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疗愈力量（原书第3版）

Opening Up by Writing It Down：How Expressive Writing Improves Health and Eases Emotional Pain

（美）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W.Pennebaker）　（美）约书亚·史密斯（Joshua M.Smyth）　著

何丽　译

ISBN：978-7-111-59822-0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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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赞誉

作者声明

前言

第1章　“嘘……这是一个秘密”——从探索坦白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开始

搭建舞台：了解秘密、自我表露和健康关系的一些线索

心理与疾病及健康的关系

将拼图完整拼出来

用21世纪的眼光来看待一些古老的观点

第2章　表达性书写方法的缘起和发展

创伤性性经历的案例

表达性书写和疾病防治

表达性书写的缘起

探索你的免疫系统：书写你的创伤比你想象得更有价值

健康之外：书写和职业生存的关系

书写有作用吗？第一轮元分析

第3章　“你心里在想什么”——通过诉说和文字表露内心所带来的心理健康益处

诉说的作用：宣泄还是反思

乔伊的案例

释放的体验

压抑和坦白背后的哲学：内心沉重和双手出汗

坦白的身体反应

高自我表露者与低自我表露者的对比

表露时的大脑发生了什么

实验室对表露研究的影响

第4章　运用表达性书写处理慢性健康问题

慢性疾病和表达性书写的研究初探

疾病的本质：从身心医学的角度进行理解

表达性书写中的生理学和心理学

表达性书写在慢性疾病患者中的应用

慢性疾病中使用表达性书写的最后一点想法

第5章书写澄清你的思维——表达性书写在学习及教育领域的运用

书写是一种教育的工具

书写提升学习和健康结果

书写对学习和创造力的促进

日记、日志和社交媒体

计算机的加入

书写的负面性

关于书写澄清思维的最终想法

第6章　“让这些想法滚出我的脑海”——告别强迫、失眠和一阵阵的愚蠢发作

不受欢迎想法的囚徒

塑造更加健康的思维：发挥你的大脑潜能

用愚钝来回避压力

逃避不可控的压力

从心不在焉到正念专注

当我们不能轻易摆脱的时候

如果你希望明天的思维状态更好，最好今晚睡个好觉，否则……

关于管理你的思维的最后一点想法

第7章　加快速度还是放慢脚步——应对创伤的不同方式

应对的自然过程

创伤应对研究简史

人们的复原力

经历创伤后经常不需要心理治疗

创伤之间的差异：丧亲的特殊情况

爱与哀伤的时间理论

朱莉与艾伦：日记比较

未来能否实现“推进哀伤”或者“推进应对”

缓解升学危机

温馨提示

有关创伤应对的几点思考和重要教训

第8章　“你身后有我，还是没有呢”——我们语言另一头的听众

谈论和回应创伤：丧失所爱的人

所爱之人死去后，失去的社会支持

由共同创伤导致的婚姻问题

自我暴露和关系创伤

与他人聊天是否有效

选择一个袒露对象

聆听他人创伤的负担

情境中的个人价值

第9章　书写怎样保障一个更健康、更快乐的未来

对完结的需要和对意义的找寻

理解我们的世界

理解那些无法理解的

失业：布莱恩的故事

寻找积极面：益处寻求

把体验变成语言的作用

通过总结和分享记忆来减少压力

自我表达的驱动力

通过舞蹈和绘画来表达

语言是重要的

叙事的角色

工作记忆、睡眠和社会连接

整合：一个袒露过程模型

第10章　总结——有关利用表达性书写进行自我疗愈的几点建议

什么时候该进行表达性书写

什么时候不该进行表达性书写

是否有必要专注于创伤性的或消极的经历

书写疗程的频率、持续和间隔时间多久为宜

情境或仪式有什么作用

表达性书写是否仅对特定人群有效

付诸实践

注解

参考文献

赞誉

表达情绪的力量是心理学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本书作者将实用的智慧和科学的严谨很好地结合，给大家带来了一本非常可读易懂又充满了洞见的好书。请你开始书写之旅吧！

——谢利·泰勒（Shelley E.Taylor）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系特聘教授

这是将表达性书写以及如何操作介绍得非常有趣的一本著作，本书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理念和技术。

——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D.Wilson）博士，《重新定向：改变我们的生活故事》（Redirect：Changing the Stories We Live By）作者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佳作，我从这本著作中得知书写能对人的免疫系统产生积极影响，而且是治疗创伤、心理问题、慢性疾病的非常有力的工具。如果你想开动大脑、净化心灵或者解决困扰自己的经历，赶紧打开这本经典之作吧。

——苏珊·波拉克（Susan M.Plooak），神学硕士、教育博士、心理学家

本书是一本精心打造的著作，其中列举了很多鲜活的例子，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科学的知识。作者通过有说服力的案例说明通过书写令人困扰的感受和经历，可以提高人们总体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本书既有趣又激励人心，其中包括非常多有益的、使人们走上幸福之路的小练习和建议。

——德娜·罗森布鲁姆（Dena Rosenbloom）博士，《创伤之外的生活》（Life After Trauma）作者

作者声明

在整本书中，我们提及了很多被研究者和被访谈者。为了保护他们的匿名权与隐私权，在所有案例当中，我们都对他们的名字以及其他可以识别出身份的信息进行了修改。除此之外，我们还对对话记录和备忘录上面他们直接真实的口述进行了调整，但是没有改变每个故事主旨，所有故事都是基于真人真事。

前言

表达性书写是一种心理治疗技术，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会每天花费15～20分钟记录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样的记录持续三四天。研究发现，与那些记录一些情绪中性主题的对照组（以及其他对照组）对比，这种简单的方法能够在几周、几个月甚至数年内持续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这种方法第一次在科学论文中被介绍是在1986年，从那以后，几百项关于表达性书写的实验开展了起来。

表达性书写不是一种简单形式的日志或者日记。它不能帮助你成为小说家或者编剧。然而，它是一种非常简易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处理或者理解他们生活中的情绪波动。它有点儿像一种非常容易操作且没有太多复杂要求的自助治疗方法。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一种有许多实证证据支持的治疗方法。

当我们写作本书的时候，脑子里思考了它适合的两类受众，一类是那些目前生活正面临一些困境，希望了解更多方法来度过这些艰难时刻的人；另外一类则是那些对表达性书写方法感到好奇，希望了解它是如何操作的人。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书唤起学生、同行以及其他非专业人员对表达性书写的兴趣，能够围绕表达性书写探讨更多有意思的话题。

本书的最初版本在1990年和1997年各出版过一次，然而在此之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为了适应更广泛的受众，我们需要有更加完整的叙述。目前表达性书写不仅服务于许多身体健康问题，也会针对许多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进行服务。表达性书写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适应水平以及学业成绩，而且能提升他们的人际关系，并增加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然而，正如你看到的那样，书写不是对所有人都奏效的。一般来说，它的效果是适中的，对处于不同环境和文化下的人通常是有益的。在这次的版本中，我们提供了许多机会让读者自己用不同方式去尝试。关于为什么这种方法有时有效果，有时却没有效果，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更好的想法，却依然没有一个可靠的解释。表达性书写研究社群由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健康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医生以及一些从事商业和教育的人士构成。

如今的表达性书写比起30年前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第一次在早期研究论文中描述的时候，已经复杂和丰富得多。目前你看到的这本书，由于同约书亚·史密斯（Joshua Smyth）合作而得到了非常多的延展。詹姆斯是这个方法的创始人，而约书亚通过执着不懈的实验研究以及简明的科学思维大大拓展了这一领域。我们希望通过两人的通力合作，给表达性书写的文献增添更加现代化和不偏不倚的观念。

我们希望读者能看到，本书是非常真诚且对人有益的。尽管确信表达性书写是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但我们不是忠实信徒和狂热分子。书写并不是每个人唯一的方法。书写也许对一些人奏效，对你却不一定奏效。你可以看到许多研究证实了不同书写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希望这些方法能够鼓励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中进行尝试。

总之，我们希望鼓励大家成为自己的科学家。如果你自己、你的朋友或者其他人被一些并不受欢迎的想法、记忆或担心所困扰，采用表达性书写也许会有帮助。假如没有帮助，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书写方式。如果书写对你没有帮助，那就尝试其他方法，比如心理治疗、锻炼、冥想等。总之，请不断实验、实验、再实验。

归根到底，这样一本书是很多人共同的劳动成果。特别感谢我们的同事、各位编辑、治疗师、学生以及其他临床执业者。他们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指导了我们的研究方向。更进一步说，本书所依据的研究都是在参与者的支持下完成的，这些参与者包括健康的大学生和一些受到疾病及痛苦境遇困扰的人。过去的30年里，为了开展这些研究，我们一直依靠一个非常棒的群体，他们是一些大学生和研究生。最后，我们想谢谢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即便当我们沉浸在实验室的工作中时，他们仍然能够与我们一起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想深深地感谢他们的支持。

我们希望所有读者能够享受阅读其他人所做的尝试性实验，也希望这一切能够帮助你们继续在自己的生活中进行探索和尝试。

第1章　“嘘……这是一个秘密”——从探索坦白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开始

心怀秘密可能会对我们有潜在危害，而直面个人的想法和感受，却有着显著的短期或者长期的健康益处。事实上，人有一项基本需要，就是向别人表露自己。

为什么世界上的人们会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呢？这会不会代表某种想要表露的动机？那么，表露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对我们而言是健康的吗？或者从相反的角度说，不向别人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私密的部分是不健康的吗？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本书给我们讲述了秘密的性质、自我表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领域的探索起初是从我们自己迂回曲折的生活经历开始的，后来当我们去研究这些主题的时候，许多家人、朋友、学生和同事参与了进来。他们的故事和经历也会贯穿在全书当中。

重大的秘密总是让人充满压力感。保守秘密也像其他压力源一样，尤其是对那些与我们关系亲近的人保守秘密，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包括免疫功能、心血管系统的活动，甚至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生化活动。简而言之，隐瞒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会增加我们罹患大大小小疾病的风险。

心怀秘密可能会对我们有潜在危害，而直面个人的想法和感受，却有着显著的短期或者长期的健康益处。因此，无论是通过书写的方式还是谈话的方式（你将会在本书当中看到许多情绪表达和表露的形式），坦白或者告解都可以大大减少由于隐藏秘密带来的问题。谈论或者书写那些令我们不愉快的事情会影响我们的基本价值、日常思维模式以及对自己的感受。事实上，人有一项基本需要，就是向别人表露自己。向别人表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一定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自我表露也有可能是健康的。

这些就是本书最基本的观点，但是本书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在详细介绍透露秘密的性质之前，对于我们为什么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做一些说明和解释是非常有必要的。

搭建舞台：了解秘密、自我表露和健康关系的一些线索

你已经看到了，本书有两位作者：詹姆斯·彭尼贝克和约书亚·史密斯。我们在这项工作上的探索有各自不同的旅程。我们的故事有一些不同之处，但是它们都说明了随机的经历会影响长期的事业选择。我们两个最初的受训背景都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人们对待事情的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关系。我们有一个特别强烈且持久的兴趣，就是关注人们怎样选择将自己的个人经验与他人分享。

谈话的乐趣

在事业的早期阶段，詹姆斯常常被三类完全不相干的现象所吸引：谈话的乐趣、测谎的性质，以及自我理解对身心联结的影响（尤其是它与健康及幸福感的关系）。当他把这些零零散散的观察拼凑起来时，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型的基础，这个模型帮我们绘制出了保守秘密或者直面自己的情绪经验所带来的不同结果。研究生毕业之后，詹姆斯开始为一个有300名大一新生的班级讲授基础心理学。有一天，作为课程的一个演示，他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小组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彼此并不认识。作为小组任务，他要求小组成员一起谈论任何他们想谈论的话题，时间是15分钟。正如你的预料，他们会谈论自己的家乡，为什么来上这所大学，住在哪个宿舍，有哪些共同的朋友，谈论天气以及其他相关的话题，这些话题和他们在鸡尾酒会上谈论的没有区别。

结束了15分钟的谈话，他们回到各自的座位，然后估计一下自己在小组里面说话的时间、对小组的喜欢程度，以及从这个小组中学习到了什么新东西。有两个让人特别惊讶的研究发现：

·谈论得越多，对小组越喜欢；

·说得越多，会认为自己从小组中学到的东西也越多。

换言之，作为小组的一名成员，你对这个谈话掌控得越多，就会认为在小组中学到的东西会越多。总而言之，我们似乎也应该说一说，而不是仅仅倾听。大多数人都发现，交流各自的想法是一种非常愉快的学习体验。

测谎认罪效应

之后你将会在本书中看到，我们对人们的情绪和他们生理活动的关系感兴趣。有段特别重要的经历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被引荐到测谎领域，尤其是用一些生物学的线索去判断人们所说所做的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对于测谎的理念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一台设备能够准确读出他人内心的想法，这一直以来都是警察、扑克玩家和父母们的梦想。与这种测谎仪类似的仪器就是生理记录仪，它能够持续测量人们的生理指标，如心率、血压、呼吸频率，以及手部的出汗情况。

在执法部门，生理记录仪测试以及相关测谎的方法都假定当一个人试图隐瞒询问者时，他的生理应激水平会比讲述真相时更高。换句话说，说谎是一件有压力的事情，我们应该可以相信生理记录仪记录的反应。尽管生理记录仪技术比起原来随机抓捕嫌疑犯的技术要好很多，但是仍然不够完美。

生理记录仪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引起了告解与忏悔。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测谎者往往会利用嫌疑犯对各种问题的生理反应来判断哪些话题能够激发起嫌疑人最大程度的焦虑。一旦这些敏感的问题被识别出来，测谎者也许就会这样说：“吉尔，我真的特别相信你对我所说的话，但是当你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仪器上有特别大的反应，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在大多数案例当中，撒谎的嫌疑人都会试图将这样的生理反应合理化。这么做时，他们常常会反驳自己之前所说的故事。这种矛盾越多，嫌疑人就越有可能被击破心理防线并最终认罪。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詹姆斯被邀请进行一系列关于情绪、健康关系的演讲，演讲针对一些顶级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测谎专家，他曾经花费许多时间与这些测谎专家讨论工作。这些人往往都非常聪明且富有洞察力。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许多测谎专家都提到一个类似的经验：当他们询问嫌疑人时，会出现测谎认罪效应（polygraph confession effect）。

一名旧金山的测谎专家为测谎认罪效应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他曾经被叫去对一个45岁的银行副总裁做测谎测试。这个副总裁是侵占挪用公款案件被调查的嫌疑人。在一开始进行测谎测试的时候，银行副总裁的心率、血压以及其他生理水平都非常高。然而这是非常正常的，不管是无辜的人还是心怀不轨的人，一开始这些生理水平都会非常高，因为这样的测试总是让人感到紧张，充满威胁感。然而，这个测谎专家怀疑银行副总裁一直在说谎，并且在极力隐瞒一些信息，因为当被问及一些侵占和挪用公款细节的时候，他的生理水平会变得格外高。在反复质问和刺激下，他最终崩溃了，并承认自己在过去6个月里侵占了74000美元的公款。

和标准程序一样，银行副总裁在签署了书面的认罪书之后，被再次测谎用以确认他的供认是真实的而不是欺骗的。第二次测试的时候，他的总体生理水平极低，手心不再出汗了，呼吸也非常缓慢且放松。

你可能会感到这个情境非常讽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测谎的证据在法庭上不能被使用，所以他在测谎办公室时是自由的。然而，他却认罪了。现在，他在事业、经济以及个人生活上都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他是肯定会被判刑的。尽管如此，他却感到放松和安心。之后，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并且将其送进监狱，他热情地握住测谎专家的手，并且对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几个月后，这名测谎专家收到一张圣诞卡片，是那位银行副总裁从联邦监狱里面寄出的。

即便当时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是说出内心痛苦的秘密能够减少人内心的焦虑和生理应激。在一个小组当中成为谈话中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表露出压抑的想法和感受能够让人的内心得到释放，即使说完之后可能面临着被送进监狱。

身心失调、自我认知与治愈之道

在心理学研究者当中有一个小秘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研究的主题都是令其感到非常困扰或者与他们个人生活有关联的主题。詹姆斯之所以对情绪和健康的关系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早年生活当中的家庭问题。之所以被身心失调这个领域所吸引，是因为他在童年期曾得了哮喘。他出生在西得克萨斯，那是一个非常干燥而且贫瘠的地方。青春期时，哮喘总是选择在冬天多风的时候来折磨他。他推理，那个时候之所以会患上哮喘，主要是因为从新墨西哥州以及内华达州吹来的花粉和灰尘令他产生了过敏反应。

而在大学阶段，他从来不会哮喘发作，可是每年圣诞节假期回到家中，他就会马上发作。因此他认为又是花粉和灰尘来了。大学的最后一年，他没有回家，他的父母11月末来到位于佛罗里达的学校看他。然而父母来看他的当天，他的哮喘又发作了。这令他突然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他真的得了哮喘，而不是花粉过敏。我们不是想在这里显得那么具有评判性，但是可能大家都能够推测到，与父母之间长期的冲突可能与他的上呼吸道系统问题有关联。非常有趣的是，他自己意识到父母与哮喘之间的关联后，哮喘就再也没有发作了，这真是太令人感觉尴尬了。

约书亚的经历与詹姆斯有一些不同，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孩子，他的生活非常活跃有趣，对阅读有着强烈的喜爱，经常会被一些虚构作品所吸引，比如童话故事、超级英雄、神话这一类的作品。这样的爱好持续了很多年，非常有趣的是，这个爱好与他大学后期的生活很匹配。大学期间他选了一门课程，这门课程主要是关于心身过程的，即人们的头脑如何影响其身体，大脑如何影响物质，比如如何抵抗痛苦、控制心率，以及其他自主生物功能。这个主题也有点儿像他过去非常感兴趣的一些超自然的主题。这些主题听上去也像有超自然的力量，对吗？然而，这个主题也给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比如头脑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细胞以及大脑当中的一些重要物质如何控制我们的身体。约书亚被这些问题彻底迷住了，他很想弄清楚大脑是如何影响身体的。

通过这些描述，你也许已经能够看到一个宏大的故事一般都是从哪里开始的，它往往是从个人化的经验、个人的反思，甚至是从一些正式的研究开始的，它们会引发人们对事物运作方式的观察，而这些观察会使我们进一步采用科学的方法去仔细探索。而不断去探索、去思考时，我们的理解也会不断增长。其实这些便是科学的本质。科学探索当中，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研究心理体验和我们的健康及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与疾病及健康的关系

众所周知，哮喘、气喘、鼻塞出血以及其他呼吸道变化的问题都与人内在的心理冲突有关。在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两个对新兴领域的开拓者：哈罗德·沃尔夫（Harold G.Wolff）和斯蒂伍德·沃尔夫（Steward Wolf），这一新兴领域就是心身医学。他们探索了人们的内心冲突和健康问题的关系。他们将这些内容写在书中，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作《鼻子》（The Nose）。他们后来还出版了一些书，名叫《头疼》（Headache）、《结肠》（The Colon），还有《胃》（The Stomach）。他们里程碑式的研究跨越了30年。哈罗德、斯蒂伍德以及他们的同事还发展出压力性面试，被面试者会被询问一系列令他们有一些威胁感的问题，然后研究人员会监测他们的身体变化。

压力性面试可以看作生理记录仪的医学版本，对大多数人而言，仅有数量非常有限的心理问题可以用来解释大多数的心身问题。目前的压力性面试通常会触及这样一些问题，如丧失、被拒绝、性、亲子关系问题、不可控的创伤以及失败。面试会根据每个人的健康问题选择测量不同的生理指标，比如，面试可能会测量脖子的肌张力（一般是对于头痛的患者），还会测量血压和心率（一般是对于高血压患者），有时会测量呼吸频率及氧消耗量（一般是对于有呼吸道问题的人），还有一部分人会测量其他生物学指标。

在哈罗德、斯蒂伍德以及几代心身医学研究者眼里，心理冲突有时与特定的身体变化相关。当一个人被迫去讨论父母的死亡时，他的血压就会上升。有一些偏头痛患者可能会对同样的主题有反应，也许第三类人对于谈论死亡这类主题不会做出任何反应，而对与性有关的主题有反应。

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疾病有心身两方面的成分，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然而很奇怪的是，我们很少会看到疾病与心理事件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能看到时，疾病会改善很多。

为什么我们会对许多疾病的心理原因视而不见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习惯于看事物的因果关系，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会很自然地去找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秒钟之前，最多是几小时之前是否发生过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的车由于电池坏了而无法启动，我们可能会责怪昨天晚上的冷空气导致电池坏了，或者责怪自己忘记关闭前大灯导致电池用完了，而不太可能回想起两周之前我们曾经开过车。然而我们的身体并非这样运作。如果染上了感冒，有可能和昨晚的天气以及我们早上吃了些什么毫无关联。可能是一周前或者是两周前，我们结束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关系，导致自己的免疫系统受损而引发感冒。

另外一个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心理事件和疾病关系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否认。大部分人都会回避谈论让自己感到痛苦的不愉快经验。有些事情是如此令人感到痛苦，以致我们会欺骗自己说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说明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心理防御机制，例如否认、强迫性行为，甚至会沉溺于心理症状当中，从而屏蔽焦虑及心理痛苦。与亲子关系有关的气喘以及与性问题有关的头疼常常被单纯地归因为生理因素，比如是由于花粉过敏或喝多了咖啡。承认个人困扰与个人自主权或性焦虑有关总是让人感觉不那么愉快，因此人们会提供一些相对不那么具有威胁性的解释。

幸运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意识到反复出现的健康问题，例如头疼、背痛、哮喘等有其存在的心理根源，那么疾病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原因有很多方面：一旦我们看到这些特定的健康问题的心理基础，就会将这些健康问题看成心理痛苦的信号，就能够更快地去解决潜藏在其中的心理问题，而不会像原来那样对待这些问题。另一个原因就是，了解到事情的因果关系，会让我们变得更具有预测性，因此会感到对自己的生活更有控制感了。如果生活更加可预测和可控，这将从根本上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

对身心医学感兴趣的研究者经常会关注的一个争议就是，特定的情绪或情境能否引发特定的生物学改变。我们存在一种偏差性认知：许多情绪的确存在必要的或潜在的特殊生物学基础。然而，一些非常强大的情境尤其可能“愚弄”人，使人认为自己感受的只是一些情绪，而非生物学的现象。

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能够说明心理事件和生物活动之间的无形连接。沃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高中时代他是毕业典礼的致告别辞者。进入大学之后的头一年半，他的学业表现也非常好，可是在此之后，他突然得了考试焦虑症。第二学年的中期，他每门考试都不及格，很快被留校察看，随后又被勒令退学，接下来的一年，他去找了一个专攻行为治疗的治疗师，经过几个星期的放松训练和行为矫正，似乎情况也没有明显的改善。

问题发生两年之后，沃伦开始能够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他同意研究人员就他的生活进行采访，同时也允许研究人员持续监控他的心率，经过一个小时的长程访谈，沃伦的身体告诉我们一个越来越清晰并且与他的语言表达很不同的故事（见表1-1）。

表　1-1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无论何时，只要提到关于父母离婚的话题，沃伦的心率就会急速升高，而谈到其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的心率不会到达这样的状态。虽然沃伦会说，父母离婚对他并没有很大影响，但是他非常惊人的生理反应暗示了父母离婚对他而言是重大的生活事件。事实上，当他第一次知道一家人要分开，是在患上考试焦虑的前一周。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他很少向别人提及此事，甚至对自己当时的女友隐藏了这个秘密，因为他觉得这是个人隐私。在此后的两年当中，他从没有看到离婚事件和他糟糕的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看到自己的心率数据时，他目瞪口呆。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他和詹姆斯讨论了他对离婚事件的愤怒及失望感受，同时他还和父母以及现在的女朋友讨论了这件事，尽管仍然隐藏了一些感受，但是他的考试焦虑症已经消失了。

我们常常会对健康问题背后的心理因素视而不见。许多疾病和不断复发的健康问题都有一些心身因素的成分。意识到疾病背后的心理基础会对你有帮助，如果你能够意识到冲突会影响身体，那么就能够积极地用行动去克服。我们总是特别擅长愚弄自己。人们常常没能看到心理事件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们根本不想看到这些。你可以去领会这种悖论。不去看那些让我们体验到威胁的事件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意识到这个事情对我们有威胁或者事件之间存在一些关联。

将拼图完整拼出来

这些便是拼图最初的碎片。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我们才会说很喜欢它们，并可以从中进行学习。认罪之后，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就会得到放松。一旦理解了自己的心理事件和复发的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身体状况会得到改善。

所有这些现象都展现和对比了隐藏与释放这两种心理状态的不同。你可能慢慢地看到了相对有组织性的框架。尽管我们的理论框架还在不断完善，但是它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保守秘密是一项身体工作。
当我们试图去保守秘密时，必须积极地阻止自己的思想、感受、行为。对他人保守秘密意味着我们必须有意识地限制、阻止或者通过某种方式来努力地不去思考、感受和行动。

·秘密将会产生短期的生物学改变，并影响长期健康。
就短期而言，限制思想和感受可能会立刻影响我们的身体，例如增加汗液分泌或者导致心率加快，就像我们在生理记录仪上看到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秘密的工作变成我们身体当中不断累积的压力源，它会增加我们患病及患上其他应激相关身心问题的可能性。积极地阻止我们去谈论一些重要的主题，也是众多压力源当中的一种，它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我们越努力地隐藏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身体体验到的压力就会越大。

·秘密损伤了我们的思考能力。
积极的阻止可能会破坏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我们从来不与别人谈论具有强烈情绪体验的事情，那么几乎不可能再通过一种广泛且整合的方式去重新组织这段经验了。如果我们保守着一个大秘密，那就不能将其转译成为一种语言。这将会阻止我们去理解这个事件。一些重大生活经历不能与别人讲，那么它很可能会以焦虑、反刍、噩梦或者其他思维障碍的形式浮现出来。人类的大脑会非常自然地去试图理解周围的世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常常会强迫性地思考一个令自己困扰的经验。我们的目的就是理解它。想要理解一件事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去谈论它，把它转译成语言。假如不去谈论它，我们就会继续思考它。如果我们持续反刍这件事情，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资源去思考其他事情了。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许多处在压力下的人会有记忆的问题。并且不会那么留意自己和其他人的变化。

·表露能够减少保守秘密带来的负面效果。
表露创伤经验的举动能够减少保守秘密带来的身体负担。在表露的过程中，由隐藏秘密带来的生物应激立即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我们继续去面对，并且解决自己的情绪剧变，那么我们的总体应激水平也会降低。

·表露能够迫使我们对事件进行重新思考。
表露或者面对创伤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最终去同化这个事件。通过谈论或者书写一个秘密的经验，我们能够将其转译为一种语言。一旦它是基于语言的，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经历，并且最后也许会放下这件事情。

用21世纪的眼光来看待一些古老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早期理论，以及更近的来自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详细描述都认为，如果周遭不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情绪体验，那么可能会导致歇斯底里的症状。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些宣泄的需要。他和布罗伊尔提出了一个观点：人们谈论他们的想法可以作为一种治疗心理痛苦的方法。这种谈话疗法很快被纳入现代心理治疗的多种方法之中。

尽管有弗洛伊德和其他当代心理学家做了一些工作，我们的许多同事仍然认为秘密袒露和宣泄的方法有些极端和激进。另外一些人把这看成一个新兴的、令人兴奋的主题。假如最大程度地接受早期的观点，我们都会认识到有一些非常有趣和一些重要的值得好好探索及研究的事情。

在我们完成了一个关于秘密、健康和表露的早期实验之后，詹姆斯对他所发现的实验结果激动不已。他兴奋地很快与他的学生见面并讲述这一切，然后在他家门前兴奋地跳起了华尔兹，直到他的电话响起。电话是他哥哥打来的，他的哥哥是一个视觉设计师，哥哥问他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詹姆斯兴奋地告诉他哥哥，他发现了一个研究秘密、抑制以及表露的新方法，而且这些内容也许与健康、心理治疗、宗教有关，他与哥哥分享了这一切。然而，哥哥没有被他的夸张举动所影响，而是问了他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一些具体细节，当詹姆斯给他的哥哥解释完之后，电话那边沉默了，“就这个？”他哥哥最后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人人都知道。”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哥哥讲的是对的。人人都知道谈论遇到的问题对我们有好处，但是我们也常常得到这样的信息：应该保持一张快乐的脸庞，应该永远让别人看到我们积极阳光的一面。我们也知道抱怨和发牢骚几乎是毫无用处的，甚至会让事情更糟糕。换句话说，在自助心理学流行的日子里，我们总是会被给予一些简洁有力却自相矛盾的生活智慧。

我们研究和探索自助的文献时发现，有许多专家和领袖会向人们解释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踏上研究保守秘密还是直面生活这趟科学旅程之后，我们常常了解到，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确实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是完全错误的。本书就是为了将我们在这趟旅程当中的一些发现分享给你，我们希望描述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同时也会讲述这一路上遇到的一些挑战和陷阱。

第2章　表达性书写方法的缘起和发展

那些书写与压力和创伤经验相关的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及感受的人，其健康状况在书写结束后的两三个月内有了改善，结果非常可信。

提起第一个表达性书写的研究缘起的故事本应该很吸引眼球，因为它缘起于我们童年期的创伤经历，而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从书写中发现了疗愈的力量。一般来说，故事的一开始总是令人心碎的，而最终得到了补偿，这样的故事往往非常引人注目，然而事实并非都是这样的。表达性书写是一系列不经意间研究发现的结果，好吧，尽管它不是那么引人入胜，但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创伤性性经历的案例

在事业的早期阶段，詹姆斯和他的学生编制了一个有关健康问题的问卷。他们希望能够突破传统的思考方式，简单地询问许多大学生生活各方面的问题。编制问卷的过程中，他们决定问问大学生的童年状况、最喜爱的食物，甚至还会问颜色偏好。詹姆斯研究团队中有一个成员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想在问卷当中加入一个关于童年期创伤性性经历的条目。加入这样的条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其他问卷会问这样的问题，这只是一个来自他的直觉，他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12页问卷的最后，他增加了一个很少研究者会问的题目：

17岁之前，你是否曾经经历过创伤性性经历，例如被强奸或者被猥亵？

是（）　否（）

最终有800个女大学生完成了这项调查，大约10%的人在这道题的答案上回答是肯定的，总体而言，这些报告曾经有过创伤性性经历的人与其他人在年龄、社会阶层以及亲密朋友的数量方面并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报告曾经有过性创伤的人比其他人有更多健康方面的问题。

不久之后，20世纪80年代非常著名的杂志《当代心理》（Psychology Today）当中的一名作家邀请了2.4万人去完成一个健康方面的调查，这项调查也包括创伤性性经历的问题。最终，22%的女性和10%的男性报告，他们在童年期有过创伤性性经历。这个比例也和大部分其他美国全国性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即便他们所报告的性创伤都发生在20年之前甚至更早，然而这些人却有着更高的溃疡、流行性感冒、心脏问题、癌症发病率，以及所有其他种类的健康问题。事实上，那些报告曾经有过创伤性性经历的人，其就医率比其他人要高出两倍。

在《当代心理》的问卷中，我们邀请那些未来有可能愿意接受电话访谈的作答者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填写在问卷中，其中25%报告曾经有过创伤性性经历的人被卡琳·鲁宾斯坦（Carin Rubenstein）邀请，她是这个杂志当中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章当中，她写道：

一位女性在16岁的时候被强奸，另外一位则在她8岁的时候遭遇性乱伦；还有一位是在5岁的时被一个男性售货员猥亵。来自洛杉矶的51岁老妇人提到，她5岁的时候曾经被强奸，而且是被她的邻居强奸，他也是她家人的朋友。……“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是第一个。”她说。紧接着，没有做什么过渡，她又强调，“5岁之后，我身体的好多脏器都出现了健康问题。”（P34）

每一个和鲁宾斯坦谈话的人都会报告一个所有人都会认为很具创伤性的经历。大部分人都提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如果说最终她们真的与别人讨论了这个事件，那也是事件发生的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以后。

是什么让性创伤变得如此具有破坏性呢？

很明显，童年期的性创伤会影响长期健康，然而创伤引发的健康方面的变化也许并不仅仅反映了性本身的问题。创伤之所以变得如此隐匿，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不会经常谈论它。他们必须积极地阻止自己与他人讨论这些重要的个人经历。

之后在许多人中做的调查（包括学生和非学生）都支持这一观点。几乎所有创伤经历都对人的健康有害。然而，如果你将创伤当作一个秘密，它会增加你出现健康问题的概率。毫无疑问，在所有我们研究的创伤之中（比如家庭成员的离世、暴力的受害者、搬家、失败、个人损失等），人们最有可能不去谈论的就是性创伤。

表达性书写和疾病防治

如果说隐藏秘密对我们来说是有害的，那么与人诉说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好处吗？20世纪80年代中期，心理治疗师开始提供一些可靠的研究证据来证实心理治疗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事实上，有几个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保险方面的研究显示，当保险公司将保险业务覆盖到心理治疗时，与身体健康照料相关的花费就降低了很多。

如果我们做这样一个实验：让人们进入实验室当中，与人谈论秘密的创伤性性经历。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很快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去哪里找到愿意到实验室与陌生人谈论他们最黑暗的秘密的人呢？即便找到了，他们真的愿意到实验室去做这件事情吗？那么他们又应该对谁诉说呢？倾听的人应该在听到这个创伤之后做何种回应和反应呢？这些都太复杂了。

正当这个时候，詹姆斯回忆起了八年前的一段经历。那是他婚后的第三年，他和妻子正在处理婚姻中一些可怕的问题。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如此沮丧，甚至是抑郁。即便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心理学的研究生，他却从没有想过要去找心理治疗师。几周之后，他开始书写。他书写他的人际关系、事业、童年，几乎写到了所有对他而言重要的事情。很快，他心中的乌云被驱散了。他意识到了妻子对他自我认知的影响有多大。

回忆起这段经历，詹姆斯开始意识到应该让人们去书写自己的困扰，而不必非得对别人说。而且，书写在实验室的设置下也会非常容易操作。

表达性书写的范式就这样产生了。

表达性书写的缘起

詹姆斯和他的一个新研究生桑德拉·贝尔（Sandra Bell）一起做了一项研究：研究计划招募一组大学生，请他们书写创伤经历或者一些肤浅的话题。在得到学生们的允许后，大学的学生健康中心将会发布实验前后几个月内这些学生因患病而来访的数量。

人们会写出多少种场景呢？每一次书写要持续多长时间呢？这些事先都没有计划。由于实验室只有其中一些房间在每天下午5点到10点才能使用，所以在连续4天的时间里面，这个计划就变得很简单了。只有让每个人每天书写15分钟，詹姆斯和桑德拉才能控制实验室能承载的学生数量。（在这里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人们问为什么表达性书写一般来说都被设计成每天用15分钟完成书写，连续书写4天呢？答案就是因为第一次研究很随意地采用了这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又正好奏效了，因此自那以后，这个惯例就被延续下来了。）

实验的第一天，学生们来到一个小办公室。我们首先向学生们描述了这项研究，学生们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的任务是要求他们书写一个创伤经历，书写他们对此的想法和感受，指导语如下：

“当你被送进这个书写小屋，从门被关上的那一刻起，我想邀请你连续地书写一段人生当中让你感到最不安、最具创伤性的经历。不要担心你书写的语法、拼写，以及你所采取的句子结构。在你的书写当中，我想邀请你讨论对于这段经历，你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你可以书写任何你想写的内容。但是无论你选择写什么，我希望写的是对你影响很深很深的经历。理想的情况下，它应该是那些你从来不愿意对他人谈论细节的经历。然而，在书写当中，能够让自己释放并且去碰触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是非常关键的。换句话说，你可以写一写发生了什么，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你现在的感受又是什么。在这四次书写中，你可以写不同的创伤，也可以四次都写同一个经历。这四次书写你想怎么安排，完全取决于自己。”

对照组或者控制组被要求每次书写一些肤浅的或者无关的主题，例如在不同的时间，他们被要求详细描述一些事情，比如他们的宿舍或者是他们穿的鞋子。这两组被安排在相同的地点，与同样的主试互动，都参与相同数量的书写活动，唯一的不同就是书写内容。一个组书写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另一个组书写一些情绪上为中性的一些事件或者说是一些不太有趣的主题。因此，控制组的目的就是评估在实验处理或者不在实验处理条件下书写对于健康的效果，对健康的影响是否依赖于我们所书写的内容，因为书写的内容在研究者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因素。在这样的实验条件下，两组之间的任何差异都应当被归因于书写内容，而不是研究当中被试其他方面的差异。

对于这些学生而言，研究所带来的即刻影响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更加强烈。学生在书写创伤的时候不禁大哭，他们报告了自己的梦境，并且在研究的这4天当中持续不断地思考他们书写的主题。大多数的诉说是非常真实的书写样本。一篇篇的随笔揭露了人们最深刻的感受和最私密的内心。许多故事都描述了非常深刻人类的悲剧。

一个学生曾书写道，在一个夏日酷暑的夜晚，他的父亲把他带到了后院，然后非常冷酷地宣布他要离婚并且要搬到另外一个城镇。尽管这个学生当时才10岁，但他依然清晰记得父亲的声音：“儿子，我和你妈妈之间的问题首先就来自我们有了孩子，你和你的妹妹出生之后，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在整个实验的4天当中，一个女性还曾详细地写道，她的妈妈要求她收拾一下自己的玩具，因为那天晚上外婆会来家里。结果她没有收拾，当天晚上外婆来了之后，因为一个玩具滑倒，摔坏了臀部，然后做了一个臀部手术，在那之后不久，外婆就去世了，直到现在，事情过去了8年，她每天都在自责。

另外一个女学生描述了在她13岁的时候，曾经被祖父诱奸，她描述了内心深处经历的可怕冲突。一方面她承认，祖父碰触她的时候，她能够感受到祖父对她的爱以及由此产生的生理上的快感；另外一方面，她被基本的常识所困扰，因为她知道自己错了，她违背了基本的伦常。

另外一些随笔揭示的内容包括：一个女学生因为不能够告诉父母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所受的折磨；一个男学生经历小狗离世的痛苦；有的是写对父母离婚的愤怒；还有关于家庭暴力、酒精依赖、自杀未遂的；此外，当众被羞辱也是经常出现的主题。

这组大学生经历了如此多可怕的事情，然而能够像这样没有困难地说出这些事情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非常残酷且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总体来说，这些孩子都在18周岁左右，他们进入一所中高档次的大学，他们当时是带着高于平均数的学业成绩以及符合大学理事会要求的好成绩进入这所大学的。这些孩子被描述为是在经济安全和城市宁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让我们不禁想问，如果是那些成长在更加糟糕恶劣环境当中的孩子，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

这个研究结果非常吸引人注意，但是也有一些出乎意料。与对照组大学生相比，我们在书写创伤经历的这些人当中发现了这样一些研究结果。

·书写完之后，他们的悲伤和焦虑感有了明显立即的增长。
学生们把这种感觉比作刚刚看完一部悲伤的电影。书写情感话题并不能立刻带来情绪上的放松和欣快感。

·就长远而言，因为疾病到学生健康中心求助的学生比例会有一些降低。
那些书写情绪困扰的学生，在研究结束之后，是控制组的学生到学生健康中心求助数量的一半。

·书写能够产生更强大的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
学生不仅在问卷中表达了这一点，并且常常会在校园里叫住詹姆斯并感谢他，感谢他让他们参与到这个实验中。

总体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对于实验当中已经回答的每个问题而言，似乎又产生了更多新的问题。也许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些发现的可信度问题。这些效果是真实的吗？书写创伤真的能够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吗？也许这个实验仅仅影响了人们是否到学生健康中心就诊的决定。甚至更加糟糕的是，这个研究的发现可能只是偶然。例如，你每次都可以通过抛掷十次硬币，最终做出决定。

因此，我们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

自由书写

作为一个有用的实践练习，本练习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自己的创造力和表达能力。请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和地点去练习书写。对于这个练习而言，你可以书写任何进入自己头脑的东西，每次可以写10～20分钟。在整个书写过程中最好不要停顿。不用担心书写风格和语法问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连续书写。仅仅就是让自己放开去书写，这可以作为练习前的一个准备活动。在本书的后面，我们会给出更多结构化的表达性书写练习。

