查，才没让他们进去。”“您认为这事那么重要吗？”K问道。“那当然啰。”老板说。“这么说我真不该拒绝。”K说。“是啊，”老板说，“您不该那么做的。”他见K没有说话，不知是为了安慰K，还是想快些脱身，他又加了一句，“行了，行了，反正天也不会因此就马上塌下来。”“是呀，”K说，“看来天是塌不下来的。”两个人哈哈一笑，就分手了。

第十章

K出了门，走到外面大风呼啸的台阶上，凝视着面前的沉沉黑暗。这天气真是坏透了，坏透了。不知怎的，他从天气想起了老板娘怎样想方设法要他屈从于这份备忘录，他又是如何顶住的。当然老板娘的意图不是公开的，她同时还在暗地里怂恿他不要接受这份备忘录呢。他到底是顶住了，还是屈服了，到头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个阴谋，从表面上看就像风一样，是无意识的，其实它按照远处的、让你永远无法看透的指示在行事。

他刚在大街上走了几步，就看见远处有两个灯笼在晃动。见到这生命的标志，他心里十分欣喜，急忙朝灯光走去，而灯光也在迎他而来。当他认出那是他的两个助手时，他感到非常失望，他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原因。他们迎着他走来，大概是弗丽达派来的吧。黑暗中狂风在他四周呼呼直吹，这两个灯笼把他从黑暗中解救出来了，灯笼也是他的，但他还是感到很失望，他期待的是陌生人，不是这两个成了他的负担的老熟人。但是来的不只是两个助手，在他们之间，从黑暗中还走出一个巴纳巴斯。“巴纳巴斯！”K喊道，并朝他伸出手去，“你是到我这里来的吗？”此刻，这突然相逢的惊喜使得K把巴纳巴斯曾给自己造成的一切不愉快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了九霄云外。“是到你这儿来的，”巴纳巴斯说，他一点没有变，仍像以前一样友好，“带来一封克拉姆的信。”“一封克拉姆的信！”K说着，把头往后一仰，急忙拿了巴纳巴斯手里的信。“拿灯来！”他对两个助手说，于是这两位就一左一右地把他挤得紧紧的，手里举着灯笼。K得把大张信纸叠成小张来读，这样信就不会被风吹掉。接着他读道，“致桥头客店的土地测量员先生！对您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土地测量工作，我表示赞赏。助手们的工作也值得赞许，您颇善于敦促他们做好工作。您的工作积极性请勿松懈！望您继续努力，直至工作圆满结束。如工作中断，将会令我不悦。其他方面则无须挂心，报酬问题不久将做出决定。我一直关注着您。”两个助手看信比他慢得多，当他们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而三呼“乌拉”，并挥动灯笼的时候，K才从信上抬起头来。“安静，”他说，随即又对巴纳巴斯说，“这是误会。”巴纳巴斯没有懂他的意思。“这是误会。”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时下午的疲惫又向他袭来，他觉得到学校去的路还那么远，在巴纳巴斯后面他看到巴纳巴斯的全家人，两个助手还一个劲地把他挤得紧紧的，所以他不得不用胳膊肘把他们推开。他是命令助手留在弗丽达身边的，她怎么会派他们来接他呢？回家的路他自己也找得到，而且一个人走比夹在这两个人中间走更方便。再有，一个助手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围巾的两端随风飘拂，有几次还吹打在K的脸上，这时另一个助手总是马上用一只又长又尖的手指头玩儿似的从他脸上把围巾挑开，但是仍旧于事无补。看来这两位甚至觉得跑来跑去很开心，好像他们很喜欢大风和黑夜似的。“滚开！”K大声喝道，“你们既然来接我，为什么不把我的手杖带来？没有手杖我拿什么赶你们回家？”他们缩在巴纳巴斯后面，见K发脾气虽然有点怕，但还是一左一右地把灯笼举到他的肩头，当然立即被K推开了。他感到心里很沉重，因为巴纳巴斯显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也清楚，顺顺当当的时候，他的外套亮闪闪的很漂亮，可是情况一严重，就得不到他的帮助，得到的只会是默默的反对，面对这样的反对他根本就毫无办法，因为巴纳巴斯自己也毫无抵抗能力，只会微微一笑，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就像天上的星星对于地上的风暴束手无策一样。“巴纳巴斯，你看，这位老爷给我写了些什么。”K说，并把信拿到他面前，“他了解的情况是错误的，我并没有进行测量工作，至于这两个助手的作用，你是亲眼所见的。我没有干工作，当然也就不会中断工作，更不会引起老爷的不悦，我怎配得到他的嘉奖呢！事情弄到这一步，我怎么能不挂心？！”“我将转达这一情况。”巴纳巴斯说。这当中他一直没有看信，当然他也不可能看信，因为信和他的脸挨得太近。“哦，你答应把我的情况反映上去，”K说，“但是我真的能相信你吗？我多么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信使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K因心里烦躁而咬着嘴唇。“先生，”巴纳巴斯微微偏着脖子说——K几乎又被这个动作所迷惑，差点相信巴纳巴斯了，“我一定转达。你上次委托我的事，也一定转达到。”“怎么！”K叫了起来，“那件事你还没转达上去？第二天你没有到城堡去？”“没有，”巴纳巴斯说，“我慈祥的父亲年纪大了，你是见过的，当时正好有不少活，我得帮他干，我不久就要再去城堡一次。”“到底在干些什么？你这难以理解的家伙！”K大声说，并用手敲着自己的额头，“难道克拉姆的事没有其他的事重要？你担负着信使这样重要的职务，办事却如此不负责任？你父亲的事有什么要紧的？克拉姆在等着消息，你非但没有十万火急地送去，反而去清扫畜圈！”“我父亲是鞋匠，”巴纳巴斯断然地说，“他承接了布隆斯维克的一批活儿，我是父亲的助手。”“鞋匠——一批活儿——布隆斯维克，”K恨恨地嚷道，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永远勾销似的，“这里的这些路上永远是空荡荡的，谁还用得着穿靴子？再说做鞋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曾请你转达一个口信，不是让你一干鞋匠的活就把口信给忘了，也不是叫你稀里糊涂地只记个大概，而是要你把口信立即给老爷送去的。”说到这里，K忽然想起，这段时间里克拉姆也许不在城堡，而是一直待在贵宾饭店，所以就稍稍心平气和了一些。这时巴纳巴斯却又把他激怒了，因为他说，K要他转达的第一个口信他是记得的，为了证明他没有忘记，便开始背起口信的内容来了。“够了，我不想听。”K说。“请别生我的气，先生。”巴纳巴斯说，仿佛无意识地要整治K一下似的。他从K身上收回目光，眼望地上，但也许是因为K的大声嚷嚷而使他感到惊慌失措。“我并不是生你的气，”K说，他的烦躁转向了自己，“不是生你的气，但是这样重要的事情，我只有你这么个信使，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糟糕的。”

“你看，”巴纳巴斯说，似乎是为了捍卫他信使的荣誉而说了前面这些不该说的话，“克拉姆并不想等这消息，我每次去他那儿，他甚至很生气。有次他说：‘又带来新消息啦。’每当他远远地看见我朝他走去，他就起身走进隔壁房间里去，不见我。他并没有规定要我一有消息就立刻上他那儿去，要是有此规定，我当然就会马上把消息送去的，但事实是这方面并没有什么规定，即使我从来不去，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警告。倘若我送消息去，那也完全是出于我的自愿。”

“好吧。”K说，他注视着巴纳巴斯，故意不看两个助手。这两个人正轮流从巴纳巴斯肩膀后面慢慢伸出脑袋，像是从舞台上的活板门下升起来的，仿佛怕被K发现似的，很快地轻轻打个模仿风声的口哨就又躲了起来。就这么着，他们玩了很长时间。“克拉姆那儿的情况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怀疑，对那儿的情况你是不是都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即使你都能了解，我们也无法使事情有所好转。但是递个信息过去，你是可以办得到的。我要请你转达一个口信，一个很简短的口信。你能明天就立即替我转达，并且明天马上就把答复告诉我，或者至少把接见你的情况告诉我吗？你能办得到吗？你愿意去办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可是关系重大啊。也许我还有机会给你相应的报答，或者你现在有什么我可以让你满足的愿望吗？”“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巴纳巴斯说。“请你竭尽全力，尽可能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向克拉姆本人转达我的口信，并得到克拉姆本人的答复。这一切明天上午就立即去办，你愿意吗？”

“我一定尽力去办，”巴纳巴斯说，“我办事一向都是全力以赴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不用再争论了，”K说，“我要请你转达的口信是：土地测量员K敬请主任大人肯允他亲自谒见大人，与俯允这次谒见有关的任何条件，他都预表接受。他之所以提出此请求，实乃出于无奈，因为迄今为止，所有联络人全都形同虚设。为证明这一点，他愿提供以下实情：迄今为止，他根本未做任何测量工作，据村长通知，这里也永远没有测量工作要做，因此展读主任大人这次来函，他歉愧交集，唯有亲自谒见主任大人，问题方可获得解决。土地测量员深知，此乃非分之求，但他一定设法，尽量少打扰主任大人。任何时间限制他都乐意接受，谒见谈话他可以使用的字数也可由大人做出必要的规定，他认为，他只说十个字就可以了。他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极其焦虑的心情专候大人的决定。”K像是忘记了自己似的说出了这番话，就好像他正站在克拉姆的门口同看门人说话似的。“这口信比我原来想得长多了，”K说，“但是你务必要口头转达，我不愿写信，写了信又只会走上公文旅行之路。”这时K把纸放在一个助手的背上，让另一助手举灯照着，要为巴纳巴斯草草记下口信的内容。但是巴纳巴斯已经全都记住了，并且不去理会两个助手不时胡乱插嘴，像学生背书一样，一字不落地把口信背了出来，K就是根据巴纳巴斯的复述记录的。“你的记忆力真棒，”K说，并把纸给了他，“希望你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得那么出色。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坦率地说，要是你有所要求的话，我对这个口信的命运不是可以稍稍放心一些了吗？”听了这话，巴纳巴斯起先没有吭声，随后便说：“我的姐姐和妹妹让我向你问好。”“你的姐姐和妹妹？”K说，“哦，是的，两位又高又壮的姑娘。”“她俩都让我向你问好，尤其是阿玛丽娅，”巴纳巴斯说，“你的这封信也是她今天从城堡里带给我的。”K对这个消息比什么都感兴趣，他问：“她不能也把我的口信带到城堡里去吗？要不你们两个人都去，各自去碰碰运气？”“阿玛丽娅不能进办事处，”巴纳巴斯说，“要不她一定乐意效劳。”“我也许明天到你们家去，”K说，“不过你要先给我回信。我在学校里等你。请代我向你的姐妹问好。”K答应明天到他们家去，看来使巴纳巴斯很高兴，告别时握过手之后，他还轻轻碰了碰K的肩膀。K当然觉得在肩膀上这么一摸很可笑，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嘉奖。现在一切似乎又同当时巴纳巴斯满面春风地踏进客店的店堂来到农民中间一样。K的心情轻松多了，在回家的路上随两个助手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第十一章

回到家里，K全身都快冻僵了。这时到处漆黑一片，灯笼里的蜡烛业已点完。两个助手对这里已经很熟了，K由他们领着，摸进一间教室。“这是你们第一次该受表扬的功劳。”K说，心里还在想着克拉姆的信。弗丽达半睡半醒地从屋角喊道：“让K睡吧！别打搅他！”尽管她困极了，等不到K回来就先睡了，但她心里还在想着他。这时灯已点上，但因为灯里油不多了，所以无法把灯捻得很亮。这个新居还缺这少那的，炉子虽然生着火，但是这个做体操房用的大教室里——到处放着体操器械，天花板上也挂着——储存的木柴已经全烧完了。K曾得到保证，说房间里是很暖和的，可是现在却很冷。棚屋里虽有一大堆木柴，可棚屋的门锁着，钥匙在教师那儿，只有上课的时候他才许别人去拿木柴生火取暖。要是有床，那么往被窝里一钻，也还可以顶得住，可是这里没有铺羽绒垫的床，只有一个大草包，上面铺了弗丽达的一条毛披肩和两条又粗又硬的毯子，根本无法御寒。就是这个寒酸的草包，两个助手也在贪婪地盯着，当然他们也未抱让他们睡在上面的希望。弗丽达怯生生地望着K。她会把一间屋子，即使是最简陋的屋子，也收拾得像个住房的样子，这点能耐她在桥头客店已经显示过，可是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她当然也就无计可施了。“我们房间里的唯一装饰品就是这些体操器械了。”她含着眼泪强笑着说，这个房间什么都不齐备，没有卧具，没有烧柴，可看着这个房间，她蛮有把握地说，明天就想办法解决，并请K暂时先忍一忍。虽然K觉得先是把她从贵宾饭店，现在又把她从桥头客店拉了出来，亏待了她，心里过意不去，但她对K却没有丝毫埋怨情绪，没有流露出一句不满的话，没有一点不满的暗示和表情，因此K也就竭力做出这一切都可以凑合的样子。实际上他这样做也并不难，因为此刻他仍在想着巴纳巴斯，在逐字逐句重复他的口信，但并不是在把口信交代给巴纳巴斯，而是觉得在当面向克拉姆陈述。再说，弗丽达在酒精灯上为他煮了咖啡，他心里非常高兴。他靠在正在冷下来的炉子上，望着弗丽达，她正以利索而娴熟的动作把一块不可或缺的白桌布铺在讲课桌上，放上一只花咖啡杯，旁边摆好面包和熏肉，甚至还有一罐沙丁鱼，一切准备停当。弗丽达一直在等K，所以也还没有吃晚饭。只有两把椅子，K和弗丽达就在桌边坐下，两个助手就坐在他们脚下的讲台上，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吃饭时也在瞎闹。虽然给他俩的东西是够他们吃的，还有很多没有吃完，但是他们却时不时地站起来，看看桌上的东西还多不多，能不能再给他们一点。K一直没去理会他们，等到弗丽达笑出声来，他才注意他们。他爱抚地用手把弗丽达的手按在桌子上，悄悄地问，为什么她那么纵容他们，甚至对他们的恶作剧也客气地听之任之。这样下去永远也别想把他们摆脱掉，只有对他们采取同他们的举止真正相应的比较严厉的态度，才能约束他们，或者使他们对自己的职位感到索然无味，最后溜之大吉，而第二种结果可能性更大，也更好。看来这学校并非赏心的居留之地，他也不会在这儿长住，但是要是两个助手走了，在这安静的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去注意缺这少那的了。难道她没有注意到，两个助手一天比一天更放肆了，仿佛有弗丽达在场他们就受到怂恿似的，而且希望K当着她的面对他们的态度不至于像在其他场合那样严厉。再说，也许有什么很简单的办法，不用大费周折就可以立即摆脱他们。弗丽达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也许她就知道摆脱他们的简单办法。要是想法子把这两个助手赶走，说不定还正中他们的下怀呢。在这里，这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并不舒服，要是他们再在这里待下去，那么他们迄今为止所过的那种好吃懒做的生活就该结束了，至少有一部分也该结束了。因为弗丽达一连紧张了好几天，必须好好休息，而K自己也将为寻找摆脱目前困境的办法而奔波，所以助手也得干活了。助手一走，他就会感到如释重负，就可以在办其他事情之余，心情舒畅地去完成学校的劳务。

弗丽达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慢慢地抚摩着他的手臂说，她的意见也是这样，不过他也许把助手的恶作剧看得太严重了，他们都是毛头小伙子，爱逗乐，有点孩子气，刚从城堡的严格纪律中解脱出来，第一次为一个外乡人当差，所以心里老是有点兴奋和惊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时就难免干出一些蠢事来，当然让人生气，但是理智一点的做法就是对此一笑了之，她自己就往往忍不住要笑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完全同意K的意见，最好是把他们送走，就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她挪到K的跟前，把脸埋在他的肩头，说话的声音听不清楚，所以K只好低下头来细听。她说，她并没有对付两个助手的办法，她还担心，K刚才所提的这些恐怕都办不到，因为据她所知，这两个助手是K自己要求的，现在他们既然来了，他也只好把他们留下。最好不要对他们太认真，可以拿他们来消遣消遣，其实他们就是这样的料，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同他们相处。

K对她的回答很不满意，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好像同他们结了帮，至少是对他们大有好感。这是两个很俊的小伙子，可是只要有决心，谁都可以摆脱掉。他将以两个助手为例，来向她证明这一点。

弗丽达说，他要是真能办到，她倒要好好谢谢他了。另外，从现在起她再也不和他们说笑了，也不跟他们说任何不必要的话，一天到晚被两个男人盯着也确实不是什么好受的事，她已经学会用K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人了。这时两个助手又站了起来，既想看看还剩下多少吃的，也是想弄明白这两个人叽叽咕咕好一阵子到底在说些什么。见了他们，弗丽达倒确实微微颤抖了一下。

K利用这个机会，为了使两个助手对弗丽达产生不满，便故意把弗丽达拉到自己身边，两个人紧挨着吃完这顿晚饭。现在该睡觉了，大家都困极了，一个助手居然吃着东西就睡着了，这下另一个可乐了，他想让K和弗丽达去看看他同伴的那张傻乎乎的脸，但是他并没有达到目的，K和弗丽达坐在椅子上理都没理他。房间里越来越冷，冷得大家都犹犹豫豫地不想去睡，最后K宣布，屋里必须生火，否则就没法睡觉。于是他们就商量要找把斧头，两个助手知道斧头在哪儿，想去拿了来，于是他们便往木棚走去。他们一会儿就把木棚的那扇轻便的门砸开了。一进木棚，两个助手便乐不可支，仿佛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好东西似的，互相追着跳着，推推搡搡地开始往教室里搬木柴，一会儿就搬了一大堆。炉子里生上了火，大家围炉而睡。两个助手分到一条毯子，好裹裹身子。他们有一条毯子已经足够了，因为两个人已经商量好，总要有一个醒着，好往炉子里添木柴。不久，炉子周围热得就不用盖毯子了。熄了灯，K和弗丽达对这里的温暖和安静感到非常高兴，于是便舒展身体，酣然入睡了。

夜里K被什么响声惊醒了，他带着蒙眬的睡意，第一个动作便是伸手去摸弗丽达。他发现，躺在他身边的不是弗丽达，而是一个助手。可能是突然被惊醒本来就很恼火，这一下更吓得他魂飞魄散，进村以来他还从未这么受过惊吓。他大叫一声，坐起身来，稀里糊涂地给了那个助手一拳，直打得他嗷嗷大哭。不一会儿，事情就搞清楚了。原来弗丽达被一只大动物——至少她觉得是这样——惊醒了，说可能是只猫，跳到她胸上，随即便跑掉了。她便爬了起来，点了支蜡烛，满屋子地找。一个助手就抓住这个机会，到草包上去享受一会儿，这个助手现在真是后悔莫及。弗丽达呢，她什么也没找到，也许那只是一种错觉吧。于是，她便回到K的身边，那助手蜷缩着身子还在啜泣，弗丽达从他身边走过时，伸手摸摸他的头发，以示安慰，似乎她已把晚上的谈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对此K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命令助手不用再往炉子里加柴了，因为弄来的那一大堆木柴差不多快烧完了，屋里太热了。

第十二章

早晨，第一批学生已经到了，都好奇地围着他们睡觉的地方，这时他们才醒来。这场面很不雅观，因为夜里炉子烧得太热，所以大家身上脱得只剩了件衬衣，现在到了早晨，热气渐散，又感到凉飕飕的了。这时他们正开始穿衣服，女教师吉莎正巧出现在门口。吉莎是位金发姑娘，高个儿，长得很漂亮，只是态度有点生硬。显然她已经知道来了个新校役，而且还从男老师那儿得知他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因此她刚到门口就发话了：“这副样子我可受不了。真不成体统。只允许你们睡在教室里，可没有叫我到你们的卧室里来上课。校役一家子懒洋洋地睡到日上三竿还不起床！呸！”K想，有些事倒要说说清楚，尤其是有关这个家和床的问题。他一边想，一边同弗丽达一起——两个助手用不上，他们还躺在地板上睁着眼睛惊奇地望着女教师和学生——急忙把双杠和鞍马推过来，搭上一条毯子，这样便隔出了一小块地方，起码可以挡一挡学生的视线，躺在里面穿衣服。当然安静是一刻也没有的，女教师因为脸盆里没有干净水而在骂人。这时K本来正想把脸盆拿来给自己和弗丽达洗脸用的，为了不过于激怒女教师，就放弃了去拿脸盆的打算。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紧接着就听到哗啦一声响，糟了，他们忘了把昨晚吃剩的东西从讲课桌上拿开，女教师用尺子一拨拉，桌上的东西全都摔在了地上。沙丁鱼罐里的油和喝剩的咖啡洒了一地，咖啡壶也摔得粉碎，对此她根本不予置理，反正校役马上就要收拾干净的。K和弗丽达还没有完全穿好衣服，就靠在双杠上眼睁睁地望着他们这几样东西全被毁掉了。两个助手显然还不想穿衣服，正躺在地板上朝双杠和鞍马上搭着的毯子间窥视，孩子们见此情景，大乐了一阵。最使弗丽达伤心的当然是咖啡壶碎了。K为了安慰她，答应马上就去见村长，要求赔偿，并将赔偿的咖啡壶拿来。她这才打起精神，只穿着衬衫和衬裙就从毯子围着的地方冲出来，至少得把桌布捡起来吧，免得它再沾上油渍。虽然女教师不停地用尺子猛敲桌子，敲得人心里发毛，她想用这种办法把弗丽达吓退，但弗丽达还是把桌布抢了过来。两个助手好像被刚才这些事吓傻了，所以K和弗丽达穿好衣服以后，边命令边推地逼着他们穿衣服，甚至亲自帮他们穿。一切准备停当，K就分配马上要干的工作：两个助手去取木柴和生炉子，但得先给另一间教室把炉子生好，因为那间教室里有更大的危险在威胁他们——那位男老师可能已经在那儿了。弗丽达擦地板，K负责打水和收拾教室，早饭问题暂时还不考虑。为了摸清女教师的情绪，K决定自己第一个出去，让其余的人听到他喊他们再出去。他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由于两个助手干出蠢事一开始就使情况恶化；另一方面他想尽量体贴弗丽达，因为她有虚荣心，他没有，她很敏感，他不在乎，她只考虑眼前这些小小的不顺心的事，但他考虑的是巴纳巴斯和前途。弗丽达认真执行他的一切安排，眼睛时时刻刻盯着他。他刚往前走，女教师就在孩子们的哄堂大笑中嚷道：“喏，睡醒啦？”从这时起孩子们的笑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女教师的话本来就不是个问题，所以K也就未加注意，而去收拾盥洗台了。这时女教师又问：“您到底是怎么弄我的猫咪的？”这时一只又大又肥的老猫懒洋洋地伸着四肢躺在桌上，女教师正在检查猫的前爪，那只爪子显然只是受了点轻伤。这么说，弗丽达的话没有错，这只猫虽然没有跳到她身上，因为它已经老得不能跳了，但从她身上爬了过去。这间教室夜里本来是空的，现在老猫一下子见里面有这么多人，便吓得连忙躲藏起来，它逃得异乎寻常地匆忙，碰伤了前爪。K竭力不急不躁地向女教师做解释，但她却死抓住猫爪受了伤这个结果不放，说：“好啊，你们把猫弄伤了，你们一来就这么干！你来看！”她叫K到讲台上去，把猫的前爪指给他看，刹那间，她拿猫的爪子朝他手背上一抓。猫的爪子虽然已经钝了，但是女教师这次并不去顾及猫了，把猫爪使劲往下一按，所以K的手背还是被抓出了几道血印。“现在干你的活去吧。”她不耐烦地说，随即又去低头看猫。弗丽达和两个助手在双杠后面目睹了这一幕，看到K手上出血了，便惊叫起来。K强举着手对孩子们说：“你们看，我手上是被那只凶恶、阴险的母猫抓的。”当然，他这话并不是说给孩子们听的，因为他们的大喊大叫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了，已不再需要什么因由或刺激了，而且说什么话他们都听不见，也不能对他们的笑闹有任何影响。女教师也只是瞟了K一眼，作为对他刚才这句侮辱的话的回敬，随后又去逗她的猫了，起先的怒气似乎因为给了K以血的惩罚而得到了满足。既然这样，K便喊弗丽达和两个助手一起开始干活。

K用桶把脏水提了出去，又打来了干净的水，正要开始打扫教室的时候，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子从座位上出来，摸了摸K的手，说了些什么，因为教室里太吵根本听不清楚。这时嘈杂的声音突然停止了。K转过身一看，整个早晨担心的事发生了。那位男老师正站在教室门口，这个小个子教师一手抓住一个助手的领子，他们大概是在取木柴时被他抓住的，因为他正在一字一顿地大声喝道：“谁敢砸开木棚的门？这小子在哪儿？我要把他碾碎！”弗丽达正蹲在女教师脚边擦地板，这时就站了起来，望着K，仿佛要从他那儿得到力量似的，她说话时眼神和姿态还带着往日的优越感：“这是我干的，教师先生。我想不出别的办法。要一早就把两个教室的炉子生上火，就得开棚屋的门，半夜三更我可不敢到您那儿去取钥匙，我的未婚夫又在贵宾饭店，他很可能要在那儿待一夜，所以我不得不自作主张。要是我做得不对，请原谅我没有经验，我的未婚夫得知这一情况后，已经狠狠地骂了我一通。他甚至不让我一早就生炉子，他以为，您既然把棚屋锁着，这就表示，在您来到之前您不要人家生炉子。他还说，没生炉子由他负责，而砸开木棚的门则是我的过错。”“是谁把门弄开的？”教师问两个助手，他们还一直在试图从被教师抓着的手里挣脱出来，但始终没有成功。“是这位先生。”两个助手说，同时用手指着K，表示这是确凿无误的。弗丽达哈哈大笑，她的笑声似乎比她的话还有说服力，接着她便把擦地板用的抹布在桶里拧干，这样子似乎她这一番解释便把破门事件了结了，而两个助手的证词只不过是事后开的一个玩笑而已。等到重新跪下去准备干活时，她才又说：“我们的助手是两个孩子，尽管他们年纪不小，其实只配坐在这里的板凳上读小学。昨天傍晚我是一个人用斧子把门弄开的，这很简单，用不着助手帮助，他们只会给我添麻烦。后来，夜里我的未婚夫回来了，出去看了看棚屋的门损坏的情况，可能的话想把门修好。两个助手也许是因为不敢单独留在这里，所以就跟他一起去了，并看着我的未婚夫修理那扇破门，所以他们现在说……行了，他们还是孩子……”

弗丽达解释的时候，两个助手不停地摇着脑袋，并继续用手指着K，还竭力挤眉弄眼地做出各种表情，想让弗丽达改变自己的意见。由于他们未能如愿，最后只好屈服，并把弗丽达的话当作命令，所以教师再问，他们就不回答了。“这么说，”教师说，“你们是在撒谎？至少是随便冤枉校役吧？”他们还是没有吭声，但是他们哆哆嗦嗦的样子和怯生生的眼神似乎表示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那么我马上就好好地揍你们一顿。”教师说，并叫一个孩子到另一间教室去拿他的藤条鞭。当他举起藤条鞭的时候，弗丽达叫道：“两个助手说的是实话！”说着，她绝望地把抹布扔进桶里，啪的一下溅起一片水花。她跑到双杠后面去躲了起来。“这婆娘满嘴谎言。”女教师说。这时她已包好猫的前爪，把它满满当当地抱在怀里，猫大得很，怀里差点儿抱不下。

“那么，原来是校役先生干的啦。”教师一边说，一边把两个助手推开，并朝K转过身去。这当间K一直用手支着扫把柄听着。教师接着说：“这位校役先生胆小如鼠，自己干了卑鄙勾当，居然心安理得地让人弄虚作假，诬陷别人。”这时K大概已经注意到，刚才弗丽达那么一通折腾，已经使教师最初那股不可遏制的怒气有了缓和，于是便说：“嗯，要是两个助手挨点儿打，我倒不会感到遗憾；假如他们理应受到十次惩罚，都免掉了，那么挨一次不该挨的打来偿还一下也不为过。另外，如果他们挨顿打可以避免我和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话，我倒是极其欢迎的，也许您也乐意吧。但是弗丽达现在为了两个助手把我抛了出来……”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这时鸦雀无声，听得见弗丽达在毯子后面哭泣。“这件事当然必须加以澄清。”“简直是无稽之谈。”女教师说。“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吉莎小姐。”男教师说，“至于您，校役，因为犯了这个丢脸的过失，当然被革职了。我保留对您进一步处分的权利，现在拿上您的东西立即滚出屋去。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松了一口气，现在，终于可以开始上课了。给我快滚！”“我绝不离开这里，”K说，“您是我的上司，但我这个职位并不是您给我的，而是村长指派给我的，只有他做出解除我的职务的决定，我才接受。他给我这个职位大概不是让我和我的随从人员来这儿挨冻的吧，您自己说过，他给我安排这个工作是为了防止我采取轻率的不计后果的行动。因此，现在突然将我革职是完全违背他的意图的，除非我听到他亲口说出有悖于他的初衷的话，我就会相信。再说，我不服从您轻率地解除我职务的决定，可能对您也有极大的好处。”“这么说，您不服从？”教师问。K摇摇头。“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吧！”教师说，“您的决定并非总是万无一失的，比如说，您想一想昨天下午您拒绝接受审查的事。”“您为什么现在提起这件事？”K问。“我乐意，”教师说，“现在我最后重复一次：出去！”但是这道命令也毫无作用，教师就到讲台上去同女教师悄悄商量了一阵。她主张去叫警察，但男教师没有同意，最后两个人取得一致意见，男教师让学生们搬到他的班上去，同那个班的孩子一起上课。这个变动使大家皆大欢喜，在一片嬉笑和叫喊声中，这个教室立刻就空了，男教师和女教师是最后出去的。女教师怀里抱了本点名册，点名册上还有那只大肥猫，它对这一切表现得漠不关心。男教师本想让她把猫留下的，但女教师指出，K很残忍，所以坚决不肯把猫留下。男教师本来就对K十分恼火，现在K又给他加了一只猫的负担，因此更是火上加油。他到了门口还对K说了最后几句话，这几句话大概是由猫引起的：“吉莎小姐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学生离开这个教室的，因为您顽固地不服从我对您的解职，因此谁也不能要求她，一位年轻姑娘，在您肮脏的家里上课。您就自己待在这儿吧，这教室您想占多大地方就占好了，正经人见了您就讨厌，所以不会来打搅您，但我肯定，这事是不会长久的！”说完，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第十三章

这些人刚走，K就对两个助手说：“出去！”这两位助手冷不丁听到这道命令，吓得六神无主，就乖乖地服从了。但是K跟在他们后面，两个人一出去，他就锁上了门。两个助手看到门在里面锁上了，就在外面又哭闹又敲门，想重新进屋来。“你们两个被解雇了！”K叫道，“我永远不会再雇你们干活了。”听了这话他们当然不高兴，便对着门一阵拳打脚踢。“让我们回来吧，先生！”他们喊道，仿佛他们正要被洪水吞没，而K就是块陆地似的。但K并不怜悯他们，他不耐烦地等着，等这闹翻天的声音使教师受不了，逼他出来进行干涉。一会儿教师果然出来说话了。“让您这两个该死的助手进去！”他喊道。“我已经把他们解雇了！”K喊着回答。这句话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它向教师表明，K确实很厉害，他不仅有解雇权，而且有执行权。于是，教师只好设法对两个助手好言相劝，说他们只要安安静静地在这儿等着，K终归会再让他们进去的。说完他就走了。如果K这时不再向他们大声叫喊，说他们彻底被解雇了，没有一丝复职的希望了，那么风波也就平息了。现在两个助手一听这话，又开始像先前那样大吵大嚷起来。教师又来了，但这次没跟他们多说，而是干脆把他们赶出学校，显然使用了那根令人生畏的藤条鞭。

不久他们又出现在体操室的窗口，又是敲玻璃又是叫嚷，但是他们的话已经听不清了。不过他们也没有在那里待多久，在很深的雪地里他们要瞎闹也无法乱蹦乱跳，因此他们急忙跑到校园的栏杆边，跳上围栏的石座，虽然离房间很远，但房间里的情况倒是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手扶栏杆，在基座上跑来跑去，后来又停了下来，伸出双手，向K合十哀求。就这样，他们在那里求了好一阵，根本不去想他们这种做法是徒劳的。他们像着了魔似的，甚至在K把窗帘放下来不让他们往室内张望时，他们还在不停地哀求。

屋子里现在很暗，K走到双杠那儿去找弗丽达。她与他的目光相遇，便站起身来，理了理头发，擦干脸上的泪水，默默地去煮咖啡。虽然她一切都知道了，但K还是正式告诉她，他已经把两个助手解雇了，她只是点了点头。K在凳子上坐下，看着她那有气无力的动作。她以前总有一股朝气和毅力，使她娇小的身体显得妩媚动人，现在这种美丽消失了。同K一起生活没几天就使她变成这副样子。以前她在酒吧的工作并不轻松，但是那种工作对她可能是适合的。她形容憔悴的真正原因也许是离开了克拉姆？在克拉姆身边使她具有迷人的诱惑力，正因为这种诱惑力，K才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现在她却在他的怀抱里枯萎了。

“弗丽达。”K说。她立刻放下磨咖啡的器具，来到K的凳子上。“你生我的气吗？”她问。“不，”K说，“我想，你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在贵宾饭店生活得挺惬意，我真该让你待在那儿的。”“是啊，”弗丽达说着，两眼怔怔地望着前面，哀伤地出神，“你真该让我待在那儿的。我不配跟你一起生活。你把我摆脱掉，也许就能实现你的一切愿望了。你因为考虑到我，才屈从于专横的教师，接受这个卑微的职位，费尽心血设法同克拉姆谈话。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而我却无以回报。”“不，”K搂着她的腰，安慰地说，“这些全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对我毫无伤害，我要见克拉姆也并不只是因为你。想想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在认识你以前，在这里真是走投无路。没有人收留我，我去求助于谁，谁就赶忙把我打发走。要是我在别人家里找到了落脚的地方，而那些人恰恰是我见了之后唯恐逃之不及的。比如巴纳巴斯家的人。”“你见了他们要逃？真是吗？亲爱的！”这当间弗丽达精神十足地喊道，等K犹犹豫豫地说了声“是”以后，她又陷入先前的疲惫状态。可是对于这一点现在K也没有把握解释了：到底在哪些事情上是由于同弗丽达在一起而变得对他有利的？他把搂着她腰的手臂慢慢松开，默默地坐了一会儿。K的手臂似乎给了弗丽达以温暖，现在她再也不能缺少它了。这时她说：“这里的种种生活我受不了。如果你要我，我们就必须到国外去，到哪儿都可以，到法国南方，到西班牙。”“我不能到外国去，”K说，“我来这儿是想在这儿待下去的。我要待在这儿。”接着他又自言自语似的加了一句：“这荒凉之地能有什么东西吸引我吗，难道只是为了在这儿待下去？”这句话是矛盾的，他费多大劲也解释不清。他又说：“可是你也愿意待在这儿的呀，这是你的故乡，只不过你现在失去了克拉姆，这事使你产生了心灰意懒的想法。”“我该失去克拉姆吗？”弗丽达说，“克拉姆嘛，这儿多得是，克拉姆太多了。为了躲开克拉姆，我才想走。我失掉的不是克拉姆，而是你，为了你，我才想走，因为我不能整个得到你，在这里大家都在争夺我。只要能够平静地生活在你身边，就是撕下我漂亮的面具，即使体弱多病，我也在所不惜。”从弗丽达的这番话里，K只听了一件事。“克拉姆还一直同你有联系吗？”他立刻问，“他还叫你去吗？”“关于克拉姆，我一无所知，”弗丽达说，“我现在说的是别人，比如说那两个助手。”“噢，两个助手！”K惊异地说，“他们在跟踪你？”“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弗丽达问道。“没有，”K说，同时想竭力回想起一些具体细节，但什么也记不得了，“这两个小子大概是色胆包天的淫棍，可我并没有发现他们胆敢对你有所染指。”“没有发现？”弗丽达说，“你没有发现，在桥头客店他们不肯离开我们的房间，他们妒忌地监视着我们的关系，其中一个昨晚还躺到草包上我睡的地方。他们刚才还告发你，想撵走你，毁掉你，好跟我在一起。这些你都没有发现？”K凝视着弗丽达，未做回答。她对两个助手的指控也许是对的，但是这些指控更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这两个人是无辜的，这一切都是出于他们幼稚可笑、愣头愣脑、直露不藏的天性。而且K到哪里，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跟着，并不留在弗丽达那儿，这不也可以消除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吗？K略微提了提这些看法。

“这是伪装，”弗丽达说，“你没有看出来吗？对了，如果不是因为我说的这些，你干吗要撵走他们？”她走到窗前，把窗帘稍稍拉开一点，望着外面，随后就叫K过去。两个助手还一直在外面的栏杆边，尽管他们显然是累极了，但还是使出全部力气，不时地伸出双臂在对着学校哀求。为了不用一直攀着栏杆，其中一个还用外衣的后摆钩住栏杆。

“真可怜！真可怜！”弗丽达说。

“我为什么要把他们撵走？”K叫道，“其直接原因就是你。”“我？”弗丽达问，并没有把视线移开窗外。“因为你对助手客气得有点过分，”K说，“你原谅他们的放肆，朝他们笑，摸他们的头发，没完没了地对他们表示同情，你刚才又说‘真可怜！真可怜’，末了是刚才发生的这件事，你竟毫不犹豫地拿我做代价，去解救两个助手，使他们不致挨打。”“事情确实是这样，”弗丽达说，“我说的就是这件事，使我痛苦的是这件事，使我同你产生隔阂的也是这件事。另外，我又知道，同你厮守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幸福，永远永远，永不中断，永无尽头地同你厮守在一起。我还梦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是属于我们的爱情的，村里没有，别处也没有，因此我希望有一座坟墓，一座又深又窄的坟墓，我们在那里拥抱在一起，像两把钳子钳得紧紧的，我的脸藏在你的怀里，你的脸藏在我的怀里，没有人再看见我们。可是这里——看这两个助手，他们合着双手，不是在向你，而是在向我哀求。”“现在望着他们的不是我，”K说，“而是你。”“不错，是我，”弗丽达说，几乎有点生气了，“我说的一直都是这件事。这两个助手老跟着我，准有什么原因，尽管他们是克拉姆的特派员。”“克拉姆的特派员？”K说，虽然觉得这个名称是很自然的，无所谓，但还是大吃一惊。“是克拉姆的特派员，我敢肯定。”弗丽达说，“尽管他们是特派员，但他们毕竟是幼稚的孩子呀，还得用鞭子来教育他们呢。这两个孩子多黑、多难看！他们的脸看起来像大人，几乎像大学生，他们的举止却是幼稚的，傻里傻气的。把他们的脸同他们的举止相对照，多让人觉得恶心！你以为我没有看到吗？我真为他们感到害臊。我老得看着他们。别人对他们大发雷霆的时候，我却禁不住要笑。别人要打他们的时候，我禁不住要摸摸他们的头发。夜里我躺在你身边的时候，我睡不着，我的视线总要越过你的身子望过去，他们一个几乎把毯子全都裹在身上睡觉，另一个则跪在打开的炉门前生火。我总是朝前弓着身子，差点把你弄醒。吓着我的不是猫——嗯，猫我见得多啦，我在酒吧里睡觉老是受到吵闹声的打扰，这我也习惯了——而是我自己。不用说那么大的猫，一点很小的响声也会吓我一跳。有一回我怕你会醒来，那么一切都将结束。后来我又跳起来，点上蜡烛，好让你很快醒来，可以保护我。”“这些事我一无所知，”K说，“只有一点感觉，所以就把他们撵走了。现在他们走了，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的，他们终于走了，”弗丽达说，她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心里并不快活，“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心里管他们叫克拉姆的特派员，那是开玩笑，不过也许他们真是。他们单纯、炯炯有神的眼睛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克拉姆的眼睛来，是的，这就是克拉姆的目光，他通过他们的眼睛凝视着我。因此，要是我说我为他们感到害臊，那是不对的。我只不过希望如此而已。虽然我知道，同样的举止要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和别人身上，是愚蠢的、下流的，但发生在他们身上却并非如此。我怀着尊敬和钦佩的心情注视着他们干蠢事。假如他们是克拉姆的特派员，那谁能使我们摆脱他们呢？而且，摆脱了他们究竟好不好呢？如果说摆脱他们并没有好处，那你不是要赶紧把他们叫回来吗？假如他们还愿意回来，你不是会感到高兴吗？”“你是想要我再让他们进来？”K问。“不是，不是，”弗丽达说，“我压根儿就没有要他们进来的意思。要是他们现在冲了进来，那么他们的目光，他们重新见到我的高兴劲儿，他们孩子似的蹦跳以及他们伸出的男子汉的双臂，这一切也许我根本就受不了。不过要是我考虑到，假如你仍对他们那么严厉，也许你自己就拒绝见克拉姆本人了，这种后果我要用一切办法来加以防止。那时候我就要你让他们进来。那时候你只管赶忙让他们进来好了。不要考虑我，我有什么关系！只要我能坚持，我就要自卫，不过如果你要我屈服，那我就屈服，但是我明白，我是为了你而屈服的。”“你使我更加坚信自己对这两个助手的判断是对的，”K说，“我是绝不会让他们两个人回来的。我把他们弄了出去，这就证明，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能够控制他们的，而且进一步证明，他们同克拉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昨天晚上我还收到克拉姆的一封信，从信里可以看出，克拉姆所得到的有关两个助手情况的消息是完全错误的，从这件事中又可推测出，在他眼里这两个助手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他就一定能得到关于这两个人的详细消息的。不过你说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克拉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你一直还受着老板娘的影响，所以到处都能看到克拉姆。你始终是克拉姆的情人，还远不是我的妻子。有时这使我感到忧郁，我觉得似乎失去了一切，但又觉得仿佛刚刚才来到村里，但又不像我前几天来到这里时那样充满希望，而且知道，等待我的只是不断的失望，我连它们最后的残渣也得一一吞下。不过这种感觉只是偶尔才有。”这时K看到，听了他的这番话，弗丽达显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所以他便笑着补充说，“可是从根本上说，我的这种感觉也证明了一件好事，那就是你对我是多么重要。如果你现在要我在你和两个助手之间做出选择，那么这两个助手就输了。在你和两个助手间做出选择，哪来的这种想法！好，现在我要彻底摆脱他们了，不去说，也不去想。再说，我们两个人都感到这么没劲，谁知道不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吃早饭的缘故呢？”“很可能。”弗丽达疲乏地笑着说，随后就去干活了。K也重新拿起了扫帚。

过了一会儿，有人在轻轻敲门。“巴纳巴斯！”K叫了起来，把扫帚一扔，几步就来到门边。弗丽达望着他，对于这个名字她比什么都害怕。K的两只手有点发抖，一时打不开这把旧锁。“就开了。”他连连重复这句话，也不问一问到底是谁在敲门。接着他看到，从打开的门里进来的不是巴纳巴斯，而是那个先前想同K说话的小男孩。K可没有兴趣去回忆这个孩子。“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道，“隔壁正在上课呢。”“我是从那儿来的。”男孩睁着棕色的大眼睛平静地注视着K，两手贴身垂直，以立正姿势回答说。“那么你想干什么？快说！”K说，并稍稍俯着身子，因为男孩子说话声音很小。“我能给你帮点儿忙吗？”孩子问。“他想帮我们的忙。”K对弗丽达说，接着又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汉斯·布隆斯维克，”男孩说，“四年级学生，是马德莱纳胡同鞋匠师傅奥托·布隆斯维克的儿子。”“瞧，你叫布隆斯维克。”K说，态度和气多了。现在他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样：汉斯看见女教师用猫爪在K的手上抓出几道血印，心里非常气愤，马上决定支持K。现在他冒着受到严厉处罚的危险，像逃兵似的擅自从隔壁教室里溜了出来。他的这个行动大概主要是出于他心里那些孩子气的想法。他那严肃的样子也与他的那些想法是一致的，他所做的一切也说明了这一点。开始他还有点不好意思，但一会儿就跟K和弗丽达搞熟了，后来叫他喝咖啡的时候，他就变得活泼、自在了。他迫不及待地提出问题，仿佛他想尽快了解事情的关键，以便独自为K和弗丽达做出决断似的。他也有种司令官的气质，同时夹杂着天真无邪的童心，因此他们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表示乐意听他指挥。无论如何，他要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活儿都停下了，早饭时间也拉得很长。虽然他坐在课凳上，K坐在讲台上，弗丽达坐在他身边的一张椅子上，但看起来仿佛汉斯倒是老师，正在考他们和评定他们的回答。他柔和的嘴唇上挂着的一丝微笑似乎说明，他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不过他越是认真，就越让人觉得浮现在他嘴上的并不是微笑，而是童年的幸福。奇怪的是谈了很久他才承认，自从K有次在拉塞曼家小憩以后，他就已经认识K了。K感到很高兴。“那次你正在那位夫人脚边玩吧？”K问道。“是的，”汉斯说，“那是我妈妈。”现在他不得不谈他母亲了，却吞吞吐吐，在对方一再要求下才说。现在弄明白了，他是个小男孩，但是有时，特别是从他提出的问题来看，也许只是由于K对前途的预感，也许只是由于听的人急于了解情况而产生的感官错觉，他说起话来像个坚毅、聪明、有远见的大人。可是一会儿他又突然是个学生了，好些问题他一点不懂，有的问题又解释错了，而且很孩子气，不知道考虑别人，说话声音很轻。虽然常常给他指出错误，但他像是出于逆反心理，连不少重要问题也完全不想回答了，而且毫无窘态。一个成人是不会这样的。在他看来，似乎只有他才有提问的权利，如果别人提问，就是破坏了某项规则，就是浪费时间。他会默不作声地坐上老半天，挺直身子，垂着脑袋，噘着嘴。弗丽达很喜欢他的这种样子，常常故意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希望他回答不出而显出那种神情。有几次她成功了，但是K却对此有些恼火。总的来说，他们了解的情况很少，只知道他母亲身体不太舒服，可是到底是什么病却不清楚。那天布隆斯维克夫人怀里抱的那个孩子是汉斯的妹妹，名叫弗丽达（汉斯对他妹妹与这位向他提问的夫人同名很不高兴），他们全家都住在村里，不是住在拉塞曼家，那天他们只是为了洗澡才去串门的，因为拉塞曼家有只大浴桶。除了汉斯以外，孩子们都喜欢在这只大浴桶里洗澡和嬉闹，觉得特别好玩。说起他父亲，他有时很尊敬，有时又很害怕，而且只有在没有同时讲到母亲的时候才说，同母亲相比，父亲显然不太重要。此外，关于他们家里的生活，无论这两个人想什么办法触及，他都不回答。关于汉斯父亲的营生，K知道他拥有当地最大的鞋铺，没有人能与他匹敌。尽管不断问他别的问题，他总是翻来覆去地说，他父亲也分给其他鞋匠和巴纳巴斯的父亲一些活儿做。布隆斯维克大概只是出于特殊照顾才把一些活儿分给巴纳巴斯的父亲去做的，这一点至少从汉斯得意地把脑袋一扬这个动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弗丽达见了这个姿势，马上就从讲台上跳下来吻了他一下，问他到城堡里去过没有，问了好几遍，他才答了一声“没有”；问他母亲去过没有，他根本就不答。后来K觉得倦了，而且这些问题似乎对他并没有什么用处，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这孩子是对的。再说，利用天真无邪的孩子拐弯抹角地打听人家的家庭秘密，这总有点丢人，而且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打听出什么来，这就更加丢人了。末了，K问孩子，他打算给他们帮什么忙。汉斯说，他只想帮他们干点这儿的活，免得男老师和女老师再来责骂K。听了这些话。K也不再感到奇怪了。K对汉斯说，那样的帮助并不需要，骂人大概是教师的本性，你活干得再好还是免不了要挨骂，这儿的活本身并不重，只是由于偶然情况他和弗丽达今天的活还没做完，况且责骂对于K不像对学生那么有作用，他并不把它放在心上，几乎并不把它当回事儿，他希望能尽快离开这个教师。因为他们谈的只是关于汉斯帮助K对付教师的问题，所以K十分感激他，并说汉斯现在可以重新回去上课了，希望他不会受到处罚。K说的不需要帮助只是指在对付教师这件事上，没有说其他方面也不需要帮助。虽然K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只不过是无意中提了一下，但汉斯却清楚地听出了话里所含的意思，便问K是否有其他事情需要帮忙，他很乐意助他一臂之力，要是自己帮不了忙，他还可以求母亲，事情肯定能办成。有时他父亲有了麻烦，也是请妈妈帮忙的。他母亲也曾问起过K。她自己几乎不出门，那次到拉塞曼家去只是个例外，但是汉斯则常常去那儿跟拉塞曼的孩子玩，所以有次母亲问他，土地测量员是不是又到那儿去过。因为母亲很虚弱，而且很疲乏，他不愿让她无谓地兴奋，所以他只是简单地说，他在那儿没有见过土地测量员，别的就没有多谈。现在他在这所学校里看见了K，一定得跟K说话，回去以后就可以告诉母亲。要是母亲没有特别关照，别人就实现了她的心愿，这是她最喜欢的。K稍加思索后便说，目前他不需要帮助，凡是需要的东西他都有，汉斯愿意帮助他，这是汉斯的一番盛情，他很感谢汉斯的美意，如果他将来有事需要帮助，那时再请他帮助，反正他有汉斯家的地址。而这次，他也许可以帮汉斯点小忙。汉斯的母亲病了，村里显然没有人会看病，他很担心。小病如不及时医治，耽误了往往会使病情恶化。而他有些医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有看病的经验。有些病医生都束手无策，他却给治好了。因为他医术高明，在家乡大家都管他叫“草药”。总之，他很乐意替汉斯的母亲看一看，并同她谈谈，也许他能出个好点子。为了汉斯，他也乐意这样做。汉斯听了这番话，起初眼睛都亮了，使得K更显出迫不及待的样子，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汉斯接着在回答其他问题时都没有显出发愁的样子，并且说，陌生人是不许去看他母亲的，因为她需要好好休养。上次K虽然几乎没跟她说话，后来她还是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可是父亲当时为了K还很生她的气，他是绝不会允许K去看汉斯的母亲的。他当时甚至想去找K，由于他的举止而给他一点教训，好在被母亲拦住了。但主要是，在一般情况下母亲自己不愿意同别人说话。她是问起过K，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破例，相反，她在提到K的时候可能表示了要见他的愿望，但她并没有见他，这就清楚地表示了她的意思。她只是想听听关于K的情况，但并不是想同他说话。再说她也并不是得了什么病，她知道自己身体不好的原因，她有时也说道：可能是她受不了这里的空气，但是为了丈夫和孩子，她又不愿离开这个地方，而她的身体已经比以前好多了。K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因为汉斯为了保护母亲不受这个他所谓愿意给予帮助的K的骚扰，显然想得有点离谱；还有，为了达到不让K去见他母亲这个善意的目的，在有些事情上他的话甚至同自己先前的说法自相矛盾，比如关于他母亲的病。即便如此，K发现现在汉斯对他仍是一片好意，只不过一谈到母亲，他就把一切都忘了。只要谁把什么人同他母亲相比，谁马上就会受到冤枉，现在K就是这样，但是比方说，受到冤枉的也可能是他父亲。K想试一试后一种情况，于是说，他父亲不让别人去打扰他母亲，这是很有道理的，要是他自己那天知道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冒昧地跟他母亲说话的，现在他还要请汉斯回家以后代自己向母亲表示歉意。另外，他又不十分明白，既然如汉斯所说，他母亲的病因很清楚，为什么他父亲不让她到别处去疗养？别人也许会说，她为了孩子和丈夫才没有出去，所以他父亲就把她留在家里了，可是她可以把孩子带去呀！她出去的时间又不会长，也不会到很远的地方去，城堡里山上的空气就和村里大不一样。这样出去一趟，费用问题他父亲不必担心，反正他是本地最大的鞋匠，他父亲或母亲在城堡里一定有亲戚或熟人，他们准会欢迎她去的。为什么他不让她去？他不能轻视那种病。K只是匆匆见过汉斯的母亲，正因为见她的脸色非常苍白和虚弱，才促使他去跟她说话。那时他就觉得奇怪，屋里大家都在洗澡和洗衣服，空气很不好，他父亲居然让生病的妻子待在那里，而且说话声音很响，毫无克制。他父亲大概不知道妻子的病因。即使最近她的病情有所好转吧，但是这种病是会反复发作的，如果不去治，最后会发展得非常严重，到那时就没有办法了。要是K不能同汉斯的母亲谈一谈，那么，如果去找他父亲谈谈，提醒他注意这些问题，或许也还是好的。

汉斯紧张地听着，大部分听懂了，强烈地感觉到没有听懂的那部分的威胁性。尽管这样，他还是说，K不能跟他父亲去谈，他父亲对K很反感，可能会像教师那样对待他的。他说话的时候，每当提到K，脸上就露出羞涩的微笑，每当提到父亲，则显出恼怒和难过，可是他又加了一句，说K也许可以去跟他母亲谈一谈，只要不让他父亲知道就行。就像一个想偷吃禁果的女人正在寻找吃了禁果又不致受罚的方法，这时汉斯目光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后天也许有可能，他父亲晚上要到贵宾饭店去开会，他，汉斯，晚上来把K领去见他母亲，当然要先得到母亲的同意，这可一点把握都没有。特别是她做什么事都不违背父亲的意愿，在一切问题上都对他百依百顺，有些事情明明没有道理，连他，汉斯，都看出来了，可她还是听父亲的。实际上现在汉斯是在寻求K的帮助，去对付他父亲。这事仿佛是他自己搞错了似的，因为他曾以为，他想要帮K的忙，而实际上他是想试探一下这个突然出现的、母亲甚至还提起过的外乡人是否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所以谁也不能帮他的忙。这孩子做得像是无意的样子，不露声色，好阴险。直到现在，他们从他的表现和他的话里也几乎看不出一点破绽，后来从他一本正经地补充的、有意无意透露出来的口风中才发现他的心计。他同K谈了老半天，考虑要克服哪些困难。K觉得这些困难几乎是无论如何也克服不了的。他内心不安地眨巴着眼睛，不停地注视着K，好像是心不在焉，然而却在寻求帮助。在父亲出去以前，他什么也不能对母亲说，否则父亲知道了，全部计划都会落空。但是考虑到母亲，就是这时候也不能突然提出来，而是要慢慢地，找到合适的时机再说。那时候他才能得到母亲的同意，那时候他才能来叫K去。可是那时候会不会太晚呢？父亲会不会已经回来了？不会，这不可能。然而K却认为这并非不可能。时间不够，这倒不必担心，一次简短的交谈、一次简短的会面就够了，而且汉斯不必来接他。K可以先藏在汉斯家附近的一个地方等着，汉斯一给信号他就立即去。汉斯说不行，K不能在他家附近等——由于他母亲很敏感，所以他放心不下。汉斯的母亲还不知道的时候，K可不能自己动身前来。在对母亲保密、先斩后奏的问题上汉斯和K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他坚持一定要让母亲知道并允许以后，才来把K从学校里接去。K说好吧，不过那确实是很危险的，很可能汉斯的父亲会在屋里当场把他抓住。即使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汉斯的母亲也会因为怕出现这种情况而不让K去。这样一来，事情就会砸在他父亲身上了。这种意见又遭到了汉斯的反对。就这样，两个人争论不休。

K早就把汉斯从凳子上叫到了讲台上，把他拉到自己两膝之间，有时还抚摩他，给予安慰。这种亲近的态度使他们取得了谅解，尽管汉斯有时还提出反对意见，但最后他们一致同意：汉斯先把全部实情告诉母亲，但是为了便于得到她的同意，还要说，K也愿意跟布隆斯维克本人谈一谈，当然不是谈她，而是为他自己的事。这倒也是实情，在谈话过程中K想起，这个布隆斯维克就算是个危险而凶狠的人吧，但假如根据村长所说，他是曾经要求聘用土地测量员的那一派的领头人，而这些人也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么他就不会是他的敌人。因此，K来到村里，布隆斯维克应该是欢迎的。要是那样，那么第一天他那令人气愤的态度以及汉斯说的他的反感就难以理解了。也许是因为K没有先去向他求助，布隆斯维克觉得这是瞧不起他。也许存在别的误会，那是几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如果真是那样，那么K在反对教师，甚至反对村长的问题上很可能会得到布隆斯维克的支持，那么村长和教师利用职务耍的整个阴谋：不让他与城堡主管部门接触，逼使他接受校役的职务——这不是阴谋又是什么——就会被揭穿。假如布隆斯维克和村长之间因此又斗了起来，布隆斯维克准会把K拉到自己的一边，K就会成为布隆斯维克家里的座上客，布隆斯维克就会给K提供权力斗争的资金。这样的话，还怕你村长不成！这样一来，他还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无论如何他可以常常待在那位夫人身边——就这样，K在戏弄这些美梦，美梦也在戏弄他。这时一心只想着母亲的汉斯忧心忡忡地望着沉默不语的K，就像注视着一位为了给重病之人寻找良方而在苦苦思索的医生一样。K提出想同布隆斯维克谈谈土地测量员职位问题，汉斯对这个建议表示同意，当然只是因为这么做母亲就不会受到父亲的责备，再说这办法也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这种情况最好不会出现。只是他又问，K这么晚才到他家里去，将如何向他父亲解释。K说，无法忍受校役这个职务以及教师对他的那种令人气愤的态度，使他突然心灰意懒，就忘了考虑时间早晚的问题。听了K的这番话，汉斯脸上还有点阴郁，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现在凡是可能出现的情况，K都考虑到了，至少有了成功的可能性。这时汉斯也放下了思索的重负，开心多了，还孩子气地同K聊了一会儿，后来也和弗丽达聊了一会儿。弗丽达好长时间一直怔怔地坐在那里，像是在想别的事，现在才重新开始加入他们的谈话。在交谈中，她问他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稍加考虑就说，他想成为像K那样的人，接着问起他原因时，他当然答不上来。又问他将来想不想当校役，他很肯定地说不愿意。继续又问了他以后，她才知道，他是绕了一个好大的弯儿才产生这个心愿的。K目前的处境既可悲又被人瞧不起，根本不值得羡慕，这一点汉斯也看得很清楚。他不用去观察别人就认清了K的处境，他自己真不想让母亲看见K，听到他说话。可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到K这儿来了，并且求他帮助，K同意了，他非常高兴。他认为别人对K的看法也同他差不多，尤其是母亲，她也曾亲口提到过K。由于这种矛盾状态，他产生了一个信念：现在K虽然还很卑贱、潦倒，但在遥远的将来他定会出人头地。正是这个愚蠢的遥远的未来和可以通向未来的骄傲的春风得意的心情，使汉斯为之神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连目前的K也认可了。他的这个愿望之所以显得特别幼稚，原因就在于汉斯是居高临下地像看弟弟那样看K的，而这个弟弟的前程——孩子的前程——要比他自己远大得多。这些事他是在弗丽达一再逼问下才说的，他说的时候态度是严肃的。后来K说，他知道汉斯羡慕他的是什么，是放在桌上的他的那根手杖，汉斯正一边心不在焉地说着话，一边玩着他的那根手杖。K还说，做这种手杖是他的拿手好戏，要是他们的计划成功了，他一定要做一根更加漂亮的手杖给汉斯。K的这番话才重新把汉斯逗开心。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汉斯是不是真的只喜欢那根手杖，K的许诺使他高兴极了，于是便欢欢喜喜地告辞，还紧握着K的手说：“那么后天见！”

汉斯走得正是时候，因为不一会儿教师就推开了门。他看见K和弗丽达安闲地坐在桌边，便嚷道：“对不起，打扰了！但是请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这里收拾干净？那间教室里拥挤不堪，影响上课，你们倒是在这间大体操室里伸胳膊伸腿的，好舒服！你们为了自己住得宽敞，把两个助手也撵走了！现在给我起来，动手干活！”接着他又对K说，“现在你到桥头客店去把我上午的点心取来！”教师虽然怒气冲冲地叫嚷，但用词倒还算温和，K立即准备服从，但他还想向教师探听一下，所以说：“我可是被解雇了。”“无论解没解雇，都去给我把点心取来。”教师说。“解雇了，还是没有解雇，这我倒要知道。”K说。“说这些废话干吗？”教师说，“你又没有接受解雇。”“是不是说解雇无效？”K问。“我并不认为解雇无效，你可以相信我，”教师说，“可是村长认为无效，真是不可理解。现在快跑吧，要不你真要被解雇了。”K感到满意，这么说，这期间教师已经同村长谈过了，也可能根本没有谈，只是先编了个村长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对K是有利的。现在K想赶快去取点心了，但他刚到过道里，教师又把他叫了回去。似乎他只是想通过这道特殊的命令试一试K是否愿意为他当差，好据此来确定以后对K的态度。又似乎他产生了新的发号施令的乐趣，看到能颐指气使地把K当作跑堂儿的那样使来唤去心里就乐不可支。K呢，他知道，自己如果百依百顺，就会成为教师的奴隶和替罪羊，但是K想，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先耐着性子顺着教师反复无常的脾气再说，因为尽管已经表明，教师不能依法将他解雇，但他却能变着法儿来折磨他，使他无法忍受，干不了这个职务。这个职务对K来说，现在要比过去重要得多。同汉斯谈过以后，他产生了新的希望，虽然他自己也承认，这希望是渺茫的，完全没有根据，但却无法使他忘怀，这些希望几乎将巴纳巴斯都遮住了。如果他要追求这些希望，那他就没有别的办法，必须为此集中全部精力，别的事都不去操心，把吃、住、村子当局，甚至弗丽达都撇在一边。而事情的关键就在于弗丽达，因为他关心的只是同弗丽达有关的事，所以他必须设法保住这个职位，使她有几分安定感。为了这个目的，教师对他的种种虐待，他过去是无法忍受的，现在却得忍受，而且他也不会后悔。这一切也并非使他痛苦不堪，它是生活中不断出现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烦恼，与K所追求的目标无法相比——他并不是为了过体面、恬适的生活才到这里来的。

刚才他本想立即到客店去的，这时命令又改了，他得马上重新准备把屋子收拾整齐，好让女教师重新把她的班带来上课。屋子得赶快收拾好，待会儿K还得去取点心，因为教师已经又饿又渴了。K保证，一切都照教师的意思办。教师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见K迅速撤掉铺位，放好体操器械，迅速打扫屋子，弗丽达则在洗擦讲台。教师对他们的干劲似乎很满意。他又提醒他们，门口准备了一堆生火的木柴，再不许K到棚屋里去了，临走时他还威胁道，他马上还要再来检查。说完，他就回到那边教室去了。

默默地干了一阵活以后，弗丽达问，为什么K现在对教师那么唯命是从。这是个令人既同情又担心的问题。K这时正在思忖，弗丽达当初曾许诺要保护K，不让教师对K发号施令、专横粗暴，结果，这个许诺并没有做到，所以K只是简短地回答说，他既然当了校役，就得干校役的活。接着两个人都未说话。后来这简短的交谈使K想到刚才，尤其是同汉斯谈话的时候。弗丽达一直都在想心事，所以K往屋里搬来木柴的时候就坦率地问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她慢慢抬起头望着K，回答说，也没有想什么具体的事，她只是在想老板娘和她所说的一些实话，但又多次不肯说，后来被K逼着，她才说得比较具体。她在回答的时候并没有放下手里的活，这倒不是她干活卖力——其实她的活一点没有进展——而是因为活一放下她就非得看着K不可。她说，K同汉斯说话的时候，起先她是静静地听着的，后来她被K的几句话吓了一跳，于是就开始竭力去搞清楚这几句话的意思。从那时起她就不断从K的话里证实了老板娘对她的忠告，而以前她一直都认为这些忠告是没有道理的。K对她这套常用的说法感到很生气，就连她那眼泪汪汪、如怨如慕的声调也没有使他感动，反而更使他怒火中烧。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老板娘又在插手他的生活了，至少是以弗丽达回忆的方式，因为她本人的直接插手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成功。一怒之下，K就把双手抱的木柴猛地摔在地上，并往上面一坐，以严肃的口气要求弗丽达把话彻底说清楚。“从一开始，”弗丽达说，“老板娘就常常竭力唆使我怀疑你，她并不是说你在撒谎，相反，她说你坦率得有点孩子气，但你的本性跟我们完全不同，所以，即使你说得很坦率，我们也很难相信你。要不是一位好心的女友早早提醒我们，我们就得通过惨痛的经验才会相信。她算是很会识人的吧，但就连她也几乎上了你的当。但在桥头客店同你最后谈过以后——我只是重复她说的恶毒的话——她才看穿你的诡计，现在即使你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用心掩盖起来，你也骗不了她了。但是你什么也不掩饰，这一点她一再强调：在任何场合都要集中精力好好听他说，不能马马虎虎听一听，而是要好好听。她自己所做的，也无非是仔细听而已。关于我，她说大致听出了以下这些：你对我‘阿谀奉承’——她用了这个难听的字眼，是因为我正巧碰上了你，而我对你又恰恰不反感，而且你误以为一个酒吧女是任何客人都唾手可得的猎物。此外，贵宾饭店的老板娘得知，你当时出于某些原因想在那里过夜，这个目的当然只有通过我才能达到，除此之外，你毫无别的办法。这一切就是那夜使你成为我的情人的原因，但是你从中想要得到，而且需要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就是克拉姆。老板娘说不知道你想从克拉姆那里得到什么，她只是说，你在认识我之前同认识我之后一样迫切地想去见克拉姆，所不同的是，以前你毫无希望，而现在你以为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可靠的途径，可以马上真正，甚至带着优越感去见克拉姆了。你今天曾谈起，认识我以前你在这里走投无路。听了这话我真是大吃一惊——但只是一刹那，没做更深的思考。你的这些话也许同老板娘用的词句一样。她也说，你自从认识我以来才明确目标。其原因是，你知道我是克拉姆的情人，以为占有了我就拥有了一件抵押品，对方只有出最高的价钱才能赎回去。你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同他商谈他赎回这件抵押品的价钱。因为在你心目中我是无足轻重的，价钱才高于一切，所以在关系到我的问题上你做任何让步也在所不惜，而关于价钱问题则是寸步不让。因此，我丢掉了贵宾饭店的工作，不得不离开桥头客店，必须干繁重的校役的活儿，你都满不在乎，一点不放在心上。你毫无温存，连跟我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你把我交给两个助手，从无醋意。对你来说，我唯一的价值就是我曾经是克拉姆的情人，你愚蠢地竭力不让我忘掉克拉姆，为的是在决定性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不至于激烈反抗。你又同老板娘反目，因为你看得出唯有她才能把我从你身边夺走，你把同她的争吵加以激化，这样就非得跟我一起离开桥头客店不可。凡是能由我说了算的，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属于你，对于这一点你也毫不怀疑。你把同克拉姆的谈话看作一笔交易，现金买卖。你估计了一切可能性，倘若你得到了你开的价钱，那你什么都能干得出。如克拉姆要我，你就会把我给他；他要你留在我身边，你就会继续待在我身边；他要你把我撵走，你就会把我撵走。但是你也准备演一出喜剧，要是对你有利，你会做出一副爱我的样子；要是他对此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你就用这些办法来对付他：强调你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却把他的情人搞到了手，以此来让他出丑，或者把我确实曾对他做过的爱情表白转告他，求他重新接纳我，当然他得满足你开出的价钱，要是这些都无济于事，那么你将干脆以K夫妇的名义去向他乞求。老板娘推断，假如你发现，在所有事情上——你的设想、你的希望、你对克拉姆以及他同我的关系的看法——都打错了算盘，那么地狱之门就向我打开了，因为那时我才真正成了你仍能指望的唯一财富。但同时又证明这笔财富已经一文不值了，你将弃之如敝屣。因为你只把我视作财富，除了占有并无别的感情。”

K紧紧闭着嘴，紧张地听着，屁股底下的那堆木柴也滚散了，他几乎滑到地板上了也不在乎。现在他才站起来，坐在讲台上，握着弗丽达的手，她无力地想把手抽出来，这时他说：“你说的这番话，有时我分不出哪些是你的意见，哪些是老板娘的意见。”“这只是老板娘的意见，”弗丽达说，“这些我全是听她说的。因为我敬重她，但是她的意见我一点没采纳，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这一切我听起来是那么别扭，同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情况相去甚远。我觉得她说的这些跟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想到我们初夜之后的那个阴沉沉的早晨，你跪在我身边，你的目光流露出好像一切都完了。后来事情也果真如此，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可非但帮不了你，反而在妨碍你。因为我，老板娘成了你的敌人，一个强大的敌人，到现在你还低估了她。你为我操碎了心，为了我，你才不得不争取一个职位，在村长面前处于不利地位，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教师，任凭两个助手摆布。但最糟糕的是，由于我你也许冒犯了克拉姆。你现在还一直想接近克拉姆，这只不过是在无力地想争取同他和解而已。我心里想，老板娘对一切肯定了解得比我多，她悄悄对我说这些话，无非是不想让我过于自责而已。她虽是好意，却是多此一举。我对你的爱使我克服了一切困难，最终也会激励你勇往直前，即使不是在这个村子里，也会在别的地方。我的爱已经证明了它的力量，它已经把你从巴纳巴斯家里挽救出来了。”“这么说，你当时是持反对意见的，”K说，“打那以后有什么改变？”“我不知道，”弗丽达说，眼睛望着K的手，那只还一直将她握着的手，“也许没有改变。你现在紧紧地挨着我，而且这么平静地问我，那我觉得什么也没有改变。但实际上……”她从K的手里抽回自己的手，挺直身子和他面对面坐着，没有掩脸就哭了起来。她不遮不掩地朝K抬起流满泪水的脸，仿佛她的哭不是为了自己，所以用不着掩饰。她仿佛是为K的变心而哭的，如果他看到她的泪水而感到痛苦，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她接着说，“但从我听了你同那个孩子的谈话，实际上一切都变了。开始时你多么天真无邪，打听他家的情况，问这问那，我当时觉得，那情景就像你刚进酒吧时，亲切、坦率，而且那么天真热情地捕捉我的目光一样，和那时一模一样。当时，我但愿老板娘在这里，听着你说的话，然后仍旧坚持她的意见。但后来我突然注意到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同这孩子谈话的真正意图。你用关怀的话语赢得了轻易得不到的信任，然后就毫无障碍地朝你的目标前进。你的目标我是逐渐识得的，这目标就是那个女人。你表面上说担心她的身体，但你的言谈表明，你打的是自己的算盘，这是一目了然的。你还没有得到这女人，就在欺骗她了。从你的话里我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看到了自己的将来。我觉得，仿佛老板娘就坐在我身边，在向我解释这一切，我却竭尽全力想把她撵走，但我又清楚地看到，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其实被欺骗的并不是我——我连被欺骗的份儿也没有，而是那个陌生女人。后来我又振作精神，问汉斯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他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人，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属于你了。那么，这个在这里被你利用的好孩子和当时在酒吧时被你利用的我之间难道还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这一切，”K说，这时已适应了这种谴责，又恢复了镇定，“你说的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的，并不假，只是你的话都带着敌意。我感到宽慰的是，这些都是我的对头——那个老板娘的想法，尽管你以为是你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很有教益，我还可以从老板娘那儿学一些东西。这些话她并没有对我本人说过，虽然她在其他方面对我是绝不手软的。显然，她把这个武器给了你，希望你在一个对我特别不利或决定性的时刻拿出来对付我。要是说我在利用你，那她不也同样在利用你？可是弗丽达，现在你想一想，即使这一切都像老板娘所说的那样，那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恶劣的，那就是你并不爱我。在那种情况下，也只有在那种情况下，那才真正是我成心用阴谋诡计把你搞到手，好用这笔财富来牟取暴利。在那种情况下，我当时同奥尔珈手挽手走到你面前，来诱发你的怜悯，这种做法说不定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呢，只是老板娘忘了把这件事也归到我的罪名上去。可是假如不是这种恶劣的情况，当时并不是一个狡猾的猛兽将你抓了去，而是你迎着我，我迎着你，我们两心相合，两个人都忘掉了自己。弗丽达，请告诉我，随后又是怎样了？这以后我办自己的事，也像是办你的事。这里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敌人才会从中找出不同来。这是任何地方都适用的，也适用于汉斯。再说，在看待我同汉斯的谈话问题上，你神经过敏地把事情大大地夸大，因为如果汉斯的意图和我的意图不完全一致，那也没有到彼此对立的程度。此外，我们的分歧也瞒不住汉斯，如果你以为能瞒过他，那你就大大低估了这个小心谨慎的小家伙。而且即使把事情都对他隐瞒了，那么谁也不会因此而感到痛苦的呀，这是我所希望的。”

“要弄清楚是很难的，K。”弗丽达叹口气说，“我的确没有怀疑过你。如果我受了老板娘的影响，对你有所怀疑的话，我一定乐意把它扔掉，跪在你跟前求你原谅，就像我刚才一直在做的那样，尽管我说了些那么让人生气的事。不过你还有许多事瞒着我，这却是事实。你一会儿来，一会儿去，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汉斯敲门的时候，你竟喊了‘巴纳巴斯’的名字。我不理解你那会儿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喊出这个可恨的名字的，要是你也那么亲热地哪怕只叫我一次，那该多好。要是你不信任我，怎么能叫我不起疑心呢，这就等于把我完全交给了老板娘，你的态度似乎证明她说得很有道理。不是在所有事情上，我不愿硬说你在所有事情上都证明她是对的，你难道不是为了我而把两个助手赶走的吗？我多么希望在你的一言一行中，即使是使我痛苦的一言一行中，找到一点能给我以安慰的东西啊。你要是知道我这份心意就好了。”“弗丽达，”K说，“事实上我确实没有对你有丝毫隐瞒。你看，老板娘多么恨我，她竭力要把你从我身边夺走，她使用的手段是多么卑鄙，而你，弗丽达，却对她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你说，我有什么事瞒着你了？我要见克拉姆，这你是知道的。你又帮不了我的忙，我只得靠自己去努力，你也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我的努力一点也没有用，已经让我受尽了屈辱，难道要我把这些再说一遍，让我受到加倍的屈辱吗？我在克拉姆的雪橇门口白白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冻得浑身发抖，难道要我拿这件事来自吹自擂吗？我高高兴兴跑到你身边，可以不必再去想那些烦心的事了，现在你又劈头盖脸地数落我一顿。你不是问巴纳巴斯吗？不错，我是在等他。他是克拉姆的信使，这不是我让他当信使的。”“又是巴纳巴斯！”弗丽达叫了起来，“我不相信他是个好信使。”“你也许说得对，”K说，“但他是上面给我派来的仅有的一个信使。”“这就更坏了，”弗丽达说，“你更得提防着他点。”“可惜到现在他还没有什么事让我觉得需要提防的。”K笑着说，“他很少来，他带来的信息全是无关紧要的，只是因为这些信息是直接从克拉姆那里来的，所以很有价值。”“但是你瞧一瞧，”弗丽达说，“现在连克拉姆也不再是你的目标了，也许这是最使我心里不安的。你总是把我摆脱掉，往克拉姆那里闯，这很恶劣，现在好像要摆脱克拉姆了，这就更加恶劣，这是连老板娘也未曾预见到的。照老板娘的看法，你终有一天会看到，你对克拉姆所抱的希望是水中捞月，随着这一天的到来，我的幸福，那不可靠的可又是非常现实的幸福也就完了。可是现在你连那一天都等不及了。突然来了一个小男孩，你就开始同他争夺他母亲了，这样子就好像你在争夺救命空气似的。”“我同汉斯的谈话你理解得很正确，”K说，“还真是这样。但是，难道你忘了自己以前的全部生活（当然老板娘是不会一起被忘记的）吗？难道你不知道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来自底层的人，要出人头地，得经过多少奋斗吗？他如何来利用这一切，利用会带来某种希望的一切呢？那女人是从城堡里来的，这是我第一天走错路到拉塞曼家时她自己告诉我的。向她请教或者求她帮助，这是最简便的办法。老板娘只知道设置重重障碍，挡住我去克拉姆那里的路，那女人倒可能认识那条路，她自己就是从那条路上下山来的。”“通往克拉姆那里的路？”弗丽达问。“当然，是通到克拉姆那儿去的，要不通往哪儿？”K说，接着他一跃而起，“现在该去拿点心了。”弗丽达也不去管他要去取点心这件事了，便请他留下，仿佛只有他留下来才能证实他对她说的那些安慰的话是真的。但是K想到了教师，指指那扇随时可能被哐的一声打开的门，答应马上就回来，叫她连炉子都不用生，等他来生好了。最后，弗丽达默默地答应了。当K在外面的积雪中一步步往前迈的时候——路上的积雪早该铲掉了，工作进行得这么慢，真奇怪——他看见一个助手累得半死，但还紧紧抓住栏杆。只有一个，另一个在哪儿？这么说K至少使其中一个失去了耐心？留下的一个还怀着让他进屋的希望抓住栏杆。可以看出，他一看到K就来了精神，立即更加使劲地伸出胳膊，热切地翻着白眼。“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倒堪称表率，”K思忖着，但不禁又想，“再如此下去，他会冻死在栏杆上的。”可他表面上对这个助手没有任何表示，只是伸出拳头，不让他靠近。这倒好，助手还往后退了一大截。弗丽达刚好打开一扇窗户，好在生炉子之前先让屋里的冷空气通一通，这是和K商量过的。这个助手立即就不望着K了，仿佛不可抗拒地被吸引着，蹑手蹑脚地朝窗户走去。弗丽达脸上对助手露出亲切的神情，又向K做出一筹莫展的恳求的样子，她从窗户上略微挥了挥手——弄不清是拒绝还是招呼——助手并没有因此而受影响，还是慢慢地往前走。这时，弗丽达赶忙关上外面的窗户，但仍在窗户后面站着，手握窗把，脑袋侧垂，睁大眼睛，脸上现出僵硬的笑容。难道她不知道，她这样做非但不会把那个助手吓跑，反而会更加吸引他吗？但是K不再回头看了，只想尽量加快速度，马上就赶回来。

第十四章

将近黄昏时分，天色已黑。这时K终于把校园里的那条路清扫出来了。把雪高高地堆在路的两侧，拍得结结实实，一天的工作也就干完了。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寂静无人的校园门口。几个小时以前他已把留下的那个助手赶跑了，而且把他撵了好长一段路，后来这家伙在那些花园和屋舍之间的什么地方躲了起来，找不到了，从这以后再也没有露面。弗丽达在屋里，不是已经开始在洗衣服，就是还在给吉莎的猫洗澡。吉莎把这件事交给弗丽达，从吉莎方面来说，是对她极其信任的表示。当然这是一份又肮脏又不合适的工作，要不是K看到自己耽误了不少工作，明智的做法是利用一切机会为吉莎干点事可以博得她的好感，他是绝不会容忍弗丽达接受这件差事的。吉莎满意地看着K从阁楼上把孩子用的小澡盆拿了来，烧了热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猫放进澡盆里。后来吉莎甚至把猫完全交给了弗丽达。因为施华茨，就是K第一个晚上认识的那个施华茨来了，他怀着由于那天晚上的事而感到不好意思的心情，同时又掺杂着对一个校役过分蔑视的神态向K打了招呼，然后就同吉莎到另一个教室里去了。他们两个人还一直在那里。K在桥头客店时曾听人说，施华茨确是城堡守卫的儿子，因为爱上了吉莎，所以在村里住了很长时间，而且凭着他的关系，他已被村里任命为代课教师，并利用这个职务一堂不落地去听吉莎的课，不是坐在学生中间，就是坐在讲台边挨着吉莎的脚。他去听课已经不再引起任何骚动，孩子们对此早已习惯。这一切之所以如此容易，也许是施华茨既不喜欢也不理解孩子的缘故吧。他几乎不跟孩子们说话，只代吉莎上体育课，此外，能生活在吉莎的身边，同吉莎共同呼吸，分享她的温暖，他就感到满足了。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吉莎身边批改学生作业。今天他们还在一起批改作业来着。施华茨今天抱来一大堆作业本，男教师老是把该由自己改的作业本也给了他们。只要天还亮，K就看到他们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子上工作，头靠着头，一动不动，现在看到那儿只有两支蜡烛的烛光在闪动。把这两个人连接在一起的爱情是严肃而沉默的。这个基调正是吉莎定的，她性格迟钝，只有狂热起来以后才会冲破一切界限，可是类似的这些界限要是在别的时间放在别人身上，那是谁也无法忍受的。所以，活跃的施华茨也只得顺从，慢慢走路，慢慢说话，经常沉默不语。吉莎的朴实和沉静反而大大突出了他身上别人所能看见的一切。在这一方面，吉莎也许完全不喜欢他。反正她那圆圆、灰灰、从不眨巴、好像更喜欢在瞳孔后面转动的眼睛是不会回答那些问题的。别人看到的，只是施华茨毫无异议地容忍了她，但是她肯定不懂得去珍惜被城堡守卫的儿子所爱的荣誉。不论施华茨的目光是否注视着她，她那结实而丰满的身体总是毫无变化，非常平静。相反，施华茨却以一直住在村里为代价为她做出了牺牲。他父亲常派人来接他，他总是怒气冲冲地把他们打发走，仿佛他们的来到使他略微想起了城堡和做儿子的义务，这对他的幸福像一次敏感的、无法弥补的破坏似的。实际上他的空余时间很多，因为他一般只有在上课时间和改作业的时候才能见到吉莎，这当然并不是她出于自私的考虑，而是因为她对舒适和一人独处的喜欢超过了一切，她喜欢在家里完全无拘无束地躺在沙发上，伸展四肢，旁边放着那只不会打扰她的猫，因为它几乎不能动了。每当这时，也许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候。所以施华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所事事地在闲逛，但是这样他也很喜欢，因为他常常可以利用机会到吉莎住的狮子街去一趟，爬上她的小阁楼，在她总是反锁着的门口倾听一会儿，在确定屋里毫无例外地只有一片不可理喻的绝对的寂静之后，便迅速走开。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时——但吉莎一次也没在场——也引起了一些后果，有些瞬间他很可笑地对自己的职务又感到很骄傲，而这种骄傲又恰恰是与他目前的地位极不相称的。事情的结果当然多半不太好，如同K也曾经领教过的那样。

唯一令人惊奇的是，与其说施华茨的有些事情值得尊敬，还不如说是十分可笑，但是至少在桥头客店，大家谈起他来总是带着几分尊敬的口气，连吉莎也受到了大家的尊敬。但是如果施华茨以为他当个代课教师就比K高出了许多，那就不对了，因为这种优越性根本就不存在。校役对于教师，尤其是对于施华茨那样的教师来说是个重要人物，是不可对他藐视的，如出于等级观念不能不藐视他，那至少也得做出适当的客气姿态，不致过于刺激他。K时不时地就想起施华茨的傲慢态度来，另外施华茨第一个晚上对K的态度就是有过错的，虽然以后几天他对K的接待还过得去，但也没有能够使他的过错有所减少，K还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不能忘记，那次接待也许决定了后来种种事态的发展。由于施华茨的缘故，从K到村里的第一刻起，当局的注意力就莫名其妙地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了，而那时他对村里还完全是陌生的，没有落脚处，没有熟人，由于长途跋涉而精疲力竭，躺在草包上，只好任凭当局的摆布。本来只要过了一夜，情况也许就会发生变化，事情可以悄悄地、不事张扬地进行。无论如何不会有人知道他的情况，大家不会对他有什么怀疑，别人也许会把他当作流浪青年收留一天；别人也许会看到他的能耐和可靠，并在邻里间传扬，他很可能很快就会在什么地方当上雇工，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当然，事情肯定会被当局知道的。但那时的情况就根本不同了，那时中央办公厅或者某个接电话的人就不会因为他半夜三更被这个上面可能不太喜欢的施华茨吵醒——他表面上虽然低声下气，但实际上毫不留情、死皮赖脸地要求上面当即做出决定。K也有可能第二天在办公时间去敲村长的门，照例向村长报告，说自己是流浪青年，已在村里某人那里找到了住处，可能明天就要走，除非出现完全不可能的情况，那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当然也只是干一两天，因为他绝不想在这里久待。要是没有施华茨，就会是这种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当局也许要进一步调查这件事，不过会不急不慢地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而不受办事人员急不可耐的态度的干扰，对于办事人员的这种态度，当局可能是最恨的。那么，K在一切事情上都没有过错，过错是施华茨的，但施华茨是一个城堡守卫的儿子，况且他表面上又做得毫无差池，所以上面就只能拿K来出气了。后来的一切情况不全是这个可笑的原因引起的吗？也许是那天吉莎的脾气不好，弄得施华茨夜里睡不着，出来到处游荡，正好把他的苦恼发泄在K的身上。当然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对于施华茨的态度K倒应该大大感激的，因为这么一来，K单独做不到，也不敢去做，而且当局也不允许做的事居然出现了，那就是他从一开始就不用耍什么手腕，便在官方能够允许的范围内，公开面对面地同官方打上了交道。但这是施华茨给他的一份很糟糕的礼物，这样，K固然可以用不着说谎和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但却使他几乎失去自卫能力，总之使他在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要不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当局和他自己之间的实力悬殊，他即使施展出他能够施展的计谋，也根本无法改变这种差距，使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那么他面对自己的处境可能只有灰心丧气的份儿了。但是这不过是K聊以自慰的一个想法而已，无论如何施华茨总是欠了他一笔债，当时危害了K，也许他下次可以帮K一把，下一步K在一些最小的事情上，在要求得到最起码的条件方面也需要帮助——因为看来巴纳巴斯也不行了。

因为弗丽达，K一整天都没有到巴纳巴斯家去打听消息。为了免得当着弗丽达的面接待巴纳巴斯，他现在就在外面干活，干完活他还待在那里等巴纳巴斯，但是巴纳巴斯没有来。现在他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到巴纳巴斯的姐妹那儿去，只去一会儿，只在门口问一问马上就回来。他把铲子往雪里一插，赶忙跑去。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巴纳巴斯家门口，在门上敲了几下就把门推开，连屋里的情况都没有看清，就问道：“巴纳巴斯一直没有回来？”这时他才发现奥尔珈不在，两位老人还是迷迷糊糊地坐在老远的桌子边上，还没弄清门口是怎么回事，才慢慢转过脸来。阿玛丽娅盖着毯子躺在火炉边的长凳上，K的出现吓得她坐了起来，一手按着额头，使自己镇静下来。要是奥尔珈在的话，她会马上回答的，那么K就可以回去了。现在他只好朝阿玛丽娅走几步，向她伸出手去，她默默地握了他的手。K请她让两位受惊的老人不用走过来，她几句话就把老人劝住了。K得知，奥尔珈正在院子里劈柴，阿玛丽娅累极了，她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所以她不得不躺下。巴纳巴斯还没有回来，但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因为他从不在城堡里过夜。K感谢她谈了这些情况，他本可以回去了，但阿玛丽娅问他是不是再等奥尔珈一会儿，但是他说可惜没有时间了。接着，阿玛丽娅又问他今天是否已经同奥尔珈说过话了，他惊诧地说没有这回事，并且问奥尔珈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告诉他。阿玛丽娅噘起嘴巴有点生气的样子，默默地向K点点头，这明显是告别的意思，然后重新躺了下去。她躺着用眼睛打量着他，见他还在那儿，感到很奇怪。她的目光是冷冰冰的、明澈的，像往常一样一动不动。她的眼睛不是直接盯着她观察的东西，而是目光稍稍偏离了一点，虽然不大看得出来，但确实是有点偏离，看来这并不是此事所引起的软弱、尴尬和虚假，而是对寂寞的一种固执的、压倒任何其他感情的渴求，也许只有以这种方式她自己才会意识到。K记起来了，这目光他在第一个晚上就牢牢记住了，甚至他对这一家立刻就产生的厌恶印象也是因为这目光，其实这目光本身并不讨厌，它是矜持的，在深沉中含着正直。“你总是这么忧伤，阿玛丽娅，”K说，“有什么心事吗？能不能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乡下姑娘我还没有见到过。我只是今天，现在才发现。你是这个村里的人吗？你是在这里出生的？”阿玛丽娅说是的，仿佛K只提了最后这个问题，随后她说：“那么，你确是在等奥尔珈了？”“我不知道，你干吗老问这问题？”K说，“我不能再等了，我未婚妻在家里等着呢。”

阿玛丽娅用胳膊肘支着身子，她不知道他有未婚妻。K说了弗丽达的名字。阿玛丽娅不认识她。她问，奥尔珈知不知道他们已经订婚的事。K觉得她大概是知道的，因为奥尔珈见到过他跟弗丽达在一起，而且这样的消息在村里传得很快。但是阿玛丽娅对他说，奥尔珈肯定不知道，而且这消息会使她非常伤心的，因为她似乎爱上了K。她没有直接说过，因为她很拘谨，但是爱情是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的。K认为，阿玛丽娅一定是搞错了。阿玛丽娅微微一笑，这一笑虽是忧伤的，但却使她忧郁的、绷着的脸豁然开朗了，使她由沉默不语变得善于言谈，使她由生疏变得亲切。这一笑泄露了一个秘密，她放弃了一份至今一直守护着的财富，虽然还可以重新夺回来，但永远不可能全部得到了。阿玛丽娅说，她确实没有弄错。她说，她甚至还知道得更多，知道K也爱慕奥尔珈，K几次来这儿，表面上是打听巴纳巴斯带来了什么消息，实际上只是为奥尔珈而来的。可是现在既然阿玛丽娅一切都知道，他也就没有必要再那么拘谨，可以常来了。她要告诉他的就是这些。K摇摇头，并且提醒她，他已订婚。对于他的婚约，阿玛丽娅似乎没有去多加考虑，现在站在她面前的是K独自一人，对她来说，对于K的直接印象是最关键的，所以她只是问，K到村里才不过几天，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那位姑娘的。K告诉她就是在贵宾饭店那个晚上，阿玛丽娅听了只是简短地说，当初她就竭力反对把他带到贵宾饭店去的。为此她还要叫奥尔珈来做证。这时奥尔珈正抱着一堆木柴进来，外面的冷空气把她的脸冻得红红的，显得清新、活泼和健壮，同平时待在屋里无所事事的样子相比，简直像是变了个人。她扔下木柴，大大方方地向K打招呼，而且马上就问弗丽达的情况。K向阿玛丽娅使了个眼色，但是她似乎并没有反对的意思。K由于受到一些激励，便比平时更为详细地谈了弗丽达的情况，说弗丽达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在操持家务。因为他想马上回家，所以讲得很匆忙，居然一时忘形，在同姐妹俩告别时竟邀请她俩上他家里去玩。阿玛丽娅不让他有说一个字的时间，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弄得他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这样，奥尔珈也只好表示，她也要去看他们。可是K仍一心惦记着必须赶快告别，在阿玛丽娅的目光下他感到忐忑不安，于是便不再迟疑，毫不拐弯抹角地承认他的邀请完全欠考虑，只是他个人一时的感情冲动，可惜不能实现，因为弗丽达和巴纳巴斯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当然他完全不能理解的敌对情绪。“这不是敌对情绪，”阿玛丽娅说着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把毯子往后面一扔，“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她不过是人云亦云，重复一下别人的意见而已。现在走吧，到你未婚妻那里去，看把你急的。也不用害怕我们会上你那儿去，我刚才是开玩笑。一个恶意的玩笑。但是你可以常到我们这儿来，这大概没有什么困难吧，反正你每次都可以说是来向巴纳巴斯打听消息的，拿这个理由作为挡箭牌。我再告诉你，即使巴纳巴斯从城堡里为你带来了消息，他也可以不再到学校去向你报告，这样你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上这儿来了。他不能整天跑来跑去，这可怜的年轻人，他干这份差事把精力都耗尽了，以后你得自己来这儿打听消息了。”K还没有听到过阿玛丽娅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这番话听起来和她平时说的话也大不一样，话里含着一种威严，不仅K感觉到了，就连熟悉妹妹脾气的奥尔珈也显然感觉到了。她略微朝一边站着，双手抱在胸前，叉开双腿，稍稍弯着身子，又恢复了她平时所习惯的姿势。她的眼睛盯着阿玛丽娅，而阿玛丽娅只凝视着K。“你误会了，”K说，“如果你以为我不是一本正经地在等巴纳巴斯，那是个极大的误会。同主管部门解决好我的事情是我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愿望。巴纳巴斯要帮助我办好这件事，我的希望大半寄托在他身上。他虽然曾使我大失所望，但在这件事上我自己的责任比他的责任更大。事情就是因我刚到这里最初几个小时的混乱引起的。我当时以为晚上同巴纳巴斯一起散个步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后来证明办不到的事情就是办不到，这时我就怪罪于他。这事甚至还影响了我对你们家、对你们两个人的看法。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觉得现在更了解你们了，你们甚至……”K想找个恰当的词句，一下子又找不到，所以只好凑合着说，“就我至今对你们的了解来说，你们也许比村里任何人的心眼都好。不过，阿玛丽娅，你即使没有贬低你哥哥的差事，但也贬低了他对我的重要性，这倒又把我给搞糊涂了。也许你并不了解巴纳巴斯的事情，那好，这倒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了解他的事情——我有这个印象，那就糟了，因为这就说明你的哥哥在骗我。”“不要急，”阿玛丽娅说，“我不了解他的事。什么都不会影响我的，使我去了解那些事。什么都不会影响我的，就连对你的体谅也不会影响我，使我去了解他的事。不过我也许可以为你做些事，因为你说的，我们心眼儿好。但是我哥哥的事情是他自己的事，关于他的事，除了违背我的本意有时偶尔听到一点外，我一无所知。相反，奥尔珈倒可以把详细情况告诉你，因为她是他信得过的人。”说完，阿玛丽娅就避开了，先是到父母那儿悄悄说了些话，接着就进了厨房。她是没跟K告别就走的，仿佛她知道他还会待很久，所以不需要同他道别。

第十五章

K脸上略现惊异的神色，留了下来，奥尔珈笑他，把他拉到炉子边那张长凳上坐下，她现在能同他单独坐在这儿，看来她为此真正感到幸福，这是一种祥和的幸福，没有嫉妒心的幸福。正因为没有嫉妒心，所以也就没有任何生硬和拘谨，这使K感到很高兴，他很愿意望着她的蓝眼睛，这双眼睛既不撩人，也不傲慢，它是腼腆的，却又很自持。对于这里的一切，似乎弗丽达和老板娘的警告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却使他更加注意和更加机灵了。奥尔珈感到奇怪，他为什么恰恰说阿玛丽娅心眼儿好，阿玛丽娅虽说长处很多，但心眼儿好却说不上。奥尔珈说到这里，K同她一起笑了起来。对于这个问题K解释说，这句赞美的话自然是指她——奥尔珈而言的，但是阿玛丽娅非常傲慢，她不仅把别人在她面前说的话都放在了自己身上，而且别人说话当然也要把她算进去。“这是真的，”奥尔珈变得严肃起来了，说道，“比你想的还真实。阿玛丽娅比我小，也比巴纳巴斯小，可是家里的事，不论是好是坏，都是她说了算。当然，无论好事坏事，她负的责任也比别人多。”K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夸大，比如刚才阿玛丽娅还说，哥哥的事她不管，而奥尔珈对弟弟的事却什么都知道。“叫我怎么解释呢？”奥尔珈说，“阿玛丽娅确实不关心巴纳巴斯，也不关心我，实际上除了父母亲以外她谁也不关心。她白天黑夜地照顾老人，刚才她又问他们要些什么，现在到厨房里去为他们煮吃的东西了。为了他们，她身体不舒服还在支撑着，从中午起她就病了，一直躺在这张长凳上。她虽然不过问我们的事，我们还是依赖她，好像她是大姐似的，要是她对我们的事出什么主意，我们一定会听从的。但是她不这么做，就会觉得对我们很生疏。你接触过很多人，又是从外地来的，你不也觉得她特别聪明吗？”“我倒觉得她特别郁郁寡欢。”K说，“你说，你们都尊敬她，但是就拿巴纳巴斯来说吧，阿玛丽娅明明不同意，甚至瞧不起信使这差事，他不还是当了信使，这怎么能和你的说法对得起来呢？”“对于信使这份差事他自己也不满意，要是他知道不当信使他该干什么，那他就会立即辞掉这份差事的。”“他不是熟练的鞋匠吗？”K问道。“那当然，”奥尔珈说，“他附带着也给布隆斯维克干活，如果他愿意，他的活白天晚上都干不完，还可以挣很多钱。”“这么说，他还是可以干别的事来代替当信使。”K说。“代替当信使？”奥尔珈诧异地问，“难道他是为了钱才接受信使的差事的吗？”“也许是吧，”K说，“你曾提到他不满意这份差事。”“他是不满意，那有种种原因，”奥尔珈说，“但这总是城堡的差事，怎么说也算是给城堡当差呀，至少别人会这么认为的。”“怎么，”K说，“连你们也怀疑？”“我们倒不怀疑，”奥尔珈说，“巴纳巴斯常到各个办事处去，同那里的当差的来往，远远地看到一些官员，有些比较重要的信件交给他递送，甚至还让他转达口信，这就相当不错了。他那么年轻就做出了这样的成绩，我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K点点头，现在他不去想回家的事了。“他也有自己的公服吧？”他问道。“你是说那外套？”奥尔珈说，“他没有公服，那件外套还是他当信使以前阿玛丽娅替他做的。你可碰到他的痛处了。他早该得到一套衣服了，但不是制服——因为城堡里没有公服——而是该得到一套外衣。主管部门本来也答应要给他的，但是在这方面城堡里办事慢得很，糟糕的是你永远闹不清拖拉的原因在哪里，可能是事情正在办理中，但也可能根本还没有开始办理。比如说巴纳巴斯一直还在试用期，也可能事情已经办完了，由于什么原因又撤回了原来的许诺，巴纳巴斯也就永远得不到外衣了。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你根本不会知道，或者要过很久才能知道。这里有这么一句话，也许你也知道：官方的决定总是羞羞答答的，像年轻姑娘一样。”“这个比喻很妙，”K说，他对这事看得比奥尔珈还认真，“这个比喻很妙，官方的决定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也和年轻姑娘一样的特点。”“也许是吧，”奥尔珈说，“我当然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也许你是赞扬的意思吧。但是就这套公服来说，它却是巴纳巴斯的一大苦恼，因为我们有苦同当，所以它也是我的苦恼。为什么他得不到公服，我们也说不出原因来。不过整个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比如官员们似乎都没有公服。就我们在这里所知道的和巴纳巴斯所说的来看，官员们来来去去穿的都是普通衣服，当然是很漂亮的。再说，你曾见过克拉姆。当然，巴纳巴斯不是官员，连最低级的官员也不是，他也不妄想当官员。可是据巴纳巴斯说，连高级侍从也没有公服，当然在村里也根本见不着他们。别人从一开始就可以认为，这事多少是个安慰，可是这种安慰是欺骗性的，难道巴纳巴斯也算是高级侍从吗？不是，不管你怎么向着他，也不能说他是，单就他到村里来，甚至还住在这里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不是高级侍从。高级侍从比官员还要深居简出，或许这是有道理的，也许他们的地位比某些官员还高。有些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很少干活，据巴纳巴斯说，望着这些精心挑选的高大、壮实的人物慢慢穿过回廊真是赏心悦目，巴纳巴斯总是在他们旁边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总之，说巴纳巴斯是高级侍从，那是无稽之谈。那么，他可能是个低级跟班，可是跟班都是有公服的，至少他们到村里来的时候是穿公服的。其实他们穿的也不是制服。衣服的式样也很多，但从他们的衣着上马上就可以认出他们是从城堡里来的跟班，这样的人你在贵宾饭店见过。这种衣服最显著的特点是，大多腰身很瘦，农民或手艺人是没法穿的。巴纳巴斯可没有这种衣服，这不仅是丢脸的或者侮辱人格的事——这倒还可以经得住——而且会使我们，巴纳巴斯和我，特别是在情绪沮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候，对一切都会产生怀疑。我们不禁要问，巴纳巴斯干的真是城堡里的差事吗？是的，他常到各个办事处去，但是这些部门就是城堡吗？即使有些办事处属于城堡，那么是否正好就是允许巴纳巴斯去的那些办事处呢？他进了一些办事处，但那也只是办事处的一部分，这些办事处里又有挡板，挡板后面又是别的办事处。他们倒并不禁止他往里走，但要是碰到了上司，他就不能再往里走了，他们把他的事情一办，就打发他走。此外，他在那儿随时受到监视，至少他认为是受到了监视。而且，他要是没有公事就往里闯，即使进去了，那又有什么用处？他也不应该把这些挡板想象成一条确定的界线。这一点巴纳巴斯曾一再对我说过。就是他进去的那些办事处里也有挡板。也有一些挡板他是经过的，但这些挡板同那些他未曾经过的挡板看起来一模一样，因此也不能以为，他未曾去过的挡板后面的办事处跟他已经去过的那些办事处有什么大的不同。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那样去想。不过我们的怀疑并没有到此为止，这简直无法抗拒。巴纳巴斯同官员说了话，也得到了要传递的信息。但是那是些什么官员，是什么信息？他说，他是指定给克拉姆当信使的，接受克拉姆本人交给的任务。这可真是了不得，就连高级侍从也没有这么大的面子，这几乎难以相信，可这是最使他焦虑不安的。直接派给克拉姆，面对面地同他说话，你只要想一想，就会感到不寒而栗。但是果真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巴纳巴斯为什么怀疑那位自称是克拉姆的官员是否真是克拉姆？”“奥尔珈，”K说，“你可不要开玩笑，怎么对克拉姆的面貌也产生怀疑了，他的模样大家都是熟悉的，我自己也见过他呢。”“当然不是开玩笑，K，”奥尔珈说，“这不是玩笑，而是我最严肃的担忧。我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为了减轻我的心理负担，加重你的心理负担，而是因为你在问巴纳巴斯，所以阿玛丽娅就叫我跟你说一说，也是因为我想，了解了这些具体情况，对你也是有用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巴纳巴斯，以免你对他寄予过多的希望，免得他使你失望，也免得他因为你的失望而感到痛苦。他很敏感。比如说昨天晚上因为你对他不满，所以他就一夜没有睡着。他说，你说过，你只有巴纳巴斯这么个信使，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你这几句话使他一夜没有睡着。你大概没有太多注意到他有多难受，城堡信使是必须善于控制自己的。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连你也不好应付。在你看来，你对他的要求并不高，对于信使的差事你脑袋里有一定的想法，你是根据这些想法来衡量你的要求的。但在城堡里他们对信使有另外的看法，他们的看法是无法与你的看法统一起来的，即使巴纳巴斯全力投入他的工作——可惜看来他有时候只是准备这么做，那也难以办到。假如不存在巴纳巴斯干的是否真是信使的差事这个问题，那么也只得顺应上面那种情况，不好提出异议了。在你面前他当然不好表示对这个问题的怀疑，假如他表示了自己的怀疑，那就等于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就是触犯了他自己还以为一直在恪守的法律。即使对我，他也不会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我得给他戴高帽，吻他，才能哄他把他的怀疑说出来，而且即使说出来了，他也不承认。他说的那些就是怀疑。他的性格有点像阿玛丽娅。虽然我是他唯一的知己，他也没有把什么都告诉我。但是我们有时倒谈起克拉姆，我还没有见过克拉姆——你知道，弗丽达不太喜欢我，从不让我看到克拉姆。不过他的模样村里的人都是熟悉的，有的还见过他，人人都听说过他，人们根据亲眼所见，或是根据传闻以及某些偏见和误解勾勒出一个克拉姆的形象，其基本特征大概差不到哪儿去，但也只是基本特征而已。至于说其他方面，那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但是比起克拉姆变化多端的真正模样来，也许还是望尘莫及的。据说他的样子变幻莫测，到村里来的时候是一副样子，离开村子的时候又是一副样子，喝啤酒之前是一副样子，喝了之后又是一副样子，醒的时候是一副样子，睡的时候又是一副样子，单独一人的时候是一副样子，跟人说话的时候又是一副样子，而在上面城堡里又几乎彻底变了一副模样，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村里大家对他的描述也大不相同，关于他的个子、举止、胖瘦、胡子等各有各的说法，幸好对他的衣服大家的说法是一致的：他总是穿着同一件黑色长摆外套。所有这些变化当然不是变的魔术，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变化是由于观看者片刻间的情绪、激动的程度、各个不同的希望或失望而产生的，而且大多数人看到克拉姆的时候也只有一瞬间。我把巴纳巴斯常常跟我说的这些又都告诉了你，对于那些没有亲自经历的人来说，知道这些大体上也就差不多了。对我们来说，仅仅知道这些是不行的。对巴纳巴斯来说，同他说话的是否真的就是克拉姆，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来说也是。”K说，这时他们在炉子旁边的长凳上挨得更近了些。奥尔珈讲的这些让人扫兴的情况虽然使K感到沮丧，但是他发现这里有些人，他们的境遇，至少在外表上也同他自己十分相似，他可以同他们联合起来，在很多问题上同他们有共同语言，不像跟弗丽达那样，只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谈得来，这个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的沮丧情绪。虽然他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于通过巴纳巴斯传递的信息可能使他获得成功的希望，但是巴纳巴斯在城堡里的处境越糟糕，他在城堡下面同他的关系就会越紧密。他从来没有想过，村里的其他人也会为了搞清克拉姆的真相而付出那么多毫无成效的精力，就像巴纳巴斯和他的姐妹们所做的那样。当然，情况还远远没有解释清楚，到头来还可能得出相反的结果。我们不能由于奥尔珈那种纯洁无邪的天性就得出错误的印象，对巴纳巴斯的真诚也深信不疑了。“有关克拉姆模样的种种说法，巴纳巴斯都了解得很清楚。”奥尔珈继续说，“他收集了许多材料，进行比较，也许收集得太多了，有次他自己在村里透过车窗看到了克拉姆，或者说他以为看到了克拉姆，所以他做了充分准备要好好认认他，可是后来他去城堡里的一个办事处，别人指着几位官员中的一个对他说，那是克拉姆，而巴纳巴斯却不认识他。过了很久以后，他对那个据说是克拉姆的人还不习惯。这事你又如何解释呢？假如你问巴纳巴斯，那人同人们一般所想象的克拉姆到底有什么不同，他答不上来，他回答并描述的主要还是城堡里的那个克拉姆，可他的描述又跟我们所知道的对克拉姆的描述完全相符。‘巴纳巴斯，’我说，‘那么你为什么要怀疑，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于是他便开始列举城堡里那位官员的种种特点，他说的时候显然很困窘，但他所列举的那些特点好像主要是想象出来的，而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他说的这些净是鸡毛蒜皮的事，比如一种特别的点头姿势或是背心没有扣扣子等，他说的这些根本不可信。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克拉姆同巴纳巴斯打交道的方式。这是巴纳巴斯常讲给我听的，甚至还画给我看。通常巴纳巴斯被领进办事处的一间大屋子，但是那不是克拉姆的办公室，甚至也不是别人的办公室。根据房间的长度，有一张供人站着工作用的斜面桌子把屋子隔成两个房间，桌子的两端紧挨两边的墙。其中一间很窄，只容得下一个人进出，这是官员们的房间；另一间很宽，那是当事人、观看的人、侍从和信使的房间。长桌子上放了许多打开的大部头书，一本挨一本，官员会站在那里翻阅。他们不总是看同一本书，但是他们并不交换看的书，而是交换站的位置。最让巴纳巴斯感到惊讶的是，因为地方太狭窄，交换位置的时候要互相挤来挤去。紧挨着斜面桌，前面放着一张张矮桌子，这是文书用的，官员们需要时，文书就根据他们的口授记下来。巴纳巴斯对那种口授笔录的方式始终感到很奇怪。官员们并不用特别下达笔录的命令，口授的声音也不高，你几乎不觉得是在口授，更好像官员们还像先前那样在看书，只是看书的时候口中还在轻声低语，文书却听得真切。有时官员口授的声音实在太小，文书坐着根本听不见，那他就得跳起来，抓住口授的内容，又赶快坐下去记下来，然后又跳起来听，坐下去记，循环往复。这是多么奇怪！真是无法理解。当然，巴纳巴斯来看这种表演的时间有的是，因为在克拉姆的目光落到他身上之前，他往往要在那间大房间里站上几小时，有时甚至要站几天。即使克拉姆已经看见了他，他也向克拉姆做了立正的姿势，但是还是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克拉姆又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到了书上，而把他忘在了九霄云外，这样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对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信使来说，他有什么办法呢？要是巴纳巴斯一大早告诉我，他要到城堡里去，我就感到很伤心。他这一趟可能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这一天可能白白浪费掉了，他的希望也许又成了泡影。干这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家里堆满了要做的鞋子，活儿没人干，而布隆斯维克又催着交活。”“那好吧，”K说，“巴纳巴斯得等很久，才能得到一项任务。这是可以理解的，看来那儿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并不是每个职员每天都能分配到任务，对此你们倒不必抱怨，大概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是终归巴纳巴斯是会得到任务的，他就曾经给我带来了两封信。”“很可能我们的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奥尔珈说，“尤其是我，这些事都是道听途说，我一个姑娘家也不可能像巴纳巴斯那样了解得清楚，而他一定还有些事没有说。现在你听一听关于这些信，比如说关于给你的两封信的情况吧。那两封信他并不是直接从克拉姆手里拿到的，而是文书交给他的。说不上是哪一天，也说不上是什么时候——这差事看来很轻松，实际上很累人，因为巴纳巴斯必须随时察言观色——文书想起了他，就向他招一下手。看来这并不是克拉姆吩咐的，他还安安静静地在看他的书。有时候巴纳巴斯去了，克拉姆正在擦他的夹鼻镜——他老是在擦眼镜——也许会看他一眼，当然这是假设他不戴眼镜也能看得见，反正巴纳巴斯对此表示怀疑，克拉姆随即几乎闭上了眼睛，他好像在睡觉，只是在梦里擦他的夹鼻镜。这当中，文书就在他桌子下面的大量档案和信函中乱翻一阵，找出一封给你的信来，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他刚写好的那封信，从信封来看，这是一封已经在那儿放了很久的信。但是，如果是一封旧信，为什么要让巴纳巴斯等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要让你等那么长的时间？再说，又是这么一封现在也许已经失去了时效的信。这样一来，巴纳巴斯作为信使落了个又差又慢的名声。对文书来说，这当然无所谓，他把信给巴纳巴斯，说：‘是克拉姆给K的。’说完就把巴纳巴斯打发走了。于是巴纳巴斯便把这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信藏在贴身的衣袋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来。接着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张长凳上，他把经过讲给我听。接着我们就研究每个细节，并对他所办成的事做出估价，最后我们发现，他办的这件事收效甚微——就连这一丁点收效也大可怀疑。这样，巴纳巴斯便把信搁在一边，也没有兴趣给你送去了，但是又不想去睡觉，于是便拿起鞋，坐在小凳子上干了个通宵。事情就是这样，K，这就是我的秘密。阿玛丽娅为什么对这些事已经不抱希望，现在你大概不会再感到奇怪了吧。”“那封信呢？”K问道。“信？”奥尔珈说，“信嘛，过了些时候，我紧盯着催，这中间可能过了几天或几星期吧，巴纳巴斯又拿起那封信去送了。在这些小事情上，他倒很听我的话。我这个人，听他讲了以后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也办不成，但是只要消除了这个印象，我就又会振作起精神来的。巴纳巴斯却不行，因为他知道得更多。所以我总可以用这样的话对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巴纳巴斯？你梦想什么前程、有什么目的？你想爬得高高的，把我，把我们都抛弃吗？难道这就是你的目的？要是我不相信，那么为什么你对已经办成的事情那么不满意？这不是不好理解了吗？你看一看周围，我们的邻居中有谁混到了你这份儿上？当然，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怀有改变目前营生、往高处爬的奢望，可是不用比较就可以看出，你混得不错。疑虑、失望，这些是障碍，但是这只意味着，你所取得的一切都不是什么恩赐，每一件小事情你都得经过奋斗，这些我们先前都是知道的，这就更有理由值得骄傲，而不是垂头丧气。而且你这不也是在为我们而奋斗吗？你难道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吗？这不会给你以新的力量吗？我为有你这样一个弟弟而感到幸福，甚至骄傲，这难道不会使你感到信心十足吗？真的，使我失望的不是你在城堡里做出的成绩，而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太少。你可以进入城堡，可以经常到各个办事处去，整天跟克拉姆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当上官方认可的信使。你有权要求得到一套公服，官方把重要的信件交给你传递，你取得了这些成绩，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是你从城堡下来，我们不是拥抱在一起流下幸福的热泪，而是一见到我，你反而好像丧失了任何勇气。你对什么都怀疑，吸引你的就只有绱鞋的活，那封信才是我们前途的保证，你却把它搁在一边。’这些话我不厌其烦地天天对他说，几天以后他叹了口气，终于拿了那封信走了。但是这也许根本就不是我的话起了作用，促使他去送信的，则是他还要到城堡去，因为他不把信送出去，是不敢踏进城堡的。”“不过你对他说的话，句句都在理呀。”K说，“你把这一切总结得那么正确，真让人惊叹。你的思路真是清楚极了！”“不，”奥尔珈说，“我的这些话把你骗了，也许也把他骗了。难道他果真办成了什么事？他是可以到办事处去，但是那儿好像并不是什么办事处，更像是办事处的接待室，也许连接待室也不是，只是一间屋子，所有不许进入办事处的人都要在那里止步。他同克拉姆谈话，但那真是克拉姆吗？会不会是某个有点像克拉姆的人呢？也许是个秘书，生气的时候有几分像克拉姆，于是他便竭力装得更像，进而摆起架子，装出克拉姆那种睡眼惺忪、神情恍惚的样子。克拉姆这方面的性格是最容易模仿的，也有不少人在学，这些人很有点自知之明，对于克拉姆其他方面的特性当然就不去东施效颦了。像克拉姆这样一个大家常常渴望见到而又难得见到的人，很容易在人们的想象中形成种种不同的形象。比如说，克拉姆在这里有个名叫莫摩斯的村秘书。怎么？你认识他？他也是个深居简出的人，但我倒见过他几次。是位年轻、结实的先生，是不是？他大概根本不像克拉姆，可是村里竟有这样的人，他们信誓旦旦地说，莫摩斯不是别人，就是克拉姆。这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以讹传讹。城堡里的情况就会是另一个样？有人对巴纳巴斯说，那位官员是克拉姆，这两个人果然很像，但巴纳巴斯对这种相像始终很怀疑，而且每件事都说明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克拉姆会在那里的一般房间里，同其他官员在一起，耳朵上夹着支铅笔？这根本不可能。有时——那是他信心十足的时候——巴纳巴斯总是有点孩子气地说，这位官员看起来很像克拉姆，要是他坐在一间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门上写着他的名字，那么我就不会怀疑了。他的话很有点孩子气，但却是很明智的。要是巴纳巴斯在城堡里的时候马上就向别人打听一下事情的真相，那当然就更明智了。据他说，当时屋子里还站着好些人。尽管这些人的说法并不见得比那个主动把克拉姆指给他看的人更可靠，但至少可以在这些说法中找出一些可以互相印证的线索来。这倒不是我想到的，而是巴纳巴斯自己想到的，但是他不敢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他生怕无意中触犯某些他所不知道的规章而失掉自己的职位，所以不敢去跟别人谈。他感到一点把握都没有。他这种可怜的犹疑不决的心态，比他所有的描述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地位。他一定觉得那儿的一切都靠不住，都很可怕，弄得他连开口问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都不敢。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就责备自己，让他独自到那些情况不明的房间里去。那儿的气氛，连他这么个胆子不小的人大概也会被吓得发抖。”

“我想，这里你触及了问题的关键，”K说，“正是这样。根据你讲的这些，我想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巴纳巴斯太年轻了，还不足以理解这个任务。他所讲的这些事，没有一件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加以认真对待。他在上面城堡里早已吓得六神无主了，哪里还会对那儿的情况进行观察，你又逼着他把那儿的情况讲出来，你听到的当然就只能是信口雌黄的童话了。对这点我倒不觉得奇怪。你们这里的人，生来就对当局心怀敬畏，你们的一生中又以各种形式、从各个方面继续对你们施加影响，加上你们自己还竭力推波助澜。可是，对当局怀有敬畏心理，从根本上说，我并不反对。假如当局是好的，为什么不对它表示敬畏？只是不该把一个像巴纳巴斯那样连村子外面都没有去过的、毫无经验的年轻人突然派到城堡里去，然后要求他讲出真实的情况，把他的每句话像启示录一样拿来进行研究，并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对这些话的解释上。没有比这种做法更错误的了。当然，我和你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上过他的当，我既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又由于他而遭到失望，这两者都是因为信了他的话，可以说都是没有根据的。”奥尔珈没有说话。“要动摇你对你弟弟的信任，对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K说，“因为我看到，你是多么爱他，对他的期望有多大。但是，为了你对他的爱和期望，我也得让你不要相信他。因为你看，总是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你——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你不能充分认识到巴纳巴斯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而是人家给他的恩赐。他可以到各个办事处去。要是你愿意说是接待室，那好，就说是接待室吧，但接待室又有通到里面房间去的门，要是运气好，还可以通过这些隔板。比如我，就完全不可能到接待室去，至少暂时不能去。巴纳巴斯在那里跟谁说话，这我不知道，也许是仆人中最低级的文书吧，但是即使是最低级的文书，他也会见到上司的；就算他见不到上司，那他至少可以说出上司的名字；假如他这也说不出，那他至少可以举出一个能够说出上司名字的人来。那个所谓的克拉姆，跟真的克拉姆也许毫无共同之处，那种所谓的相像也许只有在巴纳巴斯因为激动而昏花的眼里才有。他也许是一个最低级的官员，也许连官员也不是，但他站在长桌前，可能有某项任务。他在那本大书里找什么材料，在低声对文书说些什么，要是他的目光长时间落在巴纳巴斯身上，那他准是在考虑什么事情。即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和他的动作都毫无意义，那也总是有人把他安置在那儿的，而且一定是有什么用意的。综合这一切，我要说，那儿还是有些事的，还是有些要交给巴纳巴斯去做的事的，至少是有些事的。要是他除了怀疑、害怕和失望，别的事什么也没有办成的话，那只是巴纳巴斯自己的过错。这些，我都还是从最不利的情况来说的，事实上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我们手里有两封信，对于这些信我虽然不能太相信，但总比巴纳巴斯的话更重要吧。这是毫无价值的旧信，是从一大堆同样也是毫无价值的信里随手抽出来的，并不比集市上用来给人算命的金丝雀从一大堆字条中随便叼出来的字条更有理智，即使是这样，这两封信至少同我的工作确实有着某种关系。这两封信显然是写给我的，尽管也许并没有想要让我得到什么好处。据村长夫妇证实，这是克拉姆的亲笔信，同样根据村长的说法，它虽然只是私人的、模棱两可的信件，但却意义重大。”“村长是这么说的？”奥尔珈问道。“是的，他是这么说的。”K回答说。“我一定要讲给巴纳巴斯听，”奥尔珈急忙说，“这对他是个很大的鼓励。”“但是他并不需要鼓励。”K说，“你鼓励他，就等于对他说，他做得对，他只要照老样子做下去就好了，可是照老样子做下去，他绝做不出什么成绩来。这就等于一个人蒙上了眼睛，任你怎么鼓励他，让他透过眼睛上蒙着的布往外看，他也绝不会看到什么东西的。只有把蒙着他眼睛的布拿掉，他才能看得见。巴纳巴斯需要的是帮助，不是鼓励。你只要想一想：山上城堡当局的机构是多么庞大，而且关系错综复杂，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我到这里来以前，自以为对城堡当局已经了解得很详细了。这种想法多么幼稚呀，巴纳巴斯面对的就是这个城堡当局，只有他，没有别人，只有他可怜巴巴的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一辈子卑躬屈膝地待在这些办事处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那肯定是一种荣耀。”“K，你不要以为我们把巴纳巴斯所担负的任务的艰巨性估计得过低，”奥尔珈说，“我们对当局也怀有敬畏，这你自己说过。”“但是他的敬畏是错误的，”K说，“他的敬畏用得不是地方，这种敬畏是对敬畏对象的侮辱。巴纳巴斯滥用了让他进入那间屋子的恩赐，进去以后无所事事，在那儿待着，下来以后还要怀疑和贬低那些自己刚才还在他们面前发抖的人，或者灰心丧气、疲惫不堪，不马上把信送出去，也不把托付给他的信立即转达给人家。难道这也叫敬畏吗？这已经不是敬畏了。我的责怪还多着呢，也要责怪你，奥尔珈，我不能放过你。你虽然觉得对当局怀着敬畏，但你却把这么年轻、懦弱的巴纳巴斯孤零零的一个人派到城堡里去，至少是没有阻止他去。”

“你对我的责备，”奥尔珈说，“也是我一直对自己的责备。当然不是我把巴纳巴斯送到城堡去的，他是自己去的，但是我该想方设法，用强制的办法，用计谋或者用说服的办法把他挡住，我没有这样做，这是应该自我责备的。我本该阻止他去的，但是假如今天要像那时那样做出决定，我当时也像今天这样感到巴纳巴斯的困境和我们全家的困境的话，假如巴纳巴斯明知他的责任和危险，却又笑嘻嘻地、温顺地离开我到城堡去的话——尽管这中间已经有了种种经验——我今天也是不会阻止他的。我想，你要是我，也会这样做的。你不了解我们的困境，因此你对我们，尤其是对巴纳巴斯的责备是没有道理的。那时我们所抱的希望比今天大，不过我们当时的希望也并不大，大的只是我们的困难，现在依然如此。难道弗丽达没有对你谈过我们的情况？”“只是提到，”K说，“没有具体谈，但是一提到你们的名字她就很生气。”“老板娘也没有谈？”“没有，没有谈过。”“别人也没有谈过？”“没人谈过。”“当然，别人怎么会谈这些事。关于我们的情况，人人都知道一些，有的人了解的是实情，有的是道听途说的，多半是他们自己捏造的。每个人都对我们有很多猜测，这是毫无必要的，但是又没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们不好意思把这些事情说出口。他们这样做是对的。这些事是很难说出来的，甚至在你面前，K。你要是听了，可能也会走开，再也不会理我们，即使这些事似乎与你关系不大。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你。我承认，对我来说，你几乎比巴纳巴斯一直在城堡里干的差事还重要。可是又必须让你知道，这个矛盾整个晚上都在折磨我，否则你对我们的情况就不会全面了解，你还会继续不公正地对待巴纳巴斯，这是我特别感到痛苦的。我们必须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否则，你既不能帮我们的忙，也不会接受我们特殊的帮助。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想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K说，“如果有必要，我是愿意知道的。但是你干吗这样问我？”“那是出于迷信，”奥尔珈说，“你是纯真的，差不多跟巴纳巴斯一样，但是你却将会卷进我们的事情里来。”“快说吧，”K说，“我不怕。你这婆婆妈妈、胆小怕事的样子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的。”

阿玛丽娅的秘密

“你自己判断吧，”奥尔珈说，“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你不会马上就了解的，它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意义。城堡里有个大官，名叫索蒂尼。”“我听说过他的名字，”K说，“聘用我的事他也知道。”“这我可不信，”奥尔珈说，“索蒂尼几乎从来不公开露面，你是不是同索迪尼搞混了，名字中间那个字不是‘蒂’而是‘迪’吧？”“你说得对，”K说，“我说的是索迪尼。”“是呀，”奥尔珈说，“索迪尼是很出名的，他是个最肯卖力的官员，大家常谈起他。可是索蒂尼却是个深居简出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三年多以前。那是七月三日在消防协会的一次庆祝会上，城堡也参加了那次庆祝会，并且还捐赠了一个新的灭火器。据说索蒂尼也分管消防工作（也许他也只是替别人管这事的，这些官员通常都互相替代工作，因此很难知道某个官员究竟主管什么工作），参加了灭火器的捐赠仪式。当然城堡里还来了一些其他的人，比如官员啦、当差的啦，而索蒂尼则坐在最后，这很符合他的个性。他是位矮小虚弱、爱动脑子的老爷。凡是注意到他的人，对他额头上的皱纹都有很深的印象，虽然他肯定还不到四十岁，但皱纹却不少，从额头一直到鼻根，呈扇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皱纹。这就是那次庆祝会。我们，阿玛丽娅和我，几个星期以来就一直兴高采烈地盼着这次庆祝会。我们的节日服装有一部分是新做的，阿玛丽娅的衣裳尤其漂亮，白衬衣胸前鼓着一道道花边，妈妈把她所有的花边都镶上了，我羡慕极了，庆祝会前夕哭了半宿。第二天早晨桥头客店的老板娘来看我们的时候……”“桥头客店的老板娘？”K问道。“是呀，”奥尔珈说，“她同我们关系很好。她来了，她也不得不承认，阿玛丽娅是占了便宜。为了安慰我，老板娘就把她自己的波希米亚红宝石项链借给了我。当我们打扮停当准备动身时，阿玛丽娅站在我面前，我们大家都一齐夸赞她，父亲说：‘你们都想着我的话，今天阿玛丽娅会找到一位未婚夫的。’这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使我感到骄傲的项链取了下来，戴在阿玛丽娅的脖子上，一点也不妒忌了。我对她的胜利屈服了，我觉得，人人都得拜倒在她面前。当时使我们感到惊奇的，也许是她的风度与往常不一样。因为她本来并不漂亮，可是她用那忧郁的眼神盯着我们——打那以后她一直是这种眼神——她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几乎真的不由自主地要拜倒在她面前了。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连来接我们的拉塞曼夫妇也感觉到了。”“拉塞曼？”K问道。“是的，拉塞曼。”奥尔珈说，“我们的确很受大家尊敬，比如说，我们不去，庆祝会就不好开始，因为我父亲是消防演习的第三位领导。”“你父亲的精力还这么充沛？”K问道。“我父亲？”奥尔珈问道，仿佛她没有完全听懂似的，“三年前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年轻人呢，比如说，有次贵宾饭店失火，他就跑步把加拉特这个身体很沉的官员背了出来。当时我也在场，那次失火虽然没有危险，只是炉边的木头在冒烟，但是加拉特却吓坏了，朝窗户外面呼救。消防队来了，虽然火已经灭了，但我父亲还得把他背出来。加拉特是个行动迟钝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得格外小心。我只是因为父亲才讲的，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现在你看他坐在那儿的样子。”现在K才看见，阿玛丽娅已经又在屋里了，但是她离得很远，在父母的桌边，给母亲喂吃的。母亲得了风湿病，两只胳膊不能动，阿玛丽娅一边喂母亲，一边劝父亲再耐心等一会儿，她马上就来给他喂饭。可是她的劝说没有用处，因为父亲馋极了，已经在喝汤了。他不顾虚弱的身体，一会儿想用匙子舀着咂咂地喝，一会儿又想端起碗来把汤喝下去，可是两种办法都不成，匙子没到嘴边，里面早已空了，他的嘴始终够不着汤，每次都是垂挂下来的大髭胡子先浸在汤里，弄得汤向四处滴洒，就是进不了嘴里，气得他嗷嗷直叫。“三年时间就使他变成了这样？”K问道，但他对这两位老人以及那张桌子那儿的整个角落始终没有同情心，只有厌恶。“三年，”奥尔珈慢慢地说，“确切地说，庆祝会上的几个钟头他就变成这样了。庆祝会是在村前溪边的草地上举行的，我们到达时，那儿已经拥挤不堪了，邻近的村子里也来了许多人，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声。父亲当然先领我们去看灭火器，他一见，就乐得哈哈大笑，这个新灭火器使他高兴极了，他立即开始试验，并给我们讲解，他不容许别人反对或持保留意见。灭火器底下如有什么可参观的东西，我们大家就得哈着腰，几乎要趴到底下去看。巴纳巴斯当时不愿趴下去看，因此挨了一顿打。只有阿玛丽娅没去理会这个灭火器，她身穿漂亮的衣服，笔直地站在那儿，谁都不敢说她一句，有时我跑到她那里，抓着她的手臂，可是她一句话也不说。有件事我今天还说不清：我们在灭火器前站那么久，怎么会在后来父亲离开灭火器时，我们才发现索蒂尼，显然他整个时间一直都是靠在灭火器后面的一根操纵杆上的。当然，当时的声音非常嘈杂，这不像往常的节日那样，因为城堡还给消防协会送了几只喇叭，这种特殊的乐器只要轻轻一吹——小孩子也能吹，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谁要听到这种声音，准以为是土耳其人来了，人们不习惯这种喇叭声，每听到一声就会吓一大跳。因为喇叭是新的，谁都想试一试，又因为这是一个群众节日，所以谁都可以去吹。我们身边就围了好几个吹喇叭的，也许是被阿玛丽娅吸引过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凝神专注的，即使我们按照父亲的吩咐，把注意力集中在灭火器上，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了，因此我们很久都没有发现索蒂尼，再说我们事先也并不认识他。‘那是索蒂尼。’拉塞曼后来悄悄对父亲说，当时我正站在父亲旁边。父亲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并激动地给我们打了个手势，让我们也鞠躬。父亲以前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一直认为索蒂尼是消防专家，很崇拜他，常在家里说起他，现在居然能够真的见到索蒂尼了，因此，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件意想不到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索蒂尼并没有理会我们——这倒并不是索蒂尼特殊，大多数官员在公开场合都是不理不睬、无动于衷的，况且他也累了，只是因为公务在身才待在那儿的。那些对这类抛头露面的任务感到特别厌烦的，还不算是最坏的官员，另一些官员和侍从因为已经到村里来过，所以便混在老百姓中间，但是他却一直待在灭火器那儿，有些人想去求他个什么事或者想去恭维一番，见他一声不吭的神态，都走开了。因此，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发现我们。直到我们毕恭毕敬地向他鞠躬，父亲为我们向他表示歉意的时候，他才用目光打量着我们，神情疲惫地把我们挨个打量过去。他叹了口气，似乎觉得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看下去，没完似的，直到他的目光落在阿玛丽娅身上，他才不得不仰起头来看，因为她的个儿比他高得多。这时他愣住了，一下跳过车辕，朝阿玛丽娅走去。起先我们理解错了，父亲想领着我们向他迎去，但是他举起手来叫我们停下，又挥挥手叫我们走开。情况就是这样。后来我们都取笑阿玛丽娅，说她真的找到了一位未婚夫，我们还愚昧无知地高兴了一个下午，但是阿玛丽娅却比往常更加寡言少语了。‘她可一个心眼地爱上了索蒂尼。’布隆斯维克说，他是个粗人，根本不了解像阿玛丽娅那样的性格，可是这次我们都觉得他说得不错。这一天我们都乐得疯疯癫癫的，半夜回家的时候，连阿玛丽娅在内，大家都因为喝了城堡里的佳酿而晕晕乎乎的。”“那么索蒂尼呢？”K问道。“索蒂尼嘛，”奥尔珈说，“庆祝会进行过程中，我走过去的时候还常看见他，他坐在车辕上，双臂在胸前交叉着，一直待到城堡的车来接他的时候。他根本没去看消防演习，父亲当时对这次演习抱着很大希望，以为索蒂尼会去看的，他要好好露一手，以证明他在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你们后来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吗？”K问道，“你好像很崇拜索蒂尼似的。”“是啊，很崇拜，”奥尔珈说，“他的情况我们当然也还听到过。第二天早晨阿玛丽娅的一声叫喊把我们从喝了酒的酣睡中惊醒了。别人马上又睡着了，可我完全醒了，就跑到阿玛丽娅那儿。她正站在窗户边，手里拿着一封信，这是一个人刚从窗户外递给她的，此人还在外面等着答复呢。信很短，阿玛丽娅已经看过了，拿在那软弱无力地垂着的手里。看到她这么疲倦，我是多么爱她啊。我跪在她身边，读了这封信。我刚读完，阿玛丽娅就匆匆扫了我一眼，又拿起这封信，但已经没有勇气再看一遍，便把信撕掉，并把碎片扔在外面那个人的脸上，关上了窗户。这就是那个决定性的早晨。我说这个早晨是决定性的，其实前一天下午的每一刻同样也是决定性的。”“信里说了些什么？”K问。“对，这我还没有说呢，”奥尔珈说，“信是索蒂尼写的，是给那位戴红宝石项链的姑娘的。信的内容我不好复述。信里要求阿玛丽娅到贵宾饭店他的住处那儿去，而且马上就去，因为半小时后索蒂尼就必须离开了。信里的话极其下流，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只能从上下文联系中猜出其一半含义。不认识阿玛丽娅的人只要读了这封信，看到有人竟敢给姑娘写这样的信，一定会以为她是个不要脸的下流女人，尽管她碰都不让别人碰一下。这不是情书，信里没有一句恭维话。索蒂尼一见阿玛丽娅就心猿意马，工作也分了心，为此他感到颇为恼火。后来我们分析，索蒂尼本来可能当天晚上就要回城堡去的，只是因为阿玛丽娅才留在村里，一整夜都没能把阿玛丽娅忘掉，因此大发雷霆，早晨就写了这封信。任何一个姑娘，即使是感情最冷淡的姑娘看到这封信，最初一定怒不可遏，要是换了别人，不是阿玛丽娅，再一想，也许会被信里那种恶狠狠的威胁性语调所吓倒，可是阿玛丽娅感到的只是愤怒，她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她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害怕。后来我重新爬上床去睡觉，心里重复着最后那句没有说完的话‘那么，你要么马上就来；要么……’时，阿玛丽娅还一直在窗台上坐着，望着外面，仿佛在等待着再有送信来的人，准备像对付第一个送信的那样一个个对付他们。”“这就是当官的，”K犹豫地说，“官员中这样的人有的是。这事你父亲是怎么处理的呢？我希望他到有关部门去狠狠地告索蒂尼，如果他不愿走贵宾饭店这条又短又较稳妥的路的话。在这件事情上，最丑恶的倒并不是对阿玛丽娅的侮辱，这是很容易弥补的。我不懂，你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重？为什么索蒂尼的这封信就要永远叫阿玛丽娅丢脸出丑？照你的说法，别人可能会相信这件事，但是恰恰这一点，那是绝不可能的，阿玛丽娅是很容易得到补偿的，几天以后就把事情忘掉了。索蒂尼并没有使阿玛丽娅出丑，而是使他自己出了丑。我怕索蒂尼，怕的是居然有这种滥用权力的可能性。这次他是失败了，因为他把意图清清楚楚、直截了当地写了出来，一眼就可以把他看穿，而且碰到了阿玛丽娅这么个毫不买账的强大对手。但是这样的事情只要稍微做得收敛一点，就是再有一千件也完全会成功的，而且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甚至连受害者自己也觉察不到。”

“别说话，”奥尔珈说，“阿玛丽娅在往这边看呢。”阿玛丽娅已经给父母喂好了饭，现在正要给母亲脱衣服，她刚把母亲的裙子解开，让母亲的胳膊搂着她的脖子，把母亲抬高一点，扯下她的裙子，然后再把她轻轻放下。父亲对于女儿先去侍候母亲一直不满意，其实阿玛丽娅先去照顾母亲，显然只是因为母亲的身体比父亲更差。这时父亲试着想自己脱衣服，也许也是为了对女儿表示责备吧，因为他臆想中女儿磨磨蹭蹭的，动作太慢。尽管他是从最容易、最无关紧要的事开始的：脱他那双松松地套在脚上的特大拖鞋，可是他怎么也无法把拖鞋脱下来，反倒弄得自己沙着嗓子呼噜呼噜直喘气，一会儿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努力，重新直僵僵地靠在椅子上。

“关键问题你还不知道，”奥尔珈说，“你说的这些也许有道理，但是关键问题是阿玛丽娅没有到贵宾饭店去。她对送信人的态度可能就算了，不去计较了，但是她没有到饭店去，这下可好，惩罚就降临到我们全家了，现在阿玛丽娅对待送信人的态度当然也是不可饶恕的事了，甚至成了公开提出的主要责难。”“什么？！”K叫道，马上又压低了声音，因为奥尔珈举起了手，在向他恳求，“你是她的姐姐，难道你也认为阿玛丽娅应该顺从索蒂尼，跑到贵宾饭店去吗？”“不，”奥尔珈说，“但愿老天保佑，可不要这样怀疑我，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像阿玛丽娅那样，把她所做的事做得那么正确、合理。假如她去了贵宾饭店，我当然同样认为她做得对，但是她没有去，很有英雄气概。要是我，我向你坦率承认，我要是得到这么一封信，我是会去的，因为我对将会来临的厄运充满恐惧，我受不了，而只有阿玛丽娅能对此置之不理。应付这样的事有几种办法，比如要是换了另一位姑娘，也许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故意磨蹭一会儿才到贵宾饭店去，到那里以后得知，索蒂尼已经走了。也许他把人派去送信以后马上就坐马车走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这些老爷的脾气是变幻莫测的。可是阿玛丽娅没那么做，也没有采取其他类似的办法，她受到的侮辱太深了，因此毫不含糊地坚决拒绝了。假如她哪怕只是表示某种顺从的样子，在适当的时候恰好踏进贵宾饭店，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避开厄运了。我们这里有许多聪明的律师，只要你想要，白的他们也可以说成是黑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非但没有为阿玛丽娅辩白，反而说她作践索蒂尼的信和侮辱信使。”“可究竟是什么厄运？是些什么律师？”K说，“总不会因为索蒂尼的犯罪行为而使阿玛丽娅受到控告和惩罚吧？”“会的，”奥尔珈说，“他们会这么做的。当然不是进行正常的诉讼，也不是直接对她进行惩罚，而是用别的方式来惩罚她和我们全家，至于这次惩罚有多重，你接下来就会知道。你觉得这件事是不公正的，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全村只有你一人持这种意见。这种意见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也是对我们的安慰。如果这种意见的出发点显然不是错误的话，那倒真是个安慰。这点我很容易给你证明，要是我谈到弗丽达，那就请你原谅。且不说是最后结果如何，弗丽达和克拉姆之间的情况同阿玛丽娅和索蒂尼之间的情况差不多。尽管你开始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但现在你会觉得这是对的。这不是习惯问题——如果是个简单的判断问题，习惯并不会使我们如此麻木不仁。你后来之所以会改变看法，仅仅是因为你摆脱了谬误。”“不，奥尔珈，”K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弗丽达扯进来，弗丽达的情况和这完全不一样，你不要把两件根本不同的事搅和在一起。请你继续讲下去。”“要是我仍坚持进行比较的话，请你不要生我的气。”奥尔珈说，“如果你以为非得要为弗丽达辩护，不让别人拿她来做比较，这就说明你在弗丽达的问题上还残留着一些谬误的看法。她根本不用辩护，而应受到赞扬。我拿这两件事来进行比较，并不是说，这两件事是完全一样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同白和黑一样，而弗丽达就是白。别人对待弗丽达，最坏的情况就是嘲笑她，就像我那次在酒吧间很没修养地做的那样，后来我为这件事很懊悔。即使别人嘲笑她，无论是出于恶意还是嫉妒，总还是有得可嘲笑的吧。要是同阿玛丽娅没有血缘关系，别人对她就只能是鄙视。因此，正如你所说，这两件事根本不同，可又是相似的。”“它们也不相似，”K说，并且不乐意地摇摇头，“把弗丽达搁在一边吧，弗丽达并没有接到过类似索蒂尼给阿玛丽娅的那样卑鄙的信，弗丽达曾经真正爱过克拉姆，谁要是怀疑，可以去问她自己，今天她还爱着他。”“这是什么大的区别吗？”奥尔珈问道，“你以为，克拉姆不会给弗丽达写那样的信吗？这些老爷从办公桌前站起来的时候，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很不适应，于是他们就在惘然若失的状态中说出了最粗鲁的话。虽说不是所有老爷，但确有很多老爷是这样。给阿玛丽娅的信可能是一时心血来潮，完全没有注意到往纸上写了些什么。这些老爷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自己没有听到过或者听人说过，克拉姆是用什么语调同弗丽达说话的吧？克拉姆是以粗野出名的，据说他可以几小时不说一句话，但他突然会冒出一句粗野透顶的话来，听了让你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这一方面索蒂尼并不出名，他这个人就很不出名。本来人家只知道，他的名字和索迪尼的名字差不多，要不是这两个名字相似，大家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他。作为消防专家，别人也把他同索迪尼搞混了，其实索迪尼才是真正的专家，他利用名字的相似，把好多事，特别是抛头露面的事都推给了索蒂尼，自己好安安静静地工作。现在，像索蒂尼这样一个不善交际的人突然迷恋上了一位村姑，那么他所采取的形式当然和隔壁热恋中的木匠的徒弟大不相同。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一位官员和一位鞋匠的女儿之间有一条很大的鸿沟，总得想什么办法来加以沟通，索蒂尼用的是这种方式，另一个人的做法可能又是一个样子。虽然说我们大家都隶属于城堡，彼此之间没有鸿沟，没有什么需要沟通，对于一般情况来说，这也许不错，但是我们有机会看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无论如何，知道了这些，你对索蒂尼的行为就会比较了解了，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了。同克拉姆的行为相比，索蒂尼的行为确实比较好理解，甚至对那些直接受其行为影响的人来说，也比较容易忍受。克拉姆要是写了一封缠绵的信，这比索蒂尼所写的最粗野的信还让人难堪。请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我可不敢来评价克拉姆，我只是在进行比较，因为你是反对做比较的。克拉姆像是凌驾于女人之上的指挥官，一会儿命令这个、一会儿命令那个到他那儿去，没有一个搞得长的，玩腻了就命令她们走，就像命令她们去一样。哦，克拉姆根本不愿费劲，先去写一封信。而那个深居简出的索蒂尼，他与女人的关系至少大家还不知道，他居然坐下来，用漂亮的官员的字迹写一封信，当然是封很恶心的信。相比之下，还能说这可怕吗？如果索蒂尼的做法同克拉姆的恩宠没有区别的话，那么弗丽达的爱情该对克拉姆有所影响啦？女人跟官员的关系，请相信我说的，是很难，也可以说是很容易判断的。他们之间总是会有爱情的。官员的爱情没有失意的时候。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说一个姑娘——我这里说的远远不只是一个弗丽达——只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官员，所以才对他委身，这并不是对她的赞扬。她爱他，就委身于他，仅此而已，这里没有什么可赞扬的。可是阿玛丽娅不爱索蒂尼，你一定会提出异议。是的，她不爱他，但也许她是爱他的，谁说得清呢？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她在斩钉截铁地拒绝他的时候——从来还没有官员遭到过拒绝，她怎么会以为不曾爱过他呢？巴纳巴斯说，她现在有时候还气得发抖，三年以前她就是在盛怒之下关上窗户的。这也是真的，因此不好去问她。她断绝了同索蒂尼的关系，她知道的也不外乎这些，至于她爱不爱他，她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官员们一旦对女人垂青，她们除了去爱他们之外，毫无别的办法；她们甚至早已爱上官员了，尽管她们想竭力否认。索蒂尼见到阿玛丽娅时，不仅朝她转过身来，而且还跳过了车辕，用在办公桌前坐僵了的两条腿跳过了车辕。你一定会说，阿玛丽娅是个例外。是的，她是例外，她拒绝到索蒂尼那儿去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已经够例外的了。但是，除此之外还要她不爱索蒂尼，那对例外的要求就过于苛刻，这就不好理解了。那天下午我们一定是失去了判断力，但是当时我们透过层层迷雾也发现了阿玛丽娅坠入情网的一些迹象，这说明我们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假如我们把这一切都联系起来，那么弗丽达和阿玛丽娅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唯一的区别是，弗丽达做了阿玛丽娅所拒绝的事。”“可能是吧，”K说，“但是对我来说主要区别在于，弗丽达是我的未婚妻，而我之所以关心阿玛丽娅，基本上仅仅是因为她是城堡信使巴纳巴斯的妹妹，她的命运也许同巴纳巴斯的差事交织在一起了。假如根据你所说的，我起先得到的印象是，一个官员对阿玛丽娅极其无理，那我是很关心这事的。但我之所以关心，也是因为这是一桩社会事件，而不只是阿玛丽娅个人的痛苦。不过你讲的这些已经改变了我的看法，虽然我还不是很明白，但既然是你说的，而且又讲得非常令人信服，那么我也就完全不去管这件事了。我又不是消防员，索蒂尼关我什么事。可是弗丽达跟我有关，我觉得很奇怪，像你这么个我完全信赖而且愿意永远信赖的人，在谈阿玛丽娅的时候居然绕着弯不断地攻击起弗丽达来了，而且想使我对她产生怀疑。我并不认为你这样做是有意的，更不是怀有恶意，要不我早就走了。你不是有意的，而是为环境所惑。由于你爱阿玛丽娅，所以把她抬得比所有女人都高，你要抬高她，但在她本人身上又找不到那么多值得赞扬的东西，所以你就采取贬低别的女人的办法。阿玛丽娅的所作所为引人注目，不过你说得越多，就越是确定不了她的行为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是英勇的还是怯懦的。阿玛丽娅将她的行为动机藏在自己心里，谁也无法将它掏出来。可是弗丽达并没有做出什么令人惊异的事，她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对每个善意理解她的行为的人来说，这是一清二楚的，每个人都可以对此加以检验，别人没有说三道四的余地。我既不想贬低阿玛丽娅，也不想为弗丽达辩护，我只想让你明白我同弗丽达的关系，让你明白，任何对弗丽达的攻击同时也就是对我本人的攻击。我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到这里来的，我在这儿待下去，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但是我来了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我未来的前途——无论目前前途怎么黯淡，但是希望总是存在的，这一切都多亏了弗丽达，这是抹杀不了的。我在这里虽然被聘为土地测量员，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人家在耍弄我，每一家都在撵我，至今他们还在耍弄我，可是无论情况多么复杂，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是相当重要的。我取得的胜利虽然微不足道，但我总算有了个家，有了职务和实际工作，我有了未婚妻，要是我有别的事情要办，她就会分担我该做的工作，我将同她结婚，成为本村的成员。我同克拉姆除了公事关系外，还有一种至今尚未利用的私人关系。这大概不算少了吧？我到你们家里来，你们欢迎的是谁？你把你们家的事讲给谁听的？你指望谁会给你帮点忙，尽管只是帮点很小的忙？大概不会指望我这个一星期前还被拉塞曼和布隆斯维克强行从家里撵出来的土地测量员吧？你指望的是我这个已经拥有某些权力手段的人。这全要归功于弗丽达，而弗丽达又十分谦虚，你即使想要问她那样的事，她对此也一无所知。根据种种情况，看来天真无邪的弗丽达所做的事情要比傲慢的阿玛丽娅所做的事情多，因为我有这么个印象，觉得你在为阿玛丽娅寻求援助。寻求谁的援助？除了弗丽达，难道还会有别人吗？”“我真的把弗丽达说得很难听吗？”奥尔珈说，“我确实没有那个意思，我也不相信自己说了难听的话。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很不好，我们的整个世界都倾塌了，所以我们只要一抱怨起来，就收不住了，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有些话过了头。你说得对，现在我们同弗丽达之间有很大差别，强调一下这个差别是好的。三年前我们是平民姑娘，弗丽达是孤儿，是桥头客店的女仆，我们走过她身边时，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我们是太傲慢了，可是我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呀。那天晚上在贵宾饭店，你大概看出了现在的地位了吧：弗丽达手里拿着鞭子，我却混在一帮跟班中间。但是比这更糟的情况还有呢。弗丽达可能瞧不起我们，处在她的地位上，实际情况使她不得不这么做。又有谁瞧得起我们！谁要是决心轻视我们，就会找到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你认识接替弗丽达的那位姑娘吗？她叫佩琵。我前天晚上才认识她，以前她是收拾房间的女仆。她比弗丽达还瞧不起我。她从窗户里看见我去买啤酒，就跑去把门锁了，我不得不求她半天，并答应把系头发的缎带给她，她这才给我开门。可是等我把带子给了她，她竟把它往角落里一扔。好吧，就让她瞧不起我吧，我多少得指靠着她的好感呢，因为她是贵宾饭店的酒吧女。当然，她只是暂时的，这肯定不是她的本性，她要长期当酒吧女，就必须采取这种态度。你只要听一听老板对佩琵说话的态度，并同老板跟弗丽达说话的态度比较一下就明白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她把阿玛丽娅也不放在眼里，其实阿玛丽娅只要瞟一眼，就足以把这个小个子佩琵吓得甩着打蝴蝶结的辫子飞快地逃出屋子。要不把她吓着，佩琵的那两条胖腿是怎么也不会跑得那么快的。昨天我又听到她在说阿玛丽娅的闲话了，气得我火冒三丈，直到后来客人都来帮我说话，她才罢休。至于客人是用什么方式帮我的，这你曾经见到过。”“你这人胆子真小，”K说，“我只是把弗丽达摆到她应得的位置上，并不像你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存心要贬低你们。你们一家跟我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点我从来没有否认，但是这种特殊关系怎么会成为别人鄙视你们的理由呢，这点我不明白。”“呵，K，”奥尔珈说，“我担心，你也会明白的。阿玛丽娅对索蒂尼的态度是我们受到鄙视的第一个原因，你连这一点也不明白？”“这就太奇怪了，”K说，“别人对阿玛丽娅可以表示钦佩或者谴责，怎么会瞧不起她呢？而且即使别人出于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原因真的瞧不起阿玛丽娅，为什么会连你们也被人瞧不起呢？连你们清白无辜的一家都被瞧不起呢？比如说佩琵鄙视你，这是粗鲁的行为，我再去贵宾饭店的时候，要好好治治她。”“假如你想改变所有反对我们的人的看法，”奥尔珈说，“那可是项艰巨的工作，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城堡的意思。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阿玛丽娅赶走了索蒂尼派来送信的人，然后布隆斯维克跟往常一样到我家来了。那时他是我们的助手，父亲把要做的活分给了他，他就回家了，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吃早饭，包括阿玛丽娅和我在内，大家情绪都很高。父亲一个劲儿地谈着庆祝会的事，关于消防问题他还有种种计划，城堡也有自己的消防队，那天也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参加庆祝会，父亲他们同这个代表团讨论了一些问题，从城堡来的老爷们观看了我们的消防表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同城堡消防队的成绩进行了比较，结果对我们有利，还说起要改组城堡消防队，需要吸收村里的消防教练，有几个人在考虑之列，父亲抱着很大希望，认为一定会选上他的。他谈着这些事，像平时那副可爱的样子，两只胳膊伏在桌上，展得很开，把半张桌子都占了，他抬头从打开的窗户里望着外面的天空，他的脸显得那么年轻，洋溢着希望的欢乐，后来我再也没有见他这么高兴过。这时，阿玛丽娅以一副我们从未见过的优越感说，对老爷们的这些话不能太相信，他们在这种场合常常说些动听的话，他们说的这些并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说没有一点意义，他们的话刚一出口，就永远忘掉了，当然下次人们又会上他们的当。母亲不许她说这样的话。父亲只是觉得她这副老气横秋、深谙世故的样子好笑，但是他随即吃惊地愣住了，好像要找他现在才发觉丢失了的东西。不过，他并没有丢失什么。他说，布隆斯维克刚才讲到一个信使和撕掉一封信的事，他问我们知不知道，这事跟谁有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大家都没吭声，那时巴纳巴斯还很年轻，像只小羔羊，他说了些特别蠢或特别放肆的话，这就改变了话题，父亲也就把这件事忘了。”

阿玛丽娅受到的惩罚

“可是没过多久，四面八方的人纷纷都来问我们关于那封信的事，无论是朋友还是对头，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人，都不断找上门来，但是他们待的时间都不长，最好的朋友走得最快。拉塞曼平时一贯慢条斯理、体体面面的，这回进屋来仿佛只是来看看房间大小似的，目光扫了一圈就走了，就像是在玩一种恐怖的小孩儿游戏似的，匆匆逃去。父亲推开身边的人，赶忙追了出去，一直追到大门口还没追上。布隆斯维克跑来通知父亲，他非常诚恳地说，他要独立开业了，他脑袋很聪明，善于抓住时机。顾客也都来了，纷纷到父亲的储藏室里去找出他们拿来修理的皮靴。起先父亲还竭力劝他们改变主意——我们也全力帮父亲说话，后来他就放弃了这种希望，去默默地帮他们寻找，在登记本上把收活登记一行行划掉，把他们放在我们家的皮革都一一退还。欠我们账的人也如数把钱还给了我们，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一点争吵，大家都很满意。这些人只要能够尽快同我们彻底断绝联系，即使受点损失也不去考虑。末了，正如预见的那样，消防协会会长西曼来了，至今我眼前还浮现着那一幕：西曼个子高大、结实，但背有点驼，患有肺病。他总是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对父亲一向很佩服，曾私下告诉父亲，说有希望把父亲提拔为消防协会的副会长。现在他站在父亲面前，通知他，说协会要让他卸职了，并要他交还证书。那些正巧在我们家里的人，这时都停下自己的事，一起围着这两个人。西曼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拍着我父亲的肩膀，仿佛要把他自己该说的而又找不到的话从我父亲嘴里拍出来似的。他不停地哈哈大笑，他想以此来稍稍安定一下自己和大家的情绪。可是因为他不会笑，从来没有听见他笑过，所以谁都不相信这真的是笑。父亲帮别人找鞋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也绝望了。是的，看来他太累了，累得连想一想问题在哪儿都不行了。我们大家也都垂头丧气，可是我们因为年轻，还不相信我们就这样彻底垮了，总希望在那么多来的人当中会有那么一个人出来阻止这一切，让一切重新倒转回去。我们极其无知，觉得西曼就是这么个非常合适的人。我们都紧张地等待西曼笑过之后终将明确地说出那句话来。现在到底为什么笑呢？只是笑降临在我们头上的那愚蠢的不公正吧。会长先生，西曼先生，您告诉大家吧。我们这样想着，并且挤到他身边，但他只是奇怪地把身子转了几下。后来，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当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隐蔽的愿望，而是为了顺应人们兴奋的或者气愤的叫喊声。我们仍一直怀着希望。他开始把父亲大大赞扬了一番，说他为消防协会增添了光彩，称他是后辈不可企及的典范，是协会不可或缺的成员，他要是退了职，协会几乎就要垮了。这些都说得很漂亮，他要是说到这里就打住的话，那就好了！但是他还在往下说。他说，尽管如此，协会还是决定要我父亲卸职，当然这是权宜之计，大家都知道协会不得不这样做的重要原因。在昨天的庆祝会上父亲的表现要不是如此光彩夺目的话，也许事情还不至于到这一步，但是正因为他表现卓越，才引起官方的特别注意。现在协会名声大振，引人注目，因此必须比过去更多地考虑它的纯洁性了。这时正好发生了侮辱信使的事件，消防协会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西曼，就担负起向上面报告这项艰难的任务。他希望父亲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给他增加困难。西曼说了这番话，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他信心十足，根本没有去考虑自己夸大其词的说法，他指着挂在墙上的那张证书，并以手指示意。父亲点点头，就走过去取证书，但是他的手抖得厉害，没法从挂钩上把证书取下来，我就爬到一张椅子上去帮他取。从此刻起，一切全完了，他甚至没有把证书从镜框里取出来，就把它整个儿交给了西曼。随后他就坐到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跟谁都不说话，在屋里的人只好由我们去好好招呼。”“在这件事情上你怎么看出是受了城堡的影响呢？”K问道。“看起来城堡好像暂时还没有插手。你刚才所讲的这些，只不过是人们下意识的恐惧心理，对他人的幸灾乐祸，不可靠的友谊，这样的事哪儿都有，在你父亲这方面呢，胸襟也太狭窄了一点——至少在我看是这样。那张证书算什么？它只是证明他的技能罢了，技能在他身上，谁也抢不走，要是消防协会的人觉得非他不可，缺他不行，那就更好。他要是不等会长讲第二句话，就把证书扔在他面前，那样才会使会长真的感到难堪呢。可是我觉得特别令人注意的是你根本没有提到阿玛丽娅。这一切全是阿玛丽娅的责任呀，这时她也许静静地站在后面，注视着家里在遭殃。”“不，”奥尔珈说，“谁也不能责备，谁也没有别的法子，这一切都是由于城堡的影响。”“城堡的影响。”阿玛丽娅重复了一句，她已经从院子里进屋来了，谁都没有发觉。父母早已上床睡觉了。“在说城堡的事吗？你们还一直坐在这儿？你不是说马上就要走的吗？K，现在已经快十点了。难道你真为这些事情操心吗？这里有的人就是靠飞短流长过活的，他们坐在一起，就像你们两个人这样，互相讲述那样的故事取乐。我觉得你并不是那样的人。”“不对，”K说，“我正是属于那类人。相反，那些对这类事情漠不关心，却容忍别人去关心的人，对我并不会产生什么印象。”“的确，”阿玛丽娅说，“但是人们的兴趣是各不相同的，有回我听说有个年轻人，他白天黑夜想的只是城堡，别的事他什么都不管，别人都担心他还有没有正常的理智，因为他的心思全都放在城堡上了。后来人家才搞清楚，原来他想的并不是城堡，而是办事处里一个洗餐具的女工的女儿，后来他娶了那位姑娘，一切也就恢复了正常。”“我想，我倒是很喜欢这个年轻人。”K说。“你说你喜欢这个人？”阿玛丽娅说，“对此我表示怀疑，你喜欢的也许是他的老婆吧。好了，我不打搅你们了，我去睡了，但是为了两位老人，我得把灯关掉。虽然他们马上就睡着了，但一小时以后就睡不着了，一点光线也会打搅他们的。晚安。”果然，屋里马上就黑了，阿玛丽娅大概在她父母的床边铺了一个床铺。“她说的那个年轻人是谁？”K问道。“我不知道，”奥尔珈说，“也许是布隆斯维克吧，但又不完全像他，也许是另外一个人。要真正听懂她的话很不容易，因为你往往不知道她是在挖苦你还是认真的。她的话大多是认真的，不过听起来有点挖苦的味道。”“不用去解释了！”K说，“那么你怎么会那么依赖她呢？是在那次不幸的大事之前就这样了，还是在事后？你从来不想摆脱对她的依赖，自己做主吗？你们对她的依赖难道有什么合情合理的原因吗？她年纪最小，理应听话才是。无论她有没有责任，反正她已经给全家带来了不幸。她非但没有为此天天请求你们的宽恕，反而把头抬得比谁都高，除了大发慈悲，照顾两个老人外，对别的事情她一概漠不关心。她自己说，她什么事都不想知道，要是她什么时候同你们说话了，那么说的话大多是认真的，但听起来有点挖苦的味道。你有时候提到她很漂亮，她这样颐指气使会不会是长得漂亮的缘故？嗯，你们三人长得很像，但是阿玛丽娅和你们两个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是她那冷漠而无情的目光。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被她的目光吓了一跳。她虽然年纪最小，但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就像是那些没有年龄的女人，她们几乎不会老，但也从来没有年轻过。你天天见她，所以看不出她脸上那副严酷的样子。认真想一想，我认为索蒂尼对她的爱慕并不是很认真的，也许他只是用这封信来惩罚她，而不是叫她去。”“我不想谈索蒂尼，”奥尔珈说，“城堡里的老爷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哪管你是最漂亮的还是最丑的姑娘。不了解这一点，你对阿玛丽娅的看法就会全搞错的。看，我确实没有理由特别要为阿玛丽娅来争取你，如果我想为她争取你的话，那也只是为了你。无论怎么说，阿玛丽娅是造成我们不幸的根源，这是肯定的，在这次倒霉的事件中，父亲所受的打击最为严重，而且他嘴上又从不饶人，尤其是在家里，可是就连父亲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对阿玛丽娅说过一句责备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赞成阿玛丽娅的行为。他是索蒂尼的崇拜者，怎么会赞同她的行为呢。事情虽然过去很久了，他对阿玛丽娅的举止还是不能理解。为了索蒂尼，他愿意牺牲自己和他所有的一切，当然不是像现在实际发生的那样，这可能是索蒂尼发火才引起的。我说‘可能是’，那是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索蒂尼的消息。如果说这以前他一向深居简出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就仿佛没有这个人了。你真该看看那时的阿玛丽娅。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不会受到明确的惩罚。只是人家不理我们了，村里的人和城堡里的人对我们都是这样。当我们发现村里人都回避我们的时候，却没有发现城堡有什么动作。以前我们也没有发现城堡关心过我们，现在怎么可能发现城堡的态度变了呢！不动声色，那是最可怕的，比村里人回避我们还要可怕。村里人不理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看法，也许他们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反对我们。那时他们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鄙视我们，那时他们那样做，只是因为害怕，现在他们都在观望，事情将进一步如何发展。那时我们也不用担心生活上会有什么困难，因为欠我们账的都把钱还给我们了，而且结账时对我们都较优厚。我们没有粮食，亲戚们就私下里给我们送来，日子过得挺舒服。那时正值收获季节，当然我们没有田地，大家又不让我们下地干活，我们注定人生第一次要过一种几乎是无所事事的日子。我们大家都在屋里坐着，在七八月的酷暑中也把窗户关得紧紧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没有传讯，没有消息，没有来客，什么也没有。”“这么说，”K说，“既然没有什么事发生，又不会受到明确的惩罚，那么你们怕什么呢？真有你们的！”“我该怎么给你解释呢？”奥尔珈说，“我们不怕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眼下我们已经遭受了折磨，我们已经在受惩罚了。村里的人在等着我们上他们那儿去，等着父亲的作坊重新开张，等着阿玛丽娅——她会做非常漂亮的衣服，当然只为正派人做——重新接受人家来定做衣服，大家对他们自己所干的事感到很抱歉。村里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突然被隔断了同大家的联系，其结果是每个人都会有某种损失。他们认为，断绝同我们的来往，只不过是履行他们的义务，要是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得这样做。他们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送信的人手里抓了一把碎纸片回到了贵宾饭店。弗丽达是看见他出去，后来又见他回来的，还同他说了几句话，并且马上就把她所知道的事情传开了，但是这也并不是出于对我们的敌意，而是简单地出于一种责任。在同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这种责任。我已经说过，这件事如果得到愉快的解决，那大家是最欢迎的。要是我们突然宣布消息，说一切都已解决，这只是个误会，这期间已经解释清楚了，或者说，这虽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已经通过行动来做了补救——对老百姓来说，这样讲就已经足够了，或者说，我们通过同城堡的关系已经把这件事压下去了，大家准会张开双臂重新欢迎我们的，会同我们亲吻、拥抱，还要庆祝。这样的情况别人有过，我已经经历过几次了。甚至连那样的消息也不必要，我们只要走出家门，公开露面，重新恢复原有的联系，关于那封信的事一句都不提，这就够了，大家都会乐意不去谈这件事的。人们同我们隔开，除了害怕外，主要是由于这件事很棘手，所以干脆就不想知道这件事，不谈这件事，不想这件事，更不能受它的牵连。弗丽达泄露了这件事，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为了使自己和大家不至于受到它的影响，使村里人都注意到，这里出事了，大家要小心谨慎，不要沾上它。要追究的不是我们家，而是这件事，我们只是因为卷进了这件事才被追究的。假如我们重新出现在村里，不提过去的事，用我们的举止来表明，这件事已经结束了，至于是用什么方式结束的，那根本就无所谓，这样大家就会确信，不论这件事情是什么性质，将来也不会再提了，这样一切便都圆满解决了，我们也就会像以前一样得到大家的帮助。即使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忘掉这件事，大家也是会谅解的，并且会帮助我们把它彻底忘掉。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只是坐在家里。我不明白，我们在等什么，大概是在等阿玛丽娅做决定吧。就在那天早晨，她夺得了家里的领导权，至今她还牢牢掌握着。没有特别的活动，没有命令，也没有请求，她几乎是用沉默来领导的。我们其他人自然都在积极商量，从早到晚不断在悄悄议论，有时父亲会突然惊慌起来，就把我叫到他那里，我就在他的床边待上半宿。有时我和巴纳巴斯蹲在一起，关于这件事巴纳巴斯只知道一点儿，因此总是热切地要我讲给他听，讲来讲去就这点事。他大概知道，跟他一般年龄的小伙子所期待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年月，他是再也得不到了，所以我们就坐在一起——K，就像我们两个人现在这样——不停地谈，谈得忘了已经过了一宿，现在又是早晨了。我们家里，母亲的身体最弱，这大概是因为她不仅要承受全家共同的痛苦，还要分担我们每个人的痛苦，所以，我们发现她变了那么多，都大吃一惊。我们预感到，我们全家也将面临这样的变化。她最喜欢坐在一张长沙发的角上。如今，那张长沙发早就没有了，它在布隆斯维克的大客厅里放着。那时她坐在长沙发的一角，不是打瞌睡就是长时间地自言自语，我们这是根据她的嘴唇翕动做出的判断——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老是在谈那封信，反反复复从各个方面研究各种已经掌握的具体内容以及所有还不能确定的可能性，我们还开展竞赛，看谁能想出圆满解决这件事的办法来。我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好，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在原本想要摆脱的思绪中越陷越深了。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主意，无论它有多棒，又有什么用处呢？没有阿玛丽娅参加，什么办法都行不通，所有的办法都只是试验性的，试验的结果没有告诉阿玛丽娅，因此毫无意义。即使把这些办法告诉了阿玛丽娅，遇到的也只是沉默。幸好我今天对阿玛丽娅的了解比那时多多了。她的负担比我们大家都大，很难理解她是怎么忍受下来的，还在我们家里一直活到今天。母亲也许承受了我们大家的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全都落到了她身上。她承受的时间不长，我们不能说她今天还承受着这些痛苦，因为那时她的神志就不清了。阿玛丽娅不但承受了痛苦，而且具有看透这些痛苦的理解力，我们只看到事情的后果，她却能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希望能想出些小办法来，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已经决定了的，我们非得悄悄商量不可，她却只是沉默不语。她那时同现在一样，面对事实挺立着，活着，承受着这种生活。我们所受的痛苦比她要少得多了。我们当然得离开我们的房子，布隆斯维克搬了进去，人家给我们安排了这所茅屋，我们用一辆小车分几次把东西搬了过来，巴纳巴斯和我在前面拉，父亲和阿玛丽娅帮着在后面推。开始搬家的时候我们就先把母亲送了过来，我们推东西来的时候，她在迎着我们，她坐在一只箱子上，不住地轻声抽泣。我记得，我们搬家也是很丢脸的，因为路上我们常常遇见收庄稼的马车，赶车人见了我们一个个都像哑巴一样，还把眼睛转向一边。我还记得，就是在非常辛苦地来回搬东西的路上，我和巴纳巴斯也在讨论我们的麻烦和计划，有时说着说着就停了下来，听到父亲‘喂’的一声，我们才想起，我们还拉着搬东西的车呢。但是我们商量的种种办法在搬家以后也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慢慢也感到贫困的滋味了。我们的亲戚不再给我们补贴了，我们的钱几乎全部花完了，而且恰恰在那个时候，人家对我们的鄙视也开始加剧了，这是你所看到的。人们发现，我们没有力量来摆脱这个书信事件，他们为此很生我们的气。虽然他们不了解这件事的详细情况，他们并没有低估我们处境的艰难，他们知道自己也可能不会比我们更好地经受住这次考验，但是这更加使他们感到，必须彻底同我们断绝往来。如果我们渡过了难关，他们就会相应地非常尊敬我们，但是假如我们失败了，他们就会把至今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变成他们最终的态度：把我们从各种圈子里排除出去。于是，人家谈到我们的时候就不再像在谈人了，人家也不再提起我们的姓了。他们要是不得不同我们说话，就管我们叫巴纳巴斯家的人，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罪名最轻的，连我们这所茅屋也变得声名狼藉了。你只要反省一下，你就会承认，你第一次踏进这屋子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瞧不起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人家再上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就会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嗤之以鼻，比如说挂在桌子上那盏空的小油灯。这盏灯不挂在桌子上面，那该挂在哪儿？但是到我们屋里来的人看了就受不了。即使我们把灯挂在了别处，他们的厌恶情绪也不会改变。无论我们干什么，有什么东西，人家统统都瞧不起。”

恳求宽恕

“这期间，我们做了哪些事呢？我们干了能够干得出来的最糟糕的事，为了这件事我们真该让人瞧不起，比起因为书信事件而遭人家鄙视更加咎由自取、合情合理。我们背叛了阿玛丽娅，摆脱了她的无声命令。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没有一线希望我们是活不下去的，于是我们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向城堡恳求或者死缠着城堡，希望城堡能够宽恕我们。我们知道，这种做法无济于事，我们也知道，我们同城堡之间唯一有希望的联系就是通过索蒂尼，对我们的父亲印象颇好的那位官员，正因为那次事件，我们同这个渠道的联系已经断了，但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地在办这件事。父亲行动起来了，他开始毫无意义地向村长、秘书、律师和文书们求情，大多数情况下人家见都不见他，要是他施了什么巧计或者碰巧受到了接见——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简直感到欢欣鼓舞，拍手庆贺，但很快就遭到了拒绝，而且永远不再接见他。要打发他走那太容易了，对城堡来说易如反掌。他究竟想干什么？他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事请求宽恕？他在什么时候，被城堡里的什么人哪怕用手指头碰过一下吗？是的，他是穷了，丢掉了顾客等，但这是日常生活现象，是手艺行业和市场问题，难道城堡一切都得管？实际上城堡对一切事情都是关心的，但是它不能什么别的目的都没有，只是单单为了某人的个人利益就去对那类事情进行粗暴干涉。难道城堡该派出官员去跟在父亲的顾客后面，强行让他们再回到他那儿去吗？可是，如果父亲提出异议——所有这些问题，在接见前和接见后我们在家里都讨论过，为了避开阿玛丽娅，我们是挤在一个角落里谈的，其实，这一切她都知道，只是未加干涉而已——如果父亲提出异议，他并不是因为穷而抱怨的，他在这里失去的一切，是很容易再取得的，他只要得到宽恕，那么其他一切事情都是次要的。别人问他：‘究竟是什么事要人家宽恕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告发他，至少在备忘录里还没有记载，反正可以对律师公开的备忘录里没有告发他的材料。就目前了解的情况来说，既没有人控告过他，也没有人准备控告他。也许他能举出一个针对他颁布的官方法令来？这，父亲可举不出。或者有某个官方机构侵犯了他？对此父亲也不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么他要干什么？有什么可以宽恕他的？他现在这样毫无目的地纠缠官方的部门，这恰恰是不可宽恕的。父亲还不死心，那时他身体还一直很强壮，现在他被逼得无事可做，因此有的是时间。‘我一定要恢复阿玛丽娅的名誉，时间不会太长了。’他一天要对巴纳巴斯和我说上好几遍，但说的时候声音很轻，以免阿玛丽娅听见。说是这么说，其实这话只是说给阿玛丽娅听的，因为实际上他想的并不是什么恢复名誉，而只是希望求得宽恕。可是，要获得宽恕，他首先得确定罪行，但所有的机关又都说他没有罪。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这表明他的神经已经不健全了，认为人家之所以隐瞒他的罪行，不告诉他，那是因为他钱交得不够。直到那时他一直是按规定交的，至少就我们的情况来说，我们所交的款项已经够高的了。但是他现在认为，他必须交得多一些，知道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机关中，虽然有人为了图省事，以免多费唇舌，也有接受贿赂的，可是行贿的人到头来什么目的也达不到。既然这是父亲的希望，我们也不愿阻止他。我们把仅有的一点东西全卖了——这些东西几乎全是必不可少的，好凑了钱给父亲去找门路。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看到父亲出门的时候，口袋里总有几枚钱币在叮当作响，我们心里就感到欣慰。我们当然只好成天饿肚子，我们搞到的这点钱唯一真正起到的作用，就是父亲拿到以后心里充满了希望的欢乐。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好处。他天天奔走，不久就劳累过度，而没有钱就不会有一个应有的结局，所以这就拖了很长的时间。事实上多出了钱，人家并不会特别为你办什么事，但有时某个文书起码表面上表示要为他想想办法，答应去查一查，并暗示他们已找到了某些线索，而追查这些线索是他们对父亲的美意，并不是他们的职责。父亲呢，他非但不怀疑，反而越来越相信。他常常带着那种显然毫无意义的许诺回到家里，仿佛他又把好运带到家里来了。他老是在阿玛丽娅的背后，强颜欢笑，睁大眼睛，指着阿玛丽娅，要让我们知道，由于他的努力，对阿玛丽娅的拯救已经指日可待了，这一下阿玛丽娅一定比谁都惊讶，但是这一切还是秘密，我们要严格保守，看到父亲这副样子真让人心痛。要不是我们终于到了完全不能再给父亲提供钱的地步，这种情形一定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期间，经过无数次的恳求，布隆斯维克终于把巴纳巴斯收为了助手，当然只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天黑了去领活，第二天天黑以后再把活送回去。应该承认，布隆斯维克为了我们在生意上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可是他付给巴纳巴斯的工资也是很少的，而巴纳巴斯做的活是无可挑剔的，幸亏有这点工钱才勉强使我们不至于饿死。经过许多准备，我们怀着极大的爱怜心情告诉父亲，我们要停止给他钱了，他很平静地接受了。他已经不能理智地看到他的奔走是毫无希望的，连续不断的失望已经把他搞得精疲力竭。他说——他现在说话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他以前说话的声音是非常洪亮和清晰的——他要是再有一点钱，那么明天，甚至今天就可以把一切都搞清楚，可是现在没有钱，什么都完了，这一切都前功尽弃了。不过他说话的语调表明，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了。这时他马上又突然提出了新的计划。他既然没有能够证明自己有罪，那么继续通过官方途径也不会查出什么结果的，所以他只好转而完全指望恳求，只好亲自去向官员们恳求了。官员中肯定会有富于同情心的好人的，他们对于公事虽然不会只凭同情心去处理，但在公事之外，只要在合适的时间找到他们，他们大概是会大发慈悲的。”

K一直全神贯注地在听奥尔珈讲述，听到这里他打断了她的话，问道：“你认为他的想法对吗？”虽然奥尔珈继续讲下去他这个问题就会有答案的，但是他马上就想知道。

“不，”奥尔珈说，“根本就谈不上同情心这类问题。我们年轻，阅历不深，这一点我们知道，父亲自然也明白，但是他忘记了这一点。他把什么都忘了。他想出的计划是：站在城堡附近官员们马车经过的马路上，用某种方式恳求官员们给予他宽恕。说实话，即使这种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某位官员真的听到了他的恳求，这个计划也是异想天开的，没有一点理智。个别官员能给他宽恕吗？要宽恕，这是整个执政当局的事，就是执政当局，大概也不能给他宽恕，只会给他定罪。即使有位官员下了车，愿意过问这事，听了这位可怜的、疲惫不堪的老人向他咕哝咕哝地陈说，他能对这件事得到一个清楚的印象吗？官员们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但是他们只是各当一面，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听了一句话，他们马上就看透了你的全部想法，但是另一个部门的事情，你给他们解释几个小时，他们也许会客气地点点头，但实际上一句也听不懂。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即使是跟一个人有关的一件公务上的小事，一个官员耸耸肩膀就可以解决的小事，要是你想刨根问底把它彻底搞清楚，就是花上一生的时间，也得不出个所以然来。假如父亲赶巧碰上一位主管这些事的官员，没有前期案卷他也无从办理，尤其不能在马路上来办理，他也不能给你宽恕，只有公事公办，为此又只好通过官方渠道批转给有关部门处理，通过官方途径来解决问题。父亲曾经试过，但是已经彻底失败了。父亲想以这个新计划来取得成功，为此他已经走了很远了！如果这样做也存在一丝成功的可能的活，那么那条马路上一定早就站满去恳求的人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连小学生都知道，所以马路上才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也许这也增强了他的希望，他善于从各处找到充实他希望的根据。在这里，这也是十分需要的。头脑健康的人是不会有那么多奇思异想的，草草一眼就会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官员们到村里来或者回城堡去，这并不是观光游览，村里和城堡里都有工作在等着他们，因此他们坐的马车都以最快的速度飞驰。他们也不会想到从车窗探出脑袋来看一看，找一找外面有事要申诉的人，因为车里装满了官员们要研究的文件。”

“可是我到官员的雪橇里面去看过，”K说，“里面并没有文件。”奥尔珈讲的这些给他打开了一个如此巨大、几乎无法相信的世界，所以他忍不住把他自己微小的经历说给她听，好更清楚地证实她所经历的和他自己所经历的事情。

“这很可能，”奥尔珈说，“这种情况就更糟糕了，这说明这一官员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办，说明文件太珍贵或者太多，不好随身带着，这些官员的马车一定得跑得飞快。总而言之，他们是不会有时间来过问父亲的事的。此外，进入城堡的路有好几条，有时候大家喜欢走这一条路，于是多数马车都往这儿驶，有时候又喜欢走另一条路，于是马车又都往那儿挤。他们行车路线的变化是根据什么规律，这一点谁也弄不清。有时候早晨八点马车都走第一条路，十分钟以后又走第三条路，半小时以后也许又回到第一条路上去了，随后一整天都从那条路上走，但随时都有改变路线的可能。当然，条条通道都在村子附近交会，但到了那里，所有的马车都风驰电掣一般，而到了城堡附近又都放慢了速度，都是中速行驶。正如走车路线的规定无规律可循，也猜不透一样，车辆的数目也弄不清楚。往往有些日子路上一辆车也看不见，有些日子路上的马车又像一条长龙。面对这种情况，你再想一想我们的父亲穿上最好的衣服——不久，这就是他仅有的一套衣服了——每天早上都带着我们的祝愿从家里出去。他把那枚非法保留的消防协会的小徽章带在身上，出了村就把它别在衣服上，在村里他不敢戴，怕让人看见。虽然徽章小得很，隔了两步就看不见了，但父亲却认为戴着它很合适，可以引起过往官员对他的注意。离城堡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园，是贝图赫的，他的菜专门供应给城堡。父亲就在菜园栅栏的石基座上选了个地方坐下。贝图赫未加反对，因为以前他同父亲关系很好，而且是父亲最忠实的一个主顾，他一只脚畸形，认为只有父亲给他做的靴子才合脚。父亲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那是一个阴沉、多雨的秋天，但是父亲完全不把天气放在心上。早晨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便一只手按着门把手，挥着另一只手同我们告别，晚上回来全身都湿透了，一到家里他就倒在屋子的角落里，他的身子一天比一天佝偻。起先他还给我们讲讲他碰到的小事情，比如说贝图赫出于同情和往日的交情往篱栅上扔条毯子啦，他认出了一辆驶过的马车里坐着这个或那个官员啦，有时候某个马车夫认出了他，并且用马鞭碰他一下开开玩笑啦，等等。后来他就不讲这些事了，显然他对待在那里会有什么结果已经不抱希望了，他把天天到那儿去、在那儿打发日子仅仅当作他的责任，当作一件索然无味的工作而已。那时，他的风湿痛开始了，冬天一天天临近，雪下得很早，我们这里冬天说来就来。现在他在那儿，有时坐在湿漉漉的石头上，有时坐在雪地里。夜里关节痛得他直哼哼，早上他有时拿不定主意，到底去还是不去，可是他还是克服了困难，照样去了。母亲对他放心不下，不想让他去。父亲由于手脚不再听使唤了，大概也有些担心，所以便答应让母亲跟他一起去，这样，母亲也得了风湿痛。我们常到他们那儿去，给他们送吃的，或者只是去看看，或者想说服他们回家。我们常常看到他们蜷缩在一起，彼此相依在狭窄的座位上，缩在一条几乎盖不住全身的薄毯子下，周围除了一片灰白的雪和雾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远近一整天不见人影和车辆。想一想这幅景象，K，想一想这幅景象！等到后来，一天早晨，父亲的腿僵硬得不能下床了，心情沮丧而绝望。他发着烧，在轻度昏迷中，他觉得，他看见贝图赫家门前停了一辆马车，车上下来一位官员，沿着篱栅在找父亲，随后他摇摇头，气冲冲地重新回到马车里。这时父亲大声喊了起来，仿佛他是要让那位官员知道，并向他解释，他没有去那儿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他的责任。此后，他一直没有去那儿，他根本没有再到那儿去过，他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阿玛丽娅担负起了照看、护理、治疗等全部工作，中间除了几次间歇外，一直负责到今天。她认得镇痛的草药，她几乎不需要睡眠，从不惊慌失措，什么都不怕，从来不急躁，始终承担着照顾父母的全部工作。我们看到插不上手，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她仍旧镇定自若。后来，父亲的病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被左右支撑着能够小心翼翼地下床了。阿玛丽娅马上就把他交给了我们，自己又不过问了。”

奥尔珈的计划

“现在需要再给父亲找点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做，随便找件什么事给他，至少可以使他相信，他做的事可以开脱全家的罪责。找这样的事儿并不难，一般来说什么事都比坐在贝图赫的菜园子前面强，不过我找到的事，我对它还真抱了几分希望呢。官员、文书或是别的什么人在谈起我们的罪行的时候，每次总是只说我们侮辱了索蒂尼的信使，别的事情就不敢说了。我思忖着，既然公众舆论——尽管只是表面上的——只知道侮辱信使的事，那么要是我们能同信使和解，事情就可以得到补救了——尽管也只是表面上的。人家说，这件事没有人告发，也没有哪个部门受理，所以信使有权宽恕侮辱他的人，这并不涉及其他问题。这样做当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仅仅是表面文章，而且这样做了情况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但却会让父亲高兴，也许可以使那许多出馊主意的、折磨他的人稍稍感到有点困窘，而父亲自己对这件事的结果又很满意。当然，我们首先得找到那个信使。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父亲，他很生气。他已经变得非常固执己见，另外，他在生病期间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我们老是在他快要成功的时候拆他的台：先是不给他钱，现在是逼他躺在床上，再一个原因是他根本不能采纳任何新的意见了。我还没有说完，就被他拒绝了。他认为，他应该继续到贝图赫的菜园前去等着，但他自己又肯定不能天天到那里去了，所以就要我们用手推车把他推去。这回我没有让步，而且他也渐渐迁就了我的想法，他唯一不称心的是，办这件事他得完全依靠我，因为那时只有我见过那位信使，他自己并不认识他。由于这些跟班都很像，所以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再认出那个信使来。于是，我们就开始到贵宾饭店去，在跟班中间去寻找。那个信使当时是索蒂尼的跟班，索蒂尼又没有再到村里来。不过这些老爷们是常常更换跟班的，我们很可能会在另一位老爷的跟班中找到那个信使。即使找不到他，我们也许可以从其他跟班那里得到有关他的消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当然每天晚上都得待在贵宾饭店。那时我们在哪儿都不受欢迎，更不用说在这样的地方了，我们又不是作为花钱的客人去那儿的。不过我们发现，那儿还是用得着我们的，你大概知道，对弗丽达来说，这帮跟班简直是个祸害。其实他们多半原本都是安安静静的人，因为他们的差事太轻松，所以一个个变得娇生惯养、呆头呆脑的了。‘祝你生活过得像跟班那样舒心’，这是官员们的一句祝词。从生活过得舒心来说，这些跟班实际上是城堡里的真正主人，他们也很欣赏这种生活。在城堡里他们的行动由于受到法规的限制，所以他们都很安静、庄重，别人已经多次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在这贵宾饭店里，在这些跟班中，也可以发现这种特征的一点迹象，不过仅仅是一点迹象。除此之外，由于城堡的法规并不完全适用于他们在村里的情况，因此他们好像完全变了样，变成了一帮言行粗野、恣意妄为的家伙，他们的行为不受法规的约束，而是被自己的本能欲望所驱使。他们简直无耻到了极点，不过他们只有奉命才可以离开贵宾饭店。这是村里的运气，可是在贵宾饭店里总得设法应付他们吧。弗丽达觉得这很难办，所以她很乐意用我去安抚这帮跟班，两年多来我每星期起码要同这帮跟班在马厩里消磨两个晚上。以前，父亲也跟我一起去贵宾饭店，夜里他就在酒吧间找个地方睡一睡，等着我一早去告诉他消息。可是消息很少，要找的那个信使，我们至今尚未找到。索蒂尼很器重他，他可能仍一直在给索蒂尼当跟班，索蒂尼隐退到更偏僻的办事处去的时候，那个信使大概也跟他去了。这些跟班多半同我们一样，也很久没有见他了，即使某人说这期间曾经见过他，那大概是搞错了。这样，我的计划就失败了，但还没有完全失败。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信使，而到贵宾饭店去并在那儿过夜，也许还有对我的同情——只要他还能够这样做——把父亲的健康全毁了，两年来他一直都处于你所看到的这种状况。而他的情况或许比母亲还好一些，她天天都可能离我们而去，多亏阿玛丽娅超常的看护，才使她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不过我在贵宾饭店却取得了一些成果，那就是同城堡有了一定的联系。要是我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感到后悔，请不要鄙视我。你一定会想，同城堡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联系呢？这种想法是对的，跟城堡确实没有大不了的联系。我现在认识了许多跟班，这两年到村里来的那些老爷的跟班差不多我全都认识，要是什么时候允许我进城堡的话，我在那里就不会陌生了。当然，这些人只是在村里的时候才是跟班，在城堡里就大不一样了，在那里他们或许谁也不认识了，尤其不会认识我这个在村里同他们有过交往的人——尽管他们在马厩里曾发过一百次誓，说他们很高兴在城堡里再见到我。再说，我也已经知道，他们的这类许诺是一文不值的。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个。我不仅仅是通过跟班同城堡建立联系，我还希望，现在还抱着这样的希望：也许城堡里有人在观察我及我所做的事情——对数量众多的随从人员的管理当然是执政当局工作的一个重要且很烦人的组成部分——随后会对我格外开恩。他也许会看得出，我虽然那么可怜，可是我在为我全家奋斗，继续做着父亲为求得宽恕而进行的种种努力。要是他这样来看，那么他或许也就会原谅我收了跟班的钱，用这些钱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我还取得了一些别的成果，这一点恐怕你也会怪罪于我的。我从侍从那儿打听到了如何绕过困难的、往往需要好几年的正式录用程序而直接得到城堡差事的办法，这样，你虽然不是正式雇员，只是私下里得到半允许，既无权利也无义务，而最糟糕的是没有义务，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就在官员身边，你可以看准有利的机会，并加以利用。你虽然不是雇员，但碰巧也会遇上某项工作，比如说这时恰好某个雇员不在，听到一声招呼，你就赶快跑去，这样，一分钟以前你还不是雇员，现在却已经变成雇员了。当然，问题就在于什么时候能碰上这样的机会。有时候你刚进去，还没来得及四处看一看，机会就来了。但是新去的人，不是人人都那么沉着，一下子就会抓住这个机会的，错过这次机会，你要再弄到一项工作又得等好几年，这时间比正式录用程序还要长，而且这种半正式的人员根本不可能再被录用为合法的正式雇员。所以，这方面的顾虑是很多的。不过正式录用要求极其严格，一个人要是家庭名声有什么不好的，那他一开始就被刷掉了。想到这些，走半正式人员那条路的种种顾虑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一个人想被正式录用，经过那么多手续，还得长年累月为最终结果而提心吊胆，从第一天起大家就会吃惊地问他，怎么敢去做那种没有希望的事，可是他却希望能够成功，要不他怎么能活下去呢。也许多年以后，也许到他成了白发老人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被拒绝了，才知道他失去了一切，他虚度了此生。当然，这里也有例外，因此有的人就很容易受到诱惑。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恰恰是有些名声不好的人反倒被录用了。有些官员完全一反他们的意愿，同那样的人趣味相投，在招考的时候这里嗅嗅、那里闻闻，撇着嘴巴，翻着眼睛，那样的人似乎特别对他们的胃口，他们得严格遵守法规条文，才能顶住这种人的诱惑。有时候参加考试的人并不能被录用，而是要经过无穷无尽的录用程序，只有到他一命呜呼以后才算完结。所以，无论是合法地求职，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来求职，都会碰到或明或暗的重重困难。因此，一个人在决定求职之前，最好是把方方面面的情况仔细权衡一番。这一方面巴纳巴斯和我两个人可没有少商量，我每次从贵宾饭店回家，我们就坐在一起，我把得到的最新情况告诉他，我们一商量就是好几天，这样巴纳巴斯手里的活也就搁得比平时所需要的时间长。照你看来，对这事也许我有一份责任。我也知道，跟班所讲的情况并不太可信。我也知道，他们从不乐意跟我讲城堡里的情况，一谈到城堡，他们就岔到别的话题上去，每一句话都得恳求老半天。当然，他们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胡说八道，大吹大擂，一个比一个说得天花乱坠、信口雌黄。一个滔滔不绝，还没说完，另一个就大声嚷嚷插了进来，叽叽喳喳，没完没了。显然，在这个黑洞洞的马厩里，从他们的话里顶多能听出一点儿真情。但是，我可把所听到的一切都一丝不落、原原本本地讲给巴纳巴斯听了。他虽然还没有辨别真伪的本领，但是由于家庭的处境，他如饥似渴地想知道这些事情，他把这一切都吞了进去，并且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事实上，我的新计划是落在巴纳巴斯身上的。从这些跟班那儿再也打听不到别的情况了。索蒂尼的信使找不到了，似乎永远都找不到了。索蒂尼以及他的信使似乎远远地隐退了，连他们的模样和名字也都被遗忘了。我往往要描述老半天，跟班们要搜肠刮肚才能记起他们来。除此以外，对于他们的情况，跟班们就一无所知。至于我同跟班们的交往，别人是怎么看的，我当然无法施加影响，我只希望人家能据我所做的事情来加以判断，以此来稍稍减轻我家的罪行，可是我并没有得到这种公开的表示。但是我仍坚持这样做，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来使城堡为我们家解决一些问题。不过在巴纳巴斯身上，我却看到了解决我们家问题的一种可能性。从跟班们所谈的情况中，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如果我乐意得出这个结论的话，而我却一心希望是这样的：谁要是被录用在城堡里当差，那对他的家庭是大有好处的。可是，他们说的这些又有几分可信？这是无法确证的，可信的程度很小，这一点倒是清楚的。因为比方说，某个跟班，某个我再也不会见到的跟班，或者我即使再见到，也不会认出来的跟班，一本正经地答应帮我弟弟在城堡里弄份差事，或者巴纳巴斯要到城堡去的话，他至少可以支持他，比方说给他一些鼓励。因为据跟班们所说，那些求职的人因为等待时间过长而晕倒或精神错乱的事是常有的，如果没有朋友照顾，那就完了。他们告诉我诸如此类的事，或许是对我们的警告。这种警告不无道理，至于说他们对我所许的诺言，那当然全是空的。巴纳巴斯可不这么认为，我虽然警告他，别相信他们，可我却把他们说的告诉他，这就充分说明，我要他接受我的计划。至于我自己所提出的种种考虑，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对他起作用的，主要是那些跟班的话。这样，我便只好完全靠自己了。同父母，除了阿玛丽娅，谁也说不通，而我越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父亲原先的计划，阿玛丽娅就越不理我。在你和别人的面前，她还跟我说上几句，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再也不跟我说话了。在贵宾饭店那些跟班的眼里，我只是个玩物，他们发起火来可以把我捏个粉碎。在那两年时间里，我从未跟他们中的任何人说过一句知心话，他们同我说的尽是些阴险恶毒、欺骗狡诈或是愚蠢的废话，所以同我谈得来的就只有巴纳巴斯一个人了，而巴纳巴斯那时年纪还太小。我把听到的事情告诉他的时候，看到他眼里闪闪发亮，此后他的眼睛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光亮。见到他那双闪光的眼睛，我吓了一跳，可是我并没有放弃，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当然，我没有像我父亲那样伟大却空洞的计划，我也没有男子汉那种果断，我只坚持要弥补我们对那位信使的侮辱，甚至希望他们把我所做的这点不值一提的小事算作我的功劳。但凡是我未能做到的事，现在我要通过巴纳巴斯以另一种方式很有把握地来实现。我们侮辱了一位信使，并把他从第一线办事处里吓跑了，比较好的办法是，我们把巴纳巴斯送去当新的信使，由巴纳巴斯去干那个被侮辱的信使的工作，让原来那个信使安安静静地在远处待着，爱待多久就待多久。他要多长时间才能忘掉那次侮辱，就让他待多长时间。我清楚地发现，我的计划虽然微不足道，却显得傲慢，会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我们要对当局发号施令，插手他们的人事安排似的；或者我们在怀疑当局单独妥善安排这件事的能力；甚至我们会认为，在我们想到这里可能有些事情要做之前，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可是我又觉得，当局对我不致如此误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他们准是蓄意的，也就是说，对我所做的一切，他们未做进一步调查，就先加以摒弃了。因此，我绝不退让，而巴纳巴斯的虚荣心，也使得他不愿就此罢休。在这段准备时间里，巴纳巴斯变得目空一切，居然觉得鞋匠的活计对他这个未来的办事处职员来说实在太脏了。阿玛丽娅虽然很少同他说话，但他敢顶撞她，把她的意见一一加以反驳。我容他享受一下这短暂的欢乐，因为只要他第一天进入城堡，欢乐和傲气就会消失，这是不难预料的。于是他开始了这份表面上的差事，这我已对你说过。令人奇怪的是，巴纳巴斯第一次没费多少周折就进了城堡，确切地说，进了那个可以说成了他的工作室的办事处。他的成功当时真把我乐坏了，他晚上回家悄悄把经过告诉了我，我就马上跑到阿玛丽娅那儿，抓着她，把她摁在一个角落里，给了她一阵狂吻，吻得她又痛又怕，哭了起来。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反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我就想干脆过两天再告诉她。可是过了几天，就再也没有可说的了。一下子取得成功以后也就那么回事。这两年里巴纳巴斯一直过着这种单调而揪心的生活。那些跟班一点忙也不帮，我写了封短信给巴纳巴斯带着，请跟班们对他多加关照，同时提醒他们对我的承诺，巴纳巴斯一见到跟班，就把信拿出来让他们看，尽管他有时碰到的跟班根本不认识我。即使那些认识我的跟班，也对巴纳巴斯一声不吭地让他们看信的那种态度很生气。因为巴纳巴斯在城堡里是不敢说话的，所以谁也不帮他的忙，这使他大为丢脸。后来有个跟班，也许是巴纳巴斯好几次硬让他看了这封信，所以就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这倒是一个解决办法，其实我们自己早就可以这样做了。我觉得，这位跟班仿佛在说：‘你们自己也常常是以这种态度对待信件的。’尽管这段时间里毫无成效，但对巴纳巴斯却起了好的作用。说是起了好的作用，那是说他提前变得老成持重了，提前成了一个男子汉，在有些方面甚至比大人更严肃、更明智。我看着他，想到他两年以前还是个孩子，心里常常感到非常难过。作为男子汉，他也许可以给我一些安慰和支持，可是我却没有得到。没有我，他几乎进不了城堡，但是他进入城堡以后，就不再依靠我了。我是他唯一的知己，可是他却只告诉我一星半点心里话。他对我讲了许多城堡里的事，但是从他所讲的事情中，从他所谈的那些细枝末节中，你根本不会理解，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他少年时代所具有的那种令我们为之担忧的胆量，现在却消失殆尽了呢。当然，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白白地在那里站着、等着，看不到一星半点儿改变的希望，消磨了他的意志，最后弄得他什么都干不了，只会绝望地在那儿站着。那么，早先他为什么不做反抗呢？特别是他不久就认识到，我的看法是对的，在那里实现不了他的虚荣心，可是对于改善我们家的处境也许有些好处。因为在那里，且不说侍从们的脾气，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虚荣心只有在工作中去寻求满足，而工作本身又是压倒一切的，所以虚荣心也就消失殆尽了，那些幼稚的愿望在那里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根据巴纳巴斯对我说的情况来看，他大概认为，就连那些是真是假还有待确认的官员，允许进其屋子的那些官员的权势和学问也都非常之大。他们非常迅速地口授指示，半闭着眼睛，做着简短的手势。对于那些嘟嘟囔囔的侍从，他们只要伸出一个指头，不用说一句话，就把他们制服了，这时侍从们吓得气都不敢喘，还喜滋滋地满脸堆笑。或者一个官员在书里发现一处重要的地方，就往书上一拍，这时其他的官员也纷纷跑过来，只要这狭小的地方挤得下，便都伸长脖子去看。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巴纳巴斯觉得这些人物真是了不起，他觉得，要是他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进而不是以陌生人的身份，而是以办事处同事的身份，同他们谈上几句——当然是做出一副低三下四的样子，那么对我们家庭将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是他还未能做到这一点，他也没有胆量去做可以使他接近这个目标的事。他心里十分清楚，他年纪虽小，但家里遭受的种种不幸已经把自己推上了肩负重大责任的家长的地位。还有最后一件事我得坦白：你是一星期前来的。我在贵宾饭店听人提起过这件事，但是我并没有在意，来了一位土地测量员，我连土地测量员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平常我总是在固定的时间到路上去接巴纳巴斯回家的，可是第二天他却比平时早回家。他见阿玛丽娅在屋里，就把我拉到街上，并把头伏在我肩上，哭了好一阵子。他又变成了以前那副孩子样。他准是碰上了什么他胜任不了的事。仿佛突然之间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简直承受不了这个新的情况给他带来的喜悦和忧虑。其实他碰到的并不是什么别的事，只不过是他们叫他送一封信给你。但是这却是他所接受的第一件工作。”

说到这里，奥尔珈停住了。周围非常之静，只有两位老人沉重的、有些呼噜呼噜的呼吸声。像是对奥尔珈刚才所讲的进行补充，K漫不经心地说道：“你们在愚弄我。巴纳巴斯给我送那封信的时候，完全像个干练的老信使，而你同阿玛丽娅一样，她准同你们统一了口径，你们却做出一副样子，似乎信使的差事和这些信件都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你得把我们区分开来，”奥尔珈说，“巴纳巴斯送了这两封信后确实又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孩子，尽管他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个工作有着种种怀疑。他的这些怀疑只有他自己和我知道，但是在你面前他却要在工作中寻找自己的荣誉，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信使，他想象中的真正的信使。举个例子来说，虽然他现在一心希望得到一套公服，但是我却不得不在两小时内把他的裤子改成像公服那样的紧身裤，他穿着这条裤子在你面前一站，你当然就更以为他是一位老练的信使了。这是巴纳巴斯。阿玛丽娅呢，她真是瞧不起信使的差事，现在她在巴纳巴斯和我身上，以及从我们坐在一起窃窃私语的样子中，很容易看出巴纳巴斯好像取得了一些成功，因而她比以前更加瞧不起这种差事了。所以她说的是真话，你对我们说的心存怀疑，她是让你不要受骗。至于我，K，如果我有时贬低信使的差事，那倒并不是存心欺骗你，而是因为我害怕。巴纳巴斯经手的这两封信是三年来对我们家给予宽宥的第一个标志，当然这个宽宥还得打上个问号。这个变化——如果这是一个变化，而不是骗局的话，因为骗局比变化更多——是跟你的来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你。也许这两封信只是个开始，巴纳巴斯的工作将超出与你有关的信使的差事，而扩展到其他方面——只要我们有这种希望，我们就要一直抱住不放，可是眼下一切仅仅落在了你身上。在上面城堡里，我们得对分配给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但是在这村子里，我们自己也许可以做点事，那就是要让你对我们产生好感，或者至少不让你讨厌我们，最重要的是尽我们的力量和经验来保护你，不使你同城堡的联系中断，我们自己也许可以靠这种联系活下去。如何更好地去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就要在我们接近你的时候，你不要对我们产生怀疑，因为你是外来的，对各方面都满腹狐疑，而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此外，大家都看不起我们。你一定会受到舆论的影响，特别是受你未婚妻的影响。那么，我们如何既同你接近，又不致得罪你的未婚妻——尽管我们并不想存心得罪她——而使你受委屈呢？那两封信，你收到以前我已经仔细看过，巴纳巴斯自己没有看，信使是不允许看自己传递的信件的。乍一看，这两封信并不重要，而且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但是就信里要你去找村长这一点来说，这两封信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对待你呢？强调这两封信的重要性吧，我们就会受到怀疑，他们认为我们显然是夸大了没有多大价值的事情的重要性，认为我们是作为信件的传递人在向你吹嘘，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你着想，而是为了追求我们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贬低这些信息的价值，从而使你产生错误的印象，这是与我们的本意相悖的。说这两封信没有多大意义吧，我们同样会受到怀疑，因为既然这些信件无足轻重，我们干吗要给你送来？为什么我们的言行自相矛盾？为什么我们不仅仅在欺骗你这个收信人，而且也在欺骗发信人？他把这些信件交给我们，并不是要我们去向收信人说明这些信是没有价值的。在两种夸张之间持中立态度，就是说对信件做出正确估计，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信件本身在不断改变其价值，这些信件所引起的思考是没有穷尽的，从信里考虑到什么问题，这仅仅是偶然的，所以得出的看法也纯属偶然。倘若这中间还掺杂着对你的害怕，那么一切就都乱了套，你对我的话不必看得太认真。比如说，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次巴纳巴斯告诉我，你对他的工作不满意，起初他吓坏了，他也有着信使的敏感，便贸然提出了辞职。为了弥补这个过失，于是我就弄虚作假，撒谎、欺骗。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什么坏事都干。但是这一切我都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才做的，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有人在敲门。奥尔珈跑去开了门。从遮光灯里透出的一道灯光照进了黑暗的屋子里。这位夜间来客悄悄提出几个问题，奥尔珈也悄悄给予了回答，但是他并不肯就此罢休，还想闯进屋里来。奥尔珈大概挡不住了，所以便喊阿玛丽娅，显然希望阿玛丽娅竭尽全力将这位不速之客拒之门外，以免惊醒父母。阿玛丽娅果然跑了过来，推开奥尔珈，并走到街上，反手关上了大门。这一切只有一会儿时间，她立刻又回来了。奥尔珈办不到的事，她转瞬间就办妥了。

接着K听奥尔珈说，刚才那个人是来找他的。那是K的一个助手，是弗丽达让他来找K的。奥尔珈的意思是不让那个助手见到K，事后K要是愿意向弗丽达承认到这里来串门的事，他可以去说，但绝对不能让助手发现。K对奥尔珈的想法表示同意。奥尔珈又提出，让K在这儿过夜，等巴纳巴斯回来，但是K拒绝了这个建议。就他自己来说，他也许会接受这个建议的，因为夜已经很深了。他觉得，无论自己愿不愿意，现在他已经同这家人拴在一起了，出于其他原因，考虑到同这家人拴在了一起的关系，在这里过夜又使他感到难堪。不过这里毕竟是村子里最合适的地方，尽管这样，他还是拒绝了。刚才助手来找他，使他大吃一惊，他感到不解的是，弗丽达是知道他的意图的，两个助手也已经怕了他了，他们怎么还会串通一气，弗丽达居然敢派一个助手，仅仅派一个助手来找他，而把另一个留在身边。他问奥尔珈有没有鞭子，她说鞭子没有，倒是有根很好的柳条。K拿起柳条，又问屋里还有没有门可以出去。奥尔珈说，穿过院子还有个门可以出去，不过得翻过隔壁花园的篱笆，再穿过花园，才能到街上。K愿意从这条路出去。奥尔珈领着K穿过院子来到篱笆跟前，K发现她心里在犯愁，便马上安慰她，并告诉她，对她讲的这些小花招他一点也不生气，他很理解她，还感谢她对他的信任，感谢她讲了那么多推心置腹的话，并嘱咐她，等巴纳巴斯一回来，即使是夜里，也要叫他马上到学校去。要是巴纳巴斯带来的信息并不是他希望听到的，那他的情况就很不妙了，不过他绝不想放弃这些信息，他要紧紧把握这些信息。他也不会忘记奥尔珈，因为他觉得，奥尔珈这个人，她的勇敢、谨慎、智慧，她为全家所做的牺牲比那些信息更为重要。要是他在奥尔珈和阿玛丽娅之间做出抉择的话，那他无须多加考虑就可以做出抉择的。他亲切地握了握她的手，就跳上了隔壁花园的篱笆墙。

第十六章

K来到街上，在黑夜中隐约看到那个助手还一直在巴纳巴斯家门口走来走去，有时停住脚步，想从拉上窗帘的窗户朝屋里看个究竟。K朝他喊了一声，他并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但也不再窥视屋里的动静了，便朝K走来。“你找谁？”K问道，同时在自己腿上试了试柳条的韧度。“找你。”助手边走边说。“你究竟是谁？”K突然问道，因为此人似乎并不是他助手。他看起来年纪要大一些，疲惫些，脸上的皱纹要多些，但却丰满些。他的步履也不一样，助手的步子矫健、轻快，关节里像通了电似的，而此人走起路来很慢，有点跛，有点病态。“你不认识我？”那人问。“我是耶雷米阿斯，你的老助手。”“噢，”K一边说，一边把藏在背后的柳条又稍稍抽出一点来，“可是你的样子完全变了。”“那是我一个人的缘故，”耶雷米阿斯说，“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快乐的青春也就消失了。”“那么阿图尔在哪儿？”K问道。“阿图尔？”耶雷米阿斯反问道：“那个小宝贝？他不干了。你过去对我们也有点儿粗暴和严厉。他那么个温柔的人是受不了的。他回城堡告你去了。”“那么你呢？”K问道。“我可以留下来，”耶雷米阿斯说，“阿图尔也在为我告状呢。”“你们告什么呢？”K问。“告你不懂得开玩笑，”耶雷米阿斯说，“我们干了些什么？只不过开了点玩笑，哈哈笑了笑，同你的未婚妻打趣而已。其余的一切都是按照我们的任务去做的。加拉特派我们到你这儿来的时候……”“加拉特？”K问道。“对，是加拉特，”耶雷米阿斯说，“那时他恰好代理克拉姆的职务。他派我们到你这儿来的时候——他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是照他的话行事的——说：‘把你们派去当土地测量员的助手。’我们说：‘我们对土地测量工作可一窍不通啊。’他接着说：‘这并不重要，如果需要，他会教你们的。重要的是，你们要让他高兴一点。我得到的报告说，他对什么事都很认真。他现在已经到了村里，他马上会觉得这是件大事，实际上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事。这一点你们要让他明白。’”“这么说，”K说，“加拉特说对了？你们执行了他的任务？”“这我不知道，”耶雷米阿斯说，“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也是不可能的。我只知道，你很粗暴，这一点我们很有意见。我不懂，你不过是个职员，而且还不是城堡职员，居然看不出这种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像你这样肆意地、几乎是幼稚地加重工人的劳动是毫无道理的。你肆无忌惮地让我们在栏杆上挨冻。像阿图尔这么个挨了句骂就会痛苦好几天的人，你几乎一拳把他打死在垫子上。再说对我吧，你赶着我在雪地里乱跑，后来我用了一个小时才恢复过来。我的年纪可不小了！”“亲爱的耶雷米阿斯，”K说，“你说的这些全对，只不过你要去说给加拉特听，是他自作主张把你们派来的，我并没有求他派你们来。我没有要求你们来，也可以重新把你们送回去，这事最好和和平平地解决，不要用暴力，可是不用暴力你们显然不肯走。再说，你们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立即就像现在这样开诚布公地告诉我呢？”“因为那时我有公干，”耶雷米阿斯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你现在不再有公干了？”K问道。“现在不再有公干了，”耶雷米阿斯说，“阿图尔已向城堡提出辞职了，至少已经在办理使我们彻底摆脱这件差事的手续了。”“可是你还像在当差似的在找我呀。”K说。“不是，”耶雷米阿斯说，“我只是为了让弗丽达放心才来找你的。你为了巴纳巴斯家的姑娘抛弃了她，她伤心透了，这倒并不是因为失去了你，主要是因为你忘恩负义。当然，这事她早就看出来了，所以非常痛苦。我刚才又到学校去了，在窗户上张望了一阵，想看看你是不是理智一些了。但是你没在那儿，只有弗丽达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哭。于是我就走到她身边，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在贵宾饭店当了客房招待，至少在城堡里还没有解决我的事情以前先在那儿干着，弗丽达则又到酒吧工作去了。这对弗丽达来说就好多了。她准备嫁给你，在这件事上她是缺少理智的。她愿意为你做出牺牲，可是你并不懂得珍惜。这位善良的姑娘有时候还在想，是不是错怪了你，你也许并没在巴纳巴斯家的姑娘那儿。虽然你在什么地方，这没有疑问，但我还是来了，好一下子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因为经过这一阵烦恼，生了那么多的气，总该让弗丽达安安静静地睡一觉了，我当然也该好好睡觉啦。这么着我就来了，我不仅找到了你，还顺带看到这两位姑娘跟你形影不离，尤其是那位黑姑娘，真是只野猫，在拼命维护你。是啊，各有所好嘛。总之，你无论如何没有必要绕个大弯，从隔壁的花园里出来，我知道那条路。”

现在，这事终于发生了，虽然预见到了，但未能加以防止。弗丽达离开了他，这事大概还有挽回的余地，情况还不至于这么糟吧。弗丽达是可以重新争取过来的，她很容易受外人的影响，连这两个自认为弗丽达的地位同他们差不多的助手都能影响她，现在他们辞职不干了，这就促使她离开了他。K大概只要走到她面前，让她记起过去对他说的话，她就会后悔，就会重新成为他的人。要是他能以某个由于这两位姑娘的缘故才取得的成果来为他到她们家去串门而辩解，那就更有把握了。尽管他想以这种种考虑来宽慰自己，不要为弗丽达的事担心，但是他还是不放心。刚才他还对奥尔珈称赞过弗丽达，说她是他唯一的支撑，现在这个支撑并不坚固。要把弗丽达从K的身边抢走，根本不用某个有权势的人插手，单就这个令人厌恶的助手，这个有时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活人的无赖，就够了。

耶雷米阿斯准备走了，K又把他叫了回来。“耶雷米阿斯，”K说，“我想坦率地跟你谈一谈，你也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不再是主仆关系了，对此，不仅是你，而且我也感到高兴，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互相欺骗了。现在我当着你的面把这根柳条折断。这根柳条本来是用来对付你的，我选择从花园里的路出来并不是怕你，而是想吓你一下，用柳条在你身上抽上几下。请你不要生气，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你要不是官方强加给我的仆人，而是一个一般的熟人，那我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的，尽管有时候我对你的那副模样感到不那么舒服。我们之间过去失去的友好关系，现在还可以加以弥补。”“你以为能做得到吗？”助手打着哈欠，边说边闭上倦怠的眼睛，“我可以向你详细解释一下。可是我没有时间，我得到弗丽达那儿去，小宝贝正等着我呢。她还没有开始工作，在我的劝说下，老板还给了她一个短期休息时间——她自己也许想马上投入工作，以忘记过去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们至少可以待在一起。至于说你的建议，我也没有必要欺骗你，也没有什么事情向你吐露。我的情况跟你不同。过去我们是主仆关系，对我来说你当然是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这倒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长处，而是因为职务关系，我应该为你做你要求的任何事情，可是你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你把柳条折断了我也不会感动，这只能让我想起我曾经有过一个粗暴的主人，它并不会使我对你产生好感。”“你以这种态度同我说话，”K说，“好像你已经蛮有把握，永远不会怕我了。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你现在大概还没有解除给我当差的任务，这里办事不会那么快的。”“有时还更快呢。”耶雷米阿斯插了一句。“有时是这样，”K说，“但这并不说明这次就是这样，至少你和我都没有拿到书面材料。手续才刚刚开始办，我还没有通过我的关系来进行干涉呢，但是我会采取措施的。倘若事情的结果对你不利，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并没有事先做好工作，使主人对你产生好感，甚至把柳条折断也许还是多余的呢。你不要以为拐走了弗丽达就可以趾高气扬了。尽管对你这个人我是尊重的，即使你已经不再尊重我了，但是我只要对弗丽达说上几句话，就足以揭穿你用来蒙骗她的谎言了。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你是靠谎言离间弗丽达同我的关系的。”“这些恐吓吓不倒我，”耶雷米阿斯说，“你根本不想要我当你的助手，你很怕我这个助手，你压根儿就怕助手，你只是出于害怕才把善良的阿图尔打了一顿。”“也许是吧，”K说，“难道因此就不怎么痛了？也许我要更多地用这种方式表示我对你的恐惧呢。倘若我看到你不乐意干助手的工作，我就偏要你干，这倒可以使我克服恐惧，得到无穷的乐趣。这回我倒打算不留阿图尔，只要你一个，这样我就可以对你多加留神了。”“你以为，”耶雷米阿斯说，“我对这一套还会有一丝害怕吗？”“我相信，你肯定有点怕，”K说，“要是你聪明的话，你会感到更怕。要不然你为什么不到弗丽达身边去？你说，你真的爱她吗？”“爱她？”耶雷米阿斯说，“她是个聪明的好姑娘，曾经是克拉姆的情妇，总之是值得尊敬的。她不断恳求我，把她从你手里解脱出来，我为什么不该帮她的忙呢？尤其是我这样又不会给你造成痛苦，你已经在巴纳巴斯家的两个该死的妞儿那儿得到了安慰。”“现在我看出了你的害怕，一种可怜兮兮的害怕，”K说，“你在想方设法用谎话来蒙骗我。弗丽达求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让她摆脱你们这两个野狗似的助手，可惜以前我没有时间来完全满足她的要求，我这一耽误，现在后果就显出来了。”

“土地测量员先生，土地测量员先生！”有人在小巷里喊。那是巴纳巴斯，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可并没有忘记向K鞠躬。“我办成了。”他说。“什么办成了？”K问道，“你把我的请求交给了克拉姆？”“这没有，”巴纳巴斯说，“我虽然多方努力，但是还不行。我一直挤到前面，站了一整天也没人理睬我。我站的地方离办公桌很近，以至于有一回文书把我推开了，因为我挡住了他的光线。克拉姆一抬头，我就举手向他报到——这种做法是被禁止的。我在办事处待的时间最长，后来那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侍从，我再次有幸看到克拉姆又回来了，但是他回来可不是因为我，而只是在书里匆匆查了点什么东西马上就走了。我还一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后来一个侍从几乎要用扫帚把将我赶出门去了。我说这些，以免你对我做的事情又不满意。“巴纳巴斯，你这么辛辛苦苦又没有一点成效，”K说，“对我有什么用呢？”“是有成效的，”巴纳巴斯说，“我从我的办事处出来的时候——我管它叫我的办事处——看见一位老爷正从很深的走廊里朝我慢慢走来。这时已经很晚了，走廊里已经空了。我便决定等着他，这是一个继续待在那儿的好机会。我真想一直待在那儿，免得把坏消息带给你。再说，等着这位老爷也是值得的，他就是艾朗格。你不认识他？他是克拉姆的一等秘书之一。这位老爷身体虚弱，个子矮小，走路有点跛。他一眼就认出我来了，他是以记性好、会认人而出名的。任何人，他只要眉毛一皱就认出来了，往往连那些他从未见过、只听到过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的人他也能认出来。比如说我吧，他恐怕从来就没有见过。虽然他一眼就能认出任何一个人来，但他总是先问你，好像没有把握似的。‘你不是巴纳巴斯吗？’他对我说，接着他便问，‘你认识土地测量员，不是吗？’然后他又说，‘你赶巧了，我现在正要坐车到贵宾饭店去。他们是让土地测量员在那儿见我的。我住在15号房间。现在他大概马上就到了。在那儿只有几个人来找我谈，明天早晨五点钟我就起来。你告诉他，这次同他谈话，我是很重视的。’”

