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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王千马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43-3479-1

Ⅰ．①宁…　Ⅱ．①王…　Ⅲ．①商业史－宁波市　Ⅳ．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1195号

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

作　　者 　王千马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9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479-1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自序

幕起

第一章　买办来了

向北是上海！

列强玩“中立”

洋女婿华尔

他是个复杂的人

第二章　盛宣怀作嫁

胡雪岩的“投资”

站队是个大问题

外资银行“狼来了”

“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

实权落入宁波帮

第三章　草根崛起

花花世界的时与机

房地产狂飙

在金融危机中发财

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

赤脚财神虞洽卿

撞车做生意，妙哉生意经

第四章　商人力量

知识分子的退守

大乱之下，商人走向前台（上）

大乱之下，商人走向前台（下）

“贵人”袁树勋

周生有案：弱国办外交

抵制美货风潮

第五章　立宪成伪

立宪！立宪！

保护皇权，预防革命

废科举方能兴学堂

宁波帮的大胜仗

袭皮相而竟遗精神

第六章　兄弟分野

向革命去

“倒孙风潮”下的坚守

杨翠喜花案

清华的薪火

第七章　殊途同归

山西票号的没落

“拿下”张人骏

请愿速开国会

变色大龙染“红”

第八章　走向共和

小人物炒股

起义烽火终燎原

浙江人的革命大团结

宁波：先省城而光复

荣登政治舞台

终下金陵，共和垂成

王正廷“约法”袁世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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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大海洋洋，忘记爹娘。”

这是流传于宁波地区的一句童谣。奶声奶气地唱起，却总有一股辛酸在里头，也总让人想起，“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里暂且不谈感情，先谈事实。

从这句童谣里，最起码能得到两个信息。

一个就是，宁波（下文所提及的宁波如果没有特别指出，多为宁波地区）是一个近海之地。这话一点问题都没有。自古以来，宁波大部分就属于冲积平原，是滩涂之地。往东与东海相接，往北则是杭州湾的入海口。就连宁波的名字，也跟海有关，当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希望“海定而波宁”，所以将这块东海之滨——元时的明州命名为宁波。

这也可从宁波城的传说可见一斑。关于它的由来，传说中就有，宁波城是大禹来东南沿海治水时留下的一条船变的，东西长南北窄，桅杆变化为天封塔，船舱变为鼓楼，橹嘴变成八角楼。既然是船，自然是航行在水上。所以宁波与海也脱离不了干系。对这样的传说，我们姑且一笑应之。不过，这个传说倒是把今天宁波城的地理以及几处知名景点给说得一目了然，让人对宁波城有个直接的印象。

正因为是近海之地，宁波想不成为“水城”都难。各大河浜穿城而过，“三江六塘河，一湖居中央”。江多河多湖泊多，桥自然也多。据说宋代宁波城有120座，到明清时更是多达200余座。说起来，宁波就是一自然的桥梁博物馆。

这里的三江，乃知名的姚江以及奉化江，它们一个由北而下一个由南而上，相会于今日宁波市区的三江口，然后合二为一，投身甬江，经镇海的招宝山入海口（镇海口），再奔腾入东海；六塘河乃宁波东乡的前塘河、中塘河和后塘河，西乡的南塘河、中塘河和后塘河。而湖则是西湖。不过它却非杭州那个西湖。因其位于宁波城的西南隅，遂得此名。传说它的形状像月字，所以又称它为月湖。为避杭州西湖的名讳，防止混为一谈，月湖便成了它的大名。它还有一姊妹湖，叫日湖。只不过今天的日湖早因年久淤没，被填为了平地。

只剩月湖独美。

这个月湖面积没有多大，比起真正的西湖来，小得可怜，约有0.2平方公里。只是，谁也不敢忽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它开凿于唐贞观年间，曾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自宋元以来，便是浙东学术中心，是文人墨客的憩息荟萃之地。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著名学者杨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万斯同，在这里或隐居或讲学或为官或著书，都在月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如果说月湖太过于“小家碧玉”，那么，宁波城的东侧，距市中心15公里就有浙江第一大淡水湖——东钱湖，在郭沫若的眼里，颇有“太湖气魄”。其水域面积有20平方公里，竟是杭州西湖的三倍。宁波曾有句俗话“田要东乡，儿要亲生”，那是因为依赖此湖之水，东乡之田年年高产。山好水好自然会吸引一堆外人投住。这里最为知名的历史人物莫过于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他在兴越之后急流勇退，曾携西施避居湖畔伏牛山下，晚年自号陶朱公。后人追念其兴越之功，便把伏牛山改为陶公山。

清雍正时期宁波府地图

1883年时的宁波城图

想要说的是，这个陶朱公是经商高手，三次经商致富，又三散家财，所以又被称之为“商圣”或“文财神”。他落足东钱湖，对宁波来说，宛若冥冥之中的缘定。日后，诸多的宁波人，纷纷从本土出发，循着陶朱公的商业脉络，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四处出击，并引领风骚。这也可以看成是宁波帮得以孕育并成型的文化胎记。

那么，从以上的那个童谣里，得到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有人靠山吃山，宁波人就擅长靠海吃海。这话说得也同样没错。

靠海吃海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宁波人的航运业一直是强项。航运业要是不强，肯定撑不起宁波城所化身的那只船。事实上，早在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明中，就有河姆渡人已经使用独木舟从事捕捞和航海活动，其古文化遗址就考古发现了6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木桨。而在2400多年前，范蠡所辅佐的越王勾践灭吴后为了大力发展“水师”，曾增辟通海门户古句（gou）章港，此港便是今日宁波港的前身。而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9个主要港口，像会稽港、琅琊港、碣石港、番禺港，等等，句章港是其中之一，只是谁最早已经很难考证，但不管如何说，句章港都算是最早的港口之一。

日后，此港经历了4次变迁，先是用了1200年，从句章港向三江口的江厦一带推进了19公里；接着用了1100年，从江厦向甬江的江北岸移动了0.5公里；再接着用了110年，从江北岸到镇海口前进了19公里。最后，仅用了5年时间，从镇海口到宁波北仑新区前进了14公里，于是成就了宁波港当下辉煌的气象。

宁波港口演变图，即A（句章港）—B（江厦）—C（甬江北岸）—D（镇海口）—E（北仑新区）。

今天的宁波，有句知名的口号，就叫“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这里的港自然就是指宁波港。至于书，则是指宁波城最为知名的文化遗存——天一阁。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既然是藏书楼，最怕的当然是火。取名天一阁，就是寄望“天一生水”。这下好了，宁波城的水更是源源不断。

宁波港之所以能“港通天下”，除了出身早，靠海，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好。因为宁波正好处在了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部。自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可谓是南北逢源。

这里的定海，曾是舟山群岛的县治所在地。而舟山群岛，则孤悬海外与宁波本土隔海相对。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隶属于旧宁波府。正是居于南北之间，是中国海运的一块重要的中间跳板，舟山群岛深受英国人的青睐。他们为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不惜精力二打定海，总称为定海战役。这一战之后，中国越发地天无宁日。但也正是在这一战中，固守定海的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被刀砍枪攒之后，尸体仍直立不仆，打出了中国人依旧的精气神。可以说，发生在宁波的这一战，既暗示了中国未来隐晦不明的命运走向，但也总让人相信，中国不死。

有好港加上发达的水系，宁波也就早早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南号商船走南洋，北号商船走北洋。加上杭州湾入海口往北就是长江入海口，这样，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宁波可以将大半个中国纳入其贸易视野。这也是日后宁波帮在重庆、武汉、九江以及安庆都很活跃的一大原因。与此同时，三江口的江厦码头也在当年一度兴盛不已，千帆竞发，百货流通……

于是便又有了句俗话，“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

正是因为对航运的热爱成了宁波人血液中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了今人包玉刚和董浩云，靠着航运都做成了世界船王。尽管他们大多是在香港发迹，但谁又能否认，他们的“航运基因”不是在宁波打下的呢？

话又得说回来，事物有它好的一面，自然也有不好的一面。

宁波人之所以靠海吃海，那也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吃。

一方面，洪水的威胁无时不在。比如说河姆渡文明。在1973年被意外发掘出来之前，它就如5000年前莫名其妙消失的玛雅文明一样不为人知。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黑史”“地下历史”。日后，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人员的研究发现，在距今6000年和5000年前后，河姆渡曾遭遇过两次特大洪水的清洗。尤其是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先民的家园，而且还迫使河姆渡西南的姚江改道。当家园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先民们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于是他们开始大规模迁徙，不得不离开了生息两千年之久的土地……好在留下来的由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干栏式建筑构件，以及动植物遗骸，证明了河姆渡文明的存在，而且是相当发达的存在。它既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同时也说明了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又比如说镇海。在老人们留下的传说中，镇海以东曾发生过大塌陷，当时大地沉没，海水翻涌过来，将此地的城镇尽数淹没。据说，那是因为此地民风败坏，从而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倒是一位服侍瞎母尤其孝顺的年轻人，受到神仙的点拨之后，在大洪水到来之际，背起母亲向西狂奔逃命，最后实在跑不动，只好打算和母亲一起去死。但奇怪的是，就在他停下来的地方，海水也停下来了，土地也不塌陷了。从此这娘儿俩就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始了生活，这个地方也被娘儿俩起名叫定海。

从这里可以得知，镇海原先叫定海。

在真实的史料中，定海的确是镇海的曾用名，但也只是镇海的曾用名之一。五代吴越时，镇海还叫过望海。到宋时才改名定海。这显然跟上述的传说有所出入，毕竟那是神话故事，自然不能尽信。不过镇海曾经塌陷，也是有史可查。那是在明末，中国曾有长达15年的地震。正是这样的大型地震，导致了崇祯政权的最终崩盘。

根据《宁波府志》记载，当时的地震曾让东海大面积塌陷，一直塌到宁波镇海，同时又抬起了今日上海的崇明岛。先民把镇海叫作定海，也可以读出他们在天灾面前的一种期待，或者说，是祈祷。

日后，随着占据舟山群岛的南明政权被清军彻底击败，东海形势逐渐平静。加上1683年，施琅统兵收复台湾，结束了由郑成功起历经郑氏家族三代为期20余年的偏安局面，海禁也开始松弛下来。1688年，康熙遂将定海改名镇海，并在舟山群岛新设定海县。

宁波的面目又为之一新。

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宁波的成长史，既是向海要饭的睦邻友好史，同时也是一部与海洋争陆地的斗争史。

无疑，宁波是一个少地之所在。

海洋的侵蚀，“土地则沿海平壤类多斥卤，腹境处丛又硗瘠水少，俱不适种植”，加上境内还有蜿蜒的山脉，像著名的四明山，也占去了宁波土地的很大份额。这让宁波人不得不时刻面对土地供应紧张的局面。

以前还好，到了南朝刘宋大明初年，人多地少开始成为问题。

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朝，其地理范围，最大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淮河秦岭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相对应的北朝，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两者相加，便“成就”了一段300年杀戮的疯狂史。一直到继承北周疆域的隋，灭了南朝陈，才最终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总而言之，南北朝是历史上超级混乱的时期，大家都忙着称帝，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正可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登台的机会。

相比较世事比较安稳的南朝，北朝人活得更悲惨一些，因为统治他们的是异族，尽管北魏孝文帝曾努力推动过汉化改革，下令鲜卑人改穿汉人服装、禁止说鲜卑话，废除了鲜卑族的种种特权。后来又将鲜卑诸姓改为汉姓，其中拓跋改作元姓，另外还有一些鲜卑姓氏都改为长孙、穆、奚、陆、贺等汉族姓氏，同时，北魏孝文帝还通过婚姻方式来加强鲜卑同汉人的关系……但对治下人口众多的汉人，还是采取了相当残酷的措施。整个北朝，人口减少了上千万。正因为如此，大批的中原人士纷纷南迁，挨不过难道还躲不过吗？好在南迁没有户籍限制，也不需要办理暂住证，这也给了那些北方人活命的机会。同时，中国大陆的疆土也完成了由北方到南方的再开发。

宁波地区，则成了北人主要迁居地之一。

人多了，但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集中”了。

在整个南朝，其土地制度基本上可分为国有土地和私人大土地占有制。那时，南方的私人地主通过赐田、侵夺农民土地，另外再侵夺公田或山泽，亦即侵占封建国有土地，最后摇身一变为大土地占有者。其中山泽屯封在南朝表现得最明显，大土地占有者们私家占了一定的山岭或江湖，然后在此栽种竹木花果药材，饲养禽鸟鱼虾等物，以及制作用具器物等，不仅供给自用，更可谋取厚利的山林水产经营事业。“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见萧梁诏书）也就是说，广大的小民们望着面前的山，却没法去打柴，看着脚下的水，却无法去捕鱼。活活都能把人给气死。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早在西晋时，就颁布了占田课田，规定着不同等级的人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地。到了刘宋大明初年，又规定了按不同等级占有不同数量的山水，以限制豪强的广占山水。也就是说田地山水，要由封建国家来规定占有限额，超过限额的要加以刑罚，宋武帝刘裕，因山泽私屯太多，曾令禁止。而萧梁更是严禁私屯，“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诃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梁书》卷三《武帝纪下》）也就是说，萧梁要用军法和死罪来处分违命者。

手段不可谓不雷霆万钧。

从这个角度来看，封建国家掌握着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不过这一支配权在南朝时日益削弱了，然而削弱了并不等于没有，在不少场合还起作用。

所以，在南朝时，宁波的土地紧张局面还算是好的，虽然失衡，但没到那种很夸张的程度。到了南宋，局面就显然不同了。

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临安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南宋是个偏安小朝廷，经济比较发达，对外开放程度也相对较高，但军事实力以及政治都较为软弱和无能，难得有几个精兵强将，如岳飞等人，还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致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而宁波则离杭州近在咫尺。

一下子，宁波就从边鄙小镇，成了京畿重镇。

后果也显而易见，人口剧增。

有史为证，根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北宋政和六年，也就是公元1116年，宁波约有26万余人，到了乾道四年，也就是公元1168年，不过52年，宁波人口就增至33万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根据宋人戴栩《浣川集·定海七乡图记》记述：定海县（镇海县）政和年间人均9.12亩，到了南宋嘉定年间，不过100年，人均不足6.4亩，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这时，宁波地区可垦土地已经不多。

到了明清时期，宁波的人地矛盾更加严峻，明中叶王士性曾在《广铎志·江南诸省》中感叹：“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

到清代，宁波更是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

也就是说，供不应求。

如此看来，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是放到明中叶，肯定会得到王士性的大力拥护。人的出生本来是件喜事，但在匮乏的土地面前，却变成了社会问题。

身处皖南山区的徽州对这种矛盾感同身受。与宁波相似，徽州自古以来也“六山三水一分田”。更糟糕的是，“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徽州府志》）意思也就是，徽州生态环境恶劣，土质非常非常地差劲，土色泛红且容易板结。而且，“高水湍悍少潴畜（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意思也就是，这个地方很难积水，十天不下雨就让人愁得慌，但一下骤雨，更让人愁得慌，那地上的东西有如日本鬼子进村，被扫荡一空。所以就是丰年，也得有赖江楚输入十之六七。没办法，你说徽州人要是不外出讨生活，怎么还活得下去。而讨生活的方式有二：一是讨饭，二是做生意。

于是就“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用很励志的话说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但是得说清楚的是，爹娘虽然把你扔出去了，你却不能怨天怨地怨爹娘，那是因为你前世没有修到家，所以才生到徽州的，生到我家的。总而言之，还是你自己的错。

接下来，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徽州人，带着满面的仓皇和饥饿之色，如逃兵似的，从狭稠的徽州，涌向了全国。

对很多宁波人来说，出去，也成了人生的不二选择。他们拿起三把刀，从沿海盐碱地区走向了杭州湾彼岸的上海，走向全国，走向日本，走向南洋……这三把刀，分别是菜刀、剃刀和剪刀。其中，拿剪刀的，成就了宁波日后最为知名的一个群体——红帮裁缝。当然，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还拿起了钢刀，加入了革命的洪流。

出门在外，诸事不易。不提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尤其是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上下其手，单提海上的风浪，就有可能让他们有去无回。

过去去上海，虽然只隔了个杭州湾，犹如邻居般，但要串门却殊为不易。或者走陆路，但必须要向西绕道杭州，再北上，呈斜“V”字形走向。或者就坐渡船。不过杭州湾相貌独特，为喇叭形特征，也就是口大喉小。加上其海底地势，自乍浦起，以0.1‰～2‰的坡度向西抬升。不难想象，当海水倒灌进来时，杭州湾该会是怎样惊心动魄的面目。犹如万马奔腾，蔚为壮观的钱塘潮就是它的作品。在帆船时代，坐船经过杭州湾，也是生死考验。到了西方的火轮进入中国抢生意之后，安全性虽然有所保障，但是在那不平等的年代，以为自己花钱买票就能得到外人的尊重，照样很难。

于是，当徽州人在外经商，成就了徽商这个群体的光荣，也给了他们所在的皖南山区的无数个村落，留下了一座座贞节牌坊。

宁波人同样是此去经年，两地相离，甚至阴阳两隔。

大海洋洋，忘记爹娘……

不管是靠海吃海，还是靠海被海吃，对海洋的感谢，应是宁波人的应有之意。

得承认，尽管与海洋要时时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也正是这些斗争教育了宁波人，让海洋成为了磨砺他们生命、精神、胆略以及意志的大操场。

梁启超先生曾经曰过，居住在陆地上的人们，常常为故土所累，但试着看看海，就觉得清凡脱俗，超然物外，所以不计较利害得失，可以拿性命财产作为孤注，来和大海赌一赌。“故久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陆居者活泼较胜，进取较锐。”另外，由于长时间地要和风浪斗争，按《定海县志》的说法，“冒险之性”为“岛民所特具”，“航海梯山，视若门庭”，当他人还在为一些小动静而颤惊不已时，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与天斗与地斗其乐融融了。

更重要的是，《鄞县通志》还称，“甬人具有冒险性，都习海善航，以是与西人触较早”。而这也让他们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影响亦早且深。

除此，海洋还从另外一方面让宁波人受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外打拼的宁波人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地团结互助，而前辈在发达之后，也不吝气力提携后进，后人在谈到宁波文化时，就直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直爽重乡谊。有文对这一现象曾给予了很恰当也很深刻的解读：“宁波人说话‘石骨铁硬’，底气十足，然而待人骨子里却并不倨傲，比较亲切。注重乡情，在家亲邻互助，在外同乡帮衬。”这种文化形成也自有一定原因，“追根溯源，宁波先民大概是古代百越民族北系于越族的旁脉，越地滨江临海，草泽丘陵绵延，山洪潮汐出没于林莽，虫蛇兽类侵袭为害，此外北部还有强吴存在，长时间面临种族覆亡之危。所以，宁波承袭了越文化‘锐兵任死’的峻烈，团体求生的忠诚，也有了九死一生后的自我赏识和自我炫耀，从而演化出几分独特的爽直。宁波式爽直与北方鲁直的区别，就在于不像后者那么个人化、霸道气，而更追求群体共鸣性和认同性，也就更显团队精神。这个从宁波人日常直通通的表白后，往往有‘你讲是呗’的后缀就可见一斑”。

这何尝不是宁波人的造化。对他们来说，海洋文明就在这潜移默化当中，注入了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的基因。宁波的团结、开放精神及冒险、开拓、抗压能力，还有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也由此而来。这也让它有了后发制人的优势和积累。

就说商业。当范蠡三次经商致富，内陆的农业文明却在商业上不进反退，长时间地逗留在低水平的停滞阶段。就比如对外出讨生活的徽州人来说，从商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是“民逐末利”，只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想必都不会做这种低贱的行当。直到今天，黄山市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村口依旧立有一块大牌子，上面除了写，（本村）商者足迹遍布扬州、南京、杭州及沿淮一带，盐商为主，兼营茶、木材、典当等行业……还写有：“村民以农为本，外徙经商，贾富兴儒，因儒入仕……入仕者高官接踵，可谓：满朝朱紫贵，江淮金银山。”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如果没有朱紫贵，金银山也失去了意义。

士农之后，方才工商。诚然也。

相反的是，宁波人却不会把经商当成自己人生的负担。因为久处边鄙之乡，在宋之前，受儒家“厚本抑末”传统思想观念侵染，缓慢而且淡薄，因而儒家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晚而弱，在经商的追求上没有包袱也没多少心理压力。在西汉初，宁波便出现了以“鄮”命名的县名。此“鄮”即“贸邑”两字的合写，意即贸易的地方。乾道《四明图经》便有这样的记述：“（贸县）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居县贸山之阴，加邑为贸。”故有人感叹，以贸易为一个县名，可见商贸在这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至少表明，这里人的观念与“重农抑商”观念是相左的，所以才能出现江厦码头的商业气象。

除了内贸，宁波在外贸上发展也是走在前头的。勾践增辟通海门户古句章港在当时是军事港却非贸易港，但到唐代之后，宁波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北宋淳化元年，也就是公元990年，朝廷在宁波设立了官方的外贸专门办事机构，也就是海关总署——市舶司。