探索你的免疫系统：书写你的创伤比你想象得更有价值

在第一篇表达性书写的研究发表不久，詹姆斯就与临床心理学家贾尼斯·凯科尔特-格拉泽（Janice Kiecolt-Glaser）以及她的丈夫、免疫学者罗纳德·格拉泽（Ronald Glaser）合作，这两名学者都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是被称为心理神经免疫学新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个领域是探索身心相互影响的，即人们的精神及心理状况或强烈情绪也许会影响其免疫系统。他们一起做了许多研究，开辟了这一研究领域，比如他们发现离婚、大学里面的重大考试，甚至强烈的孤独感都能够对人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消极影响。最近，他们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显示在老年人中使用放松疗法能够提高其免疫系统的作用。

贾尼斯和罗纳德所做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因为这依赖于直接测量T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活动以及血液中其他免疫功能制造者活动的技术。这对于贾尼斯、罗纳德以及詹姆斯之间的合作很有意义。因此，他们想看看表达性书写能否直接影响测量免疫系统功能的指标。

他们一起设计的实验与第一次坦白研究类似。50名学生，连续4天，针对两个主题每天写20分钟。25个学生书写关于某个创伤经历的深刻想法和感受，另外25个学生书写一些肤浅的主题。所有学生都同意在每次书写前和最后一次书写以及6周之后各采血一次。

像之前一样，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在书写中倾吐内心。他们在书写中展示了许多与第一次实验类似的悲剧，如被强奸、儿童期被虐待、自杀未遂、死亡、强烈的家庭冲突等，这些例子非常普遍。此外，相对于那些书写肤浅主题的志愿者来说，这些书写创伤的志愿者一开始报告，每一天的书写都会让他们感到更加悲伤、更加低落。

收集血液及测量免疫系统功能是一种全新的同时让人疯狂的经历。血液一旦被采集，就要立即送去机场，然后搭乘最快的航班送到贾尼斯和罗纳德所在的实验室，实验室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旦血液样本送到，免疫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会用类似的节奏夜以继日地工作。具体工作程序包括分离出血细胞并放置预定数目的白细胞在培养皿中。每个培养皿都包含一些不同数量的各种外来杂质，这些物质叫作促细胞分裂剂。每个培养皿都会放置两天，允许白细胞在促细胞分裂剂的作用下不断增殖。

我们体内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白细胞和淋巴细胞，它们服务于免疫系统常规功能。这些细胞能够帮助我们管理和协调免疫系统的各方面反应。比如说，T淋巴细胞可以刺激其他淋巴细胞产生抗体。抗体存在于身体防御系统的各个部分，它们可以识别并杀死来自体外的细菌和病毒。免疫系统的这些方面能够使我们身体保持健康状态。我们所采取的免疫测量方法会在培养皿中模拟人体过程。正如病毒和细菌会刺激T淋巴细胞在体内的生长，促细胞分裂剂在实验室的器皿中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假如，T淋巴细胞能在促细胞分裂剂的作用下以很快的速度分裂，那么我们将可以推测，至少某些部分免疫系统的工作是非常快速且有效率的。

那么我们研究的发现是什么呢？比起书写肤浅主题的人，那些围绕创伤经历书写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的人，其免疫系统的功能有所提高。虽然这种效果在书写的最后一天才凸显出来，但是这样的效果能够在研究结束后的六周内得到维持。此外，我们再次观察那些书写创伤经历的人，与那些书写一些琐事的人相比，他们因疾病到健康中心就诊的比例降低了。

现在我们有两个实验表现出类似的模式，如果将它们放在一起就会发现，研究表明，书写创伤经历是有益的。这种效果并不是简单地来自宣泄或者释放压抑的情绪。事实上，如果人们没有任何深度的思考和分析，只是简单地通过释放自己的感受来发泄，那么有可能结果会更糟糕。进一步说，两个实验都显示：书写与创伤经历相关的感受在短期内是非常痛苦的，事实上，没有人感到很兴奋、精神振奋，或者在书写完这个生命中最糟糕的经历之后立即庆贺。

在实验结束之后的几个月，我们发出了一些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试图了解对于实验的参与者而言，如果说这个书写实验对他们有一些长期效应，那么会是什么。与实验结束后立即报告的内容有非常大差异的是，在这次报告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这个研究对他们的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大约80%的人都解释说，这个研究的价值在于它给人带来的反思和内省。他们没有说这个研究之所以让他们感觉好，是因为能将消极负面的情绪一吐为快，而是说这个研究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以下有一些例子：

这项研究帮助我思考我在那段时间的感受。在此之前，我从没有意识到它对我的影响。

我不得不去思考并试图化解这些过去的经历……这个实验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让我的内心获得平静，这是一个释放情绪经验的方法。不得不去书写感受和情绪能够帮助我理解自己是怎么想的，以及为什么会这么想。

尽管在此之前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这些书写的内容，但是我最终能够处理，并且尝试去跨越痛苦，而不仅仅是去封闭和压抑自己的感受。思考这些事情对我并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关于这些人的观察结果和大部分其他早期研究中的参考者的故事都是令人震惊的。这告诉我们，自身的思想和情绪可以帮助我们疗愈。

健康之外：书写和职业生存的关系

早期的研究以研究《奥德赛》（Odyssey）为开端，那时候这方面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很多关于表达性书写的文献。与免疫系统相关的研究被发表出来之后的不久，斯蒂芬妮·斯佩拉（Stefanie Spera）关注到了这一领域。斯蒂芬妮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在达拉斯有一家再就业咨询公司。这个再就业公司主要是与一些正在裁减人员的大公司一起合作。所谓的裁减人员只不过是对公司解雇大量雇员的一种比较文雅的说法。再就业公司能够给那些被解雇的人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比如提供办公空间、行政支持和找工作的技巧训练。

斯蒂芬妮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一家大型计算机公司在四个月前解雇了100名高级工程师，而且这些人当中没有任何人找到新的工作。她非常好奇，想知道能否用表达性书写帮助这些人，加快他们找到新工作的速度。

在接下来的几周当中，她不断产生一种好奇感，她想知道这些结果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过去的历史当中，这家公司从来没有像这样解雇过员工。在1月的一个周三上午，大约有100名平均年龄大概是52岁的工程师被逐个叫到督导办公室，然后督导通知他们，他们已经被解雇了，而且没有机会被重新雇用。这些被解雇员工当中的大部分自30年前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家公司。得到这个通知之后，他们被保卫人员护送到了办公室，这些保卫人员要看管他们清理自己的办公桌，然后就被带到前门，放下了钥匙和安全证件，接着互相告别离开，在此之前，没有任何预先警告，也没有任何退休补偿。

6个月之后，她在这50名员工当中开展了表达性书写的研究。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愤怒和有敌意的群体，但是他们会尝试一切努力去增加找到另一个工作的概率。

基础研究非常简单，其中一半人被邀请书写针对被解雇最深的想法和感受，连续5天，每天书写30分钟。另外一部分人在同样的时间内书写他们将如何利用时间，这是一个基于时间管理的策略（在那时的企业界，时间管理的策略风行一时，尽管这个策略实际帮助并不是很大）。第三组有22个员工，他们没写任何东西，只是被用来做一个对照组。

就如同我们之前所做的研究一样，那些被要求书写内心最深的想法和感受的人在书写当中显得极其开放和真诚。他们描述了失去工作之后所受到的屈辱和内心的愤怒，同时书写了一些更加私密的主题，比如婚姻问题、疾病与死亡、经济方面的担心以及对于未来的恐惧。

这个研究的效能让人惊叹，在3个月当中，27%的实验组重新获得工作，而时间管理组只有5%的人重新找到工作，对照组没有任何人获得新工作。在书写结束后的7个月里，53%的实验组拥有了新的工作，而另外两组只有18%的人获得了工作。这个研究当中，尤其让我们惊讶的是，3种条件下的实验参与者其实得到了相同数量的工作面试机会，唯一的差别是只有那些书写感受和想法的人最终得到了工作。

那么为什么书写被解雇的经历能够帮助他们很快找到工作呢？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可能与愤怒的性质有关。那些探索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人更有可能化解对于之前老板极端愤怒和敌意的情绪。我们可以回想，之前这些员工都感受到了被公司背叛。即便在首次面试过程中，他们也很难停止发泄自己的愤怒。所以很有可能这些人在面试新的工作时，会放松警惕去谈论他们是如何被不公平地对待，并猛烈地抨击他们之前的老板，然而这样做却是非常不合适的。而那些已经书写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的人，就很有可能能够化解这样的情绪。在面试新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表现出较少的敌意和愤怒，所以更加有希望获得工作的机会，成为这份工作的候选人。

书写有作用吗？第一轮元分析

第一个表达性艺术治疗的研究发表于1986年，而对于解雇员工的研究是在1993年发表的。其他一些实验室现在也正在开展并发表一些书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当中大部分都是有效果的，但也有一些是没有效果的。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有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由亚瑟·斯通（Arthur Stone）领导的，他们开始开展了一些关于书写的非常有趣的研究。亚瑟是一个科学家，他因批判性思维而著名，他非常擅长找到心理学研究项目当中的缺陷和局限性。非常不幸的是（或者说，最终证明，这是一种幸运），他怀疑的眼光很快就锁定在表达性艺术治疗的研究上。他的一些学生对于表达性书写工作非常感兴趣，约书亚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时候，许多相关研究开展起来，并且有许多在科研文献中发表出来。约书亚推断，这是一个对表达性书写研究进行元分析（一种统计方法）的好机会。简单地说，元分析可以让我们以累积的方式考察大量的研究，从而发现这些收集出来的文献整体上揭示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加精确地评估总体效应——假如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表达性书写的有效性是否有比较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换句话说，这个方法可以告诉我们表达性书写与那些书写情绪上的中性主题相比，能否提升健康水平。这个方法同样可以针对其他重要问题。是否会出现一些特定的结果表明书写的好处更强或者较弱？例如，书写工作到底是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还是对减少抑郁有好处呢？

从许多方面来讲，约书亚都是非常适合这项工作的。他继承了导师的怀疑精神，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不会拘泥于任何特定的结果。约书亚还掌握了许多方法，可以测量复杂的客观结果。有一个背景因素是，社会科学一直以来主要依靠人们的自我报告，而自我报告法从科学的语境来说，是不够强大的（或者说不是特别重要和有力的）证据。也许通过书写表露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会导致人们在自我报告中高估这对于健康的益处——也许在强烈的暴露过程中，他们感到了和研究者之间的情感联结，所以试图帮助研究者实现其假设。通过考察不同类型的研究结果，约书亚可以看许多客观测量的结果，如免疫功能的测量结果。

搜寻大量的科研论文，并且从其中筛选出一些比较好的研究，这就是约书亚采用的元分析方法。这样一来，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就呈现出来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书写与压力和创伤经验相关的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的人，其健康状况在书写结束后的两三个月内有了改善，结果非常可信。虽然人们在自我报告当中也表明了健康水平有所改善，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人的生理功能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通过元分析，我们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发现。之前设计的问卷主要是询问健康行为，比如健康的饮食、锻炼、服药等，结果表明，这些健康行为并没有受到书写的影响。尽管有人推论说，书写的好处是由于更好的自我照顾活动，但是这些解释不能得到约书亚分析结果的支持。最终，他发现书写确实会暂时性地增加人们的痛苦。有趣的是，人们感受到的一定程度的痛苦与接下来长期的身心健康改变无关。如果你认为这可以用我们经常说的“没有付出痛苦就没有收获”来解释的话，是远远不够说明书写的价值的。即便大部分人都感觉到在书写的时候会有痛苦感，但是最终结果表明，书写中痛苦越多并不意味着之后你的健康状况提升得越多。

另外还有一个观察特别重要：所有早期关于书写的研究都是基于身体健康的人群，既然说这个方法对人们的健康有好处，那么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呢？

当约书亚的元分析文章1998年发表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上时，立刻产生了很大反响。研究者们都意识到书写很有价值，于是大家开始开展一系列既有创新性又有趣的相关研究。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大量研究发现被发表出来，包括非常广阔和多样的样本——如患上各种不同急性或者慢性疾病的人，或者有或大或小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其他一些研究调查了一些健康的人，但是这些人希望能够掌握新的技能，或是在大学当中表现得更好一些，还有就是希望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

约书亚所做的元分析的净效应呈现了表达性书写的潜在价值。然而，他的论文却挑战了那个时期的研究者对于表达性书写为什么有效的解释。很明显，当人们去书写情绪困扰时，表明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人们有机会向他人表露自己内心的秘密和情绪之时，究竟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尝试一些表达性书写的练习

请你找一个非常安静的时间和地点，来进行20～30分钟的书写，聚焦于生活中一个让你觉得有压力或是不安的经历，书写你内心深处的情绪和感想。无论你选择写什么，很关键的是要让自己彻底地释放，探索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绪和想法。不要担心拼写错误、语法和书写风格。

请注意：
许多人会说，在书写完成后，他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一些悲伤。尽管一般来说，这样的悲伤情绪会在几个小时之后消失，但是如果你发现在书写某一个主题的时候感到极为低落，那么你可以停下来，或者换一个主题书写。

第3章　“你心里在想什么”——通过诉说和文字表露内心所带来的心理健康益处

诉说创伤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反应。当我们想要表露的需要被阻滞或者被压抑的时候，压力和疾病就会出现。除了避免长时间压抑所带来的潜在危险，选择面对令我们不安的经历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一位治疗师最近讲述了一位来访者的故事，她的名字叫“芭芭拉”。

“和朋友吃完晚餐之后，芭芭拉走进车里，然后锁上车门。突然她听见后座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他拿着一把刀，命令她把车开到一个特定的城市公园，并告诉芭芭拉，他打算强奸她。在开往公园的路上，芭芭拉开始加速，然后边抽泣边骗这个男人说，她得了癌症而且很快就要死了。接着她加速开车，以每小时110千米的速度在一条荒凉的城市街道上行驶，她对这个男人说，她有可能会与他同归于尽。当她开车慢慢接近一个比较热闹的十字路口时，芭芭拉命令这个男人，如果他想活下去的话，就立刻从车里跳出去，于是这个男人趁着芭芭拉减速转弯的时候从车里跳出去了。”

这个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经历这个事件之后，芭芭拉感到非常不安和难受。第二天早上，她就联系了治疗师。她告诉治疗师后，他建议她尽量把这个故事讲述给她见到的每一个人，治疗师认为，她说的次数越多，焦虑症状就会消失得越快。那为什么诉说创伤可以帮助人疗愈创伤呢？这从直觉上来说是很明智的建议，但究竟是为什么呢？诉说创伤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反应。当我们想要表露的需要被阻滞或者被压抑的时候，压力和疾病就会出现。除了避免长时间压抑所带来的潜在危险，选择面对令我们不安的经历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芭芭拉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压抑的释放，她还需要好好面对和接受这个令她感到恐惧的经历。根据治疗师的观点，诉说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当一个人去谈论创伤的时候，它的作用不仅仅是改变过去的压抑。通常情况下，当一个人谈论他的创伤时，另外一个人会仔细地聆听，比如芭芭拉的案例，她的倾听者会告诉她说，她在那个事件中表现出了思维敏捷、能干和勇敢。芭芭拉会说，她仍然感到很不安，他们会强调，她的感受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大家无论如何都愿意帮助她。在其他案例中，诉说一段创伤也可能获得其他好处，比如会得到一些建议、关注、同情或者经济上的帮助，也可以让一个人免于承担他日常需要承担的责任。

尽管这些社会效益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讲述一段令自己悲伤的经历能够带来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特别是，诉说可以改变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改变他对创伤事件和自己的感受。

诉说的作用：宣泄还是反思

治疗师们普遍同意，诉说一段令自己感到不安的经历，对心理是有好处的。共识仅仅到此为止，有些治疗师认为诉说一段创伤的首要价值在于宣泄，即让一个人能够表达他压抑的情绪，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诉说主要是帮助来访者获得对创伤困境原因的洞察并获得潜在可能的疗愈之道。还有一些人认为，关于何时以及为什么诉说的视角也会有帮助，这一观点也随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演化而不断变化。

19世纪末期，年轻的奥地利精神科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建构自己关于人格的理论，这个理论指出了直面创伤对人有益的原因。许多弗洛伊德早期的观点来自一种心理治疗的技术，即“谈话疗法”，这个技术的创始人是另一位医生，名叫约瑟夫·布洛伊尔。

在医学实践当中，布洛伊尔发现，催眠对于治疗瘫痪麻痹、失明、失聪等症状是非常有效的，而且这些症状又没有明显的身体损伤基础。他最重要的一个患者是一名21岁的女性，叫作安娜·欧，她受到许多症状的困扰，如她拒绝饮用任何液体，还有身体的右侧偏瘫。在安娜·欧的治疗过程当中，布洛伊尔要她在催眠的状态下不断诉说与其症状有关的一些早年经历，例如有一天，她说自己有一种非常愤怒和恶心的感觉。她发现一只狗正在喝玻璃杯里的水。当她一表达完对于这个过去片段的感受之后，就可以克服不能饮用液体的症状了。布洛伊尔认为，谈论症状形成的原因会帮助人们治疗症状。

弗洛伊德被布洛伊尔的报告深深吸引。尽管弗洛伊德也用催眠进行过很多实验，但是他认为其实可以不采用催眠的方法，而是仅仅让患者在放松的状况下谈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就能够得到类似的结果。虽然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在方法上有一些不同点，但是两个人都认同谈话疗法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将内心深入压抑的感受释放出来。两人都认为，释放精神的紧张，就像是当你将一壶沸腾的水的盖子移开，可以减缓水的沸腾一样。

尽管弗洛伊德最终并不是十分重视宣泄法的价值，许多他的追随者却不断赞扬这个方法的好处。不幸的是，宣泄法的定义不断演变成为发泄情绪而不是对于思想和感受关系的反思。如今，许多非主流的学派观点认为通过尖叫、哭、大笑等方式发泄情绪，能够带来长期的身心益处。而目前主流的共识是驳斥这一观点的。许多好的科学研究推论，仅仅表达情绪本身并非常常能带来好处，人们必须学会识别他们对于事件的情绪反应。只有当诉说或者其他形式的表达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经验时才是有好处的。我们将会在第9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表达性书写为什么以及如何帮助人们。

乔伊的案例

当人们第一次表露创伤经历后，改变就会悄然发生。一个非常有力的例子就是我们对乔伊进行的压力会谈。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越战老兵，曾经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乔伊人身威胁他的老板之后，法官强制乔伊求助咨询师。进行第一次会谈之后，治疗师把乔伊带到了一个实验室当中，想要评估他的生理反应。在实验室中，乔伊表现出相对冷静的状态，他不带任何感情，就事论事地回答着治疗师所提出的初始的问题。

在这次访谈的前20分钟里，乔伊谈论到他的童年，他现在的生活处境，还有一些他在越南时的经历。当乔伊简要地谈论到一次在丛林军事基地的经历时，他的生理水平急剧变化。这个丛林军事基地是他曾经驻扎过的地方。治疗师没有放过这点，进一步追问乔伊更多关于这个军事基地经历的细节，突然乔伊的整个行为举止都改变了，他的声音下沉，用非常低沉且快速的语调谈论这件事。起初他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这是一次他与伙伴一起进行的常规外出巡逻，这次巡逻仅仅距离军事基地1.5千米，然而他的整个生命却因为这段经历而改变。

夜里突发炮火，我的伙伴摔倒在地，头部有一半被炸坏。我向上看，发现一个北越士兵跑进一个小木屋里，我也赶紧跑到小木屋里，跳过门并且向她开火，我把她的两条腿都打伤了。枪击我同伴的士兵是一名女性，她正躺在地上流血。我们闯入了彼此的视线，我扒下她的衣服，并且试图与她做爱。当我清醒认知到这一切之前，我可以听到直升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我掏出了身上的刀，切开了她的喉咙。我爱她，我与她做爱，可是我却杀了她。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15年了，乔伊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治疗师听到这件事之后也非常震惊，但是他继续探索乔伊的感受和想法。在大约平静地诉说了40分钟之后，乔伊开始大哭。从那以后，这层面纱被彻底掀开。乔伊开始用正常的说话声音诉说这件事情。在这次会谈的最后，乔伊感到非常疲惫，他的生理水平显示，他已经相对处于比较放松的状态了。当他在实验室里谈论这个经历时，他承认，他非常震惊自己能够说出在越南发生的那件事情：“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在描述自己的想法。”

释放的体验

发生在乔伊身上的变化是极其普遍的。通常来说，不管人们在实验中是通过诉说还是书写来表达深刻的个人秘密，他们人格当中的某些方面都会出现暂时性的改变。这种改变部分是由于释放的体验，他们不再像往常那样强烈地压抑自己了。在人们释放自己的感受期间，他们的表达和书写风格以及生理水平常常会发生深远的改变。这种释放体验与各种意识的改变状态有密切联系，例如心理治疗当中类似恍惚的状态。一般来说，不管你采用什么技术，只要能够将人们引导到放松状态，同时能够保持心理上的清醒，就能够提升人们释放的体验。

在我们所做的好几个实验当中，我们邀请人们对着磁带录音机讲述自己最具创伤性的经历或者仅仅讲一些肤浅的主题。那些表露自己特定私密事情的个体表现出声音和说话风格的各种变化。例如，参与第一个这类实验的一位女性在描述她一天计划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单调的高音调，并且有点儿幼稚的表达方式。几分钟之后，当她描述自己从开放的收银台偷了100美元时，不管是音量还是音调都变低了。这个声音特征如此不同，以至于两个录音听起来好像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女性。

另一个可信的效果是关于说话速度的。谈论的主题越是创伤，人们的说话速度就越快速。事实上，那些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论起这件事情的参与者，正是那些想要以最快速度讲述这件事情的人。这个实验给这些人提供了机会去讲述那些他们在脑子里已经清楚地想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事情。这道洪水闸门一旦打开，语言就会喷涌而出。

这种释放的体验不管是当人们书写还是谈论困扰不安的经历时都一样明显。与诉说一样，人们在书写创伤时比书写一般性肤浅的主题时速度更加快。然而，更加惊人的是，他们的笔迹都会改变。当书写的主题从一个变成另一个的时候，同样一篇文章的书写笔迹也会从块状字变成草书，然后又回到块状字。根据主题的功能，字母的倾斜度、笔压、勾画以及总体的整洁度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

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就是人们怎样来诉说和书写这种令人不安的个人经历。例如，两个相互冲突的主题常常会互相激活——显然大家并没有意识到。当一个主题被引导出来之后，相对应的主题也随之而来。以下有一些来自书写研究的例子。

一位20岁的大二学生写道：

我爱我的父母。我们拥有完美的家庭生活。父母支持我所做的一切。我的童年无须做任何调整，我真的觉得一切都很完美。（接下来在同一篇文章中）我爸爸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混蛋，我知道他和他的秘书有一些关系。我妈妈把我当作出气筒。我不得不穿她规定我穿的衣服，与她安排的男生约会。

这种模式非常普遍。事实上，当一篇文章以“我的家庭成员之间亲密无间”或者“我的妹妹是如此之棒”开始，十之八九，这个表露的话锋不一会儿就会改变，最终他们会对家人、妹妹或者其他人流露出言语攻击。顺便说句题外话，有一个特别能暗示转变的词就是“真的”（really）——例如，“我非常尊重我的室友，真的。”翻译过来就是：“我一点儿也不尊重我的室友。”一般来说，如果这些词出现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说明作者还是在压抑。事实上，“真的”（really）、“坦白地说”（honestly）这一类的词，常常表明他还处在压抑状态。一旦书写的人进入一个释放自己的模式，这些词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还有一个例子表达的问题有点不同，它的情绪非常强烈，写这个的是一个18岁的大一学生，当他回忆起他的妈妈特别鄙视他的拼写能力时，他差点儿暂时性地失去拼写能力。

今天，妈妈给我寄来了一份爱心包裹，直到打开之前，我都特别兴奋。这里面全都是我留在房间里的旧东西，账单、旧的信件等。我开始意识到，我的过去总是如影随形。妈妈寄给我一本我用过的旧书，我曾经在上面写了许多拼写错误的词。这几乎把我完全激怒了（这个学生又将offended错误地拼写成了ofended）。这就是在提醒我我过去所有的坏习惯，我再次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

最后，人们在进行表露时所选择主题的序列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一位已婚的女性，她被丈夫之外的男性所吸引，在实验过程中的每一天，表达的主题都表现出了类似的过渡和转变：

我非常在乎罗伯特，但是我知道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结合在一起。而萨姆（她的丈夫）目前正在致力于一个新的项目，这意味着他可以为我们俩赚很多很多钱。

当我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我非常仰慕罗伯特那样的足球运动员，甚至我都不敢跟他们那样的人约会。我曾经批评萨姆，批评他沉迷于网球，对此我感觉到很糟糕。罗伯特认为我放弃大学学业是为了激怒我的亲属。萨姆是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的……

话题线索常常沿着唯一的一个方向前进。也就是说，话题A（例如这个案例中的罗伯特）总是和话题B（案例中的萨姆）相伴出现，很少见到有例外的。更进一步地说，主题线索会在书写风格中有变化，当人们不再压抑自己的时候，很少运用类似于“真的”这样的词语。

这种释放的体验类似于一种恍惚的状态。许多人会报告说，他们在表露隐私和私密的事情时，会暂时失去时间感和空间感。一些临床工作者，例如米尔顿·艾瑞克森（Milton Erikson）认为，这种释放体验也是催眠状态的一种形式。事实上，艾瑞克森肯定了这种心理的状态对于心理治疗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不仅能够帮助治疗师了解来访者潜在的问题，还可以影响心理治疗的方向。我们发现，一个人处在催眠状态时，就会失去自我意识，不再去担心如何取悦别人，也不会在意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烦忧。这种释放经验能够让人们暂时摆脱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限制和压抑。

压抑和坦白背后的哲学：内心沉重和双手出汗

这种释放体验听起来很具有魔力，甚至很神秘。当一个人处在释放状态当中时，许多非常明显的生理改变就会发生。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点，你可以思考下，被威胁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进化，为的是能够立即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应激做出反应。所谓的压力和应激，就是我们认为的环境中任何可能会对自身产生潜在威胁和伤害的事情。如果有人喊“着火了”，或者看到一只发狂的狗向我们猛扑过来，我们就需要思考并且快速决定自己的行为。之所以能做到这些，要感谢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会控制我们的血压、呼吸速率以及各种其他自主生理功能，这些功能都是我们在紧急情况下非常需要的。简而言之，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着我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在心理生理学家（这些学者专门研究一个有趣的主题，即心理、情绪状态与身体中的生物及生理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中，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论：面对不同的压力源时，神经系统的反应如何。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应激源是否对应着不同的生理反应模式？或者说，自主神经系统是否只对某一些特定类型的应激源做出反应呢？出现的共识是，大家的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身体面对应激时有一个一般性的反应模式，但是自主神经系统在面对不同的应激情境时也会相应做出不同的调整。

在有些情境下，人们必须抑制自己的行为反应，而在另外的时刻，人们必须非常积极地做出反应，这是说明人的身体在面对不同情境时会做出不同反应的很好证据。许多不同的生理指标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过程。我们可以把人们手心的出汗量看成一个生理抑制的标志。一方面，我们可以测量人们的皮肤电反应；另一方面，生理激活也可以通过人们心血管系统的变化看出，例如心率的增加情况。

通过获得抑制与激活的独立生理测量指标，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坦白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抑制的释放过程。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有了评估释放体验的基础。

坦白的身体反应

我们为什么会告诉大家这一切呢？那是因为拉托亚（她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学生和好朋友）那天顺便来詹姆斯的办公室拜访他。快到中午了，他建议一起上街吃点儿三明治。他们一坐下，很明显有事情要发生。拉托亚说她不饿，问她为什么，她就开始哭。因为那天是她父母去世一周年，她的父母在一起私人飞机事故中双双遇难。拉托亚感到非常痛苦，午餐的气氛也被破坏。“让我们回到我的办公室来继续谈谈这件事情吧！”詹姆斯建议。当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她讨论了她的父母。然后，詹姆斯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当你被勾起关于这件事情的回忆时，你觉得到我的实验室里面去谈论你的父母怎么样？”

很幸运的是，拉托亚非常熟悉詹姆斯的怪癖，并且同意了当被勾起回忆时，安装皮肤电装置。整个访谈过程中，拉托亚谈论了很多事故的细节，甚至包括她去停尸房确认父母的遗体。詹姆斯也会请她讨论一些相对琐碎的主题，例如她当天的计划。有时候，拉托亚也会被要求停止诉说，而仅仅去思考这个死亡事件和其他相关的琐碎议题。这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痛彻心扉的体验。开始谈论和思考父母的死亡时，拉托亚很明显地处于痛苦之中。除了偶尔哭泣之外，她有时候也会表现出陷入沉思当中，就好像重新体验了那可怕的一天。

拉托亚的生理反应很引人注意。只要谈论或者思考到死亡事件，她的皮肤电反应水平就会急剧下降。而当她谈论到一些肤浅的主题时，皮肤电反应就会增强。当她释放自己直面死亡的时候，就是在减少对自己的压抑。在这个特殊的设置下，只要拉托亚被指导去思考或者谈论一些琐碎的事情时，她的皮肤电反应就会增加，我们可以假设是因为这时候她正在积极地封闭和压抑自己对于死亡的感受和想法。

拉托亚的案例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通过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于释放体验的可能的测量方法，比如通过皮肤电测试。其次，她的数据显示了：事实上，直面创伤经验实际上表明的是对抑制的减少。不幸的是，案例研究常常令人兴奋但是又容易令人误解。即便拉托亚的身体反应与我们的那些理论上有意义的解释相符，但是我们不能确保其他人的反应也一样。我们需要做一些有控制组或者对照组的实验。

高自我表露者与低自我表露者的对比

詹姆斯和他的学生切丽·休斯（Cherie Hughes）、罗宾·欧赫仁（Robin O’Heeron）开展了两个类似的实验。实验的主要内容是邀请一些学生来谈论两个非常不同的主题，每个主题谈论五分钟，这两个主题分别是：①他们生命当中最具创伤性的经历，②被提醒回想到那件事情之后那一天的计划。对着磁带录音机讲述的时候，他们的皮肤电、血压、心率、面部的肌张力，以及手部的温度都会被持续测量。在实验开始前的那个晚上，每一个参与者都会被告知，我们会对他们介绍关于这个研究的内容。他们提前思考好打算在实验过程中讲什么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从志愿参与者的视角来考虑一下这个研究。你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邀请，他们把自己说成是心理系的研究生，你被告知如果选择参与到这个研究当中，你将需要对着一个磁带录音机谈论自己最具创伤性的、非常个人的、非常令你感到不安的秘密事件。与此同时，你的身上会有许许多多的电线和管子，以用来测量你的反应。诉说的时候，你被安排在一个安静的、光线昏暗的房间里面，这是一个心理系的地下室。当然，他们会向你保证：你所谈论的一切将会被严格保密。

人们真的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环境当中袒露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吗？这让人颇感怀疑。然而当一个人走进实验室中，你的所有这些怀疑将会烟消云散。这两个实验当中，大约有1/4的参与者在表露他们的创伤经历时哭了。主题的选择、志愿者关于他们自我表露的评估，以及我们自己关于录音带的评估都表明这项技术非常有效。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实验的效力在实验完成之后并不明显。尽管詹姆斯的研究团队假定被试应该充分谈论创伤五分钟，然而当时的计时器坏了。实际的情况是，他们仅仅谈论了三分半钟。

在早期工作中，听完磁带的录音之后，研究者会把这些录音分为两类，一类是暴露非常多的人，另一类是显然有一些故意隐瞒和压抑情况的人。高自我表露者几乎占到被试的一半，他们呈现出了释放体验，包括声音的改变、情绪的呈现会，并且暴露很多自己的个人化的方面。然而，低自我表露者较少投入自己的讲述当中。尽管这些低自我表露者所谈论的也是极端创伤性的事件，但是至少表明看得出来，相对于那些高自我表露者，低自我表露者似乎压抑自己的感受更多一些。事实上，如果邀请一些独立的判断者来听其中任何一段录音，他们也都能够毫无困难地区分出谁是高自我表露者，谁是低自我表露者。

我们看到这些生理反应的数据时发现，这些高自我表露者的行为表现与拉托亚很类似。例如，与那些讨论他们在这一天当中计划的人相比，高自我表露者这一组在谈论到创伤经历时，皮肤电的反应更低。除了皮肤电方面的发现之外，高自我表露者的血压和心率变化也呈现出一些有趣的模式。总体上说，他们的血压和心率在谈论创伤时是最高的。这可以从激活的视角来理解。因为几乎一半以上的高自我表露者都哭了，他们倾向于牵扯更多的身体活动。非常有趣的是，相比实验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表露之后的血压会降低。

与那些高自我表露者相比，低自我表露者似乎没有在情绪上参与到研究当中。没有人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承认，他们所说的仅仅是中度的个人化和情绪化的事件。生理上的信号反映出他们投入得不够。两个研究唯一可信的效果就是，人们面对创伤时比谈论一天计划时皮肤电反应更高。因为对于低自我表露者而言，开口讲述个人议题需要更高的生理上的工作。也就是说，谈论创伤时，他们不得不去抑制重要的情绪和想法。

当（或者说如果）真正释放和表露自己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时，大量的即时且具有持久性的身体变化就会发生。皮肤电（这是一个抑制的指标）会在表露之后迅速下降（也就是当人们不再积极压抑自己的时候）。血压、心率以及其他心血管变化在表露之后会立即增加。然而，在高自我表露者表露完之后，他们的血压会下降到进入实验之前。

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否意味着：当你真正去释放并且表露自己最具创伤性的经历时，你的血压就会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同时你的手再也不会出汗了吗？当然是……真的（翻译过来就是：当然不是）。第一，这些早期研究都是在健康的大学生当中完成的，不是头发斑白的老人，不是高血压患者，也不是受尽生活烦扰的成年人。第二，这些血压下降的数据具有统计上的可信性，但是这种降低并不具有医学上的显著性（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是6毫米汞柱）。

最后，我们说这些结果对于高自我表露着来说是最有可信度的，但我们仍然不能充分地解释为什么另一半的参与者不能呈现出释放体验。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那些低自我表露者不能完全信任我们，他们不打算对一群陌生人袒露内心深处最深刻的秘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昏暗的心理系地下室里。当然，还有一种解释是：一些低自我暴露者可能由于一些原因，还没有能力去释放这些经验，而那时我们还不能简单判断出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这些早期工作之后，另外的一些研究也在开展，它们在探索一些更大范围的身体过程。例如，金伯利·麦奎尔（Kimberly McGuire）和她的同事关注那些有高血压的人。一些被试被邀请书写情绪性的主题，另外一些书写日常非情绪性的主题。在表达性书写组，被试的血压急剧下降，而在非情绪主题的书写组观察不到这些变化。我们在一群近期有过心脏病发作和心梗发作的英国人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那些书写与他们心脏病发作相关的感受和想法的人，在表露干预结束五个月后，表现出服用处方药的减少，报告心脏病症状变少，舒张压下降。

通过书写来表露和坦白心声

请你找到一个安静的时间和场所来进行接下来的书写练习。思考一个你之前从来没有向别人表露过或者讨论过的主题。也许一直以来你都在阻碍自己去谈论或者思考这件事情。请你花20～30分钟来书写这个主题。就像之前的练习一样，请你试着去不断地书写，中间不要停顿，不要担心你的书写风格、拼写错误等问题。

完成之后请反思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受？书写完之后呢？回顾你的书写，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定的模式或者信号？你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不断重复这个练习，然后看看是否有额外的变化和发现。

表露时的大脑发生了什么

直面创伤对人的身体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早些年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表露内心深处的秘密如何有效地影响了人的免疫功能、血压、心率，以及皮肤电反应，还会减少人们看病的次数。从那以后，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研究就向我们不断揭秘诉说或表达性书写是如何影响人们更广泛的生物学系统与疾病的。

但是所有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很少反映人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人在释放及表露自己不安的经历时，他的大脑在做什么呢？这也是可以被测量的吗？如果可以，这样的发现会不会很有意义呢？回顾一下乔伊的案例，他是一个参加过越战的老兵，在参与访谈之前，他有很多闪回的画面、想法以及情绪，这些都是关于他在越南强奸并杀害了一位女性的。据他承认，他也回想起了自己对这名女性存在着非常矛盾且强烈的感受，一方面他非常尊重和爱慕这名女性，但同时对这名女性杀死了他的同伴又感到很愤怒。然而在这一切之上，他的大脑又不得不阻止他，也许是出于一种保护，不让他对别人诉说这个经历。很明显，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整合。顺着他的思维轨迹来看，这个复杂经历的各个方面独立地在大脑的各个部分进行加工。然而，由于他不允许自己把各个不同的部分整合起来，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本书第1版发表之后，神经科学方面的进展十分惊人。很早之前，约书亚和詹姆斯就都推测说，也许与大脑相关的变化能够很好地解释表达性书写的好处。然而现如今，研究者已经用了许多新的方法来研究人们在处理情绪性主题时，大脑内部的工作模式。你也许听说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类似于fMRI这样的方法已经能够看到当人们执行一些认知、情绪上的任务或思考一些特定主题时，大脑内部的哪些部分被激活了。

尽管现在有许多实验室都在做类似的工作，但是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和他的同事在进行一些特殊的工作。利伯曼团队报告说，见到蜘蛛时，那些极度恐惧蜘蛛且接触时能表达自己恐惧的人，比仅看着蜘蛛而不表达的人能靠蜘蛛更近。把恐惧转变成语言似乎有一些保护性价值。利伯曼把这个过程概括化地称为“情绪标签化”，也就是把负面情绪变成语言，似乎能够弱化它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们发现，大脑当中有一个部分叫作大脑前额皮质，它的功能是控制人们的情绪状态。当大脑的这个部分被启动，会产生强烈负面情绪的大脑其他部分（如大脑中的杏仁核）就会关闭。换句话说，当你把大脑当中强烈的情绪体验转化成语言和词汇的时候，会促进大脑帮助自己管理情绪的能力。

实验室对表露研究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一旦人们被安排在心理学的实验室当中，他们就对准备暴露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秘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即便会被录音，而且手臂、手，以及面部会有各种传感器连接，并且会被抽血，他们依然能够释放和表露自己经历中比较私密的部分。如果你是研究当中的一员，你是否会显示出自己正在体验释放的迹象吗？

我们已经多次问过自己这些问题了。实验室研究是一个特定的事件。被试被安排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而且他们在这个情境当中可以表露任何事情，不用担心被评价或者得到什么负面反馈。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比向一个好朋友倾诉或者去做心理咨询以及去祷告更加安全。在实验室当中，我们无意间为人们的表露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非评判的环境。

有趣的是，这三个实验都表明了实验室研究的效力和表露的性质。实验室的这个设置暗示参与者再也不用像平时那样压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了。我们潜在想要尝试传递的信息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任何顾虑，这些内容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我们只是一群关心你们真正在意和需要什么的研究团队。”

尽管实验室为人们表露自己提供了安全的设置，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被试真正做好准备去表达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们似乎潜在就有想要表达的冲动。尽管很多人隐藏秘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但其实他们急切地想要在合适的机会下去讨论这些事情。当然，表露自己是否属于人的生物学本能仍然存在争议。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都愿意开放地去表露一些令自己感到羞辱、羞耻的事情，或者一些违法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愿意这样做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来自布琳·布朗（BrenéBrown）最近的研究（2010，2012）。在研究工作中，布朗强烈地认为我们应该拥抱这些负面感受，努力接纳这些感受，并对自己的脆弱性保持开放，其核心在于克服我们的羞耻感和恐惧感。这样做能够让我们活出更加真实的自己，全心全意地去生活，并且和别人保持更好的联结。在整本书当中，我们会不断地回到这里，并且讨论相关的主题。

上文当中已经总结的生理性结果（许多没有包括进去）指出了表露的深刻效力。或者说，也许这种深刻的效力主要涉及抑制问题。表露不仅让人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同时也对我们的生理产生了有许多潜在的和可测量的效果。当人们表露深刻的个人经历时，大脑的激活、皮肤电反应以及与释放体验相关联的外显行为都有即刻的改变。表露之后，人的血压和心率立即降低，免疫功能马上增强。在随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后，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都会有所提升。