耶雷米阿斯突然拔腿就跑。巴纳巴斯由于情绪激动，几乎一直没有注意他，这时才问道：“耶雷米阿斯要干吗？”“他想抢在我前面去见艾朗格。”K说着便去追耶雷米阿斯。追上以后，K便抓住他的肩膀说：“你是不是突然想弗丽达了？我也很想她，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第十七章

在黑乎乎的贵宾饭店前面，有一群人站着，两三个人手里提着灯，所以可以看出有些人的脸。K只发现一个熟人：马车夫格斯泰克。格斯泰克向他打了招呼，并问道：“你还一直在村里啊？”“是啊，”K说，“我来这儿是要长期待下去的。”“这不关我的事，”格斯泰克说，他剧烈地咳了一阵之后就转身去同别人说话了。

原来这些人都在等艾朗格。艾朗格已经来了，但是他在接见这些申诉人以前还在同莫摩斯磋商。大家谈的都是关于不让他们到屋里去等，非得要他们站在外面的雪地里等这件事。天气虽不是很冷，但是让大家深夜里在饭店门口等上几个小时，这也太不像话了。这当然不是艾朗格的过错，他是很随和的。这事他不知道，要是向他报告了，他肯定会很生气的。这事是饭店老板娘的过错，她讲究风雅都到了病态的程度，受不了许多人一下子进入饭店。“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他们非进来不可，”她常常这么说，“那么老天保佑，只能一个跟一个地进来。”她还规定，进去的人先在走廊里等，后来的就在楼梯上，然后在前厅里，再然后在酒吧里等，末了就被推到街上去了。即使这样，她还不罢休，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她无法忍受常常“被包围”在自己的饭店里。她闹不明白，那些人等在那儿干什么。有一次，一位官员在回答她的这个问题时说：“为了踩脏饭店门口的台阶。”这位官员说的可能是气话，可是她却觉得这话很说明问题，于是便常常把它挂在嘴上。她竭力主张在贵宾饭店对面盖一座楼，来申诉的人可以在那里等候，这一点倒是同大伙儿的心愿不谋而合。对她来说，要是同申诉人谈话以及对他们的询查都在贵宾饭店之外进行，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这个主张遭到了官员们的反对，官员们严肃地一反对，老板娘就碰了钉子，可是在一些次要问题上，由于她会磨，加上又会施展女性温柔的手腕，倒是可以颐指气使的。末了老板娘也不得不让谈话和询查继续在贵宾饭店进行，因为城堡来的老爷们到村里来办理公务是不肯离开贵宾饭店的。老爷们总是来去匆匆，他们极不愿意到村里来，除非迫不得已。他们没有一点乐趣在这里多做逗留，所以他们不同意只考虑贵宾饭店的清静而带着他们的文件临时搬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白白浪费时间。官员们最喜欢在酒吧或他们的房间里处理公务，只要有可能，就在进餐的时候，或是在床上处理——入睡前或者早上过于疲倦、懒得起床、还想再躺一会儿的时候处理。至于再造一幢候见室，看起来似乎可以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对于老板娘来说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有了候见室，就必须进行无数次接见，这样一来，贵宾饭店的过道里熙熙攘攘，就不会有清闲的时候了，所以对于盖个候见室的想法，大家觉得未免太好笑了。

等候的人互相低声谈着诸如此类的问题，K注意到，大家虽然颇为不满，但谁也不反对艾朗格在深夜接见他们。他就此事询问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为此很感激，因为艾朗格到村里来这件事本身就纯粹是他的好意，是他对自己职务的高度负责。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派个下级秘书来，然后让他写一份汇报，而且这样做，也许更符合规章制度。但是他往往不这么做，而是要亲自来看一看，听一听，为此他就得牺牲许多晚上的时间，因为他的办公计划中并没有安排来村里的时间。K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克拉姆白天也来村里，而且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几天。艾朗格不过是个秘书，难道上面城堡里离不开他？听了K的话，有几个人善意地笑了，其他的人则感到愕然，都一声不吭，而且默不作声的人占绝大多数，所以谁也没有回答K的问题。只有一个人犹犹豫豫地说，城堡里和村里都离不开的当然是克拉姆啰。

这时饭店的大门打开了，莫摩斯出现在两个提着灯的侍从中间。“先进去见秘书艾朗格先生的是：格斯泰克和K，”他说，“这两个人在这儿吗？”他们两个人都答应了，可是他们还没有进去，耶雷米阿斯说了句“我是这里客房部的招待”，莫摩斯笑嘻嘻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耶雷米阿斯就溜进饭店去了。K暗自对自己说，我得多提防着点耶雷米阿斯，他心里明白，比起那个到城堡里去告他的阿图尔来，耶雷米阿斯可能更不好对付。他觉得，更聪明的做法也许还是让他们当助手，虽然要受他们的折磨，但总比现在这样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到处乱闯、大耍阴谋诡计要好，看来这两个家伙对于耍阴谋倒是具有一种特殊天赋。

K从莫摩斯身边走过去的时候，莫摩斯做出一副现在才知道他是土地测量员的样子。“噢，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原先那么不愿意被审查，现在却要抢着接受审查了。当时要是让我审查了，这倒省事了。当然，要挑选出合适的人来审查是很难的。”K听了他的话，便想停下来，但莫摩斯说，“您走吧！走吧！那会儿我需要您的回答，但现在不要了。”K对莫摩斯的态度感到恼怒，所以说：“你们想的只是你们自己。单单是为了例行公事，我是不会回答的，那时不会，今天也不会。”莫摩斯说：“那我们该想着谁？这里还有谁呢？您走吧！”在前厅里，一名侍从接待了他们，领着他们走上那条K已经认识的路，穿过院子，进了一扇门，然后进入一条低矮的、有点往下倾斜的过道。上面几层显然是高级官员住的，秘书们就住在过道两边的房间里，艾朗格在秘书中的地位虽然比较高，但也住在这里。侍从吹灭了手里的灯，因为这里的电灯照得通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小巧玲珑，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过道的高度刚好够一个人立着身子走路。两边的房门几乎一个挨着一个。过道两边的墙并没有砌到顶，也许这是考虑到通风的缘故，因为在这条深深的、地窖似的过道里，那些小房间里大概都没有窗户。两边的墙没有砌到顶封闭起来，其缺点是过道里声音比较嘈杂，房间里也必然是这样。许多房间好像都住了人，多数房间里的人还没有睡，听得见有人在说话，有人在锤东西，有人在碰杯，可是给人的印象却不是特别欢快。说话的声音很低沉，几乎一句话都听不清楚，也不像是在谈话，也许只是有人在口授或者念什么东西，恰恰是那些传出杯碟声来的房间里听不到一句话，而锤击声又使K想起，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对他说起过，有些官员因为连续用脑过度，偶尔也做做木工、精密机械之类的活，以消除疲劳。过道里没有人，只有一个脸色苍白、又瘦又高的老爷坐在一个房间的门前，他穿了件裘皮大衣，露出一点里面的睡衣。可能是他觉得房间里太闷，所以就到外面来坐着，看看报，但并不专心，常常放下报纸来打哈欠，朝前俯着身子，望着过道。也许他在等一个约来谈话的人，而这人还没有到。当K和格斯泰克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侍从对格斯泰克说：“这是普林茨高尔！”格斯泰克点点头。“他已经很久没有下到村里来了，”他说，“也不算太久。”侍从证实了格斯泰克的话。

后来他们到了一间屋子的门前，这扇门同其他房门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侍从告诉他们，里面住的是艾朗格。侍从让K把他举到肩膀上，他从门上的缝隙里朝里面张望了一阵。“他躺在床上了，”侍从从K肩膀上下来时说，“但还穿着衣服，我想他刚睡着。到了村里，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了，有时他就会觉得疲惫不堪。我们只好等着。他一醒就会摇铃的。当然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他在村里逗留期间，完全睡着了，等他醒来又立即要赶回城堡去了。反正这里的工作他是自愿来做的。”“要是他现在宁肯一直睡下去，”格斯泰克说，“要是他醒了以后还有一点工作时间，那他一定不满意自己睡过了头，就想匆匆忙忙把事情处理完，我们就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您不是为了盖房子需用材料的承包任务而来的吗？”侍从问道。格斯泰克点点头，并把侍从拉到一边，低声向他说着什么，但是侍从根本没有听，目光越过高出他一头的格斯泰克望着别处，一本正经地慢慢理着自己的头发。

第十八章
正当K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的时候，他在过道远处拐角的地方看到了弗丽达，她装出好像不认识他的样子，只是呆呆地望着他，手里端着装着空碗碟的盘子。他对侍从说，他马上就回来，说着便朝弗丽达跑去。侍从呢，他压根儿就没注意K——K越是同他说话，他越是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到了她跟前，他紧紧抓住她的肩膀，简直就像又从她那里夺回了自己的财富似的。他一面向她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一面打量着她的眼睛。可是她丝毫没有改变僵硬的态度，并且心不在焉地把盘子里的几只杯碟重新摆好，然后说：“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到那两个……去吧，反正你知道她们的名字。你是刚从她们那儿来，这我看得出。”K立即转变话题。绝不能突然就来为自己辩解，不能一开始就谈这个对他不利的棘手问题。“我以为你在酒吧里呢。”他说。弗丽达惊奇地望着他，并用那只空着的手温柔地摸摸他的额头和脸颊，仿佛她已经忘记了他的模样，想重新记起来似的，她的眼睛里也显出在竭力回忆的迷惘的神色。“又重新让我到酒吧去工作了，”随后她慢慢地说，仿佛她说的是无关紧要的事，但是这表明她还有话要同K说，而这才是更重要的，“这不是我的工作，那是谁都能干的。每个姑娘，她只要会铺床叠被，会做出一副笑脸，不在乎客人动手动脚，甚至还去挑逗他们，她就可以当客房侍女。但是在酒吧工作，那就完全不同了。虽然我离开酒吧的时候不是很光彩，但是我现在又马上被安排到酒吧去了，当然有人帮我说了话。有人替我说话，老板倒很高兴，因为这样他再接受我就很容易了。他们甚至还催我接受这个岗位呢。你要是想到，酒吧间会使我想起什么来，那你就了解了。最后我就接受了这个职位。我只是来这里帮忙的。佩琵恳求我们不要马上让她离开酒吧，这样她就不会太丢脸，因为她确实干得很卖力，尽其所能地把一切都干得不错，所以我们就给了她二十四小时的期限。”“一切都安排得很好，”K说，“只不过你当时是因为我而离开酒吧的，现在我们快要结婚了，你还回到酒吧去？”“不会结婚了。”弗丽达说。“是因为我对你不忠实？”K问道。弗丽达点点头。“你看，弗丽达，”K说，“关于这个所谓的不忠实问题我们已经谈过多次了，每次末了你都不得不承认，你的怀疑是毫无道理的。打那以后，我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清清白白的，和过去一样，将来也不会改变。不过你这方面倒是有些变了，定是受了别人的挑唆或是别的什么。总之，你冤枉了我。你听一听，我同那两位姑娘是个什么关系？那位皮肤较黑的姑娘，我可能比你更厌烦她——那么具体地为自己辩解，我都感到不好意思，但是你却逼我这么做。只要能离她远点，我就离她远远的。她倒并不在意，她比谁都稳重。”“是啊。”弗里达说道，这句话仿佛是违心地说的。K看到把话题岔开了，心里感到很高兴，但是她却把话都倒了出来，“你也许认为她稳重，你说这个天下最不要脸的人很稳重，真是难以置信，但是你说出了心里话，没有装模作样，这我知道。桥头客店的老板娘是这样说你的：‘他真让人无法忍受，但我又不能抛开他不管。我们看到一个小孩，路还不大会走就想跑得老远时，也不会听之任之的，我们得插手管一管。’”“这回你就接受她的教诲吧，”K笑着说，“但是那位姑娘，管她是稳重还是不要脸，我们把她搁在一边吧，我可不愿谈她。”“但是你为什么说她很稳重呢？”弗丽达还是固执地问道。K觉得她对这事关心倒是一个对他有利的迹象。“这是你自己证实的还是想以此来贬低别人？”“都不是，”K说，“我这样说她，是出于感激，因为我不理她，她一点儿也不在乎。要是她常同我说话，那我就再也不愿去那儿了，这对我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你知道，为了我们共同的前途，我不得不去。因此，我也得同另一位姑娘说话，她能干、谨慎、无私，所以我敬重她。这位姑娘，没有人会说她勾引人。”“跟班们的看法却与你不同。”弗丽达说。“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他们的看法都跟我不一致，”K说，“你愿意根据跟班的看法就得出我对你不忠实的结论吗？”弗丽达不作声了，并且任凭K把她手里的盘子拿去放在地上，挽着她的手臂，同她一起在狭小的过道里走来走去。“你不懂什么叫忠实，”她说，同时不让他挨得太近，“你同这两位姑娘是什么关系，这倒不是最重要的。你上她们家去，衣服上沾了她们家的气味回来，这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了。你说都不说一声就从学校里跑了出去，在她们那儿一待就是半夜。我让人去找你，你又让她们否认，矢口否认你在那儿，特别是那个稳重透顶的妞儿。你还从一条秘密小道悄悄溜出屋子，也许是为了维护那两位姑娘的名声吧！算了，我们不谈这些了！”“不谈这些，”K说，“谈点别的吧，弗丽达。这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啦。我为什么要去那儿，这你知道。我心里并不好受，但是我克制了自己。现在事情已经够棘手的了，你就不要再来给我增加麻烦了。今天我本来只想到那儿去一会儿，问问巴纳巴斯到底回来没有，他早该把一个重要消息给我送来了。他没有回来，但是她们很有把握地对我说，他很快就要回来了，这也是很可信的。我不愿让他回头到学校里来找我，以免你见到他心里感到厌烦。几个小时过去了，可惜他还没有回来。这时那个我最恨的人倒是来了。我不乐意让他打听到我在那儿，所以就从隔壁花园里出来了，可是我也并不是想躲着他，到了街上就坦然朝他走去。我承认，我手里拿了根非常柔韧的柳条。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其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好吧，我们来谈谈别的事情吧。两个助手的表现怎么样？提到这两个家伙，我就感到恶心，正像你提到那一家子一样。你可以把你与他们的关系同我与那一家的关系来做个比较。我理解你对那一家的厌恶，我也有同感，只是为了我的事，我才到他们那儿去的。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利用这一家，这是很不正当的。再来说你和助手。你从未否认，他们在跟踪你，你也承认，你对他们很迷恋。我并没有因此而生你的气，我看出来了，这里有几股势力在较量，你可不是这些力量的对手，但你至少还在进行斗争。对于这一点我很高兴，我也在保护你。只因为我疏忽了几个小时，那是由于我相信你的忠诚，而且屋子肯定已经锁上了，两个助手也终于被我打跑了——我老是低估他们，希望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谁知道我只疏忽了几个小时，那个耶雷米阿斯——仔细观察，这小子并不是很健康，而且有点衰老了——居然厚颜无耻地走到窗户跟前，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你。弗丽达，刚见面就听到你说出了‘不结婚了’这样的话。至于说责备，该去责备别人的本该是我，但是我还一直没有责备过别人。”说到这里，K觉得又该分散一下弗丽达的注意力了，于是就求她给弄点东西吃，因为自中午到现在他还没有吃过东西呢。弗丽达听到K请她去拿点东西来吃，心里感到如释重负，就点点头，跑去拿东西了。K以为厨房在过道的那头，但是弗丽达没有往前去，而是从旁边往下走了几个台阶。不一会儿，她便拿来一碟切好的肉和一瓶酒，但是这大概是人家吃剩的东西：把肉匆匆忙忙地重新摆了一下，免得给人看出是剩下的，可是忘了把碟子里的香肠皮扔掉，那瓶酒也已经喝掉四分之三了。K对此并没有说什么，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你刚才到厨房去了？”他问道。“没有，到自己房里去了，”她说，“我在这里下边有个房间。”“你刚才带我去多好，”K说，“我想到你下面的房间里去，这样就可以坐着吃了。”“我去给你拿张椅子来。”弗丽达说着就要去拿。“谢谢，”K说，并把她拉住，“我不到下面去，也不要椅子。”弗丽达很不情愿地让他拉着，低着头，咬着嘴唇。“那好吧，他在我房间里呢，”她说，“这事你没想到吧？他正躺在我的床上，他在外面着了凉，正在打哆嗦，他还没有吃东西。说起来，这都是你的错，要是你不把这两个助手撵走，不去追求那种人，现在我们就可以和和睦睦地坐在学校里。我们的幸福就是被你破坏的。你想，要是耶雷米阿斯还在给我们当差，他敢勾引我吗？你要是以为他在当差期间敢勾引我的话，那你就完全弄错了我们这里的制度。以前他想得到我，为此他煞费苦心，他一直在窥伺机会，但是这不过是游戏而已，就像一只饿狗在玩游戏，却不敢跳上桌子。我的情形也是这样。他对我很有吸引力，儿童时代他总同我一起玩，我们一起在城堡的山坡上戏耍，那真是美好时光。对我过去的情况你还从来没有问过呢。但是只要耶雷米阿斯受着差事的约束，这一切就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我知道，做你的未婚妻是我的职责。可是后来你把助手撵走了，还自鸣得意，以为为我做了什么大好事似的，现在看来，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真的。在阿图尔身上，你的目的达到了，当然只是暂时的，他很脆弱，没有耶雷米阿斯那种不怕任何困难的劲头。那天夜里你一拳差点把他打个粉碎——这一拳也是朝着我们的幸福打的，他逃到城堡里告状去了，即使他不久还要回来，但现在总是走了。可是耶雷米阿斯却留下了。当差的时期主人眉毛一皱他就会吓得要死，可是不当差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他来要了我，你抛弃了我，他——我的老朋友占有了我，我可把持不住。我没有打开学校的门，他砸碎窗户，将我拉了出来。我们逃到这里，旅店老板很尊敬他，对客人来说，有这么个招待员，当然是很欢迎的，这样，我们就被录用了，他现在没有同我住在一起，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房间。”“尽管这样，”K说，“我并不为撵走了这两个助手而感到遗憾。如果事情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你的忠实只是取决于这两个助手是否受着差事的约束，那好吧，一切就此了结。处于两只只有用鞭子才能使之屈服的猛兽间的婚姻，那是没有多大幸福可言的。这样的话，我还得感谢那一家，他们在无意中却促成了我们的分手。”两个人都不说话，又并肩走来走去，也分不清这回是谁先开始踱步的。弗丽达挨着K，对于K这回没有再挽她的胳膊似乎有点生气。“这样，一切都解决了，”K接着说，“我们可以道别了，你到你的耶雷米阿斯先生那儿去，他可能是在校园里着凉的，要是这样，那你让他独自一人待得太久了。我嘛，我一个人到学校去，或者到有人收留我的地方去，反正你不在，学校里也无事可做。如果我还有点犹豫不决的话，那是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对我说的那些事。我对耶雷米阿斯的印象正好同你相反。他在当差期间，老是跟在你屁股后面，我不相信差事会永远约束他不对你进攻。但是，自从他认为已经解除了差役关系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请原谅，我要这样来解释这件事，打从你不再是他主人的未婚妻之后，你对他就不再具有以前那样的诱惑力了。他这个人，可以说我是经过今天晚上简短的谈话才了解的，你可能是他儿时的朋友，但是他却并不珍惜这种感情。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觉得他的性格很热情。我倒觉得他考虑问题特别冷静。他从加拉特那里接受了一项有关我的任务，可能对我不怎么有利的任务，于是他便以一种当差的热情——我承认，这种热情在这里并不少见——竭力执行这个任务，其中包括破坏我们的关系。他也许试过了好几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设法用他色眯眯的眼神来勾引你。他的另一个办法得到了老板娘的帮助，说我这个人在感情上朝三暮四，他这一手得逞了，也许萦绕在他心头的对克拉姆的某种回忆也帮了他的忙。他虽然失掉了职务，不过也许恰好是在他不再需要这个职务的时候丢掉的，现在他在收获他的这番苦心结出的果实了，把你从学校的窗户里拉了出来，这样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他那当差的热情也消失了，他已经精疲力竭，这时他倒宁愿同阿图尔换个位置。阿图尔根本没有告状，他得到赏识，接受了新的任务，但是总得有人留下来，好注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对他来说，照顾你是个有点麻烦的责任。至于说对你的爱，那是一点儿也没有的，他曾经公开向我承认，你是克拉姆的情妇，他对你当然是尊敬的，在你房间里筑个巢，体会一下当个小克拉姆的滋味，他当然乐意，不过也就仅此而已，在他心中你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把你安排在这里只不过是对他主要任务的一个补充而已。为了让你放心，他自己也待在这里，不过是暂时的。只要他没有得到城堡的新消息，他对你的那种冷淡态度也就不会治好。”“你竟如此诽谤他？！”弗丽达把两个小拳头互相对敲着说。“诽谤？”K说，“不是，我并不想诽谤他。我也许是冤枉了他，这当然是可能的。我所说的关于他的情况，也不都在表面，可以一目了然。关于他的情况也可以做出别的解释。可是诽谤？诽谤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反对你对他的爱。倘若有必要，倘若诽谤是个恰当的手段，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诽谤他。谁也不能因此而谴责我。他背后有人支持，所以处在比我有利的地位，我完全是孤军奋战，稍稍诽谤他一下也未尝不可。这也许是一种没有多大罪过的、到头来也是软弱无力的自卫手段。那么，就让你的拳头歇息吧。”说着，K握住了弗丽达的手，弗丽达想把手抽出来，可是她脸露笑容，并没有使大劲。“但是我不必去诽谤，”K说，“因为你并不爱他，你只是以为你爱他，要是我让你摆脱这种错觉，你定会对我感激不尽的。看吧，假如有人想不用暴力，只靠周密的盘算就从我手里把你抢去，那他只有通过这两个助手才办得到。表面上，这两个小伙子很善良，孩子气，很快乐，不负责任，是上面下来的，是从城堡吹来的，身上还带着一些童年的回忆，这一切确实妙不可言，尤其是我大概是这一切的对立面，老是做那些你并不完全理解且惹你生气的事情，并把我同那些你所恨的人带到一起，尽管我是清白无辜的，但也把有些事情推到了我身上。这件事只不过是恶毒的，当然他很聪明地利用了我们关系中的弱点。任何关系都是有弱点的，何况我们的关系呢。我们两个人是从完全不同的世界走到一起的，自从我们相识以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我们觉得还不太稳当，毕竟生活太新了。我不是说我自己，我自己不那么重要，自从你第一次把目光投向我以来，我总是不断受到赐予。习惯于这种赐予，对一个人来说并非难事。可是你呢，别的且不说，你是我从克拉姆手里夺过来的，这件事的意义我无法估量，但是我慢慢地感觉到，你飘飘然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即使我准备永远都要你，可是我又不能时时守在你身边，就是我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也往往被一些梦幻的东西或者像老板娘那样活生生的东西所迷惑。总而言之，有时候你的心没有放在我身上，你在注视着某个地方半明半暗、模糊不清的东西。可怜的孩子，只要在这种时候，在你的视线之内如果出现了合适的人，你就会对他们倾心，成为错觉的牺牲品，这些错觉实际上只不过是些转瞬即逝的东西，是鬼怪，是过去的回忆，可以说是不断消逝的昔日的生活，而这些又是你今天的现实生活。这是一个错误，弗丽达，也不过是我们最终结合前的最后一个，确切地来看，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困难。清醒过来，振作起来吧，即使你以为这两个助手是克拉姆派来的——其实不对，他们是加拉特派来的，他们利用这种错觉迷惑了你，使你以为在他们肮脏下流的行径中可以找到克拉姆的痕迹。这就像有人以为在粪堆里发现了一块从前丢失的宝石，而实际上即使那儿真有宝石，他也根本找不着，他也不过是像马厩里的仆役那类人罢了，只不过他的健康不及仆役，稍微呼吸点新鲜空气就会生病，就去躺在床上，这张床他当然是以奴仆的机灵精心挑选的。”弗丽达把头倚在K的肩上，两个人胳膊挽着胳膊，默默地走来走去。“要是我们，”弗丽达慢慢地、平静地、几乎是愉快地说，仿佛她知道，她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以静静地倚在K的肩头，因此她要尽情地享受，“假如那天夜里我们马上跑出去，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我可以握着你永远在我身边的手，我是多么需要你在我的身边呀！我认识你以后，你不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六神无主。相信我，我做的唯一的梦就是待在你身边，没有做过别的梦。”这时旁边的过道里有人在喊了，那是耶雷米阿斯，他正站在旁边的过道最底下的一级台阶上，他只穿了件衬衣，但是围了一条弗丽达的披肩大头巾。他站在那里，头发蓬乱，稀疏的胡须耷拉着，吃力地睁着的两眼露出乞求而又责备的神情，凹陷的脸颊涨得红红的，但面部肌肉却过于松弛，光着的大腿冻得直发抖，使得围在身上的头巾上的穗子也颤动起来了。他活像个从医院里逃出来的病人，别人见到他，除了马上再把他送到床上去，不会有别的想法。弗丽达也是这么想的，她从K的身边走开，马上跑下去到了耶雷米阿斯的身边。她挨着他，关切地给他把围巾围紧，急着要让他回房间去，这一切似乎给了他一丝力量，他好像现在才认出K来。“哦，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弗丽达不想让他再说下去，他便劝慰地摸摸她的脸颊，“请原谅，打扰您了。我觉得不舒服，这总可以原谅吧。我想，我在发烧，我得要杯茶，喝了出出汗。校园里那该死的围栏，我至今还忘不了，我已经受凉了。方才我还在外面跑来跑去。我为那些真是毫无价值的事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而且没有马上觉察到。可是您，土地测量员先生，别让我打搅了，您到我们房间里来吧，您可以探望一下病人，同时还可以把要说的话讲给弗丽达听。两个人在一起惯了，现在要分手，在这最后一刻自然有很多话要说，这些话第三者是无法理解的，更何况他还躺在床上等着送茶来呢。您只管进来好了，我一定一声不吭。”“行啦，行啦，”弗丽达攥着他的手臂说，“他在发烧，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但是你，K，别到这里来，我求你啦。这是我和耶雷米阿斯的房间，确切地说只是我的房间，我不许你跟进来。你再跟着我……啊，K，你为什么要跟着我？我永远永远不会回到你那里去了，我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心里便会不寒而栗。你还是到那两个妞儿那儿去吧。别人对我说，她们只穿了件衬衣，坐在炉子边的凳子上，在你左右两边各坐一个，要是有人来叫你，她们就对他破口大骂。既然那儿那么吸引你，那儿大概就是你的家。我总不让你到那儿去，但没有什么用，可我还不断阻拦你，这已经过去了，现在你自由了。美好的生活展现在你面前，为了其中的一个，你也许得同那些侍从做一番争夺，至于另一个嘛，你要了她，天底下谁也不会妒忌你的。这是天赐良缘。你不要否认，当然，你会赖得一干二净的，但到头来还是什么都赖不掉的。想一想，耶雷米阿斯，他已经把什么都赖掉了！”他们两个人点点头，现出会心的微笑。“但是，就算他把什么都赖掉了，”弗丽达继续说，“这又有什么用，关我什么事呢？在她们那儿发生的事，这完全是她们的事，是他的事，又不是我的事。我的事是把你服侍好，等你恢复健康，恢复到K还没有为了我而折磨你以前那样的健康。”“那么您真的不来了，土地测量员先生？”耶雷米阿斯问道。这时弗丽达都没有转过来看K一眼，就把他拉走了。台阶下面有扇门，比这里过道两边的门还要矮，不仅耶雷米阿斯，就连弗丽达进去的时候都得猫着腰。屋里似乎很亮，还可以稍稍听到里面的窃窃私语声，也许是弗丽达用甜言蜜语在哄耶雷米阿斯上床，随后门就关上了。现在K才发现，过道里已经变得那么寂静了，不仅是过道的这一部分，这个他和弗丽达一起待过的、看来是属于后勤房间一部分的地方，就连这条很长的过道，它两边的房间里原先是很热闹的，现在也静得没一点声音。这么说，那些老爷终于睡着了。K也已经精疲力竭了，也许正因为他疲惫不堪，所以才没有像他本该要做的那样狠狠地给耶雷米阿斯以迎头痛击。学耶雷米阿斯的样子也许更聪明些，他显然把他的着凉夸大了——他这副可怜相并不是因为着凉，而是天生的，什么保健茶都治不好，所以K倒不如完全学耶雷米阿斯，把自己确实疲惫不堪的样子表现出来，倒在这个过道里——这本身大概就是很惬意的，睡一会儿，这样也许会有人来服侍他呢。只不过这种做法的结果不会有耶雷米阿斯那么好，在这场争取同情的斗争中，以及其他所有斗争中，耶雷米阿斯都得胜了，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K累极了，以至于想，有些房间一定是空的，他能不能走进一间房里去，在舒适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在他看来，这是对他吃了许多亏的一种补偿。他还准备喝上一杯睡觉酒，弗丽达放在地上的餐具盘上还有一小瓶朗姆酒，K又走回去，把瓶里的酒喝光。

现在他至少感到有精神去见艾朗格了。他到处寻找艾朗格的房门，但是因为侍从和格斯泰克都看不到了，而所有的门又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找不到艾朗格的房门。可是他自信地记得门大概在过道的什么地方，并决定推开一扇门看看，他想，说不定这正是他要找的那个房间呢。试一试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如果是艾朗格的房间，那他就会受到接待；要是别人的房间，那么他可以道个歉再出来；倘若客人睡着了，这种可能性最大，那么他闯了进去根本就不会被发现；如果房间是空的，那就糟了，因为那样他准是挡不住躺上床去睡个大觉的诱惑。他又向过道的两边瞧了瞧，说不定正好有人来，可以给自己一些指点，使自己不必去冒险，但是长长的过道里寂静无声，空空如也。于是K就到门口去听听，这里也没有人。他敲敲门，声音轻得绝不会吵醒睡着的人，这时还是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他便极其小心地打开房门。可是他却听到一声轻轻的叫喊。

这房间很小，一张大床就占了一半多，床头柜上电灯还亮着，旁边有只手提包。床上的人全身都蒙在被窝里，身子动呀动的显得很不安，透过被窝和床单之间的一条缝低声地问：“这是谁？”这下K就不能一走了之了，他不满地打量着这张铺得厚厚的但可惜已睡了人的床，这才想起人家问他的话，就报了自己的姓名。这一下似乎取得了好的效果，床上的那个人稍稍掀掉一点盖在脸上的被子，但又怯生生地准备着，万一外面情况不妙，就马上重新把头全部蒙上。但是随后他却毫无顾虑地掀掉被子，坐了起来。此人绝不是艾朗格。那是位小个子老爷，相貌不俗，但是脸上有点不大协调：脸颊圆鼓鼓的像娃娃，眼睛很快活，显得孩子气，但是高额头、尖鼻子、窄嘴巴，合不拢的嘴唇以及几乎像是没有长出来的下巴可全没有一点孩子气，倒是显得非常善于思考。也许他对这点很满意，对自己很满意，这才使他保留了几分明显的健康的稚气。“您认识弗里德里希吗？”他问道。K说不认识。“他可认识您。”这位老爷笑着说。K点点头，认识他的人倒不少，这甚至成了他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我是他的秘书，”老爷说，“我叫毕格尔。”“对不起，”K说，并伸手去抓门把手，“很遗憾我把您的房门同另一扇房门搞混了。我是来见艾朗格秘书的。”“多可惜，”毕格尔说，“我可惜的不是您要去见什么人，而是您把房门搞混了。我这个人睡觉，一被吵醒，肯定就再也睡不着了。不过，这事您也不用太放在心上，这是我自己倒霉。为什么这里的房门都不能锁，不是吗？这当然是有其原因的。因为有句古老的谚语说，秘书的房门应该永远开着。当然这倒不必单从字面上去理解。”毕格尔快乐地注视着K，同他的抱怨相反，他看起来休息得相当不错，像K现在那样疲倦，毕格尔大概还从来未曾有过。“那么现在您想到哪儿去？”毕格尔问道，“现在四点钟了。无论您去找谁，您都得把他吵醒，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不在乎打扰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此宽宏大量的，当秘书的都有点神经质。您就在这里待一会儿吧。近五点的时候，这里的人就开始起床了，您最好那个时候去找约您谈话的人。那么，现在请您放开门把手，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吧，当然这里地方窄了点，您要是坐在这儿床沿上，那就最好不过了。您一定奇怪，我这里怎么连桌椅也没有。是这样的，我可以挑一个设备齐全，但床很窄的房间，也可以挑这张大床，但房间里除了盥洗台就没有别的设备了。我选了这张大床，卧室里床可是最重要的东西！嗯，谁要是想伸展开四肢，美美地睡上一觉，那么这张床对一个爱睡觉的人来说一定妙不可言。我这个人不睡觉就老是困倦不堪。我觉得这张床很舒服，我一天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床上度过的，我在床上处理所有的信件，询问来申诉的人。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来申诉的人当然没有坐的地方，他们也不在意，更何况他们站着，记录员也感到舒心，这总比他们自己舒舒服服地坐着让记录员臭骂一顿要好得多。所以我能够提供的就只有床沿上的这个座位，不过这并不是正式座位，是专门为夜里聊天准备的。您怎么不说话，土地测量员先生？”“我累极了。”K说，他一听到让他坐在床沿上，便立即毛里毛糙地、毫不客气地坐到床上，往床柱上一靠。“当然，”毕格尔笑着说，“这里人人都很累。比如说，我昨天以及今天所办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现在我根本睡不着，但是在发生了这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后，您在这儿的时候，如果还要叫我睡一觉的话，那么就请您保持安静，并且不要把门打开。可也不用怕，我肯定睡不着，顶多也只会睡着几分钟。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人在的时候，我总是最容易睡着，这大概是因为我非常习惯于同申诉人打交道吧。”“您睡吧，秘书先生，”听到这番介绍K感到很高兴，说，“那么，要是您允许，我也睡一会儿了。”“不，不，”毕格尔又笑了，“可惜我不是那种请我睡就睡得着的人，只有在谈话过程中我才会有睡着的可能，所以谈话最容易催我入睡。是的，干我们这一行，神经可受罪呢。比如说我吧，我是联络秘书。您不知道联络秘书是干什么的吧？这么说吧，我是弗里德里希和村子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人，”说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乐得急忙搓搓手，“我是他的城堡秘书和村里秘书之间的联系人，我多半都在村里，但也不是常住，我每一刻都要做好坐车上城堡去的准备。您看这旅行包，生活很不安定，这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适合的。另外，这样说也不错，我确实再也离不开这种工作了，所有其他工作我都觉得很乏味。那么，土地测量工作怎么样？”“我现在没干这工作，我不会当土地测量员了。”K说，他的心思没有放在这上面，他只是巴不得毕格尔快点睡着，其实他这样想纯粹是出于一种对自己的责任感。他心里知道，此刻离毕格尔睡着的时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这就令人奇怪了，”毕格尔一甩脑袋说道，并从被窝里抽出一个记事本，好把事情记下来，“您是土地测量员，又没有做土地测量工作。”K机械地点点头，他已经将左臂伸出来搁在了床柱上，把脑袋枕在左臂上。他已试过多种姿势，想坐得舒服些，可是只有这个姿势才最舒服，而且这样还可以较好地留意毕格尔说的话。“我准备进一步了解这件事，”毕格尔接着说，“放着专业人才不用，这种事在我们这里是绝对不会有的。这事也一定使您很委屈，您不感到痛苦吗？”“我感到很痛苦。”K慢慢地说，心里暗自好笑，因为现在他恰恰一丝痛苦也没有，毕格尔的这番美意也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印象，他说的完全是外行话。K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聘用的，在村里和城堡里碰到哪些困难，他在此逗留期间已经出现和将会出现哪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对这一切他毫不了解，也没有表示出他对此事至少已经有所知晓——按理说秘书都会毫不考虑地装出无所不知的样子的，他居然想靠他那个小本子，在床上就一下子把问题解决。“看来您已经有过几次失望了。”毕格尔说，这话再次证明他对人还是有些了解的。其实K一踏进这个房间，就不时提醒自己，不要小看毕格尔，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疲倦，他很难对别的事情做出合理的判断。“不，”毕格尔说，仿佛他在回答K的一种想法，而且体贴入微，省得他说出来。“您不要让失望吓退。看来，这里有些事情的安排专门是为了吓人的，新来这里的人，他觉得这些障碍无法克服。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不想寻根究底，也许现象真是和实际相符的，处在我的地位上，要弄清这件事，就得拉开到一个合适的距离，但是请您注意，有时候又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事情几乎同全局很不合拍，碰到这样的事情，通过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信任的手势，反而比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所得到的还要多。肯定，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说这些机会从未被利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事情又是同全局相一致的。可是这些机会为什么不利用呢？我一再这样问。”K不知道。他虽然意识到，毕格尔的话很可能是指他而言的，但是他现在对一切涉及他的事都极其反感，所以他便把脑袋稍稍往一边挪了挪，仿佛给毕格尔的问题让出了路，他就不会碰上这些问题了。“秘书们，”毕格尔接下去说，同时伸了伸懒腰，打着哈欠，这副神态同他严肃认真的言谈显得很不协调，真把人弄糊涂了，“秘书们常常抱怨，说村里大部分询查工作，他们不得不在夜里进行。他们为什么对此抱怨呢？是他们觉得太辛苦了吗？是他们宁肯在夜里睡觉吗？不是，对这些他们绝不会抱怨。同别处一样，秘书当中自然有的勤奋些、有的差些，但是再大的劳累，他们当中也没有人会抱怨，更不用说公开表示出来了。很简单，这不是我们的作风。在这方面，平常时间和工作时间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把这两种时间区分开来，对我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才使秘书们反对夜间询查呢？难道是为申诉人着想吗？不是，不是，这也不是。对于来申诉的人，他们是很严格的，当然并不比对自己严格，而是完全一样的。其实，这种严格不外乎是恪尽职守，这种一丝不苟的严格是申诉人求之不得的。归根结底，这也是完全得到肯定的，一个轻率潦草的人当然看不到这一点。比如深受申诉人欢迎的夜间询查恰好就是这种情况，原则上并没有人反对这样做。那么秘书们为什么反感呢？”这个问题K也不知道，他知道得太少了，毕格尔是要听他的回答还是只是表面上问问，连这一点他也分辨不清。他想，要是你让我躺在你的床上，那我就于明天中午或者最好是晚上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可是毕格尔好像没有注意他，他正一门心思地扑在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上，“据我所知，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说，秘书们对于夜间询查问题有以下顾虑：夜间之所以不太适合同申诉人磋商，是因为夜间很难或者简直就不可能充分保持磋商的官方性质。其原因并不在于表面的东西，当然夜里也可以同白天一样严格，这随你的便。所以，原因不在这里，但是夜里官方的判断难免会受到影响。在夜间，大家总是不由自主地喜欢更多地从个人的角度来判断事物，申诉人的陈述受到的重视会比其应该受到的重视更大，在判断的时候难免掺进种种与所谈之事毫不相干的东西，如考虑申诉人的其他情况，他们的痛苦和担心等。申诉人和官员之间那种必要的界限，即使表面上仍完美无缺地存在，现在也开始被打破了。本来在一般情况下只允许一问一答地进行，但是夜里有时候竟会出现主客易位这种完全不合适的怪事。至少秘书们是这么说的，当然，他们由于职业关系对于这种事情是极其敏感的。但是即使是他们，在夜间询查时也不大注意到那种不利影响，这一点在我们圈子里已经谈过多次了；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想竭力消除这类影响，最后还以为已经取得了特别好的成果。但是事后读一读记录，你往往会对他们那些一目了然的缺点感到吃惊。这些都是漏洞，是使申诉人不断得到不太正当的好处的漏洞，这些好处至少按照我们的条规通过普通捷径是捞不到的。这些漏洞有朝一日肯定还会由某个监督部门来加以填补，但是这样做只是于法制有利，是不会再影响到那些申诉人的。在这种情况下，秘书们的抱怨不是很有道理的吗？”处于半醒半睡状态之中已经有好一会儿的K，现在又被惊醒了。他问自己：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他耷拉着眼皮，并没有把毕格尔视为一个同他讨论困难问题的官员，而只是把他看作妨碍他睡觉的某种东西，至于其他用意他也搞不清楚。但是毕格尔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活动中，他笑笑，仿佛他刚刚把K搞得有点稀里糊涂似的。不过他准备马上把他重新领到正确的道路上。“这么说来，”他说，“又不能笼统地说这些抱怨是有理的。关于夜间询查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如果想避免夜间询查，那也没有违反规定，可是这种种情况，超量的工作，城堡官员的工作方式，他们难以脱身的状况，以及关于对申诉人的询查必须在其他调查完全结束以后才开始，但又得立即进行的规定，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就使得夜间询查非搞不可。如果像我所说的，夜间询查已经非进行不可了，那么这是规章造成的结果，至少也是间接造成的结果，要对夜间询查挑三拣四，几乎就等于是对规章制度挑三拣四。当然，我说得有点夸张，正因为夸张，我才可以这么说。另外，不妨告诉秘书，他们尽可以在规章制度范围内反对夜间询查，反对夜间询查所造成的也许只是表面上的弊端。秘书们也这样做了，而且是以最大的规模来做的。他们安排的商谈对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最不用担心的，商谈之前先仔细检查，如果检查的结果需要，在最后一刻也可以取消一切询查，他们在真正处理申诉人的问题以前，往往先用传唤申诉人十次的办法，以壮声势；他们喜欢让同事来代表自己，这些同事因为不负责此案，所以处理起来便不费吹灰之力；他们把磋商时间定在黑夜开始时或者结束时，避免安排在中间那段时间。类似的措施还有很多，秘书们很不好对付，他们既顽强又脆弱。”K睡着了，但并不是真正地睡了，毕格尔的话，他也许比原先醒着但困得要死的时候听得更清楚，每个字都传进他的耳朵里，但是他那累赘的意识消失了，他感到自由自在，现在毕格尔已经抓不住他了，只是他有时还摸索到毕格尔那里，他还睡得不熟，但是已经沉入梦乡。谁也不该再把他的睡眠夺走了。他觉得，他似乎是取得了一个大胜利，那儿已经有许多人在欢庆胜利了，为了庆祝胜利，是他或者是别人举起了香槟酒杯。为了让大家知道庆祝的是什么胜利，所以就把斗争和胜利又重演了一遍，或者也许根本就不是重演，而是现在才进行，不过已经提前庆祝了，庆祝也一直没有停止，因为最后的结局已是十拿九稳的了。一位秘书赤条条的，活像一尊希腊神像，在搏斗中被K逼得陷入了困境。这事很可笑，那位秘书在K的进攻下大惊失色，放弃了傲慢的姿态，赶忙举起胳膊，握紧拳头来挡住头上的暴露部位，可是还是慢了，所以K在梦里轻轻地笑了。这场搏斗的时间并不长，K步步进逼，迈出的每一步都很大。这是一场搏斗吗？K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障碍，只有秘书不时发出的尖叫声。这位希腊神叫起来活像一个被人挠着痒痒的姑娘。后来他走了，K独自一人在大房间里，他做好搏斗准备，转过身来寻找他的对手，但是那里已经没有人了，与会者都散了，那只香槟酒杯摔在地上，碎了。K把破杯子踩得粉碎，但是碎玻璃刺了他，他吓了一跳，就又惊醒了，他像一个被叫醒的孩子，心里极不高兴。尽管这样，他一见毕格尔袒露的胸脯，梦中的情景就掠过他的心头：你的希腊神在这里！把他拖下床去！“可是，尽管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毕格尔说，并若有所思地仰面望着房顶，仿佛想在记忆中搜寻例子，可又找不着，“尽管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申诉人还是可以钻空子，利用秘书们在夜间的弱点——假如这是弱点的话。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确切地说，几乎从来未曾有过。只有在半夜三更，申诉人未经通报就擅自闯进房间的情况下，才存在这种可能性。您也许会奇怪，看起来这么容易的事，怎么会很少发生呢。是啊，您还不熟悉我们的情况。可是您大概也注意到完美无缺的官方机构了吧。正因为机构是完美无缺的，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任何人，凡是他有所请求或是出于其他原因必须向他调查某件事，往往在本人尚未把事情考虑好之前或者他本人尚未了解这件事情之前，就立即毫不迟疑地受到传唤。他这次并没有受到查问——往往还没有受到查问，是因为事情还不那么成熟——但是他已收到了传唤通知，因此，不经通报他是不会来的，他顶多是没在指定时间来，于是就会叫他注意传唤的日期和时间。如果下回他准时到了，通常会叫他走的，这并不会造成什么困扰。申诉人手里的传唤单和卷宗里的记载，这就是秘书们的防御武器，虽然并非多么完备，却是强大的。这当然只是对于恰好负责这件事的秘书而言，申诉人还可以在夜里出其不意地造访别的秘书。但是这种事几乎没人干，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首先，这样做就会大大激怒主管秘书。我们秘书在工作问题上虽然不会互相妒忌，每个人肩负的工作担子太重，任何小事都压不上来了，但是在对待申诉人问题上我们绝不允许他们来破坏我们的责权范围。有人就失败了，因为他觉得在主管部门那儿没有进展，所以就试图向非主管部门溜过去。另外，这样的打算之所以必然会失败，那也是因为一个非主管秘书，即使夜里别人出其不意地找上了他，而他也出于好意，愿助一臂之力，但此事不在他的主管范围内，所以他也和任何一个律师一样无法插手，其实还不如律师。即使他比律师更熟悉法律上的秘密途径，所以本可以有所作为的，可是对于不是他主管的事情，他缺少时间，他抽不出一点时间去管这件闲事。这条路的前景既然如此，谁还会把他夜里的时间用在非主管秘书身上，就申诉人来说，他们也忙得不可开交，除了日常工作，还要听从主管部门的传唤，根据其脸色行事。‘忙得不可开交’当然是从申诉人的角度而言，它同秘书们的‘忙得不可开交’并非一回事，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K笑着点点头，现在他觉得一切都了解得很清楚了，这倒不是因为这事使他感到忧虑，而是因为现在他确信一会儿他便会完全睡着，这次可不会做梦，不想被打扰了。一边是主管秘书，另一边是非主管秘书，面前是一样忙得不可开交的申诉人，他就要在他们的包围中沉沉入睡，用这个方法把一切事情摆脱干净。对于毕格尔那轻微、自满、显然毫无成效地催促自己入睡的声音，K现在已经习惯了，这声音非但不打扰他，反而能催他入眠。你就咯吱咯吱地磨你的牙吧，你磨吧。他想，他只是为了我而咯吱咯吱地磨的。“那么，”毕格尔说，两根手指头抚摩着下嘴唇，眼睛睁得大大的，脖子伸得老长，就像经过一番艰辛的跋涉到了一个迷人的观景点似的，“那么，刚才提到的那个稀有的、几乎从未出现的可能性又在哪儿？秘密就在关于主管权限的规章里。其实，并不是说每件事情只有一位秘书主管，规章中并没有这样规定，在一个巨大的、生气勃勃的机构里也没有这种情况。事实只是这样：一位秘书握有主要管辖权，但是许多其他秘书在某些部分也有权，尽管是比较小的主管权。就算是最有才能的秘书，又有谁能独自把一个事件，即使是一个最小的事件的各种材料都收集到他的办公桌上来呢？即使我刚才说的主要管辖权，也是言过其实的。在最小的权限里不也已经包含着整个权限吗？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处理事情的热情吗？这热情难道不是始终如一、始终极为强烈的吗？在任何事情上，秘书们都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多得不可胜数，但热情却没有差别：任何一个秘书，如果要求他办一个案子，又只赋予他很小的权限，即使这样，他也不会抑制自己的热情。对外当然必须建立一套井井有条的商谈秩序，所以对每个申诉人的问题都会有一位以官方身份出现的秘书来处理。不过，这位秘书大概不会是对此案拥有最大权限的那位，这要由机构及其眼下的特殊需要来决定。已经向您描述过，一般来说尽管困难重重，但申诉人由于某些情况仍然可以在半夜里出其不意地找到一位对该案拥有某些权限的秘书那儿。土地测量员先生，请您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您大概还没有想过吧？这我相信。其实也不需要去想那种可能性，因为它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想从这面美妙绝伦的筛子中漏过去，这申诉人恐怕一定是个形状奇怪、构造特别、小巧灵活的颗粒吧？您觉得这样的事根本不会出现？您说得对，这种事根本不会出现。可是谁会对什么事都打包票？一天夜里那样的事居然发生了。当然在我认识的人中，谁也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比起这里可以考虑进去的人数来，我认识的人很少。另外，一个秘书遇上了这种事肯不肯承认，这也很难说，因为这总是个让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使官方丢脸的事。无论如何我自己的经验也许可以证明，这种事是非常少的，其实大家只是风闻，根本未经证实，所以说对这种事怕得不得了，那是言过其实的。即使真有这种事发生，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它的位置了，可以相信，这样我们便可使它不致造成有害的影响。假如我们出于对这种事的恐惧而躲在被子里，看都不敢往外看一眼，那么无论怎么说，这是一种病态。即使说这完全不可能的事突然成了真的，难道一切都完了？说一切都完了，这种说法比最不可能的事情更加不可能。当然，如果申诉人到了房间里，这就非常糟糕了。这事憋得人透不过气来。‘你能抵挡多久？’人们这样问自己。可是根本不会有什么抵抗，这一点大家明白。您得把情况好好想一想。从未见过，一直在等待，望眼欲穿，而且凭理智一直认为不可能来的申诉人正坐在这里。单凭他默默地往这儿一坐，我们就想进一步了解他的生活，像欣赏自己的财富一样欣赏他的生活，并分担他们因毫无希望的要求而造成的痛苦。在寂静的夜里，这种诱惑真让人陶醉。面对这种诱惑，我们毫无防御能力，这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停止了公务人员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马上拒绝他的恳求。确切地说，我们已经豁出去了，更确切地说，我们非常高兴。说是豁出去了，那是因为我们坐在这里毫无防卫能力，等待申诉人说出他的恳求，并且知道，他一旦说出了这个恳求，即使它会彻底破坏官方机构——最起码也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出来——也一定会实现的。这大概是一个人在实际工作中所碰到的最令人恼火的事。尤其是因为——撇开其他事情不谈——我们误以为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升迁，就在这一刻我们还硬为自己提出升迁的要求呢。按照我们的职位，我们根本无权答应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恳求，但是由于接触了夜间来的申诉人，于是我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权力也增加了，对于一些我们职务范围之外的事，我们也给人家许了愿，还要去加以实施。像强盗在树林里，申诉人在夜里强逼我们做出平时绝对不会做出的牺牲。嗯，好了，现在就是这种情形，申诉人还在这里，在给我们打气，强迫我们，激励我们，而这一切还都是在我们半醒半睡的情况下进行的。事情过去后，申诉人心满意足、满不在乎地离开了我们，只剩下我们自己，面对滥用职权的指控毫无还手之力。这时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真是不堪设想！尽管有这些情况，我们还是很快乐。这是自杀性的快乐！是的，我们可以竭力对申诉人隐瞒事实真相。申诉人绝不会看出什么名堂来的。他以为可能是由于某些无关紧要的偶然原因，比如极度疲乏啦、失望啦，以及由于过度疲乏和失望而引起的无所顾忌和满不在乎啦，居然走错了房间，他木然地坐在那里，脑子里在想自己的差错或者是自己的疲倦——如果他是在想的话。不能让他离开吗？不会的。你一高兴就会唠唠叨叨，把什么事都给他解释清楚，而且会毫无保留地向他详细说明所发生的事，是什么原因发生的，这个机会是多么罕见，又是多么重要。还一定会告诉他，申诉人是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碰上这个机会的，这是千载难逢的，除了他，谁还能有这种机会。现在，只要他愿意，土地测量员先生，只要以任何方式提出自己的请求，那么什么目的他都可能会达到，人家已准备满足他的请求了，他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了，这一切都一定会告诉他的。对官员们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不过，做了这些事情之后，那么，土地测量员先生，一切不可或缺的事情就都已办好，就可以安心等待了。”

K睡着了，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的脑袋起先是枕在搁在床柱上的左臂上的，睡着后滑下来了，现在挂在空中，正在慢慢地往下沉。床柱上的左臂支撑不住了，K下意识地将右手顶住被子，又做了个新支撑，这样他无意中恰好抓住被窝里毕格尔跷起的脚。毕格尔瞧了瞧，虽然脚让他抓着很不好受，但还是由他去了。

这时一边墙上有人重重地敲了几下。K惊醒了，注视着墙上。“土地测量员是不是在你那儿？”有人问。“是的。”毕格尔说，从K手里抽出了脚，突然像个孩子似的故意放肆地伸开四肢躺着。“那就叫他过来吧。”隔壁又说，话里根本没把毕格尔放在眼里，也不管他还需不需要K。“这是艾朗格，”毕格尔悄声说，看样子艾朗格在隔壁屋里，这事并没有使他感到意外，“您马上到他那儿去，他在发火了，您想办法消消他的气。他睡觉睡得很死，但是我们刚才确实聊得声音太大了。一个人在谈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是无法控制自己和自己的声音的。好了，您走吧，看样子您还没有完全醒过来。您走吧，还待在这儿干吗？不必，您不必为昏昏欲睡的样子道歉，干吗要道歉？体力只能到达一定的限度，谁能说，这个限度平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呢？不，谁也不能保证。世界就是这样自己校正其航程而保持平衡的。虽然在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但这却是个绝妙的、怎么也想不到的设施。好了，您走吧。我不明白，您干吗这么看着我？您再犹豫下去，艾朗格就要和我过不去了。这种麻烦我是要避免的。您走吧，谁知道您在那边的运气怎样，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各种机会。当然有的机会实在太大，大得没法利用，有的事情落空了，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自身。是的，这是令人惊异的。至于别的嘛，我现在希望稍微睡一会儿。当然，现在已经五点钟了，马上就会有嘈杂声了。您至少可以走了吧！”

K在沉睡中突然被叫醒，有点晕头转向，还是困得不得了，因姿势不舒服，所以全身哪儿都疼，很久都不能下决心站起来，他用手支着额头，眼睛望着怀里。虽然毕格尔在不断下逐客令，但还是不能把他弄走。这时他觉得再在这屋子里待下去就毫无意义了，这才决定离开。他觉得这间屋子有说不出的单调乏味。他不知道这房间是现在变成这样的，还是一直就是这样。在这里他再也睡不着了，这个想法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对此微微一笑，站起身来，只要有可扶的东西，如床啦、墙啦、门啦，他就扶住，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仿佛他早就同毕格尔道别了似的。

第十九章

要不是艾朗格开了房门，站在门口，用食指向K打个简短而优雅的手势，他恐怕也会同样漫不经心地从艾朗格的房门前走过去的。艾朗格已经完全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穿了一件黑裘皮大衣，扣子紧紧地一直扣到领子上。侍从正把手套递给他，手里拿着皮帽子。“您早就该来了。”艾朗格说。K想向他道歉，艾朗格疲倦地把眼睛一闭，表示让他免了。“有这么件事，”他说，“酒吧里以前有个叫弗丽达的在当差，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并不认识她本人，她不关我的事。有时克拉姆来喝啤酒，就由这个弗丽达伺候。现在那儿好像换了位姑娘。当然，换个人那是小事一桩，也许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更不用说对克拉姆了。一个人的职位越高——克拉姆的职位当然最高——对外界的应变能力就越小，所以，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了什么微不足道的小变化也会引起严重的干扰。办公桌上最细微的变化，如擦掉了桌上早就沾上的污迹，这些也和酒吧里新来个女招待一样会引起干扰。当然，这一切，即使对每个人、对于任何工作都会有干扰，对克拉姆却毫无影响，而且是不值一提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有责任保证克拉姆生活过得舒适，连那些并不干扰他的事——对他来说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打扰——也消除掉，如果我们觉得那可能会打扰他的话。我们消除这些干扰，并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他的工作，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良心和自己的安静。因此得让那个弗丽达立即再回酒吧，也许她回来反而会引起干扰，要是那样，我们就再把她打发走，但暂时她得回来。有人告诉我，您和她同居了，因此请您立即让她回来。在这件事情上不能考虑个人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做任何进一步的说明了。倘若我说，您在这件小事上要是表现得好，这对您将来或许不无裨益，倘若我提到这一点，这就已经比该说的话有用多了。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他点了下头让K走，戴上侍从递过来的皮帽，由侍从跟着，略有点跛地迅速下了过道。

有时候这里下的命令非常容易完成，但是K并不喜欢这种轻而易举的事，不仅因为这道命令涉及弗丽达。虽然是作为命令下达的，但是K听起来却像是嘲笑，尤其是因为这道命令一下，K的全部努力就要化为乌有。所有的命令，无论是不利的还是有利的命令，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即使是有利的命令，其实质也是不利的，反正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的地位太低，对这些命令既无法干预，也无法使其作废，让人听取他的意见。要是艾朗格示意不让你说，你怎么办？要是他并没有示意不让你说，那你又对他说些什么？K知道，今天问题就出在他的困倦上，这比一切不利的情况更对他不利。当时他怎么会相信自己的身体呢？要不然他当初也不会到这儿来了。为什么他几夜没睡好，一夜没睡就挺不住了呢？在这儿谁都不困，或者确切地说，人人都困，接连不断地困，可是非但不影响工作，看来反而促进了工作，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方困得把持不住呢？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困和K的困完全不是一个性质。这里的困大概是在快乐的工作中出现的。从外表来看它像困，实际上却是破坏不了的平静，破坏不了的安宁。我们中午有点困，那是白昼快乐而自然的进程。对这儿的老爷来说，整天永远是中午，K在心里对自己说。

果然不错，现在是五点，过道两边的房间里，大家纷纷起床了。房间里传出的嘈杂声显得极其欢乐。有时候听起来像是准备跟着一起出去郊游的孩子发出的欢呼声，有时候又像鸡圈里的鸡因为对天亮感到高兴而发出的鸣叫声。不知哪个房间里，有位老爷还真的在学公鸡叫呢。过道里虽然还是空的，但是各个房间的门已经动起来了，不断有人把房门打开一点，很快又将其关上。过道上到处是开门关门的声音，从没有砌到顶的墙壁的空缝中，K不时看到有脑袋出现，头发乱蓬蓬的，但马上就又不见了。远处，一个侍从正慢慢地推着一辆装着案卷的小车过来。另一个侍从走在车旁，他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显然在根据名单把房间号码同案卷号码加以核对。小车在大多数房门前都要停下来，通常房门也就打开了，属于该房间的案卷就递了进去，有时候只是一页纸，碰到这种情况，房间里的人总有几句话对过道里的侍从说，很可能是侍从挨了顿骂。要是房间的门是关着的，侍从就小心地把案卷堆放在门槛上。碰到这种情况，K觉得附近那些房间的案卷虽然已经分好了，但是房门开关的次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也许别人都在贪婪地窥视着门槛上的案卷，这些案卷现在还在那里放着。没有拿进屋去，真是不可思议，他无法理解，房里的人只要开一下门就可以拿到他的案卷，可偏偏不拿。这些没有拿进去的案卷也许可能后来又分给了其他老爷，所以他们现在就常常要瞧一瞧，卷宗是否还在门槛上，他们还有没有希望得到。再说，那些放着未取的案卷通常都是一捆一捆的，特别大。K认为，可能有人是为了炫耀，出于恶作剧，或是出于正当的自豪感，让同僚高兴一下，所以暂时让案卷在那儿放着。有时候，通常是他正好没有盯着看的当间，那个已经展示了很久的案卷突然飞快地被拖进了屋，门又像原先一样一动不动地关着。附近这些房门也随即没有声响了，看到这个一直令人垂涎的东西终于被拿掉了，也许感到失望，也许感到满意，可是后来这些房门又逐渐开呀关呀地动了起来，这一事实更使他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K注视着这一切，不仅怀着好奇心，而且也带着参与感。他觉得自己也置身于这个繁忙的活动之中，他这儿望望，那儿看看，跟在侍从后面，看他们分发案卷。他虽然离这两个侍从有相当距离，但这两个低着头、噘着嘴唇的侍从仍以严厉的目光常常回过头来瞪着他。分发工作还在进行，但是越分越不顺利，不是名单不大对头，就是侍从推来的案卷不太好辨别，再不就是老爷们由于其他原因而提出异议。总而言之，常出现这种情况：分了的案卷又不算数，因此又把车子推回来，通过门缝商谈收回案卷的事。这种磋商本身的难度就很大，更何况一谈到收回案卷的事，那些原先开关非常频繁的房门现在都纷纷无情地关上了，好像压根儿就不想知道这件事似的，这类事是层出不穷的。到这时，真正的困难才开始显示出来。那些自认为有权拿到这些案卷的人极不耐烦，在房间里大声嚷嚷，又拍手又跺脚，透过门缝，冲着过道不断叫喊某个案卷的号码。这时候小车子往往就被扔在一边，无人过问。一个侍从正在忙着让那沉不住气的老爷息怒，另一个则在关着的门前坚持收回案卷。两个人的任务都不容易。那老爷往往越劝越不耐烦，侍从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他要的不是安慰，他要的是案卷。有个这种类型的老爷有回从墙上留出的宽缝里往一个侍从身上泼了一脸盆水。另一个职位显然较高的侍从困难更大。要是某个老爷同意进行商谈，那么就要讨论具体问题，这时侍从根据名单定要索回，老爷则引证他记下的案卷目录，而且引证的恰恰是要让他交出来的那些案卷，这些案卷他暂时还紧紧捏在手里，以致侍从那贪婪的眼睛连案卷的角都看不到。为了去拿新的证据，侍从又不得不往小车那儿跑，因为过道有点倾，所以小车已自动滑了一段路；要不然就只好到那位索要这些案卷的老爷那儿，向他报告现在持有这些案卷的老爷对要他退还案卷所表示的异议，再听取这位老爷提出的反异议。这样的谈判拖的时间很长，有时也会达成协议，大体上是老爷交出一部分案卷，或是作为补偿再给他一些别的案卷，因为搞错的就只有这一次。也有这种情况：有的人，无论他是因为被侍从提出的证据逼得没有退路，还是因为他对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感到疲倦了，干脆就放弃了那些要他交回的案卷，但是他并不交给侍从，而是突然把案卷远远地扔到过道里，摔断了捆案卷的绳子，弄得材料四处乱飞，两个侍从着实费了一番周折才重新把材料归置好。但是这一切还算比较简单的呢，有时侍从请求人家交回案卷，根本就得不到答复，于是他只好站在关闭的门口恳求、央告、念名单、引证规章，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房间里一点声响也没有，未经许可就擅自闯入，侍从显然没有这个权利。那时候，这个出色的侍从也会失去自我控制力，跑到小车跟前，坐在案卷上，抹掉额头上的汗水，一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干，只是无可奈何地晃动着两只脚。周围的人对这件事的兴趣很大，他们都在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几乎没有一个房间是安静的。在上面墙栏之上，有些奇怪的用布几乎全蒙着的脸，他们待在那里，没有片刻安静，都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这阵骚动中K发现毕格尔的房间的门一直关着，侍从已经走过了过道的这一段，但并没有给毕格尔发案卷。也许他还在睡觉，在这片喧哗声中他还能睡得着，说明他这一觉睡得很香，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得到案卷呢？只有很少几个房间没给分案卷，这些房间很可能没有住人。相反，艾朗格的房间里却来了一位特不安静的新客人，艾朗格简直就是被他赶走的，这不符合艾朗格那种冷静苛刻的性格，但是他不得不在门口等K，这件事却说明他的房间里已住进了别人。

K把分散的注意力收了回来，不久又重新集中在那个侍从身上。K过去听别人谈起过侍从的一般情况，说他们无所事事，生活很舒服，态度傲慢，可是这些真的与这个侍从的情况不符。侍从中大概也有例外吧，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侍从中分成好几类，因为K注意到这里存在许多界限，这是他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他特别欣赏这位侍从的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同那些顽固的小房间的斗争中——K常常觉得那是同房间的斗争，因为他未曾见到房间里住的人——这位侍从毫不屈服。他虽然也有疲乏的时候——又有谁能不疲乏呢？但他马上又打起精神，从小车上下来，挺直身子，咬紧牙关，重新朝那扇必须攻克的房门走去。有时候他连吃好几次闭门羹，当然失败的方式极其简单，只是由于那该死的沉默，他并没有被战胜。他看到，公开进攻毫无所获，就采用别的办法，比方说，要是K理解得没错的话，就用计谋。于是他假装放弃那扇门，在某种程度上让它继续一声不吭，自己则去对付其他的门，过了一会儿他又重新回过来，故意引人注目地大声喊另一个侍从，并开始往紧闭的房门的门槛上堆案卷，好像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似乎按理不该从这位老爷这里拿走什么案卷，而是要给他多分发好些似的。随后他就继续往前走，可是眼睛始终盯着那扇门，等后来那位老爷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把案卷拖到自己房间里去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这位侍从三两步就跳了过来，一只脚插在门和门柱之间，这样就逼得那位老爷起码也得同他当面交涉了，这种办法通常都会取得相当满意的效果。要是这一手不成，或者他觉得这对某一扇门来说不是合适的办法，他就另想别的招数。比如说，他便转而在那位索要案卷的老爷身上打主意。于是他就把另一个侍从推开，那个侍从只会机械地干活，是个没有多大用处的下手，这时他便亲自出马去劝说这位老爷，说起话来低声细语，神秘兮兮，把脑袋伸到屋里，很可能他在向老爷许愿，保证在下回分案卷的时候给另一位老爷以相应的惩罚——至少他常常指着对手的门，只要还没有累得趴下去，就会放声大笑。但是也有一两次他把各种招数都放弃了，不过这里K认为这只是假装放弃，或者至少也是出于正当理由才放弃的，因为他心情平静地往前走着，也不东张西望，让那位吃了亏的老爷大吵大闹，只有他间或把眼睛闭上好一会儿，这才表明这种吵闹声使他很难受。后来这位老爷也渐渐平静下来了，就像孩子的哭声渐渐变小，变成一声声抽噎，他的叫嚷也是这样。但是就是完全平静之后，有时也还听到一声叫嚷或者那扇门匆匆的开关声。总之表明侍从对待这间屋子的做法恐怕是完全正确的。最后只有一位老爷还不肯安静下来，他半天没有出声，但只是为了积蓄精力，随后他又吵开了，声音并不比先前弱。他为什么要如此吵闹和抱怨？原因不太清楚，也许根本不是因为分发案卷的事。这期间侍从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只有一份案卷，其实只是一张纸，记事册上撕下来的一张字条，由于助手的疏忽还留在车上，不知该分给谁。这很可能是我的材料呢，K的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村长曾经多次说起过这种细小的情况。K自己也觉得他的假设未免过于荒唐和可笑，但他想设法挨近那个正在一面看字条一面沉思的侍从。这可不太容易，因为他对K的好意并未给予好报，在工作最繁重的时候他总还要抽出时间来恶狠狠地或者不耐烦地朝K看上几眼，脑袋还神经质地颤动着。现在案卷分完了，看来他有点儿把K忘了，就像他对别的事情也变得有些漫不经心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累极了，对那张字条也没有去多花精力，他也许压根儿就没有看，只是做出在看的样子而已。虽然在过道里，他把字条分给哪个房间，人家都会很高兴的，但是他做出的决定却是另一个样子，分送案卷已经使他腻烦了，他用食指戳着嘴唇，向助手做了个手势，让他别吭声，就把字条撕得粉碎，塞进口袋——这时K离他还远着呢。这大概是K在这里的管理工作中所看到的第一件行为不端的做法，当然可能他把这件事也理解错了。即使是一件行为不端的事，那也是可以原谅的，这里的情况如此，侍从的工作不可能没有差错，他总得把积聚的恼怒和焦躁发泄出来吧，如果只是表现在撕碎一张小字条上，那就算够好的了。用什么办法都不能使那位老爷安静下来，他的吵闹声现在仍响彻在过道里，那些同僚在其他方面的态度虽然不太友好，但在吵闹问题上好像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事情渐渐变成了这样，仿佛这位老爷担负起了为大家吵嚷的任务，而其他的人只是用喝彩和点头的方式来鼓励他继续闹下去。但是现在侍从根本不去加以理睬了，他的工作做完了，他指着小车的车把，叫另一个助手来扶把，于是他们像来的时候那样走了，只是更加满意了，他们走得很快，以至于小车在他们前面一路晃悠着。只有一次他们吓了一跳，并且回过头来看个究竟。这时原来一直不停吵嚷的老爷发现，一味叫嚷并不是办法，或许他发现了电铃的按钮，心里欣喜不已，这下不用叫喊，可以不断按铃了，真是如释重负。K这时正在老爷门前徘徊，他很想搞清楚，这位老爷究竟想要什么。听到电铃响，各个房间里立即响起一阵喃喃的细语声，似乎都在表示赞同。看来，这位老爷做了大家早就想做，只是由于不明的原因不得不罢手的事。老爷按铃是要叫招待，叫弗丽达来。他这就得按半天。弗丽达这时正在忙着用湿被单把耶雷米阿斯裹起来，就是他身体好了，她也没有时间，因为这么着她就躺在他的怀里了。不过铃声立即产生了效果，贵宾饭店的老板已经亲自从远处跑来了，像往常一样穿一身黑衣服，纽扣扣得严严实实，但是他那奔跑的样子似乎是忘了自己的尊严，他将双臂半张，仿佛是出了什么大祸才把他叫来的，他要来抓住“灾祸”，并立即将其扼死在胸前。只要铃声稍有一点不规则，他就好像一蹦老高，脚步也加快了。在他后面一大截，他老婆也出现了，她也伸着手臂在跑，但是她的步子较小，而且扭捏作态。K想，她来得太晚了，等她到这里，老板早就把该做的事都做了。为了给一路跑来的老板让路，K就贴墙站着。但是老板正好跑到K身边就停住了，仿佛K就是他的目标，一会儿老板娘也到了，两个人劈头盖脸地将他一顿臭骂。此事来得突然，K始料未及，所以对责备他的话一句也没听清，尤其是因为中间还夹杂着老爷的按铃声。甚至其他房间的电铃也响了起来，现在按铃倒不是有什么急事，只是乐过了头，按铃玩玩而已。K一心想要弄清楚自己究竟有什么过错，所以同意让老板架着胳膊，跟他一起离开这喧哗之处。这时吵闹声越来越响了，因为他们身后房门都打开了，过道里活跃起来了，来往的人也多了，就像在一条热闹的窄小的胡同里一样。K并没有回头看，因为老板，更何况另一边还有老板娘在开导他呢。他们前面的那些房门显然都在不耐烦地等着K走过去，K一过去，就可以把老爷们从屋里放出来了。这时大家都在不停地按电钮，铃声响彻整个过道，像在庆祝胜利似的。老板他们这时已经到了静静的白雪覆盖的院子里，有几辆雪橇在那儿等着，这时K才渐渐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无论是老板还是老板娘，他们都不理解，K怎么胆敢做出这种事来呢。“他究竟干了什么？”K一再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很久都没有问出个结果来，因为在旅店老板夫妇看来，K的罪行是明摆着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去想他居然还会安什么好心。只不过K对这一点的认识很慢。原来，他待在过道里是不正当的，一般来说，他顶多只能到酒吧，可这也只有得到恩准才行，而且这种特许随时可以撤销。如果某个老爷传他，他当然必须到达传唤地点，但是他必须时时意识到，他待的地方其实是他不该去的，只是有位老爷因公事需要，万般无奈，才勉强传他，他才到那儿去。这点普通常识他总该有的吧？所以听到传唤他得很快就去，接受询查，随后就应该尽快离开。难道他一点没有感觉到，在过道上待着是有失体统的吗？要是他有这种感觉，他怎么会像牧场上的牲畜一样在那儿到处乱跑呢？难道他没有被唤去接受夜间查问？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夜间询查吗？夜间询查的目的是听取申诉人的陈述，因为这帮老爷白天见到这些申诉人受不了，所以夜里在灯光下很快地进行，有可能询查以后马上就能进入梦乡，忘掉他们的种种丑态。说到这里，K才得到一个关于夜间询查的新的解释。可是K的行为却嘲弄了所有这些防范措施。天快亮时，连鬼怪都销声匿迹了，可是K却待在那儿，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好像他是在等过道里所有房间的老爷都走光似的。要是有某种可能的话，这事肯定也会发生，这一点他很有把握，因为老爷们对人的体贴是无微不至的。谁也不会来把K撵走，也不会说他到了该走的时候这句最普通的话，他们谁也不会这样去做，虽说他们见到K在那儿会气得浑身发抖，而且早晨这个他们最喜爱的时刻也要因此而断送。他们非但不会对K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宁愿自己受罪，同时他们当然也希望K最终会渐渐认识到这个痛苦的事实，看到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过道里是如此不伦不类，这种行径，正如使老爷们感到难受一样，他自己也会痛苦得受不了的。但是这是徒劳的。他们不知道，或是因为他们的友善和宽容不愿使自己知道，有的人的心是麻木不仁、奇硬无比的，不会被任何崇敬的感情感化。就连飞蛾这种可怜的昆虫，天一亮不是也要找个僻静的角落藏匿起来，巴不得自己消失不见，并为自己无法做到而难过吗？而K却站在最显眼的地方。倘若这样做能阻止白天的到来，那他定会这样去做的。他不能阻止白天的到来，却能延缓白天的到来，给它增加麻烦。他不是看见分送案卷了吗？这事除了直接参与分送工作的人之外，是不允许任何人看的，就连本饭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也不允许看。关于这事，他们只是听到别人，比如说今天听到侍从提了一下而已。他难道没有看到分送案卷的工作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吗？这事本身就难以理解，因为每位老爷都只考虑工作，从来不想自己的个人利益，因此人人都竭尽全力，力争分送案卷这件重要的基本工作既快又轻松、毫无差错地进行。分送案卷几乎是在所有的房门都关着的情况下进行的，老爷之间不可能直接交往，否则他们彼此转瞬之间就会取得谅解的，而他们之间通过侍从来沟通，几乎要拖上几个小时，而且从来都不会使每个人满意，没有怨言。对老爷和侍从来说，长期以来这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且对于日后的工作或许还会产生有害的影响。这就是困难的主要原因，难道K从远处观察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老爷们为什么不能彼此交往？K难道一直不明白？类似这样的事，据说老板娘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老板以人格担保也证实了这一点，何况这对夫妇还说曾经同各种各样难缠的人打过交道呢。有些事情人家不敢说出来，就得坦率地告诉他，否则他连最要紧的事都不明白。那么，现在不得不说了：因为他，完全只是因为他，老爷们才不能从房间里出来。因为他们在一大早，刚睡起来就置于陌生人的目光之下，未免太敏感，太不好意思。虽然他们已经整整齐齐地穿好了衣服，但还是感到太裸露了，不好见人。他们为什么害臊？这很难说，这帮白天黑夜永远在工作的人，也许只是因为自己睡了觉而感到害臊。但是见到陌生人，也许比他们自己抛头露面更让他们感到害臊。他们见到申诉人就觉得难以忍受，好在这个难题用夜间询查的办法解决了，他们当然不愿一大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让人看到自己的真面目。这样的事正是他们应付不了的。不把这事放在眼里的，会是什么样的人！准是像K那样的人。这种人以麻木不仁、满不在乎的态度，以昏昏欲睡的神态，置法律和最普通的人性等一切于不顾。他根本不考虑自己把分送案卷的工作弄得几乎无法进行，并且损害了饭店的声誉，而且惹出一件前所未有的事，逼得那些走投无路的老爷只好起来自卫，做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自我克制，才按铃求救，来把这个别的方式对他毫无效果的K撵走！老爷们纷纷呼救！老板和老板娘以及全体职工，如果未经招呼便一大早就出现在老爷面前，哪怕是来帮忙的，事情一完马上就走，那么他们岂不早就跑来了？他们被K气得浑身发抖，因自己的软弱无能而灰溜溜的，他们真该在这里过道的头上等着的，现在铃声响了，真是未曾想到，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救。好了，最棘手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这帮终于摆脱了K的老爷多么愉快地活动着，老板他们要是能够看见，哪怕只看上一眼，那该多好！对K来说，事情当然还没有过去，他在这里造成的麻烦，肯定将由他来承担责任。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酒吧间。老板虽然愤怒至极，但是为什么仍把K带到这里来？这事也不是很清楚，也许他终于看出来了，K困倦成这样是无法离开旅店的。没有等人家叫他坐下，K便立即跌坐在一只酒桶上了。在那个暗处他感到很适意。在这个很大的屋子里，现在只有一盏光线微弱的电灯照着啤酒龙头。外面仍然漆黑，好像在下雪。K在这里很暖和，真是感激不尽，但得采取预防措施，不要被人家撵出去才好。老板和老板娘还一直站在他面前，这似乎说明，他仍是个危险，仿佛他这种人一点也不可靠，所以完全不能排除他会突然起来，试图再闯进过道里去的可能性。他们受了夜里的这场惊吓，又因为早起，也累了，尤其是老板娘。她穿了件宽摆、束带、纽扣钉得不太整齐的棕色连衣绸裙，走起路来沙沙作响，不知她匆忙中从哪里拿出来的。她把脑袋颓丧地靠在丈夫肩上，用一条精致的手帕擦着眼睛，并不时天真地朝K投去几瞥恶狠狠的目光。为了让这对夫妇放心，K说，他们现在对他讲的这些，他过去从未听说过，尽管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但他本来也不想在过道里待那么久的，他在那里确实没有什么事要做，也不想让任何人烦恼。之所以发生了这一切，是因为他过于困倦。他感谢他们结束了这狼狈的一幕，倘若要他承担责任的话，也是很欢迎的，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不致对他的行为产生误解。要对这件事负责的只是困倦，不是别的。产生困倦的原因，是他还不习惯这种紧张的询查。他说，他来这儿的时间还不长。要是他有了些经验，类似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也许他把询查看得太认真了，不过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呀。他接连接受了两个询查，第一个在毕格尔那里，第二个在艾朗格那里，特别是第一个询查搞得他精疲力竭，第二个当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艾朗格只不过请他帮个忙，但是两个加在一起就超出了他一下子能够承受的范围，如果换作别人，比如说换了老板，恐怕也是受不了的。第二个询查结束后出来，他走起路来已经踉踉跄跄了，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这两位老爷他都是第一次见，第一次听到他们说话，况且他还得回答他们的问题。就他所知，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后来却发生了这件倒霉的事，可是根据先前的情况，这件事的责任大概不能算在他头上吧。可惜只有艾朗格和毕格尔两个人知道他的情况，他们本来一定会关心他的，那么其他种种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是艾朗格在询查之后立即就要离开，显然是要坐马车到城堡去，而毕格尔呢，他大概被那个询查搞得精疲力竭，所以就睡着了，在分送案卷那段时间里一直没有醒。毕格尔都这样了，怎能要求K精力充沛地挺过来呢？倘若K有这样的机会，他一定会愉快地加以利用的，禁止看的东西他绝对一眼都不看，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实际上他什么也看不到，因此最敏感的老爷看到他也不会害臊。

K提到的两个询查，尤其是那次接受艾朗格的询查，以及K谈到这两位老爷时所流露的敬意，使老板对他产生了好感。看样子他已经准备满足K的请求，在酒桶上搭一块木板，这样他至少可以睡到黎明。但是老板娘明确表示反对，她一面一个劲儿地摇着脑袋，一面毫无用处地在连衣裙上东拉拉、西扯扯，现在她才发觉自己衣冠不整。一场显然早就有过的、涉及饭店整洁问题的争论又快要爆发了。对于困乏不堪的K来说，这对夫妇的谈话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他看来，从这里被撵走，是他迄今为止所碰到的最倒霉的事。哪怕老板和老板娘联合起来对付他，他也绝对不能让他们撵出去。他蜷缩在酒桶上，警觉地望着这两个人，后来极其敏感的老板娘——K早已注意到了这点——突然往旁边一站，或许她已经在同老板讨论别的事了，大声喊道：“瞧他看我的那副样子！快把他弄走！”K把握十足，甚至到了满不在乎的程度，他确信，他会留下来的，这时他抓住机会说：“我没有看你，只是看你的连衣裙。”“为什么看我的连衣裙？”老板娘激动地问。K耸耸肩膀。

“来！”老板娘对丈夫说，“他喝醉了，这流氓。让他在这儿睡一觉醒醒酒吧！”她还叫佩琵随便扔个枕头给K。听到老板娘的叫唤，头发蓬松、满脸倦容的佩琵，手里懒洋洋地拿了把扫帚，便从黑暗处出来了。

第二十章

K一醒来，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睡过。屋里还是那样空空的，很暖和，一片漆黑，啤酒龙头上的那盏电灯已经熄灭，窗外仍是一片夜色。他伸了伸胳膊和腿，枕头掉了下来，铺板和酒桶吱吱作响，佩琵马上就来了，这时他才知道，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他睡了十二个小时以上。白天，老板曾几次问过他的情况，格斯泰克这期间也曾来看过他。早晨他同老板娘说话的时候，格斯泰克就在这儿，在黑暗处边喝啤酒边等着，但后来没敢再打扰他。此外，据说弗丽达也来过，并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不过她并不是为他而来，而是在这里有些事情要准备，因为晚上她又要开始干她的老行当了。“她大概不喜欢你了吧？”佩琵端着咖啡、蛋糕问道。但是她问的时候不像以前那样带有恶意，而是有几分伤心，仿佛这期间她体会了人间的凶狠，一加对照，她自己的那点子凶狠就显得相形见绌、毫无意义了，她同K说起话来就像同是天涯沦落人似的。K尝咖啡的时候，她看出他嫌咖啡不够甜，就跑去给他拿了满满一罐糖来。她今天虽然伤心，但并没有影响她打扮自己，也许还比上次打扮得更漂亮。她在头发上编了许多蝴蝶结和丝带，额头上和两鬓的头发都细心地烫过，脖子上戴了一条细项链，一直垂到领口开得很低的衬衣里。K想到自己终于美美地睡足了觉，而且可以喝到优质咖啡，心里感到非常满意，不由得偷偷伸手抓住一个蝴蝶结，想把它解开，这时佩琵疲倦地说：“别动我。”随后就挨着他坐在一只酒桶上。不用K去问她的痛苦，她自己马上就开始讲了起来。她的眼睛呆呆地盯着K的咖啡壶，似乎她在讲话的时候，也需要分散一下注意力，哪怕她在诉说自己的痛苦，好像也不能完全沉浸于其中，因为这不是她的力量所能及的。K首先得知，佩琵的不幸其实是他的责任，不过她对此事并不耿耿于怀罢了。她一面讲，一面连连点头，免得K提出异议。起先他将弗丽达从酒吧间带走，这才使佩琵有了提升的机会，否则她根本想不出有什么事情能使弗丽达放弃她的职位。她坐在酒吧间，犹如蜘蛛守在网里，四面八方都拉上了只有她才知道的网丝。她本人不愿意却硬要把她从这个位置上弄走，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她爱上一个卑贱的人，就是说这种爱情是同她的地位不相般配的，才能将她从这个位置上赶走。那么佩琵呢？她何曾想过要为自己获得这个职位？她是客房侍女，职位低微，也没有什么前程。她也像每个姑娘一样，梦想有个远大前程。她不能禁止自己做梦，但是她并没有认真想要升迁，能够保住已经获得的职位，她就心满意足了。后来弗丽达突然从酒吧间消失了，这事来得那么突然，老板一下子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替代她，于是就四处找，他的目光落到了佩琵身上，她当然也充分地表现了自己。那时候她爱上了K，在此之前她还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呢。以前她在下面她那间很暗的小房间里待了好几个月，并准备在那儿度过几年，要是情况不利，就默默无闻地在那儿过一辈子，现在K突然出现了，他是英雄，是她的救星，他为她打通了平步青云的道路。他当然对她毫无所知，他所做的事并不是为了她，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她对他的感激之情。在她被聘任的前夜——聘任还没有敲定，但是已经极有可能了——她用好几个小时来同他聊天，悄悄向他表达她的感激之情。而且他背负的恰恰又是弗丽达这个包袱，所以在她眼里他的行为就越发显得高尚。为了让佩琵脱颖而出，他让弗丽达做了自己的情妇，在他的行为里一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无私精神。弗丽达是什么？她并不漂亮，人很瘦，又显得老，头发又短又稀，再加上她又诡计多端，心里老怀着某些秘密，这大概同她的外貌不无关系。她的面貌和身材都很难看，而且她还怀有另一些谁也无法查明的秘密，比如说她同克拉姆的关系。佩琵那时甚至还产生过这些想法：如果K真有可能爱上弗丽达，那么他不是在欺骗自己，也许仅仅是为了欺骗弗丽达，这一切的唯一成果也许就是佩琵被提升，那么K就会发现这个错误，或是不愿再掩盖这个错误，他也就不愿再看见弗丽达，只想见到佩琵。这倒不是佩琵在异想天开，因为佩琵是很想同弗丽达较量一番的，而且两个人一定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这一点是没有人会否认的。再说一时间把K弄得神魂颠倒的，主要是弗丽达的地位，以及她善于给自己的地位涂上一层光辉。佩琵曾经梦想过，要是她得到了这个职位，K就会来向她恳求，那时她就可以进行选择，要么答应K，丢掉职位；要么拒绝他，继续往上爬。她心里已经想好了，她要放弃一切荣华富贵，向他降格俯就，并教他懂得真正的爱情，他在弗丽达那儿永远得不到的爱情，不受世上荣誉地位影响的爱情。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另一个样子。这该怪谁呢？首先得怪K，其次当然得怪弗丽达的狡诈。因为他想要什么，他是怎么个奇怪的人？他在追求什么，是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使他把最亲、最好、最美的东西都抛在了脑后？佩琵是牺牲品，一切都蠢不可言，一切都已失去；谁有力气放火把整个贵宾饭店烧掉，彻底烧掉，烧得毫无痕迹，像在炉子里烧掉一张纸一样，谁就是今天佩琵选中的人。是的，四天前，快吃午饭时佩琵来到了酒吧间。这里的工作并不轻松，简直要把人累死，但是能够捞到的好处却也不少。佩琵以前的日子也不是过得无忧无虑的，尽管她从来没敢妄想自己把这个职位弄到手，但却仔细观察过，知道这个职位很重要，所以接受这个职位时已经胸有成竹。没有准备是根本不能接受这个职位的，否则不消几个钟头就会把它丢掉。在这里要是照客房侍女的方式行事，那就更糟了！客房侍女渐渐都会有一种虚度光阴或者被人遗忘了的感觉，在那儿就像在矿里干活一样，至少在秘书们住的那条过道里是这样，在那里几天只见到几个申诉人，他们来来去去一闪而过，连抬头看一眼都不敢。那儿除了两三个侍女，没有一个人，而这些侍女也都非常郁闷。早晨根本不准走出房间，那时候秘书们愿意自己待着，饭由跟班从厨房里给他们拿来，所以侍女们一般都没有什么事干。吃饭时间内侍女也不许到过道里去，只有老爷们办公时，侍女才可以去收拾房间，当然不能到有人的房间，只能到这时正好空着的房间去收拾，干活的时候要非常轻声，以免打扰老爷的工作。可是老爷们在房间里一住就是好几天，再加上跟班那帮邋遢货在里头瞎折腾，等到终于让侍女去收拾的时候，里面脏得连洪水都冲不干净了，清扫那样的房间怎能轻声！不错，他们是高贵的老爷，可是他们走后侍女要去打扫房间，就得使劲克服对他们的厌恶。虽说侍女的工作并不太多，但都很棘手。她们从来听不到一句好话，听到的只是责骂，尤其是这句最让人难过却又成了家常便饭的责备：清理房间的时候文件丢了。其实什么也没有丢失，连张小纸片都是交给老板的。当然，文件确有丢失的，但并不是侍女弄丢的。接着调查委员会就一批批来了，侍女都得离开她们的房间，把她们的床铺翻了个遍，侍女本来就没有什么财物，仅有的一点儿东西背筐里就全放下了，可是调查委员会一搜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文件怎么会到那儿去呢？侍女们要文件干什么？可是结果是什么呢？大失所望的调查委员会谩骂和恐吓侍女，当然这又是由老板转达的。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白天没有，夜里也没有，吵闹声一直持续到半夜，天还没亮又开始了。要是不在那儿住，总会好些吧。但是又必须在那儿住，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老爷要什么小吃，就得到厨房去拿，这可是侍女的事，尤其在夜里。侍女的房门常常突然被拳头敲得嘭嘭响，接着便报出所要的东西，侍女就跑到楼下的厨房里，把熟睡的伙房小伙子弄醒，侍女将盛着所订东西的盘子端出去放在门口，再由跟班到那儿去取。这一切多惨啊！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确切地说，最糟糕的是没有人来要东西的时候，又是深更半夜，本该人人都睡了，实际上大部分人也都睡了，有人在侍女的房门口蹑手蹑脚地活动。于是姑娘们便纷纷从床上下来——床是三层铺，因为那儿的房间都很小，实际上侍女的整个房间不外乎是一个大三屉柜罢了——到门边去听听，跪在地上，吓得互相搂抱在一起。那个悄悄溜过来的家伙，还一直在门口走来走去。倘若他进屋里来，她们大家倒高兴了，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人进屋来。对于这件事，你也只好对自己说，这里不一定会有什么危险，也许只不过是有人在门口走来走去，是在考虑要不要订一份夜宵，后来还是没有拿定主意罢了。也许就是这件事，但也许完全是别的事。其实这些老爷大家都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不管怎么说，房间里的几位姑娘都快吓晕了，等到后来外边终于没有声音了，她们都靠在墙上，连重新爬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种生活现在又在等待佩琵了，今天晚上她就又得搬回侍女房间去了。为什么？都是因为K和弗丽达。她又要回去过那种生活了，那是她刚刚逃脱的生活，是她虽然得到了K的帮助，但也是以自己最大努力才逃脱的生活呀！因为干那种工作，姑娘们都不修边幅，连本来最讲究打扮的姑娘也一样。她们打扮给谁看？谁也看不见她们，能见到她们的，顶多是伙房人员。谁要是心安理得地给他们看，那她就去打扮好了。除此之外，她们活动的地方始终只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或者老爷的房间里，要是穿着干净的衣服踏进老爷们的房间，那可真是糟蹋衣服了。一年到头见不到阳光，老是待在有霉味的空气里——任何时候都生着暖气，人也就没有不累的时候。每星期一个下午的休息时间，最好到厨房里去找个储物间，安安静静、放心大胆地在里面睡一觉。干吗要打扮？是的，连衣服都穿得很少。现在佩琵突然调到酒吧间来了，在那里要想保住自己的职位，该做的事情恰好同当侍女时相反。在酒吧间，别人的眼睛老盯着你，这些人中不乏爱挑剔的、观察细致的老爷，所以你的模样时时都要尽量让人看了觉得漂亮、舒服。好吧，这是一个转折。佩琵可以对自己说，这一切她都做到了。事情将来会怎么样，佩琵对此并不担心。对于这个位子所需要的能力，她是具备的，这一点她知道，而且很有把握，到现在她还有这份自信，谁也无法将它抢去，即使在今天，她失败的日子别人也抢不走。只不过，一开始她要经受这个考验，那是很困难的，因为她是个穷招待，既没有衣服，也没有首饰，老爷们可没有耐心看着她慢慢添置起来，他们希望立刻就有一个合格的酒吧女招待，中间没有过渡，否则他们会转身就走的。有人可能会想，既然弗丽达都能使他们满意，那他们的要求一定不会太高。但是这种想法并不对。佩琵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也常常跟弗丽达在一起，有段时候还同她睡在一起。要发现弗丽达的诀窍是不容易的，稍不留意，马上就会被她迷惑。那么又有哪些老爷会处处留神呢？弗丽达自己比谁都清楚，她有多难看，比如说，谁要是第一次见她把头发松开，就一定会因同情她而双手合十的。按理说，这样的姑娘连当个侍女都不配。她自己也知道，好几个夜晚她都曾为此而痛哭，并且伏在佩琵身上，把佩琵的头发盘在自己头上。但是她只要一当班，一切疑虑就统统消失了，她认为自己是最美的，而且善于把别人的目光引到她的身上来。她会识人，这便是她的看家本领。她撒谎骗人的话可以脱口而出，使得别人没有时间来仔细看她。当然，这样下去总是不行的，人人都长着眼睛，迟早总是会明白的。但是，她在发现这种危险的一刻，就已经准备好了另一手，比如最近她同克拉姆的关系。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调查，去问克拉姆。好狡猾！好狡猾！你大概不敢到克拉姆那儿去问这个问题，也许你有比这不知重要多少的事情要问他，可他也不会让你去，对你来说克拉姆是根本见不到的——只有你和你这样的人才觉得克拉姆是见不到的，而弗丽达，她想什么时候见他，就什么时候蹦到他那儿去。如果真是这样，你还是可以对这事进行调查的，你只要等着就好了！克拉姆一定不会长时间忍受这种流言蜚语的，人家在酒吧里、在客房里说了他些什么，他一定非常急于知道，这一切对他来说事关重大，要是讲得不对，他一定马上就会出来加以澄清的。但是他如果没有出来澄清，就是说没有什么可澄清的，人家说的都是实情。人家看见的只不过是弗丽达把啤酒端进克拉姆的房间，再拿着克拉姆付的钱出来，但是人家没有看见的，弗丽达却自己讲了，人家只好相信她。她根本没有讲这件事，她是不会把那种秘密泄露出来的，不会的。在她周围，秘密是自己泄露出来的，而秘密一经泄露，她当然也就不再避而不谈了，但她适可而止，对什么事都不予肯定，谈的都是人人皆知的事。她并不是什么都说，比如说自从她到酒吧间以后，克拉姆喝的啤酒比以前少了，没有少很多，但确实是明显地少了——关于这件事她就没说。克拉姆喝啤酒喝得少了这件事也会有各种原因的，可能这段时间里克拉姆不怎么喜欢喝啤酒，或者是他把心思都放在了弗丽达身上，忘了喝啤酒。总而言之，无论多么奇怪，反正弗丽达成了克拉姆的情妇。连克拉姆都中意的东西，别人怎会不对其大加赞赏呢！于是转眼间弗丽达就成了个大美人，成了一位天生就适合在酒吧间工作的姑娘。是啊，简直太漂亮、太有魅力了，酒吧间已经搁不下她了。事实上，大家都觉得奇怪，她怎么还一直在酒吧里呢。当个酒吧女招待是很了不起的，由此看来，她同克拉姆的关系是很可信的。但是，要是酒吧女真是克拉姆的情妇，他为什么让她待在酒吧间，而且待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提拔她？人家可以对大家说一千遍，说这里并没有矛盾，克拉姆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或者说，弗丽达会突然在什么时候，也许就在最近，就会得到提升的，凡此种种说法都没有多大效果，大家已经有了一定的想法，时间长了，无论别人耍什么花招，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弗丽达是克拉姆的情妇了，就连那些对情况显然比较了解的人，也没有劲儿去怀疑了。当克拉姆的情妇去吧，这些人想，不过要是你真是的话，我们倒想从你的升迁上看出来。可是别人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而弗丽达也同现在一样仍旧留在酒吧间，而且她看到一切都依然照旧，暗地里还非常高兴。不过在别人心目中她已失去了威望，这事她自然不会不注意到，其实她是颇有先见之明的。一个真正漂亮、可爱的姑娘，一旦习惯了酒吧间的生活，是用不着施展什么手段的。只要她的美貌犹在，酒吧招待就一直会当下去，除非有什么特别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是像弗丽达那样的姑娘大概时时刻刻都在为她的职位而担心，当然她很聪明，非但不露声色，反而常常在抱怨和咒骂这个职位，不过暗地里她在不断观察别人的情绪，这样她就发现大家满不在乎了，对于她的露面人家觉得抬一下眼睛都不值得了，就连跟班都不理她，而是聪明地去巴结奥尔珈之流的姑娘。从老板的举止上她也觉察到，她越来越失宠了，关于克拉姆的新故事也不是老是能够编得出来的，凡事都有个限度，因此弗丽达决定采用新花招了。要是有人能够立即看穿她的花样就好了！佩琵对此有所感觉，可惜并没有将其看透。弗丽达决心搞件轰动的事情出来：她，克拉姆的情妇，随便就委身于一个人，尽可能是个最卑贱的人。这事定会引起轰动，大家会谈论很久，最后又会想起当克拉姆的情妇是何等荣耀，因迷恋新欢而丢掉这份荣耀又是多么可惜。只不过要找到一个能玩这场聪明游戏的合适的人，也着实不容易。弗丽达的熟人不行，某个跟班也不行，他说不定会目瞪口呆地望望她就走掉的，尤其是他恐怕不会一直很认真，纵有鼓簧之舌，也不可能去散布这样的奇闻：弗丽达遭到他的袭击，无法反抗，在失去知觉的时刻被他强暴了。虽说要找的人得是个最卑贱的，可这个人又要能够让人相信，他虽然迟钝、粗俗，但是他渴望得到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弗丽达，他除了想娶弗丽达，并没有什么更高的奢望——我的天呀！虽说要找的人得是个老百姓，但是如有可能，这个人最好比跟班还要低下很多，又不是被每个姑娘都嘲笑的人，也许另一位有判断力的姑娘还会在他身上发现什么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么个人？别的姑娘兴许一辈子也找不到这样的人。弗丽达的运气真好，大概恰好在她第一次想出这个计划的当晚，土地测量员就到她的酒吧间来了。土地测量员！是啊，那么K在想什么呢？他心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他能达到什么特殊目的吗？一个好职位？得到嘉奖？他想得到这些吗？若是那样，那么他一开始就不该这么干。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看看他的处境，真叫人伤心。他是土地测量员，这也许有那么点资本，就是说他学了点本事，可是要是他毫无用武之地，这还不等于零。到了这个份儿上，他又没有靠山，却还提出要求，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可是人家注意到他正在提出某些要求，这是很令人气愤的。他知不知道，就连个侍女，要是同他多说了会儿话，也是有失体面的。他脑袋里装着这些特殊要求，第一天晚上就扑通一声掉进了这个明摆着的陷阱。难道他不觉得害臊吗？弗丽达身上有什么东西使他如此神魂颠倒？现在他总可以承认了吧。难道他真的喜欢这干瘦干瘦、脸色发黄的妞儿？没有，他看都没有看她，她只是告诉他，她是克拉姆的情妇，在他听来这还是个新闻呢，这下他可完了！她不得不搬出去了，现在贵宾饭店里当然没有她的位置了。佩琵还是在她搬出去的那天早上见到她的，旅店的人都跑来，个个都好奇地要看上一眼。她的威力还那么大，大家竟都为她惋惜，所有的人，连她的对头也在内，都在为她惋惜。一开始就证明了她的估计丝毫不差，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堆上，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这是她的劫数。厨房里的那帮小姑娘，她们当然对每个酒吧招待都很佩服，所以更是伤心到极点。就连佩琵也受到感动，即使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也还忘不了这件事。她发现，其实弗丽达自己倒并不怎么伤心。本来她碰上的是个极大的不幸，她也做出一副很不幸的样子，但是还装得不够，这点把戏骗不了佩琵。她怎么会挺得住的？是这次新的爱情的欢乐？哦，这种考虑已经排除。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甚至对于佩琵，她都还像往常一样保持着不太热的友情，而这时佩琵已经定为接替她的人了，她哪儿来的这份力量？当时佩琵没有时间去琢磨这个问题，她要为这个新的职位做种种准备，忙得不可开交。几个小时以后她就要上岗了，可是她还没有做头发，没有像样的衣服，没有漂亮的内衣，没有穿得出去的鞋。这些都得在几个小时内准备好，要是配不齐这些东西，还不如干脆放弃这个职位好，否则不出半小时肯定也会把它丢掉的。好在她办成了一部分。做头发她是一把好手，有回老板娘还让她去帮她做头发呢。佩琵的手天生就特别灵巧，她这一头秀发，在自己手里爱做什么样子就可以做成什么样子。衣服嘛，也有人帮她的忙。她的两位同事对她真是实心实意，再说从她们这一批中出了一个酒吧招待，大家也都跟着脸上沾光呀，何况佩琵将来掌了权，她们还可以得点好处呢。一位姑娘手里有块贵重料子，已经留了很久，那是她的宝贝，她常把料子拿出来让别的姑娘欣赏，梦想有朝一日用来做身衣服好好风光一番，眼下佩琵需要，她就割爱了，这事她真是做得太漂亮了。两位姑娘还热心地帮她做衣服，而且比为她们自己做还要卖力。她们觉得这活干起来非常轻松愉快，两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床铺上，一个上铺，一个下铺，边缝边唱，把缝好的部分和零件互相递上递下。佩琵一想到这种情景，再看看眼下，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自己又要两手空空地回到这两个朋友那儿去了，想到这些，心情非常沉重。多倒霉呀，这主要是K的轻率造成的！当时大家多喜欢这件衣服，它好像是成功的保证，要是再补做一条腰带，对成功就毫无怀疑了。这件衣服不是真的很漂亮吗？佩琵没有衣服替换，白天黑夜都得穿着它，所以现在已经有点皱了，还在上面弄了几个斑点，但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件衣服很漂亮，就连巴纳巴斯家那个该死的小妞也做不出一件更好的来。这件衣服还可随意收紧和松开，上下都行，衣服虽然只有一件，但式样却可以变来变去——这是个特殊的优点，其实是她自己的发明。当然，给她做衣服也不难，这一点佩琵可不是吹牛的，年轻、健壮的姑娘穿什么都合适。要弄到内衣和鞋，那可难得多了，实际上失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件事情她的两位女友也竭尽全力帮过忙，但是力不从心。她们凑来凑去、缝缝补补，只是弄到一些粗布内衣，没有高跟靴，就只好穿便鞋，这样的鞋穿出来还不如藏起来好。她们安慰佩琵说，弗丽达也穿得不大漂亮，有时候她邋里邋遢地东跑西晃，客人见了宁肯让管酒窖的小厮来侍候呢。这倒是真的，但是弗丽达可以这么做，因为她已经得宠，有了威望。假如一位贵妇人偶尔有一次在人前穿得脏兮兮的，马马虎虎，反倒更有魅力，但是像佩琵这样的新手这么做，结果又是怎样的呢？再说弗丽达根本就穿不出像样的衣服来，她这个人一点审美观都没有。倘若有人生来就是黄皮肤，当然就只好随它去了，大可不必像弗丽达那样还去配上件领口开得很低的奶油色短衫，免得映入别人眼帘的全是一片黄色。就算不是这个原因，她也太小气，舍不得穿好的，她把挣的钱全都积攒起来，谁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用。她在酒吧间工作，一个子儿也不用花，靠撒个谎、耍点花招捞到的钱就够用了。佩琵可不愿意，也不能学她的样，所以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以便一开始就给人一个好印象，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倘若她这样做的时候手段更厉害一些，那么，任凭弗丽达有多狡猾，也不管K有多愚蠢，胜利者一定依然是她。开始倒还顺利。在酒吧间工作所需要的那点操作技术和知识她事先已经知道了。她一到酒吧间，马上就适应了那里的工作。弗丽达不在这儿干活，谁也没有记挂她。第二天才有几位客人打听弗丽达到底哪儿去了。佩琵一点差错也没有，老板很满意。头一天他不放心，所以老在酒吧间待着，后来还不时地来看看，最后他把一切都交给了佩琵——因为账目一点不差，平均收入甚至比弗丽达在这儿的时候还略多一些。她还对酒吧间的工作进行了一些革新。弗丽达那时对跟班都要加以监视，至少有时候是这样，特别是有人看着的时候，这倒不是因为她工作勤奋，而是出于贪心、出于支配欲，唯恐别人削弱她的权利。同她的做法相反，佩琵却把这项工作派给了管酒窖的小厮，他们做起来反而更合适。这样她就腾出了更多时间来照管老爷们住的房间，客人要啤酒她很快就给送去。尽管这样，她还能同每个人都说上几句话，不像弗丽达。据称，弗丽达把自己整个儿包给了克拉姆，同别人说了话或者接近了，她都将其看作是对克拉姆的侮辱。这当然也是聪明的做法，因为倘若有朝一日她让某人亲近，对那个人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宠了。但是佩琵却痛恨这些伎俩，再说一开始就耍这些手段也没有用。佩琵对每个人都很客气，每个人对她也抱以和蔼亲切的态度。由此看得出，大家对这个变化感到很高兴。老爷们被工作累得精疲力竭，终于可以坐下来喝杯啤酒的时候，她说一句话，通过一个眼神或者耸一下肩膀，就能把他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所以大家都抢着摸佩琵的鬈发，弄得她一天得梳上十来遍头发，谁也抵挡不住这些鬈发和蝴蝶结的诱惑，就连平时心不在焉的K也不例外。就这样，几个兴奋、忙碌但很有成果的日子，过去了。日子要是不过得那么快，要是再多几天这样的日子那该有多好！即使她拼了命地干，四天的时间还是太少了，要是有第五天就好了。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佩琵就已经遇到了不少热心肠的人，获得了不少朋友。她信赖大家的目光，每次端着大啤酒杯走来的时候，都沉浸在友情的海洋里。一位名叫巴特梅厄的文书迷恋上了她，给她馈赠了条鸡心项链，鸡心里还放了自己的照片，这事说明，这位文书的脸皮是很厚的。固然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但是总共只有四天，在这四天里，要是佩琵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的话，弗丽达就几乎会被忘掉，但还不会被彻底忘掉。要不是她早做准备，搞了个大桃色事件，被大家挂在嘴上的话，恐怕她真的被忘掉了，也许忘得还要更早。由于这个桃色事件，她在别人心目中变成了新人，人家很想再看到她，纯粹是出于好奇心。本来大家对她已经感到乏味，甚至感到讨厌了，但由于这位平素心不在焉的K的功劳，她对大家又产生了魅力。当然，只要佩琵还在这里，并且产生影响，大家就不会为了弗丽达而把佩琵放弃，但是这些人大都是年纪较大的老爷，在他们对酒吧新招待习惯以前，他们原有的习惯还将持续几天。即使这次换酒吧女招待好处很多，他们原来的习惯也将违背他们的意愿而持续几天，也许只是五天，但是四天是不够的。无论佩琵获得了哪些成功，她还一直被看作是临时酒吧招待。接着她碰上了这件也许是最倒霉的事：在这四天里克拉姆没有下楼到客厅里来，虽然头两天他就已经在村里了。要是他到客厅里来了，对佩琵来说，这将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验。对于这次考验她一点也不怕，而且还很欢迎呢。她绝不会成为克拉姆的情妇——这种事当然最好不要用语言去触及，也不会谎称是克拉姆的情妇来抬高自己，但是她至少会像弗丽达那么可爱，把啤酒杯放在桌上，她也不会像弗丽达那样去缠磨挑逗，但会好好地请安和道别的。倘若克拉姆想在姑娘眼睛里寻找什么东西的话，那他一定可以在佩琵的眼睛里心满意足地找到的。可是他为什么不来呢？是纯属偶然吗？佩琵当时也是这么想的。那两天她时刻都在等他，夜里也在盼他。现在克拉姆要来了，她不断地这样想，并且跑来跑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心里等得着急，她还希望克拉姆进客厅时第一眼就能看见她。不断的失望使她疲惫不堪，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许多本来可以办到的事，她都没有办到。只要有点时间，她就悄悄溜到楼上那条严禁闲人进去的走廊里，蜷缩在走廊上一个壁龛里等着。她想，要是现在克拉姆再过来，要是她能把他从房间里弄出来，用双手把他抱进楼下的客厅，那该多好。无论他有多重，这点分量是压不垮她的。但是他没有来。楼上的这条走廊里是那么静，如果你没有身临其境，是绝对想象不到的。那里静得让人待不了多久，那种寂静会把你赶跑的。但是佩琵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跑上楼去，被寂静赶走十次，她又第十一次上去。当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克拉姆要是来，那就来了；要是不来，佩琵哪怕在壁龛里待得快被憋死，也不会把他引诱出来。这毫无意义，但要是他不来，那么几乎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了。他没有来。今天佩琵知道克拉姆没有来的原因了。要是弗丽达看见佩琵躲在楼上走廊上的一个壁龛里，双手按着胸口，她一定会觉得非常好玩。克拉姆没有下楼，是因为弗丽达不许他下来。克拉姆没下楼并不是弗丽达请求的结果，她的请求到不了克拉姆那里，但是这只蜘蛛精，她的关系多得不得了，谁也搞不清楚。佩琵跟客人说话总是公开的，隔着一张桌子都听得见，弗丽达可一句话也不说，把啤酒放在桌上就走了，只有她那条绸裙子，她唯一花钱买的那条绸裙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但是若是她有什么话要说，从不公开说，总是弯下身子悄悄地对客人说，弄得邻桌的人都竖起了耳朵。她所说的事情，大概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她便可以拉上关系。她还善于利用一个关系去拉另一个关系，虽说不是每回都成。她的关系虽然大都失败了——谁愿意老是去为弗丽达操这份心，但她总可以不时地紧紧抓住一两个关系。现在她开始利用这些关系了。K就给了她这种机会，他非但不跟她守在一起，看住她，反而几乎不待在家里，整天东转西转，这里谈谈、那里说说，对什么事都注意，就是没有注意弗丽达。后来为了让她更加自由，他竟从桥头客店搬进了那所空着没住人的学校。这一切就是他们美妙的蜜月的开始。现在佩琵准是最后一个责备K没有耐着性子守在弗丽达身边的人。他是没法守在她身边，但是他为什么又不彻底跟她一刀两断？他为什么还一再回到她身边去？为什么他到处奔走给人造成这么个印象，好像他在为她奋斗呢？看起来他似乎通过同弗丽达的接触才发现自己真是微不足道，希望能配得上弗丽达，但愿自己能飞黄腾达，因此而暂时放弃跟弗丽达厮守在一起，以便日后可以给这种匮乏的生活不断加以补偿。这期间弗丽达可没有浪费时间，她坐在学校里——当初K恐怕就是在她的操纵下搬进学校去的，观察贵宾饭店和K。她手下有出色的信使，可以随时差遣：K的助手。他居然把两个助手完全交给她去支配，真让人无法理解。即使了解K的人，对此也无法理解。她派他们到她那些老朋友那儿去，让他们记着她，向他们诉说，她被K那样的人拘禁了，唆使他们跟佩琵作对，说她马上就回去了，请他们给予帮助，并发誓不向克拉姆透露，还做出好像必须照顾克拉姆，所以绝对不能让他下楼到酒吧间来的样子。她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爱护克拉姆的样子，在老板面前则又成功地利用这件事，让老板注意到，克拉姆果真没有再下来过。她说，楼下只有佩琵一个人在接待客人，克拉姆怎么会来呢？让佩琵到酒吧间来干活，这事老板没有错。到现在为止佩琵是能找到的最佳替代的人，只不过这个替代人还不合格，只干几天也不行。对于弗丽达的这些活动，K一无所知，他不出去奔波的时候，就躺在她的脚边，被蒙在鼓里，而弗丽达却在扳着手指计算还要几个小时她才能回到酒吧间去。这两个助手不单单为她跑腿，传递信息，还搞得他醋意大发，神魂颠倒。弗丽达从小就认识这两个助手，他们之间肯定没有什么秘密可保，为了给K增加点面子，他们开始相互渴慕了，对K来说，他们相互间的渴慕有变为伟大的爱情的危险。K呢？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连这最矛盾的事，也都是为了博得弗丽达的欢心：一方面他被这两个助手弄得醋意大发，另一方面在他独自出去转悠的时候，却又允许他们三个人待在一起。看起来他好像是弗丽达的第三个助手似的。弗丽达根据她观察的结果，现在决心采取重大行动了：她决定回去。现在确是最好的时机，弗丽达这只狐狸精居然看到并且利用了这一点，这真令人钦佩。这种观察力和决断力是弗丽达的本事，别人是无法模仿的。要是佩琵有这个本领，她的生活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倘若弗丽达在学校里多待一两天，佩琵就不会被赶走，她最终成了酒吧招待，大家都喜欢她、爱护她，她可以挣到足够的钱，添置看了令人眼花的衣服装备。再有一两天，无论弗丽达耍什么阴谋诡计，也阻止不了克拉姆到客厅里来，他会来这里喝酒，感到如鱼得水，要是他真的发现弗丽达不在，反而会对这个变化感到非常满意的。再过一两天，大家就会把弗丽达以及她的桃色新闻，她的各种关系，两个助手，以及一切的一切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她永远不会再出来抛头露面了。这样一来，她也许会更紧地依靠K，而且，假如她能够去爱的话，说不定会真的爱上K。不会，这不会。因为K也用不着一天的时间就会对她感到厌倦，就会认识到她是如何无耻地以她的所谓美貌、所谓忠诚，尤其是所谓同克拉姆的爱情等来欺骗他的。他不用太多时间，只要再有一天，就可以把她以及她同助手搞的肮脏勾当一股脑儿逐出屋子。想一想，K也用不了更多时间，只要一天就够了。弗丽达身处这两个危险之间，眼看要遭灭顶之灾了，这时她忽然脱身了，头脑单纯的K还给她留了最后一条生路。这事违背常理，谁也没有料到。突然间她反而把还一直爱着她、始终追求她的K撵走了，加上在她的朋友和两个助手施加的压力下，在老板眼里，她竟成了饭店的救命恩人，凭着她的桃色丑闻，她比以前更有诱惑力了，无论下等人还是上等人，个个对她垂涎欲滴，这是有据可查的。那个卑贱的人，她只迷恋了一阵子，马上就一脚把他踢开了，她又像以前一样，他和别的人都无法挨近她，无法把她弄到手了。不过以前大家对这一切只是怀疑罢了，现在大家已经相信了。她就这样回来了，老板睨视了佩琵一眼，心里犹豫不决，佩琵干得那么出色，该牺牲她吗？可是他不久就被说服了，为弗丽达说话的人真多，主要是说，她一定会重新把克拉姆争取到客厅里来的。现在已是傍晚，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佩琵可不会等着弗丽达神气活现地来接收这个职位的。账目她早已交给了老板娘，她可以走了。侍女房间里那个下铺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她就要过去，受到两位眼泪汪汪的同屋女友的欢迎，脱下身上的连衣裙，扯下头发上的丝带，塞在一个角落，藏得严严实实，以免不必要地触物生情，想起那些本该忘却的时光。随后她将提起大桶，拿起扫帚，咬紧牙关，开始干活。但是眼下她还必须把这一切都讲给K听，要是不告诉他，他就一直弄不清楚这件事。她要让K看清楚，他对佩琵的做法有多可恨，把她害得好苦。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他也不过是被人利用而已。佩琵讲完了。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擦掉眼睛里和脸颊上的几滴眼泪，并且望着K点点头，仿佛想说：其实这事也并不是只让她倒霉了，她承受得住。她不需要别人，尤其不需要K的帮助和安慰。她虽然年轻，但却体验了人生，她的不幸只不过证实了她的人生体验而已，但是这事关系到K，她要让他明白事情的真相，即使在她全部希望破灭之后，她也必须这样做。“这是你的胡思乱想，佩琵，”K说，“你说，这些情况你现在才发现，这不对。这无非是你在你那间又暗又窄的侍女房间里所做的梦而已，这些梦只有在那里才适得其所，但是在这宽敞的酒吧间里就显得奇怪了。抱着这些想法，你就不可能保住这儿的职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就连你那么夸耀的连衣裙和发式，也只是在你们房间的黑暗里和床上所产生的怪胎，在那儿当然很漂亮，但是在这里谁见了都会在明里或暗里哈哈大笑的。你还说了些什么？说我被利用、被欺骗了，是吗？没有，亲爱的佩琵，我跟你一样，并没有被利用、被欺骗。不错，弗丽达眼下是离开了我，或者如你所说，跟一个助手私奔了，你是看到了一点儿真相。你说她还将成为我的妻子，这确实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至于说我讨厌她了，甚至第二天就要把她撵走，或者就像有的妻子也许会欺骗丈夫一样，她也把我骗了，凡此种种完全都不是真的。你们侍女习惯在钥匙孔里偷看，并由此形成你们的思想方法：从你们确实看到的一件小事就对全局做出卓越但是错误的结论。其结果是，比如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的要比你少得多。我远不能像你那样如此详尽地解释弗丽达离开我的原因。照我看，其原因很可能就是你曾提到过的，但没有充分论证的那个：我没有把她放在心上。这是真的，我没有把她放在心上，但是这是有特殊原因的，这些并不需要在这里讨论。若是她回到我身边来，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我马上又会不把她放在心上。事情就是这样。她在我身边时，我就像你所嘲笑的那样不停地四处奔走，现在她走了，我却无所事事，我累了，一心想着永远什么事都不用干。你不给我出点主意吗，佩琵？”“好啊，”佩琵说着，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了，并抓住K的肩膀，“我们两个人都被骗了，我们就待在一起吧。来，跟我到底下侍女那儿去吧！”“只要你还抱怨受骗了什么的，”K说，“我就无法同你取得一致意见。你总爱说自己受骗了，因为这话投你所好，又可以使你大为感动。可事实是，你不适合这个职位。这种不适合是一目了然的，就连我这个你认为最不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出来了。你是个好姑娘，佩琵，可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比如说我吧，我起初以为你心狠气傲，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使你失态的只是职位，因为它对你而言不合适。我不愿说，这个职位对你来说太高了，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位子，仔细看看，它也许比你以前的工作体面些，但大体上差别并不大，两者十分相似，很容易搞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当酒吧女招待还不如当客房侍女，因为客房侍女总是同秘书打交道，当酒吧招待呢，虽然也要为客房里秘书的上司服务，但也得跟下等人，比如说跟我这样的人交往。按照法律，我除了这里的酒吧间，哪儿都不可以待，能够同我打交道难道是非常体面的事吗？你觉得是的，也许你自有道理。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你才不合适。这个岗位也和别的岗位一样，但是你认为这个岗位就是天堂了，所以干什么事都拿出过分的热情，并且拼命打扮，你认为要打扮得像天使一样——实际上天使不是这个样子的，整天担心会丢掉这份工作，总感到经常被人盯梢，想以极其热情亲切的态度来拉拢所有你认为能为你撑腰的人，可是这种做法反而打扰了他们，让他们反感，因为他们来这儿是图个清静的，不愿在他们自己的烦恼上再加上酒吧女招待的烦恼。弗丽达离开以后，这些高贵的客人本来谁也没有注意这件事，这倒是有可能的，可是今天他们知道了，确实都在盼着弗丽达呢，因为弗丽达办起事来确实大不一样。不论她平时怎么样，也不论她多么看重这个职位，她在当班的时候很有经验，也很冷静和镇定。这些你自己也强调了，但你并没有学到人家的长处。你有没有注意过她的目光？那已经不再是酒吧女招待的目光了，而几乎是老板娘的目光。她一览无余，同时每个人又都在她眼里，她对某个人一瞥，其威力之大，足以使此人折服。她也许瘦了点，有些显老，她的头还可以梳得干净利索一些，但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把它同她真正具有的长处来比，这全是些细枝末节，谁若对这些小缺点抓住不放，这只表明他缺乏抓大事的意识。我想谁也不会因这件事而去责怪克拉姆。你不相信克拉姆爱弗丽达，只是因为你这位年轻而没有经验的姑娘看问题的角度错了。在你看来克拉姆高不可攀——这是有道理的，因此你以为弗丽达不可能接近他。你错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虽然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但我还是只相信弗丽达的话。无论你觉得这件事多么难以相信，无论这件事同你对世界、仕途、高雅的风度以及女性美的效果等种种看法多么格格不入，但这事确实是真的。就像现在我俩并肩坐在这里，我把你的手攥在我的手里，大概克拉姆和弗丽达也是并肩而坐，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理所当然的事似的。他是自动下楼的，甚至是跑下来的，没有人埋伏在走廊里，而耽误自己的工作。克拉姆一定是自己设法下来的，就连曾经令你十分吃惊的弗丽达衣着方面的缺陷，克拉姆也没有觉得不顺眼。可你却不相信她！你不知道，你这样做正好暴露了自己，正好说明你没有经验！即使有人对她同克拉姆的关系全然不知，那也一定会从她的气质上看出来，这是有人加以训练过的，此人比你我以及全村老百姓都高明，也一定会看出来，他们的谈话已经超出了客人和招待之间常有的那种打情骂俏，而这种打情骂俏却是你的生活目的。我这是在冤枉你吧？你自己非常了解弗丽达的长处，知道她的观察才能、她的决断力、她对人的影响，只不过你对这一切都做了错误的解释，认为她自私自利，只是把这些用来捞取好处，用来干坏事，甚至拿来作为对付你的武器。不，佩琵，就算她有那样的箭，那么近的距离她也无法把箭射出去。自私自利吗？我宁肯说她牺牲了已有的和可以得到的东西，为我们两个人创造了高升的机会，但是我们两个人却使她很失望，简直逼得她非重新回到这儿来不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另外，我对自己的过错一点都不明白，只有我把自己同你相比的时候，我心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想法：仿佛我们两个人太过死心眼，太过吵闹，太过幼稚，太没有经验，我们拼命想得到某些东西。要是我们像弗丽达那样平静，那样实事求是，这些东西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获得，可是我们却要瞎折腾：哭啊，扯啊，拖啊——就像小孩扯着桌布，结果非但什么都没有得到，反而把一桌绝好的东西统统扯到了地上，弄得自己再也得不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但这比你讲的那些要更为真实，这我知道。”“是呀，”佩琵说，“你爱上了弗丽达，因为她从你身边跑掉了。她走掉了，爱上她并不难。就算这样吧，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就算你什么都对，连丑化我也对，那么你现在要干什么呢？弗丽达已经把你甩了，无论是照我的说法还是照你的说法，你都没有希望让她再回到你的身边来了。就算她要回来，你也必须先找个地方安身。天气很冷，你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床，到我们这儿来吧。你会喜欢我的两位朋友的，我们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你呢，就帮我们干活，这种活单让我们女孩子来干确实太重了，以后我们就不必事事亲自动手了，夜里也不会再害怕了。到我们这儿来吧！我的两位女朋友也认识弗丽达，我们将会把她的故事讲给你听，直到你听腻了为止。来吧！我们还有弗丽达的照片，都会给你看的。那时候弗丽达比今天还简朴，你一定认不出她来，最多从她那双当时就在窥视别人的眼睛中能认出她来。你到底来不来？”“这会被允许吗？昨天我在你们那条过道上被抓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是因为你被抓住了，但要是你待在我们这儿，你就不会被抓住。谁都不会知道你，只有我们三个。那才好玩呢。我已经觉得那间屋子里的生活比早先要好受多了。我虽然不得不从这儿离开，但我因此而失去的东西一点也不多。你呀，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倒也不会觉得无聊，我们得把艰辛的生活搞得甜甜的。我们在年轻时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现在，我们三个人同舟共济，在那儿，日子能过得多美，我们就过得多美。你尤其会喜欢亨丽爱蒂的，但爱米莉你也会喜欢的，我已经跟她们讲过你的事了，这类故事她们在那儿听起来总是难以相信，仿佛房间外面本来是出不了什么事的。房里又暖和又狭窄，我们彼此还可以挤得紧一些。我们虽然相依为命，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并不感到厌倦。相反，当我想起我的两位女友，我就对于重新回到那里感到很高兴。我的境遇为什么要比她们好呢？当初我们三个人之所以同心协力，那是因为我们的前途都同样被封死了，可是我毕竟冲破了障碍，才和她们分开了。当然，我并没有忘记她们，我怎么能为她们做点事、帮个忙呢？这是最让我发愁的事。我自己的位子还不稳固呢——究竟是怎么个不稳固呢？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已经同老板谈过亨丽爱蒂和爱米莉的事了。对于亨丽爱蒂，老板倒不是没有通融的余地。爱米莉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大约同弗丽达一般大。关于爱米莉，老板可没有给我一点希望。你想一想，她们根本不愿意走，她们知道，她们在那里过的是苦日子，但是她们已经适应了。这两个好人，我想，分别时她们之所以流了眼泪，多半是由于她们心里难过，因为她们看到我不得不离开那间我们共同生活的房间，走到外面的严寒里去——我们觉得，房间外面的一切都是冰冷的，而且不得不在那些陌生的大屋子里同陌生的大人物周旋，这一切又没有什么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混碗饭吃罢了。迄今为止我们三个人一起生活，日子不也过得好好的吗？我现在回去，她们大概一点也不会吃惊，为了安慰我，她们定会略微哭一哭，为我的命运抱怨一番。随后她们将会看见你，并且会发现，我走了这一阵子，倒很不错。现在有个男人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了，她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她们知道，这个秘密必须严守，而且有了这个秘密，我们的心比以前连得更紧了，这将更使她们欣喜若狂。来吧，求你了，到我们这儿来吧！你又不用承担什么义务，你也不用像我们这样永远待在我们的房间里。等春天来了，你在别处又找了个安身之所，而且不喜欢待在我们这里了，那时你就可以走。当然，那时你也得继续保守这个秘密，不得出卖我们，要不然我们在贵宾饭店就无法再待下去了。要是你跟我们在一起，自然也应当小心谨慎，绝不能在那些我们认为并不安全的地方露面，你还得听从我们的劝告。约束你的，就只有这件事，你同我们一样，得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除此之外，你是完全自由的，我们分给你的工作并不重，这你不用担心。怎么，你来吗？”“到明年春天还有多久？”K问。“到明年春天？”佩琵重复了一遍，“我们这儿的冬天很长，既长又单调。但是我们住在底下对冬天倒并不抱怨，我们过冬的防寒措施搞得很好。是的，春天总是会来的，还有夏天，夏天也会来的，但是我记得，好像春天和夏天都特别短，仿佛总共也超不过两天似的，即使在这几天里，有时大晴天还下雪呢。”

这时门开了，佩琵吓了一跳，她的思想像脱缰的野马，已经跑得离酒吧间很远了，不过进来的不是弗丽达，而是老板娘。她装出惊奇的样子，居然还在这里碰到K。K为自己找了个台阶，说他一直在等老板娘，同时又感谢饭店允许他在这儿过夜。老板娘可不明白K为什么等她。K说，他觉得老板娘还要跟他谈一谈的，还说，如果这是误解，就请她原谅，此外他表示，现在他得走了，因为他是校役，他离开学校的时间太久了，这一切都是昨天的传唤造成的，在这些事情上他的经验还太少，像昨天那样把老板娘搞得很不愉快的事，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了。他鞠了一躬，打算走了。老板娘望着他，那眼神好像在做梦一般。这目光倒把K多留了一会儿。她还略微笑了笑，只是看到K脸上那惊讶的神色，她才清醒了几分。好像她在等待K对她的微笑加以回报似的，可是K没有回以微笑，她这才醒过来。“我认为，你昨天竟狂妄地议论过我的衣服。”K已经记不起来了。“你想不起来了？胡言乱语之后又畏首畏尾，胆小如鼠。”K请她原谅，说昨天他困倦至极，很可能瞎说过什么，现在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怎么也会去议论老板娘的衣服呢？她的衣服那么漂亮，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呢。至少他还没有见过哪个老板娘干活时还穿着那样的衣服。“别说这些！”老板娘很快地说，“我再也不愿听你说一句关于衣服的话了。不许你来关心我的衣服。我永远禁止你说我的衣服。”K再次鞠了一躬，便朝门口走去。“你说，你还没有见过哪个老板娘干活时还穿着那样的衣服，”老板娘冲他背后嚷道，“这是什么意思？你说那些毫无意义的话干什么？真是一派胡言。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K转过身来，请老板娘不要发火。他说，那种话当然是胡说八道，再说他对衣服又一窍不通。就他的境况来说，他觉得每件没有补过的干净衣服都很值钱。他说，昨天夜里他看到走廊里的那些男人几乎都光着身子，老板娘却穿了漂亮的晚礼服，他只是为此感到惊讶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这么说，”老板娘说，“看来你到底还是想起昨天说的话来了。你竟继续胡说八道，把昨天的话磨得天衣无缝。你对衣服一窍不通，这没有错。既然不懂，就别去妄加评论，别说什么衣服值钱、晚礼服不合适诸如此类的话，这件事我要很严肃地跟你说……还有，”说到这里，她好像身上打了一阵冷战，“我的衣服不用你来操心，听见了吗？”K又打算默默地转身走开，这时她又问，“你对衣服的知识是从哪儿得来的？”K耸耸肩膀说，他对衣服一无所知。“你既然一无所知，”老板娘说，“那就别摆出一副行家的样子。来，跟我到那边办公室去，我要让你看点东西，但愿你从此永远改掉胡言乱语的毛病。”她走在前头出了门。佩琵借口要K付账，一下跳到K的身边，两个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其实这是很容易的，因为K熟悉这个院子，出了院门就是一条胡同，院门旁边还有扇小门，大约一小时以后佩琵就站在小门后面，听到门上连敲三下，她就开门。

老板娘的私人办公室在酒吧间对面，只要横穿走廊就到了。办公室里的灯已亮了，老板娘已经进去，正不耐烦地朝K望着。可是这时又有人来打扰了。格斯泰克已在走廊里等着，想同K说话。要把他摆脱掉并不容易，老板娘也在帮K的忙，而且指责格斯泰克来这儿纠缠。“到哪儿去？到哪儿去？”门已经关上了，还听见格斯泰克在叫嚷，这喊声中还混杂着叹息和咳嗽，好不难听。

办公室是一个小房间，烧得太热，横里，两边挨墙放着一个斜面桌和一个铁柜；纵里，两边靠墙有一个衣柜和一个长沙发凳。衣柜占了房间的大部分地方，不仅放满了一面纵墙，而且柜子前后很深，因而使房间显得很窄。衣柜上装了三扇拉门，这样才能把柜子完全打开。老板娘指着长沙发凳，让K坐下，她自己则坐在斜面桌前的转椅上。“你没有学过缝纫吗？”老板娘问。“没有，从来没有。”K说。“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土地测量员。”“那是干什么的？”K对土地测量员的工作做了一番解释，她听得直打哈欠。“你说的不是真话。你为什么不讲真话？”“你也没有讲真话呀。”“我？你大概又要开始胡言乱语了！就算我没讲真话，难道我必须向你解释清楚不成？我究竟哪儿没说真话？”“你绝不像你所装的那样，仅仅是老板娘。”“那你就看看吧！你的发现倒还真多！我不仅仅是老板娘，那我还是什么？你的胡言乱语可真是变本加厉了。”“我不知道你还是什么。我只看到你是老板娘，另外还看到你穿着不合老板娘身份的衣服，就我所知，这样的衣服这儿村里也没有第二个人穿。”“好，现在谈到正题了。你是心里有话憋不住，也许你并不是胡言乱语，只不过像个孩子，知道了什么蠢事，用什么办法都不能让他不说。那么，你就说吧！这些衣服有什么特别的？”“我说了，你会生气的。”“不，我会笑的，因为那准是小孩子在胡说八道。那么这些衣服怎么样？”“你一定想知道，那我就说吧。衣服的料子很好，价钱很贵，但是衣服的式样过时了，装饰过于繁缛，应该重新改过，是旧衣服，对你的年龄、身材和地位都不合适。大约在一星期前，我在这儿走廊里第一次看见你，马上就注意到你的衣服了。”“这下你总算说出来了！衣服过时了，装饰过于繁缛，还有什么来着？这些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这是我看见的，这可不用专门训练。”“这些你轻而易举就看出来了。你不必到别处去打听，马上就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式样。这下我可不能缺少你啦。因为我的毛病是爱穿漂亮衣服。这个柜子里全是衣服，对此不知你有什么话要说？”她把推拉门推到一边，只见衣服一件挨一件，把整个柜子都放得满满的，衣服大多是深色的——灰色、棕色和黑色，全都摊开，挂得整整齐齐。“这是我的衣服，正如你说的，都过时了，装饰太繁缛。可是这还只是我楼上房间里放不下的衣服，楼上我还有满满两柜子衣服，两个柜子，每个差不多有这个这么大。你吃惊了？”

“没有，我已经料到了，我说过，你不仅仅是老板娘，你还另有目标呢。”

“我的目标只是穿得漂亮。你呢，你不是傻瓜就是小孩，要不就是个可恶的危险人物。走吧，现在你走吧！”

K到了走廊里，格斯泰克又紧紧抓住他的衣袖，这时老板娘还在朝他喊道：“明天我有件新衣服，说不定我让人把你叫来呢。”

卡夫卡年谱

1883年　7月3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父母都是犹太人。自幼接受德语教育，爱好文学、戏剧。

1889年　入布拉格的公立小学读书。

1901年　入布拉格的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开始文学创作。后迫于父亲的要求，改修法律。

1902年　与马克斯·布罗德（奥地利作家）相识，成为一生的挚友。布罗德在卡夫卡逝世后整理出版了他的诸多作品。

1904年　开始创作《一次战斗纪实》。

1906年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08年　到布拉格的一家工人工伤保险公司任职。

1912年　8月，在好友布罗德的寓所见到菲丽丝·鲍尔。9月，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写出短篇小说《判决》。从11月起，开始创作小说《变形记》。

1913年　小说《判决》发表。

1914年　在柏林与菲丽丝·鲍尔订婚。不久后婚约解除，开始创作小说《审判》。

1915年　小说《变形记》发表。

1916年　从冬日开始，晚上到妹妹奥特拉在黄金小巷的小屋里写作，创作了《乡村医生》中的许多作品。

1917年　7月，与菲丽丝·鲍尔第二次订婚。8月，因肺结核第一次咯血。9月，到波西米亚北部的乡村休养。12月，再次解除了与菲丽丝·鲍尔的婚约。

1919年　小说《在流放地》发表。写了《给父亲的信》。

1920年　与密伦娜·耶申斯卡（《致密伦娜情书》中提到的女主角）坠入爱河，一年多后分手。

1922年　创作小说《城堡》《饥饿的艺术家》。从保险公司离职。

1923年　7月，到波罗的海海滨的米里茨休养，与朵拉·迪亚曼特相识、相爱。9月底搬到柏林，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

1924年　3月，病情急剧恶化，被好友布罗德接回布拉格。4月，被送进“维也纳森林”疗养院，由朵拉·迪亚曼照顾。后转入位于维也纳郊区的基林疗养院。6月3日，病逝，终年41岁。6月11日，葬于布拉格城郊的犹太墓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美）海明威著；孙致礼，周晔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536-7677-7

Ⅰ．①老…　Ⅱ．①海…②孙…③周…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3339号

责任编辑　赵露丹

产品经理　张安琪

文字编辑　鲁　庚

责任校对　董安涛

美术编辑　曾国兴

特约编辑　李　盈

责任印务　曹雨辰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著　孙致礼　周　晔　译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13

字　　数　310000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7677-7

定　　价　45.00元

联系电话：0571-85170300-80928

网址：www.zjeph.com

序一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海明威，他是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市郊区的一个小镇——奥克帕克。他的出生时间很好记，因为很特别，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这一年似乎是“作家年”，在这一年出生了一堆作家：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1967年诺奖得主）、希区柯克、老舍、闻一多等，他们都是海明威的同龄人，而且都独树一帜，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作品。

海明威的一生充满传奇，他的身影、脚印一点也不比他的作品逊色。他当过记者，打过仗，打过拳击，做过间谍。他是一个非常爱冒险的人，喜欢旅行，喜欢狩猎——经常去非洲狩猎，喜欢去大海里钓鱼。

这就是海明威，一个非常有个性、生活非常丰富、经历也非常传奇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死的方式也很特别——自杀，用他经常带去非洲狩猎的猎枪，吞着枪管，把自己崩掉，时年62岁。

海明威一生当中写过很多部作品，今天我将要解读的书是他的《老人与海》，这是一部严格的中篇小说。我印象中有几篇，堪称世界一流，比如说加缪的《局外人》、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卡夫卡的《地洞》、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有人译为《小径分岔的花园》）、鲁迅的《阿Q正传》等。总之，中篇小说有很多，但真正能够被大众广泛阅读、传播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而《老人与海》必是不多的一流中篇小说之一。因为这部小说太宽大了，宽大到可以把一个世界浓缩地装下。

小说的人物关系和故事都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只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老人，另一个是小孩。然后是两种鱼：其一是一条硕大无比的马林鱼，其二是鲨鱼——一群鲨鱼。整个故事写的是，一个84天都没钓到一条鱼的运气很背的老人去大海里钓鱼，很意外，钓到了一条马林鱼，他的运气似乎来了。但是想不到，在捕鱼回来的途中，遇到了一群鲨鱼。鲨鱼闻到了血腥味，开始掠夺这条老人千辛万苦钓上来的大鱼。当老人回到那个海湾，回到他的村庄的时候，这条硕大无比的鱼只剩下一副鱼骨，鱼身上的肉被鲨鱼掠夺完了。

故事就这么简单，讲的是一个老人钓鱼的一次经历，这个老人叫圣地亚哥。

另外一个人物，是那个小孩，叫马诺林。他其实出现得并不多，只在开始和结尾出现了一下。他就像是老人的徒弟。在师父与鲨鱼搏斗的过程中，徒弟是缺席的。

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海明威却写出了非常精深的内容、非常博大的内容、非常奇异的内容。

我已经记不起来第一次读的具体时间，我甚至都忘记了第一次阅读时的感受，因为我曾多次读过它。最后一次应该是三个月前，有一天，我闲来无事，偶然地看到了书架上《老人与海》这本书，像看到一张老照片，忍不住又捧起它。它并没有因为被我读过多次而减淡对我的冲击，并没有因为故事简单而让我感到单薄，恰恰是这种简单中呈现的那种丰富、博大，让我感到很震撼。大师就是大师，毫无疑问，《老人与海》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

大师是写出来的，更是想出来的。《老人与海》这部小说写于1951年，是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的庄园里写的，于1952年完成。但故事中的老人很早就在海明威的心里酝酿了。

海明威在1936年曾写过一篇散文，叫《海湾深处》，文章里就谈到一个老人，去大海里钓鱼，钓到了一条大鱼，然后被鲨鱼掠夺完。在那篇散文里面，他已经把《老人与海》故事的雏形表达过了。也就是说，从1936年到1951年，长达15年的时间，这个故事和这个人物一直盘踞在作者心里。他一直在思考它，一直在和它相处，陪伴它，像亲人一样。一方面，作者是在培育感情；另一方面，我想象，作者也在寻找怎么样切入，怎么样把这篇散文变成一部小说。

毫无疑问，这篇散文比较轻薄，它只是对真人真事的回忆，现在他要把这篇散文变成一部小说，就要加入虚构，加入作者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散文、杂文很多时候着眼处比较小，求的是真；而小说的着眼处往往是大的，它虽然用的是一些虚构的东西，但表达出来的内容更真实、更博大精深。它有一点“从一到二、从二生三”的意味。要达到这种艺术效果，作者要能够从白天想到黑夜，能够从大海想到人世、人生，想到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

他把这个老人的故事变成了我们的故事，我们大家的故事，人类的故事。我们在阅读这个故事时，不仅仅是出于猎奇，不仅仅是在欣赏别人的人生，也是在体悟自己的人生。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难度所在：小说里面要装进我们的人生，或者说读者的人生。这是对小说家巨大的考验。

海明威经受住了考验，他通过《老人与海》和我们紧紧地拥抱。小说一经出版就得到了广泛赞誉，对海明威不怎么友好的福克纳都忍不住发声，不吝赞词，说：“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时间会显示这是他和我的同时代人所能写出的最优秀的单篇作品。”不久，即两年后的1954年，因为《老人与海》，海明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前面讲到过，《老人与海》中人物关系非常简单，事件也非常简单。但是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大家对它的评价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有点像我们的《红楼梦》。评价、探讨、解释这本小说的一系列文章远远多于小说文本本身，不是多一倍，而是多上百甚至上千倍。虽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但大家有一个一致的看法，那就是：这是一篇充满寓意、充满象征的寓言小说。

那么这个老人象征的是什么？这个小孩象征的是什么？那条马林鱼，硕大无比的马林鱼，象征着什么？还有，那群鲨鱼又象征着什么？这是小说出版以后，文学界、评论家、读者广泛关注和探讨的话题。因为说法实在是太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于海明威本人都烦了。有一次，海明威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时有点生气地说：“没有什么象征，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小孩就是小孩。唯有鲨鱼是有象征的。象征着什么呢？就象征那些讨厌的评论家。”

这当然是带着一些情绪的说法，事实上，我们无法回避这部小说具有的象征意义，如果没有象征，没有寓意，这部小说就显得太苍白了。这部小说之所以被大家喜欢，被人们津津乐道，正是因为小说里面充满了象征和隐喻，它把人类的困境、绝境、希望，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类和自己的关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孤独、奋斗、不屈，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怜悯，都放进去了。

这就是大师的手笔，看似简单，其实无比丰盈充沛。

现在我想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谈谈我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它有一种美，它有一种奇异的、让人不可抗拒的美。这种美首先体现在语言上。熟悉海明威的读者知道，他的修辞非常简洁，语言简练明快，同时又结实有力。有人说，海明威是用一种电报式的语言在进行文学创作。本来文学是华丽的、色彩斑斓的，但他居然用一种非常简洁、明快，像电报一样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一个文学的世界。这就是海明威的博大之处，感觉他是捆了自己在跟人搏击，又赢了对方。

其实，《老人与海》是海明威完成于生命末端的作品，但他的写作风格从刚出道时就已经基本确立了，就是那种简洁有力、明快干净的风格。但这种简洁绝对不是简单，它的简洁里有非常丰饶的东西、非常博大的东西，像宽广的草原、辽阔的天空。他的写作充满着隐喻和象征，也因此直达根底，直指人心。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语言当然是重要的。语言是一部作品最表面的东西，像我们的衣服，或者皮肤，让人一目了然，让人一下子领略到这部小说的文学含量。但是我又要说，语言是一部作品的皮肤，而不是心脏，不是血液，不是一部小说最重要的东西。比语言重要的是人物塑造。人物怎么塑造？人物靠情节来塑造。情节怎么推进？这部小说情节非常简单，怎么样把人物塑造出来，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怎么样在一个情节非常简单的故事当中，把一个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这对作家绝对是最大的考验。很多作家做不到，海明威做到了，靠的是他对人性的了解、对小说材质的精挑细选、对小说精神的精准把握。

小说和诗歌不一样，诗歌是在生活之上的，小说是在生活里的。换句话说，诗歌是精灵，不要具象的生活底子；小说是飞鸟、天空、大地、村庄、炊烟、山川河流，必须要装进去很多东西。小说的难度在于，在生活之中又要跳出生活。为什么我说它是飞鸟？就是要高于生活，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烂小说就是一只土鸡，撕破喉咙叫，也只有邻居听得到。好小说必须要从大地上飞起来，上天、鸟瞰，它看得到我们，我们也看得到它。飞得越高，看到的越多。麻雀和大雁、苍鹰高度不一样，视野也完全不一样。《老人与海》无疑是一只苍鹰，用麻雀的羽毛是无论如何也拼凑不出一对苍鹰的翅膀的。

那么《老人与海》是怎么成为一只苍鹰的？它用的材料那么少，是怎么造出那么强大而灵活的一对翅膀的？翻开小说，你会发现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老人的心理活动非常丰富。他的心理活动是靠自言自语和内心的思绪来表达的，老人的心理活动在小说里面占比很大。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把老人的心理活动抽掉，这个小说就会变得非常单薄，因为它没有人物关系，甚至都不能构成对话。没有跟他对话的人，他只能跟自己对话，跟大海、天空、乌云、鲨鱼对话。

写人与人的对话，是比较简单的；写人与自己的对话、人与大自然的对话，肯定比人与人的对话要难。人与人对话，是有来有去、有回路的；人跟自己对话，像对镜子说话，搞不好就成了疯子——搞得好就成大师了，把我们都装进去。他说的我们听得句句在理，他道出的是我们大家的心声。海明威在这方面绝对是大师，他靠一个老人的自言自语，把人世的沧桑道了个彻底。这需要一个作家有开阔的见识，也需要一个作家有精湛的艺术，去精心推敲、设计。

海明威一直是以塑造硬汉著称的，但在这部小说里，老人圣地亚哥一出场，你就发现他不是一个“硬汉”角色。他是个倒霉蛋，失败的角色，84天没钓到鱼，连小孩的家长都把他抛弃了。小孩很同情他，就是那个叫马诺林的小孩，老人的徒弟。

小说一开始就是老人和小孩之间的简单的铺陈：因为老人运气很背，连续84天钓不到一条鱼。小孩的父母不允许他跟老人一块出海，孩子很同情老人。老人的内心当然是非常落寞的。正因为落寞，所以小孩对他的关心就显得更加温情脉脉。温情，是这部小说开始就铺垫下的底色。海明威为什么把温情作为小说的一个底色？因为这部小说真正的敌人是大自然，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弱小的、无助的，我们需要互相关心、关怀，需要手牵手、心连心。对人的怜悯，通过小孩对老人的同情、关心，暗藏在了小说里，为后来我们同情和爱上这个老人埋下了伏笔。

小说开始节奏非常舒缓，老人内心很灰暗，但他没有灰心，照样带着希望出海。希望在某个时刻实现了，一条从未见过的大鱼成了他的胜利果实，但硕果引来了一群贪婪的鲨鱼。斗争随之开始，小说的节奏也随之加快。斗争是那么惨烈，鲨鱼成群结队而来，向孤独的老人发起一轮轮攻击；老人是那么值得同情，没有武器、没有帮手、没有粮食，只有一颗不认输的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与鲨鱼搏击，不放弃人的尊严，不放弃他的希望。海明威设计了种种条件，轮番上阵，让老人去完成一项伟大的任务：你可以把我毁灭、杀死，但你不能把我打败。

这是小说最精彩的一句话，也是后来被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小说的“点睛之笔”。它道出的是人类共同的心声，象征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们可以一无所有，但不能没有希望，不能失去斗志。整部小说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毫无疑义，老人圣地亚哥象征的就是一个英雄，他在大自然面前，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用超人的毅力和意志战胜千难万险，塑造人类的伟大。

那么马林鱼象征什么？它象征着人的梦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个追求的过程可能是充满坎坷的，但你不能放弃。正如老人圣地亚哥一样，他在84天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依然不放弃，于是有了第85天，有了和那条硕大无比的马林鱼的相遇。这个马林鱼的出现，是小说的一个小高潮，如果小说就此结束：老人拖着一条罕见的大鱼回到村里，像战士戴着勋章从战场回到故乡，人圆梦圆，皆大欢喜，这会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作品。浪漫主义是戏剧的、甜蜜的，同时也不免是轻薄的，是十八九世纪文学的主流。到了20世纪，文学已经从宗教中独立了出来，不甘于简单地劝人向善，它要挖掘人性，把人放到火上烤，丢进油锅里去煎——于是鲨鱼出现了。

那么鲨鱼象征什么？当然不是象征评论家，在这里，鲨鱼就是敌人，是对手，象征着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可知的灾难、一种破坏力、一种恶势力，是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是我们追求幸福的绊脚石。人类发展经受的苦难比海深，就是因为大海里四处潜伏着险恶的鲨鱼。同时，鲨鱼也是塑造我们人类强大的一个道具，如果没有鲨鱼，老人坚韧的一面也就没了支撑。

我想，前面的那几个象征，或者隐喻，大部分读者都能够领略到。但这里面有一个象征、一个意象，有些读者可能会忽略掉，那就是狮子，那头经常出现在老人梦中的狮子。小说的最后，老人拖着疲倦的身体，回了家，上了床，很快就睡着，然后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里，依然出现了狮子。

这头狮子毫无疑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到底象征着什么？已有很多的解读。我个人觉得，它象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如果说马林鱼象征的是一种现实中的美好的东西，它是物质层面的，那么狮子就是精神层面的。狮子，是一种精神，是一个人在走向梦想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你不可能收获美好。因为人世就是这样，人生多险、命运多舛，我们必须要让内心有一个坚定的梦想，因为梦想而不止步、不屈服，敢抗争、勇拼搏。什么是梦想？梦想是全世界的黑暗也灭不掉一豆烛光这种信念和追求。我觉得，狮子就象征着这样的梦想，象征着放在我们精神深处的一种力量、一种打不败的雄心壮志。

正如王小波讲的：“《老人与海》讲的是一个老渔夫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佩服老人的勇气，佩服他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佩服海明威。”好的小说就是这样，用虚构出来的一些特殊的故事，反映人类普遍的精神——虚构不是虚假，而是更宽广深厚的真实。

麦家

序二
海明威和他的《老人与海》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他的父亲是医生，酷爱钓鱼、打猎，母亲则爱好音乐、美术。由于受父母亲的影响，海明威从小就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摆弄枪支，常到密歇根州北部的树林地带打猎、钓鱼。上高中时，海明威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拳击、足球等体育运动，同时还参加学校的演讲协会和乐队，并向校报、校刊积极投稿，很早就显示出他在体育和写作方面的才华。17岁中学毕业后，海明威没有顺从父母要他上大学的愿望，跑到堪萨斯城应征入伍，因年龄问题遭到拒绝后，他到该市的《星报》当记者，并把自己的年龄增加了一岁。当记者期间，海明威不仅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还学会了怎样撰写简洁有力的新闻报道，为他以后文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8年5月，海明威报名参加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6月随救护队开赴欧洲战场，来到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7月8日被炮弹炸伤双腿，住进米兰一家医院。经过十多次手术，他的腿伤终于痊愈，便带着一只铝膝盖和意大利政府授予他的两枚勋章，加入了意大利陆军。然而，战争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加上他在意大利疗养期间爱上了一位美国护士，可这位护士战后却嫁给了他人，使海明威越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

1919年初返回家乡，海明威只好重操旧业，后到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当记者。1921年，他与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一同赴巴黎担任该报驻法特派记者。在此期间，海明威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许多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如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埃兹拉·庞德等。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青年，直接或间接地目睹了一场空前的大屠杀，经历了种种苦难，因而对社会、人生大为失望，便通过创作小说描写战争的残酷，表现出一种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绪。斯泰因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从短篇小说和诗歌开始的。1923年，他在巴黎发表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但没有引起反响。两年后，他又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全书由18个短篇小说组成，描写主人公尼克·亚当斯从孩提时代到战后带着战争创伤退伍还乡的成长经历，初步显示了海明威凝练、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写作风格，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不过真正使他一举成名的，还是他于192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青年流落欧洲的情景，反映战争给青年一代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对生活和前途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因此，该书出版后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1927年，海明威辞去报社工作，潜心写作，同年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在收入其中的《杀人者》《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等著名短篇中，海明威塑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的人物，对此后美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海明威着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战争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年，《永别了，武器》终于问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涌现出来的众多反战小说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海明威返美后，先在佛罗里达州居住，后侨居古巴，曾到西班牙看斗牛，到非洲猎狮子，其间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最著名的包括《死在午后》（1932）、《非洲的青山》（1935）、《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1937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有钱的和没钱的》，但不是很成功。同年，海明威再次以记者身份奔赴欧洲，采访西班牙内战，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创作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哈瓦那，于1940年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叙述了美国人乔丹奉命在一支游击队配合下炸桥的故事。跟《永别了，武器》中失去信念、没有理想的悲剧人物亨利不同，乔丹是一个具有坚强信念，并甘愿为之而献身的英雄。由此可见，《丧钟为谁而鸣》反映了海明威在创作思想上的转变：从消极反战到积极投身到正义的战争中去。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真正的英雄史诗”。不过，该书也遭到了评论界的批评，有人指责海明威抛弃了他原先那种凝练、白描、纯净的艺术风格和“冰山原则”，取而代之的是情感的宣泄和思想的直露，因此《丧钟为谁而鸣》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海明威在创作上走下坡路的开始。

20世纪40年代初，海明威曾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富有寓意和诗化之美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小说发表后为海明威赢来了巨大的荣誉。1953年，小说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瑞典皇家文学院以“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为由，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7月2日，海明威自杀身亡。

《老人与海》的基本素材，来自作者1936年4月在《乡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蓝海上：海湾来信》的通讯，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古巴老渔夫出海捕到一条马林鱼，那条鱼极大，“把小船拖到很远的海上”，两天两夜后，老人才把它钩住。后来遭到鲨鱼的袭击，老人与之展开搏斗，最后“累得他筋疲力尽”，鲨鱼却把能吃到的鱼肉全吃掉了。当渔民们找到老人时，他都“快气疯了”，“正在船上哭”。

经过十多年的酝酿，海明威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加工和提炼，写成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古巴渔夫，接连出海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马林鱼。他竭尽全力，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终于将大鱼捕获，绑在船边。但是在归途中，遭到鲨鱼的疯狂袭击，老人在疲惫不堪中，与鲨鱼展开了殊死搏斗，虽然杀死了好多鲨鱼，但却失去了鱼叉、船桨和舵柄，自己也受了伤。最后，虽然总算击退了鲨鱼群，可是回到海港时，绑在船边的马林鱼只剩下一副空骨架。老人回到棚屋便倒头睡着了，梦中见到了狮子。

小说中的圣地亚哥是一个在重压下仍能保持优雅风度的老人，一个在精神上不可战胜的硬汉。他具有一般硬汉所共有的勇敢、顽强、百折不挠的特点。在长期令人难以忍受的失败中，他表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刚强与坚毅；在与大马林鱼和鲨鱼的殊死搏斗中，他显示出了超凡的体力、技艺和斗志。他是明知要失败而不怕失败的英雄，他说：“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人尽可被毁灭，但是不会被打败。”他不畏失败的顽强拼搏，昭示了人类那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虽然海明威并不承认自己的作品含有什么寓意，但是文学界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老人与海》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达到了寓言和象征的高度。正是由于这一特色，《老人与海》很可能成为海明威最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海明威是个文体家，一个独一无二的文体家，而《老人与海》又是最能集中体现海明威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在这部思想深邃、风格纯净的小说中，海明威恢复了他在《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优雅、紧凑、凝练的写作风格，将他的叙事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海明威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成两大特征：一是“冰山原则”，二是“电报式”文体。

海明威曾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认为用文字直接写出来的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隐藏在水下的占冰山的“八分之七”。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要以简洁凝重的笔法，客观精确地描绘出意蕴深厚的生活画面，唤起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力，去开掘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对现实生活做出自己的判断。海明威说，他本来可以将《老人与海》写成一部一千多页的巨著，把渔村的每一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过程都写进去，但实际上他献给读者的却是不到六十页的一个中篇，有关人物的背景、身世及其相互关系，仅作极其简约的交代，而集中描写老人在海上那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尽量突出主人公的行动和心理，借以彰显他那种历尽千难万险却能屹立不倒的英雄气概。

对于海明威的行文风格，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有一个精辟之见：自19世纪亨利·詹姆斯以来一派冗繁芜杂的文风，像是附在“文学身上的乱毛”，被海明威“剪得一干二净”。他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通过疏疏落落、经受过锤炼的文字，眼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海明威的“电报式”文体，采用结构简单的句子，常是短句，或并列句，用最常见的连接词联结起来。他讨厌“大字眼”，总是摒弃空洞、浮泛的夸饰性文字，习惯于选用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他总是保持冷静而克制的笔调，尽量用动作词汇来写，删去不必要的形容词，能用一字则不用两字。

阅读《尤利西斯》那种“天书”般的意识流小说，固然是对读者阅读能力的极大挑战，阅读《老人与海》这种简洁凝练的文字，读者也不见得有多么轻松。因为你要从那简洁到不能再简洁的“八分之一”的描写中，领悟那深藏不露的“八分之七”的深厚意蕴，同样不会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孙致礼

序三
海明威和他的《永别了，武器》代前言

我们向读者译介的这部《永别了，武器》，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写成的一部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广受推崇的一部杰作。

一

《永别了，武器》的小说原名是“A Farewell to Arms”，可直译成“告别arms”，而这arms一词是个双关语：它既有“武器”的意思，意指“战争”，又有“怀抱”的意思，意指“爱情”。遗憾的是，汉语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双关语，因而无法寻求一个一语双关的汉语译名。以前我国有过《战地春梦》的译名，虽然蕴含了两层意思，但是重“梦”轻“战”，冲淡了小说的反战主题。两相权衡，现在较多的人倾向于译成《永别了，武器》，虽然意犹未尽，却突出了小说的反战主题。

这部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场为背景，以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中尉与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利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重点描写了亨利如何先后“告别”了“战争”和“爱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争”如何毁灭了“爱情”，深刻地揭露了战争毁灭生命、摧残人性的本质。跟作者的许多作品一样，《永别了，武器》带有一定的自传成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曾作为意大利战线上的一位救护车司机，腿部被炮弹严重炸伤，与亨利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有所不同的是，海明威受伤是卡波雷托大溃败以后的事情，而亨利受伤却发生在卡波雷托大溃败之前。另外，海明威在意大利疗养期间虽然也有过恋爱经历，但与小说中亨利和凯瑟琳的恋爱故事大相径庭，因而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显然是小说家虚构的。不过，作者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亨利与凯瑟琳结识后，开始只是同她调情，并非真正爱她。后来他腿部被炮弹炸伤，送到米兰一家美国人办的战地医院治疗，恰巧凯瑟琳也调来这里工作，亨利在她的护理下逐渐康复，两人之间便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亨利伤口愈合后，本计划出去休假，并打算与凯瑟琳同往，不料出院前又染上黄疸病。等病好准备开赴前线时，又发现凯瑟琳已怀孕。凯瑟琳唯恐被遣送回国，因此决定暂不同亨利结婚，希望战后再成立家庭。亨利返回前线，正赶上奥军在德军配合下发起猛烈进攻，意军连连失利，全线崩溃，开始从卡波雷托撤退。亨利和他的车队也加入了大撤退。由于车辆拥挤、道路堵塞，亨利决定离开大路，抄乡村小道行驶。后因救护车陷入泥沼，亨利一行只好弃车步行，汇入意军撤退的行列。来到塔利亚门托河边时，亨利发现守桥的意大利宪兵正在逮捕和审问脱离部队的军官，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一一处决。亨利也被扣押，面对即将被处决的厄运，他急中生智，一头扎入河中，死里逃生。上岸后他历尽艰险，来到米兰医院，得知凯瑟琳去了斯特雷萨。于是他便借了一身便服，去斯特雷萨找到了凯瑟琳。两人劫后重逢，自然欣喜若狂，倍加恩爱。但是一天夜里，酒吧侍者敲响了亨利的房门，告诉他当局第二天一早要来抓他，他只好借了条小船，跟凯瑟琳一起逃往瑞士，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然而凯瑟琳分娩时难产，婴儿、大人双双离开了人世。亨利望着“石像”般的凯瑟琳，万念俱灰，在雨中走回旅馆。

小说在一种虚无与幻灭的气氛中结束，强烈地暗示着作品的基本思想，即战争就是灾难，战争就是死亡。战争不仅给亨利个人带来了痛苦与不幸，也给参战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有的评论家称《永别了，武器》为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伟大的战争小说，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小说，同时还是一部爱情小说，一部现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战争导致了爱情的悲剧，而爱情的悲剧又凸显了战争的残酷。正是战争和爱情紧密交织在一起，才造就了这部震撼人心的伟大杰作。

二

然而不管战争与爱情如何交织，贯穿小说始终的还是反战的主题。战争不仅夺去了凯瑟琳及婴儿的生命，夺去了亨利的爱情和幸福，同时也夺去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幸福。小说中有些人物，从士兵到军官到牧师，人人都厌恶战争，盼望战争早日结束，回去过和平生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以犀利的语言揭露了战争宣传的虚伪。美国政府在大战开始时，一边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一边又向交战双方供应武器，大发战争财。等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便扯下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拯救世界民主”，捡起“神圣”“光荣”“牺牲”等口号，把美国青年骗到欧洲战场去送死。海明威在小说中借助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表达了对这种宣传的极度反感。

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对世界、对人生完全抱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在海明威看来，人类好比着了火的木柴上的蚂蚁，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再好的人都免不了一死。在小说中，亨利的不少善良勇敢的意大利伙伴死于炮火，他心爱的凯瑟琳好不容易熬过战争这一关，却死于难产。凯瑟琳生前最怕下雨，因为在她的心中，雨是灾难和死亡的象征。在整部小说中，雨一次又一次地频繁出现，始终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

《永别了，武器》的悲剧色彩，更集中地表现在主人公亨利身上。亨利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者，同时又是个消极的和平主义者。他不仅从战场上逃跑，而且逃离社会，满怀着沮丧绝望的情绪。在他看来，任何信仰，任何理智上的思考，都没有实际价值，都是虚妄的，只有个人的享受和个人的幸福才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东西。他不去追究这场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他唯一的希望是逃离战争，逃离社会，躲进“自我”的天地。因此，他所能做的，所想做的，唯有“吃饭，喝酒，跟凯瑟琳睡觉”。这是战后资产阶级文明崩溃时期的“反英雄”形象。

三

海明威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一位语言大师。他的作品语言洗练、刻画逼真，既有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又有通过动作、形象表达人物情绪的动人刻画，尤其是他那千锤百炼的电报式的对话和简洁的内心独白，形成了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开创了一代文风。

海明威的叙事艺术以他的“冰山原则”最为著名。1932年，他在《死在午后》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其后，他又多次做过这样的比喻。于是，“冰山原则”就成了评论界研究海明威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可以说，“冰山原则”是海明威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是他处理艺术和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地埋藏在形象之中，使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却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通过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

海明威作为战士、战地记者、战争小说家，他那为了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出生入死的“硬汉性格”，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同样地，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文体家，他的“冰山原则”的影响也是永恒的。

孙致礼

目 录

序一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

序二　海明威和他的《老人与海》

序三　海明威和他的《永别了，武器》代前言

老人与海

永别了，武器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老人与海

人尽可被毁灭，
但是不会被打败。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1)一条小船上打鱼的老人，现已出海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捉到。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钓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便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极端salao(2)，就是说倒霉透顶，那孩子便照他们的吩咐，上了另一条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划着空船回来，心里很难受，总要走上岸去，帮他拿卷起的钓绳，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打着补丁，卷起后看上去像是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又瘦又憔悴，后颈上凝聚着深深的皱纹。两边脸上长着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良性皮肤瘤。褐斑顺着两腮蔓延下去，由于常用绳索拉大鱼，他的两手都留下了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全都像没有鱼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样年深月久。

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是老迈的，除了那双眼睛，它们跟海一个颜色，喜盈盈的，从不认输。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停船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能跟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些钱。”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很爱他。

“别，”老人说，“你跟了一条交好运的船。就跟下去吧。”

“可是你该记得，你有一回接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接着我们有三个星期天天都逮到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信不过而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个孩子，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没多大信心。”

“是的。”老人说，“可是我们有，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你到露台酒店喝杯啤酒吧，然后把东西拿回家。”

“干吗不？”老人说，“都是打鱼的嘛。”

他们坐在露台酒店，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心里很难过。但是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客气地谈论海流，谈论钓绳投入水中的深度、持续不变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当天交了好运的渔夫都已回来，把他们的马林鱼剖开，横放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抬着，踉踉跄跄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着冷藏车把它们送往哈瓦那的市场上。捕到鲨鱼的渔夫们把鲨鱼送到海湾对面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带钩的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一条的，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港那边的鲨鱼加工厂飘来一股腥味。但今天只有一点淡淡的气息，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又渐渐平息，露台上和煦宜人。

“圣地亚哥。”孩子说。

“唉。”老人说。他握着酒杯，想着多年前的事情。

“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好吗？”

“别。你去打棒球吧。我还能划船，罗赫略会替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我即使不能跟你一起打鱼，也想替你做点事。”

“你给我买了一瓶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时，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送了命。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吧嗒吧嗒地直扑打，船上的坐板给打断了，还有你拿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直往船头推，那儿放着湿漉漉的钓绳卷，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听到你噼里啪啦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在砍倒一棵树，我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甜丝丝的血腥味。”

“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呢，还是我告诉你的？”

“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的时候起，什么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常年被日炙、充满自信和慈爱的眼睛望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出去闯一闯，”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你又跟了一条交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份鱼饵来。”

“我还有我今天剩下来的。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腌上了。”

“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这时就像微风乍起时那样给鼓得更足了。

“两条吧。”孩子说。

“就两条，”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去偷，”孩子说，“不过我是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会去琢磨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谦虚。但他知道他已经变谦虚了，还知道这并不丢脸，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孩子问。

“去得远远的，等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想不等天亮就出发。”

“我要设法让他也到远海去打鱼，”孩子说，“这样，你要是钓到一条真正大的鱼，我们就可以来帮你的忙。”

“他不喜欢去太远的地方打鱼。”

“是呀，”孩子说，“不过我能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有只鸟儿在觅食，我就会叫他去追鲯鳅。”

“他的眼睛那么不中用吗？”

“差不多全瞎了。”

“这就怪了，”老人说，“他从没去钓过海龟。那可最伤眼睛啦。”

“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钓了多年的海龟，你的眼睛还好好的。”

“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

“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还有好多诀窍呢。”

“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孩子说，“这样我才能拿了网去捉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器具。老人扛着桅杆，孩子拿着木盒，里面盛着卷起来扎得很紧的褐色钓绳，还有鱼钩和带柄的鱼叉。盛鱼饵的盒子连同一根棍子放在船尾下面，那棍子是等把大鱼拖到船边时用来制服它们的。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船帆和粗钓绳拿回家为好，因为露水有害于这些东西，再说老人虽然深信当地人不会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觉得把鱼钩和鱼叉丢在船上总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把木盒和其他器具放在桅杆旁边。桅杆差不多跟单间的窝棚一样长。窝棚是用王棕树上名叫“海鸟粪”的坚硬苞壳搭成的，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这用坚硬苞壳叶压织成的褐色墙上，有一幅着色的耶稣圣心图，还有一幅科布雷圣母图。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过去墙上曾挂着他妻子的一幅着色照，但因为一瞧见就觉得自己太孤单，便把它取了下来，放在屋角的架子上，上面盖着他的一件干净衬衫。

“有什么吃的？”孩子问。

“有一钵鱼煮黄米饭。要吃点吗？”

“不。我回家吃去。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过一会儿我自己来生。要不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渔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

其实并没有渔网，孩子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卖掉的。可是他们每天都要把这戏重演一遍。也没有鱼煮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见我捉到一条收拾好了还有一千多磅的鱼？”

“我拿渔网逮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吗？”

“好的。我有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棒球消息。”

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编造的。不过老人还是把它从床底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bodega(3)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把你我的鱼一起拿冰镇着，明天早上我们合着用。等我回来了，你给我讲讲棒球消息。”

“扬基队不会输。”

“可我怕的是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相信扬基队吧，孩子。想一想了不起的迪马乔(4)吧。”

“我怕的是底特律老虎队，也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当心点，不然你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怕啦。”

“你看看报，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该去买一张末尾是85的彩票吗？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可以这么着，”孩子说，“不过你以前那张末尾是87的了不起的彩票怎么样？”

“这种事不会碰上第二遭的。你觉得你能弄一张末尾是85的彩票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那要两块半。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这好办。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想或许我也能借到。不过我尽可能不去借。先是跟人借，然后就是乞讨喽。”

“穿暖和些，老人家，”孩子说，“记住我们这是九月。”

“正是大鱼游来的时候，”老人说，“在五月，倒是什么人都能打鱼。”

“我这就去捉沙丁鱼。”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已经落山了。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搭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双肩。这两个肩膀真够奇特的，尽管人很老了，肩膀依然很强健，脖子也依然很壮实，老人睡着了头向前耷拉着的时候，皱纹也看不大出来。他的衬衫不知道补过多少次，弄得就像他那张帆一样，那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成了种种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脑袋非常苍老，眼睛一闭，脸上没有一点生气。那张报纸摆在他的膝头上，给一只胳膊压住了，才没有被晚风吹走。他赤着脚。

孩子这时离开了老人，等他回来时，老人还睡着。

“醒醒吧，老人家。”孩子说，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睁开眼睛，一时间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刚回来。随即笑了笑。

“你弄到什么了？”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吃晚饭吧。”

“我肚子不大饿。”

“来吃吧。你不能光打鱼不吃饭。”

“我就是这样的。”老人说，一面站起身，一面拿起报纸叠好，然后又动手折叠毯子。

“把毯子围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

“那就祝你长命百岁，保重自己。”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米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孩子是把这些饭菜放在双层铁盒里从露台酒店拿来的。他口袋里放着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

“我得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了，”孩子说，“你不用再谢他了。”

“我要给他一条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不止一次这样帮助我们了吧？”

“我想是这样的。”

“那我要送他比鱼肚子肉更好的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

“我顶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阿图埃伊啤酒(5)，我还要把瓶子送回去。”

“你想得真周到，”老人说，“我们这就吃吗？”

“我就是在让你吃哪，”孩子亲切地说，“不等你准备好，我是不想打开饭盒的。”

“我准备好啦，”老人说，“我只不过需要点时间洗一洗。”

你上哪儿去洗呢？孩子想。村里要沿着大路过去两条街才有水。我该为他把水提到这儿，孩子想，还该准备一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我怎么这样粗心呢？我该给他再弄一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外套、一双什么样的鞋子和另一条毯子。

“你拿来的炖菜真棒。”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的消息吧。”孩子请求道。

“在美国联盟中，就像我说的，扬基队是最棒的。”老人兴高采烈地说。

“他们今天可输了。”孩子告诉他说。

“那没关系。了不起的迪马乔又恢复状态了。”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队员呢。”

“那当然。不过有他没他不一样。在另一个联盟(6)中，布鲁克林队对费城人队，我看布鲁克林队准赢。不过我还想着迪克·西斯勒和他在老球场打出的那些好球(7)。”

“谁也打不出那么棒的球。我从没见过像他打得那么远的球。”

“你还记得他常来露台酒店吗？我很想带他去打鱼，可我不好意思向他开口。于是我就叫你去说，可你胆子也太小。”

“我记得。那是个极大的错误。他很可能会跟我们一起去的。那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回忆了。”

“我很想带那了不起的迪马乔去打鱼，”老人说，“听人说，他父亲就是个打鱼的。也许他当初跟我们一样穷，会领情的。”

“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父亲从没过过穷日子，他父亲像我这么大的年纪时，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年纪时，就在一条开往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水手了，我还看见狮子傍晚来到海滩上。”

“我知道。你跟我讲过。”

“我们是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看还是谈棒球吧，”孩子说，“给我讲讲了不起的约翰·J.麦格劳(8)。”他把J说成Jota(9)。

“以前他也时常到露台酒店来。不过他一喝酒就变得很粗暴，说话难听，不好相处。他脑子里尽想着赛马和棒球。至少，他不管什么时候口袋里总揣着赛马的名单，常在电话里说到马的名字。”

“他是个了不起的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认为他是个顶了不起的经理。”

“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人说，“要是杜罗谢(10)继续每年来这儿，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顶了不起的经理。”

“说真的，谁是顶了不起的经理，是卢克(11)，还是迈克·冈萨雷斯(12)？”

“我想他们不相上下。”

“不过，最棒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

“Que va(13)，”孩子说，“好渔夫多的是，有些还很了不起。不过只有你是最棒的。”

“谢谢你。你的话让我听了高兴。我希望不要来一条大得不得了的鱼，证明我们的说法有问题。”

“只要你还像你说的那样强壮，就不会有那样的鱼。”

“也许我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强壮，”老人说，“不过我懂得不少诀窍，我也有决心。”

“你该睡觉了，这样你明早才会有精神。我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酒店。”

“那就晚安。明早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年纪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老人醒得这么早？为了白天过得长些吗？”

“我说不上来，”孩子说，“我只知道年少的孩子睡得沉，起得晚。”

“我会记得的，”老人说，“到时候我会叫醒你的。”

“我不愿让他来叫醒我。好像我比不上他似的。”

“我知道。”

“好好睡吧，老人家。”

孩子出去了。他们刚才吃饭时，桌上也没点个灯，老人脱掉裤子，摸黑上了床。他卷起裤子当枕头，把报纸塞在里边。他用毯子裹住身子，躺在床垫弹簧上铺着的旧报纸上睡下了。

他不久就睡着了，梦见了他小时候见到的非洲，漫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白得刺眼，还有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如今他每天夜里都待在那海岸边，在梦中听到海浪在咆哮，看见当地人驾船破浪而行。他睡梦中闻到甲板上柏油和麻絮的气味，闻到早晨陆风送来的非洲气息。

通常，他一闻到陆风就会醒来，穿上衣服去叫醒孩子。可是今夜陆风的气息来得很早，他在梦中知道为时过早，便继续做梦，梦见海岛的白色峰顶从海上升起，然后梦见加那利群岛各式各样的港湾和锚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重大事件，不再梦见大鱼、搏斗和角力，不再梦见他妻子。如今他只梦见一个个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狮子在暮色中像小猫一样嬉戏，他像爱那孩子一样爱它们。他从没梦见过那孩子。他就这么醒来，往开着的门外望去，瞧了瞧月亮，展开裤子穿上。他到窝棚外面撒了尿，然后顺着大路走去叫醒孩子。早晨的寒气冻得他直打哆嗦。但是他知道，一会儿他就会感到暖和些了，再说马上就要划船了。

孩子住的那间房子没有锁，他推开了门，光着脚悄悄走了进去。孩子睡在外间屋里的帆布床上，老人借助渐渐隐去的月亮透进来的光亮，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他轻轻地抓住孩子的一只脚，握在手里直至孩子醒来，转过脸来望着他。老人点点头，孩子从床边椅子上拿起裤子，坐在床上穿了上去。

老人走出门，孩子跟在后面。他还很困，老人搂住他的肩膀说：“对不起。”

“别这么说，”孩子说，“男子汉就该这么干。”

他们顺着路朝老人的窝棚走去，黑暗中，赤脚的渔夫扛着他们船上的桅杆在走动。

来到老人的窝棚，孩子拿起放在篮子里的钓绳卷，还有鱼叉和鱼钩，老人扛起了裹着帆的桅杆。

“想喝咖啡吗？”孩子问。

“咱们先把器具放到船上，再去喝点咖啡。”

他们在一家给渔夫提供早餐的店里，喝着盛在炼乳罐里的咖啡。

“你睡得怎么样，老人家？”孩子问道。他现在渐渐清醒过来了，虽说要完全赶走睡意还不大容易。

“睡得挺好，马诺林，”老人说，“我觉得今天挺有把握。”

“我也一样，”孩子说，“现在我去拿你和我的沙丁鱼，还有你的新鲜鱼饵。我们家的器具他自己去拿。他从不让别人拿什么东西。”

“我们可不一样，”老人说，“你才五岁我就让你拿东西了。”

“我知道，”孩子说，“我马上回来。再喝杯咖啡吧。我们在这儿可以挂账。”

他走开了，光着脚踩在珊瑚岩上，向存放鱼饵的冷库走去。

老人慢慢地喝着咖啡。这是他今天一整天的饮食，他知道应该把它喝下去。近来他一直厌倦吃饭，因此从来不带午饭。他在船头放一瓶水，他一天靠这个就够了。

这时孩子拿着沙丁鱼和包在报纸里的两份鱼饵回来了，两人便踩着夹有卵石的沙地，顺着小路向小船走去。他们抬起小船，把它推下水去。

“祝你好运，老人家。”

“祝你好运。”老人说。他把桨索系在桨栓上，然后俯身向前，借着桨叶在水中的推力，在黑暗中把船划出港去。别处海滩上也有船只往海上驶去，这时月亮已经落到山后面，老人虽然看不见，却能听见木桨入水和划动的声音。

时而有的船上有人在说话。但是除了桨声外，大多数船上都静悄悄的。出了港口，船只便四散开来，向有望捕到鱼的海面驶去。老人知道自己要划向远方，把陆地的气息抛在身后，驶进大洋早晨清新的气息里。他划过一片水域时，看见果囊马尾藻发出的磷光，渔夫们管这片水域叫作大井，因为这儿海深突降到七百英寻，海流冲击在海底峭壁上激起了旋涡，因此各种鱼类都在此汇集。在那最深的海底洞穴里，聚集着小虾和饵鱼，有时还有成群的枪乌贼，它们在夜间浮近水面，在周围游荡的鱼都以它们为食。

在黑暗中，老人能感觉到早晨在来临，他边划边听到飞鱼出水时的颤动声，还有它们在黑暗中凌空而去时直挺挺的胸鳍发出的咝咝声。他非常喜欢飞鱼，因为它们是他在大海上的主要朋友。他为鸟儿感到难过，特别是那些娇小的黑燕鸥，它们总是在飞翔，在寻觅，却几乎总是一无所获，于是他想：鸟儿除了海盗鸟和壮实的大鸟以外，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要苦。既然大海如此残暴，为什么像海燕那样的鸟却给弄得如此柔弱、如此纤细呢？大海是仁慈的，也很美丽。但是她又能变得非常残暴，而且来得非常突然，那些飞鸟扑下来觅食，发出细声细气的哀鸣，它们生来就柔弱得不适宜在海上生活。

他总是把海视为la mar(14)，这是人们喜爱大海时用西班牙语对她的称呼。有时候喜爱大海的人也说她的坏话，不过说起来总是把她当作女性。有些年轻的渔夫用浮标当钓绳的浮子，并把鲨鱼肝卖了好多钱，置备了汽艇，他们都把大海称作男性的El mar。他们把大海说成是竞争对手，或者是一个去处，甚至是一个敌人。不过老人总是把大海当作女性，当作赐予或不赐予大恩的主，她要是做出什么粗暴或可恶的事，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月亮撩动大海，就像撩动女人一样，他想。

他沉稳地划着，并不觉得费力，因为他远没有超过他平常的速度，而且除了海流偶尔打个漩之外，海面是平平静静的。他让海流替他做三分之一的活儿，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划到比他预期此刻所能达到的更远的地方了。

我在那深渊里折腾了一个星期，可是一无所获，他想。今天我要找到鲣鱼(15)群和长鳍金枪鱼群，也许会有一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呢。

天还没有大亮，他就放出了鱼饵，让船随着海流漂移。第一个鱼饵下沉到四十英寻，第二个下沉到七十五英寻，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下沉到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的蓝色海水中。每个鱼饵都是头向下垂着，钓钩的钩身扎在饵鱼体内，系得紧紧的，缝得牢牢的，因此钓钩的所有突出部分，包括钩弯和钩尖，都裹在新鲜的沙丁鱼里。每条沙丁鱼都用钓钩穿过双眼，于是那双眼便在突出的钢钩上构成了半个花环形状。整个钓钩，大鱼所能接触到的部位无不喷香可口。

孩子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或者叫长鳍金枪鱼，都像铅锤似的挂在两根最深的钓绳上；在另外两根钓绳上，他挂上一条大青鲹和一条黄狗鱼，这两个钓饵以前都用过，不过都还完好无损，而且还有上好的沙丁鱼给它们增加了香味和诱惑力。每根钓绳都像支大铅笔那么粗，缠在一根被侵蚀得发绿的钓竿上，只要鱼朝鱼饵上一拉或一碰，钓竿就会往下沉，每根钓绳都有两个四十英寻长的钓绳卷，还可以接到别的备用钓绳卷上，因此，如有必要，可以让一条鱼拖出三百多英寻长的钓绳。

这时老人注视着架在船边的三根钓竿，一边缓缓地划着桨，使钓绳保持直上直下，还要保持应有的深度。天大亮了，太阳随时会升起来。

太阳淡淡地从海上升起，老人看得见别的船只低低地伏在水面上，离海岸很近，散布在海流四处。随后太阳更亮了，耀眼的光芒照射在水面上，接着太阳完全升起来，平坦的海面把阳光反射到他眼里，两眼刺得厉害，他便把目光移开，只管划下去。他俯视着水中，望着直伸到黑沉沉深水里的钓绳。他把钓绳保持得比任何人的都直，这样，在黑暗的海流的每个层面，都有一个鱼饵恰好放在他所希望的位置，等着游到那儿的鱼来吃。别的渔夫让钓绳随着海流漂移，有时钓绳只在水下六十英寻，那些渔夫却以为已经入水一百英寻。

不过，他想，我把钓绳放在了准确的位置。只不过我不再走运了。可是谁说得准呢？也许今天行。每天都是个新日子。走运当然好。不过我宁愿搞得准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准备了。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了两个小时，朝东看已经不那么刺眼了。眼下只望得见三条船，显得非常矮小，远在近岸的海面上。

我这一辈子，早上的太阳总是很刺眼，他想。不过，我的眼睛还是好好的。傍晚，我可以直盯着太阳，眼睛也不会发黑。阳光在傍晚还更强些，不过在早上才会刺痛眼睛。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只军舰鸟鼓着长长的黑翅膀在他前方的天空盘旋。它倏地斜着后掠的双翅俯冲下去，然后又盘旋起来。

“它准是盯上了什么，”老人大声说道，“不仅仅是在搜寻。”

他缓慢而沉稳地朝那只鸟盘旋的地方划去。他划得并不急，使钓绳保持上下垂直。不过他有点靠近海流，因而还能保持正确的捕鱼方式，若不是想利用那只鸟的话，他的动作可能要更慢些。

那鸟往空中飞得高些了，又盘旋起来，双翅一动不动。它随即蓦地俯冲下来，老人看见飞鱼从水中跃起，拼命地掠过水面。

“鲯鳅，”老人大声说道，“大鲯鳅。”

他收起船桨，从船头下面取出一根细钓绳。钓绳上有一条金属接钩绳和一个中号钓钩，他往钩上装上一条沙丁鱼，把钓绳从船舷上放下去，然后把它系在船尾带环的螺栓上。接着他又给另一根钓绳装上了鱼饵，把它成卷地放在船头的阴影里。他又划起船来，望着那只长翅膀的黑鸟，这时它正低低地在水面上觅食。

他望着望着，那鸟又斜着翅膀往下冲去，然后疯狂而徒劳地拍动翅膀去追逐飞鱼。老人能看见海面微微鼓了起来，那是大鲯鳅追逐逃命的飞鱼时搅起来的。鲯鳅顺着飞鱼的飞行路线，在下面破浪而行，等飞鱼一落下，就迅疾地扎进水里。这是一大群鲯鳅，他想。它们散得很开，飞鱼很难有机会逃脱。那只鸟也没有机会。飞鱼对它来说太大了，而且又飞得太快。

他望着飞鱼一再冲出水面，望着那只鸟一次次徒劳地行动。那群鲯鳅已经跑开了，他想。它们跑得太快太远了。不过，也许我能逮住一条离群的，也许我的大鱼就在它们周围。我的大鱼一定在什么地方。

这时陆地上空涌起了山一般的云，海岸成了一长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些灰蓝色的小山。海水现在变成了深蓝色，深得几乎发紫。他低头朝海里望去，看见黑暗的水里散布着斑斑点点的红色浮游生物，也看见了太阳这时映出的奇异光彩。他注视着他的钓绳，看见它们笔直没入水中看不见的地方，他很高兴看到这么多浮游生物，这意味着有鱼。这时太阳升得更高了，它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光彩，说明天气会很好，陆地上空云彩的形状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那只鸟现在几乎没影了，水面上什么东西也见不到，只有几片黄色的、被太阳晒得发白的马尾藻，还有一只僧帽水母那紫色的、具有一定形体的、像彩虹似的胶质泡囊，在贴着船边漂浮。那泡囊侧向一边，然后又竖直了。它像个气泡似的兴高采烈地漂浮着，它那长长的紫色毒丝在水里拖了一码长。

“Agua mala(16).”老人说。

他从轻轻划桨的地方朝水里望去，看见像拖着的触须一样颜色的小鱼，在那些触须之间和泡囊漂浮时所投下的小小阴影里游动着。小鱼不会受到毒害。可是人就不同了，老人往上拽鱼的时候，要是有些触须缠在钓绳上，让紫色的黏液粘在上面，他的胳膊和手上就会出现伤痕和肿痛，就像碰上毒藤或毒漆树一样。但是这水母的毒素发作得很快，痛得像挨了鞭子抽。

彩虹似的泡囊非常美，可它们又是海里最虚假的东西。老人就爱看大海龟把它们吃掉。海龟一看见它们，就从正面向它们逼近，然后闭上眼睛，身子完全藏进背甲里，把它们连同触须一并吃掉。老人爱看海龟把它们吃掉，也爱等风暴过后在海滩上踩踏它们，听到他长着老茧的硬脚板踩上去时发出砰的爆裂声。

他喜欢绿色海龟和玳瑁，它们姿态优雅，速度快，价值高。他对又大又笨的蠵龟抱着友好而轻蔑的态度，它们长着黄色的甲壳，有着奇特的做爱方式，闭上眼睛兴致勃勃地吞食僧帽水母。

虽然他在捕龟船上干了多年，但他对海龟并没有什么神秘主义的想法。他为所有的海龟伤心，甚至包括那些跟小船一样长、重达一吨的大梭龟。人们对海龟大多是冷酷无情的，因为海龟被剁开宰杀之后，它的心脏还要跳动好几个钟头。可是老人心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脏，我的手脚也跟它们的一样。他吃白色的龟蛋，好给自己长力气。他五月整整吃了一个月，以便在九月、十月变得身强力壮，去对付真正的大鱼。

他每天还到许多渔夫存放渔具的窝棚里，从大桶里舀一杯鲨鱼肝油来喝。那肝油就放在那里，渔夫们谁要喝就喝。多数渔夫都讨厌那味道。不过那味道并不比早起更叫人难受，而且喝下去还可以预防伤风感冒，对眼睛也有好处。

这时老人抬头望去，看见那只鸟又在盘旋了。

“它找到鱼啦。”他大声说道。可是没有飞鱼冲出水面，也没有饵鱼四散逃奔。然而老人正望着，一条小金枪鱼突然跃向空中，转了个身，头朝下落进水里。金枪鱼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等它掉回到水里，又有一条接一条的金枪鱼跃出水面，朝四面八方跳去，搅得水花四溅，跳出好远去追饵鱼。它们围着小鱼转，跟在后面追赶。

要不是它们跑得太快，我会逮住它们的，老人想。他眼看着鱼群把水搅成白色，那鸟这时也俯冲下来，扑到小鱼群里，那些小鱼在惊慌中被迫浮上水面。

“这鸟帮了大忙。”老人说。就在这时，他在船尾往脚上绕了个圈的那根钓绳突然绷紧了。他放下桨，紧紧抓住钓绳，动手往船里拉，感到小金枪鱼在颤悠悠地拽动。他越往里拉，鱼就颤悠得越厉害，这时他能看见水里蓝色的鱼背和金灿灿的两侧，然后用力一甩，把鱼拽过船舷，扔进船里。鱼躺在船尾的阳光里，身子结实，形状像颗子弹，直瞪着两只迟钝的大眼睛，那条灵巧利落的尾巴噼里啪啦地拍打着船板，到后来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老人好心地敲了一下它的脑袋，用脚踢开，它的身子还在船尾的阴暗处抖动。

“长鳍金枪鱼，”他大声说道，“作鱼饵可棒了。能有十磅重。”

他记不得他独自一个人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声说话的。以前他独自一人时曾唱过歌，有时候在夜里唱，那是轮到他独自在小渔船或捕龟船上值班掌舵的时候。他大概是在那孩子走了以后，才开始在独自一人时大声说话的。不过他记不清了。他跟孩子一块打鱼时，通常只在必要的时候说说话。他们在夜间说话，或者天气不好，被暴风雨所困的时候。在海上没有必要就不说话，这被视为一种优点，老人一向这么看，也加以遵从。可是现在他已经多次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反正没有人会受到他的打扰。

“别人要是听见我在大声说话，会以为我疯了，”他大声说道，“不过既然我没有疯，我也就不在乎。有钱人在船上有收音机跟他们说话，还可以收听棒球消息。”

现在可不是想棒球的时候，他想。现在只能想一件事。就是我生来要干的事。那个鱼群周围可能有一条大鱼，他想。我只是在捕食的长鳍金枪鱼中捉到一条离群的鱼，不过它们游得太远、太快了。今天凡是露出海面的，都游得很快，都朝东北方向。难道一天的这个时候都是这样吗？要不就是我摸不透的一种天气征兆吧？

这时他看不见绿色的海岸了，只看得见蓝色山峦的山顶，看上去白茫茫的，仿佛覆盖着白雪，还能看见那上空的云彩，看上去像是高耸的雪山。海水黑魆魆的，阳光在水中映出五彩斑斓的光柱。那不计其数的斑斑点点的浮游生物，这时被高空的太阳照射得都看不见了，老人把他的钓绳垂直下到一英里深的水中，所能看到的只是蓝色海水深处那巨大的光彩夺目的光柱。

金枪鱼（渔夫们把这类鱼统称为金枪鱼，只在把它们出售或者拿来换鱼饵时，才叫它们各自的正式名称）又沉下去了。这时太阳热了起来，老人觉得脖颈上热辣辣的，他一边划船，一边感到汗水沿着脊背往下淌。

我大可随波逐流，他想，只管睡去，把钓绳打个扣套在脚趾上，有动静就会把我弄醒。不过今天是第八十五天，这一天我得好好钓鱼。

就在他两眼瞅着钓绳的时候，他看见露出水面的一根绿色钓竿猛地沉入水中。

“好啊，”他说，“好啊。”说着便放好船桨，一点也没撞着船。他伸手去拉钓绳，把它轻轻地捏在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他觉得钓绳并没有拉紧，也没有什么分量，便轻轻地抓着。接着钓绳又往下一沉。这一次是试探性的一拉，拉得既不猛又不重，这下他可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一百英寻的水下，一条马林鱼正在吃包着钩尖和钩身的沙丁鱼，这个手工制作的钓钩是从那条小金枪鱼的头部穿出来的。

老人灵巧地抓着钓绳，用左手把它从竿子上轻轻地解下来。这时他可以让它在他指间滑动，而不让鱼感到丝毫的拉力。

在这么远的地方，长到这个月份，这一定是一条好大的鱼，他想。吃吧，鱼儿。吃吧。请吃吧。多么新鲜啊，你却躲在六百英尺深的黑漆漆的冷水里。从黑暗里再转个身，回来把它们吃了吧。

他感到轻微的一拉，接着是较重的一拉，一定是沙丁鱼的头很难从钩子上扯下来。随后便没有动静了。

“来吧，”老人大声说道，“再转回身来。闻一闻。不是挺鲜美吗？趁着鲜美的时候吃下去，回头还有金枪鱼呢。又结实，又清爽，又鲜美。别怕难为情，鱼儿。吃吧。”

他把钓绳捏在拇指和食指中间，一边等待，一边盯着那根钓绳，同时也盯着别的钓绳，因为鱼可能游上游下。接着又是同样轻微的一拉。

“它会吃下去的，”老人大声说道，“上帝帮忙让它吃下去吧。”

可是它并没吃下去。它游走了，老人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它不会走掉的，”他说，“天知道它是不会走掉的。它不过是转个弯罢了。也许它以前上过钩，现在还有点记忆。”

随即他觉得钓绳轻轻地动了一下，便高兴起来。

“它刚才只是转个身，”他说，“它会上钩的。”

感受到这轻微的扯动，他心里很高兴，接着他又感到猛地一拉，力量大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是来自鱼的分量，他就松手让钓绳往下滑，往下滑，再往下滑，把两卷备用钓绳中的一卷全放下去了。钓绳从老人的手指间轻轻滑下去的时候，他依旧感到巨大的分量，虽然他的拇指和食指几乎感觉不到什么拉力。

“好大的鱼啊。”他说，“它把它斜叼在嘴里，正带着它跑呢。”

它会转过身来把它吞下去的，他想。他没把这话说出来，因为他知道，好事一旦说出口，就不会成真了。他知道这是条好大的鱼，便猜想它嘴里横衔着金枪鱼，在黑暗中游开去。这时他觉得那鱼停止不动了，可是分量依然还在。接着分量加重了，他就再放出一点钓绳。他把拇指和食指捏紧了一下，钓绳上的拉力增加了，一直传到水底下。

“它咬住啦，”他说，“现在我要让它吃个痛快。”

他让钓绳从指间滑下去，同时伸出左手，把两卷备用钓绳松开的一头系在另一根钓绳的两个备用卷的环扣上。他现在准备好了。眼下除了他正在使用的那卷钓绳，他还有三卷四十英寻长的钓绳。

“再吃一点吧，”他说，“好好地吃吧。”

吃下去吧，好让钓钩的尖头戳进你的心脏，把你弄死，他想。大大方方地上来吧，让我把鱼叉扎进你的身体。得啦。你准备好了吗？你进餐的时间够长了吧？

“来吧！”他大声说道，用双手猛拽钓绳，收进了一码，然后又拽了又拽，使出全部的臂力，拿浑身的重量作支撑，两臂轮换拽动钓绳。

丝毫没用。那鱼只管慢慢地游去，老人连一英寸也拽不上来。他的钓绳很结实，是用来钓大鱼的，他把它贴在背上拽得紧紧的，上面都溅出水珠来了。后来钓绳在水里慢慢发出一阵咝咝的声音，但他依旧抓住不放，坐在坐板上鼓起劲硬撑着，仰着身子来抵消鱼的拉力。船慢慢向西北方移动。

大鱼沉稳地游着，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缓缓移动。别的鱼饵还在水里，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要是有那孩子就好了，”老人大声说道，“我给一条鱼拖着走，变成一根系缆桩。我可以把钓绳系牢，不过那样一来，那鱼就会把它扯断。我得拼命拉住它，它要钓绳的时候，就给它放长些。感谢上帝，它还在向前游，没有往下钻。”

如果它非要往下钻，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它潜到海底死了，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得想出点办法来。我的办法多着呢。

他贴着背拽住钓绳，望着它斜着穿入水中，小船不停地向西北方驶去。

这会要它的命的，老人想。它不可能永远撑下去。可是四个钟头后，那鱼照样拖着小船，不停地向远海游去，老人依旧紧紧地拉住挎在背上的钓绳。

“我是中午钓上它的，”他说，“可我一直还没看见过它。”

他在钓住这条鱼之前，就把草帽拉下来，紧扣在脑袋上，把脑门勒得好痛。他还觉得口渴，于是便跪下双膝，一面当心不要拽动钓绳，一面尽量朝船头爬去，然后伸出手去拿水瓶。他打开瓶盖，喝了一点水。然后便靠着船头歇息。他坐在从桅座上卸去的桅杆和帆上，竭力不去想什么，只管坚持下去。

然后他回头瞧了瞧，发现陆地已经见不到影了。这没有关系，他想，我总能借着哈瓦那的灯火回到家。离太阳落下还有两个钟头，也许不到那时它就浮上来了。如果到这时还不行，也许月出时会上来。如果这时还不行，也许日出时就上来了。我没有抽筋，觉得有的是力气。倒是它的嘴给钩住了。不过拉力这么大，该是多大的一条鱼啊。它的嘴一定被钓钩紧紧地钩住了。真想能看到它啊。真想哪怕看它一眼，也好知道我碰到的是什么样的对手。

老人凭着观察星星，就能看出那鱼一整夜都没有改变路线和方向。太阳落下后，天气变冷了，老人的脊背、胳膊和老腿上的汗晾干了，觉得凉丝丝的。白天，他把盖在鱼食盒上的麻袋取下，摊在太阳下面晒干。太阳落下去以后，他用它裹住他的脖颈，让它披在脊背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塞在斜挎在肩上的钓绳下面。有麻袋垫着钓绳，他就可以俯身向前靠在船头上，这样差不多可以算是舒服了。这种姿势其实只能说是勉强好受一点，可他却认为几乎可以算是舒服了。

我拿它没办法，它也拿我没办法，他想。它只要这样撑下去，我们谁也奈何不了谁。

有一次他站起身，往船舷外面小便，然后望望星斗，查看一下航向。钓绳从他肩上直垂下去，看上去像一道磷光。这时他们的行动放慢了，哈瓦那的灯火也不那么辉煌了，于是他知道海流一定在载着他们往东去。要是看不见了哈瓦那的灯火，我们一定是到了更东的地方，他想。因为，要是鱼的路线保持不变的话，我一定还可以看到好几个钟头的灯火。我还不知道今天棒球大联赛的结果怎么样，他想。干这一行的有一台收音机该多美。接着他又想，老是想这玩意儿。想想你正在干的事吧。你可不能干傻事。

随即他又大声说道：“我要是有那孩子就好了。可以帮帮我，看看这光景。”

人上了年纪可不能孤零零的，他想。不过这又是不可避免的。要想身强力壮，我得记住趁金枪鱼没坏的时候把它吃掉。记住，不管你多么不想吃，你还得在早上把它吃掉。记住，他对自己说。

夜间，两条海豚游到小船附近，老人能听见它们在翻腾、喷水。他能分辨出雄海豚喷水声音喧嚣，雌海豚喷水好像叹息。

“它们都挺不错，”他说，“一起玩耍、嬉闹，相亲相爱。它们像飞鱼一样，都是我们的兄弟。”

随即他可怜起给他钓住的那条大鱼来。它真了不起，真奇特，谁知道它有多大岁数了，他想。我从没见过这么壮的鱼，也没见过行为这么奇特的鱼。也许它太聪明了，不肯跳出水来。它只要一跳，或是猛地一冲，就会要了我的命。不过，也许它以前上过好几次钩，知道它就应该这样对抗。它不会知道它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是个老人。不过它是多大的一条鱼啊，它的肉要是好的话，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啊。它吃起鱼饵来像条雄鱼，拖起钓绳来也像雄鱼，对抗起来一点也不惊慌。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计划，还是跟我一样准备拼命？

他想起了有一次他钓到一对马林鱼中的一条。雄鱼总是让雌鱼先吃东西，而那条上了钩的雌鱼就疯狂地、惊慌失措地、没命地挣扎起来，不久就筋疲力尽了，这时雄鱼始终跟着它，从钓绳旁边穿来穿去，陪它在水面上一起打转。它靠得太近，老人生怕它用尾巴把钓绳劈断，那尾巴像大镰刀一样锋利，大小和形状也跟大镰刀差不多。老人用鱼叉把雌鱼叉住，拿棍子敲击，抓住边缘像砂纸一样的剑形长嘴，又朝它的头顶打去，直打得它身上的颜色变得跟镜背的颜色差不多，然后那孩子帮他把它拖上了船，那雄鱼一直守在船边。接着，就在老人收拾钓绳，拿起鱼叉的时候，那条雄鱼从船边高高地跃到空中，看看雌鱼在什么地方，然后落下去钻进深水里，它那淡紫色的翅膀，也就是它的胸鳍，大张了开来，它身上所有的淡紫色宽阔条纹都露出来了。老人记得它很美，而且一直守着不走。

这是我看到的最让人伤心的情景了，老人想。孩子也很伤心，于是我们请求雌鱼的原谅，马上把它宰了。

“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他大声说道，随即把身子靠在船头的圆板上，通过斜挎在肩头的钓绳，感到了大鱼的力量，它正朝它所选择的方向稳稳地游去。

由于上了我的当，它也就不得不做出选择了，老人想。

它的选择就是待在黑暗的深水中，远远避开一切诱惑、陷阱和诡计。我的选择是到什么人都没去过的地方找到它。到那世界上什么人都没去过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拴在一起了，从中午起就是这样。我们俩谁也没有帮手。

也许我不该当渔夫，他想。不过我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我一定要记住，天亮后把那条金枪鱼吃掉。

天还没亮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咬住了他背后的一个鱼饵。他听见钓竿啪地折断了，钓绳从船舷上往外急速滑去。他在黑暗中拔出刀子，用左肩承受着大鱼的所有拉力，向后仰着身子，抵着舷板把钓绳割断。接着他又把离他最近的一条钓绳割断，摸黑把两卷备用钓绳的活头系紧。他用一只手熟练地打着结，一只脚踩住钓绳卷，把结子拉得紧紧的。现在他有六卷备用钓绳了。刚才给他割断鱼饵的两根钓绳，每根都有两卷备用钓绳，加上被大鱼咬住鱼饵的那根上的两卷，全都系在一起了。

等天亮了，他想，我要回过头来解决四十英寻深处的鱼饵，把它也割断，把备用的钓绳连起来。我要损失两百英寻长上好的加泰罗尼亚(17)钓绳，还有钓钩和接钩绳。这些都是可以替代的。但是，如果我钓上了别的鱼，却让这条鱼跑了，那么谁来替代它呢？我不知道刚才上钩的是什么鱼。可能是马林鱼，或者是剑鱼，或者是鲨鱼。我根本摸不透它。我不得不赶快把它处理掉。

他大声说道：“我要是有那孩子就好了。”

可是你并没有那孩子，他想。你只是孤身一人，现在最好还是回到最后一根钓绳那儿，不管天黑不黑，把它割断，系上那两卷备用钓绳。

他就这么做了。摸黑干可不容易，有一次那鱼掀起一股大浪，把他脸朝下拖翻在地，眼睛下面划破了一道口子。血从他的脸颊上淌下来，不过没流到下巴就凝结、干掉了，于是他硬撑着走回到船头，靠在木板上。他整了整麻袋，谨慎地把钓绳挪到肩膀的另一个地方，用双肩把它撑住，小心地试了试鱼的拉力，然后把手伸进水里感受一下小船的行进速度。

不知道那鱼刚才为什么要那样拽动，他想。钓绳一定在它高高隆起的脊背上滑来滑去。当然它的脊背不会像我的这样痛。不过，不管它有多么了不起，它总不能永远拖着这条小船。现在，凡是会招来麻烦的东西都清理掉了，我还有好多备用的钓绳。一个人所能要求的也不过如此吧。

“鱼呀，”他温和地大声说道，“我至死也要缠住你不放。”

我想它也会缠住我不放的，老人想。于是他就等着天亮。眼下正当快要破晓的时分，天气冷飕飕的，他紧抵着木船舷取暖。它能撑多久我就能撑多久，他想。在黎明的曙光中，钓绳往外伸展着，朝下钻进水里。小船沉稳地移动着，太阳一露边，阳光就照射在老人的右肩上。

“它在往北游。”老人说。海流要把我们远远地往东带去，他想。我倒希望它顺着海流转向。那就说明它疲倦了。

等太阳再升高些，老人才意识到那鱼没有疲倦。只有一个有利的征兆。钓绳的斜度说明它在较浅的地方游动。这并不一定意味它会跳。不过它也可能会跳。

“上帝让它跳吧，”老人说，“我有足够的钓绳对付它。”

要是我能把钓绳稍微拉紧一点，也许它会痛得跳起来，他想。既然是白天了，就让它跳吧，这样它那沿着脊骨的气囊里就会充满空气，它也就没法钻到海底去死了。

他极力想拉紧些，可是自从他钓上这条鱼以来，钓绳已经绷紧到快要折断的地步，他向后仰着身子来拉的时候，只觉得硬邦邦的，就知道没法拉得更紧了。我再也不能猛拉了，他想。猛拉一次，就会把钓钩划出的口子拉宽一些，等鱼一跳，就会把钩子甩掉。不管怎样，太阳出来后感觉好多了，这下我不用盯着它看了。

钓绳上挂着黄色的海藻，不过老人知道这只会给鱼增加点阻力，心里觉得很高兴。夜里发出闪闪磷光的，就是这种黄色的马尾藻。

“鱼呀，”他说，“我爱你，还很尊敬你。不过今天天黑之前，我要把你杀死。”

但愿如此，他想。

一只小鸟从北面朝小船飞来。那是只刺嘴莺，在水面上低低地飞着。老人看得出它已非常疲惫。

小鸟飞到船尾，在那儿歇一歇。接着它又绕着老人的头顶飞旋，随即落在钓绳上，觉得那儿舒服些。

“你多大了？”老人问小鸟，“这是你第一次出游吧？”

他说话的时候小鸟望着他。它太疲惫了，也顾不上查看那钓绳，就用两只纤细的小脚紧紧抓住，在上面晃来晃去。

“稳着呢，”老人对它说，“太稳当啦。夜里也没有风，你不该这么疲倦呀。鸟儿们都怎么啦？”

因为有老鹰，他想，飞到海上来捉它们。但是他没对小鸟说这话，反正它也听不懂，而且很快就会领教老鹰的厉害了。

“好好休息一下，小鸟，”他说，“然后再去闯一闯，碰碰运气，像所有的人、鸟、鱼那样。”

他的脊背夜里发僵，眼下真有些痛。说说话提起了他的精神。

“鸟儿，你要是愿意，就待在我家吧，”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趁眼下刮起的小风，扯起帆来把你带回去。不过我总算有个朋友陪伴了。”

就在这当口，那鱼突然猛地一拽，把老人拖倒在船头上，要不是他硬撑住了，放出一段钓绳，他准给拖到海里去了。

钓绳给猛地一拉，小鸟就飞了起来，老人甚至没有看见它飞走。他用右手小心翼翼地摸摸钓绳，发现手上在流血。

“它是给什么东西弄痛了。”他大声说道，一面把钓绳往回拉，看看能不能叫鱼转回来。但是拉到快绷断的时候，他就稳稳地拽住，身子往后仰去，靠着拉紧的钓绳。

“你现在觉得痛了吧，鱼儿，”他说，“上帝为证，我也觉得痛啊。”

这时他朝四下寻找那只鸟，因为他喜欢有它做伴。可是小鸟已经飞走了。

你没待多久啊，老人想。不过，在你没有飞上岸以前，你飞到哪儿都会是风狂浪涌的。我怎么会让那鱼猛地一拉，就把手划破了呢？我一定是太笨了。也许是因为我光顾得看那小鸟，一心想着它。现在我要专心干我的活儿，然后还要把金枪鱼吃下去，这样才不会没力气。

“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还要有点盐就好了。”他大声说道。

他把钓绳的重量移到右肩上，小心翼翼地跪下来，放到海水里去洗手，把手在水里浸了一分多钟，望着血在水中一缕缕地漂去，而海水随着小船的移动在他手上不停地拍打。

“它游得慢多了。”他说。

老人本想把他的手在咸水中多浸一会儿，但是又怕那鱼再突然猛地一拽，于是他站起身，打起精神，举起手来挡住太阳。他不过是被钓绳勒得割破了肉，可割破的正是手上最用劲的地方。他知道事情没完之前他还需要这双手，不想事情还没开始就负伤。

“好啦，”等手晒干了，他说，“我该吃小金枪鱼了。我可以拿鱼钩把它钩过来，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吃。”

他跪下去，用鱼钩在船尾下钩到了金枪鱼，留心不让它碰到钓绳卷，把它钩到自己身边来。他再次用左肩挎着钓绳，用左手和左臂撑住身子，从鱼钩上取下金枪鱼，再把鱼钩放回原处。他用一只膝盖压住鱼身，从头颈到尾巴纵向割下去，割下一条条深红色的肉来。这些肉都给切成了楔形，从靠近脊骨的地方一直割到肚子边。他切好了六条，把它们摊在船头的木板上，在裤子上擦擦刀子，然后抓着尾巴拎起鲣鱼的残骸，扔到了海里。

“我想我是吃不下一整条的。”他一面说，一面拿刀子切开一条鱼肉。他感觉得到那钓绳一直拉得很紧，他的左手抽起筋来。这只手紧紧地抓住粗钓绳，他厌恶地朝它瞅瞅。

“这算什么手啊，”他说，“想抽筋你就抽吧。变成鸟爪子吧。对你不会有好处的。”

快点，他一面想，一面朝黑暗的深水里望着倾斜的钓绳。马上把它吃掉，这样手上就会有力气。也难怪这只手，你跟这条鱼已经周旋了好几个钟头了。不过你能跟它周旋到底的。马上把金枪鱼吃了。

他拿起一块鱼肉，放在嘴里慢慢咀嚼。还不是很难吃。

好好嚼吧，他想，把肉汁都咽下去。要是加上一点酸橙，或者柠檬，或者盐，那味道可不会坏。

“你觉得怎么样，手啊？”他问那只抽筋的手，它几乎跟死尸一样僵硬。“我要为你多吃一点。”

他把他切成两片的那块肉的另一片也吃了下去。他细细地嚼着，然后把皮吐出来。

“怎么样，手啊？是不是还没到时候，说不上来？”

他又拿起一整条鱼肉，嚼了起来。

这是一条既壮实、血又旺的鱼。他想，我幸而捉到了它，而不是鲯鳅。鲯鳅太甜了。这条鱼几乎没有甜味，吃下去还能长力气。

不过，不讲实际真没意思，他想。要是有点盐就好了。我不知道太阳是会把剩下的鱼给晒臭，还是晒干，所以还不如把它们都吃光，尽管我现在不饿。那条大鱼又从容又沉稳。我要把这些鱼肉全吃掉，这样我就有备无患了。

“耐心点，手啊，”他说，“我是为了你才吃东西的。”

我真想喂喂那条鱼，他想。它是我的兄弟。可是我得杀死它，我要保持身强力壮，才能干成这件事。他慢慢而认真地把那些楔形鱼肉条都吃了下去。

他直起身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好啦，”他说，“你可以放掉钓绳了，手啊，我可以只用右臂来对付它，直到你不再胡闹。”他用左脚踩住原先用左手抓住的粗钓绳，身子朝后仰，用背部来顶住钓绳的拉力。

“上帝帮助我，让我别再抽筋了，”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条鱼还会怎么着。”

不过它似乎很镇静，他想，而且在照它的计划行动。可是它的计划是什么？他想。我的计划又是什么？由于它个头太大，我必须根据它的计划，随机应变地做出我的计划。它要是想跳，我就可以杀死它。不过它总是待在下面。那我就跟它奉陪到底。

他把他那只抽筋的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想活动活动手指。可是他的手伸不开。也许等太阳出来就能伸开了，他想。也许等那补养人的生金枪鱼消化后，他的手就会伸开的。如果非要靠这只手，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伸开。不过现在我不愿意把它硬伸开。让它自己张开，自动恢复过来吧。昨夜不得不把几根钓绳解开系在一起时，我毕竟把它使用过度了。

他眺望着海面，发觉他眼下是多么孤单。但是他可以看见黑魆魆的深水里的灿烂光柱，看见向前伸展的钓绳以及平静海面上的奇异波动。云在聚集，等待信风的到来，他向前望去，看见一群野鸭在水面上飞，在天空的映衬下现出清晰的身影，接着又模糊不清了，随即又清晰起来，他知道，人在海上是从不孤独的。

他想到有些人害怕乘小船驶到望不见陆地的地方，而且知道恰恰处于天气会突变的季节。眼下正碰上飓风季节，而这飓风季节的天气，在不刮飓风的时候，又是一年中最好的天气。

如果要刮飓风，而你又在海上的话，你总会在前几天就看到天上有刮飓风的征兆。人们在岸上可看不到，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看什么，他想。陆地对于云的形状也一定是有影响的。但是眼下不会刮飓风。

他望望天空，看见一团团白色的积云，像是一堆堆可人的冰激凌，而高居积云之上的，是一缕缕薄薄的羽毛似的卷云，映衬着九月的高空。

“轻轻的brisa(18)，”他说，“这天气对我比对你更有利，鱼啊。”

他的左手仍然在抽筋，不过他在慢慢地把它扳开。

我讨厌抽筋，他想。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背叛行为。由于吃下腐败的食物而引起腹泻，或者因此而呕吐，是在别人面前丢脸的事。但是抽筋呢（他想到calambre(19)这个词），是自己丢自己的脸，特别是独自一人的时候。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他可以替我揉一揉，从前臂揉松下去，他想。不过，它总会松下来的。

接着，他用右手一摸，觉得钓绳的拉力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才看见它在水里的斜度也变了。随即，他靠在钓绳上，用左手急骤地猛拍大腿，看见钓绳在慢慢向上升起。

“它上来啦，”他说，“快点，手啊。快点吧。”

钓绳缓慢而不断地往上升，这时小船前边的海面鼓起来了，那鱼露出来了。它不停地往上冒，水往它身边泻下去。在阳光下，它浑身亮闪闪的，脑袋和背都是深紫色，两侧的条纹在阳光下显得宽宽的，呈现出淡紫色。它的嘴长得像棒球棒一样长，像一把长剑渐渐细下去，它把全身跃出水面，然后又像潜水鸟似的滑溜溜地钻进水里。老人看见它那大镰刀似的尾巴没入水中，钓绳迅疾地滑下去。

“它比小船还长两英尺呢。”老人说。钓绳飞快而又稳当地滑出去，那鱼并没有惊慌。老人竭力用双手拉住钓绳，使它不至于被扯断。他知道，要是他不能施加平稳的压力让鱼游慢一些，它就会把钓绳全部拖出去，把它扯断。

这是条大鱼，我得稳住它，他想。我绝不能让它知道它有多大力气，也不能让它知道它要逃跑会有多大能耐。我要是它的话，马上就使出浑身的力气，直到把什么东西扯断为止。但是感谢上帝，它们可不像杀害它们的人那样聪明，虽然它们比我们更崇高，更有能耐。

老人见过好多大鱼。他见过好多重达一千多磅的鱼，生平捉到过两条这么大的，但都不是独自一人捕到的。现在他是孤身一人，而且看不见陆地，跟他所见过的最大的、比他听说过的还大的鱼拴在一起，而他的左手依然绷得紧紧的，就像抓紧的鹰爪一样。

不过抽筋会好的，他想。它一定会好了来帮助我的右手。有三样东西是亲兄弟：那条鱼和我的两只手。抽筋一定会好的。抽筋本是很掉价的事。鱼又慢下来了，用它寻常的速度在游。

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跳，老人想。大概是跳一跳让我看看它有多大吧。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知道了，他想。我希望我也能让它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不过那样一来，它就会看到这只抽筋的手了。让它以为我比实际上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也会是那样的。但愿我就是那条鱼，他想，具有它的全部力量，而要对抗的仅仅是我的意志和智慧。