此前，市舶司一直设在广州。

不得不说，当宁波人的重商传统和他们的开放精神及冒险、开拓、抗压能力一旦结合起来，你不难想象他们在商业上所表现出的才华和潜能。与之相辅相成的是，这些悠久的重商传统和繁荣的商贸活动，反过来也日益深刻地影响了宁波人的价值取向。从宁波出来的权贵儒士，跟别地方的酸儒穷儒就是不一样，对工商业不但不采取鄙薄、排拒的态度，而且逐步纡尊降贵，采取重商、崇商的态度。很多读书人乐于弃文从商，而且把儒家的某些经典论述加以重新解读，演化为经商之道。像当下书市上经常会看到的《李嘉诚经商三宝》《犹太人教你学经商》等。

比如说，有位姓戴的宁波人，就对自己的儿子们进行分工，有的仍走读书入仕之路，有的则专习商贾之事，以求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整个儿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得以萌芽与发展。民主启蒙思想随之也在这片沃土上产生。

有身为余姚人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在抨击宋明理学中提倡独立思考，明确提出：“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

有同为余姚人的黄宗羲，在全面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儒家的贬抑工商业的重农思想，第一次高度概括出“工商皆本”的思想：“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猛烈抨击迂儒、腐儒、规规焉小儒们“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的腐朽落后意识。

这一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为工商业的发展和历史地位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次使工商业摆脱了农业经济的附属地位，成为立国、强国之本之一。

在这位清代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中，“经世致用”成为文化思想的核心原则，也成为一种空前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武器，忌讳“言利”的传统思想遭到了空前有力的批判，人们理直气壮地举起“工商皆本”的旗帜。

不得不再提一下宁波在1844年的开埠。

此前1842年8月，颟顸无能而自视甚高的帝国统治者，也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不得不和征服者英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按条约规定，广州于1843年7月27日开放；厦门于1843年11月2日开放；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放；宁波于1844年1月1日开放；最晚的是福州，于1844年6月开放……显然，对这样一个航运发达而商业素养又很足的城市，自工业革命之后急切需要拓展市场的英国人没理由放弃。只是，这让宁波留存在后世学子的脑海中，更像是个屈辱的符号。

此后，国外的洋船携着利炮，轰轰烈烈地开了进来，开进了宁波的母亲河——甬江，开进了三江口。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宁波就此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不过，它也让外向型的宁波，更为大幅度地直面世界。这不但刺激、促进了宁波近代经济的发展，而且，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也由不同渠道传入了宁波，并从各个层面上对宁波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日益产生影响。

宁波人在近代工商业中的表现也因此水涨船高。

他们四方出击，经营百业，屡建开辟山林之功。

除了传统的药材业、成衣行，以及航运业，他们还凭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条件，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并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为代表的新式商人群体。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他们在钱业上也表现得足够优秀。

谈起近代金融，大家一开始会想起晋商的票号，但事实上，宁波钱庄的出现，要远早于雷履泰在山西创办天下闻名的日升昌。早在1567年也就是明朝的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导致了洋钱（银元）大量流入，产生了兑换银元和铜钱的需求。钱庄也在宁波应运而生。因为“信用最著，流通亦广”，加上其独创的“进出只登账簿，不必银钱过手”的过账制度，让宁波钱庄从江厦走向了全国。上海的第一家钱庄就是宁波人方润斋开设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人所经营的钱庄便执上海钱业之牛耳。当时上海已形成的九大著名钱庄集团中，宁波钱庄就占2/3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这加强了宁波人在上海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商业的拓展需要金融业的支持。正是在这些自家钱庄的支持下，宁波人更容易建立起自身的贸易体系，更容易推动自己的商贸活动。

因为活动能量的巨幅提升，本来就团结互助的他们，也逐渐形成了集群化效应。近代宁波帮的雏形因此显现并开始醒目起来。这不仅统一了他们的外在形象，更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内部联系。他们带着海的气息，却借此跃向了更高的天空。如果说，初萌的宁波帮还脱离不了传统的窠臼，但在进入近代之后，已然有了更新的实质和气象。

首先，他们在商业上更具有创新意识和市场精神，而不像早期的晋商、徽商那样依赖特权，将自己所有的身家都建立在官府的准入政策之上；其次，他们在与西人以及西方文明的接触过程中，得以早早地拥抱机器化大生产。在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陡然进入工业文明的轨道时，他们如鱼得水，华丽转身，从生意人变成了中国近代的企业家，或者工商兼修。他们大多将自己的商业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之中，最后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

另外，尽管擅长钱庄业，但他们却不像晋商票号那样，死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知变通，相反的是，积极地投身到银行业的尝试当中，无论银行最终是否杀死了钱庄，他们也在所不惜。正是在这样的姿态下，我们也因此能看见，在很多行业档案中，他们开创的工商业“第一”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他们在中国经济领域也成就了自己“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匹敌者”这一地位。

这里得穿插几句的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宁波帮，主要是指旧宁波府所属六县的商人，包括前文所提到的镇海、定海，另外还有鄞县、慈溪、象山和奉化。其中的鄞县，在朱元璋改明州为宁波府时，其县治亦为府治。可以说，在这几个县中，鄞县是旧宁波府的中心县。我们所说的宁波城，也大多位于鄞县这一区域。也许，还有一些人对慈溪、象山和奉化有些面生，但是，你若喜欢海鲜，你肯定会知道象山。你若知道蒋介石，也一定知道奉化是他的老家。它们分别是海鲜胜地和蒋氏故里。至于慈溪，则是中国知名的孝城，东汉董黯“母慈子孝”这一典故便流传于此。

这里有个问题是，前文一直在大提特提余姚，为什么却在这里偏偏被落下？很简单，此时的余姚，依旧属于绍兴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和宁海一起，被划归到新兴的宁波市。与此同时，宁海也还属于台州府。不过，由于地缘上的紧密相连，这些地方互相影响，也有着相似的特性，你很难将它们很清晰地区分开来。随着时代的进程，宁波的范围扩大，而宁波帮的内涵也相应地扩大，那些出身余姚和宁海等地的商人，也“名正言顺”地成了宁波帮中重要的一分子。

他们中的知名人物有严信厚，慈溪人。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于宁波创办第一家轧花厂，并在李鸿章、盛宣怀的主持下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另外，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的领导人。

有人说，他是近代宁波帮的开山祖师。

他的徒子徒孙同样不弱于人。

“赤脚财神”虞洽卿与盛丕华于1920年创办了上海规模最大的第一家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朱葆三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上海中易信托公司；宋汉章于1931年创办了中国保险公司，为当时资金最大、信誉最高的保险公司。

……

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那就不数。宁波帮自此成就了自己巨大的英名。

谁都不敢忽视宁波帮。

这个时候的徽商，却日薄西山，穷途末路。

徽商是旧式的商人。从他们对待经商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沾沾自喜，曾自我标榜“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盐木典茶”，以及“丝棉粮食”这些传统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行业中，都能长袖善舞。尤其是乾隆时期，以江春为代表的徽州盐商更是风光一时，其总理盐务40余年，家资2000余万两白银，有二品布政使头衔，“以布衣交天子”，与乾隆皇帝交情颇深……

牛吧？就是这些，都没能阻止徽商的没落。

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为推动官盐的销售，在两淮改变实行了200余年的纲盐法，而实行票盐法，凡是缴纳盐税的商人，均可凭票销盐……暂且不论这样的改革会给政府的财政收入带来百分之多少的增长，给徽商的打击却是致命的，因为它从体制上一举剥夺了徽商垄断经营盐业的特权。

想想吧，如果现在也有领导站出来说，不许中石油中石化，或者电信联通搞垄断了，你看它们还能蹦达到多久？

就如徽商，从此一败涂地，渐至式微。

除此之外，徽商在“丝棉粮食”以及“木典茶”等战线上，同样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阻击。有些阻击直接就来自宁波帮。

在木材长途运输上，原先的徽商，连宗结帮，凭借其丰厚的资本，积敛巨财。不过，他们的木材运输在某种程度上受着地理的局限，顶多靠着内江内河的“援手”。加上他们大概没做好环境保护，砍得多，种得少，最后，内陆的木材显然就不够用了，只好向西南边境的纵深山区挺进。这个时候，靠内江内河的输送，终究比不上海路。尤其是清朝前期，沿海贸易的日益兴盛，和大海打了不知道多少辈子交道的宁波人，终于能从木材运输中分得一块蛋糕了，而且这蛋糕越分越多。不过，宁波人也不独享，江淮商人、山东商人还有福建商人，也加入了这场分蛋糕的游戏当中。

顺便得提一句的是，从事木材长途运输的徽商主要是婺源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婺源。可怜的徽州，随着徽商的没落，居然连自己都没法保存，被分的分、灭的灭，最终改名换姓为黄山市。幸好，黄山市还保留着一个徽州区，让人对徽州保留了一点念想。

当然这也是后话。

另外，在粮食运输上，徽商也不敌宁波帮。虽然他们也曾较早投资沙船运输业，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开展沙船和近代火轮业，扬帆驰骋于海上的，龙头老大是宁波帮，徽州粮食商人想都不用想了。

“望洋兴叹”这个成语，我们更愿意相信是这样来的。

更关键的是——徽商研究者范金民更是一言以蔽之——在19世纪中期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新时代的前夜，社会剧烈转型。别人都抓住时机，发财的发财，成名的成名，当然也有不少冤死鬼。但徽商却在坐以待毙。他们没有像晋商那样，创出日后控制全国金融命脉的票号业；没有像广东、福建商人那样，纷纷走出国门，闯荡世界；没有像无锡商人那样，从事近代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

他们也没像宁波帮那样，从事中西交易桥梁作用的买办行业；也没有像宁波帮那样，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业和轮船运输业，以及其他诸多新式行业……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典当、茶叶、茶食、徽馆、药业和文房器用等行业中。

他们虽然高喊“良贾何负宏儒”，意思也就是“优秀的商人并不输于大学问家”，但我相信，他们打心底还是对从商觉得自卑，所以经营成功的徽商大多喜欢浓墨重彩地“修饰”自己，并积极地享受生活，以此作为心理补偿。他们喜欢戏剧表演，不惜动用重金，召集南京的“兴化部”和“华林部”两大戏班大会，“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这种轰轰烈烈的大场面，无疑让自己觉得面上有光。尤其是明朝后期，他们更是将江南的收藏风气推向了极致，其热闹程度甚至波及东瀛列岛。

看上去挺风雅，却制造了无数的“艺术泡沫”。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徽商是一个擅长于走上层路线，搞官商结合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的重要原因。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很大部分消耗在奢侈性消费和千方百计攀援政治势力的巨大花费上，以此来结交权贵。“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最为知名的代表。他们在与权贵的称兄道弟中，一方面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满足，另外一方面能得到政治上的庇护。只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他们所紧紧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穷，气息奄奄……

尤其是他们所依附的权贵，像陶澍之流再对他们来个釜底抽薪……

徽商的处境不言而喻。

他们害死了自己，还害死了自己的家乡人。

徽商在外雍容雅服，衣丝乘车，搞得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有钱。有钱不敲，当政府是傻子呀。结果明清两朝政府都拼命地向徽州征收赋税，可想而知，徽州当地的人民被欺压得苦不堪言，一天只吃两餐，而且没什么花样，只有粥。妇女们日夜纺织，一个月要做四十五天的活。而更多的人，出走为商，加入到这恶性循环当中，成为链条上的一员。

而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长期斗争中养成了团结互助好习惯的宁波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往往会对家乡给予最为温馨的回报。

兴办实业，开办学校……

如，“五金大王”叶澄衷，在自己六十大寿时曾做出两项决定：在上海虹口拿出自己的一块24亩好地，出资10万两兴建一所洋学堂——澄衷业学堂，后改名澄衷中学。另外一项就是，在家乡建叶氏义庄，义庄里设义塾。

他的学生中便有电影巨头邵逸夫，以及世界船王包玉刚。

他们都是宁波人。

宁波帮也因此源远流长，不曾断绝。

又如虞洽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自己的老家——镇海龙山村建成了“宁波唯一的模范村庄”。他在龙山投资兴办了龙山三北轮埠码头，这样轮船就可以从龙山直接出发抵达宁波城区、上海，家乡的棉花也就有了一个快捷的出口途径，仅此一项而论，三北乡民，每年可省60余万元。另外，他还在家乡的虞宅北首办电报局、电话处、铁路等，后又办起火力发电所、救火会所。

想想现在的有钱人，有了钱之后，就想携款移民，两相对比，叫人情何以堪？徽商也只有一声叹息。

他们眼见着，在自己逐渐没落的背影下，赫然站出了一个更新的商业王朝。

在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宁波帮。

一方面，相比较晋商和徽商，宁波帮更有现代性。除了自身所具有的创新意识和市场精神，它的成长期几乎和中国的现代化大转型同步，从西风初来，到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到北洋混战，再到蒋氏登台、民国初定……可以说，它的成长贯穿于中国从大破到大立的进程。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全程参与并见证这一进程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大转型。

这又带出了另外一个方面。

现代化大转型并不仅仅是从农业到工业那么简单，它所蕴含的转变是方方面面的，包括政体、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甚至是道德人心。如果说宁波帮只是顺应时势，从一个生意人变成了现代的企业家，那依旧是抹杀了他们对现代化大转型的贡献。事实上，尽管他们起家并成名于工商业，但他们所施加的影响力也并不仅仅限于工商业之上。在传统的晋商和徽商依附权力，为权力所用最终为权力所弃之后，宁波帮却选择了另一种路径。他们虽然也谙熟中国的政商关系，像严信厚投身李鸿章，虞洽卿也紧密团结端方，但他们却在西方势力与本土统治者的较量中找到了生存的相对独立的空间。日后，他们甚至以“北袁（袁世凯）南张（张謇）”为向导，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自己的政治身份，更不惮于发出这个群体的声音。从以前的“工业救国”，到“教育救国”，再到“立宪救国”，他们改变了商人作为“食利者”的固有形象，也改变了他们在帝国政治话语体系中受贬抑的地位。

这里就有宁波帮在天津落足的严氏家族。

这个家族曾“诞生”过严信厚，它的一支在移居天津之后，同样也出了一位名满天下的后人，他就是严信厚的族侄严修。他曾任贵州学政，并在此任上提出了其时颇为惊世骇俗的一个主意：奏开经济特科——这在后来被梁启超称之为“戊戌变法之源点”。维新失败之后，他回归天津，立志以兴学来救中国。幸运的是，他又遇到了张伯苓，这对忘年交成了一辈子志同道合的伙伴。正是在两人的携手之下，他们创办了中国至今依旧知名的南开大学，并建立起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私人教育集团。这也进一步带动了直隶教育的勃兴，让袁世凯在天津推动的地方自治有了更多的人才，以及更好的氛围。更重要的是，他在兴学实践中也得到了教育，那就是科举不废学堂不兴。没有他的影响和推动，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不会就这么轻易在20世纪初被终结。日后，在袁世凯的力荐下，严修又进入新成立的学部，在推动全国性普及教育的同时，更是让学部成了新政的发动机……如果清政府当年能顺应民意，而不是在专制的道路上走得很自我，那么它的命运也不会在1911年被改变。

无疑，在改变清朝命运的推手之间，也少不了宁波帮中人。

这些人有些一开始就走得很远。像赵家兄弟，像小港李家的李徵五。他们在“君主立宪”成为潮流，国家正追求自上而下的改良之际，却团结在了孙中山的周围，成为传统秩序的彻底破坏者。不得不说，中国的民主革命之所以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记在宁波帮身上。一方面，他们对革命无疑是热忱的，相比较底层群众，他们更容易也更方便去接受并理解、消化西方的各种主义。这让革命多了不少人力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父辈或者自己在工商业上的成功，也让革命多了重要的资金渠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需要流血，也是需要钱财的。这让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很是依赖宁波帮。

更重要的是，随着清政府在改革的路上一误再误也一错再错，一再将先前铁杆的立宪派都推到了革命的阵营，宁波帮也开始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流。当朱葆三、虞洽卿这些从清政府那边捐得官帽的大人物，都开始站在了陈其美的背后，替革命党人出谋划策，清政府这块朽木再也不可雕了。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宁波帮，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会多一些波折。这条路虽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但旅途总见淤塞改道，最后竟有九曲十八湾。倒是见惯风浪的宁波帮，顺应时势给了勉力支持，让此路走得更为顺畅一些。这无疑是对宁波帮最大的褒奖，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居功自傲。在日后的大变革中，他们依旧不曾缺席，而在他们中间出现的牛人，也依旧数不胜数。

比如有创办西药业斗败洋商，并在娱乐业上一展身手，曾创办上海当时规模最大戏院新新舞台，日后又创办大世界的黄楚九；

有被后人誉为“白帝卧龙，通商惠工。唯信是崇，百业朝宗”的钱业巨子，曾历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会长近15年的秦润卿；

有改革药厂创办自有品牌“人造自来血”，重视国货运动，曾以小胜大战胜外来祥茂皂，最后因怒斥日酋为国捐躯的项松茂；

有开拓联运，兴办多种实业名扬申江，在国难之际曾多次拒绝出任伪职的蒉延芳；

有拒绝耶稣而被圣约翰大学开除，最后做成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并创办了银行的“企业大王”刘鸿生；

也有在辛亥之年上海光复中横刀立马冲在第一线，曾是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里手”，日后拒任伪职反对内战，临终前把资产捐献给国家的“红色资本家”包达三；

有经营面粉起家，以人舍我取的战略成为亿万富翁，当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多年，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带领香港中华总商会在香港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王宽诚……

当然，少不了以船王为荣誉头衔的包玉刚、董浩云，他们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了全世界，让宁波帮的商业王朝变得更为国际化。

更少不了的是，那位广为人知的邵逸夫——其一生传奇，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就自己“影视王”的称号。在他的带动下，香港邵氏兄弟影业公司成为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电影制片业的巨头，同时他也审时度势，及时投身电视业，成为TVB最大的股东之一。更关键的，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支持也一直坚持不懈，如今全国各地有多所学校建有以他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这也让他的大名得以根植在诸多学子的心中。

额外补充一下，除了邵逸夫，出生在宁波蚕茧商人之家的张石川，同样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他一生编导了120余部作品，其中，《火烧红莲寺》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片，一时震惊了中国影坛。更重要的是，他还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电影明星，这里面就有风华绝代的胡蝶……

重新认识宁波帮，一方面宁波帮其实是传奇之所在，他们里面的很多人拉出来，都能在历史的舞台上独当一面。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各大重要时间节点和事件当中，要想了解中国近代的变迁，以及今日中国的由来，不得不去认识宁波帮。我们可以断言，一部宁波帮的成长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

这里还要说的是，尽管宁波帮一开始是以宁波商帮为主体，以商业而名世，但因为它对近代中国所施加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方方面面，所以你不能将宁波帮简单地定义为宁波商帮。在我看来，宁波帮在历史演变中一定会拥有越来越大的内涵，不管你是从商从政从文从武，不管是在本土发展还是在外乡打拼，只要是出身宁波，或者是宁波的后人，身上打上了宁波的烙印，并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贡献，都是宁波帮中人。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宁波帮成长于中国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民族情绪一直很激烈。加上巨变带来的游戏规则被破坏或者被稀释，宁波帮也在所难免地沾染上了一些陋习，有时为了成功，也难免行走于灰色乃至黑色地带。这也容易让他们成为舌尖上的风浪，成为被抨击的对象。

比如说杨坊等人身为买办商人，在洋商和中国之中居间服务，难免有“汉奸”的嫌疑，在当时是可恨也可杀的；

比如说张啸林加入青帮，靠黑（黑社会）黄（卖淫业）白（鸦片）三色巧取豪夺，逼良为娼而“荣列”“上海三大亨”；

比如说傅筱庵投身盛宣怀，在盛故去之后，侵夺他家财产，日后又抵不住政治的诱惑，卖国投敌出任上海市伪市长，最后被军统策反的仆人朱升源持刀砍死，成为被戴笠所刺杀的最高级别汉奸之一；

还比如朱葆三利用关系经营庚子赔款之便坐实自己在上海滩的地位，虞洽卿在抗战期间以慈善的名义办理平粜米而名利双收大发国难财被人称为“米蛀虫”……

更要命的是，当年宁波帮刚刚在上海以及外地打拼之时，大多一穷二白，光脚不怕穿鞋，因此留给别人的印象，往往是敢吃苦、敢拼搏、敢冒险，而且讲诚信，骨头很硬。虽然是为洋人服务，但在洋人的压迫面前，也不肯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相信“民气压倒洋气”。比如说在四明公所的土地面临着法国人的强占之时，他们也会发动群众，包括“短打朋友”，通过罢工罢市的方式，和对方较量。

然而，等到他们真正在上海乃至全国坐稳位置，成为既得利益者之时，却开始远离民众，并对民众的诉求选择性地忽视。

比如说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之后，由虞洽卿、宋汉章、傅筱庵、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等人组成的“五卅委员会”，虽然向西方列强提出了13条要求，但却删除了“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保障工人权利”“工人有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等条款，显示出他们对自己所属资本家群体利益的关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方列强的利益，毕竟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利益已经全面捆绑。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宁波帮又在1927年选择与蒋介石合作，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也成了宁波帮对自己的同乡也是日后的中国独裁者所献上的“投名状”。