第4章　运用表达性书写处理慢性健康问题

与被控制书写内容的患者相比，那些书写情绪上巨大变化的患者在肺功能（患有哮喘的患者）和关节健康（患有类风湿疾病的患者）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改善。

表达性书写技术的故事要从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说起。第一个书写研究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兴趣。一部分研究者为其潜在效用感到兴奋，其他人则对其是否有效感到怀疑。1986年首次研究发表，之后的10年间，十几个研究陆续发表，并证明表达性书写是可以起到真实效果的。而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采用健康大学生作为被试来进行。

健康的大学生？这些真的是作为研究表达性书写对人们身心健康是否有影响的最佳群体吗？如果表达性书写真有广泛的价值，那么就应该去提高那些正在遭受疾病困扰的人的健康水平。的确，在18岁的大学生中，表达性书写和低比率的上呼吸道感染呈现正相关，然而对于那些世界性的威胁性命的疾病，表达性书写的效果又怎么样呢？

幸运的是，大学生为被试的项目课题有助于回答其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表达性书写对学生就医行为的影响超过数月。也就是说，表达性书写的影响并不是稍纵即逝的，并非是在实验后几分钟或几小时后就很快消失。对书写的反应同样影响了基本的生物进程。书写会改善人们的免疫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包括心率、血压和皮肤电）、一些社会因素，甚至是睡眠模式。此外，有一些非常有利的证据能证明它会影响学生识别情绪的方式。这为表达性书写可能影响慢性疾病的病程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慢性疾病和表达性书写的研究初探

詹姆斯在思考怎样去做一项针对慢性患者的大规模研究时，约书亚已经开始进行研究了。约书亚和一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医学院的同事一起，招募了一些患有慢性哮喘或类风湿疾病的内科患者，所有患者都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对于慢性哮喘患者，需要对他们的肺功能进行检查；对类风湿疾病患者，则需要评估他们的关节僵硬程度和活动幅度。研究中一半的病人被要求书写他们生活中的压力事件或创伤经历，另一半患者则被要求书写一些日常生活计划。在书写结束后的四个月内，患者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会被反复检查数次。结果是惊人的！

与被控制书写内容的患者相比，那些书写情绪上巨大变化的患者在肺功能（患有哮喘的患者）和关节健康（患有类风湿疾病的患者）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改善。改善的程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大多数患者在报告中表明他们的生活质量获得了实质性的改善，就像他们期望的一样。

约书亚的一系列论文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上引起了巨大轰动。论文中建议，表达性书写可能是一种对患者治疗过程中医疗服务的有效补充。换句话说，正在遭受慢性疾病困扰的人，可以通过表露他们深层的想法和感受，使自身的疾病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他的研究还鼓励了表达性书写的研究团体。如果表达性书写对患有哮喘和类风湿的患者生活有影响，那对于癌症、心脏病，甚至是艾滋病等疾病，是否同样有效呢？那些对表达性书写感兴趣的心理学研究者之间的讨论变得有一些过度兴奋，甚至自以为是——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治疗世界上所有疾病的工具！难道表达性书写的价值就完全没有局限性吗？

其实，这里是有局限性的。也许这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如何界定疾病的概念。

疾病的本质：从身心医学的角度进行理解

紧随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和精神疾病的早期论文，一大批他的追随者认为，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心理或情绪状态的影响。到了20世纪50年代，身心医学成为大多数医学院承认和接受的研究领域。其基本理念是：心理冲突可以通过生理变化甚至疾病的方式进行表达。一些人认为哮喘的原因是家庭中有一位令人窒息的母亲。皮肤问题则反映了一种感受到被别人欺负的心理状态。

随后，更多严谨的对照研究并没能给弗洛伊德的假设提供具体支持。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医学院还是心理学系，都几乎不再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从那以后，一种更受认同并且较为科学的观点出现了，这种支持身心医学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当人们处在某种压力或冲突中时，会发生明确和可以测量的生理变化。此外，这些短暂的生理变化如果长期发生的话，将可能影响或者加重人的生理疾病。与之前弗洛伊德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现代身心医学的研究者不再对特定压力或冲突会使人患上什么样的疾病做出具体的预测。相反，他们的观点是，压力和冲突可能会使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系列疲劳反应，而疾病和症状往往出现在被损耗后最脆弱、最容易被攻击的系统中。例如有的人可能容易患糖尿病，有的患心脏病，还有的患消化系统疾病。关键是，人们养成的习惯对“压力-疾病”相关模式有很大影响。吸烟者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肺病，爱喝酒的人更容易患上肝脏疾病。

可悲的是，疾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直接。想象一下，你正赤脚走路，一根小刺扎入你的脚底。这让你有一点儿疼，但是因为这个小刺太小了，以致你根本没办法把它拔出来。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你找来了镊子，周围的光线也很明亮，你开始准备拔掉这根折磨你的小刺了。这时候你可能会注意到脚上有三种生理变化：肿胀、肿胀位置附近发热，还有就是当你按压肿胀位置的时候会有疼痛感。你可能认为疼痛和炎症是小刺导致的。别这么快下结论。

如果我们从专业角度尽可能简单地说，你正在经历的症状是你的身体对小刺以及小刺上的细菌所造成的损害做出的一种反应。小刺上可能带有一些相对无害的细菌，但是你的免疫系统反应积极。成千上万的白细胞聚集在小刺处，导致了炎症并发热。这些生理活动减少了小刺附近的血液循环，降低了细菌进入血液的可能性。发热也有助于杀死敏感菌。按压导致的疼痛会促使你不去刺激伤口，毕竟走路和触碰伤口区域会减轻肿胀并使细菌传播开。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你可能认为问题在于肿胀、发热和疼痛。但这些其实是你的身体对真正问题（危险细菌或其他病毒的传播）的解决方案。小刺和细菌本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你是无害的，因为你有一个活跃、健康的免疫系统，你的身体只是在保持警惕。

我们回想一下，在第一个关于表达性书写降低就医行为的研究中，大部分学生健康中心的来访者都是要求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通常是简单的感冒或流感。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通常会导致炎症、流鼻涕和鼻塞，还有喉咙痛。像我们的身体对小刺的反应一样，我们认为是疾病的，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对那些相对无害细菌的一种反应。

我们的这些症状是对感冒病毒做出的一种反应，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在有效地运行着。而在有些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是被抑制的。高水平的压力状态可以暂时阻止一部分免疫反应。类固醇类药物，如肾上腺皮质激素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细菌和病毒就可以在人体内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和传播。一旦压力结束或者停止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可以开始全面工作。这可能意味着炎症、疼痛和发热。再次强调，这些感冒症状是你身体对治疗的尝试。

一种有趣的理解产生了：如果你和大多数人相同，那么你可能会在某个重大压力事件后立即生病。比如在一个你过得特别艰难的学期后，在你的婚礼后或者当你完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之后。也许这么说能让你感觉更好，你的疾病是身体在告诉你，它需要消灭一些“虫子”，只是这些工作没能在你处于高度紧张和需要完成其他重要工作时去完成罢了。

表达性书写中的生理学和心理学

为什么表达性书写可以改善健康？早些时候，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表达性书写强化了免疫活动。这只说对了一部分。有时候，疾病是免疫反应本身。实际上，一些疾病，例如关节炎、哮喘、艾滋病、癌症，甚至是抑郁，它们的一些特征都可能反映了免疫系统的变化和问题。

经过对表达性书写几十年的研究，科学界开始更广泛地理解表达性书写能有帮助的原因。所有慢性疾病都至少有三个明显的因素影响着疾病进程：它们的生物学基础，与疾病相关的社会及情感因素，可以预防、减少或恶化疾病进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

疾病的生物机制

有几种途径使表达性书写可以直接影响疾病的进程。承受巨大压力的人通常比没有压力的人有更高的应激激素水平。两种最常见的应激激素是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皮质醇会抑制免疫功能，而肾上腺素会使血压上升，甚至影响消化系统。且这两者都与睡眠障碍有关。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表达性书写最有可能是通过减少长期存在的压力来提升健康的。如果书写帮助人们解决了主要冲突，那么他们的睡眠质量会提升，压力水平也会回到正常状态，并且免疫系统可以更加有效地工作。

生理变化也可以被影响？例如，对扎入脚底的小刺的反应会受到影响吗？事实上，是的。在过去十几年中，有一些研究探索了书写和伤口愈合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相当有说服力：研究的通常方法是请志愿者进入实验室，并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从他们的手臂上钻取活体组织检查。这个过程中会用无菌设备取出一小块肌肉，这个过程的副作用非常小，伤口通常会在几周内愈合。研究人员利用高分辨率超声波扫描仪或类似技术来跟踪伤口愈合的过程，这为观察表达性书写对伤口愈合产生什么影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约翰·韦曼（John Weinman）和他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同事运用这种方法，要求健康的志愿者在实验创伤后写一些关于情绪巨变的主题或者其他被控制主题。被要求写关于情感主题的被试，其伤口的愈合速度更快。另一项研究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医学院利兹·布罗德本特（Liz Broadbent）的实验室，他们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的效果——完成表达性书写的老年人比写中性话题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好的愈合速度。

约书亚研究中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及哮喘患者有了改善，这又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他确实发现了关节运动和肺功能的客观改善长达四个月。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皮质醇和免疫标记的变化，也没有看到行为的重大变化。一些在参与表达性书写过程中发生的明显改变，却好像并不是可以被衡量的东西。

在我们对那些可能持续多年的复杂疾病日渐关注的时候，一些疾病和治疗愈的潜在生物学过程变得太复杂，以至于难以分清——至少暂时是这样。一个稳妥的假设是，表达性书写并不会杀死与严重疾病（例如艾滋病）相关的细胞或病毒。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明显促进免疫功能提升，但它并非灵丹妙药，并且不应该取代适度医疗。

与疾病相关的社会和情感因素

慢性疾病不仅是由病原体与免疫系统的反应引起的。疾病同样影响着人们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回想一下那个小刺扎脚的例子。如果你是在穿好婚纱、走上婚礼过道的两分钟前踩到小刺，那么你可能都没注意到它，即便注意了，也可能很快就把它忽略了。有时候疾病的症状和健康问题使我们担忧和失眠，并且焦虑水平飙升；有些时候，同样的健康问题几乎没有被我们注意到。

一些健康问题在心理或社会层面上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恐惧，以至于如果朋友知道这些，我们可能被他们羞辱或者断绝关系。想一想在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未婚先孕的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或者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男同性恋被诊断为艾滋病，并且他的家人并不知道他的性取向；再或者一个单身的55岁的男人患有前列腺癌，但他并不希望朋友或者未来的爱人知道。所有这些例子都可以回到秘密的问题上。这些人不仅要面对意外怀孕或者危及生命的疾病，还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秘密主宰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行为。

一直以来的研究都表明，对疼痛和其他生理症状的关注会使它们变得更糟。如果你刚刚被诊断出患有癌症，那么你将会立刻开始关注身体的每一个症状。如果你决定将诊断结果保密，那么你很可能会避免与朋友接触，而是会花更多时间独处并关注自己的身体。这种模式会增加焦虑、恐惧甚至是愤怒。有完全相同生理状态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经历。和一个保持开放并愿意与朋友交谈的人相比，一个独自纠结于自己健康状态的人会感觉并且表现得更加不舒服。

你可以看到表达性书写如何影响人们对自己健康的认知。与自己激烈的情绪甚至是对健康问题的担忧达成和解，这有助于人们停止反刍自己的恐惧和问题。（反过来，他们越减少对健康问题的担心，跑去看医生或者吃其他不必要的药物的可能性就越低——我们会在下面提出其他解释。）有时候，表达性书写并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物过程，但是可以打破人们对自己健康的担心与秘密的循环。

自我护理与疾病管理

表达性书写还可以通过改变人们在面对疾病时的行为方式来影响健康水平。一般的医学观点认为，锻炼、吃得明智、正确的时间吃正确的药物、不吸烟或滥用自己的身体，这些都会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帮助。

有一种可能性是，表达性书写通过帮助人们把生活方式变得更健康这样间接的方法影响人的健康。至少有两项研究表明表达性书写可以帮助人们戒烟，还有一些研究证明了书写会改善睡眠。然而绝大多数实验只是简单报告了让人们写下他们的创伤经历并发现他们的总体健康状况有所提升，却并没有报告与健康有关的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

退一步讲，我们应该弄清楚一个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界定表达性书写如何、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能影响慢性疾病患者的健康水平。有时候，书写可能直接影响了一些潜在的生物过程。另一些情况下，书写可能带来一些好处，例如简单地改变人们的情绪状态或与他人的关系。最终，书写可能带来一些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上的改变。

现实生活中，这三个过程（生理、情绪状态、与健康有关的行为）交互在一起。我们的生物过程受到情绪以及我们和朋友关系的影响，也受到与健康相关行为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在生病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改变，情绪和行为也会随之变化。这些相互依赖的过程会导致恶性循环（当一件坏事情发生时，可能导致其他事情随之恶化）或良性循环（当某些积极的改变发生时，可能带动其他事情发生改善）。

理解你的压力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尝试去做这个书写练习。首先将“压力”这个词写在纸的最上面；然后在它的下面写下任何出现在你头脑里的字或者话题。继续写，快速地、一个接一个地写下进入你脑海中的词或短语。不要想太多，不要评判、审查或者出现其他可能限制你连续写词的想法。一直写到没有字词或主题出现在你头脑里。

休息片刻，然后回顾你写的内容。看看词语列表、主题或者短语有没有一些模式存在，有没有浮现出一些主题，有没有一些情感模式或有意义的词语。这些模式可能会帮助你理解生活中压力的性质和影响。

表达性书写在慢性疾病患者中的应用

在你的一生中，你自己或者你亲近的人很有可能被诊断出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超过50岁，你很可能已经患有一种慢性疾病。医学的进步使人们在患有慢性疾病的同时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生活几年甚至几十年。表达性书写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能比你正在做的这些更有帮助。

在过去的25年里，有数量惊人的关于表达性书写与不同慢性疾病的研究。这些研究有不同的质量、研究方法和结论模型。接下来我们将试着简明扼要地总结这些研究和实验，以及对什么条件下使用表达性书写会有益处、什么条件下没有用的猜测。很有可能我们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找到让书写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效的答案。因此这个讨论只是一个开始。

自身免疫和炎症性疾病

我们的免疫系统抵抗着外来入侵者（细菌、病毒等）。免疫系统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能区分什么是你的、什么不是你的。这可不像听起来这么简单。自身免疫性疾病产生的条件是：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地将一些身体健康组织或器官当成了外来入侵者。其他类型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如哮喘，涉及人体免疫系统特别积极地攻击进入身体的无害物质，像是花粉。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免疫系统的反应如此强烈，以致将人体自身（有的时候甚至是生命本身）置于危险境地。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根本原因目前还尚不清楚。近期大量的研究已经开始涉及基因和遗传。我们的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在不同疾病中的反应过程非常不同。

哮喘

在哮喘过程中，肺部主要气管的过度发炎反应会导致周期性的气管阻塞、呼吸困难、咳嗽和气喘。在美国，有大约8%的人患有哮喘，并且其中近1/4是儿童。尽管很多人可以好转，但人们仍在面对压力或特定触发物（如花粉）等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出现哮喘发作。哮喘本身就是压力性的，因为它具有不可预见性，并且使患者忍受哮喘发作带来的焦虑。

到目前为止，有一些关于表达性书写和哮喘的高质量研究。首先就是前面讨论过的约书亚的研究。最近的一项研究由海伦·琼斯（Helen Jones）和她的同事于2015年在英国发表，被试是参加了治疗的哮喘患者。其中一半患者被要求书写关于激烈情感的主题，另一部分则书写一些不那么深入、更表象一些的主题。研究显示，患有中度哮喘的患者有明显改善。然而，轻度或者重度患者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改善效果。

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病得很严重，那么表达性书写并没有帮助——或许本来就没有变得更好的空间。那些更严重的患者也没有得到改善——或许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性书写提供的帮助还不够强有力。改善作用只在中等患病程度的患者身上被观察到，这可能是表达性书写的最有效点——能给人一定疗愈和改善的空间，但是严重的情况下，更实质性的治疗仍然是必需的。

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其他疾病疼痛反应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由自身免疫系统和炎症反应引起的关节炎，会引起肿胀、僵硬和区域性疼痛（通常集中于关节），表现为运动困难。尽管一般而言中年人更容易发病，但有一些越来越早见于儿童。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诊断出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通常而言，一旦被确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恶化。

自约书亚的最初研究以来，已经有其他研究证明，表达性书写可以降低类风湿性关节炎带来的虚弱症状和其他慢性疾病。莎朗·达诺夫-博格（Sharon Danoff-Burg）和她的同事在纽约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对患有其他关节炎或红斑狼疮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那些被要求写更加深刻内容的患者在三个月以后报告说不那么容易疲劳了。另一项由马克·拉姆利（Mark Lumley）和其同事进行的研究，检验了表达性书写和认知行为干预技术可以对关节炎患者进行干预。他发现，表达性书写使患者得到了一些帮助，例如减轻疼痛和无力感，但是这些益处在书写结束后几个月内就消失了。

纤维肌痛综合征是一种与持续的肌肉骨骼疼痛、疲劳、身体敏感度提高相关的疾病。针对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使用表达性书写的研究发现，书写可以帮助患者减轻症状并提高生活质量。例如，表达性书写可以使受纤维肌痛综合征困扰的患者减少疼痛、疲劳和焦虑。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正在面对社会压力的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从表达性书写中有所获益。许（Hsu）和同事们随后扩展了这项研究，检验了将表达性书写与情感觉察进行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明显降低了患者的疼痛感，并提高了身体功能，这样的效果持续了6个月以上。

肠易激综合征

有许多疾病会影响肠道的功能，或者影响胃肠道系统，如我们的胃、小肠、结肠等。你可能已经猜到，我们的肠道对情感和心理状态非常敏感。实际上近期有研究显示，大脑中影响神经系统的物质，以及许多用于治疗生理和心理问题的药物，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和消化系统的功能。

理论上讲，表达性书写应该对胃肠道疾病有影响，特别是与压力相关的那些慢性疾病，如结肠炎、克罗恩病等。尽管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早期的研究结果仍然很有前景。一项研究调查在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群体中使用了表达性书写技术。肠易激综合征的特点是长期、慢性但间歇发作，表现为腹痛、腹胀、排便习惯或大便性状改变（包括腹泻、便秘，或两者都有）。一些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写下了他们关于疾病最深层次的想法、情感和信念，以及这些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将这些患者与其他没有进行书写的患者进行对比发现，相对于那些没有进行书写的患者，书写小组在几个月后显示出了实质性的改善，其肠易激综合征的严重程度在书写的1～3个月后得到了明显降低。进行书写的病人在3个月后还显示出了对疾病认知的提高。

艾滋病毒/艾滋病

艾滋病毒（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是一种攻击免疫系统的传染性病毒，特别是破坏白细胞中的CD4细胞。白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抵御外来入侵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艾滋病毒的发展，尤其是获得性免疫综合征（艾滋病）的发展，它们损害人的免疫系统并使人抵御感染的能力降低，这对人来说可是致命的！

已经有几个研究团队对艾滋病患者使用表达性书写的效果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基思·皮特里（Keith Petrie）。在他的研究中，艾滋病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参与表达性书写的过程中，经过6个月的干预后，研究人员发现患者免疫系统有所增强，例如CD4细胞水平提高并且病毒承载量下降。欧克莱里（O扖leirigh）和同事们进行了一项关于情感表达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长期存活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一些情感表达有益的证据。与对照组的患者相比，健康的艾滋病长期存活者表现出更多的情绪表达。情绪表达与人们情感及认知过程的提升都有关系，并且能使人体获得更好的生物免疫功能（比如CD4细胞计数增加、病毒载量降低），但遗憾的是，这仅是针对女性而言。

其他研究在传统的书写研究中增加了一些变化。例如明尼苏达大学的特蕾西·曼（Traci Mann）所进行的一项巧妙的研究。她要求HIV呈阳性的女性书写未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和特蕾西的想象一样，对未来的书写增加了人们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也减轻了对药物副作用的报告。盖尔·艾恩森（Gail Ironson）和其同事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对传统表达性书写进行了补充，在针对患有创伤性应激障碍症状的艾滋病患者时，书写练习包括促进问题解决能力、提高自我价值感并且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自己的创伤经历。他们发现，通过表达性书写获益的仅限于女性。与没有参加书写的女性相比，参加表达性书写的女性报告说感觉不再那么精神不振，较少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并且减少了艾滋病相关的症状。而参加表达性书写的男性实验组和对照组没有明显差异。虽然两个关于艾滋病患者研究的结果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获得表达性书写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目前尚不清楚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由于这样的结果并不经常被观察到（也可能结果反过来，男性患者从表达性书写中的获益明显多于女性），其中的原因实在让人困惑。在其他不涉及艾滋病的研究中，这个结果可能反映了各种因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包括社会角色、渴望、社会环境的特点（如是否获得来自他人的支持）等。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还有待继续进行。

癌症

癌症是以非生产性细胞过度增长为特征的一系列疾病。任其发展，这些增生（称为肿瘤）可能扩散到全身器官或组织，并造成损伤、功能障碍甚至是死亡。癌症是世界范围内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美国，尽管近些年来癌症的治疗方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癌症死亡率仍然很高。

在许多研究中，表达性书写已经被用作癌症患者的标准医疗补充方式。鉴于对于被诊断出癌症这样沉重的经历以及需要面对随后的治疗，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表达性书写可以帮助患者度过这段困难的时光。从多个研究的结果来看，这个设想虽然是很有前途，但是也没有过分强烈。很明显的是，书写并不是灵丹妙药，因为它并不能治愈癌症，也不太可能改变整个病程。如上所说，有证据表明，表达写书写可以帮助人们适应癌症，还可以帮助人提高生活质量，并且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日常疾病。

关于癌症患者相对较早的一项研究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安妮特·斯坦顿（Annette Stanton）和她的同事们。斯坦顿让乳腺癌患者书写她们关于疾病最深层的想法和感受。她发现病人们去做癌症相关的医疗检查次数减少了，并且身体症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表达性书写引领了更多关于书写是否对有助于人们适应癌症的研究。随后不久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书写患有乳腺癌的经历，可以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然而不久后的又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而言，表达性书写并没能改善其身体或心理状态。

尽管大多数关于表达性书写的研究工作是在乳腺癌患者间进行的，但也曾进行过关于其他癌症的研究。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辛迪·卡马克（Cindy Carmack）与她的研究团队在40名结直肠癌患者中进行了表达性书写的对照研究。通过表达性书写，患者们在几个月内经历了更少的痛苦，同时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质量。最近，天普大学的斯蒂芬·莱波里（Stephen Lepore）和他的研究团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与预期相反，他们并没有找到表达性书写能帮助患者更好适应癌症的明显证据。有趣的是，莱波里团队尝试了一种新的技术，他们让患者不仅写出围绕癌症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行讨论。研究显示，这种“双重暴露”（dual disclosure）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心理健康水平。

我们将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一点儿：表达性书写有没有可能对于缺乏安全感和缺少支持的患者是最有帮助的？一些研究发现，自我暴露可能有助于癌症患者免受由过分害羞或者其他无法与他人分享感受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对于缺乏安全感和支持系统的癌症患者而言，单独的表达性书写，再加上某些形式的社交分享会有助于其调整状态。

有些研究尝试使用元分析的方法分析所有关于癌症和与表达性书写相关的现有研究。2004年，斯蒂芬·莱波里和同事们进行了一次元分析，检查受到表达性书写影响的癌症患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表达性书写所产生的效果很小，但对三种不同类型癌症的改善效果是可靠的：肾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2014年，埃琳·默茨（Erin Merz）的研究小组回顾了所有有关表达性书写和癌症的研究，也赞同这个观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很少或没有证据表明表达性书写可以使癌症得到改善（在医学或临床结果上）。但是书写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减轻疼痛，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他们还总结说，社会资源短缺（缺乏安全感和人际支持的环境）的患者可能更容易从表达性书写中获益。

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是指与心脏或血管相关的许多疾病。心血管疾病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是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这包括冠心病和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内斑块积聚。动脉供血给心脏，而斑块可能减少甚至中断对心脏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胸痛甚至心脏病发作。代谢风险，有时被称作代谢综合征，是指人们在心脏病、2型糖尿病和中风上有更高的风险。一些最常见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和肥胖。许多代谢风险和我们的行为密切相关，特别是饮食习惯、锻炼/健康、吸烟以及饮酒。

令人惊讶的是，只有相对很少的研究检验了表达性书写对心血管、代谢和相关疾病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针对健康的个体，发现表达性书写可以影响心率、血压以及其他情感和生理过程，根据推测，以上这些应该可以影响疾病的进程。仅有少数较好的实验以患有慢性心血管疾病和/或代谢疾病的人作为实验对象，这些实验如下。

血压

其中一项研究是在遭受高血压疾病困扰或血压高人群当中展开的，它非常有意义。金伯利·麦奎尔和她的同事研究了38名某一社区中的成年人在表达性书写下的影响，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有持续性的血压高（轻度至中度高血压）。研究指出，被分配进行表达性书写任务的人与控制组相比，一个月后血压下降明显。对于那些热衷于读血压度数的人而言，血压下降的程度太温和了——大约下降6毫米汞柱收缩压和4毫米汞柱舒张压。

心肌梗死

两个雄心勃勃的实验试图探索患者在心脏病发作之后（也称为心肌梗死）使用表达性书写的效果。罗伯·霍恩（Rob Horne）与他的同事一起，要求最近刚刚经历过第一次心脏病的患者写出他们关于心脏病的想法和感受，或者书写一些中性事件，如日常活动。经过五个月的书写，与书写中性生活事件的小组相比，表达性书写组的患者更少进行医疗预约，并且减少了处方药的服用。同时，表达性书写组更多地参与了自我保健活动并且通常做得更好，他们参加更多的心脏康复会议，报告自己更少出现心脏症状，血压也有所下降。

戴维·海威（David Hevey）的团队为我们带来了类似的研究。他的团队也测试了经历过心脏病的患者。海威对与健康有关的生活质量特别感兴趣，团队全面评估了患者如何从心脏病发作中康复。患者被要求多次书写与心脏病相关的想法或感受，或者书写一些控制话题。经过三个月的时间，表达性书写开始提高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水平。有趣并且与其他研究一致的是，与那些天生乐观开朗的人相比，那些表现出更多消极情绪和社会抑制倾向的患者在表达性书写中获益更多。

2型糖尿病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表达性书写是否有利于帮助患有2型糖尿病的患者，只有少数的初步研究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索。其中一个这样的研究是在意大利进行的。研究显示，几个月的表达性书写可以带来更好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这是一种用于观测糖尿病控制情况的客观测量量。同时患者也大大降低了心理压力（均是相对于写中性话题的患者）。与此相反的是，近期英国的一个小型研究表明，表达性书写不仅没有对2型糖尿病有任何初级治疗作用，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增加抑郁症状报告的案例。

主要精神障碍

在一些医疗界和精神病学界，主要的精神障碍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慢性健康问题。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它们的确是慢性的，因为一旦被诊断为精神疾病，这种疾病会在人的生活中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或者复发的概率非常高。与其他慢性疾病一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抑郁和精神分裂症与遗传和神经化学物质失衡有关。这些疾病也加剧了生活压力。

重度抑郁症

在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就是重度抑郁症或单相抑郁。经过大型国际研究估计，世界上大约有10%的人将至少经历一次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重度抑郁症的诊断与自杀风险的升高和许多身体疾病都有关系。

10多年前，抑郁症是心理健康的讨论范围。近年来，关于抑郁症的生物学基础认识和讨论变得越来越多，这些见解来自医学、神经科学和其他领域。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抑郁和免疫系统之间有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炎症有关。至少在20多年前，我们就认识到了深感沮丧的人更容易出现癌症恶化甚至发生心脏病。一般我们认为这样的原因只是抑郁的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压力造成了病程加快。然而，近期研究人员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现。研究表明，抑郁症和炎症（尤其是促炎细胞因子的功能）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不仅抑郁可能加剧遍及全身的炎症反应，这些炎症反应还会直接加剧抑郁症状。一般而言，这些汇聚起来的证据可以说明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与我们的精神疾病是高度相关的，并且这些关联是相互的。

考虑到表达性书写与改善自身免疫疾病预后的相对一致性，有人认为会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表达性书写可以帮助对抗抑郁。但令人惊奇的是，几乎不存在大型研究来检验这个想法。为数不多的研究之一是由凯瑟琳·卡潘（Katherine Krpan）和她的同事一起进行的。她们选择了40名被诊断为患有重度抑郁症的患者。与书写相对平和情感话题的患者相比，当抑郁症患者被分配去书写关于他们对一个情感激烈事件最深层的想法和感受时，他们的抑郁得分在书写后立刻降低了，并且这种情况可以持续一个月之久。目前，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其他高质量的研究可以检验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使用表达性书写的效果。

展望未来的研究，尤其是被确诊为患有临床疾病的人们，我们有证据推测，表达性书写对于抑郁和处于压力痛苦下的人会有所帮助，同样的情况可见于那些没有在临床上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例如，大学生在经过6个月的表达性书写后更少表现出抑郁症状。表达性书写也被证实可以帮助大学生抵抗那些来自压力事件的多余想法和令人厌烦的干扰。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关于表达性书写和重度抑郁症（实际上，也没有和大多数精神疾病的）的相关研究发表。在与临床心理学家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表达出了对这种研究的一些担忧。例如，抑郁症的其中一个理论假设是自我意识的障碍。患有抑郁症的人用“我”这个词比一般人多得多。众所周知，抑郁的人经常自省，并质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琢磨自己的缺点。一些临床心理学家认为，表达性书写作为治疗的一种形式，是鼓励人们向自己的内在看。在他们看来，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最不需要的就是向内看了。

我们相信我们采访过的临床心理学家。然而作为科学家，我们希望对抑郁症研究感兴趣的人可以尝试一下表达性书写。或许可以参加短暂的书写课程，也可以接受其中一次书写指导，集中于更多积极的经验进行书写，等等。我们希望在本书下一版出来时，会有更多的成功报告。

创伤后应激障碍

记得乔伊的故事吗？在第3章里描述的那个越战老兵。人们通常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致命、痛苦创伤经验的主要结果。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通常包括诸如闪回、睡眠障碍、极度恐惧和压力反应、记忆问题、抑郁和情感麻木等。这些情况可能在事件发生后持续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近期有证据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是一种有遗传倾向的疾病，遗传将可能增加遇到创伤经历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

一些小型研究表明，表达性书写可以帮助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更好地管理他们的症状。约书亚和他的几个学生在研究中发现了表达性书写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一些好处。在这项研究中，25名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都经历过战争创伤或者性侵犯。他们被分组进行表达性书写或者写一个情感中性话题。表达性书写可以改善情绪，使得人们获得更大的创伤后成长，减少生理应激反应，并且帮助他们应对创伤记忆。一个类似的研究来自英国的马克·伯纳德（Mark Bernard）和他的同事。他们依靠一个小的临床样本——在第1章中提到的22名患有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那些被指导写下他们疾病中最具压力一面的患者表现出了更少的回避行为，并且减轻了负面和创伤经验的影响。

丹尼斯·斯隆（Denise Sloan）是在将表达性书写应用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缓解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这一领域的领头人物，他是波士顿大学、美国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和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研究人员。丹尼斯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他进行了很多关于用表达性书写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研究。其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发表于2012年，丹尼斯和他的同事邀请遭遇严重车祸的幸存者写下自己的经历或者写一些控制话题。与对照组相比，在书写之后的几个月里，参与表达性书写的患者更少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这个研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即便在没有控制的条件下，经过情感书写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也有了明显下降。在后面的研究中，斯隆带领一个团队对退伍老兵进行了一次非常小规模的实验来检验表达性书写的有效性。他发现，在几个月的治疗后，患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减轻了。更重要的是，7位退伍军人中的5位在3个月后不再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了！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研究都是成功的。斯隆的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表达性书写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治疗效果并不显著。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参与实验的患者本身（例如是年轻的学生还是老年退伍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原因（车祸、战争经验还是其他），或其他许多因素。其他研究人员也没有办法清楚地说明表达性书写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和他们症状的益处。但这是有很好前景的，我们仍然需要更好地理解在什么条件下，表达性书写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会更为有效。

双向抑郁和精神分裂症

双向抑郁症过去被称为躁郁症。与单向抑郁症不同，双向抑郁症具有很强的遗传性，并且以不时深度抑郁，不时又激动和狂躁为特征，经常出现一段时间的妄想。从历史上看，精神分裂症曾被定义为一种与思维、情绪迟缓和妄想相关的精神障碍。有趣的是，很多人已经被一位专家诊断为双向抑郁，可能被另外一名专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过去十年里，关于基因的研究进展开始表明，双向抑郁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基因图谱有大量重叠。使这个故事更有趣的是，一些相同的基因与自身免疫功能相关，另一些与创造力相关。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可能是一种“诊断方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未看到任何大样本研究使用表达性书写干预双向抑郁。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于一个正处在抑郁、躁狂或精神分裂症发作状态的患者而言，表达性书写很可能是无效的。然而治疗师和患者报告我们说，表达性书写在精神疾病没有发作期间很有帮助。好吧，我们知道这些证据只是传闻，然而它仍然可能是未来值得探索的。

慢性疾病中使用表达性书写的最后一点想法

假设你正在应对一种慢性疾病，并且认为表达性书写可能对你有帮助，那么你应该写些什么？本章中描述的一些研究让人书写自己的疾病，以及一些他们生活中最具创伤的经验。说实话，研究人员在大多数实验中都使用这两个主题，要么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所做的书写实验与自己所学习、借鉴的实验有所相关；要么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使用在1986年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表达性书写研究中的原始指令。

当约书亚开始他的第一个与关节炎、哮喘病相关的大型实验时，他在其中的参与者尼克处瞥见了一个具体的书写指令可能出现的缺陷。尼克40多岁，曾经是一个水管工。他在几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关节炎，并且开始经历相当严重的关节疼痛，尤其是手。尽管在这项研究中他可以写有关他的关节炎或者其他问题的内容，然而他深入指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想首先我会写生病的经历，然而这些并不是我真正想写的。我之前一直在生病。即便在这里我不会变得更好，也没有关系。关键是这让我不再像一个男人。我担心自己无法工作。用我的手照顾我的家人，做我想做的事。这个病将会带走我的一切，并且我不想告诉任何人——他们也不想听我发牢骚。不能使我的妻子过度紧张，对我的朋友们也是。他们有自己的问题需要去面对，他们不需要听我的问题。

尼克指出了本质问题：写下他们面对的糟糕问题时，表达性书写本应有最好的效果。它可能是一种与疾病直接相关的东西，也许是被疾病影响（现在或者将来）的重要生活的组成部分，如家庭、活动、任何你觉得重要的东西。然而有时候可能完全和疾病没关系。他提出了一个我们已经触碰到了的问题：表达性书写在我们没有机会表达和暴露自己的时候最有效。

如果你是在应对一种慢性疾病过程中，写什么主题最困扰你。慢性疾病可能唤起大量你从来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疾病的诊断和症状会促使你去思考你的亲密关系、经济情况、残疾、死亡或者对未来的新计划。记住，书写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对自己自由和诚实地探索这些主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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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关于慢性病患者的研究，有些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的。关于表达性书写戏剧性的故事经常出现在媒体上（有些吹嘘过头了，有些比较中肯），但并不是所有研究都是成功的，从某些方面讲，这完全符合科学工作的偶然性和科学新闻的传播性。“胆固醇是不好的！”“胆固醇没那么糟糕！”“胆固醇挺糟糕的！”“胆固醇一定程度上有些糟糕！”事情可能很快变得一团乱，表达性书写中也会出现一些相同的问题。随着每一个新研究的进行，我们了解到更多使用表达性书写技术的限制，以及书写的方法、技巧，使这种书写更加有效。我们更愿意将精力放在研究、揭示书写与长期健康关系中存在的那些更广泛的问题上。

表达性书写可以帮助人们管理慢性疾病并且改善健康状况吗？或许是的，但这里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深切知道它的确有很好的潜力。几个高质量的研究表明，表达性书写与传统医疗/保健相结合，可以改善严重的生理疾病，包括哮喘、关节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无论在被诊断出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这样的慢性疾病时，还是已经在应对这些疾病，书写都可以帮助人们处理这些长期以来的身体问题。表达性书写与心理治疗结合也可能会有效，它可以帮助那些缺乏支持或安全感以及没有倾诉途径的人（比如因患有艾滋病而感到羞耻，或其他能受到社会约束或其他原因影响的疾病）。

表达性书写不会治愈癌症（或任何其他疾病），当病情变得非常严重，生物系统受到严重损害（也就说一个人变得过于虚弱）的时候，它可能也不会提供太多帮助。然而对于许多患者而言，书写可以帮助他们增强情感，改善心理状态、行为习惯和生物进程，反过来，这可能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健康和幸福！

第5章书写澄清你的思维——表达性书写在学习及教育领域的运用

如果想让学生吸收我们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教育策略。我们要积极鼓励学生去书写和谈论我们所传授的事实和理论。倡导学生基于个人经历背景去书写相关的教育素材，将会对他们吸收知识起到更强的作用。

现在到了休息时间。回想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及的话题：巨大且可怕的个人精神创伤、死亡、丧失、危及生命的疾病，以及因分离、沮丧、战争带来的痛苦。除了帮助我们战胜这些残忍的现实外，表达性书写还有很多其他功能。

表达性书写通常能够令人感到非常愉快且富有意义。在数百项研究中，据被试们报告，他们的确喜欢探索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同时，他们发现这种探索可以在很多情境下对他们产生帮助。

因此，让我们放松下来。想一想我们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如何，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呢？或者我们怎么看待乡村歌曲或西方歌曲？

我们无须与他人谈论自己未公开过的故事。不论是我们是将想说的话录入到录音机中，还是在涂鸦板上潦草地写上几笔，或是将文字键入iPad中，抑或是将想法翻译成其他语言，这些不同的方式都会在心理和身体上对我们有所裨益。当人们将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时，他们开始组织语言，并真正去理解这些故事。将与意外经历相关的想法和感受书写下来，会促使我们将事情的多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一旦我们可以将复杂的经历概括得更加通俗易懂，便能够真正超越它们，从而释怀。

既然书写能够对治疗人们的创伤产生巨大作用，那么对于其他非创伤经历，是否也起作用呢？例如，如果你正在学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所有诱因，写下对于所学内容的感受，会对你的学习有帮助吗？或者我们刚刚开始着手一项新的工作，在每天即将结束时写下一天的经历，对工作是否有益呢？领悟俄国“十月革命”或者适应新的工作是非常复杂的任务。如果将创伤经历书写下来对重构这段经历有所帮助，那么这样的方法对于我们处理任何新的任务也应起到相同的作用。

书写是一种教育的工具

让我们思考一下教育的性质。高中和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理解和整合多门学科中的概念。教育系统的目标主要在于通过训练学生广阔的思维而使他们为将来适应现实世界做好准备。作为教师，我们发自心底地希望每一个充满求知欲的学生都能够吸收我们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并且当我们在之后的生活中与他们重逢时，他们会因我们曾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而充满感激。为什么这样的期望很少能够实现？问题的答案某种程度上蕴藏于主动汲取与被动接受知识的区别之中。教师通常会直接或用个人讲演的方式让学生被动地接受许多令他们感到困惑的事实、理论或者故事。传统教育中，学生的角色就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教师迫使学生接受知识。在这种扭曲的方式下，一节课对于听众而言就如同一次创伤。人们被强迫着被动地接受大量令他们困惑的知识，而那些知识对于他们而言往往是难以操控的。

如果想让学生吸收我们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教育策略。我们要积极鼓励学生去书写和谈论我们所传授的事实和理论。倡导学生基于个人经历背景去书写相关的教育素材，将会对他们吸收知识起到更强的作用。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打算用考试来激励学生学习，而非单纯用来评判他们的表现，那么多项选择的考试题型应该被淘汰。论文考试这种能够提升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的考试类型则应该被鼓励和提倡。