他舒适地靠在木板上，疼痛的时候就忍着。那鱼沉稳地游着，小船在黑暗的水里慢慢移动。随着东方吹来一阵风，海上激起一道小浪，到中午时分，老人的左手抽筋好了。

“这对你可是个坏消息啊，鱼儿。”他一面说，一面把钓绳从垫着他肩膀的麻袋上挪了个位置。

他感到很舒服，但又挺痛苦，虽然他根本不承认这痛苦。

“我并不虔诚，”他说，“但是我愿意念十遍《天主经》和十遍《圣母经》，好让我逮住这条鱼，我还许诺，要是我逮住了它，我就去朝拜科布雷的圣母。这是我的许诺。”

他开始机械地做起祷告来。有时他太疲倦，记不住祈祷文了，就说得特别快，以便能顺口而出。

做完了祈祷，他觉得好受多了，但是还跟刚才一样痛，也许还要更痛些。他倚着船头的木板，机械地搬弄起左手的手指来。

这时，虽然轻轻地刮起了微风，但是太阳已经很热了。

“我最好把架在船尾的那根小钓绳重新装上鱼饵，”他说，“要是那鱼打算再待上一夜，那我就需要再吃点东西，可是瓶里的水已经不多了。我想在这里除了鲯鳅以外，我是搞不到别的东西的。但是，趁着新鲜的时候吃，味道也不会差。我希望今天夜里会有一条飞鱼落到船上。可惜我没有灯光来引诱它们。飞鱼生吃味道好极了，还不用把它们切开。我现在要保存全部的力气。天呀，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大。”

“不过我要宰了它，”他说，“尽管它那么大，那么了不起。”

虽然这是不公正的，他想，不过我要让它知道人有多大能耐，能忍受多少磨难。

“我跟那孩子说过，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他说，“现在是证实这话的时候了。”

他已经证实过上千次了，那都算不了什么。现在他要再证实一次。每一次都是一次新的经历，他这么做的时候，从不去想过去。

但愿它睡着了，这样我也能睡着，梦见狮子，他想。怎么脑子里总是想着狮子呢？别想了，老家伙，他对自己说。眼下轻轻地靠在木板上休息，什么都不要去想。它正在卖力地干呢。你可要尽量少花力气。

眼看就到下午了，船依旧缓慢而不停地移动。不过这时东面来的微风给船增添了阻力，老人让船随着小小的波浪缓缓地漂流，斜挎在肩上的钓绳使他感觉舒适些、顺溜些了。

下午有一次，钓绳又升上来了。可是那鱼只在稍高一点的水面继续游着。太阳照射在老人的左臂、左肩和脊背上。于是他知道这鱼已经转到东北方去了。

他见过那鱼一次，也就能想象它在水里游泳的情景，它那紫色的胸鳍像翅膀似的大张着，竖直的大尾巴从黝黑的海水中划过。不知道它在那样的深度能看见多少东西，老人想。它的眼睛很大，马虽然眼睛小得多，但在黑暗中也看得见东西。以前我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可不是在漆黑的时候。不过差不多能像猫一样看东西。

太阳的照射和他手指的不停动弹，这时使他左手的抽筋完全好了，他开始让它多承担一些拉力，并且耸耸肩上的肌肉，把钓绳从勒痛的地方挪开一点。

“鱼啊，你要是还不累的话，”他大声说道，“那你可就太不可思议了。”

他现在感到非常疲乏，他知道夜晚即将来临，便竭力去想些别的事。他想起了大联赛，用他的语言说，就是Gran Ligas(20)。他知道纽约的扬基队在和底特律的老虎队在比赛。

已经是第二天了，可我还不知道juegos(21)的结果，他想。但是我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对得起那了不起的迪马乔，他即使忍受着脚后跟骨刺的疼痛，仍然样样干得十全十美。什么是骨刺？他问自己。Un espuela de hueso(22)，我们没这玩意儿。那会像斗鸡脚上的距铁扎进脚跟那样痛吗？我想我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也不能像斗鸡那样，一只眼甚至两只眼斗瞎了，还能忍住继续斗下去。人跟厉害的鸟兽相比真算不了什么。我还是情愿做待在黑魆魆水里的那个大家伙。

“除非有鲨鱼来。”他大声说道，“要是有鲨鱼来，愿上帝怜悯它和我吧。”

你认为了不起的迪马乔会长久地守着一条鱼，就像我这样长久地守着这条鱼吗？他想。我敢说他会的，而且比我守的时间更长，因为他年轻力壮。更何况他父亲是个渔夫。不过骨刺会不会让他痛得太厉害了？

“我说不上来，”他大声说道，“我从没长过骨刺。”

太阳落下去了，为了给自己增强信心，他回想起在卡萨布兰卡一家酒店里，他跟从西恩富戈斯来的黑人大汉比手劲，那可是码头上最强壮的人啊。他们把胳膊肘撑在桌面的粉笔线上，前臂朝上伸直，两手紧握着，就这么掰了一天一夜。双方都竭力想把对方的手按到桌面上。很多人都下了赌注，人们在煤油灯下走进走出，他瞧了瞧那黑人的胳膊、手和脸。过了八个钟头后，每隔四个钟头就换一名裁判，好让裁判轮流睡觉。他和黑人的手指甲里都流出血来，两人都盯着彼此的眼睛、手和前臂，下注的人打屋里走进走出，坐在靠墙的高椅上观战。四壁是木板墙，漆成鲜艳的蓝色，灯光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黑人的身影非常高大，随着微风把灯吹得摆来摆去，他的影子也在墙上来回移动。

一整夜，优势总是变来变去，人们给黑人喝朗姆酒，还给他点香烟。黑人喝了酒，就拼命使劲，有一次竟把老人（当时还不是老人，而是El Campeon(23)圣地亚哥）的手压下去将近三英寸。但是老人又把手扳回成势均力敌之势。当时他肯定自己能把那个好样的黑人、那个了不起的竞技高手打败了。天亮时，打赌的人都要求判为和局，而裁判摇头不同意，老人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硬把黑人的手一点一点往下扳，直至压倒在桌面上。这场比赛从星期天早上开始，到星期一早上才结束。好多打赌的人都要求算成和局，因为他们得到码头上去把一袋袋的蔗糖装上船，或者上哈瓦那煤矿公司去干活。不然谁都想看他们决出个高低。不过他总算结束了这场较量，而且还赶在大家得去上工之前。

此后很久，人人都管他叫冠军，春天又比了一场。不过这次赌注下得不多，老人轻而易举地赢了，因为在第一场比赛中，他摧毁了那个西恩富戈斯黑人的信心。后来他又参加了几次比赛，往后就再也没比过。他断定，只要他有强烈的取胜欲望，他就能击败任何人；他还断定，这对他用右手钓鱼是不利的。他曾尝试用左手参加了几次练习赛。但是他的左手总是背叛他，不肯听他的使唤，因此他信不过它。

现在太阳会把我这手晒舒展了，他想。它不会再抽筋了，除非夜里太冷。不知道今天夜里会怎么样。

一架飞机从他头上掠过，朝迈阿密飞去，他望着它的影子惊起了成群的飞鱼。

“既然有这么多飞鱼，那就该有鲯鳅。”他一面说，一面把身子仰靠在钓绳上，看能不能把鱼拉近一点。但是拉不动，钓绳绷得紧紧的，上面的水珠也在抖动，眼看快扯断了。小船缓缓地向前驶去，他盯着飞机，直到看不见为止。

坐在飞机里一定觉得很奇异，他想。不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瞧，海会是个什么样子？坐在上面要不是飞得太高，一定能把鱼看得清清楚楚。我倒想在两百英寻的高度慢慢地飞，从上面往下看鱼。在捕龟船上，我曾坐在桅顶的横杆上，即使从那样的高度也能看到不少东西。从那里望下去，鲯鳅显得更绿，你能看见它们身上的条纹和紫斑，能看见它们整群地在游动。不知道为什么在黑暗的水流中游得很快的鱼都有紫色的脊背，往往还有紫色的条纹或斑点。鲯鳅看上去当然是绿色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金黄色的。但是它们一到饿得慌想吃食的时候，身子两侧就像马林鱼一样出现紫色条纹。是因为发怒，还是由于游得太快，才使这些条纹显现出来的？

就在天快黑的时候，船从好大一片马尾藻旁边经过，那马尾藻在轻柔的海波中颠簸摇荡，仿佛海洋正同什么东西在一条黄毯子下做爱，这时他那根小钓绳给一条鲯鳅咬住了。他先看见它跳到空中，给夕阳照得真如金子一般，在空中疯狂地扭动拍打。它在惊恐中一次次地跳出水面，像是杂技表演，老人吃力地挪回到船尾，蹲下身来，用右手和右臂拽住粗钓绳，用左手将鲯鳅往回拉，每拉回一段钓绳，就用光着的左脚踩住。等鲯鳅被拉到船尾，拼命地左右乱窜乱跳时，老人探出身去，把这条带紫斑的金光灿烂的鱼拎进船来。它那钩在鱼钩上的嘴一张一合，急促地抽搐着，还用它那又长又扁的身子、尾巴和头拍打着船底，直至老人用棍子朝它那金光闪亮的头上打去，它才抖了抖不动了。

老人把鱼钩从鱼嘴里取出来，重又装上一条沙丁鱼，把钓绳甩进海里。然后他又吃力地慢慢挪回到船头。他洗了洗左手，在裤子上擦干。随即他把那根粗钓绳从右手换到左手，把右手伸进海里洗一洗，一面望着太阳沉入大海，粗钓绳斜入水中。

“它还一点没有变。”他说。但是他望着海水冲刷着他的手的时候，注意到船走得显然慢些了。

“我要把两支桨绑在一起，横着架在船尾，这样能让它在夜里走得慢些，”他说，“它到夜里就来劲了，我也是。”

最好稍等一会儿再给鲯鳅开膛，这样可以把血留在鱼肉里，他想。这可以等一会儿再干，同时把两支桨绑在一起，增加些阻力。眼下还是让鱼安静些，别在日落的时候多去打扰它。对所有的鱼来说，日落是个艰难的时刻。

他把手举起来晾干，然后抓住钓绳，尽量放松身子，靠着木板任凭自己被拖向前去，让船承受跟他一样大，甚至比他更大的拉力。

我渐渐学会怎么办了，他想。至少在这方面我学乖了。另外还要记住，它自从上钩以来还没吃过东西，而它身躯庞大，需要大量食物。我吃了一整条的鲣鱼。明天我就吃鲯鳅。老人管它叫dorado(24)。也许我该把它弄干净吃上一点。它比鲣鱼要难吃些。不过，话又说回来，什么都不容易。

“你觉得怎么样，鱼儿？”他大声说道，“我感觉良好，我的左手好些了，我有一天一夜的食物。拖着船走吧，鱼儿。”

他并非真的感觉良好，因为钓绳勒在他背上造成的疼痛几乎超越了疼痛本身，变成了一种让他不大放心的麻木。不过，我还有过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他想。我一只手仅仅割破了一点，另一只手已经不再抽筋了。我的两条腿都好好的。更何况我在食物问题上也胜过了它。

这时天黑了，因为九月间，太阳一落下，天很快就黑了。他靠在船头的旧木板上，尽可能歇一歇。初夜的星星出来了。他不知道其中有一颗叫Rigel(25)，但是看到了它，就知道那些星星很快都要出来，他又要有这许多遥远的朋友了。

“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他大声说道，“我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样一条鱼。不过我一定要把它弄死。幸好我们用不着去弄死那些星星。”

想想看，要是人每天想要弄死月亮，他想，那月亮就逃跑了。不过再想想，要是人每天想要弄死太阳呢？我们生来是幸运的，他想。

这时他替那条没有东西吃的大鱼感到难过，但他要杀死它的决心绝没有因为替它难过而削弱。它能供多少人吃啊，他想。可他们配吃它吗？不配，当然不配。从它的举止风度和非凡尊严来看，谁也不配吃它。

这些事我不懂，他想。不过好在我们用不着去弄死太阳、月亮或星星。在海上过日子，杀死我们的亲兄弟，已经足够了。

现在，他想，我得想一想增加阻力的事。这样做有危险，也有好处。要是鱼使劲地拉，船桨造成有效的阻力，小船就没那么轻便了，那我就会放出很长的钓绳，结果会让大鱼跑掉。船身一轻，就延长了我们双方的痛苦，不过我却保险了，因为大鱼有极快的速度，只是没有施展出来罢了。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取出鲯鳅的肠肚，免得让它烂掉，然后吃下一些长长劲儿。

现在我要再休息一个钟头，等我觉得它强壮稳定了，再回到船尾去干活，做出决断。在这期间，我可以看看它怎样行动，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两支桨倒是一个妙招，可是已经到了该稳妥行事的时候。它仍然活生生的，我看见鱼钩挂在它的嘴角，它把嘴闭得紧紧的。鱼钩的折磨算不了什么。更严重的是饥饿的煎熬，加上碰上了让它摸不着头脑的对手。休息吧，老家伙，让它去忙活它的吧，等轮到你尽力的时候再说。

他相信自己已经休息了两个钟头。月亮还迟迟地没有出来，他没法判断现在是什么时候。其实他也没好好休息，只是稍微歇了歇。他肩上依然承受着鱼的拉力，不过他把左手按在船头的舷边上，越来越靠小船本身来抗拒鱼的拉力。

要是我能把钓绳拴紧，那有多简单啊，他想。但是它只要稍微一挣，就能把钓绳扯断。我一定要用我的身子来缓冲钓绳的拉力，随时准备用双手放出钓绳。

“不过你还没睡觉呢，老家伙，”他大声说道，“已经过了半个白天和一夜，现在又是一个白天，可你一直没睡觉。你必须想个办法，趁鱼平静安稳的时候睡一会儿。你要是不睡觉，脑子就会不清楚。”

我脑子很清醒，他想。太清醒了。就跟我那些星星兄弟一样清醒。不过我还得睡觉。星星睡觉，月亮和太阳都睡觉，有时在风平浪静、没有激流的日子，就连大海也要睡觉。

不过记住要睡觉，他想。一定要让自己睡觉，想出一个简单而稳妥的办法来管理那些钓绳。现在回过去把鲯鳅收拾好。你要是非得睡觉的话，把桨绑起来拖在水里可就太危险了。

“我不睡觉也能行，”他对自己说，“不过那太危险了。”

他用双手双膝爬回船尾，小心翼翼地不要惊动那条鱼。它也许半睡半醒着，他想。可是我不想让它休息。非要把它拖死。

回到船尾以后，他转过身来，用左手撑住挎在肩上的钓绳，用右手把刀子从刀鞘里拔出来。这时星星亮晶晶的，他清楚地看见那条鲯鳅，便把刀子戳进它的头部，把它从船尾下面拉出来。他用一只脚踩在鲯鳅身上，迅疾地一刀从肛门切到下颚的尖端。随即他放下刀子，用右手掏出内脏，掏得空空的，再把鱼鳃挖干净。他觉得鱼胃在手里沉甸甸、滑溜溜的，就把它剖开来。里面有两条飞鱼，又新鲜又坚实，他把它们并排放着，把内脏和鳃从船尾扔到水里。它们沉下去时，在水里留下一道磷光。这时鲯鳅在星光下冷冰冰的，显得像麻风病患者一般灰白。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把鱼身上一边的皮剥去。然后把鱼翻转过来，又剥去另一边的皮，再把鱼身两边的肉从头到尾割下来。

他把鱼骨头轻轻地扔到船外，看看它是不是在水里打漩。但却只见到它慢慢沉下时的磷光。接着他转过身，把两条飞鱼夹进两块鲯鳅肉里，又把刀子插进刀鞘，慢慢挪动身子回到船头。他的脊背被钓绳的分量压弯了，右手拿着鱼肉。

回到船头后，他把两块鲯鳅肉摊在船板上，旁边放着飞鱼。然后他把挎在肩上的钓绳换了个位置，又用左手抓住它靠在船舷上。随即他往舷外俯下身，把飞鱼放在水里洗了洗，注视着水向他手上冲击的速度。他的手在剥鱼皮时沾上了磷光，他仔细察看水流冲击他手的情景。水流并不那么急了，当他把手边对着船板擦的时候，水面上泛起点点磷光，慢慢朝船尾漂去。

“它累了，要不就是在休息，”老人说，“现在让我把这鲯鳅吃下去，歇一歇，睡一会儿。”

在星光下，夜越来越冷，他吃下了一块鲯鳅肉的一半，还吃了一条挖去了内脏、切掉了脑袋的飞鱼。

“鲯鳅烧熟了吃该有多美味呀，”他说，“生鱼好难吃啊。以后不带盐或酸橙，就决不再出海了。”

我要是有头脑，就会整天把海水泼在船头上，等水干了就会有盐了，他想。不过我是快到太阳落下时才钓到鲯鳅的。准备还是不足啊。不过我还是津津有味地全吃下去了，一点也不恶心。

东边天空阴云密布，他熟悉的星星一颗颗地不见了。这时他仿佛走进了一个云朵大峡谷，风也停了。

“三四天后会有坏天气，”他说，“不过今晚不会，明天也不会。现在安排一下，老家伙，趁鱼平静安稳的时候睡上一会儿。”

他把钓绳紧紧抓在右手里，然后用大腿抵住这右手，把全身的重量都靠在船头的木板上。接着他把挎在肩上的钓绳稍微放低一些，再用左手撑住。

只要把钓绳撑紧了，我的右手就抓得住，他想。我要是睡着了钓绳松了往外滑，我的左手就会把我弄醒。这样右手会很辛苦。不过它吃惯了苦。哪怕睡上二十分钟，或者半个钟头，也是好的。他朝前躺下，用整个身子夹住钓绳，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右手上，然后睡着了。

他没有梦见狮子，却梦见了一大群海豚，绵延八英里到十英里长，眼下正是它们的交配季节，它们会高高地跳到空中，然后又落回跃起时在水中搅成的水涡。

接着他梦见自己躺在村里自己的床上，外面刮着北风，他浑身冷飕飕的，右臂都麻木了，因为他的头把它当枕头枕在上面。

随后他开始梦见了那长长的黄色海滩，看见了黄昏时分来到海滩上的第一头狮子，接着其他狮子也来了。他把下巴靠在船头的木板上，船迎着吹向海面的晚风停在那儿。他等着看有没有更多的狮子来，感到很快乐。

月亮升起好久了，可他还在睡。那鱼沉稳地向前拖着，把船拖进云涡里。

他的右拳猛地砸在他脸上，把他惊醒了，钓绳从他右手里滑出去，只觉得火辣辣的痛。他的左手失去了知觉，便极力用右手拽住，可是钓绳还是冲了出去。最后他用左手抓住了钓绳，仰着身子硬撑着，这时钓绳又勒着他的脊背和左手，这左手承受了全部的拉力，给勒得痛得厉害。他回头望望钓绳卷，看见钓绳在顺畅地往外放。正在这时，那鱼猛地一跳，使海面轰然迸裂开来，然后又重重地跌落下去。随即它又一次次地跳起来，船走得很快，虽然钓绳依旧在飞速地向外放，老人把它拉得快要绷断了，而且一次次地拉到这个地步。他给拉倒了，紧紧地伏在船头，脸贴在那片切下的鲯鳅肉上，身子动弹不得。

这就是我们所等待的，他想。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承受吧。

要让它为那钓绳付出代价，他想。要让它为钓绳付出代价。

他看不见鱼在跳，只听见大海的迸裂声和鱼落下时水花剧烈的飞溅声。飞速滑走的钓绳把他的手勒得痛极了，但是他早就知道这是免不了的，他就设法让钓绳勒在长茧的部位，不让它滑到手掌上，或者勒伤手指。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他会弄湿那些钓绳卷的，他想。是呀，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

钓绳在往水里滑呀，滑呀，滑呀，不过现在渐渐慢下来了，他在让鱼为它拖出的每一英寸付出代价。这时他从木板上抬起头来，脸也离开了先前压碎的那片鱼肉。接着他跪起来，然后慢慢站起来。他在放出钓绳，可是越来越慢了。他慢慢地挪回到可以用脚碰到但却看不见的钓绳卷那儿。钓绳还多的是，现在这鱼不得不拖着这许多摩擦力较大的新钓绳了。

是啊，他想。现在它已经跳了十几次，把沿着脊背的气囊灌满了空气，所以不会钻到深水里去死，让我没法拖上来。它马上就会打起转来，这一来我就得好好对付它了。不知道它怎么会突然跳起来？难道是饿急了，还是夜里被什么东西吓着了？也许它突然害怕起来。不过它是那样沉着，那样健壮，看来又那样无所畏惧，那样满怀信心。真是奇怪。

“你自己最好也无所畏惧、满怀信心，老家伙，”他说，“你又把它拖住了，可你没法收回钓绳。不过它马上就得打转了。”

老人这时用左手和两边肩膀拽住它，弯下腰去，用右手舀了一把水，把脸上的碎鲯鳅肉洗掉。他怕这肉会使他恶心，吐起来没了力气。他擦干净脸以后，又把右手放到船舷外面的水里去洗，然后一面把它浸在那咸水中，一面注视着日出前的第一缕曙光。它差不多在往东去，他想。这表明它疲乏了，随着水流漂流。它马上就要打转了。那时我们可要真正干起来了。

他估计他的右手在水里浸的时间够长了，便把它拿出来，朝它望了望。

“还不赖，”他说，“疼痛对男子汉来说算不了什么。”

他小心谨慎地抓住钓绳，不让它嵌进新勒伤的地方，随即挪了挪身子的重心，好把左手伸进小船另一边的海水里。

“你这没用的东西，还算干得不错。”他对左手说，“可是有一阵，你都不听我使唤了。”

我怎么不是生来就有两只好手呢？他想。也许只怪我没有好好训练这只手。可是天知道它有的是学习机会。不过它夜里干得还不错，只抽了一次筋。它要是再抽筋的话，就让钓绳把它割掉吧。

他想到这里，知道自己的头脑不怎么清醒了，觉得应该再吃一点鲯鳅肉。可是我不能吃，他对自己说。与其吃了吐得没力气，还不如晕头晕脑好些。我知道我吃了胃里也搁不住，因为我的脸曾经贴在上面。我要把它留着应急，直到腐烂为止。不过要想靠吃东西来增添力气，现在已经太晚了。你真蠢，他对自己说。把另外那条飞鱼吃了吧。

鱼已经收拾好了，现成地放在那里，他用左手把它捡起吃了起来，细细地嚼着骨头，从头到尾全都吃了下去。

它几乎比什么鱼都更有营养些，他想。至少有我需要的力气。现在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他想。让它打起转来，让战斗开始吧。

鱼开始打转的时候，太阳正在出来，这是他出海以来，第三次出太阳。

他从钓绳的斜度上还看不出鱼在打转。这还为时过早。他只感觉到钓绳的压力稍微减少了一点，便开始用右手轻轻地拉。钓绳又像往常那样绷紧了，可是就在快绷断的时候，却又开始往回收了。他把肩膀和头从钓绳下面抽出来，开始缓慢而平稳地往回拉。他前后摆动着双手，尽量使出全身和双腿的力气来拉。他一把把地拉着，他的老腿和老肩膀也在跟着摆动。

“这可是个好大的圈子呀，”他说，“可它总算在打转啦。”

后来钓绳再也收不进来了，他还是抓住不放，看见阳光下钓绳上溅出了水珠。接着钓绳又忽地滑出去了，老人跪下来，很不情愿地让它又滑到黑暗的水中。

“现在它绕到圈子的对面去了。”他说。我一定要拼命拽住，他想。只要拽紧了，它兜的圈子就会一次比一次小。也许不出一个钟头我就能见到它。现在我得稳住它，然后得弄死它。

但是这鱼还在继续慢慢地打转，两个钟头后，老人浑身汗淋淋的，累得骨头都发酸。不过现在的圈子已经小得多了，而从钓绳的斜度可以看出，那鱼一边游一边不断地往上升。

有一个钟头光景，老人一直看见眼前有黑点，汗水渍痛了他的眼睛，渍痛了他眼睛上和脑门上的伤口。他不怕那些黑点。他这么紧张地拽住钓绳，眼前出现黑点是正常的。不过他有两次觉得头昏眼花，这可让他有些担心。

“我不能自己不争气，像这样为一条鱼送了命。”他说，“既然我已经让它这样乖乖地过来了，求上帝帮助我坚持下去吧。”

就在这时，他觉得自己双手攥住的钓绳突然砰的一声给硬拉了一下。来势很猛，只觉得硬邦邦、沉甸甸的。

它在用它的长嘴撞击接钩绳，他想。这是免不了的。它不得不这样做。不过这样它就会跳起来，我倒宁愿它继续打转。它必须跳起来呼吸空气。但是每跳一次，钓钩造成的伤口就会加宽一些，然后它就可以把钓钩甩掉。

“别跳，鱼啊，”他说，“别跳。”

那鱼又撞了接钩绳几次，它每甩一次头，老人就放出一点钓绳。

我一定要让它的疼痛局限在原来的地方，他想。我疼痛不要紧。我能克制住。但是它痛起来能把它逼疯的。

过了一会儿，鱼不再撞击接钩绳，又慢慢打起转来。这时老人不停地收进钓绳。但是他又感到头晕了。他用左手舀起点海水，洒到脑袋上。然后又洒了些，擦一擦脖颈。

“我没抽筋。”他说，“它马上就浮上来了，我能坚持住。你得坚持住。说都不用说。”

他靠着船头跪下，一时又把钓绳拉到背上。他拿定主意：现在趁它往外打转的时候歇一歇，等它转回来时再站起来对付它。

他多想在船头上歇一歇，让鱼自己去兜一圈，而不把钓绳往回收。但是等到钓绳的拉力表明鱼已经转身朝小船游来的时候，老人就站起身，开始左一把右一把地拽动，把他能收进的钓绳全拉上来。

我从来没有这样累过，他想，现在又刮起信风了。不过正好可以借助信风把它拖回去。真是巴不得呀。

“等它下一趟兜圈子的时候，我要歇一歇，”他说，“我感觉好多了。再兜两三圈，我就能制服它。”

他的草帽给推在后脑勺上，他感到鱼在转身，让钓绳一拽，一屁股坐在了船头。

你忙你的吧，鱼啊，他想。你转回来我就收拾你。

海水涨了不少。不过眼下刮的是晴天的微风，他得靠这样的风回家去。

“我只要朝西南方划去，”他说，“人在海上是绝不会迷失方向的，何况这又是个长长的岛屿(26)。”

鱼在第三次转身时，他才第一次看见它。

他起先看见的是一个黑乎乎的影子，那黑影费了好久才从船底下穿过去，他不敢相信它会有那么长。

“不会的，”他说，“它不会那么大。”

不过它还真有那么大，等这一圈转完了，它出现在只有三十码开外的水面，老人看见它的尾巴露出水来。那尾巴比一把大镰刀的刀身还要高些，在深蓝色的海面上现出了淡淡的浅紫色。它向后倾着划过水面，当鱼贴着水面游的时候，老人能看见它庞大的身躯和身上的紫色条纹。它的脊鳍向下耷拉着，巨大的胸鳍张得很开。

这次鱼打转时，老人能看见它的眼睛和围着它游来游去的两条灰色䲟鱼。有时候它们恋恋不舍地跟着它，有时候又忽地游开了。有时候会在它的阴影里悠闲地游着。两条鱼每条都有三英尺长，游得快时像鳗鱼一样甩动整个身子。

老人这时在淌汗，但不光因为太阳，还有别的原因。鱼每次沉着、平静地转回身时，他都收回一段钓绳，他深信鱼再兜上两圈，他就有机会把鱼叉戳进去了。

可是我必须把它拉近，拉近，再拉近，他想。千万不能戳脑袋。一定要扎进它的心脏。

“要沉着，要有力，老家伙。”他说。

又转了个圈，鱼的脊背露出来了，不过离船太远了点。再转一圈，还是离得太远，不过它已经更高地露出在水面上，老人相信只要把钓绳再收进一些，他就可以把鱼拽到船旁边来。

他早就把鱼叉准备好了，鱼叉上的那卷细绳子放在一只圆筐里，一头拴在船头的系缆桩上。

这时鱼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既沉着又优美，只有那条大尾巴在摆动。老人竭尽全力去拽，想把它拉近些。一刹那间，那鱼朝他这边稍微转过来一点。随即它又伸直了身子，又打起转来。

“是我把它拉动的，”老人说，“那是我把它拉动的。”

他又觉得头晕，但还是使出浑身力气拽住大鱼。是我把它拉动的，他想。也许这一次我能把它拉过来。拉呀，手，他想。站稳啦，腿。为我坚持下去，头。为我坚持下去。你从没晕倒过。这一次我要把它拽过来。

但是，还没等大鱼来到船边，他就使尽浑身力气，拼命去拉钓绳，那鱼转过来了一点，随即又摆正身子游开了。

“鱼啊，”老人说，“鱼啊，你横竖是死定了。难道你非得把我也弄死吗？”

那样一来就会一事无成，他想。他嘴巴干得说不出话来，而眼下又够不到水。这次我一定把它拉到船边来，他想。它再多转几圈，我就不行了。“不，你行的，”他对自己说，“你永远是行的。”

转下一圈时，他几乎把它拽到身边了。可是那鱼又摆正了身子，慢慢地游走了。

你想把我给弄死啊，鱼，老人想。不过你有这个权利。兄弟，我从没见过一个比你更大、更美、更沉着、更尊贵的家伙。来，把我弄死吧。我不在乎谁弄死谁。

你现在头脑糊涂了，他想。你应该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头脑清醒，像男子汉那样懂得如何吃苦。要么像条鱼似的。

“清醒一下，脑袋，”他用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说，“清醒一下。”

鱼又转了两圈，还是老样子。

我搞不懂，老人想。他每次都觉得自己快要垮了。我搞不懂。不过我还要再试一次。

他又试了一次，等把鱼拉得转过来时，他觉得自己真要垮了。那鱼摆正了身子，又慢慢地游开了，大尾巴还在空中摆来摆去。

“我还要试一次。”老人许诺说，尽管这时他的双手已经软弱无力，眼睛只能一闪一闪地看清东西。

他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还没开始动手，就觉得要垮了。他想，我还要再试一次。

他忍住一切疼痛，拿出剩余的力气和早已失去的自尊，用来对付那鱼的痛苦挣扎。鱼来到了他身边，侧着身子轻轻地游着，嘴几乎碰到了小船的外板。它开始打船边游过去，身子又长、又高、又宽，银光闪闪，还缀着紫色条纹，在水里显得看不到尽头。

老人放下钓绳，用脚踩住，尽可能高地举起鱼叉，随即使出全身力气，加上刚刚鼓起的劲儿，把它一下扎进鱼腰上，就在那大胸鳍后面一点的地方，这胸鳍高高地挺在空中，跟老人的胸膛一般高。他感觉那铁叉扎下去了，便把身子靠在上面，让它扎得更深些，然后用全身的重量把它戳进去。

这时那鱼死到临头，倒变得活跃起来，从水里高高跃起，把它那超乎寻常的长度和宽度，它的威力和美，全都显现出来。它仿佛悬在空中，就在船中老人的头顶上。接着，它轰的一声掉进水里，浪花溅了老人一身，溅了一船。

老人觉得头晕，恶心，眼睛看不大清楚。不过他放开了鱼叉上的绳子，让它从他那划破了皮的手中慢慢地滑下去，等他眼睛看得清的时候，他看见那鱼仰天躺着，银白色的肚皮翻到上面来。鱼叉柄斜插在鱼的肩部，海水被它心脏里流出的血染红了。起先这血黑乎乎的，就像一英里多深的蓝色海水中的一块暗礁。接着就像云彩一样扩散开了。那鱼是银白色的，一动不动，只是随波漂流。

老人用他那一闪一闪的目光仔细看了看。接着他把鱼叉绳往船头的系缆桩上绕了两圈，然后把脑袋靠在双手上。

“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他靠着船头的木板说，“我是个疲乏的老头。可我杀死了这条鱼，它是我的兄弟，现在我得做苦役了。”

眼下我得准备好套索和绳子，好把它绑在船边，他想。尽管只有我们俩，即使把船灌满了水将它拉上来，再把水舀出去，这条小船也绝对盛不下它。我得做好一切准备，然后把它拖过来，好好绑住，竖起桅杆，张起帆回家去。

他动手去拖鱼，想把它拖到船跟前，好用一根绳子从它鳃里穿过去，再从嘴里拉出来，把它的脑袋绑在船头上。我想看看它，他想，碰碰它，摸摸它。它是我的财富，他想。但是我倒不是为这想摸它。我想我刚才触到了它的心脏，他想。就在我第二次抓着鱼叉柄往里戳的时候。现在把它拉过来，牢牢地抓住，用一根套索拴住它的尾巴，用另一根拴住它的腰，把它捆在小船上。

“动手干吧，老家伙。”他说，他喝了一小口水，“虽说战斗结束了，还有好多苦活儿要干。”

他抬头望望天空，然后望望船外的鱼。他又仔细地望望太阳。刚过中午不久，他想。信风刮起来了。现在这些钓绳都没用了。回家以后，我要跟孩子把它们接起来。

“来吧，鱼。”他说。可是鱼没有过来。它反倒躺在海里翻滚，老人只好把小船划到它跟前。

等他划到跟鱼并拢了，让鱼头靠着船头时，他真不敢相信它有这么大。他把鱼叉绳从系缆桩上解下来，打鱼鳃里穿进去，从嘴里拉出来，在它剑状的长上颚上绕一圈，又打另一边鳃里穿进去，再在嘴上绕一圈，把双股绳子打个结，拴在船头的系缆桩上。随后他割下一截绳子，走到船尾去套住鱼尾巴。鱼已经从原来紫银相间的颜色变成了银白色，身上的条纹显出了跟尾巴一样的淡紫色。这些条纹比伸开五指的人手还要宽些，它的眼睛看上去像潜望镜中的反射镜或宗教游行队伍中的圣徒一样冷漠。

“要杀死它只有这个办法。”老人说。喝了水以后，他觉得好些了，他知道他不会垮掉，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看样子它有一千五百多磅，他想。也许还重得多。要是收拾好了还有三分之二的分量，卖三毛钱一磅，那该赚多少钱啊？

“我需要有支铅笔来算一算，”他说，“我的头脑还不是那么清楚。不过我想了不起的迪马乔今天会为我骄傲的。我没有长骨刺。不过双手和脊背可痛得厉害。”不知道骨刺是怎么回事，他想。也许我们长了骨刺也不知道。

他把鱼拴在船头、船尾和中间的坐板上。这条鱼可真大，像是在船边绑上了一条大得多的船。他割下一截钓绳，把鱼的下颚跟它的尖嘴绑在一起，让它张不开嘴巴，船就可以顺顺当当地行驶了。接着他竖起桅杆，装上那根当鱼叉用的棍子和下桁，张起带补丁的帆，船开始移动了，他半躺在船尾向西南方驶去。

他不用指南针来告诉他哪儿是西南方。他只需要感受一下信风，瞧瞧帆的飘动。不如放一根带匙钩的细钓丝到水里去，弄点什么东西来吃吃，也好润润嘴。但他找不到匙钩，他的沙丁鱼也都发臭了。所以，等船经过一片黄色马尾藻时，他用鱼叉叉了上来，把它抖了抖，里面的小虾都落到了船板上。总共十多只小虾，像沙蚤一样活蹦乱跳。老人用拇指和食指掐去它们的头，连壳带尾巴嚼着吃下去。这些小虾虽然只有一丁点大，可是他知道它们很有营养，而且味道也不错。

老人的瓶里还有两口水，他吃了小虾后喝了半口。考虑到有那么大的累赘，小船行驶得还算不错，他把舵柄夹在腋下掌着舵。他看得见那条鱼，只消看看他的手，感觉到脊背靠在船尾上，就能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不是梦。有一阵他感觉情势不妙时，曾觉得这也许是一场梦。后来他看见鱼从水里跳出，落下前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便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莫大的奥秘，让他无法相信。当时他看不大清楚，不过眼下又像往常一样看得清楚了。

现在他知道那条鱼就在眼前，他的手和背也不是梦幻。这双手很快就会好的，他想。我让手上的血都流干净了，咸水会把它们治好的。这真正海湾里黑魆魆的海水，是世界上最好的良药。我要做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这双手已经尽职尽责了，我们的船行驶得很好。鱼的尾巴直上直下地竖着，我们像兄弟一样行驶着。后来他的头脑又有点糊涂了，他心想究竟是它带我回家，还是我带它回家？要是我把它拖在后面，那就没有疑问了。要是鱼给放在船上，它的体面丢尽了，那也不会有什么疑问。可是它和小船是拴在一起并排行驶的，所以老人在想，它要是高兴的话，就让它带我回家吧。我只不过靠耍花招才占了它的上风，再说它对我也没有恶意。

他们行驶得很顺当，老人把手泡在海水里，尽量保持头脑清醒。头上有高高的积云，还有不少的卷云，因此老人知道，这风要刮一整夜。老人不断地望着鱼，好确信真有这么回事。这时离第一条鲨鱼来袭还有一个钟头。

这条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一大片暗黑色的血在一英里深的海里下沉、扩散的时候，它就从深水底下蹿上来了。它蹿得很快，完全无所顾忌，哗的一声冲出蓝色的水面，来到了阳光里。接着它又落进海里，嗅到了臭迹，就顺着船和鱼所走的路线游来。

有时候它迷失了那臭迹。但是它总会重新嗅到，或者只嗅到一点点臭迹，然后就迅疾地紧追上去。这是一条巨大的灰鲭鲨，天生就能游得跟海里最快的鱼一样快，浑身除了上下颚以外，处处都很优美。它的背像剑鱼的一样蓝，肚子是银白色的，皮又光滑又漂亮。它长得像剑鱼一样，所不同的是它那巨大的两颚，眼下它就在水面下迅疾地游着，双颚紧闭着，高耸的背鳍像刀子一般划破水面，丝毫也不晃动。在它紧闭的双唇里，八排牙齿全都向内倾斜。跟大多数鲨鱼不同，它的牙齿不是角锥形的。这些牙像爪子一样蜷在一起时，形状就如同人的手指头。它们几乎跟老人的手指一样长，两边都有剃刀般锋利的刃。这种鱼天生要吃海里所有的鱼，尽管那些鱼游得那么快，长得那么壮，装备那么齐全，以至于没有任何别的对手。这时它嗅出了新的臭迹，加快游起来，蓝色的背鳍划开了水面。

老人一见它来了，就知道它是一条毫不畏惧、为所欲为的鲨鱼。他准备好了鱼叉，把绳子系紧，一面瞅着那鲨鱼游向前来。绳子短了，缺了他割下用来绑鱼的那一段。

这时老人的头脑清醒好使，决心也大，但是不抱多少希望。好景不长，他想。他瞅着鲨鱼逼近的时候，望了望那条大鱼。这是一场梦就好了，他想。我没法阻止它来袭击我，但是也许我能弄死它。Dentuso(27)，他想，让你倒霉去吧。

鲨鱼飞速地逼近船尾，它袭击大鱼的时候，老人看见它张开了嘴，一双眼睛好奇异，牙齿咔嚓一声朝鱼尾上方的肉里猛咬进去。鲨鱼的头钻出了水面，背也露出水来，老人听见鲨鱼撕开大鱼皮肉的声音，便用鱼叉朝下猛地扎进鲨鱼的脑袋，正扎在两眼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笔直通到脑后的那条线的交叉点上。其实并不存在这两条线。只有那又粗又尖的蓝色脑袋，两只大眼睛，和那咔嚓作响、伸得长长的、吞噬一切的两颚。不过那正是脑子的所在，老人刺了个正着。他使出全身力气，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把一支锋利的鱼叉扎了进去。他扎下去时并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满怀决心和狠毒。

鲨鱼翻过身来，老人看出它的眼珠已经没有生气了，接着它又翻了个身，身上缠了两圈绳子。老人知道它没命了，可鲨鱼却不肯认输。这时它肚皮朝上，尾巴噼里啪啦扑打着，两颚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像快艇一样划破水面。海水被它的尾巴拍打起一片白浪，它身子的四分之三脱出了水面，这时绳子绷紧了，颤抖着，随即啪地断了。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老人瞅着它。然后它就慢慢沉下去了。

“它吃掉了大约四十磅肉。”老人大声说道。它把我的鱼叉也带走了，还有整条绳子，他想，而眼下我的鱼又在淌血，还会有别的鲨鱼来。

他不愿再看这条鱼了，因为它已经给咬得残缺不全了。鱼遭到袭击时，就好像他自己遭到了袭击。

可是我把袭击我这条鱼的鲨鱼给宰了，他想。它可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灰鲭鲨。天晓得我也见过不少大鱼呢。

好景不长，他想。但愿这是一场梦，但愿我从来没钓到这条鱼，正独自垫着报纸躺在床上。

“不过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他说，“人尽可被毁灭，但是不会被打败。”不过我很难过，把这条鱼给杀死了，他想。现在倒霉的时刻快到了，可我连鱼叉也没有。这条灰鲭鲨又残忍，又能干，又强壮，又聪明。但是我比它更聪明。也许不是这样，他想。也许我仅仅是装备比它强。

“别想啦，老家伙，”他大声说道，“顺着这条航线行驶吧，有了事情就担当着。”

但是我一定要想，他想。因为我只剩下这件事可干了。这件事，还有棒球。不知道了不起的迪马乔喜不喜欢我那样扎中它的脑子？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想。什么人都做得到。但是，你是不是认为我的手像骨刺一样给我招来很大的麻烦呢？我可说不准。我的脚后跟从没出过毛病，只有一次游泳时踩在一条刺鳐上，脚后跟给扎了一下，小腿就麻木了，痛得受不了。

“想点愉快的事情吧，老家伙，”他说，“每过一分钟，你就离家近一点。丢了四十磅鱼肉，船行驶起来就轻快些了。”

他很清楚，等他把船驶进海流中间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可是眼下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有办法，”他大声说道，“我可以把刀子绑在一支桨柄上。”

于是他腋下夹着舵柄，一只脚踩住了帆脚绳，把刀子绑在一支桨柄上。

“瞧，”他说，“我依旧是个老头。不过我不是手无寸铁了。”

这时又刮起了清风，船顺利地往前驶着。他只管瞧着鱼的前半身，又恢复了一点希望。

不抱希望才蠢呢，他想。再说，我认为这是一桩罪过。别想罪过了，他想。不想罪过，麻烦已经够多了。何况我也不懂这种事。

我不懂这种事，也说不准信不信这种事。也许杀死这条鱼是一桩罪过。我看是的，即使我是为了养活自己，为了养活许多人，才这么做的。不过那样一来，什么都是罪过了。别想罪过了。现在去想也为时太晚了，有些人是拿了钱来干这种事的。让他们去考虑吧。你生来是个渔夫，正如那鱼生来是条鱼一样。圣彼得是个渔夫，跟那了不起的迪马乔的父亲一样。

但是他喜欢去想一切跟他有牵连的事，因为没有书报可看，也没有收音机，他就想得很多，不停地想到罪过。你不光是为了养活自己，为了卖钱买食品才杀死那鱼的，他想。你杀死它是出于自尊，因为你是个渔夫。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死后你还是爱它。你既然爱它，把它杀死就不是罪过。或许是更大的罪过？

“你想得太多了，老家伙。”他大声说道。

不过你以杀死那条灰鲭鲨为快，他想。它跟你一样，靠吃活鱼维生。它不是食腐动物，也不像有些鲨鱼那样，游来游去地只顾贪吃。它又美丽又尊贵，无所畏惧。

“我是为了自卫才杀死它的，”老人大声说道，“杀得也很利索。”

再说，他想，在某种意义上，人间万物都是一物杀一物。捕鱼既养活了我，也快把我害死了。那孩子使我活着，他想。我不能过分欺骗自己。

他把身子探出船舷，从鱼身上被鲨鱼咬过的地方撕下一块肉。他嚼了嚼，觉得肉质不错，味道挺香。像兽肉一样，又坚实又多汁，不过不是红色的。肉里筋不多，他知道能在市场上卖最高价。但是他没法让肉的气味不散布到水里去，他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了。

风不停地吹着，稍微转向了东北方，他知道这意味着风不会减退。老人朝前方望去，但却见不到帆，也见不到任何船只或船上冒出来的烟。只有飞鱼从船头跃起，向两边飞掠过去，还有一簇簇黄色的马尾藻。他连一只鸟也看不见。

船已经行驶了两个钟头，他在船尾歇着，有时从马林鱼身上撕下块肉来嚼嚼，尽量休息一下，积攒些力气，这时他看见了两条鲨鱼中的第一条。

“Ay.”他大声说道。这个字是没法翻译的，也许只不过是一个人觉得钉子穿过他的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喊声。

“Galanos(28).”他大声说道。他看见第二条鲨鳍在第一条鲨鳍后面冒出来，从那褐色三角形的鳍和那摆来摆去的尾巴，他认出这是两条铲鼻鲨。它们嗅出了臭迹，顿时兴奋起来，因为饿得发傻了，兴奋中时而将臭迹丢失，时而重又嗅到。不过它们始终在逼近。

老人系紧帆脚绳，卡好了舵柄。随即拿起了上面绑着刀子的桨。他把桨尽量轻轻地举起来，因为他的手痛得不听使唤了。接着他又把手张开，再轻轻地握住了桨，让手放松一下。随即他把手攥得紧紧的，让它们忍住了痛不缩回来，一面注视着鲨鱼过来。他看得见它们那宽大、扁平的铲子形的头，和那带白尖的宽宽的胸鳍。这是两条可恶的鲨鱼，气味难闻，既好吃腐食，又嗜杀成性，饥饿的时候，还会去咬桨和舵。正是这种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时咬掉它们的腿和鳍足，要是饿急了，还会袭击水里的人，即使人身上并没有鱼血或鱼黏液的腥味。

“Ay，”老人说，“铲鼻鲨。来吧，铲鼻鲨。”

它们来了。但是没有像灰鲭鲨那样游来。一条鲨鱼转了个身，钻到小船底下不见了，等它撕扯大鱼时，老人觉得小船在晃动。另一条鲨鱼用它一条缝似的眼睛瞅着老人，然后飞速地游过去，张开半圆形的大嘴，朝大鱼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咬去。在它褐色的头顶和脊背上，在脑子和脊髓相连的地方，有一条清晰的纹路，老人就用绑在桨上的刀子朝那交叉点扎进去，然后拔出来，再扎进鲨鱼那猫似的黄眼睛里。鲨鱼放开了大鱼，身子朝下滑下去，临死时还在吞它咬下的肉。

另一条鲨鱼仍在摧残那条大鱼，弄得小船还在摇晃，老人松开了帆脚绳，让船向侧面摆动，使鲨鱼从船底下露出来。他一看见鲨鱼，就从船舷上探出身子，拿刀子朝它猛戳下去。他只是扎到了肉，而鲨鱼皮又太坚韧，刀子几乎戳不进去。这一戳不仅震痛了他的手，也震痛了他的肩膀。不过鲨鱼又迅速浮上来，露出了脑袋，老人趁它的鼻子伸出水面挨上那条鱼的时候，对准它扁平的脑袋中央扎去。老人拔出刀来，朝同一地方又扎了下去。它依然闭紧嘴咬住大鱼不放，老人一刀戳进它的左眼。这鲨鱼还悬在那里。

“还不够吗？”老人说，随即又把刀子扎进它的脊骨和脑子之间。这一次扎起来很容易，他觉得鲨鱼的软骨断了。老人把桨倒过来，把刀子插在鲨鱼的两颚中间，想把它的嘴撬开。他把刀子绞了绞，鲨鱼松开嘴滑下去的时候，他说：“去吧，铲鼻鲨。滑到一英里深的水里去。去找你的朋友吧，也许是你的妈妈呢。”

老人擦了擦刀口，把桨放下。接着他扯起帆脚绳，鼓起了帆，让小船顺着航道驶去。

“它们一准把它吃掉了四分之一，而且吃的是顶好的肉。”他大声说道，“但愿这是一场梦，但愿我从来没有钓到它。我为此感到抱歉，鱼。真是千错万错。”他顿住了，这时也不想朝鱼看了。那鱼已经淌光了血，还受到海浪的冲刷，看上去像镜背镀的银白色，身上的条纹依然看得出来。

“鱼啊，我不该出海出得这么远，”他说，“对你对我来说都不该。我很抱歉，鱼啊。”

好吧，他对自己说。检查一下绑刀的绳子，看看断了没有。然后把你的手料理好，因为还会有麻烦呢。

“有一块磨刀石就好了，”老人检查了绑在桨柄上的绳子后说，“我应该带一块磨刀石来。”你应该带的东西多着呢，他想。但是你却没有带来，老家伙。现在不是想你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想想你用现有的东西能做什么事吧。

“你给我出了许多高招，”他大声说道，“我都听腻了。”

他把舵柄夹在腋下，双手浸在水里，小船向前驶去。

“天知道最后那条鲨鱼撕去了多少鱼肉，”他说，“不过这船现在可轻多了。”他不愿意去想那鱼给撕得残缺不全的肚子。他知道鲨鱼每次猛扑上去，总要撕去不少肉，还知道大鱼这时给所有的鲨鱼留下了一道臭迹，宽得像海面上的一条大路。

这条鱼可以把一个人养活一冬天，他想。别这么想吧。还是歇一歇，把你的手调养好，守住这剩下来的鱼肉。水里有那么重的气味，我手上的血腥味也就算不上什么了。再说这手上也没淌多少血。划破什么地方也没关系。出出血会使左手不再抽筋。

我现在还有什么可想的呢？他想。什么也没有。我必须什么也不想，等待下一拨鲨鱼来。这要真是一场梦就好了，他想。可是谁晓得呢？也许结果会是好的。

接着来的是一条单独的铲鼻鲨。瞧它来的架势，就像一头猪奔向猪食槽，如果说猪有那么大的嘴，你都可以把脑袋伸进去的话。老人让它去咬那条大鱼，然后把绑在桨上的刀子扎进它的脑子里。但是鲨鱼朝后猛地一转身，那把刀子啪的一声断了。

老人便定下心来掌舵。他看也不看那条大鲨鱼，任它慢慢地沉下水去，先是跟真身一样大，随即渐渐变小，然后成了一丁点。这种情景总让老人看得入迷。可是这时他看都不看一眼。

“我现在还有鱼钩呢，”他说，“不过这没有用。我还有那两把桨、那个舵柄和那根短棍。”

它们这下可把我打垮了，他想。我太老了，没法用棍子把鲨鱼打死。但是只要我有桨、短棍和舵柄，我就要试一试。

他又把手浸在水里。这时渐渐到了傍晚时分，除了大海和天空，什么也看不见。天上的风刮得比先前大了些，他希望马上能看到陆地。

“你累了，老家伙，”他说，“打骨子里累了。”

直到快日落时，鲨鱼才又向他扑来。

老人看见两片褐色的鳍顺着大鱼在水里必然留下的宽阔踪迹游来。它们甚至不用去搜寻鱼的臭迹，就肩并肩地朝小船直奔过来。

他卡好舵柄，系好帆脚绳，伸手到船尾下去取那根短棍。那原是个桨柄，是从一支断桨上锯下来的，大约有两英尺半长。因为桨柄上有个把手，他只用一只手去抓才觉得对劲，于是便把它稳稳地抓在右手里，把手弯起来握在上面，一面望着鲨鱼的到来。两条都是铲鼻鲨。

我一定要让第一条鲨鱼紧紧咬住了，然后再朝它鼻尖上砸下去，或者直朝它头顶上劈下去，他想。

两条鲨鱼一同紧逼过来，他一见离他较近的那条张开嘴咬进大鱼的银色胁腹，就高高地举起短棍，猛击下去，砰的一声砸在鲨鱼宽阔的头顶上。棍子落下去时，他觉得好像打在坚韧的橡胶上。不过他也感觉到了坚硬的骨头，就在鲨鱼从大鱼身上滑下时，他又朝它的鼻尖上狠狠地揍了一棍。

另一条鲨鱼一直出没不定，这时又张开大嘴扑了上来。它猛冲向大鱼，咬紧了嘴巴，老人看见它嘴角上漏出一块块白花花的鱼肉。他抡起棍子朝它打去，只击中了它的头，鲨鱼朝他望了望，然后把它咬住的肉撕去了。等它溜开要吞下那肉时，老人又揍了它一棍，不过只是击中了那又厚实又坚韧的橡皮般的地方。

“来吧，铲鼻鲨，”老人说，“再过来吧。”

鲨鱼又冲上来了，老人趁它一闭嘴，就给了它一棍。他把棍子举到不能再高的地步，结结实实地揍了它一下。这一回他觉得击中了脑后的骨头，于是朝同一部位又打了一下，鲨鱼动作缓慢地撕下嘴里咬着的肉，然后从大鱼身上滑下去了。

老人提防着它再回来，可是两条鲨鱼都没露面。后来他看见其中一条在水面上打着转儿游。他却没有看见另一条的鳍。

我没法指望杀死它们了，他想。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还行。不过我把它们俩都打成了重伤，它们谁也不会觉得好过。要是我能用双手抡起一根棒球棒，我准能把第一条打死。即使现在也能，他想。

他不愿朝那条鱼看。他知道它的半个身子给撕光了。他刚才跟鲨鱼搏斗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天马上就要黑了，”他说，“到时候我就要看见哈瓦那的灯火了。我要是往东去得太远，就会看见那一处新海滩的灯光。”

眼下我不会离港太远了，他想。我希望没人为我担心。当然，只有那孩子会担心。不过我相信他有信心。许多老渔夫也会担心。还有不少别的人，他想。我住在一个好镇子上。

他不能再跟这条鱼讲话了，因为它给毁得太不像样了。这时他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半拉鱼，”他说，“你本来是一整条鱼。很遗憾，我出海出得太远了。我把我们俩都毁了。可是我们杀死了不少鲨鱼，你和我一起，还打伤了好多条。你杀死过多少啊，老鱼？你头上的那只长嘴可不是白长的。”

他喜欢想这条鱼，想它要是能自由自在地游，它会怎样对付一条鲨鱼。我该砍掉它那只长嘴，拿着去跟鲨鱼斗，他想。可是没有斧头，刀子也没了。

但是，我要是真把那长嘴砍下来了，还把它绑在桨柄上，那该是多好的武器啊。那样一来，我们就会一起跟它们斗啦。要是它们夜里跑来，你会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办法呢？

“跟它们斗，”他说，“我要跟它们斗到死。”

但是，眼下一片黑暗，没有亮光，也没有灯火，只有风在刮，帆不停地扯动，他觉得也许他已经死了。他合上双手，摸一摸掌心。它们没有死，他只消把它们张合一下，就能感到生的痛苦。他把脊背靠在船尾，知道自己没有死。这是他的肩膀告诉他的。

我许诺过，要是我逮住这条鱼，我要把所有的祷词都念一遍，他想。但是我现在累得念不成了。我还不如把麻袋拿过来披在肩上。

他躺在船尾，一面掌舵一面察看天边有没有亮光出现。我还有半条鱼，他想。也许我运气好，能把这前半条带回去。我该有点运气啦。“不，”他说，“你出海出得太远，把运气给败掉了。”

“别犯傻啦，”他大声说道，“保持清醒，掌好舵。也许你有不少好运呢。”

“要是有什么地方卖好运，我倒想买一点。”他说。

我能拿什么来买呢？他问自己。难道我能用一把丢掉的鱼叉、一把折断的刀子和一双受了伤的手去买吗？

“也许可以，”他说，“你曾经想用出海八十四天去买。人家也差一点卖给你。”

我不能胡思乱想，他想。运气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谁能认得出来呢？我倒想有点运气，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而且要什么价钱我都给。但愿我能看到灯光，他想。我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眼下就想要这东西。他想尽力搞得舒服些好掌舵，因为觉得疼痛，他知道自己没有死。

大约在夜里十点钟的时候，他看见了城里灯火的反射光。起初只是隐约可辨，就像月亮升起之前天上的幽光。接着，到了风大浪涌的时候，往海上望去，灯光就能看得清了。他把船驶进亮光之中，心想现在要不了多久，他就能驶到海流边了。

现在事情过去了，他想。也许它们还会向我袭来。可是在黑夜里，一个人没有武器怎么能对付它们呢？

这时他身子既僵硬又酸痛，在夜晚的寒气里，他身上的伤口和所有用力过度的地方都痛得厉害。我希望不必再斗了，他想。我多么希望不必再斗了。

但是到了半夜，他又搏斗了，这一回他知道搏斗也是白搭。它们是成群来的，他只看得见它们的鳍在水里划出的一道道线路和扑向大鱼时身上发出的磷光。他朝鲨鱼头上打去，听到它们的嘴巴咔嚓一声咬下去，在船底下扯住大鱼搞得小船直摇晃。他只要感觉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拼命地挥棒打去。他感到什么东西攫住了棍子，随即就把它丢掉了。

他猛地把舵柄从舵上拽下来，拿它又打又砍，双手攥住一次次地劈下去。但是它们这时都冲到船头，一条接一条地扑上去，时而又一拥而上，当它们转身再次扑来时，就把在水面下闪闪发亮的鱼肉一块一块地撕去了。

最后，一条鲨鱼朝鱼头扑来，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挥起舵柄朝鲨鱼头上击去，鲨鱼的两颚卡在那厚实的鱼头上，怎么也撕不下来。他又劈下去一次，两次，又一次。他听见舵柄啪地折断了，就用断把向鲨鱼戳去。他觉得那断把戳进去了，他也知道这东西很尖利，就再把它往里戳。鲨鱼松开嘴，一翻身就去了。这是来袭的这群鲨鱼中的最后一条。它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老人这时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觉得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那是一种铜腥味，还甜丝丝的，他担心了一番。但是味道不是很浓。

他朝海里啐了一口，说：“把这吃了，铲鼻鲨。做个梦，梦见你们弄死一个人。”

他知道现在他终于被打垮了，没法补救了，便回到船尾，发现舵柄那锯齿形的断头还可以按在舵槽里，让他好掌舵。他把麻袋披在肩膀上，驾着小船顺着航线驶去。这时小船轻松地走着，他什么也不想，什么感觉也没有。他现在超脱了一切，只顾尽可能稳妥地、尽可能机敏地把小船驶回港去。夜里又有鲨鱼来袭击大鱼的残骸，就像有人从饭桌上捡面包屑一样。老人不去理会它们，除了掌舵，他什么都不管。他只注意到小船由于旁边没有沉重的拖累，现在走得多么轻快，多么顺当。

船还是好好的，他想。还是完好的，除了舵柄，没受任何损伤。舵柄很容易配。

他感觉得到船已驶进海流里面，看得到海滨居住区的灯光了。他知道他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回家不成问题了。

不管怎么说，风还是我们的朋友，他想。随即他又加上：有时候是。还有那大海，海上既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还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友。仅仅是床，他想。床要成为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你一给打垮，事情就好办了，他想。我从不知道居然会这么容易。那么是什么把你打垮的，他想。

“什么也没有，”他大声说道，“我出海出得太远了。”

当他驶进小港的时候，露台酒店的灯光已经熄灭，他知道大家都已上床。风越刮越大，这时变得很猛了。不过港口里却静悄悄的，他把船驶到岩石下一小片卵石滩前。没有人来帮他，他只好把船尽量往岸上靠。然后他跨出船来，把它系在一块岩石上。

他拔下桅杆，卷起了帆，把它捆好。然后扛起桅杆，往岸上爬去。这时他才知道他疲乏到什么程度。他停了停，回头望了望，借助街灯的反光，看见那鱼的大尾巴竖立在船尾靠后的地方。他看见了那白色的赤条条的脊骨，它那带着突出长嘴的黑乎乎的脑袋，而在这头尾之间光秃秃的没有一点肉。

他又往上爬去，到了顶上摔倒了，便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桅杆还横在肩膀上。他想爬起来，可是太吃力了，他便扛着桅杆坐在那里，望着大路。一只猫从路对面走过，不知在干什么，老人拿眼望着它。随后他就只顾望着大路。

最后他放下桅杆，站了起来。他又拾起桅杆，扛在肩上，顺着大路走去。他不得不坐下歇了五次，才走到他的窝棚。

进了窝棚，他把桅杆靠在墙上。他摸黑找到一只水瓶，喝了一口水。然后他躺到了床上。他拉起毯子盖住两肩，然后裹住脊背和双腿，脸朝下趴在报纸上，两臂直伸，掌心向上。

早上他还在睡着，那孩子来到门口朝里张望。风刮得很大，漂网渔船都不能出海，所以孩子睡到很晚，然后就像每天早上一样，来到老人的窝棚。孩子看见老人喘着粗气，随即又看见老人那双手，便哭起来了。他悄悄地走出来，去弄点咖啡，一路上哭个不停。

许多渔夫围在小船周围，看着绑在船旁边的那个东西，有一位渔夫卷起裤腿站在水里，用一根绳子在量那副骨架。

孩子没有走下去。他早就去过了，有一个渔夫正在替他看管小船。

“他怎么样啦？”一名渔夫大声问道。

“在睡觉。”孩子大声叫道，他不在乎人家看见他在哭，“谁都别去打扰他。”

“它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那个给鱼量身长的渔夫大声嚷道。

“这我相信。”孩子说。

他走进露台酒店，要一罐咖啡。

“要热的，多加些牛奶和糖。”

“还要别的吗？”

“不要啦。过后我再看看他能吃什么。”

“多大的鱼啊，”酒店老板说，“从没有过这么大的鱼。你昨天逮到的那两条也很棒啊。”

“我的鱼见鬼去吧。”孩子接着又哭起来了。

“你想喝点什么吗？”老板问。

“不要。”孩子说，“叫他们别去打扰圣地亚哥。我就回来。”

“告诉他我很难过。”

“谢谢。”孩子说。

孩子把一罐热咖啡拿到老人的窝棚，坐在一旁等他醒来。有一回眼看他快醒了，可他又沉睡过去，孩子便穿过大路去借点木柴来，好再热热咖啡。

最后老人终于醒了。

“别坐起来，”孩子说，“把这喝了。”他往一只玻璃杯里倒了些咖啡。

老人接过去喝了。

“它们把我打垮了，马诺林，”他说，“它们真把我打垮了。”

“它可没把你打垮。那鱼可没有。”

“是的。真没有。我是后来被打垮的。”

“佩德里科在看守小船和器具。你打算把鱼头怎么办？”

“让佩德里科把它剁碎了作鱼饵吧。”

“那长嘴呢？”

“你要就拿去吧。”

“我要。”孩子说，“现在我们得安排一下别的事。”

“他们找过我没有？”

“当然找过。出动了海岸警卫队和飞机。”

“海洋太大，小船太小，不容易看见。”老人说。他觉得真是快活，能有个人说说话，而不是只能自言自语，只能对海说话。“我可想念你。”他说，“你们捉到了什么？”

“头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

“很好啊。”

“现在我们又要一起打鱼了。”

“不。我运气不好。我不会再交好运了。”

“让运气见鬼去吧，”孩子说，“我会带来好运的。”

“你家里人会怎么说呢？”

“我不在乎。我昨天逮了两条。不过我们现在要一起打鱼，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我们得弄一支能致命的好渔镖，随时放在船上。你可以从旧福特车上弄来一块簧片做矛头。我们可以拿到瓜纳瓦科阿去磨一磨。要磨得快快的，不要淬火，免得会断。我的刀子就断了。”

“我要再弄一把刀子，还要把簧片磨快。大风要刮多少天？”

“也许三天。也许还不止。”

“我要把什么都安排好，”孩子说，“你把你的手护理好，老人家。”

“我知道怎样护理了。夜里我吐出了一种奇怪的东西，我觉得我胸膛里什么地方破了。”

“把那地方也调理好，”孩子说，“躺下来，老人家，我去给你拿件干净衬衫来。再弄点吃的来。”

“把我不在家时候的报纸，也随便带一份来。”老人说。

“你得赶快好起来，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而你样样都能教我。你吃过多少苦呀？”

“可不少。”老人说。

“我去拿吃的和报纸，”孩子说，“好好歇着，老人家。我去药店给你弄点敷手的药来。”

“别忘了告诉佩德里科，鱼头是他的。”

“不会忘。我会记住的。”

孩子出了门，顺着磨光的珊瑚石路走去时，又哭起来了。

那天下午，露台酒店来了一群旅客，有个女人朝下面的海水望去，看见在一堆空啤酒罐和死梭子鱼之间，有一条又粗又长的白色脊骨，一端有一条巨大的尾巴，当东风刮得港口外面不停地汹涌起伏的时候，那尾巴随着潮水一上一下地摇来晃去。

“那是什么？”她问一位侍者，一面指着那条大鱼长长的脊骨，那东西现在不过成了垃圾，只等着潮水来把它冲走。

“Tiburon(29)，”侍者说，“Eshark.”他正想解释是怎么回事。

“我还不知道鲨鱼有这么漂亮、形状这么优美的尾巴。”

“我也不知道。”她的男伴说。

在路那头的窝棚里，老人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睡着，孩子坐在旁边守着他。老人在梦见狮子。

(1)　指墨西哥湾流，是海洋暖流，自墨西哥湾向北沿美国东海岸至纽芬兰与北大西洋水流汇合。

(2)　西班牙语中有salado一词，意为“倒霉的”。古巴当地老百姓使用该词时，去掉了浊辅音d。

(3)　西班牙语，意为“酒店”。

(4)　乔·迪马乔（1914—1999），出身于旧金山的一个渔民家庭，1936—1951年效力于纽约扬基队，是当时美国最受追捧的棒球巨星。1954年与好莱坞著名影星梦露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5)　古巴历史悠久的啤酒品牌。

(6)　美国有两大职业棒球联盟，一是美国联盟，一是全国联盟。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分常规赛和季后赛两个阶段。先由两大联盟各决出一个胜队，再由两队进行总决战，产生两大联盟的最终冠军。

(7)　迪克·西斯勒（1920—1998），美国职业棒球员，1946—1951年间效力于费城人队，以善于击球得分著称。“老球场”指费城人队的比赛主场。

(8)　约翰·约瑟夫·麦格劳（1873—1934），1891年加盟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在巴尔的摩金莺队和纽约巨人队效力，1899—1932年间先后担任这两个队的经理。

(9)　西班牙语中字母“J”的读法。

(10)　利奥·欧内斯特·杜罗谢（1905—1991），20世纪30年代著名棒球明星，1925—1945年间先后担任圣地亚哥教士队、辛辛那提红人队、布鲁克林道奇队、纽约巨人队经理。

(11)　阿道夫·卢克（1890—1957），生于哈瓦那，1914—1935年间先后在波士顿勇士队、辛辛那提红人队、布鲁克林道奇队、纽约巨人队打球，后任经理。

(12)　迈克·冈萨雷斯（1890—1977），生于哈瓦那，曾在波士顿勇士队、辛辛那提红人队、圣路易红雀队和纽约巨人队打球，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两度担任圣路易红雀队经理。

(13)　西班牙语，意为“哪里，别这么说”。

(14)　西班牙语，mar意为“海洋”，la是阴性定冠词。下文的El mar意为“阳性海洋”。

(15)　鲣鱼，属金枪鱼科。

(16)　西班牙语，本是“脏水，坏水”的意思，此外还是生活在加勒比海的一种水母的别名，这种水母的触手含有毒液。

(17)　原文Catalan，又称Catalonia，西班牙古地区名，现为东北部四省。

(18)　西班牙语，意为“微风”。

(19)　西班牙语，意为“抽筋”。

(20)　西班牙语，意为“大联赛”。

(21)　西班牙语，意为“比赛”。

(22)　西班牙语，意为“骨刺”。

(23)　西班牙语，意为“冠军”。

(24)　西班牙语，意为“鲯鳅”。

(25)　Rigel，来自阿拉伯语的rijl（脚、足），是猎户座左足部最明亮的那颗星，我国天文学称其为参宿七。

(26)　指古巴岛，东西长达一千多公里。

(27)　Dentuso，据称是西班牙语dentudo一词的变体，是当地人对灰鲭鲨的俗称。灰鲭鲨属六鳃鲨目。

(28)　Galano，西班牙语，有“优雅，豪爽，杂色斑驳”等意，是当地人对铲鼻鲨的俗称。

(29)　Tiburon，西班牙语，意为“鲨鱼”。下文的Eshark是侍者照西班牙语的习惯用英语讲“鲨鱼”（shark）。

永别了，武器

世界打垮了每一个人，
许多人在被打垮之后，
变得很坚强。

第一部

第一章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那村子隔着河与平原和群山相望。河床里有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深处一片蔚蓝。部队打房前顺着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撒落在树叶上。树干也积满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沿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得纷纷坠落，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空荡荡、白晃晃的，只剩下一片落叶。

平原上满是庄稼，还有许多果园，而平原那边的群山则光秃秃的，一片褐色。山里打着仗，夜里看得见炮火的闪光，黑暗中就像夏日的闪电，不过夜里很凉爽，让人感觉不到暴风雨即将来临。

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见部队打窗下行进，还有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夜里交通运输繁忙，路上有许多驮着弹药箱的骡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些卡车，装的东西用帆布盖住，开得较慢。白天也有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长炮管用绿树枝遮住，牵引车也盖着带叶的绿树枝和葡萄藤。越过山谷朝北看，可以望见一片栗树林，林子后边，河的这一边，另有一座山。那座山也在打争夺战，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秋天雨季来临时，栗树叶全掉光了，树枝光秃秃的，树干被雨淋得黑黝黝的。葡萄园稀稀疏疏，藤蔓光秃秃的，整个乡间湿漉漉的，一片褐色，满目秋意萧索。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溅起泥浆，士兵的斗篷淋得透湿，沾满烂泥。他们的来复枪也是湿的，每人的腰带前挂着两个灰皮子弹盒，里面装满一袋袋口径六点五毫米的细长子弹，在斗篷下凸出来，他们走在路上的样子，仿佛怀胎六个月。

路上也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通常司机旁坐着一位军官，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小车溅起的泥浆甚至比大卡车还多，如果后座上有一位军官个头很小，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矮小得让人看不见他的脸，只看得见他的帽顶和瘦削的后背，而且车子又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人很可能就是国王(1)。他住在乌迪内(2)，几乎天天都这样出来察看局势，可是局势很不妙。

一入冬，雨就下个不停，霍乱也随之而来。不过霍乱得到了控制，最后军队里仅仅死了七千人。

第二章

第二年打了不少胜仗。位于山谷和栗树坡后边的那座山给拿下来了，而南面平原那边的高原上也打了胜仗，于是我们八月渡过河，住进戈里齐亚(3)的一幢房子里。这房子有个砌有围墙的花园，园里有个喷水池和不少浓荫大树，房子一侧有一棵紫藤，一片紫色。眼下战斗在那边山后的山里进行，而不是一英里之外。小镇挺不错，我们的房子也挺好。河水在我们后面流过，小镇给漂漂亮亮地攻下来了，但小镇那边的几座山就是打不下来。可我感到挺高兴，奥军似乎想在战后再回小镇，因为他们轰炸起来并没有摧毁的意思，而只是稍微做点军事姿态。镇上照常有人居住，小街上有医院、咖啡店和炮兵部队，还有两家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加上到了夏末，夜晚凉丝丝的。镇那边山里还在打仗。弹痕累累的铁路桥的栏杆、河边先前打仗时被摧毁的隧道、广场周围的树木，以及通向广场的一长排一长排的林荫道，再加上镇上有姑娘；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他那长着长脖子的矮小身子和那山羊髯般的灰胡子；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有些房屋被炮弹炸去一面墙，而突然露出房子的内部，坍塌下来的灰泥碎石堆积在园子里，有时还撒落在街上；还有卡索(4)前线一切顺利。这些使得今年秋天和去年我们在乡下的那个秋天大为不同。战局也变了。

小镇那边山上的橡树林不见了。夏天我们刚到小镇时，树林还一片青翠，可现在只剩下残根断桩，地面也被炸得四分五裂。秋末的一天，我来到从前的橡树林那儿，看到一片云朝山顶飘来。云飘得很快，太阳变成暗黄色，接着一切都变成灰色，天空被笼罩住，云块落到山上，突然间我们给卷入其中，原来是下雪了。雪在风中斜着飘飞，遮住了光秃秃的大地，只有树桩突出来。大炮上也盖着雪，战壕后边通向茅厕的雪地上，已被踩出几条小径。

后来我回到小镇，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一边拿两只酒杯喝着一瓶阿斯蒂(5)，一边望着窗外，眼见着雪下得又慢又沉，我们就知道今年的战事结束了。河上游的那些山还没有拿下来，河那边的山一座也没拿下来。都得等到明年了。我的朋友看见牧师从食堂里出来，小心翼翼地踏着半融的雪，打街上走过，便砰砰地敲打窗子，想引起他的注意。牧师抬起头，看见是我们，便笑了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去，他摇摇头走了。那天晚上在食堂吃意大利细面条，人人都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把面条挑起来，直到下垂的一端离开了盘子，才朝下往嘴里送，不然就是不停地叉起面条用嘴吸，一边还从盖着干草的加仑酒瓶里斟酒喝。酒瓶就挂在一个铁架子上，你用食指扳下酒瓶的细颈，那纯红色的、带丹宁酸味的美酒，便流进同一只手拿着的杯子里。吃完面条后，上尉开始调侃牧师。

牧师很年轻，动不动就脸红，穿的制服和我们一样，不过他灰制服胸前左面口袋上，多一个深红色丝绒缝制的十字架。上尉操一口洋泾浜意大利语，据称是为了照顾我，让我能全部听懂，免得有什么遗漏，对此我有所怀疑。

“牧师今天泡妞了。”上尉说，眼睛望着牧师和我。牧师笑了笑，红着脸摇摇头。上尉常常逗他。

“不对吗？”上尉问，“今天我看见牧师泡妞了。”

“没有。”牧师说。其他军官都被逗乐了。

“牧师不泡妞。”上尉接着说。“牧师从不泡妞。”他向我解释说。他拿起我的杯子倒上酒，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可是目光也没错过牧师。

“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饭桌上的人全都笑起来，“你懂吗？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他做了个手势，放声大笑。牧师只当他是开玩笑。

“教皇希望奥地利人赢得这场战争，”少校说，“他喜欢法兰兹·约瑟夫(6)。钱都是从那儿来的。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猪猡》吗？”中尉问，“我给你弄一本吧。就是那本书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本下流龌龊的书，”牧师说，“你不是真喜欢吧？”

“这本书很有价值。”中尉说。“是讲那些牧师的。你会喜欢看的。”他对我说。我向牧师笑笑，牧师也在烛光下冲我笑笑。“你可别看。”他说。

“我给你弄一本。”中尉说。

“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不相信共济会。”

“我相信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个高尚的组织。”有人进来了，门打开时，我看见外面在下雪。

“雪一下就不会再有进攻了。”我说。

“当然不会有啦，”少校说，“你该休假了。你该去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该到阿马斐(7)去，”中尉说，“我替你给我在阿马斐的家人写几张名片。他们会像喜欢儿子一样喜欢你。”

“他应该到巴勒莫(8)去。”

“他该去卡普里(9)。”

“我希望你去看看阿布鲁齐(10)，见见我在卡普拉科塔的家人。”牧师说。

“听，他连阿布鲁齐都提出来啦。那儿的雪比这儿的还多。他可不想去看农民。让他到文化和文明中心去吧。”

“他应该玩玩好妞儿。我给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美丽的年轻姑娘——都由母亲陪着。哈！哈！哈！”上尉把手摊开，大拇指朝上，其他手指展开着，如同在表演手影戏。墙上出现他手的影子。他又说起了洋泾浜意大利语。“你去时像这个，”他指指大拇指，“回来时像这个。”他点点小拇指。人人都笑起来。

“看哪。”上尉说。他又摊开手。烛光又把他的手影投到墙上。他从竖起的大拇指开始，依次将大拇指和四个指头叫出名字来：“Soto-tenente（大拇指），tenente（食指），capitano（中指），maggiore（无名指），tenente-colonello（小拇指）。你去的时候是soto-tenente！回来的时候是tenente-colonello！(11)”大家都笑了。上尉的指头游戏大获成功。他看着牧师大声嚷道：“每天晚上牧师都是一对五！”众人又大笑起来。

“你应该马上去休假。”少校说。

“我想跟你一起去，给你当向导。”中尉说。

“回来时带一台留声机吧。”

“还带些好的歌剧唱片来。”

“带些卡鲁索(12)的唱片。”

“别带卡鲁索的。他只会吼叫。”

“难道你不希望能像他那样吼叫吗？”

“他只会吼叫。我说他只会吼叫！”

“我希望你到阿布鲁齐去。”牧师说。其他人还在大声叫嚷。“那里打猎可好啦。你会喜欢那儿的人，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清爽干燥。你可以住我家。我父亲是有名的猎手。”

“走吧，”上尉说，“我们逛窑子去吧，别等到人家关门了。”

“晚安。”我对牧师说。

“晚安。”他说。

第三章

我回到前线时，我们的部队还驻在那小镇上。附近乡间，炮比以前多了好些，而春天也来了。田野青翠，葡萄藤上也泛出小绿芽，路边的树木吐出了嫩叶，微风从海(13)上吹来。我看见那小镇和小镇上边的小山和古堡，众山环绕着，形成一个杯状，远处是些高山，褐色的高山，山坡上泛出了一点新绿。小镇上炮更多了，还有几家新开的医院，街上可以碰见英国男人，有时还有女人，又有一些房子被炮火击中。我沿着树荫小巷走，给墙上反射过来的阳光照得暖洋洋的。我发现大家还住在那幢老房子里，这房子看上去跟我离开时完全一样。门开着，有个士兵坐在外面长凳上晒太阳，一辆救护车停在侧门口。我一进门，便闻到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一切都是我离开时的样子，只是春天到了。我向大房间的门里望了望，看见少校坐在办公桌前，窗子开着，阳光射进屋内。他没看见我，我不知道是该进去报个到，还是先上楼洗洗再说。我决定先上楼。

我和里纳尔迪中尉合住的房间面向院子。窗子开着，我床上铺着毯子，我的东西挂在墙壁上，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马口铁罐子里，钢盔还挂在原来的钉子上。床脚放着我的扁箱子。我的冬靴，皮子上过油擦得锃亮，搁在箱子上。我那杆奥地利狙击步枪，枪管是蓝色的八角形，枪托是漂亮的黑胡桃木，装有护颊板，就挂在两张床中间。跟那杆枪配套用的望远镜，我记得锁在箱子里。里纳尔迪中尉在另一张床上睡着，听见我进到屋里便醒了，坐了起来。

“Ciaou(14)！”他说，“玩得怎么样？”

“棒极了。”

我们握握手，他搂住我的脖子吻我。

“噢。”我说。

“你太脏了，”他说，“你该洗洗。你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马上通通说给我听听。”

“哪儿都去过了。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维拉·圣乔凡尼、墨西拿、陶尔米纳——”

“你好像在背火车时刻表。有没有什么艳遇？”

“有。”

“在哪儿？”

“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

“够了。只要告诉我哪儿最得意。”

“米兰。”

“因为那是第一站。在哪儿碰上她的？在科瓦(15)吗？你们去哪儿啦？感觉怎么样？马上通通告诉我。你们待了一整夜吗？”

“是的。”

“那没什么。我们这儿现在有的是漂亮妞。新来的妞，从没上过前线的。”

“太棒了。”

“你不信？我们下午就去瞧瞧。镇上有漂亮的英国姑娘。我现在爱上了巴克利小姐。我带你去见见她。我很可能会娶她。”

“我得洗一洗再去报到。难道现在谁也不上班吗？”

“你走以后，也没有什么大的伤病，只是有些冻伤、冻疮、黄疸、淋病、自伤、肺炎以及硬、软下疳。每周都有人被石片砸伤。有几个还真伤得不轻。下周又要打起来了。也许又打起来了。人家是这么说的。你看我娶巴克利小姐好不好——当然是在战后啦？”

“绝对好。”我说着往盆里倒满了水。

“今天晚上你再一五一十地说给我听，”里纳尔迪说，“现在我得接着睡，好精神饱满、漂漂亮亮地去见巴克利小姐。”

我脱下外衣和衬衫，用盆里的冷水擦身。我一边用毛巾擦身，一边环视屋内，看看窗外，望望闭着眼躺在床上的里纳尔迪。他长得挺帅，年龄跟我差不多，是阿马尔菲人。他喜欢当外科医生，我们是极好的朋友。我打量他时，他睁开了眼。

“你有钱吗？”

“有的。”

“借五十里拉给我吧。”

我擦干手，从挂在墙上的上衣口袋里掏出皮夹子。里纳尔迪接过钞票，躺在床上也没起身，就折好塞进裤兜里。他笑着说：“我得给巴克利小姐留个阔佬的印象。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经济上的保护人。”

“去你的。”我说。

当晚在食堂里，我坐在牧师身边。听说我没去阿布鲁齐，他感到很失望，顿时伤心起来。他给他父亲写过信，说我要去，他们也做好了准备。我也同他一样难受，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去。本来我是打算去的，我试图说明事情如何一桩接一桩，最后他明白了，了解我的确想过要去的，于是就没事了。我先前就喝了不少酒，后来又喝了咖啡和施特烈嘉酒(16)，便带着酒意解释说：“我们不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从不做这样的事。”

别人争论的时候，我们俩聊着天。我本想去阿布鲁齐。我没去过路面冻得像铁那么坚硬的地方，那儿天气清冷干燥，下的雪干燥得像粉，雪地上有兔子留下的踪迹，农夫们一见到你就脱帽喊老爷，那儿还能痛快地狩猎。我没去这样的地方，却去了烟雾弥漫的咖啡馆，一到夜里，房间直打转，你得盯住墙壁，才能使房子停止旋转。夜里醉醺醺地躺在床上，想着人生一切不过如此，醒来时有一种奇异的兴奋，也不知道究竟是跟谁在睡觉，黑暗中世界变得虚幻，虚幻得令人兴奋，每到晚上你又要变得稀里糊涂，毫不在乎，认为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用不着在乎。突然变得很在乎也是有的，早晨有时怀着这样的心情从睡梦中醒来，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什么都变得尖锐、苛刻、清晰起来，有时还为价钱争吵。有时还觉得愉快、甜蜜、温馨，便一同吃早饭、中饭。有时一点快感都没有，就想快点走到街上，但总是另一天的开始，接下来是另一个夜晚。我想讲讲夜里的事，讲讲夜里与白天有什么不同，讲讲白天若不是很清爽很冷的话，还是黑夜来得好；可我就是讲不出来，就像我现在讲不出来一样。不过，你要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就明白了。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但他也明白我本来确实很想去阿布鲁齐，只是没去成，我们还是朋友，有许多相似的兴趣，不过也有分歧。他总是懂得我所不懂的事，懂得我搞懂了但总能忘记的事。不过当时我不晓得，后来才明白。当时，我们大家都在食堂里，饭吃完了，争论还在继续。我们俩停止了说话，上尉便嚷道：“牧师不开心。牧师没有妞不开心。”

“我开心着呢。”牧师说。

“牧师不开心。牧师希望奥地利人打赢这场战争。”上尉说。其他人都听着。牧师摇摇头。

“不对。”他说。

“牧师想让我们永远不进攻。难道你想让我们永远不进攻？”

“不是。既然有战争，我想我们应该进攻。”

“应该进攻。必须进攻！”

牧师点点头。

“别捉弄他了，”少校说，“他人不错。”

“这事反正他也无能为力。”上尉说。大家都起身，离开饭桌。

第四章

早晨，我被隔壁花园里的炮火吵醒了，看见阳光从窗外射进来，便起了床。我走到窗边往外望去。砾石小径上湿漉漉的，草上沾着露水。迫击炮响了两次，每次好像一股气流扑来，震动了窗子，震得我的睡衣胸襟也跟着抖动。炮虽然看不见，但显然是从我们头顶上开火的。跟那些炮挨得那么近，真让人讨厌，不过炮的口径不是太大，又令人欣慰。我望着外边的花园时，听见一辆卡车在路上发动的声音。我穿好衣服下楼，到厨房里喝了点咖啡，然后往车棚走去。

长长的车棚下并排停着十辆车。都是上重下轻、车头短小的救护车，一辆辆漆成灰色，构造像家具搬运车。机械师正在修理停在外面院子里的一辆车。还有三辆停在山里的包扎所。

“他们轰炸过那炮兵连吗？”我问其中的一个机械师。

“没有，中尉先生。那座小山把它掩护起来了。”

“情况怎么样？”

“还不错。这辆车不行了，但别的车还开得动。”他停下活计笑了笑，“你休过假了吧？”

“是的。”

他往工作服上擦擦手，咧嘴一笑：“玩得好吗？”其他人也都咧嘴一笑。

“挺好，”我说，“这辆车怎么了？”

“不中用了。不是这个毛病就是那个毛病。”

“现在是什么毛病呢？”

“得换钢圈了。”

我走开让他们继续忙活，那车子的引擎打开了，零件散放在工作台上，看上去又丑陋又空荡。我走进车棚，一辆辆车看过去。车子还算干净，有几辆刚洗过，其余的积满尘埃。我仔细检查车胎，看看有没有划破或石头蹭破的地方。看来一切状况良好。显然，有没有我在那里看管车子，无关紧要。我还以为车子的保养，能否搞到物资，把伤病员从包扎所接走，从山里运到医疗后送站，然后把他们送到各自档案上指定的医院，这一揽子事情的顺利运作，很大程度上要靠我个人。显然，那儿有我没我并没有多大关系。

“弄零件有什么困难吗？”我问那个中士机械师。

“没困难，中尉先生。”

“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

“老地方。”

“好。”我说，随即回到房里，去饭堂又喝了碗咖啡。咖啡呈淡灰色，里面加了炼乳，甜甜的。窗外是宜人的春晨。鼻子里开始有一种干燥的感觉，预示着这天晚些时候会很热。那天我去看了看山里的救护站，下午很晚才回到镇上。

我不在的时候，情况似乎更好一些。听说又要发动进攻了。我们所属的那个师准备从河上游某地点进攻。少校叫我在进攻期间负责那些救护站。进攻部队将从河上游一条窄峡上渡河，然后在山坡上展开。救护车停靠的位置应尽可能靠近河边，同时又要掩蔽好。当然，地点应由步兵来选择，不过具体还要由我们来运筹。这样一来，你就有了一种运筹帷幄的错觉。

我浑身是灰，脏得不行，便上楼进屋洗刷。里纳尔迪拿着本《雨果英语语法》(17)坐在床上。他穿戴好了，脚蹬黑靴，头发油光闪亮。

“好极了，”他一看见我就说，“你陪我去见巴克利小姐吧。”

“我不去。”

“要去。求你跟我去，帮我给她留个好印象。”

“好吧。等我把自己弄干净。”

“洗一洗，就这样去吧。”

我洗一洗，梳梳头，两人就出发了。

“等一等，”里纳尔迪说，“也许我们得先喝一杯。”他打开箱子，拿出一瓶酒来。

“别喝施特烈嘉。”我说。

“不。是格拉帕(18)。”

“好的。”

他倒了两杯，我们伸出食指碰碰杯。格拉帕酒劲很大。

“再来一杯？”

“好吧。”我说。我们喝了第二杯，里纳尔迪放好酒瓶，我们下楼去。在镇上走起来挺热的，不过太阳开始下山，觉得也挺惬意的。英国医院是德国人战前盖的一幢大别墅。巴克利小姐在花园里。另有一位护士和她在一起。我们从树缝间望见了她们的白大褂，便朝她们走去。里纳尔迪行了个礼。我也行了个礼，不过比较随便。

“你好，”巴克利小姐说，“你不是意大利人吧？”

“噢，不是。”

里纳尔迪和那位护士聊开了。两人在笑。

“真是怪——居然进入意大利军队。”

“不是真正的军队。不过是救护队罢了。”

“不过还是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我也不知道，”我说，“并非每件事都能说清楚的。”

“噢，是吗？我受的教育告诉我是能说清楚的。”

“那倒挺好啊。”

“我们非要以这种方式谈下去吗？”

“用不着。”我说。

“这样好多了。不是吗？”

“这棍子是做什么用的？”我问。巴克利小姐长得很高。她身上穿的在我看来像是护士服，金黄色的头发，黄褐色的皮肤，灰色的眼睛。我觉得她长得很美。她手里拿着一根细藤棍，外边包了皮，像是小孩玩的马鞭。

“是个小伙子的，他去年阵亡了。”

“非常遗憾。”

“他是个很棒的小伙子。本来想跟我结婚，却在索姆(19)牺牲了。”

“好惨烈的恶战。”

“你也在场吗？”

“不在。”

“我听人说过，”她说，“这儿可没有那样的恶战。他们把这根小棍子送给我。是他母亲送来的。他们送遗物的时候，把这根棍子带回去了。”

“你们订婚很久了吗？”

“八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没结婚真傻。我本来是可以嫁给他的。可我当时觉得那样对他不好。”

“原来如此。”

“你爱过什么人吗？”

“没有。”我说。

我们在长凳上坐下。我看着她。

“你的头发很美。”我说。

“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

“他死后我本想全部剪掉的。”

“别剪。”

“我想为他做点什么。你知道，我对那事情本来无所谓，可以都给他的。早知道的话，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我可以嫁给他，怎么都行。我现在全明白了。可他当时想去参战，而我却不理解。”

我没有作声。

“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我觉得给了他反而会害了他。我认为那样他也许会熬不住，后来当然他阵亡了，什么都完了。”

“我不知道。”

“噢，是的，”她说，“什么都完了。”

我们看着里纳尔迪在和那位护士聊着。

“她叫什么？”

“弗格森。海伦·弗格森。你的朋友是个医生，对吧？”

“是的。他人很不错。”

“那太好了。这么挨近前线，很难找到好人。这儿是挨近前线吧？”

“相当近。”

“无聊的前线，”她说，“但是很美。他们准备进攻吗？”

“是的。”

“那我们就有事做了。现在可没事干。”

“你当护士好久了吧？”

“快满十五岁的时候开始的。他一参军我就当护士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傻念头，觉得他会到我的医院来。我想象他会带着刀伤，头上扎着绷带，或是肩膀中了子弹，很壮烈的样子。”

“这是个很壮烈的前线。”我说。

“是的，”她说，“人们都认不出法国是什么样子了。如果他们认得的话，恐怕仗就打不下去了。他受的不是刀伤，他们把他炸得粉碎。”

我一声没吭。

“你认为战争总会进行下去吗？”

“不会的。”

“什么可以阻止它呢？”

“总有什么地方要垮。”

“我们会垮的。我们在法国会垮的。像索姆这样的仗来几次，那就不可能不垮。”

“这里是不会垮的。”我说。

“你认为不会？”

“不会。他们去年夏天打得很不错。”

“他们可能要垮，”她说，“什么人都可能要垮。”

“德国人也可能。”

“不，”她说，“我想不会。”

我们朝里纳尔迪和弗格森小姐走去。

“你喜欢意大利吗？”里纳尔迪用英语问弗格森小姐。

“非常喜欢。”

“听不懂。”里纳尔迪摇摇头。

“Abbastanza bene(20).”我翻译道。他还是摇头。

“这不好。你喜欢英格兰吗？”

“不是很喜欢。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

里纳尔迪茫然地看着我。

“她是苏格兰人，所以她喜欢苏格兰胜过英格兰。”我用意大利语说。

“但是苏格兰正是英格兰呀。”

我把这话翻译给弗格森小姐听。

“Pas encore(21).”弗格森小姐说。

“真的吗？”

“从来不是。我们不喜欢英格兰人。”

“不喜欢英格兰人？不喜欢巴克利小姐？”

“噢，那可不同了。你可不能这样咬文嚼字。”

过了一会儿，我们道了晚安就分手了。在回家的路上，里纳尔迪说：“巴克利小姐喜欢你胜过喜欢我呀。这是很清楚的。不过那个苏格兰小妞很不错。”

“是很不错。”我说，其实我没怎么留心她，“你喜欢她吗？”

“不喜欢。”里纳尔迪说。

第五章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拜访巴克利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我就来到停救护车的别墅边门。进门后见到护士长，她说巴克利小姐正在值班——“这是战争时期，你知道。”

我说我知道。

“你就是加入意大利军队的那个美国人吧？”她问。

“是的，小姐。”

“你怎么会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的部队？”

“我不知道，”我说，“我现在可以加入吗？”

“现在恐怕不行啦。告诉我，你为什么加入意大利军队？”

“我当时在意大利，”我说，“会讲意大利语。”

“噢，”她说，“我也在学意大利语。真是美丽的语言啊。”

“有人说两个星期就能学会。”

“噢，两个星期我可学不会。我都学了几个月了。你想来的话，七点钟以后来看她吧。那时她下班了。不过，可别带着一大帮意大利人来。”

“就是听听美丽的语言也不行吗？”

“不行。就是看看漂亮的军装也不行。”

“再见。”我说。

“A rivederci(22)，中尉。”

“A rivederla.”我敬了个礼，走了出去。以意大利军人的身份向外国人敬礼，还真难做到不尴尬。意大利人的敬礼似乎永远不供出口的。

这天天气很热。我来到河上游(23)的普拉瓦桥头堡。进攻将从这里开始。去年还没法深入河对岸，因为从山口到浮桥只有一条路，路上有近一英里地段处在敌人机枪和炮火的控制之下。那条路也不宽，既不能解决进攻的运输问题，奥军还能把这里变成屠宰场。但是意军已经渡过河，在对岸往前推进了一点，占据了大约一英里半的奥军地带。这是个险要之地，奥军本不应该让意军占领的。我想这是彼此妥协的结果，因为奥军在河的下游也保留了一个桥头堡。奥军的战壕就挖在山坡上，距离意军防线只有几码远。那儿本来有一个小镇，可如今已是一片废墟。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火车站和一座被炸毁的铁路桥，这座桥无法再修复使用，因为它就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

我开车沿着窄路朝河边驶去，把车子停放在山下的包扎所，走过那座有个山肩掩护的浮桥，穿过被摧毁小镇和山坡边上的战壕。人人都在掩体里。那儿架着一排排的火箭，一旦电话线被割断，就可以施放火箭，请求炮兵支援，或者发放信号。那儿又静，又热，又脏。我隔着铁丝网察看奥军的阵地。一个人影也没有。我跟一个认识的上尉在掩体里喝了一杯酒，然后过桥回去了。

一条宽宽的新路快要修好了，这路盘山而上，再蜿蜒曲折地通到桥那里。这条路一修好，进攻就要开始了。新路下山时穿过森林，呈现一道道急转弯。按照规程，所有的辎重车辆都要走这条新路，而让空卡车、马车、载有伤员的救护车和所有的回程车，走那狭窄的旧路。包扎所设在奥军一方河岸的小山边，抬担架的人得把伤员抬过浮桥。进攻开始时，仍然要照此行事。就我所能观察到的，新路在开始变得平坦的最后一英里处，将不断遭到奥军的轰击。看样子可能搞得一团糟。不过我找到一个可以掩蔽车子的地方，车子开过那一段危险地带后可以在那儿躲一躲，等待伤员给抬过浮桥。我很想在新路上试试车，可惜路还没修好。路看上去挺宽，修得又好又高级，还有那一道道拐弯处，从山上树林的空隙看去显得非常壮观。救护车上装有上好的金属刹车，再说下山时也不载人，因此一般不会出事。我沿窄路开了回去。

两个宪兵拦住了车。原来落下一颗炮弹，我们等候的时候，又有三颗落在路上。炮弹都是七十七毫米口径的，落下来时发出一股嗖嗖的气流声，一记强烈明亮的爆裂和闪光，接着路上冒起一阵灰烟。宪兵挥手叫我们开走。经过炮弹落下的地方时，我避开地上的小坑，闻到烈性炸药味，以及炸裂的泥石和刚击碎的燧石的味道。我驱车回到戈里齐亚，回到我们住的别墅，然后就照我说的，去拜访巴克利小姐，可惜她还在上班。

晚饭我吃得很快，吃完就赶到英军用作医院的别墅。那别墅确实又大又漂亮，庭院里种着很好的树。巴克利小姐坐在花园里一条长凳子上。弗格森小姐和她在一起。她们见到我似乎很高兴，过了不一会儿，弗格森小姐便找了个借口要走开。

“我要离开你们俩，”她说，“你们俩没有我会很融洽的。”

“别走，海伦。”巴克利小姐说。

“我真得走。我得去写几封信。”

“再见。”我说。

“再见，亨利先生。”

“可别写什么给检查员找麻烦的内容。”

“别担心。我只不过写写我们的住地多么美丽，意大利人多么勇敢。”

“那样你会得到奖章的。”

“那敢情好。再见，凯瑟琳。”

“过一会儿我去找你。”巴克利小姐说。弗格森小姐在黑暗中消失了。

“她人不错。”我说。

“噢，是的，她人挺好。她是个护士。”

“难道你不是护士吗？”

“噢，我不是。我是所谓的志愿救护队队员。我们干得很卖力，可是人家不信任我们。”

“为什么不信任？”

“没事的时候，他们不信任我们。真有活儿干的时候，他们就信任我们了。”

“这有什么区别呢？”

“护士就像医生一样。要很长时间才当得上。做志愿救护队队员走的是捷径。”

“原来如此。”

“意大利人不让女人太靠近前线。所以我们的行为很特别。我们不出门。”

“不过我可以来这里。”

“噢，是的。我们又不是出家的。”

“我们不谈战争了。”

“这很难。战争无处不在，没法不谈。”

“不管怎样，不谈得啦。”

“好吧。”

我们在黑暗中对望着。我心想她长得很美，便抓住了她的手。她任我抓着，我便抓住不放，还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腰。

“别。”她说。我的手臂还是搂着她的腰。

“为什么？”

“别。”

“可以的，”我说，“来吧。”我在黑暗中倾身向前去吻她，顿时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灼痛。她狠狠地扇了我一记耳光。她的手打在我的鼻子和眼睛上，我眼里本能地涌出了泪水。

“真抱歉。”她说。我觉得我占了一点上风。

“你做得对。”

“非常抱歉，”她说，“我只是受不了不当班护士被人调情这一套。我不是有心伤害你。我真打疼你了吧？”

她在黑暗中望着我。我很生气，然而心里倒挺踏实，觉得就像下棋一样，一步步都看得很清楚。

“你做得很对，”我说，“我一点也不介意。”

“可怜的家伙。”

“你知道我一直过着一种奇异的生活。甚至连英语都不讲。再说你又这么美。”我望着她。

“少说无聊的话。我已经道过歉了。我们还合得来。”

“是的，”我说，“我们已经不谈战争了。”

她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笑声。我端详着她的脸。

“你挺讨人喜欢的。”她说。

“不见得吧。”

“你是挺可爱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倒想吻吻你。”

我瞅着她的眼睛，像刚才那样伸出手臂搂住她，亲吻她。我使劲地亲她，紧紧地搂着她，想逼着她张开嘴唇，可她的嘴唇闭得很紧。我还在生气，就在我搂着她的时候，她突然颤抖起来。我把她搂得紧紧的，可以感到她的心在跳动，这时她的嘴唇张开了，头往后贴在我手上，随即便趴在我肩上哭起来了。

“噢，亲爱的，”她说，“你会对我好的，对吧？”

该死，我心想。我抚摩她的头发，拍拍她的肩膀。她还在哭。

“你会的，对吧？”她抬起头来望望我，“因为我们要过一种奇异的生活。”

过了一会儿，我把她送到别墅门口，她进了门，我走回家。我回到我住的别墅，上楼走进房里。里纳尔迪躺在床上，看了看我。

“看来你和巴克利小姐有进展了？”

“我们是朋友。”

“看你那春风得意的样子，真像一只发情的小狗。”

我没听懂他的意思。

“像什么？”

他解释了一番。

“你呢，”我说，“你那春风得意的样子，就像一只狗要——”

“算了吧，”他说，“再说下去你我就要出言不逊了。”他大笑起来。

“晚安。”我说。

“晚安，小狗。”

我把枕头扔过去，扑灭了他的蜡烛，在黑暗中上了床。

里纳尔迪捡起蜡烛，点上了，又继续看书。

第六章

我到前线救护站去了两天。回来时天已太晚，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见到巴克利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我只好在医院办公室里等她下来。他们用作办公室的这间屋子，沿墙边有许多油漆过的木柱，上面刻着好些大理石半身像。办公室外边的走廊上，也有一排排这样的雕像。这些雕像完全是大理石质地，看上去千篇一律。雕刻这玩意儿总是有些乏味——不过，铜像看上去倒挺像回事。而那些大理石半身像看起来像片坟地。不过坟地中也有一个好的——就是比萨(24)的那个。要看糟糕的大理石像，最好去热那亚(25)。这医院原是一位德国阔佬的别墅，这些半身像一定花了他不少钱。我寻思是谁刻的，赚了多少钱。我想搞清楚那些雕像刻的是不是那个家族的成员什么的，可惜都是清一色的古典雕刻，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

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帽子。即使回到戈里齐亚，我们还得戴着钢盔，不过那玩意儿戴着不舒服，再说镇上的老百姓尚未疏散，看着也太滑稽。我上救护站的时候，只好戴一顶，还戴了一个英国防毒面具。我们刚开始搞到一些防毒面具。货真价实的防毒面具。我们还得佩带自动手枪，连医生和卫生员都得佩带。我能感到手枪正顶着椅背。谁要是没把手枪佩带在显眼的地方，就有可能被逮捕。里纳尔迪佩带着一只手枪皮套，里面塞满了卫生纸。我佩带的是一支真枪，起初还觉得自己是个枪手，后来试放了几枪，才知道不行。这是支阿斯特拉短筒手枪，口径七点六五毫米。开枪时枪筒跳动得非常厉害，休想击中任何目标。我拿着它练习，尽量瞄准靶子下方打，竭力控制那滑稽短筒的上下跳动，后来终于能在二十步开外打中离靶子一码远的地方了。再后来我感到佩带手枪挺滑稽，但不久就忘记了，将它随便吊在腰背上，一点感觉都没有，除非遇到说英语的人，才多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眼下我坐在椅子上，一个勤务兵模样的人从桌后不以为然地盯着我，而我则打量着大理石地板、大理石雕像柱和墙上的壁画，等待巴克利小姐。壁画还不错。任何壁画，只要开始剥落，看起来都不错。

我看见凯瑟琳·巴克利下到大厅了，便站了起来。她朝我走来时，并不显得很高，但样子很可爱。

“晚上好，亨利先生。”她说。

“你好。”我说。那个勤务兵待在桌子后面听。

“我们是在这儿坐坐，还是到外面花园里去？”

“还是出去吧。外面凉快多了。”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花园，勤务兵在后面瞅着我们。我们走到沙砾车道时，她说：“你去哪儿了？”

“我到救护站去了。”

“你就不能给我捎个信吗？”

“不行，”我说，“不大方便。我原以为当天就能回来。”

“你应该跟我说一声，亲爱的。”

我们出了车道，在树荫里走着。我抓住她的双手，停下来吻她。

“有没有地方可以去？”

“没有，”她说，“只能在这儿走走。你去了好长时间。”

“这是第三天。可我已经回来了。”

她看着我：“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

“你说过你爱我的吧？”

“是的，”我撒了个谎，“我爱你。”我以前并没说过这话。

“你还叫我凯瑟琳吧？”

“凯瑟琳。”我们沿一条路走着，被一棵树挡住了。

“说‘我夜晚回来见凯瑟琳’。”

“我夜晚回来见凯瑟琳。”

“噢，亲爱的，你回来了，是吧？”

“是的。”

“我太爱你了，心里真不好受。你不会走了吧？”

“不会。我总会回来的。”

“噢，我太爱你了。请你再把手放在那儿。”

“我的手没有挪开过呀。”我把她转过来，以便吻她时可以看到她的脸，只见她两眼都闭着。我吻了吻她闭合的双眼。我想她大概有点神魂颠倒吧。她真这样倒也好。我不在乎我会怎么样。这比每晚去逛窑子要好得多，那儿的姑娘陪着兄弟军官一次次上楼去，每次回来就往你身上一趴，把你的帽子往后反戴着，算是表示对你的亲昵。我知道我并不爱凯瑟琳·巴克利，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不过是场游戏，像打桥牌一样，你光叫牌不出牌。就像打桥牌，你得假装你是在赌钱，或者是在玩别的赌注。没有人提起究竟下的什么赌注。我觉得无所谓。

“我们能有个地方去就好了。”我说。我正在经历男性无法长久站着谈情说爱的困难。

“没有地方可去。”她说。她不知道在想什么，刚回过神来。

“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我们坐在扁平的石凳上，我握着凯瑟琳·巴克利的手。她不肯让我用手臂搂她。

“你很累吗？”她问。

“不累。”

她低头看着草地。

“我们在演一场拙劣的戏，不是吗？”

“什么戏？”

“别装傻。”

“我不是故意装傻。”

“你是个好人，”她说，“你是尽你的能力在演。可这戏太拙劣了。”

“你总是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吗？”

“并非总是知道。不过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用不着假装爱我。晚上这出戏已经演完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可我真的爱你啊。”

“不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撒谎。我刚才有一点失态，现在好了。你看我没有发疯，没有昏头。只是有时候略有点失常。”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亲爱的凯瑟琳。”

“现在听起来挺滑稽的——凯瑟琳。这名字你叫起来每次都不太一样。不过你人不错，你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牧师也是这么说的。”

“是的，你是很好。你会再来看我吗？”

“当然会。”

“你用不着说你爱我。这场戏暂且算结束了。”她站起来伸出手，“晚安。”

我想吻她。

“别啦，”她说，“我累坏了。”

“那亲亲我吧。”

“我累坏了，亲爱的。”

“亲亲我。”

“你真的很想吗？”

“是的。”

我们接吻，她突然挣脱开了。

“不。晚安吧，亲爱的。”

我们走到门口，我看着她进去，走进门廊。我喜欢看她走动的样子。她顺着门廊一直走。我则回家去。那天夜里很热，山里非常热闹。我望着圣迦伯烈山(26)上炮火的闪光。

我在罗萨别墅前停住了脚。百叶窗都拉上了，不过里面仍然很热闹。有人在唱歌。我继续往家走。我到家脱衣服的时候，里纳尔迪进来了。

“啊哈！”他说，“看样子进展不太顺利呀。小乖乖挺烦恼的。”

“你上哪儿去了？”

“罗萨别墅。受益匪浅啊，小乖乖。大家都唱了歌。你上哪儿去了？”

“拜访英国人去了。”

“谢天谢地，我和英国人倒没有什么瓜葛。”

第七章

第二天下午，我从山上第一救护站回来，把车停在后送站门口，伤病员在那里按照各人的病历分类，送往不同的医院。车由我开着，我坐在车里，司机把病历拿进去。那天天气炎热，天空晴朗碧蓝，路面白晃晃的，满是尘土。我坐在菲亚特的高座上，什么事都不想。有一个团打路上走过，我看着他们过去。士兵们热得直冒汗。有些人戴着钢盔，但多数人把钢盔斜吊在背包上。钢盔大多都太大，戴的人差不多连耳朵都给遮住了。军官们都戴钢盔，这些钢盔比较合适。这是巴斯利卡塔(27)旅的一半兵力。这是我从他们红白相间的领标上辨认出来的。那团人过去很久以后，又来了一些散兵——跟不上队伍的士兵。他们满身汗水和灰尘，疲惫不堪。有几个模样相当狼狈。散兵走完后，来了一个士兵，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停下来在路边坐下。我下车走了过去。

“怎么啦？”

他望望我，站起身来。

“我要朝前走。”

“出什么事啦？”

“该死的战争。”

“你的腿怎么啦？”

“不是腿的问题。是疝气发作了。”

“怎么不上运输车？”我问，“怎么不去医院？”

“人家不让。中尉说我故意把疝带搞丢了。”

“让我摸摸看。”

“滑出来了。”

“在哪一边？”

“这边。”

我摸到了。

“咳一下。”我说。

“我怕咳嗽会肿得更大。已经比早上大了一倍了。”

“坐下，”我说，“我一拿到那些伤员的病历，就带你上路，把你交给你们的医务官。”

“他会说我是故意搞丢的。”

“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伤。你以前就得过，是吧？”

“可是我把疝带搞丢了。”

“他们会送你上医院的。”

“难道我不能就待在这儿吗，中尉？”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

司机走出门来，拿来了车上伤员的病历。

“四个到一○五，两个到一三二。”他说。这是河那边的两家医院。

“你来开车。”我说。我把那个发疝气的士兵扶上车，跟我们坐在一起。

“你会说英语吗？”他问。

“当然会。”

“你对这该死的战争怎么看？”

“糟糕透了。”

“嗐，糟糕透了。耶稣基督啊，真是糟糕透了。”

“你到过美国吗？”

“当然。在匹兹堡待过。我早知道你是美国人。”

“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说得不够顺溜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一个美国人。”司机一边用意大利语说，一边望着那个发疝气的人。

“听着，中尉。你非要把我送回我那个团吗？”

“是的。”

“因为上尉军医早就知道我有疝病。我故意丢掉了那该死的疝带，让病情恶化，这样我就不用上前线了。”

“原来如此。”

“难道你不能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吗？”

“假若靠近前线的话，我可以送你去急救站。可是在这儿，你得有病历。”

“我要是回去，他们就给我动手术，然后就叫我一直待在前线。”

我仔细想了想。

“你不想一直待在前线，是吧？”他问。

“是的。”

“耶稣基督，这难道不是一场该死的战争吗？”

“听着，”我说，“你还是下车，在路边摔一跤，把头撞个包。我车子回来时就送你去医院。我们在路边这儿停一停吧，奥尔多。”我们在路边停住车。我把他扶下去。

“我就在这儿等你，中尉。”他说。

“回头见。”我说。车子继续往前开，跑了大约一英里就超过了那个团，随后过了河。河水掺杂着雪水，显得一片混浊，在桥桩间急流。车子沿着平原上的路驶去，将伤员送往那两家医院。回来时我开着车，空车开得很快，好去接那个到过匹兹堡的士兵。我们先遇上的是那团官兵，他们现在走得更热更慢了。接着便是那些掉队的散兵。随后看到一辆马拉救护车停在路边。有两个人把那患疝气病的士兵抬起来，想把他弄上车。他们是回来找他的。他冲着我摇摇头。他的钢盔没了，前额的发际线下在流血。鼻子擦破了皮，流血的伤口和头发上都是尘土。

“看看这疙瘩，中尉！”他嚷道，“没法子。他们回来找我啦。”

我回到别墅时已经下午五点钟了，先到外面洗车的地方冲了个澡，然后就回到房里，只穿着裤衩和汗衫，坐在敞开的窗前打报告。两天后就要开始进攻了。我要跟着车队去普拉瓦。我已经好久没往美国写信了，心里也知道该写信，可是时间拖了那么久，现在几乎不知道怎么动笔了。没什么可写的。我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去，除了报个平安之外，什么都不写。这就把亲友给打发了。这些明信片在美国很时髦：既新奇又神秘。这是个既新奇又神秘的战区，不过比起过去跟奥军的几次作战，我想这里既井然有序，又颇为严酷。奥军生来就是为着让拿破仑打胜仗的——随便哪个拿破仑都行。我希望我们也有一个拿破仑，可惜我们只有位肥胖阔绰的卡多尔纳大将军(28)，还有个长着细长脖子、蓄着山羊须的小个子国王维多里奥·埃马努埃莱(29)。在他们右边的是奥斯塔公爵。也许他长得太帅了，当不了大将军，可他瞧着有男人气质。许多人都希望他来当国王。他瞧着就像个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指挥着第三军团。我们属于第二军团。第三军团里有几支英国炮兵队。我在米兰曾碰到两个英国炮手。他们人都挺好，那天晚上我们玩得好痛快。他们个头大，人却羞怯，有些拘谨，凡事都往好里想。我当初进的是英国军队就好了。那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我也可能早就没命了。开救护车这差事是不会死的。这也难说，即使开救护车也不保险。英国救护车驾驶员有时也有送命的。哼，我知道我是不会送命的。这场战争不会要我的命。它跟我毫无关系。就像电影里的战争一样，对我本人没有什么危险。不过，我还是祈祷上帝让它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能结束，也许奥军会垮掉。他们以前总是一打就垮。这场战争怎么搞的？人人都说法国人完蛋了。里纳尔迪说法国人哗变了，军队在向巴黎挺进。我问他结果如何，他说：“噢，人家拦住了他们。”我想去不打仗的奥地利。我想去黑森林(30)。我想去哈尔茨山(31)。

哈尔茨山究竟在哪儿？他们正在喀尔巴阡山作战。我说什么也不想去那儿。不过那儿也许挺不错。假如没有战争的话，我可以到西班牙去。太阳落山了，天气凉快了一点。晚饭后我要去找凯瑟琳·巴克利。她要是现在在这儿就好了。我希望我和她现在在米兰。我想跟她在一起，在科瓦吃上一顿，然后在炎热的黄昏里，顺着曼佐尼大街散步，穿过桥去，掉个头沿着运河一直走，最后走进旅馆。也许她会乐意的。也许她会把我当成她死去的男友，我们从前门进去，门房会脱帽致意，我到柜台拿钥匙，她站在电梯旁等候，然后我们走进电梯，电梯开得很慢，每到一层都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终于到了我们那一层，侍者打开房门站在那儿，她走出电梯，我走出电梯，我们顺着走廊走，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拿起电话，要一瓶卡普里白葡萄酒，要他们放在满是冰块的银提桶里送来，你听得见走廊上传来冰块撞击提桶的声音，侍者敲敲门，我说就请放在门外。因为天气太热，我们什么也没穿，加上窗子敞开着，燕子在各家屋顶上飞，后来天黑了，你走到窗口，几只很小的蝙蝠在屋顶上觅食，低低地贴着树梢飞，我们喝着卡普里酒，门锁上了，天气炎热，只盖一条床单，整个夜晚，在米兰炎热的夜晚，我们整夜地相亲相爱。就该这样才对劲。我要快点吃，然后去见凯瑟琳·巴克利。

饭堂里人们话说得太多。我喝酒了，因为今晚我要是不喝点，不和牧师谈谈爱尔兰大主教，人家会说我们缺乏兄弟情谊。爱尔兰大主教似乎是位高尚的人物，他受了冤屈，而我作为美国人，对他所受的冤屈也是有份的，尽管这事我从未听说过，我还得装作知道的样子。牧师对主教受迫害的原因做了长篇大论的解释，说到底似乎都是误会造成的，我听了以后再说完全不知道，未免太不礼貌了。我觉得这大主教有个挺不错的姓氏，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这本身就是个动听的名字：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歇根州的爱尔兰。这姓氏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听起来像Island(32)。不，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简单。是的，神父。真的，神父。也许，神父。不，神父。噢，也许是吧，神父。这你比我懂得多，神父。牧师人不错，可是挺乏味。军官们人差劲又乏味。国王人不错，但是乏味。酒很差劲，但并不乏味。它去掉了你牙齿上的珐琅，把它粘在上颚上。

“牧师给关起来了，”罗卡说，“因为人们发现在他名下有一些年息三厘的债券。当然是在法国啦。要是在这儿，人家才不会抓他呢。他拒不承认那些年息五厘的债券。这事发生在贝济耶(33)。我当时就在那儿，从报上看到这消息，就跑到监狱，要求见见牧师。显然，他偷了那些债券。”

“我一点都不信。”里纳尔迪说。

“信不信由你，”罗卡说，“不过我是讲给我们这位牧师听的。很有教育意义啊。他是牧师，一定会很珍惜的。”

牧师笑了。“说下去，”他说，“我听着呢。”

“有些债券自然是不知去向了，可是在牧师名下查到了所有的年息三厘债券和一些地方债券，究竟是哪一种债券我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去了趟监狱，这就到了故事的高潮，我站在他牢房外头，好像要做忏悔似的跟他说：‘祝福我吧，神父，因为你犯了罪。’”

人人都大笑起来。

“他怎么说的？”牧师问。罗卡未加理会，继续向我解释这个笑话：“你听懂了吧？”看来，你要是真听懂了的话，这是个很有趣的笑话。他们又给我倒了些酒，我讲了一个英国士兵被逼着淋浴的故事。接着，少校讲了一个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我又喝了些酒，讲了一个骑师捡到便士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有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公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觉。这当口牧师走了，我又讲了个旅行推销员的故事，说他清早五点冒着干燥凛冽的北风来到马赛。少校说他听人讲我挺能喝酒。我加以否认。他说我肯定能喝，我们可以当着酒神巴克斯(34)的躯体，来看看是真是假。别抬出巴克斯，我说。别抬出巴克斯。要抬出巴克斯，他说。我得和菲利波·文森柴·巴锡一杯一杯比酒。巴锡说不行，这可比不得，因为他已经喝了我两倍多。我说那是个卑劣的谎言，什么巴克斯不巴克斯，菲利波·文森柴·巴锡或是巴锡·菲利波·文森柴整个晚上都没沾过一滴酒，他究竟叫什么来着？他说我究竟是叫Frederico Enrico还是EnricoFederico(35)？我说别管什么巴克斯，还是比谁喝得多，于是少校拿大杯来倒红酒，我们便开始了。喝到一半，我不想再喝了。我想起我要去的地方。

“巴锡赢了，”我说，“他比我行。我得走了。”

“他真得走了，”里纳尔迪说，“他有个约会。我都知道。”

“我得走了。”

“改天晚上，”巴锡说，“改天晚上等你感觉好点了再比。”他拍拍我的肩膀。桌上点着几支蜡烛。军官们都很开心。“晚安，先生们。”我说。

里纳尔迪和我一道出来。我们站在门外那一小片地上，他说：“你喝得醉醺醺的，还是别去那儿了吧。”

“我没醉，里宁。真的没醉。”

“你还是嚼点咖啡吧。”

“胡说。”

“我去弄点来，宝贝。你来回走走吧。”他带回来一把烤咖啡豆，“嚼嚼这些，宝贝，上帝保佑你。”

“巴克斯。”我说。

“我陪你走一趟。”

“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们一同穿过小镇，我嚼着咖啡豆。到了通往英国别墅的车道门口，里纳尔迪道了晚安。

“晚安，”我说，“怎么不一块进去？”

他摇摇头。“不进去了，”他说，“我喜欢简单一点的乐趣。”

“谢谢你的咖啡豆。”

“没什么，宝贝。没什么。”

我顺着车道走去。车道两旁的松柏，轮廓鲜明清晰。我回过头去，看见里纳尔迪还站在那儿望着我，便向他挥挥手。

我坐在别墅的会客厅里，等待凯瑟琳·巴克利下来。有人沿着走廊走来。我站起身，但来的不是凯瑟琳，而是弗格森小姐。

“你好，”她说，“凯瑟琳让我转告你，她很抱歉，今晚不能来见你。”

“真遗憾。但愿她没有生病。”

“她不太舒服。”

“你能否转告她我很关心她？”

“好的，我会的。”

“你觉得我明天再来见她好不好？”

“可以，我觉得挺好。”

“多谢了，”我说，“晚安。”

我走出门，突然感到既孤单又空虚。我本来就没把来看凯瑟琳当回事，甚至都有点喝醉了，差一点忘了要来，可来了没能见着她，心里又觉得既孤单又空虚。

第八章

第二天下午，我们听说当天夜里要在河的上游发动进攻，我们得派四辆救护车去那里。尽管人人说起来都深信不疑，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其实个个都一无所知。我坐在头一辆救护车里，经过英国医院大门口时，我叫司机停一停。其余的车子也跟着停下来。我下了车，让司机继续开，如果到了去科尔蒙斯的岔路口我们还没追上，他们就在那儿等候。我匆匆跑上车道，走进会客厅，说要见见巴克利小姐。

“她在值班。”

“我能否见她一会儿？”

他们派了个勤务兵去问问，巴克利小姐跟着勤务兵来了。

“我路过这儿，来问问你好些没有。他们说你在值班，我还是要求见见你。”

“我很好，”她说，“我想昨天是有些中暑了。”

“我得走了。”

“我陪你到门外走一走吧。”

“你好了吧？”到了外头，我问。

“好了，亲爱的。今晚来吗？”

“不来了。我现在要去参加普拉瓦河上游的一场战斗。”

“一场战斗？”

“我想这算不了什么。”

“你会回来吧？”

“明天。”

她从脖子上解下一样东西，把它放在我手里。“是个圣安东尼像，”她说，“明天晚上来吧。”

“你不是教徒吧？”

“不是。但是人家说圣安东尼像很管用。”

“我来替你保管吧。再见。”

“别，”她说，“别说再见。”

“好吧。”

“做个好孩子，当心点。不，你不能在这儿亲我。不能。”

“好吧。”

我回过头去，看见她站在台阶上。她挥挥手，我给了她一个飞吻。她又挥挥手，接着我走出车道，爬上救护车车座，我们便起程了。圣安东尼像装在一只白色小铁盒里。我打开盒子，把圣像倒在手掌上。

“圣安东尼像？”司机问。

“是的。”

“我有一个。”他的右手离开方向盘，解开上衣的一颗纽扣，从衬衫里面掏了出来。

“看见没？”

我把我的圣安东尼像放回盒子里，再把那条细细的金链子倒出来，一起放进我的胸袋里。

“你不戴上吗？”

“不戴。”

“还是戴上吧。本来是用来戴的嘛。”

“好吧。”我说。我解开金链的扣子，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扣上扣子。圣像垂在我的制服外面，我解开外衣领子，解开衬衫领口，把它塞到衬衫里面。车子行驶中，我能感觉到它在小铁盒里抵着我的胸部。随后我便把它给忘掉了。我受伤后再也没能找到它。大概是在一个包扎所被什么人拿走了。

我们过了桥，把车子开得飞快，很快就望见跑在前头的那几辆救护车扬起的尘土。路拐了个弯，可以看见那三辆车子显得特小，车轮扬起尘埃，弥漫在树木之间。我们追上它们，超过它们，拐上一条上山的路。结队开车，只要你开的是领头的车子，倒也没有什么不快活的，我安坐在车座上，观赏起乡村景色来。我们的车子行驶在河这边的山麓上，随着路往上攀升，可以望见北边的高山峻岭，峰顶还有积雪。我回头望望，看见那三辆车子都在爬坡，车与车之间隔着一段尘埃。我们跑到了一支长长的骡队前面，骡子身上都驮着物资，赶骡人戴着红色的非斯帽，走在骡队旁边。他们都是意大利狙击兵。

赶过骡队之后，路上便空荡荡了，我们的车子爬过山丘，然后沿着一长道山峦的山肩，往下驶进一个河谷。路的两边都是树，透过右排的树，我望见那条河，河水又清又浅，流势湍急。河面很低，河里有一片片沙滩和鹅卵石，中间是一条窄窄的河道，有时河水铺展在鹅卵石河床上，泛出光彩夺目的光芒。靠近河岸，我看见几处深水潭，水蓝如天。河上有几座拱形石桥，大路就从这儿分出一条条小径，我们经过农家的石屋，梨树的枝杈倚在南墙上，地里砌着低矮的石墙。我们顺着大路在河谷里盘旋了很久，然后转了个弯又开始爬山了。山路峻峭，时上时下，在栗树林间穿行，终于进入平地，沿着山脊而行。穿过树木间往下看，可以望见远处山下阳光照耀的那条河，将敌我两军分隔开。我们顺着这条沿山脊顶峰的崎岖的新军用道行驶，我朝北望见两道山脉，雪线下又青又黑，雪线上阳光灿烂，一片雪白，煞是好看。接着，路沿着山脊攀升，我看见第三道山脉，更高的雪山，看起来呈粉白色，上有皱褶，形成奇特的平面，随后看到这些高山后面还有不少山峰，不过很难说你真看得见。这都是奥地利人的高山峻岭，我们可没有这样的山。前面路上有个朝右的圆形转弯，从那儿往下望，看得见路在林间向下延伸。这条路上有部队、卡车和驮着山炮的骡子，当我们挨着路边往下开去时，我可以望见下面远处的那条河、沿河的铁轨和枕木、铁路穿越到对岸去的老桥，还有对岸山脚下要争夺的那座小镇的一片残垣断壁。

等我们下山，拐进河边的那条大路时，天已快黑了。

第九章

路上很拥挤，两边都有玉米秆和草席搭成的屏障，头顶也盖有席子，因此看起来像马戏团或土著村落的人口。我们的车在这草席覆盖的通道里慢慢行驶，出了通道，便来到一块清理过的空地，这儿原是火车站。这儿的路比河岸还要低，沿着下沉的路的一边，河岸上挖了好些洞穴，步兵们就藏在里头。太阳在下落，车子一边行驶，我一边抬头朝河岸上观望，看见奥军的侦察气球飘浮在对面的小山上，在夕阳辉映下，一个个黑乎乎的。我们把车子停在砖厂那边。砖窑和一些深洞被改造成包扎所。我认得那里的三名医生。我和少校聊了聊，听说进攻一开始，我们的救护车一装好伤员，就将沿着那条用草席遮掩的路往回送，一直开上沿着山脊走的大路，那儿有一个救护站，另有车辆把伤员送走。他希望这条路可别阻塞不通。这是唯一的通道。这条路被遮掩起来，因为正好处于河对岸奥军的视野范围内。在砖厂这儿，我们有河岸掩护，步枪和机枪打不到我们。河上有一座桥被炸毁了。轰炸一开始，意军准备再搭一座桥，有的部队打算从上游河湾处的浅滩渡河。少校是个小个子，留着向上翘的小胡子。他在利比亚(36)打过仗，挂着两条证明受过伤的条章。他说如果战事顺利的话，他会保证我立功受奖。我说我希望战事顺利，还说他待我太好了。我问他有没有大的掩蔽壕，可以让司机们待在里面，他便派一名士兵领我去。我跟着士兵找到了掩蔽壕，那地方倒蛮不错。司机们很满意，我就把他们安顿在那儿。少校让我跟他和另外两名军官喝一杯。我们喝的是朗姆酒，彼此非常融洽。外面，天渐渐黑下来了。我问什么时候进攻，他们说天一黑就开始。我回到司机们那儿。他们坐在掩蔽壕里聊天，我一进来，他们就默不作声了。我给每人发了包香烟，马其顿香烟，烟卷装得松，烟草都露出来了，抽之前需要将两头拧紧点。马内拉打着了打火机，挨个儿递给大家。打火机的形状像是菲亚特汽车的引擎冷却器。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我们刚才下来时怎么没见那救护站？”帕西尼问。

“就在我们拐弯的地方过去一点。”

“那条路会弄得一团糟。”马内拉说。

“他们要把我们轰得××××。”

“可能吧。”

“什么时候吃饭，中尉？一打起来，我们就没工夫吃饭了。”

“我去看看。”我说。

“你看我们是待在这儿，还是四处转转？”

“还是待在这儿吧。”

我回到少校的掩蔽壕里，少校说马上就有战地厨房了，司机们到时可以来领饭了。如果没有饭盒，可以从他这儿借。我说他们想必是有饭盒的。我回去跟司机们说，吃的一到，我就拿来。马内拉说希望在轰炸开始前吃上饭。我出去后他们才开始说话。他们都是机械师，憎恶战争。

我出去看了看救护车，摸了摸情况，然后回到掩蔽壕，跟四名司机坐在一起。我们背靠着墙，坐在地上抽烟。外边天快黑了。掩蔽壕的土又暖又干，我双肩向后靠着墙，腰背贴地坐着，放松休息。

“派谁去进攻？”加沃齐问。

“意大利狙击兵。”

“都是狙击兵？”

“我想是的。”

“这儿的兵力不足，难以发动一次真正的进攻。”

“也许只是虚张声势，替真正的进攻打掩护。”

“士兵们知道派谁去进攻吗？”

“恐怕不知道。”

“他们当然不知道，”马内拉说，“他们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出击了。”

“会的，他们会出击的，”帕西尼说，“狙击兵都是些笨蛋。”

“他们勇敢，守纪律。”我说。

“他们一个个胸部发达，身体健康。但仍然是笨蛋。”

“掷弹兵个子都很高。”马内拉说。这是个笑话。大家都笑了。

“那次他们不肯出击，结果每十人中枪决一人。当时你在场吗，中尉？”

“不在。”

“确有其事。后来人家叫他们排好队，每十人处决一个。由宪兵执行枪决。”

“宪兵，”帕西尼说，朝地板上唾了一口，“可是那些掷弹兵，个个身高六英尺以上。他们就是不肯出击。”

“要是人人不肯出击，战争就结束了。”马内拉说。

“掷弹兵可不这样想，他们是害怕。军官们家庭出身都很好。”

“有些军官独自冲锋上阵了。”

“一名中士枪毙了两个不肯上阵的军官。”

“有些士兵也冲锋上阵了。”

“那些冲锋上阵的，倒没有被人家列队每十个枪决一个。”

“被宪兵枪决的人中，有一个是我的老乡，”帕西尼说，“他做掷弹兵，长得又高又大，还很机灵。老是待在罗马。老是喜欢泡妞。老是跟宪兵在一起。”他笑起来，“如今，他们派了个挎着刺刀的卫兵守在他家门口，不准任何人去见他的父母姐妹。他父亲还被剥夺了公民权，甚至不许参加选举。他们全都不受法律保护。谁都可以拿走他们的财产。”

“假若不是怕株连家人，谁也不会去冲锋陷阵。”

“会的。阿尔卑斯山部队就会。那些志愿兵就肯。还有那些狙击兵也肯。”

“狙击兵也有临阵脱逃的。现在大家尽量装作没有这回事似的。”

“你可别让我们这样谈下去，中尉。Evviva l’esercito(37).”帕西尼挖苦地说。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说话的，”我说，“但只要你们肯开车，守规——”

“——而且说话别让别的军官听见。”马内拉帮我把话说完。

“依我看，我们总得打完这场战争吧，”我说，“一方停战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假如我们停战了，那只会更糟糕。”

“不会更糟糕的，”帕西尼用恭敬的口气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

“战败会更糟糕。”

“我看不见得，”帕西尼还是用恭敬的口气说，“战败算什么？你回家就是了。”

“人家追着你来了。占领你的家。奸污你的姐妹。”

“我看不见得，”帕西尼说，“他们不可能对人人都这么做。让人人守住自己的家。把各人的姐妹关在屋里。”

“他们绞死你。他们来逼着你再去当兵。不让你进汽车救护队，让你去当步兵。”

“他们不可能把人人都绞死呀。”

“外族人不可能逼你去当兵，”马内拉说，“刚打第一仗，大家都跑光了。”

“就像捷克人那样。(38)”

“我想你根本没尝过被征服的滋味，所以你认为这没什么残酷的。”

“中尉，”帕西尼说，“我们晓得你让我们畅所欲言。听着。没有什么事比战争更残酷了。我们汽车救护队的人，根本意识不到战争有多残酷。人即使意识到战争有多残酷，也无力阻止战争了，因为大家都疯了。有些人永远意识不到。有些人怕军官。战争就是由军官造成的。”

“我也知道战争残酷，但总是要把它打完的。”

“战争是完不了的。战争是打不完的。”

“不，是打得完的。”

帕西尼摇摇头。

“战争不是靠打胜仗来取胜的。即使我们拿下了圣迦伯烈山，那又怎么样？即使拿下了卡索、蒙法尔科内和的里雅斯特(39)，又怎么样？那时我们在哪儿？你今天看到那些遥远的群山了吗？你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们都拿下来吗？只有奥军停战才行。总有一方必须停战。我们为什么不停战呢？敌军要是开进意大利，就会感到厌倦，一走了之。他们有自己的国家。但谁也不肯让步，于是就有了战争。”

“你是个演说家呀。”

“我们思考。我们读书。我们不是农民。我们是机械师。但即使是农民，也知道不去相信战争。人人都恨这场战争。”

“一个国家有个统治阶级，这统治阶级是愚蠢的，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因此就有了这场战争。”

“而且他们还借此发财。”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发不了财，”帕西尼说，“他们太愚蠢了。他们毫无目的地打起来。只是出于愚蠢。”

“我们得闭嘴了，”马内拉说，“即使对中尉来说，我们也说得太多了。”

“他喜欢听，”帕西尼说，“我们会改变他的。”

“不过现在可得闭嘴了。”马内拉说。

“我们可以吃饭了吗，中尉？”加沃齐问。

“我去看看。”我说。戈尔迪尼站起身，跟我一道走出去。

“我能做点什么，中尉？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他是四人中最安静的一位。

“你要来就跟我来吧，”我说，“我们看看去。”

外面天已黑了，探照灯长长的光柱在山间晃动着。这条战线上，有些大型探照灯装在军用卡车上，你有时夜间赶路碰得见，就在挨近前线的后边，卡车停在路旁，有名军官在指挥着灯光，他的部下惊慌不已。我们穿过砖厂，在包扎总站前停了下来。入口处上面有绿枝搭成的小屏障，黑暗中，夜风吹动被太阳晒干的树叶，发出一片沙沙声。里边亮着灯。少校坐在一只箱子上打电话。一名军医上尉说，进攻提前了一小时。他递给我一杯科涅克白兰地。我望着那些木板桌、灯下闪闪发光的医疗器械、脸盆和盖好的药瓶。戈尔迪尼站在我身后。少校打好电话，站起身来。

“现在开始了，”他说，“又推后到原来的时间。”

我望望外面，一片黑乎乎，奥军的探照灯在我们身后的山上照来照去。不过还是安静了一会儿，接着我们身后的大炮都响了起来，轰炸开始了。

“萨伏依王室(40)的部队。”少校说。

“汤呢，少校。”我说，他没听见我说的话。我又说了一遍。

“还没送来。”

一颗大炮弹飞来，在砖厂外头爆炸。又一声爆炸，在这大爆炸声中，还能听见砖头和泥土像雨点般落下时的比较细小的声响。

“有什么可吃的？”

“只有一点干面。”少校说。

“有什么我就吃什么好了。”

少校对勤务兵吩咐了几句，勤务兵走到后边去，回来时端来一铁盆冷的煮通心粉。我接过来递给戈尔迪尼。

“有干酪吗？”

少校很勉强地对勤务兵吩咐了一声，勤务兵再次钻到后边的洞里去，回来时端来四分之一块白干酪。

“多谢了。”我说。

“你们最好别出去。”

外边有人在门口旁边放了一样什么东西。抬东西来的两人中的一个，朝里面张望。

“把他抬进来。”少校说，“你们怎么啦？难道要我们到外面去抬他？”

抬担架的两人抱住伤员的腋下和腿，把他抬了进来。

“撕开他的外衣。”少校说。

他拿着个镊子，镊子底下夹着块纱布。两个上尉脱下外衣。“出去。”少校对抬担架的两人说。

“走吧。”我对戈尔迪尼说。

“你们还是等轰炸过了再走。”少校扭过头说。

“他们想吃东西。”我说。

“那就随你便。”

出来后，我们冲过砖厂。一颗炮弹落在河岸附近突然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不过我们没有听见，直至猛然有一股气浪冲来。我们两人连忙扑倒在地，随着爆炸的闪光和撞击声，还有那火药的气味，我们听见一阵弹片的呼啸声和砖石的坠落声。戈尔迪尼跳起身朝掩蔽壕跑去。我跟在他后边，手里拿着干酪，干酪光滑的表面已蒙上了砖灰。掩蔽壕里，三位司机正靠墙坐着，一面抽着烟。

“给你们，爱国者。”我说。

“车子怎么样？”马内拉问。

“挺好。”

“你受惊了吧，中尉？”

“你说对了。”我说。

我拿出小刀，打开，揩揩刀口，刮去干酪表皮的灰尘。加沃齐把那盆通心粉递给我。

“来吃吧，中尉。”

“不了，”我说，“放地上吧。我们一块吃。”

“没有叉子。”

“管他呢。”我用英语说。

我把干酪切成片，放在通心粉上。

“坐下来吃吧。”我说。他们坐下等着。我伸出五指去抓面，把面提起来。一团面松开了。

“提高点，中尉。”

我提起那团面，把手臂伸直，面条总算离开了盆子。再放下来往嘴里送，吸到头就咬断，然后咀嚼，接着咬一口干酪，咀嚼一下，喝一口酒。那酒的味道就像生锈的金属。我把饭盒还给帕西尼。

“差劲透了，”他说，“放的时间太长了。我一直搁在车子里。”

大家都吃起来，下巴紧贴着面盆，头往后仰，把面条全部吸进嘴里。我又吃了一口面，尝一点干酪，用酒冲一冲。外面有什么东西落下，大地震动了一下。

“不是四二○大炮，就是迫击炮。”加沃齐说。

“山里头根本没有四二○。”我说。

“他们有斯科达(41)大炮。我见过这种炮弹炸出的大坑。”

“那是三○五。”

我们接着吃。有人咳嗽了一声，好像火车头在开动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

“这掩蔽壕挖得还不够深。”帕西尼说。

“那是一门大迫击炮。”

“是的，长官。”

我吃完我那份干酪，喝下一口酒。在别的声响中，我听见一声咳嗽，接着是“嚓——嚓——嚓”的声音——然后是一条闪光，仿佛熔炉门被突然打开，接着是轰隆一声，先是白色，后是红色，跟着一股疾风扑来，持续不停。我使劲呼吸，可又无法呼吸，只觉得灵魂冲出了躯壳，往外冲，往外冲，我的躯壳始终在风中往外冲。迅即间，我的灵魂全出了窍，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如果以为是刚刚死去，那是大错特错。随后我就飘浮起来，不是往前飘，而是退回来。我吸口气，回到原地。地面已被炸裂，在我脑袋前面，就有一根破裂的木梁。我的脑袋在摇晃，听见有人在哭。我想是有人在尖叫。我想动，但是动不了。我听见河对岸和沿河上下的机枪声和步枪声。随着一阵响亮的溅水声，我看见照明弹在往上升，接着炸裂了，一片白光在天上飘浮着，随即火箭也冲上天，还听见炸弹声，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随后我听见附近有人在嚷：“我的妈呀！噢，我的妈呀！”我又是拔，又是扭，终于抽出了双腿，便转过身去摸摸他。原来是帕西尼，我一碰他，他就尖叫。他的双腿朝着我，我在明暗交错中看到，他的双腿膝盖以上全都炸烂了。一条腿不见了，另一条腿仅由肌腱和裤腿的一部分勉强连着，残余的一截在抽搐，在痉挛，好像脱了节似的。他咬咬胳膊，哼叫道：“噢，我的妈，我的妈呀！”接着又说，“Dio te salve(42)，马丽亚。Dio te salve，马丽亚。噢，打死我吧，打死我吧。我的妈，我的妈，噢，最纯洁可爱的马丽亚打死我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噢，可爱的马丽亚结束这痛苦吧。噢噢噢噢。”接着是一阵哽噎声，“妈呀我的妈呀。”然后他安静下来，咬着胳膊，腿的残肢在抽搐着。

“Porta feriti(43)！”我将两手合拢成杯形，放在嘴边大声喊道，“Porta feriti！”我想接近帕西尼，给他腿上绑根止血带，但我根本动不了。我又试了一次，我的腿稍微挪动了一点。我可以用双臂和双肘撑着往后爬。帕西尼现在安静了。我坐在他旁边，解开我的外衣，想撕下我的衬衣后摆。衬衫撕不动，我就用牙齿咬住布的边沿来撕。这时我才想起他的布绑腿。我穿着羊毛袜，而帕西尼却裹着布绑腿。司机们都裹着布绑腿，但帕西尼只有一条腿。我解开布绑腿，可我这么做的时候，就发觉没有必要再绑止血带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确认了一下，他是死了。还得找一找另外三个人。我坐直了身子，这一来才觉得我脑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就像洋娃娃的眼睛上压着铁块，我眼球后面被什么东西击中。我的双腿又暖又湿，鞋子里面又湿又暖。我知道我中弹了，就俯下身子去摸摸膝盖。我的膝盖不见了。我把手伸进去，才发现我的膝盖原来在小腿上。我在衬衫上擦擦手，又一道照明弹的光慢慢地落下来，我看着我的腿，心里非常害怕。噢，上帝，我说，让我离开这里吧。然而，我知道，还有另外三个人。本来有四个司机。帕西尼死了。还有三个。有人抱住我的腋下，另有一人抬起了我的双腿。

“还有三个人，”我说，“有一个死了。”

“我是马内拉。我们去找担架，可是找不着。你好吗，中尉？”

“戈尔迪尼和加沃齐在哪儿？”

“戈尔迪尼在急救站接受包扎。加沃齐抬着你的双腿。搂住我的脖子，中尉。你伤得很厉害吗？”

“伤在腿上。戈尔迪尼怎么样啦？”

“他没事。是颗大迫击炮弹。”

“帕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一颗炮弹在附近落下，他们俩都扑倒在地，把我也摔在地上。“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搂着我的脖子。”

“让你再摔倒我呀。”

“刚才因为我们受惊了。”

“你们没受伤吧？”

“都只受了一点伤。”

“戈尔迪尼还能开车吗？”

“恐怕不行了。”

到达救护站之前，他们又摔了我一次。

“见鬼。”我说。

“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不会再摔着你了。”

在救护站外面，很多我们这样的人躺在黑暗中的地上。他们把伤员抬进来又抬出去。包扎所的门帘打开，把伤员抬进抬出时，我看得见里边的灯光。死了的就搁在一边。军医们把袖子卷到了肩部，一个个浑身是血，跟屠夫一般。担架不够用。有些伤员吵得厉害，大多数人都很安静。包扎所门上用来遮阴的树叶给风刮得沙沙响，夜越来越冷了。时不时有担架员走进来，放下担架，卸下伤员，随即又走出去。我一到包扎所，马内拉就找来一名中士军医，给我两条腿都扎上绷带。他说伤口里的灰尘太多，所以没流多少血。他们会尽快给我治疗。他回到里边去了。马内拉说，戈尔迪尼不能开车了。他的肩膀骨折了，头部也受了伤。他没觉得怎么疼，但现在肩膀不听使唤了。他坐在一垛砖墙边。马内拉和加沃齐各自送走了一批伤员。他们倒还能开车。英军派来三辆救护车，每部车上配备两个人。其中有一名司机由戈尔迪尼领着向我走过来，戈尔迪尼看上去面色煞白，一副病容。英国人弯下腰来。

“你伤得严重吗？”他问。他是个高个子，戴着副钢边眼镜。

“腿上受了伤。”

“希望不太严重。抽支烟吧？”

“谢谢。”

“他们告诉我说，你损失了两名司机。”

“是的。一个死了，还有就是领你来的这位。”

“真不幸。你愿意让我们来开车吗？”

“我正想请你们来开呢。”

“我们会好好照料车子，用完还到别墅去。你们是二○六，对吧？”

“是的。”

“那是个迷人的地方。我以前见过你。他们说你是美国人。”

“是的。”

“我是英国人。”

“不会吧！”

“是的，英国人。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吗？我们有支部队里有些意大利人。”

“你们肯替我们开车，那太好了。”我说。

“我们会十分当心的，”他挺直了身子，“你们的这个伙计急巴巴地就想让我来见你。”说着拍拍戈尔迪尼的肩膀。戈尔迪尼身子一缩，笑了笑。英国人突然操起流利纯正的意大利语来：“现在一切安排好了。我见过了你们的中尉。我们来接管这两部车子。你们现在不用操心了。”他顿了顿又说，“我得设法把你送出去。我要去找医务人员。我们把你一道送回去。”

他朝包扎所走去，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脚步，唯恐踩着地上的伤员。我看见毛毯帘子被掀开，里面的灯光透出来，他走了进去。

“他会关照你的，中尉。”戈尔迪尼说。

“你怎么样，弗兰哥？”

“我没事。”他在我身边坐下。不一会儿，包扎所门前的毛毯掀开了，走出两个担架员，后面跟着那高个子英国人。他把他们领到我跟前。

“这位就是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语说。

“我还是等等吧，”我说，“还有比我伤得更重的人。我没事。”

“得了，得了，”他说，“别充该死的英雄啦。”然后又用意大利语说，“抬他的时候要当心他的双腿。他的腿痛得厉害。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嫡亲公子。”他们把我抬起，送进包扎室。里面所有的桌上都有人在动手术。小个子少校悻悻地瞪着我们。他认出了我，挥了挥镊子。

“Ca va bien(44)？”

“Ca va(45).”

“是我把他带来的，”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生子。就让他待在这儿吧，等你们一腾出手就给他医治。然后我就把他随第一批伤员运回去。”他朝我弯下腰来，“我去找他们的副官给你办病历，这样事情会快得多。”他弯着身出了门，走掉了。少校这时取下镊子，把它们丢进盆子里。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手移动。现在他在扎绷带。随后，担架员把人从桌上抬走了。

“我来负责美国中尉吧。”一个上尉军医说。他们把我抬上桌子。桌面又硬又滑。有许多刺鼻的气味，既有化学药品味，又有甜滋滋的人血味。他们脱下我的裤子，上尉军医一边检查，一边对中士副官口述起来：“左右大腿、左右膝盖和右脚上多处负伤。右膝、右脚伤势较重。头皮有裂伤（他用探针探查了一下——痛吗？——基督啊，痛呀！），头盖可能有骨折。值勤时受的伤。这样一来，军事法庭就不会说你是自残了。”他说，“想喝点白兰地吗？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你打算干什么？自杀吗？请给他打一针防破伤风疫苗，在他两条腿上都画个十字记号。谢谢。我来清理一下，清洗干净，扎上绷带。你的凝血功能相当棒。”

写病历的副官抬起头来问：“你是怎么受伤的？”

上尉军医：“什么击中了你？”

我闭着眼睛说：“一颗迫击炮弹。”

上尉做的手术很痛，割裂了肌肉组织，问我：“你肯定吗？”

我尽量躺着不动，肌肉组织被切割的时候，感觉胃在颤抖，便说：“我想是的。”

上尉军医找到了什么东西，很感兴趣地说：“敌军迫击炮弹的碎片。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再查查看，不过没有必要。我把这些都涂上颜色——这儿疼不疼？好了，这比起以后的疼痛，算不了什么。真正的疼痛还没开始呢。给他来杯白兰地。一时的受惊可以减轻点疼痛。不过也没什么，只要不感染，就用不着担心，再说现在也很少感染。你的头怎么样？”

“仁慈的基督啊！”我说。

“那你还是别喝太多的白兰地。要是骨折了，还要防止发炎。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浑身是汗。

“仁慈的基督啊！”我说。

“我想你还是骨折了。我给你包起来，免得你的脑袋东碰西撞。”他给我包扎，他的手非常麻利，绷带扎得又紧又稳，“好了，祝你好运。Vive la France(46).”

“他是美国人。”另一位上尉说。

“我以为你说他是法国人。他讲法语，”上尉说，“我早就认识他。我总以为他是法国人。”他喝下大半杯科涅克白兰地，“把重病号送上来。多拿些防破伤风疫苗来。”上尉冲我挥挥手。他们抬起我，出去的时候，门上的毛毯打在我脸上。到了外头，中士副官在我躺的地方跪下来，他轻声问道：“姓氏？中名？教名？军衔？出生地？级别？军团？”等了等他又说，“为你头上的伤感到难过，中尉。希望你感觉好些。我现在用英国救护车送你走。”

“我没事，”我说，“非常感谢。”少校先前所说的疼痛现在开始了，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与我无关。过了一会儿，英国救护车来了，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再把担架抬上救护车，推了进去。我旁边还有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个男人，他的整个脸都扎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像蜡一般。他的呼吸很沉重。又抬来几副担架，挂在上边的吊索上。高个子英国司机走过来，朝里面望望。“我要稳稳当当地开，”他说，“希望你们感觉舒坦。”我感觉到引擎发动了，感觉到他爬上前座，感觉到他松开刹车，踩下离合器，接着我们就启程了。我静静地躺着，任凭疼痛肆虐。

救护车沿着山路爬行，开得很慢，有时停下，有时倒车拐弯，后来终于跑起来了。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滴。起初滴得很慢很有节奏，后来就滴滴答答流淌起来。我向司机嚷叫起来。他停下车，从车座后的窗洞望进来。

“什么事？”

“我上边担架上的那个人在流血。”

“离山顶不远了。我一个人没法把担架弄出来。”他又开车了。血流个不停。在黑暗中，我看不清血是从头顶上方帆布的什么地方流下来的。我试图把身子往旁边挪挪，免得血流在我身上。有的血流进我衬衫里，觉得又暖又黏。我感到冷，腿又疼得厉害，难受得直想吐。过了一会儿，上边担架上血流得少了，又开始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我听到并感觉到上面的帆布在动，担架上的那个人比较舒服地安定下来了。

“他怎么样了？”英国人回头问，“我们快到山顶了。”

“我想他是死了。”我说。

血滴得很慢，就像太阳落山后，冰柱上滴下的水珠。山路往上爬，沉沉夜色中，车里寒气袭人。到了山顶救护站，他们把那副担架抬出去，把另外一副担架放进来，我们又继续赶路。

第十章

在野战医院的病房里，他们告诉我说，有人下午要来看我。那天天热，房间里有好多苍蝇。我的护理员把纸裁成纸条，绑在棍子上做成掸子，来驱赶苍蝇。我看着那些苍蝇叮在天花板上。护理员一停止挥赶，再一打瞌睡，苍蝇便飞下来，我就吹着气把它们赶走，最后用双手捂住脸，也睡着了。天太热了，我一觉醒来，腿上发痒。我叫醒护理员，他往绷带上倒了些矿泉水。这样一来，床给弄得又湿又凉。睡醒的人就在病房里聊天。医院的下午是比较安静的时候。每天早晨，三名男护士和一名医生，挨个巡视病床，把病人一个个抬下床，送到包扎室去换药，趁换药的机会，给病人整理床铺。去包扎室换药可不是好玩的，我后来才知道，床上有病人，也照样可以铺床。护理员泼完了水，床上又凉快又舒服，我正吩咐他给我脚底什么地方挠痒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带来了里纳尔迪。他脚步匆匆地来到床前，弯下腰来亲了亲我。我见他戴着手套。

“你好吗，宝贝？感觉如何？我给你带来了这个——”是一瓶科涅克白兰地。护理员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了。他继续说：“还有个好消息。要给你授勋。他们想给你弄块银质奖章，但是也许只能搞到铜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受了重伤。他们说，只要你能证明你有什么英雄事迹，你就能得到银质奖章。否则就只能是铜的了。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有什么英雄事迹吗？”

“没有，”我说，“大家在吃干酪的时候，我被炸了。”

“别开玩笑。受伤前后，你肯定有过什么英雄事迹。仔细想想看。”

“我真没有。”

“你没背过什么人吗？戈尔迪尼说你背过好几个人，但急救站的少校军医说，这是不可能的。你要想得到奖励，得让他在提议书上签字。”

“我没背过什么人。我动都动不了。”

“那没关系。”里纳尔迪说。

他摘下手套。

“我想我们能替你弄到银质奖章。你不是拒绝比别人先接受治疗吗？”

“也不是很坚决。”

“那没关系。看看你伤得多么严重。看看你的勇敢行为，总是要求上一线。再说，这次行动又很成功。”

“他们顺利过河了吗？”

“顺利极啦。俘获了近千名俘虏。公报上写着呢。你没看公报吗？”

“没有。”

“等我带一份给你看看。这次奇袭非常成功。”

“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棒极了。大家都棒极了。人人都替你感到骄傲。跟我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吧。我敢肯定你能拿到银质奖章。跟我说说吧。把一切都告诉我。”他停了停，想了想，“说不定你还能弄枚英国勋章呢。那儿有个英国人。我去找找他，看他愿不愿意推荐你。他总会有点办法的。你遭了很多罪吧？喝一杯吧。护理员，去拿个瓶塞起子来。噢，你真该看看我是怎样给人切除三米小肠的，我的医术现在是今非昔比了。这可是给《柳叶刀》(47)杂志投稿的好素材。你替我翻译出来，我把它投到《柳叶刀》。我的医术日益精湛。可怜的好宝贝，你感觉怎么样啦？怎么还不见那个该死的瓶塞起子？你这么勇敢沉着，我都忘了你在受罪。”他拿手套拍拍床沿。

“瓶塞起子拿来了，中尉长官。”护理员说。

“打开酒瓶。拿个杯子来。喝了这个，宝贝。你那可怜的脑袋怎么样了？我看过你的病历，根本没有骨折。急救站的少校是个杀猪的。我要是给你动手术，绝不会让你吃苦。我从不让任何人吃苦。我掌握了这里面的诀窍。我天天学习，手术越做越顺当，技术越来越精湛。原谅我话这么多，宝贝。看到你受这么重的伤，我真心痛。好了，喝了这个，不错的。花了十五里拉呢。一定不错。五星的。我一离开这儿，就去找那个英国人，让他给你弄一枚英国勋章。”

“他们的勋章可不是随便给的。”

“你太谦虚了。我打发联络官去，他能对付那个英国人。”

“你见过巴克利小姐没有？”

“我把她带来。我现在就去把她带来。”

“别去，”我说，“给我讲讲戈里齐亚的情况。姑娘们怎么样啦？”

“还有什么姑娘们。两个星期以来就没有调换过。我再也不去那儿了。太丢人了。她们哪儿是姑娘，简直就是老战友了。”

“你不去啦？”

“就是去，也只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来的。顺路去看看。大家都问起你。她们居然会待这么久，彼此都成朋友了，真是太丢人啦。”

“也许姑娘们不愿意再上前线来了。”

“她们当然愿意来。他们有的是姑娘。只是管理不善。他们把姑娘们都留在后方，供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尽情享乐。”

“可怜的里纳尔迪，”我说，“一个人孤零零地作战，没有新来的姑娘。”

里纳尔迪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

“我想你喝点酒没害处，宝贝。你喝吧。”

我喝了那杯科涅克白兰地，觉得浑身热乎乎的。里纳尔迪又倒了一杯。他现在安静了。他端起酒杯：“为你英勇的伤口。为了银质奖章。告诉我，宝贝，这大热天里，你总是躺在这儿，不感到冲动吗？”

“有时会的。”

“我无法想象怎么能这样躺着。我会发疯的。”

“你是发疯了。”

“我希望你回来。现在没人半夜三更带着浪漫故事回来了。没人可以开玩笑。没人可以借钞票。没有把兄弟和室友。你为什么要受伤呢？”

“你可以拿牧师开玩笑啊。”

“那个牧师。开他玩笑的不是我，而是上尉。我是喜欢他的。要是非得有个牧师，就用这个牧师也就行了。他要来看你，正大做准备呢。”

“我喜欢他。”

“噢，我早就知道啦。有时我觉得你和他有点那个意思。你知道的。”

“不，你不会吧。”

“是的。我有时是那样想的。你们就像安科纳旅第一团的番号，有点那个意思。”

“嗐，见鬼去吧。”

他站起身，戴上手套。

“哈，我喜欢逗你玩，宝贝。尽管你有牧师，有英国姑娘，你骨子里还真跟我一模一样。”

“不，我跟你不一样。”

“是的，我们是一样的。你其实是个意大利人。肚子里除了火和烟以外，什么也没有。你只是假装是个美国人。我们是兄弟，彼此相爱。”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要规矩点。”我说。

“我会叫巴克利小姐来的。没有我，你跟她在一起会更好。你会纯洁一点，甜蜜一点。”

“嗐，见鬼去吧。”

“我会找她来的。你那冷冰冰的美丽女神，英国女神。我的天哪，碰上这样的女人，男人除了崇拜还能做什么呢？英国女人还能有别的用处吗？”

“你这愚昧无知、嘴巴龌龊的意大利佬。”

“一个什么？”

“一个愚昧无知的意大利佬。”

“意大利佬。你才是个冷面的……意大利佬呢。”

“你愚昧无知。笨头笨脑。”我知道那个字眼刺伤了他，便乘胜追击，“没见识，没经验，因为没经验而变得笨头笨脑。”

“真的吗？让我跟你说说你们那些好女人的事吧。你们的女神。找个一向清白的姑娘和找个女人，只有一点不同。姑娘会痛。我只知道这一点。”他用手套拍打着床，“而你永远不知道姑娘是否真喜欢干那事。”

“别生气嘛。”

“我没有生气。我跟你讲这些话，宝贝，只是为你好。让你少些麻烦。”

“就这唯一的不同？”

“是的。但是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傻瓜却不明白。”

“谢谢你好心告诉我。”

“咱们别拌嘴啦，宝贝。我太爱你了。不过，可别当傻瓜。”

“不会。我要像你一样聪明。”

“别生气，宝贝。笑一笑。喝一杯。我真得走了。”

“你真是个贴心的哥儿们。”

“现在你看到了，我俩骨子里是一样的。我俩是战友。跟我吻别吧。”

“你还挺伤感的。”

“不。我只是比你感情更深一些。”

我感觉到他的气息在向我逼近。“再见。我很快会再来看你的。”他的气息远去了，“你不乐意，我就不吻你啦。我会把你的英国姑娘送来的。再见，宝贝。科涅克白兰地就放在床底下。早点康复。”

他走了。

第十一章

牧师来的时候，已是傍晚。在这之前，他们给我送来了饭，后来又收走了碗盘，我便躺在那里望着一排排的病床，望着窗外在晚风中微微摇晃的树梢。微风从窗口吹进来，到了夜晚，天凉快了一点。这时，苍蝇落在天花板上，落在电线吊着的电灯泡上。电灯只是夜间有人给送进来，或者有什么事要做时才开。黄昏后病房里一片黑暗，而且要一直黑暗下去，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年轻。好像小时候早早吃了晚饭就给弄上床睡觉一样。护理员从病床间走来，到我跟前停住脚。有人跟着他来。原来是牧师。他站在那儿，小小的个子，棕色的脸，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你好吗？”他问。他把几包东西放在床旁边的地板上。

“挺好，神父。”

他在先前给里纳尔迪搬来的那把椅子上坐下，局促不安地望着窗外。我注意到他的脸显得很疲惫。

“我只能待一会儿，”他说，“时候不早了。”

“还不晚。食堂怎么样？”

他微微一笑。“我还是人家的一大笑料，”他的声音听起来也很疲惫，“感谢上帝，大家都平安无事。”

“看你挺好，我很高兴，”他说，“希望你不感到疼痛。”他好像很疲惫，我很少见他这样疲惫。

“已经不疼了。”

“食堂里缺了你，挺想念的。”

“我也盼望回去。一起谈谈总是很有意思。”

“我给你带了些小东西。”他说，他从地上捡起包裹，“这是蚊帐。这是一瓶味美思。你喜欢味美思吗？这是些英文报纸。”

“请把报纸打开给我看看。”

他一听很高兴，马上打开了报纸。我双手捧着蚊帐。他端起味美思给我看了看，然后放回床边地板上。我拿起那捆英文报纸中的一张。我把报纸转了转，正好对着窗外射进来的微弱光线，这样就可以看清标题了。原来是《世界新闻报》。

“其他的报纸是有插图的。”他说。

“看这些报纸一定很有趣。你从哪儿搞来的？”

“我是托人到梅斯特雷(48)买来的。以后还会有的。”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神父。喝一杯味美思吧。”

“谢谢。你留着自己喝吧。是特地带给你的。”

“别这样，喝一杯吧。”

“好吧。以后再给你带点来。”

护理员拿来杯子，打开酒瓶。他把瓶塞搞折了，只好把剩下的那截戳进瓶里去。我看出牧师有些失望，但他还是说：“没关系。不要紧。”

“祝你健康，神父。”

“祝你早日康复。”

随后他还端着酒杯，我们彼此对望着。有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像好朋友一样，可是今晚却有些拘束。

“怎么啦，神父？你好像很疲倦。”

“我是疲倦，可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天气太热吧。”

“不是。还只是春天呢。我觉得打不起精神。”

“你有战争厌倦症吧。”

“倒不是。不过我是讨厌战争。”

“我也不喜欢战争。”我说。他摇摇头，望望窗外。

“你不在乎战争。你不懂得什么是战争。你要原谅我。我知道你受了伤。”

“那不过是意外受的伤。”

“就算你受了伤，你还是不懂得什么是战争。我敢说。我自己也不太明白，不过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点。”

“我受伤的时候，大伙正在谈论这个话题。帕西尼说得正起劲。”

牧师放下杯子。他在想别的事。

“我了解他们，因为我就像他们一样。”他说。

“不过，你和他们不一样。”

“可我确实跟他们是一样的。”

“军官什么也不明白。”

“有些军官还是明白的。他们非常敏感，比我们谁都难受。”

“他们大多数是不太相同的。”

“这不是教育或金钱的问题。是别的原因。像帕西尼这样的人，即使受过教育或者有钱，也不会愿意当军官。我就不愿意当军官。”

“你可是身为军官呀。我也是个军官。”

“我其实不算。你甚至还不是意大利人。你是个外国人。你与其说是接近士兵，不如说是接近军官。”

“那有什么区别呢？”

“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有人想要引起战争。这个国家有不少这样的人。还有人不愿意引起战争。”

“但是前一种人会逼着后一种人去打仗。”

“是的。”

“而我在帮助前一种人。”

“你是个外国人。还是个爱国人士。”

“那些不愿意引起战争的人呢？他们能阻止战争吗？”

“我不知道。”

他又望着窗外。我盯着他的脸。

“有史以来，人们可有办法阻止过战争的？”

“人们组织不起来，也就无法阻止战争，而一旦组织起来，却又给自己的头儿出卖了。”

“这么说，是没有希望了？”

“也不是绝对没有希望。可有时候我无法抱有希望。我总是竭力抱有希望，可有时候又做不到。”

“也许战争会结束的。”

“希望如此。”

“那你会做什么呢？”

“要是可能的话，我要回到阿布鲁齐。”

他那棕色的脸突然变得喜气洋洋。

“你喜欢阿布鲁齐？”

“是的，非常喜欢。”

“那你应该去那儿。”

“那我太幸福了。但愿我能住在那儿。”

“同时受人尊重。”我说。

“是的，还受人尊重。怎么会不受人尊重呢？”

“没有理由不受尊重。你应该受到尊重。”

“那也没关系。但是在我们那地方，人们都知道人可以爱上帝。这可不是龌龊的玩笑。”

“我明白。”

他看看我，笑了笑。

“你明白，但你并不爱上帝。”

“是不爱。”

“从来不爱上帝？”他问。

“夜里我有时候还挺怕他。”

“你应该爱他。”

“我不是很爱。”

“不，”他说，“你是爱的。你跟我讲过夜里的事。那不是爱。那只是激情和欲望。你爱的时候，就想为对方做事。想为对方牺牲，想为对方服务。”

“我不爱。”

“你会的。我知道你会的。那时你就会快活了。”

“我是快活的。我一直是快活的。”

“那是另一回事。你没有经历，就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好吧，”我说，“我一旦有了，一定告诉你。”

“我待得太久了，话说得太多了。”他担心真是这样。

“不。别走。爱女人是怎么回事？假如我真爱上某个女人，会不会也像那样？”

“这我可不知道。我从没爱过任何女人。”

“那你母亲呢？”

“是呀，我一定爱过我母亲。”

“你一向爱上帝吗？”

“从孩提时候起。”

“噢。”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是个好孩子。”我说。

“我是个孩子，”他说，“可你们叫我神父。”

“那是出于礼貌。”

他笑了笑。

“我真得走了，”他说，“你不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吗？”他怀着希望问道。

“不用。你来聊聊就行了。”

“我把你的问候转达给食堂里的朋友。”

“谢谢你带来这么多好东西。”

“那不算什么。”

“再来看我啊。”

“好的。再见。”他拍拍我的手。

“再见。”我用土语说。

“Ciaou.”他重复了一声。

病房里黑洞洞的，一直坐在床脚边的护理员，站起身来送他出去。我很喜欢他，希望他有一天能回到阿布鲁齐。他在食堂里的日子不好过，虽然他不往心里去，但是我想他若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会怎么样啊。他告诉过我，在卡普拉科塔，小镇下头的溪流里有鳟鱼。夜里不准吹笛子。青年人可以唱小夜曲，只是不准吹笛子。我问他为什么。因为少女们夜里听到笛声是不吉利的。那里的庄稼人都尊称你为“堂”(49)，你一见到他们，他们便会脱帽致意。他父亲天天去打猎，并且常在庄稼人家吃饭。他们总是很受尊重。不过外国人要打猎，必须出示证明书，证明自己从来没有被逮捕过。大萨索山(50)有熊，可惜路太远。阿奎拉(51)是个不错的小镇。夏天晚上很凉爽，而阿布鲁齐的春天是全意大利最美的。然而，最惬意的还是秋天在栗树林里打猎。那儿的鸟全都很棒，因为它们吃的是葡萄，你也从不用自带午饭，因为庄稼人总是以能请你到家里吃饭为荣。过了一会儿，我便睡着了。

第十二章

这间病房很长，右边是一排窗子，尽头有一道门，通往包扎室。我们的那一排床朝着窗子，窗子下面的另一排床朝着墙壁。你若是左侧着身子躺着，就能望见包扎室的门。病房尽头另有一道门，有时有人就打那道门进来。要是有人快死了，他们就用屏风把那张床围起来，这样你就看不见病人是怎么死的，只看得见屏风底下露出来的医生和男护士的鞋子和绑腿，有时候到末了，还听得见他们的窃窃私语。随后牧师就从屏风后走出来，接着男护士回到屏风后，出来时抬着死去的病人，身上盖着一条毯子，从两排床间的走道抬出去，随即有人将屏风折好拿走。

那天早晨，负责病房的少校问我第二天能不能出去一趟。我说能。他说那他们一大早就把我送出去。他说别等天太热再上路，这样我会好受些。

他们把你从床上抬下来，送往包扎室时，你可以从窗口望出去，看见花园里新添的几座坟。一个士兵坐在通往花园的那扇门外，做着十字架，并把葬在花园里的人的姓名、军衔、部队番号，用油漆写在十字架上。他也替病房跑跑腿，还抽空拿奥军一只步枪子弹壳给我做了个打火机。医生们人都很好，看来也很能干。他们急于把我送到米兰去，那里有更好的X光设备，等我动了手术后，可以在那儿接受机器理疗。我也想去米兰。他们想把我们都送出去，尽可能送到后方，因为进攻一旦开始，所有的病床都得派上用场。

离开野战医院的头天晚上，里纳尔迪带着我们食堂的少校来看我。他们说我要去米兰一家新设立的美国医院。美国要派来几支救护车队，这所医院将照料他们和在意大利服役的其他美国人。红十字会里有很多美国人。美国已经对德宣战，但是没有对奥国宣战。(52)

意大利人相信美国也一定会对奥国宣战，他们对任何美国人来意大利，甚至红十字会人员来意大利，都感到很兴奋。他们问我是否认为威尔逊总统会向奥国宣战，我说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我不知道美国跟奥国有什么势不两立的，不过既然已经对德国宣战了，那就理所当然地会对奥国宣战。他们问我美国是否会对土耳其宣战。我说这倒不一定。我说火鸡是美国的国鸟(53)，但是这个笑话翻译得太蹩脚，弄得人们既困惑又猜疑，我只好说会的，美国或许也会对土耳其宣战。那对保加利亚呢？我们已经喝了好几杯白兰地，我就说会的，向上帝发誓，也要对保加利亚宣战，还要对日本宣战。但是，他们说，日本是英国的盟国。你们可不能相信该死的英国人。日本人要抢夺夏威夷，我说。夏威夷在哪儿？在太平洋上。日本人干吗想要夏威夷？他们不是真想要夏威夷，我说。只不过是流言罢了。日本是个奇妙的矮小民族，喜欢跳舞和喝低度酒。跟法国人一样，少校说。我们要从法国人手中收回尼斯和萨沃伊。我们要收回科西嘉岛和整个亚得里亚海海岸线，里纳尔迪说。意大利要恢复古罗马的辉煌，少校说。我不喜欢罗马，我说。天气太热，跳蚤又多。你不喜欢罗马？不，我爱罗马。罗马是万国之母啊。我绝不会忘记罗穆卢斯(54)喝的是泰伯河的水。什么？没什么。我们都去罗马吧。

我们今晚就去罗马，再也不回来了。罗马是个美丽的城市，少校说。万国之母、之父，我说。罗马是阴性的，里纳尔迪说。它不可能当父亲。那谁是父亲呢，是圣灵吗？别亵渎。我没有亵渎，只是想长见识。你喝醉了，宝贝。谁把我灌醉的？是我把你灌醉的，少校说。我把你灌醉了，因为我爱你，因为美国参战了。彻底参战了，我说。你明儿早上就走了，宝贝，里纳尔迪说。去罗马，我说。不，去米兰。去米兰，少校说，去水晶宫，去科瓦，去康帕里，去碧菲，去大拱廊(55)。你这幸运儿。去意大利大饭店，我说，在那儿，我可以跟乔治借钱。去斯卡拉歌剧院(56)，里纳尔迪说。你要去斯卡拉。每晚都去，我说。你每晚都去可去不起，少校说。

票价很贵。我要从我祖父的户头上开一张即期汇票，我说。一张什么？一张即期汇票。他来付款，否则我得去坐牢。银行的坎宁安先生经办此事。我就靠即期汇票过活。做祖父的怎么忍心让一个爱国的孙子，一个为捍卫意大利的生存而献身的孙子去坐牢呢？美国的加里波第(57)万岁，里纳尔迪说。即期汇票万岁，我说。我们得安静点，少校说。人家叫我们安静，说了多次了。你明天果真要走吗，弗雷德里克？我跟你说他要去美国医院，里纳尔迪说。到那些美丽的护士那儿去。不是野战医院留着胡须的护士。是的，是的，少校说，我知道他要到美国医院去。我不在乎他们的胡子，我说。谁想留胡子让他留好了。你为什么不留胡子呢，少校长官？防毒面具可塞不下胡子。不，塞得下。防毒面具里啥玩意儿都塞得下。我就往防毒面具里呕吐过。别这么大声，宝贝，里纳尔迪说。我们都知道你上过前线。噢，乖宝贝，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呀？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搞得有点伤感了。听着，给你一个惊喜。你的那个英国人。知道吗？你每天晚上都上他们医院去找的那个英国姑娘？她也要去米兰。她和另外一个姑娘要到美国医院去。美国来的护士还没有到。我今天和他们部门的负责人谈过。前线的女人太多了。他们打算送一些回去。这消息你觉得怎么样，宝贝？好了。是吧？你要到大城市里去住了，还有你那位英国姑娘跟你亲热。我怎么不受伤呢？你也许会受伤的，我说。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又是喝又是闹，打扰弗雷德里克了。别走。不行，我们得走了。再见。祝你好运。万事顺利。Ciaou。Ciaou。Ciaou。早点回来，宝贝。里纳尔迪亲了亲我。你有来苏儿(58)的味道。再见，宝贝。再见。万事顺利。少校拍拍我的肩膀。他们踮着脚走出去了。我发现自己醉得不行，也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动身去米兰，四十八小时后才到达。一路上很不顺利。在梅斯特雷这一边，我们被晾在支线上等了好久，有些小孩跑来朝车里张望。我叫其中一个去买一瓶科涅克白兰地，但他回来说，只有格拉帕白兰地。我跟他说那就弄一瓶来，酒来后我把找回的钱赏给他，便和旁边的那个人喝了个酩酊大醉，一直睡到过了维琴察才醒来，在地板上大吐一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旁边的那个人已在地板上吐了好几回。后来我觉得渴得不行，在维罗纳城外的调车场，我向一个在火车旁走来走去的士兵求助，他搞了点水给我喝。我叫醒了那个与我同醉的家伙乔吉蒂，给他点水喝。他说把水泼在他肩膀上吧，随即又睡着了。那个士兵不肯接受我给他的小钱，给我买来一只柔软多汁的橘子。我吸吮着吃，把核吐出来，望着那士兵在外边一节货车边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火车猛然一抖，启动了。

(1)　意大利当时的国王是维多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1900—1947），曾跟随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曾默许意大利对土耳其发动战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分子攫取政权后，成为墨索里尼的傀儡。

(2)　乌迪内是意大利东北部的一座城市，当时意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

(3)　戈里齐亚是意奥边境上的一个小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原属奥匈帝国，1916年8月被意军攻克。

(4)　卡索高原位于意大利东北部，1917年于此发生重要战役。戈里齐亚就在卡索高原上。

(5)　阿斯蒂是意大利西北部的一座古城，出产一种白葡萄酒。

(6)　法兰兹·约瑟夫（1830—1916），1848—1916年为奥匈帝国皇帝。

(7)　阿马斐位于意大利西南部的阿马斐海岸，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8)　巴勒莫是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的港口城市，也是西西里岛的首府。

(9)　卡普里是意大利西海岸那不勒斯附近一座风光迷人的小岛。

(10)　阿布鲁齐，亦称阿布鲁佐，意大利中东部一地区名，濒亚得里亚海。古时，这里的意大利部落曾长期抵抗罗马人的征服，反对教皇国。

(11)　这些意大利词汇含有军衔的意思：soto-tenente，少尉；tenente，中尉；capitano，上尉；maggiore，少校；tenente-colonello，中校。

(12)　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13)　这里的“海”指意大利东面的亚得里亚海。

(14)　意大利语，意为“你好”。

(15)　科瓦是米兰一家著名的咖啡馆，位于斯卡拉歌剧院附近。

(16)　施特烈嘉酒是一种橘子味的甜酒。

(17)　《雨果英语语法》是伦敦雨果语言学院编写的外国语速成法丛书中的一本。

(18)　格拉帕是意大利出产的一种以葡萄渣为原料的烈酒。

(19)　索姆河位于法国北部，1916年，英法联军向德军发起进攻，以解除德军围攻凡尔登的压力。

(20)　意大利语，意为“非常喜欢”。

(21)　意大利语，意为“还算不上”。

(22)　意大利语，意为“回头见”。

(23)　这里的“河”指意奥边境上的伊松佐河，长约75英里。1915—1917年，意军与奥匈军队曾在此进行了11次战役。

(24)　比萨是意大利中西部的一座古城。

(25)　热那亚是意大利西北部的一座海滨城市。

(26)　圣迦伯烈山位于戈里齐亚的东南，控制着卡索高原。

(27)　巴斯利卡塔是意大利南部一地区名。

(28)　路易吉·卡多尔纳（1850—1928），意军司令官，在伊松佐战役中指挥盲目乏力。

(29)　参见此处。

(30)　黑森林是德国南部一片长160公里、宽50公里的常青绿色地带，因为遮天蔽日的深色树荫而得名“黑森林”。

(31)　哈尔茨山位于德国中部地区，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曾热情赞颂其绮丽的自然风光。

(32)　Island是“岛屿”的意思，念起来像“爱兰”。

(33)　贝济耶是法国南部埃罗省的一个镇，著名旅游胜地。

(34)　巴克斯是罗马帝国时期的酒神，既是葡萄与葡萄酒之神，也是狂欢与放荡之神。

(35)　这是本书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姓名的意大利语读法。

(36)　利比亚当时是意大利殖民地。

(37)　意大利语，意为“军队万岁”。

(38)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奥匈帝国的捷克军团临阵不肯作战，相继投降俄军。

(39)　蒙法尔科内和的里雅斯特都是意奥边境上的重镇。

(40)　萨伏依王室，1861—1946年统治意大利王国的王室。

(41)　斯科达是捷克一家兵工厂的名字。

(42)　意大利语，意为“上天保佑你”。

(43)　意大利语，意为“担架兵”。

(44)　法语，意为“你好吗”。

(45)　法语，意为“好”。

(46)　法语，意为“法兰西万岁”。

(47)　英国著名临床医学杂志。

(48)　梅斯特雷是意大利东北部与威尼斯岛相望的一个海滨城市。

(49)　“堂”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男士的一种尊称。

(50)　大萨索山位于意大利中部，其主峰科诺为亚平宁山脉最高峰。

(51)　阿奎拉（又译拉奎拉）是阿布鲁齐地区的一个著名城市。

(52)　美国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对奥匈帝国一直拖到同年12月才宣战。

(53)　在英语中，火鸡和土耳其是同一个词。

(54)　罗马神话中，罗穆卢斯是战神马耳斯的儿子、古罗马的建国者、古罗马人的守护神。

(55)　大拱廊是米兰著名的购物中心，上边是玻璃屋顶，两边是商店、咖啡馆、餐馆等。这里所提到的康帕里、碧菲都是著名餐馆。

(56)　斯卡拉歌剧院是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西方人将之视为歌剧圣地。

(57)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将军和民族主义者，曾率领1000名志愿者占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1860年）。他的征服促进了意大利王国的成立（1861年）。

(58)　来苏儿即甲酚皂液。

第二部

第十三章

我们大清早到达米兰，他们在货车场卸下了我们。一辆救护车送我去美国医院。我躺在救护车里的担架上，也搞不清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个区，但是他们往外抬担架时，我看见一家市场和一家开着门的酒店，酒店里有个女雇员在往外扫垃圾。街上有人在洒水，空气中有股清晨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进门去。门房跟着他们出来了。他留着灰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门房帽，上身只穿件衬衣。担架进不了电梯，他们便讨论是把我抬下担架，打电梯上楼呢，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他们还是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点，”我说，“轻点。”

电梯里很挤，我的两腿弯着，痛得厉害。“让我把腿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呀。”说这话的人用胳膊抱着我，而我的胳膊则攀着他的脖子。他的气息冲到我的脸上，发出一股大蒜和红酒的气味。

“轻点。”另一个人说。

“见鬼，谁没轻点呀！”

“我说要轻点。”抬着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门关上了，铁栅栏也拉上了，门房按了上四楼的按钮。门房看样子有些担心。电梯往上开得很慢。

“重吗？”我问那个一股大蒜味的家伙。

“不重。”他说。他脸上在冒汗，嘴里嘟嘟囔囔。电梯稳稳地上升，随即停住了。抬着我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到了阳台上。这儿有好几扇门，门上安着铜把手。抬着我脚的人按了按门铃按钮。我们听见门里边电铃在响。没人来开门。这时门房从楼梯走上来了。

“他们人呢？”抬担架的问。

“我不知道，”门房说，“人都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

门房按按铃，再敲敲门，然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领来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头发蓬松，半垂下来，身上穿着一件护士服。

“我听不懂，”她说，“我可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想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没准备好。还没打算接收任何病人。”她用手掖一掖头发，瞪着近视眼望着我。

“随便找一个可以安置我的房间。”

“我不知道呀，”她说，“还没准备接收病人。我可不能随便找个房间安置你。”

“随便什么房间都行。”我说。然后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给找个空房间。”

“房间都空着，”门房说，“你可是头一个病人。”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个老护士。

“看在基督的分上，快给我找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老弯着，痛得越来越厉害，我感到痛入骨髓了。门房走进门去，那灰白头发的女人跟在后面，不一会儿门房又急匆匆地出来了。“跟我走。”他说。他们抬着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房间里一股新家具的气味。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橱。他们把我放在床上。

“我可没法铺上床单，”那女人说，“床单都给锁起来了。”

我没理睬她。“我口袋里有钱，”我对门房说，“在扣着的口袋里。”门房掏出钱来。两个抬担架的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在另一个口袋里。你可以帮我交给护士。”

抬担架的行了个礼，说了声谢谢。“再见，”我说，“多谢啦。”他们又行了个礼，出去了。

“这些病历上，”我对护士说，“写着我的病情和已经做过的治疗。”

女人拿起病历，戴着眼镜翻看。一共三份病历，都对折着。“我不晓得怎么办，”她说，“我不认得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什么也干不了。”她哭起来了，把病历放进围裙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吗？”她哭着问。

“是的。那么请你把病历放到床头柜上吧。”

房里既阴暗又凉爽。我躺在床上，看得见房间那头的大镜子，不过看不到镜子里反射的东西。门房还站在床边。他有一张中看的脸，人又很和善。

“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

“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怎么称呼你？”

“沃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沃克太太。我想我要睡了。”

我独自待在房里。房里很凉快，也没有医院的气味。床垫很结实，很舒服，我躺着一动不动，尽量不呼吸，感到腿痛减轻了，心里挺高兴。过了一会儿，我想喝水，发现床边有一条按电铃的电线，便按按铃，但是没有人来。我就睡了。

我醒来时四处张望。阳光从百叶窗透进来。我看见那只大衣橱、光秃秃的墙和两把椅子。我的双腿还裹着脏兮兮的绷带，直直地伸在床外头。我很小心，两条腿不敢动。我口渴了，就伸手去按铃。听见门开了，便抬头看了看，只见是一个护士。她看上去又年轻，又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着走到床边来，“我们还没能跟医生联系上。他去科莫湖(1)了。谁也没料到会来病人。你到底怎么啦？”

“我受了伤。腿上、脚上，还有我的头也受了伤。”

“你叫什么？”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帮你洗一洗。可是绷带不敢动，要等医生回来。”

“巴克利小姐在这儿吗？”

“没有。这儿没有这个姓氏的人。”

“我进来的时候，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是谁？”

护士大笑起来：“是沃克太太。她值夜班，睡着了。没想到会有病人来。”

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帮我脱去衣服，除了绷带以外，衣服全都脱掉了，然后就给我擦洗身子，动作十分轻柔、娴熟。洗过之后，我觉得非常舒服。我头上还扎着绷带，但她把边沿都洗了洗。

“你在哪儿受的伤？”

“普拉瓦北部的伊松佐河上。”

“那是哪儿？”

“戈里齐亚北面。”

我看得出来，她对这些地名一无所知。

“你疼得厉害吗？”

“没什么。现在不怎么疼了。”

她往我嘴里放了一支体温计。

“意大利人是放在腋下的。”我说。

“别说话。”

她把体温计拿出来，看了看，然后甩了甩。

“多少度？”

“这你不该知道。”

“告诉我是多少度。”

“差不多正常。”

“我从来不发烧。何况我的两条腿里现在都是废铜烂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里面尽是些迫击炮弹碎片、旧螺丝钉和床座弹簧之类的东西。”

她摇摇头，笑了笑。

“要是你腿里真有任何异物，那就会发炎，你也就会发烧。”

“好吧，”我说，“我们瞧瞧能取出什么东西来。”

她走出房去，回来时领来清早见过的那位老护士。她们一块铺好床，我人还躺在床上。这种铺床法对我来说很新奇，也很让人钦佩。

“这儿由谁主管？”

“范坎彭小姐。”

“共有多少护士？”

“就我们俩。”

“不会多来几个吗？”

“还有几位快到了。”

“什么时候到？”

“不知道。作为一个病人，你的问题问得太多了。”

“我没生病，”我说，“我是受伤。”

她们铺好了床，我躺在那儿，身下垫着一条干净光滑的床单，身上盖着另一条。沃克太太出去拿了件睡衣上装来。她们给我穿上，我觉得又干净又整齐。

“你们对我太好了。”我说。那个叫盖奇小姐的护士咯咯笑了。“我可以喝杯水吗？”我问。

“当然可以。然后你就可以吃早饭了。”

“我不想吃早饭。请你给我打开百叶窗好吗？”

房里光线本来很暗，百叶窗一打开，顿时阳光灿烂，我望望外面的阳台，再过去是房屋和烟囱的砖瓦顶。我朝砖瓦顶上空望去，瞧见了白云和碧蓝的天。

“难道你们不知道别的护士什么时候到吗？”

“怎么啦？难道我们对你照顾不周吗？”

“你们待我很好。”

“你想用便盆吗？”

“可以试试看。”

她们帮我坐起来，扶着我，可是没有用。后来我就躺着，从敞开的门望着外面的阳台。

“医生什么时候来？”

“他回来就知道了。我们设法打电话到科莫湖找过他。”

“难道没有别的医生吗？”

“他是本院的住院医生。”

盖奇小姐拿来一罐水和一只杯子。我连喝了三杯，然后她们就走了，我往窗外望了一会儿，又睡着了。我吃了点中饭，下午医院的主管范坎彭小姐来看我。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个子小，做事麻利，疑心重，放在这个位置真委屈她了。她问了我许多问题，似乎觉得我参加意军是一桩丢脸的事。

“我吃饭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吗？”我问她。

“除非有医生的吩咐。”

“他不回来，我就不能喝吗？”

“绝对不能喝。”

“你们到底打不打算把他叫回来？”

“我们打电话到科莫湖找过他。”

她出去了，盖奇小姐回来了。

“你对范坎彭小姐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她非常麻利地帮我做完事之后，问道。

“我不是有意的。可她也太势利眼了。”

“她倒说你趾高气扬，粗鲁无礼。”

“我才没有呢。不过，医院里连个医生都没有，还算什么医院呀？”

“他就来了。他们打电话到科莫湖找他了。”

“他在那儿干吗？游泳吗？”

“不。他在那儿开了个诊所。”

“他们干吗不另外请一个医生？”

“嘘。嘘。做个好孩子，他就会来的。”

我让人去叫门房，等他来了，我用意大利语跟他说，到酒店去给我买一瓶辛扎诺味美思和一瓶基安蒂酒，还有晚报。他去了，买好酒用报纸包着拿回来，先把报纸解开，然后照我的吩咐，拔掉瓶塞，把基安蒂酒和味美思都放在床底下。他们都走了，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报纸，有来自前线的报道，阵亡军官的名单和他们所授的勋章。然后我伸手从床底下提起那瓶味美思，笔直地摆在肚子上，让凉快的玻璃瓶贴着肚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瓶底一次次地贴在肚皮上，留下了一个个圆圈。与此同时，我望着外边屋顶上的天空，天色渐渐暗下来。燕子在四周盘旋，我望着它们和夜鹰在屋顶上飞，一边喝着味美思。盖奇小姐端来一只杯子，里面装着蛋奶酒。见她进来，我连忙把味美思藏到床的另一侧。

“范坎彭小姐在这里边掺了点雪利酒。”她说，“你不应该对她不客气。她年纪大了，这家医院对她来说责任重大。沃克太太年纪又大，帮不上她什么忙。”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说，“非常感谢她。”

“我马上给你送晚饭来。”

“没关系，”我说，“我还不饿。”

她把托盘端来放在床边的桌上，我谢了她，吃了点晚饭。后来天黑了，我看见探照灯的光束在天空中晃动着。我望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只有一次汗淋淋地惊醒过来，接着又睡了，竭力不再做噩梦。天还远远没有亮，我便醒了再也没睡着，听见公鸡叫，就一直清醒地待到天亮。我很疲倦，等天真亮了以后，我又睡着了。

第十四章

我醒来时，房里阳光灿烂。我以为又回到了前线，在床上伸了伸身子。不料两条腿又疼起来，低头一看，发现腿上依旧扎着脏兮兮的绷带，这才明白身在何处。我伸手去抓电线按下了电铃。只听走廊里铃声响起，有人穿着胶底鞋，沿着走廊走过来。来的是盖奇小姐，灿烂的阳光下，她看上去有点苍老，也不那么漂亮了。

“早上好，”她说，“夜里睡得好吗？”

“好。多谢。”我说，“能找个理发师来吗？”

“我来看过你，你拿着这玩意儿在床上睡着了。”

她打开衣橱门，举起那瓶味美思。差不多喝光了。“我把床底下的那一瓶也放在衣橱里了，”她说，“你怎么不跟我要只杯子呢？”

“我怕你不让我喝。”

“我会陪你喝一点的。”

“你是个好姑娘。”

“一个人喝闷酒可不好，”她说，“以后可别这么做。”

“好的。”

“你的朋友巴克利小姐来了。”她说。

“真的吗？”

“是的。我不喜欢她。”

“你会喜欢她的。她人好极啦。”

她摇摇头。“我知道她人好。你能不能往这边挪一挪？好了。我给你洗一洗，准备吃早饭。”她用布、肥皂和热水给我洗。“把肩膀挺起来。”她说，“好极了。”

“能叫理发师给我理个发再吃饭吗？”

“我打发门房去叫理发师。”她出去又回来了。“他去叫理发师了。”她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那块布浸在水盆里。

理发师跟着门房来了。他五十来岁，留着上翘的小胡子。盖奇小姐给我洗完就出去了，理发师往我脸上涂上皂沫，开始刮脸。他一本正经，一声不吭。

“怎么啦？难道没有什么消息说说吗？”我问。

“什么消息？”

“随便什么消息。镇上有什么事吗？”

“现在是战争时期，”他说，“到处是敌人的耳目。”

我抬起头看看他。“请你的脸别动。”他一边说，一边继续刮脸，“我什么都不说。”

“你怎么啦？”我问。

“我是意大利人。我不会和敌人搭腔的。”

我只能就此罢休。假若他疯了，越早从他的剃刀下解脱出来，就越安全。有一次我想好好地看他一下。“当心，”他说，“剃刀利着呢。”

他理完了，我付了钱，还给他半个里拉做小费。他退回了小费。

“我不要。我没上前线。但我还是意大利人。”

“你给我滚出去。”

“承蒙你许可。”他说，用报纸包好剃刀。他走了出去，把那五个铜币留在床边的桌子上。我按按铃。盖奇小姐进来了。“你能不能把门房叫来？”

“好的。”

门房来了。他竭力忍住了笑。

“那个理发师是不是疯了？”

“没有，长官。他搞错了。他没大听懂，以为我说你是个奥地利军官。”

“噢。”我说。

“呵呵呵，”门房大笑起来，“他真有趣。他说只要你动一动，他就——”说着用食指划过喉咙。

“呵呵呵，”他想忍住不笑，“后来我告诉他你不是奥地利人。呵呵呵。”

“呵呵呵，”我悻然说道，“他要是真割断我的喉咙，那就太有趣了。呵呵呵。”

“不，长官。不会，不会的。他怕死了奥地利军官。呵呵呵。”

“呵呵呵，”我说，“滚出去。”

他出去了，我听见他在走廊里哈哈大笑。接着听见有人从走廊上过来。我朝门口望去。原来是凯瑟琳·巴克利小姐。

她走进房，来到床边。

“你好，亲爱的。”她说。她看上去既清新又青春，美丽绝伦。我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你好。”我说。我一看见她，就爱上了她。我神魂颠倒。她朝门口望望，看见没有人，就在床沿上坐下，弯下身来吻我。我把她拉下来，亲她，感到她的心在怦怦直跳。

“你这小亲亲，”我说，“你能来这儿，岂不是太奇妙了吗？”

“要来并不困难，要待下去可就不容易了。”

“你得待下去，”我说，“噢，你真奇妙。”我爱她爱得发疯了。我不敢相信她真来了，便紧紧地抱住她。

“你不能这样，”她说，“你还没好呢。”

“不，全好了。来吧。”

“不。你体力还没恢复呢。”

“不。我恢复了。可以的，来吧。”

“你真爱我吗？”

“我真爱你。爱你爱得发疯了。快来吧。”

“我们的心在怦怦地跳呢。”

“我才不管我们的心跳呢。我就要你。我想得都快发疯了。”

“你当真爱我吗？”

“别老说这话。来吧。求你啦。求你啦，凯瑟琳。”

“那好吧，不过只能来一会儿。”

“好的，”我说，“把门关上。”

“你不能啊。你不该。”

“来吧。别说话。请来吧。”

凯瑟琳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门开着，外面就是走廊。疯狂过去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

她问：“现在你相信我爱你了吧？”

“噢，你真可爱，”我说，“你非得待下去不可。他们不能把你打发走。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我们得非常小心。刚才真是疯狂。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可以晚上来。”

“我们得非常小心。在别人面前，你可要小心。”

“我会的。”

“你得小心。你真可爱。你真的爱我，是吗？”

“别再说这话了。你不知道那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那我就小心点。我不想再扰乱你了。我现在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快点回来啊。”

“能来的时候我就来。”

“再见。”

“再见，亲爱的。”

她出去了。上帝知道，我本来是不想爱上她的。我也不想爱上任何人。但是上帝知道我已经爱上了她，我躺在米兰医院的病床上，脑子里思绪万千，可我感觉很奇妙，最后盖奇小姐进来了。

“医生快来了，”她说，“他从科莫湖打来了电话。”

“他什么时候能到？”

“今天下午。”

第十五章

直到下午都没出什么事。医生是个瘦小沉静的人，似乎让战争搅得心神不宁。他带着审慎、文雅的厌恶感，从我两条大腿中取出了几小块钢弹片。他使用了当地一种叫什么“雪”的局部麻醉剂，使肌肉组织麻木，感觉不到疼痛，直至探针、解剖刀或镊子穿透了麻醉的肌肉层。病人可以清楚地知道麻醉的范围。过了一阵，医生那审慎而脆弱的神经受不住了，于是他说，还是拍张X光片吧。用探针的方法不能令人满意，他说。

X光片是在马焦雷医院拍的，那个拍片的医生容易激动，人很能干，生性开朗。他拍片的方法，把病人的双肩架起来，这样病人就能通过X光机器屏幕，亲眼看到身体里一些比较大的异物。这些片子洗出来后就会送过来。医生让我在他的袖珍记录本上写下了我的姓名、部队番号和一些感受。他说那些异物丑恶、讨厌、残暴。奥地利人都是狗娘养的。我杀了多少敌人？我一个也没杀过，但是我一心就想讨好他——便说我杀了好多人。盖奇小姐也在场，医生便用胳膊搂着她，说她比克娄巴特拉还美丽。她能听懂吗？克娄巴特拉是古埃及的王后。是的，凭上帝起誓，她的确比克娄巴特拉还美丽。我们乘救护车回到小医院，过了一阵，给人抬来抬去，终于到了楼上，又躺到了床上。拍好的片子下午就送来了，医生曾凭上帝发誓说，他当天下午就要，他果然拿到了。凯瑟琳·巴克利把片子拿来给我看。片子装在红色封套里，她从里面取出来，对着光举起来，我们俩一起看。

“那是你的右腿，”她说罢仍把片子装进套子里，“这是你的左腿。”

“放到一边去，”我说，“到床上来。”

“不行，”她说，“我只是拿片子来给你看看的。”

她走出去了，我躺在那儿。那天下午很热，我躺在床上躺腻烦了，就打发门房去买报纸，凡把能买到的都买来。

他没回来之前，三名医生来到房里。我早就发现，凡是医术不怎么样的医生，都喜欢结伴搞搞会诊。一个动不了阑尾手术的医生，会向你推荐一个动不了扁桃体手术的医生。这三位就是这一类的医生。

“就是这个年轻人。”有着一双纤手的住院医生介绍说。

“你好？”留着胡子的瘦高个医生说。第三位医生拿着装X光片的红封套，一声不响。

“是不是要解开绷带？”留胡子的医生问。

“当然。请解开绷带，护士。”住院医生对盖奇小姐说。盖奇小姐解开绷带。我低头看着腿。在野战医院的时候，我的两腿看上去像是不大新鲜的汉堡碎牛排。现在两腿已结了硬皮，膝盖发肿脱了色，小腿凹陷下去，但是没有积脓。

“很干净，”住院医生说，“很干净，很好。”

“嗯。”留胡子的医生说。第三位医生从住院医生的肩膀上看过来。

“请动一动膝盖。”胡子医生说。

“我动不了。”

“要不要检查一下关节？”胡子医生问。他袖管上除了三颗星以外，还有一条杠。这表明他是个上尉。

“当然。”住院医生说。他们中的两人小心翼翼地抓住我的右腿，把它扭弯。

“疼。”我说。

“对了。对了。再弯一点，医生。”

“够了。只能弯成这个样子。”我说。

“局部关节。”上尉说，他直起身来，“请让我再看看X光片吧，医生？”

第三位医生递给他一张片子。

“不。请给我左腿的。”

“这就是左腿的，医生。”

“你说得对。我刚才是从不同的角度看的。”他把片子递回去，又把另外一张片子端详了半天，“看见没有，医生？”他指着一块异物，在光线的衬托下，显得又圆又清晰。他们仔细查看了半天。

“只有一点我敢肯定，”留胡子的上尉说，“这是个时间问题。三个月，也许六个月。”

“肯定要等关节滑液重新形成。”

“当然。是时间问题。弹片没有结成包囊之前，我没法切开这样的膝盖。”

“我同意你的看法，医生。”

“干吗要等六个月？”我问。

“等六个月让弹片结成包囊，动膝盖手术才安全。”

“我不相信。”我说。

“你还想保住你的膝盖吧，年轻人？”

“不想。”我说。

“什么？”

“我想截掉算啦，”我说，“以便装个钩子上去。”

“你是什么意思？钩子？”

“他在开玩笑。”住院医生说，他轻轻拍拍我的肩膀，“他想保住膝盖。这是个很勇敢的年轻人。已经提名给他授予英勇银质勋章了。”

“恭喜恭喜。”上尉说，他握握我的手，“我只能说，为安全起见，像你这样的膝盖，至少得等六个月才能动手术。当然，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高见。”

“多谢，”我说，“我尊重你的高见。”

上尉看看他的表。

“我们得走了，”他说，“祝你万事顺利。”

“我也祝各位万事顺利，同时谢谢各位。”我说，我跟第三位医生握握手，“Capitano Varini—Tenente Enry(2).”他们三人都走出屋去。

“盖奇小姐。”我喊道，她进来了，“请叫住院医生回来一下。”

他来了，手里拿着帽子，站在床边：“你找我吗？”

“是的。我不能等六个月再动手术。天哪，医生，你在床上待过六个月吗？”

“你不会总待在床上。你得先让伤口晒晒太阳。然后可以拄着拐杖四处走走。”

“等上六个月再动手术？”

“那样做才稳妥。必须让那些异物结成包囊，还得让关节滑液重新生成。那时动膝盖手术才安全。”

“你个人真认为我必须等那么久吗？”

“那样做稳妥。”

“那上尉是什么人？”

“他是米兰一个非常杰出的外科医生。”

“他是个上尉，对吧？”

“是的，不过他是个杰出的外科医生。”

“我可不想让一个上尉来胡搞我的腿。他要是有能耐的话，早就当上少校了。我知道上尉是什么样的角色，医生。”

“他是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比起我所认得的其他外科医生来，我更愿意接受他的诊断意见。”

“能不能再找个外科医生来看看？”

“你要的话，当然可以。不过我个人还是愿意采纳瓦雷拉医生的意见。”

“你可不可以另请一位外科医生来瞧瞧？”

“我请瓦伦蒂尼来吧。”

“他是谁？”

“他是马焦雷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

“好的。非常感谢。你知道，医生，我不能在床上待六个月。”

“你不用老待在床上。你得先接受日光治疗。然后做些轻微的活动。等到一结成包囊，我们就动手术。”

“可我等不了六个月。”

医生把纤细的手指展开，放在手里的帽子上，笑了笑：“你这么急着回前线吗？”

“为什么不呢？”

“这好极啦，”他说，“你是个高尚的年轻人。”他弯下身来，轻轻地吻吻我的前额，“我会打发人去请瓦伦蒂尼的。不要担忧，不要激动。做个好孩子。”

“你想喝一杯吗？”我问。

“不，谢谢。我从不喝酒。”

“就来一杯。”我按铃叫门房拿杯子来。

“不。不，谢谢。他们在等我。”

“再见。”我说。

“再见。”

两小时后，瓦伦蒂尼医生来到病房。他匆匆忙忙，胡子两端朝上翘起。他是名少校，面孔晒得黑黑的，一直笑个不停。

“你是怎么搞的，伤得这么重？”他问，“让我看看片子。是的。是的。就这么回事。你看上去像山羊一样健壮。这位漂亮姑娘是谁？你的女朋友吗？我看是的。这岂不是场该死的战争吗？这儿感觉怎么样？你是个好孩子。我会让你完好如初的。这样疼吗？肯定是疼的。这些医生，怎么这么喜欢让你疼痛啊。到目前为止，他们都为你做了什么啦？那姑娘不会讲意大利话吗？她该学学。多可爱的姑娘。我可以教她。我自己都想在这里当个病人。不行，不过等你们将来生孩子时，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接生。她听得懂吗？她会为你生个漂亮的男孩。长着她那样的漂亮金发。这有多好。没有问题。多可爱的姑娘。问问她肯不肯陪我吃晚饭。不，我不会把她抢走的。谢谢。多谢啦，小姐。这就行了。”

“我了解这些情况就足够了。”他拍拍我的肩膀，“绷带就别再扎啦。”

“喝一杯吧，瓦伦蒂尼医生？”

“喝一杯？当然可以。我要喝十杯。在哪儿？”

“在衣橱里。巴克利小姐去拿吧。”

“干杯啊。为你干杯啊，小姐。多可爱的姑娘。我给你带更好的科涅克白兰地来。”他捋捋小胡子。

“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动手术？”

“明天早上。再早不行。你得空腹。你的肠胃得洗干净。我去找楼下那个老太太，吩咐她怎么做。再见。明天见。我给你带更好的科涅克白兰地来。你在这儿很舒服。再见。明儿见。好好睡一觉。我一早就来。”他在门口挥挥手，他的小胡子朝上直翘着，黑脸庞上笑容可掬。他的袖章上有一颗星，因为他是个少校。

第十六章

那天夜里，一只蝙蝠从阳台敞开的门飞进屋来，我们就是通过这道门，眺望米兰屋顶上的夜空的。屋里一片昏暗，只映着城市上空那一点微微的夜光，因此蝙蝠一点也不害怕，只管在屋里觅食，仿佛在屋外一样。我们躺在那里望着它，它大概没有看见我们，因为我们静静地躺着。蝙蝠飞出去后，我们看见一道探照灯光，光柱划过天空，然后消失了，接着又是一片黑暗。夜里吹来一阵微风，我们听见隔壁屋顶上的高射炮兵在聊天。天气较凉，他们都穿上了斗篷。夜里我怕有人会闯进来，但凯瑟琳说他们都在睡觉。有一次我们都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她却不在屋里，但我听见她沿着走廊走来，门打开了，她回到床上，说没事，她到楼下看过了，他们都在睡觉。她到范坎彭小姐的房门外，听见她睡着了的喘气声。她拿来了饼干，我们一道吃着，还喝了点味美思。我们很饿，但是她说到了早晨，我肚子里的东西都得清洗干净。早上天亮时我又睡着了，等醒过来，发现她又不见了。她进来时神清气爽，好生可爱，往床上一坐。我口里正含着体温计，这时太阳出来了，闻得到屋顶露水的气息，还有隔壁屋顶高射炮兵喝的咖啡的香味。

“真想出去走一走。”凯瑟琳说，“要是有轮椅的话，我可以推着你出去。”

“就是有轮椅我又怎么坐得进去呢？”

“总有办法的。”

“我们可以到公园里去，在户外吃早饭。”我朝敞开的门外望去。

“我们现在要做的，”她说，“是替你做好准备，等你的朋友瓦伦蒂尼医生来。”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我倒不像你这么喜欢他。不过我想他挺不错。”

“回到床上来，凯瑟琳。来吧。”我说。

“不行。我们不是快快活活地过了一夜吗？”

“你今天夜里会值夜班吗？”

“可能会的。但是你不会想要我的。”

“不，我想要。”

“不，你不会的。你从来没有动过手术。你不晓得你会成什么样子。”

“我不会有事的。”

“你会恶心得直想吐，不会想要我的。”

“那现在就回到床上来吧。”

“不行，”她说，“我得填体温表，亲爱的，还得帮你做好准备。”

“你不是真心爱我，否则会回到床上来的。”

“你真是个傻孩子。”她吻吻我，“这对体温没妨碍。你的体温总是正常的。你有这么可爱的体温。”

“你是样样都可爱。”

“噢，不。你有可爱的体温。我为你的体温感到无比骄傲。”

“也许我们的孩子都会有很好的体温。”

“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有很糟糕的体温。”

“为了等瓦伦蒂尼来，你要替我做些什么准备啊？”

“不多。但是很不愉快。”

“要是不用你来做就好了。”

“是不用我来做。可我不想让别人碰你。我真傻。别人一碰你，我就光火。”

“连弗格森也不行吗？”

“尤其是弗格森、盖奇和那另外一个，她叫什么来着？”

“沃克？”

“就是她。眼下这儿的护士太多了。必须再来些病人，否则人家就要撵我们走了。现在已经有四名护士了。

“可能还会来一些。还是需要这么多护士的。这是一家相当大的医院。”

“希望能再来些病人。要是人家要我走，我可怎么办？要是不再来病人，人家就会打发我走的。”

“那我也走。”

“别傻了。你还不能走。不过还是快点好起来，亲爱的，我们到别处去。”

“那以后呢？”

“也许战争会结束。不可能总打下去。”

“我会好起来的，”我说，“瓦伦蒂尼会治好我的。”

“他留着那样的小胡子，肯定行的。还有，亲爱的，你上麻醉药的时候，就想想别的事情——别想我们。因为人一上麻醉药，就会胡言乱语。”

“我该想什么呢？”

“随便想什么。只要别想我们就行。想想你的家人。甚至任何别的女人。”

“我不。”

“那你就祈祷吧。那样会给人家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也许我就不说话。”

“那倒是。有人常常不说话。”

“我就不说话。”

“别吹了，亲爱的。请别吹牛。你这么讨人喜欢，用不着吹牛。”

“我一句话都不说。”

“你这就在吹牛了，亲爱的。你知道你不用吹牛。人家一叫你深呼吸，你就开始念祈祷文，或者背诵诗歌，或者别的什么。你那样会很可爱的，我会为你骄傲的。无论如何，我都会为你骄傲的。你有个可爱的体温，睡起觉来像个小孩，胳膊抱着枕头，还以为是我。或者以为是别的姑娘吧？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姑娘吧？”

“是你。”

“当然是我。噢，我真爱你呀，瓦伦蒂尼一定会给你一条好腿的。我很庆幸，不用去看你动手术。”

“你今晚上夜班吧。”

“是的。不过你就不会在乎了。”

“你等着瞧吧。”

“好了，亲爱的。现在你里里外外都弄干净了。告诉我。你爱过多少人？”

“没爱过谁。”

“连我也不爱？”

“对了，爱你。”

“到底还爱过多少人？”

“一个都没有。”

“你跟多少人——你们是怎么说的？——好过？”

“没有人。”

“你在跟我撒谎。”

“是的。”

“那没关系。尽管对我撒谎好了。我就要你这么做。她们长得漂亮吗？”

“我从来没跟人好过。”

“这就对了。她们很迷人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是我的。这是真的，你从没属于过任何人。就算你是别人的，我也不在乎。我不怕她们。不过，可别跟我说起她们。男人跟姑娘好的时候，姑娘什么时候讲起价钱来？”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她说她爱他吗？告诉我吧。这我想知道。”

“是的。要是他要她说的话。”

“那男人说不说爱她呢？请告诉我。这很重要。”

“他想说就说呗。”

“可你从来没说过吧？真的吗？”

“没说过。”

“真没说过啊。跟我说真话。”

“没说过。”我撒了个谎。

“你不会说的，”她说，“我知道你不会说的。噢，我爱你呀，亲爱的。”

外面太阳已经升到屋顶上，我看得见阳光照耀下教堂的尖顶。我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等着医生来。

“是这样吗？”凯瑟琳问，“她只说他让她说的吗？”

“并非总是这样。”

“但是我会的。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你就永远不会要别的姑娘了吧？”她很开心地望着我，“我要做你想做的事，说你想说的话，这样我就会大获成功，是吧？”

“是的。”

“现在你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想要我做什么呢？”

“再到床上来。”

“好吧。我来。”

“噢，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说。

“你瞧，”她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真可爱。”

“我还怕我做得不够好。”

“你好可爱。”

“我要你想要的。我已经不再有自己了。只是你所需要的。”

“你这小亲亲。”

“我还行。我还行吧？你不想要别的姑娘了吧？”

“不想。”

“你瞧？我行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第十七章

手术后我醒来了，原来我并没有昏迷。你不会昏迷的。他们只是阻塞了你的呼吸。这跟死不一样，不过是一种药物窒息，让你失去感觉，事后就好像喝醉了酒，只是吐的时候，除了胆汁没有别的，而且吐过后也不觉得好过些。我看见床头有沙袋。沙袋压在石膏绷带上露出的管子上。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了盖奇小姐，她说：“现在怎么样啦？”

“好点了。”我说。

“你的膝盖手术，他做得漂亮极了。”

“用了多长时间？”

“两个半小时。”

“我说什么蠢话了吗？”

“没说。别讲话了。要安静。”

我觉得难受，让凯瑟琳说中了。谁值夜班对我来说都一样。

现在医院里又来了三个病号：一个是红十字会的瘦瘦的青年，佐治亚州人，得的是疟疾；另一个可爱的青年，也挺瘦，纽约人，得的是疟疾和黄疸；还有一个好青年，试图扭开一枚榴霰弹丸和烈性炸药混合弹的导火线雷管，好留作纪念。这是山里的奥军使用的一种榴霰弹，弹头上装有雷管，爆炸后还不能碰，一碰就会再爆炸。

凯瑟琳深受护士们的喜爱，因为她愿意无休止地值夜班。她为那两个疟疾病人可没少忙活，那个拧开弹头雷管的青年成了我们的朋友，夜里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从不按铃。然而凯瑟琳不值班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一起。我非常爱她，她也爱我。我白天睡觉，醒来后就互相通通信，弗格森替我们传递。弗格森是个好姑娘。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只知道她有个兄弟在第五十二师，还有个兄弟在美索不达米亚(3)。她待凯瑟琳·巴克利非常好。

“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吗，弗吉？”我有一次问她。

“你们不会结婚的。”

“我们会的。”

“不，你们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你们还没结婚就会吵翻。”

“我们从不吵架。”

“你们会有吵的时候。”

“我们不吵架。”

“那你会死的。不是吵架就是死掉。人总是这样的。索性别结婚。”

我伸手去抓她的手。“别抓我的手，”她说，“我可没哭。也许你们俩没有问题。可是你得当心，别给她惹出麻烦来。你要是给她惹出麻烦，我可要你的命。”

“我不会给她惹麻烦的。”

“那就当心点。我希望你俩好好的。你们过得快快活活的。”

“我们是过得挺快活。”

“那就别吵架，也别给她惹麻烦。”

“我不会的。”

“记住要当心。我可不想让她在战乱中生出什么私生子。”

“你是个好姑娘，弗吉。”

“我不是。不要奉承我。你的腿觉得怎么样？”

“挺好。”

“头呢？”她用手指摸摸我的头顶。这头就像睡着了的脚一样没感觉。“我的头从来没让我难受过。”

“这样一个肿块可能让你发疯。从来没让你难受吗？”

“没有。”

“你是个幸运的年轻人。你的信写好了吗？我要下楼去了。”

“给你。”我说。

“你得让她歇一阵，别老上夜班了。她太累了。”

“好的。我跟她说。”

“我想值夜班，可她就是不让。别人都巴不得让她天天值。你该让她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

“范坎彭小姐说你天天上午睡觉。”

“她就好嚼舌。”

“你还是劝她休息几天，暂时别上夜班。”

“我是想让她休息来着。”

“你才不想呢，不过你要是能让她休息，我才看得起你。”

“我会让她休息的。”

“我不信。”她拿了信出去了。我按了按铃，过一会儿盖奇小姐进来了。

“什么事？”

“我只想跟你谈谈。你不觉得巴克利小姐应该暂时停止上夜班，稍微歇一歇吗？她看上去非常疲惫。为什么老是她上夜班？”

盖奇小姐望着我。

“我是你们的朋友，”她说，“用不着跟我这样说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别装傻啦。你叫我来就是为这件事吗？”

“要来杯味美思吗？”

“好的。待会儿我就得走了。”她从衣橱里拿出酒瓶，又拿来一只杯子。

“你用杯子喝，”我说，“我就拿瓶子喝。”

“为你干杯。”盖奇小姐说。

“范坎彭小姐对我上午睡懒觉说什么来着？”

“她只是唠叨几句。她称你是我们的特权病人。”

“见她的鬼。”

“她没有恶意，”盖奇小姐说，“她就是老了，有点怪僻。她不喜欢你。”

“是的。”

“可我喜欢你。我是你的朋友。别忘了这一点。”

“你真是太好了。”

“不见得。我知道你认为谁好。但我是你的朋友。你的腿觉得怎么样？”

“挺好。”

“我去拿点凉矿泉水洒在上面。石膏里一定很痒吧。外边天气很热。”

“你真是太好了。”

“很痒吧？”

“不痒。还好。”

“我把沙袋摆好。”她弯下身来，“我是你的朋友。”

“这我知道。”

“不，你才不知道呢。但是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凯瑟琳·巴克利休了三个夜班后，接着回来上班了。我们再见面时，就好像各自作了长期旅行后的久别重逢。

第十八章

那年夏天我们过得很快活。等我可以出门了，我们就在公园里坐马车玩。我还记得那辆马车，那匹慢悠悠的马，前面高高的车座上那马车夫的背影，他头上戴着一顶亮光光的高帽子，还有凯瑟琳·巴克利就坐在我身边。要是我们的手碰到一起，哪怕只是我手的边缘碰到了她的手，我们都会激动。后来我可以拄着拐杖四下走动了，我们就一起去碧菲或意大利大饭店吃饭，在大拱廊外面的餐桌上就餐。侍者进进出出，行人来来往往，台布上摆着带罩的蜡烛，后来我们认定还是最喜欢意大利大饭店，那个侍者领班乔治就给我们留了一张桌子。他是个好侍者，我们就由他去点菜，自己坐着观看来往的人们，瞧瞧黄昏里的拱廊，或者彼此观望。我们喝冰在桶里的不加甜味的卡普里白葡萄酒。我们还试过许多别的酒，如草莓酒(4)，巴勃拉(5)和甜白葡萄酒。因为打仗的缘故，饭店里没有斟酒的侍者，我一问起草莓酒之类的酒，乔治就会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们想想看，一个国家因为想要酒喝起来有草莓味，就酿出一种酒来。”他说。

“为什么不能？”凯瑟琳·巴克利问，“这酒的名字听起来很美的。”

“您尝尝看，小姐，”乔治说，“要是你想尝的话。不过，让我给中尉拿一瓶马尔戈红葡萄酒(6)来。”

“我也要尝尝，乔治。”

“先生，我可不能推荐你喝这酒。它可是连草莓味都没有啊。”

“那不见得，”凯瑟琳说，“要是有草莓味，岂不是好极了吗。”

“我去拿来，”乔治说，“等小姐喝够了，我再拿走。”

这酒还真不怎么的。正如他所说的，连草莓味都没有。我们还是喝卡普里。有天晚上，我的钱不够了，乔治就借给我一百里拉。“没关系，中尉，”他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人有时难免缺钱。你或小姐要是需要，钱我总是有的。”

吃完饭，我们就在拱廊里散步，经过别的几家饭店和上了钢窗板的商店，在一家三明治小摊前停下来，买了火腿生菜三明治和鳀鱼三明治；后者用很小的涂了油的褐色面包卷制成，只有人的手指那么长。这些点心是我们预备夜间肚子饿时吃的。后来我们走出了拱廊，在大教堂前乘上一辆敞篷马车回医院。到了医院门口，门房出来帮我拄起拐杖。我付了车钱，然后一起乘电梯上楼。凯瑟琳到了护士住的那一层就出了电梯，我则继续上楼，拄着拐杖穿过走廊回房去。有时我脱了衣服就上床了，有时我坐在外边阳台上，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上，一边看着屋顶上空的燕子，一边等候凯瑟琳。等她终于上楼来时，我觉得她好像出门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似的，我拄着拐杖陪她在走廊里走，帮她端盆子，或是在病房门外等，或是跟她一块进去——进不进去主要看病人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等她把该忙的活儿都忙完了，我们就到我病房外面的阳台上坐坐。然后我就上床去，等病人都睡着了，她确信不会有人再喊她了，她才进来。我喜欢解开她的头发，她就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偶尔会趁我给她解头发的时候，突然低下头来吻我。我把她的发夹一个个取下来，放在被单上，她的头发就散开来，我定睛望着她，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等我把最后两根发夹取下来，头发就全都垂下来，这时她会低下头，我们俩都给埋在头发里，那感觉仿佛进到一顶帐篷里，或者躲到一道瀑布后面。

