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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缺什么：优质的服务

首都机场的“中国脸”

“这里就像不是在地球上一样”

北京竟然成了我的工作地

最引以为豪的“日式服务”

一个日本快递公司的传奇

服务是一种哲学理念

第二章 日本缺什么：责任感

花很长时间决定一件事，好还是不好？

可怕的“日本病”

“从天而降”的日本天皇

“逃避责任”，会误国，也会误民

第三章 中国缺什么：协调一致的团结精神

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

中国人的“非正常关系”

面试遭遇到了“官二代”

中国老板们的“致命伤”

第四章 日本缺什么：年轻人的力量

老人唱起了“主角戏”

街头正消失的年轻能量

老人才有购买力

逝去的20年，失去的年轻人

灾难让日本变得更糟糕

韩国帅哥夺占上风

第五章 中国缺什么：细腻的技术

“若古代有诺贝尔奖，中国年年都会得”

中日的技术差距有多大？

优衣库的传奇

中国技术的明天在哪里？

第六章 日本缺什么：广阔的世界视野

棒球选手“变身”为财务大臣

封闭性是日本的致命伤

中国像男人，日本像女人？

后记 日本是反面教材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日）近藤大介著;泓冰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399-4051-9

Ⅰ.①中…Ⅱ.①近…②泓…Ⅲ.①比较文化－中国、日本Ⅳ.①K203②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4448号

书名 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

著者 （日）近藤大介

译者 泓冰

责任编辑 郝鹏 孙金荣

策划编辑 汪毓楠

特约编辑 张松敏

文字校对 陈晓丹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125千字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51-9

定价 3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中国缺什么：优质的服务

我曾在电视里看过一些中国的礼仪小姐用牙齿咬着一根横置的筷子，努力练习“微笑”的画面。要是日本的电视台播放了这些画面，估计一亿多日本人全部都会笑趴下吧。人，难道必须要通过这样的面部练习才能展现笑容吗？对于我们来说，置身于服务业中的人“笑迎宾客”是非常自然的表现。这就像是在走路的时候，迈出了左脚之后一定要迈右脚一样，不需要任何的犹豫。可是，为什么中国人要这么煞费苦心地“练习微笑”呢？

首都机场的“中国脸”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日本人来到中国首都北京时看到的第一张“中国脸”，而我却习惯于把它称作“巨大的中国锅”。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每当我走下飞机，眼前就立即呈现出了一个白色的巨型空间，让我感觉好像走进了一口巨大的中国炒菜锅。

在这口“大锅”里，数以万计的人像是被水煮开的豆粒一样向四面八方移动。据统计，2012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总客流量已经达到了9300万人，这个颇具大国之风的数字使其无愧于“世界最大机场”的称号。不仅如此，这口“大锅”里还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黄土地的气息，于是，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顿然觉醒——

“啊！从今以后我也成为这泱泱中华大国中的一分子了。”

沿着机场内的通道缓缓移动，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入境检查处”——就像是“豆粒”被厨师从锅里捞起来试味一样，在我看来，那就是鬼门关。

首先，我们会“遭遇”日本人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如同长龙一样的队伍。我最长曾经等待过50分钟。

“煮了这么长的时间，无论多么新鲜的豆粒也都应该煮烂了吧？！”排队等待的时候实在没事可做，我只好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抱怨着，一边向前张望。前方的入境检查处和我之间只隔了大概十位旅客，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里的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于是我索性开始观察起来。

“这些大厨的身手也太慢了吧！”

工作人员缓慢的动作，让我感觉自己正在看“慢进”的录像。

对比起来，日本成田机场或者羽田机场入境检查处工作人员的身手才真的像是在厨房里忙活的中餐名厨——迅速将护照翻到印有旅客照片的那一页，过机扫描验证，在空白处盖上入境日期，然后将护照递还给旅客——整个过程仅仅持续10秒左右，而且在最后“递还护照”的环节中，工作人员一定会将护照的正面对着旅客，同时面带微笑。10秒的时间意味着工作人员每分钟可以完成5至6位旅客的入境检查，所以，即使前面还排着20多位旅客，也最多只需要等候3至4分钟的时间。

看到入境检查处工作人员如此敏捷的身手，刚刚来到日本的外国人无不感叹：“日本人的服务做得真棒！”

当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您有机会来日本旅行的话，请务必亲身感受一下。

与日本的机场相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等候的队伍像一条长蛇一样缓缓前进，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

过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了。可是，接过护照之后，工作人员竟像是在甄别罪犯一样，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半天，然后反复地对比护照上的照片。一丝反感在我的心里掠过——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阳光般的表情呢？

一提起“阳光般的表情”，我就不禁想起了北京奥运会上的礼仪小姐和京沪高铁上的“高姐”。在此之前，我曾在电视里看过一些她们用牙齿咬着一根横置的筷子，努力练习“微笑”的画面。要是日本的电视台播放了这些滑稽的画面，估计一亿多日本人全部都会笑趴下吧。

难道必须要通过这样的面部练习才能展现笑容吗？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从事服务业的人“笑迎宾客”是非常自然的表现。这就像是在走路的时候，迈出了左脚之后一定会迈右脚一样，不需要任何的犹豫。可是，为什么中国人要这么煞费苦心地“练习微笑”呢？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机场。几经周折，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可是，还没等我迈步，对方又下达了一个命令：“请按按钮！”——从“非常满意”“满意”“时间太长”“态度不好”四个按钮中挑选出一个按下。

后来我才知道，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北京市开展了“提高礼仪素养”的活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制定了类似“服务评价”的规章制度。而且，不仅是机场，中国的银行、办公大楼的商务服务中心等等地方都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对于这种“服务评价”，我们这些刚刚来到北京的日本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抵触情绪。作为日本人的常识之一，“机场的工作人员用让对方‘非常满意’的态度面对人生地不熟的外国旅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中国，旅客必须要通过“按键”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做出评价，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仔细地想一想，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章制度完全是根据“服务提供方”的需要而被制定出来的。换句话说，机场方面制定了“对于获得一百个‘非常满意’评价的工作人员给予一百元的奖金”之类的制度，希望以此来提高工作人员的礼仪素养。

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工作人员工资的增减和外国旅客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每位旅客都要被迫完成这种麻烦的按键选择——对于刚刚经历漫长飞行之旅、早已身心疲惫的旅客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服务的根本原则应该是“一切从客人的角度出发”。面对已经精疲力竭的旅客，工作人员应该尽量减少他们的等待时间和负担；对于刚刚来到外国的旅客，工作人员更应该理解他们不安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笑脸相迎。这才是“服务”！

所以，我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不按按钮。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作人员竟然自己伸出手指，在“非常满意”的按钮上按了下去。我顿时愕然！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在入境检查处工作人员的身后还有两位官衔似乎很高的“监督员”坐镇。好不容易通过了“鬼门关”，我的视线竟又“不幸”地和两位表情凝重的“监督员”碰到了一起。他们犀利的眼神，吓得我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必须表现出令人“非常满意”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什么还要煞有介事地在他们身后安排两位“监督员”呢？估计经历了这一切之后，那些第一次来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日本人的脑海里，已经满满都是问号了吧。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口处没有放置行李车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当我们向机场的工作人员询问哪里有行李车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不知道”。即便有幸找到了行李车，行李车的状态也令人感到非常无奈。有的行李车，向前推却不向前直走；有的轮子磨损得十分严重，以至于就像是被锁死了刹车一样，根本推不动。对此，我十分纳闷，明明有这么多存在问题的行李车，为什么没有维修人员来修理一下呢？

带着满心的疑问，“豆粒”终于离开了“巨大的中国锅”，迎来了“装盘”的时刻。然而，再次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装盘”也并不容易——在通往出租车搭乘处的电梯前依旧排列着长龙一般的队伍，等很久也轮不到自己。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还要被卷入“抢车大战”。

在“中国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刚刚下机，我们这些日本人便体验到与日本大相径庭的“服务”。其实，与其在机场里摆放兵马俑的模型或是悬挂万里长城的壁画，还不如稍微提高一下服务质量。服务质量提高了，这些外国人自然会对中国留下美好的印象。然而，可惜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就像不是在地球上一样”

走出航站楼，上了出租车之后，日本人再次感受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告诉司机目的地，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这是因为司机正在收听相声，而且音量全开。

如果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做出类似的事情，乘客可以立即拨打负责处理投诉的“出租车现代化中心”的办公电话。电话一通，这位出租车司机当天即被解雇。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乘坐出租车比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费用高很多，也就是说，乘客支付了高额的费用购买服务。付了这么多钱却得到如此恶劣的服务，这是任何乘客都绝对无法接受的。

从总体上说，日本的出租车司机以老年人居多，但是每位司机首先都必须仪容整洁，以给乘客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当被告知目的地时，司机必须面带微笑地询问乘客：“我们走哪条路比较合适呢？”如果司机不知道乘客的目的地在哪儿，就必须用车载导航系统进行定位，然后在得到乘客的确认之后才能发车。

同时，为了保证乘客的身心舒畅，如果是夏天，司机会问乘客：“您喜欢将冷气开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是在冬天，则会询问暖风的强弱程度。不仅如此，司机出于对车内乘客安全的考虑，不会突然加速，不会急刹车，在十字路口拐弯的时候会减速慢行。到达目的地之后，司机会先转过身来面对乘客，说：“感谢您的搭乘！请不要遗忘随身携带的物品。”然后转过身来，仔细确认乘客有没有遗忘物品，最后与乘客点头道别。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司机必须保持自然的微笑——对于日本的出租车司机来说，这俨然就是“常识”。

所以，从这样的国家来到中国的日本人会对自己在中国的“出租车体验”感到格外震撼。顺便说一句，我在北京和日本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有关对出租车不满的话题是不允许被提起的——如果所有人都说出对北京出租车的不满，那么仅此一个话题就够我们聊到深夜了。如今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三年，如果要问我对北京的出租车服务有什么不满，我有信心就这个话题写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页。

其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的确有自己的苦衷——日趋严重的交通拥堵、居高不下的油价、便宜到不能再便宜的10元起步费、无穷无尽的乘客……所以，对于司机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抱怨——“真没法儿干了”，我十分理解。北京东边有一条名叫“百子湾”的马路，那里是出租车司机们的“小憩之地”。无论您什么时候去那里，都能看到司机们一边互相发着牢骚，一边吃饭的身影。

但是，即便如此，出租车司机的服务质量也不应该差到那种地步啊。对于像我这样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已经“融入”北京的外国人来说，这种服务多少还能接受，可是对于那些不会中文的日本游客来说，由这种服务所带来的“冲击”还是十分强烈的。

那是在2012年夏天，我回日本之前发生的事情。一位日本作家老友来北京旅游，我义不容辞地担任了他的向导。他说：“比起宾馆，我更想了解一下北京普通家庭的样子。”于是某天下午，我邀请他来到了位于北京东边国贸附近的我的家。恰好那天我们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约好了共进晚餐，所以需要打车去北京的西边。我提议说：“因为这附近很难打到车，我们提前两个小时出发吧!”可这位作家却迟迟不肯动身：“从地图上看，不就30分钟左右的车程嘛！”

碍于我的再三催促，我们终于提前一个小时离开了家。结果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到处都没有空车。我的这位作家朋友一边说着“真是难以置信”，一边执着地站在大马路边招手拦车。在东京，对于出租车萧条的生意，我们经常感叹“客人一招手，10辆空车随之而来”。想必在这个时候，东京的马路上一定不会堵车吧。

等了很久，终于有一辆车在我们附近停了下来。车里的乘客刚一下车，立即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同时冲了过去，并且争执了起来——“我先拦的车！”“家里有孩子正等着我呢！”……可是，司机向三个人说了一句：“我肚子饿了，不走了！”然后谁都没拉，径直开走了。我把这几个人的对话原原本本地翻译给了这位作家朋友，他双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十字路口附近。乘客下车之后，车依然停在原地不动。陆续有很多人准备上车，司机都用一句“我不去！”直接拒绝了。但是，看到其他的出租车好像都没有要停车的样子，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和那辆车的司机商量。

走到了出租车旁边，我先用日本式的礼仪向司机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道：

“师傅，麻烦您了，请您送我们去北京外国语大学，行吗？”

“我不去！”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今天晚上，这位从日本远道而来的著名作家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一场演讲（我说谎了！）。这是一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演讲，有1500多人将会到场参加。为了中日两国的友好，请您无论如何送我们一程吧。”

“长安街和三环哪儿都堵，去不了！”

“哪条路都行，您选一条好走的吧。从南二环绕过去都行。”

“那也只有五六十块钱，不去！”

“那和去机场一样，我付您100块。”

“开空调还得耗油，我不划算啊！”

“空调钱我们出，再多给您10块。”

就这样，我和朋友终于坐上了车。可刚一开车，司机就非常不耐烦地念叨了起来：“真是不想去啊！”而我的作家朋友也极为不满地抱怨：“我们才是客人吧！”看他的样子像是想要把司机揪起来似的。我赶忙劝说道：“下车之前，还是别说话了！”不仅如此，在那一路上，车子每开出一千米，我就讨好般地向司机师傅道谢：“真是太谢谢您让我们上车了！”——因为我担心要是在中途被迫下车的话，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就这样，我们最终还是及时到达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赶上了和教授的晚餐之约。在用餐过程中，这位日本作家不停地抱怨北京的出租车，直到最后还不忘嘟囔了一句：

“这里就像不是在地球上一样！”

在我看来，北京的出租车在服务方面的欠缺只不过是暂时的。回想十年之前，上海的出租车也是如此。一旦司机看出我不懂上海话，他们就明目张胆地带着我绕远路，而且不论问他们什么，他们都是一脸茫然不知的表情。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我不知道和出租车司机发生过多少次争执。

后来，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后，我又多次去上海出差。但是，这几次上海之行，每次都让我深深地感动。当我在虹桥机场下了飞机，走向出租车搭乘处时，远远地就能看见一辆辆崭新的出租车停在指定的位置，等候着客人。司机彬彬有礼的态度，比东京的司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懂中文的乘客与司机交流时，可以通过车载电话，免费获得英文或日文的同声传译服务。

正是因为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所以我对5年之后的北京的出租车抱有很高的期待。

“这里就像不是在地球上一样！”

朋友的这句话让我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当时，我也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91年春天。当时，我的一个表兄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名北京语言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留学，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来北京玩了一周。

表兄到当时老旧的北京机场接我。刚一见面，他就告诫我说：

“我得提前告诉你一句话：来了中国千万不要生气。知道了吗？”

“为什么不要生气呢？”

“因为你要是生气的话，就是自讨苦吃。”

表兄的话说完还没过一个小时，我就理解了其中的深意。从机场到市区，我们要换好几次公交车，而且每次都是破破烂烂的车。不仅如此，途中，公交车还陷进了路面上的坑里。这个时候，司机竟然转过身，向车里的乘客喊道：“赶快下车，一起推车！”面对此情此景，刚刚从日本来到中国的我顿时瞠目结舌——本应该享受服务的乘客竟然要去干活儿！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在日本发生！当然，公交车抛锚之类的情况，我在日本也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不知道日本的司机会如何处理。

后来，我们换乘了另一辆公交车。途中，那位司机来了个急刹车，停车之后，大摇大摆走了下去。谁知车内的乘客竟然一点都没有生气，所有人都耐心地等着司机。耐不住性子的我对会说中文的表兄说：“问问他们，司机去哪了？”表兄问了问周围的人，然后告诉我说：“好像司机说他饿了，下去吃个饭再回来！”

虽然刚到北京不到一个小时，可是我已经快气疯了。后来我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服务”这个概念。那一次，完全不会中文的我在北京停留了一周。回日本的时候，我仅仅记住了两个中文单词——“没有”和“不知道”。在北京的餐馆里，点菜单上写着的菜，服务员回答：“没有！”在长安街上，向十字路口附近的店老板问路，对方回答：“不知道！”无论去哪里，无论问什么，身边的中国人都会回答我说“没有”、“不知道”，所以即使不用表兄翻译，我也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

直到今天，我还能经常回想起在北京停留的那一周时间里，我是怎样一边叹气，一边抱怨：“这里就像不是在地球上一样！”

北京竟然成了我的工作地

近20年的时光一晃而过。从2009年的夏天开始，我成为了我所任职的日本出版社驻中国北京代表。北京，竟然成了我的工作地！

到北京之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去了一趟书店——北京最大的书店。

我乘坐地铁到达了距离书店最近的车站。刚准备从自动检票口出站，红灯随着警报声亮起，挡板将我拦在了里面，试了好几次都无法出站，于是我开始向站内的一位女站员抱怨了起来。“这张卡用不了，假的吧？”她要过我的公交卡看了两眼，向我投来了怀疑的目光，然后将卡扔还给了我。“这是我半个小时以前才买的公交卡，里面刚存了一百啊，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虽然我做出了解释，但是她似乎决定装聋作哑，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这是何等的没有服务意识啊？要是东京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情况，一定会立即晕倒。万般无奈之下，我跟在一个乘客的身后，趁他出站后检票机的挡板还没有关上的间隙，冲了出去。

在书店里粗略地看了一圈，我最终挑选了十多本书。走到一楼入口处旁边的收银台准备结账时，我发现这里俨然就是一个战场——很多人挤在收银台前，把各自购买的书码放在收银员的面前，嘴里还不停地喊着：“轮到我了！轮到我了！”

挤了半天，终于轮到我了。当我递上信用卡，收银员竟然说了一句和刚才地铁站里的女站员一模一样的话：“这张卡用不了，假的吧？”然后把卡扔给了我。我弯腰捡起了被扔在地上的信用卡，并把它和另一张卡再次递了过去。结果，另一张卡还是无法使用。于是，收银员把卡再次扔了回来，然后开始给下一位顾客结账。我赶紧在一旁解释道：“刚才我在宾馆用过这张卡，没有任何问题。”“不行就是不行！”对方吼了一句。

无计可施的我只好用身上仅有的现金结了账。之后，对方用绳子把我购买的书捆成了一捆，“砰”的一声重重地扔到了我的面前。

“没有袋子吗？”

“给你，5毛一个。”

收银员又一次“扔”出了一个塑料袋。

我一边把书装进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弄坏了的塑料袋里，一边想念起与这个书店有着天壤之别的东京的书店。

在东京的书店，店员一定会询问顾客说：“应该怎样为您把书包起来呢？”自明治时代开始，“书籍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这个意识在日本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买书的时候，习惯于把每一本书都仔仔细细地用“包书纸”包裹起来。当然，如果买好几本书的话，书店会免费为顾客提供手提袋。下雨的时候，为了不让书淋湿，店员还会在手提袋外面再罩上一个塑料袋。

1989年大学毕业之后，我一直在出版社工作。刚开始上班的第一个月，我被派到一家书店当实习店员。那家书店每天早上9点开始营业，但是所有店员必须7点上班。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每位店员都要一张一张地准备好几百张“包书纸”。书店的店长教导我们说：“书，首先承载着作者的灵魂，其次承载着读者的灵魂。所以必须精心对待！”因此，我们会特别认真地包好每一本书，然后再交给顾客。

离开了北京的书店，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了，于是走进了书店隔壁的一家面馆。我点了一碗韩式泡菜拉面，可是等了十分钟之后，服务员端上来的竟然是一碗牛肉拉面！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碗里的面都不是韩式泡菜拉面。我对服务员说“上错了”，不料得到了一句硬生生的回答——“等一下！”之后，我虽然望眼欲穿，却再也没有看到那个服务员的影子。因为半天都没有被撤下去，所以这碗牛肉拉面在我的眼皮底下一点一点地泡发了。于是，我向另一个服务员抱怨了几句，结果，他冷冰冰地回了我一句：“这事儿不归我管，我不知道。”

口里嚼着已经完全泡发了的牛肉拉面，我想起了前一天晚上见到的那位中国摄影师朋友说的话。

2009年7月，“禁止中国人个人赴日旅游”的禁令被解除，我的这位喜好新鲜事物的摄影师朋友立即来到东京游玩。我问他：“对东京的印象怎么样？”他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要说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深夜里，日本面馆里的服务了。虽然已经到了深夜，但是面馆里依然坐满了客人。在店门口才等了一会儿，一位服务员就走了出来。他对我说‘您里边请’，然后把我带到一张比较靠里的桌子边。还没等我坐下，另外三个服务员就立即从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把前一位客人用过的盘子收走，并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你们日本可真称得上是服务业大国啊！”

听到这样的评价，我感到十分吃惊——我的中国朋友竟然对这种理所当然的、琐碎的事情感到惊讶！

因为手上拎着的十多本书实在很重，所以吃完面之后，我决定打车回家。不巧的是，出租车都停在了马路的对面，于是我战战兢兢地横穿过这条没有信号灯的马路，走到了一辆出租车旁，告诉司机我的目的地。

“我不知道地方！”司机回答道。“从国贸向东开500米左右……”我刚开始解释，司机就立即打断了我的话：“我只往西走！”“您这车不是北京市市内正常营运的出租车吗？为什么不往东走呢？”“不去就是不去，你另找辆往东走的车吧！”“在这儿不是不好打车嘛，麻烦您啦。”“这我可管不了！”“麻烦您跑一趟吧。”“不去！”“麻烦您跑一趟吧。”“不去！”……最终，我还是眼巴巴地目送着这辆空车扬长而去。

后来，我举着胳膊在路边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的面前。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乘客刚一下车，我就迅速地钻进了后座。“我去国贸附近的……”还没等我说完，司机就冷冰冰地给出了一句相同的回答：“不去！”接下来，我们又陷入了无尽的“轮回”，“麻烦您跑一趟吧。”“不去！”“麻烦您跑一趟吧。”“不去！”……最后，我只好摆出了一副无赖的架势——“您要是不去，我就不下车！”

车内一下子安静了。过了一会儿，司机狠狠地抱怨了几句，然后发动了车子。一路上，他嘴里一直念念有词，不停地抱怨。那个时候，我真是特别后悔——要是我没有学过中文，该有多好啊！听不懂中文，我就能当他在哼歌，自己也不必生气了。

我们的车刚开过国贸，司机就一脚急刹车，把车停在了路边。“再往前走，不好掉头，你就在这儿下吧！”“可是从这儿到我的目的地起码还有1公里吧？”“不能再往前开了！”“您再往前开点儿吧。”“开不了了！”“您再往前开点儿吧。”“开不了了！”……经过了又一轮讨价还价，我再次拿出了杀手锏——“您要是不往前开，我就不下车！”

无奈之下，司机再次妥协了。只是这次他一边开车，一边故意提高了嗓门继续抱怨。到了目的地之后，他竟然要求我额外多付10块钱。我没有理会他的话，只是按照计价器上显示的金额付了钱，然后一言不发地下了车。

哎呀，我本来只是想对北京的出租车发“几句”牢骚，不料一不留神就写了这么多。其实，我重点想说的是，在那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在北京的地铁站、书店、面馆，还有出租车里，竟然遭遇了如此令人不愉快的“服务”！难道经历了“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已经不再追求成为“服务业大国”了吗？

最引以为豪的“日式服务”

在来北京工作之前，我已经在日本学习了一定的中文以及中国文化。但是，从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开始，我就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文化差异”。于是，我开始担心，要是那些根本不懂中文、一点也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人突然来到中国，他们该如何应对呢？

“这里就像不是在地球上一样！”

这样的描述，对于很多误以为“狭长的日本就是地球的全部”的日本人来说，绝不是夸大其词。

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服务”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日本，“便利店”可谓是服务业的表率。下面我们就通过日本最大的便利店连锁企业——7-11（7-Eleven）来了解一下日本服务业的精神。

7-11这个品牌名称于1946年确立，原本属于美国南方公司。1974年，日本零售业经营者伊藤洋华堂将7-11引入日本，并于当年在日本东京都江东区开设了“7-11一号店”。

在1974年之前，日本超市的营业时间仅为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后来，7-11考虑到普通工薪阶层和公司白领的上下班时间，将营业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至夜里11点，这也成为了7-11品牌名称的来源。

在那个年代，我住在位于东京北郊的埼玉县浦和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7-11二号店”竟然就开在我家附近。不过，对于这家店，当时包括我母亲在内的附近很多人都持反对意见——这家店一直营业到深夜，一定会成为不良少年逗留的场所，破坏附近街道的风纪。另外，店门口摆放着很多已经做好了的“便当”，这就省去了家庭主妇们亲自下厨的工作，造成“不良主妇”日益增多。

当大家得知，从法律的角度无法关闭这家7-11时，附近的家庭主妇们就立即行动了起来——轮番站在店门口，呼吁顾客不要进店购物。其实，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家庭主妇缺乏“服务”这个概念，不知道“服务”即将让世界变得更加便捷而已。

虽然大人们极力反对，但是，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们都站在7-11的一边。无论什么时候去7-11，我们都能站在店里免费看漫画杂志。而且，在开店之初，7-11还免费提供孩子们最喜欢喝的可口可乐或是雪碧。所以，我们这些小学生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放学后去7-11。

在7-11里，不光有漫画杂志，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具和点心，而且品种和类型都在不断增加。虽然店铺的面积不大，但是里面摆满了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店长还经常一边分给我们杯装可乐，一边问我们：“小家伙，你们觉得这里还要增加点什么比较好呢？”我们七嘴八舌地回答道：“我想要饭团！”“我想要自动铅笔！”……之后，没过几天，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全都出现在了货架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称呼我这一代人为“便利店第一代”。虽然，当时便利店的主要顾客都是些孩子，但是每家便利店都一丝不苟地践行着一种精神——服务，就是让顾客得到满足！

后来，7-11发展速度之快，可以用“奇迹”二字来形容。从1975年开始，逐渐推行“二十四小时营业”；两年后的1976年，店铺数量达到100家，1980年达到1000家，1984年增加至2000家，1987年3000家，1990年4000家，1993年5000家……2003年一举突破10000家。

2004年，7-11终于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东直门附近开设了“北京一号店”。第二年，也就是2005年，日本7-11公司成功地完成了对美国7-11总公司的品牌收购。

截至2012年9月，7-11在日本国内拥有店铺14783家，中国大陆1881家，在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的店铺数量已经达到了48097家。营业额从1974年的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600万元）增长到2011年的3兆280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600亿元）。当年我想要的“饭团”，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年销量已经超过了15亿个。

作为7-11招牌商品的“饭团”在初进中国的时候，还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饭团”起源于16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在交战的过程中，日本人为了能够随时都能吃上东西，就把米饭捏成圆形，在上面放上梅干或是咸菜，撒上盐，然后用海苔包裹起来带在身边。所以，作为“应急食品”的饭团本来就应该直接凉着吃，不需要加热。

但是，中国人除了吃凉菜之外，基本上都是吃温热的食物。于是，“是否要在中国卖饭团”就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但中国人就是聪明，想到了把饭团放到微波炉里加热之后再出售的好办法。于是，问题迎刃而解。当然啦，要是看到中国7-11里的店员把顾客的饭团塞进微波炉里加热这一幕，估计所有不明就里的日本人都会大吃一惊。不过，这就是所谓的“入乡随俗”嘛。

当您走进日本的7-11，您就会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才叫作“服务”。狭小的店内摆放着4000多种商品，不但各种日常必需品一应俱全，而且所有的商品都出现在了最为合适的位置。

比如，所有的7-11都把报刊杂志架摆放在了最靠门口的位置——根据顾客数据统计，来7-11里买杂志的人往往就只买杂志，所以这种设计能够让来买杂志的顾客无须进入店铺中央，进门之后就能立即买走杂志。再比如，为了不让每天都来买便当的顾客吃腻，7-11每周都会更换便当的种类。在老年人居多的地区，为了便于老年人的咀嚼，7-11专门出售菜品相对较软的便当，而不出售饼干之类的坚硬食品。如果突然下雨的话，7-11就会立即从仓库里搬出500日元一把的低价雨伞，摆在门口出售……

在收银台，店员会用心关注所有顾客的性别和大致年纪。什么年龄的顾客在几点左右买了什么东西，在他们心中一清二楚。根据这些记忆，他们就会知道，比起饭团和瓶装的茶，清早急匆匆赶来的上班族更喜欢三明治和听装的咖啡。于是，为了提升营业额，他们在一大清早就会准备好多种多样的三明治和大量的听装咖啡。

另外，除了出售一般商品，日本便利店的服务项目还涉及到了其他很多领域。比如，店内安放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受理快递及邮政业务，代缴水电煤气费，代购电影票、音乐会门票，受理书籍更换等等。

每个日本便利店的店员都有极高的服务能力。比如，顾客进入便利店里要购买便当和听装咖啡。首先，店员会面带微笑地鞠躬致意“欢迎您光临”。接着会细致地询问顾客“您的便当需要加热吗？”“您需要一次性的筷子吗？”等等。如果得到的回答是“需要加热”，那么，店员就会立即将便当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接下来，店员会将顾客所购买的商品进行“分装”——加热过的商品放在茶色塑料袋内，常温的商品放在白色塑料袋内。然后，还会将几个袋子的提手卷在一起，以最便于手提的状态双手递交给顾客。

如果需要找零，店员会习惯性地把零钱按照便于顾客确认的方向排列规整，然后一张一张地数好，再递到顾客的手上。另外，便利店里的工作人员会经常去银行换新钞，所以找零时，顾客绝不会收到旧钞。

最后，顾客离开时，店员会再次面带微笑地鞠躬致谢：“感谢您的光临，欢迎您下次再来！”

可以说，日本人的“服务精神”就浓缩在了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这种精神是日本人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不断改善、不断提高的成果。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妹妹也在7-11打工。她说她们店里的员工会经常召开“店内会议”，来研究怎样提高服务质量，以促进营业额的增长。

其实，不仅是在便利店，其他的日本连锁店，尤其是连锁餐厅和连锁酒馆，一般也会在每天开始营业之前和营业结束之后，两次召开这种“店内会议”。

早上，在距离营业时间还有一小时的时候，召开30分钟左右的“朝礼”——先由店长向所有店员宣布前一天发现的问题、当天的注意事项、需要向顾客说明的事项，并对新菜单进行说明。然后，所有人一起高喊口号：“今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

晚上，打烊之后，召开“反省会”——所有人集中在一起，首先由店长通报当天的经营状况，然后由每位店员报告自己在接待顾客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今后必须改善的地方。最后，所有人再次高喊口号：“明天继续努力！”

2012年夏天，我去泰国首都曼谷出差时，遇到了一件令我非常震撼的事情。一天晚上10点左右，由于快到结业时间了，我从一家商场里快步地走出来。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句日语——“下面召开今天的反省会！”

我环顾左右，发现这句话是从一家日本回转寿司店里传出来的。这家店的店长是一位日本人，他正在对面前站着的20多个泰国店员通报今天最受欢迎的菜品。在他身旁，站着一位泰国女士，正在将日语翻译成泰语。店长说完之后，20多个泰国店员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报告自己在当天的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我不禁感叹，这位日本的店长竟然将日本式的“朝礼＆反省会”的精神带到了泰国。

让我们回到刚才关于7-11的话题。与日本的7-11相比较，北京的7-11的服务质量怎么样呢？正巧，在我居住的北京某公寓一层也开了一家7-11，于是我决定去亲身体验一下。

当我走进这家7-11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店员对我说“欢迎光临”。不仅如此，店门口堆积了大量刚刚从卡车上卸下来的商品，严重堵塞了顾客进店的通道。