一个课上书写系统

作为对我们相关研究的延续，詹姆斯开发出一套仅在课上使用的书写策略，这一策略要求学生直接面对他们已接触（熟悉）的阅读和讲课材料。当时，他讲的其中一门课是团队教学课程，叫作“从1854年至今的社会和政治机构”。这门课程要求学生尝试去讲解事先选出的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并制造了很多当今世界问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尽管这是一门富有潜在趣味性的课程，但由于巨大的课程阅读量以及五名任课教师中有一名来自其他学科，而且他的讲解冗长且看似与课程内容无关，使得这门课程一向不受学生喜欢。

除了每周两次的常规课程外，学生每周会参加一次约30人组成的讨论活动。在活动中，教师会尝试去组织一个基于本周所学话题的令人兴奋的学术辩论。“尝试”这个词用在此处很恰当，因为即使真的组织讨论，活动也进行得并不好。学生被“淹没”在阅读和课程材料中，他们无法辨别哪些材料与课程内容相关，哪些不相关。课上书写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讨论环节中被采用。

在每一节讨论课程的开始，教师先提供给学生一份非常简短的关于阅读材料和课程核心思想的概述。接下来，教师要求学生用连续10分钟的时间写下基于本课主题的深层想法和感受。尽管学生要将书写作业交给教师，但无论他们写的内容多么疯狂和具有攻击性，教师都不会据此进行打分。

学生的转变很令人吃惊。在书写被采用之前，讨论很难开展起来，除非对于这一主题，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事情。但采用书写后，几乎所有学生都能够针对之前晦涩难懂的话题提出自己有趣且有见地的想法。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如何推进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发展。书写迫使他们吸纳源于多种资源和个人经历的观点。突然之间，像“东印度公司”“危地马拉的印度蚊子困境”这样的话题变得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旦书写任务开始，缺勤率便会下降，同时学生的考试（当然是论文书写形式的考试）成绩大幅度提升。与传统考试方式相比，新考试方式对于学习效果的积极影响便得以凸显。课上书写任务只花费10分钟或者每节课时间的20%，学生接触的信息虽然减少了，但与常规课相比却学到了更多（学习更加高效）。

以当堂书写来促进学习的教学方式的发展，近几年越来越受欢迎，由罗伯特·班格尔特-德朗（Robert Bangert-Drowns）领导的一队纽约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在48项书写学习实验中的数据。他们发现参加书写学习实验的学生在成绩和其他学术成就方面取得了小却可信的进步。当写作任务促使学生拓展性地思考他们的书写话题时，这些获益更加明显。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目前多方努力都在测查书写技巧的训练能否帮助学习障碍的学生。通常情况下，这些学生并没有显示出很强的书写技能，但是研究表明，从概念上讲，他们发挥得很好。由格斯腾（Gersten）和贝克（Baker）做的一项元分析显示，向具有学习障碍的学生传授表达性书写方法，能够提升他们的书写技能、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思维。其他项目已发现，书写训练不仅提高了学生的书写能力，并且在之后的课程中，他们的表现与那些未经过书写训练的学生相比也有持续提升。

书写提升学习和健康结果

更加传统的表达性书写练习也已被用于教育语境。凯蒂·克莱因（Kitty Klein）和安德列·博尔斯（Adriel Boals）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研究，用书写来追踪工作记忆的改变。工作记忆是指人们同时把几个想法保存在记忆中。被指派完成表达性书写任务的学生在短期工作记忆方面有所改善，表现为处理信息、数据、记忆等方面能力的提升。试验在不同的学生中展开，克莱因和博尔斯要求他们或是书写积极正面的主题，或是书写具有挑战性的负面经历。只有那些书写具有挑战性的负面事件的学生会表现出工作记忆方面的提高。书写帮助学生理解他们的经历，减少他们反思或纠结负面事件的心理需求，为他们大学经历的蓬勃发展“解放出”精神资源。

书写负面经历比书写积极主题的作用更强大，这在表达性书写领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目前有几个实验表明，书写正面和负面经历均可使学习和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例如，要求人们探索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并专注于这些话题的潜在意义，这些对改善学习和健康状况是有帮助的。

有一个因素可以调停一下关于书写负面或正面经历哪个具有相对优势的争论，那就是一个人在某一书写主题上所付出的认知工作量和思考将复杂的知识整合到一起需要付出努力。毫无疑问，理解创伤经历需要耗费我们的资源，许多积极经历也不例外。它们会不可阻挡地破坏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通常不想在一段积极的经历过后“让自己的生活退回原处”，但之后，我们确实不得不将生活纳入某种新的秩序当中。想想你人生中最大的积极体验：新的爱情、新的工作、新生儿降临、一栋新房子。它们通常是令人满意但也极具破坏性的事件。

表达性书写对人们认真思考人生重大转折的重要性在一项针对压力大的医学专业学生中被证实。作者要求他们写出针对生活的想法和感受。那些表现出更深层次思考并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人，在之后的日子里沮丧程度降低，就医次数较少。那些仅仅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并描述自身焦虑的医学专业学生就医次数较多。

这些发现与近期一个探索2.5万名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论文的书写风格和他们之后在大学里表现的项目相符。詹姆斯和他的同事运用了计算机化的文本分析法，他们发现，大学入学考试论文的行文更加正式，能反映出更强的逻辑思维，预示学生在整个大学就读阶段有更高的平均绩点。逻辑思维，而非仅仅是讲故事，是学术成功的关键。

关于书写、阅读和思考技巧的训练

书写在教育中的作用是20世纪最受热议的话题。许多争议都是由利维·维果斯基（Lev Vygotsky）的著作引发的，他是一位苏联心理学家，1934年离世，享年38岁。维果斯基提出了持续挑战传统教育观的、新的理解语言和思想的方式。他认为，孩子用语言来梳理他们的想法，并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在他看来，儿童很自然地经过了一系列发展阶段，允许他们与他人沟通，最终学会与自己沟通。这种发展始于吵闹和身势语，接着是口头语言、游戏、绘画形式的象征游戏，最终是书面语言。那时，书写意味着由画图变为构思文字。

在一个令人惊讶的三四岁孩子的实验中，维果斯基的同事亚历山大·鲁里亚（Alexander R.Luria）证实：即使孩子还不能够阅读，但他们仍能够懂得书写的本质。例如，鲁里亚让孩子们记忆一系列短语。一旦他们意识到有太多的短语要记住，鲁里亚就递给他们铅笔和纸，让他们写下他说过的话。尽管没有一个孩子能够书写，但他们看起来似乎在模仿他们从成人身上看到的书写行为。大多数孩子每次听到鲁里亚念出一个短语，都会进行一些涂鸦。后来，当鲁里亚让每个孩子去回忆单词和短语时，很多孩子都会看之前的标记和涂鸦。根据维果斯基所说（1978，p.114），“反复实验无误地表明，哪个标记可代表哪个短语，（从这些象征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书写的初期形式。”

维果斯基和鲁里亚的研究表明，说话和书写是人类的基本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维果斯基坚持认为，不论在俄罗斯还是西方国家，教授孩子们读写的方式都应有所改变。他把书写看成是绘画的一种象征性形式，与说话一样具有基础意义。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孩子早在三岁时就应该给予机会学习阅读和书写。但学习方法不应该基于我们大多数人从小被强加的那种（被动接受式的）机械教学方式。相反，阅读和书写技巧应该被看作儿童沟通的理想形式。例如，可以向孩子说明，他们可以通过写作，在信件或日记中表达自己的想法。总之，维果斯基认为，儿童应该主动习得书写技能，而非被动地接受它。

维果斯基的许多著作都对教育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一系列鼓励儿童在一年级时就以意识流方式书写的教育项目产生了。不论被称为随笔还是过程性书写，这些书写技巧往往在提升学生书写和阅读能力方面都产生了可观的收益。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唐纳德·格雷夫斯（Donald Graves）花费多年时间开发了一个针对小学生的过程性书写程序。他发现，那些希望根据个人经历自由书写的孩子将学会更加快速地阅读，并在各种口头测试中表现得更好。

一些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工作者也发现了随笔书写的益处。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的彼得·埃尔伯（Peter Elbow）一直在这一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出关于大学生和成年人如何克服书写障碍和他们对于书写的一般性恐惧的研究。他发现，每天让人连续书写10分钟可以作为一种心理调节技术。的确，他发现，对于经常在课程论文或是工作报告的书写上遇到困难的人，10分钟的随笔书写能够“启动”大脑。（请回忆我们在本书的开始部分让你尝试的练习！）

书写对学习和创造力的促进

只要我们谈到书写和教育的话题，简要谈论记笔记的艺术就都是有意义的。记笔记对课堂、商务会议，或是客户交谈所起的作用与其对书写的作用相类似。我们通常用笔记来记忆讲座或会议的要点。

有趣的是，笔记可以反映出被动接受式或主动习得式策略。当人们处于被动接受模式时，他们的笔记通常侧重于细节，包含很多直接的引述。在这种模式下，记笔记几乎是抄录，记录者并没有在讲座或者谈话中积极思考。主动习得策略下的记笔记则更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针对所涉及的主题进行积极思考的笔记记录者，通常会根据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写下一份关于讲话者所谈论内容的简短总结。

福尔曼大学的吉利斯·爱因斯坦（Gillis Einstein）和他的同事们对于记笔记策略的研究表明，在考试中具有优异表现的学生更倾向于采用主动习得的方式记录笔记。那些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学生与被动模仿式的做法一致，通常着眼于细节。其他研究发现，相对于逐字记录式，“总结式”笔记记录者对材料有着更好的理解。“总结式”笔记可促进信息意义化的转化过程，这将帮助学生把新学知识与已学知识进行有机结合。

被动接受是一种低层次的思考方式，这并不是巧合，它通常发生在不受人们控制或不可预测的情境下。采用低层次思考方式的个体无异于那些采用被动接受模式记录笔记的人，他们倾向于关注细节，采用狭窄的时间视角，且不会进行自我反思。

书写像绘画一样，是一种自然的人类活动。它的价值之一是帮助我们整合并组织复杂的生活。书写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一不太容易达到的目标。

·书写澄清思维。
在开始一项复杂的任务前，写下想法和感受将使你获益。的确，很多专业催眠师经常用这种技术来加速催眠进程。基本上，他们让来访者记录下自己当前的想法和感受。来访者写完后，催眠师让他们把纸撕了并扔掉。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心灵净化形式。

·书写解决了阻碍重要任务的令人烦恼的经历。
经历过大的动荡后，人们往往为之心神不宁，反复思考这件事情。在思考创伤的过程中，甚至在试着不去思考创伤的过程中，个体耗费了大量的思维能力。他们变得健忘，不能将注意力保持在大型的新任务上。关于创伤的书写有助于人们重构创伤，从而释放出思维空间去处理其他任务。

·书写有助于习得并记忆新信息。
关于笔记的研究表明，记录有思想深度的笔记，或是对幼儿而言的涂鸦，能帮助人们吸收并回忆新的观念。书写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用来理解他人独特新观点的框架。的确，相关的书写会使这些观点更加生动和难忘。

·书写促进问题解决。
因为书写促进了信息的整合，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复杂的问题。如果自由地书写一个正在处理的复杂问题，人们会更容易找到解决办法。这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写迫使人们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将注意力保持在某一给定主题上，这段注意力保持时间要长于通常情况下他们仅仅思考这一主题的时间。二是因为书写比思考慢，每一个想法都必须更细致地去考虑。三是书写也比思考更具有“线性”，它迫使你在接受另一个想法前，先使前一个完整的想法被转录。

·随笔促进强制性书写。
大多数人都会偶尔被要求写一些东西。也许是一封法律诉状、一些医疗意见或者一封给城市捕狗人员的投诉信。正式的书写是一种严重的阻力。每句话都可能听起来生硬，每个词都好像用得不合适。在进行任何正式的书写前，自由书写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有助于你的书写技巧的发挥。即使使用随笔作为草稿的基础，也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没有必要再作过多的说明了。书写能够成为一项了解和应对这个世界的技能，在适当的情况下，书写促进了身心健康。

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书写

正如本书指出的，书写能够帮助人们有效地解决问题。在这个练习中，请写下一个你所面临的问题。自由地书写大约10分钟，正如其他练习中一样，你无须考虑拼写和语法。回顾你的书写，确定你的关键障碍，并用10分钟将它们写下来。最后，仍旧用10分钟时间，重读你之前所写的，并写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综合想法和见解，需要克服的障碍，并确定解决该问题的可能性方案或方法。有时候，这项练习能够使你产生即时性的见解（甚至是一个解决方案），而它通常能够促进的是及时得出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

日记、日志和社交媒体

鉴于书写具有如此多明显的好处，你会认为保持记日记习惯的人会是非常快乐、健康和具有创造力的。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简单和直接。这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人们记录和使用日记的方式具有惊人的多样性。例如，在我们对几千名的大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超过50%的人从来没有写过日记或日志。另有约40%的人每周只写一两次日记。尽管在我们的调查中，女性对日记的使用多于男性，但这种性别差异非常小。更为重要的是，经常写日记的人并不比几乎不写或从不写日记的人健康。

一个很难评价写日记对健康影响的原因是，如果日记记录者不把他们的健康状况写在日记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也许记日记者正通过书写抵挡着很多可怕的疾病。同样，也有可能是写日记和不写日记的人的基本性格存在差异。或许不写日记的人更能够自在地进行社交，并能够与别人谈论自己最深层次的想法和感受。也许他们只是不需要依靠日记。最后，人们写日记的动机总是很难辨别。有些人可能是受到17世纪的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在10年中写忏悔和描述性日记的启发。也有人因宗教教义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许多人只是想把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人和所做的事情记录下来。

然而，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人们决定在日记或日志中记录什么。在我们采访过的持续记录私密和感性日记的人中，出现了两种坚持记日记的方式。第一组是只有在有压力或不开心时期记日记。如果生活沿着一种相对可以预见的方式缓慢前行，这组人就没有兴趣书写。第二组的人数不到第一组的一半，他们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也就是说，一直坚持到遇到创伤性打击。在巨大的压力下，第二组人通常会停止书写。例如，一个多年以来几乎坚持每天写日记、很会调整自己的女士，突然因得知自己女儿意外死去而停止了书写。她解释说，她能够谈论女儿的死亡，但还不能将这件事写出来。事实上，直到女儿死去一年半后，她才开始以书面形式探索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奇怪的是，约书亚和詹姆斯都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属于这两种日记形式之外的书写自己的深层感受的人。我们确定会存在一些例外，只是尚未碰到。这两种书写模式的存在表明，书写可以对人们产生不同的作用。对于那些只在遭遇创伤期间或创伤后书写的人，日记或许是一种代替与他人谈论创伤的应对方式。第二类在遭遇创伤期间停止书写的人报告说，过于激烈的情绪使其无法用日记形式表达。

最后，至少直到最近，我们发现存在单独的一类人，他们定期给他人写信。有趣的是，书信作者通常不把自己归类为日记或日志作者，但在写信时，他们经常探索自己最深层的思想和情感，并把这当作每日必不可少的事。日记和书信书写的主要区别在于，作者感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自由地公开自己的隐私部分，因为书信作者通常要把信件发给收件人。伴随着计算机和科技进步，出现了一种新型组合式表露书信——人们通常以匿名形式给陌生人写信。

计算机的加入

或许在书信书写的传统中，最有趣且最重要的发展便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从最初的计算机或电子公告板发展到聊天室，再到Facebook及其他社交媒体，人们现在几乎有无限的机会与潜在观众分享他们的信件。个人可以写长信或短笔记来公开表达自己在政治、身体或者爱情方面的观点。使网络书写如此新颖的是，人们的信件可以匿名。所以在线表达有点儿像在飞机上和某个人交谈。因此，人们通常会透露一些自己最深层的感受。

以博客的形式书写对你有益吗？在一系列由以色列海法大学的阿兹·巴拉克（Azy Barak）和他的同事发表的惊人文章中，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他们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研究中，巴拉克在学校和其他地方招募了161名14～17岁的青少年，他们均患有社会或情绪障碍。然后，他随机派学生去书写关于自己的障碍问题，有些是在公共博客上，有些只是写在个人计算机上，以确保没有人能看到他们所写的。其他的学生或者不写，或者只是随意识流书写。学生在10周内每周至少被叫去书写两次。结果具有很强的说明性：在公共博客上书写的学生在社会行为方面表现出最大的提高，同时社交焦虑水平降低。

事实证明，这些好处不仅限于博客。巴拉克还发现，那些使用即时消息描述想法和感受的学生明显表现出焦虑的降低和更好的情绪调整。事实上，他的实验室已经总结了超过60项关于使用在线心理治疗（依靠电子邮件或其他电子通信）的研究。总体而言，在线治疗与传统的面对面治疗一样，都是有益的。

这样说来，互联网上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尽管每天有数亿人用Facebook，或许也有部分人与他人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但这些分享并没有用。2013年，密歇根大学的伊桑·克罗斯（Ethan Kross）与一个国际小组的合作者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了Facebook对年轻人，也就是其最主要使用者的影响。简而言之，他们发现在两周内，人们使用Facebook的时间越长，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就会降低得越多。事实上，即使是Facebook上的互动，也能够引发几小时后糟糕的感受。这并不是说使用Facebook一定会让你痛苦，而是说并非所有在线“社交”互动都是有益的。

书写的负面性

当我们对自己的研究结果感到兴奋时，我们似乎已经把书写描绘成一种可以治疗一切的方法。不加批判性地阅读本书会给你留下一种印象，写下你的深层想法和感受必然会使你身体健康，思维敏捷、聪颖，并成为心理健康的典型人物。是的，书写可以使你很健康，但对书写过度信赖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一些问题。在评估你的书写时，请询问自己如下问题。

你是否把书写当成了活动的替代品

书写可能特别适合于有效地处理那些无法控制的问题。在经历死亡或其他创伤后，书写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复杂的情感和记忆。然而，对于潜在的可控情境，书写可能会适得其反。也就是说，与把一种不愉快的情形写下来相比，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来改变，那么最好还是去行动。

例如，在我们的一个书写实验中，一个女生每学期都说她不喜欢自己的室友。根据她凌乱的文章我们发现，她的室友在没有提前询问的情况下借走她的衣服，并且总是打电话。从她的书写当中我们获悉，她处理室友行为的策略是尽可能远离自己的寝室。我们会忍不住好奇，如果这两位女士能够坐下来讨论彼此之间问题的性质，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你的书写是脑力劳动，还是自我反思的练习

几年前，一位40多岁的先生联系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因为他正经受着工作和婚姻带来的巨大压力。他在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都受到了影响，即使他已经坚持几个月书写自己想分享的东西。他是一个作家，文笔流畅，用词令人印象深刻，能够用敏锐的眼睛捕捉人们行为间的细微差别。在他的书写中可以看出，他从荣格（Jung）、斯宾诺莎（Spinoza）、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老子等有才智的杰出人物身上汲取了很多养分。尽管对别人的行为，甚至对自己的心理过程有洞察力，但他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情感，以及他能这样洞悉的原因。他是如此注重展示自己的才华，以至于忘记了自己一开始书写的初衷。

聪明是了不起的，但智力和传统教育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获得情感的稳定性和个人洞察力。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书写经常沿着安全和非个人的方向发展，例如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作品去解释拿破仑的彻底失败，那么你的书写可能会很有趣，甚至可以发表，但不要指望它能智能化地改善你的健康。

你把书写当作一个毫无保留地发泄抱怨的论坛吗

请记住，书写的首要价值是：它迫使我们问自己是如何或者为什么如此觉察我们做事情的方式。理想状态下，书写帮助我们组织、架构、整理这些经验，并赋予它们意义。作为一种自我反思练习，书写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如果你的爱人为别人而抛下了你，这无疑将有助于探索为什么你觉得如此凄凉、孤独或生气。仅仅抱怨你之前残忍的爱人并不会（对你的难过）有特别的疗愈作用。事实上，它可能是有害的。

许多研究表明，盲目地发泄愤怒常常使我们感到更加生气。打一个枕头，假装它是引起我们不满的某个人，通常会使我们血压升高，并鼓励我们去想替代的或额外的报复行为。谈论或者书写问题来源而没有个人反思，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如果你发现你的书写关注另一个人比关注自己多，请停下来，问自己一些问题。你为什么以这种方式书写？针对你所写的，你有什么感受？为什么其他人用那样的方式打扰你？

这又带给我们一个相关问题：过度暴露。有些人在没有任何刺激的情况下，将他们生活中极其私密的事件直接透露给我们。不仅仅是对我们，他们承认，事实上，他们也对朋友、同事，甚至路人透露了这些细节事件。詹姆斯和约书亚加在一起大约采访了六位这类人。这几个人都被严重的健康问题所折磨，包括子宫癌、溃疡和腺体不平衡。事实上，他们透露健康问题与透露创伤的苦楚是同样的。在所有情况下，他们的透露是自动的、戏剧性的，并且通常令听众震惊。

尽管这些过度透露者看起来吐露了他们最深层的想法和感受，然而一项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他们是在以一种重复性的方式宣泄自己的创伤事件，而没有自我反思。他们在心中或在谈话中把事件详述了上千次，但是既没有探索自己的情感，也没有探索事件对于生活的意义。因此，过度透露更像强迫性思维的口头形式。人们谈论或书写创伤的各个方面，却没有整合碎片或在为经历赋予意义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你的书写是自我反思还是自我专注

一次大的动荡过后，人们会偶尔退后并反思他们是谁，为什么会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怎样以及为什么做出这种情感反应。自我反思提供了一种反馈形式，使个人能够决定他们是否需要调整自己的生命历程。而周期性的自我反思是健康的，它可以用于困境当中。

让我们诚实地聊一聊。我们可以思考生活中无数事件的意义。例如，为什么我恰恰喝了一小口咖啡？我对此感觉如何？我的童年是怎样的？我的安全感呢？一旦开始分析关于每件事的最深层的想法和感受，自我专注便掌管了我们的生活。当然，在我们进行自我反思的这段时期，我们会认为自己被他人排除在外。如果我们完全在这种自我反思状态中，就不能产生移情，成为别人的朋友或者听众，抑或有用的社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书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适应生活，它是有益的。当我们自我反思到自我专注的程度，书写就变得适应不良了。

关于书写澄清思维的最终想法

在一种自我表露的方式中书写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它的运行方式同与他人谈话一样，但没有许多的社会影响。其中，它既有长处也有不足。书写本身不会使你受到惩罚或感到羞愧。但你也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反馈。其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和观点通常基于现实。在没有咨询他人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夸大了自己的许多想法和情感——他人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真实情况”。

书写不能成为朋友的替代品。很多时候，你可能无法与他人谈论特别令人心烦的经历。在这些情况下，书写是很有帮助的。然而，朋友可以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建议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方式，这些是书写不能做的。正是因为你可能无法和朋友谈论某个特定的话题，所以请记住，他们可以提供给你的是一般性的建议和友谊。如果朋友不能帮助你，心理治疗师和其他助人专业的人士会倾听你的问题，帮助你保持现实感的完整性。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做出了许多书写和治疗之间的比较。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对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既促进了自我反思，又实现了对思想和情绪的觉察。

对于书写和治疗两种技术用在基本健康和适应良好的人身上而言，它们可能具有相同的优势。但这种相似往往止步于此。对于那些非常痛苦和无法有效应对（痛苦）的人来说，治疗往往是唯一的现实选择。当个体心烦意乱时，往往不能清晰或客观地书写和思考。同样，当个体遭受重大健康问题的折磨时，书写（或治疗）可能对他们的身体有积极影响。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更加明智地去看医生。例如，抗生素类药物在处理感染方面要比书写见效快、疗效好。

那么，书写应该被视为预防性维护。书写或谈论想法和感受的价值在于减少抑制工作，并整理我们复杂、混乱的精神和情感生活。书写有助于保持我们心理罗盘的方向。书写是一种便宜、简单，虽然有时痛苦，但会帮助我们维护健康的方式。

第6章　“让这些想法滚出我的脑海”——告别强迫、失眠和一阵阵的愚蠢发作

书写烦恼和担心组的被试比书写兴趣爱好组的被试报告入睡更快。一系列其他的研究表明，在入睡前进行表达性书写能够减少反刍性思维并从多个维度改善睡眠。

从波士顿飞往达拉斯的航班上，一个大约45岁仪表堂堂的商人坐在了詹姆斯旁边。飞机滑行起飞的时候，两个人聊起了波士顿和达拉斯的天气和交通状况。这个商人飞往达拉斯是为了参加一个关于办公家具的销售会议。相互沟通中，商人得知詹姆斯是一个心理学家后紧张地笑了笑，向詹姆斯保证，自己“非常健康”，除了偶尔会头痛。

还有点失眠的问题。哦，当然，有时还会有一阵阵的紧张或不安。

但是这真的没什么。这仅仅持续了六七个月。大概在他和妻子开始改建自己房子的时候。那些日子里，木匠似乎总是围绕在他身边。他出差做销售的时候，失眠是经常的，当他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妻子经常不在家。直至发现妻子和木匠在后院拥抱时，他决定什么都不说了，他确信妻子有了外遇。

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这位商人从没有像这样，对一个外人透露过这么多自己的想法和恐惧。他说他经常有各种关于妻子、木匠以及他本人的闯入性思维和情绪。一些不被允许的想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如自杀、谋杀、失败和被羞辱感。上下班的路上、晚上躺在床上，甚至在开会的时候，这些生动逼真的画面总是闪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解释了自己如何试图阻止这些想法出现。他试图在所有时间里让自己忙起来，即使是没有工作的时候。他疯狂地锻炼，喝的酒也更多。然而，那些画面和情绪依旧反复出现在他脑海中。尽管非常痛苦，但是他在飞机上提起这段经历时，仍然表现得非常冷静。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不愿与任何人谈论婚姻问题，他已成为自己思想的囚徒。

那么这种不想要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怎样才能从中逃离呢？

不受欢迎想法的囚徒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的某些时间点，都会受到一些不受欢迎及闯入性思维的困扰。一份有关成年人和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不受欢迎的想法都会涉及性、攻击、疾病与死亡、失败、人际关系问题、灰尘和污染，以及食品问题。当你仔细观察那些不受欢迎的想法或强迫性思维时会发现，在生活中，人们有相当多的时间成了这些想法的囚徒。这些不想要的想法往往在一些情绪动荡后出现，或者有时候是在突然被提醒想起过去发生在他们生活里的一些情绪动荡事件后出现。

这些不想要的想法最大的危险在于你越在意它们，花越多时间琢磨它们，它们的影响力就会变得越大，就会更加具有威胁性。刚做父母的人可能会有一种常见的不受欢迎的想法出现，例如涉及伤害他们宝贝的画面。许多新手父母会这么思考：“如果人们知道我有这些残忍的想法，他们会怎么说我？”然后想法会从伤害婴儿扩大到关于自己的一切消极信念。“我是一个可怕的人。”他们原来的想法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些想法很快就会失控。

人们常常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为来试图阻止出现在自己脑中的想法。案例研究发现，人们会由伤害孩子的想法发展出对刀具的恐惧，而这样的恐惧会使他们将所有尖锐的工具都从房间里面清理掉。此外，为了应对这些不受欢迎的想法，他们会坚持，无论何时都要让孩子身边有其他人在。

焦虑和抑郁的主要症状就是反刍。反刍涉及重新体验那些令人痛苦的经验和情绪。人们越是努力压抑想法，这些想法就越有可能变成一种无意识。那么到底是反刍导致了抑郁，还是抑郁导致了反刍呢？目前的观点就是这两者是相伴出现的，或者它们会互相加强。

你是否反刍太多了

以下这个练习可以粗略地评估你反刍的频率和强度。请阅读以下描述，在量表上选择一个最符合你情况的答案。根据你的代表性反应来回答每个问题，而不是根据你希望事情是怎样的来回答。

·悲伤时，我会持续思考我的感受有多糟糕。

·如果有一些事情困扰我，我会让这件事在脑子里面重演一段时间。

·我担心未来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总是在脑子里一遍遍重新体验一些让我尴尬的时刻。

·我会长时间地细想自己的问题。

回答完这五个题目之后，计算你所选答案的总分。如果得分在7～10之间，就意味着你有采取无效率反刍的倾向性。如果得分超过了10分，那么说明你的反刍可能经常出现和强烈，这足以引发你的痛苦。

在生活当中的不同时刻，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产生与性、谋杀或自杀相关的想法。通常来说，这些想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如果你产生了一些想法，而认为如果有这样类似的特定想法就是令人讨厌、具有威胁性且完全不能被接受的，那么你就会立即试图审查这些想法，这样一来，这些想法就会反复萦绕着你。

大多数问题不在于我们拥有独特的或者频繁出现的想法，而在于我们总是尝试压抑这些想法。我们越是尝试压抑这些想法，它们就越有可能重新出现在你的脑海中。“白熊效应”就是极好的例子。

尝试着别去想白熊。

是的，我们是非常认真的。请你尝试在接下来的一分钟或者更长一点儿的时间内不要去想白熊。如果你真的尝试做这个小的思维实验，你将很可能失败。因为白熊的某些方面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这个例子来自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这个研究最初是由哈佛大学的教授丹尼尔·魏格纳（Daniel Wegner）做的。通过好几个实验，他发现人们很难做到隐藏自己并不想要的一些心理的图像和想法。

既然连压抑出现关于白熊的想法都这样困难，那么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要压抑涉及不可接受的关于性反常的一些图像、孩子的死亡或者谋杀配偶这些想法需要付出多少努力。魏格纳认为，人们处在抑郁的情况下时，压抑这些想法所带来的后果会成倍加剧。心情愉快的时候，我们也许还能够比较容易地将一些负性想法赶出脑海。而当我们处在抑郁或者是应激的状况下，负性想法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发展。每一次我们要尝试压抑它们时，都将弄巧成拙、事与愿违，甚至会更加抑郁。最近一些研究者还在持续探索这样的一个悖论，并且他们提出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听起来不那么好听的名词，叫作顽固认知，用来解释这个过程。

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摆脱这样的循环？一旦人们受到这样反复出现的不想要的想法困扰，有没有一些心理上的技巧可以逃离呢？答案是既否定又肯定的。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一些技巧是没有用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方法在某些时候是有用的。比如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就提出了一个好的方法来克服这些不想要的想法。他所采用的方法，我们可以叫作矛盾意向法。研究发现，这种方法对于治疗强迫观念很是有效。

在后续的工作中，魏格纳提出了矛盾历程理论（ironic process theory），他认为压抑想法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而且不可能完成，这与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有关。许多人采用分散注意力的方法试图压抑想法，比如去冲个澡或者去清洁一下窗户来逃避这种不想要的想法，但是这些方法似乎不能维持很久的注意力，因为过不了多久，你又会自动回到那些被压抑的想法上，最终这些分心的方法又会提醒人们想起那些被压抑的想法。

使这一切复杂化的是，我们会非常自然地检查一下自己做其他一些事情的时候是怎样的。如果我们试着让自己不要想起白熊，大脑就会不自觉地周期性询问我们自己：“怎样做才能够不想白熊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了吧。大脑会提醒我们想起白熊，这让人感觉很矛盾、很讽刺对吗？所以，也难怪魏格纳把他的这个理论叫作矛盾历程理论。所以你可以立刻发现当人们试图压抑与重大创伤相关的一些想法时，会造成多么大的问题。目前已经有许多对于人们在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时出现的思维循环做出的解释。

这些研究的核心寓意也许是一些人们真的不太愿意听到的东西。如果你正在被一些禁忌的，或者不能够被接受的想法困扰着，你应该允许自己去想他们，停止一些强迫自己停止思考的举动。让这些不能够被接受的想法变得可以被接受，是我们迈向健康思维的第一步。

塑造更加健康的思维：发挥你的大脑潜能

是否真的有相对健康的思维和不太健康的思维？也就是假设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如何界定和测量人们的思维风格。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测量人们的思维风格，应该能够看到这些思维方式能否够帮助人们在经历一般性或者特定的创伤时，免受应激压力的不利影响。

几代心理学家都在努力探索对思维风格的界定和测量。最早的解释来自对前额叶的研究——这一脑区与制定计划和复杂性的思维有关系。这个研究的结论是，更加负责的、认真尽责的、深思熟虑型的人在心理上更加健康而且富有弹性。为了测量这些特质，神经心理学家编制了各种各样的测试来看前额叶的工作——最初把这些测试叫作执行功能测试，最近又称为工作记忆测试。工作记忆测试有多个版本。基本的观点就是通过几个简单的任务看看你的记忆能够处理多少信息。

测试你的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测试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下面是一个简版的测试，你可以自己尝试测试。

首先，请你花费30秒左右的时间看下面这串数字，请试着记住这些数字：

1　3　2　3　7　4　8　2　5　9　6

接下来，请你准备好，合上书。画出三个你最喜欢的动物，一个接着一个，5秒画一个，然后请你再试着回顾之前的那串数字——必须按照顺序来回忆。你可以把这些数字写在一张纸上。如果你希望更有挑战性，可以试着以倒序的方式回顾这些数字（即先回忆倒数第一个，然后倒数第二个，以此类推）。请开始试试看，等你完成后再打开书看看自己的回忆对不对。

全部做完了吗？你可以对比一下所能回忆的数字，能回忆的越多，说明你的工作记忆越好。尤其是，如果你能按照顺序回忆出这些数字，说明你有很好的工作记忆。大多数人能够按顺序回忆出这些数字的一半，极少数人能够全部按顺序回忆出来。

与这个测试相关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当人们处在较大应激压力下时，测试的成绩比正常状态下糟糕。同样，当人们处在抑郁中或反刍一些令其不安的经历时，他们在测试上的表现也会糟糕。

虽然我们曾经在两项非常棒的研究当中提及了这一点［这两项研究是凯蒂·克莱因和安德列·博尔斯于2001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所做的关于表达性书写与工作记忆的研究］，但是这个研究的很多细节仍然值得我们更多地去注意。研究者招募了140位大一新生，在第一个学期当中，每周都对学生进行工作记忆测试。除此之外，其中一半的学生被邀请书写关于他们来到大学之后连续四天内最深刻的想法和感受，另外剩下的一半同学只是书写一些非常肤浅的主题。结果发现，书写深刻感受那一组的工作记忆提高了。

但是请稍等，研究非常有意思。那些进行表达性书写且工作记忆提高的实验参与者在第一个学期末的时候学业成绩也更好。这已经不是一项孤立的发现了，已经有好几项研究结果都发现，表达性书写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甚至有研究显示，在一些重大的学业能力测试，如SAT、GRE之前进行几天表达性书写，能够提高考生在这些考试上的成绩。

工作记忆研究的其中一个引起人关注的点就在于它非常符合我们对于大脑工作模式的常识性理解。处于应激状态下时，大脑充满了各种阻挡我们好好生活的想法和感受。我们不能思考了，变得更加健忘了，无法仔细关注周围的环境。我们变得更加笨拙，而且容易出错。不断反刍并且不断折磨自己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表达性书写以及其他手段让我们“阻止对自己的填塞”，这对于我们清理混乱的想法很有效，让我们能够重新好好享受生活。

用愚钝来回避压力

在英文系教书的朋友彼得来詹姆斯的办公室拜访他。彼得用很平缓的声音解释说，和他生活了22年的妻子最近搬出去了，妻子说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尽管他说自己也不是很痛苦，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正在做很多事情来避免想起妻子。彼得坦白说，他每天都会打扫整个屋子两三次，尽管只是比较马虎地打扫了一下。而且他暂停了一本对他而言很重要的著作的书写工作。他还花了好几天时间去检查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以确保银行没有出错。

最让人震惊的是他整体思维方式的变化。原因是，彼得是一个非常享受谈论书以及文章的人，是一个极度热爱阅读并且思维非常具有广度的人，他非常善于从文学、人类学以及相关领域总结提炼观点。谈话的时候，他把对话的话题从妻子身上转移到了自己最近正在阅读的一本书上。他对于这本书的分析，差点儿没让詹姆斯吓掉下巴。彼得认为，这本书有一些重大的问题：好多悬垂分词，一些有问题的语法，还有一些不完整的句子。但是这本书的总体基调是什么，是反映了受到药物、电视媒体以及社会反常状态影响的一代吗？彼得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对他来说，似乎悬垂分词的问题更加紧急。

逃避不可控的压力

每当我们处理一些令人感到不安的体验时，工作记忆能力就会降低，与此同时，注意力关注点就会变得狭窄。我们的思考会变得狭窄且苛刻。狭窄到开始关注灰尘颗粒、银行账单、句法，而不是去关注书本的内容，这样彼得就能够不去理会他所经历的痛苦。但是这种尝试阻止不愉快的想法和情绪的举动是要付出代价的，他的工作质量受到影响，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同样受到影响。心不在焉可以减少彼得的痛苦，但付出的代价是，他暂时性地变得愚蠢。

彼得的行为代表了许多人在面对大量不可控的压力时的表现。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考察了一些以色列妇女，她们的丈夫在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被列为失踪人员。这些妇女的普遍反应是强迫性地沉溺于一些小事情，例如付账单、选择地毯等类似的事情。这些妇女通过将自己的思维转移到这些极低层次的事情上来回避思考那些具有潜在毁灭性的事件。

纵观历史，有一些调查者研究了当人们处于压力情境下时思维模式的改变。例如，弗洛伊德讨论了许多心理防御机制，这是人们处于不堪忍受的焦虑状况下的自我保护方法。否认、压抑或者强迫观念等心理防御机制，相当于是低层次的思维策略。

通过一些研究，我们了解到，心不在焉的时候，人们在一些创造性和复杂性思维的测试当中表现得就会更差一些。心不在焉的人更有可能被骗子、电视广告以及政治性的演讲所说服。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心不在焉让我们变得愚蠢。

心不在焉是一种能够阻止我们去感受和思考的思维方式。如果生活非常痛苦，任何能够逃避的方法我们都是受人欢迎的。许多例子表明，低水平的思维是人们在处理令其不安的经验时的一种自动化反应。通常情况下，人们不需要任何意识觉察就能够转到一种更低层次的思维水平上。例如彼得的案例，作为一个英文系教授，和妻子分开之后，他自动转到了低层次思维上，事实上，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心不在焉的行为。

为了回避压力和不想要的想法而进行的低水平思考，有时候需要让你沉迷于工作中。孙怡（Sun Yee）40岁的丈夫突然去世了，几年之后，她允许我们阅读她的日记。一开始，她记录了丈夫死后10天后自己的情况，孙怡指出她在处理痛苦时内心的挣扎：

今天我回去工作了……这真是一个好的治疗方法——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清理了办公桌、整理了文件，但是回到家的时候，我还是崩溃了。我有好多想要诉说和分享的话，但是无人可以诉说。两天之后，在办公室里最难过的时刻，就是当我自动化地工作或者是想起自己正在做什么的时候。假如一个任务需要我仔细思考，我就可以参与投入其中，全神贯注。假如有一堆卡片需要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我就会哭。我会想起过去他怎么呼唤我，他的声音是那样愉快、充满爱。

孙怡非常善于反思自己的行为，她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一天，目的是最小化自己的哀伤，然而也有许多人会转向一些特定的兴趣爱好，从而强迫自己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思维水平上。

那么，哪些爱好和习惯能够做到这些呢？约书亚和詹姆斯长期以来都对锻炼非常感兴趣。最近这些年，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慢跑，做球类运动，举重，参加锻炼小组以保持自己的健康，也许也是避免死亡。我们怀疑锻炼的狂热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变得愚钝的途径（也就是一种较低水平的思考）。

我们都是根据经验说话的。生活当中压力最大的时刻，约书亚就变成了狂热的网球爱好者，而詹姆斯从长距离的慢跑中获得了许多乐趣。一旦我们开始出汗，工作或者家庭中的问题就会消失殆尽。事实上，在游戏或者跑步中，我们无法对任何事情集中注意力。即便想要去集中，我们也无法思考生命的意义，无法对爱和死亡进行深刻地思考和感受，甚至我们无法思考如何重新摆放我们的桌子。而锻炼的时候，也许我们的身体会非常疲惫痛苦，但是内心可以暂时性地不那么痛苦，我们会变得更加钝感一些。