她有一头极美的秀发，有时我会躺着，看她借着敞开的门外透进来的亮光，把头发盘起来。她的头发在夜里也闪闪发亮，宛如天快亮时水面的光亮。她有一张妩媚的面孔，一副袅娜的身材，皮肤又娇嫩又光滑。我们一块躺着，我会用指尖抚摩她的脸、前额、眼睛下面、下巴和喉咙，一边说：“光滑得像钢琴琴键。”她也用手指摸摸我的下巴说：“光滑得像砂纸，摩擦琴键可受不了啊。”

“很粗糙吧？”

“不，亲爱的。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夜晚很美，我们只要能互相抚摩一番，都是快活的。除了尽情地欢乐之外，我们还玩起许多谈情说爱的小花招，如两人不在同一房间时，就试图把自己的意念传到对方脑子里。看来有时还挺灵验的，不过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在转着同样的念头。

我们彼此都这么说：她到医院的头一天，我们就算是结婚了，从那个日子算起来，我们已经结婚好几个月了。我想跟她正式结婚，但是凯瑟琳说假如我们结婚，他们就会把她调走，即使我们只是开始办手续，他们也会注意她，硬把我们拆散。我们得根据意大利的法律结婚，手续办起来可麻烦得要命。我想正式结婚，因为我想起来就有些担心，怕怀上孩子，不过我们还是装作已经结了婚，并不十分担忧，而且我本人还真想图个不结婚的快乐。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谈起这件事，凯瑟琳说：“可是，亲爱的，他们会把我调走的。”

“也许不会吧。”

“会的。他们会把我遣送回家，那我们就得等到战后才能见面了。”

“我用休假时间去找你。”

“你休一次假，很难往苏格兰跑个来回。再说，我不愿意离开你。现在结婚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已经结了婚。我还能怎么进一步结婚。”

“我要结婚只是替你着想啊。”

“我再也不存在啦。我就是你。别再分出一个独立的我来。”

“我以为姑娘们总是想结婚的。”

“她们是这样的。但是，亲爱的，我已经结过婚了。我嫁给了你。难道我不是个好妻子吗？”

“你是个可爱的妻子。”

“你知道，亲爱的，我已经有过一次等待结婚的经历了。”

“这我可不想听。”

“你知道我不爱任何人，只爱你。你不应该在乎有人曾经爱过我。”

“我在乎。”

“你什么都有了，犯不着去嫉妒一个死去的人。”

“我不嫉妒，可我就是不想听。”

“可怜的宝贝。我也知道你跟什么样的女孩都接触过，可我不在乎。”

“难道我们不能想个法子私下结婚吗？这样，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或者你有了孩子，也就无妨了。”

“除了教堂和政府，没有别的法子结婚。其实我们已经私下结婚了。你看，亲爱的，假如我信什么教，结婚就是最重要的事。可我偏偏不信任何教。”

“你给过我圣安东尼像。”

“那是个吉祥物。也是人家送我的。”

“那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只是担心被调走，离开你。你是我的宗教。你是我的一切。”

“好吧。但是哪天你开口，我就会娶你。”

“别这么说，亲爱的，好像你非要保全我的贞洁似的。我是个非常贞洁的女人。随便什么事，只要让你感到幸福，并引以为豪，你就不会感到羞耻。难道你不感到幸福吗？”

“可你不会离开我去跟别人吧。”

“不会，亲爱的。我不会离开你去跟别人的。我料想，我们可能遭遇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不过对于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我不担心。但是我太爱你了，而你过去确实爱过别人。”

“他怎么样了？”

“他死了。

“是呀，他要是没有死，我就不会遇见你。我并不是不忠实，亲爱的。我有很多缺点，但是我很忠实。就怕我会忠实得让你感到腻烦。”

“我很快就得回前线去了。”

“不到你走的时候，我们就别想这事啦。你看，我很快乐，亲爱的，我们过得很快乐。我很久没有快乐过了，我遇见你的时候，几乎快发疯了。也许我已经发疯了。但是现在我们很快乐，我们彼此相爱。就让我们快快乐乐吧。你是快乐的吧？我做过你不喜欢的事情吗？我能做什么事讨你喜欢吗？你想让我把头发放下来吗？你想玩玩吗？”

“是的，到床上来吧。”

“好的。不过我得先去看看病号。”

第十九章

夏天就这么过去了。那些日子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天气很热，报纸上捷报频传。我身体康复了，双腿愈合得很快，拐杖拄了不久，就扔掉改用手杖走路了。后来我到马焦雷医院接受弯曲膝部的机械治疗，在一个到处是镜子的小屋里进行紫外线照射、按摩和沐浴。我下午去那儿治疗，然后到咖啡馆喝一杯，看看报纸。我没有去城里闲逛，到了咖啡馆就想回医院。我一心只想见凯瑟琳。其余的时间就随便打发了。上午多半是在睡觉，下午有时先去看赛马，然后才去接受机械治疗。有时我会去英美俱乐部待一会儿，坐在窗前一张很深的皮垫椅子上，翻阅杂志。我扔掉拐杖后，他们就不让我们一道出去了，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看起来不需要照应的病人，让一个护士单独陪着，着实有些不成体统，所以下午我们就不大能在一起了。尽管如此，有时要是有弗格森陪同，我们还可以一道出去吃饭。范坎彭小姐接受了我们是特要好的朋友这层关系，因为凯瑟琳给她做了好多事。她以为凯瑟琳出身于上等人家，所以终于对她偏爱起来。范坎彭小姐很看重家庭出身，她自己就出身于一个很优越的家庭。况且眼下医院事务繁忙，她正忙得不可开交。正值酷暑，我在米兰也认识不少人，但是下午事情一完，我总是急于赶回医院。前线部队在向卡索挺进，已经占领了普拉瓦河对面的库克，正在攻打班西扎高原。西线的消息可不怎么妙。看来战争还要持续很长时间。美国已经参战，但是要把大批部队运过来，训练得能够作战，我想非得花上一年时间。来年可能是个凶年，也可能是个吉年。意军已经消耗了数目惊人的兵力。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撑得下去。即使他们把班西扎和圣加布里埃尔全都攻占下来，远处还有许多高山峻岭可供奥军盘踞。我见过那些高山峻岭。最高的山岭都在远处。意军在向卡索进军，那下面的海边尽是湿地和沼泽地。若是换了拿破仑，他准会在平原上击溃奥军。他绝不会在山地作战。他会把奥军引下山来，在维罗纳附近痛击他们。然而，在西线谁也没有痛击谁。也许战争不再有输赢了。也许战争要永远打下去。也许又是一场百年战争。我把报纸放回架子上，离开了俱乐部。我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沿曼佐尼大街走去。在大饭店前面，我碰见迈耶斯老两口正从马车上下来。他们刚刚看完赛马回来。迈耶斯太太是个胸部宽大的女人，身穿黑缎衫裙。迈耶斯先生又矮又老，胡子花白，拄着根拐杖，走起路来拖着脚步。

“你好啊！你好啊！”迈耶斯太太和我握握手。“嘿。”迈耶斯说。

“赛马怎么样？”

“不错。挺好玩的。我赢了三次。”

“你怎么样？”我问迈耶斯。

“还行。我赢了一次。”

“我从不晓得他怎么样，”迈耶斯太太说，“他从不告诉我。”

“我还行。”迈耶斯说，他显得很亲切，“你应该出来玩玩。”他说话的时候，你总觉得他没有在看你，或者他把你错当成了别人。

“我会的。”我说。

“我正想去医院看你们呢，”迈耶斯太太说，“我有些东西要给我的孩子们。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们真是我的好孩子。”

“大家见到你会很高兴的。”

“那些好孩子。你也是。你是我的一个好孩子。”

“我得回去了。”我说。

“代我问候所有的孩子们。我有许多东西要带去。我有一些上好的马尔萨拉酒(7)和蛋糕。”

“再见，”我说，“他们见到你一定非常高兴。”

“再见，”迈耶斯说，“有空到大拱廊来玩吧。你知道我的桌子在什么位置。我们每天下午都在那儿。”我沿街继续走去。我想去科瓦买点东西送给凯瑟琳。进了科瓦，我买了一盒巧克力，趁女店员打包的时候，我走到酒吧间去。那儿有两个英国人和几位飞行员。我独自喝了一杯马丁尼，付了账，到外面柜台前取了那盒巧克力，便回医院去。在斯卡拉歌剧院旁边那条街上的小酒吧外，我碰见几个熟人：一个副领事，两个学唱歌的家伙，还有埃托雷·莫雷蒂，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军队里服役。我和他们喝了一杯。其中有一个歌手叫拉尔夫·西蒙斯，艺名是恩利科·戴尔克利多。我从不知道他唱得怎么样，但是一有盛大场面，他总会抛头露面。他是个胖子，鼻子、嘴巴周围皱巴巴的，好像得过花粉病一样。他刚从皮亚琴察演唱回来。他唱的是《托斯卡》(8)，说是唱得很棒。

“当然你从没听我唱过。”他说。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唱？”

“秋天在斯卡拉歌剧院。”

“我敢打赌，他们会朝你扔板凳的，”埃托雷说，“你听说过在莫德纳(9)人家怎么朝他扔板凳吗？”

“该死的谎言。”

“人家是朝他扔板凳啦，”埃托雷说，“我当时在场。我还扔了六张板凳呢。”

“你不过是旧金山来的意大利佬。”

“他意大利语发音不准，”埃托雷说，“他走到哪儿，人家都朝他扔板凳。”

“皮亚琴察是意大利北部最难对付的歌剧院，”另一位男高音歌手说，“说真的，那是个很难对付的小歌剧院。”这位男高音歌手名叫埃德加·桑德斯，艺名是爱德华多·焦万尼。

“我倒想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朝你扔板凳的，”埃托雷说，“你根本唱不了意大利歌。”

“他是个傻子，”埃德加·桑德斯说，“他只会说扔板凳的事。”

“你们两个一开唱，人家就只知道扔板凳了，”埃托雷说，“等你到了美国，你就吹嘘自己在斯卡拉歌剧院如何大获成功。其实在斯卡拉歌剧院，人家根本不会让你唱完第一句。”

“我会在斯卡拉歌剧院唱的，”西蒙斯说，“十月我要唱《托斯卡》。”

“我们也去吧，迈克？”埃托雷对副领事说，“他们需要有人保护。”

“也许美军会去那儿保护他们，”副领事说，“你还想来一杯吗，西蒙斯？你想来一杯吗，桑德斯？”

“好啊。”桑德斯说。

“听说你要得银质勋章了，”埃托雷对我说，“你会得到哪一种嘉奖啊？”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会得勋章。”

“你会得到的。噢，好家伙，到时候科瓦的姑娘们会觉得你很了不起。她们都会以为你消灭了两百名奥军，或者孤身占领了一条战壕。说真的，我得为勋章而奋斗啦。”

“你获得过多少枚，埃托雷？”副领事问。

“他什么都有啦，”西蒙斯说，“这场战争就是为他这样的人打的。”

“我给申报过铜质勋章两次，银质勋章三次，”埃托雷说，“但是只有一次的申报给批下来了。”

“其他几次怎么啦？”西蒙斯问。

“仗没打赢，”埃托雷说，“只要仗没打赢，上面就把所有的勋章都压下来。”

“你受过几次伤，埃托雷？”

“三次重伤。我有三道受伤的条徽。看见了吗？”他把袖管转了转。那条徽是黑底上衬着三条平行的银线，缝在袖管上，在肩膀下方大约八英寸处。

“你也有一道，”埃托雷对我说，“说真的，佩戴这玩意儿才好呢。我宁愿要这玩意儿，而不要勋章。说真的，老弟，等你有了三道，你可就了不得啦。你受了一次伤住了三个月医院，才得到一道杠啊。”

“你哪儿受伤啦，埃托雷？”副领事问。

埃托雷拉起袖子来。“这儿，”他给我们看那又深又光滑的红疤，“还有这腿上。我没法给你们看，因为我打了绑腿。还有脚上。我脚上有根坏死的骨头，现在还发着臭味。我每天早晨都拣些小骨头出来，脚总是在发臭。”

“什么击中了你？”西蒙斯问。

“手榴弹。那种马铃薯捣碎器(10)。把我一只脚的一边全炸掉了。你知道那种马铃薯捣碎器吗？”他转向我。

“当然。”

“我看见那个士兵扔来的，”埃托雷说，“一下子把我炸倒了，我以为这次死定了，没想到那该死的马铃薯捣碎器里啥玩意儿也没有。我用步枪打死了他。我总是带着一支步枪，让敌人看不出我是个军官。”

“他的神情怎么样？”西蒙斯问。

“他只有那么一颗手榴弹，”埃托雷说，“不知道他为什么扔了出去。我猜想他只是一直想扔罢了。大概他从没参加过真正的战斗。我一枪就把他结果了。”

“你开枪的时候，他是什么神情？”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埃托雷说，“我打在他肚子上。打头怕打不中。”

“你当军官有多久了，埃托雷？”我问。

“两年了。我快升上尉了。你当中尉多久了？”

“快三年了。”

“你成不了上尉，因为你的意大利语不大好，”埃托雷说，“你只会说，可是读和写不大行。你要有文化才能当上尉。你为什么不参加美国军队？”

“也许我会的。”

“但愿上帝能让我去。噢，好家伙，一个上尉的薪饷是多少啊，迈克？”

“准数说不上来。我想大概二百五十美元吧。”

“天哪，我可怎么花二百五十美元啊。你还是快点加入美军去吧，弗雷德。看看能不能把我也弄进去。”

“好啊。”

“我能用意大利语指挥一个连。改用英语来指挥，我学起来很容易。”

“你会当上将军的。”西蒙斯说。

“不行，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当将军。将军得懂好多好多的事情。你们这些家伙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呀。就你们那脑瓜子，连个二等下士都不配当。”

“感谢上帝，我用不着非当兵不可。”西蒙斯说。

“要是他们把你们这些逃避兵役的人都抓起来，你兴许就要当兵了。噢，好家伙，我倒想把你们俩弄到我的排里。迈克也收。我就派你当我的勤务兵，迈克。”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埃托雷，”迈克说，“不过你恐怕是个军国主义者。”

“不等战争结束，我就是上校了。”埃托雷说。

“要是人家没打死你的话。”

“人家打不死我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摸摸领章上的星，“看见我这动作了吗？谁一提起被人打死，我们就摸摸我们的星。”

“我们走吧，西姆。”桑德斯说着站起来。

“好吧。”

“再见，”我说，“我也得走了。”根据酒吧里的钟，已是六点差一刻了。“Ciaou，埃托雷。”

“Ciaou，弗雷德，”埃托雷说，“你要得到银质勋章，真是太好啦。”

“不晓得拿不拿得到。”

“你一定拿得到，弗雷德。我听说你一定拿得到。”

“好了，再见，”我说，“别惹麻烦，埃托雷。”

“不用为我担心。我一不喝酒，二不东奔西跑。既不是酒鬼，又不是嫖客。我知道什么对我有益处。”

“再见，”我说，“听说你快要被提升为上尉了，我很高兴。”

“我不用等待人家来提升。我是凭借战功要当上尉的。你知道吧。三颗星，上面有两把交叉的刀和一顶皇冠，那就是我呀。”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你什么时候回前线？”

“快啦。”

“好，到时候去看你。”

“再见。”

“再见。多加小心。”

我沿着后街走去，那是通往医院的一条近路。埃托雷二十三岁。他由旧金山的叔叔抚养成人，宣战时他恰好回都灵探望父母。他有个妹妹，跟他一起去的美国，寄住在叔叔家，今年要从师范学院毕业。他是个正儿八经的英雄，谁见了他都感到厌烦。凯瑟琳就受不了他。

“我们也有英雄，”她说，“可是，亲爱的，人家一般都安静多了。”

“我倒不在乎。”

“我也可以不在乎他，只要他别那么自负，别让我厌烦来厌烦去的。”

“他也让我厌烦。”

“你能这么说太好了，亲爱的。不过你用不着附和我。想象得到他在前线的表现，也知道他挺能干，可他就是我所不喜欢的那种人。”

“我知道。”

“你知道就太好了，我也想要喜欢他，但他真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他今天下午说他快要升上尉了。”

“这也好，”凯瑟琳说，“这该使他开心的。”

“难道你不想让我也弄个更高的级别？”

“不，亲爱的。我只希望你的级别够让我们进好一点的餐馆就行了。”

“我现在的级别恰好就够呀。”

“你的级别已经很好了。我不希望你有更高的级别。那样你也许会忘乎所以。噢，亲爱的，我很高兴你不自负。你就是自负，我也会嫁给你，但是嫁个不自负的丈夫，那就踏实多了。”

我们在阳台上轻声细语地说着话。月亮本来应该升起来了，但城市上空罩着一层雾，月亮没有露出来，过了一会儿，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们便回到房里。外头的雾转成了雨，不一会儿雨大起来了，只听咚咚地打在屋顶上。我起身站在门口，看看雨有没有飘进来，还好没有，于是我让门仍然开着。

“你还见到了谁？”凯瑟琳问。

“迈耶斯夫妇。”

“他们是一对怪人。”

“他本该关在美国的监狱里，因为快死了，他们就让他出来了。”

“后来他一直快活地生活在米兰。”

“我不知道能有多快活。”

“我想对于坐过牢的人，还是够快活的了。”

“她要送些东西来。”

“她送的东西好极了。你是她的好孩子吧？”

“其中之一吧。”

“你们都是她的好孩子，”凯瑟琳说，“她喜欢好孩子。听外面在下雨。”

“雨下得很大。”

“你会永远爱我的吧？”

“是的。”

“下雨也没有关系吧？”

“没关系。”

“那就好。因为我害怕下雨。”

“为什么？”我昏昏欲睡。外头雨下个不停。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总是害怕下雨。”

“我喜欢下雨。”

“我喜欢在雨中散步。但是下雨很不利于谈恋爱。”

“我会永远爱你的。”

“下雨我爱你，下雪我爱你，下冰雹我也爱你——还有什么可下的？”

“我不知道。我想我困了。”

“睡觉去吧，亲爱的，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

“你不是真的怕雨吧？”

“和你一起就不怕了。”

“你为什么怕雨呢？”

“我不知道。”

“告诉我。”

“别逼我。”

“告诉我。”

“不。”

“告诉我。”

“好吧。我怕雨，因为我有时看见自己在雨中死去。”

“不可能。”

“我有时还看见你在雨中死去。”

“那倒有可能。”

“不，不可能，亲爱的。因为我能保你平安。我知道我能。但是没人能保护自己。”

“请别说了。今晚我可不想让你苏格兰劲儿十足，疯疯癫癫的。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是不多了。不过我是苏格兰人，已经疯疯癫癫了。但我要克制住。完全是胡言乱语。”

“是的，完全是胡言乱语。”

“完全是胡言乱语。不过是些胡言乱语。我不怕雨。我不怕雨。噢，噢，上帝啊，但愿我不怕。”她哭了起来。我安慰她，她不哭了。但外面的雨还是下个不停。

第二十章

一天下午，我们去看赛马。弗格森也去了，还有克罗韦尔·罗杰斯，就是那个被炮弹雷管炸伤眼睛的小伙子。午饭后，姑娘们穿着打扮好走了，克罗韦尔和我则坐在他病房的床上，翻阅赛马报纸，研究各匹马过去的成绩和今天的预测。克罗韦尔头上还扎着绷带，他对赛马其实并无多大兴趣，不过闲着没事，便经常读赛马报，了解各匹马的情况。他说这批马都很糟糕，可是我们也只有这些马可赌了。老迈耶斯喜欢他，经常给他透露点内部消息。迈耶斯几乎场场比赛都能赌赢，但他不喜欢透露内部消息，因为这样会把价钱压下来。这里的赛马很腐败。在别国遭禁赛的骑师，都跑到意大利来参赛。迈耶斯的消息是灵，但是我不喜欢问他，因为有时他根本不回答，你总能看出他向你透露消息时，实在很勉强，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觉得又有义务告诉我们，尤其是不大介意告诉克罗韦尔。克罗韦尔的眼睛受了伤，有一只伤得还挺重。迈耶斯眼睛也有毛病，因此便喜欢克罗韦尔。迈耶斯从不告诉妻子他赌什么马，妻子有赢有输，多半是输，总是唠叨个没完。

我们四人乘敞篷马车去圣西洛。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的车穿过公园，沿着电车轨道出城，到了城外，路上全是尘土。沿路有围着铁栅的别墅，花木蔓生的大花园，流着水的沟渠，枝叶上积着尘埃的绿色菜园。我们往平原上望去，可以看见农民的房舍、带有灌溉渠的丰腴青翠的农场以及北边的高山峻岭。许多马车等着进赛马场，守门人见我们穿着军装，也不验票就放我们进去了。我们下了车，买了赛程单，穿过内场，再穿过铺着又平又厚草皮的跑道，来到围场。大看台是用木头搭成的，已经很陈旧了，赌券销售处就设在看台底下，在马厩旁边排成一溜。有一群士兵靠在内场的围栏边。围场里人也很多，在大看台后面的树底下兜着圈子遛马。我们见到几个熟人，给弗格森和凯瑟琳找了两把椅子，就观察起那些赛马来。

马由马夫牵着，一匹跟着一匹，脑袋耷拉着。有一匹紫黑色的马，克罗韦尔一口咬定是染出来的颜色。我们仔细瞧了瞧，觉得确有可能。这匹马在上鞍铃声响了之后，才给拉出来。我们根据骑师胳膊上的编号，在赛程单上查到了这匹马，才知道这匹黑色的阉过的雄马，名叫加帕拉克。参加这场比赛的赛马，以前都没赢过一千里拉以上的比赛。凯瑟琳断定这匹马给换了颜色。弗格森说她可看不出来。我觉得那马看起来可疑。我们都同意赌这匹马，便合伙凑了一百里拉。从赌注表上看，这匹马是三十五比一的赔率。克罗韦尔走过去买马票，我们看着骑师骑着马又遛了一圈，然后从树底下走上跑道，再慢慢跑到拐弯处，比赛将从那儿开始。

我们登上看台去看比赛。圣西洛当时还没安装弹性起跑屏障。起跑发令员将所有的马一字儿排开，远远地往跑道上看去，那些马显得特别小。然后发令员把长鞭啪地一挥，马就冲出去了。等跑过我们跟前时，那匹黑马就冲到前面了，到了拐弯的地方，更是脱颖而出，遥遥领先了。我用望远镜遥遥地望去，看到骑师拼命想拽住它，可就是拽不住，当转过弯上了最后冲刺的直道后，这黑马还领先其他马十五个马身。到了终点后，那马又往前跑了好远，还绕着弯儿奔了一程。

“这不是太棒了吗，”凯瑟琳说，“我们要赢三千多里拉啦！准是一匹很棒的马。”

“希望他们付钱以前，”克罗韦尔说，“这马可不要掉颜色。”

“这的确是一匹很棒的马，”凯瑟琳说，“不知道迈耶斯先生是不是在它身上下赌注了。”

“你赌的是不是这匹获胜的马？”我朝迈耶斯嚷道。他点点头。

“我可没有，”迈耶斯太太说，“孩子们，你们赌的是哪匹马？”

“加帕拉克。”

“真的吗？它可是三十五比一呀！”

“我们喜欢它的颜色。”

“我不喜欢。我看它有点萎靡不振。他们叫我不要赌它。”

“赌它赚不了什么。”迈耶斯先生说。

“报价上说，它可是三十五比一的。”

“赌它赚不了多少钱。在最后时刻，”迈耶斯先生说，“有人在它身上押了好多钱。”

“谁呀？”

“肯普顿和那些孩子们。你们等着瞧吧。这匹马的赔率到不了二比一。”

“这么说来，我们拿不到三千里拉了，”凯瑟琳说，“我不喜欢这种弄虚作假的赛马！”

“我们会得到二百里拉。”

“那算什么。这点钱对我们没什么用。我还以为我们能拿到三千里拉呢。”

“这是作弊，令人恶心。”弗格森说。

“当然，”凯瑟琳说，“假若没有作弊的话，我们是绝不会赌它的。不过，我倒真想得到三千里拉。”

“我们下去喝一杯，看他们给多少钱。”克罗韦尔说。我们走到张贴号码和摇铃付款的地方，凡是赌加帕拉克获胜的，每十里拉可得到十八个半里拉。这就是说，还不到二比一。

我们来到大看台下面的酒吧，每人喝了一杯苏打威士忌。我们碰到两个意大利熟人，还有副领事麦克亚当斯，我们去找女士们时，他们跟我们一起上来了。意大利人彬彬有礼，麦克亚当斯和凯瑟琳寒暄着，我们则下去再下注。迈耶斯先生正站在分彩处附近。

“问问他赌哪匹马。”我对克罗韦尔说。

“你赌哪匹马，迈耶斯先生？”克罗韦尔问。迈耶斯拿出赛程表，用铅笔指了指五号。

“我们也买它，行吗？”克罗韦尔问。

“买吧。买吧。不过，可别告诉我妻子是我给你们提供的信息。”

“来一杯吧？”我问。

“不了，谢谢。我从不喝酒。”

我们押一百里拉赌五号马跑第一，又押一百里拉赌它跑第二，然后每人又喝了一杯苏打威士忌。我觉得好高兴，又碰上了两个意大利人，他们每人陪我们喝了一杯后，我们就回去找女士们。这两个意大利人也很有礼貌，跟先前那两个一样彬彬有礼。过了一会儿，谁也坐不下来了。我把马票递给凯瑟琳。

“买了哪匹马？”

“我不知道。是迈耶斯先生选的。”

“你连名字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在赛程表上可以找到。我想是五号。”

“你的信心令人感动。”凯瑟琳说。五号马是赢了，但是没付多少钱。迈耶斯先生好不恼火。

“你得花二百里拉才能赢二十里拉，”他说，“用十里拉赚到十二里拉。不值得。我妻子就输了二十里拉。”

“我跟你下去吧。”凯瑟琳对我说。意大利人都站了起来。我们走下大看台，往围场走去。

“你喜欢赛马吗？”凯瑟琳问。

“是的。我想我是喜欢的。”

“我看还挺不错，”她说，“不过，亲爱的，眼见这么多人我可受不了。”

“没见多少人啊。”

“人是不多。可是迈耶斯夫妇，还有带着妻子和女儿的那个银行职员——”

“他帮我兑现即期汇票。”我说。

“是呀，不过就是他不帮你兑，别人也会帮你兑的。最后那四个家伙差劲透了。”

“我们就待在这外边，从围栏这儿看赛马吧。”

“那太好了。亲爱的，我们赌一匹从没听说过的马，一匹迈耶斯先生不会赌的马。”

“好的。”

我们赌了一匹名叫“给我光明”的赛马，结果在五匹马的比赛中，它跑了第四名。我们倚在栅栏上看着马跑过，只听马蹄嗒嗒作响，还望见远处的群山，以及树林和田野后边的米兰。

“我觉得干净多了。”凯瑟琳说。赛马回来了，进了大门，浑身湿漉漉、汗淋淋的，骑师们让它们安静下来，骑到树底下再下来。

“你不喝一杯吗？我们可以在这外边喝一杯，接着看比赛。”

“我去拿。”我说。

“酒童会送来的。”凯瑟琳说。她举手一挥，马厩旁边的宝塔酒吧里就有个酒童跑出来。我们在一张圆铁桌边坐下了。

“你不觉得我们单独在一起更好些吗？”

“是的。”我说。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好孤单。”

“这儿真好。”我说。

“是的。这是个好棒的赛马场。”

“是很好。”

“别让我扫了你的兴，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想回去，我就回去。”

“不，”我说，“我们就待在这儿喝酒吧。然后我们就下去，站在水沟障碍边，看障碍赛马。”

“你待我太好了。”她说。

我们单独待了一阵之后，又高高兴兴地去见其他人了。我们玩得好生痛快。

第二十一章

九月，先是夜里凉爽了，接着白天也凉爽起来，公园里的树叶开始变色，我们知道夏天过去了。前线的战况十分不妙，他们总是攻不下圣加布里埃尔。班西扎高原的仗打完了，到了月中，圣加布里埃尔的战事也快结束了。意军就是攻不下这地方。埃托雷回前线去了。马匹都运到了罗马，米兰不再有赛马了。克罗韦尔也上罗马去了，他将在那儿给遣送回国。米兰城里发生了两次反战暴乱，都灵也出现了激烈的骚乱。有位英国少校在俱乐部里告诉我，意军在班西扎高原和圣加布里埃尔损失了十五万人。他说意军在卡索还损失了四万人。我们喝了一杯，他便扯开了。先说今年这儿的仗打完了，意军是贪多嚼不烂，已经力不从心了。又说佛兰德斯(11)的攻势不会有好结果，盟军若是还像今年秋天这样让士兵去卖命，再有一年就完蛋了。还说我们全完蛋了，但是只要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没关系。我们全完蛋了，重要的是别承认这一点。哪个国家拒不承认自己完蛋了，便会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又喝了一杯。我是不是什么人的参谋？不是。他倒是的。完全是胡闹。俱乐部里只有我们两人，靠着大皮沙发坐着。他那双暗色的皮靴擦得油光锃亮。好漂亮的靴子。他说完全是胡闹。上面想的只是师团和兵力。大家都为师团争吵，一旦分派到手，便驱使他们去送命。他们都完蛋了。德国人打了胜仗。天哪，他们才是真正的战士。德国佬是真正的战士。不过他们也完蛋了。我们都完蛋了。我问他俄军怎么样。他说他们已经完蛋了。我很快就会看到他们完蛋了。奥军也完蛋了。他们假若得到德国佬的几个师，还可以打下去。他认为今年秋天他们会不会来进攻？当然会来。意军完蛋了。谁都知道意军完蛋了。德国佬会从特伦蒂诺打过来，切断维琴察的铁路线，到那时哪里还有意军的立足之地？我说他们在1916年就尝试过了。那次不是和德军打的。我说是的。不过，他说他们大概不会那样做。那太简单了，他们准备把仗打得复杂一点，来个冠冕堂皇的完蛋。我说我得走了。我得回医院去。“再见。”他说，接着愉快地说，“万事顺利！”他对世界的悲观和对个人的乐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来到一家理发店，刮了个脸，然后回医院。我的腿经过长期治疗，恢复得还算不错。三天前检查过一次。我在马焦雷医院的机械治疗，还得再去几趟才能结束，于是我沿小巷走着，练习不要一瘸一拐地走路。有个老头在拱廊下给人家剪影。我停下来看他剪。两个姑娘摆好姿势，他给她们剪一张合影。他剪得很快，一边侧着头端详她们。两个姑娘咯咯笑个不停。他把剪影先拿给我看，然后贴在白纸上递给两位姑娘。

“她们长得很美，”他说，“你要不要来一张，中尉？”

两个姑娘走了，一边看着自己的剪影，一边哈哈地笑。她们都长得很好看。其中一个就在医院对面的酒店里上班。

“好的。”我说。

“摘掉帽子吧。”

“不。还是戴着吧。”

“戴着帽子可不那么帅了。”老人说，“不过，”他高兴起来，“这样更有军人气派。”

他在黑纸上剪来剪去，然后把两层纸分开，将侧面像贴在硬纸片上，递给了我。

“多少钱？”

“不用啦。”他摆摆手，“我只是为你剪着玩的。”

“请收下。”我掏出几个铜币，“一点小意思。”

“不用。我是剪着玩的。拿去送给你的女朋友吧。”

“多谢，再见。”

“再见。”

我回医院里去。我有几封信，一封是公函，还有些别的信。我有三个星期的恢复休假，然后就得回前线。我仔细地读了一遍。也好，就这么定了。我的机械治疗十月四日结束，恢复休假就从这天算起。三周是二十一天。也就是到十月二十五日。我跟他们说我要出去一趟，便到医院斜对面那家饭馆去吃晚饭，在饭桌上看起信和《晚邮报》来。有一封信是祖父写来的，讲了一些家里的事，勉励我精忠报国，附了一张二百元的汇票，还有些剪报。我们食堂的牧师写来一封乏味的信；一位在法军服役的飞行员朋友也写来一封信，他跟一帮野小子纠缠上了，信里谈的尽是这件事；里纳尔迪也写来一封短信，问我在米兰还要逍遥多久，有些什么消息。他要我带些唱片给他，还附了一个单子。我吃饭时喝了一小瓶基安蒂红葡萄酒，饭后又来了一杯咖啡、一杯科涅克白兰地，看完了报纸，把信揣进兜里，把报纸和小费搁在桌上，便离开了。回到医院病房，我脱了衣服，换上睡衣裤和罩袍，拉下阳台门的门帘，坐在床上看波士顿的报纸，原来迈耶斯太太给她医院里的孩子们留了一大摞报纸。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在美国联赛中获得冠军，纽约巨人队在全国联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贝比·鲁斯(12)当时正在波士顿队里当投手。报纸很无聊，尽是些过时的本地消息，战事报道也都是过时的东西。美国新闻讲的全是训练营的情况。我庆幸自己没进训练营。可以看的只有棒球消息，而我对棒球又毫无兴趣。一大堆的报纸，让人无法读得上劲。都是些不大及时的报道，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一阵。我想知道美国是不是真的参战了，他们会不会把两大联赛停下来。也许不会。米兰还在照常赛马，而仗打得不能再糟糕了。法国的赛马倒是给停了。我们押的那匹加帕拉克就是从法国运来的。凯瑟琳要到九点钟才上夜班。她来接班的时候，我听见她打楼上走过的声响，有一次还看见她打走廊里走过。她去了几间病房，最后才来到我房里。

“我来晚了，亲爱的，”她说，“好多事要做。你好吗？”

我把收到的信和休假的事告诉了她。

“那太好了，”她说，“你打算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就想待在这儿。”

“那太傻了。你选个地方，我也去。”

“你怎么办得到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会有办法的。”

“你真了不起。”

“不，谈不上。不过，你若是不计较得失的话，人生就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以前看起来多么大的障碍，现在却显得如何微不足道。”

“我觉得应付起来还是挺困难的。”

“不，不会的，亲爱的。假如必要的话，我就一走了之。但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我们上哪儿去呢？”

“我不在乎。你要去哪儿都行。只要没有熟人，哪儿都行。”

“你不在意我们上哪儿去吗？”

“不在意。哪儿都行。”

她看起来又焦虑又紧张。

“怎么啦，凯瑟琳？”

“没事。没有什么。”

“不，你心里有事。”

“不，没事。真的没事。”

“我知道有事。告诉我，亲爱的。你可以告诉我。”

“没什么。”

“告诉我。”

“我不想说。怕惹你不高兴，或者惹你发愁。”

“不会的。”

“你当真不会吗？我倒不愁，可我怕你发愁。”

“只要你不愁，我也不会愁的。”

“我还是不想说。”

“说吧。”

“非说不可吗？”

“是的。”

“我有小宝宝了，亲爱的。快三个月了。你不发愁吧？请别发愁。你不准发愁。”

“好的。”

“真没事吗？”

“当然没事。”

“我想尽了办法。什么药都吃了，但是没用。”

“我没有发愁。”

“我真没有办法，亲爱的，不过我没有发愁。你也不准发愁或是难受。”

“我只是为你发愁。”

“问题就在这儿。我就是不准你为我发愁。大家都在生孩子。人人都有孩子。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你真了不起。”

“不，谈不上。但你千万别担心，亲爱的。我会尽力不给你添麻烦的。我知道我现在惹出了麻烦。可是在这之前，我难道不是个好姑娘吗？这事你一直不知道吧？”

“不知道。”

“以后就这样好了。你就是不准发愁。我看得出你在发愁。别发愁了。立刻停止发愁。你不想喝一杯吗，亲爱的？我知道你一喝酒就会快活起来。”

“不。我已经很快活了。你真了不起。”

“不，谈不上。不过你要是拣个好地方，我一定想方设法跟你一起去。十月的天气一定很好。我们会过得很开心的，亲爱的，等你到了前线，我会天天给你写信的。”

“那你会上哪儿去呢？”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总会有个不错的地方吧。这一切由我来想法子。”

我们安静了一阵，都没作声。凯瑟琳坐在床边，我望着她，但是我们谁也没碰谁。我们中间有了距离，就像有人闯进了房里，彼此有点不自在。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

“你没有生气吧，亲爱的？”

“没有。”

“你不会觉得中了圈套吧？”

“也许有一点。但不是中了你的圈套。”

“我没说中了我的圈套。你别犯傻。我是说有没有中了圈套的感觉。”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总是觉得中了圈套。”

她的思想开小差早就跑得远远的了，人却一动没动，手也没有挪开。

“‘总是’这个字眼不大好听。”

“对不起。”

“没关系。但是你瞧，我从没怀过孩子，甚至从没爱过什么人。我一直努力成为你想要的那种人，而你却说起‘总是’来。”

“我把舌头割下来吧。”我说。

“噢，亲爱的！”她回过神来，“千万别介意我说的话。”我们俩又挨到一起了，不自在的感觉消失了。“我们其实是同一个人，可不能故意相互误解。”

“不会的。”

“可人就是这样的。他们相爱，故意误解，再吵架，然后突然间就不是一个人了。”

“我们不吵架。”

“我们不能吵。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而跟我们作对的，是天下所有的人。如果我们之间发生隔阂，那我们就完蛋了，他们就能战胜我们。”

“他们战胜不了我们，”我说，“因为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是绝不会有事的。”

“当然是要死的。”

“但是只死一次。”

“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

“懦夫可有千死，勇者只有一死？(13)”

“当然。是谁讲的？”

“我不知道。”

“说这话的人大概是个懦夫，”她说，“他很了解懦夫，但对勇者却一无所知。勇者要是聪明的话，也许会死上两千次。他对此却闭口不言。”

“我不知道。勇者心里怎么想，是很难猜透的。”

“是的。勇者就是这样的。”

“你是个权威呀。”

“你说对了，亲爱的。我也称得上是权威。”

“你很勇敢。”

“不，”她说，“不过我倒很想做个勇敢的人。”

“我不是个勇者，”我说，“我知道自己属于什么人。我出来了这么久，也了解自己了。我就像个球员，知道自己击球只能达到二百三十，再好的成绩就达不到了。”

“击球达到二百三十是什么样的球员啊？那可是棒极啦。”

“才不呢。在棒球场上，只是个平庸的击球手。”

“但依然是击球手。”她还是激励我。

“我想我们俩都挺自负的，”我说，“不过你很勇敢。”

“不。不过我希望做个勇者。”

“我们都很勇敢，”我说，“我喝上一杯就会很勇敢。”

“我们俩都是很好的人。”凯瑟琳说。她走到衣橱前，给我拿来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和一只杯子。“喝一杯吧，亲爱的，”她说，“你真是太好了。”

“我并非真想喝酒。”

“喝一杯吧。”

“好吧。”我往玻璃杯里倒了三分之一的科涅克白兰地，一饮而尽。

“真厉害，”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给英雄喝的。但你也不该这么夸张。”

“战后我们上哪儿去住？”

“大概在一家养老院吧，”她说，“三年来我总是孩子气地盼望战争能在圣诞节结束。但现在我却盼望等我们的儿子先当上海军少校再说。”

“也许他能当上将军呢。”

“如果是场百年战争，他就有机会在海军、陆军里都试试。”

“你不想喝一杯吗？”

“不想。酒总能使你快乐，亲爱的，却只会让我头晕。”

“你从没喝过白兰地吗？”

“没有，亲爱的。我是个很守旧的老婆。”

我伸手到地上拿酒瓶，又倒了一杯。

“我还是去看看你的同胞吧，”凯瑟琳说，“也许你可以看看报纸，等我回来。”

“你非去不可吗？”

“现在不去，待一会儿还得去。”

“好吧。那就现在去吧。”

“我待一会儿就来。”

“那时我就看完报纸了。”我说。

第二十二章

那天夜里天气转冷，第二天下起雨来。我从马焦雷医院回来时，正碰上滂沱大雨，进门时浑身都淋湿了。回到楼上房里，外边阳台上雨流如注，风挟着雨，敲打着玻璃门。我换了衣服，喝了点白兰地，可白兰地喝起来不对味。当天夜里就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就吐了。

“毫无疑问，”住院医生说，“看看他的眼白，小姐。”

盖奇小姐看了看。他们拿面镜子让我自己照照。我的眼白发黄，原来是黄疸病。这病一拖就是两个星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没有一起去度康复假。我们本来计划到马焦雷湖上的帕兰扎去。在树叶转黄的秋天，那儿一定很美。那儿有散步的幽径，还可以在湖上拖钩钓鳟鱼。帕兰扎要比斯特雷萨来得好些，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从米兰到斯特雷萨交通比较方便，因此你总会遇见熟人。帕兰扎那边有个不错的村庄，你可以划船到渔民居住的小岛上去玩，最大的岛上还有一家饭馆。然而我们没有去成。

有一天，我因为黄疸病躺在床上，范坎彭小姐来到房里，打开衣橱的门，看见了里面的空酒瓶。我曾叫门房拿下去好些空瓶，想必一定是给她看见了，便跑上来再搜查一番。那多半是些味美思酒瓶、马尔萨拉酒瓶、卡普里酒瓶、基安蒂酒瓶，还有几只科涅克白兰地酒瓶。门房先拿走的是些大瓶子，那些装味美思的酒瓶，还有用麦秸框住的基安蒂酒瓶，留下白兰地瓶子准备最后拿走。范坎彭小姐发现的是白兰地酒瓶和一个狗熊形状的瓶子，那是用来装莳萝利口酒的。狗熊形状的瓶子特别让她光火。她拿起瓶子来，那狗熊是蹲着的，前爪向上，玻璃脑袋上有一个瓶塞，底部黏着一些玻璃珠。我笑了起来。

“这是莳萝利口酒，”我说，“最好的莳萝利口酒才装在这种狗熊形状的瓶子里。是俄国出产的。”

“这都是白兰地瓶子吗？”范坎彭小姐问。

“我看不见所有的瓶子，”我说，“不过大概都是吧。”

“你这样做有多久了？”

“是我自己买了带进来的，”我说，“常有意大利军官来看我，我得准备点白兰地招待他们。”

“难道你自己就没喝吗？”她说。

“我自己也喝。”

“白兰地，”她说，“十一只白兰地空瓶子，还有那瓶狗熊酒。”

“莳萝利口酒。”

“我会打发人来拿走的。你就这么多空瓶子吗？”

“眼下就这么多。”

“我本来还在可怜你得了黄疸病呢。对你怜悯简直是白搭。”

“谢谢你。”

“我想不能指责你不愿回前线。不过我认为你应该想点聪明的法子，别靠酗酒来染上黄疸病。”

“你说靠什么？”

“靠酗酒。你明明听见我这话了。”

我没有作声。

“除非你找到什么别的借口，否则等你这黄疸病一好，你恐怕就得回前线。我不相信你自己招惹的黄疸病，居然使你有资格享受康复假。”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得过黄疸病没有，范坎彭小姐？”

“没有，不过黄疸病人我见得多啦。”

“你发觉这种病人很好过吗？”

“我想总比上前线好吧。”

“范坎彭小姐，”我说，“你有没有听说哪个男人用踢自己阴囊的办法来自残的？”

范坎彭小姐没有理睬这个实在的问题。她只能不予理睬，否则就得走出房去。她还不打算走，因为她讨厌我很久了，现在正好可以发泄一通。

“我知道许多人通过自伤逃避上前线。”

“问题不在这儿。我也见过自伤的例子。我问你有没有听说哪个男人用踢自己阴囊的办法来自残的。因为这种感受与得黄疸病最为接近，我想女人很少有这种体验。所以我才问你得过黄疸病没有，范坎彭小姐，因为——”范坎彭小姐走出房去了。后来，盖奇小姐进来了。

“你跟范坎彭小姐说什么了？她气坏了。”

“我们在比较感受。我刚要说她从没有过生孩子的体验——”

“你是个笨蛋，”盖奇说，“她会要你的命。”

“她已经要我的命了，”我说，“她取消了我的休假，兴许还想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呢。她真够卑鄙的。”

“她一向不喜欢你，”盖奇说，“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我喝酒喝出了黄疸，是为了不回前线。”

“呸，”盖奇说，“我要发誓说你从没喝过酒。人人都会发誓说你从没喝过酒。”

“她发现了酒瓶子。”

“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把酒瓶子清理出去。瓶子现在在哪儿？”

“在衣橱里。”

“你有手提箱吗？”

“没有。把瓶子装在帆布背包里吧。”

盖奇小姐把瓶子装进背包里。“我拿给门房去。”她说。随即朝门口走去。

“等一等，”范坎彭小姐说，“把那些瓶子交给我。”她带来了门房。“请你拎着，”她说，“我打报告的时候，要把这些玩意儿拿给医生看看。”

她沿着走廊走去。门房拎着背包。他知道里边是什么。

我除了失掉休假之外，倒没出什么别的事。

第二十三章

我回前线的那天晚上，打发门房上车站，等火车从都灵开来，给我占一个座位。火车定于午夜开出。它是在都灵组编的车，大约夜里十点半抵达米兰，就停在车站，等到午夜再开。要座位的话，你得赶火车一到站，就上车去占。门房带了一个朋友，那是一个正在休假的机枪手，以前在一家裁缝店干活，两人齐心协力，总会抢到一个座位。我给了他们买站台票的钱，还把行李交给他们带去。我的行李是一只大帆布背包和两只野战背包。

大约五点钟，我跟医院里的人道了别，就出来了。门房把我的行李拎到他屋里，我告诉他说，我将近午夜时赶到车站。他妻子叫我一声“长官”，就哭了起来。她擦擦眼睛，握握我的手，接着又哭了。我拍拍她的背，她又哭起来。她一直帮我缝缝补补，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长着一头白发，有一张笑嘻嘻的脸。她一哭起来，整张脸就像碎了似的。我来到街拐角的一家酒店，坐在里面等候，眼睛望着窗外。外面又黑又冷还有雾。我付了咖啡和格拉帕酒钱，借着窗口的灯光，望着外面的行人。我看见了凯瑟琳，便敲敲窗户。她望了望，看见是我，便笑了笑，我走出去迎接她。她身披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头戴一顶软毡帽。我们一起走着，沿着人行道走过一家家酒店，然后穿过集市广场，沿街往前走，穿过拱门，就到了大教堂广场。那儿有电车轨道，再过去便是大教堂。在雾中，教堂又白又湿。我们穿过电车轨道。我们左边是窗口灯火通明的店铺和拱廊的入口。广场上雾蒙蒙的，等我们走近大教堂前面时，大教堂显得非常雄伟，石墙上湿漉漉的。

“你想进去吗？”

“不。”凯瑟琳说。我们往前走。前头一座石扶壁的阴影里，站着一个士兵和他的女朋友，我们打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紧贴着石壁站着，士兵拿自己的斗篷裹住了她。

“他们很像我们。”我说。

“谁也不像我们。”凯瑟琳说。她说这话可没有沾沾自喜的意思。

“但愿他们有个可去的地方。”

“那对他们也不见得有好处。”

“我不知道。人人都该有个可去的地方。”

“他们可以进大教堂。”凯瑟琳说。我们已经过了大教堂了。我们走到了广场的尽头，回头望望大教堂。教堂在雾里看上去很美。我们站在一家皮货店前面。橱窗里摆着马靴、帆布背包和滑雪靴。每一样物品都单独陈列着：中间是帆布背包，一边是马靴，另一边是滑雪靴。皮具呈暗色，给油打得像旧马鞍一样光滑。电灯光把上了油的暗色皮具照得亮光光的。

“我们什么时候滑雪去。”

“再过两个月，缪伦(14)就可以滑雪了。”凯瑟琳说。

“我们去那儿吧。”

“好的。”她说。我们继续往前走，又过了几家橱窗，拐进一条小街。

“这条街我从来没走过。”

“我上医院就走这条路。”我说。那是条很窄的小街，我们靠着右边走。雾中有很多行人。沿街尽是店铺，所有的窗口都亮着灯。有一家橱窗里放着一堆干酪，我们往里望了望。我在一家兵器店前停下来。

“进去看看。我得买支枪。”

“什么枪？”

“手枪。”我们走进去，我解开身上的皮带，把它连同空手枪套一起搁在柜台上。柜台后边有两个女人。她们拿出几把手枪来。

“得配得上这枪套。”我说，一边把手枪套打开。这是个灰色皮枪套，是我从旧货店买来的，在城里佩带。

“她们有好手枪吗？”凯瑟琳问。

“都差不多。我能试试这一支吗？”我问那女人。

“现在可没有地方试枪，”她说，“不过枪是很好的。包你买了没错。”

我啪地扣了一下扳机，然后再拉回去。弹簧相当紧，但却很顺当。我瞄准了，又啪地扣了一下。

“二手货，”女人说，“原是一位军官的，那可是个神枪手。”

“是你卖给他的吗？”

“是的。”

“你怎么又弄回来啦？”

“从他的勤务兵手里。”

“也许你还有我的呢，”我说，“这多少钱？”

“五十里拉。很便宜的。”

“好的。我还要两个弹夹和一盒子弹。”

她从柜台底下取出这些东西来。

“要不要军刀？”她问，“我有几把二手军刀，很便宜。”

“我要上前线了。”我说。

“噢，是吗，那你用不着军刀了。”她说。

我付了子弹和手枪钱，把弹匣装满子弹，推进弹膛，再把手枪插进枪套里，将另外两个弹夹也装上了子弹，然后插在手枪套上的皮槽里，最后再把皮带扣紧。手枪挂在皮带上感觉挺沉的。不过，我看还是佩带制式手枪为好。那样你总能搞到子弹。

“现在我们可是全副武装了，”我说，“这是我必须记住要办的一件事。我那支枪在我来医院时让人给拿走了。”

“希望这是把好枪。”凯瑟琳说。

“还要别的吗？”那女人问。

“不要了。”

“手枪上有根扣带。”她说。

“我注意到了。”那女人还想兜售点别的东西。

“你不要个哨子吗？”

“不要了。”

女人说了声再见，我们来到外边人行道上。凯瑟琳朝窗子里望去。那女人朝外望望，向我们鞠了个躬。

“那些镶在木头里的小镜子是做什么用的？”

“是用来吸引鸟的。人们拿这种小镜子在田里转来转去，云雀看见便飞出来，意大利人就开枪打。”

“真是个别出心裁的民族，”凯瑟琳说，“你们在美国不打云雀吧，亲爱的？”

“没有专门打的。”

我们穿过街道，开始沿着另一边走。

“我现在感觉好些了，”凯瑟琳说，“刚出发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

“我们在一起，总是感觉挺好的。”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是的，可我半夜就得走了。”

“别想了，亲爱的。”

我们沿着街道继续走。雾气弥漫中，街灯也发黄了。

“你不累吧？”凯瑟琳问。

“你呢？”

“我没事。走路挺有意思。”

“不过可别走得太久了。”

“好的。”

我们拐进一条没有灯光的小街，在街上走着。我站住了吻凯瑟琳。我吻她的时候，感觉到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她拉着我的斗篷罩在她身上，这样就把我们俩都裹住了。我们站在街上，身子靠着一面高墙。

“我们找个地方去吧。”我说。

“好。”凯瑟琳说。我们沿街走去，来到运河边一条比较宽阔的街道。街的另一边是一面砖墙和一些建筑物。街的前头，我看到一辆电车正在过桥。

“我们可以在桥上叫辆马车。”我说。我们在雾中站在桥上等马车。几辆电车开过去了，满载着回家的人们。随后来了一辆马车，可是里边有个人。雾气渐渐变成了雨。

“我们可以步行或乘电车。”凯瑟琳说。

“总会有车来的，”我说，“马车都要打这儿过的。”

“来了一辆。”她说。

车夫将马停下，把计程表上的金属招牌放了下来。马车的车篷撑起来了，车夫的外衣上滴着雨水。他那顶有光泽的帽子虽然打湿了，还在闪闪发光。我们一起坐在后座上，因为罩着车篷，里边光线很暗。

“你叫他上哪儿？”

“车站。车站对面有一家旅馆，我们可以去那儿。”

“我们这样去行吗？不带行李去？”

“行。”我说。

马车冒雨穿过一条条小街，上车站可有一段很远的路。

“我们不吃饭吧？”凯瑟琳问，“我担心我会饿。”

“我们就在房间里吃。

“我没衣服穿。连件睡衣都没有。”

“买一件吧。”我说罢就喊车夫，“到曼佐尼大街去一下。”他点点头，到了下一个街角便往左拐去。来到大街上，凯瑟琳就留心找商店。

“这儿有一家。”她说。我叫车夫停车，凯瑟琳下去了，穿过人行道，进了商店。我靠在马车上等她。外面下着雨，我能闻到雨中潮湿的街道和马冒着热气的气味。她拎着一包东西回来了，上了车，马车又走了。

“我很奢侈，亲爱的，”她说，“不过，这件睡衣真不错。”

到了旅馆，我叫凯瑟琳在马车里等着，我进去找经理。房间有的是。于是我回到马车那里，付了车钱，跟凯瑟琳一起走进旅馆。穿着带有许多纽扣的制服的小伙计帮着拿那包东西。经理恭恭敬敬地领着我们朝电梯走去。旅馆里有许多红色长毛绒帷幕和黄铜装饰品。经理陪着我们乘电梯上楼。

“先生和夫人想在房间里用餐吧？”

“是的。请把菜单送上来好吗？”

“晚饭想来点什么特别的呢？是吃点野味还是来份蛋奶酥？”

电梯上了三层楼，每过一层都咔嗒响一声，后来又响了一声，便停住了。

“你们有些什么野味？”

“有野鸡和山鹬。”

“来只山鹬吧。”我说。我们在走廊里走着。地毯旧了。走廊里有很多门。经理停下来，拿钥匙开了一道门，再把门推开。

“就这间。很不错的。”

制服上有许多纽扣的小伙计把包裹放在房中央的桌子上。经理拉开窗帘。

“外面有雾。”他说。房里装饰着红色长毛绒帷幕。还有好多镜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缎子床罩。有一道门通向浴室。

“我叫人把菜单送上来。”经理说。他鞠个躬出去了。

我走到窗前，往外望去，然后拉了拉窗帘绳，那长毛绒厚窗幔便闭拢了。凯瑟琳坐在床上，望着那盏刻花玻璃枝形吊灯。她已经脱下了帽子，头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她从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便伸手理起头发来。我从另外三面镜子里看到她。她看样子不大高兴。斗篷掉在床上也不在意。

“怎么啦，亲爱的？”

“我以前从不觉得自己像个妓女。”她说。我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到一边，朝外面张望。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你不是妓女。”

“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感觉自己像个妓女，滋味不好受。”她的声音听上去又冷漠又沉闷。

“这是我们能住的最好的旅馆了。”我说。我望着窗外。隔着广场，看得见车站的灯光。街上有马车驶过，我还看见了公园里的树木。旅馆的灯光映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唉，见鬼，我心想，难道我们现在还要争吵吗？

“请到这儿来。”凯瑟琳说，她沉闷的音调消失殆尽，“请你过来呀。我又是个好姑娘了。”我朝床上看过去。她笑盈盈的。

我走过去，挨着她身边坐下，吻她。

“你是我的好姑娘。”

“我当然是你的。”她说。

吃过饭以后，我们心情好起来，随后，就感觉非常快活，又过了不久，这房间就像是我们的家了。在医院里，我那间病房曾是我们的家，现在这个房间同样是我们的家了。

吃饭的时候，凯瑟琳披着我的军上衣。我们都很饿，饭菜味道不错，我们还喝了一瓶卡普里和一瓶圣伊斯特菲。酒主要是我喝的，不过凯瑟琳也喝了一点，喝过后觉得很带劲。我们晚饭吃了一只山鹬，配上蛋奶酥、土豆、栗子泥、色拉，甜点吃的是意式酒蒸蛋糕。

“这房间不错，”凯瑟琳说，“很舒适。我们在米兰期间，本该一直住在这儿。”

“这房间布置得挺滑稽的。不过还不错。”

“经营这种行业的人似乎挺有品位的。红色长毛绒的确不错。正是需要这样的东西。镜子也很诱惑人。”凯瑟琳说。

“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不知道早晨在这样的房间里醒来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不过这房间真是很棒。”我又倒了一杯圣伊斯特菲。

“我倒希望我们能干点真正的坏事，”凯瑟琳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似乎太天真太单纯了。我很难相信我们做了什么错事。”

“你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我只是觉得饿。饿极了。”

“你是个单纯的好姑娘。”我说。

“我是个单纯的姑娘。除了你以外，从来没有人发觉过。”

“我最初遇见你的时候，有一次花了一下午想象我们将如何一起去加富尔大酒店(15)，情况会怎么样。”

“你真不害臊。这可不是加富尔大酒店吧？”

“不是。他们那儿是不会接纳我们的。”

“总有一天，他们会接纳我们的。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亲爱的。我从来什么都不想。”

“你从来什么都不想吗？”

“想一点。”她说。

“噢，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我又倒了一杯酒。

“我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凯瑟琳说。

“起初我不这么想。我以为你是个疯姑娘。”

“我是有点疯。可我不是复杂意义上的疯。我没把你搞糊涂吧，亲爱的？”

“酒真了不起，”我说，“酒让你忘掉一切坏事。”

“酒是好，”凯瑟琳说，“但它让我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痛风病。”

“你父亲还在吗？”

“还在，”凯瑟琳说，“他有痛风病。你不必见他。你父亲还在吗？”

“不在了，”我说，“我有个继父。”

“我会喜欢他吗？”

“你不必见他。”

“我们多幸福啊，”凯瑟琳说，“我不会再对任何人感兴趣了。我嫁给了你，真是很幸福。”

侍者进来收走了餐具。过了一会儿，我们都静下来，可以听见外面的雨声。楼下街上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我便说：“但我随时都听见在我背后，时间的战车张着翅膀匆匆逼近。”

“我了解那首诗，”凯瑟琳说，“是马维尔(16)写的。但那讲的是一个姑娘不愿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头脑很清醒，很冷静，便想谈点实在的事情。

“你准备到什么地方生孩子？”

“还不知道。尽量找个好地方吧。”

“你准备怎么安排？”

“尽量安排好。别发愁，亲爱的。战争结束前，我们也许要生好几个孩子呢。”

“快到该走的时间了。”

“我知道。你想时间到，那时间就到。”

“不想。”

“那就别发愁了，亲爱的。你先前还好好的，现在又发愁了。”

“我不愁。你多久给我写一封信？”

“每天写。他们会看你的信吗？”

“他们的英语不行，让他们看也不碍事。”

“我要把信写得混乱不堪。”凯瑟琳说。

“可别太混乱了。”

“稍微混乱一点吧。”

“恐怕我们得出发了。”

“好的，亲爱的。”

“真不想离开这好好的家。”

“我也是。”

“但我们还是得走了。”

“好吧。不过我们的家总是待不久。”

“将来会待得久的。”

“你回来的时候，我会给你准备一个好好的家。”

“也许我马上就回来了。”

“也许你会脚上受点轻伤。”

“也许是耳垂。”

“不，我希望你的耳朵保持原样。”

“那我的脚呢？”

“你的脚已经受伤了。”

“我们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好吧。你先走。”

第二十四章

我们走着下楼，没乘电梯。楼梯上的地毯旧了。晚饭送上来时我就付了饭钱，而那送饭来的侍者还坐在门旁的椅子上。他忽地站起来，向我鞠个躬，我跟他走到旁边的小屋，付了房钱。经理还记得拿我当朋友，连预付款都不让我交，不过他走的时候，还没忘了叫侍者守在门口，以防我不付账就溜走。我想以前有过这种事，甚至连朋友都靠不住。战争期间朋友实在太多了。

我让侍者去叫一辆马车来，他从我手里接过凯瑟琳的包裹，打着一把伞出去了。我们从窗口看见他在雨中穿过马路。我们站在那间小屋里，望着窗外。

“你感觉怎么样，凯特？”

“好困。”

“我觉得肚子空空的，好饿。”

“你带吃的了吗？”

“带了，在野站背包里。”

我看见马车来了。车停下来，马在雨中垂着头，侍者下了车，打开伞，朝旅馆走来。我们在门口迎上他，在雨伞下顺着湿漉漉的人行道，朝停在路边的马车走去。排水沟里哗哗地流着水。

“包裹放在座位上了。”侍者说。他撑着伞立在那儿，直至我们都上了车，我给了他小费。

“多谢。旅途愉快。”他说。车夫拉拉缰绳，马就走了。侍者打着伞转过身，朝旅馆走去。马车沿着街道行驶，向左转弯，然后再朝右拐，来到车站前面。灯光下站着两名宪兵，刚好待在雨淋不到的地方。灯光映照着他们的帽子。在车站灯光的辉映下，雨水显得清晰透亮。一个行李搬运工从车站的拱廊下走出来，耸着肩膀迎着雨。

“不用，”我说，“谢谢。用不着你。”

他又回到拱廊下面去躲雨。我转向凯瑟琳。她的脸藏在马车车篷的阴影里。

“我们不如这就告别吧。”

“我不能进去吗？”

“不能。”

“再见，凯特。”

“你把医院的地址告诉他吧？”

“好的。”

我把要去的地址告诉了车夫。他点点头。

“再见，”我说，“照顾好自己和小凯瑟琳。”

“再见，亲爱的。”

“再见。”我说。我下了车来到雨里，马车走了。凯瑟琳探出头来，我看见她在灯光下的脸。她笑一笑，挥挥手。马车顺着街道驶去，凯瑟琳朝拱廊里指了指。我顺着她的手望去，只看见两个宪兵和那拱廊。我才明白她是叫我进去躲雨。我进去了，站在那里望着马车转过街角。然后我就穿过车站，沿着通道去找火车。

医院的门房正在站台上找我。我跟着他上了车，挤过人群，顺着走廊，穿过一道门，来到一个坐满了人的包间，机枪手坐在包间的一角。我的帆布背包和野战背包都放在他头顶上的行李架上。走廊里站着好多人，我们进去的时候，包间里的人都望着我们。车里的座位不够，人人都充满敌意。机枪手站起来让我坐。有人拍拍我的肩。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个高高个头、瘦骨嶙峋的炮兵上尉，下巴上有一条红色的伤疤。他从走廊的玻璃窗外朝里看了看，然后进来了。

“你怎么说？”我问。我转过身，面对着他。他个子比我高，他的脸在帽舌的遮掩下显得格外瘦削，伤疤又新又亮。包间里的人都望着我。

“你不能这么做，”他说，“你不能让个士兵替你占座位。”

“我已经这么做了。”

他忍了忍，喉结上下动了动。机枪手站在座位前。走廊里的其他人从玻璃窗外望进来。包间里没人吭声。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我比你早来了两个小时。”

“你想要什么？”

“座位。”

“我也要。”

我盯着他的脸，感觉到包间里的人都在跟我作对。我不怪他们。他是有理的。不过我要座位。还是没人作声。

哼，见鬼，我想。

“坐吧，上尉先生。”我说。机枪手让出了位置，高个子上尉坐下了。他望着我。他的脸仿佛受了伤似的，但他得到了座位。“拿好我的东西。”我对机枪手说。我们走到走廊里。列车都坐满了，我知道不可能找到座位了。我给了门房和机枪手每人十里拉。他们沿着走廊走去，到了外边站台上，还在往车窗里张望，可是没有座位了。

“也许到了布雷西亚会有人下车。”门房说。

“到了布雷西亚会有更多的人上车。”机枪手说。我跟他们道别，握了握手，他们便走了。他们都觉得有些愧疚。再看车里边，我们都站在走廊里，车子就开了。列车开出站去，我望着车站的灯光和货场。外边还在下雨，玻璃窗很快被打湿了，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后来我就睡在走廊的地板上，睡前先把装钱和证件的皮夹子塞在衬衫和裤子里，不能就把它搁在马裤的裤腿里。我睡了一整夜，车到布雷西亚和维罗纳时醒来了，都有更多的人上车，不过又马上睡着了。我头枕一个野战背包，双手抱着另一个，同时还能摸得着我的帆布背包，别人尽可以打我身上跨过去，只要别踩着我。整个走廊的地板上，到处都有人在睡觉。有些人倒是站着，不是抓着窗上的铁杆，就是靠在门上。这班车总是挤得够呛。

(1)　科莫湖位于意大利北部边境，是著名的风景区。

(2)　意大利语，意为“瓦里尼上尉——亨利中尉”。

(3)　美索不达米亚是中东一地区名，系古巴比伦的所在，现在伊拉克境内。

(4)　草莓酒产自西班牙。

(5)　巴勃拉是意大利西北部皮德蒙州出产的红葡萄酒。

(6)　马尔戈红葡萄酒产于法国波尔多市附近的玛尔戈村一带。

(7)　马尔萨拉是西西里岛西部的一座海滨城市，这里指该地区生产的白葡萄酒。

(8)　《托斯卡》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的经典歌剧之一。

(9)　莫德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城市。

(10)　“马铃薯捣碎器”是德国一种九英寸长的木柄手榴弹的绰号。

(11)　佛兰德斯是西欧的一个历史地名，包括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北方省，比利时的东、西佛兰德斯省，以及荷兰的泽兰省。这里讲的攻势指1916年英法联军与德国军队沿索姆河的争夺战。联军虽然动用了新武器坦克，但战局依然不顺。

(12)　贝比·鲁斯（1895—1948），美国职业棒球的传奇巨星。

(13)　莎士比亚悲剧《裘力斯·恺撒》第2幕第2场中恺撒曾讲过：“懦夫在死亡之前已经死过多次，勇士一生却只尝到一次死的滋味。”

(14)　缪伦是瑞士中部的一个小镇，附近有景色绝佳的山峰。

(15)　加富尔大酒店是米兰最高贵的旅馆之一，不招待普通尉级军官。

(16)　安德鲁·马维尔（1621—1678），英国诗人，上面两句诗引自他的爱情诗《致我腼腆的情人》。

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

眼下到了秋天，树上光秃秃的，道路泥泞。我乘着军用卡车，从乌迪内开往戈里齐亚。沿途遇到了别的军用卡车，我也观赏了乡间景色。桑树光秃秃的，田野一片褐色。路边一排排光秃秃的树，路上满是湿漉漉的枯叶，有人在修路，从路边树木间的碎石堆里，搬石头来填补车辙。我们看到戈里齐亚城罩着雾，那雾把群山也遮断了。我们过了河，我发现河水在上涨。山里一直在下雨。我们进了城，经过几家工厂，接着是住房和别墅，我发现又有许多房屋中了炮弹。在一条小街上，我们的车驶过一辆英国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戴着帽子，面孔瘦削，晒得黑黑的。我不认识他。我在镇长住宅前的大广场下了车，司机把背包递给我，我背在身上，再加上两只野战背包，就朝我们的别墅走去。一点没有回家的感觉。

我沿着潮湿的沙砾车道走，从树木缝隙间望着别墅。窗子都关着，但门却开着。我走进去，发现少校坐在桌子边，屋里空荡荡的，墙上挂着地图和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条。

“嘿，”他说，“你好吗？”他看上去老了些，干瘪了些。

“我挺好，”我说，“情况怎么样？”

“都结束了，”他说，“放下行李，坐下来。”我把背包和两只野战包放在地上，把帽子放在背包上。再从墙边拉过另一把椅子，在桌边坐下。

“这是个糟糕的夏天，”少校说，“你现在强壮些了吧？”

“是的。”

“拿到勋章了吗？”

“拿到了。顺顺当当地拿到了。非常感谢你。”

“咱们瞧瞧。”

我解开斗篷，让他看那两条勋带。

“你收到盒装的勋章了吗？”

“没有。只收到了证书。”

“勋章盒以后会到的。那要多费点时间。”

“你有什么指示吗？”

“车子都开走了。六辆去了北边的卡波雷托(1)。你熟悉卡波雷托吧？”

“熟悉。”我说。我记得那是山谷里的一个白色小镇，镇上有一座钟楼。一座干干净净的小镇，广场上有一个漂亮的喷水池。

“他们以那里为基地。现在有很多病号。仗打完了。”

“其余的车子呢？”

“有两辆在山里，四辆还在班西扎。其余两个救护车队在卡索，跟着第三军团。”

“你想让我做什么？”

“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去接管班西扎的那四辆车。吉诺在那儿干了很久了。你没去过那儿吧？”

“没有。”

“情况很糟糕。我们损失了三辆车子。”

“我听说了。”

“对了，里纳尔迪给你写过信。”

“里纳尔迪在哪儿？”

“他在这儿的医院里。他忙了整个夏天和秋天。”

“我相信。”

“情况很糟糕，”少校说，“你根本想象不到有多糟。我常想你那次中弹算你幸运。”

“我知道我是幸运的。”

“明年会更糟，”少校说，“也许他们现在会进攻。他们扬言要进攻，但是我不相信。太晚了。你看见那条河了吗？”

“看见啦。涨水了。”

“雨季已经开始了，我不相信他们还会进攻。很快就要下雪了。你的同胞怎么样？除了你以外，还会有别的美国人要来吗？”

“他们正在训练一支一千万的大军。”

“希望我们能分到一些。但是法国人会把他们独吞了。我们这儿一个也分不到。好了。你今天夜里就住这儿，明天开辆小车去，把吉诺换回来。我派一个熟悉路的人陪你去。吉诺会把一切告诉你的。他们还时不时地要轰炸一阵，不过都过去了。你会想要看看班西扎的。”

“我很乐意去看看。我很高兴又回来跟你在一起，少校长官。”

他笑了笑：“你这样说是一片好意。我很厌倦这场战争。假如我离开了，我想我是不会回来的。”

“这么糟糕吗？”

“是的。就这么糟糕，甚至还要糟糕。你去洗一洗，找你的朋友里纳尔迪去吧。”

我走出来，把行李提上楼。里纳尔迪不在房间里，但他的东西都在，我便在床上坐下，解开了绑腿，脱掉了右脚的鞋子。然后便躺倒在床上。我累了，右脚又痛。只脱一只鞋子就躺在床上，似乎有些可笑，于是我便坐起来，解开另一只鞋子的鞋带，把鞋子扔到地板上，然后又躺倒在毯子上。窗子关着，屋里有些闷，可我太疲倦了，不愿再起来开窗。我看见我的东西全堆在屋子的一角。外面天渐渐黑下来。我躺在床上，一边想凯瑟琳，一边等着里纳尔迪。我本想除了夜里睡觉之前，尽量不去想凯瑟琳。可现在我很累，无事可做，只好躺着想她。想着想着，里纳尔迪进来了。他还是老样子。也许稍微瘦了一点。

“啊，宝贝。”他说，我从床上坐起来。他过来了，坐下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我：“好宝贝。”他用力拍拍我的背，我抓住他的双臂。

“好宝贝，”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膝盖。”

“那我得脱下裤子。”

“那就脱下好了，宝贝。这儿都是朋友。我想看看他们的能耐怎么样。”我站起身，脱下裤子，拉开护膝绷带。里纳尔迪坐在地板上，轻轻地来回弯动我的膝盖。他用手指沿着伤疤抚摩着，把双手的大拇指一起按在膝盖骨上，用其余的手指轻轻地摇摇膝盖。

“你的关节只连接到这个地步吗？”

“是的。”

“这样就把你送回来，简直是犯罪。应该完全接好才行。”

“比以前好多了。本来像板子一样僵硬。”

里纳尔迪又往下弯了弯。我瞧瞧他的手。他有一双外科医生的纤巧的手。我再瞧瞧他的头顶，头发油光闪亮，分得条路清晰。他把膝盖弯过头了。

“哎哟！”我嚷道。

“你应该多做几次机械治疗。”里纳尔迪说。

“比以前好多了。”

“这我看得出来，宝贝。这种事我比你懂得多。”他站起身，坐到床上，“膝盖手术做得还不错。”他看好了膝盖，“把整个情况都跟我说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说，“我过着平平静静的生活。”

“你表现得像个已婚的男人，”他说，“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说，“你怎么啦？”

“这场战争快要我的命了，”里纳尔迪说，“我给搞得十分沮丧。”他叉着手捂着膝盖。

“噢。”我说。

“你怎么啦？难道我连人的冲动都不能有吗？”

“不能有。我看得出你日子过得不错。说实话吧。”

“整个夏天和秋天我都在动手术。我始终都在工作。谁的活儿我都干。他们把难做的手术全都留给我了。凭上帝发誓，宝贝，我成了最讨人喜爱的外科医生。”

“这才像话。”

“我从不动脑筋。不，凭上帝发誓，我不动脑筋，光动手术。”

“这就对啦。”

“可是现在，宝贝，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不动手术了，感觉糟透了。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宝贝。你相信我，我说的是真话。现在你让我振作起来。你带唱片来了没有？”

“带了。”

唱片用纸包着，放在我背包里一只纸板盒里。我太累了，懒得去拿。

“难道你自己不觉得挺好吗，宝贝？”

“我感觉糟透了。”

“这场战争太可怕了，”里纳尔迪说，“来吧。今天我们俩都来喝个醉，痛快一下。然后再来他个烂醉如泥，那就觉得好受了。”

“我得了黄疸，”我说，“可不能喝醉了。”

“嗐，宝贝，你怎么这样回到我身边了。你一回来就一本正经，还得了肝病。我跟你说，这场战争很糟糕。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打仗。”

“我们喝一杯吧。我不想喝醉，不过我们还是要喝一杯。”

里纳尔迪走到房间那头的脸盆架前，拿来两只杯子和一瓶科涅克白兰地。

“奥地利白兰地，”他说，“七星白兰地。他们攻打圣加布里埃尔时仅仅缴获了这些酒。”

“你也去了吗？”

“没去。我哪儿也没去。我一直在这儿动手术。瞧，宝贝，这是你以前刷牙用的杯子。我一直保留着，好让我想起你。”

“好让你别忘了刷牙吧。”

“不。我也有自己的杯子。我保留你这杯子，是为了提醒我你早晨怎样想从牙齿上刷掉罗萨别墅的气味，还赌咒发誓，吃阿司匹林，咒骂妓女。我每次看到那只杯子，就想起你怎样用牙刷来刷净你的良心。”他走到床边来，“亲我一下，告诉我你不是真的一本正经。”

“我从不亲你的。你是个类人猿。”

“我知道，你是个规规矩矩的盎格鲁-撒克逊好小伙。我知道，你是个悔过的小伙子。我要等着看你这盎格鲁-撒克逊人怎样用牙刷刷掉妓女的气味。”

“往杯子里倒点科涅克白兰地。”

我们碰杯喝酒。里纳尔迪冲我大笑起来。

“我要把你灌醉，取出你的肝，换上一个意大利人的好肝，使你重新成为一个男子汉。”

我端着杯子要再倒点白兰地。这时外边天黑了。我端着白兰地酒杯，走过去打开窗子。雨已经停了。外边冷点了，树木间雾气弥漫。

“别把白兰地倒到窗外去，”里纳尔迪说，“你要是不能喝，就倒给我吧。”

“你自己去倒吧。”我说。我很高兴，又见到了里纳尔迪。两年来他一直在逗弄我，我总是很喜欢他这样做。我们彼此很了解。

“你结婚了吗？”他坐在床上问，我靠着窗边的墙壁站着。

“还没有。”

“你恋爱了吧？”

“是的。”

“和那个英国姑娘？”

“是的。”

“可怜的宝贝。她对你挺不错吧？”

“当然。”

“我的意思是，就那方面而言，她对你来说挺不错吧？”

“闭嘴。”

“我会的。你看得出来我是个极其挑剔的男人。她是否？”

“里宁，”我说，“请你闭嘴。你要是想做我的朋友，那就闭嘴。”

“我不是想做你的朋友，宝贝。我就是你的朋友。”

“那就闭嘴。”

“好吧。”

我走到床前，在里纳尔迪身边坐下。他端着杯子，望着地板。

“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里宁？”

“噢，是的。我这一辈子碰到许多神圣的事。但是跟你很少谈论这样的事。我想你一定也有这样的事吧。”他望着地板。

“你没有吗？”

“没有。”

“一点也没有？”

“没有。”

“我能随便说你母亲这，道你姐妹那吗？”

“道你的姐妹(2)那。”里纳尔迪急忙说。我们俩都笑起来了。

“还是那个老超人呀。”我说。

“也许我有些嫉妒。”里纳尔迪说。

“不，你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另有所指。你有没有结过婚的朋友？”

“有的。”我说。

“我可没有，”里纳尔迪说，“除非是夫妇彼此不相爱的。”

“为什么不呢？”

“人家不喜欢我。”

“为什么？”

“我是那条蛇。我是那条理智的蛇。”

“你搞混了。苹果才是理智。(3)”

“不，是那条蛇。”他开心了一点。

“你的思想不那么深刻的时候，人就好一些。”

“我爱你，宝贝，”他说，“我一成为伟大的意大利思想家，你就戳穿我。不过我懂得很多说不出来的事情。我比你懂得多。”

“是的，你是比我懂得多。”

“不过你会过得更好些。你就是懊悔，也会过得更好些。”

“我看不见得。”

“噢，是的。的确是的。我只有在工作时才感到快乐。”他又瞅着地板。

“你会改变这种状况的。”

“不会的。除了工作，我只喜欢两件事：一件事对我的工作有妨碍，另一件事在半小时或一刻钟内就做完，有时时间还要短。”

“有时时间还短得多。”

“也许我进步了，宝贝。你不了解。只有这两件事和我的工作。”

“你会有别的兴趣的。”

“不。我们绝不会有别的兴趣。我们生下来有什么就是什么，从来学不会别的。我们从来学不到什么新东西。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庆幸自己不是拉丁人。”

“压根没有什么拉丁人。那是‘拉丁式’思维。你对自己的缺点如此得意扬扬。”里纳尔迪抬起头来大笑。

“我们就此打住吧，宝贝。我想这么多，好累啊。”他进房时就显得很疲倦了，“快到吃饭时间了。很高兴你回来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战友。”

“战友们什么时候吃饭？”我问。

“马上。为了你的肝，我们再喝一杯。”

“像圣保罗那样。”

“你说得不确切。那说的是酒和胃。为了你的胃，喝点酒吧。”

“管你瓶子里是什么，”我说，“管你说的是为了什么。”

“为你的女朋友。”里纳尔迪说。他举起杯子。

“好的。”

“我绝不再说她一句脏话。”

“不要勉强自己。”

他喝完了白兰地。“我是纯洁的，”他说，“我像你一样，宝贝。我也要找一个英国姑娘。其实，是我先认识你的女朋友的，但是对我来说，她个子有点高。高个子姑娘只能做个妹妹。”他引用了一个典故。

“你有一颗美好而纯洁的心。”我说。

“可不是吗？所以他们都叫我最纯洁的里纳尔迪。”

“该叫最肮脏的里纳尔迪。”

“得了，宝贝，趁我的心灵还纯洁的时候，我们下去吃饭吧。”

我洗了洗，梳梳头，我们便下了楼。里纳尔迪有点醉了。到了我们吃饭的屋里，饭菜还没准备好。

“我去拿瓶酒。”里纳尔迪说。他上楼去了。我坐在桌前，他拿了瓶酒回来，给我们一人倒了半杯白兰地。

“太多了。”我说，随即端起杯子，对着桌上的灯打量着。

“空着肚子可不行。这玩意真奇妙。会把你的胃全烧坏。对你再有害不过了。”

“对呀。”

“一天天的自我毁灭，”里纳尔迪说，“它毁了你的胃，使你的手颤抖。外科医生就该喝这玩意。”

“你推荐这方子？”

“真诚地推荐。我不用别的方子。喝下去，宝贝，等着生病吧。”

我喝了半杯。然后听见勤务兵在走廊里喊：“汤！汤好了。”

少校走进来，朝我们点点头，坐下了。他一坐上饭桌，人显得很小。

“就我们几个吗？”他问。勤务兵放下汤碗，他便舀了一盘子汤。

“我们就这么多人，”里纳尔迪说，“除非牧师也来。他要是知道费德里科来了，一定会来的。”

“他在哪儿？”我问。

“在三○七。”少校说。他在忙着喝汤。他揩揩嘴，仔细地捋捋他那上翘的灰色小胡子：“我想他会来的。我打过电话，叫他们传话给他，说你回来了。”

“真可惜食堂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我说。

“是的，如今很安静。”少校说。

“我来闹一闹吧。”里纳尔迪说。

“喝点酒，恩里科。”少校说。他给我的杯子倒满了酒。意大利实心面端上来了，大家都忙着吃了起来。就在快吃完面的时候，牧师进来了。他还是老样子，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看上去很结实。我站起身来，我们握握手。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我一得到消息就赶来了。”他说。

“坐下吧，”少校说，“你来晚了。”

“晚上好，牧师。”里纳尔迪说，“牧师”是用英语说的。他们是从那个爱戏弄牧师的上尉那里学来的，上尉会说一点英语。“晚上好，里纳尔迪。”牧师说。勤务兵给他端来汤，但是他说他还是先吃点实心面。

“你怎么样？”他问我。

“挺好，”我说，“情况怎么样？”

“喝一点酒吧，牧师，”里纳尔迪说，“为了你的胃，喝点酒吧。那可是圣保罗的教导，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牧师客气地说。里纳尔迪给他倒了酒。

“圣保罗那家伙，”里纳尔迪说，“就是他制造了这一切麻烦。”牧师望望我，笑了笑。我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戏弄已经无动于衷了。

“圣保罗那家伙，”里纳尔迪说，“他是个浪荡子，又是个追逐者，他欲望不再强烈的时候，就说那没有什么好的。他欲望消失了以后，就给我们这些依然强烈的人定下了清规戒律。难道这不是事实吗，费德里科？”

少校笑了笑。这时我们在吃炖肉。

“我从不在天黑后谈论圣徒。”我说。牧师吃着炖肉抬起头来，朝我笑笑。

“你瞧他，又投靠到牧师那边了，”里纳尔迪说，“那些专门逗弄牧师的能人都上哪儿去啦？卡瓦尔坎蒂哪儿去啦？布伦迪哪儿去啦？切萨雷哪儿去啦？难道我得孤立无援地逗弄牧师吗？”

“他是个好牧师。”少校说。

“他是个好牧师，”里纳尔迪说，“但总归还是牧师。我竭力想使饭堂恢复以前的气氛。我想让费德里科高兴。见鬼去吧，牧师！”

我看见少校在盯着他，发觉他已经醉了。他瘦削的脸发白。衬着他那苍白的前额，他的头发显得黑黝黝的。

“没关系，里纳尔迪，”牧师说，“没关系。”

“你见鬼去吧，”里纳尔迪说，“让这该死的一切都见鬼去吧。”他靠坐在椅子上。

“他工作过于紧张，人太累了。”少校对我说。他吃完了肉，用一片面包蘸着肉汁吃。

“我才不在乎呢，”里纳尔迪对全桌的人说，“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恶狠狠地环顾着全桌上的人，眼神呆滞，脸色苍白。

“好的，”我说，“让这该死的一切都见鬼去吧。”

“不，不，”里纳尔迪说，“你不行。你不行。我说你不行。你又沉闷又空虚，没有别的反应。我告诉你，没有别的反应。绝对没有。我知道，我一停止工作就会这样。”

牧师摇摇头。勤务兵拿走了炖肉盘子。

“你为什么吃肉？”里纳尔迪转向牧师，“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是星期五吗？”

“今天是星期四。”牧师说。

“撒谎。今天是星期五。那是奥地利死人的肉。你在吃的就是这东西。”

“白色的肉是军官的肉。”我说，把那老笑话凑完整了。

里纳尔迪哈哈大笑。他倒了一杯酒。

“别在意我，”他说，“我只是有点发疯罢了。

“你应该休假了。”牧师说。

少校对牧师摇头。里纳尔迪盯着牧师。

“你认为我该休假了？”

少校又对牧师摇头。里纳尔迪还在盯着牧师。

“随你的便，”牧师说，“你不想休，就别休了。”

“你见鬼去吧，”里纳尔迪说，“他们就想把我打发走。他们每天夜晚都想把我打发走。我把他们击退了。我就是得了那玩意又算什么。人人都得的。全世界的人都得了。起初，”他摆出演说家的神态接着说，“是一个小脓包。然后我们注意到两个肩膀间发出皮疹。然后就什么症状也没发现。我们相信用水银来治疗。”

“或者用撒尔佛散(4)。”少校静静地插了一句。

“水银产品。”里纳尔迪说，这时他有些扬扬得意了，“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比那贵重一倍。好牧师啊，”他说，“你永远搞不到的。宝贝才搞得到。这是一种工业事故。只是一种工业事故罢了。”

勤务兵拿来了甜点和咖啡。甜点是一种黑面包布丁，上边浇了一层黄油甜酱。油灯在冒烟，黑烟在灯罩里浓浓地往上冒。

“拿两支蜡烛来，把灯拿走。”少校说。勤务兵取来两支点燃的蜡烛，放在两个碟子上端进来，然后把灯拿出去吹灭了。里纳尔迪现在安静了。他看上去没事了。我们接着聊，喝过咖啡后，大家都来到了大厅里。

“你想跟牧师谈话。我得进城去，”里纳尔迪说，“晚安，牧师。”

“晚安，里纳尔迪。”牧师说。

“我会来看你的，弗雷迪。”里纳尔迪说。

“好的，”我说，“早点回来。”他做个鬼脸，走出门去。少校和我们一块站着：“他很疲乏，过度劳累了，”他说，“他还以为自己得了梅毒。我不相信，但是他也许真得了。他在自己治疗。晚安。你天亮前就走吧，恩里科？”

“是的。”

“那就再见啦，”他说，“祝你好运。佩杜齐会来叫醒你，陪你一起去。”

“再见，少校长官。”

“再见。他们说奥军要发动进攻，可我不信。我希望不要进攻。但不管怎么说，不会进攻到这儿。吉诺会告诉你一切的。现在电话联系也很方便。”

“我会经常打电话的。”

“请经常打来吧。晚安。别让里纳尔迪喝这么多白兰地。”

“我会设法不让他多喝的。”

“晚安，牧师。”

“晚安，少校长官。”

他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第二十六章

我走到门口，朝外望了望。雨停了，可还有雾。

“我们上楼吧？”我问牧师。

“我只能待一会儿。”

“还是上去吧。”

我们爬上楼梯，进了我的房间。我躺在里纳尔迪的床上。牧师坐在勤务兵给我架好的行军床上。屋里黑乎乎的。

“喂，”他说，“你到底怎么样了？”

“我挺好。只是今晚有点累。”

“我也挺累的，不知怎么搞的。”

“仗打得怎么样了？”

“我看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只是有这个感觉。”

“你怎么感觉到的？”

“你了解你们的少校怎么样了吗？变温和了吧？如今很多人都温和起来了。”

“我觉得自己也温和起来了。”我说。

“这是个极其糟糕的夏天。”牧师说，他现在比我离开时自信多了，“你很难相信有多糟糕。除非你身临其境，才能明白糟糕到什么地步了。今年夏天让许多人懂得了战争。有些军官我以为永远不会懂得战争，如今也懂得了。”

“会怎么样呢？”我用手抚摩着毯子。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不会持续很久了。”

“那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停战。”

“谁？”

“双方。”

“但愿如此。”我说。

“你不信吗？”

“我不相信双方会马上都停战。”

“我想不会。期望过高了。但是我看到人们在改变，就觉得战争打不下去了。”

“今年夏天谁打赢了？”

“谁也没打赢。”

“奥军打赢了，”我说，“他们守住了圣加布里埃尔。他们打赢了。他们不会停战的。”

“他们要是跟我们的感觉一样的话，也会停战的。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

“打赢的人是不会停战的。”

“你让我灰心丧气。”

“我只是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

“那你认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不会有变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认为奥军既然打了胜仗，就不会停战。眼下我们都温和多了，因为我们吃了败仗。假若彼得在花园里救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会怎么样呢？”

“他还会是老样子。”

“我看不见得。”我说。

“你叫我灰心丧气，”他说，“我相信会有变化，也为此做了祈祷。我感到快有变化了。”

“可能会出点什么事，”我说，“但是只会出在我们身上。假如他们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打败了我们。他们就有另一种感受。”

“许多士兵一直有这种感受。并非因为他们吃了败仗。”

“士兵们从一开始就给打败了。他们从农场上给征来当兵，这时就给打败了。所以说农民有智慧，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吃了败仗。你让农民掌握政权，看看他有多聪明。”

他一言不发了。他在思考。

“现在我弄得自己都很沮丧，”我说，“所以我从不想这些事。我从不去想，可是一谈起来，就会把心里的感想不假思索地说出来。”

“我本来还抱有一点期望。”

“吃败仗？”

“不是。比这好一点的。”

“没有比这好一点的。除非是胜利。胜利可能会更糟。”

“我有好长时间都在期望胜利。”

“我也是。”

“现在可就难说了。”

“不是胜就是败。”

“我不再相信胜利了。”

“我也不相信。但是我也不相信失败。不过失败可能会好一些。”

“那你相信什么呢？”

“睡觉。”我说。他站起身来。

“很抱歉，在这儿待了这么久。不过我很喜欢跟你谈谈。”

“能再聚在一起谈谈，真是愉快。我刚才说的睡觉，没什么意思。”

我们站起来，在黑暗中握了握手。

“我现在睡在三○七。”他说。

“我明天一早就去救护站。”

“等你回来再来看你。”

“到时候我们一起散步，聊天。”我送他到门口。

“别下去了，”他说，“你回来真是太好了。虽然对你本人不见得怎么好。”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无所谓的，”我说，“晚安。”

“晚安。Ciaou.”

“Ciaou.”我说。我困得要命。

第二十七章

里纳尔迪进来时我醒了，但他没有说话，我又睡着了。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穿戴好走了。我走时他还没醒。

我以前从没到过班西扎高原，这时来到河边我上次受伤的地点那边，走上奥军曾经盘踞过的山坡，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那边新铺了一条很陡的山路，路上有许多卡车。再过去，路平坦下来，我看见雾气弥漫的树林和峻岭。那些树林一下子就给占领了，因而没遭到破坏。再往前去，路没有了山丘的掩护，两边和顶上都有席子遮掩。路的尽头是一个被摧毁了的村庄。村子那边上方就是前线。周围有许多大炮。村里的房子给炸得破烂不堪，但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到处都是指示牌。我们找到了吉诺，他请我们喝了点咖啡，随后我跟他去见了几个人，看了看救护站。吉诺说英国救护车在班西扎那边的拉夫内忙活。他非常佩服英国人。他说炮火依然不断，不过没怎么伤着人。现在雨季已经开始，病号就会多起来。据说奥军要发动进攻，但他不相信。还说我们也要发动进攻，但是一直没有增派部队来，所以他觉得也不可能。这里食品供应不足，他很想到戈里齐亚饱餐一顿。昨天晚饭我吃什么啦？我告诉了他，他说那太好啦。他特别赞赏那道甜食。我没有细加描述，只说是一道甜食，我想他一定以为是什么精美的食品，想不到只是面包布丁。

我知道他要给派到哪里去吗？我说不知道，只晓得剩下的救护车有几辆在卡波雷托。他希望到那儿去。那是个宜人的小镇，他喜欢镇后那耸入云霄的高山。他是个好小伙，看来人人都喜欢他。他说圣加布里埃尔那仗打得真叫惨，还有洛姆那头的进攻也真糟糕。他说在我们前边和上边的泰尔诺瓦山脉，奥军在树林里布置了好些大炮，夜里对着大路狂轰滥炸。最让他心惊胆战的是敌人海军的大炮。我认得出这种炮，因为它们的弹道是平直的。你听到轰的一声，随即就是一阵尖厉的嘶鸣。他们通常是双炮齐发，一门紧挨着一门，炸裂的弹片特别大。他让我看了一片，那是块较为平整的锯齿形的铁片，有一英尺多长。看上去就像巴比特合金(5)。

“我没觉得它们威力大，”吉诺说，“但却把我吓坏了。你听那响声，好像是直冲着你来的。先是轰的一声，接着是尖厉的嘶鸣和爆炸声。要是让人一听就给吓得个半死，就算不受伤又有什么用？”

他说我们对面的敌军阵地上如今有克罗地亚人，还有些马扎尔人(6)。我们的部队仍然处于进攻位置。假若奥军发动进攻，我们既没有线路可以进行联络，又没有地方可以退守。高原上突出来的低矮山峦，本是防守的上佳阵地，但却没有采取措施做好防御部署。我对班西扎究竟有什么看法？

我原以为这地方比较平坦，更像高原。没想到这地方这样高低不平。

“高地上的平原，”吉诺说，“但是没有平原。”

我们回到他住的那幢房子的地窖里。我说：“我原以为顶部平坦又有一定深度的山脊，比一连串的小山防守起来更容易，更有把握。”我争辩说，“往山上进攻并不比在平地上进攻困难。”

“那要看是哪种山了，”他说，“看看圣加布里埃尔吧。”

“是呀，”我说，“可是麻烦就出在平坦的山顶。人家攻上山顶是很容易的。”

“不那么容易吧。”他说。

“还是容易，”我说，“但是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无论如何，那与其说是座山，不如说是个要塞。奥军已在那儿设防多年了。”我的意思是，从战术上来讲，凡是带有某种机动性的战争，拿一连串的山作为战线是很难守住的，因为那太容易被敌人包抄了。你应该有可能机动的余地，而山是不太能机动的。再说，从山上往下射击，总会射过头的。一旦侧翼被包抄了，那些精兵就给困在最高的山峰上。我不相信山地战。我说：“我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你抢占一座山，我夺取一座山，但是认真打起仗来，人还得从山上下来。”

“假如山是边境线的话，那怎么办呢？”他问。

“我还没想出办法来。”我说。我们俩都笑起来。“但是，”我说，“过去，奥军总在维罗纳附近的方形要塞被击败。他们把奥军引下平原来，在那里歼灭他们。”

“是的，”吉诺说，“可那都是法国人，你在别人的国土上打仗，总能干净利落地解决军事问题。”

“是的，”我赞成说，“你要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干起来就不会这么有板有眼了。”

“俄国人就干得有板有眼，让拿破仑跌入陷阱。”

“是的，可是人家国家的版图辽阔呀。你要是想在意大利以撤退来诱捕拿破仑，那就只好退到布林迪西去(7)。”

“一个糟糕的地方，”吉诺说，“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但没待过。”

“我是个爱国者，”吉诺说，“但是我对布林迪西和塔兰托(8)却爱不起来。”

“你喜爱班西扎吗？”我问。

“土地是神圣的，”他说，“但我希望它能多长些土豆。你知道我们才来的时候，发现了奥军种下的土豆。”

“这里真缺乏食品吗？”

“我自己总是吃不饱，不过我饭量大，倒也没挨过饿。这里的伙食很一般。前线的部队吃得相当好，但是支援部队就没有那么多吃的。肯定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食品应该是充足的。”

“是‘角鲨’拿到别的地方去卖了。”

“是的，他们拿尽量多的食物供应前线的部队，但是后面的部队就供应不足了。他们把奥军的土豆和树林里的栗子都吃光了。应该给他们吃得好一些。我们都是很能吃的人。我想食品一定是够吃的。士兵食品不足，这是很糟糕的。肚子吃不饱，想法就不一样，这你注意到没有？”

“注意到了，”我说，“吃不饱就打不了胜仗，只会打败仗。”

“我们不谈打败仗吧。打败仗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今年夏天的努力不可能是徒劳的。”

我一言不发。什么神圣、光荣、牺牲、徒劳之类的字眼，我一听到就害臊。我们听到过这些字眼，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的，站在几乎听不到的地方，只依稀听见几个大声吼出来的字眼；我们也读到过这些字眼，是从别人张贴在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的。如今观察了这么久，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事，那些光荣的事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那肉不再加工，而是埋掉罢了。有许多字眼你根本听不进去，到头来就只有地名还有点尊严。有些数字也一样，还有某些日期，只有这些和地名你能说出来，也才有点意义。诸如光荣、荣誉、勇敢、神圣之类的抽象名词，若跟村名、路号、河名、部队番号和日期放在一起，那简直令人作呕。吉诺是个爱国者，所以他讲的话有时让我们产生隔阂，但他也是个不错的青年，我了解他是个爱国者。他天生就是一个爱国者。他和佩杜齐一道，开着车回戈里齐亚去了。

那天整天都有暴风雨。风狂雨骤，到处是积水和泥泞。那些破房子的灰泥又灰又湿。临近傍晚时，雨停了，我从二号救护站外边，看到秋天光秃而潮湿的原野，山顶上云团缭绕，路上的席子湿淋淋地滴着水。太阳在落山前露了一下脸，映照着山脊那边光秃秃的树林。在那山脊上的树林里，奥军有许多大炮，不过开炮的只有几门。我看见前线附近一幢毁坏的农舍上空，突然出现一个个榴霰弹的烟团，那轻柔的烟团中间发出黄白色的闪光。你看到这闪光，然后听到轰鸣声，然后看到那个烟球在风中变形，变稀薄。一幢幢农舍的瓦砾堆中，以及救护站那幢破房子旁边的路上，有许多榴霰弹的铁丸，但是那天下午敌人并没向救护站附近开炮。我们装了两车伤员，沿着被湿席子遮掩的路上开去，夕阳的余晖从条条席子的空隙中射进来。我们还没开到山后那段没遮掩的路上，太阳就下去了。我们在这没遮掩的路上朝前驶，后来车子拐了个弯来到旷野里，驶进搭有席子的方形拱道时，天又下雨了。

夜里起了风。凌晨三点，雨大如豆，炮轰开始了，克罗地亚人穿过山上牧场，穿过一片片树林，冲到前线来。他们冒雨在黑暗中发起战斗，二线被吓坏了的士兵进行反击，将他们赶了回去。雨中炮轰无数，火箭弹频发，全线都响起了机关枪和步枪声。他们没有再来进攻，前线安静了些，在阵阵狂风暴雨的间隙，我们听得见远在北边的猛烈的炮轰声。

伤员陆续进入救护站，有的是用担架抬来的，有的是自己走来的，还有的是由人背着越过田野送来的。他们浑身都湿透了，个个都吓得要命。我们把伤员从救护站地下室抬上来，放在担架上，装满了两部救护车，我关上第二辆车的车门时，感觉打在脸上的雨变成了雪。雪花在雨中又沉又快地落下来。

天亮后还在刮狂风，但是雪却停了。那雪一落在湿地上，就化掉了，现在又下起雨来。天刚亮敌人又来了一次进攻，但是没有得逞。我们一整天都在等待敌人进攻，一直到太阳落山。在南边那道长满树木的长山脊下，聚集了奥军的许多大炮，他们就在那儿开始炮轰了。我们也等待对方炮轰，但是没有等到。天渐渐黑下来了。村子后边田野上的大炮开火了，炮弹从我们这边往外飞，听起来很畅快。

我们听说敌人南边的进攻失败了。那天夜里他们没再进攻，但是我们听说，他们在北边取得了突破。夜里传来消息，我们准备撤退。这消息是救护站那个上尉告诉我的。他是从旅部听来的。过了一会儿，他接完电话说，那消息是谣传。旅部接到命令，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班西扎这条战线。我问起敌军突破的消息，他说他在旅部听说，奥军突破了第二十七军团阵地，直逼卡波雷托。北边整天有激战。

“假如让这些龟孙子突破的话，我们就完蛋了。”他说。

“是德军在进攻。”一位医务军官说。“德军”这个字眼很让人害怕。我们可不想和德军有什么瓜葛。

“有十五个师的德军，”医务军官说，“他们已经突破了，我们就要给切断了。”

“在旅部，他们说这条线一定要守住。他们说敌人突破得还不太厉害，我们要守住从马焦雷山一直横穿山区的防线。”

“他们从哪儿听说的？”

“从师部。”

“我们要撤退的命令也是从师部来的。”

“我们直属于军部，”我说，“不过在这儿，我受你指挥。自然你让我走，我就走。不过命令总得弄准确些。”

“命令是我们要留守在这儿。你把伤员从这儿运到后送站。”

“有时我们还把伤员从后送站运到野战医院，”我说，“告诉我，我从没看到过撤退——如果要撤退，伤员可怎么撤退呢？”

“伤员不撤退。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其余的只好撂下。”

“我们车里装什么呢？”

“医院设备。”

“好的。”我说。

第二天夜里，撤退开始了。我们听说德军和奥军突破了北面防线，正沿山谷朝奇维达莱和乌迪内挺进。撤退倒挺有秩序，只是部队浑身淋湿，情绪沮丧。夜间，我们开着车子在拥挤的路上慢慢行驶，越过了冒雨行进的部队，大炮、马车、骡子和卡车，都在从前线撤离。情况并不比进攻时混乱。

那天夜里，我们帮助那些设在高原上没怎么被毁坏的村庄里的野战医院撤退，把伤员运到河床边的普拉瓦，第二天又冒雨奔波了一整天，协助撤退普拉瓦的医院和后送站。那天雨下个不停，班西扎的部队冒着十月的秋雨，撇下了高原，渡过了河，那年春天就在这儿开始取得了重大胜利。第二天中午，我们进入戈里齐亚。雨停了，城里几乎空了。我们的车子开上街时，他们正在把那个招待士兵的窑子的姐儿们往卡车上装。共有七个姐儿，都戴着帽子，披着外衣，提着小提包。其中有两个在哭。另有一个对我们笑笑，还伸出舌头上下拨弄。她长着厚嘴唇和黑眼睛。

我停下车，跑过去找那姐儿主管说话。军官窑子的姐儿们当天一早就走了，她说。上哪儿去了？去科内利亚诺了，她说。卡车开动了。厚嘴唇的姐儿又朝我们吐吐舌头。姐儿主管挥挥手。那两个姐儿还在哭。其他人则饶有兴致地看着车外的小镇。我回到车上。

“我们应该跟她们一起走，”博内洛说，“那将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我们的旅行会愉快的。”

“将是一次活受罪的旅行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顺着车道开到别墅前。

“要是有些粗汉爬上车去想要硬搞她们，我倒愿意看看热闹。”

“你觉得会有人这么做吗？”

“当然会。第二军团里谁都认识那个主管。”

我们到了别墅门外。

“她们管她叫女修道院院长，”博内洛说，“姐儿们是新来的，但是人人都认得她。他们一定是在刚要撤退前，才把姐儿们运到的。”

“她们会乐一阵子的。”

“我也说她们会乐一阵子的。我倒想免费干她们一通。不管怎么说，那妓院的收费太高了。政府敲我们竹杠。”

“把车开出去，让机械师检查一下，”我说，“换换油，检查一下差速器。加满油，然后睡一觉。”

“好的，中尉先生。”

别墅里空无一人。里纳尔迪跟着医院撤退了。少校则率领医院人员乘指挥车走了。他给我在窗子上留下一张字条，叫我把堆积在门廊里的物资装上车，送到波代诺内。机械师早已走了。我回车库去。到了那儿，其余两辆车开来了，司机下了车。天又下起雨来。

“我太——困了，从普拉瓦到这儿睡着了三次，”皮亚尼说，“我们该怎么办，中尉？”

“我们换换油，涂些机油，加满汽油，然后把车子开到前面，把他们留下的破烂装上。”

“然后就出发吗？”

“不，我们得睡三个小时。”

“基督啊，我好想睡觉呀，”博内洛说，“我都没法睁开眼睛开车了。”

“你的车怎么样，艾莫？”我问。

“还行。”

“给我一套工作服，我帮你加油。”

“这你就别干啦，中尉，”艾莫说，“那不费什么事。你去打点你的东西吧。”

“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我说，“我去把他们留给我们的东西搬出来。车子一准备好，就尽快开过来。”

他们把车开到别墅前面，我们把堆积在门廊里的医院设备装上车。装完以后，三辆车子排成一排，停在车道的树底下躲雨。我们进到别墅里。

“到厨房生个火，把衣服烤干。”我说。

“我不在乎衣服干不干，”皮亚尼说，“我只想睡觉。”

“我要睡在少校的床上，”博内洛说，“我要在老头子睡的地方睡个觉。”

“我不在乎在哪儿睡。”皮亚尼说。

“这儿有两张床。”我打开了门。

“我从不知道那屋里有什么。”博内洛说。

“那是老甲鱼的房间。”皮亚尼说。

“你们俩就睡这儿吧，”我说，“我会叫醒你们的。”

“你要是睡过头了，中尉，奥军会叫醒我们的。”博内洛说。

“我不会睡过头的，”我说，“艾莫上哪儿去了？”

“他上厨房了。”

“睡觉去吧。”我说。

“我就睡，”皮亚尼说，“我眯眯瞪瞪地熬了一整天了。连眼睛都睁不开啦。”

“脱掉靴子，”博内洛说，“那可是老甲鱼的床啊。”

“我管他什么老甲鱼的。”皮亚尼躺在床上，一双泥靴子直伸着，头枕在胳膊上。我走到厨房。艾莫点着了炉子，上面放了一壶水。

“我想我还是做一点实心面，”他说，“大家醒来时肚子肯定会饿的。”

“你难道不困吗，巴尔托洛梅奥？”

“不太困。水一开我就走。火会自己熄灭。”

“你还是睡一会儿吧，”我说，“我们可以吃干酪和罐头牛肉。”

“这个要好一点，”他说，“吃点热的东西对那两个无政府主义者有好处。你去睡吧，中尉。”

“少校房里有张床。”

“你睡那儿吧。”

“不，我到楼上的老房间去。你想喝一杯吗，巴尔托洛梅奥？”

“走的时候再喝吧，中尉。现在喝对我没什么好处。”

“你要是三小时后醒来，而我又没来叫你，你就叫醒我，好吗？”

“我没有表，中尉。”

“少校房间的墙上有个挂钟。”

“那好。”

这时我走出去，穿过餐厅和门廊，走上大理石楼梯，来到我以前和里纳尔迪合住的房间。外边在下雨。我走到窗前，往外望去。天渐渐黑下来，我看到那三辆车子成一排停在树底下。树在雨中滴着水。天冷了，树枝上挂着水滴。我回到里纳尔迪的床上，躺下去睡着了。

我们出发前在厨房里吃东西。艾莫煮了一大盆面条，里面拌了洋葱和切碎的罐头肉。我们围桌而坐，喝了两瓶人家留在别墅地窖里的葡萄酒。外头天黑了，雨还在下。皮亚尼昏昏欲睡地坐在桌旁。

“我觉得撤退比推进好，”博内洛说，“撤退时有巴勃拉酒喝。”

“我们现在有酒喝。明天也许只能喝雨水了。”艾莫说。

“明天我们就到乌迪内了。大家可以喝香槟了。那可是那些逃避兵役的家伙的地盘呀。醒醒，皮亚尼！我们明天就在乌迪内喝香槟了！”

“我醒着呢。”皮亚尼说，他往盘子里盛了些实心面和肉，“你就不能弄些番茄酱吗，巴尔托？”

“一点没有啊。”艾莫说。

“我们要在乌迪内喝香槟。”博内洛说。他往杯子里斟满了清澈的巴勃拉红酒。

“到乌迪内之前，我们可能喝——”皮亚尼说。

“你吃饱了没有，中尉？”艾莫问。

“吃饱了。把酒瓶给我，巴尔托洛梅奥。”

“我给每部车子预备一瓶酒。”艾莫说。

“你到底睡了没有？”

“我不需要多睡。睡了一会儿。”

“明天我们就要睡国王的床了。”博内洛说。他感觉十分惬意。

“明天也许我们要睡在——”皮亚尼说。

“我要和女王一起睡觉。”博内洛说。他望望我，看我对这个笑话作何反应。

“你要和——一起睡觉。”皮亚尼昏昏欲睡地说。

“这是叛逆罪呀，中尉，”博内洛说，“难道不是叛逆罪吗？”

“闭嘴，”我说，“喝了一点酒就发神经啦。”外边雨下得很大。我看了看表：九点半。

“该走了。”我说着站起身来。

“你跟谁乘一辆车，中尉？”博内洛问。

“跟艾莫。后一辆是你，再后一辆是皮亚尼。我们走大路去科尔蒙斯。”

“我就怕我会睡着。”皮亚尼说。

“好吧。我跟你坐一辆。然后是博内洛，然后是艾莫。”

“这样最好。”皮亚尼说，“因为我太困了。”

“我开车，你睡一会儿。”

“不。只要我知道我一睡着，旁边有人叫醒我，我就能开。”

“我会叫醒你的。把灯灭了吧，巴尔托。”

“你还是让灯亮着吧，”博内洛说，“这地方我们已经不再用得着了。”

“我房里还有只上了锁的小箱子，”我说，“你帮我拿下来好不好，皮亚尼？”

“我们去拿，”皮亚尼说，“来吧，阿尔多。”他和博内洛一道走进了门廊。我听见他们上楼的声音。

“这倒是个好地方。”巴尔托洛梅奥·艾莫说，他把两瓶酒和半块干酪装进帆布背包里，“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地方了。他们打算往哪儿撤，中尉？”

“塔利亚门托那边，他们说的。医院和防区设在波代诺内。”

“这个小镇比波代诺内好。”

“我不了解波代诺内，”我说，“我只是打那儿路过。”

“那地方不怎么样。”艾莫说。

第二十八章

我们出城的时候，天下着雨，一片黑暗，只见城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列部队和大炮在大街上行进。别的街上也有许多卡车和一些马车驶过，纷纷向大街集合。我们经过制革厂开上大街时，部队、卡车、马车和大炮已经会合成一支宽阔的、缓慢移动的纵队。我们在雨中缓慢而平稳地往前行，车子的散热器盖几乎碰到了前面一部卡车的尾板，那卡车满载着物资，堆得高高的，上边盖着湿淋淋的帆布。后来卡车停住了。整个队伍都停下来了。卡车又开动了，我们往前挪了一点，随即又停住了。我跳下车，往前走去，在卡车和马车间穿行，从湿淋淋的马脖子下钻过去。阻塞的地方还在前头。我拐下大路，踩着踏板跨过水沟，沿水沟那边的田野走。我在田野上朝前走时，看得见大路上树木间的那个纵队，在雨中停滞不前。我走了大约一英里。那个纵队没有动，不过我看得出来，受阻车辆那边的部队却在行进。我回去找救护车。这一堵怕是要堵到乌迪内。皮亚尼伏在驾驶盘上睡着了。我爬上去坐在他旁边，也睡起觉来。几小时后，我听见前面那辆卡车嘎吱一声挂上挡。我叫醒了皮亚尼，我们的车子开动了，走了几码又停下来，接着又走起来。雨还在下。

夜里那队伍又停住了，没再动弹。我跳下车，回去看看艾莫和博内洛。博内洛的车上坐着工兵队的两个中士。我一上车，他们就拘板起来。

“他们是奉命留下来修桥的，”博内洛说，“他们找不着队伍了，我让他们搭个便车。”

“请中尉先生允许。”

“我允许。”我说。

“中尉是美国人，”博内洛说，“他会允许任何人搭车的。”

其中一位中士笑了笑。另一位问博洛内，我是不是来自北美或南美的意大利人。

“他不是意大利人。他是北美的英格兰人。”

两位中士很有礼貌，不过不相信。我离开他们回去找艾莫。艾莫的车上坐着两个姑娘，他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烟。

“巴尔托，巴尔托。”我说。他大笑起来。

“你跟她们谈谈，中尉，”他说，“我听不懂她们的话。喂！”他伸手去摸姑娘的大腿，友好地拧了一下。姑娘连忙裹紧了披肩，推开他的手。“喂！”艾莫说，“告诉中尉你叫什么名字，你在这儿干什么？”

姑娘恶狠狠地盯着我。另一个姑娘则垂下眼睛。瞪着我的姑娘用土语说了句什么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她长得很丰满，黑黑的皮肤，看上去十六岁左右。

“Sorella(9)？”我问，指着另一位姑娘。

她点点头，笑了笑。

“好的。”我说，拍了拍她的膝盖。我一碰到她，就感到她紧张地一缩。那个妹妹始终不肯抬头，看上去也许只比姐姐小一岁。艾莫把手放在姐姐的大腿上，她一把推开了。艾莫朝她直笑。

“好人。”他指着自己，“好人。”他指着我，“别担心。”姑娘狠狠地瞪着他。这姐妹俩真像两只野鸟。

“她既然不喜欢我，干吗要搭我的车？”艾莫问，“我朝她们一招手，她们立刻就上车了。”他转向那个姑娘。“别担心。”他说，“没有××的危险。”他用了个下流的字眼。我看得出她听懂了那个字眼，而且只听懂了那个字眼。姑娘惊恐地望着他，拉紧了披肩。“车子全满了。”艾莫说，“没有危险。”他每说一句，姑娘就缩一下。后来她僵直地坐着，眼睛盯着他，哭了起来。我看见她的嘴唇在翕动，接着眼泪顺着她那胖乎乎的脸颊滚下来。她妹妹头也不抬，抓住她的手，两人偎依在一起。姐姐本来一直很凶，现在开始啜泣了。

“我想我吓着她了，”艾莫说，“我不是有意吓她的。”

巴尔托洛梅奥拿出背包，切下两片干酪。“拿着，”他说，“别哭了。”

那姐姐摇摇头，仍然在哭，而妹妹却接过干酪吃起来。过了一会儿，妹妹把另一片干酪递给姐姐，两人都吃起来。姐姐还有点抽泣。

“她过一会儿就好了。”艾莫说。

他突然生出一个念头。“处女？”他问身边的那个姑娘。姑娘用力点点头。“也是处女？”他指指她的妹妹。两个姑娘都点点头，姐姐用土语说了句什么话。

“那没关系，”巴尔托洛梅奥说，“那没关系。”

姐妹俩好像高兴些了。

我走了，让她们坐在一起，艾莫靠在角落里。我回到皮亚尼的车子上。车队没有动，但是部队却不停地打旁边开过。雨还是下得很大，我想车队有时停滞不前，可能是有的车子的接线给打湿了。更可能的是马或人睡着了。不过，即使人人都醒着，城里的交通还是会阻塞。马和机动车辆混杂在一起，彼此之间一点忙也帮不了。农民的马车也帮不了什么忙。巴尔托的车上有两个好姑娘。撤军的途中，可不是两个处女的庇身之所。真正的处女啊。大概还是很虔诚的信徒。假如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很可能都躺在床上。我会倒头躺在床上。床和床板。像床板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凯瑟琳现在正睡在床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单，下面垫着一条床单。她靠在哪一侧睡呢？也许她没有睡着。也许她正躺着想我。吹吧，吹吧，西风。噢，风吹起来了，下的不是小雨，而是大雨。整夜都在下。你知道那下的就是雨。看看吧。基督啊，但愿我的爱人躺在我的怀里，我又躺在我的床上。我的爱人凯瑟琳。我甜蜜的爱人凯瑟琳像雨一样落下来吧。把她刮到我身边吧。噢，我们都置身其中。人人都陷入其中，小雨无法让其平息下来。“晚安，凯瑟琳。”我大声说道，“希望你睡个好觉。要是不大舒服，亲爱的，就翻个身靠在另一侧睡吧，”我说，“我给你弄点冷水来。再过一会儿就是早晨了，就不会太难受了。很抱歉，小东西搞得你这么不舒服。设法睡吧，亲爱的。”

我始终在睡觉，她说：“你一直在说梦话。你没事吧？”

你真在那儿吗？

我当然在。我不会走开的。这在你我之间不算一回事。

你这么可爱这么甜蜜。你夜里也不会走开吧？

我当然不会走开。我总是在这儿。你什么时候要我来，我就来。

“该死，”皮亚尼说，“他们又动起来了。”

“我刚才晕晕乎乎的。”我说。我看看手表：凌晨三点钟。我伸手到座位后面去拿一瓶巴勃拉酒。

“你刚才在大声说话。”皮亚尼说。

“我做了个梦，在讲英语。”我说。

雨小了，我们又动起来了。天还没亮就又停住了。天亮后，我来到一个小山丘上，望见前面撤退的道路伸得老远，除了步兵在慢慢移动外，一切都是静止的。我们又开始移动了，眼见着白天这样的行进速度，我就知道，我们要是想开到乌迪内的话，那就得离开大路，改抄小路，穿过乡间往前赶。

夜里，许多农民从乡间小路上加入了撤退的队伍，于是队列中出现了装载着家具杂物的马车，一面面镜子从床垫间突出来，车上还拴着鸡和鸭。我们前边的车上装着一台缝纫机，在雨中走着。他们把最值钱的东西带上了。有的女人坐在车上，缩着身子躲雨，有的则跟在车旁走着，尽量挨近车子。队伍里现在还有了狗，躲在马车底下跟着跑。道路泥泞，路边水沟里的水涨得很高，路旁树木后边的田野看上去太潮湿，没法穿过去。我下了车，沿大路看了一程，想找个望得见前边的地方，以便找一条可以穿过乡间的小路。我知道那里有很多小路，但是不想找一条哪儿也不通的路。我记不清这些小路了，因为我们过去路过这里时，总是坐着车顺着公路疾驰而过，那些小道看上去都差不多。现在我知道，我们要是想过去，非得找一条小道不可。谁也不知道奥军在何处，也不知道战况如何，但是我敢肯定，只要雨一停，飞机就会来空袭这支队伍，那大家都要完蛋。到那时，只要几个司机丢下卡车跑了，或者几匹马被炸死了，路上的交通便会完全堵塞。

现在雨下得不那么大了，我想天或许会放晴。我沿着大路的边缘往前走，发现在两块农田之间有一条小路通向北面，路两边栽有树篱，我想不如就走这条小路，便赶紧跑回去。我叫皮亚尼离开大路走小路，然后又跑去通知博内洛和艾莫。

“要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可以转回来，再插到队伍里。”我说。

“这两位怎么办？”博内洛问。那两位中士还坐在他旁边。他们两人没有刮脸，但是大清早看起来还挺有军人气概。

“他们可以帮忙推推车。”我说。我回去找艾莫，告诉他我们准备抄小路穿过田野。

“我这两个处女家属怎么办？”艾莫问。两个姑娘睡着了。

“要她们没有用，”我说，“你该找个能推车的。”

“她们可以到车子后边去，”艾莫说，“车里有空地方。”

“你要是想留她们，那好吧。”我说，“找个宽背的汉子，好推车。”

“找意大利狙击兵吧，”艾莫笑笑说，“他们的背最宽。有人测量过。你感觉如何，中尉？”

“挺好。你怎么样？”

“挺好。就是挺饿的。”

“那条路上肯定有吃的，我们可以停下来吃一点。”

“你的腿怎么样，中尉？”

“挺好。”我说。我站在车子的踏板上，抬头朝前望去，看见皮亚尼的车子正往小路上行驶，顺着小路开上去，车身在树篱的秃枝间显露出来。博内洛的车子拐了个弯，跟在皮亚尼的车子后面，接着皮亚尼沿小路往前开去，我们就跟着前边的两辆救护车，顺着小路在树篱间行驶。小路通到一家农舍。我们发现皮亚尼和博内洛把车停在农家院里。房子又矮又长，屋前有一个葡萄架，有一株葡萄藤垂在门上。院子里有口井，皮亚尼正在打水给水箱加水。低挡运行了这么久，水箱里的水都烧干了。农舍已被遗弃。我回头望望大路，农舍位于平原上一个稍微突起的高地上。我们可以瞭望整个乡间，看到大路、树篱、田野和大路边的那一排树，队伍就沿着这条大路撤退。两位中士在屋里东翻西找。两个姑娘醒来了，正望着庭院、井和停在农舍前的那两辆大救护车，三名司机待在井边。其中一位中士手里拿着个时钟出来了。

“放回去。”我说。他看看我，走进屋里，出来时手里没有了钟。

“你的同伴呢？”我问。

“上厕所了。”他上了一辆救护车坐着。他怕我们扔下他。

“早饭怎么办，中尉？”博内洛问，“我们可以吃点东西。花不了多长时间。”

“你觉得通向那边的那条路能走得通吗？”

“当然。”

“那好。我们吃饭。”

皮亚尼和博内洛走进房去。

“来吧。”艾莫对姑娘们说。他伸手把她们扶下车。那姐姐摇摇头。她们不愿意随便进入被遗弃的空房子。她们望着我们走进去。

“她们真难对付。”艾莫说。我们一起走进农舍。房子又大又暗，给人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博内洛和皮亚尼来到厨房。

“没有啥可吃的，”皮亚尼说，“人家把东西清理光了。”

博内洛在笨重的厨房桌上切了一大块干酪。

“干酪在哪儿找到的？”

“在地窖里。皮亚尼还找到了酒和苹果。”

“这可是一顿不赖的早餐。”

皮亚尼把一只用柳条筐包着的大酒罐的木塞子拔出来。他把酒罐侧起，倒满了一铜锅的酒。

“闻起来挺香的，”他说，“找几只大杯子来，巴尔托。”

两位中士进来了。

“吃点干酪吧，两位中士。”博内洛说。

“我们该走啦。”一位中士说，一边吃着他的干酪，一边喝酒。

“我们要走的。别担心。”博内洛说。

“部队要吃饱肚子才能行军。”我说。

“什么？”中士问。

“还是吃吧。”

“是的。不过时间宝贵。”

“我看这两个龟孙子已经吃过了。”皮亚尼说。两位中士瞅着他。他们恨我们这伙人。

“你认得路吗？”他们中的一个问我。

“不认得。”我说。他们面面相觑。

“我们最好还是动身吧。”第一个中士说。

“我们这就走。”我说。我又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吃过干酪和苹果后，觉得这酒的味道真好。

“把干酪带上。”我说着走了出去。博内洛出来了，捧着那一大罐酒。

“太大了。”我说。他很惋惜地瞧着那罐酒。

“我想是大了点，”他说，“拿水壶来装吧。”他装满了水壶，有些酒溢出来，洒在院子的铺石上。然后他捧起酒罐，摆在门里面。

“奥国佬不用打破门就能找到酒了。”他说。

“我们走吧，”我说，“皮亚尼和我走前头。”那两位工兵早已坐在博内洛的身边。两个姑娘在吃干酪和苹果。艾莫在抽烟。我们沿着狭窄的小路出发了。我回头望望那两辆跟着来的救护车和那幢农舍。那是一幢上好的、低矮的、结实的石屋，井边的铁栏也很好。我们前头的路又窄又泥泞，两边是高高的树篱。后边，几辆车紧紧跟着我们。

第二十九章

中午我们的车子陷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那地方据我们估算，离乌迪内大约有十公里。上午雨就停了，我们三次听见飞机飞来，眼看着它从头顶上飞过去，往左边飞到远处，听见轰炸公路的声响。我们在纵横交错的小路上探索行进，走了不少冤枉路，不过走不下去就掉个头，总能找到另外一条路，这样离乌迪内也就越来越近了。这当口，艾莫的车在退出一条绝路时，陷进了路边的软泥里，车轮越是打转，车子往泥土里陷得越深，最后车子的差动齿轮给卡住了。眼下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把车轮前边的泥土挖开，弄些树枝塞进去，好让车轮上的铁链不打滑，再把车子推到路上。我们都下了车，围在车子周围。两位中士望望车子，检查了一下车轮。随即一声不吭，拔腿就走。我跟随其后。

“来，”我说，“去砍些树枝。”

“我们得走了。”一个中士说。

“马上动手，”我说，“砍树枝去。”

“我们得走了。”一个中士说。另一个一言不发。他们急着要走，看都不想看我。

“我命令你们回来砍树枝。”我说。其中一个转过身来说：“我们得走了。再过一会儿你们就会被切断退路。你无权命令我们。你不是我们的长官。”

“我命令你们去砍树枝。”我说。他们转身沿路走去。

“站住。”我说。他们只管沿泥泞的路走，两边都是树篱。“我命令你们站住。”我嚷道。他们走得更快了。我打开了枪套，拔出枪来，对准那个说话多的开了一枪。可是没有打中，两人拔腿就跑。我连开三枪，撂倒了一个。另一个钻过树篱，没了踪影。他穿过田野时，我隔着树篱朝他开枪。只听手枪叭的一声，没有子弹了，我连忙再装上一匣子弹。我发现第二个中士已经跑远了，手枪打不着了。他低着头在田野上奔跑，已经跑得太远了。我往空弹匣里装子弹。博内洛走上前来。

“让我来结果他。”他说。我把手枪递给他，他朝那个扑倒在路上的工兵中士走去。博内洛弯下身，把手枪对准那人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枪没打响。

“你得扳起扳机。”我说。他扳起了扳机，连开了两枪。他抓住中士的两条腿，把他拖到路边丢在树篱旁。然后走回来把枪还给我。

“混账东西。”他说，他朝中士望了望，“你看见我打死他的吧，中尉？”

“我们得赶快弄点树枝来，”我说，“那另一个我打中了没有？”

“我想没打中吧，”艾莫说，“他跑得太远了，手枪打不到。”

“混账东西。”皮亚尼说。我们都在砍树枝。车里的东西全卸下来了。博内洛在车轮前挖土。我们准备好后，艾莫发动了车子，挂上了挡。车轮在打转，把树枝和泥土直往后甩。博内洛和我用力推车，推到觉得关节都快折断了。车子还是不动。

“把车子来回冲一冲，巴尔托。”我说。

他先倒车，再往前开。车轮陷得更深了。车子的差动齿轮又卡住了，车轮在挖开的窟窿里直打转。我直起身来。

“我们用绳子拉拉看。”我说。

“我看没用，中尉。你没法往直里拉。”

“只能试试看了。”我说，“别的法子弄不出来呀。”

皮亚尼和博内洛的车子只能沿着窄路直直地往前开。我们用绳子把两辆车拴在一起，拉了起来。车轮只是往旁边动了动，顶住了车辙。

“没有用，”我嚷道，“住手吧。”

皮亚尼和博内洛跳下车，走回来了。艾莫也下了车。两个姑娘在路前边大约四十码处，坐在一垛石墙上。

“你看怎么办，中尉？”博内洛问。

“我们接着挖，再用树枝试一次。”我说。我朝路上望去。都是我的错。我把他们领到了这儿来。太阳快从云后边露出脸了，中士的尸体躺在树篱边。

“我们拿他的上衣和斗篷来垫一垫。”我说。博内洛去拿了来。我砍树枝，艾莫和皮亚尼挖掉车轮前和车轮间的泥土。我剪开斗篷，撕成两半，铺在车轮底下，然后垫上树枝，好让车轮不再打滑。我们准备好了，艾莫爬上去开车。车轮转动起来，我们推了又推。但还是没有用。

“该死的，”我说，“车里还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吗，巴尔托？”

艾莫拿了干酪、两瓶酒和他的斗篷，跟博内洛一起爬上车。博内洛坐在驾驶盘后面，在查看中士上衣的口袋。

“还是把衣服扔了吧，”我说，“巴尔托的两个处女怎么办？”

“她们可以坐在车后头，”皮亚尼说，“我看我们也走不远。”

我打开救护车的后门。

“来吧，”我说，“上来。”两个姑娘爬进去，坐在角落里。刚才开枪的事，她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回头望望那条路。中士躺在那儿，身上穿着脏兮兮的长袖内衣。我上了皮亚尼的车子，便出发了。我们打算穿过一块农田。到了大路穿进农田的地方，我下了车在前头走。我们要是能穿过去，那边就有一条路。可我们就是穿不过去。田里的泥土太软太泥泞，车子没法开。最后车子完全停住了，车轮陷入烂泥中，一直陷到轮毂，我们就把车子扔在田里，徒步向乌迪内进发。

我们上了那条回公路的小路时，我指着路那边给两个姑娘看。

“往那儿去吧，”我说，“你们会碰到人的。”她们望着我。我掏出皮夹子，给了她们一人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往那儿去吧，”我指了指说，“朋友！亲人！”

她们听不懂，但却紧紧地抓着钱，朝那路上走去。她们回过头来看看，好像怕我把钱拿回去似的。我望着她们沿小路走去，把披肩裹得紧紧的，惶恐地回头望望我们。三位司机纵声大笑。

“我也朝那个方向走，你给我多少钱，中尉？”博内洛问。

“她们要是被逮住，混在人群里比单独行动好。”我说。

“给我两百里拉，我可以直接回到奥地利。”博内洛说。

“人家会把你的钱抢去的。”皮亚尼说。

“也许战争会结束。”艾莫说。我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赶路。太阳想冲出云层来。路边有桑树。从树林间可以望见我们那两辆篷式救护车陷在田野里。皮亚尼也在回头看。

“他们得修条路，才能把车子弄出来。”他说。

“基督啊，我们要是有自行车就好了。”博内洛说。

“在美国有人骑自行车吗？”艾莫问。

“以前有。”

“在这儿骑自行车可真了不起，”艾莫说，“自行车这东西好极啦。”

“基督啊，我们要是有自行车就好了，”博内洛说，“我可走不了路。”

“是开火的声音吧？”我说。我好像听见远方有开火的声音。

“搞不清楚。”艾莫说。他听了听。

“我想是吧。”我说。

“我们首先看到的会是骑兵。”皮亚尼说。

“他们不见得会有骑兵吧。”

“求求基督，但愿他们没有，”博内洛说，“我可不想让该死的骑兵用长矛把我刺死。”

“你倒是实实在在向那中士开了枪，中尉。”皮亚尼说。我们走得很快。

“是我打死了他，”博内洛说，“我在这场战争中还从没杀过人，我一辈子就想杀一个中士。”

“你是趁他动弹不了的时候打死他的，”皮亚尼说，“你打死他的时候，他并不在飞奔。”

“没关系。这是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我杀了那该死的中士。”

“你忏悔的时候会怎么说？”艾莫问。

“我会说：‘我的天哪，神父，我杀了一个中士。’”他们都笑起来。

“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皮亚尼说，“他不去教堂的。”

“皮亚尼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博内洛说。

“你们真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问。

“不是，中尉。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伊莫拉人(10)。”

“你去过那儿吗？”

“没有。”

“基督可以证明，那可是个好地方，中尉。战后你来好了，我们让你开开眼界。”

“你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吗？”

“人人都是。”

“那镇子不错吧？”

“好极了。你从没见过这样的小镇。”

“你们怎么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一直是社会主义者。”

“你来吧，中尉。我们也让你成为社会主义者。”

路在前头向左转弯，那儿有一座小山，在一堵石墙那边，有一个苹果园。沿路往山上去时，他们就不说话了。我们一齐快步往前赶路，想争取点时间。

第三十章

后来我们走上了一条通往河边的路。这路一直到桥边，沿路有一长溜被遗弃的卡车和畜力车。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河水涨得很高，桥被拦腰炸断了，石拱跌入河中，褐色的河水就从上面流过。我们沿着河岸往上走，想找个过河的地方。我知道河上头有一座铁路桥，我想我们可以从那儿过河。小路又湿又泥泞。我们没见到任何部队，只看到被遗弃的卡车和辎重。河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也看不见，只有潮湿的树枝和泥泞的地面。我们来到岸边，终于看到了铁路桥。

“多美的一座桥。”艾莫说。那是一座普通的铁桥，横跨在一条通常干涸的河床上。

“我们还是赶快过去，别等到他们把桥炸掉。”我说。

“没人来把桥炸掉，”皮亚尼说，“人都跑光了。”

“也许埋了地雷，”博内洛说，“你先过，中尉。”

“听听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讲的话，”艾莫说，“让他先过。”

“我先过吧，”我说，“就是埋了地雷，一个人踩上去也不会爆炸。”

“瞧，”皮亚尼说，“这才叫有脑筋。你怎么就没脑筋呢，无政府主义者？”

“我要是有脑筋的话，就不会在这儿了。”博内洛说。

“说得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说。

“很有道理。”我说。我们现在临近铁桥了。天又乌云密布，下起了小雨。桥看起来又长又坚固。我们爬上路堤。

“一次过一个。”我说，动身往桥那边走去。我仔细察看枕木和铁轨，看有没有地雷绊发线或炸药的痕迹，但是什么也没看见。从枕木的空隙往下看，底下的河水又混浊又湍急。而前边，越过湿漉漉的乡野，可以望见雨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再往后看。河上游还有一座桥。我正看着，一辆黄泥色的小汽车开上桥来。桥的两边很高，车一上桥就看不见了。但是我看到了司机的头，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人的头，还有坐在后座的那两个人的头。他们都戴着德国钢盔。转眼间车子过了桥，驶到树木和被遗弃的车辆后面又看不见了。我向正在过桥的艾莫和其他人挥挥手，叫他们过来。我爬下桥，蹲在铁路路堤边。艾莫跟着我下来。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都盯着你。”

“一辆德国指挥车从上边那座桥上开过。”

“一辆指挥车？”

“是的。”

“圣母马利亚啊。”

其他人都过来了，我们蹲在路堤后边的烂泥里，望着铁轨那边的那座桥、那排树、那道沟和那条路。

“你看我们是不是被敌人切断了退路，中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辆德国指挥车打那条路上开过去了。”

“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中尉？你脑子里没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吗？”

“别开玩笑了，博内洛。”

“喝点酒怎么样？”皮亚尼问，“就是被敌人切断了退路，还是要喝点酒的。”他解下水壶，打开塞子。

“瞧！瞧！”艾莫说，指着路上。石桥顶上，可以看见德国兵的钢盔在移动。那些钢盔向前倾斜，平稳地移动着，简直像是被神奇的力量操纵着。那些人下了桥，我们才看见他们。原来是自行车部队。我瞧见前两个人的脸，又红润又健康。他们的钢盔戴得很低，遮住了前额和脸侧。他们的卡宾枪扣在自行车架上，手雷倒挂在腰带上。钢盔和灰色制服都湿了，但却从容地骑着车子，眼睛瞅着前方和两边。先是两人一排，接着是四人一排，然后又是两人，接着差不多是十二人，接着又是十二人，然后是独自一人。他们不说话，不过就是说话我们也听不见，因为河水的声音太喧闹。他们到了路上就消失了。

“圣母马利亚啊。”艾莫说。

“是德国兵，”皮亚尼说，“不是奥国佬。”

“怎么这儿也没人阻拦他们？”我说，“他们为什么没把桥炸掉？为什么路堤上也不架设机关枪？”

“你跟我们说说，中尉。”博内洛说。

我很气愤。

“该死，整个事情荒唐透了。他们炸掉了下面的小桥。这儿却把大路上的桥给留下来了。人都跑到哪儿去了？难道根本不打算阻击敌人吗？”

“你跟我们说说，中尉。”博内洛说。我闭口不言。这不关我的事，我的任务只是把三辆救护车开到波代诺内。我没完成这个任务。我现在只要人赶到波代诺内就行了。我也许连乌迪内都到不了。真见鬼，我办不到。要紧的是保持镇静，不要给人打死，或者给人俘虏去。

“你不是打开了一只水壶吗？”我问皮亚尼。他把水壶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我们还是动身吧，”我说，“不过不用急。你们想吃点东西吗？”

“这可不是久留之地。”博内洛说。

“好的。我们动身吧。”

“我们靠这边走吧——免得给人看见？”

“我们还是走上边吧。他们也可能从这座桥赶来。我们可别还没看到他们，就让他们出现在我们头顶上。”

我们沿着铁轨走。两边都是湿漉漉的平原。平原前头就是乌迪内山。山上城堡的屋顶都掉了下来。我们看得见钟楼和钟塔。田野里有许多桑树。我看到前头有个地方，铁轨都给拆掉了。枕木也给挖出来，扔在路堤上。

“卧倒！卧倒！”艾莫说。我们扑倒在路堤边。路上又来了一队骑着自行车的人。我从堤顶上瞅着他们骑过去。

“他们看见我们了，但还是往前走了。”艾莫说。

“我们要是在上边走就会被打死的，中尉。”博内洛说。

“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我说，“他们另有目标。他们要是突然撞上我们，我们就更危险了。”

“我情愿在这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走。”博内洛说。

“好吧。我们沿着铁轨走。”

“你认为我们能穿过去吗？”艾莫问。

“当然能。他们人还不是很多。我们趁着天黑溜过去。”

“那辆指挥车是来干什么的？”

“上帝知道。”我说。我们继续沿着铁轨走。博内洛在路堤的泥泞里走腻烦了，也上来跟我们一起走。铁路朝南拐，跟公路岔开了，我们也就看不到公路上的情况了。一条沟渠上的一座短桥给炸毁了，但是我们借助残余的桥身爬了过去。这时听见前头有枪响。

过了沟渠，我们又来到铁路上。铁路越过低洼的田野，一直通到城里。我们看见前头还有一条铁路线。北边是我们看到自行车队经过的大道，南边是一条横贯田野、两边有茂密树木的小路。我想我们还是抄小路朝南行进，绕过城，穿过乡野，朝坎波福尔米奥和通往塔利亚门托的大路走。我们走乌迪内那边的岔路小道，可以避开撤退的大队人马。我知道有许多小路穿过平原。我动身走下路堤。

“来吧。”我说。我们要走小路，绕到城南去。大家都走下路堤。从小道那边嗖地向我们开来一枪。子弹打进路堤的泥地里。

“退回去。”我喊道。我往路堤上爬，脚在泥土里打滑。几个司机走在我前边。我尽快爬上路堤。茂密的矮树丛里又打来两枪，艾莫正穿过铁路，突然一个踉跄，脚下一绊，面朝下栽倒在地。我们把他拖到另一边路堤上，把他翻过身来。“他的头应该朝着上坡。”我说。皮亚尼把他转过来。他躺在路堤边的泥地上，双脚朝着下坡方向，断断续续地吐着血。在雨中，我们三人蹲在他身边。他脖子后下方中了一枪，子弹往上穿，从右眼下面穿出来。我设法给他堵两个窟窿的时候，他就死了。皮亚尼放下他的头，用一块急救纱布擦擦他的脸，然后就由他去了。

“那些该死的。”他说。

“不是德国兵，”我说，“那边不可能有德国兵。”

“意大利人。”皮亚尼说，把这个词当成一个形容词来用，“Italiani(11)！”博内洛一声不吭。他坐在艾莫身边，并不望着他。皮亚尼把艾莫那滚到路堤下面的帽子捡回来，盖住了他的脸。他拿出水壶来。

“想喝一点吗？”皮亚尼把水壶递给博内洛。

“不。”博内洛说，他转向我，“在铁路上走，我们随时都可能碰到这种事。”

“不，”我说，“那是因为我们要穿过田野。”

博内洛摇摇头。“艾莫死了，”他说，“下一个轮到谁，中尉？我们现在上哪儿？”

“开枪的是意大利人，”我说，“不是德国人。”

“我想，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都打死的。”博内洛说。

“意大利人对我们的威胁比德国人还要大，”我说，“后卫部队对什么都害怕。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说得很有道理，中尉。”博内洛说。

“我们现在去哪儿？”皮亚尼问。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到天黑再说。我们要是能走到南边，就没事了。”

“他们若是想证明第一次没打错，就必定要把我们全打死，”博内洛说，“我可不想豁着命去探试他们会怎么着。”

“我们找一个尽可能接近乌迪内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天黑再穿过去。”

“那就走吧。”博内洛说。我们沿着路堤的北边走下去。我回头望了望。艾莫躺在烂泥里，跟路堤呈同一角度。他人很小，两只胳膊贴在身边，裹着绑腿的双腿和沾满烂泥的靴子连在一起，脸上盖着帽子。他看上去彻底咽了气。天在下雨。在我认识的人中，他算是我很喜欢的人了。我口袋里装着他的证件，我准备给他的家人写信。田野的前头有一幢农舍。农舍周围都是树，挨着农舍还有一些农场建筑物。二楼有个用柱子撑起来的阳台。

“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拉开一点距离，”我说，“我先走。”我朝农舍走去。田野里有一条小路。

从田野里走过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农舍附近的树木间，或者就从农舍里朝我们开枪。我朝农舍走去，这下就看清楚了。二楼的阳台和仓房连在一起，柱子间露出干草来。院子是用石块砌成的，院里的树都滴滴答答地滴着雨水。一辆双轮大车没装东西，车辕高高地翘在雨中。我来到院子里，穿过去，在阳台下站住了。房门开着，我走了进去。博内洛和皮亚尼跟了进来。屋里很暗。我走到后边厨房。一个没加盖的大火炉里还有炉灰的余烬。炉灰上方吊着几只水壶，但里面都是空的。我寻来寻去，却找不到什么吃的。

“我们得到仓房里去躲一躲，”我说，“你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皮亚尼，拿到那儿去。”

“我去找找。”皮亚尼说。

“我也去找找。”博内洛说。

“好吧，”我说，“我上去看看仓房。”我找到一道石梯，从下面的牛栏通到上面。雨中的牛栏闻起来又干燥又适意。牲口都没有了，大概是主人撤离时赶走了。仓房里装着半屋子干草。屋顶上有两个窗子，一个用木板堵着，另一个是狭窄的老虎窗，朝北开着。仓房里有一道斜槽，叉起的干草可以从上面滑下去喂牲口。亮光透过窗孔射到地板上，干草车开进来，就可以把草叉起送到楼上。我听见雨打屋顶的声音，闻到干草的气味，我下楼时，还闻到牛栏里纯正的干牛粪味。我们可以把南面窗子撬开一块木板，往外张望院子里的动静。另一扇窗子面对着北边的田野。我们可以通过两扇窗子爬到屋顶再下去，要是楼梯不能用，还可以从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这是一座大仓房，一听见有人来，就可以躲进干草堆里。这地方似乎挺不错。我相信，假若他们不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早已到达南边了。那儿不可能有德国人。他们从北边开过来，从奇维达莱沿公路行进。他们不可能是从南边过来的。意大利人更为危险。他们吓坏了，看到什么都乱开枪。昨天夜里我们撤退时，听见有人说许多德国兵穿上了意大利军服，混在北边撤退的队伍中。我不相信。战争中经常听说这种事。敌人常常这样对付你。你没听说我们有人穿上德军军服去扰乱他们。也许有人这样做，不过似乎很难。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做。我不相信他们非得这么做。没有必要来扰乱我们的撤退。军队庞大，道路稀少，撤退必然混乱。根本没人下令指挥，更别说德国人。然而，他们还会把我们当成德国人而开枪。他们打死了艾莫。干草味很香，躺在仓房的干草堆上，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我们躺在干草堆里聊天，用气枪打歇在仓房墙头高高的三角切口上的麻雀。仓房现在不见了，那片铁杉树林砍掉有一年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就只剩下树墩、干枯的树梢、枝条和后来长出的杂草。你不能往后退了。你要是不往前走，会怎么样呢？你再也回不到米兰。你就是回到了米兰，又会怎么样呢？我听着北面乌迪内那边开火的声音。我听得出是机枪开火的声音。却没有炮轰。这还算值得庆幸的。他们一定沿路布下了兵力。我向下望去，借着干草仓房灰暗的光线，看见皮亚尼站在下边卸草的地板上。他胳膊下夹着一根长香肠、一壶什么东西和两瓶酒。

“上来，”我说，“梯子在那儿。”随即我意识到，我应该帮他拿东西，于是便下去了。因为在干草上躺了一阵，头脑有些迷迷糊糊的。我刚才几乎睡着了。

“博内洛呢？”我问。

“我会告诉你的。”皮亚尼说。我们上了梯子。把东西放在干草堆上。皮亚尼拿出一把带瓶塞钻的刀子，用那钻子去开瓶酒。

“瓶口上了封蜡，”他说，“一定是好酒。”他笑了笑。

“博内洛呢？”我问。

皮亚尼看看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他情愿当俘虏。”

我一声没吭。

“他怕我们会被打死。”

我抓着那酒瓶，一声不响。

“你瞧，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没有信心，中尉。”

“你为什么不走呢？”我问。

“我不想离开你。”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

“好的，”我说，“你切一下香肠好吗？”

皮亚尼在灰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大伙说话的时候，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上吃香肠，喝酒。那酒一定是人家留着准备举行婚礼的。放的时间太久了，有点褪色了。

“你守在这个窗口往外瞅着，路易吉，”我说，“我去守在那个窗口。”

我们一人喝一瓶酒，我拿了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由那狭窄的小窗口往外望着湿淋淋的乡野。我不知道我期待看到什么，但是除了一块块农田、光秃秃的桑树和落雨之外，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喝了酒，但是并没觉得舒服些。因为放的时间太久了，酒已经变质了，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和色泽。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黑暗来得很快，今夜将是一个黑漆漆的雨夜。天一黑再守望就没有什么用了，所以我走到皮亚尼那儿。他睡着了，我没有叫醒他，只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他是个大个子，睡得很沉。过了一会儿，我把他叫醒，我们就动身了。

那是个非常奇特的夜晚。我不知道自己期待着什么，也许是死亡，也许是在黑暗中开枪和奔跑。我们趴在大道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过去后，我们才穿过大路，继续朝北走。我们在雨中两次贴近德国部队，但是他们并没看到我们。我们打北边绕过城的时候，一个意大利人也没碰见，过了一会儿便遇见了撤退的大队人马，整夜都在朝塔利亚门托行进。不但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退却。我们整夜都在行进，走得比车辆还快。我的腿发痛，人很疲乏，但却走得很快。博内洛情愿去当俘虏，似乎太傻了。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在两国军队中穿行，也没出什么意外。假如艾莫没有被打死，那博内洛就绝不会觉得有什么危险。我们公开沿着铁路走的时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艾莫的遇难来得太突然，太没来由了。不晓得博内洛在哪儿。

“你感觉怎么样，中尉？”皮亚尼问。路上挤满了车辆和部队，我们沿路边走着。

“挺好。”

“我走烦了。”

“唉，我们现在只能走路。不用担心。”

“博内洛是个傻瓜。”

“他真是个傻瓜。”

“你准备怎么处理他，中尉？”

“我不知道。”

“你不能报告说他被俘虏了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要是战争继续下去，他们会给他家人造成很大麻烦的。”

“战争不会持续下去的，”一个士兵说，“我们要回家了。战争结束了。”

“人人都回家。”

“我们都回家。”

“快走，中尉。”皮亚尼说。他希望能超过那些士兵。

“中尉？谁是中尉？A basso gli ufficiali(12)！打倒军官！”

皮亚尼抓起我的胳膊。“我还是叫你的名字吧，”他说，“他们或许会闹事的。他们已经枪毙了几名军官。”我们加快脚步，赶过了那些人。

“我不会打报告害他的家人的。”我继续我们的话题。

“要是战争结束了，那就没关系了，”皮亚尼说，“但是我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要是真结束了，那就太好啦。”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我说。

“我不相信战争结束了。他们都认为结束了，可我不这样认为。”

“Viva la Pace(13)！”一个士兵喊道，“我们要回家啦！”

“我们要是都能回家就好了，”皮亚尼说，“你们不想回家吗？”

“想。”

“我们绝对回不了家。我看战争还没结束。”

“Andiamo a casa(14)！”一个士兵喊道。

“他们扔掉了枪，”皮亚尼说，“他们行军时把枪取下来，扔掉了。然后就喊起来。”

“他们应该留住枪的。”

“他们以为只要把枪扔掉，就不会叫他们打仗了。”

在黑暗中，我们冒雨沿着路边行进，我看见许多士兵还挂着步枪。枪在斗篷上边突出来。

“你们是哪一个旅的？”一个军官叫道。

“Brigata di Pace(15)！”有人嚷道，“和平旅！”军官一声不响。

“他说什么？军官说什么？”

“打倒军官。Viva la Pace！”

“快走吧。”皮亚尼说。我们经过了两辆英国救护车，它们给丢在一个车辆堆里。

“从戈里齐亚开来的，”皮亚尼说，“我认得这些车子。”

“比我们走得远一些。”

“比我们出发得早啊。”

“不知道司机都上哪儿去了？”

“大概就在前头吧。”

“德军在乌迪内城外停下了，”我说，“这些人都要过河了。”

“是的，”皮亚尼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战争还会打下去。”

“德军本来可以追上来的，”我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追上来。”

“我也不知道。我对这种战争一无所知。”

“我想他们得等待他们的运输车辆吧。”

“我也不知道。”皮亚尼说。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要和气得多；和别人在一起时，讲起话来就很粗鲁。

“你结婚了没有，路易吉？”

“你知道我结婚了。”

“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不愿当俘虏吧？”

“那是一个原因。你结婚了吗，中尉？”

“没有。”

“博内洛也没结婚。”

“一个人结没结婚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我想结了婚的人总想回到妻子身边。”我说。我很想谈谈妻子的事。

“是啊。”

“你的脚怎么样？”

“挺疼的。”

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岸，沿着涨满水的河往下走去，来到所有的人马车辆必经的一座桥。

“他们应该是守得住这条河的。”皮亚尼说。黑暗中，水看上去涨得很高。河水打着漩，河面宽阔。木桥大约有四分之三英里长，河床宽阔多石，平常只有几条窄窄的水道，远在桥的下方，现在河水高涨得快挨近桥板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挤进了过桥的人群。我给紧紧地夹在人群中，冒雨在桥上慢慢地走着，下边几英尺就是洪水，前面是炮车上的一只弹药箱，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因为没法按照自己的速度赶路，我觉得非常疲惫。过桥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我在琢磨，要是白天飞机来轰炸，会是个什么光景。

“皮亚尼。”我说。

“我在这儿，中尉。”他走在拥挤的队伍前边一点。谁也没说话。大家都想尽快过桥，心里只有这个念头。我们快过去了。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着一些军官和宪兵，晃着手电筒，后边的天空映衬着他们的身影。我们走近他们时，我看见有个军官指了指队伍中的一个人。一名宪兵走进队伍，抓住那人的胳膊，拖了出去。他把那人拽出了大路。我们快走到他们对面了。军官们仔细地审视着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时不时地交谈一下，往前走几步，拿手电筒照照某个人的脸。就在我们快走到正对面时，他们又抓出了一个人。我看见被抓出来的人了，是个中校。他们用手电筒照他时，我看见他的袖标上有两颗星。他头发灰白，矮矮胖胖的。宪兵把他拖到一排军官后面。我们走到他们正对面时，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正盯着我。随即有一位指着我，对宪兵嘀咕了一番。只见宪兵忽地往这边冲，挤过队伍的边沿朝我跑来，转眼间我就感到他抓住了我的衣领。

“你干吗？”我说，一拳打在他脸上。我看到他帽子下的那张脸，小胡子向上翘着，血顺着脸颊淌下来。又有一个宪兵朝我们扑过来。

“你干吗？”我说。他没答话。他在寻找时机来抓我。我伸手到背后去解手枪。

“难道你不知道军官是不能随便碰的？”

另一个从后边抓住了我，把我的手臂往上扭，扭得都快脱臼了。我跟他一起转过身，另一个宪兵猛地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踢他的胫骨，用左膝撞他的腹股沟。

“他再反抗，就毙了他。”我听见有人说。

“这算怎么回事？”我竭力叫喊，可是我的声音大不起来。他们把我弄到了路边。

“他再反抗，就毙了他，”一个军官说，“把他押到后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

“你会知道的。”

“你们是什么人？”

“战场宪兵。”另一个军官说。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走出来，却派这样一架‘飞机’来抓我？”

他们没有回答。也不必回答，人家是战场宪兵嘛。

“把他押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你瞧，他讲意大利话带外国口音。”

“你也是啊，你这——”我说。

“把他押到后面那些人那儿。”第一个军官说。他们把我押到公路下边那一排军官后边，朝河边一块田野上的一群人走去。就在我们朝那儿走时，有人开了几枪。我看到步枪射击的闪光，然后听见砰砰的枪声。我们走到那群人跟前。四个军官站在一起，他们面前站着一个人，左右各有一名宪兵。一群人站在那里，由宪兵看守着。另有四名宪兵站在审问的军官旁边，一个个都靠在卡宾枪上。这些宪兵都戴着宽边帽。押我来的两个人把我推进等待审问的人群中。我看看军官正在审问的那个人。他就是刚才从撤退的队伍中抓出来的那个头发灰白、又矮又胖的中校。这些审问官个个冷静能干、威风凛凛，凡是光枪毙人家而不会被别人枪毙的意大利人，都是这个气派。

“哪个旅的？”

他告诉了他们。

“哪个团？”

他告诉了他们。

“为什么不在团里？”

他告诉了他们。

“难道你不知道军官必须跟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吗？”

他知道。

一个军官审问完了。另一个军官开口了。

“就是你和你这样的人，把野蛮人放进来践踏我们祖国神圣的国土。”

“你说什么？”中校问。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叛国行为，我们才丧失了胜利的果实。”

“你有过撤退的经历吗？”中校问。

“意大利永不撤退。”

我们站在雨中，听着这番话。我们面对着那些军官，犯人站在前面，稍微靠近我们这一边。

“你们要是想枪毙我，”中校说，“请马上执行吧，不要再问了。这种审问是愚蠢的。”他画了一个十字。那些军官合议了一番。其中一个在一张拍纸簿上写了些什么。

“擅离部队，立即枪决。”他说。

两个宪兵把中校押到河岸上。中校在雨中走着，一个没戴军帽的老头，一边一个宪兵。我没看他们枪决他，可我听到了枪声。他们又在审问另一个人。这位军官也离开了他的部队。他们不让他申辩。他们从拍纸簿上宣读判决时，他大哭起来，他们枪决他的时候，又在审问另一个人。他们执意要在处决刚审完的那个人的同时，就专注于审问下一个人。这样一来，他们显然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我不知道我该等着受审呢，还是马上逃跑。我显然是个穿着意大利军装的德国人。我知道他们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如果他们还有脑子，而且这脑子还管用的话。他们都是年轻人，正在拯救自己的国家。在塔利亚门托那边，第二军团正在整编。他们在处决那些脱离了部队的少校军衔以上的军官。与此同时，他们也从速处决身穿意大利军装的德国煽动者。他们都戴着钢盔。我们这里只有两个人戴钢盔。有些宪兵也戴钢盔。其余的宪兵都戴宽边帽。我们管这种人叫“飞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给提一人出去受审和枪决。到现在为止，凡是审问过的全枪决了。这些审问官本身绝无任何危险，因而处理起生杀大权来优雅超脱、大义凛然。他们现在在审问一个前线团的上校。又有三个军官被押到我们这儿。

“他那个团在哪儿？”

我看着那些宪兵。他们正瞅着那些新抓来的人。其余的宪兵都盯着上校。我急忙一猫腰，拨开两个人，低着头往河边奔去。我在河沿上绊了一跤，啪的一声掉进水里。水很冷，我尽可能潜在水下不上来。我感觉水流在卷着我，我一直潜在水下，直到以为再也上不来了。我一冒出水面，就吸一口气，连忙又钻下去了。穿这么多衣服还有靴子，潜在水下倒也并不难。我第二次冒出水面时，看见前头有一根木头，便游过去用一只手抓住了。我把头缩在木头后面，连看都不敢往上边看。我不想看岸上。我逃跑时，他们开枪了。我第一次冒出水面时，他们又开枪了。我快冒出水面时就听到枪响。现在却没有人打枪。那根木头顺着水流转动，我一只手拽着它。我看看河岸。河岸似乎朝后溜得很快。河流中有许多木头。水很冷。我从一个小岛垂在水面上的枝条下淌过去。我双手紧紧抓住木头，跟着木头漂流。现在已经看不见河岸了。

第三十一章

水流湍急的时候，你也搞不清究竟在河里漂流了多久。好像很久，也可能很短。水很冷，又上涨，而这一涨，就有许多东西从岸上卷来，在水上漂流。我挺幸运，抓住了一根大木头，身子浸在冰冷的水里，下巴靠在木头上，双手尽量轻松地抱着木头。我怕会抽筋，就想漂到岸边去。我漂流而下，画出一道长长的弧线。天渐渐亮了，我看得见沿岸的灌木丛了。前头有一个灌木丛生的小岛，河水在向岸上流去。我琢磨是不是脱下靴子和衣服，游到岸上，但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我心想不管怎样，我总归是能上岸的，要是光着脚上了岸，那可就糟糕了。我还得想法子赶到梅斯特雷。

我望着河岸在靠近，随即又漂开了，随即又靠近了一点。我抱着木头漂得慢些了。这时离河岸很近了。我看得见柳树丛的细枝了。木头慢慢地旋转，河岸又到了我身后，我才知道碰上旋涡了。我抱着木头慢慢地转着圈。我再看见河岸时，已经离岸很近了，我用一只手臂抱住木头，一边用脚踩水，一边用另一只手臂划水，向岸边靠拢，但是又很难再靠近。我担心会给卷出旋涡，所以还是一手抓住木头，抬起双脚抵住木头边沿，使劲朝岸边推。我看得见灌木丛了，但是尽管我有一股冲力，而且在拼命划水，水流还是把我冲走了。这时我才想到我要被淹死了，因为我还穿着靴子，但是我仍在划水，拼命地挣扎着。等我抬起头来，发现河岸正向我靠近，我便不顾两脚沉重，惊慌失措地拼命蹬打，拼命地划，终于游到了岸边。我抓住了柳树枝，吊在那儿，但却没有力气往上攀，不过我知道这下我不会淹死了。我抱着木头的时候，还从没想过会被淹死。经过这番挣扎，我觉得胃和胸腔又空又想吐，只好攀住树枝等候。恶心过去后，我才爬进柳树丛，又休息了一下，双臂抱住一棵柳树，双手紧紧抓住树枝。后来我爬了出来，穿过柳树林，爬到了岸上。天已半亮，没见到一个人影。我平躺在岸边，听着流水声和雨声。

过了一阵，我站了起来，动身沿河岸走去。我知道河上这一带没有桥，要到拉蒂萨纳才行。我想我也许到了圣维托对岸。我开始琢磨该怎么办。前面有一条流入河里的水沟。我朝那水沟走去。到现在我还没见到人影，就在水沟边几棵灌木旁坐下，脱掉靴子，把里面的水倒出来。我脱下上衣，从里边口袋里掏出皮夹子，里面的证件和钱全浸湿了，我把上衣拧干。接着把裤子脱下来拧干，然后拧干衬衫和内衣。我拍拍身体，擦了擦，再把衣服穿上。我的帽子丢了。

我穿上上衣之前，先把袖子上的布星星割下来，放进里边口袋里，和钱放在一块。钱都湿了，但是还可以用。我数了数，三千多里拉。我觉得衣服又湿又黏，便拍打手臂，让血液流通。我穿的是羊毛内衣，心想只要不停地走动，就不会着凉。我的手枪在路边被他们夺去了，我把枪套塞进上衣里边。我也没有斗篷，雨中觉得很冷。我顺着水渠岸边走。天大亮了，乡间又湿又低又凄凉。田野光秃潮湿。在远处可以看见一座钟塔屹立在平原上。我上了一条公路，看见前头有些部队打路上走来。我一瘸一拐地沿路边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没人理会我。他们是一支机枪分队，正朝河边开去。我沿着公路往前走。

那天我穿过了威尼斯平原。那是个又低又平的地带，一下雨，显得越发平坦。靠海边有些盐沼地，没几条路可走。所有的路都顺着河口通向大海，要穿过乡野，就得走沟渠边的小径。我从北往南穿过乡野，跨过两条铁路线和许多小路，终于从一条小路的尽头走了出来，来到沼泽地旁的一条铁路线上。这是从威尼斯到的里雅斯特的干线，有坚固的高堤、坚固的路基，还铺着双轨。铁轨过去不远，有一个旗站。我看得见有士兵守卫。铁路线那头有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小溪，溪水流进沼泽地。我看见桥上也有一名卫兵。刚才穿过北边的田野时，我就看到一列火车驶过这条铁路线，在平地上老远都望得见，于是我想可能有列火车从波尔托格鲁阿罗开来。我注视着那些卫兵，在路堤上趴下来，这样就能看得见铁轨的两头。桥上的卫兵顺着铁路线向我趴的地方走过来一点，随即又转身回到桥边去了。我趴在那儿，饥肠辘辘，等着火车来。我先前看见的那列火车相当长，机车拖着走得非常慢，我想我肯定能跳上去。就在我等得几乎绝望的时候，终于看见一列火车开来了。那机车直开过来，慢慢地越来越大。我看看桥上的卫兵。他在桥的这一端巡逻，不过是在铁轨的另一边。这样火车一来，就把他的视线挡住了。我瞅着机车开近了。开得很吃力。一看挂了很多车皮。我知道车上一定会有卫兵，就想看看卫兵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给遮住了视线，我又看不见。机车快开到我趴着的地方了。机车到我面前了，即使在平地上开，还是又吃力又喘气，我看着司机过去了，于是便站起来，走近一节节开过去的车厢。即使卫兵在巡视，我站在铁轨边，也不大会成为怀疑目标。几节封闭的货车开过去了。随即我看到开来了一节很低的、没有遮盖的车厢，他们管这种车厢叫无盖货车，上面罩着帆布。我等它快要过去时，突然纵身一跃，抓住了后面的把手，攀了上去。我爬到无盖货车和后面那节高高的货车的车檐间。我想没有人看见我。我抓着把手，蹲着身子，脚踏在车钩上。车快到桥上了。我想起了那个卫兵。我打他面前经过时，他望望我。他还是个孩子，他的钢盔太大了。我轻蔑地瞪着他，他连忙别过头去。他以为我是火车上的什么人。

我们的车厢过去了。我看见他依旧显得很不自在，眼瞅着别的车厢驶过去，我便俯下身去看看帆布是怎么绑牢的。帆布边沿上有扣眼，用绳子穿过系在车厢上。我拿出刀子来，割断了绳子，把一只胳膊伸了进去。帆布底下有些硬鼓鼓的东西，那帆布因为被雨打湿了，绷得紧紧的。我抬头看看，又望望前面。前头货车上有一个卫兵，不过他只顾朝前看。我放开了扶手，往帆布底下一钻。前额碰到了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我觉得脸上出血了，不过还是爬了进去，直挺挺地躺下来。随后我转过身，把帆布重新系好。

帆布底下原来都是大炮。大炮散发出润滑油和油脂的清新气味。我躺着倾听雨打在帆布上的噼里啪啦声，火车轧过轨道的咔嗒咔嗒声。有点亮光透了进来，我躺着看那些炮。炮身还罩着帆布套。我想一定是第三军团送往前线的。我额上被撞的地方肿起来了，我躺着不动，让血凝结，以便止住流血，然后把伤口四周的干血块一点一点剥掉。这算不了什么。我没有手帕，就用手指摸索着，蘸着帆布上滴下来的雨水，洗去那些干血块，然后用衣袖揩干净。我可不想显出惹人注意的样子。我知道没等列车到达梅斯特雷，我就得下车，因为到了那里，一定会有人来接收这些大炮的。他们正需要大炮，损失不起，也忘记不了。我肚子饿极了。

第三十二章

我躺在盖着帆布的平板货车的车板上，旁边是大炮，觉得又湿又冷又饿得慌。最后我翻过身，头枕着臂膀，趴在车板上。我的膝盖僵硬，不过还挺管用。瓦伦蒂尼干得不错。撤退时我有一半路是步行的，后来在塔利亚门托河里游了一段，靠的都是他这膝盖。这确实是他的膝盖。另一只膝盖才是我的。你的身体经过医生的摆弄，就不再是你的了。头还是我的，肚子里的东西也是我的。肚子现在好饿。我能感到它在乱翻乱绞。头是我的，但是不管用，不能思考，只能回忆，而回忆的东西又不多。

我能想起凯瑟琳，但是我知道，我要是想她却没有把握见到她，那是会发疯的，所以我不敢太想她，只是略微想一想，只是在列车慢慢地咔嗒咔嗒行驶时，略微想想她。帆布上漏进一点光来，我仿佛是和凯瑟琳躺在火车的车板上。躺在这硬板上，不去思考，只是感觉，分离的时间太长了，衣服湿透了，车板每次只是稍微移动一下，内心寂寞，孤身一人，只有湿衣服和硬地板当老婆。

你不喜欢平板货车的车板，或是罩着帆布套的大炮，或是涂过凡士林的金属的气味，或是漏雨的帆布，尽管躲在帆布下面挺好，和大炮待在一起还是挺愉快；你喜爱的是某个人，那个人你明知不在车上，甚至连假想在车上都不可能；你现在看得很清醒，也很冷静——与其说很冷静，不如说很清楚很空虚。你趴在那儿，什么也看不到，你亲身经历了一支军队撤退，另一支军队进军。你失去了几辆救护车和部下，就像大百货店中的铺面巡视员在大火中损失了店里的货物。不过没有买保险。现在你也脱离了干系，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假若商店在火灾后要处决铺面巡视员，因为他们说话总带外国口音，那么商店重新开张时，当然就不要指望巡视员会回来。他们可能会另谋职业——只要还有其他职业可找，只要警察抓不到他们。

愤怒和责任一起，都在河里被冲洗掉了。其实，早在宪兵伸手抓住我的衣领时，我的责任就停止了。我真想脱下军装，虽说我并不在乎表面形式。我早就割下了星标，可那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跟荣誉无关。我不反对他们。我洗手不干了。我祝他们个个好运。他们中有善良的，有勇敢的，有冷静的，有明智的；他们该交好运。不过这不再是我的战争了，我只盼望这该死的列车早点开到梅斯特雷，让我吃点东西，停止思考。我得停止思考。

皮亚尼会跟他们说，我被枪决了。凡是被枪决的人，他们要搜查口袋，取出证件。他们弄不到我的证件。或许会说我溺水而亡。不知道美国会听到怎样的说法。死于受伤或其他原因？仁慈的基督啊，我好饿啊。不知道食堂里的那个牧师怎么样了。还有里纳尔迪。他可能在波代诺内。假如他们没有退得更远的话。唉，我将永远见不到他了。他们这些人我谁都见不到了。那段生活结束了。我不相信他得了梅毒。他们说，要是及早治疗，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病。不过他还是发愁。我要是害上这个病，也会发愁的。谁都会发愁的。

我生来不多思考。我生来就好吃。上帝啊，是的。吃饭，喝酒，跟凯瑟琳睡觉。也许今天夜里。不，这不可能。但是明天夜里，美餐一顿，同床共枕，永不分离，要走就一起走。也许还得赶快走。她是肯走的。我知道她肯走。我们什么时候走呢？这倒是值得考虑的。天渐渐黑了。我躺着琢磨要去哪儿。地方倒挺多。

(1)　1917年10月，伊松佐河沿岸进行了意大利战线最为著名的一场战役——卡波雷托战役，几乎导致意军的覆灭。

(2)　“姐妹”在这里是双关语，西方习俗称护士为“姐妹”。

(3)　指亚当和夏娃受蛇（撒旦）的引诱偷吃禁果的故事。

(4)　撒尔佛散是当时治疗梅毒的特效药。

(5)　巴比特合金，又称巴氏合金，是铅基或锡基轴承合金，以美国发明家巴比特的姓氏命名。

(6)　克罗地亚在中古时是一个王国，后成为奥地利王室的领地。马扎尔人是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7)　布林迪西是意大利东南端的一个海港城市。

(8)　塔兰托也是意大利东南端的一个海港城市，是海军基地。

(9)　意大利语，意为“姐妹”。

(10)　伊莫拉是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省的一座古城。

(11)　意大利语，可译为“意大利佬”。

(12)　意大利语，意为“打倒军官”。

(13)　意大利语，意为“和平万岁”。

(14)　意大利语，意为“回家去”。

(15)　意大利语，意为“和平旅”。

第四部

第三十三章

大清早天还没亮，火车慢了下来，准备开进米兰站，我赶快跳下了车。我跨过铁路，穿过几座楼房，来到街上。有家酒店开着，我进去喝杯咖啡。酒店里有清晨的气息，刚打扫过的尘埃气味，咖啡杯里搁着调羹，桌上还有酒杯底所留下的湿圆圈。店主在酒吧后边。两个士兵坐在桌子边。我站在吧台前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片面包。咖啡给牛奶冲成了灰色，我用面包片撇去牛奶的浮皮。店主看着我。

“来杯格拉帕酒吧？”

“不，谢谢。”

“我请客。”他说，倒了一小杯，朝我推过来，“前线有什么情况？”

“我哪儿能知道。”

“他们喝醉了。”他说，一边用手指指那两个士兵。这我相信。他们看上去是醉了。

“告诉我，”他说，“前线有什么情况？”

“我哪儿能知道前线的事。”

“我看见你翻墙过来的。你刚下火车吧。”

“都在撤退。”

“我看过报纸了。怎么回事？打完了吗？”

“我想没有吧。”

他从一只矮瓶子里倒了一杯格拉帕酒。“你要是有难处，”他说，“我可以收留你。”

“我没什么难处。”

“你要是有难处，就待在我这儿吧。”

“待在哪儿呢？”

“就在这楼里。许多人待在这儿。凡是有难处的人都待在这儿。”

“有难处的人很多吗？”

“那要看是什么难处了。你是南美人？”

“不是。”

“会讲西班牙语吗？”

“会一点。”

他擦干净吧台。

“离开这个国家很难，不过也不是不可能。”

“我并不想离开。”

“你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会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今天早上就得走，不过我要记下地址，以后再回来。”

他摇摇头：“听你这么说，你是不会回来的。我原以为你真有难处。”

“我没什么难处。但是我珍视朋友的地址。”

我将一张十里拉的钞票放在吧台上，付咖啡的账。

“陪我喝一杯格拉帕吧。”我说。

“这倒不必。”

“喝一杯吧。”

他倒了两杯。

“记住，”他说，“到这儿来吧。别让别人收留你。你在这儿是安全的。”

“这我相信。”

“你真相信吗？”

“是的。”

他认真起来：“那么让我跟你说一件事。别穿着这件衣服到处走。”

“为什么？”

“袖子上割掉星章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布的颜色不一样。”

我没有吭声。

“你要是没有证件，我可以给你。”

“什么证件？”

“休假证。”

“我不需要证件。我有。”

“好吧。”他说，“不过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办好。”

“这种证件要多少钱？”

“要看是什么证件。价格很公道的。”

“眼下我不需要任何证件。”

他耸耸肩。

“我没事。”我说。

我出去时，他说：“别忘记我是你的朋友。”

“不会的。”

“希望再见到你。”他说。

“好的。”我说。

到了外面，我尽量避开车站，那儿有宪兵，我在小公园边叫到一辆马车。我把医院的地址给了车夫。到了医院，我去了门房的住处。门房的妻子拥抱了我。门房握握我的手。

“你回来了。平安无事。”

“是的。”

“吃早饭没有？”

“吃过了。”

“你怎么样，中尉，你怎么样？”妻子问。

“挺好。”

“和我们一道吃早饭吧？”

“不，谢谢。告诉我巴克利小姐现在可在医院里？”

“巴克利小姐？”

“那个英国女护士。”

“他的女朋友啊。”妻子说。她拍拍我的胳膊，笑了笑。

“不在，”门房说，“她走了。”

我的心往下一沉。“你肯定吗？我说的是那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子英国小姐。”

“我肯定。她去斯特雷萨(1)了。”

“她什么时候走的？”

“两天前跟另外那个英国小姐一块去的。”

“好，”我说，“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别跟任何人说你们见到过我。事关重大。”

“我不会跟任何人讲的。”门房说。我给了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他推开了。

“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讲，”他说，“我不要钱。”

“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中尉先生？”他妻子问。

“就这个。”我说。

“我们装哑巴。”门房说，“有什么事要我做，跟我说一声好吗？”

“好的，”我说，“再见。以后会再见的。”

他们站在门口，目送着我。

我跳上马车，把西蒙斯的住址给了车夫。西蒙斯是我那两位学唱歌的熟人中的一个。

西蒙斯住在城里很远的地方，靠近马根塔门(2)。我去看他时，他还没起床，睡眼惺忪。

“你起得太早了，亨利。”他说。

“我搭早班车来的。”

“这大撤退是怎么回事？你在前线吗？抽支烟好吗？烟在桌上那个盒子里。”这是个大房间，床靠墙放着，房间另一边放着一架钢琴、梳妆台和桌子。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西蒙斯靠枕头坐着，抽着烟。

“我陷入困境了，西蒙斯。”我说。

“我也是，”他说，“我经常陷入困境。你不抽根烟吗？”

“不了，”我说，“到瑞士去要办什么手续？”

“你吗？意大利人是不会让你出境的。”

“是的。这我知道。但是瑞士人呢。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拘留你。”

“我知道。不过有什么例行手续呀？”

“没什么手续，很简单。你什么地方都能去。我想你只需要打个报告什么的。怎么啦？你在逃避警察吗？”

“还不大清楚。”

“你不想说就不必告诉我。不过听听一定很有趣。这儿没啥事。我在皮亚琴察演唱，失败得很惨。”

“非常遗憾。”

“噢，是啊——我失败得很惨。我唱得还不错。我要在利瑞歌(3)这儿再试一次。”

“我倒想去听听。”

“你太客气了。你不是搞得一团糟吗？”

“我也不知道。”

“你不想说就不必告诉我。你是怎么离开那该死的前线的？”

“我再也不干了。”

“好小子。我一向知道你是有头脑的。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你太忙了。”

“一点也不忙，亲爱的亨利。一点也不忙。什么事我都乐意做。”

“你跟我身材差不多。是否劳驾你出去帮我买一套平民服装？我本来有衣服，可是都放在罗马。”

“你真在罗马住过吗？那是个肮脏的地方。你怎么会住到那儿去？”

“我原先想当建筑师。”

“那也不是搞建筑的地方。别买衣服了。你要什么衣服，我都给你。我把你好好打扮一下，你一定大获成功。你到梳妆室去，里边有个衣橱，想穿什么尽管拿。好伙计，你不用买衣服。”

“我情愿买，西蒙斯。”

“好伙计，我把衣服送给你，比出去买衣服方便多了。你有护照没有？没有护照可寸步难行啊。”

“有。我的护照还在。”

“那么换衣服吧，好伙计，上老赫尔维西亚(4)去吧。”

“没那么简单。我得先去一趟斯特雷萨。”

“太棒了，好伙计。只消乘条船就过去了。我要不是因为要演唱，就陪你去。我还得去演唱。”

“你可以学习真假嗓音变换着唱啊。”

“好伙计，我会学习真假嗓音变换着唱的。不过我还能真唱。怪就怪在这里。”

“我敢打赌你能唱。”

他躺倒到床上，抽着烟卷。

“赌注可别太大。不过我能唱。说起来真是太滑稽了，我就是能唱。我喜欢唱。听。”他扯开嗓子唱起《非洲女》(5)来，脖子膨胀，血管突出。“我能唱，”他说，“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

我望望窗外。“我下去打发马车走啦。”

“快回来，好伙计，我们一起吃早餐。”他下了床，站直身子，来了个深呼吸，开始做屈身运动。我下楼付了账打发马车走了。

第三十四章

我穿上平民服装，觉得自己好像参加化装舞会一样。军装穿得久了，现在身子不再裹得紧紧的，反而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那条裤子穿上去觉得松松垮垮。我在米兰买了一张到斯特雷萨去的车票。我还买了一顶新帽子。西姆的帽子我戴不了，不过他的衣服倒挺不错。衣服上带有一股烟草味，我坐在车厢里望着窗外，只觉得帽子太新，衣服太旧。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就像窗外伦巴第区那片潮湿的乡野一样忧郁。车厢里有几个飞行员，不大瞧得起我。他们对我避而不看，非常蔑视我这个年龄的平民。我倒不觉得受了侮辱。若是在以前，我准会侮辱他们一番，并且寻衅打一架。他们在加拉拉泰下了车，我倒乐得一个人图个清静。我有报纸，但却不看，因为我不想了解战事。我要忘掉战争。我单独媾和了。我觉得非常寂寞，火车到了斯特雷萨，心里才高兴起来。

到了车站，我原以为会有旅馆的伙计来接客，结果一个也没看见。旅游季节早过了，没人来接火车。我拎着包下了车，包是西姆的，里面除了两件衬衫没有别的东西，提起来很轻。我站在车站的屋檐下躲雨，看着火车开走了。我在车站上找到一个人，问他是否知道什么旅馆还在营业。巴罗美群岛大饭店还营业，另有几家小旅店一年四季都营业。我拎着包冒雨去找巴罗美大饭店。我看到一辆马车沿街驶来，就向车夫招手。坐着马车去要体面些。到了大饭店停车处的入口，门房连忙打着伞出来迎接，非常有礼貌。

我要了一个上好的房间。房间又大又亮，面对着湖上(6)。湖上眼下烟云笼罩，不过太阳一出来，一定美不胜收。我说我在等我的太太。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大床，那种供新婚夫妇用的大床，上面铺着缎面床罩。饭店非常豪华。我走下长廊和宽阔的楼梯，穿过几个房间，来到酒吧间。我认得那酒吧侍者，我坐在一张高凳上，吃咸杏仁和炸土豆片。马丁尼酒又凉爽又纯净。

“你穿着便装在这儿做什么？”酒吧侍者调好了第二杯马丁尼酒，问道。

“我来休假。疗养休假。”

“这儿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营业。”

“钓鱼了吗？”

“钓到了几条很不错的鱼。每年这个季节，你能钓到一些很不错的鱼。”

“你收到我寄的烟草了吗？”

“收到了。你收到我的明信片了吗？”

我笑了。我根本搞不到烟草。他要的是美国烟斗烟丝，但是不知道是我的亲戚不再寄了呢，还是中途给人扣留了。不管怎么说，从来没收到过。

“我可以从什么地方弄点来。”我说，“告诉我你有没有看见城里来了两个英国姑娘？她们是前天到的。”

“她们不住这家饭店。”

“她们是护士。”

“我见过两个护士。等一等，我能查到她们在哪儿。”

“其中有一位是我妻子。”我说，“我来这儿见她。”

“另一位是我妻子。”

“我可不是开玩笑。”

“请原谅我愚蠢的玩笑，”他说，“我刚才没听明白你的话。”他走开了，去了好一会儿。我吃着橄榄、咸杏仁和炸土豆片，对着吧台后面的镜子，照照穿便装的我。酒吧侍者回来了。“她们住在车站附近的小旅店里。”他说。

“来点三明治吧？”

“我按铃叫他们送些来。你知道这儿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没什么客人。”

“难道真的连一个客人都没有吗？”

“有的。有几位。”

三明治送来了，我吃了三块，又喝了两杯马丁尼。我从没喝过这么凉爽纯净的酒。喝了以后，我觉得变文明了。以前都是红酒、面包、干酪、劣质咖啡和格拉帕酒，吃喝得太多了。我坐在高凳上，面对着那赏心悦目的桃花心木柜台、黄铜装饰和镜子等，什么也不去想。酒吧侍者问了我个问题。

“别谈战争。”我说。战争离我很遥远了。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争。这儿并没有战争。随即我意识到，战争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又没有战争真正结束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就像个逃学的孩子，心里还惦记着学校某一时刻有什么事。

我到她们旅馆时，凯瑟琳和海伦·弗格森正吃着晚饭。我站在门廊上，看见她们坐在饭桌前。凯瑟琳的脸背着我，我看见她头发的轮廓、她的脸颊、她那美丽的脖子和肩膀。弗格森在说话。我一进去她就住嘴了。

“天哪。”她说。

“你好。”我说。

“怎么是你啊！”凯瑟琳说。她顿时笑逐颜开。她太高兴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吻了她。凯瑟琳脸红了，我在桌边坐下。

“你这个专惹麻烦的讨厌鬼，”弗格森说，“你来这儿做什么？吃过饭没有？”

“还没有。”伺候开饭的女招待进来了，我叫她给我拿个盘子来。凯瑟琳一直盯着我看，两眼喜气洋洋。

“你怎么穿便装了？”弗格森问。

“我入内阁了。”

“你惹麻烦了吧。”

“高兴起来，弗基。稍微高兴一点。”

“我看见你可高兴不起来。我知道你给这姑娘招来的麻烦。看见你没法让我高兴。”

“没有人给我招来什么麻烦，弗基。我是自找的麻烦。”

凯瑟琳对我笑笑，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下。

“我可不能容忍他，”弗格森说，“他没做什么好事，只是用他那鬼鬼祟祟的意大利伎俩毁了你。美国人比意大利人还要坏。”

“苏格兰人是个很讲道德的民族。”凯瑟琳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那意大利式的鬼鬼祟祟。”

“我鬼鬼祟祟吗，弗基？”

“是的。你比鬼鬼祟祟还要坏。你像条蛇。一条穿着意大利军装的蛇，脖子上还扎着斗篷。”

“我现在可没有意大利军装了。”

“那只是你鬼鬼祟祟的又一例证。你整个夏天都在搞风流韵事，让这位姑娘怀了孕，现在你大概想溜走吧。”

我对凯瑟琳笑笑，她也对我笑笑。

“我们俩都要溜走。”她说。

“你们俩是一路货，”弗格森说，“我为你感到羞耻，凯瑟琳·巴克利。你不知羞耻，不顾名誉，你和他一样鬼鬼祟祟。”

“别这么说，弗基，”凯瑟琳说，拍拍她的手，“别指责我。你知道我们彼此喜欢嘛。”

“拿开你的手。”弗格森说，她的脸都涨红了，“你要是知道羞耻，那还好说一些。但是天知道你怀了几个月的孩子，还当作儿戏，满脸堆笑，因为勾引你的人回来了。你不知羞耻，也没有情感。”她哭了起来。凯瑟琳走过去，用胳膊搂着她。她站着安慰弗格森时，我看不出她的体形有什么变化。

“我不管，”弗格森抽泣着说，“我觉得太可怕了。”

“好了，好了，弗基，”凯瑟琳安慰她，“我知道羞耻。别哭了，弗基。别哭了，好弗基。”

“我不哭，”弗格森抽泣道，“我不哭。都是因为你闹出这可怕的乱子。”她看着我。“我恨你，”她说，“她没法叫我不恨你。你这个卑鄙下流的美国意大利佬。”她的眼睛鼻子都哭红了。

凯瑟琳对我笑笑。

“不许你一边抱着我，一边对他笑。”

“你不讲道理了，弗基。”

“这我知道，”弗格森抽泣道，“你们俩都别往心里去。我心里太烦了。我不讲道理。这我知道。希望你们俩快乐。”

“我们是快乐的，”凯瑟琳说，“你是个甜蜜可爱的弗基。”

弗格森又哭了：“我不想让你们这样快乐。你们为什么不结婚？你不是另有老婆吧？”

“没有。”我说。凯瑟琳笑了。

“没什么可笑的，”弗格森说，“他们很多人都另有老婆。”

“我们会结婚的，弗基，”凯瑟琳说，“如果这会让你高兴的话。”

“不是让我高兴。你应该要求结婚。”

“我们一直很忙啊。”

“是的。我知道。忙着生孩子。”我以为她又要哭了，没想到她变得刻薄起来了。她问道：“我想你今晚就跟他走了吧？”

“是的，”凯瑟琳说，“要是他想让我去的话。”

“我怎么办呢？”

“你怕一个人待在这儿吗？”

“是的，我怕。”

“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不，你还是跟他走吧。马上跟他走。看见你们俩我就心烦。”

“我们还是把饭吃完吧。”

“不。赶快走。”

“弗基，讲点道理吧。”

“我说这就走。你们俩都给我走。”

“那我们走吧。”我说。我讨厌弗基。

“你们真要走了。你们瞧，你们甚至想扔下我一个人吃晚饭。我一直想去看看意大利的湖，却落了这么个结局。呜，呜。”她啜泣道，随后望望凯瑟琳，哽咽起来。

“我们待到晚饭后再说，”凯瑟琳说，“你要是想让我陪你，我就不走了。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弗基。”

“不。不。我要你走。我要你走。”她擦擦眼睛，“我太不讲理了，请不要介意。”

伺候开饭的女招待被她的哭声弄得很紧张。现在她把下一道菜端上来，看到情况好转了，似乎松了一口气。

那天夜晚在饭店里，房间外边是一条又长又空的走廊，我们的鞋子放在门外边，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窗子外面下着雨，屋内却灯光明亮，欢快宜人，后来灯灭了，床单平滑，床铺舒适，真令人兴奋，感觉像是回到了家，不再感到孤独，夜间醒来发现彼此都在，谁也没走；除此之外，其他事情都不真实了。我们累了就睡觉，一个醒来，另一个也跟着醒，因此谁也不会孤单。男人经常想一个人清静一下，女孩也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不过他们要是彼此相爱，就会嫉妒对方有那样的想法，不过我可以实实在在地说，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感到孤独，那是一种与世人格格不入的孤独。我只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我和许多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孤独，而且你在这种时候最孤独。但是我和凯瑟琳在一起，就从不孤独，从不害怕。我知道夜晚和白天不一样：什么事都不一样，夜里的事在白天没法解释，因为那些事在白天就不存在了，对于孤寂的人来说，只要他们的孤寂一开始，夜晚可能是极其可怕的时间。但是和凯瑟琳在一起，夜里和白天几乎没什么不同，甚至夜间可能更美好。如果世人给这个世界带来如此多的勇气，世界为了打垮他们，而不得不加以杀害，那当然就把他们杀死了。世界打垮了每一个人，许多人在被打垮之后，变得很坚强。但是对于那些打不垮的人，就加以杀害。对于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世界不偏不倚，一律杀害。即使你不是这几类人，世界肯定还要杀害你，只是不那么急迫罢了。

我记得早晨醒来的情形。凯瑟琳还睡着，阳光从窗口照进来。雨停了，我下床走到窗前。窗下是花园，虽然现在草木凋零，但却整齐美丽，有沙砾小径、树木、湖边的石墙、阳光下的湖泊，湖那边重峦叠嶂。我站在窗前往外望去，等我转过头来，看见凯瑟琳醒了，正望着我。

“你好啊，亲爱的？”她说，“天气不是很美吗？”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很好。我们度过了一个快活的夜晚。”

“你想吃早饭吗？”

她想吃。我也想吃，我们就在床上吃，十一月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早餐的托盘就搁在我的膝上。

“你不想看看报纸吗？你在医院时总要看报纸。”

“不，”我说，“我现在不要看报纸了。”

“战况这么糟，你看都不想看了吗？”

“我不想看了。”

“我早跟你在一起就好了，这样我也会了解一点战况。”

“等我脑子里想清楚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他们发觉你不穿军装，不会逮捕你吧？”

“他们很可能枪毙我。”

“那我们不要待在这儿。我们可以出境去。”

“我也这样考虑过。”

“我们离开吧。亲爱的，你不能这样瞎冒险。告诉我，你是怎么从梅斯特雷到米兰来的？”

“我坐火车来的。当时还穿着军装。”

“当时没危险吗？”

“不太危险。我有一份旧的调令。我在梅斯特雷把日期改了改。”

“亲爱的，你在这儿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不能让你这样。这样做太傻了。万一他们把你抓去了，我们到哪儿去呀？”

“这事别去想啦。我都想烦了。”

“他们要是来抓你，你怎么办？”

“开枪打他们。”

“你看你多傻，我不让你走出这个饭店，除非我们离开这儿。”

“我们上哪儿？”

“请别这样，亲爱的。你说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但是请你马上找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瑞士就在湖那边，我们可以去那儿。”

“那太好了。”

外面阴云密布，湖上阴暗下来。

“但愿我们不要总过着逃犯似的生活。”我说。

“亲爱的，别这样。你过逃犯似的生活并不长。我们也不会永远过逃犯的生活。我们会过得很快活的。”

“我觉得自己像个逃犯。我从部队里逃了出来。”

“亲爱的，请你理智些。不是逃离部队。那不过是意大利的军队。”

我笑起来：“你是个好姑娘。我们回床上去吧。我在床上感觉很好。”

过了一会儿，凯瑟琳说：“你不觉得像逃犯了吧？”

“是呀，”我说，“和你在一起，就不觉得了。”

“你是个傻孩子，”她说，“但是我会照顾你的。亲爱的，我早上并不想吐，这不是很好吗？”

“好极了。

“你不知道你有个多好的妻子。不过我不在乎。我会给你找个地方，让他们没法抓走你，然后我们可以快快活活地生活。”

“我们现在就去吧。”

“我们要去的，亲爱的。随便什么地方，随便什么时候，你要去我就去。”

“我们什么都别想了吧。”

“好的。”

第三十五章

凯瑟琳沿着湖边走，到小旅馆去看弗格森，我则坐在酒吧看报纸。酒吧间里有舒适的皮椅，我就坐在一张皮椅上看报，一直看到酒吧侍者进来。军队没有守住塔利亚门托河，他们正朝皮亚韦河撤退。我记得皮亚韦河。通往前线的铁路在圣多纳附近跨过那条河，那儿的河水很深，流速很慢，河面还很狭窄。河下边是蚊子滋生的沼泽和沟渠。那儿有些漂亮的小别墅。战前有一回我去科尔蒂纳丹佩佐(7)，曾在临河的山间走了几个小时。从山上望下去，那像是一条出鳟鱼的河流，水流湍急，形成一道道浅滩，山岩阴影下是一个个水潭。公路到了卡多雷就和河道岔开了。我有些纳闷：山上的部队是怎么撤下来的。这时酒吧侍者进来了。

“格雷菲伯爵在找你。”他说。

“谁呀？”

“格雷菲伯爵。你还记得上次你来这儿碰到的那个老人吧。”

“他在这儿吗？”

“是的，他和他侄女一起来的。我告诉他你在这儿。他要跟你打台球。”

“他在哪儿？”

“正在散步。”

“他怎么样了？”

“他越来越年轻了。昨天晚饭前，他喝了三杯香槟鸡尾酒。”

“他的台球打得怎么样？”

“不错。把我击败了。我跟他说你来了，他非常高兴。这儿没有人陪他玩。”

格雷菲伯爵九十四岁了。他和梅特涅(8)是同时代人，是个白发银髯的老人，举止优雅。曾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从事外交工作，他的生日宴会可是米兰社交界的一件大事。他眼看要活到一百岁，打得一手娴熟流畅的台球，和他九十四岁的脆弱身体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一回在旅游季节过后，我曾在斯特雷萨碰见过他，我们边打台球边喝香槟。我觉得这是个极好的习俗，而他一百分让我十五分，还赢了我。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在这儿？”

“我忘了。”

“还有谁在这儿？”

“没有你认得的人了。总共就六个人。”

“你现在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

“出去钓鱼吧。”

“我可以去一个小时。”

“走吧。带上钓鱼线。”

酒吧侍者穿上一件外衣，我们就出去了。我们来到湖边，弄了条小船，我划船，酒吧侍者坐在船尾，把头上带有旋转匙形诱饵和沉重铅坠的钓鱼线放开，去钓湖里的鳟鱼。我沿着湖岸划船，酒吧侍者手里扯着线，时而朝前抖动几下。从湖上看起来，斯特雷萨非常荒凉。一长排一长排光秃的树木，一座座大旅馆，还有不少关闭的别墅。我把船划过去，划到贝拉岛(9)，紧挨着石壁，那儿的湖水突然变深了，你看见石壁在清澈的湖水中低斜下去，接着我们又朝北划向渔人岛。太阳被一朵云遮住了，湖水黑暗平滑，寒气逼人。虽然看见有鱼上来在水面划出的涟漪，但却没有鱼上钩。

我把船划到渔人岛对面，那儿停靠着几只小船，有人在补渔网。

“我们去喝一杯吧？”

“好的。”

我把船划拢到石码头，酒吧侍者把钓鱼线收起来，卷好放在船底，把诱饵挂在船舷的上缘。我上了岸，把船拴好。我们走进一家小酒吧间，在一张没铺桌布的木桌边坐下，要了味美思。

“你划累了吧？”

“不累。”

“我划回去吧。”他说。

“我喜欢划船。”

“要是你来抓住钓鱼线，也许会转运的。”

“好吧。”

“告诉我战争怎么样了？”

“糟糕透了。”

“我不用去打仗。我年纪太大，像格雷菲伯爵一样。”

“也许你还得去。”

“明年他们会到我们这个阶层来招兵。但是我不去。”

“你怎么办呢？”

“出国去。我才不去打仗。我在阿比西尼亚(10)打过一次仗，真没劲。你为什么去打仗？”

“我不知道。我是个傻瓜。”

“再来一杯味美思？”

“好的。”

酒吧侍者划船回去。我们到斯特雷萨那边的湖上钓鱼，然后又划到离岸不远的地方去钓。我抓着绷紧的钓鱼线，感到那旋转中的诱饵在微微抖动，一边望着十一月阴暗的湖水和荒凉的湖岸。侍者荡着长桨，船每往前一冲，钓鱼线就跳动一下。有一次鱼上了钩：钓鱼线突然绷紧了，往后猛拉。我拽了拽，感到一条活生生的鳟鱼的分量，随后钓鱼线又抖动起来。鱼脱钩了。

“你觉得那鱼大吗？”

“相当大。”

“有一次我一个人出来钓鱼，我用牙齿咬住钓鱼线，一条鱼上钩了，差一点把我的嘴巴扯破。”

“最好的办法是把钓鱼线绕在腿上，”我说，“那样有鱼上钩你能感觉到，还不会给拽掉牙齿。”

我把手伸进湖里，湖水很冷。这时我们差不多到旅馆对面了。

“我得进去了，”酒吧侍者说，“赶十一点的班。L’heure du cocktail(11).”