我拿了一盒便当到收银台结账，却发现收银台里没有人。“服务员！”我喊了一声。听到我的喊声，一个服务员悠闲地走了过来。

我递上了一张100元的纸币。他接过我的钱，然后直接塞进了验钞机——他竟然从一开始就怀疑顾客，这让我觉得十分震撼。确认完真假之后，他把找回的零钱“砰”的一声扔在了我的面前。我仔细一看，无论是10块还是20块的纸币都是破破烂烂且脏兮兮的旧钞。

我对他说：“这份便当，请帮我加热一下。”他竟然没有说话，下巴一抬，指了一下入口的方向。顺着他下巴指示的方向，我看到门口放了两台又脏又旧的微波炉。打开其中一台，一股异味扑面而来——看来是很久没有清洁了。

从进门到出门，我没有看到店员对顾客点头致意，也没有听见任何一句寒暄。

后来，我又去了那家7-11几次，每次都感觉店里的服务和日本根本没法比。压抑了很久之后，我终于“一不留神”向一位女店员抱怨了起来。

“这家7-11是日本7-11的分店吧？你们稍微向他们学习一下服务方面的知识，怎么样？”

结果，这位女店员用极为刺耳的声音反问我说：

“你知道我一个小时挣多少钱吗？才13块！就这么点钱，我凭什么学啊？”

听了她的话，我顿时哑口无言……

又一天晚上，我一边和日本朋友打着手机，一边走进了这家店。等我挂断电话之后，收银台里的一个男店员问我说：

“你是日本人吧？”

“是啊……”

“你就住这附近吧？”

“是的，我就住在这楼上的公寓里。”

“我求你个事儿。下回你回日本的时候，帮我带几张苍井空的盗版盘回来。我是她粉丝，可是最近在北京很难买到日本的AV盘。”

我再次哑口无言……

再补充一句，日本7-11里的监控摄像头主要用于监视顾客。但是，北京7-11里的监控摄像头，从安装的位置来看，总让人觉得不光监视着顾客，同时还在监视着自己的员工。

一个日本快递公司的传奇

同样以服务闻名的，还有一家被誉为“日本服务行业标兵”的运输公司——以“黑猫宅急便”而广为人知的日本大和运输公司。

1919年，一位名叫小仓康臣的日本人创建了一家名为“大和运输”的公司，用4辆卡车为位于东京日本桥的三越百货商店运送商品。1971年，小仓康臣的儿子小仓昌男出任社长。不幸的是，由于受到全球石油危机的影响，大和运输公司遭遇了严重的经营危机。

为了渡过难关，1976年，小仓昌男打破了运输行业长久以来的“B to B”（企业对企业）和“B to C”（企业对个人）的经营模式，在日本开创了名为“宅急便”的“C to C”（个人对个人）模式。而“宅急便”这个名字的发明者就是小仓昌男。

在“宅急便”出现之前，日本的“C to C”运输被邮政省所垄断。但是，由于从事运输工作的人都是“吃皇粮”的公务员，对工作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感，所以，邮政省经常被顾客投诉“迟迟收不到包裹、包裹只被运送到附近的车站或者邮局、包裹在运送过程中被损坏”，麻烦不断。

就在这个时候，大和运输公司以“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我们将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件货物”为理念，向广大民众推出了“宅急便”业务。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第一次体验“宅急便”业务时的感动。有一次，我准备给远在老家的父亲寄一个包裹。把东西装进纸箱并封好箱口之后，如果是按照以往的方式通过邮局邮寄，我就要用自行车驮着纸箱走到邮局。但是听说“宅急便”只需打一通电话，工作人员就能上门取件，于是那一次我将信将疑地拨通了电话。不到30分钟，一个大和运输公司的年轻人来到了我家。“我们一定将这个包裹平安地送到您的老家。”年轻人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拿着纸箱走了。运费竟然比邮政的便宜了很多——我心中一阵窃喜。不仅如此，在寄出包裹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包裹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前每次通过邮局邮寄，可都要花上一个礼拜啊！

就这样，“黑猫宅急便”在全日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服务行业革命”。然而，面对“黑猫宅急便”的异军突起，被抢占了市场的邮政省和运输省竟然以“民营企业扰乱国有独资行业”的罪名，对大和运输公司施加了种种压力和限制。但是，大和运输公司每次都不屈不挠地打出了“为了提高对国民的服务质量，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意见广告，有时甚至还与国家机关对簿公堂。

1976年1月，刚刚面世的“黑猫宅急便”的日均揽件数仅为20件。但是，在短短5年后的1981年，“黑猫宅急便”的月均揽件数就突破了1000万件，1993年突破1亿件。

其实，大和运输公司的了不起之处在于能够一直不断地“提升服务质量”。1983年，该公司推出了提前将滑雪用具运送至滑雪场的“滑雪宅急便”；1984年推出了提前将高尔夫用具运送至高尔夫球场的“高尔夫宅急便”；1986年推出了“货到付款”业务；1988年推出了不解冻运送冷冻食品的“清凉宅急便”，以及在夜间配送的“夜间宅急便”；1992年推出了“两小时内配送优惠服务”；1997年推出“文件、信件配送”业务。

从2006年开始，大和运输公司推出了联系日本和海外各国的“国际宅急便”。2010年在中国上海和新加坡设立物流中心。据说从2013年开始，该公司还将推出日本与亚洲各国间往来邮件次日送达的“亚洲宅急便”。

2005年，小仓昌男社长逝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之前，我曾拜访过位于东京筑地的大和运输公司总部，并在社长室里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我问小仓社长：“贵公司能够如此发展壮大的秘诀是什么？”他回答说：

“秘诀就是，从顾客的角度出发，竭尽全力地探求服务的真谛。只要能够提供顾客所期望的服务和可以接受的价格，我们就能发展壮大。”

采访结束后，我请求复印一下小仓社长为了接受采访而准备的公司资料。他对我说：“请您稍等一下。”然后走到社长室旁边的办公室里，亲自一张一张地复印了起来。

作为一个拥有10万名员工的公司领导者，年近八十高龄的小仓社长竟然没有命令秘书或是下属为他复印资料，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问他说：“您为什么不让秘书或是下属为您复印呢？”他回答道：“复印，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希望我的下属能够把这些时间用在思考如何提高对顾客的服务质量上。”听到老社长这样的回答，无限的敬意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2011年，大和运输公司的年营业额高达1兆26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职工人数多达142813人——这就是一个企业凭借着“提高服务质量”而实现的发展壮大。

服务是一种哲学理念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我认为这与“服务就是金钱”的哲学理念没有渗透到中国人的心中有关。

在日本服务业之中，上文提到的便利店堪称典型代表——如果服务质量提高，营业额就会成比例增长。相反，如果服务质量哪怕是有一点点下降，都会立即收到顾客的投诉，营业额也会随之一落千丈。因此，所有的日本商家都在为提升服务质量而不懈地努力着。

反观中国，商家首先关注的是商品的销量，至于服务是好是坏，几乎从不在意。

再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在我居住的北京某公寓的一层，不但有7-11，还有一家名为“味多美”的面包店。店里的人气商品是一种叫作“德国奶油”的面包，每个售价人民币5元。如果售价为10元，那么顾客会觉得价格太高，从而放弃购买。如果面包的味道不好，即使售价仍为5元，估计也没有顾客会买第二次。所以，正是因为味道鲜美，而且价格适中，这种“德国奶油”才成为了热门商品。

不过，要是在日本，除了“味道”和“价格”之外，我们还会加上“服务”这个衡量标准。说得极端一点，如果“味多美”的服务质量不高，那么，无论“德国奶油”的味道有多好，价格有多便宜，我们都不会去第二次。

虽然，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多次“光顾”了这家“味多美”，但是，以一个日本人的标准来衡量，我实在无法昧着良心地给它的服务打上一个及格的分数——在顾客排着长队等待结账的时候，收银台里明明有两位店员，可是其中的一个人就直愣愣地站在原地，什么也不做；收银台里的POS机经常出现故障；收银员拒收100元纸币；店员站在通道上实施作业，阻碍了顾客的通行；顾客在即将打烊时进店购物的话，往往会遭到一声怒斥“关门了！”……

当然，我偶尔也能遇到店员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时候——穿着一身黑西装的“店长”在店里的时候。店员不是看顾客的脸色，而是看“店长”的脸色工作，这恐怕是因为他们怕被店长“扣分”从而被扣工资吧。唉，这样怎么能提高服务质量呢？

正是因为店员总是处于这样的工作状态，所以从“味多美”里传出的顾客和店员的吵架声不绝于耳。如果要是在日本，这种“商品价格适中，味道不错，但是店员态度极差”的店是绝对没有顾客光顾的。但是，我家楼下的这家“味多美”竟然每天都门庭若市。就连前几天早上被店员骂得灰头土脸的那位女顾客，今天早上又心平气和地进去买面包了。这一切在我们日本人看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顺便提一句，我之所以坚持每天早上去“味多美”，其实全是因为店里播放的背景音乐。每天早上，“味多美”店里都响彻着在我年轻的时候风靡整个日本的麦当娜、奥莉薇亚·纽顿-强（Olivia Newton-John）的金曲。听完两三首这样的歌曲之后再去上班，我感觉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这才是高质量的服务！不知道“味多美”的店员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仅“7-11”“味多美”这种规模不大的店铺的服务水平不高，就是一些高档商场的服务质量也难以让人满意。

中国的商场和日本的差不多，但是服务完全不一样。日本的商场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客户上服务员下”的人际关系。日本商场里有这样一句话：客户是神。意思是客户是付钱的，所以像神一样。因此日本人在中国商场购物时最受不了的是付钱的时候。

2012年夏天东京总社的广告部长来北京，他的出差目的是考察北京商场化妆品种类的情况。我陪他去了一趟西单的商场街。在一座商场，他看了不少的化妆品，看完后他说：“我要这一系列的化妆品。”我对服务员翻译了他的话，服务员给我一张条子说：“去收银台付钱！”我把这句话给广告部长翻译成日语，他吃了一惊说：“我是客户，为什么要去收银台？”这事放在日本，服务员当然会拿着客户的现金或者信用卡去收银台，因为客户是“神”，不用跑来跑去。我把广告部长的话翻译成中文，服务员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然后服务员和广告部长开始吵架，最后我对广告部长说道：“入乡随俗吧！”

2013年的新年我又一次来北京，好多商场里有“元旦折扣”，所以我在一家商场的3层买了一张床单。服务员说：“去7层收银台付钱。”“为什么要去7层呢？”“因为我们店从7层搬到这里来没多久，收银台还在7层。”新年的商场里人山人海，我上到7层交完钱再回到3层拿东西要近半个小时。我敢说，假如在日本的商场里出现这样“服务”的情况，那第二天在报纸上肯定会刊登出来，而那家店也会立即“关门大吉”。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就没有服务”。有一次，我和一位负责出版美食书籍的北京出版界的编辑聊天。她告诉我说：“近藤先生您是日本人，对日本的‘服务’十分了解。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有一家以‘提供一流服务’为宗旨的餐饮连锁店，正在迅速崛起。”她口中所说的这家店就是“海底捞火锅”。

“那么，我请客，你带我去那家店吧。”

“好啊！”

于是，我就和这位编辑一起去吃了一次四川火锅——海底捞。

因为正好赶上了中午的“饭点儿”，所以店里满满的全都是客人，门口也有很多人坐在椅子上排队等候。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品尝到了这家店免费提供的大麦茶，有的顾客还在用店方提供的电源和充电器给手机充电。

我浏览了一下这家店的简介——1994年，原四川省简阳市拖拉机厂职工张勇在他的老家开设了第一家“海底捞”。后来，“海底捞”以其为顾客提供前所未有的“贴心、温心、舒心”服务而大受好评，公司规模也越来越大。截至2012年夏天，“海底捞”在北京、上海等全国15个大城市拥有68家分店，员工人数达到了14000人。2012年7月7日，在2012（第六届）中国餐饮产业发展大会上，中国烹饪协会联合中国商业联合会以及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发布“2011年度餐饮百强企业榜单”，“海底捞”荣居第15名。

看到这样的简介，我顿时食欲大增。不过，吃完之后，我觉得火锅的味道虽然不错，但是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于“服务”，这家店也的确提供了一些——顾客擦手的湿毛巾干了之后，立即更换；为了防止溅出的火锅汤汁弄脏顾客的包，在包外罩上外罩；为带宠物的顾客照顾宠物；为腿脚不好的老年顾客提供轮椅；为顾客保管没喝完的酒以供下次继续饮用等等。看到这些，与我共进午餐的中国编辑显得十分感动。不过，对于我这个日本人来说，这不过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极为理所当然的情景”罢了。

当然，“海底捞”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一点——“服务就是金钱”的商务哲学在中国同样可行。如今，“80后”和“90后”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已经逐渐成为了消费者群体里的“中坚力量”。作为“奢侈的一代”，他们在付钱的同时，无疑会更加注重与金钱相对等的服务。因此，我坚信，中国的服务文化必将实现高速发展。

第二章 日本缺什么：责任感

“日本病”的本质其实就是由“逃避责任”这个日本民族最大的弱点发展而来的公司组织结构僵硬化、保守化和内向化。“病症”的直接结果就是公司日趋衰弱，并最终倒闭。作为一个一直在中国北京从事与日中商务往来相关工作的日本人，三年的亲身感受让我可以断言一点——如今，为数众多的日本企业都已身患严重的“日本病”。

花很长时间决定一件事，好还是不好？

“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决定一件事？你们到底有没有一点责任感？是不是真的打算重建公司？”

2012年8月30日下午，位于大阪府市的夏普公司市工厂里传出了阵阵愤怒的声音。3年前，夏普投入了4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30亿元）的资金，建成了这间具有每年生产600万块以上60寸液晶显示器能力的世界级高尖端工厂。此时此刻，在这间大型工厂的特别接待室里响彻着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怒吼声。鸿海精密集团——中国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精密仪器生产商，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富士康”为名为美国苹果公司代工iPhone与iPad等电子通信产品。如今，该集团在中国范围内拥有120多万员工，年产值高达10兆日元（约合人民币8000亿元），是日本夏普公司的四倍。

面对郭台铭董事长的斥责，夏普总裁奥田隆司及其下属管理团队就像被老师训斥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默默不语。

“我最后再说一遍！接不接受我们的要求，你们最好负起责任，赶快考虑清楚！”

说完这句话，郭董事长立即动身前往关西国际机场，搭乘私人飞机离开了日本。对于他的突然离去，等候在工厂会见室内的100多位媒体记者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在那之前的两周，也就是2012年8月中旬，日本东京的市谷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搬迁。

听到“市谷”这个地名，东京人一般会想到两个地方：一个是统领了25万自卫队的日本防务省，另一个就是位于防卫省东侧，好像一直窥视着防卫省一举一动的夏普公司总部大楼。8月中旬，夏普总部里的工作人员低调地陆续搬出了大楼。夏普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在这幢大楼里举行庆祝公司成立100周年的大型庆典活动，但是由于赤字的不断增加，别说是举行庆典活动了，就连这幢价值高达4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2亿元）的总部大楼也难逃变卖的厄运。不仅如此，夏普在售楼抵债的同时，还发布了涉及5000余名员工的大规模公司重组方案。

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电机生产商，夏普在2012年3月的财政决算（日本公司的会计年度为每年4月至次年3月）中曝出了37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亿元）的营业赤字。这一数字无情地证明了一点——继2012年第一季度出现138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0亿元）的赤字之后，夏普的业绩仍在加速下滑。虽然夏普的股价一度攀升至每股2600日元，但是如今已经暴跌至160日元。再加上1兆252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的有息债务，夏普必将在一年之内面临破产。

回想起来，夏普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辉煌之路。20世纪初，日本人开始“弃穿传统和服，改穿西装”，从而使能够固定西裤的皮带的需求量迅速扩大。于是，在1912年的9月15日，年仅19岁的见习金属工匠早川德次审时度势，与两位好友在东京本所区创立了一家制作“皮带头”的公司。而这个公司就是夏普公司的前身。

后来，早川德次于1915年发明了一种可以自动出笔芯的“早川式自动铅笔”（也就是在这一年，早川德次开始使用“夏普”作为自己公司的名称和产品的牌名）；1925年完成了日本第一台国产收音机的生产；1953年制成了日本第一台国产电视；1962年推出了日本第一代国产微波炉；1964年成功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台式电子计算机；1973年将“液晶”由理论变为了实物；1980年完成了录像电视的研发；1982年完成了电子电视的研发；1987年推出“电子记事本”；1992年推出液晶摄像机；2001年推出液晶电视“AUQOS”……一个个高新技术产品的相继问世让夏普公司的产品销量直线增长。5年前，夏普曾自豪地向世人宣布公司的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兆日元（约合人民币2400亿元）。

但是，经历了辉煌之后，夏普仿佛掉入了深渊一般，产品销售额急转直下。液晶制品、手机终端以及太阳能电池被誉为“夏普三大王牌事业”，然而这三大曾经占夏普总销售额七成左右的王牌事业竟然全部背负上了巨额赤字——由于受到亚洲各国的技术追赶和成本竞争力低迷的影响，夏普公司的液晶制品和太阳能电池两大事业的赤字分别达到了42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和21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亿元），手机终端事业也因对智能手机的研发进度缓慢而出现了6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9亿元）的赤字。其中，在液晶电视方面，夏普的世界市场占有率由2001年的80.5%跌至2012年的5.1%；2006年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夏普太阳能电池事业如今几乎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声匿迹；2011年第一季度销量达到210万台的夏普手机也在2012年同期下降到了77万台；2004年依靠世界最高尖端工厂“夏普龟山工厂”的带动而繁荣起来的三重县龟山市，如今俨然变成了一座空城。

如此的大起大落真是令人大跌眼镜。那么，作为支撑起日本这个被称作技术大国的国家长达100年之久的支柱型企业——夏普，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的一位记者同事就夏普的现状采访了该公司原副总裁佐佐木正。现年97岁高龄的佐佐木先生是夏普公司资格最老的前辈，早年与夏普创始人、原总裁早川德次先生齐心协力奋斗多年。同时，他是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先生的父亲的小学同学，又因为他慧眼识珠，发掘了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孙正义（现为日本软银公司总裁），并资助其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00万元）而备受世人瞩目。

据佐佐木先生回忆，1980年夏普创始人早川德次先生在弥留之际把他叫到病床前嘱咐说：“我希望夏普能够不断开发出让竞争对手争相模仿的商品。”对于这句临终遗言，佐佐木先生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多年来，夏普不断地推出诸如收音机、电视机、微波炉之类的‘首个’同时代最高尖端的产品。虽然过不了多久，这些产品就被以松下为代表的竞争对手所模仿，致使夏普产品的销量大幅下滑，但是在早川总裁看来，被他人模仿恰恰证明了夏普产品的优质，所以这应该是夏普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即使某一个产品被模仿，夏普可以马上推出更优质的新产品，而就是依靠着这样不停的‘推新’，公司才有可能获得持续发展。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液晶制品行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夏普的经营团队却不以为然，甚至将经营方针调整为‘以第一无二为目标’。‘独一无二’意味着夏普将集中力量专攻当时被誉为世界最高尖端的液晶技术。不言而喻，这种做法恰恰与夏普创始人早川德次先生的理念背道而驰——无论当时夏普的液晶技术有多么先进，但是迫于众多竞争对手的争相模仿，夏普产品被超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当时的夏普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但安于现状，而且放慢了开发多种新技术、不断推出新产品的前进脚步。因此，今时今日的夏普沦落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

对于公司的现状，佐佐木正先生的话语显得格外沉重。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夏普患上了典型的“日本病”。更为准确地说，不仅是夏普，松下、索尼等等众多日本企业都是严重的“日本病”患者。

“我公司2012财年（2012年4月—2013年3月）的最终损益为‘负76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00亿元）。这是我公司继上一财年亏损772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05亿元）之后，第二年出现大幅亏损。

“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数码家电产品的销售状况极为不佳。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数码家电这一领域，我们输得一败涂地。这不是正常的状态。现在，我们必须首先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并不是一家处于正常状态的公司，然后才能继续向前发展下去。”

2012年10月31日，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总裁津贺一宏带着一脸刚刚痛哭完的表情，出席了公司“9月决算记者见面会”。

新财年最终损益结果一经公布，松下电器公司的股票价格立即出现了波动。11月1日，该公司股价跌至414日元（约合人民币33元）每股，比前一交易日下跌了100日元（约合人民币8元）。同时，这一价格也成为了松下电器公司在近37年零8个月之内的最低股价。如果您现在掏40元人民币购买一股松下的股票的话，那您还能拿到找回的零钱。这在过去根本无法想象。

2011年，松下电器公司的年销售额高达7兆3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840亿元），公司员工总数多达321896人。可是，到了2012年，这个曾经被誉为“日本最大的家电制造商”的松下电器已经沦落到了在死亡边缘苟延残喘的地步——公司的支柱产品“太阳能电池”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销售业绩都十分“低迷”；“锂离子电池”也因为不具备与外国企业相匹敌的竞争力，背负了巨额的赤字。2010年，松下电器公司以8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20亿元）的价格成功收购了三洋电机。但是事与愿违，这一项收购并没有为公司带来任何的收益，反而为公司加上了另一个沉重的负担。

“新财年最终损益为负7650亿日元，松下电器公司总裁津贺一宏泪洒记者见面会”——当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日本大街小巷的时候，我正在位于东京六本木的中国大使馆，和一位中国的外交官朋友谈笑风生。对于松下的现状，他感慨良深：

“一提起‘松下’两个字，我就会立即想起那个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鼎力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那个年代，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中国迫切地需要像松下那样深受人民喜欢的日本企业的帮助。可是转眼间，松下这样的企业也已经步入了垂暮之年，我们不得不感叹时代发展的迅速啊。”

1978年10月23日，当时的中国国家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

仪式结束之后，邓小平亲自视察了日产汽车公司位于座间的工厂以及新日本制铁公司位于君津的工厂。之后，他又专程乘坐新干线前往大阪，视察松下电器公司位于茨木的工厂。

在工厂内，邓小平诚恳地对松下电器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董事长说：“我们希望贵公司能够协助我国一并发展经济。”随后他又保证将会在靠近北京市市中心的东北部地区为松下准备一块厂房用地。后来，在这块土地上建成的就是日本企业在中国境内的第一家工厂、专门制作彩色电视机显像管的松下（北京）工厂。中国好像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全面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

有一次，我和松下电器公司中国地区总负责人（副总裁）聊天。他对我说：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将会出现如今这么多的大宗商务贸易。我们只是觉得，既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向我们寻求支持了，那我们就在中国开工厂吧。当然，开工厂不求盈利，只要能把投资的本钱赚回来就行。可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是，工厂刚刚开设不久，我们就收回了初期投资。所以，后来我们毫不犹豫地继续追加投资，扩大生意。现在，我们派往中国大陆的日本员工已经超过了1000人，同时我们从中国市场获得的利润已经达到了公司总利润的14%。”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时，也专程拜访了松下电器公司总部，并再次对松下电器公司表达了谢意：“俗话说‘喝水不忘掘井人’，松下电器公司就曾帮助我们中国‘掘井’，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2011年，我也去参观了那个被誉为“日本企业在中国境内的第一家工厂”的松下（北京）工厂的旧址。可是到达之后，我看到的却是一片凋敝的景象——昔日的大厂房被分割成了好几个独立的空间，几家中国的小企业在各自的空间里毫无生气地运作着。此情此景，让我不禁联想起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笔下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在2012年10月31日举行的“9月决算记者见面会”上，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总裁津贺一宏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我公司将全面停止在捷克和马来西亚的电视机生产制造。明年4月，公司将把原有的88个部门缩减为56个，同时裁撤女子羽毛球部和男子篮球部。我们将会为了迎接2018年公司创立100周年而全力奋斗！”

屈指算来，松下电器在公司创立100周年的节骨眼上，仅仅两年的时间就背负了1兆5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00亿元）的赤字！我想，要是已故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得知这个消息，估计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吧。

时隔一天的2012年11月1日，夏普公司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发布9月决算。见面会上，夏普公司总裁奥田隆司带着一脸的愁容对外宣布：

“根据今年3月期的决算，我公司在上一个财年内出现37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亿元）赤字。我们已经制定了计划，准备在今期将这一数额减少至3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6亿元）。但是，到明年3月的决算期，我公司预计还将背负4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50亿元）的赤字。”

这就意味着，在原有的1兆2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40亿元）有息债务的基础上，夏普公司还将在两年内背负高达8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0亿元）的赤字。但是，夏普公司的自有资本比例仅为9.9%到10%，也就是说夏普拥有的资本仅仅为2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0亿元），大致等同于公司一个月的营业额。所以，夏普真的已经到了“无论何时破产都不足为奇”的危险时刻了。

在2012年11月1日的记者见面会上，媒体对夏普公司总裁奥田隆司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

记者：是“拖延问题”的企业体制导致夏普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吧？

奥田：我们已经多次对目标业绩额做出了下方调整，但是仍然无法实现目标。辜负了大家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正在做深刻的反省。

记者：昨天，松下电器公司总裁指出，松下现在是一家“处于非正常状态”的公司，那么夏普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奥田：夏普拥有众多世界高精尖端技术，却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些技术资产，没有把它们和收益联系在一起。

记者：台湾鸿海精密集团提出的收购一事，进展情况如何？

奥田：我们正在和鸿海的高层进行深入的意见交换。

2012年10月，亚洲最大的电子展“CEATEC JAPAN 2012”在日本东京拉开了帷幕。在出展期间，夏普发布了最新型液晶电视，但遭到了各方的诟病。我的一位记者同事前往展览现场采访，回来后，他竟然说“根本看不出（夏普的电视）好在哪里”。而且，相比韩国LG同类型电视的17万日元售价，夏普竟然开出了30万日元的标价——可想而知，夏普的电视怎么可能卖得出去！

“日本三大数码家电制造商”的第三家——索尼公司也同样面临困境。2012年9月的中期决算结果显示，索尼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40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1亿元）。虽然该公司希望在年终决算时，能够“时隔5年，再创黑字”，但是，如今索尼在电视产业方面已经出现了巨额赤字，数码相机的财年计划销售量也由1800万台下调到了1600万台。所以，索尼希望“时隔5年，再创黑字”的梦想，极有可能成为南柯一梦。

在2012年9月的中期决算中，日本三大数码家电制造商都遭到了重创——与上一财年同期相比，松下电器公司的营业额缩减24%，夏普公司缩减41%，索尼公司缩减25%。

曾几何时，一提到数码家电，人们一定会想到独占世界市场的日本企业。可是，如今日本的数码家电制造商竟然都落得如此田地，这到底是何缘故？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在世界各大家电制造商之间愈发激烈的竞争中，一个企业想要生存下去，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在保证一定水平的技术的同时降低产品价格。韩国三星、LG，以及众多的中国企业都选择了这条路。

其二，不停地开发独具魅力却无法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产品。对于这样的产品，无论价格多贵，都有消费者愿意购买。美国苹果公司就是这条路上的“前行者”。

可惜的是，日本的三大数码家电制造商没有选择走这两条路，而是选择游走在两条路之间，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顾客渐渐远离。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机械死板的组织结构，依然沉浸在曾经“成功的余韵”中无法自拔。这就是典型的“日本病”。

如果有机会接触日本松下、夏普、索尼公司的员工，您就会发现，他们俨然就是一个个官僚。明明自己公司经营状况已经恶劣到了火烧眉毛的境地，他们却只考虑自己如何发迹，然后在公司内部展开围绕权力的明争暗斗。这些公司曾经都为创造令世人震撼的商品而不断努力，可是，如今他们都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正确轨道，并且在错误的路上渐行渐远。

在“日本三大数码家电制造商”的总裁都一脸苦涩地召开记者见面会的同时，11月1日，韩国三星电子43周年庆典活动在韩国首都首尔隆重举行。开幕式上，三星电子CEO权五铉高调宣布：“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三星电子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实际上，目前日本三大数码家电制造商的股票市价总额仅为2兆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00亿元），而三星电子一家公司的股票总价就已经达到了14兆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2兆元）。所以，也许三星并没有把日本的企业看作是竞争对手。

日本的家电制造商到底能不能走出“日本病”的阴影呢？难道非要到这些企业被他们同在亚洲的竞争对手所收购的时候，才能有所改变吗？虽然这是一个悲观的看法，但是日本企业的“日本病”的确已经病入膏肓了！

可怕的“日本病”

“日本病”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由“逃避责任”这个日本民族最大的弱点发展而来的公司组织结构僵硬化、保守化和内向化。而这种“病症”的直接结果就是公司日趋衰弱，并最终倒闭。作为一个从2009年到2012年一直在中国北京从事与日中商务往来相关工作的日本人，三年的亲身感受让我可以断言一点——如今，为数众多的日本企业都已身患严重的“日本病”。

比如某日本公司企业内部提出了一项新产品策划。该产品的研发部门制作了说明产品功能的“策划书”，描绘出了一幅“这种新产品一旦上市，必将成为时下热销产品，必将大大提升公司营业额”的宏伟蓝图。

但是，当“策划书”传遍其他部门之后，这种新产品将会面临几十甚至上百条负面指摘。法律事务部指出“有因侵害专利权被其他公司提起诉讼的风险”，销售部门指出“对于是否真的能够提升营业额，尚存疑问”，财会部门抱怨说“研发费用严重超标”，宣传部门指出“看不到广告效果”，所以大家都不置可否。

换句话说，这份新产品的“策划书”最终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支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很简单——对于公司内部各部门的负责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如何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并提高营业额，而是在新产品销售状况不好时，如何避免承担责任以及如何让自己的仕途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由于全公司都采取了“逃避责任”的消极做法，所以很多绝佳的新产品策划都因此被打入了“冷宫”。同时，在这种“不良模式”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新产品研发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渐渐失去了热情和斗志，从而导致新产品策划的数量锐减。然而，尽管如此，全公司依旧不思悔改、我行我素。现在看来，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点——“零”产品就是逃避责任的最好方法。

夏普亦是如此。在早川德次先生去世之后，夏普之所以制定了“专攻液晶产品”的经营方针，说到底也是因为公司内部的这种“逃避责任”的消极做法——规避研发液晶产品之外的产品所带来的风险。但是正如佐佐木先生所惋惜的那样，在消费周期如此短暂的21世纪，拒绝不断推陈出新的生产商被市场所淘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夏普这位“日本病患者”完全是自己选择了一条死路，并且还执拗地一路向前奔跑。

另外，一位夏普的骨干干部透露：“2011年夏，夏普做出了内部预测——按照当时的发展趋势，公司2011年年度决算将出现前所未有的高达3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0亿元）的庞大赤字。”预测结果一出，公司高层立即召开多次“紧急应对会议”，但是由于没有人愿意为公司的经营现状负责，所以在这一次又一次本应该为商讨如何扭亏为盈而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确定的仅仅是下次的会议日程而已。

到了2012年3月，已经病入膏肓的夏普终于迎来了“救世主”——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经过双方协商，鸿海出资66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3亿元）收购夏普9.9%的股权。

鸿海精密集团是一家典型的中国式企业，也就是说在经营管理方面，基本上完全由郭董事长全权操控，并下达最终决策。在郭台铭看来，做生意就要遵循“避虚就实”“数字（利益）大于一切”的原则。因此，虽然没有自主品牌商品，但是郭台铭仅仅凭借为苹果、惠普、索尼、戴尔、微软、IBM、诺基亚等公司生产零部件，就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成功构筑了一座包含拥有42万员工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在内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96万员工，2011年年销售额高达9兆3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400亿元）的“鸿海帝国”。