从嘲笑锻炼狂热者的过程中获得乐趣的同时，你应该了解到，人们进行适度的跑步或者其他形式的锻炼，至少是一种健康的逃避日常生活当中压力的方式。事实上，与很多其他方法比起来，锻炼是一种较为健康地进入到心不在焉状态的方法。酒精和许多精神活性物质经常被滥用，因为这些方法能非常快速而有效地将人们带入较低水平的思考状态。在酒精的影响下，大多数人都不能进行自我反思，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也不能处理复杂的心理问题。

最后，许多心理成瘾能够有效地把人诱导到低水平的思考。比如，人们沉溺于工作中，可以成为工作狂；沉溺于不合理的进食模式，可以被叫作疯狂进食者；还有人采用性的方式，可以说是性成瘾者；另有些人会与一些经常采用工作、进食、性等方式回避思考生活中相关心理问题的人交往。

从心不在焉到正念专注

许多年以来，科学家一直在尝试了解思维模式如何影响人们问题解决的能力。这一系列工作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埃伦·兰格（Ellen Langer）发起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项目，这个项目对比了人们在日常思考中处于分心状态和正念状态的差异。处于分心状态时，人们的思维就会变得死板僵硬，很难发觉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处于正念状态时，人们就是积极的问题解决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看世界。兰格认为，所有人在某些时刻都可能处在正念状态，也会在另外一些时候处于分心状态。分心状态有许多弊端。

在兰格发表他的第一本关于正念的专著之后，乔·卡巴金（Jon Kabut-Zinn）先生运用一种与之不同的正念方法在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一个项目，以治疗具有慢性疾病的人。从佛学的视角，卡巴金认为正念是一个人高度警觉和专注时的一种个人体验。无论是专注于自己的呼吸还是专注于一朵玫瑰花的香味，人的思想都是平静的、聚焦的、集中的。

在很大程度上说，由于卡巴金的影响，不管是在畅销书中还是在科学研究文献领域，人们对于正念的兴趣都有一个爆发式增长。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都指出，正念对身心健康有益。无论正念是一个人的总体个性倾向还是暂时的状态，它都与心理健康和幸福呈正相关。从表面看来，卡巴金所说的正念冥想类型的人与那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记忆容量很大的人很不同。但事实上，他们有许多类似之处。当人们没有积极监测他们的想法和行动，或者不断减轻可怕的人生体验时，最容易获得各种类型的正念。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克雷斯韦尔（David Creswell）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探索正念对于健康的效应以及正念的工作机制。他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修·利伯曼进行了合作（利伯曼曾经是用fMRI做脑科学研究的）。克雷斯韦尔的研究表明，更加正念的人在进行情绪标签化练习时，大脑右侧的前额叶会响应，因此他们会有更好的管理负面情绪的能力。2013年，克雷斯韦尔和他的同事报告说，参加8周的正念减压训练能够提高人们的正念能力并改善大脑的情绪调节能力。换句话说，正念训练（也可能是通过“情绪标签化”的练习）可以使人获得更好的管理负面情绪状态的能力。这也表明，干预、实践练习或者其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这些重要能力。

克雷斯韦尔和其他人都注意到了正念和表达性书写的相似之处，另外一个团队则给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些新的进展。苏珊·摩尔（Susan Moore）和她的同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来验证表达性书写能否促进人的正念。她们发现，表达性书写并不一定能够提升每个人的正念状态。但是，那些通过一系列书写提高了正念水平的人，其心理健康水平也有提升。这提供了一些线索，表明也许只有当书写能够改善或者增加一个人的正念能力时，才能真的奏效。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克里斯汀·内夫（Kristin Neff）和她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强烈倡议使用另一个相关的方法——提升自我同情。基本的理念就是采用书写来探索那些让人们感觉自己不好的一些方面或者问题：羞耻、愤怒、嫉妒以及贪婪等。由于我们都喜欢彼此分享而不喜欢被孤立的感觉，所以总体而言，书写能够提高人们的自我友善和自我悦纳，从而替代自我攻击、自我评判以及自我责备。

许多自我同情的方法来自佛教修行的传统和视角，因此它们也包括一些类似于上文提到的努力提升正念水平的方法。杜克大学的马克·利里（Mark Leary）于2007年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研究表明，自我同情与积极的情绪、认知和社会加工有关。现在已经有一些小但是不断成长的研究基地显示，尽管更多的是聚焦于以正念为基础的自我同情训练，但是自我同情的干预能够提升人们的积极结果，而不是聚焦于自我同情的表达性书写练习。

当我们不能轻易摆脱的时候

创伤经历或者其他压力性经历会改变一个人的正常思考方式。在那些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让自己分心的事情，或者进行低水平的思考来回避不想要的想法。尽管低水平的思考可能让我们不健康，甚至有点儿傻，但是它也能让我们屏蔽掉一些焦虑和痛苦。正如我们看到的，白天的时候，我们能够非常轻易地采用低水平的思考策略，例如慢跑、喝酒或者让自己沉溺在一些可以不需要动脑筋的工作任务上。然而在其他时间，我们并不能轻易摆脱那些我们不想要的想法。有些日子，我们会感觉到有点儿缺乏精力，没有欲望做任何事情，我们只是孤独地和自己的想法在一起——我们感到抑郁。

有些人会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摆脱焦虑和其他负性情绪，承认这一点很重要。通过一些案例，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从父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特质，尤其与我们艰难的童年生活和不可掌控的境遇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研究表明，相对于不那么焦虑的同辈群体，具有焦虑倾向的个体更容易用比较具有威胁性的方式去解释这个世界。

然而，我们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那些更具有焦虑和抑郁倾向的人。许多表达性书写的干预方法就是为他们研发的。正如我们在第4章提到的，相对较少的研究直接考察了针对重度抑郁和焦虑的表达性书写。另外一个替代性的方法就是考察针对一些具有抑郁和焦虑风险的人进行的表达性书写。例如，有一个研究聚焦于一些具有抑郁倾向的大学生。之后受益最大的人就是那些反刍沉思较少的人。书写帮助他们改变了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也许未来能够让他们避开许多焦虑和抑郁。

如果你希望明天的思维状态更好，最好今晚睡个好觉，否则……

焦虑和抑郁的标志性特点就是失眠，无法好好睡觉。

当你躺在床上时，一方面疲惫不堪，一方面又感到精神紧张。你也许开始思考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然后会想到明天需要做些什么，为什么房间的温度不合适，昨天本来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然后再次回到关系问题上。如果不在10分钟之内入睡，你明天将会筋疲力尽，没有精神。你的思维方向在不断疯狂地改变着。在漆黑的房间中，没有任何能够让你分心的东西，只有你，只有你的想法在疯狂驰骋。

很多年前，詹姆斯在一个失眠的夜晚沉思：“是否有一些方法能够把脑子里所有的想法吸出来呢？比如某种思维的提取器，就像精神的真空吸尘器一样。”也许我们只是采用了吸尘器的类比，其实可以对着麦克风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就好像从某种程度上清空自己的想法。那些我们并不想要的想法能够从我们的大脑中被吸到录音机里面。

由于詹姆斯不能入睡，他决定起来尝试看看。他安静地起床，找到一个录音机，然后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闭上眼睛，让录音机开着，悄悄地按照意识流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10分钟之内，他就入睡了。

其他人仍在继续探索表露对于改善睡眠的价值（一般是通过书写和诉说的方式）。在一个对睡眠不好的人群进行的研究中，这些被试被邀请书写他们的烦恼和担心，或者书写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结果表明，书写烦恼和担心组的被试比书写兴趣爱好组的被试报告入睡更快。一系列其他的研究表明，在入睡前进行表达性书写能够减少反刍性思维，并从多个维度改善睡眠。

为什么我们会在讲思考模式的这一章提到睡眠问题呢？因为在过去十年中，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最终开始意识到，睡眠质量对于人类的各种功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世世代代，众所周知，睡眠被破坏是抑郁的罪魁祸首。我们现在也知道睡眠问题与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是与免疫系统有关的问题都紧密相关。同样，糟糕的睡眠状况与人们认知方面的问题，如记忆力差、注意力集中困难、犯错误出事故的倾向性以及类似于心不在焉的其他情况，也是有紧密联系的。

我们通过各种研究发现，表达性书写的一个作用（以及其他形式的表露）就是帮助人们让自己的大脑平静下来。无论何时，这件事情都会比什么时间入睡更加重要。

关于管理你的思维的最后一点想法

我们常常极为忽略自己的需要、动机以及内心冲突。感到失去控制、焦虑以及不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自然地改变思维风格。尽管低水平的思维可以减少我们的痛苦，但是它也会令我们的思维狭窄并且局限在某些方面，使得我们无法看到事情的关键所在。然后，我们可能变成了自我构建的悖论的核心要素：假如我们自然地逃避认识一些事情的错误之处，我们怎么可能了解它？我们又如何控制问题，改变生活呢？

这个悖论的答案可以从我们自己的行为当中推导出来。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健康、睡眠模式以及梦境的变化保持敏感。假如我们生病了，疾病也许反映了一些随机的病毒，但是也可能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一些不曾主动考虑的应激事件。同样，当我们出现了睡眠问题，或者梦境的内容和画面的生动性出现了变化，这也可能是我们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信号提示。一旦我们意识到了这些警报信号，就可以相应地去调节自己的思维水平。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知道，可以有许多方法来理解和处理一些不想要的想法。出现了反复的与创伤有关的想法或者其他令人困扰的图像是让人颇感负担和压力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偶尔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些令人不快的想法，许多方法在短期之内是成功的，然而几乎很少有什么策略能够长期中和不想要的想法。

当我们因为那些不想要的想法备受困扰时，首先请记住，这只是一些想法而已。接纳它们作为你想法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之对抗。其中一个应对这些想法的方法就是采用一些自我反思或者情绪化的方式将它们写出来。让你不快的想法是什么？它们让你感觉到什么？为什么？记住，在书写中，自我反思比起那些发愿式的思考要有效多了。例如，如果你被某人去世的强迫性想法所困扰，希望他能活着，会让你更加难受。如果你对一些人感到愤怒，在书写中诅咒他们不但不会减少你的愤怒，反而会增加你的愤怒。

最后，请留意你处理自己不想的要想法的方式。低水平的思考、强迫性行为，或者其他一些分心的策略都能够在短期内奏效。事实上，在低水平的思维模式下，许多应激压力（例如不可控制的或者不可预测的噪声）对我们的烦扰都会减少。然而，如果你如果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低水平的思维模式下，用这种方式去回避各种具有威胁性的想法，也许是时候退后一步，重新评估自己的应对方式了。

第7章　加快速度还是放慢脚步——应对创伤的不同方式

对于许多人来说，书写可以缩短他们沉浸于悲伤的时间，帮助他们去适应和经营新的生活。

为什么有些人在重大变故降临时比其他人处理得更好？健康应对的秘诀是什么？这其中涉及诸多因素，例如我们知道，有支持性社会网络的个体通常比其他人更加临危不惧。那么，除了基本的遗传倾向外，是否存在一些特定的应对策略，能够帮助人们更加迅速、有效地渡过生活剧变？如果存在这样的应对策略，那么它们可以通过训练得到强化吗？相应的训练技术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想象一下，你正在观看一则深夜电视广告。画面中，演员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脸上则挂着一缕不屑一顾的关切：

大家好！你是否正因好友离世而郁郁寡欢？或者正因另一半转投隔壁邻居的怀抱而忧愁苦闷？抑或由于刚被解雇、面临破产而无精打采？别灰心，朋友们！现在只需49.95美元，你就能获得这本《摆脱抑郁的锦囊妙计》。短短七天，你就可以挥别死亡、分离等种种苦难，忘记那位老友、伴侣或者是工作，在一周之内甩开那些伴随悲伤而来的麻烦，甚至挣回那些损失的财富，重新拥抱你的人生。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痴迷于速度和力量，在事物发展的自然步调前显得急不可耐。有些人把两岁多的孩子送进学校学习琴棋书画，有些人无视限速规定将车飙到飞起。走进现代化厨房，各种电器配备齐全，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内做出一桌丰盛菜肴，餐后又能迅速收拾残局，将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研讨会，指导大家如何读之有速、言之有物、思想有力、领导有方。无论是在午餐时、会议中，还是在各种困难面前，我们都得准备好时刻吸收外部养分，培养自己的意志和力量。

那么我们做好准备去“推进哀伤”了吗？

不得不说，这个想法同时存在着可怕又迷人的两面。一方面，就好像教两岁稚童认字识文一样，加快哀伤进程是在对抗事物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应对诸如痛失挚爱在内的各类创伤往往会伴随着长期而巨大的痛苦，让人喘不过气来。因此，任何可以缓解伤痛的技术都将受到我们大多数人的欢迎。

在我们冥思苦想、试图琢磨出几条绝佳的妙计之前，应该对现实世界中正常进行的应对过程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应对的自然过程

不幸的是，自杀是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仅次于车祸及其他事故。几年前，一名大一新生在自己的宿舍里悬梁自杀。这个名叫达利尔的同学性格沉静，但颇受欢迎。通过与他同楼学生的面谈，我们惊讶地发现，他的朋友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反应大不相同。

例如，达利尔的隔壁邻居纽特在听闻好友自杀后发自内心地表示痛惜。他公开讨论这一事件，毫不避讳。然而，“死亡”二字似乎并没有以任何有形的方式影响他的行为。事实上，尽管好友已逝，他还是很快做好了调整，快乐地生活。事件过去两个月后，纽特谈了自己的感受：

这件事真的没有对我造成影响。达利尔是一个很棒的人，我很高兴认识他，也希望他当时没有自寻短见，但他确实这么做了。生活还要继续，有时回头看并没有什么价值。

我们不妨将纽特与另一位同楼宿友奥马尔的反应做一下对比。奥马尔在整个学年里只和达利尔简短聊过几次。而在达利尔自杀后的第二天，奥马尔滔滔不绝地倾诉了一个半小时。那时，他的情绪在绝望和愤怒之间摇摆不定。他一会儿因为没能及时察觉达利尔的自杀倾向而深深自责，一会儿又埋怨达利尔轻言放弃。两个月后，奥马尔仍然深陷于对达利尔英年早逝的哀痛之中：

起初，我一直在想，“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如果那天我和他聊上几句，或者去他房间转悠一圈，可能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也许这些都于事无补，但我很难接受他就死在了这幢大楼里。可事实就是这样。虽然总体来说很困难，但我正在慢慢地走出来。这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不得不说，我被吓到了。达利尔的事让我重新考虑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尽管我对他谈不上熟悉，但他绝对是自我上大学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奥马尔的反应与纽特截然不同，他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变。尽管纽特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把好友去世一事翻过了篇，但奥马尔则刚刚开始走出达利尔自杀的阴影。奥马尔的悲伤会随时间消逝渐渐平复，纽特的反应则悄然折射了他的内在生死观。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通常是会经历一系列阶段来应对创伤，还是会有类似于纽特的处事风格？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式是否有优劣之分？

创伤应对研究简史

有关“应对死亡”这一主题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是1969年由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出版的《下一站，天堂》（On Death and Dying）。在书中，库伯勒-罗斯提出，一旦了解到自己重病在身、命不久矣，他们就会进入一系列界限分明的应对阶段。根据对终末期病人的数百次访谈，库伯勒-罗斯将这一过程分成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哀伤五阶段”理论同样适用于对包括他人死亡、离婚、强奸在内的其他严重创伤事件的心理应对。

“阶段性应对”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具有开拓性的，且造福于多个方面。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人们得知自己患有如癌症之类危及生命的疾病时，会表现得千差万别。有丰富的癌症患者照看经历的护士报告说，超过半数的患者在病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以上若干阶段的典型特点。有些人不愿承认所患疾病的致命性，甚至否认诊断结果本身；有些人暴跳如雷，扬言要起诉诊所或恶毒雇主，因为雇主创造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暴露于石棉等致癌物质之中。还有些宗教信仰虔诚的信徒，他们默默地向神明祈求，愿以荡涤的灵魂换求肉身的无恙。毫无疑问，抑郁将会是许多晚期癌症患者时好时坏、挥之不去的问题。最终，接受是指对死亡将至的根本理解。一旦患者接受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事实，他们往往表现出平和与满足。

然而，库伯勒-罗斯的哀伤阶段模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模型中的所有或者大部分阶段。事实上，人们的状态往往会在多个阶段间反弹，比如从盛怒跳跃到接受，再回到愤怒，这相当常见。研究人员发现，库伯勒-罗斯的模型常令人迷惑，因为它并不能预测或解释“谁将通过哪个阶段”。许多咨询顾问和治疗师已经舍弃了这一理论，因为它无法阐释如何才能帮助患者进入接受阶段，或在其他阶段协助患者进行调整。例如，面对一位对诊断结果怒不可遏的晚期癌症患者，我们应该鼓励他去向苍天讨说法，还是放弃抵抗、一蹶不振？

尽管库伯勒-罗斯的模型已广泛普及，但多数学者并未就此止步，一些更加精炼的阶段模型已在实践中得到部分证实。例如，从事诸如强奸等重大创伤应激研究的马迪·霍洛维茨（Mardi Horowitz）提出，人们常常经历三个阶段：否认、修通和完结。霍洛维茨认为，治疗的目标就是帮助个体更好地走过修通阶段，顺利地给创伤事件画上一个句号（也称为同化，反映出一种接受或理解）。

即使是一个简化了的三阶段应对模型，也不能满足大多数治疗师和研究者的需求，因为人们很少以同样的方式对创伤事件做出反应。同样令人困惑的是，任何一种特定的治疗方案都可能对一些人有益，对其他人无效，对于一小部分的人来说，有时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回顾一下日益增长的有关“应对”的研究文献，我们会发现一些基本原则似乎正在悄然形成。

·人类具有惊人的复原力，大多数人都会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个时刻面临巨大动乱，并安然渡过难关。

·在重大变故后的数小时或数天内进行强化治疗或辅导通常是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上，有一些证据表明，在创伤事件发生之后立即迫使人们倾倒出自己的感受，可能会增加情绪问题长期迁延的可能性。

·不同的创伤事件往往需要不同的应对策略。某种策略可能对于一类变故的应对相当有效，对另一些事件的处理却并无裨益。

·人们应对创伤的风格千差万别，最好的咨询师往往是自己。

人们的复原力

无论是性侵、车祸及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还是目击者，这些可怕的经历总会让人伤痕累累，紧随而来的便是一个“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签。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可能会不受控制地在日常生活或梦境中经历创伤情境的强烈闪回，他们试图通过闭口不谈、敬而远之，甚至是借助药物和酒精来自我麻痹，从而避免被任何相关的人物和场所唤起对事件的回忆。他们经常感到孤独、焦虑、沮丧；他们的注意涣散、工作受挫，就连与人共处都显得非常困难。毋庸置疑，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创伤事件后真实存在的现象，而其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如果你读过一些畅销书籍或心理学期刊，可能会得出结论，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身心问题是对所有大型创伤的标准反应。令人惊讶的是，恰恰相反，大多数人能很好地应对大型创伤，并未使事件对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什么重大影响。在一系列经典文献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罗克珊·西尔弗（Roxane Silver）和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卡米尔·沃特曼（Camille Wortman）总结了大量的前人研究，发现大多数丧偶或者丧子者并没有经历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强烈焦虑、抑郁或哀痛。类似地，在那些穿梭于枪林弹雨，从前线战火中归来的士兵中，大约2/3的人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迹象；而大部分重大交通事故的幸存者以及坠机惨剧的目击者，在事件过去几个月后并没有出现抑郁或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另一些研究中，多达80%的性侵受害者未曾显示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实质性和持续性症状。

这并不是说经历过那些可怕事件的人没有感到深深的悲伤不安，不曾失声痛哭，或者不需要别人的安慰。大部分人都会痛心入骨，但在随之而来的日子里，可能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顺利地走出来。有些人向朋友们倾诉，有些人花时间独处，还有些人宛如毫发无损一般，立即恢复了日常生活。

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如果你的一个朋友刚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伤，但几天后，他一脸开心、行为正常，那么他可能是真的相对比较开心和正常，并非是因为想要隐藏哀伤或者愤怒而压抑自己的感受。

经历创伤后经常不需要心理治疗

精神卫生工作者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社会群体，在发生地震、龙卷风或类似于“9·11”那样的恐怖事件之后，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奔赴前线，向人们传授应对经验。当发生校园自杀案或枪击案时，哀伤辅导顾问总会第一个与涉事学生和教工促膝交谈。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的根本假设是：“人类是脆弱的，需要专业人士的支持。”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人们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很感兴趣。例如，詹姆斯研究了人们对1981年圣海伦火山喷发、1989年旧金山大地震、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2001年纽约“9·11”恐怖袭击等事件的反应。同时，他对一些常见生活事件的应对也很感兴趣，比如邻居惨遭谋杀、朋友意外身亡、连环犯罪引发恐慌笼罩整个社区等。

在他所研究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灾难面前，人们自发聚集到了一起。经历了这些恐怖、不幸的事件，人们的自然反应便是向他人倾诉。例如，圣海伦火山喷发以后，华盛顿州亚基马市被整个埋在厚达10厘米的灰烬之下。它吓倒了很多人，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一个月后的采访中，大多数人认为这次灾难使整个社区团结了起来，他们终于有机会去认识那些近在咫尺但互不相识的邻居们。

“9·11”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一小群心理治疗师前往曼哈顿市区提供免费治疗，结果没有人对他们表示出兴趣。我们的一位好友，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治疗师，曾前往现场提供支持。事后她指出，当时唯一和她说上话的是同行的其他心理学家。对于生活中所能遇到的大多数重大动乱而言，有现成的社会网络来支持我们渡过难关。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在创伤发生后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专业治疗，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和熟人陪伴，而那才是最好的良药。

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在体验创伤经历后的头几个小时或几天内，人们是否有必要接受专业治疗。我们知道，在医疗领域，急救医学已经开辟了一套挽救生命的开创性程序。而在精神卫生领域，我们尚未达到这样的进步。事实上，为心理健康开发紧急治疗与护理的尝试遇到了许多不可预见的问题。

援助行业中较大的争议之一，来自一种被称为“集体晤谈”（CISD）的干预措施。20世纪70年代，杰夫·米切尔（Jeff Mitchell）曾担任救护人员，负责帮助消防员、警察和其他救援工作者应对伤病、事故、自杀以及其他常见的血腥和悲惨事件。杰夫注意到，一些急救工作人员只口不提自己见到的这些事件，许多人从事这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郁郁寡欢、情绪不定，同时还可能出现一系列的个人问题。尽管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心理治疗训练，杰夫还是设计了一个简短的自救程序，来帮助救援人员在不幸发生后不久迅速开展自我疗愈。其基本思想是，在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将这些救援人员聚集到一起，让他们分享自己在事件中的个人感受和经验。

集体晤谈的想法很有意义，同时作为该领域的一大创举，很快得到了传播。事实上，在几年之内，集体晤谈运动被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所采纳，大批人前往米切尔在马里兰州开办的公司接受培训。目前，美国消防和警察部门，以及政府内的多个机构，都有受训完备且能继续教授集体晤谈方法的工作人员。

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做过任何严谨的科学研究，来看看集体晤谈是否真正有效。“听起来不错”“应该有效”。但是第一项有关集体晤谈的独立研究表明，它并未奏效，有几位研究人员甚至开始警告说，经历创伤之后立即进行晤谈可能对一些人造成额外的伤害。事后看来，集体晤谈策略的一部分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其中积极鼓励人们抒发情绪、展现脆弱，而且通常是在领导、同行和/或下属面前进行，这一部分是有问题的。

创伤事件发生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知所措——几乎处于一种震惊失神的状态，各种来自自身内部和周围人的情绪汹涌而来。一次重大变故可能触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想在这段混乱的经历中厘清头绪，我们可能需要花上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对于已经在情绪和认知上不堪重负的人而言，减少信息输入要比接受庞杂信息带来更多好处。简而言之，迫使人们在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或数天内再次体验更多、更复杂的情绪，可能会将他们彻底压垮，这自然是无益的。

如果经历创伤后立即进行情绪晤谈不起作用，那么表达性书写呢？这具有同样的问题。要求人们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后即刻提笔写下自己强烈的情绪波动，对解决根本问题并没有多少帮助。

那么，经历创伤之后到底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你该怎样帮助一个刚经历过恐怖事件的亲密朋友呢？目前，创伤后应激障碍领域的专家一致建议，首先要为受创伤者建立一个安全基地（包括身体和心理层面），耐心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并成为一名好听众（这通常意味着提供支持、不判断是非功过）。有些人确实能从谈话或书写中受益，那么大可让他们说出来、写下来；有些人想通过打游戏来分散注意力，那就鼓励他们玩一玩；还有些人想独自大哭一场，这也不错。

这些建议同样适用于当意外不幸降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事实上，应对创伤的方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一切只需遵循你自己的本能。大多数情况下，朋友们都会理解你的选择。但如果有的朋友总设法推动你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或给你一些你不想听到的建议，比如强迫你吃下再也不能多塞一口的小菜，你只需要感谢他们（他们大多是出于好意），然后请他们给你一点儿可以我行我素的时间。

创伤之间的差异：丧亲的特殊情况

本书的第1版出版于1990年。当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认为，亲人的死亡与其他重大变故类似，是振荡了个人生活各个层面的情绪事件。虽然还没有研究探讨过表达性书写对丧亲经历的治疗作用，但我们大可假定书写是有益的。为什么不呢？

大约在同一时间，玛格丽特·斯特罗贝（Margaret Stroebe）和沃尔夫冈·斯特罗贝（Wolfgang Stroebe）在德国图宾根开展了一系列大型项目，对在过去一年内丧偶的成年人进行了研究。作为两位出色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样本量庞大，且实验设计无可挑剔。在一项书写研究中，超过120名丧偶的参与者被随机分配，或以三种方式之一来撰文叙述他们伴侣的死亡，或按要求完成简单的问卷调查。其中最关键的是，有一组人被特别鼓励在书写中谈论他们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和感受。

与早期有关表达性书写的研究不同，玛格丽特和沃尔夫冈并没有发现书写会带来明显的积极影响。在2007年的一篇引人瞩目的综述中，二人总结了有关各类丧亲干预的20余项实验研究，这些措施包括哀伤咨询、认知行为治疗、表达性书写等多种形式。结果显示，几乎没有任何一项干预措施能够确凿地为受助者带来任何生理或心理健康上的益处。尽管这些措施通常也不会带来什么不利反应，但大多数长期被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所推崇的常见疗法实际上并无效果，这一事实无疑让研究者们大失所望。

且慢！现在就放弃希望恐怕为时过早。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早期课题都是由调查人员向一大批丧偶人士发出联络，其中部分个体同意参与并成功对实验要求做出回应的所谓“外展性”研究。在最初的这些研究中，有16项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增益效果，而它们全都是外展研究。

最近一些成功揭示治疗作用的实验则基本采用的是“内联性”研究法，即研究对象是那些主动向心理治疗师联系咨询如何进行自我调整的丧偶者。换句话说，那些知道自身有问题并愿意寻求和接受帮助的人，才能真正从包括表达性书写在内的悲伤干预中获益。

一些利用表达性书写等方法来缓解创伤性哀伤的成功案例，为哀伤干预工作的相关研究带来了另一丝转机。这些案例往往涉及的是亲人意外死亡的情况，具体包括事故、自杀和谋杀。当然，书写等干预措施对于混同了其他可怕经历的复杂而长期的哀伤应对也是有帮助的。例如，配偶不幸离世之后，其潜藏的嗜赌问题和巨额债务浮出水面，致使其家属无家可归。此外，在那些被诊断患有慢性哀伤的人眼中，至亲的离去使整个世界都变得黯淡无光。

让我们后退一步，做一下小结。包括表达性书写在内的哀伤干预，似乎只有在突发或复杂的丧亲事件上才奏效。而那些我们大多数人在失去父母、亲友甚至是爱宠时都会产生的最基本的悲伤情绪，却可能在几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内，间歇性地死灰复燃、余孽作祟。那么，为什么治疗干预难以减轻这样的心理疼痛呢？

几位主攻丧亲问题的学者指出了痛失亲人与其他日常创伤事件的核心差异。对于暴力袭击的受害者来说，这一事件可能会破坏他们对世界可预测性的认知；而一次令人蒙羞的挫败，可能摧毁个体的效能感，瓦解其社交圈。但是，这些都无法与亲人死亡所带来的冲击相比拟，因为后者直接关乎我们与父母、配偶、孩子之间最原始、最基本的联结，而正是这些联结部分定义了我们是谁。

约翰·鲍比（John Bowlby）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亲子依恋关系”这一概念，此后人们便持续关注有关社会、情感依恋与悲伤应对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正逐渐意识到，那些与父母之间建立了安全型依恋关系的人，通常比焦虑型依恋的个体更能够有效地应对父母离世。学者们认为，幼年时与父母建立的这种情感联系，决定了我们日后如何维系（和放弃）各种社会纽带。

了解你的依恋类型

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帮助你认识自己的依恋类型，并且其中的一些可以在线获得。以下网站所提供的简短测试和相关信息，不仅有助于确定你的依恋风格，而且能解释它们在生活不同方面的意义，及其对你人际关系的影响。

www.web-research-design.net/cgi-bin/crq/crq.pl

www.psychologytoday.com/basics/attachment

www.psychalive.org/what-is-your-attachment-style

http://psychology.about.com/od/loveandattraction/ss/attachmentstyle.htm

大多数创伤和创伤治疗都立足于修复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这一点在丧亲的哀伤干预中被愈发强调，因为这涉及生命中一个重要个体的永久离去，同时伴随着该个体人生角色的终止。

爱与哀伤的时间理论

我们还从没遇见过有哪个人会跑到我们办公室，心烦意乱地质问：“我恋爱了，这让我很生气。这种感觉什么时候才能消失？”任何一个恋爱过的人都知道，爱情的性质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爱可以是激情四射的，也可是细腻微妙的；可以是刻骨铭心的，也可是日久天长的。与之类似，哀伤的强度和内涵也会随岁月流逝而发生改变。在强烈情绪的演变过程中存在一种循环往复的模式，它们在几个不同的情绪阶段之间游移，而不是简单地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但绝大多数强烈的情绪状态都会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表现出三种不同的阶段：激烈期、高原期和恢复期。

无论是激情之爱还是丧亲之悲，人们都会首先经历剧烈的情感激活。在这个阶段，人们会不断想起自己新结识或刚逝去的爱人，整个过程可持续4～6个月，之后便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高原期。在这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人们的情绪基调维持在一种长期愉悦或低落的状态。尽管仍会时不时地念及新欢或是旧爱，但这些想法更加沉静、深邃，不再伴有强烈的情绪反应。经过了这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大多数人都已经慢慢接受和适应相恋的生活或是挚爱的离世。在这样一个恢复性的同化阶段，热恋的激情被一种更为持久、温情的友谊所代替；丧亲的伤口则被一些全新的经历和美好的回忆逐渐弥合。

朱莉与艾伦：日记比较

多年来，有许多朋友曾慷慨地允许我们对他们的个人日记进行研读和学习。其中特别有趣的一些日记，来自那些身心健康、调整良好的个体。有两本日记从中脱颖而出，第一本出自26岁的女性朱莉。她自10岁以来就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22岁时，她深深爱上了查尔斯。第二本日记是由艾伦撰写的，她在60岁的时候，意外地失去了同甘共苦40年的丈夫约翰。在约翰因心脏病发作去世5年后，她再婚迎来了新生活。

激烈期是最容易识别的。在她们最初4~6个月的日记里，充斥着对另一半强烈的情感和复杂的思绪。以下两则日记，分别是朱莉在与查尔斯第一次约会以及艾伦在约翰去世的两周后写的。

朱莉：
我想我一定是恋爱了！我真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恋过一个人——我喜欢和查尔斯在一起，上帝啊，他占据了我的每一个想法。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整个周末，这感觉好似在云端漫步，美妙无比！

艾伦：
到今天为止就过去两周了，但一切就好像是昨天发生一样，而且会永远持续下去。还记得那天，我抚摸着他那张亲爱但了无生气的脸庞说道：“晚安，我甜蜜的王子。”那一刻，我美好的生活戛然而止。

三个月后，两位女性仍处于情绪激越的阶段。然而，从以下两篇日记可以看出，她们也确实开始思考一些其他事情，尽管各自的感受仍然被喜悦或悲伤所主导。

朱莉：
与查尔斯的加州之旅，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旅行了！从那以后，我们谈天说地、通信不断。这种感觉前所未有——我敢肯定，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艾伦：
三个月了，我在哪里？还在玩那些愚蠢的游戏。他的剃须镜依旧在那里，当我看到上面有灰尘时，就忍不住哭了出来，但我又不能把它扔掉……他走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还有那些在西班牙的悲伤日子。我希望他没有受苦。

在写下这些感受之后没多久，两位女士的情绪基调就发生了变化，表明她们都已进入高原期。对于朱莉而言，尽管她仍然时常提到查尔斯，但日记中涉及了许多她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以及和父母的通话，字里行间透露出查尔斯的存在。约翰逝世四个月后，艾伦暂停了日记书写约有八个月之久。她说，这是因为她正试图把生活继续下去。有意思的是，在此期间，艾伦志愿帮助一位丧亲咨询师撰写了一本死亡应对手册。

下面这篇写于朱莉和查尔斯第一次约会的七个月之后。在之前一周的日记里，朱莉谈的都是查尔斯以外的话题。

昨天晚上，我和查尔斯又长谈了一次。我相信，我们会在日后的生活中走到一起。我深深地爱着他，他也了解我的感受，这一段感情的确与众不同。有时，我真的会对未来感到害怕，但也相信我们不会有事——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但如今我们正在谈论未来。我从这段关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无论是关于他还是我自己。

大约一年以后，朱莉和艾伦都能抽身归于现实，来分析自己的状况。对朱莉而言，疯狂的激情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艾伦，约翰去世后四个月里一直笼罩着她的强烈悲伤也出现了大幅消退。

朱莉：
他在想什么？我好想跳进他的脑海里，弄清楚他头脑中的每一个想法。一旦我们没有十指相扣或是微笑以对，我就怀疑出现了什么问题。认清现实吧，朱莉。哪怕是情侣，也不会整天笑脸相迎、两眼冒着红心……哦，和他在一起感觉很好，我觉得我们非常接近，比我以前接触过的任何人都要更加亲密。但我现在这样确实也把其他人拒之于门外，让他们很难真正了解我。

艾伦：
这一年我过得很自私，只考虑自己的安宁、自己的需求。我想现在是开阔视野的时候了，尽管还有不少羁绊，但我希望能尽快走出来。我想，那种求而不得的渴望大概已经消失了吧。他走了，永远不会再回到我身边。哦，但是我如此想念他……情况好多了，而且我觉得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我真的很高兴看到孩子们和我一样，都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

几个月后，进入恢复阶段的各种迹象变得显而易见。在他们第一次约会差不多一年半之后，朱莉和查尔斯住到了一起。朱莉的日记内容变得更加零散，提到查尔斯时，通常是在一种分歧的背景下，或是指出两人的性格差异，又或者反映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这时，她的许多经历都开始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表达共同体验——“我们去野营了”“新鲜空气让我们为之一振”。

约翰去世一年半后，艾伦找了份新工作，卖掉了两人的房子，搬进了公寓，并完全停止了日记书写。在谈到自己的日记时，艾伦指出，她“已变得更坚强”“不需要再写了”。她知道这也是约翰所期望的。

时间模型在评估人们对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反应方面可能是非常有用的，尽管对它的应用并不能照本宣科。6个月和18个月这两个转折点发生的具体时间因人而异，且取决于诸多因素。对于那些新近的、独特的、激烈的生活事件，6个月和18个月这两个时间点能够很好地预测大多数人情绪应对变化的进程。然而，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其他事件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波动。例如，对于曾经历过热恋或丧亲的人来说，再次应激所需的时间周期通常要短得多。

未来能否实现“推进哀伤”或者“推进应对”

很显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加快正常的、非复杂性的哀伤。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将面临至亲离世的悲痛。对于一些人来说，把这些经历说出来可能会很有帮助，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只要默默地继续生活下去就好了。目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没有出现一项能够普遍适用的治疗方法。

那么，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加速摆脱情绪动荡，从而更好地做出应对呢？这一领域的研究似乎更有前景。

缓解升学危机

几年前，詹姆斯和他的几个学生曾试图研究是否有办法缩短大学新生的入学调适时间。虽然不是典型的创伤经历，但对于年纪轻轻便离开家、进入大学宿舍的大多数18岁学生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生活变故。进入大学意味着离开家人和朋友，随之而来的便是自己在家庭和整个社会中的角色转变。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学习、生活，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经济负担。可以确定的是，大学入学常与高度的孤独、抑郁，以及身心健康问题关系密切。此外，来自全新社会圈的压力往往使新生难以与同龄人开诚布公。

以下书写样本可以体现出许多大一学生初入校园所感受到的各种冲突。其作者是一名刚入学一个月的女生，她参与了我们的一项研究。

我曾经相信，上大学是一段有趣而令人兴奋的经历。但直到我真正到了这里，才发现并不完全如此。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虽然遇到了很多新朋友，但有时我觉得自己孤身一人，正和一群陌生人一起生活，没有人真正认识我、了解我。住宿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我觉得自己总是在扮演另一个人，只为博取大家的欢心。在家里，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放肆地对家人发脾气，但是在这里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别人就会把我当成烦人精，在背后说我坏话。

为了了解是否有可能加快人们对大学生活的适应过程，我们邀请了大约130名新生写一写自己的看法。其中一部分同学的题目是针对一个比较表层的肤浅主题，另一些则要写下自己上大学以来最深刻的想法和感受。后者被具体告知：

对于每一个书写任务，我希望你放手写下所有上大学以来最深刻的思考和感受……书写中，你可以写一写离开朋友、父母时的情绪和想法，也可以谈一谈在适应大学生活各个方面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一说你是谁、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等。

为了检验表达性书写对入学压力应对的加速效果，学生被分成四批进行测试。第一批安排在9月初开学第一周内，有33名学生参加；之后三批分别在10月初、11月初和12月初进行测试。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看看表达性书写是否可以加快人们对大学生活的适应，如果“推进应对”的概念有效，那么第一批参与者在身心健康上的收益应该与第四批相当。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有效的。当人们提笔分析自己的大学生活时（无论是在开学第一周还是3个月以后），他们因各种疾病的就医率都下降了。那些讨论表层话题的参与者则与大多数入学新生身上出现的常见模式一样，第一学期内的就医率逐渐增加。

另一个让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表达性书写所带来的健康益处的持续性。一般来说，写一写自己上大学的体悟，可以在大约4个月的时间里维持和促进身心健康。然而到第5个月时，他们的精神状况就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了。换句话说，书写带来的增益效果似乎已被消耗殆尽。如此看来，心血来潮写写3天以来的沮丧经历，并不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永久改善。

像本研究中的学生一样，我们自己对大学第一年的生活也有一些矛盾的看法。虽然崭新、自由的生活令人兴奋，但我们也会有感到孤独、沮丧和无力的时候。不过，每当有人问我们是否喜欢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都会马上挤出笑容，反复颂扬大学的美好、伟大、无与伦比。如果当时我们参加了自己的实验，那么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他人，我们都可能会更加坦诚地说出那种对大学生活爱恨交加的复杂感受。

温馨提示

持续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助于促进长期健康和生活调适。在上面这个实验中，许多参与者的应激过程被加快了。但是请记住，我们说的是统计意义上的“整体而言”或“平均而言”。事实上，这种收益并不惠及每个个体。例如，在疾病诊疗方面，大多数人的就医率在书写前后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甚至有11%的参与者在进行关于大学生活的反思书写之后，健康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而这个数字在阐述琐碎话题的控制组中达到了39%。反观我们研究的各个环节，实验本身可能仅引起了两到三成参与者身心健康的真正改善。说得更加极端一点儿，实验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可能并没有什么影响。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卡米尔·沃特曼和罗克珊·西尔弗已从他们的研究项目中得出结论：即使有重大创伤，一半以上的人也能够良好应对、顺利自愈。这些在灾难面前能屈能伸的个体很有可能并未在本实验的书写过程中得到任何帮助。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随遇而安的。尽管将持续危机写出来的过程对许多人来说显然是很有帮助的，但其效果既称不上立竿见影，也算不上天长地久。在刚写完入学随感之后的几分钟内，许多参与者都感到情绪低落、思乡情切，并对大学生活愈发焦虑，这种情况在基于其他压力源的表达性书写任务后也得到了体现。尽管健康状况的改善在书写后不久就出现，但其效果只能维持四个月左右。