“好吧。”

我收起钓鱼线，缠在一根两头有凹口的棍子上。侍者把船停放在石墙间一个小小的停泊处，用铁链和锁锁好。

“你什么时候要用，”他说，“我就把钥匙给你。”

“谢谢。”

我们来到旅馆，进了酒吧间。大清早我不想再喝酒，便上楼回房去。女侍刚收拾好房间，凯瑟琳还没回来。我躺到床上，尽量不去想事情。

凯瑟琳回来了，又没有事了。她说弗格森在楼下。她是来吃中饭的。

“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凯瑟琳说。

“不介意。”我说。

“怎么啦，亲爱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闲得慌。你现在只有我，而我又出去了。”

“是这样。”

“对不起，亲爱的。我知道突然间失去了一切，这种感觉一定很可怕。”

“我的生活本来是很充实的，”我说，“现在你要是不和我在一起，我在这世上就一无所有了。”

“可我会和你在一起的。我才走了两个小时。你真没有事情可做吗？”

“我和酒吧侍者钓鱼去了。”

“有意思吗？”

“是的。”

“我不在的时候，不要想我。”

“我在前线就是这么对付的。不过那时候有事可做。”

“丢了职业的奥赛罗。”她打趣说。

“奥赛罗是个黑人，”我说，“再说，我可不猜疑。我只是太爱你了，别的都无所谓。”

“你能不能做个乖孩子，对弗格森好一点？”

“我对弗格森一向是好的，只要她别骂我。”

“对她好点。想想我们什么都有，而她什么都没有。”

“我们所拥有的她不见得想要。”

“你是个聪明孩子，亲爱的，但你不大懂事。”

“我会对她好的。”

“我知道你会的。你太可爱了。”

“她吃完饭不会不走吧？”

“不会。我会打发她走的。”

“然后我们就到这楼上来。”

“当然。你以为我想做什么？”

我们下楼去和弗格森一道吃中饭。饭店和餐厅的富丽堂皇给弗格森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吃了一顿美餐，喝了两瓶卡普里白葡萄酒。格雷菲伯爵来到了餐厅，对我们点点头。他的侄女陪着他，她那模样有点像我祖母。我跟凯瑟琳和弗格森讲了讲他的情况，弗格森深有感触。饭店宏伟、豪华，空荡荡的没几个人，不过饭菜很好，酒也很爽口，喝了后大家都觉得很惬意。凯瑟琳没有必要再提高兴致了。她已经很开心了。弗格森也很快活。我自己也感觉挺不错。饭后弗格森回她的旅馆去了。她说她午饭后都要休息一会儿。

下午晚些时候，有人来敲我们的门。

“谁啊？”

“格雷菲伯爵问你愿不愿意陪他打台球。”

我看看表。我早就把表摘下来了，还放在枕头底下。

“你非去不可吗，亲爱的？”凯瑟琳小声问。

“我看还是去吧。”表上时间是四点一刻。我大声说：“告诉格雷菲伯爵，我五点钟到台球室。”

五点差一刻我吻别了凯瑟琳，走进浴室去穿衣服。我对着镜子系领带时，发觉自己穿着便装很奇怪。我得记住再去买些衬衫和袜子。

“你要去很久吗？”凯瑟琳问，她在床上看起来楚楚动人，“请把梳子递给我好吗？”

我看着她梳头发，她偏着头，头发全落到了一边。外头很暗，床头的灯光照在她的头发、脖颈和肩膀上。我走过去亲她，握住她拿梳子的手，她的头倒在枕头上。我吻她的脖子和肩膀。我太爱她了，爱得晕晕乎乎的。

“我不想去了。”

“我不想让你去。”

“那我就不去了。”

“别。去吧。只是一会儿，然后你就回来了。”

“我们就在这儿吃晚饭。”

“快去快回啊。”

我在台球室找到了格雷菲伯爵。他在练习击球，球台顶上的灯光照耀下来，他的身子显得很脆弱。在灯光圈外不远处的牌桌上，摆着一只放冰的银桶，冰块上露出两瓶香槟酒的瓶颈和瓶塞。我往球台走去时，格雷菲伯爵直起身子朝我走来。他伸出手：“你在这儿真让人太高兴了。你来和我打球实在太好了。”

“谢谢你盛情邀请我。”

“你痊愈了没有？他们告诉我，你在伊松佐受了伤。希望你康复了。”

“我挺好的。你好吗？”

“噢，我一向挺好。但是越来越老了。我发现了一些老迈的迹象。”

“不敢相信啊。”

“是的。想知道一个迹象吗？对我来说，讲意大利语来得容易些。我规定自己尽量不说，但是我人一累，就觉得说意大利语容易得多。所以我知道我在变老。”

“我们可以讲意大利语啊。我也有点累。”

“噢，不过你累的时候，讲英语还是比较容易的。”

“美国语。”

“是的。美国语。请你讲美国语吧。那是一种让人喜欢的语言。”

“我很少见到美国人。”

“你一定想念他们了。人们想念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女同胞。我有这种体验。我们是打台球呢，还是你太累了？”

“我不是真累。刚才是开玩笑的。你准备让我多少？”

“你近来打得多吗？”

“根本没打过。”

“你打得不错。一百分让十分吧？”

“你抬举我了。”

“十五分？”

“那挺好，不过你会赢我的。”

“我们玩点赌注怎么样？你总是喜欢下注的。”

“我看还是赌一点吧。”

“好吧。我让你十八分，我们就玩一分一法郎。”

他的球打得很棒，他让我十八分，打到五十分时我只领先四分。格雷菲伯爵按了按墙上的电铃，喊侍者进来。

“请开一瓶酒。”他说。然后他对我说：“我们来点小刺激吧。”酒冰凉的，不带甜味，味道挺醇。

“我们讲意大利语好吗？你不大介意吧？现在这成了我的癖好。”

我们继续打球，打几下喝口酒，用意大利语交谈，不过话讲得很少，还是专心打球。格雷菲伯爵打到一百分了，我加上他让的十八分，才打到九十四分。他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

“现在我们来喝另一瓶，你跟我谈谈战事吧。”他等我坐下来。

“谈别的什么都行。”我说。

“你不想谈战争吗？好吧。最近你看了什么书？”

“没看什么，”我说，“我这人恐怕很无聊。”

“不会的。不过你应该看看书。”

“战时能有什么书啊？”

“有个法国人巴比塞(12)，写了本书叫《火线》。还有《布里特林先生看穿了》(13)。”

“不，他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看穿。医院里有这些书。”

“那你一直在看书啦？”

“是的，不过没什么好看的。”

“我认为《布里特林先生看穿了》这本书对英国中产阶级的灵魂研究得很透彻。”

“我不知道灵魂是怎么回事。”

“可怜的孩子。我们谁也不知道灵魂是怎么回事。你信教吗？”

“夜里信。”

格雷菲伯爵笑了笑，用手指转转酒杯。“我原以为，人年纪越大就会变得越虔诚，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没有这样的变化。”他说，“真遗憾。”

“你死后还想活下去吗？”我问，马上意识到自己太愚蠢，居然提到死。但是他却不介意。

“那得看今世的生活了。我这一生过得挺快活的。我倒想长久活下去，”他笑了笑，“我也够长寿了。”

我们坐在深深的皮椅里，冰桶里放着香槟，我们中间的桌上摆着酒杯。

“你要是活到跟我一样老，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挺奇怪的。”

“你从不见老。”

“老的是身体。有时我怕我的手指会像粉笔那样折断。而精神是不老的，也不会变得多么聪明。”

“你是聪明的。”

“不，那是最大的谬误，说什么老人富有智慧。人老了并不会越来越聪明。只是越来越小心罢了。”

“也许这就是智慧。”

“这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智慧。你最珍惜什么？”

“我爱的人。”

“我也是这样。这可不是智慧。你珍惜生命吗？”

“是的。”

“我也是。因为我只有生命。还要做做寿。”他大笑起来，“你可能比我聪明。你不做寿。”

我们都喝了一口酒。

“你到底怎么看待战争？”我问。

“我认为战争是愚蠢的。”

“哪一边会打赢？”

“意大利。”

“为什么？”

“这是个比较年轻的国家。”

“年轻的国家总能打赢吗？”

“一度是这样的。”

“然后又怎么样呢？”

“他们也成了比较老的国家。”

“你说过你没有智慧。”

“好孩子，那不是智慧。那是愤世嫉俗。”

“我听起来倒是充满智慧。”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智慧。我可以给你举出反面的例子，不过也不算很糟糕。你的香槟喝完没有？”

“差不多了。”

“要不要再喝一点？然后就得换衣服去了。”

“也许不要再喝了吧。”

“你真不想再喝了吗？”

“是的。”他站起身来。

“我希望你非常走运，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健康。”

“谢谢。希望你长生不老。”

“谢谢。我已经长寿了。你要是以后变得虔诚了，我死后请替我祈祷。我拜托了几位朋友这么做。我原以为自己会虔诚起来，但是没做到。”我想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也说不准。他太老了，满脸皱纹，一笑起来全是皱纹，分不清层次。

“我也可能变得很虔诚，”我说，“无论如何，我会为你祈祷的。”

“我原以为自己会变得虔诚的。我的家人死时都很虔诚。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就是虔诚不起来。”

“为时过早吧。”

“也许太晚了。我大概活得太久了，已经失去了虔诚心。”

“我只有夜里才有虔诚心。”

“那你也恋爱了。别忘了，那也是一种虔诚心。”

“你这样认为吗？”

“当然。”他朝桌子走了一步，“你能来打球，太好了。”

“我也很高兴。”

“我们一道上楼去吧。”

第三十六章

那天夜里来了场暴风雨，我醒来听见雨点敲击窗玻璃的声音。雨从敞开的窗口打进来。有人敲门了。我怕惊醒凯瑟琳，便悄悄走到门口，把门打开。酒吧侍者站在外边。他穿着大衣，手里拿着顶湿帽子。

“能跟你谈谈吗，中尉？”

“什么事？”

“很严肃的事。”

我朝四下望望。房间里很暗。我看到地板上有窗口飘进来的雨水。“进来吧。”我说。我拉着他的胳膊走进浴室，锁上了门，打开了灯。我坐在浴缸的边沿上。

“什么事，埃米利奥？你遇到麻烦啦？”

“不。是你遇到麻烦了，中尉。”

“是吗？”

“他们早上要来逮捕你。”

“是吗？”

“我特意来告诉你。我到城里去了，在一家咖啡馆听到他们在议论。”

“原来如此。”

他站在那儿，衣服湿了，手里拿着他那顶湿帽子，一声不响。

“他们为什么要逮捕我？”

“为了战争的什么事。”

“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们知道你以前在这儿是个军官，现在到这儿没穿军装。这次撤退后，他们什么人都逮捕。”

我考虑了一会儿。

“他们什么时候来逮捕我？”

“早上。我不知道具体时间。”

“你说我怎么办呢？”

他把帽子放在洗脸盆里。帽子湿透了，一直往地板上滴水。

“你要是什么都不怕，被逮捕也没关系。不过被捕总不是好事——尤其是现在。”

“我不想被逮捕。”

“那就到瑞士去吧。”

“怎么去？”

“划我的船去。”

“有暴风雨啊。”我说。

“暴风雨过去了。风浪很大，但是你们不会有事的。”

“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马上。他们也许一大清早就来逮捕你。”

“我们的行李怎么办？”

“收拾起来。叫你夫人穿好衣服。行李交给我吧。”

“你在哪儿等呢？”

“就在这儿等。我怕在外边走廊上让人看见。”

我打开门，关上，走进卧室。凯瑟琳醒了。

“什么事，亲爱的？”

“没事，凯特，”我说，“你想不想马上穿好衣服乘船去瑞士？”

“你想去吗？”

“不，”我说，“我想上床睡觉。”

“怎么回事？”

“酒吧侍者说他们早晨要来抓我。”

“侍者疯了吗？”

“没有。”

“那就赶快吧，亲爱的，穿好衣服就可以动身了。”她在床边坐了起来，睡眼惺忪，“那个侍者待在浴室里吧？”

“是的。”

“那我就不梳洗了。请你转过脸去，亲爱的，我一会儿就穿好。”

她脱下睡衣时，我看到她洁白的背部，然后我就扭过头去，因为她叫我不要看。她怀着孩子，肚子有点大，就不想让我看见。我穿着衣服，听见雨敲打窗子的声音。我没有多少东西要装进手提包。

“你要是想放什么东西，凯特，我的提包里还有好多空地方。”

“我快收拾好了，”她说，“亲爱的，我太傻了，那个侍者为什么要待在浴室里？”

“嘘——他等着把我们的包提下去。”

“他太好啦。”

“他是个老朋友，”我说，“我有一次差一点给他寄去点烟斗烟丝。”

我朝敞开的窗子外边望着黑夜。我看不见湖，只看到黑夜和雨，但是风平静了些。

“我准备好了，亲爱的。”凯瑟琳说。

“好的。”

我走到浴室门口。“包在这儿，埃米利奥。”我说。侍者接过两只包。

“你帮我们真是太好了。”凯瑟琳说。

“这没什么，夫人，”侍者说，“我很愿意帮你们，这样我自己也不会招来麻烦。这么着吧，”他对我说，“我提着这些行李走员工楼梯下去，送到船上去。你们就假装出去散步。”

“这样的夜晚出去散步可真痛快啊。”凯瑟琳说。

“真是个糟糕的夜晚呀。”

“幸亏我有一把伞。”凯瑟琳说。

我们往走廊那头走去，从铺着厚地毯的宽楼梯上下了楼。楼梯底门旁，门房正坐在桌子后面。

他一见到我们，露出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不是要出去吧，先生？”他说。

“是的，”我说，“我们想到湖边看看暴风雨。”

“没有伞吗，先生？”

“没有，”我说，“这件大衣是防雨的。”

他怀疑地望望我的大衣。“我给你拿把伞吧，先生。”他说。他走开拿了把伞回来。“伞有点大，先生。”他说。我给了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噢，你太好了，先生。非常感谢。”他说。他把门打开，我们走到雨里去。他朝凯瑟琳笑笑，凯瑟琳也朝他笑笑。“别在暴风雨中待久了。”他说，“会给淋湿的，先生和太太。”他是门房的副手，他的英语是从意大利语逐字翻译过来的。

“我们会回来的。”我说。我们打着那把大伞走下小径，穿过又暗又湿的花园，穿过一条路，来到沿湖搭有棚架的小径。风现在由岸上朝湖面刮。这是十一月又冷又湿的风，我知道山里已在下雪了。我们沿着码头走，经过许多用铁链拴着的小船，来到该是侍者停船的地方。石码头下边，湖水一片漆黑。侍者从一排树边走出来。

“提包放在船上了。”他说。

“我想把船钱付给你。”我说。

“你有多少钱？”

“不太多。”

“你以后寄给我好了。没关系。”

“多少钱？”

“你看着给吧。”

“跟我说个价吧。”

“你要是平安过去了，就给我寄五百法郎吧。你要是平安到达了，不会在乎这点钱的。”

“好吧。”

“这是三明治。”他递给我一只小包，“酒吧间有的东西我都拿来了。全在这儿。这是一瓶白兰地和一瓶葡萄酒。”

我把这些东西塞进我的提包里：“我把这些东西的钱付给你吧。”

“好的，给我五十里拉吧。”

我把钱给了他。“白兰地是不错的，”他说，“不要怕给你太太喝。她还是上船吧。”他抓住船，船一起一伏地撞着石壁，我把凯瑟琳扶上船。她坐在船尾，用斗篷把自己裹了起来。

“你知道去什么地方吗？”

“沿湖北上。”

“你知道有多远吗？”

“要过卢伊诺。”

“要过卢伊诺、坎内罗、坎诺比奥、特兰扎诺。你只有到了布里萨戈，才算进入瑞士。你得穿过塔马拉山。”

“现在几点了？”凯瑟琳问。

“才十一点。”我说。

“你要是不停地划，早晨七点就该到那边了。”

“这么远吗？”

“三十五公里。”

“我们怎么走？这样的雨天，非得有罗盘仪不可。”

“不用。你划到贝拉岛。到了马德雷岛那边，就可以顺着风划。风会把你们带到帕兰扎。你可以看到灯光。然后靠近岸朝北走。”

“也许风会变向的。”

“不会，”他说，“这场风会这样刮上三天的。风是直接从马塔龙峰刮下来的。船上有个罐子可以舀水。”

“我现在就付点船钱给你吧。”

“不用。我还是冒个险吧。你要是平安到达了，就尽你所能付给我吧。”

“好吧。”

“我看你们是不会淹死的。”

“那就好。”

“顺风沿湖北上。”

“好的。”我上了船。

“旅馆的房钱你留下没有？”

“留下了。放在房间的一只信封里。”

“好的。祝你好运，中尉。”

“祝你好运。我们对你感激不尽。”

“你们要是淹死了，就不会感谢我了。”

“他说什么？”凯瑟琳问。

“他祝我们好运。”

“祝你好运，”凯瑟琳说，“非常感谢。”

“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他弯下腰，把船推离岸边。我用双桨划着水，随即抬起一只手挥了挥。侍者摆摆手表示不必客气。我看到旅馆的灯光，把船直划了出去，直到灯光看不见了。湖上波涛汹涌，不过我们是顺风划行。

第三十七章

我在黑暗中划着船，一直让风迎面吹着我。雨已经停了，只是偶尔下上一阵。天很黑，风又冷。我看得见凯瑟琳坐在船尾，但是桨片划下去，却看不见湖水。桨很长，把柄上没有皮套，有时难免不滑出手。我划桨，上提，往前倾身，触水，往下压，往后扳，尽量省着力划。因为顺风，我并不用摆平桨面。我知道手上会起泡，可我还想尽可能晚点起泡。船身很轻，划起来不费劲。我在黑暗的湖面上划行着。什么也看不见，只希望能早一点到达帕兰扎的对面。

我们始终没看到帕兰扎。风在湖面上刮着，我们在黑暗中划过了遮蔽帕兰扎的岬角，所以一直看不到灯火。等我们终于在湖上北边很远的近岸处望见灯光时，就发现到了因特拉。但是有很长时间，既看不见灯光，也看不见湖岸，只是在黑暗中乘风破浪，不断地划桨。有时一个浪头把船掀起，我的桨碰不到水面。湖上浪很大，但是我还在继续划，突然船贴近岸边，一道石岬耸立在我们旁边。浪打在石岬上，冲得很高，然后落下来。我使劲扳着右桨，用左桨倒着划，才又回到湖面上。石岬看不见了，我们继续沿湖北上。

“我们过了湖了。”我对凯瑟琳说。

“我们不是要看到帕兰扎吗？”

“已经划过去了。”

“你怎么样，亲爱的？”

“挺好。”

“我可以划一阵。”

“不，我能行。”

“可怜的弗格森，”凯瑟琳说，“早晨她会来旅馆，发现我们走了。”

“这我倒不大担心，”我说，“我只担心能否在天亮前进入瑞士湖区，别让海关警卫看见。”

“还很远吗？”

“离这儿大约三十公里。”

我整夜都在划船。后来我的手太疼了，几乎握不住桨了。有几次撞到岸上，差一点把船撞破。我让船靠近岸边走，因为害怕在湖上迷失方向，延误时间。有时船离湖岸好近，可以望见一溜树木、湖滨的公路和后边的高山。雨停了，风驱走了乌云，月亮露出了脸，我回头一望，看见了卡斯塔尼奥拉那黑乎乎的长岬、白浪翻腾的湖面以及湖后边高高雪山上的月色。后来乌云又把月亮遮住，高山和湖又消失了，不过现在比先前亮多了，我们看得见湖岸了。岸上的景物看得清清楚楚，我赶紧把船往湖上划，如果帕兰扎公路上有海关警卫的话，也好不让他们看见。月亮再露面时，我们可以看到湖滨山坡上的白色别墅，还有树隙间透露出的白色公路。我一直划个不停。

湖面越来越宽了，湖对面山脚下有些灯光，那应该是卢伊诺。我看到湖对岸高山间有个楔形的峡谷，我想那一定是卢伊诺。如果真是卢伊诺，我们的速度还真够快的。我收起了桨，朝座位上一靠。我划得极其疲惫。胳膊、肩膀和后背都在发疼，手也疼。

“我可以打着伞，”凯瑟琳说，“我们可以用伞当帆顺风行驶。”

“你会把舵吗？”

“我想会吧。”

“你拿着这把桨，夹在胳膊底下，紧挨着船边把舵，我来撑伞。”我回到船尾，教她如何拿桨。我拿起门房给我的那把大伞，面对船头坐下，把伞撑开。伞啪的一声打开了。伞柄钩住了座位，我双手拉住伞的边缘，跨坐在伞柄上。伞里鼓满了风，我感到船猛然往前加速了，便竭力抓住伞的边缘。伞拽得很紧。船在快速行进。

“船行驶得太棒了。”凯瑟琳说。我只看得见伞的骨架。伞给风绷得紧紧的，直往前拽，我觉得我们在跟着伞前进。我使劲蹬住双脚，紧紧拽住伞，突然伞一歪，我感觉一根伞骨啪的一声打在我的前额上，当我伸手去抓那被风刮歪的伞顶时，整个伞给吹翻了，本来我一直抓着一个灌满风的帆，现在却跨在一个里朝外的破伞的柄上。我把钩在座位上的伞柄解下来，把伞搁在船头，回到凯瑟琳那儿去拿桨。她在大笑。一把抓住我的手，笑个不停。

“怎么啦？”我接过桨。

“你抓着那东西的样子真滑稽。”

“我想是吧。”

“别生气，亲爱的。太滑稽啦。你看上去有二十英尺宽，抓着伞的边缘，显得好亲密啊——”她笑得喘不过气来。

“我来划吧。”

“休息一下，喝一点酒。这是个了不起的夜晚，我们赶了好远的路。”

“我得让船避开浪谷。”

“我给你倒杯酒。你得稍微休息一下，亲爱的。”

我举起双桨，划着船前进。凯瑟琳打开提包。拿出白兰地瓶子递给我。我用折刀撬开瓶塞，喝了一大口。酒味醇和，热辣辣的，热气透过全身，我感觉暖和快活起来。“这白兰地真不错。”我说。月亮又躲起来了，但是我看得见湖岸。前边似乎又有个小岬，深深地伸入湖中。

“你觉得暖和吗，凯特？”

“我挺好。只是身子有点僵。”

“把水舀出去，你可以把脚放下来。”

随后我又划船，听着桨架声、划水声和船尾座位下传来的白铁罐子的舀水声。

“把舀水罐子递给我好吗？”我说，“我想喝口水。”

“罐子太脏了。”

“没关系。我来洗一洗。”

我听见凯瑟琳在船边洗罐子的声音。随后她把罐子汲满水，递给了我。我喝了白兰地口很渴，而湖水又冰凉，冰得牙齿发痛。我朝岸边望望。我们离那长岬更近了。前头湖湾上有灯光。

“谢谢。”我说，把铁罐子递回去。

“别客气，”凯瑟琳说，“你想喝，水多着呢。”

“你不想吃点东西吗？”

“不想。我过一阵才会饿。我们留到那时候吃吧。”

“好的。”

先前看上去像个小岬的地方，原来是个又长又高的陆岬。我往湖里划了很远，才绕了过去。湖面现在狭窄多了。月亮又出来了，海关警察要是注意观察，就能看到我们的船黑乎乎地待在湖面上。

“你怎么样，凯特？”我问。

“我挺好。我们到哪儿啦？”

“我想我们大不了还有八英里。”

“划起来可挺远的，可怜的宝贝。你没累坏吧？”

“没有。我还行。只不过手有些疼。”

我们继续往湖北面划。右岸的山上有一个缺口，露出一条低平的湖岸线，我想那一定是坎诺比奥。我把船划得离岸远远的，因为从现在起很有碰上海关警察的危险。前方对岸有一座圆顶的高山。我太疲惫了。划起来距离并不算远，但是人若不在状态，那就显得远了。我知道我必须过了那座高山，再往北划至少五英里，才能进入瑞士水域。现在月亮快要下去了，但是还没等它落下，天空又阴云密布，变得一片黑暗。我把船使劲往湖里划，划一会儿，歇一会儿，抬起双桨，让风吹着桨叶。

“让我来划一会儿吧。”凯瑟琳说。

“我想不该让你划。”

“瞎说。划一划对我有好处。可以使我不至于身子发僵。”

“我想你不能划，凯特。”

“瞎说。适度的划船对孕妇很有好处。”

“好吧，你就适度地划一会儿。我先回船尾，你再过来。你过来时，双手抓住船舷。”

我披上大衣，翻起衣领，坐在船尾看凯瑟琳划船。她划得挺好，只是桨太长，有点不顺手。我打开提包，吃了两块三明治，喝了一口白兰地。这样一来精神好多了，我又喝了一口酒。

“你累了就说一声，”我说，“当心点，别把桨撞到肚子上。”

“要是撞到了，”凯瑟琳说，“那人生就简单多了。”

我又喝了一口白兰地。

“你怎么样啦？”

“挺好。”

“你想歇一歇就说一声。”

“好的。”

我又喝了一口白兰地，然后抓住两边的舷缘，往前移动。

“别。我划得挺好啊。”

“回到船尾去。我休息够了。”

借助白兰地的力量，我轻松而沉稳地划了一阵。随后我就一桨深一桨浅地没了准头，不久便乱划一气，因为喝了白兰地后划得过猛，嘴里涌起一股淡淡的褐色胆汁味。

“给我点水喝好吗？”我说。

“这好办。”凯瑟琳说。

天还没亮，下起毛毛雨来。风不知是停了，还是被弯曲的湖岸边的高山挡住了。我一发觉天快亮了，便专心地划起船来。我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一心想进入瑞士的水域。天开始放亮时，我们离湖岸很近了。我望得见那岩岸和树木。

“那是什么？”凯瑟琳说。我停桨倾听。发现一条小汽艇在湖上突突突地行驶。我赶紧把船划近岸边，静悄悄地趴在那儿。那突突声来得更近了，随即便看见那汽艇在雨中行驶，离我们的船尾不远。汽艇尾部有四名海关警察，阿尔卑斯山式的帽子拉得低低的，斗篷的领子往上翘着，背上斜挂着卡宾枪。一大清早，他们看上去个个昏昏欲睡。我看得见他们帽子上的黄色和斗篷领子上的黄色徽标。汽艇突突地开过去，在雨中消失了。

我把船朝湖中划去。要是我们离边境很近了，我可不想让湖滨公路上的哨兵叫住。我让船处在刚能看到湖岸的位置，在雨中划了三刻钟。我们又听见了汽艇声，我连忙把船停下来，直到引擎声在湖那边消失。

“我想我们到瑞士了，凯特。”我说。

“真的吗？”

“这也难说，除非见到瑞士的陆军部队。”

“或者瑞士的海军。”

“瑞士海军对我们可不是好玩的。我们最后听到的那艘汽艇，可能就是瑞士海军的。”

“要是我们真到了瑞士，就好好吃一顿早餐吧。瑞士有非常好的面包卷、黄油和果子酱。”

天已经大亮，又下着蒙蒙细雨。湖北边还刮着风，我们眼见着滔滔白浪从我们这里腾起，朝湖北边翻卷。我敢肯定，我们现在到了瑞士。湖滨树木后边有许多房屋，离岸不远处还有一个村庄，村里有些石砌房屋，山上有些别墅，还有一座教堂。我一直在往湖滨公路上张望，看有没有卫兵，但是一个也没看到。公路现在离湖很近，我看见一名士兵从路边一家咖啡店走出来。他身穿灰绿色的军装，头戴德国兵的帽盔。他长着一张看上去很健康的面庞，留着一撮牙刷般的小胡子。他朝我们望望。

“朝他招招手。”我对凯瑟琳说。凯瑟琳招招手，那士兵尴尬地笑了笑，也招了招手。我放慢了划船速度。我们正经过村前的水边。

“我们一定深入瑞士境内了。”我说。

“我们要有把握才行，亲爱的。可别让他们把我们从边境线上押回去。”

“边境线早过了。我想这就是海关边镇。我相信这准是布里萨戈。”

“这儿不会有意大利军警吧？海关边镇通常驻有两国军警。”

“战时可没有。我想他们不会让意大利军警过境的。”

这是个相当漂亮的小镇。码头上泊着许多渔船，渔网摊在架子上。虽然下着十一月的蒙蒙细雨，但是小镇看起来又欢快又干净。

“那我们该上岸吃早饭吧？”

“好的。”

我用力划左桨，向岸上靠近，随即把船拉直，往码头靠拢，然后把船打横，靠上码头。我收起桨，抓住码头上的一个铁环，踏上湿淋淋的石码头，算是到了瑞士。我拴好船，伸手去拉凯瑟琳。

“上来吧，凯特。感觉真开心。”

“行李怎么办？”

“放在船上吧。”

凯瑟琳上了岸，我们一起到了瑞士。

“多美丽的国家呀。”她说。

“不是很棒吗？”

“我们去吃早饭吧！”

“这不是个很棒的国家吗？我喜欢我脚底走路的感觉。”

“我人都僵了，脚底下感觉不大灵敏。不过我觉得这是个好棒的国家。亲爱的，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来到了这儿，离开了那个该死的地方？”

“意识到了。我真的意识到了。我从前什么也意识不到。”

“瞧瞧那些房子。那不是个很好的广场吗？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吃早饭。”

“这雨下得不是很好吗？意大利从没下过这样的雨。这雨下得多带劲呀。”

“我们到这儿了，亲爱的！你意识到我们到这儿来了吗？”

我们进了咖啡店，在一张干净的木桌旁坐下。我们兴奋得如醉如痴。一个仪态优雅、模样清净、围着围裙的妇人过来问我们要吃什么。

“面包卷、果酱和咖啡。”凯瑟琳说。

“对不起，战争时期我们没有面包卷。”

“那就面包吧。”

“我可以给你们烤面包。”

“好的。”

“我还要几个煎鸡蛋。”

“先生来几个？”

“三个。”

“来四个吧，亲爱的。”

“四个鸡蛋。”

那妇人走开了。我亲亲凯瑟琳，紧紧握住她的手。我们相互望望，又瞧瞧咖啡店。

“亲爱的，亲爱的，这不是太好了吗？”

“棒极了。”我说。

“我不在乎有没有面包卷，”凯瑟琳说，“我整夜都想着要吃面包卷。但是我不在乎。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想他们很快就要来抓我们了。”

“不要紧，亲爱的。我们先吃早饭。吃了早饭被抓走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时候他们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英国和美国公民。”

“你有护照吧？”

“当然有。噢，我们别谈这事了。还是开心点吧。”

“我是再开心不过了。”我说。一只胖灰猫竖起羽毛似的尾巴，穿过地板来到我们桌前，弓起身子靠在我的腿上，每摩擦一下就要呼噜一声。我伸手去抚摩它。凯瑟琳十分开心地对我笑笑。“咖啡来了。”她说。

早饭后他们逮捕了我们。我们先到村里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到码头去取行李。一名士兵正守着我们的小船。

“这是你们的船吗？”

“是的。”

“你们从哪儿来的？”

“从湖上来的。”

“那我得请你们跟我走。”

“行李怎么办？”

“你们可以带上。”

我拎着提包，凯瑟琳走在我旁边，士兵跟在我们后面，一起朝老海关走去。海关里有一名中尉，人很瘦，很有军人气质，他来审问我们。

“你们是什么国籍？”

“美国和英国。”

“给我看看护照。”

我把我的护照递给他，凯瑟琳从皮包里掏出她的护照。

他查看了好长时间。

“你为什么要这样划着船到瑞士来？”

“我是个爱好运动的人，”我说，“划船是我最喜爱的运动。我一有机会就划船。”

“你为什么上这儿来？”

“来搞冬季运动。我们是游客，想搞冬季运动。”

“这儿可不是搞冬季运动的地方。”

“这我们知道。我们想去有冬季运动的地方。”

“你们在意大利是做什么的？”

“我学建筑。我表妹学美术。”

“为什么离开那里？”

“我们想搞冬季运动。那边在打仗，没法学建筑。”

“请你们在这里等一等。”中尉说。他拿着我们的护照回到房里。

“你太棒了，亲爱的，”凯瑟琳说，“就坚持这个说法。你要搞冬季运动。”

“你懂点美术知识吧？”

“鲁本斯(14)。”凯瑟琳说。

“画的人物又大又肥。”我说。

“提香(15)。”凯瑟琳说。

“提香画中的橙红色头发，”我说，“曼特尼亚(16)怎么样？”

“别问太难的，”凯瑟琳说，“不过我对他有所了解——非常冷酷。”

“非常冷酷，”我说，“画了很多钉眼。(17)”

“你瞧我可以给你做个好妻子，”凯瑟琳说，“我要能和你的顾客谈美术。”

“他来了。”我说。瘦削的中尉拿着我们的护照，从海关屋子的那一头走来。

“我得把你们送到洛迦诺去，”他说，“你们可以乘上马车，由一名士兵和你们一道去。”

“好吧，”我说，“船怎么办？”

“船给没收了。你们的提包里有什么东西？”

他把两只包检查了一番，把那四分之一瓶白兰地举在手里。“跟我喝一杯吧？”我问。

“不啦，谢谢。”他挺直身子，“你身上有多少钱？”

“两千五百里拉。”

他一听顿生好感：“你表妹呢？”

凯瑟琳有一千二百里拉多一点。中尉很高兴。他对我们的态度不像刚才那么傲慢了。

“你要是想搞冬季运动，”他说，“文根是个好地方。我父亲在文根开了一家上好的旅馆。一直都在营业。”

“那太好了，”我说，“你能把旅馆的名字告诉我吗？”

“我给你写在一张卡片上。”他很有礼貌地把卡片递给我。

“士兵会把你们送到洛迦诺。他会替你们保管护照。我很抱歉，这是必不可少的手续。到了洛迦诺，他们很可能发给你一张签证，或者是一张警方许可证。”

他把两份护照交给士兵，我们拎起提包到村里去叫马车。“喂。”中尉对那士兵喊道。他用德国土语对士兵说了点什么。士兵背上枪，拎起了背包。

“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我对凯瑟琳说。

“非常实际。”

“非常感谢。”我对中尉说。他摆摆手。

“为你服务！”他说。我们跟着士兵进了村。

我们乘坐马车往洛迦诺驶去，士兵和车夫一起坐在前座上。到了洛迦诺，事情办得倒还顺利。他们盘问了我们，不过还挺客气，因为我们有护照也有钱。依我看，我们说的话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自己也觉得很荒谬，不过倒是很像在法庭上。你不需要考虑合理不合理，只要法律上讲得过去，然后就坚持下去，不必加以解释。我们有护照，又愿意花钱。所以他们给了我们临时签证。这签证随时可以吊销。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得向警察报告。

我们能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吗？是的。我们想去哪儿呢？

“你想去哪儿，凯特？”

“蒙特勒(18)。”

“那是个很好的地方，”官员说，“我想你们会喜欢那地方的。”

“洛迦诺这儿就是个很好的地方，”另一位官员说，“我想你们一定会非常喜欢洛迦诺这个地方的。洛迦诺是个很迷人的地方。”

“我们想找个有冬季运动的地方。”

“蒙特勒可没有冬季运动。”

“你说什么呀，”另一位官员说，“我就是蒙特勒人。在蒙特勒—伯尔尼高地铁路沿线绝对有冬季运动。你否认这一点是没有根据的。”

“我没有否认。我只是说蒙特勒没有冬季运动。”

“我对此提出异议，”另一位官员说，“我对你的说法提出异议。”

“我坚持这么说。”

“我对这说法提出异议。我本人就乘小雪橇进入过蒙特勒的街道。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乘小雪橇当然算冬季运动。”

另一个官员转向我。

“你认为乘小雪橇算是冬季运动吗，先生？跟你说吧，你在洛迦诺这儿会觉得很舒服的。你会发现这儿的气候有益于健康，你会发现这儿的环境幽美迷人。你会非常喜欢这儿的。”

“这位先生表示想要去蒙特勒。”

“乘小雪橇是怎么回事？”我问。

“你瞧他还从没听说过乘小雪橇！”

这对第二位官员来说可是很重要的。他听了十分高兴。

“小雪橇，”第一位官员说，“就是平底雪橇。”

“恕我不敢苟同，”另一位官员摇摇头，“我又得提出不同意见。平底雪橇和小雪橇大不相同。平底雪橇是在加拿大用平板做成的。小雪橇是装有滑板的普通雪橇。讲究精确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乘平底雪橇吗？”我问。

“当然能，”第一位官员说，“你完全可以乘平底雪橇。蒙特勒有很好的平底雪橇出售。奥克斯兄弟公司就卖这种雪橇。他们特地进口平底雪橇。”

第二位官员转过脸去。“乘平底雪橇，”他说，“得有专门的滑雪道。你总不能乘平底雪橇滑到蒙特勒的大街上吧。你们现在住在这里什么地方？”

“我们还不知道，”我说，“我们刚乘车从布里萨戈赶来。马车还停在外边。”

“你们去蒙特勒是没错的，”第一位官员说，“你们会发现这儿的天气又美丽又宜人。你们要搞冬季运动，用不着跑多远。”

“你们若是真要搞冬季运动，”第二位官员说，“就该到恩加丁或者缪伦。我反对有人建议你们去蒙特勒搞冬季运动。”

“蒙特勒北面的莱萨旺可以进行各种很好的冬季运动。”蒙特勒的支持者对他的同事怒目而视。

“先生们，”我说，“我们恐怕得走了。我表妹很累了。我们就到蒙特勒试试看。”

“我祝贺你。”第一位官员握握我的手。

“我想你们离开洛迦诺会后悔的，”第二位官员说，“不管怎么说，你都得向蒙特勒的警察局报到。”

“警察局不会跟你们过不去的，”第一位官员向我担保说，“你们会发现所有的居民都非常客气友好。”

“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我说，“非常感激你们的指点。”

“再见，”凯瑟琳说，“非常感谢你们两位。”

他们躬身把我们送到门口，洛迦诺的支持者有点冷淡。我们下了台阶，上了马车。

“天哪，亲爱的，”凯瑟琳说，“难道我们就不能早点走吗？”我把其中一位官员推荐的旅馆名字告诉了车夫。他拉起了马缰绳。

“你已经忘了军队。”凯瑟琳说。那士兵还站在马车旁。我给了他一张十里拉钞票。“我还没有瑞士钞票。”我说。他谢谢我，行了个礼走了。马车出发了，朝旅馆驶去。

“你怎么会选中蒙特勒的？”我问凯瑟琳，“你真想去那儿吗？”

“这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地方，”她说，“那地方不错。我们可以在山上找个地方住。”

“你困了吗？”

“我现在就睡着了啊。”

“我们要好好睡一觉。可怜的凯特，你熬过了一个艰苦的漫漫长夜。”

“我觉得挺开心的，”凯瑟琳说，“尤其是你撑着伞行驶的时候。”

“你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瑞士吗？”

“不，我就怕醒来时发现不是真的。”

“我也是。”

“这是真的吧，亲爱的？我不是坐着车子到米兰站给你送行吧？”

“希望不是。”

“别那么说。这样说让我惊慌。也许那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昏昏沉沉的，什么也不知道。”我说。

“让我看看你的手。”

我伸出手去。两手都起了水疱。

“我肋旁可没有钉痕。”我说。

“不要亵渎。”

我觉得很累，脑子迷迷糊糊的。原先的兴奋劲全消失了。马车顺着街道行驶。

“可怜的手。”凯瑟琳说。

“别碰，”我说，“老天做证，我真不知道我们究竟到哪儿了。我们去哪儿呀，车夫？”

车夫勒住马。

“去大都会大饭店。难道你不想去那儿吗？”

“想去，”我说，“没事了，凯特。”

“没关系，亲爱的。别烦恼。我们要好好睡一觉，明天你就不会头晕了。”

“我晕晕乎乎的，”我说，“今天就像一场滑稽戏。也许我饿了。”

“你不过是累了，亲爱的。你会没事的。”马车停在饭店门前。有人出来帮着拿行李。

“我觉得没事。”我说。我们走下人行道，往饭店走去。

“我知道你会没事的。你只是累了。你好久没睡觉了。”

“我们总算到了。”

“是的，我们真的到了。”

我们跟着提行李的伙计走进饭店。

(1)　斯特雷萨是意大利皮埃蒙特区的一座城镇，是疗养旅游胜地。

(2)　马根塔门是米兰的西门。

(3)　利瑞歌是米兰的一家歌剧院。

(4)　赫尔维西亚是古时欧洲中部一地区的罗马名称，相当于现代瑞士的西部。

(5)　《非洲女》是德国音乐家梅耶贝尔（1791—1864）所写的五幕歌剧。

(6)　指马焦雷湖。该湖位于意大利北部，距米兰约90公里，湖北端位于瑞士境内。四面环山，绿丘环抱，以风景优美、文史财富丰厚著称。湖西畔的斯特雷萨是最吸引游客的一个小镇，贝拉岛、马德雷岛等都是湖上有名的风景点。

(7)　科尔蒂纳丹佩佐是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冬季运动胜地，1956年冬奥会在此举行。

(8)　梅特涅（1773—1859），曾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

(9)　贝拉岛，也叫美丽岛，是马焦雷湖上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

(10)　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11)　意大利语，意为“鸡尾酒时间”。

(12)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记者、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壕里写成《火线》，揭露战争的罪恶。

(13)　这是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一部反战小说，发表于1916年。

(14)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巴罗克艺术代表。

(15)　提香（1488/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最杰出的代表。

(16)　曼特尼亚（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巴杜亚派画家，名画有《哀悼基督》。

(17)　曼特尼亚在《哀悼基督》一画中，在基督的尸体上画出了钉痕。

(18)　蒙特勒位于日内瓦湖的东畔，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小镇，也是瑞士历史最悠久的旅游疗养地，并有专线火车通上风光迷人的山顶。

第五部

第三十八章

那年秋天雪下得很晚。我们住在山坡松林中的一栋褐色木屋里，夜里下了霜，梳妆台上的两只水罐在早上便结了一层薄冰。古丁根夫人一大早就进房来，关上窗子，在一个高瓷炉里生起火来。松木噼里啪啦作响，冒出火花，随即炉火便熊熊燃烧，古丁根夫人第二次进来时，就拿来了烧火用的大块木头和一罐热水。等房间暖和起来，她端来了早饭。我们坐在床上吃饭时，可以望见外面的湖(1)和湖对面法国那边的山。山顶上积着雪，湖水则是灰蒙蒙的钢青色。

外边，在这瑞士农舍前，有一条上山的路。车辙和两边的棱都被霜冻得像铁一样坚硬，小路不断地往上爬，穿过森林，绕到山上，来到一片草地上，草地靠森林边上有仓房和木屋，俯瞰着山谷。山谷很深，谷底有一条溪水，向下流人湖中，风从山谷那边吹来，可以听见岩石间淙淙的水声。

有时我们离开小路，踏上穿过松林的小径。森林里的地面走起来软绵绵的，霜把山路冻结了，却没有把这儿冻结。我们不大在乎山路的坚硬，因为我们靴子的前后跟都有钉子，后跟上的钉子扎进冰冻的车辙，走在山路上倒是很舒适，也很带劲。不过在森林里走路，也是很惬意的。

我们住房的前面，山路很陡地通到湖边的小平原，我们坐在洒满阳光的门廊上，看见山路沿着山坡蜿蜒而下，低一点山坡上的梯田形葡萄园里，随着冬季来临，葡萄藤都已凋零，田园中间用石墙隔开，而葡萄园底下便是镇上的房屋，沿着湖滨形成一片狭窄的平地。湖中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两棵树，看上去就像渔船的双帆。湖对面山峰陡峭险峻，湖的尽头就是罗纳河河谷，那是夹在两座山脉之间的一片平川。河谷上游被山峰切断的地方，就是南牙峰。那是一座白雪皑皑的高山，俯视着河谷，不过距离太远，没有投下阴影。

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们就在门廊上吃饭，其余时间都在楼上的小房间里吃，房间四面都是朴实无华的木壁，角落里有一个大火炉。我们在城里买来书和杂志，还买了一本《霍伊尔牌戏大全》，学会了不少两人玩的牌戏。那个装炉子的小房间就是我们的起居室。里头有两把舒适的椅子，一张放书和杂志的桌子，饭桌收拾干净后，我们就在上面玩牌。古丁根夫妇住在楼下，我们晚上有时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在一起也很幸福。男的原是旅馆的侍者领班，女的在同一家旅馆当女侍，他们存了钱买下这个地方。他们有个儿子，正在学习当侍者领班。目前他在苏黎世一家旅馆当学徒。楼底下有个客厅，夫妇俩在那里卖葡萄酒和啤酒，晚上有时候我们能听见外边路上有马车停下来，车上的人走上台阶到客厅里喝酒。

起居室外边的走廊里有一箱木头，我用这箱木头确保炉火不灭。不过我们夜里并不熬得太晚。我们在大卧室里摸黑上床睡觉，我脱了衣服，就打开窗子，看看夜色、寒星和窗下的松树，然后尽快上床。空气又冷又清新，窗外夜色苍茫，躺在床上着实舒服。我们睡得很香，要是夜间醒来，那就只有一个原因，我会把羽毛褥垫扯掉，动作非常轻柔，免得把凯瑟琳惊醒，然后又睡着了，暖暖和和的，盖的被子少了一点，觉得轻松了一些。战争似乎离得很远了，好像是别人大学里举行的足球比赛。不过我从报纸上得知，因为还没有下雪，山里还在打仗。

有时我们从山上下来，走到蒙特勒。下山有一条路，但是路很陡，因此我们通常上了那条路，然后走到田野间那条又宽又硬的路上，接着又往下在葡萄园的石墙中间走，再往下就沿路在村里的房屋间走了。那儿有三个村子：切尔尼克斯、丰塔尼凡，还有一个名字我忘了。我们沿途经过一座古老的方形石头城堡，矗立在山坡边一个岩脊上，山坡上有一层层的葡萄园，每棵葡萄都绑在一根木杆上，撑着葡萄藤，葡萄藤都已干枯，变成了褐色，泥土在等着下雪，底下的湖面平平的，呈现钢一般的灰色。城堡往下，下山的路有一段很长的坡路，然后向右拐弯，路面用卵石铺成，陡陡地朝下通到蒙特勒。

我们在蒙特勒没有一个熟人。我们沿着湖边走，看到了天鹅，还有许多海鸥和燕鸥，等你一走近，它们就呼啦啦地飞起来，一边俯视着水面，一边尖声地啼叫。湖中有一群群的䴙䴘，又小又黑，在湖上游动时，后面留下一道道水痕。我们沿城里的大街走着，一边朝店铺的橱窗里张望。许多大饭店都关门了，但是商店大多都还开着，人们见到我们都很高兴。那里有家很好的发廊，凯瑟琳总去那儿做头发。开发廊的女人性情非常开朗，是我们在蒙特勒所认识的唯一一个人。凯瑟琳去发廊的时候，我到一家啤酒店去喝慕尼黑黑啤酒，看看报纸。我看的是意大利的《晚邮报》和从巴黎转来的英美报纸。报上一概不准刊登广告，据说是为了防止有人以这种方式跟敌人秘密传递消息。报纸读起来不是滋味。情况到处都很糟糕。我背靠椅子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大杯黑啤酒和一包打开的光面纸包装的椒盐卷饼，一边吃咸卷饼来下啤酒，一边看战事灾难新闻。我以为凯瑟琳会过来，但她并没有来，我只好把报纸放回架子上，付了啤酒钱，上街去找她。天又冷又暗，一派寒冬景象，连房子的石头看上去也是冰冷的。凯瑟琳还在发廊。女美发师在给她烫头发。我坐在小间里观看。这样看着真让人兴奋，凯瑟琳笑盈盈地跟我说话，我因为兴奋，嗓音有点嘶哑。卷发钳发出悦耳的嗒嗒声，我可以从三面镜子里看到凯瑟琳，待在小间里真是又温暖又舒服。接着美发师把凯瑟琳的头发向上梳好，凯瑟琳往镜子里瞧瞧，做了一点调整，把发夹抽掉几个，又在别处插上几个。然后凯瑟琳站起身来：“对不起，花了这么长时间。”

“先生很感兴趣。难道不是吗，先生？”女人笑道。

“是的。”我说。

我们出来走到街上。天气又冷又凄寒，还刮起了风。“噢，亲爱的，我太爱你了。”我说。

“我们不是过得很快活吗？”凯瑟琳说，“哎，我们找个地方去喝啤酒，不喝茶。这对小凯瑟琳很有好处。能让她长得小巧。”

“小凯瑟琳，”我说，“这个小懒虫。”

“她一直很乖，”凯瑟琳说，“一点都不烦人。医生说啤酒对我有好处，能让她长得小巧。”

“你要是让她长得小巧，而她又是个男孩，将来也许能当骑师。”

“我们要是真把这孩子生下来，我想我们应该结婚呀。”凯瑟琳说。我们来到了啤酒店，坐在角落里的桌子边。外边天渐渐黑了。其实时间还早，只是天已经暗下来，暮色又早早降临了。

“我们现在就结婚吧。”我说。

“不，”凯瑟琳说，“现在太尴尬了。我这模样太显眼了。处于这种状态，我不会当着任何人的面结婚。”

“我们要是结过婚就好了。”

“我觉得那样会好一些。不过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亲爱的？”

“我不知道。”

“有一点我知道。我可不要在这大腹便便的状态下结婚。”

“你并不大腹便便呀。”

“噢，我是的，亲爱的。美发师问我这是不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撒谎说不是的，我们生过两男两女。”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等我瘦下来，什么时候都行。我们要办一个壮观的婚礼，让人人认为我们是一对漂亮的年轻夫妇。”

“你不担忧吗？”

“亲爱的，我为什么要担忧呢？我只有一次感到不好受，就是在米兰那次，我觉得自己像个妓女，不过那种感觉只持续了七分钟，再说主要还是因为房间里的陈设。难道我不是个好妻子吗？”

“你是个可爱的妻子。”

“那就别太拘泥形式了，亲爱的。我一瘦下来就跟你结婚。”

“好吧。”

“你看我是不是应该再喝一杯啤酒？医生说我的臀部太窄，我们最好让小凯瑟琳长得小巧一点。”

“他还说了什么？”我担心起来。

“没说什么。我的血压很棒，亲爱的。他对我的血压大为赞赏。”

“对你臀部太窄，他是怎么说的？”

“没说什么。什么也没说。他说我不能滑雪。”

“很有道理。”

“他说我要是以前从没滑过雪，现在再滑就太晚了。他说我可以滑雪，只要不摔跤。”

“他是个好心人，就爱开玩笑。”

“他人真是挺好。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找他接生吧。”

“你有没有问他你该不该结婚？”

“没有。我跟他说我们已经结婚四年了。你知道，亲爱的，我要是嫁给了你，我就是美国人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根据美国法律结婚，孩子就是合法的。”

“你这是从哪儿得知的？”

“从图书馆的纽约《世界年鉴》上看到的。”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我很喜欢做美国人，我们要去美国吧，亲爱的？我想去看看尼亚加拉大瀑布。”

“你是个好姑娘。”

“还有个地方我想去看看，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屠宰场(2)吗？”

“不是。我想不起来了。”

“伍尔沃斯大厦(3)？”

“不是。”

“大峡谷？”

“不是。但是大峡谷看看也行。”

“那是什么？”

“金门(4)！我想看的就是金门。金门在哪儿？”

“旧金山。”

“那我们就去那儿吧。反正我想看看旧金山。”

“好的。我们就去那儿。”

“现在我们回山上去吧。好吗？我们能不能赶上蒙特勒到伯尔尼高地的火车？”

“五点多一点有一班。”

“我们就乘这一班吧？”

“好的。我先再喝一杯啤酒。”

我们出了酒店走上街，爬上到车站的楼梯，天气非常冷。一股寒风从罗纳河谷刮来。商店橱窗里亮着灯，我们爬上陡峭的石阶来到上边一条街，然后又爬了一段楼梯到了火车站。电动火车在那里等着，车里的灯都开着。那里有个钟盘，显示着开车的时间。上面的指针指向五点十分。我看着车站的钟。五点零五分。我们上车时，我看见司机兼列车长从车站的酒店里出来。我们坐下来，打开窗子。火车用电气取暖，有些闷热，不过窗外有新鲜的冷空气吹进来。

“你累了吧，凯特？”我问。

“不累。我感觉很好。”

“路程不太远。”

“我喜欢乘车，”她说，“别为我担心，亲爱的。我感觉很好。”

直到圣诞节前三天，才开始下雪。一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下雪了。炉子里的火呼呼燃烧，我们待在床上，看着外边雪花飞扬。古丁根夫人收走了早饭的盘子，往炉子里又添了些木柴。这是场大暴风雪。她说半夜左右就开始下了。我走到窗前，往外看去，可路的对面就看不清了。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我回到床上，我们躺下来说话。

“我要是能滑雪就好了，”凯瑟琳说，“不能滑雪真是太糟糕了。”

“我们去弄部连橇来，到路上去滑滑。对你来说，这不会比乘车还糟糕吧。”

“不会颠得很厉害吧？”

“滑滑看吧。”

“希望不要颠得太厉害。”

“过一会儿我们到雪上走走。”

“中饭前去吧，”凯瑟琳说，“这样可以开开胃口。”

“我总觉得饿。”

“我也是。”

我们来到雪地里，但是雪花纷飞，我们没法走太远。我在前头走，踩出一条通往车站的小路，可是等到了车站，就再也走不下去了。大雪飘舞，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们便走进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酒店，拿一把刷帚扫去彼此身上的雪，然后坐在一张长凳上喝味美思。

“真是一场大暴风雪。”酒吧女侍说。

“是的。”

“今年雪下得很晚。”

“是啊。”

“我可以吃块巧克力吗？”凯瑟琳问，“是不是离午饭时间太近了？我总是饿得慌。”

“吃一块吧。”我说。

“我要一块榛子巧克力。”凯瑟琳说。

“那是很好吃的，”女侍说，“我最喜欢吃了。”

“我要再来一杯味美思。”我说。

我们出了酒店往回走，来时踏出的小径又被雪掩盖了。先前的脚印只有依稀可见的痕迹。雪扑面而来，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拍去身上的雪，进屋去吃中饭。古丁根先生端来了饭。

“明天可以滑雪，”他说，“你滑雪吗，亨利先生？”

“我不会，但是我想学学。”

“学起来很容易。我儿子回来过圣诞节，他会教你的。”

“那太好了。他什么时候来？”

“明天晚上。”

饭后我们坐在小屋的炉子边，望着窗外的飞雪，凯瑟琳说：“亲爱的，你不想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跑一趟，和男人们一起滑滑雪吗？”

“不。我为什么要去呢？”

“我想你除了我以外，有时还会想要见见别人。”

“你想见见别人吗？”

“不想。”

“我也不想。”

“我知道。但是你不同。我怀着孩子，所以不做什么事也心安理得。我知道我现在笨得很，嘴又唠叨，我想你该出去走走，这样就不至于厌烦我。”

“你想让我走开吗？”

“不。我想让你待着不走。”

“我就想待着不走的。”

“你过来，”她说，“我想摸摸你头上的那个包。这是个大包。”她用手指摸了摸，“亲爱的，你想留胡子吗？”

“你想让我留吗？”

“那也许很有趣。我想看看你留胡子的模样。”

“好的。那我就留。这就开始留。这是个好主意。这样我就有点事情做了。”

“你因为没有事做而发愁吗？”

“不。我喜欢这种生活。我生活得很好。难道你过得不好吗？”

“我过得很开心。不过我现在肚子大了，就担心也许会惹你厌烦。”

“噢，凯特。你不知道我爱你都爱得发疯了。”

“就我这样子？”

“就你这样子。我生活得很好。我们不是生活得很开心吗？”

“我过得很开心，不过我怕你会感到腻烦。”

“不。有时我也想知道前线和朋友们的消息，但是我并不发愁。我什么事也不多想。”

“你想知道谁的消息呢？”

“里纳尔迪、牧师和许多我认识的人。不过我没有多去想他们。我不愿想起战争。我和战争没有关系了。”

“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

“不，你在想。告诉我。”

“我在想里纳尔迪有没有染上梅毒。”

“就这一件事吗？”

“是的。”

“他染上梅毒了吗？”

“我不知道。”

“我很高兴你没染上。你得过这一类的病没有？”

“我得过淋病。”

“这我可不想听。很痛吗，亲爱的？”

“很痛。”

“我也得过就好了。”

“不，别这么想。”

“我就想。我想跟你一样得过。”

“那倒是很奇妙的景象啊。”

“染上淋病可不是什么奇妙的景象。”

“这我知道。你瞧现在下雪了。”

“我宁愿看你。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把头发留起来？”

“怎么个留法？”

“留得稍微长一点。”

“现在够长了。”

“不，再留长一点，我可以把我的剪短，这样我们就一样了，只不过一个是黄头发，一个是黑头发。”

“我不让你剪短。”

“这会很有趣的。我讨厌长头发。夜里在床上讨厌极啦。”

“我喜欢长头发。”

“你不喜欢短点吗？”

“也许会喜欢。我喜欢现在这样子。”

“剪短也许很好。这样我们俩就一样了。噢，亲爱的，我太需要你了，我想自己就是你。”

“你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

“这我知道。夜里我们就是一个人。”

“夜晚真美妙。”

“我想要我们的一切都融为一体。我不要你走。我只是这么说说。你真想走，就走吧。不过要快点回来。唉，亲爱的，我一不跟你在一起，就活得没有劲。”

“我永远都不会走开，”我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也同样糟糕。我活得一点劲都没有。”

“我想要你活得带劲。我要你有美好的生活。不过我们要一起享有美好的生活，对吧？”

“现在你要我不留胡子还是留胡子？”

“留下去。留胡子。会让人高兴的。也许到新年就留好了。”

“现在你想下棋吗？”

“我更愿意跟你玩。”

“不。我们下棋吧。”

“下完棋我们再玩？”

“好的。”

“行啊。”

我拿出棋盘，摆好棋子。外边依然是大雪纷飞。

有一次我夜里醒来，发现凯瑟琳也醒了。月亮照在窗子上，玻璃框在床上投下了阴影。

“你醒了吗，亲爱的？”

“是啊。你睡不着吗？”

“我刚醒，想起我第一次遇见你时，差一点发疯。你还记得吗？”

“你只是有一点发疯。”

“我再也不会那样了。我现在棒极了。你说棒说得真好听。快说棒极了。”

“棒极了。”

“噢，你真讨人喜欢。我现在也不疯了。我只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幸福。”

“接着睡吧。”我说。

“好的。我们同一时刻睡吧。”

“好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同时睡着。我又醒了好久，东想西想，瞅着凯瑟琳睡觉，月光照在她脸上。后来我也睡着了。

第三十九章

到了一月中旬，我留好了胡子，冬天的天气也已稳定下来，白天晴朗寒冷，夜晚天寒地冻。我们又可以在路上走了。路上的积雪被运草的雪橇、运柴的雪橇以及从山上运下来的木材，压得又结实又光滑。整个乡间全被白雪覆盖，几乎覆盖到蒙特勒。湖对面的群山一片雪白，罗纳河谷平原也是银装素裹。我们到山的那边做长途散步，一直走到阿利亚兹温泉。凯瑟琳穿着钉有平头钉的靴子，披着斗篷，拄着一根带钢尖头的拐棍。她披着斗篷倒不显得肚子大，我们不想走得太快，她一觉得累了，我们就在路旁的木材堆上坐下休息。

阿利亚兹温泉的树林间有一家小酒店，那是伐木者歇脚喝酒的地方，我们也坐在里面，一边烤着炉火，一边喝着放有香料和柠檬的热红葡萄酒。他们管这种酒叫格鲁怀因，拿这玩意儿暖身子、搞庆贺，倒是再好不过了。小酒店里头很暗，烟雾弥漫，等你出门一吸气，冷空气猛地钻进肺里，搞得你鼻尖都发麻。我们回头望望小酒店，只见从窗口透出来的灯光，伐木者的马匹又跺脚又甩头，取暖御寒。马的鼻口汗毛上结了霜，呼出的气变成了一缕缕白雾。上山回家的路有一段又平整又顺滑，冰雪给马践踏成橙黄色，一直延伸到拖运木材的小道拐弯的地方。然后就是铺着洁净白雪的山路，穿过树林，傍晚回家的途中，我们两次见到了狐狸。

乡间景致很美，我们每次出去，都觉得很有意思。

“你的胡子现在棒极了，”凯瑟琳说，“看上去和伐木工一模一样。你看到那个戴着小金耳环的男人了吗？”

“他是个小羚羊猎手，”我说，“他们之所以戴耳环，是因为据他们说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真的吗？我不信。我看他们戴耳环是为了要人家知道他们是小羚羊猎手。这附近有小羚羊吗？”

“有，在牙山那边。”

“看到狐狸很有意思。”

“狐狸睡觉的时候，就用那尾巴蜷着身子取暖。”

“那一定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我总想要一条这样的尾巴。我们要是都有狐狸那样的尾巴，岂不是很有趣吗？”

“那穿衣服就可能很困难。”

“我们就要定做特别的衣服，或者到一个不受拘束的国家去生活。”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国家就一点不受别人的拘束。我们什么人都见不到，难道不是挺好吗？你不想见别的人吧，亲爱的？”

“不想。”

“我们就在这儿坐一坐吧？我有点累了。”

我们紧挨着坐在木头上。前面的路穿到森林，往下延伸。

“她不会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吧？那个小调皮。”

“不会。我们不让她那么做。”

“我们的钱怎么样了？”

“钱还多的是。他们承兑了我最近那张即期汇票。”

“你的家人既然知道你在瑞士，难道他们不会设法找到你吗？”

“很可能。我得给他们写封信。”

“你还没有写过吗？”

“没有。我只开了张即期汇票。”

“感谢上帝，我不是你的家人。”

“我会给他们发个电报的。”

“难道你一点都不牵挂他们？”

“我牵挂过，但是我们经常吵架，感情就淡薄了。”

“我想我会喜欢他们的。我可能会非常喜欢他们。”

“我们还是别谈他们，否则我就会为他们担忧了。”过了一会儿我说，“你要是休息好了，我们走吧。”

“我休息好了。”

我们沿着路继续走。现在天黑了，我们的靴子踩到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夜晚又干又冷又很清净。

“我喜爱你的胡子，”凯瑟琳说，“留得很成功。看上去又硬又凶，其实很软，让人非常喜欢。”

“你更喜欢我留胡子吗？”

“我想是的。你知道，亲爱的，我要等到小凯瑟琳出生后再去剪发。我现在肚子太大，看着太胖。不过等她出生后，我一瘦下来，就去剪发，那时我就会成为你的一个新奇不同的女郎。你陪我一起去剪发——要不还是我一个人去，回来给你一个惊喜。”

我没作声。

“你不会说我不可以剪发吧？”

“不会。我想会令人兴奋的。”

“噢，你真可爱。也许我又会好看起来，亲爱的，让你觉得又苗条又讨人喜欢，你就会重新爱上我。”

“见鬼，”我说，“我现在已经够爱你的了。你还想怎么样？毁掉我吗？”

“是的。我想毁掉你。”

“那好，”我说，“我也正想如此。”

第四十章

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就这样度过了一月和二月，那年冬天天气非常好，我们生活得非常美满。有时暖风吹来，雪融化了，空气中有了春天的气息，于是便出现了短暂的解冻，但是清冷凛冽的寒风总要再度袭来，冬天又会回来。到了三月，天才开始变暖。夜里下起雨来。第二天上午还是下个不停，雪化成了雪水，搞得山坡上一片阴沉。湖上和河谷上乌云笼罩。高山上在下雨。凯瑟琳穿着笨重的套鞋，我穿着古丁根先生的高筒雨靴，两人打着伞往车站走去，跨过雪水和把路上的冰块冲洗得干干净净的流水，想在午饭前到酒店喝一杯味美思。我们听得见外面的雨声。

“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搬到城里去？”

“你看呢？”凯瑟琳问。

“等冬天过去，雨下个不停，待在这山上也没有什么意思。小凯瑟琳还有多久出生？”

“大约一个月。也许稍长一点。”

“我们可以下山住到蒙特勒。”

“为什么不去洛桑(5)呢？医院就在那儿。”

“好吧。不过我想那个城市也许太大了。”

“我们在大城市同样可以过独自的生活，洛桑可能是个好地方。”

“我们什么时候去呢？”

“我无所谓。你想什么时候去都行，亲爱的。你要是不想离开这儿，我也不想走。”

“我们看看天气再说吧。”

接连下了三天雨。车站下面的山坡上，雪都融化了。路上流淌着泥泞的雪水。地上太湿，满是雪泥，不便出门。下雨的第三天早上，我们决定下山去城里。

“这挺好，亨利先生，”古丁根说，“你用不着事先通知我。眼下天气这么糟糕，我想你们不会待下去。”

“因为夫人的缘故，我们总得靠医院近一点。”我说。

“我明白，”他说，“你们会在某个时候带着小家伙回来住住吗？”

“会的，只要你有房间。”

“春天天气好了，你们可以来享受一下。小家伙和保姆可以住在眼下关着的大房间里，你和夫人还可以住这间临湖的房间。”

“我来前一定先写信通知你。”我说。我们收拾好行李，乘午饭后那班车下山。古丁根夫妇送我们到车站，古丁根先生用雪橇把我们的行李拖过雪泥地。他们站在车站旁边，在雨中向我们挥手告别。

“他们真好。”凯瑟琳说。

“他们待我们真好。”

我们坐上了由蒙特勒开往洛桑的火车。从窗子往外瞧着我们住过的地方，因为有云看不见那些山。火车在沃韦停了停，然后又往前开，经过的一边是湖，另一边是潮湿的褐色田野、光秃秃的森林和湿漉漉的房子。我们来到洛桑，住进了一家中型旅馆。当时天还下着雨，我们的车穿过大街，来到旅馆的马车入口处。衣襟上挂着铜钥匙的门房、电梯、地板上的地毯、装有亮晶晶附属装置的白色盥洗盆、铜床和舒适的大卧室，在古丁根先生家住过之后，这一切显得非常奢侈。房间的窗户面对着一个湿漉漉的花园，花园围着围墙，墙顶上装着铁栅栏。街道很陡，街对面是另一家旅馆，也有同样的围墙和花园。我朝窗外望着雨落在花园的喷水池里。

凯瑟琳打开了所有的灯，动手清理行李。我要了一杯苏打威士忌，躺在床上看从车站上买来的报纸。这时是1918年3月，德军在法国发动了攻势。我边喝苏打威士忌边看报，凯瑟琳收拾着行李，在屋里走来走去。

“你知道我还得买什么吗，亲爱的？”

“什么？”

“婴儿衣服。到了我这个时候还没准备婴儿衣服的人不多。”

“你可以买衣服啊。”

“我知道。我明天就去买。我得看看缺什么。”

“你应该知道。你是护士啊。”

“但是医院里很少有士兵生小孩的。”

“我要生啊。”

她拿枕头打我，把苏打威士忌打洒了。

“我给你再要一杯，”她说，“对不起，给我弄洒了。”

“本来就没剩多少。到床上来吧。”

“不。我得把房间收拾得像个样子。”

“像什么样子？”

“像我们的家。”

“把协约国(6)的旗子挂出来吧。”

“噢，住嘴。”

“再说一遍。”

“住嘴。”

“你说得那么小心，”我说，“好像你不想得罪任何人。”

“我是不想。”

“那就到床上来吧。”

“好吧。”她走过来坐在床上，“我知道我现在对你来说没意思了，亲爱的。我像只大面粉桶。”

“不，你才不像呢。你又美又可爱。”

“我就是你娶的那个丑八怪。”

“不，你才不是呢。你总是越来越漂亮。”

“不过我会瘦下来的，亲爱的。”

“你现在就很瘦。”

“你一直在喝酒。”

“不过是苏打威士忌。”

“还有一杯快来了，”她说，“然后我们就吩咐把饭送上来吃好吗？”

“这倒挺好。”

“那我们就不用出去了吧？我们今天晚上就待在房里。”

“一起玩。”我说。

“我要喝点酒，”凯瑟琳说，“酒不会伤我。也许我们可以喝点我们常喝的卡普里白葡萄酒。”

“我知道可以要到的，”我说，“这种规模的旅馆应该有意大利酒。”

侍者敲门了。他端来一只盘子，上面放着一杯放有冰块的威士忌，旁边还有一小瓶苏打水。

“谢谢，”我说，“就放那儿吧。请你送两个人的饭来，再拿两瓶冰镇的干卡普里白葡萄酒来。”

“你要不要先来个汤？”

“你要汤吗，凯特？”

“要吧。”

“给来一份汤。”

“谢谢，先生。”侍者出去了，带上了门。我接着看报，看报上的战争消息，把苏打水慢慢地从冰块上倒进威士忌里。我本该告诉他们别把冰块放在酒里。要把冰块分开放。这样你就会知道有多少威士忌，免得苏打水冲下去，突然变得很淡了。我要来一瓶威士忌，让他们送冰块和苏打水来。这才是稳妥的办法。好威士忌喝起来很痛快。是人生的享乐之一。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

“想威士忌。”

“威士忌怎么啦？”

“想它有多好。”

凯瑟琳做了个鬼脸。“好吧。”她说。

我们在这家旅馆住了三个星期，条件还不错。餐厅里通常没什么人，夜间我们多半在房间里吃。我们到城里去散步，乘齿轮车到乌希，在湖边走走。天气变得很暖和了，像春天一样。我们要是回到山里就好了，但是春天的天气只持续了几天，残冬的酷寒又来到了。

凯瑟琳上城里买了孩子要用的东西。我到拱廊街一家健身房去练拳击。我通常是早上去，那时凯瑟琳还躺在床上，很晚才起来。在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天气非常好，拳击后洗个澡，走在街上能闻到春天的气息。然后到咖啡店里坐坐，看看人，读读报，喝一杯味美思；接着回旅馆，跟凯瑟琳一道吃中饭。拳击房教练留着小胡子，拳法准确，动作急促，但你要是真追着他打，他也就彻底完蛋了。不过健身房里很愉快。空气光线都挺好，我练得很刻苦，跳绳，打假想拳，映着从敞开的窗外射进的一片阳光，躺在地板上做腹部运动，和教练打拳时，偶尔还能吓吓他。面对一面窄窄的长镜子练习打拳，我起初还很不习惯，因为看着一个留胡子的人在打拳，似乎觉得很别扭。不过后来我就觉得很好玩了。我一开始练拳时，就想剃掉胡子，但是凯瑟琳不让我剃。

有时凯瑟琳和我乘着马车到郊外去兜风。天气宜人的时候，乘车郊游还是很痛快的，我们还找到了两个可以吃饭的好地方。凯瑟琳现在走不了很远，我喜欢陪她乘车在乡间的道路上逛游。碰到好天气，我们总是玩得很开心，从来没有扫兴过。我们知道孩子就要降生了，这使我们俩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丝毫不敢浪费在一起的时光。

第四十一章

有一天早晨，我大约三点钟醒来，听见凯瑟琳在床上辗转反侧。

“你没事吧，凯特？”

“有些疼了，亲爱的。”

“有规律的疼吗？”

“不，不大有规律。”

“要是有规律的话，我们就得去医院了。”

我困得厉害，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又醒来了。

“你还是给医生打个电话吧，”凯瑟琳说，“我想这次也许真来了。

我去给医生打电话。

“多长时间疼一次？”他问。

“多长时间疼一次，凯特？”

“我想是一刻钟一次吧。”

“那就应该上医院了，”医生说，“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去。”

我挂断了，给车站附近的汽车行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来。好久没人接电话。后来终于有人接了，答应马上派辆车过来。凯瑟琳在穿衣服。她把包都收拾好了，里边装着她住院的用品和婴儿的东西。我到外边走廊里按电铃叫开电梯。没人回应。我走下楼去。除了值夜员，楼下没有别人。我自己开了电梯上去，把凯瑟琳的包放进去，凯瑟琳走进来，我们一起下去。值夜员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出去，坐在通车道的台阶旁的石板上，等出租车来。夜空晴朗，满天繁星。凯瑟琳非常兴奋。

“我很高兴，总算开始了，”她说，“再过一会儿，一切就会过去的。”

“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我不害怕。不过我还是盼着出租车快点来。”

我们听见出租车从街上开来，看到了车前灯的灯光。车拐进车道，我把凯瑟琳扶上车，司机把包放在前面的座位上。

“去医院。”我说。

出租车出了车道，往山上驶去。

到了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拎着包。有个女人坐在服务台前，她在一个簿子上写下凯瑟琳的姓名、年龄、地址、亲属和宗教信仰。凯瑟琳说她没有宗教信仰，那女人就在那个词后边空白处画了一杠。她报的姓名是凯瑟琳·亨利。

“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那女人说。我们乘电梯上去。那女人停下电梯，我们走了出去，跟着她走下一条走廊。凯瑟琳紧紧抓住我的手。

“就是这个房间，”那女人说，“请你脱了衣服上床吧？这儿有一件睡衣给你穿的。”

“我有睡衣。”凯瑟琳说。

“你还是穿上这一件好。”那女人说。

我走出去，坐在走廊里一把椅子上。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那女人站在门口说。凯瑟琳躺在那张窄床上，穿着一件朴素的、宽大的睡衣，看上去好像是粗布床单改成的。她冲我笑笑。

“我现在感觉好痛。”她说。那女人抓住她的手腕，看着表计算阵痛的时间。

“刚才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我从她脸上看出她是痛得厉害。

“医生呢？”我问那女人。

“他在睡觉。需要他的时候他会来。”

“现在我得给夫人办点事，”护士说，“请你再出去一下好吗？”

我到了外边走廊。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扇窗户，所有的门都关闭着。这儿散发着医院的气味。我坐在椅子上，望着地板，为凯瑟琳祈祷。

“你可以进来了。”护士说。我进去了。

“嘿，亲爱的。”凯瑟琳说。

“怎么样？”

“现在来得很频繁了。”她绷起了脸。然后笑了笑。

“刚才真痛啊。你能不能把手再放到我背上，护士？”

“只要对你有好处。”护士说。

“你去吧，亲爱的，”凯瑟琳说，“出去弄点吃的。护士说我这样还要拖好久呢。”

“初次分娩通常都会拖好久的。”护士说。

“请出去弄点东西吃吧，”凯瑟琳说，“我真的挺好。”

“我再待一会儿。”我说。

阵痛来得相当频繁了，然后又缓和下来。凯瑟琳非常兴奋。痛得厉害的时候，她说痛得好。等阵痛一减轻，她就失望，感到难为情。

“你出去吧，亲爱的，”她说，“我觉得你在这儿反而让我不自在。”她又绷起了脸，“好了。这次好一些。我多想做个好妻子，好好地生下这孩子，可别傻里傻气的。请你去吃点早饭吧，亲爱的，然后再回来。我不会想你的。护士待我好极了。”

“你有充足的时间吃早饭。”护士说。

“那我走了。再见，心爱的。”

“再见，”凯瑟琳说，“也替我吃一顿好好的早餐。”

“哪儿可以吃到早饭？”我问护士。

“顺着街走，广场那儿有家咖啡店，”她说，“现在应该开门了。”

外边天亮起来。我走过空荡荡的街道去咖啡店。店窗口亮着灯。我走进去，站在镀锌的吧台前，老店主给了我一杯白葡萄酒和一个奶油蛋卷。蛋卷是昨天剩下来的。我把它蘸着酒吃，然后喝了一杯咖啡。

“你这么早来做什么？”老头问。

“我妻子在医院里生孩子。”

“这样啊。祝你好运。”

“再给我一杯酒。”

他端起酒瓶来倒，溢出了一些酒，淌到镀锌的吧台上。我喝了这杯酒，付了账就出去了。外边街上，家家门口都摆着个垃圾桶，等着倒垃圾的来清理。有一条狗在用鼻子嗅着一只垃圾桶。

“你想找什么？”我问，然后瞧瞧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拉出来给它吃。垃圾桶上面只有咖啡渣、尘埃和一些枯萎的花。

“什么都没有啊，狗。”我说。狗穿过街道走了。我回到医院，上楼来到凯瑟琳那一层，顺着走廊走到她的房间。我敲敲门。没人回应。我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凯瑟琳的包还放在椅子上，她的睡衣挂在墙上的钩子上。我出去到了走廊里，到处找人。我找到了个护士。

“亨利夫人在哪儿？”

“一位夫人刚刚进了产房。”

“产房在哪儿？”

“我带你去。”

她带着我走到走廊的尽头。那房间的门半开着。我看见凯瑟琳躺在一张台子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单。护士站在台子的一边，医生站在另一边，旁边有些圆桶。医生手里拿着一个橡胶面罩，面罩连着一根管子。

“我给你拿件罩衣，你穿上就可以进去，”护士说，“请到这儿来。”

她给我套上一件白大褂，用别针在脖子后面别住。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她说。我走进房去。

“嘿，亲爱的，”凯瑟琳用虚弱的口气说，“我没有什么进展。”

“你是亨利先生吧？”医生问。

“是的。情况怎么样，医生？”

“情况很好，”医生说，“我们到这儿来，便于用麻醉气减轻产痛。”

“我这就要。”凯瑟琳说。医生把橡皮面罩往她脸上一罩，转了转刻度盘上的指针，我看着凯瑟琳急促地做着深呼吸。随即她把面罩推开了。医生关掉了气阀。

“这次不是疼得很厉害。刚才那次疼得才厉害呢。医生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是吧，医生？”她的声音有些怪，说到“医生”两字时提高了嗓门。

医生笑了笑。

“我又想要了。”凯瑟琳说。她把橡皮面罩紧紧按在脸上，急促地呼吸着。我听见她轻微地呻吟着。接着她推开了面罩，笑了笑。

“这次疼得厉害，”她说，“这次疼得真厉害。别担心，亲爱的。你去吧。再去吃一顿早饭。”

“我就待在这儿。”我说。

我们大约是早上三点钟到的医院。到了中午，凯瑟琳还在产房里。疼痛减缓了。她看上去非常疲惫，非常憔悴，但她仍然很高兴。

“我太不中用了，亲爱的，”她说，“真对不起。我原以为事情会很容易的。现在——又来了——”她伸手抓过面罩，捂在脸上。医生转动刻度盘，注视着她。过了一会儿，疼痛过去了。

“不是很痛。”凯瑟琳说，她笑了笑，“我对麻醉气吸上瘾了。真奇妙啊。”

“我们在家里装一个吧。”我说。

“又来了。”凯瑟琳急促地说。医生转动刻度盘，看着他的表。

“现在间隔是多少？”我问。

“大约一分钟。”

“你不要吃中饭吗？”

“我过一会儿就去吃。”他说。

“你得吃点东西，医生，”凯瑟琳说，“真对不起，我拖了这么久。不能让我丈夫给我输麻醉气吗？”

“你要是愿意的话，”医生说，“你把它拨到数字二上。”

“我明白了。”我说。刻度盘上有个指针，可以用把手转动。

“我想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面罩，紧紧捂在脸上。我把指针拨到二上，等凯瑟琳一放下面罩，我就把它关掉。医生让我来做点事倒也挺好。

“是你送的气吗，亲爱的？”凯瑟琳问。她抚摩着我的手腕。

“当然。”

“你真可爱。”她吸了气，有点麻醉了。

“我到隔壁房间吃点东西，”医生说，“你可以随时叫我。”就这样，我看着医生吃饭，过了一会儿，又看见他躺下来抽根烟。凯瑟琳越来越疲惫不堪了。

“你看我究竟能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她问。

“能的，当然能。”

“我在竭尽全力。我把孩子往下挤，但它溜开了。又来了。快给我上。”

两点钟时，我出去吃午饭。咖啡店里有几个人坐在那里喝咖啡，桌上还放着一杯杯樱桃白兰地或苹果白兰地。我在一张桌边坐下来。“有吃的吗？”我问侍者。

“过了午饭时间了。”

“没有全天供应的食品吗？”

“你可以吃泡菜。”

“就给我泡菜和啤酒吧。”

“要小杯的还是大杯黑啤酒？”

“一小杯淡的。”

侍者端来一盘泡菜，上面有一片火腿，另有一根香肠埋在酒浸过的辣白菜里。我边吃泡菜边喝啤酒。我肚子很饿。我打量着咖啡店里的人。有一桌人在玩牌。我旁边那张桌子有两个人在抽烟聊天。咖啡店里烟雾弥漫。我吃早饭的那个镀锌的吧台后面，现在有三个人：一个老头；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女人，正坐在柜台后面记录着客人的酒菜点心；还有一个围着围裙的伙计。我在琢磨这女人生过多少孩子，怎么生下来的。

我吃完泡菜，就回医院去。现在街上干干净净的。各家门口的垃圾桶不见了。天阴多云，不过太阳正试图冲破云层。

我乘电梯上楼，出了电梯顺着走廊往凯瑟琳的房间走，我把白大褂放在那儿了。我穿上白大褂，在脖子后边别好。再照照镜子，发现自己活像个留胡子的冒牌医生。我顺着走廊往产房走去。门关着，我敲了敲。没有人回应，我便转动门把手，走了进去。医生坐在凯瑟琳旁边。护士在屋子另一头忙活什么。

“你丈夫来了。”医生说。

“噢，亲爱的，我有个最棒的医生，”凯瑟琳用一种很怪的声音说，“他给我讲最棒的故事，等我痛得不行的时候，他就让我完全失去知觉。他棒极了。你棒极了，医生。”

“你醉了。”我说。

“这我知道，”凯瑟琳说，“但是你不该说出来。”接着又说，“快给我，快给我。”她抓住面罩，呼吸起来又短促又深沉，气喘吁吁，弄得面罩嗒嗒响。随即她长叹一口气，医生伸出左手，拿走了面罩。

“这次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她的声音非常怪，“我现在不会死，亲爱的。我已经过了死的关口。你不高兴吗？”

“你可别再闯入那个关口。”

“我不会的。不过我也不怕死。我不会死的，亲爱的。”

“你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医生说，“你不会丢下你丈夫死去的。”

“噢，不会的。我不会死。我不想死。死太傻了。又来了。快给我。”

过了一会儿，医生说：“你出去一下，亨利先生，只一会儿工夫，我要检查一下。”

“他要看看我怎么样了，”凯瑟琳说，“你过一会儿回来，亲爱的，可以吗，医生？”

“可以，”医生说，“他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人请他回来。”

我出了门，沿着走廊走到凯瑟琳产后要待的房间。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打量着这房间。我出去吃午饭时买的报纸就在上衣口袋里，便拿出来看了起来。外边天渐渐黑下来，我打开灯继续看报。过了一会儿，我放下报纸，关上灯，看着外边黑下来。不知道医生为什么没叫人来喊我。也许我不在场会好些。也许他想让我离开一会儿。我看着表。要是他在十分钟内不来喊我，我就自己去看看。

可怜巴巴的亲爱的凯特。这就是你为同床共枕付出的代价。这就是陷阱造成的结局。这就是人们彼此相爱的结果。感谢上帝，总算有麻醉气。在没有麻醉剂之前，那会是个什么样子？一旦疼痛起来，女人就陷入了磨坊水车的动力水流中。凯瑟琳怀孕期间还挺顺利。情况不错。连呕吐都很少。直到最后，才有极不舒服的感觉。就这样，她最后还是受到了惩罚。天下绝没有什么侥幸的事。绝对没有！我们即使结上五十次婚，结果还会是一样。万一她死去可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如今女人分娩是不会死的。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样想的。是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她只不过是难产罢了。生头胎通常是拖得很久的。她只不过是难产罢了。事后我们会说当时有多艰难，凯瑟琳会说其实并不那么艰难。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是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我告诉你吧。别犯傻了。只不过是难产罢了。只不过是自然在让她受罪。只不过是生头胎，生头胎差不多总是要拖得很久的。是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她为什么要死呢？她有什么理由要死呢？只不过是要生个孩子，那是米兰夜里寻欢的副产品。孩子惹起麻烦，生了下来，然后你要抚养它，也许还会喜欢它。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她没事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嘿，那可怎么办啊？万一她死去怎么办？

医生走进房来。

“情况进展如何，医生？”

“没有进展。”他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检查过了——”他详细述说了检查结果，“检查完以后，我就等着看结果。但是没有进展。”

“你看该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一是用高位产钳分娩，这样会撕裂皮肉，相当危险，再说对孩子可能也不利。二是剖腹产。”

“剖腹产有多大危险？”她万一死去怎么办！

“危险性不会大于普通的分娩。”

“你亲自动手术吗？”

“是的。我需要一小时把手术器械准备好，还要找几个助手。也许要不了一小时。”

“你看怎么好？”

“我建议做剖腹手术。要是换成我妻子，我会采用剖腹手术。”

“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没有。只会留下刀疤。”

“会不会感染？”

“危险性不比用产钳来得那么大。”

“要是就这么下去不动手术呢？”

“你最终还是得想个办法。亨利夫人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越早动手术就越安全。”

“那就趁早动手术吧。”我说。

“我去做些交代。”

我走进产房。护士陪着凯瑟琳，凯瑟琳躺在台子上，肚子在被单下凸得高高的，面色苍白疲惫。

“你跟他说可以手术了吗？”她问。

“是的。”

“这太好啦。这样一小时内就结束了。我快垮了，亲爱的。我不行了。请再给我上那个。不灵了。唉，不灵了！”

“深呼吸。”

“我在深呼吸。唉，再也不灵了。不灵了！”

“再拿一筒气来。”我对护士说。

“这筒就是刚换的。”

“我真是个傻瓜，亲爱的，”凯瑟琳说，“那东西再也不灵了。”她哭起来了，“噢，我多想要这个孩子，不要惹麻烦，可现在我完全垮了，完全不行了，麻醉气也不灵了。噢，亲爱的，完全不灵了。只要能止住痛，我死也不在乎。噢，亲爱的，请给我止住痛吧。又来了。噢噢噢！”她在面罩下呜呜咽咽地呼吸着，“不灵了。不灵了。不灵了。别在意我，亲爱的。请别哭。别在意我。我完全不行了。你这可怜的宝贝。我多么爱你，我要乖乖的。这一次我要乖乖的。他们不能给我点什么？他们要是能给我点什么就好了。”

“我会让它灵起来。我把它开到头。”

“这就给我吧。”

我把指针转到了头，她拼命做深呼吸，抓住面罩的手放松下来。我关掉麻醉气，拎起面罩。她苏醒过来，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回转过来。

“这太好了，亲爱的。噢，你待我太好了。”

“你勇敢点，因为我不能老是这么做。这会要你的命。”

“我已经不再勇敢了，亲爱的。我全垮了。我给打垮了。这我现在知道了。”

“人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很可怕。就是不停地折磨你，直到把你搞垮。”

“一小时后就没事了。”

“这不是很好吗？亲爱的，我不会死吧？”

“不会。我保管你不会死。”

“因为我不想丢下你死去，可我给折磨得不行了，我觉得我要死了。”

“胡说。人人都有这种感觉。”

“有时我知道我要死了。”

“你不会的。你不能死。”

“可我万一死了呢？”

“我不让你死。”

“快给我。给我！”

随后她又说：“我不会死的。我不会让自己死的。”

“你当然不会的。”

“你会陪着我吗？”

“不看你做手术。”

“不，只是待在那儿。

“当然。我会始终守在那儿。”

“你待我真好。又来了，快给我。多给我一点。不灵了！”

我把指针拨到三，然后拨到四。我希望医生快回来。我害怕二以上的数字。

终于又来了一位医生和两个护士，把凯瑟琳抬上一个带轮子的担架，我们就顺着走廊走去。担架迅速地穿过走廊，进了电梯，里边的人个个都得贴紧墙，给它腾出位置；接着往上开，接着开了一扇门，出了电梯，橡胶车轮顺着走廊往手术室走去。医生戴上帽子和口罩，我没有认出他来。此外还有一个医生和几个护士。

“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凯瑟琳说，“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噢，医生，请多给我一点，好起点作用！”

有一位医生把面罩罩在她脸上，我从门口望进去，看到手术室里明亮的梯形座位小看台。

“你可以从另一道门进去，坐在那上边看。”一个护士对我说。栏杆后边摆着几条长凳，坐在上面可以俯视白色的手术台和灯光。我望望凯瑟琳。她脸上罩着面罩，现在人也安静了。他们把担架往前推去。我转身走上走廊。两名护士急匆匆地朝看台入口处赶来。

“是剖腹产，”一个说，“他们要做剖腹产手术。”

另一个笑起来：“我们刚好赶上。不是很幸运吗？”两人走进通往看台的门。

又一个护士赶来。她也是急匆匆的。

“你直接进去吧。进去吧。”她说。

“我待在外边吧。”

她匆匆进去了。我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我怕进去。我望望窗外。天黑了，但是借助窗内的灯光，可以看出外边在下雨。我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看看一个玻璃柜里那些瓶子上的标签。然后我又走出来，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望着手术室的门。

一位医生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护士。他双手捧着一样什么东西，好像是刚刚剥了皮的兔子，匆匆地穿过走廊，走进另外一道门。我来到他刚走进去的那道门前，发现他们正在屋里摆弄一个新生的婴儿。医生把婴儿举起来给我看。他提着婴儿的脚后跟，轻轻拍打他。

“他挺好吧？”

“好极啦。该有五公斤重。”

我对他没有感情。他跟我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一点没有做父亲的感觉。

“你不为你的儿子感到骄傲吗？”护士问。他们在给他洗澡，拿东西把他裹起来。我看见那小黑脸和小黑手，但却没看见他动，也没听见他哭。医生又在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他看上去有些不安。

“不，”我说，“他差一点要了他母亲的命。”

“那可不是小宝贝的错。你不是想要个男孩吗？”

“不想。”我说。医生忙着摆弄他。他倒提着他的脚，拍打他。我并不等着看结果。我出门来到走廊上。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门，从看台上往下走了几步。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招手让我去她们那儿。我摇摇头。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了。

我以为凯瑟琳死了。她看样子像是死了。她的面孔，就我看得到的而言，是苍白的。在下面的灯光下，医生正在缝合那道被钳子拉开的、又大又长的、边沿厚厚的伤口。另一位医生戴着口罩，在给她上麻药。两位戴口罩的护士在传递器具。这真像一幅宗教审判的图画。我看的时候，心里就想刚才本可以看到全过程的，但还是庆幸自己没有看下去。我想我是不忍心看他们动刀切割的，但是看着那切口被缝合成一道高高的痕迹，针法又迅速又熟练，好像鞋匠在上线，心里倒也挺高兴。切口缝好后，我又到外面走廊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医生出来了。

“她怎么样了？”

“她没事。你看了没有？”

他显得很疲惫。

“我看着你缝好的。切口看上去很长。”

“你觉得长吗？”

“是的。那疤痕会长平吗？”

“噢，会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带轮的担架推出来，迅速推下走廊上了电梯。我在旁边跟了进去。凯瑟琳在呻吟。到了楼下，她们把她放在她病房的床上。我坐在床脚的椅子上。房里有一个护士。我起来站在床边。房间里很暗。凯瑟琳伸出手。“嘿，亲爱的。”她说。她的声音又微弱又疲惫。

“嘿，心爱的。”

“男孩还是女孩？”

“嘘——别说话。”护士说。

“男孩。又长又宽又黑。”

“他没事吧？”

“没事，”我说，“他挺好。”

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

“我累坏了，”凯瑟琳说，“我痛得要命。你好吧，亲爱的？”

“我很好。别说话了。”

“你待我太好了。噢，亲爱的，我疼极了。他长得怎么样？”

“像只剥了皮的兔子，一张脸皱巴巴的，像个老头。”

“你得出去了，”护士说，“亨利夫人不能说话了。”

“我到外边去。”

“去弄点吃的。”

“不。我就在外边。”我吻吻凯瑟琳。她面色苍白，非常虚弱，非常疲惫。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我对护士说。她跟着我来到外边走廊里。我往走廊那边走了几步。

“孩子怎么啦？”我问。

“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没活下来。”

“他死了吗？”

“他们没法让他呼吸。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之类的问题。”

“这么说他死了。”

“是的。真遗憾。这么漂亮、这么大的一个孩子。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呢。”

“不知道，”我说，“你还是回去照看夫人吧。”

我找了把椅子坐下，椅子前面有张桌子，桌子的一边用夹子夹着护士们的报告，我望望窗外。外边一片黑暗，除了射出窗外的灯光照见的雨丝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这就是结局。孩子死了。这也是医生显得疲惫不堪的原因。但是在那屋里，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那孩子呢？他们以为他可能会醒过来，开始呼吸。我不信教，但我知道那孩子应该受洗礼的。不过他若是从未呼吸过呢。他是没呼吸过。他根本没活过。只有在凯瑟琳的肚子里时他才是活的。我也经常感觉到他在那里边踢打。但是有一周时间感觉不到了。也许早给闷死了。可怜的小家伙。我真希望我也这样早给闷死算了。不，我没有这样希望过。不过，那样一来，就免去了这些死的磨难。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是你干的好事。你死啦。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还没有时间来学习。他们把你送上场，告诉你规则，一抓住你不在垒上，就把你杀死。或者像对艾莫那样，无缘无故地把你杀死。或者像对里纳尔迪那样，让你染上梅毒。但最后总要杀死你。这是绝对靠得住的。你等着吧，他们会杀死你的。

有一次去野营，我往火上添了一根木柴，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出来，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再掉头朝木柴尾部跑。等尾部挤不下了，就纷纷坠入火中。有几只逃出来了，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东奔西突地不知该往哪儿爬。但是大多数还是往火里跑，接着又往尾部爬去，挤在那没有着火的一端，最后全都跌入火中。我记得当时曾想这就是世界的末日，也是做救世主的大好时机，只要从火中抽出木柴，扔到一个蚂蚁可以爬到地上的地方。但是我什么也没做，只把锡罐里的水泼在木柴上，以便空出杯子装威士忌，然后再往里边掺水。现在想来，那杯水泼在燃烧的木柴上，只会把蚂蚁蒸死。

我就这样坐在外边走廊里，等着听凯瑟琳的消息。护士没有出来，过了一会儿，我就走到门口，轻轻打开门，朝里面看。起初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走廊里灯很亮，而屋里却很暗。随后我看到护士坐在床边，凯瑟琳的头靠在枕头上，被单下的身体全都平平的。护士把手指竖在嘴唇上，然后起身来到门口。

“她怎么样？”我问。

“她没事，”护士说，“你该去吃晚饭了，饭后想来就再来吧。”

我沿走廊走去，然后下了楼梯，出了医院的门，顺着雨中黑暗的街道，朝咖啡店走去。咖啡店里灯火通明，一张张桌前坐着许多人。我找不到可以坐的地方，一名侍者走过来，接过了我的湿外套和帽子，给我在一张桌前找到一个位子，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他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晚报。我坐下来，问侍者当日的推荐菜是什么。

“炖小牛肉——但是卖完了。

“有什么可吃的吗？”

“火腿鸡蛋、干酪鸡蛋，或者泡菜。”

“我中午吃过泡菜了。”我说。

“的确，”他说，“的确是。你今天中午吃了泡菜。”他是个中年人，头顶秃了，就拿旁边的头发遮在上面。他有一张和善的脸。

“你想吃什么？火腿鸡蛋还是干酪鸡蛋？”

“火腿鸡蛋，”我说，“还有啤酒。”

“一小杯淡的？”

“是的。”我说。

“我想起来了，”他说，“你今天中午喝了一小杯淡的。”

我吃着火腿鸡蛋，喝着啤酒。火腿鸡蛋盛在圆盘子里——火腿在下面，鸡蛋在上头。菜很烫，我吃下第一口，赶紧喝点啤酒凉凉嘴。我肚子很饿，跟侍者又要了一份。我喝了好几杯啤酒。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是看对面客人的报纸。报上报道了英军阵地被突破的消息。那人意识到我在看他那份报纸的反面，就把报纸折了起来。我想叫侍者去拿份报纸，可是又难以集中精力。咖啡店里很热，空气很糟糕。桌边的客人大多彼此认识。有几桌在打纸牌。侍者忙着从酒吧往饭桌上端酒。又进来两个客人，找不到位子坐。他们就站在我那张桌子的对面。我又要了一杯啤酒。我还不想走，现在回医院太早。我尽量什么都不想，尽量保持镇静。那两人站了一会儿，见没有人要走，只好离开了。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我面前的桌上已经堆积了不少碟子。我对面那人摘下眼镜，放进眼镜盒里，再把报纸折叠好，放进口袋，然后就端着酒杯坐在那儿，望着店里。突然间我知道我得回去了。我叫来侍者付了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就往门外走。我在雨中赶回了医院。

到了楼上，我碰见护士沿走廊走来。

“我刚才往旅馆打电话找你。”她说。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一沉。

“出什么事啦？”

“亨利夫人大出血了。”

“我能进去吗？”

“不，还不能。医生在里边。”

“危险吗？”

“非常危险。”护士走进房去，关上了门。我坐在外边走廊里，心里万念俱灰。我没有思索。我无法思索。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祈祷她不要死。别让她死。噢，上帝，请别让她死。你要是别让她死，叫我怎么样都行。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啊。别让她死啊。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请你让她别死。你要是别让她死，叫我怎么样都行。你拿走了孩子，但是别让她死。拿走孩子没关系，但是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

护士开开门，用手指示意叫我进去。我跟着她走进房里。我进去时，凯瑟琳没有抬头看。我走到床边。医生站在床的另一边。凯瑟琳望着我笑了笑。我俯伏在床上哭起来了。

“可怜的宝贝。”凯瑟琳声音非常轻微地说。她面色苍白。

“你没事的，凯特，”我说，“你会没事的。”

“我要死了。”她说。然后停了停，她又说：“我憎恨死。”

我抓住她的手。

“别碰我。”她说。我放开她的手。她笑了笑：“可怜的宝贝。你想碰我就尽管碰吧。”

“你会没事的，凯特。我知道你会没事的。”

“我本想写一封信留给你，以防不测，但是没有写。”

“你想让我请个牧师或什么人来看看你吗？”

“只要你。”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不怕。我只是憎恨死。”

“你不能多讲话。”医生说。

“好吧。”凯瑟琳说。

“你有什么事要我做吗，凯特？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吗？”

凯瑟琳笑笑：“没有。”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不会和别的姑娘做我们做过的事，或者说同样的话吧？”

“绝不会。”

“不过我还是想要你结交女友的。”

“我不想要女友。”

“你讲得太多了，”医生说，“亨利先生应该出去了。他可以晚些时候再来。你不会死的，你不能犯傻。”

“好的，”凯瑟琳说，“我会夜夜来陪你的。”她讲起话来非常吃力。

“请出去吧，”医生说，“你不能讲话。”凯瑟琳向我眨眨眼，她脸色苍白。“我就在外边。”我说。

“别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都不害怕。这不过是个卑鄙的骗局。”

“你这亲爱的、勇敢的宝贝。”

我在外边走廊里等待。我等了好长时间。护士走到门口，来到我跟前。“恐怕亨利夫人病情很严重，”她说，“我怕她不行了。”

“她死了吗？”

“没有，不过她神志不清了。”

看来她是一阵又一阵地出血。他们无法止住。我走进房去陪着凯瑟琳，直到她死去。她始终昏迷不醒，没过多久就死了。

在房外走廊里，我对医生说：“今晚有什么事我能做吗？”

“没有。没什么可做的。我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用，谢谢你。我要在这儿待一会儿。”

“我知道没什么话可说。我无法跟你说——”

“不用，”我说，“没什么可说的。”

“晚安，”他说，“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用，谢谢你。”

“这是唯一的办法，”他说，“手术证明——”

“我不想谈这件事。”我说。

“我想送你回旅馆。”

“不用，谢谢你。”

他顺着走廊走去。我走到病房门口。

“你现在不能进来。”一个护士说。

“不，我能进。”我说。

“你还不能进来。”

“你给我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但是，我就是把她们都赶出去，关了门，熄了灯，也丝毫没用。那就像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孙致礼　周晔　译

(1)　这里以及后面所提到的“湖”，都指日内瓦湖。

(2)　指芝加哥的宰牛场。美国作家辛克莱曾写过揭露其内幕的长篇小说《屠场》。

(3)　伍尔沃斯是纽约市的一家百货公司，伍尔沃斯大厦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4)　金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面圣弗朗西斯科湾的湾口，西通太平洋，后修成金门大桥。

(5)　洛桑是瑞士的大都市，位于蒙特勒西北，日内瓦湖北岸，市内有医学院。

(6)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起初是英国、法国、俄国，后来也包括意大利和美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静的春天／（美）蕾切尔·卡森著，苏叶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536-7444-5

Ⅰ．①寂…　Ⅱ．①蕾…②苏…　Ⅲ．①环境保护－普及读物　Ⅳ．①X-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2309号

责任编辑　陈　颖

产品经理　张安琪

美术编辑　曾国兴

责任校对　杜　玲

责任印务　陆　江

特约编辑　夏　冰　刘青丽

寂静的春天

［美］蕾切尔·卡森　著　苏　叶　译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9.75

字　　数　270000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7444-5

定　　价　42.00元

联系电话：0571-85170300-80928

网址：www.zjeph.com

此书献给阿尔伯特·施维茨。他申明：“人类的远见和自制力已然消失殆尽，人类将毁灭地球并随后毁灭自身。”

芦苇早就枯死，

此地没有鸟鸣。

——济慈

我悲观于人类的行为：我们过分聚焦于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总是打击大自然，让自然“臣服”于我们脚下。倘若我们能摆正我们自己和地球的位置，对于我们生存的这颗星球心怀感恩，我们可以更好地生活。

——E．B．怀特

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

中国有很多文学类型，比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玄幻小说等，但我们一直缺少另一种文学类型，这种文学在美国叫“自然文学”——反映人类对大自然的观察，在观察的基础上建立对大自然的理解与尊重，因而化育出环境保护的观念与行动。现在我们就来讲一部美国自然文学代表性作品——《寂静的春天》。

环境保护问题一直都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出现过利奥波德和约翰·缪尔这样的杰出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宣扬环保主义观念，用自己的实践倡导环境保护运动。女性作家蕾切尔·卡森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现在我手中的这一本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的版本或者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版本，但是这样的书对于中国读者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今天的中国，某些地区面临着自然环境不断被破坏、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局面，我们自己身处的环境也越来越糟糕。如果树少一点、花少一点，大家勉强可以忍受。但是，如果已经到了没有干净的水喝、没有干净的空气呼吸的程度，大家还在心安理得地忍受，并且不准备做一些改变，我认为有点匪夷所思。

我读美国自然文学的书是从很早就开始的，因为我喜欢他们与自然相处的友好态度。我读得最早的一本书就是卡森的《寂静的春天》。

其实《寂静的春天》，不应该称为“寂静的春天”。因为在中文里，将“寂静”这个词赋予了比较美好的意义。要是按照意义来译，我觉得它叫“死寂的春天”更合适。那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呢？

蕾切尔·卡森是个科学家，不是一个文学家。

我们知道，每当春天来临时，万物就会萌发，百鸟会歌唱。因为鸟要繁殖，鸟的异性之间要互相吸引，需要靠叫声来完成。春天来了，天气转好，它们也会感到兴奋，所以春天的鸟叫会比其他季节要多得多。

可是在一个又一个春天，卡森发现鸟的叫声越来越少了，她就开始追踪观察。鸟的叫声少了意味着鸟少了，而鸟的数量减少就意味着自然界中一定已经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这些精灵一样的生命突然在原野当中、森林当中、河岸当中、田野当中消失不见了。这引起了她的关注与思考。

这个时候，她开始做科学调查工作。后来发现鸟类减少的原因是人类大量使用农药。鸟的主要食物是昆虫，而农药的主要功能就是把昆虫杀死以保护农作物，理由很正当。但鸟吃下这些被毒死的昆虫后，自己也死掉了。

当她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提出了观点：农药与化肥，对我们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是有帮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球不是只给人类居住的，地球也是给其他生命生存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在创造人之前就已创造了其他生命，其他生命和我们一样平等，都是上帝的造物。基督教是这么看的，佛教也是这么看的，佛教说众生平等，不只讲的是人跟人——穷人跟富人、高智商的人跟低智商的人、有权的人跟没权的人都是平等的。

其实佛教里说的“众生”，说人也好，一株草也好，一条虫也好，大家都是平等的生命，佛经《妙法莲华经》里就说，地上的生命“一云所雨，一雨所孕”。

什么意思？就是说一朵云下下来的雨滋润的这些生命，不管是这个雨落在人的身上还是落在一株草的身上，都体现了上天的意志，使万物成长。所以说，只要这个雨水落到的地方，所滋润的生命就没有高下，没有贵贱。在佛的眼里都是平等的，这才是真正的众生平等，而不只是我们今天讲的人与人的平等。

用宗教眼光看是这样，那么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呢？人是从整个自然界里逐渐进化而来的，从低级的生命到高级的生命，其实所有生物都是生命进化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轻忽它们呢？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世界上的花草树木都灭绝了，动物都灭绝了，人也没有办法生存。树都灭绝了，没有植物制造氧气，水也消失了，那人跟生活在火星上有什么区别？

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利奥波德曾提出，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农药是科学发明的，古代并没有农药。人们有了农药以后，大量地杀死昆虫，昆虫死亡以后，鸟去吃中毒的昆虫，鸟再死亡，而这只是解决了农田的一部分灾害。卡森是个化学家，她进一步调查发现，农药不光杀死虫子、毒死鸟，还会污染土地、污染水。

当今，中国的某些土地污染物超标，再加上水质污染，从这种土壤和水里长出来的粮食，都是不健康的。但是很少有人去关注与书写这个问题。

蕾切尔·卡森的这本书写于1962年，她写这本书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她写这本书侵犯了很多利益集团。

谁是利益集团？比如说大农场主。你反对农药，农场主不干了，因为他们不可以再用农药杀虫了。美国的农场都是巨大的农场，一户人家就能种几千亩上万亩的地。对于他们来说，不用农药以后，庄稼都被害虫吃光了，他们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科技公司，制造农药的公司，研发农药的研究机构，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风险。相对卡森来讲，这些机构权力很大，会运作舆论，通过种种手段封杀她。她当时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但这个时候，她坚持了自己的良知，写出了这一本书。

这本书一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本书出中文版的时候，给这本书作序的是美国当时的副总统——戈尔。

卡森的调查过程、出版过程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层层封杀，她独自一人要跟资本势力搏斗，跟资本家搏斗，但她一个弱女子孤身对抗这些势力，最后终于写出了这本书，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也成为美国自然文学当中的经典作品之一。

我们追摹西方的娱乐方式，追得很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自然文学，在中国出现后却没有什么反响，这样好的文学类型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出现。

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这些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不仅卡森是这样，还有更早期的约翰·缪尔也是这样。

缪尔曾在美国西部的山地里给别人打零工、放羊。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突然发现美国的资本集团在大规模地破坏大自然，比如说林业公司滥伐森林；矿业公司为采矿把山炸得稀里哗啦；石油公司不管环境保护，抽油抽得遍地狼藉……

缪尔除了自己写书以外，还发起一些运动，一定要把美国的自然保护起来。具体怎么保护呢？就是建立国家公园。

缪尔是一位作家，他创造了“国家公园”这个概念，然后还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去说服美国政府。

他们的说服工作做到什么程度？比如，他们曾经把美国总统，说服到跟着他们到山里去露营。为什么要露营？就是让政府官员去体验大自然的美好。最后果然在美国通过了立法，创立国家公园，保护大自然。

今天我们要去的黄石公园、优胜美地公园等都因此而创建。那个时候已经有伐木公司进去了，已经有采矿公司进去了，他们依靠政府的法令把他们赶走，才把这些地方保留下来。

卡森、缪尔这些人当时也受到伐木公司、矿业主的威胁。但是他们是为整个人类的利益着想，将自己的写作理念付诸行动，然后来改造这个社会，保护大自然。

另外一个人利奥波德更有意思。早期美国人土地很多，经营很粗放，他们得到一个农场以后，也是乱七八糟地耕种。所以，有些土地耕种10年、20年之后，土地的肥力就全部耗尽了，这片土地就荒废了，变成一片沙漠。

利奥波德自己买了一个别人已经不要的农场。这个农场因为土壤的肥力耗尽，不能再种庄稼，已经变成了沙地。他把这个农场买下来后，进行了一个实验，目的是验证能否让这片土地再恢复生机。他一点一点地去种树种草，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恢复一片沙漠的生态一样。

然后他把整个过程和感受记录下来。因此，利奥波德就有了一本非常美好的书叫《沙乡年鉴》。过去我在别的地方也谈过，沙乡就是他租的那个农场的名字，台湾翻译成沙郡。

《沙乡年鉴》就是写了这个农场在1月是什么样，2月是什么样，3月是什么样……按12个月记录，记录完物象以后，他再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与思考，最后他成功了。

你看他们都是一方面写作，一方面揭露社会问题，同时付诸行动，所以自然主义文学在今天，还是不断地有新的东西出现。

今年，我在上海还见过一位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家，她从事的事业就是一边记录一个湖泊的生态恶化过程，一边投入对湖泊的保护。可见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一点这样的书，学会尊重自然，从而激发我们保护自然的愿望。因为当我们都不了解大自然的时候，声称要去保护它一定是一种空谈。人不可能对陌生的事物产生尊重与珍爱的情感。

虽然我们现在说“尊重自然，爱护环境”，但是当一个人对自然毫无认知的时候，他会真正地尊重自然吗？我是不相信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读一读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后来她还在一个地方描述一片海。为了写这片海，她还专门住到海边，在海边建了一栋小房子，来观察并描绘这片海。他们是真正设身处地地进行书写。

不光是卡森的书，还有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文学读本。因为这些书教会我们尊重自然，认识自然，保护自然。

阿来

致谢

在1958年1月，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奥尔加·欧文·哈金斯的信。信中讲述了一个微观世界是如何失去生机的。这封信让我意识到：我必须写些东西了。

在随后的很多年中，我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助与鼓励。在此我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这些人，有些是来自我国甚至其他国家政府机构的人，有些是来自各个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还有各行各业的许多专家，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和我分享他们多年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在此，我要为这些人所做的慷慨举动，向他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此外，我尤其要感谢那些花时间阅读本书手稿并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给出批评建议的人。虽然我要对本书的准确性与真实性负最终责任，但如若没有下面诸位专家的无私帮助，我定无法完成此书，他们是：

梅奥诊所的医学博士L．G．巴塞洛缪，得克萨斯大学的约翰·J．比塞尔，西安大略大学的A．W．A．布朗，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医学博士莫顿·S．比斯金德，荷兰植物保护局的C．J．布列吉、罗布和贝茜·维尔德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克拉伦斯·科塔姆，克利夫兰医院的医学博士小乔治·科瑞尔，康涅狄格州诺福克的弗兰克·艾格乐，梅奥诊所的医学博士马尔科姆·哈格雷夫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学博士W．C．休珀，加拿大研究委员会的C．J．克斯维尔，荒野学会的奥劳斯·穆立，加拿大农业部的A．D．皮科特，伊利诺伊州自然历史考察委员会的托马斯·G．司各特，塔夫特公共卫生工程中心的克拉伦斯·塔兹韦尔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乔治·J．沃拉斯。

任何一本以大量事实为基础写成的书，作者都要感谢图书管理员，我也不例外。我曾经获得了许许多多图书管理员的帮助，其中我最为感谢的是内政部的图书管理员艾达·K．约翰斯顿和国家健康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希尔马·鲁滨孙。

而这本书的编辑——保尔·布鲁克斯，很多年来给予我最坚定的支持。由于我数次拖稿，他毫无怨言地调整了他的出版计划。对于这一点，以及他高超的编校水平，我没齿难忘。

在完成资料查阅这一任务时，我得到了多萝西·阿尔吉、珍妮·戴维斯和贝特·哈尼达夫全力而有效的帮助。同时，由于有时情况着实困难，如果没有艾达·斯普罗尽心尽力地帮我料理家务，我也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最后，我一定要说，感谢很多人的帮助，甚至其中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正是他们的帮助，使得这本书富含了价值。是他们最先站出来，反对人们毒害这个世界，反对人们对这个我们与其他生物共享的世界鲁莽且不负责的行为。他们一直在战斗着，我相信这场斗争终将取得胜利，并将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让我们和身边的世界共同生存下去。

蕾切尔·卡森

目 录

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

致谢

01　明天的寓言

02　忍受的义务

03　死神的特效药

04　地表水与地下水

05　土壤的王国

06　地球的绿幔

07　无谓的浩劫

08　寂静的春天

09　死亡之河

10　无人幸免的天灾

11　超越波吉亚家族的梦想

12　人类的代价

13　透过一扇窄窗

14　每四个中就有一个

15　大自然在反抗

16　雪崩前的隆隆声

17　另一条道路

01
明天的寓言

在很久很久以前，美国中部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镇。小镇的一切都好，小镇的发展也非常和谐。在小镇的周围，有一个个农场。农场里的作物生机勃勃，山坡上种着成片的果树。春日，繁花如白云朵朵，点缀于绿色原野之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天然屏障，白桦树、橡树和枫树如火焰般闪耀，小狐狸在山上欢叫，小鹿们静悄悄地穿过薄雾笼罩的原野。

小镇上有一条小路，路边长着月桂树和蕨草等各种各样的花草，在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条小路的景色都十分宜人。即使是在冬天，路边也是一派美丽祥和的景象，鸟儿们在这里寻找食物，啄食着植物的种子。这里因为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鸟儿而闻名。每年春秋时节，候鸟们不远万里迁徙至此，随后很多游人也不远千里到此游玩。他们在清澈的河水中垂钓，水从山涧中流出，在成片的绿荫下聚积。多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定居，大家打地基、盖房，在大水井旁边建起了谷仓——随后的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景象。

但是后来，可怕的瘟疫发生了：瘟疫在乡村中蔓延，一切都变得不同，就如同被施了诅咒。牛羊成群死去，家禽也没能逃脱厄运。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农场中的人们都谈论着家人们的病症。医生对于这些病症也毫无办法，随后开始出现毫无征兆的突然死亡，死者不只有大人，还有活泼的孩子。他们刚刚还在玩耍，突然就病倒了，几个小时后就死去了。

整个村庄显得安静而可怕。鸟儿不见踪影，很多人对此感到惊慌不安。后院是鸟儿们经常觅食的地方，现在变得冷冷清清，偶尔能看见几只鸟，但那些鸟儿也是奄奄一息，正在走向死亡。它们剧烈地挣扎着，最后连飞都飞不起来。曾经被知更鸟、鸽子、松鸡，以及其他很多鸟儿的合唱撩动的春日清晨，如今却是一片死寂，毫无声响，只剩下如铁的沉默，笼罩在田野、树林和沼泽的上方。

农场里，母鸡下的蛋再也孵不出小鸡；农夫们对养殖业的抱怨再也没有停歇过：他们抱怨着猪永远也养不活，幼崽个头小，小猪即使生下来也活不了几天。苹果树开花了，花丛中却看不到蜜蜂的影子——没有授粉，苹果树便无法长出果实。

小路两旁的迷人景象如今已消失不见。花草又枯又黄，像是被烈火焚烧过。它们全都寂静无声，就像已被世界抛弃。很多往日经常来的垂钓者，因为河流中鱼儿的死亡，如今再也不来了。

屋檐下、瓦片间依稀可以看到颗粒状的白色粉末，让屋檐、瓦片显露出斑斑印迹。几周之前，它们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落在屋顶上、草坪上、田野间和溪流里。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巫术，没有什么所谓敌人侵袭了这个世界。使这个本就病恹恹的世界更加沉默寡言的，是人类自己的所作所为。

其实这个小镇是虚构的，但是我们非常容易地就能够在美国，甚至世界上任何地方找到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村镇。我知道，并没有哪个地方确切地经历了以上我所描述的一切，但其中的每一项灾难都曾真实地发生过，很多现实中存在的地方也遭受了极度的、大量的不幸。在不经意间，一个恐怖的幽灵正向我们袭来，我所描述的悲剧极可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今生就能看到。

究竟是什么令美国小镇美丽的春天变得死寂？本书将试着给出答案。

02
忍受的义务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和生物的历史是相互影响的。从很大程度来讲，地球上动植物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与之相对的，在地球整个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中，生物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细微的；而到了这个世纪的现在这个时间段，地球上有一个物种产生了极大的、可以大肆改变周围环境的能力，这个物种就是人类。

在过去的20余年中，这种能力不仅仅是出现这么简单，而是迅速地发展，在质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人们对环境的破坏行为中，很多破坏都是再也无法挽回的。这种破坏行为，尤其是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在生物所生活的环境中形成了极具危害性的生物链条，且大部分不可逆转。

全球环境污染中，化学物质与辐射共同作用的污染逐渐改变了世界的本质，同时也改变了地球上生命的本质。化学药物对环境的危害巨大，而公众至今没能认识到它们的危害性。锶90能够随着核爆炸释放到空气中，并且可以随着雨水直接进入土壤，或以放射性尘埃的形式飘浮在空气中，并再次积聚在土壤里，然后渗透进生长在土壤中的青草、玉米和麦子里，并且最终会进入人类的骨骼、各种器官，直至其死亡。同样，喷洒在耕地、森林、花园中的药物也会长时间地停留在土壤中，进入生物体内，再次传输到其他生物体内，造成污染，并随之形成死亡链条。或许还有一部分会随着地下水悄悄扩散，而后因为阳光与空气的神奇作用形成新的物质再次出现，并开始杀死动物，令植物死亡，也让井水不再纯净，从而对喝水的人类形成了不小的危害。如同阿尔伯特·施维茨所说：“人类至今无法认出自己一手创造的恶魔。”

地球经过数十亿年的进化，孕育出生命，在随后漫长的时间长河中，生命不断演变、进化、多元发展，然后慢慢适应了环境，并维持着一种微妙却平衡的环境。环境中包含着有害的以及有利的元素，它们严格地按照一定的规律来供养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有些物质会释放出辐射，例如太阳也时不时会放出短波辐射。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万物经过自身的调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时间是基本的要素，但对于如今的世界而言，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了。

变化急促地发生着，新的状况不断涌现。这些新的状况都和人们冲动而鲁莽的步伐保持一致，而不仅仅是跟随自然的节奏；这些辐射不仅仅是源于天然矿石的辐射、宇宙射线的猛烈攻击以及阳光中的紫外线，还源于人类所摆弄的电子元件、所创造的科技产物。生物所需要适应的化学环境也不仅仅只包括钙、硫、铜、硅以及从岩石中冲刷入海的其他矿物质，还包含着人类在实验室中所创造出的合成化学品——那些自然界中从来没有的物质。

人类要想适应化学物质，恐怕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这不仅需要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而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几代人的时间都不会见到什么成果。因为我们的实验室在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些新型化学物质，美国每年就会有将近500种新的化学物质投入使用。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其后果也难以预料。人与动物每年都需要费尽心机去适应这500种新型化学物质，完全超出了生命进化的极限。

其中有许多化学物质都来自人与自然的战争。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已经发明了200余种基础化学物质，用于杀虫、除草、灭鼠以及灭除现代人类所定义的“害虫”——而每种化学物质又有数千种不同品牌。

如今几乎全世界都在使用杀虫剂——无论它们是喷雾状的、粉末状的，还是气体的。人们在农场里、花园里、森林里还有自己的家里喷洒这些化学药品，这些非选择性的化学制剂能够杀死每一种昆虫——不管它是益虫还是害虫，这些杀虫剂使得鸟儿无法歌唱，使得河流中的鱼群无法畅游，它们将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覆盖上了致命的杀虫剂薄膜，并且使得这些薄膜长期在土壤中滞留。造成这一滞留的原因，仅仅是我们想去除一些杂草和杀死一些昆虫。怎么会有人认为给地球表面施加大量的毒药后，生物仍然能够安然生存呢？那些化学药品不应该被叫作“杀虫剂”，而应该被叫作“杀生剂”。

从政府开放DDT给民众以后，杀虫剂的使用就在不断地升级，几乎哪儿都需要使用杀虫剂。而且，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人们需要更强劲的有毒物质来杀虫。昆虫们用自身的情况扬扬得意地证明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从而进化出了一些超级昆虫，它们对杀虫剂有免疫功能，于是人们不得不发明出更为致命的杀虫剂……如此往复。除此之外，喷洒了杀虫剂之后，害虫们经常会出现一些死灰复燃的情况，这时候它们的数量就会比之前更多。这场化学战争不仅没有一方取得胜利，还让所有的生物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疲惫不堪。

人类也许会因为核战争而灭亡。但就在今天，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问题：有害物质对于生存环境的污染非常大，而且这些物质会积聚在生物体内，甚至会渗透到细胞当中，改变乃至破坏原先的遗传基因。

那些被称为“未来建造师”的人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不自觉地这样做了。因为有很多类似辐射物的化学物质会造成基因突变，哪怕杀虫剂这种微小的物质，也能决定人类的未来——想到这里真是觉得有点讽刺。

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很可能会对我们的本末倒置感到震惊，作为拥有智慧的生物种群，我们怎么能够因为想控制几种人类讨厌的害虫就破坏了整个环境呢，并且连我们自己也身陷死亡危机当中！但是，我们依旧义无反顾地这么做了。

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们减少了耕地面积，补贴不耕种的农民。但是我们的收成依旧非常好，仅1962年一年美国的纳税人就不得不拿出10亿美元来储存过剩的粮食。虽然农业部的某个部门想降低产量，但是依然有很多部门于1958年后重申以下言论：很多人相信，如果严格按照土地休耕的保护计划减少耕地使用面积，人们一定会加大化学农药的使用以增加现有耕地的产量。这么做只会令情况更加严峻。

我在上面的表述，并非想表达我认为现在不存在害虫问题，也不是说不需要对害虫进行监控。我想说明的是，监管方式应该与现实而非虚构的情况保持一致，采用的方法不当会令我们自己和害虫一起被毁灭。

这种问题的出现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但当我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却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式，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错误，甚至是灾难。早在人类出现以前，昆虫们就已经存在于地球，它们具有繁多的种类和极强的适应与生存繁殖能力；在人类出现之后，这50多万种昆虫中有一小部分和人类的利益产生了冲突，主要有两种方式：与人类争夺资源和向人类传播疾病。

在人类聚居区传播疾病的昆虫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尤其是在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而在一些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如遭遇自然灾害、战争爆发，或者处在一种资源极度匮乏的状态当中，这一困扰就显得更加严重。这时人们就必须对某些昆虫加以控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就会看到这一让人清醒的事实：针对这些昆虫的大规模化学防治收效甚微，甚至有可能让情况持续恶化。

在原始农业中，人们就很少会遇到害虫问题。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农业生产过度精细化，也就是将大量耕地用于生产单一作物，这种生产方式使得某种昆虫的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单一耕种法显然不符合自然运作的法则。这大概是某些工程师设想出来的理想模式。自然会依照其内部需求总量来平衡，自然需要掌控它自身，掌控的办法就是创造多样的物种。人类却偏偏执着于单一化作物种植。稍加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与单一种植小麦的农场相比，混合型种植农场害虫的数量比较少。

我所说的情况并非个案。就在十几年前，美国的大部分城镇都在街道旁种上了高大的榆树，但是现在这种美景却被某种甲虫毁于一旦。如果植物的种植种类非常丰富，除了榆树还种其他树的话，那么这种甲虫能够大量生息繁衍并在树与树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现代昆虫问题出现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则需要从地质学及人类历史的背景上进行考虑：成千上万种生物从原来的生存环境扩散、蔓延到新的领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其新近出版的《生态入侵》一书中，研究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迁徙。几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泛滥的洋流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大陆桥，生物被禁锢于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独立自然保护区”内。在这些区域内，它们与其他种属相隔，进化出许多新的物种。大约1500万年前，一些大陆板块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些物种开始迁徙至新的疆土——这种迁徙现在仍在进行中，并从人类那里得到了诸多帮助。

引进植物是现代物种进行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总是需要依附于植物而存在，而检疫方法出现的时间相对较短，效果也并不好。仅仅美国植物引进局一年就从世界各地引入20余万种植物。在美国现有的180种有害昆虫中，近一半是出于偶然因素从国外引入的，且大部分是随着异域植物一起进来的。

在一些新的疆域，由于没有自然界中天敌的威胁，其数量也失去了控制，这种入侵的动植物很快就可以大范围繁殖。所以，最令人头疼的害虫大部分是舶来物种也绝非偶然事件了。

此类入侵，不管是出于自然原因，还是借助于人类的某些行为而实现的，可能都会无限延续下去。检疫和大规模使用化学药剂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埃尔顿博士说，我们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只是寻求新的科技手段来控制这种动植物”，而是更需要了解有关动物习性、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基本知识，这样才能“促进平衡，抑制动植物大面积爆发时的威力，有效应对新型入侵”。

我们能够通过很多渠道来获取这些必需的知识，但是我们并没有去运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将其聘进政府部门，可是在实施决定的时候，却很少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任由充满化学药剂的死亡之雨落下，假装我们别无选择。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只要开动脑筋，我们很快就能想出很多其他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不是被人蒙住了双眼，失去追求好东西的意愿与远见，只能把那些有害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的选择去接受？生态学家保罗·谢帕德说：“把生活理想化了，只看到水上探出的头，只看到了环境恶化底线上方的数寸……我们为什么要容忍含有慢性毒药的餐食？为什么要容忍这种生活——房子坐落在一个枯燥的环境中，周围的人不算是敌人却也不过是点头之交，外面摩托车的声音嘈杂却刚好不至于让人发疯？谁想生活在一个仅仅是不太致命的世界里？”

然而就是这样的世界在不断地向我们靠拢。利用化学药剂创造一个无虫世界的运动，好像无意中打开了许多专家以及所谓防控机构的狂热开关。方方面面的证据都表明，那些投身于灭虫运动中的人正在滥用他们的权力。“那些负责的昆虫学家同时扮演着起诉人、法官、陪审员、估税员、征税员和警察局长的角色。”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者尼利·特纳说。不管是在州政府中，还是在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中，都有那样一批人在明目张胆、横行无阻地滥用职权。

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说绝对不可以使用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把这些化学药剂一股脑儿地交到了那些几乎完全不懂的人手中，这些有毒的药剂本身有着极强的杀伤力，可是这些人却并不了解它们潜在的危害。我们没有去征求过人们的意见，甚至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让无数人接触到这些有毒物质，如果人权法案中没有一条规定保障公民有不受致命性毒药危害的权利，无论是个人或公职人员，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尽管拥有非凡的智慧与远见，却并没有预见到人们会面临这样的局面。

除此之外，我想说的是，我们任由人们使用这些化学药剂，却很少提前研究它们对土壤、水、野生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事实上，所有生物都依赖于自然界生存着，而如今我们不顾自然界的完整性，这很有可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很大的灾难。

如今大部分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害的性质。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一个“专家”都只关注自己的问题，却意识不到或者不去包容这个问题所处的大框架。这又是一个工业主导的时代，只要能挣一块钱，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合情合理的。当公众看到了使用杀虫剂带来危害的有力证据而进行抗议时，杀虫剂的制造者就会告诉他们一丁点半真半假的消息当作镇静剂。我们迫切地需要中止这种虚假的保证，拒绝裹在难堪事实外部的糖衣。昆虫治理者造成的风险最终是要由公众来承担的。必须由公众去决定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当前的道路，而只有在获知了全部事实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做出决定。如同让·罗斯丹所说：“既然我们不得不忍受，我们就应当有知情权。”

03
死神的特效药

今时今日，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暴露在化学危险品当中的境况，从在母亲的子宫里开始，直到我们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面临这样巨大的问题。这些化学合成的杀虫剂投入生产和使用不到20年，现在却已经遍布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大部分的主要水系中，甚至在人们看不见的地下水径流中，我们都可以提炼出这些化学物质。十几年前撒下的化学物，今天依旧还残留在土壤中。它们侵入鱼类、鸟类、爬行动物等野生动物，以及各种家养动物的体内并积存下来。自然界的生物无一幸免。科学家进行动物实验时，甚至无法找到未被污染的个体样本。在深山湖泊的鱼体内、在土壤中打洞的蚯蚓体内、在鸟蛋里，甚至在我们人类自己的身体里都有这些化学物质。无论男女老幼，大部分人的身体里都有这些化学残留。它们甚至出现在母亲的乳汁中，出现在胎儿体内。

这一切出现的原因，就是现在这些具有杀虫功能的合成化学药剂制造业的急速发展。这个行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军事科学家们在为化学战争研发药剂时，意外地发现实验室里产生的一些化学药品可以杀死昆虫。当然，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因为昆虫被广泛用于实验中，以检测种种化学药品的致死性。

正是因为合成杀虫剂源源不断地产出，才造成了如今的这些后果。这些杀虫剂本来是由人工合成的，那些将自己困在实验室里的人别出心裁地篡改分子结构，替代原有的原子，改变它们的排列，变成了我们如今使用的这些复合杀虫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杀虫剂是从自然界的矿物质和植物中提取的，是砷、铜、锰、锌以及其他矿物质，加上从干菊花中提取的除虫菊、从烟草中提取的硫酸烟碱和从东印度群岛的豆科植物中提取的鱼藤酮混合而成。

新型合成杀虫剂最令人吃惊的部分是其生物功能，它们不仅毒性很强，而且能够侵入生物体最重要的生理过程中，并且改变这一过程，通常会造成病变，甚至死亡。我们将看到，它们会破坏保护机体不受损害的生物酶，会阻碍机体获取能量的氧化过程，会使各个器官无法正常地运作，还可能使生物体内的某些细胞产生缓慢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最终形成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

正因为如此，新型合成杀虫剂的名单越来越长。毒性更强的药剂每年都在新增，使用方法也不断更新，全世界几乎都暴露在这些药剂当中。在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从1947年的1.24259亿磅飙升至1960年的6.37666亿磅，涨幅超过4倍。

所以，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民众来说，有本杀虫剂名册对我们来讲还是挺好的——如果我们要和这些化学制品打交道，不只是吃它们、喝它们、用它们，还把它们带进每一寸骨头，我们就更需要了解它们的属性和威力。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标志着无机化学品退出杀虫剂舞台，随后进入了碳分子组合的奇妙杀虫剂世界，但是依旧有一些顽固派在用这些陈旧的物质。其中最重要的是砷，它仍然是许多不同种类的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主要成分。

砷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矿物质，它大多出现在各种金属和矿物的原石中，有很少一部分出现在火山、海洋与温泉当中。它与人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亲密关系，并且这些亲密关系由来已久。因为大部分砷的合成物没有味道，所以从波吉亚家族(1)时代之前很久，直到今天，它一直都是杀人者所钟爱的毒药。在近两个世纪的过程中，它存在于煤炉的烟筒中，伴随着某些芳香烃一起被认为是能导致生物煤气中毒的致命物质。

在历史长河中，也存在着很多种群长期陷入慢性的砷中毒状态。被砷污染的环境会相继引起牛、马、羊、猪、鹿、鱼以及蜜蜂的生病与死亡。此类记载层出不穷，但是含有砷的喷雾和粉剂依然被批准生产和广泛使用。在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农庄中，由于长期使用含砷喷雾剂，养蜂业几乎不存在了。那些长期使用含砷元素化学品的农民，也相继发生了慢性砷中毒，同时他们的牲畜也因为长期接触含砷的农药喷剂和除草剂而中毒。

飘散的砷粉尘从蓝莓田里扩散到附近的农场，毒死了奶牛和蜜蜂，污染着河流，人们也因此患病。“我国近年来在砷使用问题上严重忽视公众健康，简直不能比这更彻底了。”全国癌症预防协会的惠帕博士说。他是环境致癌物问题的专家，他还说：“任何一个看见含砷杀虫剂和喷雾作业的人都会感到触目惊心、不可思议。喷洒的农民态度极其马虎，他们草草地就把这些有毒物质喷洒完毕。”

现代杀虫剂有着非常大的毒性。目前的杀虫剂一般分为以下两种：氯化烃类，以DDT为代表；有机磷杀虫剂，以著名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为代表。这些化学物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构造都以碳原子为基础。碳原子是生物界不可或缺的基础元素，所以被划为“有机”一类。为了便于我们理解，我们需要研究它们是由什么构成以及如何从构成元素的基本单位被人为改造成“死亡天使”的。

碳是基本元素，碳原子的延展能力和生命力近乎无限。它可以在化学链条和环扣上彼此链接，而且可以和其他原子物质链接。事实上，从细菌这种微小的生物到蓝鲸这种巨大的海洋生物，差距如此之大的物种多样性就是由于碳的这种特性。蛋白质分子是如此复杂，但也是以碳原子为基础，而脂肪、糖类酶和维生素的分子更是如此。很多非生物也是以碳原子为基础，因此碳原子并不一定是生命的象征。一些有机化合物只由碳和氧组成，其中最简单的形式是甲烷，或称为沼气。它是由有机体在水下分解的细菌形成的。甲烷和一定数量的空气简单混合后，就会成为可怕的物质——瓦斯。可看它的化学结构链你会发现，它的结构如此简单：一个碳原子的周围连接着四个氧原子。

一些化学家发现能够分离其中一个或全部氧原子并用其他元素进行替换。例如，将其中一个氧原子替换成氯原子，我们就能得到氯甲烷；剥离三个氧原子并用氯代替，我们就能得到用于麻醉的三氯甲烷；将所有的氧原子都用氯原子替换，得到的就是四氯化碳——一种常见的清洗液。

对上述这些简单的化学分子式做的变化拆分，我们就能说明“氯化烃”究竟是什么，但仅仅靠这些简单例子，我们是没有办法弄清烃类的复杂面目的，就像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明有机化学家如何用复杂的手段创造了无尽的物质。因为和只有一个碳原子的甲烷分子不同，化学家们面对的可能是有很多碳原子的烃分子。它们排列成环状和链状，还极有可能有其他的环链或者分支，其中包含的物质也不单单是简单的氢原子或者氯原子，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化学基团。只不过做一些微小的改动，物质的属性就完全不同了，例如，碳原子周围连接的内容和连接的位置都至关重要。这种精妙的操控就已经生产出了一系列具有非凡威力的毒药。

DDT是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的简称，由一位德国化学家于1874年首次合成，但一直到1939年，人们才发现它可以作为杀虫剂进行使用。DDT立刻成为昆虫传染病的超级克星，它在一夜之间就帮助农民赢得了消灭农作物害虫的艰巨战争。它也为它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赢得了诺贝尔奖。

DDT广泛应用于今天的杀虫剂领域，这让很多人都误以为这个老朋友毫无恶意。DDT无害这个神话很可能是由于在战争初期，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以及战争犯用DDT所制成的粉剂来消灭跳蚤。大家都以为，如此多的人都和DDT有了亲密接触而没有立即出现不良反应，那这种化学物质肯定就是无害的。

公众存在这种误解不足为奇，甚至可以理解。因为DDT完全不同于其他氯烃，粉状的DDT不容易被皮肤吸收，但一旦溶于油，DDT就显露了它的本性。如果误食DDT，它就会被上消化道吸收，还有可能会被肺吸收。进入人体之后，它就会堆积在大量储存脂肪的器官里，比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等器官，还会大量存储于肝脏、肾脏以及被大量包裹肠体组织的保护性肠系膜脂肪里。

DDT的储存一开始只可能是能够想到的最小输入量（通常以化学残留物的形式出现在大多数的食物表皮中），但这一过程不断持续累加，直到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体就是那个富含脂肪的DDT储存库。这个储存库如同放大镜一般。食物中含有0.00001%的DDT就会导致0.001%到0.0015%的储存量，涨幅超过100倍，甚至更多。

这些数据对于很多化学家和药剂师来说耳熟能详，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显然是弄不清楚的。0.0001%听起来非常微小，但是这种物质威力十分大，非常微小的剂量就能导致巨大的身体机能变化。在针对动物的实验中，0.0003%的剂量就会抑制心肌中一种重要的酶发挥作用；0.0005%的剂量就会造成肝细胞的破裂和溶解；而和DDT密切相关的两种物质——狄氏剂和氯丹，仅0.00025%就能达到同样的功效。

这些并不令人诧异，因为在人体正常系统当中，因果关系就是会有如此天差地别的效果。比如0.02毫克，如此微小的碘含量就是健康与疾病的分界线。杀虫剂在体内不断累积，同时排出速度非常缓慢，这就非常有可能造成肝脏慢性中毒和其他器官的慢性器质性病变。

但很多科学家就人体当中可以储存多少DDT持不同意见。阿诺德·雷曼博士是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物学主管，他认为DDT是没有吸收的最低限度的，同时也就没有高于此就会停止吸收与储存的最高限度。但是，美国医疗公共中心的威兰德·海耶斯就认为，个体差异化较大，每个人都会有基于他自己身体机能的平衡点，超过这个平衡点的DDT就会被排出。事实上，这两人的判断，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针对DDT在人体中残留的危害，科学家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现在我们知道普通人体内的残留已经达到潜在危害的量。研究表明：没有直接接触DDT的人平均储存DDT的量为0.00053%～0.00074%（这个值是人不可避免地从食物残留中获取的存量值）；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为0.00117%；而杀虫剂相关从业人员的体内储存量则高达0.0648%！这些化学物质的传播途径非常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最低值就已经超过了会对肝脏及其他器官造成损害的标准。

DDT和它的同类物质最危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会沿着食物链的所有环节传递，从金字塔底到金字塔尖，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比如，农夫在苜蓿园里使用了DDT，这些苜蓿花被制成饲料喂养母鸡，所以母鸡下的蛋里也就包含了DDT。而苜蓿干草中的DDT含量则为0.0007%～0.0008%，它们被用来喂奶牛，所以奶牛产下的牛奶当中也就含有了0.0003%左右的DDT，而由这种牛奶制作的黄油，其中的DDT含量就会猛增到0.0065%。通过这样不停地转移和传导，那些原本非常微量的DDT最后达到很高的浓度。农民们突然就会发现，已经很难找到没有受过污染的草料来喂牛了——虽然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禁止含有杀虫剂残留的牛奶上市。

除此之外，这些毒素也很可能通过母婴传播。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人类的母乳进行了抽样检测，发现其中含有少许杀虫剂残留。这一检测结果表明，人类母乳喂养的婴儿除了体内已经残留了有毒化学物质之外，仍然每天不断吸收有毒的化学物质。但这绝不是婴儿第一次接触有毒化学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过程在胎儿的胚胎时期就已经开始。

在动物活体实验中，氯化烃类杀虫剂能轻易穿过胎盘的屏障，到达胚胎内。也就是说，胎盘也无法成为胚胎和母体最后的保护层了。虽然胚胎通过这种方式摄入的量很小，但因为胚胎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都要弱得多，也就更容易被有毒物质侵害。也就是说，如今普通人一出生，体内就有一定数量的毒素存在，并在以后的生命里不断蓄积。

事实表明，DDT的少量残留也会在人体内不断累积，而日常饮食中的化学残留也很容易对肝脏造成损害。这使得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早在1950年就宣布“DDT的潜在危险可能被低估了”。这是医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没有人知道最终结果如何。

氯化烃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氯丹。这种物质除了和DDT一样具有令人无法忍受的特性之外，还有其独有的特征。它的残留物会长时间停留在土壤和食物中以及任何使用了它的物体表面。它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进入人体。它能被皮肤吸收，也能以喷雾或粉尘的形式被吸入体内。当然，如果残留物在食物的表面，被吞下后也会被消化道所吸收。和其他氯化烃一样，它会在人体内日渐累积。动物实验显示，氯丹的含量仅为0.00025%，而最终在脂肪层聚积的含量却高达0.0075%。

20世纪50年代，有着丰富经验的药理学专家雷曼博士称“氯丹是毒性最强的杀虫剂，任何接触到它的人都会遭受毒害”。看看郊区住户们是如何用氯丹漫不经心地打理他们自家草坪的，我们就应该知道，关于氯丹的警告从来没有起过作用。因为郊区的住户们从未立即病倒，这使得氯丹“看起来毒性不大”，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毒素会在他们身体内累积，形成长期的潜伏。通常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这些毒素才会显示出让人不解的症状。那时若想查到病因，基本是不可能的。但一旦这些症状出现，死亡就来得很快了。一名受害者不小心将25%纯度的工业溶液洒在了皮肤上，他40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症状，未及救治就已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无法提前发现并有所警觉，且及时得到救治的。

七氯是氯丹的主要成分，它本身也是一种单独出售的药剂。它尤其能在脂肪中积存下来。如果食物中含有0.0001%的七氯，则其在人体内积存的量足够被检测到。它还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就是能完全转变成一种毫不相干的化学物质——环氧七氯。这种转化在土壤和动植物组织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鸟类实验表明，七氯转化后生成的物质比原来的毒性更强，是氯丹的4倍。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一类特殊的烃类就被发现了：氯化萘。这种物质会导致那些暴露在这种环境中的工人患上肝炎，甚至会引发一种罕见且致命的肝病。它可能造成电气行业的工人生病和死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在牛群中常会出现的一种神秘且致命的疾病可能也是由它而引发的。

有了上面这些例子，和这类烃相关的三种杀虫剂是最致命、毒性最大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分别是：狄氏剂、艾氏剂和异狄氏剂。狄氏剂是根据德国化学家狄尔斯的名字来命名的，如果吞服，它的毒性是DDT的5倍；如果是以溶液形式被皮肤吸收，那么它的毒性就相当于DDT的40倍。它还会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可怕的影响，它会让患者出现惊厥。中毒者恢复极慢，并会出现并发症。和其他的氯化烃一样，这些长期危害包括肝脏和脾脏的损伤。虽然长期使用会造成野生动物的骇人毁灭，但由于狄氏剂作用时间长、效果好，它仍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杀虫剂之一。在鹌鹑和野鸡身上进行的动物实验表明，狄氏剂的毒性约为DDT的40～50倍。

关于狄氏剂如何在体内积存、分布和排出的，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研究进展，因为化学家们都将自己的创造力用于发明杀虫剂，却将生物学上关于此类毒素对人体和其他生物有害的知识抛在了脑后。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这些毒素会在人体内慢慢积蓄，沉积物会像休眠的火山一样蛰伏，等待着在脂肪中的聚积到达临界点，一旦出现应激反应，需要从脂肪中积存和汲取力量时才会突然爆发。我们目前所获的全部资料都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抗疟疾时的艰难经历：在疟疾防治工作中，将DDT替换成狄氏剂（因为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早已对DDT产生抗药性），在组织现场喷洒药物的人当中就出现了中毒反应，病情发作得十分厉害。他们当中一半以上，甚至全部（因其参与的项目跟狄氏剂接触程度不同，所以发作程度也不同）中毒的人都出现了抽搐，有些人甚至丧命。有些人在距最后一次接触狄氏剂4个月后还会出现惊厥反应。

艾氏剂与狄氏剂相比就略显神秘了。它虽然是独立的实体，但它和狄氏剂是同生共死的朋友。从喷洒了艾氏剂的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中能发现狄氏剂的残留。这种转变不断在生物组织中和土壤里发生。这种像炼金术一样的转换，导致许多错误的报告。因为如果一个化学家知道人们使用艾氏剂，他们就会进行艾氏剂检测。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所有的残留物都被分解了，而事实上这些残留物还在，只是转化成了狄氏剂而已，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检测方法了。

和狄氏剂一样，艾氏剂的毒性也非常强。它能够使肝脏和肾脏同时出现退行性病变。一片阿司匹林大小的剂量就能杀死400只鹌鹑，在文献中也不乏人类中毒的案例，其中大部分和工业管理有关。

艾氏剂也和大多数杀虫剂一样，给未来投下不孕症的邪恶影子。野鸡服用小剂量的艾氏剂后虽然不致命，但是它们几乎无法产卵，所产下的仅有的几颗卵中所孵出的小鸡也很快夭折。这种影响不仅限于禽类——接触过艾氏剂的鼠类妊娠减少，产下的幼崽虚弱短命；接触过艾氏剂的母狗产下的小狗活不到3天……下一代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父母所受的毒害买单。没有人知道人类是否也会出现相同的状况。但这种化学药剂已经被飞机喷洒得到处都是，近郊、农田都有它们的身影。

所有氯化烃物质中，异狄氏剂毒性最强。它的化学性质和狄氏剂关系紧密，但是，只要将它的分子结构稍加改变，其毒性就飙升到狄氏剂的5倍。异狄氏剂的威力让此类杀虫剂的鼻祖DDT显得几乎无害。异狄氏剂对哺乳动物的毒性是DDT的15倍，对鱼类的毒性是DDT的30倍，而对鸟类的毒性则是DDT的300倍。

在过去异狄氏剂广泛运用的10年中，它毒死了大量的鱼。它的毒性给那些误入喷药果园的牛群带去了致命危害。它让井水变得有毒，并促使不止一个州的卫生部门发出严厉警告：草率使用异狄氏剂的行为会危及人类生命。

在一个最不幸的中毒案件中，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疏忽，并且大家都做了足够的防御措施（最起码看起来是这样）。一个1岁多的孩子被他的父母带到委内瑞拉居住，他们的新家里有很多蟑螂。在随后的几天内，他们使用了含有异狄氏剂的喷雾来消灭蟑螂。在喷药之前，大约上午9点的时候，他们将婴儿和小狗带到了外面，而在喷完药之后，他们还拖了地。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把婴儿和小狗带回了屋，大概在一个小时后，小狗开始呕吐抽搐，随后死去。当天晚上10点，婴儿也出现了呕吐、抽搐，并失去意识。在接触了异狄氏剂之后，这个原本健康正常的孩子变得不比稻草人强多少。他听不见、看不见，还时常肌肉痉挛。在纽约的一家医院进行了数月的治疗后，他的身体状况依旧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出现任何好转迹象。他的主治医生说：“这个孩子几乎不可能恢复了。”

杀虫剂中的第二大类是烷基与有机磷酸，这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化学物质之一。它最突出、危险性最大的危害是会导致喷雾作业人员以及偶然与飘浮的喷雾剂、喷洒过杀虫剂的蔬菜或废弃药剂容器发生接触的人发生急性中毒。在佛罗里达州有两个孩子捡到一个空袋子，并用它来修补秋千，没过多久这两个孩子都死了，而他们的两个玩伴儿也生病了。那个袋子之前装了一种叫作“对硫磷”的杀虫剂，是一种有机磷酸酯。检测表明，他们是硫磷中毒。还有一个案例，威斯康星州的一对表兄弟在同一天晚上死去。原来白天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正在院子里玩耍，当时他的父亲正在给土豆喷洒农药，喷雾飘进了院子。他的表兄弟则追着他玩闹，跟着他父亲跑进了谷仓，用手摸了喷雾机的喷嘴。

这些杀虫剂的来历极富讽刺性。虽然其中一些化学制剂，如有机磷酸酯，在许多年前就广为人知，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化学家格哈德·施拉德才发现它有杀虫的作用，德国政府几乎立刻意识到这种化学试剂的价值，它们可以作为人类战争中的新型破坏性武器，并对它们进行秘密的研究工作。这些化学合成物中，一些被用作致命的神经毒气，一些结构与其相似的就被作为杀虫剂使用。

有机磷杀虫剂作用于生物体的方式是独特的，它可以破坏人体中的酶——酶在身体里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它们的攻击目标是神经系统，无论受害者是昆虫还是恒温动物。在正常情况下，神经冲动在一种名为乙酰胆碱的化学物质的作用下从一条神经传递给另一条神经，而这种物质履行了其必要的功能后就会消失。事实上，这种物质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医学研究者如果不借助特殊方式，就无法在生物体毁坏它之前对它进行取样。这种短暂的传导性对于生物体的正常运转是必要的。如果乙酰胆碱在神经冲动传递后无法立即被破坏，冲动就会连接在神经的桥梁上不断掠过。这时这种化学物质会不断增强它的作用，整个身体的运动就会变得非常不协调：颤动、肌肉痉挛，直至死亡。

身体为这种偶然事件做好了准备，一旦人们不需要这种化学物质了，就会由另一种叫胆碱酯酶的保护性酶来消灭它。最后人体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一种精确的平衡，人体内就不会堆积有危险数量的乙酰胆碱。而接触到有机磷杀虫剂后，这种保护性的酶受到破坏，随着这种酶的数量下降，化学物质的数量就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有机磷化合物的这种作用和蕈毒碱（这是一种在毒蘑菇和捕蝇蕈中发现的生物碱）相类似。

不断暴露在有害物质中会降低个体胆碱酯酶浓度，随后在身体达到中毒临界点时，只要再与有害物质进行一点点的接触，人体中的有害物质就会越过这一临界点。正因为这样，对于喷洒此类药物的工人和其他长期暴露在此类化学试剂当中的人来说，定期进行血液检查是非常必要的。

对硫磷是有机杀虫剂中最常用的一种，也是毒性最强最危险的药物之一。蜜蜂在接触它之后会变得疯狂、躁动、好斗，并且出现疯狂的抓挠举动，半个小时之内就奄奄一息。一名化学家希望通过最直接的方法来研究多大剂量的对硫磷会让人类急性中毒，于是他吞下了非常小剂量的对硫磷，相当于0.00424盎司。结果麻痹症状来得很快，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瘫痪了，动弹不得，以致他来不及服用早已准备好的解药就死了。近年来，加利福尼亚州平均每年都会有超过200起对硫磷中毒事件。在世界很多地方，对硫磷致死率都让人震惊：1958年印度发生100起，叙利亚发生67起，日本则平均每年有336人死于对硫磷中毒。

但是现在，美国每年大约有700万磅的对硫磷被喷洒在农场和果园里，有人工喷洒、电动喷洒、鼓风喷洒和各种各样的喷洒方式。根据一位医学权威人士的说法，仅仅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州的用量，就足以让全世界的人“死5～10次”。

在为数并不多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免于对硫磷中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化学物质和与它类似的化学药物都会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分解。因此，相比于氯化烃，被这类物质喷洒过的庄稼上的残留物会很快分解。但是，即使是如此短暂的停留，它还是足以产生危害，引发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致命。

在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市，30个摘橘子的工人当中有11个出现了典型的对硫磷中毒症状，其中只有一个人不需要住院治疗。那个果园在16～19天前喷洒过对硫磷，但经过了如此长时间的药物衰败期以后，工人们依旧出现了中毒症状——干呕、视力减弱和陷入昏迷。但是，这在这类案例中仍然不是最严重的。曾经有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个果园在喷洒杀虫剂7个月之后，果皮上依旧能够检测出药物残留。

对于在农场、果园、葡萄庄园中施用这些有机杀虫剂的工人来说，实在是太高危了。由于有处理危险案例的经验，一些州建立了自己的化学实验室，实验室里有医生进行研究并给予治疗。这些医生自己甚至也存在人身安全的问题，除非他们接诊中毒人员的时候戴好橡胶手套。因此，清洗这些中毒者衣物的洗衣女工也会有危险，因为她们所接触的对硫磷已经足够对她们自身的身体机能产生毒害。

马拉硫磷是另一种有机磷。它和DDT一样被公众熟悉。它被广泛地使用在园艺、家庭除虫、杀灭蚊子和地毯式灭虫的工作中。为了消灭地中海果蝇，在佛罗里达近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了这种毒药。它被认为是所有的杀虫剂中毒性最弱的那种，导致很多人认为它可以随意使用而不必担心其危害。商业广告也怂恿着人们采取这样的态度。

这种“安全”的杀虫剂在经过了数年的使用之后，人们才发现其存在的问题。马拉硫磷之所以“安全”，原因在于哺乳动物的肝脏有着强大的自我保护功能，从而使得它相对“安全”。哺乳动物肝脏中存在可以对马拉硫磷进行解毒的酶类物质。但是，如果有其他物质破坏了这种酶或者妨碍了肝脏解毒的过程，暴露在马拉硫磷环境当中的人就会遭到这种强大毒药的侵害。

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很高。数年前，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些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马拉硫磷和其他一些有机磷同时使用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极为有害的毒物。根据科学预测，其毒性会是两者叠加的50倍。换言之，当两者同时施用的时候，每种药物致死剂量中各取1%，相结合后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这一发现直接引发了对其他化合物的检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有机磷杀虫剂组合使用的话是十分危险的。它们的共同作用使毒性增加或者强化，甚至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强化作用的出现似乎是由于其中一种化合物破坏了另一种物质对毒性有分解作用的酶。酶不能同时分解这两种物质。上周用了这种杀虫剂而下周用另一种杀虫剂的人就更会有中毒危险。食用这些喷了杀虫剂果蔬的人也会有危险。一碗非常普通的有机蔬菜沙拉就可能含有有机磷杀虫剂、混合物杀虫剂残留，并可能会相互作用——虽然它们都被控制在法律允许的剂量之内。

关于化学品之间危险的相互作用我们依旧所知不多，但科学家在实验中，时不时传出一些令人担忧的发现，其中一个发现是，非杀虫剂的介质也有可能提高有机磷杀虫剂的毒性。比如，某种增塑剂和马拉硫磷混合使用，毒性比杀虫剂更强。马拉硫磷的危险性提高，原因同样是它抑制了肝脏中某种分解毒素的酶的作用。而通常情况下，这种酶是能“拔掉这一有毒物质的毒牙”的！

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接触的其他化学物质呢，尤其是我们服用的药物，是否会跟这些有机磷杀虫剂残留相互作用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才刚起步，但我们已经获知，有些有机磷酸盐（对硫磷和马拉硫磷）会增强一些用于松弛肌肉方面的药物的毒性；还有其他有机磷酸盐（同样包含了马拉硫磷）会明显增强巴比妥类药物的功效。

希腊神话中美丽的美狄亚被一个竞争者夺走了丈夫伊阿宋。因此她勃然大怒，送给这个新娘一件有魔力的长袍。新娘一穿上这件袍子就会暴毙。如今，我们看到与这种间接杀人法如出一辙的东西，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内吸式杀虫剂”。这种杀虫剂能力非凡，可以把植物和动物变成美狄亚的袍子。这么做是为了杀死那些能够接触到植物和动物的虫子，尤其是那些吸食它们的汁液或者营养的虫子。

内吸式杀虫剂世界是一个怪异的世界。其怪异程度超出了格林兄弟的想象，可能与查尔斯·亚当斯(2)的童话世界最为接近吧。在这个世界里，森林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含有剧毒的森林：虫子吃了树叶，或者喝了植物的汁液，就会面临死亡的厄运；跳蚤叮了狗一下，狗就会死去，因为狗的血液中已经被注入了毒素；昆虫因为植物中散发出的有毒气体而死去，哪怕它从未在这株植物上栖息；蜜蜂会把有毒的花粉搬回蜂房，随后产出有毒的蜂蜜。

应用昆虫学学者意识到：他们可以从自然中获得启示，就像灭虫工人一直做的那样——正是他们发现，含有硒酸钠的土壤中生长的小麦不会受到蚜虫以及红蜘蛛的攻击。昆虫学者据此创造了内吸式杀虫剂。硒，一种少量存在于世界许多地方的岩石与土壤中的自然物质就成了第一种内吸式杀虫剂。

这种杀虫剂之所以被称作“内吸”式杀虫剂，在于它能将杀虫剂渗透进植物的所有组织，使植物有毒。这一性能被氯化烃类的化学物质以及有机磷类的另外一些化学物质通过合成的方式来获得，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界存在的物质也能产生这些物质，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大多数内吸式杀虫剂都来源于有机磷类。因此，残留物的问题相对不大严重。

内吸式杀虫剂还可以通过一些间接使用方法发挥作用。一些地区在播种之前，种子会以浸泡的方式和碳一起形成外表涂层，这个涂层的效力将施加在植物的后代身上，繁衍出对蚜虫类及其他吮吸类昆虫来说有毒的种苗。这样操作后的豌豆、黄豆以及甜菜就会得到保护。包裹着内吸式杀虫剂的棉花种子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使用了一段时间。1959年，圣华金河谷的25个棉花种植者突然患病，原因是他们直接用手接触了装过含有内吸式杀虫剂种子的包装袋。

在英国，一些科学家想知道，蜜蜂如果采集了那些被内吸式杀虫剂处理过的植物上的花粉来酿造蜂蜜，结果会怎样。为此，科学家们在一个喷洒过八甲磷的地区进行了调研。虽然花朵成形前植物就已经被喷洒杀虫药，但之后生长出的花仍含有毒素。结果不出所料——蜜蜂酿造出的花蜜含有八甲磷。

内吸式杀虫剂主要集中应用于对牛蛆的治理上。这是一种寄生在牲畜上的害虫，极具破坏性。在治理过程中，必须极其小心才能使杀虫剂在血管及生物组织中形成杀虫的效果，同时不至于造成牲畜中毒死亡。这一平衡极其微妙。政府部门的兽医已经发现：频繁使用小剂量的杀虫剂会逐渐消耗牲畜体内的保护性胆碱酯酶。所以，如果没有事先提醒，极小剂量的杀虫剂就有可能造成牲畜中毒。

很多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天地被开辟出来。你给你的宠物狗吃下一粒药丸，这个药丸可以使它的血液中含有毒素，从而对跳蚤产生毒性，使其免受叮咬。在牛的疾病预防中所采取的办法也极有可能用于狗，但至今似乎没有人提议要制造人体内吸剂，从而使我们的身体含有能杀死蚊子的因子。但或许下一步就会这么做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人们在灭虫大战中使用的致死性化学物质。那么我们同时在进行的除草大战又如何呢？

人们想用快速方便的办法杀死多余植物，从而生产了一大批化学物质，我们称之为“除莠剂”——比较通俗的叫法是除草剂。在第6章，我们会有专门的篇幅来谈这些除草剂的用法和相关误用记录。现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是：这些除草剂究竟毒性如何？使用它们是否会加速对环境的“投毒”？

“除草剂对植物有毒，对动物则毫无威胁。”——这一说法得到了广泛传播。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植物杀手中含有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既对植物起作用，也对动物起作用。它们对有机体的作用迥然不同，一类是一般性毒素，另一类则是强力型新陈代谢兴奋剂（可以使动物体温升高致死）。有的单独使用或与其他药物混用可以致癌，还有一些作用于遗传基因，造成基因突变。除草剂和杀虫剂都包含一些非常危险的化学物质，如果相信它的安全性而随意使用，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制造商和实验室源源不断地研制新的化学物质，以亚砷酸钠的形式出现的砷化合物通常仍然被肆意使用在杀虫剂和除草剂中。砷化合物的使用历史并非安全可靠。作为喷洒在道路两边的除草剂，它已经让很多农民失去了奶牛，并杀死了不计其数的野生生物；在湖泊和水库里使用除草剂，使得公共水资源不适宜饮用，甚至不适宜游泳；作为在土豆田里除去藤蔓的喷雾，它对人类和动物的生命造成了危害。

在英格兰，由于硫酸的短缺，除草剂被广泛使用。大约在1951年出现上述大面积使用除草剂的做法之前，人们都是用硫酸烧掉土豆藤蔓。农业部认为有必要警告农民，进入喷洒过药物的田地是有危险的。但牲畜和鸟类看不懂这一警告。牛由于砷类喷雾而中毒的报告早就司空见惯。当农人的妻子因为饮用了受砷污染的水而死亡后，一家英国化学公司于1959年停产了砷喷雾，并召回了所有经销商手中的商品。不久之后，英国农业部宣布，由于对人类及牛带来的高度危害，对亚砷酸盐的使用将予以限制。1961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一条相似的鉴定结果。可是，美国本土却没有类似对此类有毒物质进行限制的禁令。

一些被低估了的酚类化合物也被用作除草剂。它们被认为是美国所使用的此类产品中危险性最高的物质。二硝基酚是一种强力的新陈代谢催化剂。正因如此，它曾被作为减肥药使用，但由于减肥的剂量和致死剂量差距太过微小造成了很多患者死亡，并使很多患者遭受永久性脑损伤。后来这种药物被禁止用于减肥。

一种与其类似的化学物质五氯苯酚，有时称为“五氯酚”，也被用作除草剂和杀虫剂。这种物质经常被喷洒在铁轨两旁及荒地上。五氯苯酚对从细菌到人类等很多生物有着极强的毒性。和二硝基酚类药剂类似，它通常会以致命的形式干扰人体的能量来源。受到影响的生物几乎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加利福尼亚卫生署近期关于一起死亡事故的报告显示了它骇人听闻的力量：一个油罐车司机正在把柴油和五氯苯酚混合在一起来配制棉花脱叶剂，他把这种浓缩的化学物质从圆桶里倒出来的时候，塞子突然滑落，他用手碰到了塞子，尽管他立刻洗了手，却仍旧突发急病，第二天就死了。

亚砷酸钠或酚类物质等除草剂效果十分明显，其他一些除草剂的效果则较为隐蔽。以非常有名的蔓越莓除草剂为例，蔓越莓除草剂氨基噻唑被认定为具有较低的毒性，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会引发甲状腺癌，并对野生动物的危害更为明显——或许对于人类也是如此。

除草剂中的一些物质被归类为诱变剂，它能改变基因和遗传物质。我们因为辐射对基因的作用而闻风丧胆，那我们又怎能漠视这些有同样后果，并且被我们广泛应用和散播在环境当中的化学物质呢？

(1)　波吉亚家族，是15、16世纪影响整个欧洲的西班牙裔意大利贵族家族。这个家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常用家传毒药“坎特雷拉”清除政敌异己。

(2)　查尔斯·亚当斯（1912—1988），美国著名的漫画家，曾创作漫画作品《亚当斯一家》。

04
地表水与地下水

水是所有资源中最为宝贵的资源。现今地表大部分都被海洋覆盖，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仍觉得水资源是远远不够的。这里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也就是说，地球上存在的大部分水资源都是无法用于农业灌溉、工业生产以及人类饮用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海盐水。因此，即使拥有这么多的水资源，人类依然面临着严重缺水的威胁。人类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起源，甚至忽视了自己最根本的生存需求。这种发展模式使得水同其他资源一样，成为人类“冷漠无情”的受害者，变得越来越稀缺。

我们之前讲过杀虫剂的危害，这种危害是对人类整体环境的危害，所以水污染也是在所难免的，这种污染的来源有很多种：核反应堆、实验室和医院放射性废物的排放，原子弹爆炸后的放射性粉尘，从城镇运出的家庭垃圾，以及工厂所生产的化学肥料。如今又多了一种新型的污染源——农田、森林以及各种绿化植物杀虫时所使用的化学喷剂。这些化学物质相互作用、毒性叠加或转化，其危害已经远超放射性物质所带来的危害。

自从这些非自然的化学物质被化学家们创造出来后，水的净化问题就变得日益复杂，水的使用者面临危险的概率大增。众所周知，从20世纪40年代起，这些经过合成的化学制品开始大批量生产。时至今日，它们的产量与日俱增，以致每天都有大量的化学污染物像泄洪一样涌进这个国家的各个水路。当这些污染物和生活垃圾等其他污染物一起被排放至同一水域中，它们充分混合，污水净化厂中常用的检测方法已无法对它们进行有效检测。许多化学物质通常非常稳定，不容易用常规方法降解。更糟糕的是，它们中的很多甚至不易识别。在河流中，它们共同制造出的新的沉淀物只能被卫生工程师们绝望地称为“烂泥”。马萨诸塞州技术学院的罗尔夫·伊莱亚森教授曾在管委会面前做证称，想要预测出这些化学物质的组合效应以及辨别出这一混合物会造成什么后果是不可能的。伊莱亚森博士说：“我们还无法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所以它们对人类有什么影响也就更无从知道了。”

那些被用来杀死害虫、清除多余植物（一般是杂草）以及啮齿类动物的各类化学物质不断地加重着有机污染物的生成。其中一些被故意放入水中，以消灭植物和昆虫幼虫以及一些不想要的鱼类。另一些则投向森林。人类为了消灭害虫，而对两三百万英亩森林进行药物喷洒。这些喷剂会直接落入河流或穿过树冠落入森林的土地上，再随渗出的水分，经过漫长的旅程，汇合入海。这些污染物大多来自数百万磅农用化学品的水性残留。它们原本被用以清除啮齿类动物和杂草，现在，经过雨水的冲刷，它们离开土壤，成为水体循环中的重要部分。

在一些河流中，甚至公共供水系统当中，化学物质的身影随处可见。种种证据令人为之侧目，就像人们曾经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果园地区的饮用水中提取样本，然后在鱼身上进行检测，发现水中所蕴含的杀虫剂的剂量，足以在4个小时内把所有用于实验的鱼杀死。对喷药之后的棉田进行灌溉的水流，即使经过净水工厂的净化，仍存在大量对鱼有害的物质。在亚拉巴马州田纳西河的15条支流中，有些径流来自使用过毒杀芬的田野，从而杀死了所有生活在这些河流中的鱼群。更为严重的是，其中两条支流是城市用水的供给水源。在人们使用杀虫剂一周后，河流下游的金鱼每天都会大量死亡，这证明这些水依旧有毒。

这些污染是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只有当鱼儿成千上万地死去，人们才能察觉水中有毒。保持水源清洁度的化学工程师们至今都不能对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彻底检测，自然也就没法将其清除。但不管这些污染是不是能被检测到，这些杀虫剂都是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料想它们会和其他地表中广泛使用的化学制品一起汇入河流，甚至进入这个国家的主要水系。

如果依旧有人不相信我们全球的水域几乎都被杀虫剂污染，那他应该学习下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在1960年发布的一篇小报告。该局就鱼类是否能像恒温动物一样会在生物组织内部储存杀虫剂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批样本从西部林区采集，那里为了治理云杉卷叶虫曾经大量喷洒DDT，不出所料，那里所有的鱼类体内都含有DDT。然后人们经过一些偏远的山区，对小溪进行对比研究的时候，又得到了更为“有趣”的发现，这条小溪位于之前采样区的上游，被一条瀑布隔开，距离最近的农药喷洒区有30英里，这里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可是这里的鱼体中也存在DDT成分。化学物质是通过浅层的地下水来到这条偏远的小小支流的，还是通过飘浮在空气中的灰尘对这条小河流造成了污染呢？据悉，在另一项研究对比中，一条产卵期的鱼体内也发现了DDT。实验用的水体样本则来自另一口深井，那里没有喷洒过任何药物，唯一可能污染的途径就是地下水。

在整个水污染体系中最令人困扰的，就是来自地下水大面积污染所带来的威胁。既想在一个地方的水中添加杀虫剂，又不想令此地的水源受污染是不可能的。自然界从不存在封闭运转，也就不会封闭地分配地球的水源。水落到地面上，然后通过岩石上的缝隙和土壤沉淀不断地渗入更深的地方，直到岩石缝隙都被水填满。那里是黑暗的地下径流，它从山脚下升起，然后到山谷才沉降下去。这里的地下水一直在活动，时快时慢，有时一年运行的距离不超过50英尺，而有的时候则很快，每天的运行距离都能超过50英尺。它通过人类看不见的水路漫游地下，或喷涌成泉，被人看见；或默默流淌，最终汇合于井中。然而，大多数时候它们还是会流进小溪和大一些的河流。无论是直接进入河流的雨水，还是流淌于地面的地表水，地球表面上的活水都经历过地下水阶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污染地下水一处也就等于污染了全世界的水——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排出的废弃物从科罗拉多州的制造厂到达几英里外的村庄，一定也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有毒的化学物质流进农田，污染了那里的井水，令人类和牲畜得病，庄稼也跟着遭殃。这并不是特例，只是同类事件中的首例罢了。我们相信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存在。1943年，生化部队在丹佛附近的落基山脉生产军需物资。8年之后，这家军工厂被一家私人石油公司租赁下来生产杀虫剂。在转产手续办好之前，这里就出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现象：工厂数英里外的农民报告说牲畜得了怪病，庄稼也大面积受损，叶子变黄，植物生长停滞，甚至很多庄稼完全枯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类生病的案例。

这里的农田灌溉用水是从浅水井引出的，1959年，多家州立及联邦机构对这些井水进行检测时发现，这些井水当中含有多种化学物质。落基山脉的军工厂在运行期间，曾经将氯化物、氯酸盐、磷酸盐、氟化物以及砷等物质排入蓄水池。由此可见，地下水就是这样受到了污染，而经过了七八年的时间，废弃物随地下水在地下移动了大概3英里的距离，从贮存池到达了农场，然后经过渗透，使得污染范围逐步扩大，污染了尚未进行清查的区域。调查者们同样束手无策，他们也不知道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控制并消除污染。

整个事件已经十分糟糕，而其中最不可思议也最有意义的是：在一些井水以及军工厂的蓄水池中发现了2,4-D这种除草剂。它的出现足以解释为什么庄稼会受损、枯死，可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这家军工厂在其运营期间从未生产过这种除草剂。

经过长时间研究，化学工程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4-D是在那个敞开的池子里自己形成的。工厂里排出了其他物质，在空气、水以及阳光的共同作用下自己产生了这种物质。这一过程完全不需要化学家的介入。蓄水池自己变成了化学实验室，生产出了新的化学药品——一种会使所有接触到它的植物都受到致命危害的物质。

科罗拉多州农场的例子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事实上，不仅仅是在这个农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化学物质污染进入公共水域，类似的事情就会发生。不管是哪里的河流或湖泊，这些被称为“无害”的化学物质在空气和阳光的催化下，谁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实话实说，关于水污染中的化学污染，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蓄水池还是自然界的河流湖泊，甚至就是我们餐桌上摆放的那杯水，其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化学家在实验室的时候都不会想让这些化学物质这样组合在一起。这些自由组合在一起的化学物质之间发生反应的可能性令美国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的官员们感到不安。他们恐惧于这些广泛存在的、相比之下毒性轻微的化学物质经过混合而产生的有害物。这种反应可能是两种或多种物质间的相互反应，也有可能是化学物质和日渐飙升的放射性废弃物的相互作用。在电离辐射的作用下很容易就会出现原子序列的重新排列，从而使化学物质的性质发生不可预计或无法控制的转变。

当然，除地下水之外，河流、小溪、灌溉用水等地表水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这种情况正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图莱湖和下克拉马斯湖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很多保护区相互连接，甚至共用水源，例如，设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些保护区恰巧跨过了俄勒冈州上克拉马斯湖保护区的一部分。这种连接十分致命，这些保护区像小岛一样漂浮在海洋上，围绕在小岛周围的几乎全是农田，这些农田原本是原生水鸟的生存天堂——湿地和开阔水域，而后经过排水系统和溪流的改造，变成今天的农田。

自然保护区周围的农田都是用上克拉马斯湖的水进行灌溉的，水流灌溉后，在它们所浇灌的农田里汇聚，然后被人为地抽调进入图莱湖，再进入南克拉马斯湖。由此可知，在这两片水域上建立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所赖以生存的水资源，都是附近农田排出的水。知道这些，对了解这里的现状很有帮助。

1960年夏天，上百只已经死亡或者奄奄一息的鸟被保护区内的工作人员打捞起来。这些鸟类大部分以吃鱼为生，其中包括鹈鹕、鸥鸟和苍鹭等。根据分析，技术人员发现，这些鸟类的身体中含有与DDD、DDE(1)等同类的杀虫剂残留。湖中的鱼类体内也发现了杀虫剂。浮游生物的样本也是如此。保护区管理者认为，流经保护区的水曾经灌溉过喷洒了大量农药的农田，经过不间断循环，将杀虫剂的残留物带入保护区的水体，从而导致保护区内杀虫剂残留物增加的现状。

保护区水中日渐增多的有毒物质残留使得一切能恢复水质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每个西部猎人，每个懂得去欣赏水鸟如丝带一样掠过天空时所呈现出的英俊身姿的人，本来都可以感受这里水质恢复后重新焕发的魅力。这几个自然保护区在西部水生禽类的保护领域中地位至关重要，相当于一个漏斗的细管，所有迁徙路线都在这里汇集。

每当迁徙期来临，几百万只野鸭、野鹅由哈得孙湾区东部的白令海峡鸟类聚居地飞来；秋日，这里四分之三的水鸟都会去往太平洋沿岸诸州；炎夏，这些保护区则为水鸟，尤其是红头鸭和红鸭两种濒危鸟类，提供了栖息地，一旦这些保护区的水质被污染，这些迁徙性飞禽将会遭到无法抑制的毁灭。

水应当被当作某个地区生命和生态环境链条中的一部分。这个链条从浮游生物微如尘埃的绿色细胞展开，通过一样微小的水生跳蚤进入到以微小浮游生物为食的鱼类体内，鱼类又纷纷化作其他的鸟、肉食性鱼类、貂、浣熊的食物——这是一个从单一生命到另一个单一生命的循环过程。水生生物所需的矿物质也是这样从食物链的上一层来到下一层。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还能够设想，由我们带进水体的有毒物质不会参与这样的循环过程吗？

我们都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州克利尔湖的历史中找到答案。这段历史让人惊讶。旧金山北部90英里处有一个湖叫克利尔湖，这个湖是垂钓爱好者的天堂。这个湖有些名不副实，因为湖底被黑色稀泥覆盖，所以显得相当混浊，并不清澈。(2)对渔民和当地人来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因为湖水中有一种叫作蚋的虫子，这种虫子与蚊子联系十分紧密，但它与蚊子的成虫又有区别——它不吸血，也几乎可以不用进食，但正是这种虫子使得附近居民非常困扰：它们数量庞大，治理后却不大有成效，令人十分头疼。20世纪40年代，氯化烃类杀虫剂为人们提供了新武器。人们选取了DDD作为武器开展新一轮的攻击，这是DDT的近亲，但对鱼类生命的威胁相对要小一些。

当人们在1949年采取这种新型的治理方案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对未来所产生的危害。通过对湖泊的考察，经过容量计算，以1∶70×10n（n=6）的稀释比例进行了治理。1954年又以1:50×10n（n=6）的稀释比例进行了二次治理。仅就当时的效果而言，十分成功。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第二年的冬天，当地其他的生物就都受到了影响：湖面上的北美鹈鹕开始死去，不久之后又死了100多只——北美鹈鹕是一种游禽，它被湖里肥美的鱼群吸引，每年冬天迁徙至此。这种鸟有着美丽的外观和优雅的生活习惯，它们会在美国西部和加拿大的湖中筑造可以流动的巢穴，人称“天鹅鹈鹕”。它们划过湖面的时候，激起一丝丝细微的涟漪；它们还可以将身体低伏在水面上，骄傲地昂起黑亮的额头和洁白的脖颈。刚刚孵化的雏鸟全身覆盖着浅褐色的软毛，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就会跳进水里，站在父母亲的背上，或舒适地躺在父母的羽翼之下。

1957年，人们第三次对卷土重来的蚋虫发动了攻击。更多的鹈鹕死去了，与之前一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去的鸟有传染病，当人们终于想起对鹈鹕的身体进行检测分析的时候，竟然在供给检验的鹈鹕体内发现了浓度高达0.16%的DDD。

DDD在实际应用中，在水中最高的浓度应当是0.0001%，但为什么它在鹈鹕身上竟达到如此高的残余积累量呢？这些鸟都是以鱼为食的，于是研究者便对克利尔湖中的鱼类进行了检测，这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幅画面：有毒物质被最小的生物吃掉后得到浓缩又传递给一些大的捕食生物。在浮游生物体内，检测到有0.0005%残留浓度的杀虫剂，是水体中最高含量的5倍；食用水生植物的鱼体内含有0.004%～0.03%的杀虫剂残留；肉食性鱼类体内的残留量最大，在一种褐色鳅体内，我们检测到了令人吃惊的浓度——0.25%。这和民间故事中的“杰克小屋”是一样的道理，在这个链条中，大型肉食动物吃掉了小型肉食动物，小型肉食动物吃掉食草动物，食草动物吃浮游生物，浮游生物摄取了水中的毒性残留。

更加离奇的事情来了：当人们最后一次使用DDD，并没有多长时间之后这些物质就消失了，仿佛这种化学物质从未被使用过，这并不表明这种毒物从湖泊中离开了，它只是进入了湖中的生物组织，当人们停止使用这种化学物质的第23个月后，浮游生物的体内仍然含有0.00053%的DDD。在这两年中，浮游生物经过无数的生命延续，虽然水中已经没有这种物质，但这些毒素却通过繁殖在生物体内代代相传。

同时它也以这种方式存在于湖中其他动物的身体里。在停止使用这一化学物质一年后，在鱼、鸟及其他生物体内依然检测到这种成分。在动物肌肉中发现的含量更是远远超过了水中原先的浓缩倍数。这种携带毒物的生物包括最后一次使用DDD的9个月后才孵化的鱼类、鹈鹕以及加利福尼亚鸥，它们体内累积的毒素超过0.2%。

与此同时，因为这种毒素，鹈鹕的繁殖也成了大问题。第一次用药时，鹈鹕还有1000多对，而到了1960年，这个数字锐减到30对。鹈鹕的数量不断减少，自从最后一次在湖水中使用DDD后，鹈鹕的身影就再也没有在湖面上出现过。

这整整一条毒链的基础仅仅是一株十分微小的植物，它们就是浓缩物的始作俑者。但是这条食物链的终点又在何方？对这些情况还一无所知的人很可能已经准备好钓鱼用具，他们从克利尔湖里钓到一尾尾鱼，带回家，油炸了当晚饭吃。一次性摄入大量DDD或重复摄入DDD究竟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虽然加利福尼亚州公共卫生署曾宣布，并未检测到任何危害，但是1959年，该卫生署还是禁止了在湖水中使用DDD。科学研究表明，这种化学物质具有广泛的生物效能，这一举措仅仅是最低限度的安全措施，DDD在众多杀虫剂中的影响是绝无仅有的，它会破坏生物体内肾上腺皮质中的细胞。这些细胞可以分泌肾上腺激素，这一破坏早在1948年就被人类发现了。但是在最初的时候，人们以为这种破坏仅仅是针对狗，因为在其他生物，如猴子、兔子、老鼠的实验中，并没有显现，但是DDD对狗的影响与人类在罹患艾迪生病时的症状相似。最新的医疗科学研究表明，DDD严重抑制了人类肾上腺的功能，今天人们在临床上利用其特质，将它作为治疗手段去治愈一种很罕见的肾上腺素激增症。

克利尔湖事件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为了防治某类病虫害，使用对生理过程有如此剧烈影响的化学物质，尤其是使用可以直接排入水体的有毒物质，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呢？这条“只能使用低浓度杀虫剂”的规定意义不大。低浓度杀虫剂在湖里生态自然链条中的爆发性增长，已经非常能说明问题——我们在解决了一个微小的细节问题之后，往往会面临更加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并且有增长的趋势。克利尔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蚋虫问题解决了，对深受其苦的人来说固然有利，但是，其他人——从湖里捕鱼、用水的人，却陷入更大的未知的危险之中。

将这些有毒物质排入水库似乎越来越司空见惯，而目的居然是用作娱乐——虽然这样做了以后需要再费大力气将水变成生活用水或灌溉用水。某地的垂钓爱好者希望在水库里增加垂钓的乐趣，他们征得主管部门的同意，在水库里撒下了大量有毒物质，以杀死他们不想要的鱼类，然后，以他们喜爱的鱼类来代替。这个过程十分奇怪，宛如爱丽丝梦游仙境。水库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作为公共水源，然而，附近的居民可能还没来得及对垂钓爱好者的提案进行投票和商议，就不得不既饮用含有有毒物质残留的水，又要掏腰包去为水消毒。

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受到了杀虫剂和其他化学物质的污染，很可能给公共用水带来有毒物质甚至是直接致癌物，国家癌症研究所的W．C．惠帕教授已经警告过：“在不久的将来，因为摄入被污染的饮用水而致癌的危险会大幅上升。”在20世纪50年代初，荷兰有一项研究证明，被污染的水源中可能含有致癌物。从河流中获取饮用水的城市，癌症死亡率比那些饮用井水的城市要高。

砷是自然环境中一种确定的可致癌物，这种物质曾两次出现在由于污染水源而导致的大范围癌症爆发的历史事件中。其中一次是来自采矿作业的矿渣，砷经过水流作用出现在水源中；另一次则来源于砷含量高的岩石。人类大肆使用砷类杀虫剂，上述历史事件就很有可能重演，这些被投放的杀虫剂会变得有毒，并且会通过广阔的水文系统直接向地下渗透。

自然再次给我们提了个醒：任何东西都不能在自然界孤立存在。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遭受污染的现状，我们接下来去看看地球的另外一种基本元素——土壤。

(1)　DDD、DDE：DDT脱去氯化氢生成DDE，还可以通过一级还原作用生成DDD。

(2)　克利尔湖的英文名是Clear Lake，而clear的意思是“清澈”，故有此说。

05
土壤的王国

覆盖地球上全部大陆的那层薄薄的土壤控制着我们以及地球上其他所有生物的生存，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没有土壤，植物就无法生长；而没有植物，动物就无法存活。

但如果说，我们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依赖土壤，土壤也同样依赖生物。土壤的起源和其所保有的特性都与动植物的生命紧紧相连。在某种程度上，土壤是一种生命的产物，它源自数亿年前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不可思议的相互作用，炙热的熔岩从迸发的火山中喷涌，河水流过赤裸的岩石，最坚硬的花岗岩也被冲刷殆尽，冰霜的利剑劈开岩石并将其粉碎。形成土壤最初的物质就得以聚集，生物随后就开始施展其富有创造性的魔法，一点一滴地，这些无生命的物质就渐渐变成含有生命的土壤。地衣就是岩石的第一种覆盖物，它们用自己的酸性分泌物加速了分解过程，为其他生物打头阵。苔藓在原始土壤的微小夹缝里坚持生长。地衣剥落的碎块、微小昆虫的茧衣、海洋类动物的残骸形成了这种原始的土壤。

生物不仅缔造了土壤，还缔造了土壤中的其他生物。数量之巨、种类之丰，令人惊叹。如果没有这些生物，土壤会成为僵化的毫无活力的存在。正因为无数种生物体的存在与活动，土壤才可能变为地球的大地母亲，上面才会生长出绿色植被。

土壤循环是无限的，因此土壤总是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中。岩石风化，有机质腐烂，氮气和其他气体随雨水自天空飘落，不断有新的物质增加进来。与此同时，有些物质被拿走，生物体暂时借用了它们，微妙却极为重要的化学变化在不断发生着，将从空气和水中获取的元素转化为适宜植物生长的元素。在这种种变化中，生物都是活跃的媒介。

对浩渺土壤中存在的暗黑生物的研究比其他研究更有趣，同时也比其他研究更容易被人忽视——是什么将土壤生物串联起来？又是什么将它们与土壤中的世界和地上的世界串联起来的？我们对这些知之甚少。

有机体或许是最微小的，但也是最重要的。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丝状真菌，它们的数量可谓天文数字，一茶匙地表土中可能含有数以万亿计的真菌种群，尽管它们体形微小，但在一英亩一英尺厚的表层肥沃土壤中，细菌总量大约有1000磅。放线菌，形如长线，菌丝数量较细菌少，但由于体形庞大，在一定土壤中放线菌的总重量和细菌的重量大致相当；细菌、放线菌，加上人们称之为藻类的微小细胞，这些就组成了土壤中的微观世界。

细菌、真菌和藻类是使动物尸体分解成矿物质的主要介质。它们把动物肢体的残余分解为组成它们的无机质。没有这些微小生物体，碳和氮等化学物质就无法经由土壤、空气及生物组织进行广阔的循环运动。比如周围如果没有固氮菌，哪怕植物周围布满了含有氮气的空气，它们也无法摄入氮元素。其他一些生物还可能形成二氧化碳，它们以碳酸的形式加速岩石的分解，还有其他一些土壤微生物，发挥着促进氧化与还原的作用。正因如此，这些铁、锰、硫等矿物质才会发生转移，形成能被植物吸收的形态。

同样数量巨大的是细小的螨虫和跃尾虫——这是一种原始无翅虫，它们体形微小，但是在分解植物尸体、促进森林地表物质转化为土壤的过程中举足轻重。这些微小生物的特征叫人难以置信。比如说有一些螨虫只能生长在冷杉掉落的针叶当中，它们在其中寄居隐蔽，消化掉针叶的内部组织。这些螨虫完成生长时，针叶也就只剩下外壳了。每年处理大量的枯枝败叶，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实则是土壤中森林地表上的某些小昆虫完成的。它们将叶子软化，并帮忙将已分解的物质和地表土混在一起。

除了这些体形微小却不停辛勤劳作的生物，还有很多体形庞大的生物。因为土壤生物包含了细菌到哺乳动物的整个图谱，一些是黑暗的岩石表层的永驻居民，一些则进入地下，冬眠或度过生命中的某个阶段。还有一些动物，它们的自由活动范围仅限于洞穴和地面之间。总而言之，土壤中的这些居住者使空气得以进入土壤，同时促进了水在植物生长层的排出与渗透。

恐怕没有比蚯蚓更加重要的大规模的土壤居民了。查尔斯·达尔文曾出版了《蚯蚓活动对作物肥土的形成及蚯蚓习性观察》一书。在书中，他首次向世人揭示蚯蚓在地质状态营造中的角色，以及蚯蚓对于土壤的运输有着何种至关重要的意义。表层岩石逐渐被蚯蚓运送上来的肥沃土壤覆盖。在形势良好的地区，每年的数量可高达每英亩数吨重。与此同时，树叶与草叶中包含的大量有机物被运输至地下洞穴，然后进入土壤。据达尔文计算，蚯蚓每精心工作10年就可以使土壤层比原先增厚一半，它们的功劳可以以英寸计算。它们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它们的洞穴使土壤松动，其中空气充盈，并确保了排水良好，促进植物根系的发展。蚯蚓的存在提高了土壤细菌的硝化作用，减少了土壤的腐败，有机物穿过蚯蚓消化道时会分解，而它们的排泄物则会使土壤更加肥沃。

然而，土壤是一个综合体，是一个由各个生命交织而成的网。在土壤中，一件事与另一件事，通过某些方式相互连通，生物依赖于土壤。反过来，只有当这个生命综合体整体繁荣兴旺时，土壤才能成为地球上生机勃勃的部分。

其实在土壤中，与我们相关的一个问题一直没能引起足够重视：有毒的化学药物被带进土壤后，这些数量巨大、极为有益的土壤生物身上会发生什么——无论这些有毒物质是作为消毒剂被直接撒入土壤，还是雨水经由森林果园和农田上受到污染的茂密枝叶而渗入土壤。举例而言，有一种广谱杀虫剂能杀死穴居的损害庄稼的幼年害虫，难道我们有理由假设，它们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不会杀死那些能够分解有机体的益虫吗？或者，我们能够指望用一种非专属性杀虫剂杀虫，不伤害另一些有益共生、存在于树木根部，并帮助树木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菌类吗？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土壤生态环境这一重要话题很大程度上被科学家忽视。对昆虫进行化学杀虫是基于这种假设：土壤可以承受毒素任何程度的损害，并且就这样忍受而不反击。土壤的天性就这样被忽视了。

通过仅有的研究，一幅杀虫剂如何影响土壤的画面慢慢展开。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很多时候不尽相同，不过并不奇怪，因为土壤类型迥异，会破坏某种土壤的物质，对于另一种土壤则可能完全无害。轻砂质土壤比腐殖质土壤遭到的损害更严重。几种化学物质的结合似乎比单独使用一种危害更大，尽管结果不尽相同，但有足够多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类物质的确有害，并且逐渐积累——这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担忧。

在某些情况下，与生命休戚相关的某些化学转化过程已经被影响，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硝化作用，经过这种作用，大气层中的氮可以为植物所用，除草剂2,4-D会暂时中断硝化作用。佛罗里达最近进行的实验表明，林丹、七氯、六氯化苯（BHC）在土壤中仅仅存在两周后，就会削弱硝化作用，BHC和DDT在使用一年后则仍有严重的有害作用。在一些实验中，艾氏剂、林丹、七氯以及DDD会阻碍固氮菌在豆科植物上形成根瘤真菌。这种真菌对于高等植物的根系有着神秘又有益的作用，而现在这种作用遭到了严重破坏。

有时这个问题会影响到种群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鉴于这种平衡，自然才能实现其长远目标。因为杀虫剂，土壤中某些生物的数量会减少，而同时有些物种会出现爆炸性的增长。这些变化已经打破了原有的食物链，能很轻易地改变土壤的代谢活动，同时影响动物的生产力。这也可能意味着那些之前受到控制的潜在有害生物会逃离自然的掌控变成害虫。

关于土壤中的杀虫剂，需要记得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它们的作用非常持久，不是以月，而是以年为计量单位的。在4年之后，土壤中依然可以找到艾氏剂的残留物，更多的则转化成了狄氏剂。在沙土中利用毒杀芬来消灭白蚁，10年之后，土壤中仍有大量的残留物。苯硫醚化合物在使用之后，至少可以存留11年；对于七氯或者其他毒性更强的衍生物来说，最少可以存留9年；氯丹在使用12年之后，其留存物仍是原用量的15%。

即使有节制地使用杀虫剂，一旦使用年数过多，其残留物依然会在土壤中积累到惊人的程度。由于氯化烃稳定性强、持续时间长，每一次的使用都会被叠加。如果重复喷洒，“每英亩施用1磅DDT是无害的”这一古老传说将变得毫无意义。每英亩种植土豆的土壤被发现含有高达15磅的DDT，种植谷物的土地每英亩则含有高达19磅的DDT。在一片种植蔓越莓的沼泽中，每英亩则含有34.5磅的DDT。苹果园中，土壤里的DDT含量达到污染的峰值。DDT积累的速度和每年施肥使用杀虫剂的速度一致。即使在一个季度里，由于果园喷洒药物达到4次以上，DDT的残留值可能会达到每英亩35～50磅的高含量。如果常年重复喷洒，不同的树木中DDT的含量会高达每英亩26～60磅，而树下的土壤含量最高则为113磅。

砷会对土壤造成永久性毒害。20世纪40年代以来，烟草作物已不再喷洒砷而改用有机杀虫剂，但1932年到1952年的30年间，美国种植的烟草中，砷含量增长了300%。近期有研究表明，其增长率实际高达600%。亨利·S．赛特利博士是砷毒理学方面的权威，他指出，虽然合成有机物杀虫剂已经大范围地代替了砷，但是烟草依旧会持续摄入之前的毒素。因为种植烟草的土壤已经完全被大量砷酸铅的残留物所浸透。这种不太易溶解的物质含有大量的、相对易溶解的，并能持久释放的砷。赛特利博士说，种植烟草的土壤大部分都已遭受累计的、永久性的毒化，而东地中海地区种植的烟草，因为从未使用过此类杀虫剂，则未出现很高的含砷量以及相关增长。

于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第二个问题，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土壤里发生了什么，还必须知道有多少种杀虫剂被土壤吸收，继而进入植物组织。这一数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类型、作物本身的类型以及杀虫剂浓度；富含有机物的土壤所释放的毒素要少于其他类型的土壤，胡萝卜比其他研究过的农作物吸收杀虫剂的含量都要高，如果使用林丹，那么聚集在胡萝卜中的毒素含量则比土壤中的含量还要高。以后在种植某种粮食作物前，有必要对土壤中的杀虫剂进行分析，否则哪怕是没有喷洒过药物的作物也会因从土壤中摄入过多的杀虫剂而不宜在市场售卖。

这一问题没完没了，给生产婴儿食物的厂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不愿购买任何曾经使用有毒杀虫剂的土壤中种植出的果蔬，而给他们带来最多麻烦的是BHC这种杀虫剂。土壤吸收这种杀虫剂残留后，种植出的果实会产生霉味。加利福尼亚州在两年前曾出口喷洒过BHC药物的农田里出产的红薯，终因检测出农药残留而被拒收。一家公司某年与南卡罗来纳州签订合同，收购这里的所有红薯。然而，后来发现这一地区大面积的土壤都受到了污染，该公司被迫在市场上购买红薯，因而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几年里，许多州种植的不同种类的水果与蔬菜都曾经被拒绝采购。最棘手的就是花生。南部的许多花生和棉花轮流种植的地方，棉花地大量使用BHC杀虫剂，之后同一片土地上种出的花生就会摄入大量杀虫剂。事实上，只需要一点点残留，就足以凸显出花生中的霉味了。这种化学物质渗入果实后无法消除，加工过程不仅不能去除霉味，有时还会加重这种味道。工厂唯一的办法就是拒收所有使用过这种化学物质或是在受其污染的土壤上种植的农产品。

有时面临危险的是作物本身。只要土壤中含有杀虫剂，这种威胁就会一直存在。有时杀虫剂会影响到敏感的作物，比如豆类、小麦、大麦或黑麦，有毒物质会减缓其根系生长。华盛顿和爱荷华州啤酒花种植者的经验就是很好的例子。1955年春，这些种植者对啤酒花根部的象鼻虫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他们根据农业专家以及杀虫剂制造商的建议选择了七氯。使用七氯后，农场上的藤蔓开始枯萎死亡，而未使用过的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种破坏作用只在使用过农药的农场发生。因此，他们不得不花大价钱重新种植，但第二年，刚刚长出的根芽就又枯萎了。4年后，土壤中仍然被检测出七氯残留。科学家也无法预测毒性会维持多久，更无法提供任何措施去改善现状。直到1959年3月，联邦农业部发现，其曾经宣称的七氯能用于处理种植啤酒花的土壤的决定是错误的，于是撤销了相关决定，但为时已晚。同时，那些啤酒花种植者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寻求可能的赔偿。

由于杀虫剂仍在继续使用，顽固而无法分解的毒性残留物在土壤中持续累积，几乎可以确定我们即将面临困扰。1960年，专家在雪城大学公开讨论土壤生态问题，一致得出上述结论。他们总结了“使用化学物质及放射物这些强力而人们知之甚少的方式”所带来的危害：“当人类采取一些处置不妥便可能毁灭土壤生产力的措施时，那些害虫却安然无恙。”

06
地球的绿幔

“水、土壤以及地球上植被的绿幔组成了支持地球上生物生长的世界。”现代人很少想着这事儿，但是，如果没有植物利用太阳能制造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我们就无法生存。只要我们发现植物们的存在有一点不合心意或者有一丁点的“毫无必要”，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铲除。我们一向狭隘地对待植物，如果我们看到了某种植物的直接用途，我们就会加以种植，直到我们发现更好的。除了那些对人和牲畜有毒或有害的植物，我们想要毁灭某种植物，仅仅是因为我们狭隘的观点：它们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还有许多植物仅仅因为与人们认为需要被除掉的植物长在一起，就也被除掉了。

植被是地球生命网络的一部分，植被与地球间、不同植物间、植物和动物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有时我们也毫无办法，不得不破坏这些关系，但深思熟虑之后，我们需要充分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时间与空间上所产生的长期影响，然而除草剂销售额的激增和除草剂的广泛使用促进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生产，利益相关人员的态度当然不会是谨慎的。

我们未曾料到的而使风景惨遭破坏的事件有很多。西部鼠尾草地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里曾经开展过大规模的消灭鼠尾草以改作牧场的活动。即便只从历史角度和风景意义来看，这里也堪称悲剧。因为这里的自然风光生动地展现了自然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像一本书卷一样摊开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从中读出这片土地形成的原因，也可以读出我们为何要保存它的完整性。然而，书虽开卷，但从未被翻阅。

几百万年前，今天这片生长着鼠尾草的土地是西部高原和高原的低坡地带，由落基山的巨大隆起所形成。这里的气候极端恶劣——漫长的冬日里，暴风雪从山上滚卷而来，平原上覆盖着厚厚的雪。夏日，雨水稀少，炎热异常，干旱严重威胁土壤，干燥的风吹走了植物叶子和茎干里的水分。

景观正在演变，大风呼啸的高原上，植物移植一定是一个充满长期实验与失败的过程——各种植物试图占领这片时而狂风大作、时而干旱无雨的高地，它们前赴后继都未能成功，最终有一种作物终于出现并逐步扩展：它们具有在此生存的所有特质。它们就是鼠尾草——一种如同灌木一般低矮，可以在山坡和平原上落地生根，灰褐色的小叶子里也可以贮存水分以抵挡吹来的风的草。这并非偶然，而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西部大平原就这样变成了生长鼠尾草的土地。

和植物一样，动物也在不断演化。同时也和土地的需求一致，最后有两种动物像鼠尾草一样，完美地适应了它们的栖息地。其中一种是哺乳动物叉角羚，它们敏捷而优雅；另一种是鼠尾草松鸡——路易斯和克拉克地区的平原鸡。

松鸡和鼠尾草看来是相依为命的。松鸡的生存期和鼠尾草的生长期完全一致，当鼠尾草枯萎时，松鸡的数量也相应减少，鼠尾草为平原上松鸡的生存提供了一切。生长在山脚下的低矮草丛遮蔽着鸟巢及幼鸟，茂密的草丛是它们游戏和休息的好地方，在任何时候，鼠尾草都是松鸡的主食，这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关系。为什么说是互相帮助呢？松鸡帮鼠尾草松土，顺便清理了生长在鼠尾草下的其他杂草。

叉角羚使自己的生活与鼠尾草相适应。它们是西部平原上主要的动物，冬天，当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这些在山上度过了炎炎夏日的叉角羚就会移至海拔低处。那里的鼠尾草可以为它们提供过冬的食物。当其他植物的叶子都已枯黄的时候，鼠尾草依旧常青，紧紧缠绕在灌木丛中的叶子依然灰绿着。鼠尾草叶片微苦有芬芳，富含蛋白质、脂肪和动物必需的无机物，哪怕积雪皑皑，鼠尾草的顶端依然露在雪的外边，可以被叉角羚锋利的爪蹄够到。以鼠尾草为食的松鸡在裸露的地面上找到它们，或跟随叉角羚的脚步在叉角羚刨开的雪地上觅食。

其他生物也仰赖着鼠尾草生存，骡尾鹿也以此为食。对于牲畜来说，冬季的鼠尾草意味着存活。冬季，许多牧场上唯一露在地面上的就是那些鼠尾草，为觅食的羊群提供了食料。羊群半年的主食都是鼠尾草，它们的能量价值甚至比苜蓿干草还要高。

在酷寒的高原，紫色的鼠尾草残体、敏捷的叉角羚与松鸡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自然平衡体系。真是这样吗？在人们试图对自然进行改良的地区，情况恐怕并非如此。这样的地区已出现很多，而且依然在增加。以发展经济之名，土地管理机构为了满足放牧人的贪得无厌，着手开发更多的牧场——他们所谓的牧场，就是没有鼠尾草的草地。在一块自然条件适合牧草和鼠尾草共同生长的土地上，人们打算去除鼠尾草，而把这个地方变成单纯而完整的牧草地。好像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片草地在这一地区是否稳定、能否令人满意？大自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里很少下雨，年降水量不足以支持优质牧草的生长，而丛生禾草却可以在鼠尾草的遮蔽下生长多年。

但是许多年来，鼠尾草的清除工作一直在进行。一些政府部门也积极参与其中，工业部门也全力投入，积极鼓励该事业发展壮大。因为这一项目不仅扩大了草种的销量，也拓展了一系列收割、耕地、播种等机械工具的市场，最后加入进来的是化学喷雾剂工业——现在每年都要对数百万英亩的鼠尾草地喷洒农药。

结果如何呢？清除鼠尾草、播种牧草的结果几乎只能听天由命。对那些了解土地特点的人来说，比起单纯种植牧草，让牧草在鼠尾草的庇护下生长会更好，因为鼠尾草有保持水分的作用。

这个工程追求立竿见影之效，整个针脚细密的生命之网因此而遭到了破坏，叉角羚、松鸡和鼠尾草一同消失了，鹿也遭殃了。这片土地上的野生生物遭受的破坏使得土地也变得贫瘠，就连以为受益的牲畜也深受其害。夏日里郁郁葱葱的牧草无法帮助羊群在暴风雪中熬过严寒的冬日，因为高原已经没有了鼠尾草和其他野草，绵羊们只好在风雪中饿肚子。

这是最明显、最直接的后果。第二种影响则和对付自然界的那把喷枪有关：药物喷洒总会去除一大片原本未打算去除的植物。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他的新书《我的荒野》中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美国森林服务管理部在吉布里国家森林公园中进行的生态破坏。迫于牧民想要得到更多的牧草地的压力，管理部对大约一万英亩的鼠尾草喷洒了药物。鼠尾草不出意外地被清除了，但同样消失的还有柳树。它们曾经生机勃勃，如同绿色绸缎般环绕着蜿蜒的溪流生长，踪迹遍布整片原野。驼鹿曾经生活在这片柳林里，因为柳树之于驼鹿，犹如鼠尾草之于叉角羚。河狸也曾在此居住，以柳叶为生，它们把柳树弄倒，在溪流中筑起坚固的堤坝。由于海狸的劳作，小小湖湾就这样建起来了。山涧中的鲑鱼罕有六寸长的，但湖里的却长势惊人，不少都重达五磅以上。水鸟也被湖水吸引过来。就因为柳树的存在，还有依赖它们生存的河狸，这里变成了适宜垂钓打猎、供人消遣的娱乐区域，一时引人入胜。

然而由于管理部的“改良”，柳树和鼠尾草被以同样的方式除掉了，被一种“恰如其分”的喷雾剂杀害。道格拉斯法官1959年参观该地时（也就是喷药的同一年），被那里枯萎衰败、奄奄一息的柳树震惊。他形容这里“创伤巨大，令人难以置信”。那么驼鹿会怎样呢？海狸和它建起的小小世界呢？一年后，法官重返此地，了解到景观遭到破坏的最新情况：驼鹿不见了，河狸也消失了；那座重要的大坝也因为缺少建筑师的精心照料而没了踪影；湖水也已枯竭，不见了大鲑鱼的影子。只有一条细细的小河穿过那片因为没有一寸绿荫而光秃秃又炽热的土地，大鲑鱼在此可无法存活。那个鲜活的世界被粉碎了。

每年除了有400多万英亩的牧场会被喷洒农药之外，大片其他地方的土地也为了治理野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化学药剂的侵害。比如，公共事业企业管理着一片比英格兰面积都要大的土地，约有5000万英亩，他们对大部分地方定期进行化学治理，以进行灌木控制。在西南地区，大约有7500万英亩的豆科灌木需要以某种手段进行治理。其中，人们最积极提倡的方式就是喷洒农药：一块面积未知但非常辽阔的木材产地现在使用高空喷洒的方式来淘汰阔叶树，仅保留抗药性较强的针叶树。1949年以后，使用除草剂的农业用地增加了一倍；1959年，这一数据达到了5300万英亩。使用化学药品的私人草坪花园和高尔夫球场的总面积必定是个惊人的数字。

化学除草剂是一个崭新的工具，它们发挥的效用十分壮观：它让使用者产生了自己能控制自然的眩晕感，至于它长期和隐蔽的效果，很容易被人们当成悲观主义者毫无根据的臆想而置之不理。化学工程师们愉快地谈起化学耕种，人们受到怂恿，把锄头换成喷药枪。上千社区的市政管理员都乐于倾听化学工业推销员的推销，以及愿意在相应预算的范围内清除路边“灌木丛”的热情承包商的承诺。他们一致认为：喷洒除草剂比割草省钱。这些化学除草剂的宣传口号也是这么喊的，但真正付出的代价并不能仅仅以美元计算，还有许多长期的、我们将来就会看到的同样真实存在的“债务”：除了要为化学药品的广告付出昂贵的费用，长此以往，我们还会付出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自然环境以及依附自然环境存在的各方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由此看来，使用化学药物的成本十分昂贵。

那么，在全国各地商会上被狂热推崇的商品在游客中的口碑如何呢？现在已经有一群义愤填膺的反对者抗议化学喷雾毁坏了曾经美丽的路旁风景：一大片干枯凋谢的棕褐色植被取代了点缀有美丽蕨类植物和小花的天然灌木丛。反对者的数量在稳固增加。“我们把这里弄得乱糟糟、灰土土、脏兮兮的，毫无生机。”一位来自新英格兰的女士在写给报纸的信中这样说道，“这绝不是游客所期望见到的，而且我们还花了很多钱来宣传这里美丽的风景。”

1960年的夏天，来自各州的环保主义者在宁静的缅因岛上集会，共同见证全国奥杜邦协会(1)主席米莉森特·托德·宾汉的演讲。那天讨论的主题是对自然风景的保护，以及对从微生物到人类相互作用共同编织出的生命之网的保护。大家的讨论里满是对沿路环境遭到破坏的愤怒。曾经，穿行于四季常青的林中小道，让人倍感赏心悦目；而今，道路两旁只有一片深褐色的荒芜景象。“道路两旁种着月桂树、黑果木、柳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个环保主义者这样描述他在8月前往缅因岛的朝圣之旅，“我愤愤而返，缅因州两旁的道路遭到了亵渎！几年前的那里，高速公路就像被诱人的野花和灌木镀上了一层金边儿，而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死去的植被留下的疤痕，延绵数里。今天的缅因州能承担这种由于风景遭到破坏而失去游客带来的经济损失吗？”

目前，一项无意识的破坏正在全国范围内以治理道路两旁的灌木丛的名义进行着。上述缅因州的情况只是一个例子，它遭到的破坏特别惨重，使得那些深爱这些地区景色的人感到异常痛心。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植物学家称，针对美丽的天然灌木以及野花的清理活动已经造成了道路危机，杜鹃花、山桂花、蓝莓、黑果木、山茱萸、月桂、冬青、棠棣都在化学物质的轰炸下奄奄一息。雏菊、金光多毛菊、野生胡萝卜、麒麟草和秋菊这些为景色增添了优雅与美丽的植物也难逃厄运。

喷洒药物不仅存在计划不周的情况，还有种种药物滥用的行为。在新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工程承包商工作完之后，罐子里还剩了点药物，他沿着森林道路将它们抛洒了出去，而这片区域是禁止喷洒化学药品的。就这样，这里的道路在秋天便失去了蓝金交映之美，而原先的这里，秋季时，秋菊与麒麟草相映成趣，引得游人纷至沓来。在新英格兰的另外一个地方，承包商没有告知高速公路部门就更改了药物喷洒的规格，对路边的植物喷洒高度达8英尺，而不是规定的最多4英尺。为此，这里留下了一条宽广丑陋的褐色创伤性疤痕。马萨诸塞州的另一个地方政府官员从一个热情的化学推销员那里买了一种除草剂，但不知道里面含有砷，他对道路两旁的植物进行喷洒后，导致12头母牛因为砷中毒而死亡。

康涅狄格州沃特福德镇1957年在道路两旁喷洒了化学除草剂之后，导致该处自然环境保护区内的树木严重受损，那些没有被直接喷洒除草剂的大树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是万物生长的春季，这里的橡树叶却开始卷曲发乌，随后又开始冒新芽，长得非常迅速，使得树干上也长出了树枝。过了两个季节，粗大的枝干就已经枯死，而其他枝条则光秃变形，耷拉下来，整棵树以极似啜泣的姿态伫立在那里。

有一段小路我非常熟悉，路的两旁生长着桤木、夹莲花、香蕨、杜松，展现出大自然的美丽景色。随着季节更迭，道路两旁有时开满散发着不同芬芳的鲜艳花朵；而在秋季，果实簇簇，如宝石般悬挂枝头。这条路上没有疾驰往来的车辆，也没有灌木遮挡驾驶者视线的急转弯或是岔路口。而后药物喷洒者接管了这里，这条路变成人们想要快速穿越的地方。这一切，对于那些忧虑着这贫瘠世界的人来说，是不得不忍受的景象——因为我们手持的科技将这个世界变成丑陋的不毛之地。但是不知因为什么，各处的权威机构总是犹豫不决。因为某种意外的疏忽，在那些严格安排喷洒药物的地方，偶尔会留存一小片美丽的绿洲。而正是这些绿洲使得那些被损毁的地方变得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在这些地方，火焰般火红的百合花随处可见，白色三叶草和成片的紫豌豆花随风摇曳。看到这些美丽的景色，我们的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

对于以制造、贩售和喷洒化学药物为生的人来说，这些植物不过是野草。我曾经在某次治理野草研讨会的会议记录中读到一位除草者的个人观点，其逻辑匪夷所思。那个除草者坚持认为，之所以清除有些有益植物，是因为“它们与坏的植物长在一起”。有人抱怨路旁的野花也被毒死了，这给那位除草者提了个醒，让他想到历史上那些反对活体解剖的人士。他说：“如果要以他们的观点来进行判定，流浪狗的生命要比孩子的生命更为珍贵。”

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认为那个除草者严重歪曲了我们的原意。我们热爱百合花、三叶草和野豌豆花那精致、短暂的美丽，然而这些植物在除草剂的喷洒之下，如历经烈火般化为灰烬。灌木变成赤褐色，且容易折断；以往高昂着头颅的野花，现在却已枯萎耷拉下来。我们看起来确实虚弱得可悲，因为我们竟能容忍这糟糕的景象。对野草的清除行动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对人类又一次征服了混乱的自然我们并不感到快乐。

道格拉斯法官讲述了他出席某次联邦农业会议的情况。参会者讨论了本章前面谈及的居民反对清除鼠尾草的计划。参会者认为，一个老太太因为这个计划会毁掉野花而提出抗议，简直就是个大笑话。“她追求飞鸟、百合的权利不正和牧人追求牧草，伐木工人追求一棵大树的权利一样，是平等且不可侵犯的吗？”这位仁慈而又具远见的法官如此问道，“旷野的审美价值之于我们，如同铜矿、金矿、众多的森林的价值一样大。”

除了美观上的考虑，我们要保护道旁植被的愿望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大自然中，天然的植被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乡村道路旁生长的灌木丛为鸟儿提供食物和荫蔽以及筑巢之地。这里还是许多小动物的家。仅美国东部地区就有70多种灌木和藤蔓植物是典型的道旁植物类型，而其中约65种是野生动物重要的食物来源。

这些植物也是野蜂和其他授粉类昆虫的栖息之所，时至今日，人们非常依赖这种野生授粉专家，但当时很少有农民能够明白野生蜜蜂的价值，因此经常进行一些消灭它们的活动。很多农作物和不少野生植物或是部分或是全部依赖于授粉昆虫的帮忙。几百种野生蜜蜂为农作物授粉，仅苜蓿花这一种，就有100多种蜜蜂参与授粉。没有昆虫的授粉作用，在大多数的土地上，大部分保持土壤和增肥土质的植物就会灭绝，其后果严重，会影响到整个区域的生态。很多森林里的树木、牧草、灌木、乔木都依靠自然昆虫进行繁殖，没有这些植物，野生动物和牲畜就很难找到食物。现在所谓的清洁法和使用化学物质摧毁了灌木丛里的树篱和野草，并扫荡了这些受粉植物的最后一方净土，扯断了生物链。

众所周知，这些昆虫对农业非常重要，它们值得我们加以保护，而不是无情地摧毁它们的栖息地。蜜蜂和野蜂可以给麒麟草、芥菜和蒲公英授粉，同时它们也依赖这些野草——它们的幼虫以这些植物的花粉为食。在苜蓿开花之前，紫豌豆花给野蜜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春季饲料，帮它们熬过这一难熬的季节，这样它们才能为苜蓿授粉。到了秋天，没有什么其他食物了，它们便把麒麟草囤积起来，以备过冬。由于自然本身具有准确又精密的控时功能，一种野蜜蜂恰恰会在柳树开花的第一天出现。明白这一情况的人不少，但是下令要求把整片土地都浸泡在化学物质中的人却不是他们。

那些懂得合适的栖息地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何在的人在哪儿呢？他们中有许多人站在了捍卫除草剂的行列中，因为他们认为除草剂比杀虫剂毒性要弱，不会造成危害，能够使用。当除草剂喷洒在森林里、田野里、沼泽里和牧场上时，它们给这些地方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甚至永久性地摧毁了野生动物的栖息之所。从长远来看，对于野生动物家园和食物的摧毁比直接杀戮它们或许来得更加严重。

这种对道路两旁以及公路两旁植物进行不遗余力的化学攻击所带来的讽刺是双重的。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可能永久存在——经验已经明确表明，地毯式地使用除草剂并不能永久性地控制路边的灌木丛，因此每年还要喷洒农药。更为讽刺的是，尽管我们已经了解到有其他方法比这种喷药方法更可靠，既可以长期控制植被的生长状况，又能避免对大多数植物重复用药，但是我们依旧坚持喷洒农药。

控制路边和公路沿线灌木丛的目标并不是将土地上除了草以外的所有植物都扫荡一空，而是要清除那些由于过高过大而遮挡司机视线或干扰路标区的路线的植物，也就是说，主要目标是树木。大部分灌木都非常低矮，不会有危险，野花就更是如此了。

选择性喷洒法的发明人是弗兰克·艾格勒博士。当时他正担任美国自然与历史博物馆公路区灌木管控推荐委员会主任。大部分灌木丛都会顽强抵抗乔木的侵入，选择性喷洒法正是利用了这一自然规律。选择性喷洒法的目标并非在道路和公路沿线培植草地，而是通过直接治理的方法清除高大的木本植物，同时保护其他植被。对于那些比较顽强的植物，再行处理就可以了。这样，既控制了灌木生长，乔木也不会再生。树木管控中收效最好、价格最低的，是植被控制法，并非化学控制法。

这个方法已经在美国东部地区进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一旦进行治理，该地区的情况就趋于稳定，至少20年不需要再进行药物治理。这种喷洒一般由人背着喷雾器进行，有时也需要在卡车底盘上装压缩泵和药物，但不需要进行地毯式喷洒，仅直接给乔木和一些尤其高大的需要清理的灌木进行药物喷洒即可。因此，环境的完整性得到了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丝毫未被损坏，而灌木、蕨类和野花也未被牺牲。

一些地方采取了选择性喷洒的方法进行树木管理，而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根深蒂固的习惯难以被消除。地毯式喷洒仍是百足之虫，每年要压榨纳税人一大笔钱来支付昂贵的喷洒费用，同时又破坏了自然生态网络。化学治理方法兴盛的原因是，选择性喷洒法的这些好处都不为人所知——如果纳税人认识到喷洒城镇道路的费用应当每一代人付一次，而非当今的每年一次，他们肯定会要求改变治理方式。

选择性喷洒法优点众多，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它能将针对化学物质的用量降到最低，无须地毯式喷洒，而是针对树木的根部进行治理。这样对于野生植物的危害就可以降到最低。

最常使用的除草剂是2,4-D和2,4,5-T，以及与之相关的化合物。这些物质是否具有毒性还存在争议。在自己家草坪喷洒2,4-D而不小心接触到喷雾的人，偶尔会患上严重的神经炎，甚至出现瘫痪。虽然这些情形并不常见，但医学权威部门依旧建议人们谨慎使用此类化合物。其他一些不明确的危害同时也可能出现在2,4-D的使用过程中。实验表明，该物质会干扰细胞内呼吸，其基本生理过程就像X射线一样，对染色体进行破坏。最新研究表明，远低于致死量的此类物质以及其他一些除草剂都会对鸟类繁衍造成不利影响。

除了直接的毒害反应，某些除草剂的使用还会造成各种各样奇怪的情景，有些现象已经被发现：有些动物，无论是野生食草动物还是家畜，有时会被喷洒过药物的植物所吸引，而这种植物甚至都不是它们原本的食物。这非常奇怪，如果使用了某种和砷一样毒性剧烈的除草剂，动物对这些枯草产生的强烈欲望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哪怕除草剂的毒性没有这么高，但是，如果碰巧植物本身有毒，或者有刺的话也会导致致命后果，兽医学文献中有大量类似案例：野猪吞食喷洒了药物的折耳根后会患上重病；开了花的苍耳喷药后会毒害授粉的蜜蜂；羊吃了洒了药的蓟草病得很厉害；野生樱桃的叶子含有剧毒，但喷洒了2,4-D之后，它的叶子则会对牛群产生致命的诱惑。显然是药物喷洒导致的枯萎状态增添了植物的魅力。狗舌草也是个类似的例子，牲畜通常会避开此类植物，除非在晚冬早春时节，这时因为缺乏草料，它们才不得不吃它。然而，被喷了2,4-D之后，动物们就会争先恐后地以这种草为食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化学药品影响了植物本身的新陈代谢，使得这种植物的糖含量暂时明显增加，从而对许多动物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2,4-D的神奇效果对牲畜和野生动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人类亦是如此。大约10年前，就有实验表明，在使用这种化学物质后，棉花和甜菜中的硝酸盐含量会急剧上升。高粱、向日葵、紫露草、羊腿草、藜、荨麻中都有类似的效应。一些农业专家称，很多牛的死亡都可能与喷了杀虫剂的野草有关。危险在于随着硝酸盐的增加，反刍动物特殊的生理机能立刻会出现严重问题。大部分此类动物的消化系统都异常复杂，它们的胃有四个腔室。纤维素的消化通过其中一个腔室内微生物（瘤胃菌）的作用来实现。如果这种动物食用了含有过量硝酸盐的植物，这种微生物就会作用于硝酸盐，并将其转化为毒性极强的亚硝酸盐，接着就会出现一连串致命反应：亚硝酸盐作用于血红素形成一种巧克力色的物质，氧气牢牢束缚于这种物质当中而无法参与呼吸，从而就没法从肺部传到各个组织。由于缺氧，死亡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发生。许多报告称牲畜误食了某种使用2,4-D的野草后死亡，这些案例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其他反刍的野生动物，如麋鹿、羚羊、山羊等，都面临同样的威胁。

虽然导致亚硝酸盐含量增加的因素有许多，但2,4-D的滥销与滥用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威斯康星州大学实验室对此类事件极为关注，并认为形势相当严峻。他们在1957年发出警告：2,4-D杀死的植物中可能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人类和动物都面临同样的危害。这也有助于解释最近“粮仓死亡”事件谜样增多的原因。当含有大量硝酸盐的玉米、燕麦和高粱被贮存起来时，它们就会释放一氧化碳，会对进入粮仓的人造成致命危害。只要吸入几口这类气体，就会出现扩散型化学性肺炎。明尼苏达州医学院研究的一系列此类病例中，只有一人侥幸生还。

“我们在大自然中漫步，就如同大象在摆满了瓷器的橱柜中漫步一般。”非常了解这一情况的荷兰科学家C．J．博林对于我们使用除草剂这样总结道，“在我看来，人们误以为要清除的野草太多了，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长在庄稼地里的野草是全部有害，还是一部分有益。”

这一问题难得被人提起：杂草和土壤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即便我们从狭隘的直接利益的角度出发，这种关系有可能也是有益的。正如我们所见，土壤与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关系。野草或许从土壤中得到了些什么，但是它也可能会对土壤有所贡献。最近荷兰的一座城市公园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公园里的玫瑰长势很差，样本检测显示土壤受到了很小的线虫的严重侵袭。荷兰植物保护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建议对土壤喷洒化学药物，反而建议把金盏草种植在玫瑰中间。这种植物不管出现在哪块玫瑰花床上，都会被纯粹主义者认为是杂草，但它根部的分泌物却能够杀死土壤中的线虫。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一些花床种上了金盏草，一些则没有，以作为对照。结果令人震惊，在种植了金盏草的玫瑰花床上，玫瑰对着艳阳炫然开放，而没有种植金盏草的花床上，玫瑰则病恹恹的。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用金盏草来治理线虫。

从这点来看，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植物也以相同的方式在维护土壤健康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我们却无情地清除了它们。事实上，那些天然植物群体——现在一概打上了“野草”的烙印——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就是充当土壤状况的显示器。当然，使用了化学除草剂之后，这一有用的功能就消失不见了。

那些用喷洒农药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还忽略了一个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事实：那些天然植物群落是需要保留的。我们需要以那些天然植物群落作为标准，从而衡量我们自己的活动所带来的变化。我们需要将它们作为自然的栖息地，在这些栖息地中，昆虫及其他生物的原始种群可以被保留下来，在第16章我们将会谈到这一情况。对杀虫剂耐药性的增强，正改变着昆虫或许还有其他物种的遗传基因。有位昆虫科学家甚至建议，在昆虫的遗传基因被进一步改变之前，应当建立特别种类“昆虫园”，以留存这些昆虫、螨类及其他类似种群。

一些专家警告说，由于除草剂使用日益增多，植物可能会出现微小但是影响深远的变化。2,4-D这种化学物质可以杀死阔叶植物，使得牧草因为没有竞争而疯狂生长——这些草中的某一些本身已变成了野草，从而给治理杂草带来了新的难题，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循环。最近一期关于农作物问题的杂志上提到这一奇怪的情况，它指出：“随着2,4-D被广泛用于清理阔叶草，野草已逐渐成为影响玉米和大豆产量的最新威胁。”

人类控制自然的努力时时事与愿违，就像大洋洲原住民的回飞镖(2)，一旦打不中目标就飞回原地。以控制豚草为名，人们向路边倾倒了数千加仑的化学药剂。但不幸的是，这种地毯式的喷洒不仅没有减少豚草的数量，反而使其数量增加了。豚草是一年生植物，它的种子每年生长的时候都需要在开阔地带进行。因此，清除豚草的最好办法就是破坏其生长生态，即不断维持灌木和蕨类以及其他多年生植物的茂密生长。然而，持续的药物喷洒使得那些灌木和蕨类被清除了，人为地造出空旷的开阔地带，于是豚草迅速占领了这些地方。事实上，空气中引起过敏症的大量花粉可能与路边的豚草无关，而与来自城市空地及休耕农田里的豚草有关。

马唐草化学除草剂的热卖表明了不合理的方法很容易大受欢迎。比起年复一年地使用化学制剂，还有一种更加便宜也更有效的办法——用另外一种草与其竞争，从而使这种草无法存活。只有在不茂盛的草地上才会出现马唐草——这是马唐草的本性，并非它本身有什么问题。如果能使土壤变得肥沃，让其他我们需要的草类茁壮成长，或许就能创造出马唐草无法生存的土壤环境，因为每年马唐草种子在发芽阶段都需要开阔的空间。

一般人不太会考虑这些基本情况。花圃工人听取了农药生产商的建议，又将这个建议转达给了郊区居民，于是郊区居民年复一年地在自家草坪上施加数量惊人的马唐草除草剂。从这些除草剂的商品名称上看，你并不能了解它们的化学性质，但许多农药在配制中都包含了汞、砷和氯丹这类有毒物质。随着这些农药的出售和使用，草坪上将会留下大量的此类物质。比如，使用者按照某种药物的说明，会在每英亩地中使用60磅氯丹产品；如果使用其他产品，则会给每英亩土地施加175磅的砷金属。在第8章中，我们将看到鸟类正以令人担忧的数量死亡。这些草坪究竟会对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尚不得而知。

对于道路和公路沿线的植被管理，有些地方采用了选择性喷洒法，并取得了成功。这就给予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将同样环保的方法用于农场、森林和牧场等其他植被项目中。这些方法并非旨在清除某一种植物，而是将植被作为一个活的群落进行管理。

其他一些可靠的成就也证明了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抑制植被生长方面，生物防治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大自然自己解决了许多困扰着人类的问题，而它的解决方式通常都非常成功。如果人类可以观察并模仿自然的方式，那么通常也会获得成功。

在治理多余植物方面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案例，那就是加利福尼亚州对于克拉马斯草的治理。克拉马斯草，又名山羊草，是欧洲本土植物（在那里它被称为圣约翰斯沃特草）。它伴随人类的足迹一路西迁，于1793年首次出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附近。1900年，它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克拉马斯河流域，并因此得名。1929年，这种草侵占了约10万英亩的牧草地；1952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50万。

克拉马斯草不同于鼠尾草，它不是本地植物，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原本没有它的位置，因为没有什么生物需要它。相反，一旦它在哪里生长茂盛，并被当地牲畜食用，那些牲畜就会变得“满身疥疮、口舌溃疡、病恹恹的”，当地土地的价值也会相应降低。因此，克拉马斯草被认为是有害的。

在欧洲，克拉马斯草从来都不是问题，因为围绕着它们的还有很多昆虫。这些昆虫大量采食它们，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它们的生长。尤其是生活在法国南部的两种小甲虫，它们只有豌豆大小，带有金属色泽，且非常适应这种草的存在。它们完全依赖这种草来获取食物，同时得以繁殖。

这两种甲虫于1944年首次被带回美国，这一事件很有历史性意义。因为，在北美，这是生态治理法的首次尝试：用某种食用某类植物的昆虫来对这种植物进行治理，以取代杀虫剂。截至1948年，这两种甲虫都得到了很好的繁衍，不需要再进行引进了。传播这些甲虫的方法很简单，将它们从原来的繁殖地收集起来，再以每年一百万只的数量进行投放，先在一片面积不大的地方完成投放，等这一小块区域里的克拉马斯草一枯萎，这些甲虫就进行自主扩散和转移，十分精准地迁徙到新的、长满克拉马斯草的地方。在这些甲虫的努力下，克拉马斯草变得稀疏了，那些人们需要的牧草就能重新发芽了。

1959年结束的一项十年调查表明，对于克拉马斯草的治理工作，“其效果比期待的还要乐观”，这种野草被减少到以前的1%。但也要维持相应的甲虫数量以应对克拉马斯草将来可能的增长。

另外一起经济又成功的杂草治理的案例发生在澳大利亚。殖民者们通常都爱将某些植物或者动物带到新的土地上。一位名叫亚瑟·菲利普的船长就在1787年将几株不同种类的仙人球和仙人掌带到了澳大利亚，想用这些仙人球和仙人掌培育可用于染色的胭脂虫。不知何故，一些仙人掌和仙人球从他的果园中蔓延了出来。截至1925年，在澳大利亚野外，大约有20种不同的仙人掌毫无天敌地肆意生长着。它们就这样疯狂蔓延，占领了近6000万英亩的土地，其中至少一半土地被这些植物完全覆盖而无法耕种。

1920年，许多澳大利亚籍科学家被派往仙人球的原籍——美洲，去研究这种植物的昆虫天敌。在对很多物种进行了多项实验后，澳大利亚科学家们于1930年在澳大利亚投放了30亿颗阿根廷蛾的虫卵。7年之后，最后一块仙人球丛生的不长庄稼的土地也得到了治理，那些不宜居住的地方可以重新放牧和定居了。计算下来，整个治理的成本是每英亩不超过1便士，而早年使用的化学治理方法的花费每英亩要达到10英镑以上。

以上两个例子告诉我们，要想控制多余植物，可以多关注以这些植物为食的昆虫的作用。对畜牧业从业人员来说，这些昆虫其实都是常见的，非常容易就能得到和利用，而且它们高度专一的饮食习惯很容易为人类带来利益。但是，牧场管理学却将上述可能性忽略了。

(1)　以美国著名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1785—1851）的名字命名的鸟类协会。

(2)　大洋洲原住民以前使用的一种投掷武器，这种武器被投出去后，如果没打中目标，就会沿着螺旋曲线飞回投掷者那里。

07
无谓的浩劫

人类在朝着他所宣称的改造自然的目标前进的同时，也书写了一部令人抑郁的自然破坏史，他不仅瞄准了他所居住的地球，还瞄准了与他共同拥有地球的其他生物。近几个世纪的历史记录了这些令人黯然的篇章——西部平原上的水牛遭到屠杀；海鸟遭到狩猎者的残害；为了得到白鹭的羽毛，白鹭几近被灭绝。现在，我们又为这部自然破坏史增加了新的内容，一场新的浩劫——在任意土地上喷洒化学杀虫剂，直接杀害了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以及其他各种野生生物。

按照目前的形势，好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使用喷雾器。在清理昆虫的圣战中，倘若知更鸟、野鸡、浣熊和猫，甚至牲畜，碰巧与要被消灭的昆虫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因而遭到这些有毒杀虫气雾的袭击时，任何人都不会提出抗议——因为这只不过是杀虫剂的副作用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些希望就野生动物的伤害问题做出公平判断的人目前陷入了两难：一方面，环保主义者和许多野生动物学家坚称这种伤害相当严重，在一些案例中，甚至是毁灭性的；另外一方面，昆虫控制机构则矢口否认这些伤害的存在，就算有也并不重要。我们应当接受哪种观点呢？

最重要的是证据是否可靠。野生生物学专家当然最有资格发现和判定野生生物的受伤害状况，而昆虫学家却无法看清这一问题。因为在心理上，他们就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杀虫计划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有甚者，那些在州和联邦政府中从事害虫防治工作的人，当然还有那些化学药物制造商，他们联合起来，坚决否认生物学家所报告的事实。他们宣称，喷药计划只对野生动物造成了轻微的伤害。他们就像《圣经》故事中的牧师和利未人一样，彼此关系不好，因而老死不相往来。我们怀着善意将他们这种否认的解释看作专家和相关人员的目光短浅，但我们的善意绝不意味着我们就承认他们言之有据。

形成我们自己的判断的最好方法是关注一些大型的生物控制项目，向熟悉野生动物行为且对化学药物持公正态度的观察者学习，了解有毒物质从空中降落到野生生物的世界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对于鸟类爱好者来说，对于那些在自己花园中欣赏鸟儿的郊区居民来说，或者对于那些猎人、渔夫、探险者来说，任何一个能对野生生物造成破坏的因素，都会剥夺他们享受快乐的合法权利。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有些鸟类、哺乳动物和鱼类在经历一次化学药剂的摧残后仍可以恢复，但是真实的巨大危害已经形成。

但这样的恢复不太可能出现。野生生物有可能在喷洒一次药物后复原，但药物的喷洒通常是重复进行的，很少留给野生生物恢复的机会。化学药物的喷洒通常会形成有毒的环境，形成致命的陷阱。无论是原有的生物，还是外来生物都会因此死亡。喷洒的面积越大，危害就越大，安全的绿洲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在昆虫防治计划的十年规划中，几千甚至几百万英亩的土地被喷洒药物。在这10年中，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都越来越依赖药物喷洒。美国境内关于野生生物被破坏和死亡的记录已堆积如山，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计划，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1959年秋天，密歇根州东南部，包括底特律郊区在内的2.7万英亩的土地被大剂量地喷洒了艾氏剂药粉——最危险的氯化烃中的一种。密歇根州农业局和美国农业部联合执行了这项计划，目的是治理日本甲虫。

这种极端危险的行为看起来毫无必要。于是，该州一位著名且颇有学识的自然主义者沃尔特·P．尼克尔表达了不同意见。他在密歇根州南部待过很长时间，而且每年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在田野里。他宣称：“据我所知，过去的30年，底特律只存在少量的日本甲虫，这么多年来它的数量一直没有增长，除了被底特律政府设置的捕获陷阱所抓到的那几只，我从未见过任何一只日本甲虫……这一切都如此隐秘地进行着，以至于我得不到任何有关这些甲虫数量增加而带来不利影响的信息。”

而这个州政府仅发布了一次官方声明，称这种甲虫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因而要对其发动空袭。尽管缺乏正当理由，但是鉴于州政府提供人力并监控整个行动，联邦政府也提供了设备及额外的人员，而且乡镇也乐于为杀虫剂买单，这一项目最终还是启动了。

日本甲虫是意外传入美国的。它于1916年在新泽西州被人发现。当时在里弗顿附近的一个苗圃里，人们发现了一些闪闪发光的绿色金属光泽的甲虫。人们一开始不知道它是什么昆虫，后来才知道它是日本本岛一种常见的甲虫。显然，它们是在1912年限制令发布之前随着苗木进口而被带到美国的。

日本甲虫从最初进入的地方扩散到了密西西比河东部的很多州，这些地方的温度及降水条件都非常适合它的生存。每年，这种甲虫的分布范围都会向外扩张。东部地区是最早发现这些甲虫的地区，在这里，人们试图以自然控制法进行控制。许多记录表明，在采用这种方法的地区，甲虫的数量都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尽管东部地区已经有有效控制这类甲虫的先例，但在甲虫分布边缘的中西部各州仍然发动了一场攻势，这场攻势足以将最厉害的敌人消灭，而不只是普通的害虫。他们使用了最危险的化学药剂，原本只是想消灭甲虫，结果呢，很多人、家禽及其他野生生物也深受毒害。因为消灭日本甲虫的计划而导致大批动物死亡，这着实令人震惊。同时，这些计划也让人类难逃危险。密歇根州、肯塔基州、爱荷华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以及密苏里州的很多地区，都以控制甲虫的名义，经历了这场化学药剂的暴雨。

密歇根州首先对日本甲虫进行了空中药物喷洒。其选用的药剂是艾氏剂——所有化学药物中毒性最大的一种。这并非因为这种药剂对控制日本甲虫特别有效，而是为了省钱——在可用化学物中，艾氏剂是最便宜的。尽管州政府在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承认艾氏剂是“毒药”，但同时又暗示，在人口稠密地区喷洒这种药剂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对于喷洒效果，当地的媒体引用了联邦航空公司一位官员的话：“这项操作很安全。”底特律的一位园林和娱乐休闲部门的负责人对此做了进一步的保证：“这种药粉于人无害，对植物和兽类也无害。”人们完全能想到，这些人没有一个查阅过美国公共卫生调查所、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发布的有用的报告，也没有查阅艾氏剂剧毒性的相关资料。

根据密歇州害虫控制法，州政府可以随意进行药物喷洒。在法律的允许下，飞机开始在底特律低空作业。但是，市政府以及联邦航空机构立即接到惊慌的市民们打来的电话。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接到了将近800个电话，于是警方求助于电台、电视台及报纸，请求他们告诉观众“他们看到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并告知他们这是安全的”。联邦航空机构的官员向公众保证，这些飞机都处于严密的监控中，且低空飞行是得到授权的。为了减轻公众的恐惧，这位官员还做了些不太恰当的解释：这些飞机都配有安全阀门，能让飞机随时将所载的物质通通倾倒出来——还好他们没有这么干。但是，随着飞机作业的进行，杀虫剂不仅会洒在甲虫上，同样也会洒到人类身上。“无害的”药物洒在去购物和上班的人们身上，也洒在放学后回家午休的孩子们身上。家庭主妇们扫掉门廊和人行道上那些看上去像雪一样的小颗粒。正如密歇根州的奥杜邦协会所说的那样：“这些由艾氏剂和黏土构成的小白球不过针头大小，它们就这样几百万颗几百万颗地进入房顶的瓦片间、屋檐下的水槽里，以及树皮和小树枝的缝隙里……在飘雪或下雨时，每个水洼都变成了一汪可能致死的药水。”

撒过药粉后没几天，底特律奥杜邦协会就开始接到关于鸟类死亡的电话。这个协会的秘书安·博伊斯女士说：“我在周日早晨接到了一位女士的来电，这位女士说，她在从教堂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许多奄奄一息的飞鸟和已经僵死的鸟，其数量惊人。喷药活动在周四就结束了。那位女士说，这个区域现在已经看不到飞鸟了。后来她在自家后院发现了十几只死鸟，而她的邻居则发现了死掉的松鼠。”安女士那天接到的电话都报告称“许多鸟死了，看不到一只活着的鸟”……那些一直在饲养野鸟的人说，他们的喂食器旁连一只鸟都没有。捡起那些奄奄一息的鸟，你会发现它们有着典型的中毒症状：失去飞行能力，全身麻痹，抽搐。

鸟类并不是唯一直接受到生命威胁的动物。当地一位兽医报告称，他的诊所里突然挤满了求医者，这些人带着突然患病的猫猫狗狗。这些猫和狗的症状包括严重腹泻、呕吐和抽搐。其中发病最重的当属那些最爱干净、经常用心梳理自己毛发的猫。对这些求医者，兽医所能给出的唯一建议是：尽量不要让动物外出；一旦外出，回来后要立刻清洗它们的爪子。（然而残存在蔬菜和水果上的氯化烃物质则无法洗掉，因此不要期待这种方法会有多大的保护作用。）

虽然城镇的卫生官员坚称这些鸟肯定是被其他药物毒害的，而人们因接触艾氏剂后出现的喉咙痛和胸闷等症状也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但当地的卫生部门仍源源不断地接到投诉。底特律一位有名的内科医生被请去为四名病人看病。这四个人曾观看飞机洒药，由此接触了杀虫剂。他们在一个小时内就出现了中毒症状，且每个人的症状都十分相似：恶心、呕吐、打冷战、发烧、极度疲劳，还伴随咳嗽。