1950年，郭台铭生于中国台湾的一个贫寒的家庭。1966年进入台湾“中国海事专科学校”学习。1971年毕业后，进入当时台湾三大船务公司的复兴航运工作。之后，由于黑白电视逐渐进入台湾市场，所以郭台铭于1973年在台北成立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专门生产电视机转换频道时所需的旋钮和按钮等零部件。据说在创业之初，公司仅有15名员工。

其实，郭台铭的公司能有长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日本技术的引入。1977年，郭台铭从日本购回了崭新的精密机械。之后，又以“大量生产高品质低价格产品”的台湾企业经营方式，作为日本和美国企业的产品零件供货商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郭台铭对日本所拥有的世界最尖端技术了然于胸，所以当得知夏普陷入经营危机的时候，他当机立断地决定收购夏普的技术。

2012年3月，鸿海与夏普之间正式开始交涉，但是时至2012年年末，双方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夏普得的‘日本病’竟然有这么严重！”——对于夏普的优柔寡断，郭台铭董事长虽然有些怒不可遏，却也束手无策。

一旦和患上了“日本病”的日本企业合作，我相信无论是哪家中国公司的领导都会像郭台铭董事长那样生气。假设有一位中国公司的老板向某日本公司提出了一项对双方都十分有利的合作项目，该日本公司在中国北京或者上海的现地法人在收到中国公司的合作意向后，立即向日本总公司的国际部汇报。这个时候，总公司的国际部会要求现地法人提交一份长达几百页的“策划书”，其中包括：合作项目所涉及领域的中国市场及业界现状，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合作方中国公司的企业分析，本公司及其他公司类似先例详情，中国近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动态等等。在北京工作期间，我也多次制作过这样的策划书。据我个人经验，日本企业的现地法人要想完成这份策划书至少需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几个月后，当现地法人将厚厚的策划书提交给日本总公司国际部之后，国际部就会召开一轮又一轮的会议，然后总结出几十条甚至几百条修改意见，最后，国际部会将这些意见连同策划书一并退还给现地法人。如前所述，国际部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对于部门负责人来说，“逃避由这份策划书所带来的个人责任，防止其为自己的仕途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比“促成与中国公司的合作，提升公司产品的销售额”更为重要。

一般情况下，日本公司在中国的现地法人与日本总公司国际部之间的拉锯战会一直持续好几个月。即使最终突破了国际部这一关，现地法人还要继续迎接现地法人与总公司内部各关联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与部门科长、部门科长与部门部长之间的漫长交涉。而且，每经过一轮交涉，相关部门都会提出好几百条新的修改意见——这是因为关联部门的负责人的想法和国际部负责人的想法一模一样——与其促成公司与中方的合作，倒不如逃避个人责任、防止其为自己的仕途带来负面影响。

就这样，经过了半年多的“交涉”，这份策划书终于出现在了每月一度的总公司董事会上。可是，所有的董事都不关注策划书是否完美，而是从“如何利用这份策划为自己牟利”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如果某位董事认为，实施这份计划虽然可以为公司盈利，却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或者会给自己在公司内的竞争对手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反对，然后故意提出一些需要延后决定的理由，最终使得策划书被驳回或者被迫“改日再议”。

谁都知道，没有哪位中国公司的老板会耐着性子等待这么长时间。而且，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无论中方怎样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结果，日方的回答都只有一个——“尚在研究中”。所以前文中，面对着濒临破产却仍在“研究中”的夏普，郭台铭董事长会愤怒地离场实属情理之中。

在北京，我有一位交情甚好的优秀律师朋友。他在日本某著名大学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2000年，他从日本回到北京后，一直担任日本企业在华现地法人的顾问律师。有一次，他叹息着对我说：

“自我成为日本企业的顾问律师的那一刻起，我就为了扩大这些企业的收益，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在和那些从日本总公司派来的日本人总经理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的‘视线’和我的有些不一致。也就是说，我实心实意地为了实现公司的最大利益而提出法律方面的建议，可是，那些总经理竟然对这些‘对公司发展明显有利’的建议说‘NO’，有时甚至还会做出一些有损于公司利益的决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那些日本人的想法。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了一本日本推理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只考虑自己仕途的上班族。读完之后，我恍然大悟——这些日本总经理的人生最大目标也是‘让自己在公司里出人头地’，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在公司里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大程度地逃避有可能对自己的仕途产生阻碍的风险和责任’。

“一旦理解了日本人心里的想法，我的工作就变得非常顺畅了。从那以后，当我再向日本企业提交文件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像以前一样在文件中写‘我认为某某工程将会为公司带来最大收益’，而是直接面见日本总经理，向他说明‘根据××部分的记述，即使这项工程最终失败，您也能避免承担任何责任’。于是，日本总经理立即笑逐颜开，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就这样，我得到了中国日本商会的高度认可，委托我担任顾问的日本企业也越来越多了。

“如今，我有绝对的自信能让日本总经理获得满足，但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律师——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以‘让公司获得最大收益’为目标的顾问律师。其实，面对着众多由我担任顾问的日本企业，我经常在想：‘真是太可惜了，本来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些公司的收益的。’”

这位律师的话，可以说是极为贴切地描述了日中两国间商务往来的现状。如他所说，在生意场上，中国人追求的是“最快、最大的收益”。我想这应该不仅仅是中国人追求的，除了日本人之外，全世界的商人恐怕都是这样的吧。

对于日本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逃避责任”。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企业纷纷患上了严重的“日本病”，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当然，日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现状。要是换成能够做出合理判断的中国人，他们一定会想“既然已经找到了病因，那只要尽快治病，不就行了”。

但是，问题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逃避责任”的人生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了日本民族的核心思想，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日本人的DNA上。所以，这个极度麻烦的问题很难在一朝一夕之间得以解决。

下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其一，日本人自古以来说的日语就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语言。在中文的句子中，“我”“你”“他（她）”等主语一定会出现在句首，所以中文是一种“主体性语言”。而与此相对，日语是一种“客体性语言”。

从2009年到2012年，我一直在北京的一家日本公司工作。在那段时间，我经常翻看中国公司的董事会会议记录，其中频繁出现这样的记述：

“A董事长和B总经理批准了C议案。”

这句话说明A董事长和B总经理对C议案负有完全责任。

但是，在日本公司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中，却经常出现这样的表述：

“C议案获得了董事会的批准。”

批准议案的是A董事长还是B总经理，还是与会的全体人员？通过这样的记述我们根本无法判断。乍一看，好像全体与会人员都是责任人，可实际上却是“没有人对C议案负责”。

在北京工作期间，我曾经多次担任日中商务谈判的翻译，并从中深切体会到了一点——在这样的翻译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日语中特有的“逃避责任”的表现。每当日中双方的代表对桌而坐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车轱辘话”：

日方董事长：向您通报一下，与贵公司的合作项目已经得到了我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中方董事长：也就是说，董事长您批准了，对吗？

日方董事长：项目是由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

中方董事长：但是，您就是公司董事会的最高负责人，所以项目还是要得到您的批准嘛。

日方董事长：应该是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

中方董事长：难道，董事长您个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吗？

日方董事长：我只能说，是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这个项目。

就在这样“兜圈子”的过程中，中日双方的代表都逐渐变得急不可耐了。在中方看来，眼前的这位日方的董事长好像并没有要遵守项目合同的意思，而日方也在心里嘀咕，中方的董事长竟然说出了这么奇怪的话，难道是有意要违反项目合同中的规定？

其实，在日中商务谈判中，“双方围绕价格问题展开激烈的争执”才是最为正常的状态。假设一家中国公司准备购买日本公司的精密设备，日方理所当然地希望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中方自然希望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入。如果换成日本公司从中国进口蔬菜，情况就完全相反——对于翻译人员来说，要是遇到了这种直截了当的谈判，工作量看似很大，但实际上却很轻松。到最后双方意见达成一致、握手成交的时候，翻译人员也会为自己承担了这份工作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但是，万一遇到刚才那种“围绕着董事会而展开的日中谈判”，翻译人员可就要头痛了——由两国间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不但会在与商务谈判无关的其他方面产生，而且还有可能会对谈判造成极大的影响。

所以，每当日中文化差异将谈判拖入危险的僵局的时候，感觉最痛苦的就是我这个翻译。一方面，我会遭到日中双方的攻击——就是因为他翻译得不好，谈判才会变得如此混乱；另一方面，我又不可能在谈判桌上滔滔不绝地向双方的董事长解释日中文化的差异。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当然，如果日中某一方的董事长在平日里和我的关系非常不错，我就会从中打打圆场，告诉他说“中方这么考虑，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或者“日方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不会对合同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就避免了无谓的冲突。

但是，如果谈判双方是两位我第一次遇见的董事长的话，我就只能说“我没有翻译错”。另外，根据我的经验，在翻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日方的动态。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较“大度”，而日本人比较“小气”。

有一次，我邀请一位“久经战阵”的翻译朋友吃饭，顺便和他聊了聊让我倍感困扰的“文化翻译问题”。因为他曾经多次担任日中首脑会谈的日方翻译，所以我觉得他一定能给我一些不错的建议。

结果，他这样回答我说：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令我们这些给日本人做翻译的人感到最为头痛的就是‘翻译的责任’问题。所以，我会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不会被追究责任的翻译官’。而要想不被追究责任，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全力地把发言人的话忠实地翻译出来’。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即使双方会因为生气而导致谈判破裂，责任也不会归结到我们翻译的身上。”

原来，在日本的翻译界，大家最先考虑的也是“逃避责任”！后来，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向我说明了翻译人员逃避责任的重要性。

“在一次日中首脑会谈中，一位患了轻感冒的日方首脑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我立即翻译说刚才的声音是打喷嚏的声音。没想到，会谈结束之后，那位日本首脑竟然专程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你翻译得太好了！’其实，他向我表示感谢无非是因为我连他打喷嚏都翻译出来了。政治家原本就是一些对他人疑心很重的人，但是，当得知我翻译了他打喷嚏之后，他就会觉得‘啊，那个男人一定原原本本地翻译了我所有的话’。所以，翻译人员必须要遵守这样的行事法则，逃避责任！”

听完了他的话，我不禁由衷地感叹：“如此完美地逃避了责任，果然是专业人士！”但是与此同时，我的心中仍有一丝困惑挥之不去。就连打喷嚏都翻译出来了——在日本政治家看来，这样的翻译官的确值得信赖。可是，对于这样的翻译，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又会作何感想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十分费解：“日本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上文中提到的关于日本总经理的事情也是相同的道理——日本民族的这个“逃避责任”的最大缺点让日本人吃了大亏。

再继续说点关于“日语”的事吧。日语是一门逃避责任的语言，那么到底是日语让日本人变得逃避责任，还是原本就逃避责任的日本人发明了日语呢？这个问题似乎和“鸡生蛋，蛋生鸡，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的问题如出一辙。

我认为，为了逃避责任，日本人从古代开始就在连绵不断地发明模棱两可的日语语法。在距今1000年以前，一位名叫“紫式部”的日本女作家写了一部名为《源氏物语》的小说。全书共计54卷，是一部以皇太子“光源氏”为主人公的、描述日本宫廷生活的长篇小说。同时，这部小说也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最高杰作”。

但是，在这部长达54卷的《源氏物语》中，所有的句子竟然都没有出现主语。所以，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以及敬语的使用情况来推测每篇文章的主体是谁，每一段对话中的说话人是谁。

虽然这样的写作方法让人摸不到头脑，但是《源氏物语》这部小说无疑证明了，在古代和中世纪，日本人缺乏“主体”这样的概念——对于生活在那些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某事被做”比“某人做某事”更为重要。同时，这部小说也证明日本人“逃避责任”的历史由来已久。当然，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源氏物语》能够像中国的《红楼梦》那样描绘出一幅奢华绚烂的宫廷画卷，这就实属不易了。

“从天而降”的日本天皇

说起日本人“逃避责任的历史”，就不得不说我们国家的名字“日本”。其实，“日本”这两个字在我们国家有“にっぽん”（Nippon）和“にほん”（Nihon）两种读法，一直都没有统一。

公元720年（养老四年），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编纂完成，书名中赫然出现了国名“日本”二字。

公元8世纪的盛唐时期，《唐历》在长安完成，书中也有“大宝二年（公元702年）日本国遣使来访”的明确记载。后来，日本的古代史研究学者根据这些古籍中的记载，推测出“日本国”的定名时间大致为公元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

可是，关于“日本国”应该读作“にっぽんこく”（Nipponkoku）还是“にほんこく”（Nihonkoku）的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无人确定。其实，归根结底，这也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现。

为什么不统一国名的读法呢？由于没有类似《国名争论》的文献流传于世，所以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答案。不过，对于这两种国名的读音，我的个人观点如下：

假设古代的日本天皇或是某位重臣确定“日本国”的读法不是“にほんこく”（Nihonkoku）而是“にっぽんこく”（Nipponkoku），那么，由于这个人确定了国家的名字，那么他必须背上历史的重责，而且这个担子还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想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这么沉重的担子，所以日本国国名的两种读法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没有确定国名读法的国家，恐怕就只有日本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种国名读法简直就像是一个国家有两种国旗。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

如今，日本银行发行的钱币上印着“NIPPON GINKO”的英文字母，日本的公共电视台NHK（日本放送协会）中的字母“N”也读作“Nippon”。但是日本航空等私营企业，以及日本共产党等政党一定会把本公司、本政党名称中的“日本”读作“Nihon”。换句话说，时至今日，“日本”的两种读音都依然存在，而且两者之间的界限一如既往地模糊。

政府不确定国名的读法，太不负责任了吧？！——2009年6月，日本的在野党向当时的麻生太郎内阁追究责任。这也是“日本国”定名1300多年之后，政府第一次因为“国名的读法”而被追究责任。

对于这个此前一直无人问津，如今却全民关注的大问题，麻生内阁做出了如下回答：

“‘にっぽん’（Nippon）和‘にほん’（Nihon）这两种读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用的，所以没有必要统一成一个。”

其实，麻生首相的回答内容是通过“内阁会议”决定的。所谓“内阁会议”，是指每周二、五的早上，以日本首相为首的18位内阁大臣齐聚首相官邸，召开决定国策的最高会议。所以，麻生首相的回答就成为了“日本国”定名1300多年之后，日本政府首次对“国名读音”做出的官方回答。

顺便提一句，这个官方回答的关键点在于：回答的内容不是由麻生首相决定的，而是由“内阁会议”决定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决定的内容”方面，还是在“决定者”方面，麻生首相都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高！实在是高！

回到刚才关于国名的话题上。其实，“日本国”这样一个国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名字。

比如，中国的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这个国家为“共和国”形态。美国的全称为“美利坚合众国”，表示这个国家为“合众国”形态。韩国的全称为“大韩民国”，表示这个国家为“民国”形态。泰国的全称为“泰王国”，表示这个国家为“王国”形态。但是，只有日本的全称为“日本国”，通过这个国名根本无法判断国家的形态。

日本的国名之所以这么含糊，与“天皇所处的位置不明确”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对“天皇”的定义非常模糊——从古至今延续了125代的天皇到底是什么人？

“天皇”在古代被称作“大王”或者“天王”。在古代中国，“王”的地位位于“皇帝”之下。确切一点说，到周朝为止，“王”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敬称。但是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自己为“皇帝”之后，“王”就成了地位低于“皇帝”的地方统治者的称谓。所以，位于中国大陆以东的岛国上的统治者，或是被中国的皇帝封为“日本之王”，或是对中国有所顾忌，才自封为“王”。

后来，日本效仿大唐法律，制定了“大宝律令”（公元701年颁布）。律令中明确规定“日本为以天皇为中心的二官八省之国”。其中，“二官”指主管政治的“太政官”和主管祭祀的“神祇官”。“八省”指主管朝廷政务的“中务省”，主管人事的“式部省”，主管户籍的“治部省”，主管赋税的“民部省”，主管粮仓的“大藏省”，主管司法的“刑部省”，主管庶务的“宫内省”以及主管军事的“兵部省”。

至于“天皇”这个名称由来，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始终无法确定。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日本的王也想过过“小皇帝”的瘾，所以借用“从天而降的皇帝”的含义，给自己起名为“天皇”吧。

不管怎样，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终于成型，“天皇”也由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延续到了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但是，到了公元1192年，日本武士源赖朝建立了镰仓幕府，天皇的实权也移交给了武士集团——幕府。所以，当时日本拥有最高权力者不是住在京都的天皇，而是住在位于东京近郊镰仓的征夷大将军。

之后，日本经历了室町时代（公元1338—1573年）、战国时代（公元1573—1603年）和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在这漫长的670多年时间里，日本社会一直保持着“二重构造”——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京都的“天皇”，实质上的最高权力者是幕府的统治者“征夷大将军”，而征夷大将军又获得了天皇对其地位的承认。

这样的“二重构造”是天皇和将军双方都希望看到的结构体系。具体来说，将军能够以“代天皇执政”为由，巧妙地避开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出现问题，最终要承担责任的人也不是将军，而是天皇。另一方面，天皇也因为“任命了征夷大将军”而摆脱了“执政者”的头衔。一旦出现问题，征夷大将军就要理所当然地负起责任，而天皇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所以说，日本的天皇和征夷大将军两人都充分地利用了日本民族最大的人生哲学——逃避责任。

1868年，明治维新的实行宣告了日本武士社会的终结。德川第15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将国家大权连同江户城一起归还给了明治天皇，自己则在骏河（今日本静冈县）度过了余生。从那以后，日本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和实质上的最高权力终于得到了统一。也就是说，日本确立了“天皇全权在握”的社会体系。同时，自明治时代起实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也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虽然《大日本帝国宪法》做出了“天皇统治国家”的规定，但是，日本人始终无法适应像中国那样的“皇帝一人负全责”的制度。只有在明治时代的45年时间里，颇具“帝王气质”的明治天皇做到了敢做敢当。之后的大正天皇经常表现出精神薄弱的一面，实在算不上是“能够一人背负全责”的合格的国家统治者。

1926年，身体羸弱的大正天皇驾崩，享年47岁。短短15年的大正时代也就此画上了句号。之后，年仅25岁的裕仁皇太子继任日本第124代天皇。

面对着那些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大日本帝国军”的元老，25岁的昭和天皇显得手无缚鸡之力。于是，日本再次成为了一个“逃避责任的国家”。

当时，日本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天皇召集首相及其下大臣召开的“御前会议”。只是，这个会议从议题到结论都已经事先做好了脚本，天皇先象征性地询问几个问题，然后说一声：“诺！”内阁大臣们就可以对外宣布——×××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了。

在那段时间里，势力急剧膨胀的军部以“天皇负责”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推行所谓的“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天皇首肯”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天皇却认为“我的确说了‘诺’，但只是闭着眼睛批准了军部的决定”，所以可以以此为借口，将责任推给军部。就这样，天皇和军部联手构建了一个有利于双方“逃避责任”的组织结构。

众所周知，1941年，日本做出了一个毫无谋略可言的决定——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向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宣战。在此之前的12月1日，御前会议如期举行。虽然这次会议决定发动以日本帝国存亡为赌注的战争，但是没有人知道具体“是谁、以怎样的方式决定开战”，我们这些日本民众知道的也仅仅是“御前会议决定日本对美国宣战”。所以，这到底是昭和天皇的决定，还是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决定，又或是其他军部高官的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谜。

后来，到了1945年8月14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为了防备美军入侵，同时为了毁灭证据，当时的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了“通告”——即刻烧毁所有公文。

“通告”一经发出，从8月14日到15日，日本上空烟雾弥漫。这并不是因为美军空袭，而是日本人烧毁了所有的公文——深入骨髓的“本能”让日本人使出了所有的力气“逃避责任”。

在战后举行的东京审判中，昭和天皇也成功地推卸了责任。1945年9月，昭和天皇在出席美国媒体见面会时解释说：“在1941年12月1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做出对美开战决定的是首相东条英机”。由于当时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并不想在日本制造混乱，而是想持续占领日本，所以美国接受了昭和天皇的解释。1946年4月28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起诉了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但并没有向昭和天皇追究责任。昭和天皇之所以没有成为“东方的希特勒”完全归功于其多年来精心构筑的“逃避责任体系”。

到了1947年，日本颁布了《日本国宪法》，但其中仍然保留着大量含糊其词的表述。比如，在第1章第1条至第8条的关于天皇的记述中，第1条就明确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所谓“国民整体的象征”到底指什么？是国家元首、国王，还是曾经的王室？这些在《日本国宪法》中只字未提。显然天皇是最高权威者，首相是最高权力者，但是由于宪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述，所以根本无法做出准确的界定。简而言之，在日本，天皇与首相共同构筑的“相互推卸责任的体系”仍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逃避责任”，会误国，也会误民

看一看能够如实反映各国特色的奥运会，您也许会发现，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团体比赛项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团体比赛中，即使输了，责任也很难落在某一个队员的身上。

如果是个人比赛，输了的人就要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因此，众多日本选手一直承受着“失败就要承担责任”的压力，苦苦思索着“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最后走向灭亡。

与个人比赛不同的是，团体比赛中的责任界定十分模糊。比如，在足球比赛中，日本队以零比一惜败。那么失败的责任到底应该归没有把守好球门的守门员，还是没有进球的前锋，还是没有做出合理的人员布置的教练，我们很难对此做出判断。换句话说，所有人都能够逃避责任。所以，只有在团体比赛中，日本选手才能上演最完美的比赛。

在足球世界杯的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获得小组出线应该追溯到2002年日韩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日本队的主教练是2012年在中国深圳红钻队执教的法国人菲利普·特鲁西埃。因为在被誉为“日本的巴西”的足球城市浦和市长大，所以我从小就是一名铁杆球迷。后来，由于对特鲁西埃教练的球员训练方法十分感兴趣，所以我观看了他执教时期日本队的大部分比赛。

在我看来，来到日本这个具有异文化特色的国家之后，这位具有哲学家般清晰头脑的特鲁西埃教练似乎立即看穿了日本人具有“逃避责任”的特质。所以，他为日本队制定了一套能够让所有球员都能彻底逃避责任的战术体系。

比如，球员在接到队友的传球后，必须要在两秒钟内将球传给下一位队友；持球队友两侧的球员必须站在与持球队友前进方向成30度角的位置上等等。

就这样，所有球员都获得了“行动指南”。因此，只要持球球员在两秒钟之内将球传给下一位队友，自己就能够“逃避责任”，然后继续安心地比赛。而下一位球员只要往与持球队友前进方向成30度角的方向奔跑，那么即使队友没有传球，责任也不在自己。

这种“逃避个人责任”足球战术让日本队变得超乎想象的强大。在日韩世界杯上，日本队不仅获得了小组出线，而且还趾高气扬地挺进了16强淘汰赛。

在16强淘汰赛中，日本队在仙台迎战土耳其队的比赛，真是令人终身难忘。比赛当天，天公不作美，仙台遭逢了瓢泼大雨。众所周知，一旦下雨，足球就会变得很难控制。所以球员在球场上陷入了一片混乱——受到脚下雨水的限制，球员无法在两秒钟内传球给队友，或是无法按照原有想法沿着30度角方向奔跑——“逃避个人责任”的战术随之崩溃。

就这样，土耳其队率先获得了进球。面对落后的局面，日本队必须攻入一球扳平比分。但是此时，日本队的又一个致命的缺陷暴露了出来。

这个缺陷就是“无法进球”。利用特鲁西埃教练布置的“逃避个人责任”的战术，日本队能够轻易地将球运至对方球门附近。但是在面对对方球门准备射门的时候，由于每次场上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特鲁西埃教练提供的“行动指南”也就失效了。这个时候，球员本应该当机立断地提脚怒射，可是日本队的球员们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队员们并没有射门，而是选择了彼此传球。

由于这个致命的缺陷，日本队没有获得进球，最终以零比一负于了土耳其队。虽然这只是一场足球比赛，但是它也成为日本社会的缩影。

1995年1月，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阪神大地震。神户在地震和随之而来的火灾中化为了一片废墟。然而，在随后的救灾过程中，人们竟然看到了如此荒唐的一幕——在没有任何行人的十字路口，每遇到一个红灯，奔赴灾区的日本自卫队的救援车就会停下来“耐心等待”。在自卫队看来，如果闯红灯可能就要背负“违反交通规则”的责任，所以他们干脆停下车来“逃避责任”。

出于同样的道理，自卫队派出的直升飞机，只在聚集着避难者的学校操场上空盘旋，却不肯降落。估计驾驶员正在心里嘀咕：“没有得到许可就降落的话，我可是要承担全部责任啊。”

就在日本自卫队等待的过程中，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这真是一场“天灾加人祸”的日本式悲剧啊！

现在，假设您来到东京旅行，正准备搭乘地铁。在站台上，您将听到“列车即将进站，请您站在白线以内等候”的提示。坐上地铁之后，您将听到“列车在行驶过程中会有轻微晃动，请您站稳扶好”的车内广播。快要到站时，您将会听到“列车距离站台有一定距离，请您注意脚下”的广播提醒。中国人听起来肯定感动，日本怎么那么体贴！

但是，请您想一想，为什么日本地铁会如此亲切地提醒乘客呢？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地铁运营公司为乘客的安全着想，而是他们不愿意承担事故的责任。万一真的发生了事故，他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通过广播告知乘客了”，这样他们就能够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东京的道路上会设有那么多信号灯呢？那是因为各个地区的警署都想要逃避交通事故的责任。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将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归咎于“警署没有设置信号灯”，所以警署干脆大量设置信号灯，防患于未然。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极度逃避责任的国家！

第三章 中国缺什么：协调一致的团结精神

与中国不同，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狭长的岛国，而且是一个“终身雇佣制”盛行的保守的国家。日本人一旦在自己所属的公司里失败了，那就意味着他将一生背负着失败。出于对这种后果的恐惧，日本人最终选择了“不在公司里争一时的成败，而是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一步一步平缓地向上爬”。“一致性”和“团队精神”其实就是我们日本人的“生活的智慧”。

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

2009年夏，作为日本大型综合出版社在中国北京的独资现地法人的代表（副总经理），我来到了北京工作。在1万多被派驻到北京的日本人中，我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这是因为在这1万多日本人中，有95%以上的人过着“日本人村”里的生活，而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不到5%的人生活在“除了自己，身边都是中国人”的环境里。

首先，大部分被派驻到北京的日本人都住在东苑公寓、光明公寓、龙宝大厦、Summer Set以及长富宫公寓这“五大日系公寓”。而我在北京的居住地，虽然也位于外国人很多的朝阳区，但是我选择了一幢周围完全没有日本人的“纯中国式公寓”。其次，很多驻北京的日本人都开公司配车上下班，而我却一直坚持迎着早晚班高峰乘坐地铁1号线和2号线。

另外，很多日本企业都把现地法人的办公室安排在亮马桥附近的发展大厦或者建国门附近的长富宫办公楼里。这些写字楼里的办公室大多被日本企业所租用。而我们公司的驻京现地法人的办公室是在一幢有着近三十年历史的“中式”大厦里。在这幢大厦里，别说日本公司了，就连一家外资企业都没有。每天早上，我都能在一楼电梯的入口处看到来上班的中国人“疯挤电梯”的壮观场面。而到了我们公司办公室所在的11楼后，每次去洗手间，我都能看到有男人浑身赤裸地站在洗手间的水龙头前“洗澡”。

不仅如此，大部分日本公司的驻京现地法人里都是日本人居多，所以“日语”是办公室里的通用语言。而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除了我这一个日本人之外，其他人全部都是中国人。刚开始，办公室里只有包括我在内的5名员工。除了1名不懂日语的女会计之外，其他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只不过，大家说日语也仅限于和东京总公司联系的时候。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大家都说中文。公司的各项制度也都基本按照中国的惯例制定。比如，我们的休息日与中国的法定节假日保持一致。到了午饭时间，我也不会去日本人经常光顾的五星级酒店里的高级日本料理店，而是去位于办公楼地下的餐馆，吃一份12块钱的套餐果腹。

除此之外，我的上司，也就是公司驻京现地法人的总经理，虽然他身在日本公司总部，是公司总部的录用员工，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最后，我们的客户也全都是中国的出版社、广告公司等等。

就这样，由于身边几乎找不到日本同胞，所以我感觉自己被四面八方的中国人紧紧地围在了中间。于是，我深切地意识到了一点——要想在这个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我就必须把自己“同化”为中国人。

后来，随着“同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我愈发确信，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共同点不过就是“有着相同的容貌，使用着相同的汉字，拥有着儒教、佛教等等共通的文化”而已。人们都说，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可是，在我看来，两国文化间的差异就如同“绕着地球一周才能到达终点”似的——相差达到4万公里！

著名的人类文明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他那本1996年出版、为世界瞩目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全世界的文明分为七大类或八大类，特意将“中华文明圈”和“日本文明圈”区别开来予以分类。

我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我来到北京之后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如果您要问我进入这个“中国式的企业”之后，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事情还要从我来北京工作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开始说起。

2009年秋，由于我们公司杂志部的工作量有所增加，所以我面试了大概30位中国人，并从中录用了一名女孩，让她加入了杂志部。除了这名女孩之外，办公室里的其他员工都是前任驻华代表录用的，所以，这名女孩就成了我上任后录用的第一位中国员工。

在日本的公司里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如果有新员工加入，公司里的全体成员就要聚在一起，为其举办一场“新员工入职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新员工会一手拿着啤酒瓶一手拿着酒杯，向老员工们一一敬酒。敬酒的同时还要恳请对方说：“从明天起请多多关照！”老员工们则会用“也请你多多关照”“从明天开始一起努力吧！”之类的鼓励话语来表示对新员工的欢迎。

欢迎会接近尾声的时候，社长（或部长）会进行总结陈词：“新员工某某正式入职了，从明天开始，大家一起努力吧！”然后，在场的所有人会通过“三击掌”或“一击掌”的形式来结束欢迎会。所谓的“三击掌”，是指所有人以相同的节奏连续击掌30次（一般是以10次为一轮，共3轮）。而“一击掌”则是所有人同时击掌一次。当然，不管哪种击掌方式都是象征着日本公司团队精神的重要仪式，也是欢迎会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经过了这个“新员工入职欢迎会”之后，新员工就“正式”成为了公司的一员。同理，当有员工离职时，公司也会为其举办“送别会”，所有人也会用“三击掌”或者“一击掌”的方式为其送行。

由于在此之前参加过无数次公司里的“欢迎会”和“送别会”，所以我也在心里盘算着为自己录用的第一位员工举办一场欢迎会。最终，我把时间定在了新员工入职那一周的周五晚上，地点定在了公司附近的一家川菜馆。然后，我给公司里的6名员工群发了邀请邮件。

然而，在欢迎会之前的周四下午，一位女员工突然来找我说“想谈谈明天欢迎会的事”。她问我：“明天的新员工欢迎会，您打算向参加的人收钱吗？”

对于这个意料之外的问题，我感到十分的不解——新员工作为受欢迎的一方，不需要出钱，其他员工则需要支付“会费”——这是“日本公司的常识”。当然，“会费”的多少根据个人职务的高低而略有不同，一般员工3000日元，科长5000日元，董事长10000日元。

基于这样的“常识”，我已经做好了在明天的欢迎会上多出点“会费”的准备。这位女员工之所以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提问，我想应该是她在钱的方面有些“困难”。所以，我带着一份同情之心，回答道：

“作为公司驻北京的现地法人代表，我每个月都能从公司领到一笔‘招待费’。这个月的‘招待费’正好还没用，所以欢迎会的费用由我来出，你们几位中国员工可以免费参加。”