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无论是表达性书写还是直面苦恼的经历，都不是对所有人、所有事奏效的万灵药。然而，在涉及成千上万个体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实验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效果。如果目前你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生活危机，不要指望书写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多么美好。“推进应对”的神奇思想是一种误导，因为大多数危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服，而且可能涉及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所有这些实验结果能够确证的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书写可以缩短他们沉浸于悲伤的时间，帮助他们去适应和经营新的生活。最后，请记住，这些早期研究侧重于“升学”这一特殊类型的危机。在有关创伤应对的大框架中，“进入大学校园”所带来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但不太可能是灾难性的。

有关创伤应对的几点思考和重要教训

综上所述，创伤应对的过程似乎是可以被加快的。但是，这一说法还有许多值得澄清的地方。当某件事听着很好的时候，一定记得要去找一找那些标在不显眼角落的注脚，例如以下这些。

·大多数人都有自然应对创伤的本能。
不是每个人的悲伤或应对过程都是按阶段一步步进行的。事实上，面对一些严重的创伤经历（比如离婚、失去亲人、拷问或其他一些灾难），有差不多一半的成年人不会出现任何抑郁或焦虑的症状。于是从根本上说，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受益于那些对自身应对策略加以调整的尝试。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应对创伤的方式和效果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假如你看到一个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之后显得相对正常、神情愉悦且没有很强的防御性，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真的过得很好。不要忘记，很多人在困难面前都是能够见招拆招、安之若素的。

相反，至少有20%的人会在经历了严重创伤后表现出抑郁、焦虑等其他典型症状。在这些人当中，应对策略也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产生巨大差异。拒绝、愤怒、低级思维等各种消极防御机制随机或顺次出现。对这些人而言，书写或倾诉可能有所帮助。

·各种治疗手段的提速效果是有限的。
跨越任何生命中的劫难都需要时间的洗礼，我们目前尚未建立明确的操作程序来帮助你在一夜之间克服重大的个人丧失。如果你的爱人昨天离开了，那么写下愁绪可能会将你沉沦于痛苦的时间从5个月缩短到3个月，但仅此而已，之后会怎样无从知晓。对一些人来说，书写或倾诉可能会大大左右他们走出哀痛的过程，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没有任何影响。

同样的道理，书写和倾诉所带来的好处可能是暂时的。前述升学研究表明，相关的健康福利持续了大约四个月。但由于纵向研究设计复杂、费时费力，所以很少有研究对这些身心健康方面的变化追踪六个月以上。

·对于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来说，妄加干预可能会引发潜在的次生危机。
如果你目前正在协议离婚，或者身边亲友刚刚去世，抑或遭受了一些其他的重大创伤，那么现阶段，书写和倾诉对你走出阴霾可能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你想提笔写点东西，照做无妨，但请不要迫使自己（或其他人）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那些深层次的情绪梳理可以放到以后再做，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出门运动、打打游戏或者看看电视可能会更加有效。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由于你仍处在风暴中心，世事瞬息万变，可能会有更多更严重的烦心事儿正在等着你，要想一一解决只会让你应接不暇。例如，当你正在调解离婚时，书写也许可以陪伴你走过独守空闺的日子，但并不能帮助你做好准备去面对未来那些从未经历过的丑恶审判、中伤谣言，以及最后收到的那一纸离婚判决。

·警言寥寥。
无论是书写还是倾诉，你付诸实践的方式十分重要。在书写中，请以自我反思的方式探索你最深刻的想法和感受。找一个地方，留出一段特定的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写一写。如果你想找别人倾诉，请确保你的听众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而不是事件的参与者。假如提笔书写让你感到有些伤心或郁闷，不要惊讶，因为自我反思的过程本来就会伴随些许痛苦，而这么做的各种好处又是相对明朗的。在第10章中，我们会进一步介绍有关如何通过书写进行自愈的更多细节。

第8章　“你身后有我，还是没有呢”——我们语言另一头的听众

社会支持的一个好处，就是为人们提供讨论他们想法和感受的出口。你拥有的朋友越多，就越健康。但是这种效应几乎就是要取决于你向朋友袒露自己经历创伤的程度。

大多数个人创伤都有社会成分。即使它们不是由其他人造成的，我们通常也会向他人求助来应对。袒露创伤这种内在的社会属性不仅对经历创伤的人有重要意义，对聆听者也有意义。

来看看劳拉的案例。劳拉是一个35岁的律师。她10岁时，父母离婚了。两年之后，她的母亲再婚。再婚后的6个月，劳拉的继父开始酗酒。大概在劳拉13岁的时候，她的生活改变了。一天深夜，她醒来时发现醉酒的继父在抚弄她的乳房。虽然她扇了他的耳光并且要求他离开，他却不以为然。这件事情断断续续，持续到她15岁离开家去姑姑家住。在24岁患上子宫癌之前，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劳拉回忆了那两年的痛苦：

我以前跟母亲一直很亲近。离婚几乎毁了她，但她跟乔克（继父）在一起时很开心。如果她知道乔克对我做的事情，很可能会心碎。我其实非常想要告诉她。你知道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是一种什么感受吗？我早上起床，乔克和妈妈会一起过来。他会看似很友善地微笑，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恨他竟然这样胆大包天，可我却从来不能告诉任何人为什么。每个日日夜夜，每当我看到那个混蛋，都觉得自己都要吐了。15岁生日之前，我就得了皮肤溃疡，我猜你们应该觉得不足为奇了。

回顾这一切，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不能再跟妈妈谈心。我必须在我们之间竖一堵墙。如果我不足够小心，这堵墙就会崩塌，我就会把所有事情告诉她。对我的朋友们也是一样。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们出去玩，我们一起开心地谈论着男生和约会。她们的笑是真的，而我的不是。如果知道在我卧室里发生的事情，她们会直接吓死。

劳拉被迫陷入一种无法获取社会联结的境地。如果她告诉妈妈，这个家里就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如果劳拉告诉她的朋友们，她的坦白也会引起一阵骚动。有可能她妈妈也不会相信她（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孩子暗示家里有性侵行为的家庭里）。朋友们有可能离开她。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劳拉也会遭受来自她生活的社区或者学校里某些人的歧视和边缘化。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指出了隐藏秘密的风险。但我们还没有说明的是，人们通常是因为合理的原因或者为了应对巨大的社会压力才隐藏秘密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袒露那些隐藏很深的个人秘密会让当事人处于被朋友抛弃的危险中。在一篇关于袒露过程的文章里，斯蒂芬妮·肖杜瓦（Stephenie Chaudoir）和杰夫·费舍（Jeff Fisher）二人指出了“污名化管理”的重要性。其中的观点是，当我们想告诉他人一个有潜在威胁的秘密时，我们通常会一次只说这个秘密的一部分，也就是一点点、小剂量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非常仔细地监测朋友们的反应。如果他们看起来哪怕只是有一点点的被困扰、被威胁或者有些受伤，我们就会后退，然后修改我们的故事，让它不那么有威胁性。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友情，同时也造成了秘密的隐藏。

从聆听者的角度说，这个现象还有另一面。通常听我们熟悉的人讲述他所经历的一件个人悲剧，是很痛苦的。我们也许愿意咀嚼新闻里的失火、谋杀或者混乱的离婚事件，但是当同样的事情涉及我们关心的人时，可能就变得非常让人心痛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正在经历某种让人烦恼的体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回避打电话、拜访甚至是见到这个人。我们应该说什么？她想聊那件事吗？我真的想听那件事吗？

谈论和回应创伤：丧失所爱的人

孩子的死亡会颠覆我们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意义。对父母来说，仅仅是想到孩子的死亡，就会激发他们的恐惧。几年前，詹姆斯被邀请去给一个互助小组做报告，这个小组是由刚刚经历了这样终极恐惧的丧子父母组成的。这些父母一个个回忆了他们得知自己的孩子死于谋杀、自杀、车祸和疾病的遭遇。种族、社会阶层和宗教的不同已经毫不相关。他们被共同的悲剧联结起来。

因为詹姆斯一直在研究人们经历悲剧性事件后的认知变化，所以他打算与这些父母讨论用什么方式接受孩子的死亡。他向丧子父母保证，根据他的研究，他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这个团体充满尊敬地聆听这位“专家”讲述他自己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在他简短的演讲之后，沉默让房间里的空气都结了冰。

终于，在后排的一个男人举手，并且用温柔的声音说：“你不知道我们的感受——在它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前，没有人能知道。”每个人都在赞同地点头。“请永远不要说你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因为你不能理解。我们的一些朋友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一场诚实的讨论出现了。孩子死亡所带来的影响几乎不能被语言表述。但让他们最没有准备的结果是被社会隔离。是的，孩子死后的两三周里，朋友们都很好——给家里带来吃的，帮忙购物，照顾他们的孩子。但之后电话就停止了。朋友和同事开始回避他们。随意的聊天开始变得做作，因为没有人想触及死亡的话题。

一对夫妻含着泪描述了两岁儿子死后数月的时间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有很深信仰，并且全部社交生活都紧紧围绕在他们的小教堂里。事实上，教堂在他们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一种致命的肝病时，还为他们办了几次祈祷。大约在儿子去世的一个月后，这对夫妻开始感觉到牧师和其他教堂成员的排挤。在日常的教堂礼拜时，昔日密友不再坐在他们旁边。他们不再被邀请参加非正式的社交聚会。每当他们尝试谈论儿子的死亡，人们很快就会转换话题。几个月下来，他们失去了儿子，也失去了整个社会支持团体。最后，当他们跟牧师说他们可能要加入临近小镇的另一所教堂时，牧师同意说：“也许这样对所有人都最好。”

所爱之人死去后，失去的社会支持

丧子父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父母们强烈地想和其他人讨论他们的丧失。他们的朋友却觉得这个主题就连想想都太吓人，太有心理威胁。正在经历哀痛的丧子父母的朋友们，经常用简单回避这些父母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

与他人倾诉自己问题的好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聆听者那里得到的社会回应。咨询师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与家人、伴侣、朋友或者同事的关系可能是另一个故事了，因为这些人可能通常不会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回应，所以跟他们倾诉的坏处也许大于好处。我们同样要指出，事情也不总是这样。一些证据表明，情感表露在有效应对丧失的过程中不一定是必要的。但是，对于那些渴望或者需要表达想法或情感的人来说，不能这么做就也许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源。

一项最近的研究也记载了这件事。瓦妮莎·乔思（Vanessa Juth）和她的同事们评估了超过200位多年前丧亲者的健康水平。那些说自己在丧失后承受着最多社会压力而不能讨论他们丧失的人，也同时是有最多精神和身体健康问题的人。社交限制就像是微妙的社会手铐。丧亲者的朋友们无疑散发了一种非语言的信号说：“我们不想探讨任何在情感上有威胁的事情。”

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告诉我们要怎样面对丧亲者，这就让这种社交限制更严重了。在访谈中，经历创伤者的朋友们害怕谈及这个话题会让处在创伤中的人更加沮丧。在很多场合里，我们都会听到人们说：“我不想提醒他们想这件事。”或者“我觉得让他们不要想它是最好的。”甚至“如果他们想讨论它，他们早就这么说了。”这些我们时常用来合理化的理由也许有时是对的。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通常持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这样自己就不用去聆听创伤了。

如果你的一个朋友遭受了孩子或者其他亲人的死亡，或者面临其他重大的创伤，他很可能经常想起这件事情。不要犹豫，问问他是否想聊聊这件事。那些类似“你会克服的”或“我知道你的感受”，又或者“至少你们曾经有过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的陈词滥调，通常都没有什么帮助。除非你经历过类似的创伤，否则你可能不知道朋友的感受。为了你的朋友，让他自由地谈论这份丧失。最后，如果你有关于这位朋友丧失的所爱之人的美好回忆，讲讲它们。就算是死亡发生在几年前，你的朋友仍旧会因为你对死者的记忆犹存而感到开心。

如果你经历了一场丧失，你的很多朋友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怎样面对你的感受。你很容易就会把朋友的行为理解成残忍或者不体贴，但事实可能不是如此。他们通常想要讨论这个悲剧，但不知道怎么提及这个话题。在一些闲聊中，你和你的朋友也许都在思考你的丧失，但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就像一个人解释的：“这就像是卧室里有一头大象，
[1]

然后我们两个都假装它不在那里。”对那些应对良好的丧子父母来说，他们学会了类似于“请随意讨论它”这样的方式。换句话说，引入话题的责任在你身上。

最后，我们强烈推荐互助小组。在美国很多城市，都有跟你经历了类似创伤的人组成的小组。对于丧子的人，类似于“慈悲的朋友”（Compassionate friends）或者“丧子父母”（Bereaved parents）这些小组的价值不可估量。对于那些失去了爱人、伴侣，或者因为自杀、疾病或其他悲剧而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的人，也有类似的小组。其他一些关注具体问题的机构，比如关注药品和酗酒问题、饮食紊乱、强迫性赌博、吸烟、强奸或者暴力的受害者、受虐伴侣或者儿童的机构，也可以在大部分地区找到。如果你无法找到一个相关的小组，联系一个你所在地区的联合办事处或者危机干预中心。要说明的是，这些小组是为了鼓励面临相似问题的人们彼此对话，而不是为了提供所谓的咨询。

[1]
a 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指大家都知道却刻意回避的事。——译者注

由共同创伤导致的婚姻问题

在很多友情中，当其中一个人经历了创伤而另一个人并没有时，两个人的心理状态会有根本上的不同。当夫妻二人经历了同样的丧失时，一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就产生了。在那些失去了一个孩子的家长中，数据很令人沮丧。在之后的那些年，夫妻中的一个或者两个人，在总体上罹患重大疾病、精神问题和死亡的概率都会大大增加。虽然离婚率会比美国的平均水平高，但是这些数据还比较有争议。经历其他创伤的夫妻，比如重大经济损失、孩子被逮捕，甚至像搬到一个新社区这样更加温和的挑战，都会同样面临更高的婚姻问题的风险。

一个共同经历的创伤尤其困难的地方在于，两个人不能为彼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两人都在哀伤中。这个问题会进一步被复杂化，因为每个人通常都有自己的哀伤节奏和方式。对德洛丽丝的采访，就是这样一个悲剧的实例。德洛丽丝在他们14岁的儿子意外被射杀后7个月，跟与自己结婚18年的丈夫离婚。

鲍勃（她的丈夫）听到儿子被意外射杀的瞬间，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会坐在饭桌前一言不发。而我永远在哭，想要跟他谈谈米奇（儿子）。鲍勃有时会因为我说话太多而生气……他不触碰我。他不想跟我有任何瓜葛……鲍勃的兄弟告诉我，他们会一起去钓鱼，然后有时他会哭得像个婴儿。米奇死后，我从未看他掉过一滴眼泪。

德洛丽丝的例子引出了一个问题：男人和女人在哀伤方式上，可能存在很大不同。在最近的研究中，玛格丽特·斯特罗贝和她的同事发现，在男人或者女人中，扮演“强壮”的一方去帮助另一方应对丧失，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在一项有200位丧子夫妇的深入调查中，研究团队发现，这种节制自己的哀伤来帮助另一半的方式，在男人和女人中都很常见。让这项研究变得有趣的发现是，他们发现了一种模式，叫作“以伴侣为导向的自我管理模式”（partner-oriented self-regulation，POSR），这种模式最终对关系中的两个人都有伤害。那些依赖POSR的夫妻，会比那些两个人都让彼此的感受对对方坦率并且诚实的夫妇，体验到更多的哀伤和压力。不管是公开地表达感受还是简单地聊天，交流是经历了共同创伤之后的夫妻，让他们的关系能继续下去的关键。

自我暴露和关系创伤

大多数长期的亲密关系会经历有压力和动荡的时期。经济困难、工作不稳定、为人父母的压力和婚姻忠诚度等问题，是能够撼动伴侣们稳定感的很多因素中的一部分。书写关系中的沮丧和创伤，可能帮助夫妻建立一种共享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而促进彼此的亲密和信任。表达性书写的研究已经让夫妻用这种方式应对婚外恋，通常是写信的形式。一种方法是让两个人各一封信给彼此，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之后，夫妻通常会更少地体验到沮丧和抑郁。

一个更加有前景的结果被斯蒂芬·莱波里和他的同事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他们正在进行一个书写研究，研究对象是那些最近刚刚分手的女大学生们。这个研究的想法是想知道书写是否会提高她们的健康水平。虽然根本没想到会有健康以外的收获，但莱波里发现，书写会提高她们和前任的复合率。

在莱波里的发现的指导下，理查德·斯莱彻（Richard Slatcher）对处在一段关系中且每天给彼此发信息的大学生做了一个研究。他的想法是，让其中一个人用表达性书写的方式写他们的关系，或者写一些肤浅的话题。理查德的团队很好奇，表达性书写会怎样影响情侣发信息的方式。结果发现，表达性书写让情侣们对彼此更加坦诚，更加富有感情。但更惊人的是，这个研究对于情侣们能在一起多久，有着强烈的影响。

另外说明一点。理查德的研究涉及了86对情侣，大多是大学新生。你可以想象，第一年的关系是非常不稳定的。这项研究结束3个月之后，表达性书写组的情侣中有77%还在一起，而控制组的情侣们只有52%还在一起。谁能想到呢？让人们反思他们的关系能让关系更强大。意念的奇迹永不停止吗？

与他人聊天是否有效

1976年，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员斯坦利·科布（Stanley Cobb）发表了一篇富有突破性的文章说，在压力时期，强有力的友谊网络会保护一个人的健康。纵观几个大规模研究，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会在人们经历各种各样的悲剧时，保护他们免于疾病和死亡。数百甚至数千研究，都支持和延展了科布的早期结论。

这些年来，我们对社会联结的力量有了更好的了解。友谊系统可以用很多方式抵抗压力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是，朋友能够在需要时为人们提供钱、食物、住房或者其他摸得着的福利。他们还可以提供建议和客观的角度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中的问题。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心理学新闻。

更有趣的是，强大的友谊系统可以帮助人们保持一种稳定的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看法。创伤令人害怕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们让我们开始质疑自己是谁。比如，当一个人因为裁员而意外失去自己的工作时，他可能试图这样解释：“我活该，我是一个坏人。”没有朋友，人们就更可能责备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有力的信息来源。

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工作的威廉·斯万（William Swann）发现，危机时刻，人们的自尊会因为朋友而得到维持。那么，在被裁员后，朋友可能会很肯定地告诉他，他实际上是个好人，从而支持到他的世界观。

讽刺的是，朋友同样可以让一些人保持低自尊。那些低自尊的人，通常在应对成功时都感到很困难。如果你对自己有消极的看法，那么你可能会因为得到了很大的升迁或者知道其他人觉得你很棒而感到不安。有趣的是，那些没有友谊圈的低自尊的人，会因为成功而出现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但如果有朋友网络，那些低自尊的人在获得成功后，会有更少的健康问题，因为“朋友”会让他们相信，他们可能不值得成功。换句话说，在不管发生什么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系统可以通过维持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而让我们保持健康状态。

关于这一点的一个绝佳例子，发生在我们班上一个写了特别棒的论文的同学身上。这个同学总是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而且通常对于收到的热情评价都感到吃惊。一周后，他提到父亲的来信，信的核心内容是：“心理学论文任何人都会写。可是为什么你会计这门课只得了B？”这个学生的低自尊被完好地保存了。他继而成了一名会计专业的学生。

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有比较合理的良好感觉，并且有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的一个好处，就是为人们提供讨论他们想法和感受的出口。在对公司职员以及大学生的大型调查中，我们像其他社会支持的研究者一样，发现了如下结论：你拥有的朋友越多，就越健康。但是这种效应几乎就是要取决于你向朋友袒露自己经历创伤的程度。

但更意外的是，如果你有一个未曾对任何人讲过的创伤，那么朋友的数量就和你的健康无关。社会支持只有在你明智地使用它时，才能保护你的健康。也就是说，如果你遭受了生命中的重大动荡，并且有非常支持你的朋友，那么请找他们聊聊这件事。仅仅拥有朋友是不够的。

选择一个袒露对象

书写令人沮丧的经历是一种很好的应对方式，原因之一就是它很安全。如果你用日记去探索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你可以完全对自己诚实。没有其他人会评价你、批评你，或者扭曲你对世界的认知。但书写也有它的缺点。它可以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很多人发现在纸上表达自己很困难。有些时候，人们对于他们自己世界的认识可能被扭曲。

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能够可以与一些人表达大多数私密的想法。但是我们不能。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有些话题我们还是会回避，因为我们所说的话可能会深深伤害他们，或者让我们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很糟糕。向另一个人全然坦诚是可能的吗？是的，有时是。但是在袒露自己之前，有几件事情是必须考虑的。除此之外，当我们卸下防备，诚实地交谈时，这件事情本身对一段关系有着重要的含义。

信任

真正的自我暴露的关键，是一种凌驾于一切的信任感。詹姆斯和他的同学们在一个叫作“神父告解研究”的项目里，检验了信任的重要性。学生们被要求说几分钟他们最创伤的经历，他们的生理指标被同时监测。一半的学生独自坐在一个房间里，对着录音机说话；另一半学生则对着帘子后面的匿名教授大声地说出来。詹姆斯就是那个教授。他们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他们。他们被告知，他只是坐在那里，不会对任何他们说的东西做回应。这一切都是真的。

独自一人时，这些学生会放开并且袒露他们特别私密的事情。确实，他们的生理指标，比如皮肤传导水平表明，那些高度袒露的学生没有压抑他们想说的话。但是那些向匿名神父告解的学生，生理水平却常常升高。他们在整个告解期间还是警惕着的。之后他们承认，自己并不信任坐在帘子后面的那个人。比如一个学生说，那个告解神父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心理学教授，因为他的鞋子（他们能看到鞋子）看起来又烂又廉价！

这些发现中的一些很有讽刺意味。人们很容易就对一台录音机敞开了心扉，尽管他们不知道谁会听到这些录音。可是，当有匿名的人在时，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表述自己经历时，就变得更加缄默。

聆听者不会给予评判性回应

如果人们确定他们所说的不会被人评判，则会更愿意袒露自己的感受。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以来访者为中心治疗方式的奠基人，强调说治疗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咨询师是否能尊重他的来访者，不管对方说什么。罗杰斯相信，即使一个来访者谋杀了他的父母，并且靠抢劫教堂谋生，咨询师接受这个个体还是很重要的。

罗杰斯方法的逻辑很有道理。如果人们诚实地袒露他们关于一些东西的感受，他们的感受就是真的。否认一个人的感受和认知就相当于否认这个人。一些研究发现，当人们因为袒露自己的创伤经历而受到惩罚时，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都会受损。

安全并且匿名的聆听者

一些我们认识的心理学家经常出差。在飞机上，很多人都会避免说他们是心理学家，因为人们会告诉他们关于自己生活的一切。约书亚和詹姆斯已经听到过无数令人震惊的、心碎的和精彩的故事。在一次旅行中，一位女性悄悄地承认她对婚姻的不忠和婚姻的不幸，而她的丈夫就熟睡在她身边。旅行中的心理学家并不是唯一会听到这些故事的人。研究显示，酒保、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都经常充当人们袒露的对象。

人们为什么会把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告诉陌生人，而不是自己的伴侣或者朋友呢？他们并不是因为信任这些聆听者或者甚至因为这些聆听者没有评判，而是因为免于指责的自由。根据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rge Simmel）的经典理论，如果我想和飞机上的邻座说我最阴暗的秘密，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因为我永远不会再看到这个人。这份“知道”让人自由。我说的任何事情永远不会影响到任何长期的关系。更进一步说，就算这个人有评判，也不会有任何后果。

职业的聆听者

在心理咨询发展之前，人们会向他们的宗教领袖、私人医生，或者其他的医治者（比如看手相的或者其他算命先生）袒露自己最深的秘密。多数情况下，这些职业的聆听者提供了信任和隐私保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和欧洲涌现出大批的职业聆听者。比如，在1960年，每年新产生的临床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和咨询师平均在500人以下。到1980年，这个数字超过了4000人。现在，每年数以万计的新咨询师会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咨询行业发展的同时，其他提供非正式咨询行业的人数减少了，或者逐步让位。比如，在医学领域，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的数量减少了。教堂参与率降低了。甚至在很多宗教中，牧师等角色改变了。很多教堂会众会请一名咨询师提供咨询。罗马的天主教堂就是这一变化的绝佳见证者。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家强烈鼓励大家参加每周的隐私告解会。然而，在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之后，告解程序变得越来越不正式。告解亭很快就相对过时了，并且取而代之的跟牧师的面对面会面，也只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有。

心理治疗提供了一个袒露秘密、想法和情感的有力场域。咨询师通常能够提供真诚自我暴露的核心要素（信任、没有评判的反馈和免于责难的安全），并且沮丧的人们可以得到应对他们压力来源和症状的具体信息。就像书写，咨询也可以帮助人们对自己感觉更好。

职业聆听者在我们社会中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大规模研究表明，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对于减少生理健康问题、抑郁、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想法和行为失调，都是有效的。如果你或者一个朋友遭遇了很难应对的心理问题，我们强烈地推荐心理咨询。书写你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不应该作为咨询的替代品。就像是与一个支持你的、可信任的朋友聊天一样，书写最好被看作一种预防性保护。

移情是必要的吗

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中，弗洛伊德强调，只有在患者把他们最深或者压抑的情感移情到咨询师身上时，咨询才能有效。这些基本的情绪通常都是与一个家长有关的情绪，现在变成了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建立强有力的依恋关系的基础。通常，当移情发生的时候，患者会表达他们对咨询师深深的爱或者恨。更近期的咨询形式的成功，仍旧仰仗于患者和咨询师发展出一些形式的情感依恋。

某种意义上说，也许一定程度的移情在一段咨访关系中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已经发现，咨询式的收获也可以从书写甚至跟飞机上的一个陌生人聊天获得——在这些情境下，移情并不相关。弗洛伊德和他的跟随者们也许混淆了咨询和咨询式的关系。比如，当人们开始咨询，他们知道要跟咨询师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种亲密的联结。他们必须在感到泄露自己的秘密是安全的之前去信任咨询师。

咨询式的舞蹈在咨询的最初几次发生，在这其中，来访者判断咨询师的反应、可信任程度和能力。在任何一种进行中的关系里，信任的建立都需要时间。最开始，来访者可能会进行一点儿污名化管理。他们泄露一点儿关于自己的事情，然后仔细地观察咨询师的反应。就像鸟儿或者情侣们的求爱舞蹈，来访者和咨询师在基本的袒露发生之前，要经历一段故作姿态。在书写或者与陌生人聊天时，袒露的元素基本都在了。

选择一个袒露对象的最后一些考虑

在生活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想跟别人探讨的令人沮丧的事情。袒露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能促成我们和他人有力和持久的联结。比如好几个实验说明，当一个人袒露一个秘密给另一个人时，另一个人通常也会袒露一个秘密。根据社会心理学家欧文·奥特曼（Irwin Altman）和达莫斯·泰勒（Dalmas Taylor）的研究，这种人际间的自我暴露循环，就像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咨询式舞蹈一般运作。如果没有人在这个舞蹈中被拒绝，袒露的性质就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亲密。一旦这个循环存在了，两个人便建立了一种稳定并且信任的关系，这份关系会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创伤提供袒露和倾诉的出口。

但是舞蹈也可以造成心理和社会危险。那些袒露自己然后被聆听者拒绝的人们，可能变得抑郁、有敌意，并且退缩。如果你此刻正经历着创伤，并且需要跟一些人聊聊，有一些安全保护是你需要考虑的。

·自我暴露可能会改变你们友情的性质。
通常，透露一个很深的秘密会让你和你的朋友关系更近。但是，朋友可能会被你所说的事情威胁到或者觉得受伤。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你们的关系就有危险了。比如，把你想要发展婚外恋的欲望告诉你的伴侣，可能会导致谴责而不是理解。

·聆听你的创伤，对于聆听者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创伤。
通常，聆听者可能需要把跟你讨论的东西与另一个人讨论。秘密是传染性的。根据比利时鲁汶大学伯纳德·瑞米（Bernard Rimé）的研究，平均一个秘密的袒露会至少传播给两个其他人。尽管有些时候是恶意的动机，但八卦可能也反映了人们跟别人探讨那些令人不安的信息的需要。

·社交勒索的存在。
暴露你最黑暗的秘密可以让聆听者处在一个很有力量的位置。圣经里面参孙和黛莉拉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上帝的旨意下，参孙应该坚守他的力量来源于他的头发，这个秘密。在脆弱的时刻，他向自己的情人黛莉拉袒露了这个秘密，而情人把这个信息卖给了非利士人。故事的结局是，参孙错误的判断让他失去了自己的秘密，他的头发和他的力量。

·聆听者的期待可以影响袒露的内容。
根据听众的不同，人们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和解读他们最深的感受和想法的方式。如果你的听众是一个宗教领袖、心理学家或者是施害者，那么你关于一个性创伤的描述就更可能强调内疚、无力感，或者愤怒。理想的情况是，你的聆听者应该容许你去探索关于这个事件所有相互矛盾的感受。

·人们袒露自己秘密的动机并不总是纯粹的。
在向别人袒露一个秘密之前，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袒露的对象。我们经常会看到通过袒露，人们真的伤害到了别人。虽然他们声称自己的行为是诚实和开放的，他们的袒露却明显带有报复的动机。这份袒露的主旨通常是“你伤害了我，所以我也要伤害你”。

·袒露和隐藏秘密可能是行为适应不良的表现。
很多时候，令人沮丧的经历可以被直接更正。作为研究团队的管理者，詹姆斯和约书亚都目睹过一个人不经意地伤害了另一个人感受的情况。被冒犯的人通常不是自己生闷气就是跟其他人抱怨。在多数情况下，如果被伤害的人可以在开始时就直接把他的感受表达给造成这个问题的人，整个事件就可以避免。我们大多数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过程。

聆听他人创伤的负担

这一章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区分直面创伤和被创伤控制的区别。通过跟其他人交谈，在心理上直面你的创伤，可能是健康的。而直面别人的创伤可能是一种情感负担。

事实上，聆听对创伤经历的描述可能会造成健康的危害。很多年前，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詹姆斯采访了大量的大屠杀幸存者。他并没有准备好聆听那些恐怖的场面。在采访完最初的两个大屠杀幸存者的一个星期后，他被流感击垮了。在那个时候，他认为他的疾病与这份压力无关——他只是被暴露在流感病毒中了，仅此而已。回顾起来，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做这些访谈和听那些惨绝人寰的创伤经历所带来的压力，可能削弱了他的免疫系统，因此让他更容易感染疾病。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十项研究说明聆听那些特别令人苦恼的故事是怎样引发重大的压力反应的。不管是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可怕经历的谈话，还是面对面聆听别人与个人动荡的生活进行抗争，这个过程让我们紧张、愤怒，并且无助。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更好地理解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现象最初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很多与人接触的职业从业者经常报告说，时间久了，他们就会在情感上觉得精疲力竭和冷淡，并且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减少了。职业倦怠最高发的职业包括护士、社会工作者，甚至是销售和人事岗位。这些职业都有较高的置换率、由于疾病所产生的高于平均水平的旷工率和更高的工作不满意度。

在很多领域中，职业倦怠都是一个抑制的问题。不停地被暴露在其他人的创伤里的一个危险，就是没有机会去聊聊它们。根据马斯拉奇的研究，特别具有破坏性的是，这些职业倦怠症的受害者觉得，他们对于那些跟他们聊天的人的生活无能力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医生和咨询师会比类似的人群更不容易职业倦怠。聆听者越能够影响讲述者的生活，他就越健康。

聆听其他人的问题，是一门我们都没怎么训练过的艺术。当心理学家和其他助人行业的人接受培训时，他们通常会花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在一名有经验的临床工作者的密切指导下工作。他们跟自己的指导者讨论每个案例的细节。这段时间的督导的作用，是为保护其他人的秘密奠定训练基础。因为在这个行业工作，詹姆斯和约书亚已经听过了比大多数人一辈子听到的还多的创伤。开始的时候不聊它们是不太可能的。而现在，经过了多年的访谈和聆听故事，我们可以聆听几乎任何创伤经历，而在回家后一次都不会想起它们来。

不幸的是，学会抑制自己去想其他人的秘密，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假设你不想花未来几年的时间在研究生院，当别人告诉你一些特别私人和令人沮丧的事情时，你要如何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聆听者呢？通过向临床心理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通常有两个相互重叠的答案。第一个是书写它。第二个建议是以不暴露故事主角身份的方式对一个不认识故事主角的人讲述主人公的秘密。比如，你可以选择打电话给一个远方的朋友。但是请记住，跟其他人说这件事情永远都有危险，因为你可能被看作一个背叛了信任的人。

最后一个应对聆听他人创伤的措施，是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停下来。当另一个人的创伤开始成为你的创伤，你和这个人的关系（以及你自己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都在危险中。你必须诚实地向自己和他人承认，你已经无法应对这个问题了。永远不要为给别人推荐一个咨询师或者支持小组而感到难为情。表明上看起来的冷漠，可能长远来说对你和你的朋友都有帮助。

情境中的个人价值

尝试一下下面的思想实验。想象一下我们让你写下关于你个人对于性和爱的最深的想法和感受。

·情境1.
想象一下你将保留自己写的东西，并且没有人会看到你写了什么。在转换场景之前，认真想想你要怎么书写这个话题。有什么秘密事件和隐藏起来的欲望是你要提出来的？

·情境2.
想象一下我们要把你书写的东西给你父母，然后让他们评价你写的关于性和爱的东西。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情境下的书写方式会与第一个情境下的书写方式类似。但是大多数人会稍微或者戏剧性地改变他们书写的内容和方式。

·情境3、4，等等。
想象同一个书写任务，但是这次你写的东西（当然，会有你的名字在上面）会被你的领导或者牧师读到，或者可能被当地高二的班级读到，抑或被一群要评估你精神健康状态的心理学家读到。

我想你明白了。我们可以对所有不同的听众暴露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但是，我们会根据听众来改变我们对于“最深处”这两个词的定义。我们也会很微妙地改变从一个到另一个情境中，我们对于类似事件的解读。

我们有明显的理由相信人们会根据听众改变自己的故事。如果人们觉得目标听众会反对，或者以一些方式惩罚他们，他们几乎会重新建构自己的故事。同样，如果目标听众是对我们个人或者职业很重要的人，我们就会让自己写的东西读起来尽可能有一个美好的印象。但是寻求奖励和规避惩罚仅仅是我们书写和讲述自己个人经历的动机之一。

在任何社交情境下，都有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价值标准。比如，当你进入一个宗教机构，没有人会给你一张准许行为清单。即使你从没来没有去过那个宗教场所，还是会立刻知道不应该抽烟、喝酒、大声笑等。同样，如果你去找银行工作人员贷款，有些话题是你会去避免的。宗教场所中的首要价值标准可能就是尊重和传统。在银行大厅，这个心照不宣的价值标准可能是节俭和财务上的负责。

情境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启动了一整套内隐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可能是你在特定时刻衡量自己行为的依据。比如，如果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银行职员分别让你对自己的性格做一个评估，在教授面前，你对自己智力的思考可能会更自然地流露；在银行职员面前，你管理财务的技能可能会最先浮现。这个情境或者说背景，就充满了可以塑造我们袒露自己的内隐价值。

检验内隐价值观的影响

用两分钟时间写下你对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你可以保存着自己写的东西并且不给任何人看。但是先想象一下这个邀请你书写的人是一个心理学家。然后假设邀请你书写的人是一个宗教领袖，再写写看。提出邀请的人的身份就会改变首先出现在你脑中的内隐价值。因此，即使给你指示的人永远不会看到你写的东西，你书写的方式可能还是会因此改变。

心理学家情境下的内隐价值可能让你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探索自己的想法，不管它是什么。比如，在你的脑海中，你可能会问自己：“我正常吗？我跟他人相处得好吗？我的童年正常吗？”这些“可能问题”在我们回答之后，可能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核心问题。

宗教领袖情境下的内隐价值可能同样是关于我们存在的核心问题，但可能与在心理学家情境下的不同。如果一个宗教人士邀请你探索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个情境的内隐价值可能就会促使你问自己：“我是一个好人吗？我诚实而公正地对待别人了吗？对父母来说，我是一个好孩子吗？”那么在宗教背景下，任何自我反思的文章都可能明确地回答那些由它引起的内隐问题。

你会发现，通过激发不同的内隐价值，我们解释创伤的努力可能会受到其很大的影响。比如，做一个思想练习，你是一起严重的入室侵犯和暴力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并且现在正在与这个有高度危险性和可能有淹没性的创伤经历抗争。事实上，不管你是一个心理学家还是牧师，都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去理解这样的创伤。所以你很可能不断地想它、梦到它，对它发展出不理智的恐惧，并且在创伤的那一年里可能遭受几种生理上的疾病。

现在想象一下，你被邀请匿名书写自己的创伤经历，不管是在心理学的、宗教的，还是政治的价值情境下。从心理学的角度，很多你写的东西会是探索为什么你现在会有这样的感受。在宗教的价值系统里，你可能会像《约伯记》中描述的那样去接纳苦难。从政治的角度，你可能从行为反映了政治或者经济体制上去解释你和迫害你的人的行为。但是不管采用哪种价值系统，你都可能从书写中获益。通过把经历转化成语言，你会更好地理解这个事件和你自己。

很讽刺的是，你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将会非常不同，它取决于你从这三个角度中的哪个背景出发去写东西。书写完成后，你的头脑还会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变：与书写之前相比，你会更加遵守这个内隐的价值系统。

当我们书写或者讲述一个创伤事件，我们会运用可以运用的内隐和外显价值来让自己理解它。比如，如果我们被邀请对社区里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告解，我们可能会运用内隐的宗教价值来解释自己的创伤。仅仅是这么做，就会在半宗教性的语境下定义我们的创伤。在这个例子中，宗教的内隐价值被用来定义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事件——创伤。开始的时候，被跟一个牧师告解所唤起的内隐价值，现在成了我们定义自己的重要方式。

那么，在情境中的袒露就成了强有力的心理力量。当人们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下袒露隐藏很深的个人经历时，他们可能会用与这个情境的价值一致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性格，甚至定义自己。袒露本身不危险，但当人们只使用在他们袒露时周围情境所包含的内隐价值来理解和定义自己时，这件事情就有危险的可能性了。这可能就是匿名书写非常有力量的部分原因，因为它让书写者可以不依托于任何特定的价值系统去发展他们自己对于创伤事件的理解（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人们会带着自己的价值）。相反，当我们在一个情境下袒露时，可能需要意识到它会带来的任何束缚，并且尝试着让自己不要根据这个场景来筛选要说的内容，容许自己更充分、更自由地表达这个事件的过程。

第9章　书写怎样保障一个更健康、更快乐的未来

之前那些令自己感到不堪重负的问题被书写在纸上之后，变得更加简单并且更加可以掌控了。书写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一旦问题被解决了，就没有必要再想了。

我们希望你已经相信简要地书写或者阐述那些重要的感情经历，可以在接下来的数周和数月之内改变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全世界的数百项研究已经表明了把我们的情感创伤转化为文字的魔力。我们现在要转向一个既困难又很重要的问题：它是如何起效的？书写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有意义的作用？虽然我们已经在之前提及过相关的元素，但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更多地去关注。

回忆一下，我们提到过，保守秘密看起来需要相当的生理消耗。起初，很多研究员觉得是因为书写可以减少抑制。也就是说，如果保守秘密让我们在生理上感到精疲力竭，那么通过表达性书写来释放它们应该会因此移除我们的负担。事实上，没有研究直接支持这个观点。当人们被问到为什么书写能够帮助他们时，很多人自发地提道，通过书写，他们对这个情感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之前那些令自己感到不堪重负的问题被书写在纸上之后，变得更加简单并且更加可以掌控了。书写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一旦问题被解决了，就没有必要再想了。