我们因此也就能看到，当蒋介石一步步走向独裁之路时，背后总少不了以宁波帮为重要势力的江浙财团的影子。

不得不说，正是这人生的弱点，以及历史的污点，让宁波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成了比较尴尬的存在，在有意无意中被屏蔽，而不像晋商、徽商那样，成了可以自由言说的对象。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宁波帮。

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宁波帮所有的缺点，正所谓人无完人，帮无完帮，而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做得更好，所以需要一分为二地对他们进行审视。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持续期间，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贡献以及智慧。这些智慧对后人尤其重要，成了宝贵经验的留存。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大浪淘沙，宁波帮也褪去原罪，卸下包袱，成了建设现代中国的有机力量。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开放包括宁波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而数月之后的8月1日，在听取了国务委员谷牧关于宁波对外开放工作的情况汇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满怀激情地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他还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这也是至今流传在宁波“宁波帮，帮宁波”这一口号的由来。

对宁波来说，拥有这样巨大活动能力和政治能量的宁波帮，无疑是自身巨大的矿藏，而且唾手可得。宁波会因他们而得以发展。中国也将因他们而受惠。不难想象，有了他们的支持，宁波乃至中国可以开足马力，向大海再次进发。

宁波帮，帮中国。

幕起

19世纪60年代刚起头的中国，很诡异。

诡异的地方在于，当北方的清朝官兵扣押前来谈判的英法使节，并命僧格林沁率2万蒙古勇士于八里桥一带阻击英法联军，与此同时，南方的清朝官商却向英法求援，甚至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军。

一边拼死拼活要捍卫自己的贞节，一边却是乱抛媚眼恨不得立马将人勾引上床，你都分不清楚哪样的中国，才是真实。

这一年，英国人再次北犯。

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让中国人觉得心惊肉跳。上次北犯，就让中国收获了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被开放为通商口岸。这才过去了十几年，他们又坐不住了，而且身边又多了法国人狼狈为奸。

于是，这次北犯一犯就犯到了北京城下。

蒙古贵族出身，曾被视为“国之柱石”的僧格林沁没有挡住他们的兵锋所向。

先失守大沽和天津，后又败于京东张家湾、八里桥。但他的战斗精神曾让对手感到惊叹，尤其是在八里桥上决战的时刻，更是挺身而出，骑着马站在桥中央督战——这些举动丝毫不像清朝官兵给人的旧有形象。然而，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在英法联军的炮火面前，一如既往，基本不起什么作用。

爱新觉罗·奕 （1831—1861），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当时的老公，施展了自己逃跑的本事，一口气从北京仓皇逃亡到了热河，也就是今天的承德市。恭亲王奕䜣被命留下谈判。

我们现在就可以叫他“皇跑跑”了。

他的出生地——圆明园，便在随后的日子里，惨遭英法联军的蹂躏与洗劫。

此后，一位名叫巴特勒的上尉想知道维克多·雨果对这次英法取得的胜利能给予多大程度的赞同，这位法国大文豪在复信中这样说道：

“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

这个拥有150年的历史，“与大清皇帝最为紧密的一处所在，同时也是一个脱胎于大清盛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以其无与伦比的壮丽、华美、奢华，以及建筑艺术上集大成的成就，做了那个辉煌盛世的传世符号。” (1) 然而，就在英法联军的洗劫和放火面前，这个符号彻底地被洗白了。

与此同时，“天朝”皇帝自以为是的优越心理，也随之被摧残。

西方列强要的就是这感觉。想当年，他们要见一下中国皇帝都很难。即使见一面，还得磕上几个头。这是“自由臣民”的尊严与荣誉所不能容忍的。现在，他们没必要再对清政府的傲慢忍气吞声了。

当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远在热河的咸丰耳中时，年轻的他立刻吐血倒地。他在奕䜣的报告上批了四字：“曷胜愤怒！”

“1860年慈禧太后还是一名年轻妇人。学者林语堂认为，正是这一场变故，让慈禧太后终生对西方人异常痛恨。” (2)

仇恨的种子，就此种下。

据说，为英法联军在北京城带路的，不是别人，正是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

说起龚自珍，不免让人叹息，他的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说到多少人的心坎上。可惜浑浊的官场，容忍不了有气节的人，他“将朝廷积弊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常常发言指陈，希图革鼎，这引起公务员队伍的普遍不满，连林则徐都对他不满。他又常常忤违上司，所以长官也不喜欢他”。

这导致他郁郁寡欢，最后暴卒于丹阳。

再说起龚半伦，则不免让人叹气，这个比他老子还聪明的儿子，不愿意走父亲这条老路就罢了，“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呀？”但也不能摇身一变，成了可耻的“带路党”吧？更恶心的是，在将联军引进圆明园时，他还抢先一步单骑直入，取金宝重器以归。这在《新世说·任诞第二十三》里就有很直白的描述：“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后来，“恭亲王奕䜣负责与英法谈判，英法一方的谈判翻译兼参谋就是龚半伦。这下大清国悲剧了——龚半伦见了恭亲王，一点不恭敬，一直坏笑着，不停地给英法方面出主意，百般刁难恭亲王。” (3) 恭亲王怒道：“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

龚半伦回曰：“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与此同时，一个叫杨坊的宁波人，在英法联军北上的过程中，于清政府和英法之间搜集情报，并承担居间斡旋的角色。

比较两人就会发现，他们都和上海有关。

龚半伦曾混迹上海，做过英国驻上海副领事，也是日后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秘书。据说威氏很赏识他，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称他为龚先生。除此之外，行动有护卫跟从，月至万金。这多少也证明了他自身的能力。只是他在晚清的科考中，屡试不第，始终没有混到功名。这大概也是他愤世嫉俗的一大诱因。

说起来，龚半伦名橙，字孝棋，又名孝拱，半伦只是他晚年的号。所谓“半伦”者，是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只爱一个小老婆，五伦中去了四伦半，故曰半伦。只是，在他晚年穷困潦倒之时，他这个唯一至爱，也跟着别人跑了，他连半伦都没落上。也许正因为他的不检细行，放荡不羁，人们愈加相信他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向导。事实上，《新世说·任诞第二十三》只是小说家言，相反的是，他的朋友赵烈文在私人日记里却将他描述为一个颇为忧国忧民的人。更关键的是，在洋人的回忆录和当年留京官员的日记中，也完全找不到他引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记载。

当然，“中国有句俗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又说‘是非上身皆有因’。龚橙被人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确实不是无缘无故。” (4)

杨坊呢，早年在宁波当绸布店店员，后入教会学校习英语，不过他喜欢赌博，这在务实打拼的宁波人眼里，自然不是什么正经人。所以关于他的出生年月，在多个版本中已经无从查考。但我们知道的是，就在1843年，他因为赌博欠债而流落到了上海，一度样子狼狈，被人误作了挑水工。但因缘聚会，加上自己的审时度势，竟在上海发家。

和龚半伦一样，杨坊也是吃洋饭发洋财的人。

他的发家，是从外国洋行充当买办开始，先是美国旗昌洋行，接着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正是在这怡和洋行，他得以介入鸦片贸易。大多数洋行初入中国想要立足，一开始都是靠走私鸦片，将贩卖鸦片作为主业。怡和也不例外。只是走私鸦片让他们并不过瘾，尤其是清政府为了防止白银外流，明里暗里的打击，让他们如鲠在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其实也有一个诉求，那就是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样，洋行在鸦片贸易上更是有恃无恐。

杨坊也因此成为申城头号鸦片大王。在上海滩一度算得上是仅次于道台吴煦的第二号人物。

如果说龚半伦的人生是个烂故事，杨坊倒可以用来励志。只是，他也难逃“汉奸”的骂名。这个骂名如影随形，甩都甩不掉。有点自绝于人民的感觉。

事实上，他们并不孤独。这样的“汉奸”在晚清似乎比比皆是，都已经成为了流行语。

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你就会发现，在不长的两万字的文章里，竟处处是“汉奸”。至于“奸细”“奸民”“奸商”“奸相”等带“奸”的字样，也时有浮现。其中，“汉奸”最多，有25处；“奸商”与“奸民”次之，各出现两次；“奸细”“奸人”与“奸相”各出现一次。

也正是有这些“汉奸”的帮助，这段发生在1856年至1860年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让英法抢劫到了更多。就连怂恿并伙同抢劫的美国和俄国也跟着大饱私囊。惶恐中的清政府，对他们的无理要求一再予以满足。

想要赔款，那就给他们银子；想要开放通商口岸，那就再在《天津条约》中给他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这些还不够，那好，不是还要签《北京条约》嘛，再开天津为商埠就是；至于他们想要“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哪怕是鸦片贸易合法化……

也不用多考虑了，给了，统统都给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让西方列强占便宜了。大家都快麻木了。

这样看来，龚半伦所骂恭亲王之言，句句不虚。

西方列强这才心满意足地暂时性地息事宁人。

事实上，相比起西方列强，在中国内地开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更是清政府的心头大患。比如说，1851年从广西金田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不仅远无“肃清”“剿灭”迹象，而且还在1853年于天京建立政权，和朝廷分庭抗礼，这还了得？

清政府一想到这就火冒三丈。

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一方面，清政府也实在没办法阻止鸦片走私，既然没办法，那就顺水推舟合法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付太平天国。

因为对付太平天国，就需要大量的粮饷。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自然就可以正式将鸦片作为商品征税。

这个口子一开，事态的发展就显而易见，国内鸦片的种植也变为合法化，被称为“土药”的本土鸦片产量随之大增。“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成品鸦片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外国进口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到1882年，本土鸦片不仅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已经可以出口了。” (5)

这无疑是个意外之喜。

相比较太平天国犹如卧榻侧之人，让自己每夜都不能踏实入睡。清政府的一些“慧眼”倒是发现，尽管在和列强的谈判过中，多次丧权辱国，但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自己的统治成为新的皇帝。

“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伊里布、牛鉴向皇帝报告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封建统治者所说的‘异谋’，就是指改朝换代而言。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痛恨的‘洋鬼子’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异谋’，而后者并不‘潜蓄异谋’的缘故。” (6)

这一发现让他们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就此重新挺直了腰杆，认为“夷人不足虑”，还是要积极促成“中外和好”。

在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帮忙对付农民起义。

这就是所谓的借师助“剿”。

作为在中国已经“独立存在”的第三方力量，他们倒向哪一边，都对另一边殊为不利。杨坊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之间居间斡旋，不仅可以讨好清政府，也是对西方列强心存拉拢。他大小也算得上是上海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总是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被农民起义带来的冲击，以及各种反冲击，缩水甚至消弭。

对他们都客气成这样了，他们总得表示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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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永峰、何书彬、王磊石，《大国面子·圆明园150年家仇与国耻》，《看历史》2010年10月。

(2)  同(1) 。

(3)  许石林，《史上最无耻的“带路党”》，个人博客，http://szxusl.blog.163.com/blog/static/12737156720124273211560/

(4)  睦达明，《龚橙是火烧圆明园的向导吗？》，《南方周末》2013年9月12日D26版。

(5)  翁礼华，《从禁烟到广种罂粟》，《钱江晚报》2012年5月20日。

(6)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第一章　买办来了

向北是上海！

杨坊，字启堂，又字憩棠，宁波鄞县人。

他当年流落到上海，是被迫而为，但也是顺势而为。

与宁波本土只有一个杭州湾之隔，坐船有时只需要一个晚上就能到达的上海，曾是众多宁波人外出打拼的一个重要选择。

今日的上海，像极了豪门，当时的上海，在很长时间内，连豪门的门槛都没摸着，只是一个受宁波商业辐射的小县城，蜷缩在今天的上海南市。

也就是豫园、老城隍庙所在的“老城厢”。

今天的人民路，在当年便是它北门外的护城河。

说起历史，它一开始只是个海边小渔村，在隋唐时隶属于苏州府华亭县，到1192年才有了“上海”这个正式地名，所以排起辈分来，它还得叫苏州一声老祖宗。对这样一个小渔村，帝国版图一直将它放置于很疏远的地位。

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

“1727年后，南洋贸易以厦门为正口，西洋贸易以广州为唯一口岸，中日贸易从宁波入口，上海的地位并不高于厦门、广州和宁波。到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完全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鼓励海上贸易。一度‘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上海，凭借着襟江滨海的地理位置，时来运转，港口贸易迅速升温，经济地位日益突出。” (1)

这里的江，自然是指长江。海则是东海。

头顶长江，脚踏杭州湾。

面朝东海，上海春暖花开。

与此同时，上海又有黄浦江穿城而过，将上海分割成了浦西和浦东，并在白渡桥接纳吴淞江（苏州河），再一路向北，到吴淞口注入长江，成为长江入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这样，上海航运的任督二脉，遂被彻底打通。以后西方列强就可以开着轮船，从东海进入长江，再从吴淞口跑到上海城内，大摇大摆，长驱直入。

更重要的是，上海的政治地位也开始提升。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是监督和统驭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务及军事力量的高级长官，官居四品，其地位高于府衙，比当今的厅局级还牛。它的官衙过去一向都设在苏州或太仓，但到了1730年，它的官衙整体搬迁，办公地点从苏州移驻上海。因之，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后来又别称为“上海道”“苏松太道”“沪道”。又因为这个道兼管驻在上海的海关，又被称为“海关道”“江海关道”“关道”。故此，管理上海的道台会以好几个名字出现在历史的夹页中，如果没搞清楚这几个名字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意思，你肯定被搞得昏头晕脑。

占了位置上的便利，宁波人就经常到上海这个邻居家串门。

先行者中有方介堂，他出生在镇海乡下一个叫桕树方的小村，最初开办有一间杂粮店，经营杂粮杂货，他想到同样是滨海地区的上海，也会缺少粮食，于是在嘉庆年间带着他的本行来到那个小小的上海城。准确的市场定位使他迅速获得成功，于是他又把经营扩大到糖业，开设了义和糖行。行与店是有区别的，行是批发的商号，可见他的生意，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小港的李承久（也亭）则是在1822年经人保荐，来到上海学生意。

这一年，他15岁。

李也亭先是在南市油码头曹德大糟坊兼酒店当学徒。南码头停泊着许多沙船，他每天送热酒上船。

所谓的沙船是一种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平底船，船体扁浅宽大，方头、方梢，并没有很好的抗风险能力。但它有个百里挑一的优点，就是航行起来轻捷平稳，能坐滩，也就是说，它不怕搁浅，特别适宜航行于航道水浅多碛的北方沿海。正因为它可以出没沙洪之间，空载时又须装沙压舱，故名“沙船”。

可以说，正是这沙船贸易，促进了上海的商业，奠定了上海的繁荣。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注意一下上海的市标，会发现它最突出的要素是一艘正在扬帆出海的沙船，还有一只巨大的螺旋桨。

一来二去，李也亭干脆辞去了酒店的工作，上了沙船做起船工，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大海。“李也亭的运气不错，他上船的这一年〔清道光六年（1826）〕，正遇上清政府因为运河淤塞，把漕粮的河运改为海运，规定江苏各地的粮船均到上海交兑，然后直运天津、直沽。上海的沙船业适逢其会，正好大显身手。” (2)

对宁波的船商来说，河运改海运同样是一件利好。

此前，宁波早就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当时自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

南号商船只走南洋，北号商船只走北洋。

南号船帮最初主要由福建、广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福建木材，从事贸易。北号最初则由江苏、山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山东特产枣、豆、油等。和上海基本一样，他们航行的工具是帆船，主要以沙船为主。

当然，帆船中还包括尖底的福船，这是为了适应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的需要。他们的好日子，却在宁波于1844年开埠通商之后，一落千丈。因为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中国，轮船排挤沙船，让宁波的船商们愁苦不已。

现在，有了这一利好，他们重振旗鼓，又打了一次翻身仗。

18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

靠海吃海的李也亭，坐上海而望宁波，通过打拼，经数年积累而终成巨富，甚至一度垄断江浙沪的沙船业。

同样的，一个叫董棣林的慈溪人也看到了上海的潜力。

他是个药材商人，从事的是江南人最为迷信的参药。他先是行商，奔走于东北与上海之间，最后落脚上海，成为坐贾。

“三个殊途同归的人，以后的发展历程如出一辙，他们大量地从自己的家乡，把亲族和乡党带到了上海，形成了商场上的‘同姓军’和‘父子兵’。于是，他们最终在早期的上海滩形成了三个宁波籍贯的著名商业家族：桕树方方家、小港李家和慈溪董家。他们是上海滩第一批拓荒者中的佼佼者。” (3)

看重上海这块风水宝地的，还有西方列强。

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在看上上海之前，他们首先看上的是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离上海很近，离宁波也很近，事实上，它在过去，就属于旧宁波府。其县治即为定海。前面说了，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所以定海可以作为中国海运的一块重要的跳板。上海有的优点，比如襟江滨海，它也有。它的西边就是杭州湾的入海口，西北面则是长江的入海口。和上海一样，它们都可以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将大半个中国纳入其贸易视野。

这样的战略地位，怎能不叫英国人动心？

从1700年开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国政府提出设立商馆、让给岛屿、开放舟山等地为通商口岸等要求，表现出对舟山群岛强烈的觊觎之心。像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就曾向乾隆提出过，允许宁波、定海等地通商，并求取舟山群岛附近一小岛作为英商居住及货物存放地。

至于舟山群岛的县治为什么叫定海，这跟康熙有关。在他心目中，“舟山”这个“舟”，是动的物体有点动的意味，听上去就不太平——毕竟，刚过去没多久的1649年，“南明”鲁王朱以海自闽移驻舟山，建鲁王行宫，号召“反清复明”，一时声势浩大。为此，清政府组织重兵进攻舟山，与舟山军民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最后以屠城而告终。这难免会给康熙留下那么些心理阴影。联系宁波的得名，是明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义，那么，舟山群岛的县治干脆就叫“定海”，以祈“海波永定”。

康熙还为自己的重大举措，题写了“定海山”匾额。

但是，统治者的迷信，却换不来舟山的真正安宁。

他的不肖子孙，守成之帝道光，却没有守住舟山群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中，英国人就表现得对定海很“锲而不舍”，来来回回打了两次，因此也就有了第一次定海保卫战以及第二次定海保卫战，总称为定海战役。尤其是第二次定海保卫战，更是整个鸦片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战，同时也是敌我双方参战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交火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

10月1日，在后世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请别忘记这一天——1841年的这一天，在面对英国人的侵略面前，固守定海的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同日殉国。身先士卒的王锡朋被炮火轰断一只腿，仍手刃蜂拥而来的敌军数人。最后，被英国人乱刀砍死；郑国鸿执旗督战，身中两炮，仍挥刀力战，手刃数敌，壮烈牺牲；而葛云飞先被英军飞来的枪弹打中了左眼，接着又被长刀裹着腥风劈掉了半张脸面。深怕他不死，英军又用火枪围攻、攒击。一时间，葛云飞全身布满弹眼。

尸直立不仆。

定海遂一丢再丢。

海不定，自然波也不宁。

宁波继上海之后成为五口通商之地，也可想而知。

不过，英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定海尽管很好很强大，但比起上海来，还是有些“生理缺陷”——比如说，孤悬海外。它不像上海那样，跟中国内陆腹地有陆路交通，打马就可以跑遍天下。定海要想实现这一梦想，则要等到100多年之后。跨海大桥跨越了杭州湾，也将宁波与舟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就意味着，以前困扰着定海的生理缺陷，一下子就被解决掉了。但那时的英国人，却没这么有前瞻性。谁能想在那么烂的肌体上，还会新生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中国？当然，这是后话。

另外，比起定海，上海更接近他们主要进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而这些地方的税收，可是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大头。想都不用想，占领上海也就意味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1756年，身为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英国人弗里德利奇·毕谷就建议英国政府，要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1842年6月17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入上海，其中就有一个名叫高尔顿的英籍犹太军官，同样认为上海是个好地方，决定返回印度后“召集一些精明能干的犹太人去上海” (4) 。无疑，上海后来的发展，印证了这些小人物——

有着大眼光。

杨坊到上海，有没有仿效先行者的打算，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他来上海的这一年，按照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与英国人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也是上海作为“五口通商”之一，正式开埠之年。

通过武力征服，西方终于得偿所愿。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上海开埠显然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但也幸好有鸦片战争之后的门户开放，上海才成长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真正现代意义的上海。说幸好，是赞同门户开放对中国，尤其是对上海的作用。当然，这种门户开放最大的不幸在于，它是被迫的。

如果是中国主动的门户开放，那就不会让人在心里那么纠结了。

上海开埠早期时事画之《妓女在张园拍照》

就在上海开埠的当年年底，25名英国人就在上海登记。

“这是一个耻辱的时刻，也是上海沐浴国际化的开始。” (5)

上海最为知名的地标也是上海的象征——外滩，当时不过是上海县郊外一片不起眼的荒滩。英国报纸称之为“The Bund”，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这里“有村落、河流、公路、斗鸡场，甚至还有一个邑厉坛——也就是斩杀犯人的地方。当时外白渡桥靠外滩的岸边还是清军的炮台，炮台西面是军工厂和仓库，现在的圆明园路还是一片田野，虎丘路则是一条小河” (6) 。但是英国人相中了这块地方，经过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交涉，8家英资洋行在外滩纷纷落户，由北向南依次是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洋行以及宝顺洋行。