我本以为这个回答会让她欣慰地一笑，可是，她却依然一脸严肃地继续问道：

“您准备从‘招待费’里拿出多少钱举办欢迎会？要不，我给您提个建议吧，您把用来开欢迎会的钱按人头平分一下，然后直接发给我们现金吧。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大家又都得到了实惠，一举两得啊。”

听了她的“建议”，我顿时哑口无言——在我来到北京之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虽然我每天都对中日之间的差异而感到惊讶不已，但是，这些远远比不上她的“建议”带给我的惊讶。“把‘招待费’分给员工”“这样可以节省时间”……这些难以置信的话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盘旋，久久不能散去。

也许是用脑过度，我感觉四肢乏力。于是，我用一句“让我考虑一下”把她支开了。

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之后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茫然自失的我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处理手头的工作——对于我来说，这次的“异文化冲击”实在太猛烈了。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我还没有缓过神儿来的时候，又有一位男员工走了过来：“我想和您说个事儿……”他的话“啪”地一下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原以为他会向我汇报一些他所负责的漫画方面的事情，可是没想到的是，他说的竟然也是关于第二天欢迎会的事儿。而且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问的问题以及给我的“建议”和一小时之前那位女员工的一模一样！

难道刚才的那位女员工和眼前的这位男员工是提前商量好的？我不由得在心里泛起了嘀咕。可是转念一想，就在那天中午，两个人为了一件工作上的事情发生了很大争执，后来互相都不搭理对方了。所以，我猜想在欢迎会的事情上，他们不可能是商量好了的。那么，既然没有事前商量，这就只能说明两个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到了傍晚快下班的时候，又有一位女员工走到我的面前，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明天晚上，我和男朋友约好了看电影。欢迎会，我就不去了。”

事已至此，我只好找了一个极为日本式的借口，用中文给所有人群发了另一封邮件：“明晚，我有急事需要处理，新员工的欢迎会顺延至下周以后。给各位添麻烦了，万分抱歉。”谁知，那位我一手录用的新员工竟然这样回复了邮件：“没关系。反正在中国一直就没有给新员工开欢迎会的习惯。”

在我看来，“迎新会”虽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件事却向我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绝好机会。换句话说，我意识到了自己也许不应该在中国公司里，对日本式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有过高的期待。于是，我对那些不适用于中国员工的公司制度和行为习惯做出了改变。

比如，在那之前的每周周一的上午，公司都要召开全体员工会议。但是，每次会议都会引发一些争端。简单点说，如果上一周的公司业绩有所提高，那么大家都会说功劳属于自己，然后开始拼命地“争功”。如果业绩有所下降或者出现了亏损，那么大家就会互相推卸责任，然后激烈地争执。

“我们好歹也是一家‘文化公司’，大家说话能不能‘有文化’一点！”

最后，伴随着我的指责，会议宣告结束。唉，从星期一上午开始就坏了心情，这一周之后的几天，估计也不会顺心如意了。

在日本的公司里，开会的主要目的是让员工非常绅士地调节与其他人的关系。所以，会议开得越多，员工的心里就越容易萌发“一体感”，越容易具有“团队精神”。于是，公司一旦发展壮大，会议就成了很多员工的工作中心。比如科长以上级别的领导，每天除了吃午餐和去厕所的时间之外，从早到晚就是开会、开会、再开会。这就是日本企业特有的景象。

但是，来到北京之后我才知道，会开得越多，同事之间的关系就越差。这是因为，中国的会议上，大家并不是绅士地解决问题，缓和矛盾关系，而是极为不绅士地争权夺利，使问题愈发恶化。

比如，我们公司将某畅销小说的中文版权交给了中国的某出版社，但是后来发现该出版社经常出现“未使用合同规定的封面”“未经原文作者同意，擅自添加他人序言”等等违反合约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会立即召开我们公司内部的会议，协商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找出问题完善合同，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但是，在会议上，员工A一般都会说“员工B没有确认封面，这件事是他的责任”，而员工B会反驳说“是员工A向日方做出的承诺，所以应该由他负责”，然后，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反复强调不是自己的责任，有时甚至还说“以前员工C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把跟眼前的这件事毫无关系的其他人也牵扯了进来。

如果反过来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情况也是一模一样。比如，一位日本作家委托某中方出版社自费出版自己写的日文图书，并且预购1万册。这对于中方出版社来说，无异于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是当开会讨论“如何出版发行”的时候，他们也会争得不可开交——“我知道一家印刷厂，价格非常便宜”“不行，那家印刷厂虽然便宜，但是印刷的质量不行。我认识一个印刷厂的朋友，还是交给他们比较好”……

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都是为了公司能够获得最大利益，那么无论他们怎么争执都行，但是在我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他们都是利用公司的业务，扩大自己的私人利益。

也许这种情况在“每位员工年薪不同”的外资企业中十分常见。但是，在日本国内的企业中，这种情况真是闻所未闻。

于是，我干脆下令取消每周一上午的全体会议。然后，开始执行“我和员工A”“我和员工B”的这种我与各项工作负责人“一对一”的方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社营业额一路平稳上扬。

中国人的“非正常关系”

来到北京半年之后，我终于领悟到了与日本公司相比，中国公司所欠缺的决定性要素，那就是所有人团结一致提升营业额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

在中国人的眼中，坐在自己周围的“同事”绝对不是和自己手挽手、肩并肩地提升公司营业额的“战友”，而是要在某一时刻将其排挤掉的“劲敌”，或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所以，每天下午5、6点下班之后，中国员工也不会像日本员工那样三五成群地去吃晚饭，而是自顾自地去做自己的事情。换句话说，中国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仅仅停留在非常浅薄的表面。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中国读者提出反对，但是，对于我这个在从早到晚都“讲一致”“顾团队”的日本公司里工作惯了的日本人来说，这就是事实。为什么中国人欠缺“一致性”和“团队精神”？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这一点不必讳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陆国家，竞争极为激烈。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虽然两国GDP数值基本相同，但仅从“11比1”的人口比例来看，相同的GDP就意味着中国人需要面对的竞争压力是日本人的十倍以上。

比如，在奥运会上，中国和日本两国在各个项目中的参赛选手数量相同，那么中国选手就需要面对10倍于日本选手的竞争压力。因为日本的乒乓球选手是1亿2000万人的代表，而中国的乒乓球选手是13亿人的代表。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体育运动，在其他的方面也完全相同。比如，最能代表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最能代表日本的“东京大学”，两所学府每年的新生入学人数都是3000人左右。但是中国的学生要想进入北京大学，却比日本的学生进入东京大学要难10倍以上。当年我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一位教我中文的法学院学生告诉我说，他是四川省的“高考状元”！那个时候，中国四川省的人口将近1亿，所以他获得了四川省的“高考状元”就等同于获得了日本的“全国状元”！

一旦竞争激烈到了如此程度，估计谁都应该没有心情和其他人“携手共进”了。所以，要想在中国社会里往上爬，那么你就要排挤掉自己身边的人，而且还要排挤那些“被排挤掉的人”的身边的人。

当然，中国也有它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它确立了一个“败者复活”的赛制。比如，一个北京某公司的职员，在公司内部的竞争中惨败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么，那个人可以轻易地辞去北京公司的工作，然后转投上海的某公司，继续和别人竞争。

与中国不同，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狭长岛国，而且是一个“终身雇佣制”盛行的保守国家。因此，日本人一旦在自己所属的公司里失败了，那就意味着他将一生背负着失败。出于对这种后果的恐惧，日本人最终选择了“不在公司里争一时的成败，而是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一步一步平缓地向上爬”。由此看来，我们再三强调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其实就是我们日本人的“生活的智慧”。

为了让所有的日本人都能拥有这份智慧，日本在国民教育中始终贯彻对国民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的培养和训练。

在日本小学的国语课上，老师会告诉孩子们，“人”这个汉字表示两个人要相互依靠，相互支撑。作文课上，老师最喜欢布置的作文关键词就是“合作”“一致”以及“团结”。即使是在必须依靠逻辑思维解题的数学课上，老师也会教育学生说：“1加1等于2。但是，如果大家有团队合作的精神，那么两个人的力量会等于3或者4。”秋季运动会上的主要项目也是“拔河”或者“骑马战”（4人一组争夺对方一组队员的帽子）等等团体比赛项目。音乐课上，老师会通过合唱来告诉学生“和声”的重要。美术课上，老师也会从“色彩和谐”的角度出发教学生画画……总而言之，在日本，所有的课程里都充满了“一致性”和“团队精神”。

当然，在这种教育方式中也存在一些消极的方面。其中，日本学校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助长了“欺侮”之风。所谓的“欺侮”，就是对同年级学生中不能“合作”“一致”以及“团结”的孩子的一种差别对待。比如，所有人都穿黑色袜子，只有一个孩子穿白色袜子，那么这个孩子就成了被欺侮的对象。有些被欺侮的孩子由于不堪重负，有时会拒绝去学校，甚至选择自杀。日本的各大报纸没有一天不会曝出与“欺侮问题”相关的报道。

我好像有点偏题了，不过，在如今的日本企业里，“一致性”和“团队精神”依然是最被看重的东西。它们之所以被看重，那是因为日本企业里的所有工作都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完成。而对于那些具有很强的个人能力的“独狼型”的人才，公司里的其他人不但不会欢迎，反而会纷纷敬而远之。

所以，最受日本企业欢迎的大学毕业生就是那些出身“体育会”的学生。所谓的“体育会”是指棒球部或是足球部等等得到了大学承认的体育俱乐部。那么，为什么出身于这些体育俱乐部的人最受欢迎呢？其实原因就在于这些学生在俱乐部活动中受到了关于“一致性”和“团队精神”的良好教育。

日本的大学一般都在每年3月举行毕业典礼。参加了毕业典礼之后，大量的毕业生就在4月1日一起涌进了公司。再加上这个时候正好是樱花缤纷的春天，所以整个日本都笼罩在了一股“开始美好新生活”的氛围之中。

每年的这个时候，当您走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街头，您就会遇到很多一脸学生气但穿着西装或职业套装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刚刚由大三升上大四的在校学生，不过日本人习惯于称呼他们为“应聘组”——考虑到一年之后即将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他们正在为工作而四处参加公司的招聘考试。

这些“应聘组”的最大特征就是，所有人都穿着被称为“应聘装”或者“应聘服”的全黑服装。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穿相同类型、相同颜色的服装呢？这是因为“与他人保持一致”“绝不与众不同”是进入日本公司的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

1999年，原日本电通公司（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一个叫中谷彰浩的员工写了一本名为《面试达人》的畅销书。这本书以准备参加公司面试的学生为主要对象，详细说明了在面试时，说什么能够讨面试官的喜欢，说什么会被面试官讨厌。由于内容实用，作者的表达又亲切而诚恳，所以这本书一面世，就获得了如潮的好评。后来，这本书年年再版，如今《面试达人》（2013年版）已经出现在了各大书店的书架上。

在这一系列的《面试达人》中，作者一贯强调的也是“一致性”和“团队精神”。举例来说，假设在向应聘公司提交的简历中，贴照片处的方框大小是“4cm×3cm”。那么，作者一定会提醒读者“将照片分毫不差地切割成‘4cm×3cm’的大小，然后再仔细地贴在方框中间”。为什么要这么精确地切割照片呢？对此，作者解释说——如果照片被切割成了“3.9cm×3.1cm”，那么面试官就会认为“这名学生不具有和别人‘保持一致’的性格”，从而导致面试失败。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求职者真的会因为照片大小的问题而落选吗？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大学同学，他正巧在日本某大型保险公司担任人事部部长一职。于是，我向他确认了一下照片的问题。听完我的提问，他非常泰然地回答说：

“求职者在贴照片时，哪怕有一点不规范，都将面临落选——这对于我们面试官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我们不仅关注照片而且还十分注意求职者的邮箱地址。如果其中出现‘dream’（梦想）‘big tomorrow’（辉煌的明天）等字符，那么我们同样不会录用。因为，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一般都很难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

后来，他向我透露了一个他在今年面试时，向所有学生求职者提出的问题：

“你在一个拥有10名员工的科室里工作。有一次，科长提议说：‘为了给办公室增加点活力，大家每人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放一株植物吧。’于是，你们10个人一起去了附近的花店。到了花店，科长说‘白色康乃馨不错’，大部分人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唯独有一个人说：‘我想在办公桌上摆一株红色康乃馨。’这个时候，你会对想买红色康乃馨的同事说什么？”

一听到这个问题，我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花的话，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不是挺好的嘛。”没想到，他竟然用带着一丝威胁的口吻对我说：“像你这样的求职者，肯定会被当场淘汰。”看到我疑惑不解的样子，他告诉了我他认为最为理想的答案：

“你选的红色康乃馨的确很好看，但是如果大家都选相同的白色的话，那么其他部门的同事或者客户来到我们这里，就一定会觉得我们这个办公室里的人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所以，今天我们就买10枝白色康乃馨吧。从今以后，我们每天都看着相同的花，共同努力奋斗！”

听完他的答案，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说服同事购买相同白色康乃馨的话，才是日本企业最想听到的“正确答案”。简单点说，体现“一致”和“团结”的精神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而刚才我之所以会做出那样的回答，也许是考虑到，如果在中国的办公室里，大家都买不一样的花，那么办公室会变得非常漂亮吧。

通过这个问题，我又联想起了一个情况，那就是在中国的餐馆很少提供“午饭套餐”。在日本，一到中午，各大餐馆都只提供三种左右的套餐——“午饭套餐A”“午饭套餐B”“午饭套餐C”。这种套餐被我们称作“每日变更午餐”，也就是说套餐的种类每天都不一样。

在日本，公司的员工有和同事一起去附近的餐馆吃午餐的习惯。吃饭的时候，如果职务最高的领导说“我要午饭套餐B”，那么其他人一般也会选择套餐B——因为这是一个对上司展现自己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的机会。反过来，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要午饭套餐A”，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认为是缺乏“一致性”和“团队精神”。由此可见，日本的企业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必须时时处处和他人保持一致的社会。

但是，在中国，餐馆会在午餐时间提供100道或者200道菜。中国人一般会一人点一道菜，然后大家一起吃。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很不适应这种方式。不过后来适应了之后才发现，中国真有自由！

面试遭遇到了“官二代”

在来北京工作之前，我也在位于东京的公司总部连续当了10年左右的面试官。当时，我们采取的是“3对1”的面试方式——隶属于杂志部的我和一位图书部的同事，以及一位负责广告宣传的营业部的同事共同面试一名学生。由于面试一个人的时间将近30分钟，所有我们从早到晚最多只能面试20名左右的学生。通过我们的第一轮面试之后，求职者还要继续参加由公司局长级别同事担任面试官的第二轮面试，以及由董事长及全体董事担任面试官的第三轮面试。最终，只有15人能从参加第一轮面试的1万多名求职者中脱颖而出，成功签约入职。

尤其是到了近段时间，在参加面试的求职者中，个性张扬的学生越来越少。大家都穿着同样的正装，说着同样的话。

我：为什么来参加我们公司的面试？

学生：因为我想成为贵公司编辑团队中的一员，然后把优秀的书籍介绍给广大读者。

我：进入我们公司之后，你认为应该在工作中注意什么？

学生：我觉得在工作中，不要给大家添麻烦，要对前辈的话言听计从，要谨记自己是团队中的一员。

尽管大家的回答有些雷同，但这充分证明了学生在参加日本公司面试之前，已经在强调自身具有“一致性”和“团队精神”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于这样的现状，我有一些与大众稍微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在日本社会，尤其是在我所处的日本文化产业中，一个人有没有创造力远远比有没有“一致性”和“团队精神”更为重要。

也就是说，即使100个具有“一致性”和“团队精神”的人聚在一起，也创作不出莫扎特的音乐。所以，所谓的文化产业就是一个只有依靠极少数拥有绝对才能的天才才能拓展下去的世界。

置身于文化产业中的人，要是自身具备这样的才能当然再好不过。如果自身不具备这样的才能，那么他就应该具备“慧眼识人”的才能，即能够发现他人富有创造力的才能。但是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自身具备才能，又能“慧眼识人”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在日语中有一句话叫作“バカと天才は紙一重”（蠢材和天才只有一步之遥）。天才，在某一个领域拥有超群脱俗的能力，但是在其他领域却连凡人都不如。比如，某天才足球运动员，由于不懂得申报个人所得税，而被揭发“偷税漏税”。这就证明，不论这名球员有着多么精湛的脚法，他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都只是一个“蠢材”。虽然有些人会认为“足球踢得不错不就行了”，但是大部分人并不会这么认为——这就是日本社会。

因此，在面试学生的时候，我会从两个方面综合考察。第一，是否具有文化方面的创造力。第二，是否具有“慧眼识人”的能力。但是，由于和我一同担任面试官的另两位同事，依然从传统的日本社会价值观出发，考察求职者是否具有“一致性”和“团队精神”，所以我们对求职者的评定结果永远都是“2比1”。即使是我勉强将那些才华横溢的求职者留了下来，他们也会在之后的“第二轮面试”中铩羽而归。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无比的遗憾。

10年前，我的一位在日本某出版社工作的编辑朋友负责出版了一本书，后来这本书成为了销量超过500万册的畅销书籍。按照单价1680日元计算，这本书为我朋友的出版社带来了84亿日元的收益。

后来和他见面的时候，我问他那本书为他带来了多少特别奖金，他回答我说：

“我只得到了一个10万日元的‘总裁奖’。但是作为公司的一员，我能够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微薄的贡献，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为公司带来了84亿日元的收益，却只拿到了10万日元的奖金，而且还再三强调“集体利益”——这就是日本文化产业的现状。

在北京，我和多家中国的出版社以及广告公司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我了解，这些公司全都在实行一种名为“个人奖励”的制度。例如，负责某图书的编辑可以获得等同于该图书销售总额的3%的奖金。据说这样的奖励机制能够非常有效地调动编辑们的工作积极性。

杂志方面也是如此。2011年秋，我曾去拜访过一家杂志社。跟杂志社的负责人交谈的过程中，我才得知，这家出版社的广告部、销售部等部门也都在实行“奖励机制”。也就是说，如果广告部的某员工联系到了广告，那么出版社就按照规定比例从广告费中抽出一部分，给他发奖金。而销售部的员工也可以按照“每销售一本，提成几毛”的规定，从自己辖区内的杂志销售总额中获得奖金。由于奖励制度清楚明确，所以杂志社里的所有员工各司其职，并且个个干劲十足。

试想一下，如果日本的出版社也效仿中国的这种“奖励机制”，那么，上文中的那位日本图书编辑将会获得2.52亿日元（1680日元/册×500万册×3%）的奖金。在日本，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从22岁大学毕业到60岁退休，只能赚到2亿日元的工资。也就是说，我的那位编辑朋友仅凭一本书就赚到了别人一辈子才能赚到的钱。

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首先，由于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那位编辑一定会辞去现在的工作，然后悠然惬意地过完余生。这样的结果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完美，但是，对于他所属的出版社来说，由于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无疑是一个悲剧。

其次，在那位编辑离职之后，其他的编辑也纷纷开始以畅销书为目标，“各自”努力。这样一来，所有人对出版社这个集体的热爱就会消退，同时滋生“利用公司业务中饱私囊”的想法。除此之外，如果其他公司的“奖励”更高，那么大家都会跳槽。

就这样，这家出版社里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就会越来越少。销售额即使有了一时的增加，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最终也一定会一跌再跌——毕竟一个四分五裂的公司很难持续保持紧张感。

所以，在日本的出版行业里，无论出现了多少发行量超过500万册的畅销书，出版社都会给员工发10万日元奖金。这样既抑制住了其他编辑们的嫉妒，同时也维持了内部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

另一方面，那个编辑心里也很清楚，谁都无法保证自己还能继续推出畅销书籍，所以与其在这一次要求高额的奖励，还不如借此机会充分展现自己所具有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继续低调地工作、继续安安稳稳地赚钱。

看完这个例子，我相信很多的中国读者都会对日本这个社会感到不可思议。不过，这真的就是日本社会的现状。

因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从小就对“一致性”和“团队精神”习以为常了，所以在2009年，当我作为公司驻北京现地法人代表面试中国的求职者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无比的新鲜和惊讶——来公司参加面试的中国人可谓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

我是司马迁的忠实粉丝，特别喜欢读他写的《史记》。其中，令我最为感动和震撼的是书中对于中国战国时代的记述。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由于连年的战乱，各国求才若渴。于是，很多能人志士不管出身贵贱，不论地域疆界，积极游说各国的诸侯，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口才和能力名扬四海。

在担任公司驻北京现地法人代表的三年时间里，我大约面试了150多位中国的年轻人。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隐约感觉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和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在中国，有不少企业经营者一再强调“危机就是危险和机会”。其实，不光是企业，现在整个中国都处于“危机与机会并存”的“现代版的战国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越发变成了一个缺少日本人最为重视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的国度。

中国的年轻人来参加面试的时候，普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点都不注意着装——也许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今天自己穿的衣服会给日本公司面试官留下一个怎样的印象。

不过，我所在的公司和中国的出版社合作出版7本杂志，其中有6本是时尚杂志。也就是说，“员工对流行时尚的感觉如何”将和公司业务状况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于是，当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来参加面试的时候，我都会从头到脚仔细地观察他（她）们穿什么样的服装、戴什么样的饰物、妆化得怎么样等等。虽然这有些不太礼貌，但是在我看来，我是绝对不会把公司的时尚杂志交给一个对时尚毫无感觉可言的人的。

其次，中国的年轻人毫无时间概念。明明清楚明确地通知了面试时间，可他们还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迟到10分钟甚至1个小时。虽然在中国经常会发生“堵车”之类的、令人无可奈何的“意外状况”，但是，对于这么重要的面试，大家就不能严肃认真一点吗？

其实，我们日本人最讨厌的就是迟到。

我的妹妹在一家位于东京近郊的银行工作。在参加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她说：“你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

我妹妹这样回答道：“我并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不过，从小到大，我从来就没有迟到过。”

据说，听完我妹妹的回答，三位面试官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微笑，并且当场决定录用。

再说两个和我妹妹的情况完全相反的例子。其一，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由于提交毕业论文的时间比规定的截止时间晚了30分钟，最终被取消了当年的毕业资格。当然，这位同学的“迟交理由”十分充分——天皇陛下去世，东京一片混乱，地铁的停发车时间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校方坚决指出，按照学校的规定“超过截止时间，概不受理”。所以，这位同学不得不吞下“留级一年”的苦果。

其二，我的另一位大学同学，在参加某大型家电制造公司的面试时迟到了5分钟。这也有理由。地铁站有几个出口，她走错了出口，后来绕过去就迟到了。于是，她不但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还被对方公司直接赶出了大门。这家公司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处理，是因为在日本公司看来，不管求职者迟到多久，只要迟到，他就没有参加面试的资格。

其实，不光是日本人守时，就连日本的交通工具都十分守时。在东京有一趟名为“山手线”的电车。这趟电车绕东京一周需要花费的时间，不多不少正好一个小时。而且，电车的到站时间也精确到了“秒”。比如，车内广播播报“本次列车将于15时45分45秒到达东京站”，那么这辆车就一定在15时45分45秒到站。如果是15时46分00秒到站，那么车站内的工作人员一定会用广播向乘客道歉——本次列车比预计时间晚到15秒。对此，我们向您表示诚挚的歉意。

由此看来，日本称得上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守时”的国家。同时，这种“守时”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日本是一个非常安全和稳定的国家。当然，说这句话的前提是不考虑日本最大的风险——时不时就发生的“地震”。

好了，以上说了一些关于服装和时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的确十分严重。但是，在面试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上文中我一直反复提起的问题——中国的年轻人缺乏日本企业最为重视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

比如，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就曾在面试的过程中滔滔不绝地对我说：“我爸是某省的干部，你们要是录用我的话，你们公司就能获得某省某新区动漫产业基地的股权。这样一来，不光你们公司能赚大钱，你也能升官发财。”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得感叹——他就是最近在报纸等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官二代”啊！后来，我东拉西扯地问了他很多问题，比如他的生活状况、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虽然聊得很起劲，虽然“动漫产业基地的股权”很诱人，但是通过他的言语表达，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极强“自我主义”的人，所以我最终并没有录用这位“官二代”。

除了这位“官二代”之外，还有几位女性求职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一位求职者原来在一家与文化相关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作，主要负责与日本有关的工作。但是，由于她感觉自己在原来的企业里没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所以准备跳槽到一家日本的公司工作。在面试的过程中，当我问她“特长是什么”的时候，她爽快地回答说“唱红歌”。这是一个我只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的词语，于是，我饶有兴致地问了她几个关于“红歌”的问题。谁知道，她越说越起劲，后来竟然突然站起来对我说“我唱几句给你听吧”，然后就大声地唱了起来：“万岁！万岁！毛主席！”

对于她那响彻会议室的优美声音，我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唱完之后，她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所以只好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就像是在听欧美的赞美歌一样。”她嫣然一笑，然后继续说道：“要是我被录用了的话，我就每天用优美的红歌抚平大家心灵的创伤。”可是，很遗憾，她最终没有被我录用。

后来，我又问了另一位女性求职者的兴趣爱好。她回答说“占卜”，接着又向我解释说：“通过出生年月日和手相，可以算出一个人的前世……”说着说着，她突然话题一转：“对了，我帮你算算吧！”之后，她问了我的出生年月日，把数字记在了纸上，然后神神秘秘地算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又看了看我两只手的手相，嘴里念念有词地嘀咕了几句。最后，她终于抬起了头，对着我说：

“我算出你的前世了！你上辈子是蒙古人，住在沙漠的蒙古包里，家里很穷。”

“啊？”

在表达了感谢之后，我礼貌地将她请出了会议室。

之后，我又问了一位女性求职者“自己的长处是什么”，她回答说“我比其他人更有毅力”。同时，她掏出了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位在海边洗海水浴的丰满女性。

“这是一年前的我。当时我还在学校读书，体重180斤。但是，一想到自己会因为太胖而找不到男朋友，也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下定决心减肥。后来，我成功减掉了70斤。我想在贵公司的员工里，应该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有减肥70斤的毅力吧。”

我揉了揉眼睛，仔细地对比了一下眼前的这位求职者和照片上的人——虽然体型的差距很大，但的的确确是同一个人。于是，我请求她把这张照片留给我作纪念。她爽快地同意了。面试结束后，我拿着这张照片问我的同事们：“有这样一个女孩子来面试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结果，所有人的回答都很“淡定”——要是那么有毅力的话，她就不可能会胖到180斤了。我转念一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啊。于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录用她的打算。

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国年轻人的“个性”所“雷倒”。

虽然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这些年轻人的五花八门的“个性”。

所以我放弃了“协调一致”“团结精神”这种日本企业喜欢的条件。然后我个人总结了以下四点：

1.掌握一定程度的日语

由于我们是日本企业，如果求职者的日语水平不高，那么他将很难与总公司进行必要的沟通，所以我们要求求职者必须“掌握一定程度的日语”。但是，因为求职者可以在进入公司之后大幅度提升语言学习能力，所以，我们不会像其他日本公司那样要求求职者必须通过日语能力测试，而是尽可能地进行多方面的考察，从而确保录用的新员工符合公司的要求。

2.28周岁以下

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求职者的年纪超过28岁，那么他就会形成相对固定的工作习惯，缺少变通性。

3.喜欢日本的书籍、杂志或漫画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家日系出版社，所以不喜欢日本书籍、杂志或者漫画的求职者就不会有工作的干劲。没有干劲就永远不会进步。

4.拥有中国四年制大学本科学历

我们欢迎拥有中国四年制大学本科学历的求职者，同时也欢迎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归来的求职者。但是，我们拒绝高中毕业后就直接去日本留学的“海归”。这是因为，这些“海归”缺乏作为中国人应该接受的“中式教育”“中国人的教养”。而在文化产业中，这些“中国人的教养”又是中国员工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不论“海归”的日语水平有多高，我们都拒不接受。

其实，这4个条件我本来是为了应对总公司的人员来访而设定的。

按照惯例，公司总部每个月都会派遣很多部门领导来北京短期出差。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些领导依然会从“一致性”和“团队精神”两个方面对中国的员工做出判断。这个时候，具备以上四个条件的人才，哪怕对“一致性”和“团队精神”毫不在意，也有能力在那几天里装出“对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视”的样子。事实上，经过几天与中国员工的接触，这些造访北京的总公司领导们大多会觉得“真是一群了不起的员工啊”，然后满意而归。

中国老板们的“致命伤”

即使每次总公司派人来北京时我都会小心对待，可是，世事无绝对，我也遇到过吓出一身冷汗的时候。有一次，一位来北京出差的领导对我下达了命令——公司正在考虑与中国的A文化公司合作，希望你们能尽快提交一份关于这个公司的调查报告。

接到命令之后，我立即叫来了一位负责处理相关事务的中国负责人，并向他传达了这件事情。他说了一声“我知道了”，然后就开始着手写报告了。

到了傍晚快下班的时候，这位负责人走到了我面前：

“报告写完了。”

“辛苦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开始读他的报告。

然而，还没读几句，我就发现他写的并不是关于“A公司”的报告，而是同属文化产业的“B公司”的报告。于是，我赶紧把他叫了回来，向他确认了一下。谁知，他竟然淡定地回答说：“比起A公司，B公司的业绩更好，而且更具有发展前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和A公司合作，而应该和B公司合作。所以，我写了一份关于B公司的调查报告。”

如果用善意的方式解释，这位负责人是出于对公司利益的考虑，才写了一份关于B公司的报告。但是，如果我也像他那样，把这样一份关于B公司的报告提交给来北京出差的总公司领导的话，那么，估计最迟下个月，我就会收到一张飞往日本的“单程机票”。说得直白一点，我会被立即免除公司驻京现地法人代表的职务。

结果，那天我一个人加班到了深夜。第二天一大早，我将一份自己亲手整理的“A公司”的资料上交给了总公司领导。

在和我一样被派驻到北京工作的日本人中，我认识一位猎头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司专门为日本企业输送中国的人才。我曾经问他：“日本企业现在一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日本企业都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会日语；第二，能够按日本领导的指示做事。换句话说，日本企业希望录用的都是既能用日语沟通，同时也具有‘一致性’的人。”

听了他的回答，我突然感觉所有的日本企业好像都在为日本和中国的文化差异而叫苦不迭。

正如在上文中我反复强调的那样，日本企业最重视的就是“一致性”和“团队精神”。所以，对于想要进入日本企业的中国求职者以及已经在日本企业里工作的中国员工来说，以下的“三项基本要素”非常重要，那就是“向上司报告”“和上司联络”以及“和上司商量”（简称“报联商”）。上文中出现的那位擅自将调查对象由“A公司”换成“B公司”的负责人就是缺乏“报联商”的典型例子。不论他的观点多么正确，他的这种做法都成为了公司内部的巨大隐患。最终，这位负责人似乎也察觉到了自己和日本公司的格格不入，所以不久之后主动辞职。

看到这儿，相信您已经发现了，就连像我所属的日本企业北京分公司都有点欠缺“一致性”和“团队精神”，那么中国的企业内部的这种欠缺应该更严重吧。

我曾经看过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一家中国广告公司的主页。其中，令我感到无比震撼的是，这家公司明明只有100人的规模，但是在招聘启事的人数一栏却赫然写着“30人”。

后来，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老板。我问他说：

“最近准备开拓新业务了吗？”

