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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进行曲/（德）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著；朱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601-2

Ⅰ.①伙…Ⅱ.①雷…②朱…Ⅲ.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IV.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10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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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伙伴进行曲

作者：[德]雷马克

译者：朱雯

责任编辑：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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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208-15601-2/I.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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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像铜一般，黄澄澄的，还没有给烟囱里的烟雾所遮蔽。在工场的屋顶背后，光线特别明亮。太阳一定正在升起来呢。我瞧了下表，不到八点，还早这么一刻钟咧。

我还是开了大门，将汽油泵安放妥当。这个时辰，往往总有一两辆汽车会开来加油的。

蓦然间，我听到背后有个刺耳的、尖锐的响声——仿佛一架生锈的吊车在地底下什么地方给掀翻了似的。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倾听。我穿过场院，走回工场，小心翼翼地开了门。

一个幽灵在薄暗中踉踉跄跄地走着！它头上缠着一块肮脏的白布，衣裾撩了起来，让膝盖可以自由地活动；它系着一条蓝色的围裙，趿着一双厚重的拖鞋，手里挥动着一柄扫帚；它大约有九十公斤重。原来它就是我们的打杂女工玛蒂尔德·施托斯。

我站着瞧她。她以一种河马所特有的优雅仪态，在汽车散热器的行列中间一摇一晃地走着，一边还用深沉的嗓子唱着关于勇敢的骠骑兵的歌。在窗边的一条长凳上，放着两瓶干邑白兰地，其中的一瓶差不多已经空了。昨天晚上，这两瓶酒都是满的。我忘记把它们锁起来了。

“可是施托斯太太！”我抗议道。

歌声停止了，扫帚掉到了地板上。那缕美丽的微笑也消敛了。如今，可轮到我变成了幽灵啦。

“神圣的耶稣啊！”玛蒂尔德嚷道，用一双视力模糊的眼睛直瞪着我，“我还没有想到是你呢。”

“那倒没有使我奇怪。你觉得味道好吗？”

“当然很好啰。可是这真叫我羞愧死了，洛坎普先生。”她用手抹了下嘴巴，“我就是不明白——”

“瞧，玛蒂尔德，那也说得太过分了。你只是喝醉了酒——喝得酩酊大醉了，不是吗，嗯？”

她费劲地平衡着身子，站在那儿眨巴着眼睛，活像一只老猫头鹰。她的神志逐渐清醒过来，便毅然地向前移动了一步。

“人毕竟是人哪，洛坎普先生……开始我只是闻了一闻……后来，我只啜了它一口，因为……哦，你知道，我的胃向来很虚弱……后来……后来，我想，一定有个什么鬼附在我身上。不过话还得说回来，你也没有引诱一个老太婆的权力，把这些个美酒就这样子随意放着……”

我发现她这种行径，也不是第一次。每天早晨，她总要到我们这儿来，做两小时打扫工场的杂务。虽然随你把多少钱留在这儿，她从来不会挪动一下，可是一有了酒，她老远就会闻到，仿佛一只耗子老远就会闻到一片火腿似的。

我拿起两个酒瓶。“当然啰！你把招待主顾的干邑白兰地倒还留着……可是那种好东西，克斯特先生自己所有的——却都给你喝光了。”

在她饱经风霜的脸上，展露出一抹苦笑。“请你信任我，洛坎普先生。我是一个鉴赏家！可是你总不会泄露出去吧，洛坎普先生？我是一个可怜的寡妇啊。”

我摇了摇头。“这一回，我不会讲出去的，玛蒂尔德。”

她放下了衣裾。“现在我还是走了的好。要是给克斯特先生抓住了啊……”她举起双手。

我走到碗橱那边，打开了橱门。“玛蒂尔德……”

她摇摇摆摆地走过来。我举起一个长方形的褐色酒瓶。

她抗议地举起了双手。

“那不是我，”她说，“我以名誉担保，那绝不是我，洛坎普先生。我连闻都没有闻过呢！”

“你恐怕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吧，我想？”我说着，随手斟满了一杯。

“不知道？”她答道，舔着嘴唇，“是朗姆酒。石器时代牙买加的陈货。”

“好极了！那么喝一杯怎么样？”

“我吗？”她吓得倒退了一步，“那更不敢了，洛坎普先生！那简直是以德报怨，叫我感到惭愧难堪了。这儿，老施托斯走来偷偷地把你所有的干邑白兰地都喝光了，可你居然还请她喝朗姆酒！你真是一个圣人，洛坎普先生，你真的是！我还没尝到一滴这种酒啊，怕早已寿终正寝了。”

“真的是这样吗，玛蒂尔德？”我说着，便做出一种自己要喝它的样子。

“哦，那么好吧，”她急忙说道，抓住了酒杯，“机会临头，一个人总得享受一下嘛。即使连自个儿都还不知道。祝你健康！我想今天总不见得是你的生日吧？”

“差不多，玛蒂尔德。你猜得好准。”

“不，真的吗？”她抓住了我的手。“祝你幸福！祝你有钱，洛坎普先生……哦，我怎么一直在发抖哪……我一定还要敬你一杯。我真是说不出来地喜欢你，倒像你是我的亲生儿子似的！”

“很好。”

我又给她斟了一杯。她咕噜一口喝干了，仍然哼着祝颂我的话，走出了工场。

我把酒瓶挪开，在桌子边坐下了。打窗子外射进来的惨白的阳光，照耀着我的双手。一种古怪的感觉，一个生日——即使那也并没有什么意义。三十年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总以为自己活不到二十岁，那个时候仿佛已经很远很远了。随后……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开始推算。童年，学校——各种事情、各种遭遇的一个个难解的情结——那么遥远，仿佛另一个世界，再也不是真实的了。真实的生活，才只从1916年开始。那时候我刚参加军队——年纪十八岁，又消瘦又虚弱。一个混蛋军士总让我反复练习双手撑在地上的动作，就在营房后面翻垦过的泥田里……一天晚上，我母亲到营房里来看我，可是她不得不等了一个小时，因为我没有按照营里的规定把士兵的个人装备整理好，被处罚擦洗厕所。她愿意帮着我干，可是那不行。于是她哭了，我也疲累得就这么坐在她身边睡熟了。

1917年。佛兰德斯。米滕多夫跟我在小店里买了一瓶红酒。我们想庆贺一番。可是我们没有来得及，因为那天一大早，英国方面的炮轰已经开始了。大约中午光景，克斯特挂了彩，迈尔和德特斯在下午阵亡了。到了薄暮时分，当我们以为战斗在沉寂下去，正想旋开瓶塞的时候，毒气却被释放过来，弥漫了我们的堑壕。我们总算来得及戴上防毒面具，可是米滕多夫的防毒面具有毛病，等他自个儿发觉，为时已经太晚了。他急忙摘下来，可是在找到一个新的防毒面具之前，他已经吞下了那么多的毒气，以致呕吐鲜血。第二天早晨他就死去了，脸上青一块黑一块的。

1918年。那是在医院里。几天前来了一个新的护航船队。纸做的绷带。重伤的人。呻吟。低矮的手术车，整天来来往往地驶过。约瑟夫·施托尔躺在我隔壁一张病床上，他的两条腿都已经截掉了，可是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也看不见，因为那些被褥蒙在一个铅丝的床架上被支撑起来。而且他也无论如何不相信，因为他仍然觉得双脚在作痛。我们房间里有两个朋友在夜里死了，其中的一个死得又慢又艰难。

1919年。又回家了。革命。饥馑。外面响着机关枪。兵士打兵士。自家伙儿的人打自家伙儿的人。

1920年。暴动。卡尔·布勒格被枪毙，克斯特和伦茨被逮捕了。我母亲在医院里。癌症。

1921年……我思忖了一会儿。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那一年可给漏掉啦。1922年，我在图林根当一名铺设铁轨的工人。1923年，在一家橡胶公司里担任广告部主任。那是在通货膨胀的时期。因此，有过一个时候，我居然每月收入两百万亿马克。我们往往一天要发两次工资，每一次发了工资，总要放半个小时的假，以便大家在下一次调整汇率之前，可以奔到店铺里去抢购点东西——因为汇率一经调整，货币的价值又只值一半了。

后来，又怎么样呢？那以后的几年？我把铅笔放了下来。再去追忆这些个事情，也没有什么意义。无论如何，我是再也记不起来了，一切都太杂乱。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在国际咖啡馆当钢琴师。那个时候，我又遇见了克斯特和伦茨。而如今，我在Aurewe [1]——一家汽车修理厂，克斯特股份公司。伦茨和我都是所谓的“股东”，可是这个修理厂，实际上只属于克斯特一个人。他原是我们的同学，在军队里担任我们的连长，后来他成了飞行员，又一度做过学生，再后来又当了赛车手……最后他才盘进了这个铺子。伦茨在南美洲流浪了几年，第一个参加他的企业，后来我也参加了进去。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纸烟。归根结底，我无论如何应该满足的了。我也不算生活得太坏。我有工作，我很强壮，我不容易疲劳，我也相当健康……可是这些个事，还是不要去苦苦思索的好，至少，不要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不要在夜里。因为往事常常会突然地被撩拨起来，用一双死沉沉的眼睛，凝神瞪视。为了要排遣这样的时候，一个人总得常备这么一瓶酒咧。

大门叽叽吱吱地响了起来。我把写着日子的纸条撕下来，扔进了字纸篓里。大门开了，戈特弗里德·伦茨——颀长清瘦，长着一头稻草色的乱发和一个仿佛属于别人的鼻子——兀立在门框中间。

“罗比，”他大声吼道，“你这团肥肉，站起来！把脚跟靠拢！你的长官们要跟你说话！”

“天哪！”我便站了起来。“我本来希望你不会记着的……别装得这样神气活现的。”

“你不是唯一要照顾的人。”戈特弗里德说着，便将一个纸包放在桌子上，纸包里藏着一种琤琤作响的东西。克斯特跟着他也进来了。

伦茨高高地矗立在我的面前。“今天早晨，你碰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想了一想。“一个老太婆在跳舞。”

“神圣的摩西！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这倒是一个征兆！跟你的算命天宫图是完全符合的！我昨儿已经占过卦了。你是在人马座下诞生的——柔弱、不可靠，就像风中的芦苇。今年土星位置不佳，木星对你也不利。克斯特和我都是loco farentis[2]，你知道的，因此为了你最必要的防卫，首先请你接受这道护身符。这是我从一个印加人[3]末代直系后裔那儿弄来的，她有贵族血统，平脚，浑身长着虱子，可是有洞察未来的天赋。‘脸色苍白的陌生人，’她跟我说道，‘这个是帝王们佩戴的，连太阳、月亮和土地的权力都在这里边，别提那些不重要的行星了……给我一块银币去打酒，这道护身符就算是你的吧。’为了幸运的链条不至于断裂，我现在就把这个给了你。但愿它能够保全你，吓走不友善的木星。”他将一个系着一根纤细链条的小黑雕像，挂到我的脖颈上，“好啦。那是祛除主要的灾难的……至于祛除日常的灾难，这儿还有这个——六瓶朗姆酒。奥托给的。每一滴酒液，年岁都比你大一倍呢。”

他打开纸包，一个个酒瓶在晨光中闪着琥珀似的光芒。“真好看，”我说，“你打哪儿弄来的，奥托？”

克斯特微笑着。“说来话长。可是，小伙子，你说你有什么感觉啊？三十岁了？”

我摇了揺头。“好像是十六岁，同时又好像是五十岁。换句话说，真是无聊……”

“真是无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伦茨反驳道，“哦，这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事哪。意思是，你已经征服了时间，活了两世了！”

克斯特瞧着我。“让他去吧，戈特弗里德，”他随后说道，“生日对于一个人的自尊心来说，总是有沉重压力的。尤其在大清早。过后他就会振作起来的。”

伦茨紧锁着双眉。“一个人越少想到他自个儿，他就越好。这句话，能不能给你一点安慰啊，罗比？”

“一点儿也不能，”我说，“一个人越好，他就越是应该多做一些。我认为那是很艰难又令人厌烦的事。”

“了不起咧！他在推究哲理了，奥托！他早已得救啦，”伦茨道，“最坏的时辰已经过去了，危机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度过了生日，已经挨过了一个人无所畏惧地正视他自己，而结果发现他只是一个可怜虫的时候……现在啊，应该用平静的心境，开始日常的工作，去替那辆陈旧的凯迪拉克加油吧。”

我们一直工作到黄昏，然后洗手和更衣。

伦茨贪婪地瞅着那一排酒瓶。“开它一瓶，你说怎么样，奥托？”

“那要让罗比，不是让我来说了，”克斯特道，“你知道，戈特弗里德，一个人送了礼，然后像榴弹炮似的尽给他暗示，那是挺不礼貌的。”

“可是让送礼的人渴死，也不见得礼貌吧。”伦茨反驳着，便旋开了瓶塞。

香味弥漫了一屋子。

“圣母啊！”戈特弗里德惊叫道。

我们大家都用鼻子嗅着。

“好得出奇，奥托！除了诗人，简直无法形容它咧。”

“跟这个阴沉的洞窟实在太不相称了，”伦茨说道，“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到乡下什么地方去吃饭，带了这几瓶酒去。咱们不妨到那空旷的野外去喝它个干净。”

“好极了！”

我们把整个下午一直在修理的那辆凯迪拉克推开了，露出后面一件四个轮子的怪东西：奥托·克斯特的竞赛汽车——这个工场的瑰宝。

克斯特在一次拍卖中，买进了这辆很便宜的头重脚轻的旧汽车。当时看见这辆汽车的一些鉴赏家，都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运输陈列馆里一件有趣的标本。博尔维斯，一个生产女士成衣的批发商，正巧也是一个赛车迷，他劝告奥托将这辆汽车改成一架缝纫机。可是克斯特并没有灰心。他把汽车拆卸开来，倒像那是一只表似的，还做了几个月的夜工。随后在一天傍晚，他就坐着这辆汽车出现在我们常去的一家酒吧前面。博尔维斯一看见它，几乎笑倒，原来它还是那副可笑的样子。为了好玩，他就跟奥托挑战，要他来竞赛一次。如果克斯特胜过了他的新赛车，他愿意拿出两百马克，反过来他只要克斯特输给他二十马克，赛程是十公里，他愿意让奥托先走一公里。奥托接受了赌约。可是奥托提出了更好的条件了。他拒绝了博尔维斯的情让，并把赌注增加到一千马克，谁输谁给，公平交易。博尔维斯乐不可支，说是要不要立即把他送进疯人院去。大家都哈哈大笑，预备看看这出好戏。克斯特的唯一答复，便是发动他的引擎。他们马上出发，以便立见分晓。回来的时候，博尔维斯的那副神情，仿佛看见了一条大海蛇似的，他把那张支票开好，另外又开了一张。他想当场买进这辆汽车。可是克斯特只是向他笑着。他绝不愿意跟它分手，随你出多少钱都不成。它的外表看去非常残破，然而内里却像新的一样。为了便于日常应用，我们就把一副碰巧相称的老旧得古怪的车身，装配上去，油漆已经剥落，挡泥板已经破裂，而车篷也已经是十年前的旧货了。当然啰，我们原可以把它改装得更好看一点，可是我们不愿意那样做，也有一个理由的。

“卡尔”，我们替它取了这样一个教名——卡尔，路上的幽灵。

卡尔在公路上用鼻子嗅着。

“奥托，”我说，“这儿来了一个倒霉鬼啦。”

一辆很大的别克牌汽车跟在我们背后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它迅疾地赶上了我们，很快两辆汽车就肩并肩地疾驶着了。那个驾驶员懒洋洋地睃了我们一眼。他的目光傲慢地打量着破烂的卡尔。然后又转过眼去，早已把我们给忘啦。

几秒钟之后，他不得不注意到卡尔仍然在跟他肩并肩地行驶着。他稍稍坐起了一点儿，打趣地瞥了我们一眼，便踩下汽车的油门踏板。卡尔却还是没有屈服，又灵巧又敏捷，活像一只小型梗犬挨在一只大型猎犬的旁边奔跑，它仍然在那辆镀镍烤漆的亮闪闪的大机车旁边保持着原来的位置。

那个人将方向盘抓得更紧。他仍然毫不怀疑地投给我们一种讥嘲的眼色。他分明已经打定主意，想让我们看看他的汽车能有多少本领。他使劲地踩着油门踏板，弄得那排气管又噗噗地吼了起来。可是也没有用。他还是抢不上去。外观丑陋，其貌不扬，卡尔照样紧钉着他。

那个人居高临下，愕然地瞅着我们。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每小时六十英里以上的速度，居然还甩不掉我们这辆一开便嘎嘎作响的破车。他茫然地瞧着他的速度计——这东西一定是坏了。他把它打了开来。

这两辆汽车并肩骤驰在一条笔直的大路上。开了几百码之后，迎面来了一辆叽叽吱吱响着的货车。别克不得不落在我们后面，让它过去。很快它又驶到我们旁边的时候，却又看见一辆殡仪车风驰电掣般过来，花圈上的缎带在临风飘舞，它不得不再次让路了。这以后，一路上都没有什么阻碍。

这时，那个驾驶员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傲慢，他心里恼怒，嘴唇紧闭着，坐在那儿，向前微伛着身子，赛车的狂热控制了他，此刻他的整个生命，仿佛全投入到了不让我们这匹小杂种狗赶到他前面去。

而我们这一边呢，却显然纹丝儿不动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在我们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别克的影子。克斯特的眼睛镇静地盯视着道路；伦茨虽然极度激动，却拿出一张报纸，倒像他除了看报，便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似的。

过了几分钟，克斯特向我们挤挤眼睛。卡尔渐渐地减低速度，于是别克便慢慢地跟了上来。它那宽阔闪亮的挡泥板，竭力想超过我们。排气管里喷出一股蓝色的烟，扑到我们的脸上。一点一点地，它超过我们二十码，于是，不出我们所料，那个车主的脸红彤彤、汗涔涔，可又乐呵呵的，从车窗里探出来，露出胜利的微笑。他以为这一下总是赢定的了。

可是他还不以此为满足。他不肯放弃报复，他挥手招呼我们上前——冷漠地挥着手，俨然是一个胜利者。

“奥托。”伦茨警告说。

可是他不需要说话，在那一瞬间，卡尔纵跳了一下，压缩机叽叽吱吱地响了一阵。于是那边在车窗里挥着的手，蓦然间不见了——因为卡尔已经接受了邀请，它已经赶上去啦。它镇静地赶去，直到我们终于收复了失地，这时，我们才第一次注意到那位陌生人。以一种天真的询问神态，我们瞅着那个驾驶员，仿佛问他为什么要挥手示意。可是他硬是生生地转过脸去，让眼睛望着别处。而卡尔，这个踌躇满志的街头流浪儿，满身尘土，啪啪地摆动着挡泥板，以最高的速度驶走了。

“干得好，奥托，”伦茨跟克斯特说，“今天晚上，准会有一个人连晚饭都吃不下去呢。”

这种竞赛，也是我们不愿意改装卡尔车身的一个理由。只要它在公路上一露面，便会惹起别人的恼怒。跟别的汽车相比，它仿佛是一只跛足的乌鸦，而人家却是一群饥饿的猫。哪怕是最爱和平的家庭旅行车，打它身边经过也会觉得激动。看见这样一辆嘎嘎作响的旧汽车，一会儿在他们前面，一会儿又在他们后面，即使是最稳重的、工作勤奋而认真的中年人，也会被赛车的狂热所控制。因为谁会知道，在这个可笑的车身里，搏动着一颗赛车者的伟大的心呢？

伦茨认为卡尔还有一种教育的作用：它叫人对于创造才能应该给予适当尊敬，而这种才能往往潜藏在一个并不吸引人的外表里面。至少，伦茨是这样说的——他又说到他自个儿，说他是最后一个浪漫派。

我们开到一家小客店前面，大家便从汽车里走出来。黄昏既美丽又宁静。新垦土地上的犁沟发出紫盈盈的亮光，田塍呈现着褐黄和焰腾腾的金色。大块云霞，如同火烈鸟一般，在苹果绿色的天空中漂浮，而在这云霞中间，挂着一弯纤细的新月。一棵榛树的丫枝，虽然还是光秃得可怜，却已充满着茁芽的希望，将黄昏和幻梦搂在它的怀抱里。一股炸肝的香味打小客店里散发出来，还有洋葱。我们都心花怒放了。

伦茨随着香味走进门去，又非常满意地走了回来。“你们应该去看看那些油煎土豆片！要是你们不快去，好东西都要被吃光了。”

正在这时候，一辆汽车嗡嗡地开了过来。我们看了一眼，原来就是那辆别克。它猛地刹住车，就停靠在卡尔旁边。

“投环游戏嘛！”伦茨说道。在以前，我们也曾为了同样的理由跟人家打过架的。

那个家伙跳出汽车。他个子高大，体格魁伟，身上穿着一件柔软的褐色骆驼毛大衣。他很不高兴地瞧了卡尔半晌，随后脱下那双厚厚的黄手套，向前走去。

“你管它叫作什么啊，你那个奇妙的鬼东西？”他问克斯特道，克斯特站得很近，他的脸活像一个醋瓶。

我们三个人都瞧着他，没有搭理。分明他把我们当作机修工，以为我们穿着星期日的盛装，偷偷地溜出来玩儿的。

“你是在跟我们说话吗？”奥托终于用一种怀疑的语气这样问道，为了要教训他应该礼貌一点。

那个家伙脸红了。“我是在问那辆汽车啊。”他粗鲁地说道，仍然跟先前一样的语气。

伦茨挺直了身子。他的大鼻子在搐动。他对于别人的礼貌，向来是特别挑剔的。可是在他开门以前，别克的第二扇车门，仿佛给一只鬼怪的手拉着似的，突然地给打开了，一只纤巧的脚跨了出来，随后是一条细长的腿和一个膝盖，于是下来了一个姑娘，她慢慢地向我们走来。

我们都不由感到愕然，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早先我们全没有注意，汽车里还坐着另一个人呢。伦茨立刻改变了态度。在他满是雀斑的脸上展露着笑容。我们突然都微笑起来——为什么啊，那只有天知道咧。

那个胖胖的家伙非常狼狈地直瞧着我们。他自个儿茫然起来，分明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宾丁。”他最后才这样说道，微微地鞠了一躬，仿佛只有这个名字，他至少还有把握似的。

那个姑娘这会儿走过来。我们变得更和气了。

“让他们去看看那辆汽车吧，奥托。”伦茨说着，向克斯特匆匆地瞥了一眼。

“为什么不呢？”奥托答道，他愉快地眨巴着眼睛，以回报伦茨的瞥视。

“我很想去看一看它，”宾丁说道，语气早已和缓了，“一定是速度很惊人呢。一下子就赶过了我啦。”

那两个人一块儿穿到停车场，克斯特将卡尔的车盖掀开了。

姑娘并没有走过去。她在苍茫的暮色中，娉婷而文静地站在伦茨和我的旁边。我原以为戈特弗里德又要趁此机会，像炸弹一样忙碌一番了。他是生就的这么个脾气。可是如今他仿佛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平时，他照例会像雄火鸡一般去调情——可是这会儿他却屹然地站着，宛似一个入定的老僧，纹丝儿不动。

“你应该宽恕我们，”我终于说道，“我们没有看见你在汽车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像刚才那样唐突了。”

那个姑娘瞧着我。“可是为什么不呢？”她镇静地答道，嗓音深沉得惊人，“那也一点儿不坏啊。”

“坏倒是不坏，可是不公平。那辆汽车大约可以跑到时速两百公里呢。”

她稍稍向前伛着身子，将双手插进了大衣的口袋。“两百公里吗？”她问。

“说得准确一点，一百八十九点二，正式的记录。”伦茨像子弹出膛似的傲然说道。

她便笑了起来。“我们还以为只有六十或者七十呢。”

“哦，你瞧，”我说，“你不会知道的，可不是吗？”

“不，”她答道，“我们当然不会啰。我们总以为那辆别克，比你们的汽车要快上一倍呢。”

“那是可能的。”我用脚踢开了一根折断的树枝，“可是我们占的便宜太大了。我想，那边的宾丁先生一定很讨厌我们吧。”

她又笑了起来。“哦，是的，有过一阵子他确实是那样的。可是有时候一个人偶尔也要输得起才行。”

“一点不错。”

接着是沉默，我朝伦茨瞅了一眼。可是那最后一个浪漫派却只是微笑着，搐动着他的鼻子，让我独自在应付了。

白桦树飒飒地响着。一只公鸡在屋子后面啼叫。

“真是好天气。”终于由我打破了岑寂。

“是的，好得很。”那个姑娘答道。

“而且又是那样的温暖。”伦茨加上了一句。

“真是温暖得出奇。”我又补充着说道。

又是一阵沉默。那个姑娘，一定把我们当作一对大傻瓜，可是左思右想，我再也想不出一句可以说的话，伦茨用鼻子闻着嗅着。

“苹果酱，”他深情地说，“一定是苹果酱加猪肝。一道美味的菜。”

“无疑的。”我表示同意，心里却咒骂着我们两个人。

克斯特和宾丁回来了。在几分钟之内，宾丁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满面笑容，显然是在极乐之境，因为他发现克斯特原来是一个行家。他问我们肯不肯跟他们一块儿吃饭。

“当然奉陪。”伦茨答道。

我们走了进去。当我们踏进门口的时候，伦茨跟我挤挤眼睛，还朝那个姑娘的方向点点脑袋。“你早晨看见的蹦蹦跳跳的老妖婆，就是十个也都给她抵消了。”

我耸了耸肩膀。“也许是——可是既然那样，你为什么让我像一个傻瓜似的，在那儿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呢？”

他笑了起来。“你早晚总得学会自己游泳才好，孩子。”

“什么事情我都不想再去学会了。”我说。

我们跟着别人走了进去，他们早已在桌子边坐定。老板娘马上拿着猪肝和土豆片过来。她还带来了一大瓶裸麦威士忌酒，叫我们先喝。

宾丁原来是一个健谈的人。说也奇怪，他所讲的全是关于汽车的事。当他知道奥托确是一个赛车手的时候，他的善意表露得再也没有什么拘束了。

我更仔细地端详着他。只见他个子高大，身材魁伟，红润的脸上有着两条浓重的眉毛，还有点儿爱夸口，有点儿诙谐，分明很有风趣，像是一个生活得称心如意的人。我想象得出，他在临睡之前，一定会郑重地、满意地、赞赏地从镜子中打量他自己。

那个姑娘坐在伦茨和我之间。她已经脱掉了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的英国式服装。颈项里系着一条雪白的围巾，看去像是一种老式的领带。她头发褐色，光润柔滑，在灯光底下还带有一种琥珀色的光泽。她两肩平直，可是微微倾向前面，双手纤细，稍稍长了点儿，瘦骨嶙峋，不太柔软。她的脸狭长而苍白，可是那双大眼睛，却给她的脸添上一种动人的力量。她样子很美，我终于确定，可是，我不再去想它了。

而伦茨呢，却热烈而且激动。他完全改变了刚才的样子，他那长着黄头发的脑袋，熠熠生光，活像戴胜[4]的羽冠。他打开了诙谐俏皮的话匣子，跟宾丁两个人控制着餐桌。我只好坐在一边，也无法引起人家的注意——充其量递一个碟子，或者授几支纸烟而已。此外，就跟宾丁碰杯，那倒碰了好几次。

蓦然间，伦茨用手拍着额角说道：“朗姆酒！罗比，快去把我们生日的朗姆酒拿来。”

“生日？怎么，原来是哪一位的生日吗？”那个姑娘问。

“是的，是我的生日，”我说，“就为了生日，我已经给折磨了一天啦。”

“折磨？那么，你难道不要我祝贺了吗，我估摸？”

“哦，那还是要的，”我说，“祝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很好，那就祝你万事如意。”

有一会儿工夫，我握着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温暖而干燥的压力。随后我便走出去拿朗姆酒。在小小屋子的周围，黑夜又巨大又沉寂。我们汽车里的皮座垫已经潮滋滋的。我兀自站着，远望那城市的红光映耀着天空的边际。我很想待在外面，可是我早已听到伦茨在喊我了。

宾丁受不住朗姆酒。两杯下肚，就看出来了。当他走到外面花园里去的时候，身子已经在摇摇晃晃。我站起来，跟伦茨走进了酒吧。他要了一瓶杜松子酒。

“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对吗，嗯？”他说。

“不要问我，戈特弗里德，”我答道，“我还没有那么仔细留意呢。”

他用鸢尾花般蓝色的眼睛，瞪了我半晌，随后摇了摇他那亮闪闪的脑袋。“那么，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呢，孩子，告诉我啊？”

“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已经问了好久了。”我答道。

他笑了起来。“你一定很希望我告诉你吧，我想。好的，现在我不愿意马上告诉你，就是这么一句话。可是我倒想先去探听一下，那姑娘怎么会跟那个胖子，那个汽车通厮混在一起的。”

他跟着宾丁走到外面花园里去。隔了一会儿，他们两个人又都回到酒吧来。消息一定很不错，因为戈特弗里德分明已看到道路畅通无阻，完全出于高兴，跟宾丁正打得火热。两个人又要了一瓶杜松子酒，一小时以后彼此拍拍后背，倒像老朋友似的。伦茨常常有这种可爱之处，当他高兴的时候，别人就很难拒绝他的好意。而其实，在这种时候，他连自己也不容易拒绝。此刻他一个劲儿跟宾丁搞得热火朝天。不多一会儿，两个人便在外面花园亭子里高唱着军歌。就这个时候，那姑娘也早已把最后一个浪漫派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们三个人，留在小客店的休息室里。突然间万籁无声。报时像杜鹃鸟叫声一样的时钟在嘀嗒嘀嗒地响着。老板娘收拾妥当，慈母般地俯视着我们。一条褐色的猎狗横躺在炉灶的前面。它不时在睡梦中嗥叫，声音很轻，可是尖厉而凄婉。外面，夜风呻吟着掠过窗子。军歌的片段，给吹送进来，这一间小小的屋子，好像高高地升了起来，跟我们一块儿飘浮着，穿过黑夜，穿过岁月，穿过许多记得起来和一半已经忘却的往事。

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时间仿佛已经停止了奔流，它不复是一条从黑暗中流来又往黑暗中流去的河道，而是一个毫无声息地映照着人生的湖沼。我手里擎着酒杯，朗姆酒在发光。我又想起了早晨在工场里推算过的那笔陈年宿账。那会儿我很消沉，可是如今却不再是那样了。我瞧着克斯特。我听到他跟那个姑娘在谈话，可是我并没有注意他们谈话的内容。我感受到沉醉的第一缕柔光，它使血液温暖，它把一种冒险的幻觉撒布在虚无缥缈上面。外边，伦茨和宾丁正在唱着《阿尔贡森林之歌》。在我旁边，那位陌生的姑娘正在讲话——她说得很轻柔，很缓慢，嗓音深沉、兴奋，微微有点儿沙哑。我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另外那两个人又进来了，他们在户外稍稍清醒了一点。晚宴就这样散了席。我帮着那个姑娘穿大衣。她站在我面前，温柔地移动她的肩膀，来凑上那件衣服，脑袋向后仰着，侧向一边，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抹并不向着什么人，只望着天花板的微笑。霎时间我把大衣放下一点，这一晌我的眼睛都盯在什么地方啊？我突然明白伦茨为什么会这样子热情了。

她显得好奇地向我转过半个身子。我急忙又将大衣擎起，瞅了一下站在桌边的宾丁，他脸色红得像樱桃，眼睛里仍然露出一种呆滞的神色。

“你以为他还能开车吗？”我问。

“我想是可以的。”

我直愣愣朝她瞅着。“假如他开车不太安全，那么我们中间，可以抽一个人送你回去。”

她掏出粉盒，打了开来。“那倒没有关系，”她说，“他喝了一点酒啊，开起车来倒会更好咧。”

“开得更好，可是也许会不太谨慎吧。”我答道。

她从小镜子的上端直瞪着我。

“我们但愿他没有关系。”我说。我说得有点儿过分，因为宾丁站在那儿，模样确实还过得去。可是我总想出个什么主意，使她不至于完全消失。

“也许在明天早晨，我是不是可以打个电话给你，听听你们的情况？”我问。

她没有立刻回答。

“由于这次宴饮，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罪责，”我坚持着说，“尤其是我，我的那瓶生日朗姆酒。”

她笑了。“好吧，如果你愿意。西区2796。”

我们一到外面，我就把电话号码记了下来。我们望着宾丁把汽车开走以后，还喝了最后的一杯，然后让卡尔纵辔疾驰。它一溜烟穿过三月的轻雾，这时夜风很大，我们的呼吸也很急促，城市向我们迎面扑来，在黑暗中焰腾腾地高矗着。最后，弗雷迪酒吧像一条灯光灿烂的轮船，从朦胧中显现。我们将卡尔开到路边，抛锚碇泊。干邑白兰地是流动的金色琼浆，杜松子烧酒活像绿玉石似的熠耀，而朗姆酒则是人的生活本身。我们在酒吧的高凳上，直挺挺地坐定。音乐在吹奏，生命的脉搏清晰而有力，它大胆地在我们的胸腔中撞击。那些等待着我们的、陈设糟糕的房间的索然无味，以及生存的凄然无望，都被忘记了。酒吧的柜台乃是“人生之船”的船长舰桥，而我们又一次向着大海出航了。

2

第二天是星期日。昨晚我睡得很晚，因此当太阳高照到床上的时候，我才醒来。于是我急忙跳下床，推开窗子，外面清新而晴朗。我把酒精炉放到窗台上，还把咖啡壶也搬了出来。我的房东察莱夫斯基太太允许我在房间里自己煮咖啡。她的咖啡太淡了，尤其在头天夜里喝过了酒的时候。

我在她那供应膳食的寄宿舍里已经住了两年。这个地点，我觉得很喜欢。常常有些什么活动，因为工会大楼、国际咖啡馆和救世军[5]集会地都毗连在一起。而且紧邻着屋子的前面，就是一座古老的墓园，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这里大树参天，仿佛在公园里似的，夜深人静时，叫人觉得如同居住在乡下。不过，待到万籁俱寂时，往往已经是深夜，因为墓园隔壁，便是一个公共游乐场，设有旋转木马和船形秋千。

对察莱夫斯基太太来说，那个墓园倒是一个宝。当她出租房间的时候，总提到空气清新和视野开阔，结果就抬高了租金。“不过，先生，请你想想这个地点吧！”这是她千篇一律的惯用语。

我慢慢地穿着衣服，那样会给我一种星期日的感觉。我盥洗，在房间里踱步、看报、调咖啡；我伫立在窗前，遥望那街道的尽处；我倾听着小鸟在对面墓园的高树上唱歌——这是上帝的银笛，为市集上手摇风琴那种忧郁而动人的低沉乐音伴奏着。我在五六件衬衫和几双袜子中，煞费心机地仔细挑选着，倒像我有二十倍于这个数目的袜子和衬衫似的。嘴里吹着口哨，我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几个零钱、一把小折刀、钥匙、纸烟，还有一张写着那个姑娘姓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帕特里夏·霍尔曼——一个别致的教名，帕特里夏。我把纸条放在桌子上。那当真不过是昨天的事吗？却仿佛多么地遥远哪——几乎在醉人的灰色的酒气中全给忘记了。那便是喝酒的好处：它会使人很快地相识，然而从黑夜到清晨，却又像是隔了几年的样子。

我把纸条压在一摞书本下面。我应该打个电话去吗？也许好的，也许不好。这些个事，往往到了第二天早上，情况就会不一样的。平心而论，我也很想能够清静一会儿。近几年来，困难实在已经够多了。克斯特常常跟我说，要同一切东西保持一个距离，假如你让什么东西靠得太近了，你就会要去抓住它。而天下却绝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一个人去抓住的。

这时候，星期日照例会有的吵闹，又在隔壁房间里开始了。我一边四处找寻着我的帽子——一定是昨天晚上太过仔细，把它塞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边偷听着他们的谈话。那是哈塞和他的太太在用粗话对骂。五年以来，那两个人一直都住在这儿一个小房间里。他们人都不坏。要是有一套三间房的分租公寓，有一个厨房让太太去做做家务事，再生一个孩子，他们的结合也许就很美满了。然而一套公寓费用可就不少，而在这种动荡的年月里，还来一个孩子——那怎么行呢！因此他们俩就只好紧紧地挤在一起，女人变得歇斯底里起来，而那男人就时刻担忧着失掉那份小小的差事。假如连那份差事都失掉了，他就什么都完啦。他早已四十五岁了，万一失业，就不会再有人要他了。这便是现代的悲愁——从前，一个人失败总是慢慢地造成的，而且往往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眼下，每一次被解雇，那一边都开裂着永远失业的深渊呢。

我正想悄悄地溜出去，可是早已有人在那儿敲门了，蹒跚着进来的正是哈塞。他在一张椅子上沉甸甸地坐下了。他是一个和蔼而驯顺的人，双肩下垂，蓄着一撇唇髭，一个谦恭谨慎的职员。可是在今天，他们正是最苦命的人。他们大概一直都是最苦的。谦恭和谨慎，只有在小说里才会得到褒奖。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只是被利用一阵，随后就被撵走了。

哈塞举起双手。“你想吧，机关里还要解雇两个人。我就会轮到的，你瞧着吧，看我会不会轮到。”

从一个发薪日到下一个发薪日，他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我给他斟了一杯酒。他浑身都在颤抖。总有一天他会垮掉的，你一定能看到。他已经不剩多少抵抗力了。

“而且总是那样子责骂。”他喃喃地自语着。

他的妻子确实在责骂他，为了那非得要她含辛茹苦地打发的生活。她今年四十二岁，有点儿虚胖，有点儿憔悴，可是还没有她丈夫那样子筋疲力尽。她在忍受着最后时刻的恐慌呢。

清官难断家务事，牵涉进去也是没有用的。

“瞧，哈塞，”我说，“你安安静静地待在这儿，随你待多久都行。我要出去一下。如果你喜欢，衣橱里还有干邑白兰地。那边是朗姆酒。这儿是几份报纸。今天下午，你不妨带着你的太太出去散散步，随便去哪儿，可是必须离开这屋子。去看电影。所花的钱，不会比在咖啡馆里待上两三个小时来得贵，过后你自会有所收获的。今天的口令是‘忘记’，不是‘沉思’。”

我拍拍他的肩膀，可是感到有点内疚。不过无论如何，看电影总是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儿梦见一点儿什么。

他们的房门敞开着。那个女人在啜泣。我从走廊里踱过去。第二扇门半开着。谛听。一阵香气从里边散发出来。埃尔娜·伯尼希，一个私人女秘书，住在这儿。按她的工资收入来说，她生活得太豪华了，不过她的上司，每星期总有一夜要对她口述信札，直到早晨。于是第二天早上，她情绪就很坏。为了补偿起见，她总是每晚跳舞。据她解释，要是她不能够再跳舞，她也就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她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爱她的，他送花给她。一个是她所爱的，她送钱给他。

住在她隔壁的是奥尔洛夫伯爵，骑术教练，一个俄国侨民，侍者，临时电影演员和舞男，蓄着灰色的连鬓胡子，吉他演奏能手。每天晚上，他总要向喀山圣母[6]祈祷，希望在一家第一流的旅馆里，谋得一个招待员的位置。他喝醉了酒，很容易就哭泣。

再隔壁一家。本德尔太太，在一间育婴堂里当保姆，五十岁了，丈夫在战争中阵亡，两个儿子在1918年因为营养不足而夭折。她养着一只虎斑猫，那是她那一层楼上唯一的一只猫。

再隔壁——米勒，退休的会计员，一个什么集邮社的杂志编辑。一部活动的集邮大全，仅此而已。他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敲着最后一家的门。“喂，格奥尔格，”我说，“还没有结果吗？”

格奥尔格·布洛克摇了摇头。他是一个念到第四学期的大学生。为了使自己能够念完大学，他在一个矿山上工作过两年。而如今，他所有的一点积蓄，都差不多花光了，余下的钱，只够维持他两个月的生活。他无法再去采矿，因为失业的矿工太多了。他曾经千方百计想去挣那么一点儿钱。有一个星期，他替一家人造奶油公司散发广告单，后来那家公司就倒闭了。之后不久，他又谋得了一个报贩的差事，总算又可以喘一口气啦。三天之后，他被两个领有执照的报贩所袭击，他们抢走了他的报纸，并撕得粉碎，还警告他以后不要再让他们看见他在这种没有他份儿的地方叫卖报纸，他们自己一伙儿中间，失业的人数已经够多了。第二天早晨，他照样出去卖报，尽管他上一天还得赔出被撕坏的报纸的钱。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把他撞倒，于是报纸都给散落在污泥里。这样，又害他赔了两马克。他还试过第三次，可是好容易回到家里，衣服全被撕破，脸颊也给打肿了。于是他终于放弃了。如今，他只是绝望地整天坐在自己房间里，发疯一般地念书，倒像这样苦读就会有用似的。他每天只吃一餐。然而，是不是修毕他的课程，对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即使他考试通过了，但指望得到一个工作，至少还得待上十年。

我递给他一包纸烟。“为什么不放弃了呢，格奥尔格？我就是中途放弃了的，你知道。以后，一个人总有机会可以继续念下去的啊。”

他摇了摇头。“不，必须继续干下去，否则就会失掉那些智慧。这是我在矿山上发现的，不能再来第二回了。”

那张苍白的脸，那两只突出的耳朵，那双近视的眼睛，还有那副憔悴的容颜，那个扁平的胸脯——我的天哪！

“好吧，祝你幸运，格奥尔格。”

再隔壁便是厨房。一个已制成标本的野猪头——已故的察莱夫斯基的纪念物。电话。半暗的光线。一股煤气和腐败脂肪的臭味。通到走廊去的门。门铃的电钮旁边，钉着几张名片，其中也有我的一张：罗伯特·洛坎普，哲学系学生，两长声。因为日子久了，名片已经肮脏而发黄了。“哲学系学生”，那是胡说！很久以前，这是对的。我走下楼梯，到了国际咖啡馆。

国际咖啡馆是一个狭长、黝黯、烟雾氤氳的洞窟，有着几间里屋。靠近门口，酒吧旁边，放着一架钢琴，声调已经不准，几根钢丝跳了出来，几个音键上的象牙也都不见了。尽管这样，我却仍然非常喜欢。这是一件残破的陈旧乐器，至少曾经跟我同甘共苦了一年，因为我在这儿当过钢琴师。

在里屋里，那些牲口贩子不时在这儿聚会，还有从游乐场里出来的人。娼妓们往往坐在门口附近。

酒吧里阒无一人，只有那个平脚的侍者阿洛伊斯，还在柜台后面。“还是老样子吗？”他问。

我点点头。他给我送来了一杯朗姆酒。我在一张桌子边坐定，茫然地凝视着空间。一道灰色的光芒，打上面窗子斜射进来，映在架子上的酒瓶中间。那瓶樱桃白兰地，闪出了红宝石似的光彩。

阿洛伊斯又在叮叮当当地洗涤着酒杯。老板娘的猫蹲在钢琴顶上呜呜地叫着。我慢慢地抽着一支纸烟。那种气氛真叫我昏昏思睡。昨天那个姑娘的嗓子好生古怪啊！也许有点儿沙，可是也很甜蜜的呢。

“给我拿几张报纸来，阿洛伊斯。”我说。

门叽叽地响了一下。罗莎进来了。罗莎，那个墓园里的娼妓，又被叫作“钢铁骏马”——这个绰号是为了对她难以驾驭的功夫表示敬意。她如今要了一杯巧克力，这原是她星期天早晨的习惯。之后，她就动身到布格多夫去看望她的孩子。

“你好，罗伯特。”

“嗨，罗莎。孩子怎么样啦？”

“正想去看望一下咧。这儿——瞧我替她带了个什么东西。”从一个纸包里，她拿出一个玩具娃娃，那腮帮红喷喷的，如同在发烧，她还往它肚子上按了一下，“妈妈”，玩具娃娃轻轻地叫了一声，罗莎便微笑起来了。

“好极了。”我说。

“你再等着看一看吧。”她把玩具娃娃向后倒过去。一双眼睛便啪的一声闭上了。

“哦，我倒从来没有看见过！”

罗莎高兴得很，又动手把玩具娃娃包了起来。“你是了解这些事情的，罗伯特，我看得出来。总有一天，你会做一个好爸爸呢。”

“你以为是这样的吗？”我怀疑地问。

罗莎就为了那个孩子而生活着。直到三个月之前，那个孩子刚会走路，罗莎一直把她放在自己房间里，她不顾自己的职业，设法利用一个毗连着卧房的密室，将她藏匿起来。每逢晚上，她带了客人进来，便以各种借口让客人在外面等着，自己走进里边，急忙把那辆童车推到密室里去，关紧房门，然后回到外面接待她的客人。可是到了十二月里，那孩子常常不得不从温暖的卧房被赶进阴冷的密室，弄得她往往正巧在罗莎接客的时候，因为受寒挨冻而开始啼哭起来。

生活如此艰难，罗莎只好跟孩子分手了。她把孩子安放在一家豪华的托儿所里，自己假造了一个高贵孀妇的身份——要是托儿所知道这中间的实际情况，那就绝不会收容这么一个孩子的。

罗莎站起身来。“你星期五一定会来的吧，是吗？”

我点点头。

她瞅着我。“你知道那是为什么？”

“当然啰。”

我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我并没有发问。在这儿当钢琴师的那一年，我就守住了这么个原则。这样做最好。在同样的原则下，我对待所有的女人，往往都给以同样的友善。否则的话，我的地位就难处了。

“Au revoir，[7]罗伯特。”

“再见，罗莎。”

我又待了一会儿。国际咖啡馆对于我，向来是一个安息日的去处，可是今天，为了某种理由，我却无法达到一种属于星期日去处的宁静的催眠状态。我又要了一杯朗姆酒，随后拍了拍那只猫，走了出来。

我整天在城里闲荡。我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总是烦躁不安，什么地方都耽不长久。快近傍晚的时候，我到工场里去看了一下。克斯特正在那儿修理那辆凯迪拉克。这辆汽车是我们在不久之前，从拍卖行里买来的，价钱十分便宜。它已经被彻底修理过了，这会儿克斯特正在给它做最后的润色。这是一笔投机买卖。我们希望在它身上挣一点钱，可是能否找到一个主顾，我却表示怀疑。在这种不景气的年头，人家都只要小型汽车，绝不会要这样一辆大型客车的。

“我怕这辆汽车不会有人要买吧，奥托。”我说。

可是克斯特却以为希望无穷。“人家不肯要的那是中型汽车，罗比，”他解释道，“便宜的汽车和华贵的汽车，都有人要。有钱的人还多得是，何况还有一些假充有钱的人呢。”

“戈特弗里德在哪儿？”我问。

“在参加什么政治性的集会。”

“那个人真是疯了。参加那种集会，他又想得到什么呢？”

克斯特笑了起来。“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吧，我想。大概他动了春情。再说，他也往往喜欢赶时髦。”

“也许是，”我说，“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

我们东修西补，一直干到天黑，看不见东西的时候为止。“我想我们干得还是很出色咧。”克斯特说。我们洗去了污垢。“你猜我这儿有的是什么？”他说着，拍拍他口袋里的皮夹。

“不知道。”

“今天晚上拳击比赛的门票。两张。去吗？”

我踟蹰着。他愕然地瞅着我。

“是施蒂林的拳击，”他说，“对手是瓦尔克，这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叫戈特弗里德去吧。”我这样建议道，自己也觉得不去是傻瓜。可是我实在不想去，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什么事情才不去吗？”

“不是。”

他望着我。

“我想我要回家去，”我说，“写写信啊，诸如此类的事儿。有时候，一个人总得把杂务料理料理的……”

“不是不舒服吧，你啊？”他关切地问。

“一点也不。说不定也是动了春情啦。”

“也好。那就随你的便吧。”

我大踏步走回了家。又坐在房间里，我却也想不出有什么要做的事情，我站起身，漫无目的地踱着。我简直不明白自个儿为什么一定要回来。最后我踱下走廊，去看望格奥尔格。在路上，我跟察莱夫斯基太太撞了个满怀。

“哎呀！”她嚷道，吓了一跳，“你在这儿吗？”

“那是很难否认的事情。”我有点厌烦地说。

“竟没有出去！”她摇着那灰色鬈发的头，“简直是天下的大怪事！”

我在格奥尔格那儿没有待好久。一刻钟光景，我又回来了。我自个儿琢磨，是不是要喝这么一点儿酒，想想还是不必了。我便坐在窗台上，打量着外面的街道。

暮色从墓园上空蝙蝠的翅膀上飞过去。工会大楼后面的天空绿盈盈的，像是没有成熟的苹果。街灯早已亮着，虽然天还没黑，但看去都仿佛在打寒战似的。我在书堆里搜寻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最后……打个电话去，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坏处。再说，我毕竟也好歹答应过给她电话的。不过，那个姑娘说不定不在家里呢。

我走到安放着电话机的走廊里，拿起听筒，拨了个号码。当我正在等待回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愉快的期望，正在从乌黑的耳机里涌出来。那个姑娘居然在家咧。于是一个深沉的、稍稍有点儿沙嗄的嗓音，突然就像幽灵似的，从察莱夫斯基太太那客厅的油脂的气味和碗碟的震响里传了出来——一个温柔的嗓音，说得慢条斯理的，仿佛每一个字都经过审慎的考虑——于是我一肚子的别扭劲儿都消失了。跟她约定后天见面之后，我就挂上了听筒。蓦然间，生活似乎不复是毫无意义的了。“真傻”，我这样思忖着，便摇了摇头。

于是我又拿起听筒，跟克斯特通了个电话。

“你那两张门票还在吗，奥托？”

“还在。”

“好。那么我就去看比赛。”

后来我们在城里闲荡了很久。街上虽然灯光晃亮，可是荒凉得很。电气招牌兀自在熠耀，灯光在商店橱窗里亮着，不起什么作用。在一个陈列橱窗中，放着几具头上涂着彩色的裸体蜡像。它们的样子阴森而反常。隔壁是一家光彩夺目的珠宝店，再过去是一家百货商店，泛光灯照得通明，整个店铺白得格外显眼，宛似一座大教堂，陈列橱窗里散放着许多五彩缤纷的绸缎。几个脸色苍白、半饿着肚子的人蜷缩在一家电影院外面，而路旁却有一家火腿牛肉铺陈列着不少豪华的商品：罐头水果堆成了高塔，桃子用棉纸垫衬着，肥鹅串在细绳上，活像晾着的一件件衣服，一块块褐色的面包，跟许多味道很浓的火腿香肠杂放在一起，而在这一切商品的中央，闪烁着粉红色和淡黄色光芒的是猪肝馅饼和鲑鱼片。

我们在公园附近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夜寒很重，月亮仿佛一盏弧光灯，高挂在人家的屋顶上。这时已经半夜过后了。修理电车轨的工人在附近人行道上搭了一个帐篷。风箱咝咝地响着，一阵阵的火花纷纷散落在那些严肃地俯伏着的人们身上。融煮焦油沥青的锅炉，如同战地军厨一般在旁边直冒烟。

我们都沉思默想着。

“好古怪的日子，星期天，奧托。”

克斯特点点头。

“星期天一过，一个人就快乐了。”我若有所思地说道。

克斯特耸耸肩膀。“也许一个人过惯了规律的生活，一旦有了点自由，反而觉得不很自在了。”

我把外衣领子翻了起来。“关于我们目前的生活，你也用不着多说了，奥托。”

他瞧着我微笑。“几年以前，那生活就更用不着说了，罗比。”

“一点不错，”我同意道，“不过……”

气钻机刺眼的绿色光芒喷射在沥青路面上。里边亮着灯光的工人帐篷，看去像是一个舒适的小乡村。

“你认为那辆凯迪拉克可以在星期二完工吗？”我问。

“也许可以，”克斯特说，“你问这个干吗？”

“我正在思忖……”

我们站起身，准备回家去。“今天我真有点儿烦恼呢，奥托。”我说。

“人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克斯特说，“好生睡觉，罗比。”

“晚安，奥托。”

走进房间，我又坐了一会儿。蓦然间，我再也不喜欢这个地方了。那盏枝形吊灯——难看得很——光线非常刺目；那些扶手椅子，绒毛都已经脱落了；那条漆布地毯，实在沉闷；那只脸盆架——你简直没法请一个高雅的客人到这里来，我认为。当然也不能请一位女客人来了。充其量只能邀一个国际咖啡馆里的妓女。

3

星期二早晨，我们坐在工场前面的院子里用早餐。那辆凯迪拉克已经完工了。伦茨手里拿着一张纸，露出一种得意的神色，望着我们。他是我们的广告部主任，刚把他拟好的出售那辆汽车的广告念给我们听了。劈头一句就是：“豪华。在阳光普照的南方，消度你的假日。”这是一篇既像恋歌，又像圣歌的东西。

克斯特和我缄默了半晌。从这样一个辞藻艳丽的幻想的洪流中清醒过来，的确需要一点儿时间。伦茨还以为我们都被惊倒了。

“这个广告既有诗意又有力量，是不是，嗯？”他自豪地说，“在现实主义的时代，必须罗曼蒂克一点，就是这个诀窍。逆反的吸引。”

“涉及金钱的时候，怕就未必这样了。”我答道。

“人家买汽车，原不是为了省钱啊，我的孩子，”戈特弗里德傲慢地解释着，“他们买汽车，倒是想花钱呢。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罗曼蒂克就从这儿开始了。至于大多数的人，罗曼蒂克也就到此为止了。你怎么想，奥托？”

“哦，你知道——”克斯特小心谨慎地开腔了。

“干吗要浪费时间多费口舌啊，奥托，”我打岔道，“那是一张出售海滨疗养所或是美容霜的广告，绝不是出售什么汽车的广告咧。”

伦茨张开嘴。

“且慢，”我接着又说，“你以为我们都有偏见吧，我估摸。哦，让我给你提一个建议——我们不妨去问问尤普。他那里可以听到人们的声音。”

尤普是我们唯一的雇员，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在我们这儿做一些类似学徒的差事。他管理汽油泵，替我们准备早餐，晚上还替我们收拾屋子。他个子很小，满脸雀斑，却长着一双特大的招风耳朵，那样的耳朵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克斯特宣称，万一尤普从飞机上掉下来，他也不会遭到不幸，那双耳朵就可以使他安全地降落到地上。

我们招呼他过来，伦茨把广告念给他听。

“你对于这样一辆汽车会发生兴趣吗，尤普？”克斯特问。

“一辆汽车？”尤普反问道。

我笑了起来。“当然是一辆汽车啰，”伦茨咆哮着，“你以为是什么啊，难道是河马吗？”

“那么它有没有超速传动，有没有顶部控制凸轮轴，有没有液压制动呢？”尤普不动声色地问道。

“笨蛋，那是我们的凯迪拉克嘛，当然啰。”伦茨哼着鼻子说。

“那你并没有说明啊！”尤普反驳道，咧着嘴不出声地笑着。

“你这就可以明白了，戈特弗里德，”克斯特道，“这才是现代的罗曼蒂克。”

“回到汽油泵那儿去吧，尤普，你这个该死的20世纪的儿子。”

伦茨嘴里嗫嚅着，又走回办公室去了，想把技术方面的细节尽量加在他的广告草稿里，但要以保留它的诗意为前提。

几分钟之后，检查员巴尔西希在大门口出现了。我们怀着很大的敬意请他进来。他是凤凰汽车保险公司的工程师兼鉴定人——跟修理工作有关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跟他相处得很好。作为一位工程师，他精明得像个魔鬼，什么东西都不会放过，可是作为一个蝴蝶收藏家，他却又柔和得如同黄油。他藏品甚多，有一次我们送给他一只很大的飞蛾，那是有一天晚上飞进我们工场里来的。当我们把这个东西送给他的时候，他激动得脸色都发白了。那是一只人面蛾，分明是非常罕见的品种，在他的收集品里还没有。这件事情，他始终牢记在心上，从此以后，任何修理工作总是多照顾我们一点。作为交换，我们也总是将每一只找到的飞蛾捉来送给他。

“来一点儿苦艾酒吗，巴尔西希先生？”伦茨殷勤地问，这时他又走上来了。

“日落之前我是不喝酒的，”巴尔西希答道，“这是我规定的原则。”

“原则也可以打破的嘛，要不，遵守它就没有乐趣了，”伦茨解释着，斟满了一杯，“为水蜡树鹰蛾、孔雀蝴蝶、贝母蝶的未来干一杯吧！”

巴尔西希踌躇了一会儿。

“这样一说，我倒不好意思拒绝了，”他说着，便接过了酒杯，“不过既然如此，我们也得为‘小牛眼’干一杯呢。”他腼腆地微笑起来，“你一定很高兴，听到我发现了一个有栉齿形触须的新品种。”

“天哪！”伦茨嚷道，“脱帽致敬！你如今是一个先驱者，可以青史留名了！”

我们又为栉齿形触须干了一杯。巴尔西希抹了抹唇髭。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带给你们，快去把那辆福特汽车拖来，管理部已经答应你们可以拿去修理了。”

“好极啦，”克斯特说，“我们是对付得了的。那么估价单怎么样呢？”

“也已经批准了。”

“没有削减吗？”

巴尔西希闭上一只眼睛。“他们起初还觉得很困难，可是到临了……”

“为凤凰保险公司干一杯。”伦茨说着，又把大家的酒杯斟满了。

巴尔西希站起身来要走了。

“这是一笔奇特的生意。”他临走时这样说。

“你还记得福特汽车里的那个女人吗？她在几天之前死了。伤势很轻，不过划破几个伤口，分明是流血过多的缘故。”

“她有多大年纪了？”克斯特问。

“三十四岁，”巴尔西希答道，“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保险额是两万马克呢！”

我们马上出发去接那辆汽车，原来那辆汽车的主人是一个手艺高超的面包师。那个家伙开车前喝了酒，半醉，在黑暗中将汽车撞到了墙上。只有他的太太受了伤，他自个儿连一点皮也没擦破。

当我们准备把那辆汽车从车间里拖出来的时候，他兀自向汽车里打量着。他肩膀壮硕，脖子臃肿，脑袋微向前倾，委顿得很，站在那儿望着我们，半晌不吭一声。面包师们惯有的那张不健康的灰白色的脸在薄暗中看去，活像一只忧郁的大象鼻虫。然后他慢慢地走过来了。

“什么时候可以修好？”他问。

“大概要三个星期。”克斯特答道。

那个人指着车篷。“这个也当然包括在内吧？”

“我不懂你的话，”奥托说，“这个，我看又没有损坏。”

那个手艺高超的面包师露出一种不耐烦的神情。“我并不是说这个已经损坏了。我的意思是，要换一副新的车篷。我想这难道不是你们的好机会吗？我猜我们彼此总可以心照的？”

“一点也不是。”克斯特答道。

他其实非常了解。那个家伙是要一副新的车篷，而这副新的却并不是由保险公司负担，而是要由我们来负担。对于这笔外加，我们争执了好一会儿，可是那个家伙竟以取消交易，再叫别家迁就一点的公司去估价来威胁。后来克斯特终于屈服下来。要不是我们急需接点生意，他是绝不会这样让步的。

“你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答应了呢？”那个面包师狡猾地笑了笑说，“几天之内我再来挑选材枓。米色的，我想。一种柔和的颜色。”

我们把汽车开走了。一到外边，伦茨指着那辆福特的座位上面的一大块乌黑的渍痕。“那是他太太的血迹。而他居然用这个来骗取一副新的车篷！‘米色的’，天哪！‘一种柔和的颜色’！脱帽致敬！他要求两个人的保险费，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巴尔西希不是说那个女人还怀着身孕吗？”

克斯特耸耸他的肩膀。“我估摸他一定会说，生意是生意，两件事情，可不能混为一谈的。”

“也许是，”伦茨说道，“可是，你要知道，天下确有一种从不幸中获得真正舒适的人。不过这么一来，从我们的收入里，又要花掉五十马克了。”

下午，我找了一个借口回家。五点左右，我跟帕特里夏·霍尔曼有着一个约会，可是在工场里我却只字不提。倒不是因为我要有所隐瞒，而是因为我突然觉得那是不大可能似的。

她约定在某一家咖啡馆里见面。我并不知道那个地方，只知道那是一个小而高雅的场所。我毫不迟疑地走了进去。可是一走进去，我便吃惊地倒退回来。原来那间屋子里早已挤满了许多喋喋絮语的女人。我已经走进了一家十足道地的太太们的茶室。我好不容易抢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我很不自在地环顾四周。除我之外，只有两个男人在那儿，而他们的面目，却是我所不喜欢的。

“咖啡、茶，还是巧克力？”侍者一边用抹布拭着桌子，将一些糕饼碎屑拂在我衣服上，一边这样问。

“一大杯干邑白兰地。”我答道。

他把酒给送来了。可是同时他又带着一群来喝咖啡的客人，她们正在寻找一个地方，打头的是一个猜不出年纪的女运动员，戴着一顶看去好像很凄惨的帽子。

“四位吗？请到这边来。”他说着，指着我的桌子。

“且慢——”我答道，“这张桌子已经有人了。我正在等着客人呢。”

“那不行，先生，”侍者说道，“这个时刻，不能保留座位的。”

我瞅了他一眼。随后我又瞧着那个女运动员，这时候她已经站在我的桌子近旁，抓住一把椅子的扶手。我一看她的脸，便立刻放弃了再抵抗的一切念头。要是没有一排榴弹炮，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已经下定决心要占据这张桌子的女人，就休想阻挡得了的。

“那么，你就再给我来一杯干邑白兰地吧，嗯？”我向侍者咆哮道。

“很好，先生。再来一个大杯的吗？”

“很大的一杯，明白吗！”

“当然啰，先生。”他鞠着躬，“这是一张坐六个人的桌子，你要知道，先生。”他表示歉意地说。

“很好。就去把干邑白兰地送来吧。”

那个运动员好像也是禁酒协会的会员。她瞪着我的酒，仿佛那是一条腥臭的鱼似的。为了使她恼怒，我又要了一杯，而且向她回瞪了一眼。这件事情，突然使我觉得好不荒谬。我到这儿来是想做什么啊？我跟那个姑娘又想做什么呢？在这种人声嘈杂、喧哗吵闹之中，我还能认得出她来不成。

我懊恼地灌下了那杯干邑白兰地。

“Salut [8]。”什么人在我背后说道。

我直跳起来。她站在那儿，笑着。“原来你早已在喝酒了。”

我把仍然拿在手里的酒杯放到桌子上。我蓦地觉得惶惑起来。这个姑娘，跟我记得的模样完全不同了。她杂在这群喝喝咖啡、养尊处优的女人中间，看去像是一个苗条而年轻的亚马孙女战士[9]，冷静、绚丽、坚定、不可接近。

“这跟我们是不相称的。”我这样想着，随即说道：“你打哪儿这么神秘地跳出来的啊？我一直都在注视着门口咧。”

她指指右边。“那儿还有一道门呢。不过我来得晚了。你已经等了很久吗？”

“一点也不晚。最多不过两三分钟。我也刚到咧。”

跟我同桌的那几位喝咖啡的女客人，已经静了下来。我觉察到那四个不喝酒的女人正在评头品足地打量着我的后背。“我们就待在这儿吗？”我问。

那个姑娘飞快地瞅了一眼，扫视着这张桌子。她的嘴在搐动，她欢快地瞧着我。“恐怕咖啡馆到处都一样。”

我摇了摇头。“没有客人就比较好些。这个地方简直是一个鬼洞，它让人产生一种自卑的情绪。我们还是到一家酒吧去吧。”

“酒吧。难道也有白天开的酒吧吗？”

“我知道有一家，”我说，“那边至少很清静。要是你喜欢——”

“哦，我吗？”

我瞅着她。一下子我可不明白她的用意。要是并不跟我作对，我原也不反对用反话，可是我往往心里有鬼。

“好的，那么让我们就去吧。”她说。

我招呼侍者。“三大杯干邑白兰地，”那只不祥之鸟这样嚷道，听他的口气，仿佛要跟躺在坟墓里的客人算账似的，“三马克三十芬尼。”

那个姑娘转过身来。“三分钟里就喝了三杯干邑白兰地吗？好快哪。”

“连昨天的两杯都一起算在里边了。”我急忙解释道。

“好一个说谎的家伙！”坐在我背后的那个同桌的女运动员，这样咝咝地说道。她已经好久没有开口了。

我转过身来，鞠了一躬。“祝你们圣诞快乐，各位女士。”于是我匆匆地走了。

“你跟人在吵架吗？”我们一到外面，那个姑娘就问。

“不完全是。不过我总想给那些个养尊处优的女人留下一个不让人喜欢的印象。”

“我也是这样。”她答道。

我瞧着她。我仿佛觉得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我只是想象不出她从前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她一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在酒吧里，我的地位就更稳当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伙计弗雷德正站在柜台后面，擦抹着盛干邑白兰地的大酒杯。他跟我打招呼，那种样子倒像他还只是第一次看见我，而且在两夜之前他也并没有扶送过我回家似的，他在一家很好的学校里受过训练，以前还有过很丰富的经验。

店堂里没有什么客人，只是在一张桌子边照例坐着那个瓦伦丁·豪泽。我认识他，战争年间我们曾在一个连队里。有一次，他给我带了一封信到前线来，他以为那是我母亲写的。他知道我正在盼望一封家信，因为我母亲最近动过手术。可是他搞错了——原来那只是一封广告信，推销一种新式的、用有刺的荨麻来编结的、温暖的战壕便帽。在他回去的途中，腿上中了一弹。

战争过后不久，瓦伦丁继承了一笔不大的财产，从此他就把钱花在喝酒上头。他认为庆贺自己还能生还的鸿运，原是他的义务。那虽然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了，可是他仍不以为意。他常常这样解释，像这样的喜事一个人怎么庆贺也绝不会认为已经足够了。他是一个对于战争有着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的人。有许多事情，我们大家都早已忘记了，可是他却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还牢牢地记着。

我看他早已喝得很多了，因为他茫然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完全被淹没了。我举起一只手。

“敬礼，瓦伦丁。”

他抬眼观望，点了点头。“敬礼，罗比。”

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伙计走过来了。

“你要喝什么？”我问那个姑娘。

“也许来一杯马丁尼吧，”她答道，“一杯没有甜味的马丁尼酒。”

“弗雷德原是这方面的一位专家呢。”我说。

弗雷德自许地微笑了一下。

“我还是喝惯的那一种。”我说。

酒吧里又阴冷又黝黯，洋溢着一股倾泼出来的杜松子酒和干邑白兰地的味道——一种树根似的气息，仿佛是桧柏和面包混合在一起散发出来的。天花板下面，吊着一只木制帆船的模型。柜台后面的墙壁包着铜皮。一座光亮惨淡的灯台将红殷殷的反光投射在上面，好像有什么地下火映照着那儿似的。装在墙上的几个较小的熟铁的灯架上，只有两盏煤气灯点燃着——一盏靠近着瓦伦丁，另一盏靠近着我们。它们都罩着用旧地图改制的黄色羊皮纸灯罩，看去好像是世界上一个个亮着灯光的湫狭的区域。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始我们的谈话。我又不怎么认识这位姑娘，而且我盯着她看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她陌生。跟这样一类的人待在一起，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经生疏得很啦。现在倒是跟男人们流浪，我比较习惯。刚才在咖啡馆里，觉得太喧闹——如今在这儿，却又突然地觉得太沉寂了。屋子里的幽静，给每一个词儿都加上那么大的重量，简直叫人不容易开口。我宁愿回到那个咖啡馆里去呢。

弗雷德把酒送来了，于是我们就喝着。朗姆酒强烈而又新鲜，有种太阳的滋味。这样的东西喝它有好处。我喝干了，随即又要了一杯。

“你喜欢这儿吗？”我问。

那个姑娘点点头。

“比那家咖啡馆好一些吧？”

“我挺恨那种咖啡馆。”她说。

“那么，为什么我们偏偏要在那里见面呢？”我愕然地问。

“我不知道。”她摘下了便帽，“我想不出别的地点。”

“你喜欢这儿，那就好了。我们是常常到这儿来的。每逢晚上，这个地方差不多就像是我们的家。”

她微笑着。“那不是很可惜吗？”

“不，”我说，“适应时势嘛。”

弗雷德把我的第二杯酒送来了。他又将一支绿色的哈瓦那雪茄放在酒杯旁边的桌子上。“是豪泽先生给你的。”

瓦伦丁从角落里做了个手势，还举起他的酒杯。“7月31日，1917年。”他用一种深沉的嗓音说道。

我向他点点头，也举起了酒杯。

他准是常常为什么人干杯的。有一天晚上，我在一家乡村小客栈里碰到他，他就正在为月亮干杯。他常常庆贺那种情况特别艰苦的时候，在壕沟里的这个日子，或者那个日子，而且对于至今还能够活着，还能够坐在这儿，表示很感激。

“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跟那位姑娘解释道，“一个战时的伙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里头唯一懂得怎么样从大的不幸当中提取一点小的快乐的人。他不再知道如何打发他的生活——于是仅仅为自己至今还能够活着而感到高兴。”

她若有所思地瞅着我。一缕光芒斜射在她的额头和嘴唇上。“那个，我倒是很能够理解的。”她说。

我抬眼观望。“哦，你应该无法理解的。你毕竟太年轻了。”

她微笑起来。那只是在她眼睛里的一缕轻浅而缥缈的微笑。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显得更清澈，仿佛她的内心显得更明亮了。

“太年轻，”她说，“什么话啊！在我看来，一个人绝不会太年轻。往往只会太年老呢。”

我缄默了半晌。

“从另一方面，也许倒有很多的话好说咧。”我最后这样答道，便向弗雷德打了个招呼，要他再给我添点儿什么酒来。那个姑娘，竟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高傲。跟她一比，我觉得自个儿简直像块木头。我很想开始一种轻松愉快的谈话，一种确实很好的谈话，往往在一个人又孤独下来之后才会想起来的那种谈话。伦茨就会这一套，可是在我呢，往往就变得棘手和费劲了。因此，戈特弗里德说我在款待应酬方面，大概只达到一个女邮政局长的水平，这话也绝非太不公道的。

幸而弗雷德倒是一个非常知趣的人。他不用平时那样的小杯，却拿给我很体面的满满一大杯。这样就省得他不停地来去，而且也看不分明我到底喝下了多少。我是非喝不可的，否则我就无法祛除这种单调了。

“你要不要再来一杯马丁尼？”我问那位姑娘。

“那么，你如今在喝的是什么呢？”

“这个吗？这个是朗姆酒。”

她望了下我的酒杯。“跟你刚才喝的是同样的吗？”

“是的，”我说，“我多半就喝这种朗姆酒。”

她摇了摇头。“我就不相信它的味道会是好的。”

“我实在已经不再知道，它的味道是怎样的了。”我说。

她望着我。“那你为什么要喝它呢？”

“朗姆酒，”我说——非常高兴，居然找到一个可以讲的话题了——“朗姆酒的好处，不在它的味道。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酒类，而且它还是一个朋友。一个会使一切事情都变得轻松平易的朋友。它会改变世界。因此人们才喝这种酒咧，当然——”我把酒杯推到一边，“可是，要不要我再给你要一杯马丁尼呢？”

“那还是来一杯朗姆酒，”她说，“我倒很想尝一尝。”

“好的，”我说，“不过，这一回就不要尝了。开始喝它，味道太烈。来一杯巴卡迪鸡尾酒。”我老远招呼着弗雷德。

弗雷德把酒送来了。同时他还送来了一盘咸杏仁和焙烤的黑咖啡豆。“把我的一瓶酒留在这儿，好吗？”我说。

一点一点地，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光景。不安全的感觉消失了，话语自然地冲出来，我再也不是那么煞费苦心地去考虑自己所说的一切了。继续喝着，觉得有一种温柔的浪潮拢近过来，将我拥住。黝黯的时辰，开始布满了种种图像，而没有声息的幻梦的行列，又偷偷地出现，笼罩在现实那可怕而灰暗的景色上。酒吧的墙壁逐渐退远，突然它不再是酒吧了，而是世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个避难所，一个堑壕，在它的周围咆哮着永恒的喧腾的战斗，而中间却躲藏着我们两个人，在这朦胧的暮色中神秘地漂流在一起了。

那个姑娘蜷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一个陌生人，那么神秘，倒像从生活的另一边被抛到这儿来的样子。我听到我自己在说话，可是那仿佛不是我自己，仿佛是另一个人在说话，一个我愿意跟他易地以处的人。而所说的话，也不再是真实的了，它们有着另外的意义，挤向另一个比我生活中琐细事情发生过的地方更为光辉灿烂的领域。我也知道它们是不真实的，知道它们都变成了幻想和谎言，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真实是阴暗惨淡、单调乏味的，只有感觉和幻梦的魅力才是生活。

电灯在柜台上的铜盆里发着光。一次又一次地，瓦伦丁举起酒杯，向虚空中咕哝着一个日子。外面沉闷的喧阗的市声，倾泻进来，不时还被汽车那兀鹰似的巨吼所打断。一有什么人开门，这些声音便都呼啸着进来了。听去活像一个爱唠叨、好妒忌的老妇人在尖声地嘶叫。

当我把帕特里夏·霍尔曼送回家去的时候，天色早已很黑了。我慢慢地步行回去。我突然觉得自个儿孤独而且空虚。细雨霏微地下着。我在一家商店橱窗前面停住了。我的确喝得太多，这会儿我自己也觉得啦。倒不是因为脚步蹒跚，可是我知道得很清楚。

我觉得热烘烘的。便解开了大衣，推高了便帽。它居然又乘虚而入。真是该死——我刚才说的那许多该死的话！想一想也受不了。而且我现在什么也记不起来了，那才是最坏呢。这儿，孤独地站在喧阗的街头，一切都跟刚才在酒吧的半晦之中的光景截然不同了。我诅咒着自己。那个姑娘从我这儿得到的印象可好呢！她一定都注意到了。她自己又没有喝什么酒。而且当我们分手的时候，她又显出那么一种古怪的神色……

天哪！我转过身来。当我转身的时候，正好跟一个矮胖子撞了个满怀。“哎？”我暴躁地说。

“你就不能把眼睛睁开一点吗，你这个拱背跳跃的扫帚柄！”那个胖子咆哮着。

我直愣愣瞅着他。

“恐怕从来没有看见过人吧，我估摸，嗯？”他又谩骂起来。

他正是我吵架的目标。

“人是看见过的，”我说，“只是会走路的啤酒桶我才没有看见过。”

“愁眉苦脸的瘦猴子！”他说。

“老蠢猪。”我也回骂着。

他肃然地举着他的便帽。“你走吧，朋友。”他说着，我们便分手了。

这场温文尔雅的争吵，使我清醒了点儿，可是我的烦恼依然还在。诚然，我愈清醒，情况就愈糟。我觉得自个儿像一条湿毛巾似的聪明清晰起来。可是渐渐地，我不单跟我自个儿恼怒了，我对一切都感到恼怒——连那个姑娘也在内。我喝得这样酩酊，全是她的过错。我将大衣领子翻了起来。随她把我怎么想吧，我都不在乎——她到底是什么人啊？什么都随它去，我又何必去管呢？过去的事情，毕竟都过去啦。那也没有什么办法的了。而且，那样或许也好……

我又回到酒吧去，这一次可真的喝醉了。

4

天气变得温暖而潮湿，淫雨没头没脑地连下了几天。后来总算晴朗了，太阳照临着大地，散发出一种到处弥漫的燠热。星期五早晨，当我走进工场的时候，我看见玛蒂尔德·施托斯手臂下夹着一柄扫帚，站在院子中间，活像一只被施过催眠术的河马。

“你瞧，洛坎普先生，那不是绚烂夺目吗？每一次开花总是一个新的奇迹。”

我愕然地站着，一夜之间，种在汽油泵旁边的那棵老李树，忽然都开花了。

它屹立在那儿，整个冬天伛偻而光秃。我们常常把旧轮胎搁在它上面，将油罐挂在丫枝上晾干，它简直是一个方便的架子，从抹布到车盖，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上挂。几天以前，我们新洗的工装，就在它的丫枝上飘扬过，即使在昨天，它也并没有什么特殊可以注意的地方。而现在，突然在一夜之间，它已经幻变成绯色和洁白的闪烁的一团，繁花璀璨的一团，好像一群蝴蝶，突然停落在我们这个肮脏的工场上。

“还有那股香味！”她说着，热情地转动着眼珠，“好极了！简直像朗姆酒。”

我实在没有嗅到什么，可是我立刻就明白了。“我觉得，那股香味就像给主顾喝的干邑白兰地。”我这样提示道。

她郑重地否认。“你准是受了风寒了，洛坎普先生。也许，那是鼻子里长了息肉？如今啊，差不多每个人都害了这种毛病。不，老施托斯的鼻子可活像一条猎狗。你不妨相信我的话，那是朗姆酒，陈酿朗姆酒。”

“好吧，玛蒂尔德……”

我斟了一杯朗姆酒，随后走到汽油泵前面去，尤普早已坐在那儿了。他身边的一只生锈的果酱罐子里，插着几枝李花。“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愕然问道。

“给那些太太，”尤普解释道，“当她们加好了油，就可以免费得到一枝李花。我早已多卖了九十公升了。这棵树简直像黄金一样值钱。要是没有这棵树啊，我们也得做一棵假的出来才好呢。”

“你倒颇有一个精明商人的本领，孩子。”我说。

他龇牙咧嘴地笑了。太阳照透他的耳朵，看去活像两扇彩色的玻璃窗。

“而且我已经拍过两次照片了，”他接着又说，“就用这棵树作背景。”

“那就好极了，你将来会成为一个电影明星咧。”我说着，便穿过那个凹坑，这时伦茨正从一辆福特底下爬出来。

“罗比，”他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了。我们对于宾丁的那个姑娘，总得有点儿表示啊。”

我盯着他瞧。“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到底为什么那样子盯着我瞧呢？”

“我并没有盯着瞧哪——”

“我说你是盯着瞧的。她到底叫什么名字？帕特——可是帕特什么呢？”

“我不知道。”

他挺起身子。“你不知道？可是你把她的地址给记下来了。我亲眼看见的。”

“那张纸条，我已经弄丢了。”我解释着。

“弄丢了！”他用双手抓住了他的黄头发，“我跟宾丁在外面待了足足有一个钟头之后！弄丢！哦，也许奥托会知道的。”

“奥托也不会知道的。”我说。

他瞧着我。“你这个可怜的半瓶醋！你比这个还不如呢。那么，你是不是知道，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天哪！”他仰望着天空，“难得在我们一生中能有一次遇见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这个忧郁的笨蛋，却又把那个地址给弄丢了。”

“我并不觉得她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说。

“那就因为你是一只蠢驴，”伦茨答道，“一个傻瓜，只认识国际咖啡馆里的娼妓，超出她们的范围，你就一窍不通了。一个钢琴师，你就是那么一个东西。让我再告诉你一遍，那是一个意外的幸运，一个真正的意外的幸运，那个姑娘。对于这些个事，你当然是什么都不会知道的！你有没有盯住过她的眼睛啊？当然你是不会的啰——你只会盯住你的酒杯。”

“唉，别多嘴啦。”我岔断了他的话，因为他一提到酒的时候，又在我伤口上触碰了一下。

“还有她的一双手，”他毫不在意地继续说着，“纤细颀长，活像混血儿的一双手——戈特弗里德懂得这些个事情，戈特弗里德会知道的。神圣的摩西！到底是一个姑娘啊，姑娘们当然应该是美丽的，而且，更重要的，应该有气质。”他自个儿打断了话，“你知道吗，譬如说，什么叫作气质？”

“空气，便是你把它打到轮胎里去的。”我说。

“当然啰，”他惋惜地说，“空气，当然啰！气质、灵气、光芒、温暖、神秘——那些都是给灵魂以美丽，给灵魂以生命的东西。可是这有什么用啊。你的气质就只是朗姆酒的气味——”

“住嘴，不然我要把什么东西摔到你的脑瓜上去了。”我恶狠狠地咆哮着。

可是戈特弗里德仍然喋喋不休地在絮聒，而我也并没有怎么去对付他。他对于实际发生过的情况，当然一无所知，而且也不知道每一句话都说中了要害，尤其是关于喝酒的话。我原先倒差不多快要让事情过去了，已经把自个儿安慰得很好了，而如今又给他统统翻了出来。他喋喋不休地称赞着，称赞着那个姑娘，弄得我开始觉得，一种非同小可的东西，确实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

六点钟的时候，我心里很不高兴，走到了国际咖啡馆。那是我避难的老地方，伦茨曾经这样说过，一点也没错。

到了那儿，使我十分惊奇的是里面居然很热闹。柜台上放着涂有糖霜和嵌着葡萄干的糕点，脚底扁平的阿洛伊斯，端着一只盛放着琤琤作响的咖啡杯的托盘，正在往里屋奔去。

我停住脚步。整壶的咖啡？一定有大批客人醉倒在桌子底下了。

可是老板娘给大家解释，今天在里屋，她们要为罗莎的朋友莉莉举行一次欢送会。我用手拍了拍前额。不用说，我一定是被邀请的！罗莎曾经郑重其事地宣称，我是唯一的男客——因为那个同性恋者基基，虽然也在那儿，可是并不能算是一个男的。于是我又急匆匆走了出去，买了一束鲜花、一只菠萝、一个孩子玩的拨浪鼓，还有一块巧克力糖。

罗莎带着一种贵夫人似的微笑迎接我。她穿着一袭领子很低的厚实的衣裳，仪态大方地坐在桌子的主位。她的金牙齿又在闪闪发光。我问起她的小孩子怎么样了，这个赛璐珞的拨浪鼓和一块巧克力糖，就是为了小孩子而送给她的。于是罗莎微笑了。

我拿着那只菠萝和那束鲜花，向莉莉转过身去说：“祝你幸福。”

“他向来是个对女性会献殷勤的男人，”罗莎说道，“过来吧，罗比，就坐在我们两个人的中间。”

莉莉是罗莎最知己的朋友。她有过一番光辉的业绩。她已经达成了每一个小娼妓所难以达到的愿望——成为旅馆里的女人。旅馆里的女人就不用在街头接客了——她可以待在旅馆里，交结客人。能够达到这样高的地位的人，为数很少，因为她们没有足够的衣服和足够的金钱，让她们能够耐心等来一个狎客。确实，莉莉只是在一家省城的旅馆里待过，可是就在那些年间，她已经积下了差不多四千马克。如今她准备结婚了。她未来的丈夫，经营着一份装置铅管的小生意。对于她的身世，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不在乎。而且他也并不必担心将来，像这样的女子，一旦嫁了人，她是可以信任的。她们知道情场的瓜葛，而且都已经受够了。

莉莉准备在星期一结婚。今天，罗莎替她举行一次咖啡欢送会。她们又一次跟莉莉在一起了。一朝嫁了人，她就不能再到这儿来啦。

罗莎给我斟了一杯咖啡。阿洛伊斯迈着快步送来一块大蛋糕，上面撒满了无核葡萄干、杏仁和蜜饯。她切下了一大块放在我面前。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首先非常内行地吃了一口，接着表示很惊奇。

“真正了不起，可是这一定不会是从什么铺子里买来的！”

“是我自个儿做的。”罗莎高兴地说道。她是一个了不起的烹调里手，而且喜欢人家承认她的本领。特别是那道菜炖牛肉和李子蛋糕更是谁也比她不上的。她从波西米亚来，倒不是毫无道理的呢。

我环顾四周。围坐在桌边的都是些“上帝葡萄园里的工人”“无与伦比的人性的鉴赏家”“恋爱的兵士”：美人儿沃利，她在最近有天晚上，坐了出租汽车出去兜风，什么人把她的白狐皮给偷走了；莉娜，她尽管装着一条假腿，却还是常常找得到情人；烂污货弗里齐，她虽然本可以有一所自个儿的房子，让情夫养着她，可是她宁肯跟平脚的阿洛伊斯恋爱；腮帮红红的玛戈，总是穿着女用人的服装，因而往往找得到漂亮的情人；玛丽安，她年纪最轻，喜气洋洋，无忧无虑；基基，他穿的是女人的衣服，而且涂脂抹粉，不能算作一个男人；可怜虫米米，四十五岁，又有静脉曲张病，因而行路越来越艰难；两三个酒吧的侍女，几个我所不认识的餐伴；最后，还有第二位贵宾，就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花白，像冬天的苹果一样起皱的“妈妈”，她是大家的心腹知己，所有夜行人的安慰者和支援者。她在尼古拉街的拐角上摆着一个香肠摊，夜里又是一个卖小吃的流动货摊和货币兑换处，除了她的法兰克福香肠，还偷偷地出售卷烟和避孕套，而且常常还肯赊销给人家。

我很明白那些个规矩。今天绝不能谈到生意，也不能做出粗俗的暗示，不要记着罗莎赢得“钢铁骏马”这个绰号的卓越的本领，不要记着弗里齐跟那个牲口贩子斯特凡·格里哥列特谈情说爱的事情，也不要记着基基在凌晨拂晓时分围着竹筐子跳舞的举动。这儿的谈话应当要给这次母亲们的集会增添光彩。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莉莉？”我问。

她点点头。“我的嫁妆，好久以前都已经准备好了。”

“她的嫁妆，可真是了不起咧，”罗莎说道，“连椅套都有的！”

“椅套？用那干什么？”我问。

“哦，得啦，罗比！”罗莎谴责似的瞧着我，于是我马上解释，我当然也知道那是些什么：花边的套子，丝织的家具装饰，是小资产者体面生活的象征，夫妇的爱情和失去的天堂的神圣的象征。按气质来说，她们中间一个也不是做娼妓的女人。她们是从中产阶层被抛弃出来的人物。她们的秘密心愿倒不是堕落，而是结婚的新床。然而她们都从来不会直言承认这一点。

我在钢琴边坐了下来。罗莎已经等着我弹奏了。她也跟所有的女子一样，非常爱好音乐。为了表示欢送，我弹奏了她和莉莉所爱听的各种乐曲。第一支便是《圣母的祈祷》。这支乐曲的题名也许跟这个场合不太契合，可是它的曲调却充满着精神和韵味。接着是《鸟的晚祷》《阿尔卑斯山的红光》《当爱情死去的时候》《丑角的百万家财》，最后一支是《家，甜蜜的家》，罗莎最喜欢。娼妓们原是心肠最硬，然而同时也是最容易动感情的人。她们全都唱和起来，基基唱的是女低音。

莉莉站起身来要走了。她非得要去找她的新郎。罗莎给她很响的一吻。“祝福你，莉莉。不要过得太认真。”

她带着礼物，跟我们分手了。天知道，可是她的神色的确跟从前大不一样啦。那种操贱业的女人惯有的顽强神情，都已给抹去，她的脸已经变得柔和，确实又恢复了一种处女的韵味。

我们站在门口跟莉莉挥手的时候，米米突然开始哭了起来。她自个儿原是嫁过人的，可是她丈夫在战争中患肺炎死了。她怨艾道，要是他在作战中阵亡，那么她可以领到一份为数不多的抚恤金，也就无须到街头去卖笑了。

罗莎拍了拍她的后背。“见鬼，米米，别这么伤心。进去，让我们再喝一杯咖啡吧。”

活像许多母鸡钻进鸡窝里一样，所有客人都回到国际咖啡馆里去了，可是先前的那种气氛却已经不在。“给我们再弹一支曲子，就作为结束吧，罗比，”罗莎说道，“弹一支振作我们精神的乐曲。”

于是我也告辞了出来。罗莎悄悄地将几块糕饼塞在我的衣袋里。我就将它们送给“妈妈”的儿子，他这会儿早已摆出那个香肠摊，预备做夜市了。

我考虑着应该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不想再到酒吧去，也不想去看电影。到工场里去怎么样呢？我看了看表。八点。这时候克斯特总应该回来了。要是他在那儿，伦茨就不会再那么喋喋不休地老讲着那个姑娘了。于是我就去了。

工棚里亮着灯光。也不仅在工棚里——整个院子里都熠耀着灯光。克斯特果然在那儿。

“这是什么意思啊，奥托？”我说，“那辆凯迪拉克已经给卖掉了吗？”

克斯特笑了起来。“没有，戈特弗里德只是想亮着灯光，没有别的。”

凯迪拉克的两盏前灯都亮着，车子也被推到前面，因此那灯光可以打窗户里照射进院子，直落在那棵李树上，洁白晶莹，煞是好看，黝黯的夜色倒像一潭黑色的湖泊，荡漾在它的两边。

“真美啊，”我说，“可是他在哪儿啦？”

“出去买吃的去了。”

“很好，”我说，“我也觉得有点儿没有精神啦。也许只是饿了的缘故。”

克斯特点点头。“能吃的时候就吃，罗比，这是老兵的第一条规律。今天下午，我自己干了一件越轨的事情——替卡尔报了个名，参加汽车竞赛。”

“什么？”我说，“在六日举行的竞赛吗？”

他点点头。

“可是，真见鬼，奥托，所有的各路大亨，都会出动呢。”

他又点了点头。“参加运动汽车组，跟布劳米勒一起。”

我卷起了衣袖。“那么，干活吧，奥托！让我们那辆心爱的汽车，在油里彻头彻尾洗一个澡。”

“且慢，”最后一个浪漫派这会儿正好走进来，便这样说道，“先来吃吧。”他打开了晚餐包，里面是乳酪、面包、硬得像砖块一样的熏制香肠，还有鲱鱼。我们一边还喝着冰冻的啤酒。我们都狼吞虎咽地吃着，活像一伙饿透了肚子的打谷工人，然后走到卡尔那里，为这辆汽车工作了两小时，检查试验，到处加油。后来伦茨和我坐下来又吃了第二顿晚饭。戈特弗里德把福特的灯也打开了。在两车相撞的时候，一盏前灯居然还没有受损。如今它在扭歪了的车台上，兀自向天空中凝视着。

伦茨满意地转过脑袋。“哦，现在把酒瓶拿出来吧。我们必须庆祝一下这个李树开花的节日。”

我把那瓶干邑白兰地，那瓶杜松子烧酒，还有两个酒杯放在桌子上。

“你自个儿怎么样呢？”戈特弗里德问。

“我不喝。”

“怎么？为什么啊？”

“因为这种见鬼的酒宴，我实在受够了。”

伦茨端详了我一会儿。“我们的孩子变得傻头傻脑了，奥托。”最后他跟克斯特说。

“要是他不想喝，那就随他去吧。”克斯特答道。

伦茨斟满了自己的酒杯。“这孩子近来有点儿神魂颠倒似的。”

“事情还有更糟糕的呢。”我说。

月亮从对面的工场屋顶上升起来，又大又红。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嗨，戈特弗里德，”最后还是我开口了，“你自以为在恋爱场中多少是一个能手……”

“能手？朋友，我不过是个老手。”伦茨谦逊地答道。

“也好。那么你一定能够告诉我：在恋爱的时候，一个人的行动，是不是常常像一个倒霉的傻瓜？”

“你这是什么意思，像一个倒霉的傻瓜？”

“是啊，一个人好像半醉似的。胡说八道，多嘴多舌，欺骗人。”

伦茨禁不住大笑起来。“我亲爱的孩子！这整个事情就是一种欺骗，是大自然母亲的惊人的欺骗。譬如说，你瞧那棵李树，自个儿装点得那么美丽，将来可不会这么美的。假如恋爱都是真心实意的话，那才可怕呢。谢天谢地，幸亏那些该死的道学先生也没有办法控制一切咧。”

我坐了起来。“你的意思是，没有欺骗，根本就搞不下去。”

“绝对搞不下去的，我的孩子。”

“可是，一个人常常会把自个儿弄得非常的可笑。”我说。

伦茨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记住这一点，我的孩子：在一个女人的眼睛里，只要是为她而做的事，绝对、绝对不会显得可笑的。即使是最幼稚的表现。随你心意去做一切的事吧，倒立也好，讲那最无聊的废话也好，像孔雀一样展翅开屏也好，在她窗子底下引吭高歌也好——什么都可以，除了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讲求实际，千万不要讲求理智。”

我开始欢快起来了。“你说呢，奥托？”

克斯特笑着。“他也许是对的。”

他站起身子，走到卡尔旁边，将车盖放了下来。我去找了一瓶朗姆酒和一个酒杯，放在桌子上。奥托发动了那辆汽车，引擎便深沉而有力地颤响着。伦茨将双脚搁在窗台上，正在凝视着黑夜。

我挨到他身边。“当你跟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喝醉过酒呢？”

“常有的事。”他不动声色地答道。

“后来呢？”

他斜觑着我。“你的意思是，后来有点儿糊里糊涂吗？千万不要赔罪。千万不要谈起。只要送花。不用写信。只要送花。花会把一切都遮藏起来，甚至连坟墓都会给遮藏的呢。”

我瞧着他。他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在外面白光的反映中闪烁。引擎仍然在颤动着，轻柔地发出一种响声，倒像我们脚底下的土地正在震动似的。

“哦，我想我也可以来这么一杯。”我说着便打开了酒瓶。

克斯特关上了引擎。然后他向伦茨转过脸去。“如今这月亮，真是明亮得连酒杯都可以找得到呢，戈特弗里德。把灯光熄灭了怎么样？至少得把那辆福特的车灯关了。该死的那种斜眼似的探照灯光，叫我想起了战争。在晚上，要是这些个东西直盯着你的飞机，那才不是玩儿的咧。”

伦茨点点头。“而那边那个东西，却使我想起了——哦，别管它吧。”他站起身子，将前灯旋灭了。

月亮已经高高地升到了工场的屋顶上，悬挂在李树上端的丫枝中间，活像一盏点着黄蜡烛的中国灯笼。而这些丫枝，正在微风中忽前忽后地揺曳。

“真是奇怪，”隔了半晌，伦茨才说，“人们总是为各种各样的人树立纪念碑，为什么不肯给月亮，给开花的树木，也去树立一块呢？”

我很早就回到家里。我一推开那扇过道的门，便听到了音乐，那是女秘书埃尔娜·伯尼希的留声机。一个又柔软又清脆的女人的嗓音正在歌唱着。随后传来了一阵调低了的提琴和乱弹的吉他的颤音。接着又是那种歌声，沁人心脾的甜蜜，仿佛洋溢着一种很大的喜悦。我倾听着，想弄清楚所唱的歌词。在本德尔太太的缝纫机和哈塞家的箱笼之间的黝黯走廊中，那个女人温柔的歌声，听起来特别令人感动。

我仰望着厨房门上的野猪头标本，听到女仆在叮叮当当地洗涤着碗碟。在门背后没有几步路的地方，传来一阵歌声，“没有了你，我怎么能够活下去？”

我耸了耸肩膀，走进自己的房间。

我听到隔壁传来一阵激烈的争执。几分钟之后，有人在敲门，进来的是哈塞。

“我打扰你吗？”他有气没力地问。

“一点也没有，”我说，“你想喝点儿什么吗？”

“还是不要喝。我只想坐一会儿。”

他木然地凝望着前面。

“你处境很好，”他说，“你独自在……”

“啊，胡说，”我答道，“总是这样独自坐着，也没有什么好啊——你相信我。”

他颓然地坐在那把靠背椅子里。他的眼睛，瞪视着外面照耀进来的街灯的惨淡光芒。那双狭瘦的、弯曲的肩膀……

“对于人生，我从前有一种不同的看法。”隔了半晌，他才说道。

“我们都是那样的。”我说。

半小时以后，他又走回去跟他妻子讲和了。我给他几张报纸，还有早先什么时候搁在碗橱里的半瓶库拉索酒——没有什么滋味的、甜腻腻的东西，可是对他来说却挺不错。他根本就不懂得这些个东西的。

他悄悄地，几乎是毫无声息地走出去了，一个黑影融入了黑影，仿佛他已经消灭了似的。他一出去，我又关上了门。当我关门的时候，一阵乐声从甬道里流进来——提琴，五弦琴。

我坐在窗边。外面，墓园横陈在蓝幽幽的月色底下。霓虹灯广告的五彩光芒直爬到树顶上，而那些墓碑则在黑暗中闪烁，它们宁静而并不阴森。汽车在它们旁边呜呜地驰过，车头的灯光掠过它们风吹雨蚀的碑文。

我呆坐了很久，想起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想起我们从战争中回来时的样子，活像一群从矿井中生还的矿工，都很年轻，可是除了自己，对什么都感到幻灭。我们曾想向欺骗、自私、贪婪和无能发动战争，这种积习便是造成我们过去苦难的原因——我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什么也不信任，除了在我们身边的自己的同志，以及这些个东西——天空、树木、大地、面包、烟草，这是从来不会欺骗任何人的，而结果怎么样呢？一切都崩溃、败坏、被遗忘了。而那些没有遗忘的，也只剩下了无能为力、绝望、无动于衷和酒。对于人类前途抱着伟大梦想的日子已经过去。那些爱管闲事和专图私利的人，反而都胜利了。腐败……悲惨……

你很幸福，你独身一人，哈塞这样说过。一切都很好——独身的人是不会被抛弃的。可是有时候，在夜里，整个人为的机构都崩溃了，生命变成了一种唏嘘不绝的旋律，从永恒的手风琴的无意识的拉奏中，刮起来一阵疯狂的渴求、贪欲、忧郁和希望的旋风，只要逃脱、离开这一切，不管去向何方。咳，这可怜得很的对一点儿温暖的需要——难道就是一双手和俯在近旁的一张脸吗？或者那又只是欺骗、屈服和奔逃？难道除了孤独，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关上窗子。不，什么也没有。就算有什么吧，也不过是一个人脚底下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而已。

可是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而且在上工以前，我去敲了一家小小花店的门。我选了一束玫瑰花，要老板立刻替我送出去。当我慢慢地在卡片上写下姓名——帕特里夏·霍尔曼——的时候，仿佛有点儿异样的感觉。

5

克斯特穿着那套破旧的衣服到税务局去了。他想试一试请求减低我们的税率。工场里就只有伦茨和我两个人。

“哦，戈特弗里德，”我说，“这会儿要去准备那辆旧凯迪拉克了！”

我们的广告，已经在昨天晚上登出来。因此我们今天可以等候主顾了——那便是说，万一有人上门的话。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汽车准备好。

首先，我们用上光剂将漆面涂了一下。光彩很好，看去好像又多值了一百马克。然后我们把一种最厚的机油灌进了引擎。活塞不是很好，发动时有点儿响声。厚油一灌，引擎的响声就小得多了。而在传动装置和差速器里，我们又加上很多的油，使得它们没有一点儿声响。

于是我们把它开了出来。邻近有一段很坏的路，我们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行驶着，车身叽叽吱吱地直响。我们便从轮胎里放出了四分之一的气。情况好了一点。于是又放出了四分之一。这时候，就一点儿响声也没有了。