其中，宝顺洋行即是林则徐虎门销烟时，着力打击的大鸦片贩子——颠地后裔所开设的洋行，英文称颠地洋行。

随后的1845年，和高尔顿同为英籍犹太人的大卫·沙逊，果真迫不及待地从印度孟买来到了上海，开设了近代上海大名鼎鼎的沙逊洋行。

这是上海第一家犹太商号。从沙逊开始，大批犹太人——主要是英籍犹太人络绎不绝地赶来。其中，1849年出生于巴格达，幼年生活艰难，靠捡拾破烂、煤块为生，后来随父母经印度辗转来到上海的哈同，先是给自己犹太老乡沙逊的洋行看大门，靠着勤快、谦让，升为管事助手，负责看守鸦片仓库。这算得上是一个肥差，他利用这个职务，大笔收取提货人的贿赂，加上平时省吃俭用，攒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用以购置一些零散的土地，并最终成为上海滩巨富。

而外滩，则要到1897年，开始替代黄浦滩作为一个熟词，出现在上海的生活里。这一年，宝顺洋行在《申报》上打出一则广告称：代理某轮船公司船票，公司在“外滩某号”——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报纸上第一次出现“外滩”这个词。

面对这些纷至沓来的洋行，以及非我族类的外夷，或者说红毛，上海的敌视和反抗的态度没有那么坚决，相反，看上去还十分暧昧。

相比之下，广东尽管身为外贸城，《南京条约》的签订，并不影响他们抵制英人入城，最终把英人阻止在广州城外十几年。

福州也跟着闹得很凶。这个自清以来从未开放的口岸，陡然面对变局，民众在心理上一时也接受不了。就连祖籍长乐，后迁居福州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在回乡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十分惊愕。他在写给福建巡抚刘鸿翱的信中，请刘鸿翱尽力阻止。他认为，江苏、浙江、广东各省都只开放一个口岸，福建却要开放两口，太不公平；另外，英国人要福州，为的是武夷山的茶叶而已。

不知道是梁章钜建议有效，还是福州开埠严重伤害了福州人的自尊心——地方官府、士绅和民众空前团结，予以抵制。

官府暗中警告，任何人不得与洋人做生意。从1844年至1853年，福州港的茶叶外贸额几乎是空白。

得补充一下的是，梁章钜还有个身份，就是林则徐的好友。

这不得不归咎于上海在帝国话语中长期不处于主流地位。你总不至于要求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对家庭会有很大的责任感。

它甚至会因此产生叛逆心理，谋求改变。

杨坊误打误着地撞上了上海的历史性时刻。

上海也呈现给了他一个有别于先行者的新可能。

他的铁饭碗，正是外国洋行提供的。

当然，这也和他有点英语功底有关。

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懂英语，哪怕懂点半吊子英语，在中国人中间也是凤毛麟角。就是清朝精英官员恭亲王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翻译人员，也要等到1862年了。相比之下，洋人懂中文的更不多。杨坊自然就成了奇货可居——真是学好西方话，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当然，这也给后续到上海这个开始国际化都市打拼的宁波人一个提醒，没有相应的外语能力，你不用再想活出精彩了。

他一开始干的是自己的老本行，担任报关和收丝工作，因为工作出色，曾为怡和洋行设计过一套收购生丝的有效方法而受到洋商器重。同治《上海县志》便说杨坊“多智术，贾上海，与西方通市交易，不数年明习各国事”。

后来，升为怡和洋行的买办。

所谓买办，从本质上讲，它就是经纪人，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单从字面上来说，它其实是葡萄牙人Comprador（康白度）的意译，原意是采办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买办的兴起，自然跟洋商在中国做生意人生地不熟有关系，如果没有几个当地人充当帮手，为他们或采购或管事，难免会处处碰壁。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尽管是被洋商所雇佣，但也为他们所依赖。

在杨坊之前，还有一个宁波人——穆炳元，走上了这条路。他原是清军的一个小头目，在定海战役中，成为了英军的俘虏。英国人没有杀他，却把他征集到英舰上打杂，并有心栽培，教其贸易方法。随着英国人在上海大举登岸，为其充当翻译并总务的穆炳元，又派上了大用场，承担包揽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交易。姚公鹤的《上海闲话》载：“无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穆炳元也充分利用自己这一优势，在华洋交易中巧取豪夺，积攒成巨富，一跃而成为上海的头号闻人。

杨坊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获利空间。

对不了解历史的时代背景的人来说，这无疑值得艳羡。

看上去，给洋商当买办像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

就像今天很多小白领都梦寐以求到外企工作。

事实上不然。

如前所说，“汉奸”俨然成了他们这一代买办们的原罪。骂人汉奸，不只像我们当下社会的仇富行为，而且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加上他们帮助洋行贩卖鸦片，这让买办的身份和地位更染上了非主流的色彩。曾国藩曾不无嘲讽地称买办为“奉洋若神者”。除此之外，“极而言之者更是将买办、通事、娼妓、流氓列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时，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 (7) 。

有些买办，甚至连性命都不保。

曾有位叫布定邦的买办，在第一鸦片战争中的定海战役中，去定海北门外为英军买肉时，被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发现之后，一举拿下，送往宁波。尽管英军再三要求清军归还布定邦，但不幸的是，布定邦不是日后的穆炳元，他等来了裕谦——坚定的主战派，其时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为了鼓励定海人英勇杀敌，迎接英军的第二次进犯，裕谦当众宣布将勾结侵略者作恶的汉奸布定邦一干人等处死。

在手起刀落后，他被斩首示众。

谁也不知道杨坊刚当上买办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但相信他一度是惶恐和不安的。当然，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中国大部分商人对财富的积累与持有一直没有安全感……这些心理因素叠加在一起，让杨坊在发迹之后，选择了用钱买官，通过金钱运作，成为了候补道员。也就是说，他走上了仕途。有一顶官帽子保护，他也多少不用担心自己日后被“清算”了。而在民间组织里，杨坊也多有列席。1850年，他更是出任上海四明公所董事。这也是在上海打拼的宁波传统势力对他的认可和接纳。

自此，英雄不问出路。

在官府和洋人之间，杨坊游刃有余。

从1853年开始，时局就给杨坊创造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舞台。

这一年，上海的街头，到处可见这样的告示：

“鞑夷当灭，明复当兴。”

列强玩“中立”

喊出这句口号的是广东人刘丽川。

其时，他正领导着上海的小刀会会众们，在上海爆发了武装起义。作为天地会支派的秘密团体，刘丽川张贴出的告示，总让人想起金庸小说《鹿鼎记》里天地会那句著名的口号：“反清复明。”

起义进行得很迅速，经过短时间战斗，即攻入上海县城里的县衙，杀死了知县袁祖德。接着，又占领炮台，包围了苏松太兵备道衙门。

道台吴健彰像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的官印，成了起义军的俘虏。

之后，他们建立大明政权，建号天运元年。

无疑，这次爆发的小刀会起义 (8) ，严重冲击了上海的现有秩序。

说起来，却是一次强拆引发的血案。

1851年，英国人为了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这也成了这次起义的诱因。这座公馆，早于四明公所，由福建船商于1759年建造。位于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当时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里邻近黄浦江，曾经沙船林立。因地域接近、语言相通，广东、潮州和福建三方同乡互相帮会” (9) 。可以说，泉漳会馆也是闽粤在上海的同乡组织。这次起义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就是董事李仙云。

这个时候的西方列强，早已排排坐吃果果，将上海这块蛋糕划分完毕。先是巴富尔得寸进尺，在他的逼迫下，吴健彰的前任宫慕久以其个人名义颁布了《上海租地章程》，划定东至黄浦江，南临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西至界路（今河南路），北至李家庄（又名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一块830亩土地为英国人可以租地建屋与居住贸易的地区。这是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上海英租界开始设立。

通过不平等契约，外滩又正式成为了英租界的一部分。

不得不说，英国人此举，给灾难深重的中国又带了个坏头。清政府此前虽然和西方签订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但里面也只提到准许外国人在五口租房寄居，并无设立租界的明文规定。可以说，所谓租界，实际上是列强违约强加给中国的。《上海租地章程》的签订，让英国成为第一个向中国勒索租界的国家。无奈的清政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想蹭饭的一个接一个。

1846年，19世纪远东最著名的美国资本企业旗昌洋行将总部迁往上海外滩9号，在此经历了它的黄金时期。其成立的旗昌轮船公司，首开中国长江航运，并在一段时间内垄断了长江航运。不过美国人在英租界刚待上两年，就有样学样，1848年在上海苏州河以北今虹口一带擅自广置土地，建造房屋，把这一地区划为美租界。

这样，美国人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

法国人也一样不老实。1849年4月，它取得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护城河（今人民路）与英租界南址洋泾浜之间约986亩地皮，作为所谓的法租界。事实上，美国人也觊觎这块地皮，但却被法国首任驻上海领事敏体尼抢先一步，只好提前转战虹口。得此胜利的法国人，还打起了外滩的主意，也抢占外滩建立了法租界。

显然，法国人不愿意自己那位欧洲邻居吃独食。

自此至20世纪40年代初，外滩一直被英租界和法租界占据，并分别被叫作“英租界外滩”和“法兰西外滩”。

这段时间，上海如同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不过，直到1853年，住在租界的外国人仅约300名，其中包括外交官员、传教士、商人、鸦片贩子、雇员仆役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财产十分惊人，据估计为数已值2500万英镑以上。所以，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上海，不仅是对杨坊之类的上海官商，同样对西方列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此时已从华南向长江流域迅速扩展，清朝的统治正岌岌可危，这让他们也预感到，身边迟早会有大事发生。

上海租界图。图中的公共租界又名英美租界，由原英租界与美租界于1863年合并而成。

为了防止这一天出现，除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外，他们还设法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英国公使文翰和美国公使马沙利就先后乘舰到了上海，“随即就策划‘在武装中立的基础上防卫租界’” (10) 。

“4月8日，英国领事阿利国与美国副领事金能亨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上海义勇队（或称上海商团）和协防委员会，以便同海军当局合作，保卫租界。” (11) 但小刀会起义的消息一传开，对西方列强来说，即使有心理准备，消息还是“有如晴天霹雳” (12) 。他们出动了300名英军和美军防守租界，日夜巡逻。

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营救吴健彰。

就在吴健彰被俘的当天，马沙利就致函刘丽川，表示愿负保护之责。此前，在处置吴健彰的问题上，小刀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福建帮主张一杀了事，广东帮主张劝降。因为吴健彰本人就是刘丽川的同乡兼朋友，这让刘丽川念在同乡之谊上，下令勿杀。在接信后，刘丽川当天晚上就会见了马沙利，表示吴健彰的安全没有问题。

“之后，旗昌洋行派人到吴健彰被关押的地方，让他脱去官服，扮成商店伙计模样，着便服，戴墨镜，持破伞，由两名身强力壮的广东人充当侍从，溜到城墙根，用事先准备好的长条布缒城逃脱。” (13)

没有多少资料表明，杨坊在此次营救行动中，承担了什么角色。但也有一些信息表明，他“伙同”美商洋行，将吴健彰“从囚禁地偷偷抢出藏于租界内新银号钱庄”。总而言之，杨坊和吴健彰之间应该是相熟的，一个曾就职旗昌洋行，一个也是该洋行的合伙人，而且，他们在发家上，走的也是相同的足迹。

吴健彰出身贫寒，早年以卖鸡为业，20岁时，开始尝试与洋人做小额买卖，后来在广州洋行做仆役，游走广州、澳门之间，充任洋行司事与买办之职。由于他乖巧勤快，善于揣摩洋人心意，更学得一口流利英语，所以很受洋商器重，并因此跻身广州十三行行商之一。1842年，他随着英国侵略者的步伐，来到上海，同样通过茶叶贸易和贩卖鸦片，得以在上海的富豪财富榜上占据前列。也就是在英美等“主子”的支持下，加上了花了50万白银的大价钱，他如愿以偿地坐上了上海道台一职，成为中国近代最早涉政治舞台的买办——对这样的人，精明的杨坊没理由不和他结成利益共同体。

吴健彰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放走了，出来后的吴健彰与小刀会势不两立，请兵攻城，久攻不下，便通过放火的方式，清算闽广人对自己拘捕之辱。“在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放火焚烧店铺民房，大火连烧4天，大片民居化为灰烬。就连最为繁盛的小东门至大小南门，也没有幸免，‘百年富庶精华’于一夕之间街皆抹去。” (14)

其中，杨坊就任董事的四明会所，也在此次烟火中被彻底烧毁。

被毁的还有徽宁会馆、泉漳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以及嘉应会馆等。

西方列强对此也十分愤慨，由英国人奚安门（Honry Shearman）等人创办，也是上海出版最早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就指斥吴健彰，“祸首却是一个理应保障而不应破坏同胞财产的人”，并因此认为，吴健彰是一个“完全失掉民心的道台”。

杨坊自然很恼火。

此前，法国人对四明会所也一直耿耿于怀——这个建于1797年的同乡组织，位于上海县城北郊，也就是今天上海八仙桥以东、人民路以西、淮海路以南的小北门一带，共占地30亩。这30亩地除了建成寄放棺柩的殡舍厂屋20间，余地则辟为义冢。同乡棺柩在厂屋停放3年无人认领者，则葬于公所内义冢。殡舍厂屋的建成以及义冢地的开辟，初步奠定了上海四明公所的基础。得说明一下的是，宁波别称四明。所以四明公所其实就是宁波公所。它的成立，多少解决了宁波人老死异乡这一人生问题，让宁波人在外地感受组织的温暖的同时，也能放心打工。后来，定海人蓝蔚雯在道光二十四年出任上海县令，在公所董事谢心、庄巨、方椿等人乘机呈请下，蓝蔚雯将四明公所划入官图，免去税收。这一切都很好，但不好的是，法国人来了。

他们在抢占租界时，将四明公所也划入法租界范围。

他们并不清楚四明公所对宁波人的意义之所在，也不明白四明公所到底是什么。他们按照自己对东方文化粗浅的理解，把四明公所简单地称之为“宁波神庙”。他们只对四明公所纳税与否感兴趣。

因为四明公所不纳税，明显地有损他们的利益。

法国人很是心怀不满。

更让他们反感的是，四明公所的那些义冢。

他们认为，“这些坟墓是传染疾病的巢穴”。这些都跟他们的卫生习惯相背。还表示，将不惜任何代价消灭这些坟墓，并拟在义冢上开筑宁波路和西贡路。

得在这里特意说明一下的是，西方人跑到上海开辟租界，在给街道命名时，也喜欢搞纪念行为。比如说，南京路的由来，就是用来纪念《南京条约》这个西方人眼里的巨大胜利。此头一开，便成了风气。日后，上海其他的马路也纷纷效仿，多以中国著名的城市来命名。不过，这条宁波路并非如此。它仅仅是因为其附近有个四明公所。在英租界也有条宁波路，那条路的命名才是跟风。

日后，两条宁波路同时存在上海，也成为上海的一道奇观。

为了区分，英租界的宁波路一般被称为“英租界宁波路”，这条法国人想开筑的宁波路也被叫作“法租界宁波路”。跟外滩似的。

在今天，这条“法租界宁波路”早已不为人知，因为它现在有了个更有名的马甲：淮海东路。

法国人的打算显然让宁波人很不安，群起反对，在给法租界公董局的请愿书中他们写道：“我们认为，像这样筑路，势必使车马通行于死者之尸骨上，致使亡人的阴灵不得安宁，此乃亵渎之事”，建议修改线路，并表示愿意分担因线路改变而多出的费用。

据说，杨坊在其中也做了不少工作，并据理力争。

初来乍到才几年的法国人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只好暂停。

可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法国人暂时没办到的事情，却让自己的统治者及军队给办了。而且“带头大哥”还是自己从起义军那边救出来的。

吴健彰靠不住，以杨坊为首的上海官绅，更加急迫地期望：

列强能挽狂澜于既倒。

让杨坊很郁闷的是，英、美、法列强虽然小动作不少，但对当下的时局，当局却纷纷声称，他们要保持“中立”。

似乎两边都不想帮忙，只想保住自己的地盘。

“英、美、法领事以避免清军和起义军的炮火毁坏租界建筑物为由，曾禁止清军从北面进攻起义军，并对清军采取威胁态度。1854年4月4日，英、美军队以清军侮辱、袭击租界外侨为借口，向驻于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的清军发起进攻，清军不战而退。事件发生后，许乃钊（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立即派员向英、美领事求和，第二天又派吴健彰出面‘赔罪’，做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 (15)

所谓的清军侮辱、袭击租界外侨，即是在4日当天，英商祥泰洋行的阿瑟·史密斯偕女友一起散步，地点就在跑马厅。本来为建跑马厅，就让上海小刀会的会众很是不满。此后一直就郁积着矛盾，热度不亚于“一战”前的萨拉热窝。你说史密斯去哪里散步不好，偏偏就在跑马厅。结果没遇到小刀会，却遭清军一群士兵围攻。

史密斯身受重伤，冲突因此迅速扩大。

从吴健彰出面赔罪可以看出，这一战并没有恶化了英、美等国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反而让清政府更进一步意识到，自己面对西方列强的确技不如人，不是它们的对手，所以态度软化，着力求和。这样一来，双方关系竟变融洽起来，有点“不打不相识”的意思。

这也导致了租界里人满为患，在战火和烟火的威胁下，有钱人纷纷遁入租界避难。这些人“拥有很多可以（能）失去的财富”，一旦进入租界，便“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一块空地可以得到，他们就把它租到手，或者买下来，起造房屋”，从而“把地皮价值抬高到难以置信的地步”。 (16)

继他们之后，成千上万赤贫的华人也在租界定居下来。

上海商业中心也因此迅速向县城外以北的租界转移。

洋商趁机发财。他们利用租界住房租地日趋紧张的机会，简单粗糙地搭起房屋，高价出租；并且哄抬地价，买卖土地。

这一度让租界当局感到担心，害怕华洋杂处带来危险，但洋商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眼里，比起房地产行业带来的暴利，这些危险算什么，哪怕日后整个上海就是毁灭在火里或者水里，反正他们已经吃饱离开了。

一如那话：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不得不说，这些洋人真是精明到家。

尽管动乱的局面，是西方列强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清朝不安定的局面，也给他们提供了浑水摸鱼，或者说渔翁得利的好处。

列强保持“中立”，犹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他们盯上了海关特权。

此前，小刀会刚刚起义之后，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第二天就被捣毁了。西方列强立马就派兵占据了上海海关——动作迅速总让人难免怀疑他们别有用心。果真，在清政府任用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吴健彰受命与西方列强谈判之后，英国领事阿利国就迫不及待地建议，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指派税务司一人，组成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控制海关。6月29日，为了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吴健彰与三国领事签订“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从而开创了出卖中国海关主权的先例。

7月5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又趁机修改了《上海租地章程》，可称为第二次《土地章程》，共14款，外加《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发租洋泾浜地基条款》两个附件。这次的修改，加深了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其中有这些规定，对我们理解日后的上海，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必要拷贝一下：

1．成立工部局。同年7月，上海租界成立工部局，由美国驻沪领事金能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7人任董事，其下设立若干委员会，包括以英、法、美在上海的海军为主要支柱的“防卫委员会”。（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自设公董局。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是为公共租界，统一由工部局管理。）

2．攫取警察权。原来的租地章程规定租界内可以设更夫数名。工部局成立后，董事会马上调用香港巡捕房高级职员充任上海第一任捕房总巡，包揽了拘捕罪犯、搜查军火、解除中国人武装以及协助收税等职能。

3．夺取征税权。工部局以巡捕捐的名目，向居住租界内的中国人抽税，后来又用其他名义陆续增添许多新税，强迫境内中国人缴纳。

4．取得司法权。小刀会起义后，英、美、法等国领事乘机夺取司法权，擅自审理租界内中国人的民刑案件。工部局派定各董事充当法官轮流审讯，拒绝中国官员在租界内行使司法权。

与此同时，第二次《土地章程》还对房地产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此前，外国人永租土地原只可作自用，但现在，土地不仅可以自用，而且还可以发展房地产了。同时，租界当局也默认了“华洋杂居”，只要是经过外国领事“允准”之后，中国人就可进入租界租地建屋。这样一来，租界不仅多了税收来源，而且极大推动了上海房地产的发展。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大批外商房地产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于上海滩上。从此，“它从一个为数很少的外侨和华人聚居经商的地区，变成一个外侨掌管的华人众多与商业发达的上海经济中心、一个外国冒险家大发横财的乐园；并从一个外侨居留地变成一个实际上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国中之国’” (17) 。

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列强随即撕下“中立”的假面具，公开与清军勾结起来，镇压上海的起义军。

郁闷坏了的清政府最后把板子打到了吴健彰的身上，以“通夷养贼、贪赃枉法”，将他给革职抄家。

吴健彰使出浑身解数，大肆贿赂，并捐助军需，以求自保。

幸好太平军间接地救了他。

当太平军以排山倒海的气势进攻清军，让清政府终于意识到“非和夷不能灭贼”。那么，为了换取列强的支持，吴健彰又被策略性地起用了。

“攻下”西方列强，杨坊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和英、法两国领事多次密谋之后，杨坊斗志十分积极。