“没有啊。为什么你会这么问？”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

听完我的解释之后，他笑着说：

“这对于你们这些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人员流动非常频繁。所以，我们公司虽然只有100人的规模，但是我们仍然做好了随时招纳30人的准备。”

听了他的话，我恍然大悟。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大吃一惊。如果是一家100人左右规模的日本企业，只要没有大量的新业务出现，那么这家公司一般只会招募一位新员工。特殊情况下，最多也只招募两位。

2012年夏，我回到日本之后，整理了一下自己在北京工作的三年时间里收到的4500多张中国人的名片。结果我发现，在这4500多人中，到我回国时为止，依然在名片上写的那家公司工作的人仅仅只有25%左右。也就是说，每四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还留在原公司。而且，留下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公务员或者国有企业的员工，民营企业的员工只占到了10%左右。

而在过去的三年里和我交换名片的日本人中，辞职的民营企业员工的人数比例为10%左右。换句话说，根据我的初步计算，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民营企业的职工没辞职的比例和日本人辞职的比例一样。

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地选择辞职呢？

这是因为无论中国人有多么强烈的团队精神也比不上日本人。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团队精神呢？

我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成为老板”的想法。

在北京工作的这三年时间里，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老板。在饭桌上，很多中国老板都会一边大口大口地品尝着美食，一边对我说：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要想让虫变成龙，就必须采取‘论功行赏’和‘杀一儆百’的方法。也就是说，像秦始皇那样采用法家的思想才是中国企业的正道。”

“如果在中国实行像美国那样的全民总统选举，那么13亿中国人没有一个会在选票上写候选人的名字，而是都写上自己的名字。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所以说，中国人都想成为‘人上人’！”

所有中国人都想当老板——随着和中国人接触机会的增多，我越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同时，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在中国公司里都是老板一言九鼎”，那是因为除了老板之外，公司里的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权力可言。

而日本公司则多采用“逐级向上”的方式。首先是公司最基层的职员提出方案，上报科室。全科室审议通过后，将方案汇报至上级部门。上级部门审议通过后提交至董事会。最终如果董事长同意这个方案，就代表方案得到了全体公司成员的同意。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一个方案，从基层职员到公司董事长的公司内各个层级都有参与其中。也许这称不上是绝对的“民主主义”，但是公司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或多或少地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不但培养了公司员工的“一致性”和“团结精神”，同时也增强了员工对公司的热爱。最后，公司的营业额也会“水涨船高”。

但是在中国的企业中，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2010年9月，我参加了在中国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会议”。会议期间，我遇到了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励志型创业者、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马云，并和他站着聊了一会儿。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在很久以前我就想请教他的问题：“作为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的掌门人，您是如何统领旗下的1万多名员工的？”马云总裁一脸严肃地回答我说：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公司内的规则，那就是‘接受就留下，不接受就辞职’。换句话说，我对公司里所有人的要求就是，想要继续留在公司，就必须对我的话言听计从。”

阿里巴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自上而下式”的中国企业。这种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迅速做出决策。所以对于在日本公司里工作的我来说，和这样的公司谈生意真是太“顺畅”了——拨通“老板”的电话，约好见面的时间，然后如约到他的办公室和他面谈。前后用不了三十分钟，“老板”就可以做出“公司决定”。

但是，这样的中国企业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除了“老板”之外，公司里的其他员工不但没有任何基本权限，并且还被要求必须忠实地执行“老板”的决定，所以员工的心里根本不会产生对公司的热爱。而且，在员工看来，“反正公司是老板的，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换掉的齿轮而已”。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为公司的发展而努力”的动力。最终，这些消极的方面导致了他们“一致性”与“团结精神”的匮乏，进而导致公司业绩的不稳定。所以，在这样的民营企业中，三年内有九成以上的员工辞职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大规模的辞职之外，这些中国企业还有一个性质更为“恶劣”的习惯——后继无人。

在日本企业里，如果某项工作的负责人调动岗位或者辞职，那么他必须先将手头的工作转交给他的继任者。而这种交接所需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里，离职者会带着继任者一起拜访主要的客户，向客户解释说“今后由某某接替我的工作”，并恳请客户今后一如既往地照顾自己的继任者。之后，离职者会用相同的方式，帮助继任者处理好公司内部的关系。另外，离职者会手把手地把自己正在负责的工作移交给继任者。对于自己在以往的工作中交换来的名片，离职者也会在仔细整理之后转交给继任者。在移交的过程中，离职者还会对每一张名片都进行详细的说明。

所以，在日本企业里，即使发生负责人的变更，工作也不会出现任何遗漏。从公司整体来看，员工的人事变动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影响，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按部就班地继续向前推进。

可是，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如果某位员工辞职了，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客户给他发邮件，他不会回复。给他打手机，他会说：“我已经辞职了，××公司的事情与我没有关系了”。要是客户问：“那么由谁接替您的工作呢？”他就会说：“我已经辞职了，所以我也不知道。”由此可见，这位离职者和他的继任者没有一丝一毫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可言。

因此，在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做生意的时候，对方的老板三十分钟“拍板”的高效率让我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之后的事情就让我非常头痛了——中方的员工一个接一个地辞职，合作项目的负责人也随之换了一个又一个。由于离职者和接任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工作交接，所以中方每换一个负责人，项目就要从头再来一次。而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中，中国的老板还有可能改变主意，终止合作。

中国人容易辞职的第二个理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机会随之越来越多。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会代表公司和驻京现地法人的每位中国员工签署新的“劳动合同”。这好像是外资企业里特有的制度，所有员工和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的内容每年变更一次。所以，每逢员工入职整一年、两年、三年的时候，我就会一对一地和员工签署下一年的合同。

在签署新合同之前，我会要求员工就以下四点向我做出汇报：1.在过去一年中取得成绩以及收获的感想；2.下一年的工作目标；3.下一年的目标薪金；4.对公司的建议以及意见。

然后，我会将大家的汇报提交给东京总公司董事会。当然，在此之前，我会以公司驻北京现地法人代表的身份和每位员工单独面谈，对他们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这种面谈，有的仅仅持续15分钟，可是有的会持续两个小时以上。总体而言，中国员工对自己的评价远远高于我对他们的评价。他们经常会这样反复强调：“××项目的成功完全是我的功劳，××项目的顺利推进也是我的功劳。所以我希望明年能够多涨点工资，最少××元！”——可惜的是，我并不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所以虽然很想满足大家提出的要求，但是我只能原原本本地向东京上级汇报，然后看准时机多为大家美言几句罢了。

虽然这些中国员工的要求很高，但是在他们的汇报中，我根本找不到诸如“和其他员工保持一致”“作为公司的一分子，与他人团结一致”“融入到团队中”等等字眼——这是因为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是彻头彻尾的“独狼”。另外，在经历了几次“合同续签”之后，我渐渐习惯了从经营者的角度将中国员工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被猎头公司觊觎的员工”和“不会被猎头公司觊觎的员工”。说得直接一点，其实就是“优秀的员工”和“不优秀的员工”。

在这两类员工中，我肯定会更为慎重地听取前者的意见和要求。这是因为，如果我稍有怠慢，这类员工就很有可能突然向我提交辞呈，然后跳槽去别的公司。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越优秀的员工，跳槽的几率也就越高。

我曾经向一位优秀的员工小心翼翼打探过他对跳槽的看法。他说：“如果猎头公司能提供一份高出我现在工资30%的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于是，后来每当他以感冒为由请病假的时候，我都会担心“他是不是去参加猎头公司的面试了”。

当然，我也遇到过完全相反的情况。在上文中我提到过，我曾在三年的时间里，面试过150多位中国的年轻求职者。其中就有几位是我在其他日本公司的办公室经常遇见的“熟人”。

“咦！你不就是××公司总经理××的秘书吗？今天来我这儿面试，你是怎么向××总经理解释的？”我好奇地问。

“我说我母亲病了，要送她去医院。”她坦然地回答道。

“你为什么会放弃××公司这么一流的企业，而考虑到我们公司来？”我继续问。

接下来，她就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一大堆关于××公司和她的上司日本人××总经理的坏话。

在听她回答的同时，我不禁想起了那位曾和我一起吃过饭的××总经理——被自己的员工恶语中伤到如此地步，他真是太可怜了。不过，在同情他的同时，我也感觉后背一阵发凉。看来在别家公司的会议室里，一定有我们公司里希望跳槽的人在戳我的脊梁骨吧。

“究竟怎样才能让中国员工萌生对公司的热爱呢？”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一度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最终，我得出了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答案——在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里，企业只能通过“尽量满足员工的工资要求”来培养员工对企业的热爱。

2012年9月，我又参加了在中国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会议”。这是自2007年起，我连续第6次参加“夏季达沃斯”。在与会者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连续6次参加“夏季达沃斯”，他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官方指定赞助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营企业”——爱国者品牌的公司董事长冯军。每年在“夏季达沃斯”上遇到冯军，我都会和他畅谈很久，2012年也不例外。我问他说：“你觉得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企业吗？”他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难道不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企业吗？如果中国企业原封不动地引进日本或者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文化，那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中国人喜欢的不是重视团队精神的国际象棋，而是只考虑个人利益的麻将。在伦敦奥运会上，中国收获了38枚金牌，可是这些金牌大多是个人项目的金牌。在足球等典型的团队合作项目上，中国队即使招募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教练也无济于事。企业也是如此——成功根本不靠团队协作，只凭企业经营者的个性。这就是中国企业的特征。”

对于冯军董事长举出的那个关于足球的例子，我也深有体会。如前所述，我在被誉为“日本的巴西”的足球城市埼玉县浦和市长大，从小就喜欢看球。来到北京之后，我也经常去距离公司步行仅十分钟的工人体育馆声援北京国安足球队。

但是，虽然同为职业球队，北京国安队的风格和日本职业足球联赛中球队的风格完全不同。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根本看不到北京国安队的团队配合。

在球场上，国安的球员表现出了对“个人进球”的强烈欲望。即使是在“自己进球概率仅为10%，传给队友后，队友进球概率为50%”的情况下也会选择“不传球、自己射门”。在日本的职业足球联赛中，如果某位球员连续两次做出这种“自私”的事情，那么他就会被立即换下场。可是，几乎所有的国安球员都想“自己射门”，所以结果就像冯军董事长所说的那样——北京国安队无法成为亚洲的头号强队。

后来，我又问冯军董事长说：“这样的中国企业今后能够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吗？”

他回答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这就相当于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化。在中国，如果在和自己同桌吃饭的人里有一位回民，那么在点菜时，谁都会礼貌地不点猪肉。但是，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里就没有这样的礼法，所以这个国家一般都会具有排斥外国企业的倾向。”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日两国企业间的合作前景不容乐观呢？”我提出了中日合作的问题。对此，冯军董事长微笑着说：

“日本企业拥有非常好的团队精神，以及出类拔萃的技术。但是高额的生产成本导致其产品失去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中国企业虽然人才流动十分迅速，技术水平也相对不高，但是正处于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换句话说，中日两国企业的优势和劣势完全相反，所以现在正是合作的最佳时机。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中国大陆企业和中国台湾企业建立起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要是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也能像这样增加合作的话，那么随着中日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兄弟企业数量的增加，两国之间就不会发生不愉快的争端了。”

说完这些话，冯军董事长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其实，我对中国企业经营者的佩服之处就是他们拥有一切向前看的开朗性格和乐观主义精神。衷心地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尽快步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合作共赢”时代。

第四章 日本缺什么：年轻人的力量

在通常的不景气时期，日本能够依赖的应该是“年轻的力量”，但是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全都龟缩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走出来一步。这些年轻人都出生在泡沫经济崩塌之后的“失去的20年”里，比起如何增加存款，他们更加了解怎样才能不减少存款，并且对于“不景气”和“节约”早已习以为常，年轻人更是会选择闭关自守。换句话说，再也不会出现胸怀“我当成日本的史蒂夫·乔布斯，我要重建日本辉煌”这样气概的年轻人了。

老人唱起了“主角戏”

2012年8月3日，炎热的伦敦。这一天，在奥林匹克的马术比赛现场，一名来自日本的选手受到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他，就是法华津宽。这位来自日本的选手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是因为他那时已经71岁高龄，绝对是本届伦敦奥运会参赛选手中的最年长者。

48年前，法华津宽选手就曾参加1964年在东京举办的奥运会。2008年，他又参加了北京奥运会，而在当时他已是67岁高龄，同样为北京奥运会参赛选手中的最年长者。

据说，已逾古稀的法华津宽选手至今仍保持着每天7小时的马术练习以及腹肌练习。今年春季，他一举击败日本其他奥运候补选手，争取到了代表日本参加本届伦敦奥运会的宝贵机会。遗憾的是，他在伦敦奥运会的第一次马术预赛选拔中仅排名第40位，没能进入第二场32强的预选赛。然而，在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仍旧将献给金牌选手的热烈的掌声献给了他。

伦敦奥运会后，法华津宽选手的活跃表现在日本掀起了“法华津宽热潮”。他俨然已经成为了全日本老人们的英雄。

正巧，在“法华津宽热潮”兴起的时候，我刚刚结束了在北京为期三年的工作，返回了东京。在久违了的祖国，当我发现人们着迷地看着电视上播放的法华津宽选手的比赛转播，为他的举手投足而感动的时候，我简直目瞪口呆。虽说在马术比赛中马儿是半个主角，但连71岁高龄的老人都无法匹敌的日本年轻一代马术选手该是何等的不作为呢？鉴于这般稀有现象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所以我想，在赞誉法华津宽选手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批判一下日本年轻人的孱弱无能呢。

如今奥林匹克的主角是全世界的“80后”和“90后”们。正是奥运会让我知道了青春是何等美好、绚丽的存在。而只有在日本这个社会，即便是原本属于年轻人的奥运会，也被老年人横刀直入地夺去了主角的位置。

在奥运会转播间隙播出的一档娱乐节目中，一位名为日野原重明的老爷爷成为了明星。他是一名医生，当时已经是101岁高龄，出生在辛亥革命那一年（1911年）。

这位老医生自己开发了一个“10年记事簿”，并一直随身携带片刻不离。据说在这个记事簿上，写满了未来十年内老人的计划和安排。也就是说，他宣称自己至少要健康地活到111岁。“到了100岁以后，我不再通宵写稿子了，但是海外演讲还会继续下去。”老人心平气和地如是说道。据说，我的一位同事向这位超级老爷爷提出采访申请的时候，他回答说：“这四个月之内都忙，所以四个月后可以有30分钟的时间接受采访。”

日野原重明的口头禅是“65岁是青春的开始”。日本人通常在60岁退休，从65岁开始可以拿到养老金。被称为“团块世代”，在战后第一次婴儿出生潮（1947—1949年）出生的700万人也已经开始成为了养老金支付对象。日野原医生的口号正是向这些“团块世代”们呼吁“从现在开始，尽情享受你的第二次青春吧！”

根据2011年的统计结果，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9.44岁，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90岁，日本已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相反，出生率则下降至了1.39‰，2011年的新生儿人数仅为1050698人，比前一年减少了20606人，刷新了新生儿出生人数的历史最低数字。

其次，2011年仅有661899对新人步入婚姻殿堂，比前一年减少了38315对，刷新了战后的最低数字。平均初婚年龄也以每年0.2岁的速度提高，2011年的初婚年龄达到了男性30.7岁，女性29岁。也就是说，新人们孕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已经突破了30岁，达到了30.1岁。

日本正在以可怕的速度向老龄化社会迈进。在现如今的日本，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年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已达到23.3%。即便如此，老年人的比率还在如即将决堤的河水冲击着河坝一般，以每年1%的速度持续增长。照这样下去，几十年后，河水必将泛滥成灾——日本将进入每两个人中便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的超超超老龄化社会，变成“老人的海洋”。

街头正消失的年轻能量

2012年7月，时隔三年从北京回国的我刚刚落地东京羽田机场，令人战栗的光景便映入眼帘。这里没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内随时可见的年轻人的喧嚣，取而代之的是弯腰驼背的老人们的身影。机场商店的店员也都是些“几十年前曾经的美女们”。要说机场内还有“年轻人的声音”的话，那就只有广播飞机起落的女性播音员的声音了。

走出机场，向列队等客的出租车一眼望去，里面同样坐满了老年人司机。还有在巴士候车处等待的老人们……

日本的年轻人究竟去了哪里？

坐在从机场到市内的夜行巴士里向外观望，不管是银座的霓虹街还是池袋的饮食街都不见了年轻人的踪影。回想自己的青年时代，经常会游走在这些繁华街道间。而如今，一切物是人非。

在夜行巴士下车处，有一家深夜依旧在营业的麦当劳。因为有点儿饿了，我走进里面打算买一份汉堡套餐。没想到，里面的店员依旧是年迈的老婆婆。后来我从新闻中得知，日本的麦当劳竟然雇用了3400多名60岁以上的老人到店里打工。

在这个深夜，啃着汉堡包的我禁不住叹息。环顾四周，就连深夜的麦当劳里也以喝得烂醉的老人居多，年轻人连半数都不到。这个失去了活力的“东京沙漠”，难道就是我的祖国的末日光景吗？

回想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时，当时的我在北京的电视上看到镜头里的难民们大多是老人，不禁大感惊愕。原本以为年轻人们腿脚灵活，可能逃去了更远的地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其实，年轻人早就从东北地区离开了。

在距今已有半个世纪的1964年，伴随着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日本首次开通了联结东京与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此后，因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被世人广为敬仰的田中角荣首相一声令下，提出不管是日本的哪个角落都可以在7小时以内抵达东京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大举建设新干线。那时，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也怀抱着小小的期望，以为新干线一开通，城市里的人们就能够前来农村观光旅游了。

那时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今，全日本的年轻人都坐新干线去东京了，农村变成了老人的世界。日本宪法第22条有规定，“所有国民具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所以他们离开农村了无障碍。

那么，为什么年轻的能量从日本的城市街头消失了呢？这跟日本的传统思考方式有关。

话说日本这个国家，在长达700年间的武家社会，特别是武家社会后期的江户时代（1603—1868年），受到当时的国学——儒家学说的影响，继承了“年功序列”的传统。对于辈分在自己之上的人，日本人习惯使用“另一种日语形态”——敬语。所谓的日本社会，其实就是将2500年前孔子所提倡的“长幼秩序”严格固执地延续至今的社会。

所以，日本人典型的人生规划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渐上扬的趋势。比如22岁或23岁大学毕业到大企业就职、30岁成为系长、40岁成为课长、50岁成为部长、55岁成为董事、60岁成为社长。这一发展过程与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说法是相互吻合的。

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职位官衔，只是最底层的工薪阶层。然而在我的青年时代，没有的只是地位，年轻的精力和能量是无穷无尽的。当时身处泡沫经济鼎盛时期的我们都天真地相信“世界是我的所有物”，每天过着嬉、笑、怒、骂的多彩生活，正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确实，当时的日本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世界上大量的财富汇向日本。世界各地的官员政要、跨国公司老板、电影明星、体育选手、艺术家等等世界精英常驻东京。东京俨然一派世界大都市的风采。

所以当时的我们，都胸怀大志，相信自己“虽然现在什么也没有，但将来一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这样的年轻人散布在日本的大街小巷，给城市带去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然而现如今东京的街道，只有安静、干净和成熟。不知何时起，“年轻的力量”悄悄地消失了。

这与日本泡沫经济后被称作“消失的20年”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如今日本不仅没有像中国一样每年7%～8%的“上扬型”经济增长，而且是呈“下挫型”负增长趋势。

负增长就是通货紧缩。我介绍一下2012年年末日本通货紧缩的情况。

12月的东京，每天都是“忘年会”日子。忘年会是日本的公司在每年年底举行的传统聚会。时隔4年回到日本再次参加忘年会时，我惊讶地发现，会费竟然比以往便宜了很多，而且，忘年会结束后，大家都乘坐地铁回家。像以前那样，忘年会结束后去卡拉OK唱歌，并在深夜乘出租车回家的习惯已然消失殆尽。

在这年底的忘年会热潮中，有一天我在银座附近参加记者俱乐部的忘年会，由于聚会提早结束，我顺道去了以前经常光顾的理发店。到了年底，日本人都有去理发店剪发的习惯，以利落的发型来迎接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元旦。

然而结账时，我惊讶地发现理一次头发竟然只需要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80元）！“我记得以前剪发不是需要4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20元）吗？”我向店长确认道。结果店长苦笑着回答说：“那是泡沫经济时代的价格吧。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剪发的价格由4000日元降到3000日元，再由3000日元降到2000日元，现在已经降到1000日元了。要是不这么调整价格的话，上班族们都不会光顾我的店了。”

闻此，我更加了解了日本通货紧缩问题的严重性。

对于理发店来说，不管手艺有多好，如果没有客人光顾就是零收入。所以店家只能通过不停地调整价格来招揽客人入店。但是，价格降得越低，店家所得的利益就越少。利益减少，店员拿到的工资也随之降低。工资降低，维持家计就会很艰难，自然就会控制购物消费。当人们开始不再消费，商品价格就只能越降越低。

这就是近二十年来困扰日本的最大问题——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上升。在中国，困扰着人们的问题是无论是大米、蔬菜还是房子，都在涨！涨！涨！恐怕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东西的价格与二十年前持平了吧。

然而日本所苦恼的问题却正与之相反。历代政府使出浑身解数依旧无法改善通货紧缩的状况。

被称作日本国民美食的吉野家牛肉饭的价格已经由每碗400日元（约合人民币32元）下调至了250日元（约合人民币20元）。与此相比，北京的吉野家牛肉饭的价格已经上涨到每碗16.5元，估计过不了多久，中日的价格就会发生逆转。

还有的商品已经发生了价格逆转。在东京街头，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可以用100日元（约合人民币8元）单价买到的“百元店”相继开张。笔、计算机、闹钟、碗、牙膏粉、碗面……我家门前的“百元店”里，据说5000多种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

在店里，被如此廉价划算的商品所包围的消费者自然乐不可支。然而，这样真的好吗？随着国民收入的减少，经济发展也自然不会呈上行趋势。

在日本，2012年12月16日举行了首相选举。之所以在野党自民党的安倍晋三总裁呼声甚高，正是由于他宣称将实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金融政策，带领日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

他口中所说的政策是指以2%的通货膨胀目标，命令日本银行大量印刷纸币、购买国债，使经济无论如何都要达到2%的通货膨胀率。对此，日本银行虽反驳称“如果那样做，日本的金融系统即将崩溃”，但是安倍总裁依旧坚持“要想使日本的经济形势得到好转，唯有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制”。安倍此举使其在此次选举中得到了国民的支持，12月26日再次当选首相。

我们回到年轻人的问题吧。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并没有摆脱掉“年功序列社会”的老传统，导致年轻人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最近，老年人的充沛精力甚至出现了恒久态势，不再将工作职位让给年轻人。

其结果就是导致日本变成了只有老年人持有金钱资本的社会。年轻人不仅人数锐减，更因为没有钱而不再外出玩乐。所以，在夜晚的繁华街上也难见年轻人的身影。

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约有15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0万亿元），其中六成被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所持有。60岁以上的日本老年人消费支出额在2011年达到10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万亿元），首次突破了100万亿日元。这个数字占日本人年个人消费额的44%，并定将在未来超过半数水平。因此，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在2012年夏天发表了题为《日本经济形势的复活关键在于唤醒中老年人群的消费》的报告书。

与此相比，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后，每个月只能拿到20万～25万日元的工资。这个数字还是指税前，如果按税后算的话就只有15万日元左右。换算成人民币也只有一万多一点儿而已。

这个数字与我在二十几年前作为新人开始工作时拿到的工资基本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日本，年轻人的工资二十几年来没有发生变化。这对于每年工资涨幅可达到10%—5%的中国人来说，估计是不可思议的事吧。

所以，在现如今的日本社会中活跃的都是一些年过五旬的中老年人。而年轻人则像短尾鼩一样潜身在社会的最底层。

老人才有购买力

在第一章中讲述的便利店，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日本“年轻人消费的代表”。追根溯源，日本的便利店最初就是以“让年轻人可以在店里买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为经营理念的。所以为了招揽喜欢夜生活的年轻人客源，即便在深夜，日本的便利店也坚持营业。

然而，看一下日本便利店行业的代表——7-11便利店在2011年的销售额便会发现，在其全部客源中，有31%的客人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另一方面，29岁以下的年轻客人减少到了33%，2012年，老年人与年轻人客源比例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了逆转。在中国城市做类似的调查的话，得到的结果应该恰恰相反吧。

所以据说在如今日本的便利店内，面向年轻客人的漫画杂志、可乐等商品有所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中老年人喜欢的和果子以及口感柔软易于咀嚼的蔬菜类商品。甚至在地方城市，设置供老人扶握的把手或提供便当等派送服务的7-11便利店也有所增多。与其说是“便利店”，不如说其已演变成了“老年人援助超市”。

在进行了一系列应对“消费人群转变”而采取的商品调整措施后，7-11便利店在2013年2月期的营业利益额预计将比前一年增长7%，达到31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0亿元）。面向中老年人的便当等销售每年将产生约3000亿日元的利益额。

东京的各大百货商店就更不见了年轻人的身影。在我还是大学生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日本曾兴起了一场面向年轻人、被称作“设计师品牌”（强调设计师个人风格及理念的品牌）的时尚风潮。也许是由于身处泡沫经济鼎盛时期的缘故，年轻人乐于将金钱消费在这种可以彰显自己个性的时尚方面。所以在那个时期，一贯将“家庭”作为主要客源目标的百货商店将其主要的消费人群定位从“家庭”转向了“年轻人”。

然而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日本百货商店的主要客源定位既不是“年轻人”，也不是“家庭”，而是——“中老年人”。到百货商店里四处观望一番，会发现根本就见不到年轻人的踪影，取而代之的尽是一些步履蹒跚的中老年客人。

这里偶尔也会有一些年轻客人光顾，那便是来自中国的观光客了。现如今，全东京的知名百货商店林立的“银座大街”已然变成了半个中华街，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们也都拼命地学习中文。我曾经几度尝试着装作中国观光客向售货员们询问商品，那些二十几岁的女售货员们都拼命地用一口蹩脚的中文予以应答。不幸的是2012年秋天以后中国的旅客大幅减少了，希望日本的商场能够尽早回归以前的繁华。

在此背景下，各家百货商店也争相对客源向中老年化转变的情况采取对策。拥有340年历史的三越日本桥总店计划在2014年之前斥资90亿日元进行重新装修，其隔壁的高岛屋计划在2013年之前斥资20亿日元重新装修。此外，新宿的伊势丹总店耗资100亿日元，横滨的高岛屋耗资140亿日元用于重新装修。“我们将把中老年客人作为重点对象，争取在2015年前实现300亿日元的营业利益。”——高岛屋的铃木弘治社长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中如是说道。

百货商店面向中老年客源所做的调整体现在以下几点。比如，在女装卖场内增加适合老年人的“S size”商品，并在附近增设老年人较为需要的“假发卖场”；在鞋子卖场内，增售老年人早晨散步时穿的鞋子以及晚上购物时穿的鞋子；在体育用品卖场内，销售适合老年人穿着的无夸张图案设计的泳衣；在地下的食品卖场内，备齐易于老年人咀嚼的口感柔软的蔬菜。

就算是在儿童卖场内，卖家也考虑到被称作“育爷”（照顾孙子或孙女的祖父们）的老年人群体，增售了高价的儿童商品。因为这些“育爷”们只要是为了自己的孙儿，不管多少钱都愿意出。甚至在儿童商品旁边还准备了“育爷”们可以为自己购置的高价铁道模型等老年玩具。

此外，百货商店在店内减少了台阶设计，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扶手的缓行步道，并增加了从百货商店到最近的地铁站或停车场的送迎巴士服务。

大型连锁超市永旺从2012年6月起将其旗下约1000家店铺的营业时间从上午9点调整到了早上7点，也是出于对老年人习惯早起的考虑。

用以上这些来说明“日本的消费主流是中老年阶层”，可能中国的读者们会反驳说：“年轻人都在网上购物，当然不会去百货商店了。”但是，这样的反驳只在中国才成立。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电子商务公司雅虎日本的销售额，以2012年夏季的集中促销战为例，50岁以上消费者的消费额占全体的14.5%，20～30岁消费者的消费额占全体的14.2%。另外，根据大型广告代理公司电通的调查显示，60～70岁老年人的网络使用率达57%，就连70～80岁的老年人也有23.3%的人在使用网络。展望未来，不如说腿脚不灵便的老年人成为网购主力军的时代即将到来了。

请允许我再次提及一下自己年轻时代的往事吧。在我的青年时代，年轻人们哪怕只有几天的假期，也会去出国旅行。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曾周游亚洲、欧洲、美洲的约50个国家。

1989年，在我独自一人进行为期两周的大学毕业旅行，前往意大利的时候，分别在罗马、佛罗伦萨、米兰的街头偶遇了我的三名大学同班同学。我们四个人原本都是单独出行，却在国外的街头偶遇。由此可见，在我们的年代，大家是那般渴望日本之外的世界。

顺便说一句，那时的日本年轻人在海外旅行时一定会随身携带一本名为《地球の歩き方》（中文版名称《走遍全球》）的旅行指南。根据目的地的不同，这本旅行指南共有150册左右，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记录了年轻人在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酒店、餐厅的真实所见及感想，诸如“××酒店的房间环境不太好，但是它旁边第三家的餐厅既便宜又美味”等等，既实用又新鲜的信息尽收其中，成为了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旅行指南。然而，为什么这本《地球の歩き方》在日本突然没有销量了呢？简单点讲，是因为现如今日本的年轻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去海外旅行了。而我在北京的新华书店发现，《走遍全球》目前在中国成为畅销书了！

在来北京工作前的2008年至2009年，我曾在“东京六大高校”之一的明治大学担任“亚洲关系理论”的讲座教师，每周都会有30人左右的学生前来听讲。每到临近暑假或寒假，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对我的学生说：“就算跟父母借钱，也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在暑假或寒假结束后的第一堂课上，当我询问有谁去了国外旅行时，答案却是没有一个人去过。

我：“你们为什么不想趁年轻的时候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看一下呢？”

学生：“外国是什么样子，与我自己的生活毫无联系啊。需要了解什么的时候，直接上网不就什么都知道了么。”

我：“不是这样的。不是有一句谚语叫‘百闻不如一见’么，年轻时候在海外的丰富阅历会成为你们一生的财富。”

学生：“真是这样子吗？不过，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去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简直太麻烦了，还是没有兴趣啊。”

我最后其实想对他们说：“如果对外国完全没有兴趣的话，那也没必要选修‘亚洲关系理论’课了啊。”不过顾虑到如果那样说的话，可能以后就没有学生会来听课，便把话咽进了肚子里。

事实上，这几年我往返于中日之间，在飞机里很少能看见前往中国的日本年轻人。前来北京观光的主角依旧是老年人。

不仅仅是北京，去海外旅行的日本人也大多是老年人。2011年日本海外游的游客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19.1%，超过29岁的年轻人占17.7%。2012年去海外旅游的日本人达到1850万人，超过2000年的最高纪录1781万人。这主要因为60岁以上的旅客大幅增加。

日本大型旅行代理公司HIS在我年轻的时候曾推出面向年轻人的廉价机票套餐，并以此大赚了一笔。而如今，HIS的主流业务已经转向为中老年游客提供有导游陪同的豪华海外游业务。面向中老年客流的这一业务调整，使HIS在2012年的正常利润额比前一年度增长了27%，达到了14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2亿元）。