我们又开了回来，将轧轧作响的车盖也加上一点儿油，还在这中间垫了点橡皮，在散热器里灌了些热水，以便容易发动引擎，又用火油去尘器在汽车底下喷射了一次，因此连汽车下面也显得锃亮了。于是戈特弗里德将双手举向天空。“现在来吧，天保佑的顾客！最亲爱的拿着皮夹的人，来吧！好比新郎等候着新娘，我们如今等候着你们！”

那位新娘可让我们一直等着。我们把面包店老板的那辆老汽车推到了凹坑上，开始拆下前轮的车轴。我们默默地工作了几小时，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我听到尤普在汽油泵那儿吹着口哨，“瞧，有人过来了……”

我从凹坑里爬出来，打窗子里张望。一个身材瘦小得不太正常的人，正在凯迪拉克四周转圈子。瞧他的外表，是个腰包殷实而有身份的人。

“瞧哪，戈特弗里德，”我小声说道，“你以为那会是一位新娘吗？”

“当然啰，”伦茨一看就这样说道，“瞧那副表情。一看没有人在那儿，他早怀疑啦。赶快去吧。让我待在这儿作为后备，要是你应付不了，我再过来。记着那些个诀窍。”

“好的。”我便走了出去。

那个人用一双冷淡的乌黑的眼睛，盯着我瞧。

我自我介绍道：“洛坎普。”

“我叫布卢门塔尔。”

那是戈特弗里德的第一个诀窍——由你自个儿通名报姓。他说这样会立刻产生一种亲密的气氛。他的第二个诀窍乃是待机而动，让主顾先开口，然后等有机会，再发议论。

“你是为着凯迪拉克而来的吧，布卢门塔尔先生？”我问。

布卢门塔尔点点头。

“它就在那儿，那边就是。”我说，指点着那辆汽车。

“我看见了。”布卢门塔尔答道。

我急忙向他瞥了一眼。留神哪，我想，他是一个狡猾的顾客。

我们一起穿过院落。我打开车门，发动引擎。然后我一声不吱，以便让布卢门塔尔自己去观察。他当然会找出什么毛病来批评的，到那时候我再应付也不迟。

可是布卢门塔尔并没有细看，他也不做什么批评。也跟我一样，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像傻瓜那样兀立在那儿。没有办法，我只能使出我的看家本领了。

我开始叙述凯迪拉克的性能，慢条斯理，有条不紊，仿佛一个母亲谈着她的孩子，同时还想刺探出那个家伙对于这方面到底有没有常识。假如他是一个内行，那么我对于引擎和底盘，必须更详细地描述；要是他一无听知，那么就只要讲讲舒服的程度和一些零星设备就行了。

可是他始终不动声色，尽让我一个人讲着，直讲得我仿佛觉得自个儿像氢气球似的，没有着落。

“那么，你买这辆汽车，想做什么用途呢？光在城市里跑跑，还是要到外面去旅行呢？”我最后这样问他，也许能借此跟他搭讪下去。

“各种的用途。”布卢门塔尔解释着道。

“啊哈。那么你预备自个儿驾驶呢，还是请一位司机？”

“那要看情况了。”

看情况。那个人简直跟一只鹦鹉差不多。他分明是属于死不开口的天主教改革派一流人物。

为了鼓起他的精神，我设法让他试试车上的什么设备。这种办法，往往会使主顾们更容易依从。否则的话，我生怕他真的要瞌睡了。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车身，这个车盖可说是最轻不过的了，”我说，“你不妨试着关一下。你用一只手也关得起来呢。”

可是布卢门塔尔以为这是不必要试的。他一看就知道了。

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还辘辘地扭动着车门的把手。“一点儿也不松。简直像征税一样严紧。你不妨试一试。”

布卢门塔尔却并没有试。这是不言自明的。真是个极难对付的鬼家伙。

我带他到车窗前面。“旋起来活像羽毛一样轻，任何高度都旋得稳。”

他还是纹丝儿不动。

“而且是不碎玻璃，”我继续说道，差不多快绝望了，“真是说不出来地划算。在工场里还停着一辆福特……”我就告诉他那个面包店老板娘的故事，还假造了一点儿，说是连一个孩子都给撞死了。

可是布卢门塔尔的内心活动，简直像一只防盗保险箱。

“所有的汽车都装有不碎玻璃，”他打岔着道，“那也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啊。”

“一般汽车是不会装上不碎玻璃的，”我答道，稍微带着一点尖刻的语气，“最多，有那么几种牌号的汽车，挡风板用的是不碎玻璃，可是，两边的大窗，就不会装这种玻璃了。”

我按响喇叭，转过话题，描述车身里的舒服设备——行李厢、座位、袋子和仪表盘。我把每一样东西都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番，甚至还将打火机递给布卢门塔尔，趁这个机会敬他一支纸烟，也许能借此亲近他，可是他也婉拒了。

“我不抽烟，谢谢。”他说着，露出一种那么厌烦的神气瞅着我，于是一种可怕的念头，蓦然掠上我心头——也许他根本不想买我们的汽车，也许他只是走错了路，原来打算买一样跟这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说不定想买一架锁纽洞的机器，或者一架无线电收音机，只是在继续赶路之前，犹豫不决地站在这儿观望一会儿罢了。

“让我们试一下车吧，布卢门塔尔先生。”我最后这样建议，其实我早已意懒心灰了。

“试车？”他说道，倒像我说的是“火车站”啊什么似的。

“是的，试车。当然啰，你亦总应该知道这辆汽车走起来怎么样。它停在路上活像一块木板，平稳得仿佛有着轨道似的。可是引擎一开，这么重实的车身，简直比一根羽毛还轻咧……”

“嘿，试车……”他表示一股不屑的神气，“试车也试不出什么来的。汽车到底怎么样，只有往后才知道。”

当然啰，你这个铁铸的撒旦小鬼，我愤怒地思忖着，你难道以为我会拿这辆汽车来奉送给你吗？

“很好，那就不用试车了。”我说着，一切希望都消失了。那个家伙根本不想买，那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这一下他突然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瞪着我，轻柔、尖厉、急促地问道：“这辆汽车要卖多少钱？”

“七千马克。”我连眼睫毛也没眨一下，便马上答道。绝不能让那个家伙看出我有半点儿迟疑。我明白这些个诀窍。一秒钟的迟疑，就会减少一千马克的收入。“净到手七千马克，”我坚决地答道，可是心里却想着，“假如你给五千，这辆汽车也就归你的了。”

可是布卢门塔尔却连一个价也没有还。他只给我短短的一哼：“那就未免太贵了！”

“当然啰！”我说着，便放弃了一切做成这笔买卖的希望。

“为什么说是‘当然啰’？”布卢门塔尔问道，突然仿佛通情达理起来。

“布卢门塔尔先生，”我答道，“谈到价钱的事，你在什么地方会碰到不这样回答的人呢？”

一缕怀疑的微笑，悄悄地闪到他的脸上。“话是不错的。可是这辆汽车，价钱也实在太贵了。”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一下终究来了一句动听的话了，一种顾主感到兴趣的口吻。还是又一套转弯抹角的故弄玄虚呢？

正在这时，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走进院子的大门。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跟这里的门牌又对了一遍，然后大踏步向我走来。“这儿有一辆凯迪拉克要出售吗？”

我点了点头，默默无言地瞅着他的黄色竹杖和猪皮手套。

“那么，可以让我看看吗？”他纹丝儿不动地继续说道。

“这儿就是，”我说，“可是，也许很对不起你，请你稍微等一下，我另外还有点儿事情。你能不能到里边去坐一会儿？”

那个漂亮青年听了一下引擎的响声，先是露出一种批评的神情，随后露出一种赏识的脸色，于是他跟我来到了办公室。

“傻瓜。”我大声骂了他一句，急匆匆奔回布卢门塔尔那里。

“要是你把这辆汽车开过一趟，那你对于这个价钱，看法就会不同了。”我说，“你什么时候高兴，就来试车好啦。再不然，哪一天晚上，我打个电话给你，约你出来试车，要是那样做对你更方便的话。”

可是，刚才那种瞬息的兴奋，如今早已消逝了。布卢门塔尔又兀立在那儿，活像一个花岗石雕刻的合唱团主席。

“那倒无所谓，”他说，“现在我得走了。假如我要试车，我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的。”

我知道眼下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这个家伙是连水都泼不进去的。

“很好，”我说道，“可是，能不能请你留一个电话号码，以便万一什么人有意的时候，我可以让你知道呢？”

布卢门塔尔意味深长地瞅着我。“有意和成交，这中间的距离还长着咧。”

他掏出一只雪茄烟盒，递给我一支。原来他还是抽烟的，而且是哈瓦那的皇冠牌——皇冠牌雪茄，老天爷！他一定是腰缠万贯的呢。可是这对于我，如今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便接过了他的雪茄。

他跟我友好地握了握手，走了。我目送着他，轻轻悄悄，可是痛痛快快地骂了他一通。然后我回到了工场里。

“哦？”花花公子戈特弗里德·伦茨招呼我道，“我干得怎么样啊？看见你在那儿局促不安，觉得应该帮你一手。幸而奥托那家伙到税务局去了，把衣服换在这儿。看见他的漂亮衣服挂着，我就把它穿在身上，爬出窗子，然后又回了进来，扮成一个诚心想买的主顾。不错吧，嗯？”

“傻得真叫该死，”我答道，“那个家伙比我们两个人合起来还要狡猾得多。你瞧见这支雪茄吗？要值一马克五十芬尼。你把一个百万富翁给赶跑了。”

戈特弗里德打我手里拿去了雪茄，闻了一下，燃点上了。“我把你从一个骗子手里救了出来。百万富翁绝不会抽这种雪茄的。他们只抽一先令买二十四支的那种。”

“胡诌，”我答道，“骗子们就不会自称为布卢门塔尔的。他们一定要叫布卢门诺伯爵什么的。”

“他一定会再来。”伦茨还是那么乐观地说着，他抽着我的雪茄，把烟雾直向我脸上吹。

“他不会，”我肯定地说道，“可是，你那根竹杖和那副手套是打哪儿弄来的？”

“借来的。打对门那家本氏公司借来的。我认识那边的女店员。我真想留下那根手杖，我很喜欢它。”

他洋洋自得地在空中挥舞起那根结实的手杖来。

“戈特弗里德，”我说，“在这儿，你真是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你应该参加杂耍戏班去。那儿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刚才有人打电话找你，”午餐时分，当我出其不意地回来的时候，察莱夫斯基太太的斜眼女用人弗丽达这样说道。

我转过身子。“什么时候？”

“大约半小时以前。一位女士。”

“那么，她说了些什么？”

“她说晚上再打电话给你。可是我告诉她，打来也没用，晚上你从来不会在家的。”

我盯着她瞧。“什么？你就是这样告诉她的吗？老天爷，真应该有人教教你怎么接电话才行。”

“我知道怎么接电话，”弗丽达傲然说道，“实际上，你晚上总是不在家里的。”

“那可不干你的事，”我叱责着，“下一回啊，你说不定还会告诉她，我袜子上都有破洞呢。”

“要是你愿意，我会告诉她的。”弗丽达反唇相讥地说道，用她一双红得冒火的眼睛，恶意地瞅着我。我们是宿仇啊。

我真想把她塞到汤锅里去，可是我终于控制住自己，在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个马克，塞在她手里，以一种和解的口吻，这样问道：“那位女士没有说出她的姓名吗？”

“没有。”弗丽达道。

“那么，她的嗓音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很深沉，好像有点沙嗄似的？”

“我不知道。”弗丽达冷冷地说着，倒像我不曾将一个马克塞进过她的手里似的。

“你手指上那个戒指才美呢，”我说，“真是漂亮咧。现在你再想一想，看是不是还能够记起来。”

“不。”弗丽达答道，脸上显出一缕恶意的胜利光彩。

“那么你还是去上吊吧。”我说，便离开她走了。

六点整，我又回到了家里。一开门，就看见一个不寻常的场面。本德尔太太站在走廊里，给全公寓的女人团团围住。“到这儿来啊。”察莱夫斯基太太说道。

簇聚在这儿的原因，就为了一个系着缎带的婴孩，大约六个月，这个婴孩是本德尔太太用婴儿车从一家孤儿院里领来的。他本来是个十分平常的孩子，可是那些个女人全都朝他俯下身子，露出一种着迷得可笑的神情，倒像他是出生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孩子。她们发出咯咯的怪声，逗弄那孩子，在孩子的眼睛前面弹响着手指，嘟起了嘴唇。连那个埃尔娜·伯尼希，穿着团龙花纹的晨衣，也参加了这个充满纯洁母爱的欢聚。

“他不是一个挺漂亮的小东西吗？”察莱夫斯基太太这样问道，眼泪汪汪的。

“过了二三十年之后，才更容易断定呢。”我说着，眼睛斜觑着那架电话。但愿此刻大家簇聚在这儿的时候，电话不要打来。

“可是，你仔细瞧一瞧吧。”哈塞太太坚持着说。

我瞧了一下。那是一个跟其他孩子完全一样的婴孩。我简直找不出一点儿与众不同的地方。充其量，他长着一双小得出奇的手，而一想到大家都曾有过这么一双小手的时候，也就觉得很怪。

“可怜的小毛虫，”我说，“他一定猜不出他自个儿的前途是什么。我在纳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又将遇上怎么样的一种战争。”

“不要那么厌烦，”察莱夫斯基太太道，“你难道没有感情的吗？”

“就因为太多了，”我解释道，“否则的话，我也不会发这些个牢骚啦。”于是我退回到自己的房里。

十分钟之后，电话铃响了。我听到自个儿的名字，便走出去。那帮女人，当然都还在那边咧！即使当我把电话听筒放到耳朵上，辨明确是帕特里夏·霍尔曼的声音在向我道谢送花给她的时候，她们也并没有压低嗓子。正相反，那婴孩显然是她们中间最最敏感的，他受够了这番喧腾叫闹，便突然号哭起来。

“对不起得很，”我拼命地向电话里嚷嚷，“我听不清楚你的话，这儿有一个婴孩在哭闹，不过那不是我的。”

女人们活像一窝眼镜蛇，咝咝地哄着那个哭闹的婴孩。结果却反而惹他哭得更凶了。现在我才开始明白，那确实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孩子，他的肺叶一定长到膝盖那儿，要不，这种裂帛似的声音就无从解释了。我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处境，我的眼睛正在向着我面前那批表现母爱的女人射出愤怒的目光，而我的嘴唇，却在竭我所能地向话筒里说着和气友善的话语。从头顶到鼻尖，我是雷暴雨的化身，从鼻子到下颌，却又是阳光灿烂的春色。尽管有这一切干扰，我居然还能跟她约定第二天晚上见面，这也未必不是一件玄妙的事情。

“你应该设置一个隔音的电话间。”我跟察莱夫斯基太太说。

可是她早已成竹在胸了。“为什么？”她马上反问，“你有那么多的私房话吗？”

我便不再跟她理论，顾自走开了。跟这种激发起来的母性的本能吵嘴是没有用的。她们有满天下的仁义道德在后面给她们撑腰呢。

那天晚上，我们预先约定在戈特弗里德家里会面。我在一家小酒馆里吃了晚饭，然后漫步过去。在路上，为了留下纪念，我打一家时髦的服装店里买了一条非常华丽的新领带。一切都释然消失，我不能不表示惊奇，便自个儿提出警告，明天就非得像殡葬俱乐部的总经理那样严肃不可了。

戈特弗里德的家倒是值得一看的。到处悬挂着他从南美洲带回来的纪念物。墙壁上是色彩鲜艳的棕榈草席、几张面具、一个弄干了的骷髅、光怪陆离的坛瓮、长矛，还有他认为是pièce de résistance [10]的，挂满了整个墙壁的各式各样的照片：印第安姑娘和混血儿克里奥耳人——可爱、棕色、柔和，说不出的端庄与贤淑的人。

除了伦茨和克斯特，还有布劳米勒和格劳。奥斯卡·布劳米勒的脑袋，被太阳晒成了紫铜色，这会儿他蹲坐在沙发靠手上，聚精会神地端详着戈特弗里德的照片。他是一家汽车制造公司的赛车手，跟克斯特已经相交很久了，他也参加六日举行的车赛，就是奥托已经为卡尔报了名的那一次。费迪南德·格劳的体格很魁伟，却虚胖浮肿，早已喝得醺醺然了，如今坐在桌子旁边。他一看见我，便伸出他那硕大的手掌。

“罗比，”他用一种重浊的嗓音说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这儿没有你的事。快走，拯救你自己。趁时间还来得及。”

我扫视了一下伦茨。他向我挤挤眼。“费迪南德已经醉了。这两天来，他一直都为着他爱人的死而借酒浇愁。他已经卖掉了一幅画，换来了一点儿钱。”

费迪南德是一位画家。要是他没有这一份专长，说不定早就饿死了。他为那些哀思沉沉的孝子顺孙，把亡故的亲属根据照片绘成肖像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就靠此为生，事实上生活也过得很好。他的风景画，虽然十分出色，可就是没有人买。这一事实，使他在言谈之中，不免露出一点悲观的色彩。

“这一次是一个领了执照卖酒的，罗比，”他说，“一个酒馆老板，他有一个富有的姑母，贩卖醋啊油的，后来死了。”他发着抖，“真可怕呢。”

“你听我说，费迪南德，”伦茨提出不同的看法，“你不应该说这种刻薄的话。你就是靠着人类最美好的品德之一，靠着孝心而生活的。”

“胡说，”费迪南德道，“我是靠着人家的内疚感生活的。什么孝心，还不是一种内疚感？人们只不过是想补赎他们对于亲爱的死者，生前所企望和所做的一切罢了。”他慢慢地用手抹着灼热的额角，“你只要想一想，我的那位合法贩卖酒类的老板，还不是一直在希望他的姑母死掉！为了补偿起见，他如今替她画了一幅色彩绚丽的肖像，挂在沙发上面。这样，跟她本人相比，他更喜欢她的画像。有什么孝心！人们只是在为时过晚的时候，才会记起他们仅有的一些美德。到那时候，他会用认为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崇高的念头，来安慰他自己，而管这个就叫作正直。道德，仁慈，义气——他只希望别人有这些美德，因为这样一来，他自个儿就可以受惠了。”

伦茨微笑着：“你居然攻击人类社会的栋梁了，费迪南德。”

“人类社会的栋梁，乃是贪婪、懦怯和腐败，”格劳反驳道，“人是恶的，可是爱善——当别人行善的时候。”他向伦茨伸出酒杯，“好吧，现在再给我斟上一杯，别那么唠叨一整晚。也让别人来说几句话吧。”

我爬过沙发，走到克斯特站着的地方。突然有一个意念掠上我的心头。“奥托，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请求。明儿个晚上，我要用一用那辆凯迪拉克。”

布劳米勒原来在仔细端详着一个袒胸露臂的混血舞女，这一下便把视线移开了。

“那么，你如今学会拐弯了吗？”他问，“我原来以为要不是别人替你扶着方向盘，你也只会向前直开罢了。”

“你别担心，奥斯卡，”我答道，“在六日的汽车竞赛中，我们还要把你彻底击败咧。”

布劳米勒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哦，你说怎么样啊，奥托？”我急切地问。

“那辆汽车还没有保险呢，罗比。”克斯特道。

“我会像蛇一样地蠕行，像公共汽车一样地按喇叭的。而且只开到郊外几公里的地方。”

奥托渐渐地将眼睛眯成一道细缝，微笑起来。“我是无所谓的，罗比。”

“我想，你是要戴着你的新领带开那辆汽车出去吧？”这时候伦茨已经走过来，这样问道。

“你别多嘴。”我说着，便将他推开了。

可是他并不退避。

“给我们看一看，孩子！”他用手指抚弄着那条领带，“好极了。我们的孩子倒成了一个美男子了。我觉得他简直要去迎新娘啦。”

“今天你没有什么跟我过不去的事啊，你这个善变的艺术家。”我答道。

“迎新娘？”费迪南德·格劳抬起头来，“他为什么不能去迎新娘呢？”他变得活跃了些，对我说，“你就去干吧，罗比。你具备那些个条件。恋爱所需要的是某种单纯。而你有的是。好好地保持它。这是天赋。万一失掉，就再也不会得到了。”

“可是也不要太认真，牢记在心上，孩子，”伦茨微笑着说，“生来愚蠢，并不可耻。只有死得愚蠢，那才可耻呢。”

“现在你不用再啰唆了，戈特弗里德。”格劳挥动一下那只巨灵之掌，将他推开，“不要你插嘴，你这个落后地区的浪漫派。对你是没有什么可怜的。”

“你就说个痛快吧，费迪南德，”伦茨道，“说话往往会使灵魂得到宁静。”

“你，你是一个恶意诽谤的人，”格劳说道，“一个可悲的逃避现实的人，你就是那么一个东西。”

“我们大家都是啊，”伦茨微笑起来，“我们都只是生活在幻梦和信任之中。”

“是的，你说得对，”格劳说道，从他毛毵毵的眉毛底下向我们打量着，“对于过去的幻梦，对于未来的信任。”然后又朝着我，“我说，‘单纯’，罗比，只有心怀嫉妒的人，才管它叫作愚蠢。你不用担心这一点。这倒不是一个弱点，而是一种天赋。”

伦茨想岔断他的话，可是费迪南德还在继续说下去：“你总懂得我的意思。一种单纯的勇敢，还没有被怀疑和聪明过度所销蚀。帕西发尔[11]是愚蠢的。要是他聪明，他绝不会去夺取那个圣杯。只有愚蠢的人，才可以征服人生，别人一定会预先想到许多困难而踟蹰不前了。在乱世年头，单纯是一种最宝贵的天赋，仿佛一件掩盖危险的魔衣，而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却像被催眠一般，尽向危险奔去。”

他喝了一大口酒，用那双在他满是皱褶的脸上宛如一角青天似的深沉蔚蓝的眼睛，凝望着我，“千万不要希望知道太多，罗比。一个人知道得愈少，生活就愈来得单纯。知识给人以自由，可是也给人以不幸。来吧，跟我干一杯，为单纯，为愚蠢，为属于愚蠢的一切——为恋爱，为对于未来的信心，为幸福的梦想，为伟大的愚蠢，为失去的乐园……”

他坐在那儿，又沉重又肥硕，蓦然间沉入了凝思和醉意，活像一座忧郁无比的寂寞的山峰。他的生活已经粉碎，他知道再也聚合不起来了。他住在一间大画室里，跟管家有一点儿不清不白的关系。那个女人又泼辣，又凶悍；而格劳呢，虽然身材魁梧，却有点神经过敏，而且反复无常。他没有办法离开她，说不定他也并不当那是一回事。他今年四十二岁。

我明知道他不过多喝了几杯酒，可是看见他这种样子，不免有点儿不寒而栗。他不常出去，一般都在画室里独酌。这样，就很快使人消沉。

一缕微笑掠过他的脸。他将一个酒杯塞到我手里。

“喝吧，罗比。拯救你自个儿。我跟你说的话，你好好体味一下。”

“好的，费迪南德。”

伦茨打开了留声机。他有一沓黑人唱片，便放了几张，都是关于密西西比河、摘棉花和蔚蓝色的热带河流上的郁热之夜。

6

帕特里夏·霍尔曼住在一幢黄澄澄的大公寓里，靠街有一条狭长的草地，大门前面有一盏灯。我把凯迪拉克径直停靠在灯下。从闪烁的灯光中看去，它活像一只黑漆凝成的巨象。

出门时，我曾经着意打扮了一番。除了领带，我又加了一顶新帽子和一双手套。还穿上伦茨的一件灰色长大衣，那是用最讲究的设得兰羊毛精制的。这样精心打扮，我是希望永远消除那初次见面时留下来的不幸的酒醉印象。

我按了按喇叭。于是立刻像火箭上升一般，灯光从五扇窗子里，一扇一扇地直亮上去。电梯嗡嗡地响着。我望着它下降，只见它宛如一个明亮的箩筐，从天空中垂落下来。那个姑娘开了门，急匆匆走下台阶。她穿着一件皮短外套，一袭十分合身的棕色裙装。

“嗨！”她伸出手来，“我很高兴，能够出去了。今天一整天都在家里呢。”

我喜欢她那种握手的姿态——握得出人意料地有力。我最恨人家伸出一只绵弱无力、死鱼一样的手来。

“你为什么没有早些告诉我啊？”我答道，“那我中午就可以来接你了。”

“这样说，你也有那么多的时间吗？”她笑着问。

“也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可以安排出来的。”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多好的空气，有一股春天的气味。”

“你可以把你要吸的空气，统统都吸进去啊，”我说，“穿过森林，到郊外去怎么样？你瞧，我有一辆汽车在这儿咧。”我漫不经心地指着那辆凯迪拉克，好像那是一辆旧福特似的。

“凯迪拉克？”她愕然地瞧着我，“是你的吗？”

“是的，只是在今天晚上。其余的时间，那是属于我们工场的。我们正在修理它，想把它当作一笔从未有过的好生意做呢。”

我打开车门。“你说我们先到‘葡萄束’去吃点儿东西怎么样？”

“吃是好的，可是为什么要到‘葡萄束’去呢？”

我惶惑地瞧着她。“葡萄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高级酒店。

“说实话，”我说，“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一家。再说，我想我们对这辆凯迪拉克还有一项义务咧。”

“义务就叫人厌烦了，”她答道，“‘葡萄束’一定很无聊很嘈杂。我们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我惘然地站着。原来打算好好地过一个晚上的念头，这一下烟消云散了。“那么，你得说出一个地方来啊，”我说，“我所知道的别的地方，都有点儿粗俗。我想都跟你不相宜。”

“你怎么知道呢？”

“一看就知道的啊——”

她连忙瞧了我一眼：“好吧，待我们去试试看。”

“好的。”于是我决定改变全部的计划，“要是你经得起惊吓，那我倒想起一个地方来了。我们到阿尔方斯那儿去。”

“阿尔方斯这个名字，倒是挺好听的，”她答道，“而且，今儿个晚上我也不容易被吓倒呢。”

“阿尔方斯经营一个露天啤酒园，”我说，“他是伦茨的一个老朋友。”

她笑了起来。“我想，伦茨一定到处都有朋友。”

我点点头。“他交朋友挺容易。你总看见他跟宾丁交上了朋友。”

“是啊，一点不错，”她答道，“简直像闪电一般的呢。”

我们开车走了。

阿尔方斯是一个庄重而和气的人。突出的颧骨、细小的眼睛，衣袖卷起，胳臂跟猿猴的一样。只要是他所不喜欢的人，他就亲自把他们撵出店铺——连那批袓国体育协会的会员都在内，为了对付那些实在讨厌的客人，他在柜台底下藏着一柄铁锤。啤酒园靠近医院，位置十分便利。这样，可以省掉阿尔方斯一笔交通费。

他用一只毛茸茸的手，抹着那张发亮的枞木桌子。

“啤酒吗？”他问。

“威士忌，还来点儿什么吃的。”我说。

“还有那位女士呢？”阿尔方斯问。

“女士也来一杯威士忌好了。”帕特里夏·霍尔曼说。

“那好极了！”阿尔方斯道，“我们还有猪排配腌菜呢。”

“猪是你亲自宰杀的吗？”我问。

“当然啰。”

“可是这位女士也许宁可吃点儿清淡的东西，阿尔方斯。”

“不，”阿尔方斯声辩道，“请她先把猪排看一看再说。”

他吩咐一个侍者拿一块猪排来。“是一只很好的母猪，”他说，“先来两块吧。”

“那好极了。”帕特里夏·霍尔曼使我吃惊地答道，听她那种老练的语气，倒像对这些个地方已经熟悉了多年似的。

阿尔方斯挤着眼睛。“那么，就来两块吗？”

她点点头。

“好！我要亲自给你们挑两块。”

他走到厨房里去了。

“我已经不再对这个地方表示怀疑啦，”我说，“你一下子就把阿尔方斯征服了。他亲自去挑选——除了老主顾，他往往不肯那么干的。”

阿尔方斯又回来了。“我还放了一条新鲜的香肠。”

“这个主意倒不坏。”我说。

阿尔方斯慈祥地瞧着我们，威士忌送来了。三个酒杯，一个是给阿尔方斯的。“好吧，干杯！”他说，“但愿我们的孩子都有富有的双亲。”

我们碰了杯。那个姑娘并不是慢慢地呷着，而是一口气喝干了。

“这样才对。”阿尔方斯说着，走回柜台后面去了。

“你喜欢这种威士忌的味道吗？”我问。

她振作了一下。“太烈性了一点，可是我不能让阿尔方斯失望啊。”

猪排确实是挺好的菜肴。我吃了两大块，帕特里夏·霍尔曼居然还怂恿我再吃。我觉得她落落大方地和我们一块儿喝酒，而且轻易地跟这里的人们打成一片，这很了不起。她甚至若无其事地跟阿尔方斯干了一杯威士忌。他偷偷地向我挤眉弄眼，表示他觉得她很好。阿尔方斯原是一个很有鉴别力的人。他不是特别注重美貌和文化，而是注重内心的美。

“你高兴的话，”我说，“不妨告诉阿尔方斯，要他承认他有一两个缺点。”

“当然啦，”她答道，“他倒像一点儿缺点都没有似的。”

“可是，其实他是有缺点的。”我指指酒吧旁边的一张桌子，“就在那儿。”

“什么？那架留声机吗？”

“不是那架留声机，而是合唱。阿尔方斯有一个缺点，那便是喜欢听合唱。不爱跳舞，不爱古典音乐——只要听合唱，男声的合唱，男女声混合唱——那些个唱片，全都是合唱。那儿——你瞧，他来啦。”

“喜欢吃吗？”阿尔方斯问。

“倒像是母亲做的。”我答道。

“那位女士也喜欢吗？”

“生平从未吃到过的好猪排。”那位女士这样勇敢地说道。

阿尔方斯表示满意地点点头。“现在，我来放一张新唱片给你们听。让你们开开眼界。”

他走到留声机前面。唱针沙沙地响着，一个男声合唱队扬起了嗓子，满怀热情地唱着《森林中的宁静》。可是，这简直是喧闹得厉害的宁静咧。歌声一起，这整个地方都显得沉寂了。要是有什么人这时粗鲁无礼，那么阿尔方斯就要发一通脾气。他站在柜台旁边，用那毛茸茸的胳臂撑着下巴颏。“在音乐的影响之下，他的神情完全改变了。他仿佛沉入了梦幻之中——如同一只猿猴。男声合唱，对他有着一种特殊的效果，使他变得像小犊一样温驯而多情。当他还比较年轻而且脾气还非常急躁的时候，他太太总是将一张他所喜欢的唱片，搁在留声机上，必要时就立即放唱片，他就会把铁锤放下，倾听着，心平气和了。如今，这已经不需要啦，他太太早已去世，而她的遗像就挂在酒吧柜台上方，这幅遗像是费迪南德·格劳专诚画的，因此他在这儿吃东西就一直不用付钱——再说，阿尔方斯年纪大了，性情也比较冷静了。

唱片已经放完，阿尔方斯便走过来。

“好极了。”我说。

“尤其是第一男高音。”帕特里夏·霍尔曼又加上了一句。

“对啊，”阿尔方斯说着，已经从神往中恢复过来，“我知道，这个你倒也懂得一点儿。那第一男高音，真是独一无二的呢。”

我们在人行道上站着。酒店外面的街灯，向一株老树的纠曲枝丫间投去动荡的光芒和黑影。这些丫枝已经苞着新绿，在从下面照上来的摇曳靡定的灯光中，这株老树更见得硕大和颀长了，它的顶尖仿佛消失在上面的幽暗里，如同一只硕大无朋的伸出着的手，由于一种无穷的欲望的驱使，抓住了天空。

帕特里夏·霍尔曼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你觉得冷了吗？”我问。

她翻起衣领，将双手插在皮短外套的袖管里。“一会儿就会好的。里边实在太暖和了。”

“你穿得太少了，”我说，“晚上还是很冷的呢。”

她摇了摇头。“我就不喜欢穿很厚的衣服。等到天气真的转暖的时候，那就好了。我挺怕冷。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

“到了凯迪拉克里，就要暖和一些，”我说，“怕你着凉，我带了一条毯子。”

我扶她上了车，将毯子盖住她的膝盖。她把毯子又拉高了一点儿。“好极了！现在我觉得很暖和啦。天气一冷，真叫我发愁。”

“叫人发愁的也不光是天冷呢。”我坐到方向盘后面，“现在，我们要不要再去兜会儿风啊？”

她点点头，“那很乐意？”

“到哪儿去呢？”

“就慢慢地开吧，到哪儿都无所谓。”

“好的。”

我发动了引擎，我们慢慢地、毫无计划地在城市里行驶。这是车辆最稠密的时辰。我们几乎没有一点声响地溜着，引擎走得顺极了。这辆汽车，仿佛是一艘全无声息地滑行在人生的快乐运河中的小船。街道向后闪去——通明的门庑、灯火、一排排的街灯，甜蜜温馨的黄昏生活的勃勃生气、灯光熠耀之夜的轻快的热情。而覆盖在这一切之上，显现在许多屋顶之间的，乃是被城市之光照射着的铁灰色的长空。

那个姑娘默默地坐在我身边，晃亮的灯光和朦胧的阴影，交替透进车窗闪过她的脸部。我偶尔向她觑视，她又使我想起，我第一次跟她邂逅的那一个晚上。她的表情变得更严肃了，她仿佛变得比以前更陌生，可是很美丽。这种表情，便是那天晚上曾经打动过我，而始终使我不能忘怀的。我仿佛觉得这里面有着一种宁静的奥秘，这奥秘只存在于接近大自然的东西中间——例如树木啊，云霞啊，禽兽啊——偶然也为一个女人所具有。

我们开到了郊外一带更静僻的街道，夜风刮得更厉害了，倒像在追逐着黑夜似的。在一个广场上，我把汽车停靠下来，这广场周围的小小屋子，这时候都已经在小花园里沉睡了。

帕特里夏·霍尔曼动了一下，仿佛刚刚惊醒过来。

“多令人愉快啊，这样出来开车，”隔了半晌，她才说道，“要是我有一辆汽车，一定每天晚上都这样慢慢地兜一会儿风。像这样悄悄地驶着，仿佛有一种缥缈的感觉。你会觉得又像醒着，又像在做梦。像这样的晚上，我想一个人就不需要任何人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烟。“到了晚上，一个人难道就需要什么东西吗，嗯？”

她点点头，“需要，是的。天色一黑，情况就古怪了。”

我拆开了纸烟包，“这是美国烟，你要不要抽？”

“要。这比别的东西来得好。”

我递给她一个火。一刹那间，火柴的温暖而贴近的光芒照亮了她的脸和我的手，于是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意念，仿佛在很久之前，我们就早已心心相印了。

我旋下车窗，让烟味儿飘散出去。

“现在，你要开一会儿车吗？”我问，“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趣。”

她转过头来对着我。“我很想，可是我不会。”

“你真的不会吗？”

“不会。我从来没有学过。”

我觉得机会来了。“可是也许宾丁早已教过你了。”我说。

她笑了起来。“宾丁太爱他的汽车了。他不让任何人走近汽车的。”

“那就太可笑啦，”我接着说道，找到个机会来批评那个胖子，我心里确是很高兴，“我一定让你开。来吧。”

我把克斯特的所有警告统统抛到九霄云外，这时候便将司机座位让出来，让她操着方向盘。她兴奋得很。“可是我告诉你，我真的一点都不会开呢。”

“你一定能学会的，”我答道，“不过你还不知道怎么开就是了。”

我教给她怎么换挡，怎么踩离合器。“就这样，”我然后说，“现在你开吧。”

“且慢！”她指着一辆颠颠踬踬地驶近来的公共汽车，“我们要不要先让它过去？”

“当然不要。”我急忙挂好挡，踩动离合器。

“哎呀！”帕特里夏·霍尔曼嚷道，“它在走啦。”

“这便是制造汽车的作用哪。只是不要害怕。多踏点儿油门。我会留意着的。”

她把方向盘抓得死紧，全神贯注地望着前面的道路。“天哪，我们开得很快呢，难道不是吗？”

我瞟着仪表盘。“你如今时速才二十五公里，实际上只有二十公里。这是走长路的标准时速。”

“我觉得好像已经开到八十公里了。”

几分钟之后，最初的害怕已经过去了。我们驶在一条宽阔笔直的马路上。凯迪拉克不时有点儿颠簸，倒像油箱里装的不是汽油，而是干邑白兰地似的，而且有时候还怯生生地挨到了路边，可是慢慢地，就走得很好了，而且还得到了我所预期的结果——我如今占到了上风，因为我们之间突然建立了师生关系，而我呢，就充分利用这么个机会。

“留神，”我说，“那边有一个警察。”

“我需要停车吗？”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万一他把我逮住了，怎么办？我没有驾驶执照。”

“那么我们两个人就得去坐牢。”

“天哪！”她在惊惶之中，用脚探索着想踩刹车。

“油门！”我嚷着，“油门！踏得重一点。我们必须傲慢而迅速地驶过。勇敢是对付法律的最好的办法。”

警察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姑娘这才舒了一口气。

“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个交通警察，原来简直像条喷火龙呢。”当我们将那个警察拋在我们背后几百码路的时候，她才这样说道。

“只有你在他们周围开过，他们才会这样呢。”我慢慢地踏了一下刹车。“哦，这儿是一条很好的荒凉小路。看样子，我们如今倒可以正式练习一下啦。首先，得练习起步和刹车。”

帕特里夏·霍尔曼几次发动引擎都没成功。她解开了皮上衣。“开得我热了！可是我必须学会它。”

她正儿八经的、集中心神地坐着，先是瞧着我怎么做，然后兴奋地欢叫着，她转过最初几个弯角，看到迎面过来的汽车前灯，她怕得要命，倒像它们都是魔鬼似的，而当她终于在这些汽车旁边开过的时候，便又踌躇满志起来。不一会儿，在这个被仪表盘上的灯光朦胧地照耀着的小小空间里，产生了一种同志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实际工作、具体事务中是很快就会激发的。半小时以后，当我跟她换了个座位，由我开回家去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已经亲密得如同推心置腹的老朋友了。

在尼古拉街的附近，我又将汽车停下来。我们正巧停靠在一幅血红的电影广告底下。柏油马路闪烁着浅紫色的光芒。路边石阶沿上显出一大块乌黑的斑点。

“哦，”我说，“现在，我们真该弄一杯什么东西来喝喝了。你说我们应该上哪儿去喝？”

帕特里夏·霍尔曼思量了一下。“我们仍然到那家有帆船的可爱的酒吧去。”她建议道。

这一下我可确实愕然了。在那家酒吧里，这时候一定坐着那最后一个浪漫派。我仿佛早已看见了他的脸……

“嘿，”我急忙说道，“那里一点也不稀罕。比那边更好的地方，也还多得是呢。”

“我可不知道——近来我就觉得那边挺好。”

“真的吗？”我吃惊地问，“你真的觉得那边很好吗？”

“是的，”她笑着答道，“很好。”

真的，我自个儿思忖着，我还一直因为带她去那儿而责怪自己咧！

“可是，我想这个时候，那边一定已经客满了。”我又一次试着劝阻她。

“那我们不妨到了那边再看吧。”她答道。

“好的，我们就这么办。”我思量着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开到那边的时候，我便急忙跳下汽车。“待我先去看一看。一会儿就来。”

除了瓦伦丁之外，并无一个我所认识的人。“喂，戈特弗里德到这儿来过吗？”我问。

瓦伦丁点点头。“跟奥托一块儿来过的。他们在半小时前都已经走了。”

“可惜得很，”我又舒了一口气，说，“我倒很想跟他们见面呢。”

我回到汽车那儿。“我们不妨去冒一下险，”我解释道，“今天还不算太糟。”为了预防起见，我把那辆凯迪拉克停靠在下一个街角附近的浓荫里。

然而我们还没有坐上十分钟，伦茨的稻草色脑袋，已经出现在柜台那边了。真是该死，我想，居然就来啦。再迟那么几个星期，我觉得才合适呢。

戈特弗里德仿佛不想逗留似的。我满以为自个儿已经得救了，却看见瓦伦丁在指点着我。想不到一说谎就出了岔子。

戈特弗里德一看见我们，他脸上显露出来的那种表情，倒值得一个有雄心的电影明星去研究研究。他的两只眼睛，安在他的脑瓜上，如同两个半生不熟的鸡蛋，我担心他的下巴颏随时都会掉落下来。可惜此时此刻，坐在酒吧里的，竟没有一个电影制片人，不然的话，我断定他一定会当场约请伦茨担任一个角色——譬如说，扮演一个沉船遇难的水手，当时有一条海蛇，突然长吼一声出现在他的面前。

戈特弗里德马上控制住了自己。我递给他一个恳求的眼色，要他离开。而他却报以一缕不怀好意的狞笑，整了整外衣，居然走过来了。

我明白前途黯淡，便立刻先发制人。

“你已经把博姆布拉特小姐送回家了吗？”我为了使他守中立，当即问道。

“是的，”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马上回答，其实他在此之前，从未听到过博姆布拉特小姐的名字，“她托我向你致意，而且希望你明天一大早就跟她通个电话。”

这确是一个挺好的还击。我点点头。“我照办就是了。我希望她能够买进那辆汽车。”

伦茨又一次张开嘴。我便踢踢他的小腿，还丢给他一个眼色，使他立刻佯笑着缩住了话头。

我们喝了几杯酒。我只是喝着那掺了很多柠檬水的饮料。我实在不想再喝醉了。

戈特弗里德情绪很好。“我刚才绕到你家里去过，”他说，“想去找你。后来我又上公共游乐场，那边新装了一个富丽堂皇的旋转木马。到那边去怎么样啊？”他瞅着帕特里夏·霍尔曼。

“这就去。”她兴高采烈地答道。

“那么，我们这会儿就走吧。”我说。

我乐意走到外面来。一到户外，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是手风琴——公共游乐场的前哨。忧郁而甜蜜的呜呜声。在手风琴的陈旧的丝绒套子上，往往有一只鹦鹉，或者一只穿着红斜纹短外套的半冻僵的小猴子。接着便是那些出售陶器、雕花玻璃制品、土耳其糖果、氢气球、衣料的小贩们沙嗄的叫卖声。冷飕飕、蓝幽幽的光芒和电石灯的气味。算命的、观象的、卖胡椒饼的帐幕、船形秋千、杂耍场子。而最后，音乐喧阗，欢声盈耳，灯光熠耀，宛如宫阙似的旋转木马那盘旋的转塔……

“大家上来啊，小伙子们。”当伦茨披散着头发，纵身跃向那个观赏人造风景小铁路的时候，他这样嚷了起来。这儿的乐队吹奏得最响，每走一圈，便有六名号手从六个镀金的凹龛里跨出来，分别向东西两边站住，大吹一阵，随后挥舞着他们的乐器退了回去，极为壮观。

我们坐在一只“大天鹅”里，忽起忽落地摆荡着。世界在闪烁，在滑动，它在打旋，又跌进了一个黑沉沉的隧道，劈面冲来一阵鼓声，一下子却又给号角和灿烂光辉迎着出来了。

“向前进啊！”戈特弗里德向一架装着飞艇和飞机的旋转机走去。我们坐进了一架齐柏林式飞艇，兜了三个圈子。

我们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连气也喘不过来了。“现在，再去玩那个魔轮吧。”伦茨说道。

所谓魔轮，是一个很大的平盘，中间微微隆起，它愈转愈急，站在上面的人，必须直立不倒。戈特弗里德跟二十来人一起站上去。他上去的姿态活像一个疯子，这便特别引起大家的掌声。转到临了，只剩下他跟一个厨娘，那厨娘臀部高耸，如同一匹壮健的拉车的马。那个狡猾的家伙，看着处境艰难，便笔直地站在平盘中心，而戈特弗里德却尽在她四周旋转腾跃。其余的人全都跳到下面了。直到最后，这最后一个浪漫派也已经支持不住，便蹒跚地跌进了厨娘的怀抱，两个人紧搂着从边缘滚落下来。当他又回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只见他已经挽着那个厨娘。他说她叫莉娜，再没有更多的介绍。莉娜腼腆地微笑起来。他问她可愿意跟他去喝点什么东西。莉娜回答他，啤酒据说是最能解渴的。于是两人就往巴伐利亚啤酒花园里去了。

“那么我们呢？我们现在往哪儿去呢？”帕特里夏睁着一对亮闪闪的眼睛，这样问道。

“到幽灵迷宫里去。”我指着一座很大的帐篷说。

幽灵迷宫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地方。走了几步，地面就兀自晃动起来，从黑暗中伸出许多摸索的手，从角落里跳出一些蒙面的人形，鬼哭神号——我们哄然大笑，可是有一回出现一个亮着绿光的骷髅，那姑娘便倏然怔住了。有一会儿工夫，她钻在我的怀抱里，她的呼吸贴着我的面颊，我感觉到她的头发触着我的嘴唇，没大一会儿，她又大笑起来，于是我将她放开了。

我将她放开了，可是我心里头有个什么东西，却不将她放开。在我们出来以后，很久很久我仍然觉得她的肩头伏在我的怀抱里，还有那柔软的头发和那仙桃味儿的肌肤的幽香。

我避开了视线，不去看她。突然间，我觉得她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伦茨早已在等着我们。他只有一个人。

“莉娜呢？”我问。

“醉了，”他答道，朝着啤酒花园那个方向点了点头，“跟一个铁匠。”

“遗憾得很。”我说。

“一点儿也不，”戈特弗里德答道，“现在，让我们再去干男子汉的正经事吧。”

我们往一座木棚走去，那里的游客们正在用硬橡皮圈往钩子上套，套中的可以赢得各式各样的奖品。

“这样，”伦茨跟帕特里夏·霍尔曼说，将帽子推到后脑勺上，“现在我们可以替你置办嫁妆啦。”

他先套了一次，赢得一只闹钟。接着我也套了一次，赢得一只玩具熊。木棚老板将两样东西递给我们，还大事宣传，以招徕主顾。“你很快就会改变腔调的。”戈特弗里德傻笑着，又赢得一只平底锅。我呢，又赢得了一只玩具熊。“有点儿惊人呢，嗯？”木棚老板说着，又将东西递给了我们。

那个家伙对即将临头的厄运还一无所知。伦茨从前在连队里原是一个优异的掷弹手，逢到冬天大家没事做的时候，有几个月工夫我们把自己的帽子掷到可以找得到的所有钩子上。相比之下，这里的硬橡皮圈简直如同儿戏了。不费吹灰之力，戈特弗里德接着赢到一个雕花玻璃花瓶，我也赢到半打留声机唱片。老板将东西一声不响地递给我们，然后动手检查他的钩子。

伦茨瞄了一下，把圈子一掷，又赢到一个咖啡壶，这是二等奖。我们如今招来了一大批观众。我在同一个钩子上接连套中了三次。奖品是一幅配着金色镜框的忏悔妓女圣抹大拉[12]的画像。

老板的神情活像他在医牙病似的，而且拒绝我们再套下去。我们原也想就此歇手，可是观众却都鼓噪起来。他们坚决主张，那个家伙应该听任我们再掷下去。他们要眼看他的奖品全部被赢光。正在吵吵嚷嚷的时候，莉娜突然跟她的铁匠走了过来。“大家只应该投不中，对吗？”她大叫大嚷说，“投中就不行，是不是？”那个铁匠也在一边给她帮腔。

“好吧，”伦茨建议道，“让我们一人再套一次。”

我先套，赢到一只连带水瓶和肥皂盒的洗手盆。接着是伦茨，他拿了五个硬橡皮圈。他飞快地连套了四个，都落在同一只钩子上。在套第五个之前，他故弄玄虚地停了一下，掏出一支纸烟，有三个人同时给他递火。那个铁匠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莉娜兴奋地兀自咬着手帕。于是戈特弗里德瞄准目标，掷出他最后一个硬橡皮圈，掷得很轻，以便不使它跳开，而正巧落在那四个圈子上，它就吊在那儿。雷鸣似的掌声。我们拿到了头奖——一辆童车，有着一顶粉红色的遮篷，还有几个镶花边的座垫。

老板一边诅咒，一边将童车推了出来。我们把其余的奖品，一起放在里边，然后向第二个场子走去。莉娜推着童车。铁匠说了许多关于童车的俏皮话，因此我觉得还是跟帕特里夏·霍尔曼两个人走得落后一点的好。

在第二个棚子里，游客用环子套着酒瓶。如果正巧套住，那个酒瓶就被赢去。我们一起赢了六瓶。伦茨很讲礼貌，就把那六瓶酒一起送给铁匠。

做同样游戏的，还有一个木棚。可是那个老板早已听到消息，待我们走去，他宣布打烊了。铁匠要跟他吵闹寻事，因为他已经注意到，啤酒也是这儿的奖品。然而我们终于退出了。这个木棚里的家伙，原来只有一条胳臂咧。

我们回到了凯迪拉克旁边，背后跟着一大群人。

“现在怎么办呢？”伦茨搔着头皮问，“我们还是把童车缚在后面吧。”

“那当然，”我说，“可是你必须坐在里边扶着，那样才不至于倒翻。”

帕特里夏·霍尔曼表示反对。她生怕伦茨真的会那样做。

“好吧，”伦茨说，“那么我们还是把东西分了。两只玩具熊归你。留声机唱片也归你。还有那只平底煎锅怎么办呢？”

那个姑娘摇了摇头。“那就送到工场里去，”戈特弗里德说道，“拿了吧，罗比，你是爱吃半生不熟鸡蛋的大王。还有咖啡壶呢？”

那姑娘向莉娜点点头，厨娘便脸红起来。戈特弗里德用发奖的姿态将东西递给了她，然后拖出那只陶制的洗脸盆。“还有这件盥洗的用具呢，要不要就给我们的老朋友？他所操的行业，倒是用得着它的。还有那只闹钟。铁匠总是很贪睡的呢。”

我把花瓶递给戈特弗里德。他又递给莉娜。她结结巴巴地想表示不要，眼睛却老盯着那幅忏悔妓女抹大拉的画像。她就怕万一接受了这个花瓶，铁匠会得到那幅画像。

“我是很爱艺术的。”她突然说道。

“小姐，”伦茨用一种庄严的姿态转过身来，问，“你说怎么办呢？”

帕特丽夏·霍尔曼拿过那幅画，递给了厨娘。

“这是一幅挺美的画，莉娜。”她微笑着说。

“把它挂在你床头，记在你心上。”伦茨又加上了一句。

莉娜把画接过来，感激得兀自咽着唾沫。

“现在还有你。”伦茨向着童车沉思地说道。

虽然莉娜对于抹大拉已经大喜过望，可是她这时又露出了贪婪的眼色。铁匠认为一个人说不定到什么时候会需要这样一件东西，一想到这个念头，他笑得连他自己的一个酒瓶都掉落了。

可是伦茨却表示反对。“且慢。我刚才看见一样东西。”说着他就不见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把童车推了过去，“已经解决了。”当他两手空空地回来的时候，这样说道。

我们爬进了凯迪拉克。“倒像过圣诞节呢。”莉娜站在一大堆东西中间愉快地说，临别时还热烈地跟我们握手。

铁匠把我们招呼到一边去了一会儿。“你们听着，”他说，“假如你们要揍什么人的话，我住在莱布尼茨街十六号，后院，靠左第二道楼梯。要是对手不止一个，那我也会带一帮子人去的。”

“一言为定。”我们答道，便扬长驶走了。

当我们转到公共游乐场拐角的时候，戈特弗里德指指窗外。我们的童车就在那边——一个真正的小孩坐在里面，一旁站着一个脸色苍白、仍然相当激动的女人，正在仔细地端详。

“很好吧，嗯？”戈特弗里德说。

“把几个玩具熊也给了她吧！”帕特里夏·霍尔曼嚷道，“它们应该跟童车在一起的。”

“就送给她一个，”伦茨说，“你自个儿总还得留着一个哪。”

“不，两个都一块儿送给她。”

“好的。”伦茨从汽车上跳下来，把两个毛毵毵的东西撂在那个女人的手臂里，没等她开口，就一溜烟往回奔，仿佛背后有人追赶着似的。

“哦，”他喘着气说，“现在，我对于自个儿的高尚行为，开始觉得讨厌起来了。让我在国际咖啡馆下车。我非得去喝一杯白兰地不可。”

他跳下汽车，我就将那个姑娘送回她家里。这跟上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她站在她家门口，摇曳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显得楚楚动人，我恨不得跟她一块儿走进去。

“晚安，”我说，“祝你好生安睡。”

“晚安。”

她跟我握了握手，就走上了台阶。我目送着她，直到灯光熄灭，于是我驾着凯迪拉克走了。我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这与往常跟什么女人鬼混的夜晚不同，这里面有着一种温情。温情，还有一种很想再放纵一下的意念。

我到国际咖啡馆去找伦茨。那边差不多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只有弗里齐和她的朋友侍役阿洛伊斯坐在一个角落里，他们在吵嘴。戈特弗里德跟米米和沃利坐在酒吧旁边的一张沙发上。他对她们两个人都很体贴，尤其是米米，那个半老的可怜虫。

不大一会儿，两个姑娘就走了。她们一定是去接客的，这原是最佳时刻嘛。米米为了她的静脉曲张症兀自在唉声叹气。我便挨着戈特弗里德坐了下去。

“现在你尽管痛骂吧。”我说。

“为什么，罗比？”他答道，使我感到有点儿诧异，“你刚才做的，都很对啊。”

他这样心平气和，我就释然了。“我本该事先跟你打个招呼的。”

他挥了挥手。“别说了。”

我要了一杯朗姆酒。

“你总明白，”我随后说，“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根本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她跟宾丁的关系。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呢？”

他瞧着我。“那使你觉得不安吗？”

“不。”

“想来也不会。不管怎么说，那件斗篷，你穿了挺合适。”

我倒脸红起来。

“你不用脸红。你做得很对，我但愿也能够这样。”

我缄默了半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戈特弗里德？”我终于说道。

他瞧着我。“因为其余的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罗比。因为这个年头，什么事情都不值得去做。记着费迪南德昨天告诉你的话。他说的并没有大错，那个给死人画像的年老画家……哦，不过，你还是坐到那架破钢琴那儿去，替我们奏几支古老的军歌吧。”

我弹了一支《三朵百合花》和一支《阿尔贡森林之歌》。想到我们过去都在什么地方常常唱这两支歌的时候，这乐曲声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听去就犹如幽灵一般了。

7

两天之后，克斯特急匆匆地从办公室里出来。“罗比，你的那位布卢门塔尔刚才打电话来，要你在十一点钟，把凯迪拉克开去。他想试一下车。”

我把旋凿和扳钳往地下一扔。“奥托，只要我们能够让它脱手就好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钻在福特底下凹坑里的伦茨这样说道，“我告诉你，他一定会回来的。要常常听信戈特弗里德的话。”

“你且慢说，这是正经事儿，”我向底下嚷道，“奥托，那个价钱，我至多还能折掉多少呢？”

“至多两千。再折也不能超过两千两百。要是连这个也不行，那就两千五百。要是你认为跟你打交道的简直是一个十足的疯子，那么折掉两千六百。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千万得告诉他，我们会咒骂他一辈子的。”

“好。”

我们把汽车擦得锃亮。我坐了进去。克斯特伸出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罗比，像一个士兵那样，记住你的职责。万一必要的话，你应该用你的鲜血来维护工场的荣誉。誓死要把你的手搁在布卢门塔尔的皮夹上。”

“遵命。”我龇牙咧嘴地笑着说。

伦茨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纪念章，擎在我面前。“拿着这个护身符，罗比！”

“好的。”我就接了过来。

“阿布拉卡达布拉[13]，伟大的湿婆[14]，”戈特弗里德祝祷着，“给这个可怜虫以力量和勇气吧！且慢——这个你还是随身带着的好。还有，你现在再吐三口唾沫。

“照办。”我说着，便在他脚边吐了几口唾沫，驾着汽车走了。经过尤普的时候，他拿着油管向我兴奋地敬了个礼。

路上我买了几枝石竹，将它们非常美观地插在车厢里的雕花玻璃花瓶中——这是为了迎合布卢门塔尔太太的爱好。

不幸的是，布卢门塔尔在他的办公处接见了我，而不是在他的家里。我不得不等候了一刻钟。最亲爱的，我想，我是知道那种诀窍的，用这个办法，你也搞垮不了我。在接待室里，我向一位漂亮的女打字员打听这家公司的经营情况，还把我插在纽扣洞里的一枝石竹送给了她。他们经营呢绒，贸易额很大，办公室里有九位职员，一个拿钱不管事的股东。迈耶父子公司是他的劲敌，小迈耶驾着一辆红色的双座埃塞克斯——布卢门塔尔来招呼我的时候，我就打听到这些。

乍一见面，他就像连珠炮似的立刻向我进攻过来。

“年轻人，”他说，“我没有多少闲空。上次我看到的时候，你们开的价钱不过是一厢情愿。现在，请你平心讲一句，那辆汽车到底要卖多少？”

“七千马克。”我答道。

他猛地掉过头去。“那就怎么也谈不成啦。”

“布卢门塔尔先生，”我说，“你只要再把汽车看一看——”

“那没有必要，”他打岔道，“我要看的，上次都已经看过了。”

“不妨再看看嘛，”我解释道，“你必须看个仔细。车漆，第一流的，福尔-鲁尔倍克的产品，要值二百五十马克；轮胎，全新的，价目表上的标价，要值六百马克。光这两项就已经八百五十了。还有车内装潢，最细洁的灯芯绒……”

他表示不考虑了。我便重新开始话题。我请他去看看那些豪华的设备，堂皇富丽的马车皮车篷、镀铬散热器、六十马克一副的最新式的保险杠。就像一个孩子挣扎着要回到他母亲那儿去一样，我劝说布卢门塔尔到下面凯迪拉克那儿去。我知道，人就像安泰俄斯[15]一样，要是我能够再跟大地接触一次，那就会找到新的力量。只要拿得出真实的货色给他们看，价格就会失去它的抽象的吓人作用。

然而布卢门塔尔也知道，他自个儿的力量就在他的写字台后面。他摘下了眼镜，认认真真来对付我了。我们活像老虎跟蟒蛇一样地搏斗着。布卢门塔尔是一条蟒蛇。我还没有来得及改变意见，他却早已折掉我一千五百马克了。

我开始觉得惊愕和疑惧，便将一只手伸进口袋，使劲捏住戈特弗里德的那道护身符。“布卢门塔尔先生，”我说，已经筋疲力尽了，“现在是一点钟，你也快要去进午餐了。”我不惜任何代价地想走出他的办公室，因为在这儿，价钱就会像雪花似的消融下去。

“我要到两点钟才吃饭呢，”布卢门塔尔岿然然不动地解释道，“可是，这事情我们以后可以讨论。现在，我们可以去试一下车。”

我这才舒了一口气。

我们把汽车开到他家里。使我惊奇的是，他一坐进汽车，便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啦。他非常诙谐地告诉我一个关于弗兰茨·约瑟夫皇帝[16]的笑话，那是我早已知道的。我告诉他一个关于电车驾驶员的笑话，接着他又告诉我一个关于迷路的撒克逊人的笑话，而我即刻回报他一个关于苏格兰情侣的笑话。但当汽车开到他家门外，我们又变得严肃起来。他要我等候一下，自己进去招呼他太太。

“亲爱的胖凯迪拉克，”我拍了拍汽车的散热器，跟凯迪拉克说，“在这些个笑话后面，一定还有着什么新的鬼花样。可是你用不着担心，我们一定会替你找到一个家。他一定会将你买去。要是回来的是一个犹太人，他会买的。要是回来的是一个基督徒，他还会拖延一段时间。他会试六七次的车，替自己节省一点出租汽车费，然后心血来潮，决定不买汽车，而买一套厨房里的炉灶。不，不，犹太人还是不错，他们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我让这个骁勇善战的犹大·马加比[17]的后裔再折掉一百马克的话，那我终身就不再喝酒了。”

布卢门塔尔太太出来了。我记得伦茨的一句箴言，便从一个战士的姿态，一变而为一个体贴女人的男子姿态。布卢门塔尔看着我的改变，就露出挖苦的样子。那个人真是铁铸的，他应该贩卖机车头，而不应该经售呢绒咧。

我设法让他坐到后面，而让布卢门塔尔太太坐在我旁边。

“你要我开到哪儿去啊，太太？”我讨好地问。

“随你开到哪儿好了。”她答道，露出一缕慈母般的微笑。

我开始和她搭讪。跟一个没有恶意的人打交道，原是很有意思的。我说得很低，因此布卢门塔尔不会听得到什么。我愈说愈自然了。让他坐在我背后，已经是够坏的啦。

我们刹停了汽车。我跳出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敌人。“无论如何，你总该承认，这辆汽车走起来跟黄油一样滑顺，布卢门塔尔先生。”

“为什么要说黄油呢，年轻人，”他报以少见的友善，“黄油早已给捐税吃光了。而这辆汽车，捐税也实在太重啦。你告诉过我的。”

“布卢门塔尔先生，”我竭力以平稳的语气说道，“你是一个商人，我可以坦率地跟你说话。那不是一种捐税，那是一种投资。你告诉我，目前在商业上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总明白得很，不像从前那样是资本，而是信用。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树立起信用？要有气派。如今这辆凯迪拉克，既结实，又漂亮，既舒服，却又不老式，标准的中产阶级，是随便哪一行生意的活广告。”

布卢门塔尔愉快地向他太太转过脸去。“他倒有一个犹太人的脑袋呢，嗯？年轻人，”他接着又说，仍然是一种亲昵的口吻，“如今最足以表示殷实的广告，乃是一套褴褛的衣服和一张公共汽车票。假如我们两个人还有买汽车的钱，那么我们不妨坐下来，安安静静地享享清福好了。你记着我的话。这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我怀疑地瞧着他。始终那么友善，他到底怀着些什么心思啊？还是他太太一来，便挫折了他的斗志吗？我决定向他放一大炮。

“像这样一辆凯迪拉克，譬如说跟一辆埃塞克斯相比，情形就截然不同了，难道不是吗，布卢门塔尔太太？迈耶父子公司的小迈耶，固然也用那种汽车，可是像那种血红色的汽车，即使有人送给我，我也不会收下的……”

我听到布卢门塔尔在嗤着鼻子，便急忙接下去说：“此外，这颜色跟你很相配，太太，衬出金黄的浅钴蓝色……”

我看见布卢门塔尔突然笑起来，那声音活像猴子的尖叫。“迈耶父子公司，刁猾，刁猾——”他叹息着，“而现在，又来谄媚——谄媚——”

我觑视着他。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方法分明奏效了。

于是我用同样的语调，立刻再加以进攻：“布卢门塔尔先生，要是我说错什么，你不妨纠正我。对于女人，奉承并不是奉承。那是一种敬意，在这个苦恼的时世，这种敬意可惜已经变得很少见了。女人并不是一件钢铁的家具，她是一朵鲜花，她不求现实，她只需要谄媚的温暖和愉快的阳光。每天向她恭维几句，绝不能终你一生去严酷地奴役她。记着我的话。这也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不过，无论如何，我所说的倒并不是谄媚，而是清晰的科学的事实。蓝色和金黄色，确是并行而不悖的。”

“说得痛快，你这头狮子，”布卢门塔尔和颜悦色地说着，“你听我说，洛坎普先生！我知道我很容易再折掉你一千马克的……”

我倒退了一步。刁猾鬼，我想，意料中的打击，果然就来了。我早已想象到自个儿会终身变作一个禁酒者，以一只殉难的小鹿似的眼光，向布卢门塔尔太太瞟了一下。

“可是，爸爸——”她说。

“哦，妈妈，”他答道，“我说的是，我能够，可是我不会这样做。以一个商人而论，我很赏识你所表现的本领。也许在这儿太富幻想，可是关于迈耶父子公司的话，一样是说得很贴切的。你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吗？”

“不是。”

“你在服装铺子里待过吗？”

“是的。”

“你瞧，所以你有这副样子哪。在哪一部门的？”

“灵魂，”我答道，“我注定要成为一个教师。”

“洛坎普先生，”布卢门塔尔说，“钦仰得很！要是你一旦失业，你来找我好了。”

他签了一张支票，递给我。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预付！真是一个奇迹。

“布卢门塔尔先生，”我激动地说，“汽车之外，让我另外奉送你两只雕花玻璃的烟灰缸和一块超等的橡皮垫子。”

“好极了，”他说，“咱布卢门塔尔老头儿居然也有人送东西了。”于是他约我在后一天晚上去吃饭。

布卢门塔尔太太慈祥地微笑着，也表示同意。“还有夹馅的梭子鱼呢。”她温雅地说。

“真是好菜，”我说，“那时候我把汽车开来。明儿一大早，我们先要把这辆汽车做一番最后的修饰咧。”

我像燕子似的飞回到工场，可是伦茨和奥托都已经出去吃饭了。我不能不抑住我的得意。只有尤普在那儿。

“成交了吗？”他问。

“你很想知道吧，是不是啊？”我说，“这儿是一块钱。由你自个儿造一架飞机去吧。”

“这样说起来，那么汽车已经脱手了。”尤普微笑着。

“我现在出去吃饭，”我说，“可是在我回来之前，假如跟任何人透露一句的话，你一定会天诛地灭的。”

“洛坎普先生，”他向我保证道，将那块钱旋到空中，“我是一座坟墓。”

“你的样子倒很像。”我说着，便踏上油门。

当我又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尤普跟我做了个暗号。“怎么回事啊？”我问，“难道你已经开过口了吗？”

“洛坎普先生！我的嘴像铁一样的呢！”他微笑着，“只是，那个开福特的家伙，此刻在里边。”

我把凯迪拉克停在院子里，自己走进了工场。那个面包店老板正在那儿俯视着一本颜色样本。在他格子纹的外衣上，缝着一条很阔的黑纱。旁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眼睛伶俐而乌黑，身上穿一件兔子皮镶边的敞开的斗篷，脚上穿着一双似乎太小的漆皮鞋。他们正在欣赏着福特车的漆色。那个黑脸膛的女人赞成用朱红色，可是老板却反对漆红的，因为他还在服丧。他主张用一种浅黄灰色。

“啊，什么，”黑脸膛愠怒地说道，“福特汽车必须漆上鲜艳的颜色。否则就不值一看啦。”

她向我们露出恳求的眼色，后来被老板拒绝的时候，便耸了耸肩膀，挤眉弄眼地跟我们直扮着鬼脸。真是个有趣的风流人物！结果，他们到底妥协了下来，决定漆灰绿色。那个姑娘主张用一副色彩鲜艳的车篷，可是对于这一点，老板的意见又是很固执的，他认为，总得在什么地方有个服丧的表示。他主张用一副黑皮的车篷——这正巧又给他占去了便宜，因为他不仅可以不花一文钱，而且皮的毕竟比布的来得贵。两个人走了。可是到了外面院子里，却又停了下来。那个黑脸膛，一看见那辆凯迪拉克，便立刻奔过去。“嗨，瞧哪，普比，这儿有一辆汽车！好极了！正是我挺喜欢的那种。”

于是她立刻打开车门，坐在里边，高兴得满面春风。“这些个座位富丽极了！简直像俱乐部里靠背椅子。福特跟它就不能比啦！”

“好，快来吧。”普比烦躁地说道。

伦茨推了我一下，我应该乘机进攻，将这辆汽车兜售给这位老板的。我傲岸地瞧着戈特弗里德，一句话也不说。他更用力地推着我。我也推着他，而且转过我的身子。

老板好不容易把他的那颗黑明珠从汽车里哄了下来，然后十分抑郁而愠怒地走了。

我们目送着这一对走出去。“真是个心血来潮的家伙，”我说，“旧汽车，新老婆。脱帽致敬！”

“哦，”克斯特说道，“对于她，他还其乐融融呢。”

他们刚拐过弯去，戈特弗里德便立刻开口了。“你难道真是个十恶不赦的，罗比，连这样一个机会都给错过了吗？嗨，这是推销货品的最好的榜样哪！”

“伦茨军士，”我答道，“跟长官说话，应该立正。你难道以为我是一个一车嫁两主的重婚者吗？”

这时候的戈特弗里德，样子是好看的。他一双眼睛，睁得活像两个碟子。“神圣的事情，不要专说笑话。”他讷讷地说。

我毫不理睬，却向克斯特转过身去。“奥托，跟我们的小凯迪拉克道别吧。它已经不属于我们了。从今以后，它要为那卖衬裤的公司增光添彩去了，我们但愿它能够在那儿好好地生活。也许不像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那样的英勇，可是更安全。”

我把支票掏了出来。伦茨大吃一惊。“不！什么？你意思是钱都付了吗？”他沙嗄地嗫嚅着。

“那么，你们以为卖了多少钱，你们两个买卖的新手。”我问，将支票挥来挥去，“猜。”

“四千。”伦茨闭着眼睛嚷。

“四千五。”克斯特说。

“五千。”尤普打汽油泵那边喊。

“五千五呢。”我终于说了出来。

伦茨打我手里抢过支票去。“不可能的。那一定是空头支票。”

“伦茨先生，”我一脸正经地说道，“支票是靠得住的，正像你靠不住一样。我的朋友布卢门塔尔，要是开一张二十倍于这个数目的支票，也绝不会是空头的。你要知道，明天晚上，我的那位明友，还请我去吃夹馅梭子鱼呢，且把这当作一个榜样，结交一个朋友，预先拿到一笔款子，还被请吃一顿晚饭。那便是所谓招徕的本领哪。现在，你可以稍稍休息了。”

戈特弗里德费尽劲儿才恢复常态，他又试着开了最后的一炮。“那是我的广告，还有那个护身符。”

我把圣牌递还给他。“这儿是你的狗执照。我早就把它给忘啦。”

“你简直像一个老手，罗比，”克斯特说，“感谢老天，我们居然把那辆汽车给脱手啦。这一笔款子，我们倒可以好好地利用一下咧。”

“你可以让我借支五十马克吗？”我问。

“拿一百去好了。这是你理所应得的。”

“我那件灰色大衣，你要不要一并借了去啊？”戈特弗里德半闭着眼睛问。

“你难道想进医院去吗，你这个爱发愁的鲁莽的野种？”我反驳着。

“好吧，孩子们，我想我们今天的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克斯特建议道，“今天这一天，我们已经做得尽够啦，一个人不应该盲目冒险的。我们把卡尔开出去，练习练习竞赛怎么样？”

尤普早已离开了那个汽油泵。此刻他兴奋地直挥手。“那么，我想这儿仍然由我来主持，克斯特先生，好不好啊？”

“不，尤普，”奥托笑着说道，“你也一块儿去好啦。”

我们先开到银行里，将支票给兑现了，伦茨直到钱钞到手，一切都舒齐了，方才放下心来，然后我们一块儿出发，汽车开得飞快，排气管里直冒着火星。

8

我跟房东太太面对面地站着。“有什么事啊？”察莱夫斯基太太问。

“没有什么，”我答道，“我只是想付我的房租。”其实离付房租的日期还有三天，因此察莱夫斯基太太惊异得几乎要昏厥了。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花样。”她说。

“什么也没有，”我说，“你起居室外面那两只锦缎的靠背椅子，明天晚上能够借给我用一用吗？”

她把手臂搁在肥胖的屁股上，显出一种准备殴斗的架势。“真没想到！你难道不喜欢你的房间吗？”

“哦，喜欢的，可是我更喜欢你的锦缎靠背椅子。”

我告诉她，说不定有一位表亲要来看我，因此我想把房间布置得更好看一点。于是她笑了起来，连胸脯都不由得颤动了。

“表亲？”她鄙夷地重复着，“那位表亲什么时候来呢？”

“还不一定，”我说，“可是假如她来，当然是很早的，傍晚就来，来吃饭。再说，为什么不能够有表亲呢，察莱夫斯基太太？”

“有当然是可以的，”她答道，“可是，人家总不会为了表亲，就借什么靠背椅子的啊。”

“哦，我就会，”我争辩着，“我有很强烈的家庭观念。”

“你样子也很像，你们全是些游手好闲的人。锦缎的靠背椅子你借去好啦。暂时先把红丝绒铺在客厅里吧。”

“多谢多谢。明天我一起奉还。连那条地毯。”

“地毯？”她转过身来，“谁说什么地毯？”

“我说的。而且你刚才自个儿也说了。”

她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可是那两样东西是连着的啊，”我说，“靠背椅子放在地毯上，你瞧。”

“洛坎普先生，”察莱夫斯基太太一脸正经地说道，“不要得寸进尺。长眠了的察莱夫斯基先前常说，一切要适可而止。这句话，你也应该牢记在心。”

我知道长眠了的察莱夫斯基虽然有过这种箴言，然而他本人便是酗酒而死的。他太太在别的场合，不时跟我谈起过这个事情。可是那也并没有使她不安。她利用她的丈夫，正如别人利用《圣经》一样——仅仅为了引经据典。他死得愈久，她便用得愈多。她如今随时引用他的话——正如援引《圣经》一样。

我忙着布置我的房间，下午跟帕特里夏·霍尔曼通了个电话。她曾经生过一次病，我也有一星期光景没有去看她了。今天我们就约定了八点钟，而且我还建议，先在我这儿吃了晚饭，再出去看电影。

那两只锦缎靠背椅子和那条地毯，看上去非常富丽，可是灯光实在太惨淡了。因此我便去敲隔壁哈塞家的门，问他借一盏台灯。

哈塞太太懒洋洋地坐在窗边。她丈夫还没有回家。他每天自愿多做两小时的工作，仅仅为了不被老板辞退。那女人的样子使人想起一只病鸟。在她虚肿而渐渐衰老的容颜上，仍然显露出一张孩子似的小脸——一个失望的悲惨的孩子。

我说明了来意。她立刻欣欣然递给我那盏台灯。“好的，”她叹了口气说，“现在当我想起……”

我知道那段历史。又是关于她假如不嫁给哈塞，她可能会有前途。我知道那段经过，不过那是从哈塞的角度听说的。他说他如果至今还未结婚，可能会有好的光景。这大概是天下最普通的故事了。而且也是最无意义的。

我倾听了一会儿，插了几句空话，然后到埃尔娜·伯尼希那儿去借她的留声机。

哈塞太太提到埃尔娜·伯尼希总是说“隔壁房间里的那个人”。她瞧不起她，因为她妒忌她。我倒是很喜欢埃尔娜的。她从来不埋怨生活，她知道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儿所谓的幸福，那就应该好好地享用它。而且她也知道，为了幸福，一个人必须付出两倍或者三倍的代价。幸福是天下最缥缈的东西，却要花最昂贵的代价。

埃尔娜跪在箱子前面，替我拣出了许多唱片。“你要几张狐步舞的唱片吗？”

“不，”我答道，“我不会跳舞。”

她愕然地抬起头来。“你不会跳舞吗？那你出去的时候，在外面做些什么呢？”

“我跟咽喉跳舞。那也是很好的啊。”

她摇了摇头。“我丈夫要是不会跳舞，那一定会被革职的。”

“你真是阃令森严咧，”我答道，“可是你还有别的唱片哪，前天你就放过一张挺好听的唱片，那是一个女人的嗓音，仿佛是什么夏威夷乐队伴奏的。”

“哦，那确是挺好的。‘没有你，我怎么能够活下去？’是不是那一张啊？”

“正是的。真亏那些作曲家想得出来！我想他们一定是仅存的浪漫主义者了。”

她笑了起来。“为什么不呢？你知道，像这样一架留声机，简直就是一部家庭史。从前，人们往往在纪念册上题诗；如今，他们都用留声机唱片来彼此馈赠了。假如我要回忆某一段事情，那只要把那个时候的唱片放起来，一切就都重现了。”

我俯视着搁在地板上的一大堆唱片。“拿这个来估量，你要纪念的往事一定有很多吧！”

她站起身来，将红头发往后掠了掠。“是的，”她说着，用脚踢开那一堆，“可是，我宁可只有一个回忆，一个美好的回忆。”

我解开了买回来的晚饭菜，尽我所能地把它们安排好了。这儿的厨房，我是指望不到什么人来帮助的，为了这一桩，我跟弗丽达的关系搞得很坏，她即使稍稍帮点儿忙，也无非摔破什么东西罢了。可是安排得毕竟还不坏，在这种新的陈设之下，原有的样子，简直叫我认不出来了。锦缎的靠背椅子、台灯、铺着台布的桌子——我觉得有种急躁的期待情绪笼罩着我。

于是，我走出门去，虽然还要等候一个多小时。外面一阵阵大风刮过街角，路灯早已都亮着了。房屋之间一片暗沉沉蓝湛湛，宛如大海。而国际咖啡馆就活像一艘碇泊在上面的、升火待发的战舰。只要这么一跳，我便上船了。

“嗨，罗伯特。”罗莎说。

“那么，你在这儿干什么啊？”我问，“不出去逛逛吗？”

“还太早咧。”

阿洛伊斯拖着脚步走了过来。“一份吗？”他问。

“三份。”我说。

“那么厉害啊。”罗莎道。

“需要一点儿强烈的。”我说着，便一口气喝下了朗姆酒。

“你要不要玩点什么啊？”罗莎问。

我摇了摇头。“今天可不想。风太大了，罗莎。孩子怎么样啦？”

她咧开嘴露出满口的金牙，笑起来。“很好——依你金口！我明天又要去看她了。这个星期生意很不错，那些老花花公子又感到春意来临了。我要带给她一件新衣服，红绒线的。”

“红绒线的！倒是挺时髦的呢。”我说。

罗莎满面春风。“你真是一个挺会体贴女人的男人，罗比。”

“希望你在那儿很好，”我说，“来，跟我喝一杯酒吧。茴香酒，是不是啊？”

她点点头。阿洛伊斯把酒送了来，我们便互碰着酒杯。“告诉我，罗莎，你对于恋爱，到底怎么个想法啊？”我问，“你多少总应该知道一点的。”

她爆发出一阵大笑。

“哦，真有你的——”她然后说，“恋爱。啊，我的阿图尔，我一想起那个无赖汉啊，真是一言难尽呢。让我告诉你吧，罗比，严肃认真讲，要谈爱情，那么人的一生显得太长了。太长了，就是这么一句话。这是我的阿图尔在离开时候告诉我的，真是至理名言。爱是了不起的，可是对一方来说，往往总是太长了，而对另一方，他只是坐在那儿干瞪眼，无能为力，像发了疯似的。”

“我同意，”我说，“另一方面呢，没有了爱，一个人就跟行尸走肉差不离啦。”

“照我的话做去，”罗莎答道，“生个孩子。那么，你就有了爱的对象，而且心情也可以得到宁静了。”

“主意倒不坏，”我说，“就差我还没有这个福气咧。”

罗莎惘然地摇晃着脑袋。“我给我的阿图尔不知道奚落过多少次，可是假如他此刻走进这儿，圆顶礼帽推在后脑勺上——朋友，我一想起就会流泪的。”

“好吧，我们为阿图尔干一杯酒。”我说。

罗莎笑了。“为那个婊子养的干一杯，祝他健康！”

我们都干了杯。“再会，罗莎。祝你生意兴隆。”

“再会，罗比。”

屋子的大门，砰地响了一下。

“嗨，”帕特里夏·霍尔曼说，“在聚精会神地深思吗？”

“没有。可是你怎么样啦？身体好了一些吗？到底是怎么不舒服啊？”

“啊，没有什么。受了寒，有点儿发烧。”

她明明不像是生病，也不憔悴。正相反，她的眼睛仿佛比我以前看到的更大而且更晶莹了，她的脸有点儿红扑扑的，而她的举动，也像一只小动物似的优雅。

“你样子很好看，”我说，“也很健康。我们可以干很多的事咧。”

“那就好极了，”她答道，“可是今天却不行。今天我可不行。”

我惘然地瞪着她。“你不行吗？”

她摇了摇头。“不行，不巧得很。”

我还是没有明白，我想她大概重新考虑过，到我这儿来，只是不愿意吃晚饭罢了。

“几分钟之前，我打过电话给你，免得你白走一趟。可是你早已出去了。”

此刻我才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行吗？整个儿晚上都不成吗？”我问。

“这一回可不行。我有一个最重要的约会。不幸得很，我在半小时前才知道的。”

“不能够延期吗？延到明天？今天，我们早都约定了！”

“那不行。”她微笑着，“那是一件正经的事情。”

我简直莫名其妙。什么事我都计算到了，就差这一件意外。我不信她说的任何一句话。正经事——看样子就不像有什么正经事，也许，不过是一种推托而已。甚至肯定是一种推托。晩上还有什么重要的约会呢？那样的事情，总是在早上办的。再说，就是有约会，也绝不会在半小时之前才知道的啊。她只是不愿意罢了，就是这么一句话。

我十分孩子气似的失望起来。直到此刻，我才体味到自个儿对于今天这个晚上，寄着多么殷切的期望。我恼怒得什么似的，却又不愿意让她看出来。

“很好，”我说，“那就没有什么事啦。再会。”

她探索地瞧着我。“那也用不着这么急啊。九点以前，我还不用去呢。我们可以出去散会儿步。我一个星期都没有出去过咧。”

“好的。”我很勉强地说。蓦然觉得空虚而疲倦起来。

我们沿着街走去。夜空已经澄清，繁星闪烁。我们走近一片草地，那儿朦胧地有着几棵矮树。帕特里夏·霍尔曼突然把脚步停住了。

“紫丁香花，”她说，“我嗅到了紫丁香花！可是那是不会的，因为时令太早啦。”

“我却什么也没有嗅到咧。”我答道。

“真的是！”她凭靠着栏杆。

“这是一种月桂树，小姐。”从黑暗中传出一个滞重的声音。

一个市立公园的花匠，戴着一顶佩有铜徽的便帽，正斜倚在一棵树上。他有点儿摇摇晃晃的，向着我们走来。一个酒瓶的瓶颈在他口袋里闪烁。“我们今天才种的，”他打着嗝解释，“就在那边呢。”

“谢谢你，”帕特里夏·霍尔曼说着，便向我转过了脑袋，“现在你还嗅不到什么吗？”

“哦，此刻我嗅到啦。”我粗暴地答道。

“挺好的陈年白兰地。”

“对啊！”黑影里的那个家伙，大声地打着嗝。

我清清楚楚地嗅到，那股从黑暗中腾发出来的浓郁的甜香，可是我却死也不肯承认呢。

那个姑娘笑了起来，深长地吸了一口气。“多么可爱哪，当你在斗室中关了那么久以后。可惜我非去不可了。那个宾丁啊，总是急急匆匆，老像迫不及待似的，我原以为他也许已经把约会改期到明天了。”

“宾丁？”我问，“你跟宾丁有约会吗？”

她点点头。“跟宾丁，还有别人。要紧的倒是别人。确是很紧要的事。你想象得出来吗？”

“不，”我答道，“我可想不出来。”

她笑着继续说下去，可是我却不再去听她了。宾丁，仿佛一道电光似的直刺着我。我没有想到，她认识他，毕竟比认识我要早得多了。我只看见他的那辆闪闪发光的大别克汽车，他豪华的衣服和那饱满的皮夹出现在我眼前，还有我那寒碜的、乔装富丽的破旧房间！我在想些什么事啊！哈塞的台灯、察莱夫斯基太太的靠背椅子！那个姑娘当然与我不相配。我到底算是什么啊？一个借用人家凯迪拉克汽车的陌路人、一个拙笨的酒鬼，如此而已。这是任何街角上都找得出来的人物。我早已看见“葡萄束”的招待，在恭迎着宾丁，我看见那些熠耀温暖而优雅的房间氤氲着烟雾，簇聚着高贵的仕女，我还听到音乐和笑声——嘲讽我的笑声。回去吧，我想，赶快回去吧。一个意念，一个希望——那已经是够多的了。为了这些事情闹纠葛，那是太没有意义啦。除了回去，便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也许明天晚上，我们再见面。”帕特里夏·霍尔曼说。

“明天晚上，我没有空。”我答道。

“哦，那么就后天，或者这个星期的随便哪一天，几天之内我都有空的。”

“那都困难，”我说，“我们今天接到一笔赶工的生意，说不定整个星期我们都要开夜工。”

这是一个谎话，然而我禁不住要撒谎，心里边郁积的愤怒和屈辱，委实太多啦。

我们穿过广场，向着墓园走去。打国际咖啡馆那个方向，我看见罗莎正走近过来。她的高筒皮靴闪着光。我可以转身回避，在别的时候我也许会那么做的，可是此刻我却笔直地向她迎面走去。罗莎视而不见，倒像我们是陌路人似的。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个姑娘，看见人家不是独自走着的时候，就绝不肯跟人家招呼的。

“日安，罗莎。”我说。

她怔了一下，先是瞧着我，后来又瞧着帕特里夏·霍尔曼，急急匆匆地点了点头，忸忸怩怩地走开了。离她几步路的背后，弗里齐也跟着过来了，她挥着手袋，嘴唇涂得血红，屁股一路在扭动。她若无其事地瞧着我，倒仿佛我只是一片草叶。

“上帝祝福你，弗里齐。”我说。她像一个女王似的俯视了一下，一点没有露出她的惊愕，可是我听到她一走过去，脚步便加快了——她要去跟罗莎讨论这件事呢。我原还可以踅到一条小路上去的，因为我明知道其余的人都会从这条路上走来——这正是第一次兜揽生意的时辰。可是出于一种怨恨的心理，我居然径直走去——为什么我要回避她们呢？我认识她们，比我认识这个走在我身边，有着她的宾丁及其别克的姑娘，总还深切得多咧。应该让她看见的，看一个仔细。

她们果然都来了，打一长列的街灯前面过去：娇美、苍白、纤弱、优雅的沃利，装着木腿的莉娜，魁伟的埃尔娜，小鸡似的玛丽安，红脸膛的玛戈，穿着松鼠皮大衣的同性恋者基基，最后便是那个患着静脉曲张，样子活像一只枭鸟的可怕的老祖母米米。我跟她们逐一打着招呼，当我们后来在香肠摊上碰到“妈妈”的时候，我又热烈地跟她握着手。

“你在这儿，熟人倒很不少呢。”隔了一会儿，帕特里夏·霍尔曼说。

“是的，有点儿。”我率直地答道。

我注意到她在瞧我。“我想我们此刻应该回去了。”隔了半晌，她说。

“好的，”我答道，“我也这么想呢。”

我们在屋子门口立定下来。

“祝你幸运，”我说，“祝你玩得畅快。”

她没有作声。我好容易将眼睛从门口的电钮上移过去瞧她。真的——我简直不相信自个儿的眼睛——她站在那儿，并没有露出想要抢白的神色，只见她嘴角弯弯的，微微颤动着，眼睛又炯炯发光，然后她真挚而放纵地笑了起来——无非是在笑我啊。

“你这个小孩子，”她说，“唉，天哪，你真是一个小孩子咧！”

我盯着她瞧。“哦，要是你——”我然后说，“无论如何——”于是我突然都明白啦，“你觉得我有点儿疯疯癲癲吗，我想，嗯？”

“也不妨这么说。”

她看上去漂亮极了，在摇曳的灯光下，她的脸年轻、快乐而美丽。于是我急忙走上一步，将她拉在身边，随她怎么去想吧，她那丝光似的秀发揉着我的脸颊，她的脸紧贴着我的脸，我闻到她肌肤上的一股桃味的幽香。于是她的眼睛靠更近了，蓦然间，我觉得她的嘴唇已经压在我的嘴上……

在我清晰地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她早已不见了。我寻找着她，可是却像被拴住的驴子，迈不开步子。“圣摩西哪！”

我掉转头，重新走到“妈妈”的香肠摊上。

“给我来一大条香肠。”我微笑着说。

“要不要加点儿芥末？”穿着洁白围裙的“妈妈”问。

“要多加点儿芥末的，‘妈妈’！”

我就站在那儿，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香肠，一边叫阿洛伊斯到国际咖啡馆去拿一杯啤酒。“人真是一种古怪的生物，‘妈妈’，难道不是吗，嗯？”我说。

“我也这么说咧，”“妈妈”诚恳地答道，“这儿昨天来了一位客人，一连吃了两条加芥末的法兰克福香肠，临了他却付不出账来。天又晚了，四周也没有什么人，我有什么办法呢？哦，你知道，我就让他走了。谁知道，今天他居然又来啦，付了香肠的钱，又请我喝了一杯酒呢！”

“这还是战前的人性，‘妈妈’。否则的话，叫人家怎么做生意呢？”

“真糟！昨天只卖了七条法兰克福香肠、九条伯克肠。你也知道，要是没有那些个姑娘啊，我早就已经关了门啦。”

那些个姑娘，便是想尽种种方法来支持“妈妈”营业的妓女。她们接到一位客人，只要有一点机会，总是把他带到“妈妈”的摊上来，先吃这么一条香肠，让老太婆多少得到一点儿好处。

“如今天气快要暖了，”“妈妈”接着又说，“可是在冬天，在雨天和寒天啊，随你穿上什么衣服，总是受不住的。”

“给我再来一条香肠，”我说，“我有一种生存的愿望。你家里怎么样啦？”

她睁着一对清澈如水的小眼睛，兀自在瞧我。“还不是老样子。前天他又卖掉了一张床。”

“妈妈”已经嫁了人。十年以前，她丈夫从一节驶着的地铁上失足跌下，被轧伤了。于是他两条腿便不能不截掉。这个意外，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后果，因为是一个残废的人，他在妻子面前感到自惭形秽，所以再也不曾跟他太太睡觉了。而且，在医院里的时候，他又染上了吸食吗啡的恶习。这样他很快就完蛋了。他混进了同性恋爱者的圈子，不久之后，一个五十岁的汉子，居然只跟年轻的同性恋者们厮混在一起。为了弄钱找那些男孩和买吗啡，他就设法把“妈妈”的东西拿来卖掉。虽然他常常打她，可是“妈妈”却仍对他依依不舍。每天晚上，她跟她的儿子两个人，在香肠摊上直站到清晨四点。白天，她便拿衣服到家里来洗涤，还出去替人家做收拾屋子的散工。她一直熬耐着内心的苦痛，体重九十磅还不到——然而在别人跟前总是和和气气的。她始终相信情形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难得有时候，她丈夫觉得非常忧郁，便走到她那儿去哭诉，那便是她最好的时候了。

“你还在做你的好差事吗？”她这样问我。

我点点头。“是的，‘妈妈’。我现在挣得很多啦。”

“但愿你好好做下去。”

“我一定会留意的，‘妈妈’。”

我回到家里。厨娘弗丽达站在门廊里，仿佛给天神召来似的。

“你真是个好孩子。”我这样说道，因为我觉得应该做点儿好事。

她扮了一个鬼脸，活像她喝了酸醋似的。

“说真的，”我接着又说，“常常吵吵闹闹的，有什么意思呢？人生太短促了，弗丽达，而且又有那么多意外和危险。这种时势，大家都应该和和睦睦的，我们还是讲和了吧。”

她不理我伸出去的手，嘴里咕哝着关于酗酒的什么话，碰响了门，一溜烟就不见了。

我敲着格奥尔格·布洛克的门。一条光线，打他门底下透露出来，他正在死念着书本呢。

“来啊——格奥尔格，来吃东西啊。”我说。

他抬起脑袋。苍白的脸上，飞起了红晕。“我不饿。”

他觉得这是出于怜悯，因此他并不愿意。

“好的，那么你来瞧一瞧吧。东西都要糟蹋啦，请你赏我一次光。”

当我们走下过道的时候，我注意到埃尔娜·伯尼希家的门打开一条缝。从门背后，我听到一阵幽微的呼吸。“啊哈。”我这样想着，便又听到哈塞家的门锁，小心谨慎地啪嗒一响，房门就开了一公分。整个公寓分明都在守候着我的表亲呢。

在我那间斗室的惨淡灯光之下，陈列着察莱夫斯基太太锦缎靠背椅子，哈塞的台灯显示出富丽的样子，还有菠萝的光彩、超等的猪肝肠、鲑鱼，还有那瓶白葡萄酒……

当我跟那个默不作声的格奥尔格吃得起劲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叩门。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啦。

“准备，格奥尔格，”我喃喃地说着，接着便嚷，“请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万分好奇的察莱夫斯基太太。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她居然亲自送信来——一份劝我多吃东西的传单。她真像一个仙女——真是一个名门的闺秀，穿着花边的衣裳，披着流苏的披肩，佩着镶有她亡夫察莱夫斯基肖像的胸饰。一缕甜蜜的微笑凝滞在她的脸上，她愕然地盯视着腼腆不安的格奥尔格，我于是爆出一阵无情的大笑。她急忙镇静下来。

“啊哈，推迟了。”她恶意地说。

“真的。”我同意道，却还凝视着她的穿戴。幸而约会取消了！

察莱夫斯基太太轻蔑地瞧着我。“你还能这样子笑吗？我常常这样说的，别人家有的是心，你有的却是酒瓶。”

“真是至理名言，”我答道，“可是你肯不肯赏我们一次光呢，察莱夫斯基太太？”

她踧踖了一下。可是好奇心终于胜利了，而且还希望打听到一点儿什么。我便开了那瓶白葡萄酒。

后来，当万籁俱寂的时候，我拿了大衣和一条毛毯，蹑手蹑脚地溜进过道，走到电话机那边。我在搁着电话机的桌子前跪下，将大衣和毛毯蒙住了脑袋，拿起话筒，还用左手拉拢了大衣的下摆。这样，我可以保证不会有人偷听到了。察莱夫斯基公寓里多的就是这些顺风耳呢。

很幸运，帕特里夏·霍尔曼居然在家。

“你从神秘的约会回来很久了吗？”我问。

“大约有一个钟头了。”

“可惜得很。要是我早知道……”

她笑了起来。“不，那也没有什么用的。我已经上了床，而且又有点儿发热了。我幸亏回家得很早。”

“发热，怎么回事呢？”

“啊，有点讨厌罢了。今天晚上，你做了些什么事呢？”

“我跟房东太太讨论天下大事。你呢？你的事情有没有办好？”

“我希望已经办好了。”

在我躲藏的地方，闷得热极了。因此每当那个姑娘说话的时候，我便撩起大衣和毛毯急忙吸一口外面的冷空气，及至我自个儿对着话筒说话时，才又把盖子封闭起来。

“你的朋友中间，没有一个叫罗伯特的吗？”我问。

她笑了起来。“我想没有。”

“可惜得很。我倒很想听到你念那个名字。不过，你肯不肯试一下念念那个名字呢？”

她又笑了起来。

“说着玩的，”我说，“譬如说：‘罗伯特是一个大傻瓜。’”

“罗伯特是一个小孩子，希望他永远是一个小孩子。”

“你念得真好，”我说，“让我们再试一下念念罗比这个名字。你说：‘罗比是——’”

“罗比是一个酒鬼，”那边一个柔软而遥远的声音在慢慢地说着，“现在我必须睡觉了。我刚才吞下一颗安眠药后，头脑里早已在轰轰地响着了。”

“好的——晚安——祝你安睡——”

我放下听筒，将大衣和毛毯推在一起，然后站起身子，突然僵住了。在我背后，隔着一步路的地方，像鬼一样地站着那个住在厨房隔壁的退职会计。我非常愤怒地咕哝了几句。

“呸！”他说着便大声笑起来。

“呸！”我也回了他一句，心里却咒他早点儿死。

他伸起一根手指。“我可不会泄漏的——政治性的吗，嗯？”

“什么？”我愕然地说。

他着眼睛。“不用担心。我自个儿是极端的右派。是什么秘密的政治性谈话吗，是不是？”

我明白了。“纯粹是政治性的。”我说着，这时候便也笑起来。

他点点头说：“陛下万岁！”

“三呼万岁！”我答道，“可是，我想另外请教你一件事情，你是不是知道，这电话是谁发明的？”

他愕然地摇着他光秃的脑袋。

“我也不知道，”我说，“可是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咧。”

9

星期天。汽车竞赛的日子。上一星期，克斯特每天都在练习，到了晚上，我们大家都为卡尔工作，直到半夜两三点钟，把每一个细微的螺丝都检查过，加油，装配。此刻我们坐在凹坑里，等候着克斯特，他已到竞赛的起点去了。

我们都在那儿——格劳、瓦伦丁、伦茨、帕特里夏·霍尔曼，还有尤普穿着工装裤，戴着竞赛用的风镜和头盔，他要坐在克斯特的旁边，因为他体重最轻。伦茨有所疑虑——他认为尤普的一对招风大耳朵，对于风的阻力太大，若不是使汽车减少二十公里的速度，便是让汽车像飞机似的飞升起来。

“你那个英国教名，怎么来的啊？”戈特弗里德问坐在他旁边的帕特里夏·霍尔曼。

“我母亲是英国人，这也是她的名字：帕特。”

“啊，帕特——那倒是另外一回事。那就好叫得多啦。”他拿出一只酒杯、一个酒瓶，“那么——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帕特！我的名字是戈特弗里德。”

我瞅着了他。当我还郑重其事地用全名称呼她的时候，他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叫她的爱称，连脸也不红一下。于是她笑了起来，竟真的称呼他为戈特弗里德了。

可是这跟费迪南德·格劳一比，却又毫不足道了。他简直发疯似的，不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他背诵了几首韵律悠扬的诗篇，还告诉她，她应该学会绘画。而且还让她坐在一只箱子上，开始给她写生了。

“你听我说，费迪南德，你这只老鹰，”我说着，打他那儿抢过了图画板，“你是盯着死人的。不用你进攻活人。你还是多告诉我们一点儿理论。对于那个姑娘，我倒有点儿心烦呢。”

“回头你要不要跟我去喝那个酒店老板的姑母所留下来的东西啊？”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留下来的东西，可是当然要去喝一点儿。”

“好的。那我就请你，孩子。”

引擎的噗噗声，如同机关枪似的浮荡在场地的四周，还弥漫着燃烧的机油和蓖麻子油的气息。刺激的、动人的气息，刺激的、动人的马达的响声。

各队的机械师都在他们设备周全的赛车修理站里吆喝着。我们自个儿却只有极少的一点儿工具，几个火花塞，打一家制造厂商那儿弄来的几只备用胎，还有几副小零件——就是这么点儿东西。克斯特并不是代表为什么厂家来参加比赛的。一切都得由我们自个儿花钱。因此，我们的东西当然就不怎么多了。

奥托走过来，背后跟着那个早已穿上全套竞赛服装的布劳米勒。

“哦，奥托，”他说，“要是我的火花塞今天能够撑住的话，那你一定就输了。可是它们不会支撑得住的。”

“一会儿便见分晓了。”克斯特答道。

布劳米勒向着卡尔挥动他的拳头。“你瞧我的这辆纳忒克拉格！”