有资料表明，作为一个和洋人打交道多年的买办商人，杨坊也被压了重担子，那就是给镇压小刀会起义的清政府，充当军需官。也就是说，他要从事购买军火这一大业务——这又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除此之外，杨坊对打击起义军也不遗余力。

1854年，在吉尔杭阿的领导下，杨坊和嘉定知县吴煦、翰林院庶吉士张庭学等人一起，拟于县城北门外沿河筑墙，堵截一切桥梁道路，以杜绝县城的接济，并使起义军无从突围。这招可谓狠毒，将置起义军于“困城”之中，然后再来个瓮中捉鳖。说到做到，到1855年的1月1日，一道从黄浦江边一直到洋泾浜以南的周泾浜的界墙，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另外，在杨坊等人的奔走活动下，列强准许清军进入租界，并将军营移至县城附近，又在租界修筑炮台，严密对县城实行封锁。

起义军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困境。

1855年2月17日，刘丽川及其他领袖在突围中牺牲，一部分起义军逃入租界，后来被捕交清军凌迟处死。

坚持了一年多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这次起义，毁于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联合镇压，但也死于自己策略上的失误。刘丽川当时困守孤城，不到万不得已才突围，也是寄希望太平军的援助，但其时刚刚在天京建立政权的太平军，“由于同时分兵北伐、西征，还要对付江南、江北大营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根本无力东顾，不可能给小刀会起义军以及时有力的支援” (18) 。反过来，这场起义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太平天国运动，迫使清军既要对付天京的太平军，又要对付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军，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

这样，太平军的压力顿缓。

起义虽然让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商业陷于停顿，鸦片贸易连续不景气，整个贸易额不断下降，但无疑，他们才是这场起义最大的胜利者。

在起义被扑灭之后，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特别对直接参加军事镇压的法国侵略者真是感激不已。清政府给军事进攻特别卖力的法海军提督纳厄尔赏银1万两，绸4匹，上海法领事也领到绸4匹的酬劳。

更大的赏赐还在后头——清政府同意将上海小东门外城河浜面积30多亩的地区，差不多也就是十六里铺一带沿黄浦江地段划入法租界，十分大方。

有趣的是，“法国官方还虚伪地表示，他们只是因故而同小刀会起义者发生冲突，并非有意要帮助清朝官军，他们的立场仍然是‘中立’的” (19) 。

但他们仍以镇压小刀会有功为由，多次提出扩充租界要求。

根据资料得知，法国得以扩充租界138亩，连同原有面积986亩，合计1124亩。美国以同样的理由将美租界扩充至865亩。日后，西方列强扩充租界的欲望依旧不曾平息。这也让上海日渐变成一座“十里洋场” (20) 。

就在这“十里洋场”里，富有的华人为租界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是为待宰之“羊”；

贫苦的华人则为租界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无数的血泪则为“洋”中的三点水。

两者相加，合为“洋”场。

这一年，英国人还打起杨坊老家的主意——其时任英国驻甬领事和翻译官赫德提出，要在宁波成立新式海关。

事实上，早在康熙朝，宁波就有浙海关。

尽管大清王朝在相当长时期内都目空一切，自封“天朝”，同时为了防止民众与外界接触，滋长反抗心理，以及对付海外反清势力，一度严厉地禁海，下令沿海50里都不得住人，造成了这些地方全部荒无人烟。他们也良心发现，如果再禁下去，靠打渔为生的渔民就没法活下去。

为了国计民生，在摧毁台湾抗清政权后，康熙宣布解除海禁，允许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4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同时，为了改变城镇萧条、商旅废弛的局面，清政府不许官员经商与民争利。此前，顺治五年就曾下令，“禁止诸王府商人及旗下官员家人外省贸易”。后来清政府就批准，在这个开通4个海关的城市，允许专门的殷实的商家，成为专门有资质经营对外商贸易的行商，只他们才有资格跟外国商人做生意，将这个贸易从政府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变成了民间贸易，官府只是负责收关税。尤其是到了后来，通过雍正的整肃，这些行商基本上都没有了官方背景。

中国近代外贸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作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自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这里得注意的是，虽然名义上叫十三行，但这十三就跟中文中的“三”一样，都是约数，表明多的意思。千万别以为“吾日三省吾身”真的只是每天反思3次，而广州十三行就只有13个。根据资料，其最多时达到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前面说了，吴健彰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虽说广州为西方列强的传统贸易地，2000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就从广州起航，但浙海关与之相比，也有很大优势，因为接近茶丝产地，在这里买茶丝，要比在广州便宜多了，所以西方列强纷纷跑到浙海关进行交易。

为了海防安全，乾隆决定维稳。

1757年，乾隆就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下诏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乾隆时因怕广州关税减少，并鉴于在广州虎门、黄埔等处满清设有官兵，对于英国侵略者给以控制较为便利。遂决定加重浙江海关的税率，旋于乾隆二十二年就决定关闭三关，仅留广州一关。” (21)

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发了广州在外贸上的活力。

广州十三行又在全国独领风骚。

这也为广东培养了大批买办。并随着英国人侵略的步伐，在国内遍地开花。

只是，西方列强对浙海关依旧念念不忘。

如今，趁着这大好时机，赶紧提要求。

所谓“新式海关”，其实也就是由西方列强来掌控。上海海关特权被出卖已成先例，宁绍台道台不答应也得答应。

所谓的宁绍台道，亦即清朝行政区划名。雍正四年（1726）置，治宁波，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其道台权力差不多等同于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除此外，他们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敲诈勒索面前，同样软弱无力。

这一要求，终于在1861年得到“圆满”解决。

这一年，清政府成立总税务司署，行使管理全国海关这一职能，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统辖。总税务司的领导是英人李泰国，其所属各海关各置正、副税务司，亦由洋人担任。他的同胞华为士就做了新式浙海关的头头。

这样从上到下，中国海关的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权、税款收支权完全控制在洋人手里，自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西方列强日后向清政府索要赔款，不怕清政府不给，他们自然可以从关税里扣除。

作为新式浙海关，也就是宁波税务司，在5月22日，于英、法、美三国所设领事馆之地——宁波江北岸外马路成立。名义上，该税务司归属海关道（又称海关监督）、宁绍台道台兼领。其时的宁绍台道张景渠被任命为第一任浙海关监督。

不过，在华为士面前，张景渠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但他还可以管管原先的浙海关。

随着宁波税务司的设立，原先的浙海关并没有废除——这个行署设在府治南董庙西边（今宁波中山西路鼓楼旁），关口设在甬东七图（即现在江东的包家道头），又称浙海大关的地方，被剥离了征收国际贸易税的职能，专征国内贸易税费。

俗称常关。亦是旧关。

相对的，为洋人把控的税务司被称为新关，或洋关。

自古都是旧人哭新人笑。海关也概莫能外。

当然，这是后话。

西方列强得了好处，在镇压小刀会起义中出力甚多的杨坊，自然也不会落空。

不久，他奉旨赏加盐运使衔。

嘉定知县吴煦也因功升任上海道台。

在并肩作战中，他们结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

至于倒霉的吴健彰，在协助列强将小刀会彻底镇压下去后，又留在清军的江南大营效力。同时，咸丰还让广东督抚发还其原籍被查抄的家产。

185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他，趁奉令赴粤之际，“以病返籍作终老计”，回乡广置田地，安享晚年。

说不幸也幸运，这让他保全性命的同时——

也逃过了上海的又一次战火。

洋女婿华尔

李秀成终于来了。

他先是攻克下杭州。

接着兵锋所向，即是上海。

其外围青浦、松江纷纷被攻陷。

但这距离小刀会起义失败差不多已有5年了，在5年之中，太平军内部也发生了众多让人唏嘘不已的事情。

用个绕口令就是：“东王逼天王，天王就要北王杀东王，翼王又要杀北王，王杀王，杀了个血流成河。”这就是1856年天京城内发生的事，史称天京事变。

一场权力争夺，到最后演变成了荒唐闹剧，太平天国赖以维系的拜上帝教宗教权威体系，也被天京事变的血腥屠杀撕下了面纱，最后导致了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元气大伤的太平军，坏消息不断，武昌、镇江、九江等重镇相继失守，天京被围。

好在惊弓之鸟的天王洪秀全，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他先后提拔了优秀青年陈玉成、李秀成等为主将，再破清军的江北、江南大营，并攻占常州、苏州等地，力量再度振兴。

从小刀会起义中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上海，头皮又为之一紧。

怎么办？怎么办？指望清政府，清政府自身都难保，官兵到处溃散，偌大的上海，偌大的十里洋场，还能靠谁？

杨坊和他的同道密友吴煦决定照方抓药。

就在太平军紧锣密鼓地攻占苏州时，吴煦和江苏布政使薛焕、苏州府知府吴云等人为江苏巡抚徐有壬所派，一同前往上海向英国、法国的领事求救，希望他们出兵到苏州援助。不过这些人刚到上海，苏州就被太平军攻下来了。

更打击他们的是，正在北方和清政府忙着作战，希望通过武力，向清政府勒索更多的西方列强，又无耻地中立了。

他们也不想和势头看上去很猛的太平军有什么过节。

而太平军也需要西方列强保持中立。

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过往上海的英法侵略军甚多。这股军事势力对太平军来说，也是个巨大威胁。

另外，依旧陷入宗教迷雾之中的洪秀全，“仍然认为洋人和自己信奉同一个‘上帝’，因而是能够兄弟相处的” (22) 。

还有就是，1859年，洪秀全那位喝过洋墨水，在香港住过多年的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开始执政。因为和洋人打过多年交道，这让太平军和西方列强之间保持“中立”也有了可能。事实上，此后，太平天国与洋兄弟们确实度过了一段“蜜月期”。

“英国的海军将领们甚至率领军舰访问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天王’洪秀全猛抛媚眼。洪天王尽管沉溺于肉林酒池，但并没有丧失其作为一个造反领袖的直觉，他明智地宣称，只要洋人们保持中立，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将不侵犯上海。英美法等国领事馆向自己的公民们发出了严格的训令，要求他们务必严守中立，违者将受到法律严惩。” (23)

特殊时期，似乎得用“非常之道”。

列强既然不愿意出面，那就由上海自己来雇佣西洋人，组织洋枪队。

这个主意并非杨坊原创，其实是由近代上海大思想家知识分子王韬向上海当政者献出的，“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并说，“当今要务，首在平贼”，“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

不知道，这样的知识分子，放在当下，是不是跟某些公知一个面孔？

尽管杨坊和吴煦都知道，自己的最高级领导——咸丰皇帝是不允许私人在私下里招人组织军队的，但为了上海的安危，上海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再次选择了实用主义，敢于一反习常的道德准则，斗胆一试。

可是，那个作为领队官的西人，又在哪里呢？

这时，一个“洋家将”，终于从上海西式酒吧里“横空出世”了。

这也给了忧愁中的上海既得利益集团，以及逃亡的地主、士绅、资产者，打了一剂强心针。

他就是从美国来的华尔。

来自美国的冒险者华尔，后来的洋枪队头子

说他是美国来的，而不是说他是美国人，这里自然有道道。这个需要等会才能说到。简短地介绍一下他的身世：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身高1.73米，一头印第安人厚密的黑发，深褐眼，大下颚，身材略瘦，肌肉异常发达” (24) ，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勒姆城。从这样的外貌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精力旺盛、勇敢镇定、野心勃勃的冒险家”，“血管里流动着以追求‘征服、刺激、惊险’的生命体验为人生最高价值的热血。这种基因让他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你永远也别指望他会享受马萨诸塞乡间宁静的夜晚仰望星空，欣赏虫鸣鸟叫的悠闲，只有一望无边的大海、汹涌的波涛、异国他乡、战争血腥、一夜暴富和醇酒美人是他向往的生活”。 (25) 不到15岁，他就成了逃学的不良少年，此后他闯过五洋四洲，抢劫过邮车，曾是美国政府通缉的流窜犯，参与过贩运“猪仔”的勾当，加入过法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晋升为中尉。

所以，他的大半辈子都在船上生活，在各地作战。

中国纷纭复杂的时局，吸引了他的注意。

岂可错过这样的大好冒险机会？

1859年秋，四处晃荡个够的华尔为了挣钱和寻找机会，再次乘船来到上海，并在一艘名为“孔夫子”（Confucius）的炮舰上工作。显然，这艘船的船号对他这样的西方流浪汉来说简直是绝佳的嘲弄，但天降大任于斯人，“时值太平军势力向江南扩张，上海形势吃紧，‘孔夫子号’炮艇统领美国人谷夫就向杨坊推荐华尔。随后，华尔又与吴煦接上了关系。华尔颇得两位道员的欣赏” (26) 。

而在《清史稿》中，述及华尔时，颇有一些道德优势：

“华尔，美国纽约人。尝为其国将弁，以罪废来上海，国人欲执之。会粤匪陷苏州，上海筹防，谋练精兵。苏松太道吴煦识其才，言于美领事，获免，以是德之，愿效力，俾领印度兵。既撤，自陈愿隶中国。”

事实上，想赢得杨坊和吴煦欣赏，很简单，那就是帮他们对付太平军。

为此，杨坊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这是上海较早的涉外婚姻。在上海轰动一时。

华尔决定不负期望。

在杨坊面前，华尔信誓旦旦，自称能组织成一支洋人的军队，由他招募、训练和指挥，当然，除了日后的女儿之外，杨坊还得提供：

每月100～600美元不等的固定工资；另外，华尔每攻下一个太平军占领的城镇，就可以得到从45000美元到13万多美元不等的赏金。

杨坊除了答应还是答应。

不就是要钱嘛，杨坊有的是。

而且吴煦所代表的地方政府，在这上面也不会含糊。

华尔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一样高，立刻选择了两个美国同胞当副手，一个叫福瑞斯特（Forrester），一个叫白齐文（Burgerine）。这个白齐文倒值得一说，此人的父亲曾是拿破仑手下的军官，所以是法裔美国人。

更快的是他组建洋枪队的速度。

从1860年6月开始，半个月，即成。

最初的华尔洋枪队，雇欧美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名，由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人（菲律宾水手）为士兵。

有人说，也只有上海这个“烂水手港、海盗滩、罪恶城”，才能产生这支雇佣军——此时的上海，每天停泊在黄浦江面的300艘外轮上，起码有6000名外国水手。他们到达神秘的东方，也没有什么高尚的情操，大多奔钱而来。所以华尔都没有打什么广告，消息一传去，就应者云集。连英国舰队的现役官兵，也成批地开小差跳槽前往。大家都知道，在华尔的背后，有一个利益庞大的财团。

“银子的力量显然超过了对法令的禁忌。高薪之下，全上海但凡扛过枪的老外，纷纷投奔而来。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国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打败过英国人，此时却用银子差点瓦解了英国舰队，大量英国逃兵集结到了保卫大清国的旗帜下。” (27)

而且，华尔还善于猎头工作。

这里的猎头方式，总有些不见天日。此前，在19世纪的美国，没有什么比在商船上干活更差的工作了，因为这工作低贱，食物烂而且工资少得可怜。于是那些商船船长，尤其是那些泊在太平洋沿岸的，就通过一些非法途径招募船员。他们聘了些黑社会分子，在沙龙、酒吧或赌坊等地方通过麻醉、灌醉等手段把人掳到船上做船员。由于这些船大部分都是开往东方的上海，因此渐渐这种拐骗奴役方式就被称为“shanghai”了。

卓别林有部电影叫《shanghaied》。

大概华尔的猎头工作干得太成功啦，让人对“shanghaied”的印象太深了，最后都成了英语世界里的新词。

不过，检验华尔的工作，还得靠实践。

但现实却让华尔高兴不起来，7月1日，他们进攻松江，遭太平军顽强阻击，大败而归，数百人的部队被太平军干掉了近三分之二，华尔也因此一败成名。这让杨坊们很沮丧。上海的洋人们，也拿华尔当笑柄。好在华尔并不气馁，又组织了一支500多人的新洋枪队。同时，他还购买了大量在当时威力很大的“臭瓦罐”，这种武器类似手榴弹，爆炸时可散发煤气烟雾，用来攻城正好。果真，在这个月的16日，华尔攻克松江，打死打伤500名左右太平军，而且大肆掠夺，获财无数，一下子，笑柄华尔成了上海洋人、士兵以及水手眼中的偶像。特别是看见洋枪队士兵大包小包的“战利品”，成百上千的洋人、水手、逃兵纷纷前来，自告奋勇要为华尔“献身”。而且，清政府和杨坊们兑现诺言，大赏华尔白银3万两。经过士兵和将官按照等级分配后，华尔一人所得的白银价值，相当于13万多美元。这个昔日一文不名的美国穷光蛋，陡然暴富。

接下来，他要再接再厉，精心筹划对青浦的进攻。

攻下青浦，他不知道又要富成什么样子。

这次，他遇到了一个对手。

英国人萨维治（Savage）。

此人曾为英国皇家步兵团上尉，现替太平军卖命。

华尔当时没想到，自己这个深褐眼大下颚的从美国来的人，可以为清政府所用，为什么其他的外国人，就不可以为太平军所用呢？

更重要的是，太平军手中，也有从洋人手中购买的新式枪炮。

他们既然要和洋人共用上帝，也不能不共用一下西方的先进技术，包括一些杀人工具。尤其是在1861年12月，于宁波建立长达半年之久的政权之后，他们从洋兄弟的控制下夺过浙海关，设为天宁关，然后自由而又疯狂地与外国进行军火贸易。“大炮成百地、枪支成千地、弹药成吨地进口”。有一艘名叫“模范”号（Paragon）的英国商船一次就试图将300门6磅至32磅的大炮、100箱小型武器及50吨弹药卖给太平军。有人说，正因为大量购买并囤积西方先进军事武器，这让太平天国所以能在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东征西讨，并和湘军、淮军及西人督练之洋枪队对攻数年。

华尔就吃亏在太平军这些主动求变之上。本想突袭的洋枪队正好被太平军候个正着。这一次，洋枪队又死伤三分之一。华尔本人受重伤，一颗子弹从他左下颚打入，又从右脸穿出，使他连话都不能讲出来，满脸血糊流烂。如果不是副手福瑞斯特冒险救他，华尔几乎当了太平军俘虏。

杨坊——应该说是杨坊们，彻底地恼了，断绝洋枪队银饷。

华尔只得用自己攻克松江的奖金来维持队伍的运作。

伤势却不等人，在上海治疗的华尔，甚至染上了疟疾，差点送命。

最后，只好去法国疗伤。

相反，他的对手李秀成则乘胜追击。

8月18日，李秀成只率领3000人马抵徐家汇，占领卢家湾，直逼上海县城西、南两侧，眼见上海就在太平军掌握之中。

显然，李秀成低估了此前声称要保持“中立”的西方列强。他在著名的《致英美法公使书》中，依旧幻想“兄弟友好”，甚至诱之以利，表示说，如果洋人与太平军配合，会把太平军全年关税“赏予”他们。但他也不想想，自己进攻上海，让洪天王食言了，同时也挑战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尽管洪秀全仍然认为洋人和自己信奉同一个“上帝”，因而是能够兄弟相处的——西方列强表面上也很给面子，但实际上，他们经过探访，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造反的农民和他们所信奉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上帝”。另外，清政府在他们面前可以一再地屈服，但他们从天京那里，除了能带回一些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外，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甚至都摸不准，太平天国是否承认《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他们之所以保持“中立”，跟他们在小刀会起义时保持“中立”的初衷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方面，对支持太平天国，他们是心有不甘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利用清朝政府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而陷入严重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进行更大的讹诈。所以他们决定不摈弃清朝政府，也不轻易地答应帮助他们，而要表示‘中立’，甚至还做出可能支持太平军的姿态，这无非是向清朝政府表示：你不出好价钱，是做不成买卖的” (28) 。

李秀成的低估，应是源于自己误解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李秀成并没有在上海打一个大仗的准备，他率领到上海城边的部队只有3000人。这一地区的清朝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他以为外国人不会真的动武，而上海城内又有事先约定内应的一些广东人（大概是小刀会的余党），所以他本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不料约定的内应都遭到了英、法军队的镇压。他所要对付的敌人又不是华尔那样的雇佣军，而是英、法的正规军队。” (29)

在和英、法军队数度短兵相接之后，加上清军江南大营残部猛攻嘉兴，嘉兴太平军告急，李秀成只好撤军上海，救援嘉兴。

这一天，英、法在上海帮助清军击退太平军，“恰好是他们在北方从清朝手里攻占了大沽炮台的同一天” (30) 。

事后，李秀成写信向英、法两国驻在上海的公使声明，说无意与英法为敌，希望两国继续对太平军保持友好的关系。

这个时候的杨坊，也如前所说，“于清政府和英法之间，进行情报搜集，并承担居间斡旋的角色”。无疑，以他为代表的上海官绅，都十分期盼着清政府和西方列强别再打下去，赶紧议和吧。

如此，英、法在上海的正规军队，还是能继续保护他们。

让杨坊们很高兴的是，就在太平军这次从上海撤退以后两个月，进攻北京的西方列强满载而归——10月24日、25日，恭亲王奕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欣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