作为一种用化学手段消灭日本甲虫的“先进方式”，底特律的喷洒计划被不断推广。因此，其他很多地区也经历了和底特律相同的事情。在伊利诺伊州的蓝岛，人们发现了数百只已经死去的和奄奄一息的鸟。从事鸟类收集工作的人收集到的数据表明，有80%的鸣禽都死掉了。而在伊利诺伊州的朱丽叶市，大约有3000英亩土地在1959年使用过七氯。当地一家渔猎者俱乐部的报告称，喷药地区的鸟群几乎被彻底消灭。除此之外，人们还发现了大量野兔、负鼠和鱼的尸体。当地一所学校甚至把收集被杀虫剂毒害的鸟类作为一项科学作业。

为了创造一个没有甲虫的世界，没有哪个社区比伊利诺伊州东部的谢尔登和与之毗邻的易洛魁县付出的代价更大。1954年，联邦农业部和伊利诺伊州农业局联合开启了清除日本甲虫的项目。通过研究这些甲虫进军伊利诺伊州的路线，他们希望大面积进行药物喷洒可以摧毁入境的这种甲虫种群，并对此信心十足。就在当年，他们发动了第一次扫荡，向大约1400英亩的土地上空投了艾氏剂。1955年又以类似的方法处理了另外2600英亩土地。人们认为任务已经完成，但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化学处理。直到1961年年末，约有13.1万英亩的土地被化学物质覆盖。即便在该项目刚开始的前几年，野生动物和家养牲畜就已经明显受到严重损害，但这个项目依然持续下去，既没有咨询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也没有同伊利诺伊渔业管理部门进行商讨。（1960年春，联邦农业部的官员们出席了国会的一次会议，同时反对喷洒药物需事前商议这一议案的通过。他们委婉地表示这个议案毫无必要，因为合作和协商经常发生。这些官员压根儿没想到那些地方的合作并未达到成熟水平。他们还明确表示不愿与州渔猎管理部门协商。）

化学控制的资金投入源源不断。但是，伊利诺伊州自然历史调查所的生物科学家用来研究化学控制对于野生生物造成的伤害的资金却少得可怜。1954年，只有1100美元可以用于雇用一名农业调查助理员，而在1955年则没有任何专项资金支持。尽管困难重重，这些生物学家还是提供了一些事实，从而完整地绘制出野生生物遭到空前毁坏的画面。只要此类项目付诸实施，这种破坏就会显现。

以昆虫为食的鸟类中毒情况的发生，不仅取决于使用的农药，还取决于使用农药的方式。在谢尔登早期的项目中，狄氏剂实际使用数量为每英亩3磅。为了弄清狄氏剂对于鸟类的影响，我们需要记住，在实验室对鹌鹑进行的实验证明了狄氏剂的毒性是DDT的50倍，因此，在谢尔登的土地上喷洒的狄氏剂相当于每英亩喷洒了约150磅DDT！而这还只是最小量，因为在田地的交界处和拐角处，药物会出现重复喷洒的现象。

随着化学药物渗透到土壤中，中毒甲虫的幼虫爬到地面上，停留片刻后便死去了。对于吃昆虫的鸟来说，这极具吸引力。药物喷洒后的两个星期里，会出现大量已经死去和即将死去的各类昆虫。据此，我们可以预见到鸟类的下场——很多鸟类被连根铲除。根据野生动物学家的报告，知更鸟“几乎灭绝了”。一场细雨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蚯蚓的尸体，知更鸟很可能就是因为吃了这些中毒的蚯蚓而被毒死的。其他鸟类的命运也一样，在喷药几天后，我们就看到在积蓄雨水的水洼里饮水和洗澡的鸟最终都死了。

对于存活下来的鸟，其生命力也大为受损。虽然在喷药的地方还能勉强找到几处鸟巢，其中或许会有幸存的鸟蛋，却没有发现幼鸟。

在哺乳动物中，松鼠几乎灭绝了，它们的尸体带有明显的中毒特征。在喷药的地方还发现了麝鼠的尸体，田野里还有兔子的尸体。黑松鼠原本是这个城镇中常见的一种动物，在喷药之后就毫无踪迹了。

在消灭甲虫的战争开始之后，谢尔登地区的农场里已经很难看到猫的身影了。在进行第一次喷药行动的时候，90%的猫都遭到了狄氏剂的荼毒。从这些毒药在其他地区的黑暗历史来看，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预见的。猫对所有杀虫剂都非常敏感，对狄氏剂似乎尤为敏感。世界卫生组织在爪哇岛西部开展了抗疟疾项目，那时就有很多猫死掉了。与此相似，该组织在委内瑞拉进行了化学药物喷洒之后，猫在那里也变成了稀有动物。

在谢尔登治理昆虫的战役中牺牲的不仅有野生生物，还有家养动物。通过对几组牛群和羊群的观察发现，中毒和死亡的阴影也笼罩在它们头上。自然历史调查所的报告描述了其中一个场景：

5月6日，田野被喷洒了狄氏剂。随后一大群绵羊穿过一条碎石路，从喷洒过药物的田野被赶到另一片未喷药、长有优良野生牧草的小牧场。但是很明显，在喷洒药物时，一些药粉飘过马路，飘落在了这个牧场上，因为羊群几乎立刻就出现了中毒症状……它们对食物不感兴趣，变得极端暴躁，沿着牧场的篱笆转了一圈又一圈，显然是想找路出去……它们不愿被驱赶，不停地咩咩叫着，耷拉着脑袋站在那儿。最后，主人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把它们从草场中弄出去了……它们非常想喝水。在流经牧场的溪流中找到了两只羊的尸体，其余的羊不断地从溪流中被驱赶出去，有的甚至需要使劲儿才能拽出去。最后还是有三只羊死了，而那些活下来的羊慢慢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这是1955年年底的情形。虽然接下来的几年化学战争一直持续，仅有的一点研究经费却彻底枯竭。自然历史调查所向伊利诺伊州立法机关提交的年度预算中，虽然包含了用于野生生物与杀虫剂关系研究的经费，却没有申请成功。直到1960年，他们才有一点钱雇了一位农林助理员，而这位助理员要做四个人的工作。

当农业科学家继续此前一度被中断的研究时发现，野生动物受到伤害的荒凉画面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此时所用的化学药物已经变成了毒性更强的狄氏剂。针对鹌鹑的实验表明，狄氏剂的毒性是DDT的100～300倍。1960年，这一地区的每种野生动物都受到了伤害，鸟类的情况则更为严重。在一个叫作多诺万的小镇上，知更鸟几乎灭绝，白头翁和燕八哥更是如此，其他地方的这些鸟也数量锐减。捕猎者明显感受到了甲虫战争的后果：在喷洒了药物的地区，鸟窝的数量减少了一半，而每窝中孵出幼鸟的数量也减少了。过去几年，这里曾是打野鸡的好地方，引得众人纷纷前来，而今这里却因野鸡消失而人迹罕至了。

尽管为了消灭日本甲虫，这些地方遭受到了巨大的浩劫与冲击，尽管花费8年时间对易洛魁县的十多万英亩土地进行了药物喷洒，但就其结果来看，这种昆虫只是暂时被遏制了，实际仍在不断地在向西扩张。这一浩大却收效寥寥的项目，总共付出了多少代价或许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伊利诺伊州生物学家测出的结果只是最小值。如果研究资金充裕，且研究结果能全面公开，那么人们将会看到更为惊人的破坏后果。然而，在这些项目实施的8年时间中，提供给生物学野外研究所的资金只有6000美元。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为昆虫治理工作花了近37.5万美元，州政府还追加了几千美元。由此看来，提供生物研究的经费只相当于这一化学项目费用的约2%。

中西部一直在恐慌的气氛中开展这些项目，就好像甲虫的扩张是极端危险的，为了打压它们而采取的任何一种措施都是合理的。这当然扭曲了事实，并且，如果那些被化学物质包围的当地居民熟悉日本甲虫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他们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任由喷药项目进行下去。

东部地区则非常幸运。它们在合成杀虫剂发明出来之前就遭到日本甲虫的入侵，这些地区不仅避免了虫灾，还采用了对其他生物不构成危害的手段有效地控制了日本甲虫。在东部地区，没有哪个地方进行了类似底特律和谢尔登那样的药物喷洒。这些地区充分尊重自然的控制力并使之行之有效。这种生物控制效果持久，对环境也无害。

日本甲虫进入美国的最初十几年，由于美国不是其原生地而缺乏对其制衡的因素，甲虫们得以迅速发展。但到1945年，在其所到之处的大部分地区，它已经变成一种非常微不足道的害虫。这种甲虫种群的衰败主要是源于从远东引入的一种寄生虫，产生足以导致日本甲虫死亡的病原体。

从1920年到1933年，经过对该种甲虫坚持不懈的探索，我们从东方引进了34种肉食或寄生性昆虫，希望能实现对日本甲虫的自然控制。其中5种昆虫在美国东部地区生长良好。最有效、分布最广的昆虫是来自朝鲜和中国的一种寄生性黄蜂。雌蜂在土壤中找到一只甲虫的幼虫时，就会向其体内注入麻醉性液体，同时产下一颗卵附着在其表皮下。蜂卵孵化出来以后，就以已经被麻醉了的甲虫幼虫为食，直到将其吃完。25年间，东部14个州都通过和联邦政府的一个合作项目引入了这种黄蜂。这种黄蜂在这些地区广泛地安定下来，由于它们在控制日本甲虫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得到昆虫学家们的普遍认可。

一种细菌性的疾病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它能影响日本甲虫所属的甲虫家族——金龟子科甲虫。这是一种非常有针对性的细菌，它不攻击任何其他昆虫，对蚯蚓、恒温动物以及植物都无害。这种细菌的孢子存在于土壤中，当它们被觅食的甲虫幼虫吃下去后，它们就会在幼虫的血液中成倍地繁殖起来，使得甲虫幼虫变成反常的白色，因而被称为“乳白病”。

乳白病最早于1933年在新泽西州被发现，到1938年，这种病就已经蔓延到日本甲虫繁殖的地区。1939年，为了促使这种病更快地扩散出去，一项控制计划开始执行。虽然没有办法通过人为因素来加速这种致病细菌的生长，但是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将被感染的幼虫碾碎烘干，与白土混合。按照标准，1克重的土里应含有1亿个病毒孢子。1939年到1953年，东部14个州有约9.4万英亩土地按照这一合作项目进行了处理，联邦的其他地区也做了同样的处理，还有另外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广阔地区在私人组织和个人的牵头下，做了同样的处理。截至1945年，乳白病已盛行于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特拉华和马里兰各州的甲虫种群中。在某些测试地区，高达94%的甲虫幼虫受到感染。1953年以后，这一项目不再作为政府项目继续推进，而是由一家私人生产实验室接管生产，继续对个人花园、园林俱乐部、居民协会以及其他有意进行甲虫治理的人提供该产品。

实施了该项目的东部地区现在继续享受着对甲虫的高度自然控制带来的好处。这种有机体可以在土壤中保存数年，因此它们实际上将永远存在于土壤中，效力不断增加，并由自然媒介不断传播出去。在这里，它们已经如人们期望的那样站稳了脚跟。

在东部地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些经验，为什么不能推行到目前正以化学药剂治理日本甲虫的伊利诺伊州和其他中西部各州呢？

有人说乳白病接种的成本太高。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东部14个州并没有这么觉得。而且，“成本太高”是根据什么算法得到的呢？显然，这个结果不是根据谢尔登的喷洒计划所造成的真正损失得出的。这个结果也没有考虑这一事实——孢子的接种只需要进行一次，这是一种一次性的花费。

还有人说乳白病无法作用于甲虫较少的区域，因为只有土壤中已经有大量的幼虫时，这种方法才会奏效。如同其他支持喷药的言论一样，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引发乳白病的细菌可以使至少40种甲虫受到感染。这些甲虫分布极广，哪怕在只有少量或者没有日本甲虫的地方，也能保证白乳病的传播。更何况由于孢子在土壤中可以长期存活，就算那些处于甲虫分布边缘的地区，现在即使没有甲虫，孢子也可以在将来甲虫爆发的时候发挥作用。

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要求立刻见到效果的人毫无疑问会继续使用化学物质对抗甲虫，那些爱赶时髦不喜欢老一套的人也热衷于化学控制。但化学控制并非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不断地花大价钱重复进行。

那些愿意多等上一两个季节，等乳白病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的人总会收到回报，他们能够用长久的持续的方法控制甲虫，而这种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增强。

美国农业部正在伊利诺伊皮奥里亚的实验室开展一项范围广阔的研究活动，试图找到人工培养乳白病菌的方法，这将大大削减预算成本，同时有利于该方法的推广使用。经过数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一突破如能得到确定，或许能给日本甲虫之战提供更理智、更有效的方法。

伊利诺伊州东部的喷药计划所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科学层面的，还有道德层面的：什么文明能够对生物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使自己灭亡，同时又不失去文明应有的尊严？

这些杀虫剂具有广谱性，它们并不能专门针对我们想杀灭的害虫。每种杀虫剂都是致命的，它们会毒害所有接触到它们的生物：深受家人喜欢的猫咪、农民的牛、田里的兔子、空中飞翔的云雀……这些生命对人类毫无威胁，事实上它们的存在使人类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然而，人类却突然以可怕的死亡方式回报它们。在谢尔登进行科学观察的人如此描述一只濒死的百灵鸟：“它的肌肉明显地已经失去了协调能力，它不能站立和飞行，它侧躺在地，不停地拍打着翅膀，爪子紧紧收缩。它张大了嘴吃力地呼吸。”对一只濒死的田鼠的描写更为酸楚：“它的脊背弯曲，紧握着的前爪收缩在胸前，头和脖子努力地向前伸着，嘴里含着脏东西，这是快要死的症状。光看它这副惨状你就知道，它在死前怎样默默地看着地面。”

如果默许了这种行为而使动物受到如此残忍的折磨，那么我们就辱没了自己作为人类的尊严！

08
寂静的春天

如今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鸟儿在春天应当飞回来的时候却悄然无声。每个清晨也变得异常安静。而在以前，这里总是充满了鸟儿们的美妙歌声。鸟儿们突然静默了，它们带给我们世界所有的色彩和乐趣也消失了。这些变化来得太快又悄然无声，以至于那些目前还未受到影响的地区的居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

1958年，伊利诺伊州欣斯代尔镇的一位主妇怀着绝望的心情给世界知名的鸟类学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类馆的名誉馆长罗伯特·库什曼·墨菲写了一封信。

这位女士在信中说：

我们村子里给榆树喷药已经好几年了。我们六年前搬来这里的时候，这里有很多鸟。于是我装了一个鸟食投喂器。整个冬天，红雀、山雀、五子雀都前来觅食，络绎不绝。到了夏天，这些红雀和山雀又带来了它们的幼鸟。

但是在喷洒了DDT的几年之后，镇上几乎已经没有了知更鸟的踪影。不过两年，我的投喂器边就已经看不到山雀的身影了，今年更是连红雀也看不见了。周围还在孵化的鸟好像只有一对鸽子，或许还有一窝猫鹊。

我很难跟孩子们解释为什么鸟儿们都被杀死了，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到，有项联邦法律是禁止捕捉和杀害鸟类的。他们问我：“鸟儿们还会回来吗？”我无言以对。榆树还在死去，鸟类也一样，现在还能采取措施吗？我能做些什么呢？

联邦政府为消灭火蚁启动了大规模的喷药计划。一年之后，一位亚拉巴马州的女士写信说：“50多年来，我们那里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鸟类自然保护区。去年7月，我们突然发现，鸟格外多了。但是，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它们全部消失了。我习惯早起，照料我的一匹生了小马驹的母马，但是我却听不到一声鸟儿的鸣叫，真是奇怪，又令人惊恐。人类对这个美好的世界做了些什么？5个月之后，我们才又看到一只蓝冠鸭和一只鹪鹩。”

在这位女士信中提到的那个秋天，我们还收到一些同样让人感到痛心的报告。这些报告来自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以及亚拉巴马州的边远南部地区。据由国家奥杜邦学会及美国渔业及野生生物管理局联合出版的季刊《田野笔记》记录，这个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些“没有任何鸟类的可怕的空白地区”，这个现象可谓触目惊心。《田野笔记》是由一些经验丰富的鸟类观察者所写的报告编撰而成的，他们花费多年，在特定的区域进行野外观察，同时对这些地区的常见鸟类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其中一位观察者报告称，那个秋天，当她在密西西比州南部开车周游时，在很长的一段路程中都难以发现鸟类的存在。另一个在巴吞鲁日的观察者报告称，她的鸟食投喂器中的食物已经几个星期都没被动过了，而她院子里的灌木，以往这个时候果实都已被鸟类吃个干净，但现在上面仍挂着累累果实。还有另外一份报告，观察者称，从他的落地窗向外看去，以往总能看到由四五十只红雀以及大批其他鸟构成的美丽画面，而今年却只能偶尔看见一两只鸟的身影。作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鸟类权威，西弗吉尼亚大学的莫里斯·布鲁克斯教授在报告里说：“西弗吉尼亚的鸟类数量减少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可谓鸟类悲剧命运的象征。这就是知更鸟的故事。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知更鸟的意义重大：每年第一只知更鸟的出现便意味着冬天的结束。报纸会报道它的到来，人们也会在餐桌上急切地分享这一消息。随着大批候鸟陆续归来，森林披上新绿；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时，人们可以聆听到知更鸟合唱的第一首曲子。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甚至连候鸟返回都很罕见了。

知更鸟以及其他很多鸟的存亡，似乎都与美国榆树的命运息息相关。从大西洋沿岸到落基山，这种榆树似乎是这里几千个城镇历史的一部分。它们装扮了这里的街道、村庄、广场和大学校园。如今这些榆树受到了疾病的侵袭，这种疾病在榆树生长期蔓延，致使榆树病情严重。许多专家都认为，救治榆树的努力最后不过是白费力气。失去这些榆树是个悲剧，但如果对其进行徒劳无功的救治，同时又让大部分鸟类都陷入覆灭的黑暗，那这种行为无疑是雪上加霜了。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威胁着我们。

1930年前后，随着榆树木材的进口，这种所谓的“荷兰榆树病”经欧洲传入美国。这是一种真菌类疾病，这种真菌有机体会侵入树木的输水管，并随着树汁的流动扩散其孢子，在分泌毒液和堵塞输水管的双重作用下，榆树的枝叶开始枯萎，甚至最终死亡。这种疾病会通过榆树皮甲虫在生病的树木和健康的树木之间传播。在已经死去的树皮下，这种甲虫所开凿的通道被入侵的真菌孢子污染，这种真菌孢子附着在甲虫的身体上，甲虫飞到哪儿，这种真菌就被带到哪儿。这样一来，治理这种真菌侵入性疾病的方法就是治理这些甲虫。于是，在美国榆树的重要据点——美国中部和新英格兰各州，一个社区接着一个社区进行大规模的喷药。

但如此持续的喷药对鸟类，尤其是知更鸟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密歇根州立大学两名鸟类学者——乔治·华莱士和他的研究生约翰·梅纳首次回答了这一问题。约翰·梅纳于1954年开始写博士论文时选择了一个和知更鸟种群有关的研究项目，这一选择绝非偶然，因为那时没有人认为知更鸟已处于危险当中。但是，正当他要进行立项的时候，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改变了他要研究的课题的性质，甚至让他失去了研究对象。

1954年，为了治理荷兰榆树病，密歇根州立大学在校园内进行了小范围的药物喷洒。第二年，东兰辛市（该学校的所在地）也加入了这个项目，药物喷洒的范围扩大了。同时，由于该地区还开展了吉卜赛蛾子和蚊子的治理项目，化学药物的毛毛细雨演变成了倾盆大雨。

1954年是小范围喷洒进行的第一年，一切看起来都还不错。第二年春天，南迁的知更鸟又像往常一样返回学校。如同汤姆林森那篇经典散文《消失的树林》中的风信子一样，当它们重回故土时，“未曾想过厄运降临”。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太对劲。校园里开始出现死去或奄奄一息的知更鸟。回乡的知更鸟并没有像以前一样觅食，在校园里也很少看到已经搭建好的巢穴，很少看到幼鸟的身影。接下来的几个春天里，这一现象都在单调地重复着。喷洒了药物的地区变成了致命的陷阱，每批归来的知更鸟都会在大约一周之内被杀死。还会有知更鸟飞回来，死亡数量还会增加。在校园里，你能看到这些注定会死去的鸟，它们在死亡前极度痛苦地颤抖着。

“对于大部分想在春天里找到住处的知更鸟来说，这个校园已经成了它们的墓地。”华莱士博士说。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开始，他怀疑是某种神经性疾病，但很快事实就显而易见了——尽管制造杀虫剂的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的喷雾对鸟类无害，但知更鸟确实是死于杀虫剂中毒。它们表现出了众所周知的那些中毒症状：失去平衡、战栗、抽搐、死亡。

事实表明，知更鸟之所以受毒害更深，多数不是因为直接接触了杀虫剂，而是吃了蚯蚓导致的。在一个研究项目中，大学里的蚯蚓不经意地被作为小龙虾饲料，而所有的小龙虾都立刻死去。给实验室笼子里的一条蛇喂了蚯蚓后，蛇也出现了剧烈的战栗。

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市历史自然博物馆的罗伊·巴克博士不久就拼上了这个迷局中最为关键的一块拼图。他的研究著作于1958年出版。他追溯了一系列复杂的事件，证明知更鸟的命运通过蚯蚓和榆树紧紧相连。榆树在春天喷药（通常每50英寸一棵树喷洒2～5磅DDT，在榆树密集的地区，相当于每英亩喷洒23磅DDT），7月会再喷洒一次，浓度约为第一次的一半。强力的喷雾剂对准这些极为高大的树木喷洒，不仅直接杀死了目标树皮甲虫，还杀死了其他昆虫，包括授粉的昆虫、肉食性蜘蛛以及其他甲虫。毒药在树叶和树皮上牢牢裹上一层薄膜，雨水也无法将它们冲刷掉。秋天树叶落在地上，堆积成潮湿的一层并慢慢与土壤融为一体，这一过程需要依赖蚯蚓的辛劳。蚯蚓以落叶为食，榆树叶子又是它最爱的食物之一，在吃掉叶子的同时，蚯蚓也吃下了杀虫剂。杀虫剂在蚯蚓体内聚集浓缩，巴克博士在蚯蚓的消化道血管神经以及体壁上都找到了DDT沉积物。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蚯蚓死掉了，而活下来的那些堪称这种毒药的“慢性生物放大器”。春天飞回的知更鸟成为这一循环当中的另外一个环节——仅需要11条大蚯蚓就可以给足杀死一只知更鸟的DDT剂量。而对知更鸟来说，11条蚯蚓只是它一天食物的一小部分，一只知更鸟几分钟就能吃掉10到12条蚯蚓。

也不是所有的知更鸟都会服下足以致命的剂量，但另一种后果同样会引起知更鸟种群的灭亡。不孕的阴影始终笼罩在鸟类头顶，并已经涉及所有生物。在密歇根州立大学185英亩的校园里，如今每年春天能看到二三十只知更鸟的身影，而在喷药之前，据保守估计，每年约有370只。1954年，梅纳观测的知更鸟，每个鸟巢中都有幼鸟诞生。而在1957年6月底，梅纳就只找到一只幼年知更鸟，而在没有喷药的那几年，这个时节通常会有至少370只幼鸟在校园里觅食。一年之后，华莱士博士在报告中称：“（1958年）春夏两季，我从未在校园的任何地方看到一只知更鸟雏鸟，而且我也没有听说其他人看到过。”

当然，幼鸟无法出生的原因有部分是在筑巢完工之前一对知更鸟中至少有一只已经死亡。但华莱士的一些记录道出了更为可怕的事情：鸟儿的繁殖能力实际上已经遭到破坏。这一点值得人们关注。比如他记录到：“这个鸟巢筑好了，但里面没有产卵，或者鸟巢里有卵，却没有孵出小鸟。我们记录到一只知更鸟在它的蛋上勤勤恳恳地坐了21天，却没有任何动静。而正常孵化时间是13天……我们的分析表明，鸟类的睾丸和卵巢中含有高浓度的DDT。”1960年，华莱士博士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国会：“10只公鸟睾丸里，DDT的含量为0.003%～0.0109%，而两只雌鸟卵巢的卵泡中DDT的含量分别为0.0151%和0.0211%。”

其他地区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令人沮丧的结论。在对喷药地区和未喷药地区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后，威斯康星州大学的约瑟夫·西奇和他的学生们发现，在喷药地区，知更鸟的死亡率为86%～88%。密歇根州布隆菲尔德山旁的克兰布鲁克科学研究所致力于估算榆树喷药给鸟类造成了多大的损害。1956年，他们要求将所有被认为是DDT受害者的鸟类送往研究所进行检测。这一要求得到的反响出人意料——几周之内，该研究所长期搁置的设备负荷全满，甚至不得不拒绝接受其他样本。1959年，仅一个社区就报告或上交了1000只中毒的鸟。虽然知更鸟是主要的受害者（当时一位女博士打电话给研究所称她的草坪上躺着12只死去的知更鸟），但该所检测的样本中还包括其他63种鸟类。

在榆树喷药所引起的破坏链中，知更鸟只是其中小小的一环，榆树喷药计划也只是我们各种喷药计划中的一种。约90种鸟类出现大量死亡，其中包括郊区农民和自然爱好者最为熟悉的几种。喷洒过药物的镇上，筑巢的鸟儿数量减少了90%以上。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各种鸟类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在地面上觅食的，还是在树顶上觅食的；无论是吃树皮的，还是肉食性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以蚯蚓或者其他土壤生物为食的鸟类和哺乳动物都和知更鸟一样受到威胁。有45种鸟以蚯蚓为食，其中就包括丘鹬。丘鹬一般在南部过冬，最近这些地方大量地使用了七氯。现在在丘鹬身上有两个重要发现：新布伦瑞克内的繁殖地出生的幼鸟数量明显减少；在对成鸟的检测中，发现其体内含有大量DDT和七氯残留。

其他20多种在地面觅食的鸟，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高死亡率。它们的食物——蚯蚓、蚂蚁、蛆，以及其他土壤生物，已经深受毒害。还有3种画眉——黄腹花蜜鸟、黄褐森鸫、隐夜鸫，在所有鸟类中，它们的歌声最为婉转。还有那些在森林地带的茂密灌木间轻轻掠过而发出沙沙声并在落叶间觅食的雀类——歌喉优美的麻雀和白喉雀，也是深受榆树喷药之害的鸟类。

哺乳动物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卷入到这个连锁反应中。蚯蚓是浣熊的几种主要食物之一。在春秋两季，负鼠也靠蚯蚓生存。像地鼠和鼹鼠这类在地下活动的生物也会大量捕食蚯蚓，然后毒素可能会传递给肉食猛禽。猛烈的春雨过后，在威斯康星州发现了几只奄奄一息的鸣枭，它们可能食用了蚯蚓；同时还发现了处于惊厥状态下的老鹰和猫头鹰，以及大雕鸮、角鸮、赤肩、雀鹰和沼泽鹰。它们应当是食用了鸟类和田鼠的积蓄了杀虫剂残留的肝脏或其他器官，二次中毒而死。

受害的不仅是那些在地上觅食的动物，或是它们的猎食者，还有那些从树叶上找昆虫吃的鸟类，其中包括森林精灵——红冠戴菊、金冠戴菊、小型的食虫鸣鸟，还有许多其他鸣鸟，在大量喷药的地区都消失了。这些鸟在春天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在树林中穿过，形成了五彩缤纷的生命浪潮。1956年暮春时节，由于推后了喷药时间，导致喷药的时候刚好是鸣鸟大军返回之时，之后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种类的鸣鸟都死亡了。在威斯康星州的白鱼湾，往年的迁徙中至少能够看到1000只黄腰白喉林莺，而在1958年喷药项目结束后，观察者们就只看到了两只。由于其他地区也开启了这些喷药项目，死亡名单就不断增加。被杀虫喷雾杀死的鸟中，有一些极富魅力，令人着迷，比如黑白文鸟、黄鸟、木兰鸟和五月蓬鸟。还有歌喉使整个森林都为之动容的灶鸟，翅膀上有着火焰般色彩的黑斑森莺、栗色鸟、加拿大鸟与黑喉绿林莺。在树上觅食的鸟会因为吃了含有有毒物质的昆虫而直接死亡，或是因为缺少食物而慢慢死亡。

食物的匮乏也严重打击了在天空游弋的燕子，它们如同鲱鱼寻找海洋微生物一样寻觅自己能吃的昆虫。威斯康星州的一位自然学家报告称：“燕子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人人都在抱怨，和四五年前相比，现在燕子的数量实在太少。而4年前，我们头顶的天空还满是燕子在飞翔，现在我们却很少能看到它们了……原因可能是喷药造成的食物短缺，或它们食用了中毒的昆虫。”

对于其他鸟类，这个自然学家写道：“鹟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虽然各处都已不见捕食幼虫的猛禽的踪影，但这种自幼就体质耐寒的普通鹟也看不到了。今年春天我看到一只，去年春天也只看到一只。威斯康星州其他的观鸟人也有这样的抱怨。过去我曾养过五六对北美红雀，但现在一只也没有了。鹪鹩、知更鸟、猫鹊和角鸮原先每年都会在我家的花园里筑巢，现在一只也没有了，夏日的清晨再也听不见鸟鸣。只剩下害鸟、鸽子、燕八哥和英格兰麻雀等。这太惨了，让人无法接受。”

秋天对榆树进行药物喷洒后，毒素进入树皮的每一个小小缝隙里，这是黑顶山雀、五子雀、山雀、啄木鸟、北美旋木雀等鸟类数量严重减少的原因。1957年到1958年冬天，华莱士博士在自己家的后院里没有看到一只山雀和五子雀。许多年来，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之后，他发现3只五子雀，并从它们身上知道了前因后果：一只五子雀正在榆树上啄食，另外一只奄奄一息，并具有典型的DDT中毒症状，而第三只则已经死了。之后通过检查发现，已经死了的那只五子雀的身体组织内含有0.0226%的DDT。

这些鸟的饮食习性不仅使它们极易受到杀虫剂的危害，还会在经济上和其他不易察觉的领域带来极为惨重的损失。比如，白胸五子雀和北美旋木雀的夏季食物包括许多树木的害虫卵、幼虫及成虫。山雀的食物中有四分之三是动物，包括许多处于各个生长阶段的昆虫。在描写北美鸟类的不朽巨著《生命历史》中，本特详细描述了山雀的觅食方式：“随着鸟群的移动，每只鸟都在仔仔细细地检查树皮、细枝和树干，寻觅那些微小的食物，比如蜘蛛卵、蚕茧，或者其他冬眠的昆虫。”

有太多科学研究表明，鸟类在许多情况下对于昆虫的防治都有重要作用。啄木鸟是英格曼云杉甲虫的主要控制者，它凭一己之力就让这种甲虫的数量减少了45%～98%。同时，它也是苹果园里苹果卷叶蛾的主要控制者。黑顶山雀和其他冬天留下来的鸟也可以保护果园不受害虫侵害。

但在自然界发生的那些事情却不被这个化学物质所浸透的现代世界所允许。喷药不仅消灭了昆虫，也消灭了它们主要的敌人——鸟类。正如以往一样，当昆虫数量重新恢复到一定水准时，鸟类却不在了，于是昆虫的数量就无法再次得到控制。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馆长欧文·J．格洛米写信给密尔沃基的《日报》称：“昆虫最大的敌人是其他食肉性昆虫、鸟类和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但是DDT不加选择地将它们一起杀死了，其中包括大自然的护卫与警察……我们举着发展的大旗，穷凶极恶地控制那些昆虫，难道我们自己不会成为这些行为的受害者吗？虽然这些行动能暂时奏效，但最终还是会以失败告终。到那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控制昆虫呢？到那时，榆树被毁灭了，大自然的那些卫兵也因中毒死亡了，那些害虫就会肆无忌惮地蛀食那些尚存的树种。”

格洛米先生报告称，自威斯康星州开始喷洒农药以来，有关报告死去的或者濒死的鸟的电话和信件不断增多。这些报告告诉我们，在喷洒过化学药剂的地区，鸟快死光了。

克兰布鲁克研究所、伊利诺伊自然历史调查所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等美国中西部研究中心里的大部分鸟类学家和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与格洛米先生有着类似的感受。在那些喷洒了药物的地区，你只要扫一眼读者来信栏，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些居民不仅在觉醒，还对此愤愤不平。而且与那些下令喷药的官员相比，他们更清楚喷药的危害和不合理性。一位女士这样写道：“我很害怕看到这一天：美丽的鸟儿在我们的后院奄奄一息。这种景象让人感到非常心酸……从长远看，不保护鸟类，何以保护树木呢？难道在自然体系中，它们不是相互依存的吗？难道非要破坏大自然打破大自然本身的平衡吗？”

其他信件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榆树虽然高大，但它并非“印度神牛”，不能因此发动无止境的毁灭其他生命形式的战争。“我一直都热爱榆树，它们似乎是我们这里风景的标签。”另外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女士这样说道，“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树种……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鸟儿。没有知更鸟鸣叫的春天，那将多么阴郁枯燥啊！”

我们是应该拯救鸟类，还是应该保护树木？对公众来说，这个选择很容易就变成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问题。但事情并非如此，在化学控制领域充斥着各种讽刺，其中之一就是，如果我们继续使用这种办法，到最后很可能两者都无法拯救。幻想喷药能拯救榆树，这个想法太危险，只会让一个又一个的社区陷入困境。市民们支付高昂的喷药费用，但无法收获长期的效果。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10年来一直进行着定期喷药，有一年发生了干旱，这个环境尤其有利于甲虫的繁殖生长，结果这年榆树的死亡率上升了10倍。在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所在地），榆树病在1951年首次出现，当地于1953年开始喷药治疗。到1959年，尽管已经喷药6年，校园里86%的榆树依然死掉了，其中一半都死于荷兰榆树病。

俄亥俄州的托莱多也有类似情况，这促使林业部门的管理人约瑟夫·A．斯威尼对喷药的结果进行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调研。该地区于1953年开始使用农药，一直持续到1959年。同时，斯威尼先生注意到，全市范围内，棉枫麟藓的感染率在喷药之后提高了。此前，喷药始终为“书本和权威专家”所推崇。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查看荷兰榆树病喷药的结果，他的发现使他自己大为震惊。他发现，当地唯一受到些许控制的地区是那些早就果断移除了病树的地区；那些依赖喷药的地区，疾病反而并未得到控制；而在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的乡下，疾病扩散的程度也没有城里厉害。这些情况表明，化学药剂的喷洒杀灭了榆树病的所有天敌。

“我们正在放弃使用喷药来治理荷兰榆树病的方法。这样一来，我们就和那些支持美国农业部建议的人发生了冲突，但是我有事实依据，这些事实足以让他们陷入尴尬境地。”

这些中心部城镇仅仅在最近才出现了榆树病害，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这些城镇不去向那些处理过这一问题的地区咨询，而直接采取这种成本高昂的喷药计划？例如，在控制荷兰榆树病方面，纽约州有着丰富的经验。早在1930年，带病的榆树就从纽约港传入美国。纽约州在这项疾病的防治上有着令人骄傲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并不是依赖喷药获得的。事实上，纽约州农业推广和服务部门并不将喷洒农药作为控制疾病的首选手段。

那么，纽约州是如何取得这些令人骄傲的成绩的呢？从对抗榆树病战争早期至今，纽约州都依赖严格的防卫措施，即立即移除和销毁所有患病的树木。一开始结果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不仅要毁掉患病的树木，还要毁掉所有可能携带有甲虫卵的榆树。受到感染的榆树被砍下来作为柴火储存起来，如果在春天到来之前没将它们烧掉，那么这些柴火中可能会产生携带真菌的甲虫。每年的4月底5月初，成年甲虫会从冬眠中醒来，在觅食过程中就会传播荷兰榆树病。纽约州的昆虫学家们通过大量经验获知，那些含有甲虫卵的木材对该病的传播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把这些携带病菌的木材集中起来销毁，不仅能达到良好的防虫效果，还能将防卫项目的费用控制在较低的限度之内。截至1950年，纽约市的荷兰榆树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城5.5万棵榆树的发病率仅为1%。1942年，韦斯特切斯特县开展了一项防卫计划，在接下来的14年里，此地榆树的死亡率平均每年仅为1%。水牛城种植了18.5万棵榆树，在控制该疾病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最近每年死亡的树木加起来仅为总数的1%。按照这一死亡率计算，需要花300年才能将这个城市的榆树全部消灭。

雪城发生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在1957年之前，该地区没有实施任何喷药项目。1951年至1956年，该地失去了将近3000棵榆树。在纽约州立大学林业学院霍华德·C．米勒教授的指导下，该市开展了一场将所有患病榆树从头清理行动。现在，该地每年的榆树死亡率远低于1%。

在控制荷兰榆树病方面，纽约州的专家强调了生物控制方式的经济性。“大多数情况下，与能够省下来的钱相比，实际的花费非常少。”纽约农业学院的J．G．马瑟斯教授这样说，“已经枯死或坏掉的树枝，为了防止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要尽早把它清除。如果是可以作为燃料的木材，则尽可能在开春前使用完毕，树皮可以剥下来，或将这些木头储存在干燥的地方。对于已经死去或濒死的榆树，为防止荷兰榆树病的扩散，应立即将其移除。这样做花费的金钱并不比之后再处理花的钱多，因为在大城市，大部分死去的树最终都要被清除掉。”

因此，只要获取足够多的信息，采取足够明智的办法，荷兰榆树病的治理并非毫无希望。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尚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根除疾病。一旦这种疾病在某一地区出现，可以通过生态控制的方式将其管控在合理范围内，而不需要使用那些不仅没用，还会引发鸟类灭绝的药物喷洒方法。一些实验有希望研发出一种对荷兰榆树病免疫的杂交品种——欧洲榆树。这个树种对该疾病免疫程度高，华盛顿就种植了这种树。即使在其他城市大量榆树都被荷兰榆树病所感染的日子，华盛顿也没有发现一棵榆树患上这种病。

许多失去了大量榆树的地区都迫切需要立即种植树苗，或重新制订计划栽种树木。虽然这些项目中会包括抗病性强的欧洲榆树，但也应当做到树种的多样化，这样未来不管发生任何疾病，这一地区的树木不至于毁坏殆尽。

保持植物生物群体健康的关键正如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埃尔顿所说——“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现在发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去几代人对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忽视。之前没有人知道在大片区域种植单一树种会招来灾祸。因此所有的镇子在道路两旁都种满了榆树，现在榆树死了，鸟类也在劫难逃。

像知更鸟一样，美国还有一种鸟也处于灭绝边缘，那就是美国的象征——白头海雕。在过去10年里，白头海雕的数量减少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事实表明，白头海雕的生存环境一定发生了变化，因而破坏了它的繁殖能力。虽然尚未查明确切的因素，但有证据表明，杀虫剂罪责难逃。

在北美，从坦帕到迈尔斯堡，那些沿着佛罗里达西海岸筑巢的白头海雕是被研究得最彻底的。查尔斯·布罗勒，一位来自温尼伯的银行家，退休后于1939年至1949年给1000多只幼白头海雕做了标记，并因此在鸟类学界享有盛名。（在此之前，全部鸟类标记历史中，只有166只雕被标记过。）布罗勒先生在冬天雏雕离巢前对它们进行标记，后来的统计显示，这些出生于佛罗里达的白头海雕沿着海岸线往北飞入加拿大，最远可能飞至爱德华王子岛。而此前，这些雕一直被认为是非迁徙性鸟类。秋天，这些雕返回南部。它们的迁徙活动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鹰山上被观察到的，那里是观察雕迁徙的有利位置。

在布罗勒先生给白头海雕做标记的最初几年里，他选择的海岸线上每年都可以找到125个巢穴。每年标记的雕的数量在150只左右。1947年，幼雕的数量开始减少，有些巢穴里没有蛋了，还有些巢穴里有蛋却不能孵化。1952年到1957年，约有80%的巢穴没有幼雕出生了。最后一年，只有43个巢穴里有雕居住。其中7个巢穴里孕育了新生命（8只幼雕）；23个巢穴里有蛋，却孵化失败；13个巢穴只是作为成年雕觅食的落脚地，并没有蛋。1958年，布罗勒先生沿着海岸线跋涉100英里后才找到了一只幼雕并对其做了标记。1957年，他还能在43个雕巢里看到成年雕，而1958年，他只在10个雕巢里发现了成年雕的身影。

布罗勒先生于1959年逝世，因而结束了这一系列宝贵的不间断的观察。但佛罗里达州奥杜邦协会的报告，以及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报告都证实了这一趋势：美国或许得找一个新的国家象征了。鹰山保护区馆长莫里斯·布朗的报告尤为引人注目。鹰山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一处山脉，风景如画。在那里，阿巴拉契亚山脉最东部的山脊形成了阻挡西风吹向海岸的最后屏障。风吹向山体斜上方，因此秋天的许多日子里，这里都会有连绵的向上气流，这样阔翅鹰和雕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扶摇直上，一天就可以向南飞很远。山脉在鹰山这里交汇，岭中航线也在这里汇聚。这样带来的结果是，来自天南海北的鸟都需要通过这一交通要塞才能向北飞行。

莫里斯·布朗在这个区做了20多年的监护人。他观察和记录下来的鹰和雕的数量，比任何美国人都要多。白头海雕的迁徙在8月底到9月初达到顶峰。这些原本是佛罗里达的雕，在北方度过夏天之后返回故土。（在晚秋和初冬时节，还有一些比较大的雕飞过这里，飞向未知的地方过冬，这些雕被认为是属于另一个北方种。）在保护区最初建立的那几年，即1935年到1939年，被观察到的雕中有40%在1岁左右，这很容易从它们统一的深色翅膀中判断出来。但近年来，这些稚嫩的雕则变得极为罕见。在1955年到1959年，这些幼雕只占成年白头海雕总数的20%；而在1957年，每32只成年雕中只有一只雏雕。

鹰山上的观察结果和其他地方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伊利诺伊州自然资源委员会官员艾尔顿·福克斯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北方筑巢雕可能会在密西西比河和伊利诺伊河沿岸过冬。”1958年，福克斯先生的报告称，最近看到的59只雕中，只有一只幼雕。世界上唯一的雕类自然保护区——萨斯奎哈纳河的蒙特·约翰逊岛上也出现了雕正在灭绝的征兆。蒙特·约翰逊岛位于科纳温戈坝上游8英里处，离兰开斯特县的海岸线只有半英里，却保留了其最原始的蛮荒状态。从1934年起兰开斯特的一位鸟类学家兼该保护区的管理者就开始对该地区唯一的雕巢进行观测。1935年到1947年，卵化幼雕都很有规律。1947年以后，根据观测，成年雕虽然产了蛋，却没有孵出任何雏鸟。

蒙特·约翰逊岛的情况与和佛罗里达州的情况一样，二者存在同样的问题——成年雕栖居于巢穴，其中一些还下了蛋，但很少有雏雕孵出。似乎只有一个原因能解释所有这些现象：某种环境因素降低了这些雕的繁殖能力，从而导致现在几乎不会有新出生的小雕。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局的詹姆斯·德威特博士用一系列经典的实验来研究杀虫剂对于鹌鹑和野鸡的影响。实验表明，暴露于DDT或其他相关化学物质中后，即使对鸟类不会造成明显的伤害，也会严重影响其繁殖能力。这些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带来的结局却是相同的：鸟类不会再繁殖了。在前期，鹌鹑虽然能安全地度过整个繁殖期，甚至能产下数量正常的蛋，但是几乎没有鹌鹑蛋能被孵化出来。在怀孕前期，许多胚胎似乎能正常生长，但它们在孵化阶段就会死掉。德威特博士还说，那些孵出的雏鸟超过一半不到5天就死了。在另一个以野鸡和鹌鹑为研究对象的观测中，实验室动物们吃了近一年被杀虫剂污染的食物后，它们就无法产卵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拉德博士和理查德·吉尼里博士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如果野鸡的食物中含有狄氏剂，其产蛋量就会大幅下降，幼鸟的成活率也非常低。根据这两位的说法，由于蛋黄中存储了狄氏剂，之后在孵蛋期及幼鸟孵出后，会给幼鸟带来影响，这种影响虽然缓慢，却很致命。

这与华莱士博士和他的研究生梅纳的研究结论高度吻合。他们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校园里发现，鸟的体内含有高浓度DDT。在受到检测的雄性知更鸟的睾丸里，在雌鸟的卵巢里，在已经成形尚未产下的蛋里，在雌鸟的输卵管里，在被遗弃的窝中取出的未孵化的蛋里，从蛋里的胚胎里，从刚孵出的已死的幼鸟体内，都发现了DDT的踪迹。

这些重要的研究都确认了一个事实，一旦接触杀虫剂，其毒性可能影响下一代生物。杀虫剂贮存在蛋里、贮存在为胚胎提供养分的卵黄之中，这是导致幼鸟死亡的真正原因。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德威特博士实验里的鸟死于蛋中，或在孵出后不久就夭折了。

但是将这些实验应用到雕的身上时，我们却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不过，在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以及其他一些有望找出这些雕不孕不育的确切原因的地方，已经开展了野外调查。如此一来，情况就明朗了，所有原因都指向了杀虫剂。在盛产鱼的地方，鱼类是雕主要的食物来源（在阿拉斯加，鱼约占其食物构成的65%；在切萨皮克湾，这一数据是52%）。毫无疑问，布罗勒先生长期研究的那些雕主要以鱼为食。自1945年以来，这一海岸地区一直重复喷洒能溶于柴油的DDT。高空喷洒的主要目的是杀灭盐沼地里的蚊子。这种蚊子主要聚居在盐沼地和海岸线，而这些地方也是雕的主要觅食区域。在药物喷洒下，鱼和螃蟹大量死亡。通过对这些鱼和螃蟹的组织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含有浓度高达0.0046%的DDT。就像克利尔湖里的一样（因为捕食湖里的鱼类而在体内聚集了高浓度杀虫剂），这些雕体内的各个组织也贮存了DDT。同样，就像那些一样，鹌鹑、野鸡、知更鸟也逐渐失去了繁衍后代的能力。

世界各地都传来反馈，告诉我们鸟类在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各种研究报告在细节上虽不尽相同，却总是在重复相同的主题：野生动物因杀虫剂而遭受死亡。类似的故事屡见不鲜。法国有几百只小鸟和鹧鸪因为葡萄庄园开始施用含砷的杀虫剂而奄奄一息；曾经因为鹧鸪数量众多而闻名的鹧鸪拍摄地比利时，在农场喷药之后，鹧鸪数量锐减，已经少有摄影爱好者光顾了。

英国的问题比较特别，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在播种前将种子用杀虫剂进行处理。种子处理并非新生事物，但早年使用的化学物质主要是杀菌剂，似乎没有对鸟类造成危害。而在1956年前后，这种处理方法升级为具有双重目的的处理：除了杀菌剂，还加入了狄氏剂和艾氏剂，以对付土壤里的昆虫。从此以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1960年春天，关于鸟类死亡的报告如洪水般涌向英国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其中包括英国鸟类学会、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以及猎鸟协会。诺福克的一位农民写道：“这个地方就像战场，管理员找到了不计其数的鸟类尸体，其中包括大量小型鸟——苍头燕雀、金翅雀、红雀、篱雀以及英格兰麻雀……对于野生动物的破坏让人痛心。”一位猎场看守这样写道：“我的山鹑被喷药的玉米杀死了，还有其他一些野鸡和鸟同时也被杀死了，数以千计的鸟都死了，我当了一辈子猎场看守，这种事让我痛苦不堪。山鹑成双成对死去的样子，实在是太惨了！”

英国鸟类学会和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发布了一份联合报告，对67起鸟类遇害事件进行了描述。而1960年春天对鸟类所造成的伤害远非如此。在这67起案件中，59起是吃了药物处理的种子引发的，另外8起则是有毒喷雾引起的。

第二年，使用毒剂的新浪潮爆发了。上议院接到一份报告，说诺福克的一个庄园死了600只鸟，北埃塞克斯的一个农场也有100只野鸡死亡。不久后就发现，与1960年相比，更多郡县被牵扯进来（1960年是23个郡，1961年是34个郡）。以农业为主的林肯郡似乎受灾最重，报告称有10000只鸟死亡。破坏席卷了英国的整个农耕地区：从北部的安格斯到南部的康沃尔，从西部的安格尔西岛到东部的诺福克。

1961年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达到顶峰。为此下议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从农民、土地所有者、农业部代表和各种涉及野生动物的各类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处收集了证词。

“鸽子忽然从天上掉下来就死了，在伦敦郊区上空，一二百英里之内都看不到一只茶隼。”一位证人如是说。自然保护协会的官员做证说：“无论是这100年来，还是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时间，都不曾发生过此类事件。这是这个国家中的野生动物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对这些受害的鸟进行化学分析的任务难以完成，因为设备严重不足，而且全国只有两名化学分析师可以进行此项检测。一位由政府雇用，一位则是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员工。目击者描述了焚化鸟类尸体时燃起的熊熊大火。但是人们还是努力收集了一些尸体来进行检测，而在所有被检测的鸟中，其体内都含有杀虫剂残留。唯一例外的是鹬，原因在于这种鸟不吃植物的种子。

和鸟儿一样，狐狸也受到了影响。或许是因为吃了有毒的老鼠和鸟而间接地受到了这种影响。英格兰兔子成灾，非常需要狐狸来捕食兔子。但在1959年到1960年4月，至少有1300只狐狸死亡。狐狸死亡最严重的郡县也是雀鹰、茶隼以及其他猛禽消失的地方，这说明毒素沿食物链传播。从吃种子的动物传播到了有皮毛有羽毛的肉食性动物。狐狸奄奄一息的症状与被氯化烃杀虫剂毒杀的动物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神志恍惚地兜圈子，两眼半瞎，抽搐而死。

耳之所闻使得这个委员会确信：野生动物所面临的威胁十分严重。据此委员会上报下议院，要求农业部和苏格兰事务大臣保证立即采取措施，禁止使用含有狄氏剂、艾氏剂、氯化物及其他毒性相当的化学药品来处理种子。该委员会还建议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以确保化学试剂在上市前就做好严格的实验检测。制造商一般对常见动物进行实验，如老鼠、狗，并不包含任何野生物种，也没有鸟类和鱼类的参与。而且，这些测试是在人为控制下进行的，因此，将化学试剂应用到野生动物上时，实际情况与实验结果可能会有很大出入。

英国并不是唯一因为种子处理问题而需要对鸟类进行保护的国家。在我们这里，这一问题让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南部的水稻种植区极为头疼。许多年来，加利福尼亚州种植水稻的农民都使用DDT对种子进行处理，以防止鲎虫和水龟虫。因为水稻田中有成群的水鸟和野鸡出没，加利福尼亚州附近的猎人曾为自己辉煌的战果欣喜不已。但在过去10年中，种植水稻的县不断传来鸟类死亡的报告，尤其是野鸡、鸭子和燕八哥的死亡报告。最终，“野鸡病”成了一种常见的疾病，据一位观察者描述：鸟儿们找水喝，然后突然就瘫痪了，随后就被发现倒在沟渠边和田埂上抽搐颤抖。这种“野鸡病”发生在稻田播种的春天。这就是说，处理稻种所使用的DDT浓度是一只成年野鸡致死剂量的很多倍。

几年之后，市场上出现了毒性更强的杀虫剂。经过处理后的种子具有更强的杀伤力。艾氏剂对于野鸡的毒性是DDT的100倍，就是这种药物，现在被广泛运用于种子处理中。在得克萨斯州东部的水稻田里，这种做法极大地减少了栗树鸭的数量。这种鸭子非常有名，主要分布于墨西哥海湾，生就一身茶色的羽毛，长得像鹅。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已经找到方法消灭大量燕八哥的水稻种植者，如今正在使用杀虫剂来毁灭稻田里的其他鸟类。

任何生物，只要激怒了我们，或者仅仅是让我们感到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就选择将其彻底清除——这种惯用的杀戮行为越来越常见。随之而来的是，鸟类成了毒药的直接目标，而非连带目标。空中喷洒诸如对硫磷这种致命毒药的行为越来越常见，其目的是控制农民不喜欢的鸟，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处认为有必要对这一趋势保持密切关注。因此他们指出，使用对硫磷的地区，人类、家畜和野生生物都存在潜在危险。比如印第安纳州南部，1959年夏天，一群农民租用了一架喷洒飞机，对河边的一块地进行药物喷洒。这个地方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燕八哥，以附近田地里的谷物为食。这一问题原本可以通过改变农业耕作模式轻松解决——种植各种各样长芒类植物，鸟类就无法接近谷物了。但农民们更相信毒药的杀伤力，于是派出飞机来执行消灭这些鸟的任务。

结果或许让农民满意，因为死亡名单里包含了6.5万只红肩黑鸟和燕八哥，至于其他未被查明也未被记录的动植物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对硫磷并不是只针对燕八哥，它是广谱性毒药。在河边吃草闲逛的兔子、活蹦乱跳的浣熊和负鼠，它们也许从来没有去过农民的田里，却被无辜地判了死刑。

人类又能如何呢？在加利福尼亚州喷洒了对硫磷的果园里，一个月后，工人们在处理那些叶子时，突然昏倒，陷入休克。幸而得到了专业的医治，他们才侥幸存活。印第安纳州会不会有这样一群男孩，他们时不时去树林和田野里疯跑，甚至会去河边探险？如果有，谁能保证他们在探寻未破坏的自然时而误入那些已经被施了毒药的地方呢？谁又能保持警惕，告诉那些无辜的游人，他们打算进入的这片田野会让他们送命呢？田野里所有的植物都裹上了一层致命的薄膜，尽管有如此让人害怕的风险，却没有人阻止农民对燕八哥们发起这场毫无必要的生化战争。

每当发生这种情况，人们都不愿意思考这一问题：到底是谁做出了这种决定，让毒药发挥连锁反应，就像一块鹅卵石被扔进平静的池塘，使死亡的涟漪不断向外扩大？谁在天平的一端放入可能被甲虫吃掉的树叶，而在另一端放了令人心痛的大量各色的羽毛？这些羽毛是从被杀虫剂毒害的鸟的身上掉下来的，已经了无生气。是谁替千百万不曾知情的民众做出决定，认为一个没有昆虫的世界才是至高无上的？这是当权者的决定，他们在民众尚未觉知的时刻就做出了决定。而对于民众而言，自然界的美丽与秩序仍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09
死亡之河

海水油绿的大西洋沿岸，有很多条小水路蜿蜒着通向海洋。这些是鲑鱼们巡游时的小路。它们看不见也摸不着，是由陆地河流的水的流动形成的。几千年来，鲑鱼们对这些淡水组成的小路已经了然于心，并且通过这些水路回到自己生命最初的地方。1953年炎夏，鲑鱼从它们在大西洋深海的觅食地带来到新布伦瑞克省海岸上的米拉米奇河中，并沿着这条河溯游而上，回到它们出生的河流中去。在河的上游位置，有很多绿荫掩映的小溪，它们组成了这一区域的河道网络。每当秋来，鲑鱼就把自己的鱼卵储存在米拉米奇布满沙砾的河床上。河床上有清冽的溪水流过。这种水域位于大型针叶林林区，森林里树种多样，有云杉、冷杉、铁杉和松树，这样的地方为鲑鱼提供了合适的产卵地，让它们可以繁衍生息。

这种古老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使米拉米奇河成为整个北美特别适合鲑鱼生长的地方之一。但是在1953年，这种传统的方式被彻底打破了。

秋冬时节，包裹着硬壳且个大的鲑鱼卵铺满了沙砾的浅槽。这些浅槽是雌鲑鱼提早在溪水中挖好的。在严峻的冬日，鲑鱼卵的生长十分缓慢，这恰恰就是它自己的生长节奏——只有在春天，在森林边上结冰的溪水完全融化后，小鲑鱼才会孵化出来。它们一开始就藏身于河床的鹅卵石缝隙里。小鲑鱼最初只有半英寸长，不需要进食，就这样栖息在大个的卵黄囊当中。直到卵黄囊被彻底吸收，它们才开始活动，到溪水中去捕食小昆虫。

1954年的米拉米奇河中，既有春天新孵化的小鱼，也有一两岁的鲑鱼。小鱼们都衣着鲜艳，鱼身带着闪亮的红点和条纹。这些小鱼的胃口很好，它们在溪水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奇怪小虫，然后把它们吃掉。

随着夏日的来临，一切都开始悄悄发生着变化。就在这一年，米拉米奇河西北部的水域被纳入了一个大型的喷药项目。加拿大政府在一年前开启了这一项目，旨在保护森林不再受到云山卷叶蛾的侵害。这是一种本地蚜虫，会侵害几种常绿树木。在加拿大东部，几乎每隔35年，这种虫子就开始出现新一轮的激增。20世纪50年代初，新一轮的激增高峰开始出现。为了应对蚜虫，加拿大政府开启了DDT喷洒项目。最初规模很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在1953年加快了速度。为了拯救造纸业主力军，人们将DDT洒向数以百万英亩计的森林，而不是以前的几千英亩。

1960年的6月，满载农药的飞机掠过米拉米奇西北部的森林。药水的白色烟雾勾画出十字架形状的飞行线路。每英亩土地的DDT喷洒量是0.5磅。这种在油中溶解了的喷雾经过铁杉林的过滤，最终抵达小溪，抵达地面。飞行员仅仅关注于他自己的任务执行状况，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他既没有避开溪流，且经过溪流时也没有关闭喷嘴；不过，即使是空气中最微小的波动也能让喷雾飘浮很远，就算这些飞行员采取了防护措施，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喷药行动结束后，很多明显的坏迹象都显现出来。两天之内，岸边就出现了数量不少的死鱼和奄奄一息的鱼，其中有许多小鲑鱼。在树林里，在路边，鸟儿也面临死亡的威胁。小溪中的一切生命都停滞了。在喷药行动开始之前，小溪中有着丰富的生物作为鲑鱼的食物——石蛾的幼虫（它们的居住环境十分舒适，以自己的黏液把树叶、枝干以及沙砾都粘在一起，做成松软舒适的保护套）、石蝇的蛹，它们依附在漩涡中的岩石表面，还有毛毛虫幼虫和那些生活在浅滩下、石头边或者是陡峭的大岩石边、溪水飞溅处的幼小昆虫。但是，现在的小溪里，这些昆虫已不复存在，它们都被DDT杀死了，年幼的鲑鱼失去了自己的食物。

在这充满了死亡与毁灭的画面中，很难期望小鲑鱼幸免于难，它们也确实没能逃脱厄运。8月就没有一条小鱼孵化出来。雌鲑鱼经历了一整年的产卵，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年纪稍大的小鲑鱼的境况也只是好了一点点，1953年孵化的鲑鱼，在喷药的飞机到来前，它们仍在河流中居住，但6条里只活了一条。1952年孵化的鲑鱼已经差不多能到海里去了，但也有三分之一死亡。

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这些，多亏加拿大渔业研究委员会从1950年起就针对米拉米奇西北部的鲑鱼展开研究。每年该协会都会统计生活在这条溪流中的鱼类数量。生物学家的记录里包含了洄游产卵的成鲑数量、河里每个年龄群的幼鲑的数量、栖息在这条河中的鲑鱼和其他多种鱼类的正常数量。由于喷药前有如此完整的记录，我们才能够如此精确地测量喷药所带来的危害。在其他地方，很少能够做到这么准确的测定。

调查显示，损失不只包括鲑鱼的死亡，还显露了河流自身发生的、重大的灾难性变化。重复喷药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河水的环境，鲑鱼和鳟鱼食用的水生昆虫都被杀死了。哪怕进行单次喷药，其后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使这些昆虫恢复到足以供养鲑鱼的数量。而这个恢复时间是以年计算的。

比较小的物种，比如蚋虫和黑蝇，恢复的速度就很快。它们是最小的鲑鱼——那种只有几个月大的鱼苗的食物。但大一点的水生昆虫则不能恢复得这么快。2～3岁的鲑鱼要靠石蛾、石蝇和蜉蝣的幼虫存活。在DDT进入溪流的第二年，觅食的小鲑鱼除了偶尔能找到小的石蝇之外，很难找到其他食物。为了给鲑鱼提供这种自然食物，加拿大人企图向米拉米奇河段里投放石蛾的幼虫和其他昆虫，但这种努力显然会被反复的喷药所摧毁。

然而，树林中的蚜虫数量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减少，而是更加难以治理。1955年至1957年，新布伦瑞克和魁北克的各个地区都进行了反复喷药，有些地方甚至喷了三次。到1957年，近1500万英亩的土地喷洒了药物。虽然喷药暂时性停了一段时间，但由于蚜虫突然间死灰复燃，使得喷药活动在1960年至1961年再次盛行。事实上，药物喷洒仅被视为控制蚜虫的权宜之计，以防止树木连续几年不断掉叶而死。因此，随着喷药的持续，当地居民也不断感受到了它的副作用。为了将对鱼类的危害降至最低，加拿大林业官员根据渔业研究会的建议将DDT浓度从之前的每英亩0.5磅减少到每英亩0.25磅（在美国本土仍然实行每英亩1磅的高浓度致死性剂量）。对喷药的影响进行了数年的观察和研究之后，现在加拿大人发现情况十分复杂。不过只要继续喷药，鲑鱼捕捞者们就肯定会不乐意。

然而，一种非比寻常的情况拯救了米拉米奇河西部。但这样的情况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都不会发生了。我们有必要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正如前文所述，1954年米拉米奇河的支流水域被喷洒了大量的农药。此后，除了1956年对一个狭窄的地带喷药之外，整个支流的上游水域都没有喷过药。1954年夏天，一场热带风暴来袭。这对于米拉米奇的鲑鱼来讲可谓一件幸事。著名的艾德纳飓风到达了其北上的终点，给新英格兰大陆和加拿大海岸地区带来了疾风骤雨。形成的洪水将淡水送到了远处的大海，也带走了大量在米拉米奇孵化而出的鲑鱼。1955年春天，出生在米拉米奇和北部的鲑鱼发现这儿的情况非常有利于它们生存。虽然DDT在前一年杀死了溪流中所有的昆虫，但最小的飞虫们——蚋虫和黑蝇，已经恢复并大量繁殖。这些是鲑鱼苗的常规食物。1955年出生的鲑鱼不仅有大量的食物，还很少有竞争者。1954年的喷药行动杀死了那年出生的鲑鱼。因此，1955年的鱼苗长势凶猛，存活数量异常多，它们迅速完成了在小溪的成长阶段，提前进入大海。1959年，它们中的许多成年鲑鱼返回出生时的河流，产下了大量鲑鱼卵。

米拉米奇河北部水域依旧保持着较为良好的状况，喷药活动只进行了一年，从其他河段的状况中可以明确看出反复喷药的后果：鲑鱼的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减少。

所有喷洒了农药的小溪中，各种大小的鲑鱼都很少见。生物学家报告称，那里的鲑鱼即使是最年幼的，实际上也几乎消灭殆尽，而在1956年到1957年进行喷药的南面及西部主要地区，1959年的鲑鱼产量是十年来的最低值。渔民们对于洄游产卵的鲑的数量急剧减少而议论纷纷。在米拉米奇河河口的样品采集处，1959年捕获的幼鲑数量仅为前一年的四分之一。1959年，整个米拉米奇水域仅仅繁殖了大约60万条初次由河入海的小鲑鱼，比三年前减少了三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新布伦瑞克鲑鱼产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DDT的替代品。

加拿大东部的情况并非特殊。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向森林喷药的规模之大和收集的受害于喷药行动的生物之多。缅因州也有云杉和冷杉森林，所以也有要面临的森林昆虫防治问题。而且，缅因州也有鲑鱼洄游，只是数量不及以前，但这也是经生物学家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艰难努力才赢得的。他们在满是工业污染并被木块堵塞的河流中为鲑鱼保留了几块栖息之地。虽然他们也曾试着将药物喷洒作为武器，以应对无处不在的蚜虫，但当地受影响的区域相对较小，而且目前尚未涉及鲑鱼的重要产卵地。不过，缅因州内陆渔猎部门在某次观察区域性河鱼时发现的一个现象也许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该部门报告称：“1958年喷药完毕后，在大戈达德的溪流中立即发现了大量垂死的亚口鱼。它们表现出了DDT中毒的典型症状：不能正常地游走、在水面上喘息、表现出颤抖和痉挛。喷药之后仅仅五天，从两张渔网中就发现了668条亚口鱼的尸体。小戈达德、卡里、阿尔德和布莱克的小溪中也有大量米诺鱼和亚口鱼被杀死了。经常能看到鱼群被动地顺流而下，非常虚弱，奄奄一息。在喷药一周以后，多次发现已经失明并且濒临死亡的鳟鱼顺着溪流漂向下游。”

（很多鱼类研究者都证明了DDT会造成鱼类失明这一事实。加拿大一位生物学家对1957年温哥华岛北部的喷药活动进行了观察，报告称，用手就能将生性凶猛的鳟鱼从水中捞起。因为它们游动缓慢，根本没力气逃跑。检测后发现，它们的眼睛被蒙了一层不透明的白色薄膜，它们的视力已经被损坏，或者彻底看不见了。加拿大渔业署的实验室研究表明，没有被低浓度的DDT杀死的银鲑鱼几乎都出现了失明症状。它们的眼球晶体变得浑浊，已经无法发挥传导作用。）

只要有森林的地方，防治昆虫的现代化方式都会威胁到树荫荫蔽下的溪流中的鱼类。1955年，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鱼类大量死亡的例子，是由于黄石国家公园内部和周围喷洒药物造成的。那年秋天，黄石河中出现了大量死鱼，引起垂钓者和蒙大拿渔猎管理协会的关注。长90英里的河流受到了影响，一段长达300米的河岸边共发现了600条死鱼，包括白鱼、褐色鲟鱼和亚口鱼。河流中的原生昆虫消失不见，以它们为食的鱼类也只能慢慢饿死。

林业管理部门官员宣称他们是按照每英亩使用1磅DDT的安全用量来实施喷洒的。但是喷药的后果足以让所有人相信，这种安全用量根本不够安全。蒙大拿渔猎署和两个联邦机构——鱼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林业管理局——于1955年开启一项联合研究。这一年，蒙大拿的喷药地区达到了90万英亩，1957年还对80万英亩土地喷洒了农药。生物学家毫不费力地就找到研究的区域。

鱼类死亡表现出鲜明的特点：DDT的气味在森林里飘散，一层油膜浮在水的表面，鲑鱼们横尸海岸线的两侧，受到检测的鱼不论是死是活，体内都有DDT残留。同加拿大东部的情况一样，喷药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使作为食物的生物大量减少。在许多被研究的区域，水生昆虫和其他区域里的生物相比，减少至正常数量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一旦遭到破坏，这些昆虫的数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而它们对于鳟鱼的生存又至关重要。即使在喷药过后的第二年夏天，只有少量的水生昆虫得以恢复。在一条从前有着非常丰富的底栖动物的河流中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在这种河段中，鱼的捕获量减少了80%。

这些鱼并不会立即死亡，事实上，蒙大拿的生物研究科学家发现，延缓死亡比立即死亡更为常见。由于延缓死亡通常出现在捕获季之后，因此或许没有准确的鱼类死亡报告。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河流中，秋天出现了大量产卵鱼死亡，包括棕鳟、溪红点鲑和白鲑鱼，这一点都不使人感到惊讶，因为在此期间，不论是鱼还是人类，都需要从脂肪中获取能量。由此可知，脂肪组织中储存的DDT就有让鱼致死的作用。

所以，每英亩1磅浓度的DDT喷洒显然会对森林溪流中的鱼类造成严重威胁。此外，它也并不能实现对蚜虫的防治。许多地方都有计划进行反复喷洒，蒙大拿渔猎署对进一步的喷洒表示了强烈反对，他们不愿意因为一些必要性和功效性都不确定的项目而危害渔业资源，该部门还声称他们会继续与林业部门合作，以确定用什么方式可以将作用降到最低。

这种合作真的能拯救鱼类吗？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次经历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那里黑头蛀虫已经肆虐很多年，林业官员担心再有一个季节的落叶就会导致树木死亡，于是，决定于1957年实施控制行动。他们向渔猎部门进行了大量咨询。这个部门的官员对鲑鱼的洄游存在担忧。林业部门的生物部同意修改喷洒计划，采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消除影响，减轻鱼类面临的风险。

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尽管人们真诚地努力着，但是至少有4条河流主干道中的鲑鱼几乎全死了。

在其中一条河中，4万条洄游的银鲑鱼和幼年鲑鱼几乎全军覆没。几千条年幼的钢头鳟鱼和其他鳟鱼命运相同。银鲑鱼的生命周期是3年，而洄游的都是同一年龄段的鲑鱼。像其他种类的鲑鱼一样，银鲑鱼也有着强烈的回归本能——回到自己出生的溪流中。不同河流中的鲑鱼不会互相乱窜，这也就是说，除非通过精心管理或人工繁殖及其他办法来恢复银鲑鱼的洄游，否则三年一洄游的情况就会消失。

其实有办法可以将这些问题一并解决，既保护森林，又能拯救鱼类。如果我们将水路变成死亡之河，那就是接受了绝望与失败。我们必须使用与现存方法不同的办法，发挥创造力，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来发现其他方法。根据记载，这些案例中，自然界的寄生虫可以比喷药更有效地控制蚜虫。这种以自然控制自然的方法早已得到广泛应用。或许可以使用毒性稍弱的喷雾，或者可以引入蚜虫的天敌，以达到防治目的而又不会影响到整张森林的生态网。稍后我们会讨论这些替代方法是什么，以及使用它们需要满足什么条件。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喷洒化学物质对控制森林中的昆虫既非唯一的也非最好的办法。

杀虫剂对鱼类的危害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在上文已经进行了讨论，主要影响到了北部森林河流中洄游的鱼，这完全与DDT的作用有关。第二个方面则影响更广泛，因为它牵扯到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如鲈鱼、太阳鱼、刺盖太阳鱼、亚口鱼，以及各种水域生长的其他鱼类。它还涉及几乎所有的农业生产都会使用到的各种杀虫剂。稍加考虑就能很容易地将异狄氏剂、毒杀芬、狄氏剂和七氯这些主谋揪出来。第三个方面就是，现在必须充分考虑到，在逻辑推论上，并不清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以这些盐化沼泽、海湾及河口中的鱼类为研究对象的工作才刚展开。

伴随新型有机杀虫剂的广泛使用，鱼类世界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危害。鱼类对于氯化烃物质极其敏感，而这种物质又恰好是现代杀虫剂的主要成分。几百万吨有害化学物质被释放到大地表面，其中一些毒素会不可避免地进入陆地与海洋间水体的无限循环。

关于鱼类惨遭毒杀的报告已屡见不鲜，美国公共卫生管理局甚至专门设立一个办公室，从各州收集此类报告作为水体污染参数。

这个问题涉及许许多多的人。约有2500万美国人将垂钓作为主要休闲方式，还有至少1500万人是不定期的垂钓爱好者。这些人每年花费接近30亿美金，用于支付许可证、装备、船只、露营设备、汽油以及临时性住所所需要的各种支出。任何剥夺了他们这一娱乐的行为都会对经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以渔业为生的人则代表着一种更重要的利益，因为他们将鱼视为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每年，内陆和沿海渔业（包括海上捕鱼者）的产鱼量约为30亿磅。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杀虫剂对溪流、池塘、江河与海湾的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业余及专业的捕鱼活动。

关于农作物喷洒的药物或粉尘对鱼造成危害的例子，我们随处可见。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为了控制水稻潜叶蝇而喷洒了狄氏剂，6万条供垂钓的鱼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蓝鳃太阳鱼和翻车鱼；在路易斯安那州，仅1960年一年就出现了至少37起鱼类大量死亡案例，究其原因，是在甘蔗地里使用了异狄氏剂；在宾夕法尼亚州，为了消灭果园中的老鼠而使用了异狄氏剂，导致大批量鱼类被毒死；西部高原地区使用氯丹治理蝗虫，最终导致许多溪流中鱼类的死亡。

在面积规模上，也许没有哪个计划能与美国南部开展的一项农业计划相媲美。为了消灭一种火蚁，他们在几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了药水或药粉。他们使用的农药主要是七氯，它对鱼类的毒性只比DDT略低一点。狄氏剂则是另一种治理火蚁的毒药，它对所有水生生物都有极强的危害性，这一点广为人知。仅仅狄氏剂、异狄氏剂和毒杀芬就能对鱼类产生很大危害！

据报告称，在进行火蚁疫情控制的所有地区，不论使用什么杀虫剂，都对水生生物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只需摘录几句，就可以看出研究这一危害的生物学家所写的报告中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报告中说：“尽管为保护河流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水生生物还是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死鱼出现在所有处理过的水域，鱼类死亡惨重，这种情况持续了3周以上。”来自亚拉巴马州的报告称：“临时性水域和小支流中的鱼类几乎全部死亡。”

在路易斯安那州，农民们抱怨养鱼受到了损失。某一条水渠边，在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内，就发现了500多条死鱼漂浮在水面上或躺在河岸边。在另一个地方，150条翻车鱼被毒死，这个数字占到其原有数量的四分之一。

在佛罗里达州，通过分析被农药处理过的池塘里的鱼，发现它们体内含有七氯残留物以及七氯的一种衍生物——环氧七氯。这些鱼中包括翻车鱼和鲈鱼。这两种鱼最受垂钓者喜欢，经常能在餐桌上见到，然而它们体内所包含的化学物质被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认为含有剧毒，人类即使少量摄入也会非常危险。

由于收到了大量关于青蛙以及其他水生生物死亡的报告，美国鱼类学家和爬行类动物学家协会于1958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求农业部和有关州政府部门终止狄氏剂、异狄氏剂、七氯以及类似毒药在空中喷洒的行为，以避免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该协会呼吁关注美国东南部种类繁多的鱼类及其他生命群落，其中包含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的物种。该学会提醒：“这里的许多生物只栖息在这一小块地方，因而很容易就会被灭绝。”

南方的几个州为消灭棉铃虫所使用的杀虫剂使当地鱼类严重受损。1950年的夏天，对于亚拉巴马州北部种植棉花的郡县来说是一个灾难重重的季节。在那之前，该州只在局部地区使用了有机杀虫剂，并已控制了棉花上的象鼻虫。但在1950年，之前接连好几个暖冬形成了大量的象鼻虫，在农业指导员的劝说下，80%～95%的农民转而使用杀虫剂。农民们最常使用的杀虫剂是毒杀芬，这是对鱼类破坏力最强的几种药物之一。

那年夏天经常下雨，并且雨势凶猛。雨水将化学物冲进溪流。雨水过多，导致农民们喷洒了更多的农药。当年每英亩棉花被喷洒了63磅的毒杀芬。有些农民甚至每英亩使用了200磅之多。有人实在是热情过头，在一英亩的地里撒了超过550磅的农药。

结果显而易见，在弗林特河流域发生的情况是该地区的典型代表。8月1日，一场倾盆大雨袭击了弗林特河。雨水由细流汇成小溪，继而聚成洪流注入弗林特河。河的水位直接飙升了6英寸。第二天早晨，除了雨水，显然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流进了小河。鱼儿在水面上漫无目的地打着转，有的鱼甚至会探出水面，跳到岸上，很容易就能被抓到。一个农民随手捡起几条放进池塘。在干净的水中，有些鱼恢复过来。而在河流中，每天都有死鱼向下游漂去，这只是此类事件的前奏。因为每一次降雨都会把更多的杀虫剂冲入河流，所以更多的鱼会遭殃。8月10日的降雨在整条河流中造成了严重后果，这里所有的鱼几乎都被毒死。而8月15日的降雨再次把毒素注入河流时，那些曾幸免于难的鱼最终还是被死神眷顾。然而，这种因化学药剂造成鱼类死亡的证据是通过实验获得的——研究人员将实验金鱼笼放入河中，不到一天，这些金鱼就死光了。

弗林特河中遭受厄运的鱼类包括大批的白莓鲈，这是一种极受垂钓者喜爱的鱼。在弗林特河及其流入的惠勒水库中还发现大量死去的鲈鱼和翻车鱼。这些水体中其他的杂鱼，如鲤鱼、水牛鱼、石首鱼、黄鱼和鲶鱼也都被消灭了。没有任何鱼类表现出病变的症状，它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死亡前的反常运动，而且它们的腮呈现出酒红色。

对于封闭而温暖的养鱼池，如果附近使用了杀虫剂，那池中的鱼类很有可能遭受致命威胁。许多例子表明，毒素会通过雨水和附近土地的径流注入池塘。有时池塘不仅会被注入被污染的土壤径流，还会因为药物喷洒员在飞越池塘时没有关闭喷嘴而被直接注入毒药。即使没有这么复杂，农业生产中正常使用的药物也会将鱼类置于高于其致死浓度的化学物质中。换言之，即使大幅减少农药喷洒量也无济于事，因为对池塘里的鱼来说，每英亩0.1磅的浓度就会对它们产生致命效果。而毒药一旦被注入就很难清除。曾经有一个池塘为了除去不想要的鲦鱼而使用了DDT，池塘在反复的流动和排水过程中还一直残留着这些毒素，结果杀死了池塘里94%的翻车鱼。显然，这些毒素一直储存在池塘底部的淤泥中。

现在的情况显然比刚开始使用现代杀虫剂时更糟。俄克拉何马州野生动物保护局于1961年发表声明称，每周至少会收到一份关于养鱼塘和小湖内鱼群损失的报告，而且这样的报告正在逐渐增多。通常情况下，导致这些鱼群死亡的罪魁祸首是庄稼地里使用的杀虫剂。对农作物施用药物后，一场大雨就会将这些药物冲进池塘，这种情况造成的损失在这里反复出现，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鱼塘中养殖的鱼都是人们不可或缺的食物。在这些地方使用杀虫剂时如果不考虑后果，问题立刻就会出现。比如，在罗得西亚(1)，浓度仅为0.000004%的DDT就能将水中一种重要的食用鱼——卡富埃鳊鱼的幼鱼杀死。许多其他杀虫剂的剂量即使再小，也会对鱼造成致命影响。这些鱼生活的浅水环境也是蚊子繁殖的最佳地点，在消灭蚊子的同时，也应该保护好这种非常重要的食用鱼，这一问题在这里显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在遮目鱼的养殖方面，菲律宾、中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这些国家中，这种鱼被养殖在海岸边的浅水池中。这种鱼的鱼苗如幽灵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浅海处。当地居民就把它们捞起来，放在自家的蓄水池里养着。这些鱼就在那里慢慢长大。对以米饭为主食的几百万的东南亚和印度居民来说，这种鱼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蛋白质来源。因此，太平洋科学代表大会建议，通过国家间的合作，共同搜索这种鱼的产卵地，以实现大规模养殖。但是，喷洒杀虫剂给现有的鱼塘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在一个养殖了12万条遮目鱼的鱼塘中，喷药飞机飞过之后，超过一半的鱼都死掉了。无论鱼塘主人多么努力地给池塘换水来稀释有害物质，也无济于事。

近年来最令人吃惊的一次鱼类大规模死亡事件发生在1961年的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下游的科罗拉多河。1月15日是个星期天，这天天刚亮，奥斯汀新塘湖及该湖下游5英里处就发现了死鱼，前一天还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星期一就有报告称，河流下游50英里处也有死鱼。这时情况已经明朗，有一些有毒物质正顺着河水向下扩散。到1月21日，下游100英里处的拉格兰奇也出现了死鱼。一周之后，这些有毒物质又给这条河下游200英里处的生物带去了死亡。在那个月的最后一周，内海岸河道的水闸被关闭，以防止有毒的河水进入马塔戈达湾，进而进入墨西哥湾。

在对奥斯汀的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时，调查者们闻到了杀虫剂氯丹和毒杀芬的气味。在一处下水道的污水中，这种气味尤为强烈。这条下水道过去是工业废水的排放管，当得克萨斯渔猎委员会的官员从湖泊顺着河流追溯到这里时，他们闻到一种好像是六氯化苯的气味，这个气味是从一个化学工厂的一条生产线上飘散出来的。这个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有DDT、六氯化苯、氯丹和毒杀芬，同时也生产少量其他杀虫剂。工厂经理承认，最近大量粉状杀虫剂被冲洗流入下水道。他还说，过去10年，该厂一直采用这种排放方式处理杀虫剂溢出物及残留物。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渔业部的官员发现，在其他的工厂里，清洁用水也会把杀虫剂送入下水道、湖水和海水。在鱼类被毒害的前几天，化工厂用几百万加仑的高压水枪冲洗了整个下水道系统及其残留物。这就为这个链条扣上了最后一环：将储存在砾石、沙子以及碎石堆里的杀虫剂释放出来，并将其送入湖水，继而进入河水。而之后进行的化学物测试也证明了它们的存在。

大量的致命物质随着科罗拉多河顺流而下，给所到之处带去了死亡。下游140英里范围内的鱼几乎全部死亡，当地人用渔网查看是否还有哪怕一类鱼生还，然而一无所获。据观察，这起事件导致27种鱼死亡，每一英里河岸上的死鱼总计约有1000磅。其中包括一种运河鲶鱼，这种鱼是这条河里主要的供垂钓用鱼；还有蓝鲶鱼、短须扁头、大头鱼、四种翻车鱼、鲷鱼、鲦鱼、裂唇绒口鱼、大口黑鲈鱼、鲤鱼、胭脂鱼、亚口鱼；另外还有鳗鱼、雀鳝、鲤鱼、河吸盘鲤、鱼和水牛鱼。其中有些鱼可谓这条河里的元老，从个头就能知道它们年纪很大了——许多短须扁头重达25磅以上。据报告称，当地居民还在河边捡到过重达60磅的短须扁头。而根据官方记载，一条巨大的短须扁头能达到84磅重。

该州渔业委员会推断，即使没有进一步污染，要恢复这条河中鱼类的种群也需要几年时间。那些只生活在自己天然区域的鱼类则可能永远都无法恢复了，而其他鱼类也只能通过大规模的人工养殖才能恢复。

关于奥斯汀鱼类遭受的大灾难我们已经了解很多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事情一定不会就此完结。有毒的河水向下流了200英里后，河水中依旧含有能够使鱼类死亡的毒素。如果这一极度危险的河水被允许流入马塔戈达湾，将会对那里的牡蛎养殖场和捕虾场带去厄运。因此，有毒的河水被转引到开阔的墨西哥湾。它在墨西哥湾中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呢？墨西哥湾是个开放港湾，或许还有带着同样致命污染物的其他河流汇入，这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的回答只是猜测。但人们越来越关心河口、盐沼、海湾和其他沿海水域中杀虫剂污染带来的危害。这些地区不仅会有携带污染物的河水流入，还经常遭受为消灭蚊子和其他害虫而进行的药物喷洒。

佛罗里达东海岸的印第安河沿岸村镇发生的一切，活灵活现地展现了杀虫剂对盐沼地、河口及入海口生物的影响。1955年春，为了消除白蚙幼虫，该地区圣路易斯县对2000英亩盐沼地使用了狄氏剂，使用浓度为每英亩1磅。它们对于水生生物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该县卫生局昆虫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在喷药之后对这一区域进行了调查，据他们的调查报告称，这里的鱼类全部被消灭了。海岸各处都有死鱼横尸水上。我们可以看到鲨鱼游过来食用这些奄奄一息的鱼。没有一种鱼幸免。死去的鱼有胭脂鱼、锯盖鱼、银鲈和食蚊鱼。

调查组R．W．哈林顿和W．L．比德林梅耶尔等的报告称：

沼泽地内（不包括印度河沿岸）暴毙的鱼类达20～30吨，或约117.5万条鱼，其中至少包含30种不同种类的鱼。

软体动物似乎没有受到狄氏剂的伤害，甲壳类动物在该地区彻底灭绝，整个水螃蟹种群显然被完全破坏，招潮蟹也几乎全部死亡，除了在几小块明显未被粉尘弹击中的沼泽里还暂时有一些存活之外。

体形较大的垂钓鱼和食用鱼是最早被杀死的。螃蟹在那些腐烂的鱼上爬行并吞食，在第二天也跟着死去。蜗牛不断吞食着鱼类的尸体，两周后，所有的鱼类尸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已故的赫伯特·R．米尔斯博士根据自己在佛罗里达州对面海岸坦帕湾的观察描绘了这幅令人忧郁的场景。在那里，国家奥杜邦学会建立了一个包括威士忌残礁在内的海鸟禁猎区。匪夷所思的是，当地卫生部门发起了一场消灭盐沼地蚊子的战役之后，这个禁猎区就变成了一个可怜的避难所。鱼类和螃蟹再次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招潮蟹这种小个头长相别致的甲壳纲动物，像放牧那样成群结队地在滩涂或沙坪上移动时，对化学喷雾毫无招架之力。那年夏天和秋天连续实施了几次喷药之后，米尔斯博士这样形容招潮蟹：“它们就这样不断地消失，在这种天气状况下，潮汐过后，本来应该有10万只螃蟹。可是现在找遍整个沙滩，看到的都不会超过100只，这100只里还包含已经死去和生病的，它们全身战栗，抽搐着，跌跌撞撞的，几乎没法爬行。而在周围没有喷药的地区，仍然有着大量的招潮蟹。”

招潮蟹在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且不易被其他事物取代。对于动物来说，招潮蟹是十分重要的食物来源。沿海地区的浣熊、栖息在盐沼地里的鸟儿以及一些迁徙到此处的候鸟都会以它为食。新泽西州一处盐沼地喷洒了DDT之后，几周之内，这里笑鸥的数量就减少了85%。原因很可能是喷药之后，它们无法找到足够的食物。招潮蟹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不断翻挖沼泽里的淤泥，使其得到清理，同时获得了空气。招潮蟹还为渔夫们提供了大量饵料。

招潮蟹并不是入海口和沼泽上唯一受到杀虫剂危害的动物。其他对于人类作用更明显的生物也受到了危害，切萨皮克湾和大西洋沿岸著名的青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种螃蟹对杀虫剂非常敏感，每次对浅滩的小溪、壕沟以及池塘喷药之后，这种螃蟹就会大批死亡。死的并不单单是当地的螃蟹，进入这一喷药区的其他地区的螃蟹也会一起被杀死。这些螃蟹有时不是直接中毒而死，而是像印第安河畔沼泽地中的蟹一样，它们如清道夫一样清理那些被毒死的鱼，结果自己也中毒而死。对于龙虾所受的危害，人们了解较少，但它和青蟹一样，都属于节肢动物，生理机能也大致相同。因此据推测，它们也很有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石膏蟹和其他甲壳动物也是一样，它们是人类的食物，具有直接而重要的经济意义。

近海水域，如海港、海湾、河口以及沼泽地等，构成了非常重要的生态群落。这些水体和许多鱼类、软体动物、甲壳动物都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这些地方不再适合这些生物居住，那么这些海产品也将从我们的餐桌上消失。

即使广泛分布于沿海流域的各种鱼类，很多也依赖近海地区，作为哺育下一代的温床。分布在佛罗里达州西海岸最下游三分之一处的红树林中，蜿蜒流淌着如迷宫一般的溪流和运河，这里面有着许多大海鲢的幼鱼。在大西洋沿岸，鳟鱼、黄花鱼、斑点鱼、石首鱼都在岛屿和“堤岸”间的沙质浅滩上产卵，这条堤岸就像一条防护带，横亘在纽约南岸大部分地区外。幼鱼孵出后随着潮汐穿过入海口。在海湾和海峡——柯里塔克海峡、帕姆利科湾、鲍格湾，以及其他许多海湾，幼鱼获得大量食物，并迅速长大。如果没有这些温暖、被保护且食物丰富的水体养育区，各类鱼群是无法得以延续的。然而，随着携带着农药的河流的汇入，以及直接向海边沼泽喷洒药物，我们正在允许杀虫剂进入“鱼类幼儿园”。相比成年阶段，这些鱼在幼年阶段更易受到化学物质的侵害。

虾在幼年时期也会依附于近海的石场觅食。数量巨大、分布广泛的这一物种支撑起了大西洋南岸和墨西哥湾的整个商业水产业。虽然这些虾在海里产卵，但几周大的小虾就会到河口和海港中，在这里经历连续的蜕壳和其他形态上的变化。它们从五六月到秋天会一直待在那里，在水底觅食。在这些虾近岸生活的整个阶段，它们的安全以及捕虾业的利益都得依赖河口的有利条件。

杀虫剂的应用是否给捕虾业和市场供应带来了危害呢？最近商业水产局所做的实验或许能给出这一问题的解答。实验发现，刚刚度过幼虫期的商业用虾对杀虫剂的容忍度非常低，其抗药性得用十几亿分之几进行衡量，而常用的标准是百万分之几。比如，在一次实验中，当水中狄氏剂的浓度达到十亿分之五的时候，一半的小虾都被毒死了。其他化学药物的毒性甚至更大。异狄氏剂一直就是最致命的农药，十亿分之零点五的浓度就能杀死一半的虾。

牡蛎和蛤蜊也面临多种威胁。同样，幼年阶段是它们最脆弱的时候。这些贝类生活在海港和海峡的底部，栖居于从新英格兰到得克萨斯州北部以及太平洋沿岸的保护区内。虽然成年的贝类不再迁徙，但它们会将卵散布于海水中。在海水中，这些幼苗几周内就能自由活动了。夏天的时候，拖在船后的细眼渔网能将这些如玻璃一样脆弱的细小牡蛎和蛤蜊的幼体打捞起来，随之一起打捞起来的还有很多浮游生物和动物。这些牡蛎和蛤蜊的幼体小似灰尘，它们全身透明，在水面上四处漂浮游动，以细小的微生物为食。如果海洋中缺乏这种细小的微生物，年幼的贝类生物就会活活饿死。然而，杀虫剂正有可能大面积地杀死这些海洋浮游生物。那些用于草坪、耕地、路旁甚至沿海沼泽的除草剂，对于浮游生物来说含有剧毒，与此同时，只需十亿分之几的浓度，就能将这些作为软体贝壳幼虫食物的浮游生物杀死。

很多杀虫剂以极小的用量就能杀死这些微弱的幼体。哪怕处在低于致死剂量的环境中，这些幼虫最终也可能会死亡——因为毒素不可避免地减缓幼虫的生长速度，致使幼虫暴露在有毒环境中的时间被延长了，最终使得它们难有机会成长为贝。

成年的软体动物直接中毒的可能性十分微小，至少对一部分杀虫剂是这样。但也并不能让人完全放下心来。毒素会在牡蛎和蛤蜊的消化器官中以及其他组织中不断聚集，不断提高浓度。这两种贝类都可以完全食用，且很多时候甚至被生食。商业渔猎署的菲利普·巴特勒博士指出，我们人类极有可能面临和知更鸟相同的状况。他说，知更鸟并非直接受害于DDT，而是死于食用了体内含有高浓度DDT的蚯蚓。

用杀虫剂控制昆虫的直接作用非常明显，它导致小溪和池塘里数千种鱼群和甲壳类水生物的突然死亡。虽然这类事件比较引人注目，使人震惊，但那些间接到达河口的杀虫剂所带来的看不见的、尚不为人所知及无法估量的影响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所有这些情况涉及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知道，从农田和森林里流出来的地面径流中含有杀虫剂，这些杀虫剂最终会跟随河流被注入海洋。我们不知道这些杀虫剂的总量有多少，而一旦它们流入大海，在这种高度稀释的状态下，我们也无从对它们进行追踪检测。虽然我们知道，在漫长的转移过程中，这些杀虫剂肯定会发生变化，但我们不知道这种变化让它们的毒性究竟是变得更强，还是变得更弱。另外一个似乎尚未被关注的领域是化学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鉴于杀虫剂的毒素进入海洋后，可能会与其中的很多无机物混合，发生反应，这就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紧迫。上述问题都迫切需要正确回答，而这些答案只有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才能给出，然而用于这些研究的经费却少得可怜。

无论是淡水渔业还是海水渔业，都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资源，它们关系到很多人的生计和利益。现在，这些资源饱受水体中存在的各种化学物质的威胁，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每年都会斥巨资研究如何制造出“效果更好”的杀虫剂，如果我们能从这些经费中抽出一小部分去做上述研究，我们就能找到危险性更低的办法，并将有毒物质阻挡在水域之外。公众究竟要等到何时才能全面了解所有真相进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呢？

(1)　津巴布韦的旧称。

10
无人幸免的天灾

最初，高空药物喷洒只针对农田和森林，现在其范围越来越广，剂量也越来越大。英国生态学家将这种景象描述为“近来地球表面下起了‘死亡之雨’”。我们对毒药的态度发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曾经它们被存放在画着骷髅旗的容器里，偶尔用到也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只朝着目标物进行喷洒，不会喷到其他的东西。然而，由于有机杀虫剂的发展，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大量的闲置飞机，于是所有的这些谨慎小心都被遗忘了。尽管今天的毒药比任何时候的都更危险，它们却被不加选择地从天空中一倾而下，骇人听闻。不只是目标昆虫和植物，药物辐射范围内的万事万物，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生物，都感受到了这些毒药的威力。喷药活动不仅发生在森林和耕地上，也覆盖了城市和乡村。

在几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有毒的化学药物，许多人对此都感到分外担忧。20世纪50年代末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喷洒行动更加重了这种担忧。这两次喷药行动的目的是消灭东北各州的吉卜赛蛾和南部的火蚁。这两种昆虫都不是本土昆虫，但都在这个国家生存了许多年，并没有形成需要我们不顾一切予以打压的局面。然而，在唯结果论（一直以来为我们农业部害虫控制科所推崇）的理念指导下，我们突然就对它们采取了极端行动。

吉卜赛蛾的项目告诉我们，如果不顾后果，以大规模的行动取代温和的生物控制，会造成极为广泛的破坏性影响。对火蚁的行动是同类活动中的典型。项目夸大了治理的需要，对破坏性和目标所需要的剂量没有科学的认识，也不知道它会对其他生物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两个项目都未达到其预期目的。

吉卜赛蛾的原生地在欧洲一带，它们在美国出现已经有100余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梅德福，法国科学家利奥波德·特鲁维洛特设立了一个实验室。1869年，他打算将吉卜赛蛾与蚕蛾杂交，却一不小心让几只吉卜赛蛾从实验室逃了出去。从此，吉卜赛蛾逐渐扩散，最终遍及新英格兰州。这种蛾扩散的主要媒介是风，它在幼年期和毛毛虫状态下都非常轻盈，可以被风吹到非常高的高度，飞很远的距离。这种蛾还有另一个传播途径，每到冬天，这种蛾的蛾卵会寄存于植物上，随后这些植物就被运往全国各地。每年春天，这种蛾子的幼虫会在几个星期内攻击橡树及其他硬木树丛，现在在新英格兰各州都能看到这种蛾。在新泽西州偶尔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是在1911年随着从荷兰进口的云杉来到这里的，至于它们是如何进入密歇根州的就不得而知了。1938年，新英格兰飓风将这种蛾子送到了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由于生长在阿迪朗达克山脉的树木不吸引它们，因而阻止了它们进一步向西扩散。

人们通过各种方法成功地将这种蛾子限制在美国的北方。它踏上这块大陆的近100年中，人们一直担心它会入侵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广阔的阔叶林。这种担心事后被证明毫无必要，但最终促成13种寄生虫和捕食性生物从国外进口而来，并成功地在新英格兰生存并发展壮大。农业部对这些进口生物寄予厚望，而它们也确实大幅降低了吉卜赛蛾的数量和破坏性。这种自然控制的方式与检疫措施和当地的喷药行动一起，实现了农业部1955年所说的“对其分布和危害达到了有效控制”。

然而，就在刚刚表示对效果满意之后不过一年，农业部害虫控制部门就展开了对几百万英亩土地进行大规模地毯式喷药的活动，宣称这样做是为了彻底清除这种蛾子。清除的意思是，使得某种生物在其活动范围内彻底消失，最终灭绝。然而随着几个项目的失败，农业部不得不宣布需要在同一地区同一物种之间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清除活动。

农业部对于吉卜赛蛾开启了竭尽全力的化学战争，野心勃勃。1956年，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密歇根州和纽约州对近700万英亩土地喷洒了农药，人们纷纷抱怨这种行为给这些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确定了喷洒的大致范围之后，环保主义者们的抗议日益强烈。当1957年对300万英亩土地进行喷药的计划宣布时，环保主义者异常愤怒。对此，各州和联邦的农业官员只是耸耸肩，表明对这些个别抗议的不屑。

纽约长岛区也被包含在1957年的喷药范围内。长岛区由几个人口重镇和盐沼地接壤的沿海地区组成。长岛的拿骚县位于纽约市的边缘，是纽约州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县。“纽约市区会面临吉卜赛蛾肆虐的威胁”一直作为喷药计划合理的理由，然而这一说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吉卜赛蛾是昆虫，显然不会在纽约这种大都市出现，它们不可能在草地、工地、花园和沼泽里生活。然而，1957年，美国农业部和纽约州农业和市场部雇用的飞机将已经配好的DDT溶液不加区分地喷洒下来。DDT被喷洒到菜地、果园、鱼塘和盐沼池上。飞机飞过，这些药水洒落到一位主妇的身上，打湿了她的衣服。在飞机抵达之前，她正尽力把花园遮上。飞机还把杀虫剂洒在正在玩耍的孩子和火车站的乘客身上。在锡托基特，一匹优良的赛马在飞机喷过药的水沟里喝了水，10小时后就死了。汽车上面都是油性混合物的斑点，花丛和灌木被毁之殆尽，鸟类、鱼类、蟹类和有益昆虫都被杀死了。

世界著名的鸟类学家罗伯特·库什曼·墨菲领导了一场由长岛居民参加的申请法庭禁令的运动，以阻止1956年的喷药行动。禁令遭到法院的驳回。这些提出抗议的居民不得不照常忍受DDT的喷洒，却仍坚持不懈地申请这项长期禁令。然而，由于喷药行动已经发生，法院只能判定这一申诉“争议待定”。这份诉状一路向上递交，一直递交到最高法院，却被拒绝审理。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奥威尔·道格拉斯强烈反对不审理这一诉讼的决议。他认为：“许多专家和很负责任的官员都发出警告，称DDT具有危害。这说明这一案件对公众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长岛居民提起诉讼的行为至少使公众注意到了大规模喷洒杀虫剂的行为在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也注意到昆虫控制管理部门无视公民权利的倾向。

在对吉卜赛蛾喷药的过程中，牛奶和农产品受到了污染，这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又不悦。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北部，200英亩的沃勒牧场上发生的一切足以说明这种污染的危害。沃勒夫人专门要求农业部官员不要对她的土地进行喷洒，但是在向森林喷药时，不可避免地会波及牧场。沃勒夫人进一步提出对她的土地进行检测，看是否有吉卜赛蛾，并通过点喷的方式消灭吉卜赛蛾的入侵。虽然她得到了不会对农场喷药的保证，但她的土地仍有两次被直接喷洒了药物。此外，她的牧场还因为喷雾不断地飘过来而受到影响。在喷药48个小时后，通过检测其牧场里纯种奶牛所产的牛奶，发现其中的DDT浓度为0.0014%。随后研究人员对奶牛的觅食环境也进行了检测，发现牧草也受到了污染。当地的卫生部门虽然知道了这一情况，却并未下达任何指令要求不得贩售这些牛奶。这一情况是缺乏消费者保护意识的典型，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十分普遍。虽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牛奶中不能含有任何杀虫剂残留，但这一禁令从未得到全面执行。在没有任何外力强迫下，各州和各郡的官员是可以遵守联邦政府规定的农药喷洒标准的。但是，若当地的法令与联邦的规定不一致，这些官员就不一定会照着联邦规定去做了。

蔬菜种植者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由于被喷洒了药物，一些蔬菜叶子枯萎，还带有斑点，无法拿到市场上出售。蔬菜中含有大量农药残留。康奈尔大学农业实验站对一个豌豆样本做了分析，发现其DDT含量达到0.0014%～0.002%，而规定的农药残留上限是0.0007%。因此，蔬菜种植者们要么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要么出售这些农药残留超标的农产品。

由于高空喷洒DDT作业的增多，法院的诉讼案件也随之增多，其中包括纽约州一些地方的养蜂者提出的诉状。即使在1957年大规模喷药行动之前，养蜂者就已经因为果园喷洒DDT而损失惨重。一位养蜂人痛苦地回忆道：“在1953年之前，我一直将美国农业部和农业大学说的任何话都当成金科玉律。”但在1953年5月，因为该地区大规模的喷药行为，这个人损失了800个蜂群。这次喷药造成的损失惨重，范围广泛，以至于另外14个养蜂人也加入这起诉讼，他们已经损失了25万美金。在1957年的喷药行动中，另外一个养蜂人的400个蜂群被意外地划作目标。他报告说，在林区进行野外工作的工蜂全被杀死了，而在喷药密度相对较低的农耕地区，工蜂死亡率也达到50%。这位养蜂人写道：“这让我非常苦恼，走进5月的庭院，却听不到任何一只蜜蜂的嗡嗡声。”

在吉卜赛蛾治理项目中，还有许多不负责任的行为：喷雾飞机的费用结算是根据使用的药量，而不是根据喷洒的英亩数，所以没有必要去节约农药，于是许多土地被喷洒了不止一次。而且，签订合同执行空中喷药任务的公司经常会是外州的公司，因而没有向州内官员登记以承担法律责任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果园主和养蜂人遭受经济损失后，就不知道该去控告谁。

1957年进行了一次灾难惨重的喷药项目后，该项目很快就缩小规模，同时发表了一个含糊其词的声明，说接下来需要评估之前的工作，并对使用的杀虫剂进行检查。1957年的喷药面积为350万英亩，195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50万英亩，1959年、1960年、1961年则减少到10万英亩。在这期间，昆虫防治机构一定是听到了长岛的吉卜赛蛾又开始肆虐的消息而沮丧不已。昂贵的喷药项目显然降低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该项目本来打算彻底清除这种蛾子，而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没过多久，植物害虫控制所就暂时把吉卜赛蛾放在一边，而忙着在南部开展野心更大的项目。“消灭”一词仍然被轻易地使用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这一次他们承诺要“消灭”火蚁。

火蚁得名于其拥有的红刺。它是经由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港从南美洲传入美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人们就在莫比尔港发现了它的身影。到1928年，火蚁已经扩散至莫比尔港的郊区，并继续入侵其他地方，现在它已遍布南部的各个州。

在来到美国的40多年时间里，火蚁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有些州，火蚁被视为令人讨厌的昆虫，原因在于它会把巢穴造得巨大，形如一尺多高的土堆，而这些巢穴会阻碍农业机械的操作。但只有两个州把火蚁列为本州最重要的20种害虫之一，并列于该名单的末尾。由此看来，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没将火蚁视为危害农作物和牲畜的存在。

随着强力化学杀虫剂的开发，官方对于火蚁的态度突然发生了扭转。1957年，农业部开始了其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治理运动。政府宣传品、电影以及触动人心的故事对都火蚁展开了密集攻击，将它刻画成南部农业的破坏者，以及伤害鸟类、牲畜和人类的凶手。官方宣布，一场大规模的治理行动开始了。在这个行动中，联邦政府同州政府进行合作，打算对南部9个州2000万英亩的土地进行火蚁治理。

“美国杀虫剂的制造商似乎在美国农业部与日俱增的大规模消灭害虫运动中开辟了一条生意兴旺之道。”1958年，当消灭火蚁的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家商业杂志兴奋地如此评论。

除了那些在“生意兴旺”中直接获利的人，这项害虫治理计划遭到所有人的全面唾弃。它是一个规划不周、执行不力、彻头彻尾有害的实验。它花费高昂，极大地摧毁了动物的生命，严重破坏了公众对农业部门的信任，投入在该项目中的任何经费都令人觉得费解。

最初赢得了国会对该项目支持的种种陈述，后来都被证明是不真实的。火蚁被描述为会对南部农业造成巨大威胁，它们会毁坏庄稼和野生动物，会攻击在地面筑巢的幼鸟。据说它的刺也会危害人类健康。

那么这些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那些申请拨款的农业部做证者做出的声明与农业部的主要出版物的相关内容并不一致。1957年，在公开发布的《关于治理攻击农作物和牲畜的害虫的一些建议》中并没有过多提及火蚁。如果农业部相信自己的宣传，那么这种忽略就显得十分离奇。另外，在1952年农业部50万字的《百科全书年报》中，仅有一小段文字提及火蚁。

农业部证实说火蚁会毁坏农作物，攻击牲畜，而亚拉巴马州对付这种昆虫的亲身实践却显示出与之相反的结论。亚拉巴马州的农业实验站对火蚁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总体上看，火蚁对植物产生危害的可能性很小”。1961年担任美国昆虫学会主任、亚拉巴马州工艺研究所的昆虫学家F．S．艾伦特博士声称，他的部门在过去5年中没有收到任何一份火蚁对植物造成危害的报告，也没有观察到它们对牲畜的危害。那些真正劳作在田间地头观察火蚁的研究员说，火蚁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这些昆虫大部分都被认为是害虫。火蚁被观察到捕食棉花上的象鼻虫幼虫，而且它们的筑巢活动能疏松土壤，在土壤通气排水方面发挥着很大作用。亚拉巴马州的研究得到了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调查组的支持。这些研究工作比农业部的证据更令人信服。显然，农业部所引用的证据不是根据对农民的访谈中获得，就是从过去的研究中获得的。然而，这些农民的说法并不可靠，因为他们很容易将火蚁和另外一种蚁类混淆。另外，一些昆虫学家认为，随着火蚁数量的增加，它们的饮食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那些几十年前做出的研究，现在已经毫无价值。

火蚁危害公众健康的说法也需要修正。农业部为了争取民众对灭虫计划的支持，曾拍摄了一部宣传片。片中，针对火蚁的刺制作了一些恐怖的镜头。被刺到的人确实会感到很痛，也的确应该提醒人们要防止被火蚁刺到，就像人们平时应当避免被黄蜂和蜜蜂蜇到一样。敏感的人偶尔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反应，而医学史上或许也记录了一些相关的死亡案例，但并不确定其死因就是火蚁的毒液。相反，死亡统计办公室在1959年就记载了有33人死于蜜蜂或马蜂的螫针，然而似乎并没有人提议要消灭这些昆虫。同样地，当地的证据更为可信，虽然火蚁已经在亚拉巴马州生活了40多年，并且数量众多，该州健康部门官员宣称，在亚拉巴马州从未出现过由于外来火蚁叮咬导致人类死亡的事件。他们还认为，火蚁咬人而引发的病例是偶然的。火蚁在草坪上和操场上筑巢可能让孩子们容易被刺到，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在几百万英亩的土地上泼洒农药的理由。只要对土地进行简单的处理，上述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所谓的火蚁对鸟的危害也缺乏证据支持。在此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人是亚拉巴马州奥伯恩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莫里斯·F．贝克博士，他在这一地区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贝克博士的观点与农业部完全相反，他说，在亚拉巴马州南部和佛罗里达州西北部有大量猎鸟和北美鹑与外来的火蚁共生。在亚拉巴马州南部，火蚁存在的40多年里，猎鸟的数量一直保持稳定而大幅的增长。如果火蚁会对野生动物产生严重危害，这种情况显然就不可能发生。

为了消灭火蚁所使用的杀虫剂对野生动物产生的危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些杀虫剂包括狄氏剂和七氯，两者都是新型杀虫剂。这两种杀虫剂在实践领域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例证，因此也就没人知道，一旦大规模使用这些杀虫剂，鸟类、鱼类及动物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已知的是，这两种药物的毒性都比DDT强很多。DDT那时已经有10多年的使用经验，每英亩1磅的DDT就能杀死鸟类和许多鱼。狄氏剂和七氯就更厉害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在每英亩土地上的使用量是2磅，而如果要治理白边甲虫，那么每英亩则会使用3磅。在此剂量下，对于鸟的影响，每英亩所规定使用的七氯相当于每英亩使用20磅DDT，每英亩所规定使用的狄氏剂则相当于120磅DDT。

该州的环境保护局、国家自然保护局、生态学家，甚至一些昆虫学家联合发动了紧急抗议，要求当地的农业局局长以斯拉·本森延迟该项目的执行，至少要在明确七氯和狄氏剂对野生及家养动物的危害，以及治理火蚁所需的最小剂量之后再实施这个项目。然而这些抗议都被无视，这一项目在1958年强行上马，当年就对100万英亩的土地实施了治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关研究显然都只能是亡羊补牢了。

随着项目的继续进行，州内和联邦野生动物机构及几家大学的生物学家进行了相关研究。事实逐渐积累，各项研究表明，在一些受到药物处理的地区，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有些野生动物甚至全军覆没。家禽、牲畜还有宠物也被杀死。农业部门无视所有相关损失的证据，认为它们太过夸张，会误导公众。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并且这些事实在不断增加。得克萨斯州的哈丁郡被喷洒了杀虫剂之后，负鼠、犰狳以及大量的浣熊几乎全部消失，即使在喷洒后的第二年秋天，这些动物依旧非常罕见。在该地区仅有的几只浣熊体内，都发现了杀虫剂残留。

对药物喷洒地区发现的死亡鸟类进行尸检后发现，它们吸收或吃下了用于治理火蚁的杀虫剂。唯一存活的鸟类就是家雀，其他地区也有证据表明这种鸟具有抗药性。1959年，亚拉巴马州的一块开阔土地被喷洒了农药之后，该地区一半的鸟都被杀死了，而那些在地面生活以及在低矮植被中活动的鸟则全部死亡。即使在药物喷洒后的第二年春天，这里仍然不见鸟类的踪影，没有任何鸣禽，广阔的鸟类筑巢地寂静无声。在得克萨斯州，鸟的巢穴中发现了死去的黑鹂、美洲斯皮札雀、草地鹨。来自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死鸟样本都被送往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进行检测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90%以上的样本中都含有的狄氏剂和七氯的某种形式的残留物，浓度高达0.0038%。

冬季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觅食的鸟鹬，现在体内已经含有对付火蚁的毒药残留。这种毒药残留的来源非常明显，这种鸟主要以蚯蚓为食，用它长长的嘴巴在土壤中啄食蚯蚓。在喷药后的6～10个月里，路易斯安那州的蚯蚓体内还含有0.002%的七氯，一年之后这一数字仍高达0.001%。鸟鹬间接中毒而死的后果现在已经可以从幼鸟和成年鸟比例的显著变化中看出来，这一显著变化在消灭火蚁后的那个季节就被观察到了。

对南部的打猎者而言，最让他们担忧的就是鹌鹑了。这种在地面上筑巢、觅食的鸟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地区已经快要灭绝了。以亚拉巴马州为例，该州野生生物联合研究所的生物学家们做了一个初步调查，统计了被药物处理过的3600英亩土地上的鹌鹑数量，结果显示共有13群、121只鹌鹑分布于这片区域。喷药后的两周，该区域只能看到死去的鹌鹑。所有鹌鹑样本被送到鱼类和野生动物研究所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这些鹌鹑体内含有浓度足以致死的杀虫剂。亚拉巴马州发生的这一切在得克萨斯州再次上演，该州用七氯对2500英亩的土地进行了处理，随后这里所有的鹌鹑都被杀死了。随着这些鹌鹑死去的还有90%的鸣禽，这些死鸟体内同样发现了七氯。

除鹌鹑外，野生火鸡的数量也因为火蚁治理项目严重减少。在使用杀虫剂之前，亚拉巴马州威尔科克斯县的一个地方能看到80只野生火鸡，但在项目完成后的那个夏天，除了一堆堆没有孵化的蛋和一只死去的幼鸡，没发现一只野生火鸡。这些野生火鸡和它们的家养兄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经杀虫剂处理的区域中的农场，火鸡很少能够孵出小火鸡，即便孵出小火鸡，这些小火鸡也存活不了多久。而在附近没有用杀虫剂处理的区域，则并未出现这种情况。

火鸡的命运绝非独一无二。国内最负盛名也最受人尊敬的生物学家——克拉伦斯·科塔姆博士拜访了这一地区的农民。这些农民反映，在土地经过杀虫剂处理之后，“树林里的所有鸟类”都消失了，除此之外，家畜、家禽等也受到了连带损害。科塔姆博士的报告称：“其中一个人对喷药人员非常生气，他说他的19头母牛已经被杀虫剂毒死了，他不得不采用掩埋或其他方法将这些死牛处理掉。他还知道另外三四头牛也是死于这次的药物喷洒。新出生的小牛犊由于吃了牛奶，也被毒死了。”

对于自己农场在杀虫剂处理后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一切，科塔姆博士所拜访的那些农民都感到困惑不已。一位女士告诉科塔姆博士，她周围的土地被喷药之后，她把几只母鸡放了出来，不知什么缘故，此后再也没有小鸡孵出来或活下来。另一位养猪的农民说，在喷药之后的整整9个月时间里，他都无法养活小猪，猪崽在出生时就死了。还有一位农民报告说，他饲养的37窝小猪，原本应该产出250头以上的小猪，但最终只活下来31头；而且在药物喷洒之后，他也无法再养鸡了。

农业部却一直否认牲畜的死亡与火蚁治理项目有关，然而，佐治亚州班布里奇的一位兽医奥迪斯·L．波特维特博士在治疗了很多受火蚁治理项目影响的野生动物之后，总结出了这些动物的死因——杀虫剂。这个治理项目实施之后的两周到数月内，牛、马、羊、鸡、猪和其他野生生物就患上与神经系统有关的不治之症。杀虫剂只对那些接触过被污染的食物或水的野生动物产生了影响，而没给那些圈养的动物带来影响。只有进行了火蚁治理项目的地区才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这种疾病，实验室的实验也驳斥了农业部的意见。在权威著作中，波特维特博士及其他兽医观察到的症状被描绘成狄氏剂或七氯引起的中毒现象。

波特维特博士描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案例：一头两个月大的小牛出现了中毒症状。相关人员对这头小牛做了详尽的研究分析，得到一个引起大家注意的结果：它的脂肪内含有0.0079%的七氯，而这时距离农药喷洒已经过去5个月了。这头小牛是通过吃草直接摄入了七氯，还是从母牛的牛奶中间接获得的，或者它在出生之前身体里就有了七氯呢？波特维特博士不禁问道：“如果七氯来源于母乳，那为什么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来保护那些饮用当地牛奶的儿童呢？”

波特维特博士的报告提出了有关牛奶被污染的重大问题。火蚁治理项目包含的地区主要是牧场和耕地，那在这些土地上觅食的奶牛会怎么样呢？喷药地区的牧草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形式的七氯残留，如果这些残留物被奶牛吸收，毒素就会出现在牛奶中。其实远在火蚁治理项目开始之前的1955年就有实验表明，农药残留物可以直接进入牛奶。后来关于狄氏剂也有同样的报告，而在火蚁治理项目中，狄氏剂也是被选用的杀虫剂之一。

现在农业部的年刊也将七氯和狄氏剂纳入那些会使牧草不适于产奶用或产肉动物食用的化学药剂之列。然而农业部门的害虫控制机构仍在大力推行将这两种农药喷洒在南方大片草地上的治理项目，这样谁又能向消费者保证，牛奶中不会有这两种物质的残留呢？美国农业部肯定会辩解，说自己已建议农民让奶牛远离喷药地区90天左右。由于各个农场的面积很小，而该项目覆盖的面积广大——很多化学药剂是通过飞机喷洒的，这不禁让人非常怀疑人们是否能够严格遵守或接受农业部的建议。另外，从化学药剂残留方面来看，农业部所规定的期限似乎也是不够的。

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虽然对牛奶中含有农药残留物的情况非常不满，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权限有限。在火蚁治理项目所覆盖的大多数州里，牛奶业衰退了，这些州产出的奶制品只能在本州出售，联邦灭虫项目导致牛奶供应出现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由各州独立承担。1959年，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卫生官员及相关组织官员收到一份调查材料，材料显示没有做过任何实验研究，甚至完全不清楚牛奶究竟是否已经被杀虫剂污染。

同时，在火蚁治理项目执行之前，关于七氯特殊性质的一些研究就已经开展了。或许这样说更准确，在联邦政府的灭虫项目带来的危害被发现之前的几年里，有人就已经查阅过当时公开的研究成果，并试图阻止这些项目的执行。事实证明，七氯在动植物的组织以及土壤中停留短暂的时间后，就会变成一种毒性更强的环氧七氯。通常，环氧七氯被认为是风化作用产生的氧化物。1952年以来，这种转化就已经为人所知，食品与药品管理机构发现，用0.003%浓度的七氯喂养的雌鼠，短短两周之后，其体内就蓄积了浓度为0.0165%的毒性更强的环氧七氯。

上述情况半遮半掩地出现在1959年的生物学研究文献中。当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严格的规定，禁止食物中含有七氯及其氧化物的残留，这一规定使得针对火蚁的治理项目暂停。虽然农业部门每年持续对这一项目进行专项拨款以作为宣传资费，但当地的农业部门也渐渐不推荐农民使用这类会使他们的产品无法合法出售的化学农药。

换句话说，农业部门在启动这一项目之前甚至未对即将使用的化学药物进行基本调查。就算他们进行调查，以他们一贯的表现，这些发现也会被忽视。他们也没有提前做研究，以确定化学农药达到消灭害虫目的所需的最小剂量。1959年，在大面积喷洒药物的3年后，他们突然减少了使用七氯的剂量，从之前每英亩2磅减少到每英亩1.25磅，后来又减少到每英亩0.5磅，并分两次喷洒，每次0.25磅，间隔时间为3～6个月。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将这一变化描述为“积极的修正计划”，这种修正表明小剂量地使用化学药剂还是能奏效的。如果在消灭害虫项目启动之前就能获得这些信息，不仅能有效避免数额巨大的损失，还能替纳税人省下一大笔钱。

1959年，或许是为了消除对于该项目逐渐增多的不满，农业部提出向得克萨斯州的土地所有者免费提供农药，只要他们能够签署一项声明，称联邦、州及当地政府对所造成的危害不负责任。同年，亚拉巴马州对这些农药所产生的危害感到担忧及愤怒，因而拒绝为进一步执行这个项目提供基金。对于这整个项目，一位官员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这是一个草草调研、匆匆上马、计划不周的行动，是一个倚强凌弱、将责任归咎于其他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典型例子。”尽管缺乏州政府的资金支持，但联邦政府仍不断地将资金注入亚拉巴马州。1961年，立法部再次被说服，为该项目拨出了一小笔经费。同时，路易斯安那州的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签署该项目协议，因为很明显，为消灭火蚁而使用的化学药物造成那些对甘蔗有害的昆虫大行其道。总体而言，这个项目显然没有成效。1962年春天，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昆虫研究所主任L．D．纽塞姆教授做了精练总结：“截至目前，由联邦机构和州立机构共同发起的‘消灭’外来火蚁的项目全盘失败。现在路易斯安那州受到火蚁侵袭的地方比项目开始时还要多。”

人们似乎开始向更加理智、保守的方法倾斜。有报道称“现在佛罗里达州的火蚁比项目开始时还多”。佛罗里达州也宣布，他们将拒绝采纳关于大范围清理火蚁项目的任何建议，并打算改用集中对小区域进行控制的治理方法。

小区域控制办法不仅有效，还节约费用，多年来这已为人们熟知。火蚁有堆积巢丘栖居的习性，而针对单独巢丘进行化学处理非常简单。这种处理方法的花费大约为每英亩1美元。对于火蚁的巢丘数量众多，且要进行机械化耕作的地方，密西西比州的农业实验站发明了一种方法——耕作者先将土地整平，然后直接将化学药剂喷洒在巢丘上。这个方法可以消灭90%～95%的火蚁，且每英亩的治理费用只需0.23美元。相比之下，农业部的大型控制项目每英亩所花的费用约为3.5美元，是所有方法中最昂贵、造成危害最多且收效最小的。

11
超越波吉亚家族的梦想

我们这个世界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大规模喷药导致的污染。对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大规模喷药造成的危害比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暴露在一些小剂量杀虫剂中带来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水滴石穿，这种由生到死与危险化学物不断接触最终会被证明将造成严重危害。尽管每次暴露于危险化学物中的危害甚小，几不可查，但反复暴露就会促使这些化学药物不断在我们体内堆积，最终导致中毒。或许没有人能避免与这种正日益蔓延的污染物接触，除非他生活在幻想中的与世隔绝的世界。由于受到各种各样花言巧语的蛊惑和各种隐蔽性的蒙骗，普通民众很少能意识到他们自己正在被致命的物质包围着，他们甚至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这些物质。

广泛使用有毒物质的时代已经彻底到来，任何人都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比医疗药品的致死能力强很多的化学物品。而事实上，购买者如果需要买略带毒性的医用药品，都还需要在药房的有毒物品登记本上登记。如果购买者对自己要购买的化学药物有基本的了解，当他们对商店里的化学药物观察一番后，即便再不怕死的人，也会被那种情形吓到。

在杀虫剂售卖商店里，如果能挂上画有骷髅图案的标志就好了，这样一来，顾客在进入商店时至少会对这些致死物质心存畏惧之感。但实际上呢，这种商店里的杀虫剂，就像其他商品一样，一排排整齐摆放着，让人看起来舒适、顺眼。它们通常会与洗澡、洗衣用的肥皂摆放到一起，与泡菜、橄榄这些食用物品也仅有一条走廊之隔。

这些化学药物盛装在玻璃器皿中，放在孩子很容易就能够到的地方。如果有孩子或粗心的大人把它们打翻在地，附近的人就可能被溅到，从而导致那些人出现中毒症状。这些化学药物的危险性会随着购买者直接进入他的家中。比如，一个装有以DDT为主要成分的杀虫剂的罐子上印着精致的警告，说明这个化学药剂是高压灌装的，遇热或遇到明火就可能发生爆炸。人们常见的还有一种多用途的普通杀虫剂——氯丹，它甚至会在厨房中使用到。然而，据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一位重要的药物学家宣称，居住在喷洒过氯丹的房子里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其他一些家用杀虫剂，里面含有毒性更强的狄氏剂。

在厨房里喷洒杀虫剂的方式，既精巧简单，又吸引人。厨房隔板和厨房用纸，不管是白色的，还是人们喜爱的其他颜色，都可以被杀虫剂浸透。制造商还向人们提供了一本小册子，指导人们如何自己动手杀灭这些害虫。只需按一个按钮，人们就能方便地将含有狄氏剂的杀虫剂喷雾送进房间、偏僻处及隔板上难以触及的角落和缝隙。

如果蚊子、跳蚤或其他对人们有害的昆虫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洗涤剂、喷雾剂，将它们抹在我们的衣服或皮肤上。尽管我们被警告说这些物质中含有一些能够被清漆、油漆溶解的人工合成物，但我们仍然幻想着这些物质在杀灭害虫的时候不会渗透进我们的皮肤。为了确保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杀灭各种害虫，纽约一家高级商店特别推出一种杀虫剂散装包，可以装在钱包里，还可以在去海滨、高尔夫球场或垂钓时携带。

我们还能用药蜡对地板进行抛光，确保经过上面的任何昆虫都会被杀灭；我们在壁橱里悬挂一条浸透林丹的布条，或将布条放在外衣口袋和写字台的抽屉里，以换取不受蛀虫侵扰的半年时间。这些物品的广告中都没有提到林丹有致命的危险，有种电子设备会喷出含有林丹的雾气，我们却被告知它是安全的、没有异味的。但真相如何呢？美国医药协会认为林丹喷雾器非常危险，因此该协会开展了一个大范围的运动，在其杂志上抵制使用林丹喷雾器。

在《家庭与花园通讯》中，农业部建议人们将溶于油的狄氏剂、DDT、氯丹、七氯，或者随便其他几种杀虫剂喷在衣服上，用以杀死蚊子或者飞蛾。如果喷洒过量，衣服上会留下杀虫剂的白色沉淀物，农业部说可以用刷子刷掉，但是农业部却忘了提醒我们在刷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比如在哪儿刷、怎样刷。所有这些情况最终导致一个结果——人们在睡眠中也要与杀虫剂为伴，因为盖着一条浸染了狄氏剂的毯子。

园艺现在和那些超级毒药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每家五金店、园艺设备商店以及超市都成排陈列着适用于各种园艺用途的杀虫剂。那些没有广泛使用这种致命喷雾和粉尘的人被认为是落后分子，因为几乎每份报纸的园艺版和大部分园艺杂志都认为杀虫剂的使用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有机磷杀虫剂能快速致死，但它被广泛用于草坪和观赏植物。1960年，佛罗里达州健康委员会认为，有必要颁布禁令，事先未经许可并达到特定标准要求的个人和居民，将不得在居民区以商业用途使用杀虫剂。在这条规定出台之前，已经发生过多起对硫磷引起的死亡案例。

对那些正在接触致命危险药物的园丁和居民，虽然已经采取了警告措施，但那些层出不穷的新型器械使得在草坪和花园中使用杀虫剂的方式变得更加便捷。比如，人们可以在浇水的软管上配一个罐装设备，好让人们在给草坪浇水时，将这些所谓的“杀虫剂”随着水流喷洒出去。这种设备不仅会对使用者造成危害，还会威胁公众安全。《纽约时报》认为有必要在园艺专栏刊发警告，即告诉人们，除非使用特殊保护装置，否则这种装在瓶子里的毒药随时可能会通过虹吸作用进入整个供水系统。鉴于这种装置正被大量使用，鉴于很少有人会得到这种警告，我们对于公共用水会被污染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如果实在想了解园艺工人的情况，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个内科医生的案例。这位医生是一个狂热的业余园艺爱好者。一开始，他每周有规律地在自家的灌木丛和草坪上使用DDT，后来又使用马拉硫磷。很多时候，他会装上手持喷雾器来喷洒农药，有的时候他会在水管上安装一个罐装设备来喷洒药物。正因如此，他的衣服和皮肤经常暴露在喷雾中。这种情况持续了约一年之后，他忽然昏倒并住院治疗。通过对脂肪内活体物质切片检查发现，他皮肤内积累了0.0023%的DDT。他的主治医生认为他出现了永久性的、大范围神经性损伤。他日渐消瘦，容易疲劳，出现了奇怪的肌无力症状——这些都是典型的马拉硫磷中毒症状。这些持久的影响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使得他再也无法从事他的园艺活动，医生工作就更别提了。

如同一度无害的花园喷水水龙头，机动割草机也被装上了用于喷洒杀虫剂的装置，这种设备能够在人们除草的过程中喷出成团的杀虫气雾剂。如此一来，杀虫剂高分散微粒就进入具有潜在危险的汽油废气中。或许那些毫无危险意识的郊区居民已经选择这种方式喷洒杀虫剂了，如此便加重了他们土地上空的空气污染，这种污染之重，很少有城市能达到。

还有几点需要提及，对于园艺或家中使用杀虫剂的危害，商标上的警告标志和说明文字的字体都太小，不够显眼，使人容易忽视掉。一家公司就究竟有多少人会认真对待这种警告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将近15%的人在使用杀虫剂时甚至不知道容器上有警告内容。

如今，郊区似乎正盛行着一股不计任何代价也要将马唐草清理掉的风气。在郊区居民中，有种大袋子几乎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袋子里装着能除去草坪上让人厌恶的马唐草的化学除草剂。从这种除草剂的商品名称中无法看出其成分和性质。人们在农药袋子的最不显眼处看到那些印得非常细小的描述性文字，才能知道其中含有氯丹和狄氏剂。在随处可见的五金店和园艺设备商店中，警告只有寥寥几句。与此相反的是，包装上显眼的图片都是欢乐家庭的场景——父亲面带微笑，准备向草坪上喷洒除草剂；小孩子和狗在草坪上一起打滚。

人类食物中是否含有化学物质残留是个热议话题。化学药剂生产厂家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认为这些毫不重要，要么就断然否认它们的存在。与此同时，要求所有食物中都不含有任何杀虫剂残留的人被称为狂热的环保主义者。在种种争论的迷雾中，真相究竟是什么？

医学已经确认一点，在DDT时代（1942年前后）到来之前，人们的身体组织中没有微量的DDT或其他类似化学品。正如第3章所说的，1954年到1956年，通过检测从普通人群中采集的脂肪样本，发现其中平均含有0.00053%～0.00074%的DDT。有证据显示，从那时以来，这一平均含量一直持续上升，并达到一个较高的数值。对于那些因职业或其他特殊原因而暴露在杀虫剂中的人，其体内的积蓄量就更高了。

我们可以做个假设，那些没有直接暴露在杀虫剂中的普通人群，其脂肪中的DDT残留大部分来源于食物。为了验证这个假设，美国公共卫生管理局组建了一支科研分队，对餐馆和大学食堂的餐食进行了取样分析，发现每种食物样本中都含有DDT，调查者们据此得出结论：“使人们信赖的、完全不含有DDT的食物几乎不存在。”

食物中所包含的DDT数量非常惊人。在公共卫生管理局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对监狱饮食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炖水果干这类食物中包含了0.00696%的DDT，面包中DDT的含量高达0.01009%。

普通家庭的日常饮食中，肉和含有任何动物脂肪制作而成的食品中，氯化烃残留物等的含量都很高，因为这类化学物质可以溶解在脂肪中。水果与蔬菜中的这类残留会少一些，这是因为冲洗起了一点作用。如果还残留洗不掉，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将生菜或洋白菜这类蔬菜外面所有的叶子都去掉，将水果皮削掉，不要再食用这些叶子、果皮或其他外壳。烹饪无法清除残留毒素。

牛奶是极少数被严格规定不许含有任何农药残留物质的食品，然而真实情况是，无论在哪一次的检查中，牛奶中都会被发现含有农药残留物，黄油和其他乳制品中残留更严重。1960年，对461份乳制品样品进行的检测表明：其中的三分之一含有化学残留。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称：“这种局面很不乐观。”

为了找到不含DDT和相关化学物质的食材，人们似乎只能到那些偏远的、原始的土地上去，放弃文明带来的便利与欢愉。这样的地方似乎还是存在的，至少有少量存在于阿拉斯加北极海岸。不过，那儿的人们也笼罩在化学药物正在逼近的阴影下。化学家们对于当地因纽特人的饮食进行了抽样研究，发现其中不含杀虫剂。从新鲜的鱼、白鲸、驯鹿、北极熊和海象身上获取的脂肪油脂和肉，蔓越莓、树莓、野生大黄……目前为止都未被污染。只有一个例外——两只来自好望角的雪鸮携带了少量的DDT，或许是它们在迁徙途中摄入的。

而对因纽特人身体脂肪样本进行检测后发现，其中含有微量的DDT残留（0～0.000129%）。原因十分明显，这些脂肪样本来源于那些曾离开原住地，到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设于安克雷奇的医院就诊的人。那里流行着文明的生活方式，医院里的食物也像人类最密集的城市一样含有大量的DDT。这些人不过在文明世界中短暂停留了几天而已，就受到了毒药的污染。

我们吃的每一顿饭都含有氯化烃，这是遍布全球的农药中的主要成分。它适用范围极广，如果农民们小心谨慎地遵照操作说明使用，农药生产的残留物就不会超过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允许的范围。我们暂且不谈这些符合法律规定的残留物是否像宣称的那样安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农民们经常使用超标的用量，在果蔬接近成熟时依旧坚持使用农药。或者在使用一种就够了的情况下，使用多种复合杀虫剂；或者从未阅读那些产品警告。

化学企业自身也经常出现杀虫剂被误用的情况。农民们需要这方面的培训。该行业一本主要的行业杂志最近宣称：许多使用者都不明白，如果他们使用的量超过了推荐剂量，就会超出杀虫剂的许可范围。农民们会完全凭自己高兴，随意地使用农作物杀虫剂。

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材料中有大量这种违规行为的报告，令人十分不安。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人们对警告的忽视：一个种植生菜的农民在即将收割的日子里，对这些生菜使用了8种不同的杀虫剂；一个货主在芹菜上使用了毒性极强的对硫磷，剂量是推荐最高使用量的5倍；尽管莴苣不被允许带有药物残留，但种植者们仍使用了氯化烃中毒性最强的异狄氏剂；菠菜在收获前的一周内被喷洒了DDT。

偶尔也会有意外或者非主观故意性的污染。大量用粗麻袋包装的生咖啡在运输过程中就遭到了污染，因为它们和杀虫剂同装在一艘船上运输。库中的包装食品不断被喷洒DDT、林丹及其他杀虫剂，这些杀虫剂会渗透进食品包装，大量积蓄在里面的食物中。这些食品储存的时间越长，受到污染的危险性就越高。

“政府会不会保护我们远离这种有害物质呢？”对于公众的这一疑问，政府给出的答案是“能力有限”。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保护消费者免受农药危害方面的活动受到了两个方面的严重限制：第一，它只对州际贸易中运输的食品具有管辖权，而无权管辖各州内种植及销售的食物，不管其中涉及多少违法乱纪的事；第二，该部门办事员太少，只有不到600人。据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官员说，进行州际贸易的农产品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可能还不到1%，会经过设备的检测，这样统计得出的结果其实是有漏洞的。至于在州内生产和销售的食物，情况甚至更糟，因为大部分州在这个领域的立法都极不完善。

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污染物可以存在的最大限度（简称“容许值”）有很大的缺陷。目前，在农药如此盛行的情况下，这个限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造成了一种完全不真实的印象：公众似乎已在安全阈值中被保护了起来，人们也都遵守了这一规定。其实，允许少量毒素出现在我们食物中的规定，在很多地方都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他们质疑的理由也很充分——食物中是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有毒物质和残留物的。为确定容许值标准，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这些毒剂作用于实验动物的实验结果重新进行了审查，并据此确立了最大容许值，这个数值远远小于使实验动物中毒的剂量。这一系列确立的安全容许值与大量重要的事实相违背。实验动物生活在受控制的、高度人为化的环境中，且食用的是一定量的特定农药，而接触农药的人则与此不同。人们所接触到的农药不仅种类繁多，且大部分都是不可知的、无法测量的和难以控制的。一个人午餐沙拉中的生菜含有处于安全剂量范围之内的0.0007%的DDT，但这只是他食用的一种食物，他的午餐或许还包含很多其他食物，每一种其他食物中都含有一定量的不超过安全标准的药物残留。此外，我们已经讨论过，食物中的药物残留不过是我们总摄入量中的很小一部分。来自不同渠道的化学残留物在我们的身体内不断地积累，共同创造了一个总量无法估计的摄入值。因此，单独讨论某一种食物中的药物残留的安全性是毫无意义的。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问题。有时容许值是在违背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科学家们的判断下做出的，比如前文提到的案例，这个容许值是在缺乏该种化学物质的有关知识时确立的，在获取了更多信息后，这个值就应该降低或撤销，但此时公众已经暴露在这种高剂量的化学物质中几个月甚至几年了。我们曾给七氯设置了一个容许值，后来不得不撤销。对于某些化学物质而言，在它被注册使用前，由于没有野外实用分析方法，因而寻找残毒的检查无法获得成功。这一难题极大地阻碍了对蔓越莓农药氨基噻唑的残毒检查工作。对于经常用来搅拌种子的一些真菌杀菌剂也缺乏分析办法。这些种子如果在播种期结束时仍然没有被种在地里，就很可能成为人类的食物。

但是事实上，使用容许值将意味着允许有毒化学物质污染供给公众的食物，这样做能让农民和农产品加工者因节省成本和获得好处而开心不已，却会给消费者带来不利，消费者必须缴纳更多的税来支持制定政策的机构查证并落实他们不会摄入过量的农药残留。但是，这些查证工作或许需要花费远超任何立法官工资的钱，用来了解农药的用量及毒性情况。最后的结果是，不走运的消费者虽付出了高额税费，却仍然在摄入那些毒素。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首要的就是撤销关于氯化烃、有机磷类以及其他高毒性物质的容许值。这个建议一经提出便立刻遭到反对，因为这会加重农民的负担。但是，如果他们在给各种蔬菜和水果使用农药时，能遵守0.0007%的DDT或0.0001%的对硫磷或0.00001%的狄氏剂这些残留控制标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再多用点心，完全避免任何毒素残留的出现呢？事实上，一些农作物就禁止出现某种化学品残留，比如七氯、异狄氏剂和狄氏剂等。倘若能对上述化学药剂做到这一点，那为什么不要求所有的农药都做到呢？

但这都不是最彻底和最终的解决方案。因为写在纸上的零容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目前的情况看，超过99%的州际流通货物都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被投放市场。因此，迫切需要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能保持警惕，锐意进取，扩大检查员的队伍。

令人感到好气又好笑的是，这个系统先是有意毒化了我们的食物，然后再对这个结果进行监管。这就不得不使人想到路易斯·卡罗尔的白衣骑士(1)——“把胡子染绿，然后总是拿着把大扇子，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他的绿胡子了”。最终的答案是，少用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这样就能使滥用化学物质给公众带来的危害迅速减少。现在已经存在的化学物质有：除虫菊酯、鱼藤酮、鱼尼汀以及其他从植物中提取的化学药物。最近开发出了除虫菊酯的合成替代品，这样一来，我们需要使用除虫菊酯时，就不会感到不够用了。与此同时，有关所出售的化学物质的性质也急需向公众道明。购买者被现在各式各样的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弄得手足无措，完全无法知道哪些是致命的，而哪些是相对安全的。

除了做出改变，生产危险性相对较低的农药以外，我们还应当不断探索非化学药物杀虫的方法。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正在进行实验，利用对特定类型的昆虫有着高度专一性的细菌引发一种昆虫疾病，用于农业虫害的治理。这个方法正在大范围地推广试验。现在，使用不在食物中留下残毒的方法来有效控制昆虫已经成为可能（详细内容见第17章）。在这个方法大规模地取代以往的方法之前，我们都不可能从当前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所处的地位比波吉亚家族的客人们好不了多少。(2)

(1)　路易斯·卡罗尔（1832—1898），《爱丽丝漫游奇境》的作者，白衣骑士是这本童话中的一个人物。

(2)　本句的意思是，生活在毒药残留环境下的人们，就像“波吉亚家族的客人们”一样，有着被毒杀的危险。

12
人类的代价

化学药品的生产源于大工业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生产高潮阶段，它们淹没了我们所处的环境，引发了极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剧烈的变化。仿佛就在昨天，我们还为天花、霍乱和鼠疫可能席卷全国而担惊受怕，这些天灾般的疾病曾经在世界各地肆虐。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这些曾经无处不在的病菌了，卫生条件和居住条件的提高，以及新型药物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控制这些传染性疾病，今天有一种新的担心：会不会有新的危险潜藏在环境中？这就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发展所造成的困扰，是我们自己研发出了这些危险。

引发一系列环境健康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辐射源源不断，新的化学物质不断被创造出来，这些化学物质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横行，以单独或共同作用的方式对我们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们的存在给我们的生活笼罩上一层不祥的阴影，这层阴影模糊且让人十分担忧，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预估一辈子接触这些化学因子和物理因子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这些化学因子和物理因子是我们人类之前从未接触过的。

“现在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提心吊胆，害怕某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环境更加恶化，从而导致人类遭受恐龙般的命运。”美国公共卫生管理局的戴维·普莱斯博士这样说。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更使人不安的是，我们的命运早在杀虫剂的明显危害出现的20年之前，就被决定了。

环境疾病的分布与杀虫剂的相关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从现有状况看，它们已经污染了水土和食物。它们有能力使河里无鱼、林中无鸟。虽然人类很不愿意承认，但人终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现在杀虫剂污染已经遍布整个地球，难道人类能独善其身吗？

我们知道，哪怕暴露在一些化学物质中仅仅一次，如果剂量足够大，就可以导致急性中毒，但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农民、喷药作业者、飞行员和其他暴露在大量杀虫剂环境中的人们突然患病或死亡的事件非常不幸，不该反复发生。对于所有人来说，我们更加应该警惕摄入少量的杀虫剂之后带来的延缓效果，因为这些杀虫剂已经在无形中进入了我们的整个身体，也污染了整个世界。

一位曾负责这方面的公共卫生官员指出：化学物质对生物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变化。它们对于个体的危害取决于一生中摄入的总剂量，正因为如此，人们很容易无视这种危险。人类一贯轻视那些看起来能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危害的东西。“人类通常对有着明显外部表现的疾病最为重视，”一位睿智的医生雷恩·杜博思这样说道，“于是人类最恶毒的一些敌人就会从从容容地乘虚而入。”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和密歇根州的知更鸟、米拉米奇的鲑鱼一样，我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生态共同体；我们用杀虫剂杀死了一整条河流上令我们讨厌的小飞虫，所以鲑鱼就逐渐衰弱死亡；我们杀死了湖中的蚊子，于是有毒物质就在食物链中从一环进入下一环，湖里的鸟儿们很快也就变成了有毒物质的牺牲品；我们对榆树开展了大规模的喷药行动，所以在随后来临的那个春天里，我们就再也听不到知更鸟的歌唱——不是因为我们直接向根苗喷洒了药物，而是因为这种毒素通过我们现在已经熟知的榆树叶子到蚯蚓再到知更鸟这一整个环节，一步步转移。上述举例都是有案可查、能够观测到的，它们是我们周围可见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客观地反映了生命或死亡的联系之网，科学家们把它们作为生态学来进行研究。

但是，在我们体内也有这样一个生态世界。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微小的物质可能会引发巨大的后果。这种后果通常看似和原因毫无关系。它们出现的位置和原始受损的区域相去甚远。一个点甚至一个分子的改变都可能影响整个身体机能，导致看似毫无关系的器官和组织出现病变。人类研究人体神经精妙的功能，最终发现，因果关系从不简单，也从不轻易显现。它们或许在时间、空间上都相隔甚远。为了查明病因，现在需要在不同领域进行广泛研究，将病人身上所有看似毫无关系、毫不相关的事实都拼凑起来。

我们习惯于寻找最明显、最直接的结果，却忽略了其他影响。除非危害立刻以不容忽视的形式显现出来，否则我们都会否认危害的存在。即使是研究人员也缺乏合理的手段在症状出现前就能检测到危害的源头，这是医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有人会反驳我们：我对草坪喷洒过好多次农药，但我从来没像其他喷药操作工人那样出现抽搐，所以喷药并没有危害到我。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尽管从未出现突然的、明显的症状，但毫无疑问，任何经受过此类物质毒害的人体内都会积累毒素。我们已经知道氯化烃的存储是从最小的摄入量不断积累的，有毒物质会停在人体脂肪组织中，需要运用这些脂肪组织储存的时候，毒性可能突然爆发。新西兰的一家医学刊物刊登了一则案例：一位因为肥胖接受治疗的男性突然出现了中毒症状，在对他的脂肪层进行活体检测后发现，其中含有狄氏剂。这些含有有毒物质的脂肪在他减肥过程中被调动起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因为生病而消瘦的人身上。

在另一方面，毒素堆积的影响并不明显。几年前，美国医学会学报发出严重警告称，人们应该当心存储在脂肪组织中的杀虫剂的危害。该报刊发文章指出，不断积累的化学药物毒素比那些不会储存在人体组织中的物质需要更多的关注。文章警告，脂肪组织不只存储脂肪，还有许多重要的功能，这些功能可能会被储存于其中的药物破坏掉。此外，脂肪在身体各处的器官和组织中分布得非常广泛，甚至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认识到，这些溶于脂肪的杀虫剂会冲击我们身体的各个系统，破坏人体最重要也必不可少的氧化和产生能量的功能。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将会继续讨论。

氯化烃杀虫剂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一点是它对肝脏的影响。在人体所有的器官中，肝脏是最特别的，它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其他器官不能替代它。它掌管着许多重要的活动。因此，哪怕对肝脏产生一丁点危害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它不但为脂肪的消化提供胆汁，还有一些重要的、特殊的循环路径在肝脏汇合，因此肝脏能够直接得到消化道血液，并深入参与到主要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当中。它以糖原的形式储存糖分，并且按照严格的数量释放葡萄糖，以确保血液中的糖分含量稳定；它制造身体的蛋白质，包括血浆中的一些和凝血有关的重要元素；它还稳定了血浆中的胆固醇水平，并在雌性（雄性）激素过多时阻止它们的分泌；它是许多维生素的仓库，它们中的很多又会帮助肝脏本身功能的运行。

如果肝脏无法正常运转，人体就会被解除武装，赤手空拳地面对不断入侵的各种毒素，其中一些是正常新陈代谢的副产品。肝脏通过卸下其中的氮原子，有效地消除了它们的毒性。但是那些非人体自有的毒素也可以被肝脏排除毒性。

那些看似“无害”的马拉硫磷和甲氧氯比它们亲戚的毒性要低，就是因为肝脏中有一种酶能迅速有效地卸下有毒物质中的氮，并迅速消除它们的毒性。采用同样方式，肝脏为我们处理了所摄入的大部分有毒物质。

我们的人体抵抗外来毒素侵略和本体毒素侵蚀的防线现在已经被严重削弱并且日渐瓦解，一个受到杀虫剂毒害的肝脏不仅不能再保卫我们免受毒害，而且整个肝脏多方面的作用都可能受到损害，这一后果不仅影响深远，而且由于这种后果变化多样，且不会立即显示出其效果，所以我们很难看出引起这些后果的真正原因。

全世界广泛使用的各类杀虫剂和这类肝脏毒素都有关系。肝炎患者的急剧增多很值得人们关注。这一情况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呈现波动性上升，据说肝硬化的案例也随之增加，不可否认的是，要想从人体中证明原因a导致结果b比在实验室的动物身上难得多。简单的常识表明，肝脏病毒的大量增多和环境中肝脏毒药的肆虐保持一致。这绝非巧合。不管氯化物、氯化烃这类毒素是不是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暴露在已经证明会对肝脏造成损害的毒素中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样会使肝脏更加难于抵抗病菌的侵袭。

两种主要的杀虫剂类型——氯化烃和有机磷，都会对人类的神经系统产生影响，虽然方式各不相同，但大量的动物实验以及对人体的细致观察都证明了这一点。DDT是第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有机新型杀虫剂。它主要作用于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小脑和处于更高位置的运动皮层。根据毒理学标准教材的说法，暴露于一定剂量的DDT下，人体会出现刺痛、灼烧、瘙痒等异常感，甚至会出现颤抖和抽搐。

我们第一次知道DDT急性中毒，要归功于英国几名研究者的发现。他们专门将自己暴露在DDT中，以调查结果。英国皇家海军生理学实验室的两名科学家通过直接接触含有DDT的墙面而摄入这一毒素，墙面上覆盖了含有2%DDT的水溶性油漆，油漆上又覆盖了一层油性薄膜。从他们对自己症状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DDT对神经系统的作用非常直接，而且可怕——“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疲惫、笨拙以及四肢的灼烧感，精神状态也非常压抑，容易发怒，对于任何事情都极不耐烦，感觉无法处理最简单的脑力劳动。这些痛苦有时候会一起发作，异常凶猛。”

还有一位英国实验者将DDT的丙酮溶液涂抹在自己的皮肤上，他声称自己感到身体沉重、四肢疼痛、肌肉无力，并出现了几次极度的神经紧张。他休了个病假，情况有所好转。但一旦他开始工作，情况就又开始恶化，然后他又卧床3周，因为感受到不断的疼痛、失眠、神经紧张以及焦虑而异常痛苦。有时他浑身不停颤动，这种颤动也是那些受到DDT毒害的鸟儿身上非常常见的现象。DDT中毒使这位英国实验者缺席了10周的工作，并且直到当年年底英国一本医学杂志报道他的案例的时候，他依旧没有痊愈。

（美国还有几名研究者在人身上进行了DDT实验。尽管有着明显的证据，但这些研究人员仍将志愿者报告的头疼和每块骨头都疼的症状判定为“明显源于精神的神经症”。）

我们有很多记录在册的病例，患者的发病症状和整个发病过程都证明杀虫剂是罪魁祸首。通常，患者都有暴露在某些高浓度杀虫剂中的经历，对其治疗的手段，就是将他们生活中所有的杀虫剂都清除，这样做了以后，他们的症状都立刻消失了。更发人深省的是，病人一旦与那些令人讨厌的杀虫剂重新接触，病情就又会反复。这种证据证明，仅仅接触一次杀虫剂，就足以致病。这一证据有充分的理由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证据足以让我们认识到，明知道有危险还非要冒着危险把环境“浸泡”于杀虫剂中，这种冒险行为是愚不可及的。

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处理过、使用过杀虫剂的人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呢？这里就涉及个体敏感性的问题。有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小孩比成年人，常待在室内的人比在户外艰苦工作或时常进行户外运动的人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影响。为什么有人对粉尘或花粉过敏呢？为什么有人会对某种毒素过敏呢？为什么有人会容易受到传染而另外一些人不会呢？这些目前都是医学难题，没有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一类问题确实明显存在，并且影响了大量人群。一些医生估计他们的病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某种敏感体质，而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不幸的是，以前不敏感的人会突然发生过敏。事实上，一些医学界人士认为，断断续续地暴露在化学物质中会造成此类敏感。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出于职业原因持续暴露在化学物质的人当中，很少出现中毒反应。原因很简单，他们在不断接触中变得麻木，如同过敏专科医生重复给病人注射小剂量的过敏原而降低其过敏性一样。

农药中毒问题从来都异常复杂。因为人类和实验室动物绝不相同。这些动物是一群生活在被严格控制在某种生态环境当中的生物，它们从来不曾单独暴露在某一种化学物质中。不同类型的杀虫剂之间、杀虫剂和其他化学物质之间，都有很大的可能会相互作用。这些不相关的化学物质进入土壤、水源或人类血液，它们不会相互隔离。其中有神秘的变化在悄悄发生，一种物质会改变另一种物质的危害性。

甚至两种完全不同的杀虫剂之间也可能发生相互作用。如果事先暴露在了氯化烃类物质中而使肝脏功能受到损伤，有机磷的危害就会更强。有机磷会损害保护神经的胆碱酯酶。这是因为肝功能受损之后，胆碱酯酶的浓度就会跌至正常水平以下，再加上有机磷的抑制作用，可能会引发急性中毒。我们已经知道有机磷两两相遇会相互作用，结果会将毒性提高百倍。有机磷还会和其他药物或者合成材料、食品添加剂相互作用，谁又知道会不会和无处不在的各种人造物质相互作用呢？

一种本来无害的化学物质在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后可能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分子性改变，其中，DDT的近亲甲氧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甲氧氯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毫无危险。最近的动物实验表明，它会对子宫造成危害，会抑制某些重要的脑垂体激素发挥作用。这也再次提醒了我们，这些化学物质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他研究也表明，甲氧氯或许会损害肾脏。）因为在单独使用时，甲氧氯不会产生大量堆积，我们就被告知这是安全物质，然而这未必正确：如果肝脏因为其他物质而受损，甲氧氯就会大量储存在肝脏中，只要受到一丁点的、不可预见的伤害就会引发甲氧氯这种危害的全面爆发。使用另外一种杀虫剂、使用含有四氯化碳的清洗剂、服用了一片镇静剂都会引发上述情况，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神经系统受损并不仅限于急性中毒。暴露在毒素中，中毒症状可能延缓发作。甲氧氯和其他有害物质都会损害大脑和神经。狄氏剂除了那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外，还会导致迟发性危害，包括失忆、失眠、做噩梦和狂躁症。医学研究表明，林丹会大量储存在脑部以及功能性的肝肾组织当中，会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受到长期而严重的危害，但是这种化学物质却被广泛用于加湿器中，以雾气的形式喷洒在家庭中、办公室中和餐馆里。

通常被认为只导致急性中毒，表现较为激烈的有机磷也能够对神经组织产生持续的物理性危害。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有机磷还有可能触发精神障碍类疾病。许多案例都是因为使用了其中一种杀虫剂之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麻痹症状。20世纪30年代的禁酒令时期，在美国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这件事并不是有机磷引起的，而是由和有机磷相似的化学物质引起的。在那期间，一些药品被拿去充当烈酒的替代品，以规避禁酒令。其中有一种牙买加姜汁酒，在美国药店中的售价高昂，私酒贩子就有了制造替代品的想法。他们一举成功，所造出的假牙买加姜汁酒甚至通过了化学检测，骗过了官方化学家。为了让这种假冒姜汁酒拥有正宗姜汁酒的口味，他们加入了一种被称为磷酸三甲苯酯的物质，这种物质就像对硫磷和相关化学物质一样，会毁掉我们人体中有保护作用的胆碱酯酶。因为喝了这种牙买加姜汁酒，大约有1.5万人的腿部肌肉出现了永久性损伤。在现代，这种症状被称为“姜汁酒瘫痪”。除了瘫痪以外，患者的神经鞘也会遭到严重破坏，脊髓前角细胞会出现退化。

我们都已经知道，大约20年后，其他各种磷脂酸也会被当作杀虫剂使用。不久之后，和姜汁酒瘫痪事件类似的案例开始出现。德国一个温室工人在使用对硫磷之后，偶尔会出现较为轻微的中毒症状，几个月之后他就出现了麻痹症状。还有3个化工厂的工人，他们暴露在同属于磷脂酸类的杀虫剂当中，出现了急性中毒的症状。经过治疗，他们得以康复。但10天之后，其中两人出现了腿部肌肉无力的症状，而其中一人的症状持续了10个月。另一位患者是一名年轻的女药剂师，她的情况更为严重——她瘫痪了，手臂和肩膀也出现了麻痹症状。两年之后，一本医学杂志对她的案例进行了报道，那时她依旧无法走路。

这些案例中的杀虫剂已经退出市场，但现在仍在使用的一些杀虫剂可能也会有类似危险。对雏鸡进行马拉硫磷（绿化工人最爱使用的杀虫剂）的实验引发了其严重的肌无力症。马拉硫磷还会造成坐骨神经鞘和脊椎神经鞘的损伤（和姜汁酒瘫痪一样）。

磷脂酸中毒患者即使存活，病情还会在几年后出现恶化。鉴于它们对神经系统造成的严重影响，这类杀虫剂几乎一定会导致精神类疾病。最近，墨尔本大学和墨尔本亨利王子医院的调查者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对16个精神病案例做了调查。他们报告称，这些患者都有长期暴露在有机磷杀虫剂中的经历。其中，3个人是检查喷雾功效的科学家，8个人在温室内工作，还有5个是农场工人。他们的症状包括：记忆损伤、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在被这些化学物质倒打一耙，并最终击倒之前，他们所有人都曾在普通医院进行过治疗。

就我们所知，类似的事件在医疗文献中时常提到。有时会提到氯化烃类物质，有时则会涉及磷脂酸。混淆、妄想、失忆和狂躁——为了暂时性地摧毁几种昆虫，我们不得不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只要继续使用这种会直接攻击神经系统的农药，我们就要继续付出这样的代价。

13
透过一扇窄窗

生物学家乔治·瓦尔德曾将一个非常细化的领域——眼角膜视觉色素——中的研究称作“一扇窄窗，从远处向窗外看，人们只能看到一丝光亮。离得越近时，视野就会越开阔，直到最后，透过这扇窄窗，人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集中全部精力，瞄准人体内的各个细胞，然后瞄准细胞内的精妙结构，最后瞄准这些结构中各个分子做出的终极反应。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明白外部化学物质偶然进入我们体内的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严重，持续时间有多长。

医学研究最近才注意到这一情况，并对个体细胞产生能量的过程进行研究。这种能量是生命运行必不可少的。人体制造能量的机制不仅是健康的基础，也是生命的基础。它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那些必不可少的器官。因为如果没有正常有效的氧化作用，身体的任何器官都不能发挥效用。许多用于消灭昆虫、野花和野草的化学药物都具备这样的特性，它们可以直接破坏氧化作用，摧毁生物系统功能。

使我们认识到细胞的氧化作用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为这一工作做出贡献的人包括许多诺贝尔生物和化学奖获得者，这项工作一共持续了25年。人们利用更早期的发现作为基石，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这项研究。直到最近10年，这项研究的不同碎片才被完整地拼凑在一起，这样，和生物氧化有关的知识才能被微生物学家所知。但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些在1950年以前接受培训的医务工作者却很少有机会来了解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以及阻碍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危害。

能量制造的过程不是由某个器官完成的，而是身体内每个细胞的共同作用。活的细胞就像一团火焰，燃烧燃料来制造生命赖以生存的能量。这一比喻过于诗意，而缺乏精准性。人们正常的体温能为细胞提供燃烧所需的热量，就是这数十亿温柔燃烧的小火苗产生了生命所需的能量。如果它们停止燃烧，“心脏就无法跳动，植物无法克服地心引力向上生长，变形虫无法游弋，感觉无法沿着神经系统传递，人类的大脑就不会再有任何快感与灵感闪现。”著名作家尤金·拉比诺维奇如是说。

细胞不断将物质转化为能量，这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循环，就像车轮不停转动一样。粮食一粒接着一粒，细胞一个接着一个，碳水化合物以葡萄糖的形式转化为燃料填充在这巨大的循环之轮中。在有序的循环过程中，燃料的分子被打散，经历了一系列微小的化学变化。这些变化有序进行，一步一步地，每一步都有一种专门的酶来做引导和控制。每一种酶就只做这么一件事，而完全没有其他任务。能量制造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产生废物，比如二氧化碳和水，同时将改造后的燃料分子继续传递至下一阶段。当不断滚动的车轮完成一整个循环时，燃料分子就会被分解，以便随时与核心的细胞结合进入新一轮循环。

在这一过程中，细胞像化工厂一样，这是生物界的奇迹之一，其中起到作用的每一部分都非常微小，这更增加了它们的传奇色彩——细胞本身就非常微小，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毫无例外，氧化作用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们是在一个更小的场所里完成的，这种场所被称为“线粒体”。虽然6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线粒体的存在，却一直认为它们不过是细胞的组成部分，功能不明确，也不重要。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于它的专项研究才有了更加激动人心的发现，它们忽然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5年之内仅仅在这一领域就发表了一千多篇论文。

人类解开了线粒体的奥秘。这一成就再一次展示了人类无限精巧的思维与坚持不懈的毅力。想想看，这种微粒如此微小，放在300倍显微镜下才有可能勉强观察得到！再想想看，这需要多么高超的技巧才能剥离并分析它的成分，以确定它复杂的功能啊！然而，在显微镜和生物科学家高超的技术帮助下，这一切都实现了。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线粒体是一种各种不同酶的组合，其中包括进行氧化循环所需要的酶。这些酶精确地按照顺序出现，在各个细胞的细胞壁和各个分区中，线粒体是“能量站”——多数能量的制造和反应都发生在这里，氧化作用和它最初的步骤就是在这里完成的，接着燃料分子就不断被传输至线粒体中。氧化作用在这里完成，大量的能量也在这里释放。

如果没有这些线粒体，细胞的氧化作用就毫无意义。氧化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制造的能量以生物化学家经常提到的三磷酸腺苷（ATP）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含有三个磷酸基的分子。ATP在能量制造的过程中的作用在于，它可以将其中一组磷酸基传递给其他物质。在此过程中，电子高速穿梭，产生能量。在肌肉细胞中，磷酸基被传输给收缩的肌肉时，就获得了收缩的能量，这样就出现了另一个循环，在那个循环中，ATP分子放弃了它其中一组磷酸基，只保留两组，变为二磷酸腺苷（ADP）。随着车轮的持续滚动，另外一组磷酸基又被联合起来，于是强有力的ATP又继续得以恢复。这就如同蓄电池一样——ATP是蓄满的电池，ADP则是放了电的电池。

ATP是能量的通用货币。从细菌到人体，任何组织中都可以找到它的存在：它为肌肉细胞提供机械能量，为神经细胞提供电解质；精子细胞爆发的大量活动已转换成青蛙、小鸟或者是人类胚胎的受精卵；分泌激素的细胞也需要ATP来提供能量。ATP中的能量一部分被线粒体使用，但大多数能量立即被释放到细胞中，为细胞的其他各项活动提供能量。某些细胞中线粒体的位置足以说明功能，恰好可以将当时的能量准确地传送至需要的地方：在肌肉细胞中，它们簇拥在收缩介质附近；在神经细胞中，它们位于该细胞与其他细胞的接合处，可为脉冲传递提供能量；在精子细胞中，它们集中在精子头尾衔接的地方。

电池充电过程，也就是ADP和自由磷酸基结合还原成ATP的过程，会与氧化过程相结合，这一紧密的联合被称为“偶联磷酸化”。如果这一结合被解偶联，就无法提供有用的能量，呼吸仍在继续却无法产生能量，细胞像一个空转的马达，散发热量却无法产生动力。这时，肌肉无法收缩，脉冲也无法沿着神经通路传递，精子无法达到子宫，受精卵无法完成它的分裂与生成。对于所有有机体来说，无论是处于胚胎阶段还是已经成熟，这种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假以时日，它会造成整个组织甚至有机体的死亡。

解偶联是如何发生的呢？辐射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有人认为暴露在辐射中的细胞死亡就是因为被解偶联了。不幸的是，许多化学物质都有将氧化作用和能量生产分开的能力。杀虫剂和除草剂则是其中的翘楚。我们已经知道，酚类会对新陈代谢产生重要的影响，可能会引起体温上升，并出现致命后果，造成上文中的“马达空转”。除草剂中被广泛使用的二硝基酚和五氯苯酚，能造成人体的“空转”。另一个著名的空转引发专家是2,4-D。在所有的氯化烃物质当中，DDT已被证明具有解偶联的作用。之后的研究还有可能发现更多其他同类杀虫剂具有此类作用。

但是杀虫剂并非唯一能够造成数亿小火苗熄灭的物质。我们已经知道氧化作用的每一步都是由一类特定的酶指导和控制的。这些酶——哪怕只是其中的一种——遭到了破坏，或者功能被削弱了，细胞内的氧化循环就会被阻断。无论哪种酶被阻断，结果都是一样的。氧化循环的过程就像转动的轮子，如果我们在轮辐中插入撬棍，不管插在什么位置，结果都是一样的——轮子停止转动。同样地，我们破坏了其中的一种酶，无论它在循环中起什么作用，氧化会立刻停止，这样就无法继续生产能量，最后导致的结果和“空转”毫无差别。

我们平时使用的杀虫剂都会如小撬棍一样破坏氧化循环，如DDT、甲氧氯、马拉硫磷、硫化二苯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杀虫剂，都被发现有这样的“功效”。这样它们就可以阻碍能量生产的整个过程，使得气泡没有氧气。这种损伤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这里提到的只是极少数的几种。

实验人员只是通过系统性地阻碍氧气进入这种技术手段，就能够把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这一点。对动物正在发育的胚胎组织进行的活体实验也表明，剥夺细胞中的含氧量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细胞中的含氧量不足，组织生长和器官发育就会延缓，就会出现畸形和其他症状。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人类的胚胎在缺少氧气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畸形。

有迹象表明，这些灾难有上升的趋势。虽然很少有研究者看得足够长远，并找出其中的原因，但是还有另一个更加令人不悦的预兆：人口统计办公室在1961年就先天性畸形问题在全国进行专门统计，并解释说统计结果可以就先天畸形的发病率和它们出现的原因提供必要的事实。这类研究显然会将矛头指向辐射带来的危害，却忽视了还有许多化学物质会造成一样的后果。人口办公室的预测更加无情——由于我们的外部环境受到了较为复杂的化学污染，未来儿童各种各样的缺陷和畸形一定会增多。

情况很有可能演变成生殖作用衰退。生殖作用衰退和生物氧化作用受阻与ATP消耗有关。ATP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蓄电池，卵子在受精前也需要ATP的慷慨供给，为之后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做好准备。而精子一旦进入卵子，就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ATP是否为它提供足够的能量，将决定精子能否抵达并穿透卵细胞，完成受精。受精一旦完成就开始出现细胞分裂，这将消耗更多ATP。ATP的能量供应对胚胎的发育、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胚胎学家对最易获得的青蛙卵和海胆卵进行了研究，发现如果ATP含量一直下降，到了关键时刻，受精卵的分裂就会停止，过后不久就会死去。

从胚胎实验室到苹果树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苹果树上的知更鸟守着一窝蓝绿色的蛋，这些蛋冷冰冰地躺在巢里。那里面燃烧了几天的生命之火现在已经熄灭。在佛罗里达的松树上也一样：树顶上，一大堆木棍按照复杂规则堆成的鹰巢里盛着三个白白嫩嫩的蛋，冰冷而没有生气。为什么这些蛋不能孵化出知更鸟和小鹰呢？这些蛋是不是和实验室里的青蛙卵一样停止发育了？还仅仅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能量货币——ATP分子而不能完成发育过程？而之所以缺乏ATP分子，是否就是因为父母体内和鸟蛋中储存了过量的杀虫剂，使得氧化作用的轮子再也无法滚动而无法提供能量了呢？

猜测鸟蛋中储存多少杀虫剂是毫无必要的，它们和哺乳动物的卵细胞相比更容易被观察到。无论是实验室内还是野外，只要鸟儿暴露在这些化学物质当中，它们体内肯定都能发现大量的DDT及其他烃类残留物，并且浓度十分高。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实验发现，野生动物的蛋中DDT的浓度高达0.0349%；在密歇根州，检查被DDT毒死的知更鸟的输卵管，从中取出的卵子的DDT浓度高达0.02%；还有一些因为鸟妈妈被毒害而被困在鸟窝中、无人照料的知更鸟鸟蛋中也含有DDT。周围农场使用狄氏剂，中毒的鸡把化学物质传递到了鸡蛋里，在对饮食中所含DDT浓度的检测中发现，母鸡产下的蛋中DDT浓度高达0.0065%。

既然DDT和其硫化物可以通过抑制某种酶的活性，经由分解机制，破坏产生能量的循环，那么一个被药物残留污染了的个体如何完成复杂的生命过程？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活动都需要大量的能量，只有新陈代谢的车轮不断滚动才可以产生ATP。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灾难性的事件仅局限于鸟类。ATP是通用的能量货币，而生成ATP的新陈代谢循环在鸟类和细菌中，与在人类和老鼠中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任何物种细胞中存有杀虫剂的事实都应该让我们感到不安，因为它们在人类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作用。

化学物质进入产生胚胎细胞的组织中也就意味着它们同样能进入胚胎细胞本身。在实验室控制条件下的野鸡、老鼠和豚鼠体内，在为了消灭榆树病而进行过药物喷洒的区域内的知更鸟体内，在西部森林喷洒区的小鹿体内，在各种各样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生殖器官中，都已经发现了杀虫剂的堆积。知更鸟睾丸中存储的DDT含量超过0.15%。

正是因为生殖器官内储存有大量的农药残留，实验中的哺乳动物出现了睾丸萎缩的现象。长期暴露在甲氧氯中的幼鼠睾丸尤其小。小公鸡在吃了被投喂的实验性DDT之后，睾丸只有正常水平的18%，而需要睾丸激素才能发育的鸡冠和喉头下的肉垂，只有正常大小的1/3左右。

精子本身也因为ATP不足而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有实验表明，公牛精子的活性会因为二硝基酚介入“空转”轮，从而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如果检测其他的化学物质，结果很有可能也是这样。一些来自医学院的报告也指出：执行DDT喷洒任务的飞行员中有人罹患少精症（分泌的精子活性下降）。这就说明，人类也会受到影响。

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我们继承的基因比我们个人的生命更为宝贵，它将我们与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时光飞逝，数万年的时间过去，我们才有了现在的基因序列。这些细小的链条不仅将我们塑造成现在的样子，还承载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不管这是承诺还是威胁，化学药剂“给人类文明带来最后的，但或许也是最严重的威胁”。

在此，我们对化学物质和辐射进行对比，这样做不仅贴切，也不可避免。

暴露在辐射下的活性细胞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损伤：正常分裂的能力被破坏了；染色体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基因这一遗传物质的媒介则出现了突然的变化，即“基因突变”。这样的突变过后，下一代身上就会出现新的特质。如果是容易受到伤害的细胞，那它们就会当场死亡，或者经过数年的持续变异，最终变为恶性细胞。

辐射造成的这些严重后果，在实验室研究中其实能够被复制。行为主体是一大群被称作“逆辐射”或者“类放射性”的化学物质。其中许多都被用作农药，包括除草剂和杀虫剂。这类化学物质能破坏正常的染色体，妨碍正常细胞的分裂或者引起基因突变。对遗传物质的伤害会使暴露在杀虫剂中的个体更容易患病，也很有可能将这种疾病遗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

几十年前，没有人知道辐射和化学物质的影响。在那时，原子还没有被分裂，与核辐射有着类似影响的化学物质还没有被天才的药剂师和科学家们用以制造杀虫剂。1927年，得克萨斯州一所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穆勒博士发现，如果有机体暴露在X射线下，他们的下一代就更容易出现基因突变。穆勒的发现为科学和医疗研究打开了一片广阔而美丽的新天地。穆勒后来也因为这一发现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很快，这个世界就被灰蒙蒙的原子尘埃所笼罩，非专业人士也了解了辐射的后果。

爱丁堡大学的夏洛特·奥尔巴赫和威廉·罗布森在20世纪40年代初也有类似发现，虽然他们没有获得那么多的关注。他们发现，芥子气能够使染色体出现永久性损伤，这种损伤与辐射造成的结果无异。和穆勒一样，他们也是拿果蝇做实验，结果发现，芥子气也能使果蝇发生基因突变。第一种化学诱变剂就这样被发现了。

现在，有一长串的化学物质都和芥子气一样，被确认为诱变剂，它们可以改变动物的遗传学特质。为了弄清楚化学物质是如何改变遗传特质的，我们首先就要了解在活性细胞阶段有着怎样精彩的生命演出。

组成身体和各种器官的细胞，其数量一定要能够增长，才能让身体发育，才能保持生命代代相传，人类得以永续繁衍。这一过程通过有丝分裂得以实现。在即将分裂的细胞中，会出现十分重要的变化。突变首先在原子核部位展开，然后逐步发展到整个细胞。在原子核中，染色体出现了移动和分裂，以一种存在已久的排列方式排列，以利于将基因传递到子细胞中去。染色体呈拉长的线状，基因就像珠子那样排列在线上，然后开始纵向分裂（基因也随着分裂）。当细胞分裂为两个的时候，第一个细胞中的一半物质进入到第二个当中。这种方式保证了每个新生细胞都有完整的染色体，并包含了所有的遗传信息。种族和物种的完整性以这样的方式得以存续，正因为有这种方式，“龙生龙，凤生凤”这一说法才得以成立。

生殖细胞分裂是一种特殊的细胞分裂方式。因为相同物种的染色体数是确定的，所以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只能将各自一半的染色体带入新的个体中去。这时候的染色体就不进行分裂了，而是每对染色体全部进入子细胞。

在这基本的演出中，所有的生命都是完全平等的。对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来说，细胞分裂的过程是一样的，无论是变形虫还是人类，无论是巨型杉树还是最简单的酵母细胞。如果没有细胞分裂，这些生物都无法长久存续。因此，任何阻挠有丝分裂的行为，对受到影响的有机体和它们的后代而言，都是致命的。

“细胞形成的特点，比如有丝分裂，存在时间将近10亿年。”乔治·盖洛德和他的同事们在他们合著的《生命》一书中这样写道，“由此看来，生物世界脆弱而复杂，却十分惊人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们的存在比山岳河流都要长久。这种特性完全有赖于遗传信息以惊人的准确性代代相传。”

但是，在这几位学者所想象的10亿年里，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20世纪中叶那样——人造射线和广泛使用的杀虫剂、各种化学物质——对这种“惊人的准确性”造成了“惊人的”威胁。麦克法兰·伯内特爵士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医生和医学学者，同时也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他认为，“在医学上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治疗手段越发强大，人类又不断制造出生物学史上不曾出现过的化学物质，本来可以保护人体内部器官免受各种基因突变因素袭击的屏障变得越来越容易被突破”。

关于人类染色体的研究依旧处于起步阶段，最近，我们才进行有关环境对染色体改变的课题研究。直到1956年新技术的出现，我们才确定了标准的人类染色体数量为46条，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对它们进行详细的观察和监测，以发现染色体是否有缺失。环境影响和改变基因的论调也相对较新，而且，除了遗传学领域的专家，很少有人能完全理解这一概念（但公众往往也不会去征求他的意见）。如今，各种形态的辐射所带来的危害已经获得充分理解，但在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仍有人不相信此事。对此，穆勒博士谴责说：“很多人不接受遗传原理，其中既有有决策权的官员，也有医疗人员。”正因如此，很多一般用途的化学物质（并非实验室中使用的那些）没有经过检测就匆忙上市。对这些化学物质进行评估是十分必要的。

麦克法兰博士并不是唯一对这种潜在的威胁进行研究和评估的人。皮特·亚历山大博士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一位在英国有着很高声望的医生。他说，类辐射性化学物质的“危险性大于辐射”。上文提到的穆勒博士在遗传学领域进行了数十年有效的工作后，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发出警告：“它们提高基因突变率的能力和辐射一样强。但是在现代的环境中生活，我们经常就暴露在我们并不知道的化学物质当中。我们还不知道这些诱变剂会使我们的基因产生何种程度的转变。”

化学诱变剂的问题之所以被高度忽略，是因为该物质在最早发现的时候仅仅具有科研价值。氮芥毕竟不会直接从天空飘落洒向每一个人，只有实验室生物学家和需要用它治疗癌症的医生才会用到它。（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一位用它治疗的病人的染色体的确发生了病变。）然而，除草剂和杀虫剂在现代的确和大量的人群进行了最亲密的接触。

连续几代都暴露在DDT中的蚊子会变成雌雄同体的奇怪生物。用酚处理过的植物会出现严重的染色体受损和基因突变以及不可逆转的遗传变化。果蝇是遗传学实验的常用对象，它在受到任何酚类物质影响的时候，就会出现基因突变。它们基因突变的危害性极强。它暴露在任何一种常用除草剂或者尿烷中时都会立即死亡。尿烷是一种氨基甲酸盐，越来越多的杀虫剂是由这种物质制造的。其中有两种氨基甲酸盐物质被用来防止土豆发芽。正是这种物质，在后来被证实有阻止细胞分裂的作用。另外一种防止土豆发芽的马来酰肼也是诱变剂的一种。

使用了六氯化苯（BHC）或者林丹后的植物会出现严重畸形，根部肿起的肿块就像人类的肿瘤。它们的细胞体积不断增大——这是由于染色体增加而造成的肿胀。染色体会在后续的分裂中继续加倍增长，直到在物理上无法继续进行细胞分裂。2,4-D也会令植物根部长出这样的肿块。染色体变粗后挤在一起、细胞分裂速度严重放缓，这些结果据说和X射线辐射造成的后果十分相似。

以上只是列举了几个例证。目前尚未有人对农药引发的诱变效应进行综合研究。以上列举的例证是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的副产品。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直面这一问题。

很多科学家承认环境辐射对人类造成的严重后果，却从没考虑诱变剂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他们认为辐射有强大的穿透力，却对化学物质可以渗透进受精卵中表示怀疑。我们因为缺少对这一问题的直接研究而受到限制。然而，在鸟类和不少哺乳动物的性腺和生殖细胞中都发现了大量的DDT残留，这就证明，氯化烃类物质不仅能遍布生物体内各部位，而且完全可以直接渗透进遗传物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戴维斯教授最近研究发现，有种化学物质可以阻止细胞分裂。这种物质被严格地限制使用，但是，这种可以用于癌症治疗的物质却能够让鸟类无法生息。非致死剂量也会阻止性腺细胞分裂。戴维斯教授也进行了一些实地观察和监测。很显然，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其他有机体的性腺能免遭化学物质侵害。

医学领域最近在染色体异常这一领域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1959年，英国和法国的几个研究团队发现，他们独立进行研究的几个项目都导向同一个结论：人类的一些疾病是因为染色体数量被干扰而引发的异常所导致的。这些调查者对一些疾病和异常情况进行了研究，而后发现这些患病人群的染色体存在异常。举例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典型的先天愚型者有一条额外的染色体，有时候这条染色体也会和其他的染色体黏在一起，所以测试值也是正常的46条。但是一般来说，多余的那条染色体是单独存在的，即总数为47条。就个体而言，缺陷的源头肯定出现在它出现之前的那代人身上。

慢性白细胞增多症患者体内有一种不同的机制在运转，这与他们的国籍和种族都无关。这些病人的血液染色体一直呈现异常状态。这种异常包括部分的染色体缺失。在这些病人皮肤染色体的检测中，一切都显示正常。这就说明，这种染色体缺陷并不是生殖细胞的染色体异常导致的，而是在某些时期，一些特定作用直接威胁了特定的细胞。部分染色体的缺失导致了这些细胞无法接收到从事正常行为的指令。

自从这一领域开科以来，染色体异常导致的缺陷越来越多，已经超出了医学研究的范畴。其中的一种，我们只知道它叫“克氏综合征”，和一条性别染色体的非正常复制有关。虽然被孕育的个体性别是男性，但携带了两条X染色体（XXY，正常的男性性别染色体是XY）。这样的男性在性别特征上多少会有些不正常。与之相反，如果有人少接收一条染色体（X，而不是XX或者XY），那么，她通常是女性性别，但是会缺少很多第二性征。这种情况往往还伴有各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X染色体上显然携带了和各种性别特征有关的基因信息。这种疾病则被称为“特纳综合征”。上述疾病在尚未能查明其病因的时代就已经见诸医学文献了。

现在，许多不同国家的科学家都就染色体异常这一课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克拉斯·帕陶领导的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小组就各种先天畸形的案例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智力缺陷。这似乎是由染色体的局部复制造成的，就像某个精细胞在形成的过程中，染色体出现了断裂，碎片没有进行正确的重新排列。这种意外极有可能影响胚胎的发育。

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出现一整条多余而完整的染色体一般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会使胚胎无法存活。只有三种情况可以存活下来，而其中一种就是先天愚型者。另外，如果出现了碎片化的多余染色体，虽然还不至于致命，但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现在依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新生儿出现的各种先天缺陷。

目前这依旧是一个崭新的领域。科学家们更关注因病造成的染色体异常及缺陷发展的相关情况，却并不是从其根源上进行诊断。认为造成染色体损伤或者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造成染色体异常的罪魁祸首是某一种单独的物质，这个想法非常愚蠢。但现在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正在把各种各样能直接造成染色体损伤的化学物质抛向环境。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能够精确瞄准吗？仅仅为了预防土豆发芽，或者消灭露台上的蚊子，我们是不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如果我们愿意去做，我们其实能够减少对遗传基因的威胁。基因是地球20亿年进化的历史送给我们的礼物，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我们只是暂时保管这一财产，直到有朝一日我们将它们传递给下一代。然而，我们现在都不去保护基因的完整性。虽然现行法律要求相关的化工厂对产品毒素进行检测，但没有要求他们检测这些物质对相关物种所造成的基因影响，这些化工厂自然也就乐得省去这一麻烦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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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四个中就有一个

很早之前，生物就开始和癌症做斗争，甚至连斗争的起点都在实践中被遗忘了。不过一定是在自然环境中开始的，那个时候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受到各类影响，不论好坏都源自太阳风暴以及地球的原始环境。面对原始环境中某些元素带来的危害，比如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形成恶性肿瘤，某些岩石会产生辐射，从岩石或者土壤中冲刷出来的砷也能污染食物和水，生物必须去适应，否则就会灭亡。

甚至在生命出现之前，环境中就已经存在着这些相互敌对的因素，但是生命依旧出现了，并且在经过数百万年之后，它的数量大增，种类繁多。经历了那个属于大自然、具有宽裕时间的时代，生命达到了和破坏力相适应的状态，并通过自然选择淘汰了那些适应力差的物种，让那些最具有抵抗能力的物种活了下来。这些自然因子现在依然还是产生癌变的重要因素，但现在已经为数极少。同时，对于这些古老的致癌因子，生命也早就习惯了。

随着人类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所有生命形式中只有人类会创造那些能够引发癌症的化学物质，这在医学术语上被称为“致癌物”，煤烟就是一个例子。其中一个著名的有害物质叫作“芳香烃”。工业时代开启后，这个世界就一直在被改造升级，自然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了新型化学物质的世界，而且其中许多物质能产生变化。但人类对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新型化学性的环境毫无防备，因为人类本身的进化防御就非常缓慢，所以这些强大的化学物质很容易就能够穿透我们的防御系统，然而我们并未为此做好准备。

癌症有很长的历史，但我们对癌症的关注和治疗过了很久才成熟，尤其是对致癌物的认识。20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意识到外部环境中的物质可以引发癌变，这是一位伦敦医生发现的。1755年，波西瓦·帕特爵士称，扫烟囱工人常患的阴囊癌是由一种堆积在他们体内的烟灰造成的，他没有办法提供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证据，但现代研究手段从烟灰中提取了这种致命物质，并且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帕特爵士发现这一事实后的100多年里，人们似乎并没有进一步认识到长期接触或吸入环境中的某些化学物质也会致癌。人们确实注意到，长期在威尔士炼钢厂和锡制品铸造厂里工作的工人会得皮肤癌。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在威尔士炼铜厂、萨克森钴矿、波西米亚铀矿工作的工人会患上肺病，后来也被确诊为肺癌。但这些情况都出现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那时工厂并没有遍地开花，工业产品还没有充满于生物的生存环境中。

19世纪最后的20多年，人类开始对工业时代的恶性肿瘤有所认识。大约在巴斯德发现传染病来源于细菌的同一时期，其他科学家逐渐发现化学物质会致癌——萨克森新型煤炭工业和苏格兰页岩工业工人常患皮肤癌，而那些因职业而长期跟沥青、煤焦油亲密接触的人则常患其他癌症。19世纪末，医学确定了6种工业致癌物。20世纪，我们则创造出了不计其数的化学致癌物，并让公众与它们亲密接触。从帕特爵士发现癌症后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环境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不只有从业人员才会长期暴露在危险的化学品当中，这些物质已经进入了所有人的生存环境——哪怕是尚未出生的婴儿。所以，癌症患者的增加已经到令人担忧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增长并不是主观印象，人口统计办公室1959年7月的月报表明，恶性疾病，包括淋巴和凝血组织的恶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5%，而1900年这一数字仅为4%。据现有发病率，美国癌症协会预估美国现有人口中最后将有4500万人罹患癌症。这意味着每30个家庭中就会有两个家庭受到这种恶性疾病的困扰。

孩子们的情况更是令人担忧。25年前，儿童很少会患癌症。但如今，癌症是美国学龄前儿童最主要的死因，情况异常严峻。波士顿建立了第一家专门治疗儿童癌症患者的医院，医治罹患癌症的儿童。1～14岁死亡的儿童当中，14%是由癌症引发的。临床上，有许多不足5岁的孩子出现恶性肿瘤。更让人感到惊悚的是，很多小孩出生时就患上了肿瘤。美国国家疾病研究中心的惠帕博士是研究环境致癌物的权威。他说先天性癌症和婴儿时期的癌症可能是母体在怀孕期间暴露在致癌物中造成的，这种致癌物质穿透胎盘，作用于胚胎组织。实验表明，动物暴露在致癌物中的年龄越小，引发癌症的概率就越大。佛罗里达大学的弗朗西斯·雷博士告诉我们，现在添加化学物质的行为或许会让孩子罹患癌症。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对接下来的一两代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在试图控制自然的过程中，我们使用的哪些化学物质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癌症。从动物实验室活体实验中得到的证据表明，有五六种农药被明确地判定为含有致癌物。如果再加上那些医生认为会引发白血病的农药，这个清单将会更长。这些证据并非直接获得的，因为我们无法进行人类活体实验，但这些动物活体实验依旧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一些农药对于活性组织和细胞的影响被认为是癌症发生的最主要原因，算上它们，致癌物清单上还能再加上很多条目。

砷是最初被使用的和癌症确定有关的几种农药之一，它以亚砷酸钠的形式出现在除草剂中，出现在杀虫剂和其他几种化学合成物中的时候就变身为砷酸钙。砷与人类和动物癌症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惠帕博士在《职业性肿瘤》一书中举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来证明砷和癌症之间的关系。西里西亚的雷钦斯坦在金银贵金属开发上有近千年的历史，包括砷矿开发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含有砷的废料就堆积在矿井附近，由此进入从山上流下的溪水中。地下水也受到了污染，在砷慢慢进入饮用水的几个世纪以来，当地许多居民都得了“雷钦斯坦病”——伴有肝脏、皮肤、肠胃及神经系统的慢性砷中毒，这种疾病通常会导致癌症。雷钦斯坦病现在已经成为历史问题，因为二十几年前当地采用了新的供水系统，绝大部分砷已经被清除了。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省，会引发皮肤癌的慢性砷中毒在当地十分普遍，就是由于当地饮用水的水源受到了含砷物质的污染。

如果长期使用含有砷的杀虫剂，很容易出现雷钦斯坦和科尔多瓦类似的情况。美国西北部许多种植烟草的土壤以及东部的蓝莓地都喷洒过含砷物质，很可能造成水源污染。

被污染了的环境不仅会影响人类生存，也会影响物种多样性。1936年德国发表了一份有意思的报告：弗莱贝格附近地区，冶炼银和铅的熔炉将含砷废气排放到空气中，这些废气飘散到附近的乡下，飘落在植被上。根据惠帕博士的报告，以这些植被为食的牛、马、羊、猪都出现了毛发脱落、皮肤变厚的情况，在附近栖息的鹿身上出现了异常斑点和癌前疣。很明显，它们身上发生了癌变。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家畜，都出现了疑似肠炎、胃溃疡、肝硬化的症状。附近饲养的绵羊出现了鼻窦癌，死后在其大脑、肝脏和肿瘤部位都发现了砷；当地昆虫，尤其是蜜蜂的死亡率非常高；雨水将含砷的粉尘从树叶上冲刷到小溪里和池塘中，造成大量的鱼类死亡。

新型有机农药中的一种致癌物，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治理各类昆虫。这种物质本身的发展史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虽然有相关法律存在，但是公众暴露在某种已知致癌物中几年后，漫长的法律程序才安全、有效地控制了这一情况。从另一角度看，这个故事非常具有讽刺性，它说明公众现在被要求接受的安全物质，或许在明天就会被发现是相当危险的。

这种化学物质在1955年被发明出来，制造商申请容许的残余量，要求将这种化学物质喷洒在农作物上可以有少许残留。制造商还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了实验室动物实验，并同时提交了实验结果。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个测试表明这种物质有致癌的可能，于是建议该产品的残留物容许值为零。也就是说，法律不允许跨州贩卖的食物中含有任何该物质的残留物。但该制造商具有合法上诉权，因此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复审评估，并做出折中决定：设定了0.0001%的容许值，允许该厂产品先上市两年，在此期间，进行进一步的实验以判断该物质是否真的致癌。

虽然委员会没有明说，但他们这一决定就意味着公众在他们眼里就像实验室中的小白鼠，用来活体检测可疑的致癌物。实验室的动物很快就给出了检测结果：这种杀螨虫的药的确可以致癌。即使在当时（1957年），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无法立刻废除其容许值。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吃上了被这种致癌物质污染的食物，但走完各种法律程序还需要一年时间。终于在1958年12月，停止使用现行容许值的决定生效了。但是，早在1955年该局局长就提出了这一建议。

这并不是唯一会致癌的药物。对动物进行的实验检测表明，鸡食用了含有DDT残留物的食物，出现了可疑的肝脏肿瘤。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学家发现了这些肿瘤，虽然不知道该如何对它们进行分类，但有理由将它们看作低级原发性肝细胞癌。惠帕博士于是将DDT也纳入“化学致癌物”范畴。

在氨基甲酸酯类除草剂中，有两种除草剂——苯胺灵（IPC）和氯苯胺灵（CIPC）——会使实验室白鼠产生皮肤肿瘤，其中有些被证实为恶性肿瘤。这些化学物质似乎引发了癌变，但环境中弥漫的其他类型的化学物质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名为氨基噻唑的除草剂使得实验室动物出现了甲状腺癌。1959年，很多蔓越莓种植者误用了这一化学物质，导致上市的蔓越莓中含有残留物。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了受污染的蔓越莓。事实上，这种化学物质致癌的说法当时受到了广泛怀疑，其中还有许多质疑声来自医学界人士。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随后发布的证据清楚地证明，在实验室小白鼠身上使用氨基噻唑会有致癌作用，这些小白鼠的饮用水中被加入了0.01%的氨基噻唑（或每一万茶匙水中加入一茶匙该物质），小白鼠在第68周就出现了甲状腺肿瘤，两年之后，超过一半的小白鼠体内都出现了肿瘤。经过诊断，这些肿瘤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即使给药程度最低也会出现肿瘤。没有人知道，多大剂量的氨基噻唑会对人类产生致癌作用。但哈佛大学医学教授戴维·鲁斯坦博士指出，那个浓度对人有利和有害的概率一样大。

目前新型氯化烃杀虫剂和现代除草剂出现的时间太短，无法确定它们的全部影响。大部分恶性肿瘤发展异常缓慢，患者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爆发临床症状。20世纪20年代初，在表盘上绘制夜光数字的工作人员因为习惯用嘴衔着笔刷而误食了非常微量的镭元素，他们中的有些人在15年后患上了骨癌。出于职业原因暴露在化学物质中引发的癌症潜伏期可能长达15到30年。

与出于必要的工业原因暴露在各种致癌物中的平民不同，军事人员在1942年就首次暴露在DDT中，而平民首次暴露在DDT中则是在1945年。20世纪50年代初，各种各样的化学农药开始投入使用，不管它们播下了多么邪恶的种子，这些种子成熟的时间尚未到来。

一般疾病都会有一个漫长的潜伏期，现在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白血病。广岛核爆炸的幸存者在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三年就患上了白血病。现在还有证据表明，白血病的潜伏期甚至比这个还要短。有一天或许会发现其他潜伏期较短的癌症，但目前白血病是唯一的不符合癌症潜伏期长这个规律的例外。现代农药的兴起使白血病的发病率稳步上升。国家人口统计办公室的数据表明，造血细胞疾病的增长令人担忧——1960年，白血病的患者有1.29万人；死于血液及淋巴细胞癌的患者有2.54万人，相较于1950年的1.669万人，这一数据出现了大幅增长。1950年，每10万个人中就有11.2人死于白血病，196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4.2人。这种增长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其他国家各个年龄段死于白血病的人数正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着。这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是否正日益被暴露在某种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含有致命毒素的环境之中呢？

世界著名的医疗机构——梅奥诊所每年都会有数百名患者死于造血组织疾病，梅奥诊所血液科的马尔科姆·哈特雷弗斯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报告称，这些病人都有暴露于化学有毒物质的经历，比如DDT、氯丹、苯、林丹和石油喷雾。

与使用各类有毒物质有关的环境性疾病也在增多。过去10年中，大量临床经验表明，大多数血液疾病和淋巴疾病患者都曾大量接触过各类烃类物质。现今许多农药中还有这种物质。只要这些患者的病史记录详细，几乎就能够发现这种关系百分之百地存在。马尔科姆博士曾经接诊过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霍奇金病等血液病和其他造血组织疾病的患者，从中获得了许多详细病历。马尔科姆博士说，这些患者都曾大量接触过一些有毒物质。

这些病例说明了什么呢？其中一个病例的患者是一位十分厌恶蜘蛛的家庭主妇。8月中旬的一天，她拿着装有DDT和石油馏出物的喷雾剂来到地下室，把整个地下室全都喷了一遍，包括楼梯底、水果储藏柜、天花板和横梁周围。所有区域喷完之后，她开始觉得恶心、极度疲劳和紧张。接下来的几天，她好转了，然而，她并没有意识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9月的时候，她又进行了一次全面喷洒，再度感到身体不适。等身体暂时恢复后，她又进行了一次喷洒行动。这一次喷洒结束之后，她出现了新的症状——发烧、关节疼痛、全身不适，甚至有条腿出现了急性静脉炎。马尔科姆博士对她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她患上了急性白血病。第二个月，她就去世了。

马尔科姆医生的另外一个病人是一位专业人士。这位专业人士的办公室在一栋满是蟑螂的老建筑里，他被这些蟑螂弄得狼狈不堪，于是决定亲自进行治理。在某一个星期天，他花了半天时间把所有隐蔽区域都喷了药。这个喷雾中，DDT以25%的浓度悬浮在含有甲基化萘的溶液中。喷药过后，很快他全身多处出现瘀青，还伴有出血。当他走进诊所时，他体内的很多地方都在出血。血液检测表明他的骨髓严重衰退，他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之后的5个半月时间里他接受了59次输血，并进行了许多其他治疗，身体出现了局部好转。但大约9年后，他患上了致命的白血病。

涉及农药的病例中，致癌物主要包括DDT、林丹、六氯化苯及其类似物质——硝基粉（常见的防蛀晶体）、二氯苯氯丹（以及承载它们的溶剂）。马尔科姆医生强调，仅仅暴露在单一化学物质中的情形是例外而不是常见情况。通常，商业产品中含有数种化学物质，它们连同某种分散剂混合在石油馏出物中，而这些石油馏出物中的芳香烃、不饱和烃可能是损害造血器官的罪魁祸首之一。但是如果撇开医学观点，仅实际情况来看，其中的差别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在喷洒农药时，这些石油馏出物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马尔科姆医生认为，这些化学物质和白血病及其他血液病之间有着因果关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文件中都有大量案例支持他的说法，这些病例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受到自己的喷雾设备或飞机喷洒反复毒害的农民、在书房里洒了灭蚁药却仍待在里面学习的大学生、家里装了便携式氯丹喷雾器的妇女、接触了氯丹和毒杀芬后在棉花地里工作的工人……这些病例中含有被医学术语掩盖了的人间悲剧。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一对表兄弟，他们住在同一个镇上，总是在一起工作、玩耍。他们最后一份致命的工作是给农场喷洒一袋一袋含六氯化苯的杀虫剂。8个月后，其中一个男孩得了急性白血病，9天后就去世了。同时，他的表兄弟开始出现疲劳和发烧的症状，诊断结果表明：他也得了白血病。这位表兄弟最终也因此病而死去。

还有一位瑞典农民，他的经历很奇怪，会让人想起那艘金枪鱼捕捞船福龙号上的日本农民九宝山，九宝山以海洋为生，而这位瑞典农民则以土地为生。和九宝山一样，这位瑞典农民之前非常健康。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天空飘下的农药都带着一张死刑判决书，其中一个人的判决书来自被辐射破坏的灰尘，另一个人的判决书则来自化学粉尘。这位瑞典农民用含有DDT和六氯化苯的药剂处理了60英亩土地。他工作时，一阵阵风将小团的粉尘扬起，被他吸入身体。“当天晚上，他就觉得非常累。接下来的几天，他感到非常虚弱，同时还伴随着背疼、腿疼和寒冷，于是不得不卧床休息。”隆德一家医院的诊疗报告中写道，“他的情况持续恶化。在5月19日（喷药后一周），他去当地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当天他就发起了高烧，血球指数出现异常。他被转到内科门诊住院治疗，两个半月后，他就去世了。尸检显示他的骨髓已经完全萎缩。

细胞分裂这样一个正常而又必要的过程是如何变得反常又有破坏性的呢？这一问题让无数科学家投入巨大精力，不知道花费了多少研究经费。细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使得这一有序增殖过程变成了癌细胞不受控制的、疯狂的繁殖过程？

等到研究出结果，这个答案肯定是多方面的：癌症本身就是一种伪装，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就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它们扩散和退化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相应地会有不同的致病原因，而潜藏在这些原因之下的罪魁祸首或许只是针对细胞的几种基本伤害。世界各地都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以及其他不针对癌症的研究中，我们都看到了微弱的曙光，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这道光照亮。

我们发现，仅仅观察那些最为细小的生命单位——细胞核和染色体，我们就能得到更广阔的视野。在这个微观世界中，我们要找出是哪些因素破坏了细胞的神奇作用，使它偏离了正常轨道。

根据马克斯·普朗克细胞生理研究所奥托·瓦尔堡博士的理论，核辐射和致癌物都能破坏正常细胞的呼吸作用，从而剥夺它们获得能量的能力。重复使用微小剂量的致癌物也可能导致这种结果。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则无法逆转。那些没有被这些毒素破坏的细胞，竭尽全力地弥补损失。它们无法继续进行那种特别又高效的循环来生产ATP，而是使用原始的、效率低的方法——发酵，通过发酵来继续存活的斗争将持续很长时间。此后进行细胞分裂时，所有的子细胞都使用这种畸形的方式呼吸和存活。一旦使用了畸形的呼吸方式存活，细胞就无法重新获得正常的呼吸方式。不管是经过一年、十年，还是几十年，细胞都无法正常呼吸。然而，在竭力弥补能量的过程中存活下来的细胞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发酵的方法来进行机能补偿。这是一项达尔文式的争斗，只有最合适的或能力最强的才能存活。最后，发酵可以和呼吸产生相同的能量了，这时正常细胞就转变为癌细胞了。

瓦尔堡博士的理论还解答了其他一些谜题：大部分癌症之所以存在潜伏期，是因为呼吸作用受到破坏之后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细胞分裂。当细胞的呼吸作用受损后，发酵作用会不断增强。物种不同，发酵作用演变为主要作用所需的时间也不同，因为各物种细胞的发酵速率都不一样。比如老鼠需要的时间比较短，癌症很快会发生；而人类所需时间则很长，可能需要几十年，恶性肿瘤就会在这期间从容不迫地发育。

瓦尔堡博士的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重复使用小剂量致癌物危害比单次大剂量使用要大：后者会立即杀死细胞，而前者却能让细胞在受损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存活。但是，这些幸存的细胞却可能转化为癌细胞。所以说，致癌物没有安全剂量。

瓦尔堡的理论也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题——为什么同样的东西既可用于治疗癌症，却也可能致癌？正如大家所知，辐射既能杀死癌细胞，也可能致癌。现在很多用于治疗癌症的化学物质也是这种情况。为什么这两种东西会致癌呢？因为它们都会损害细胞的呼吸作用。癌细胞的呼吸作用已经出了问题，进一步受损后就会死亡，而正常细胞不会被杀死，只是呼吸作用受损，进而可能转化为癌细胞。

瓦尔堡博士的理论在1953年得到验证。一些科学工作者仅仅通过长时间、间歇性地停止给细胞供氧就可以把它转化成癌细胞。1961年，他的理论再次得到证实，这个证据来源于活体动物，而非组织培养。放射性物质被密集注入患有癌症的小白鼠体内，然后观察它们的呼吸，发现发酵作用的速度远远高于正常水平，正如瓦尔堡博士预见的那样。

根据瓦尔堡博士确立的标准，大多数农药都达到了致癌物质的标准。在上一章，我们知道氯化烃、酚类以及一些除草剂会阻碍细胞进行氧化作用和生产能量的过程，它们会以同样的方式创造一些休眠的癌细胞。这种不可逆转的癌细胞有长时间的潜伏期，不会被人们很快察觉。而当它们最终以明显的癌变现身时，它们形成的真正原因早就被人遗忘了。

染色体可能是通往癌症的另一条途径。该领域著名的研究者会对任何损坏染色体、损坏细胞分裂或者是引发突变的物质投以怀疑的目光。虽然对于突变的研究经常和生殖细胞有关，会使物种的下一代深受其害，但身体细胞中也存在突变的情况。根据癌症起源于突变的理论，细胞在辐射或化学物质作用下会发生突变，这时，细胞就摆脱了身体多余细胞分裂的惯常作用，于是它们以狂野的、不受束缚的方式增殖。这些细胞分裂出的细胞同样具有逃脱管制的能力。时间够长以后，这些细胞积累起来后就形成了癌症。

其他研究人员也道出一个事实：癌组织中的染色体是不稳定的，容易破裂或受到损害；癌组织中染色体的数量也不正常，一个细胞中甚至会出现两套染色体。

最先对染色体异常引发癌变全过程进行追踪研究的是纽约斯隆–凯瑟琳肿瘤癌症中心的两位研究人员阿尔伯特·莱文和约翰·贝塞尔。对于“究竟是癌变先出现还是染色体异常先出现”这一问题，两位研究者毫不犹豫地回答，染色体异常早于癌变发生。他们推测，可能在最初的染色体异常出现之后和最终不稳定性的形成期间，许多代细胞经历了不断试错的长期过程（癌症的漫长潜伏期），在此期间终于积累了足够多的突变，使得细胞可以摆脱控制不规则增生，也就出现了癌症。

欧吉韦德·温吉博士是染色体不稳定论的首批支持者。他认为人们尤其需要关注染色体复制的现象。通过对六氯化苯和酮类物质进行反复观察，知道它们会导致实验性植物细胞中的染色体倍增。许多证据都充分证明，贫血病致死的案例中都有这两种物质的身影。这难道是巧合吗？其他妨碍细胞分裂导致染色体断裂，并引发突变的农药又是什么呢？

不难知道，白血病是暴露在辐射或类似辐射的化学物质中最易引发的疾病之一，化学或物理诱变剂的主要目标就是分裂那些尤为活跃的细胞，其中包括不同组织，尤其是与造血功能相关的组织的细胞。人体中，骨髓是血红细胞的主要生产者，它每秒都会向人类血液输送大约一千亿个新细胞。白细胞则是在淋巴腺和一些骨髓细胞中形成的。白细胞形成速度虽然不稳定，但十分惊人。

某些化学物质再一次让我们想起像锶一样的辐射物质，它对骨髓有着极强的亲和力。经常被用于杀虫剂、农业上的苯会在骨髓中停留长达20个月。许多年前，医学文献就已认定苯会引发白血病。

未成年人迅速发育的组织也会为癌细胞的生成提供最有利的环境。麦克法兰·伯内特爵士曾指出，白血病不仅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增长，且常见于3～4岁的儿童，而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并没有其他高发疾病。伯内特爵士这样解释：3～4岁儿童患白血病的原因，除了这些孩子在出生前后都接触了诱变刺激物外，很难找到其他解释。

尿烷是另外一种可知的、能引起癌变的诱变剂。怀孕的老鼠在经过此类化学物质处理之后，不仅母老鼠出现了肺癌，幼鼠也同样出现了肺癌。在这一实验中，幼鼠唯一可能接触诱变剂的机会就是在出生前。这一实验证明这种化学物质能够通过胎盘传给下一代。正如惠帕博士所警告的那样，暴露于这种物质及其相关化学物质的人群，婴儿可能在母体中接触到这些化学物质而出现肿瘤。

尿烷是一种氨基甲酸酯，和除草剂IPC、CIPC有着近似的化学性质。尽管癌症专家已经发出警告，但氨基甲酸酯仍广为使用，不只作为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还被用于增塑剂、药物、服装以及其他绝缘材料当中。

癌症产生的过程也有可能是间接的、迂回的。通常，不是癌症的物质也可能会扰乱身体的某个部分的正常功能，最终引发癌变。重要的例子就是和生殖激素失衡有关的癌症，尤其是生殖系统癌症。这些病例中这种干扰是由于肝脏受到了某些有害物质的毒害，使得激素无法维持在稳定水平。氯化烃恰恰是引发这种间接癌变的物质。所有的氯化烃物质都对肝脏有某种程度的毒害。

生殖激素可以在人身体中正常存在，并起着督促各个生殖器官发育的作用。然而，身体内部有防止生殖激素过量堆积的自我保护机制，肝脏就有平衡雌激素和雄激素的作用，以免出现某种激素过量。如果肝脏因为疾病和化学物质受到损伤或者维生素B含量过低，它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雌激素的含量就会异常增高。

这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实验中有大量和动物有关的证据。在一个实验中，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一位调查者发现：肝脏受损的兔子出现子宫肌瘤的概率非常高。他认为肝脏无法抑制血液中的雌激素，雌激素随之增长到足以致癌的水平，大量以小白鼠、豚鼠以及猴子为主体的动物实验表明，长期摄入雌激素会导致生殖器官的组织变化，既有良性增生，也有明显的恶性肿瘤增生。老鼠摄入过量雌激素会出现肾脏肿瘤。

虽然医学界对这一问题看法不一，但大部分证据都表明，人体组织内也会出现类似情况。麦克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调查者发现，在他们研究的150起子宫癌病例中，有三分之二的病例都显示出异常高的雌激素水平。之后研究的20起病例中，90%都与之类似，含有高度活跃的雌激素。

有这样的可能：肝脏受到的损伤已经足以打乱它正常抑制雌激素的活动。但目前医学测试无法检测出这种损伤。氯化烃很容易就能导致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定量摄入很低的氯化烃就会引起肝细胞出现聚集性的变化。它们还可能导致B族维生素的流失。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有一连串证据表明，B族维生素对于抗癌有着积极的作用。一度担任斯隆–凯瑟琳癌症研究所所长的已故的C．P．罗兹发现，实验中的动物被暴露在高剂量的化学致癌物中，只要给它们喂食酵母（天然B族维生素的丰富来源），它们就不会出现癌症。一般口腔癌、消化道癌症和其他癌症也伴有维生素缺乏的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在美国被观测到，甚至在瑞典和芬兰偏远的北部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癌症通常都伴有营养不良。男性乳腺癌盛行于非洲部分地区，通常和肝病及营养不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希腊经常有男性胸部增大的病例，就是饥荒导致的后果。

总之，杀虫剂会间接引发癌症，原因在于它们会损伤肝脏，减少B族维生素的供应，从而使人身体内分泌的雌激素增多。除此之外，我们还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各类合成雌激素当中。化学品、药品、食品以及职业环境中都有这种雌激素存在，两者结合的效果足以引起人们的严肃对待。

人类暴露在致癌化学物质中的情形非常多，并且难以控制。一个人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接触到同一种有毒物质。砷就是一种常见的有毒物质，它以各种不同的伪装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中：空气污染物、水污染物、食物里的毒素残留、药品、化妆品、木头防腐剂、油漆和墨水中的着色剂。如果只是接触其中一种，或许不至于导致恶性肿瘤。但是，如果人体里已含有其他“安全剂量”，这时再加入任何一个所谓的“安全剂量”，就可能使那个剂量变得有害。

同样的两种或其他多种致癌物质同时产生危害时，它们的作用就会叠加。比如，接触过DDT的人一定也会接触到其他有损肝脏的烃类物质，因为它们被广泛用于溶剂、脱漆剂、脱脂剂、干洗液以及麻醉药中。那么DDT又哪有“安全剂量”可言呢？

一种物质可能会对另外的物质产生影响，这样一来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了。癌症的出现需要同时有两种化学物质起到互补作用：一种使细胞或组织变得更加敏感，这样在另一种物质或其他促进因素的促进下，组织才会发生真正的癌变。因此IPC和CIPC这两种除草剂可能是皮肤癌的引发者，它们撒下了癌症的种子，直到其他物质出现才会引发真正的癌变，而这种物质或许就是一种普通的清洗剂。

化学物质和物理物质之间也可能会产生相互作用。白血病的产生需要两个步骤，X射线激发了癌变，而摄入的化学物质，如尿烷，则起了促进作用。人们越来越多地暴露于各种放射源中，再加上与各类化学物质的接触，这给现代社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新问题。

放射性物质对于水源的污染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物质以污染物的形式出现在已经含有其他化学物质的水源中时，很可能会通过电离辐射的作用而改变这些化学物质的性质，以无法预测的形式重新排列其原子，创造出新的化学物质。

洗涤剂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对公共水源造成了污染，全美的水污染专家都因这一棘手问题而忧心忡忡，但没有办法将这些物质彻底清除。很少有洗涤剂是致癌的，但它们会作用于消化道内侧，让消化道变得更容易吸收危险的化学物质，从而加剧化学物质的影响，间接提升癌症的发病率。但谁又能控制这种作用呢？它就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除了零剂量，什么样的剂量对于致癌物来说是安全的呢？

对环境中致癌物存在的容忍，会使我们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就明确说明了这一点。1961年夏天，联邦各州以及虹鳟鱼养殖孵化场的虹鳟鱼爆发了肝癌。美国东部和西部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某些地方甚至3年以上的虹鳟鱼全都出现病变，这一事实的发现是由于国家癌症研究所癌症部门和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已事先开展合作，要求报告所有鱼类的肿瘤情况，目的是对水污染物让人致癌的危险发出预警。

尽管研究工作至今仍在寻找在如此广大的区域爆发这种疾病的确切原因，但最重要的证据已指出，在事先准备好的鱼类产卵地的饵料中存在问题。这些饵料中除了基本食料之外，还包含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各种各样的化学添加剂和药物成分。

从各个方面看，虹鳟鱼的案例都有着重要意义。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向我们说明了当强力致癌物进入环境时会出现什么情况。惠帕博士将这一流行病视为一个教训，它告诫人们必须将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在数量巨大、种类多样的环境致癌物的控制上。他说：“倘若我们不采取防护措施，那么在鳟鱼身上发生的这场灾难迟早会更为频繁地发生在人类的身上。”

一位研究者称，我们生活在“致癌物的海洋中”，这一发现令人灰心丧气，很可能会让人产生绝望与消极的情绪。人们通常的反应是：“是不是无药可救了？”“难道这些致癌物不可能从我们的世界中清除吗？”“与其浪费时间查找原因，不如把所有精力集中在研发治疗癌症的对策上！”

这些问题被提交给了惠帕博士。他在癌症研究领域的多年工作使他备受尊敬。经过深思熟虑，他基于一生的研究和经验做出判断，并给出了一个全面的答案。他认为，今天环境所造成的严峻形势和19世纪末传染病给人类带来的困境是一样的。那时，巴斯德和科赫的工作出色地定位了病原体和各种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医疗工作者甚至公众都渐渐意识到，人类生存环境中存在大量致病的微生物，就如同今天充斥在环境中的致癌物一样。大部分的传染病现在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有一些已经被彻底根除。这一伟大的医学成就主要归功于对传染病的双重措施——既注重防御又加强治疗。尽管外行人脑子里想的是“神奇魔药”和“起死回生丹”，但在针对传染病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包含了消灭各种环境中病原体的措施。100多年前伦敦爆发的大型霍乱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伦敦的一位医生约翰·斯诺将疾病出现的地点在地图上通通标出，发现它们都源于同一个地区。那里所有居民都从布罗德街上的一口井里取水。斯诺医生迅速并果断地采取了预防医学的一种手段——把水井的阀门拆除了。传染病由此得到了控制。并非什么灵丹妙药杀死了霍乱病原体，而是将病原体从环境中清除了。即使医疗手段取得了重大进展，作用也不仅仅是治病救人，而是减少病灶。现在结核类疾病发病较少的原因在于，今天普通民众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结核真菌。

时至今日，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致癌物，如果我们针对致癌物的战争仅仅专注于治疗手段，那么根据惠帕博士的说法，这场战争永远无法获得成功，因为这种手段并没有将充斥环境里的许多致癌物清除，它们会继续夺走人类的生命，且其夺命的速度要比研发化解此类病症的“特效药”的速度快得多。

我们为什么一直不愿意采用常识性的方法来对待癌症问题呢？或许“是因为治愈癌症与预防癌症相比更振奋人心、更实际、更刺激，也更值得吧”，惠帕博士这样猜测。然而采取预防措施，阻止癌症形成显然更具有人性，也比治疗癌症更有效。惠帕博士几乎无法忍受这种痴心妄想——每天早晨吃早餐之前吞一颗神奇的药丸就能预防癌症。很多人相信最终我们会达到这一科学水平，因为他们误以为癌症是单一原因引起的，因而也相信能用某种单一的治疗方法治愈它。不过，这当然和已经知道的真相相去甚远。环境引发的癌症是由多种化学因素和物理因素综合作用引起的，所以恶性病变会以各种不同的、生物表现各异的方式出现。

当期盼已久的突破真正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指望它就是能够治愈各种癌症的灵丹妙药，虽然必须要继续研究治疗手段来减轻癌症患者的痛苦或治愈癌症早期患者，但宣扬解决方案会以灵丹妙药的方式出现不过是帮倒忙和扯淡。解决方式会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扎实地被研究出来。我们把好几百万美元的资金和所有的希望都投入到为现有癌症寻求治疗方法的研究中，为了寻求治疗方法，我们甚至会忽视掉预防癌症的黄金机会。

征服癌症并非毫无希望。从某一个重要方面来看，现在控制癌症的前景比19世纪末控制传染病时的情况要更为乐观。当时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病菌，就像今天的世界充满了致癌物一样。但这些病菌并非由人类投放，也并非主动传播。与之相反，大部分的致癌物都是人类投放在环境中的，只要愿意，人类可以把它们从环境中清除。这些化学物质会盘踞在我们世界中的原因有二：其一，它们是人类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而研发出来的，这点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其二，这些化学物质的制造和销售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被接受的一部分。

认为所有的化学致癌物都可以从现有世界中被清除，这是不切实际的，但现有化学制剂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生活必需品。清理掉这些物质之后，患癌的负担会大大减轻。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努力清除这些正在污染我们的食物、水源以及大气的致癌物。因为这些物质给我们带来的接触是最危险的——微量暴露，却年复一年重复累积。

在癌症领域，许多杰出的研究者也赞同惠帕博士的理论。他们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检查环境因素并清除其影响，恶性病变是能够被有效征服的。对于体内已经潜伏有癌细胞或已经出现明显症状的癌症患者，我们当然还是要继续寻求治愈之道。但对于尚未患上癌症的人们，以及我们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来说，防御才是根治之法。

15
大自然在反抗

我们冒着巨大的风险竭尽所能想把大自然打造得符合我们的想象，但最终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但现在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实际情况，虽然很少被人提及，但这个事实显而易见。改造自然没有那么简单，昆虫找到了避开我们对它们进行化学攻击的办法。

“昆虫是大自然最惊人的创造。”丹麦生物学家C．J．布里杰这样说道。昆虫的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能够深入了解昆虫世界神秘之处的人总会不断为之惊叹，他知道，一切都有发生的可能——即使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也经常出现。

这一类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正在两个领域广泛发生着：其一是通过遗传学选择过程，昆虫产生了对化学物品有耐药性的种族；其二是化学品，它们正在削弱这环境本身固有的、能够阻挡各种昆虫的自我防御能力，这是更大、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当我们每突破一次这种天然防御能力，一大群变异昆虫就涌现出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告都清楚地证明，我们现在正处于严重困境中。在大量使用化学药剂控制昆虫10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后，昆虫学家发现，几年前被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回来折磨他们了，同时还出现了新问题——一种昆虫一旦出现，哪怕一开始数量并不突出，也必定会在短时间内泛滥成灾。由于昆虫的自然本性，化学控制总是弄巧成拙。化学物质本身的系统设计没有全面考虑复杂的生物系统，这些化学药物可能对少数昆虫进行过清理，但无法预测其对整个生物种群造成的后果。