纳忒克拉格是布劳米勒驾驶的一辆结实的新汽车。这是一辆可能获胜的汽车。

“卡尔会使你尝到滋味的，奥斯卡！”伦茨老远就跟他说。

布劳米勒正想用下流话来回答他，可是他一看见帕特里夏·霍尔曼跟我们在一块儿，就把要说的话突然给缩了回去。他眯细了眼睛，漫无目的地向着我们这边吃吃地干笑，然后径自走开了。

“预祝胜利。”伦茨踌躇满志地说。

车辆的吼声掠过场地的跑道。克斯特不能不准备了。卡尔被编进了竞赛汽车组。

“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多少忙，奥托。”我瞧着那几件工具说。

他挥着一只手。“那是无须的。万一卡尔出了岔子，那么即使有一整个工场，也不会有用咧。”

“那么要不要我们扬扬旗子，让你知道你的位置呢？”

克斯特摇了摇脑袋。“那是集中出发的。我到那边去瞧吧。再说尤普也知道这些个事情。”

尤普热烈地点着头。他兴奋得直发抖，嘴里不住地吃着巧克力。可是那也不过是这会儿的事情。等到起步的枪声一响，他又会像乌龟一样冷静下来了。

“好吧，我们就走，去拼一下命吧！”

我们把卡尔推出去。“千万别在起步的时候不肯上前，你这个调皮鬼。”伦茨抚摩着车身说。

卡尔驶去了。我们目送它出发。

“瞧那辆奇怪的车，”我们背后，有什么人突然说道，“朋友，瞧它的屁股活像一只鸵鸟。”

伦茨挺起身子。“你说的是那辆白色汽车吗？”他问，满脸通红，可是还很镇静。

“是啊。”旁边修理站里有一个比伦茨高过一头的魁梧的机械师，一边这样平淡地答道，一边将啤酒瓶递给他旁边的人。伦茨便愤怒得说不出话来，预备爬过那道低矮的隔板。幸而他没有开口骂人，我就把他拖了回来。“别去理会这种胡诌，”我咒骂道，“我们需要你在这儿。你难道要在起步之前就住进医院去吗？”他暴跳得活像一头骡子，还想挣扎过去。对于侮辱卡尔的事情，他是一点儿也不能忍受的。

“你瞧，”我跟帕特里夏·霍尔曼道，“这就是以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姿态出现的温驯的绵羊。你相信吗，他还写过一首献给月亮的诗呢！”

效果是很显著的。这是戈特弗里德的伤疤。

“那是在大战以前好久的事了，”他聊自解嘲地说道，“再说，孩子，对于竞赛着魔也算不得什么罪孽啊。难道不是吗，帕特？”

“任何时候，着魔都不是什么罪孽咧。”

戈特弗里德敬了个礼。“真是至理名言。”

引擎的轰鸣声，到处响着。空气在震动，天地在震动。汽车飞驰而过。

“倒数第二，”伦茨咕哝着，“那只野猪在起步时一定又不肯前进了。”

“那不要紧，”我说，“起步是卡尔的弱点。它也许起步慢些，可是以后就不会停了。”闹声一消逝，那些个扬声筒便开始哇哇叫起来。我们简直不相信自个儿的耳朵。劲敌柏格尔居然在起步线上拋锚了。

汽车又都咆哮着回来了。它们如同蚱蜢一样地在老远的跑道上啾鸣，愈来愈大，打对面奔驰而来，经过看台拐了一个大弯。它们仍然是六辆，克斯特还是倒数第二。我们大家都准备着。回声和回声的回声，从拐角忽起忽落地传来。随后那一大群汽车就飞驰过来。第一名一马当先，第二第三名不分先后地跟在他背后，接着是克斯特。他在转弯处抢到前面，如今已经名列第四了。

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一条条宽阔的阳光和灰影倾泻在跑道上，突然交错的光影仿佛老虎的斑纹。云层的阴影浮过台上的人海。引擎的怒潮仿佛什么怪异的音乐似的渗入了血液。伦茨局促不安地蹀躞着，我把一支纸烟嚼成烂酱。帕特里夏·霍尔曼在急促地喘息，如同一只清晨的小驹。只有瓦伦丁和格劳默默地坐在那儿，让太阳照耀着他们。

汽车又突突地咆哮着回来，打看台前经过。我们老远就盯住了克斯特。他摇了摇头，他的意思是，不用调换轮胎。当他又一次回来的时候，又抢前了一点。他现在已经赶到第三名的后轮了，就这样，他们继续顺着没有终止的直线赶去。

“倒霉！”伦茨打瓶子里喝了一大口酒。

“他是练就了这副本领的，”我跟帕特里夏·霍尔曼说，“在转弯处抢先是他特有的本领。”

“你也要打这个瓶子里喝一口酒吗，帕特？”伦茨问。

我怒气冲冲地瞅着他。他又盯住了我。

“我还是用酒杯，”她说，“我没有学会打瓶子里喝酒呢。”

“你瞧吧，”伦茨摸索着酒杯，“那是现代教育的弱点。”

在下一圈里，竞赛的汽车彼此离得更远了。布劳米勒还是领先。前四名如今领先三百米。克斯特在看台背后不见了，跟第三名肩并肩地直驶着。很快那些个汽车又咆哮着冲了过来。我们一跃而起。第三名在哪儿呢？

奥托独自在另外两辆汽车背后驰骤上来了。那儿——第三名居然訇訇地赶来啦——后轮胎爆破了。伦茨咧开嘴笑着，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喜悦。那辆汽车被推到汽车修理站前面。有个魁梧的机械师在咒骂着。一分钟之后，那辆汽车又继续奔驰了。

以后几圈，在名次方面没有什么改变。伦茨将记秒表搁在一边，兀自盘算起来。

“卡尔还有备用胎呢。”他然后说。

“别人也有的，我恐怕。”我说。

“总是不相信人家！”他狠狠地瞅了我一眼。

在倒数第二圈，克斯特又摇了摇头。他要冒一下子险，不换轮胎。天气还不至于热得非换不可呢。当汽车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紧张的情绪，笼罩了地面和看台。

“大家碰碰木头，免得好运气跑掉。”我说着，抓住了锤子的木柄。伦茨抓住我的脑袋，我便将他推开了。“喂，对不起，这当然不是木头，是稻草咧。”他解释着，抓住了木栅栏。

辘辘的声音，汇成一种咆哮，咆哮汇成一片怒号，怒号汇成一阵雷鸣。当竞赛的汽车车速快到极限的时候，更汇成了一种高尖音的歌声。布劳米勒转弯时从向内倾斜的跑道的外圈高处冲了过去，紧接着便是第二名的汽车。在一团灰尘和后轮的急转之下，这汽车从路边向内圈冲去，他分明想在转弯处抢上前去的。

“错啦！”伦茨嚷道。可是克斯特早已紧跟着他们冲上去了。那辆汽车嗬嗬地响着，沿着倾斜的跑道的边缘冲去，这一瞬间我们都愣住了，他的样子仿佛要飞过去似的，随后那引擎又咆哮起来，汽车又颠簸着驰去。

“他是踏足了油门上去的！”我嚷道。

伦茨点点头。“真是发疯啦。”

我们身子伸得老长地探出栅栏，热切地想知道到底有没有成功。我把帕特里夏·霍尔曼举到一只工具箱子上。“这样你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撑住我的肩膀。你瞧，他在转弯处会抢上的。”

“他已经抢上啦！”她嚷道，“他早已抢在前面啦。”

“他如今跟在布劳米勒的背后。天哪，神圣的摩西！”伦茨又嚷了起来，“他的确已经抢前，紧追着布劳米勒了。”

在一阵雷鸣似的回旋中，那三辆汽车都急奔猛驰，直冲了上去，人们像疯子似的呐喊着。瓦伦丁也在直嚷，就连格劳的低嗓子都参加了进来。克斯特的傻劲居然成功啦，打转弯处抢过了第二名，那个人估计错误，竟在里道的急转弯处减低了速度。他如今活像一只鹰隼，正在猛扑着布劳米勒了。蓦然间，布劳米勒只距他二十米，而且引擎显然已经支撑不住了。

“追上他啊！奥托！追上他啊！吃掉那个核桃夹子啊！”我们都嚷叫着，挥着手。

汽车都在最后一个拐角上不见了。伦茨向亚洲和南美洲的所有的神道，高声地祈祷求助，还挥动着那个护身符。帕特里夏·霍尔曼撑在我的肩膀上，脸朝着老远老远的前面，如同大帆船头上破浪神的雕像。

它们又回来了。布劳米勒的汽车仍然在訇訇地响着，声音响得很不匀，我闭上了眼睛，伦茨转身背向着跑道，我们都预备听天由命了。

一声叫喊，使我们都转过头来。这时正赶上看到克斯特离开那终点，只差两米了。

伦茨简直发了疯。他把工具往地上一扔，在车胎上做了个倒立。

“你刚才是怎么说的？”当他又站起来的时候，便跟隔壁门口那个大力士似的机械师吆喝道，“你不是说不中用的汽车吗？”

“啊，你这家伙，不要跟我闹啦。”那个机械师暴躁地答道。从我认识他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最后一个浪漫派对于人家的侮辱，并没有暴跳如雷，反而笑得手舞足蹈起来了。

我们都等候着奥托。他仍然在跟竞赛组织者交涉。

“戈特弗里德。”突然有一个沙嗓子在我们背后说着。

我们转过身来，原来是一个山似的巨人，穿着一件很紧的灰色短外套，戴着一顶黑色的圆顶硬礼帽。

“阿尔方斯！”帕特里夏·霍尔曼嚷道。

“正是本人。”他应声证实着。

“我们已经得胜啦，阿尔方斯！”她嚷道。

“那好极了，那好极了。我想，我来得太晚啦，不是吗？”

“你绝不会来得太晚的，阿尔方斯。”伦茨说。

“因为要带点儿东西给你们，说真的。冷排骨和一点儿咸肉，都是已经切好了的。”

“把东西递到这儿来，请坐，你这个可爱的孩子。”戈特弗里德嚷道，“我们此刻就动手吧。”

他把纸包打开。“我的天，”帕特里夏·霍尔曼说，“这点儿东西给一团的人都够吃的呢？”

“到吃罢你才会知道咧，”阿尔方斯说，“这里我还带有朗姆酒。”

他拿出了两个酒瓶。“瓶塞早都已经旋开啦。”

“那好极了，那好极了。”那个姑娘也说，阿尔方斯向她亲切地挤着眼。

卡尔哼哼着驶来。克斯特和尤普从汽车里跳下。尤普活像年轻时的拿破仑，两只招风耳朵在发光，怀里抱着一只丑陋粗俗的巨大银质奖杯。“第六名，”克斯特笑着说道，“每次都是一样，从来没有新奇的奖品。”

“只有这只牛奶罐子吗？”阿尔方斯只求实际地问道，“连现款也没有？”

“哦，有的，”奥托又告诉他，“也有现款的。”

“那么我们就有很多钱了，”格劳说，“看来可以好好地玩它一个晚上了。”

“到我那里去吗？”阿尔方斯问。

“当然啰，正式一点嘛。”伦茨答道。

“豆汤、杂碎、蹄髈、猪耳朵。”阿尔方斯说着，连帕特里夏·霍尔曼都露出敬佩的神情。“当然都是免费供应的。”阿尔方斯又补充了一句。

布劳米勒走过来，一路咒骂着自己的噩运，手里抓着一大把油腻腻的内燃机用的火花塞。

“宽心点儿，奥斯卡，”伦茨招呼着，“下一次举行婴儿车竞赛的时候，冠军一定是你的。”

“喝起干邑白兰地来，你肯跟我决一胜负吗？”布劳米勒问。

“要是你高兴，用啤酒杯也可以。”格劳说。

“你不会有得胜的希望，布劳米勒先生，”阿尔方斯说，“我从来没有看见克斯特喝醉过。”

“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卡尔抢在我前面，”布劳米勒反驳着，“除了今天。”

“败而不馁，你得记着，”格劳说，“这儿我敬你一杯酒，我们为机器摧毁文化干一杯吧。”

我们散席的时候，决定把阿尔方斯带来的东西，所有吃剩的都一起带走。大家以为吃剩下来的一定还够几个人吃的，可是这会儿一看，却只剩下了一张纸啦。

“太妙啦，”伦茨说，“啊哈！”他指着那个羞答答微笑着的尤普，只见他双手还抓得满满的，肚皮突得像一面鼓，“又是一个新纪录。”

在阿尔方斯那里吃饭的时候，因为别人对帕特大献殷勤，所以我看着很不高兴。我发现格劳又在建议替她画像。她笑着说，画像时间太长了，拍照比较方便些。

“那也比较更合他的胃口，”我温和地说，“也许他可以根据你的照片来描画。”

“镇静一点吧，罗比，”费迪南德心平气和地答道，睁着孩子似的碧蓝的大眼睛，直瞪着帕特，“酒使你暴躁，却使我有人性。那便是我们两代之间的不同咧。”

“他的确比我年长十岁呢。”我打岔着道。

“在这种时势，那就有着一代的差别，”费迪南德接着又说，“一生的差别，一千年的差别。你们这些孩子，对于生存懂得些什么呢？你连自个儿的感情都害怕。你不写信，可你打电话；你不幻想，可你出去周末旅行；你在恋爱上有理智，在政治上就没有理智了。真是一种可怜的人生。”

我只用一只耳朵听着，而另一只耳朵，却在设法听着布劳米勒的话。他早已有点儿醺醺然，正在跟帕特里夏·霍尔曼说，她应当让他教她开汽车。他会把所有的门道全都教给她呢。

我一看有机会，便将他拉到了一边。“这可不对头啊，奥斯卡，一个运动员对女人的事太操心了。”

“我可不在乎，”布劳米勒说，“我有强健的体魄。”

“好得很。这么说起来，我就告诉你一件真会对你的健康不利的事情——假如有人用这个酒瓶往你脑袋上砸一下。”

他咧着嘴笑了笑。“别那么威胁我，孩子。你知道怎样的人才使人一望而知是一个对女人献殷勤的吗？就看他在喝醉了的时候，举止行动也是温文尔雅的。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是一个大言不惭的家伙。”我答道，便离开他走了。

我倒不怕他们中间有谁真会对她有非分之想——我们这一伙里是绝不会有的。可是我就不很明白，那个姑娘会怎么样，很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人会怀着爱慕之心，献个殷勤。我们彼此间了解得太少，我这就一点儿把握也没有。不过，到底怎么样才能有把握呢？

“我们要不要悄悄地溜走？”我问她。

她点点头。

我们在马路上散步。天气已经转潮了，绿色和银色的夜雾慢慢地升到了城市的上空。我抓着她的手，让它伸进我的外衣口袋里。就这样我们散步了很久。

“累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微笑着。

我指着路过的几家咖啡馆。“要不要再到这些个地方去坐一会儿？”

“不。现在不想再进去了。”

我们向前走着，于是走到了墓园。树枝在作响，树顶都已经看不分明了。夜雾逐渐浓重的时候，神异的微光开始亮了起来。五月的甲虫从菩提树里飞出来，兴奋地直转，撞着街灯那湿润的玻璃。夜雾使一切东西都幻变着，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蒙，对面那家旅馆早已像一艘电灯通明的大海轮浮在沥青乌黑的镜面上，后面那座教堂的灰影，幻成一艘桅杆高耸的可怕的帆船，在灰红色光芒中消失了。如今便有一长排游艇似的屋宇，在漂流着蠕蠕移动。

我们默默地并坐在一起。夜雾将一切东西都变得缥缈起来——连我们在内。我瞧着那个姑娘，街灯的光芒照射着她睁大的眸子。“来，”我说，“靠到我这儿来。否则夜雾就要把你带走了。”

她转过脸来对着我。她在微笑，嘴唇微微地翕开，她的牙齿在熠耀，她的大眼睛在瞅着我。可是我觉得她根本没有看见我，仿佛她的微笑掠过了我，注视着飘过的银色的夜雾；仿佛她被树顶上拂动的风、被树干上滴落的雾气凝成的水珠，悄悄地惊动了；仿佛她在倾听着树木后面、世界后面的隐秘，而听不见别的召唤；仿佛她必须立刻站起身来走开，穿过夜雾，漫无目的而坚定地追踪着那地球和生命的神秘的叫喊。

我将一辈子不会忘记那张脸，一辈子不会忘记它那时候是怎样倾心着我，它怎么样流露出深情，它怎么悄悄地蕴蓄着柔情蜜意，以一种闪耀的宁静，仿佛开花似的。我将一辈子不会忘记，她的嘴唇怎么样凑近我的嘴唇，她的眼睛怎么样凑拢我的眼睛，怎么样紧靠在我的面前，瞅着我，询问地、严肃地、骨碌碌、亮晶地，然后又怎么样慢慢地闭起来，好像自愿投降似的……

夜雾在漂浮着，漂浮着。墓园里的十字架，苍白地兀立在夜雾中，我用自己的大衣，将我们紧紧地裹住。整个城市都沉没了。时间也消逝了。

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夜风逐渐地刮得紧了起来，黑影从灰色的空气里，朦胧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听到的脚步声，这中间还夹着轻柔的絮语。接着是六弦琴的令人窒息的乱弹的音响。我抬起脑袋。黑影移得更近了，变成几个黝黯的人形，围成一个圆圈。岑寂。然后蓦然间有人大声地唱着：“耶稣吩咐你来临——”

我怔了一怔，便坐起身子，仔细谛听。这是什么啊？我们在哪儿？在月球上吗？这是合唱队呢，天哪——一班女声的两声部合唱队！

“犯罪的人们，犯罪的人们，起来吧！”这声音，合着大军进行曲的节拍，在墓园里回响。

我瞅着帕特。“你说这是什么？”我说。

“到慈悲的宝座上来——”跟着轻快的脚步，这个歌声在继续着。

我立刻就恍然了。“亲爱的上帝！原来是救世军！”

“别让罪恶到处横行——”那些黑影又用渐次增高的声音在劝勉。

光芒在帕特褐色的眸子里跳跃。她笑得嘴唇肩膀都抖动起来。

那歌声又用极高音势不可当地继续唱道——

焚烧的地狱，可怕的苦刑，

都是罪孽的报应，

耶稣在呼召——趁时间未晚，

快来，浪子快来忏悔吧。

“闭上你们的鸟嘴，为了基督。”一个愤怒的声音突然在夜雾中嚷着。

半晌，受惊的沉默。可是救世军对这种扰乱已习以为常了。以一种新增的力量，合唱队又开始歌唱了。

“你独自在世界上——”这是一个独唱的声音。

“安静一点吧，”那个愤怒的声音又咆哮起来，“在这个地方，一个人难道也得不到宁静吗？”

“撒旦的诡计，就要引诱你了——”是一阵尖锐猝发的和音。

“看你们这群老不死的能不能够引诱我咧。”夜雾中爆出这么一句急遽的回答。

我笑了起来，而帕特也忍俊不禁了。我们两个人因墓园里的这一场决斗都笑得喘不过气来。救世军知道在这儿的凳子上，一定坐着没有别的去处可以躲避市嚣的难民。因此他们决定到这儿来巡礼一下。他们来进行星期日的袭击，以拯救灵魂。用那种虔诚、怪诞、洪亮而未经训练的嗓子，宣说他们的教义，而六弦琴则一直响着“呜巴——呜巴——”的和音。

墓园活过来了。夜雾中传出痴笑和吆喝，每一条凳子仿佛都坐满了人。寂寞的为爱情反抗救世军的人从四面八方得到了同情者的无形的增援。一班抗议的合唱队，立刻便形成了。那中间一定有一个吃惯军粮的老兵士，曾经醉心于军歌的——因为打那个强硕的肺叶里，立刻发出了那不朽的歌声：“我曾经到过汉堡，见识过繁华的世界。”

“不要再硬起你们的心肠——”又是那个苦修的合唱队发出来的尖锐声音，因为那些戴着下垂火斗帽的救世军，其时简直很愕然了。

可是恶人终于胜利啦。“我的名字，我不会说出来的，”打几十个粗壮的喉咙里爆出这个真诚的反驳，“因为我是一个流浪街头的姑娘——”

“我想我们还是就回去吧，”我跟帕特说，“我知道那支歌的。有好几段歌词，一段比一段更坏呢。走吧。”

又到了市区，照例是呜呜的喇叭，辘辘的轮声。可是它仍然是很迷人的。夜雾把大汽车幻成怪诞的巨兽，把小汽车幻成偷偷窥视的目光炯炯的猫，把商店橱窗幻成阿拉丁的魔洞。

我们走在街道上，绕过墓地，穿过游乐场。旋转机升入雾霭溟蒙的夜空，仿佛一座旋转着的音乐悠扬的高塔，魔轮涌出紫光、金光和笑声，迷宫熠耀着蔚蓝的焰火。

“祝福那迷宫！”我说。

“为什么啊？”帕特问。

“因为我们曾经一块儿去过。”

她点点头。

“那仿佛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此刻我们要不要再去啊？”

“不，”我说，“不要再去了。你想喝点儿什么东西吗？”

她摇了摇头，样子挺可爱的。夜雾仿佛一阵幽微的香泽，把她烘托得更美了。

“你还没有累吗？”我问。

“不，还没有。”

我们走到放着套环和挂钩的木棚里，电石灯发着白色的光芒，高悬在门口。帕特瞧着我。“不，”我说。“我今天不想套了。一个环子也不套。即使亚历山大大帝[18]的酒窖全都作为奖品，我也不想再套了。”

我们向前走去，穿过广场，经过城市公园。“月桂树一定在这儿附近咧。”帕特说。

“是的，在草地那边，你早已闻到那股香味啦。真香啊，你说呢？”

她瞧着我。“当然啰。”她说。

“一定开了花啦。现在满城都闻得到了。”

我小心翼翼地左右顾盼，看看什么地方还有空着的座位。可是不管应该归罪于月桂树，或者应该归罪于星期日，还是归罪于我们自个儿，我却一个座位也找不到。所有的地方都给人家占去了。我望了望表，早已过了十二点。

“来吧，”我说，“我们到我家里去。那边，我们可以清清静静的。”

她没有作声，可是我们转身往回走了。在墓园里我们却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原来那支救世军已经得到增援。合唱队如今变成了四部，不但有女救世军，而且还有两排穿着制服的男救世军。歌声不复是尖锐的两部合唱。却像一架风琴似的变成四部了。在墓碑上空又回荡着圆舞曲节奏的《金色耶路撒冷城》的歌声。

对方已经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全被肃清了。“坚韧”，我的一位老校长希勒曼常常说的，“坚韧和勤勉要比天才和放纵更重要”。

我关上门，思量了一下。然后开了电灯，走廊活像在打呵欠，张着蜡黄可怕的大嘴。

“你把眼睛闭上，”我轻轻地跟帕特说道，“这种光景，只能给凡事无动于衷的神经去应付的。”我把她托起来，踏着往常的脚步，倒像还是我独自一人似的，缓缓地经过箱笼和煤气管，走进我的房间，“这儿糟糕吗，嗯？”我腼腆地说，瞪看着迎接我们的一片绒布的海。那几张锦缎的靠背椅子，那些地毯，那座哈塞的台灯，都已经没有了。

“根本没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帕特说。

“哦，虽然糟糕，”我答着，便走到了窗前，“可是这儿的风景至少还很美。让我们把靠背椅子拉到窗子那边去吧。”

帕特在房间里踱了一圈。“不怎么坏咧。而且温暖而可爱。”

“你冻着了吗？”

“我喜欢温暖，”她说，“我受不住冷和雨。”

“天哪——可是我们一直都坐在外面夜雾里呢。”

“就因为那样，所以如今在这儿，便见得更好了。”

她舒展了一下四肢，又用飘逸的脚步在房间里巡礼。我觉得很窘，便急匆匆地环顾着——感谢天，幸而没有什么东西四散在那儿。一双破旧的拖鞋，被我伶俐地往后一踢，已经飞到床底下去了。

帕特在衣橱前站住，抬起了脑袋。衣橱顶上放着一只伦茨给我的破旧的手提箱，上面满是他在旅行时贴上的彩色的贴纸。“里约热内卢，”她念着，“马瑙斯、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拉斯帕尔马斯……”

她把手提箱推了回去，向着我走来。“那些个地方，你都去过吗？”

我喃喃地咕哝着什么。她拉住我的胳膊。

“来吧，告诉我，告诉我关于那些个城市的事吧，一定是好玩儿的，旅行得那么远……”

那是我吗？我看见她站在面前，美丽、年轻，带着渴望的神情。一只蝴蝶，出于一种愉快的偶然，飞进我偏窄而破陋的房间，飞进我卑微而没有意义的生命，和我在一起，然而又并未完全和我在一起，只要轻轻吹一口气，它也许就会升起而飞开……责备我，惩罚我吧。我不能，我就是不能说一个“不”字，不能说我从来没有到过那些个地方，到如今还没有……

我们伫立在窗前，夜雾压着窗棂，散成一阵阵的波浪，我觉得在它后面，又蠕动着秘密隐事，过去的足迹，恐怖的忧郁的岁月，孤独，恶行，浪费了的生命的片段，迷惘，在漫无目的的生存中精力的无谓的挥霍。可是这儿，在我面前的黑影里，撩乱人心地靠近着，那个沉静的呼吸，那个抓不住的现实，那是温暖，是清晰存在的生命，我必须执住它，我必须征服它啊。

“里约……”我说，“里约热内卢是一个神话故事里的港埠。海水在海湾四周汇成七道弯流，城市白皑皑、亮晃晃地高矗在上面……”我便开始叙述那些郁热的城市，那些无垠的原野，那些大河的黄浊的水流，那些光芒闪烁的岛屿，那些鳄鱼，那些被森林吞噬的道路，还有在扁舟穿过黑暗郁热而发着腐烂的香子兰和兰草气味的河面的时候，那些野猫的吼叫。这一切我原是打伦茨那儿听来的，可是此刻却全像我自个儿的经历和记忆。这些记忆和给我的渺小与空虚的生命涂上一层迷人光彩的企图奇怪地杂糅在一起，目的是不失去这张异样可爱的脸，这个突然降临的希望，这朵幸福的鲜花，单跟这个一比我已经觉得微不足道了。这一切，以后我全可以解释的，当一切更安定，而我也更能把握以后。以后，可并不是现在哪。

“马瑙斯，”我说，“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每句话，都是一种恳求，都是一种誓言。

夜。外面开始下雨了，雨点轻盈而温柔地下着。全不像一个月之前只跟菩提树的光秃枝干搏斗时那么嗒嗒地下着了，现在却是在柔嫩的新叶中飒飒地轻轻地下着，雨点敲打着新叶，追逐着它们，在这神秘的季节，雨水偷偷地流淌到根边，然后升起来，自身变成了树叶，又复期待着初春之夜的雨水润泽了。

万籁俱寂。街上的市声已经静止。一盏孤零零的街灯在人行道上闪烁。树木的新叶被灯光打下面一照，看上去差不多是苍白透明的，而树顶又像晶莹熠耀的风帆……

“听那雨声啊，帕特——”

“哦。”

她躺在我旁边。雪白的枕头，衬托着她黝黑的头发，在黑发底下，她的脸便愈显得苍白了。一个肩膀耸起着，被灯光什么的一照，看去活像一座雕镂的铜像，而一狭条光芒，也投落在她的手臂上。

“瞧啊——”她说着，便举起双手，放在光芒里边。

“我猜，那是外面街灯照射过来的。”我说。

她坐起身子，如今，她的脸也在灯里边了，灯光照着她的肩膀，照着她的胸脯，黄澄澄的，仿佛细芯蜡烛的光芒，只是在幻变，在融化，在汇合，转成了桔色，中间横亘着蔚蓝的圆圈，然后突然有一片灼热的红色，如同一道灵光似的衬在她背后，逐渐往上游移，逐渐爬上了天花板。

“这是对面的香烟广告。”我说。

“你瞧，你的房间，此刻多么美哪。”她说。

“美，是因为你在这儿啊，”我说，“而且，它以后也不会再跟从前一样了——因为你曾经到过这儿。”

她在床上跪起，完全沐浴在浅蓝色的亮光中间。“可是，”她说，“以后我要常常到这儿来了，常常的。”

我悄悄地躺着，瞅着她。仿佛在温柔的清晰的睡眠中，我看到了一切——松懈、坚毅、恬静，非常愉快。

“你那种样子，真是多么美哪，帕特。比你穿上任何的衣服，都更美呢。”

她微笑着，向我俯下身子。“你一定要爱我的，罗比。要很爱我。我需要很多的爱。没有了爱，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咧。”

她的眼睛凝视着我。她的脸紧挨着我的脸。那上面洋溢着激情，诚挚，充满了一种感情的力量。

“你必须挽着我，”她喃喃地说着，“我需要有人挽着我，否则我会摔倒的。我害怕。”

“你不像会害怕呢。”我答道。

“可是我真的是害怕的。不过装作不害怕。我是常常害怕的。”

“我一定会挽着你的，帕特，”我说着，自个儿仍然在那种缥缈的、似醒非醒的美梦里，在那种摇曳的清晰的睡眠中，“我一定会紧紧地挽着你的，帕特。你甚至将会感到很惊奇呢。”

她用手捧住我的脸。“真的吗？”

我点点头。她的双臂仿佛映在深水中，成了绿色。她窒息地低叫了一声，便倒在我身上，仿佛一阵浪潮，一阵闪烁的轻微的温柔的浪潮升起来，把一切都给淹没了。

她睡在我怀里，我不时地醒过来瞧她。我觉得黑夜永远不会停止似的。我们正在逝去的时间中漫无目的地漂浮着。一切都来得那么突兀，我简直不理解。我知道，对于男人，我的确是一个好同志，可是我就想不出一个女人为什么会爱我。我以为，也许这不过是今天一夜的事情，我相信一觉醒来，一切就会烟消云散了。

黑暗变成了灰色。我悄悄地躺着。我那只垫在帕特头下的胳膊已经麻木了，我再也不觉得什么啦。可是我并没有动弹。只是在她翻过身去压着枕头的时候，我才挪移一下。我轻轻地爬起床，毫无声息地刷过牙齿，刮过脸。还用了点儿香水，擦着我的头发和肩膀。真古怪，这灰色的房间，是这样的悄寂，有着这样的深意，而外面却是树木黝黯的剪影。

我转过身子，便看见帕特已经睁开眼睛，直瞪着我。于是我立定下来。

“来啊。”她说。

我向她走过去，坐在她床沿上。

“这一切都还是真的吗？”我说。

“你为什么这样问呢？”她说。

“我不知道。也许，因为这是早晨的缘故。”

天色又亮了一点。

“现在，你必须把我的东西给我啦。”她说。

我打地板上捡起那套薄绸的衣裳。衣裳是那么轻，那么小，我将它抓在手里。就是这么点儿东西，也是不同寻常的，我想一个穿着这一套衣裳的人，一定是与众不同的。我可能永远不能理解这一点，永远不能呢。

我把东西递给她。她用手臂围住我的脖子，吻我。我便紧紧地将她搂住了。“帕特。”我唤道。

之后我送她回家。我们没有再交谈什么。只肩并肩地穿行在银色的破晓曙光中。送牛奶的小车辚辚地滚过小圆石，报纸已经在分送了。一个老头儿坐在一座屋子前熟睡着，他的上下颌在颤抖，仿佛永远不会停止似的。骑着自行车的人带着面包篮子急驶过去，新鲜面包的味儿弥漫在街头。在我们头顶上，一架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飞过。

“今天呢？”在门口，我问帕特道。

她微笑着。

“七点怎么样？”我问。

她一点儿看不出倦容。神清气爽的，倒像酣睡了一整晚。她跟我吻别。我就站在她的门外，直到我看见她房里开亮了电灯。

于是我走了回来，在路上，我想起了许多应该告诉她的事情，许多应该告诉她的美好的话。我一路在街头蹀躞，想起了一切我应该说应该做的事。要是别人换了我，一定会这么做。然后我走到了市场，载着蔬菜、肉类和鲜花的车辆，早已都在那儿了。我知道花同样这点儿钱，在这里可以买到比店铺里多上三倍的鲜花。于是我拿身上所有的钱买了郁金香。鲜花真是美丽得出奇，而且完全是新鲜的，连花瓣里的水滴都还在。我买到了一大把。那个卖花的人，答应我在十一点左右，送到帕特那儿去。她这么承诺我的时候，兀自向我笑着，还添上了一大束紫罗兰。

“那位小姐至少可以和这位良友共处两个星期呢，”她说，“只是要在水里不时放点儿阿司匹林。”

我付了钱给她，便慢慢地走回家去。

10

那辆福特已经在工场里修理好了，而新的工作却还没有接来。我们总得要忙着什么事情。克斯特和我便来到一家拍卖行里，想买一辆放在那边待卖的出租汽车。出租汽车是常常可以再脱手的。

那家拍卖行是在城北的一间马房里。除了那辆出租汽车，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陈列在空地上：几张床、几张东倒西歪的桌子，一只镀金的鸟笼，里边有一只会说“哈啰，宝贝！”的鹦鹉，一只老祖父的时钟、几本书、几架碗橱、一套陈旧的衣服、几把厨房里用的椅子，还有几件烹调用的器皿——全是些残破生活中的可怜的家什。

我们到得太早，连拍卖行老板都还没有来呢。

我在那些拍卖的东西中搜寻，却发现了几本陈旧的书籍——是些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品，便宜而破烂的版本，书边上还有不少手写的注释。在这些褪色而残损的书页中读到的不复是贺拉斯[19]和阿那克里翁[20]的诗歌——只是一个逝去了的生命的痛苦和绝望的呼唤。不论它们的主人是谁，这些书籍对于它们的主人，都曾经是一种逃避的天堂。他曾经保存到最后——假如他把这些书籍卖到这儿来，那便是说，他的生命也已经完了。

克斯特打我肩膀上瞧着。“感伤吗？”

我点点头。“这些也是一样的呢，奥托，”我说着，指着别的东西，“厨房里用的椅子和衣橱，卖到这儿来也绝不是玩的。”

我们走到停放在院子角落里的汽车前面。有些个地方油漆都已经剥落了，可是汽车倒还是很干净的，便是遮泥板底下也是这样。一个垂着两只大手的矮个胖子，站在旁边。他呆呆地直瞪着我们。

“机件都看过了吗？”我问克斯特道。

“昨天都看过了，”他说，“有点儿用旧了，可是都保养得很好。”

我点点头。“差不多，”我说，“看来是今天早晨才洗过的，奥托。那些个拍卖行里的家伙，绝不会那么做吧。”

克斯特摇了摇头，瞧着那个矮胖的人。“他大概是车主。昨天也在这儿的。我看他擦抹着汽车。”

“见鬼，”我说，“那个人简直像一只丧家之犬呢。”

一个青年穿过院子，走向汽车。他穿着一件大衣，腰里束了根带子，脸蛋儿漂亮得讨厌。

“就是这辆车了，我想。”他一半儿对我们，一半儿对那个人说，还用手杖轻敲着车盖。我看见那个人畏缩了一下。

“不值什么钱的，不值什么钱的，”腰里束着带子的人这样趾高气扬地说，“这点儿油漆，不值一个铜钉，倒是一件了不起的老古董，应该给陈列到博物馆去的，不是吗？”他因自个儿这几句俏皮话，自鸣得意地大笑着，还瞧着我们，仿佛要我们赞许似的。可是我们都没有笑。于是他向车主转过身去，“这么一辆老汽车，你要卖多少钱哪？”

那个人兀自咽着唾沫，可是不说一句话。

“当作废铁卖吗？”那个青年高兴地胡乱嚷道，又向我们转过脑袋。“你们两位也想买它吗？”他压低了嗓子，“待我们协商一下吧。把价钱压低再把它买下来，便宜货。回头再拿它卖掉了，利润均分。不用给他们钱的。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是蒂斯——吉多·蒂斯。”

他挥舞着手杖，故作心照不宣地向着我们直眨眼。跟这个家伙，没有什么秘密的，我愤怒地想道。汽车旁边那个沉默的人影，使我心烦。

“你知道，”我大声说道，“你不应该叫蒂斯。”

“不应该？”他受宠若惊地说。他的俏皮话，分明常常受人家恭维的。

“是的，”我接着说道，“特维普[21]，你应该叫作吉多·特维普。”

他愣住了。“当然啰，”后来他才说，“你们是两个对我一个嘛，当然啰……”

“假如你认为问题在这里，”我说，“那么随你什么时候，我都可以一个人跟你打交道。”

“谢谢，”吉多冷冷地答道，“多谢多谢。”随后便走开了。

那个脸色踧踖的矮胖子，只是站在那儿凝视着汽车，仿佛什么事情都已经全不在乎了。

“我们不要去买它了，奥托。”我说。

“要是我们不买，那么你的那只卷毛犬吉多就会买它的，”克斯特答道，“那个人啊，我们可无法帮他的忙了。”

“你说得对，”我说，“可是有很多人靠着它呢。”

“是的，可是在这种时势下，又有什么东西没有人靠着啊，罗比？你一定很明白——有我们在，卖主还算是幸运的。他会多卖几个钱。可是假如那只卷毛犬不开价，我也不开价钱咧。”

拍卖行老板来了。他行色匆匆，分明是公务繁忙的样子。他每天总要拍卖十来件东西。以一副十分精明的姿态，他开始拍卖那些可怜的零星什物。那种铁铸的心肠和实事求是的神气，显出他是一个日常在愁苦中做交易，而全无恻隐之心的人。

那些个东西，只卖了几芬尼。大多全给掮客们买去了。他们总是在拍卖行老板向他们那个方向瞧着的时候，懒洋洋地伸起一根手指，或者只是摇一摇脑袋。可是另外有一双眼睛，却不时盯着拍卖行老板的视线，这是一个女人的忧伤的眼睛，充满着希望和恐惧，注视着掮客们的手指，仿佛那是上帝的手指。

三个客人都预备要那辆出租汽车——第一个是吉多，他出价三百马克，这是头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出价。那个矮胖子向前跨了一步。他的嘴唇在翕动，可是没有作声。这会儿，他仿佛也想参加出价似的。可是他的手沉落了，终于又退了回来。

第二个出价是四百马克。吉多加到四百五十。于是都缄默了。那个拍卖行老板便叫大家再加。“没有人出价了吗？第一次……第二次……”站在出租汽车旁边的那个人，睁大了眼睛，垂下脑袋，等候着拍板。

“一千。”克斯特说。我瞧着他。“值三千呢，”他咕哝着道，“我不愿眼看着那个家伙给打垮的。”

吉多疯狂地做着暗示，他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侮辱了。“一千一百。”他嚷着，立刻用两只眼睛向我们挤眨。要是他在背后还有第三只眼睛，他也一定会立刻挤眨的。

“一千五。”克斯特说。

“一千五百一十。”吉多汗流浃背地叫着。

“一千八。”克斯特说。

吉多抚着额角，预备放弃竞争了。拍卖行老板兴奋得直跺脚。蓦然间，我想起了帕特。“一千八百五。”我莫名其妙地说。

克斯特愕然地转过脑袋，“五十由我来凑好了。”我急忙说道，“其中自有缘故，是一种投资哪。”

他点点头。

拍卖行老板把汽车敲给我们了。克斯特立刻付清了价款。

“我不是跟你说过的吗，”吉多说着，若无其事地走过来，“我们本可以花一千元就把它买下来的。那第三个家伙，一下就给吓倒了。”

“哈啰，宝贝！”他背后爆出一个黄铜似的声音——就是那只关在镀金鸟笼里的鹦鹉。

“特维普。”我补充了一句。

吉多耸耸他的肩膀，走开了。

我走到车主那儿去。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此刻站在他旁边。

“抱歉得很……”我说。

“没有什么。”他答道。

“我们本来不愿干这件事的，”我说，“可是那样你一定会得到更少了。”

他点点头，绞扭着双手。

“它是一辆很好的汽车，”他突然激动地说道，“它是一辆很好的汽车，那点儿钱是值得的。真的，你买得不冤枉咧。它本身可并不太贵呢，一点儿也不……那是……”

“我知道。”我说。

“可是我们一个子儿都不会到手的，”那女人说，“全部给还债啦。”

“我们不久又能积蓄起来的，妈妈，”那个人说，“我们就会积蓄起来的。”

女人不作声。

“当一挡换到二挡，它会发出一点儿声响，”那个人说，“可是那并不是毛病，它还是新车的时候就是那种样子的。”他好像在讲着一个孩子，“我们买来了三年，从来没有过一点儿毛病。你瞧，我生了病，又有一个人欠了钱不还，一个朋友……”

“一个流氓。”女人板着脸说。

“妈妈，”那个人说着，盯住了她，“我就会积蓄起来的，妈妈，你说会不会啊？”

女人不作声。那个人却浑身给汗水湿透了。

“给我你的地址，”克斯特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位司机咧。”

那个人用他结实忠厚的双手，殷勤写着，我瞧着克斯特。我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们要能够替他想办法，还需要一个奇迹呢。而这种时势，根本就不会有奇迹的，看光景他多半还是要败落下去咧。

那个人活像一个发高热的病人似的喋喋不休地说着。交易已经过去了，此刻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在空场上。他又教给我们冬天起步时候的诀窍，他一再讲到那辆汽车，最后他才缄默了。“来吧，阿尔贝特。”女人说。

我们跟他握握手，他们便走开了。我们目送着他们，直到看不见了，才发动了汽车。

当我们驶下那条街道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矮小的老太婆，手臂里夹着一只鹦鹉笼，正在挡开一大群孩子。克斯特把汽车开了过去。

“要我把你送一段吗？”

“在这种时势？谁还有什么闲钱坐出租汽车兜风哪！”

“你不用花钱的，”奥托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是开着玩儿的。”

她怀疑地提着她的鸟笼。“可是过后总得给点儿什么吧？”

他又向她保证，于是她终于坐了上来。

“你为什么要买这只鹦鹉啊，老太太？”当她下车的时候，我这样问。

“为了晚上。”她说，“你看饲料会很贵吗？”

“不。”我说，“可是为什么为了晚上呢？”

“他会说话啊，你瞧，”她答道，睁着年老而清澈的眼睛，瞪着我，“这样，就常常有一个说话的对象了。”

“啊，是这样。”我说。

下午，那个面包店老板来开走他的福特了。他脸色灰暗而阴沉。只有我一个人在院子里。“你喜欢这种颜色吗？”我问。

“哦，哦。”他说着，惘然地瞧我。

“车厢里的设备倒是挺好看的。”

“当然啰……”

他仍然在等着，分明还打不定要走的主意。我以为他会向我们要点儿东西去——小插座啊，烟灰缸之类的东西。

可是结果却并不然。他在四周蹀躞了半晌，检查着这个和那个，然后他睁着充血的眼睛望着我，说：“只要想到不过几星期之前，她还坐在那儿，活生生而愉快地……”

我愕然地发现他居然那样伤感，便猜到他上回带来过的那个俗艳的小女人，已经在开始伤他的脑筋了。

“她真是一位贤妻，”他接着又说，“我不妨说，是一颗明珠。她从来没有要过一样东西。十年来，她一直穿着那套衣裳。罩衫什么的，都由她自个儿缝制。还有那家务——连保姆都不请咧。”

啊哈，我想，那位新人就不成了，那是很显然的。

他告诉我，他的太太曾经怎样的俭省。省钱的回忆，居然使这个游戏人生的家伙，感动得这样的深刻，真是很奇怪的。她甚至连照片都不肯拍，说是太费钱了。她只有一张结婚照，还有几张快照相片。

于是我灵机一动。“你应该请人画一幅又好又真的遗像哪，”我说，“那么，你就一直可以有一样东西纪念她了。日子一久，照片会褪色的。离这儿不远，住着一位画家，他会画那些个遗像呢。”

我便告诉他费迪南德·格劳的业务。他立刻怀疑起来，而且以为价钱一定很贵的。我向他保证，要是我陪他一块儿去，价钱更会特别便宜。他想溜走，可是我不让他走，告诉他假如他真的喜欢他太太，那么这点价钱绝不能算太贵。最后他果然同意了。于是我跟费迪南德通了个电话，让他做一番接洽的准备，然后陪着那个面包店老板，一块儿上他家里去拿他太太的照片。

那个黑脸膛的女人，打铺子里奔出来招呼我们。她在福特周围直打转。“漆红的要好看得多了，普比。可是，你总要照你的蠢办法。”

“那也很好呵。”普比懊恼地说道。

我们走到上面会客室里去，那个黑脸膛的女人也跟着。她那骨碌碌的眼珠子，扫射到各处。面包店老板这可失魂落魄啦。他不敢在这双眼睛的逼视下找寻那些个照片。“请你出去一下吧。”他终于率直地说了。

她撅起了嘴唇。“好一个薄幸的情郎！”

胸脯在紧窄的罩衫下掀动，她倔强地一旋身走出了房间。打一本绿丝绒的照片簿里，老板拣出几张照片，递给了我。他太太是新娘的打扮，他自个儿倚在旁边，翘着乌油油的髭须，她站在那儿，笑着。还有一张，她已经清癯消瘦，给工作折磨得憔悴了，睁着一双惊惶的眼睛，坐在一把椅子的边上。两张小小的照片，一世的人生。

费迪南德·格劳穿着一件军服大衣，出来迎接我们，样子严肃而正经，那是他做这项生意的诀窍。他体验到，对于许多居丧的人，尊重他们的悲哀，比悲哀本身都更重要呢。

在他画室的墙壁上，挂着几个镀金的镜框，里边全是些赫赫动人的油画，下面附着原来微小的照片，使顾客们一望而知，连最模糊的照片，也一样可以画出酷肖的画像。

费迪南德领着那个老板看了一圈，问他喜欢哪一种式样。老板便反问他，价钱是不是依照尺寸的大小。费迪南德便说，这倒不是尺寸问题，而在乎画法上的差别。这样，那老板便立刻表示，他喜欢那张最大的。

“你的眼力倒不差，”费迪南德评论道，“那是博尔盖赛公主[22]的画像。八百马克，连镜框。”

老板的下颌于是落了下来。“不连镜框呢？”

“七百二十。”

老板还他四百。费迪南德摇着他的狮子头。

“四百马克，最多只能给你画一个面部的侧影。还不是一张脸部完整的半身像。这个需要加倍的工夫呢，你要知道。”

老板想，就是一个面部的侧影，毕竟也很可以了。费迪南德便提醒他，两张照片都是正面的形象。“连提香[23]都没有办法通过这些照片画出一个侧面像的。”他说。老板直淌汗，他真是说不出的懊恼，为什么当初拍照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他又不能不承认费迪南德的话是对的——正面形象比侧影的确多上半张脸，价钱贵些，当然是名正言顺的了。

老板不肯答应。费迪南德一直都十分矜持，到此刻他才开始劝说了。他那有力的低音，在宽大的画室中回荡。以专家的身份，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手段是高明的。老板立刻就动心了，尤其当费迪南德表示，这么有气派的一张照片，却给绘成一幅糟糕的画像，多么不相称！

“好吧，”他终于说话了，“可是你要记着，现款九折。”

“好的，”费迪南德答道，“可是得预付这些个费用：油彩，帆布——三百马克。”

他们讨价还价了一阵，然后讲妥条件，开始谈到画像的细节。老板要求加绘一副珍珠的项链和一只钻石的胸针，作为奉送。原来这两样东西，照片上都是没有的。

“当然啰，”费迪南德解释道，“你太太的珠宝，当然应该给绘上去的。最好你能够把东西带到我这儿，放上一个小时，那就可以绘得逼真了。”

老板脸红起来。“我现在还没有咧。那是……那是，哦，那是她亲戚的。”

“啊，是这样！哦，那倒不要紧。你说的胸针，譬如说，是不是就像那边一张画像上的啊？”费迪南德说。

老板点了点头。“没有那么大。”

“好的。那么我就照那个样子画。项链也不用拿来了。反正珍珠的样子总是差不多的。”

老板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么，什么时候可以绘好呢？”

“六个星期。”

“好的。”老板告辞出去了。

画室里只有费迪南德跟我两个人。

“你真的需要六个星期吗？”我问。

“啊，你怎么说啊？也许四五天就够了。可是，我不能那么告诉他，否则他会估计我每小时的酬报，而以为他自个儿吃了亏啦。六个星期，他就满意了。博尔盖赛公主，也是一样的把戏——这是人类的本性，我亲爱的罗比。要是我告诉他，那是一个女裁缝啊，他一定会把那幅画像估计得不值一半。仿着那张画像上的样子，替人家亡妇绘首饰，这已经是第六次了。他们都有同样的首饰，奇怪的巧合，不是吗？那是一幅出众的画像，那一幅路易丝·沃尔夫老人家的。”

我环顾四周，都是些原主没有拿去或者没有付款的画像，板着不动的脸，睁着早已在坟墓里腐朽了的眼睛，打墙壁上俯瞰。全是些曾经能呼吸，曾经有希望的人……

“这会不会使你悲伤呢，费迪南德？”

他耸了耸肩膀。“不是悲伤，而是愤世嫉俗。一个人想到生命，才会悲伤，一个人看见人家在怎样生活，倒是会愤世嫉俗的。”

“是的，可是至少对有些人，那是很痛苦的。”

“你说得对。可是假如那样，他们就不会绘什么遗像啦。”

他站起身来。“归根结底，罗比，他们能够有那么一点儿于他们很重要的乐趣，不是也很好吗？这样，会使他们生活下去，而且在他们孤独的时候，会使他们避开噩运的日子。而孤独，真正的孤独，连幻梦都没有，那会叫人发狂的，而且会叫人自杀的。”

这个空洞洞的大房间，活像一座黄昏时分的拱墓。隔壁，可以听得到踱来踱去的脚步声——那是这里的房东。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到这里来的时候，她总是不出来的。她挺恨我们，因为她认为我们在帮着格劳去对付她。

我出来了。下面街头扰攘的市声，像一个温暖的浴池。

11

我正在往帕特家去的路上。我去找她，这还是第一次。以前，若不是她到我家里来，便是我到她门外去见她，然后一块儿上一个什么地方去。总仿佛她一直只是在做客似的。我想知道她更多一点。我想知道她生活的情况。

在旋转机后面的那座公园里，正盛开着鲜花。我跃过栏杆，动手摘下了一朵白色的丁香。

“你在做什么呀，我的朋友？”突然传出一个尖厉的声音。

我抬起头。一个脸色像葡萄酒般红红的，白胡子光油油的家伙，正在愤愤地瞅着我。他既不是一个警察，也不是一个园丁。一望而知是一个退伍的高级军官。

“那是显而易见的，”我谦恭地答道，“我在折丁香呀。”

那个家伙直愣了半晌。“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一个市立公园吗？”他激动地咆哮着。

我向他和蔼地微笑。“是吗，我还以为这是加那利群岛呢。你知道，那是美丽的金丝雀飞来的地方。”

那个家伙脸色发紫了。我生怕他会中风。“赶快滚出去，家伙！”他用营房里出操喊口令的高嗓子嚷，“你在盗取公物。我要把你逮捕起来。”

我其时已经采够了丁香花。“你来抓我吧，老爹。”我招呼着那老家伙，然后跃过了对面栏杆，一溜烟不见了。

到了帕特门口，我又整了一下衣裳，然后慢慢地走上楼梯去。屋子很新，设备都是现代化的，跟我那座颓败而自负的“营房”，倒是一个绝妙的对照。楼梯上铺着一块红地毯，察莱夫斯基太太那里可没有，更不用说电梯了。

帕特住在三楼。门口钉着一块自命不凡的铜牌：埃格伯特·冯·哈克，中校。在按门铃之前，我又无意间整了整领带。

开门的是一个戴着白便帽束着小围裙的姑娘，她与我们那个斜睨眼的懒女人弗丽达，真不可同日而语。我开始觉得非常地踧踖。“洛坎普先生吗？”她问。

我点点头。

她不再说什么，领我穿过楼梯前头的一块小小平地，然后推开一扇房门。要是埃格勃特·冯·哈克中校全副戎装地站在那儿，对我严厉地审视，我也不至于那么惊奇！一排排挂满勋章的将领的画像，打墙壁上威武地俯视着我这个平民，气派非凡。可是当帕特跨着可爱的阔步向我走来，这个房间也突然变成一个温暖和愉快的岛屿。我关上房门，第一件事情，便是小心翼翼地用胳膊挽住了她。然后递给她那些偷来的丁香。“这儿，”我说，“市政府送给你的。”

她把花束放进了搁在窗边地板上的光亮的大陶钵里，当她那么做着的时候，我愕然地环顾着房间的四周。愉快的柔和的颜色，有点儿陈旧的、可爱的家具，一条浅蓝的地毯，色彩雅致的帘幔，罩着褪色套子的舒服的小小靠背椅……

“我的天，你怎么会找到这样一个房间的呢，帕特？”我说，“别人家出租屋子，总是只把几件破旧的家具和没有用的生日礼物放在里边的。”

她把插着花的花瓶，小心翼翼地推到了墙边。我看见她纤细弓形的脖子、笔直的肩膀和太瘦了一点儿的手臂。当她跪伏着的时候，看去活像一个孩子，一个人家必须怜惜她的孩子。可是她的举止，却是无比的大方。后来她站起身来，偎依着我，便又不复是一个孩子了。她的眼睛和嘴唇又流露出一种询问似的期望，以及那么使我陶醉的神秘，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我相信这是硕果仅存的。

我把胳膊搭上她的肩膀。这样子抚摩她，确是很可爱的。“这些都是我自个儿的东西，罗比，”她说，“这所房子，原是属于我妈妈的。她一去世，我就将它租了出去，自个儿只剩下两个房间。”

“这样说起来，这是属于你的了，是不是啊？那么，埃格勃特·冯·哈克是一位房客吗？”

她摇了摇头。“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了。我保不住这份家私。我不得不出卖其余的家具，还把房子也放弃了。我此刻在这儿，可说是寄宿的性质。可是，你又怎么会讨厌起那位老埃格勃特来呢？”

“没有什么。只是我对于警察和军官，本能地有一种不痛快的感觉，打我从军的时候就开始了。”

她笑了起来。“我父亲从前是一位陆军少校。”

“陆军少校刚巧在讨厌与否的边缘上。”我答道。

“那么，你认不认识哈克呢？”她问。

我突然给一种惊怖的思想袭住了。“他是不是个子很矮，只有这么点儿高，身材挺直，红脸膛，白胡须，声音很洪亮？是不是老喜欢在公园里漫步的？”

“啊哈！”她向丁香花瞟了一眼，然后微笑地瞧着我，“不，他是一个个子高大，脸色苍白的家伙，戴着角边眼镜的。”

“那我并不认识他。”

“你要跟他认识吗？他倒是挺好的。”

“我不要！此刻我还是偏向修理工场和察莱夫斯基一边的。”

有人敲门。刚才看见的那个女侍，推着一辆低矮的小车进来了。细洁的瓷器、一银碟糕点，还有小得出奇的三明治、拭巾和纸烟，还有天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我惘然地、仔细端详了一下。“天哪，帕特。”我说，“简直像在拍电影呢。我吃东西，经常总是在察莱夫斯基的窗框外面，打油纸里拿出来的。记着，旁边还有那只壕沟里用的破旧酒精炉。请你原谅一个寄居在倒霉的公寓里的人，说不定他在手忙脚乱中会摔破一两只珍奇的杯子。”

她笑了起来。“你不会那样的。以一个汽车修理师的职业的光荣，你一定不会的。你的手指一定很灵活。”她伸手出去抓一个壶的把手，“要茶呢，还是要咖啡，罗比？”

“茶还是咖啡？难道两样都有吗？”

“是的，你瞧啊。”

“好极了。简直像一座最富丽的宫殿！现在需要的，就只有音乐了。”

她俯过身去，旋开一架小小的手提无线电收音机，那是我先前还没有注意到的。“哦——现在你到底要什么了，茶还是咖啡？”

“咖啡，清咖啡，帕特。我是挺随便的。你要什么啊？”

“我也陪你喝咖啡。”

“那么，否则你要喝茶的吗？”

“是的。”

“那么，我们就喝茶好啦？”

“我要打此刻开始，慢慢地养成喝咖啡的习惯。你要吃糕点呢，还是吃三明治？”

“两样都要，帕特。一个人必须善用时机。等一下我也喝点儿茶。我要把你这儿的东西，什么都尝一下。”她笑着，给我装满了一大碟，“够啦，够啦！记着，我们都是一位中校的邻居。军队就讲究下级军人要处处表现得适可而止呢。”

“只有在喝酒的时候是需要的，罗比。埃格勃特他老人家呀，对于蛋白糖饼也是喜欢得什么似的。”

“真的，”我答道，“在这种时势，那些个东西，我们早已都无福消受了。”我把那张装着橡皮轮的桌子，兀自忽前忽后地推动着，那是很有趣的。它全无声息地，在地毯上直滚。我环顾四周。一切都很匀称。“是的，帕特，”我说，“这是我们祖先的生活了。”

她笑了起来。“你在胡诌些什么呀？”

“倒不是胡诌。这是时代的特征呢。”

“可是这也不过是偶然的机缘，我有这么一点儿东西罢了，罗比。”

我摇了摇头。“那倒不是偶然的机缘，也不是那些个东西，而是藏在它们背后的什么，你看不见。只有已失去那些东西的人，才会看见呢。”

她瞅着我。“假如真的想要，你也一样会有的。”

我捏住她的手。“可是我不想要哪，帕特，就是那样。我仿佛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我们这一批，随时随刻都准备着迁移的。我们已经过惯了。这是时代的问题。”

“那也是挺方便的办法，罗比。”帕特说。

我笑了。“也许是。现在，请你给我茶喝吧。我倒很想尝尝呢。”

“不，”她说，“我们再来喝咖啡。可是，万一你要迁移的话，那么再多吃点儿东西好啦。”

“你说得对。可是埃格勃特，假如他喜欢糕点，要不要留出一点儿待他回来？”

“也许好的。可是他一定也估量到，下级军官会向他报复呢。那也是时代的问题。你就吃完了吧。”她目光炯炯，样子妩媚极了。

“你也知道我下次万一要迁移的时候，有一样东西不会放弃的吗？”

她不出声，可是她瞧着我。

“就是你，”我说，“现在我要向埃格勃特报复了。”

那天中午我在小酒馆里只喝了一碗汤，因此把这些个东西一起吃完，原是不难的。在帕特的怂恿之下，我连一大壸咖啡，都一起喝光了。

我们坐在窗边，抽着烟卷。薄暮在屋顶上涂满了红色。“这儿很清幽，帕特，”我说，“我不难想象到，一个人的确可以几个星期都不愿意出去的——直到完全忘记了外面那种卑鄙龌龊的杂务。”

她微笑起来。“有过一个时候，我以为自个儿绝不会再出去了。”

“怎么说呢？”

“我病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什么病啊？”

“也没有什么大病。可是我必须卧床。我想大概是成长得太快，而吃得太少了。在战争时期和战争过后，东西当然是不大容易得到的。”

我点点头。“那么，你在床上躺了多长时间呢？”

她迟疑了一下。“大约有一年。”

“那就时间很长了。”我定睛瞧着她。

“事情已经过去，而且已经过去得很久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仿佛觉得那是一世似的。你还记得有一次在酒吧里，你告诉我关于瓦伦丁的事吗？不是说，战事过后，他就永远不能忘记活着是一种多么愉快的事吗？不是说，除此以外，什么事情他都不在乎了吗？”

“你的记忆力倒是好得很呢。”我说。

“因为我理解得很透彻。打那个时候起，我就很知足了。我只怕自个儿很浅薄，罗比。”

“只有那些自命为不浅薄的人，才是浅薄的。”

“可是我，确是很浅薄的呢。对于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我都没有多大的兴趣。所感兴趣的，倒是那些美丽的事物。譬如说这儿的丁香，它倒使我觉得很愉快的。”

“那并不是浅薄，那是基本的哲学。是一切智慧的终极，帕特。”

“我的情形可不同。我是既浅薄又无聊呢。”

“我也一样呀。”

“不跟我一样。你刚才还说起过关于自命不凡的事。我才真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

“那是我刚才想到的。”我说。

“是的。我决定随心所欲地生活，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不管它是不是合理。而且我已经那么做了。”

我笑了起来。“为什么这样倔强呢？”

“因为大家都说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我应该节省点儿钱，找一个工作，找一个职业。可是我打定主意，我要自在，我要快乐，我要随心所欲，不锱铢必较。那是我母亲已经去世，而我又在床上躺了很久之后的想法。”

“你还有兄弟姊妹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

“我简直想象不出来。”我答道。

“你也以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吗？”

“不，这是勇敢。”

“啊，勇敢——我并不勇敢。有时候，我简直恐惧得很呢。好像在戏院里坐错了座位，却还没有离开那个座位的人。”

“那样，你就很勇敢啦，”我说，“一个人要有所恐惧，才是勇敢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否则，你不过白白花掉了你的钱。你现在花了钱，至少还得到一点什么。可是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真的什么也没有。只是为自己而生活哪。”

“了不起，那真是少见的。”

她微笑了。“可是，这就会过去的。现在，我又得开始另一种生活啦。”

“哦。什么？你跟宾丁那次正经的约会，跟这个也有什么关系吗？”

她点点头。“跟宾丁和电动留声机店的店主马克斯·马图舍特博士。”

“哦，”我说，“宾丁也许想到过什么更好的事吧。”

“他确是有过的，”她答道，“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他。”

“我劝他，最好还是别这样。那么，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八月一日。”

“哦，那就没有多少日子了。不过，也许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的事情。无论如何，你总相信我们会照顾你的生意的。”

“那么，你有没有一架留声机啊？”

“没有，可是我就会得到一架的。不过，我总是不喜欢那样的行业。”

“我倒无所谓，”她说，“你在这儿，我觉得一切都简单得多了。可是，我不应该告诉你一点儿消息的。”

“你应该。你应该把什么事情都告诉我。”

她瞧了我半晌。“好的，罗比。”她说，于是她站起身子，走到一架小小的碗橱那儿，“你猜，我这儿有什么？替你备的朗姆酒。那是很好的酒，我相信。”

她拿出一只酒杯搁在桌子上，期待似的瞧着我。

“那朗姆酒一定是挺好的，我老远已经闻出来了，”我说，“可是真的，帕特，你是不是认为现在你应该节省一点儿钱？留声机店铺缓点儿日子再去开？”

“不。”她答道。

“就随你吧。”我说。

我可以从颜色上知道，那个朗姆酒是坏了的。经售的商店，分明已经欺骗了帕特。我喝了那一杯。

“好极了，”我说，“再给我一杯。你打哪儿买来的？”

“就是那家拐角上的铺子。”

啊哈，我想，当然又是一家该死的零食店。我决定到那边去看看，还要把那个家伙臭骂一顿。

“哦，我想我应该告辞啦，帕特，嗯？”我问。

她瞧着我。“用不到这么急啊——”

我们伫立在窗前。下面的灯光，正在向上闪烁着。

“带我去看一看你的卧室，好不好呀？”我说。

她推开房门，旋亮了电灯。我站在门口，向着里边张望。各种想法掠过我的脑海。

“原来那便是你的床，帕特。”半晌我才说道。

她微笑着。“那否则应该是谁的床呢，罗比？”

“是的”我抬起脑袋，“话说得多么可笑啊。我的意思是原来那便是你安睡的地方。那边还有一部电话，我现在也知道了。好吧，我要走啦。再会，帕特。”

她用双手抚着我的面颊。此刻待在这儿有多好啊！在笼罩一切的黑暗中，紧紧挨着，躺在卧室的浅蓝的被衾之下。可是有一样东西却拦阻了我，那倒不是什么抑制，不是什么恐惧，也不是什么持重，而是压倒了欲念的一种温柔的深情。

“再会，帕特，”我说，“这儿很可爱。我觉得比想象的更可爱呢。还有朗姆酒呢……你想得很周到……”

“可是，那只是些小事。”

“在我却是重要的。我是不大习惯于这些种东西的，帕特。”

察莱夫斯基的公寓，我小坐了片刻。我不愿意帕特有什么事情要依靠那宾丁。后来，我就穿过走廊，走到埃尔娜·伯尼希那儿。

“有件正经事情想请教你，埃尔娜，”我说，“请你告诉我，女子找工作的情形怎么样？”

“哦，”埃尔娜答道，“这个问题，可真叫我难答了！情况很糟糕，假如你想知道的话。”

“无事可做吗？”

“哪一方面呢？”

“秘书啊，助理啊……”

她摇了摇头。“成千上万的人都找不到工作。那位小姐有什么特长吗？”

“她样子很漂亮。”我说。

“多少字呢？”埃尔娜问。

“什么？”

“她一分钟能够写多少字？懂得多少种语言？”

“不知道，”我说，“可是，埃尔娜，她本人的风度，你知道……”

“我亲爱的孩子，”埃尔娜答道，“我都知道啊……出身很好的小姐，享过清福，现在被迫出来了，总是这一套啊。没有希望的，我告诉你。唯一的机会，便是什么人对她发生特殊的兴趣，强插她到什么地方去。你当然总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吧。可是，我猜想你一定不会希望那样的？”

“问得好，有趣。”我说。

“绝不像你意想中的那样有趣呢，”埃尔娜似乎有点儿凄凉地答道，“我很了解那是什么情况。”我就想起她跟她的上司之间的瓜葛。“可是容许我给你一点儿忠告，”她接着又说，“还是你自个儿辛苦一点，挣得足够维持两口儿生活的钱，那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赶快结婚。”

“别再胡诌了，”我说着，笑了起来，“这些个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把握呢。”

埃尔娜显出一种怪异的神色。蓦然间，一切的活力，都仿佛离开了她，于是她显得衰老而几乎很委顿。“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她说，“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有着各种连自个儿都并不需要的东西。可是相信我，假如有人走到我这儿，向我建议，说是我们可以一块儿生活，生活得很正常，很安静，那我一定会抛开这些个东西，跟着他去，万一必要，还可以跟着他一块儿住阁楼。”她的脸又恢复了先前的表情，“可是，还是忘记了吧。每个人都有感伤的事。”她打烟雾中向我眨着眼，“就说你吧，不也一样的？”

“啊，哦……”我说。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埃尔娜警告说，“当你并不希望的时候，却最容易坠落进去呢……”

“我不会的。”我答道。

我在自个儿房间里直躲到八点钟。我坐够了，便走到常去的酒吧去找个什么人谈谈。

瓦伦丁在那儿。“请坐，”他说，“你要喝什么？”

“朗姆酒，”我答道，“打今儿个下午起，我特别喜欢朗姆酒了。”

“朗姆酒是兵士的牛奶，”瓦伦丁说，“可是，你气色倒很好，罗比。”

“真的吗？”

“真的，更年轻了。”

“胡说，”我说，“干杯，瓦伦丁。”

“干杯，罗比。”

我们把酒杯搁在桌子上，面面相觑着。然后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

“老伙伴。”瓦伦丁说。

“你这个倒霉的老酒鬼，”我答道，“此刻我们再喝什么呢？”

“还是那种酒吧。”

“好的。”

弗雷德斟满了酒杯。

“好的，干杯，罗比。”

“这是个最好的词儿呢，‘干杯’不是吗，嗯？”

“万词之王。”

我们又连说了好几遍。于是瓦伦丁就走开了。

我还是坐在那儿。除了弗雷德，一个人也没有了。我望着灯光照着的那幅破旧的地图，张着黄澄澄的风篷的船只，兀自想起了帕特，我原想打个电话给她的，可是我强忍着不打。我不愿意太思念她，我想将她当作一件出乎意外的、赏心悦目的礼物，虽然来了，却还是会去的——不过如此而已。我也不愿意让那种可能有严重后果的念头萦绕在心中。我很明白，天下的恋爱，都有一种天长地久的希望，而在这种希望中，也就藏着永远的苦痛。什么都不会长久的。什么都不会。

“再给我来一杯，弗雷德。”我说。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进来了。他们在酒吧里喝酒。女人的样子很慵倦，男人的神色很淫荡。他们一会儿都走开了。

我喝干了那杯酒。要是今天下午，我不去找帕特，也许更好一点儿。现在，我再也撇不开那幅景象了——朦胧的房间，柔和而蔚蓝的薄暮的暗影，还有那个姑娘的美丽而蜷着身子的人形，她用深沉而沙嗄的嗓音叙述她的生活和她对于生活的愿望。见鬼，我竟感情用事起来啦。原不过是一种惊人的冒险，如今却已经陷入了情感的迷雾。要不是它早已把我紧紧抓住，我一定会知道而且留意的，自个儿变成这样，难道只到今天才发现吗？为什么我要走开呢？为什么不照自个儿的心愿，跟她在一起呢？啊，见鬼，我不应该再这么胡思乱想了。随它怎么去吧，万一我失掉了她，我想一定会发疯。可是她分明在那儿，她，现在分明在那儿啊，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抛开了吧，那些顾虑对我们渺小的生命获得安全，获得保障，又有什么用呢？那股庞大的浪潮，早晚会把一切都给冲走的。

“跟我一起喝一杯酒怎么样，弗雷德？”我问。

“好的。”他说。

我们喝了两杯苦艾酒。然后又赌了两杯。我赢了。我觉得那不公道。因此我们又继续赌下去。一连五次我都赢了，接着我又连输了三次……

“我是不是喝醉了，还是外面真的在打雷呢？”我问。

弗雷德倾听着。“那是打雷。今年的第一次风暴啊。”

我们走到门口，仰望天空。什么也看不出来。只是闷热得厉害，不时响着一阵阵雷声。“我们还是为这个再喝一杯吧。”我这样建议着。弗雷德也赞成。

“这种倒霉的甘草水。”我把空杯又搁到柜台上说。弗雷德也认为我们应该试一下更强烈点儿的东西。他建议喝樱桃白兰地，我赞成喝朗姆酒。为了避免争执，我们便轮流喝着那两种酒。而且为了省得弗雷德忙着斟酒，我们都换了大杯。现在两人全高兴。我们还不时出去，看看有没有闪电。我们很希望看到闪电，可是两人都没有运气。我们一到里边，外面就有闪电了。弗雷德告诉我，他有一位女朋友，父亲开着一家小餐馆。可是他要等那老人家死了，而且确定她会承继那家小餐馆的时候，才肯跟她结婚。我觉得他有点儿过虑了，可是他认为，那个老头儿是个十分靠不住的讨厌鬼，很可能在咽气的时候，立下遗嘱，把那家小餐馆捐给天主教会。对于这一点，我是服输了。可是弗雷德还是大有希望的。那个老头儿伤了风，弗雷德认为可能是流行性感冒，不过在他那种年纪，那就很危险了。我觉得不能不告诉他，不幸得很，一个喝酒的人患流行性感冒原是无所谓的，而且一个风烛残年的老酒鬼患了流行性感冒，反而能够带病延年而发福呢。弗雷德以为那是没有根据的，真要是那样，那么那老头儿可能会给汽车轧死的。我于是也附和着，那倒是很可能，尤其在湿漉漉的沥青马路上。于是弗雷德出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下雨。可是外面还是干干的。只是雷声比刚才更响了。我给了他一杯柠檬汁，自个儿走到电话机那里。最后一瞬间，我才记起我并不要打什么电话，便向那部电话机挥着手，还做出一种脱帽的姿势。可是那时候，我发现自个儿并没有戴帽。

当我走回来的时候，克斯特和伦茨都在那儿。

“你向我喷口气吧。”戈特弗里德说。

我就喷着气。“朗姆酒、樱桃白兰地和苦艾酒，”他说，“苦艾酒，你这只肮脏的猪。”

“要是你认为我已经喝醉了，那才大错啦。”我说，“你从哪儿来呢？”

“参加一个政治会议。可是对于奥托，那就太蠢了。弗雷德喝的是什么啊？”

“柠檬汁。”

“你最好也喝一杯。”他说。

“明天吧。”我答道，“我现在要吃点儿东西了。”

克斯特一直关切地瞧着我。“不要那样子瞧着我，奥托，”我说，“我不过在纯粹的‘生活愉快’中，喝得有点儿醉罢了。不是出于烦恼呀。”

“那就好，”他说，“可是你一样得过来吃点儿东西呢。”

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完全清醒了。克斯特建议，我们应该再去看一看弗雷德。于是我们一块儿进去，发现他躺在柜台后面，仿佛死了似的。

“把他带到隔壁去，”伦茨说道，“待我来照顾他好了。”

克斯特和我，把弗雷德弄清醒了。我们给他喝了点儿热牛奶。倒是立见效果的。于是我们扶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告诉他应该休息半小时，外面的事情，伦茨他全会照顾的。

戈特弗里德也的确照顾得很好。他知道所有的价目和各种鸡尾酒。他摇起那个调酒器来，简直好像他从来没有干过别的差事似的。

一小时后，弗雷德又回来了。他有一副铁铸的肠胃，恢复得很快呢。

“对不起，弗雷德，”我说，“我们应该先吃点儿什么东西的。”

“我此刻又好啦，”他答道，“难得有这么一次喝醉，也是好的。”

“那是无疑的。”我走到电话机那边，打了个电话给帕特。刚才所想的一切，突然都变得无所谓了。她在接听着。“我在一刻钟里就到你门前来。”我嚷着，便急忙挂断电话。我生怕她也许累了，不肯答应。我真想见她呢。

她果然下来了。当她开启正门的时候，我便吻着映出她脑袋的那块玻璃。她正想说话，可是我不给她说话的机会。我吻了她一下，便和她一块儿奔下街去，直到我们发现一辆出租汽车。天在打雷，而且还有闪电。“赶快，趁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我嚷道。

我们坐进了车。第一阵雨点打在篷顶上。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圆石路上跳跃，那是很美妙的，因为每一下跳跃都使我感受到帕特在身边。一切都是很美妙的，那阵雨，那城市，那酒液，一切都是宏大而壮丽的。我怀着一种喝醉了酒，又恢复了清醒的心境。羞惭的感觉已经没有了，黑夜充满一种更深沉的力量，此刻不会再出什么岔子，此刻不会再有什么虚假了。

我们跨下汽车，阵雨才开始，当我付钱的时候，街道上仍然只是几个斑驳的黑点，仿佛一张野豹皮，可是在我走到门口之前，地上已经暗幽幽地散发着银光，阵雨这才倾盆直注下来了。

我没有开灯。闪电照亮了我的房间。暴风雨正在城市的中心，一阵接着一阵地下着。“我们又可以在这儿高声谈话了，”我跟帕特嚷道，“也不怕给什么人偷听啦。”

窗子闪着光。一会儿，墓园里的树木的乌黑剪影映在蓝白色的天空里，可是立刻又给黑夜摔成粉碎。帕特的柔软的形体，在两次黑暗中间，映在窗棂上，显出透明的样子，我用胳膊围住她的肩膀，她便紧贴着我，我触着她的嘴唇、她的呼吸，于是我不复思索什么了。

12

我们的工场空无一物地如同一所收割前的谷仓。因此我们便决定不要把上次买来的那辆出租汽车给卖掉，暂时留给自个儿使用。伦茨和我，两个人轮流着驾驶。在我们接到新的生意前，克斯特和尤普已经足够照顾工场了。

我把零钱塞进了口袋，拿着我的身份证，迂缓地在马路上巡弋，想找一个停车的地方。第一次出行，确是感到有点儿古怪的。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叫我停下，吩咐我。这的确不是什么舒坦的感觉。又滑下了一点儿。我不怎么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比从前认真起来了。不过，这也许不会永久的，可是无论如何，总比在公事房里来得好，在公事房里呀，你有时让那个暴戾的书记长叱骂你，骂得你终于按捺不住，抓着账簿向他摔去，自个儿也就给解职了。

我选择了一个只有五辆汽车停着的地方。那是闹市中心瓦尔德克·霍夫旅馆的对面。在这儿，很有立刻兜到生意的希望。

我关上引擎，跳下了汽车。打前面一辆汽车里下来一个穿着皮外套的大个子，向我走来。“把汽车开走。”他咆哮道。

我镇静地瞧着他，估量着万一必要，最好应该用短臂向上直击的拳法。他身上的什么外套，不容易让他立刻就伸出拳头来的。

“你还不听从吗？”他继续咆哮着，把烟蒂吐在地上，“你还是开走的好。这儿停得够多啦。不要再停来了。”

我把汽车停在这里，他显然很恼怒，可是我偏要停在这儿，我也有我的权利呀。

“请大家喝几巡酒，做我的入会费，我也不在乎的。”我说。

我以为说到这里，事情也总可以结束了。陌生汽车停来的时候，照例都是这样的。

一个年轻司机走了过来。“好吧，伙伴。随他去吧，古斯塔夫——”

可是古斯塔夫总觉得我有什么东西使他看不上眼。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觉得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人。

“待我数到三——”他说。他比我高过一个脑袋，以为准可以赢我。

我知道多说也没有用。除非我开走，否则就打架。那是太明显了。“一。”古斯塔夫一边数着，一边解开外套。

“不要发傻了，”我又试着说了一句，“难道你不要回头让威士忌在喉咙里发热吗？”

“二。”古斯塔夫还是咆哮着。

我知道他就要来对付我了。

“还有——”他将便帽推在后脑勺上。

“闭上你的鸟嘴，傻瓜！”我突然打断他的话。古斯塔夫愕然张大着嘴巴，走近了一步。正是我想要他站着的位置。我立刻挥手打了他一拳——铁锤似的一拳，用足我全身的劲儿，这是克斯特教给我的。我不是一个拳击手，而我想我也不必是，因为一般说来，一拳便可以解决了，这一拳也已经很够了。

古斯塔夫立刻摔倒下去。“这对他没有害处，”那个年轻司机说，“他总是喜欢打人咧。”我们将他扶到他自己的汽车里。“他一下子就会复原的。”

我倒有点儿脱了骱，因为我挥拳过去的时候，大拇指翘着。待古斯塔夫醒来，他一定会随他心意地对付我的。我便告诉那个年轻司机，问他我是不是应该溜之大吉。“无所谓，”他说，“事情已经解决了。就到小酒馆里去，付你的入会费吧。你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司机，是不是呀，嗯？”

“不是。”

“我也不是。我是一个演员。”

“你干得很好。”

“靠此糊口罢了，”他笑着答道，“人生就未必不像一场戏哪。”

我们一块儿五个人，两个年长的，三个年轻的。隔了半晌，古斯塔夫也进来了。他瞪起眼睛望着我们的桌子，走了过来。我用左手在口袋里抓住一把钥匙，决心自卫，直到我动弹不得为止。

然而情形却并不如此。古斯塔夫踢过来一把椅子，暴躁地颓然坐下。老板把一个杯子放在他面前。啤酒送来了。古斯塔夫一口气咽下。我又招呼着斟了第二巡酒。

古斯塔夫睨视着我。他举起酒杯。“干杯。”他跟我说道，可是他脸色却是阴沉沉的。

“干杯。”我答道，和他碰了酒杯。

古斯塔夫掏出一包纸烟。他向我奉敬，却背过了脸。我抽出一支给他递火。接着我替每个人要了两份莳萝利口酒。我们全都喝干了。古斯塔夫又报给我斜睨的一眼。

“讨厌鬼。”他说，可是那语气还不差。

“胖脑袋。”我用同样的语气答道。

他转过脸来对着我。“那一拳打得真棒。”

“也是幸运。”我说着，给他看我的大拇指。

“真倒霉呢，”他笑着答道，“顺便说一下，古斯塔夫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罗伯特。”

“好的。那么就到此为止，罗伯特，好不好呀？我原来还当你刚离开母亲的襁褓哪。”

“好啦，古斯塔夫。”

打那个时候起，我们就成了朋友。

出租汽车慢慢地向前移动了。那个被叫作汤米的演员，接到一趟出车到车站去的好生意；古斯塔夫开往一家最近的酒店，收了人家三十芬尼。他差不多暴跳如雷了，因为他为了只赚十芬尼的一趟生意，现在却不得不开回来排在最后了。我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客人——一个英国老妇人，她要做全城的巡礼。我为她差不多开了一个小时。在回来的路上，我还接了几个距离很短的生意。中午时分，当我们又集合在那家小酒馆里，吃着小圆面包和黄油的时候，我早已觉得仿佛是一个老手了。这其间，也有一种军队里的亲密的友谊，各种职业的人都在那儿。向来做司机的，至多占到一半，而其余的，大概都是从别的职业转业过去的。

下午，我怡然自得地开进了工场的院子里。伦茨和克斯特都已经在那儿等我了。

“你们做了多少钱的生意啦，弟兄们？”我问。

“七十公升的汽油。”尤普报告着。

“只有这一点儿吗？”

伦茨沮丧地仰望着天空。“但愿下一场雨！但愿在大门口泞滑的马路上，小小地撞一次车！不要有人受伤，当然啰。让我们做一笔油水十足的修理生意。”

“瞧这儿吧。”我拿出三十五马克。

“了不起咧，”克斯特说，“那就净赚了二十马克啦。我们立刻就把它们花光吧，来庆贺这一次处女行。”

“我们就要有一大碗车叶草酒了。”伦茨宣布道。

“一大碗？”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一大碗？”

“哦。帕特要来了。”

“帕特？”

“别多嘴，”最后一个浪漫派说，“我们早已安排好了。七点钟去接她。她全都知道啦。要是你想不到这些个事情，那么我们就得帮帮你的忙。归根结底，你跟她认识，毕竟也是通过我们的关系咧。”

“奥托，”我说，“你知道天下还有比这个新兵更倨傲的人吗？”

克斯特笑了起来。“你的手怎么搞的呀，罗比？捏拢起来仿佛有点儿别扭呢。”

“大概是脱了骱，我想。”我把古斯塔夫的事从头讲述了一遍。伦茨瞧着我的手，“真的。可是，你虽然举止粗鲁，我以一个基督徒和医科肄业学生的身份，倒愿意为你按摩一下。来吧，拳击手先生。”

我们走进了工场房间，戈特弗里德便忙着用什么油来按摩我的手。“你有没有告诉帕特，我们在庆祝我们第一天当司机？”我问他。

戈特弗里德吹着口哨。“那难道又使你焦躁了吗，孩子？”

“不用你多嘴，”我答道，因为他大概是对的，“你有没有告诉她呀？”

“恋爱，”戈特弗里德慢条斯理地说，“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可是它会毁了一个人的性格。”

“而另一方面，孤独却会使一个人不圆通。”

“圆通是一种忽视彼此的过失，而且并不努力克服那些过失的默契。那便是说，一种卑鄙的妥协。有着自尊心的德国老兵，谁也不肯屈身为之的，孩子。”

“那么，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你将怎么办呢，”我说，“假如有人招呼你的出租汽车，而你发现那个人竟是帕特？”

他微笑起来。“那我无论如何不会向她要车钱，我的孩子。”

我撞了他一下，撞得他打一张三脚凳子上摔了下来。“你这只蚱蜢，你知道我将怎么办吗？我呀，我在今儿晚上，要用出租汽车去接她。”

“好极了。”戈特弗里德举起一只手在祝福。

“不过无论你怎么做，千万不要失掉你的自由。那是比恋爱更宝贵，而你只会在事后才发现的。而且你也不能一直用那辆出租汽车。我们要去接费迪南德·格劳和瓦伦丁。到时候要有一个庄严的可是热闹的晚上。”

我们坐在郊外一家小客栈的花园里。那轮柔光似水的月亮，如同一个殷红的火炬，低低地挂在森林上。华丽的栗木烛台，发着惨淡的光芒，紫丁香的味儿仿佛一种麻醉剂。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碗发出车叶草香气的酒，在朦胧的光线下看去活像一颗晶莹的猫眼石，熠耀着蔚蓝和螺钿色，熠耀着薄暮的最后的残辉。

费迪南德坐在椅子里。他旁边坐的是帕特。她佩着他送给她的一朵浅红色的兰花。

费迪南德打自己酒杯里挑出一只草蜻蛉，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

“大家瞧这个吧，”他说，“这个飞虫。在它看起来，薄纱已经是铺在地板上的漆布了。它们只活一天，一天之后就死了。”他打量着我们每一个人，“你们知道天下最煞风景的事情是什么，弟兄们？”

“一只空的酒杯。”伦茨答道。

费迪南德向他扮了个鬼脸。“一个人最卑贱的事情，戈特弗里德，是做一个爱开玩笑者。”便又向我们转过脸来，“天下最煞风景的事情，弟兄们，乃是时间。时间，那是我们经过它而生活，然而却不能够占有它的碑碣。”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表，在伦茨的眼睛前扬了一扬，“这儿就是，你这个虚无缥缈的浪漫派。这架凶恶的机器，嘀嗒嘀嗒地，它老是嘀嗒嘀嗒地走着，而且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阻止它行走。你可以阻止雪崩，阻止地裂——然而这个却是阻止不了的。”

“我不要阻止它，”伦茨说，“我要恬静地活到老死。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喜欢改变。”

“它既不能容忍人，”格劳毫不在意地说，“人也不能容忍它。因此人便替自个儿幻成一个梦。一个古老的、悲惨的、绝望的人类的梦，永恒。”

戈特弗里德笑了起来。“天下最严重的病症，费迪南德，乃是思想。那是不可救药的。”

“假如那是唯一的病症，你倒可以不死了，”格劳答道，“你只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钙、磷和一点儿铁，还有就是在地面上一段瞬息即逝的时间，戈特弗里德·伦茨！”

戈特弗里德温和地微笑着。费迪南德摇摇他的狮子头。“人生是一场病，弟兄们，在诞生的时候，死早就已经开始了。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心跳，都是走向死亡的一瞬间——都是跨向末日的一小步。”

“而且，每一口酒也是的，”伦茨答道，“干杯！费迪南德。有时候，死也是挺愉快的呢。”

伦茨举起他的酒杯。一缕微笑掠上他的大脸，活像一阵无声的暴风雨。“干杯，戈特弗里德，你这个奔流的时间中的飞蝇。我倒在思忖，使我们想象到这些的是什么力量呢？”

“他们必须自个儿解决的，”戈特弗里德说，“无论如何，你不用那么轻蔑地谈起这些事哪。假如人类真会不朽的话，你一定早已失业了，你这个靠着死人生活的老寄生虫。”

格劳的肩膀开始耸动起来，他笑了，于是又转向帕特。“你怎么说呀，你这朵微波上的小花？”

过后，只有帕特跟我两个人在花园里散步。月亮已经升高，草地在银灰色里泅动。颀长而乌黑的树影横在上面，仿佛植进缥缈中去的黝黯的指引牌。我们徜徉下去，直走到湖沼才转身回来。在路上，我们碰到戈特弗里德，他搬了一张花园里的椅子，搁在紫丁香丛中。他就坐在那儿，只有他覆着黄发的脑袋和纸烟是看得见的。旁边地上，放着一个酒杯，还有喝剩的一碗白葡萄酒，散发着车叶草的味儿。

“你要是喜欢的话，那边倒是个地方呢！”帕特说道，“在紫丁香丛里。”

“倒还不差，”戈特弗里德站起来，“试一试吧。”

帕特坐在椅子上。她的脸在鲜花中映耀。

“我对于丁香花是很迷恋的，”最后一个浪漫派说，“我的所谓恋乡，便是丁香。1924年春天，我打里约热内卢兼程赶来，就因为我记起这儿的丁香应该开花了，待我赶到，当然啰，时间已经太迟啦，”他笑着，“常常是这样的。”

“里约热内卢，”帕特把一枝丁香花攀下来，“你们一块儿在那边的吗？”

戈特弗里德踧踖着。我突然觉得一阵冷战通过我的脊梁。

“瞧那月亮呀。”我急忙说道，同时还恳求地在伦茨的脚上踩了一下。

在他纸烟的微光中，我看见一缕浅笑和一个眨眼。我得救啦。“不，我们不在一起。那一次，只有我一个人。再喝最后一杯这种车叶草鸡尾酒，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再喝了。”帕特摇着脑袋，“我不能够多喝酒的。”

我们听到费迪南德在招呼我们，大家便走过去。可是我打定主意，找一个机会把巴西的事情说明白。戈特弗里德说得对——恋爱会毁了一个人的性格的。

费迪南德魁梧地站在门道里。“快到里边吧，孩子们，”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跟夜间的大自然是没有缘分的。到了晚上，它就需要清静了。农民和渔夫，可就不同啦——可是像我们这种连本能都被割绝了的城里人，就没有缘分了。”他将手搁在戈特弗里德的肩膀上，“夜间，乃是大自然对于文明的麻风症的抗议，戈特弗里德。高雅的人，谁也不能够经久忍受的。他就会明白自个儿早给抛在树木啊，兽类啊，星星啊，以及无意识的生物的清静陪伴之外了。”他露出一种古怪的微笑，叫人难以捉摸这微笑到底是悲伤呢，还是快乐呢。“快到里边来吧，孩子们，让我们在回忆上烘暖我们的手。啊，那是个了不起的时候，当我们还都是蕨草和泥鱼的时候——五六万年之前——天哪，可是打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堕落得多低啊。”

他握住了帕特的手。“假如我们连这点儿小小的美感都没有了，那就什么都完啦。”用他巨掌的一种伶俐的动作，他把她的手搁在自己的胳膊上，“万仞深渊上的银色陨星——你要不要跟一个千龄老人喝一杯呀？”

帕特点了点头。“好的，”她说，“悉听尊便好了。”

那两个人进去了。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帕特倒像是费迪南德的女儿——史前时期残留下来的，一个疲乏的巨人的纤弱、勇敢而年轻的女儿。

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坐着汽车回来了。瓦伦丁和费迪南德坐的是那辆出租汽车，由瓦伦丁驾驶。其余的人，都坐在那辆卡尔里面。夜很暖和，克斯特迂回曲折地在路旁几个熟睡的村落中穿行，那儿除了几点灯光，或一声狗吠，全没有一点儿生气。伦茨坐在奥托旁边哼着歌，帕特和我低低地蜷伏在后边。

克斯特驾驶得高明极了。拐弯处开得活像鸟飞，那样有把握，看去仿佛孩子在戏耍似的。他倒不像一般竞赛汽车的驾驶者那样开得非常猛烈，他开得那样稳重，你在发夹似的急转弯的地方，甚至都可以在汽车里熟睡。谁都感觉不到车的速度。

我们听着在不同的路面上轮胎所发出来的不同的滚轧声。在沥青马路上，声音是咝咝的、尖锐的，而在石子马路上，那声音便变成空洞洞的隆隆声了。车前灯如同细长的灵，直耀在前面，打黑暗中一会儿照出一条桦树夹道的震颤着的马路，一会儿照出一长排白杨，一会儿又是转瞬即逝的电线杆，一会儿又是蹲踞着的屋宇，一会儿又是一长列沉默的森林的边缘。银河晶莹的雾广漠地覆盖在我们头顶上，在那里闪烁着千千万万的星群。

速度加快了。我把我们的大衣盖在帕特身上。她向着我微笑。

“你真的爱我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你爱我吗？”

“不。很幸运，可不是吗？”

“幸运。”

“那么我们俩就不会出什么岔子了，是不是呀？”

“不会，”她答着，便在大衣底下抚摸我的手。马路在铁道旁边拐了个大弯。铁轨在熠熠闪耀。在我们老远的前面，一盏红灯在摆荡。卡尔鸣叫着喇叭，一骨碌冲过了。这是一列特别快车，挂着卧铺车和一节灯火通明的餐车。乘客从窗口里挥着手。我们却并没有理睬。我们一下子就打快车旁边开了过去。我向四下里张望。机车在喷吐着烟和火星。它轰轰地驶过，在暗蓝的夜色中显得乌黑。我们已经越过了它，我们正在驶往城市，驶往出租汽车行，驶往汽车修理厂，驶往陈设家具的房屋；可是它呀，它正在镇静地开过森林，开过原野，开过河流，开到一片遥远的、更荒凉的土地上去。

街道和房屋向着我们冲来。卡尔变得驯服了一点，可是它的吼声却仍然是野性的。克斯特既没有开到帕特的家，也没有开到我的寓所，而是开到了两者都邻近的墓园那儿，他分明以为我们想离开他们，两口儿清静一下。于是我们便下了汽车。那两个人立刻一溜烟开走啦，都不四下里望一眼。我目送着他们。这一瞬间，我觉得很奇怪，他们，我的伙伴，居然驶走了，而我却被留了下来。

我拂开了这个念头。“来吧。”我跟帕特说道，其时她正瞅着我，仿佛她已经觉察到了什么似的。

“跟他们一块儿去吧。”她说。

“不。”我答道。

“不过，你很想跟他们一块儿去呢——”

“啊，哦——”我说道，明知这一句话是真的，“来吧。”

我们打墓园旁边走过去，给夜风一吹，给汽车一颠，至今还有点儿头晕。

“罗比，”帕特说，“我想我还是回家去吧。”

“为什么？”

“我不愿意你为了我而放弃任何的东西。”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说，“我又在放弃些什么呢？”

“你的朋友——”

“我根本就没有放弃他们哪。明儿一大早，我又可以跟他们见面啦。”

“不过，你总明白我的意思，”她说，“在以前，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总来得多咧。”

“因为那时你没有在那儿呀。”我答着，便推开了门。

她摇了摇头。“那是不同的。”

“那当然是不同的，感谢上天。”

我抱起她，穿过走廊，走进我的房间。

“你需要同伴。”她紧挨着我的脸说。

“我也需要你呢。”我答道。

“不过总比不上需要他们呀。”

“我们等着瞧吧。”

我重重地撞开房门，让她从我怀中滑到地上。她搂住了我。“我是一个要不得的同伴，罗比。”

“但愿是这样，”我说，“不过无论如何，我不要一个女子做我的同伴。我要一个爱人。”

“我也不是一个那样的人。”她嗫嚅着道。

“那么，你到底是个什么呢？”

“只有一半，都不是整的。一鳞半爪罢了……”

“那就再好也没有啦，”我说，“那倒更可以耐人寻味了。这样的女人，会叫人一辈子都爱的。完美的女子叫人很快忘记，高贵的女子也是一样。可是可爱的碎片，就叫人永远不会忘记。”

这是清晨四点钟。我已经将帕特送回了家，自个儿正在回来的路上。天空早已透出了光亮，弥漫着一股清晨的气息。

我正在打墓园旁边走过，经过国际咖啡馆，步行回来，其时商会附近一家司机小酒馆的门突然给推开了，走出一个姑娘。一顶狭边小圆帽，一袭破破烂烂的、短短的红大衣，一双漆皮的高筒靴——待我认清是谁的时候，我差不多快要走过了——“莉莎！”

“原来又是你！”她说。

“你打哪儿来呀？”我问。

她做了个手势。“我在那边等了半晌，以为你大概要走过了。此刻差不多是你回家的时间，不是吗？

“是的，你说得对。”

“去吗？”她问。

我迟疑了一下。“我不能，真的。”

“又不要你花钱呀。”她急忙说道。

“倒不是那个意思，”我毫不思索地漫应着，“钱，我倒有的是。”

“啊，是这样。”她沉痛地说着，往后倒退了一步。

我捏着她的手。“不，莉莎。”

她纤弱而苍白地，站在空寂灰黯的街头。几年以前，我跟她邂逅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样子，其时我生活得非常放纵，非常孤单，毫无顾忌，也毫无希望。像所有的这些个姑娘一样，她当初也曾不怎么信任人，可是，待我们几度交谈之后，她便推心置腹，十二分地倾心了。关系是很微妙的——有时候我会好几个星期不看见她，可是有时候她又突然地站在那儿等着我了。那时候，我们大家都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因此我们能够彼此给予的一点儿温情，一点儿友谊，也许比别的时候更使我们觉得有意义。我已很久没有看见她了——从我认识帕特以后就没有再看见过她。

“这一晌，你都在什么地方呀，莉莎？”

她耸了耸肩膀。“问它干吗呢？我不过要再跟你见面罢了。哦，我想我当然能够应付的。”

“那么，情形怎么样呢？”

“不用焦虑，”她说，“你用不到担心的。”

她的嘴唇在哆嗦。看样子仿佛没有吃饱似的。

“我陪你走一段吧。”我说。

她那可怜、冷淡、娼妓的脸，此刻焕发出光彩来，变得几乎很稚气的样子。路上，在一家通宵营业的司机小酒馆里，我买了零星几样东西，让她果腹。起初她还不愿意，直到我告诉她，我自个儿也觉得饥饿的时候，她才答应下来。可是她还是要盯着我，以免我受店家欺骗，或买到低劣的食物。她反对买半磅腌猪肉，她说要是我们再来点儿小香肠，买四分之一磅也就很够了。可是我坚持要半磅，还买了两罐子腊肠。

她住在一个阁楼上，家具都是她自个儿置备的。桌上放着一盏油灯，床边还有一支插在一个瓶子里的蜡烛。墙上用图钉钉着几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片。五斗橱上搁着几本侦探小说，旁边还有一扎春画。她的狎客，尤其是那些个结过婚的人，有时候就喜欢去翻阅。莉莎将这些个东西一起塞进抽屉，拿出一块破旧可是很干净的桌布。

我把买回来的东西解了开来。其时，莉莎便脱掉衣服。她先将外衣脱掉，虽然我很知道她那双高筒靴最使她难受，她走得毕竟太久了。此刻她站在那儿，漆皮高筒靴齐到她的膝盖，身上穿的是一件黑色的衬衣。

“你觉得我这双腿长得怎么样呀？”她问。

“好极了，一直都是这样好的。”

她很满意，如今舒了口气，坐在床沿上，脱下她的高筒靴。“这双靴子呀，要值一百二十马克咧，”她说着，将靴子向我擎得高高的，“可是待你挣到这笔钱的时候，这双靴子却又已经给穿破啦。”

她打橱里拿出一件晨衣，还有一双锦缎拖鞋，那都是她在过去境况转好的时候买来的。她一边拿着东西，一边露出一缕差不多近乎负疚的微笑。她确实想取悦我，可是我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斗室中间却突然涌起一种叫人哽咽的感觉，倒像一个属于我的什么人已经撒手西归似的。

我们一块儿吃着，我还小心翼翼地跟她说着话。可是她已经从这一切里边觉察到情形早就有点儿改变了。她眼睛里露出一种恐惧的神情。我们两个人之间，除了偶然的机缘以外，原本没有什么更深的交往了。然而这样也许引起了一种更大的感激，比任何旁的东西都使两个人更粘合咧。

“你要走了吗？”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她就这样问道——仿佛她早就已经恐惧着这个似的。

“我还有一个约会。”

她瞧着我。“这样吗？”

“正经的事情。对我很重要的，莉莎。虽然这么晚了，可是那个人，我一定还要去见他的。在阿斯托里亚，照例在现在这个时候。”

对于这些个事情，再没有比莉莎这样的姑娘更敏感的女人了，也没有再比她更不容易欺骗的女人。莉莎的脸，显出一种惘然若失的样子。

“你有了另一个女人了。”

“可是莉莎——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这么少——到如今差不多快近一年啦——你总明白的——”