从此，“自称维护耶稣基督之教的人也同自称维护孔孟之道的人一样公开宣布自己是太平天国的死敌” (31) 。

当西方列强终于不再“中立”，其正规部队又可以用来保护政权和自身利益时，杨坊们还需要华尔的洋枪队吗？

华尔开始反思自己先前的工作。

现实告诉他，只依靠外国雇佣兵凑成的军队不能打败太平军。

洋枪队必须得改组。

他决定，招募中国人来，以新式武器加以装备，并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

1861年4月，华尔在松江设立“教练局”。扩充武装，大批中国人进入洋枪队，由外国军官担任教练，洋枪队人数迅速增加。它的总部设在松江城中，华尔将邱家湾里仓沈氏宅（约在今方塔路东侧、邱家湾北侧）作为公馆。

不得不说的是，华尔在战前准备上做得更充分了。

“他尤其注意战场信息，战前他爱自己去侦察，且尽量仔细，他雇用了几百名中国探子和一些外国间谍为自己搞情报，故实战时取胜的机会增大，这样反过来促使麾下官兵对他产生信赖感，使他在官兵心目中更是如若神明。”

他也开始了解在南中国江河湖汊水网稻田地区的作战特点，以及保持机动能力和后勤供给的重要性，“因而他既有内河舰队，运输船队，又有工兵、野战桥和医院，再也不是单一的冲锋退却”。

另外，“华尔带兵，全盘西化，用当时上海人的话说是‘纯用夷法’。华尔坚持用英语发号施令。开始时只得请翻译，曾因翻译错误发生混乱，于是在该军开班教中国兵弁英语。有的英语词汇干脆用音译，口令‘一二一’叫‘温杜温’，连长叫‘美治’……对士兵华尔自有一套驾驭之法。他选拔中国兵时不要吸食鸦片者，选拔的方式也特别：先是直愣愣盯住对方，冷不防猛打猛踢，吓不退的才予录用。他吸收被俘的太平军当兵，并且给士兵发高薪，洋兵每月最高时可领350两，华兵最低8元、9元，是清军士兵的5倍。他把香槟酒一箱箱往营房里运，异常慷慨地请部下开怀痛饮。打仗勇猛者有奖，而且是重奖。华尔为自己这支军队擅定的军旗为红绿亮色，营房内不时传出美国联邦军的军号。营房生活为：上午8点集合，10点整操练到吃午饭，下午自由活动，晚上7点再点一次名” (32) 。

他的努力，与他此前在中美洲等不发达地区军事冒险所积累的丰富的军事经验，终于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这样训练下的洋枪队，有点让人畏惧。

也显然让杨坊们更安心。

他要在上海东山再起。

然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自北京得胜乘舰而归上海的英国海军将领何伯（Hope），却要拿他开刀了。

何伯，就是率领军舰访问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时海军将领中的一员，对华尔在上海招兵买马组建洋枪队，一开始十分恼火。他担心华尔的蛮干，会激怒太平军，给太平军攻击他们制造口实。当然，现在他已经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洋枪队的队伍中忽悠了许多英国水手和逃兵，这可是从他手里抢人哪，太丢大英帝国的面子了，怎么可能让他对华尔有好感呢？为此，他甚至称华尔为“骗子”和“海盗”。在华尔第一次攻击青浦之前，以他为首的英法当局就设法逮捕他。但那时华尔只待在松江大营，一心考虑战事，不回上海城。如今，“放虎归山”的华尔，又将这支中外混合的新军，打造成了一股连英法联军都为之打怵的战斗力量，英法也惧怕其会有一天成为自己真正的对手。到那时，就更不好驾驭和控制了。

5月19日，何伯本人干脆亲自带队，驾驶了四艘登陆艇，满载着英国海军陆战队员，全副武装地前往洋枪队的基地松江，准备武力抓捕跳槽者。不过，何伯心里更清楚，此举主要是针对谁。

洋枪队也不是吃素的，面对着何伯，他们也举起了手中的枪——一场英国正规军和大清国英美雇佣军的冲突一触即发。

这一出，怎么看怎么觉得是喜剧。

改变战略也要赢得西方列强支持的华尔，主动缴械了。

何伯绑了29名英国逃兵，回去进行家教。

至于华尔在内的美国人，则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审理。

当“华尔被捆绑着押下英军旗舰Chesapeake号，步行穿过外滩前往美国领事馆，一路上观者如潮。在审判中，英国军方的一名海军上尉充当了公诉人，控告华尔非法卷入战争，破坏中立，并且非法‘猎头’，诱惑和煽动军事人员擅离职守……但令英美官方大跌眼镜的是，华尔全盘否认了该法庭的管辖权——因为，他并非美国公民，而是‘大清帝国的臣民’。英国公诉人立即对这一‘拙劣的谎言’表示嘲讽，美国领事也表示难以相信。参加旁听的中国代表，此时微笑离座，向法庭呈交了一份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文件，上面盖满了各种公章，明确无误地表明，华尔已经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在文件的最后，赫然还有大清皇帝的批示：‘准奏’！” (33)

总理衙门，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自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后，存在了40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第十二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

根据总理衙门成立的时间可以看出，它批准华尔入中国籍的时间并不长，但这足以成为华尔的一道护身符。

与此同时，杨坊私下组建的洋枪队，终于获得了中国官方的认可。

自然，这又是杨坊的大作。此前，西方列强三番五次地跟华尔过不去，已经让杨坊觉得不妙。不管洋枪队是好还是坏，在它身上已经倾注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万一华尔出事，洋枪队将被迫解散，那前期的成本就捞不回来了。为了保护华尔，他就和吴煦密谋出了这一计策。不得不说，西方列强虽然可以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但在斗智斗勇这些方面，他们一定会比深谙官场、社会某些运作规则的中国人，要弱智很多。

现在的华尔，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中国人的女婿。

这也就是前头提到他时，只说他是从美国来的。

他已经不是美国人了。

英国人只好与华尔不了了之。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上海本可以靠着枪杆子做老大，但现在却名正言顺地多出了一个竞争者。

华尔投桃报李。

1862年，即为同治元年。

此前，“皇跑跑”咸丰在跑路后的第二年，大概连惊带吓的，赖在承德不走，很快就嗝儿屁了，丢下了唯一一个儿子——载淳，以及一个日后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寡母——叶赫那拉氏，也就是慈禧太后。政局不稳，李秀成又在年底再次进攻上海，这让小皇帝同治刚上位，就面临着人生中的大难题。但华尔却及时地为他送上了“贺礼”——正月初一，华尔带领洋枪队和清军一起，在松江、天马山一带和太平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恶战数日。这一次，华尔取胜了。

正月下旬，太平军再次大举进攻上海，与华尔的洋枪队接触于浦东北端的高桥镇。在这次战斗中，出现了一次“感人”的景象——华尔与何伯尽释前嫌。在何伯的指挥下，有380名英国正规军、300名法国正规军，站在洋枪队的这一边，与洋枪队并肩作战。一个星期以后，洋枪队与这小规模的英、法联军又在浦东南端的南桥镇，胜了太平军一次。

时任江苏巡抚薛焕以华尔洋枪队在松江抗击太平军“得利”，奏请清政府，将洋枪队改名“常胜军”，对“借师助剿”政策一直持有肯定态度的慈禧，对此欣然同意。从此，华尔的洋枪队又多了个响亮的名字：常胜军。

另外，清政府还授华尔为参将。

以吴煦为督带，杨坊会同华尔为管带。

尽管名义是管带，杨坊实际上只是负责筹款。但这名义上的认可，已经足够让杨坊的投资获得了不菲的回报。

一切都像中国的老电影，主人公在经过多重磨难后，给出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演的人很兴高采烈，看的人也心满意足。

只是，正风光无限的华尔，怎么也没料到——

属于他的光辉岁月却不长了。

他是个复杂的人

华尔死在了他妻子的娘家。

也就是老丈人杨坊的老家——宁波。

可谓死得其“所”，有些宿命的意味。

前面说了，1861年12月，太平军攻下宁波，并于宁波建立长达半年之久的政权。这次带队的是戴王进天义黄呈忠和首王宝天义范汝增。

此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已经战殁。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曾的老乡同时也是晚清重臣的左宗棠接替此职。面对危局，左宗棠恳求两江总督衙门就近调兵增援，其实就是向曾国藩要兵。因为曾国藩正乃两江总督是也——说来也替曾国藩感到高兴，在多年经营，并靠着湘军在对太平军作战时打下的功绩，曾国藩在1860年6月，终于从穷京官侍郎，变成了有实权的封疆大吏，又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而且这一次，是实授，已非代理。尽管两者在清政府的行政序列里都是正二品，但给人带来的感觉，却是截然不同。不过，晚清糟乱的时局，让曾国藩难以高兴太久。

接到左宗棠的请求后，他赶紧让自己的好学生，也就是李鸿章，商办此事。

和他的老师一样，李鸿章在政治上也遇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转机——1862年4月，他率领淮军分批到达上海参与“协防”，阻击太平军对上海的第二次攻击。不到一个月，就受命署理也就是代理江苏巡抚。年底，就将“代理”两字拿掉。在他的政治生涯里，这是第一次担任地方长官。可以说，这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但对他一直青眼有加的曾国藩，提携依旧不遗余力，曾在奏折中称他为“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这也让李鸿章在第二年的3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这样，刚刚人到中年的李鸿章，显然“已是手握兵权、政权和财权的一方封疆大吏，其仕途‘从此隆隆直上’”。 (34)

华尔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刚到上海时的李鸿章，所率的淮军，大多是从安徽招来的农民，因为脚穿芒鞋，布帕包头，土里土气，上海的官商以及洋人见后都哈哈大笑，谓之“乞丐兵”，就像此前他们嘲笑打仗失败后的洋枪队。

对这样的部队领导人，骄傲的华尔拒不接见。

李鸿章

李鸿章对华尔一开始也同样没抱有好感，在和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经常与自己作对的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借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 (35)

1862年6月，上海爆发瘟疫，太平军很多人染上疾病，加上洪秀全又严令李秀成回援天京，太平军在下旬开始主动撤走。但在撤退前，李秀成还准备打上一仗，围攻了清军在虹桥的程学启部。李鸿章带领队伍前去救援。这成了淮军和太平军双方的第一次交战。但此时的淮军，在经过李鸿章严格训练和改造之下，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经过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场战役，李鸿章率领淮军守住了上海。

这也让那些嘲笑淮军为乞丐兵的人，很不好意思。

华尔却乐坏了，他趁着太平军撤走之机，以“缺饷”为名，向米铺取米，进而搜抄府、县官署，计被抄去银洋六七千，金器百两等。这样，连同清政府给的赏银及饷银，总数达32万两。

李鸿章无疑将此景看在眼里，对洋枪队的忧虑又从头而起。

正好，他想起了当时新任的宁绍道台史致谔。该道台在太平军势力范围内当官，的确是勇气可嘉，但也曾再三向他请求，要借洋兵壮壮胆，加上此前老师曾国藩要他调兵增援左宗棠，想左宗棠的性子，不到十万火急，这左季高绝不肯张嘴求人。李鸿章决定，抽调华尔的洋枪队去解宁波之困局。

若华尔畏惧不前，正好就此奏请朝廷裁削洋枪队。

华尔不得不答应！

这也跟杨坊有关。

身为宁波人，虽然常年生活在上海，都快把异乡当家乡了，但在宁波本土，也曾购置过财产邸宅。如今，在宁波的市中心郁家巷，就能看到他的故居。他也很担心，自己的财产邸宅为太平军所侵占。所以极力怂恿华尔带兵来甬保护。华尔作为他的洋女婿，对此似乎也责无旁贷。

为了进一步促进华尔的积极性，“李鸿章放下身段会见华尔，预支饷银3.5万两，并许诺破城之日‘放假三天’，允许洋枪队‘自由行动’。这在中国军事史上称之为‘大索三日’，是封建军队的‘潜规则’，也就是为鼓励军人卖命，但凡攻下一座城市，破城的头三天，军纪作废，士兵可以肆无忌惮地烧杀掳掠。” (36)

9月中旬，华尔及“常胜军”千余人，从上海乘轮船来到宁波。到了宁波以后，即换乘小型兵轮运至余姚江边丈亭一带驻防……洋枪队一开到，便仗着武器精、火力猛，不断对姚江两岸太平军阵地进行轰击，气焰十分嚣张。然而，9月20日，在和范汝增争夺慈城（亦即慈溪市的老县城，现属宁波市江北区）时，华尔的生命戛然而止。

这一天，在攻城之前，华尔依旧发扬他“注意战场信息，战前爱自己去侦察”的老习惯，在慈城西门外手执望远镜向城头窥望。他刚想对手下六个头目下令夺城，一颗子弹便从慈城城楼的瞭望台射来，擦过他的手腕，直穿胸膛。他当即倒地昏迷。这次，华尔再也没有上次挨子弹时的好运，被下属抬到船上，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一时间，太平军的英勇善战也就更加出名了。在他们撤离宁波后，“英法殖民主义者将位于三江口的镇江炮台拆毁，改建六棱锥形纪念塔一座，六边刻有中英法三国文字，记载着死于侵略战争中的28个英法军官的名字。这座六面塔，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可耻见证。六面塔俗称‘华尔塔’，讹传为华尔之墓。其实华尔的尸体葬于松江。因六面塔上所刻有英舰长科诺华的名字，其词尾与华尔之音相近，以是误传。1933年，英人把六面塔迁移于江北岸白沙外人坟地上。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方才把它拆除。” (37)

可以说，是他的中国岳父，间接地送掉了他的性命。

没有多少资料表明，华尔对自己这样一个“中西结合”的家庭，对自己的中国妻子以及中国的老丈人，到底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在临死时，他曾立下过口头遗嘱，根据他此前和吴煦及杨坊的口头约定，到他死为止，吴煦欠他11万两，杨坊欠他3万两。这14万两银子，他要留5万两银子给他的中国寡妇（也就是杨坊的女儿），其余的分送在美的一弟、一妹。

安排完毕，指定何伯与美国公使蒲安臣为遗嘱执行人。

这样的安排，看上去很对得起他的中国妻子。

但也据说，每次出征前，按照他的习惯，总会将自己的中国妻子，剥光绑在凳子上，用马鞭抽她，直至她浑身见血方止。

华尔称此为出门大吉，并说是祖传的法宝，极其灵验。

不知道是经过多次拷打，中国妻子皮层加厚，还是鞭打力度不够，也就在他出征宁波之前，足足打了半个时辰，中国妻子眼见奄奄一息，浑身上下红肿，但只是无一处见血。华尔无奈，只好用腰刀割之，始方血流如注。

不料，这竟是死亡的征兆。

华尔出缺后，常胜军的指挥官改由白齐文担任。

这也是升署江苏布政使的吴煦，以白齐文“材勇可任”极力推荐所致。

作为华尔的副手，也是常胜军的第二任队长，白齐文作战勇猛，说实话，也帮了清政府不少忙。但他和华尔相比，明显地不懂中国官场规矩，与清朝官员的关系不太好，尤其跟李鸿章不和。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已经有权节制常胜军，所以也派了一个英国人浩伦德做常胜军的秘书，“以夷制夷”，让白齐文不能自由行动。

与此同时，杨坊跟常胜军的关系也日益疏离。

这已经不是他的常胜军了。

他开始拖欠常胜军应领的薪饷。

这一年，曾国藩反思流行一时的“借兵助剿”思想，再次上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可以说，作为封建官僚，他难得地看出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内战中的真实面目。同年，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溢出一种自得情绪——原来洋人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做的，他们不能在这方面再对我们有什么优越感了。

显然他的反思有些超前，就连他本人，还是要暂时寄希望于常胜军。

调集他们去南京参加对太平军的围攻。

白齐文却抗命了。

他拒绝随吴煦同率从英方租来的船队“赴援金陵”，相反的是，却带着兵勇数十人，赶到杨坊家中，与杨坊发生冲突，打了杨坊一记耳光，又刃伤其戚属，乘机将预备发饷之四万两白银抢去。他认为这四万两，正是杨坊该给的欠饷。

和洋人打交道这么多年，盘来算去，呕心沥血，却何尝受此大辱？

杨坊一时心灰意冷。

这场闹剧，也让清政府大为光火，曾国藩、李鸿章更是恼怒异常，吴煦——这位白齐文的力荐者，常胜军督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李鸿章本就有对吴煦下手的打算，在他眼里，吴煦无疑是一个“利益追逐者”，他在给幕僚的信函里曾对吴煦做过评价：“该道系钱谷猾幕出身，会计最精，弥缝最巧。每称血诚为公，决不稍从搏节，只在挪借名下，交下其手，令人捉摸不测。”当然，“以通事奸商起家”的杨坊也好不到哪里去。

此前，李鸿章就曾整治过江苏的吏治，通过调查吴熙管理的账目，找出了里面有很多问题。这次，他更是借此参奏，“该道（按指吴煦、杨坊）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矜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应请旨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仍令妥筹接办事宜，以观后效”。“如该军仍前犷悍，应责成吴煦、杨坊妥为裁遣，一手经理，不得置身事外，希图诿卸。”

意思也就是，吴煦、杨坊要对常胜军负领导责任，而且，革了职还要负责到底。如果常胜军还是骄横到底，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由他们进行裁遣。

李鸿章不但为自己开脱，还向清廷献计，说“赴金陵，雇用轮船及添购军火，价值颇巨。兹既赴援不成，此项银两不准开销税款，应令吴煦、杨坊自行赔补”。 (38) 意思也就是让吴煦、杨坊负担这次赶赴南京的所有花销。

这笔数额有些巨大，相应开支损失纹银31万两、英洋63000元。

上谕照准。

吴煦到底还是保留住了他的二品顶戴。此后，他又接到督办军需报销局和饷票奖局这些肥差。但在1865年，他终因官场失意、家财一空，怨气难消、心灰意懒，向李鸿章称病辞职，回到老家杭州，从此脱离官场。

1872年，63岁的吴煦在杭州家中去世。

杨坊则被“暂行革职”。

他所辞去的苏松粮道一职，转眼就被李鸿章转手交给了与自己同年入仕的“老同学”郭嵩焘。也不能说李鸿章是以权谋私，事实上，郭嵩焘是个老实人。曾国藩说郭嵩焘“芬芳悱恻”，学者刘蓉说郭嵩焘“莹彻无瑕”，在李鸿章眼里，郭嵩焘也“学识宏通，志行坚卓”。曾在咸丰九年，郭嵩焘以钦差的身份赴山东稽查财政，一路费用自理，“不住公馆，不受饮食”，行“历来钦差所未闻”之事。

然而，他的命运却和李鸿章背道而驰，只在广东巡抚任上当过两三年的实权派干部，其他时间大多赋闲。1875年后，更是因为风云际会地出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受到了万众唾骂，目为“汉奸”。

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绝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

哪怕清政府再三受到西方列强的蹂躏，但鸭死嘴硬，虎死不倒架。

杨坊要是能见到郭嵩焘后来的遭遇，两个“汉奸”会不会握手言好并长叹一声，做人难，做晚清的名人更难？

郁郁寡欢的杨坊在1865年就一病而死。

好在他和吴煦总算是“善终”。

直到他们都死了，华尔还没有拿到他们所欠的14万两银子。何伯与蒲安臣费尽心机，也没能让华尔在地下永远“安息”。这件事，一直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被列在《辛丑条约》之中，作为义和团拳乱赔款的附带要求，折合美金18万元，由清朝政府付出。

至于制造了这一切事端的白齐文，被李鸿章革职。他所留下的队长一职，由英国陆军司令斯泰夫莱保荐了戈登——这位戈登，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还是英军中一名默默无闻的下级军官，却着实也发了一笔不义之财。跃跃欲试想再一展身手的他，于1862年10月，和其他70余名皇家陆海军军官奉命再次来华。

在他到任以前，暂由浩伦德代理。

白齐文咽不下这口气，到处上访，甚至在同治二年叛清，投降太平军。他纠合了若干因拥护他而被常胜军开革或自动脱离常胜军的旧部，又增募了若干在上海的“国际滥仔”，在松江附近抢得一艘汽船后直驶苏州，向太平军投效。经过一段反复之后，在福建漳州为清军所俘。美国领事根据领事裁判权，要求清政府将他交出。

清政府说，他在被押解由漳州北上之时中途落水而死。不过，也有人说，这是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清军把他推到河里淹死的。

这一切，都和杨坊没太多关系了。

或者说，没什么关系了。

盖棺也定不了论。

说起杨坊，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39) 。

他投靠洋人，吃洋饭发洋财，被人目为“汉奸”，甚至“借师助剿”，组建洋枪队，而且自己还做了洋人的岳父泰山……但他也热心地方的公益事业。

在四明公所被火毁之后，杨坊和李容、冯征祥、赵立诚、冯祖宪、方基、张斯臧等旅沪宁波帮人士，集资在沪北江湾购地50多亩，创建敬梓堂义所，修建平房70余楹，供同乡停放棺木。敬梓堂义所也被编入官图，不纳税赋。此外，“独自出资在上海设立难民局，又捐银3万两修筑上海的海塘。宁波的卢氏‘抱经楼’藏书因战乱散佚，他又出银2600万两收集到十之七八，并无偿归还卢氏。” (40)