对完结的需要和对意义的找寻

在几十年的心理学研究里，我们一直将一些我们常常会记起、思考并且梦到的未解决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在1927年，布尔玛·蔡格尼克（Bluma Zeigarnik）和她的导师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发现，人们对于被打断的任务的记忆，比对于完成的那些任务的记忆要更好。比如，如果你在一个令人兴奋的电影即将结束时被打断，那么你对电影的记忆会比你看完了电影更鲜活，记忆时间更长。完成和解决任务是人的一个基本需要。这些任务可以小到早上把你所有的扣子扣好，也可以大到解决你与父母或者孩子的主要冲突。

我们都会思考和梦到没有解决的，或者是没有彻底完成的事情。比如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你可能在脑海里闪过了母亲的健康，晚饭吃什么，手机的电池问题，是否应该报一个外语课程，以及很多其他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旦这些事情被解决了，你就不会再想它了。你母亲一旦身体很健康，你就不会再想她的健康问题；而你的手机充电之后，你也不会再想电池。当你的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准备吃晚饭时，你们提出的话题很可能是那些没有被解决和理解的问题。最后，今晚你的梦中，可能会映射出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些未被解决的恐惧、渴望或者想法。

我们生活中的重大任务或者目标是很难被解决和完成的。研究人员发现，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更普遍的人生目标有：爱与被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培养健康快乐的孩子，取得职业和经济上的成功，对自己和他人诚实。就好像这些目标还不够难一样，我们还要面临许多压倒性的创伤。比如离婚，我们所爱之人的死亡，经济上的重大损失，当众的羞辱或者其他引发动荡的事件，它们都可以破坏我们的一系列目标。如果婚姻解体了，我们就需要处理一些人生目标的陷落，比如我们生活的目标有：我会拥有一段从一而终的婚姻，我一直出于婚姻的状态中，我将一直被爱着，养育快乐的孩子，经济上的成功，等等。从这个角度说，创伤代表了对生活目标的干扰。

如果人们很自然地想要完成被打断的目标，那么一个始料未及的创伤发生后，他们所产生的变化就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了。那些经历离婚的人，他们穷思竭虑，滔滔不绝，并且会梦到很多被关系破裂所影响的生活，这些反应再正常不过了。思考和做梦常被看作完成未被解决的生活目标的象征方式。弗洛伊德说，梦的一个功能就是愿望的满足。更近代的思想家们提出，梦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未完成的生命事件。

但是思考和做梦能做的，远不止完成一个被打断的目标。如果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被一个醉酒的司机撞死了，我们也必须接受事情的发生，并且我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自己计划的不同。我们的想法从“如果我做了这个，或者我的朋友做了那个该多好啊”到探索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换句话说，我们开始找寻对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理解。更广义地说，我们试着寻找这件事情的意义，或者生命本身的意义。

一个与完成的需要紧密相连的动机是我们理解自己周遭世界的需要。可能对大多数脊椎动物来说，这种对于理解和意义的需要都是很重要的。一只差点儿就无法逃脱猫咪爪牙的老鼠，需要知道什么因素可以在未来预测猫咪的出现以及如何躲避它。一个因为把手伸向电源而被大人吼叫的学步期孩子，需要理解吼叫的意义。随着心智结构越来越复杂，我们追求意义的活动也越来越强烈。我们可能会大费周章地去理解为什么我们拿到了一张停车罚单，或者为什么我们完全合理的涨工资请求会被老板拒绝。

理解我们的世界

在我们的文化里，可能是在所有的文化中，理解的关键是明白什么导致了什么。通常，如果能够分离出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原因，我们就会觉得满意了。比如，如果我们网购的那款指甲刀在应该到货的那天没有到，我们就要问自己为什么。什么可以解释这个相对来说很小的事情呢？可能的解释也许会闪过我们的脑海：包裹的地址写错了；包裹到了但是被路人偷了；由于快递员疏忽，快递没有送达；也许我们压根就没有下订单买指甲刀；也许这不是我们的房子。一旦把其中任何一种可能分离出来作为原因，我们就可以采取正确的行动。一旦理解了问题并且拿到了指甲刀，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根本不再想它。

我们会有想要完成和理解我们世界的动机。这些动机本来对我们来说是好事，直到我们需要面对巨大的、压倒性的创伤体验。特别是对于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解释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回想一下我们提到的那个被醉酒司机撞死的好朋友的例子。可以说，你永远无法通过说再见去完结你与好朋友的关系。而且你几乎很难从这个事件中找出什么意义。尽管如此，我们的大脑会被建构，或者说我们的心智会被训练，让我们继续去完成并且寻找意义。

一些宗教提供了无意义悲剧的意义：“上帝有他的计划”，或者“当我死了之后，我会看到我朋友”。另一些人的视角可能更疏离，他们觉得死亡只是生命进化的推动力。一些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面对某些创伤时，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应对得更好。

但是这件事情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我们经常太想要找到意义，以至于自己都变得不理智了。一些有趣的实验表明，如果看到一些人没有缘由地被虐待，我们很可能会编出一个理由。一个很方便的解释就是责备受害者，尤其是那些相信这个世界根本上是公平公正的人。你越是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就越会去合理化那些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不公正的事情。这样的合理化让人可以坚守“我们生活在公正的世界里”这个信念。

对于那些可以轻易解释坏事的人来说，不管这种解释是通过抱持强烈的宗教信念还是更加偏执地责备受害人的信念系统完成，他们都不会感觉到焦虑。然而，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人已经远离了对于悲剧和创伤事件简单地因果解释。随着意识到世界是模糊并且不可预测的，我们对于不能完结和不能理解很多事情的焦虑也接踵而至。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很自然地寻找一件事情的意义和它的完结，同时又知道在某个层面上，它并没有意义并且不能被解决。我们聪明到了会伤害自己的程度，却不愿承认。事实上，对那些乱伦女性受害者的研究发现，对于意义的追寻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变成徒劳和不健康的事情。例如，罗马尼·西尔弗（Romane Silver）举例说，50%的持续寻找意义的乱伦受害者报告说，她们从来没有找到过任何意义。下面是两个乱伦受害者写的：

“我总是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但是并没有答案。”

“让过去留在脑中是有用的，但不总是这样。它可以刺激思考，但也会让人不能在当下聆听和学习。”

理解那些无法理解的

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的龙尼·简诺夫-布尔曼（Ronnie Janoff-Bulman）在研究了乱伦、强奸和其他创伤受害者之后发现，通常回答类似于“为什么发生性创伤事件”这样的问题很容易，但是回答“为什么它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问题，就要难得多。根据简诺夫-布尔曼的发现，创伤受害者很容易通过责备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对自己说：“我活该。”同样，你会看到这是怎么发生的。人们迫切渴望理解一个可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的事件。虽然自我责备的解释可能是不准确并且具有自我破坏性的，但它至少让一个人的世界更可以被理解。

我们的心智会用那些关于未解决且让人困惑事件的想法来折磨自己。童年遭到性虐待的受害者会出现极高的自我责备和羞耻感。那些跟别人讲述这些经历的人，会比那些保守秘密的人能更好地应对创伤。就像表达性书写一样，讲述可以帮助受害者找到意义，或者至少帮助他们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我理解。

一些关于书写能够帮助人们解决不安体验的证据，来自早期实验的参与者。在人们书写完自己的创伤经历几个月之后，70%的人说书写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世界以及自己。比如，一个在第一次书写实验中很典型的志愿者，回应实验后5个月寄给她的调查问卷时说：

我不得不思考和解决过去的经历。这个实验的结果之一就是心灵的平静，并且是缓和自己感情体验的方法。书写情感和感受帮助我理解我有什么感受，以及为什么。

在回应书写实验的总体价值这种开放性问题时，像“意识到”“理解”“解决”“完成”这样的词会出现在一半的回应里。人们很直觉性地把书写看成理解和解决个人困惑的一种方法。他们的直觉也许是准确的。他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为什么书写可以达到这些认知的改变。

秘密就在于我们是如何自然思考问题的。如果以一分钟为单位来分析自己的一天，我们可以解决、理解或者忽略继续所有面临的事情：凳子为什么吱吱作响；咖啡为什么这么苦；电费怎么会这么高。我们的心智很适合应对简单的甚至是适当复杂的问题。但是创伤就不一样了。这些事件本身可能太复杂了，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但是它们的影响不容忽视。

失业：布莱恩的故事

这里有一个鲜活的例子，当一个人被他工作了21年的炼油厂辞退时，他因为被推入心灵漩涡而产生的困惑。布莱恩，一位志愿参加书写实验的43岁地质学家，写了下面这些他的窘境。

我一直热爱我的工作、这个公司，还有我的同事们。所有我的朋友都是这家公司的。现在，20年后，我接到通知说，因为油价下滑，公司不得不取消我们整个部门。我们要搬到一幢更便宜的房子里，也许是一个新的小镇，我甚至还要考虑职业转型……这太没有尊严了。其他人觉得我很失败。我有时也这么觉得。

上个月，我的世界被彻底颠覆了。我的身份、我的朋友、我的心情、我的时间，一旦我开始思考生命中的一个转变，其他方面的问题就随之而来。让我自己的注意力在某件事情上保持几分钟以上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愤怒、抑郁、苦闷……有时是短暂爆发的乐观。我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有过这么多情绪。为什么会发生这些？

失业的严重性影响到了布莱恩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不管布莱恩曾经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在擦地或者看电视的那几个小时里想清楚这所有的事情。

在布莱恩的例子中，书写之所以有用，看起来是因为它强迫着让他的思想有些结构和组织。书写时，他的思想进程被强迫着慢下来。在书写之前，他的一个一个想法可能飞快地闪过；它们加起来让人难以应对：它们会淹没一个人，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情绪可以被解决。但是当他开始书写时，他可以跟随一个想法到它逻辑化的结论上。事实上，随着一天天的书写进程，他开始有顺序地集中于某个话题。到了书写的第三天，他开始袒露关于失业和不能赚钱的焦虑；另一项书写中，他集中表达了正在经历的与妻子紧张的关系；很快，他集中在发展自己的社交和职业技能，来匹配未来可能的职业上。

当人们不断书写同一个创伤的时，另一个普遍会发生的现象是视角的逐步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书写某个具体事件的人会对这个事件变得越来越超然。他们可以后退一步，然后思考这件事情复杂的成因和自己复杂的感情。也许通过多次梳理创伤，书写可以让人们的情感反应不那么强烈。换句话说，不断面对令人沮丧的经历能够让一个人带着更少的情感包袱去评估这种经历的意义和影响；它看起来提供了更多的距离和视角。

其他研究发现，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情感很重要，尤其是对他人表达。不管是因为一个人觉得别人会有消极回应还是他们真的体验到了别人的消极回应，主动抑制情绪都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大量研究表明，这些我们觉得或者实际上存在的、对我们袒露情感和感受能力的限制，也被称为社交限制，实际上对我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有害处（你可以在本书的其他地方回顾，尤其是第8章）。除此之外，对我们自己和他人承认自己的情绪，还有很重要的交流功能。比如，如果我因为一位朋友背地里的恶语相向感到愤怒，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就很重要，这样我才能向更加合适的方向引导自己的行为。我也可以让朋友知道我的感受，这样她可以衡量这个评论对我的影响。

如今很多心理咨询师都相信，人们去理解那些影响着他们的创伤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有价值的。通过讲述或者袒露这些令他们沮丧的事件，人们得到了对事件的洞见和对自己的理解。带着这种知识，人们可以通过改变随着创伤事件而来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来把创伤事件抛到脑后。比如，詹尼弗·格拉哈姆（Jennifer Graham）和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们让遭受长期疼痛的病人通过写一封关于让自己愤怒的事件的信来袒露他们的经历。那些在信件里更多参与到“创造意义”的活动中（理解导致他们愤怒的条件和原因）的人，在两个月后有更低的抑郁率。

但是是什么在促进这个创造意义的过程呢？伊桑·克罗斯和欧兹兰·阿杜克（Ozlem Adyuk）就人们思考消极体验时，什么因素能促进意义的创造这件事情，做了非常有趣的探索。特别是，他们发现一个人采取的视角特别重要，这个视角决定了他的想法是更加有帮助或者更有适应性，还是没有帮助的穷思竭虑、担忧和沮丧。比如，采用第三方的视角（另一个人是怎么看待这个情境的）能够提供一些情感距离，然后推进消极体验的处理过程并且引导我们提高对它的理解和意义的生成。除此之外，当我们思考（可能是书写）这件事情的成因和结果时，这种视角的好处就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与这件事情相关的消极感受上时，好处就不明显了。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发现，把注意力仅放在消极情绪上，在某些情境下甚至是有害的。

寻找积极面：益处寻求

在一个复杂的事件中寻找意义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事实上，一个人有很多种方式去决定一件事情的意义。一种策略是尝试着重新解读令人沮丧的经历。有证据显示，相比仅仅把注意力放在苦难、伤痛和体验的悲伤上，看到一件事情的积极面可能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让我们诚实一点儿说，大多数体验，哪怕是真正美好的体验都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呢。如果人们寻找不幸的好处，他们的健康会提高吗？

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在一项研究里，大学生被邀请去书写他们所爱之人的丧失。一些学生被随机安排去寻找到丧失体验的意义；其余的学生被安排寻找丧失带来的好的方面——一个被称为“益处寻求”（benefit finding）的概念。这个研究发现，任何一种情感袒露都有很强的好处：学生不仅仅身体更健康了，而且长时间的哀伤、抑郁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的概率也降低了。更重要的是，益处寻求组的效果甚至要比意义寻求组的效果更好一点。

密苏里大学的劳拉·金（Laura King）是一位在人格研究方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她提出人们可以通过把情感动荡的事件扔到更广的、他们喜欢的自我定义中来寻找价值。在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她邀请人们通过书写他们关于“未来最好可能的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来进行自我袒露：

思考一下未来的你自己。想象一切都按照最好的可能发展。把这看成是你毕生所有梦想的实现。现在，写下你的想象。

那些回应了上面问题的人在接下来的数月内看医生的次数少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实验显现的好处，比那些仅仅是书写他们创伤经历（也就是更典型的表达性书写指导语）的人所体验到的好处更多。

很多之后的研究都在继续探索关于自我管理的书写方式。研究人员的想法是，表达性书写也许能够提高人们用更有效的方式去追求目标的能力。在正确指导语的引导下，书写能够提高人们的自我效能感、对情感的掌控和对于健康及幸福的净实现效应。比如，琳达·卡梅伦（Linda Cameron）和格雷戈里·尼科尔斯（Gregory Nicholls）做了一个这样的研究，他们让参与者袒露一个问题并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法。这些被邀请这么做的人，比被邀请袒露其想法和感受的人，更直接地获益。

不管是在益处寻找的同时表达情感，还是在问题解决同时表达情感，参与到积极的心理过程中看起来都是一种很好的应对压力的方式。人们能够通过袒露来获得洞见吗？因为受到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影响，许多指导式的心理咨询师相信，咨询师的评论在不小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获得洞见。也就是说，告诉他们你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帮助你搞清楚在发生什么。一旦隐藏在深处的、充满情绪的困难被分离出来，他们就会尽其可能地清理它们。另一些非指导性的心理咨询师（比如卡尔·罗杰斯的以来访者为中心流派的心理咨询师）会说，通过告诉你的咨询师什么在困扰着你，你能够弄清楚自己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在这种情形下，不管你说什么，心理咨询师都是一个接纳并且可信任的理想同伴。

虽然许多临床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做咨询的方式非常不同，但是它们对于大多数的心理障碍都是有效的。获得对于我们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洞见肯定是有价值的。毕竟，如果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在一个情境下会觉得沮丧，而在另一个情境下会觉得想吐，就可以采取措施来掌握或者避免这些情境。更进一步说，我可以尝试着改变自己，不再以从前的方式回应；或者如果无法改变，我的反应也是可预测的。

把体验变成语言的作用

很多初为人师的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当他们开始把事情解释给学生时，发现自己变得有点儿笨。一位有经验的老师解释了这种现象。

作为一名教师，我在公共场合暴露自己无知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第二堂课上，我准备讲心理学家是怎么运用一种叫作相关系数的统计学方法来测量关系中的两个变量的。我运用、计算和分析相关性已经很多年了，觉得自己能够简单地解释这些统计学知识是怎么来的。

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开始描述相关这个概念。在一两分钟之内，我意识到自己的解释毫无逻辑。我换了一种方式，同样，我说的话很荒唐。在我第三次尝试时，学生们就开始问一些很合理的而我只能用支支吾吾来回应的问题了。我记得，当我不连贯地结结巴巴时，我看着这群学生想：“上帝啊，我真的不理解相关性。”

如果你不能向他人解释一些东西，可能是你自己还没弄明白。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他的研究中用了很久相关系数，那么他的个人经历也是真的。把一个现象，特别是复杂的现象，转换成清晰的语言，会让它在我们心智中的象征和理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可能成因，就是不能把创伤经历转化成语言。把强烈的情感转化成语言的失败会导致心理不健康，而把我们的情感记忆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则通常是有益的。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群体的一个方法就是让受害人在对话咨询中积极地重新回顾并且谈论他们的情感动荡。

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当我们把脑海里的一个画面转化成语言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画面被存储的方式。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乔纳森·斯格拉（Jonathan Schooler）做了一个很有创意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学生在这个实验中被展示了人脸的图片，并被告知尽可能记住这些人脸。他们被要求用语言去描述其中的一些而不是另一些。换句话说，有些图片被转换成了语言，另一些则没有。

学者们发现，相对其他图片来说，那些被用语言描述的图片更不容易被记住。很显然，一旦一个形象变成了语言，它就被免职了，并且在记忆中被改变了，这就让回忆实际的图片变得更困难了。相对于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图片上，人在谈论图片时涉及了更多不同的脑区。因此，就像那些没有被探讨的情感事件一样，这张人脸图片可能还是以非语言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因此，把与创伤经历相关的抽象想法和感受转换成有语言结构的书写性文字，可以让这个创伤事件被更好地理解，并且整合到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中。所以，当这个创伤被唤起时，这个体验在性质上会更加语言化和叙事化。这就帮助我们降低了情感强度和这个体验的影响。

语言可以被看作一个简化体验的工具。回想一个你把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不同人听的经历。在詹姆斯的妻子露丝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之后，他们对亲戚和朋友很兴奋地讲着孩子出生的细节。在他们生命中，这是一个如此富有情感并且独特的事件，以至于他们非常享受讲述这个生孩子的冒险旅程。他们两个都注意到，对这个事件的描述随着时间一点点改变了。起初，不管是在他们的脑海中还是在他们讲述的时候，它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堆感叹、声音、情绪和想法。后来，这个经历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故事，有清晰的开头和结尾。甚至这个故事本身也改变了，变得更短更简洁。反复讲述他们的这个体验的行为，让这件事情变得更有组织，并且变成了对它的总结。

在实验中，当人们连续几天书写同一个创伤时，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对事件的描述逐渐变短并且概括化。不相关的事件和边边角角的印象被丢弃。创伤的核心特征被强调和分析。实验的志愿者们创造了对于他们体验的头脑总结，这个总结通常应对起来都没有那么吓人。在书写完被一个偶然结识的人强奸的经历之后，一位女性解释道：

我一直没能把强奸的经历详细地跟任何人描述。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它占据了我的整个存在。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我出现了之前从未出现的恐惧和问题。书写让这件事情有了改变。不知为什么，仅仅书写发生了的事情就让整件事情不那么令人窒息了。我不会忘记发生了什么，但我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独立事件。

通过总结和分享记忆来减少压力

几乎任何类型的事件在以某种方式被总结之后，都会变得没那么让人窒息，并且更容易思考了。很多次，当我们写下一些东西时，就不用再思考它了。当你准备去度假时，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点。你需要整理行李，停止处理邮件，检查自己的车等。在参加会议或者在电话中跟某人谈话时，那些被忘记的杂事会跳入脑海：“哦，我忘了打包钓鱼竿”，或者“让谁来给植物浇水”。尽管你竭尽所能地不去想它，但还是可能最终崩溃了，然后列了一长串在最后一刻还要执行的任务。在列单子之前，你需要积极地在头脑中同时应付这些任务。一旦你开始列单子，头脑就变得更加自由了，你的压力感就小了一些。本质上，你是在把头脑笔记转换成一张纸上的笔记。

一些研究人员探讨了记忆和想法过程是怎么样被看作在我们头脑之外的。丹尼尔·魏格纳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婚姻中的伴侣是怎样逐渐变成彼此想法和记忆的存贮室的。一个人可能记忆饭店，另一个可能记住看过的电影。比如，一个人永远不用考虑经济，因为所有关于经济的想法都被储存在伴侣的大脑里。

就像列单子和婚姻一样，我们同样可以把书写创伤经历理解成对经历的外化。一旦它被书写或者是被告诉给其他人，关于它的记忆和价值就被保存了。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多理由来主动地反复在脑海中演练它了。在计算机世界，这就等同于把数据从一个系统转移到另一个系统，它移走了文件，在原来的计算机中腾出了空间，重新把信息放置在另一台计算机上。詹姆斯和约书亚都发现，在他们的早期研究中，至少都会有一个典型的参与者要求保留他写的东西。这些参与者说，他们的书写是自身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希望以后可以回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他们可以卸载自己的创伤，但是不想让记忆被毁掉。在这个比喻中，他们想要让他们的源文件储存在自己的计算机里。

自我表达的驱动力

我们都知道，人们在经历重大矛盾时往往会创作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行》（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钟形罩》（The Bell Jar）、谢莉尔·斯瑞德（Cheryl Strayed）的《涉足荒野》（Wild），还有很多其他伟大的作品都在表达着作者们的心理恐惧和创伤。一个与之相似的现象发生在视觉艺术、音乐创作和舞蹈领域。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惊为天人的摄影作品，凡·高（van Gogh）扭曲的意象，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科特·柯本（Kurt Cobain）冲突的音乐主题，或者是阿尔文·艾利（Alvin Ailey）及鲍伯·福斯（Bob Fosse）让人过目难忘的编舞，都在不同媒体中验证了冲突的表达。

表达我们自己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吗？享有极高尊誉的学者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如果我们的基本需要，比如食物、性和安全都被满足，那么就会有种强烈的表达自己的驱动力。当这种驱动力被阻碍时，就可能造成紧张。书写创伤经历可能对我们的生理健康有好处的一个原因，就是书写是一种基本的自我表达。

当然，书写仅仅是很多自我表达方式中的一种。回顾我们之前的实验，如果人们被邀请去绘画、歌唱或者把让他们沮丧的经历用跳舞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会不会经历类似的健康提高呢？这个问题在创造和表达性艺术中，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通过舞蹈和绘画来表达

在2010年发表于《美国公共健康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的一篇让人震惊的文章里，希瑟·斯塔克（Heather Stucker）和杰里米·诺贝尔（Jeremy Nobel）总结了探索唱歌、舞蹈、绘画、表演或者是书写故事及诗歌能否提高健康的几十项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印象主义的或者是个案研究，但是有少数很具有科学性。作者们指出，这些发现富有希望，但不是结论性的（此后其他回顾的文章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篇文章特别强调了，我们需要积极地做实验，并且仔细评估生理或者行为结果的实验。

有一个实验特别相关。这个实验的研究人员是旧金山的舞蹈治疗师安妮·克兰茨（Anne Krantz）。这个研究本身非常简单。64名学生参加了一个名叫“身体运动”的实验。他们被随机分成用肢体的动作去表达创伤体验的小组、用动作表达并且再用10分钟书写它的小组，以及用规定动作来做练习的小组（就像是形体操课）。这三个组都连续做了三天，每次至少10分钟。虽然在两个表达性运动的小组里，人们是没有被人监管的，并且没有音乐来配合舞蹈，但他们还是比进行规定动作锻炼的小组更喜欢这个运动。虽然两个表达性运动小组的成员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说他们觉得更加快乐和健康了，但只有表达性运动加上书写的小组有生理健康和成绩提高的证据。仅仅表达创伤是不够的。看起来获得身体健康需要我们把经历转化成某种叙事或者语言。

通过绘画来进行情感袒露也是有帮助的。布鲁克林学院的詹妮弗·德雷克（Jennifer Drake）发现，表达性绘画可以促进孩子们的积极情绪管理。我们实验室的非正规研究发现，处理情绪议题时，对那些觉得绘画很容易的人，绘画可以降低其生理水平。一些人还注意到，抑郁时他们会画画。同样，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过程更多是情感的而不是认知的。就像一个搞艺术的朋友解释的：

觉得很厌烦时，我就会把画板拿起来开始速写。这么做时，我就停止思考，仅仅是画画了。有时直到过了好几分钟，我才注意到自己在画画。是的，它可以变成一种情感宣泄，并且让人在情感上被耗尽。它也可以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方法。也许它更像是一种冥想状态。

很多心理咨询师使用与书写无关的自我表达技巧，这不是偶然。就像我们提到的，舞蹈治疗、艺术治疗和音乐治疗受到广泛欢迎，并且被用在了孩子和成人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替代方式是有好处的，但它们的有效性并不仅仅是满足自我表达的需要。

舞蹈、艺术和音乐治疗对于让人们去体验与他们生命中的创伤事件相关的情绪，是有强大效果的。表达性运动、绘画或者歌唱毋庸置疑地可以剥离我们过去对创伤事件情绪的抑制和其他防御。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对自己的感受更有觉察，但是不一定会对感受和想法有更好的理解。事实上，大多数的舞蹈、艺术和音乐治疗的作用都会远远超出仅仅是鼓励我们自我表达。在舞蹈、绘画或歌唱中期或者结束的时候，客户被强烈鼓励去聊聊他们的情绪体验。换句话说，一旦抑制被移除，非语言性的治疗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

语言是重要的

大多数支持书写的疗愈价值的证据都指出了把情感经历转换成语言的重要性。这些年来，我们以及其他研究者都提出假设说：理解让人沮丧事件的成因，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我反思或者洞见，对于提高身体健康是必要的。这些假设都很有道理。但不幸的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如果没有实证的支持，也没有多大的价值。

理论上说，我们应该能够通过跟踪人们的书写纪录，看到书写是怎样带来心理上的转变的。当然，人们的书写方式中一定会含有能够被辨别为健康书写方式的线索。一些早期的工作让很多专家阅读表达性书写，然后决定哪些可以反映出写作者心理状态的语言维度。但是没有什么用。我们几乎不可能去辨识健康或者不健康的书写，因为语言的维度实在是太多了。

在第一篇表达性书写的文章发表后的几年里，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领域，对于语言样本获取的革命也在进行中。现在，我们可以编写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去进入任何打出来的文字，分析大量的语言维度，然后开始区分出健康和非健康的书写。詹姆斯跟他的研究生玛莎·弗朗西斯（Martha Francis）一起，开发了一个叫作“语言获得和词汇计数”（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的计算机程序，简称为LIWC。

不用我们去介绍过多的细节，LIWC程序就可以立刻分析任何文章、书籍、报纸或者任何转录的声音。LIWC的强大和美妙之处在于，它可以计算在一个文本里能够反映出各种积极和消极情绪文字的百分比，同时还有普遍的思维模式。事实上，LIWC能够分析超过70种不同的语言维度。

有了LIWC的帮助，我们分析了6个早期的书写研究，想要看看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分离出人们用词的类型来预测健康的提高。3个与更好的后续健康相关的语言因素浮现出来：

·更多的积极情绪词（比如快乐、爱、美好和笑）

·适当数量的消极情绪词（比如愤怒、受伤和丑陋）

·在书写过程中增加使用的认知和思考性词语

事实上，认知词汇使用的增加与后续的健康提高有最强烈的关系。认知词汇包括成因思考的词汇（比如成因、影响、原因）和有关洞见或者是自我反思词汇（比如理解、意识到、明白）。有趣的是，这些类型的词汇其实际使用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健康提高的人，从第一天非常少地使用认知词汇，到最后一天使用的认知词汇比第一天多很多。

认知词汇的效应与我们预测的书写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经历是一致的。它反映了人们正在把一个故事或者是叙事串起来。

另一个关于语言的发现出现在几年之后。通过分析人们使用的代词（比如我、我们、你、她、他们），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注意力在哪里。我们发现，那些健康提高最多的人会在一次次的书写中改变视角。比如，一个人在第一天写到他的感受，然后在第二天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这个人可能比另一个每天书写视角都相同的人有更多健康的提高。

用我们的计算机分析作为指导，我们意识到那些从书写中获益的人在没有外在指导的情况下，很自然地建构着他们自己的故事。在书写的第一天，他们往往简单描述自己的创伤经历，通常没有什么顺序和组织。但是随着他们一天天继续书写，这个事件开始有了一个完整故事的雏形，有开头、中间和结尾。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开始时就有清晰完整并且组织得很好的故事的参与者很少有健康的提高。

这些效应模式说明，那些从书写中获益的人在表达性书写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他们的书写方式。他们在显示某种认知进步。他们正在测试和发展一个新故事来解释自己的情感创伤。那些每天用同样方式书写的人墨守成规，在没有任何改变地一遍遍讲述相同的故事。

顺便提一句，LIWC程序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工具，并且在心理学、医学、商业和其他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我们发现，语言运用能够反映性格、社会关系的质量、诚实、抑郁和其他状态和特征。

叙事的角色

我们的假设已经不仅仅是有趣的推测了。那些从把自己的经历转换成语言中获益最多的人，通常都有一定的书写方式。就像我们会被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的好故事吸引一样，我们需要为自己建构一致并且有意义的故事。好的叙事或者故事会把压倒性事件中看似无限的各个方面组织起来。一旦被组织起来，这些事件就变得更小且更容易应对了。特别重要的是，书写促使我们向着解决方案移动。即使一件事情并没有意义，它在心理上也变得完整了。简言之，我们就没有理由再翻来覆去地思考它了。

在詹姆斯深入研究语言本质的同时，约书亚尝试着去理解书写是如何让创伤性话题被组织起来的。他的想法也类似，他相信表达性书写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为创伤记忆提供了一个组织框架。表达性书写让人们重新组织他们关于创伤体验的想法，让它们成为更一致的故事。这些故事能够与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吻合。一旦这件事情完成了，他们就可以放下创伤，更好地适应生活。

约书亚做了一个实验，想看看叙事结构是不是人们从表达性书写中获益的关键。超过100名学生中的一些被邀请去表达关于他们人生中最有压力或者最创伤事件的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和想法，另一些要参与没有情感的中性书写。到目前为止，与很多其他人做的没什么区别。但新的转折是，一组被要求用一种叙事的格式来书写，他们被鼓励让书写更加像一个故事，有明显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另一组被要求表达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但是要使用一种故意阻止故事性叙事的书写格式（就是让他们用时间顺序，写出项目列表来记录）。两个组都写过关于严重压力或者创伤议题的文章，并且根据LIWC的分析，他们使用了相似数量的消极语言。但是只有创造了一个叙事，即讲了他们故事的那一组，表现出了改善的迹象。进行碎片化书写的小组虽然表达了相似数量的情感，却与其他实验中书写中性议题的小组没有什么区别。

从几个原因来说，不表达或者是书写令人沮丧的经历，对我们都是不健康的。压抑和不表达令人沮丧的体验本身就不好。更深的问题是，当人们逃避表达时，他们就不能把感受和想法转换成语言。没有解决创伤，他们就会继续带着创伤和创伤后的消极影响。那么，书写和讲述创伤的好处就有两点。人们理解了这个事件，然后一旦它被写完，他们就不用再抑制自己讲述了。

工作记忆、睡眠和社会连接

我们已经列出了一个普遍模型中的几个元素来解释书写和讲述表达的有效性。在这一章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过程都是认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阐述情感袒露是怎么改变思考方式的。前面的章节强调了关于当前讨论的其他过程。

在我们一直努力尝试着把一段强大的情感保密之后，把它转换成语言，在其中找到意义，然后表达自己，是一件特别让人觉得自由的事情。这个整体的认知改变也会提高我们的工作记忆。换句话说，一旦把某个情感事件变成一个连贯的、对我们有意义的故事，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思考它了。我们就把自己的头脑解放出来去思考其他事情了。

当我们的头脑不再加班加点地把一件复杂的重大创伤搞清楚时，它就可以以通常的方式工作了。受了创伤的人们现在可以更快地入睡，有更高质量的睡眠，而不是再去思考复杂的情感和经历。他们会更少做噩梦，更少用安眠药，更少失眠。更好的睡眠也能促进更有效的免疫体统和心血管活动。

更多的工作记忆让我们可以在日常的关注上更加集中注意力：我晚饭要吃什么？我把钥匙放哪里了？怎样帮助我的同事处理那个我们在工作上共同面临的问题？我的好朋友为什么那么担心她的雨伞？不管是处理微不足道的事情还是重要的事情，有足够的工作记忆来有效地管理生活，都是我们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

我们是社会动物。心理和生理健康的一个最佳预测因素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并且是支持性的朋友和家庭网络。在处理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时，我们往往并不是很好的、思虑周详的好友。受限的工作记忆意味着我们不能很好地聆听别人。我们对于评估他们面临的问题会感到更加困难。一旦我们已经解决并且经历了自己的创伤，就可以更好地与别人建立联结了。

整合：一个袒露过程模型

纵观科学发展史，它一直在挣扎着寻找最好的前进方式。所有领域都有发现者和理论者。发现者跌跌撞撞，发现没有预料到的关系，然后尝试着弄清楚它们是什么意思。理论者则静静地坐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尝试着搞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一旦有了好主意，他们就走出去，然后尝试着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通常，发现者和理论者都对对方阵营的人的幼稚无知嗤之以鼻。

实际上，所有好的科学家同时具备发现者和理论者的特质。

最开始关于情感袒露的工作是纯粹的探索发现。但是，两个作者形成了假设和很多小的理论来指导他们的下一步工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袒露研究者经常不同意其他人对于书写为什么有效，效果到底如何，以及对谁最有效这些问题的看法。在这个过程里，没有某种解释或者直接的关于袒露的理论出现。

我们相信情感袒露和表达性书写的起效，是一连串的多个随着时间逐渐开展的过程。就像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创伤经历直接打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激发了重大的情感动荡，并且需要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大部分生活。友谊的模式可以迅速改变，而创伤可能强化或者削弱他们的关系。如果人们对他人敞开心扉并且诚实，他们就会开始谈论和解决创伤的过程。

如果人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对他人敞开自己的情感创伤，一个潜伏的模式就会开始。就像我们看到的，抱持着一个大秘密通常会把秘密持有者隔离起来，让他们在不能袒露秘密的朋友面前更加不自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向其他人讲述就意味着这些面对情感创伤的人不能用自然的语言来处理创伤过程。

在其他方面类似的情况下，与书写相比，面对重大创伤的人也许会在与持续支持他们的朋友讲述事件细节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事实上，这通常是不可能的。讨论某些情感动荡可能会造成羞耻感，也许会冒犯或者对聆听者造成情感伤害。而且感情袒露也很可能破坏已经建立的关系。

在经历一个重大创伤之后的一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里，表达性书写能够在以下几个维度上促进治愈：

·认知到事情的发生。仅仅是给行为和情感贴标签就能够开始产生结构逻辑，并且创造从书写者角度讲有意义的分类和秩序。

·书写让体验更加有结构逻辑性。时间线被识别，可能的因果关系被探索。

·关于体验的多维视角和更多的复杂性可以被添加到叙事里，包括把这个事件与之前或者之后发生的相关事件联系在一起。

·随着持续地书写和思考，特别是当我们采取了一种与自己有距离的视角时，更加连贯的叙述就可能出现，它有清晰的开头、中间和结尾。

·随着不断讲述，故事变得更加简单、更加容易理解，并且更加一致。

·随着一个更加容易被理解或者更加容易应对的故事出现，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去处理它了。工作记忆被解放了。

·随着处理创伤，人们的睡眠改善了，并且生理和心理上长期压力的症状也减少了。

·随着更好的工作记忆和更低的压力水平，人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跟朋友们待在一起，并且开始享受更高质量的关系。事实上，社会支持的增加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更健康。

我们所列的每个元素都被研究支持和验证了。不是这个模型中的所有特征都会出现在每个人的故事中。袒露过程的组成元素经常一同起作用，但也有可能独自起作用。

作为科学模型，袒露过程模型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统一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系列松散简略的心理过程。这些组成元素在未来将继续被检验、被探讨。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回答的问题。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样的书写指导语最有效，谁会从中获益最多，什么生理过程会受到书写最大程度的影响，或者书写的最好时机是什么时候。

在这里，只有尝试表达性书写的人能够回答这些未解的问题。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列出被研究证实的几种技术。在研究中有效的方法也许对你或者你的来访者无效。你必须自己成为一个科学家。如果你对表达性书写有兴趣，在自己身上实验。看看什么有效，放弃那些无效的，然后创造出对你有益的方法。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一些可以作为开始的地方。

第10章　总结——有关利用表达性书写进行自我疗愈的几点建议

要尝试不同的技术，对你自己的感受及其变化做好记录。根据你所处的环境、你的需求，以及那些真正对你有用的东西来调整书写的内容和方式。

坦白地说，早期的表达性书写研究来源于治疗师的直觉。最初的设想是：“嗯，我很好奇如果让人们写下他们的创伤经历，是否可以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但从今天的标准来看，早期的这些实验有许多严重的问题，而它们所揭示的治疗效果也是相对随机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方法还是能带来一些好处的。它不仅体现在参与者的面容中，也流露于他们之后书写的字里行间。

由于初期研究得到了喜人的结果，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很快关注和推崇起了表达性书写，并开始做类似的实验。直到至少10年后，才有人开始认真地考虑为什么书写会带来这样的效果，甚至质疑我们长期基于的那些假设是否是真实可靠的。事实上，本书的早期版本（分别在1990年和1997年出版）是在这些新一代研究问世前成稿的。

有关表达性书写的一些原始假设包括：

·人们要写的必须是生活中的重大创伤事件。

·写的内容必须是不为人知或者未曾透露细节的负面经历。

·一天之内必须连续书写超过15分钟，重复至少3次。

·书写之所以对创伤应对有一定疗效，是因为它阻断了人们主动抑制的努力。

·书写过程中，人们在这些负性事件中沉浸得越深，效果越好。

·书写是一种很强大的治疗策略，对于绝大多数与压力相关的身心健康问题都有一定疗效。

这些假设并不荒谬，其中一些还有来自早期研究的坚实依据。但现在看来，它们似乎都是错的。虽然许多受人尊敬的临床医生、科学家和外行人仍然坚信其中的若干条目，但我们现在可以提供更好的指导，告诉大家哪些假设是合理的，哪些假设是无效的。

本章是为那些想对来访者使用表现性书写疗法的治疗师，以及那些想要学以致用的普通大众编写的。在阅读以下内容时，你将会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做自己的科学家。任何一组实验的结果对你来说都有可能不适用，哪怕这种方法在实验本身的参与者中疗效显著。记住，要尝试不同的技术，对你自己的感受及其变化做好记录。你可以通过追踪自己的睡眠、饮酒、体重、锻炼，以及社交关系的质量和每日心情，来监测某种特定方法在你身上的疗效如何。根据你所处的环境、你的需求，以及那些真正对你有用的东西来调整书写的内容和方式。

什么时候该进行表达性书写

表达性书写有助于让人在混乱的思绪中理清头绪。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绪，这些情绪都与重大生活事件和转折相关。几乎所有的早期书写研究都集中在重大生活动荡或创伤上。而现在的一些研究证据表明，书写任何事情都可能是有帮助的。

·过去的创伤体验。
如果你发现自己始终在惦记或担心一件已经过去的事，那么把它写下来可能是有益的。

·当前或近期的一些令人头疼的波澜。
书写的效果往往是通过解决一些相对较小的矛盾来实现的——比如与家庭成员或同事打了一架，考试不及格，为如何解决遇到的新问题而焦虑，工作中碰到难题需要攻克，等等。

·对生活轨迹做一次修正。
不时停下来回想一下，对生活做个评估，这些都是有益的。给自己列一个生活清单，可以帮助你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目标、生存价值、情绪状态、社会关系以及自我认知。其中会涉及生活中的一些典型转折点，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毕业、恋爱、结婚、换工作，这些都属于积极的经历，但通常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自己是谁，要去往哪里。

·平心静气。
如果你发现自己痴迷于某个特定的主题或对其谈论过多，它甚至干扰了你的睡眠，那么把它写下来可能会有些帮助。如前面所述，书写可以帮助人们入睡安眠、扩大工作记忆。