2012年11月4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里的万里长城遭难去世的3个日本人，年龄分别是62岁、68岁、76岁。这条消息令中国人惊讶：日本的老人们竟然愿意冬天爬万里长城！

比起日本的老人，日本的年轻人就显得保守了。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在海外求学的留学生人数在2004年为82945人，而在2009年则下降到了59923人。很明显，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呈“保守型”趋势。

同时，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得不到缓解。2011年，日本国内783所大学中，占全国大学28%的223所大学都招不满学生。也就是说，每十所大学里就有近三所的报名考生人数少于大学计划招生数。说得极端一些，像这样的大学，只要在考卷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考过。

所以2012年11月2日，田中真纪子文部科学相（教育相）发布消息称，北海道、秋田县、爱知县的3所本打算在2013年4月新开的大学取消设立计划。围绕教育相的这一措施，日本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日本的各所大学为了招揽中国留学生真可谓使出了全身解数。教授们一年内会多次拜访中国，向中国的各所大学低头请求合作，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够到自己的学校里来学习。在日本，文部省会根据学生人数下发教育扶助金，所以各家大学为了招揽更多的生源而四处奔波。2012年，在招揽中国留学生方面表现消极的日本百年名牌私立高校东京女学馆倒闭。

另外，少子化现象使得长年困扰年轻人的最大难题——“高考大战”面临“终战”之势。确切点儿说，紧张的应试大战由大学入学考试转向了中学入学考试。因为在12岁小学毕业后，如果可以顺利考入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那未来便可以不需要考试就直接升入名牌大学了。可是“高考大战”消灭后，中考却日益激烈了起来，以至于孩子们上下课的路上也要看课本类的书籍，真可怜。

再说“老人天下”的话题吧。在2012年的夏天，我结束了北京的工作回到东京。因为在北京买了太多的书，以至以前的房子稍显狭窄，便考虑换一套便宜些的二手房。我前后看了不下40套房子，每次都是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或是房屋管理人带我前往看房。每次看房，这些人总会作揖状地对我说：“真希望像你这样的年轻客人能多买房啊。”——对此，我真是吃惊不已。

在回到东京之前的三年时间里，由于在北京工作时周围尽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所以60后的我简直被他们当成老人一样对待。比如，在前往客户处拜访需要乘坐地铁时，他们会为我四处寻找空位坐。虽也觉得他们是出于一片好意，但不免还是会有一种被归为“老弱病残”范畴的失落感，真是有些头痛。

然而回到了日本，自己却出乎意料地被视作“年轻人”对待。实际上，去看房子时我便发现，买房的客人多以老年人为主。特别是家在琦玉县或千叶县这样位于东京近郊的60岁以上老年人，为了出行方便，有很多人都会选择搬到东京都内来生活。

听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不仅是二手房，新房的购买人群也逐渐移向了中老年阶层。东京都的新房数量由2011年的约44000户增加到了2012年的52000户。老年人成为房子的购买主力，这在中国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吧。然而，这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现实。

不过，在看房现场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就是“富二代”。“因为我没有工作，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希望客厅面积大一些。”他们向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如是要求道。这些“富二代”的父母们在泡沫经济时代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他们的孩子即使每天无所事事也可以生活下去。

但是，“富二代”毕竟只是少数。现在，日本大部分的年轻人甚至连“买自己的房子”这个想法都没有。说到“住处”，他们只会很直接地联想到“租房”。在我的青年时代，大家都意气风发地想要“多多赚钱，早日买上自己的房子！”而现如今，买“自己的房子”对于年轻人来说就像一个“不现实的梦”，恐怕都已经没有人会把它当成是梦想了吧。

在中国，与房子一样被年轻人视为奋斗目标的是汽车。然而在日本，就连价格只有房价二十分之一的汽车，年轻人也已经失去了购买的兴趣。

在我的青年时代，大学毕业、工作、用第一笔工资租房子开始单身生活、用第一笔奖金买自己的车、几年之后需要结婚时买自己的房子——这是工薪阶层普遍的人生必经之路。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因为近视严重，所以对汽车并没有什么兴趣。第一笔奖金被我用在了购买毕加索全集、保罗·高更全集、亨利·马蒂斯全集这些极尽奢华的画册上面。也正因为如此，我被周围买了丰田、本田或日产汽车的朋友们当作异类一样质疑：“你为什么不买汽车呢？”然而现在的日本年轻人连买车的想法都没有了。在北京，因为限购政策，年轻人即使想买车也买不了的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问题。相比之下，在东京不仅没有限购政策，汽车厂商往往还会打很大的折扣或者以赠送汽车附属品的形式来促销。即便如此，年轻人还是不愿意买车。

2012年5月，丰田汽车卡罗拉第11代上市。卡罗拉系列问世于1966年，在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卡罗拉系列汽车在世界140个国家共售出3860万台，是丰田旗下具有代表性的汽车品牌。卡罗拉被视为日本经济成长的象征，“硕大、气派”是它的一贯理念。

然而，今年上市的第11代卡罗拉的重量出人意料地比以往轻了50公斤，变得轻便起来。根据丰田汽车公司的说明，之所以将新一代卡罗拉的车体设计得比以往轻便，是由于“购买者的主流为老年人，没有必要将车体设计得过大”。——就连可以代表日本的卡罗拉也开始与年轻人渐渐远离了。丰田汽车公司2012年在世界范围内生产了870万辆汽车，其中日本国内仅生产了310万辆，预计在2013年会下降至300万辆以下。

不过，这种现象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长期困扰东京的交通拥堵问题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以前开车从东京站到新宿站需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而现在只需要15分钟。拜此所赐，东京的空气也变得新鲜了许多。看到这儿，想必北京的人们一定羡慕极了吧。

东京都内的停车场价格也呈下滑趋势。我以前所居住的公寓停车场在我刚刚入住的1994年时，价格为每个车位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然而，由于现在人们都开始不去购买停车场，所以同样的停车场在以每个月1.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00元）的价格对外招租。然而即便如此，也难以找到租客，甚至有人预言说在不远的将来停车场的租金将会降至每个月1万日元。

除此之外，漫步在东京的街头，会发现很多地方发生了变化。比如，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在酒店的咖啡厅与人见面。然而，现如今的酒店咖啡厅已然演变为了“老婆婆大本营”。在那里，她们稀松平常地享用着价格高达每人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00元）的午餐。酒店也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面向年轻人的住宿套餐，而是更多地考虑老年人的因素，推出了诸如“赠送周边神社佛阁参拜用品的两天一夜套餐”等。

说到年轻人的娱乐，不得不提到电影。然而，与真正在急速步入电影大国的中国不同，日本的电影产业也已经成为了夕阳产业。2011年的日本电影票房只有181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45亿元），比前一年减少了17.9%。现如今，在工作日的白天时间，很多电影院不放映电影而是改放面向老年人的相声。

2012年秋天，我去参观新家附近的健身房的时候也不禁大吃一惊。虽然赶不上开篇提起的法华津宽选手，但是在健身房里随处可以见到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在拼命地流着汗举着杠铃、在跑步机上快步跑着。另一边，游泳池已经完全被婆婆们占领了。整个健身房里根本看不见几个年轻人的影子。

在北京的时候，我也时常利用周末时间去健身房锻炼。然而在那里，我完全被归属在老年人的行列。每每年轻的教练看到我汗流浃背摇摇摆摆，都会投以对待老年人似的同情目光，为我递上毛巾。并且，在我离开健身房的时候，教练们也不忘说那句永远不会对年轻顾客说的话：“下楼时请注意台阶。”每次去北京健身房的时候，除了体力上的不支外，周围的环境也让我有一种“自己真是老了”的失落感。

那么在东京又如何呢？在那里，可以让我有一种“自己还是很年轻”的感觉，得以重拾自信。顺便说一句，据在我参观的东京都内有20家大型连锁店的健身房的工作人员说，加入他们健身房的会员以60多岁的老年人居多。20～30岁的年轻会员加在一起也不到13%。

逝去的20年，失去的年轻人

为什么在日本没有了年轻人的活力呢？20世纪90年代初，在泡沫经济崩塌后，日本经历了所谓“失去的20年”。而这些“80后”和“90后”们正是在这种低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请考虑一下。你有每天早上吃油条的习惯。由于经济不景气，今天早上买的油条的分量比昨天少了3%，明天早上买的油条的分量又比今天少了3%。周而复始，当他的眼前放着油条时，会怎么想呢？你不会想要明天的油条分量可以变成之前的两倍，而是会拼命地去维持今天的分量吧。

现如今的日本年轻人正是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怎样让自己的财富成倍地增长，也不会有诸如以后自己开公司，将来使其上市这样的庞大野心。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维持目前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以及“少得可怜的存款”。

在日本，这样的年轻人被称作“失去的一代”或“草食系”。之所以称其为“草食系”，是因为他们就像食草动物一样温驯老实。

在我现在所在的办公室里，就有20多位“草食系”男同事。他们非常安静、认真，交给他们的工作也都会很好地完成。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惊喜，没有任何你可以期待的附加价值。

在泡沫经济时期度过了自己青年岁月的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基准是100分，有人会得50分，有人会得120分，就像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各有特色、百花齐放、千差万别。

然而，与现如今的日本年轻人接触之后便会发现，大家基本上都是80分到100分之间，他们不会去打破成规、不会轻易失败，当然也不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他们所具备的基本思维方式不是“攻”，而是“守”。

在工作结束后，有时会与他们一起去吃饭。当我带他们去银座的高级法国餐厅用餐时，他们丝毫不会感到开心，而只是一味地紧张。如果我点了高价的红酒，他们的脸上不会有喜悦之色，而是表现出一副“真是浪费啊”的表情。所以，最近我开始带他们去公司附近的一家只有200日元左右一杯的扎啤可以点的廉价居酒屋。在那里，他们终于表现出了如鱼得水的愉悦欣喜。“草食系”就是这样，毫无上进心与野心，而是死守自己的狭窄领域，小心翼翼、静静地栖息。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最不幸的就是被称作“肉食系”的“团块世代”（生于1947—1949年婴儿出生潮时期的一代人，人数约有700万）并不肯将工作拱手相让。之所以将他们称为“肉食系”，是因为他们从幼儿时代就开始经历各种各样的竞争，养成了如同肉食动物般的积极果敢。他们的个性真可以用“如狼似虎”来形容。

根据内阁府的调查，日本人在60岁退休以后，大多希望可以继续工作。“肉食系”们的特征是将“没有工作”看成是人生的终结，而不会像中国的老年人那样，希望能够早一点退休，然后牵着孙儿的手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在日本60岁以上从业者在所有劳动者所占的比例情况。60～64岁占57%、65～69岁占36%、70～74岁占22%、75岁以上占8%。从实际人数来看，在2011年，65岁以上的就业人数多达544万人，这一数字是20年前的1.5倍。

所以在现如今的日本，一个职位有两种人参与竞争已经成了常态：一种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另一种便是刚刚退休的老人（在日本，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均为60岁）。即“40后”“50后”对决“80后”“90后”。换句话说，也就是“肉食系”与“草食系”的战斗。

日本是一个不能以年龄、性别、学历来将人区别对待的社会，所以“40后”和“80后”在面对同一个职位的时候会展开激烈的对决。如前面所述，在战后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日本“40后”一代从幼时到成年一直经历着激烈的社会竞争，可以说成是“肉食动物”。与此相比，在泡沫经济崩塌后“失去的20年”里长大的“80后”日本年轻一代则胸无大志，乐于关注眼前小小的幸福，就像草食动物一样温顺。

作为“肉食系”的“40后”们善于向雇方展示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和成绩，而“草食系”的“80后”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却只是草草略过。所以，当这两种人在一起竞争时，“40后”的一代往往会取得胜利。

日本企业长年来一直采取终身雇佣制。通常，新员工在刚进入公司的10年时间（20～30岁）是培训期，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30～50岁）才开始被委以重任，正式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长期的经济萧条使日本企业用于培训员工方面的平均费用在近20年间减少到原来的八分之一。对于如今的日本企业来说，最希望员工具备的素质就是“立即发挥机动的力量”。

所以，比起十年之后才能用得上的年轻人，眼下就能用得上的老年人更具人气，再加上“肉食系”的老年人比起“草食系”的年轻人更加积极果敢，所以，企业当然更愿意选择老年人。

我的父亲正是凶猛的“肉食系”老年人的典型代表，虽已年逾七十，但就最近刚刚应征上了银行的临时职员。据说他是与一同应征的两名“草食系”年轻人共同接受的集体面试。

我的父亲在面试时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过往的业绩，对比之下，那两位年轻人则低调谦卑地只是说了句：“我会努力的。”看到比自己年少30岁左右的面试官犹豫不决的样子，我的父亲还执着地说了下面这句具有决定作用的话。

“即使只给我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也没关系，请让我工作！”——就是这关键的一句话，让父亲在面试中打赢了漂亮的一仗。宣称“只拿最低工资也可以”的劳动者，恐怕在全世界都是很少见的。但这里面其实自有它的道理。年龄已过65岁的父亲每个月可拿到25万日元的年金。所谓年金，是以“年老后没有工作”为前提的，所以如果从事每个月可拿到20万日元工资的工作，那么每个月的年金就只能拿到5万日元。如果月工资是10万日元，那么年金则可拿到15万日元。也就是说，即使从事只能拿最低工资的工作，每个月也可以入账25万日元。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大家可能会觉得：“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能拿到25万日元，为什么还要工作呢？”——这正是当下日本老年人的特点，就像前文所述，他们被一种“没有工作＝人生终结”的固有观念所囚禁着。

再者，对于24小时都在家里的父亲，母亲也难以忍受。日本的传统家庭是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则在家做家事及育儿。然而，过了60岁，丈夫回归到“妻子的领域”——家庭之中，难免与妻子之间发生争执，因此而离家出走的例子不绝于耳。在日本，这被称为“定年离婚”，已经演变成了社会问题。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中就有人从事律师的工作，专门应对“定年离婚”的案件，赚了大钱。

话又说回来，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日本将制造业和建设业完全转移至中国等海外国家，日本国内随即蒸发了170万的就业机会。这种“产业空洞化”给年轻人的就业带来了相当大的阻力。其结果就是在日本34岁以下的企业新员工中有170万人最终无法转正。现在的日本，就连一个便利店店员的职位都有5倍的竞争率，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日本的年轻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利的环境下。也正是为了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不知从何时起，他们选择成为“草食系”动物，一切只为活下去。

灾难让日本变得更糟糕

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东日本大地震。那次地震夺去了19238人的宝贵生命，给日本东北部地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福岛核电站遭到破坏，超过30万难民无家可归。

地震，海啸，核泄漏……日本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物质”与“精神”在一瞬间被这种种天灾人祸打得粉碎。就像是盛开的樱花立即随风飘散一样，日本的奢华与自信被这“三重苦”抛到了九霄云外。

回首日本的近现代史，日本也曾遭遇过这样的萎靡不振——1868年明治维新和1945年的二战战败。对于前者，美国蒸汽船的袭来，标志着长达265年的德川政权彻底崩塌。但是经历了这一重挫的日本却以此为契机，高喊着“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口号，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并以此成为了亚洲的头号大国。后者的二战战败也是如此。1945年美国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彻底打败了日本，但是日本再次将失败作为了发展的动力，实现了战后经济的高度发展，并成为了世界经济第二大国。

在这两次失败之后，帮助日本实现从萎靡到复兴的都是当时年方二十几岁的两代人。

明治维新的主力军是以坂本龙马为代表的当时20多岁的那一代人。抱着将日本改造成足以与欧美列强比肩的大国的伟大志向，这些年轻人成功地实现了革命。同样，承担二战后日本复兴重任的也是以索尼为代表的20多岁的那一代人所创建的新兴企业。为了能够制作出不逊色于欧美企业的产品，他们拼尽了全力。

2011年的震灾让日本再次陷入经济泥潭，萎靡不振。通常，在这种时候，日本能够依赖的应该是“年轻的力量”，但是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全都龟缩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走出来一步。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那样，这些年轻人都出生在泡沫经济崩塌之后的“失去的20年”里，比起如何增加存款，他们更加了解怎样才能不减少存款，并且对于“不景气”和“节约”早已习以为常。所以，如今面对震后萧条的“轩然大波”，这些年轻人更会选择闭关自守。换句话说，再也不会出现胸怀“我就是日本的史蒂夫·乔布斯，我要重建日本辉煌”这样气概的年轻人了。

韩国帅哥夺占上风

地震发生之后，日本的年轻男性最为热衷的就是在大地震发生3个月之后的6月9日，在东京的日本武道馆里举行的“总选举”。这里所说的“总选举”并不是国会议员的选举，而是“AKB48”的歌手决选。

“AKB48”是由150名（包括旗下组织）年轻可爱的女孩子组成的大型女子音乐组合。如果购买她们的第21张单曲专辑《Everyday》（每张1000日元），将会获得“投票券”和“握手券”。使用“投票券”可以在150名成员中为自己喜欢的女孩投票。其后，当候补成员们在全国各地举行“选举演说”的时候，凭“握手券”就可以和她们握手。

这种形式和之前中国的“超女”非常类似。在总选举得票榜上位列前21位的成员将有资格录制于2011年8月24日发行的第22张单曲专辑《Flying Get》A面歌曲（主打曲）的PV（MV）拍摄和演唱。在6月9日的总选举日，日本的众多男青年都为之疯狂，投票总数达到了1166145票，获得票选第一位的前田敦子的得票数高达139892票。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在国会议员总选举中当选者的平均票数。

结果，在2011年的日本流行音乐专辑销量排行榜中，“AKB48”独占前1至5位。这种情况在日本音乐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难怪全日本的年轻男性都对这个组合如此痴迷。

我问公司里几个日本男青年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AKB48，他们这样回答道：“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除了AKB48之外就没有别的希望了。自我们出生时开始，日本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况，即使是大学毕业之后，我们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结婚，不能买车买房。受到之前东日本大地震的冲击，整个日本变得更加灰暗。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的希望托付给AKB48的那些女孩子们了。”

这就是日本萎靡不振的现状，就凭现在的这些日本的年轻人能够拯救日本吗？！

那么，同年代的日本女性们将自己的梦托付在哪里了呢？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词——“大久保”。

“大久保”位于东京新宿北部，类似于北京的望京或是五道口，是东京范围内的朝鲜族聚集地。

在环绕东京一周的山手线新大久保站下车后，你会发现那里竟然停满了来自新潟县、长野县、宫城县等全国各地的大型旅游观光巴士，从巴士上下来的还尽是一些打扮入时的女孩子们。看着站在大久保街两旁的人行路上的女孩子们，突然觉得眼前的景象简直可以用“女山女海”来形容。

她们前来此处的主要目的，是造访这条街道上林立的几十家“韩流商店”。入口处，几位来自韩国的帅哥店员微笑着用韩语跟大家打招呼：“Osooseyo!”（欢迎光临！）跟着人群进入店内，我不可思议地发现日本的女孩子们竟然在这家店里买了如此多的东西——比如一张印有韩国男明星照片的明信片卖500日元（约人民币42元）那么贵，竟然有女孩子一口气买了100张！

“‘韩国人参糖’有非常显著的减肥效果”“使用韩国进口的‘蜗牛面膜’，会变成连韩国男明星都喜欢的美肌哦”“吃了韩国进口的酸奶冰淇淋，晚上一定会梦到被男明星拥抱着入睡的”……就这样，几位韩国帅哥天花乱坠地介绍过商品之后，大量的架上商品被前来店里的日本女孩子们疯狂地哄抢开来。

购物之后到了用餐时间。在一家据说聚集了大批韩国帅哥店员，名为“一只鸡”（中文直译）的韩国菜馆前，100多个女孩子在排队等位。可以喝到用马格丽酒（韩国的米酒）为基底调制的鸡尾酒的“马格丽酒吧”，也大受女孩子们的欢迎，在一条街道上竟然有几十家那么多。马格丽酒原本是韩国贫穷的农民们喝的酒，而现在却摇身变成了每杯价值1000日元（约人民币82元）的调制鸡尾酒，成为了大家追捧的时尚饮料。

我也追着流行走进了一家“马格丽酒吧”，坐在我旁边的是几位日本女孩子。“你们觉得韩国男人的什么地方最有魅力？”我不禁向她们发问。她们回答我说：“在韩国男人身上，强大的一面与温柔的一面是共存的。两年的参军经历让他们有硬朗的一面，但也会买来100朵玫瑰讨女孩子欢心。这样的两面性特别具有吸引力。”

“那你们觉得日本男性怎么样呢?”我追问道。结果几个女孩子非常不屑地说：“他们不是男人，只是单纯的食草动物罢了。当成宠物来养还差不多……”

想来日本这个国家，是在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成立以后，以传统“武士”为主导的军事国家。明治维新之后，“武士”被“兵士”所取代，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兵士”又被“企业战士”所取代。而经历过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失去的20年”，以及东日本大地震的又一次重创，“企业战士”变异为了“草食动物”。所以，不满于“养宠物”的女孩子们才把目光转向了邻国健壮的“肌肉男”。

日本传统的健壮肌肉男就是相扑选手。2012年9月，我去东京两国国技馆看了相扑秋季比赛，盛况空前。因为时隔五年之久，“横纲”终于再次诞生了。

“相扑”这一运动项目最初由中国传入，现在，它在日本已经演变为天皇和首相都会前来观战的国家级竞技项目，也就是说它是日本的“国技”。相扑比赛每年举行6次，赛期每期15天，一年一共90天都在举行相扑。在被称作“场所”的比赛场上，约800名被称作“力士”的选手们一决高下。“力士”的等级也从最低级别的“序二段”到最高级别的“横纲”，被严格界定。在800名“力士”中，只有两人可以最终登顶“横纲”之位。

在2010年冬季横纲朝青龙隐退之后，横纲只剩下白鹏一人。经过大约两年半时间的等待，又一名勇士——日马富士终于晋级到横纲之位。这是日本2012年秋天最大的话题。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朝青龙、白鹏、日马富士这三位勇士其实都是蒙古人。在过去的十年间，在日本的国技——相扑的竞技场上，实际上都是这三位蒙古勇士在轮番获胜。

查阅一下本次秋季比赛中被称作“幕内力士”的前42名勇士名单便不难发现，在这42人中，蒙古人7人、保加利亚人2人、格鲁吉亚人2人、俄罗斯人1人、捷克人1人、爱沙尼亚人1人、巴西人1人，剩下的27名是日本人。也就是说，日本的国技——相扑的最高级别，乃至位居前列级别的三分之一都被外国选手所占据着。

相扑从江户时代起便是日本年轻人力量的象征。在公元1853年，当美国的黑色蒸汽船出现在日本，威胁着日本的命运时，是这些“力士”代表与美国谈判。这是为了让美国人看看日本人是怎样的身体强壮。

然而现如今，能够成为相扑比赛冠军的日本年轻人也已经消失了，甚至轮到了70多岁的老人参加奥运会。未来的日本，究竟会何去何从呢……

第五章 中国缺什么：细腻的技术

从今以后，中国一定会像“2010年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那样，将“在高科技方面超越日本等发达国家”作为下一个目标。当然，在这些日本一线企业的总经理看来，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前路将会非常坎坷。

“若古代有诺贝尔奖，中国年年都会得”

2012年10月8日，也就是中国第63个国庆节长假后的第一天，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团宣布，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现年50岁的山中伸弥获得2012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消息一出，整个日本顿时一片沸腾，各大报纸竞相出版号外，各大电视台纷纷插播“临时特别新闻”。12月10日他在瑞典参加了颁奖仪式，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件年末喜庆事。

山中伸弥教授的获奖理由是“发现成熟细胞可被重写成多功能细胞”。他利用病毒载体将四个转录因子的组合转入分化的体细胞中，使其重编程而得到的类似胚胎干细胞的一种万能细胞——IPS细胞。这种细胞能够使人类身体任意部位出现的损伤得以恢复原样。由此，自20世纪以来人类医学一直无法成功医治的脊髓损伤和视网膜剥离等疑难杂症将有望在数年内得以成功治愈。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用一根男性的头发和一根女性的头发就能创造出他们两人的孩子！

人体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由一个受精卵分裂至60兆个细胞的过程。现在，山中教授成功地逆转了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山中教授让人体细胞退回至受精卵的阶段。这样，这个受精卵就能按照人类的意志变化为任何人体细胞——这真是本世纪最大的生物学革命。

为什么这样的革命能由日本的医学家掀起呢？获奖后的山中教授在京都大学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在会上，他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在此之前，我的实验屡屡失败。10次实验，最多能有1次成功。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会不断地在细节上做出调整，提高精确度，再进行下一次的实验。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我一直连续不断地做实验，我终于成功了。”

山中教授出生于日本大阪府，家里在镇上经营一间小型缝纫机工厂。这样的工厂在日本有成千上万个。虽然厂房面积不大，但是凭借着不断提升技术的精细度，这些工厂已经成为日本这个技术大国的坚实基础。

2012年秋，整个日本为山中教授的获奖而沸腾。但是，您稍微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山中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自2000年起，日本一共产生了11位诺贝尔奖科学家，平均算起来，几乎每年一位。这些科学家分别是：

2000年 白川英树发现和发展了导电聚合物

2001年 野依良治对手性催化氢化反应的研究

2002年 田中耕一发展了对生物大分子进行鉴定和结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软解析电离法对生物大分子进行质谱分析

2008年 小林诚发现对称性破缺的来源，并预测了至少三大类夸克在自然界中的存在

2008年 益川敏英同上

2008年 下村修发现和研究绿色荧光蛋白

2008年 南部阳一郎发现亚原子物理学的自发对称性破缺机制

2010年 铃木章对有机合成中钯催化偶联反应的研究

2010年 根岸英一，同上

2012年 山中伸弥发现成熟细胞可被重写成多功能细胞

与此相比，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就只有一位——1986年，中国台湾的李远哲凭借其对分子水平化学反应动力学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而中国大陆至今没有科学家获此奖。

中国大陆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等在世界范围内声名显赫的科学研究机构，但为什么培养不出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

我想，如果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古代就有诺贝尔奖的话，那么估计中国人年年都会得奖。

2009年秋，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为《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系列丛书。丛书分为上、中、下三册，由以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博士为代表的150多位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的讲稿集结而成。内容涉及古代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包括物理、天文、数学、建筑等各个方面，可谓是一部集大成之作。

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原来古代的大部分重要发明、发现都与中国人有关——包括被称为“世界三大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等森罗万象的东西全部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或者经中国人之手才得以获得飞跃性发展的。在日本人还在“掘穴而居”的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在农耕的过程中运用包括天文学在内的科学知识；在战争中使用铁器和集团战术；建立了涉及6000万人的国民户籍制度以及完善的法律体制。所以，古代的中国就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文明大国”和“技术大国”。

读完这三卷书，我为古代中国人的伟大事迹而深深感动。于是，我下定决心将这套书翻译成日语，推向日本。我的一位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担任主编的朋友也表示支持说：“只要这本书能在日本出版，哪怕由我们中方支付翻译费都没问题！”

可是，当我为此去拜访位于东京的日本出版社时，却三番四次地吃到了“闭门羹”。“读这些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国家的科学史有什么用？”这就是日本出版社的编辑们的共同回答。在日本，很多知识分子都崇尚西方。到了近现代，日本也基本采取“脱亚入欧”的政策。所以，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日本人很难考虑把它和高尖端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

拜访了近十家日本出版社，但都无功而返，这让我陷入了沉思——古代的中国拥有如此了不起的科学技术，可是到了现代，为什么中国就无法“技术立国”了呢？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2012年7月发布的“国家技术革新排行榜”中，中国位列第34位。如果在古代也有类似的排名，中国一定会高居榜首。可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如今的中国已经被很多国家所超越。

不用我这个日本人多说，各位应该都知道，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始于1978年邓小平提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时。邓小平将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设定为中国的国家目标。为了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他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众多发达国家的企业来中国投资办厂，并由此促进中国技术的发展。于是，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以深圳为代表的、外资企业聚集的“经济特区”。

到了35年之后的今天，已经有大约23000家日本企业进入了中国市场。这些企业的所在地由经济特区扩散到了中国全部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行业领域也涉及到了从农业水产业到制造业、服务业的各行各业。

但是，不论公司属于哪一行业，位于中国的哪个城市，几乎所有的日本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将公司先进的技术带入中国，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或者抓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以实现公司的发展壮大。

2011年1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北京办公室召集了约30家日本文化产业公司驻北京的现地法人，成立了日本文化产业研究会。在从那之后直到2012年7月为止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一直担任这个研究会的会长，并与中国日本商工会里的企业领导进行了多次交流。

在交流中，我经常问他们一个非常含糊的问题：“现在，在贵公司所属的行业领域中，中国的技术已经到了日本的哪一层级了？”结果，这些被日本总公司派驻到中国的总经理做出了一个相似的回答：“最近，中国的技术发展速度相当惊人。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第9层了。”

在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无论是在汽车领域还是在电器制品领域，如果日本的技术水平是100的话，那么中国的技术水平恐怕只有10或者15。可是到了现在，在场的日本企业的总经理都意识到了相同的一点——中国已经追到“90比100”了。

这个比例意味着，大部分日本能生产的东西，中国也能生产。比如，汽车、电视机、电脑、微波炉等等，现在中国都可以大量生产。

于是，我又问了第二个问题：“那么，有朝一日，日本的技术会不会被中国所赶超呢？”

总经理们短暂地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高科技这种东西，从零开始追到90也很难，可是要想从90追到100，那可真是‘难于登天’。所以，在今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只要日本不断努力向前，在技术方面，中国不可能超越日本。毕竟日本企业存在的意义就是最新的高科技。”

如果邓小平把“实现中国的技术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不多’”作为中国在通往技术大国道路上的第一步目标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5周年之后的今天，这个目标算是实现了。那么，从今以后，中国一定会像“2010年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那样，将“在高科技方面超越日本等发达国家”作为下一个目标。当然，在这些日本一线企业总经理看来，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前路将会非常坎坷。

我非常理解这些总经理的想法。因为在我所属的出版界中，也有相同的状况。

在“杂志”这一范畴内有一种以介绍女性时尚和化妆品为主要内容的“女性杂志”。日本和法国、美国并称“世界三大女性杂志大国”，其中，日本的地位在亚洲无可撼动——由于有着相同的黄种人皮肤，所以日本女性杂志中出现的内容适用于所有的亚洲女性。而欧美女性杂志中出现的内容，比如欧美的超模身上穿的服装或者用的化妆品，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在中国女性身上就不适用了。因此，日本女性杂志在亚洲非常受欢迎。

在这样的女性杂志的世界里，中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追随日本的脚步，陆续出版发行了一些女性杂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瑞丽》杂志就是在1995年引进了日本“主妇之友社”旗下杂志“Ray”的版权内容而创刊的。据“主妇之友社”的老员工回忆说，当时中文中并没有“化妆师”“造型师”等等在女性杂志中频繁出现的词语，所以《瑞丽》编辑部的编辑们只好一边向日方请教，一边创造中文里的“新词”。

后来经过了大约18年的时间，如今的《瑞丽》已经发展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女性杂志。“瑞丽”品牌旗下杂志数量已经达到了5本，而且每本都能带来巨大的广告收益。

那么，如今的《瑞丽》是在用中国本土的内容与其他杂志竞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瑞丽》旗下的5本杂志中，有4本依然引进了日本杂志的版权内容，另外1本引进了意大利杂志的版权内容。而那4本引进了日本杂志版权内容的杂志依然在用日本模特的图片做封面，里面的内容也是翻译了日本杂志的内容。