除此外，他还牵线为宁波船商向广东的英商购买大轮船一艘，定价七万银元，取名“宝顺”。据史料记载，清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美国人就在上海开办了伯维船厂，它是上海开埠后，由外商开办的最早的船舶修造厂。有人就疑惑，为什么杨坊没有向上海的洋商购买轮船，却舍近求远，到广东去购船？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从广东买来的这艘宝顺轮，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宝顺轮上，“管船驾船，皆中国之人，只照管轮盘，非中国人所知，必用洋人。然自商人给予工食，亦雇工等尔。” (41) 也就是说，宝顺轮还雇了一个洋人来操作蒸汽机，可见当时的中国人还不懂操作蒸汽机的复杂技术。除此外，宝顺轮还招募了广东和福建籍的水手70余名。这些人被称为“得力水手”，甚至被称为“死士”。所谓“得力”，是指他们深熟水性。而“死士”，则是说他们作战不要命地勇敢。与此同时，他们每人配发一支火枪，而轮船的前后，各装上一门红衣大炮。

这就让人又疑惑，不是商轮嘛，怎么又扯上作战了呢？事实上，宁波的船商购买此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海盗。这些海盗太猖狂了，大肆劫船，接下来便索取巨额赎金，最后竟到了派同党大摇大摆进宁波城，公然高坐大堂，和被劫商船船主或家人就赎金讨价还价的地步，让宁波船商很是不安。他们也想冀望于政府，只是面对四起战火的内陆，政府无心也无力。船商们只好求天求地不如求自己，也曾像杨坊那样“借师助剿”，却横遭败绩，1854年，恼羞成怒的海盗和洋人大动干戈，击沉英船三艘，打死三名英人，俘获六艘外国船。法国派上海领事来索赔白银数万两，宁波官衙叹称广勇凶悍，难以制服，英法也无奈，只能讨得被俘船只，其余都只好作罢。

没办法，这年的冬季，在宁波江东刚落成不久的庆安会馆中，李也亭携慈溪人费纶鋕、盛植琯一起慨然提议：集资购买洋轮，护送漕船、剿灭海盗。

结果也印证了这些宁波人的眼光。在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宝顺轮击沉和俘获海盗船68艘，生擒及杀死溺死海盗2000余人，宝顺轮之名，声震四海。看到了火轮船的巨大威力，第二年上海商人也购买了一艘，取名天平轮，和宁波约好，一艘巡北洋，一艘巡浙海，海盗的踪迹更是稀少了。

尽管购买洋轮是出于护送漕船、剿灭海盗的目的，但它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给中国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火轮船是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进入中国的，代表了一种被轰开了国门的耻辱，从皇帝到百姓，对这洋船多是又畏又恨。

咸丰为此很是大怒，经过时任浙江巡抚何桂清一番解释之后，在奏折上朱批三字：“知道了。”此事才就此搁下。不过，这些宁波人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时，肯定没有想得太多，但他们却借此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轮船的优越性，并率先进入了先进的航运业，改变了中国靠人力、风力航运的格局。

可以说，他们站在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列。

也可以说，是他们，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在这里，得给出力甚多的杨坊表扬一句。

他在开埠后的上海和宁波，也因此有很大的名声。

这里的名声，肯定有这些积极和光明的一面。

如果我们去他在宁波的故居，也可以看出，杨坊尽管披上了“洋”皮，但他的心态，还是传统中国的。崇尚孝道，注重家庭伦理。

这座故居位于宁波的市中心郁家巷，此巷古有司户厅 (42) ，因此又名司巷。随着宁波城市的发展，今天的郁家巷已经寸土寸金，并在旅游产业的推动下，摇身一变成了宁波的旅游景点以及文化街区之一。“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月亮门。在大门的右侧，还有一堵残存的照壁，上面有不少精美的砖雕。转过月亮门，有一个高高的石门头，上面有精美的石雕，还赫然雕有杨坊两字。走进门头，能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正厅。据估算，正厅面积有100多平方米，更让人称奇的是，正厅的屋檐采用了拱形内廊，样子非常独特，还配有精美的木雕牛角。” (43)

有心的人还会发现，“在两层东厢房后房檐口下，彩绘有‘怀橘遗亲’‘郭巨埋儿’等二十四孝故事。24幅彩绘图以水墨线描为主，人物栩栩如生……岁月的流逝使部分彩绘风化腐蚀，字迹画面模糊不清，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单幅完好。” (44)

不过，他的后代们，却在十里洋场里彻底地陶醉了。他们不思进取，而日益享受奢靡的生活。杨坊一死，杨家就无回天之力，“庞大的华宅也于光绪年间易手给上海滩另一名宁波富商秦君安家族，秦氏是当时上海九大钱庄的资本家族之一，而且自秦君安后代有人出，使家业得以维持和发展。” (45)

这像极宁波帮在历史的财富传承中的一次交接棒。

上海的第一家钱庄就是宁波人方润斋开设的。方润斋，即桕树方方家的后起之秀——方介堂的族侄。此后，桕树方方家更是在上海形成了连锁经营，他们在南市设立履和钱庄之后，又在北市设立北履和。于是，这个家族从此就专门从事钱庄业。方润斋的七弟方性斋最后也成为了上海滩钱庄业的翘楚，人称“七老板”。而此时的李也亭，因为经营沙船业需要相当的流动资金，为此必须向钱庄借入大宗款项。“李也亭经常需要和钱庄打交道，并通过同乡、钱庄跑街赵朴斋得到钱庄放款。由此李也亭索性和赵朴斋合作自己创办钱庄，在上海陆续开设慎余，崇余、立余等多家钱庄。李也亭在经营沙船之外，又派生出一大产业，被公认为上海钱业巨擘之一。” (46)

同时，也因为李也亭是小港李家在上海发迹的第一人，他的后人常常尊称他为“发财太公”。

不得不说，经营钱庄业，似乎早已成宁波人的商业基因。根据资料得知，早在1567年也就是明朝的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导致了洋钱（银元）大量流入，产生了兑换银元和铜钱的需求。钱庄也在宁波应运而生。雷履泰在山西成立天下闻名的日升昌票号时，已经是1824年左右。到了清乾隆年间，宁波的钱庄业更是具有相当规模，集中开设在江厦一带。其中有条钱行街，在江厦的几条街中最长、最大、最繁华。在这里，一度有近百家大小钱庄，几乎汇集了所有的大小同行，全宁波的银钱存贷、商业汇兑几乎都在这里进行——钱行街无疑是整个宁波的经济枢纽。

时有民谣云：“钱行街，是钱庄，银洋叮当响，铜钿好打墙。进出黄包车，满街是先生。”就是对钱行街最生动的写照。

这对宁波在商业上的发展与开拓，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不论对上海还是对宁波，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而资本的获得，一种就是通过生意或者实业的方式来进行原始积累，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金融运作的方式来“钱生钱”。在西方的新式银行——丽如银行 (47) 进入中国之前，钱庄业无疑是传统中国最为优秀的资本运作方式。聪明的宁波人，通过生意或者实业的方式积累资本，然后再介入钱庄业，再通过钱生钱，让资本翻倍或者更多，这反过来，又刺激或支持他们在生意或者实业上扩大再生产。到晚清，除了上述的方家、秦家还有李家，宁波还有三七市董家、半浦郑家、镇海北乡十七房郑家、王家墩林家、洋墅徐家、江东严家、湖西赵家……这些声势煊赫的家族，纷纷成了钱庄的股东。就连颜料帮周宗良，也成了宁波钱庄业的大后台。

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钱行街上。

只是，波动的时局和不安的政治，却成了针对它们的狙击手。

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入浙。阴差阳错，这无形中给了宁波商人一个质的机会。当时纯粹是避战乱的目的，使近代宁波形成了向外商业移民的第二个浪潮。宁波几乎绝大部分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那一年都转移到了上海。

这也是上海崛起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与此同时，开放的上海，国际化的上海，也给了这些优秀资本一个更大的出口，他们发现，上海之外，真的是“海”阔天空。

虽然通过做买办，积累了巨额资本，但和进行资本运作的钱庄家族相比，杨坊的实力变得小巫见大巫。杨坊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做买办的同时，也开设了自己的钱庄——泰记钱庄。只是规模似乎没想象的大。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得感激杨坊，正因为杨坊在一片混沌、迷惘中蹚开了对外贸易之路——尽管他本人被这混沌、迷惘所裹挟，最终不得超生——却也给了后人一条清晰可辨的前行方向。

很多宁波后来者，也纷纷当上了买办。

他们不仅进入广东买办所盘踞的英商和美商企业，而且更多地进入德商、俄商、法商、日商等各国商人的企业。在外资银行的买办中，宁波人也占有半壁江山，出任买办的有王槐山、徐庆云、许春荣、虞洽卿及其儿子，朱葆三的长子、长孙，厉树雄、叶子衡、傅筱庵父子、许葆初、王容卿，还包括王铭槐这样一门“三代买办”——他本人加次子再加4个孙子，这样先后共计19人……

看得出，他们不再对当买办有太多的心理压力。

得承认，买办也是中西方贸易交流的客观需要。同时，更多的人也把当买办看成是“借洋鸡生蛋”的过程。等自己有了本钱，再跳出去单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他们在摆脱洋雇主之后，努力发展自己的老本行，最后成为洋商的主要竞争对手，乃至巨商。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均落入了买办之手。

像宁波帮中的朱葆三、虞洽卿。

这样的买办，已经完成了十分华丽的转身。

再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作“汉奸”。

更重要的是，担当买办不仅能完成个人原始积累，“而且使宁波商人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与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士，由此获得了许多管理近代企业、开发市场的经验和知识，以此为基础，19世纪末以后，大批宁波商人纷纷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从中产生了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工商界举足轻重的商界巨子与实业精英。” (48) 因此，他们还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推手。

尤其当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封疆大吏，在和洋人打交道过程中，意识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长技以自强，“我能自强，彼此能相安”。这些既熟悉国情，也通洋务的买办，更是成为这些自强运动的主角，从历史的边缘切入了主流。

1862年，李鸿章打击了一个宁波人。

日后，他所主持的洋务运动，培养了更多的宁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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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2)  王耀成，《戚家山：沙船时代的杰出代表李也亭》，北仑之窗，http://www.bl.gov.cn/doc/zffw/zwdt/bdyw/content/64513.shtml

(3)  周时奋、相栋，《宁波老墙门》，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

(4)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5)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6)  这是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正书为首的《外滩的社会文化历史演变》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组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在2003年首次向媒体披露。

(7)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8)  小刀会来源有两种：一属天地会支派，一属白莲教支派。上海小刀会属于前者。道光二十九年（1849），建立于福建厦门，不久传至上海。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推动了上海人民的反清斗争走向高潮。上海小刀会由广东、福建、浙江和上海等七帮联合组成，会员以小刀为标志，对外用“义兴公司”为代号，首领有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潘起亮等。

(9)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0)  特瑞修，《上海史》，《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11)  郭豫明，《上海的租界与小刀会起义》，《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

(12)  米其，《阿利国传》，《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13)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4)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5)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近代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6)  郭豫明，《上海的租界与小刀会起义》，《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

(17)  郭豫明，《上海的租界与小刀会起义》，《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

(18)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近代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9)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20)  这个字眼来源于最早的英法租界的周长，两者相加约有10华里。还有一种说法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建立的商业街——英租界南京路，全场约有10里路，因为是上海繁华热闹的所在，所以也被称为“十里洋场”。日后，它被用来指称上海的租界。在租界扩充若干倍后，“十里”便成虚指。民国后，它被用来指称旧上海。

(21)  王仁忱，《满清的海禁与闭关》，《历史教学》1954年第12期。

(22)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23)  雪珥，《“流氓”忠臣洋家将》，《看历史》2009年第6期。

(24)  程童一，《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昆仑出版社1996年版。

(25)  向锐，《西风渐进七十年》，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6)  欧粤，《太平军在松江府的战事》，《松江报》2010年4月30日第7版。

(27)  雪珥，《“流氓”忠臣洋家将》，《看历史》2009年第6期。

(2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29)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30)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31)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32)  程童一，《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昆仑出版社1996年版。

(33)  雪珥，《“流氓”忠臣洋家将》，《看历史》2009年第6期。

(34)  赵凡禹、孙良珠，《李鸿章全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5)  雷颐，《洋务高手李鸿章对洋人大玩“痞子手段”》，《江南时报》2005年8月5日第21版。

(36)  向锐，《西风渐进七十年》，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7)  在由哲夫先生主编的《宁波旧影》五十页中，曾刊载两幅照片，其中一幅便为六面塔，文字说明照录如下：“1862年5月10日，英法联军攻占宁波后，拆毁太平军筑在三江口的镇江炮台，建造所谓‘纪念碑’，用石块砌成，高14.15米，六棱锥体形，故称‘六面塔’，上面刻有被太平军击毙的英国舰长科诺·华尔等28名英法官兵姓名及碑文。因不断遭到宁波人民的反对，英国领事于1933年5月被迫将其迁至江北岸桃渡路新江桥堍，再迁至白沙路外人坟地。20世纪60年代后，六面塔被拆除。”

(38)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

(39)  周时奋、相栋，《宁波老墙门》，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

(40)  周时奋、相栋，《宁波老墙门》，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

(41)  载于段光清所著《镜湖自撰年谱》。段光清，字俊明，号镜湖，安徽宿松人，1798年（嘉庆三年）生于小地主家庭，1878年（光绪四年）卒。另著有《吟梅草堂笔记》。历署宁波知府、宁绍台道。1856年任浙江盐运使，1859年擢浙江按察使，这也是他官运的顶点。

(42)  司户厅，南宋时官方机构名，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诸事。

(43)  林伟，《听老奶奶讲述老郁家巷宅如烟往事》，《东南商报》2008年4月29日。

(44)  龚国荣，《杨坊旧居发现“二十四孝”图》，《宁波晚报》2008年5月5日。

(45)  周时奋、相栋，《宁波老墙门》，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

(46)  王耀成，《戚家山：沙船时代的杰出代表李也亭》，北仑之窗，http://www.bl.gov.cn/doc/zffw/zwdt/bdyw/content/64513.shtml

(47)  丽如银行，西方列强在我国开办的第一家外国银行。其前身为西印度银行，总行设于印度孟买。是英国政府特许银行。就在鸦片战争时期，丽如银行就充当了英国人侵略中国的金融堡垒。到了1845年，丽如银行改名为东方银行，总行迁至英国伦敦。从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对该银行的重视程度，以及其业务范围。这一年，目标东方的丽如银行首先在香港设立了分行，又在广州建立了它的机构。三年后，该行在上海正式开办了“东方银行分行”，成为上海最早出现的银行。

(48)  杨涌泉，《宁波商帮的近代转型》，《现代国企研究》2012年第5期。

第二章　盛宣怀作嫁

胡雪岩的“投资”

严信厚能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得亏胡雪岩。

胡雪岩就是晚清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也就是徽商最后一抹余晖的胡光墉。

先不说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说说成为幕僚意味着什么。

想必严信厚心里很清楚，自己发迹有望了。

在清朝，有个说法，就是无幕不成衙。也就是说，所有的地方官衙中普遍地聘请幕僚。这个幕僚还有个通俗的说法，就叫师爷。和严信厚老家同属宁绍地区的绍兴，就盛产师爷。他们“是由地方官员私人聘请的，不属政府公职人员系列，报酬由幕主私人支付，直接为幕主服务，职责是办理刑名、钱谷、案牍等具体行政事务。笔者认为，幕僚其实是清代地方官员的私人秘书” (1) 。

当然今天在事业单位里的秘书，差不多都是公务员，吃的都是皇粮，不拿领导的报酬，但对领导负责。正因为“很私人”，他们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一半是亲密一半是暧昧，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在今天，他们还有个更形象的说法，叫“二号首长”。不过，这“二号首长”的权势，一切依赖于“一号首长”，像严信厚就远远地比他的那些宁绍老乡——绍兴师爷地位要高，而且起点也很不错，因为他直接服务的是中央领导。

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对自己的幕僚，只要你勤勤恳恳，又有才华，回报总是不错的。入幕最早、相随最久的周馥，在跟随李鸿章办洋务鞍前马后40年之中，深受倚重，由候补知州累迁升至晚清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

好谈“经济”而不墨守“桐城义法”，被誉为“曾门四弟子”的薛福成，早年以副贡生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多年，以通达时务、力主变法闻名朝野。1884年任宁绍台道，算得上严信厚的“父母官”。次年在宁波后乐园（今日位于中山公园内）创办崇实书院，后又撰《浙东筹防录》，在宁波付刻。1888年秋，升任湖南按察使。1889年初春进京陛见时，被改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正是这段经历，让薛福成有着“称使才者，并推薛曾”之美称。1894年，他离任回国，却因为舟马劳顿，又染上了流行疫病，最后病逝，终年56岁。

额外提一句的是，正是在宁波一任上，严信厚的慈溪老乡张美翊受到他的赏识，日后作为随员，也踏上了出使之路。

1894年，张美翊将他的《出使奏疏》二卷刊刻于世。

如果说薛福成是李鸿章的幕僚，张美翊则是薛福成的幕僚，都颇有成就。

谁说当个秘书，就不能伟大？

除了以上两位，还要提下进士出身的张佩纶。其曾因中法马江之战战败，被朝廷发配察哈尔，是罪臣，而且年届四十，一把胡子，相貌甚至有几分粗鄙，结过两次婚，但李鸿章在得知他的的继室在发配期间过世，还是将自己的女儿菊耦许配给他。要知道，这位相府千金，容貌娴雅，能诗，善琴，懂得弈棋、煮茗，对书画有很高的鉴赏力。李鸿章的老婆赵小莲虽然不同意，但抵不住自己的女儿点头了。

她相信“爹爹眼力必定不差”。

她的孙女，便是张爱玲。

也许，对严信厚来说，以上这些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

他能和盛宣怀成为“同事”。

在遇见胡雪岩之前，严信厚像宁波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样，为文不成，便去从商。

说起来，严信厚也许有些心不甘情不愿。

他出生在慈溪庄桥费市村（今属宁波江北区）的书香门第，当地有“先有丁陶张，后有应费严”之说，其中严姓是费市大族。照理，他一定要将这门第发扬光大下去，如果没有一长串兵荒马乱的日子，严信厚也许会按部就班地成长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高手，甚至有可能和他老乡兼好友——浙东书风开创者梅调鼎一样，是文化大师。

他喜欢书画艺术，也有个书画爱好者的父亲——严恒。

严恒，字笠舫，号石泉居士。严信厚则字筱舫。因为在用于人名时，筱一般等同于小，所以筱舫又作小舫。但为了和父亲的笠舫相对仗，我们就姑且认为，筱的字义更应该是“细竹子”，亦称“箭竹”。这些只是闲话。

言归正传的是，严恒尽管只是书画爱好者，但在书法上也颇多贡献，曾结合七巧图及书法艺术，独创了“七巧书法”。他也有一本著作，一般人都不知道，叫《听月山房七巧书谱》，成于清咸丰丁巳年（1857），刻于光绪壬辰年（1892），其自序“七巧书由来”及书中文字的笔画，均用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七巧板木组成，而内容则有古诗、古句、二字对、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六字对、七字对、八字对、不成句字，开拓了七巧板及书法艺术的表现空间。

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

没有听明白也不要紧，你知道此人很牛就是。

就是给此书撰文并书跋者，来头也不小，乃严恒族孙严修严范孙——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南开大学创始人。

除此外，严恒还善画芦雁。

和父亲相比，严信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早年读私塾的时候，严信厚就常临摹名家书法。后人赞誉他“能承家学”，《四明清诗略续稿》谓其“能书善画，于书宗华亭，于画师任邱”。《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则称其“尤善仿边寿民芦雁，萧然有江湖之思。蓄碑版、书画之属甚夥”。所以后世，提到严信厚时，多说他是书法家、画家——这话没错，但如果只这么说，那简直就是对他极大的误读。

都说乱世藏金，盛世才收古董、玩艺术。严信厚喜欢书画，在他那个年代，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就在他出生没过几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英军大举入侵的定海，离他老家就近在眼前，说不准连炮声都能相闻，所以他在私塾里也没待上几年，只得“下海”做生意去了。

久居东海之滨，处边鄙之乡，和上海一样在帝国话语中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宁波，在宋之前，受儒家“厚本抑末”传统思想观念侵染，缓慢而且淡薄，因而儒家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晚而弱，在经商上有先发制人的优势。在西汉初，宁波便出现了以贸易的“贸”（鄮）命名的县名。而到唐代，宁波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可以说，正因为商业活动，让宁波曾一度走在上海的前列。与此同时，商业思维也早早融入了宁波的血肉。我们很能理解，近代的宁波，为什么会既推崇“写一手好字”，也喜欢“打一手好算盘”。所以，严信厚从为文到从商，虽然不甘心，但想必也没有那么痛苦。日后他的小老乡，1847年出生于慈城鼎新街周御史房的周晋镳，又叫周金箴，更是在仕商间来来回回，毫无心理障碍。一会儿弃仕从商，一会儿又弃商从仕，仕又仕了商又商了。