“不，不，我倒不是那个意思。你有了一个心爱的女人。你已经变啦。我觉察得到的。”

“啊，莉莎——”

“是的，是的。你得承认呀。”

“我真的连自个儿也不知道，莉莎。也许……”

她伫立了半晌，然后点着脑袋。“是的——是的——当然啰——我居然那么傻，我们两个人，真的没有一样是相同的。”她用手抚着她的前额，“我不知道从前我怎么会……”

她那纤弱的身体，站在我面前，凄恻地恳求着，弱不禁风。那双锦缎拖鞋，那件晨衣，漫长的空寂和长夜，往事的回忆……

“再见，莉莎……”

“你要走了吗？你不想再多待会儿吗？你要走了，这就要走吗？”

我知道她这句话的意思。可是我不能。这固然是不通情理，可是我不能，而且我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在以前可从来没有这么过。对于信义，我原也并无夸张的卓见，仅仅是觉得不能再那样做。于是我突然地感觉到，我跟那些个事情，仿佛早已离得很远很远了。

她站在门楣底下。“你要走了吗？”便又奔了回去。“这儿，我知道你替我留了点儿钱在——在报纸下面。那我不要。拿去——拿去——是的，你就走吧。”

“那我一定要留给你的，莉莎。”

“你不会再来了。”

“啊，会来的，莉莎。”

“不，不，你不会再回来的了，我知道。而且，你也不应该再来了。走吧，你此刻就走——”

她在啜泣。我走下楼梯，再没有回过头去。

我在街头徘徊了很久。这是一个奇异的夜晚。我仍然神清气爽的，没有一点儿睡意。我走过国际咖啡店的事情都仿佛老远老远的，似乎不再属于我的了。然后我踱下帕特住着的那条街道。风刮得厉害起来，她那儿的窗子全都是墨黑的，拂晓用那灰色的足趾爬过了一家家门口。终于，我也回家了。

我的天，我这样想，我相信我自个儿很快乐呢。

13

“那位小姐，你老是把她藏匿起来的，”察莱夫斯基太太说，“其实你用不到把她藏匿的啊。她可以公开到这儿来。我很喜欢她呢。”

“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哪。”我答道。

“你别担心，我早已看见过她了。”察莱夫斯基太太加重语气说，“我早已看见过她，我喜欢她——很喜欢，真的——可是她并不是你配得上的女人呢。”

“真的吗？”

“真的，我觉得很奇怪，你打哪一个小酒馆里将她发掘出来的。最坏的流氓……”

“我想我们谈得走题了吧。”我打岔道。

“那，”她说着，将双手搁在屁股上，“那是一个养尊处优男人的女人。说得直截了当一点，那是一个有钱的男人的。”

真是一语道破，我的孩子，我这样想，这正是你所缺少的东西哪。

“什么女人你都可以说这句话的。”我愤愤地说。

她摇着那灰白的头发。“你等着瞧吧。将来会知道的。”

“啊，将来！”我把袖扣摔到桌子上，“这种时势，谁还管什么将来？为什么还要因那些个事焦虑呢？”

察莱夫斯基太太露出一种忧郁的神色，频频摇着她庄严的脑袋。

“你们这班青年，毕竟全是些古怪的人物。过去，你们要憎恨；现在，你们要蔑视；而将来，你们又觉得无所谓。你们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

“哦，你说好的结果，那是什么意思啊？”我问，“要是以前的一切都是坏的，那么结果才会是好的。因此，坏的结果反而来得好呢。”

“那是犹太人的曲解，”察莱夫斯基太太一脸正经地说着，坚毅地向房门口走去。当她将手搁在门闩上的时候，却突然地立定下来，仿佛给钉住在那个地点似的。

“礼服吗？”她愕然地喘息着，“是你的？”

睁大着眼睛，她兀自端详着挂在衣橱门上的奥托·克斯特的礼服。那是我借来的，因为那天晚上，我预备请帕特去看戏的。

“是的，是我的，”我恶狠狠地说，“你的联想力倒是谁也及不上的呢，察莱夫斯基太太——”

她瞧着我。一大堆糅杂的思想，掠过她的胖脸，结果却露出一缕老于世故的佯笑。

“啊哈！”她说，接着又是一声“啊哈！”然后打房门外面，从她肩膀上，挟着女人们在发现这种事情时所有的快意，传来这样一句话：“哦，原来如此！”

“是的，原来如此，他妈的老不死的妖妇。”当我确认她绝不会听到的时候，才这样咆哮着说。然后将那装着新的漆皮鞋的盒子摔在地上。一个有钱的男人——倒像我不知道似的。

我出去找帕特。她在自己房间里，早已穿戴妥当，等着我了。一看见她，我简直愣住了。我跟她认识以来还是第一次看见她穿晚礼服呢。

礼服是银色的锦缎，打她笔直的肩膀上，垂着典雅大方的光洁的线条。看去似乎紧窄，然而又并不妨碍她那可爱的阔大的脚步。前面高到脖子，可是后面却裁成一个低低袒露的尖角。穿着这么一套礼服，看去活像一个蔚蓝薄暮中的银色火炬，迅疾而炫目地在幻变，庄严而又遥远。在她背后，像幽灵似的出现着的，是翘着手指的察莱夫斯基太太的影子。

“幸亏我第一次碰到你的时候，你没有穿这套礼服，”我说，“否则我就绝不跟你接近了。”

“我不信你这句话，罗比，”她微笑着，“你喜欢这套礼服吗？”

“说不出来地喜欢，真是不可思议呢。穿了这套礼服，你简直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啦。”

“可是，那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啊。那便是衣服的用处。”

“也许是。不过我倒有点儿狼狈。你需要一个截然不同的男人来相配的。一个十分有钱的男人。”

她笑了起来。“十分有钱的男人，大多是挺讨厌的，罗比。”

“可是讨厌的并不是钱哪，嗯？”

“不是，”她说，“不是钱。”

“我也这么想。”

“那么，你以为我的话对吗？”

“对极了，”我说，“金钱也许不能判定幸福，可是它会给人以一种莫大的舒服。”

“而且它能使人独立，亲爱的。不过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另换一套衣服的。”

“千万不用。这一套富丽得很。从今天起，我要把成衣匠看得比哲学家更高超了。那些人把美带进了生活，比那些最深奥的思想，更有一百倍的价值。可是你得留神，否则我会爱上你呢。”

她笑了起来。我偷偷地沉下眼睛，在自个儿身上溜了一眼。克斯特的个子比我大，因此我不能不用一些别针在裤子上做点儿遮眼的工作使得它合身，结果很好，看起来倒是挺相称的。

我们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赶到戏院里。一路上，我很沉默，也不知道为什么。下了汽车，当我正在付钱的时候，仿佛出于一种抑制，我向那个司机瞟了一眼。只见他眼睛眯着，眼圈发红，面颊没有修刮过，一副非常疲乏的样子。他毫不在意地接过钱去。

“生意不差吧？”我柔声问道。

他摇起头来。“再会吧。”不愿多言地漫应着。他把我当作什么唠叨的家伙啦。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必须坐到他身边，一块儿做伴驱车，可是我还是又转过身子。帕特站在那儿，娉婷而大方，在她银色的连衣裙外面，罩着一件宽袖的银色短外套，美丽而自然。“赶快，罗比，来吧，就要开演啦。”

观众拥挤在门口。这是新剧上演的第一夜，戏院外亮满了灯光，一辆接着一辆的汽车，停靠过来。女人们打汽车里出来，穿着晚礼服，闪烁着珠宝的光芒；男人们穿着燕尾服，脸色红润，欢乐地谈笑，趾高气扬，踌躇满志。而在这些人中间，那辆由疲乏的司机驾驶着的汽车，辚辚地开走了。

“哦，来吧，罗比，”帕特瞅着我嚷道，她满面红光，激动得厉害，“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东西啦？”

我向四周的人群投了敌意的一眼。

“不，”我说，“我没有忘记什么。”

于是我走到票房去买票。我接过了两张包厢的戏券，票价贵得吓人。蓦然间，我实在不愿意让她和他们同流合污。我只愿意单独跟她在一起。

我已经有很久不进戏院了。若不是帕特要来，今天我也绝不会来的。戏剧、音乐、书籍，所有这些中产阶级的习惯，我差不多全已经失去了。而且目前也不是讲究这些习惯的时势。政治舞台上的戏已经够多的了——每夜的枪声，给人以另一种音乐——而那本贫穷的大书，比任何图书都更动人呢。

花楼和正厅都已经挤满了观众。待我们找到座位，戏院里立刻就乌黑了。只有脚灯的反光到处闪烁。音乐响亮地奏着，一切都仿佛在飞升和摇曳。

我把椅子推到了包厢的一个角落上，打那儿我可以不必瞧着舞台，也不必瞧着观众们苍白的脸。我只听到音乐，只看到帕特的脸。

音乐在空间回荡。它像一阵南风，像一个暖夜，像繁星底下鼓起了的风帆，完全虚无缥缈。这一支为《霍夫曼的故事》[24]所谱的乐曲，它使一切都变得浩瀚而绚烂，中间仿佛流动着生命的暗流，再也没有什么负担，再也没有什么限制，所有的只是光辉、旋律和爱。因此，一个人就不能够了解在这音乐回响的同时，外面却弥漫着贫穷、苦痛和绝望。

帕特的脸充满了神秘，被舞台上的灯光照耀着。她完全沉浸其中，我爱她，就因为她并不向我偎依过来，也并不抚摸我的手。是的，她连望都不望我一眼，只露出一种根本没有想到我、完全将我忘记了的神态。我恨人们胡搅不清，恨人们在一件杰作的美和力量征服人的时候却像牝牛似的彼此眷恋起来；我恨恋人们游移不定的目光，恨愚蠢的自得其乐的拥抱，恨粗鄙的忸怩的快乐；我恨一切关于恋爱以后两个人会变作一个的说法，它使我觉得这样便无法截然成为两个人，无法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得到重聚的欢乐。只有那些常常孤独的人才会了解聚晤的快乐。其余的一切，都会破坏这种感受的魅力。而天下没有什么东西会比感情的冲动、折服于震撼人心的作品，比那些自然元素、风暴、夜间音乐的力量和爱，更有打破寂寞的魔力……

灯光又亮了。我把眼睛闭上一会儿。我在思忖些什么啊？帕特转过头来。我看见人群正向门口涌去。这是一个很长的休息时间。

“你要不要出去一下啊？”我问。

帕特摇了摇头。

“幸亏你不要出去。我就恨人们在外面彼此傻看凝视的样子。”

我出去替她拿了一杯鲜橘水。小卖部早已给团团围住了。音乐奏得一些观众都觉得特别饥饿起来。热香肠早已一扫而空，仿佛一阵传染性的饥饿疫疠掠过此地似的。

这是一个适宜于“妈妈”的地方，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便用胳膊推着人群挤到柜台前面，打一个翘着海象髭须、怒气勃勃的家伙的鼻子底下，抢过了最后一杯鲜橘水。他忿恚地咕哝着。

“你早就喝过两杯啦。”我镇静地说道。

“可是我渴得厉害，还要喝第三杯呢。”他答道。

除了绝不屈服，就没有其他的答复。打别人那儿抢走点儿什么，乃是一种最古老的人性本能，它常常会给人以同样的满足。人是并不仁慈的，而且也绝不会仁慈的。

当我拿着杯子回到包厢来的时候，却看见有人站在帕特的椅子背后。她转过了脑袋，正在跟他很有兴趣地谈着。“这位是布罗伊尔先生，罗伯特。”她说。

吹牛先生，我想，很不高兴地瞧着他。她说“罗伯特”，不叫我“罗比”了。我把杯子搁在包厢栏杆上，预备等那个家伙走开。他穿着一身十分合体的晚礼服。可是他喋喋不休地谈着演出和观众，老待着不走。帕特向我转过头来。“布罗伊尔先生问起，我们等一会儿要不要到‘小瀑布’去。”

“随你决定好了。”我说。

布罗伊尔先生解释说，那里也许可以跳跳舞呢。他很有礼貌，我实在很喜欢他。不过，他有一种叫人讨厌的风雅温柔的仪态，我想那难免会给帕特以影响，而那是我自己所没有的。蓦然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听到他称呼帕特“亲爱的”。他这样称呼她，纵然有千万个正当的理由，可是我却恨不得当时就将他摔到乐池里去。

铃声响了。乐队调着他们的乐音。提琴发出一种低沉的急调。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我们在出口处再见。”布罗伊尔说着便走了。

“那个流浪汉是谁啊？”我问。

“他倒不是什么流浪汉，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位老朋友。”

“我就反对这种老朋友什么的。”我说。

“亲爱的，”帕特答道，“可是你听我说——”

“小瀑布”，我一边想着，一边计算着手头的钱，他妈的，那是一个贵得厉害的魔窟呢。

我怀着阴郁的好奇心，跟他们走了。这个布罗伊尔叫我想起了察莱夫斯基太太的预示不祥的唠叨。他此刻早已在大门口等着我们啦。

我招呼了一辆出租汽车。

“不用麻烦，”布罗伊尔道，“我的汽车里坐得下。”

“好的，”我说。我只能这么说，否则就显得太可笑了。可是这仍使我很懊恼。

帕特知道哪一辆是布罗伊尔的汽车。那是一辆很大的帕卡德轿车，停在对面的停车处。她径直走了过去。

“可是，颜色已经不同啦。”她说着，站在那辆汽车的前面。

“是的，漆成灰色的了，”布罗伊尔答道，“你是不是更喜欢这个颜色啊？”

“更喜欢。”

布罗伊尔向我转过身子。“你呢？你喜欢这个颜色吗？”

“我不知道从前是哪一种颜色。”我说。

“黑的。”

“黑的也很好。”

“你说得对。可是一个人总得换换花样。到了秋天，我想再换一种颜色呢。”

我们到了“小瀑布”，那是一家非常漂亮还有着很好的乐队的舞厅。

“好像已经客满啦。”当我们站在大门口的时候，我这样高兴地说道。

“真是不巧。”帕特说。

“啊，待我们来安排一下。”布罗伊尔说着便跟那个经理咕哝了几句。他在这儿仿佛很熟，因为侍者给我们送来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而且在几分钟之后，我们便坐在一个可以纵览全舞池的全厅中最好的地方。

乐队正奏着探戈舞曲。帕特凭靠在栏杆上。“啊，我真的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跳舞了。”

布罗伊尔站起身来。“我们来跳一支好吗？”

她微笑着瞧我。“我去要点儿什么东西来喝。”我说。

探戈舞曲奏得很长。帕特便不时地向我瞧着，向我微笑。我也向她点头，可是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感觉。她样子很妩媚，舞步很大方。不幸的是布罗伊尔也跳得同样的好，那两个人可说是最高雅的一对了。看他们那种跳舞的姿势，像以前常常在一块儿跳舞似的。我替自己要了一大杯朗姆酒。

那两个人回来了。布罗伊尔走去跟什么人招呼，于是这一会儿只留下我们俩在一起。

“你认识那个小伙子有多久啦？”我问。

“很久了。怎么啦？”

“啊，我不过问问罢了。你跟他常到这儿来吗？”

她瞧着我。“我已经记不起来了，罗比。”

“这种事情总会记得啊。”虽然我明知道那句话的用意，可是我还是执拗地说。

她摇着头微笑。那一瞬间，我实在很爱她。她的意思，想使我知道过去的一切早都给忘记了。可是有一种东西在使我烦恼，有一种东西使我觉得自个儿可笑，那种东西叫我摆脱不掉。我把酒杯搁到桌子上。“你不妨告诉我。那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她又瞧着我。“你以为果真是那样，我们还会到这儿来吗？”她问。

“不。”我羞愧地说。

乐队又开始在吹奏了。布罗伊尔走过来。“这是布鲁斯舞曲，”他对我说，“好极了。你要不要跳一支啊？”

“不。”我答道。

“可惜得很。”

“你应该试一下，罗比。”帕特说。

“我宁可不试。”

“可是为什么呢？”布罗伊尔问。

“我不在乎，”我很不和气地答道，“我从来没学过。也从来没有闲空。你们去跳吧，我在这儿也会自得其乐呢。”

帕特踌躇着。

“可是帕特——”我说，“你是很喜欢跳舞的嘛。”

“那是真的，可是你在这儿是不是也觉得很高兴呢？

“你以为怎么？”我给她看酒杯，“这也是一种跳舞啊。”

他们去了。我招呼一个侍者，喝干了酒。于是靠在桌子上，数着咸杏仁。在我旁边，坐着察莱夫斯基太太的幽影。

布罗伊尔带了几个人到桌子边来。两个是面目娇好的女子，还有一个是完全秃顶的年轻男人。后来，又有一个加入到我们桌子上来了。他们都像软木塞一样地轻松，圆滑而爽直。这四个人，帕特全都认识。

我觉得仿佛泥块一样地沉重。在此刻以前，我一直都只跟帕特单独在一起。而如今，我才第一次碰到她从前所认识的人。我跟他们怎么也谈不来。他们的行动平易而自由，他们从一种一切都很顺利的生活中出来，从未看见过自己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他们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要是我跟伦茨和克斯特在一起，那就绝不会为这些事情烦恼了。可是帕特在这儿，帕特跟他们都认识，于是一切就仿佛有点儿别扭，它使我气馁，也迫使我觉得自个儿相形见绌了。

布罗伊尔提议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罗比，”我们出来的时候帕特说，“你要不要先回家啊？”

“不，”我说，“为什么呢？”

“这对你来说太无聊啦。”

“一点儿也不。为什么说是无聊呢？我觉得相反。而且你很津津有味呢。”

她瞧着我，可是不说一句话。

我便开始喝酒。不像刚才那种样子，而是真的喝酒了。那个秃顶的家伙，这才注意起来。他问我喝的是什么酒。“朗姆酒。”我说。“是掺水的酒吗？”他问。“不，是朗姆酒。”我说。他尝了一口，便咳嗽起来。“天哪，”他不胜钦佩地说道，“这种酒啊，要喝惯的人才能喝呢。”其时，那两个女人也注意起我来了。帕特跟布罗伊尔正在跳舞。帕特不时地瞟来一眼，我却不再回看过去。我知道这是不大好的，可是一股无名的怒火攫住了我。而且别人都在注意我喝酒，我也非常懊恼。我全没有像大学生那样要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我站起身子，走向酒吧。我仿佛觉得帕特十分陌生。随她跟那批人去鬼混吧。她是属于他们的。不，她不是属于他们的。是的，她是属于他们的。

那个秃顶跟着我。我们跟调酒的侍者喝了一杯伏特加酒。调酒的侍者往往是客人们的慰藉者。你可以随处找到他们，而且不必说话。这一个侍者也很好。只是那个秃顶，却是懦弱得很。他想卸掉他自己的负担。一定有一个叫菲菲什么的人，沉甸甸地搁在他灵魂上。可是顷刻之间就都消失了。他告诉我，布罗伊尔曾经爱过帕特有好几年。“真的吗？”我说。他吃吃地笑着。我便给了他一个加调料的生鸡蛋塞住他的嘴。可是他所说的话，却已经深印在我脑子里，我懊恼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懊恼我还会老放在心里，我懊恼我没有在桌子上捶这么一拳。可是我觉得有一种不是对别人而只是对我自个儿的毁灭的欲望。

那个秃顶立刻默不作声地走开了。我仍然坐着。蓦然间，我觉得有一个坚硬结实的胸脯贴住我的胳膊。原来是刚才布罗伊尔曾经介绍过的女人中的一个。她紧紧地挨在我身边。她那歪斜的灰绿色的眼睛，温柔地、迂缓地瞟着我。这是一种不用再说话只需行动的眼色。

“像这样海量，真是了不起咧。”她半晌才说。我没有作声。她向着我的酒杯伸出一只手来。那只手活像一只蜥蜴，闪耀着珠宝的光芒，干燥而壮健。它移动得很慢，仿佛在蠕行。我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让我立刻来解决你，我这样想。你把我估计得低了，因为你看出我在懊恼。可是你弄错啦。我早已看透了女人——只是还没有看透情爱。此刻使我悒悒不乐的，便是那不能实现的事哪。

那个女人开始说话了。她有一种玻璃似的脆薄的嗓子。我看见帕特在瞟着我。我不去理会。可是我一样不去理会身边的那个女人。我仿佛觉得正在陷入一个平滑的无底的深坑。这跟布罗伊尔和那些人们不相干。甚至跟帕特也不相干。这是一种忧郁的秘密，现实可以引起欲望，然而从来不会给它们以满足。恋爱从某一个人开始，可是不在他那儿结束。一切都可以拥有，一个人、恋爱、幸福、生命，然而可怕的是，那往往还真是太少了，而且看去仿佛愈多的时候，实际却反而变得更少了。

我偷偷地瞟向帕特。她在那儿婆娑起舞，穿着银色的衣裳，年轻妩媚像一团生命的炽烈的火焰。我爱她，假如我对她说一声“来！”，她一定会来的，在我们中间没有一点儿隔阂，我们能够接近到人类所能够接近的极限。然而偶然间，有点儿莫名其妙地，一切都变成阴暗而充满着苦痛的，我无法使她挣脱那些东西的包围，无法将她带出那个在我们之上、在我们之中，而且强迫着我们遵循它那规律的东西。那呼吸和死亡，那立刻会消逝到虚无里去的、现实的不可索解的魅力，还有那一经占有便又失掉的感情的闪烁。那绝不会被制止，绝不会的。时间的锒铛的链子绝不会松弛，烦乱中绝不会有宁静，追寻中绝不会有岑寂，垂落中绝不会有休歇。我绝不能将她从机缘中、从我跟她认识以前的情形中、从千头万绪的意念和记忆中、从我认识她以前早已将她定型的一切中解脱出来，甚至我也绝不能够将她从这儿的这些人中解脱出来哪……

那个女人，正在我身边用她尖利的嗓子说着话。她正在找寻一个消夜的伴侣，正在找寻一种促进食欲的生疏的生活，以便忘记她自己，忘记那个什么也不剩的、没有“我”、没有“你”，更没有“我们”的太苦痛与太分明的事实。难道她实在也跟我一样，在找寻一种相同的东西吗？找寻一个伴侣，以便忘记那生活的寂寞，以便抵抗那生存的枯燥吗？

“来，”我说，“我们要回去了。毫无希望啦——你所需要的和我所需要的。”

她瞧了我半晌。然后她仰起脑袋，笑了起来。

我们又去了好几个地方。布罗伊尔很热情、健谈而且兴奋。帕特却变得沉默得多了。她并不问我，并不谴责，也不解释，只是待在那儿，有时候，她起立跳舞，仿佛一条沉静可爱而优美的船，在一大堆傀儡和漫画中浮泛。有时候，她向着我微笑。

夜总会的荒淫，用它灰黄的手抹着墙壁和人们的面颊。音乐仿佛是在一具玻璃罩下演奏。那个秃顶在喝着咖啡。那个双手活像蜥蜴的女人在注视着前面。打一个疲劳过度的卖花姑娘那儿，布罗伊尔买了一些玫瑰花，将它们分赠给帕特和另外两个女子。

“我们来跳一次舞吧？”帕特跟我说道。

“不。”我说着，想到今天曾经接触过她的那双手，觉得非常愚蠢和卑鄙。

“可是你就跳一次吧。”她说着，眼睛沉下来。

“不，”我答道，“不，帕特。”

于是，我们终于出来了。“我送你们回去吧。”布罗伊尔跟我说。

“很好。”

汽车里有一条毯子，我们将它遮在帕特的膝盖上。她突然显得苍白而疲乏。当我出来的时候，酒吧里的那个女人，把一张纸条塞在我手里。我装得若无其事上了汽车。一路我都凝视着窗外。帕特坐在角落里，纹丝儿不动。我简直连她的呼吸都听不到。布罗伊尔把车先开到她的寓所，他知道她的地址，连问也不问。于是她跨下汽车。布罗伊尔吻她的手。

“晚安。”我说，连望都不望她一眼。

“我送你到什么地方呢？”布罗伊尔问我。

“到下一个拐角。”我说。

“我很高兴送你回家的。”他答道，说得太急促，也太客气。

他要阻止我往回走。我在考虑是不是要揍他一拳。可是他是不值得那么麻烦的。

“好的，那就送我到弗雷迪酒吧去吧。”我说。

“难道这个时候你还可以进去吗？”他问。

“谢谢你的关心，”我说，“可是不用担心。这个时候我还是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去的。”

一说出口，我便觉得遗憾了。他当然一直都觉得自己很高贵，觉得他一晚上都是很大方的。那是不应该去动摇的。我跟他分手的时候，比跟帕特分手时来得和气些。

酒吧里仍然挤满了客人。伦茨和费迪南德·格劳正在跟博尔维斯和另外几个人打扑克。“来参加吧，罗比，”戈特弗里德说，“这正是打扑克的天气。”

“不。”我答道。

“那么，你瞧这个吧，”他指着桌子上一大堆钱，“‘偷鸡’[25]，今天尽摸到同花顺子。”

“好的，”我说，“发牌吧。”

只有两张K，可是我吓倒了四张Q。“哦，”我说，“仿佛也是‘偷鸡’的天气呢。”

“那倒一直是这样的。”费迪南德说着，将一支纸烟推给我。

我原不打算待久的。可是到后来，我的脚仿佛在那儿生了根似的。我并不觉得舒服，不过这至少是我久已习惯了的故乡。“给我们来半瓶朗姆酒。”我招呼着弗雷德。

“试试看，放点儿葡萄酒进去。”伦茨说。

“不，”我答道，“没有时间做什么实验啦。我就要喝它个烂醉。”

“那么，你就喝点儿蜜味的酒吧。你跟人吵架了吗？”

“胡说。”

“别再多嘴，孩子。你欺骗不了你精通一切心曲的伦茨老爹。赶快答应我一句，再去醉吧。”

“一个男人是不能跟一个女人吵架的。你最多只能对她们恼怒恼怒罢了。”

“在清晨三点钟，这样的辨别也太过精密了。我跟什么人都吵过嘴。一吵之后，立刻就过去了。”

“是的，”我说，“谁先出牌啊？”

“你，”费迪南德·格劳说，“我亲爱的罗比，你有点儿厌世，可是不用试着去跟它争斗。人生是愉快的，可是不会全无缺陷。我们必须跟你说，因为厌世，你‘偷鸡’的本领才惊人呢。两张K，毕竟太险啦。”

“我看见过一个人竟用七千法郎来对付两张K呢。”弗雷德打柜台里说。

“瑞士法郎呢还是法国法郎？”伦茨问。

“瑞士的。”

“你总算幸运，”戈特弗里德答道，“要是法国钱币，你就不敢打扰人家了，是不是啊？”

我们玩了一个小时。我赢得很多。博尔维斯不断地输着。我喝着酒，可是这酒只让我有点儿头痛，并无醉意，一切只变得更清晰了。我的内心在燃烧。

“哦，现在就停手，去吃点儿东西吧。”伦茨说，“弗雷德，给他一客三明治和一点儿沙丁鱼。将钱藏好了，罗比。”

“再来一局吧。”

“好的。这是最后一局了。加倍吗？”

“加倍。”别人都说。

我手头只有一张10和一张K，轻率地拿进了三张。那三张却是J、Q和A。就这样我赢了博尔维斯，他当时拿的是八顺子，却漫无限制地加上去。他一边诅咒着，一边付给我一大堆钱。“你瞧，”伦茨说，“这是赢钱的天气哪。”

我们在酒吧里坐下。博尔维斯便问起卡尔。他始终没有忘记克斯特怎么赢过他的竞赛汽车的。他一直想买那辆卡尔呢。

“问奥托去吧，”伦茨说，“可是我想他宁愿跟你玩扑克的。”

“哦，哦。”博尔维斯说。

“你当然是不会了解的，”伦茨答道，“你这个二十世纪唯利是图的儿子。”

费迪南德·格劳笑了起来。弗雷德也笑了。结果我们大家都笑了。似乎要是不笑这个二十世纪，就要赶快去自杀了。可是你却不会笑得久的。这是应该哭的事哪。

“你会跳舞吗，戈特弗里德？”我问。

“当然啰。我还曾经教过跳舞呢。你已经忘记怎么跳舞了吗？”

“忘记了，让那个家伙忘记了吧，”费迪南德·格劳说，“忘记是永远年轻的秘诀。只有记忆才会使人衰老。都是因为忘记得太少了。”

“不，”伦茨说，“那些坏事才应该被忘记的。”

“你能教我吗？”我问。

“教跳舞吗？一个晚上就行了，孩子。这便是你仅有的困难吗？”

“没有什么困难，”我说，“就是头痛。”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罗比，”费迪南德说，“要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脑袋，那就要好得多了。”

我走到了国际咖啡馆。阿洛伊斯正摆出一副拉下百叶窗的姿势。

“还有什么客人在吗？”我问。

“罗莎。”

“来，让我们三个人再喝一杯。”

“好的。”

罗莎坐在吧台边，正在替她的小女儿编织一双小绒袜。她给我看了那样子。她早已编好一件短外套了。“生意怎么样？”我问。

“很坏。谁都没有什么钱啦。”

“要不要让我借点儿给你？这儿，扑克上赢来的。”

“赢来的钱会带来奇迹的。”罗莎说着，便在钱上吐了口唾沫，然后将它收好了。

阿洛伊斯送来三个酒杯。不久弗里齐也来了的时候，他又送来了一个。

“可以结束了，”他然后说，“我累得要死啦。”

他关了电灯。我们走了出来。罗莎在门口和我们道别了。弗里齐挽上了阿洛伊斯的胳膊。她挨在他身边，清新而轻松；他拖着那平脚底的步子，在人行道上踯躅。我站着目送他们，我看见弗里齐弯下身子去吻那个肮脏伛偻的侍者。他毫不在意地推开了。蓦然间，不知怎的，当我转过身来，望着那空寂的街道，看见那些有着黝黯窗户的房子和阴冷夜空的时候，一种疯狂地渴望帕特的意念，蓦然间袭击着我，使我觉得自己简直要摔倒了。我什么也不明白啦，我自己、我自己的行为、整个夜晚，什么也不明白。

我凭靠着一座房子的墙垣，向前望着。我不明白自个儿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仿佛冲撞在一件什么东西上，有东西将我粉碎，使我失去理智，没有正义，让我颠簸动荡，毁灭了我辛苦经营起来的一切。我无望地兀立在那儿，不知所措。我不愿意回家——那边也许会更坏呢。后来我才记起阿尔方斯那里一定还没有打烊。于是我赶往那儿，预备待到天亮。

当我进去的时候，阿尔方斯没有说什么话。他仅仅瞥了我一眼，继续读他的报纸。我在一张桌子边坐下，就这么打起瞌睡来。里边已经一个客人也没有了。我便想起了帕特。一直都想着帕特。我想起刚才的举止。蓦然间，一切的经过都浮现了出来。一切都在跟我作对。只有我一个人应该受责备。我刚才真是疯了。我凝望着桌子。血液涌上我的脑门。我很苦痛，兀自恼着我自己，简直没有一点儿办法。刚才把那一切都破坏的是我，是我一个人哪。

突然一阵打破玻璃的撞击声和叮当声，是我用足了劲儿，一拳将我的酒杯捶得粉碎。“也是娱乐的一种。”阿尔方斯说着，便站起身来。

他从我手上取走了玻璃碎片。“对不起，”我说，“刚才我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啦。”

他去找了些棉花和胶布。“快到妓院里去，”他说，“那样会好一点儿。”

“好啦，”我答道，“此刻已经过去啦。只是一阵勃怒罢了。”

“你必须让愤怒在娱乐中消失，不要让它在懊恼中消失。”阿尔方斯说。

“你说得对，”我说，“可是你必须做得到啊。”

“全靠训练。你现在总是做些失去理智的事，可是过了几年，也就不会如此了。”

他把《游吟诗人》[26]里的《求主垂怜曲》的唱片放在留声机上。于是气氛立刻就变得轻松多了。

我回到家里。刚才阿尔方斯给我喝了一大杯很苦的比特酒，此刻便觉得有好几柄柔软的斧头在我眼睛上砍着。街面不复是平坦的。我的肩膀重得像铅块。我真是完啦。

慢慢地我爬上了楼梯，打口袋里摸索着钥匙。这时在半暗之中，我听到有什么人在呼吸，有一个苍白的模糊的东西，蹲踞在上面楼梯上。我于是连跨了三步。

“帕特——”我茫然说道，“帕特——你在这儿做什么啊？”

她移动了一下。“我想我刚才是睡熟了。”

“是的，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哦，我有你屋子的钥匙……”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醉意消退了，我看清了楼梯上剥落的板面上支离破碎的糊墙纸和那袭银色的衣裙、那双狭窄的闪亮的皮鞋，“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我一直都在问我自己呢。”

她站起身子，伸着懒腰，倒像清早坐在楼梯上是天下最自然的事情似的。然后她嗅缩着鼻子，“伦茨又会说干邑白兰地、朗姆酒、樱桃酒、苦艾酒……”

“甚至是比特酒，”我自己承认，终于开始将一切情形都弄明白了，&nbsp；“我的这双眼睛才要命，可是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帕特，而我才是个十足的蠢汉。”

我急忙将她抱起，开了门，一路抱着她穿过走廊。她偎依在我的胳膊里，仿佛一只银色的苍鹭，一只疲乏的小鸟。我将脑袋侧在一边，免得她闻到我呼吸中的酒味。我觉得她虽然在微笑，可是在发抖。

我将她放在一张靠背椅子里，开了电灯，拿来一条毯子。“假如我早想到你会来，帕特，我就不一定会在外面闲荡了，啊，可怜的傻瓜。我在阿尔方斯那里，的确打过电话，在你家门外，也确曾吹过口哨。我总以为你不在，因为你都没有应答……”

“那么，你送了我回家以后，为什么不就回家呢？”

“是的，我也许已经知道……”

“假如你连房门钥匙都给了我，下次就更好了，”她说，“那我就不用等在外面了。”她微笑起来，可是她的嘴唇在颤抖，我突然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回来，这个等待，以及此刻这个勇敢而诙谐的吻。

“帕特，”我急遽地、不知所措地说道，“你真的给冻坏啦，真的。你应该喝点儿什么。刚才我在外面，看见奥尔洛夫的房间里还有灯光，我现在立刻就去，那些俄国人，总有茶的，让我去一趟，一会儿就来。”我觉得自个儿浑身都热辣辣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帕特。”我在门口边说着边急匆匆走下过道去了。

奥尔洛夫还没有睡觉。他坐在房间角落里他的圣像前面。圣像前点着一盏灯。他两眼通红，桌子上一个小小的俄式茶炊正在直冒着水汽。

“对不起得很，”我说，“这是一件预料不到的意外，你能给我一点热茶吗？”

俄国人对于意外原是视为平常的。他给我两杯热茶、一点儿糖，还装了一碟子很小的糕饼。

“我很愿意效劳，”他说，“要不要……我也有……一点儿咖啡豆……去嚼嚼……”

“谢谢你，”我说，“真的，我很感谢你。我很乐于领受你这份盛情呢。”

“假如你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他用十分亲切的语气说着，“我一时还不会睡，我很高兴……”

当我打过道里走回来的时候，一路就抿嚼着咖啡豆。抿着嚼着，酒味就没有了。帕特坐在灯边敷粉。我在门道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坐在那儿凝视着那面小小的镜子用粉扑敷着她的面颊。这情境是很叫我动情的。

“喝点儿茶吧，”我说，“倒是滚热的呢。”

她接过茶杯，我便瞧着她喝下去。

“鬼知道今天晚上是怎么搞的，帕特。”

“哦，我倒知道的。”她答道。

“是吗？我可不知道。”

“而你也用不着知道，罗比。假如你要问我的话，那么你早已知道得太多，因此你就不会真正快乐了。”

“也许是，”我说，“可是也不尽然，因为我认识你愈久，我就愈变得孩子气了。”

“哦，是的，真的。要是你愈来愈变得神经过敏，那就更不好啦。”

“那也是一种看法。”我说，“你有帮助人解除困难的好办法。可是一切事情都仿佛一股脑儿麇集上来的。”

她把茶杯搁在桌子上。我凭靠在床边。我有一种仿佛在长途跋涉之后重返家园的感觉。

飞鸟开始啁啾。外面有人把门敲得砰砰响，是那位孤儿院的保姆本德尔太太。我瞧了一下表，在半小时内弗丽达就会到厨房里来，那我们就无法悄悄地走出公寓了。帕特仍然睡着。她呼吸得深沉而均匀。怎么好意思去惊醒她，可是又不能不将她叫醒啊。

“帕特——”

她在朦胧中嗫嚅着什么。“帕特——”我诅咒着一切有家具的出租房间，“帕特，是时候了。你必须穿戴好啦。”

她睁开眼睛，展颜微笑，仍然带着睡后的暖意，活像一个孩子。看着她醒来时候的这种高兴样子，我不能不大为惊奇，而对她的这种样子，我更觉得喜欢。我自己醒来，可就从来没有这样子高兴过的。

“帕特——察莱夫斯基太太在刷牙齿啦。”

“今儿个我要和你待在一起……”

“这儿吗？”

“是的。”

我坐起身来。“好主意。可是你的东西，那双皮鞋和那套衣裳都是晚上穿的呢。”

“那我就在这儿待到晚上。”

“那么你家里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打个电话回去，说我在什么地方宿夜了。”

“那么我们此刻就去打。你饿吗？”

“还不饿。”

“不管怎么样，让我出去抢点儿新鲜的小圆面包来。那些个东西都挂在外面过道里的门上。此刻差不多是时候了。”

当我回来的时候，帕特站在窗前。她只穿着那双银色皮鞋。清晨的阳光，活像一条肩巾似的罩在她肩上。

“我们已经把昨天的事都给忘记了吧，帕特？”我说。

她点了点头，没有回过身来。

“我们以后不会再跟别人在一起玩了。真正的爱是不容别人干扰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吵架和妒意了。让布罗伊尔那班人都滚吧，好不好啊？”

“好的，”她说，“还有玛科维茨。”

“玛科维茨？那又是谁呢？”

“在‘小瀑布’的酒吧里，跟你一块儿坐过的那个人。”

“啊哈，”我说着，突然高兴起来，“啊哈，就是那一个呀。”

我把口袋里的钱统统拿出来，“瞧瞧这个吧。无论如何，这到底是有点儿用处的。我在扑克上赢了一大堆钱。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又可以出去了，是不是啊？可是说真的，绝不要别人。我们已经把他们都忘记了，不是吗？嗯？”

她点点头。

太阳打商会的屋顶后面升起来。阳光开始在窗子上闪烁。帕特的头发浸沐在晨光中，而她的双肩也成为金色的了。

“你怎么说的，那个布罗伊尔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的意思是，他的职业？”

“建筑师。”

“建筑师，”我急忙说道，我宁可听她说他什么都不是，“哦，到底是建筑师，那又算什么呢，帕特？”

“是的，亲爱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啊？”

“没有，”帕特肯定地说，转过身来笑着，“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只是一块泥巴。”

“而这个房间，倒还不坏。是吧，帕特？当然啰，别人会有更好的。”

“好得很呢，这个房间，”她岔断了我的话，“是个十分可爱的房间，我真的还不曾到过比这更好的房间的，亲爱的。”

“而我，帕特，我有我的缺点，当然啰，我只是一个出租汽车的司机，可是……”

“你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可爱的人，一个抢面包、喝朗姆酒的可爱的人。”

她转过身子，用手臂搂住我的脖子。“啊，你这个傻瓜！活着多好啊！”

“只有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帕特。真的。”

清晨，光亮绚烂地升起来。轻雾依然笼罩在下面的墓石上，冉冉地飘浮着。树梢上早已洒满了阳光。屋子的烟囱里，蜿蜒地升起了炊烟。街头在叫卖着第一批报纸。我们又躺下来，流连在似睡非睡的梦幻之中，彼此搂抱着，快意地翱翔，连呼吸都在一起的。直到九点，我首先以“季哈姆拉特·布克哈德”的名字跟埃格伯特·冯·哈克中校本人通了个电话，然后又打电话给伦茨，请他开出那辆出租汽车去代我兜揽早晨的生意。

他岔断了我。“由我来代替好了，孩子，你的戈特弗里德是一个莫测人心的鉴识者，毕竟不是全无用处的。我已经早就算到了。祝你玩得畅快，孩子。”

“你别多嘴了。”我愉快地说着，然后走进厨房，说明我今天不怎么舒服，预备睡到中午。察莱夫斯基太太曾三次进攻，要给我甘菊、阿司匹林和湿布包，我都不得不将她击退了。然后我悄悄地把帕特送进了浴室，于是天下就太平啦。

14

一星期之后，那个面包店的老板出人意料地走进我们的院子里来。

“你出去吧，罗比，”伦茨向窗外投着恶意的眼色，这样说道，“那个老卡萨诺瓦[27]一定想来买便宜货啦。”

那个老板露出了一种沮丧的神色。“汽车出了什么岔子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不，不。走得很好。现在简直跟新的一样了。”

“我知道。”我确信无疑地说，便更感兴趣地瞅着他。

“哦，你知道……”他说，“是这样的，我想换一辆汽车，一辆大点儿的……”

他环顾着院子。“上回我到这儿来的时候，不是看见过一辆凯迪拉克吗？”

我立刻明白问题在哪儿了。跟他同居的那个黑脸膛的女人，原来一直在纠缠着他呢。

“凯迪拉克吗？哦，是的，”我热烈地说，“那回碰上了，你的确就应该把它买去的。挺上算的买卖。值七千马克呢。一份礼物，你不妨说——”

“哦，那倒不是。”

“是一份礼物，”我强调地重复着，还考虑着下一个行动，“要是你有意，我倒可以去问问，”我然后说，“说不定那个买主，此刻正需要钱用咧。如今这种时势啊，这些事总是变化得很快，瞬息之间的事。”

我走进办公室里，急忙将事情告诉给他们。戈特弗里德便直跳起来。“那我们上哪儿去弄一辆旧凯迪拉克来呢，来吧，大家赶快分头进行！”

“那个由我去办，”我说，“你去看住面包店老板，别让他溜掉。”

“行。”戈特弗里德出去了。

我打电话给布卢门塔尔。我原也没有多大的希望，可是一个人总得试试哪。他果然在办公室。“你愿意把你的那辆凯迪拉克出卖吗？”我劈头就问。

布卢门塔尔笑了起来。

“我已经找到一个买主啦，”我接着说，“现付。”

“现付，”布卢门塔尔思忖了一下答道，“在这种时势，那是最纯粹的诗里才会有的辞藻呢——”

“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说着，突然觉得愉快起来，“那么，怎么样，我们要不要谈谈呢？”

“谈谈总是不妨的。”布卢门塔尔说。

“好。那我什么时候来看你？”

“今天午饭过后我有空。两点钟左右，就在我办公室。”

“好的。”

我挂好话筒便非常兴奋地跟克斯特说：“奥托，我绝没有料到，可是我相信，我们那辆旧的凯迪拉克就可以回来了。”

克斯特搁开了他所有的文件。“真的吗？他愿意出卖吗？”

我点了点头，打窗子里瞧着伦茨正热烈地跟那个老板攀谈着。“他简直在胡搞了，”我很不自在地说道，“他讲得太多啦，那个老板就会怀疑，只有默不作声才可以将他说服。我必须立刻出去，让戈特弗里德进来。”

克斯特笑着。“对，拼一下子啦，罗比。”

我向他眨着眼睛，顾自出去了。可是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根本没给凯迪拉克大唱不合时宜的赞美诗，而是专心致志地跟老板谈着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怎么样做他们的玉米面包呢。

我丢给他一个赞许的眼色，然后转向老板说：“可惜得很，那个人竟不愿意出卖——”

“我怎么告诉你的？”伦茨急忙说道，倒像我们早已商量过似的。

我耸了耸肩膀。“可惜得很——可是我也了解——”

老板踌躇不决地站在那儿。瞥了伦茨一眼。

“哦，能不能再请你跟他商量一下子呢？”他问道。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试的，”我答道，“今天下午，我已经约定去看他。过后，我到哪儿来找你呢？”我问那老板。

“四点钟左右，我在这儿附近。那时候，我可以再到这儿来探问。”

“好的，那时候，我相信一定可以确定知道了。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办得好。”

老板点了点头，然后跳进他的福特，驾车走了。

“你真是十恶不赦的吗？”当他拐到弯角上的时候，伦茨便嚷了起来，“我刚把那个小子给抓住了，你就那么让他溜走啦。”

“逻辑学和心理学，我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我拍拍他的肩膀答道，“你还不懂得那些事咧。”

他甩开我的手。“心理学，”他傲然地说，“最好的心理学，便是要善于抓住有利的机会。而这便是一个好机会啊。那家伙是绝不会回来的了。”

“他到四点钟要来的。”

戈特弗里德惋惜地瞧着我。“你肯打赌吗？”他问。

“当然啰，”我答道，“可你一定会输的。我对于那个家伙，比你更了解。你必须跟他多磨几次才成呢。再说，我们自己还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也不能够就卖给他的啊。”

“唉，我的上帝，假如你所了解的便是这一点儿，”戈特弗里德说着，摇着他的脑袋，“那你就不会成功了，孩子。这是生意经上的第一条规律。来，让我免费教给你现代的生意经吧。”

午餐过后，我就走到布卢门塔尔那边。一路上，我都怀着一种仿佛一只小公山羊去找一只老狼的感觉。太阳灼晒着马路上的沥青，每举一步，我便更觉得不愿意去受布卢门塔尔的闲气。这件事情，最好要速战速决呢。

“布卢门塔尔先生，”一走进去，我不等他开口便急忙说道，“这毕竟是一个公道的办法。当初你买进这辆凯迪拉克的时候，花了五千五百马克，现在我出你六千，假如我确实可以脱手的话。今儿个晚上，这买卖就可以成交的。”

布卢门塔尔大模大样地坐在他写字台后面吃一只苹果。其时他停止咀嚼瞧了我半晌。

“好的。”他然后说道，便又继续咀嚼。

我等他把苹果核扔进字纸篓。

“那么你是同意了吗？”我问。

“且慢，”他打写字台抽屉里又拿出一只苹果，“你也要吃一个吗？”

“谢谢，此刻我不要。”

他便咬了一口。“要多吃苹果，洛坎普先生。苹果能够延年益寿。每天吃这么几只苹果，你就用不到找医生了。”

“假如你折断一只胳膊，难道也不需要找医生吗？”

他苦笑着，扔掉了第二个苹果核，站起身来。“那你就不会折断什么胳膊了。”

“说来倒是很动听的。”我说着，等待他下一个行动。这一番关于苹果的谈话，倒使我怀疑起来。

布卢门塔尔从一架小橱里拿出一匣雪茄递给我。那是我从前就知道的花冠牌。“这也可以延年益寿吗？”我问。

“不，那是折寿的，跟苹果就平衡了。”他喷出一团烟雾，侧着脑袋瞧我，那样子活像一只沉思的公鸡，从底下抬着头观望。“平衡，洛坎普先生，始终平衡——那是人生的全部秘密。”

“要是你能够的话。”

他眨眨眼睛。“能够的，能够保持平衡。这就是秘密所在，当然啰，我们知道得太多，而能够做到的太少。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他笑了起来，“请你原谅，午餐过后，我总是喜欢有点儿哲学意味。”

“这本来也是挺好的时间，”我说，“现在，就谈谈那辆凯迪拉克吧，我们也来平衡一下，好不好啊？”

他举起一只手来。“且慢。”

我听命地垂下了脑袋。布卢门塔尔看见我这样，便又兀自笑了起来。“不像你所想象的。我只是向你表示敬意。你一开始就摊牌，你把布卢门塔尔老头估计得准极了。你知道我以为你会说多少吗？”

“你以为我一定得从四千五百来开价的——”

“一点也不错。可是那样你一定会失败的。你要卖给人家七千，是不是啊？”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为什么不多不少你就说是七千呢？”

“因为那是你第一次开给我的价钱。”

“你的记性真是了不得咧。”我说。

“对于数字。只是对于数字。可惜得很。哦，总之一句话——你出足六千，汽车就拿去。”

他伸出手来，我便将它抓住了。“感谢老天，”我释然地说道，“好久没有这种赚钱的买卖了。凯迪拉克好像给我们带来了幸运。”

“也给我带来了幸运呢，”布卢门塔尔说，“在它身上，我也已经赚了五百马克，你别忘记。”

“是的。可是，告诉我，你为什么又要这样急急地把它卖掉呢？难道你不喜欢它吗？”

“纯粹是迷信，”布卢门塔尔解释道，“我对非做不可的买卖，是从来不肯放过的。”

“很好的迷信。”我答道。

他摇晃着闪光的秃顶。“你不会相信，哦，那是对的。那样做，什么事情也就不会有坏运气了，在别的事情上也一样。要是今天错过了一桩买卖，那就是触犯了天意。而这个，我们谁都担当不起啊。”

四点半钟，戈特弗里德·伦茨一脸严肃地将一个空的烧酒瓶搁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倒希望你把它装满呢，孩子。免费的。你还记得我们的打赌吗？”

“我记得，”我说，“可是你也太性急了。”

一句话也不说，戈特弗里德掏出表来，放在我的鼻子前面。

“四点半，”我说，“天文时间，当然啰，不过，人人都可能会迟到的。我再把赌注加倍，二比一。”

“好的，”戈特弗里德兴高采烈地说，“给我白喝四瓶杜松子酒。这便是所谓在绝无希望的事情上的英雄主义。光荣固然光荣，孩子，然而是错误的。”

“你且等着吧。”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原也并不怎么自信。相反的，我倒以为那个面包店老板，此刻是很可能不会回来的了。今天早晨我应该跟他讲定的。他委实太不可靠了。

当对面那家弹簧垫厂的汽笛叫了五声的时候，戈特弗里德便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又悄悄地放上了三个杜松子酒的空瓶。然后他斜倚着窗口，兀自向我凝视。“我很渴呢。”隔了半晌他强调说。

正在这一瞬间，我听到外面马路上，明白无误地传来一辆福特引擎的隆隆声，隔不多久，那个面包店老板的汽车果然开进我们的大门来了。

“要是你真的很渴啊，我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我也一脸正经地答道，“那你不妨赶快出去，把我赢的两瓶朗姆酒买来。你可以免费喝一杯。你看见外面的那个老板吗？这就是心理学，我的孩子。现在，你把杜松子酒的空瓶都拿开，然后把出租汽车开出去。你年纪太轻，还不配这种比较细巧的工作。好吧，我的儿子。”

我出去告诉那个老板，汽车是一定可以得到的。那个卖主开价七千五百，可是假如付的是现款，也许可以减到七千。

老板心不在焉地听着，因此我便打住了话头。“六点钟左右，我再跟那个人通一次电话。”我最后说。

“六点钟左右？”老板惘然中惊觉过来，“六点钟，我必须……”他突然转向我，“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吗？”

“去哪儿？”我愕然地问。

“到你朋友那儿去，那个画家。画像已经绘好啦。”

“啊，是这样，到费迪南德·格劳那儿去吗？”

他点点头。“去吧，你一块儿去好吗？然后，我们回头再来商量汽车的事。”

他仿佛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独自去。而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让他独自走掉。“好的，”因此我说，“路很远呢，我们还是立刻就走吧。”

费迪南德·格劳的气色很不好，脸色青灰，惨淡而虚肿。他在画室门口就跟我们招呼了。那个老板连看也没有看他。他仿佛说不出来的心神不宁，激动而兴奋。“在哪儿啊？”他立刻就问。

费迪南德用手指着窗口。老板急忙走过去，然后又在画像前纹丝儿不动地立定下来。隔了半晌，他才脱下帽子。刚才他急匆匆的，竟忘了脱帽子。

费迪南德跟我仍然站在门边。“怎么样啊，费迪南德？”我问。

他做了一个含糊的手势。

“出了什么岔子吗？”

“能出什么岔子呢？”

“你气色很坏。”

“别的没有了吗？”

“没有，”我说，“别的倒没有。”

他把他的大手搁在我的肩膀上，露出了一种仿佛圣伯纳老狗[28]似的微笑。

我们等了片刻，然后向老板那儿走去。当我一看见那张画像，便立刻惊异起来。头部绘得好极了，是根据一张结婚照片和一张年轻时候的快照画出来的。那快照里的年轻女人，睁着一双严肃而迷惘的眼睛，瞪视着前面。

“是的，”老板头也不回说，“那就是她。”

他这句话，多半是自言自语，我仿佛觉得他好像还没有知道他已经说了什么。

“你觉得光线足够吗？”费迪南德问。

老板并没有回答。

费迪南德往前走去，将画架转过去一点儿。然后他又走回来，向我点头示意，要我跟他一块儿走到那间毗连画室的小屋里去。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呢，”他愕然说道，“那架老的生意机器居然也难过起来了！他居然哭啦……”

“人早晚都会这样的，”我答道，“不过对于他，这来得太迟啦。”

“太迟，”费迪南德道，“总是太迟。这就是生活啊，罗比。”

他慢慢地踱着。“我们让他一个人在那边静静地待一会儿吧。”他说，“你说，我们去下一盘棋怎么样？”

“你真有好兴致，费迪南德。”我说。

他站住了。“为什么不呢？既不对他有害，也不对他有利。要是你老想着那些事情，那就谁都不会再笑啦，罗比。”

“这话你说得对，”我说，“那么，让我们赶快来下一盘好啦。”

我们摆好了棋子，便开始下起棋来。费迪南德毫不费力地赢了。他只用“车”和“象”，连“皇后”都没有出动呢。

“不知道你怎么搞的，”我说，“看你样子，仿佛三夜都没有睡觉。可是你下起棋来，倒又活像一个海盗呢。”

“当我忧郁的时候，总是下得很好。”费迪南德笑道。

“为什么忧郁呢？”

“啊，我不知道。因为天在黑下来吧。暮色来临的时候，一切正派的人们都会忧郁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不过是很普通的。”

“可是，那只是在他们孤独的时候。”我说。

“当然啰。那阴暗的时辰，寂寞的时辰，也是干邑白兰地味道最好的时辰哪。”

他找来了一个酒瓶、两只酒杯。“我们要不要到里边老板那儿去？”我问。

“且慢，”他斟着酒，“干杯，罗比，因为我们大家都要死的。”

“干杯，费迪南德，因为我们仍然都活着。”

“哦，”他说，“有时候我们差点儿都死了，却没有死。让我们为这个再干一杯吧。”

“对。”

我们回到了画室。天色更黑了。那个肩膀驼曲的老板仍然在画像前站着。他仿佛怪可怜地消失在空洞洞的大房间里，而我也觉得他似乎变得更小了。

“要不要让我把画像替你包起来？”费迪南德问。

他惊醒过来，怔了一下。“不。”

“那么，要不要我明天把它送去？”

“能不能把它留在这儿呢？”老板踌躇地问道。

“可是，那又为什么呢？”费迪南德愕然答道，走近过来，“你难道不喜欢它吗？”

“喜欢，可是我以为还是留在这儿的好。”

“那我就不懂了。”

那个老板求援地瞧着我。我是懂得的——他不敢把画像挂在他跟那个黑脸膛婊子同居的家里。真把它带去了，也许在他的亡妇面前也怀着几分恐惧的心理。

“可是费迪南德，”我说，“要是钱都付清了，这幅画像是可以留在这儿的，是不是啊？”

“那个，当然可以啰。”

老板这才松了一口气，打口袋里掏出他的支票簿。两个人便一起走到桌子边。

“还有四百马克没有付清吗？”老板问道。

“四百二十，”费迪南德说，“连折扣都算了。你要不要收据啊？”

“要，”老板答道，“给会计的。”

他们默默地写着支票和收据。我就待在窗边，向四下里张望。在半晦的暮霭中，那些没人来取去以及没有付款的画像上的脸，兀自在墙上的金色镜框里闪烁。他们好像打另一个世界上来的阴森森的一群，他们凝聚的视线，仿佛给窗子反射到画像上，这些影子，现在又跟他们凑合在一起，而暮霭也在上面洒落着最后的光芒。这是一种古怪的气氛——那两个弯着身子在桌子边写着数字的人，那些黑影，还有那许多沉默的画像。

老板回到窗前。他那血红的眼睛看去活像一对玻璃的弹子，他的嘴张开了一半，嘴唇向下咧着，叫人看得出那一排焦黄的牙齿——瞧他站在那儿的样子，是既可笑又很可怜的。在画室的楼上，什么人开始弹钢琴了，练习指法之类的曲子，老是弹着同样的调门。声音微弱，仿佛在诉说。费迪南德·格劳仍然站在桌子边。他点上一支雪茄，火柴的光芒照亮了他的脸。这个半暗的房间看去大得古怪，小小的红光越发衬出一派蓝色的调子。

“你可以把这张画像修改一下吗？”老板问。

“怎样修改呢？”

费迪南德向前走了一步。老板指着那件珠宝。

“你能不能再把那个东西拿掉呢？”

那是一枚很大的金胸针。他当初定画的时候特别要求加上的。

“当然啰，”费迪南德说，“事实上，那的确也是有损于脸部形象。要是能拿掉，整个的画像反而更好看呢。”

“我也这么想咧。”他踱了几步，“那么要花多少钱呢？”

费迪南德跟我彼此觑视着。“那倒用不到花钱，”费迪南德谦和地说，“相反，你还可以收回一点儿，因为在画像上毕竟少了点东西啦，你瞧。”

老板愕然地抬起他的脑袋。一瞬间，他好像真的想要谈谈这件事情似的，可是接着便又毅然决然地说：“啊，不，那就不用麻烦了。归根结底，是我要求你画的。”

“那也对。”

我们走出来。在楼梯上，当我看见前面那个驼曲的背部，看他为了在画像上自欺欺人地加上胸针正受着良心的谴责，我不免有点儿可怜他，自己也苦恼起来。在他这种心境中，我实在也不愿意跟他再谈凯迪拉克的交易。可是我后来又觉得，他对于亡妻所以会引起这点追思的心情，完全是由于跟他同居的那个黑脸膛女人实在是一个婊子，于是我又释然了。

“我们不妨上我家里去谈谈那笔买卖。”一到外面他便说。

我点了点头。那倒是于我挺相宜的。老板认为在他的家里，他一定要强悍得多，可是我却算定了那个黑脸膛的女人一定会支持我的。

她老早在门口等着我们了。“恭喜恭喜。”不待老板开口我劈头就说。

“恭喜什么啊？”她瞪大了凸出的眼睛，急急地问道。

“你的凯迪拉克。”我泰然答道。

“亲爱的！”她纵身一跳，立刻勾住了老板的脖子。

“可是我们还没有讲妥呢。”他企图挣扎脱身，把事情给解释一下，可是她搂得很紧，而且还厮缠着让他滴溜溜地直转着圈子，因此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我在他肩膀上看见他那个愤愤的、徒然抗议着的、好似象鼻虫的脑袋。

最后他终于挣脱了。“无论如何，我们毕竟还没有讲妥呢。”他喘着气说。

“哦，讲妥了的，”我恳切地说，“我们已经讲妥了。我敢保证，把那最后五百马克叫他让掉。那辆凯迪拉克，一共七千马克，连一芬尼也不要你多付的。你同意吗？”

“当然啰，”那个黑脸膛的女人急忙说道，“那当然是便宜的，亲爱的。”

“别说了！”老板举起一只手来。

“你此刻又怎么啦？”她反驳道，“你先是说好要买进那辆汽车的，如今你又说不买了。”

“他要的，他一定要买的，”我用调解的口吻说，“我们早已谈过了。”

“亲爱的，为什么，那么……”她紧偎着他。他又想挣扎脱身，可是她却没头没脑地将胸脯贴到他的胳膊上。他露出一种十分恼怒的脸色，可是他的抵抗却已经微弱下来了。

“那辆福特——”他说。

“贴换的办法，当然啰。”

“四千马克吗？”

“你买它时花了这么多钱吗？”我和蔼地问。

“必须现付四千马克，”老板坚持，在一阵惊愕以后，他终于找到一个反攻点了，“那辆汽车跟新的一样呢。”

“新的？”我说。“经过那样的大修理之后——”

“今天早晨，你自己也承认它跟新的一样。”

“今天早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新和不新，要看你是买进还是卖出啊。要是四千马克，那你的福特的保险杠一定是金子的了。”

“四千马克，否则就不干。”老板顽固地说。他如今又恢复了本来面目了，分明想补赎他刚才的态度。

“那么再会吧，”我答道，便向那个黑脸膛女人转过脸去，“我很抱歉，太太，可是千做万做，亏本生意我总不能做哪。无论如何，我们在凯迪拉克上是一个子儿也不赚的，因此我不能为那辆珠蓝的福特付出那么大的价钱。再会吧。”

她将我拉了回去。她的眼睛，闪着怒火，向他大发脾气。“你自个儿也不知道说过几百遍了，你说那辆福特是再也不值什么钱的。”最后，她噙住眼泪，咻咻地说。

“两千马克，”我说，“两千马克，虽然那已经是自寻死路的价钱了。”

老板不作声。

“哦，来啊，说一句话啊。为什么尽呆在那儿死不开口啊？”黑脸膛女人叱骂着。

“对不起得很，”我说，“我现在还是走一趟吧，去把那辆凯迪拉克开来。你们两位，不妨趁这个时候再商量一下吧。”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便是暂且溜开。那个黑脸膛女人一定会替我谈判下去的。

一小时以后，我驾着凯迪拉克又到了那儿。我立刻发现，那场争执已经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了。老板的样子有点儿不很整齐，外衣上还挂着一根床上的羽毛，而那个黑脸膛女人，却妖冶地颤动着奶子，她在微笑，满意而狡猾。她已经换过一套衣服，如今穿的是一件薄薄的、紧贴着身体的绸衫。在不给人觉察的一瞬间，她向我点点头，还眨眨眼睛，示意我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出去试车。她舒服地坐进了宽阔的座位，喋喋不休地咕哝着。我恨不得将她摔到车窗外面去，可是我还需要她呢。那个老板只是郁郁不乐地坐在我旁边。他正在预先悲伤着那将付的款子，也许这倒是他最真诚的悲伤咧。

我们开回到老板家里，在门口停了车，大家走进去。老板去拿钱。现在他真像一个老头儿，而且我发现他头发是染过的。

那个黑脸膛女人用双手捋着她的衣裙。“我们安排得好极了，不是吗？”

“是的。”我勉强地说。

“那你应该付给我一百马克呢。”

“啊，是吗？”我说。

“那个吝啬的老家伙，”她悄悄地低声说着，跟我挨得更近了，“钱多得很，没处花，可你试试叫他掏点儿出来！连遗嘱都不肯写。到临了，当然什么东西都会传给他的儿子，叫我怎么办啊？再说，一天到晚跟他吵架，也不是快乐的事哪……”

她挨得更近了，颤动着胸脯。“那么明天什么时候我来向你要那一百马克呢？你什么时候到那边去？你会不会打这儿经过呢？”她吃吃地笑着，“明儿下午，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我派个人把钱送给你好了。”我说。

她又吃吃地笑了起来。“要你自个儿带来，再说，你是不是害怕啊？”

她分明还以为我不懂，因此又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不是害怕，”我说，“可是我没有时间。我明儿还要去找医生。多年的梅毒把生活都弄得没意思了。”

她急忙倒退回去，几乎摔倒在那只丝绒靠背椅上。正在这时老板又进来了。他怀疑地瞅着那个黑脸膛女人，然后在桌子上数着现款。他慢吞吞地踌躇不决地付钱。他的影子，也在金红色的地毯上直晃着，好像一起在数钱。

当我写收据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一切仿佛都在今天之前早已发生过似的，不过当时在我地位上的是费迪南德·格劳罢了。虽然这也没有什么重要，可是我总感到很古怪。

走到门外，我很高兴。空气柔和，颇有夏天的气息。凯迪拉克在那街边上眨眼。

“哦，谢谢你，老伙计，”我说着拍拍那个车盖，“早点儿再回来啊。”

15

晨曦清澈，在草地上闪烁着光芒。

帕特和我坐在空地的边缘，用着早餐。我已经请准了两星期的假，跟帕特一块儿去旅行。我们正在向海边前进。

路边停着一辆破旧的小雪铁龙。这是我们用面包店老板的福特去贴换来的。克斯特便将它借给我作为旅行之用。它的样子，活像一匹极有耐性的驮骡，载满了箱笼。

“希望它不要路上抛锚了。”我说。

“它不会抛锚的。”帕特答道。

“你怎么知道呢？”

“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假日啊，罗比。”

“也许是，”我说，“可是我知道它的后轴。后轴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尤其是载重那么多。”

“它是卡尔的兄弟，会支持得住的。”

“一个蹒跚得厉害的兄弟。”

“别再挖苦它了，罗比。在此时此地，它是我生平最心爱的汽车。”

“到这儿来。”我说。

“你要做什么啊？”

“难说得很。”

我们在草地上并排躺了半晌。树林里吹来一阵温暖而柔和的风，夹着一股松树和野花的气息。

“罗比，”隔了一会儿帕特问道，“在那儿溪边的是些什么花啊？”

“银莲花。”我连眼也不抬地答道。

“可是亲爱的！那不是银莲花，银莲花还要小得多咧，而且它们只在春天开花。”

“你说得对，”我说，“那是草甸碎米荠。”

她摇了摇头。“草甸碎米荠我是知道的，样子完全不同呢。”

“那么，那是毒芹。”

“可是罗比！毒芹的花是白的，不是红的。”

“那我就不知道啦。人家问我的时候，我总是拿这三种花名来回答的。而且往往总有一种会猜对。”

她便笑了起来。“可怜啊。要是我早知道是这样，那你一说是银莲花，我早就认可了。”

“这是毒芹吧，”我说，“我猜对的次数，往往毒芹最多咧。”

她坐起来。“那倒是很有趣的。那么，你常常被人家问吗？”

“也不怎么常常。而且都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

她用手臂支撑着地面。“人们一天到晚在地面上奔忙，可是地面上的东西却什么也不知道，那真是一种耻辱。连几个名字都不知道呢。”

“不用伤心，”我说，“更大的耻辱倒是人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地面上奔忙。多知道或者少知道几个名宇，在这里也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你说得也对，可是我总相信你是随便说说的。”

我转过身来。“当然啰。可是所谓随便也还随便得不够呢。这是一切幸福的根源，也是一切哲理的终极。来，再在这儿躺下吧。人们躺着的时间太少了，他们总是站着和坐着。对于动物，那样是不舒服的。只有在躺着的时候，一个人才获得最充分的宁静。”

一辆汽车咻咻地驶过来，又一溜烟地过去。

“小型梅赛德斯，”我说，并没有坐起，“四汽缸的。”

“又有一辆来了。”帕特答道。

“是的，我听到了。一辆雷诺。它的车头是不是像一只猪的鼻子？”

“是的。”

“那么是雷诺。可是你听，这才是一辆真正的好车，一辆蓝旗亚。我敢打赌，它正在追逐那两辆汽车，如同一只狼在追逐两只山羊似的。你只要听听引擎的声音，活像一架风琴。”

汽车飞闪过去。“我想你对于汽车还不止知道这三种名字吧？”帕特问道。

“当然啰。而且又都是准确无误的。”

她笑了起来。“那不是很令人伤心吗，是不是啊？”

“一点儿也不。这是很自然的。对于我，一辆好汽车远胜过二十片鲜花田呢。”

“你这个顽固不化的二十世纪的儿子！我想你是一点儿也不伤感的。”

“哦，伤感的。你刚才已经听到了，对于汽车而言。”

她瞧着我。“我，我也是一样啊。”她说。

一只杜鹃在枞树丛里叫着。帕特便立刻计着数字。

“你为什么计数啊？”

“你不知道吗？它叫多少声，你就活多少年。”

“啊，是的。可是还有一个说法。杜鹃叫的时候你就摇摇你的钱袋，那么钱就会增多起来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捧在手里使劲地摇着。

“就像你，”帕特笑着道，“我要生命，你要金钱。”

“为了要活着哪，”我答道，“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总是追求金钱的。金钱就意味着精神自由，而自由便是生命。”

“十四。”帕特计数着，“以前我也听你说起过自由，可是说法却是完全不同的。”

“那是在我心情恶劣的时候。一个人是不应该诋毁金钱的。金钱会给很多女子带来情人。而另一方面，恋爱又会使很多男子更贪婪了。因此金钱能够增进人的理想——一边是恋爱，一边是唯物主义。爱情却与物质至上格格不入。”

“这是你的好日子，”帕特说道，“三十五。”

“一个男人，”我接着又说，“所以会变得贪婪，只由于女人的欲望，假如天下没有了女人，那就根本没有金钱，而男人便将成为英雄。战壕里没有女人，因此一个男人不管怎么有钱，到了那边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他也不过是一个男人而已。那不是说战壕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那不过是说明恋爱的真谛。恋爱会引起男人的罪恶的本能——对于财产、地位、利益和享受的欲求。独裁者很希望他们的部属结婚，那绝不是没有原因的——结了婚，他们就不会太危险了。而天主教的神父不娶太太也绝不是没有原因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成为那么勇敢的教士了。”

“今天，真是你大好的日子，”帕特愉快地说着，“五十二。”

我把钱放回口袋，点上一支烟。

“你能不能停止计数？”我问，“要是你不怎么保重身体，你也很可以活到七十以上的。”

“数到一百，罗比。一百是一个挺好的数字。我要活到一百岁呢。”

“脱帽致敬！那真有勇气呢。可是你活到一百，预备做些什么呢？”

她急匆匆将我上下打量了一阵。“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有着跟你不同的意见。”

“你一定会有的，真的。可是七十之前日子是很坏的。过了七十，应该就比较平易了。”

“一百！”帕特念着，我们才又前进了。

大海迎面扑来，活像一张偌大的银色的风帆。远在我们走近以前，便早已都嗅到它咸味的气息。天际变得更光明，也更遥远，而蓦然间，大海就横陈在我们面前，暴戾、雄伟、一望无际。

道路在海边折了个弯。然后是一带树林，树林背后还有一个村落。我们探听着那所准备去投宿的房子。原来那所房子还在村外不很远的地方。那个地址是克斯特留给我们的。他在战后曾经在那儿待过一年。

那是一所孤零零的小小别墅。轻松地拐了两个弯，我就让雪铁龙停靠下来，按了一下喇叭。一张宽阔的脸膛打一重窗帘背后探出来，失色地凝视了一会儿，一下子就不见了。“希望那不是米勒小姐。”我说。

“她长得怎么样那是无所谓的。”帕特答道。

门开了。老天保佑，果然不是米勒小姐。那是一个女侍。隔了一会儿房东米勒小姐才走出来。一个衣服齐整的老小姐，头发已经花白了。她穿着一件高领子的黑衣裳，佩着一个金十字架的胸针。“你把袜子拉起来，帕特，以防万一。”我向那只胸针瞥了一眼，这样咕哝了一句，下了汽车。

“我想克斯特先生早已通知你了吧？”我说。

“是的，他发电报给我，说是你们要来了。”她仔细地端详着我，“克斯特先生近来怎么样啊？”

“啊，很好……在这种形势下，那算是好的。”

她点点头，又在不住地打量。“你跟他认识了很久吗？”

居然来反问了，我这样想，便告诉她我跟克斯特认识多久了。她仿佛很满意。帕特走了过来。她已经将袜子给拉起了。米勒小姐的脸色变得温和了一点。帕特似乎比我更讨人喜欢咧。

“那么，你有房间给我们吗？”我问。

“克斯特先生既然发了电报来，你们当然是有房间的，”米勒小姐嫌恶地向我直瞅着，这样说道，“而且，你们还可以住我这儿最好的一间房。”她跟帕特说。

帕特微笑着。米勒小姐也微笑着。“我带你去看看。”她说。

她们两人走下一条穿过一个小小花园的狭径。我在后面踽踽地跟着，仿佛非常多余似的，因为米勒小姐只跟帕特说话。

她带着我们去看的那个房间就在底层。单独有一道通到花园去的门。我很喜欢。房间相当大，光线也好，而且很有一种亲切的意味。一边，类乎壁龛似的地方，放着两张床。

“好吗？”米勒小姐问。

“真是可爱极了。”帕特说。

“好极了，真的。”我讨好地加上了一句，“那么，还有一间在哪儿？”

米勒小姐慢慢地向我转过头来。“还有一间？什么还有一间？你难道还要一间吗？这一间，你难道还不满意吗？”

“这是好极了，”我说，“可是……”

“可是？”米勒小姐尖声说道，“可惜得很，我没有再比这个更好的房间了。”

我正想解释，我们需要两个单铺房间的时候，她却补充着道：“可是你的太太却认为这个房间是很好的呢。”

你的太太——我有一种倒退两步的感觉，可是事实上仍然兀立在那儿。我偷偷地向帕特溜了一眼，她其时正斜倚着窗子，看见我兀自站着，便费力地忍住了笑声。“我的太太……当然啰……”我说着，视线凝聚在米勒小姐胸前的金十字架上。这事本来是无所谓的，我不敢解释，否则她一定会尖叫一声，晕倒在地的。“只是我们睡惯了两间房的，”我说，“各人睡一间房，我的意思是。”

米勒小姐大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要睡两间房，你们已经结婚了啊，那样倒是一种新潮流了。”

“那倒不是，”不待她怀疑，我就说道，“只因为我的太太很容易惊醒，而我不巧又是一个鼾声很大的人。”

“啊，是这样，原来你是要打鼾的。”米勒小姐答道，好像她早就已经猜到似的。

我生怕她给我一个楼上的房间，可是婚姻对于她显然是挺神圣的。她打开隔壁小房间的门，在这个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好极了，”我说，“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我总不至于扰乱别人吧？”我想知道在这底层是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住着。

“你不会扰乱别人的，”米勒小姐说，她的威风已经大减，“这儿除了你们两位，一个客人也没有。其余的房间全都空着。”她呆立了一会儿，然后又振作起来，“你们在这儿吃饭呢，还是到餐室里去吃啊？”

“这儿。”我说。

她点点头出去了。

“哦，洛坎普太太，”我跟帕特说，“这儿对我们倒很合适。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那个鬼东西竟是这么一位虔诚教徒。她似乎不怎么喜欢我，不是吗？奇怪的是，我跟老太太们打交道向来总是运气很好。”

“那不是什么老太太，罗比。那是一位好心肠的老处女。”

“好人吗？”我耸了耸肩膀，“哦，她有她的气派——那么高傲，那么威风，可是屋子里就连一个鬼也没有！”

“她根本不高傲也没摆威风哪。”

“对你是没有。”

帕特笑了起来。“我喜欢她。可是我们此刻要不要把箱子拿来，把洗海水浴的东西拿出来呢？”

我已经游了一小时，如今正躺在阳光下的海滩上。帕特仍然在水里。她那雪白的泳帽，不时浮露在蔚蓝的海浪中。几只海鸥在头顶上盘旋。天际有一艘轮船，冒着袅袅的黑烟，正在迂缓地移动。

太阳在照耀。它消融了一切对睡意的抗拒，不容你不陷入睡意惺忪、无思无虑的静境。我闭上眼睛，伸手展足地躺卧着。灼热的沙粒噼啪作响，绵弱无力的碎浪在我耳边窸窣发声。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也像这样躺卧着的一天……

那是在1917年的夏季。我们的连队正在佛兰德斯，我们意外地获准了几天假，去奥斯坦德——迈尔、霍尔特霍夫、布拉欧、吕特根斯、我和另外几个人。大多还没有见过海，而那几天——在死亡与死亡之间，这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插曲——我们便完全陶醉于阳光、沙滩和海水。我们整天都在海滩上，大家赤身裸体，伸手展足地躺卧在阳光中——因为只要全身赤裸，不带行装，不佩武器，不穿制服，就差不多感到很恬静了。我们在沙滩上四处奔跑，然后又冲进大海。我们感受到自个儿的四肢、自个儿的呼吸、自个儿的行动，一个生命在那时所具有的全部活力和激情。在那几个钟头里，我们把一切都忘记了，而且我们都愿意忘记。可是一到晚上，在夜色朦胧之中，当太阳沉落，天际的灰影笼罩到苍白水面上的时候，夹杂着浪潮的咆哮，逐渐地传来另一种噌吰轰鸣而最后将潮音都掩盖了的声音——一种沉滞而充满威胁的声音：前线的炮轰。于是蓦然间，死一般的沉寂打断了谈话，脑袋都抬起来倾听，从筋疲力竭而愉快的学生的脸上，迅疾地浮现出士兵的严峻的容颜。刹那间掠过一种惊异，一种沉重的触动，一种从来没有泄露过的一切——勇敢、苦痛、对生命的渴望、劫后余生的希冀和命定要早死的隐秘的忧伤。几天之后，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我们这一连人，到七月三十一日那天，只剩下三十二个人，迈尔、霍尔特霍夫和吕特根斯都已经阵亡了……

“罗比！”帕特唤着。

我睁开眼睛。这一瞬间，我不能不想想我此刻究竟在哪儿，每次回忆起战争，一个人就立刻变得遥远了。而别的回忆，却都不是这样的。

我坐起来。帕特打海水里走出来。她差不多就从水面的太阳光柱中走出来，一股绚烁的光流笼罩着双肩，全身都给阳光所浸渍，她几乎被衬托得乌黑沉沉了。在海滩上每跨一步，她便在强烈的光芒中升起了一点，直到那迟暮的残晖像一圈灵光似的映耀在她脑袋的背后。

我一跃而起。眼前这片景象，那么缥缈，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里显现出来的——那广漠蔚蓝的天空、那泡沫雪白的浪花、海天衬托出来的婀娜多姿的人形——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个男人，而此刻才从海水里走出第一个女人。这一瞬间，我感觉到美的伟大和沉静的力量，我知道那比一切血腥的过去都更强大有力，而且也必须更强，否则世界便会在它本身的混乱中崩解、沉沦、灭绝。而且还不止这样，我更感觉到自己在那儿，只是在那儿，帕特也在那儿。我活着，我已经逃出了恐怖，我有眼睛、手、思想和奔腾的热血，而那一切都是超乎想象的奇迹。

“罗比！”帕特又唤了一声，向我挥着手。

我从地上捡起她的浴巾，急忙向她走去。“你在海水里待得太久了。”我说。

“我很暖和咧。”她气喘吁吁地答道。

我吻着她湿漉漉的肩膀。“开始的时候，你必须克制一点。”

她摇着头，容光焕发地瞧着我。“我已经够克制啦。”

“你以为这样吗？”

“当然啰。克制得太长久啦。此刻我倒想改换个花样，放纵自己一点呢。”

她笑了起来，将她湿漉漉的粉颊贴在我的脸上。“我们不要克制了，罗比。无忧无虑，绝对的无忧无虑，只想到我们自己，只想到太阳、假日和海。”

“好的，”我说着，便拿起了毛巾，“可是，我先得把你擦干了，再说，你的皮肤早就这么黑，你在什么地方晒成这样的啊？”

她拉好了浴巾。“那是我用理智克制自己的那一年里的成绩，那一年里，我每天得在阳台上躺着，日光浴一小时。晚上八点钟睡觉。而今晚上八点钟，我却要再去游泳一次。”

“我们等着瞧吧，”我说，“一个人的志向往往总是很大的。可是执行起来却并不那样了。这便是人的可爱处。”

晚浴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到村子上散了一会儿步，坐着雪铁龙在薄暮中兜了一次风，之后帕特便突然觉得疲乏，要回家了。我跟她在一起，早就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往往从兴高采烈的样子倏地一变而瘫软下来。她气力很小，而且根本也没有什么余力——可是她叫人看不出来。她往往使出她所有一切的生命力，好像她柔嫩的青春绝不会力竭似的，但是蓦然间变得脸色苍白，眼睛深陷下去，她累极了。她不是慢慢地疲乏，而是在瞬息之间筋疲力竭的。

“让我们开车回去吧，罗比。”她说，她那低沉的嗓音甚至比往常更低沉了。

“回去？回到胸前挂着金十字架的米勒小姐那儿去吗？谁知道那个鬼老太婆把我们想成了什么啦。”

“回去，罗比，”帕特说着，乏力地倚在我的肩膀上，“这是我们回去的时候了。”

我从方向盘上移开一只手，搂住了她的双肩。就这样，我们慢慢地在蔚蓝而溟蒙的黄昏中驶去，我们终于看见那座小小房屋的灯光晃亮的窗户了，宛如什么黑黝黝的野兽蹲踞着，下面是峡谷的空穴。这时候，一种类乎回家的感觉的确油然而生了。

米勒小姐早已在等候着我们。她已经换过衣服。此刻她穿的不是那件黑呢的，而是一套同样是清教徒式的黑绸的衣服了。佩戴在胸前的也不是那个十字架，而是一枚饰着心、锚和十字图形的徽章——这是象征信仰、希望与爱的宗教标记。

她的确比今天下午和气了，她问我们，晚餐准备了鸡蛋、冷肉和烟熏鱼，这些是不是合适。

“我想很好，是很合适的。”我说。

“你喜欢不喜欢啊？那都是挺新鲜的烟熏鲽鱼呢。”她似乎十分急切地瞧着我。

“当然啰。”我冷冷地说。

“新鲜的熏鲽鱼，真是好极了，”帕特说着，谴责地瞅我，“很理想的晚餐，正是第一天来到海滨的人所希望的呢，米勒小姐。要是再有一杯滚烫的热茶啊……”

“当然有的是啰。原沏的热茶。很高兴，我立刻把茶饭都端上来。”米勒小姐这才松了一口气，窸窣地响着她的绸衫，急匆匆地出去了。

“你真的不喜欢吃鱼吗？”帕特问道。

“怎么会不喜欢呢？而且是鲽鱼！我已想了好几天啦。”

“那么，你刚才为什么做出那种样子呢？未免有点儿过分了！”

“我不能不报复她今天下午的接待，不是吗？”

“哦，真是见鬼！”帕特笑了起来，“你难道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人吗？我却早就已经忘记了。”

“我可没有，”我说，“我不会轻易忘记的。”

“你应该忘记。”帕特答道。

女侍托着浅盘进来了。鲽鱼有着一张黄玉似的皮，腾发出海和烟的香味。另外还有新鲜的龙虾。

“我开始忘记了，”我兴奋地说，“而且我觉得自个儿也很饿。”

“我也是这样。首先你赶快给我一点儿热茶。好奇怪，我觉得很冷。可是，外面明明还很暖和呢。”

我瞧着她。虽然在微笑，可是脸色很苍白。“你总记得吧，你游得太久，我还没有跟你提过咧，”我说着，又问女侍道，“你们有没有朗姆酒？”

“什么？”

“朗姆酒。装在瓶子里的一种酒。”

“朗姆酒？”

“是的。”

“嗯？”

她绷着那张面团似的圆脸，兀自发愣。

“嗯？”她又这么说了一句。

“好吧，”我答道，“不要紧的。再见。愿上帝保佑你。”

她走了。“帕特，多亏我们还有眼光长远的朋友，”我说，“今儿早晨我们出发的时候，伦茨急匆匆拿了一个沉甸甸的纸包，藏在我们汽车里。让我去看看，里边到底是些什么。”

我到汽车里去捡出了那个小包。原来是一只小小的提筐，里边装着两瓶朗姆酒，一瓶干邑白兰地，还有一瓶葡萄酒。我把酒瓶擎起来。“还是圣詹姆士的朗姆酒咧！那些孩子真是够朋友的。”

我旋开了瓶塞，在帕特的热茶里倒进了很多。当我在斟酒的时候，只见她的双手在颤抖。“你难道真的冷到那种地步吗？”我问。

“这不过是一会儿的事。此刻已经好多了。朗姆酒真不坏。可是我就要睡到床上去了。”

“快去吧，帕特，”我说，“我们不妨把桌子推过去，也一样可以吃的。”

她让我给说服了。我从自己床上又给她拿了一条毛毯，然后把桌子推到适当的位置。“也许你喜欢喝一点儿掺水的酒吧，帕特？那效果更好。我一下子就可以给你调好的。”

她摇摇头。“我早已觉得复原了。”

我瞟了她一眼。她的确看去好多了。她的眼睛又有了光彩，嘴唇又红润起来，皮肤也已经很温润了。

“这么快就好转了，多么不可思议哪，”我说，“那是朗姆酒的力量，一定的。”

她微笑。“也是床铺的力量呢，罗比。睡到了床上，我就复原得更快。床铺是我的保护所。”

“真奇怪。要是我啊，这么早就睡到了床上，那才要发疯咧。我的意思是独自睡到了床上。”

她笑了起来。“对于一个女人，那是两样的。”

“不要说对于一个女人。你不是一个女人。”

“那我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不过总不是一个女人。假如你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我就不会爱上你了。”

她瞅着我。“你难道会爱吗？”

“哦，”我说，“这是一个晚餐时候绝妙的问题。你还有类似的问题吗？”

“也许有。可是这一个，你怎么说呢？”

我为自个儿斟了一杯朗姆酒。“干杯，帕特！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们谁都不会爱。我的意思是，不会像人家那样恋爱。可是绝不比他们差。只不过是不同而已。我们不再用他们那种眼光看待爱罢了。”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米勒小姐。她手里捏着一个小小的玻璃瓶，一点儿液体，在瓶子里晃来晃去的。“我给你们把朗姆酒送来了。”

“谢谢，”我深深地感动了，凝视着那个玻璃瓶这样说道，“真是对不起你，可是我们已经自己设法搞到啦。”

“天哪！”她愕然地直瞧着桌子上的四个酒瓶。“你们喝这么多种酒吗？”

“只是当药喝的，”我避开了帕特的视线轻声地答道，“遵照医生的嘱咐。我的肝脏太干了，米勒小姐。可是你肯赏光让我们敬你一杯吗？”

我开了葡萄酒。“敬祝你健康！宾客盈门。”

“多谢多谢。”她叹了口气，微微鞠了一躬，便像鸟似的啜了一口，“敬祝假日愉快！”她理解地向着我微笑，“可是味道很烈。好是好的。”

这一个改变，使我几乎把酒杯掉到地上。米勒小姐的双颊开始发烧，眼睛灼灼生光，又向我们唠唠叨叨地讲述那些我们全不感兴趣的琐事。帕特耐心地听着。最后，那位小姐向我说话了。

“那么，克斯特先生如今很好吧？”

我点了点头。

“他一向总是很沉默的，”她说，“有时候会整天不说一句话。现在他还是那样吗？”

“哦，他如今偶然也讲几句的。”

“他在这儿差不多待了一年。老是独自一人……”

“是的，”我说，“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是容易沉默的。”

她一脸正经地点点头，斜觑着帕特。“我知道你一定很疲乏了。”

“有点儿。”帕特说。

“很疲乏了。”我这样补充了一句。

“那我当然应该走啦，”她惊慌地答道，“那么，晚安。祝你安睡。”

她非常勉强地走出去。

“我相信她原想再待会儿的，”我说，“怪有意思的，一下子变了，可不是吗？”

“可怜的人，”帕特答道，“每天晚上，我相信她总是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发愁。”

“啊，是的……”我说，“可是我总以为，最要紧的，我对她应付得还好吧？”

“你应付得很好，”她拍着我的手，“把门打开点儿，罗比。”

我走过去把门开了。外边，天色更清澈了，一缕月光落在小径上，并照进房间里，倒像那所花园只等着我们开门似的，夜花的香味立刻强烈地冲了进来，那些桂竹香、木犀草和玫瑰的甜香，弥漫了整个的卧室。

“瞧哪。”我指点着说。

在逐渐明亮的月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花园小径的尽头，小径两边的繁卉都低垂着脑袋，叶片呈现银白色，白天傲然地招展过的花朵，此刻都暧昧而娇弱地闪烁在青色的柔影中。黑夜和月光，已经窃去了它们色彩中的精华，可是为了补偿起见，它们的香味，却比白天更强烈，也更甜蜜了。

我斜望着帕特。她那覆着乌丝黑发的脑袋，温柔、俊俏而脆弱，倚在雪白的枕头上。她没有多大力量，可是她却有着娇弱的神秘，薄雾和摇曳月光中的花朵的神秘。

她坐起了一点。“我真的很疲乏，罗比。这很糟糕，是吗？”

我在她旁边的床沿上坐下。“一点也不。你会睡得很好咧。”

“可是你现在还不想就睡吧？”

“我想先到海边去走一下。”

她点点头，又睡了下去。我又继续坐了一会儿。

“夜里让房门开着好了，”她朦胧地说，“那就仿佛睡在花园里了。”

她的呼吸变得深沉起来，我便轻轻地站起身子，走进花园。我站在木栅旁边，抽了一支烟。打这儿，我可以看到房间里面。帕特的浴衣挂在椅背上，她的外衣和几件衬衫都搁在椅子上，而在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还放着她的鞋子。其中有一只翻倒了。我看到这光景，油然地生发出一种强烈的家庭温暖的感觉，我还想到如今终于有人在那儿了，以后也会在那儿，我只要走上几步，就可以看她，跟她在一起，今天，明天，也许还有以后很长的日子……

也许，我想，也许……总是这一个词儿，谁也逃避不了的。我们所缺少的就是肯定，就是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东西所缺少的这个肯定哪。

我往下走去，向那海滩，向那海和风，向那如同遥远的炮轰似的发着回声的空漠巨响走去。

16

我坐在海滩上，眺望着太阳的沉落。

帕特没有来。她一整天都不舒服。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我便站起身来走回家。正在这时候，我从树丛里看见那个女侍在奔来。她一路还挥着手，叫着什么。我却没有听清。风和海水的声音太大了。我便向她挥手示意，要她待在那儿，我一会儿就会来的。可是她还继续奔着，双手掩住了嘴巴。

“太太……”我听到了。“快……”

我也奔了起来。“怎么回事啊？”

她直喘着气。“快……太太……不好了……”

我沿着沙径穿过树林，奔向屋子。花园的木门已经关上了，我便纵身一跃而过，冲进房里。帕特躺在那儿，鲜血直淌到胸口，捏紧了拳头，鲜血还从嘴巴里涌出来。旁边站着米勒小姐，她拿着一块毛巾，一盆清水。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嚷着，便将她推开。

她在咕哝着什么。“快拿绷带来！”我嚷道，“伤口在哪儿？”

她瞧着我，嘴唇直哆嗦。“没有伤……”

我挺直了身子。“咯血症。”她说。

我觉得仿佛给铁锤猛击了一下。“咯血症吗？”我站起身，打她手里接过水盆，“快拿点儿冰来，赶快，拿点儿冰来。”

我把毛巾在水盆里浸了一下，然后敷在帕特的胸口。

“我们这儿屋子里可没有什么冰咧。”米勒小姐说。

我转过身子。她倒退了几步。“冰，妈的！到最近的酒馆里去找啊。赶快打电话去请一位医生来。”

“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电话……”

“见鬼！最近的电话在哪儿？”

“在马斯曼那里。”

“去。赶快！跑过去！去请离这儿最近的医生来。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

她还来不及回答，我就已经撵着她出去。“赶快，赶快跑，尽快地跑。有多远啊？”

“三分钟。”那个女人说着，便急匆匆出去了。

“带点儿冰回来。”我在她背后嚷道。

她点了点头，就奔跑着去了。

我又舀了点水，浸了浸毛巾。我不敢惊动帕特。我不知道她躺得是不是合适。我简直感到绝望，因为应该知道的事，我竟一点不知道——到底她应该在脑袋底下垫个枕头呢，还是应该让她平躺着。

她咳嗽着，抬起身子，于是一股鲜血便从她嘴里涌出来。她的呼吸变得很微细，很逼仄，她的眼睛充满着恐怖，她吞咽着，哽噎着，咳嗽着，于是鲜血又喷溅出来。我紧紧地将她扶住，用一只手臂搂在她的肩膀底下。我感到她那瘦弱而痛楚的背脊的抽动——仿佛永不休歇似的。然后她颓然倒了下来……

米勒小姐进来了。她活像一个幽灵似的瞅着我。

“我们怎么办啊？”我嚷道。

“医生马上就要来了，”她嗫嚅着说，“冰……放在她胸口，还有在她嘴里，假如你能够……”

“让她坐起呢，还是让她平躺着？我的天，你能不能讲得快一点儿啊？”

“就像这样，让她躺着好了。他一会儿就要来的。”

我把冰块包好，放在帕特胸脯上，这才舒了一口气，因为毕竟有事可做了。我把冰块捣碎，凑着所敷纱布的大小，然后搁上去。干这一切的时候，我看见的只是那甜蜜的、亲爱的、痛楚的嘴唇，那嘴唇，那流血的嘴唇……

这时，传来了摩托车的噗噗声。我便跳了起来。果然是医生。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我问。他摇了摇头，打开他的药包。我跟他并立在床前，手抓着床架，他抬头望着。我便倒退一步，仍然盯住了他。他检视着帕特的肋骨。帕特在呻吟。

“这病危险吗？”我问。

“你太太在哪儿医治的？”他答道。

“什么？医治？”我讷讷地说着。

“哪一位医生？”他不耐烦地问。

“我不知道……”我答道，“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不相信……”

他瞅着我。“可是你应该知道的啊。”

“可是我不知道。关于这件事情，她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

他向帕特俯下身去，询问着。她挣扎着要回答。可是一阵鲜血又涌了出来。那医生将她扶起。她张开着嘴，吸了一口深长的气。

“雅费。”她咻咻地直喘着。

“费利克斯·雅费？费利克斯·雅费教授吗？”医生问道。她用眼睛示意是的。他向我转过头来。“你可以打个电话给他吗？最好还是问问他，行吗？”

“好的，好的，”我答道，“立刻就去。让我接通了来请你。是不是雅费？”

“费利克斯·雅费，”医生说，“向电话局查问他的号码。”

“她要紧吗？”我仍然问他。

“必须先给她止血。”医生说。

我找到那个女侍，走下小径。她指点我那所装着电话的房子。我就奔过去敲门。几个客人正在喝着咖啡和啤酒。我急匆匆向他们瞥了一眼，却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客人在帕特咯血的时候居然还能喝得下什么啤酒。我叫了一个紧急电话，就在话机旁等候。我谛听着幽暗中嗡嗡作响的声音，透过房门的半截玻璃清晰得古怪地看到隔壁那间的一部分。我看见一个光秃的脑袋，正在忽前忽后地摆动，在灯光底下显得黄澄澄的。我看见一件黑塔夫绸的滚边衣服上的一支胸针，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双下巴，和一大堆馒头似的高高耸起的头发，一只瘦骨嶙峋，青筋密布的苍老的手，在桌子上拍着……我不要看，可是又不能不看。它烦扰着我的眼睛，如同一缕太强烈的光线。

电话终于接通了。我就请那位教授来听电话。“抱歉得很，”那边的护士说道，“雅费教授不在家。”

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可是接着又像大铁锤似的撞击起来。“他在哪儿？我必须立刻跟他说话。”

“我不知道。他也许到疗养院去了。”

“请你打个电话到疗养院去。我就等着。你们总还有另一部电话的吧？”

“请等一下。”嗡嗡的嗓音又开始了，无边的黑暗又笼罩了一切，而上面便是那摇曳的金属的柔丝。我突然一怔。在我旁边的一个笼子里，一只金丝雀啾啾地叫了起来。那位护士的声音又传来了，“雅费教授已离开疗养院啦。”

“到哪儿去了呢？”

“我实在说不出来，先生。”

我凭靠着墙壁。

“喂！”那边的护士说，“你还在吗？”

“在啊。听我说，护士，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那就说不定啦。”

“他出去之前总应该说起的吧？他当然会说起的！万一有什么要紧的事，总应该跟他联系得上呀！”

“医院里还有一位医生呢。”

“那你……不，那也没有什么用，他不会知道的……好吧，护士，”我说，已经累得要死了，“雅费教授回来的时候，请你告诉他立刻打个电话来，事情急得很呢。”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了她，“这是最最紧急的，护士，我拜托你。这是有关生死的事。”

“请你放心，先生。”她将号码重念了一遍，便把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那儿，孤零零的。那些摆动的脑袋，那个光禿的头顶，那支胸针，那个隔壁的房间，一切都像闪烁的橡皮，缥缈得厉害。我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在这儿，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不过还得关照这里的人，万一有电话来的时候要招呼我一声。可是我总下不了决心离开这部电话机，就像要松手放掉一条救生带似的。忽然我计上心头。我重新拿起话筒，报了克斯特的号码。他应该在那边的。他不在那边，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从夜间的喧闹中，传来了克斯特沉着的嗓音。于是我也立刻镇定下来，把一切情形都告诉了他。我感觉到他一边在记录着要点。

“好的，”他说，“我立刻就去找他。我再跟你通电话。不用焦急，我会找到他的。”

过去了？这世界重新安静下来。魔网给戳破了。我便奔回去。

“怎么样？”医生问道，“你找到他没有？”

“没有，”我说，“可是我找到了克斯特。”

“克斯特？从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他怎么说？他说怎么治疗啊？”

“治疗？他不是治疗她。他是去找他的。”

“找谁啊？”

“雅费。”

“天哪！那么，克斯特是谁呢？”

“啊，对不起得很。克斯特是我的朋友。他在找寻雅费教授。我找不到他啊。”

“真可惜，”医生说着，又向帕特转过脸去。

“他会找到他的，”我说，“只要他没有死，他总会找到他的。”

那医生直瞪着我，倒像我已经发了疯似的，然后又耸了耸肩膀。

电灯在房间里发出昏暗的光芒。我问他要不要我帮忙。医生摇了摇头。我向窗子外眺望。帕特又在咳了。我关上窗子，站在门口。时刻注视着小径。

我蓦然听到一声叫喊。“电话！”

我转过身子。“电话！我可以去听吗？”

医生跳了起来。“不，我去。我去问他比较明白。你待在这儿。不要做什么。我一会儿就来。”

我坐在床边，挨着帕特。“帕特，”我低声说道，“我们在这儿。待我们来安排吧！灾难不会落到你身上。灾难也不敢落到你身上。教授此刻在讲话。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办。他明儿会亲自来的，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他会帮助你。你立刻就会康复的。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害病的事呢？出一点儿血，那是不要紧的，帕特。我们就会补偿给你。克斯特已经找到那位教授了，帕特。我们这就会跳起来啦。”

医生回来了。“不是那位教授。”

我站起身来。

“那是你的一位朋友，伦茨。”

“难道克斯特竟没有找到他吗？”

“找到的。雅费已经给他指示了。你的朋友伦茨，又把指示在电话里告诉了我。很清楚，也很对。你那位朋友也是个医生吗？”

“不是。他曾经想当医生。那么，克斯特呢？”

医生瞧着我。“伦茨要我告诉你，克斯特已经在几分钟前出发了。跟那位教授。两小时内他就可以赶到这儿。”

我凭靠在床上。“奥托。”我说。

“是的，”医生说道，“这是他唯一估计错误的一点。我知道那条路的。即使以最快的速度，也得要三个多小时。不过反正也一样……”