但是，翻译的内容已经在逐步减少了，目前主要集中在日本原刊的封面和前几页的大选题而已。按比例来说，翻译的内容仅占日文杂志全文的10%到20%左右。

这个比例正好和中国日本商工会里的企业领导们所说的“90%和10%”的比例不谋而合。

也就是说，《瑞丽》也只完成了“追赶到90%”的第一阶段目标，“追赶剩下的10%”的第二阶段目标还没有完成。

在我看来，“剩下的10%”包括了模特的姿势、崭新的版面设计以及时装的穿着方法等等。比较一下日中两国的女性杂志的大选题特辑，即使是像我这样的男性“非目标读者”也会觉得两者有些“不一样”。如果非要选出更好的一方，那我肯定会选择日本的特辑。

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的特辑不好。毕竟已经达到日本杂志的九成了，真的已经很好了。

中日的技术差距有多大？

再说一些我感受到的日中两国间技术方面的差距吧。

2009年夏，我来到北京工作。当时，我住在位于朝阳区的一幢主要面向中国租户的高级公寓里。这幢公寓建成于2005年，开发商是一家在中国东北地区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商。

但是，住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渐渐地感觉到这幢公寓和日本的公寓“似是而非”。

有时，我打开房间的门，门板竟然会从门框上脱落下来。打开窗帘，窗帘竟然会掉下来。窗户的拉手貌似坚固，可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结果窗户怎么也打不开了。浴室的淋浴喷头有时不出热水，或者热水直接向四周飞溅而不是向下流。房间的隔音效果也很差，我经常能够在房间里听到隔壁邻居家电视的声音或者楼上邻居打麻将时嘎啦嘎啦的洗牌声。

不仅如此，这幢高级公寓还会突然停电，报警装置偶尔也会莫名其妙地响起。三台电梯里经常只有两台能够正常使用。

虽然号称是一幢建成时间只有4年的“新建公寓”，但是墙壁和楼道的天花板上已经早早地出现了裂缝。要是按照日本人的感觉来判断，这幢公寓看样子应该有30年到50年的历史了。

在北京工作了三年之后，2012年夏，我回到了日本。回国之后，我准备在东京买房，所以去实地考察了大约40多套房子。看着眼前的房子，再回想起在北京时住的房子，我越发体会到了中国和日本在技术方面的差距。

日本人十分注重房屋的“抗震性”，尤其是在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人在建房时更是将“如何增强房屋的抗震性”放在了首要位置。日本在大约20年前就成功地研发了一种名为“耐震构造”的技术。众所周知，在遭受“横向摇动”时，由于钢筋受力断裂，房屋会向某一个方向倾倒。为了防止这种“倾倒”，人们必须通过某种技术最大程度地减少“横向晃动”。具体一点说就是，不是“对抗性”地减少晃动，而是“顺着”晃动的方向吸收由晃动而产生的“冲力”，以防止房屋的“倾倒”。这种方法就是“耐震构造”技术。

最近，日本人在“横向耐震构造”技术的基础上，又研发出了一种名为“免震构造”的技术。这种新技术可以减缓比“横向摇动”更为剧烈的“纵向摇动”——在房屋底层钢筋的下方埋入大量橡胶，利用橡胶的缓冲性吸收房屋在遭受“纵向摇动”时产生的冲力。就这样，通过“耐震构造”技术和“免震构造”技术的同时使用，即使再发生剧烈地震，日本的房屋也能保证“岿然不动”。

在中国，除了云南省、四川省和河北省等部分省市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地震，所以中国人也许很难理解日本人对抗震技术的执着追求。对于身处“地震大国”的日本人来说，这两种能把自己从地震的恐怖中解救出来的技术，简直就是新发现的癌症特效药。

当然，日本的房屋建筑技术并没有停留在“应对地震”的阶段。

比如，在盛夏时节，当您还有5分钟就能到家的时候，您可以遥控房间里的控制按钮，打开冷气。这样，当您进家门的时候，房间里就已经十分凉爽了。

另外，当您快要到达公寓一楼大门口的时候，您随身携带的钥匙会自动发出指令，您不必将钥匙插入锁孔里大门就会自动打开。电梯也会自动设定到了您居住的楼层，并提前打开电梯门迎接您的使用。走出电梯后，房间的钥匙会再次发出指令，您的房间也会自动打开。

房间里也有很多全自动设备。窗帘会自动打开和合上；厨房洗碗池下方装有自动分解机，可以将您做饭时产生的厨余垃圾分解成细小颗粒。比如，鸡蛋壳被放入分解机后会在一瞬间被完全粉碎，然后随着水一起流进下水道。

房间内部的装修和中国也是天壤之别。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办公室搬迁。那是2011年的春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将新办公室的内部装修委托给了北京当地的装修公司。更加确切地说，当时我们是向两家日本的装修公司和一家中国的装修公司索要了报价单。

对比了三家公司的报价之后，我们发现，如果中国公司报价100块，那么日本公司报价一般会在120或130块。不过，两家日本公司都略带警告地说：“我们公司的报价的确比中国公司高二三成，但是装修质量是中国公司望尘莫及的。”最终，经过了办公室里5位领导的投票表决，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中国装修公司。

虽然我不想说别人的坏话，但是这次我不得不说，这家中国的装修公司真是太过分了！自从他们交工之后，电灯不亮、地板松动等等情况就接连不断地出现。向他们投诉，每次都要争执很久，有时甚至要恶语相向，他们才会来维修。另外，按照合同规定，我方会在装修开始前、装修过程中和装修结束后分三次付款。结果，他们又旁生了不少事端，造成了很多不愉快。

一年半之后，我在东京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依然准备请装修公司做内部装修。和上次一样，我也索要了一份报价单。看完这份报价单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再也没有比这更详细具体的报价单了。而且在协商好的为期两周的施工时间里，这家装修公司会在每天傍晚通过邮件向我详细地汇报当天的装修进度和第二天的装修内容，并附上当天装修位置的细节图片。房间装修结束后的样子也和我的预期分毫不差。

工期结束的前一天，我去验收的时候，装修公司的人发现墙上有一个像人脸上的黑痣一样的直径大约2毫米的污点。结果，他诚惶诚恐地对我说：“我对我们公司的技术有绝对的信心，但是出了这样的问题，真是太对不起了。我们明天为您重新粉刷。”“就这么小一点儿，算了。”我回绝了他的请求。与此同时，我也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日中两国间技术方面的差距。

而且在日本，装修费一般都是装修完成后才付。这意味着如果客户对装修效果不满意的话，客户可以要求重新装。

事实上，中国的很多写字楼里都在使用日本的技术。走进北京新建的高层写字楼，您就会发现，大楼的电梯一般都是日立、三菱、东芝等日系品牌。洗手间里的便器上也印着“TOTO”的商标。“TOTO”（东洋陶器）是1917年于福冈创立的日本最大的水洗机器制造商。该公司于1980年推出的“自动臀部水洗坐便器”已经在以日本为首的世界多个国家销售了3000万台，如今主攻中国市场。

“自动臀部水洗坐便器”的发明，使洗手间这个原本带着些许臭味的“五谷轮回之所”变成了一个舒适的空间。便器可以设定温度，让冬天也感到暖和。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通过按键来调整冲洗臀部的水流速度、流量以及冷热，甚至还可以用水给屁股按摩。羞于被人听到自己“如厕声音”的女性也可以通过按键播放流水的声音。——如此精细的技术就是日本人的拿手绝活。

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上，门前队伍排得最长的展馆就是日本馆。当我顶着烈日走到日本馆附近时，门前早已人山人海。随后，被告知“还要等7个小时”，我顿时哑然。在世博会期间，日本馆内展示的日本最新科技成果之一就是“TOTO”公司的“未来型洗手间”——当感应到使用者靠近时，洗手间的坐便器会自动打开盖子，然后提供一系列无微不至的“服务”。当您“如厕”结束，走出洗手间的时候，相信您的心情满足无比。而事实上，我也采访了几个刚刚走出日本馆的中国游客，他们都回答说：“里面的洗手间真是太棒了！”

再说一个听上去特别“假”的真事儿吧。

最近，在来中国旅行或者出差的日本人中流行一种“便携式自动臀部水洗坐便器”。据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酒店里都没有配备自动臀部水洗坐便器，所以日本人在“忍无可忍”之下，只好带着这种小型的坐便器来到了中国。每次听来中国出差的日本朋友说到这件事，我都在心里嘀咕，要是中国机场的海关工作人员问日本人“您带的这个（便携式自动臀部水洗坐便器）是什么？”，估计所有人听完回答之后都会瞠目结舌吧。

通过这样的反差，来到中国之后的我体会到了很多日本的“细腻的技术”。

另外，我还解开了一个2009年我刚来中国时一直无法解开的，关于“牙签”的谜团。

正所谓“人到中年，牙口不济”。不怕大家笑话，我一直有饭后用牙签剔牙的习惯。即使是在过去的三年里在中国吃中餐，我也餐餐少不了牙签。不过，每次在中国餐馆打开装牙签的小纸袋时，我都会发现，里面必定装着两根牙签。

一开始，我觉得一定是工作人员在包装的时候弄错了。可是，后来每次都看到一个牙签袋里装着两根牙签，我的脑海里就自然而然地浮现了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每个人的脸上都只有一张嘴，嘴里都只有一口牙，因此，在日本一个牙签袋里肯定只有一根牙签。而且，牙签又不能像筷子一样可以两根并在一起夹东西，所以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牙签袋里装两根牙签”有什么必要。

于是，每次用牙签的时候，我都会问问同桌的中国人。一开始，他们会非常费解地问道：“你为什么会对牙签的数量这么在意啊？”我只好解释说：“在日本，一个牙签袋里只装一根牙签。而且每个人都只有一口牙，用一根牙签就应该足够了吧。”

似乎是觉得我的话有几分道理，同桌的中国人也认真地思考了起来。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解释，于是我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比如，有的人回答说“中国菜比日本菜的菜量多，所以要准备两根牙签”。乍一听好像是这个道理，但是仔细一想，无论菜量多少，一根牙签都只需要应付一口牙。所以这个答案显得逻辑有点问题。

另一位中国人说：“因为中国有‘好事成双’‘鸳鸯成双’之类的‘成双’文化。”听到这个回答，我感觉好像找到了答案，“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再一琢磨却发现，这个答案也有漏洞——难道这种用完就扔的牙签也会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关系？！

在那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每次去吃饭的时候，我都会被这个关于牙签的“谜题”弄得烦恼不已。终于有一次，我在剔牙的时候，突然听见“啪”的一声，手中的牙签应声折断了。在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中国的牙签，容易断！

日本的牙签质量过硬，不论怎么剔牙都不会断——为了防滑，用手指捏住的一端凹凸有致；剔牙的一端虽然细得不到1毫米，但是依然很难折断。而中国的技术就没有如此细腻了。相比之下，中国的牙签不过就是一个细木片而已。于是，我终于解开了这个萦绕在心头很久的“谜题”——两根牙签中的一根是“备用品”！

优衣库的传奇

其实，中国也并不是没有细腻的技术，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罢了。实际上，包括牙签在内的很多所谓的“日本的细腻技术”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日本的公司与中国的公司达成协议，在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国生产产品——大多数属于制造业的日本企业都是这样发家致富的。

比如，日本最大的服装连锁店“优衣库”就是其中的代表。1972年，在日本本州西部的山口县，一位名叫柳井正的天才企业家接管了父辈留下的服装店。这家店就是“优衣库”的前身。40年之后的今天，当初的小型服装店已经发展成为了年销售额9295亿日元（2011年9月到2012年8月），拥有日本国内827家分店，海外275家分店的日本最大的服装制造商。

2012年年末，在日本东京六本木地区的中城大厦，我和日本首富面对面坐着。根据2012年福布斯日本富豪榜显示，我面前的这位日本首富的净资产高达106亿美元，但他身上穿的衣服却是普通日本人都在穿的“便宜货”——优衣库。没错，我采访的就是“优衣库”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现年63岁的柳井正。以下是他的访谈录：

“虽然我是爱国者，可大家都说我是‘亲华派’日本商人。确实我认为‘重视中国’就是日本企业的头等大事。日本企业必须牢牢把握住亚洲这个遍地黄金的市场。而亚洲市场中的中国有13亿人口而且这13亿人都在努力追求富裕的生活，这个市场非常重要。如今，‘优衣库’在中国开设了140家分店，今后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我出生在日本山口县的宇部市，我年少的时候，那里曾因为煤矿资源丰富而繁荣一时。可是到了现在，伴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宇部市的经济已经变得十分萧条。与此相反，1985年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大街上随处可见穷困潦倒的景象。可是，如今的上海却发展成了‘东方纽约’！”

虽然身材矮小，但是柳井正洪亮的声音响彻了偌大的董事长办公室。我提问说：“在您看来，‘优衣库’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柳井正董事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优衣库’就是日本贸易全球化的领头兵。

“‘优衣库’计划在2013年实现日本时尚界首个‘销售额突破一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00亿元）’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优衣库’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额将会超过日本国内市场。同时，公司内的外国员工人数也将超过日本员工。于是，我们已经开始把英语作为公司内的通用语言。而且，为了让员工能够在傍晚学习英语，我已经把工作时间调整为每天早上7点至下午4点。所以，‘优衣库’成了名符其实的日本贸易全球化的领头兵。今后，随着‘少子高龄化’的日趋严重，日本国内的市场必将持续萎缩。但是危机就是机遇，日本企业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将贸易推向全球。这就是日本企业唯一的生存之道。”

之后，柳井正董事长断言：在全球化企业中不存在日中的国境限制。

“所有企业的共同使命就是让消费者满意。而消费者没有日本人和中国人之分。这就像在我们公司里，日本员工和中国员工完全平等一样，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共同促进公司贸易的全球化。”

我也问了有关“优衣库”质量的问题，他骄傲地说道：

“优衣库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应该归功于其生产加工地——中国。2011年，‘优衣库’的超高人气保暖内衣‘Heattech’仅仅在一个冬天就卖出了1亿件。在这款新型内衣里，‘优衣库’使用了以下7种新技术：

1.发热：纤维本身会吸收身体所蒸发的水蒸气，并将其转换为热能；

2.保温：纤维和纤维之间形成的空气层发挥了隔热的效果，防止人体产生的热量消失；

3.保湿：衣料中含有天然氨基酸乳清，增强其保湿性；

4.抗菌：衣料表面经特殊加工，不易沾染细菌；

5.弹性：使用了弹性纱线，使衣服达到了贴身合体的目的，具有伸缩性；

6.防静电：使用具有优良的保湿性的纤维，抑制在穿脱衣服时产生的静电反应；

7.保持形状：使用了具有高度伸缩性和耐用性的面料，防止因洗涤而引起的衣服变形。

由此可见，正因为融合了如此细腻的技术，‘Heattech’才能创造‘销售1亿件’的惊人纪录。”

其实我在北京度过了三个最低温度达到零下20度的严冬，要是没有“优衣库”的保暖内衣，我真不知道要怎么熬过去。所以，每到10月，我就会去三里屯的“优衣库”扫荡10件或者20件保暖内衣。

一旦穿上保暖内衣，浑身暖洋洋的感觉就会让人再舍不得把它脱下来了。可是，在感觉到温暖的同时，我也并没有忘记身上的保暖内衣“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这又让我想起了在日本非常流行的“百元店”。在这种“百元店”里，盘子、筷子、杯子、储物盒、带把儿的小镜子、洗漱用品、文具、计算器等等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而且每样都只要100日元（约合人民币8元）。

这些商品也几乎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可是来日本观光旅行的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来这种“百元店”。我每次陪他们去“百元店”，他们就30个、50个地买。

在我看来，这真是一番无比奇妙的景象——在中国生产的商品经海运到达日本，在日本上市后被中国人兴高采烈地买下来，然后再带回中国。

那么，既然“优衣库”的保暖内衣和“百元店”里的商品大多是在中国生产的，为什么没有中国的企业自行研发类似的商品，然后在中国出售呢？

2010年中国成为了GDP超越日本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那时起，温家宝总理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口号，并将“建立中国品牌”定为了目标。

可是，正如在上文中所说的那样，所谓“品牌”，并不是“粗犷型”的东西，而是一个又一个细腻技术的“精致型”集合体。所以，“为什么没有中国品牌?”这个问题就可以被置换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细腻的技术？不，中国企业在为外国企业代工商品的时候，已经展现出了细腻的技术，所以中国并不是没有细腻的技术，而是没有使用细腻的技术制造本国商品的能力。

在北京工作期间，我曾经参观过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化妆品生产商“资生堂”的最新的研究所。“资生堂”邀请到了孙俪为其面向中国人推出的化妆品“AUPRE”（欧珀莱）代言，如今这一品牌已经赢得了广大中国女性的青睐。

“资生堂”的研究所位于北京东南郊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栋一尘不染的纯白色建筑内。研究所内摆放着很多人体模型，很多研究员正在加工合成各种原料，夜以继日地研究最新化妆品。

参观结束后，我和身为日本人的研究所所长一起去附近的餐馆吃饭。当他滔滔不绝地向我夸耀他们的研究的时候，我贸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资生堂拥有一流的技术，那么能不能请您说一个这间研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呢？”

听完我的问题，这位所长稍微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应该是‘人员流动不定’吧。在化妆品的基础研究阶段，我们一般需要坚持10年或者20年，可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没有这个耐性。这也许是因为外面还有更加色彩斑斓的世界吧。”

虽然话语非常婉转，但是我已经听出了所长的本意。在日本，如果一个人在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某企业的研究所工作，那么，在到60岁退休为止的大约35年时间里，这个人会一心一意地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这是日本人的“常态”。所以，日本的研究员能够从基础研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走下去。就像中国的成语“滴水穿石”所描述的情况那样，只要日复一日连绵不断，水滴终将穿透顽石。上述研究IPS细胞的山中教授是个典型的日本研究员。

根据日本最大的猎头公司“Recruit”所做的“2013年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稳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理科研究生中，希望能够在公司常年稳定工作的学生人数比例高达95.4%；希望自己创业的学生仅为0.8%。看来，即使是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也都趋向于稳定的工作。

而且，进入了这种安稳的大公司之后，所有人都会从自己潜心钻研了多年的研究中找到生存的价值。所以，即使将人生中的几十年都倾注在研究上，他们都不会感觉有一丝一毫的厌倦。而日本引以为豪的“百年技术”就是由无数位这样的研究人员所一手缔造。

但是在中国，年轻人即使进入了研究所，也不会“安分”。如果自己的研究领域“前景一片大好”，那么在工作了几年之后，大多数人都会离开原来的研究所，自己开公司。反过来，如果工作了几年之后发现自己的研究领域“前景依然暗淡”，那么很多人就会彻底失去信心，然后抱着“现在跳槽还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心态跳槽到了别的公司。

上文我曾提过，我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在那期间和我交换过名片的中国人只有一成左右能够在民营企业里稳定地工作三年，其中的原因应该也是如此。由此可想而知，在这种流动性极大的环境中，中国人想要长时间稳定地从事技术开发真是难上加难。

中国技术的明天在哪里？

中国技术的明天究竟在哪里？

在2012年中国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主办方设置了一个类似主题的专题讨论会。我全程参加了这个长约一小时的讨论会，并仔细聆听了多位专家学者的高见。

讨论会的具体主题是“中国制造业的前景”——按照微观经济学中的“定律”，如果全年GDP的国民人均水平超过5000美元，那么制造业的成本也会随之上升，依赖低价商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遭遇瓶颈。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超过了5000美元的“关口”，那么接下来的中国经济将会如何发展下去？现身讲台的专家学者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法国雷诺汽车公司CEO、日本日产汽车公司CEO卡洛斯·戈恩、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董事长兼CEO谢白曼以及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等。担任会议主持的是具有明星气质的央视记者芮成钢。

芮成钢：中国足球代表队世界排名第87位，但据统计，中国的技术水平仅在世界排名200名左右。汽车中使用的高品质轴承尚且不能在本国生产，随着薪金水平的上涨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从中国撤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制造业今后该如何谋发展呢？

谢白曼：中国的制造业，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进口外国商品并且仿造的时代；二是成为世界工厂的时代；三是与全球的企业进行合资的时代。接下来第四个阶段应该是自创中国品牌的时代。

卡洛斯·戈恩：我以为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制造业今后不应当舍弃低价商品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融合先进技术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双管齐下。以我的专业领域汽车制造业而言，在制造大众消费车的同时也开启高端车型的制造。

芮成钢：汽车的确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但是日韩能制造世界通用的品牌，中国却没有这个能力。中国贡献了消费市场却始终学不到技术，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状态。

徐和谊：此言不虚。就拿汽车来说，我国目前仍无法掌握引擎、自动变速器、电子仪器这三方面的核心技术。如果我国今后不掌握先进技术，即便成为经济大国也无法成为经济强国。

卡洛斯·戈恩：我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公司在世界近50多个地区设立了工厂，去年的生产效率比较中中国的工厂位居第一跟第二。中国的就业者求知欲旺盛，富有潜能。接下来五到十年，中国应该能够确立自己的品牌。邻国日本创造出自己的品牌，不知道用了多少个十年，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忍耐。

陆克文：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先进技术给中国提供了启发材料，中国制造业今后的课题首先应该是优秀人才的培养，其次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从世界范围的先例来看，正是民营企业的优秀人才，开发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先进技术。

卡洛斯·戈恩：我也认为中国应当让民营企业百花齐放，但有强势的政府也并不一定是坏事。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到2020年要生产500万辆电动车等无公害的汽车。这样大手笔的决定是其他国家无法做到的，中国未来有可能站在汽车产业先进技术的前端。

老话重提，如今的中国缺少的是忍耐力。年经济增长率7.5%，汽车市场上每年新增100万辆新车，这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中国人应该更有自信，如果过于焦躁猛踩油门，将会重蹈覆辙。

徐和谊：的确如此，世界上很多跨国企业的经验都已证明，如果不在自己的国家成为第一，进入世界市场后也自然会被淘汰，因此我国的制造业必须先在我国市场中站稳脚跟。无论如何，制造业今后依旧会是中国经济的关键这一点不会改变。中国不能重蹈抛弃制造业而走向衰退的欧美的覆辙，这是愚蠢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上述专家学者的讨论，那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如今的中国在技术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但是只要坚韧不拔地坚持研究开发，中国一定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技术大国。”

我十分赞同这个说法。原因是：

其一，在古代，中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技术大国，历史辉煌。

其二，在现代，中国能够生产优衣库“Heattech”保暖内衣、iPhone等等包含世界高尖端技术的产品。

换句话说，中国充分具备了研发世界高尖端技术的能力。剩下的就是时间和方法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想向中国企业提出一个个人建议，那就是“不要与日本企业竞争，而是收购日本企业，或者雇用日本技术员工”——如果和拥有“百年技术”的日本企业竞争，中国的企业可能需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胜出。所以，与其耗时耗力地竞争，不如速战速决地将日本企业收入囊中。

事实上，大部分的日本技术都是由中小型零散企业所掌握，而且这些企业都普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资金不足。日本的银行多倾向向大型企业融资，所以，中小型企业常常在资金周转方面苦不堪言，只能凭借以往的资金储备和目前拥有的土地勉强支撑。

其二，员工日趋老龄化，且后继无人。中小企业提供的工资较低，而且企业本身的发展前景堪忧，很少有优秀的年轻人愿意进入中小企业工作。因此，支撑着这些企业的员工多是“50后”“60后”以及寥寥无几的“70后”。面对着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日本的中小型企业更是举步维艰。

由此可见，中国拥有相对雄厚的资本，但是缺乏技术力量和经验；日本拥有丰富的技术力量和经验，但是缺乏资金和后备人力资源。简而言之，日中合作的所有条件都已齐备。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收购”这些拥有高尖端技术的日本中小型企业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法：其一，招募中小企业里的技术人员为己所用；其二，整体购买中小型企业。

前者就是雇用那些在日本中小型企业里工作了三四十年的“老人家”，让他们来中国工作。当然这一方法的前提是中国的企业能够开出数十万人民币的年薪、为“老人家”们提供住房并配备翻译。另一方面，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很多“老人家”希望能够在新的天地里大展拳脚。过去就有不少日本的技术人员选择了中国台湾或者韩国，因此，他们也很有可能下定决心在中国大陆拼尽自己的余生。

而后者就是全面收购或者“全面合作”。前文中曾经提到过，中国台湾的鸿海精密集团想要获得日本夏普公司所掌握的全部的液晶技术，但被夏普拒绝。这是因为夏普毕竟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大型企业，鸿海精密集团的收购计划自然不能一蹴而就。可是，要是换成了日本的中小型企业，面对着中方的雄厚资金，相信没有哪家企业会说个“不”字。虽然作为公司驻北京现地法人代表的我和中国的企业只打了三年的交道，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在商务谈判中获胜的一方一定是财力雄厚的一方。

比如韩国三星电子集团，三星的技术原本来自于日本的三洋电机。后来2009年三洋电机因为经营破产被松下收购。这几年三星积极将松下、三洋、索尼、夏普等优秀的日本公司的优秀日本技术员工招至麾下。三星开出的条件远远超过他们所待的日本公司。中国的GDP已经亚洲第一了，所以以后很可能从中国涌出“中国的三星”。

如此说来，到了本世纪中叶，日本的大街小巷也许会布满中国企业的招牌。而我这个“老人家”也有可能会在某家中国企业里当翻译。到那时，我会无比庆幸地说：“年轻的时候学了不少中文，真是太好了！”

第六章 日本缺什么：广阔的世界视野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在两千年来的漫长时代中，一直都是偏居中国大陆边境以东的一个“封闭”的民族，我认定日本人具有“封闭”的民族性，源自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这一地理因素。日本由于四面环海，不容易为外敌入侵，因此不具有广阔的视野，在单一民族的世界里渐趋“封闭”，这一倾向可以说是从祖辈那儿代代延续而来的日本民族的DNA。

棒球选手“变身”为财务大臣

“Who is Mr.Jojima?”（谁是城岛先生？）

2012年秋，在东京银座采访时，有好几个外国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10月9日至14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一系列活动在东京举办，以188个加盟国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为首的约2万名世界金融界的巨头们齐聚东京。

距日本上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金融盛会至今已经时隔48年了。1964年，东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开通了新干线，使之成为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动力。

当时，全权操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财务大臣田中角荣，也借势当选了日本首相，并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而对于这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野田佳彦首相从两年前担任财务大臣时代就开始大肆造势，号称要“重塑日本的原动力”，并大量订购了由日本独特文字制作而成，被称为“折形”的海报。

另外，为应对恐怖活动，5000人的警视厅职员已经进行了多达250次的警备训练。

当天，包括东京国际论坛在内的其他会场，共举办了28场正式的会议，东京都内的各个酒店也承办了众多世界金融机构的聚会。在10月12日晚举行的欢迎晚宴上，野田首相用自己钟爱的日本酒，款待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要员。

然而，在这一力图重塑日本的盛会上，当我正要访问世界金融界的巨头们时，他们却无不眉头紧锁，异口同声地向我发问道：“Who is Mr.Jojima?”（谁是城岛先生？）Mr.Jojima（城岛先生）就是这场盛会的主办者——城岛光力财务大臣。世界金融界的要员们不识城岛财长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儿，因为这位城岛先生就任财务大臣还不足一个星期。

9月底，日本有位著名的职业棒球选手阪神猛虎队的城岛健司突然发表了退役声明，一时间舆论哗然。

因此，当10月2日宣布“新财政部长城岛到任”时，很多日本人感到非常惊讶，莫非职业棒球选手变身财务大臣？——城岛光力这位政治家在日本的知名度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时年65岁的新任财务大臣城岛光力在大学期间专攻兽医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食品制造公司“味之素”，做了25年的上班族。在由他组织的一场演讲大会上，邀请了前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发言，就此被小泽一郎相中，并在49岁时成为国会议员。伴随着2005年的选举落败，他将旧名城岛正光改为如今的城岛光力。

经历了学生时代、上班族时代、国会议员时代的城岛是农业及劳务问题方面的专家，但对财政金融领域并无涉猎。由他出任日本财务大臣，并且到任只有短短一周时间，就担纲有“金融界的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主办者这一要职，想不招来国际社会的非议都难。

为何野田首相断然执行了这一“不合常理的人事安排”呢？这无非是由于首相感念这位可爱的城岛先生抛弃了其政敌小泽一郎，成为了自己的心腹之臣，于是很想让这员爱将风光一回罢了。

野田首相在2011年9月初次组阁的时候，18名大臣当中就起用了3名毫无经验的“外行大臣”。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于9月2日就职的一川保夫防卫大臣，在其后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他一开口就说：“我素来只处理农业问题，对国防问题可谓一窍不通。”有记者诘问：“既然什么都不懂，为何被委任为防卫大臣，将一亿两千万国民的生命财产及安全托付给你呢？”他仅仅简短地答道：“我今后会努力学习。”这位国防白痴的防卫大臣在上任之后4个月就被解职了。

然而接下来野田首相又起用了一名国防白痴继任防卫大臣——田中直纪。田中大臣连运输机跟战斗机的差别都弄不清楚就稀里糊涂地赴任了，在3个月的任期中，有40次无法在国会中答辩，每一次都导致国会被迫中止。

有一次田中防卫大臣实在是无地自容，竟然从国会隐匿了。防卫省的官僚们四处寻找这位“消失的大臣”，而国会又一次毫无成果地空论了一番。惹出这样荒诞闹剧的田中防卫大臣5个月后也卸任了。

野田首相为何要起用这两个外行大臣掌管日本国防之要职呢？起用前者是由于，他是政敌小泽一郎的亲信，提拔他就任防卫大臣恐怕是为了离间二人；而后者，其妻子原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与小泽一郎走得很近，因此野田也想离间二人吧。

世界虽大，然而让这些个外行们入阁，就任财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的，恐怕只有日本这个国家了。然而，在日本的首相官邸，这种“超级封闭的意志”却四处横行。

野田首相的思维方式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坐井观天”。在做出决议的时候，他仅仅只考虑自己眼前，完全不顾及国际社会将作何反应。2012年日本接二连三地推出了对内对外的诸多新政，这些政策使得日本与近邻中国、韩国成为了敌对国。不能与邻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对于日本来说真是国家利益的莫大损失。

民主党于2012年12月16日进行了总选举。可是，3年前在国会获得的308席位减少到了57！而且再竞选时城岛财务大臣、田中文部科学大臣等共8个大臣都落选了。真是自作自受。

然而，日本人中视野如此狭隘的是否只有野田首相一人呢？非也，野田首相不过是“封闭性意志”强烈的日本人的一个典型罢了。

21世纪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日本人“坐井观天”，只关注狭小的国内事务，对世界局势漠不关心——很遗憾，这正是日本的现状。

每年一到9月份我都会痛感日本的这一无奈的“现状”，不禁仰天长叹。因为每年9月中国都会召开“夏季达沃斯论坛”。

达沃斯论坛被称作“经济界的高峰会议”，每年1月底在瑞士的一个寒冷的小镇达沃斯举办。然而约在十年前开始，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且经济总量日趋增长的中国经济的走势，逐渐成为与会者们的话题中心。在温家宝总理富有远见的指示下，从2007年开始，每年9月都会由大连和天津交替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