如今，一些地区逐渐无视大自然平衡。平衡在早期较简单的世界中是一种占上风的状态，这种状态现在已经被打破，我们甚至快将它遗忘了。有人认为这个设想很有道理，但是把这设想当作行动指南就异常危险了。虽然现在的自然平衡和冰川时代大不一样，但这些平衡依旧存在。自然界是一个将各个生物联系起来的、复杂又精准、高度一体化的系统。我们不能再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了，否则我们就会像坐在悬崖边却忽视重力规律的人一样危险。自然平衡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流动的、变化的，永远处于调整状态中。人类也是自然平衡的一部分，有时自然平衡会对人类有利，有时则会对人类不利。当自然平衡过于频繁地被人类自身的活动影响时，它就会变得对人类不利。

在制订昆虫控制计划时，现代的人们忽视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个事实是，真正有效控制昆虫是由大自然而非人类完成的。从第一个生命存在以来，昆虫繁衍的数量一直被昆虫学家称为“环境防御能力”的东西控制着。“可用的食物量、天气及气候条件，竞争者或者猎食生物的存在……这一切都至关重要。防止昆虫破坏我们世界其他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们内部发起的自相残杀的斗争。”昆虫学家罗伯特·迈特卡夫说。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化学药物杀死了所有的昆虫，无论它们对我们是敌是友。

第二个被我们忽视的事实是，一旦环境的防御能力被削弱，某些昆虫就会出现真正的爆发性繁殖。许多不同生命的繁殖能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尽管我们现在和过去对此已经有过暗示。从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神奇的画面：在一个装着干草和水的简单混合物罐子里加入几滴成熟的原生培养液，奇迹就会发生。几天之内，这个罐子里就会出现一群一群旋转着向前移动的生命——数以亿计的拖鞋状草履虫。每个都小得像灰尘，它们全部在这个温度适宜、食物丰富又没有天敌的临时伊甸园里毫无拘束地繁殖。这一景象让我联想良多，一会儿想起能使海边岩石变成白色的藤壶，一会儿又想到一大群水母正游过的景象，它们一海里一海里地移动着，看似无休止颤动着的鬼影般的形体像海水一样虚无缥缈。

当鳕鱼穿过整个冬季洋流到达目的地开始产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自然奇迹般的控制作用。在产卵地，一条鳕鱼产下几百万个卵。如果这些鳕鱼的后代都能成活，大海肯定会变成鳕鱼的天下。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般来说，每对鳕鱼会产下几百万个卵，但自然界的抑制机制使得只有其中一些鳕鱼卵能够长成成鱼，它们或许只能刚好替补它们的父母留下的位置。

生物学家们经常会猜测：如果发生了无法想象的大灾难，自然的防御能力都消失不见，只有一个单一物种的所有后代能生存下来，那么会发生什么？一个多世纪以前，托马斯·赫胥黎就估算过，单个雌性蚜虫（它具有不需交配就可以繁殖后代的神奇能力）在一年内产出后代的总重量相当于当时中国总人口的重量。

这种极端情况只是理论上的，不过动物种群研究者们曾见识过这种由于大自然的失常而出现的可怕结果。畜牧业从业者不遗余力地消灭郊狼而导致田鼠成灾，而以前郊狼控制着田鼠。在这方面，亚利桑那州凯巴布高原上经常上演的鹿的事件则是另一个典型例子。有个时期，这种鹿与其所在的环境一直处于平衡状态。有一定数量的捕食者——狼、美洲豹和郊狼——控制着鹿的数量，让它们不超过自己的食物供给量。接着，一项保护鹿的运动开始了，鹿的天敌通通被消灭。没有了捕食者之后，鹿的数量迅速增长。它们很快就没有足够的食物了，在它们寻找过食物的树上，没有叶子的地方越来越高。后来，越来越多的鹿死于饥饿。饿死的鹿的数量超过了以前被捕食者杀死的数量。另外，这里的整个自然环境也因为它们努力寻找食物所做出的不顾一切的努力而被破坏了。

田野和森林中捕食性昆虫的作用看起来和凯巴布高原上的狼和郊狼一样。消灭它们，被捕食的昆虫的种群就会铺天盖地地发展起来。

至今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地球上昆虫的种类，因为还有许多昆虫需要被鉴定。不过已经有超过70万种昆虫被记录在册，这就意味着从物种数量上看，地球上70%～80%的动物是昆虫。这些昆虫中绝大多数都被自然制衡力控制着，没有任何人为干涉。除了自然之力，很难想象到任何化学药剂能够控制住昆虫的数量。

但糟糕的是，我们常常是在失去昆虫的天敌所提供的保护之后，才意识到这种保护作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既察觉不到这个世界的美丽奇妙，也很难发现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生物所具有的神奇甚至可怕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捕食性昆虫和寄生生物的生活习性几乎一无所知，或许我们曾注意到花园灌木上有一些长相奇特、外貌凶恶的昆虫，也隐约知道螳螂可以捕食其他昆虫。但是，当我们夜晚走过花园，用手电筒照见到处都有螳螂偷偷靠近猎物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我们看到的一切，才会意识到捕猎者和猎物之间上演的戏码。那时我们就会感受到大自然残酷的自控力量。

捕猎者——那些以其他昆虫为食的昆虫有很多种。有些昆虫动作敏捷，像燕子一样在空中捕猎食物；有些昆虫沿着枝干慢慢地爬行着，去吞食像蚜虫一样静止不动的昆虫；大黄蜂喜欢捕捉软体昆虫，用汁液喂养幼蜂；马蜂喜欢在屋檐下用土建筑圆形蜂巢，在蜂巢中储存好昆虫，供幼蜂食用；黄蜂飞舞在正在吃草的牛羊群上方，消灭了让牛群备受折磨的吸血蝇；发出很大的嗡嗡声的是食蚜蝇（经常被人们误认为蜜蜂），它把卵产在蚜虫侵蚀的植物叶子上，孵出的幼虫就会消灭大量蚜虫；瓢虫是蚜虫、蚧壳虫和其他食叶类昆虫的捕猎者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一只瓢虫需要消耗上百个蚜虫才能燃起它能量的小火焰。

从生存习性上讲，更奇特的是寄生性昆虫。寄生性昆虫不会立刻杀死它们的宿主。相反，它们通过各种适当的方法利用宿主为其提供营养。它们把卵产在猎物的幼虫或者卵内，以便它们自己孵化的幼虫靠宿主的力量获取食物。一些昆虫用黏液将卵粘在毛毛虫身上，孵化时寄生幼虫就钻到宿主的皮肤里。还有一些昆虫出于伪装的本能，把虫卵直接粘在树叶上，这样吃叶子的毛虫就会不小心将它们吃进去，从而成为宿主。灌木丛花园和森林里到处都有工作着的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在池塘里，蜻蜓上下翻飞，阳光照耀着它们金色的翅膀，发出耀眼的光芒。它们的祖先从生活着大型爬行动物的沼泽上急速飞过。如今和古时一样，它们用锐利的眼睛在空中捕捉蚊子，然后用数只腿形成的篮状结构将蚊子一把捞起。在水下，蜻蜓的幼虫捕食水生阶段的蚊子和其他昆虫。

又或者在其他地方，草蜻蛉和叶子基本融为一体，它穿着绿色薄纱般的翅膀，有着金色的眼睛，生性害羞、隐秘。它曾在二叠纪生活过。这种昆虫的成虫主要以花蜜和蚜虫肉质为食，时常把卵产在一根长长的树枝上，并将它和一片叶子相连。它的幼虫被称为蚜狮，模样奇特，体表有硬毛，靠捕食蚜虫或螨虫为生。它们捕食这些昆虫，把它们的汁液吸干，以此维持生命。在形成白色丝茧蛹之前，每只蚜狮都要消耗几百只蚜虫。

许多蜂类和蝇类也是如此。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寄生作用。它们消耗其他昆虫的卵或幼虫，其中一些寄生虫很小，但是它们通过巨大的数量和极强的活力抑制了很多侵害庄稼的害虫大量繁殖。

所有小生命都孜孜不倦地工作，无论晴天还是雨天，白天还是夜晚，甚至在寒冷的冬夜，生命之火扑得只剩灰烬的时候，它们也一直都在劳作，只不过在冬天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它们的力量只剩寥寥。它们等待着唤醒昆虫世界的春天的到来，然后再次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与此同时，在如白色绒毯般的积雪之下，在冻得硬邦邦的泥土里面，在树皮的缝隙里，在隐蔽的洞穴中，寄生昆虫和捕食性昆虫都找到了能使它们度过寒冬的方法。

雌螳螂度过整个夏天之后，产下卵，并将其安全地存放在一个附着在灌木枝条上的薄羊皮纸般的小盒子里。

一只雌性马蜂在一处被人类遗忘的角落营造着自己的安身之所，它体内带有大量的卵，未来的整个蜂群便会从这些卵中诞生。春天时，这只幸存的雌蜂开始建造一个小小的巢穴，并在这个巢中产卵，小心地培育出一支小小的工蜂队伍。在工蜂的帮助下，这只雌蜂渐渐扩大蜂巢，发展蜂群。炎热夏天中的每个日子，那些工蜂都在不停地寻找食物，它们将会消灭数不清的毛毛虫。

由于这些昆虫的生活特点符合我们对环境的要求，这些昆虫都成了我们的同盟，使得自然平衡向着对人类有利的一面发展。但是，现在我们却将炮口指向了它们。一个可怕的危险是，我们已经大大低估了它们牵制暗潮汹涌般敌人的能力，没有了它们的帮助，敌人会日渐猖獗地危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杀虫剂的数量增长、种类增多、破坏性增强，环境的抵御能力正逐渐全面而永久性地降低。这一现象日益明显，变成了可怕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预见到逐渐严重的昆虫危害。其中有传播疾病的昆虫，也有破坏庄稼的昆虫，种类之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但是，这些难道不是理论上的推论吗？”也许你会问，“这种情形当然不会真的发生，起码不会在我这一辈发生。”

但是，这些现象确实正在发生着，就在此时此刻。科学期刊已经有相关的记录，到1958年为止，发生了大约50种与自然平衡严重错乱相关的情况，每年还会发现更多的新情况。对这一问题的近期回顾参考了215篇相关论文，这些文章都是报告或讨论杀虫剂引发的昆虫种群平衡的灾害性失常问题的。

有时，喷洒化学药物的后果是，使原本打算控制住的昆虫出现惊人的增长。例如，在安大略省，为了控制黑蝇而进行药物喷洒后，黑蝇的数量比喷药之前增加了16倍。此外，在英格兰，随着喷洒一种有机磷化学农药，出现白菜蚜虫的严重爆发——此前并没有相似大爆发的记录。

在几次喷洒行动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化学物质对我们要对付的昆虫的控制是有效的，但是它们却打开了整个盛装灾害的一个潘多拉魔盒。这个盒子里盛装的害虫以前并未多到引起灾难的程度。例如，当DDT及其他杀虫剂将红蜘蛛的敌人杀死之后，红蜘蛛实际上就变成了害虫。红蜘蛛其实不属于昆虫，它是极其微小的八条腿的物种，与蜘蛛、蝎子、蜱虫同属一类，它有着适合刺入和吮吸的口器以及摄取叶绿素的惊人胃口。它把细小而尖锐的口器插入叶子和常绿针叶的外层细胞，摄取叶绿素。这种害虫的缓慢蔓延使得树木和灌木林都染上了像椒盐那样的斑点。在红蜘蛛的作用下，叶子转黄并凋落。

几年前，在美国西部的一些国家森林里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1956年，美国森林服务处对88.5万英亩的森林喷洒了DDT，目的是控制云杉蚜虫。然而就在那年夏天，一个比云杉蚜虫更有危害性的问题出现了。从空中俯瞰这片森林，发现大面积的森林出现枯萎，雄伟的北美黄杉正在变成褐色，它们的针叶也掉落了。在海伦娜国家森林和大贝尔特山西坡上，以及在蒙大拿州沿岸和爱荷华州的其他地区，森林看起来就像被烧焦了一样。事实显而易见，1957年的夏天这些森林受到历史上最严重、最惊人的红蜘蛛侵袭。几乎所有喷药的地区都受到了红蜘蛛的影响。据护林人回忆，以前也发生过几次红蜘蛛造成的灾害，但都不及这次叫人印象深刻。1929年黄石公园麦迪逊河沿岸、1949年的科罗拉多州，以及1956年的新墨西哥州，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每次害虫爆发都是紧随森林喷洒杀虫剂而来的。（1929年的那次喷药还在DDT时代到来之前，当时使用的化学物质是砷酸铅。）

为什么杀虫剂不能杀死红蜘蛛，反而使它们更加猖獗了呢？除了红蜘蛛对杀虫剂不敏感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在自然界，红蜘蛛的数量受到了捕食性昆虫的制约，如瓢虫、瘿蚊、食肉螨虫和一些掠食性臭虫，这些虫子对杀虫剂都极为敏感。另一个原因必然与红蜘蛛内部种群的数量压力有关。一个不受干扰的群体怎样维持一个密集的团体呢？它们躲在敌人的防护堤里，挤成一团，喷药后红蜘蛛群体散开了。这时红蜘蛛虽然没有被化学药物杀死，但受到了刺激。它们分散开，寻找不受干扰的栖身之所，它们这样做就能得到比之前在密集群体中更加宽敞的空间和更充足的食物。红蜘蛛的天敌被杀死了，它们就没必要把精力花费在密集的防护带上了，而集中精力繁衍后代，它们的产卵量呈3倍增长。这一切都“得益”于杀虫剂。

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河谷是著名的苹果种植区。当DDT开始替代砷酸铅时，一种叫作红带卷蛾的小型昆虫在苹果园肆虐成灾，给种植者带来极大困扰。而在此之前，它们从未造成如此大的危害。随着DDT的大量使用，这种昆虫造成的损失不久就占据了苹果收成的一半，成为破坏力最强的苹果害虫。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许多地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十分讽刺。20世纪40年代后，在新斯科舍的苹果园中，受苹果蠹蛾（导致“虫苹果”）危害最为严重的苹果树出现在那些定期喷药的果园里，而未曾喷过药的果园里苹果蠹蛾的数量并没有多到足以引起真正的麻烦。

苏丹东部积极进行了农药喷洒，但回报差强人意。棉花种植者对DDT有一个痛苦的经验。大约6万英亩的棉花在盖斯三角洲的灌溉下生长，早期的DDT使用成效明显，于是喷药量就被加大。这是一切麻烦的开始。对棉花最有害的是棉铃虫，但是，喷药越多，棉铃虫出现的也就越多。未喷药的棉花的棉桃和棉朵遭受的损失比喷过药的棉田要小。而且喷过药的棉田里，棉花产量明显下降。尽管一些吃叶子的昆虫被消灭了，但是任何收效也被棉铃虫的危害完全抵消。最后种植者不得不面对这个不愉快的现实——如果当初他们不给自己找麻烦花钱喷药的话，他们的棉花产量会比现在多得多。

在比属刚果(1)和乌干达，大量使用DDT来杀死咖啡灌木丛中的害虫，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害虫本身没有受到DDT的任何影响，但是它的捕食者却对DDT十分敏感。

在美国，由于喷洒行动破坏了昆虫种群动态，农民反复治理一种害虫，却换来另外一种害虫的疯狂反扑。近期实施的两个大规模喷药计划恰恰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一个是在美国南部实施的消灭火蚁计划，另一个是在中西部实施的消灭日本甲虫计划。

1957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农田里大规模喷洒过七氯以后，导致甘蔗最凶猛的敌人之一——甘蔗螟虫肆虐。在喷洒行动结束不久，这种昆虫就大面积出现。用于杀死火蚁的农药却把甘蔗螟虫的天敌给杀死了。甘蔗遭到了惨重毁坏，以至于农民打算控告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因为州政府没有警告他们可能发生的后果。

伊利诺伊州农民获得的教训也同样惨痛。为控制日本甲虫，伊利诺伊州的农田里被喷洒了大量的狄氏剂。在这之后，农民们发现，在喷过药的地区，玉米螟大量增长。事实上，这片田里的玉米中，含有这种破坏性昆虫的幼虫数量是其他地区的两倍。农民们或许还不清楚这些事情发生的生物学原理，他们试图消灭一种昆虫，结果却给自己带来了另一种更具破坏性的昆虫。根据农业部统计，日本甲虫在美国造成的损失约为每年1000万美元，而玉米螟造成的损失却达85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农民们一直依赖自然的力量来控制玉米螟。1917年，这种昆虫被意外地从欧洲带进美国，之后的两年中，美国政府就进行了收集和进口这种害虫的寄生虫的严密计划。从那时起，24种以玉米螟为宿主的寄生虫以一笔高昂的费用由欧洲和东方引入美国。其中5种被认为在控制玉米螟方面成效显著。不用说，这些工作现在受到了威胁，因为玉米螟的敌人已经被杀光了。

如果这听起来荒唐，那就想想加利福尼亚州柑橘园的状况吧！19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生物控制案例就是在那里实施的。1872年，一种以柑橘树汁为食的蚧壳虫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在随后的25年里，这种蚧壳虫极具规模性地壮大，并造成了破坏性虫灾，以至于果园里很多水果作物都毫无收成。新兴的柑橘种植业也遭到了破坏性打击。很多农民放弃种植并挖掉了他们的果树。后来，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一种以蚧壳虫为宿主的寄生昆虫——澳洲瓢虫。第一批瓢虫引入的两年内，加利福尼亚州所有柑橘种植业园内的蚧壳虫都已被控制。从那时起，人们在柑橘林中找几天也找不出一只蚧壳虫了。

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起，柑橘种植者们开始使用“具有魔力”的化学方法对付其他昆虫。随着DDT及更具毒性的化学药物的使用，加利福尼亚州很多地区的澳洲瓢虫都被杀个干净。引进澳洲瓢虫仅仅花了政府5000美元，而它们每年能为果农挽救数百万美元的损失，但因为一时掉以轻心，这种收益就没有了。柑橘害虫的侵扰迅速卷土重来，它们所造成的灾害超过以往半个世纪中的任何一次。

“这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河滨市柑橘实验站工作的保尔·德巴赫博士说。如今昆虫控制工作已经变得极其复杂。澳洲瓢虫只有通过反复投放和极其小心地喷药才能够尽量减少和杀虫剂的接触，从而存活。不管柑橘种植者们做什么，他们都要多多少少顾及附近其他田地的所有者，因为杀虫剂的飘散可能会给其他种植者带来严重损害。

所有这些例子都和攻击农作物的昆虫有关，那传播疾病的昆虫会如何呢？在这方面早就有过类似案例给予警告。例如，在南太平洋的尼桑岛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喷药一直密集地进行着，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停止了。一时间，曾经传播疟疾的蚊子重新入侵该岛。当时，所有不是蚊子的昆虫都被杀光了，而新的种群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蚊子的大量爆发是显而易见的。马歇尔·莱尔德对此做过描述，他将化学控制比作脚踏车，认为一旦我们踏上去，就会因害怕面对由此而来的后果而无法停下来。

在世界其他地方，疾病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喷洒活动发生联系。出于某些原因，像蜗牛一样的软体动物几乎不受杀虫剂的影响。这一现象已被多次观测到。在佛罗里达州东部对盐沼地喷药而造成的生物大屠杀中，唯有水蜗牛生存下来。那种景象就像描述一幅骇人的画面，像是超自然主义者的画笔创造出来的东西——蜗牛在鱼的尸体和垂死的螃蟹中挪动，拼命吞食着死于致命毒雨的受难者的尸体。

为什么说这项研究发现非常重要呢？其重要性体现在，水蜗牛很多次充当着危险寄生虫的宿主。这些寄生虫在它们的生命周期中，一部分时间在软体动物中度过，一部分时间在人体中度过。血吸虫就是一个例子。血吸虫通过直饮水和人们在河里洗澡时的皮肤接触进入人体，而血吸虫就是通过水蜗牛宿主进入水体的。这种恐怖的疾病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尤其盛行。在血吸虫出现的地方，任何有利于昆虫大量增长的控制方法都很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然，人类并不是由蜗牛传播的疾病的唯一受害者。牛、绵羊、山羊、鹿、麋鹿、兔子和其他各种恒温动物的肝病都是由肝吸虫引起的。这种肝吸虫的部分生命周期是在淡水蜗牛体内度过的，受到这些蠕虫感染的动物肝脏不再适合人类食用，所以被禁止上市。这样的废弃食材使得美国牧人每年损失350万美元左右。任何引起蜗牛数量增长的行为显然会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在过去的10年里，这些问题已经造成了深重的影响，但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过程却十分缓慢。在昆虫控制方面，大多数有能力去研究生物控制方法并协助实施的研究者都忙于实行化学控制方法。据报道，1960年，美国只有2%的昆虫经济学家在从事生物控制方面的工作，而其余98%都被请去研究化学杀虫剂。

为什么会如此呢？一方面，化学公司正在向大学里投入大量的金钱来支持化学杀虫剂的研究。这就产生了研究生的奖学金和更具有吸引力的工作职位；另一方面，生物控制研究从未获得这样的帮助——原因很简单，生物控制不会向任何人许诺会像化学工业那样带来丰厚的利润。生物控制工作都留给了州和联邦的工作人员，而这些地方的薪水显然要低得多。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一个不那么神秘的事实：某些杰出的昆虫学家正在主导提倡化学控制。这些人当中的某些人在进行背景调查时发现，他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化学工业出资的。他们的专业威望，有时连他们的工作本身，都依赖化学控制方法而得以长存。我们能期望他们去咬给他们喂食的那只手吗？知道了他们的偏见后，你能相信他们会对“杀虫剂是无害的”提出反对意见吗？

在对化学药物控制昆虫的普遍的欢呼声中，只有少量报告是由那些少数坚持生物治理的昆虫学家发表的，他们没有忽视他们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工程师，而是生物学家的这一事实。

英国昆虫学家F．H．雅各布称：“很多被称作经济昆虫学家的人，他们的言行可能会使民众相信，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相信拯救世界就是要靠喷雾器的喷头……人们还相信，那些昆虫学家在引起害虫再生、昆虫抗药性或哺乳动物中毒的问题之后，化学家将会研制出另外一种药来治理。人们至今都没有意识到最终只有生物学家才能为根治害虫问题给出方案。”

“经济昆虫学家们必须意识到，他们是在和生物打交道。他们的工作不应该是简单的杀虫剂检测或寻求高破坏性的其他杀虫剂。”新斯科舍的A．D．皮克特博士在报告中写道。皮克特博士本人就是创立控制昆虫合理方法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锋，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的作用。

大约35年前，皮克特博士在新斯科舍的安纳波利斯河谷的苹果园里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那里曾是密集的水果种植区。在那时，人们相信杀虫剂（当时还是无机化学药物）能够解决害虫防治问题，人们还相信，唯一要做的就是向水果种植者们介绍如何遵照推荐的方法喷洒杀虫剂。这个美好的愿望没能实现。不知为何，害虫仍在苟延残喘。人们投入新的化学药物，发明新的喷灌设备，喷药的热情持续增长，但是昆虫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DDT承诺能消除苹果蠹蛾爆发的“噩梦”，但DDT的使用真正带来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螨虫灾害。“我们只是从一场危机进入另一场危机，以一个问题换来了另一个问题。”皮克特博士如是说。

在这一问题上，皮克特博士和他的同事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摒弃了其他昆虫学家的老路——一直追随着越来越毒的化学物质的脚步。他们意识到他们有一个强大的盟友——大自然。皮克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规划，将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控制与最小限度地使用杀虫剂相结合。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杀虫剂时，也是用最小的剂量——以刚刚足以控制害虫而不毁灭其他生物为标准。就连喷洒时间他们也考虑到了。比如，在苹果花变成粉色之前喷洒硫酸烟碱，如此一种重要的捕食性昆虫就能幸存，这可能是因为苹果花在变色之前它们的卵还没有孵出。

皮克特博士对化学药品的挑选十分谨慎，只选那些对寄生性昆虫和捕食性昆虫危害极小的化学药物。“如果我们把DDT、对硫磷、氯丹和其他新的杀虫剂作为日常昆虫控制措施使用的时候，能够遵照我们过去使用无机化学药物时所采用的谨慎方式去实行，那么对生物控制感兴趣的昆虫学家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意见了。”他说。他没有采用那些毒性强且用途广泛的杀虫剂。相反，他主要使用于渔尼汀（一种从热带植物的地下茎中提取的化学物）、硫酸烟碱和砷酸铅。在某些情况下只使用极低浓度的DDT和马拉硫酸（浓度为每100加仑中1或2盎司，而过去常用浓度为每100加仑1或2磅）。尽管这两种杀虫剂是现代农业中最不具毒性的，但皮克特博士仍希望进一步研究，用更加安全、更具选择性的物质来取代它们。

他们的计划进展如何呢？新斯科舍的果园栽培者遵循皮克特博士的改良喷洒计划以后，他们生产出了大量的一等水果，和那些使用化学药剂的生产者生产的一样多。另外，他们实际花在治理上的费用变得更少。新斯科舍的苹果种植者在杀虫剂上的经费只相当于大多数苹果种植区的10%～20%。

和辉煌成果相比，更加重要的事实是，新斯科舍这些昆虫学家所执行的改良过的喷药计划不会破坏大自然的平衡。整个情况正朝着由加拿大昆虫学家G．C．乌里耶特10年前提出的哲学观点稳步前进。他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自己的观点，放弃认为人类有优越性的态度，并承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在自然环境中找到的控制生物种群的办法和想法会比我们自己弄出来的方法更加经济合理。”

(1)　比属刚果（the Belgian Congo）：1908～1960年为比利时殖民地，名为比属刚果。1960年6月30宣布独立，成立刚果共和国。1965年11月24日蒙博托发动政变，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

16
雪崩前的隆隆声

如果达尔文还活在世上，他一定会为昆虫世界在适者生存理论上所带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验证感到高兴和惊讶。在大范围的化学喷剂的重压下，昆虫数目较少的成员逐渐被淘汰。现在很多地区的不少物种中，只有足够强大和足够能适应化学喷雾毒性的昆虫才能在对人类的反控制战争中活下来。

半个世纪前，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昆虫学教授A．L．梅兰德提出了看似无须回答的问题：“昆虫会对化学喷剂产生抗药性吗？”如果当时给梅兰德的回答还不够明确或者回答得太迟，那仅仅是因为他的问题问得太早——他提问于1914年，而不是40年后的1954年。在DDT时代之前，无机化学药物的用量在现在看来是极其慎重的，但也在各处引起了经过喷药后存活下来的那些昆虫的应变。梅兰德自己在对付梨圆蚧时也遇到了问题，他曾花费几年时间用石硫合剂进行喷洒，才获得满意的控制效果。然而后来在华盛顿的克拉克斯顿地区，这种昆虫变得十分棘手，它们比在韦纳奇山谷以及亚基马谷的时候更难被杀灭。

忽然间，美国其他地区的这种蚧壳虫似乎达成共识：在果园种植者们勤勤恳恳、奋力喷洒石硫合剂的情况下，它们仍不愿死去。美国中西部地区数千英亩的肥沃果园都被这种对化学物质免疫的昆虫摧毁了。

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个控制昆虫的方法一直以来为人们所推崇，即用帆布帐篷将树罩住，并用氢氰酸熏。然而这一方法在某些区域却开始失效。正是这样，加利福尼亚柑橘实验室进行了一场调查研究，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了25年。虽然在40多年里，砷酸铅一直能有效对付苹果蠹蛾，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它们也变得具有抗药性了。

不过，在DDT和它的衍生物出现之后，世界才真正进入抗药性时代。短短几年内，这个丑陋而又危险的问题就会直接暴露出来，即使只具备简单的昆虫知识或者动物种群学知识的人也不会对此大惊小怪：昆虫对极具攻击性的化学药品有抵抗力。人们慢慢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但是，只有那些与携带病毒的昆虫有关联的人才了解到这一严重的情况。绝大多数农业学家还天真地寄希望于新型化学杀虫剂，虽然当前的困境正是由这种看似有理的逻辑造成的。

人们在认识昆虫抗药性这一问题上花费了不少时间，但这一问题的产生却远远用不了这么多时间。1945年以前，为人所知的10多种昆虫对DDT时代前的某些杀虫剂逐渐产生了抗药性。随着新的有机化学药物及其广泛应用的新方法的出现，昆虫的抗药性出现了增长。1960年具有抗药性的昆虫达到137种。没人相信抗药性会立即停止。就此问题，已经有超过1000篇学术论文发表。世界卫生组织在大约300个科学家的帮助下宣布，抗药性是目前为止定向控制工程最重要的问题。著名的英国物种学家查尔斯·艾尔顿博士曾说：“我们正在听到一个或许会发展成巨大雪崩的隆隆声。”

很多时候，抗药性发展太快，以至于在关于某种化学制剂成功控制某种昆虫的报告墨迹尚未干透时，就得发表另一个修正报告。比如，在南非，蓝蜱一直是牧牛人的心头大患，一个牧场每年就有600头牛因此而死亡。多年来，蓝蜱已经对砷化合物的制剂产生了巨大的抗药性。后来使用苯类的六氯化合物，在短时间内非常有效。早在1949年就发布过一个报告，报告称已经对砷产生抗药性的蓝蜱，一定能被这种新的化学物质所控制。但就在第二年，一份宣布昆虫抗药性又有了发展的悲哀通告不得不再次发出，这一情况使得一位作家在1950年出版的《皮革商业回顾》中这样评论：“如果人们完全了解这些通过科学交流才悄悄泄露出来的、只在对外书刊中占有小小一方位置的新闻的重要意义，它完全有资格在报纸上登出一个与新原子弹又研制成功了的消息同样大的标题。”昆虫抗药性是农业和林业领域的问题，但是它在公共卫生领域引发了极严重的不安。昆虫和人类众多疾病之间一直存在着联系。蚊子中的很多品种可以向人类血液中注射疟疾、黄热病、脑炎等病毒。苍蝇虽然不叮人，却通过接触食物而使人类感染痢疾杆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眼病的传播和苍蝇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疾病及其昆虫携带者中包括传播斑疹伤寒症的体虱、传播瘟疫的鼠蚤、传播非洲睡眠病的舌蝇，以及传播各种发热病的扁虱，此外还有不可计数的其他种类。

以上提到的都是我们在未来必将遇到的重要问题。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都不会认为，我们可以不理睬这些以昆虫为媒介传播的疾病。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正在使这一问题恶化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这样做是不是聪明的、是不是负责任的呢？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有很多通过控制昆虫传染源来战胜疾病的好消息。可是我们似乎都没有听过关于这个消息的另外一面，就是失败的一面。其实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昆虫敌人实际上已经变得更厉害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已经破坏了我们自己的作战手段。

受聘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加拿大杰出的昆虫学家A．W．A．布朗教授已经展开对昆虫抗药性的全面调查。在1958年出版的专题总结论文中，布朗教授这样写道：“向公共健康领域引入强效杀虫剂不到10年，主要的技术问题就已经变成昆虫对这些曾用于控制它们的杀虫剂的抗药性的发展。”在他提交的论文中，世界卫生组织添加了这样的警告：“现在人们面临由昆虫引起的疟疾、斑疹伤寒、鼠疫和瘟疫这样的疾病。昆虫正在进行有力的进攻，我们的防御效果却面临着严重的倒退，除非这一新问题能得到解决。”

这一倒退是如何发生的呢？一方面，具有抗药性的昆虫种类现在已包括了具有重要医学价值的昆虫：黑蝇、沙蝇、舌蝇。很明显，它们还没有对化学物质产生抗药性；另一方面，家蝇和体虱的抗药性已经扩展到全球。蚊子的抗药性已经威胁到了疟疾的防控；东方鼠蚤是鼠疫的主要传播者，最近也已表现出对DDT的抗药性，这是一个最为严重的进展。每一块大陆和大多数的岛屿都在报告他们本地的昆虫产生了抗药性。

在医学上使用现代杀虫剂最早出现于1943年的意大利。当时盟军政府正在一批人身上喷洒DDT，成功消灭了斑疹伤寒。两年以后，为了控制疟疾，盟军政府又进行了大量喷洒。仅一年之后，第一个麻烦就出现了：苍蝇和蚊子都对喷剂表现出了良好的抗药性。1948年氯丹被研制出来，作为DDT的增补剂使用。这一次，良好的效果持续了两年。但在1950年8月，抗氯丹的苍蝇出现了。在那年年底，所有的苍蝇和蚊子都对氯丹产生了抗药性。新的化学物质一旦使用，昆虫的抗药性立马随之发展。在1951年年底，DDT、甲氧氯、氯丹、七氯和六氯化苯都已经加入了失效的化学药剂名单，与此同时，苍蝇却“多得出奇”。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撒丁岛也上演了类似的相关事件。丹麦在1944年首次试用含有DDT成分的杀虫剂。到1947年，对很多地方的苍蝇控制以失败告终；在埃及，1948年的时候，有些地区的苍蝇就已经对DDT产生了抗药性，BHC作为代替药物，其有效期也没有超过一年。埃及一个村庄极其突出地反映了这一问题。1950年杀虫剂对苍蝇表现出良好的控制，而在同一年中，苍蝇幼虫的死亡率就减少了一半。到了第二年，苍蝇对DDT和氯丹已经有了抗药性，苍蝇的数量又恢复至原有水平，幼虫死亡率也随之降到之前的水平。

美国田纳西河谷的苍蝇在1948年就对DDT产生了抗药性。其他地区也相继出现了这种情况。使用狄氏剂来恢复控制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因为一些地区的苍蝇在短短两个月内就对这种药剂产生了抗药性。在普遍使用了新的氯化烃类药物之后，害虫防控机构又将杀虫剂换成了有机磷类，但这次抗药性的故事再次上演。专家们目前得出结论：苍蝇控制问题已经不能依靠杀虫剂解决，而必须依靠一般的卫生措施。

那不勒斯地区是最早使用DDT对体虱进行控制并卓有成效的地区之一。在随后的几年里，与之相媲美的是1945年到1946年冬天，DDT成功控制了危害日本和朝鲜大约200万人的体虱。1948年西班牙对伤寒控制的失败，可能预示着我们未来将会遭遇到的情况。尽管这次控制失败了，但鼓舞人心的室内实验室结果让昆虫学家们相信：虱子不太可能发展出抗药性。1950年到1951年冬天，发生在朝鲜地区的事件却令人十分震惊。一批士兵使用DDT粉剂处理身上的虱子，结果叫人大失所望，虱子反而更猖獗了。研究者将虱子收集并检测后发现，浓度为5%的DDT粉无法提升虱子的自然死亡率。从东京的难民，板桥区收容所，叙利亚、约旦以及埃及东部的难民营收集的虱子都得出了同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确定了DDT在控制虱子和斑疹伤寒方面无效。到1957年，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西非、南非、秘鲁、智利、法国、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干达、墨西哥、坦噶尼喀等地的虱子也被证实具有抗药性。DDT最初在意大利所获得的胜利的光芒已经暗淡下来了。

第一种对DDT产生抗药性的疟蚊是来自希腊的按蚊。从1946年开始，希腊全面喷洒DDT药剂并取得最初的成功，然而到1949年，观察者发现大量成年蚊子聚集在道路桥梁下，而不会待在喷过农药的房屋和马厩里。蚊子在室外停留的地方很快扩展到洞穴、外屋、阴沟以及橘树的叶丛和树干上。显而易见，成年蚊子对DDT已经具有足够的耐药性，它们能从喷洒过杀虫剂的建筑物中逃出来，并在露天休息和康复。几个月后，它们就能继续待在屋里了，人们还发现它们能在喷洒过杀虫剂的墙壁上歇脚。

这是情况日益严峻的预兆。疟蚊的抗药性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一发展正是由旨在消灭由疟蚊传播的疟疾的房屋喷洒计划而全面引发的。1956年就有5种疟蚊表现出抗药性，到1960年年初，这一数字增加到28种，其中包括在西非、中东、中美、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非常危险的疟疾传播者。

在传播疟疾的其他蚊子中，这一情况也在重演。一种携带着象皮病等昆虫性传染病的热带蚊子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变得具有强抗药性。在美国的一些地区，传播西方马脑炎的蚊子也具有了抗药性。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与黄热病的传播者有关。几个世纪以来，黄热病都是世界性的大灾难。传播黄热病的蚊子的抗药性的发展已经出现在东南亚，而如今在加勒比地区也成为普遍现象。

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报告显示了昆虫产生抗药性对疟疾和其他疾病的影响。1954年，在特立尼达爆发的黄热病就是紧随着因蚊子产生抗药性导致治蚊失败而发生的。在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疟疾又死灰复燃。在希腊、尼日利亚和利比亚，蚊子得以生存下来，并继续传播疟原虫。

在格鲁吉亚，通过控制苍蝇而取得的腹泻发病率减少的成果在一年内就不复存在了。而在埃及，同样是通过暂时控制苍蝇所获得的急性结膜炎病例减少的成果也没有坚持到1950年以后。

佛罗里达州的盐沼蚊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一问题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并不严重，但从经济价值上衡量却十分令人头疼。这些蚊子虽然不携带病毒，但它们蜂拥而出，吮吸人血，使得佛罗里达沿岸的广大区域无人居住，直到一个艰难且暂时奏效的控制措施实行，这个状况才有所改观。然而这个控制手段很快就失效了。

世界各地的普通蚊子都在产生抗药性，这个事实使得很多定期大规模喷洒农药的地方停止喷药。在意大利、以色列、日本、法国，以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地，这种蚊子对很多强效杀虫剂也已经产生了抗药性，这些杀虫剂中使用最广的是DDT。

扁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扁虱是脑脊髓炎的主要传播者，现在也有了很强的抗药性。棕狗虱对化学药剂的抗药性已经全面发展起来。这种虱子对人、狗都造成了困扰。棕狗虱属亚热带生物，当它出现在新泽西州这样的北方时，它必须在比室外暖和得多的建筑里过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约翰·C．帕里斯特在1959年夏天报告说，他的部门接到很多来自西部中央公园林区附近住家的电话。他说：“整个公寓遍布虱子，并且很难被清除。一只狗在中央公园里不小心染上虱子，这些虱子就会落在狗主人的公寓里孵化。它们好像对DDT、氯丹和大多数现代杀虫剂都有免疫性。以前在纽约出现这种虱子是不寻常的事，但现在这些虱子到处都是，布满了长岛、韦斯特切斯特，并蔓延到了康涅狄格州。过去的五六年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遍布北美的德国蟑螂已经对氯丹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氯丹一度是杀灭蟑螂的快速武器，但现在不得不改用有机磷了。然而，当前由于昆虫对这些杀虫剂逐渐产生抗药性，这就给灭虫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由于昆虫抗药性不断提高，昆媒传染病防治机构不得不用一种杀虫剂替代另外一种杀虫剂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然而，如果化学家不能创造供应新的杀虫剂，那么这个循环就无法持续下去。布朗博士指出，我们正好处在“一条单行道”上，没人知道这个单行道有多长。如果在成功控制携带病菌的昆虫之前我们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那我们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对于侵袭农作物的昆虫来说，情况是相同的。

有十几种农业昆虫对早期无机化学药物具有抗药性，现在这个清单上又加上了长长的有机药物条目，这些昆虫对DDT、BHC、林丹、毒杀芬、狄氏剂、艾氏剂，甚至包括人们曾寄予厚望的有机磷类药物都具有抗药性。1960年，破坏庄稼的昆虫中具有抗药性的就已经达到了65种。

在美国，农业昆虫对DDT出现抗药性的案例最早出现于1951年，那是大规模使用DDT的第六个年头。最令人头痛的情况是关于苹果蠹蛾的，这种昆虫实际上已对全世界苹果种植区的DDT类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卷心菜虫的抗药性正在制造着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很多地区，马铃薯虫正在逃脱化学物质的控制。6种棉铃虫、各种蓟马、梨小食心虫、叶蝉、毛虫、螨虫、蚜虫、金针虫等各种各样的昆虫都已经对农民喷洒的化学药物熟视无睹。

现代化工工业也不愿意面对抗药性这一让人不愉快的事实，这也许可以理解。1959年已经有100种主要昆虫对化学物质产生抗药性。这时，一家农业化学的主流杂志在论及昆虫的抗药性时还问：“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然而，当化学工业部门自负地回避这个现实时，问题并不会就此消失，它甚至给化学工业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经济上的现实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化学药物对昆虫进行控制的成本在逐渐增加。如今不能靠事先储备好的化学物质来杀虫了，因为今天看来十分有前景的化学杀虫剂可能明天就会遭遇惨淡的失败。当这些昆虫的抗药性再次证明了人类用暴力手段对待自然而徒劳无功时，用于支持和推广杀虫剂的大笔投资或许就会取消了。当然，飞速发展的技术会不断发明出新的杀虫剂和新的使用方法，但人们总会发现昆虫仍安然无恙。

达尔文如果生在现代，一定不可能找出比抗药性更好的适者生存的例子来证明自然选择。属于同一原始物种的昆虫在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以及生理上千差万别，只有强悍的昆虫才能从化学药物的攻击中幸存下来。化学药剂的喷洒杀死了弱者，而幸存者们都具有某些天生的抗药性，使它们免于药物伤害。它们繁殖出的新一代通过简单的遗传作用，就拥有了祖先们赋予的“强悍性”。于是，大量喷洒化学药品使得原先就十分糟糕的问题更加糟糕，这一情况很难避免。几代繁衍之后，原本有强者和弱者共同混合的种族就被一个有强悍气质和抗药性的昆虫新种族取代。

昆虫抵抗化学药品的办法多种多样，目前还不完全为人所知。有人认为，能抵抗化学控制的昆虫得益于它们自身的构造。但现在看来，这种说法还没有确凿的证据。然而从布里杰博士的观察结果看，一些昆虫的免疫性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他报告称，在丹麦的斯普林佛比泉害虫防治研究所观察到苍蝇“在DDT的包围中嬉戏，就像从前的巫师在烧红的炭上欢跳一样”。

世界其他地方也不断有类似报告出来。在马来半岛的吉隆坡，蚊子最初通过远离喷洒区来躲避DDT侵害。但是随着抗药性的发展，人们发现蚊子在DDT堆积的表面处停歇，用手电筒就可以清楚地从近处看到。在中国台湾南部的军营里发现的具有抗药性的臭虫样本身上就携带着DDT的粉末。在实验室里，这些臭虫被放置在了一块浸泡了DDT的棉布里，它们居然还存活了一个月之久，甚至还产了卵，而且这些卵孵出的幼虫还长大、长肥了。

尽管这样，昆虫抗药性却并不一定依赖于特殊的身体结构。对DDT有抗药性的苍蝇身上具有一种酶，这种酶可以使DDT转化为毒性较小的DDE。这种酶只存在于那些有DDT抗药性遗传因素的苍蝇身上。当然，这种酶是有遗传性的。苍蝇和其他昆虫如何对有机化学物质产生解毒作用，现在还没有详细的研究可以给出答案。

昆虫活动的习性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它和化学物质进行接触。许多实验人员注意到，比起喷过药的壁橱，具有抗药性的苍蝇更倾向于停在没有喷过药的地面上。有抗药性的苍蝇有稳定的飞行习惯，而且总是落在同一个地点，这极大地减少了与残留毒物接触的频率。一些传播疟疾的蚊子的习惯大大减少了它们暴露在DDT下的频率，从而免于中毒。在药物喷洒的刺激下，它们会远离屋檐，从而得以在室外存活下来。

通常情况下，昆虫的抗药性需要两到三年来积累。虽然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季度或更短的时间，在有些极端情况下也可能需要6年甚至以上的时间。一种昆虫在一年内繁殖的代际数是十分重要的，这根据种类和天气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加拿大苍蝇比美国南部的苍蝇抗药性发展得要相对慢一些，因为美国南部夏天很长，有利于昆虫高速繁殖。

有时民众们会充满希望，他们会问：“昆虫对化学药品变得有抗药性，那么人类可能变得有抗药性吗？”理论上说，人类也是可以有抗药性的，但需要花费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所以，现在活着的人们就不必对人类的抗药性寄予希望了。抗药性不是在个体中发展起来的。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比其他人具备更不易中毒的特性，那么他存活下来并繁育后代的可能性就比其他人更大。所以，抗药性是一个群体经过几代或者很多代的时间才能产生的特性。人类的繁衍速度为每世纪三代，但是昆虫的一代只需要几天或者几周。

“昆虫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损害，我们是忍受这点损害呢，还是不断用各种方法消灭它们获得暂时的利益呢？依我看来，在特定情况下，前者比后者要明智得多。我所能给出的建议是尽可能少喷药而不是尽量多喷药……对害虫种群控制的喷药压力始终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在荷兰植物保护服务所任所长时，布里杰博士给出了如此忠告。

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并未得到美国相关的农业服务部门的重视。在1952年专门论述昆虫问题的年鉴中，美国农业部承认了昆虫具有抗药性，但是年鉴中又说：“为了有效控制昆虫，我们仍需要更频繁、更大量地使用杀虫剂。”农业部没有说，当那些未曾试过的化学药剂不仅会消灭昆虫，也会消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时，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到1959年，即这一忠告再次被提出的7年之后，康涅狄格州一位昆虫学家的话被引用在《农业和食物化学杂志》上。他指出，最新药品只对一两种害虫做最后的试用后就匆忙上市。

布里杰博士说：“我们正驾车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这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将不得不在其他非化学控制措施方面做大量研究，这些控制措施必须和生物学相关，而不是和化学相关。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引导自然变化，使自然尽可能向我们想要的方向上发展，而不是强力地使用暴力……

“我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定位和更深的洞察力，这正是我们很多研究者身上所不具备的素质。生命是一个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即使有时我们不得不与之抗争，我们仍需尊重生命。以使用杀虫剂这样的手段来控制害虫，恰恰证明我们缺乏知识和智慧，不能引导自然变化，即使我们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在科学上，我们需要的是谦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和自负。”

17
另一条道路

我们如今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不过这和罗伯特·弗罗斯特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提及的路却不相同。一直以来我们行驶的这条道路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一条舒适平坦的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在上面高速前进，而事实却是，这条路的尽头会有巨大的灾难等着我们。另一条则是少有人走的道路，却很有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最终能让地球得以安全。

但这毕竟还要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哪怕我们经历了再多磨难，我们最终维护了知情权。如果我们因为提高了认识而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做愚蠢又吓人的冒险，那么在人们劝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时，我们就应该断然拒绝。我们应该环顾四周，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道路供我们通行。

确实，除了大面积使用化学药剂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方法来控制昆虫。在这些方法中，有一些目前已在使用并成效显著，有些正处于实验阶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作为设想还在想象力丰富的科学家的脑海中酝酿，并等待机会加以实际测试。所有的方法都包含一个共同点：利用生物特性来解决问题，基于对生命和群落的理解而进行害虫控制，并针对这些生命体的生活情况来制订不同的方案。广阔的生物学中不同领域的专家们——昆虫学家、病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物学家、生态学家等，都为之努力着，他们全方位开动了自己的知识和创造性灵感，奉献于一门新兴科学——生物控制。

任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学家卡尔·P．斯旺森教授说：“任何一门学科都如河流，开端并不明显，时而平缓，时而湍急。汛期和枯竭期交替发生。很多研究人员共同努力，这种思想定会汇聚到一起，不断迸发出新的概念和结论。”

我们今天的生物控制学理论就是这样的。它于一个多世纪前在美国开始萌芽，一开始只是想解决困扰农民的昆虫问题。它前期的发展可谓相当缓慢，甚至可以说毫无起色；今天它已经取得了一些突出成绩；在未来，它的成效将会越来越显著，发展速度也会越来越快。这门学科也遇到过枯竭期。那是在19世纪40年代，应用昆虫学的从业者目睹杀虫剂取得的各种成果之后，放弃了之前研究的生物控制法，让化学控制了整个学科，可这一想法与之前自然平衡的目标渐行渐远。时至今日，人们终于发现，随意使用化学药品对人类的威胁甚于对自然平衡这一目标的威胁。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水又因此而流淌，并不断吸取新的思想溪流。

在这种方法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如何利用一种昆虫自身的力量来控制其他害虫；也就是利用昆虫自身的生命力作为动力，发挥出毁灭害虫的作用。在这些方法中，最为伟大的就是由美国农业部昆虫研究所所长爱德华·尼普林博士及其同事们发明的“雄性绝育”技术。

大约50年前，尼普林就提出了昆虫控制的独特方法。这一度令他的同事们感到震惊。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如果可以使大批量的昆虫不育，并大量释放这些不育的雄性昆虫，在某些特定环境下，这些不育的雄性昆虫会与正常的雄性昆虫相会，并在竞争求偶中获得成功。在一次又一次释放不育雄虫之后，将逐渐产生没有受精的卵，最终导致这一昆虫整个种族的消亡。

他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官僚的无视和当时科学家们的质疑，但他并未就此放弃这个想法，反而坚定地坚持下去。在将此想法付诸实地实验之前，还需要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即找到使昆虫不育的实际可行的方法。从理论上来说，从1916年开始，人们就已经知道，昆虫会因为X射线的照射而可能出现不育。当时，一位名叫G．A．朗纳的昆虫学家指出，X射线会使烟草甲虫不育。20世纪20年代末，赫尔曼·穆勒关于X射线能引发昆虫变异的开创性工作给新思想的产生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到20世纪中叶，很多专业工作者都在报告中提到，X射线和伽马射线的辐射可以造成十余种昆虫出现不育现象。

但在当时，这一切都处于实验状态，离实际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1950年的时候，尼普林教授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致力于将昆虫不育性作为武器，以铲除南方牲畜的主要天敌——旋丽蝇。这种苍蝇的雌蝇会将它的卵产在恒温动物的伤口上，而孵化过程中的幼虫属于寄生性，只靠宿主的血肉生存。如果一头成年公牛染上这种疾病，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10天内它就会死亡。根据统计，每年美国的牲畜因为此类疾病损失达到了4000万美元，而那些野生动物因此死亡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在得克萨斯州，导致鹿稀少的罪魁祸首就是旋丽蝇幼虫。旋丽蝇是一种亚热带和热带昆虫，通常栖居在南美洲、中美洲和墨西哥。而在美国，它们栖居在西南部。在1933年前后，这种昆虫意外地进入佛罗里达州，那里的气候令它们得以活过冬天并大量繁衍。随后它们还闯入了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很快，东南方各州的畜牧业就遭受了每年将近2000万美元的损失。

近年来，得克萨斯州农业部的科学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旋丽蝇的生活习性资料。1954年，尼普林博士在佛罗里达岛上进行了一系列实地实验，开始全面验证自己的理论。随后，他和荷兰政府接洽，在离大陆50英里的加勒比海库拉索岛进行实验。

1954年8月，尼普林博士的项目正式启动。他事先将在佛罗里达农业部实验室中的旋丽蝇进行了大量人工培养和不孕不育处理，然后把它们运到库拉索岛上，再通过飞机以每平方英里400只的密度投放。在那些实验用的山羊身上，感染包块明显减少，在随后的7周之内，旋丽蝇产下的卵块均为未受精的卵块。又过了几周，就再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卵块了，库拉索岛的旋丽蝇彻底被消灭了。

库拉索岛上的实验获得巨大的成功。消息传开后，引发了佛罗里达牲畜养殖者的广泛兴趣。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去除旋丽蝇的灾害。相对而言，这个难度更大，因为整体目标是库拉索岛的300倍。但是在1957年，美国农业部和佛罗里达州农业部却愿意为共同消除旋丽蝇提供赞助，特殊的旋丽蝇工厂里每周为这个项目生产大约5000万只旋丽蝇。还有20架预备飞行的轻型飞机，这些飞机每天需要飞5～6个小时，并且每架飞机上通常携带1000个纸箱，每个纸箱内装有200～400只受辐射处理的旋丽蝇。

1957年到1958年的寒冷冬天，佛罗里达州冰天雪地。这样的环境正好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项目开始的好时机。这个时候旋丽蝇幼虫正处于数量下降的时期，并且只被困在了相对较小的活动范围内。这个项目在历经17个月后宣告结束，整个项目在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某些地区一共施放了35亿只人工喂养的已绝育的旋丽蝇。1959年2月，最后一个有记载的由旋丽蝇引起的动物感染事件宣告结束。在随后几周中，又抓到几只成年的旋丽蝇。最后，旋丽蝇再没有被发现过。这预示着东南部所有的旋丽蝇已经被消灭了。这个项目的成功为人们展示了科学的创造力，同时也展示了彻底的基础研究、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顽强的意志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

就在今天，密西西比州的检验检疫壁垒被建立起来，以此确保旋丽蝇无法再进入南方，从而彻底堵住旋丽蝇从墨西哥方向再输入美国的可能性。彻底清除旋丽蝇是一场非常艰巨的任务，并且风险较高。农业部的想法是将旋丽蝇的数量控制在最低水平，并且打算近期对得克萨斯州以及南方疫情区启动这一项目。

消灭旋丽蝇项目的成功给科学家们打了一针强心剂，随后他们准备将这种原理同样运用于其他昆虫上——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昆虫都适合用这种方法，这要看昆虫的历史分布情况以及对辐射的反应了。

英国人已经率先开始了他们的实验，他们希望能将这种方法用在消灭罗得西亚的舌蝇上，这种苍蝇曾在三分之一的非洲大陆大量肆虐，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还影响着大约450万平方公里树木繁茂的草原上的牲畜的生存。这些舌蝇的习性与旋丽蝇截然不同。尽管能用同样的方法使得这种苍蝇不育，但是在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难题需要解决。

英国人已经对很多昆虫进行了辐射敏感性实验。英国科学家通过在罗塔岛和夏威夷的实验室进行检测，发现这种方法对消除瓜实蝇和东方及地中海地区的果蝇有着不错的效果。同时，他们对玉米螟和甘蔗螟虫也进行了测试。医学实验用昆虫也有可能通过这种不育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其中一位智利的科学家提到，尽管治理运用了很多方法来杀灭蚊子，但是效果不大，因此也需要学习治理旋丽蝇的方法，施放经过不育处理的雄性蚊子。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农业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甚至在一些实验中对苍蝇进行不育处理。在1961年的一场测试里，他们将化学物质放入苍蝇的食物，仅用五周时间就消灭了佛罗里达州一座岛屿上的某种苍蝇。当然，这种苍蝇后来从其他岛屿上飞了过去，以当时的实验条件，这个实验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种苍蝇是不受杀虫剂危害的，这种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种方法需要人工养殖需要释放的不育苍蝇，需要的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外界家蝇的数量。这在旋丽蝇身上可以实现，因为它数量不大，但是家蝇情况不一样，其释放数目几乎是旋丽蝇的200倍。理论上，这是很难实现的。另外一种化学绝育剂可以与食物相结合，并且苍蝇会吃那种食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们会繁殖一代又一代，然后就会因为不育而灭绝。

测试具有绝育效果的化学物质远远比测试化学毒药更有现实意义。虽然这项测试可以与其他测试同时进行，但评估这种化学物大约需要30天时间。1958年4月至1961年12月，奥兰多实验室对几百种化学物质中可能的不育效果进行了逐一筛查。令人欣慰的是，农业部发现这些化学药物中有一些可能运用到实践中去。

农业部如今领导一些实验室来研究这一问题，在蚊子、棉籽象鼻虫以及各式各样的果蝇上进行化学实验。当时这种实验还处于测试阶段，但随后的几年中，所实行的生物控制案例都证明，这些实验无疑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理论上讲，这些实验都有着令人着迷的特点，如尼普林博士指出的，高效的化学昆虫绝育试剂能轻而易举地超越一些最好的杀虫剂。我们可以慢慢想象：上百万的昆虫每一代都以5倍的速度爆炸性增长，很多灭虫剂可以杀死大约90%的昆虫，但到第三代之后，昆虫却有12.5万只可以存活。与之相反，化学绝育试剂能够使90%的昆虫绝育，到最后存活的昆虫大约只剩下125只。

这个方法也存在一个不利方面，实验中涉及的化学不育剂中包含一些毒性很强的化学制品。比较幸运的是，至少在这个项目的早期，那些刚刚接触过化学不育试剂的工人努力寻找安全的化学剂和安全的使用方式。依旧有很多人提议将这种化学试剂做成空气喷雾，比如，在舞毒蛾幼虫所食用的那几种植物上镀上一层类似的化学制剂。然而，要想操作这种程序，就一定要同时推进那些可能产生的更具危险性的后果的研究，不然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了。如果我们不能时时刻刻记得化学不育剂的潜在危险，那么人们就有可能陷入更大的困境。

如今接受测试的不育剂主要有两种，且这两种药物的生效方式都十分有趣。第一种与生命过程或者说与细胞新陈代谢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讲，它与细胞或组织所需的物质十分相似，会引起生物错把它们当成代谢物，而尝试将它们纳入正常的构建过程，而正是这一错误匹配会导致代谢过程停滞。所以，这种化学物质被称作抗代谢物。

第二种包含的化学物质通常作用于染色体。通过影响基因导致染色体分裂。这种化学不育剂就是烷化剂。这是一种活跃的化学制剂，可以摧毁大量细胞，损害染色体，造成染色体变异。位于伦敦的切斯特·贝蒂研究所的皮特·亚历山大博士认为，任何有效的昆虫不育剂同样是强有力的诱变剂和致癌物。亚历山大博士认为无论如何使用这些化学试剂控制昆虫，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于是，人们希望现在进行的这些实验不要旨在将这些特殊化学药剂直接用于实践，而是发现一些安全的、仅针对目标昆虫的化学制剂。

近期一些颇为有趣的工作是关于其他灭虫方式的。基于这些方式，研究人员从昆虫自身生活过程中制造对付它们的武器。昆虫本身就会分泌毒液，以作为自己的引诱剂。这些分泌物的化学性质如何呢？我们能否将它们当作选择性杀虫剂来进行利用？康奈尔大学及其他地方的科学家正在尝试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们正在研究许多昆虫保护自己不受捕食者侵害的防御机制，找到昆虫分泌物的化学结构。其他的科学家正在研究所谓的“保幼激素”，这种物质能强效防止幼虫蜕变，直到合适的生长阶段。

对昆虫分泌物的探索带来的最及时有效的办法或许就是诱饵与引诱剂的发展。在这里，自然为我们指引了方向，舞毒蛾是一种特别有趣的例子。雌蛾太重，飞不了，居住在地面上或者离地面很近的树桩上。雄蛾正好相反，是飞行能手，就算距离很远，它也会被雌蛾特殊的腺体发出的气味吸引。昆虫学家多年来都有意利用这一现象。他们费力地从雌蛾体内提取了这种引诱剂。当时，在昆虫分布地区的边缘地带对昆虫进行数量统计时，就使用了这种引诱剂以诱惑雄蛾。但这个方法花费不菲。先不管东北各州大量公布的虫害蔓延情况如何，事实上，并没有足够多的舞毒蛾来供人们提取这种引诱剂，于是必须从欧洲进口纯手工摘取的雌蛹，有时每只蛹的价钱高达50美分。然而，经过多年努力，农业部的化学家最近成功地将雌蛾分泌的腺体分离了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这个发现使化学家们成功地从蓖麻油的组成分子中提取出一种十分相似的合成物质。这种物质不仅误导了雄蛾，而且与天然性引诱剂一样对雄蛾充满了吸引力。在捕虫器中放入1微克这种物质就能获得非常不错的效果。

所有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研究的意义，因为这种经济型的“舞毒蛾诱饵”不仅可以运用在昆虫调查工作上，还可以用于昆虫控制工作。目前一些可能更具引诱能力的物质正在测试阶段。在这种可能被称为心理战实验的工作中，这种引诱剂被制成微粒状物质，并通过飞机散播出去，目的在于迷惑雄蛾，从而改变它们的正常行为——让雄蛾在混乱而迷人的香气中无法进行判断，从而无从找到雌蛾真正的气味痕迹。在实验中，科学家们进一步发展这种方式，欺骗雄蛾与假冒的雌蛾进行交配。在实验室中，雄蛾企图与木材、蛭石片以及其他小而无生命的物体进行交配，只要这些物体在雌蛾的引诱性腺体中浸泡过。利用昆虫天性中的求偶行为而让昆虫不能繁殖的办法，在实际运用中可以用来减少被实验的种群的残留，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可能性。

舞毒蛾诱饵是最早的合成性昆虫引诱剂，但是很快也许还会出现其他的引诱剂。现在，科学家正在研究一些农业昆虫受人工仿制的引诱剂影响的情况。对黑森瘿蚊和烟草天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有效的进展。

现在，人们正试着将引诱剂与毒药混合来治理某些昆虫。政府支持的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名为甲基丁香酚的引诱剂，并发现它会让东方果实蝇和瓜实蝇无法抗拒。在离日本450英里的小笠原群岛上的科学家在测试时，在这种引诱剂中加入了一种毒药。将这种混合物浸透许多小片纤维板后，通过空气在整个岛上传播，从而将雄蝇吸引过来并杀死。“雄虫灭绝”这个项目始于1960年，一年后，农业部预测，99%的此类害虫已经被消灭了。这里采用的方法看起来比传统的杀虫剂方式有着明显优势。这里提到的毒药是一种有机磷化学物，且被限制在纤维板内，不会被其他野生生物误食。另外，其残渣很快就分解了，因此也不会对水和泥土造成污染。

但是，昆虫世界里并非所有交流都是通过对其产生吸引或厌恶的气味来实现的。声音有时也是一种警告或者吸引手段。一只飞行中的蝙蝠所发出来的持续的超声波（让其在黑暗中飞行的雷达导航系统）会让某些蛾类捕捉到而使它们能够避开蝙蝠的捕食。一些寄生蝇靠近的振翅声会让锯蝇的幼虫聚集起来共同抵御外敌。某些木材钻孔虫发出的声音能让它们的寄生虫找到自己。对于雄蚊而言，雌蚊的振翅声就像海妖的歌声一样极具诱惑。

倘若真是这样，那究竟是什么使得昆虫具备这种对声音做出反馈和分辨的能力呢？这项研究尚处于实验阶段，但已经很有趣了，在通过播放雌蚊飞行声音的录音来吸引雄蚊方面获得了初步成功，雄蚊被吸引到一个电网上触电身亡。科学家还在玉米螟和夜蛾上测试了超声的趋避效果。两位研究动物声音的权威人士——夏威夷大学的休伯特·弗林斯教授和梅布尔·弗林斯教授认为，用声音来影响昆虫行为的现场验证法，就是为了找到合适的方式发展和应用关于昆虫声音的产生和接收的大量现存知识。令昆虫厌恶的声音比引诱剂有更大的可能性。弗林斯教授研究团队的人做过一个实验，在播放它们的同类痛苦的尖叫声时，椋鸟惊慌地四下散去。也许这一事实的核心原理可以运用在昆虫上。对于工业从业人员而言，这种可能性已经足够，因此至少有一家主营电子的公司准备建立实验室来进行检验。

声音也被当作可以直接造成生物破坏的一种介质来测试。在实验室水槽中，超声可以杀死所有蚊子幼虫，却也能杀死其他水生生物。在其他实验中，丽蝇、粉虫以及黄热病蚊子会在几秒之内被机载超声杀死。这些实验都是通往昆虫控制之路全新概念所迈出的第一步，预示着某天电子学所带来的奇迹能成为现实。

对害虫新的生物控制并非仅与电子学、伽马射线和其他人类创新产品有关。有些方式可以追溯到古代，其基于的原理是，昆虫跟人类一样，都会患上疾病。像古时候的瘟疫一样，细菌感染能让整个族群毁灭。在病毒肆虐的时候，昆虫就开始生病和死亡。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昆虫会患病，蚕患病还被写入中世纪的诗歌中。也正是通过研究这种昆虫的疾病，巴斯德第一次了解了传染性疾病的规律。

昆虫不仅会受到病毒和细菌的侵害，还会受到真菌、原生动物、微小的蠕虫以及其他肉眼看不见的各种小生物的侵扰，它们都是人类的朋友。因为这些微小生物不仅包括致病生物，还有能降解垃圾物质、让土壤肥沃、起发酵和硝化作用的生物。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这些生物来控制昆虫呢？

第一个想到要利用这些微生物的是19世纪的动物学家伊拉·梅契尼科夫。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以及20世纪上半叶，微生物防治的设想已渐渐形成。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科学家们在日本甲虫中发现乳白病并加以利用，人们第一次确认，只要将疾病引入昆虫的生存环境，它们就会受到控制。乳白病是芽孢杆菌属的一种细菌孢子造成的。这个典型的利用细菌对昆虫进行控制的例子在美国东部有着很长的历史，这个我已经在第7章中指出。

现在人们把很多希望寄托在这种属群的另一种细菌身上——苏云金杆菌——它最早于1911年在德国的图林根州被人们发现，当时它给粉螟的幼虫带来了致命的败血症。这种细菌的致命之处不在于传播疾病，而在于其具有毒性。在它那生长旺盛的触角里，有孢子以及成型的由蛋白质组成的特殊晶体，这种物质对某些昆虫而言有剧毒，尤其是对与蛾类相似的鳞翅目来说更是如此。在吞食了涂满这类毒液的植物后的短时间内，幼虫便全身麻痹、停止进食，并很快死亡。从实用性角度出发，毒液迅速干扰幼虫的进食功能，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优越性，因为一开始采用这种病原体，粮食就不再被蛀。美国几家不同的商业公司正在制作包含苏云金杆菌孢子的混合物。有几个国家正在进行实地测试：法国和德国针对的是大菜粉蝶的幼虫，南斯拉夫针对的是秋天的结网毛虫，苏联则针对的是一种天幕毛虫。巴拿马于1961年开始测试，这种细菌杀虫剂可以解决香蕉种植者面临的一些问题。香蕉象甲是严重阻挠香蕉生长的一种害虫，导致香蕉根茎脆弱，树干弱不禁风。狄氏剂曾经是唯一对香蕉象甲起抑制作用的化学物，可如今却带来了一系列灾难。香蕉象甲有抗药性了。这种化学物也杀死了许多重要的昆虫天敌，导致卷叶蛾数量增加——卷叶蛾身体粗短，其幼虫会侵食香蕉表皮。因此人们有理由希望生产出一种新型微生物杀虫剂，同时灭绝卷叶蛾和香蕉象甲，并且不会扰乱自然对这些昆虫的控制。

在加拿大和美国东部的森林里，细菌杀虫剂是解决蚜虫和舞毒蛾等森林昆虫的重要方式。早在1960年，两个国家就开始实地检测苏云金杆菌这种商业制剂。这一检测颇见成效。在美国佛蒙特州，用细菌进行控制的最终结果与使用DDT的效果一样好。如今主要的技术问题是要发明一种溶液，能将细菌孢子附着在常绿树的针叶上。对农作物来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即使是药粉也可以。在加利福尼亚，蔬菜种植业已经率先使用了细菌杀虫剂。

同时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工作是关于病毒的研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小苜蓿田上喷洒了对于苜蓿粉蝶幼虫而言有杀伤力的物质。这种物质包含一种感染性病毒，是从以往感染了病毒而死去的苜蓿粉蝶幼虫身上提取的，只需提取这种幼虫体内的病毒就可以。五条病死幼虫身体里提取的物质就足以治愈整片苜蓿田。经证实，在加拿大的一些森林里，一种对松树叶蜂有效的病毒在昆虫控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取代了杀虫剂。

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家们正在使用原生寄生虫来对付结网毛虫和其他害虫。美国已经发现一种原生寄生虫可以降低玉米螟的产卵能力。

微生物杀虫总会让人想起细菌战，害怕其他生命也会受到威胁。但事实并非如此。与化学物质相比，昆虫病原体只对它们的目标有杀伤力，对其他生命体没有损害。爱德华·斯坦豪斯博士是昆虫病理学方面的权威。他强调，无论在实验中，还是在自然中，都不存在任何记录能证明真正的昆虫病原体会导致脊椎动物感染疾病。

昆虫病原体及其特殊性在于，它仅感染一小部分昆虫，有时候仅仅影响单一的种群。在生理上，它不属于任何高级物种，也不引起它们的疾病。斯坦豪斯博士同时还指出，自然界昆虫疾病的爆发仅限于昆虫之间，绝不会影响其他生物。

昆虫有很多天敌，不仅包括各种各样的微生物，还包括其他昆虫。大约在1800年，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就提出一个建议，他认为可以通过鼓励害虫天敌生长的方式对害虫进行抑制，这是生物控制第一个被广泛实践的方式，这就让大部分人都错误地认为，让一种昆虫对付另一种昆虫是除了使用化学物质外，控制昆虫的唯一方式。

在美国，真正传统的生物控制开始于1888年。阿尔伯特·科贝尔是最早的昆虫探险学家之一。他前往澳大利亚，寻找威胁加利福尼亚州柑橘生产的蚧壳虫的天敌。那次任务举世瞩目，取得成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约有一个世纪之久），全世界都在搜寻能对付各种不速之客的天敌。总而言之，大约引进了一百种昆虫的捕食者和寄生虫，除了科贝尔带回的澳洲瓢虫外，引进的其他昆虫也都获得了成功。一种从日本引进的黄蜂完全将攻击东部苹果园的害虫控制住。有几种苜蓿粉蝶的天敌是不经意从中东传入的，却拯救了加利福尼亚州整个紫花苜蓿产业。舞毒蛾的寄生者和捕食者也起到了不错的控制作用，正如土黄蜂对日本甲虫的控制效果。对蚧壳虫和舞毒蛾的生物控制预计每年能为加利福尼亚州节省几百万美元。事实上，该州一位昆虫学领军人物保尔·德巴赫博士预测，加利福尼亚州在生物控制上投入了400万美元，而获得的回报却高达1亿美元。

遍布世界各地的40多个国家通过引进害虫的天敌而进行生物控制，并获得成功。相对于化学控制，这种控制方法有着明显的优势——价格低廉，效果持久，没有残留。但是生物控制缺少支持，加利福尼亚州是众多州中唯一有生物控制正式项目的州。许多州甚至连一个全职生物控制研究的科学家都没有。由于缺少支持，以引入昆虫天敌来进行的生物控制缺少其所需的科学严密性——在生物控制对捕食性昆虫种类的影响方面，几乎还没有进行严格研究。同时，散布天敌的工作也进行得不够精确细致，因而很难判定其成败。

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并非单独存在，它们都是生物群落中的一部分，所有因素都须考虑在内。在森林中，更为传统的生物控制的机会是最大的。现代农业高度人工化，大不同于纯自然状态。但森林不同，它更接近于自然环境。在那里，人类干涉最少，干扰最小，使得森林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建立并维持神奇又复杂的抑制和平衡系统，从而保护森林免遭昆虫的过度伤害。

在美国本土，我们的护林人仿佛认为生物控制主要是引进昆虫的寄生虫和捕食者，而加拿大人的眼光更广，一些欧洲人甚至将森林卫生科学发展到令人惊叹的程度。在欧洲人眼中，鸟类、蚂蚁、蜘蛛以及土壤、细菌等，和树木一样，是森林的一分子，他们用这些措施往森林中引入新的微生物。第一步引入鸟类，在集约林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从前的空心树消失了，啄木鸟及其他在树上筑巢的鸟类因而失去了住处。通过建造巢箱，这一缺陷可以得到弥补，同时再次将鸟类引导回森林。其他巢箱专门为猫头鹰和蝙蝠所设。这些动物还可以在天黑时接替白天的小鸟继续完成捕食昆虫的任务。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欧洲生物控制中最了不起的森林控制是红蚁来完成的。这种动物是昆虫捕食者，但不幸的是，北美没有这种品种。大约在25年前，维尔茨堡大学的卡尔戈·兹瓦尔德教授研究出培育红蚁的方法，并建立了红蚁群落。在他的执教和指导下，联邦德国大约90个测试区建立起了一万个红蚁种群。他的方法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被采用。他们建立了蚂蚁农场，用以供给林区散布蚁群。比如，亚平宁山区已经建立起了几百个鸟巢来保护再生森林。

德国莫尔恩的林业官员海因茨·鲁珀茨霍芬博士说：“在森林中，蝙蝠、猫头鹰和其他鸟类一起守护着森林生态平衡。它们使森林中的生态平衡得到巨大改善。”他认为，由单一昆虫捕食者或寄生昆虫来行动，还不如建立起一个和森林一样的“统一战线”来得有效。

莫尔恩森林新的蚁群受到铁丝网的保护，以防遭到啄木鸟捕食。在这样的测试区域，十年间啄木鸟的数量就增长了4倍，但并没有导致蚂蚁群落的大量减少，啄木鸟主要通过啄食树上有害的毛毛虫来获取食物。保护蚁群及鸟巢箱的大部分工作，由当地学校的10～14岁孩子组成的童子军来承担。其费用低廉，且让城市森林得到了永久保护。

鲁珀茨霍芬博士的工作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征：在利用蜘蛛这方面，他是先驱。尽管关于蜘蛛分类学和自然史，他持有大量的资料，但这些资料零星散落，残缺不全——没有人将蜘蛛作为生物控制的媒介，并发现它的价值。在已知的2.2万种蜘蛛中，德国土生土长的蜘蛛有760种（美国土生土长的约有2000种），而德国森林中居住着29个蜘蛛族群。

对于护林人来说，关于蜘蛛，最重要的是它们编织的网，编织车轮形状的网的蜘蛛是最重要的，这些网几乎能捕捉所有飞虫。十字圆蛛编织的大网（直径能达16英寸）上约有12万个黏性网结。一只蜘蛛在18个月的生命中可以杀死2000只昆虫。一个生态健全的森林每平方米有50～150只蜘蛛。在蜘蛛稍微少一些的地方，可以通过收集和散布带有蜘蛛卵的子囊来弥补这一不足。鲁珀茨霍芬博士说：“3只横纹金蛛的子囊就能生出1000只蜘蛛，消灭20万只害虫。”他还说，那些在春天出现的纤弱、精巧的蜘蛛幼虫十分重要，“它们一起吐丝，为枝头上的嫩芽提供保护伞，保护了这些嫩芽不受飞虫的侵害。”随着蜘蛛的脱毛和成长，这张网会变大。

加拿大生物学家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研究，尽管两地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北美的森林大多数是纯天然的，而非人工种植的，而且在能维持森林健康的昆虫种类上也有所不同。加拿大关注的重点是小型哺乳动物，它们能对某类型昆虫进行十分有效的控制，尤其是那些居住在森林地面松软土壤中的昆虫。这些昆虫包括锯蝇，之所以叫锯蝇是因为其雌虫利用锯形的产卵管锯开常青树的针叶以便在里面产卵。锯蝇幼虫孵出后，最终掉在落叶松沼泽的泥炭层或在云杉、松树的枯枝败叶中结茧。在森林地面以下的土中，小型哺乳动物挖掘了很多隧道和通路，形成了一个如蜂巢一般的世界。这些小型哺乳动物包括白足鼠、田鼠以及各种类型的鼩鼠。这些挖地洞的小动物中，贪婪的鼩鼠能找到并消灭最多的锯蝇蛹。它们吃蛹时，会用一只前肢按住茧，然后咬破一个头，它们具有能识别茧是空是实的高超本领。这些鼩鼠胃口惊人。一只田鼠一天能吃下200个蛹，而以这种蛹为生的这类鼩鼠则能吃下800个。根据室内实验结果，这能消灭当前75%～98%的锯蝇的蛹。

难怪纽芬兰迫切渴望这种小而高效的哺乳动物。岛上因没有土生土长的鼩鼠，而饱受锯蝇摧残。1958年，人们引入假面鼩鼠——最有效率的锯蝇捕食者——来进行实验。加拿大官方在1962年报告称这种方式很成功。鼩鼠在当地迅速繁殖起来，并扩展到岛的其他地区，在离释放点十英里远的地方都已经发现了一些做了标记的鼩鼠。

护林人希望找到永久的解决方式来保护和加强森林中的自然联系，而今已有一整套的装备可以利用。在森林中，用化学药物来控制害虫的方式最多只能算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们甚至会杀死森林河流中的鱼类，给昆虫带来瘟疫，并将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引入的那些自然控制因素毁坏殆尽。鲁珀茨霍芬博士说：“通过这种暴力措施，森林中生命的合作与协助关系完全被打乱，寄生虫带来的灾难会不断重演，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因此，我们必须阻止这些非自然的操纵被引入到最重要的也是人类剩下的最后一片自然生存之地。”

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为此我们发明了很多新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方法。随着这个形势的发展，有个话题被反复提及。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是在与生命打交道，这里的生命不仅包括活的群体，还包括它们遭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们的兴盛和衰败。我们只有认真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谨慎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有利于人类的轨道上来，才有希望在昆虫族群和人类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

当使用杀虫剂进行杀虫这一流行过的方法失败以后，人们进行了许多探索和思考，并开始处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像远古洞穴人使用棍棒那样，猛烈的化学药物攻击破坏了生命的组织。这种生命组织一方面看来是脆弱且易毁坏的，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奇迹般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此外它还具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反击的能力。生命的这些卓越能力一直被化学药物从业者所忽视，面对这种被他们胡乱摆弄的巨大的生命力量，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并没有顾及那种“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人道精神。

“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人类妄自尊大的想象的产物，是哲学和生物学还处于低级阶段的产物。在那个时代，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让大自然为人类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在“应用昆虫学”中，这样的概念和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上的蒙昧。这门科学是如此原始，但已经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化学武器在对付昆虫之余已经掉转枪口，来对付和威胁着我们整个地球，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哀。

序言

我几乎看过所有译成中文的茨威格的作品，但怪得很，提到他，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张黑白照片：一张单人铁床，一个瘦女人侧着身子，下巴搁在同样瘦的男人的肩头；男人鼻下留一撮胡子，修剪得整齐，头枕着白色蓬松的棉花枕头，闭紧眼，嘴巴微微张着，睡得香美的样子；女人也是睡得很沉的样子，或许在做梦。两人手牵着，穿着衣裳，感觉是在外奔碌一天，回到家，累得不行，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了，直接上床睡了，并一下睡死过去，昏天黑地的，酣得很。

这是1942年2月22日，地点是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男人就是茨威格，女人叫伊丽莎白·绿蒂，是他第二任妻子，时年33岁，花样的年华。我要伤心地告诉你们，他们不是睡着了，而是死了。而且，更伤心的是，他们不是被人杀的，而是自己杀的，靠的是不知名的毒药。总之，他们是服毒自杀的。

说到自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作家的自杀，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吓死人！随便说吧，莫泊桑、杰克·伦敦、海明威、叶赛宁、弗吉尼亚·伍尔夫、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更熟悉的名字，是我们本族的，有王国维、杨朔、徐迟、海子、顾城、老舍、傅雷、三毛，当然还有屈原，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一时想起的，如果去查资料，从古及今，国外国内，自杀的名单至少可以翻几番。虽然没有考证过，但我几乎可以大胆认定，作家是自杀率最高的职业，可能不是“之一”，是第一。为什么作家跟自杀这么近距离？这说来就话长，这里暂且不说。

话说回来，茨威格是个犹太人，这也是他自杀的因素之一。在希特勒滥杀犹太人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奥地利的一个出身优渥、养尊处优、感情细腻、尊严感极强的犹太人，离死亡比任何人都近。同时作为犹太人，茨威格也不失犹太人聪慧、勤奋的基因，读中学时就开始发表诗歌，而且出手不凡。二十岁，还在读大学时，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它们生下的儿女叫文学。用现在的话，他出身科班，文学功底和修养是十足的。

茨威格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并且体裁多样，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游记、传记，样样涉足，遍地开花。散文和游记且不说吧，一个作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总会留有这些笔墨，像一个画家总会有些素描、速记作品一样。这是点心，是路边野花，是顺手摘一朵的意思。分析一个作家，这只能作为旁证，无法下定论，除非是分析专业的游记散文作家。茨威格当然不是这样的作家，我们来分析他创作走过的路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从诗歌出道，然后创作戏剧，再创作小说，再创作传记，虽然中间有些交叉、穿插，但总体是这么一个进程，从诗歌出发，途经戏剧、小说、传记，止于自传。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进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其实也是恰当的——诗歌是天上的东西，“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有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意境，是空灵的；戏剧有情节、有人物，但没有小说的现实感——锅碗瓢盆、山川河流、街头巷尾、活色生香，总之是少了人世间的烟火气、红尘味；传记就是史实，匍匐在真实的物是人非上，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虚构——自传更是如此。虚构是小说飞翔的翅膀，到了传记，尤其是自传，翅膀被彻底折断、拆掉，只能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深思细想一下，从诗歌到戏剧、小说、传记、自传，其实是一个不断从远到近、从虚至实的过程。

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诗歌是苍鹰，翱翔在天际的老鹰，孑然一身，有影无形，无声无息；戏剧是大雁，成群结队，有阵形，有声音——雁过留声嘛，甚至有羽毛飘落，近在眼前，又远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即；而小说就是麻雀，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偷食拉屎，活灵活现，直接切入我们的生活；那么传记就是传记，比不了的，它就是自己，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一样又不一样，他们是非凡的、独特的，青史有名，后世不忘，被镶在画框里，或者竖在城市广场上。

茨威格一生创作了大量传记文学，一部分是文学家传记，如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卡萨诺瓦、司汤达、列夫·托尔斯泰等，都在他笔下复活；另一部分是历史人物传记，如欧洲人文主义先驱伊拉斯谟、卡斯特里，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等，也都被他倾情泼墨。

从高高在上、灵空务虚的诗歌到戏剧，到小说，到真实得不容虚构的传记文学，这一路走来，其实是一路的“入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生活的时代在一路冷落他、歧视他、抛弃他，以至整个欧洲没有他的立锥之地，没有读者、没有尊严，如一只丧家犬，只能沦落异域，漂泊他乡。他要“入世”，但世界不要他，他的心路和身世完全背道而驰。这便是撕裂、是挣扎，最后挣扎不了，撕开，断绝，以自杀结束，这几乎是一道加法题：像一根绳子，在越加越大的拉力下，终归是要崩断的。

我们假想一下，如果他创作的历程是反过来的，掉个头，从实出发，向虚而去，始于传记，止于诗歌，我想他大概不会自绝人寰。或许他会去当隐士，或许会遁入佛门，好吃不如茶泡饭，好活好比晨钟暮鼓。当然，我说过，人世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话再说回来，茨威格能在文学界立世，靠的还是小说，而且主要是中短篇小说。给我印象深、滋润大的也是中短篇小说，如《朦胧之夜的故事》《灼人的秘密》《热带癫狂症患者》《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收藏》《象棋的故事》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开始学写小说时，这些小说都是我照虎画猫——不是照猫画虎——的范文。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象棋的故事》，但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因为徐静蕾和姜文把它搬上了银幕。今天我们要解读的就是这篇小说，这里面跳动着一个女人极端痴情又凄凉的心，你要准备为它流泪，反正我是为它流过泪的。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封长长的信，一个女人痛痛的心，你感动了吗？流泪了吗？我认为，这是世上最凄婉动人的一封信之一。你，一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唐璜似的男人！我，一个13岁就痴情于你的少女，一个为你付出全部爱情的女人，一个为你生下孩子的女人，一个把你孩子养大的女人，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女人，一个已经苦得没法活下去、准备去死的女人，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时间，写下这封惨绝人寰的绝命书。

我真觉得这是一封惨绝人寰的信，她为你失去了少女的天真烂漫，姑娘的芳心恋情，生为女人的骄傲、娇宠、尊严、贞洁、妇道、孩子、生命……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因你而随风飘散，你却有眼不识，不知不晓；她为你低下头，弯下腰，跪下来，趴下来，钻到缝里，舔你脚趾，低到尘埃里，你却视她不如尘埃。天若有情天亦老，但天在她面前残酷无情，失去了天理。

我要问，这是一个误会吗？我要说，正因是误会，所以更为惨绝！我要问，这是女人自找的吗？我要说，正因是自找的，所以也更为惨绝！这不是一个故事、一篇小说。作为故事和小说，它缺乏故事和小说应有的理性，或者说逻辑性，也可以说纪律。小说的参照体是现实、是生活，生活中这样的人和事毕竟少，缺乏普遍性。以前，我看过王安忆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她看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的感受，里面有一段话讲的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王安忆说：“这是一部纯粹虚构的小说。我说‘纯粹虚构’，意思不是说还有不是虚构的小说。小说当然是虚构的性质，但小说是以现实的逻辑演绎故事。我在此说的‘纯粹虚构’，指的是，史铁生的这部小说摆脱了外部的现实模拟性，以虚构来虚构。追其小说究竟，情节为什么这样发生，而非那样发生，理由只是一条，那就是经验，我们共同承认的经验，这是虚构中人与事发生，进行，最终完成虚构的依附。而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完全推开了这依附，徒手走在了虚构的刀刃上，它将走到哪里去呢？这实在是很险的。”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是这样，这里面的人，这个陌生女人，她缺乏现实基础；她是个案，是奇人轶事。怎样用一个特殊人的一桩特殊事，去打动一个普通人、一个被现实逻辑统治的读者，这是需要技术和窍门的。我们古代，自魏晋南北朝起，有大量“志怪”和“志人”小说，包括“唐传奇”，讲的多是奇人轶事，或者轶事轶闻，新鲜刺激，好看得很，也好记得很，听了就可以转述，但你很少也很难被感动；你可能会惊心动魄，但不会撕心裂肺。为什么？因为缺乏现实逻辑，缺乏人之常情、世之常理的依托和支持，你不会把自己放进去；你会觉得，这是古代的事，天上的事，落不了地，更不会落到你身上，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这种旁观的心态；你会把它当作谈资，不会化作心智。这是这类小说基因里的风险：搞不好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东西，浅薄得很。

茨威格的许多小说，比如《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收藏》《旧书商门德尔》《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都是这类小说，主人公不是疯魔的痴情，就是天赋异秉；不是置身怪诞乱世，就是身处怪力乱神之中。《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尤其如此，她不但让作家陌生，也让我们陌生。我们不禁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不是神经病嘛。当你这样发问时这小说已经处于坠落悬崖——被你抛弃——的风险中；当你最后确实认为这是一个犯神经病的女人时，这篇小说彻底失败！

这篇小说是从悬崖上开始生长，长在石头缝里，缺土少肥，吃风吃寒，很难长大，长大了可能会被自重和风力拽入悬崖。但最后坠落悬崖的不是它，不是小说，而是我们，是读小说的人。这就是茨威格了不得的地方，他总是铤而走险，而又总能涉险过险，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这当中暗藏着大量技术、魔术性的东西，语言的魅力，刻画的功力，人物的设计，情绪的收放，节奏的把控，细节的精致打磨，等等。现在，我挑两个最表浅的例子来讲：

一个是小说中“我”的身份是一位作家，长相好，名声大，夜生活丰富——经常深夜回家。后面那些且不说，一般都会这么设计。说说作家这个身份，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他不是作家，是富商，或者官员、演员、画家等，小说真实的逻辑性就会受到一定伤害。为什么？因为这封信写得太好了！感情细腻、真挚，措辞考究，表达充分，前呼后应，文学色彩这么浓厚的一封信，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但现在“我”是作家，她作为一个暗恋作家的女人，我们就会给她一个特权：文学的特权。

人在青春期都爱看文学作品，因为单纯，要通过文学来丰盈自己，这给一个13岁少女暗恋作家提供了一定现实基础。她一直痴情于他——一个作家，于是我们可以想象，有理由设想，她一直没有离开文学，至少在反复读“我”的书吧，或许还在心里反复给“我”写信呢。这么多年来，她“文采飞扬”我们也不足为怪，因为逻辑上她和文学的距离是近的，她是文学的邻居，所以她可以获得文学的特权。这权力，如果你是一个暗恋演员或者官员的女人，我们不一定愿意给，给她，我们是愿意的。

其次，因为“我”是作家，我们很容易猜想，这可能是作者本人的经历，有一定自传色彩。作为自传，它本身就是真实的；作为自传小说，作者在这里除了有些自恋之外，更多的是在批判自己，虽然没有直接的忏悔，但隐隐的忏悔是有的。这里面有一种诚恳，这种诚恳将和读者构建谅解的暗道，谅解了，就真实了。打个比方，有人对你撒了个谎，他的谎言让你很生气，但对方马上认错，取得了你谅解，回过头去，那个谎言被你贴上了真实的商标。这就是小说家的把戏，也是小说存在的基本条件。小说，说到底必定是假的、虚构的，你为什么明知是假的还喜欢读？孙悟空会72变，假得不得了，可你照样喜欢看。这就是小说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这个土壤，小说是长不出来的。

好，我们再来说另一个，“我”在信中的第一句话是：你，一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这句话是有丰富的信息量的，它也为小说的真实性提供了依靠。这个“啊”字和感叹号，是感情强度也是时间长度，然后是“你从来也没有认识我”，这说明什么？是暗恋、是单相思，高强度、长时间的单相思，一下把这个女人的某种特性烘托出来：好奇、多情、腼腆、内敛，多少也有些偏执、好强、要面子。

正因为小说开始第一句话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在我们心里打好了底子，于是后面的一系列稀奇事，我们也都有准备似的收下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从标题到第一句话都和读者约定：这不是一部现实小说，它是一部寓言小说。所以你看下去，不会去要客观真实、现实逻辑，你要的是超现实，是现实芯子的东西，不是表面的真实，是芯子里的真实。

小说家和读者的约定必须一开始就建立，茨威格是深谙这个门道的。类似的例子，是把稀奇变成不稀奇，把“铤而走险”化成“有惊无险”，他的小说里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像拆枪一样，把小说拆开来看一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想装枪，首先要学会拆枪，从一定意义上讲，小说也是一把枪，它的子弹直穿人心——只穿身体的小说，一定不是好小说。

最后，顺便说一下，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他举行了国葬，正是因为他写出一系列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深情精致的文学作品。没有文学、宗教、艺术，人类也许早已经灭亡，或者变成了野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意义。

麦家

目 录

序言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看不见的收藏——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的一段插曲

被遗忘的梦

家庭女教师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通向往昔之旅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著名小说家R到山上去休息了三天，今天一清早就回到维也纳。他在车站买了一份报纸，刚刚瞥了一眼报上的日期，就记起今天是他的生日。他马上想到，自己已经四十一岁了。他对此并不感到高兴，也没觉得难过。他漫不经心地窸窸窣窣地翻了一会儿报纸，便叫了一辆小汽车回到寓所。仆人告诉他，在他外出期间曾有两人来访，还有他的几个电话，随后便把积攒的信件用盘子端来交给他。他随随便便地看了看，有几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把信封拆开。有一封信的字迹很陌生，写了厚厚一沓，他就先把它推在一边。这时茶端来了，于是他就舒舒服服地往安乐椅上一靠，再次翻了翻报纸和几份印刷品，然后点上一支雪茄，这才拿起方才搁下的那封信。

这封信约莫有二十页，是个陌生女人的笔迹，写得龙飞凤舞、潦潦草草，与其说是封信，还不如说是份手稿。他不由自主地再次把信封捏了捏，看看有什么附件落在里面没有。但是信封里是空的，无论信封上还是信纸上都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也没有签名。“奇怪。”他想，又把信拿在手里。“你，与我素昧平生的你！”信的上头写了这句话作为称呼，作为标题。他的目光十分惊讶地停住了：这是指的他，还是指的一位臆想的主人公呢？突然，他的好奇心大发，念了起来：

我的孩子昨天去世了——为了挽救这个幼小娇嫩的生命，我同死神足足搏斗了三天三夜。他得了流感，可怜的身子烧得滚烫，我在他床边坐了四十个小时。我用冷水浸过的毛巾，敷在他烧得灼手的额头上。白天黑夜都握着他那双抽搐的小手。第三天晚上我全垮了。我的眼睛再也抬不起来了，眼皮合上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硬椅子上坐着睡了三四个小时，就在这期间，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这逗人喜爱的可怜的孩子，此刻就在那儿躺着，躺在他自己的小床上，就和他死的时候一样，只是把他的眼睛，把他那聪明的黑眼睛合上了，把他的两只手交叉着放在白衬衫上，床的四个角上高高地点燃着四支蜡烛。我不敢看一下，也不敢动一动，因为烛光一晃，他脸上和紧闭的嘴上就影影绰绰的，看起来就仿佛他的面颊在蠕动，我就会以为他没有死，以为他还会醒来，还会用他银铃似的声音对我说些甜蜜而稚气的话语。但是我知道，他死了，我不愿意再往床上看，以免再次怀着希望，也免得再次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孩子昨天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只有你，只有你了，而你对我却一无所知，此刻你完全感觉不到，正在嬉戏取闹，或者正在跟什么人寻欢作乐、调情狎昵呢。我现在只有你，只有与我素昧平生的你，我始终爱着的你。

我拿了第五支蜡烛放在这里的桌子上，我就在这张桌上给你写信。因为我不能孤零零地一个人守着我那死去的孩子，而不倾诉我的衷肠。在这可怕的时刻要是我不对你诉说，那该对谁去诉说！你过去是我的一切，现在也是我的一切！也许我无法跟你完全讲清楚，也许你不了解我——我的脑袋现在昏昏沉沉的，太阳穴不停地在抽搐，像有槌子在擂打，四肢感到酸痛。我想，我发烧了，说不定也染上了流感。现在流感正挨家挨户地蔓延，这倒好，这下我可以跟我的孩子一起去了，也省得我自己来了结我的余生。有时我眼前一片漆黑，也许这封信我都写不完——但是我要振作起全部精神，来向你诉说一次，只诉说这一次，你，我的亲爱的，与我素昧平生的你。

我想同你单独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向你倾吐；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一生始终都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可是只有当我死了，你再也不用答复我了，现在我的四肢忽冷忽热，如果这病魔真正意味着我生命的终结，这时我才让你知道我的秘密。假如我会活下来，那我就要把这封信撕掉，并且像我过去一直把它埋在心里一样，我将继续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你手里拿到了这封信，那么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一生，诉说她那属于你的一生，从她有意识的时候起，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生命始终是属于你的。作为一个死者，我再也无所求了，我不要求爱情，也不要求怜悯和慰藉。我要求你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请你相信我这颗痛苦的心匆匆向你吐露的一切。请你相信我讲的一切，我要求你的就只有这一件事：一个人在其独生子去世的时刻是不会说谎的。

我要向你吐露我的整个一生，我的一生确实是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我的生活郁郁寡欢、杂乱无章，它像一个蒙着灰尘、布满蛛网、散发着霉味的地窖，对它里面的人和事，我的心里早已忘却。你来的时候，我十三岁，就住在你现在住的那所房子里，现在你就在这所房子里，手里拿着这封信——我生命的最后一丝气息。我也住在那层楼上，正好在你对门。你一定记不得我们了，记不得那个贫苦的会计师的寡妇（她总是穿着孝服）和那个尚未完全发育的瘦小的孩子了——我们深居简出，不声不响地过着我们小市民的穷酸生活——你或许从来没有听到过我们的名字，因为我们房间的门上没有挂牌子，没有人来访，也没有人来打听我们。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过了十五六年了，不，你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我亲爱的，可是我呢，啊，我激情满怀地想起了每一件事，我第一次听说你，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天，不，是那一刻，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仿佛是今天的事。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因为对我来说世界从那时才开始。请耐心，亲爱的，我要向你从头诉说这一切，我求你听我谈一刻钟，不要疲倦，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感到疲倦啊！

你搬进我们这所房子来以前，你的屋子里住的那家人又丑又凶，又爱吵架。他们自己穷困潦倒，却最恨邻居的贫困，也就是恨我们的穷困，因为我们不愿跟他们那种行为粗野的人沆瀣一气。这家男人是个酒鬼，常打老婆；哐啷哐啷摔椅子、砸盘子的响声常常在半夜里把我们吵醒。有一回那女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上，那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跟在她后面狂呼乱叫，直到大家都从屋里出来，警告那汉子，再这么闹就要去叫警察了，这场戏才算收场。我母亲一开始就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交往，也不让我跟他们的孩子说话，为此，这帮孩子一有机会就对我进行报复。要是他们在街上碰见我，就跟在我后边喊脏话，有一回还用硬实的雪球砸我，打得我额头上鲜血直流。全楼的人都本能地恨这家人。突然有一次出了事——我想，那汉子因为偷东西给逮走了——那女人不得不收拾起她那点七零八碎的东西搬走，这下我们大家都松了口气。楼门口的墙上贴出了出租房间的条子，贴了几天就拿掉了，消息很快从清洁工那儿传开，说是一位作家，一位文静的单身先生租了这套房间。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

这套房间给原住户弄得油腻不堪，几天之后油漆工、粉刷工、清洁工、裱糊匠就来拾掇房间了，敲敲锤锤，又拖地、又刮墙，但我母亲对此倒很满意，她说，这下对门又脏又乱的那一家终于走了。而你本人在搬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你的面：全部搬家工作都由你的仆人照料，那个个子矮小、神情严肃、头发花白的管事的仆人，他轻声细语地、一板一眼地以居高临下的神气指挥着一切。他使我们大家都很感动。首先，因为有一位管事的仆人在我们这所郊区楼房里，是件很新奇的事；其次，他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客气，但并不因此而降格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仆人，和他们好朋友似的山南海北地谈天。从第一天起他就把我母亲看作太太，恭恭敬敬地向她打招呼，甚至对我这个丑丫头，也总是既亲切又严肃。每逢他提到你的名字，他总带着某种崇敬，一种特殊的尊敬——大家马上就看出，他对你的关心远远超出了普通仆人的程度。为此我多么喜欢他、多么喜欢这个善良的老约翰啊！虽然我忌妒他时时可以在你身边侍候你。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亲爱的，把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简直是可笑的小事都告诉你，为的是让你了解，从一开始你对我这个既腼腆又胆怯的孩子就具有那样的魔力。在你本人还没有闯入我的生活之前，你身上就围上了一圈灵光，一道富贵、奇特和神秘的光华——我们所有住在这幢郊区小楼里的人（这些生活天地非常狭小的人，对自己门前发生的一切新鲜事总是十分好奇的），都在焦躁地等着你搬进来。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看到楼前停着搬家具的车，这时对你的好奇心才在我心里猛增。家具大都是笨重的大件，搬运工已经抬到楼上去了，现在正在把零星小件拿上去。我站在门口望着，对一切都感到很惊奇，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那样稀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印度神像、意大利雕塑、色彩鲜艳的巨幅绘画，最后是书，那么多、那么好看的书，以前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这些书都堆在门口，仆人在那里一本本拿起来，用小棍和掸帚仔仔细细地掸掉书上的灰尘。我好奇地围着那越堆越高的书堆蹑手蹑脚地走着，你的仆人并没有叫我走开，但也没有鼓励我待在那里，所以我一本书也不敢碰，虽然我很想摸一摸有些书的软皮封面。我只好从旁边怯生生地看看书名：有法文书、英文书，还有些书的文字我不认识。我想，我会看上几个小时的。这时我母亲把我叫进去了。

整个晚上我都没法不想你，而这还是在我认识你之前呀。我自己只有十来本便宜的、破硬纸板装订的书，这几本书我爱不释手，一读再读。这时我在冥思苦想：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呢？有那么多漂亮的书，而且都看过了，还懂得所有这些文字，他还那么有钱，同时又那么有学问。想到那么多书，我心里就滋生起一种难以形容的敬畏之情。我在心里设想着你的模样：你是个老人，戴了副眼镜，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有点儿像我们的地理教员，只是善良得多、漂亮得多、温和得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就肯定你是漂亮的，因为当时我还把你想象成一个老人呢。就在那天夜里，我还不认识你，我就第一次梦见了你。

第二天你搬来了，但是无论我怎么窥伺，还是没能见到你的面——这又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终于在第三天我看见了你，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你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和我孩子气的想象中的天父般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我梦见的是一位戴眼镜的慈祥的老人，现在你来了——你，你的样子还是和今天一样，你，岁月不知不觉地在你身上流逝，但你却丝毫没有变化！你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迷人的运动服，上楼梯的时候总是以你那种无比轻快的、孩子般的姿态，老是一步跨两级。你手里拿着帽子，我以无法描述的惊讶望着你那表情生动的脸，脸上显得英姿勃发，一头秀美光泽的头发：真的，我惊讶得吓了一跳，你是多么年轻、多么漂亮、多么修长笔挺、多么标致潇洒。这事不是很奇怪吗？在这第一秒钟里，我就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你是非常独特的，我和所有别的人都意想不到地在你身上一再感觉到，你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是个热情洋溢、逍遥自在、沉湎于玩乐和寻花问柳的年轻人，同时你在事业上又是一个十分严肃、责任心强、学识渊博、修养有素的人。我无意中感觉到后来每个人都在你身上感觉到的印象，那就是你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它既有光明的、公开面向世界的一面，也有阴暗的、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一面——这个最最隐蔽的两面性，你一生的秘密，我，这个着了魔似的被你吸引住的十三岁的姑娘，第一眼就感觉到了。

现在你明白了吧，亲爱的，当时对我这个孩子来说，你是一个多大的奇迹，一个多么诱人的谜呀！一个大家对他怀着敬畏的人，因为他写过书，因为他在另一个大世界里颇有名气，现在突然发现他是个英俊潇洒、像孩子一样快乐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我还要对你说吗？从今天起，在我们这所楼里，在我整个可怜的儿童天地里，没有什么比你更使我感兴趣的了。我把一个十三岁姑娘的全部强劲、全部缠住不放的执拗劲一股脑儿都用来窥视你的生活、窥视你的起居了。我观察你，观察你的习惯，观察到你这儿来的人，这一切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增加了我对你本人的好奇心，因为来看望你的客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这就反映了你性格上的两重性。到你这里来的有年轻人、你的同学以及一帮衣衫褴褛的大学生，你跟他们有说有笑，忘乎所以；有时又有一些坐小汽车来的太太；有一回歌剧院的经理、那位伟大的乐队指挥来了，过去我只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远远地见到过他站在乐谱架前；到你这里来的人再就是些还在商业学校上学的小姑娘，她们扭扭捏捏地倏地一下就溜进了门去。总而言之，来的人里女人很多，很多。这一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一天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看见一位太太头上蒙着面纱从你屋里出来，我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才十三岁呀，我以狂热的好奇心来探听和窥伺你的行动，孩子的心目中还并不知道，这种好奇心已经是爱情了。

但是，我亲爱的，那一天，那一刻，我整个地、永远地爱上你的那一天、那一刻，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和一个女同学散了一会儿步，就站在大门口闲聊。这时开来一辆小汽车，车一停，你就以你那焦躁、敏捷的姿态——这姿态至今还使我对你倾心——从踏板上跳了下来，要进门去。一种下意识逼着自己为你打开了门，这样我就挡了你的道，我们两人差点儿撞个满怀，你以那种温暖、柔和、多情的眼光望着我，这眼光就像是脉脉含情的表示，你还向我微微一笑——是的，我不能说是别的，你向我脉脉含情地微微一笑，并用一种极轻的、几乎是亲昵的声音说：“多谢啦，小姐！”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亲爱的。可是从此刻起，从我感到了那柔和的、脉脉含情的目光以来，我就属于你了。后来不久我就知道，对每个从你身边走过的女人，对每个卖给你东西的女店员，对每个给你开门的侍女，你一概投以你那拥抱式的、具有吸引力的、既脉脉含情又撩人销魂的目光，你那天生的诱惑人的目光。我还知道，在你身上这目光并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心仪和爱慕，而是因为你对女人所表现的脉脉含情，所以你看她们的时候，不知不觉之中就使你的眼光变得柔和而温暖了。但是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却对此毫无所感，我心里像团烈火在燃烧。我以为你的柔情只是给我的，只是给我一人的，在这瞬间，我这个尚未成年的丫头的心里，已经感到是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永远属于你了。

“这个人是谁？”我的女伴问道。我不能马上回答她。我不能把你的名字说出来：就在这一秒钟里，这唯一的一秒钟里，我觉得你的名字是神圣的，它成了我的秘密。“噢，一位先生，住在我们这座楼里。”我结结巴巴、笨嘴拙舌地说。“那他看你的时候你干吗要脸红啊？”我的女伴使出了一个爱打听的孩子的全部恶毒劲儿冷嘲热讽地说。正因为我感到她的嘲讽触到了我的秘密，血就一下子升到我的脸颊，感到更加火烧火燎。我狼狈至极，态度变得甚为粗鲁。“傻丫头！”我气冲冲地说。我真恨不得把她勒死。但是她却笑得更响，嘲弄得更加厉害，直到我感到盛怒之下泪水都流下来了。我就把她甩下，独自跑上楼去。

从这一秒钟起，我就爱上了你。我知道，许多女人对你这个宠惯了她们的人常常说这句话。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盲目地、忘我地爱过你。我对你永远忠贞不渝。因为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孩子暗地里悄悄所怀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让人不抱希望，曲意逢迎，卑躬屈膝，低声下气，热情奔放；它与成年女人那种欲火中烧的、本能的挑逗性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将他们的全部热情集聚起来，其余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滥用自己的感情，在卿卿我我中把自己的感情消磨殆尽，他们听说过很多关于爱情的事，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书。他们知道，爱情是人们的共同命运。他们玩弄爱情，就像玩弄一个玩具，他们夸耀爱情，就像男孩子夸耀他们抽了第一支香烟。但是我，我没有一个可以诉说心事的人，没有人开导我，没有人告诫我。我毫无阅历、毫无准备，我一头栽进了我的命运之中，就像跌入了万丈深渊。从那一秒钟起，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就是你！我在梦里见到你，把你当作知音：我父亲早就去世了，我母亲总是郁郁寡欢、悲悲戚戚，她靠吃养老金过活，生性怯懦，掉片树叶还生怕砸了脑袋，所以我和她并不十分相投；那些开始沾上了行为不端的坏毛病的女同学又使我感到厌恶，因为她们轻佻地玩弄那在我心目中视为最高的激情的东西——因此我把原先散乱的全部激情，把我那颗压缩在一起而一再急不可待地想喷涌出来的整个心都一股脑儿向你掷去。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我该怎么对你说呢？任何比喻都不为过——你就是一切，是我整个生命。人间万物所以存在，只是因为都和你有关系，我生活中的一切，只有和你相连才有意义。你使我整个生活变了个样。原先我在学校里学习并不太认真，成绩也是中等，现在突然成了第一名。我读了上千本书，往往每天读到深夜，因为我知道，你是喜欢书的；突然我以有点儿近乎顽固的劲头坚持不懈地练起钢琴来了，这使我母亲大为惊讶，因为我想，你是喜欢音乐的。我把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缝得整整齐齐，好在你面前显得干净利索，让你喜欢；我那条旧学生裙（是我母亲的一件家常便服改的）的左侧打了一个四方的补丁，我感到难看极了。我怕你会看见这个补丁，因而瞧不起我，所以我上楼的时候，总是把书包压在那个补丁上，我吓得直哆嗦，生怕被你看出来。但是这是多傻啊！你后来再也没有，几乎是再也没有看过我一眼。

再说我，我整天都在等着你，窥伺你的行踪，除此之外可以说是什么也没做。我们家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黄铜窥视孔，从这个小圆孔里可以看到对面你的房门。这个窥视孔——不，别笑我，亲爱的，就是今天，就是今天，我对那些时刻也并不感到羞愧！——这个窥视孔是我张望世界的眼睛，那几个月，那几年，我手里拿了本书，整个下午地坐在那里，坐在前屋里恭候你，生怕妈妈疑心，我的心像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你一出现，它就不住地奏鸣。我时刻为了你，时刻处于紧张和激动之中，可是你对此却毫无感觉，就像你对口袋里装着的绷得紧紧的怀表的发条没有一丝感觉一样。怀表的发条耐心地在暗中数着你的钟点，量着你的时间，用听不见的心跳伴着你的行踪，而在它嘀嗒嘀嗒转动的几百万秒之中，你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我知道你的一切，了解你的每一个习惯，认得你的每一条领带、每一件衣服，不久就认识并且能够一个个区分你那些朋友，还把他们分成我喜欢的和我讨厌的两类。我从十三岁到十六岁，每一小时都是生活在你的身上的。啊，我干了多少傻事！我去吻你的手摸过的门把手，捡了一个你进门之前扔掉的雪茄烟头，在我心目中它是神圣的，因为你的嘴唇在上面接触过。晚上，我上百次借故跑到下面的胡同里，去看看你那一间亮着灯的屋子，这样虽然看不见你，但是可以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你在那里。你出门去的那几个星期——我每次见那善良的约翰把你的黄旅行袋提下楼去，我的心便吓得停止了跳动——那几个星期我活着像死了一样，毫无意义。我满脸愁云，百无聊赖，茫然若失，不过我得时时小心，别让母亲从我哭肿了的眼睛上看出我心头的绝望。

我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全是些怪可笑的感情波澜、孩子气的蠢事。我该为这些事而害臊，但是我并不感到羞愧，因为我对你的爱情从来没有像在这种天真的激情中更为纯洁、更为热烈的了。我可以对你说上几小时，说上好几天，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同你一起生活的，而你呢，连我的面貌还不认识，因为每当我在楼梯上碰到你，而又躲不开的时候，由于怕你那灼人的眼光，我就低头打你身边跑走，就像一个人为了不被烈火烧着，而纵身跳进水里一样。我可以对你说上几小时，说上好几天，告诉你那些你早已忘怀的岁月，给你展开你生活的全部日历；但是我不愿使你厌倦，不愿折磨你。我要讲给你听的，只有我童年时期最最美好的那次经历，我请你不要嘲笑我，因为这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但是对我这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件天大的大事。一定是个星期天。你出门去了，你的仆人打开房门，把那几条他已经拍打干净的、沉重的地毯拽进屋去。他，这个好人，干得非常吃力，我一时胆大包天，走到他跟前，问他要不要我帮他一把。他很惊讶，但还是让我帮了他，这样我就看见了你的寓所的内部，你的天地，你常常坐的书桌，桌上的一个蓝水晶花瓶里插着几朵鲜花，看见了你的柜子、你的画、你的书——我只能告诉你，我当时怀着多么大的崇敬，甚至虔诚的仰慕之情啊！对你的生活我只是匆匆地偷望了一眼，因为约翰，你那忠实的仆人，是一定不会让我仔细观看的，可是就是这么看了一眼，我就把整个气氛吸进了胸里，这就有了入梦的营养，就能无休止地梦见你，无论醒着还是睡着。

这，这飞快的一分钟，它是我童年时代最最幸福的时刻。我要把这时刻讲给你听，好让你这个并不认识我的人终于能开始感觉到有一个生命在依恋着你，并为你而消殒。这个最最幸福的时刻我要告诉你，还有那个时刻，那个最最可怕的时刻也要告诉你，可惜这两个时刻是互相紧挨着的。为了你的缘故——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我把一切都忘掉了，我没有注意我的母亲，对任何人都不关心。我没有注意到，一位年纪稍长的先生，一位因斯布鲁克的商人，我母亲的远亲，常常到我们家里来，每回都待得很久，是的，这倒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他有时带我母亲去看戏，这样我便可以独自待在家里，想着你，守候着你，这可是我的最大最大的、我的唯一的幸福！一天，母亲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她房间里，说要跟我一本正经地谈一谈。我的脸都吓白了，听到自己的心突然怦怦直跳：她会不会感觉到什么，看出了什么苗头？我马上想到的就是你，就是这个秘密，这个把我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秘密。但是妈妈自己却感到不好意思，她温柔地吻了我一两下（她平素是从来不吻我的），把我拉到沙发上挨她坐着，然后吞吞吐吐、羞怯地开始说，她的亲戚是个鳏夫，向她求婚，而她呢，主要是为了我，就决定答应他的要求。一股热血涌到我的心头：我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全部心思都在你的身上。“我们还住在这儿吧？”我结结巴巴地勉强说出这句话来。“不，我们要搬到因斯布鲁克去，斐迪南在那里有座漂亮的别墅。”别的话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觉得眼前发黑。后来我知道，当时我晕倒了；我听见母亲对等候在门后的继父悄声说话，我突然伸开双手往后一仰，随后就像块铅似的摔倒了。以后这几天里发生的事情，我，一个不能自己做主的孩子，是如何反抗她那说一不二的意志的，这些我都无法向你描述了。就是现在，一想到这件事，我正在写信的手还发抖呢。我真正的秘密是不能泄露的，因此我的反抗就显得纯粹是耍牛脾气，故意作对，成心找别扭。谁也不再跟我说了，一切都在暗地里进行。他们利用我上学的时间搬运行李，等我回到家里，总是不是少了这样，就是卖了那件。我看着我们的屋子，我的生活变得零落了，有一次我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搬家具的人正在包装东西，把什么都搬走了。空空荡荡的屋子里放着收拾好了的箱子，以及母亲和我每人一张的行军床：我们还要在这里睡一夜，最后一夜，明天就动身到因斯布鲁克去。

在这最后的一天，我怀着一种突然的果断心情感觉到，没有你在身边，我是不能活的。除了你，我想不出别的什么解救办法。我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在那绝望的时刻我究竟能不能头脑清楚地进行思考，这些我永远也说不出来，可是我突然站了起来，身上穿着学生装——我母亲不在家——走到对门你那里去。不，我不是走去的：我两腿发僵，全身哆嗦着，被一种磁石一般的力量吸到你的门口。我已经对你说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跪在你的脚下，求你收留我做个女仆、做个奴隶，我怕你会对一个十五岁姑娘的这种纯真无邪的狂热感到好笑的，但是——亲爱的，要是你知道，我当时如何站在冰冷的楼道里，由于恐惧而全身僵硬，可是又被一种捉摸不到的力量推着朝前走；我又是如何把我的胳膊，那颤抖着的胳膊，可以说是硬从自己身上扯开，抬起手来——这场搏斗虽只经历了可怕的几秒钟，但却像是永恒的——用手指去按你门铃的电钮，要是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再笑了。那刺耳的铃声至今还在我的耳朵里回响，随之而来的是沉寂，之后——这时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全身的血液凝固了——我只是竖起耳朵听着，你是不是来开门。

但是你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那天下午你显然出去了，约翰可能是为你办事去了。于是我就蹒跚地——单调刺耳的门铃声还在我的耳边震响——回到我们满目凄凉、空空如也的屋子里，筋疲力尽地一头倒在一条花呢旅行毯上，这几步路走得我疲乏之至，仿佛在深深的雪地里走了好几个小时似的，虽然疲惫不堪，可是他们把我拉走之前我要见到你、跟你说话的决心依然在燃烧，并未熄灭。我向你发誓，这里面并没有一丝情欲的念头，我当时还不懂，除了你之外，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见到你，只想再见一次，紧紧地抱着你。于是整整一夜，这漫长的、可怕的整整一夜，亲爱的，我都在等待着你。母亲刚一上床睡着，我就蹑手蹑脚地溜到前屋里，侧耳倾听，你什么时候回家。整整一夜我都在等待着，而这可是一个冰冷的一月之夜啊！我疲惫不堪，四肢疼痛，想坐一坐，可是屋里连张椅子都没有了，于是我就平躺在冷冰冰的地板上，从房门底下的缝隙里嗖嗖地吹进股股寒风。我的衣服穿得很单薄，又没有拿毯子，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浑身骨节眼里都感到刺痛；我倒是不想要暖和，生怕一暖和就会睡着，就听不到你的脚步声了。这是很难受的，我的两只脚痉挛了，紧紧蜷缩在一起，我的胳膊颤抖着：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在这漆黑的夜里，可真把人冻死了。但是我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你，宛如等待着我的命运。

终于——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吧——我听见下面开大门的声音，接着就有上楼梯的脚步声。顿时我身上的寒意全然消失，一股热流在我心头激荡，我轻轻地开了房门，准备冲到你面前，伏在你的脚上……啊，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傻姑娘当时会干出什么事来。脚步声越来越近，烛光忽闪忽闪地照到了楼上。我哆哆嗦嗦地握着房门的把手。来的人果真是你吗？

是，是你，亲爱的——但你不是独自一人。我听到一阵挑逗性的轻笑，绸衣服拖在地上发出的窸窣声和你低声细语的说话声——你是带了一个女人回家来的……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挨过这一夜的。第二天早晨八点钟，他们就把我拖往因斯布鲁克，我已经没有一丝力气来反抗了。

我的孩子已在昨天夜里去世了——如果我当真还要继续活下去的话，那我又将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明天要来人了，那些陌生的、黑炭似的大个儿笨汉子，他们将抬一口棺材来，收殓我那可怜的、我那唯一的孩子。也许朋友们也会来，送来花圈，但是鲜花放在棺材上又顶什么用？他们会来安慰我，对我说几句话，但是他们又能帮得了我些什么呢？我知道，这以后我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在人群之中感到孤独更可怕的了，这一点我那时就体会到了。在因斯布鲁克度过的没有尽头的两年岁月里，即从我十六岁到十八岁的时候，像个囚犯，像个被摒弃的人似的生活在家里的两年时间里，就体会到了这一点。继父是个生性平和、寡言少语的人，对我很好；我母亲好像为了弥补她无意之中所犯的过失，所以对我的一切要求总是全部给予满足，年轻人围着我献殷勤，但是我都斩钉截铁地对他们一概加以拒绝。不和你在一起，我就不想幸福地、惬意地生活，我把自己埋进一个晦暗的、寂寞的世界里，自己折磨自己。他们给我买的新花衣服我不穿，我不肯去听音乐会，不肯去看戏，或者跟大家一起兴高采烈地去郊游。我几乎连胡同都不出：你会相信吗，亲爱的，我在这座小城里住了两年，认识的街道还不上十条？我悲伤，我要悲伤，看不见你，我就强迫自己过着清淡的生活，并且还以此为乐。再有，我怀着一股热情，只希望生活在你的心里，我不愿让别的事情来转移这种热情。我独自一人坐在家里，一坐就是几小时，就是一整天，什么也不做，只是想着你，一次一次地、反反复复地重温对你的数百件细小的回忆，每次见你啦，每次等你啦，就像在剧院里似的，让这些细小的插曲一幕幕从我的心里闪过。因为我把往日的每一秒钟都回味了无数次，因此我的整个童年时期还都历历在目，那些逝去的岁月的每一分钟我都感到如此灼热和新鲜，仿佛是昨天在我身上发生的事。

那时我的整个身心全都用在了你的身上。你写的书我全都买了，要是报上登有你的名字，那这天就像节日一样。你相信吗？你的书里每一行我都能背下来，我一遍又一遍地把你的书读得滚瓜烂熟。要是有人半夜里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从你的书里抽出一行来念给我听，今天，隔了十三年，我还能接着念下去，就像在梦里一样，你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福音书和祷告文。整个世界，只是和你有关，它才存在；我在维也纳的报纸上翻阅音乐会和首演的广告，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哪些演出会使你感兴趣；一到黄昏，我就在远方陪伴着你，想象着：现在你进了剧场大厅，现在你坐下来了。这事我梦见过千百次，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一次音乐会上见过你。

可是我说这些干什么呢？说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的这些疯狂的、自己糟蹋自己的，这些如此悲惨、如此绝望的狂热干什么呢？把这些告诉一个对此一无所感、毫无所知的人干什么呢？那时我不确实还是个孩子吗？我长到十七八岁了——年轻人开始在街上转过头来看我了，可是他们只能使我火冒三丈。因为想着和别人，而不是和你谈恋爱，即使只是拿恋爱开个玩笑，我也觉得简直是闻所未闻、难以理解的，在我看来，受勾引本身就已经犯了罪。我对你的激情始终犹如当年，只是随着我身体的发育和性欲的萌发而变得更加炽烈、更加肉感、更加女性罢了。当时在那个女孩子、那个去按你的门铃的女孩子的朦胧的意识中没能预感到的东西，现在成了我的唯一的思想：把自己献给你，完全委身于你。

我周围的人认为我腼腆，都说我怕羞（我咬紧牙关，关于我的秘密，一个字也不露出来），但是在我心里却滋长了钢铁般的意志。我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一点上：回到维也纳，回到你的身边去。我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别人看来，我的这个愿望也许是荒谬的、不可理解的。我的继父颇有资财，他把我当作他的亲生女儿。我直闹着要自己挣钱来养活自己，后来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我来到维也纳的一个亲戚家，在一家服装店里当职员。

在一个雾蒙蒙的秋日，我终于，终于来到了维也纳！难道还要我告诉你，我到维也纳以后第一程路是往哪儿去的吗？我把箱子存放在火车站，跳上一辆电车——我觉得电车开得多慢呀，每停一站都使我感到恼火——一直奔到那座楼房前面。你的窗户亮着灯，我的整个心灵发出了动听的声音。这座城市，这座曾经如此陌生、如此毫无意义地在我四周喧嚣嘈杂的城市，现在才有了生气，我现在才复活，因为我感觉到你就在近旁，你，我那永恒的梦。我并没有感觉到，无论隔着多少峡谷、高山、河流，或是在你和我闪着喜悦光芒的目光之间只隔着一层透明的薄玻璃，我对于你的意识来说，实际上都是一样遥远的。我抬头仰望，仰望，这儿有灯光，这儿是楼房，你就在这儿，这儿就是我的世界。关于这一时刻，我已经做了两年的梦了，现在总算赐给了我，这个漫长的、柔和的、云遮雾绕的夜晚，我在你的窗前站了很久，直到你房里的灯熄灭以后，我才去寻找我的住处。

这以后，我每天晚上都这样站在你的房前。我在店里干活一直要干到六点钟才结束，活计很重、很累，但我很喜欢；因为工作很杂乱，我对自己内心的不安也就感到不那么痛楚了。等到卷帘式铁百叶门在我身后咣当一声落了下来，我就直奔我心爱的目的地。只要看你一眼，只想碰见你一次，只想用我的目光远远地再次抚摸你的脸庞——这就是我唯一的心愿。大约一个星期后，我终于遇见了你，而且恰恰在我没有预料到的那一瞬间：我正抬头朝你的窗户张望的时候，你横穿马路过来了。突然，我又变成了那个小姑娘，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我感到热血涌上我的面颊；违背我渴望看见你的眼睛的冲动，我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像是有人在追我似的，从你身边一溜烟似的跑了过去。后来我为自己这种女学生似的胆怯的逃遁而感到羞愧，因为现在我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我想遇见你，我在找你，过了那么多渴望的、难熬的岁月，我希望你能认出我来，希望你注意到我，希望你爱上我。

但是你好长时间都没有注意到我，虽然每天晚上，无论是纷飞的大雪，还是维也纳凛冽刺骨的寒风，我都站在你那条胡同里，我往往白等几小时，有时候等了半天以后，你终于在朋友的陪伴下从屋里走了出来，有两次我还看见你和女人在一起。当我看见一位陌生女人同你紧挽胳膊一起走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成人意识，我的心突然颤了一下，把我的灵魂也撕裂了，这时我感觉到对你有一种新的、异样的感情。我并没有吃惊，我在儿童时代就已经知道女人是陪伴你的常客，可是现在却使我突然感到有种肉体上的痛苦，我心里那根感情之弦绷得紧紧的，对你跟另一个女人的这种明显的、肉体上的亲昵感到非常敌视，同时自己也很想得到。我当时有种孩子气的自尊心，也许今天还保留着，所以一整天没有到你的屋子跟前去：但是这个抗拒和愤恨的空虚的夜晚是多么可怕呀！第二天晚上，我又低声下气地站在你的房子跟前，等呀等，就像我的整个命运都站在你那关闭的生活之前似的。

一天晚上，你终于注意到我了。我已经看见你远远地过来了，我就振作起自己的意志，别又躲开你。说也凑巧，有辆货车停在街上要卸货，因而把马路堵得很窄，你就只好紧挨着我的身边走过去。你那心不在焉的目光下意识地扫了我一眼，它刚遇到我全神贯注的目光，就立即变成了——回忆起心里的往事，使我猛然一惊！——你那种勾引女人的目光，变成了那温存的、既脉脉含情又撩人销魂的、那拥抱式的、盯住不放的目光，这目光从前曾把我这个小姑娘唤醒，使我第一次成了女人，成了正在恋爱的女人。有一两秒钟之久，你的目光就这样凝视着我的目光，而我的目光却不能，也不愿意离开你的目光——随后你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出于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我转过头来，看见你停住了，正在回头看我。从你好奇地、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我的神态里，我立刻就知道：你没有认出我来。

你没有认出我来，那时候没有，永远，你永远也没有认出我来。亲爱的，我怎么来向你描述那一瞬间的失望呢——当时我是第一次遭受到没有被你认出来的命运啊，这种命运贯穿在我的一生中，并且还带着它离开人世；没有被你认出来，一直还没有被你认出来。我怎么来向你描述这种失望呢！因为你看，在因斯布鲁克的两年中，我时刻都想着你，什么也不做，只是想象我们在维也纳的第一次重逢，根据自己的情绪状态，做着最幸福的和最可怕的梦。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切我都在梦里想过了；在我心情阴郁的时候，我设想过，你会拒我于门外，你会鄙视我，因为我太卑微、太丑陋、太不顾羞耻。你各种各样的怨恨、冷酷、淡漠，这一切我在热烈的幻想中都经历过了——可是这一点，这最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在我心情最阴郁、自卑感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敢去考虑过，你根本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今天我懂得了——啊，那是你教我懂得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少女、一个女人的脸想必是变化多端的东西。因为脸通常只是一面镜子，时而是热情的镜子，时而是天真烂漫的镜子，时而又是疲惫的镜子，镜子中的形象极易流逝，所以一个男人也就更加容易忘记一个女人的容貌，因为年龄就在这面镜子里带着光和影逐渐流逝，因为服装会把一个女人一下打扮成这样，等会儿又变成那样。那些听天由命的女人，她们才是真正的智者。可是当时我这样一个少女，我对你的健忘还不能理解，因为由于我自己毫无节制、时刻不停地想着你，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幻景，以为你也一定常常想着我，在等着我；如果我知道，你的心里并没有我，压根儿连想都没有想过我，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的目光使我清醒了，你的目光表示，你一点儿也不认识我了，关于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之间，你竟连一根蛛丝那样的些微记忆也没有了。面对这样的目光，我如梦初醒，第一次跌到了现实之中，第一次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

你那时没有认出我来。两天以后我们再次相遇，你的目光带着点儿亲昵的神情周身打量着我，这时你依旧没有认出我就是曾经爱过你的、是被你唤醒的那个姑娘，你只认出我是那个漂亮的、十八岁的姑娘，两天以前曾在同一地点同你迎面相逢。你亲切而惊讶地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轻柔的微笑。你又从我的身边走过去，马上又放慢了脚步；我颤抖，我狂喜，我祈祷，但愿你来跟我打招呼。我感到，我第一次为你而充满了活力；我也放慢了脚步，没有躲开你。突然，我没有回头便感觉到你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这回我可以第一次听到你对我说话的可爱的声音了。这种期待的心情几乎使我软瘫了，我担心自己可能不得不停下来，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这时你走到我旁边来了。你用你特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神情跟我攀谈，仿佛我们是早就认识的老朋友了——啊，你没有感觉出我这个人，你也从来没有感觉出我的生活！——你跟我说话的神态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泰然自若，甚至我也能够跟你答话了。我们一起走了一条胡同，这时你问我，是否愿意我们一起去吃饭。我说：“行。”我怎敢拒绝你呢？

我们一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你还记得这家饭馆在哪里吗？啊，不，你一定跟其他这样的晚餐分不清了，因为在你的心目中，我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数万个女人中的一个，许许多多不胜枚举的风流艳遇中的一桩罢了，你有什么好想起我来的。我说得很少，因为在你身边，听你跟我说话，我就感到无限幸福了。我不愿意由于一个问题、一句愚蠢的话而白白浪费一秒钟。我永远不会忘记感谢你的这个时刻，你的心里满满地盛着我的热情的崇敬，你的举止如此温存风雅，轻松愉快，识体知礼，毫无迫不及待的妄为，没有匆忙的谄媚讨好的表示，从第一个瞬间起，就亲切自重，如逢知己，即使并没有早就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你，那么单凭这一点，你也会赢得我的心的。啊，你可不知道，我傻乎乎地等了你五年，你没有使我失望，你简直使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起身离去。走到饭馆门口，你问我是否忙着回家、是否还有点儿时间。我怎么能瞒着你，怎么能不告诉你我乐意听从你的意愿呢！我说，我还有时间。随后，你稍稍迟疑了一下，就问我是否愿意上你那里聊一会儿。“好啊！”我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随后我立即发现，你对我如此迅速的允诺，感到有点儿难堪或者高兴，反正显然感到十分意外。今天我明白了你的这种惊异：我知道，一个女人，即使她心里火烧火燎的，想委身于人，但是她们通常总要否认自己有这种打算，还要装出一副惊恐万状或者怒不可遏的样子，非等男人再三恳求，说一通弥天大谎，赌咒发誓并做出种种许诺，这才愿意平息下来。我知道，也许只有那些吃爱情饭的妓女，或是幼稚天真、年未及笄的小姑娘才会兴高采烈地满口答应那样的邀请。但是在我心里，这件事只不过是——你怎么能料想得到呢——化成了语言的心愿，千百个白天黑夜所凝聚、而现在突然迸发的相思而已。总之，当时你很吃惊，我开始使你对我产生兴趣了。我觉察到，我们一起走的时候，你一边说着话，一边带着某种惊异的神情从侧面打量着我。你的感觉，你那对于一切人性的东西具有魔术般的十拿九稳的感觉，在这里你立即在这位漂亮的、柔顺的姑娘身上嗅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嗅出了一个秘密。于是，你好奇心大发，我觉察到，你想从一连串拐弯抹角的、试探性的问题着手，来摸清这个秘密。可是我避开了你，我宁可显得傻里傻气的样子，也不愿对你泄露我的秘密。

我们上楼到你屋里。请原谅，亲爱的，要是我对你说，你不可能明白，这楼道、这楼梯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何等的陶醉，何等的迷乱，何等的疯狂、痛苦，几乎是致命的幸福啊！我现在想起这些，还不禁泪湿衣襟，然而我已经没有眼泪了。你想一想吧，那里每一件东西都好像渗透了我的激情，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童年时代、是我的憧憬的象征：那大门，我在前面等过你千百次的大门；那楼梯，我在那里倾听你的脚步声，并在那儿第一次看见你的楼梯；那窥视孔，通过这个小孔我看得神魂颠倒；你房门口铺的小地毯，有次我曾在上面跪过；那钥匙的响声，每回一听到这声音，我总是从自己潜伏的地方猛地一跃而起。你不会明白的。在这一刻，在你家里，过去的岁月犹如一股洪流，劈头盖脸向我冲了下来，我的童年、我的梦想、我的整个一生都在这里。因为一切，一切都如愿以偿了，我和你在一起走，我和你在你的、在我们的房子里走着。你想想吧——这话听起来毫无意思，可我不知道怎么用别的话来说——一直到你房门口为止，一切都是现实，都是一辈子沉闷的、日常的世界，从那儿起，孩子的仙境，阿拉丁(1)的王国就开始了。你想一想，这房门我曾急不可待地盯过千百回，如今我飘飘然地走了进去，你将会预料到——但仅仅是预料到，永远也不会完全知道，我亲爱的！——这转瞬即逝的一分钟从我的生活里带走了什么。

那个晚上，我在你身边整整待了一夜。你可没有想到，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触摸过我，没有一个男人紧贴着或者看见过我的身子哩。但是亲爱的，你又怎么会想到呢，因为我对你毫无反抗，我压制了因羞怯而产生的忸怩，只是为了使你无法猜到我对你的爱情的秘密，要是你猜了出来，准会把你吓一大跳的——因为你喜欢的只是轻松自在、嬉戏玩耍、怡然自得，你生怕干预别人的命运。你喜欢对所有的女人，像蜜蜂采花似的对世界滥施爱情，而不愿做出任何牺牲。假如我现在对你说，亲爱的，我对你委身的时候还是个处女，那么我求求你：不要误解我！我不埋怨你，你并没有引诱我、欺骗我、勾引我——是我，是我自己硬凑到你跟前、投入你的怀抱、栽进自己的命运中去的。我永远、永远不会埋怨你，不，我只有永远感谢你，因为对我来说那一夜是极致的欢乐，闪光的喜悦，飘飘欲仙的幸福。那天夜里我一睁开眼，感到你在我的身边，总是感到奇怪，星星怎么没有在我头上闪烁，因为我真觉得自己到了天上了——不，我从来没有后悔，我亲爱的，从来没有因为那一刻而后悔。我还记得：你睡着了，我听见你的呼吸，摸到你的身体，感到我自己这么紧挨着你，我幸福地在黑暗中哭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急着要走。我得到店里去，也想在仆人来到之前就走，可不能让他看见。当我穿好衣服站在你面前，你就把我搂在怀里，久久端视着我；莫非在你心里激荡着某个模糊而遥远的回忆，或者你只是觉得我当时神采飞扬、容貌美丽呢？然后你在我嘴上吻了一下。我轻轻地从你手里挣脱，想走掉。这时你问我：“你带几朵花去，好吗？”我说：“好吧。”你就在书桌上的蓝水晶花瓶里（啊，这只花瓶我是认识的，小时候我曾偷看过一眼）取出四朵洁白的玫瑰给了我。连着几天我还不住地吻着这几朵玫瑰哩。

我们事前约好在另一个晚上见面。我去了，那晚又是那么美妙。你还赐给了我第三夜。后来你就对我说，你要出门了——噢，我从小就恨你的这种旅行！——你答应我，一回来就立即通知我。我给了你一个留局待取的地址——我不愿把我的姓名告诉你。我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你又给了我几朵玫瑰作为临别纪念——作为临别纪念。

这两个月里我每天都去问……唉，算了，向你描述这种期待和绝望的极度痛苦干什么呢！我不埋怨你，我爱你，爱的就是这个你：感情炽烈，生性健忘，一见倾心，爱不忠诚。我爱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只是这个样，你过去一直是这个样，现在还是这个样。你早就回来了，从你亮着灯的屋子我断定你回来了，你没有给我写信。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也没有收到你的一行字，你的一行字，而我却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了你。我等着，绝望地等着。你没有叫我，没有给我写一行字……没有写一行字……

我的孩子昨天死去了——他也是你的孩子呀。他也是你的孩子，亲爱的，这是那如胶似漆的三夜所凝结的孩子，这一点我向你发誓，人之将死，其言也真，我快踏上黄泉路了，是不会撒谎的。这是我们的孩子，我向你发誓，因为从我委身于你的那一刻起，到这孩子从我肚子里生出来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男人接触过我的身子。我的身子任你紧紧贴过之后，我就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我怎么能把自己既给你，又给别人呢？你是我的一切，而别人只不过是从我生命边上轻轻擦过的路人。他是我们的孩子，亲爱的，是我那忠贞不渝的爱情和你那漫不经心的、毫不在乎的、几乎是无意识的柔情蜜意所凝成的孩子，他是我俩的孩子，我俩的儿子，我俩唯一的孩子。那么你一定要问——也许吓一大跳，也许只是不胜惊愕——那么你一定要问，我的亲爱的，问我在这么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为什么不把这个孩子的消息告诉你，一直到今天他躺在这里，躺在这黑暗里的时候才谈到他，而此刻他已准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永远不再回来了！可是我又怎么能告诉你关于孩子的事呢！我这个与你素昧平生的女人，我这个心甘情愿地跟你过了销魂荡魄的三夜，而且毫无反抗地，甚至是渴求地向你敞开了自己心怀的陌生女人，对她你是永远也不会相信的，你永远不会相信，她这么个跟你短暂萍水相逢的无名女人，会对你这个不忠诚的男人忠贞不渝，你永远也不会毫无疑虑地承认这孩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即使你觉得我的话蛮有道理，真假难分，你也不可能消除这种暗暗的怀疑：我很富有，为此你企图把你在另一次风流欢会时种下的这个孩子硬塞给我。这样你就会对我猜疑，在你和我之间就会产生一片阴影，一片飘浮不定、腼腆的怀疑的阴影，这我不愿意。再说，我了解你，非常了解你，比你对自己还了解得清楚，我知道，你这个人只喜欢在爱情中无忧无虑、轻松自在、游戏玩耍，要是突然间成了父亲，突然间要对一个生命负责，那你一定会感到难堪而棘手的。你一定会觉得，好像我把你拴住了，而你这个人是只有在自由自在的情况下才能呼吸的。因为我把你拴住了，你一定会因此而恨我的——不错，我知道，你会违背你自己清醒的意志而恨我的。也许只有几小时，也许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你会觉得我是个累赘，会恨我——但是我要保持我的自尊心，我要让你这一辈子想起我的时候没有一丝忧虑。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也不愿让你背上这个包袱，我要使自己成为你所钟情过的女人中独一无二的一个，让你永远怀着爱情和感激来思念她。可是当然，你从来也没有思念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在九霄云外了。

我不埋怨你，我的亲爱的，不，我不埋怨你。如果我的笔下偶尔流露出几滴苦痛的话，那就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死了，就躺在这影影绰绰的烛光下。我冲上帝攥紧拳头，管他叫凶手，我的心绪阴郁，神志紊乱。请原谅我倾吐我的哀怨，原谅我吧！我知道，你是善良的，内心深处是乐于助人的。你帮助每一个人，就是素昧平生的人有求于你，你也给予帮助。你的恩惠非常奇特，它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因此谁都可以自取，两只手能抓多少就取多少，你的恩惠是博大的，是博大无际的，你的恩惠，但是，它是——请原谅我——懒散的。你的恩惠要人家提醒，要人自己去拿。你帮助人要人家叫你、求你，你帮助人是出于害羞、出于软弱，而不是出于快乐。容我坦率地对你说吧，你可以和别人共幸福，而不愿和人共患难。像你这样的人，即使是其中最有良心的人，求他也是很难的。有一次，那时我还是孩子，我从门上的窥视孔里看见有个乞丐按响了你的门铃，你给了他一点儿钱。还没等他开口向你要，你就迅速给了他，甚至给得很不少，可是你给他的时候心里有点儿害怕，是慌慌张张递给他的，好把他立即打发走，仿佛你怕看他的眼睛似的。你帮助人家的时候那种忐忑不安、羞羞答答、怕人感激的神态，我永远忘不了。因此我从来也不来求你。当然，我知道，那时即使你还拿不稳这是你的孩子，你也会帮助我的，你也一定会安慰我，给我钱，给我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可是你心里却总悄悄怀着焦躁的情绪，要把这件煞风景的事从你身上推得一干二净；是的，我相信，你甚至要说服我尽早把胎打掉。这是我顶顶害怕的事，因为你所希望的事，我怎么会不去做呢？我又怎么能拒绝你的要求呢？！可是这孩子就是我的一切，他也确实是你的，他就是你，但已经不再是那个我无法驾驭的、幸福无忧的你了，而是那个永远——我这样认为——给了我的、禁锢在我的身体里、连着我生命的你了。现在我终于把你捉住了，我可以在自己的血管里感到你在生长，感到你的生命在生长，只要我心里忍不住了，我就可以用食品喂你、用乳汁哺你，可以轻轻抚摸你，温柔地吻你。你瞧，亲爱的，因此当我知道，我怀了你的孩子时，我是多么幸福，因此我就没有把这事对你说：因为这样，你就再也不会从我身边逃走了。

当然，亲爱的，后来的生活也并不全是我原先所想的那种幸福的日子，也有的日子充满了恐惧和烦恼，充满了对人的卑鄙下流的憎恶。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不让我的亲戚发现我怀了孕，并把这事告诉我家里，因此临产前的几个月我不能再到店里去上班了。我不愿向我母亲要钱——我就把身边有的那点儿首饰卖掉，这样才勉强维持了分娩前那段时间的生活。分娩前一星期，一个洗衣女工从柜子里偷走了我剩下的最后几枚克朗，因此我只得进了一家妇产医院。只有那些身上分文不名的穷人，那些被抛弃、被遗忘的女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到那里去，置身于贫困的社会渣滓之中，这孩子，你的孩子，就是在那里呱呱坠地的。那儿真是叫人活不下去：陌生，陌生，一切都陌生，我们躺在那儿的人，互相也都是陌生的，大家寂寞孤独，彼此仇视，大家都是被贫困，被同样的痛苦踢进这间沉闷的、充满哥罗仿(2)和血腥气的、充满叫喊和呻吟的产房里来的。穷人不得不忍受的轻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羞辱，在那里我全受过了：我得跟那些娼妓、那些病人挤在一起，她们惯于对有同样命运的病人使坏；我忍受了年轻医生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脸上挂着一丝嘲讽的微笑，掀开我这个毫无反抗力的女人的被单，在身上摸来摸去，美其名曰检查；我忍受着女护理人员贪得无厌的私欲——啊，在那里，人的羞耻心被目光钉上了十字架，任凭语言的鞭笞。只有写着你的名字的那块牌子，在那里只有这块东西还是你自己，因为那床上躺着的只不过是一块抽搐着的、任凭好奇的人东捏西摸的肉，只不过是一个供观赏和研究的对象而已——啊，那些妇女，那些在自己家里为守候着她们的温存爱抚的丈夫生孩子的妇女，她们不懂得举目无亲、不能防卫、像在实验桌上似的把个孩子生下来是个什么滋味！要是我今天在哪本书里看到“地狱”这个词，我就仍然会不由自主地突然想到那间塞得满满的、水汽腾腾的，充满了呻吟、狂笑和惨叫的产房，那间宰割羞耻心的屠场，我就是在那儿遭的罪。

请原谅，请原谅我说了这些事。可是我就谈这一次，以后永远、永远不再说了。这些事十一年来我一句也没说过，不久我就将闭口不语，直到无垠的永恒。但是我得叫喊一次、嚷一次：为了这个孩子，我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啊！这孩子就是我的幸福，如今他躺在那里，已经停止了呼吸。我已经忘掉了那些时刻，在孩子的笑容和声音里，在他的幸福中早就把它们忘在九霄云外了；但是现在孩子死了，痛苦又潜入了我的心头，这一次，就这一次，我得把它从心里倾吐出来。但是我并不是埋怨你，我只是埋怨上帝，是他让这些痛苦到处狂奔乱闯的。我不埋怨你，我向你发誓，我从来没有对你发过脾气。即使我腹痛得蜷缩起来的时候，即使在大学生触摸般的目光下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时候，即使在痛苦撕裂我的灵魂的时候，我都没有在上帝面前控告过你；对于那几夜，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责骂过我对你的爱情，我始终都爱着你，一直为你所给我的那个时刻而祝福。假如由于那些时刻我还得再进一次地狱，而且事先知道我将受的苦，那么我还愿意再进一次，我亲爱的，愿意再进一次，再进一千次！

我们的孩子昨天死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人儿。你的骨肉，从来没有，连偶然匆匆相遇也未曾有过，就是擦肩而过时他也没有碰到过你的目光。有了这个孩子，我就躲了起来，不见你的面；我对你的相思也不那么痛苦了，自从赐给我这个孩子以后，我觉得我爱你爱得没有先前那么狂热了，至少不像先前那样受爱情的煎熬了。我不愿把自己分开来，分给你和他两个人，所以我就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倾注给你，而是一股脑儿地全部给了这个孩子，因为你是个幸运儿，你的生活和我不沾边，而这孩子却需要我，我得抚养他，我可以吻他，可以搂着他。看样子我从由于想你——我的厄运——而陷入的神思恍惚的状态中被解救出来了，我是由于这个另外的你，真正属于我的这个你而得救的——只有在很少很少的时候，我的感情才会低三下四地再到你的房前去。我只做一件事：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每次都送你一束白玫瑰，和当年我们一起过了第一个恩爱之夜以后，你送给我的一模一样。这十来年当中，你心里是否问过自己，这些鲜花是谁送来的？也许你也想到过你从前送过她这样的玫瑰的那个女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的回答。我只是暗中把玫瑰给你递过去，一年一次，为了唤醒你对那一时刻的回忆——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我们可怜的孩子——今天我责备自己，我一直把他对你隐瞒了，因为你是会爱他的。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这个可怜的男孩儿，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微笑，每当他轻轻抬起眼睑，然后用他那聪明的黑眼睛——你的眼睛！——向我，向全世界投来一道明亮而欢快的光芒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微笑！啊，他是多么快活，多么可爱呀！在他身上天真地再现了你的全部轻快的性格，在他身上重演了你那敏捷的、驰骋的想象力：他可以接连几小时沉迷在他的玩意儿里，就像你游戏人生一样，然后他就竖着眉毛，一本正经地坐着看书。他越来越像你了，你所特有的那种既严肃又戏谑的性格上的两重性，已经明显地在他身上滋长起来了。他越是像你，我就越发爱他。他学习成绩很好，说起法文来真像只小喜鹊，他的作业本是全班最干净的，再说他的模样多好看，穿身黑天鹅绒衣服或是穿件白海员衫是多么帅气。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最雅致漂亮的，在格拉多(3)海滨，我跟他一起散步的时候，女人们都停下来，抚摸他那金色的长发；在塞默林(4)，他滑雪橇的时候，大家都朝他转过头来啧啧称羡。他是这么漂亮、这么娇嫩、这么惹人爱，去年他进了特莱茜娅寄宿中学(5)，穿了制服，身佩短剑，活像个18世纪的王室侍从——可是他现在除了身上的一件衬衫之外，别无他物了，这可怜的孩子，他躺在这里，嘴唇苍白，双手交叉叠在一起。

也许你要问我，我怎么能够让孩子在奢华的环境中受教育的呢？怎么能够让他享受到上流社会光明、快活的生活的呢？亲爱的，我在黑暗中跟你说话：我没有廉耻了，我要告诉你，但你别吓坏了，亲爱的——我卖淫了。我倒不是那种街头野鸡，不是娼妓，但是我卖淫了。我有很阔的朋友、很阔的情人，先是我去找他们的，后来他们就来找我了，因为我非常之美——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每一个我向他委身的男人都喜欢我，他们大家都感谢我、都依恋我、都爱我——只有你不是，只有你不是，我的亲爱的！

我对你吐露了我卖淫的真情，你会看不起我吗？不会，我知道，你不会看不起我，我知道，你理解这一切，你也将会理解，我只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另一个“我”，为了你的孩子才走这一步的。在妇产医院的那间病房里，我就曾经领略过穷困的可怕，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穷人总是被践踏、被凌辱的，总是牺牲品，我不愿意，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让你的孩子，让你的这个开朗、美丽的孩子在社会深深的底层，在小胡同的垃圾堆里，在霉气熏天、卑鄙下流的环境中，在一间陋室的污浊的空气中长大成人。不能让他稚嫩的小嘴去说些俚言俗语，不能让他那雪白的身体去穿霉气熏人的、皱皱巴巴的寒酸的衣裳——你的孩子应该享有一切，世上的一切财富，人间的一切快乐，他应该重新升到你的地位，升到你的生活范围里去。由于这个原因，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亲爱的，我卖淫了。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牺牲，因为大家通常称为名誉、耻辱的东西，对我来说全是空的：你不爱我，而我的身子又只属于你一个人，既然这样，那么我的身子不管做出什么事来，我也觉得是无所谓的了。男人的爱抚，甚至他们内心深处的激情，丝毫都不能打动我的心灵，虽然我对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很敬重，由于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回报而对他们深表同情，这使我想起自己的命运，而内心常常感到深受震动。我所认识的那些男人，他们对我都很好，都很宠爱我、尊敬我。尤其是有位年纪较大的、丧了妻的帝国伯爵，就是他为我四方奔走，八方说情，好让特莱茜娅中学录取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你的孩子——他像爱女儿那么爱我。他向我求过三四次婚——要是我答应了这门亲事，今天就是伯爵夫人了，就是蒂罗尔(6)某座迷人的王宫的女主人了，我就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孩子有了一个慈祥的父亲，把他当作宝贝，而我身边就有了个文静、显贵、善良的丈夫——我没有答应，无论他催得多么急迫、频繁，也不论我的拒绝是多么伤他的心。也许我做了件蠢事，因为要不现在我便在什么地方过着安静、悠闲的生活了，而把这孩子，这可爱的孩子，带在我的身边，但是——我干吗不向你承认呢？——我不愿自己为婚姻所羁绊，为了你，我任何时候都要使自己是自由的。在我内心深处，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还在做着那个陈旧的孩子梦：也许你会再次把我召唤到你的身边，哪怕只叫我去一小时。为了这可能的一小时，我把一切都推开了，只是为你而保持自己的自由，一听到召唤，就扑到你的怀里。自从童年时代之后青春萌发以来，我的整整一生不外乎就是等待，等待你的意志！

这个时刻果真到来了。可是你并不知道，你没有觉察到，我的亲爱的！就在那个时刻你也没有认出我——永远，永远，你永远没有认出我！以前我常常遇见你，在剧院里、在音乐会上、在普拉特公园(7)里、在大街上——每次我的心都猛地一抽，但是你的眼光只在我身边一晃而过。当然，外表上我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从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位妇人，正像他们所说的，长得漂亮，衣着十分名贵考究，身边围了一帮仰慕者；你怎么会想到，我就是在你卧室里昏暗的灯光下那个羞答答的姑娘呢！有时候跟我一起走的先生中有一位向你打招呼，你向他答谢，并对我表示敬意；可是你的目光是客气而生疏的、是赞赏的，但从来没有认出我的神情。生疏，可怕的生疏。我还记得，有一次你那认不出我来的目光——虽然我对此几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使我像被火灼了一样痛苦不堪：我跟一位朋友一起坐在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而隔壁的包厢里就是你。序曲开始的时候，灯光熄灭了，你的面容我看不到了，只感到你的呼吸挨我很近，就像当年那个夜晚那样近，你的手，你那纤细、娇嫩的手，支撑在我们这两个包厢铺着天鹅绒的栏杆上。一种强烈的欲望不断向我袭来，我想俯下身去卑躬屈膝地吻一吻这只陌生的、如此可爱的手，过去我曾经领受过这只手温存多情的拥抱呀！我耳边音乐声浪起伏越厉害，我的欲望也越狂热，我不得不攥紧拳头，使劲控制自己，我不得不强打精神，正襟危坐，一股巨大的魔力把我的嘴唇往你那只可爱的手上吸引过去。第一幕一完，我就求我的朋友跟我一起走。在黑暗中你如此生疏，如此贴近地挨着我，我再也忍受不住了。

但是这时刻来到了，又一次来到了，最后一次闯进了我这无声无息的生活之中。那差不多是正好一年以前，你生日的第二天。奇怪，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你的生日我每年都是过节一样来庆祝的。一大早我就出门去买了那些年年都让人给你送去的白玫瑰，作为对那个你已经忘却了的时刻的纪念。下午我带着孩子一起乘车出去，把他带到戴默尔点心铺(8)，晚上带他去看戏。我想让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感觉到，他也应该感觉到，这一天是个神秘的节日，虽然他对这个日子的意义并不了解。第二天我就和我当时的朋友，布吕恩的一位年轻、有钱的工厂主待在一起。我已经和他同居两年了，我是他的掌上明珠，他娇我、宠我，也同别人一样要和我结婚，而我也像对别人一样，好像莫名其妙地拒绝了他，尽管他馈赠厚礼给我和孩子，尽管他本人有点儿呆板，有点儿谦卑的样子，但心地善良，人还是很可爱的。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在那里碰到一帮兴高采烈的朋友，随后大家便到环城马路的一家饭馆共进晚餐，在欢声笑语之中，我提议再到塔巴林舞厅去跳舞。本来我对这种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舞厅，夜间东游西逛的行为一向都很反感，平素别人提议到那儿去，我总是竭力反对的，但是这一次——我心里像有一种莫名的神奇力量，使我突如其来地、本能地做出了这个提议，这个提议让在座的人异常激动，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表示赞同——我却突然产生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愿望，仿佛那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等着我似的。他们大家都习惯于迎合我、奉承我，便迅速站起身来。我们一起来到舞厅，喝着香槟酒，突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疯狂的，然而又差不多是痛苦的兴致。我喝酒，跟着唱一些拙劣的、多愁善感的歌曲，心里产生了一种想要跳舞、想要欢呼的欲望，几乎无法把它摆脱开。可是突然——我觉得仿佛有种什么冷冷的或者灼热的东西猛地放到我的心上——我竭力振作精神，正襟危坐，因为你和几个朋友坐在邻桌，用欣赏的、略带色迷迷的目光看着我，用那种每每把我撩拨得心旌飘摇的目光看着我。十年来你第一次又以你气质中所具有的全部本能的、沸腾的激情盯着我，我颤抖了。我举着的酒杯差一点儿从手中掉落下来。幸好同桌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我心慌意乱的神态，它在音乐和欢笑的喧嚣中消失了。

你的目光越来越灼人，使我浑身灼烫如焚。我不知道，你是到底，到底认出我来了呢，还是把我当作另外一个女人，一个陌生女人，想把我弄到手？热血涌上了我的双颊，我心不在焉地和同桌的人答着话：你一定注意到了，我被你的目光弄得多么心慌意乱。你脑袋一甩，向我示意，别人根本没有觉察到，你示意我到前厅去一会儿。接着你就十分张扬地去付账，告别了你的朋友，走了出去，临走前再次向我暗示，你在外面等着我。我浑身直哆嗦，像是发冷，又像发烧，我答不出话也控制不住冲动起来的热血。在这一瞬间正好有一对黑人，用鞋后跟踩得啪啪直响，嘴里发出尖声怪叫，开始跳一个奇奇怪怪的新舞蹈。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们，而我正好利用这一瞬间。我站起身来，对我的朋友说，我马上就回来，说着就跟着你出来了。

你站在外面前厅里的衣帽间前面等着我。我一来，你的目光就亮了起来。你微笑着快步朝我迎来。我马上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认出从前的那个孩子，没有认出那个少女来，你又一次把我当成一个新欢、当成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想把我弄到手。“您也给我一小时行吗？”你亲切地问道——你那副十拿九稳的样子使我感觉到，你把我当作做夜间生意的野鸡了。“行。”我说，这是同样的一个颤抖的、却是不言而喻地表示同意的“行”字，十多年前在灯光昏暗的马路上那位少女曾经对你说过这个字。“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你问道。“您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见。”我回答说——在你面前我不感到羞耻。你略微有点儿惊讶地望着我，眼睛里带着和当年完全一样的那种狐疑、好奇的惊讶，那时我十分迅速的允诺也曾同样使你感到惊异。“您现在行吗？”你略微有些迟疑地问道。“行，”我说，“我们走吧。”

我想到衣帽间去取我的大衣。

这时我想起，存衣单还在我朋友那里哩，因为我们的大衣是存放在一起的。转去问他要吧，没有一大堆理由是不行的；另外，要我放弃同你在一起的时刻，放弃这个多年来我朝思暮想的时刻，我又不愿意。于是，我一秒钟也没迟疑，我只拿条围巾披在晚礼服上，就走到外面湿雾弥漫的夜色中去了，根本没去管那件大衣，也没有去理会那个情意绵绵的好人，多年来我是靠他生活的，而我却当着他朋友的面使他成了个可笑的傻瓜，出他的洋相：他结识多年的情妇，一个陌生男人冲她吹了个口哨，就跑掉了。啊，我内心深处意识到，我对一位诚实的朋友所做的事是多么低贱下流、忘恩负义、卑鄙无耻啊，我感到，我做的事很可笑，我以自己的疯狂行为使一个善良的人受到了永久的、致命的精神创伤，我感到，我把自己的生活从正中间撕成了两半——同我急于再一次吻你的嘴唇，再一次听你温柔地对我说话相比，友谊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我的存在又算得了什么！我就是如此地爱你，现在一切都过去了，都消逝了，此刻我可以告诉你了，我相信，哪怕我已经死在床上，假如你呼唤我，我就会立即获得一种力量，站起身来，跟着你走。

门口停了一辆车，我们把车开到你的寓所。我又听到了你的声音，感到你情意绵绵地就在我的身边，我感到如此陶醉，如此孩子气的幸福，简直不知所措，和当年完全一样。事隔十多年以后，我重新登上了这楼梯——不，不说了，我无法向你描述，在那些瞬间，我对一切总是有着双重的感觉，既感觉到流逝的岁月，又感觉到现时的光阴，而在这一切之中，只感觉到你。你的房间里变化不大，多了几幅画，添了几本书，有几处地方添了几件以前没有见过的家具，不过我对一切都感到十分亲切。书桌上放着花瓶，瓶里插着玫瑰，插着我的玫瑰，这是前一天你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你的，以纪念一个女人，对于她你已经记不起来，也认不出来了，即使现在她正在你的身边，手拉着手，嘴唇贴着嘴唇，你也认不出她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鲜花你供养着，这使我心里高兴：这样总还有我心底的一片情分，还有我的一缕呼吸萦绕着你。

你把我搂在你的怀里。我又在你那里过了一个风流夜晚。不过我赤裸着身子的时候，你也没有认出我来。我幸福地承受着你娴熟的温存和情意，并且看到，你的激情对一个情人和一个妓女是没有区别的，你纵情恣欲，毫不在乎消耗掉自己大量元气。你对我这个从夜总会叫来的女人是如此温柔，如此多情，如此风雅和如此亲切敬重，而同时在消受女人的时候又是如此激情奔放；我陶醉在往日的幸福之中，我又感觉到了你这种独一无二的心灵上的两重性，在肉欲的激情之中饱含着意识的、亦即精神的激情，这种激情当年就已经使我这个女孩子对你俯首听命、难舍难分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在柔情蜜意之中，在那片刻之际是如此不要命，如此一览无遗地暴露自己的灵魂——当然，时过境迁，此事也就被无情无义地掷进无边无际的遗忘的汪洋大海里去了。不过我自己也忘了自己：此时在黑暗中挨着你的我到底是谁？我就是往昔那个感情炽烈的姑娘吗？就是你的孩子的母亲，就是这个陌生女人吗？啊，在这个销魂之夜，这一切是多么亲切，多么熟悉，又是多么新鲜。我祈祷，但愿这一夜永无尽头。

但是黎明来临了，我们起得很迟，你请我跟你一起去吃早餐。侍者很早就谨慎地摆好了茶，我们一起喝着、聊着。你又用那种非常坦率、亲切的知心人的态度跟我说话，又是不谈任何不得体的问题，对我这个人的情况一句也不打听。你没有问我的姓名，没有问我的住处；对你来说，这只不过又是春风一度，是件无名的东西，是一刻火热的时光在忘却的烟雾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你说，你现在要出远门了，要到北非去两三个月。我在幸福之中颤抖起来了，因为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完了，完了，已经忘了！我真恨不得扑到你的膝下，大声呼喊：“带着我去，你终究会认出我来的，终究，终究，过了那么多年之后，你终究会认出我来的！”但是在你面前我是如此腼腆、如此胆怯、如此奴性十足、如此软弱。我只能说：“多遗憾啊。”你笑嘻嘻地看着我，说：“你真觉得遗憾吗？”

这时我野性突发。我站起来，盯着你，长时间地、紧紧地盯着你。接着我说：“我过去爱过一个人，他也老是出门旅行。”我盯着你，目光直刺你眼睛里的瞳仁。我想现在、现在他会认出我来了！我浑身战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你却对我微笑着，安慰我说：“会回来的。”“是的，”我回答说，“会回来的，不过到那时也就忘掉了。”

我跟你说话的样子，一定有点儿特别，一定很有激情。因为你站了起来，凝视着我，十分诧异，充满爱怜。你抓着我的肩膀。“美好的东西是忘不了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你说，同时低下头来，目光直射进我的心里，仿佛要把我的形象深深印在你的脑海里似的。我感到这目光透进了我的心灵，在探索、追踪、在吮吸我的整个生命，这时我以为，盲人终于、终于复明了。他要认出我了，他要认出我了！我的整个灵魂都沉浸在这个想法之中，颤抖了。

可是你并没有认出我。没有，你没有认出我，在你的心目中，我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陌生，因为否则——否则你就绝对不可能干出你几分钟以后所干的事来。你吻了我，又一次热烈地吻了我。我的头发乱了，我得把它重新整理好，我站在镜子前面，这时我从镜子里看到——我羞愧难言，几乎摔倒在地——我看到，你正小心翼翼地把几张大面值钞票塞进我的暖手筒里去。这一瞬间，我怎么会没有叫起来，没有给你一记耳光呢！——我，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爱你了，我是你的孩子的母亲，而你却付给我钱，为了这一夜！在你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塔巴林的妓女，只不过如此而已——你就付钱给我！被你忘了，这还不够，我还得受凌辱！

我迅速收拾我的东西。我要离去，马上离去。我的心都碎了。我伸手去拿我的帽子，帽子就搁在书桌上那只插着白玫瑰、插着我的白玫瑰的花瓶旁边。这时我心里又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不可抗拒的希望：我要再来试一试，提醒你想起往事。“你愿意给我一朵你的那些白玫瑰吗？”“好啊。”说着，你立即取了一朵。“可是这些玫瑰也许是一个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给你的吧？”我说。“也许是，”你说，“我不知道。花是别人送来的，我不知道是谁送的；正因为这样，我才如此喜欢这些花。”我凝视着你，说：“说不定也是一个已经被你忘却的女人送的呢！”

你不胜惊讶地望着我，我死死地盯着你。“认出我吧，最后认出我来吧！”我的目光在呼喊。但是你的眼睛亲切地、莫名其妙地微笑着。你再一次吻我，可是你并没有认出我来。

我快步走到门口，因为我感觉到眼泪要涌出来了，可不能让你看见。我急忙奔了出去，跑得太急，在前屋差点儿同你的仆人约翰撞个满怀。他怯生生地忙不迭闪到一边，打开房门让我出去，就在这时——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我眼噙泪水看着他、看着这位面容衰老的仆人的一秒钟，他的眼里突然一亮。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在这一秒钟，这位从我童年时代过后就一直没有见过我的老人认出了我。为了这个，我真要跪倒在他面前，吻他的手。我迅速从暖手筒里把钞票，把你用来鞭笞我的钞票扯出来，塞给了他。他哆嗦着，不胜惊讶地注视着我——在这一瞬间他比你在一生中对我的了解还多。所有的人都很娇惯我，大家都对我很好——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忘掉了，只有你，只有你从来没有认出我！

我的孩子死去了，我们的孩子——现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你之外再没有一个好爱的人了。但是对我来说你又是谁？你，你从来都没有认出我，你从我身边走过像是从一条河边走过，你踩在我身上如同踩着一块石头，你总是走啊，不停地走，却让我在等待中消磨一生。我曾经以为在这孩子身上可把你这个逃亡者抓住了。但是这毕竟是你的孩子：一夜之间他就残酷地离开我旅行去了，他把我忘掉了，永远不回来了。我又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还孤单，我什么都没有，你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再没有孩子了，没有一句话，没有一行字，没有一点儿回忆，假若有人在你面前提起我的名字，对你来说是生疏的，你也就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我为什么不乐意死去，因为对你来说我已经死了？我为什么不走开，因为你已经离开了我？不，亲爱的，我不是埋怨你，我不愿把我的哀愁掷进你快乐的屋子里去。请不用担心我会继续来逼你——请原谅我，此刻孩子已经死了，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此刻我得让我的灵魂呼喊一次。只有这一次我必须得跟你说——说完我就默默地重新回到我的晦暗中去，就像我一直默默地在你身边一样。但是只要我活着，你就不会听到我这呼喊——只有我死了，你才会收到一个女人的这份遗嘱，这个女人她生前爱你胜过所有的人，而你始终没有认出她；她曾经一直等你的，而你从来没有召唤过她。也许，也许将来你会召唤我，而我将第一次没有忠实于你，那是因为我死了，再也不会听到你的召唤了；我没有留给你一张照片，没有留给你一件信物，就像你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一样；你永远、永远也不会认出我了。我活着命运如此，死后命运也依然如此。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想叫你了，我去了，你连我的名字、我的面容都不知道。我死得很轻松，因为你在远处是不会感觉到的。倘若我的死会使你感到痛苦，那我就不会死了。

我写不下去了……我的脑袋里嗡嗡直响……我四肢疼痛，我在发烧……我想，我得马上躺下。也许很快就过去了，也许命运会对我大发慈悲，我不必看着他们把孩子抬走……我写不下去了。永别了，亲爱的，永别了，我感谢你……不管怎样，事情这样还是好的……我要感谢你，直到我最后一口气。我感到很痛快：我把一切全对你讲了，现在你就知道，不，你只会感觉到，我曾经多么爱你，而你在这份爱情上却没有一丝累赘。我不会让你痛苦地怀念的——这使我感到安慰。在你美好、光明的生活里不会发生些微变化……我并不拿我的死来做任何有损于你的事……这使我感到安慰，你，我的亲爱的。

可是谁……现在谁会在你的生日老送你白玫瑰呢？啊，花瓶也将是空的了，我的一缕呼吸，我的心底的一片情分，往昔一年一度萦绕在你的身边，从此也即烟消云散了！亲爱的，听着，我求你……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请你做件让我高兴的事，你每逢生日——生日是一个想起自己的日子——都买些玫瑰来供在花瓶里。请你这样做，亲爱的，请你这样做吧，像别人一年一度为亲爱的亡灵做次弥撒一样。我可不再相信上帝了，所以不要别人给我做弥撒，我只相信你，我只爱你，我只想继续活在你的心里……啊，一年只要一天，悄悄地、悄悄地继续活在你的心里，就像过去我曾经活在你身边一样……我求你这样去做，亲爱的，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请求，也是最后一个……我感谢你……我爱你，我爱你……永别了……

他颤抖着手把信放下，然后就久久地沉思。某种回忆浮现在他的心头，他想起了一个邻居的小孩儿，想起一位姑娘，想起夜总会的一个女人，但是这些回忆模模糊糊，朦胧不清，宛如一块石头，在流水底下闪烁不定，飘忽无形。影子涌过来，退出去，可是总构不成画面。他感觉到了一些藕断丝连的感情，却又想不起来。他觉得，所有这些形象仿佛都梦见过，常常在深沉的梦里见到过，然而仅仅是梦见而已。

他的目光落到了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蓝花瓶上。花瓶是空的，多年来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第一次是空的。他全身觳觫一怔，他觉得，仿佛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打开了，股股穿堂冷风从另一世界嗖嗖吹进他安静的屋子。他感觉到一次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一时间他的心里百感交集，他思念起那个看不见的女人，没有实体，充满激情，犹如远方的音乐。

（韩耀成　译）

(1)　阿拉丁，《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巫师叫阿拉丁从井里取出一盏神灯，只要把灯一蹭，立即就有一位神灵来到你的跟前，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阿拉丁发现这个秘密后，就拿走了这盏灯，并娶了一个公主为妻，巫师想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得到神灯。

(2)　哥罗仿，英文Chloroform的音译，即“氯仿”。

(3)　格拉多，位于亚德里亚海滨，是意大利著名的海滨浴场。

(4)　塞默林，维也纳附近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隘口，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和冬季运动场所。

(5)　特莱茜娅寄宿中学，原为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莱茜娅于1746年创办的特莱茜娅贵族学院，1849年以后改为普通文科中学，一直是维也纳的一所有名的中学。

(6)　蒂罗尔，奥地利的一个州，首府在因斯布鲁克。

(7)　普拉特是维也纳的一座规模很大的自然公园，并以其游乐场而著称，地处多瑙河和多瑙运河之间。

(8)　戴默尔点心铺，维也纳的一家高级点心铺。

看不见的收藏
——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的一段插曲

列车过了德累斯顿两站，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登上了我们这小节车厢，他彬彬有礼地打了招呼，向我颔首致意，又望了我一眼，像是遇见一位故人。乍一看我想不起来，可当他面带微笑刚一说出他的名字时，我马上就想起来了：他是柏林最有声望的艺术古玩商人之一，和平时期我经常在他那里浏览和购买旧书以及作家手稿。我们先是随便地聊了一会儿，突然间他径直说道：

“我得告诉您，我这是从哪儿来的。作为一个艺术商人，这是我三十七年来遇见的一桩奇怪至极的插曲。您大概知道，自从货币的价值像空气一样不值钱后，我们这一行现在的行情是什么样子：一批暴发户骤然间都对哥特式的圣母像、古版书以及古老的铜版雕刻画和古画感起兴趣来了。你根本就无法满足他们的奢望，甚至不得不防范他们把你的整个家底搜净刮光呢，他们恨不能把衣袖上的纽扣和写字台上的桌灯都买了去。于是收进新的货物就越来越困难了——请您原谅，我突然把这些东西说成是货物，往常这可是令我们感到多少有些敬畏的呢——可是这群坏家伙就是习惯于把一本杰出的威尼斯古版书看作是一大堆美元，把一张古尔希诺(1)的素描当成几张一百法郎钞票的化身。这股突然涌来的抢购浪潮，其势头锐不可当。于是，隔夜之间我就被搜刮得一干二净。我真想把店门一关了事啊！在我们这样一家老字号里——这还是我父亲从我祖父手里接过来的——竟然只有一些可怜巴巴的劣等货色；过去，在北方这都是连走街串巷的小贩也不愿放到车上的东西，我为此感到羞愧至极。

“在这种狼狈的境地里，我想出了一个主意——翻阅我们的老账本，搜索一下我们的老顾客，或许可能从他们手中重新买回几件复制品，这样一本陈旧的顾客名单一直都是某种类型作品的坟墓，特别是在眼下这年代，它对我的作用根本不大。我们早先的那些买主大多数不是早就把他们的收藏送进了拍卖行，就是已不在人世了，对极个别的人也不能抱什么希望。突然间翻出我们的一个老顾客的一整捆来信，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他，因为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他就再也没有写信向我们订货和询问过情况了。这些信件大约都是20世纪60年代(2)以前的，这绝不是夸张！他从我祖父和父亲手里买过东西，可我记不起来，在我经营的三十七年中他进过我们的商店。一切都表明，他一定是一个古怪的、老式的、滑稽可笑的人。这样的德国人已经变得罕见了，只有在偏远的小镇里还有个把这样的人一直活到我们的年代。他写的字都是一种书法艺术，写得十分工整，钱数总额都用尺和红笔画上直道，而在数字下面都是再画上一道，以免出错。这一点以及他所用的简陋的信封和很不起眼的信纸都说明了这个无可救药的外省人的琐细和吝啬。落款处除了签上他的名字之外，他还经常带上一大串烦琐的头衔：退休的林务官、农业学家、退休上尉、一级铁十字奖章获得者。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老兵要是还活着的话，那至少年过八十了。但是，这个滑稽可笑的节俭人，作为一个古老的绘画艺术的收藏家却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聪颖、杰出的知识和出色的鉴赏力。我慢慢地整理他大约六十年之内的订单——最早的一批货还只是几枚银币的事情——这时我发现，这个卑微的外省人在当时人们用一个塔勒(3)可以买一大堆精美的德国木刻画的年代里，不声不响地搜集到一批铜版雕刻画，这笔收藏与那些暴发户借以炫耀自己的东西相比，毫不逊色。在半个世纪里，光是他在我们这里仅用极少马克和芬尼(4)成交的，今天的价值就会令人咋舌，除此，可以想象得出，他一定也从拍卖行和其他商人手中弄到不少名贵的东西呢。从1914年起我们就再也没有从他那里收到过订单了，但我对艺术商界里的事情十分熟悉，这样一批收藏如果进行拍卖或者私下里出售那是瞒不过我的。因此，这个古怪的人现在一定还活着，要不这批收藏就在他的继承人手里。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在第二天，即昨天晚上立刻动身，直奔萨克森的一座十分破旧的小镇。当我从简陋的车站穿越城镇的那条主要街道时，我简直不能相信，在这些平庸的、市民气的简陋房屋里，其中某间陋室竟住着一个拥有伦勃朗的最杰出的绘画、丢勒和蒙台纳的木刻人像的人。使我惊讶的是，我在邮局询问这里是否住有叫这个名字的林务官和农业学家时，得知这位老先生确实还健在，于是我就在上午前去拜访，应当承认，我的心当时跳个不停呢。

“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他的住处。他住在那种租费低廉的土里土气的楼房里，这种建筑物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草率并匆忙修建起来的，他住在三楼，二楼住着一位老成的裁缝，在三楼的左边挂着一位邮政局局长的牌子，牌子闪闪发光；而在右边挂着一个小型的珐琅牌子，上面有林务官和农业学家的字样。我胆怯地拉动了门铃，随即出来一位年迈的白发女人，她头戴一顶整洁的黑色小帽。我把我的名片递给了她，问是否可以同林务官先生面谈。她感到惊讶，先是怀有某种疑惑似的打量我，随即看了看我的名片。在这远离世界的小镇里，在这老式的房子里，出现了一个从外地来的客人，这可是一件大事。但是她和气地请我稍候，然后拿着名片，走进房间。我听到她轻轻地说话，随即突然响起了一个男人的洪亮声音：‘啊，R先生，柏林来的，一家大古玩店的老板……请进来，请进来……我太高兴了！’那个老妇人重新快步走了出来，把我请进屋内。

“我脱掉大衣，进了房间。在简朴的房间正中，笔直地站着一个健壮的老人，浓髭密髯，身上穿着一件半军用的便服，亲切地向我伸出双手。但他站在那里的这种奇怪的、僵直的姿态却与他外表上不容置疑的高兴情绪和喜出望外的欢迎姿态毫无共同之处。他一步也不朝我走来，我感到一丝愕然，只得走到他跟前，以便和他握手。可当我正要握他的手时，我发现他的那双手仍一动不动地保持着水平姿势，不是来握我的手，而是在那儿等我去握。随即我全明白了，这个人是个盲人。

“早从孩提时代起，在一个盲人面前，我总觉得不舒服；我明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同时又知道，他不能像我看到他那样看得到我，这总免不了使我感到某种羞赧和窘迫。当我现在看到白色浓眉下的一双业已死亡了的、僵直的、空洞的眼睛时，我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愕然之情。但是这个盲人却不让我有更多时间发怔，我刚一握住他的手，他就使劲地摇动起来，急促地、高兴地、粗声粗气地再度表示欢迎。‘稀客啊，’他满脸堆笑地对我说，‘这真是奇迹呀，柏林的一位大老板竟然光临寒舍……可一旦某个生意人上路，那就要当心啊……在我们这里人们常说：要是吉卜赛人来了，那就要紧锁房门，看好钱包……是了，我想得出您为什么来找我……眼下，在我们这个可怜的、走下坡路的德国，生意不好做啊。没有买主了，于是大老板们就又想起了他们的旧主顾，寻找他们走失了的羔羊……但在我这里，恐怕您交不上运气啰，我们这些穷苦人，靠养老金过活的老人，饭桌上有块面包，就够高兴的了。你们现在要的令人发疯的价格，我们再也付不起了……我们这样的人永远也没有份了。’

“我立即解释说，他误解了我的来意，我来这儿不是向他出售什么。我只是偶尔来到这一带，有了机会，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来拜访我们的一位多年的老主顾和德国最大的收藏家之一。我刚一说完‘最大的收藏家之一’这句话，这老人的脸上便起了一种奇怪的变化。虽说他还是笔直地、僵硬地站在房子中央，可是现在他的态度却突然显出欢快明亮和扬扬得意的神情。他把身子转向大概对着是他妻子的方向，说道：‘你听听。’声音里充满了快乐，没有一丝那种在军队里养成的粗鲁语气，而是和气地，甚至是温柔地对我说：‘您这真是太好、太好了……您确也是不虚此行啊。您可以看到您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的东西，即使是在你们豪华的柏林……有几幅画，在‘阿尔柏梯纳’(5)、在该死的巴黎都找不出比它们更美的了……真的，收藏了六十年，什么样的东西能没有啊，这可不是在马路上随便看得到的。露易丝，把柜子的钥匙给我！

“这时候却发生了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个一直站在他身边、面带微笑客气地静听我们谈话的老妇人，突然向我恳求地举起双手，与此同时猛烈地摇头表示不同意，这个暗示一开头我没有理解。这时她走到丈夫跟前，把两只手放到他的双肩上。‘海瓦特，’她提醒说，‘你还根本没问这位先生现在是不是有时间来看你的收藏呢，现在已经中午了，而饭后你得休息一个钟头，这是医生明确嘱咐了的。饭后你让这位先生看你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同喝杯咖啡，不是更好吗？那时安娜·玛丽也在这儿了，她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可以帮你的忙！’

“她刚一说完这番话，就立即再次背着什么也察觉不到的老人向我重复做出那种迫切乞求的手势。我现在懂得了她的意思。我知道，她希望我现在拒绝观看他的收藏，我很快找到一个遁词，说中午有一个约会。如果能够欣赏他的收藏，我当然感到高兴和光荣，但是在三点钟之前几乎不可能了，在此之后我十分愿意。

“他像一个孩子被人夺去了心爱的玩具那样恼火起来，老人转过身来。‘当然，’他嘟囔说，‘柏林的先生们从来都没有时间的，可这次您一定得花点儿时间的，这可不是三五幅画，这是整整二十七本画册，每本是一个大师的作品，而且没有一本里是有空页的。那就说好三点——可要准时，否则我们是看不完的。’

“他又无所凝视地把手伸给我。‘您注意，您会高兴——或者恼火。而您越是恼火，我就越是高兴。我们收藏家一向就是这样：一切都弄来给自己，而没有我们给别人的！’他再次用力地摇动我的手。

“老妇人陪我出门。整个时间里我已觉察到她闷闷不乐、畏葸不安和不知所措的表情。刚一走出门口，她完全压低了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在您来我们这里之前，是否请您允许……请您允许……我的女儿安娜·玛丽去领您前来？……这更好些……更妥当些……您大概是在旅馆用饭吧？’

“‘当然，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乐于从命。’我说。

“真的，就在一个小时之后，我在市集广场旁边旅馆的小饭堂里刚吃完中饭，就走进来一个老气的姑娘，她衣着简朴，用目光在搜寻。我向她走去，介绍自己，说明我已准备停当，可以立即动身去欣赏她父亲的收藏。可她突然脸红了起来，像她母亲一样慌乱窘迫，她问我在去之前可否同我谈几句话。我立刻看出来她很为难。每当她要开口说话时，总是十分羞赧，面泛红晕，不安地用手抚弄衣服。最后她总算开始说了，结结巴巴地，并且一再地慌乱无措道：

“‘母亲叫我到您这儿来……她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了……我们对您有一个请求……在您去我父亲那儿之前，我们是想告诉您……我父亲当然想把他的收藏拿给您看……可这批收藏……这批收藏……不再是完整无缺的了……其中少了一些……不幸的，甚至可以说少了很多……’

“她不得不又停下来喘口气，随即突然望着我，匆忙地说下去：

“‘我必须完全坦率地对您讲……您清楚眼下的时代，您会了解这一切的……战争爆发后父亲的双目就完全失明了。早在这之前他的眼睛就经常犯病，而由于激动终于完全失明——战争开始那年，他虽然已七十六岁了，可还是要到法国去打仗，当军队没有像1870年那样长驱直入，他就害怕得激动起来，于是他的视力就急剧减退；要是没有这场变故，他一直还完全是健壮的，在这之前不久他还能整小时地走动，甚至外出打猎，这是他最喜爱的一项运动。可现在他不能外出散步，他剩下的唯一乐趣就是这批收藏，每天他都得看上一遍……说实在的，他根本不是在看，他根本也看不见了，但他每天下午都把画册拿出来，为的是至少可以用手去摸摸它们，一张接着一张，总是按着固定的次序，这是数十年来他熟记好了的……今天没有什么能再引起他的兴致了，我总是给他念报纸上的拍卖价格，他听到价格越高，就越高兴……可是……可是这太可怕了，我父亲对物价、对时代是一窍不通啊……他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一切，他不知道他一个月的养老金只够两天的生活用度……此外还得加上我妹妹和她的四个孩子，因为她的丈夫战死了……可我父亲对我们经济上的困难一无所知。开头我们节俭地过，省吃俭用，可这无济于事。于是我们开始卖东西——我们当时不动他心爱的收藏……卖我们仅有的零星首饰。可是，我的上帝，六十年来我父亲把他省下来的每个芬尼都用在买画上了，我们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山穷水尽，我们不知该怎么办……于是，于是母亲和我卖了一张画。父亲要知道的话，是不会允许的，他不知道境况多么坏，他想象不出在黑市里买一口吃的是多么困难，他也不知道我们被打败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出去了，我们不再给他念报纸上这一类的事情，免得他激动起来。

“‘我们卖了一幅非常珍贵的画，那是伦勃朗的一张铜版蚀刻画。买主给了我们好几千马克，我们希望用这钱能过上一年。可是您知道，这钱也太不值钱了……我们把余款存放在银行里，可是两个月后就变得一文不值了。这样我们只得又卖一张，接着再卖一张。而买主汇来的钱老是很迟，等钱到手又不值钱了。随后我们去拍卖行，可在那儿他们也欺骗我们，出的价格是上百万……可是等这几百万马克到我们手里就又变成一堆废纸。慢慢地就这样把他那批收藏中的最珍贵的卖得一张不剩，用来维持起码的、最可怜不过的生活，而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

“‘因此，当您今天前来，我母亲十分惊慌……要是他给您打开他的画册，那一切就隐瞒不住了……我们用复制品或类似的画塞到画册里的旧框里去代替我们卖出的画，这样，他抚摸的时候就不会发觉。当他抚摸和数这些画（每一张的次序他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那种喜悦和他过去眼睛能看得见的时候一样。在这座小城镇里，父亲认为，没有一个人配看他的宝贝……他怀有一种狂热的情感，爱着每一张画，我相信，要是他知道他手里的这批画早已无影无踪的话，那他会心碎的。这么多年来，您是第一个他要把画册给您看的人，为此我请求您……’

“突然这个女人举起双手，眼睛含着泪水，闪闪发光。

“‘……我们恳求您……您不要使他不幸……您不要使我们不幸……您不要毁掉他这最后的幻想，请您帮助我们，使他相信他要对您讲述的这些画都还在……要是他猜出了都是假的，那他肯定会死去的。或许我们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人总得活下去……人的生命，我妹妹的四个孤儿，这总比画要重要啊……直到今天我们的确也没有剥夺他的快乐；每天下午有三个钟头他翻阅他的画册，同每张画说话，像同一个活人一样。而今天……今天也许是他最幸福的日子，多年以来，他一直等待这么一天，好向一个行家展示他这些心爱之物；我请求您……用举起的双手恳求您，不要毁掉他的幸福！’

“她说的这一切是那样感人，我的复述根本无法表达出万一。我的上帝，作为一个生意人，我看到过许多的人被无耻地掠夺得一干二净，被通货膨胀弄得倾家荡产，他们宝贵的家私为了换口奶油面包而被蒙骗了去。但是这儿，命运创造了另外一番奇特的情景，它使我极为感动。不言而喻，我答应她一定保守秘密，并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

“我们一道前往她家。在半路上我又愤慨地得知，别人用区区少数的钱欺骗了这两个穷苦无知的女人，这更坚定了我去帮助她们的决心。我们上了楼，还没等我们拉门铃，我就听见从房间里面传出来老人高兴的叫喊声：‘进来！进来！’盲人的灵敏听觉使他在我们刚一上楼时就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

“‘海瓦特今天等着您看他的宝贝，急得连觉都没睡着。’老妇人微笑着说。她女儿的一个眼色就使她安下心来，知道已经征得了我的同意。在桌面上早就摆满了画册，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刚一握到我的手，来不及说其他的欢迎词儿，就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按在扶手椅上。

“‘好了，现在我们马上开始——有好多东西要看呢，从柏林来的先生们没有时间哪。第一本画册是丢勒大师的，您可以看得出来，是相当完整的，一张比一张好。呶，这您自己能判断出来的，您看这一张！’他翻开画册的第一张，‘这是《大马》。’

“于是他十分谨慎地就像是接触一件易碎的物件似的，用指尖小心翼翼地从画册的纸框里取下一张上面什么也没有的发黄的纸张，兴高采烈地把这张废纸摆在自己的面前。他看着它，有好几分钟，实际上他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兴奋地用手把这张白纸举到眼前，脸上奇妙地呈现出一个明目人那样聚精会神的表情。在他那双瞳仁业已僵死的眼睛里霎时间闪出一种明镜般的光亮，一种智慧的光华。这是由于纸张的反射还是内心光辉的映照？

“‘呶，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一张极为漂亮的画呢？’他骄傲地说，‘每一个细部都多么清晰、多么细腻——我把这一张同德累斯顿的那一张做过比较，比起来那一张显得呆板，毫无生气。这儿还有收藏家的一些落款！’说着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用指甲准确地指着这张白纸背面的一个地方，这使我不由自主地看过去，是否那儿真的有什么标记。‘这是拿格勒收藏的图章，这儿是雪米和艾斯达依勒的图章；他们，这些著名的收藏家绝不会想到，他们的画居然有一天竟落到了这间陋室里。’

“当这个一无所知的盲人那样赞赏一张废纸时，我脊背上不禁感到一阵发冷；看到他用指尖一丝不苟地指着那些只存于他幻想中而实际上看不到的收藏者的标志，真令人难过。我觉得嗓子眼儿发堵，不知回答什么好；但当我不知所措地向两个女人望去时，看见了那个颤抖的激动的老妇人乞求地举起双手，于是我镇定下来，开始扮演我的角色。

“‘真是罕见！’我终于讷讷地说道，‘一张美极了的画。’他的脸立刻由于骄矜而泛出光泽。‘这远不算什么，’他得意地说，‘您得先看看那张《忧郁》或者《基督受难》，一张着色的珍品，这样的质量再找不出第二份来，您看看吧！’他的手指又轻轻地在一张他想象中的画上比画着。‘多么鲜艳，色调多么细腻，多么温暖。柏林的古玩商和博物馆的专家们都会目瞪口呆的。’

“这种狂喜入迷的喋喋不休的赞赏足足有两个钟头。不，我无法向您描述，看到这一二百张白纸或粗劣的复制品是多么令人难过，但这些白纸和复制品在这个悲惨的、对此事一无所知的盲人的记忆里却是那么真实，他能丝毫不爽地顺着次序地赞美着、描绘着每一个细部，十分精确；这看不见的收藏，虽说早已失散得一干二净，可对于这个盲人，对于这个令人感动的受骗的老人来说，却依然是完整无缺啊。他幻觉中的激情是那样强烈，几乎使我都开始相信他的幻觉是真实的了。只是有一次他几乎从这种夜游式的状态中被惊醒过来：在他夸奖伦勃朗的《阿齐奥帕》（这一定是一幅珍贵无比的样本）印得多么精致时，同时就用他那神经质的有视觉的手指，顺着印路在描画着，可他那敏感的触觉上的神经在这张白纸上却感受不到那种纹路。刹那之间他的额头笼罩上一层黑影，声音慌乱起来。‘这真的……真的是《阿齐奥帕》？’他嘀咕起来，显得有些困惑。于是我灵机一动，马上从他手里把这张纸拿了过来，并兴致勃勃地对这幅我也熟悉的铜版蚀刻画中每一个细节加以描述。盲目老人业已变得困惑的面孔又恢复了常态。我越是赞赏，这个身材魁梧然而老态龙钟的盲人便越是心花怒放，那是一种宽厚的慈祥，一种憨直的喜悦。‘这才真是一个行家’，他欢叫起来，得意地把身子转向家人，‘终于有一个懂行的了，你们也会知道，我的画是多么宝贵了。你们总是怀疑我，责备我把钱都花在我的收藏上。是啊，六十年来，我不喝啤酒，什么酒也不喝，不吸烟，不外出旅行，不上剧场，不买书，我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这些画。你们会看到的，等我离开人世时，那你们就会有钱，比这个城镇的任何人都有钱，和德累斯顿最有钱的人一样富有，那时你们就会为我的这股傻劲儿再次感到高兴呢。但是只要我还活着，哪一幅画也不许离开我的家。得先把我抬去埋掉，才能动我的收藏。’

“他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早已空空如也的画册，像抚摸一个活物似的。这使我感到惊悸但同时也深受感动，在战争的年代里，我还从没有在一个德国人的脸上看到这样完美、这样纯真的幸福表情。站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妻女，她们与德国大师的那幅蚀刻画上的女性形象那样神奇地相似，她们来到这儿是为了瞻仰她们的救世主的坟墓，站在被挖掘一空的墓穴之前，她们面带一种惊骇至极的表情，而同时又怀有一种虔诚的、奇妙的狂喜。像那幅画上的女人在听耶稣基督的上天预言那样，这两个上了年纪的、面容憔悴的、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女人被老人孩子般的喜悦所感染，半是欢笑，半是泪水，这种景象我从未经历过，它是那样动人。但是老人对我的赞赏仍嫌不够似的，他一直不停地翻动画册，如饥似渴地吞饮下我的每一句话。当这些骗人的画册终于被推到一旁，他不情愿地把桌子腾出来供喝咖啡用时，我真感到如释重负。但我的这种轻松之感，却是针对他那极度兴奋、极为狂乱的快乐的，针对这像是年轻了三十岁的老人的自豪而言的，这使我感到内疚。他讲了许许多多他搜集这些画的趣闻。拒绝他人的帮忙，他不断地站起身来，一再地抽出一幅又一幅的画来，宛如喝醉了酒那样不能自已。最后，当我告诉他我得告辞时，他蓦地一怔，像一个固执的孩子那样满心不悦，气得直跺脚。这不行，我还一半都没看完呢。两个女人极力使这执拗的老人理解，他不应该再挽留我了，要不我就要误火车了。

“经过无望的挽留，他最后听从了劝告，在告别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得完全温和了。他抓住我的双手，面带一个盲人所能表现出来的全部感情，用手指爱抚地一直摸到手腕，像是要更多地了解我，或者是要给予我远非言语所能表达出的更多的爱。‘您的访问使我高兴极了，高兴极了，’他开始激动地说，这激动发自他内心深处，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您对我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终于，终于，终于能同一个行家一道欣赏我心爱的这些画册。您会看到，您到一个老瞎子这儿来，并没有白来一趟。这儿，在我的妻子面前，她可以做证，我答应，在我的遗嘱上再加上一个条款，把我的这批收藏委托给您这家老字号负责拍卖。您应该有这份荣誉，支配这批不被人知晓的宝贝。’说到这里，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已被洗劫一空的画册上面，‘直到它们流散在世上的那一天为止；但您要答应我的请求，印一份精美的目录：这将是我的墓碑，我不需要其他更好的了。’

“我向他的妻子和女儿望去，她俩聚靠在一起，战栗感时而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仿佛她俩成为一体，协调一致地在抖动。可我却有着一种庄重的情感，因为这个令人感动的、一无所知的盲人把他那看不见的、早已无影无踪的收藏当作一批珍贵的财富委托给我支配，我激动地应允了他，可是这允诺是永远不会兑现的。在他那对业已死亡的瞳仁中重新泛出光辉。我觉察到，他有着一种发自心底的渴望——要和我亲近；我感到他的手指是那么温柔、那么亲切地紧握住我的手指，满怀着感激和庄严的情感。

“两个女人陪我向门口走去。她俩不敢讲话，因为怕他灵敏的听觉会听到每一个字；她们望着我，两眼饱含热泪，目光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迷迷瞪瞪地摸着下了楼梯。我真应该感到羞愧，看起来我像一个天使降临到一个穷人之家，由于我参与了一场虔诚的骗局并进行了可耻的欺骗，从而使一个盲人复明了一个小时，可我实际上却是一个卑劣的商贩，来到这里是想从别人手中搞去一两张珍贵的作品。但我从这里带走的却远比这要珍贵得多：在这个阴郁的、没有欢乐的时代里，我又一次活生生地感受到了纯真的热情，一种照彻灵魂，完全倾注于艺术的狂热，而这种狂热我们这样的人早就没有了。我怀有一种敬畏的感情——我不能说出别的什么来——尽管我还一直有着一种我说不出为什么的羞愧之情。

“我已走到了街上，上面的窗户咯吱地响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真的，老人用盲无所见的眼睛在望着估计是我走去的方向，他连这个机会都不放过。他把身子从窗户里探出很远，两个女人不得不费心地扶住他。他挥动手帕用孩子似的欢快声音喊道：‘一路平安！’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景象：窗口上面白发老人的一张快乐的面孔，高高地飘浮在马路上愁容满面、熙来攘往、行色匆忙的众生之上，乘着一朵幻觉的白云冉冉上升，离开了我们这个令人厌恶的世界。我不由得忆起了那句古老的至理名言——我想那是歌德说的——‘收藏家是幸福的人。’”

（高中甫　译）

(1)　古尔希诺，意大利画家乔万尼·弗兰西斯科·巴比埃利·达·秦托（1590—1666）的绰号。

(2)　指19世纪60年代。

(3)　塔勒，德国旧时的一种银币。

(4)　芬尼，德国旧货币。

(5)　阿尔柏梯纳，维也纳著名的艺术陈列馆。

被遗忘的梦

一幢别墅紧靠在海边。

咸腥味的海的氤氲弥漫在静谧的、朦胧的五针松甬道中间，不断吹来的微风戏弄着橘子树的四周，拂来掠去，宛如用谨慎的手指抚摸着一朵绚丽多彩的鲜花。阳光闪耀中的远方、山丘，它们中间秀丽的房屋有如白色的珍珠在熠熠发光。几里之遥有一座灯塔，它像一根蜡烛似的笔直地矗向天际，在清晰明显、界限清楚的轮廓中，一切都泛着亮光并浸入大海的湛蓝之中，如一幅闪光的镶嵌图案。大海动情地把它的波浪紧紧偎依在带有台阶的平台旁边——别墅就在上面。白色的光华映进大海，在远处点缀着孤寂的、闪光的船帆，越来越深入地升到一个阴影笼罩下的庭院绿地上，并消失在疲惫的、童话般寂静的公园里。

上午的炎热压在沉睡的房屋上，一条狭窄的铺着沙砾的小路像一条白线从房屋通向凉爽的望景台，台下波浪粗暴地不停地在冲击，噼啪作响，这些闪光的水珠子不时四下飞溅，由于刺眼的阳光扩散成钻石般的彩虹的光华。熠熠发亮的太阳光芒一部分散落在五针松树叶上，这些树叶浓密地靠在一起，宛如在窃窃私语；另一部分由一把张开的日本雨伞遮挡住，被刺眼的不舒服的颜色固定在欢快的形状上。

在这把伞的阴影中，一个女人倚在一把柔软的草椅上，她把她漂亮的身躯舒适地依偎在软塌塌的纺织物里。一只消瘦的没有戴指环的手像被遗忘了似的垂了下来，轻轻地惬意地戏弄着一条狗如丝绸般发亮的皮毛；另一只手拿着一本书，深色的长有黑色睫毛的眸子把它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书本上，一刻也没有间断，眼睛里含有一丝强忍住的微笑。这是一双不安静的眼睛，长得大大的，在呆滞的、模模糊糊的光亮里显得更为秀丽。线条清晰的瓜子脸所散发出的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并不是天然的、和谐的，而是把经过精心修饰的个别部分的美以一种精心的方式显露出来。从表面看来是凌乱的鬈发闪闪发光，散发着芳香，仿佛一位艺术家的精心之作，在阅读时围绕唇边现出的微笑使她洁白美丽的牙齿显露出来，可就是这种微笑也是一种多年览镜得出的结果，但现在已经成了固定的、无法摆脱的一种业已习惯的艺术了。

沙砾上响起了一种轻微的沙沙声。

她望去，姿态没有任何改变，像一只躺在耀眼的灼热的阳光里沐浴的猫一样，她用炯炯发光的眼睛迎向来人。

有脚步迅速走近，一个身着号衣的仆人站到她的面前，递上一张狭长的拜访名片，然后后退少许等在那里。

她读着名片，表情显得惊愕，在马路上当一个陌生人向你亲切打招呼时，你就会有这样的表情。眼睛上面清晰而又浓黑的眉毛显出一道小小的皱纹，这是在费力思考的一种表现，随即突然在她的面庞上流露出一种欢快的光辉，眼睛在傲慢的光亮里闪动，她像在回想早就逝去的、完全遗忘的青春年华一样，而这个名字重新唤起了那个岁月的明快的画面，形象和梦幻重新获得结实的形体，清晰得如实实在在的一样。

“那么，”她突然清醒过来，转向仆人说，“这位先生当然可以前来。”

仆人迈着卑恭的脚步走开了。有一分钟的时间寂静无声，只有永不疲倦的风儿在轻轻吟唱，从充满强烈的正午阳光的山峰那边飘来。

突然间传来了轻快的脚步声，它在沙砾路上有力地发出了响声，一条长长的身影直落到她的双足跟前，随即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到了她的前面，她从她那臃肿的座位上伶俐地立起身来。

先是他们的目光相遇。他朝绰约娇丽的身躯抛去飞快的一瞥，而她在眸子里闪烁出一丝嘲弄的微笑。

“你真是太好了，还记得起我来。”她开始说，同时她把消瘦发亮、精心保养的手递给了他，他敬畏地用嘴唇吻了吻。

“仁慈的夫人，我要坦诚地对您，因为这是阔别多年以来的一次重逢，并且是，我感到害怕，好多年了。我到这里来，纯系一种偶然，这座宫殿的拥有者的名字重新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因为他杰出的地位才打听到这幢别墅的。这就是说我本来是作为一个深感内疚的人来到这里。”

“但这不会使您不受欢迎，因为我也不是立刻就想起了您，尽管您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两人都笑了。半是隐蔽的青年时代的初恋的那种甘美的淡淡的芬芳，那种迷人的甜蜜感在他们心中苏醒了，犹如一个梦，一个人们在醒来时会轻蔑地撇一下嘴的梦，尽管他还是希望再去做一次。美梦有头没尾，这只能希望而无法要求，这只能应允而不能给予。

他们继续谈下去。但在语调里已经有了一种真诚，一种温柔的信赖感，它能保守一种玫瑰色的、业已半是苍白的秘密。她吐出的轻松的字眼，一种欢愉的笑声不时像落在玉盘里流动的珍珠。他们谈起过去的事情，谈起忘掉的诗歌、枯萎的花朵、丢失的和被抛掉的饰带，这是他们之间的故事，像无痕迹的传说一样，在他们心里撞击起多年沉默的、尘封的大钟，慢慢地、慢慢地充满了一种痛苦的、疲惫的庄重感；他们业已死去的青年时代的爱情的结局在他们的谈话中有着一种深沉的，几乎是悲哀的严肃性。

他讲道：“在美国那边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您订婚了，那是在婚礼早已举行了的时候。”在讲这段话时，他富有旋律的声音有些轻微的颤抖。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她的思想已退回到了十年前。

一阵郁闷的沉默压在两人身上，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随后她轻轻地问，几乎听不到声音：“您当时对我是怎样想的？”

他惊愕地朝她望去。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因为明天我就会回到我新的故乡去了。我没有惹您生过气，瞬间都没有过混乱的充满敌意的念头，因为生活当时已经把爱情的斑斓火焰冷却成一种好似同情的、发出微光的火苗了。我不理解您，只是——惋惜。”

一片轻微的深红泛上她的面颊，她的眸子里的光华变得强烈了，当即激动地喊道：“惋惜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想到您未来的丈夫，一个冷漠的、总是想去赚钱的人——您不要反驳我，我完全不是想去污辱您的丈夫，我一直尊重他——我是因为想到您，一个少女，我是怎么离开她的。因为我无法想象，像您这样一个孤独的人、理想的人，对日常生活有的只是一种轻蔑的嘲弄，怎么能成为一个常人的诚实的妻子。”

“如果情况果真这样，那我为什么同他结婚？”

“我知道得并不清楚。也许他有一些隐藏起来的优点从表面上看不到，只有在私下交往中才开始显露出来。这对我是一个容易解开的谜，因为我不能也不愿意相信。”

“这是什么意思？”

“他有伯爵的头衔和百万的家财，这是我唯一缺少的。”

她好像是没有听到最后一句话，因为她用手指遮在眼睛上方，在阳光中手指透出深色的玫瑰红，像是紫色的贝壳在发光，她向远方，向很远的模糊不清的天水一线的远方望去，在那里天空把它淡蓝色的衣裳浸入海浪深色的绚丽之中。

他也陷入沉思，几乎忘记最后的话；她避开他，突然用听不到的声音说：

“是这么回事。”

他吃惊地、几乎是畏惧地向她望去。她用一种慢慢的显然是做作的安详姿态重新坐进她的圈手椅里，以一种平静的感伤，单调地、嘴唇几乎不动地继续说道：

“那时你们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儿、说着怯生生的孩子话时，连您跟我那么要好也不理解我，也许我自己也不理解。我现在还时常想到，我不明白自己，因为女人对她们的迷恋奇迹的少女灵魂能知道些什么呢？她们的梦想像柔弱的、细小的白色花朵，现实哈出的头一口气就使它枯萎。我不像其他的少女，她们梦想着健壮有阳刚之气的英雄，他们应当使她们寻觅的渴望变成闪光的幸福，使她们平静的预感成为欢愉的领悟，并把她们从那种模糊不清、莫名所以、无法把握却是感觉得到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种痛苦用它的阴影越来越浓烈、越来越咄咄逼人、越来越沉重地笼罩住少女的时光。我从来不知道这种痛苦，我的灵魂乘着另一种梦的小舟驶向未来的遮蔽起来的丛林，这丛林隐藏在未来岁月的浓密雾霭后面。

“我的梦是我特有的。我总是做一个国王的孩子去做的梦，这些梦像古老童话书里的那样，他们用熠熠闪烁、光彩耀眼的宝石玩耍，他们的手发射出童话宝藏的金色光华，他们穿的飘动的衣服价值连城。我梦想豪华和富丽，因为我爱这两样东西。当我的双手可以抚摸飒飒颤动、轻吟浅唱的丝绸时，当我的手指能够在一块贵重的天鹅绒衣料的质地柔软的长筒中像睡眠一样伸展开来时，我是多么快乐！当我能够把珠宝像一条锁链似的戴在我那因喜悦而发抖的手指上时，当洁白的宝石在我的头发的波浪里像珍珠一样闪耀时，我是多么幸福！我的最高目标就是坐到一辆时髦汽车的柔软座位里。我当时醉心于艺术的美，这种陶醉使我瞧不起我的现实生活。当我身着日常普通的衣服，像一个修女一样朴素和简陋，并经常整天地待在房子里时，我恨自己，因为我为我的平庸感到羞愧，我躲在自己狭小、丑陋的房间里。我最美好的梦就是一个人单独地生活在海边，在属于自己的家产上，这家产是豪华的，同时也富有艺术性；在树荫遮盖、绿叶浓密的甬道上，那里没有脏兮兮的爪子来干些卑下的工作，那里是一种丰腴的祥和——几乎就像这儿一样。我梦里所要的，我的丈夫都满足了我，也正因他能够这样做，他才成了我的夫君。”

她沉默不语了，脸上泛出一种放肆的美。她眼睛里的光亮变得强烈而逼人，面颊的红晕燃烧得越来越灼人。

深沉的寂静。

只有粼粼波浪在下面发出节奏单调的歌声，浪花把自己抛向平台的台阶，就像投入一个可亲的胸脯中似的。

这时他轻声地说，仿佛自言自语：“但是爱情呢？”

她听到了，嘴唇上露出一丝微笑。

“您今天还有您的那些理想，所有的那些，您当时不都带到远方的世界去了？难道所有的您都保留下来，一点儿没有损害，或者有一些已经老去了，枯萎了？或者有人最终把它们用暴力从您的胸膛里撕扯了出来，又抛到污泥里去，被成千上万奔向生活目的地的车轮碾得粉碎？或者您什么也没有失掉？”

他忧郁地点了点头，一声不响。

突然他握住她的手，放在嘴唇上，沉默地吻了吻。随后他用动情的声音说：“永别了！”

她有力和真诚地对他做出了反应。她向一个由于久别而变得陌生的人袒露了她内心深处的秘密，展示了她的灵魂，她并不为此感到羞愧。目送他而去，她露出微笑。她想到他谈到“爱情”这个词儿，往昔重新以轻轻的听不到的脚步声把她和现实隔离开来。突然她想到，那个人本来能引导她的生活的，这种想法用色彩描绘着这个古怪的念头。

慢慢地，慢慢地，完全察觉不到地，这种微笑在她那梦幻般的嘴唇上消逝了……

（高中甫　译）

家庭女教师

此刻，只有这两个孩子在自己房间里。灯已经关了，她们之间是一片黑暗，只有两张床隐隐约约地有些发白。她们两人的呼吸非常轻微，别人还真以为她们已经睡着了呢。

“嗨！”一个孩子发声道。这是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她怯生生地在黑暗中轻声唤另一个。

“什么事？”另一张床上的姐姐答道。她也只不过比妹妹大一岁。

“你还醒着哪，这太好了。我……想跟你说点事……”

另外一个没有反应。只听到床上窸窸窣窣的声音。姐姐坐了起来，望着这边床上，期待着妹妹要说什么事，可以看到她的眼睛亮晶晶地闪着。

“你知道吗……我想跟你说……不过还是你先告诉我，你不觉得最近几天我们的小姐跟往常有点不一样吗？”

姐姐犹豫起来，在思索。“对，”她说，“不过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不像以前那么严厉了。最近我有两天没做作业，她也没说什么。另外，她有点那样，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她好像不管我们了。她总是在一边坐着，也不像以前那样跟我们玩了。”

“我觉得，她很伤心，又不想让人知道。现在她钢琴也不弹了。”

又是一阵沉默。

接着，姐姐提醒妹妹说：“你刚才想告诉我什么事？”

“是的，不过你对谁也不能说，真的，不能对任何人说，不能对妈妈说，也不能对你的好朋友说。”

“不说，我不说！”姐姐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到底是什么事呀！”

“好吧……就是刚才，我们回来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还没有向小姐道‘晚安’呢。这时我已脱鞋了，可我还是到那边她的房间去了。你知道吗，我是轻轻地、蹑手蹑脚地过去的，想吓唬她一下。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开始我还以为她不在房间里呢，灯开着，可是没有看见她。突然——我吓了一大跳——我听见有人在哭。这下我发现，她躺在床上，没脱衣服，脑袋埋在枕头里。她哭得全身抽搐，吓得我恨不得缩成一团。可是她没有发现我。于是我又把门轻轻关上。我哆嗦得太厉害了，得在外面站一会儿，定定神。在门外我还清楚地听见她的哭声，我就赶紧跑了回来。”

她们两人又不吱声了。随后，其中一个非常小声地说：“可怜的小姐！”这颤抖的声音在屋里回旋，像一个正在消逝的低沉的音符。又是一片寂静。

“我真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哭？”妹妹开口说，“这些天她又没跟别人吵架，妈妈也没再没完没了地数落她，而我们两个肯定没有惹她生气。那她干吗哭得这么伤心呢？”

“我倒是有点儿明白。”姐姐说。

“那是为什么，告诉我，是为什么？”

姐姐犹豫了一下，最后说：“我想，她恋爱了。”

“恋爱？”妹妹惊讶地跳了起来，“恋爱？爱上谁了？”

“难道你一点都没发现？”

“该不会是奥拓吧？”

“不会？难道他没爱上她吗？从他上大学以来，在咱们家已经住了三年了，以前从来没有陪过我们，而这几个月他突然天天来，那是为什么？小姐来我们家之前，他不论对我还是对你有过一点儿亲切的表示吗？可是现在，他整天围着你我转。我们老是与他巧遇，在人民公园，或者在城市公园，或者在普拉特，凡是小姐带我们去的地方，总是会与他巧遇。你真的从来没有觉得这有点奇怪吗？”

妹妹听了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

“对……对，这些我当然也注意到了。不过我总是想，这……”

她的声音变调了，没有再往下说。

“起先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女孩子总是那么傻。不过我总算还是及时觉察到，他不过是拿我们做挡箭牌而已。”

现在两人都沉默了。这次对话似乎已经结束。两人都陷入沉思，或者也许已经进入梦乡了。

这时，妹妹又在黑暗中无可奈何地说了句：“那她为什么还要哭呢？他是喜欢她的呀。过去我一直以为，恋爱肯定是非常美好的。”

“我不知道，”姐姐十分茫然地说，“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恋爱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然后，从疲倦困乏的嘴里又一次轻轻地、遗憾地飘出一句：“可怜的小姐！”

屋里终于寂静无声了。

第二天早上，她们不再谈论这件事了，但是两人都相互感觉得到，她们的思想都是围着同一件事情在转。她们两人互不搭理，都想回避对方。但是，当她们两人从侧面打量她们的女教师的时候，两人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相遇了。在饭桌上，她们观察奥拓，觉得这位在她们家住了多年的表哥，竟像是陌生人似的。她们并不和他说话，不过，在低垂的眼帘下，她们老是斜着眼睛，留神他是不是对小姐有所暗示。两个女孩的心都难以平静。今天她们也不去玩了，精神非常紧张，为了想对这个秘密探出个究竟，都心不在焉地摆弄着一些东西。晚上，她们中的一个只是淡淡地问了句，好似她自己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你又发现什么了吗？”——“没有。”另一个回了一句，接着便转过身去。她们两人都有点怕谈这件事似的。这样持续了几天。在默默的观察中，在拐弯抹角的侦探中，两个孩子不安地感觉到，在不知不觉中她们已接近了那个闪烁不定的秘密。

几天之后，一个孩子终于在饭桌上发现，女教师悄悄向奥拓挤了挤眼，而他则点了下头作为回应。女孩激动得发抖了。她的手在桌子底下悄悄摸了下姐姐的手。当姐姐转脸看她时，她冲着姐姐亮了一下眼睛。姐姐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也立即变得不安起来。

她们正要从饭桌边站起身来，女教师便对姑娘们说：“到你们自己的屋子去吧，去玩一会儿。我有点头疼，想休息半小时。”

两个孩子垂着眼睛，小心翼翼地相互碰了下手，好似在相互提醒。女教师刚走开，妹妹就蹦到姐姐跟前说：“注意，这会儿奥拓要到她房里去了。”

“当然，所以她才将我们支开的！”

“我们应当到她门口去偷听！”

“那要是有人来呢？”

“谁会来呀？”

“妈妈呗。”

妹妹吓了一跳：“对呀，那……”

“你知道吗，我有办法了！我呢，在门口偷听，你留在外面走廊上，要是有人来，就给我一个信号。这样，我就保险了。”

妹妹一脸的不高兴。“到时候你什么都不会告诉我！”

“一定全都告诉你！”

“真的，全都告诉我？……可别忘了，是全部呀！”

“肯定，人格担保。你听见有人来，就咳一声。”

两人在走廊上等着，哆哆嗦嗦地，心情十分激动，心跳也加速了。会发生什么事呢？两个孩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听见脚步声了，姐妹俩就马上闪开，躲进暗处。一点不错，果然是奥拓。他抓住门把手，进屋后就把房门关上了。这时姐姐一个箭步跟了上去，耳朵紧贴门上，屏住呼吸，窃听屋里的动静。妹妹望着她，好眼馋。好奇心使她惴惴不安，她擅自离开了指定的岗位，悄悄溜了过来，可是被姐姐生气地赶了回去。她只好又在外面等着。两分钟，三分钟，她觉得简直像是一个世纪。她难以按捺住焦躁情绪，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走动。姐姐什么都能听到，而她却什么都不知道。她又气又急，都快要哭了。这时，那边第三个房间里有扇门关上了。她咳了一声，两人赶忙走开，进了自己的房间，气喘吁吁地站了一会儿，心跳得很厉害。

接着，迫不及待的妹妹催促说：“好啦……快告诉我吧！”

姐姐脸上现出严肃的神情，最后终于十分不解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

“这事真奇怪。”

“什么……是什么呀？”妹妹急匆匆地吐出这几个字。这时，姐姐试着回忆所听到的东西，妹妹过来挨着她，紧挨着她，生怕听漏一个字。

“这事非常奇怪……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猜，他进房后一定是想拥抱她或者吻她，因为她对他说：‘别这样，我有很要紧的事和你谈。’钥匙插在里面的匙孔里，我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倒可以听得十分清楚。奥拓接着说：‘出什么事啦？’真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这么说话，你知道，他平时说话声音总是很大，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这回他可是有些低声下气，所以我马上就觉得，他好像有些害怕。她肯定也察觉到了，他在撒谎，因为接着小姐就很小声地说了句：‘这事你早就知道了。’——‘不，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吗？’小姐问道——她是这么伤心，伤心极了——‘那你为什么突然回避我？这八天来你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你尽可能地躲着我，你也不跟孩子们一起走了，也不去公园了。对于你，难道我一下子变得这么陌生了吗？噢，你早就知道，因此才突然离我远远的。’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我快要考试了，功课很忙，没时间再做别的，不这样不行。’这时候她又开始哭泣了，然后边哭边对他说，不过语气非常温和，并且怀着善意：‘奥拓，你干吗要撒谎呢？你还是说实话吧，你实在不该对我撒谎呀！我对你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们两人总应当说清楚吧，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的，从你的眼睛里我已经看出来了。’——‘说……什么呀？’他结结巴巴地说，语气非常软弱。这时她就说……”

由于过分激动，姑娘一下子浑身战栗，再也说不下去了。妹妹更紧地挨着她。“什么呀……她又说什么了？”

“小姐说：‘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

妹妹像闪电似的，一下跳了起来，说：“孩子！孩子！这不可能呀！”

“可是小姐是这么说的。”

“你肯定没有听清楚。”

“没错，绝对没错！奥拓还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和你一样，他也跳了起来，还喊着：‘孩子！’小姐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问道：‘现在该怎么办？’后来……”

“后来怎么样？”

“后来你就咳了一声，我只好走开了。”

妹妹非常不安，两眼直愣愣地说：“孩子！这是不可能的。她的这个孩子在哪儿呢？”

“我也不知道。这也正是我不明白的问题。”

“也许在家里……在来我们这里之前。为了我们，妈妈当然不会允许她把孩子带来的。所以她才这么伤心。”

“得了吧，那时候她还根本不认识奥拓呢！”

两人又沉默了，一筹莫展，苦苦地左思右想，希望能弄明白。为此，两人都很苦恼。妹妹终于又说话了：“有个孩子，这完全不可能！她怎么会有孩子呢？她还没有结婚，只有结过婚的人才会有孩子，这点我是知道的。”

“也许小姐是结过婚的。”

“你别犯傻了，好不好，总不会是和奥拓吧。”

“为什么……？”

姐妹俩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我们可怜的小姐。”其中一个悲伤地说。她们两人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最后变成了一声同情的叹息。这期间，她们两人的好奇心像火苗似的，在不断蹿升。

“不知道是女孩还是男孩？”

“谁知道呢！”

“你觉得怎么样……要是我去问问她……非常非常地……小心……”

“你疯了！”

“为什么？她跟我们很好呀。”

“你想到哪儿去了！这种事她是不会对我们说的。在我们面前她什么都不会说。要是我们进了她屋里，他们总是立即中止谈话，在我们面前换个话题，胡扯一通，好像我们还是小孩似的，我今年都十三岁了。你没必要去问她，对我们她总是撒谎。”

“可是，我实在很想知道这事。”

“你以为我不想知道？”

“你知道吗，其实我最不理解的是，奥拓竟然不知道这件事。要是自己有个孩子，自己总是应该知道的吧，就像人人都知道自己有父母一样。”

“他是装的，这个流氓，他老是装蒜。”

“不过这事他总不会装吧。就是……就是……只是他想耍弄我们的时候才装假……”