“假如他说了两小时，那么你可以相信，医生，他会在两小时里赶到这儿的。”

“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那条路全是些转弯，而且天色又这么黑。”

“你且等着瞧吧。”我说。

“不过反正也一样……只要他能赶到这儿……他在路上，总是好的。”

后来我实在不耐烦了。于是我走到户外。外边已经弥漫着夜雾。海在遥远处澎湃。露水打树枝上滴落。我望了望四周。我已经不复是孤单的了。南面，在天际的什么地方，一架引擎正在嗡嗡作响。夜雾前面，救星正在苍白的道路上奔驰，车灯射着强光，轮胎在咝咝直响，一双手铁似的紧抓着方向盘，两只眼睛逼视着黑暗，冷静而坚定的——那是我同伴的眼睛。

过后，我打雅费那儿知道了当时的经过。

克斯特接到我的电话之后，立刻打了个电话给伦茨，要他准备妥当。然后他坐上那辆卡尔，跟伦茨两个人一块儿冲到雅费的医院里。值班的护士认为教授是出去吃饭了，她把教授可能去的几个地方告诉了克斯特。克斯特当下就出发找寻。他不顾一切交通信号，不顾指挥交通的警察，驾着汽车，活像野马似的横冲直撞穿过一路的车辆。在第四家餐厅里，他终于找到了那位教授。雅费一下子就想了起来。他没有吃完，起身就走。他们先开到他家里去拿了些必要的东西。只有这一段路程，克斯特开得虽快，但并没有竞赛似的狂冲。他不愿意在事先就把医生给吓住了。在路上，雅费问起帕特在什么地方。克斯特只说了一个大约在四十公里外的地名。他想让医生先坐上了汽车，其余的事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在整理药包的时候，雅费将应该在电话里讲的话告诉了伦茨，然后他便跟克斯特一起坐上了汽车。

“这病危险吗？”克斯特问。

“危险的。”雅费说。

打那一瞬间起，卡尔就变成了一个飞翔的白色的幽灵。它突然一跳，就起步奔驰。它夺路而驰，两个轮子碾过了人行道，冲进那些单向的马路，找寻着去郊外的最短的捷径。

“你发疯了吗？”当克斯特从一辆公共汽车的高高的挡泥板下射过，只把速度减慢了一会儿，随后又让引擎咆哮起来的时候，教授忍不住嚷道。

“开慢点，”教授吆喝着，“万一我们发生了意外，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不会发生意外的。”

“要是你再这样开下去，在两分钟之内我们一定会发生意外咧。”

克斯特将汽车闪到左边，让过一列电车。“我们不会的！”他此刻必须穿过一条漫长的街道，他瞧着医生，“我知道我一定会安全地送你到那边的。别的事，你就由我安排好了。”

“可是干什么要这样赛车似的狂奔呢？你也只快这么几分钟罢了。”

“不，”克斯特闪避着一辆满载砂碟的运货车说，“我们还有两百四十公里路要赶呢。”

“什么？”

“是的……”汽车在一辆邮车和一辆公共汽车之间穿了过去。“我不愿意事先告诉你。”

“那倒没有什么关系，”雅费大声叫道，“反正我并不拿公里来计算我的诊金。你还是开到火车站去。搭火车要快多了。”

“不，”克斯特已经开到了郊外，话一出口，就给风吹断了，“那我早已打听过啦……开车的时间太晚了。”他又望了一眼雅费。

医生也许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什么。“她是你的女朋友吗？”他嚷道。

克斯特摇了摇头，便再也不去回答什么问话了。他如今已经开过了一带花园，到了郊外。汽车以最高的速度在奔驰。医生在狭窄的玻璃遮风屏后蜷缩下去。克斯特把他的头盔递给了他。

汽车喇叭不断地狂鸣。树林把响声又反传回来。驶过村庄时，克斯特才把速度减慢，可是那也不过在没有办法开快的时候。在无拘无束、如巨雷般的回声后面，一排排房屋活像一串晾在绳子上的衣物，飘忽飞舞，汽车掠过它们，刹那间将它们笼罩在车灯的光圈里，就凭着这前头的一道灯光，汽车又风驰电掣地钻到黑夜深处去了。

轮胎开始在吁吁地、咝咝地、呼呼地、呜呜呜地响着，引擎把全部本领都使了出来。克斯特把全部心灵都贯注在车前的道路上，将全身寄托于他灵敏的耳朵，这是一个能筛分巨响，也能辨别一切最细小微声的滤器，因为每一个可疑的低吟、撞击，或者拖曳的声音，都可能就是轮胎戳破的朕兆。

道路变得潮湿了。在一段黏腻的土路上，汽车竟滑到了边沿。于是克斯特不得不把速度减下来。可是为了弥补起见，在转弯时他开得更迅疾了。他已经不复用他的头脑驾驶，而是凭他的本能。车头的灯光将转弯处照成了两半，因此在急转弯的时候，完全是漆黑而盲目的。克斯特靠着车前的小灯来指路，可是那光束又狭小得厉害。

医生不作声。

霎时间，雾气在车头灯的光束里闪烁，灯光蒙上了颜色——一种苍白的银色，一层朦胧的纱网。这时雅费便听到克斯特居然也咒骂起来。一分钟之后，他们都在浓雾之中了。

克斯特把灯光向下照射。他们如今仿佛是在棉花里游泳，树木的黑影悄悄地闪过，这乳白色的海洋中的精灵再也没有什么道路，只凭臆测和幸运，还有就是伴着引擎的咆哮而忽隐忽现的黑影。

过了十分钟，他们从浓雾中出来，克斯特的脸不免有点儿憔悴了。他瞧着雅费，嘴里不知咕哝些什么。然后他又开足马力，蜷缩全身，又显得很镇定与沉着了……

黏腻的热气仿佛铅似的压在房间里。

“有没有停止了呢？”我问。

“没有。”医生说道。

帕特瞧着我。我做出一个微笑，可是只露出了一副怪相。“还有半小时。”我说。

那医生望了下他的表。“即使不是两小时，也得一小时半呢。天在下雨啦。”

雨点在花园的叶簇和矮树间，轻轻地瑟瑟地下着。我睁着昏花的眼睛，窥视着黑暗深处。曾几何时，我们——帕特和我，不是还半夜里起来走进花园，坐在树干和墙花中间，而帕特还哼着儿时的催眠曲吗？曾几何时，月亮不是还皎洁地映照着小径，而帕特，像一个柔软的小动物，钻在树叶中间奔跑吗？

我走到门口去张望了几百次了。我明知道那是没有用的，可是这样便缩短了等候的时间，空气是迷迷蒙蒙的。我咒骂着。我知道那对于克斯特会有怎样的影响。一只鸟在黑暗中啁啾起来。

“闭上你的鸟嘴。”我狠狠地诟詈着。凶兆的鸟！这句话从我的脑海中闪过。“无稽之谈。”我高声说道。甲虫在啾啾地飞鸣，可是它并不飞近，并不飞近。老是一种均匀的嗡嗡声，一会儿停止，一会儿又响了起来，又响了起来。我突然间震颤了一下。那不是一只甲虫，那是一辆汽车，在遥远的地方，开足了马力，转着急弯。我伫立不动，屏住呼吸，张着嘴巴，以便听得清楚一点。又来了……又来了……灯光，高尖的嗡嗡声，好像是一只愤怒的胡蜂发出来的。现在更响了，我能清晰地辨别出引擎的声音。于是那延伸得快要绽裂的天空的边缘，蓦然间分裂为柔软的浩渺无垠，将黑夜、恐惧和惊怖都给淹埋在底下。

我急忙奔回屋子，倚在门口。“他们来啦！”我说，“医生，帕特，他们正在驶来了！我已经可以听到他们啦。”

医生以为我一晚上都处在半疯狂状态。这时也走了出来，倾听着。“也许是别人家的汽车。”他最后才这样说。

“不，我听得出那个引擎的。”

他怒气冲冲地瞅着我。他显然自以为是一个汽车迷。他对于帕特总是耐心体贴，如同一个慈母，而每当我一提到汽车时，他就从眼镜中直瞪着我，认为他懂得更多。“不可能的。”他直截了当地说着，又走到了里边。

我仍然在门外。我只是兴奋得直抖。“卡尔！卡尔！”我说。一连串压抑的声音和呜呜的声音——汽车一定已经开到村子里了，正在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奔驰在一幢幢房子之间。呜呜声低沉了，那一定在树林背后。这会儿又响了起来，得意地奔驰着。一道晃亮的光芒射穿了夜雾，那是它的车头灯。一阵雷鸣似的咆哮……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医生就在我旁边了。蓦然间，那道强烈的灯光，照得我们简直眼睛都睁不开，接着制动器一声尖叫，汽车在花园门口停住了。

我奔上去。教授立刻从汽车里跳了下来。他没有跟我招呼，便径直走到医生面前。随在他背后的，便是克斯特。

“她怎么样？”他说。

“还在出血。”

“她一下子就会好的，”他说，“此刻你不用焦虑了。”

我没有作声，只是瞧着他……

“你有烟吗？”他问。

我递给他一支。“我很感激你来了，奥托。”

他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我觉得我应该来的。”

“你一定开得很快。”

“情况还不坏。就是有一段碰上了浓雾。”

我们并坐在花园里的凳上，等待着。

“你以为她会脱离危险吗？”

“当然会啰。咯血症原不是很危险的。”

“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一个字。”

克斯特点点头。

“她一定要活下来呀，奥托。”我说。

他并没有抬起头。“再给我一支，”他说，“我的烟忘记带来了。”

“她一定要活下来的，”我说，“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教授走出来。我站起身子。“我要是再坐你的汽车，那才活见鬼呢。”他跟克斯特说。

“抱歉得很，”他说，“可是，她是我朋友的妻子哪。”

“是吗？”雅费说着，便盯着我。

“她脱离危险了吗？”我问。

他冷冷地睃了我一眼。我便将视线移开了去。

“假如她还未脱险，你以为我会站在这儿吗？”

我咬着嘴唇。我捏着拳头。我两眼噙满了热泪。

“请你原谅，”我说，“那是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把她抢救过来了。”

“抢救人的性命，怎么也不会嫌快的。”雅费说着，便微笑起来。

“我不能不焦急，奥托。”我说。

他抓住我的肩膀，将我转过身去，然后轻轻地把我向门口一推。“教授允许他进去吗？”

“我现在镇定下来啦，”我说，“我可以进去吗？”

“可以，就是不能讲话，”雅费答道，“而且，只能进去一会儿。她千万兴奋不得。”

我只看见在水里荡漾的朦胧的光芒。我眨眨眼睛。光芒便跳跃着，闪出了火花。我不敢擦抹眼睛，生怕帕特以为我因为情形很坏而哭泣。我露出一缕微笑，走进房间。然后又很快退了出来。

“不是把你很好地送到了这儿吗？”克斯特问那教授道。

“是的。”雅费说。

“明儿一大早，我就可以把你送回去了。”

“我想还是免了吧。”雅费说。

“这一次，我一定开得很当心。”

“我想我还是在这儿待一天，看看情形再说吧。你的床铺可以让给我吗？”他问我。我点点头。

“好的。那我就睡在这儿。你可以在村庄上找个宿夜的地方吗？”

“可以。要不要替你买一柄牙刷、一套睡衣裤？”

“无须。我什么都有。你说的东西，我随时都准备着的，就差对汽车竞赛的准备。”

“请你饶恕我，”克斯特说，“假如你真的觉得我冒犯了你，我也并不奇怪的。”

“你没有。”雅费说。

“那么，我也应该向你致歉，因为我当时没把实情告诉你。”

雅费笑了起来。“你对于医生的看法，实在欠高明了。好吧，你们出去。我就待在这儿。”

我急匆匆替克斯特和我自己收拾了几样东西。我们一块儿走到村子上。

“你累吗？”我问。

“不，”他说，“让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坐一会儿。”

一小时以后，我又开始烦躁起来。“他既然要待在这里，那情形一定很危险，奥托，”我说，“否则他又为什么呢……”

“我猜那一定是为了以防万一，”克斯特答道，“他很喜欢帕特。我们一路来的时候，他告诉过我。他还给她母亲看过病呢。”

“那她是不是……”

“我不知道，”克斯特急忙说道，“也许是完全两种病。你已经有点儿瞌睡了吗？”

“你去吧，奥托。我倒很想再去看看……你知道，就从遥远处看看……”

“好的。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听我说，奥托。你不用管，我喜欢睡在外面，天气很暖和。我近来就常常这么做的。”

“很潮湿呢。”

“那无所谓。我把卡尔的车篷撑起来，在那边坐一会儿。”

“很好。我倒也宁愿睡在外面的。”

我知道打发不走他。我们便找了几条毛毯和几块坐垫，回到卡尔那里，解开车篷，将座位推到后面。这样一个人就可以躺得很舒服了。

“比有时候在前线要好得多呢。”克斯特说。

晃亮的玻璃窗，在迷蒙的夜色中闪烁。我不时看见雅费的身影在那上面晃动。我们抽了一包烟。最后那灯光都熄灭了，只留下一盏小小的夜灯。

“感谢上帝！”我说。

雨点打车篷上滴落下来。微风吹拂。天气变得寒冷了。“假如你需要，不妨把我的毛毯拿去好啦，奥托。”我说。

“不，你觉得怎么样？我倒很暖和咧。”

“雅费是个很好的人，是不是啊，嗯？”

“是的。而且我相信他很聪明。”

“确实的。”

我从不安的半睡眠状态中一骨碌坐了起来。外面灰黯而寒冷。克斯特却早已醒了。

“你没有睡熟吗，奥托？”

“睡熟的。”

我爬出汽车，偷偷地打花园小径上溜到了窗子前面。那盏小小的夜灯，仍然在发着光。我看见帕特躺卧在床上，双眼紧闭。这一瞬间，我真担心她已经死了。随后我看见她的右手在移动。她脸色很苍白，可是出血倒已经止住了。接着，她又把右手移动了一下。正在这时候，睡在我床上的雅费也睁开了眼睛。我便倒退回来，我又释然了。他很称职呢。

“我想我们应该出去，奥托，”我跟克斯特说，“不能让他看见我们在监视他。”

“里边一切都很正常吗？”奥托问。

“据我所看见的，很正常。他睡得很警觉，那位教授。炮轰的时候，他可以睡得很熟，可是假如有耗子来吃他的粮食，他立刻就会醒来的。”

“你说，出去游泳好不好？”克斯特说，“这儿的空气才好呢。”他伸了个懒腰。

“你去好啦。”我说。

“一块儿去。”他坚决地劝说。

灰色的天空裂开了。几缕橘红色的光芒，打罅隙里倾注下来。行云的帷幕沿着天际揭起，于是一片清澈的苹果绿色，显现在前面了。

我们跳进水里，游了起来。海是灰黯的，而旭日的光芒给它涂染上一层殷红颜色。

我们游罢回来，米勒小姐早已起身了。她在花园里摘着芹菜。当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吃了一惊，跳了起来。我非常尴尬地试着向她道歉，因为我昨天也许咒骂得太过火了。

她却开始哭了起来。“可怜的太太。那么美丽，那么年轻。”

“她要活到一百岁呢，”我说着，心里很懊恼她的那种哭泣，简直好像帕特就要死去似的。帕特不会就死的。这凉爽的清晨，以及海水在我心里激起的活力告诉我，她不会死的。帕特不会死。只有在我绝望的时候，她才会死呢。克斯特在这儿，我在这儿，帕特的伙伴……我们会先死。只要我们都活着，她一定会康复。从前就是这样的。当克斯特活着的时候，我也不会死。因此，如今我们两个人都活着，帕特也不会死。

“一个人必须向命运屈服。”那老太婆说着，板着她烤苹果似的棕色皱脸，无限谴责地瞅着我。她指的当然是我的咒骂了。

“屈服？”我说，“为什么要屈服？那没有什么用。人生的一切，都得付出代价的，两倍或者三倍的代价。那么，为什么要屈服呢？”

“是的，是的……那就挺好。”

屈服！我想。没有用的。在这种人生的斗争中，必须奋斗不息，虽然一个人最终还是要失败——为着心爱的那一点东西而奋斗。到了七十岁的时候，一个人也许会开始想到屈服了。

克斯特跟她说着话。于是她又立刻微笑起来，问他午餐想吃什么菜。

“你瞧，”奥托说，“那是年龄所给的礼物。眼泪与欢笑，瞬息万变，没有愤怒。这倒是一个人应该仔细学习的事啊。”他沉思地说道。

我们绕着房子转了一圈。“她愈能安睡愈好。”我说。我们回到花园里。米勒小姐已经把午餐端了出来。我们喝着滚热的浓咖啡。太阳出来了，立刻就变得很热。树叶亮晃晃地闪烁着。从海上传来鸥鸟的鸣声。

米勒小姐将一束玫瑰花放在桌子上。“过一会儿我们拿这束花去送给她。”她说。玫瑰花散发着童年和花园围墙的香味。

“你知道吗，奥托，”我说，“我仿佛觉得自个儿害病了……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我应该镇定一点、冷静一点。一个人愈镇定就愈能够帮人家的忙。”

“一个人不是常能那样的，罗比。我有时候也如此。一个人愈活下去就愈觉得恐惧，正像一个常常会输钱的赌徒。”

门开了。雅费穿着睡衣走出来。“很好，很好，”当他看见我好像要撞倒早餐桌子的时候，这样招呼道，“不能再好了。”

“我可以进去吗？”

“还不能。此刻女侍在里边洗涤什么的。”

我给他斟一点儿咖啡。他在阳光中眨着眼，向克斯特转过脸去。“我真应该感谢你呢。至少我能在乡下待一天。”

“可是你本可以常常来的呀，”克斯特说，“在外面待这么一晚，然后第二天回去。”

“可以，可以，”雅费答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怎样生活在一个自我虐害的时代里吗？多少事情，一个人可以做然而并没有去做——为什么，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了。在今天，工作已经变得无比重要，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找不到工作，我想也许这就是工作压倒了一切的原因。这乡间多可爱啊！可是我却已经有多少年没有看见过啦。我有两辆汽车，一座十间屋的房子，还有花不完的钱……可是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啊？这些东西，跟乡下的夏季清晨一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工作，工作，工作……一种讨厌的围攻——而常常还怀着一份幻想，总以为过后就会改变的。然而，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改变。真奇怪，不是吗，一个人居然会这样浪费他的一生？”

“我倒觉得，医生是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一种人，像这样的人天下很少，”我说，“譬如说吧，一个银行职员？”

“我亲爱的朋友，”雅费答道，“要是以为天下的人都有相同的旨趣，那是错误的。”

“是啊，”克斯特说，“可是人们找职业也并不依着他们的旨趣哪。”

“对的，”雅费答道，“这都是很难的。”他向我点着脑袋，“好了，你去吧。千万得镇静一点，不要碰她，不要让她讲话。”

她在枕头间躺卧着，孤立无援地，如同一个负伤的人。她的脸已经失去了光彩，眼睛底下抹着蓝色的幽影，嘴唇也都苍白了。只有她的眼睛却是大而且亮的。太大而且太亮啦……

我执起她的手，那是冰冷而萎瘪的。

“帕特，老朋友，”我迟钝地说着，正想坐到她旁边，却看见那个脸如面团的女侍正站在窗前好奇地瞅着我。

“你出去，好吗？”我恼怒地说。

“我得把窗帘拉上哪。”她答道。

“很好，那么你拉吧，拉好了就出去。”

她把黄色的窗帘拉上了。可是她还是不出去。她慢条斯理地动手用细针别着那些个窗帘。

“喂，”我说，“这又不是好玩儿的事啊。出去吧，赶快。”

她倨傲地向我转过身来。“待我把窗帘都别好了，我才出去。也许到那时候还不出去咧。”

“是你叫她做的吗？”我问帕特道。

她点点头。

“是不是那光线刺激了你的眼睛？”我问。

她摇了摇头。“今天你最好不要仔细看我……”

“帕特，”我惶恐地说，“你千万不要讲话！不过，如果这就是你叫她放窗帘的原因……”

我开了门，那个女侍终于出去了。我又走回来。于是我不再困窘了。我甚至还很感激那个女侍，这开头的一刹那，居然给我安全地度过啦。因为眼巴巴看着帕特那样躺着，实在是不很舒服的。

我在旁边坐了下来。“你一下子就会康复的，帕特。”

她的嘴唇动着。“明天吗，你以为？”

“也许不是明天，可是总在几天里边。那时候你就可以起来，我们可以开车回家去了。当初我们真不应该到这儿来的，这儿的空气对你太刺激啦……”

“哦，”她嗫嚅着，“可是我并没有害什么病，罗比。那不过是偶然的意外……”

我瞧着她。那么，难道她真的不知道自己害病吗？还是，她不愿意知道？她的眼睛，兀是不安地倏忽闪动着。“你用不到害怕……”她咕哝着。

我起初还不了解她的意思，也不明白她为什么特别提到我用不到害怕的话。我只看到她很激动，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烦恼和焦急得异样的神情。于是，蓦然间，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头脑里。我这才知道她在想什么：原来她以为我害怕她有病。

“天哪，帕特，”我说，“也许那便是你从来不肯告诉我一点儿的理由吗？”

她没有作声，可是我知道那一定是的了。

“见鬼，”我说，“那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向她弯下身去。“你且静静地躺一会儿，可是你不要动。”我吻她。她的嘴唇是干燥而灼热的。

当我直起身来的时候，我看见她在哭泣。她毫无声息地哭泣着，睁大着眼睛，脸也没有动，只有那眼泪在扑簌簌地流下来。

“看在上帝份上，帕特……”

“我真是说不出地快乐。”她说。

我站在那儿，凝视着她。那不过是一个词儿，然而我从来没听人用这样的口气说过它。我认识过很多女人，可是全不过是逢场作戏，求奇猎艳，偶然和她们一起度过一个欢乐的时辰，打发掉一个寂寞的晚上，为了逃避自个儿，逃避绝望，逃避空虚。而且我也从来没有需要过什么，因为我看得很明白，什么都是靠不住的，除了她们自己，也许还有她们的同志。而现在，我突然知道，我居然对人家也有了意义，只要我在，而且只要我跟她在一起，她便会快乐。就像那么一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是你仔细一想，却力重千斤，浩瀚无垠。那是既可以毁灭，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那爱情，可是比爱情更有意义——一个人可以为之生活的东西。一个人不能只为了爱情而生活。可是为了另一个人，也许……

我很想说几句什么话，可是说不出来。一个人真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反觉得难于措辞了。即使知道了怎么措辞，却又腼腆地说不出口，所有这些词儿都是属于更早的世纪的。在当今，我们还没有表达感情的词儿。我们只能无所表示，否则便见得虚假了。

“帕特，”我说，“勇敢的朋友……”

正在这时候，雅费进来了。他立刻看清了情形。“你干的好事，”他喃喃地咕哝着，“我早就猜到你会这样的。”

我正想支吾搪塞，可是他早已毫不费力地将我推了出来。

17

那是两星期以后的事情了。帕特已经恢复，我们可以回家了。其时，行装早已收拾妥当，只等着戈特弗里德·伦茨。他是来把我们的车开回去的。帕特和我预备乘火车回去。

那是一个暖和的日子。棉絮似的云朵纹丝不动地散在天空里，热气在沙冈上摇曳，海在光亮闪烁的雾气中铅似的横着。

戈特弗里德是在午饭过后才来的。老远我就瞧见他那金色头发的脑袋在栅栏上晃动。不等他拐弯开进米勒小姐房子的汽车道，我已经发现他不是独自来的了。在他背后，还有一个活像赛车手的小东西，只见他戴着一顶大格子纹便帽，让帽檐罩扣在后脑勺上，一副偌大的防风眼镜，一身雪白的罩衫，还有一对大得出奇的通红透亮的耳朵。

“哎呀，原来是尤普！”我愕然地说。

“对啦，洛坎普先生。”尤普笑嘻嘻地答道。

“你那种穿戴！干什么要这样啊？”

“你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穿戴啊？”伦茨兴高采烈地跟我握手说，“他正在受训成一个赛车手呢。到如今已有八天了，他一直在训练。他今儿要求我带着他同来。这是让他第一次越野开车的好机会。”

“还要打破纪录呢，洛坎普先生。”尤普热烈地向我保证道。

“那是一定的！”戈特弗里德佯笑着，“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他这种急躁的人。他一上来啊，就想让我们那辆老出租汽车抢过一辆梅赛德斯。一个十足的小魔鬼。”

尤普兴奋得直冒汗，钦佩地瞧着伦茨。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把那个厚脸皮的讨厌鬼甩在后面的。伦茨先生，我想在拐弯的地方抢过他，像克斯特先生那样。”

我禁不住笑了起来。“你开始得很好，尤普。”

戈特弗里德瞧着他的高足，露出一种慈父般的骄傲。“你还是赶紧先把这个行李送到车站上去吧。”

“要我一个人送去吗？”尤普兴奋得几乎爆炸了，“我可以一个人开着汽车把东西送到车站上去吗，伦茨先生？”

戈特弗里德点了点头，于是尤普便奔进屋子去了。

我们先把箱笼送去。然后再去接了帕特，开到火车站。我们到达车站的时候，离开车还有一刻钟。月台上阒无一人，只有一些牛奶罐子四处散放着。

“你们还是出发吧，”我说，“否则的话，恐怕今天要到不了家呢。”

尤普手扶着方向盘，抗议似的瞧着我。

“你以为这话不中听吗，是不是，嗯？”伦茨问他。

尤普坐起身子。“我已经很精密地计算过了，洛坎普先生，”他谴责地说着，“晚上八点钟，我们准可以舒舒服服地回到工场里的。”

“你说得对。”伦茨轻拍着他的肩膀，“你不妨跟他打个小赌。赌一瓶矿泉水。”

“不要矿泉水，”尤普答道，“我不论怎样也想冒险赌他一包纸烟咧。”

他挑衅地瞅着我。

“我想你总知道那条路是挺坏的吧？”我问。

“全都计算进去啦，洛坎普先生。”

“还有那些个拐弯呢，你有没有想到啊？”

“拐弯我也全不在乎。我不会害怕的。”

“那好，尤普，”我说，“那么我可以跟你赌。不过，一路上伦茨可绝对不许驾驶。”

尤普将手搁在胸口上。“君子一言。”

“很好，很好。可是你说，你手里那个东西是什么啊？”

“我的计时表。我预备一路上记录时间的。不过想瞧瞧这辆汽车的能力怎么样。”

伦茨微笑着。“好吧，孩子，已经全副武装好了。我敢说，这辆诙谐的老雪铁龙，如今每一只汽缸都在颤动咧。”

尤普没有理睬他的讽刺。他兴奋地拉着他的便帽。“那么我们就出发了，洛坎普先生，好不好啊？打赌总是打赌哪。”

“当然啰，你这个小家伙。再会，帕特。回头见，罗比。”戈特弗里德爬进了车座，“好，尤普，你如今让这位小姐看看，一个英雄和一个未来世界的统治者，是怎样开车起步的。”

尤普将防风眼镜整了一整，如同一个老手似的挥着手，换上头挡，便很漂亮地让汽车驶下人行道，直往大路上开走了。

帕特和我在车站前面的座位上坐了半晌。灼热的太阳，直射着分隔月台的木拦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树脂和盐的气息，帕特将脑袋向后仰，闭上了眼睛。她纹丝不动地坐着，脸向着太阳。

“你累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罗比。”

“火车开来啦。”我说。

机车轰隆轰隆地开来了，在震颤的辽阔的原野的衬托下，便见得乌黑、渺小而孤寂了。我们走进车厢。车厢里差不多是空的。一会儿，火车喘着气开动了。机头里冒出来的烟，浓密而乌黑地直挂在天空中。四野里的景色，在徐缓地转动着消逝——褐色的草荐屋顶的村庄、散布着牛啊马啊的草地，还有树林，然后，在沙冈背后的空隙中，恬静而朦胧地映现出米勒小姐的别墅。

“米勒小姐在那儿呢？”帕特说。

“哦，是她。”

原来她正站在门口挥着手。帕特便掏出她的手帕，让它在车窗外飘舞。

“她不会看得见的，”我说，“太小也太薄啦。这儿，拿我的去。”

她接过手帕，便挥动起来。米勒小姐也用劲地挥手作答。

火车逐渐地驶进了原野。屋子消逝了，沙冈也给留置在后边。在一带黑沉沉的树林的后面，海不时在窥探着，像一只凝神而疲乏的眼睛的瞥视。接着出现了软绵绵的金碧色的田野，还有那离离的麦穗，在微风中俯拂着大地。

帕特将手帕递还给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把窗子拉起来。事情过去啦，我想，感谢老天，总算过去了。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场挺可怕的噩梦哪。

将近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城里。我招呼了一辆出租汽车，装上了行李，然后我们开到帕特家里。

“你要上去吗？”她问。

“当然啰。”

我送她上去，然后下来跟司机一块儿取行李。当我再进去的时候，帕特仍然在门廊里。她正在跟哈克中校和他的太太说话呢。

我们走进她的房间。外面是明亮的薄暮。桌子上摆着一个玻璃花瓶，插的是几枝淡红色的玫瑰。帕特走到窗前，向外眺望。然后她转过身来。“我们到底出门了多久啦，罗比？”

“整整十八天。”

“十八天。倒像远不止十八天呢。”

“我也觉得是那样。好梦醒来，往往都会有那样的感觉。”

她摇了摇头。“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她推开了阳台的窗子，走了出去。靠墙搁着一张折叠着的白色的躺椅。她将它拉了开来，悄悄地凝望着。

当她重又进来的时候，她的表情已经改变，而眼睛也显得阴沉沉的了。

“瞧那些玫瑰，”我说，“那是克斯特送来的。旁边还有他的卡片呢。”

她捡起卡片，然后又将它放回到桌上。她瞧着玫瑰，可是我看得出她并没有在意。她仍然在思忖着那张躺椅。她一定在思忖着，她曾经逃开了这张椅子，可是如今它也许又要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我就随她想去，默不作声。想转移或者排遣她的忧思是毫无意义的。她早晚会这样的，趁如今我在那儿的时候就发生了，倒也是好的。只能用说话来延宕它发生的时间，可是早晚总是要发生的，那么到那时候，也许反而更不好呢。

她在桌子边伫立了半晌，垂着脑袋，手撑着桌子。然后抬起头来瞧着我。我不作声。她绕着桌子慢慢地走着，将双手搁在我肩膀上。

“好朋友。”我说。

她斜倚着我。我将她紧紧地搂住。“如今我们可以谈正经事了，是不是啊？”

她点了点头。于是她把头发掠到背后。“这不过是一时的，罗比。”

“我知道。”

有人敲门。女侍推着放茶具的小车进来了。“那很好。”帕特说。

“你要喝茶吗？”我问。

“不，喝咖啡。好的浓咖啡。”

我待了半小时。于是她逐渐疲倦了，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来。

“你应该睡一会儿。”我说。

“那么你呢？”

“我要回家，也去睡一会儿。两小时之内，我再来找你去吃晚饭。”

“你累了吗？”她怀疑地问。

“哦，有一点儿。火车里热得很。再说，过后我还得到工场里去一下。”

她不再发问了。她已经很累，只是颓然地倒了下去。我将她扶到床上，仔细给她盖好被。她立刻就睡熟了。我把玫瑰花移到她近旁，还有那张克斯特的卡片，使她一醒过来，就有东西可以解解闷。于是我走了。

路上，我在一个电话亭旁边停住。我决定立刻打一个电话给雅费。一到了家，打电话就困难啦，整个公寓都会听着的。

我拿起听筒，报了医院的号码。隔了半晌，雅费来接听了。

“我是洛坎普，”我说，清了清喉咙，“我们今天回来的，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钟头啦。”

“你们是坐汽车回来的吗？”雅费问。

“不，乘火车。”

“是吗，此刻怎么样了？”

“很好。”我说。

他考虑了一会儿。“明儿我要检查一下霍尔曼小姐。上午十一点钟怎么样，你可以告诉她吗？”

“不，”我说，“我不愿意让她知道我打过电话给你。她明儿一定会自个儿打电话给你的。也许你可以到那时候再告诉她。”

“好得很。那么就这样。待我来告诉她。”

我机械地推开那本厚厚的、油腻腻的电话簿。那本书是搁在一个原木格上的。有人把电话号码用铅笔胡乱地涂在墙壁上。

“那么，明儿下午来看你好吗？”我问。

雅费不作声。

“我很想知道她的情形到底怎么样。”我说。

“我明儿还不能够告诉你，”雅费答道，“我至少要观察她一个星期。到那时候，我一定会让你知道到底怎么样了。”

“谢谢。”我凝视着面前的那张小桌子。有人在那儿乱涂了些什么。一个肥胖的女人，戴着顶大草帽，下面写的是：爱拉是一个淫妇。“在这期间，她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我问。

“待我明儿看了再说。可是我想她在家里一定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那我不知道。我听说那边的人下星期都要出门了。到那时候，除了女侍，就没有什么人了。”

“是吗，好的，待我明儿跟她谈谈。”

我又把电话簿推过去放在小桌子上。“你认为她……她会不会再像那样发作一次？”

雅费犹豫了一会儿。“可能的，当然啰，”他然后说，“可是大概也不至于。这些事情，只有待我仔细地将她检查过后，才能够告诉你。到那时候，我自会打电话给你的。”

“谢谢你，谢谢。”

我挂上听筒。在外面马路上，我伫立了半晌。尘土飞扬，空气沉闷。于是我走回家。

门口，我跟察莱夫斯基太太撞了个满怀。她打本德尔太太房间里一颗炮弹似的直射出来。一看见我，她便立刻站住了。

“怎么，已经回来了吗？”

“你瞧啊。这一晌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跟你不相干的。也没有你的信。不过本德尔太太已经搬走了。”

“真的，为什么呢？”

察莱夫斯基太太把双手搁在屁股上。“因为世界上充斥着流氓。她已经住进教堂里去了。带着她的猫和二十六个马克。”

她说本德尔太太当保育员的那家孤儿院已经宣告破产。院董做交易失败。于是本德尔太太被解雇了，还损失了两个月的工钱。

“她有没有找到另外的工作？”我不假思索地问道。

察莱夫斯基太太只是瞅着我。

“不，不，当然没有啰。”我说。

“我告诉她，要是她喜欢，不妨待着好啦。房钱的事，不用那么着急的。可是她不要。”

“穷人多半是诚实的，”我说，“那么，现在由谁搬进去住呢？”

“哈塞家。这个房间，比他们原先住的要便宜。”

“那么，哈塞家的房间呢？”

她耸了耸肩膀。“那要等着瞧了。什么人会住进去，我是不抱多大希望的。”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空出来呢？”

“明儿。现在，哈塞家已经在搬了。”

“那个房间，到底要多少房钱？”我问。一个念头突然在我脑子里出现。

“七十马克。”

“那太贵啦。”我说，如今是完全清醒了。

“连带早晨的咖啡，两个小圆面包，还有很多的黄油，难道嫌贵吗？”

“话是对的。可是除掉星期五早晨的咖啡，五十马克，不能多一个芬尼。”

“你想租下来吗？”察莱夫斯基太太问。

“也许。”

我走进我的陋室，出神地打量着跟哈塞家毗邻的房门。让帕特住进察莱夫斯基公寓！不，那不是一个愉快的思想。

可是我隔了半晌，终于绕过去敲门了。

哈塞太太在家。她坐在家具已经搬掉一半的房间里，面对镜台，手拿着一顶小帽，正在敷粉。

我一边跟她打招呼，一边浏览着房间的四周。这个房间比我原先想象的大些。如今，家具真给搬走了一部分，大小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地毯很朴素，很光洁，而且也很新，门窗都是新漆的，阳台也宽敞而精致。

“我想你总已经听说他现在预备怎样对待我了，”哈塞太太说，“我必须搬到那个家伙住过的房间里去。这不是够丢人的吗？”

“丢人？”

“是啊，丢人，”她激动地说，“你总知道我是受不了她的，而如今哈塞竟逼着我搬到她的房间里去，没有阳台，而且只有一个窗户。说来说去只因为它便宜！你想，她在那教堂里，不知道会怎样得意咧！”

“我想她不会得意的。”

“当然她会得意的，像她那种假仁假义的什么保育员！会捉耗子的猫不叫，我告诉你吧！而且，隔壁住的又是那个淫妇，那个埃尔娜·伯尼希！一股子猫腥味儿！”

我踌躇地抬起头。“可是猫是很干净很美丽的动物哪，”我说，“再说，我刚才就在她的房里。倒没有闻到什么猫腥味儿咧。”

“是吗？”哈塞太太怒气冲冲地答道，一边整了整她的帽子，“那就要看鼻子是怎么生的了，当然啰，不过这些事我也不想去管它。他会自个儿搬家具的。我要出去啦。我的意思是，至少可以离开这种狗一般的生活。”

她站起身子。那张虚胖的脸，愤怒得直抖，因此扑上去的粉都像细颗的灰尘似的撒落下来了。我看见她嘴唇涂得血红，装扮得妖冶俗艳。她一路摇摆着出去，那气味倒像是一家香水厂咧。

我腼腆地目送着她。然后又把房间打量了一阵。我盘算着哪儿可以安放帕特的各种家具。可是我立刻又把那些念头给撇开了。帕特在这儿，一直在这儿，在我的身边，我不能想象。要是她没有什么病痛，这些念头大概也不至于产生。不过，无论如何……我开门出去，用脚步量着阳台的大小。可是，接着我又摇摇头，回了自个儿的房间。

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她还睡得很熟。我悄悄地在床边一把靠背倚上坐下，可是她立刻就醒来了。

“抱歉得很，我把你惊醒啦。”我说。

“你一直都在这儿吗？”她问。

“不，刚来。”

她伸了个懒腰，将脸贴到我手上。“那就好啦。当我睡着的时候，我就不爱人家瞧着我。”

“那我了解。我也挺不喜欢的。我原不是想瞧着你。我只希望不把你惊醒。你想再睡一会儿吗？”

“不，我已经休息得够啦。我立刻就要起身了。”

她穿衣服的时候，我走进隔壁的房间。外面，天色在逐渐地黑暗下来。从对面那个开着的窗子里，传来放《霍亨弗里德伯格进行曲》[29]唱片的声音。一个头顶光秃、吊着背带的家伙正开着唱机。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合着音乐做着瑞典式的操练。他那秃顶在半明半暗中发光，活像一颗冉升的月亮。我无聊地望着他，只觉得郁闷而忧悒。

帕特走了进来。她样子很美，也挺有精神，一点儿没有疲劳的神色。

“你气色很好咧。”我愕然说道。

“我也觉得康复啦，罗比。仿佛我酣睡了一夜似的。我改变得真快。”

“是啊，真的。有时候快得简直跟不上它呢。”

她斜倚着我的肩膀，直瞅着我。“太快吗，罗比？”

“不。只是我太迟钝了。我一直总是有点儿慢吞吞的，帕特。”

她微笑起来。“慢就是稳健，稳健总是好的。”

“大概稳健得如同水面上的一个木塞。”

她摇了摇头。“你比你自个儿想象的还要稳健得多。事实上，你的一切都跟你自个儿想象的不同。我难得看见像你这样把自己看错的人。”

我把胳膊从她肩膀上放下。

“是的，亲爱的，”她说着，点了点头，“那实在是真的。来吧，现在让我们出去吃点儿东西吧。”

“那么，我们到哪儿去呢？”我问。

“到阿尔方斯那儿去。我一定要再去看看那边的光景。我总觉得仿佛已经离开了一世啦。”

“好，”我说，“可是你是不是真的饿了呢？除非你真的很饿，你就不能到阿尔方斯那儿去。否则他会把你赶出来呢。”

她笑了起来。“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饿啦。”

“那么，我们就去。”我突然觉得很快乐了。

我们走进阿尔方斯的餐馆时是很开心的。他招呼着我们，可是立刻就出去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却已经直僵僵地装上一个绷硬的领子，打着一条绿星点的领带。就是招待德皇陛下，他也绝不会这么做的。对于这样一种太不像男子汉的打扮，连他自个儿也不免有点腼腆起来了。

“哦，阿尔方斯，你今儿又有什么好菜啊？”帕特问着，将两个肘膀撑在桌子上。

阿尔方斯咧嘴笑着，把嘴唇撅起，眯细了眼睛。“你很幸运。今天又有螃蟹。”

他退后一步，静观着我们的反应，我们果然是惊叹不已。

“吃的时候，再来这么一杯新酿的摩泽尔葡萄酒。”他高兴地低语着，又退后了一步。

他得到一阵喝彩声——特别从门口，原来是最后一个浪漫派，那张苦笑的脸，蓬乱而金黄的头发，还有那个给太阳晒黑的鼻子，打那边出现了。

“戈特弗里德！”阿尔方斯高叫着。“是你吗？你来了吗？朋友，多有意思的一天哪！快到我怀里来！”

“你要大开眼界啦。”我对帕特说。

那两个人奔上来拥抱了。阿尔方斯拍着伦茨的背，声音很大，简直像隔壁是个锻冶场似的。

“汉斯，”他然后唤着侍者道，“把拿破仑白兰地拿来。”

他强拉着戈特弗里德到酒吧去。侍者端出一个很大的尘封的酒瓶。阿尔方斯斟出了两杯。

“干杯，戈特弗里德，你这只老不死的烤猪。”

“干杯，阿尔方斯，你这个监狱老看守。”

两个人都一口气干了杯。

“好极了，”戈特弗里德说，“是给圣母喝的干邑白兰地呢。”

“可惜就这样直灌下去了，”阿尔方斯也附和着道，“可是一个人在快乐的时候，又怎么能浅斟低酌呢。来，让我们再来一杯。”

他斟好酒，举起他的酒杯。“你这个没有信义的老番茄，你。”

伦茨笑了起来。“我亲爱的老阿尔方斯。”

阿尔方斯的眼睛变得水汪汪的了。“再来一杯，戈特弗里德，”他感动地说道。

“再喝一杯。”伦茨擎起他的酒杯，“我这个人啊，喝起酒来，总要喝到摔在地板上连脑袋也抬不起来的时候，才会说一个‘不’字的。”

“那才对哪。”阿尔方斯又斟上了第三杯酒。

伦茨有点儿气喘吁吁地走到桌子边来，他掏出了表。“那辆雪铁龙到工场是八点差十分。你怎么说啊？”

“创记录了，”帕特答道，“尤普万岁！我要亲自送给他一盒纸烟。”

“而你，除了应吃的一份之外，还可以多吃一份螃蟹，”跟着戈特弗里德走来的阿尔方斯这样说道，接着他递给我们每人一块台布似的东西，“把外衣脱掉，将这个围在身上。那位小姐会不会允许啊？”

“我也认为那是很必要的。”帕特说。

阿尔方斯得意地点着头。“你真是一个伶俐的女子，我知道。吃螃蟹，总得要舒舒服服，不怕溅污了衣服。”他微笑着，“你呢，当然啰，应该找一块漂亮点儿的东西。”

侍者汉斯送来了一个雪白的厨子用的围裙。阿尔方斯将它摊开了来，帮她围上。“对你很合适呢。”他评论着。

“再合适也没有了。”她笑吟吟地答道。

“你喜欢它，我很高兴，”阿尔方斯和蔼地说，“这使我心里温暖。”

“阿尔方斯！”戈特弗里德将台布围系在脖子上，让尖角都戳了出来，“我说啊，此刻这儿简直像理发店啦。”

“我们立刻就会改变的。可是先应该艺术化一点儿。”

阿尔方斯走到留声机跟前，于是《唐怀瑟》[30]里的《香客合唱曲》立刻响了起来。我们都默默地听着。

最后的歌声刚刚消逝，那厨房门便给推开了，出来的是侍者汉斯，他手里托着一只仿佛婴孩浴盆那么大的碗。碗里是冒着热气的螃蟹。他咳嗽着，将大碗放到桌子上。

“给我也拿一条餐巾来。”阿尔方斯说。

“你也预备跟我们一块儿吃吗，朋友？”伦茨嚷道，“那才是荣幸呢。”

“小姐总不至于表示异议吧？”

“哪里会？倒是欢迎得很，阿尔方斯。”

帕特将她的椅子移动一下，他就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我这样坐在你旁边，希望你不要介意，”他有点儿歉然地说，“事实上，我是最善于剥蟹的。小姐们吃起来，总不免觉得有点儿麻烦呢。”

他伸手到碗里去，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开始为她剥一只螃蟹。他那双粗大的手伶俐敏捷地剥着，使她除了津津有味地吃他叉给她的一片片蟹肉之外，就无须乎自个儿动手了。

“味道好不好啊？”他问。

“好极了。”她举起她的酒杯，“祝你健康，阿尔方斯。”

阿尔方斯高兴地碰了杯，慢慢地喝干了。我瞅着她。要是那里边不含什么酒精的成分，我倒是很赞成的。

她发现了我的盯视。“敬礼，罗比。”她说。

她很美，高兴得容光焕发。

“敬礼，帕特。”我说，喝干了我的酒。

“这儿是不是很可爱啊？”她问，又瞟了我一眼。

“好极了。”我又斟满了一杯，“干杯，帕特！”

一缕红晕，掠过她的脸颊。“干杯，罗比。干杯，戈特弗里德！”

我们喝着酒。“真是好酒。”伦茨说。

“去年的陈格拉休·亚勃次堡酒，”阿尔方斯解释道，“你能品辨，我很高兴。”

他从碗里拿了第二只蟹，将一只剥开的螯递给帕特。

她婉谢了。“那个留给你自个儿吃吧，阿尔方斯。否则你就吃不到什么啦。”

“我等会儿再吃。我吃起来比任何人都快。”

“很好。”她接过了蟹螯。阿尔方斯高兴地微笑着，又帮她叉了些别的东西。他那种样子，活像一只正在喂哺小白雏鸟的老猫头鹰呢。

后来，我们又喝了一巡拿破仑酒，然后向阿尔方斯告辞出来。帕特很高兴。

“真是愉快呢，”她说，“多谢你，阿尔方斯。我在这里愉快极了。”她向他伸出手去。

阿尔方斯嘴里咕哝了些什么，然后在她手上吻了一下。伦茨惊愕得眼睛几乎从他眼眶里掉落下来。“希望你早日再次光临，”阿尔方斯说，“你也来啊，戈特弗里德。”

那辆雪铁龙渺小而孤零零地站在外面路灯木杆底下。

“看了他今天的表现，我倒很想送给他一个教名，赫拉克勒斯[31]。”戈特弗里德一边拉开车门，一边说，“要我送你回家吗？”

“不。”帕特道。

“我也这样想咧。那么，我们再上哪儿去呢？”

“要不要到弗雷迪酒吧去，罗比？”她向我转过脸来。

“当然啰，”我说，“当然啰，我们就到酒吧去。”

我们慢慢地驶过街。天气很暖和，很爽朗。人们坐在咖啡馆前面的人行道上。一路音乐飘荡。帕特挨在我身边。蓦然间，我简直不相信她是个病人，尽管我拼命想叫自个儿相信，可是这会儿我总是不能够相信。

在酒吧里，我们遇见了费迪南德和瓦伦丁。费迪南德显得情绪很好。他站起身向帕特走来。

“狄安娜[32]，”他说，“从森林里回来了。”她微笑着。他把胳膊搁在她肩膀上。“张着银弓的褐色的勇敢的女猎人，你要喝点什么啊？”

戈特弗里德把费迪南德的胳膊推开了。“哭丧着脸的商人，总是笨头笨脑的，”他说，“这位小姐早已有两位绅士陪伴了，你也许没有注意到吧，你这只蠢野牛。”

“罗曼蒂克的人，只是一种扈从，不是什么陪伴。”费迪南德不慌不忙地说道。

伦茨笑着，向帕特转过脸去。“现在，让我来给你调一种真正美味的饮料。一种考立勃里鸡尾酒。巴西的特产。”

他走到柜台那边，把各种东西都混在一起，然后将调好的鸡尾酒端了过来。

“味道怎么样？”他问。

“淡了一点儿，可是很有巴西风味。”帕特答道。

戈特弗里德笑了起来。“也一样的强烈呢。这是用朗姆酒跟伏特加掺合的。”

我一眼便看清那里边根本没有什么朗姆酒和伏特加，只是果子露、柠檬汁，也许还有这么一滴医治赤痢什么的树皮汁。一杯毫无酒精成份的鸡尾酒。可是，感谢老天，帕特并没有注意到。

她喝了三大杯考立勃里，我注意到她觉得说不出的舒服，因为人家都不把她当作一个病人。一小时以后，我们都出来了，只留下瓦伦丁一个。那是伦茨早已安排好的。他邀请费迪南德坐进了雪铁龙，便一溜烟开走了。这样一来，帕特和我，就不显得离开得太早。这一切都是很费斟酌的，可是一瞬间，却使我心头浮上一种丧家犬似的悲伤的感觉。

帕特挽着我的胳膊，在我身边踏着可爱的优雅的脚步。我感到她手掌的温暖，我也看见街灯掠过她鲜活的脸蛋时的闪光——不，我相信她是个害过病的人，但只能在白天相信，却不能在生命变得更宁静、更温暖而充满着希望的晚上相信。

“要不要到我那边去一会儿？”我问。

她点了点头。

我们公寓的走廊里，还亮着灯光。“见鬼，”我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你等一下好吗？”

我开了门，向里边望去。走廊里空洞洞的，灯光亮着，如同一条郊外的狭径。那扇通往本德尔太太房里去的门此刻敞开着，里边也亮着灯光。哈塞仿佛一只小黑蚂蚁，从走廊快步走过，一盏张着红绸灯罩的灯架压弯了他的身子。他慢慢地转过身来。

“晚安，”我说，“这么晚还没有睡吗？”

他抬起那张垂着两撇乌黑胡髭的苍白的脸。“我打办公室里回来才只有一个钟头。而且，我只有在晚上才能搬家呢。”

“那么，你太太没有在家吗？”

他摇了摇头。“她到什么女朋友那儿去了。感谢老天，她终于交上了个女朋友，她常常跟她在一块儿。”他坦率而知足地微笑着，又继续快步走去。我把帕特带了进来。

“我想我们不要开灯好不好，嗯？”走进房间我就这样问。

“好的，亲爱的。先开一会儿，然后再把它关掉。”

“你真是贪得无厌咧。”我说。那红丝绒的豪华光彩，又在清越的灯光下显露出来，一会儿灯光又灭了。

窗子都开着，夜晚的风打对面树木上吹拂过来，清新得仿佛从森林里吹过来似的。

“真是可爱啊。”帕特说着，便蜷坐在窗台的角落里。

“你真的喜欢这儿吗？”

“喜欢，罗比。好像在夏天的大公园里。真美啊。”

“你刚才经过的时候，我想大概没有注意那个隔壁的房间吧？”我问。

“没有，为什么要注意呢？”

“这儿左边的一个很好很大的阳台，也是属于那个房间的。对面什么东西也没有。要是你住在那儿，接受日光浴也不需要穿什么衣服。”

“是的，要是我真的住在那儿……”

“你可以啊，”我若无其事地说道，“你要知道，一两天里，那个房间就会空出来的。”

她瞅着我微笑。“你以为那样做对我们合适吗？老是那样很接近？”

“可是我们不会老是在一起哪，”我答道，“譬如说，我白天就不会在家。而且晚上也常常不在。再说，假如我们一起住在这儿，我们就再用不到出去，坐在酒店里，一会儿又得分手，仿佛彼此不过在做客似的。”

她在那个角落里动弹了一下。“听你的口气，倒像你早已把一切都考虑过了，亲爱的。”

“我真是考虑过的啊，”我说，“说句老实话，我花了整整一晚上。”

她坐起身子。“你说的真是正经话吗，罗比？”

“天哪，当然是的，”我说，“你以前难道都没有注意到吗？”

她缄默了半晌。“告诉我，罗比，”她然后说道，声音比刚才更深沉了，“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跟我说呢？”

“我现在跟你说啊，”我说道，语气比我想要表示的更有力，因为我突然觉得，此刻出现在我头脑里的决定，还不仅是什么房间的事，“我现在跟你说啊，只因为近几个星期来，我已经发现我们完全待在一起是多么美满了。我再也不能忍受那时不时的分别。我需要从你那儿得到更多的东西。我需要跟你一直在一起。我再也不想跟爱情搞那种若即若离的、捉迷藏的游戏。我觉得那是够讨厌的。我需要你，只需要你，我和你在一起总是觉得不够，我连一分钟也不愿离开你呢。”

我听到她的呼吸。她坐在窗边的角落里，双手搁在膝盖上，默不作声。慢慢地，电气广告的红光，打对面的树木上升了起来，将一道温暖的反光投在她晃亮的鞋子上，然后又爬上她的衣服，爬上她的手。“你要笑我，你就笑我好啦。”我说。

“笑，为什么啊？”

“哦，因为我老说我需要。可是毕竟也得你需要才行咧。”

她抬起头。“你知道吗，你已经改变了，罗比？”

“不知道。”

“哦，是的。你已经承认了，你需要。你如今不怎么询问，而只是说需要、需要了。”

“那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改变哪。你还是一样可以回说‘不’的，无论我是多么需要。”

她蓦然间向我偎倚过来。“可是，为什么我要回你个‘不’字呢，罗比？”她说着，用一种热情的温柔的口吻，“要知道，我也是那么需要的啊。”

我一下子用胳膊搂住了她。她的头发拂着我的面颊。“你的话是真的吗，帕特？”

“当然是真的，亲爱的。”

“见鬼，”我说，“我还以为那一定很困难呢。”

她摇了摇头。“那全要看你呢，罗比。”

“我几乎真要相信了。”我愕然说道。

她用一只手臂围住我的脖子。“有时候，什么也不想倒是好的。什么也不要你自个儿去做。有人能让你依靠。啊，亲爱的，其实一切都是很容易的，只要不去自寻烦恼就好了。”

我不能不咬紧牙关，默不作答。真想不到她会这么说啊。

“你说得对，”我然后说，“你说得对，帕特。”其实是根本不对的。

我们在窗前伫立了半晌。“我们去把你的东西都搬来，”我说，“没有东西，什么事都做不了的。我们甚至还可以到哪儿去买一辆送茶用的小车。弗丽达一下子就能学会的。”

“可是我们有一辆在呢，亲爱的。那是我自个儿的。”

“那就更好啦。我明儿就开始训练弗丽达。”

她把脑袋搁在我肩膀上。我觉得她已经很疲乏了。

“要不要我现在就送你回家啊？”我问。

“等一下。我只要在这儿躺一会儿。”

她悄悄地躺在床上，默不作声，仿佛已经睡熟似的，可是她的眼睛却还睁得很大。那电气广告的光芒，熠熠闪耀。霓虹灯光如同愉快的北极光爬过被褥。外边，一切都是岑寂的。从隔壁那个房间里，不时可以听到哈塞在他的希望、婚姻，甚至生命的废墟中踉踉跄跄走动。

“你应该待在这儿。”我说。

她坐起来。“不是今儿晚上，亲爱的。”

“我倒宁愿你待着。”

“明天吧。”

她站起身子，在黝沉沉的房间里轻轻地走动着。我便想起她第一次待在这儿的那天，也曾这样悄悄地在房间里走动，在淡淡的晨光中整装。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可是其中总仿佛有一种很自然而且差不多叫人很震惊的东西。那仿佛是一种来自更远的、久已埋葬了的时代的信息，仿佛对于某种命令默默地服从，而服从的理由却是谁都记不起来了。

她从黑暗中间到我面前，双手捧住我的脸。“跟你在一起真是幸福，亲爱的。真是幸福。有你在，多好啊。”

我没有回答。我也回答不上来。

我把她送回了家，又回到酒吧去。克斯特也在。

“请坐，”他说，“情形怎么样啦？”

“没什么，奥托。”

“喝点儿什么？”

“假如我喝啊，我就喝它个畅快。我不愿意那么做。可是我倒想做点别的事情。戈特弗里德有没有把出租汽车开出去啊？”

“没有。”

“好的。那么，我想开出去做这么一两个小时的生意。”

我把汽车开了出来，跟奥托分了手。然后我开到停车场。在我前面已经停着两辆汽车。后面又来了古斯塔夫和那个演员汤米。后来那前面的两辆都开走了，不一会儿，我也接到一笔生意——一个年轻女人，她要到“维尼泰”去。

维尼泰是一家时髦的跳舞厅，装有桌上的电话，气压递送函件装置，还有本地人认为新奇的一切设备。它坐落在一条幽暗的小街上，跟其他的场所有点儿距离。

我们停下车来。那个姑娘在手袋里摸索了一阵，递给我一张五十马克的钞票。我耸了耸肩膀。“对不起得很，我找不出来。”

看门的已经走过来了。“多少钱啊？”那个姑娘问。

“一马克七十芬尼。”

她向看门的转过脸去。“请你替我付一下好吗？来，我到账房里去兑给你。”

看门的拉开了门，跟着她一块儿走到账房里去。过后，他又走了回来。“给你。”

我数了一下。“一马克五十芬尼，那是……”

“少说废话，你是不懂规矩还是怎么的？要是你还想回来，这两个格罗申[33]的买路钱是少不了的。快滚吧。”

很多地方是需要给看门人一点儿小费的，可是那只有在他给你找到一个主顾，而绝不是你自个儿送一个主顾去的时候。

“我绝不那么外行，”我说，“我应该得一马克七十芬尼。”

“你留心着要吃耳光了，”他唁唁地诟詈着，“赶快滚开吧，小家伙。这是我的地盘哪。”

我并不在乎那两个格罗申。不过我当时实在不愿意让他对我做出那种卑鄙的勾当。“不要那么哇啦哇啦的，把你扣下来的钱还给我。”我说。

那看门的出其不意地揍了我一记，使我没法儿招架。而且，因为我坐在驾驶座上，一时来不及闪避。我的脑袋直撞在方向盘上，头晕目眩。我定了定神，那看门的站在我面前。“还要一下吗，你这个大浮尸？”

我估量着有没有制胜的机会。那是绝对没有的。那家伙比我要强壮得多。我唯一的希望，只有出其不意地袭击他。可是我又不能从车里揍他，那样使不出劲，再说，假如我从汽车里钻出去，那不等我站稳脚跟，他早就先把我揍上这么五六下了。我瞪着他。他把散发着酒味的呼吸喷在我脸上，说道：“你再说一句话，你老婆要做寡妇了。”

我瞅着他。我一动也不动。我凝视着那张健壮的阔脸。我用眼睛死死盯住它。我看准了应该揍的地方，我愤怒得浑身冰冷了。可是我还是纹丝不动。我瞧着那张脸，那么近，那么清晰，仿佛打一个放大镜里看出去似的，那么大，那每一根汗毛，那通红的，粗糙的，疙里疙瘩的皮肤……

一个警察的钢盔在闪烁。“这儿出了什么事啊？”

那看门的露出一副奴颜婢膝的神态。“没有什么，康斯坦勃尔先生。”

他瞧着我。“没有什么。”我说。

他望了望那个看门的，又瞧了瞧我。“你在流血吗？”

“我自个儿碰伤的。”

那看门的倒退了一步。他眼睛里露出一种狞笑，认为我不敢告发他。

“好的，那么你走吧。”警察说道。

我踏着油门，驶回到停车场。

“朋友，你样子真漂亮呢。”古斯塔夫说。

“我不过鼻子上破了一点儿。”我答道，便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了他。

“到那家小酒馆里去，”古斯塔夫说，“我当过担架士兵，可不是白当的。卑鄙的勾当，竟会揍一个坐着的人咧。”

他带我走到那家小酒馆的厨房里，要了些冰，替我敷弄了半个钟头。“这样你的伤口就不怎么看得出来了。”他说道。

后来他终于停止了。“现在，伤口怎么样，不疼了吧，嗯？那么我们不要坐失良机了。”

汤米走进来。“是不是维尼泰那个大个子看门的？他的拳法原是很有名的呢。可惜，还没有人给他尝过滋味。”

“哦，他此刻就要尝尝啦。”古斯塔夫说。

“是的，我要他尝尝我的滋味呢。”我答道。

古斯塔夫不以为然地睃着我。“你在走出汽车之前……”

“我早已想出一个计划了。假如我不成功的话，那么你上去也不迟。”

“好。”

我戴上古斯塔夫的便帽，然后我们坐了他的汽车，免得被那个看门的觉察出来。不过，看起来他也绝不会看清楚的。因为马路上毕竟太黑了。

我们驶过去。一路上连鬼也看不见一个。古斯塔夫跳出车来，他手里拿着一张二十马克的钞票。

“见鬼。没带一点儿零钱。看门的，你能把它兑开吗？一马克七十芬尼，是不是？由你付给他好啦。”

他装作仿佛要走到账房去的样子。那看门的走近了我，咳嗽着，掷给我一马克五十芬尼。我将手直伸过去。“滚开。”他咆哮着说。

“还有钱啊，你这只卑鄙的野猪！”我吆喝道。

他仿佛惊呆似的直愣了半晌。

“朋友，”他然后轻声地说，舐着他的嘴唇，“你会懊悔一个月呢。”

他动手了。那一下说不定会把我揍昏过去的。可是我早已准备好了，我转过脸，躲闪下去，他那用足劲的拳头，正打在一根尖利的钢质手柄上，那是我早已悄悄扳好，先用左手掩藏起来的。那个看门的直叫一声，跳了回去，还不住地甩着手。他痛得咝咝地直嘘，活像一个蒸汽龙头，全无防备也全无遮拦地站在那里。

我从汽车里直冲出来。“你认识我吗？”我吐了口唾沫，在他胃部揍了一拳。他扑倒了。

“一！”古斯塔夫在门口计着数。

数到“五”的时候，那看门的又爬了起来，样子呆呆的。像先前一样，我又看见他的脸在我面前，那么清晰。这张健康、宽阔、愚蠢而平庸的脸，这个筋骨强健、孔武有力的恶汉，这只绝不会害肺病的野猪。蓦然间，我觉得一层鲜红的薄雾蒙住了我的眼睛，于是我直扑上去，拳头如同雨点般落下，近几天和近几个星期来一直使我苦恼的一切，这时候都发泄在这张健康的阔脸上，直到有人拉开了我。

“朋友，你要把他打死啦！”古斯塔夫嚷道。

我环顾四周。那个看门的，鲜血淋漓地斜倚在墙上。他伛偻着爬起，却又扑倒了下来，于是他活像一只穿了制服的闪亮的大虫豸，开始用四肢慢慢地爬行到门口。

“他再不会那么任意殴打人了，”古斯塔夫说，“可是我们快走吧，趁没有人看见，还是溜之大吉的好。这跟故意伤害罪差不多了。”

我们把钱撒在人行道上，跳进汽车，一溜烟开走了。

“我也在流血吗？”我问，“还是那个家伙的血沾到我身上了？”

“你的鼻子又流血了，”古斯塔夫说道，“他刚才用左手结结实实地在你鼻子上揍了一拳。”

“我竟没有觉得呢。”

古斯塔夫笑了起来。

“你知道，”我说，“我觉得痛快得多啦。”

18

我们的出租汽车停在酒吧的门口，我进去接戈特弗里德的班，拿过钥匙和执照。戈特弗里德跟我一块儿走了出来。

“做到生意了吗？”我问。

“哦——哦，”他漫应着，“不是出租汽车太多，便是叫汽车的客人太少。你怎么样啊？”

“坏透啦。站了差不多一整夜，还只赚了不到二十马克。”

“真是倒霉的时世。”戈特弗里德扬起他的眉毛，“不过，你今天大概不至于那么急吧，嗯？”

“不，有什么事？”

“你可以带我一程路。”

“好的。”我们钻进汽车，“那么，你预备到哪儿去呢？”我问。

“到大教堂去。”

“什么？”我问，“你说，是我听错了吗？我好像听见你说要去‘大教堂’的。”

“没有，我的孩子，你并没有听错。正是大教堂。”

我愕然地瞪着他。

“不要瞪着我，开车吧。”戈特弗里德说。

“好吧。”我们便驶走了。

大教堂坐落在城市的旧区，在一个广场上。四周全是些教士的住宅。我就在正门口停了下来。

“再过去一点，”戈特弗里德说，“向右边拐弯。”

他叫我在后面的一个小门口停下，他自个儿就跳下了汽车。

“真有趣啊，”我说，“我想你是来忏悔的吧。”

“跟我来吧。”他答道。

我笑了起来。“今儿就免了吧，我早已在早晨祈祷过了。这一整天上帝都会保佑的。”

“別说傻话了，孩子。快跟我来吧。我要特别慷慨，给你看点东西。”

我好奇地随着他。我们穿过小门，立刻就来到了回廊。这些回廊构成一个方形的大院落，一长列一长列的拱门，里边撑着灰色的花岗石柱，这院落又仿佛是一个花园。正中矗立着一个风雨吹蚀的、有着基督圣像的大十字架，石座的四边嵌着十四幅耶稣受难的浮雕。在每一受难像前，放着一张古老的祈祷凳。花园里杂草没胫，繁花遍地。

戈特弗里德指着大簇大簇的玫瑰花丛。“我要指给你看的就是这个。你认出来了吗？”

我愕然一惊，便停住了脚步。“当然认出来了，”我说，“原来这就是你采花的地方咧，你这个偷窃教堂东西的老贼。”

一星期之前，当帕特搬进察莱夫斯基太太的公寓的那天晚上，伦茨叫尤普送给她一大束玫瑰花。数量之多，使尤普一连下去了两次才全部拿进来，而且每一次都捧满怀。我绞尽了脑汁，猜想戈特弗里德到底打哪儿弄来这些花，因为我很知道他的作风，从来不花钱买花的。而我在市立公园里从未看见过这样的花朵。

“那倒是个挺好的主意，”我赞赏地说道，“真亏你想得出来。”

戈特弗里德微笑起来。“这花园委实是个大金矿。”他愉快地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特接受你入伙。我想现在你正可以好好地利用它一下咧。”

“为什么说现在呢？”

“因为现在公园里没有什么花了。而那儿一定是你以前狩猎的去处，是不是？”

我点点头。

“再说，”戈特弗里德接着又说，“你现在正进入了一个资产者和一个殷勤的骑士开始有区别的时候。一个资产者，跟女人厮混得愈久，他往往愈欠殷勤，而一个骑士却往往会愈显得殷勤的。”他伸出手来，“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惊人的骑士了。”

我笑了起来。“那固然很好，戈特弗里德，”我说，“可是万一给抓住了，你怎么办呢？溜是没法子溜的，而那些个虔诚的信徒，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亵渎圣地的举动。”

“我亲爱的孩子，”伦茨答道，“你在这儿看见过什么人吗？战争以后，人们只去参加政治集会，已经不到教堂里来啦。”

那倒是确实的。“不过，如果神父发现了，他们会怎么样呢？”

“神父们对于花草都是无所谓的，否则的话，这个花园一定会得到更好的照料了。而且，要是你能够用这些花来给什么人快乐赏玩，那全能的上帝也会很高兴的。他倒不在乎这个的。他也是一个老兵哪。”

“是的，你这话说得对。”我打量着那生长多年的巨大的花丛，“以后几星期里就靠它们啦，戈特弗里德。”

“还不止这么点时间呢。你真是幸运。这是一种花期很长、不易凋谢的玫瑰，你可以一直采到九月中。接下去，那边的紫菀和菊花又可以釆了，我带你去看看。”

我们在花园里穿行。玫瑰的幽香真是令人陶醉。大群的蜜蜂，如同一大片嗡嗡作响的行云，在花丛中飞舞。

“瞧哪，”我说着，便停住了脚步，“也不知道它们打哪儿飞到这边来的，飞到这城市的中心。这儿四周，没有一个蜜蜂巢啊。除非你认为神父们在屋顶上养了几箱蜂咧。”

“不，老弟，”伦茨答道，“它们是打什么地方的一个农庄上径直飞来的。因为它们知道路径。”他眨了眨一只眼睛，“而我们却不知道自己的道路，不是吗，嗯？”

我耸了耸肩膀。“不过，也许我们是知道的。至少知道一部分，一个人只能知道那么多，你难道不吗？”

“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有目的地生活，使人生变得庸俗化了。”

我抬头仰望那大教堂的尖塔。闪亮的绿色塔尖直刺向蔚蓝的天空，无限的古老，无边的沉寂，有几只燕子飞翔在它四周。

“这儿多幽静哪。”我说。

伦茨点点头。“是的，我的孩子，到了这儿，一个人才明白，所以不做好人是因为时间来不及罢了，是不是啊，嗯？”

“时间与幽静，”我答道，“幽静，也是必要的呢。”

他笑了起来。“‘太晚啦’，那个年老的上尉曾经抽泣着说过，此刻，已经幽静得使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还是出去吧。回到喧闹中去。”

我让戈特弗里德下车，便经过那个墓园向停车场驶去。我以为帕特一定会躺在阳台上那张躺椅里，便按了好几次喇叭，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我继续前进，在稍稍过去点儿的地方，我看见那位哈塞太太穿着一套塔夫绸之类的衣服大摇大摆地在马路上走着，一拐弯不见了。我便跟着她开过去，想问她要不要我送她到什么地方。可是当我开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看见她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在拐角那一边的汽车。那是一辆非常破旧的梅赛德斯，1922年出品的，它立刻就辘辘地驶走了。一个鼻子长得活像鸭嘴，穿着一身色彩夺目的格子纹衣服的家伙，坐在方向盘后面。我向着那辆汽车开去，怔了半晌。那是成天独自坐在家里的女人吗？我沉思着开回到停车场，排进了守候着的出租汽车的行列。

太阳晒着屋顶。我们慢慢地向前移动。我呆坐在车厢里，很瞌睡，可是哈塞太太的形象却老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情形固然是不同的，可是无论如何，帕特也是成天独自待着哪。

我跳下来，向古斯塔夫的汽车走去。“喏，来喝一杯吧，”他招呼着，递给我一个热水瓶，“冰凉的呢。我自个儿的发明。冰咖啡。这样装着，在大热天也可以维持好几个小时。哦，咱古斯塔夫是很会生活的。”

我斟了一杯，喝完了。“假如你真的很会生活的话，”我说，“那么你倒告诉我，一个人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一个常常独自待着的女人得到消遣呢？”

“天下还有比这个更简单的问题吗？”古斯塔夫瞧着我，露出一种傲慢的神情，“罗伯特，朋友，很简单嘛，一个孩子或者一条狗。你还是挑点儿比较难的问题来问我吧。”

“一条狗！”我惊异地说道，“他妈的，当然啰，一条狗！你说中了。有了一条狗，一个人就不会寂寞啦。”

我递给他一支烟。“你听我说，狗这种动物，你不会恰巧也懂行吧？买一条杂种的，价钱一定挺便宜的。”

古斯塔夫谴责地摇着他的头。“啊，罗伯特，你真不知道我对你有多大的用处咧。我未来的岳父是杜宾犬俱乐部的助理秘书。你一定可以弄到一条小狗，而且是最名贵的品种。我们那儿新下了一窝，四十二号，祖母是得过大奖的赫莎·冯·杜根堡。”

古斯塔夫真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未婚妻的父亲不仅是一个杜宾犬的饲养者，而且也是一家小酒馆的老板。而他的未婚妻呢，自个儿还开着一家洗衣作坊。古斯塔夫也难怪要踌躇满志了。他吃喝全是那位“岳父大人”供给的，而他的未婚妻又替他洗涤和熨烫衬衫。他并不急着结婚，结了婚反而要轮到他大费心思啦。

我跟古斯塔夫解释，我的意思倒不一定要一条杜宾犬。那种狗我觉得太大，而且也不可爱。

古斯塔夫思忖了一下。出于一种老兵的本性，他总是说了就做的。

“你就跟我去吧，”他说，“我们先去观察一下。我是懂得一点的。只是，你千万别开口。”

“好的。”

他带着我来到一家很小的店铺。橱窗里放着盛满水藻的鱼缸。一个箱子里蹲伏着几只非常可怜的豚鼠。四壁还挂着许多鸟笼，里边是瞬息不停地在跳跃旋转的红腹灰雀、金翅雀和金丝雀。

一个罗圈腿、身上穿着一件褐边绣花坎肩的小矮个子迎上前来。迟钝的眼睛，菜色的皮肤，鼻子活像一个火球——一望而知是一个酒鬼。

“嗨，安东，”古斯塔夫说，“亚斯塔怎么样啊？”

“在科隆得了个二等奖和荣誉奖。”安东答道。

“卑鄙，”古斯塔夫说，“凭什么不给头奖？”

“头奖给乌多·布兰肯费尔斯得去了，”安东吼着，“可是我不抱怨。”

打店铺后面，传出嗥叫和呜咽的声音。古斯塔夫便走进去。当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两只小梗犬的颈背上的松皮，左边一只是黑白斑的，右边一只是红棕色的。他那只抓着红棕色小狗的手，悄悄地动了一下，我便盯住了它：好！

那是一只可爱而伶俐的小东西，笔直的腿、四方的身体、椭圆形的脑袋，神态聪明而顽皮。古斯塔夫将两只狗都放开。

“有趣的小畜生，”他说着，便指了一下那只红棕色的小狗，“你打哪儿弄来的？”

据安东说，他是从一个已经往南美洲去的太太那儿弄来的。古斯塔夫爆出一阵怀疑的大笑。安东不服，就讲述一大段直溯挪亚方舟的世系。古斯塔夫露出一种不愿理睬的姿态，兀自欣赏着那头黑白斑的。安东对于那条红棕色的，开价一百马克。古斯塔夫只肯出五马克。它不像它的曾祖，尾巴上有点儿毛病，而且耳朵也长得不好。可是那只黑白斑的倒是优异卓绝的。

我站在角落里听着。蓦然间，什么东西触碰我的帽子。倏地一惊，我便转过身来。原来是一只小猴子，蹲踞在角落里的一个架子上，微微地蜷缩着，长一身黄澄澄的毛皮和一张忧郁的脸，它有一对乌黑滚圆的眼睛，还有两片老太婆似的萎瘪的嘴唇，肚子上围着一根皮带，一端缚住一根链索，两只手很小很黑，而且活像是人的手。

我纹丝不动地静静地站着。慢慢地那只猴子便沿着木架移近过来了。当它一路爬过来的时候，一直都在目不转睛地瞅着我，也不是什么不信任，只是露出一种特别警戒的眼色。终于它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爪子来。我伸给它一个手指。它退后一步，然后便抓住了我的手指。碰触到那只冰冷而孩子似的小爪，那种感觉是非常古怪的。它把我的手指抓得多紧哪。仿佛一个可怜的哑巴，被幽禁着，这伛偻的身躯正想挣扎和拯救他自个儿。对这么一双悒郁凄苦的眼睛，一个人实在是不忍注视太久的。

古斯塔夫喘着粗气，打世系的密密丛林里出来了。“那就一言为定了，安东。我拿一只赫莎的小杜宾犬来交换。这是你从未做过的最上算的买卖咧。”接着他又朝着我说，“你要不要此刻就带了去啊？”

“那么，究竟要多少钱呢？”

“一个钱也不要。就拿我上次送给你的那只杜宾犬来交换。哦，你应该让古斯塔夫放手去做。古斯塔夫可是个道地的老手呢。”

我们讲定，待我驾驶出租汽车下班以后，再来把这条狗带走。

“你知道你得到的是条什么狗吗？”我们一到外边，古斯塔夫就问，“少有的好品种：一只爱尔兰梗犬。好极了。毫无缺点。它的世系，哎呀，最好你不要去提它，否则的话，你每次都得对这小东西鞠躬致敬呢。”

“古斯塔夫，”我说，“我真是太感谢了。我们去找一种最陈的干邑白兰地一块儿痛饮一杯吧。”

“今天可不行了，”古斯塔夫说，“今天我的手不能颤抖，晚上，我要在俱乐部玩保龄球。你什么时候有空，也请过去玩玩。那儿，什么‘大亨’都有，连邮政局长也去呢。”

“我会去的，”我说，“即使邮政局长不去那儿。”

快六点的时候，我驶回了工场。克斯特已经在等着我了。“今儿下午雅费打过电话来，要你跟他通个电话。”

转瞬间，我几乎喘不上气来。

“他有没有说什么，奥托？”

“不，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不过他说，他在诊疗室里等到你五点。五点之后，他在多多萝特医院。所以，你可以打个电话到那边去。”

“好的。”

我走进办公室。天气很热很闷，可是我只觉得浑身发冷，电话听筒也在我手里发抖。“荒谬。”我咕哝，便把胳膊紧紧地撑在桌子上。

费了好半天的工夫我才跟雅费接通了。

“你有空吗？”他问。

“有空。”

“那么，就请立刻到我这儿来。我在这儿还要待一个小时。”

我真想问他，帕特有没有出什么岔子。可是我不能那么做。“好的。我一定在十分钟里赶到。”

我搁下话筒，立刻又打了个电话到家里。接电话的是女侍。我要找帕特听电话。“我可不知道她在不在家呢，”弗丽达毫无礼貌地答道，“我去看一看。”

我等着。我的脑袋沉重而发热。这等待仿佛没完没了似的。半晌，我才听到一阵咯咯的声响，帕特的声音传来了：“罗比吗？”

我将眼睛闭阖了一会儿。“你怎么样啦，帕特？”

“很好。我直到此刻一直都在阳台上看书呢。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哦，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我说，“那就很好。我不过要告诉你，今儿晚上，我要迟一点儿回来。你那本书有没有看完呢？”

“没有，还只看到一半。怕要再看两三个小时咧。”

“那我不到两三个小时就会回来的。所以你就快点儿看下去吧。”

我又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我站起身来。“奥托，”我说，“我可以把卡尔开出去用一下吗？”

“当然啰。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替你驾驶的。这儿我已经没有事了。”

“那倒不用。没有出什么岔子。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到家里啦。”

“多美的光，”当我把卡尔开到街上的时候，我这样想，“多美的洒落在屋顶上的薄暮的光哪！多么充实、多么美满的生活！”

我不得不等候雅费，大约有几分钟之久。一个护士把我带进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边放着一些过期的杂志。窗棂上搁着几个塑着浮雕的花瓶。总是那些棕色封面的杂志，也总是那些阴沉爬藤的浮雕，它们只有在医生的候诊室和医院里才会被看到。

雅费进来了。他穿着一件白大褂，还看得出熨烫的折痕。可是当他面对着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却发现他右手衣袖里边，有着一小块鲜明的血迹。我一生中曾经看见过很多的鲜血，然而一小块血迹，蓦然间却比无数给鲜血浸渍过的绷带更使我难受。我满怀着希望的情绪顿时都消失了。

“我曾经答应过你要把霍尔曼小姐的情形告诉你的。”雅费说道。

我点了点头，便凝视着台布。那是一种鲜艳的丝绒料子。我凝视着这块交织着图案的台布，忽然浮上一个古怪的念头，仿佛只要在雅费继续说话以前我能屏息凝神，连眼睛都不眨一下，那么一切就会变得顺利起来。

“两年之前，她在疗养院里住过六个月。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说着，又望着台布。

“之后，她的身体恢复了一点。如今，我又替她仔细检查过一遍。今年冬天，她绝对需要再住进疗养院去。她绝不能再待在城里。”

我仍然注视着那些图案。六边形的织纹在浮动，开始跳跃起来了。

“她应该什么时候住院呢？”我问。

“秋天。最迟十月底。”

“这样说起来，那就不是突发性的咯血症了？”

“不是。”

我抬起眼睛。

“也许我不需要告诉你，”雅费接着说，“这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病症。一年之前，出血好像停止了，裂口已愈合，总以为不会再发作了。正像这一次又突然发作了一样，也说不定过后又会出其不意地停止。这倒不是谈谈而已，情形的确是这样的。我曾经亲眼看见过很多完全复原的病人。”

“也有变得更严重的吗？”

他瞅着我。“变得更严重的也有，当然啰。”

他开始向我说明具体病情。两边的肺叶都有斑点，右边的轻些，左边的严重些。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按铃招呼护士。“请你把我的公事包拿来。”

护士把公事包拿来了。雅费取出两张很大的X光片。他把它们从窸窣作响的封套里抽出来，举在窗前。“这样你可以看得清楚一点，这是两张X光片。”

在透明的灰色底片上，我看见脊骨、肩骨、锁骨、上臂的窝臼和拱形的肋骨。可是我所看到的还不止这些——我看见一副骸骨。它幽暗而阴森地突出在X光片的惨白背景上。我看见了她的骸骨。帕特的骸骨。

雅费用手术镊指点着底片上的各种线条和颜色，逐一地解释。他没有注意到我早已不再望着了。科学家的彻底精神，使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底片上了。最后他才向我转过脑袋。“你懂吗？”

“懂了。”我说。

“怎么回事呢，那么？”他问。

“没有什么，”我答道，“只是我不怎么看得清楚。”

“啊，是吗。”他戴上眼镜，然后又把两张X光片放进封套，探索似的瞅着我。“你不要沉浸在无谓的念头里。”

“我没有，”我说，“可是，这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天下有千千万万健康的人。可是，为什么这一个就不是呢？”

雅费缄默了半晌。

“那是谁都答不出来的。”他然后说。

“是的，”我答道，蓦然间我感到那么痛苦和愤怒，浑身动弹不得，“谁都答不出来。当然啰，对于悲伤和死亡，就谁都答不出来了。他妈的，而且，谁也没有办法去对付了。”

雅费瞧了我好半天。

“饶恕我，”我说，“可是，我也是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啊。糟就糟在这里呢。”

他继续盯着我。“你有空吗？”他问。

“有的，”我说，“空得很。”

他站起来。“此刻，我必须到病房里去做晚间巡视。我很希望你跟我一块儿去。护士会给你一件白大褂。你穿上之后，就可以作为我的助手，巡视病人了。”

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用意，可是我把护士递给我的衣服接了下来。

我们走下长廊。从宽阔的窗子里，透进玫瑰色的夕照——一种柔和的、淡淡的、梦幻般的、震颤着的光芒。有几扇窗子敞开着，于是菩提花的香味飘了进来。

雅费推开一扇房门。一股黏腻腻的浊气向我们迎面扑来。一个女人有气无力地举起她的手。她长着美丽的头发，完全是纯金色的，在夕阳残晖中绚烂地闪烁着光。她的前额显得美丽而倨傲，在太阳穴那儿狭了下来，可是打眼睛底下起，就缚着一条绷带。绷带直缠到嘴边。雅费小心翼翼地将绷带解开。我看见这女人原来没有鼻子，在鼻子的地方只有一个结了痂的，黏腻腻的鲜红的创口，创口上还有两个窟窿。雅费给她换了一条绷带。

“好得很。”他用和善的语气说着，便转身走开了。

他随手关上了门。我在外面伫立了半晌，凝视着柔和的夕阳。

“来啊。”雅费说着，便在我前面，走进隔壁的房间。

迎接我们的是高烧昏迷的病人的喘气和咳嗽。那是一个铅灰色的脸颊上现出一块块鲜明红斑的病人。他的嘴张得很大，眼睛突出，一双手在床单上暴躁不安地到处乱抓，他神志不清。体温表上老记着四十摄氏度。一个护士坐在他床边看书。雅费一进去，她便将书搁下站了起来。他向体温表瞥了一眼，摇了摇头。“肺炎和肋膜炎并发症。像阉牛似的挣扎了两星期了。旧病复发。本来差不多全好了，可是出去工作得太快。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没有希望啦。”他听了听病人胸部，按了按脉搏。护士帮着他。当她这么做的时候，那本书掉落在地板上。我将它捡了起来，一看是一本烹饪的书。躺在床上的病人用他蜘蛛似的双手在被单上不住地乱抓。这是房间里唯一的声音。“你就待在这儿守夜，护士。”雅费说。

我们走出来。外面玫瑰色的暮霭已经变得更绚烂了。如今好像云朵一样地弥漫在走廊里。“见鬼的光。”我说。

“为什么？”雅费问。

“它们总是不很相称的。这个与那个。”

“哦，并没有啊，”雅费说道，“它们相称得很呢。”

隔壁房间里躺着一个呼吸急促的女人。她是下午才被送来的，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前一天，她丈夫遭遇了不测，给人家抬回家来的时候背脊骨已经折裂了，可是神志很清楚，一直尖叫着，过了一整夜终于死去了。

“她会好吗？”我问。

“大概会的。”

“为什么呢？”

“最近几年来，我曾经看过五个相仿的病人，”雅费说道，“只有一个又第二次自杀，用煤气。她死了。其余的几个好了。”

隔壁房里是一个双腿已经残废了十二年的男病人。他有着蜡黄的皮肤，一绺稀疏的乌黑的髭须，还有一对呆滞的大眼睛。

“怎么样啊？”雅费问。

那个人做了个含糊的手势，然后他指着窗子，“瞧那天空哪，快要下雨了，我能感觉到。”说完他笑起来，“下雨的时候，一个人总会睡得更好的。”在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副皮制的棋盘，那些棋子全都插牢在里面，这样可以不至于滑落。旁边还搁着一堆杂志和几本书。

我们继续走过去，我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眼色惊怖，嘴唇发青，因难产而筋疲力竭；看见一个跛足的孩子，双腿弯曲而纤细，还患着脑积水；看见一个没有胃的人；看见一个枭鸟似的、头发斑白的老太婆，因为她的亲属不来照顾而哭泣着，在亲属们看来，她仿佛已经是个老不死的妖孽了；看见一个相信自个儿还会重见光明的盲人；看见一个患梅毒的孩子，他父亲坐在他床边；看见一个在那天早晨割掉第二只乳房的女人；看见一个因痛风而扭缩成一团的人；看见一个给摘掉了子宫的女人；看见一个给压碎了肾脏的工人。打一个个房间走过去，都是同样的情形：呻吟、受苦的肉体、一动也不动的憔悴枯槁的人形。仿佛是一连串毫无穷尽的悲愁、恐怖、灰心、苦痛、绝望、希望、烦恼。而每一次房门关上的时候，蓦然间走廊里又是那超乎人世的玫瑰色的夕阳。看过了病室的惨象，眼前又是这一柔和的金灰色的光彩——这到底是可怕的讽刺，还是神祇的安慰，那就谁都说不上来了。

到了手术室门口，雅费立定下来。强烈的灯光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的格眼射出来。两个护士推来一个活动病床，上面躺着一个女人。我跟她打了个照面。她并没有望见我，而是在凝视着遥远的什么地方。然而我在这一双眼睛前面终于退缩下来了，因为在这一双眼睛里，蕴蓄着那么深沉的勇气、宁静和镇定。

雅费的脸突然显得疲乏起来。“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的，”他说，“可是用言语来向你保证、使你安心，是没有用的，你绝不会相信我。如今，你看见了大多数的病人，都比帕特·霍尔曼病得严重得多。有几个人简直是除了希望就什么也没有了。然而大多数的人，却都会活下来的，都会恢复过来的。这便是我所以要带你来看看的原因。”

我点点头。“你做得对。”我说。

“九年以前，我太太死了。她只有二十五岁，从来不害病。结果一场流行性感冒却使她送了命。”他缄默了半晌，“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吗？”

我又点点头。

“任何事情都是无法逆料的。身患不治之症的人，说不定会比健康的人活得更长。生命原是个奇怪的现象哪。”他的脸，此刻蹙皱着。一个护士走到他面前，跟他低语了几句，他便挺直身子向手术室那边点了点头。“我此刻必须进去了。不要让帕特看出你在焦虑。这是最重要的事。你能做到吗？”

“能。”我说。

他跟我握了握手，便急匆匆跟着护士穿过玻璃门，走进那个灯光通明的雪白的房间。

我慢慢地走下楼梯。愈到下面愈是黝黯。二楼的电灯全部开着。我走到街上，看见那玫瑰色的夕照又一次从地平线上，仿佛打什么深沉的大气底下照耀起来，接着便倏然消失，顷刻间变成一片灰色了。

我坐进汽车，眼瞪着前面，呆了半晌，然后振作精神开回工场。克斯特已经在大门口等着我了。

“你知道了吗？”我问。

“知道了，”他答道，“可是雅费希望他自个儿告诉你呢。”

我点点头。

克斯特瞅着我。

“奥托，”我说，“我不是一个孩子，我也知道现在还没有失掉什么。可是今儿晚上，要是我单独跟帕特在一块儿，便难免不露马脚，会无意中把隐情流露出来。明儿就好啦，到那时候就没有问题了。因此，今天晚上我们能不能一块儿上什么地方去啊？”

“哦，当然可以啰，罗比。我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并且和戈特弗里德都商定好了。”

“那让我再用一下卡尔吧。我先开车到家里去，把帕特接来，然后在一个钟头内再来接你。”

“好的。”

我驾着车走了。在尼古拉街，我突然想起我把那只狗给忘记了。便重新拐弯，回去接它。

铺子里没有灯光，可是门还开着。安东坐在铺子后面的一张行军床上。他手里拿着一个酒瓶。“骗了我啦，那个古斯塔夫。”他说道，那股味儿，活像一座酿酒厂呢。

那只小梗犬向我扑来，嗅着，还舐我的手。在街上透进来的灯光之下，它的一双眼睛绿幽幽地在闪烁。安东站起身子。他蹒跚地走着，然后突然哭起来。

“我的小狗啊，你此刻也要离开啦。大家都走了，茜尔达死了，明纳去了。告诉我，先生，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啊？”

又来了！这惨淡的灯光、鱼缸里腐烂的臭味、乌龟与鸟类的窸窣的声音，还有铺子里的这个臃肿的矮个子……

“那批有钱人啊，他们当然知道的啰，可是告诉我，先生，我要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活着的呢？像我们这样愁苦的杂种，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活着的呢，先生？”猴子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啸，疯了似的在它的栖木上倏忽来往地腾纵。它的黑影也跟随着跳跃，高大的影子落在墙壁上。“科科，”那矮个子呜咽着说道，这时他独自坐在黑暗中喝酒，“我唯一的宝贝，来吧！”他把酒瓶向它递去。那猴子便伸手来抓。

“你要把它弄死的，要是你给它喝这个的话。”我说。

“有什么关系呢，先生？”他讷讷地说，“锁在链子上，多活几年或者少活几年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先生。”

我把那只温暖的贴着我的狗牵出来。它大方而文雅地挨在我身边，灵巧地向着汽车奔去。

我开到家里，拉住那根牵着小狗的链子，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在走廊里，我停住脚步，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下自己，脸色很正常。然后我敲了敲帕特的房门，推开一点儿，让那小狗先进去。

我仍然在门外紧紧地拉住那根链子，兀自等着。可是我所听到的，不是帕特的声音，出乎意料之外，是察莱夫斯基太太低沉的嗓音：“天哪！”

我舒了口气，向里观望，我一直害怕跟帕特单独在一块儿的最初一刹那。此刻便什么事也没有了，察莱夫斯基太太倒是个挺可靠的挡风墙呢。

她这时正大模大样地坐在桌子边，一旁搁着一杯咖啡，面前还有一叠扑克牌，摊成一种神秘的次序。帕特双目炯炯，在她旁边蜷作一团，正在听着她算命。

“晚上好。”我说，突然间高兴起来。

“他来啦，”察莱夫斯基太太一脸正经地说，“傍晚时候走的是捷径，在他旁边还有一个黑衣绅士爬在屋顶上。”

小狗挣脱我的手，吠着打我两腿间奔进了房里。

“天哪！”帕特嚷道，“这竟是爱尔兰的小梗犬呢？

“你倒是聪明得很，”我说，“一小时以前，我对它还一窍不通咧。”

她俯下身去，小狗便一股劲儿跳到她身上。“那么，它叫什么名字呢，罗比？”

“不知道。依照它最后一个主人的名字，也许该叫什么干邑白兰地啊，威士忌啊这一类的名字。”

“它是属于我们的吗？”

“正如任何动物可以属于另一种动物一样，它是属于我们的。”

她高兴得气都喘不上来。“我们就叫它比利，罗比。我母亲在没有出嫁的时候，也曾经养过一条狗，她常常跟我提起它。它的名字也叫比利。”

“那么，我是做了件好事。”我说。

“它是受过训练爱清洁的吗？”察莱夫斯基太太问。

“它的世系，活像是一个公爵的呢，”我答道，“公爵当然是有教养爱清洁的。”

“它们小时候就不是的。它现在有多大啦？”

“八个月。跟人类作比，就相当于十六岁。”

“它样子不像是爱清洁受过训练的。”察莱夫斯基太太说。

“它不过需要洗一下罢了。”

帕特站起身来，将手臂搁到察莱夫斯基太太的肩膀上。我瞅着她发愣。“我一直都想养一条狗，”她说，“你让我养了它吧，好不好啊？你当然不会反对的。”

从我认识察莱夫斯基太太以来，这是她第一次不知如何措辞。“哦，既然这样……在我说起来呢，”她答道，“当然啰，扑克牌上都看得很分明的。公寓里的一个绅士让人大吃一惊。”

“我们要在今天晚上出去，这也在扑克牌上看得出来吗？”我问。

帕特笑了起来。“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呢，罗比。我们才只谈到了你。”

察莱夫斯基太太站起身子，将扑克牌整理好了。“你可以相信，你可以不信，你也可以误信，像察莱夫斯基那样。说起他啊，黑桃9往往是一种恶兆，叫他留心着水一类的东西。他就认为这是要他当心水，可是竟没有想到那是杜松子酒和比尔森啤酒。”

“帕特，”她出去之后，我一边说着，一边用胳膊搂住她，“回来时看见你在家，真是说不出地高兴。对于我，每次都是一种新鲜的喜悦。当我踏上最后一级楼梯，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往往总是心惊肉跳的，生怕你也许不在。”

她瞧着我微笑。当我说到这一类话的时候，她差不多从来不作一声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而且也绝不会受得了，假如她说出这一类的话——在我看来，一个女人似乎就不应该告诉一个男人说她怎么爱他的。只是帕特的眼睛变得明澈而愉快，这胜过了千言万语。

我紧紧地搂了她半晌，我感到她肌肤的温暖和她头发的幽香。我紧紧地搂着她，仿佛除她之外就什么也没有。黑暗消退了，她活着，她呼吸着，什么也没有失掉。

“我们真的要出去吗，罗比？”她问，凑近我的脸。

“我们大伙儿一起去，”我答道，“克斯特和伦茨也去。此刻，卡尔就停在门口咧。”

“还有比利呢？”

“比利当然也去啊。否则，我们吃剩下来的东西，怎么办呢？再说，你有没有吃过晚饭啊？”

“没有，还没有。我在等你呢。”

“可是你不应该等我的。以后再不要等了。等待是很难受的。”

她摇了摇头。“你还没有懂得咧，罗比。没有什么可等，那才难受呢。”

她旋亮了镜子上的电灯。“可是，此刻我必须动手打扮起来了，否则就来不及了。你要不要也去打扮一下啊？”

“待会儿好了，”我说，“我一下子就可以弄好的。让我在这里待一会儿吧。”

我把小狗招呼过来，坐在窗子前的靠背椅子上。帕特梳妆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坐着，悄悄地看她。看着这种镜子前面的忽来忽往的轻盈的体态，这种沉思默想的品评，这种聚精会神的模样，以及这种沉浸于女性的敏感中的神情，天下再没有比这个更使我感受到女性的神秘和亘古不变的奇异了。我想象不出一个女人在梳妆的时候谈笑的情形——要是她那么做，那她一定缺少那种永远缥缈的、那份神秘与不可索解的风情。我很爱帕特在镜子前面的那种优雅而温柔的动作，瞧着她怎样抚摩她的头发，或者怎样伶俐乖觉、小心翼翼地将一支眉笔擎到她的额上，实在是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她仿佛一头驯鹿，一匹纤弱的文豹，也仿佛临阵前的一个亚马孙女勇士。她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她的脸是严肃而凝神的，她悄悄地留意地把脸抬起来，凑近镜子里的形象，而当她更靠近过去的时候，镜中便不复有她的形象了，倒像两个女人，用一种饱经沧桑的敏慧的眼色，正在彼此相视，透过现实与千百年的迷雾，大胆而赞赏地相视着。

傍晚的清风从开着的窗子里吹拂进来。我悄悄地坐着，下午的事情我什么也没有忘记，我记得很清楚，可是当我这么瞧着帕特的时候，我觉得早已像石子一样沉落下去的那份阴郁的愁情开始为一种狂妄的希望所围绕，逐渐地改变，而且非常微妙地跟希望糅合了起来。这个变成了那个。悲愁、希望、风、薄暮，以及站在熠耀的镜子与灯光中间的美丽的姑娘。在这一刹那，我有一种奇异的直觉，仿佛从一种现实与深奥的意义上说起来，这便是人生，甚至这也许便是幸福——一种混合着悲伤、崇敬和自然的爱。

19

我站在停车场上等着。古斯塔夫驾着他的汽车驶来，在我的背后停住。

“那只小狗怎么样啊，罗伯特？”他问。

“它很好。”我说。

“那么你呢？”

我心绪不宁地扬了扬手。“要是我能够多赚几个子儿，我也就很好啦。你想，今儿一整天，只做了两笔五十芬尼的生意。”

他点点头。“情形变得越来越糟啦。一切都在越来越糟了。恐怕更糟的事还有的是呢。”

“对啊，所以我绝对需要积点儿钱，”我说，“就是现在。要有很多的钱。”

古斯塔夫搔着下巴。

“很多的钱。”他瞅着我，“不过那也不是随地可以捡得到的，说句老实话。除非你做投机生意。你对于赌钱，有什么想法啊？今天有赛马。我知道一家第一流的赌场。最近还到过那边，在‘艾达’身上押过一赢二十八的赌注。”

“且别管怎么去押注吧。最主要的是，那边有没有发财的机会呢？”

“你有没有买过跑马票啊？”

“从来没有。”

“那么，你一定有初试者的幸运。我们说不定倒会有点收获的。”他望了望他的表，“我们要不要此刻就去？我们还来得及赶上的。”

“好的。”自从买了那只小狗以后，我对于古斯塔夫是极为信任的。

赌场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右边是雪茄烟摊，左边是赛马赌金计算器。陈列橱窗里挂满了红红绿绿的赛马新闻和消息快报。一边沿墙放着一只柜台，台上有些纸笔文具。柜台后面坐着三个兴奋若狂的人。一个在声嘶力竭接听电话；一个手里捏着纸条，在倏来忽往地乱奔；另一个脑后扣着一顶低顶呢帽，嘴里转动着一支粗大乌黑的巴西雪茄，他没穿外套，衣袖高高卷起，站在柜台后面注视着赌赛，他的衬衫是深得要命的紫色。

出乎我意料的是，赌场里居然有那么多的各色人等。他们差不多尽是些下等人，小手艺人、工人、小职员、几个娼妓和形形色色的帮闲。

门口有一个头戴肮脏不堪的灰色防雨布低顶帽子、身穿陈旧破烂的灰色运动式外衣的人，把我们给拦住了。“冯·比林。要不要消息报啊，先生？挺准确的呢。”