自2007年第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到2012年第六届天津论坛，我连续六年参加了这一盛会，大约有一百多个国家逾两千名来自政界财团乃至学界的精英们齐聚一堂，在一百多场分论坛上就世界经济及亚洲经济今后的动向各抒己见。

彼时，以英语为公用语，另外考虑到举办国，中文也被定为“第二公用语”。中国人在用中文发表演讲的时候会有同声传译，然而八成以上的中国与会者都使用英语发言。如果讨论当中偶尔插入了中文发言，听众们会慌忙拿起会场桌上的同传耳机。

然而事实上，“夏季达沃斯论坛”除了使用公用语英语及中文之外，还为“第三种语言”准备了同声传译——这就是日语。同传耳机的提示标签上明确标注了“1英语、2中文、3日语”。

在两千多名宾客当中日本与会者最多不超过几十人，为何要准备日语翻译呢？带着这一疑问我找机会询问了主办方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工作人员，结果他带着惊讶的神情答道：“世界范围内的领导人唯有日本人不会说英语，邀请日本的精英政要出席时，总会听到这样的答复：‘如果可以用日语发言不妨出席一下。’因此我们不得不花费高额的同声传译费用，特意准备了日语同传。”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我好几次听到日本人发言时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当全球的与会者都在用英语高谈阔论，对世界经济进行热烈讨论的时候，突然一个日本人开始用日语发言“ええっと、私が思うに…（嗯，依本人愚见……）”，这时全场的听众立马拿起手边的耳机，这番景象让整个会场的气氛为之一变，而不论日本人的发言内容有多么精彩卓绝，周围的人都以“这个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的目光打量发言的人，即便如此，发言的日本人仿佛丝毫没有察觉自己让前一秒还热烈的讨论有些败兴。

在分论坛以外的地方也可以窥见日本人这种“封闭性的思维”，例如午餐席位上。

“夏季达沃斯论坛”午间时分在会场宽敞的自助餐厅为宾客准备了立餐式的午饭，而午餐的席位并不固定，这给与会者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交流场所。

例如，你可以自由地选择坐在一国总统的身边，一边进餐一边聊天，拥有数十万职员的世界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很有可能就坐在了你的旁边。我有几次随意坐下用餐，跟同桌的人聊天时竟发现对方就是芬兰总统，或是卢旺达总统，或是巴林的王子，我还跟美国花旗银行行长以及韩国LG集团会长一同用过餐。

“夏季达沃斯论坛”最大的特点在于，无论是温家宝总理这样的一国总理，还是我这样区区一名记者，每一个与会者都“以个人名义参会”，因此，午餐餐厅是一个可以跟世界上的精英政要交流意见、相互切磋的绝佳场所。

然而只有日本人，只有日本的与会者，绑在一团静静地用餐，他们不会向世界级的精英们搭话，而这些精英政要们自然也不会想要加入他们的小团体。看起来仿佛日本“唯我独尊”，实则不然，“孤立无援”也许更恰当。眼前这种情景让我突然意识到日本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岛国。

2010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午餐席上，当时我正同英国某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交谈甚欢，突然背后响起“菅直人得胜啦！”“小泽失败了！”等日语的欢呼声。

“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很少能听到日语，所以我连忙转过身，看到日本与会者像往年一样聚在一张圆桌旁，每个人都如痴如醉地盯着手机看新闻快报。

他们正在关注当天的民主党代表选举的新闻，民主党代表选举俨然已经变成菅直人首相跟小泽一郎前代表的单挑对决，胜方将出任日本的一国首相，是日，菅直人首相击败了小泽前代表获得连任。

然而即便如此，这个场合下日本人的举动也太“不合时宜”了吧？

两千多名与会者都在自助餐厅里，世界各国的精英政要一边用餐一边讨论世界经济走势，而当中只有一桌人醉心地关注“民主党代表选举”的情势。

我对面的英国经济学家问道：“日本与会者们怎么这么兴奋？”于是我简要地向他解释了民主党代表选举，然而这个英国人说道：“是吗？中国的邻邦正在选举啊，不过鄙人没什么兴趣。”继而耸耸肩接着说：“我国跟日本同是岛国，但国际视野却大相径庭啊。”这位经济学家对日本只关注国内事务的狭窄视野提出了委婉的批判。

2010年的时候我虽然定居北京，可在日本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名政治记者，所以对民主党代表选举还是颇为关注的，然而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除了日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对中国的邻邦正在进行的事实上的首相选举发表过只言片语，与此相对，参加“达沃斯论坛”的日本人则对选举以外的事充耳不闻。

这道“日本与世界的鸿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封闭性是日本的致命伤

事实上，2012年夏季我时隔3年重返故土，在日本期间对日本人的“封闭性思维”之日趋严重我感到十分震惊。

例如，看看电视新闻，却几乎听不到海外要闻，而3年前如果早上打开NHK（日本放送协会）的新闻频道，中国、亚洲、欧洲、美国等主要国家地区的头条新闻至少都能看到的。

我在北京家中为归国整理行李的时候，每天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都在追踪叙利亚的紧张局势，可一回到日本，我甚至产生叙利亚内战已经结束的错觉，因为国内对叙利亚的局势根本不作报道。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的大型媒体早就不往叙利亚派遣采访记者了。唯一一个留在叙利亚继续采访的日本记者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山本美香。她是以自由记者的身份继续她的采访工作的。后来，她在2012年8月20日采访内战时被枪杀。

不仅叙利亚，日本的多数大型媒体早就撤回了驻非洲大陆的特派员，据说是基于“日本人完全不需要了解这些新闻，因此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巨额资金派遣特派员”这一判断。

这与新华社在同中国建交的48个非洲大陆国家大多设置特派员，并且人员数目还在增长的动向有着云泥之差。不仅是非洲，日本的大型媒体甚至以同样的理由逐步撤回驻欧洲乃至美国站点的人员。日本NHK电视台国际部的记者朋友对我说：“关于非洲的消息，我们都依靠新华社的英文消息。”

在邻国首都北京，日本特派员的数目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达到顶峰以来也在逐年减少，而且日本一旦发生什么大事或大案，这些驻北京的特派员们也会被当作“帮手”召回日本，可以说对于本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新闻，日本人的关注度也在下降。比如2011年3月11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虽然北京处于召开“两会”的时期，大部分的驻北京的日本媒体特派员都纷纷回国参与地震报道。

在北京经常可以看见市民们聚在一起打麻将，回到日本则发现民众们爱玩儿的是老虎机。老虎机就是一个人坐在一台机器前，让银色的弹珠进入机器中指定的孔里的一种游戏。100日元可以买到20颗弹珠，进入孔里的弹珠越多，奖金就越多。

有一天早上，在去东京赤坂采访一位政治家的途中，我经过了一家老虎机游戏厅，看到年轻人在店门口排着长队等待游戏厅开门营业。我对同行的摄像师说：“在中国流行四个人一起玩儿的麻将，而日本人喜欢的是这种孤独的游戏啊。”结果他摇摇头说了下面这番话：

“老虎机这几年已经不怎么火了，现在大部分年轻人根本不出门，宁可自己待在家里，据说全国有高达100万人几乎足不出户。”

这么一说，我倒想起3年前那些漫无目的地走在东京街道上的，游魂一般的“孤独身影”确实很少看到了。“孤独身影”说的是那些一个人在餐厅就餐的年轻女性，她们嫌跟朋友或是男友一同进餐太麻烦，干脆自己一个人吃饭。这种现象很久以前似乎引起过人们的讨论，看来现在这些孤独的人选择自己待在家里了。

住在北京的时候，对于11月11日的“光棍节”我还是挺叹服的。在中国，用为“孤独”的人举办相亲派对等方式来度过这一天似乎很常见，现在日本最该引入的，不正是这个“光棍节”吗？

在我去北京之前，日本的“移民大讨论”十分热烈，前面也提到过，日本今后将快速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比起负责看护的年轻人，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反倒更多。

要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议接收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等周边邻国的护士和家政人员移民日本，反对派则认为，海外移民的语言障碍和子女教育问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而现在连移民大讨论都已淡出公众视野，“接受移民派”早就销声匿迹了，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日本人对外国已然失去兴趣的“封闭性思维”在作祟。

加速日本人这种“封闭性思维”的，是日本“3·11”大地震。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夺走了一万九千多人的生命，地震发生时我在北京，并没有什么“实感”。经历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日本人再次深切体会到邻里乡亲的重要性，那一年，跟邻居们一起吃火锅、放烟花的人多了。

日本每年年底有一个惯例，那就是由日本汉字检定协会选出最能代表当年世态民情的一个汉字。而2011年的“年度汉字”是羁绊的“绊”字。日本人在经历了大地震之后，更加认识到邻里乡亲间的“绊”的重要性。

然而我在北京听到这则新闻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中美两国都派遣了救援队赶赴灾区，胡锦涛主席第一时间前往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吊唁。如果说“绊”很重要，那也应该从更加国际化的视角把握这个字的含义吧，也就是说应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与世界的羁绊才对啊！况且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爆炸事故，也让日本给全世界带来了不安。

然而视野狭窄的日本人俨然一副只扫自家门前雪的姿态，日本人眼中的“世界”，最多只有“日本全国”这么大。

而且作为这场地震的“后遗症”，灾难摧毁了日本人在战后逐渐培养起来的自信心。

例如半个世纪以来运转繁忙的汽车制造工厂在一瞬间化作瓦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日本人丧失了“从零开始重建家园”的勇气，而是陷入了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之中。

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人的“目标值”就一泻千里：那些旨在制造出世界一流汽车的人们，现在只要每天一日三餐无忧就知足了，柔弱如草食动物一般的日本人像克隆人一样大量涌现。

其代价就是，日本人的“国际化视野”就这样丧失殆尽了。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在两千年来的漫长时代中，一直都是偏居中国大陆边境以东的一个“封闭”的民族，因此“丧失了国际化视野”的说法也许并不准确，确切地说应该是“恢复到了从前的状态”。

接下来，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对日本民族做一番考察。

我认定日本人具有“封闭”的民族性，源自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这一地理因素。

日本由于四面环海，不容易为外敌入侵，因此不具有广阔的视野，在单一民族的世界里渐趋“封闭”，这一倾向可以说是从祖辈那儿代代延续而来的日本民族的DNA。

实际上，回顾两千年来的历史，日本仅遭遇过三次他国的入侵。

第一次发生在1274年及1280年，日本两度遭受“元寇”侵袭。元朝皇帝忽必烈下达了侵略日本的命令，当时元军在今福冈县博多湾登陆，杀害了数千名日本兵，最终被称作“海洋的恩惠”的夏季台风导致元军的舰船相继沉没，才使日方的损失得以降至最低。

第二次在日本鲜为人知，是1419年的“应永外寇”。李氏朝鲜素来对猖獗的倭寇（日本海盗）深以为患，于是发兵攻打了倭寇的大本营对马（今岛根县离岛）。

据记载，朝鲜出动了17285兵力，共乘坐227艘军舰在对马登陆，声称“对马有史以来一直隶属朝鲜的庆尚道，当从速归还”，并烧杀劫掠了约2000户民家，然而朝鲜军队遭到了日军的猛烈反击，伤亡达2500人以上，仅仅16天就全面撤退了。

时至今日，韩国庆尚道马山市仍然将朝鲜军队登陆对马的日子——6月19日称作“对马之日”，举行纪念活动。

第三次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太平洋战争末期的1945年，美军登陆冲绳之后。当时约16万冲绳民众无辜牺牲。其后，两枚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分别造成24.2万及13.7万名受害者，日本由此宣布无条件投降，开始了GHQ（美国占领军）战后长达6年多的占领期。

总而言之，日本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有且仅有三次遭受他国侵略，而且这三次当中的前两次实际上都是以“占领未遂”告终，因此被美军占领长达6年算得上是唯一的“污点”。

世界虽大，像这样受地理环境荫庇的国家，除了日本别无他例吧，日本史的和平期之长，在世界史上都堪称奇迹，从天皇的血脉持续了125代可以窥见一斑。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人缺乏广阔的视野，“一味追求和平”，形成了“封闭”型的社会。

于8世纪前叶的奈良时代编纂的《古事记》，称得上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书中记载，古代日本人把山川草木田园乃至自己的大小便，这些包罗万象的事物都看作“神灵”，平心静气地过着被这些“神灵”守护的安稳日子。

作为日本最古老的诗集，于8世纪后期的奈良时代编纂的《万叶集》收录了多达4500首短歌，然而这些短歌的题材非常狭窄，所吟咏的，无非是“仰面瞻圣容，人生复何求”之类的臣下誓死追随天皇的诗，或是在旅途中看见草木落叶，则对佳人思之如狂的男性诗歌。

进入平安时代（794—1192年）以后，正如“平安的时代”之寓意，日本停止向唐都长安输送遣唐使，逐步进入了一个“封闭”的时代。这个朝代的皇亲贵胄们所热衷的，不是战斗而是恋爱。

有平安时代最高杰作之称的《源氏物语》，描述了帅哥主人公皇太子“光源氏”与众多女子的恋情，其中有确切姓名的就多达27人，他夜复一夜地流连在这些女子的闺阁之中，直至生命枯竭。

另外，被称作“中世三大散文集”的三部散文作品描述的也都是和平的世界。首先，吉田兼好所著《徒然草》当中有一则著名的故事，对是否要为一棵橘树筑上栅栏，作者冥思苦想难以抉择；其次是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作者不吝惜笔墨，对云气氤氲紫光微露的风景赞叹有加；最后是鸭长明的《方丈记》，作品虽然记述了当时的首都——京都频繁遭遇地震、火灾等天灾人祸的景象，作者的笔端最终还是归于宁静。

平安时代以后史书记载的日本战乱频仍，然而无论是“源平争战”还是“应仁之乱”，或是“战国时代”，不过都是些岛国之上爆发的小规模短期战役，而且并不存在“外敌”的侵袭。

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年）以后，世界范围内战火不断，而日本却如同隔岸观火般享受了265年的和平与繁荣。

江户时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在长崎的出岛与清朝、荷兰，在对马与朝鲜建立了邦交，其他国家的势力一律遭到排斥，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封闭的时代”。

1868年的明治维新实现了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的大变革，而它实际上是个不流血的革命。之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半个世纪，众所周知，是日本疯狂侵略亚洲的时代。

然而，回顾两千年的日本史可以发现，日本侵犯他国的次数有三次。

第一次是7世纪后期日本联合百济，与唐朝及新罗联军对抗的“白村江之战”，第二次则是16世纪末丰臣秀吉发动的“文禄庆长之役”，第三次就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这半个世纪。而其他的绝大多数的岁月里，日本军队从未跨海征战过，可以说日本人从未思考过要去进攻海洋另一端的他国。

众所周知，1945年战败后的日本，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和平宪法，规定“不维持武力”的国家，实际上日本在1945年以来近70年间未向他国派过一兵一卒、发过一炮一弹。也没有征兵制度，在城市里根本看不到军人的影子。

这些既可以称之为长处，反之也让日本成为了一个“一味追求和平的国家”，国民视野狭窄，形成了“封闭性人格”。

日本目前被称为“御宅族的圣地”，所谓御宅族就是“只爱收集无实用价值的物品的人群”，换言之，是一群“极度封闭自我的人”。

正因为日本是一个和平的岛国，无论什么事物都能占有一席之地，御宅族文化才得以繁荣。在叙利亚或是阿富汗等战火四起的国家，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御宅族。

中国像男人，日本像女人？

接下来我打算跟日本史相较，大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

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日本人具有的“封闭性意志”的民族特性来源于四面环海这一和平岛国的“地理风貌”，而造就“视野宏大”之中国人的民族特性的是大陆这一地理特征。

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人俯仰于天地之间，取天地之精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神兽踞东西南北以正四方。试举一例，秦始皇所乘坐的马车“辒辌车”（也称“安车”）有一个象征着天的圆形华盖，而华盖之下始皇帝安坐的车厢则是一个四方形的箱状构造。古代中国人的意识当中一直存在这种天圆地方（及镇护四方的神灵）的认识。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世间万物唯有天、地、人存在，而“人”就是指生活在大地之上的“自我”。我到中国各地旅游，好几次都为中国人这种“天、地、人的意识”触动。

实际上，到中国农村去看一看，会发现脚踏一望无际的平原之上，视野开阔，仿佛一幅360度的全景图，视野里只有天、地和自我。仰观天地之大，唯有苍穹、大地，以及遥远的地平线将二者分开。古代中国人把自己栖息的土地称作“中原”，确实是有一种在广袤的原野之中伫立的感觉。这种雄浑的感觉，对于居住在四面环海的狭窄土地上的日本人而言，是不曾有的。究其原因，日本除北海道之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能360度看到地平线。

只要脚踏中国大地，就会产生一种天人合一的错觉，这种感觉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人独有的“忘我”境界，由此造就了中国人气宇轩昂的胸怀和广阔的视野。

成书于周朝的《庄子》以如下句子开篇：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如此雄浑的描写，无疑发自中国人对浩瀚天空的原始憧憬，与我们之前看到的狭隘的日本古代文学有着天壤之别。其后无论是刘邦的《大风歌》还是唐诗宋词里的描写，都以天下兴亡大事抑或雄浑的自然风物为素材，与日本人笔下的情诗艳曲迥然不同。而且，日本古典文学几乎是“男女半分江山”，而中国文学则是由男性主导的，中国大陆文学是一派雄伟开阔的世界。

实际上，与几乎“千年如一日”的和平宁静的日本列岛相较，中国大陆斗转星移的王朝更迭十分剧烈，纵观历代中国大陆的北部与西部，西汉时北匈奴羌氏，唐代时北突厥西吐蕃，迨及宋代则北有辽西有西夏，迄至明代北有塔塔尔西有吐鲁番、塔里木，无论哪个国家的势力都不可小觑，稍不留神就可能国破家亡、江山易主。

从东往西逆时针方向看，如今的中国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共计14个国家接壤，陆地国境线全长约2.2万公里，可以绕地球赤道半圈以上。而且，这些跟中国接壤的国家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有4300公里边境线毗邻的俄国，本世纪进入了普京时代，俨然复活了帝制；1300公里边境线毗邻的朝鲜因为核武器跟导弹开发问题引发了东亚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不安；在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连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军都疲于应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同样持有核武器的国家则围绕边界问题纷争不断，而且争端地点与中国接壤；缅甸与中国近来算是“冰释前嫌”了，然而事实上这个国家已经持续20多年由军事独裁政权主导。

如此一来，中国周边时刻处在无法预知的惊险局势中，而这种地缘政治局势从古至今横亘千年从未改变过，因此中国人始终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洞悉全局的能力。

在中国，历朝历代立国都以“国防”为中心。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王朝都推行户籍制度，其首要目的就在于定期征用保卫疆土的士兵。这一制度将15岁至60岁的男子悉数登记在册，征用他们服一段时期的兵役。甚至可以说汉字文化的普及也直接服务于国防。

古代中国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以及超越想象的人力修筑了“万里长城”，在秦始皇时期，发动了70多万征夫修筑万里长城，全长达7300公里，如果用城墙将日本列岛四周包围起来，这一长度尚且还有余裕，况且万里长城绝大部分都修筑在崇山峻岭之中。

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人仍旧不敢大意，在各大城市修筑城墙，开掘运河，丝毫不放松警惕。例如拥有150万人口的北宋都城开封，就是一个由里外三层城墙包围的城池。

然而尽管城池固若金汤，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当中，仍旧时常遭遇他国的侵略和威胁。哪怕没有外忧恐又有内患，叛乱与内斗不断。翻开《史记》及《三国志》，记载的是一个日本人所难以想象的动荡不安的世界。

中国在国防上投入了大量物力人力，依旧在13世纪被蒙古征服，17世纪至20世纪初被女真族（满族）统治，其后又遭遇西方列强及日军的侵扰。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与周边诸国殊死搏斗的历史。

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广阔的视野和洞悉全局的能力就十分必要了。

如今的中国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国民终于过上了和平富足的日子，并且融会了“多民族和平共处”的智慧。每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身着各色少数民族华服的人们齐聚一堂，那景象就像来到了联合国。这一点，跟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日本也是天差地别。

我上文曾提到，前段时间我采访了“爱国者”的总裁冯军，“56个民族要怎样和平共处？”

他回答道：“大家围着圆桌用餐的时候，如果其中有一个回族人，那么大家都不会点有猪肉的菜，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养成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的习惯。”

听了这番话我陷入了思考，“如果是在日本会怎样呢？”我开始想象在日本吃饭的景象，才重新意识到日本料理原则上都是自己吃自己的，几乎没有大家在同一盘菜里动筷子的习惯。

这样想来，日本料理的饮食习惯与视野狭窄的日本人倒是挺契合的。如果像中餐这样，用大盘子盛上佳肴满满地摆上一桌，长着蜻蜓一般的眼睛的日本人一定无法应对吧。而且从筷子的摆放方向来看，中餐的筷子都是竖着摆放，呈现进攻态势，而日本料理中，筷子都是横置在自己面前呈防守状态。

如此看来，中国跟日本真是有“天壤之别”。中日是邻邦，都是黄种人，又都属汉字文化圈，同受儒学浸润，因而政治家们经常笼统地称两国“一衣带水”，而实际上却并未理解两个国家的本质区别。中日两国的相似之处仅限于以上几点，“天壤之别”的地方则不胜枚举。

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1996年出版了一本世界级的畅销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中将世界文明分为几种。具体说来有以下类型：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方正教会文明、佛教文明、中国文明及日本文明。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了，并指出“东亚地区18国各属六种文明类型，情况十分复杂”。

我认为中日两国的民众看待彼此之时，与其持“相同”“相似”的观点，毋宁从“不同”“不像”着眼，反倒更能发现新问题。

综上所述，日本的不足正是中国的长处，而中国的不足正是日本的长处，中日两国正好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双方如果能够精诚合作，则共存共荣指日可待。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应该携起手来，共谋发展。

最后我想向读者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和平但发展空间不大并且狭隘的日本好呢，还是风险高但机会多并且开阔的中国好呢？

据我观察身边那些经常往返中日的人，无论是日本人也好，还是中国人也罢，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男性认为中国好，而女性认为日本好。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大陆性的国家，多少都具有男性化的气质，另一方面，岛国日本则偏女性化。

从前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作为一个血性男儿我十分赞同这句话。

登上北京郊外的长城，饱览雄奇的风景，任大陆的风在身边呼啸，我不禁张开双臂深吸一口气，顿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那一统江山的帝王，并且由衷地觉得：“中国真快乐！”

后记 日本是反面教材吗？

我在中国工作三年，我的心灵几乎每天都要受到文化差异的冲击。“井底之蛙”的岛国国民根本不会去学着理解“中国式大陆文化”，而大陆文化的中国人也很难理解“日本式岛国文化”。中国人和日本人因相互误会而产生的诸多状况，不断地让我瞠目结舌。

2012年2月16日，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了“活力日本展”活动，中日双方相关人士有几百人出席（2012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日两国预计将举办大大小小共计1000场的纪念活动，其中“活力日本展”是最高级别的非常重要的开场活动。当然，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活动被取消了）。

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野田佳彦首相特使直岛正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丹羽宇一郎前来致辞。另外，通过会场巨大屏幕投影设备还介绍了出席本次活动的日方访华VIP人士，分别是前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纮一、前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前西武集团统帅辻井乔、前外相高村正彦、前丰田汽车公司社长张富士夫、前自治大臣野田毅、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等。

活动现场出现的一个现象颇有些耐人寻味。每当介绍日方人士的时候，一旁观看的中国人便会窃窃私语笑道：“都是老头，怎么是活力日本啊。”的确，上述的这些人的年龄分别是：66岁、74岁、72岁、73岁、75岁、84岁、69岁、75岁、70岁、70岁。由这些人来宣扬“活力日本”，无论如何都有些牵强。

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他用刚刚硬背下来的中文，结结巴巴地努力致辞讲话，而中国一方的列席人员，对此流露出怜悯的目光。

“活力日本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岩手县的大桶名酒“南部美人”的“开镜”仪式。岩手县是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地区之一。仪式的程序是这样的：主持人用中文解释完日本酒“开镜”的含义后，中日双方的VIP人士，用中文齐声喊：“一、二、三！”然后各自拿着小锤一起敲开了大桶木盖。

接着，主持人又介绍了产于福岛县的“一口闷酒杯”，并提议大家一起畅饮从日本空运过来的出色名酒“南部美人”。

按照惯例，我本以为接下来看到的应该是觥筹交错、一片祥和的场面，谁知我又听到旁边中国人低声私语：“这酒一定受到核辐射污染了！”他们在接到酒的同时，也面有难色，看来他们都不想喝。恐怕也会有中国人愤怒地认为“为什么把那么危险的东西发给我们喝呢？”

在会场上散发写有“愉快的旅途，福岛四季纪行”的小册子，卖命地为“安全的福岛”做宣传的福岛县上海事务所的国分健儿所长，叹息着对我解释说：

“福岛县的面积仅次于北海道和岩手县，位居日本第三位。其中受到核污染的是东部沿岸极小一部分地域，西侧的会津地方等区域，根本没有受到灾害的影响。而福岛的污染情况，在中国完全得到了曲解，福岛简直成了‘危险’的代名词。”

中日之间类似于这样的误解可以说无处不在。举一个例子来说，中日合作的商务贸易如果发生了某些问题，日方会严格按照合同书来解决问题，而中方为了解决纠纷首先会修改合同书。

在这样的争论中，我对日方解释说：“中国是在过去的30年间连宪法都修改了4次的国家。”听了这话日本人变得目瞪口呆了。另一面我对中方解释说：“日本是自从颁布了美军制定的宪法，到现在65年连一个字都没改过的国家。”这下子中国人也都哑口无言了。

遗憾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对两国相处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无论日本还是中国，政治家们总是陈词滥调般地陈述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可是让我来说，两国国土的距离确实很近，但是文化的距离就好像互相绕地球一周之后终于遇到了一样富有距离感。

正是这种文化差异造成了某些重要认知上面的偏差。

今天，中国在经济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让国际“震惊”的成绩，我在中国居住了三年，也点滴见证了这个古老国度的变迁。这些成绩不仅是中国人辛苦所得，也有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吸引的别国技术和资金的成果，这其中的“别国”就包括我们日本。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眼中是多么“金碧辉煌”，不少中国人将学习日语，来日本留学当作实现“鲤鱼跳龙门”的途径。据我了解，当时掌管中国对日事务的“日本处”，就是人人称羡的部门。并且，当时出任外交部长的是曾做过日语翻译的唐家璇，但之后的外交部长就是与欧洲打交道有专长的李肇星以及现在与美国打交道有专长的杨洁篪，恐怕很难再次出现与日本打交道有专长的外交部长了。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人眼中的没落。

这一点，身为日本出版社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的我也深有感受。在过去3年里，我面试的中国人有150位之多，但是遇到的优秀人才极少。我们公司一般都不是直接招聘，而是通过猎头公司寻找人才，我曾就此向他们抱怨过几次：“你们找的人都不怎么优秀啊！”他们总是叹息着跟我说：“近藤先生，您要找的人才都去了欧美企业或者大型国有企业了啊！”

在面试这些中国学生时，我总是问他们“为什么选择日语专业？”得到的答案总是让我异常尴尬：“因为没有考上英语专业。”“日语专业分数线低，容易考上。”每次听到这些答案，我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记得上世纪的80年代，中国总是选最优秀的年轻人，以公派留学生的身份来日本学习。当时，在我就读的东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还在某系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并且，那个时候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对日本怀有美好的憧憬以及对自己祖国的强烈使命感：总有一天我们要将我们的祖国变得像日本一样繁荣富强。

现今，中国也正在研究日本，还掀起了一股“关注日本”的浪潮，然而他们研究的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丢掉20年’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正在研究“日本为什么没落”，并且引以为鉴。简单点说，日本是反面教材。

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20年有没有取得进步，是不是如中国人认为的那样“正走向没落”？为了向中国人宣传日本，东京大学近期整理了12组数据，根据这12组数据，我可以断定某些中国人持有的“从经济高速增长到泡沫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是丢掉的20年”的观点是错误的。东京大学提供的12组数据的具体内容如下：

1.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70年的16765人到2010年的4863人，过去30年减少了29％。

2.日本的杀人案件的数目：从1955年的3066件到2010年的1067件，半个多世纪减少了34％。

3.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1973年的23.2％到2010年的负1.0％，物价非常稳定。

4.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从1955年的男性63.60岁、女性67.75岁到2010年的男性79.59岁、女性86.44岁，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一的长寿国。

5.日本的台风受害：尽管日本是个台风大国，但是自1959年的伊势湾台风造成5098人死亡和失踪以后，日本半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造成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1000人的台风灾害。

6.日本的火灾：尽管日本的木质结构房屋众多，但是自1976年烧毁1767栋房屋的酒田火灾以后，日本连续35年都没有发生烧毁房屋1000栋以上的大火灾。

7.日本的大地震：除了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和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自从1948年的福井地震以后，日本近半世纪都没出现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地震。

8.日本的大型交通事故：自1963年造成161人死亡的鹤见事故以后，除了2005年造成107人死亡的福知山线脱轨事故以外，日本连续42年都没再发生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的大型交通事故。

9.日本的公害、食物中毒、医疗事故：自1978年至1979年造成约1800人受害的药害艾滋病事件以后，日本连续32年没再发生过类似事件。

10.日本的洗手间水洗化率：1965年日本的水洗化率仅为12.5％，到2010年已上升至91.6％，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所有家庭的洗手间水洗化。

11.在日外国人人数：从1971年7.5万人到2009年75.8万人，增加了约10倍。

12.本的大学升学率：1990年，男生升学率为33.4％，女生15.2％，2010年男生升学率上升至56.4％，女生升至45.2％。近20年，日本迎来了“两人就有一人读大学”的时代。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在这20年间，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构筑出了一个更放心、更安全的高度福利化社会。如果从日本社会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这个衡量标准来看，在这20年里，日本取得了比经济高速增长期和泡沫经济时期更大的发展。总之日本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东京大学负责这个项目的宫内所长这样解说道。

中国有句俗语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语中也有句俗语“即使腐烂也是鲷鱼”，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指极好的东西即使衰败了，也还会保留着一缕光辉。

中国虽然在经济技术方面已经赶上了日本十之八九，虽然看似现在中国离开日本也能自给自足，但是日本依然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正如我在正文中所说，赶超日本技术的十分之八九容易，但赶超那十分之一的尖端技术并不容易，所以需要中国人耐下心来，认真学习。

日本也一样，日本也要努力去了解中国大陆，了解中国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中国离开日本可以自给自足，而日本离开中国呢？日本离开中国会经济崩溃。历史已经悄然发生了转移，由“中国离不开日本”转向了“日本离不开中国”。

所以，日本更需要了解中国大陆的文化。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世界，我们日本人首先要革除日本人心里的那种井底之蛙般的岛国寡民的思想，正如我正文中所说，日本人不要再“埋头只闻日本事”了，要逐渐建立国际视野，这样才能打开国际市场。

因为在中国从事的是文化出版行业，所以面对中日间的差异，我总是有冲上去和解这两种文化的冲动。我尽我所能地向我周围的人推广日本文化，也通过混迹在中国人周围，试图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因为觉得自己几乎履行了“日本文化大使”的职责，有时候我也会戏称自己为“日本文化小使”。

当然，我个人的力量在中日巨大的文化差异下有点“螳臂当车”般的薄弱，但依然有着能让中日能“贴心”理解、倾心交流的“鸿鹄之愿”。

近藤大介

2013年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