什么时候不该进行表达性书写

这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具体的人和环境。有些研究发现，迫使人们进行表达性书写可能是有害的，尤其是在事件冲击力极大、事态仍在继续恶化，或者距事件发生只间隔了几天或数周的情况下。

这时候你必须做好判断。如果在经历了令人可怕的事件之后，你觉得有必要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那就不妨提笔去做。但假如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就不要尝试。如果你写了几句后发现这么做并不能改善现有的状况，甚至感觉越来越难过，那就赶紧停下来。你可以写写那些情感卷入较少的、较浅层的表面问题。不要强行把自己拖入泥潭，因为你已经站在泥沼之中了。

其他研究确定了一些书写似乎没有帮助的情况。请注意，这和前面所说的书写可能造成伤害的情况是不同的。例如许多研究表明，在相对正常的（相对于创伤性）哀伤情境下，书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明显帮助的（但也不会形成伤害）。同样的道理，有关书写是否能对家中有慢性病患者的看护者提供帮助，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考察——目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书写在这方面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

另一种书写似乎并不怎么有用的情况是，当人们需要写出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不确定因素时。例如，莉莲·奈尔（Lillian Nail）和她的同事曾试图对即将完成乳腺癌放射治疗的妇女使用表达性书写加以治疗。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做完放疗的女性都会陷入抑郁，这通常是由于她们的日常生活结构和功能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变化。书写并没有给这个群体带来明显的好处，也许是因为这些女性写下的是她们还没有真正了解的预期后果。

无独有偶，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梅奥诊所的史蒂夫·埃姆斯（Steve Ames）对试图戒烟的人们展开了研究。在他的实验中，一些参与者在实际开始戒烟之前进行书写，另一些则在戒烟项目开始后立即写下自己的感受。与奈尔的乳腺癌研究一致，在戒烟开始前进行书写的人并不清楚之后会具体经历些什么，书写对他们也并不特别有用。而书写干预对于那些已经开始戒烟的人来说比较成功。

如此看来，当你试图与已经发生的事情达成妥协时，书写似乎是最有效的。而在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事件做准备时，书写的效率就要低得多。

是否有必要专注于创伤性的或消极的经历

不，虽然关于情绪动荡的书写可能是比较有帮助的，但考虑的方式还有很多。如前所述，劳拉·金和她的同事发现，发掘生活中的积极事件可以显著提高身心健康。其他研究表明，将生活中最正面的一些经历写下来也可以改善健康。

哪怕是写出一个虚构的创伤事件也可能对你有好处。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书写研究之一是由梅拉妮·格林伯格（Melanie Greenberg）、卡米尔·沃特曼和亚瑟·斯通合作进行的。他们找到了一群都经历过重大生活变故的人。然后请其中约1/3的人以普通方式写下他们所经历的动荡，另有1/3的人的书写主题是关于某个浅层的表象问题。最后1/3的人则会读到一则他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个人创伤事件。然后，这组人被告知要把这场虚构的人生灾难写下来，就好像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一样。

试想一下，如果你被要求发挥想象，写下一个关于刚学开车，却意外撞死自家宠物狗的故事——你爱这只小狗胜过世间的一切。而且，这件事还让你的母亲有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即便过了五年，她还会责怪你因一时不慎引发的一系列创伤事件。对了，现实中的你不会开车，从来没养过狗，而且你的母亲很喜欢你。我们都可以想象出一则十分戏剧化的故事，然后把它写下来，就好像它实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样。而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小心做过一两件令人悲伤或失望的事情，我们也曾深深伤害过父母的心。

研究发现，将一个虚构的创伤事件以个人经历的方式写下来，与抒写自己的真实苦难一样，能够有效改善人们的身体健康。这对于语文老师及学生而言可谓一个喜讯。因为情感话题的书写不仅训练篇章构思的能力，还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个人情感、社会关系和思维模式。

更宽泛地说，我们挖掘这些书写话题的方式也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想象一下，你正在通过书写应对五年前父母的离婚。第一种方式，你只是简单地叙述整个事件，从而帮助自己更好地把握整个过程；第二种方式，写一写这次离婚给你带来了哪些好处；还有一种，你需要去探索如何利用好这份经历，使自己未来成为一个更快乐、更成功的人。这些方法是否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所帮助？

黛博拉·纳扎里安（Deborah Nazarian）和约书亚做了一项研究，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有趣的是，这些基于不同出发点的书写方法都被证明对参与者有益——只是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这些指令似乎针对了书写过程中的多种加工，即使被要求专注于其中一个，依然会引发多个进程的变化。例如，虽然认知加工指令直接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经历，但似乎其他指令（如“发现益处”）也会无意地引发更深层次的认知加工。即使我们试图将书写集中在某一个方面，仍然会发出一些“溢出效应”。换句话说，不同的书写方式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共同的情绪反应或认知加工。因此，哪怕我们改变指令以针对某个自己认为有治疗意义的特定过程，依然会激活比预期结果更广泛的一系列反应。

表达性书写的不同方式

标准书写：对压力或创伤事件进行深刻思考和感悟，在诊疗的不同阶段写下相同或不同的主题。

认知加工：关注想法和感受，试图对创伤或压力事件获得更多的理解和体悟。

曝光：在整个书写进程中，提炼对相同事件最深刻的思考和感受，以促进情绪适应。

发现效益：确定一个目标事件，然后专注于这份经历的积极方面；这可能包括你是如何通过这一事件渐渐成长的，以及如何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最好的未来自我：想一想你的未来生活，写一写如果你努力工作、成功完成所有人生目标的话，会是怎样一幅景象。

书写疗程的频率、持续和间隔时间多久为宜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医院里的护士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就会给重病患者翻身？她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褥疮和其他并发症。但为什么是每小时执行一次？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年轻的护士佛罗伦萨·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负责一大批受伤的士兵。有一天晚上，她被要求给患者翻身。事实上，她是当天唯一的一个当班护士，她花了一个小时给所有人翻身，然后再从头开始。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患者比其他护士照顾的患者有了更多好转。她这项惊人的意外发现改变了整个医疗体系。

表达性书写范式的传播来源于类似的机缘巧合。如本书前面所述，在第一个实验中使用了每天15分钟、持续4天的操作方法，它奏效了。这些具体时间的设置是出于现实考虑，而非基于任何深刻的理论思考。

在过去20年中，研究者们尝试了许多其他的书写方法，而且大多数都已被证实有效。不管人们是写一两次还是多达十几次，都能带来一定的好处。每个疗程的时间短则2分钟，长则半小时；两次书写之间的间隔也从10分钟到一周不等。

书写时间的设置可能并不是随机的。一方面，每次寥寥写上2分钟，然后在一天内重复多次，或者分布在连续的三四天内，这样可以帮助人们思考、标注，并开始组织他们曾经想要避免的话题。另一方面，写10分钟，休息10分钟，重复3次，这种连续的高强度书写能够迫使人们对单一经历形成非常细致的认识。

虽然目前还缺乏实证支持，但我们直觉认为多次书写的效果要优于仅写一次。即使每次写的时间很短，两次书写的间隔只有2分钟，人们也会报告在这个短暂的间隔内完成了一次微妙的视角切换，而这是单一疗程所不能实现的。

情境或仪式有什么作用

试想一下，现代社会中人们最有可能在哪些地方表露自己最深切、最隐私的秘密。教会或其他宗教机构、法庭、治疗师或医生的办公室，或者在海滩上、篝火边，甚至深夜驾车时。所有这些都是远离日常生活的独特场景。

在阿登·科尔特（Arden Corter）和基思·皮特里的一项很聪明的研究中，学生们被要求在一个敞亮的实验室，或者一个光线昏暗、装饰温暖、个性化十足的（“忏悔”式）房间中写下自己的情绪动荡。这个实验的基本假设是，气氛神秘的房间在心理上更脱离实际生活。研究表明，比起平淡冷漠的实验室，坐在那个独特房间里的学生能写出涉及更多个人情感的故事。

表达性书写是否仅对特定人群有效

很难说是否有效。早期的研究表明，越是在情绪表达方面有困难的人，越有可能从书写中受益。其中两项研究发现，不善于体察自己情绪的男性，以及敌对性强、带些神经质的人，对书写的疗愈效果尤其敏感。然而，这些结果并没有得到稳定的重复，有时甚至被完全扭转。目前，我们对哪种人格特点最容易受到书写影响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一般来说，书写对各种性格特点的参与者都有一定效果。

另一些项目则尝试了解来自某些特定文化的人是否更容易从书写中受益，但并没有明确的结果。书写对身心健康的益处在多个国家、语言和种族的研究中都已得到证实。于是我们相信，对重要生活事件的强烈情绪和认知反应，可能是一种跨不同文化而普遍存在的现象。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人们可以将自身经历转译成叙事语言，并从中受益。这种转译可由多种方式实现，包括书写、交谈、祷告等。话虽如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传统的书写范式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有效，因为将压力和忧虑写下来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普遍——至少在许多西方社会里如此。当然，情绪的表露本身就带有文化和社会意义；有些人可能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其他人则认为不太合适。

你可能会好奇，这些研究中没有进行表达性书写的控制组具体有怎样的表现。许多研究都要求一部分（通常是一半）参与者就某个情感卷入不高的中性话题展开书写，从而与另一组进行表达性书写的个体加以比较。从科研的角度来说，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各个环节的匹配性是非常重要的，即他们必须来到实验室，与研究人员进行互动，并完成书写任务（尽管书写的主题不同）。各个研究中对照组的任务设置不尽相同，我们一般会要求这些志愿者对一些相对浅层的话题进行撰文论述，例如介绍他们在上周、昨天或未来几天的个人活动。通常我们会把这个过程称作“时间管理”，得益于新兴产业对时间管理能力的强调，这些志愿者大多积极参与，并认为整个过程有趣、重要、有价值。我们很高兴这样的任务能够吸引来访者积极投入，但从研究结果来看，我们并没有观察到书写时间管理对人们生活的改善。

付诸实践

我们想与大家分享一些能促进身心健康和幸福生活的书写方法。请记住，我们是以研究人员的身份提出一些适合一般大众的建议，而不是作为咨询师为你制订专门化的治疗方案。这些应对创伤事件的建议来源于我们自己开展和阅读的数百项群体和个案研究，以及与大量同事、学生及合作者长期相处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在实际操作中，书写自己的创伤经历很有可能不会对你立即有所帮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应该成为自己的研究团队。尝试不同的主题和方法，在自己身上做一做“实验”。有些手段可能非常适用于你解决自己的冲突，但对其他人可能效果就不太明显。在知晓以上注意事项的前提下，这里有几条使用指南，并附上几个有关书写治疗的常见问题。你也许已经探索实践过之前章节所给出的练习，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可能会对下面的一些感到熟悉，但我们会提供更多的细节。

书写准备

给自己找一个不受干扰的时间和地点。理想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在一天工作结束时，或在晚上某个让你心神宁静、安详的时间。向自己承诺，每天至少写上15分钟、连续三四天，或每周固定一天、连续写上几周（例如，本月每个星期四的晚上）。一旦你开始书写，请不要中断，也不用担心拼写或语法上的小问题。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了，就重复之前写过的内容。你可以手写，也可以在电脑上打字；如果无法书写，你也可以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陈述。你可以反复撰写相同的内容，也可以每天写不同的事件，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

表达性书写的详细指导

在接下来的四天中，我希望你围绕生活中最令人沮丧、苦恼的经历放手探索，写下自己最深刻的情感和想法。在书写中，你可以将这段经历联系到你的童年、你与父母的关系、你现在所爱或爱过的人，甚至是你的职业生涯。这份经历是否会影响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许多人可能还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大风大浪，但我们所有人一定都遇到过重大冲突或压力，这些也都可以写出来。你可以针对一个话题，每天写一部分；也可以逐一阐述一系列不同的问题。无论你选择写什么，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事件本身，挖掘自己最深刻的情绪和思考。

请注意，有些人报告说，写完文章时心中会感到一丝悲伤或沮丧。这种情绪与看了一部悲情电影一样，通常会在几个小时内消失。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围绕某个主题书写时感到极度的焦虑恐慌，那就请立即停止，或者更换一个主题。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主题进行书写

其实，你要写的并不一定是生命中最受创伤的经历。或许关注一下你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可能会更加有用。你还可以写一写那些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对你的影响持续至今的事件。如果你发现自己反复想起或时不时地梦到某个事件，提笔把它写下来也许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一些你很想告诉他人，但由于担心尴尬或害怕处罚而难以启齿的东西，将它们在纸面上表达出来可能会很有帮助。

无论你的主题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要同时探索客观经历和主观感受。这需要你确确实实地放手，体悟并写下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发生了什么，你有什么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它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目标，乃至你的梦想？

应该在何时何地进行书写

无论何时，只要你觉得有感而发，或感到必须以文言志，那你就可以执笔挥毫、畅抒胸怀。有证据表明，有关重要经历的书写并不需要频繁地进行。虽然许多人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但绝大部分内容并不涉及基本的心理问题。同时，我们还应注意不要“过度书写”，即不要用书写来替代实际行动，或将其转变成一种其他类型的回避策略。凡事讲求一个适度，这自然也包括把你的想法和感受落到纸上。

书写的地点取决于你的实际情况。一些研究表明，越是不寻常或独特的环境，效果可能会越好，但最重要的是，尝试找到一个不会被意外声响、景象或气味所打扰的房间。

应该如何处理自己写出来的作品

我们在实验中很重视匿名性，同时建议大家在个人实践中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在许多情况下，保证作品的私密性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你在书写过程中敞开心扉，做到对自己完全诚实。写完后你甚至可以销毁它（尽管很多人觉得这很难做到）。如果你一开始就计划向某人展示你的作品，那么这很可能会改变你书写的内容。例如，如果你悄悄地希望爱人能读到你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那么你就会把书写对象定位为你的爱人，而不是你自己。从身心健康的角度来看，把自己作为观众才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必为了迎合另一个人的观点，而用书面形式来证明自己，或者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有些人喜欢随身携带自己的书写样本并随时进行编辑，一点点地修改文字内容。另一些人写完了就放在手边，时不时地把它们翻开，一遍又一遍地重读，看看自己的想法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

假如讨厌书写，是否还有其他替代的方法

许多研究将书写与其他各种表露方式进行了比较，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借助录音来进行自我倾诉。大多数研究发现，只要主体方法相似，不同形式的自我表露手段在有效性上基本都是相当的。而我们更偏重手写，是因为你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和一个安静的地方，就可以畅所欲言。不仅如此，书写还能帮助你放慢脚步，将复杂、难堪的情绪事件化整为零、逐个击破。如果是口头倾诉，那还需要一台录音机和一个能放声宣泄而不用担心会被旁人听到的场地。如此说来，你只需找到让自己感到最舒适、最容易坚持下去的方法。

无论书写或倾诉哪一种让你感到更舒畅，记住，把痛苦的事放下，将自身以及这件事情最隐秘的一面暴露出来是需要一些练习的。如果从来没有写过或谈过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你可能会发现这样做特别尴尬，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是这样，放松一下，慢慢练习。你可以试着在一段时间内连续书写或说话，通常至少持续15～20分钟。记住，没有人会在这个过程中评估你。

在书写过程中和写完之后，可能会有怎样的感受

刚写完时，你可能会觉得悲伤、抑郁，这些负面情绪通常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内消失，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会持续一两天。然而，绝大多数志愿者在我们的书写研究结束之后不久，就报告自己感受到了救赎，心中充盈着幸福感和满足感。

尾声

本书介绍了如何通过书写或谈话来揭示你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但这并不是让你的一切烦恼和痛苦灰飞烟灭的灵丹妙药。如果你正在努力应对创伤或疾病，请记住，不应将书写和倾诉视作其他心理诊治或医疗手段的替代品。相反，书写最适合作为一种持续的预防性维护手段。假如你正在应对死亡、离异、创伤或其他悲剧，你很可能不会在书写后立即感到好转。但是，你应该会对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以及所处的客观情况形成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换句话说，书写应该可以拉开你和创伤事件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改善你对生活的看法。日久月深，这可能会给你的心理疗愈带来极大的帮助。

注解

第1章

心理和社会因素对健康及幸福感的影响：
有许多研究领域非常关注“心身关系”，即思想、感受和行为对生理健康的作用，其中包括健康心理学（主要集中于思想、情绪等内在心理过程）和行为医学（更侧重于行为对健康的影响）。有许多精彩的书籍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介绍，最值得推荐的有谢莉·泰勒（Shelley Taylor）的《健康心理学》（Health Psychology）和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的《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Why Zebras Don抰Get Ulcers）。

第2章

最早的表达性书写研究：
彭尼贝克和比尔（Beall）两人在1986年所做的实验实际上比文中描述的要更复杂一些，其中涉及了三个实验条件和一个对照组，最主要的实验条件已在正文中介绍。另外两个条件中一个是让人们写下自己当时的情绪，但不涉及创伤事实；另一个则要求人们只写出事实，不交代情绪。在两种情境下，书写都不会给学生带来明显的好处。该实验中仅包含46名学生参与者，时至今日，当我们充分了解表达性书写的研究结果是多么微妙时，自然禁不住感叹，当时能得到如此完美的结果是多么幸运。

第3章

1.倾诉创伤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反应：
对于公开谈论自身强烈的情感体验，人们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自然倾向。有些人显然更愿意，甚至强烈地希望表露。相比之下，其他人则更有可能闭口不提，在主观意愿和实际行动上都更少地表露相关细节。

2.生理激活：
在心理生理学领域，有关不同自主神经模式与各种心理状态之间关联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的三位先驱者是约翰·莱西（John Lacey）、保罗·奥布利斯特（Paul Obrist）和唐·福尔斯（Don Fowles）。早在1982年，福尔斯就首先提出了心血管（例如心率和血压）与皮肤电系统（例如皮肤电传导）之间的差异。最近的一些关于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的研究则指出了其与情绪表达和表达性书写之间的联系。

3.情绪加工的强大影响：
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的专著《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Emotional Intelligence，1995）全面而深入地勾勒出了情绪加工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4.关于我们大脑如何处理和塑造社会互动的新研究：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修·利伯曼教授在他2014年出版的专著《社交天性：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Social：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中为我们介绍了社会神经科学领域一项很好的研究探索。

第4章

1.对表达性书写与癌症治疗的研究发现的一些扩展：
在沃克（Walker）及其同事1999年的另一项研究中，他们曾试图探寻借助情绪表达来帮助癌症患者改善心理健康的临床可行性。尽管他们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提示在社会心理方面健康状况的显著改善，但由该项目衍生出的一些主要议题表明，这些女性在人际沟通、复发可能性以及她们自己的健康行为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以上结果能够为医学专业人士开展未来研究提供证据。

2.表达性书写对患者的其他影响：
除此之外，表达性书写对生理健康的其他作用还表现在，健康老年人（Koschwanez et al.，2013）及健康男性志愿者（Weinman，Ebrecht，Scott，Walburn，& Dyson，2008）的伤口愈合速度加快、心肌梗死并发症减少、舒张压降低等（Willmott，Harris，Gellaitry，Cooper，& Horne，2011）。

3.书写对相关领域的影响：
有关表达性书写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果，但该领域的研究相当有前景。正如我们从约书亚的早期元分析研究中所看到的，表达性书写对抑郁症、焦虑症和学业成绩下滑等问题都表现出积极的影响。后续工作则在学生团体中成功重复了学业领域的相关发现，表明表达性书写能够有效提高工作记忆能力（Klein & Boals，2001b；Yogo & Fujihara，2008）、平均绩点（Lumley＆Provenzano，2003）和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Frattaroli，Thomas，＆Lyubomirsky，2011）。

4.书写可能有助于缓解精神痛苦：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表达性书写对减轻抑郁症状和心理不适的有利证据。例如在大学生中，进行表达性书写训练六个月后，他们的抑郁症状出现减少（Gortner，Rude，& Pennebaker，2006）。表达性书写还被证明能够在高压力事件面前保护学生不受一些不必要的侵入性思考的影响（Lepore，1997），并对这种经历形成反思（Sloan，Marx，Epstein，& Dobbs，2008）。

5.探索通过书写来帮助对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新兴研究领域：
在一项小型研究中，22名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被要求写下该疾病在哪些方面引起了最大的精神压力，这一举措成功缓解了症状，并减少了患者对自身状况的逃避（Bernard，Jackson，& Jones，2006）。另一些研究对书写的益处尚没有定论，特别是与其他自我暴露形式配合使用时（例如，对创伤经历同时进行书写和倾诉）。

6.表达性书写的临床实用性、高效性和经济性：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表达性书写吸引了大量研究关注，而原因部分在于其潜在的临床实用性。干预本身是短暂的、低成本的，并且比其他方法更容易实现。因此，表达性书写被认为是传统心理治疗方法的一项非常有潜力的实用辅助。例如，莫舍（Mosher）及其同事（2012）发现，进行表达性书写（相比于控制书写）的癌症患者更有可能主动寻求心理健康服务。也就是说，表达性书写可能有助于患者认清自身需要，或帮助他们寻求有益的资源。格拉夫（Graf）、瓜迪诺（Guadiano）和加勒（Geller）在2008年也发现，使用表达性书写练习作为心理治疗课程的家庭作业，会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抑郁和焦虑症状也会大大减少。类似的益处在因伴侣出轨而前来进行心理咨询的来访者中也可以观察到（Gordon，Baucom，& Snyder，2007）。

肯明斯（Cummings）及其同事（2014）描述并介绍了表达性书写作为临床干预一部分的另外几个优点。首先，这种类型的书写可以用于自我监测，以增加对个人经历的认识，从而促进对创伤经历的曝光和认知处理。其次，随着治疗的推进，表达性书写可以帮助追踪症状变化，优化治疗方案。然而，正如肯明斯等人指出的那样，对是否将表达性书写纳入心理治疗的一环应该经过慎重考虑。由于这种书写容易增加即时痛苦（Smyth，1998），治疗师应帮助来访者做好心理准备，并介绍对抗这种精神压力的有效工具。对来访者而言，最佳疗程数量和长度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会受益于接收反馈，其他人则希望保证其书面叙述的私密性（选择在治疗期间进行总结）。遇到手写叙述有障碍的来访者（如身体残疾或识字问题），也可以选择打字输入或使用录音机。正因为包括任务指令在内的疗程参数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这就使得临床医生能够根据特定来访者的需求量身定制诊疗方案。

有关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最好地利用表达性书写等附加问题，我们将在第10章加以探讨。

7.表达性书写对应对耻感的作用：
有些研究非常关注表达性书写在受歧视或边缘化群体成员（如少数族裔、LGBT群体，以及被诊断患有某些疾病的人）中的应用，因为这些个体经常压抑或避免表露自己的身份。因此，表达性书写对于识别和管理这些他们不愿或不能与他人自由讨论的想法及感觉可能特别有用。已有研究发现，男性同性恋大学生在接受表达性书写指导三个月后，对自身性取向的态度更加开放（Pachankis & Goldfried，2010）。类似地，表达性书写还提高了艾滋病毒感染者（Wagner，Hilker，Hepworth＆Wallston，2010）以及本来对自身性取向不太开放的女性同性恋者的“认知适应性”（Lewis et al.，2005）。

8.书写与健康行为：
表达性书写与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没有定论，因为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其他研究中包含健康行为（如饮食、吸烟、运动）的二次评估。另一种研究思路采用表达性书写作为其他治疗方法的辅助，但这些研究直接考察了表达性书写对于治疗物质滥用的效果。在对有关年轻成年吸烟者的研究中发现，从长期来看，除了简短的戒断疗程之外还参加表达性书写干预的参与者比单纯戒断组的成功戒烟率更高（Ames et al.，2007）。埃姆斯等人是首次撰文研究以表达性书写为戒烟干预手段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的研究团队，他们的另一些研究发现，书写戒断复合干预组的戒烟效果与单纯戒断组相比没有什么区别。这可能是由于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例如相当一部分参与者在实验干预前就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戒烟成果，不同研究中治疗时间的长短不同，以及参与者在书写中是否真正做到深刻的自我反思等。

9.通过就医行为改善身心健康：
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是表达性书写对医疗服务利用率的影响。正如前面提到的校园医疗方面的证据，后续研究表明，表达性书写还能减少狱中犯人（Richards，Beall，Seagal & Pennebaker，2000）、前列腺癌和乳腺癌（Rosenberg et al.，2002；Stanton et al.，2002）以及纤维肌痛患者（Gillis，Lumley，Mosley-Williams，Leisen & Roehrs，2006）寻求医疗护理的次数。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具有明显心理不适的那些群体的医疗利用率，因为他们比普通人群更有可能获得医疗或精神卫生保健。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是混杂的：在亲友自杀身亡（Kovac & Range，2000）或有创伤历史（Deters & Range，2003）的学生中，表达性书写能够降低他们的就医率。然而，在一般的丧亲人群中，表达性书写要么没有表现出效果（Range，Kovac & Marion，2000），要么反倒引起了就医的增加（Stroebe，Stroebe，Schut，Zech & van den Bout，2002）。存在心理问题躯体化的本科生在进行表达性书写之后同样表现出了对医疗系统更多的利用（Lumley，Leegstra，Provenzano，& Warren，1999）。

该领域的一项元分析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无论是健康人群样本还是病患样本，表达性书写都会使他们对医疗系统的利用频率发生较小程度的降低（Harris，2006）。在精神病学样本中，表达性书写和控制性书写组之间的利用率没有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哈里斯（Harris，2006）指出，医疗保健利用率的差异或变化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还需要对每个个案进行具体研究。例如对某些人而言，减少“过度利用”可能是积极的，而对另一些讳疾忌医的人来说，利用率的增加却是有益的。因此，利用率的降低是否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理想的结果，我们并不能妄下定论。表达性书写对就医率的影响应该是针对特定的人和事来进行讨论的。

最后，另一项研究提出了一项新方法。它试图通过对医生进行培训，来引导患者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在实验中，一些因躯体症状而频繁就医的患者接受了经过特殊培训的医生访问。在医生引导下，患者吐露了许多重大的情绪经历，但是这种干预措施并没有产生显著效果，即表露性干预组与接受普通治疗的对照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Schilte et al.，2001）。目前尚不清楚这一结果是由所表露的人际关系性质、被选择的患者群体、受训的医生（有些可能会在干预过程中“恢复”到普通的医疗咨询）所致，还是其他因素所致。

第5章

1.笔记与学习：
有趣的是，相比逐字记录的学生而言，采用“总结性”笔记的学生对材料理解得更好。似乎总结笔记的过程促进了将零散信息转化为有意义知识的过程，并将新信息与先前已知的信息相结合（Hagen，Braasch & Braten，2014）。

2.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
在当今技术驱动的世界中，互联网被证明是人们透露自己想法和情绪的潜在实用工具。Twitter、Instagram、Facebook等其他社交网站为书面（及其他形式的）自我表露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随着互联网使用越来越普及，人们一直努力研究以在线形式提供的表露干预措施（特别是针对那些不愿意或无法寻求面对面咨询的个体）。2003年，阿尔弗莱德·兰格（Alfred Lange）及其同事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展了此领域的第一批研究。在针对创伤个体的在线书面表露治疗研究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侵入式思考、回避等精神病理学层面上的常见症状）在进行在线表露后得到了显著改善（Lange et al.，2003）。

互联网作为书写干预的一种探索性新模式，能够提供更加隐私的干预环境，且比传统的面对面治疗更加经济实惠。例如，邦德（Bond）和彭尼贝克（2012）进行了一项在线书写干预研究，以确定有针对性的反馈是否会改变人们使用人称代词方式，从而改善情绪表达。汉娜·斯托克顿（Hannah Stockton）等人2014年的最新研究则考察了另一项网络干预措施的效果，该项目旨在促进对创伤经历和创伤后精神成长的自我暴露。实验发现，相比于情绪中性的比较条件，自我暴露组的个体在两个月内显示出了更强的创伤后成长。这些研究人员还分析了网络撰文中所使用的语言，发现创伤后精神世界的丰富常表现在更频繁地使用与洞察力和理解相关的语言表达（大概是因为他们试图去理解事件发生的意义）。许多其他形式的电子干预措施显示了这样的变化（此处不作详述）是如何改变表达性书写的本质和意义的（Baikie，Geerligs & Wilhelm，2012；Halpert，Rybin & Doros，2010；Hirai，Skidmore，Clum & Dolma，2012）。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更深入学习和考察的领域。

第6章

1.什么是思维反刍：
“反刍”通常被定义为抑郁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症状及其潜在原因和后果上进行反复思考的认知风格，常常是非建设性的。越是倾向于抑制消极思考的人，越容易进行反刍。这两者都需要大量的认知努力，且可能代表了一种不完全的认知加工，或中断/无效的事件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努力被用来压制某些思想，另一些思想的通达就变得越来越容易。反刍也可以用来预测一些个体是否会陷入抑郁；同时，有过抑郁发作的个体也会显示出更高的反刍率和思想抑制倾向。

2.矛盾历程理论：
魏格纳的矛盾历程理论认为，刻意执行思想抑制的过程需要极大的认知努力，换句话说，试图故意压制思考是非常困难的。具体而言，很多人会试图通过专注于眼前的某些物体来分散自己的思想。然而这样的策略通常不会起作用，因为具象目标往往不会持续牵引我们的注意力；相反，我们倾向于快速回归到最初被抑制的思想。最终，这些分心措施可能会愈发提醒你想起那些被压制的想法。魏格纳还提出，在我们的意识层面之下存在一个自主运作的“讽刺监控过程”，它使我们无意识地监视一些不必要的想法。当这些想法侵入时，它会提醒我们寻找分心刺激，进行有意识的压抑操作（Wenzlaff & Wegner，2000）。

3.接受那些不可接受的：
我们再次鼓励那些有兴趣的读者去读一读布琳·布朗的作品。她的几本书，例如《脆弱的力量》（The Gifts of Imperfection）、《活出感性：直面脆弱，拥抱不完美的自己》（Daring Greatly），扩展了这一概念，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她建议放弃那些你认为你应该是谁的想法，这会帮助你理解、接受和拥抱真实的自己。她相信这样做会让你可以过得更快乐，生活中会充满同情和感激。

4.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持续抗争的思考循环：
在人们重新暴露于创伤事件时，存在发展出创伤后症状甚至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那些对新兴刺激反应强烈，高度焦虑、回避和自责，以及容易被催眠的个体可能特别容易受到创伤经历的影响。同时，创伤越剧烈、持续时间越长，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就越高（Breslau，Chilcoat，Kessler & Davis，1999）。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最容易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是那些在最近一次创伤经历之前已经有过抑郁等其他相关病史的人（Cabrera，Hoge，Bliese，Castro & Messer，2007）。

5.正念的好处：
现在市面上有数百本关于正念的书籍和文章，有些考察了正念和冥想的系统实践，另一些则将正念的一般思想和理念应用于特定任务（工作、人际关系处理等）或日常生活中。正念真的有用吗？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至少在那些努力练习技术并将其成功融入日常生活的人当中，正念及冥想可以有效改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幸福感。如正文中所提到的，大部分临床应用和研究来自卡巴金的早期工作，以及其衍生出的许多基于正念的压力缓解法。他对正念干预目前的发展状态和未来可能性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同时需要更广泛的数据支持（Kabat-Zinn，2003）。一项针对利用正念进行舒压的健康成年人的综述和元分析研究表明，它有助于在多个层面上改善身心健康，包括减少反刍思想和降低焦虑水平、增加同情与自我同情等（Chiesa & Serretti，2009）。最后，莫瑞（Moore）及其同事的一项有趣的研究考察了自我暴露是否可以促进正念训练、改善心理健康、减少对创伤体验的回避。结果显示，叙事性表露本身并没有明显效果，但其中一些正念得到增强的个体也表现出了心理健康方面的改善（Moore，Brody & Dierberger，2009）。

6.表露与睡眠：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表达性书写可以改善睡眠的各个方面，哪怕书写内容并没有专门针对睡眠本身。丹妮尔·艾瑞格（Danielle Arigo）和约书亚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对女大学生进行表达性书写干预之后，尽管它主要侧重于改善年轻女性对自己身体形象的不满意，但她们睡眠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Arigo & Smyth，2012）。另一项研究使用表达性书写来帮助被诊断为肾细胞癌的患者进行心理调适。结果发现，除了与癌症应对相关的效益之外，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进行了表达性书写的患者报告，干预后睡眠障碍明显减少（de Moor et al.，2002）。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比如表达性书写可以加快入眠的速度，降低睡前的兴奋感，减少失眠症状等（Gortner et al.，2006；Harvey & Farrell，2003；Mooney，Espie & Broomfield，2009）。

第7章

1.认识丧亲之痛：
这个领域的杰出研究者乔治·博南诺（George Bonanno）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广泛探讨，他工作的一条主线就是考察人们对丧亲之痛（通常是指配偶的死亡）的反应。博纳诺认为，人们的丧亲反应高度依赖于对生活中其他损失的应对方式。他确定了至少五种不同的应对轨迹：普通丧亲反应、慢性哀伤、慢性抑郁、短期抑郁并随后改善，以及复原。丧亲后陷入长期哀伤的人通常觉得亲人的离去使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动荡。慢性抑郁症患者认为配偶死亡只是加剧了他们的低落状态。那些复原力良好及短期抑郁的人总体来说是健康的，他们没有拒绝或避免这种损失，也没有深陷其中、苦苦挣扎。

2.创伤事件之后怎样处理最有效：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只能说，目前还不清楚。一些研究表明，至少对部分个案来说，旨在塑造和强化对创伤经历及相关事件的客观叙述的治疗方法可能效果尤其突出。例如，对于刚经历过自然灾害的孩子来说，指导他们对事件进行整理表述，要比应对训练效果更好一些（Salloum & Overstreet，2012）。

3.丧亲以后的身心健康问题：
研究表明，丧亲后的个体会更容易出现早逝以及头疼、消化不良等健康问题，药物使用率增高，残障及卧床的比例也会增加。一般来说以急性发作为主，但有些症状可能会持续迁延，并逐渐发展成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临床上值得关注的慢性病症（Stroebe，Schutt & Stroebe，2007）。有研究指出，尽管丧亲后的严重情绪低落通常是应对亲人离世后巨大精神压力的必经阶段，但持续的负性心境及一些不必要的侵入式思考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因此，针对认知加工风格的干预方式也许能够有效预防慢性临床抑郁的发生（Lepore & Greenberg，2002）。

4.为受创青少年设计的表达性书写训练：
在2012年的一项轰动性研究中，卡兰塔里（Kalantari）、尤尔（Yule）、迪勒格罗夫（Dyregrov）、纳什特多斯（Neshatdoost）和艾哈迈迪（Ahmadi）对原有的表达性书写训练做了修改，为战后的阿富汗青少年开展了名为“用文字抚平伤痕”（Writing for Recovery）的团体干预项目，收获了喜人的效果。

5.亲密关系维护的其他注意事项：
通过书写等方式表达情绪，抒写人际关系中的负担和创伤，也许可以帮助伴侣们构建营造亲密性和信任感所必需的共享认知图式。例如，婚外情可能会引起夫妻一方世界观的改变，认为自己的伴侣不再值得信任，从而导致抑郁、失落以及羞耻感的产生。表达性书写范式已在伴侣关系治疗中得到应用，它试图通过写信的方式来缓解出轨对婚姻关系的强烈冲击。这种方法能够帮助伴侣双方重新构建爱情基地，树立对这段感情新的期望。如此一来就能促进双方的积极互动，并相应降低抑郁、愤怒和精神压力。

6.理解和跨越丧亲之痛：
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不错的书籍，如果你想具体了解，请参阅科林·默里·帕克斯（Colin Murray Parkes，2008）的《爱与丧失：丧亲之痛的根源及其影响》（Love and Loss：The Roots of Grief and Its Complications）。

第8章

1.秘密、分享和友谊：
这一观点认为，自我暴露的过程涉及①出于实现某具体目标的目的（例如增强社会关系的亲密度）而决定进行表露，②表露者与聆听者之间的实际沟通，③引起社会关系（如社会支持和抑制，以及社会信息的交换等）的变化，以及④反馈循环（表露的质量会对交互双方的后续交往产生影响，表露者再次进行表露的可能性出现增高或降低）。此外，如上所述，表露私密事件是“污名管理”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通过向他人透露部分个人隐私，个体可以对公开整个事件的后果（即旁人的反应）进行试水，而这次试探的结果将决定其未来是否继续进行自我暴露。

2.关于婚外情：
婚外情的败露往往对婚姻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加顿（Gordon）等人采用一系列综合治疗法，其中包括以信件为基础的情绪表露，以增加伴侣间重归于好的机会。在治疗结束后，夫妇双方所报告的婚后抑郁及情感纠纷都较之前有所减少，并且互相之间变得更加宽容。

3.朋友与秘密：
詹姆斯在研究企业员工的大样本数据时发现，人脉越广，要想隐瞒个人的一些私密或创伤事件，就可能引发越多的健康问题。也许朋友多的人要想保守一个重大秘密会困难很多吧。

4.压力与感染性疾病：
作为一个很有意思的题外话，心理学家谢尔顿·科恩（Sheldon Cohen）及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同事已经通过一系列设计精巧的研究证明，精神压力大确实可能增加个体的患病可能，并且暴露于普通的流感病毒之中时，病情也倾向于更加严重。

第9章

1.尝试认清创伤的本质：
艾莉森·霍尔曼（Alison Holman）的研究团队对各类创伤事件的幸存者（包括遭受过童年性侵的成年受难者、越南战争退伍军人，以及南加州两个街区遭受火灾的居民等）展开研究，并发表了一篇引人瞩目的论文。文中指出，专注于过去（而非现在或未来）的时间取向，会让人更多地关注生命中经受的创伤，哪怕在事件过去多年以后，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心理压力。更重要的是，即使将其他已知会引发持续性困扰的因素（如自我报告的思维反刍等）也考虑在内，专注于过去的时间取向依然会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发现表明，执着于过去的一般倾向对人们的心理健康是有害的，除了反刍特定（消极）事件之外，它也许还会阻碍人们认识和接受自身的经历，从而成为继续向前发展的羁绊。

2.我们是否需要处理和理解所有的创伤：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刻意去处理这些创伤事件。许多人并没有花时间去弄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割除这颗精神上的毒瘤，但仍然应对得很好。

3.情绪表达的其他媒介：
多年来，詹姆斯和约书亚的主要实验方法都是将人们带入实验室，扣上生理监控仪器（测量心率、血压和皮肤电等），要求他们唱歌、画画或者跳舞。一般来说，无论是唱歌还是画画，只要这种媒介让受试者感到舒适，他们表达自己的情绪时就更趋向于放松（通过生理数据加以衡量）。总体而言，人们还是很愿意进行自己表达的，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4.阅读与健康：
还有一些令人振奋的证据表明，阅读经典文学会让人变得更健康，社会技能也更加完善（Kidd & Castano，2013）。

5.更多有关舞蹈和运动疗法的信息：
安妮·克兰茨所进行的项目与最近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舞蹈或运动疗法可以改善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缓解抑郁和心理困扰，提升帕金森综合征患者和心脏病患者的平衡感和协调性。事实上，舞蹈疗法也已被证明可以减轻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和症状（另见Selman，Williams & Simms，2012）。

6.表露过程的组成部分：
从正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自我表露为什么有效”“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等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且各自都有数据支持。不同的治疗师和研究人员对自我暴露影响身心健康的作用方式各持己见，许多理论认为，无论是通过口头交流还是书写方式，表露都是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促进对事件本身的认知加工。例如，实验性表露的曝光理论认为，实验表露与行为疗法中的暴露治疗原理类似，后者常用于治疗恐惧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它们的核心理念都是通过及时表露来减少与创伤事件相关的负面想法和感受。而在另一个流派中，斯蒂芬·莱波里（2001）等人提出的社会认知加工理论指出，个体必须与他人一起对自己情绪和想法做出认知加工，以适应压力事件或创伤经验。也就是说，其他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解读和应对创伤经历，以及我们对这些经历的感受和想法（尽管有时向别人表露会导致更多的伤害）。社会融合模型则表明，表露可能会改变人们与朋友和家人进行互动的方式，从而对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几项研究发现，参与过自我表露实验的人更倾向于与他人讨论过去的创伤经验，且比那些没有进行过表露的人更有可能得到社会支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