“告诉你的老祖母去吧。”古斯塔夫说。他蓦然间改变了脸色。

“只要五十芬尼啊，”比林大力推销道，“我跟驯马的人有私交，都是些从前的老朋友。”他向我瞟了一眼，又补充说。

古斯塔夫早已把比赛清单研究过了。“‘奥特伊’什么时候出场呢？”他向柜台的方向招呼道。

“五点。”助手大声地嚷着。

“‘菲洛梅纳’这壮胖的老家伙，”古斯塔夫嚷嚷道，“在湿热的天气，倒是一匹挺合适的拖车的马。”他早已兴奋得汗流浃背了。“下一场是什么呢？”他问。

“‘霍贝伽登’。”他旁边的一个人说。

古斯塔夫又研究下去。“我们就选定‘特里斯坦’，各人押它两个注，作为我们的开始，”他对我说，“那是挺有把握的。”

“那么，你对于此道总有些知道吧？”我说。

“岂是有些知道？”古斯塔夫答道，“我连每一只马蹄都很熟悉呢。”

“可是你居然还买‘特里斯坦’吗？”有人在我们旁边说，“买‘施列普莱·利兹’吧，朋友，这是你唯一的机会。我跟约翰尼·布恩斯很有私交。”

“而我啊，”古斯塔夫镇静地反驳着，“我是‘施列普莱·利兹’那个马厩的业主。我知道得更清楚呢。”

他向柜台里的那个人报出他要买的马票。我们接过一张小条，便坐在放着几张桌椅的大厅前端。周围响着一片嗡嗡的杂声，不时听到人们说着各种马的名字。有几个工人正在谈论尼斯的马赛，两个邮差在研究巴黎的气象报告，还有一个改行的驯马人在回忆参加马车赛马时的往事。只有一个头发蓬乱的胖子泰然自若地坐在他的桌子边，一个接着一个地吃小圆面包。另外两个人靠在墙壁上，兀自贪婪地盯着他，两人手里都有一张票子，可是他们的脸都很憔悴委顿，像几天都没有吃过一点儿东西似的。

电话铃大声地响着。所有的耳朵都竖了起来。助手报出了一个个名字，可是关于“特里斯坦”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他妈的，”古斯塔夫说，脸涨得通红，“‘所罗门’赢了。哪一个想得到呢，你想到了吗？”他问买“施列普莱·利兹”的马票的人，“你也输啦，也垮啦。”

冯·比林走到我们中间来。“假如你们早肯听我的话，两位先生，我一定会告诉你们‘所罗门’的。只有‘所罗门’。要是你们愿意，下一场啊……”

古斯塔夫连听都没有听他。他已经安慰过自个儿，此刻正在跟买“施列普莱·利兹”马票的人进行一场内行的讨论。

“你懂得赛马吗？”比林问我。

“一点儿也不懂。”我说。

“那你快下注吧。快买。可是只限今天，”他又轻轻地加上了一句，“以后千万不要再买。听我的话吧。你买……不管你买什么，‘李尔王’或者‘银蛾’，再不然就买‘蓝色时间’。我不要你什么钱。不过你要是赢了，赏我几文就行啦。”一种赌徒的狂热，使他激动得有点发抖。我从打扑克的经验中知道有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初次上场的人往往是赢的。

“好的，”我说，“那么赌哪匹马呢？”

“随你喜欢……随你喜欢……”

“我觉得‘蓝色时间’这个名字倒不坏，”我说，“那么就买它十个马克吧。”

“你发疯了吗？”古斯塔夫问。

“没有。”我说。

“那样一只羸弱无能的老马，你居然买了它十马克吗？她早就应该做香肠去了。”

被古斯塔夫刚才亲口称为可怜虫的买“施列普莱·利兹”马票的人，此刻也附和着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话？买‘蓝色时间’的就是他吗？那是一头牝牛，不是一匹马啊，先生。‘五月之梦’要是高兴的话，只要用两条腿就可以把它打垮的。知道吗？”

比林恳求地瞧着我，做着暗号。“知道。”我说。

“啊，朋友，”古斯塔夫瞪着我，倒像我已经变成一个蛮人似的，“应该把注下在‘吉卜赛二世’身上，连没有出世的婴孩都知道的呢。”

“我非要买‘蓝色时间’不可。”我说。如今再要改变，那就违反了赌博的一切神秘的规律了。

那个穿着紫色衬衫的人递给我一张马票。古斯塔夫和买“施列普莱·利兹”马票的人都睨视着，仿佛我害了瘟病似的。他们离开了我，用胳膊肘一路排挤着，走到柜台前面，在那边两人发出一阵讥嘲的哗笑，这笑声中显然隐藏着内行人对内行人的尊敬。他们一个买了“吉卜赛二世”，一个买了“五月之梦”。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昏厥过去了。这是两个瘦子之一，他们刚才还都在桌子边站着的。他沿墙滑倒，沉甸甸地摔在地板上。两个邮差将他挽起，扶到一把椅子里。他脸色灰白，嘴巴张得很大。

“天哪！”一个丰满黧黑、头发很亮、额角很低的妓女这样说道，“哪位拿一杯水来吧。”

我惊讶地看看在场的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这个昏厥者。大多数全不过匆匆一瞥，又转过头去热衷于赌博了。

“这种事常常会发生的，”古斯塔夫说，“失业。把所有的钱都给赌光了。总是打冷门，打那种一赢一百的冷门。”

驯马手端了一杯水，从小卖部走出来。那个黧黑的妓女掏出一方手帕，在杯子里浸了一下，抹着那个昏厥者的前额和太阳穴。他叹息一声，蓦然睁开了眼睛。这一对眸子，居然毫无声息地、猛地又出现在憔悴阴暗的脸上，那样子实在是有点儿不可思议，仿佛是另一个不可知的人从一副严肃而灰白的面具的罅隙间，好奇而怀疑地窥探着。

那个姑娘接过了那杯水，给那个人喝了一口。她把那个人当作孩子一样搂在臂弯里喂他喝水。接着她又从那个头发蓬乱、漫不经心的吃客的桌上抓过一块三明治。“来吧，吃啊。可是要慢慢的。别把我的手指咬掉了，嗨，再喝一口水吧。”

那个吃客，眼睁睁地瞧着那块三明治，可是一句话也不说。昏厥者的气色逐渐恢复过来。他又吃了一会儿，然后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那姑娘扶掖着他，把他向门口推去。她急匆匆向后面瞥了一眼，然后打开她的手提包。“嗨——赶快走吧，买点儿吃的，別再赌钱了。”

一直背转着身子的一个帮闲者，此刻转过身来。他长着一张鸷鸟似的脸，张着一对招风耳朵，穿着一双漆皮鞋，戴着一顶运动便帽。

“你给了他什么啊？”他问。

“几个子儿。”

他用胳膊肘捣了一下她的胸部。“还不止这个吧。看你下次再问我要钱。”

“算了，埃德。”另一个帮闲者说。妓女掏出她的粉盒，用唇膏涂抹着嘴唇。“我说的是真话呀。”埃德说。那个妓女并没有理睬。

电话铃响了。我瞧着埃德，摸不透他的底细。“那该死的马简直是一头老母猪，”我听到古斯塔夫突然说道，“跑得比猪还慢，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那简直像是一只生过二十只小猪的肥胖老母猪呢。”他拍着我的肩膀，“一百八十马克，倒给你赢进啦，我的孩子。你的那匹名字荒唐可笑的骆驼跑赢了。”

“什么，真的吗？”我问。

嘴里嚼着雪茄、身上穿着颜色鲜明的衬衫的那个家伙脸色阴沉地点着头接过我的票子。“谁给你的消息？”

“是我，”比林露出一种阿谀谄媚，热切期望的微笑，鞠了一躬，便向前走去，“是我，假如不怪我冒昧的话……我的关系……”

“啊，朋友——”那家伙连瞧也不瞧他一眼，便将钱递给了我。这会儿，屋子里简直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瞧着，就连那个无动于衷的吃客，其时也抬起了头。

我把钞票藏好。“此刻就歇手吧，”比林轻轻地说，“不要再赌了。”他脸上有着红斑。我把十个马克塞进他的手里。

古斯塔夫呵呵笑着，在我肋骨上揍了一下。“你瞧，我说得不错吧？只要听古斯塔夫的话，你准会赢钱的。”

我忍着不跟这位当过担架夫的退役军人再提“吉卜赛二世”的事。可是他仿佛自个儿还在回想着。“我们走吧，”他说，“今天对艺术家是不利的。”

在门口，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袖。原来是那位建议我们买“施列普莱·利兹”马票的人。“马斯洛夫斯基互助会的马赛，你预测哪匹马能赢啊？”他用一份贪婪的尊敬，这样问道。

“‘奥·坦嫩鲍姆’。”我说着，便跟古斯塔夫走进一家最近的小酒馆去，为“蓝色时间”喝了一瓶酒。

一小时以后，我又输掉三十马克。我安不下这份心。可是输了三十马克之后，我就坚持歇手了。当我走的时候，比林把一张卡片塞到我手里。“假如你需要什么的话……或者你的朋友们需要什么，请来找我。”这是家庭电影的广告。“我还经营旧衣服的买卖。”他在我身后嚷着。

七点左右，我回到了工场。卡尔在院子里吼着。

“你来得正好，罗比！”克斯特嚷道，“我们正想试一下车呢。快来吧。”

整个工场都准备好了。奥托已经改装了卡尔的几个零件，因为他想让它参加两星期内就要举行的一次山地汽车竞赛。第一次试车立刻就要开始了。

我们爬上了汽车。尤普坐在克斯特的旁边，脸上架着一副大得异样的防风眼镜。要是不让他去，他准会伤心的。伦茨和我坐进了后座。

卡尔箭似的飞快起步了。我们开上一条长长的支路，时速达到一百四十公里。伦茨和我蜷缩在前排椅子的背后。夜风大得仿佛能把你的脑袋给吹掉。路边的白杨飞闪过去，引擎的巨响在我们心坎里直震，如同暴风雨般的自由的呼声。

一刻钟之后，我们看见前面有一个黑点，迅疾地在变大，那是一辆大型的轿车，以每小时八十到一百公里的速度疾驰。驾驶得并不稳，只见它忽左忽右地晃动。路面很窄，因此克斯特把速度减慢下来。当我们开到相距一百公尺的地方，正要按喇叭的时候，我们突然看见一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打右边一条岔路上驶过来，很快十字路口的一个干草堆挡住了他的身影。“天哪！糟啦。”伦茨嚷道。

这时，那辆摩托车却已经横插到我们这条路上了，在那辆汽车前面二十公尺的地方。他分明低估了那辆汽车的速度，此刻想绕到前面抢先驶过的。汽车急忙避到左边让路，可是那辆摩托车也闪到了左边。于是汽车又急忙靠到右面，却不料挡泥板将摩托车擦了一下，立刻就把它绊住了。骑摩托车的人便没头没脑地摔到地上。汽车滑过去，一时也无法控制，撞坏了路牌，又冲折了一根灯柱，最后撞在一棵大树上。

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刹那之间。一刹那之后，我们立即开足了马力，转眼便来到出事地点。轮胎咝咝地响着，克斯特驾驶着卡尔，如同骑着马一样，从那个摔倒在地上的人、那辆摩托车和那辆冒着烟横亘在马路上的汽车中间穿过。左边他正巧避开了那个人的手，而右边也正巧让过了那辆汽车上的行李箱，于是引擎吼着，卡尔又笔直向前，然后制动器尖啸一声，一切都沉寂了。“开得好极啦，奥托。”伦茨说道。

我们奔回去，拉开那辆汽车的门。引擎仍然突突地转动。克斯特探出手去摸索那仪表板，将钥匙拔了出来，于是引擎的突突声戛然停止。我们听到有人在呻吟。

这一辆大型轿车的窗子完全撞碎了。在半晦的车厢中，我们看见一个流血的女人的脸。在她旁边，还有一个男人，陷在方向盘和座位的中间。我们先把那个女人抬出来，平放在马路上。她脸部全是伤痕，有几块玻璃碎片还戳在里边，血在流淌。她右臂伤得更重，雪白的衣袖被染成了鲜红的颜色，而且鲜血还在大量地流出来。伦茨将衣袖撕开，一股鲜血直喷出来，原来动脉已经破裂了。伦茨用他的手帕拧成一条止血带。“快把那个人抬出来，我这儿一下子就可以弄好的，”他说，“我们必须赶快将他们送到最近的医院里去。”

为了救出那个人，我们不得不把座椅背给卸下来。幸而我们带有够多的工具，因此工作进行得很快。那个人也在流血，而且分明有几根肋骨折断了。当我们过去扶他的时候，他尖叫一声倒了下来。他膝盖也受了伤。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

克斯特将卡尔倒开至出事地点，虽然开得跟步行一样慢，可是那个女人一看见汽车驶得这么近，便惊怖得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我们把前排的座椅背放下，让那男人可以躺平。我们又把那女人扶到后排的座位上。我站在车外靠她一边的踏脚板上，而伦茨则在另一边扶住那个男人。

“你待在这儿看着那汽车，尤普。”伦茨说道。

“那个骑摩托车的人怎么样啦？”我问。

“趁我们忙的时候他溜掉啦。”尤普道。

我们慢慢地开走了。离下一个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小小的疗养院，我们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常常看见。那雪白而低矮的房子建造在一座小山坡上。据我们所知，那是一所专为有钱人开设的私人疗养院，那边肯定有医生和急救站之类的设施。

我们直开上山，按了门铃。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护士，她一看见血，便脸色发白，奔了进去。于是立刻又走出一个年事较长的护士。

“对不起得很，”她说，“我们这儿没有急救的设备。你们必须到菲尔绍医院去，离这里也不远。”

“打这儿去得花整整一个钟头呢。”克斯特答道。

那护士露出一副拒绝的脸色。“我们这儿没有应付急诊的设备。而且，也没有一个医生——”

“那你们是违法的，”伦茨说，“像这一类的私人医院，必须有一位驻院医生的。你可以让我借打一个电话吗？我要报告警察局，并通知一家报馆。”

那个护士这才开始软下来了。“我想你也用不到担忧，”克斯特冷冷地说，“你所做的，我们一定会好好地酬谢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副担架。我希望你能够替我们找来一位医生。”

她仍然在犹豫着。“一副担架，”伦茨解释道，“也是法律所规定的，此外还有急救的器材。”

“好的，好的，”她急忙答道，分明给这么许多内行话所折服了，“我立刻就派人去拿。”

她走了。

“有点儿费力呢。”我说。

“到公立医院去，也一样要碰上这种事情的，”伦茨轻轻地答道，“第一是钱，其次是官样文章，然后再来急救。”

我们回到汽车上，将那个女人扶出来。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瞧着她的手。我们扶她走进大门口的一间小小候诊室。接着那副担架也来了。于是我们就把那个男人抬了上去。

他在呻吟。“等一下……”

我们瞧着他。他把眼睛闭上了。

“我不要任何麻烦。”他十分困难地说道。

“那不是你的过失，”克斯特答道，“我们目睹了这次车祸，很愿意替你作见证的。”

“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人说，“为了别的理由，我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你总懂得……”他向那扇刚才把女人扶进去的门，瞥了一眼。

“那么你在这儿，正是到了最适当的地方啊，”伦茨解释道，“这儿是一家私人医院。此刻要紧的是趁没有给警察发觉以前，先把你的汽车打发走。”

那个人撑起身子。“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给某个汽车修理部打个电话。也请把你们的地址给我……我很想……我真是说不出地感谢你们……”

克斯特露出一种拒绝的样子。

“可是真的，”那个人说，“我真的很想谢谢你们呢。”

“那很简单，”伦茨答道，“我们自个儿就有一家修车行，专修像你那一类的汽车。要是你同意，我们就把它拖回去修理。这样一来，在你在我们，双方都有利。”

“好得很，”那个人说，“你们要不要我的名片……以后，我自个儿来拿汽车，或者派人来拿。”

克斯特把名片藏进口袋，我们就将他抬到里边。这时候一个非常年轻的医生来了。他已经把那个女人脸上的血水洗涤干净，因此几个很深的伤口都露了出来。女人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臂撑起身子，瞧着医疗器械车上一个碗钵里的闪亮的镍质器皿。“啊。”她低唤一声，便睁着惊惶的眼睛倒了下去。

我们把汽车开到村子上去找寻一家汽车行。那儿只有一个锻冶工场，我们便向铁匠借了一套应急用具和一根粗绳缆，答应付给他二十马克的租费。可是他不很放心，要去看看那辆汽车。我们就带了他，一起开到出事地点。

尤普站在马路中央挥着手。然而没有这个，我们也早已看见那边又出了什么岔子。一辆破旧笨重的梅赛德斯停靠在路边，四个男人看样子正要把那辆斯图兹给拖走似的。

“我们来得正巧。”克斯特说。

“那是福格特弟兄们，”铁匠答道，“一帮危险的家伙。就住在那边。什么东西要是让他们动上了脑筋，就死也不肯放过的。”

“我们待会儿瞧吧。”克斯特说。

“我早已跟他们解释过了，克斯特先生，”尤普低语着道，“卑鄙的竞争。要把汽车开到他们的铺子里去修。”

“很好，尤普。你此刻且待在这儿。”

克斯特走到四个人中间最高大的一个面前，跟他打了个招呼，接着便向他说明这辆汽车是我们接来的生意。

“你身上有没有坚硬的东西？”我问伦茨。

“只有一串钥匙，我想自个儿留着，去找一柄小扳手吧。”

“还是不要的好，”我说，“那也许会真的打伤人的。可惜我穿着这么一双很轻的鞋子。否则踢他一下是最好了。”

“你也参加吗？”伦茨问那铁匠，“那我们就可以四个对四个了。”

“我不想参加，我不想让我的铺子明天被砸烂了。我决定严守中立。”

“对极了。”伦茨说。

“我跟你们一块儿干。”尤普说。

“你别那么性急，”我说，“只要守好这儿，不让人过来就够啦。”

铁匠退到离我们相当远的地方，以便强调严守中立。

“不要胡说，”我听到福格特弟兄中最高大的那个人向克斯特粗声厉气地说着，“谁先来，谁就接这笔生意。没有什么别的话。你们赶快滚开吧。”

克斯特又去跟他解释，这辆汽车是我们接来的生意，他愿意把福格特带到疗养院去，让他亲自去证实。福格特不屑一顾地笑了。伦茨和我走近过去。“也许你自个儿想进医院去吧？”福格特问道。

克斯特没有理会，只是向着汽车走去。另外三个福格特弟兄们便挺起身子。他们此刻站得更靠近了。

“把那辆工具车推到这儿来。”克斯特跟我们说。

“朋友——”最高大的那个福格特答道。他比克斯特高出一个脑袋。

“对不起得很，”克斯特说，“可是我们要把汽车拖走啦。”

伦茨和我，这时都踱得更近了，把双手都插在口袋里。克斯特向汽车俯下身去。正在这时，福格特就一脚对他踢来。奥托早已计算到他会来这一手，因此在同一刹那，他就拉住了福格特的腿，把他一下子摔倒。然后他一跃而起，对准正在举起引擎手柄的另一个弟兄的肚子猛揍了一下，揍得他骨溜溜打转，一转身也扑倒了。接着，伦茨跟我跳过去对付另外两个人。我立刻在一个人的脸上揍了一拳。揍得不坏，可是我的鼻子也开始流血了，我的第二拳没有打中，却砸在另一个人的油腻腻的面颊上，而我的眼睛又挨了一记，因为遮挡得不好，那个福格特一拳打中了我的肚子，竟把我击倒下来。他将我按在沥青路面上，扼着我的喉咙。我用力使肌肉绽起，使他不至于扼得我窒息，而且还拼命弯曲身子，旋转着打滚，以便用双脚推开他，或者踢他的肚子。可是伦茨和他对付的那个福格特，正在我的腿上殴扭，因此我挣扎不开。尽管我绷紧了脖子上的肌肉，仍然感到呼吸困难。逐渐地，我周遭的一切都变得呆木迟钝，福格特的脸，在我面前仿佛肉冻似的摇曳震颤，而我脑子里也浮现出黑影。当我快要昏厥时，我突然看见尤普就在我身旁，他跪伏在路边水沟里，镇静而注意地望着我挣扎。当他看见最后一个机会时，便用铁锤猛击了一下福格特的手腕。待第二下猛击下去，福格特就将手松开，从地上使劲地扑过去抓住尤普，而尤普立刻倒退了一两英尺，不慌不忙地在他手指上击了第三下，又在他的脑门上击了一下。我站起身，压到福格特身上。这回轮到我把他扼住了。

正在这时候，传来一声野兽般的怒号，接着又是一阵呜咽的声音：“放手吧——放手吧！”

那是最年长的福格特。克斯特将他的胳膊扭住，直往他的背后绞去。福格特的脑袋抵到地上，克斯特就跪在他身上，将他的胳膊再往后绞。福格特号叫着，可是克斯特知道，我们假如想平安无事，非把他好好收拾一下不可。因此他狠狠地猛扭他的胳膊，然后一松手将他放开。福格特在地上半晌动弹不得。我抬起头。只见有一个弟兄仍然站着，可是他哥哥的呼号已经使他失去了斗志。“你赶快滚开，否则我又要动手了。”克斯特向他说。

我把我的那个福格特的脑袋，又在地上给以最后的猛击，然后放手松开。伦茨早已站在克斯特身边。他的外衣被撕破了，嘴角淌着血。那一场战斗，分明没有什么胜负，因为他的那个福格特虽然也在流血，可是仍然兀立着。他的哥哥一投降，事情也就跟着解决了。他们谁都不敢再说一句。他们扶着他们的哥哥起来，然后一块儿上了汽车。那个没有受伤的人，走回来将引擎手柄捡起。他瞧着克斯特，仿佛他是一个魔鬼似的。于是，那辆梅赛德斯就辚辚地驶走了。

蓦然间，那个铁匠又出现了。“他们已经够受啦，”他说，“他们好久没有遭到过像这样的事了。那个最年长的，因为杀人，早已坐过一次牢了。”

谁也不作声。克斯特突然哆嗦了一阵。“卑鄙的勾当，”他说，接着他转过身子，“来吧，赶快动手吧。”

“我已经动手啦。”尤普答道，他早已把那辆工具车推过来了。

“你听我说，”我说，“打今天起，你就是一个上等兵，可以开始抽烟了。”

我们将那辆汽车吊了起来，用缆索紧紧地缚在卡尔背后。

“你认为这样不会弄坏卡尔吗？”我问克斯特，“它毕竟只是一匹竞赛的马，而不是一头驮骡哪。”

他摇了摇头。“路程不远，而且道路相当平坦。”

伦茨坐在斯图兹里，我们便慢慢地开着车。我用手帕掩着鼻子，凝视着外面薄暮时的田畴和将沉的落日，这里边有着一种漫无边际而不可摇撼的宁静，使人感觉到大自然对于任何东西都是漫不经心的，连这个所谓人类的性情暴戾的蚁堆，也居然可以在世界上立足。而现在更重要的是，云层正逐渐地变成一脉金黄的峰峦，黄昏的紫霭寂然无声地从天际外聚合，云雀打寥廓的天空飞回到它们岩谷里的窠巢，而天色也慢慢地变成昏暗了。

我们把汽车开进自己的院子。伦茨打斯图兹里爬出来，兴高采烈地向它脱下便帽。“恭喜恭喜，亲爱的！你因不幸的事故来到我们这儿，可是也幸而有你，可以让我们赚钱。照粗略的估价，三千到三千五百马克。如今，快给我一大杯樱桃白兰地和一块肥皂——我必须把福格特那一家人留下的气味洗得干干净净。”

我们大家都喝了一杯，然后立刻动手，将斯图兹尽快地拆卸开了。车主直接叫人修理，那是很难得的——总是保险公司将汽车送到别的地方去，叫公司附设的哪一家工场去修理。所以我们拆卸得愈多，就对我们愈有利。因为那时候，要把汽车重装起来的费用一定很贵。

我们停手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今儿晚上你还把出租汽车开出去吗？”我问伦茨。

“当然不啰，”戈特弗里德答道，“这种赚钱的生意，一个人也不宜做得过分啊。有了斯图兹，这一天在我已经很够了。”

“在我还没有够，”我说，“假如你不开出去的话，那么从十二点到两点，我倒很想去兜兜夜总会的生意。”

“你也算了吧，”戈特弗里德微笑说，“快去照一下镜子。近来你鼻子运气很坏。有了这么一个肿得像甜菜根的鼻子，谁也不敢再坐你的汽车啦。赶快乖乖地回家，冷敷一下吧。”

他说得对。我这个鼻子确是不能再做生意的。因此我立刻告辞回家。路上我碰到哈塞，跟他同走了最后一程路。他仿佛悒郁得很。

“你瘦了。”我说。

他点了点头，告诉我近来他一直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餐晚饭。他太太差不多每天跟她交结的那些朋友在一起，不到深夜绝不肯回来。有人请她吃饭，他固然很高兴，可是他晚上回家，却又不愿意自己烧菜煮饭。好在他并不太饿，他已经疲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啦。

当他垂着肩膀在我旁边走着的时候，我一路端详着他。他也许真的相信他自个儿的话，可是叫人听去却是怪可怜的。仅仅因为缺少一点儿安全感，缺少一点儿钱，这份婚姻，这个卑微的驯服的生命就毁灭了。我想到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人，不过因为少了一点儿安全，一点儿钱。人生已经令人厌恶地堕落成仅仅为了生存而悲惨挣扎了。我想到今天下午的殴斗，我想到近几星期来目睹的事情，我想到自个儿早已尝试过的一切，我又想到了帕特，于是蓦然间浮起一种感觉，仿佛这个深渊是绝不能跨越的。这鸿沟太宽阔了，人生已经变得如此卑鄙肮脏，根本不可能有幸福，它不会持久，人也不再会相信它。这不过是一个喘息的间隙，而不是一个可以永久停靠的港埠啊。

我们走上了台阶，推开了门。在楼梯口，哈塞立定了，“好吧，再会。”

“今天晚上，你要吃点儿东西。”我说。

他淡淡地微笑一下，摇了摇头，仿佛为自个儿求得宽恕似的，便走进他的冷清而黝黯的房间。我目送着他，然后沿着长廊走去。蓦然间我听到轻柔的歌声，我立定了倾听。那不是像我起先所设想的，以为是埃尔娜·伯尼希家的留声机唱片，那是帕特的嗓音。她独自在房间里歌唱。我望了望哈塞进去的那扇房门，我俯下身子去倾听，突然我的双手紧紧捏在一起。管他妈的喘息的间隙或者不是喘息的间隙，港埠或者不是港埠，管它们分隔得多远，远得绝不能超越、绝不能相信——就为了这个原因，为了人们不会相信，幸福才永远这样令人惊奇，这样令人陶醉啊。

帕特没有听到我进去。她坐在镜子前面的地板上，正在试着一顶帽子，一顶黑色的小便帽。在她旁边的地毯上，放着一盏灯，房间里弥漫了一种温暖的、金褐色的暮霭。她的脸被灯光照耀得晃亮。她把一张椅子拖了过来，那椅子上挂着一小块绸，座垫上搁着一把闪亮的剪刀。

我悄悄地站在门口，瞧着她认真地缝制着便帽。她喜欢坐在地板上，过去我也常常发现她熟睡在地板上的什么角落里，旁边是一本书，还有那只狗。

那只狗此刻蹲在她旁边，开始嗥叫起来。帕特抬起头在镜子里看见了我。她微笑着，这一微笑，使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仿佛变得光明了。我穿过房间，跪在她背后，在和这肮脏的世界打了一整天交道之后，我把嘴唇贴到面前她的脖子的温暖光滑的肌肤上。

她擎起那顶黑色便帽。“我已经把它改过啦，亲爱的。你喜欢吗？”

“那是一顶挺可爱的帽子。”我说。

“可是你连看都没看一眼呢。我已经把后边的帽缘给剪掉，把前面的帽缘翻起来啦。”

“我看得很清楚，”我将脸贴在她的头发上，说，“这顶帽子要是给巴黎的时装裁缝看见了，一定会妒忌得厉害呢。”

“可是，罗比，”她吃吃地笑着，把我向后推开了，“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我有时候想，你是不是看见了我的穿戴。”

“我什么都看见了。”我说，我紧挨着她，坐在地板上，虽然因为我鼻子的缘故，有点儿偏在黑影里边。

“真的吗？那我昨儿晚上穿的是什么？”

“昨儿晚上？”我思忖着，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亲爱的。关于我的一切，你什么也不知道。”

“确实如此，”我说，“可是，那正是使生活美满的原因。我们彼此间相知愈深，我们彼此间就愈多误解。我们彼此间相处愈近，我们彼此间就愈疏离。譬如说，瞧他们哈塞家吧，他们彼此间什么都知道，可是他们彼此间，却比陌路人都更不相容咧。”

她又把那顶小黑帽给戴上，在镜子里端详。“你所说的，只有一半的真实，罗比。”

“天下的真理，原都是这样的，”我答道，“我们不会超过这限度。因此，我们才是有人性的。天知道我们因为知道一半的真理，惹出多少是非来了。要是真明白了全部的真理啊，我们就根本活不下去啦。”

她把帽子摘下，搁在一边，然后转过脸来。而当她一转身的时候，就看见了我的鼻子。“这是怎么啦？”她愕然问道。

“并不严重的。只是样子仿佛很严重罢了。我在汽车底下干活时，什么东西掉在我脸上。”

她怀疑地瞟着我。“我不知道你到底到哪儿去了。什么事情，你都从来不肯告诉我的，可不是吗？我对你的事，几乎一无所知，正如你对我知道得也一样的少。”

“这是两人相处的最好方式。”我说。

她拿来一盆冷水和一方布给我做冷敷。然后，她凝视了半晌。

“好像是拳伤，而且你脖子上也给抓破啦。你一定有过什么奇遇，亲爱的。”

“我今晚最大的奇遇，还没有开始呢。”我说。

她愕然地瞅着我。“这么晚，还未开始，罗比？那么，你还想出去吗？”

“我想待在这儿，”我答道，便把敷布扯掉，用胳膊搂住她，“今儿一整晚，我想跟你待在这儿呢。”

20

八月是暖和而爽朗的，到了九月，天气还差不多像夏天，可是一到九月底，却开始下雨了。云层整天低压在城市的上空，屋檐滴着水，接着暴风雨也开始了。有一天星期日，我醒来得很早，走到窗前，便看见墓园里的树木显出蜡黄的斑点，暴露了第一批光秃的枝干。

我就这样在窗前伫立了很久。自从我们打海边回来以后，这几个月里一直都很古怪。我总是常常地、每时每刻地意识到帕特在秋天一定要离开了。可是我想到这些，正如一个人想到那么多别的事情一样——年华在消逝，一个人总会冉冉地老去，一个人也绝不能永远地活着。现实总是更有力的，它常常会把一切别的意念都挤开。因此只要帕特还在，只要树木还青，那么像“秋天”“走开”“分离”这一类的词儿，都不过是远在天际的苍白的阴影，反而使人更殷切地感觉到能够彼此亲近、仍然相聚的愉快。

我向外眺望着湿漉漉的，给雨水浸透了的墓园，眺望着给肮脏的黄叶遮盖着的墓碑。

彻夜的迷雾，活像一头冷酷的野兽，已经把树叶上的绿液都吸干了。如今这些树叶，绵弱无力地挂在枝丫上，一阵风来，总把它们吹落几片，漫天地飞舞。我感到一阵尖利的刀割般的痛楚，因为蓦然间我第一次感觉到分离不久就会临头，不久就会成为事实，正如外面那悄然爬过树梢、留着枯黄脚印的秋天已经成为事实一样。

我谛听着隔壁那个房间的动静，帕特仍然熟睡着。我走到门口，伫立了一会儿。她睡得很平静，没有咳嗽。一会儿，一个希望突然浮现了出来：我自个儿想象，今天，明天，或者在最近几天里，雅费会打电话告诉我，她不需要离开了。接着我又记起好几个夜里我曾经听到过她细碎的呼吸声，那种有规律的、被抑塞的、刺耳的声响，忽起忽落，活像一种极遥远、极低沉的锯木的声音——于是那个希望又像它当初浮现时一样，倏然幻灭了。

我回到窗前，重又向外眺望着秋雨，然后我坐到书桌边，开始数我的钱。我计算着它可以维持帕特多久，可是那结果使我感到沮丧，于是我又将它们锁进抽屉。

我望了下钟，快七点。帕特醒来，至少还有这么两小时。因此我急忙穿好衣服，想出去开一会儿出租汽车。那要比独自呆坐在房里沉思默想好多了。

我走到车库，开出那辆出租汽车，缓缓地在马路上开着。四周行人很少。在工人住宅区域里，一长排一长排的公寓房子光秃而凄凉地兀立在秋雨中，如同悲惨的年老的娼妓。大门倾圮而肮脏，阴暗的窗户没精打采地在晨光中凝视，墙头的垩粉剥落，有几处显露出很深的灰黄色的窟窿，活像害过天花似的。

我穿过旧城向大教堂开去。把汽车在小门外停住，我便跳下车来。从那扇厚实的槲木门里，我听到低沉的风琴声。这正是做弥撒的时间，我听到那风琴刚刚开始弹奏奉献曲——这便是说，在弥撒完毕，人们出来之前，至少还有二十分钟呢。

我走进教堂的花园。它横陈在灰蒙蒙的光芒里。花丛上挂满了雨点，枝头大多还盛开着花朵。我的雨衣原是很大的，因此我完全可以把摘下来的花枝给遮藏在里面。虽然是星期天，可是花园里什么人也没有，于是我毫无阻碍地把第一束玫瑰花送到了汽车上。然后我又回来再采。正当我把花束藏妥在雨衣底下的时候，我便听到有人从回廊里出来。我急忙用胳膊将花束紧紧地夹住，就那么站在一幅圣像前，仿佛正在出神地祈祷着。

脚步声愈来愈近了，并没有从我身边过去，而是立定下来。我开始觉得身上有点儿热辣辣的。我用十分虔诚的神色，凝视圣像，划着十字，还慢慢地向着更靠近侧门的一幅圣像走过去。那脚步也跟着我，又停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绝不能立刻就前进，至少必须待到足够念上十遍“万福马利亚”和一遍主祷文的时间，否则我立刻就要败露了。因此我继续站在那儿，小心翼翼地抬起脑袋，静观事情的发展，同时还露出一副懊恼的神情，仿佛怕人家打断了虔心祈祷似的。

我瞧见了那神父的仁慈的圆脸，便舒了一口气。我知道在祈祷的时候，他绝不会来打扰我的，因此我自以为已经得救了，而其时，我却发现自个儿不幸已经站到了最后一幅圣像前，无论我祈祷得怎样慢，在几分钟之内总是要完毕的，他分明就等着我那个时间啊。再拖延是没有用的，因此，我就缓慢地、不慌不忙地朝着侧门走过去。

“早安，”那个神父说道，“赞美耶稣基督。”

“赞美，阿门。”我答应着。那是天主教里的祝颂。

“在这个时候，倒是很难得看见有人到这儿来的。”他睁着那双明亮、蔚蓝、孩子似的眼睛瞅着我和蔼地说。

我嗫嚅了一句。

“可惜是，太难得了，”他接着又说，显得很懊恼的样子，“尤其是男人，更难得看见他们来圣像前祈祷。因此我要为你高兴，还要冒昧地向你打招呼。这么早的时辰，这样的天气来到这儿，我相信你一定有着特别的祈求。”

是的，祈求你走开，我这样想，于是释然地点了点头。这样看来，他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花朵。如今最要紧的是，赶快把他支使开了，使他根本注意不到。

他又向着我微笑。“我正要做我的弥撒了。我可以把你的祈求，也包括在祷文里面。”

“谢谢。”我惊愕而窘迫地说着。

“是不是追荐什么人的亡魂？”他问。

我瞪了他半晌，衣服里的花便开始滑了下来。“不，”然后我急忙说道，用胳膊紧紧地捺住我的外衣。

他用那对清澈的眼睛，无邪地搜索着我的脸。他分明正在期待着我告诉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一时间我却想不出适当的话来，而且我也不愿意再跟他撒什么谎。因此我就索性默不作声了。

“那么我就为一个无名氏祈求消灾吧。”他最后这样说道。

“好的，”我答道，“假如你肯祈祷的话。我十二分地感谢你。”

他微笑着。“你用不到感谢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天主的手里。”他瞧了我半晌，脑袋向一边俯下一点儿，仿佛有什么东西掠过他脸。“只要虔诚，”他说，“圣父会帮助你的。他总是给人以帮助，有时候，我们甚至对此不知不觉。”然后他向我点点头，走开了。

我目送着他，直至我听到他进去把门关上。是的，我想，假如真是那么简单的话。他帮助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帮助人，可是当伯恩哈德·维泽的腹部受了伤，在霍索尔斯特森林里叫喊的时候，他有没有帮助他啊？当卡钦斯基在汉特柴迈死了，遗下一位有病的太太和一个从没有见过面的孤儿的时候，他有没有帮助他啊？他有没有帮助过米勒、勒尔和克梅里希呢？他有没有帮助过小弗里德曼、尤尔根斯、贝尔贝和千千万万其余的人呢？没有，他妈的，就为了那种对于圣父的信仰，人世间流过的血委实太多了。

我把花束带到家里，然后将汽车送往工场，自个儿步行回来。其时从厨房里腾出一股新煮的咖啡味儿，我还听见弗丽达低低的说话声。好奇怪，可是那股咖啡味儿却叫我更兴奋了。那是我在战争中得来的经验：使我得到安慰的绝不是伟大的东西，而往往是无关宏旨的小事。

我刚把走廊门关上，哈塞便从他的房间里冲了出来。他的脸蜡黄而浮肿，他的眼睛血红而污浊，他的样子仿佛是一夜和衣而睡似的。他一看见我，脸上就掠过一种十分失望的神情。

“啊，原来是你。”他咕哝着。

我愕然地看看他。“你在等着什么人来吗？”

“是的，”他轻轻地说，“等我的太太。她到如今还没有回来。你有没有看见她啊？”

我摇了摇头。“我只出去了一个钟头呢。”

他点点头。“我不过这样想——你说不定碰巧看见她了。”

我耸了耸肩膀。“她大概待会儿就会回来的。她没有打过电话给你吗？”

他有点儿腼腆地瞧着我。“昨儿个晚上，她是到朋友家里去的。我不知道她们住在哪儿。”

“那么，你知道她们的姓名吗？要是知道，你就可以去问电话公司的问讯处了。”

“我早已试过啦。他们找不到这个姓名。”

他露出一种丧家犬似的神情。“关于朋友的事，她总是神秘得很。要是我多问她几句，她就立刻暴跳起来了。因此我也随她去啦。她有朋友家可以走动，我原是很高兴的。她还常常啰唆，我当然也不会为了那些事情就怀恨她咧。”

“也许她就要回来的，”我说，“我的确相信，她立刻就要回来的。你有没有试试到急救病房和警察局去打听一下呢？那也说不定的啊。”

他点点头。“什么地方都试过了。他们都不知道。”

“哦，这样看起来，”我说，“那你更用不着焦急啦。也许她晚上感觉不舒服因此就在朋友家过夜了。像这样的事情，常常会有的。在一两个钟头里，她大概就会回来的。”

“你真以为那样吗？”

厨房的门开了，弗丽达端着一个浅盘走出来。“给谁的啊？”我问。

“给霍尔曼小姐的。”她答道，她被我的眼光惹得有点儿愠怒了。

“那么，她已经起来了吗？”

“她总已经起来了，当然啰，”弗丽达立刻反唇相讥地说道，“否则的话，她也不会按铃招呼早餐的。”

“愿上帝保佑你，”我答道，“有些早晨，你真是个十全十美的天使，弗丽达。你看你可以同时也替我煮点儿咖啡吗？”

她含糊地咕哝着什么，便踏步向着过道里走去，一路上还倨傲地摆动着屁股。她本领真不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能够用屁股表示蔑视的人。

哈塞还等着。当我回过头来，看见他那么听话那么安静地站在我旁边，我蓦然觉得惭愧起来了。

“你所有的烦恼，在一两个钟头里都会消失的。”我说着，便向他伸出我的手去。

他没有握住，只是古怪地瞧着我。“你认为我们可以去找她吗？”他轻轻地问。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她在哪儿啊？”

“不过，我们也许一样可以去找她的，”他重复地说，“假如我们就坐你的汽车，一切费用，我当然都会照付的。”他急忙补充了一句。

“问题不在这儿，”我答道，“那绝对是无望的。我们把汽车开到哪儿去呢？这个时辰，她不会在马路上溜达的。”

“我不知道，”他说道，声音更低沉了，“我只以为，我们不妨去试一下。”

弗丽达托着空盘回来了。“我要走啦，”我说，“我认为你的焦急是不必要的。不过，我仍很愿意帮你的忙，可是霍尔曼小姐不久就要出门了，我今儿个很想陪她在一起。说不定，今天就是她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了。你总了解吧，我相信？”

他点点头。

他站在那里的样子，很使我苦痛，可是我急着去见帕特，“不过，假如你要立刻出去的话，你也随时可以到下面去雇一辆出租汽车，当然啰，”我接着又说，“可是我倒劝你别那么做。你不妨再等一下。我可以打个电话给我的朋友伦茨，他会陪你一块儿去找的。”

我仿佛觉得他并不在听着。

“今儿个早晨，你没有看见她吗？”他突然地问。

“没有，”我莫名其妙地说道，“否则的话，我早就告诉你啦。”

他又点了点头，于是惘然地、默不作声地走回他自己的房里去。

帕特早已到过我的房间，发现那些鲜花了。她回来时就笑着。“罗比，”她说，“不过，我是无辜的。弗丽达刚才已经告诉我，在这个季节，在星期天的清晨，摘到这样新鲜的玫瑰花，有偷窃之嫌。她还告诉我，这种鲜花，在这儿四周的花店里，随便哪一家都是没有的。”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答道，“最要紧的是，它们会使你赏心悦目咧。”

“此刻比以往更使我赏心悦目呢，亲爱的。得到它们，你一定冒了一番风险的。”

“哦，冒了很大的险咧！”我又想到那个神父，“可是你这么早就起来，做什么啊？”

“我睡不着了。而且我还做梦。全是噩梦。”

我瞧她一眼。她样子很累，眼睛底下还有黑影。“做这种可怕的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我还以为，那是我独有的咧。”

她摇了摇头。“你难道没有看见外面，秋天已经来临了吗？”

“对我们来说啊，这叫作夏末，”我答道，“你瞧，玫瑰花都还开着呢。我所能够看见的，就是下雨罢了。”

“下雨，”她重复着，“雨已下得太久啦，亲爱的。有时候，夜里醒来，我就想象着自个儿完全给埋葬在雨里了。”

“夜里，你应该到我这儿来的，”我说，“那么你就不会再有那种念头了。相反，要是你跟什么人在一起，而外面那么黝黯，那么下着雨，反觉得很有兴味了。”

“也许是的。”她答道，倚在我身上。

“我挺喜欢星期天下雨，”我说，“那样，你就更知道自个儿是何等幸运了。我们相聚在这里，有着一个温暖的房间，还有一天自由自在的假日。在我看来，那已经是令人满足的啦。”

她的脸色欢悦了起来。“是的，我们是幸运的，是不是啊？”

“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当我一想到从前——我的天！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还会这样幸运咧。”

“当你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一切确是很美好的。那我也就相信了。你应该说得更勤呢。”

“我难道说得不够勤吗？”

“不。”

“也许是，”我说，“我想我不是很善于表达爱情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够说得勤。不过我总很想那么做的。”

“那你也不必，亲爱的，我很了解你。只是，尽管如此，有时候一个人很乐意听这些话呢。”

“从今以后，我就每次都跟你这样说吧。即使说得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了。”

“啊，可笑，”她答道，“在爱情上，绝没有什么可笑的。”

“是没有，感谢老天，”我说，“否则的话，那就不敢想象它会把你变得疯疯癲癫的。”

我们一块儿用了早餐，帕特又躺到床上。这是雅费曾经关照过的。“你就待在这儿吗？”她从被窝里问。

“假如你喜欢。”我说。

“我当然是喜欢的，不过你也不用……”

我在床边坐了下来。“我倒不是那个意思。我只记得你曾经说过，当你熟睡的时候，你不喜欢人家望着。”

“曾经说过，是的，可是现在，有时候我觉得很害怕，在独自的时候。”

“过去我也有过那样的感觉。有一次，在医院里，施过手术以后我常常害怕晚间睡觉。我便常常彻夜不睡，看看书，想想心事，直到天明才敢睡去。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

她把面颊贴在我手上。“你害怕你不再醒来吧，罗比。”

“是的，”我说，“可是到底又醒来了，那也过去啦。我就是一个明证。你总会醒来的，即使不是回到同一个地方。”

“就是那句话啊，”她早已有点儿蒙眬了，眼睛半闭着答道，“我也害怕着那个呢。可是你一定会留心着的，是不是啊。”

“我会留心着的，”我说着，便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前额和头发，这些东西，此刻也仿佛都很疲乏了，“我是一个警醒的老兵。”

她呼吸得更深沉了，身体向一边侧过了一点儿。一分钟之后，她就熟睡过去了。

我坐在窗前，又眺望着外面的秋雨。如今雨点是灰蒙蒙地一阵阵吹扑着窗棂，而这所屋子，活像无边阴郁中的一个小岛。我很不安，因为帕特在早晨难得是这样消沉而忧郁的。可是我同时又记得，她在几天以前，还很活泼而快乐，因此总认为等她醒来，情形也许就不同了。我知道她对于自己的疾病，一定想得很多，我从雅费那儿也知道，她的健康并没有起色。然而我一生中目睹过那么多的死亡，在我看来，任何疾病都仍然是生命和希望。我知道一个人受了伤可以致死——这个，我有过很丰富的经验——可是也就为了这个理由，我常常觉得，肢体仍然完整的疾病也有致命的危险，那是很难置信的。因此每当这类令人沮丧的念头袭来时，我往往很快就把它拂开了。

传来轻轻的叩门声。我走过去把门开了。原来是哈塞兀立在门外。我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走进了外边的过道。

“对不起得很。”他讷讷地说道。

“请到我的房间里去吧。”我说着，便推开了自己的房门。

哈塞在门楣下站住。他的脸仿佛缩小了很多。颜色又白得像白垩。“我只想告诉你，我们可以不用再出去啦。”他说道，几乎没有翕动他的嘴唇。

“不要紧的，请你进来吧，”我答道，“霍尔曼小姐已经睡熟，我也有空了。”

他手里捏着一封信，那种样子，活像一个吃了一枪却还以为只是挨了一拳的人。“请你看一下，要是你不嫌麻烦的话。”他说着，把信递给了我。

“你有没有喝过咖啡啊？”我问。

他摇了摇头。“请你看信吧。”

我出去吩咐了弗丽达，然后走回来看信。那是哈塞太太写的，只有寥寥的几行。她告诉他，她仍然想从人生中得到一点儿什么，因此她不预备再回来了。有一个比哈塞更了解她的人。对于这件事，随他怎么想挽回，都是没有用的，在任何情形之下，她绝不会回来的了。这样，对他大概也是最有利的。如今他可以不用再担忧收入够不够开支。她的东西，她已经带走了一部分，其余的，她预备在方便的时候再来拿。

这是一封清楚干脆的信。我把它折好，递还给哈塞。他紧盯住我，仿佛一切都得依仗我似的。

“我应该怎么办呢？”他问。

“第一，喝了这一杯；其次，吃点儿东西，”我说，“奔东奔西的，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慢慢想办法。你必须设法镇静下来，然后你才能做出最妥善的决定。”

他听话地喝了咖啡。他的手在发抖，也吃不下东西。“我怎么办呢？”他又这样问。

“什么也不要干，”我说，“你只有等。”

他移动了一下。

“那么，你预备怎么办呢？”我问。

“我不知道。我想不出主意。”

我不作声。什么话都很难跟他说。你只能叫他安心，其余的事，必须由他自个儿去办。他不再爱那个女人，那是很明显的。可是他对她已经习惯了，对于一个管账的人，习惯会比爱情更重要。

隔了半晌，他才开始说话，所说的全是些思维混乱的话。这说明他受了极大刺激。接着他又开始谴责他自个儿。而谴责他太太的话，他却一句也不说。他只想说明，一切的过错都是他一个人的。

“哈塞，”我说，“你所说的全是些废话。这种事情，根本谈不上什么过错，也谈不上什么清白，如今你太太抛弃了你，又不是你抛弃了她。你也用不着那样谴责你自个儿啊。”

“哦，是的，”他答道，瞧着他的手，“我没有成就咧。”

“什么？”

“我没有成就咧。没有成就，那就是应该谴责的事哪。”

我愕然地瞪着那个坐在红绒靠背椅子上的可怜矮小的人形。

“哈塞，”我然后心平气和地说道，“假如你爱把它当作一个理由的话，那也许是一个理由，不过，可不是什么应该谴责的事。再说，你到目前为止，也毕竟有了相当的成就。”

他使劲地摇着头。“不，不，我老是恐惧着被革职，把我太太都给烦死了。而我并没有成就。我能给她些什么呢？压根儿就没有。”

他沉思着。我站起身来，找出那瓶干邑白兰地。

“让我们来喝一杯吧，”我说，“如今还不到万事全休的时候咧。”

他抬起头。

“如今还不到万事全休的时候咧，”我又重说了一遍，“只有在死了之后，一个人才是万事全休呢。”

他急忙点点头，伸手抓过了酒杯。可是他没有喝就把酒杯放了下来。

“我昨天升任书记长了，”他轻轻地说，“会计长和书记长。经理在昨天晚上告诉我的。我得到这个升迁，只因为在最近几个月里，我的工作都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他们把两个部门合并起来了，另外的那个书记长已经给革职了。待遇方面，也加上了五十马克。”他突然沮丧地瞅着我，“要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你以为她会不会不走呢？”

“不会。”我说。

“多了五十马克呢。我会把这笔钱送给她。她就可以自个儿买点什么东西了。而且我在储蓄银行里，还有一千二百马克的存款。现在，储蓄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总想为她积蓄点儿钱，以防万一我们的境况变坏。而如今，我正可以多积一点，她却撇下我走啦。”

他呆呆地向前面瞪视着。“哈塞，”我说，“我相信，她的离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你无须胡思乱想了，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只要挨过这几天。那时候，你就会更知道应该怎么办。而且今天晚上或是明天，你太太说不定就回来啦。她会跟你一样地思前想后仔细考虑的。”

“她绝不会回来了。”他答道。

“这你不会知道的。”

“假如我可以告诉她，我已经升了职，我们可以拿那点存款出去假日旅行……”

“这些事，你都有机会可以告诉她的。人绝不会就这样分离，你知道。”

使我奇怪的是，他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在这幕话剧中还夹着另一个男人。可是他分明还没有想到这么远，他只知道太太是走了，其余的一切，仍然被隐藏在一层薄雾的背后。我真想告诉他，一两个星期之后，他说不定还会因她出走而高兴的，可是在他深受打击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样跟他说，似乎是不必要地残酷对待被刺伤的感情。真理往往太残酷了，几乎使人难以忍受。

我跟他又讲了一会儿话——只是让他讲而已。我没能给他很大安慰。他只是绕着圈儿，可是我仿佛觉得他已经平静了一点儿。他喝了一杯干邑白兰地。我听到帕特在隔壁房间里叫我。

“我出去一下。”我说着，便站起身。

“好的。”他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这样答道，也站起身来了。

“你待着，我去一下就来。”

“请原谅……”

“我去一下立刻就来的。”我说着，便走进帕特房里去。

她坐在床上，气色清新而红润。“我睡得好极了，罗比。已经是中午了吗？”

“你正巧睡了一小时。”我说着，拿表给她看。

她瞧了瞧两根指针。“那就更好啦。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时间。我立刻就起来了。”

“好的。我隔十分钟再来。”

“你有客人吗？”

“哈塞，”我说，“可是时间不会很长的。”

我走回去，可是哈塞已经不在了。我走出门去，走廊的过道上也是空空的。我走到下面去敲他的房门。他没有答应。我推进门去，才看见他站在衣柜前面，有几只抽屉给拉了开来。

“哈塞，”我说，“吃点儿安眠药，好好地睡一下，把事情搁到过后再解决吧。你此刻太激动啦。”

他慢慢地向我转过身来。“总是独自一人的，每一夜！一直都像昨晚上那样坐立不安，你想想吧。”

我告诉他，这不久就会改变的，我还告诉他，这样独自过夜的人，天下也多得是。他含混地咕哝了几句。我又告诉他，他应该去睡觉，说不定结果并没有什么，而他太太在晚上就回来了。他点点头，向我伸出他的手。

“我到晚上再来看你。”我说着，便走出来。我很高兴能够脱身了。

帕特将报纸摊在她面前。“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到博物馆去，罗比。”她这样建议道。

“到博物馆去？”我问。

“是的。那儿举办了一个波斯地毯展览会。你也许不常到博物馆去的吧？”

“从来没有去过呢，”我答道，“我到那边去做什么呢？”

“你说得对。”她笑着说。

“可是那倒无所谓，”我站起身来，“在雨天，你可以有时间去受点教育。”

我们穿好衣服走出门去。外面的空气十分清新，弥漫着一股森林和湿润的味儿。当我们走过国际咖啡馆的时候，我从开着的门看见罗莎坐在酒柜旁边。今儿是星期天，她面前放着一杯可可。桌子上还搁着一个小包。她分明预备在吃过东西以后，照例去探望她的孩子。我已有很长时间没到国际咖啡馆去了，而罗莎居然照样坐在那儿，跟从前一样悠然平静，我觉得很奇怪，我自己近来改变得这么多，因此我以为到处都应该和从前不一样了。

我们到了博物馆。我原以为里边不会有什么人的，可是出乎我的意料，里边竟有那么多的人。我问一个警卫，这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什么，”他答道，“休息日一直都是这样的。”

“你瞧，”帕特说，“对于这些东西有兴趣的人，也还多得是呢。”

那个警卫将便帽推到脑后。“那倒不是的，太太。他们大多是失业的人。他们到这儿来并非为了欣赏艺术，而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在这儿，他们至少还有点儿东西可以看看哪。”

“这倒使我更容易理解。”我说。

“现在还好呢，”警卫答道，“你到冬天来看看，那时候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的。因为这儿有暖气。”

我们走进了挂着地毯的展览室。这是一个不常有人去的比较幽静的房间。从长窗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那儿有着一株高大的梧桐树，树叶已发黄，因而连房间里的光线也有一种幽微的黄色了。

地毯都很好看。有两条十六世纪的兽皮地毯，几条伊斯法罕[34]的地毯，还有几条是有着翠绿镶边闪闪放光的波兰丝质地毯。年代和阳光，已经将它们的色彩染上了一种柔和的古旧色调，因此就很像一幅幅美妙的巨大的蜡笔画。它们给这个房间添上一种绝非绘画所能企及的永恒与和谐的情调。衬着窗外那梧桐树的秋天黄叶和灰色的天空，那扇窗子也像是一幅古老的地毯似的。

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些时候，然后走到别的展览室去。这时又来了很多的人，如今才分明看出他们确是不配在这儿的，他们都有着苍白的脸，穿着褴褛的衣服，双手反背在身后，十分惶惑地在每个房间里蹀躞着，他们的眼睛看见的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宁静的大理石古像，而是什么毫不相干的东西。有许多人坐在散放着红垫子的座位上。他们都疲惫地坐着，仿佛一有什么人走来赶他们走开，他们就准备立刻站起来似的。你可以从他们的态度上看出，这些人感到难以置信，怎么竟能免费坐在这红垫子的座位上，他们已习惯于不花钱就得不到什么的啊。

所有的房间都是静悄悄的，虽然有着这么多的游人，却连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可是我总觉得，我仿佛瞧着一场剧烈的斗争——是那些已被击倒然而还不肯屈服的人们的无声的斗争。他们都已被掷出工作、挣扎和职业的战场之外。如今他们走进了这些艺术的岑寂的房间，企图不使自己麻痹和绝望。他们都想着面包，一直只想着面包和职业，可是他们来到这儿，却是为了要对于这种思想获得几小时的逃避，在这些优美的罗马头像和雪白的希腊女像的不朽威仪之间，他们拖曳着脚步，垂着肩膀，漫无目的地到处蹀躞着。这是一个强烈的对照，一幅阴森的图画，说明了几千年来，人类所能够和不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够制造出艺术的不朽杰作的高峰，可是他们的弟兄还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咧。

下午，我们又去看了一场电影。出来的时候天空已经很晴朗、蔚蓝和明亮。在街头和铺子里，电灯早已都放了光，我们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浏览着商店的橱窗。

在一家灯火通明的大皮货店橱窗前面，我们立定了。天气已经很冷，这儿陈列着一厚捆一厚捆的银狐大衣和暖和的冬季大衣。我瞧了瞧帕特。她仍然穿着那件皮短外套，而且身上的衣服也穿得挺薄的。

“假如我是那部影片里的主角，”我说，“那我一定进去替你选购一件大衣了。”

她微笑起来。“那么选哪一件呢？”

“那件。”我指着一件看上去最暖和的大衣。

她笑着。“你眼光真不差，罗比。那是一件很好的加拿大水貂皮大衣。”

“你要不要买它啊？”

她瞧着我。“你知道像这样一件大衣要值多少钱吗，亲爱的？”

“不知道，”我说，“而且我也不要知道。我宁可这样想，我爱给你什么东西，我就可以给你。为什么只有别人才可以那么做呢？”

她定睛向我瞧着。“可是我不想要这样的大衣啊，我一件也不要，罗比。”

“哦，你要吧，”我答道，“我们别再多说啦。待明儿叫他们给送来吧。”

她微笑了。“谢谢你，亲爱的，”她说着，便在马路当中就吻了我。“现在可轮到你啦。”她在一家男士用品商店前停住了脚步，“瞧这几件燕尾服。要跟水貂皮大衣相称，你也需要穿这样的礼服啊。还有那种高礼帽，你也应该有的。倒想不出你戴了高礼帽像个什么样子咧。”

“像个扫烟囱的人。”我瞧着那些燕尾服，它们被陈列在衬着灰色丝绒的橱窗里。我又望了一下这家铺子。原来就是今年春天我第一次跟帕特两个人在一块儿喝得酩酊大醉之后曾经来买过领带的。蓦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喉咙里有着一种哽咽的感觉。在春天，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切啊。

我捏住帕特纤细的手，在我面颊上放了一会儿。“你也需要一点儿别的什么呢，”我然后说，“单是一件水貂皮大衣，就好比一辆没有引擎的汽车。总得有两三套晚礼服……”

“晚礼服，”她答道，在一个大橱窗前站住了，“晚礼服，你说得对。没有它们，那是不行的。”

我们选择了三套漂亮的晚礼服。我看出帕特对于这个游戏，表示了说不出来的高兴。她完全沉浸在里边了，因为喜欢晚礼服正是她的弱点。同时我们又选择了一些跟晚礼服相称的东西，于是她更显得活泼了。她的眼睛发着光。我站在旁边，听着她说话、笑着，一边想，爱上一个女人而没有钱，那是何等可悲的事啊。

“来吧，”我最后说道，心里有着一种快乐，“假如你做一件事啊，你最好要做得彻底。”我带她走到一家珠宝店的前面。“瞧，那副绿宝石的手镯，再配上那只戒指、一对耳环。不用分辩，绿宝石是跟你最相称的宝石。”

“那你也应该买下那只白金手表，和你衬衫上用的珍珠纽扣。”

“你也应该买下这家铺子里所有的东西。少买一点儿，我就觉得不成咧。”

她笑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便倚到我身上。“够啦，亲爱的，够啦，现在我们只要买几只箱子，到旅行社去，我们就可以整装出发了，离开这城市、这秋天和这淫雨。”

是的，我这样想，我的天，离开这里，那时候你就可以很快康复了。“我们往哪儿去呢？”我问，“去埃及？或是到更远的地方？去印度，或者去中国啊？”

“到充满阳光的地方去，亲爱的，到阳光灿烂的任何一处去，往南方，往温暖的地方去。植着棕榈树的马路、岩石、海边的白屋、芦苇……可是，也许那边也要下雨的。也许到处都会下雨吧。”

“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再前进好啦，”我说，“直到我们走到一个没有雨的地方。到热带的中部，或是到太平洋的群岛上。”

我们在汉堡——美国轮船公司的橱窗前面立定了。橱窗中间放着一艘轮船的模型。它航行在蔚蓝的宛如纸浆般的波浪上，而在它后面，矗立着一幅曼哈顿摩天大楼的巨幅照片。橱窗四周，张挂着用红线标明着航程的、色彩鲜明的一张张巨幅地图。

“我们还要到美国去呢，”帕特说，“到肯塔基，到得克萨斯，到纽约，到旧金山，到夏威夷。然后到南美洲。经过墨西哥和巴拿马运河，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于是打里约热内卢回来。”

“哦——”

她瞟着我微笑。

“我从来没有到过那儿咧，”我说，“前次我说的是假话。”

“我知道的。”她答道。

“你知道的？”

“可是罗比，当然我是知道的啰。我当时立刻就知道了。”

“我有点儿疯了，那时候。自卑、愚蠢和疯狂。所以我说了那假话。”

“那么现在呢？”

“现在更厉害啦，”我说，“你瞧吧。”我指着橱窗里的那艘轮船。“我们无法登上那船，真是倒霉。”

她微笑着，用手臂挽住我的胳膊。“啊，亲爱的，为什么我们偏偏没有钱呢？我们有着这么好的花钱的主意。天下有很多有钱人，他们除了在自己银行和办公室里进出来往之外，就什么事都不会做了。”

“这便是他们所以会有钱的原因啊，当然啰，”我说，“要是我们有了钱，我们也一定不会一直有钱下去的。”

“那我也相信。我们一定会把它花完了事咧。”

“而且，说不定由于老担心着怕钱花完，我们有了钱也不会得到一点儿好处呢。这种时势啊，做一个有钱的人，本身就是一种职业。而且，倒也不是怎么容易的职业呢。”

“可怜的有钱人，”帕特说，“也许我们还是装作以前有过钱，如今全花完的好。你只当是一星期前破产，如今什么东西都要变卖了——我们的屋子、我的珠宝和你的汽车。你说怎么样？”

“至少这是很合时宜的。”我答道。

她笑了起来。“那么来吧。我们这两个可怜的破产者，如今要回到我们小小的有着家具的房间里去，彼此诉说从前的荣华日子吧。”

“那是个挺好的主意。”

我们向前走去，慢慢地穿过暗下来的街道。越来越多的电灯亮起来了。走到墓园的时候，我们看见一架舱里亮着灯光的飞机打青苍的天空中掠过。它寂寞而美丽地飞过皎洁、高爽而沉静的天空，像古老神话中的一只神奇的希望之鸟。我们停住脚步，瞧着它，直到它消失了才罢休。

我们回家后刚过半小时，就有人来敲我的房门。我以为那一定又是哈塞，便走过去开了，可是进来的却是察莱夫斯基太太。她显得惶惑不安。

“赶快出来。”她低声说。

“怎么回事啊？”

“哈塞。”

我瞪着她。

她耸了耸肩膀。“他把自个儿给关在房间里，不肯答应。”

“等一下。”

我回去对帕特说，她应该休息一会儿，我呢，要去跟哈塞商量一点儿事情。

“好的，罗比。我的确又有点儿疲乏啦。”

我跟着察莱夫斯基太太顺着过道走去。公寓里的房客，都早已在哈塞房门外站着了——红头发的埃尔娜·伯尼希，穿着一身鲜艳的龙纹衣服；那个喜欢集邮的会计员，穿着一件军服式的便衣短外套；苍白而镇静的奥尔洛夫，才从茶会上回来；格奥尔格在胆怯地敲着门，用压低了的嗓子叫喊哈塞；还有一个是弗丽达，她正在激动、恐惧而好奇地睨视着。

“你敲了多久啦，格奥尔格？”我问。

“一刻多钟了，”弗丽达立刻抢先说道，兴奋得脸色通红，“他是在家的，中午以后，他就没有出去过，一直只在忽前忽后地跑着，后来便什么声息也没有了。”

“钥匙给插在锁孔里，”格奥尔格说，“门被锁上了。”

我瞧着察莱夫斯基太太。“我们必须把钥匙先捅掉，将门弄开。你有第二把钥匙吗？”

“我去把备用的一串钥匙拿来，”弗丽达说，她一反常态，准备着帮忙，“也许有一把可以打开的。”

我找到一根铅丝，用它把钥匙转直，然后推出锁孔。它铮然一声，掉在里边的地板上。佛里达尖叫起来，急忙用双手掩住了面颊。

“赶快给我走开，不要妨碍我。”我对她说，便试着那串钥匙。其中有一把果然正合适。我便旋开了锁，推进门去。

房里是半暗的，第一眼望去什么也看不出来。两张床铺闪着灰白色的光，几把椅子都是空的，碗橱柜的门全给紧紧地关着。

“他在那边咧！”弗丽达在我肩后嘶声说，她又推挤着走到我跟前，她带着一股洋葱味儿的呼吸，热腾腾地冲着我的面颊，“在那边后面，就在窗子上。”

“别看了。”奥尔洛夫说着飞快地向房里走进几步，然后又退了回来。他跟我撞了个满怀，抓住门钮，将门拉上。然后向大家转过身子。“你们还是走开。看了也许不好的。”

他用嘶嗄的俄国口音的德语慢条斯理地说着，兀立在门口。

“天哪！”察莱夫斯基太太讷讷地说道，便倒退了回来。埃尔娜·伯尼希也向后倒退几步。只有弗丽达，还拼命挤过去，抓住那个门钮。奥尔洛夫将她推开了。“真的，最好还是走开。”他又说了一遍。

“先生！”那个会计员突然挺直了身子，厉声说道，“这太放肆了，你是一个外国人！”

奥尔洛夫不动声色地瞅着他。“外国人？”他说，“外国人在这儿也不要紧哪，不相干的。”

“死了吗，嗯？”弗丽达咝咝地说道。

“察莱夫斯基太太，”我说，“我认为最好只让你，或者奥尔洛夫和我待在这儿。”

“赶快打电话去请一位医生。”奥尔洛夫说。

格奥尔格早已把电话听筒拿起来了，整个事情只延续了五秒钟。“我要阻止，”那个会计员说，满脸通红，活像甜菜根，“作为一个德国公民，我有权利。”

奥尔洛夫耸了耸肩膀，重新把门推开了。然后他旋亮了电灯。两个女人，都尖叫一声，吓退了回去，哈塞板着铁青的脸，牙齿间拖出一条乌黑的舌头，已经缢死在窗前了。

“把绳子割断，把他放下来啊。”我嚷道。

“没有用啦，”奥尔洛夫慢慢地说道，声音沙嗄而悲怆，“我知道的……这张脸……死了，早已有好几个钟头了……”

“至少我们还可以试一下。”

“还是不要。先去通知警察吧。”

正在这时候，门铃响了。住在附近的一位医生，已经赶到。他向这个瘦削而衰弱的躯体瞥了一眼。“已经没有救啦，”他说，“不过，我们必须尝试人工呼吸。赶快打电话通知警察，替我拿一柄刀来。”

哈塞是用一根很粗的粉红色丝带自缢的。这根丝带原是他太太晨衣上的腰带，而他如今却很有技巧地把它缚在窗顶的一个钩子上。窗台被擦上了肥皂。他一定先站在窗台上，然后自个儿滑开坠下来。他双手捏得很紧，脸相十分可怕。在这样的时刻注意死者的服饰是不合常情的，但我仍一眼看到他穿着一套跟早晨不同的衣服。这是他最好的一套蓝色精纺呢的套装，我老早就见过的。他又修过了脸，换过了一件干净的衬衫。在桌子上，他端正地排列着他的通行证、银行存折、四张十马克的钞票和几个银币，旁边还有两封遗书——一封是给他太太的，另一封是给警察局的。在给他太太的遗书旁，还放着一只银质烟盒和他的结婚戒指。

他一定考虑了很久，把一切东西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因为房间里非常整洁。当我们更仔细地察看一下的时候，又发现他在洗脸盆架上另外放了点钱，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本月份房租的差额。”他还多付了一点外赏，仿佛要使人家明白，这跟他的自杀是全无关系的。

门铃响了，进来的是两个穿便服的警察。医生已经将那根吊着人体的绳子给割断了，此刻便站起身来。“已经死啦，”他说，“无疑，是自杀。”

警察没有作声。把门关上以后，他们就搜查着房间的各处。他们从碗橱的一个抽屉里拿出几封信来，跟桌上的两封遗书比较着笔迹。两个警察中年轻的一个点了点头。“有谁知道他自杀的原因吗？”

我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他又点点头，记下了我的住址。

“我们可以将他搬走吗？”医生问。

“我已经向一家医院招呼了一辆救护车，”那个年轻一点的警察这样答道，“它一会儿就开来。”

我们就等着。房间里寂然无声。那医生跪伏在哈塞旁边的地板上。他已经将他所有的衣服都解开，隔着一块毛巾交替按压他的胸部，企图使他苏醒。大家所能听到的，只有在那无生命的肺里一会儿压进一会儿压出的空气的吱吱叽叽的声音。

“这是本星期第十二起自杀案了。”那个年轻一点的警察说。

“都是同样的原因吗？”我问。

“不。不过，所有的自杀者，差不多全为了失业。有两个是全家一起死的，有一家还有三个孩子。煤气，当然啰，全家自杀的差不多都是用煤气。”

担架夫抬着担架进来了。弗丽达也跟着他们溜了进来。露出一种近乎贪婪的眼色，她凝望着哈塞可怜的躯体。她两颊显着红斑，汗涔涔的。“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啊？”那个年长一点的警察，粗声厉气地问道。

她后退了一步。“我要陈述供词。”她讷讷地说着。

“出去。”那警察吆喝道。

担架夫用一条毯子将哈塞蒙住，将他抬出去。于是那两个警察也跟着走了。他们把一切文件都带走了。“他留下了丧葬的费用，”那个年轻一点的警察说，“我们要把这笔钱交给有关的机关。要是他太太回来的话，请你告诉她，到本区警察局来一次。他把钱都留给她了。这儿其余的东西，能不能暂时存放在这里？”

察莱夫斯基太太点点头。“这个房间，再也不租给人了。”

“好得很。”

两个警察告别出去。我们也都走出来。奥尔洛夫锁上了门，将钥匙递给察莱夫斯基太太。“关于这件事，总以少提为妙。”我说。

“我也这么想咧。”察莱夫斯基太太说。

“我特别是对你说的，弗丽达。”我又补充了一句。

弗丽达似乎心不在焉地走着。她双目炯炯，却一句话也不说。

“假如你跟霍尔曼小姐提起一个字，”我说，“那么你只好求上帝保佑你了。”

“你以为我连这个都不懂吗？”她啐了一口唾沫，“那位可怜的小姐，病势太重了，她经不起听这种消息的。”

她的眼睛里闪着光。我不能不竭力控制着自个儿，不要打她耳光。

“可怜的哈塞。”察莱夫斯基太太说。

走廊里已经很黑了。

“你对奥尔洛夫伯爵也太没礼貌啦，”我跟那个会计员说，“你不去向他道个歉吗？”

那个老头儿瞅着我。然后他发作起来，“德国人从来不向人家道歉的。当然更不向一个亚洲人道歉啦。”他随手将他的房门砰然关上了。

“我们这位集邮家，怎么啦？”我愕然问道，“哦，他向来都是跟羔羊一样驯顺的。”

“近几个月来，只要有什么政治性的集会，他总是奔去参加的。”格奥尔格在幽暗中答道。

“啊，是这样！”

奥尔洛夫跟埃尔娜·伯尼希都已经走了。察莱夫斯基太太便开始哭泣起来。

“不要太放在心上吧，”我说，“现在已经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太怕人啦，”她呜咽着，“我一定要搬家，这个景象，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咧。”

“你慢慢地会忘掉的，”我说，“有一次，我看见过几百个像这样的死人，被毒气熏死的英国人。我也照样忘掉啦。”

我跟格奥尔格握了握手，便走进自己的房间。天色已经很黑。在旋开电灯之前，我不由自主地向窗边睃了一眼。然后我倾听着帕特房间的动静。她睡熟了。我走向碗橱，拿出一瓶干邑白兰地，替自个儿斟了一杯。这是一瓶很好的干邑白兰地，能有这样的好酒也是很幸运的。我把酒瓶搁在桌子上。上一次从这个酒瓶里斟出来的最后一杯，是给哈塞喝的。我回想着，假如不让他独自待着，也许要好些。我觉得悒郁起来，可是我也不能责备我自个儿啊。我做过很多的事，我认为若不是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受责备，那就是什么都不应该受责备。归根结底，还是哈塞命该倒霉，碰巧这件事发生在星期天。要是在平时，他一定会出去办公，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又喝了一杯干邑白兰地。想它也是没有用的。谁能保证他自己的命运将来就不是这样的呢？谁也不能肯定他此刻所惋惜的人将来就没有一天反被认为是幸运的。

我听到帕特的响动，便走进她的房间。她抬头向我瞧着。“我真是改不过来的了，罗比，”她说，“瞧我又熟睡了一觉。”

“那也很好啊。”我答道。

“不。”她用胳膊肘撑了起来，“我不要睡得这么多。

“为什么呢？我有时候真想把以后的五十年一起都睡掉。”

“可是你总不想在醒来的时候，就一下子老了五十岁吧。”

“我不知道。你只能到那时才能说得出来。”

“你很悒郁吗？”她问。

“不，”我说，“倒是相反。我刚才决定，我们赶快整装出去，吃一顿丰盛无比的晚餐。吃你最爱吃的东西。而且我们还不妨喝得醉醺醺的。”

“好极了，”她答道，“可是你难道认为这是在我们破产境况下应有的事吗？”

“是的，”我说，“这正是破产后应做的事。”

21

十月中旬，雅费派人来找我。这时是早晨十点钟，可是天色阴沉，因此医院里的电灯都还开着，跟外面迷迷蒙蒙的阴霾天色糅在一起，变成一种苍白黯淡的幽光。

雅费独自坐在他的宽敞的诊察室里。当我进去的时候，他抬起那光秃发亮的脑袋，心绪不宁地指着那扇被雨点敲打着的窗子。“对于这样坏的天气，你觉得怎么样？”

我耸了耸肩膀。“希望它立刻就转晴。”

“那是不会转晴的。”

他瞧着我，默不作声，然后从桌子上捡起一支铅笔，端详了一会儿，轻轻地在桌子上敲了几下，又把它搁开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来。”我说。

雅费咕哝着什么。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帕特必须立刻就离开吧，我猜想。”

“是的。”雅费怏怏不乐地瞪视着前面。“我原估计在十月底的。可是这样的天气……”他又伸过手去抓住那支铅笔。

风把一阵急雨哗啦啦扑打在窗上。听去颇像遥远处传来的机关枪声。“你以为她应该什么时候动身呢？”我问。

他抬起眼睛，蓦然间直盯着我的脸。

“明天。”他说。

这一刹那间，我觉得土地在我脚底下溜走，空气如同棉花，噎住了我的肺部。这种感觉很快又过去了，我便尽可能镇静地问，可是我的声音却仿佛从遥远处传来，倒像什么别人在说话似的。“难道猝然间就这么恶化了吗？”

雅费使劲地摇着头，站起身来。“假如病势这样急变的话，她根本不可能去旅行啦，”他暴躁地说道，“那不过是易地为宜而已。像这样的天气，每天对她都是危险的。风寒啊——”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几封信。“我早已都安排好啦，你们只要出发就行了。那家疗养院的负责人，是我学生时代就认识的一位医生。他很可靠。我已经把一切情形都详细告诉他了。”

他递给我那些信。我接了下来，可是并没有藏进口袋。他瞅着我，然后走到我面前，将一只手搁在我的胳膊上，轻得如同一片鸟翼，我几乎没有觉察。“很难啊，”他温和地说，变了一种语气，“我知道的。所以我一直尽可能地拖延着。”

“倒不是很难。”我答道。

他做了一个手势。“不要对我说了。”

“不，”我说，“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知道她能不能再回来？”

雅费缄默了一会儿。他那黝黑而狭细的眼睛，在惨淡的昏黄的光芒中闪烁。“这个，你此刻要知道它做什么？”

隔了半晌，他才问。

“因为，要不然的话，那她还是不去的好。”我说。

他急忙抬起头来瞧我。“你说什么啊？”

“要不然的话，她还是待在这儿的好。”

他瞪着我。“你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吗？”他然后轻声而尖刻地问道。

“知道，”我说，“那意思是，她不会孤单单地死去。而这句话的意思，我也知道的。”

雅费耸起他的肩膀，仿佛起了鸡皮疙瘩似的。然后他慢慢地走到窗前，眺望着外面的雨。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的脸就像一副面具。他在我面前猛然站住了。“你今年几岁啦？”他问。

“三十。”我答道。可是我不明白他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三十。”他加强着语气，重说了一遍，仿佛他在自个儿咕哝，根本没有了解我似的，“三十，我的天哪！”他走到书桌前，站在那儿，渺小而心神恍惚得古怪，在那张宽阔而空无所有的书桌衬托下，便愈显得孤独无依了。“我如今快六十啦，”他说着，连望也不望我一眼，“可是我也绝不会那么做的。我还要进行多种尝试，还要尝试，即使我明知道那是绝无希望的了。”

我不作声。雅费站在那儿，好像他已经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忘记似的。然后他移动一下，神情改变了。他微笑着，“我确实相信，她可以安度今年的冬天。”

“只有今年的冬天吗？”

“那么我希望，到了春天，她能够回到城里。”

“希望，”我说，“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一切，”雅费答道，“那往往就是一切。我此刻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告诉你啦。其余的，都只是一种可能性。你必须等着，瞧她在疗养院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可是我确实希望她能够在春天里回来。”

“确实。”

“是的。”他绕着书桌踱步，用脚重复地踢上一只开着的抽屉，踢得连茶杯都叮当地响了起来。“见鬼，朋友，她必须离开，连我自个儿都觉得很难受呢！”他喃喃地说道。

一个护士走了进来。雅费挥手叫她出去。可是她站着不动。她有虚肿的、四方形的身材，灰白头发底下有一张哈巴狗似的脸。

“等会儿，”雅费狠狠地喊道，“等会儿再进来。”

护士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出去的时候她还随手旋灭了电灯。于是灰暗而迷蒙的光线，蓦然间布满了房间。雅费的脸，立刻就苍白起来。“丑婆子，”他说，“二十年来，我一直想开除她。可是她实在太好啦。”然后又转向着我，“怎么样？”

“我们今天晚上就动身。”我说。

“今天晚上？”

“是的。假如非走不可的话，那么今天总比明天好啊。我陪她去。我可以离开这么几天的。”

他点了点头，跟我握手。

我走了。从这儿到门口的路，仿佛很远很远。

一到外面，我就停住脚步，兀立着。我这才注意到手里还捏着那几封信。雨打在信上。我把它们抹干了，藏进了贴胸的口袋。然后我环顾四周。一辆公共汽车正巧开到屋子前停了。塞得满满的车厢里这时有一大群乘客挤下来。几个穿着黑色雨衣的姑娘和那个售票员说笑着。他很年轻，雪白的牙齿在他晒黑的脸上闪烁。那是不可能的，我心里说，那绝对是不可能的。外面生机盎然，而帕特却必须离开！

发车铃声响起，公共汽车驶走了。车轮将积水溅到人行道上。我向前走着，要去告诉克斯特，还要去买车票。

正午，我回到家里。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妥当，而且已经给疗养院打了个电报。“帕特，”我说，还站在门口，“今天晚上，你能够把一切东西都收拾好吗？”

“我一定要走了？”

“是的，”我说，“是的，帕特。”

“我自己去吗？”

“不。我们一块儿去。我会陪你的。”

她脸上恢复了光彩。“那么，我必须在什么时候准备妥当呢？”她问。

“火车在今晚十点钟开出。”

“那么你此刻还要出去吗？”

“不。在我们动身以前，我就待在这儿。”

她深长地吸了口气。“那就很简单了，罗比，”她说，“我们要不要立刻动手呢？”

“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呢。”

“我想还是立刻动手的好。那么一下子就可以弄好了。”

“好的。”

我急忙整理了几件需要携带的东西，在半小时里一切就都收拾妥当了。然后我走到察莱夫斯基太太那儿，告诉她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离开了。我把房租付到十一月一日，但愿她能将房间早点儿租出去。她又想打开她的话匣子，跟我长谈，可是我急忙脱身回来了。

帕特跪伏在她的衣箱前面。四周挂着她的衣服，床上放着衬衫，她这时正在打包鞋子。我记得当她搬进这个房间解开行装的时候，也是这么跪伏着的，而我觉得那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也好像只是昨天的事哪……

她抬头瞧着。

“你把那套银色的衣裳也带去吗？”我问。

她点了点头。“其余的东西，我们怎么办呢，罗比？还有这些家具？”

“我早已跟察莱夫斯基太太说过，东西尽可能搬到我的房里去。余下来的东西，我们可以交给一家搬家公司去保管。那么，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拿回来用了。”

“当我回来的时候。”她说。

“是的，”我答道，“明年春天，你就可以回来了，那时候你一定给太阳晒成褐色啦。”

我帮着她装箱。到了下午，外面在黑暗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整理妥当了。说也奇怪，家具全还在原来的地方，只不过那个碗橱和抽屉柜是空的，可是这个房间，却突然显得空虚和凄清了。

帕特坐在她的床上，露出很疲乏的样子。“要不要我开灯呢？”我问。

她摇了摇头。“随它去吧，不要开灯。”

我坐到她身边。“你要不要抽一支烟？”我问。

“不要，罗比。只要这么坐一会儿就好啦。”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外面，街灯在雨中摇曳地亮着。树枝在随风摆荡。树下面，罗莎缓慢地走过。她的高筒靴在闪光。她胳膊下挟着个纸包，正在走向国际咖啡馆。她分明带着她的绒线活儿，预备替她的孩子编织什么的。弗里齐和玛丽安跟着她，两个人都穿着崭新、洁白、非常合身的雨衣，米米此刻也走在她们后面，浑身湿漉漉的，一副疲惫的样子。

我转过身来。这时天色已经很黑，我连帕特都看不见了。我只听到她的呼吸。在墓园的树丛后面，霓虹灯招牌缓慢地、惨淡地开始向上升。香烟广告的红字映在人家屋顶上，像洋溢着喜庆气氛的节日的灯彩，酒商的广告闪烁着一圈圈蔚蓝和浓绿的宝石般的光彩。而洗衣店招牌的绚烂的轮廓也亮了起来。那些电灯，发着一种柔和的杂糅的光芒，穿过窗棂落在墙头和床单上，波动起伏。于是这个房间，蓦然间如同海底一只失落的小小的潜水器，雨的波涛在它周围冲击，而快乐世界的一缕依稀的闪光，却从遥远的地方注入小屋。

时间是八点。外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这是戈特弗里德驾着出租汽车来了，”我说，“他是来接我们出去吃饭的。”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向下面招呼着。我们就要下去了，于是我旋亮了小手电筒，走进我自个儿的房间。我觉得这房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我拿起一瓶朗姆酒，喝了一口急酒，然后在靠背椅子里坐下，看着地毯。停了一会儿，我又站起身来，走到洗脸盆架前，梳理我的头发。我忘记了自个儿在做什么，我蓦然间在镜子里发现了自个儿的脸，表情冷淡而好奇，我就端详着它。我搐动嘴唇，向它微笑，它便也向我咧嘴笑着，紧张而无力。“是你。”我毫无声息地说着。然后我回到帕特那儿。

“我们是不是就走啊，老朋友？”我问。

“好的，”她说，“可是我再要到你房间里去一次。”

“为什么啊？”我答道，“那破旧的屋子……”

“你待在这儿，”她说，“我去一会儿就来。”

我等了半晌，然后也走了过去。她站在房间中央，一看见我，便猛然一怔。以前，我可从来没有看见她这种样子。她简直是面无血色。不过这也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之后，她就又微笑起来了。

“来啊，”她说，“现在我们就下去吧。”

察莱夫斯基太太在厨房里等着我们。她那灰白的头发卷成了波形，在她黑绸的衣服上，还佩着一支纪念她亡夫察莱夫斯基的胸针。“瞧啊，”我悄悄地跟帕特说道，“她要拥抱你啦。”

转眼间，帕特果然就消失在那宽阔的怀里了。帕特头上的那张大脸，正在不住地抽搐。这也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但帕特也不能自持了。当察莱夫斯基太太哭泣的时候，她的一双眼睛就像两个受了压力的虹吸管瓶。

“对不起得很，”我说，“我们必须赶快动身啦。这已经是时候了。”

“已经是时候了？”察莱夫斯基太太用一种愠怒的瞥视打量着我，“火车还要两个小时才开呢。在这段时间里，我猜你还想把这个可怜的孩子给灌醉吧！”

帕特不禁笑了起来。“不，察莱夫斯基太太。我们不过想到别人那儿去辞行。”

察莱夫斯基太太不信地直摇着脑袋。“你以为这个年轻人是一只纯金的碗，霍尔曼小姐，充其量，他是一个镀金的酒瓶罢了。”

“那才好看呢。”我说。

“我的孩子——”察莱夫斯基太太的感情又激动起来，“早点儿回来。你的房间总给你留着。要是国王他亲自来住了，待你回来的时候，他也非走不可。”

“谢谢你，察莱夫斯基太太，”帕特说，“一切都得谢谢你。也要谢谢你用扑克给我算命。我全都会记着呢。”

“那就好啦。希望你千万珍重，早点儿恢复健康。”

“好的，”帕特说，“我尽量去做。再会，察莱夫斯基太太。再会，弗丽达。”

我们走了。走廊的门，随手就给砰地关上了。楼梯上已经光线昏暗，几盏电灯已经亮了起来。当帕特轻盈地走下楼梯的时候，她一直都默不作声。我觉得这很像战时休假期满时的情景，我们似乎正在灰蒙蒙的晨曦中走向车站，开赴前线。

伦茨开了出租汽车的门。“小心点儿。”他说。

汽车里放满了玫瑰花。两大捧白的和红的玫瑰搁在背后的座位上。我立刻就认出这些花是打哪儿采来的——大教堂的花园里。“这是最后的一批了，”戈特弗里德沾沾自喜地说着，“也费了相当的周折呢。跟那位神父激辩了一场。”

“是不是长着清澈、蔚蓝、孩子似的眼睛的那位啊？”我问。

“啊哈，你也知道的，老兄！”戈特弗里德答道，“那么说，他当时曾向我提到的人就是你啰。当那个天真的老人明白了你在圣像前面做的是什么勾当的时候，他是的确非常失望的。因为他本来以为虔诚的信徒在男性人口中有所增加呢。”

“那么，他让你把花给带走吗？”我问。

“他被我说服了。结果，他甚至还帮着我采呢。”戈特弗里德的鼻子在搐动着。

帕特笑了起来。“是真的吗？”

戈特弗里德微笑着。“当然啰。瞧着那个正人君子在薄暮中爬到最高的树枝上去采撷，样子才好看咧。他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竞技的精神。还告诉我，他在大学里曾经是一员足球健将，大概踢的是右内锋，我想。”

“你居然引诱着一位神父去偷窃，”我说，“那你将来在炼狱里总得待上几百年。奥托在哪儿啊？”

“他早已在阿尔方斯那里了。我看我们是不是就到阿尔方斯那儿去吃饭？”

“好的，当然啰。”帕特说。

“好，那我们立刻就去吧。”

阿尔方斯正在等着我们，他穿着条纹裤子、晨礼服，系着一条银灰色的领带。

“去参加婚礼吗？”伦茨问道。

“不，可是我知道怎么样装束才合适。”阿尔方斯说着，吻了一下帕特的手。他那绷得紧紧的外套的线缝，在吱吱叽叽地响着，结实饱满的肌肉一块块凸绽了起来。

“赶快，你这儿有什么烈酒好喝吗？”伦茨用手抹着眼睛，仿佛他看见了一个妖魔似的。

阿尔方斯挺起身子，仪态大方地招呼那正在端着一盘酒杯走过来的侍者汉斯。“随你怎么说，戈特弗里德，反正莳萝利口酒要算是最好的开胃酒了。”

“最好的是真正的伏特加。”伦茨反驳道。

“小姐，”阿尔方斯转向帕特，“打1916年起，我们就一直辩论着这个问题。那是在凡尔登，而这个孩子却至今还执迷不悟咧。不过，这且不论，我总是欢迎你们的光临，祝你们康健！”

我们干了一杯。

“莳萝利口酒的确好极了，”帕特说，“就像冰冷的山地牛奶。”

“你能够品尝出这味道我很高兴。莳萝利口酒的专家是很少的。”阿尔方斯从柜台上拿起了酒瓶，“再来一杯吗？”

“好的，”帕特说，“再来一杯。”

阿尔方斯替她斟满了一杯。“那好极了，那好极了。”他慈祥地眨着眼睛。

帕特喝干了酒，瞅着我。我打她手里拿过酒杯，递给阿尔方斯。“也给我一杯吧。”

“我们大家都来一杯，”阿尔方斯说道，“然后再吃那道红椰菜跟苹果汁合煨的野兔肉。”

“干杯，帕特，”我说，“干杯，老战友。”

作为一出压轴戏，阿尔方斯又放了一张顿河哥萨克合唱曲的唱片。这是一支非常柔和的乐曲，合唱队员低沉地哼着，就像一架风琴在遥远的地方低吟。而一个凄凉的纯净的独唱歌声，兀自回荡在和声之上。在我听起来，仿佛那扇门毫无声息地推开了，进来一个疲惫的老头儿，他悄悄地在一张桌子边坐下，谛听他年轻时候的歌曲。

“哦，孩子们，”当合唱的歌声逐渐低沉下去，直到最后如同一声叹息似的完全消逝的时候，阿尔方斯才这样说道，“你们知道，当我听到这支歌曲的时候，我往往会想起些什么吗？伊普尔，1917年，戈特弗里德，三月，你总记得，那天晚上，当贝特尔斯曼……”

“是的，”伦茨说，“我记得。那天晚上，当樱桃树……”

阿尔方斯点了点脑袋。

克斯特站起来。“我想这是时候了。”他看了一下表，“是的，我们必须出发啦。”

“再喝一杯干邑白兰地，”阿尔方斯说，“真正的拿破仑干邑白兰地。我专诚为你们拿来的。”

我们喝干了干邑白兰地，大家都准备动身了。

“再会，阿尔方斯，”帕特说，“我真高兴能在这儿待了许多时光。”她向他伸出手去。

阿尔方斯一阵脸红。他把她的纤手紧紧地握在他一双巨灵之掌里。“好吧，假如有什么吩咐的话，你只要说一声好啦。”他十分窘迫地瞧着帕特。“你真的属于这里。我从来不相信一个女人也能属于这里，你知道。”

“谢谢你，”帕特说，“谢谢你，阿尔方斯。你这话说得再好也没有了。再会，祝福你。”

“再会！早点儿回来！”阿尔方斯擤着鼻涕。

克斯特和伦茨驾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在我们住的地方，汽车又停靠了一下。我去牵出那条狗，而尤普早已将行李都拿来了。

我们到得正是时候，刚一上车，火车就开动了。当车头正要加快速率的时候，伦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酒瓶，用纸包好，递给我。“这儿，罗比，拿了去。一路上你就可以喝这么一杯了。”

“谢谢，”我说，“还是今天晚上留给你自个儿喝吧。我已经带了酒了。”

“快拿去啊，”伦茨答道，“你总不会嫌多的。”他跟着火车奔跑，将酒瓶扔给了我。“再会，帕特！”他嚷着，“要是我们在这边钱都花光破产了，我们会来找你的。让奥托当滑雪教练，我当舞蹈教师，罗比当钢琴师。连你，我们可以搭成一个班子，到一家家旅馆去卖艺。”

火车开得快了，于是戈特弗里德落在后面。帕特探出窗口去挥手，直到火车转过弯，看不见了，她才转过身来。她脸色苍白，泪水汪汪的。我用胳膊搂住了她。“来吧，”我说，“我们来喝一杯吧。你刚才真是了不起咧。”

“不过，我倒没有觉得了不起啊。”她答道，勉强装出了微笑。

“我也没有觉得呢，”我说，“所以我们要来喝一杯了。”

我旋开酒瓶，给她斟了一小杯干邑白兰地。“好吗？”我问。

她点点头，偎依在我的肩膀上。“唉，亲爱的，如何是好？”

“你不应该哭，”我说，“我觉得很骄傲，你一天都没有哭过咧。”

“我不是在哭啊。”她答道，摇着她的头，热泪便从她瘦削的面颊上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来吧，喝一点儿，”我说着将她搂紧了，“最初的一刹那，总是难受的，过后就好了。”

她点点头。“是的，罗比。可是你千万别为了这个而担心。一下子就会过去的。最好是不要看，就让我独自在这里坐几分钟，那么我一会儿就会好的。”

“可是为什么非得独自呢？你已经勇敢了一天，如今你尽管哭个痛快好啦。”

“我并不勇敢。你不过是没有注意罢了。”

“也许，”我说，“那正是勇敢啊。”

她试着想微笑。“那又为什么呢，罗比？”

“因为你没有屈服。”我轻抚着她的头发，“一个人只要没有屈服，他就仍然比命运更强。这是军队里的一条古老的教训。”

“在我，那倒不是什么勇气，亲爱的，”她嗫嚅着，“在我，那不过是恐惧——对于那最后的异常可怕的事的恐惧。”

“那也就是勇气啊，帕特。”

她偎依着我。“啊，罗比，你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呢。”

“我知道的。”我答道。

门开了。检票员走来检票。我把两张车票都递给他。“这张卧铺车票是这位小姐的吗？”他问。

我点点头。

“那么，你必须到卧铺车厢里去，”他跟帕特说，“这张车票，在别的车厢里是不能用的。”

“好的。”

“还有那只狗，必须到行李车厢上去，”他说，“狗笼是在行李车厢上的。”

“好，”我说，“那么卧铺车厢在什么地方呢？”

“后边，第三节。行李车厢还在很远很远的前面。”

他走了。一盏小小的提灯，在他胸前摆荡着，样子颇像他在矿坑里摸索。

“那么我们就把东西收拾起来吧，帕特，”我说，“过后我把比利‘走私’到你那边去。行李车厢上是没什么地方的。”

我没有买卧铺车票。在角落里蜷缩一宿，在我原是无所谓的。再说，价钱也要便宜得多。

尤普早已把帕特的行李放在卧铺车厢上了。那是一个嵌着桃花心木壁板的精致的小房间。帕特买的是下铺。我问随车侍役，上铺有没有给卖掉。

“卖掉啦，”他说，“法兰克福站的客人。”

“我们什么时候到法兰克福呢？”我问。

“两点半。”

我给了他一点小费，于是他又回到那个角落里去了。“半小时内，我会带那条狗到这儿来。”

“可是，你使不得，随车侍役就在这节车上啊。”

“我使不得吗？只要你别把房门锁上就行啦。”

我走回去，打那个直瞧着我的随车侍役面前走过。到了下一个车站，我便牵着狗跳下车去，沿着月台走到卧铺车厢前面的一节车厢里。我在那儿等着，直到那个随车侍役走出去跟警卫聊天时，我重又跳上，打过道里走回卧铺车厢，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帕特的房里。

她披上了一件柔软雪白的斗篷，样子非常可爱。眼睛也炯炯发光。“我此刻已经感到好转啦，罗比。”她说。

“那就很好。可是你要不要躺下呢？地方窄得很，你躺下了，我就可以坐在你身边。”

“好的，可是……”她迟疑了一下，指着上面的空铺。“万一神女协会的主席突然在门口出现了，那怎么办呢？”

“到法兰克福还有很长的时间，”我说，“我会留神着。我不会睡熟的。”

快要到法兰克福的时候，我便回到自己的车厢。我坐在靠窗的角落里打瞌睡。可是到了法兰克福，上来一个长着海象髭须的家伙，他打开一个纸包，开始大嚼起来。他吃得十分起劲，因此我简直无法睡着。这顿饭食差不多吃了一个钟头。之后那海象便抹着髭须，展肢而卧，开始奏出一种我所从未听到过的音乐。那不是什么单纯的鼾声，而是一种咆哮的叹息，间歇地还夹着呻吟和拖长的哭泣。我也听不出有什么节奏在里面，而是一片嘈杂混乱。幸而在五点半他就下车了。

我一醒来，外面一片白色。原来在下大雪，车厢沐浴在一种虚幻般的古怪的微光中。我们早已奔驰在起伏的山谷中。时间差不多已经九点了。我伸了个懒腰，然后出去洗脸修面。待我回来，帕特已经在车厢里站着了。她神色很清新。

“你睡得很好吗？”我问。

她点了点头。

“你的上铺，到底来了个什么样子的丑老婆子啊？”

“又年轻又漂亮的。她叫黑尔佳·古特曼，她也跟我一样到那家疗养院去呢。”

“真的吗？”

“真的，罗比。可是你没有睡好，那是很明显的。你必须好好吃一顿早餐。”

“咖啡，”我说，“加点儿樱桃酒的咖啡。”

我们向餐车走去。我突然又高兴起来。情形仿佛并不像昨天晚上那样的坏。

黑尔佳·古特曼早已在那儿了。她是一个苗条的、伶俐活泼的典型南方姑娘。“真巧啊，”我说，“你们竟这样碰到一起了，都是到那家疗养院去。”

“一点儿也不奇怪。”她答道。

我瞧着她。她笑了。“这个时令，所有的候鸟都会聚拢来了。在那边，”她指着餐车的一角，“一桌子的人都到那家疗养院去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我问。

“从上回去休养以后，什么人我都认识啦，住在山上疗养院的人，大家都彼此知道的。”

侍者端着咖啡走来了。“再给我来一大杯樱桃白兰地。”我说。我必须喝点儿什么。蓦然间，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简单。坐在那边的人，有的甚至已经第二次入院了，可是大家全仿佛毫不在意，倒像不过是出去散步似的。担惊害怕实在是愚蠢的。帕特一定会回来，正像所有这些人都曾经去过一样。我不去细想所有这些人如今又都上山去了，这就足够使人确信你的确能够回来，而在未来你还有整整一年的日子。一年之间，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变故。往事告诉我们不要朝前看得太远。