正在这时候，女教师进来了。两姐妹立即打住，装出在做作业的样子。但是，她们两人都从旁边窥察她。她的眼睛好像哭红了，声音也比平时低沉，而且有些颤抖。两个孩子非常安静。突然她俩以十分敬畏的目光怯生生地抬头看着女教师。她们心里老在想着这件事：“她有个孩子，因此才如此悲伤。”想着想着，她们自己也伤感起来了。

第二天在饭桌上，她们十分意外地听到一个消息：奥拓要离开她们家了。他对舅父解释说，考试临近了，他该加紧复习功课，在这里干扰太多。他想到外面租一间房子，住一两个月，考完以后再回来。

两姐妹听到这么一番话，内心万分激动。她们料想，这一切与昨天她们听到的那番谈话之间肯定有着某种秘密的联系，凭自己敏锐的本能，她们感觉到，这是他胆怯的表现，是逃避行为。当奥拓向她们两人告别的时候，她们竟很没有礼貌地转过身去。可是，她们两人十分注意观察他站在女教师面前的神情。小姐的嘴唇抽搐一下，但却安详地一语不发，把手伸给他。

这几天两个孩子完全变了。她们不玩，也不笑，眼睛里也失去了往日那种活泼欢快、无忧无虑的光彩。她们的内心十分不安，无所适从，对周围所有的人她们都抱着极其不信任的态度。她们不再相信别人对她们说的话，在每句话后面她们都能洞察到谎言和阴谋。她们成天睁大眼睛，察言观色，注意周围的一举一动，捕捉人们的表情、脸上的抽搐、说话的语调。她们像影子似的猫在人家后面，她们在门外窃听，总想抓住点什么。她们竭力想从肩上摆脱这些秘密织成的黑暗罗网，或者至少可以从一个网眼里往这个现实世界瞥上一眼。过去的那种幼稚的信念，那种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盲目轻信，从此已从她们身上掉落。随后，她们从被这些秘密压得又闷又憋的气氛中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征兆，她们生怕错过这一瞬间。自从她们知道，周围充满谎言，自己也就变得坚韧，工于心计，甚至变得狡诈和善于说谎了。在父母面前，她们装得稚气天真，转眼就变得极其机智灵活。她们全部天性都化作了神经质的骚动不安，过去温顺柔和的眼睛现在变得火辣辣的，深沉莫测。她们一直在不停地侦察和窥视，但孤立无援，因此她们相互之间便更加相亲相爱。有时候，由于对感情的无知，仅仅为了满足烈火灼燃时对柔情蜜意的渴望，突然间她们会相互狂热地拥抱或者泪流满面。她们的生活突然之间看似无缘无故地变得充满危机。

现在她们才知道有种种折磨人的事，对其中的一件她们感受最深。她们默默地打定主意，一定要让这位伤心至极的女教师快活一点。她们极为用功，认真做作业，互相帮助，安安静静，不发怨言，对老师可能提出的愿望和要求都事先做到。可是小姐对此毫无察觉，这使她们非常难过。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小姐完全变了。有时候两姐妹中的一个和她说话，她竟会一阵战栗，仿佛是从梦里惊醒的。她的目光总要先搜索一会儿才从远处收回来。她一坐就是几小时，似梦似幻地凝视着前方出神。姑娘们走路蹑手蹑脚，以免惊扰她。她们朦胧而神秘地感觉到，她此刻正在思念她那不知远在何方的孩子呢！她们内心深处日益萌发的女性的柔情，使她们越发喜欢这位现在变得如此温和、如此柔情的小姐了。她往日那种轻快、自信的脚步现在变得犹豫、谨慎了，她的动作也小心翼翼，拘谨稳重。从这一切变化中，她们感到她有一种隐蔽的悲伤。她们从未见她哭过，但是她的眼睑老是红红的。她们知道，小姐不愿意在她们面前流露自己的痛苦，因此她们也无法帮助她，这使她们两人感到一筹莫展。

有一次，当小姐将脸转向窗外，拿起手绢擦眼睛的时候，妹妹突然鼓起勇气，抓住她的手说：“小姐，最近这些时候您总是那么伤心，该不会是我们惹您生气了吧，是吗？”

小姐感动地看着她，用手抚摸她柔软的头发。“不，孩子，不是，”她说，“绝对不是你们。”说着，她温柔地吻了一下孩子的额头。

两个孩子的静观和洞察细致入微，凡在她们视线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一无遗漏。就在这几天，有一次她们中的一个突然闯进屋去，听见一句话。仅仅只有一句，因为父母立即就缄口不语了，但是现在每一个字都会在两姐妹心里引起千百个猜测。“我也已经发现有些反常，”妈妈说，“我要找她来问问。”起先，这孩子以为是说她自己呢，几乎有点担心害怕，就赶忙跑去找姐姐商量对策，请求援助。可是，中午的时候她们发现，父母一直以审视的目光盯着小姐那张恍惚迷离、魂不守舍的脸，然后又相互交换了眼色。

吃完饭，母亲随口对小姐说：“请您一会儿到我房里来一下，我有话和您说。”小姐微微点了一下头。姑娘们吓得直打战，她们觉得，这会儿要出事了。

小姐一进房去，两个姑娘随即跟了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察看各个角落，偷听和窥视，这些行为，对她们来说现在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她们根本不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光彩、有什么放肆，她们只有一个想法：要掌握别人不让她们见到的一切秘密。于是她们便肆意偷听。但是，她们只能听到窃窃细语的声音，而她们自己却神经质地浑身直打战，她们生怕什么都听不见了。

这会儿屋里有一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大，这是她们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恶狠狠的，像吵架一样。

“您以为大家都是瞎子，都没有觉察到这样的事吗？我可以想象，以您这样的思想和品德，您是怎样来完成您的职责的。我竟相信了这样一个人，将孩子委托于她。天知道，您是怎样耽误我的女儿的……”

小姐好像回辩了几句，但是她说得太轻，孩子们什么也听不见。

“借口，借口！任何一个轻浮女人总是能找到借口的。碰上一个男人就委身，什么都不加考虑。其余的事就等老天爷来帮忙。这样的人还想当教师，来教育人家的姑娘，这简直是恬不知耻。您总不会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会将您继续留在家里吧？”

孩子们在门外偷听，身上一阵阵打着寒战。她们什么也没听懂，但是听到她们母亲怒气冲冲的声音，她们感到很害怕。此刻，小姐剧烈的低声抽泣就是唯一的回答。泪水涌出了孩子们的眼眶，而她们的母亲似乎火气越来越大。

“现在您是只知道哭了，不过我是不会因此而心软的。对像您这样一号人，我绝不同情。您现在怎么办与我毫无关系。您自己肯定知道，您该去找谁。对此我也不屑一问。我只知道，这么一个卑劣的毫无责任心的人在我家就是多待一天，我也不能容忍。”

“妈妈这样和她说话太卑鄙了。”姐姐咬牙切齿地说。

妹妹让这句大胆的批评吓了一跳。“可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小姐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她结结巴巴地抱怨说。

“肯定没干什么坏事。小姐不会做坏事的。妈妈不了解她。”

“是啊，看她哭成这样，真让我害怕。”

“是的，这真可怕。不过，你看妈妈对她吼成那样，真是卑鄙，我告诉你，这很卑鄙。”

她跺着脚，眼里充满泪水。这时，小姐进屋来了，她显得十分疲惫。

“孩子们，今天下午我有点事，你们两人自己待着，我可以信得过你们吧？晚上我再来看你们。”

她一点没有觉察到孩子们激动的神情，她走了。

“你看见了吗？她眼睛都哭肿了。我真不明白，妈妈怎么能这样对待她。”

“可怜的小姐！”

这句充满同情、令人落泪的话又在屋里回旋。两个孩子愣愣地站在屋里。这时，妈妈进屋来了，问她们是不是愿意同她一起坐车出去转转。孩子们搪塞着，她们怕妈妈。可是，同时她们又非常生气，要辞退小姐的事妈妈对她们竟然只字不提。她们宁愿单独留在家里。她们像两只燕子，在这个窄小的笼子里飞来飞去，谎言和沉默的气氛真会让她们窒息。她们反复思考着，是否应当到小姐房里去，问问她，和她谈谈这件事，告诉她，妈妈冤枉她了，劝她留下来。可是，她们怕小姐又会因此而难受。何况，她们自己也感到害羞，因为她们所知道的这一切，都是悄悄躲在一边偷听来的。她们必须装傻，装得和两三个星期之前一样傻。所以，她们就只能自个儿待在房里，度过整个长得没有边际的下午，含着眼泪思索着，耳边始终回荡着那些可怕的声音：母亲那么凶狠、残忍、气鼓鼓的申斥和女教师悲痛欲绝的哭泣……

晚上，小姐匆匆地到她们房里来，向她们道了晚安。孩子们看见她走出去时难过得直哆嗦，她们多么想再同她说点什么啊！可是现在小姐已经走到门口，没想到她又突然转过身来——好像是被孩子们无声的愿望拉回来的——她眼里闪着泪光，湿润而忧郁。她抱住两个孩子，孩子们猛烈地抽泣起来，她再一次吻了她们，便匆匆走了出去。孩子们站在那儿，泪如雨下。她们感到，这是诀别。

“我们再也看不到她了！”一个哭着说。

“瞧着吧，明天我们放学回来她就不在这儿了。”

“也许我们以后能去看看她，那时候，她一定也会让我们看她的孩子的。”

“肯定，她多好啊！”

“可怜的小姐！”这一次是她们对自身命运的叹息。

“你能想象吗，没有她会怎样呢？”

“我绝不会再喜欢别的小姐的。”

“我也是。”

“谁也不会对我们这么好，而且……”

她不敢再说下去了。自从她们知道她有一个孩子之后，一种下意识的女性柔情使她们对女教师格外敬重。她们两人总是想着这件事，但现在已经不再是出于孩子气的好奇心，而是出于深切的感动和同情。

“咳，你听着！”一个孩子说。

“什么事？”

“你知道吗，我非常想在小姐走之前再让她高兴一下，这样也好让她知道，我们是非常喜欢她的，我们不像妈妈。你愿意吗？”

“那还用问！”

“我想了一下，她不是非常喜欢白玫瑰吗，所以我想，你猜怎么，明天早上我们上学之前就去买几枝来，稍后再放到她屋里去。”

“那什么时候放呢？”

“吃午饭的时候。”

“中午吧。”

“那时候她肯定已经走了。这样吧，我宁愿一早就出去，很快把花买回来，不让别人知道，然后就送到她房间里去。”

“好，我们明天早早起床。”

她们取来存钱罐，将所有的钱都倒了出来，一分不留。此时此刻，她们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向小姐表示默默的、无私的爱意，她们心里就倍感欣慰。

第二天，她们起得很早。当她们用微微颤抖的手拿着盛开的美丽的玫瑰去敲小姐的房门时，屋里无人答应。她们以为小姐还睡着呢，便轻手轻脚地溜进屋去。可是屋里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显然无人睡过，屋里的东西十分凌乱。在深色桌布上放了几封信。

两个孩子大为吃惊。出什么事了？

“我去找妈妈。”姐姐果断地说。她倔强地站在母亲面前，目光阴沉、毫无畏惧地责问道：“我们的小姐在哪里？”

“她该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吧！”母亲十分诧异地说。

“她的房间是空的，床没有睡过，昨天晚上她肯定就走了。为什么谁都不告诉我们？”

母亲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说话时的那种凶狠的、挑战的口气。她吓得脸色煞白，立即到父亲的房里。父亲迅速跑进小姐的房间。

他一个人在屋里待了很久。来报信的这个孩子一直用愤懑的目光盯着母亲。母亲看起来很激动，但她的眼睛却不敢与孩子的目光相对。父亲从小姐的房里出来了，脸色灰白，手中拿着一封信。他和母亲回到自己房里，并且用极小的声音在与母亲说话。孩子们站在门外，突然，她们不敢偷听了。她们怕父亲发怒。他现在的这副样子是她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此刻母亲从房里出来了，眼睛哭得红红的，显得六神无主的样子。孩子们好像是受了恐惧的驱使，下意识地向她走去，还想问个明白。可是母亲很严厉地说：“快上学去吧，已经不早了。”

这时，孩子们不得不走了。在学校里坐了四五个小时，像做梦似的夹在其他孩子中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一放学，她们就拼命往家跑。

家中一切照旧，只是大家似乎心里都有个可怕的念头。没有一个人说话，不过所有的人，甚至连用人都怀着一种奇特的目光。母亲向孩子们迎过来，看来她准备跟她们说点什么。她开口说：“孩子们，你们的这位女教师不再回来了，她……”

她毕竟没敢把话说完。两个孩子的目光如此闪亮，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可怕，直逼她们母亲的眼睛，以至于她竟不敢再向她们撒谎了。她转身就走，急急忙忙逃回自己的房间。

下午，奥拓突然出现了。他是被人叫来的，因为有一封信是给他的。他的脸色十分苍白，魂不守舍地在屋里时走时站，谁都不肯跟他说话，大家都在回避他。这时，他看见两姐妹蹲在墙角，便走过去，想跟她们打招呼。

“别碰我！”一个姑娘说，并对他感到万分厌恶。另一位则冲他啐了一口唾沫。他狼狈不堪，不知所措，又在屋里转了一会儿便走了。

没有人跟孩子说话，她们相互间也不交谈。她们像是笼中的动物，苍白，不安，一筹莫展。她们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两人常碰到一起，相互看着对方哭肿的眼睛，相对无语。现在她们什么都知道了。她们知道，别人都在欺骗她们，谁都可能卑鄙无耻，谎话连篇。她们也不再爱自己的父母了，她们不再相信他们。她们明白，以后对谁都不能信任，可怕的生活的全部重担今后都将落在她们自己瘦弱的肩上。她们仿佛从舒适欢乐的童年一下掉进了深渊。她们至今都不能理解发生在她们身边的这件可怕的事，但她们的思想恰恰就卡在这当口上，几乎将她们窒息而死。她们的面颊烧得通红，她们的目光充满凶狠和愤怒。她们走来走去，在寂寞中她们的心冷得像结了冰似的。谁也不敢跟她们说话，甚至连她们的父母也不例外，她们看人的样子非常可怕。她们不停地走来走去，这正是她们内心焦躁和骚动的反映。她们彼此不说话，两人心里却有和衷共济、休戚与共的感觉。沉默，这穿不破、猜不透的沉默，以及这没有呐喊和眼泪的痛楚是如此深沉，以致她们对每个人都感到陌生和危险。无人亲近她们，通向她们心灵的道路已经中断，也许好多年都不会通畅。她们周围的人都觉得她们是敌人，是坚定的、绝不原谅别人的敌人。因为从那天起，她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

就在这天下午，她们长大了好几岁。只是到了晚上，当她们单独待在黑暗的房间里时，才会再度产生儿童的恐惧：对孤独的恐惧，对死者画像的恐惧，以及对许多说不清的事物充满预感的恐惧。全家人一片慌张和忙乱，竟然没人想起给她们的房间生火。她们两人冷得爬到一张床上，用瘦弱的胳膊互相紧紧抱住，两个修长的尚未发育成熟的身体依偎在一起，好似在恐惧中寻找救援。可是，她们依然都不敢开口，但是妹妹此刻终于哭了，姐姐立即跟着猛烈地抽泣起来。她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哭，两人脸上热泪滚滚，从缓缓滴落到畅快直流。她们胸贴着胸，紧紧搂在一起，一声高一声低，彼此应和着对方的悲泣。她们两人有着相同的痛苦，成了同一个在黑暗中哭泣的身体。她们现在已经不再是为那个不幸的女教师而哭泣，也不是为她们即将失去父母而哭泣，而是因为一种剧烈的恐惧感震撼了她们，尤其是因为对这个陌生世界可能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惧，对于这个世界，今天她们才向它投去可怕的一瞥。她们对自己正在进入的生活感到恐惧。这生活就像一片幽暗的树林，轰然耸立在她们面前，阴森可怕，望而生畏，可是她们又必须去穿越。渐渐地，她们两人混乱的恐惧变得越来越朦胧，像梦幻一样；她们的哭泣声也越来越微弱；她们两人的呼吸也缓缓地汇成一气，如同方才的眼泪一样。就这样，她们终于进入了梦乡。

（韩耀成　译）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战争(1)爆发前十年，当时我住在里维埃拉(2)的一座小公寓里。有一次在饭桌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想不到竟演变成粗野的争执，甚至差点闹到彼此恶语相加、互相侮辱的地步。当今大多数人的想象力都很迟钝，不管什么事，只要与自己无关，只要没有像一个尖利的楔子打进脑袋，他们就不会大动肝火，可是事情一旦发生在他们眼前，直接触动到他们的感情，那么，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立即在他们心里引起过分的激动。于是他们便一反往日少管闲事的常态，显出蛮不讲理、气势汹汹的样子。

这次，在与我们同桌吃饭的这些十足的平民百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情景。平日这帮人在一起心平气和地闲聊，互相开点无伤大雅的小玩笑，通常吃完饭大家马上就分散了：那对德国夫妇外出观光游览，拍照留影；胖子丹麦人不嫌单调乏味，独自去钓鱼；举止文雅的英国太太接着看她的书；那对意大利夫妇则到蒙特卡罗(3)去豪赌；我呢，不是在花园里的椅子上偷闲一躺，就是工作。可是这次，那场激烈的讨论把我们大家完全纠缠在一起了。吃完饭大家都坐着，谁也没走。我们中要是有人突然一跃而起，那绝不似平日那样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向大家告辞，而是在脑袋发热、心中愤怒的状态下——这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所采取的不加掩饰的激愤形式。

把我们桌上这一小拨人拴在一起的那件事，确实够奇怪的。我们七个人下榻的那个公寓从外表看虽然好似独幢别墅——啊，从窗口眺望悬岩峥嵘的海滨真是妙不可言！——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皇宫大饭店的附属建筑，收费较低廉，通过花园同大饭店相连，所以我们这些住公寓的客人同住大饭店的客人常有来往。前天，饭店里发生了一起确凿无疑的桃色事件：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乘坐中午12点20分的火车——我不得不准确地把时间交代清楚，因为无论对这段插曲还是对那场激动的谈话的题目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来到这里，租了一间海滨房间，可以眺览大海，视野非常好，这本身就说明他相当富裕。使其引人注目、给人以好感的，不仅是他谨慎的优雅风度，更主要的是他那超群绝伦、人见人爱的俊美：一张姑娘般的脸庞，热情而性感的嘴唇上长着一圈轻柔、金黄的短髭，柔软的褐发卷曲在白净的额头上，温柔的眸子投给你的每一瞥都是一次爱抚——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柔情绰态，风致韵绝，而毫不忸怩作态，矫揉造作。如果说远远见到他首先会使人觉得有点像陈列在大时装店橱窗里的那些表现男性美理想的、拿着精美的手杖、风度翩翩的肉色蜡人的话，那么走近一看却全然没有一丝纨绔之气，因为他身上的俊秀纯属天然，与生俱来，宛如从肌肤里长出来的，实属罕见。他从人旁边走过时，总要以同样谦恭和亲切的方式向每个人打招呼，他在各种场合无拘无束地展现的那份时刻做好外出准备的潇洒劲，真让人赏心悦目。若是有位女士往存衣处走去，他总要赶忙迎上前去，帮她脱下大衣，对于每个孩子他都亲切地看上一眼或是说句逗乐的话，显得既平易近人，又不张扬惹眼——总之，看来他就是那种幸运儿，他们凭借得到验证的感觉，深信能以自己俊美的面庞和青春的魅力使别人满面春风，并将这种自信变成新的优雅风度。只要有他在场，对饭店里大多数年老或者有病的客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恩惠，他以那种青春的胜利步伐，以那种逍遥自在、清新潇洒的生命的风暴赋予许多人以优美的享受，使得每个挤到前面来看他的人都无可抗拒地对他产生好感。他来了两小时就已经在同里昂来的两位姑娘打网球了。她们是那位心宽体胖的富有的工厂主的女儿，十二岁的安内特和十三岁的勃朗希。女孩的母亲，那位秀美、窈窕、性格内向的亨丽埃特夫人脸露微笑，在一旁看着两位羽毛未丰的女儿在下意识地卖弄风情，同那位陌生的年轻人调情。晚上，他在我们的棋桌旁观看了一小时，这期间随便讲了几件有趣的奇闻逸事，随后又陪亨丽埃特夫人在饭店的屋顶平台上长时间地踱来踱去，而她丈夫则像往常一样，同一位生意上的朋友玩多米诺骨牌。夜里我注意到，他还在办公室的暗影里同饭店的女秘书促膝谈心，神态之亲密简直令人生疑。第二天早晨，他陪我的丹麦同伴出去钓鱼，他在这方面所显示的知识实在令人惊讶。后来他又同里昂来的那位工厂主聊了很久的政治，在这方面他也证明自己同样很精通，因为别人听到这位胖胖先生开怀的笑声竟盖过了海浪的轰鸣。午饭后，他再次单独陪亨丽埃特夫人坐在花园里喝了一小时黑咖啡，又同她的女儿们打了网球，同那对德国夫妇在大厅里闲聊了一阵。我之所以那么详尽地记下他在各个时间段的安排，是因为这对了解这里的情况是完全必要的。下午六点钟我去寄信，又在火车站遇见了他。他急忙朝我走来，仿佛要向我告辞似的。他说，他突然接到来信，叫他回去，两天后他仍将回来。晚上，他果然没在餐厅里出现，但这只是他的人不在，因为每张桌上还都在谈他，大家交口赞赏他那种舒适、快活的生活方式。

夜里，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坐在屋里，想把一本书看完。这时，从打开的窗户外面突然传来花园里有不安的叫喊声，又看到那边饭店里一片忙乱的景象。我觉得好奇，但更感到不安，于是马上过去，跑了五十步就到了那边。我发现所有的客人和饭店职工都张皇失措，乱作一团。原来亨丽埃特夫人每天晚上都要到海滨台地上散步，今天，在她丈夫照例准时同那慕尔来的朋友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她就去那儿散步，此时尚未回来，大家担心她会遭遇什么不测。她那位心宽体胖、平时行动迟钝的丈夫现在像头公牛似的向海滩奔去，并朝黑夜高声呼喊：“亨丽埃特！亨丽埃特！”由于紧张，声音都变了，这呼唤听起来像是一只受到致命伤害的巨兽发出的原始而可怕的悲号。茶房和侍役惊恐不安地从楼梯上跑上跑下，所有客人都被叫醒，并打电话报告了警察局。这期间，那位胖丈夫敞着坎肩，一边不停地踉踉跄跄、磕磕绊绊地奔来奔去，一边抽抽噎噎，徒劳地朝黑夜呼唤“亨丽埃特！亨丽埃特！”这时楼上的两个女儿也醒了，穿着睡衣，从窗口朝楼下呼喊她们的母亲，于是父亲又急忙跑上楼去宽她们的心。

随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简直难以复述，因为人在遭受巨大打击的瞬间，精神极其紧张，他的举止往往表现出一种悲剧色彩，无论用图画还是文字都无法以同样的雷霆之力将其再现。突然，那位笨重、肥胖的丈夫从嘎吱作响的楼梯上下来，脸色也变了，显得十分疲倦，但十分愤怒。他手里拿了一封信。他以刚好还能听得清的声音对人事部主任说：“请您叫大家都回来，不用再找了。我夫人抛弃了我。”

这就是这位受到致命打击的男人的态度，是他在周围这些人面前所表现的超乎常人的态度。这些人本来都是怀着好奇心争先恐后地来看他的，现在突然大吃一惊，个个感到很难为情，人人不知所措，便纷纷离他而去。他剩下的力气正好还够摇摇晃晃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朝谁都没看一眼。他走进阅览室，关掉电灯，随后我们就听见他沉甸甸的庞大身躯砰的一声跌落在靠背椅里，并听到一阵呜呜的啜泣，像野兽的嗷嗷声，只有从来没有哭过的男人才会这么个哭法。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对我们每个人，即使是最卑鄙的人，都具有一种麻醉力。无论是茶房还是怀着好奇心悄悄走来的客人，谁都不敢发出一丝笑声，或者说一句惋惜的话。我们大家都默默无言，对这场可以击碎一切的感情爆炸好像感到羞愧似的，一个接一个溜回各自的房间，只有那位被击倒的人独自在黑暗的房间里啜泣。后来大厦的灯光慢慢熄灭了，但人们还在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窃窃私语。

人们将会理解，拿这么一桩雷击般落在我们眼前的事件来狠狠地刺激一下那些平时只习惯于悠闲自在、无忧无虑地消磨时间的人大概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随后我们餐桌上爆发的那场讨论，那场如此激烈、差点激化为拳脚相加的讨论，虽然是由这桩令人惊异的事件引起的，然而从实质上来说，它更是对相互对立的人生观所做的一次原则性的阐述，一次大动干戈的冲突。这位精神彻底崩溃的丈夫一时气昏了头，将手里的信揉成一团，随手往地上一扔。一个侍女捡起信来看了，还不慎泄露了秘密，因而大家很快都知道，亨丽埃特夫人不是独个，而是同那位年轻的法国人串通一气才出走的。这样一来，大多数人原来对那位年轻的法国人所抱的好感，瞬息之间就烟消云散。现在，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这位瘦小的“包法利夫人”将她肥胖的、土里土气的丈夫换成了一位风流倜傥、年轻潇洒的美男子。然而，使得饭店里所有的人激动不已的，却是以下这一情况：无论是这位工厂主还是他的两个女儿，或者亨丽埃特夫人，先前都从未见过这位花花公子，那么，使得一位三十三岁、品德无可指责的女人一夜之间就把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抛弃，随随便便跟一位素不相识的纨绔子弟远走高飞的，有傍晚时分在平台上的两小时谈话和在花园里喝一小时黑咖啡这两件事大概就足够了。对于这个表面上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桌上的人却一致不予苟同，大家认为，那是这对情人施放的刁钻烟幕和耍的狡猾花招：不言而喻，亨丽埃特夫人同这位年轻人一定早就有了秘密来往，这位情郎这次是专为商定私奔的最后细节而来这儿的，因为大家这样推断——一位正派夫人同一个男子结识仅两小时，听到一声吆喝就随他私奔，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觉得，提出一个不同看法倒是蛮有趣的，我竭力为这样一种可能性辩护：我认为，一个多年来对婚后生活感到失望和无聊的女人，心里早已做了坚决的准备，一旦有人追她，就随他而去，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的。由于我出其不意地提出了异议，讨论立刻就吸引了每个人，尤其因为德国和意大利这两对夫妇的论点而变得颇为激烈：他们带着毫不掩饰的侮辱和轻蔑的神情否定有一见倾心的情况存在，若是有，那也只是愚蠢的行为，是无聊小说里的想入非非。

好了，这场争吵从喝汤开始一直进行到吃完布丁为止，这里再来把狂风暴雨般的争论的各个细节咀嚼一遍，确实没有必要。只有对那些在公寓吃饭的人，这种争论才是司空见惯的，餐桌上偶然发生一次争论，情绪都很激动，但所持的论点往往很平庸，因为那只是匆忙之中随便捡起来的。我们的讨论何以会急速发展到恶语中伤的程度，这也很难说得清楚。我觉得，由于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位丈夫下意识地想要将他们各自的夫人排除在堕入深渊的极其危险的可能性之外，从这时起争论就开始动了肝火。可惜这两位找不到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他们说，只有那种只根据偶然的、单身男子廉价地征服女人的例证来判断女人心理的人，才会持那种观点。这话已经使我有几分来气了，而那位德国夫人还拿一大堆废话来教训人，说什么世上一方面有真正的女人，另一方面也有“天生的娼妓”，照她的看法，亨丽埃特夫人准保就是其中之一。这话更是火上浇油，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便立即采取进攻姿态。我说，一个女人在其一生的某些时刻处于神秘莫测的力量的控制之下，只好任凭摆布，这既非她的意愿，她自己也不知晓，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否认这个事实，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对自己的本能、对我们天性中的恶魔成分的恐惧罢了。看来，这样做许多人可以自得其乐，并觉得自己比那些“容易上钩”的人更坚强、更纯洁、更高尚。我个人还觉得，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像常见的那样，躺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欺骗丈夫，而是无拘无束、热情奔放地听从她自己的本能，这样倒是更为诚实。我大致就说了这些话，在这火药味十足的谈话中，别人对可怜的亨丽埃特夫人攻击得越厉害，我为她的辩护也就越发激昂慷慨，这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感情。我的这种热情，用大学生的话来说，是对这两对夫妇的挑战，他们像是不很和谐的四重奏，恶狠狠地一齐向我反扑过来。上了年纪的丹麦人表情和蔼地坐在这里，宛如足球比赛时手握跑表的裁判，不得不时时用指骨敲敲桌子，以示警告：“先生们，请注意。”不过，每次只能起一会儿作用。一位先生满脸涨得通红，已经三次从桌上跳了起来，他夫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按下去。总而言之，要不是C夫人突然出来调解，把这场火药味很浓的谈话平息下去，那么过不了十几分钟，我们这次讨论就会以拳脚相加来结束。

C夫人，这位满头银发、气宇不凡的英国老太太，是我们这桌非选举的名誉主席。她坐在座位上，腰板挺直，对每个人的态度总是同样的和蔼可亲，自己不多说话，却总是兴致勃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单她的体态、风度就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印象：修身养性的奇妙神态和温文尔雅的风采显露出她雍容高贵的气质。虽然她善于用巧妙的手腕对每个人都表示特殊的亲切姿态，但仍对每个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通常她总是坐在花园里看书，有时弹弹钢琴，很少见她同别人待在一起或者加入热烈的谈话。大家不太注意她，然而她对我们大家却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她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谈话，我们就都为自己说话声音大、未加克制而感到很不好意思。

就在这位德国先生粗暴地跳起来，随即又被轻轻按住，重新在桌旁坐下的时候，C夫人就趁这个令人不快的间歇，出乎意料地抬起她那亮晶晶的灰色眼睛，犹犹豫豫地对我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便以几乎是客观明确的语气按她自己的理解提起了这个话题：

“这么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相信亨丽埃特夫人，相信一个女人会无辜地被卷进一桩突如其来的绯闻，相信确有一些这样的女人，会做出一小时之前她们自己都认为不可能而且几乎也不能由她们来负责的行为？”

“我绝对相信，夫人。”

“这样说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毫无意义，任何有伤风化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了。您要是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热情导致的罪行’称不上‘罪行’，那么还要国家司法机关干吗？什么事不是都得靠并不是很多的良好愿望了吗？——想不到您的良好愿望有那么多，”她轻轻一笑，补充说，“在每个罪行中都可找出一种热情来，有了这种热情，罪行也就可以宽恕了。”

她说话的声调清晰而快乐，我听了感到分外舒坦，我下意识地模仿她的客观态度，同样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回答道：“国家司法机关对这类事情的裁决肯定比我严厉。它们的职责是毫不留情地维护共同的风俗习惯。它们必须做出裁决，而不是给予宽恕。作为一个人，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主动担当起检察官的角色——我宁愿当辩护人。就我个人来说，理解人所得到的乐趣要比审判人所得到的大得多。”

C夫人睁着亮晶晶的灰色眼睛将我从上到下端详了一番，显出犹犹豫豫的样子。我担心她没有正确理解我的意思，准备把刚才的话用英语向她重复一次。可是她却像在主考一样，以一种严肃得有点奇怪的神情继续提问：

“一个女人扔下丈夫和两个女儿，随便跟人跑了，而她压根还不知道这人是否值得她爱，您不觉得这事很可鄙、很丑恶吗？这女人毕竟不算很年轻了，该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她也必须学会自尊，可是她却如此不知检点、如此轻率，对于这样的女人您真能原谅她吗？”

“我再说一遍，尊敬的夫人，”我重申自己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做出判断，也不愿去谴责。在您面前，我可以坦率地承认，先前我说的话有点过火——可怜的亨丽埃特夫人肯定不是女英雄，连风流女子都不是，更够不上是个伟大的情人。就我所了解的，我觉得她只不过是一位平凡而软弱的女人，我对她怀有一些敬意，因为她勇敢地顺应了自己的意愿，然而我却更多地为她感到遗憾，因为不是今天，那就是明天她一定会很不幸的。她的做法也许很愚蠢，肯定过于轻率，但绝不是卑鄙下流的，我始终认为，谁也没有权利鄙视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那么您自己呢，您还对她怀有同样的尊重和敬意吗？在那位您前天曾同她在一起待过的令人尊敬的女人和这位昨天跟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私奔的女人之间，您觉得没有一点区别吗？”

“没有一点区别，没有一丝一毫区别。”

“是真的？”她下意识地说起了英语。很奇怪，她似乎老是在思考整个谈话。她思索了片刻之后，又抬起她那清澈的目光，询问式地望着我。

“倘若您明天，我们假定说在尼查，遇到亨丽埃特夫人，见她挽着那位年轻男子的胳膊，您还会向她打招呼吗？”

“当然。”

“会跟她说话？”

“当然。”

“您是否会——假如您……假如您结了婚，会把这么一个女人介绍给您夫人，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当然。”

“您当真？”她又说起了英语，显出难以置信、十分惊异的样子。

“我确实会这样做的。”我不觉也用英语回答。

C夫人沉默了。她似乎还一直在认真思考着。突然，她一边注视着我，一边说，好像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很惊讶：“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样。说不定我也会那样做的。”说完，她已胸有成竹，便站起身来，亲切地把手伸给我，这就结束了谈话，又不显得唐突，只有英国人最善于用这种方式。在她的影响下，我们桌上又恢复了平静，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感激她，我们这些人，方才还是对立的，现在都心有歉意、客客气气地互相打着招呼，几句轻松的玩笑话就缓和了刚才火药味很浓的气氛。

虽然最后我们的讨论似乎是以骑士风度结束的，可是被激发起来的恼怒情绪却使我的对手和我之间的关系有些疏远了。那对德国夫妇态度审慎，而意大利夫妇在随后的几天里则老是喜欢带着讥讽的意味问我，听到关于那位“尊敬的亨丽埃特夫人”的什么消息没有。尽管在形式上似乎大家都彬彬有礼，可是以前我们桌上彼此以诚相待、并非刻意追求的那种快乐气氛却已被破坏，再也回不来了。

那次讨论以后，C夫人对我表示出特殊的亲切，因此我当时的那些反对者现在对我的讥讽和冷淡就显得更为突出。C夫人一向极其矜持，在用餐时间以外几乎不与同桌的人聊天，现在却多次找机会在花园里同我攀谈。我几乎想说，她这是对我另眼相看，因为她的举止高雅而矜持，能单独同你交谈一次，就好似对你格外的恩宠了。是的，要是说实话，那么我不得不说，她简直是主动找我的，而且借种种因由来跟我说话，她的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便明白，她若不是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那真会让我生出许多胡思乱想来哩。但是，我们一聊，话题就不可避免和不可控制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回到了亨丽埃特夫人身上。看来她对指责那位没有责任心的女人，谴责她的见异思迁、水性杨花感到暗自欣喜。可同时，见我不改初衷，仍旧坚定不移地同情那位娇柔文雅的夫人，而且怎么也不能使我的态度有丝毫改变，她似乎又很高兴。她一再把我们的谈话往这个方向拉，对于她的这种异乎寻常、锲而不舍的执拗劲，事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才对。

这么着又过了几天，五六天吧，她一个字都没有透露，为什么这样的谈话对她那么重要。有一次散步时我才明白无误地意识到其中必有隐情。那时我偶然提到，我在这儿的度假快结束了，我想后天就离开，这时，她那平素泰然自若、毫不动容的脸上突然现出奇怪的紧张神色，好似一片阴云飘过她碧如海水的眸子：“多遗憾！本来我还有许多问题要跟你讨论呢。”从这一刻起她就显得魂不守舍的样子，说着这事，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另一桩紧紧纠缠她、驾驭她的事。到后来似乎她自己都对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感到不满了，因为她摆脱了突然出现的沉默，突如其来地向我伸出手来，说：“我看，我没法把原来要对您说的话表达清楚。我还是给您写信吧。”说着，便朝饭店的大楼走去，步履匆匆，完全不像平日闲适的样子。

傍晚，快要开饭之时，我果真在房间里发现一封信，是她刚劲而洒脱的笔迹。只可惜，我年轻时对于信件很不经意，因此无法引证原信，只能记叙信中问我的大致内容。她在信里问，是否允许她向我讲讲她自己的生活。她说，那个插曲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本来跟她现在的生活几乎毫不相干，又说，我后天就要走了，她把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内心折磨和纠缠着她的事说出来，就会感到好受些。她说，要是我对这样一次谈话不感到唐突的话，她很想请我给她这个时间。

这里我只是记叙了信的内容，原信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信是用英文写的，单就这一点就使这封信的表达显得十分清楚和果断。可是我的回信并不容易，我撕掉三次草稿，最后才给她回了这样一封信：

“您那么信任我，这对我而言是莫大荣幸。如果您要我说实话，那我答应，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答复您。除了您心里愿意讲的，我当然不会要求您对我吐露更多的东西。不过您讲的事情，请您对自己和对我完全说真话，请您相信，我是把您的信看作一个殊荣的。”

晚上，这张字条到了她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我发现了她的回信：“您说得完全正确：一半真实是毫无价值的，只有全部真实才有价值。我将竭尽全力，不对我自己也不对您做任何隐瞒。请您饭后到我房间里来——我已六十七岁，不必担心会招来什么流言蜚语。因为在花园里或挨着很多人的地方我说不出来。您一定会相信，我下此决心，是绝非轻而易举的。”

中午我们还在餐桌上碰过面，彬彬有礼地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饭后在花园里遇到我，她显然很慌乱，就避开了，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在我面前竟好似一个羞怯的少女，迅速逃往一条松林道上。见此情景，我心里觉得既歉疚又感动。

晚上，在约定的时间，我就去敲她的房门，门立即就为我打开了：室内光线暗淡，只有一盏小台灯在这平时朦胧昏暗的房间里投下一圈黄色的光影。C夫人毫不拘束地朝我迎来，请我在圈椅上坐下，她自己坐在我对面。我觉得，她的每个动作都是精心准备的，然而还是出现了冷场，显然并非她所愿的冷场，难于做出决断的冷场。冷场的时间很久，而且越来越久，可我又不敢出声来打破它，因为我感觉到，这冷场意味着一个坚强的意志在同顽强的反抗意识进行激烈的搏斗。楼下客厅里不时断断续续地传来华尔兹的微弱乐声，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似乎想以此来消除这沉默造成的让人喘不过气的重压。对于沉默所造成的不自然的紧张她似乎也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她突然一跃而起，说道：

“最难说的是第一句话。这两天我已经做好准备，要十分明白和真实地讲这件事，我希望能够做到。也许您现在还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对您这个陌生人讲这些事，可是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件事，您可以相信我这个老太婆，她要将整个一生都凝视着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凝视着唯一的一天，这是无法忍受的。因为我要对您讲的事，在我六十七年的生活时间里仅仅只占二十四小时，我常对自己说，一个人如果曾一时干过一次荒唐事，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常常这么说，说得都快成神经病了。然而人们还是摆脱不了我们很没有把握地称为良心的东西，当时，在听您如此客观地谈论亨丽埃特夫人事件时，我就想，若是一旦我能下定决心，对某个人痛痛快快地说出我生活中的那一天，那么也许就可以结束这毫无意义的追忆和没完没了的自我谴责了。我要不是信奉英国圣公会，而是信奉天主教，那我早就有机会忏悔，说出那件我一直守口如瓶的事，以求解脱了。可是这种安慰与我们无缘，因此我今天就要奇怪地试一试，原原本本地向您叙述这件事，以此来宣判自己无罪。我知道，这一切都极为奇怪，可是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为此我很感谢您。

“好吧，我们言归正传。我已经说过，我要对您说的只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天——在我看来其余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别人也会感到枯燥无味。直到四十二岁，我在人生道路上一步也未曾越出常规。我的父母亲是富有的苏格兰乡村勋爵，我们拥有几座大工厂和许多出租的田地，我们依照乡村贵族通常的方式，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夏天则住在伦敦。我十八岁那年在一次社交聚会上认识了我的丈夫，他出身名门望族，是R家的第二个儿子，从军十年，一直被派驻印度。我们很快就结了婚，在我们的社交圈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年三个月住在伦敦，三个月住在庄园里，其余的时间则去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地旅游，在饭店下榻。我们的婚姻从未出现过一缕阴影，我们的两个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我四十岁那年，我丈夫突然去世了。他在热带生活期间得了肝病。真是可怕，他发病只有两星期，我就永远失去了他。我的大儿子当时正在军队服役，小儿子在上大学。所以，一夜之间我就形单影只，独守空房了。我这人已经习惯了温馨的家庭生活，这样的孤单和寂寞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家里的每件东西都让我触景生情，让我想起我亲爱的丈夫，他的去世令我黯然神伤。我觉得再也不能在这凄凉的屋子里待下去了，哪怕多待一天也受不了。于是我决定，在两个儿子结婚以前到各地去旅游，以消磨岁月。

“其实，从此以后我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毫无意义、纯属多余的了。二十三年来与我形影不离、意气相投的人已经去世，孩子们并不需要我，我担心自己郁悒沮丧、黯然神伤的心绪会破坏他们青春的欢乐——就我自己来说，任何东西都不值得去企望、去眷恋了。起初我迁居巴黎，烦闷乏味时就去逛逛商店和博物馆。可是那座城市和我周围的事物显得格格不入，那里的人都用眼睛盯着我的丧服，我受不了他们彬彬有礼的惋惜的目光，所以我总是设法躲开他们，我像吉卜赛人默默地东游西荡。那几个月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只知道，我老是想死，只是没有力量来促成这个痛苦地期盼的意愿。

“在丧夫的第三年，也就是在我四十二岁那年，自己虽不承认，实际上确是为了逃避毫无价值、可又不能马上就死的时间，我于三月末来到蒙特卡洛。坦率地说，我是因为单调无聊，是因为至少要找些外部小刺激来填补一下那折磨人的、像从胃里泛上来的恶心似的内心空虚才到蒙特卡洛去的。我自己心里越是郁郁寡欢，就越发想到生活的陀螺转得最快的地方去。对没有生活体验的人来说，别人的激情骚动倒犹如戏剧和音乐一样，也是一种精神体验。

“因此我也常常光顾赌场。别人脸上惴惴不安、波涛汹涌地变化着的喜出望外或惊恐万状的表情可以激起我的兴趣，同时我自己的心潮也吓人地涨涌和退落。再说我丈夫从前偶尔也逛逛赌馆，但从不轻率从事，我怀着某种下意识的虔敬，忠实地继续着他昔日的那些习惯。在蒙特卡洛的一家赌馆里，我开始了那个二十四小时，它比一切赌博更加激动人心，从此，年年岁岁长久地使我心意迷惘，怅然若失。

“中午，我是同我家的亲戚封·M公爵夫人一起进的餐。晚餐以后我觉得还不疲倦，还不想就寝。于是我就进了赌厅，在赌台之间来回溜达，我自己并没有赌，而是以特殊的方式观察一拨拨聚集在一起的赌客。我说的‘特殊方式’是我丈夫在世时有次教给我的。那次我看累了，所以抱怨说，老是盯着同样的面孔，真令人厌倦：在椅子上坐了几小时才敢押上一根筹码的干瘪老太婆、老奸巨猾的赌棍和玩纸牌的娼妓——这帮聚集在一起的臭味相投的无耻之徒，您知道，他们远不像蹩脚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和罗曼蒂克，也不像小说中所写的那些头面人物和欧洲的贵族。再说，二十年前赌钱时台上滚动着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金——沙沙响的钞票、拿破仑金币(4)、厚实的五法郎硬币一起回旋飞舞。那时的赌场魅力无穷，不像今天，在新建的式样时新的豪华赌宫里尽是些透着小市民气的观光客在无精打采地耗费他们手里那些平淡无奇的筹码。那时我觉得这些千篇一律的冷漠的面孔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丈夫对手相术非常热衷，后来他就教给我一种特殊的观察方法，那确实比懒洋洋地东站站西伫伫有趣得多，心情也更为激动和紧张。这种方法是：绝不要看脸，而要专门看着桌子的四边，在那儿再专门盯住赌徒的手，只注视这些手的特殊举止。我不知道，您是否曾经偶然单单注视过绿色赌桌，专门注视那绿色的菱形桌面，桌面中央那圆球像醉汉似的蹒跚着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地滚过去。这期间飞舞的钞票、圆圆的银币、金币等赌注纷纷落入各个方格里，宛如种下的禾苗，随后掌盘人的筢子就像锋利的镰刀，一家伙就把这些禾苗割掉，将其扒拢并收拾起来，成了自己的进账，或者将它们作为礼品，推到赢家面前。你只要调准观察的焦距就会发现，这时唯有那些手才是变幻莫测的。绿色赌台四周的这些手，色泽鲜明，异常激动，都在伺机而伸，都从各自的袖筒里往外窥视着，每只手都像一只猛兽，随时准备蹿出来。手的形状不一，颜色各异，有裸露的，没戴任何饰物；有的戴着戒指和叮当作响的手镯；有的毛茸茸的像野兽；有的卷曲着，湿漉漉的像鳗鱼，但是所有的手都极其紧张，战战兢兢的，显得极其焦灼不安。此情此景常常使我下意识地想到赛马场：开赛前得使劲勒住亢奋的赛马，不让它抢跑。那些马也是这样，浑身打战，仰首向上，高抬前足，直立而起。根据手的各种状态，如伺机而动，迅速攫取或戛然而止，对赌徒的状况就会一目了然：贪得无厌者的手握得很紧，挥金如土者的手放得很松，工于心计者的手关节平稳安静，举棋不定者的手关节战栗不已。从抓钱的瞬间姿态上，人生百态可以一览无余：这一位把钞票抓成一团，那一位神经质地把钞票揉成碎纸，或者精疲力竭地微曲着有气无力的手指，在整个一局中没下一处赌注。俗语说赌博见人品，但是我说：赌博的时候手将人展露得更加清楚。因为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赌徒一下就学会了驾驭自己面部表情的本领——在衬衣领子上部戴着一副无动于衷的冷漠的面具——他们能抑制嘴角的皱纹，咬紧牙齿，压住内心的激动，不让眼睛里露出一丝不安的神色；他们能抚平脸上暴突的青筋，不动声色，装出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然而，正因为大家都拼命集中注意力，脸上不动声色，才忘了自己的一双手，忘了有专门观察手的人。尽管赌徒们微笑着噘起的嘴唇和故作冷淡的目光竭力想掩饰自己的心曲，可是别人从他们手上已对他们的一切了如指掌。在泄露秘密这一点上，这种时候手是最直截了当的。因为总有那么一瞬间，稍一疏忽，那些拼命抑制住的、看似毫无动静的手指就会一齐张开：在转盘里的小球落进小格子里，掌盘人大声报着赢家们的号码时紧张到空气都要爆裂的一刻，这一百只或五百只手就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各具个性的、具有原始本能特征的动作来。要是有人像我这样——我丈夫将他的此种癖好教给了我——养成在这手的竞技场上进行观察的习惯，那么就会觉得这些性格各异的赌徒的手一下子做出的各不相同、出乎意料的动作，远比戏剧和音乐更为扣人心弦。手的姿态何止千百种，我简直无法向您描述：有的像野兽，伸出毛茸茸的、卷曲的手指忘乎所以地搂钱；有的手指甲苍白、神经质地哆嗦着，几乎不敢去抓钱；有高贵的和卑贱的，残暴和畏葸的，诡计多端的和老实巴交的——这些手给人的印象各不相同，因为每一双手表达的都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只有那四五双掌盘人的手是个例外。这几双手完全像机器，动作起来就事论事，有板有眼，不偏不倚，极其精确，跟那些生气勃勃的手比起来，它们简直就像是计算器上咯咯作响的钢扣。然而，即使是这几双冷静的手，由于它们在猎人似的亢奋的手之间忙个不停，两相对照又会留下令人吃惊的印象。我要说，这些手单调划一，犹如群众暴动时处于汹涌澎湃、激昂慷慨的人潮中的警察。此外，对我来说还有一种诱惑，那就是要在几天之后熟悉各种手的种种习惯和癖好。数日之后我在众多的手中总会发现一些熟悉的手，并将它们当作人一样分为喜爱的和讨厌的两类，有的厚颜无耻，贪得无厌，令我恶心，所以我总像是见到下流事一样，赶紧把目光移开。赌台上出现的每一只新手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都会引起我的好奇——我往往忘了抬头看看那张脸，反正那张脸也不外乎是一副冷冰冰的、毫无表情的社交面具而已，它是从高领中伸出来插在礼服或者熠熠闪光的胸饰上面的。

“那天晚上我走进赌馆，绕过两张已经挤满了人的台子，向第三张走去，并且准备了几枚下注的金币。这时大厅里寂静无声，紧张的沉默像要炸裂似的，这种时刻是每逢圆球在轮盘上转得有气无力、只在两个号码之间晃来晃去的时候，总是会出现的。就在这一瞬间我听到正对面传来咔嚓一声，像是折断了手关节，这令我大为惊讶。我不由自主地吃惊地朝对面望去。这时我看见——真的，我吓坏了——两只手，我从未见过的两只手，一只右手和一只左手，像两只横眉怒目的猛兽交织在一起在那里厮拼，互相伸出爪子，朝对方身上狠抓，于是指关节便发出砸核桃时的那种咔嚓声。这两只手美得简直不可思议，长得出奇，又细得卓绝，绷得紧紧的肌肉宛如凝脂，指甲白皙，指甲尖修得圆圆的好似珍珠轮叶。一晚上我一直盯着这双手，对这双出类拔萃的、简直是绝无仅有的手惊讶不已。然而最先令我惊愕不已的是这双手的热情，它所表现出来的狂热的激情，是两只手的手指互相交织在一起痉挛地拧扭而又相互支撑的情景。我马上便知道，这是个精力过剩的人，他正把自己的激情集中在手指尖上，免得自己被它炸成两半。而现在……这瞬间圆球啪嗒一声落进码格，掌盘人高喊彩门……这瞬间，那两只手突然互相松开，就像两只同时被一颗子弹击中的猛兽。两只手一起瘫落下来，确实是死了。这不仅仅是精疲力竭，瘫落的时候清楚地现出一副憔悴、失望、遭了电击、彻底完蛋的样子，这情景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还从未见过、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表情那么丰富的两只手，它们每块肌肉都是一张倾诉心曲的嘴，可以感到几乎每个毛孔都在发泄激情。随后这两只手在绿色赌台上摊放了一会儿，就像是被波涛冲上海滩的水母，扁平，并且没有一点生气。稍后，其中一只手，是右手，又从指尖艰难地开始动起来了，它颤抖着，缩了回去，自己转动着，颤颤悠悠，旋转起来，突然神经质地抓起一根筹码，捏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中犹豫不决地捏滚着，像在玩一个小轮子。突然手背像一头豹子，弓了起来，把一百法郎的筹码快如闪电地掷进，不，简直就是一口吐到了黑格中。这时那只一动不动的左手像是接到了信号，也立刻激动起来了。它抬了起来，悄悄滑向，是爬向那只瑟瑟发抖、仿佛刚才的一掷耗尽了精力的右手。现在这两只手胆战心惊地挨在一起，用腕肘不出声地碰击台面，就像牙齿上下咯咯地打着寒战——没有，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表情如此丰富、简直像是会说话似的手，从来未见过激动和紧张到这副痉挛的样子的手。我盯着这双瑟瑟发抖、伺机而动、哆哆嗦嗦、胆战心惊的手，简直像着了魔似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这拱形大厅里的其他一切，无论是各个房间里嗡嗡的喧嚷声、掌盘人那商贩似的叫喊声，还是熙来攘往的人群或者现在高高地弹起又跳进轮盘上圆格之中的小球——所有这些嘤嘤嗡嗡、刺耳地袭击神经的种种飞速变换的印象，突然仿佛全都寂静无声，全不存在了。

“不过，这种情景我没有坚持多久，无论如何我要看看这个人，无论如何要看看那拥有这双神奇之手的脸。我怯生生地——是的，真是怯生生的，因为我怕这双手！——让目光循着衣袖慢慢往上移动，到了两只瘦削的肩膀那儿。这时我又吓了一跳，因为这张脸同那双手一样，说着同样毫无节制、想入非非的语言，它以同样娇柔的、几乎是女性之美极其顽强地抑制住自己的表情，使之不动声色。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脸，这样神情专注、沉湎自我的脸。我有着充分的机会，把这张脸当作一副面具，当作一尊没有眼睛的雕像来从容不迫地加以观赏。这对着了魔的眸子一动不动，既不左顾也不右盼：在睁得大大的眼睑下，那乌黑的瞳仁直勾勾地凝视着，像是没有生命的玻璃珠，映出另一个桃花心木色的在转轮圆盘里呆头呆脑、左冲右突地滚动和跳跃的圆球。我不得不再说一遍，我从来未曾见过如此紧张、如此令人神往的脸。那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脸，窄窄的、很秀气，略长，表情非常丰富。同那双手一样，这张脸也不是十足的男子气的，它更像一个玩得忘形的男孩子的脸——可是所有这些我是后来才注意到的，因为现在这张脸上完全是贪婪和暴怒的神情。窄窄的嘴垂涎欲滴地张启着，露了多半的牙齿，在十步距离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牙齿在上下打着寒战，嘴唇则一直呆呆地张开着。一绺浅黄色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往前耷拉着，像正在摔下来似的，鼻翼在不停地翕动抽搐，仿佛有一阵看不见的小浪涛在皮肤底下汹涌翻腾。探着的脑袋下意识地越来越往前伸，让人觉得，这脑袋也要卷进转盘，随着圆球一起旋转。这时我才明白，那两只手为什么要使劲地按着，因为只有按着，只有使劲按着，才能使将要从中间摔倒的身体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再三说，我从来未曾见过这样的脸，会把其激情流露得如此明目张胆，如此兽性，如此恬不知耻。我紧紧盯着这张脸……它是那么魅力无穷，他那狂迷状态令人如此着魔，就像看到那个旋转圆球的跳跃和颤动一样。从这一刻起，大厅里其余的一切我全然不再注意了，同这张喷着火焰的脸相比，我觉得大厅里的一切都显得暗淡、迟钝和模糊不清，也许有一小时之久，我谁也没看，单单注视着这一个人，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姿态：当掌盘人把二十个金币推到他贪婪的手里时，他眼睛里闪着晶亮晶亮的光，本来紧紧抱合着的两只手现在也像是被炸散了似的，手指头也哆哆嗦嗦地全都张开了。在这瞬间，他的脸上突然容光焕发，显得非常年轻、滋润，没有了皱纹，眼睛开始炯炯有神，前倾的身体也轻快利索地伸直了——他坐在这里，一下子宛如潇洒的骑手，沾沾自喜和爱不释手地用手指捏着圆圆的金币加以拨弄，将它们彼此弹击，让其戏耍跳动，发出叮当的声响。随后他又心神不定地转过脑袋，朝绿色赌台飞快地巡视一遍，就像一只年轻的猎狗用鼻子东闻闻西嗅嗅，要找出正确的踪迹一样。接着，他突然抓起一把金币，朝轮盘的一角扔去。于是那焦急的期盼和紧张的神态又立即开始了。那电控似的波浪起伏式的抽搐又爬上了他的嘴唇，两只手又互相痉挛般地紧紧抓住，孩子脸消失了，换成了贪婪的期待，直到这抽搐着的紧张突然被炸散，化为失望。刚才还孩子气的兴奋不已的脸憔悴了，变得苍白而衰老，目光呆滞，失去了光泽，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秒钟之内发生的，是圆球落入他未曾猜中的号码时发生的。他输了：他的眼睛愣愣地瞪了几秒钟，目光几乎是痴呆的，仿佛他对所发生的事全然不解似的。可是一听到掌盘人一声刺激性的吆喝，他的手指又立即掏出几个金币。然而他已没有了把握，他先将金币押在一个格里，随后想了想，又押到另一个格里，圆球已经在滚动了，他突然身子往前一俯，用颤抖的手又将两张捏成一团的钞票飞快地扔进同一个方格中。

“这样惴惴不安地来来回回，有输有赢，从不停顿，大约持续了一小时。在这一小时里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不时变化着的脸，种种激情时而波浪翻滚般涌到脸上，时而又像潮水一样退得无影无踪，我着了魔的目光始终紧紧凝视着它，连喘息时都没有移开。我的眼睛也没有放过那双魅力无穷的手，手上的每块肌肉像喷泉一样生动地反映出他感情上的起伏跌宕。哪怕在剧院里我都从来没有如此神魂颠倒地注视过一位演员的脸，像注视这张脸那样。这张脸上不停地变换着各种色彩和感觉，犹如自然景色的光和影。我从来没有如此全身心地来关注过赌局，把别人的喜怒哀乐反映在我自己心里。要是有人此刻注意我，见我呆呆地发愣的样子，准会以为我是受了人家催眠术的戏弄，而我当时正处于十足的迷迷糊糊的状态，也真的同受了催眠差不多——我实在无法把目光从这张不断变换着表情的脸上移开，其他一切，大厅里交织着的灯光、笑声、人群和目光的一切，像一片黄色的烟雾围在我的四周，而在黄色烟雾中心的就是那张脸，它是火焰中的火焰。我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我注意不到身边往前挤的人，也注意不到其他像触角似的突然伸到前面来扔钱或者把钱归拾到自己面前去的手；我看不见转轮里的圆球，听不见掌盘人的声音，可是台面上所发生的一切我确实就像在梦里一样在这双手上全都看到了，这双手犹如凹镜，把巨大的激动和亢奋映照得一览无余。因为要知道圆球落入红门还是黑门，是在滚动还是已经停下，这些我都不用看转轮——这张洋溢着激情的脸，脸上的神经和表情就像熊熊烈焰，会把输和赢、期待和失望等变化一一映照出来。

“但是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瞬间——我心里一直隐隐约约地在为这一瞬间的出现而担心，它像暴风雨一样高悬于我忐忑不安的神经之上，并且突然将我的神经从中间扯断。转轮里的小球带着轻微的噼啪声在倒着滚来，那一秒钟又闪烁起来了，两百张嘴唇一齐屏住呼吸，直到掌盘人的宣布声响起，这次他唱出的是‘零位格’，同时他急忙伸出筢子，从四面八方将叮当作响的金币、银币和簌簌作响的钞票全部扒拢在一起，就在这一瞬间这双紧紧抓着的手做了一个特别吓人的动作，它们好似突然往上一伸，要去抓住某样并不存在的东西，接着就死一般地疲乏地重新跌落在桌上，但并不是用的自身的力气，而是凭借退回来的重力。可是随后这双手突然又一次活了起来，狂热地从桌上缩回到自己身上，像野猫似的顺着躯干爬上爬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神经质地伸进每只口袋，看看能不能在某只口袋里再找出一个被遗忘的金币来。然而每次总是空手而回，但两只手还在不断重复这种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寻找，这时轮盘已经开始重新旋转，别人的赌博在继续进行，硬币叮当作响，椅子在挪动，由数百种低声细语组成的一片嘈杂声充满大厅。我不得不如此清楚地亲身体会这一切，仿佛是我自己的手指在口袋里、在皱皱巴巴的衣服褶子里拼命寻找一块钱币。突然，我对面的那个人猛地一下站了起来——就像有人突如其来地感到不舒服，便猛地站了起来，以免窒息；他背后的椅子咔嗒一声倒在地上。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也没去理会旁边的人又胆怯又惊讶地避开这位摇摇晃晃的人，自己拖着笨重的脚步离开了赌台。这可怕的一幕使我战栗，我不禁浑身直哆嗦。

“目睹这一情景，我完全惊呆了。因为我立即就明白了，这个人要上哪儿去：去死。这副样子站起来的人不会回旅馆，不会去喝酒，不会去找女人，不会去乘火车，也不会去过另一种生活，而是径直去跃入无底深渊。在这地狱般的大厅里就连最最冷漠的人也准会看出，这个人不会再在家里、在银行里，或者在亲戚那里得到援助了，他方才坐在这里是拿他最后的钱——拿自己的生命来孤注一掷。现在他踉踉跄跄地走了，到别处去了，但肯定是不想活了。我曾一直担着心，从第一个瞬间起我就神奇地感觉到，这是一场比输赢更高的赌博。这时，当我看到，生活突然从他眼睛里消失，死亡在这张方才还是活生生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影时，一阵黑黑的闪电猛烈地击在了我的身上。此人生动的姿态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所以当他离开座位，蹒跚地走出去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用手抵着桌子，因为那种蹒跚的样子现在也从他的神态中传到了我的身上，正如先前他的紧张心情进入了我的血管和神经一样。我被吸引住了，不得不跟着他。我还没有想好，我的脚已经开始移动了。我谁也没去理会，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就跑到通往大门的走廊上去了。这完全是下意识地发生的，并非我自己所为，而只是发生在我身上罢了。

“他站在存衣处，侍役替他取来了大衣。可是他自己的胳膊不听使唤了。殷勤的侍役像帮一个手臂麻痹的人似的，费了好大的劲才帮他套上袖子。我看到他机械地将手伸进坎肩的口袋，想给侍役一点小费，但是抽出来的手里仍是空的。这时，他好像突然又想起了一切，狼狈不堪地对侍役结结巴巴说了一句什么话，便完全像先前一样，突然猛地朝前走去，接着完全像醉汉似的踉踉跄跄走下赌馆的台阶，侍役带着先是轻蔑的、随后便是理解的微笑，还朝他背后望了一会儿。

“他的姿态感人至深，我为自己在一旁观看而感到不好意思。我不由自主地走到一边，心里感到害羞，因为我像在剧场的舞台前那样观看了陌生人走投无路的绝望神情。但是后来那种难以理解的恐惧突然又推了我一把，我赶忙叫侍役把我的衣服取来，未去想什么具体的事情，完全机械地，完全是本能地，急忙跟着这个陌生人往黑暗中走去。”

C夫人把这件事讲到这里便停了一会儿。她坐在我对面，脸上毫无表情，以其特有的冷静和客观态度娓娓道来，几乎没有停顿，只有心里早有准备，对发生的事情进行了精心组织和整理的人才会如此侃侃而谈。现在她第一次停顿，显得有些迟疑不决，随后她脱离刚才所叙述的事，突然直接对我说：

“我曾向您和我自己承诺过，”她开始显得有点不安，“保证极其坦诚地把所有的事实讲出来。可是，我现在必须要求您也要完全相信我的坦诚，不要把我的行为理解成有什么隐蔽的动机，认为也许我今天讲出这个动机就不会感到害羞了。在这件事情上，这种猜测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必须强调，我在街上尾随这位身心已经崩溃的赌客，绝不是因为我爱上了这个年轻人——我根本没有去想他是个男人，事实上我这个当时已经四十多岁的女人，自从丈夫去世以后从来未曾正眼注视过任何男人。谈情说爱的事对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我要对您强调这一点，而且非对您说不可，否则对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的可怕性您就难以理解了。当然，另一方面就我来说，当时我非要去跟随那个不幸的人不可，要把这种感情说清楚也是很难的。这里面有好奇心的成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可怕的恐惧，或者确切地说是担心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从第一秒钟起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那件可怕的事像阴云似的正笼罩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但是又不能把这些感觉加以分解和拆散，这种做法之所以不行，是因为这些感觉过于强制性，过于迅速，过于自发，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很可能我所做的完全是救人的本能行为，正如有人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孩朝汽车跑去，就会马上去把他拉回来一样。或者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自己不会游泳的人在桥上看见一个快要淹死的落水人，就跟着跳进河里去。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对是否做出那种无谓的冒险壮举做出决定，就受到神奇力量的牵引，被一股意志力推了下去。我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没有思考，没有清醒的考虑，就跟着这个不幸的人出了大厅走到大门口，又从大门口跟下台阶。

“我敢肯定，无论是您还是任何一个能用清醒的眼睛来感觉的人当时都不能摆脱这种充满了恐惧的好奇心。那位顶多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就像老人一样，摇摇晃晃的又好似醉汉，他四肢的关节像是脱了臼、散了架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从赌馆的台阶上下来朝街头绿地走去。见到这幅可怕的景象，也就不会有思考的余地了。到了那里，他的身体像一只麻袋似的笨重地跌落在一张长椅上。对于这个动作我再一次感到不寒而栗，我想：这人完了。只有死人，或者全身肌肉没有一点生气的人才会这样跌落下去。他的脑袋斜倚着，往后垂靠在长椅的靠背上，两条胳膊软绵绵地垂到地上，在路灯闪烁着的昏暗微光中，每个过路人都准会以为这是个自杀者。以为这是个自杀者——我无法解释，我心里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幻象，可是这幻象突然站在这里了，看得见、摸得着，非常真切，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以为这是个自杀者，这一瞬间，我望着面前的这个人，心里绝对确信，他口袋里有支手枪，明天别人就会发现在这长椅上或是另一张椅子上躺着一具气息已绝、鲜血淋漓的躯体，因为他跌落下来的情景完全像一块坠入深谷的石头，中间没有停住，一直摔到谷底。这躯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疲惫和绝望的样子，我还从来未曾见到过。

“现在请您想一想我的处境：我站在离长椅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椅子上躺着个一动不动、身心崩溃的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意志驱使我走上前去帮助他，另一方面羞怯的心理又在将我往后推，不好意思去主动跟大街上的一个陌生男人说话。街灯暗淡地闪烁着，天空布满阴云，只有屈指可数的行人打这儿匆匆走过，因为将近子夜了，我几乎是独自一人在街头花园里同这个颇像要自杀的人在一起。五次，十次，我鼓起勇气朝他走去，每次都被羞涩心理给拉了回去，或者说也许是被内心深处的这种本能的预感拉回去的：正从高处摔下去的人总喜欢拽住救助者一起同归于尽。我这样再三斟酌，反复考虑，自己都清楚地感觉到这种处境既无意义又可笑。尽管这样，我还是既不能说话，又不能走开；既不能做些什么，又不能离开他。我希望，您相信我，我要告诉您，我在那片绿地上犹豫不决地徘徊了也许有一小时之久，那是无穷无尽的一小时。这时间是在看不见的海洋的波浪千万次撞击下一点点扯掉的。这个人彻底毁灭的形象竟是如此使我震撼，使我无法离去。

“可是，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勇气，后半夜我真该也这样站着等下去的，或者最后真该让聪明的自私心理说服自己回家去的。是的，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下了决心，让这个晕厥的可怜家伙就这样躺在这里，然而这时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为我做出了抉择。这时下起雨来了。整个晚上海风呼啸，把沉甸甸的乌黑的云刮到一起，让人从肺里、心里感觉到，天空整个低低地压了下来——突然掉下一滴雨点，接着风助雨势，密密的大雨哗哗而下，竟成瓢泼之势。我不由自主地逃到一座商亭的前檐下，虽然撑开了伞，但是这时从坚实的土地上激起的泥水仍溅在我的衣服上。噼噼啪啪打在地上的雨点弹起带泥的水，溅在我的脸上和手上，我感到凉丝丝的。

“可是在这瓢泼大雨中，那不幸的怪人仍旧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这一可怕的景象，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来喉咙里还感到梗塞。雨水从所有的屋檐上哗哗地流下来，我听到市内隆隆的车轮声，左边和右边都有人撩起大衣在奔跑；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怯生生地蜷缩着，都在躲避、逃跑，都在寻找栖身之所。任何地方，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可以感到他们对这场倾盆大雨的恐惧——唯独长椅上那个黑黑的、像团东西的人纹丝不动。我先前对您说过，这个人具有神奇的法力，能将他的各种感情通过动作和表情生动地表现出来。在滂沱大雨中他纹丝不动，全无感觉地坐着，连站起来几步走到雨水哗哗泼下的屋檐下的力气都没有的那精疲力竭的状态、万念俱灰的心境——世上任何东西也不会像这种情景一样将槁木死灰、彻底自弃以及活人死态表现得如此惊心动魄。这个人活活地任凭大雨浇淋，他精疲力竭，竟懒得动一下来避一避雨。任何雕塑家、诗人，无论是米开朗琪罗还是但丁都不能像这个人那样把万念俱灰的心境，把人间的惨状为我刻画得如此感人肺腑、荡气回肠。

“这一景象把我拉了过去，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猛地穿过密集的大雨，用手去摇长椅上那个淋得落汤鸡似的人。‘来！’我抓住他的胳膊。他的眼睛吃力地朝上瞪着。他身体似乎想慢慢动一下，但是他没懂我的话。‘来！’我再次拽着那只湿漉漉的衣袖，这次我几乎要发火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没有一点意识。‘您要干吗？’他问道，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带他到哪儿去，只要不受冷雨浇淋，只要不再是毫无意义地、自杀般地坐在这里万念俱灰的样子。我抓着他的胳膊不放，拉着这个全无意识的人往前走，一直将他拉到商亭那儿。商亭有一个向前伸出来的窄窄的屋檐，多少可以让他遮挡一下。下一步怎么办，我不知道，也不想有下一步。只要把这个人拉到干的地方，只要把他拉到屋檐下就行了，以后的事我并没有考虑。

“我们两人就这么并肩站在狭窄的、淋不着雨的屋檐下，我们后面商亭的门锁着，我们头上只有一片小屋檐，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只要突然一阵狂风刮来，冷飕飕的雨水就会狠狠地不断朝我们的衣服上、脸上猛袭过来。这种情况真是无法忍受。我可不能老是挨着这个水淋淋的陌生人站着。另外，既然我把他拉到这儿来了，总不能一句话都不说就将他撂在这儿。总得想个什么办法呀，我慢慢强迫自己坦率地做一次冷静的考虑。我想，最好是雇辆车先把他送回家，然后我自己再回家——明天他就会知道有人救了他。于是我就问一动不动地站在我旁边愣愣地凝视乌云飞驰的夜空的人：‘您住在哪儿？’

“‘我没有住处……我傍晚时候才从尼查来……要上我那儿去是不成的。’

“最后这句话我没有立即听懂。后来我才明白，他把我当作……当作娼妓、当作拉客女了——每天晚上赌馆周围都有成群的拉客女出没，她们希望能从赢了钱的赌客或醉汉身上得些好处。不论他后来是怎么想的，一直到现在我讲给你听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当时的处境有点邪乎，有点离奇——我把他从长椅上拉走，当然是把他拽去的，这真的不是正当女人的行径，叫他怎能不以为我是娼妓呢。但是当时我没有立即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才开始意识到他对我这个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发现这个可怕的误解时已经太晚了。要是早些发现的话，我就绝不会说出下面这句越发增加他的误解的话来了：‘那么，就到旅馆里去要个房间吧。您不该待在这里。您现在必须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立即明白了他的那个令人难堪的误解，因为他并没有朝我转过头来，而只是以一种讥讽的言辞加以拒绝：‘不用，我不要房间，我什么都不需要了。请你别费劲，从我身上是什么都捞不着的。你找错人了，我已身无分文。’

“这句话又说得那么可怕，他心灰意懒的神态真令人胆战心惊。一个全身水淋淋的、心力衰竭的人在这儿站着，垂头丧气地靠在墙上，这情景使我如此震撼，以至根本无暇顾及自己所受的那点愚蠢的侮辱。我这时感觉到的，同我见到他蹒跚地走出大厅时第一眼的感觉，以及在这难以想象的一小时里不断得到的感觉是一样的：这里的这个人，这个年轻的、活着的、在呼吸的人正处于死亡的边缘，我一定得救他。于是我便走近他。

“‘钱您不用担心，来吧！您不能待在这儿，我来给您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您什么都不用顾虑，现在您就来吧！’

“他转过头来。我们四周雨声噼噼啪啪一阵紧似一阵，檐水哗哗地朝我们的脚倾泻下来，这时我感觉到，在黑暗中他第一次竭力想看一看我的面貌。他的身体似乎也在从昏睡中慢慢地苏醒过来。

“‘好吧，随你的便，’他让步了，‘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毕竟嘛，干吗不去？我们走吧。’我撑开伞，他走到我身边，挽着我的手臂。这突如其来的亲昵姿态使我感到很别扭，令我惊慌失措，吓得我直发凉，一直凉到心底。但是，我没有勇气拒绝他。因为，要是我现在把他推开，他就会坠入无底深渊，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尝试就都白费了。我们往回朝赌馆走了几步。现在我才想起，我还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呢。我很快地思忖，最好把他领到一家旅馆去，到那儿以后把钱塞在他手里，好让他在那儿过夜，明天乘车回家，其他的事情我没有去想。正好有几辆马车从赌馆门前匆匆驶过，我叫了一辆，我们上了车。马车夫问我到哪儿去，一开始我竟答不出来。不过我突然想起，我身边这位全身湿透、水淋淋的人，好饭店是没有一家肯接待他的——另一方面我真是个不谙世事的女人，压根未往不正经的事上去想，于是我大声对车夫说：‘随便找家普通旅馆！’

“马车夫淋着雨，但镇定自若，他把马匹赶得飞快，我身边的这个陌生人一句话都不说，车轮轧轧，雨势急猛，打在车厢的玻璃上噼啪作响。坐在黑暗的、没有灯光的、棺材般的四角形车厢里，我的心情很不好，仿佛我是带了具尸体似的。我极力思索，想找出一句话，好把因默不作声坐在一起而引起的离奇而恐怖的气氛冲淡一些，但是我什么话也没有想出来。几分钟以后马车停住了，我先下车，付了车费，这时那人也恍惚朦胧地下了车，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我们站在一家陌生的小旅馆门前，我们头上是一个玻璃遮阳篷，下面的空间由拱形檐盖挡住了雨。这时四周都是单调的雨声，雨水不停地洒向难以捉摸的黑夜。

“那个陌生人受不住自己身躯的重量，所以便不由自主地靠在了墙上，水从他湿透的帽子和皱皱巴巴的衣服上滴滴答答地流下来，他站在那儿，像刚被人从河里救起来的溺水者，神志还是迷迷糊糊的，墙上他靠的那小块地方淋下来的水形成了一条小溪。可是他却不拿出一丁点力气来，把身上抖一抖、把帽子甩一甩，而是让水滴不断从额头和脸上流下来。他站在那儿，对一切漠不关心，我无法告诉您，他那副颓丧的神情使我多么震惊。

“不过，这时我得有点什么表示了。我把手伸进口袋：‘给您一百法郎，’我说，‘拿去要个房间，明天乘车回尼查。’

“他抬起头来吃惊地望着我。

“‘我在赌厅里注意到了您，’我见他迟疑不决，便催促他，‘我知道，您把钱输光了，我担心您会因一念之差而做出蠢事来。接受人家的帮助并不丢脸……嗯，拿着吧！’

“然而，他却推开了我的手，我还真没料到他会拒绝。‘你是个好人，’他说，‘但是，别浪费你的钱了。我这个人已是无可救药了。这一夜我睡不睡，都无所谓。明天反正一切都完了。我已经无可救药了。’

“‘不，您一定得拿着，’我逼着他说，‘明天您的想法会不同的。现在您先上去，睡上一觉再说。白天万物会有另一种面貌的。’

“我再次将钱硬塞给他，可是他却很猛地推开了我的手。‘算了吧，’他再次低沉地重复道，‘这是毫无意义的。我还是在外面了结好，免得在这里把人家的房间弄得血迹斑斑的。一百法郎救不了我，就是一千法郎也不顶用。只要身上还有几个法郎，明天我又会进赌场的，不把它全部输光，是不会罢手的。何必重新来一次呢，我已经够了。’

“您一定估量不出，这低沉的声音是怎样深深地震撼着我的灵魂。可是，请您设想一下：离您两寸的地方，站着一个年轻、聪明、有生命、有呼吸的人，您知道，如果不用一切力量让他振作起来，那么两小时之内这个有思想、能说话、会呼吸的青春生命就将变成一具死尸。而要战胜他那毫无意义的抗拒，对我来说不啻发一次大火，激起一阵愤怒。我抓住他的胳膊说：‘别说蠢话！您现在一定得上去。要一个房间，明天早晨我来把您送上火车。您必须离开这里，明天必须回家，我不看见您手持车票坐上火车决不罢休。年纪轻轻的，决不能因为输了几百或几千法郎就轻生。那是懦弱，是气愤和懊丧之下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明天您就会觉得我的话是对的！’

“‘明天！’他加重了语气重复地说，声调显得阴郁而带点嘲讽，‘明天！要是你知道明天我在哪儿就好了！要是我自己能知道，那也不错，本来我对此就有点好奇呢。不，你回家去吧，别费劲了，不要浪费你的钱了。’

“但是，我不肯让步。我心里像发了疯、发了狂似的。我使劲抓住他的手，把钞票硬塞在他手里。‘您拿着钱马上上去！’同时我十分果断地走去拉响了门铃。‘得，我已经拉了铃，门房马上就来了，您上去吧，倒在床上就睡。明天早上九点我在门口等您，马上就带您去火车站。其余的一切您都不用担心，我会做出必要的安排，让您能回到家里。可是现在，快上床吧，好好睡一觉，别再胡思乱想了！’

“就在这一瞬间，门上的锁从里面咔嗒一响，门房打开了大门。

“‘进来！’他突然说道，声音又硬又坚决，并带着恼怒。我感到，我的手腕被他牢牢攥住了。我大吃一惊……吓得魂飞魄散，全身瘫软，如遭电击，失去了知觉……我想抵抗，想把手挣脱出来……但是，我的意志好似麻木了……我……您是会理解的……我……我羞愧难当，门房在那儿等着，已经显得不耐烦了，我却在门房面前跟一个陌生人扯个不停。于是……于是，我一下子到旅馆里去了。我想说话，想把情况说清楚，可是我的喉咙塞住了……他的手沉重而蛮横地按着我的胳膊……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不自觉地被拉着上了楼梯……门锁咔嚓一声……突然我在一家旅馆里——旅馆的名字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在一个陌生房间里同一个陌生人单独待在了一起。”

讲到这儿C夫人又停住了，并且突然站了起来。她的声音似乎不听使唤了。她走到窗口，默默地往外望了几分钟，只是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我没有勇气仔细朝她看，因为去观察一位情绪激动的老太太，我觉得很尴尬。因此我就静静地坐着，不提问，不出声，只是等待着，直到她以克制的步子重新走回来，在我对面坐下。

“好了——最难的部分现在已经讲了。我希望您相信我，现在我要再次向您保证，我可以用一切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东西——我的名誉和我的孩子来起誓，直到那一秒钟我脑子里并没想同这个陌生人发生一种……一种关系，我确实没有任何清醒的意志，完全没有一点知觉，好似一脚踩上活动暗门，从平坦的生活道路上突然摔进这个境地。我曾许诺过，对您和对我自己都要说真话，所以我要向您重复一次，我陷入这次悲剧性的难以启齿的经历，仅仅是由于我救人之心过于急切，不是因为其他的个人感情，因此完全不带个人的愿望，也未曾有过一点预感。

“在那个房间里，在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事，请容我略去不讲吧。那天夜里的每一分钟我自己从未忘怀，而且永远也不愿忘记。因为那天夜里我在同一个人搏斗，目的是挽救他的生命，我要再说一遍：那是一场关系到生与死的斗争。我的每根神经都千真万确地感觉到，这个陌生人，这个一半已经沉沦的人，拿出了一个垂死者的全部眷恋和激情紧紧抓住最后一线生的希望。他像一个意识到自己已经身临深渊的人，将我牢牢抓住。我振作起全部力量，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去挽救他。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一生中或许只能经历一次，而能经历这一次的，千百万人中又只有一个人——要是没有这次可怕的意外遭遇，我自己恐怕永远也不会想到一个心如死灰、穷途末路之人竟会如此热切、如此忘我，以一种无法遏制的贪婪再次畅饮生命的红色甘醇。我远离生活中的邪魔力量已经二十年之久了，要是没有那次可怕的意外遭遇，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理解大自然有时竟会在瞬息之间如此绝妙、如此神奇地将冷和热、生和死、心醉神迷和悲观绝望聚集和压缩在一起。这一次就是这样充满斗争和对话，充满激情、愤怒和憎恨，充满恳求和陶醉的泪水，我觉得这一夜像是过了一千年，我们两人紧紧缠绕在一起，心醉神迷地一起堕入深渊，一个兴奋得死去活来，另一个在极乐之中没有了感知，俩人从这场致命的狂风暴雨中解脱出来以后都变了，完全变了，思想、感情都不一样了。

“不过，这些我不愿讲了。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来描述这一切。只有早晨我醒来时极其可怕的第一分钟我必须简略地向你提一提。我从未曾有过的疲惫不堪的沉睡中，从深沉的黑夜中醒来，过了很久我才睁开眼。睁眼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我顶上的一片陌生的屋顶，眼睛继续一点一点地看下去，又发现一个完全陌生、从未见过、令人生厌的房间，我压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到这个房间里来的。起初我竭力说服自己，说这还是一个梦，一个相当清醒而透明的梦，我是从蒙眬的沉睡中进入梦境的，然而灿烂的、确确实实的阳光已经刺眼地照到了窗前，这是早晨的阳光，楼下不断传来辘辘的马车声、叮当的电车声和嘈杂的人声——现在我明白了，我不是在做梦，而是醒了。我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想好好思索一下，就在这时……我目光往旁边一转……就看见——我永远无法对您描述出我的惊骇——这张宽床上有个陌生人睡在我身边……是陌生的，陌生的，陌生的，是个半裸的、不相识的人……

“不，我知道，这种惊骇是无法描述的：我一下吓得魂不附体，浑身无力地倒了下去。但是这不是真正的晕厥，没有不省人事，正相反：在闪电般的瞬息之间我一切都明白了，既清清楚楚，又无法解释。我突然发现自己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睡在一个极有可能是下流场所的一张陌生的床上，心里的厌恶和羞愧真是难以言说，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去死。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心跳停止了，我屏住呼吸，仿佛这样就可以扼杀自己的生命，尤其是自己的意识，那清晰得令人胆怯的意识，那一切都知道，但又什么都不懂的意识。

“我永远不会知道，我这样四肢冰凉地躺了多久——死人大概也是这样僵直地躺在棺材里的。我只知道，我双眼紧闭，默默向上帝、向天上的神灵祈祷，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全不是真的。但是我敏锐的知觉现在再也不容欺骗，我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说话、听见有人用水时的哗哗声、外面走廊里有走动的脚步声，每一种声音都无情地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我的知觉是清醒的。

“这可怕的状态究竟持续了多久，我说不清楚。那时候，每一秒钟都与从容不迫的生活时间不同，那每一秒钟都另有自己的计时标准。那时，另一种恐惧，那突如其来的、令人魂飞魄散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这个陌生人，这个我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现在大概要醒了，大概要跟我说话。我立刻明白我只有一条路可走：在他醒来之前穿好衣服逃走。永远不再让他看见我，永远不再跟他说话。及时拯救自己，走，走，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回到我的旅馆去，马上乘下一班火车离开这个可耻的地方，离开这个国家，永远不再碰上他，永远不再看见他，没有证人，没有起诉人，也没有知情人。这个想法使我慢慢从晕厥中清醒过来。我极其小心翼翼地用小偷常用的蹑手蹑脚的动作，一寸一寸地挪动身体（只是为了不弄出响声来），下得床来，摸到我的衣服。我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因为怕他醒来，我每一秒钟都在发抖。现在我已经穿好衣服，这件事算成了。只是我的帽子在另一边的床脚下，现在我踮着足轻轻走去拾起帽子。可是在这一秒钟里我却无法把持自己：我一定要朝这个陌生人的脸瞥上一眼，朝这个像陨石似的坠入我生活中的陌生人看上一眼。我只要看上一眼就行了，但是……很奇怪，这个躺在那儿酣睡的陌生的年轻人——对我来说确实是陌生的——那时我第一眼所见的竟不是昨天那张脸了。这个情绪激动到极点的人，由于受激情的折磨，脸上呈现的那种恍惚迷离、痉挛抽搐和紧张不安的表情现在好似全都抹掉了——这儿的这个人的容貌完全不一样，他的脸显得天真和孩子气，焕发着纯洁和快乐。这两片嘴唇，昨天是用牙齿紧紧咬住的，这时在梦里温柔地微微张启，而且挂着一缕微笑；一丝皱纹也没有的额上柔软地垂下松散的金发，安详的呼吸似轻波细纹从胸部扩散到全身。

“您也许会记得，我先前对您说过，我还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如此毫无顾忌地像观察赌台上的那个陌生人那样观察过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贪婪和激情。我要告诉您，我从来没有，就是在孩子身上——襁褓中的婴儿有时身上有一种天使般快乐的光泽——也没有见到过他在真正幸福的酣睡中所呈现的这种焕发着纯洁光辉的表情。这张脸宛如精妙绝伦的雕像，将他所有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摆脱了内心重压的那种幸福快乐的舒坦感，一种解脱感，一种得救感。看到这副令人惊异的神态，我的全部惊吓和恐惧就像一件沉重的黑大衣，从我身上掉了下来——我不再感到羞愧，不，非但不再感到羞愧，反而几乎感到喜上心头了。原来那种恐怖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对我来说突然有了意义，这个柔嫩、漂亮的年轻人，这个像鲜花一样快乐而沉重地躺在这里的年轻人，要是没有我的奉献，他将摔得粉身碎骨，血迹斑斑，鼻青脸肿，眼珠暴突，面目全非，气断命绝，躺在悬崖脚下。我救了他，他得救了，一想到这些我就心里乐滋滋的，感到骄傲。现在我带着母爱的目光——我无法用别的说法——朝这个躺着的人望去，我再次把他生了出来，给他以生命——我生他的时候比生自己的孩子的痛苦要大得多。在这间陈旧的、污秽不堪的屋子里，在这家令人恶心的、油腻腻的临时旅馆里，我有一种宛如在教堂里的感觉——您听了这话会觉得很可笑——一种奇异和神圣之感。现在我心里生出了姐弟之情，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秒钟，变成了令人惊异、令人倾倒的第二个一秒钟。

“我动作的声音太大了？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什么话？我不知道。突然那个酣睡的人睁开了眼睛。我吓得连忙后退。他诧异地环顾四周——同我自己先前一模一样，仿佛他是从无底深渊和杂乱的迷惘中费尽力气爬上来的。他的目光吃力地扫视这间陌生的、未曾见过的屋子，随后惊讶地落在我身上。但是没等他说话，没等他完全回忆起来，我就镇定自若了。不能让他说话，不能让他提问，不能让他有亲昵的表示，昨天和昨天夜里的事不该重演，不做解释，也不去谈。

“‘我现在得走了，’我立即向他表示，‘您留在这儿，穿上衣服。十二点钟我在赌馆门口等您，在那儿我会把其余一切事情都安排好的。’

“没等他回答，我就逃了出去，不愿再看到那间屋子，我头也没回，就奔出旅馆。旅馆的名字我不知道，正如不知道那个我同他在这里过了一夜的陌生男人的名字一样。”

C夫人停下来歇了口气，但是所有的紧张和痛苦都从她声音里消失了。就像一辆马车，费尽力气艰难地爬上山顶，然后就从山顶轻轻松松地飞速驰向山腰，现在她就是这样以轻松的语调继续说下去：

“就这样，我急忙跑回自己住的旅馆。街上晨光明亮，夜里的暴风雨已将沉闷阴郁的天空荡涤得一干二净，就好似令我受尽煎熬的感情已从我心里冲刷干净。您一定记得我先前对您说过的话：自从丈夫过世以后，我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不抱奢望，孩子们不需要我，我自己也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活着不能达到某个目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谬误。真是意想不到，现在居然有个任务落在了我身上：我救了一个人，竭尽全力把他从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现在还有一件小事要做，得把这件事做完。所以我就跑回我的旅馆：门房见我早晨九点钟才回来，便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我——对于已经发生的这件事，我思想上已经不再感到羞愧和恼怒的重压了，生的愿望突然重新复苏，出乎意外地获得一种必须活下去的新的感受。这些新的感觉融进了我的血液里，温暖地流遍全身。我在房间里匆匆换了衣服，下意识地脱下身上的丧服（这事我后来才注意到），换上一件色彩明快的衣服，到银行去取了钱，风风火火地赶到车站，问明了列车行车时间。此外我还办了几件别的事，赴了几处约会，我行动之果断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现在没有别的事要办了，只等将命运扔给我的那个人送上火车，把他最终挽救过来。

“当然，要直接面对他，这需要力量。因为昨天的一切都是在黑暗中、在感情的旋涡里发生的，就像被山洪冲下来的两块石头，突然撞击在一起。我们彼此几乎没有面对面地认识过，那个陌生人是否还会认得我，对此我一点没有把握。昨天——那是事出偶然，是心醉神迷，是两个糊涂人的走火入魔，但是今天我得比昨天更为公开地在他面前暴露自己了，因为我现在不得不在无情的光天化日之下以我本人，以我的本来面目，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走到他面前去了。

“不过，一切都比我想的要容易得多。在约定的时间，我还没有到赌馆门口，一位年轻人就从长椅上一跃而起，急忙朝我走来。他那惊异的神情，他那每一个胜过语言的动作完全出自本能，显得多么稚气，多么率真和喜悦。他简直是飞奔过来的，眼睛里流露出既感激又崇敬的快乐之光，但是他的眼睛一觉察到我的眼睛在他面前不知所措的样子，便立即谦恭地垂了下来。这种感激之情在一般人身上很难感觉得到，而且心怀最最感激之情的人往往无法表达出来，他们总是尴尬地沉默不语、羞愧不已，为了掩饰他们的感情，往往欲言又止。上帝好似一位神秘的雕塑家，将这个人的感情姿态表现得极为性感、优美、生动，在他身上感激之情的流露十分炽烈，他的体内像是有一股激情在迸发出来。他朝我的手弯下腰，谦恭地垂下轮廓清瘦的孩子式的脑袋，十分尊敬地吻了一分钟，但是嘴唇仅仅触到我的手指，接着便退后一步，问我身体怎么样，亲切地望着我，他的每一句话都很有礼貌，又极为得体，因此几分钟之后我心里最后的一点惶恐不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四周的景物全都着了魔，好似镜子一样映照出我开朗的心情：昨天还是怒涛汹涌的大海，现在明澈而平静，细浪之下每粒沙石都在朝我们闪烁着白灿灿的光辉；那家赌馆，那恶魔聚集之所，在清扫得干干净净的、锦缎似的天空下色彩明朗；那个亭子，昨天下着瓢泼大雨的时候我们曾在其屋檐下躲避，现在已经开启，是一家花店，那里摆放着一束束、一簇簇鲜花，白的，红的，绿的，色彩缤纷，斑斓杂陈，卖花的是位年轻姑娘，她身上的衬衣色彩极为鲜艳。

“我请他到一家小餐馆去吃午饭，在那里这位陌生的年轻人对我讲了他悲剧性的冒险史。他的冒险史完全证实了我在绿色赌台上看到他那双神经质地瑟瑟发抖的手时所做的第一个揣测。他出身奥地利波兰贵族家庭，这确定他将来要在外交界求个锦绣前程，他一直在维也纳上学，一个月前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初考。学习期间他住在叔叔家。他叔叔是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为了庆祝考试成功，并作为对他的奖励，叔叔叫了一辆马车，把他带到普拉特，俩人一起来到赛马场。叔叔赌运亨通，接连赢了三次。随后他们拿着厚厚一沓白赚的钞票，到一家豪华饭店去大吃了一顿。第二天，这位未来的外交官就收到为奖励他这次考试胜利而寄来的一笔钱，数额相当于他一个月的生活费。要是在两天前，这笔钱对他来说还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可是现在，在那次轻而易举就赢了那么多钱之后，这点钱他就看不起了，觉得它微不足道。这样，吃过饭他又坐马车去赛马场，兴头十足地放手大赌一场。他居然福星高照——或者更应该说是厄运临头——到赛完最后一场马离开普拉特公园时，他的钱数已经增加了三倍。从此以后他赌兴大发，时而赛马场，时而咖啡馆，或者俱乐部，耗费了自己的时间，荒废了学业，损坏了神经，尤其是耗掉了金钱。他再也不能思考，夜里也不能安眠，他甚至无法控制自己。有一天夜里，他在俱乐部里输光了钱回到家里脱衣服时发现背心口袋里还有一张被忘记的已经揉成一团的钞票，他忍不住，便又穿上衣服，到外面东转西晃，最后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几个玩多米诺骨牌的人，便坐下来同他们一直赌到天明。他的一位已经出嫁的姐姐接济过他一回，替他偿还了高利贷借款。高利贷者见他是名门贵族的继承人，所以都乐意把钱贷给他。有一阵子他赌运亨通，可是后来手气又不好，连连输钱，颓势怎么也阻挡不住，而且输得越多，就越是渴望大赢一次，好支付尚未偿还的债务和以名誉担保一定按时还清的借款。他早就把钟和衣服当掉了，最后竟发生了这么件令人惊骇之事：他偷了老婶婶的两枚花骨朵状的钻石大耳环。这两枚耳环他老婶婶很少戴，是一直放在柜子里的，其中的一枚他以高价当了出去，当天晚上他拿着这笔钱去赌就赢了四倍。但是他没有去赎回耳环，而是将所有的钱拿去孤注一掷，结果输得一干二净。直到他离开维也纳的时候，他的偷窃行为尚未被发现，于是他又把第二枚耳环当掉，这时他突然心血来潮，便坐上一列火车来到蒙特卡洛，想在轮盘赌上发一笔他梦寐以求的大财。在这里他卖掉了皮箱、衣服、雨伞，现在他身边只有一支装了四发子弹的手枪和一个镶嵌着宝石的小十字架，这是他的教母X侯爵夫人送他的，他一直舍不得出手，除此之外，他已别无他物。但是，就连这个十字架他也在下午以五十法郎卖掉了，只是为了晚上最后一次去寻求那令人震颤的欢乐，再去做一次生死搏斗。

“他把这一切讲给我听的时候，神态优美，极具魅力，他的气质活泼生动，灵气十足。我听着，心里感到震撼、着迷、激动，然而我并没有因为与我同桌的人本是小偷而愤怒，不，这个想法我片刻都没有出现过。作为女人，我的一生从未有过些微污点，在社交场合总是要求保持最严格的传统尊严，倘若昨天有人即使只是对我暗示，说我将会跟一个完全陌生的年轻人，一个比我儿子大不了多少而且偷过珠宝耳环的人亲密地坐在一起，那我定会把他看作疯子的。可是听着他的叙述，我一点没有惊骇之感，这一切他说得那么自然，而且带着那么一种激情，使人觉得他讲的是一个高烧病人的行为，而不是什么令人气愤之事。再有：谁像我一样昨天夜里亲身经历了那种激流飞泻似的出人意料的事，那么‘不可能’这个词就会突然失去了意义。在那十小时里，我对现实的了解比先前以市民方式度过的四十年要多得不知多少。

“可是，在他对自己做的那些事进行坦白的时候，却有另一种东西令我惊慌不安，那就是他眼睛里火一般的光亮。他一谈到自己对赌钱的热衷，眼里便熠熠生辉，脸上的所有神经像通了电一样颤动不已。他在讲这些事的时候，自己还异常激动，表情丰富的脸上极其清晰地再现了当时欢喜或痛苦的种种紧张神态。他的两只手，那两只奇妙的、细长而灵活的、神经质的手同在赌台上一样，又开始不由自主地变得像或追逐或逃遁的猛兽。我看见他说着说着，两只手就突然从指关节往上剧烈地颤抖，拼命卷曲起来，紧攥拳头，接着手指突然重新弹开，随后又互相交叉，紧紧抱成一个拳手。他在坦白出偷耳环这件事的时候，两只手闪电般地向前伸去（我不禁吓了一跳），飞快地做了一个偷东西的动作：手指十分利索地朝耳饰张开，将东西匆匆一把攥在拳头窝里，这一切我都看得真真切切。我感到一种无名的震惊，看出这个人身上的每一滴血都中了他自己激情的毒。

“一个年轻、爽朗、生来就是无忧无虑的人竟会可悲地屈从于一股迷糊滑稽的热情，他的叙述中令我如此震撼和吃惊的仅仅就是这一点。因此，我认为自己首要的职责就是友好地规劝我这位不期而遇的被保护人，劝他必须立刻离开蒙特卡洛，离开这个具有最危险诱惑的地方，趁丢失耳环之事尚未被发现、自己的前程尚未永远断送之时，今天就回家去。我答应给他回家的路费和赎回耳饰的钱，当然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条件，他今天就要走，并且要以他的名誉向我起誓，永远不再碰纸牌，也不进行其他赌博活动。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落魄的陌生人听着我说时，起初情绪是何等沮丧，随后心情逐渐开朗，满怀着热烈的感激之情，当我答应帮助他的时候，他像是要把我的话吮进肚里似的。突然，他的两只手从桌面上伸了过来，抓住我的双手，姿势像是在礼拜和神圣地许愿，令我难以忘怀。他明亮的、通常有些许迷惘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快乐和兴奋使他全身激动得直打哆嗦。我常常试图向您描画他独一无二的表现姿态的能力，但是我无法将这种姿态描述出来，因为他表现的是一种极度兴奋的、超越尘世的幸福境界，我们几乎不可能在一般人的脸上见到，只有当我们从梦中醒来，以为在自己面前见到了已经消失的天使的面庞，这时，唯有这天使的那片白影才可与他的姿态相比。

“何必隐瞒呢？我经受不住他的目光，他的感激令我高兴，因为这样的感激我们很难见到，温柔的感情让人感到愉悦和舒适。对我这个沉稳、冷静的人来说，那种洋溢的感情确实是一种惬意的、简直是令人喜悦的新感受。再有，自然景物经过昨夜那场大雨，也随着这个心力交瘁的人一起神奇般地苏醒了。我们从餐馆出来时，平静安谧的大海璀璨地闪闪发光，蔚蓝的海水连接天际，在高空的蓝天上只有海鸥在展翅翱翔，点点白影映衬在天空的蔚蓝之中。里维埃拉的风光您是熟悉的。那里的景色永远是美丽的，但却显得平淡，像风景画片一样，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永远浓重的色彩，是一个慵懒的睡美人，她镇定自若地任人浏览欣赏，永远是一副东方式的百依百顺的样子。但有时候——那是极少的——这里也有那么几天，这时美人站起来了，露出了尊容，她色彩鲜艳，熠熠闪光；这几天她使劲向人高声呼唤，并怀着胜利的心情把五彩缤纷的鲜花抛向人们；这几天她热情炽烈，欲火如焚。在经历了那个风雨交加的黑夜和惊涛骇浪的混沌之后，那天也正是这么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街道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天空湛蓝高远，树木经雨苍翠欲滴，丛丛灌木到处鲜花怒放，宛如万绿丛中点燃的簇簇火把。空气清凉，阳光灿烂，群山显得清新明亮，好似突然向前走来了，纷纷好奇地挨近这座闪光发亮的小城。我放眼四望，强烈地感到大自然的挑战和激励，觉得自己的心也不由自主地被大自然夺去了，于是就说：‘我们雇辆马车，到海边去兜兜风吧。’

“他兴奋地点点头。这个年轻人好像到这儿以后还是第一次观赏自然风光。在此之前，他只知道那潮湿而带霉味的赌厅，那儿散发着一股恶浊的汗酸气，拥挤着丑恶而扭曲的人群；他知道的再就是乖戾、灰暗、喧嚣的大海。现在，洒满阳光的海滩像一把打开的巨扇展现在我们面前，我遥望远处，顿觉赏心悦目。我们坐在缓缓行驶的马车上（那时还没有汽车），欣赏沿途旖旎的风光，经过许多别墅，碰到不少人的目光。每次驶过一幢房子，经过一座掩映在意大利五针松的绿荫下的别墅，我都会千百次地在心里浮现一个秘密的愿望：但愿能生活在这儿，宁静、平和、远离尘嚣！

“我一生中曾经有过比那个时候更幸福的时刻吗？我不知道。在马车里，这个年轻人坐在我身边，昨天他还处在死亡和厄运的魔爪里，奇怪的是，现在倾泻下来的金色阳光洒满了他的全身，似乎好些年的岁月从他身上消失了。他好像完全成了一个孩子，成了一个漂亮的、在戏耍的孩子，有一双纵情的、同时又是心怀敬畏的眼睛。他身上最使我着迷的要数他那灵活敏感、善解人意的柔情了：车子爬的坡太陡，马很吃力，他便敏捷地跳下去，在一侧帮着推车。我提到一种花，或指了指路边的某种花，他就急忙跑去摘了来。见到一只被昨夜的雨引诱出来的小蟾蜍在路上艰辛地爬着，他就去将它捧起来，小心地送到青草丛中，以免他身后驶来的马车将它碾碎。这期间他还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些令人捧腹大笑而又很雅致的奇闻轶事。我相信，这笑声是对他的一种拯救，因为他突然感情充溢，欣喜若狂，如痴如醉，要不大笑一阵，他必定会唱歌、蹦跳或干出什么傻事来的。

“后来，我们的马车爬上一个高坡，缓缓驶过一个很小的村子。经过村子的时候，他突然很有礼貌地摘下帽子。我感到有点惊讶：这位外国人当中的外国人，在这里他在向谁致敬呢？得知我的疑问，他的脸微微有点红，几乎像道歉似的向我解释说，我们刚才经过一座教堂，同所有教规严格的天主教国家一样，在波兰他们从小就受到教育，见到任何教堂和圣殿都要行脱帽礼。对宗教的这种美好的崇敬态度令我深为感动，同时我也想起了他说到过的那个小十字架，所以就问他是否信教。他略显羞赧的样子谦逊地说，他信教，并希望得到上帝的宽宥。听了他的话，我突然心生一念：‘停车！’我朝马车夫喊道，并且急忙下了车。他跟着我，感到很诧异：‘我们到哪儿去？’我只是回答：‘您一起来。’

“他陪我走回教堂。这是一个砖砌的乡村小圣堂。内墙四壁刷着石灰，颜色发灰，墙上是空的，圣堂的大门开着，一束黄色的光射进昏暗的圣堂，四周的暗影凸现出蓝色的祭台。圣堂里香烟缭绕，祭台上点着两支蜡烛，朦胧中烛光闪动，犹如两只蒙着面纱的眼睛。我们走进圣堂，他脱下帽子，把手伸进涤罪缸的水里去浸了浸，拿出来画了个十字，随后便屈膝跪下。他一站起身，我就将他抓住。‘您过去，’我催促他说，‘到祭坛前或者到您所敬仰的神像前去，在那里起个誓，誓言我马上就说给您听。’他诧异地、几乎是吃惊地望着我。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走到一座神龛前，画了十字，顺从地跪了下去。‘您跟着我说，’我说，自己都激动得颤抖了，‘您跟着我说：我起誓——’‘我起誓，’他重复着说。我继续说下去：‘我永远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永远不再把自己的生命和名誉断送在这种嗜好之下。’

“他颤抖着重复了这些话，清晰而响亮的声音回响在空空荡荡的圣堂里。接着便是片刻的寂静，静得连外面微风吹过、树叶发出的簌簌声都能听得见。突然，他像个忏悔者似的扑倒在地，以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狂热的声音说了一番我听不懂的波兰话，他的话说得极快，快得连前后的字句都混在一起了。这一定是狂热的祷告，是感激和悔恨和祷告，因为他忏悔时感情非常激昂，一再谦恭地低下头，低得都触到圣案了，他越来越狂热地重复着那外国话语，越来越激动地重复着同样的、以无法形容的热情说出来的话。在这以前和以后，我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座教堂里听见过这样的祷告。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木质的祷告桌，显得有点局促，他内心的风暴刮得他全身不住地晃动，使他时而抬起头来，时而又伏倒在地。他什么也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他好似在另一个世界，在炼狱里转化，或者在朝神圣的境域飞升。最后，他慢慢站立起来，画了十字，吃力地转过身来。他的两膝还在发抖，面容苍白，像虚脱一样。可是，他一见到我，两眼便炯炯有神，一丝纯真的、真正虔诚的微笑使他阴郁的脸庞也开朗了。他走过来，深深地鞠了一个俄国式的躬，抓着我的两只手，十分崇敬地用嘴唇贴了贴：‘是上帝派您到我这里来的。为此，我已经谢过了上帝。’我不知说什么好。我真希望，这时圣堂里的矮椅子上空会突然响起管风琴奏出的音乐，因为我觉得，我一切都成功了——我已经永远挽救了这个人。

“我们从教堂出来，回到五月天灿烂的阳光下，我觉得世界从来都没有这般美丽过。我们的马车继续沿着丘陵起伏的路缓缓驶了两小时，我们坐在车里俯览全景，尽情观赏旖旎的风光，每转一个弯都别有洞天，都是另一番景色，然而，我们不再交谈了。在付出了那么多感情之后，现在似乎想减少每一句话。每当我与他的目光偶然相遇时，我总不得不难为情地避开他的目光：看到我自己创造的奇迹，对我的心灵震撼太大。

“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回到了蒙特卡洛。我同亲戚有个约会，现在要取消已不可能了，我还得去赴约。本来，我心里很想歇一会儿，舒释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因为幸福来得太多了。我觉得，这种过分狂热的状态，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类似的情况我一生中还从未经历过，我必须得歇一会儿。所以，我就请这位被我保护的人跟我到我的旅馆去一趟，只要一会儿就行。到了旅馆，我就在我的房间里把路费以及赎耳环的钱交给他。我们商定，我去赴约，他去买车票；晚上七点钟我们在车站大厅里会面，就是说在开车前半小时，随后火车将经由日内瓦把他送回家。当我把五张钞票递给他时，他的嘴唇突然奇怪地发白了：‘不……不要钱……我请您别给我钱！’他的手指神经质地颤抖着，慌慌张张地缩了回去，从牙缝里挤出这两句话来。‘不要钱……不要钱……不能见到钱。’他重复了一次，显出极其厌恶和恐惧的神情。见他这副羞愧的样子，我就安慰他说，这些钱就算是借的吧，要是他觉得拿了钱心里过意不去，他可以写张借条给我。‘好的……好的……写张借条，’他把目光移开，嘴里喃喃自语，并将钞票折叠在一起，看都不看一眼就塞进了口袋，仿佛那是什么黏糊糊的东西，会弄脏他的手似的，随后就在一张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了几句话。他写好借条，抬起头来，额头上大汗淋漓，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冲上来扼住他的脖子似的。他把那张借条往我手里一塞，全身一阵哆嗦，突然——我吓得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他跪了下去，捧起我的裙子，连连吻着裙上的镶边，那样子真是难以描述。我受到强烈的震撼，全身不住地战栗起来。这时我心里升起一阵奇怪的惊恐，心乱如麻，只能结结巴巴地说：‘您这么感激，我倒要谢谢您。不过，请您现在就走吧！晚上七点我们在车站大厅里再告别。’

“他望着我，感动得眼里噙着晶莹的泪水。有一瞬间我以为他要说些什么，有一瞬间他仿佛要靠近我。然而，随后他却突然再次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便离开了我的房间。”

C夫人又中断了叙述。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眼望窗外，纹丝不动地站了很久：从她剪影似的、轮廓清晰的背上我看到些微轻轻的战栗和晃动。突然，她果断地转过身来，一直静静的、没有什么表示的两只手突然做了个剧烈的切割动作，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撕碎似的。接着，她坚定地、几乎是勇敢地望着我，突然又开始了她的叙述。

“我曾向您许诺，保证做到绝对坦率。现在我看出，这个诺言是多么必要。因为只有现在，我逼着自己第一次按照事情的前后联系来描述那一时刻的全部经过，并且找出明晰的词句来表述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紊乱不堪的感情，只有现在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许多我当时不知道，或者是也许当时我不想知道的事。因此，我要坚定、果断地向自己，也是向您吐露真情：当时，在那个年轻人离开房间、只剩下我只身一人的一秒钟里，我感到心上受到了猛烈的撞击，好似突然晕厥过去一般。有什么东西使我痛不欲生，可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想知道：受我保护的人那毕恭毕敬的态度本来是感人至深的，何以对我的伤害会那么深，令我痛苦万分？

“可是现在，因为我逼着自己坚定地、有条不紊地把过去的一切当作别人的事一样统统从我心里掏出来，也因为您这位见证人不容许我有丝毫隐瞒，不容许令人羞愧的感情有藏身之所，我这才明白，当时我之所以会如此痛苦，其实是因为失望……使我感到失望的……是这位年轻人竟如此顺从地走了……并没有想抓住我，留在我身边……他竟恭顺而敬重地服从了我要他坐车回家的初愿，而没有……没有企图把我拉到他身边……我感到失望的是，他只是把我敬为出现在他生活道路上的圣女……而没有……没有感觉到我是个女人。

“这就是我当时的失望……是我不肯承认的失望，当时不承认，后来也不承认，然而，一个女人的感觉是无所不知的，不需要语言和意识。因为……现在我不再继续欺骗自己了——如果这个人当时把我搂着，当时要求我，我定会跟他走到海角天涯，定会玷污我和孩子的姓氏……我定会不顾人们的非议和自己内心的理智，跟他远走高飞，就像那位亨丽埃特夫人跟着一位她一天前还不认识的法国青年一起私奔一样……我一定不会问，到哪儿去、去多久，对于自己以前的生活我也不会回头去看一眼……为了这个人，我一定会把我的钱、我的姓氏、我的财产、我的名誉全都牺牲掉……我一定会去乞讨，或许世界上任何低下的地方他都会把我领了去。我定会将人们称为羞耻和顾虑的一切统统抛弃，他只要说一句话，朝我走近一步，他只要试图抓着我，那么，在这一秒钟里我整个就是他的了。可是……我向您说过……此人举止异常，他望着我，不再用看女人的目光来看我了……我对他的热情燃得多么炽烈，多么渴望委身于他啊！可是，只是在我只身一人时，只是在那股被他开朗的、简直是天使般的脸掀得高高的激情在我心里退落下来，并在空虚寂寞的胸中不住起伏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一点。我费劲地振作起精神，那个约定成了我的负担，令我倍觉反感。我觉得，我头上仿佛被扣了一顶又重又紧的钢盔，压得我直摇晃。当我终于走到另一家旅馆我亲戚那儿时，我的思绪松散凌乱，就像我的脚步一样。在亲戚那里我沉闷地坐着，别人都在进行热烈的谈话，我心里却在不断地担惊受怕，我偶尔抬起眼睛，注视他们毫无表情的脸，比起那张像天上的云层忽亮忽暗、变幻莫测、生动无比的脸来，我觉得这些人的脸就像戴了面具或冻僵了似的。我仿佛坐在死人当中，这次聚会竟是如此恐怖，毫无生气，我一边往咖啡杯里放糖，一边心不在焉地同别人应酬，而那张脸却像被我熊熊灼燃的热血推了上来一般，时时浮现在我心头。观看这张脸就成了我最大的快乐。想想实在可怕，一两小时之后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我不由得下意识地轻轻叹息，或许还发出了呻吟声，因为我丈夫的表姐突然弯下腰来问我怎么样，是不是不太舒服，说我的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她这一问倒使我立刻毫不费劲地找到了一个借口，我说，折磨我的实际上是偏头痛，所以请她允许我悄悄地先行离开。

“我这样一脱身，就刻不容缓地奔回我住的旅馆。一进屋子只有自己独自一人，空虚、寂寞的感觉就又袭上我的心头。我心里急不可待，渴望马上见到那位年轻人，今天我就将永远失去他了。我在房间里面踱来踱去，毫无必要地拉起百叶窗，换了衣服和腰带，照着镜子以审视的眼光打量一番，看看自己这身打扮是否会引起他的注意。忽然，我明白了自己的心愿：只要把他留住，一切都在所不惜！这个心愿在残酷的一秒钟之内变成了决心。我跑到楼下去告诉门房说，我今天要乘夜班火车离开这儿。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按铃把侍女叫来帮我收拾东西。我们俩人一个比一个着急，手忙脚乱地将衣服和小件生活用品装进几只箱子里，我心里则梦想着即将出现的惊喜：我送他上火车，等到最后一刻，到最后的瞬间，当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我就出其不意地登上列车，走到这位惊诧万状的人跟前，同他共度今宵、明夜——只要他要我，就每夜都同他厮守在一起。我感到一阵狂喜，一阵陶醉，全身血液在翻腾、涌流，有时，我一边往箱子里扔衣服，一边哈哈大笑，有时突如其来的一声大笑，弄得侍女莫名其妙。这期间，我感觉到我的神志混乱了。挑夫来取箱子时，起初我直愣愣地瞪着他，完全不解其意——内心激动，犹如阵阵波浪翻滚，这个时候就很难客观地思考了。

“时间紧迫，这时快七点了，离开车时间顶多二十分钟。——当然，我安慰自己说，我现在不再是去同他告别了，我已决定陪他出走，无论他的旅程多久多远，我都与他相守，形影不离。仆人先把几只箱子拿了出去，我匆匆到旅馆账房结了账。经理已经把钱找给了我，我正要走了，这时有只手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头。我吓了一跳。那是我丈夫的表姐，因为我佯称身体不适，她放心不下，所以特来探望。我觉得眼前一阵发黑。现在这个时候我可不需要她，每一秒钟的延误都意味着厄运的降临，意味着将痛失这次机会，可是我又必须顾及礼貌，至少得站着同她搭会儿话呀。‘你得上床去躺着，’她催促着我，‘你一定发烧了。’这话大概倒也不错，因为我两边太阳穴上脉搏跳得很急，像擂鼓似的，有时我还感到眼前蓝影直晃，快要晕倒。但是我支撑着，竭力做出一副感激的样子，其实每一句话都使我心急如焚，真想干脆一脚将她那不合时宜的关切踢到一边去。然而，这位不受欢迎的、担心我的人却待着不走，她待着，待着，并拿出科隆香水给我，而且非让我自己将这清凉的液体抹在太阳穴上。这期间我却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同时还想着他，并琢磨着能找个什么借口来摆脱这种折磨人的关切。我越是焦急不安，她对我就越是怀疑。后来，她几乎想强行把我弄到房间里去，让我躺下。她还在一个劲地劝我，这时我突然朝大厅中央的钟看了一眼：差两分七点半，而七点三十五分火车就开了。绝望中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粗暴地径直将表姐的手狠狠一甩，动作之快，宛如子弹出膛：‘再见，我得走了！’说罢，根本不去顾及表姐惊得发呆的目光，也不四下看看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便从那些诧异得目瞪口呆的旅馆侍役身边冲出大门，来到街上，径直朝车站奔去。挑夫在车站上守着行李等我，我老远就从他激动的手势上得知，时间一定万分紧迫了。我就盲目地拼命冲到横杆那儿，结果被检票员拦住了——我忘了买票。于是我便软硬兼施，几乎说动了检票员，破例让我到站台上去，可是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我浑身发抖，目不转睛地望着徐徐开动的列车，希望至少能从某个车厢的窗口见到他的一瞥，见到他的挥手、他的致意。但是火车加快了速度，我再也无法认出他的面容了。一节节车厢呼啸而过，一分钟过后，在我模糊的眼前留下的只有一片冉冉升腾的浓烟。

“我站在那儿准似泥塑木雕一般，上帝知道我究竟站了多久，因为挑夫大概叫了我几次我都未答应，他这才大胆碰了碰我的胳膊。我猛地吓了一跳。他问，要不要把行李重新搬回旅馆。我考虑了一两分钟，不，这不可能，我走得那么仓促，那么可笑，我不能再回去，也不愿回去，永远不回去。这时我形单影只，心烦意乱，就叫他把行李搬到寄存处去。稍后，车站大厅里旅客熙来攘往，人声鼎沸，在阵阵喧嚣声中，我才设法进行思考，清晰地思考，想甩掉那些令人灰心丧气、痛苦不堪的纠葛，把自己从愤怒、悔恨和绝望中解救出来。因为——为什么不承认呢？——自己的过错，失去了与他最后会面的机会，这个想法像把烧红的尖刀无情地在我心里乱搅，那燃红的刀刃越来越无情地往我心灵深处捅，痛得我真想大声叫唤。只有完全没有遭遇过激情的人，在其一生中出现的唯一瞬间里，他们的激情也许才会像雪崩似的、像狂飙骤起似的突然爆发出来。于是闲置多年未用的生命力就像碎石倾泻一般，一齐坠落在自己胸中。在这一秒钟里我已做了最最鲁莽的准备，将自己长期积聚起来、紧紧裹在一起的整个生命猛地一下抛将出去，却突然发现面前有一堵毫无意义的墙，我的激情一头撞了上去，只撞得晕晕乎乎、晕头转向。像在这一秒钟里所碰到的那种意想不到、令人愤怒而又对它无能为力的事，我在此前从未经历过，以后也未曾经历过。

“我下一步所做的尽是些毫无意义的事，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做的事很笨，简直愚蠢透顶，讲出来自己都感到羞愧。但是，我曾对自己、对您许下诺言，什么都不隐瞒。——那我就接着说吧。我……我要为自己找回他……就是说，我要为自己找回同他一起度过的每个瞬间……有股强大的力量把我拉向我们昨天一起到过的每个地方：花园里的那张我把他从上面拉走的椅子、我第一次看见他的那个赌厅，甚至那个下等旅馆。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重温往事。明天我还打算坐马车沿海滨再循旧路，在心里重温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姿态和表情——这种做法多没有意思、多幼稚，我真是糊涂透顶了。可是，请您想一想，那些事来得快如闪电，一下都落在了我身上，一下就把我击晕了，岂容我做别的考虑。现在从心醉神迷的状态中猛地醒来，借助于我们称为记忆的那种神奇的自我欺骗，我要将这些正在流逝的经历一一重新追忆，再来品味一次过把瘾——当然，这些事，有的人理解，有的人不理解，要完全理解，恐怕需要有一颗火热的心。

“这样，我便先到赌厅，去寻找他坐过的那张赌台，并在那里的许多双手里设想他的那双手。我走了进去。我还记得，我最先看见他的时候，他坐在第二间屋子左边的那张赌台上。他的每个动作姿态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就是闭上眼睛，伸出双手，梦游似的都可以把他的座位找到。于是我就走了进去，立即横穿屋子。这时……我在门口朝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望……我眼前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正好坐在我梦见他的那个位置，他在那里坐着——这准是狂热引起的幻觉！真是他……他……他……正是我刚才幻觉中见到的他……同昨天一模一样，两眼直愣愣地盯着转盘里的锥形球，脸色苍白，犹如幽灵……但是，那是他……是他……绝对不会错，那是他……

“这下吓得我非同小可，我差点叫喊起来。但是我控制住对这荒唐幻象的惊吓，并且闭上眼睛。‘你神经错乱了……你在做梦……你发烧了。’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你眼里出现了幻影……半小时前他就从这里坐火车走了。’后来我重新睁开眼睛。啊，可怕极了：他坐在那里，同方才一模一样，有血有肉，绝对不会错……在千百万双手当中我也能认出他的手来……不，我不是在做梦，那人确确实实是他。他没有走，没有如他向我起誓所保证的那样，这神经错乱的人坐在那里。他有了钱，这钱是我给他回家的路费，他把它拿到这张绿色赌台上，又忘情地沉醉在他的癖好中，大赌起来，而我呢，却绝望地为他把心都掏了出来。

“我猛地一下冲上前去。我泪水模糊，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烈火，这背弃誓言之徒，竟那么无耻地欺骗我的信任、我的感情、我的委身，我真想掐住他的脖子。然而，我还是抑制住了自己。我故意慢慢（我费了多大力气啊）走到赌台的另一边，正好面对他，一位先生很有礼貌地给我腾出个位置。我们俩人中间隔着一张两米宽的绿色赌台，我可以像在楼座上看戏一样盯着他的脸。两小时前这张脸上还容光焕发，充满感激之情，闪烁着上帝宽宥的灵光，现在他的激情正在经受炼狱之火的煎熬，这张脸又抽搐得扭曲了。他的这双手，今天下午在他立下神圣誓言的时候还紧紧抓着教堂椅子的这双手，现在手指微曲，在钱堆里扒来扒去，犹如两只嗜血的蝙蝠。他赢了，他准赢了很多钱，很多很多钱：他面前随意拢了一堆筹码、金币和钞票，亮闪闪的，但横七竖八，凌乱不堪，战栗着的、神经质的手指乐滋滋地伸进钱堆里随便把玩。我见他将纸币一张张抚得平平整整，叠在一起，那些金币他则转动着、抚摩着，后来他突然一下子抓起一大把，抛在一个方格当中。他的鼻翼又立即开始快速翕动，掌盘人的叫喊声使他将眼睛，那炯炯有神的贪婪的眼睛从钱堆上移开，注视着蹦跳的圆球，他的身体仿佛自动地要往前冲，而两只胳膊却好似用钉子钉在了绿色台面上。他那迷狂的样子表现得比昨天晚上还可怕，还恐怖，他的每个动作都在毁掉我心中那另一个凸现在金色背景上闪闪发光的形象，那是我由于轻信而将它珍藏在自己心里的。

“我们俩人相距两米，呼吸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却没有发现我。他没有朝我看，他任何人都不看，他的目光只盯着钱，随着往后倒滚的球不安地颤动着。他的全部感官都禁锢在这个疯狂的绿色圆盘中了，并随着滚动的圆球来回奔跑。在这个赌徒眼里，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融化在这张蒙着绿呢的四角台面上了。我知道，即使我在这儿站上几小时，他也不会感觉到我的存在的。

“可是，我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我突然横下一条心，绕过赌台走到他背后，用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他晕晕乎乎地抬起头来望着我——他瞪着呆滞的眼珠陌生地盯着我，看了一秒钟，像一个被人从沉睡中摇醒的醉汉，他灰暗的目光透着蒙眬的睡意，刚开始从弥漫的烟雾中亮起来。后来，他似乎认出了我，哆哆嗦嗦地张着嘴，喜出望外地抬头望着我，结结巴巴地轻声说了一番知心话，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很好……我一进来，见他在这里，便立即知道运气来了……’我不懂他的话。我只看出，他已经赌得如痴如醉了，这个神经错乱的家伙已经把一切都忘了，把他的誓言，他约好的事情，把我、把世界统统都忘掉了。然而，即便是在这种如痴如癫的状态中，他那极度兴奋的神情仍然令我着迷，使我不由自主地信了他的话，并且吃惊地问，究竟谁在这里。

“‘那儿，就是那个俄国独臂老将军，’为了不让别人偷听到这个神奇的秘密，他紧贴着我，悄声对我说，‘那儿，蓄着连鬓白胡须的那个，背后有个侍从。他总是赢家，昨天我就注意他了，他准有一套诀窍，现在我一直望着他下注……昨天他也一直赢……只不过我犯了错误，他走了，我还在继续赌……这是我的错……昨天他大概赢了两万法郎……今天他也是每盘都赢……现在我每回都跟着他下注……现在……’

“正说着，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掌盘人响亮地喊了句‘各位下注吧！’一听到叫喊声，他的目光便一路巡视过去，最后落在白胡子俄国人的位置上，贪婪地巡视着。这位俄国将军从容不迫地坐在那儿，神气十足，他先是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枚金币，稍做犹豫，随即又摸出第二枚，一齐押在第四格上。我面前那双容易激动的手便立即伸进钱堆里，抓起一把金币，扔在同一个位置上。一分钟后，掌盘人发出一声‘空门！’的喊声，接着将筢竿一拐，便把桌上的钱全都收了去。他的眼睛盯住被横扫而去的金钱，好似观看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一般。您一定以为这下他会朝我转过身来了吧。没有，他没有转过身来，他把我完全忘了，我已经沉没了，完了，从他生活中消失了，他绷得紧紧的全部感官都集中在俄国将军身上，而这位将军却满不在乎，手里又拿了两枚金币掂了掂，一时举棋不定，不知押在哪个数字上好。

“我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的愤怒和绝望。但是，请您想想我的心情：我把自己整个一生都抛给了这个人，到头来在他眼里我却连一只苍蝇都不如，对于苍蝇还得用手去随便驱赶一下呢。愤怒的狂涛再次涌上我的心头。我使劲一把抓住他的胳臂，令他大吃一惊。

“‘您必须马上站起来！’我轻声对他说，但语气是命令式的，‘想想您今天在教堂里立下的誓言，您这背弃誓言的人，真可悲！’

“他愣愣地望着我，神情慌张，脸色惨白。他的眼里突然现出惊恐和颓丧的表情，活像一条挨了打的狗露出的那副样子，他的嘴唇战栗着。他似乎一下想起了先前的一切，似乎对自己感到害怕了。

“‘好……好……’他结结巴巴地说，‘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好……我就来……请您原谅……’

“说着，他的手便开始把钱归拾起来，起先动作很快，而且显得精神振奋、态度坚决，可是随后就慢慢变得越来越迟钝，像是被一股反作用力给冲了回来。他的目光重新落在那位正在下注的俄国将军身上。

“‘再等会儿……’他迅速将五枚金币扔在俄国将军下了注的格子里。‘……就再赌这一盘……我向您起誓，我马上就来……就再赌这一盘……就再……’

“他的声音又消失了。圆球已经开始滚动，并且也将他拽着一起滚动。这着了魔的人，他的心已经从我身边，也从他自己身边滑出去了，连同圆球一起摔进光滑的凹格里，它里面的小球还在不住地滚跳。掌盘人又在吆喝了，筢子又扒走了他的五枚金币。他输了。但是，他并没有转过身来。他把我忘了，把誓言以及一分钟前对我说的话统统都忘了。他的手又哆嗦着去抓那堆渐渐变少的钱，他迷醉的目光不安地颤动着，专门盯住他意愿中的那块磁石，对面那位会给他带来好运的人。

“我再也无法忍耐了。我再次将他摇了摇，但这次摇得很重。‘您现在立即站起来！立刻！……您说过，就赌这一盘的……’

“可是，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突然转过身来瞪着我，脸上已经不再是恭顺和迷惘的表情，而是一脸雷霆大作的神色，愤怒使得他眼睛冒火，嘴唇发抖。‘别缠着我！’他大声向我叱责，‘给我滚开！您给我带来了晦气。只要您在这儿，我就老输。昨天您就让我倒了霉，今天您又来了。快给我滚开！’

“刹那间我僵住了。见他这么疯狂，我的愤怒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我给您带来了晦气？’我大声谴责他，‘您这个骗子，您这个小偷，您曾对我发誓……’我说不下去了，因为这中了邪的人从座位上跳起来，毫不在乎周围喧嚷的人群，把我直往后推。‘给我安静点。’他无所顾忌地大声喊道，‘我又不受您的监护……拿去……拿去……把您的钱拿去，’说着，他便扔给我几张一百法郎的钞票……‘现在您总可以让我安静了吧！’

“他非常大声地嚷着、喊着，完全像中了邪一般，对上百个围观者熟视无睹。所有的人都瞪大眼睛，都在叽叽喳喳、指指点点、放声大笑，就连隔壁大厅里也挤过许多人来看热闹。我觉得，我仿佛被人把身上的衣服剥了下来，让我赤身裸体地站在这帮看热闹的人面前……‘太太，请安静一下！’掌盘人盛气凌人地大声冲着我喊道，并用筢竿敲着赌台。这可怜的家伙，他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受到这般侮辱，我羞得无地自容，站在这帮叽叽喳喳、交头接耳的看热闹的人面前，好似一个妓女，一个别人扔钱给她的妓女。两三百只厚颜无耻的眼睛一齐盯着我的脸，这时……侮辱的污水泼得我羞愧难当，我深深埋下头，把目光躲开，转向一侧，这时正巧遇到两只眼睛，一双惊骇万状地瞪着我的眼睛，真像两把锋利尖刀——那是表姐，她望着我，惊得张口结舌，呆若木鸡，还举着一只手。

“我好似挨了当头一棒，直吓得魂飞魄散，还没等她动弹，没等她从惊吓中恢复过来，我便立即冲出大厅，一口气跑到那张长椅跟前，就是昨天那个着了魔的人倒在上面的那张长椅。我也同样精疲力竭，心力交瘁地倒在这张无情的硬木椅上。

“这已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可是，每当我回想起那一瞬间，被他嘲讽得低下头来，站在上百个陌生人面前的那一瞬间，我血管里的血就会变得冰凉。我又惊诧地感觉到，我们一直自鸣得意地称为灵魂、精神、感情的东西，称为痛苦的东西，其实质是多么虚弱、可怜和没有骨气，因为这些东西再多，也不能把受痛苦煎熬的肉体和被压坏的身躯完全毁灭——因为人会经受住那样的时刻，血液还会照样搏动，而不会像遭了雷击的大树那样死掉或者翻倒在地。这样的痛苦仅仅是突然一下，只有一瞬间，好像扯断了我的关节一样，使我倒在了长椅上，上气不接下气，脑袋迟钝麻木，简直领略到必定要死亡的快乐预感。然而，我刚才说过，一切痛苦都是懦弱的，而生的欲望却异乎寻常地强烈，在它面前，痛苦自会消退，而生之欲望似乎是植根于我们肉体之中的，它比我们精神上的一切死亡激情更为强大。在感情上经历那样的打击之后，我竟重新站了起来，这一点我自己也无法解释，当然，站起来之后该做些什么，对此我并不知道。我突然想到，我的几只箱子还寄存在车站。刚一想到，心里便有种东西在催促我：走！走！走！离开这儿，离开这座该诅咒的地狱。我对谁都未加留意，便径直奔到车站，询问去巴黎的下班火车几点开，售票员告诉我是晚上十点开，于是我便立即将行李托运。十点——自那次可怕的邂逅以来正好过了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里充满了种种荒谬感情的骤变，以至我的内心世界永远破碎了。可是眼前，在心里持续不变的怦怦捶击的节奏中我只感觉到一个字：走！走！走！我头上的脉搏噗噗直跳，好似楔子不停地打进我的太阳穴里：走！走！走！离开这座城市，离开我自己，回家去，回到亲人身边去，回到我先前的、我自己的生活中去！我连夜乘火车到巴黎，从巴黎又几经转车到了布隆，从布隆再到多佛，从多佛到伦敦，从伦敦到我儿子那里——这趟狂奔疾飞似的旅程整整有四十八小时，一路上我不思，不想，不睡，不说，不吃，在这四十八小时中所有的车轮都咔嗒咔嗒地只奏着一个字：走！走！走！走！最后，我走进我儿子的乡村别墅时，大家都感到意外，人人都大吃一惊——我的神态和目光里一定有点什么泄露了我的隐秘。我儿子要来拥抱我，吻我，我赶忙把头往后一别。他要接触我的嘴唇，而我的嘴唇已被玷污，想到这点我就无法忍受。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只想洗个澡，我需要从自己身上洗掉旅途的尘土和其他一切污秽，因为我身上似乎还黏着那个着了魔的人、那个毫无尊严的人的激情。随后我拖着脚步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睡了十二小时或十四小时，直睡得昏昏沉沉，不知白天黑夜。在此前和此后我都未曾睡过这样的觉，后来我才体会到，这一觉睡得真像是躺在棺材里死了一样。我的亲人像照看病人似的照看我，但是他们的温存体贴只能使我感到痛苦，他们对我的爱护和尊敬使我觉得内心有愧，我得时时留意，生怕自己突然大声吐露出真情：由于一次疯狂而荒唐的激情，我曾背叛过、忘掉过、抛弃过他们。

“后来，我又毫无目的地来到一座法国小城，谁也不认识，因为有个妄念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总觉得人人第一眼就会从外表上看出我的耻辱、我的变化。我深深感到自己已经露出马脚，觉得自己直到灵魂深处都很肮脏。有时我早晨在床上醒来，感到非常害怕，眼睛都不敢睁开。我又想到那天夜里，我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个半裸的陌生人，我像当时一样只有一个愿望：立即去死。

“但是，毕竟时间拥有最深远的威力，而年龄则具有一种能使各种感情贬值的特殊力量。人老了，就会感到死期渐渐临近，死神的黑影已经罩在了生命的旅途上，这时一切东西都显得不那么耀眼了，不再会强烈地影响一个人的内心感受，而且还减少了许多危险力量。我渐渐摆脱了那次打击的阴影。多年以后，我在一次社交场合遇到奥地利公使馆的专员，一个年轻的波兰人。我问起那个家族的情况，他告诉我，他表兄就是这个家族的，他表兄的一个儿子十年前在蒙特卡洛开枪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都没有战栗一下。我已不再感到痛苦，也许——何必否认人的自私心理呢？——甚至还暗自欣喜呢，因为我以前一直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碰见他，现在这个最后的恐惧也消失了。现在除了我自己的回忆，再也没有会对我构成威胁的见证人。从此我心里就平静多了。人一老就不再害怕过去，除此便别无他长了。

“现在您就了解了，我怎么会突然同您谈我自己的遭遇，您为亨丽埃特夫人辩护时热情地说过，二十四小时完全可能决定一个女人的命运。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看法。我非常感激您，因为我的观点似乎第一次得到了确认。那时我就思忖：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这也许可以解除压在我心上的惩罚，以及回顾往事时所感到的惊吓。这样一来，也许我明天就可以去蒙特卡洛，走进那个使我遭遇这番命运的赌厅，既不恨他，也不恨自己。这样，我心头的巨石就落下去了，以它千钧之力沉沉地将过去压在底下，并且使它不能复苏。我能把这一切都讲给您听，于我很有好处。我现在心情轻松，几乎感到很快乐……为此我要感谢您。”

说到这里她突然站了起来，我感觉到，她已经讲完了。我有点发窘，想找句话来说。但是，她一定觉察到了我内心的感动，所以马上就加以阻拦。

“不，请您不要说……我不要您回答我或是对我说什么……感谢您听我讲了自己的遭遇，祝您旅途愉快。”

她站在我对面，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告别。我不由自主地抬头望着她的脸，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慈祥而又略有羞赧的老太太，她的脸色令我感到非常惊异。不知是往日激情的反照，还是由于心慌意乱，这时她脸上突然泛起一层红晕，将她从脸颊到白发根都染成一片丹霞。她站在那里，活脱脱像个少女，对往事的回忆使她像新娘似的有点不知所措，而对自己的坦率陈述又感到有点羞涩。我不由得深受感动，很想用一句话来表示对她的崇敬。可是，我感到喉头太紧，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便弯下腰，满怀敬意地吻了她枯萎的、像秋叶般微微颤抖的手。

（韩耀成　译）

(1)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2)　里维耶拉，欧洲南部法、意两国接壤处地中海海滨地区的总称。

(3)　蒙特卡罗，世界有名的赌城，在地中海海滨摩纳哥境内。

(4)　19世纪法国钱币的一种。

通向往昔之旅

通向往昔之旅

“你在这儿！”他伸开双臂，几乎是张开双臂迎向她走去。“你在这儿！”他又一次说，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响亮，从惊喜直升至幸福，与此同时，他温柔的目光围绕着她那可爱的身躯。“我已经害怕你不会来了！”

“真的？你就那么不信任我？”但她轻柔责备的同时，唇边泛起微笑，眼睛清澈明亮，放射出澄蓝的信赖的光华。

“不，不是这样，我没有怀疑过，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你的话更为可信的吗？但是，你想想看，这是多么愚蠢啊！下午，突然间，完全意想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毫无意义的恐惧引发的痉挛一下子就攫住了我，怕你遭遇到什么意外。我要给你发电报，我想赶到你那儿去，刚才，表在走，可我还一直看不到你，我害怕，我们彼此会再次错过。但上帝保佑，现在你在这儿……”

“是呀——现在我在这儿，”她嫣然一笑，湛蓝的眼睛深处重新烁烁闪光，“现在我在这儿，我准备好了。我们走吗？”

“好的，我们走！”他的嘴唇无意识地重复了一句。但身体却纹丝不动，温柔的目光总是一再一再地，环顾她的周身，不相信她的存在。在他们上方，在左右两侧，法兰克福火车站的路轨，颤动的钢铁和玻璃发出刺耳的声音，汽笛声尖厉地冲入人声嘈杂、烟雾弥漫的大厅；在二十个公告牌上命令般地写有发车的时间、小时和分钟，这期间，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他只感觉到她是唯一的存在，他失去了时空感，陷入一种被激情左右的令人诧异的昏迷状态。到最终她不得不提醒他：“路德维希，是时候了。我们还没有买车票呢。”这时他那恍惚迷乱的目光才恢复正常，他温顺而敬畏地挽起了她的胳膊。

开往海德堡的晚间快车异乎寻常地十分拥挤。他们希望在一等车厢两人能单独在一起，但事与愿违，来回巡视，毫无结果，最后只能在一个单间将就下来，里面只有一个老先生半睡地倚坐在角落里。他们感到庆幸，可以亲昵地交谈，可就在列车开动的汽笛响起之前，三位携带厚重文件包的先生喘着粗气笨重地踏了进来，他们显然都是律师，并为刚刚结束的案件而显得十分激动，他们激烈地争论，使其他人之间的谈话完全成为不可能了。这样一来两个人只能放弃，默默无言，面面相觑。只有当他俩中有一个人抬起目光时，才看到，在摇曳不定的灯影里飘浮起的一片乌云般幽暗中，另一个人脉脉含情的目光正亲切地望来。

列车轻轻地颤抖，随之就动了起来。车轮的轰鸣声，把律师们的高谈阔论碾压成细声末语。撞击和抖动逐渐变成有节奏的晃动，随着这钢铁的摇篮把人们都带入梦境。下面看不见的车轮嘎嘎作响，向前奔驶，它给每一个人带来不同的心事。这两个人的思绪梦幻般地沉湎入往昔。

他们在九年多之前才第一次相遇，从那以后便暌离两地，相距遥远，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现在终于又一次坐在一起，虽则默默无语，但距离却如此之近。我的上帝，多么漫长，又是多么遥远的九个年头，到今天，到今夜，四千个白日，四千个黑夜！多少时间，失去了多少时间，可在刹那间，唯一一个思想便跃入那最初的时刻。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他准确地记起：他那时二十三岁，第一次进入她的住宅。他稚嫩柔软的胡须下面，嘴唇像一个凹槽。他的童年因贫困而备受屈辱，靠免费大学生午餐而长大，靠当家庭教师和辅导教师艰难维持生计，穷困潦倒，匮乏窘迫。白天为购书而数着铜板，夜间读书读到身心俱疲，读到高度紧张的神经痉挛频频。他毕业了，化学研究获得第一名，受到他的教授特别推荐，前去著名的枢密顾问G·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的一家大型工厂的主管那里就职。主管先是让他在实验室做一份低级的工作，但不久，这个年轻人做出了坚实的成绩，他在工作中以全副精力，不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使枢密顾问开始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兴趣，考验性地一再交给他些负责的工作，他贪婪地把握住机遇，认识到这是使他脱离穷酸的陋室蜗居的良机；交付给他的工作越多，他的意志力就越为发挥得有力；这样，在极短时间里他就从一个普通的助理成为严格保密的各项试验的助理。到后来枢密顾问亲切地喜欢称他为“年轻的朋友”。他并不知道，在枢密顾问办公室里一扇裱糊得与墙壁一样的门后，有一道考查的目光在审视他是否有更高才能；与此同时这个雄心勃勃的人，认为他能驾驭这庞杂纷乱的一切。这个几乎总是隐而不见的上司业已为他规划了更为远大的未来。日益变老的枢密顾问身患坐骨神经痛，经常待在家里，而多半更是卧病不起，老人多年来就在寻找一个可以绝对信赖和精力旺盛的私人秘书，能够与他谈及最秘密的专利和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试验。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天，枢密顾问走到这面露诧异的年轻人面前，提出了一项令他意想不到的建议：为了便于更多的接触，他是否愿意放弃他郊区的那处家具齐全的房子，搬进宽敞的别墅，做他的私人秘书。这个年轻人为这出乎意料的建议而感到惊愕。但是，在一天考虑期限之后他便果断地拒绝了这项让人倍感荣幸的建议，这下轮到枢密顾问感到更为惊愕了。这种坚定的拒绝相当拙笨地暗含有站不住脚的种种遁词。作为学者是值得尊敬的，但是枢密顾问在这类心灵问题方面却没有足够的经验去猜测这种拒绝的真正原因；或许这种倔强的人本人也不会承认他近期的情感。其实这不是什么其他原因，只是一种痉挛性的隐藏起来的傲慢，是一个在极端贫苦中度过童年的人所遭受的伤痕累累的耻辱。作为一个家庭教师，他在暴发户式的令人厌恶的有钱人家成长起来，成了介于仆人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无名的两栖生物。可有也可无，像是一个装饰物，像是摆在桌面上的木兰花，有时摆上，有时撤下，全凭需要而定，他的灵魂里充满了对上层人物和他们的氛围、对那些笨拙沉重的家具、对富丽堂皇的房间、对丰盛豪华宴席的仇恨。所有这奢华的一切，他仅做一个忍人都参与了。他在那里一切都经历过了：顽皮孩子的侮辱，还有比这更甚的是主妇的同情，每当她在月末时掷给他一两张钞票，当他携带他那笨重的木箱进入一间新房，把唯一的一件西装，已皱巴巴变成灰色的衬衣——这些他穷酸的明显标志——都塞进一个租来的柜子时，总会招来那些仇视他比她们地位更高的女仆的讥笑和白眼。不，决不能再这样，他对自己发誓，决不进入陌生之家，决不再回到有钱人那里，在他本人未成为有钱人之前，不再让人看到他的寒酸相，不再受到那种侮辱性施舍的伤害。永远不，永远不。对外界现在他的博士头衔——一种廉价的但却是看不透的大衣——掩盖了他低贱的地位；在办公室里，他的成就遮蔽了他那受到伤害、被贫困和施舍而破灭了的青春。不，他不再为金钱而出卖一点点自由，这是他生命中不可侵入之地。为此，他冒着前途被毁灭的危险，找了个遁词当作理由拒绝了这份充满荣誉的邀请。

但不久不可预料的事态让他不再有自由的选择了。枢密顾问疾病日益恶化，致使他长时间卧床不起，甚至与他办公室的电话也无法接通了。这样一来，一个私人秘书必不可少。最终，在他的保护人的一再催促下，他无法再推辞不就。他也不愿失去这个职位。上帝知道，他的这次搬迁的脚步是多么沉重，他还清楚地记起那一天，他第一次触动位于鲍肯海默公路旁那幢高雅的有稍微老式法兰肯风格别墅的门铃。此前一个晚上他还用他少得可怜的积蓄——他在一个偏远省城的老母和两个姐妹还靠他微薄的收入糊口——买了几件新的衬衣、一套合适的黑色西装和一双新鞋，以免被人明显地看出他的窘相。这次他也雇了一个临时工拿着他那寒酸的衣箱先行，这衣箱引发起他对自己这点可怜家当的可憎的回忆：那种不快像铅一样直冲向喉咙。一个戴白手套的仆人恭敬地迎向他，还在前厅，一股浓密厚重的财富气息便扑面而来。踏在上面脚步声会变得轻柔的厚厚的地毯，挂在待客间的华丽壁毯，细木雕成的房门，上面装有沉重的青铜把手；显然，不是自己亲手去接触，而是由仆人躬身打开；这一切使人感到压抑，并立即激起他强烈的厌恶。当仆人把他领进一间三面有窗的令他感到陌生的房间时，一种陌生人和闯入者的情感便涌上心际：他，昨天还住在五层楼一间有穿堂风的小屋中，有一张木床和一个铁皮脸盆。他要住在这里？这里的每一个物件都是那样肆无忌惮的豪华，它们昂贵的价格嘲弄地望着这位不得不忍受的人。凡是他本人带来的，甚至是穿着他自己服装的本人，在这间宽大的、灯火通明的空间里，可怜地变得抽缩了。他那唯一的一套西装像一个吊死鬼在宽敞的衣柜里摇来晃去，他那一两件盥洗用具，他那件勉强能用的刮脸刀具，就像渣滓一样或者像一件被磨损坏掉的工具堆放在宽大的由大理石砌成的盥洗台上。他不由自主地把他那个坚硬笨重的木箱藏在床罩下面，他妒忌它能爬进那里和隐藏起来，而他本人站在这间房子里却像一个被捉住的盗窃犯，得到了许诺，被请了进来。他是被邀而来的，他以此来为他那羞愧的和恼怒的卑微心情鼓气，却是徒劳。四周豪华的一切把这种理由压得纷碎，他感到自己渺小，被压廹、被打败——被奢侈的炫耀的金钱世界所打败。他感到自己是仆人，是奴隶，是舔盘子的人，是活生生的家具，可以买到，可以租借到，他自身的存在被偷走了。这当儿仆人用骨节轻轻地触动房门，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一种躬身弯腰的姿态，他通报，尊敬的夫人有请博士先生。他迟疑地跟随其后逃出房间，他感到多年来第一次他的姿态变得畏缩，他的双肩突前形成奴仆式的弯曲；多年了，在他的内心又出现了童年时期的迷惘和混乱。

但是，当他第一次与她相遇时，这种内心的斗争便烟消云散了：他躬身站在那儿，他的目光刚一环视交谈者的面庞和形体，她的话便不可抗拒地迎面而来。她的第一句话是感谢，说得那么坦白直接和自然，这使她四周那片郁闷的乌云立即消散殆尽，直接触动他那在谛听的内心。“我十分感谢您，博士先生。”说话的同时她热情地伸出手来，“您终于接受了我丈夫的邀请，我希望不要多久就可以向您证实，我为他是多么感激您。您也许不会那么满意，人们是不愿意放弃他的自由的，但或许您的心情能得到宽解，我们两个人为此向您表示由衷的感谢。就我这方面能做的，就是使您感到这间房子就是您的房子，一切随您所愿。”他的内心听到了什么，她怎么知道他不愿意出卖自由，她怎么就能立即用第一句话就触动他身体中那道伤口、那块伤疤、那敏感的部位，立即就触动他恐惧的地方：失去他的自由，仅只是一个忍受者，一个租来的人，一个受雇讨钱的人？但她的手的第一个动作就使这一切离他而去。他不由自主地望向她，第一次真实地感觉到一种温暖的同情的目光，正在期待他的信任的目光。

从这张脸上漾出某种信赖和温柔，娴静和欢愉的自信，从她纯洁的面颊上闪烁出清澈之光，它还流露出青春的光泽，几乎过早地显得严肃的雍容华贵的额头，深色的层次鲜明大波纹的头发从下端卷起，一件同样是深色的衣服裹着她丰腴的双肩，使这副面庞发出尤为明亮的静谧之光。她看起来像是一位市民的圣母，在裹得紧紧的衣服里显出稍许的修女的气质。她的善良，她的每一举动都流露出母性之光。现在她轻柔地迈近了一步，她面带微笑，从迟疑的嘴唇里向他表示感谢，她在这第一时刻立即提出的，只有一个请求：“我知道，与长时间不认识的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出现问题的。只有一点可以补救，那就是真诚。我请求您，如果您在此处有任何不随心之处，感到某种设置或某种安排不妥，请您直言相告。您是我丈夫的助手，我是他的妻子，这种双重的义务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彼此坦诚相待。”

他握起她的手：合约签了。从第一刻起他就感觉到，他与这所房子联结在一起了，空间的华丽不再怀有敌意地压迫他了，而是正相反，他立即感受到它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高贵的氛围。这儿的一切，凡是从外部挤迫拥来的敌意、纷扰和仇视都变为和谐。他才逐渐地认识到，在这儿昂贵之物就像精选出的艺术思想一样，能使一种更高的秩序臣服，就像存在的那种被压抑的节奏进入到他自己的语言一样。他以一种异样的方式安静了下来，所有那些尖厉的、激烈和狂暴的情感都失去了它们的敌意和神经质，就像是厚重的地毯、裱糊的墙壁、彩色窗帘的光亮和街巷的嘈杂声都神秘地自行消失于自身，同时他感到，这飘浮不定的秩序不是出自虚无，而是源于这个默默的和总是面泛微笑的女人。凡是他在最初几分钟着魔似的感受到的，都使他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惬意地意识到，这个女人以一种机智的举止、得体的情感逐渐地把他引进这幢住宅的内在生活，而他却没有丝毫被胁迫之感。他谨慎地，但不是警惕地感觉到仿佛从远方而来的一种深情的关怀：无须他给她暗示，他的最小的愿望都已得到满足，像是勤劳的家神在默默付出，不需对她表示特别的感谢。一天晚上，他翻阅一本珍贵的旧版雕版画册，看到一幅伦勃朗的《浮士德》，赞叹不已，而在两天之后，在他写字台上方就挂上了放在画框中的这幅画的复制品，当他提到一本受到他的一个朋友赞赏的书时，那他在随后几天就会偶然在图书馆的书柜里发现这本书。这个房间自然而然地满足了他种种愿望，迎合了他的种种习性：首先他经常根本就注意不到在一些个别事情上发生的变化，仅是感到习以为常了，更加富有色彩，更加温煦宜人；直到他真的注意到一条东方式样的绣花罩布，铺展在沙发上，而它正是有一次他在橱窗里向她表示赞赏的那一种。还有灯罩换成了深红色的灯纱，光线更为柔和。这种氛围越来越吸引他，他越来越不愿意离开这幢住宅。他与主人的一个十一岁的男孩成为极好的朋友，十分乐于与孩子和他的母亲一道去剧院或者去听音乐会；他自己都没有觉察到，除了工作，他的整个时间都处在她安静在场的温柔月光之中。

从第一次相遇他就爱上了这个女人，这样的情感是那么激烈、那么不容置疑地把他强制逼入梦幻之中，可他依然缺少会引发一种猛烈后果的决断，即自知之明的认识；他自己逃避开那隐藏在羡慕、敬畏和依附后面的是真正的爱情，一种狂热的、无束缚的、无条件的激情之爱。但是在他身上某种奴仆感却十分强烈，逼使他克制这种认识；这样一来他觉得她遥不可及，过于高大，过于疏远；这个清澈的、由星冠环绕熠熠发光的、由财富所保护的女人，与他迄今所认识的女人全然不同。倘若他把她与他在受奴役的年轻时代所认识的几个屈服于性和血的规律热心向他示好的女人——庄园的那个女仆曾有一次向他敞开了自己的房门，她好奇地想知道，这个读书人做这种事是否与马车夫和男仆有什么不同，或者他在回家的路上在半明半暗的街灯下面遇到的那个缝纫女——相比，不，这完全不同。她是从另一个纯净无瑕的天体上闪耀出光辉，冰清玉洁，不容冒犯，甚至他在情欲最炽烈的梦中也不敢解下她的衣带。他孩子似的茫然若失，陶醉在她溢出的芳香之中，她的每个动作都令他像是在享受音乐，他为她的信赖而庆幸，为害怕向她流露出被她激发出的过分情感而不断地感到恐慌，这是一种还无以名之的情感，但它早已在他的掩盖之下形成和燃烧。

一旦爱情不再是胎儿般在母体的黑暗深处痛苦地蠕动时，而是敢于用呼吸和嘴唇来为自己命名，来表明自己的存在时，它这时才真的成为爱情。一种这样的感情就会顽强地蜕变成形，它一再地冲击，直到一个时刻突然地穿透那层混乱的轻纱，从云端之上直堕入无底深渊，用双倍的力量直击进这惶恐之心。事情发生在来这个家庭的第二年。

在一个星期天，枢密顾问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在匆匆的致意之后他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关上身后裱糊的房门，并拿起家用电话指示，不许任何打搅。这是表明要宣布有重大意义的通知。老人递给他一支雪茄，费力地把它点燃，仿佛是在为一次显然考虑周详的讲话赢取时间。老人先是对他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的感谢，从任何方面看都超出了老人对他的信任，甚至他出自内心的献身精神，也超出了老人的希望；老人从不后悔，就是在最私密的业务上对这个仅系泛泛之交的人也信任有加。现在从大洋彼岸给他们公司传来了重要的消息，这使老人毫不迟疑地告知他，新的化学程序要求大量的铁矿石，而他是行家里手。适才有一封电报告知，这种金属已被证明在墨西哥储量丰富。重要的问题是要抢在美国康采恩之前快速地把这项业务抓到手里，就地组织开采和利用。这项工作要求一个可信赖而又年轻和精力充沛的人来完成。对于老人个人而言，身边缺少这样一个可信可靠的助手，不啻是痛苦的一击，但是他有责任在管理委员会上提出，这位干练的人是最佳人选。就其个人而言，他有把握使他能有一个光辉的未来，以此作为补偿。在两年的在职期间，不仅他丰厚的职位酬金可保证积累成一笔不菲的财富，而且在他回国后也能为他在企业里保留一个领导的岗位。枢密顾问伸出手来表示祝贺，并最后说道：“真的，我有这样的预感，您再次来到这里就会坐在我的这把椅子上，到最后来领导我这个老人在三十年前开创的事业。”

一项这样的建议，突然从欢快的天际直落到他身上，他怎能不被一种虚荣心搅得心醉神迷？终于那扇大门，像被爆炸开一样敞了开来，这扇门将把他从贫困的地下室的拱顶引出来，从服役和服从的黑暗世界冲出来，从听任摆布和供人驱使的一再卑躬屈膝的态度中走出来。一个谨小慎微听任摆布的人、供人驱使的人，贪婪地注视着公文和电报，上面难以辨认的符号慢慢地形成一张巨大计划的大型草图。数字突然间朝他咆哮而来，成千上万，上百万的数字等他掌握、等他计算、等他去赢得，他那颗昏迷和跳动的心脏突然间就像乘了一颗梦的气球，从他生存的奴性的阴郁领域，直冲上被提供给的权力的火热云端。不仅仅是钱，不仅仅是公司、企业，赌博和责任——不，一种不可比拟的诱惑在这儿勾引他。这儿是形成，是创造，是崇高的任务，是创造的职业；山区数千个沉睡在地球表面下的矿石在苏醒（从中开采出某些物质），进行钻探，建造城市、数量众多的住房、多条新建的马路，轰鸣的机器和旋转的吊车在光秃秃的灌木丛后面，随之就开始像热带一样繁荣起来，这是些奇妙的但都是清晰可见的建筑物，庭院、农场、农庄、工厂、仓库，这是人类的一块新地，是他在一片空白中规划的，创造的。一股海风从遥远的地方呼啸而来，霎时冲进这个装有护壁的小房间。数字堆积起来形成一个梦想般的总额。正是这种心醉神迷的热情导致一种越来越剧烈的眩晕，眩晕为每一个决定插上了顺利飞行的翅膀，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并也与纯实际的东西协调一致。为他这次筹备旅行之用，一张巨额的支票突然间就到了手中，窸窣作响，在再次发誓之后，决定十日之内乘下个班期的南线邮轮启程。数字的旋涡依然湍急，被搅拌器搅出的各种可能性依然在蹒跚。他随后就走出办公室的房门，有一瞬间他迷茫地向四周凝视，怀疑这整个谈话是否不过是受到过度刺激的愿望产生的一种胡思乱想而已。鼓起羽翼振翅一飞把他从深渊直飙向实现愿望熠熠生辉的领域，这种急速的升腾使血液鼎沸，他不得不闭上一会儿眼睛。他闭上眼睛，就像人们进行深呼吸，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更异样地更强烈地去品味内在的自我。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分钟，但随后，他重新振作起来抬头仰望，环视熟悉的前厅，他的目光偶然地落在不远处挂在一个木柜上方的一幅画像上，久久无法移开。这是她的画像。她望着他，嘴唇微闭，娴静安详，露出微笑，意味深长，像是明白他内心的每一句话。就在这瞬间，完全被遗忘的思想突然受到闪击，接受这个职位也就意味着离开这幢房子。我的上帝，离开她，这像一把尖刀刺穿他骄傲撑起的欢乐的风帆。在惊恐失去控制的瞬间，整个人搭成各种部件的支架都在他心里坍塌了。他感到心肌猛地一颤，那个强拽他离开她的思想是多么痛苦、多么致命。我的上帝，他怎么能决定离开她，好像他还属于自己似的，好像他情感的根须茎叶不都是在这儿依附于她似的。突然间爆发了，一种完全明显的震颤的肉体痛苦；一种穿透全身的，从头盖骨直到心脏根基的痛击；一种撕裂，又像划过夜空的闪电照亮了一切，在这耀眼的光亮中不可能看不到，他内心的每一个神经和每一根纤维都在为对她的爱而活跃起来，这是他爱的人。他还几乎没说出来这个令人着魔的字时，不计其数的细小联想和回忆以那种无法解释的，只有受到极度惊恐才会有的速度熠熠闪光地穿入他的意识之中，每一个联想、每一种回忆耀眼地照亮他的情感，照亮那些他迄今从不敢承认或不敢解释的细琐小事。现在他才知道，数月以来，他毫无保留地迷恋上了她。

在复活节期间她有三天的时间去探望亲戚，这使他像一个丢了魂之人在房内踱步不停，书读不下去，六神无主，不知为何，随后到了夜间，该是她回来的时候，难道他不是一直等到夜里一点去谛听她的脚步声吗？难道他不是无数次神经质般急不可耐地提前跑下楼梯去看看车是否已经到达吗？他回忆起，当他在剧院里他的手偶然地接触到她的手时，他忆起一阵冰冷的战栗从双手直传向脊背；不计其数的这类抽搐性的回忆曾经都让他清醒地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可现在却像被撞开的水闸一样咆哮地冲进他的意识，冲进他的血液，这一切汇合起来重新径直地冲向他的心脏。他不由自主地把手压在胸部，它在那儿剧烈地跳动，没有办法令它停息下来，他不能再长时间否认，那长期以来出于谨慎小心极力遮掩的既惊恐又同时敬畏的本能了：没有她在身边，他不能再活下去了。两年，两个月，两个星期，没有这温柔之光照着他的道路，没有傍晚时刻惬意的交谈，不，不，这是无法忍受的。在十分钟之前他还充满了骄傲，对前往墨西哥的使命，对在创造性权力中的擢升，可在一秒钟的时间里这一切都萎缩起来，像一个发光的肥皂泡破灭了，现在都成了万里之遥，奔波跋涉、牢狱、流放、逃亡、毁灭，是一种没法生活下来的分离。不，这是不可能的，他的手从门把手上缩了回来，要再一次进入室内，告诉枢密顾问，他放弃了，他觉得自己不配承担这项任务，他宁愿留在这幢房子里。但随之一种恐惧在警告他：不是现在！不要提前就泄露出他自己现在才开始揭开的这个秘密。他疲惫地把发烧的手从冰冷的金属门把手上移开。

他再一次望向那幅画像，她的眼睛越来越深沉地凝视他，只是他再看不到她嘴边泛出的微笑。她看起来不是严肃，而几乎更多的是从这幅画中显出的一种悲哀，仿佛她要说：“你是要把我忘记。”他不能忍受这虽是画出来但却是栩栩如生的目光。他蹒跚地进入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一种异样的，几乎是瘫软无力的恐惧感袭来，但它却明显地充满了神秘的甜蜜之情。他贪婪地回忆起，他在这幢住宅从第一刻起所经历的一切，也包括那些细屑的小事，所有的，还有另外那些沉重的和那些闪光的全部。这所有的一切在炽热的欲望空气之中轻盈地飘动起来。他忆起所有那些他从她那里得到的善意。他用目光抚摸她的手接触的这一切，每一件。每一件都表明了某种因她在场而带来的幸福感：她融入这些事物之中，他感到了她友善的思想。她对他的善意确凿不移，强烈地使他屈服，但是在这股激流深处，还有在他的本性中有着某种反抗的东西，如同一块石头，有些隆起，有些无法移开，可这必须清除掉，这样他的情感才能完全自由奔腾而下。他小心翼翼地触动感情的最底层，他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却不敢把它抓得紧紧的。但这激流一再地把他推回到一个地界，这儿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敢说出来的，是爱情；但是在她那方面，在所有那些细微的引人注意之处，在她静寂无声和隐而不露的在场所显示出来的，一种温柔的即使缺少激情的东西，的确是爱慕吗？这个问题郁闷地穿过他的全身，鲜血的浊重波浪一再呼啸地涌了上来，无法使它放缓。“要是想清楚就好了！”他在想，但是这种思绪过于激烈地翻腾，与乱作一团的梦境和愿望以及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搅和在一起。他茫然地躺在床上，完全失去了神志，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直到房门轻轻的一击使他惊醒，这是用纤细的骨节谨慎的敲动声，这是他熟悉的声音。他跳了起来，冲了出去。

她站在他面前，莞尔一笑：“博士，您为什么不下来，吃饭的铃声已经响过两遍了。”

这话她说得几乎有点沾沾自喜，好像是她抓住了他的一次疏忽而感到高兴似的。但当她一看到他的脸，潮湿的头发杂乱无章，目光无神而且羞怯，她自己就变得苍白了。

“上帝啊，您这是撞见什么啦？”她嗫嚅地说道，这种突然变得惊恐的语调就像是一种欢乐在冲击他。“不，”他迅速控制住自己，“我在思考，整个事情来得过于急迫了。”

“是什么？是什么事情？您倒是说呀！”

“难道您不知道？枢密顾问没有告诉您？”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她焦急不安地催问，他那慌张的、热烈的、规避的目光几乎使她陷入迷乱，“发生了什么事？您倒是对我说呀！”

这时他紧绷起所有的肌肉，以便能清楚地看她而无须赧颜面对。

“枢密顾问先生对我抬爱，交付给我一项责大任重的工作，我接受了。在十天内我要前往墨西哥，为期两年。”

“两年！上帝保佑！”她完全发自内心的惊恐，急迫而炽烈地脱口而出，不是说出的，是喊叫出来的。在不由自主的抗拒中她叉开双手。在随后的时间里她努力想掩饰她坦露的情感，但是毫无用处；他把她由于恐惧而伸出的双手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还在他们意识到之前，两个颤抖的身体就已经在火焰中拥在一起了，在无尽的深吻之中，那数不尽的小时和日夜中无意识的饥渴和欲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不是他把她拽向自己，也不是她把他拽向自己，他们是相拥一起的，就像被一阵风暴卷到一起，合二为一地堕入一种没有根基的无意识之中，堕入一种甜蜜同时又是燃烧着的瘫软之中。一种长期积蓄的情感得到了释放，就在这一瞬间之内，被偶然的磁性所点燃。紧咂在一起的嘴唇慢慢分离开来，他们还为这种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眩晕不已，他凝视她的眼睛，在她的眼睛里温柔幽暗的后面闪出陌生的光华。这时他才认识到，如激流般袭来，这个女人，这个可爱的女人，早就爱上了他，几个星期之久，几年之久——这样的时刻，早就已渗透进她的灵魂——娴雅的静默，炽烈的母性般的爱情。然而恰恰是这种难以置信变成了陶醉：他爱她，他被她爱，被不可接近的女人所爱，一座天堂在升起，通体明亮，没有终结，这是他生命辉煌的正午时分，但这同时堕入到下一个瞬间，跌成锋利的碎片。因为这样一次领悟的同时就是离别。

直到启程的这十天，两个人是在一种持续的心醉神迷的疯狂状态中度过的。他们心心相印的情感骤然间爆发，以其压力的巨大重量冲垮了所有的堤坝、所有的障碍、所有的道德和所有的谨慎，像动物一样，猛烈和贪婪，每当他们处在一个昏暗的甬道、在一扇门的背后、在一个角落，他们就扑向对方，在偷来的分分秒秒之间相遇相拥；手要接触手，嘴唇要吻到嘴唇，骚动的血要感受到对方的血，一切都点燃起来，扑向四面八方，每一根神经都在燃烧，手、足、衣服，渴望的肉体上每一处鲜活的部位，都感受到欲求。但这同时他们在家中必须控制自己，他在她的丈夫面前、在她的儿子面前、在她的仆人面前掩饰一再流露出的柔情。他得集中精力，忙于他负责的评估、会议和核算。他们一再地只能抓住短短的几秒钟，偷来的、潜伏着危险的几秒钟，只能用双手，只能用嘴唇，用目光，用贪婪的掠来的热吻，飞快地彼此相拥相抱，沉溺的、紧张的、热切的短暂相处，彼此都陷入心醉神迷。但是这远远不够，两个人都感到永远不够，于是他们彼此写热烈的短笺，炽热而杂乱无章的书信，像学生一样塞进对方的手中，晚间他无法入睡发现这些信在他枕头下窸窣响动，它们又出现在他们大衣的口袋里，到末了他们绝望的呼喊声把一切归结成这样不幸的问题：一片大海，一个世界，在血与血之间，在目光与目光之间，无数的月份，无数的星期，两年长的时间，这怎么可以忍受？他们别无所想，他们梦无所梦，他俩中没有人知道答案，只有双手、双眼、双唇，他们情欲的无知奴仆跳来跳去，渴求结合，渴求紧密地联为一体。这样一来，在虚掩的房门之间，在偷来的时间甜蜜地拥抱，这些充满惊骇的瞬间，溢满了酒神般的狂欢，而同时也是恐惧。

但是他，这个欲求者，可从没有完全占有这个可爱的女人，他感觉的是在细薄如无却碍手碍脚的衣服后面那种情欲的涌动；赤裸裸地和热切地迎合上来的胴体。在这幢敞亮的，一直处于有人戒备、有人谛听的住宅里，他没有真正接触过她的胴体，只是在最后一天，她借口帮他打点行装，而实际上是与他做最后的告别，她来到业已腾空的房间，急迫地打开门；他冲了过来，一股强力使她跌跌撞撞倒在长沙发上，当他热狂地吻到被扯开的衣服下面隆起的乳房，并贪婪地沿着白皙而滚热的皮肤向下直到她的心脏气喘吁吁撞击他的地方时，就在这当儿，她在这即将俯就的几分钟，几乎要献出她的肉体，她从激动中结结巴巴说出一句最后的乞求的话：“不是现在！不在这儿！我求你了。”

他服从了，他屈服了，甚至他的血在他一直感到神圣的爱人面前还存有敬畏。他又一次在她面前控制住和遏止住他那业已在奔腾的情欲，她蹒跚地站了起来，在他面前掩盖住了她的面庞。他颤动地停在那里，与自身进行搏斗，随后转过身去，明显地表现出失望的悲哀之情，这使她感觉到，她是怎样严重地伤害了他那没有得到回报的柔情。她完全又恢复了自我，成为她自己情感的主人，走近他，轻轻地安慰他说：“我不可以在这里，不可以在我的家，在他的家。但是当你返归时，什么时候都随你的意。”

列车嘎嘎作响停了下来，车闸发出了刺耳的尖厉声。像一条狗在皮鞭抽打中醒了过来，他的目光从梦幻中显现出来，这是多么幸运的现实！他看到，她就坐在这儿，他爱的人，长时间天各一方的爱人，现在她坐在这儿，安详恬静，近在咫尺，呼吸声可闻。帽檐遮住了她稍许后倚的面庞。但她好像下意识地懂得了，他的愿望就是想一睹她的芳容，她现在站了起来，朝他莞尔一笑。“达姆斯塔特，”她朝外望了望说道，“还有一站。”他没有回答。他坐在那儿，只是望着她。他在思忖，乏力的时代，时代的乏力无法抗拒我们的情感，别后九年了，她的声调没有任何改变，我体内的神经没有一根不在听从她。什么都没有失去，什么都没有成为过去，她的出现像那时一样，是柔情般的欣喜。

他激情地凝视她那露出安详微笑的嘴，他一度吻过它，几乎无法忘记；他凝视她的双手，它们平静而安闲地在怀中闪光，他多么愿意躬下身来，用他的嘴唇去吻上一吻，或者静静地把它们握在自己的手中，就一秒钟，一秒钟！但是车厢里那几位饶舌的先生开始观察他了，为了保护自己的秘密他又静默地把身子向后靠去。于是他俩又一次面面相对，没有言语、没有动作，只是他们的目光在彼此相吻。

外面汽笛尖厉地叫了起来，车轮又滚动起来，列车那颤动的单调节奏摇来晃去，钢铁的摇篮，又把他拽回到回忆中去。噢，在当年和今天之间相隔的是黑暗而漫长的岁月，在海岸和海岸之间，在心与心之间，相隔的是灰白色的大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某种回忆确实存在，可他不愿意去触动它，不愿意去想，不愿意去忆起他们最后分离的那个时刻，去忆起在同一座城与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刻，而今天他敞开了胸怀在等待她。不，都离开吧，都已成为过去，不再想念这些，这太可怕了。飞回得远远的，思绪飘荡，飞回到远远的，另一样的风光，另一样的时刻催他入眠，迅速滚动的车轮节奏拽他进入梦境。他当时心灵破碎地前往墨西哥，最初的几个月，最初可怕的几周，在他接到她消息之前他满脑子里堆积起来的数字和设计，骑马进入乡村和野外考察，进行无休止的必须得出结果的谈判和审查，除此别无其他。从清晨到深夜，他把自己关在企业的一间机房里，敲打数字、讲话、书写、工作不停，只是为了听到内心的声音在绝望地呼喊一个名字，她的名字。他用劳作来麻醉自己，像用酒精或毒品一样，这只是为了去压抑那种超强的情感。但每到他十分疲倦的傍晚，他就坐了下来，一页接着一页，一小时接着一小时，把白天所做的一切都描述下来，每次邮班他都按事先约好的地址寄出一大堆用颤抖的手写下的纸张，这样远方的爱人就能如在家一样详细地来参与他每时每刻的生活；他就能越过遥远的大海、群山和地平线感受到她那关怀他每天工作的温柔目光。他感谢从她那里收到的信函，端正的字体和平静的话语，可猜想得到的激情，用的却是一种得体的形式：她认真地讲述日常的生活，没有任何抱怨；他仿佛感觉到一双蓝色的坚定的眼睛在笔直地望着他，只是眼睛里缺少那种含有些宠爱的微笑，缺少使他的沉重感得到释放的微笑。这些书信变成了他记忆的饮料和饭菜。他怀着激情地带着它们进行穿越草原和群山的旅行，让人把自己的手袋缝进马鞍里，使之得到保护，不受突如其来的风雨侵蚀，不受他在野外考察不得不蹚过河流时遭到河水的损害。他经常读这些书信，都能逐字逐句背诵下来，由于一再地打开翻阅，折叠处都已变得透明，个别字句因亲吻和泪水变得模糊不清。有时，当他只身独处，无人在旁时，他就把书信拿出来，用她的语气逐字逐句地念出来，这样远方的爱人就被魔法招到身边。有时，当他忘掉了一个字、一句话、一个结尾时，他深夜突然间站了起来，立刻点灯，以便重新从她书信的笔锋中去臆想她的手的形状，从手开始到肩部、背部、头部和跨过陆地和海洋而出现的整体。他就像原始森林中的一个伐木者，以古代北欧神话中勇士的愤怒和蛮力闯进横立在他面前的时间森林，它是野蛮的和不可跨越的，且又是有威胁性的。他变得急不可待想看到她，千百万次想到返乡的情景，启程的时刻，那是又一次的拥抱。在仓促搭起的供工人大军居住的铁皮顶木屋里，他在粗糙的木床上方挂上了一份日历，他每天晚上就在上面涂掉一天，经常不耐烦地在中午就把还在工作的当天涂掉，他在一张列成黑红顺序表上，数了又数那些越来越少，可他还得忍受的数字。420、419、418，直到他返归的那一天。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从基督诞生开始，而总是只从一个固定的时刻直到他返乡的时刻。当时间段逢五逢十，比如到400、350或者300时，或者是她的生日、她的命名日，或者某些私密性的节庆日，如他第一次看到她，或者她第一次向她透露出她的情感，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总是使那些莫名其妙、疑问重重的人感到当天是一种节庆。他赠给那些脏兮兮的混血孩子金钱，给那些工人烧酒，他们兴高采烈、狂奔乱跳，像小马驹一样。他穿上他星期天的服装，让人拿上酒和精致的罐头。随后竖起一面高高的旗杆，旗帜猎猎飘动，欢乐的火焰升腾飙起；邻人和助手纷至沓来，面呈惊奇，问他是在庆祝什么圣人还是有什么奇怪的缘由，他总是微笑地说道：“这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与我一起欢乐吧！”一个星期这样过去了，一个月这样过去了，疲劳奔命的一年过去了，又过了半年，到规定返乡的时刻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七个星期了。他早就急不可待地计划了船期，并且令邮轮售票员惊奇的是，他在百日前就交费预订了“阿肯色”号邮轮的舱位。可那灾难性的一天来临了，这一天它不仅无情地撕掉了他的日历，还残酷无情地粉碎了成百万人的命运和思想。真是灾难的一天，一大清早测量专家带着两个领班，后面跟着一群本地仆人，骑着马和驴从平原上山，去考察一个估计有菱镁矿的新钻探地点；两天了，那些混血工人在无情太阳的垂直照射下，在赤裸石头受太阳直照反射的灼热又一次跳到他们身上，他们锤击、挖掘、捣碎和检验。但他像一个疯人一样，催逼他们，他本可以到百步远刚挖出的水坑去滋润他那干渴的舌头。他要急于返回邮局，取她来的书信，去读她写的文字。到第三天，还没有达到深度、试验还没有完成时，激情驱使他前往他们的大使馆，他狂热地渴望她的话语。他决定自己夜里独自一人返回，去取那些书信，它们昨天就应当到了。他冷静地让其他人返回帐篷，自己骑马，只由一个仆人陪伴，整个夜里，穿越危险昏黑的林边小径，直奔火车站。清晨时，他们终于进入一个小场所，马匹浑身冒着热气，而两个人穿越山崖的寒冷地区时冻得瑟瑟发抖。面前异乎寻常的景象令他们惊愕，一两个白人移民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去火车站那里围观。当地人和印第安混血儿围拢在那里形成一个旋涡，他们叫喊，他们发问，他们发呆。他俩费了好大力气挤过激动的人群，在那里他们从官方得到难以想象的消息。从大洋彼岸发来了电报，欧洲在进行战争，德国和法国作战，奥地利同俄国作战。他不愿意相信，于是反身上马，愤怒地用马刺狠狠地刺向它的软肋。受惊的马一声长嘶，抬起前蹄，直朝政府大楼驰去，他到那儿是为了再一次确认他听到的这令人沮丧的消息。消息准确，而更精确的是，英国同样宣布开战，已对德国人封锁了海洋。在一个大陆与另一个大陆之间的铁幕无限期地径直落了下来。

最初的愤怒使他把紧握的拳头击向桌面，但这毫无用处，好像他是在击打见不到的东西一样，成百万无权无势的人现在怒对命运的锁链，也是如此。他立即考虑各种可能性：用各种狡诈的、暴力的方式同命运一搏，但是偶然在场与他友好的英国领事向他提出谨慎的警告，从现在起他的每一步都受到监视。只有唯一的希望在安慰他：不久受到另外一些以百万计人的蒙骗，认为这样一场疯狂不能持续多长，在几个星期之内，在几个月之内，那些肆无忌惮的外交家和将军搞的这场愚蠢的恶作剧，就必然会结束的。不久，一种另外的因素，一种繁盛的、强力的、有着一种令人麻醉力量的因素给予这种劣质烧酒以希望，这就是工作。通过穿越瑞典海底电缆他收到他的企业交给他的任务，为了预防企业转交第三方暂时保管，它要独立经营，作为一家墨西哥公司由几个代理人来掌管。这要求管理者有超强的能力，战争也是需要矿的呀。这种出色的企业主，从矿井采掘铁矿石，开采必须加快，企业必须壮大。他绷紧全副力量，压制每一种保留下来的思想。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怀着宗教狂热般的坚忍，这样晚间就被数字的石弩击倒，疲倦得连梦都做不成，毫无知觉地倒在床上。

但是，当他认为自己的感情仍无变化时，这种激情的张力在他内心慢慢松弛下来。人的本性实质上并不唯一地靠记忆生活下去，像植物和任何一种生物都需要土地的营养和天空滤过的阳光，这样它们的颜色才不会变得苍白，它们的花萼才不会枯萎；如此一样，甚至是梦，尽管它表面看起来是非尘世的，但它使感官得到某些滋补和一种温柔的和形象化的促进，否则它的血液会凝结成块，它们的光亮会变得暗淡。他的激情也是如此，数个星期，数个月，最后一年，随后又是一年，从她那里再也得不到任何消息、任何书信、任何音信。她的形象开始慢慢地变得模糊了。在工作中燃烧的每一天，都会在记忆上撒上一些灰烬，灰烬下面的回忆还透过红色的火焰发光、发亮，可最终这灰色的薄层越来越厚。他有时还把那些书信拿出来，但墨汁已变得苍白了，字句已不再叩击他的心扉了，有一次他在观看她的照片时猛地一惊，因为他记不起她眼睛的颜色了。他越来越少拿出那些他此前视作十分珍贵、使人振奋的物件了，他不知道，他业已对她永远无声的存在、对同一个永远没有回答的影子的说话感到了厌倦。除此，迅速壮大的企业带来了一大批人和伙伴，他寻求朋友、寻求女人。在战争的第三个年头，他在一次前往维拉克鲁茨旅行期间进入一个德国大商人之家。在那里他认识了此人的女儿，文静、金发，家庭主妇的类型。在一个充满仇恨、战争和疯狂的堕落世界里，老是孤身独处令他感到十分恐惧。他迅速做出决定，与这个女孩结婚。随之生了一个孩子，随之又生了第二个，在他爱情的被遗忘的坟墓上盛开出鲜活艳丽的花朵：圆圈已经围成，外面是喧闹的活动，里面是家庭的宁静，从前他是什么人，此后四年或五年他对此已一无所知了。

突然间这一天到了，这是人声鼎沸、钟声齐鸣的一天，电话线在颤抖，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同时响起了叫喊声，当地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毫无顾忌地在所有的窗户里高喊乌拉，庆祝他的祖国的覆灭。在这一天，恰恰在灾难中重新唤起了对可爱祖国的回忆，也唤起了他心中的那个形象。她强力地进入他的感情，她在这些困苦和匮乏的岁月里是怎么度过的，这里的报纸以幸灾乐祸的语调和无所顾忌的连篇累牍报道战后他的故国陷入的悲惨处境。她的家、他的家是否幸运地从暴乱和抢掠中保存下来？她的丈夫、她的儿子还活着吗？在深夜他从沉入梦中的妻子身边站立起来，点上灯，用了五个小时，直到清晨，写了一封他一直不想结束的长信，他像自说自话地向她讲述了他这五年的全部生活。两个月后，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写的那封信，可他得到了答复。他犹豫不决地把这个大型信封拿到手中掂了掂。十分熟悉的字体会使他触景生情，他不敢立即启开封口，仿佛它是潘多拉盒子，它里面封闭的是一种禁物似的。他就这样把它放在他的内衣口袋里，有两天之久。有时他感觉到他的心在激烈地抗拒。信终于拆了，它虽然缺少那种急迫的亲切感，但并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客套话。他确切地在她平静的笔体中呼吸到那种温柔之情，这是他曾经幸运地从她那里得到过的温情。她的丈夫已经故去，战争一开始就去世了，她几乎不敢对此抱怨，因为这样他就可以避免看到他经营的企业被毁掉、他们的城市被占领，过早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民遭受着苦难。她本人和她的儿子健康。她很高兴得悉他诸事顺利，远比她本人知道的消息要好得多。她用清晰和诚实的语言祝贺他结婚。听到她说的这些，他不由自主地心生疑虑。但是在她明确无误的口吻中没有什么隐藏起来的狡黠的话外音。一切都说得纯净，没有任何炫耀夸张或多愁善感的言辞，往昔的一切都已在持续的关怀中化解了，激情净化成一种水晶般的友谊。他从没有怀疑过她高贵的心灵，但是这种纯洁的、坚定的方式感人至深（他认为突然又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在善的反射中看到的是严肃但却是含着笑意的。一种感谢的冲动涌上心际，他立即坐了下来，给她写了一封详尽的长信，中断好久相互报告彼此生活的习惯又默契地恢复了，这表明一个世界的覆灭并不能就摧毁一切。

怀着深深的感激他接受了他明朗的生活方式，他的擢升已经成功，企业一片繁荣，家中孩子们从柔弱的花朵逐渐长成为会说话的、目光和善的玩具，晩间令他心旷神怡。被往昔，被他青年时代的火焰痛苦地吞噬了的日日夜夜，终于亮起了一盏明灯，这是一种平静的和善的友谊灯光，没有索取，没有危险。两年后他受在德国的一家美国公司的委托就一项化学专利前往柏林进行谈判——当时与一度是他的情人现已变成女友面对面相互问候时，怀的就仅是这样一种不言而喻的心态。他一抵达柏林，第一件事就是在饭店要求接通法兰克福的电话，电话号码在这九年间没有变，他觉得这是一种象征。一切都没有变，他在想这是好的兆头。这时桌子上电话机铃声放肆地响了起来；多年之后又听到她的声音，它越过原野、土地、房舍和火炉，被他的声音招来，远涉岁月、海水和陆地来到近旁，预感及此他颤抖起来。当他还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时，突然间她令人惊奇的喊叫声——“路德维希，是你吗”冲到他的耳畔，这声音它先是进入谛听者的器官，随后跳入突然充满血液的心室，骤然间有什么东西把他拽入火中：他继续说话，可十分费劲，轻轻的听筒在他的手上颤颤巍巍。显露出她的惊喜的这种明朗和令人愕然的声音，这种欢快的有声冲击，必然触动了他生命中隐藏起来的某根神经，因为他感到血已冲上他的额头在嗡嗡作响，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听懂她的话。犹如有人在对他耳语，他本人既不知道也没有这样想，他就答应了他本来就不想说出来的话：他答应他后天到法兰克福。他再也没法平静了；他火急火燎地办妥他的业务，乘车四下奔走用双倍的速度去完成那些谈判。当他次日清晨醒来去追寻夜里所梦时，他知道了，多年以来，四年以来，他又第一次梦到她了。

两天之后，此前他已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在一个寒冷之夜的翌日清晨他走到她的家门，猛然间他注意到他自己的双脚：这不是我的脚步，不是我在那边的脚步，不是我坚定、笔直和沉稳的脚步。我为什么走起路来又像从前那个二十三岁的人那样羞赧、胆怯，羞愧地又一次用颤抖的手指掸掉他那身褪色上装的灰尘，在按动门铃之前戴上新的手套？为什么我的心突然跳动起来，我为什么拘谨胆怯？那个时候神秘的预感在窥视这扇铜门后面的命运，要抓住我，是温柔的或者是凶狠的。但今天，我为什么弓腰弯背？为什么这种强烈的不安又一次毁掉了我的坚定和稳重？他努力地去忆起他自己，在他的内心中呼唤起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家、他的公司、陌生的国家，可毫无用处。这一切朦胧迷离，像被魔鬼般的雾霾席卷而去似的。他觉得自己孤苦伶仃，在她跟前，又一直像一个乞儿，像一个笨拙的孩子。他把手放到铜质门把手上，手在发抖，在发烧。

但当他一踏入房门时，这种陌生感就消失了，因为已变得瘦削和干瘪的老仆人，眼睛里几乎饱含泪水。“博士先生……”他抑制住哽咽，结结巴巴地说道。奥德赛(1)，他必定与他一道在想，家中的狗认识你，可女主人会认出你吗？但门帷推向两边，她迎向他，伸出双手。在双手握在一起的一瞬间，他们相互凝视。随之是短暂和魔法般的间歇，这时刻是充满了比较、观察、试探、火热的思考、含有羞愧的喜悦和又是隐藏在目光中的幸福。此后疑问消融于微笑，亲切的问候显现于目光。是的，她容貌依旧，自然稍显老些，头发依旧两边分开，左边部分的银色丝绺弯曲垂下；语调依旧平静，银色的亮光使她温柔亲切的面庞显得尤为庄重，他感觉到多年的干渴，多么想把这声音一饮而尽，它柔和，因柔软的方言显得非常亲切，她欢迎他道：“你来了，这太好了。”

这声音纯正和自由，像是在敲动一个音叉，她说话的声调和停顿，问询和叙说就是左右手在弹奏，声音清澈，相互融合。所有积聚起来的不安和拘谨从她在场的第一句话起就一扫而光。她在讲，他就紧跟她的每一个思路。有一次，她在考虑时沉默无语，陷入深思，垂下的眼帘使眼睛变得模糊，霎时一个问题像一道阴影那样迅捷地掠过他的思绪：“这不就是我吻过的嘴唇吗？”有一会儿她被喊去接电话，留下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过去一切毫无顾忌地从四面八方朝他涌来。当她在场的时候，这种模糊的声音便被压抑下来，但现在每一把扶手椅、每一幅图画，都轻启嘴唇，它们都纷纷向他述说，是听不清的耳语，但他却明白无误。我在这幢房子里生活过，他在想，我一定是留下了什么，还是那些年代留下的东西，我还没有完全生活在大洋彼岸，还没完全生活在我的世界。她又回到房间，表情欢快，那些事物又都规避起来。“路德维希，你留下吃午饭。”她表情欢快地说道。他留下来，整天都留在她身边，在交谈期间他们的目光共同回到过去的年代，自从他在这儿谈起往昔的岁月，他才觉得她现在才是真实的。当他终于不得不告辞时，他吻了母亲般温柔的手，门在身后关了起来，他觉得他从来没有离开似的。

但夜里，他孤独一人躺在陌生的饭店床铺上，他身边只有钟表的嘀嗒声，在他的胸中心在急遽地跳动，平静的感情消失了。他无法入睡，起身打开灯，随之又关上灯。他毫无睡意继续躺在那里。他总是想到她的嘴唇，他觉得它是另一个样子，与她柔声细语、情真意切时不同。他突然间明白了，他们之间心定神闲的交谈是谎言，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一种没有解决和解决不了的问题，所有的友谊只是一副人工制成的面具，罩在一张神经质的、慌张的、因不安和激情而变得惶惑的脸上。多么漫长，在不计其数的黑夜里，在大洋彼岸营火旁他的茅舍里，多少岁月，多少个白昼，他想象中的这次再度会面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冲向对方，热烈的拥抱，最后的献出，脱掉的衣服；不是这种样式的友好，不是这种客客气气的闲聊和这种老老实实的询问。他对自己说，他是一个男演员，他面对的是一个女演员，但他们彼此并没有相骗。她昨夜肯定睡得跟我同样少。

当他次日清晨去她那里时，她的神情不是那么镇定，显得慌张，规避的目光立即垂了下来，因为她的第一句话就惶惑混乱，随后她也再找不到谈话的无拘无束的平衡感了。语调时高时低，有时停顿，有时紧张，这是用巨大压力才克制住的紧张。隔在他们中间有某种东西，问题和回答被它撞得粉碎，无影无踪，犹如蝙蝠撞到墙上一样。两个人都感觉到他们不是各说各话，就是闪烁其词。到最后这种小心谨慎的兜圈子话令人昏昏沉沉，疲惫不堪。他及时地觉察到了这点，当她再次邀请他吃中饭时，他借口城中有一要紧的会谈而谢绝了。

她对此真的感到十分遗憾，现在从她的声音里重新敢于流露亲切并显得羞怯的温情了，但是她不敢认真地挽留他。在她陪他走出房间的当儿，他们都神经质般地彼此相望了一眼。神经中的某处有什么东西在沙沙作响，谈话重新模模糊糊，他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一句话到另一句话都是言不及义。他们感到压力在增大，呼吸短促。当她披上大衣站在门旁时，气氛变得轻松了。但突然间他果断地又转过身来。“在我离开之前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请说，我很高兴！”她莞尔一笑，又显出喜悦之光，满足他的一个愿望。

“这也许是愚蠢的，”他说时目光显得游移，“但你肯定可以理解，我很想再次看看我的房间，我住过两年的那个房间。我还一直待在下面招待外来人的客厅。你看，如果我现在返回家中，我根本就没有回过家的感觉。人岁数大了，总是喜欢寻找他的年轻时代，并对他那些细枝末节的回忆有着一种愚蠢的乐趣。”

“路德维希，你变老了？”她回答说，语气几乎有些自负，“你太自以为是了！你最好看看我，这儿头发里的银丝。跟我相比你还像个孩子，你就谈什么老了。说这话我倒是有点小小的特权呢！我这忘性太大了，没有立即领你进你的房间，你的房间还一直是老样子，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变化，在那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变。”

“我希望你也没有变。”他试图开个玩笑，但是因为她在凝视他，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变得温柔和热情。她面泛微红：“人变老了，但人还是那个人。”

他们上楼，进了他的房间。在一踏入房间时就发生了一件难堪的小事：她明显地后退一步，以便让他先行，由于双方同时的谦让动作，他们的肩部在门框处倏地就碰在一起。俩人都怔然地不由自主地各自避让。但是这种瞬间的身体与身体的接触就已足够使他们感到尴尬。她一言不发，一反常态。那种令人瘫痪的拘谨，在寂静空空的房间里让人感觉尤为强烈。她神经质地疾步走到窗前，把窗帷高高拉起，更多的光照在蜷缩在黑暗里的物件上。就在突然射进刺目亮光的当儿，好像所有的一切一下子就得到视力似的，并且不安和惊恐地活动起来。它们都庄重地走上前来，急忙地诉说一种回忆。这儿是衣柜，她一直体贴地亲手为他整理得井然有序，这儿是靠墙的书橱柜，他的一些倏地而来的愿望总是得到满足，这儿——说得轻狂些——是床，他做的不计其数关于她的绮梦都被他埋葬在被子下面，那儿墙角旁是那个长形沙发，一看到它，他的思想便灼热难当，当时她就是在它上面挣脱开他的；随处都使他感受到，由她的这些标记、这些信息，由她，就是现在在他的身边侧身而立，呼吸匀称，极为陌生，目光不可捉摸的同一个人所点燃起炽热的灼人的激情。这种长年来留存在这个空房间的缄默，厚重且裹得严严的，现在由于两个人的在场而惊悚地大力鼓胀起来，就如同空气压力冲向肺部和受到压抑的心脏一样。现在必须说点什么，必须冲破这种缄默，这样才不会感到郁闷。两个人都感到了。她这样做了，突然间转过身来。

“一切如从前一样，不是吗？”她开始说道，显示出坚定的意志力，有些冷漠淡定，但她的声音如沙哑般有些发颤。但他却没有接住话头，而是咬紧了牙关。

“是的，一切都是老样子，”透过牙齿他陡然产生愤懑，尖酸地冲了一句，“一切都如从前，只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

一种伤痛，这个词他朝她说了出来。她惊讶地转过身来。

“路德维希，你什么意思？”但是她没有找到他的目光。他的目光现在没有望向她，而是默默地，同时也是火热地盯住她的嘴唇，这个多年来没有接触过的地方，但她的嘴唇与他的嘴唇却一度灼热地吻过的，这嘴唇他感觉湿润，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实。她羞怯地懂得了他凝视中的情欲，一片红晕泛上她的脸庞，她神秘地显得年轻起来，这使他觉得她像当时在这个房间告别之际一样。她又一次试图摆脱开这种饥渴的、危险的目光，有意地假装不懂，想移开话题。

“路德维希，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重复了一句，但语气更像是乞求，而不是解释，是对一个问题寻求答复。

这时他做了个果敢坚决的动作，现在他的目光充满男性的力量，紧盯住她的目光：“你不想懂得我，但是我知道，你是懂得我的。你记得这个房间，你也记得你在这个房间对我的许诺……当我返归时……”

她的双肩在发抖，她再次试图转移话题：“路德维希，不要说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要提了。哪儿有时间啊？”

“时间在我们心里，”他果断地回答说，“在我们的意愿里。我等了九年，我咬紧牙关。但我没有忘记。我问你，你还记得吗？”

“记得，”她平静地注视他，“我也什么都没有忘记。”

“那你是要……”——他必须屏住呼吸，以便重新找到说话的力量，“你愿意履行诺言？”

她面上又泛起一片红晕，直漾入发际。她亲切地走到他面前说：“路德维希，你要想想！你说你什么都没有忘记。但是你不要忘记，我几乎是一个老女人了，满头灰发，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再没有什么可给予的了。我恳请你，让它成为过去吧。”

但是像是有一种快乐攫住他似的，现在他变得强硬了、坚决了。“你在躲避我。”他在逼迫她，“但是我等得太久了，我问你，你还记得你许下的诺言吗？”

她每句话的语气都变得游移不定：“为什么你问我？现在我告诉你，那是没有意义的，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但是如果你要求的话，那我这样回答你，我从没有拒绝你什么，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一直就属于你。”

他凝视着她，即使是在迷惘时，她依然是那么端庄，那么真实，那么清澈，不怯懦，不逃避，永远是同一个人，是情人，在每一个瞬间都能惊奇地把持住自己，同时不逾越，不张扬。他不由自主地朝她走去，但她一看到他的行动的逼迫性，便乞求般地表示拒绝。

“路德维希，我们现在走吧，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下楼。已经中午了，女仆随时都会来这里找我，我们不可长时间在这里停留。”

他的意愿不容反抗地屈服于她的本性显示出的力量，完全正如那个时候一样，他无语地听从了。她下楼进入客厅，穿过走廊直到大门，相互没有试图说一句话，彼此没有相望一眼。走到门旁他突然转过身来，朝向她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跟你说，请原谅我。我要给你写信。”

她面泛微笑表示感谢：“好的，写信给我，这样更好些。”

他一回到饭店的房间，立即坐在桌前，给她写了一封长信，一句话接一句话，一页纸接一页纸，他身不由己，一再地被突然激发起来的情欲所左右。这是他在德国的最后一天，多少月，多少年，他也许永远不会再来。他不愿意，他不能带着冷漠交谈时的那些谎言，不情愿的交往时表现出的虚伪，离开她一走了之；他要，他必须再次说出来，单独地，远离开那幢住宅，远离开恐惧和回忆，还有那个被监视和处处受碍的空间所散发出的霉味。于是他向她提出建议，陪他乘晚车前往海德堡。十年前有一次他们两人曾在那里做过短暂停留，他们彼此还陌生，但已有了更进一步接近的预感；但今天应该是告别，是最后的，是最深沉的告别，是他还依然渴求的告别。他还要求她给予他这一个傍晚，这一夜。他匆忙封上信，叫一个信差把信送到她的家里。一刻钟之后信差返回，双手递上一个加了黄色封印的小信封。他撕开了信封，手在发抖，里面只有一张纸笺，用她坚决果断的字体，虽然显得急促但却有力地写了一两句话：“你要求的是件蠢事，但我永远不能，永远不会拒绝你的要求，我会去的。”

列车的速度慢了下来，一个灯光辉映的火车站，火车缓缓前行。梦幻者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抬起，寻找地张望，想再次温情地认出他梦中的形象，她此时正面向他，偃卧在半明半暗之中。是的，是她。这永远忠实的人，娴静的爱人，她来了，与他一起，奔他而来——他永远一再地清晰地拥抱她的存在。当她还在远处时就觉察到他逡巡的目光，那种畏畏缩缩的爱抚接触，她现在立起身来朝窗外望去，外面飘浮不定的田野一片湿润，像闪光的流水一晃而过。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她自言自语。

“是啊，”他深深地喘了口气，“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自己不知道，他说的这句不耐烦的抱怨话指的是这次火车的行程还是这么多年来才等到这个时刻，他的情感在迷惘和梦境中游移不定。他只是感觉到，下面嘎嘎响的车轮在滚动，朝向某个地方驶去，驶向一个瞬间，而他昏昏沉沉无法辨清。不，不想这些，只是任由着一种模糊的力量随意支配，迎向某种充满神秘的东西，不管不顾，四肢松弛，听之任之。当一种无尽的渴望骤然间靠近那颗被堵塞的心时，就出现了一种形式的新娘期待、甜蜜和爱欲，但是那种愿望满足前的恐惧，那种神秘的战栗也混杂地交融在一起了。不，现在什么都不考虑、什么都不要强求、什么都不要渴望，就只要这样停留下来，被梦幻般拽进混沌，被陌生的潮水所载，自己不要触动，但自己去感受，自己去追求，自己没有到达，完全被卷入命运之中，被安排返归自我。就这样停下来，还有数小时之久，在这持续的晚霞中，一个永恒的长久，被梦所包围；可思想已在告知自己，犹如一种轻微的忧愁，这一切不久就要结束。

但山谷里电灯像萤火虫一样，这儿那儿，此处彼处——永在闪着亮火，路灯笔直地分列两旁，铁轨嘎嘎响动，一个苍白的拱顶透过明亮的雾霭从黑暗中凸显而出。

“海德堡到了。”那三位先生中的一位站了起来对另两位说。三个人打点好他们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为了早些下车匆忙地走出车厢。被制动的车轮咔咔作响，驶入火车站的停车路轨。一阵强烈的抖动，随后速度慢了下来，但车轮又一次嘎嘎响动，像一只被折磨的野兽。他们两人单独坐在那里相互凝视，就像被这骤然而至的现实惊呆了一样。

“我们已经到了？”这话听起来有种不由自主的恐惧感。

“是呀，”他回答并站了起来，“我能帮你吗？”她表示拒绝，并急促先行。但在车门的踏板上她又一次停下来，双脚如踏入冰水一样，犹豫片刻才走出车门。但随后她振作起来，他默默地跟了上去。两个人在站台上，并排而立，感到无助、陌生、难堪；他手上的小手提箱来回晃动，显得沉重。这时在他们身旁的一列喘着粗气的火车又尖厉地喷出了蒸汽。她一阵惊栗，面色苍白，双眼迷茫惊恐不定地看着他。

“你怎么啦？”他问道。

“很遗憾，这么美。行程就这么结束了。我愿意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走下去。”他沉默不语。他在这一瞬间也同样这样想。但这已过去了，现在必须发生点什么。

“我们不走吗？”

“是啊，是啊，我们走。”她含混不清地说道。他们两个人仍并肩站着不动，好像他们心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似的。随后（他忘记了挽着她的胳膊）他们才迟疑不决和迷惘不定地走向出口。

他俩走出火车站，但刚一迈出大门，一种如狂风暴雨般的声浪扑面而来，鼓声喧天，口哨声尖厉，狂暴的声的喧嚣。这是一次由军人联合会和大学生举行的爱国游行。活动的人墙，四列纵队，旗帜飞扬，变成了军人的男人以检阅的步伐按着一个节奏行进，像一个人一样，背部僵硬地向后挺直，威武有力，嘴部大张，引吭高唱，一个声音，一个步调，一个节奏。头几排是将军们，头发斑白，胸挂勋章，两侧护送的是青年人队伍，他们迈着田径运动员的僵硬脚步，笔直挺举着大旗：有骷髅旗、有卐字旗、有古老的国旗，它们在风中猎猎飘动，他们挺胸、抬额，好像去与敌人进行一场战斗似的。像被一只打着节拍的拳头所指挥一样，群众迈着正步，几何般地准确，井然有序地前进，圆规般地精确保持距离，步调一致，肃然矜持，绷紧神经，目光咄咄逼人。每当一个新的序列——退伍军人、年轻人、大学生——走过高高检阅台时，那儿的一个敲动装置便在一个看不见的砧上有节奏地把钢敲得粉碎，这当儿人群的脑袋便威风凛凛地猛地一甩：脖子齐向左转，一种意志，一个动作，如在一个检阅平民队伍的面容冷峻的首脑面前，像被绳子扯动的旗帜那样整齐划一。没长胡须的、刚长出绒毛的或者满睑皱纹的，工人、大学生、士兵或者儿童，所有人在这一秒钟里都是同一张面孔，都露出僵硬的果断的和坚定的目光，都抬起骄横的前额和故作手握刀剑的姿态。从一排到一排永远是噼里啪啦的鼓点声，单调乏味，让人尤感专横。他们挺直脊背，双眼冷酷。在和平的广场上隐而不见地建立起来的战争和仇恨的锻造厂，上面是飘浮着淡淡白云的天空。

“疯了，”这个受惊者喃喃自语，他感到眩晕，“疯了！他们要干什么啊？还再来一次！还再来一次？”

还再来一次这样的战争，它刚刚毁了他的全部生活。他感到一种陌生的惊恐，望向这些年轻的面孔，呆呆地望向这群变成黑色的民众，他们四人一列，有如从狭窄的巷子里滚动出来，从一个黑暗匣子里播放出来的电影一样。你接触的每一张脸因强烈的愤怒而变得同样的僵硬，这是一种威胁，这是一种武器。为什么这种剑拔弩张的威胁发生在一个温和的七月傍晚，为什么发生在一座梦想和平的城市？

“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这个问题还一直哽塞在他的喉咙里。他适才还感到这个世界像玻璃般地发亮、声音悦耳，充满了温情和爱，在一支和善信任的旋律里流连，可现在突然间这些铁石心肠的人却把这一切践踏在脚下，军人装束，成千上万的姿态，可都在喊出同一个声音，露出同样的目光：仇恨，仇恨，仇恨。

他不由自主地抓住她的胳膊，感到某种温暖、爱情、激情、友善、同情，一种柔和的慰藉，但鼓声却把他内心的平静撕裂，现在所有成千上万的声音汇成一支含混不清、咄咄逼人的战争歌曲，大地因节奏整齐的脚步而震颤，空气因庞大人群的突然喊出的“乌拉”声而爆裂。他感到，他内心中某种温和明朗的东西被现实中这种暴力的、威胁的轰鸣声所粉碎。

他身旁的一种轻微的触动令他一惊，她用戴有手套的手轻柔地提醒他，手不要这样粗野地握成拳头。他转过死盯不放的目光，她在望着他，一言不发，面露乞求的表情；他只感觉到胳膊被轻轻地急迫地拽了一下。

“好的，我们走。”他振作起来，喃喃说道。他耸了耸肩膀，好像是去抗拒这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他们费尽力气去穿过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人群，这些人像他一样默默无言，着魔般地凝视着军团的持续不断的进军。他不知道他要挤向何处，只是想冲出这种喧嚣的骚乱，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广场，这里一个搅动起来的研钵以无情的节奏把他所有的温柔和梦幻都磨成碎末。只要离开，单独与她在一起，被昏暗所笼罩，被一个房顶所遮掩，去感受她的呼吸，十年来第一次不被监视，不受妨碍地去凝视她的眼睛，去品享这种两人独处；在他无数的梦中多次出现过的，而现在几乎被这种旋涡般的、在喊叫和脚步声中一再翻腾滚动的人的波浪席卷而去。他的目光神经质似的察看四周的房屋，它们都挂着旗帜，在它们中间有一些是悬挂着金字招牌的商家，有些是旅馆。他骤然间感到手中的小箱子轻轻地下垂，这是在提醒他，要找个地方休息，要找个家，就他们两个人！花钱买个安静，几个平方米！像是在回答他一样，从高处石头门面，一个闪着金色亮光的旅馆名字跳入他的眼帘，它的玻璃大门凸出迎向他们。他的脚步变得小了，他的呼吸变得轻了。他几乎惊愕地停了下来，不由自主地把他的胳膊从她的胳膊中脱离开来。“这是一家好旅馆，有人向我介绍过。”他的谎话说得结结巴巴，掩饰他神经质般的窘迫。

她惊得后退几步，血涌上她苍白的面孔，她的嘴唇在动，要说点什么——也许又和十年前的一样，惶恐地说出：“不是现在！不是这里！”

但她看到他的目光在望向自己，显得畏葸、窘迫和神经质。随后她垂下头，一言不发表示默许，跟着他，迈着小步胆怯地步入旅馆大门。

在旅馆的接待角后边，门房头戴一顶彩色帽子，傲慢得像一个负责启航的船长，心情甚佳，站在稍远处一个有隔板的小间后面。他没有迎向迟疑不决的来客，只是用一瞥匆忙而轻蔑的目光向小旅行箱扫了一眼，迅速地进行估量。他在等待，客人必定要走到他跟前，他就突然又显得忙碌起来，翻开那本大型的登录簿。直到来客已经完全站在他跟前时，他才抬起冷冰冰的目光，板起面孔问道：“先生预定了房间？”几乎是负疚式的否定，他随之又翻阅登录簿，算作是回应。“恐怕是没有房间了。我们今天是旗帜节，但——”他宽宏地补充了一句，“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这个穿戴有标志的下士，真想给他一记耳光，受到屈辱的路德维希发狠地在想。十年了，他第一次感到在这儿又像是个乞丐，是个乞求别人恩惠的人，是个冒失鬼。但这期间那个傲慢的家伙结束了烦琐的审查。“27号房间刚腾空出来，一个双人床的房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定下来。”他除了憋火地说了句“好的”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他焦急地用手接过递上来的钥匙，已感到不耐烦了，赶快离开这个人。可这当儿从背后又一次响起了一本正经的声音：“请登记。”给他递上一张长方形的纸，上面有十或十二项他必须填上的表格内容：职业、姓名、年龄、出身、住地和原籍，都是官方对活人提出的要项。这种令人反感的事情很快就填写完毕，只是在填写她的名字时他没有如实，写上了他们是夫妻关系（这是他从前梦寐以求的）。这瞬间他手中那支轻轻的笔拙笨地颤抖起来。“这儿还要填上住多长时间。”那个冷冰冰的人指责说，他拿起表格进行审查，用肥胖的手指着还空着的栏目。“一天”，路德维希愤怒地用笔填上了，他激动地感到额头湿漉漉的，不得不把帽子摘下，这股陌生的空气使他心烦意乱。

“二层左边。”当这个精疲力竭者现在要转向一侧时，一个勤快客气的侍者敏捷地跑了过来解释说。但他只在找她：在整个登记时间她一动不动地站在一张海报前面，这是一张一个没有名气的女歌唱家演唱“舒伯特”的晚会的招贴画。在她一动不动伫立的期间里，一阵颤抖的波浪透过她的双肩，像风掠过一片草地一样。他注意到了，他感到羞愧，她用了巨大的控制力才控制住的激动，我为什么要把她从她的平静中拽出来，拽到这里。他是在违背她的意愿？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他轻轻地催逼说：“走吧。”她离开了那张陌生的海报，并没有把脸转向他，迈着沉重的脚步缓慢费力地向楼梯走去……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他不由自主地在想。

他这样想也只是在刹那之间，看到她一手扶着楼梯的扶手，费力地登上几个台阶时，那种丑恶的想法便戛然而止。但是某种令人痛苦的东西却取而代之，停留在刚被强力排除的情感的位置上。

终于他们来到了二层楼的过道：这静寂的两分钟是一种永恒。一扇门敞了开来，这就是他们的房间。清洁工还在里面用抹布和扫把进行清理。“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完，”她告罪地说道，“房间刚腾出来，但是你们可以进来了，我带来换洗过的床具。”

他俩进入房间。在这个关闭的空间里，空气浊重、甜蜜，散发出橄榄香皂的味道和冷冷的烟味，好像房间的某个地方还有陌生人的痕迹留在那里。

在房子中间有一张双人床，上面凌乱不堪。够放肆的了，或者还留有体温，显然这是这个房间的用途和目的，这种明确的指向令他作呕。他身不由己地快步向窗户走去，把它打开，一股潮湿柔和的空气连同大街上升腾而起的嘈杂喧闹声一并涌了进来，从向后飘动的窗帷旁慢慢地吹了过去。他伫立在敞开的窗前，紧张地望向已隐在昏暗中的屋顶。这个房间多么可憎，待在这儿多么令人羞愧，多年来渴望的两人独处是多么失望，就这么突然地，就这么不知羞耻地两人裸体面对，这既非他所愿也非她所愿！呼了几口气，三次、四次，有五次之久——他在数；他朝外望去，他不敢首先说话；可这不行，这不能忍受，他逼自己转过身来。完全如他所预感的，如他所担心的一样，她身穿灰大衣站立在那里，石头般僵立，双肩下垂，像被砍断了似的。站在房间中间好似她不属于这里，只是由于强力的偶然，由于疏忽才落到这个令人厌恶的空间。她脱下手套，显然是想把它放下，手套空空地在她手上摇晃个不停。她已经转过身来，她的目光乞求地投向他。他懂得了。“我们要不，”这声音跌跌撞撞穿过紧缩的空气，“我们要不再到外边走走……这儿太气闷了。”

“好的……好……”像得到解放似的，她的话脱口而出，恐惧不复存在了。她的手握住了大门把手，他慢慢地跟着她并观察着她，她的双肩在颤抖，像一只逃脱掉死亡利爪的动物的肩膀一样。

大街热烘烘的，人流如潮，节日游行的尾流还在狂躁不安地运动。他俩于是踅入安静得多的街巷，进入那条林荫路，这是十年前他带她在一个星期天出游时走的一条路。“你还记得吗，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不由自主地大声说道。她心中显然也怀着同样的回忆，轻声地回答说：“跟你在一起的没有什么会忘掉的。奥托与他同学在一起，他们飞跑到前面，我们差点把他们落到树林里了。我喊他，喊啊，让他回来，可是这非所愿，因为有种愿望在逼迫我，我要单独与你在一起，但那时候我们彼此还生分呢。”

“那今天呢？”他试图开个玩笑。但她停在那里默不作声。我真不该这样说，他感到沉闷，什么在逼使我老是去比较，此时和彼时。但为什么我今天找不到话对她说，这个“彼时”，往昔的岁月，总是横在中间。

他们沉默地走向高地。在他们下面，万家的黯淡灯光蜷缩成一团，从晦暝的山谷里蜿蜒流动的河流凸显出来，越来越明亮，这儿的树木窸窣作响，黑暗下垂，笼罩着他们。四周阒无一人，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有他们两人默默无言的身影，每当路灯斜照他们身上时，他面前的两人身影便融合为一，好似他们拥抱在一起，身影延长并旋即渴望地合在一起，身体拥着身体；合而为一，随即又分离开来，为了重新拥抱。这期间他俩并肩而行，面色苍白，呼吸浊重。他着迷地看着这奇妙的影戏，这种没有灵魂的形体，影子的身躯，它们相互之间逃避、捕捉和再度分离，可这确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反照；他怀着一种病态的好奇心，看着这种没有实体的形象间的逃避和纠缠，几乎忘记了他身边活生生的人，而只专注于这黑色的流动和逃避的影像。他什么都没有想清楚，可感觉到沉闷，这种羞羞答答的游戏毕竟是在提醒他什么，提醒他什么呢？那是在他内心古井般深处和不安地翻滚的回忆的木桶，它在不断和咄咄逼人地进行撞击。那只是什么呢？——他绷紧所有的感官，在这沉睡的森林里发生的这场影子运动在提醒他什么呢？一定是一些话，是一次经历，是所听到的，是感受到的，都被裹进到一个旋律里，一个深深的墓穴里，年复一年他都没有触动它。

刹那间豁然开朗，遗忘的黑暗在闪电雷鸣中裂成两半：那是一些话，是一首诗，是她有一次晚间在房间里给他朗诵的一首诗。一首诗，一首法文诗，他知道这些字像被一股热风所裹胁一样，它们一下子就到了她的嘴唇，十多年了，他没有听到她朗诵这首外国诗中被遗忘的诗行：

Dans le vieux parc solitaire et glacé

Deux Spectres cherchent le passé

这诗行刚一在记忆中清晰地涌现，随之就魔法般地快速呈现出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在昏暗的沙龙里灯光明亮，闪出金色的光华，她在一个晚上给他朗诵魏尔伦的诗。她被灯影遮住，他看到她当时是怎样坐在那里，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想去爱，又遥不可及。他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心在听到她那飞翔在诗行上的声音而激动得怦然跳个不停，这是飘扬在诗行波浪上的声音，它在诗里即使也只是在诗里也能听到“相思”和“爱情”的字眼，虽说是用外国语言，指的是外国人，但是听到这种声音，她的声音，让人心醉神迷。他怎么能忘呢，多年了，这首诗歌，这个晚上，这个晚上只有他们两人留在家里，为躲避两人独处的尴尬，避开危险的交谈，而进入书籍的广袤天地。在这里，文字和旋律有时能闪现出内心情感的意义重大的自白，犹如草丛中的萤光，难以捕捉之光，但它的不在依然感到愉悦。他怎么忘记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它怎么突然再次出现了，这首被遗忘的诗呢？他不由自主地说，他翻译出这两行诗。

在古老的花园里，冰冷多雪，

两个黑影在寻找往昔。

刚一念出来，他就已经懂得这诗了，钥匙在手中发光，从回忆的沉睡的矿井中涌出的联想，突然如此鲜明，如此清晰地被拽了出来：那是路上的影子，是触动和唤醒他们自己说过的话的影子，是的，但比这还多。他突然战栗地感觉到令他惊恐的认识的意义；这些话是有预言意义的话：难道这些影子不就是他们自己吗？他们在寻找它们的往昔，对一个彼时，提出苦闷的问题，可那个彼时不再是真实的，而是影子，影子。它要变成活生生的，可这不再可能，她不是，他也不再是同一个人，可却白费气力地去寻找，在无形无力的努力中相互逃避，相互坚持，这不就像他们脚前的这黑色的鬼魅吗？

他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她转过身来问道：“你怎么啦，路德维希？你在想什么？”

但他只摆了摆手：“没什么！没什么！”他只是去谛听内心的更深处，去谛听昔日，想知道这种声音，这种回忆的预言声音愿否再次与他交谈，并借助往昔向他揭示现在。

（高中甫　译）

(1)　奥德赛，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特洛伊战争后返回家，家中的一条老狗依然认出了他。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我弥留之际

书名页

版权页

死亡到来前，我们要如何更好地活着

“他们在苦熬”

人物表

献给

目录

达尔

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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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厄尔

达尔

科拉

杜威·德尔

塔尔

安斯

达尔

皮保迪

达尔

瓦达曼

杜威·德尔

瓦达曼

塔尔

达尔

卡什

瓦达曼

塔尔

达尔

卡什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安斯

达尔

安斯

萨姆森

杜威·德尔

塔尔

达尔

塔尔

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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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

达尔

卡什

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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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菲尔德

达尔

阿姆斯蒂

瓦达曼

莫斯利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卡什

皮保迪

麦高恩

瓦达曼

达尔

杜威·德尔

卡什

小王子（四师推荐精装版）

书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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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一点

译者写给小读者的话

献给里昂·沃斯

目录

小王子

圣埃克苏佩里小传

包法利夫人

书名页

版权页

序

译者序

主要人物

目录

【上卷】

1

2

3

4

5

6

7

8

9

【中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下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城堡（四师推荐版）

书名页

版权页

有一个地方，我们永远无法抵达

译者序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卡夫卡年谱

老人与海

书名页

版权页

序一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

序二　海明威和他的《老人与海》

序三　海明威和他的《永别了，武器》代前言

目录

老人与海

永别了，武器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寂静的春天（四师推荐精装版）

书名页

版权页

献给

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

致谢

目录

01　明天的寓言

02　忍受的义务

03　死神的特效药

04　地表水与地下水

05　土壤的王国

06　地球的绿幔

07　无谓的浩劫

08　寂静的春天

09　死亡之河

10　无人幸免的天灾

11　超越波吉亚家族的梦想

12　人类的代价

13　透过一扇窄窗

14　每四个中就有一个

15　大自然在反抗

16　雪崩前的隆隆声

17　另一条道路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书名页

序言

目录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看不见的收藏——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的一段插曲

被遗忘的梦

家庭女教师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通向往昔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