下午我们的火车才到达。天气已经晴朗了。太阳在雪地上耀着金黄色的光芒，天空一片蔚蓝，我们已几个星期没看见如此明净的天色。

车站上等着一大群人。他们高声地叫着、招着手，而新到的客人也从火车上回答着。黑尔佳·古特曼被一位头发金黄、咯咯笑个不停的女人和两个穿着鲜艳球裤的男子接了下去。她很兴奋、很轻松，仿佛久别之后重返家园似的。“再会，回头山上见吧。”她招呼着我们，便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坐上了雪橇。

人群很快地四散了，几分钟之后，月台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一个脚夫走到我们面前。“去什么旅馆？”他问。

“华尔德佛莱登疗养院。”我答道。

他点点头，招呼了一个车夫。他们两个人就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一辆两匹马拉的亮晃晃的蓝色雪橇，这两只牲口的脑袋上都有着一大簇彩色的茸毛装饰，它们呼出来的水汽飘荡在嘴巴的四周，像一圈珍珠母的云雾。

我们爬进雪橇。“你们预备乘到铁索道那儿，还是就坐着这辆雪橇上山呢？”车夫问道。

“坐雪橇要多久？”

“半个小时。”

“那么就坐雪橇好了。”

车夫用舌头发出一种赶马的声音，于是我们就出发了。出了村庄，路便锯齿形地盘旋上去。疗养院坐落在村庄上面的一个峰顶上。那是一座长长的白色的建筑物，有着一长排窗子。每一扇窗子前都有一个阳台。屋顶上，迎风招展着一面旗子。我原以为它一定很像一所医院的，可是至少在底层，却更像一家旅馆。大厅里炉火熊熊，一张张小桌子上都放着茶具。

我们到办公室去登记。一个男仆将我们的行李搬了进来，还有一个老妇人告诉我们，帕特的房间是79号。我问她，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房间住这么几天。

她摇了摇头。“疗养院里没有房间。可是，说不定在侧楼里还有。”

“侧楼在哪儿呢？”

“就在旁边。”

“好的，”我说，“那么，就在那儿给我一个房间，请把我的行李搬到那边去。”

我们乘着一部全无声息的电梯，到了三楼。

到了这儿，才觉得这更像一所医院了。的确，是一所非常舒适的医院，可是医院总还是医院啊。雪白的甬道，雪白的门，到处都闪烁着发光的玻璃器皿和镍器，到处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位值班的修女过来招呼我们。“霍尔曼小姐吗？”

“是的，”帕特说，“79号房间，是不是？”

那位修女点点头，就向前走去，开了一扇门。“这儿是你的房间。”

这是一个大小适中、光线充足的房间，太阳从一扇宽阔的窗子外照进房里。桌子上放着一瓶蓝色和红色的紫菀，外面便是一片光彩夺目的雪地，村庄蜷伏在雪中，如同覆盖着一条雪白的大毛毯。

“你喜欢吗？”我问帕特。

她瞧了我半晌。“喜欢。”她然后说。

男仆把箱子搬来了。“我应该什么时候去检查啊？”帕特问那位修女道。

“明儿早晨。今天晚上，你最好早点睡觉，这样你可以多休息休息。”

帕特脱下大衣，将它搁在雪白的床上，在那上面，一张新的体温记录表已经挂上了。

“此刻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吗？”帕特问。

那位修女摇了摇头。“今天可不用。赶明儿早晨检查过后，才能决定。检查是在十点钟，到时候我会来接你的。”

“谢谢你，姐姐。”帕特说。

护士走了。男仆却还待在门口。我给他一点儿小费，于是他也走了。蓦然间，房间里十二分沉寂。帕特站在窗前眺望着外面。她的脑袋给外面的光辉一衬托，便显得黝黑的了。

“你累了吗？”我问。

她转过身来。“不。”

“你样子像是很累的。”我说。

“我另有一种疲乏呢，罗比。可是，我以后倒有很充分的时间，现在我还不觉得咧。”

“你想换衣服吗？”我问，“或者，我们要不要先到下面去这么一个钟头？我想，我们还是先到下面去一下的好。”

“是的，”她说，“那样好些。”

我们又乘着那部无声电梯下了楼，坐在大厅里的一张小小桌子边。停了一会儿，黑尔佳·古特曼也跟几个朋友一块儿进来了。他们坐到我们的桌边。黑尔佳·古特曼兴奋得很，而且愉快得有点儿过分。可是我很高兴，因为有她和帕特在一起，而且帕特居然已经结识了几个朋友。开头的几天，往往是很难受的。

22

一星期之后，我回来了。一到车站，我就直接来到工场。到达的时候，天已傍晚，细雨连绵，倒像我跟帕特离开这里，已经是几年的事了。

克斯特和伦茨都坐在办公室里。“你来得正好。”戈特弗里德说。

“怎么，有什么事吗？”我问。

“让他先进来再说。”克斯特道。

我坐了下来。

“帕特怎么样呢？”奥托问。

“很好。不能再好了。可是，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原来是那辆斯图兹的事情。那辆汽车，我们在两星期前已完全修好，交了出去。昨天，克斯特去收账。可是那个车主却已经宣告破产，而汽车也给划到偿还债务的资产项下去了。

“不过，那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我说，“我们只要跟那保险公司进行交涉就行啦。”

“我们原也这么想的，”伦茨没精打采地说，“可是那辆汽车根本没保险。”

“该死！真的吗，奥托？”

克斯特点点头。“今天才发现。”

“那便是我们做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人[35]的下场，别说我们当初为把汽车藏起来花了多少代价，”伦茨咕哝说，“而如今，却还要损失四千马克。”

“倒霉！”我说。

伦茨开始笑了起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奥托？”我问。

“我已经向负责管理他财产的人提出了请求。可是我不敢希望能有多大的结果。”

“我们只有关门大吉，就是这么个办法。”戈特弗里德说。

“可能的。”克斯特承认道。

伦茨站起身来。“在艰苦的环境中，内心镇定，外表刚毅，能使兵士增添光彩。”他向食物橱走去，拿出那瓶干邑白兰地。

“喝过这点儿干邑白兰地，我们就得摆出一副英雄气概了，”我说，“假如我没有说错的话，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瓶好酒啦。”

“一副英雄气概的脸，我的孩子，”伦茨调侃地答道，“固然是艰苦时代所应有的。可是我们此刻都生活在绝望的时代哪。在这种时代，只有丑角的苦中作乐最合适咧。”他喝干了酒，“我如今想骑着那匹驽骍难得[36]，出去挣几个小钱呢。”

他穿过黝黑的院落，驾着那辆出租汽车出去了。克斯特和我仍然坐在那儿。

“倒霉，奧托，”我说，“近来我们的运气真是坏透了。”

“我在军队里学到，一个人犯愁，得有个限度，过了头就不对啦，”克斯特答道，“而如今却已经愁够了。你看，那边山上怎么样啊？”

“假如不是为了养病，那倒是一个天堂。又是雪，又是太阳。”

他抬起头。“又是雪，又是太阳？听去仿佛难以置信，可不是吗，嗯？”

“是的。实在是难以置信。而那边的一切，本来就是难以置信的。”

“今天晚上，你预备做什么？”他说。

我耸耸肩膀。“先把我的行李送回家。”

“此刻我要出去一个多小时，回头到酒吧去怎么样？”

“当然啰，”我说，“除此以外，又有什么事呢？”

我到车站上领了行李，带回家去。我尽可能悄悄地开门，因为我实在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我设法逃过察莱夫斯基太太的注意，溜进自己的房间。我在房间里坐了半晌。桌子上尽是些信件和报纸。信件，当然全是些宣传品。没有人写信给我。可是现在，我就会有人给我写信了，我这样想。

隔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洗了脸，换了套衣服。我没有把箱箧打开。我要在独自回到家里的时候，仍然有点儿事情好做。我也没到帕特房里去，虽然我知道那里至今还没有住进什么人，我悄悄地潜下走廊，直到走出大门，我才吐了一口气。

我走进国际咖啡馆，想去吃点儿东西。侍者阿洛伊斯在门口就跟我招呼。“你又到这儿来了吗？”

“是的，”我说，“到临了一个人总是要回来的。”

罗莎跟几个姑娘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边。她们差不多全在这儿了——这正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兜揽生意高潮的间歇时间。

“天哪，罗伯特！”罗莎说，“你真是一个稀客了。”

“怎么回事啊？你以后还会常来吗？”

“也许。”

“不要伤心，”她瞧着我说，“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说得对，”我说，“在世上，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

“就是这句话啊，”罗莎答道，“莉莉也有同样的遭遇呢。”

“莉莉？”我此刻才看见她坐在罗莎的旁边。“你在这儿做什么啊，莉莉？你不是已经出嫁了吗？你应该待在家里，照顾那装置铅管的生意。”

莉莉没有作声。

“铅管生意！”罗莎鄙视地说道，“当她手头还有几文的时候，一切都顺溜溜的，莉莉长莉莉短的。可是这样的日子只有六个月，当他拿走她的最后一个子儿的时候，这位用她的钱爬上去的彬彬君子，突然间觉得无须乎再叫一个下等的妓女来做太太了。”她高声地笑着，“突然间倒像从来没有知道她过去的身世似的，听听也真叫人吃惊呢。甚至他居然还拿这个作为离婚的理由。可是那些钱，当然都早已被拿走啦。”

“那么，一共有多少呢？”我问。

“四千马克，不是个小数啊！你想，为了这些钱，她要跟多少个汉子睡觉！”

“四千马克，”我沉思地说，“仿佛飘到空中了。”

罗莎惘然地瞅着我。“给我们弹一曲，”她说，“换换空气，怎么样啊？”

“好的，因为我们都又在这儿了。”

我坐到钢琴边，奏了几支乐曲。当我在弹奏的时候，我便想到了帕特，想到她的钱只够在疗养院里维持到一月底，想到我必须比从前赚更多的钱。我机械地在琴键上弹奏，看见那坐在我旁边沙发里的罗莎，正在狂喜地倾听，而她身边的莉莉那苍白的脸，笼罩着一种大梦初醒时的可怕的神色，看去仿佛比死人的脸更冷酷也更没有生气呢。

一声叫喊，将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罗莎从她的幻梦中直跳起来了。她这时已经在桌子后面站起，帽子滑到了一边，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她无暇顾及咖啡从倾侧的杯子里泼进她开着的手袋。

“阿图尔！”她口吃地叫道，“阿图尔，这真的是你吗？”

我停止了弹奏。这时一个瘦子走了进来，拖着脚步，一顶低顶呢帽扣压在脑后。他的脸色蜡黄而且是病态的，长着一个很大的鼻子和一颗小小的卵形的脑袋。

“阿图尔！”罗莎又讷讷地说着，“是你吗？”

“不是我又是谁呢？”阿图尔粗声厉气地说道。

“我的天，你打哪儿冒出来的啊？”

“我还能打哪儿冒出来啊？打外面街上，穿过这个门。”

虽然他离家这么久，此刻才回来，阿图尔却并不和蔼。我于是很感兴趣地瞧着他。原来这便是罗莎的偶像。他的样子，活像径直打监狱里走出来似的。我找不出足以解释罗莎为何如此迷恋他的东西。可是也许，那便是一个解释。说也奇怪，那些铁石心肠的女子，有时候竟会倾倒于这样的男人。

连“对不起”也不说，阿图尔便拿起那杯放在罗莎旁边桌上的啤酒，一口气就喝干了。他那瘦细而僵直的喉咙上的喉结，活像电梯似的忽上忽下起落了一阵。罗莎满面春风地瞧着他。

“你要不要再喝一杯啊？”她问。

“当然啰，”阿图尔粗声厉气地说道，“可是要大杯的。”

“阿洛伊斯！”罗莎快乐地向侍者招呼，“他再要一杯啤酒。”

“我看见了。”阿洛伊斯漠然地答道，便又斟满了一杯。

“还有我们那个孩子，阿图尔，我亲爱的，你连我们那个小埃尔薇拉都还没有见过呢。”

“亲爱的！”阿图尔这才第一次开始显出关切的神情，他举起一只手，做出一种拒绝的姿态，“你别怪我。那也不关我的事。我早就告诉你把那个小鬼弄掉的。而你却想弄掉，假如我不……”他又颦蹙起来，“要花很多的钱，我敢说，而且将来还要花下去呢……”

“并没有花费很多钱，阿图尔。而且，那又是一个女孩子。”

“难道女孩子就不用花钱吗？”阿图尔说着，便把第二杯啤酒又一口气喝了下去，“也许你不妨找个什么神经错乱的阔太太，把孩子送给她。为了钱，当然啰。那倒是唯一的办法。”

他又从忧郁中振作起来。“有现款没有？”

一直就渴望着能够为他做点什么的罗莎，便拿出她那只给咖啡浸湿了的手袋。“只有五马克，阿图尔。你瞧，我不知道你要回来，可是我家里还有一些呢。”

阿图尔把钱藏进了衬衣的口袋，如同一个总督老爷似的。

“你这样舒服地坐在沙发里，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他暴戾地嗫嚅着。

“我就要去啦，阿图尔。可是此刻也不会有多少生意的。这是晚餐的时间。”

“小畜生也一样会造肥料的。”阿图尔说道。

“那我就去。”

“好的。”阿图尔把低顶呢帽往前拉下一点，“那么，我到十二点左右再来找你。”

他拖着脚步迂缓地出去了。罗莎无限高兴地目送着他。他并不回过头来，连门也没有随手带上，就这么出去了。

“野猪。”关门的时候，阿洛伊斯便这样咕哝着。

罗莎傲然地瞧着我们。“他不是挺了不起吗？什么也打不动他，什么也揉不软他。我真想不出他这一向都藏在什么地方咧。”

“你可以从他皮肤上看得出来，”沃利答道，“当然在监狱里啰。一个标准的野杂种。”

“你不知道他啊——”

“我什么都知道。”

“你就不了解。”罗莎站起身子，“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绝不像你那个哭哭啼啼的维利。哦，我必须走了。好吧，孩子们。”

她仿佛已经返老还童，便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她又有了送钱给他让他去喝酒，然后再去揍她的人，于是她快乐了。

半小时以后，其余的人全都走了。只有莉莉板着那张石头似的脸仍然留在那儿。我又弹了一会儿钢琴，然后吃了一客三明治，也就走了出来。你不能单跟莉莉两个人待下去的。

我踯躅在湿润的黝黯的街头。在墓园外面，救世军已经列队站着。他们正合着鼓声和号音在歌唱《黄金色的耶路撒冷城》。我停住了脚步。蓦然间，我觉得没有帕特，不可能独自生活下去。我瞧着墓园里苍白的碑碣，安慰自个儿说：在一年以前，我还要孤独得多——那时候我连帕特都还没有认识；而现在，即使她并不跟我在一起，至少她总在那儿啊。可是这也没有什么用，蓦然间，我完全灰心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走到公寓里，想去看看也许有她的来信。这原是很可笑的——此刻绝不会有什么信的，可我还是回去了。

当我重新出来的时候，在门口碰到了奥尔洛夫。他在敞开的大衣里穿着一套礼服，正预备到旅馆里去参加一个舞会。我问他这一向有没有听到什么关于哈塞太太的消息。“没有，”他说，“她一直就没有来过这儿，也没有上警察局去。她绝不会回来的了。”

我们一块儿在街上走着。拐角的地方停着一辆装载煤包的货车。司机把车盖掀了起来，在引擎上摆弄。随后他又回到了车座。正当我们经过的时候，他发动引擎，踏下油门。奥尔洛夫直蹦起来。我瞧了他一眼。他的脸色就跟死人一样的苍白。

“你身体不舒服吗？”我问。

他咧着苍白的嘴唇，微笑了一下，摇摇头。“不——可是有时候，当我出其不意地听到这样的声音时确实会大吃一惊的。当我父亲在俄国被杀的时候，他们就在屋子外发动一辆货车的引擎，以便不让我们听到那枪响。可是我们到底还是听到了。”他又微笑了一下，仿佛表示歉意似的，“对于我的母亲，他们便更少顾忌了。一大早他们就在地窖里将她枪毙了。我的哥哥和我，是在晚上逃出来的。我们带着几颗钻石。可是我的哥哥在路上冻死了。”

“你父亲和母亲为什么会被枪毙呢？”

“我父亲在战前曾经指挥过一个哥萨克联队，镇压过一次暴动。他知道他一定会被枪毙的。理所当然，你不妨这样说。我母亲可就不然了。”

“那么你呢？”

他做了一个疲乏的手势，仿佛要拂开那些往事似的。“打那时候起，发生过很多很多事情啦。”

“是的，”我说，“就是那么句话啊。超过了一个人的头脑所能应付的程度。”

我们走到了他工作的那家旅馆。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从一辆别克汽车里下来，向他发出一声欢乐的呼唤。

她身材肥大，衣服华丽，容颜也没有一点儿憔悴，显然是一个生平从没有烦过心思、动过脑筋的四十左右的金发碧眼的女子。

“对不起得很，”奥尔洛夫说道，一边不动声色地瞥了我一眼，“生意总是生意……”

他向那个金发碧眼的女人鞠了一躬，还吻她的手。

瓦伦丁、克斯特和费迪南德·格劳，都在酒吧里。伦茨来得稍稍迟了点儿。我也参加到他们那一伙里去，要了半瓶朗姆酒。我们仍然觉得很不痛快。

魁梧奇伟的费迪南德，脸儿虚肿，眼睛却清澈而蔚蓝，缩在一个角落里。他早已灌过各式各样的酒了。

“哦，罗比，我的孩子，”他说着，便轻拍我的肩膀，“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我答道，“这就是烦恼所在啊。”

他瞅了我半晌。

“没有什么？”他然后说，“没有什么？那就是很多了。‘没有’，乃是一面镜子，你可以打里边照见整个世界。”

“妙啊！”伦茨笑吟吟地叫了起来，“倒是挺别出心裁的，费迪南德。”

“你别闹，戈特弗里德。”费迪南德向着伦茨转过他的大脑袋，“像你这样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不过是人生边沿上的一只蚱蜢。这种人了解的全是错的，却从中制造情感。你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对于‘没有’又懂得些什么呢？”

“能够一直做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又觉得满足，那也很够啦，”伦茨说道，“高尚的人，对于‘没有’总是表示一种适当的尊敬。他们绝不会像鼹鼠穿土凿洞那样去深入探究它。”

格劳直瞪着他。

“干杯。”戈特弗里德说。

“干杯，”费迪南德道，“干杯，你这个木塞。”

他们都干了杯。

“做一个木塞，我并不在乎，”我说着，也干了一杯，“那种东西倒是无往而不胜的，而且一切也都顺应它至少有一点儿。”

“变节的人！”费迪南德往椅子里倒下去，因此那椅子便吱吱叽叽地响了起来，“你愿意做一个背信的人，背叛亲人的人吗？”

“不，”我说，“我什么人也不愿意背叛。可是我确实希望，不要让我们所接触的一切东西总是归于毁灭。”

费迪南德向前俯着身子。他那粗犷的大脸兀自在抽搐。“为了补偿起见，你的确是属于一种团体，老兄——那种不成功的、不健全的人们的团体，他们的希冀没有目的，他们的雄心没有结果，他们的恋爱没有前途，他们的失望没有理性。”他微笑着，“那种秘密团体，宁愿沉沦，也不愿为个人追名逐利，因为往上爬就得冒风险、失败，更快地浪费他们的一生，还不如完全忘却，或者煞费苦心地去证实那张不能得到的图画是虚幻的——那张他们藏在心坎里的图画。老兄，每时每刻，永远铭刻在他们心上，白天黑夜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可以牵挂，活得像个硬汉，死得干脆痛快。”

他举起酒杯，向酒吧柜台里的弗雷德打了个招呼。“给我拿点儿酒来。”

弗雷德把酒瓶拿来。“要不要我开一会儿唱机？”他问。

“不要，”伦茨道，“把你的唱机摔到窗子外面去，拿几个大点儿的酒杯来。将电灯关灭一半，送几瓶酒放在桌子上，然后你就滚到隔壁那间屋子里去吧。”

弗雷德点点头，把头顶上的电灯都给熄掉了，只留那几盏用旧的地图罩着的小壁灯。

伦茨斟满了酒杯。“干杯，孩子们！因为我们活着。因为我们仍在呼吸，因为我们强烈地感到人生，以致竟不知从哪一端开始。”

“你说得真对，”费迪南德说，“只有忧郁的人才会体味到快乐，快乐的人只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体模型。他不过是展示人生，他并没有占有人生。光明不在光明中照耀，它在黑暗里发亮。为黑暗干一杯吧。遭遇过一次雷雨的人，便再也用不着去解释电光火花是怎么回事儿了。让雷雨见鬼去吧。祝福我们这点儿生命。正因为我们热爱生命，所以我们不预备把它作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我们宁愿让它燃烧掉。喝酒吧，我的孩子们。一万光年之外爆炸了的星星，至今仍然在闪烁。趁着还有时间，大家来喝酒吧。不幸万岁。黑暗万岁。”

他替自个儿斟了满满的一大杯，一口气就把它喝干了。

朗姆酒在我脑门上敲打。我轻轻地站起身，溜进隔壁的屋子，走到弗雷德面前。他已经睡熟了。我唤醒了他，挂了个长途电话到疗养院。

“你还是在这里等一下，”他说，“晚上这个时候，接通是很快的。”

五分钟之后，电话铃响了起来，那边疗养院接通了。

“我要请霍尔曼小姐听电话。”

那边接听的是一位护士。“霍尔曼小姐早已睡熟了。”

“她房间里没有电话机吗？”

“没有。”

“你不能将她唤醒吗？”

那边的声音踌躇了一下。“不。而且，她今天也不应该起来。”

“出了什么事吗？”

“不是，不过今后几天，她都必须躺在床上的。”

“你确实知道没有出过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开始的时候，照例总是这样的。”

我把话筒搁上。“太晚了吗，嗯？”弗雷德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

他给我看了一下他的表。“差不多快十二点啦。”

“是的，”我说，“我根本不应该打电话的。”

我走回来，又继续喝酒。

两点钟的时候，我们才散了场。伦茨开着那辆出租汽车，把瓦伦丁和费迪南德送回家去。“来啊。”克斯特跟我说着，便发动了卡尔的引擎。

“这几步路，我可以走回去的，奥托。”我说。

他瞪着我。“我们出去兜会儿风。”

“好的。”于是我跳上了汽车。

“你驾驶。”克斯特说。

“胡说，奥托。我不能驾驶，我已经喝醉啦。”

“你驾驶。由我负责。”

“好的，你会知道的。”我说着，坐到方向盘后面。

引擎响了。方向盘在我手心里震动。街道像浪潮般起伏，向我涌来，屋子在摇曳，街灯在夜雨中倾斜地站着。

“这样不行，奥托。我会碰撞到什么东西的。”

“就撞过去吧。”他答道。

我瞧着他。他的神情是清醒、紧张而机警的。他正凝视着前面的道路。我让背部靠住座背，把方向盘抓得更紧。我咬紧着牙关，蹙皱了眉心，于是道路便慢慢地变得清晰了。

“开往哪儿去啊，奥托？”我问。

“笔直开去。出城。”

我们开到那条通往城外的岔道，就这样转上了公路。

“开大灯。”克斯特说。

混凝土的马路在我们面前发着浅灰色的光芒。雨下得很小，可是那雨点打在我的脸上，却像冰雹似的。风刮得很急，云压得很低，就在树林上面。云层露出一道罅隙，而银光就打那道罅隙里泻落下来，迷雾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引擎的隆隆声，通过我的胳膊震进我的全身。我感觉到引擎和它的力量。汽缸的噪响粉碎了我脑子里沉滞的麻痹。活塞如同泵机似的在我血液里捶打。我镇定了一下。汽车在郊外的马路上一溜烟地急驰着。

“再快点儿啊。”克斯特说。

轮胎开始咝咝地响着。树木和电线杆呼呼地飞闪过去。一个村落掠过。我此刻已经完全清醒啦。

“开快啊。”克斯特说。

“那么，我还能把握得住吗？路很滑呢。”

“你会知道的。在拐弯之前，你就换到第三挡，然后加快速率，拐过去。”

引擎怒吼着。夜风扑到我的脸上。我蜷缩在挡风板背后。于是蓦然间，我融入了引擎的吼声，汽车和身体合而为一。我感觉到共同飞跑的一种单纯的紧张，一种激烈的震颤；我感觉到我脚底下的轮子、土地、道路、速率，什么东西在偶一颠簸之下滑落了进去。夜在号叫，在呼啸，它把一切杂念都从我身上赶走了，我的嘴唇紧紧闭着，我的双手变成了钳子，我此刻只是在驾驶，在驰骋，什么都不知道，而同时却又异常机警。

在一个拐角上，车轮一个劲儿打滑。我用力向前，一次，两次，终于加快了速率。不一会儿工夫，一切都轻松得如同一个气球，汽车又向前直驶了。

“很好。”克斯特说。

“那是潮湿的树叶。”我这样答道，便感觉到那种温暖，以及每一次危险过后倾泼在皮肤上的那种舒坦。

克斯特点点头。“那就是秋天在树林里拐弯的危险。你要抽烟吗？”

“好的。”我说。

我们停住汽车，抽着纸烟。“你如今可以回去了。”克斯特然后说道。

我开回城里，跳了下来。“我们出去得好，奥托。此刻，我的确已经恢复了。”

“下一回我再教给你一种拐弯的技术，”他说，“用制动器来拐弯。可是你只能在道路比较干的时候才可以那么做的。”

“好的，奥托。祝你安睡。”

“祝你安睡，罗比。”

卡尔驶走了。我走进屋子。其时，我已经筋疲力竭，可是非常平静，而且不再消沉了。

23

十一月上旬，我们把那辆雪铁龙卖掉了。这一笔钱，使我们的工场维持了一些时候，可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下去，我们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人们在冬天都将汽车搁置起来，以便节省汽油，节省捐税，而修理工作自然也愈来愈少了。我们将出租汽车开出去兜揽生意，作为补贴，可是那点儿收入也实在微少得不够三个人的开支。因此当国际咖啡馆老板请我从十二月份起重新去当钢琴师的时候，我的确是十分高兴的。他近来生意兴隆，一个牧牛人俱乐部租用了他的一间后房作为他们每星期的集会场所，接着贩马商俱乐部也租用了一间，后来又有一个互惠火葬会也去租用了一间。这样我就可以把出租汽车让给伦茨和克斯特去开了，而对我自个儿，无论如何也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假如没有这个工作，我便会常常觉得无法排遣夜晚。

帕特经常写信给我。我一直都热切地期望着她的来信。可是我却总不能想象她怎样生活着。在幽晦的恼人的冬天，有时候就连中午都没有什么亮光的，我会幻想着她已经在很久之前就从我身边溜走，而且一切都从此完了。我觉得自她离开以后仿佛已经过了无穷的时间，而我又以为她是绝不会再回来的。于是那些夜晚，便充满着绝望而疯狂的惦念，觉得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出去跟那些娼妓和马夫坐着痛饮到天明。

老板已经获得了国际咖啡馆在圣诞前夕通宵营业的许可。各个俱乐部的独身男子将举行一次盛大的欢宴。牧牛人俱乐部的主席猪商斯特凡·格里戈莱特送了两只乳猪，还送了好几只蹄髈。他已经丧偶两年，而且心肠又很软，因此他愿意跟大伙儿共度圣诞。

老板在酒吧旁边，竖立了一棵十二英尺高的银色枞树。对于一切家务都称得上权威的罗莎负责这棵枞树的装饰。从旁协助她的是玛丽安和基基，基基由于他很爱打扮，特别具有审美观念。那三个人，打中午起就开始了工作。他们用掉大量的彩球、蜡烛和金箔，结果无可否认，那棵树确实很是绚烂辉煌。为了对格里戈莱特致特别的敬意，树上还挂上了许多小小的猪形的粉红色糖果。

下午，我躺在床上睡了好几个钟头。待我醒来，天色已经很黑了。我思忖了半晌——想想这到底是黑夜还是清晨。我曾经做了个梦，可是已经忘记了梦见些什么。不过，我仍然神思恍惚，仿佛梦中我曾经听到一扇乌黑的门在我背后砰然关上。接着我恍然明白，原来有人在敲门。

“谁啊？”我喊道。

“是我，洛坎普先生。”

我听出是察莱夫斯基太太的声音。

“进来，”我说，“门是开着的啊。”门钮响处，我看见察莱夫斯基太太伫立在门口，被走廊里的昏黄的灯光衬托着。

“哈塞太太来啦，”她轻声地说着，“来啊，赶快。我可不能够告诉她的。”

我没有动弹。我先得回过神来啊。“叫她上警察局去。”我然后答道。

“洛坎普先生！”察莱夫斯基太太举起她的双手，“这儿什么人都不在咧。你非得帮助我不可。再说，你毕竟是个基督徒啊。”

她站在门框里，活像一个黑魆魆的晃动着的幽灵。

“别说了，”我暴躁地说道，“我就来啦。”

我穿好衣服走出去。察莱夫斯基太太已经在等着我了。

“她现在已经知道了些什么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用手帕压着她的嘴唇。

“那么，她此刻在哪儿？”

“在她从前住过的那个房间里。”

弗丽达站在厨房门口，兴奋得直流汗。“她戴着一顶满饰着羽毛的帽子，还佩着一个钻石的胸针。”她轻轻地咕哝着。

“别让那个饶舌的厨娘婆子偷听。”我跟察莱夫斯基太太这样说着，便走了进去。

哈塞太太伫立在窗前。我一走进去，她就转过身来。她分明在盼望着另外什么人呢。说也可笑，我并不存心，可是第一眼就瞥向她的帽子和那个胸针。弗丽达说得对，那顶帽子华丽鲜艳，那个胸针则稍逊一筹。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正好比一个想叫人家知道她生活得如何优裕的人。总之，她的模样儿确实不坏，无论如何，比她待在这儿的几年总要好多了。

“圣诞前夕，我猜哈塞还在工作吧，是不是啊，嗯？”她尖刻地问。

“不。”我说。

“那么他在哪儿呢？放假出去了吗？”

她扭动着屁股，来到我跟前。我闻到一股强烈的香味。

“那么你找他干什么呢？”我问。

“来拿我的东西。跟他清账。归根结底，一部分东西毕竟是属于我的啊。”

“你也用不着清账了，”我说，“这所有的东西，如今全都属于你啦。”

她直瞪着我。

“他已经死了。”我说。

我原不想这么说的。想多一点儿准备，慢慢地吐露出来。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再说，我的脑子里仍然昏昏沉沉的，在下午睡了那一觉之后——那一觉啊，叫人醒来的时候，简直想自杀呢。

哈塞太太站在房间中央，当我告诉她这个消息的一刹那，我看得很清楚的，万一她昏倒，旁边没有什么东西会碰撞到她。说也奇怪，我其时竟没有看见其他任何东西，也没有想到其他任何的事。

她并没有昏倒，当然啦。她站在那儿，直瞅着我。

“原来，”她说着，“原来……”只有她帽子上的羽毛在震颤。然后蓦地，我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便看见这个香气袭人的盛装少妇在我眼前苍老起来了，仿佛时间突然降落到了她身上，如同阵雨中的雨点，每一秒钟便是一年——精神涣散了，意气消沉了，容颜憔悴了，皱纹像虫豸似的爬了上来。她似乎以一种摸索的迟疑的动作伸手去扶一张椅背，坐了下去，好像生怕压碎了什么东西似的。她说不定早已不复是先前的那个女人了——如今她显得这样地疲劳、衰颓而苍老。

“他害的是什么病呢？”她问道，连嘴唇都没有掀动。

“他死得很突然，”我说，“相当突然。”

她并不在倾听。她在瞧着她的双手。“我怎么办呢？”她喃喃地咕哝着，“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我静候了半晌，觉得很厌恶。“可是你当然还有可以去投奔的人啊，”我最后才说，“你最好不待在这儿。而且，你也并不要待在这儿呢……”

“可是，如今情形不同啦，”她答道，没有抬起她的脑袋，“我怎么办……”

“你当然还有人等着你咧。快去找他，跟他商量一下。然后过了圣诞，就到警察分局去。东西全在那儿，银行里的存款也在。你先得向分局报到，就可以去取钱了。”

“钱，钱，”她呆呆地咕哝着，“有什么钱啊？”

“数目倒不小呢。一千二百马克左右。”

她抬起头。眼睛里突然露出一种疯狂的神色。“不，”她尖叫道，“这不是真的！”

我没有作声。“你说这不是真的。”她咕哝着。

“也许这不是，”我说，“而另一方面，说不定他为了应急的准备，却悄悄地把零钱存储起来了。”

她站起身子。蓦然间，她完全改变了。她的举止有点儿痉挛和呆滞。她把脸抬起，跟我的脸非常靠近。

“是的，这是真的，”她咝咝地说着，“我感觉到这是真的！那个贱坯！唉，那个贱坯！让我受尽磨折，如今落得这么个下场。可是我会拿的，我会在一夜全把它扔光，我会到路上去扔，扔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一个也不剩。一个也不剩。”

我缄默着。我已经尽力了。她也从最初的震动中恢复过来。她知道哈塞死了，其余的事必须由她自个儿去解决。当她听到他是自缢的时候，说不定又会大吃一惊的，可是那也是她自个儿的事了。哈塞可绝不会因为她而复活过来的。

她哭了起来，泪如泉涌。她像孩子一样发出一种高亢的凄凉的哭声。她哭了很久。我真想抽一支纸烟。眼看着人家哭泣，我实在是受不住呢。

最后她终于停止了。她抹干了泪，机械地掏出一只粉盒，没有照镜子就扑起粉来。然后她又把粉盒藏好，可是忘记合上她的手包。“我真是什么也弄不懂了，”她哭丧着脸说，“我什么也不懂了。他也许倒是个挺好的丈夫。”

“他的确是的。”

我给了她那个警察分局的地址，还告诉她今天是停止办公的。我认为她还是不要立刻就去的好。她今天已经够受了。

她走了之后，察莱夫斯基太太便从她的起居室里走出来。“刚才这儿除我以外是不是没有别的人啦？”我问道，对自个儿感到很恼怒。

“只有格奥尔格先生。她怎么说啊？”

“什么也没说。”

“那倒很好。”

“要看情况的。有时候也并不很好咧。”

“我对她没有丝毫怜悯，”察莱夫斯基太太切齿地说道，“一点儿也没有。”

“怜悯原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我愤愤地说着，“这跟幸灾乐祸是一样的，你应该知道此刻是什么时候了。”

“七点差一刻。”

“我要在七点钟打个电话给霍尔曼小姐。可是不要让任何人听到。你说可能吗？”

“除了格奥尔格先生，什么人都没有。弗丽达我早已将她打发出去啦。要是喜欢，你不妨坐在厨房里。电话线刚够拉到里边的。”

“好的。”

我敲着格奥尔格的房门。我已经好久不去找他了。他其时正坐在书桌边，神色十二分沮丧。四周搁着一堆撕碎的纸。

“你好，格奥尔格，”我说，“你在做什么啊？”

“清理存货，”他答道，淡淡地笑了一下，“这是圣诞节前该做的好事咧。”

我弯下腰去察看一张纸片，那是记着化学公式的大学笔记簿里的一页。

“为什么要把这个也撕掉呢？”我问。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啊，罗比。”

他非常苍白，一双耳朵如同蜡做的。“你今儿吃了些什么？”我问。

“那有什么相干呢？倒不是因为那个，无论如何，不是吃的问题。我只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必须放弃啦。”

“那很糟吗？”

“是的。”他说。

“格奥尔格，”我心平气和地答道，“你瞧瞧我吧。你难道以为我过去不曾想过做点儿比在那个卖淫窟一样的国际咖啡馆里当钢琴师更有出息的事吗？”

他搓着双手。“我知道，罗比。可是那也帮不了我哪。对我来说，那曾是我的全部，而现在，我从中找不到任何目标。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目的。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倒很想知道一下咧。”

我实在禁不住笑了。他那么忧郁地坐着，把一切都看得那样的认真。“你这个大傻瓜，”我说，“怎么，你以为已经发现了什么真理啦，你以为天下只有你一个人才是聪明绝世的吗？没有目的，那是当然的。无论如何，一个人不是为一个目的而生活着。在这种时势下，可并没有那么简单啊。来吧，你赶快把衣服穿好，跟我一块儿到国际咖啡馆去。我们要庆祝你的成年。直到如今，你都还是一个学生呢。过半小时我再来找你。”

“不。”他说。他还是消沉得厉害。

“哦，你答应我，”我说，“你就赏我一次脸吧，今儿个晚上，我不愿意独自待着。”

他狐疑地瞧着我。“要是你爱那样的话。”他然后沮丧地答道，“反正都无所谓。”

“哦，你瞧，”我说，“虽然你还只是初出茅庐，可是，那已经是一个挺好的竞选口号啦。”

七点钟的时候，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帕特，七点以后，半价收费，这样我就可以多讲一倍的时间。我坐在门廊里的桌子上等着。我不愿意躲到厨房里去。那里面豆子炖羊肉的味儿太浓烈了，我不愿意在那股子气息中跟帕特讲话。

隔了一刻钟，电话挂通了，帕特立刻拿起了听筒。当我听到她那温暖、深沉，还微微有点儿迟疑的嗓音在我耳畔响起时，我兴奋得简直说不出话来。那是一种震颤，一种血液的沸腾，随你有怎么坚强的意志，都没法跟它抵抗。

“我的天哪，帕特，”我说，“你真的在那儿吗？”

她笑了起来。“那么，你在哪儿呢，罗比？在办公室里吗？”

“不，我坐在察莱夫斯基太太公寓的一张桌子上。你怎么样啦？”

“很好，亲爱的。”

“你起来了吗？”

“是的。我坐在我房里窗前的座位上，穿着雪白的浴衣。外面正在下雪。”

蓦然间，我清晰地看见她在我面前了。我看见雪花霏霏地旋着，我看见那美丽的黝黯的脑袋，那笔直的双肩，微微地向前倾侧着，还有那古铜色的肌肤。

“相信我，帕特，”我说，“都怪这倒霉的金钱，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此刻一定坐上一架飞机，在天明之前赶到你那边。”

“啊，亲爱的……”

她没有作声。我谛听着电话线那边吱吱叽叽的轻微响动。“你还在那儿吗，帕特？”

“是的，罗比。可是，你不应该老说这样的话哪。这才叫我眩晕呢。”

“我也觉得眩晕得厉害，”我说，“告诉我你在那边所做的一切。”

她开始讲述起来，可是我不久便不再听她所说的话了，只听到她的嗓音。我坐在黑暗门廊里的桌子上，一边是墙上的野猪头标本，一边是那间弥漫着豆子炖羊肉味儿的厨房，仿佛一扇门给推了开来，冲进一阵温暖和光芒的浪潮，明亮又令人宽慰，充溢着幻梦、希望和青春。我把双脚搁在桌子上，用手支撑着脑袋，瞧着那个野猪头标本和那扇讨厌的厨房门，这时候感情不能自已，转瞬间，仿佛夏季来到了这里：风、麦田上的落日，还有森林幽径上的青光。

嗓音停止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跟你说话，真是惬意，帕特。今天晚上，你在那边预备做些什么啊？”

“今天晚上，这里要举行一个小小的舞会。八点钟开始。我正在动手穿戴呢。”

“你预备穿什么衣服啊？那套银色的连衣裙吗？”

“是的，罗比。就是你抱着我走进甬道时穿过的那套银色的连衣裙。”

“那你预备跟什么人同去呢？”

“没有什么人。就在这儿疗养院里哪。就在下面的大厅里。我们彼此全都认识的，你知道。”

“你穿了那套银色的连衣裙，一定就很难对我保持忠诚吧。”

她笑了起来。“根本不会的。我还记忆犹新咧。”

“我也记得。我已经看见过它的威力。可是也不会寻根究底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你爱不忠诚，你就不忠诚好啦，我只是希望不让我知道。过后你回来的时候，你只要觉得那不过是一个梦，一切都过去，一切都被忘记，就行了。”

“啊，罗比，”她慢条斯理地说着，嗓子比先前更深沉了，“我不会对你不忠诚的。你在我心目中占的分量太重了，我绝不会做那样的事。你不会知道这儿是怎样的光景。一种灿烂阳光普照的监禁。一个人总是尽可能地自寻乐趣，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候我一想到你的那个房间，就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我走到火车站上，看火车从下面奔驰过来，我想我要是跳上一节车厢，我一定更接近你了，有时候我还假装着到火车站去迎接什么人的样子。”

我咬着嘴唇。我以前可从来没有听到她说过这样的话。她老是羞答答的，把她的恋情隐藏在一个姿势、一个眼色里面，而不肯用言语吐露出来。

“我设法什么时候来看你，帕特。”我说。

“真的吗，罗比？”

“真的，一月底吧，也许。”

我知道这是不会靠得住的，因为打二月份起，我们还得筹措那笔交给疗养院的钱。可是我毕竟说了，这样她可以有个思忖的事情。过后要是拖延下去，拖延到她出院回来的一天，也不会怎么难的。

“再会，帕特，”我说，“好好地珍重你自个儿。你要快乐，那么我也就快乐了。今儿晚上，你也要快乐啊。”

“好的，罗比，我很快乐咧，此刻。”

我去找了格奥尔格，跟他一块儿上国际咖啡馆。那间烟雾氤氲的破旧的屋子如今已经认不出来了。圣诞树燃着灯彩，它那温暖的光芒，反映在所有的酒瓶酒杯以及酒吧的镍器铜器上。穿着晚礼服、饰着假珠假翠的妓女，都满怀期望地围坐在桌边。

八点整，牧牛人俱乐部的合唱班列队走了进来。他们在门口边照着高低音的部位列成了队形，打右边第一男中音起，直到左边第二低音为止。鳏夫猪商斯特凡·格里戈莱特拿出一个音叉敲一下定了音，于是他们就用四声部开始合唱了：

啊，圣诞之夜，你以天国的宁静，充满我们的心腔，

给可怜的香客以歇息，用香膏涂抹他的创伤。

星辰绚烂地照耀着，闪耀在蔚蓝的苍穹，

想领我回到你身边——向天国，向家乡。

“真是感动人咧。”罗莎说着，便擦抹她的眼睛。

第二曲唱完了。雷鸣般的掌声从四面八方回响着。合唱班鞠躬表示了谢意。斯特凡·格里戈莱特拂拭着额角上的汗珠。“贝多芬毕竟是贝多芬呢。”他说道。没有人反驳。斯特凡藏起了他那汗湿淋漓的手绢。“现在就请大家入席吧。”

餐桌就放在俱乐部房间里。餐桌中央，在小小酒精灯上的银盘里，搁着两只松脆而焦黄的乳猪，它们嘴里都含着柠檬，背上插着几枝翠绿的枞树枝，可惜它们都已死掉，便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再好奇惊诧了。

阿洛伊斯穿着一套老板送给他的新近染过的燕尾服走了出来。他拿来六罐史坦因海格尔酒，把酒杯都斟满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刚参加过葬礼的火葬会的波特。“愿和平降临在地上。”他气概不凡地说着，跟罗莎握了握手，便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斯特凡·格里戈莱特当下将格奥尔格请去坐席之后，便站起身子，发表了一篇他生平最简短也最精彩的演说。他举起那闪烁着杜松子酒光泽的酒杯，微笑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就高叫着“干杯！”随后他又坐了下去，阿洛伊斯端上那一道加着腌酸菜和马铃薯碎片的蹄髈。老板也拿着几只盛着比尔森啤酒的大杯走来了。

“慢慢吃，格奥尔格，”我说，“你的肠胃，先得让它习惯了肥肉才好。”

“我一切都先得要习惯一下咧。”他答道，瞧了瞧我。

“那也不会需要多久的，”我说，“不要比较，就是这么一句话。那就好啦。”

他点了点头，又向他的碟子俯下身去。

蓦然间，餐桌那端有人在吵嘴了。在喧闹声中，只听到波特的乌鸦叫似的声音。他想劝一位来客——名叫布施的雪茄商人，跟他喝酒，可是布施却坚决不答应，说是他不愿意喝酒，以便可以多吃一点菜。

“那真是胡说，”波特抢着说道，“要吃菜，你就得喝酒。要是喝了酒，菜也更会多吃的。”

“废话。”布施大声地叱骂着。他是一个瘦高个子，长着一个扁平的鼻子，戴着一副角边的眼镜。

波特直跳起来。“‘废话’？你居然这样说我，你这个贩烟的枭鸟？”

“别吵啦，”斯特凡·格里戈莱特嚷道，“圣诞前夕可不许吵架的。”

他要他们说明纠纷的起因，于是他给出了一个“所罗门的判断”[37]：这件事情必须通过实践来验明。在他们两人面前，各放着几个碟子，盛的是相同的肉、马铃薯和腌酸菜，而且分量十足。波特被允许爱喝什么就喝什么酒，而布施则可以滴酒不沾唇。为了增加兴趣，大家又在两人身上各自下了赌注，这个格里戈莱特就权充一个输赢计算器。

波特在他四周将啤酒杯筑成一道花环，而在这中间，又放着盛满史坦因海格尔酒的小酒杯，活像钻石一样。赌注是三比一，大家都倾向于他有利。接着格里戈莱特便发令开始了。

布施专心致志地吃着，向着他的碟子低垂着脑袋。波特以一种坦然的笔直的姿态吃着。他每次举杯，总向布施道一声胜利的“干杯”，而布施却报之以一种憎恶的神色。

“我觉得很不舒服。”格奥尔格跟我说。

“跟我出去一下吧。”我带他到盥洗室里，然后便待在外面一个房间里等他。蜡烛的幽香，混合着吱吱叽叽的爆裂声和燃烧着的松针的气息。猛然间，我仿佛听到轻盈的可爱的脚步，感到温暖的呼吸，也看到在我面前一双眼睛……

“见鬼，”我说着便站起来，“我怎么啦？”

这时候，我听到一声如雷的咆哮。“波特！好勇敢的阿洛伊修斯[38]！”

火葬会得胜了。

在后面那个房间里，缭绕着雪茄的烟雾，干邑白兰地一杯杯在传递。我又坐在酒吧旁边。那些姑娘们热烈地唧唧哝哝地走了进来。

“你们要做什么啊？”我问。

“我们现在要去领取礼品了。”玛丽安答道。

“啊，是这样，”我把脑袋斜倚在吧台上，打算想象一下帕特此刻在做什么。我想象疗养院里的大厅、壁炉里的火光，还想象帕特跟黑尔佳·古特曼和几个我所不认识的人，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这一切都是那么遥远。有时候，我常常这样想，总有一天我会醒过来，而过去的一切，都会消失、遗忘、沉落和湮没。什么都是靠不住的——甚至连回忆也是靠不住的。

铃声响了。姑娘们都向台球室奔去，仿佛一群到了喂食时候的母鸡。罗莎拿着铃站在那儿。她也招呼我过去。

在台球桌上，一颗小小的圣诞树下，陈列着一排遮着薄纱纸的碟子。而每一个碟子上，又放着一张写有姓名的小纸条，下面便是姑娘们彼此交换的一包包礼物。罗莎早已都安排好了。每一位姑娘事先都把送给旁人的礼物包好后交给罗莎，而罗莎便把这些礼物分放在各个碟子上。

姑娘们在兴奋中彼此推挤冲撞着，像一群奔忙慌乱的孩子，抢先去看看她们拿到的是什么。

“你要不要去看看你的碟子啊？”罗莎问道。

“什么碟子？”

“你的。也有送给你的礼物呢。”

碟子上果然也有我的姓名，用红黑两种颜色写的，而且还是大写。苹果、坚果、橘子、罗莎亲手编织的一件绒线衫、老板娘送的一条青灰色的领带、基基送的一双上等的红色人造丝短袜、美人儿沃利送的一条皮裤带、侍者阿洛伊斯送的半瓶朗姆酒、玛丽安和莉娜以及米米三个人合送的半打手帕，还有老板送的两瓶干邑白兰地。

“孩子们，”我说，“孩子们，可是这真是出我意料呢。”

“意料不到的礼物，是不是啊，嗯？”罗莎嚷道。

“绝对是的。”

我惘然地直愣在那儿，而且，说真的，心里感动极了。

“孩子们，”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那最后一次的圣诞节礼物，还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吗？连我自个儿都记不清啦。一定还在战前。可是现在，我什么东西也没有送给你们咧！”

看到我惊惶失措的神色，大家爆出一阵高声的哗笑。

“因为你常常给我们弹奏点儿什么的。”莉娜腼腆地说着。

“是啊，给我们弹奏点儿什么吧，那便是你的礼物哪。”罗莎说道。

“你们爱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说，“你们爱听的乐曲，我都弹给你们听。”

“弹点儿童年的乐曲吧。”玛丽安嚷道。

“不，弹点儿欢乐的调子。”基基反对着。

他失败了。在任何事情上，他都不被人家当作一个男人看待的。我走到钢琴边坐下，开始弹奏起来。她们便一起跟着我歌唱。

从我的童年中——我想起一支歌曲——

啊，如今已经多么遥远——那一片曾经是我的土地……

老板娘把所有的电灯都灭了。只留着蜡烛的柔和的光芒。啤酒桶的龙头发出轻微的嘀嗒的声响，宛似森林中的泉流，而平脚的阿洛伊斯在背后倏来忽往地晃动，如同一个黝黑的半人半羊的牧神。我开始第二阕乐曲。那些姑娘们睁着晶亮的眼睛，姣美的小脸上带着小市民气的满足，站在钢琴的周围。可是瞧，那边在流泪的是谁啊？基基，是打卢肯瓦尔德来的基基哪。

通往俱乐部大房间去的那扇门，轻轻地被推开了。合唱队和谐地哼着歌，踏着鹅步走进来，在那些姑娘们背后站定，格里戈莱特拿着一支巴西黑雪茄指挥着。

当我早先道别的时候——我觉得世界仿佛很充实，

当我回来的时候——却一切都消失了……

合唱的歌声，柔和地消失了。“美啊。”莉娜说道。

罗莎燃上那几支蜡烛。它们咝咝地响着，爆出了火花。

“哦，现在来几个滑稽节目吧，”她嚷着，“我们必须把基基的兴致给鼓起来。”

“也要把我的兴致鼓起来呢。”斯特凡·格里戈莱特说。

十一点钟的时候，克斯特和伦茨都来了。我们跟脸色仍然很苍白的格奥尔格坐在吧台旁边的一张桌子上。为了使格奥尔格提起精神，我们又给他吃了几片干面包。一会儿之后，伦茨便在那些畜牧者们的喧哗扰攘中消失了。隔了一刻钟，他跟格里戈莱特回来了。他们两人彼此挽住了胳膊，正在誓结永远的兄弟之谊了。

“斯特凡。”格里戈莱特说。

“戈特弗里德。”伦茨答道，两个人把干邑白兰地都干了。

“我明儿个送给你一包血肝香肠，戈特弗里德，你喜欢吗？”

“十二分的喜欢。”伦茨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老朋友斯特凡！”

斯特凡微笑着。“你笑得真好，”他说，“我就喜欢那种笑得好的人。我自个儿很容易沮丧，这是我的缺点。”

“也是我的缺点咧，”伦茨说道，“那正是我为什么要笑的理由哪。来，罗比，为了无穷的世界上的笑声缭绕不绝，跟我们再喝一杯吧。”

我穿越到他们的跟前。“那边那孩子怎么啦？”斯特凡指着格奥尔格问，“他那模样很沮丧呢。”

“不过，要他快乐倒并不怎么难的，”我说，“他所需要的只是一点儿工作。”

“也不很容易咧，”斯特凡答道，“在这种时势。”

“他什么事都肯干。”

“在这种时势，大家都样样事肯干啊。”斯特凡变得严肃起来了。

“他只需要每个月七十五马克。”

“不可能。单靠这点儿钱他是活不下去的。

“他确是靠着这点钱生活的呢。”伦茨说。

“戈特弗里德，”格里戈莱特答道，“我是一个老酒鬼不错，可是工作倒是一件正经的事，可不是什么你今天给了他明天又收回的事。那要比你让一个人结了婚而第二天一大早又把他太太带走更坏咧。不过要是那孩子真的很可靠，而又能够单靠七十五马克生活的话，那他暂时倒有一个苦差事可干。星期二八点钟，他不妨到我那边去报到。我需要一位跑腿的，替俱乐部打打杂什么的，有时还会发这么一包肉下来。看光景，他好像应该多吃点儿东西似的。”

“这话算数吗？

“这是斯特凡·格里戈莱特的诺言哪。”

“格奥尔格，”我唤道，“到这儿来一下。”

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震颤起来。我又回到克斯特那边。

“你听我说，奥托，”我说，“假如你能从头活起，你愿意吗？”

“还像这一辈子吗？”

“是啊。”

“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咧。”我说。

24

这是三星期之后，一月里的一个寒夜，我坐在国际咖啡馆里，跟老板玩二十一点的牌戏。那边阒无一人，连妓女们都还一个也没有来，城里骚动得很。每隔几分钟，外面总有队伍走过，有些踏着铿然的行军步伐，还有些合着《国际歌》的节拍。接着便又沉寂下来，长长的行列，带头的都举着要求工作和面包的标语。道上杂沓的脚步，活像什么其大无比的时钟不舍昼夜的嘀嗒声。那天下午，罢工工人和警察之间早已发生过一次冲突，受伤的有十二人，全部警卫力量也出动戒备了好几个小时了。救护车的警笛在马路上没命地尖啸着。

“没有个安生的时候，”老板说着，便翻出了一副十六点，“从大战以来，一直没有太平过，然而我们大家所希望的，不是别的，而是太平。真是个疯狂的世界。”

我翻出了一副十七点，于是把赌注都收进了。

“疯狂的倒不是世界，”我说，“而是世界上的人哪。”

站在老板背后的阿洛伊斯，踮着脚尖正在忽前忽后地摇晃，这时候便慨叹道：“他们也不是疯狂，只是贪婪罢了。这个嫉妒那个。而且正因为一切都太多了，所以大多数人就什么也没有，这不过是一个分配的问题。”

“对，”我说，便拿住两张牌，没有再进，“可是，几千年来，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咧。”

老板将牌搁下。他已经有十五点，便狐疑地瞅着我，然后又进了一张，是A，这样他就输掉了。我将牌翻给他看。只有区区十二点，他原本可以靠先前的十五点赢我的。

“该死的，我不预备再玩了，”他诅咒着，“那是卑鄙的‘偷鸡’。我想你至少有十八点呢。”

阿洛伊斯吃吃地冷笑着。“那是他们在军队里玩牌的手法哪。”

我收起了赌注。老板打了个哈欠，看看他的表，“快要十一点啦。我想我们可以打烊了。不会再有人来了。”

“此刻就有什么人来啦。”阿洛伊斯说。

门开了。进来的是克斯特。“外面有什么新鲜的花样吗，奥托？”

他点了点头。“普鲁士公寓里发生了一次殴斗，两个人重伤，几十个轻伤，还有百来个被捕。北区发生了两次枪击，一个警察死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受伤。可是到群众大会结束的时候，这出把戏说不定还只是开始呢。这儿你没有事了吗？”

“没有事了，”我说，“我们正预备关门啦。”

“那么一块儿走吧。”

我瞧了瞧老板。他点点头。“那么，再见。”我说。

“再见，”老板懒懒地答道，“你们好生留神啊。”

我们走了。外边好像要下雪了。传单散落在马路上，如同雪白的僵死了的大蝴蝶。

“戈特弗里德不见了，”克斯特说，“他是去参加一个群众大会的。我听说他们也要去冲散那个会场的，说不定会出什么岔子咧。最好在他们散会之前，我们能够把他抓回来。他可不是一个冷静的人呢。”

“你知道他此刻在哪儿吗？”我问。

“不清楚。可是总不外乎在三处大会中的一处。我们必须往各处去转一下。戈特弗里德的那一头黄发，倒是挺容易辨认的。”

“好的。”我们跳上汽车，立刻向着第一个会场驶去了。

街上有一辆载着警察的卡车。他们钢盔上的皮带都紧扣在下巴上，卡宾枪在灯光中朦胧地闪烁。五彩缤纷的旗帜在窗口上飘扬。一大群穿着制服的人，挤塞在大门口。这些人差不多全是很年轻的。

我们买了两张门票，却没有接受那些小册子和入会申请书，也不捐献，径直走进了会场。里边人头攒动，灯光熠耀，因为万一有人捣乱，便可以立刻给指认出来。我们就在靠近门口处站定，克斯特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在一排排座位上扫视。

讲台上正有一个精神饱满、身材肥胖的人在讲话。他有一种十分深沉的嗓音，连那些站在最远角落里的人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清。这种嗓音叫人听了他所讲的话，不必怎么专心，就会感动并折服，而且他所讲的，又是非常容易明白的话。那个人还在讲台上随便踱步，轻轻地转动他的胳膊，不时喝这么一大口水，出其不意地说上一个笑话。可是他突然站住，正视着下面的听众，用一种改变了的尖厉的嗓音，连珠似的掷出一句句有力的话，说到大家所知道的穷愁、饥饿与失业的事实，嗓子愈提愈高，使听众的情绪也跟着他越来越激动，直到在一阵狂暴中他猛然嚷出：“这是绝不能长久下去的！这是必须改变的！”

听众中爆出一阵喝彩声，又是鼓掌，又是欢呼，像已经把一切都改变了似的。那个站在上面的人，兀自等着。他脸上发着光。接着终于来了——英勇刚毅的、动人听闻的、不得不服的——一个个诺言，如雨点般倾注的诺言。一座天堂建筑在听众的头顶上，它的穹顶漆着富丽堂皇的颜色。这是一张彩票，使每一个输钱的人都赢了钱，使每一个人都在这中间获得他个人的幸福、权利和报复。

我睃了一下听众。他们都是各个阶层里的人，录事、小商人、公务员，一些工人和大批女人。他们坐在一个热烘烘的大厅里，有的往后仰着，有的向前倾着，一排又一排，密密丛丛的。一阵阵的话语，急流似的直向他们倾注着。说也奇怪，他们之间尽管是这样的不同，可是在脸上却同样有着一种恍惚的表情，一种向往着什么海市蜃楼的惺忪的神色。这中间有着一份空虚，同时也有着一种热切的盼望。这种渴望容不得半点批评、怀疑、反驳和疑问，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近在眼前的、现实的最高期待。站在上面的他，什么都知道——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复；对每一种需求，都能给予帮助。能够把自己的信任托付于他，总是好的。能够有人替自己思考，总是好的。去相信总是好的。

克斯特捅了我一下。伦茨不在这儿。他把脑袋向着出口处摆了一下。我点点头，我们就出去了。那些招待员，用一种怀疑的凶恶的眼色跟踪着我们。在休息室里，有一支乐队正预备走进会场，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旗帜和标语。

“开得很不错吧，嗯？”我们走到外面克斯特便问。

“再好不过了。作为一个做广告的老手，我是有资格评论的。”

我们又向前开了几条街。这儿是第二个开会的场所。另一种旗帜，另一种制服，另一个议厅，而其余却都是一样的，人们的脸上，也一样地露出那种缥缈的希望和轻信的空虚。铺着白台布的会议桌面对着一排排的椅子，围坐在桌边的，是些党的书记、委员和几个狂热的老处女。讲话的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式的人，他比刚才那个演讲的人瘦小，讲着官腔十足的德国话，援引了统计数字和证据。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准确的，可是这一切，反而不及刚才那个仅仅空说了一阵而什么都没有证明的人强，不如那人能叫人信服。那些围坐在会议桌边的党的书记们懒洋洋地惺忪地注视着前面。他们还有几百个这样的会议要去参加呢。

“走吧，”隔了一会儿克斯特说，“他也不在这儿咧。本来也不期望在这里找到他的。”

我们又继续前进。从人头拥挤、空气恶浊的会场里出来，外边的空气，便觉得寒冷而清新了。汽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地驶过。我们开到了运河边。轻拍着水泥岸滩的幽暗的水面上仅仅闪烁着街灯投下的油腻腻的黄澄澄的反光。一条驳船，黝黑而迂缓地荡漾在河心。拖船外面挂着红绿的信号灯。一条狗在吠叫，接着有一个人打灯光前面过去，走进那个一瞬间耀出金色的舱口里去了。在运河的对岸，西区的房屋灯光晃亮，拱形的桥梁从那边架设到对岸。川流不息的小轿车、公共汽车和电车，穿梭驰骋在桥上。看去仿佛一条晃亮的花蛇，蜿蜒在缓流着的黝黑的水面。

“我想我们把汽车停在这儿，那一段路还是步行过去，”隔了一会儿克斯特说，“这样不太引人注目。”

我们把卡尔停靠在一家小酒馆前面的路灯底下。当我们跳出汽车的时候，一只白猫悄悄地溜走了。再过去一点儿，有几个穿着围裙的娼妓站在一个拱廊里，看见我们走过，就停止了谈话。一个有着一架手风琴的人斜倚在一所房子的拐角上睡着了。一个老太婆在街梢翻捡着垃圾。

我们走近一所高大而肮脏的公寓，在它后面还有许多排屋子、院落和胡同。底层是一些店铺，有一家是面包店，还有一家是专收旧衣废料的铺子。在第一条胡同前面的马路上，停着两辆载满警察的卡车。

在第一个院落的角落里，有一座用木板搭成的架子，上面挂着好几幅很大的星象图。小小的平台上放着一张桌子，桌上堆的是纸张，后面站着一个包着头巾的家伙。在他头顶上，挂着一块招牌，写的是“占星，相手，算命——五十芬尼”。一大群人围着他，电石灯刺目的光芒落在他蜡黄而萎瘪的脸上。他正在向观众讲话，他们都默默地抬着头望他，都露出一种迷惑、空虚和渴望奇迹的神情，跟刚才两个会场里掮着旗帜、奏着乐曲的听众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奥托，”我对走在我前面的克斯特说，“我现在知道这些人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根本不需要政治。他们需要一种代替宗教的东西。”

他向四周扫视了一下。“当然啰。他们需要重新信仰一样东西，不管那东西是什么。所以他们又那么狂热起来了，当然啰。”

我们走进了第二所院落，靠近那第三个开会的地方。所有的窗子都灯光熠耀。蓦然间，我们听到里边传来一阵吵闹。而同时，仿佛在事先早已约好了信号似的，有几个穿着皮短外套的青年打一道黑暗的边门里冲出来，穿过院落，紧贴在窗子底下，溜到会场的门口。走在最前头的那个把门推开，大家便蜂拥而入。

“是一支突击队，”克斯特说，“快过来，贴着墙根躲在啤酒桶后面。”

会场里开始传出一阵谩骂和叫嚷。刹那间，一扇窗子被打破了，有人从窗口里翻了出来。一会儿，门也被冲开了，一大堆人横冲直撞地拥挤出来，有人在前面仆倒，于是其余的人都纷纷摔在他们的身上。一个女人尖叫着救命，打拱廊里飞奔到外面。接着又发起了第二次袭击，椅子腿和啤酒杯在会场里狂飞，真是无法排解的纷乱。一个身材魁梧的木匠打人群中跃出来，站在一个外围的位置，只要他看见前面有一个反对派的脑袋，便挥动着长手臂，将他打回到混战的一圈里去。他做得那么利索，活像砍木材似的。

又一阵殴斗爆发了，在我们前面不到三码远的地方，我们突然看见戈特弗里德的黄头发，正抓在一个年老的正规军的手里。

克斯特纵身一跃，便冲进那一堆人群里去了。隔了几分钟，那个正规军便放开了戈特弗里德，然后露出一副十分吃惊的神态，举起胳膊，如同一株给连根拔起的大树，向人群中跌倒下去。再隔一会儿，我便发现克斯特拉着伦茨的领子过来了。

伦茨正在抗拒着。“放开我，奥托，去一会儿。”他喘不上气来地嚷道。

“胡说，”克斯特直嚷着，“警察一下子就会到这儿来的。赶快，出去，快到后边去。”

我们奔过院落，来到黑魆魆的边门。我们走得正是时候，转眼间突然在院落里响起一阵警笛，警察们乌黑的钢盔闪现出来，院落四周围起一道警戒线。我们奔上楼梯，以便不让警察逮住。打一扇楼梯口的窗子里，我们还看得见下面的事态发展。警察们真是身手敏捷。他们先把退路截住，在出事地点拦了个铁丝网架，将人堆隔开，然后开始逮捕，并立刻将人犯押解出去。首先被逮去的正是那个愤激的木匠，他还想解释，可是没有人去证明。

在我们后面，一扇房门咔嗒响了一下。一个穿着睡衣、腿白皙而瘦细的女人手里擎着一支蜡烛，打门缝里探出脑袋。“是你吗？”她暴躁地问。

“不是。”伦茨说，他此刻已经镇定了。那个女人便将房门砰然关上。伦茨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房门。泥瓦匠包工格哈德·佩施克，这便是里边期待着的那个人了。

下面静了下来。警察已经撤退，院落里也没有什么人了。我们又等了一会儿，然后走下楼梯。在一扇门里，一个孩子在哭泣，在黑暗中柔弱而凄婉地哭泣着。“他也是对的，”戈特弗里德说道，“他提前先哭泣起来啦。”

我们穿过外面的院落。那个占星家茕独地站在星象图前面。“算命吗，先生们？”他招呼道，“还看看手相啊？”

“你尽管直说吧。”戈特弗里德说着，便伸出他的手去。

那个家伙细看着手纹。“你有一颗柔弱的心，”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道，“你的感情非常丰富，你的主要命运线是很短的，为了弥补起见，你有音乐的天赋。你常常梦想，可是你不是一个好丈夫。不过我还从这儿看出你有三个孩子。你生来擅长外交，倾向沉默，寿限好到八十。”

“这是对的，”戈特弗里德说，“这正是我母亲在她没有出嫁以前，常常跟我说的——坏人总是长寿。死亡乃是人类的发明，不在生命逻辑之内的。”

他把钱给了那个家伙，于是我们又向前走去。街上阒无一人。一只黑猫突然打我们面前窜过。伦茨指点着它。“真的，我们此刻就应该回去咧。”

“不用担心，”我说，“刚才，我们看见过一只白猫，这样就两相抵消啦。”

我们沿街走着。有人打对面向我们走来。一起有四个年轻人。有一个裹着蜡黄的新绑腿，其余三个穿的是军用的高筒靴。他们立定下来，向我们这边瞅着。“他在这儿咧！”裹绑腿的一个蓦然嚷道，便打对面向我们奔来。一瞬间便是两响枪声，那个青年回头就走，于是他的同伙都没命地逃跑了。我看见克斯特正想追上去，可是他猛然地一扭，便回转身来，张开胳膊，发出一声哽塞的疯狂的叫喊，试着想抓住那沉甸甸地摔倒在道上的戈特弗里德·伦茨。

起先我还以为他只是摔倒而已，后来我才看见那鲜血。克斯特将他的外套剥掉，撕开了衬衫——鲜血浓腻腻地直喷出来。我用手帕把它压住了。

“待在这儿，我去开汽车来。”克斯特说着，就奔了过去。

“戈特弗里德，”我说，“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他的脸变成了灰色。他的眼睛半闭着。眼睑也不动。我用一只手扶起了他的脑袋，用另一只手拿手帕压住那流血的伤口。我跪伏在他身边，倾听他的呼吸，可是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点儿声音——无边的街道，无边的房舍，无边的黑夜——我只听到鲜血滴在道上的声响，总以为那一定是另一个时候，那一定不会是真实的。

克斯特将汽车急驶过来。他把左边座位的靠背平放下去。我们小心翼翼地将戈特弗里德抬起，把他放在两个座位上。我跳进汽车，克斯特便立刻发动了汽车。我们开到一个最近的急救站。克斯特小心翼翼地将汽车煞住。

“去看看有没有医生在。没有医生，我们还得继续往前开。”

我奔了进去。一个值班护理员走到我面前。“有没有医生在？”

“有。你送什么人来看病吗？”

“是的。请跟我来。还要一副担架。”

我们把戈特弗里德搬到担架上，抬了进去。那个仅仅穿着一件衬衫的医生，早已站在那儿。“抬到这边来。”

他指着一张平放的桌子。我们将戈特弗里德打担架上移了下来。那医生拉下一盏电灯，让它离戈特弗里德的身体近些。“这是什么啊？”

“手枪打的。”

他钳起一块棉花，擦去血迹，又按了一下戈特弗里德的脉搏，听了一听，然后挺直身子。“没有办法了。”

克斯特直瞪着他。“可是那子弹打在旁边的啊。不会这么严重的。”

“一起有两个枪洞咧。”那医生说。

他又抹了一下血迹。我们都向前俯下身去。于是在那个不住流着血的伤口底下，我们又看见了斜斜地另外有一个伤口——心脏附近，一个小小的黑洞。

“他一定当场便死了。”那医生说。

克斯特挺直身子。他瞧着戈特弗里德。医生把两个伤口给填好，又用橡皮胶贴了起来。

“要洗手吗？”那医生问。

“不要。”我说。

戈特弗里德的脸，此刻是蜡黄而瘪陷下去的。嘴有点儿歪着，眼睛是半闭的，一只眼睛又比另一只闭得紧些。他瞧着我们。他始终都瞧着我们呢。

“这怎么发生的啊？”医生问道。

谁也不作声。戈特弗里德在瞧着我们。他在直瞪瞪地瞧着我们哪。

“把他留在这儿好啦。”那医生说。

克斯特移动了一下。“不，”他答道，“我们要将他带走。”

“那不成，”医生说，“我们必须打电话到警察局去。还要报告刑事警察局。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抓那个罪犯。”

“罪犯？”克斯特瞅着医生，像不懂他的话似的，“好吧，”他然后说，“让我开汽车去把警察接到这儿来。”

“你可以打电话去，那样，他们还可以来得快些。”

克斯特慢慢地摇着头。“不，我去接他们吧。”

他走出去，我便听到卡尔驶走的声音。那医生把一张椅子推过来给我。“你不坐一会儿吗？”

“谢谢。”我说着，还是站在那儿。明亮的灯光，仍然照在戈特弗里德流血的胸脯上。

医生把电灯推高了一点儿。“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他再次问道。

“我不知道。一定是打错人了，误伤的。”

“他打过仗吗？”医生问。

我点点头。

“一看见这些伤疤，你就可以知道了，”他说，“还有那只萎缩的胳膊。他曾经挂过好几次彩咧。”

“是的。四次。”

“卑鄙的勾当，”那个担架夫说，“这些年轻的野种，那时候全都还在他们的摇篮里呢。”

我不作声。戈特弗里德直瞪瞪瞧着我。

隔了好久克斯特才回来。只有他一个人。于是那医生便搁下了正在阅读的报纸。“警察来了吗？”他问。

克斯特纹丝儿不动地站着。连医生的话他也没有听到呢。

“警察来了吗？”医生又问了一遍。

“啊，是的，”克斯特答道，“警察。我们得打电话找他们来的啊。”

医生瞅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便走到电话机那边去了。

几分钟之后，两个警察来了。他们在一张桌子边坐下，把戈特弗里德的形容面貌都记录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仿佛觉得，在此刻，在他死了以后，再要申报他姓甚名谁，何时出生，以及家住何处，是有点儿愚蠢。我瞪着警察手里那支不时用嘴唇去抿的乌黑铅笔，兀自机械地回答着问题。

另外那个警察开始准备记录案情。克斯特给了他必要的材料。“你能粗略地说出那个罪犯的外形吗？”

“不能，”克斯特答道，“我当时并没有留意。”

我瞪着他。我想起了那副黄色绑腿和那套制服。

“你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党派的吗？你没有注意到他的徽章或者制服吗？”

“没有，”克斯特说，“在听到枪声以前，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后来，我又只想——”他顿了一顿，“想到我的伙伴。”

“你也参加什么党派的吗？”

“不。”

“我这样问你，因为你自个儿说他是你的伙伴。”

“他是我打仗时候的战友。”克斯特答道。

那警察又转过头来问我：“你能够把罪犯描述一下吗？”

克斯特严厉地瞪着我。

“不能，”我说，“我也什么都没有看见呢。”

“奇怪。”那警察说。

“那个时候，我们都在谈话，因此什么也没有注意。后来，一切又发生得那么突然。”

那警察叹了口气。“这样说起来，要抓住那个家伙怕就没有多大的机会了。”他结束了案情记录。

“我们能够将他一块儿带走吗？”克斯特问。

“事实上，”那警察瞧着医生，“致死的原因已经毫无疑问地给肯定了吗？”

医生点了点头。“我早已把死亡证明书写好啦。”

“子弹在哪儿？子弹我是必须带走的。”

“子弹还没有取出。我应该……”那医生迟疑着。

“我必须把两颗子弹都带去，”那警察说，“我必须知道两颗子弹是不是发自同一支手枪。”

“好吧。”克斯特答道，向医生瞥了一眼。

值班护理员将担架放好了，又把电灯拉下来。医生拿起他的手术用具，用一根探针在伤口里探索。第一颗子弹他很快就找到了，钻得并不太深。而第二颗子弹他却必须割开伤口才能找到。于是他拉好了橡皮手套，拿起钳子和手术刀。克斯特急忙走到桌子边，将戈特弗里德那双仍然半开着的眼睛拢上。一听到手术刀的咝咝的声音，我便转过了身去。这一瞬间，我真想冲过去把医生推开，因为我当时突然觉得戈特弗里德只是暂时不省人事，而如今，医生却真的在把他杀死了。可是我立刻又明白了过来，这些事情，我们原是很明白的，死人我们已经看得够多啦。

“原来在这儿。”医生说着挺直了身子。他把子弹抹干净了，然后递给那个警察。

“一个样儿。打一支手枪里发出来的，不是吗？”

克斯特俯下身去，仔细端详着那颗在警察手心里滚来滚去的、细小、沉滞而发亮的子弹。

“是的。”他说。

警察将它们用纸包好，藏进了口袋。

“本来是不准的，”他然后说道，“可是假如你们要把他带回家去……真相已经明白了，是不是啊，医生？”那医生点了点头。“你也是个验尸的医生，当然啰，”警察又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你们要……只是你们必须……说不定明天还会有调査组来呢。”

“那个我知道，”克斯特说，“我们把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警察走了。

医生把戈特弗里德的伤口重新遮盖包扎起来。“你们预备怎么办呢？”他问，“你们不妨把担架拿去。只要明天什么时候把它送回来就行了。”

“好的，谢谢你。”克斯特说，“来吧，罗比。”

“我来帮你们。”那值班护理员说道。

我摇了摇头。“我们自个儿会搬的。”

我们抬起担架，抬到外面，放在两张靠左边的座位上，那两个座背都被放了下来，变成很平直的一长条。值班护理员和医生都出来看着我们。我们就用戈特弗里德的外套把他遮好，然后驾着汽车走了。隔了一会儿，克斯特向我转过头来。

“我们再在街上巡查一番。我早已走过一次了，可是刚才的时间太短促。说不定此刻他们又会在这儿附近的。”

天上已经开始慢慢地飘着雪花。克斯特几乎毫无声息地驾驶着汽车。他把离合器松开，甚至还连引擎都关掉。他不愿意让人家听到，虽然我们要找的那四个青年并不知道我们有汽车。我们像一个白色幽灵似的，打愈飘愈密集的雪花中毫无声音地溜过。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柄铁锤，搁在身边，准备着随时可以跳出汽车，痛击罪犯。

我们驶过那条出事的马路。在街灯底下，仍然留着一摊黝黑的血迹。克斯特旋灭了车灯。我们紧贴着人行道驶过，仔细将街道勘察了一下。一个人也没有。只是打一家灯火晃亮的小酒馆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

克斯特在十字路口停了车。“待在这儿，”他说，“我要到小酒馆里去看一看。”

“我跟你同去。”我答道。

他瞅了我一眼，那种神色我在军队时就看见过，那是独自出去巡逻时的眼色。“我不会在小酒馆里解决什么事情的，”他说，“他说不定还会逃过我咧。我只是想看看，他在不在那儿。这样我们就可以守候他。你跟戈特弗里德待在这儿吧。”

我点了点头，于是他就在纷纷的雪花中消失了。雪片扑打着我的脸，融化在我的皮肤上。蓦然间，我看着戈特弗里德这样被遮了起来，觉得他仿佛不复是我们的伙伴，有点忍受不了，我便将他的外套从他头部推开去。如今，雪片也扑在他的脸上，扑上他的眼睛，扑上他的嘴唇，可是并没有融化。于是我掏出一条手帕，把雪片给抹掉了，又遮好了那件外套。

克斯特回来了。“没有什么事吧？”

“没有。”他说。

他钻进汽车。“我们现在还是开到别的马路上去。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们一定会随时碰到他们的。”

汽车引擎轰鸣，随即又安静了下来。我们轻轻地溜过雪花飞舞的黑夜，驶过一条条街道，在拐弯的地方，我总是把戈特弗里德紧紧地扶住，不让他滑落下去。而不时地，我们会在一家小酒馆前面一百码的地方停下汽车，克斯特便大踏步奔去探视。他被阴沉而冷酷的憎恨煎熬着，他不想先把戈特弗里德送回家。后来又有两次，他正想往回开，可是中途却又转了过来，因为他幻想着，在这一刹那，说不定那四个家伙正准备出动呢。

蓦然间，在一条偏僻的马路上，我们看见前面老远的地方，有着黑魆魆的一群人。克斯特关灭了车灯，就这样一点光亮也没有，我们悄悄地驶过去。那几个人也没有听到我们。他们正在谈话。“一起是四个呢。”我轻轻地跟克斯特说。

就在这一瞬间，汽车鸣响着喇叭，急驶过那最后的二百米，冲上人行道，在笑语喧腾的那几个人前面不到一码的地方，带着刺耳的摩擦声突然煞停下来。克斯特半个身子探出车外，他的身子如同一只预备弹射的钢弓，他的脸活像死神似的冷酷无情。

原来那四个是与人无害的老头儿。其中的一个已经喝醉了酒。他们开始咒骂起来。克斯特却并没有理睬。于是我们又继续前进了。

“奥托，”我说，“今天晚上，我们抓不住他们了。我不相信他们还敢在街上溜达的。”

“是的，也许。”隔了半晌，他才说道，便把汽车掉了个头。

我们开到克斯特的家，他的房间有个独用的大门，所以我们不需要惊醒任何人。在我们跳出汽车时，我就说道：“为什么你不把凶手的样子告诉那个警察呢？告诉他，我们在搜索时就可以得到点帮助啦。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得很清楚。”

克斯特盯着我瞧。“因为我们要自个儿解决，不要假手于警察啊。你以为，”他的嗓音十分轻柔、沉郁，而又异常可怕，“你以为我会把凶手交给警察吗？让他坐几年牢就了事？你一定知道，像这一类的案子，往往是怎么样了结的。那些家伙，也明知道他们会碰上容易应付的法官。我们可绝不要那样。再说，万一警察真的抓住了凶手，那我也要发誓，说他不是真凶，这样，事后他会落在我手里。戈特弗里德死了，可是他却仍然活着。我们可绝不要那样。”

我们将担架从座位上举起，穿过回旋的雪和风，抬到里边，好像我们回到在佛兰德斯作战的时候，正在把一位在前线阵亡的同志运送到后方去。

我们买了一口棺木，又在教区的墓园里买了一块坟地。从前我们讨论到生死问题的时候，戈特弗里德总是说起，火葬场绝不是兵士的归宿。他的意思是，要在生活了那么久的土地上长眠。

我们在长空皎洁、阳光普照的一天安葬了他。我们替他穿上一套旧的军服，衣袖已经给弹片所撕裂，仍然沾着斑斑的血迹。我们亲自盖棺，又亲自将他抬到了楼下。跟我们一块儿送葬的，也没有多少人：费迪南德、瓦伦丁、阿尔方斯、侍者弗雷德、格奥尔格、尤普、施托斯太太、古斯塔夫、斯特凡·格里戈莱特和罗莎。

在墓园大门口，我们又等了很久。原来在我们之前，还有两家丧事，一家是用黑色的殡仪汽车，一家是用覆着黑色和银色绸缎的马车，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一列送葬者，那些人仿佛都很自得其乐。

我们亲自将棺木从汽车上抬起，用绳索吊到了下面。那个掘墓工人很高兴，因为他正忙着别家的丧事。我们也请来了一位牧师。对于这件事，我们不知道戈特弗里德以为怎么样，可是当时瓦伦丁是很赞成的。不过我们至少请他不要发表什么演说。他只要念一节《圣经》就成了。

牧师是一个上了年纪双目近视的人。当他去到墓地旁边的时候，给一块泥土绊了一下。要不是被克斯特和瓦伦丁扶住，他准会掉进墓穴里去的。就这样，那本《圣经》和那副正想戴上的眼镜，从他手里滑落下来。两样东西都掉到墓穴里去了。他狼狈地对着它们发愣。

“不要紧的，牧师先生，”瓦伦丁说，“那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赔偿给你。”

“那本书倒还无所谓，”牧师沉静地答道，“可是我需要那副眼镜咧。”

瓦伦丁打墓园篱笆上折了一根树枝。然后在墓穴边跪下，设法用一个丫杈去钩住那副眼镜，居然将它从花圈堆里给挑了上来，那副眼镜是镶金边的。那本《圣经》倾斜地落在棺木和泥土之间，要把它拿出，必须将棺木重新吊上，再走到底下去捡拾，那是连牧师都不愿意做的。他惘然地站在那儿。“那么，要不要就让我说几句话来代替读《圣经》吧？”

“不用费心了，牧师先生，”费迪南德说，“如今那整部《圣经》都已在他那儿啦。”

翻掘出来的泥土发出强烈的气息。在一块泥土里，一条小金虫的幼虫正在蠕动着。当泥土又被翻盖下去的时候，它仍然会在那底下生存、孵化，到明年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可是戈特弗里德·伦茨是死了。他已经寂灭了。我们站在他的墓旁。我们知道，他的身体、他的头发、他的眼睛，都还在那儿，虽然已经改变，可是都还在那儿。但尽管如此，他已经死了，他是绝不会回来的了。这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的皮肤很温暖，我们的思想很活跃，我们的心脏搏动着将血液送往全身的脉络。我们在那儿，跟以前一样，跟我们昨天一样。我们不会蓦然间折落一条胳膊，我们不会变成盲人，变成哑巴，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一会儿我们都要走开了，而戈特弗里德，却要待在这儿，永远不能回去了。这是不可理解的。

泥块落在棺木上，发出空洞的响声。掘墓工人将铁铲给了我们，我们此刻就埋葬着他——瓦伦丁、克斯特、阿尔方斯和我——像我们以前埋葬许多同志一样。嗡嗡地，一曲古老的军歌在我头脑里响着，这是他常唱的一支古老而凄凉的兵士的歌曲：“阿尔贡森林，阿尔贡森林，你如今是一块安静的墓地……”

阿尔方斯买好了一个简单的乌黑的木制十字架，跟法国千千万万坟墓上竖着的那种是一样的。我们便把它竖立在坟头，还把戈特弗里德的破旧的钢盔套在上面。

“走吧。”最后瓦伦丁用沙哑的嗓子说。

“好的。”克斯特道。可是他还是待着。我们大家都待着。

瓦伦丁俯视着我们这一行列。“这究竟是为什么？”他慢条斯理地说，“究竟是为什么呢？见鬼。”

谁也不作声。

瓦伦丁做了一个疲倦无力的手势。“走吧。”

我们沿着沙砾的小径走了出去。在门口，弗雷德、格奥尔格和其余的人，都在等着我们。“他笑起来是那么开朗。”斯特凡·格里戈莱特说着，热泪便从他因无能为力而伤感的脸上潸潸地落下来。

我环顾四周。没有人跟踪我们。

25

二月的一天我跟克斯特最后一次坐在我们的工场里。我们已经非把工场卖掉不可了，现在就等着那个拍卖商来拍卖那些设备和那辆出租汽车。克斯特春天可以在一家小规模的汽车制造公司里得到一个汽车竞赛手的职位。我仍然在国际咖啡馆里做事，还想另外找一个白天的工作，以便多得一点儿收入。

渐渐地有几个人来了，那个拍卖商也来了。“你预备出去吗，奥托？”我问。

“干什么啊？一切都放在外面院子里了，而且他又是很内行的。”

克斯特的样子很疲劳。他的心情原是不容易捉摸的，可是你假如对他很了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脸色看上去比平时更紧张、更严肃。每天夜里他总是出去，而且总是到同一个地段。那个枪杀戈特弗里德的凶手的姓名他早已知道了，可是他还没有找到他，因为那个家伙害怕警察，已经搬了一个寓所，如今在什么地方躲着。这些事情都是阿尔方斯探听出来的。他同样也在守候着。那个家伙很可能此刻已经不在这个城里了。至于克斯特和阿尔方斯都在守候着他，他却并不知道。当他自以为又很安全的时候，便会回来，而他们正等着这一天呢。

“我想我还是出去看看，奥托。”我说。

“好的。”

我走进院子。我们的工作台和其他东西都堆叠在中央。右边靠墙的地方，停着那辆出租汽车。我们已经把它擦洗干净了。我仔细看了一下车子里的装饰和轮胎。戈特弗里德老是叫它“我们快乐的老乳牛”，跟它分手，可真舍不得啊。

什么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愕然地转过头去。一个轻浮得令人讨厌、穿着一件束腰大衣的青年跟我打了个招呼。他挤着眼睛，将竹杖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哈啰！我们是老相识啊。”

一个模糊的影子掠上我的记忆。“原来是奥奇加的吉多·蒂斯。”

“你好！”那个家伙趾高气扬地说，“我们上次就是在这辆汽车边见面的，我不能不说，你们那时候用的是卑劣的手段。我只能控制着自个儿不去揍他咧。”

一想到他要揍克斯特，我的脸就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蒂斯却将它当作一种微笑，居然也露出了一排歪歪扭扭的牙齿。“不过，既往不咎，咱吉多可绝不会记仇的。话也得说回来，你为那辆老汽车也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你自个儿还能赚到什么利润啊？”

“有的，”我说，“那辆汽车倒是挺好的。”

蒂斯露出一种轻蔑的佯笑。“要是你当时听了我的劝告，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的。而且我也会多得些咧。不过，既往不咎。要饶恕，也要忘记。可是今天，我们又可以耍点儿花样了。我们不妨加到五百马克，嗯？别人不会开价的。赞成吗？”

我恍然了。原来他以为我们后来又把汽车给卖掉了，而不知道这个工场就是我们的。相反，他还以为我们又要把它买回来呢。

“这辆汽车，还值一千五百马克咧，”我说，“不连捐税在内。”

“对啊，”吉多热切地说道，“我们不妨加到五百，我想。假如我们把价钱压在这个数目上，我立刻就现付你三百。”

“那不成。”我说。

“那辆汽车，我已经找到一个主顾了。”

“要是那样啊……”他想再提新的条件。

“不要白费口舌了。”我走到院子的中央。加到一千二百马克他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明白了。

那个拍卖商开拍了。先是一些设备，都没有卖得几个钱。工具也一样。接着就拍卖汽车。第一个出价是三百马克。

“四百。”吉多说。

“四百五十，”一个穿着工装的家伙，迟疑了半晌才喊出这个价钱。

吉多加到五百。拍卖商便问还有谁出价。那个穿工装的没说什么话。吉多向我挤挤眼，举起四个手指。“六百。”我说。

吉多摇着头，加到了七百。我又再加。吉多沮丧地跟着我加上去。加到一千的时候，他做出一种恳求的姿态，用手指向我表示我还可以赚进一百。他加到一千零一十了。

加到一千一百的时候，他已经满脸通红，怀着敌意了，可是还勉强加到了一千一百一十。我就加到一千一百九十，指望他会加到一千二。到那时候，我就不预备再加了。

可是这时的吉多，却已经怒不可遏。他懊恼的是，照他的估计，他就要被压倒了，于是他突然加到了一千三百。我迅速地盘算了一下，假如他真的想买，那么他加到一千二，就一定不会再加了。如今他只是出于报复，哄我上去。他从我们的谈话中，断定一千五百是我的限度，因此他自个儿是绝无危险的。

“一千三百一十。”我说。

“一千四。”吉多急忙喊道。

“一千四百一十。”我踟蹰地回喊着。我生怕做过了头，结果骑虎难下。

“一千四百九十。”吉多胜利而讥嘲地瞅着我。他以为这样就已经把我给打垮了。

我盯住他的眼睛，并不开口。那拍卖商问了一遍，两遍，然后举起他的小锤。当汽车被敲给吉多的一刹那，他的表情，却从得意一变而为万分惶惑了。

完全不知所措地，他走到我面前。“我总以为你……”

“不。”我说。

他恢复神志，搔着脑袋。“他妈的。要说服公司可不是容易的呢。我总以为你会加到一千五百的。不过这一次，我至少把那辆老汽车从你这儿夺过来啦。”

“你原来就是那么打算的。”我说。吉多不明白我的意思。直到他看见克斯特走过来他才蓦然间明白了，于是用手指在头发里搔着。“天哪，这辆汽车原来就是你们的吗？傻瓜，我真是一个天大的傻瓜！上当啦。受骗啦。唉，吉多，你居然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居然也会被这种老掉牙的诡计欺骗。可是，泼翻了牛奶，哭也没有用啊。天下最狡猾的狗也会给那最不起眼的香饵引上钩的。我们下次再和解吧。”

他坐到方向盘前面，将汽车开走了。我们目送着那辆汽车。我们都不觉得怎么快乐。

下午，玛蒂尔德·施托斯来了。我们还得跟她解决最后一个月的问题。克斯特给了她钱，还向她建议，不妨到新的工场老板那里去，谋一个散工女佣的职位。我们早把尤普顺利安排在他那里了。可是玛蒂尔德却摇着她的头。“不，不，克斯特先生，我已经完啦。我的骨头已经逐渐变得太僵硬啦。”

“那么，你预备怎么办呢？”我问。

“我想到我女儿那边去。她嫁在博莱斯瓦维茨。你知道博莱斯瓦维茨那个地方吗？”

“不知道，玛蒂尔德。”我答道。

“那克斯特先生呢？”

“我也不知道，施托斯太太。”

“笑话，”玛蒂尔德说，“谁也不知道博莱斯瓦维茨。我已经问过好多人了。可是我的女儿，分明已经嫁到那边去十二个年头啦。嫁给一个小职员。”

“这样说起来，博莱斯瓦维茨那个地方一定是有的。假如那位职员此刻还在那边的话，你就可以十分相信咧。”

“就是那么句话啊。可是谁都不知道那个地方也一样是很滑稽的，难道不是吗？”

我们都唯唯应诺。“那么这些年来，你为什么从没有到那边去过呢？”我问。

玛蒂尔德佯笑着。“哦，其中也有缘故的。可是现在，他们要我去看孩子了。他们已经有了四个。而且小爱德华也一定已经出世啦。”

“我相信，在博莱斯瓦维茨那边一定有很好的酒的，”我说，“像李子酒之类……”

“那样的酒是没有的，”玛蒂尔德说，“事实上，那就是我不去博莱斯瓦维茨的缘故，不瞒你们两位，我的女婿是个‘绝对禁酒者’。那种人啊，什么酒都不喝的。”

克斯特打空着的架子上拿过最后一瓶酒来。“好吧，施托斯太太，那么我们应该喝一杯饯行酒咧。”

“那个我赞成。”玛蒂尔德说。

克斯特将酒杯放在桌子上，把它们一一都斟满了。玛蒂尔德一口气将朗姆酒喝下，仿佛打一只筛子里漏下去似的。她的上唇用力地抿着，她的短髭也给牵动了起来。

“再喝一杯吗？”我问。

“我不会说不要。”

她又喝了一大杯，然后跟我们告别。

“祝你在博莱斯瓦维茨称心如意。”我说。

“好的，多谢多谢。可是滑稽得很，可不是吗？谁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嗯？”

她蹒跚地出去了。我们在工场里，又站了一会儿。“我们也还是走吧，我想。”克斯特说。

“好的，”我答道，“这儿原也没有什么事了。”

我们把门锁上，两个人出来了。于是我们走去取卡尔。它停放在附近一个车库里，没有跟其余的东西一样被卖掉。我们先开车到银行，克斯特将拍卖得的钱交给了那边的收款员。“我现在要去睡觉了，”他说，“你回头有空吗？”

“我今天一晚上都没有事。”

“好的，那我到八点钟再来找你。”

我们在郊外的一家小酒馆里吃了饭，然后又驶进城里。当我们开到城里街上的时候有一个前胎被戳破了，于是我们换了一个车轮上去。卡尔已经好久没有擦洗了，因此我弄得很脏。“我一定得洗一下手咧，奥托。”我说。

附近有一家很大的咖啡馆。我们走进去，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边。出乎我们意料，这地方几乎挤满了客人。一个女子乐队正在演奏着，而且花样挺多。乐队里的人都戴着彩色的纸帽，有几个客人还穿着盛装。装饰纸带打这个桌子牵到那个桌子，气球升在半空，侍役托着堆得挺高的盘子穿梭奔跑着，整个屋子充满了活力、笑语和喧哗。

“这儿在庆祝什么啊？”克斯特问。

在我们旁边桌上的一位漂亮女郎向我们没头没脑地撒了一把彩色小纸片。

“你们打哪儿来的啊？”她吃吃地笑着，“你们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悔罪星期二吗？”

“啊，是吗？”我说，“这样说起来，我就应该去洗洗手了。”到盥洗室去必须直穿过这个房间。一路上，几个喝醉了酒想把一个女人举到桌子上要她唱歌的客人，把我拦住了半晌。那个女人挣扎着，尖叫着，桌子被翻倒了，一桌子的人全都跟着翻倒了。我正在等着他们爬起来让出通路，却蓦然间仿佛挨了一个霹雳。我木然僵立在那儿。酒店下沉了，笑闹、音乐，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一些模糊的活动的黑影在那儿。可是，清晰地，而且十分透彻分明地，还有一张桌子，以及桌子边一个青年。他歪戴着一顶圆锥形的纸帽，一只胳膊搂住一个微醺的姑娘，水汪汪的迟钝的眼睛，薄薄的嘴唇，而在桌子底下，还有那副蜡黄蜡黄、光彩夺目、擦得锃亮的皮绑腿。

一个侍役跟我撞了个满怀。我仿佛酒醉似的移步过去，却又立定下来。我浑身灼热，可是又通体在颤抖。我的双手湿漉漉的。这时候我才看见坐在桌子边的别的客人。我看见他们脸上带着挑衅的神情，听到他们合唱这个歌那个歌，还用他们的啤酒杯在桌子上击着节拍。又有人跟我撞了个满怀。“不要挡在路上。”他狺狺地诟詈着。

我机械地走着，找到了盥洗室。我洗着手，直到我的皮肤差不多要给烫坏了，我才清醒过来。于是我走回去。

“怎么回事啊？”克斯特问。

我回答不上来。“你病了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瞧着旁边那张桌子。那位漂亮的姑娘还在瞟着我们。蓦然间，克斯特的脸色也发白了。他的两眼眯细着，向前俯身过来。“是的吗？”他非常轻声地问。

“是的。”我答道。

“在哪儿？”

我望着那个方向。

慢慢地，克斯特站起来。如同一条准备捕击的蛇。

“小心啊，”我轻轻地说，“别在这儿，奥托。”

他做了一个迅疾的手势，然后慢慢地向前走去。我也准备着随时跟上去。一个女人将一顶红绿纸帽套在他头上，又勾住了他的脖子。他还没有碰她，她已经倒退下来了，便直瞪着他的背影。他迂缓地绕着圈子，穿过房间，然后又走回来。

“此刻不在那边了。”他说。

我站起身子，用目光在房间里搜索。克斯特说得很对。“你以为他认出我了吗？”我问。

克斯特耸了耸肩膀。他如今才第一次发觉自己头上的那顶帽子，便将它扔了。

“我真不明白，”我说，“我在盥洗室里最多也不过一两分钟吧。”

“你去了一刻多钟咧。”

“什么？”我又望了一下那张桌子，“别的客人也都走了。他们那儿刚才有一个姑娘，现在也不在那儿啦。假如他真的认出了我，他一定会独自溜掉的。”

克斯特招呼着侍役。“这儿还有第二个门吗？”

“有的，在那儿，在另一边，在哈登贝格街上。”

克斯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递给侍役。“走吧。”他说。

“真丢人啊，”隔壁桌上的那个漂亮姑娘，微笑着道，“竟有这种目不斜视的骑士。”

外面的风扑打着我们。从热雾缭绕的咖啡馆出来，这风仿佛冰冷刺骨。“你回家去吧。”克斯特说。

“他们有好几个人咧。”我这样答道，便跟着他上了车。

汽车驶走了。我们徘徊在咖啡馆周围的街道上，范围愈绕愈大，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最后克斯特停下车来。

“溜掉啦，”他说，“可是那也无所谓。现在，我们早晚总会找到他的。”

“奥托，”我说，“我们应该放弃了。”

他瞅着我。“戈特弗里德已经死啦。”我这样说着，自个儿却在惊奇我怎么竟会这样说，“杀了那个凶手，他也不会复活的。”

克斯特仍然在瞅着我。

“罗比，”他慢条斯理地答道，“我自个儿也不知道到底杀过多少人。可是我至今还记得打死一个英国青年的事。他的飞机当时机件发生了故障，什么办法也没有，我离他只有几码的距离，在我的飞机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那张害怕而稚嫩的脸，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的第一次飞行，而当时他只有十八岁。正对着这张近在咫尺的、惊恐、无援又是很稚嫩的脸，我用机关枪扫了一梭子，于是他的脑壳便像鸡蛋一样给打得粉碎了。我既不认识那个孩子，他又没有加害过我。过了很久，我才把这件事情给忘记，并用那血腥的秘诀，所谓‘战争就是战争’使我的良心平静了下来。可是假如我不去弄死那个谋害戈特弗里德的家伙——他像对付一条狗似的无缘无故地将戈特弗里德枪杀——那么，我告诉你，打死那个英国人的事，就要变成一种滔天的大罪了。你说对吗？”

“对的。”我说。

“那你现在回家去吧。我必须把这件事干到底。它好像是一堵墙，它不移开，我就没法儿前进。”

“我不想回家，奥托。假如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在一起。”

“废话，”他不耐烦地说道，“我可不能用你。”看见我又要开口，他便举起一只手来，“我会小心的。我要独自抓住他，不靠别人，完全由我一个。用不到担心。”

他不耐烦地将我打座位上推下来，立刻把汽车开走了。

我知道，如今是什么也阻止不了他啦。我也知道为什么他不肯带着我同去。为了帕特。要是换了戈特弗里德，他就一定把他带去了。

我到阿尔方斯店里去。他是我唯一可以谈谈的人。我需要他的忠告，也许我们可以想个什么办法。可是阿尔方斯却不在那儿。一个睡眼惺忪的姑娘告诉我，他在一小时以前应约出去了。我就坐在一张桌子边等着。

这儿阒无一人。只有一个小小的电灯泡照耀着酒吧。那个姑娘又坐下去打瞌睡了。我想到奥托和戈特弗里德，我看到窗外的街头，这时候升上屋顶的圆月更亮了。我想到那竖着黑色木十字架、架端套着一顶钢盔的坟墓，突然间我发现自个儿在哭泣。我把眼泪抹掉。

隔了很久，我听到屋子里响起了迅疾而轻微的脚步声。通到院子里去的门给推开了，进来的正是阿尔方斯。他脸上亮晃晃的，挂满了汗珠。

“是我啊，阿尔方斯。”我说。

“到这儿来，赶快！”

我跟他走进店堂后面，进入右边的一个房间。阿尔方斯走到碗柜前面，捡出两个从前在军队里用的急救药包。“你就替我包扎一下。”他说着，便悄悄地脱下他的裤子。

原来在他大腿上有一条长长的伤口。“像是给子弹擦伤的。”我说。

“的确是的，”阿尔方斯喃喃地说着，“赶快，包扎吧。”

“阿尔方斯，”我一边挺直身子一边说道，“奥托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奥托在哪儿呢？”他咕哝着，挤压着伤口上的血迹。

“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不是。”

“你没有看见他吗？”

“根本就没有。把另外一个药包也打开，将它裹扎在上面。这里倒只是一点擦伤罢了。”

他一边咕哝着，一边忙着自个儿收拾他的创口。“阿尔方斯，”我说，“我们看见那个……你知道的，关于戈特弗里德。今天晚上，我们看见他的，因此奥托就去寻找他了。”

“什么？”他立刻注意了起来，“那么，他此刻在哪儿呢？没有什么意义了，再也没有啦。他应该马上离开。”

“他不会离开的。”

阿尔方斯搁下了剪刀。“赶快坐汽车到那边去。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他应该赶快躲开。告诉他，关于戈特弗里德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比你们先知道。你总看见嘛，他先开了一枪，可是我打中他的手，于是我又开了一枪。奥托在哪儿呢？”

“在蒙基街附近的什么地方。”

“谢天谢地。他已经离开那边很久了。可是他即使不在那边，也一样要赶快离开。”

我走到电话机前面，打了个电话给古斯塔夫常常去停靠的出租汽车停车场。他果然在那儿。“古斯塔夫，”我说，“你能够到惠森街和贝拉坞广场的拐角上来吗？赶快就来行吗？我在那儿等着。”

“好的。准在十分钟里赶到。”

我把电话挂上，回到阿尔方斯那儿。他正在穿起另一条裤子。

“我不知道你们也在追踪他，”他说，他的脸仍然是湿漉漉的，“你们还是不插手的好。这样如果有人找我，就说当时不在现场。也许他们会来问到你也说不定。”

“那么你自个儿呢？”我说。

“啊，你怎么想啊？”他说得比往常更急促了，“我是在他独自一人时干掉他的。在他房间里守候着他。在上面的阁楼上，四邻都没有人。而且是自卫。他一走进门就开了枪。我不需要有人证明我当时不在场。假如我要啊，那么一二十个证人都有的。”

他瞧着我。他坐在椅子里，那湿漉漉的宽阔的脸朝着我，他那汗涔涔的头发、他那大嘴，还有他那几乎叫人忍受不了的眼睛。那么多的苦痛、困厄和爱，蓦然间流露了出来。“现在，戈特弗里德可以安息了，”他轻柔而嘶哑地说道，“以前我总觉得他不能够安息呢。”

我默然地站在他面前。

“你现在就走吧。”他说。

我穿过那酒吧出去。那个姑娘还在睡，而且在大声地打鼾。外边，月亮已经升得很高，而且很亮。我向着贝拉坞广场走去。屋宇的窗户在月光下闪烁，活像银质的镜子。风已静止。四下里寂然无声。

几分钟之后，古斯塔夫赶到了。“什么事啊，罗伯特？”他说。

“我们的汽车，晚上给偷走了。我刚才听说，有人在蒙基街附近看见它的。我们可以开到那边去吗？”

“哦，当然可以啰。”古斯塔夫变得焦急起来，“在如今这种时势，又有什么东西不被人家抢劫呢？每天总会有几辆汽车不见的。可是在多数情况下，偷车的人总是开着车兜圈子，直到汽油用完，就把它们抛在路上。”

“是的，我们的汽车怕也是那样呢。”

古斯塔夫告诉我，他想结婚了。孩子快要出世，因此他非结婚不可啦。我们开过了蒙基街，然后穿到横路上去。

“它在那儿咧！”古斯塔夫突然嚷道。

那汽车停在一条暗黑而隐蔽的小街里。我跳下来，掏出钥匙，把车灯旋亮。“好的，古斯塔夫，”我说，“多谢你把我送到了这儿。”

“我们要不要到什么地方去喝一杯？”他问。

“不，今天晚上不去了。明儿吧。我立刻就要开走的。”

我伸手到口袋里，预备付给他车钱。

“你犯什么傻？”他问。

“那好，谢谢了，古斯塔夫。不要等啦。再会。”

“为什么你不想兜个圈子，去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抓住那个偷车子的人呢？”

“不，不，他一定早已跑掉了，当然的。”我突然觉得不耐烦得厉害，“再会，古斯塔夫。”

“你有汽油吗？”

“有，够用的。早已看过了。那么，晚安。”

他把汽车开走了。我等了一会儿，然后也开动了汽车，到了蒙基街，就用第三挡驾驶着。当我又回来的时候，克斯特已经在拐角上了。

“怎么回事啊？”

“进来，”我急忙说道，“你不用再在外面徘徊了。我刚才到过阿尔方斯那儿。他已经……他已经碰到他啦。”

“是吗？”

“是的。”我说。

克斯特一言不发地跳上了汽车。他并不驾驶。他坐在我旁边，蜷缩着，由我开车。“就到我那儿去吗？”我问。

他点点头。我踏着油门，驶上运河边的马路。河水是一条宽阔的银带。对岸的仓库黑沉沉地矗立在暗影中，可是街道却显出浅蓝的光芒，轮胎一路驰过，如同压在目不能见的雪地上。大教堂的怪异的宽阔尖塔，高耸在一排排屋顶的前面，它们闪现出青色和银色，衬托着发着磷光的天空，向后退去。一轮明月宛如一个燃烧着的曳光弹，悬挂在上面。

“我很高兴，事情那样解决了，奥托。”我说。

“我倒并不高兴咧，”他答道，“我应该自个儿将他抓住的。”

察莱夫斯基太太的房里还亮着灯光。当我开锁进门去的时候，她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你有一个电报。”她说。

“一个电报？”我愕然地问。我还在想着夜间的经过。我这才清醒过来了，奔进我自己的房间。那份电报放在桌子的中央，白皑皑的，映在刺目的灯光下，白得可怕。我撕开了火漆的封印，我的胸脯缩紧了，字迹在游动，消失，而又重新浮现。我释然地舒了一口气，一切都平静下来，于是我把那份电报递给了克斯特。“感谢天。我还以为……”

电报上只有寥寥几个字：罗比，快来。

我又拿起那份电报。释然的感觉消失了，恐怖又重新袭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奥托？天啊，为什么她不肯多说几句呢？那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啦。”

克斯特将电报搁在桌子上。“你最近一次得到她消息是在什么时候呢？”

“一星期之前。不会再早了。”

“打一个电话到那边去。假如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立刻就出发，开车去。你有火车时刻表吗？”

我挂了一个电话到疗养院。又到察莱夫斯基太太的起居室里去找来了一张火车时刻表。

“下一班的联运火车，要到明儿正午才有，”他说，“我们最好还是先开车到离疗养院尽可能近的地方。那么，我们总可以搭到下一班火车了。这样，我们一定可以节省几个钟头的时间。你说怎么样啊？”

“好的，随便怎么吧。”我想象不出怎样熬受那段在火车上的无聊时间。

电话铃声响了。克斯特拿着那张火车时刻表走到我的房间里去。

疗养院接通了。我找帕特。一分钟之后，护士长告诉我，最好还是不要叫帕特来接听。

“怎么回事啊？”我直嚷着。

“几天以前她稍微吐了一点血，而现在，又有点儿发烧。”

“告诉她，我马上来，”我大叫道，“跟克斯特和卡尔。我们此刻就要动身啦。你明白吗？”

“跟克斯特和卡尔。”那边的声音，这样重复了一遍。

“是的。请你立刻去告诉她。我们此刻就要动身了。”

“我立刻就会告诉她。”

我回到我的房间。我的两腿轻飘得出奇。克斯特坐在桌子边，正在记下火车的时刻。

“收拾好你的行李，”他说，“我也开车回去拿我的东西。我在半小时里再来。”

我从橱柜里拿出一只箱箧。那是伦茨的，上面贴着各种彩色的旅馆贴纸。我急忙将行李收拾好，还跟察莱夫斯基太太和国际咖啡馆的老板安排妥当。然后我坐在房间窗前，等候着克斯特。四下里寂然无声。我想到明天晚上就可以跟帕特在一起，一种灼热的疯狂的期望突然攫住了我，而在这期望前面，其余的一切——恐惧、焦虑、忧郁、绝望——全都消失了。明天晚上，我就可以跟帕特在一起了，那是一种非凡的快乐，那也是我差不多已经认为不可再得的幸福。打那时候起，那么多可贵的人和物，都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拿起行李走下去。一切都仿佛突然显得亲切而温暖起来——那楼梯、那楼梯尽头的腐朽的气息、那阴冷闪亮的橡皮灰色的沥青马路。就在这条沥青马路上，克斯特正在驶近过来。

“我带来了几条毯子，”克斯特说，“天气很冷，你好好地裹起来吧。”

“我们交替着驾驶好吗，嗯？”我问。

“好的。可是让我来先开一段。今儿下午，我曾经睡过了一觉啦。”

半小时以后，我们驶出了城，迎着我们的是皎洁月夜的无边的岑寂。马路像一条白练，直伸到天边。月色很亮，不开车灯我们也可以驾驶。引擎的声音仿佛风琴的深沉的旋律。它并没有打破那岑寂，只是使它变得更幽静了。

“你应该睡一会儿呢。”克斯特说。

我摇了摇头。“睡不着啊，奥托。”

“那么至少也得躺一下，这样到了明儿一大早，你才可以有精神。我们还有穿过整个德国那么长的路程咧。”

“像这样子靠着背休息，我已经很好啦。”

我仍然坐在克斯特旁边。月亮缓缓地滑移过长空。田野宛如螺钿似的闪烁着。不时掠过几个乡村，有时候掠过一个沉睡了的空漠的城市，那些间隔着一排排屋子的棋盘街道，笼罩着幻影般缥缈的月光。

拂晓的时候，天气转冷了。草地上突然闪亮着露珠，矗立的树木衬托着灰蒙蒙的天空，活像熔铸的钢铁。在树丛里，微风吹拂，从几处烟囱里升出袅袅的炊烟。我们换了个位置，由我驾驶，一直到十点钟。于是我们在路边一家小客店里急匆匆吃了一顿早餐，然后我驾驶到十二点。打那之后便由克斯特驾驶着。他一驾驶，速度就加快了。

下午，在天色苍茫时，我们驶抵了那山区。我们带了雪地行车用的防滑链和铁铲，便问人家，我们能够开多远。

“你们既然带了防滑链，就不妨试一试，”汽车俱乐部的一位职员说，“今年也没有下什么雪。可是最后几公里的地方到底怎么样，我就不敢肯定了。你们可能到那儿会给挡住的。”

我们比火车快了很多，便决定去试一试，预备直冲上山。天气很冷，因此我们倒不怕什么迷雾。汽车像时钟一样爬着那些锯齿形的山路。上去了一半，我们便把防滑链装置起来。山路给铲得很干净了，可是有很多地方路面上已经结了冰，汽车就在上面颠簸着，滑溜着。偶尔我们也不能不跳下车去用力推车。还有两次，我们给陷住了，不得不下车去铲雪，把卡尔弄出来。在最后一个村子里，我们向人家要了一桶黄沙，因为我们如今爬得很高，而且心又很急，生怕前面下坡路的拐角上也许也结了冰。其时天色已经很黑，峰壁在黑暗中陡峭而光秃地矗立在我们的面前。路径狭窄起来，引擎挂着最低挡，尽在狂吼，就这样一曲一弯地向下驶去。蓦然间，车灯的光芒离开了斜坡，照射着无垠的空野，原来前方山路已豁然开朗，我们看见那下面村子里星星点点的灯光。

汽车辘辘地驰过大街两旁灯火通明的店铺。行路人急匆匆闪到一边，牲口难得看到这种奇怪的光景，也震惊得四下逃避，一辆雪橇自己打山坡上滑落下来。汽车又冲上几段弯路，开到疗养院前面，在门廊下停住。我跳出来。我仿佛隔着一层面纱看见那些古怪的脸、人、办公室和电梯。于是我奔上那雪白的走廊，将门推开，看见了帕特。正如我曾经在睡梦中、在惦念中几百次看见的那样，我看见她向我走来，于是我用胳膊搂住了她，仿佛那便是生命，而又比生命更重要。

“感谢老天，”神志一清醒我就这样说道，“我还以为你睡在床上呢。”

她在我肩膀上摇了摇头，然后挺直身子，用手捧着我的脸，端详着我。

“想不到你在这儿了，”她嗫嚅着，“你又来了！”

她吻着我，小心地、认真地、慎重地，好像捧着什么不愿意碰坏的东西。当我感到她的嘴唇触到我的时候，我这才战栗了起来。一切都进行得这样的快，我当真还没有明白。我那时候还没有真正来到那儿，我还是一脑子引擎的吼声和道路。我真觉得自己如同刚从寒冷和黑夜中出来，走进了一间温暖的屋子，从皮肤上感到了温暖，眼睛看到了温暖，可是全身却还没有温暖过来咧。

“我们开得真快呢。”我说。

她不作声。她只是悄悄地瞅着我。她那严肃的脸上有着一种洞悉人心的表情。她的眼睛凑近我的脸，好像在搜索着，再次找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张皇起来，便把双手搁到她肩膀上，垂下了眼睑。

“你预备住下吗？”她问。

我点点头。

“赶快告诉我。告诉我，你是不是又要很快离开，让我立刻心里有数。”

我原想回答她，我此刻还不知道，也许隔几天就要走的，因为我没有在这儿住下去的钱。可是我不敢那么做。在她那样子瞅着我的时候，我不敢那么做。

“是的，”我说，“我预备住下来，直到我们一块儿回去。”

她的脸并没有改变。可是突然间却焕发出光彩，仿佛从里边燃亮了似的。

“啊，”她喃喃地咕哝着，“我真是受不了啊。”

我想打她肩膀上看看那张放在床头的体温记录表，她注意到了，便急忙把它从夹板上撕下，团皱之后就往床底下一扔。“那个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说。

我注意着那张团皱的纸扔在什么地方，决定在她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捡起来藏好。

“你又不舒服了吗？”我问。

“一点点。可是现在已经好啦。”

“医生怎么说呢？”

她笑了起来。“现在不用再问什么医生了。也不用再问别的什么话了。你在这儿，那就够啦。”

她蓦然改变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好久没跟她见面的缘故。反正我总觉得她跟以前不一样了。她的举止更优雅，她的肌肤更温暖，而她向我走来的姿态也好像不同啦。她再也不仅仅是一个需要人家保护的美丽少女，她身上仿佛还多了一点别的什么东西。以前我常常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此刻我了解了。她什么也不再隐瞒，她比以前更活泼，对我也比以前更亲近。她更开朗、更亲近、更美丽、更高兴，也更惹人爱怜了。

“帕特，”我说，“我必须赶快下去了。克斯特在下面。我们得先去安排一下住的地方呢。”

“克斯特？那么伦茨在哪儿？”

“伦茨……”我说，“伦茨在家里。”

她没有注意到什么。“回头你能试一试下去吗？”我问，“还是我们上来到这儿呢？”

“我任何事情都能做。我现在什么事情都能做了。我们可以下去，然后喝点儿什么东西。你喝，我看着。”

“好的。那么我们就在下面大厅里等你。”

她走到衣橱里去拿出一条裙子。我就趁这机会捡起那张团皱的体温记录表，藏进了口袋。

“那么好吧，帕特，回头见。”

“罗比。”她跟着我，将手臂圈住我的脖子。“我有那么多的事要跟你说呢。”

“我也是一样，帕特。如今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整天都可以彼此细诉各自的衷曲。明儿谈吧。开始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不知从何说起呢。”

她点了点头。“是的，我们要把一切事情都彼此诉说一下。那么我们便可以知道彼此的一切，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似的。”

“可是，我们本来就没有分开过哪。”我说。

她微笑着。“我可不行。我没有那么坚强。对我来说那很糟。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不能用思想来安慰我自己。我只知道我很孤独。如果没有爱情，独自一人待着就比较容易了。”她仍然在微笑，那是一种虚假的微笑。她挂着那笑容，可是你可以从这微笑中看出她的心情。

“帕特，”我说，“勇敢的老朋友。”

“我好久没听到这些话了。”她说着，两眼噙满了泪水。

我走到下面克斯特那儿。行李都早已给卸了下来。他们在副楼里给了我们两个毗连着的房间。“你瞧吧，”我把体温记录表递给他，“体温升降波动得厉害呢。”

我们踩着作响的雪地，走上了阶沿。“明儿去问医生吧，”克斯特说，“你单凭体温记录表是无法判断的。”

“我从中判断出的已经够多了。”我答道，便将它折叠好重新藏进口袋。

我们梳洗了一番。于是克斯特来到我的房间里。他的样子，看上去仿佛刚起身似的。“你应该换衣服了，罗比。”他说。

“好的。”我从沉思中醒了过来，解开我的行李。

我们又回到了疗养院。卡尔仍然停在大门外。克斯特将一条毛毯罩在车身上。“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呢，奥托？”

他立定下来。“我想明儿晚上，或者后天一大早回去。不过你可以待在这儿。”

“可是，我又怎么能够待在这儿呢？”我无可奈何地答道，“我的钱只够在外面维持十天。而帕特在疗养院里的费用，也只付到十五号。我必须回去设法赚钱。看情形，他们这儿也不会需要一个不高明的钢琴师的。”

克斯特向车身俯下去，掀起那条毛毯。“我替你去设法弄钱来，”他说着挺直了身子，“你可以待在这儿，钱的事你用不到着急。”

“奥托，”我说，“我知道你在那次拍卖中赚了多少。不到三百马克。”

“我不是指那个。我会替你去想办法。你用不着烦恼。在八天之内，你在这儿就可以收到钱了。”

“得到一笔遗产吗？”我怀着阴郁的心情开玩笑地这样问道。

“诸如此类的事。由我去办吧。现在你不能再走了。”

克斯特又把那条毛毯铺放在车身上。他用手轻轻地抚着车盖。然后我们走进大厅，在火炉边坐定。“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啦？”我问。

克斯特瞧了下他的表。“六点半。”

帕特打楼上走下来。她穿着一件皮短外套，快步穿过大厅，去跟克斯特招呼。我此刻才第一次看见她晒得多么黑。她的皮肤呈现一种紫铜色，看上去差不多像一个年轻的非常漂亮的印第安红种姑娘。可是她的脸却更瘦削，她的眼睛也闪烁得太亮了。

“你在发烧吗？”我问。

“有一点儿，”她急忙闪烁其词地答道，“所有在这儿的人，一到晚上都发烧的。我不过是太兴奋，因为你来了。你不累吗？”

“怎么会呢？”

那么，我们应该到酒吧去。你知道，我到这儿以后，还是第一次来了客人呢。”

“这儿也有酒吧吗？”

“有的，很小的一个。或者是至少有一个看去很像酒吧的角落。那也是治疗方式的一种。避免一切让这里看去像个医院的事物。不过没有许可，你是要不到任何东西的。”

酒吧里挤满了客人。帕特跟几个人打了招呼。有一个意大利人，我很喜欢。我们坐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边。

“那么，你要喝点儿什么呢？”我问。

“加朗姆酒的鸡尾酒。就像我们常常在弗雷迪酒吧里喝的那一种。你知道调制的方法吗？”

“那很简单，”我跟那个女侍说，“一半儿葡萄酒，一半儿牙买加朗姆酒。”

“两杯，”帕特招呼着，“再来一份特制的。”

那位姑娘给我们送来了两杯波特-朗哥，还有一份鲜红色的饮料。“那个是我的。”帕特说，她把甜酒推到我们面前，“敬礼！”

她还没有喝，就将杯子放了下来，望了望四周，然后迅疾地拿起我的酒杯，一口气把它喝干了。“啊，”她说，“那多好啊。”

“你要的这个是什么呢？”我问着，便尝了尝那杯鲜红得可疑的饮料。有点儿树莓和柠檬的味道。里边一滴酒也没有。

“很好的。”我说。

帕特瞧着我。

“对于口渴的人。”我又补充了一句。

她便笑了起来。“再来一杯波特-朗哥。可是给你自个儿的。我不要啦。”

我招呼那位女侍。“一杯波特-朗哥，还有一份特制的。”我说。我看见周围的桌上有很多人在喝着特制酒。

“我今天想冒一下险，罗比，你说好吗？”帕特说，“就是今天一天，好吗？就像以前那样。好吗，克斯特？”

“特制酒也是很好的。”我答道，又喝下了第二杯。

“我就恨它。可怜的罗比，你在这儿竟不得不喝这样的东西。”

“假如我们接二连三地叫酒，我就要喝我自个儿的酒啦。”我说。

帕特笑了起来。“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是准许喝点儿酒的。那是红酒。”

我们又要了几杯波特-朗哥，然后走到餐室里去。帕特的样子很可爱。她微笑着。我们坐在窗前一张铺着白台布的小小桌子边。空气很温暖，下面是个村落，在雪地中是灯光熠熠的街道。

“那么，黑尔佳·古特曼又在哪儿呢？”我问。

“走了。”隔了半晌，帕特才说。

“走了？这么快？”

“是的。”帕特说，我这才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位姑娘送来了暗红色的酒。克斯特将酒杯都斟满了。如今，所有的桌子全坐满了客人。到处传来人们的闲谈声。我感觉到帕特将手搁在我的手上。

“亲爱的，”她很轻缓又很温柔地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26

我打主任医生的房间里走出来，克斯特正在大厅里等我。他一看见我，便站起身子。我们一块儿走出去，坐在疗养院前面的一张长凳上。

“情况很坏，奥托，”我说，“比我担心的还要坏咧。”

一群吵闹的滑雪者从我们近前走过。其中有几个满面油光的女子，她们生气勃勃的被阳光晒黑的脸上露出一排排有力而洁白的牙齿。他们彼此嚷叫着，说他们已经饿得像狼了。我们等他们扬长而过。

“这种人啊，当然会活下去的，”我说，“非但活下去，而且还总是身强力壮的，真是叫你看不顺眼呢！”

“你亲自跟主任医生谈过吗？”克斯特问。

“是的。他把一切情况都解释了一下，却又保留了很多，而且提出很多的条件。归根结底，情况是更坏了。他甚至以为她现在的情况算是好了一点啦。”

“我不明白。”

“他说，如果她留在山下，一切希望都早已消失了。在这山上，总算消失得慢些。那便是他所说的好转。”

克斯特用鞋跟在坚硬的雪地上划着图形。然后他站起来。“那么，他说还有希望吗？”

“医生总是抱有希望的，职业要求他这样嘛。可是我以为不会再有什么希望的了。我问他，有没有进行过气胸手术。他说，如今也没有用啦。前些年，她只有一边的肺不行。现在两边都染到了。真是糟糕，奥托。”

一个穿着破旧套鞋的老太婆，在我们面前立定了。她的脸，铁青而萎瘪，一双石板色的无神的眼睛看上去仿佛已经失明了。在她脖子周围，缠着一条老式的肩巾。她慢吞吞地擎起一副长柄的眼镜，端详着我们。于是她又蹒跚着向前走去了。

“讨厌的鬼魂。”我吐了口唾沫。

“他还说了些什么呢？”克斯特问。

“他还给我解释这种病大概的起因。他曾经看过很多病人，差不多都和帕特是相仿的年纪。这是战争的结果。在发育时缺乏营养。可是，那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她必须恢复健康啊。”我瞧着克斯特，“他当然也告诉我，他常常会遇到奇迹的。尤其是这种病，往往到一个时候，病灶会突然停止发展，钙化了，就这样复原了，甚至在一些已毫无希望的病例中也出现过。雅费也那么说过的。可是我总不相信奇迹。”

克斯特不作声。我们继续缄默地并肩坐着。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们两个人涉世太深，已经无法因任何事情而得到安慰了。

“一点儿情况都不该让她知道，罗比。”最后克斯特才说。

“当然啰。”我答道。

我们继续坐着，直到帕特走来，我什么也不想，甚至也不绝望。我只是愣着，阴郁而木然。

“她来啦。”克斯特说。

“哦。”我说着，便站起身子。

“嗨！”帕特向着我们走来，还直挥着手。她有点儿蹒跚，便自个儿笑了起来。“我有点儿醉了。给太阳熏醉的。我在阳光里躺着的时候，总是像个老水手似的摇着荡着咧。”

我瞧着她，蓦然间一切都变了。我再也不相信医生，我相信奇迹。她在那儿，活泼而有生气。她站在那儿笑着，在这笑容面前，其余的一切都消失了。

“你们干吗都那样板着脸啊？”她问。

“城里人的脸是不配在这儿的，”克斯特说，“我们还没有习惯那太阳咧。”

她笑了起来。“今儿是我的好日子，没有发烧。我可以出去。我们要不要到下面村子上去喝点儿开胃酒？”

“好得很。”

“那么，我们就走吧。”

“不过，我们要不要坐雪橇下去呢？”克斯特问。

“我能走。”帕特说。

“那我知道，”克斯特说，“可是这种玩意儿我可从没有坐过。我倒很想试它一试咧。”

我们招呼了一个车夫，循着羊肠曲径，乘到了村子上。在一家有着一块向阳小草地的咖啡馆前面，我们让雪橇停住，走了下来。这儿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几个是疗养院里的人。曾在酒吧里见过的那个意大利人也在这儿。他名叫安东尼。这时他向我们的桌子走来，跟帕特打招呼。他告诉我们，昨天晚上有几个爱开玩笑的人，趁着一个病人睡熟的时候，将他连床铺跟一切东西都打他房里推到一位古板的女教师的房里。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恶作剧呢？”我问。

“因为他已经痊愈，几天之内就要出院了，”安东尼答道，“他们照例要开这种玩笑的。”

“这就是有名的大难临头前的幽默啊，亲爱的。”帕特说。

“在这山上，一个人的确会变得挺稚气的。”安东尼表示歉意地说道。

痊愈，我想，一个人痊愈了就要出院。“你要喝点儿什么，帕特？”我问。

“一杯马丁尼，没甜味的马丁尼。”

无线电开始播送音乐。维也纳华尔兹。乐声回荡在阳光照耀的温暖的空气中，活像一面面轻柔而灿烂的旗帜。侍者把马丁尼送来了。酒很冷，被太阳一照，还看得见气泡呢。

“这样子坐着真是怪惬意的呢，不是吗？”

“好极啦。”我答道。

“可是有时候，也叫人受不了呢。”她说。

我们在下面一直待到吃午饭的时候，因为帕特特别想要这样。近来，她一直都非待在疗养院里不可，而今天，她还是第一次出门。她曾经在院里跟他们说过，只要她能够到村子上去吃一餐饭，一定会觉得病情大有好转。安东尼也跟我们在一块儿用了午膳。后来，我们又坐着雪橇上了山。帕特到她房里去睡了两小时。克斯特和我走到车库把卡尔开出来检查了一下，需要把两个坏了的弹簧给换掉。守车库的人什么工具都有，于是我们就动手工作。接着，我们又加了点油，还将整个底盘上涂上油脂。一切弄妥之后，我们才把它推了出来。它浑身溅满了泥浆，垂头丧气地站在雪地里。

“我们要不要把它洗涤一下啊？”我问。

“不，在旅程中不用洗，”克斯特说，“它也不要人家那么做咧。”

帕特来了。她好像兴致勃勃，很有精神。她的那条狗在她四周纵跳着。“比利！”我唤道。它立定下来，兀自望着，可是它并不怎么亲切。它已经不认识我了，当帕特叫我看它的时候，它还张皇得很呢。

“这么快就忘记啦。”我说，“感谢老天，人类的记忆总算好得多。那么，它昨天又在哪儿呢？”

帕特笑了起来。“一整天它都趴在床底下。我一有客人，它总是很妒忌，之后便会郁郁不乐地向后退。”

“你气色很好。”我说。

她愉快地瞟了我一眼，然后她走到卡尔前面。“我倒很想再坐在里面开一程路。”

“为什么不呢？”我说，“你怎么说啊，奥托？”

“当然啰。你穿的是一件很厚的外套，再说这儿又有足够的毛毯和其他保暖的东西。”

帕特坐到遮风板后面，克斯特的旁边。卡尔吼叫起来。排气管里喷出的浅蓝色的烟飘散在寒冷的空气里。引擎还没有热。那防滑链发出咝咝的声音，慢慢地爬着，碾飞积雪向前爬去。訇訇地喷着，叽叽地响着，隆隆地吼着，卡尔蠕行到下面的村庄，走上了大路，杂在嘚嘚的马车和铮铮的雪橇中，活像一只蹲伏着的狼。

我们驶出了村庄。时间已近薄暮，积雪的田野被残阳渲染得通红。最后一批滑雪的人，如同细小的逗点，落进了山谷。当他们滑落过去的时候，头顶上那颗血红的太阳挂在斜坡前面，如同一个微暗的火球。

“你们昨儿也打这里经过的吗？”帕特问道。

“是的。”

汽车开到了第一个峰顶，克斯特便停住了。

这儿的风景简直是优美绝伦的。我们昨天在迷蒙的蔚蓝暮色中打这儿驶过，竟连看都没有看到咧。我们的眼睛，除了道路什么也没有看见。

峰回路转，山谷在前面展开了。遥远的冈峦，衬托着浅绿色的长空，轮廓分明地矗立着。它们散发着金光。金色的线条幽沉沉地落在山麓下的积雪的田野上。瞬息之间，那山坡又给蒙上一重更为绚丽的银白的红光，而暗蓝的阴影便也变得更为浓重了。夕阳兀立在两座闪烁的峰顶中间。宽阔的山谷，宛如雄壮、缄默、辉煌的行列，站在一个垂死的统治者前面。道路像一条紫色的丝带，在峰峦间盘旋着，消失了，又重现了，在拐弯处更显得黝黯。它经过村庄，然后沿着鞍形的山径，笔直地伸展到天际。

“以前我可从来没有到过离开村子这么远的地方呢，”帕特说，“这便是回家去的路吗？”

“是的。”

她默不作声，眺望着前面。然后她跳下汽车，用手罩在眼睛上。就这样，她眺望着北边，仿佛她已看见了城里的那座尖塔。“有多远啊？”她问。

“大约有一千公里。五月里，我们就可以从这条路回家去了。让奥托来接我们。”

“五月里，”她重复地说着，“我的天哪，要到五月里呢。”

太阳冉冉地下沉了。山谷活跃了起来。一直都蹲踞在起伏的地面上的阴影，此刻便开始毫无声息地蠕行出去，活像许多蓝色的大蜘蛛，向更高处爬去。天气也转冷了。“我们应该回去啦，帕特。”我说。

她抬起头，脸上突然露出一种痛苦的神情。我立刻看出她是一切都知道的。她知道她永远不会逃出那无边丛峰的无情锁链。她已经知道，只是想瞒着，正好像我们也想瞒着她一样。可是那一瞬间她竟失却了控制，于是天下一切的悲愁都在她两眼中流露出来了。“让我们再下去一点儿，”她说，“只要再下去一点儿。”

“走吧。”我向克斯特瞥了一眼，然后这样说道。她跟我一块儿进入汽车，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她枕着我的胳膊，还用毛毯将我们俩都盖了起来。汽车迂缓地驶下山去，驶进了山谷和阴影。

“罗比，亲爱的，”帕特在我肩膀上低语着，“如今就像我们正在开回家去，回到我们的自个儿的生活中去了……”

“是的。”我说着，便把毛毯盖到她的发际。

我们愈下去，天色就愈快地黑暗。帕特完全躺在毛毯底下了。她将手伸到我衬衫里，抚摸我的胸脯。我先感觉到她那贴在我皮肤上的手，然后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嘴唇，然后是她的眼泪。

为了不让她发觉，克斯特在邻村的市集上，小心翼翼地拐了个大弯，将汽车迂缓地驶回来。

当我们又开过山顶时，太阳已经消失，而在东边，那轮苍白而皎洁的月亮已经出现在升腾的云层之间了。我们驶回来，防滑链拖过雪地，发出一种单调的声音。夜阑人静，我纹丝不动地坐着，感觉到帕特的眼泪滴在我心上，仿佛一个创口正在那儿流血。

一小时以后，我又坐在大厅里。帕特在病房里。克斯特到气象局去，询问是不是会下雪。外边已经迷迷蒙蒙地起雾了。月亮的周围出现一道风晕，如同一层银灰色的柔软的天鹅绒。窗外夜色茫茫，我立在窗前。待了一会儿，安东尼走到我身边坐下。

隔着几张桌子的地方，坐着一个结实、滚圆、倨傲的家伙，样子活像一颗重磅炮弹。他穿着一件粗鄙的外套和一条短得不配身的灯笼裤。他长着一张孩儿脸，两片努出的嘴唇，一对冷酷的眼睛，上面一个滚圆的红通通的头顶，没有头发，明晃晃的好比一个台球。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清瘦的女人，眼睛底下有着一重黑影，露出一种烦恼的哀思和恳求的表情。那个重磅炮弹倒是很活跃，不时地摆动着脑袋，还用他玫瑰色的小手急遽地挥动着。“这山上可真是了不起，优美绝伦。这样的风景，这样的空气，这样的照顾！你过得多么惬意啊，真的。”

“贝恩哈特。”他太太温柔地说。

“真的，我倒也想这样享受一下，什么特别看护啦，照顾啦！”一阵油滑的嘲笑声，“我不会嫉妒你的。”

“啊，贝恩哈特。”他太太沮丧地说道。

“再说啊，”那个炮弹还是喋喋不休地快活地说着，“你也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地方了。哦，这儿啊，你真的是在天堂里了。想想我们在山下的光景吧。每天一大早，照例开始和那些人打交道。你也幸亏免受那些罪。可是我很高兴，你在这儿生活得很好。”

“贝恩哈特，我生活得可并不好哪。”她太太说。

“可是，我的孩子，”贝恩哈特又絮聒不休地说下去，“你不要怨艾。理应怨艾的倒是我们。到处是破产、疲于奔命、苛捐杂税，不过，我们还能够应付，当然也还是很高兴的。”

那个女人不作声。

“倒是个好家伙。”我跟安东尼说。

“怎么不是呢！”安东尼答道，“打前天起，他就在这儿了，总是用‘你真是过得好极啦’来说得他太太无词以对。他就是不愿意去了解——你知道——她的恐惧、她的疾病，或者她的寂寞。他大概一直都跟一个正如他自个儿一样的炮弹住在柏林，每隔六个月便到这儿来做一次聊尽人事的访问，搓搓手，自得其乐地说一番，只顾他自个儿的方便。什么话也不听。这种事，你在这山上，倒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她太太到这儿来了多久啦？”

“大约两年。”

一群青年嘻嘻哈哈地笑着奔进大厅。安东尼也笑了起来。“他们是打邮局里回来的。他们发了个电报给罗特。”

“罗特是谁啊？”

“他是下一个出院的病人。他们发了个电报给他，叫他不要回去，因为城里正流行感冒，叫他最好待在这儿。这也是他们恶作剧的一种。因为他们自个儿都还得留在这儿哪，你知道。”

我望着窗外灰色绫缎似的丛山。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想，都不是现实的，都不应该这样出现的。这不过是一个舞台，他们在表演短短的有关死亡的戏罢了。死的时候，人总是很认真的——我倒很愿意追上这群年轻人，摇摇他们的肩膀，跟他们说：“是这样的，不是吗？这不过是一种假的死亡，而你们只是演着有关死亡的戏。你们是诙谐的业余演员吧？你们随后就会从地上爬起来，鞠躬谢幕，是不是啊？人们绝不会就这样死去的，不会因为发一点儿热、喘一会儿气，而是一定得中了枪弹，受了伤，我知道的。”

“你也有病吗？”我问安东尼道。

“当然啰。”他微笑着说。

“味道极好的咖啡，”那个炮弹又在一边喋喋不休地饶舌了，“我们就绝没有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这儿真是个极乐世界哪！”

克斯特打气象局里回来了。“我必须走啦，罗比，”他说，“气温已经下降，说不定今儿晚上就要下雪。那么，明儿我可走不了啦。今儿晚上，我还来得及呢。”

“好的。还来得及一块儿出去吃饭吗？”

“来得及的。我此刻就得赶快去收拾行李了。”

“我就来啦。”

我们一块儿收拾好克斯特的东西，把它们带到了下面车库里。然后我们又回去找帕特。

“有什么事请你打电话给我们，罗比。”奥托说。

我点点头。

“钱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寄到这儿的。总够用一个时期。应该做的事，你都得做到啊。”

“好的，奥托。”我踌躇着，“我们家里还有一小瓶吗啡。你可以把它寄来吗？”

他瞪着我。“你要它干吗？”

“我不知道这儿的情况会怎么样……也许不一定需要。不管怎么样，我总还抱着一点儿希望，当我看见她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可是我不愿意她受苦，奥托。不愿意她躺在那儿什么都没有。给她一点儿什么，我如果知道我也能够帮助她，那我会觉得好受一点。”

“只为这个原因吗，罗比？”克斯特问。

“只为这个，奥托。真的。否则我也不会请求你了。”

他点点头。

“如今只剩我们两个了。”他一字一顿地说着。

“是的。”

“好吧，罗比。”

我们走进大厅，我去把帕特找了下来。我们急匆匆地吃了晚饭，因为天色已经在逐渐阴沉下来了。克斯特将卡尔从车库里开到了门口。

“祝你幸运，罗比。”他说。

“我也祝你幸运，奥托。”

“再会，帕特。”他跟她握着手，瞧着她，“到春天，我来接你。”

“再会，克斯特。”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我真是说不出地高兴，能够再看见你。也请你替我问候戈特弗里德·伦茨啊。”

“好的。”克斯特说。

她还是握着他的手。她的嘴唇在哆嗦。蓦然间，她向前走了一步，吻他。“再会。”她哽塞着喃喃地说道。

克斯特的脸突然涌上一阵鲜明的红晕。他原想说几句什么的，可是终于转过身去，跳上汽车，急匆匆地发动了引擎，连头也不回地驰下那羊肠曲径。我们目送着他。汽车在大街上一路吼着，爬上锯齿形的山路，如同一只茕独的飞萤。车灯的苍白的光圈在前面灰色的雪地上晃动。到了峰顶，汽车煞住了，克斯特挥着手。在灯光的衬映下，只见他黑魆魆地站着。然后他消失了。可是很久，我们还听到那引擎的微响，逐渐地低沉下去。

帕特微俯着身子，兀自站着，倾听着，直到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于是她向我转过头来。

“最后一条船也开走了，罗比。”

“最后第二条咧，”我答道，“我才是最后的一条。你知道我此刻打算怎么办吗？我正在找寻一个新的碇泊之所。副楼里的那个房间，我已经不再喜欢它了。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住在一块儿。我想试试，找一个靠近你的房间。”

她微笑起来。“不可能的。你一定办不到。你怎么着手进行呢？”

“要是我办到了，你是不是高兴呢？”

“那还用问吗！那才好呢，亲爱的。正像在察莱夫斯基太太那儿一样地好咧。”

“对。那就让我去忙碌半小时吧。”

“好的。我去跟安东尼下会儿棋。那也是我在这儿学到的一种新玩意呢。”

我走到办公室里，说明我预备多耽搁一段时间，很想跟帕特住在同一层楼上。一个上了年纪、胸脯平坦的护士长愤然地拒绝我的请求，说是疗养院的规定。

“谁那么规定的？”我问。

“总务处。”那位护士长分辩道，一边捋平她衣服上的褶痕。

最后，她万分勉强地告诉我，对于特殊的情形，驻院医生也可以斟酌裁夺的。

“可是他此刻已经走了，”她又补充道，“晚上他回家以后，除非有公事，不许人家去打扰的。”

“好的，”我说，“那我为了公事去麻烦他一下吧，一件有关疗养院规定的公事。”

医生住在疗养院隔壁的一座小小房子里。他立刻接见了我，而且也立刻答应了我。

“根据我开始和护士长打交道的情况，没想到会这样容易呢。”我说。

他便笑了起来。“啊哈，你大概先跟雷克斯罗特打了交道吧？哦，我只要打个电话去就行了。”

我回到办公室。雷克斯罗特一看见我这副挑衅的脸色，便先打了退堂鼓。我跟一位工作人员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就关照男仆将我的东西搬上去，再替我买几瓶酒。于是我到大厅去找帕特。

“你办妥了没有？”她问。

“还没有，可是几天之内我就可以办妥的。”

“真遗憾。”她推倒了棋子，站起身来。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问，“到酒吧去吗？”

“我们常常玩纸牌。”安东尼说，“要起暖风了，你可以感觉到的。那时候，玩纸牌就最好啦。”

“纸牌？帕特？”我愕然说道，“你能玩些什么呢？‘黑彼得’和‘通关’吗，嗯？”

“这就是简单的打扑克，亲爱的。”帕特说。

我笑了起来。“她会玩，真的，”安东尼说，“只是她有点儿不顾一切。她‘偷鸡’时胆子大得厉害。”

“我也是那样的，”我答道，“我们应该一试身手呢。”

我们坐在一个角落里，开始玩牌。帕特玩得真不坏。可是她‘偷鸡’时真是胆大。一小时以后，安东尼指着窗外。已经在下雪了。慢慢地，仿佛还在踟蹰似的，厚厚的雪片几乎是垂直地下着。“一点儿风息也没有，”安东尼说，“那一定要下大雪咧。”

“克斯特此刻会到哪儿了？”帕特问。

“他总已经越过山隘啦。”我说。一刹那间，我仿佛清晰地看见卡尔跟克斯特在雪地上迂缓地跋涉，而突然地一切都好像是虚幻的了——我坐在这儿，克斯特却在路上，而帕特也在那儿。她愉快地对着我微笑，用手将牌压到了桌上。

“接着来啊，罗比。”

那个重磅炮弹滚了进来，走到我们桌子的背后，心情很好地开始踮起脚尖忽前忽后地摇摆着。他太太无疑地已经睡熟了，而他正在找寻消遣。我搁下纸牌，凶恶地瞪着他，直到他离去。

“你很不客气呢。”帕特说道。她感到很有趣。

“是不客气，”我说，“可也不由自主的。”

我们走进了酒吧，喝了几杯特制酒。于是帕特去睡了。我在大厅跟她分了手。她慢慢地走上楼梯，左顾右盼的，在拐弯走上走廊之前，还伫立了一会儿。我待了半晌，便到办公室去拿我的房门钥匙。那个矮小的工作人员向着我微笑。

“七十八号。”她说。

那正是在帕特房间的隔壁。“这一定是雷克斯罗特小姐的主意吧？”

“不，雷克斯罗特小姐在教会办事处。”她答道。

“有时候，教会办事处也有它们的用处的。”我说着，便飞快地走上楼去。我的东西早已给解开了。半小时以后，我敲着那扇分隔两个房间的门。

“谁啊？”帕特唤着。

“警察。”我答道。

钥匙在门锁里响动，房门大开了。“是你吗，罗比？”帕特讷讷地说着，完全给怔住了。

“是我，”我说，“雷克斯罗特小姐的征服者。干邑白兰地和波特-朗哥的主人。”我把酒瓶打我晨衣口袋里掏了出来，“那么请你立刻告诉我，这儿已经来过多少男人啦？”

“一个也没有，除了足球倶乐部和交响乐队。”帕特笑着说道，“啊，亲爱的，如今在这儿，又回复了我们从前的日子啦。”

她在我肩膀上睡熟了过去，我却好久还醒着。在房间的角落里，亮着一盏小小的电灯。雪片轻盈地扑打着窗子。在柔和的金褐色的暮霭中，时间仿佛静止了。偶尔，那水汀的热气管叽叽吱吱地在爆响。帕特在睡梦中翻了个身，于是迂缓地、地，那床毯滑落到地板上。

啊，我想，古铜色的闪亮的肌肤、纤细优美的膝盖、神秘的柔软的胸脯。我的肩膀上感觉到她的秀发，我的嘴唇下感到她血液的奔流。你要死了吗？我想，你不会死，你是幸福的。

小心翼翼地，我把床毯又拉了上去。帕特咕哝了几句，又沉静下来。在睡梦中，她用手搂住我的肩膀。

27

接着几天，都在连绵地下雪。帕特有点儿发热，便不能不卧床。大多数的病人也全在发热。

“这是天气的关系，”安东尼说，“是暖风。太暖和了。照例是发热的天气。”

“出去一会儿吧，亲爱的，”帕特说，“你会滑雪吗？”

“不。我怎么可能会呢？以前我又从来没有到过山区啊。”

“让安东尼教你。他会觉得很有趣。他很喜欢你哪。”

“我宁愿待在这儿呢。”

她从床上坐起来。睡衣打她肩膀上滑下。多瘦的肩膀。脖子背后也是瘦削得出奇。“出去，为了我，罗比。我不愿你守在病床边，昨天跟前天已经坐够了。”

“可是我喜欢坐在这儿哪，”我答道，“我一点儿也不想到外面雪地里去咧。”

她大声地呼吸着，我还听到那时作时歇的哮喘声。

“对于这个，我有比你更多的经验，”她说着，用胳膊肘撑起身子，“于你于我，都比较好。你过后会知道的。”她勉强地微笑了一下，“今天下午和晚上，你爱坐多久就坐多久。在早晨这会叫我烦躁不安，亲爱的。发热的时候，早晨的样子总是很可怕，一到晚上情形可就不同啦，我知道这是又浅薄又愚蠢的，可是我不愿意见到你看了我以后所显露的惊怖。”

“可是帕特！”我站起来，“那么好吧，我就跟安东尼出去一会儿。中午再回到这儿。但愿我在滑雪的时候别把全身骨头都给跌折呢。”

“你一下子就会学会的，亲爱的。”她的脸上，那种焦躁的神情已经消失了，“你一下子就会滑得很好咧。”

“而你也就一下子把我乖乖地哄走啦，是不是啊？”我说着吻了吻她。她的手潮润而灼热，她的嘴唇干燥而皲裂。

安东尼住在三楼。他借给我一双靴子，我穿起来很合适，因为我们脚的尺寸是相仿的。我们走到一处离村子不远的滑雪练习场。一路上，安东尼睃着我。“高烧叫你烦躁不安吧，”他说，“这是在这儿发生的怪事，往往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就会发生。”他把滑雪板放在面前，缚了起来，“最坏的是，只有等着而毫无办法。那真要叫你发疯，要把你拖垮呢。”

“而健康的人也是那样的，”我说，“站在旁边，却毫无办法……”

他点着头。“我们中有不少的人在工作，”他接着说道，“有些人把图书馆里的书全都读完了。可是大多数人却都返老还童，重新变成孩子，像他们从前逃避体育课那样逃避着静养疗法。医生撞见，他们便会吃吃地傻笑着，仓皇地飞奔到食器室和碗橱里躲避。偷偷地抽烟，在被禁止但仍悄悄地举行的半夜舞会喝酒、聊天，恶作剧——这一切，只是为了逃避空虚，也是逃避现实。故意对现实蔑视而已。这是一种儿戏，或许也可说是一种英勇的对死亡的蔑视。而结果，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是的，我想，而结果，我们大家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要不要试一下？”安东尼说着，便把滑雪鞋插在雪地里。

“好的。”

他指点我怎么样缚住滑雪板，怎么样保持平衡，实在也并不难。我常常摔倒，可是渐渐地我习惯了，能够自己滑几步了。一小时以后，我们就结束了。

“够了，”安东尼说道，“就这样，今儿晚上你也一定会感到你的肌肉胀痛的滋味啦。”

我把滑雪鞋脱下，觉得血液在脉络里奔流。

“出来倒是很好的，安东尼。”我说。

他点点头。“每天早上，我们都可以来滑雪，可以让你的心情放松一下。”

“我们要不要到哪儿去喝一杯？”我问。

“好的。到福斯特尔那儿去喝一点杜本内酒吧。”

我们喝过了杜本内，就走回到疗养院。办公室里的那位工作人员告诉我邮差曾经来找过我。他留下一个口信，叫我到邮局里去领钱。我望了一下我的表，时间足够，于是我又折回头。在邮局里，他们交给我二千马克，同时还有一封克斯特的信。在信中他叫我不用担心，假如我要，他还有的是，我只须写信告诉他。

我望着那些钞票。他打哪儿弄来的呢？又是这么快。我知道我们的财源。忽然间我明白了。我眼前出现了那个喜爱玩汽车竞赛的成衣制造商博尔维斯，那天晚上他在酒吧里打赌输了钱，曾经贪婪地轻拍着卡尔的车身，而且还说：“我随时都愿意买这辆汽车的。”是的，糟啦，克斯特把卡尔卖掉啦。所以这笔款寄来得这么快。对于卡尔，他曾经说过他宁愿割掉一只手也不愿把它卖掉的，可是现在卡尔也没有啦。它如今落到那个成衣匠的肥胖的手里，而老远就能听得出它声音的奥托，此刻怕正在倾听它过街时如同丧家犬一样的咆哮吧。

我把克斯特的信跟那个装着吗啡瓶的小包一起藏进了口袋，惘然不知所措，我依旧木然立在领钱处的窗口下。我很想把钱寄回去，可是那么做也不行。钱是我们需要的。我捋平钞票，将它们藏了起来。然后我走了。该死的，从今以后，我要远远地避开每一辆汽车。汽车本来是朋友，可是卡尔对我们还不止是朋友呢，它是一个伙伴。卡尔，这“路上的幽灵”，我们是休戚相关的。卡尔和克斯特，卡尔和伦茨，卡尔和帕特……我愤懑而无援地使劲跺着脚底下的积雪。卡尔已经没有了。而帕特呢？我睁着视而不见的眼睛，仰望天空，这片灰色无垠的天空，那儿有着一个没有理性的上帝，他只凭一己的兴趣，便决定了凡人的生与死。

下午风向转了，天气晴朗起来，也变得寒冷一点。晚上帕特觉得好些了。第二天早晨，她可以起床了。几天之后，当那个痊愈了的罗特出院的时候，她甚至还能够到车站去送行了。

一大群人陪伴着罗特。这是疗养院的习惯。什么人出院全都是这样的。罗特本人却不见得怎么高兴。他运气很坏。两年前曾经请教过一位专家，要他说出他到底还能活多久。那位医生便告诉他，如果自个儿珍重，至多还能活两年。为了慎重起见，他后来又问过另一位医生。那位医生却说得更少了。因此，罗特便把他所有的财产分成两年来花，恣意挥霍，再也不顾自己的疾病。后来，他咯血得厉害，便住进了疗养院。在这儿，他非但没有死，反而逐渐地康复起来了。来的时候他的体重只有九十磅，如今已经增加到一百五十磅，而且样子也很结实，又可以出去啦。可是他的钱却已经花光了。

“那我怎么办呢？”他问我，一边抓着他的生气勃勃的姜黄色头发，“你才上山来吧，是不是啊？那么，下面怎么样呢？”

“改变得很多。”我答道，端详着他那张长着苍白睫毛的滚圆而肥胖的脸。他虽然对生活已经绝望，可是他终于恢复了健康——除此之外，我对他再没有半点兴趣了。

“我想替自己找一个工作，”他说，“那样的机会有没有啊？”

我耸了耸肩膀。我即使告诉他，大概他不会找到工作，又有什么用呢？不久，他自个儿就会发现的。

“你有没有各种关系、朋友或者熟人？”我问。

“朋友……哦，你总知道的，”他讥讽地笑着，“一旦你两手空空，他们都像死人身上的虱子，一股脑儿跳走了。”

“那就很困难啦。”

他蹙皱着眉心。“真是想象不到啊，你知道。我身边只剩下几百马克。而且除了花钱，我就从来没有学会过什么。我从前那个老庸医说的话好像也对的，他说我在两年之内要死去，虽然也许是另一种死法——给一颗子弹打死。”

对这个饶舌的傻瓜，我突然升起一阵疯狂的怒火。难道他就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吗？我看见安东尼和帕特两个人走在我前面，看见他们的肩膀，看见他们的颈背在病魔的纠缠下都变得消瘦了。我知道他们多么想活下去。我可以眼也不眨地把罗特当场打死在脚下，假如那样就可以让帕特痊愈的话。

火车开动了。罗特挥着手。那些留在车站上的人笑着向他嚷着各式各样的话。有一个姑娘跟着火车蹒跚地跑了一段路，用一种嘶哑而尖细的嗓音嚷着：“再会！再会！”当她走回来的时候，泪流满面，别的人也都是愁眉苦脸的。

“嗨！”安东尼嚷道，“谁在车站上哭泣谁就要罚钱。罚来的钱充作下一次舞会的经费。”

他伸出手去做了一个夸张的姿态。其余的人便都笑了起来。连那个在哭泣的姑娘，眼泪还在她可怜的瘦脸上滴落，此刻也微笑着，打她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只破旧的钱包。

看到这景象，我感到一阵酸楚。周围这些人们脸上根本不是什么笑，而是一种抽搐的苦恼的快乐。那不是微笑，而是苦笑哪。

“走吧。”我对帕特说，紧紧地挽住她的手臂。

我们悄悄地沿着村子的街道走去。到了最近的一家店铺，我便走进去买了一袋蜜饯。

“烤杏仁，”我说着，便将纸包递给她，“你喜欢吃的，是不是啊？”

“罗比。”她说。她的嘴唇在哆嗦。

“等一下。”我答道，便急匆匆冲进旁边一家卖花的铺子。待又回复了镇静，我才捧着玫瑰花走出来。

“罗比。”帕特说。

我凄凉地苦笑着。“真是人老心不老，帕特。”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蓦然袭上我们的心头。分明是那列开走了的倒霉的火车，它仿佛一个忧郁的阴影，仿佛一阵灰暗的风，把我们大家热切希望保持的一切全给吹倒了。我们像是两个逃跑的孩子，不知该往哪里去，可是还竭力想表现得勇敢些呢。

“来啊，我们去喝点儿东西，快来。”我说。

她点点头。我们走进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坐在一张靠窗的空着的桌子边。“你要喝些什么呢，帕特？”

“朗姆酒。”她瞟着我说。

“朗姆酒。”我重复地说着，在桌子底下伸出手去，抚她的手。她将手紧紧地压在我的手心上。

朗姆酒送来了。那是加柠檬的百加得。“亲爱的。”她说着举起她的酒杯。

“好朋友。”我说。

我们又坐了半晌。

“有时候，有种异样的感觉，不是吗？”帕特说。

“是的。有时候的确会来一阵。可是一会儿也就过去啦。”

她点点头。我们紧挨着走去。喷着热气的拉雪橇的马打我们身边蹒跚着走过。筋疲力竭的皮肤晒得黧黑的滑雪者、一支穿着红白运动服的冰球队，都生气勃勃……

“你觉得舒服吗，帕特？”我问。

“很好，罗比。”

“我们要是能够跟他们一样就好了，是不是？”

“是的，亲爱的。”她把我的胳膊紧贴着她身体。

街上没有什么人了。薄暮的残晖如同绯色的棉被，覆盖积雪的山岭。

“帕特，”我说，“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大笔钱啦。克斯特寄来的。”

她停住脚步。“那太好了，罗比。我们真的可以出去玩一次吗？”

“当然啰，”我说，“只要我们高兴，随便玩多少次都行呢。”

“那么，这个星期六我们到公共活动室去。这一季的最后一次大舞会就在那边举行咧。”

“可是在晚上你是不准出来的啊。”

“大多数病人都是不准出来的，可是他们还不是一样出来。”

我脸色一沉。

“罗比，你不在这儿的时候，一切我都照着他们的话去做的。我惶惶不安，简直成了药方的化身。结果也没有什么用。我反而病得更加厉害了。你别岔断我的话，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了。我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在这还归我所有的时间里，我还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让我照着我的意愿去做吧。”

在落日的残照中，她脸上飞起了红晕。这脸严肃、娴静，充满着无限的温柔。我们在谈些什么啊？我口枯舌干地想道。我们绝不能站在这儿谈论一件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发生的事，而说着这些话的又正是帕特！她很平静，几乎毫无悲切之情，仿佛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挠她，那少得可怜的虚假的希望碎片也不能。帕特，几乎还是个孩子，保护她原是我的责任。帕特突然远远地离开了我，而与另一边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融洽无间了。

“你不应该说那些话的，”最后我喃喃地说，“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先问一下医生。”

“什么人我们都不用再去问了，什么人也不用。”她摇着那可爱而虚弱的脑袋，用她那双亲切的眼睛瞅着我，“我再也不想知道什么了。我只想仍然能够快乐。”

晚上，疗养院的走廊里传来低低的絮语和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安东尼拿着一份请柬来了。原来在一个俄国人的病房里预备举行一次舞会。

“那么，我也可以这么随便去参加吗？”我问。

“在这儿？”帕特答道。

“你在这儿可以做许多别的地方所不能做的事。”安东尼微笑着说。

那俄国人是一个黧黑的老头儿。他住了两间病房，房里铺着很好的地毯。在一个柜子上放着好几个酒瓶。房里的光线半明半晦，因为只燃点着蜡烛。客人中间有一个年轻美丽的西班牙女郎。今天就是为了庆祝她的生日。

在这两间烛光闪烁的房间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气氛，叫人想起也是这样半明半晦的一道战壕，在那儿，所有的人都被一种共同的命运古怪地结合在一起了。

“你预备喝些什么啊？”那个俄国人问。他的嗓音是温暖而深沉的。

“随便，有什么就喝什么。”

他带来了一瓶干邑白兰地和一瓶伏特加。

“你身体很好吧？”他问。

“是的。”我答道，有点儿发窘。

他又递给我那种有着长烟嘴的纸烟。我们喝着酒。“我想这儿有许多事，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他说。

“也不怎么多，”我答道，“我对那种特别正常刻板的生活并不习惯。”

“是的，”他说着，用阴郁的目光向那个西班牙女郎瞟了一眼，“这山上也自成一个世界，它会改变人的。”

我点点头。

“真是一种古怪的疾病，”他又沉思着补充道，“它叫人更有生气，有时候还显得更美好。一种神秘的疾病。它把人身上的杂质都给融去了。”他站起身，向我点了点头，便走到那个对他微笑的西班牙女郎那儿去了。

“戏剧意味很浓吧，嗯？”有人在我背后这样问。

一张没有下巴的脸，一个长着粉刺的额角，一双烦躁不安的发热的眼睛。

“我是他的客人，”我说，“你呢，是不是啊？”

“可是他就凭这个追求女人，”那个人仍毫无顾忌地固执地说，“他也的确把她们弄到手了，那边那个小姑娘也是的呢。”

我不作声。“那个人是谁啊？”待他走开以后我问帕特。

“一个音乐家、提琴师。毫无希望地爱着那个西班牙女郎。在这儿，这样的恋爱是常有的。可是她并不理睬他。她爱上了那个俄国人。”

“要是我处在她的位置，也会那样的。”

帕特笑了起来。

“我觉得，那倒是个可能会爱上的人，”我说，“你说对吗？”

“不对。”她答道。

“你在这儿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吗？”

“没有怎么谈过。”

“对我，那是无所谓的。”我说。

“这是个挺好的自白，”帕特挺了下身子，“不过你应该觉得有所谓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说不出我的意思是什么。而我所以说不出来，就是因为我还不知道你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

“那是我的事啊。”她答道。

“那么，你是知道的吗？”

“也不怎么知道，”她嫣然一笑，“否则的话，那就不会是爱了。”

那个俄国人把酒瓶留下来了。我自个儿便又斟了几杯。这个房间里的气氛使我感到压抑。我不愿意看见帕特杂在这些病人们中间。

“你不喜欢在这儿吗？”她问。

“不怎么喜欢。我先需要习惯一下咧。”

“我可怜的爱人。”她轻轻地拍着我的手。

“你在这儿，我就不可怜了。”我说。

“丽塔是不是长得很美啊？”

“不，”我说，“你长得更美。”

那个年轻的西班牙女郎膝上放着一只六弦琴。她拨了一串和音，然后开始唱歌，那声音很像一只黑色的鸟在房间里翱翔。她唱着西班牙的歌曲，用一种低沉的嗓音——病人特有的那种嘶哑而虚弱的嗓音。我不知道到底是那几支生疏而凄凉的歌曲，还是那个姑娘的震颤而幽晦的歌声，还是那些阴沉沉地蜷缩在椅子里和地板上的病人的黑影，还是俄国人那张俯垂的弯曲黧黑的大脸，反正我突然觉得，她的歌声是对命运的一种哭诉和抗拒，命运就兀立在垂着帘幕的窗外等待着。这歌声是一种恳求、一种抗议、一种恐惧，生怕孤独地陷入那悄然地噬人的虚无中去。

第二天早晨，帕特兴奋得厉害。她在忙着检视自己的服饰。“这件已经太宽大了，”她咕哝着，端详着镜子里的身影，接着又向我转过脸来，“你有没有把礼服带来啊，亲爱的？”

“没有，”我说，“我没想到在这儿也用得着礼服。”

“那你就到安东尼那儿去，他会借给你一套的。你们两人身材一样咧。”

“可是他自个儿也需要啊。”

“他会穿燕尾服的。”她用别针别着皱襞，“你出去滑一会儿雪。我必须在这儿赶紧改衣服。你在，我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

“你的安东尼……”我说，“说真话，我简直要把他洗劫一空了。我在想，要是没有他，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他是一个好孩子，是不是啊？”

“是的，”我答道，“你这个词儿说得再贴切也没有了，好孩子。”

“要是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没有他，我的确不知道怎么办咧。”

“让我们忘记那些事吧，”我说，“那是太遥远的过去的事啦。”

“好的，”她吻着我，“现在你出去滑雪吧。”

安东尼早已在盼望着我了。

“我想你大概不会带有一套宴会上穿的礼服吧，”他说，“且来试试这一件看。”

这件外套稍微紧了一点儿，可是也可以将就了。安东尼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把那套衣服挂在外面。

“明天一定很有趣的，”他说，“办公室里，碰巧轮到那位矮小的工作人员值班。雷克斯罗特那老太婆可就绝不会让我们出去咧。那些事情，表面上都是禁止的。可是暗地里，我们当然又不是小孩子啊。”

我们出去滑雪。我已经学得很好了，我们再也不用儿童滑雪训练场了。路上，我们遇见一个家伙，戴着好几个钻石戒指，穿着格子纹的短裤，结着一条艺术家式的领带。

“这山上，光怪陆离的事物倒是真不少呢。”我说。

安东尼笑了起来。“他是一个挺重要的人物，一个死尸的伴侣。”

“一个什么？”我愕然地问。

“一个死尸的伴侣，”安东尼答道，“你知道，这儿的病人，来自世界各地。南美地区来的特别多。大多数的人自然希望他们的家属葬在家乡。因此，像他这样的死尸伴侣，就一路护送，陪着棺木回家。他们借此积聚了不少钱财，游历了很多地方。你瞧，死神倒使那么一个家伙也变成了花花公子啦。”

我们又往上爬了一段山路，然后系上滑雪板一路滑下来。白雪覆盖的斜坡忽高忽低地起伏着，而在我们后面，比利吠着奔着，不时将肚腹埋到积雪中，活像一个红褐色皮球。

它又跟我混熟了，不过还常常竖起耳朵没命地向着疗养院飞奔回去。

我在练习大回旋式，当我每一次滑下斜坡，准备做回旋放松全身的时候，我总是这样想：假如我这一次不摔倒，那么帕特的病就会好起来的。风呼呼地吹过我的脸，雪沉重而黏腻，可是我还是一试再试着。我寻找着更陡峭的斜坡、更难滑的场地。而当我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时候，我总想道：得救啦！我明知这很愚蠢，可是我却感到很快乐，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

星期六晚上，大队人马偷偷地出发了。安东尼早已把雪橇叫好，停在下面不远的地方，靠近疗养院。他自个儿快速地溜下了斜坡，嘴里快乐地哼着歌。他脚上登着跳舞鞋，身上穿着敞开的外套，而在外套里面，闪烁着那件燕尾服的雪白的坎肩。

“他疯啦。”我说。

“他常常这样，”帕特答道，“他总是不顾后果。那对于他很有帮助。否则的话，他也不会老是那么诙谐了。”

“为了要弥补他的狂放，我们得把你再裹得严实一点。”

我把所有的毛毯和围巾一起都裹在她身上。于是那雪橇开始打山岭上滑下。这是一个很长的行列。所有能够逃出来的人全都参加了进来。人家也许以为我们是一支到下面山谷里去参加婚礼的队伍。马头上的鬃毛，在月光下愉快地颤动，而一乘乘雪橇，留下了一路的笑语和喧哗。

柯萨尔装饰得非常豪华。我们到达那边的时候，跳舞早就已经开始，连窗隙里的风都给遮住了。那一个角落，乃是专诚留着招待疗养院里的客人。这儿洋溢着暖意和鲜花、脂粉、酒液的香味。

一大群人坐在我们的桌子上——俄国人、丽塔、提琴师、一个形同装饰着珠宝的骷髅的老太婆、一个靠这个“骷髅”过活的美男子、安东尼和另外几个人。

“来啊，罗比，”帕特说，“去跳舞吧，瞧我们能不能跳舞。”

地板在我们的四周慢慢地转动了。小提琴和大提琴在低沉的弦乐上奏出行云流水似的旋律。于是，那些舞伴的脚在地板上轻盈地滑动。

“咦，我最亲爱的，你怎么竟突然跳得很好啦？”帕特愕然说道。

“哦，也不见得怎么好吧……”

“真的很好咧。你打哪儿学会的？”

“是戈特弗里德教我的。”我说。

“在工场里吗？”

“是的，还在国际咖啡馆。因为我们当然也需要女伴啊。罗莎、玛丽安和沃利给了我最后的指点。可是我恐怕结果还称不上所谓潇洒咧。”

“啊，称得上啦！”她的眼睛里发着光，“我们一块儿跳舞，这还是第一次呢，罗比。”

在我们旁边，那个俄国人正在跟西班牙女郎跳着舞。他微笑着向我们点头。西班牙女郎的脸色很苍白。她那乌黑发光的头发，环绕在她前额上，活像乌鸦的翅膀。她跳舞的时候，神情专注严肃。她腕上戴着一只镶着方形大绿宝石的手镯。她今年十八岁。坐在桌边的那个提琴师，用他贪婪的眼睛盯着她。

我们回到桌子边来了。“现在我很想抽一支烟。”帕特说。

“你不应该抽的，你知道。”我谨慎周到地答道。

“只要抽几口啊，罗比。我已经很久没有抽过纸烟了。”

她拿起纸烟，可是立刻就重新搁下。“我不喜欢那种味道，罗比。我觉得再也不喜欢它啦。”

我笑了起来。“任何东西，你要是长期被剥夺了享有的权利，往往会这样的。”

“你也与我分别多时了。”她说。

“只有毒品，才是那样咧，”我答道，“烟和酒。”

“人比烟酒更要毒得多啊，亲爱的。”

我又笑了起来。“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帕特。”

她把手臂撑在桌子上，瞟着我。“你从来没有认真把我当回事吧，不是吗？”

“我对自个儿也从来没有认真当回事儿啊。”我答道。

“对我也是这样。可是，你总得说一次真心话吧。”

“那个我可不知道。可是我们俩在一起，我却始终是很认真的，这个我知道。”

她微笑了。安东尼请她跳舞。两个人走到舞池里去。我就瞧着他们跳。每次她打我面前经过时，便向我微笑。她那银色的皮鞋几乎没有触到地板。她的体态就像一只羚羊那样轻盈活泼。

那个俄国人又跟西班牙女郎去跳舞了。两个人都缄默着。他那黧黑的大脸上洋溢着一种深沉动人的温柔。提琴师曾经去邀请过西班牙女郎，可是她只是摇摇头，又跟那个俄国人走到舞池里去了。

提琴师折断了一支夹在瘦骨嶙峋的长手指间的纸烟。我突然觉得他很可怜，便递了一支纸烟给他。他婉谢了。“我必须自个儿好好地保养。”他用一种粗哑的嗓音说。

我点点头。“那个家伙，”他吃吃地偷笑着，指着那个俄国人又继续说道，“每天要抽五十支烟咧。”

“各人有各人的嗜好。”我答道。

“她现在也许不肯跟我跳舞，可是我总有一天可以跟她跳的。”

“跟谁啊？”

“丽塔。”

他慢慢地挨近过来。“我也跟她好过的，我们常常在一块儿玩。后来那个俄国人来了，用花言巧语把她骗过去了。可是我总会再一次把她弄到手的。”

“那你得花不少气力呢。”我说。我不喜欢他。

他爆出一阵虚弱的笑声。“花气力，你这个可怜的傻瓜，我只要等着就行了。”

“那你就等着吧。”

“五十支纸烟，”他低语着，“每天如此，昨天我看到他的X光照片。这儿一个窟窿，那儿一个窟窿的。他完啦。”他又笑了起来，“我们开始都是一样的。你不妨看看两张X光片。你如今一定看得出差别来了！我体重已经增加了两磅。不，我的孩子，我只要等着，自个儿好好地保养。我正在等着他的下一张X光片呢。那位护士常常把照片拿给我看的。等着，就是这么一句话。待他归天以后，就会轮到我啦。”

“我想，这也是一个办法。”我说。

“一个办法，”他效颦地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呵，你这个傻瓜。假如我此刻就想制胜他啊，那我反而要把以后的机会给弄糟了。不，非常客气地、非常镇定地等。”

空气变得重浊起来。帕特在咳呛。我注意到她非常焦急地瞟着我，因此我装作没有听见。那个佩饰着许多珍珠的老太婆，只是悄悄地坐在那儿独自出神。有时猝然爆出一声尖厉的哄笑。那个“骷髅”跟美男子斗嘴了。俄国人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都是提琴师替他点燃的。一个姑娘蓦然发出一声痉挛的咳嗽，她把手帕掩到嘴上。当她往手帕里瞧了一下后，脸色便发白了。

我扫视着这房间，那边几张桌子上坐的是来做冬季运动的游客，再过来是殷实的市民，那边坐着法国人，这边是英国人，还有乡音很重的荷兰人，这乡音令人想起草原和海。而在这中间，还有一方疾病与死亡的属地。我瞧着帕特——草原和海——浪潮、沙滩和游泳——啊，我想，这亲爱的柔弱的前额，这亲爱的手！这亲爱的生命，我只能够爱，却不能够救哪。

我站起身，走到外边。苦恼和无能为力的感觉使我窒息。我迂缓地步下小径。我冷得直发抖，而那屋子后面的风又吹得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捏紧拳头，怀着一种杂糅着无援、愤怒与痛苦的疯狂情绪，凝望着坚硬而皑白的山峰。

雪橇在下面路上叮当地驶过。我走回去。帕特正在向我走来。

“你到哪儿去啦？”

“就在外边。”

“你懊恼吗？”

“一点儿也不。”

“高兴一点吧，亲爱的！今儿得高兴一点。为了我的缘故。谁知道什么时候我再能参加一次舞会呢？”

“你可以常常参加的。”

她把脑袋搁在我肩膀上。“你既然这样说了，那一定是不错的。来吧，让我们再去跳舞。我们可从来没有一块儿跳过舞呢。”

我们跳着舞，那温暖而柔和的灯光很是慈悲，它把深夜划在人们脸上的阴影都给遮隐了。

“你觉得怎么样啊，帕特？”我问。

“很好，罗比。”

“你多可爱哪，帕特。”

她双目炯炯。“你这样说，真使我高兴。”

我感到她那温暖而干燥的嘴唇贴在我面颊上。

我们回到疗养院，时间已经很晚了。“现在你瞧他的样子。”提琴师吃吃地笑着，贼头狗脑地指着俄国人说。

“你的样子也是一样咧。”我气愤地说道。

他愕然地瞅着我。“是的——当然啰——你这个健康的混蛋。”他咕哝着。

我跟俄国人握手道别。他向我点点头，温柔而轻巧地将那位西班牙女郎扶上楼。当他们一路走上去的时候，他那个宽阔而伛偻的脊背和那位女郎的孱弱的肩膀在惨淡的灯光衬映下，倒像全世界的重担都压在他们俩身上。那个老“骷髅”拖着愠悻的美男子顺着走廊走去。安东尼跟我们道了晚安。这种差不多是无声的低语道别，简直有点儿阴森可怖呢。

帕特将她的裙子打头顶上脱掉。她弯着身子站着，把裙子从肩膀上拉下。当她这么拉下脱掉的时候，裙子却给撕裂了。帕特端详着那破绽处。

“大概早就裂开了。”我说。

“不要紧，”帕特说，“我大概也不会再穿它了。”

她慢慢地折叠着裙子，并不再把它挂在衣橱里。她将它藏进了箱箧。她的脸突然变得疲累了。

“你瞧我这儿是什么，”我急忙说着，将一瓶香槟酒打大衣口袋里掏了出来，“现在让我们自个儿来一次小小的庆祝吧。”

我拿出酒杯，将酒斟满。她又微笑了，将酒喝下。“为我们俩干一杯，帕特。”

“是的，亲爱的，为我们可爱的生活干一杯。”

这一切多奇怪哪——这个房间、这种岑寂，以及我们的哀愁。而在门外，那些森林，那些河流和新鲜的空气，生命不是绵绵不绝地在伸展着吗？而在白皑皑山峰的另一边，阳春三月，不是又已在躁急地叩着正在苏醒的大地吗？

“今儿晚上，你还是跟我一块儿待着吗，罗比？”

“是的，让我们睡到床上去。让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块儿，把酒杯放在棉被上，尽情地喝一会儿。”

喝酒……金褐色的肌肤……等待……醒着……岑寂……以及帕特胸腔里轻微的喘声。

28

暖风吹着，使万物解冻。一种潺潺的潮湿的暖意弥漫着山谷。雪在融化，打屋檐上滴下。体温记录表上的曲线一直往上升，帕特不得不卧床。每隔几个小时医生总得进来一次，她的神情也愈来愈焦虑了。

有一天，我正坐在那儿吃饭，安东尼走了进来，坐到我身边。

“丽塔死啦。”他说。

“丽塔？你说的一定是那个俄国人吧？”

“不，丽塔，那位西班牙女郎。”

“可是那怎么可能啊。”我说，觉得浑身血液都凝冻住了。比起帕特来，丽塔的病要轻得多咧。

“比这更出乎意料的事在这儿也很可能发生呢，”安东尼悒郁地答道，“她是今天早上死的，并发肺炎。”

“肺炎？那情况就不同了。”我说，这才松了一口气。

“十八岁。可怕。死得那样痛苦。”

“那么那个俄国人呢？”

“啊，不要问了。他不相信她已经死了，说她不过是假死。他还坐在她床边，大家都没有办法叫他走出去。”

安东尼走了。我眺望着窗外。丽塔已经死了。可是我只坐在那儿想：那不是帕特，那不是帕特啊。

在灯光晃亮的走廊里，我看见了那个提琴师。不等我站起身，他已经进来了。他气色很可怕。

“我看见你在抽烟呢。”我说道，不过想找句话来说说而已。

他高声地笑了起来。“当然啰。为什么不抽呢？现在？现在是无所谓了。”

我耸了耸肩膀。

“你觉得可笑吗，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他讽刺地问道。

“你疯啦。”我说。

“疯？不，只是被出卖了。”他靠在我桌子的对面，一股干邑白兰地的酒味直扑到我脸上来。“我被出卖了。他们愚弄了我。那只野猪。一切都是卑鄙的，你也是，你这个假仁假义的小人。”

“要是你没有病，我早就把你掷到窗子外去啦。”我说。

“病？病？”他模仿着说，“我已经治好了，或者说差不多治好了。我很快就要出去了。病灶钙化最神速的一个病例！好玩吗，嗯？”

“你应该感到高兴，”我说，“你一离开这儿，便立刻会忘记你的痛苦啦。”

“是这样的吗？”他答道，“你以为是这样的吗？是不是？你这个实利主义的呆汉，你这个健康的傻瓜。上帝保佑你这个沾沾自喜的灵魂。”

他蹒跚着出去了，可是立刻又走回来。“跟我一块儿去吧。跟我一块儿待一会儿，我们去喝酒。一切都由我作东。我不愿独自待着。”

“没有空，”我说，“去找别人吧。”

我又上楼来到帕特那儿。她躺在床上吃力地喘息着，背后垫了好几个枕头。“你要不要出去滑雪啊？”

我摇了摇头。“场地太不行了，到处都在融化咧。”

“那么你要不要跟安东尼去下会儿棋？”

“也不，”我说，“我要跟你待在这儿。”

“可怜的罗比！”她想动弹一下，“好吧。那你至少得找点儿什么来喝喝。”

“那我自个儿去！”

我走到自己房间里，找了一瓶干邑白兰地、一个酒杯。

“你要喝这么一滴吗？”我问，“你可以喝的，你知道。”

她先啜了一小口，隔了一会儿，又啜了一小口。于是她把酒杯递还给我。我将它斟满，一口气喝干了。

“你不应该跟我喝一个酒杯的。”帕特说。

“这样味道更好啊。”我又斟了一杯，一口气喝下。

她摇了摇头。“你不要这样，罗比。而且，你也不应该再吻我。你根本不应该跟我在一块儿。绝不能让你害病啊。”

“我要吻你，我一点儿也不怕。”

“不，你不能这样，你也不要再睡在我床上。”

“好的，那你就跟我睡到我的床上去。”

她移开嘴唇表示拒绝。“别那么说了，罗比。你还应该活很长的时间。我要你身体健康，娶一位太太，生几个孩子。”

“我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妻子，除了你。你就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妻子。”

她又静静地躺了半晌。“我真想跟你生一个孩子，罗比，”她然后说，将面颊偎在我肩膀上，“我以前从来不想要孩子。我没有那样想过。可是现在，我竟常常想到啦。一个人能够留下一点儿什么总是好的。当孩子瞧着你，你就会记起我了。到那时候，我就好像又在你身边了。”

“我们就会生一个孩子的，”我说，“等你痊愈以后。我也想跟你生一个孩子咧，帕特。可是那必须是一个女孩子，而且就叫帕特。”

她从我手里拿过酒杯，啜了一小口。

“我们没有一个孩子，也许倒也好，亲爱的。你必须忘记我。假如你真的想起我啊，也一定应该只想到我们俩最幸福的一段日子——没有别的。那已经过去了，我们一辈子也不会明白。可是你千万别伤心。”

“听你讲这些话，我感到伤心啦。”

她瞅了我半晌。“当你这么躺着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得很多。一切的事都使你觉得很奇怪。否则，你无论怎么也不会去关心的。你知道我如今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什么，两个人像我们这样相爱，可是一个竟死了。”

“不要说啦，”我说，“活在世界上，总有一个人要先死的。可是我们还有那么长的时间，也绝不会就这样的啊。”

“只有在孤独的时候，人才应该死去。或者在彼此仇恨的时候，而不是在相爱的时候。”

我勉强地微笑了一下。“是的，帕特，”我说着将她灼热的手捏在我的手里，“假如由我们来创造这个世界，情形一定会好得多咧，是不是啊？”

她点点头。“是的，亲爱的。我们绝不会容许有这样的事的。要是人知道死后会怎么样，那也好啦。你以为死后这情形仍然会继续下去吗？”

“会的，”我说，“这世界安排得太糟了，已经无法制止啦。”

她微笑着。“那也是一种解释，我想。可是你以为这个也被创造得太糟吗？”她指着她床边的一束黄玫瑰。

“那也是的，”我答道，“局部固然很鲜艳，可是整个却毫无意义。倒像它是一个疯子所创造的，他对于自己所创造的种种绝妙的生命，却想不出更好的事做，便又把它毁灭了。”

“然后又从头创造。”帕特说。

“就是那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意义。至少，结果也并没有变得更好呢。”

“不过，亲爱的，”帕特说道，“对于我们，他倒并不怎么坏。那已是不能再好了，只是太短促。太短促啊。”

几天之后，我胸部觉得有点儿刺痛，而且咳嗽起来。医生经过走廊时，听到我的咳嗽声，便把头伸进我的门里。

“你到诊察室来一下。”

“没有什么啊。”我说。

“不是那个意思，”他答道，“像这样的咳嗽，你是不能跟霍尔曼小姐坐在一块儿的。你跟我来吧。”

到了诊察室里，我带着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地脱掉了衬衫。健康的体魄在这儿仿佛是很不合适似的，让人觉得颇像一个在战争中发国难财或者逃避兵役的人。

那医生好奇他瞟了我一眼。“你看样子很愉快。”他说着，蹙皱了眉心。

于是他仔细地为我检查。我瞧着墙壁上那些晃亮的东西，依照他的吩咐而呼吸，深沉的和短促的、急遽的和迂缓的吸入和呼出。当我呼吸的时候，我又觉得有点儿刺痛，于是很高兴，因为如今我不比帕特强了。

“你曾经受过寒，”那医生说，“快去卧床这么一两天，至少也得待在房间里。你不应该再到霍尔曼小姐的房间里去了。”

“我可以隔着门跟她讲话吗？”我问，“或者在阳台上跟她讲话？”

“在阳台上是可以的，不过也只能讲几分钟，隔着门呢，也是如此，不过你必须好好地用那含嗽剂。除了受寒以外，你还有吸烟引起的咳嗽。”

“那么肺呢？”我似乎希望着在肺的哪一部分也许有点儿不正常。那么我跟帕特更有同病相怜之感了。

“你一个人的肺，我简直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人的肺咧，”那医生说，“你是我好久没有见过的最健康的人了。你的肝有点硬化，只有这么一点毛病。也许你酒喝得太厉害啦。”

他给我开了一张药方，然后我便回去了。

“罗比，”帕特从房间里说，“他怎么说啊？”

“这几天，我不应该到你那儿去，”我也隔着门说，“绝对禁止。怕有传染的危险。”

“你瞧，”她惊慌地说道，“我常常跟你说，再不要到我这儿来了。”

“怕我传染了你，帕特。不是你传染给我啊。”

“别胡说，”她说，“老实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就是老实话咧。护士，”我向那位护士使了个眼色，她才给我送进了药来，“告诉霍尔曼小姐，我们两个人，谁来得更危险。”

“洛坎普先生，”护士说道，“他不准到你房间里去，这样才不会传染你。”

帕特怀疑地瞧了下护士，又瞧了下我。我从门里给她看我的药，她这才相信这是真的，便开始大笑起来，愈笑愈厉害，直笑得眼泪滚下了面颊，开始痛苦地呛咳，于是那位护士不得不奔过去扶她。

“我的天，亲爱的，”她喃喃地说，“那真是太滑稽啦！看你的样子，多么骄傲啊！”

一晚上她都非常快乐。我当然也不让她独自待着的，我在阳台上直坐到午夜，身上穿了一袭厚厚的大衣，脖子上裹着一条围巾，一只手里夹着雪茄，一只手里拿着酒杯，脚边放一瓶酒，告诉她我一生的经过。我的叙述，被她轻柔的鸟似的笑声所间断、所怂恿，我尽可能地撒着谎，目的只是为了要看见掠过她脸上的微笑。我没命地装出犬吠似的咳嗽，把一瓶酒都给喝完，而第二天早晨就痊愈了。

暖风又起了。风叽叽吱吱地震响着窗子，云层压得很低。山上发生了雪崩，隆隆作响。雪花彻夜地在飘舞，在堆积，在奔腾。病人们都没有合眼，暴躁而兴奋地谛听着黑暗中传来的声响。在避风的斜坡上，番红花已经在开花，而在路上，轮毂很高的车辆已经出现在雪橇中间。

帕特的身体愈来愈弱了。她再也不能够起床。晚上，她总是一阵阵地哽塞。她害怕死，急得脸色灰白。我便捏住她潮润而无力的手。“我只要挨得过这一个时辰就好啦，”她呛咳着，“只要过了这一个时辰，罗比。他们死去，都在这一个时辰哪。”

她害怕破晓前这最后一个时辰。她认为在黑夜终了时，神秘的生命之流便变得柔弱了，几乎至于灭绝。她只怕这一个时辰，因此不愿意在这时候独自待着。其余的时间，她是那样勇敢，常常叫我不得不咬紧牙关的。

当她睡醒过来，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绝望的哀求的神情时，我便将我的床铺搬到她房里，坐在她身边，陪伴着她。我常常想到一小瓶藏在我提包里的吗啡，要不是对于每一个新的一天表示出那样的欢欣感激，我一定早已毫不迟疑地用它啦。

我坐在她旁边，告诉她一切闪过我脑际的事情。医生不准她多讲话，可是每当我把一切经历告诉她的时候，她总爱仔细地听着。她最爱听我上中学时的故事。在她哮喘过后无力而苍白地倚在枕头堆里的时候，便往往要我模仿一个个我小时候那些教师的姿态。做手势、虚声恫吓、捻着假想的红胡子，我会在房间里踱着，用一种狼嗥似的声音发表一篇老学究的精彩演说。每天，我总增加一个新的人物，因此不久之后，对于我们班级里给老师们添麻烦、爱闹新鲜花样的莽汉和无赖，帕特个个都稔熟了。有一天晚上，那位护士被我们班主任的深沉女低音吸引了进来，我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才使她明白我并没有精神错乱，因为我当时正围着帕特的披肩，戴着一顶宽边呢帽，在房间里纵跳，对一个偷偷地锯断讲台桌脚而被抓住的名叫卡尔·奥萨奇的人念着米堤亚和波斯的法律，这一回可把帕特逗得高兴极了。

白昼的光芒打窗子外慢慢地流泻进来。山脊变作刀刃一样尖锐、乌黑的剪影。山峰后面的天空，阴冷而苍白地开始往后退。桌上的灯光褪成了浅黄色，而帕特，便将她湿润的脸伏在我手上。“过去了，罗比。现在，我又有一天啦。”

安东尼给我送来了他的无线电收音机。那天晚上，我就将它和电灯、电热器的线接通，跟帕特试了起来。它先是吱吱叽叽地响着，然后突然从杂声中旋出一阵清晰而甜蜜的音乐。

“那是什么啊，亲爱的？”帕特问道。

安东尼当时还给我一份无线电杂志。我便翻了开来。“我想一定是罗马。”

几乎立刻就传出播音员的深沉而清脆的嗓音：“罗马广播电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

我又旋过去。传出来的是钢琴独奏。“这个我可用不到看那本杂志了，”我说，“这是贝多芬的《瓦尔德施泰因奏鸣曲》。我过去也会弹的，那时候我还幻想着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音乐教师，或者一个音乐教授，甚至一个作曲家。可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已经不会弹啦。让我们再旋过去吧。回忆，总是不很愉快的。”

传出来的是一个深沉的女低音的歌声，温柔而抚慰人心：“把爱情告诉我——”

“是巴黎了，帕特。”

一篇关于怎样克服红蜘蛛的谈话，我便旋了过去。广告。四重奏。“那是什么啊？”帕特问道。

“布拉格电台。弦乐四重奏，第五十九号作品，贝多芬。”我看着杂志念道。

等到这个节目终了，我才旋了过去，于是蓦然间传出一阵提琴声，一阵精彩绝伦的提琴声。“这是布达佩斯电台，帕特。吉卜赛的音乐。”我把收音机指针拨准了。于是那旋律在打击乐、弦乐和管乐的合奏乐队上空，饱满而甜蜜地回荡着。“好听吗，帕特，嗯？”

她不作声。我转过身去。她睁大着眼睛在哭泣。我把收音机关掉了。

“怎么回事啊，帕特？”我用胳膊围住她瘦削的肩膀。

“没有什么，罗比。我太傻啦。可是听到那些——巴黎、罗马、布达佩斯——我的天，只要我能够再到下面村子里，只要我能再去一次，我也就觉得高兴了。”

“可是帕特……”

我把一切能够转移她心思的话全都说了，可是她总是摇着头。“我并不悲伤，亲爱的。你不要那么想。我哭，也并不是悲伤哪。有时候，我就是突然的一阵冲动，可是总不很长久的。对于那件事，我想得太多了。”

“那么，你想的是什么呢？”我问道，吻着她的头发。

“想的是我此刻唯一能想的事——生与死。当我真的很悲伤，什么事都不复了解的时候，我就跟自个儿说，在你还想活下去的时候死去，总比在你想要死的时候死去，好得多咧。你说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

“哦，你是知道的。”她把脑袋枕在我的肩膀上，“当你还想活下去的时候，你一定有着所爱的东西。那固然比较地困难，可是也可说比较地容易。你知道，我一定会死的。而现在，我只觉得感激，因为我有了你。我本来也许很可能过得孤独而悒郁。那时候，我一定就乐于死去了。而如今便困难啦。可是作为一种补偿，我此刻却充满着爱，仿佛一只蜜蜂晚上归窝的时候吮足了蜜。要是我必须在两者之中任择其一的话，我还是会选它，还是宁愿在想活的时候死去。”

她瞧着我。“帕特，”我说，“第三条路，也还是有的啊。暖风一停止，你就可以逐渐康复，而我们也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她仍然试探似的瞪着我。“我倒是为你担心，罗比。对你，一定会比对我更困难的。”

“我们不要再谈这个吧。”我说。

“我谈这个只是为了不让你以为我在悲伤啊。”她答道。

“我并不以为你在悲伤哪。”我说。

她把手搁在我胳膊上。“你再放一会儿那吉卜赛音乐，好吗？”

“你喜欢听那种音乐吗？”

“喜欢，亲爱的。”

我旋开了收音机，先是很轻柔，接着便越来越响亮地在房间里回荡起了提琴、长短笛的乐声，还有那被压抑的铙钹的颤音。

“真好听啊，”帕特说，“像一阵微风，一阵载着你飘扬的微风。”

这是布达佩斯一家花园饭店里的晚间演奏会，偶然可以从低沉的音乐声中听到客人的谈话声，而一声清晰的欢呼喝彩也不时可以分辨出来。你可以想象到，玛加里森尼萨尔的栗树早已萌出了第一瓣叶片，在月光下闪烁而摇曳，仿佛给提琴的微风所拂动。也许在那儿早已是一个温暖的夜晚，人们都在露天坐着，放在面前的是一杯杯黄澄澄的匈牙利酒；侍役穿着白色短外套，在倏来忽往地奔跑；吉卜赛人在演奏，过后在那碧绿的春天的曙光中，他们便疲乏地走回家去。而这儿，却躺着帕特，她在微笑，她永远不会走出这个房间，也永远不会从这张床铺上起身了。

之后，一切都急遽地变化着。那亲爱的脸消瘦得厉害，颧骨凸出来，连太阳穴上的骨头也都高高地耸起，她的手臂纤细得如同孩子，肋骨在皮肤下紧绷着。而高烧也在她脆弱的身体中，一阵高似一阵地发作起来。护士送来了氧气袋，医生也每小时进来一次了。

有一天下午，高烧猝然地急降下去，猝然得令人难解。帕特醒过来，瞧了我好半晌。

“给我一面镜子。”她低声说。

“你要镜子干什么啊？”我问，“休息吧，帕特。我想你这一阵已经过去啦。你已经完全不发烧了。”

“不，”她以一种断断续续的因发热而嘶哑的声音咕哝道，“给我那面镜子。”

我绕过床去，拿起镜子，故意让它掉下。它便粉碎了。“对不起，”我说，“太毛手毛脚了，一不小心，失手掉了下去，镜子碎啦。”

“还有一面在我手提包里呢，罗比。”

那是一面很小的铬质镜子。我用手在上面抹了一下，让它模糊，然后递给帕特。她费劲地将它擦干净了，于是专注地照着。“你应该出去，亲爱的。”她喃喃地说。

“为什么啊？你难道不再喜欢我了吗？”

“你不应该再看我了。那已经不复是我啦。”

我也瞧着那镜子。“这些个金属品，原是要不得的，帕特。你只要瞧瞧我照在镜子里的模样就知道了。又苍白又消瘦。而我事实上却是棕褐又强壮的。这镜子上凸凹不平呢。”

“我要你对我保持一种不同的记忆，”她低语着，“出去吧，亲爱的。现在让我独自待着吧。”

我劝她平静下来。她又跟我要那面镜子和那只手提包。于是她开始在那可怜的憔悴的脸上，那皲裂的嘴唇上，以及眼睛底下那深陷的黄褐色的凹窝里涂脂抹粉。“稍微修饰一下子，亲爱的，”她说着，勉强地想做出一个微笑，“你不应该看见我这副可怕的样子。”

“随你怎么好了，”我说，“你绝不会可怕的。在我，你是我生平所见的最美的人。”

我把镜子和粉盒都拿开，用双手轻轻地托住她的脑袋。隔了一会儿，她便变得烦躁起来。

“怎么啦，帕特？”我问。

“嘀嗒嘀嗒的响声好大啊。”她咕哝着。

“什么？是表吗？”

她点点头。“真怕人呢……”

我将表从手腕上解下。

她又焦虑地望着那秒针。“扔掉吧。”

我将表猛摔在墙上。“瞧，如今可不会再有嘀嗒嘀嗒的响声了。如今，时间已经停止啦。我们已经把它裂成了两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我们两个人，你和我，再没有别人了。”

她瞧着我。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亲爱的……”她喃喃地唤着。

我受不了她的目光。它仿佛打遥远处射来，穿过了我，又落在再前面的什么地方。

“老朋友，”我自语着，“亲爱的，勇敢的朋友啊。”

她在破晓之前，黑夜的最后一个时辰死了。她死得很痛苦，谁也帮助不了她。她紧紧地捏住我的手，可是她已经不再知道我当时跟她在一起了。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说：“她死了。”

“不，”我答道，“她还没有死。她还紧紧地捏着我的手啊。”

光，受不了的刺目的光。人。医生。慢慢地我松开了手，帕特的手便垂落了下去。血。一张扭歪着的气绝的脸。一双苦痛的呆定的眼睛。一头褐色的丝一样的秀发。

“帕特，”我说，“帕特。”

她第一次没有答应我。

“我宁愿独自待着。”我说。

“我们要不要先……”有人这样问。

“不，”我说，“出去。不许触碰她。”

于是我为她洗去了血迹。我好像一块木头。我梳理着她的头发。她变冷了。我将她放到我的床上，用被子遮盖起来。我坐在她旁边，什么也不想。我坐在椅子上，凝视着她。那条狗也走进房来，跟我一块儿坐着。我望着她的脸色在改变。我只是茫然地坐着，望着她，什么事也不做。于是清晨来了，而人世间便再也没有她了。

[1]“Aurewe”是Auto-Reparatur-Werkstatt（汽车修理厂）的简称。——译注，下同

[2]拉丁语，意为：处于养父母的地位。

[3]古代南美洲的一个种族。主要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中段，中心在秘鲁的库斯科城。该族崇拜日月星辰，于占象天文都很著名。

[4]一种长着黄色羽冠的鸟。

[5]1865年成立的一个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以军队形式作为其架构和行政方针，以基督教作为其信仰基础。

[6]喀山位于俄罗斯东部，现俄罗斯联邦鞑靼自治共和国首都。喀山圣母原系一圣母像，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圣像，原作在喀山被发现。为喀山圣母像而建的教堂，最有名的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

[7]法语，意为：再见。

[8]法语，意为：敬礼。

[9]希腊神话中居住在黑海附近的一个刚强骁勇的女族。

[10]法语，意为：（一餐中的）主菜。

[11]德国音乐家瓦格纳所作歌剧《帕西发尔》（Parsifal）中的武士。术士克林莎用美女去蛊惑那些武士，以夺取他们的首领安福塔斯的圣杯。帕西发尔看到首领受难，便去克林莎那里夺回圣怀，以治疗他的创伤。

[12]《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

[13]Abrakadabra，一种施魔法时所念的咒语。

[14]Schiwa，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是毁灭之神。印度哲学中“毁灭”有“再生”含义，故也担当创造（转化）的职能。其他两神为梵天，一切众生之神；毗湿奴，保持之神。

[15]Antäus，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住在利比亚。他力大无穷，战斗时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从那里不断吸取新的力量，就是不可战胜的。后来被赫拉克勒斯识破，把他举在半空中扼死了。

[16]Franz Josef（1830～1916），奧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48～1861），奥匈帝国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1867～1916）。

[17]Judas Makkabäus，以色列的名将，足智多谋，骁勇善战，曾将犹太人从叙利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18]Alexander des Groβe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马其顿国王，曾建立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其疆域从爱奥尼亚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

[19]Horas（公元前65年～前8年），罗马帝国著名的诗人、批评家。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维吉尔、奥维德并称古罗马三大诗人。著有《诗艺》《讽刺诗集》等。

[20]Anakreons（公元前6～前5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相传他写了五卷诗。其中有独唱琴歌、双管歌和讽刺诗，但已大部散佚，只传下一些短诗和残句。

[21]英文原词为Twerp，原意为“愚蠢的人”或“可鄙的人”。德文原作Rotznase，意为“小坏蛋”“小流氓”。

[22]Prinzessin Borghese（1780～1825），拿破仑一世的妹妹。

[23]Tizian（1477～1576），意大利画家，以画人物知名。

[24]Hoffmanns Erzählungen，德国作曲家奥芬巴赫所创作的三幕歌剧。

[25]指玩扑克时用讹诈的手法。

[26]Troubadour，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于1853年的一出四幕歌剧。

[27]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作家，享誉欧洲的情圣才子，以机智、幽默、狡猾著称。

[28]一种由瑞士圣伯纳德修道院训练的雪山救人狗。

[29]Hohenfriedberg March，普鲁士传统军乐曲中的经典曲目之一。

[30]Tannhäuser，德国音乐家瓦格纳所创作的三幕歌剧。

[31]Herakles，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儿子，力大无穷，曾完成十二项英勇事迹。

[32]Diana，罗马神话中月亮和狩猎女神，罗马十二主神之一。

[33]德国旧时的一种小银币，一格罗申值十芬尼。

[34]Isfahan，伊朗中部城市，1586至1628年间，曾为波斯首都。

[35]《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36]Rosinante，原系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所骑的马，瘦弱而多骨。这里喻指他们的出租汽车。

[37]所罗门王富有智慧。参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第三章。

[38]Aloysius（1568～1591），意大利圣者。罗马发生大疫时，曾奋不顾身救护病者，最后染疫而死。这里是借喻。

DREI KAMERADEN by Erich Maria Rema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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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state of the Late Paulette Goddard Rema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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