最终是仕商不分家。

虽然无所谓为文还是从商，但工作还是得挑一挑的。严信厚选择了时兴的钱庄业，工作单位是宁波城鼓楼前的恒兴钱铺。老板据说姓吴。

不过得先从学徒做起。

到现在，宁波本土还流传着他在这家钱庄的故事：

严信厚来恒兴打工时，吴老板差不多已经年过半百，这时他也没啥别的想法，就是一心梦想着能将自己辛苦挣下来的家业，往下传去。

当时，宁波的钱业界流行“易子而教”的习俗，也就是说，你把儿子送到我这里来，我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你那里去，就像现在学校之间的交换生，可以开拓视野。吴老板也是这样做的，他甚至将儿子送到了上海一家知名大钱庄去做学徒，希望儿子回来后能顺顺利利地接班，而且还可以把自己的家业做大。

事与愿违的是，儿子回是回来了，但没有带一身的本领，却是满脑子的吃喝嫖赌，不仅不干活，还动不动从钱庄的银库里拿钱，动不动就有人上门来讨债，这中间，就有杭州信源银楼的人。

然而，这个时候的恒兴钱庄的银库早已是空仓，明摆着，吴老板已经无力“子债父还”。这下吴老板愁大了。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好到处乱走。这时，他发现店堂里有一个从乡下来的学徒，手中捏着一块抹布，正在用力擦招牌。本来这是好事，但一腔怨火无处发泄的吴老板，抓住对方就是一通责骂：“是谁叫你擦的？”意外的是，这位学徒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自己想擦的。老掌柜，你要钱庄开下去，不把招牌擦干净怎么行？只有招牌亮了，生意才会做大。”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吴老板，只当对方是在顶嘴，上前就要拧对方的耳朵……正在这时，钱庄的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且慢！你这个学徒我要了，他可以抵贵庄欠下的这笔银款。”

说话的正是从杭州赶来的信源银楼经理。

这个学徒，便是严信厚。

而这个银楼的老板正是胡雪岩。 (2)

1823年出生在安徽绩溪的胡雪岩，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典范。

此时可以拿来做严信厚的励志榜样。

晚清著名商人、政治家胡雪岩

他幼时家贫，给人放牛为业。当他13岁经亲戚推荐到杭州钱庄做学徒时，严信厚还在娘肚子里。

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是一个超级聪明伶俐的人。

大概是苦难的生活，让胡雪岩变得早慧。所以特人小鬼大。他在深得老板赏识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挣大钱，必须要有政治靠山。经过寻寻觅觅，有一天，他在茶馆喝茶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王有龄的福建人。

前面说了，王有龄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对太平军作战时战殁。至于日后被认定为英雄，还是万恶的反动势力的代表，暂不讨论，这里要说的是，他也有过一段落魄的时光。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已捐了浙江盐运使，别看挺吓人，其实也就是个副县级干部，而且还是“候补”的。在清朝末年，因为乱发官帽，候补的官员多的是，僧多粥少，也不知哪年才能等到实缺。尽管顶着个“大使”的名号，王有龄依旧活得不如人意。但不知从胡雪岩哪只眼睛看来，这位大使属于潜力股，要是现在助他一把，以后的回报可不得了。

下定主意的胡雪岩竟然挪用五百两银票，送给了王有龄，让他托人买官，而自己却被赶出钱庄。

王有龄果然不负胡雪岩所望，有钱进京的他，在天津又遇到了故交何桂清。这位道光进士的云南昆明人，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礼部与吏部侍郎等职，1854年才任浙江巡抚。和杨坊一样，他们都是“借师助剿”的力推者。只不过一个代表官方，一个代表民间。正是在其帮助下，王有龄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1839年由吏部签发浙江，1841年赴浙禀到，当上了浙江粮台总办。

做了官的王有龄投桃报李，把川资路费连并利息还给了胡雪岩。后者拿着这笔钱开了阜康票号，“空手套白狼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3) 。

经系列“差遣”后，王有龄署理新昌县。在新昌县时，辖区多有盗案发生，但王有龄却没有大捕大杀，而是说，那些盗人无非是为饥寒所逼迫的，接着张贴告示道，你们如果就此归田，我可以放你们一马，下不为例。

结果很喜人，盗皆解散。

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有龄还是有些能力，没让胡雪岩的哪只眼睛看走眼。

接着，王有龄被提升为慈溪县知县。之后又历任鄞县、镇海、仁和知县，定海同知。如此说来，王有龄还跟宁波有着很大关系。

不过，他的仕途却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暂停，等到他回闽守制服满，又因何桂清调任浙江巡抚，他随之当上了湖州知府，旋调补杭州府。迁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可以说，吴煦和杨坊都可以算是王有龄在此任上的手下。

对吴煦和杨坊不满的李鸿章，将王有龄当成是造就江苏吏治败坏的祸首。他说，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两省，腼然不知纲常廉节为何物，其宗派至今不绝。

王雪轩即王有龄。

但这并不影响王有龄的“进步”。在打仗压倒一切的年代，因为对太平军作战有一套，王有龄火线成为浙江巡抚。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吴中官场的习气一并带来浙江。刚出任浙江巡抚，便通知所属各县，以后上缴钱粮的事情，必须经由胡雪岩来汇兑。晚清作家汪康年在自己的《庄谐选录》里对此就有描述，只不过把王有龄误写成了李中丞，“（李）誓有以报。迨后扬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

以上这些说法“见于陈云笙《慎节斋文存》，被高阳在历史小说《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加以发挥，因为流传最广” (4) 。当然，还有其他几种说法，比如胡雪岩的曾孙、大画家胡亚光就在《安定遗闻》中就说，那阜康票号并非王有龄的回报，恰恰就是胡雪岩做学徒时所工作的单位。在这个单位里，胡雪岩“勤敏有胆略”，票号掌柜很喜欢他，加上本人膝下无子，所以在去世时，就把票号留给了他。

不过这种说法，在后人看来，没有传奇色彩，也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

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他是有经商天分的。

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的胡雪岩继续“稳扎稳打”。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酿成庚申之变之后，胡雪岩却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胡雪岩当初的投资，一下子收到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益。

这也让他坚定了这类投资生意。

胡雪岩很好色。他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因此，对于合其心意的女子，他一般不会轻易放过。在他一生中，共娶了12房姨太太。后世资料中常见这样的故事：

他曾经很喜欢一位因父亲入狱被卖入梨花春的官宦人家千金小姐芸香，但为了继续拉拢王有龄，却将她转手送给了这位浙江巡抚。得到了王有龄的器重，也得到了芸香这个忠心的眼线，从此掌握了王巡抚的行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控制了王有龄，使其为胡所用。此举并非孤例，为了傍上时任江苏省学政何桂清这棵大树，他又将自己的爱妾阿巧姐作为又一件礼物送给了何。

王有龄的战殁，让胡雪岩有些措手不及。不过，他很快就找了新的靠山：左宗棠。在继王有龄任浙江巡抚之后，左宗棠一直处于焦头烂额之中，面前就是太平军，但是他手中却缺兵少粮，这也让他不得不开口请求曾国藩调兵增援，最后李鸿章发话，抽调华尔的洋枪队奔赴宁波。但是粮食的问题又怎么解决呢？胡雪岩又敏感地发现了他这一需求，这次他没有打美色牌，而是赶紧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之后，无偿赠送。

从此，胡雪岩包揽了左宗棠手中几乎所有的政府订单。

左宗棠转战南北，胡雪岩也是形影不离，当他的财政大臣和后勤部长。到光绪初年，胡雪岩身价已有两千多万两白银。可以说，这里的一半都是结识左宗棠以后赚到的。从最初办粮饷、办军需，到包揽进出口武器生意、全权代理国际贷款业务，每一项进账，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今，很多人一提起胡雪岩，总会提起他在杭州的“胡庆余堂”，似乎这成了他这辈子的代表作。事实情况却是，“胡庆余堂”只是胡雪岩这辈子写的小散文小杂文，以上这些才是他真正的大部头。

比如说全权代理国际贷款业务，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就是，一头吃外商回扣，一头吃利差，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他第一次帮左宗棠向外借款时，名义上是借有120万两，但先行扣除水脚 (5) 、保险、汇费、息银等费用后，左宗棠实际拿到的只有110余万两。在第六次西征借款中，胡雪岩又“侵行用补水等银106784两”。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就曾在日记里写，“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在曾纪泽眼里，胡雪岩是可以和前面所说的“汉奸”画等号的。

只是左宗棠却是胡雪岩铁打的后台。每战结束，左宗棠都不忘向朝廷给胡雪岩请功，计达九次，戴红顶子啦穿黄马褂啦，等等。

有人就说，时下实力派企业家再怎么牛，冲创业板啦还是到纽交所上市啦或者进《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啦，那光环在胡雪岩面前也是暗淡无光。

当然，这都是后话。

胡雪岩的投资虽然很有功利色彩，但要佩服的是，他不仅能摸透“客户”的心理，让客户与自己终身利益捆绑，而且很有一套识人认人的本领，能从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当中发现人才。在多年的“投资”过程中，也发展了他的用人观——他深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老话，其用人的宗旨也是“不问出身，只看人品”——换句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对人才不是求全责备，而是人尽其长。他曾这样想，“无才之人最多使企业发展不起来，而不忠之人却能使企业走上灭亡之路” (6) 。正因为广结良缘，使他做了红色资本家；知人善任，使他的企业不断壮大。

信源银楼经理从恒兴老板的手上要下严信厚，也正是胡雪岩用人观的体现。

当然，也有其他版本。

说的是严信厚在恒兴钱铺做学徒时，“因为食量巨大，一顿能吃掉两升米，被店主找借口辞退。这一年，严信厚17岁。在宁波无法存身，他乘船渡海来到上海，进小东门外宝成银楼当伙计……做伙计挣的两个小钱全都花在了书画上……同治初年，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为陕甘总督左宗棠采办军火，严信厚和胡雪岩结交” (7) 。

也许连严信厚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书画，居然在随后的日子里，加深了胡雪岩对自己的赏识。他曾将自己画的一把芦雁扇相赠，题句：“暂依秋水宿汀洲，终共鲲鹏变化游。衔得一枝输作税，不教关吏苦羁留。”胡雪岩看到后大喜，赞扬他“品格风雅，非市侩相比”。

都说相由心生，能作出这样诗画的严信厚，肯定也错不了。

但在他老家费市，却存在第三种说法：

1855年，17岁的严信厚换了工作，从宁波的恒兴钱铺，跑到杭州的一家饭馆做伙计。有一天，还在他人钱庄打工的胡雪岩来饭馆用餐，遗落了一把白板折扇。严信厚擦桌子时发现了，以为客人不要，下班后就在扇面临摹了边寿民的《芦雁图》。第二天，胡雪岩又来用餐，问起扇子，严信厚有些不好意思地拿出来，说这扇子已经被我涂鸦坏了，我赔先生银子。胡雪岩拿过扇子一看，发现边寿民的《芦雁图》被他模仿得惟妙惟肖，不禁大加赞赏，当即就说，你当过钱铺学徒，不如来我的钱庄当抄写兼做伴读吧。后来，胡雪岩自己开设“信源银楼”，委严信厚任“信房”也就是文书，深得器重。

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他们都惺惺相惜了。

在胡雪岩身边那几年，严信厚的好日子慢慢到来——不仅学到了经营之道，还得到了许多人脉资源。1872年，当63岁的吴煦在杭州家中去世而杨坊则被“暂行革职”，严信厚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两喜。

第一喜，儿子严子均出生。

在他一生中，共生一男二女，即严子均、严淑英和严毓珊。严子均又生子严智多，娶媳湖州南浔“四象”之首——刘罗锅的孙女、上海房地产富商刘梯青的女儿刘承毅；还生三女，是为著名的民国“严氏三姐妹”——严彩韵、严莲韵和严幼韵，其中严幼韵是首批进入复旦的女生，也是该校第一届女毕业生。毕业之后，先嫁著名外交官杨光泩（1902—1942），1959年又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887—1985）结婚，身世颇为传奇。

也许儿子的到来，给了严信厚命运的更大转机——用人做“投资”颇有心得的胡雪岩，这次决定拿他做投资，特地写信把他推荐给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

胡雪岩自有算盘，一方面，给严信厚寻一个很好的“下家”，如果他日后因此发迹了，自己肯定有利无弊。另一方面，他也想哄好李鸿章，这样，可以凭借李鸿章势力向北方，特别是北京、天津两市发展。

此时的李鸿章，恰好也急需人才。

这是大大的第二喜。

1872年，在帝国的历史中，算不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很多人回忆不出这个年份有何大事，顶多就是官派留学生计划——也就是向美派遣留美幼童，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得到了同治的批复。

但对李鸿章，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此前，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起义被“剿灭”，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大清王朝掌握的既有轨道。立有大功的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被李鸿章认为“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的洋枪队也失去了利用价值，先是被他收编，到1864年5月，更是被解散。它的所有装备连同训练方式，都进到了淮军里，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淮军的操练口令都是英语，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走起路来都横着。

这也成了洋务运动中最吸引人的一景。

不过，尽管武器装备上现代了，淮军却对瞄准射击不甚了了。曾经有一位英国军官访问淮军，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士兵们放枪的姿势很搞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8) 。

正因为士兵的枪法进步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一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9) 。

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此理解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而陆军更是一败涂地，从平壤退到山海关，丢掉了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 (10)

当然，这些是后话。

还是说说李鸿章高兴的事情。

1865年，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也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制造局在上海成立。

该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作上海机器局，为著名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它先向位于上海租界的美国公司旗记铁厂购买机械厂房和船坞，同年再将原本苏州洋炮局以及向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归在一起，合并而成。该局是由曾国藩一手规划，后却由李鸿章实际负责。1868年9月28日，江南制造局终于有了成果——该总局第一号火轮船竣工。这是中国自造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系木质明轮兵船。

该船下水试航时，距李也亭他们购买宝顺轮已过去了十多年时间。看今朝忆往昔，洋人的火轮船曾让中国人吃尽苦头，清末重臣胡林翼曾见之呕血，咸丰也曾震惊，是中国人屈辱的符号象征，现在好了，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火轮船了。一时间，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成倍增长。上海也为之轰动，黄浦江两岸观者如堵。

从上海船厂驶至金陵下关之后，曾国藩也兴致勃勃地登船试航，驶至采石矶、翠螺山，称赞此船“又快又稳、坚硬灵便”，遂以“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句，取名“恬吉”号。后来光绪上台，因名爱新觉罗·载湉，为避讳，该船改名“惠吉”号。

想必此时李鸿章的心里，也很恬吉。

1870年，李鸿章又因为调停“天津教案”有功，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到了这一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

也有痛苦——那就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陷入了瓶颈。

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虽然开办了不少军事工业，由于在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而困难重重：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等等。这让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不得不思考，洋务运动是不是更应该“由富而强”，“寓强于富”？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自强”兼及“求富”，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

与此同时，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和议而签订的条约，诸如“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其所带来的深重恶果，也开始显现：

中国沿江沿海的航运业，被外轮给霸占——1862年，由著名的经营鸦片走私的美国旗昌洋行出面创办了旗昌轮船公司，它是洋商在华设立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因为此时正逢太平军和清军在长江中下游两岸激战，中国旧式的帆船运输几乎完全中断，在沪汉航线上行驶的外国轮船，货运每吨收费25两。

旗昌洋行借此机会大发其财。

于是，其他洋行也一拥而上。

到了这一年，太古洋行组建中国航业公司（通称太古轮船公司）。尽管太古洋行进入中国时间较晚，但颇有些后来居上之势。此航业公司资金为36万英镑，约合银150万两，实力雄厚；10月，怡和洋行也组建了专业的华海轮船公司，资本为50万两。虽然实力稍逊于旗昌，但也不是容易对付的。就这样，旗昌、太古、怡和等相互勾结并争夺，共同霸占了中国航运……

求富，加上抵制外轮，12月23日，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

这一切，都需要有人来帮忙执行。

胡雪岩向李鸿章推荐严信厚，无疑就是一场及时雨。

虽然严信厚求学时间并不长，也没考个啥功名，但他熟悉上海商情，更能诗文、书画，身上很有一些传统士大夫的气质，这让李鸿章竟有些大喜过望。

和胡雪岩一样，李鸿章也喜欢看“字”识人。

周馥能成为他的幕僚，就源于这样一个“传奇”：1861年，李鸿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叫周馥的文艺青年代朋友写的一封家信，对其字十分欣赏，誉称其为博学士，后来更是将其收任为幕中“总文牍”。

从此，周馥就走上“幸福的生活”。

严信厚也不外如此，《上海县志》载：“严信厚……由贡生入李鸿章幕，随苏军攻复湖州，鸿章督师‘剿捻’委驻沪襄办，转运饷械。晋豫荐饥，又檄令往来津沪筹办赈抚。”因为办事干练，又被李鸿章保荐为候补道，加知府衔。当时因晋豫饥荒，李鸿章遂又令严信厚往来于津、沪间筹办赈抚，并负责督销长芦盐务。

严信厚之所以日后将上海寓所名为“小长芦馆”，也是以志其早年发迹于此。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鸿章对自己看上的人，一般都青眼有加，不吝提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那些被看上的人，对其死心塌地。

在李鸿章的手下，严信厚又担任了天津盐务帮办。

接下来的1886年，他又在天津自设同德盐号。

盐务，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历代政府的经济命脉，也是中央财政以及军队开支的主要来源。民众可以不穿绸不吃鱼肉但是不可以不吃盐。这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从它身上产生的利润也颇为丰厚。

在齐国管仲手里，盐铁由国家专营就已经形成了制度化，这也让国家在税赋之外增加了专营收入。这一专营收入也被各朝各代所看重。而晋商和徽商在明代的相继崛起，就是依托这一垄断权力，获得官方的特许和准入政策。

作为唯一一位被写进《清史稿》的晋商范毓 ，其家族在康雍乾三朝时，努力为朝廷效命，成为最重要的军粮运输商，当然，他们在多年后也得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补偿——其兄弟范毓 被雍正特赐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后世另外一个更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授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在官衔上尚不及范家” (11) 。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自此摇身一变为盐商之首。

“仅在长芦一地，范家就持有盐引10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计，就控制了食盐214.36万斤。而且，限定的销盐地区条件十分优越，靠近盐场，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泽州、直隶、河南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雍正九年（1732），原来在大兴等八州县承办盐业的皇商李天馥积欠30多万两盐课银，面临破产，范氏收购之。最兴盛时，范氏供给1000多万人口的食用盐。” (12)

把盐务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严信厚，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他的信任。同时，进入这样利润丰厚的专卖行业，严信厚的发家轨迹，明显加速了。他在天津开设了物华楼金店，经营金银珠宝首饰，在上海开设了老九章绸缎庄。

老九章，先开设于泗泾路，后迁至棋盘街，因经营得法，老九章竟成了上海呢绒业中心地。1937年老九章麟章牌绸缎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获得金奖。20世纪40年代老九章迁往上海南京路。

可以说，老九章俨然成为旧上海的时尚符号。

在鲁迅的笔下，亦有提及，如小文《零食》：

“当老九章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

猛然看上去，有点摸不着头脑，事实上，此文所提“零食”，实指鲁迅眼里的出版界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小品多而大作少，却被人视作有“养生之益”的零食。当然，鲁迅先生的大作一贯晦涩难懂，在此不提。不过他将老九章的生意兴隆或关门，作为时间节点，从中可以看出老九章的影响力来。

事实上，老九章的开设最“便宜”的是严信厚的孙女严幼韵，自小就是衣架子的她，可以在老九章任意挑选各种衣料，因此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红遍了整个复旦校园。加上当时女生宿舍尚未建好，她就坐自备轿车来上课。轿车配有司机，而她自己也会开车，车牌号是84号。

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爱的花”。

只是，与严信厚的事业欣欣向荣相比，他的恩人——指望拿他做投资的胡雪岩，处境有些不妙。

任谁想破脑袋都想不到，胡雪岩竟然栽了。

而且栽在了李鸿章的手上。

站队是个大问题

胡雪岩死在自己的站队上。

所谓站队，其实就是你选择和谁一个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小团体，选择和谁一起志同道合一起攻守同盟一起守望相助，或者一起同流合污一起结党营私……一个人只要踏进了官场，那么关于他的“站队”，始终都会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管他本人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有人甚至这样绝对地说，人在官场，不懂“站队”，一切都是空谈！而政治就像是一门艺术——“站队”的艺术。站对队、跟对人，扶摇直上；站错队、乱站队，寸步难行；是谁的人，比你是谁更重要……

可以这么说，胡雪岩用大半生的经历证明，他就是左宗棠的人。

尽管在很多时候，他也在努力拓展自己的交际圈，让自己的朋友遍及朝野。比如王有龄、何桂清，还有就是李鸿章。

从他向李鸿章推荐严信厚就可以看出来，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很融洽。

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还颇想拉胡雪岩入股，多次劝说，为此愿意把招商局改名为“中国轮船公司”。但作为左宗棠湘军系统心腹的胡雪岩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借口“畏洋商嫉忌”而婉言谢绝了——也就是说，在站队这一原则性的问题上，胡雪岩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了老左的那一边。

相反的是，严信厚却坚定地站在了李鸿章这边。

对李鸿章提携之力，严信厚一直心存感激。

有一天，他就请一直未曾仕进的梅调鼎来饮酒作书。喝至酒酣兴起，梅调鼎即兴挥毫写了几幅，当写到一幅上款题为“少荃公台大人之属”时，马上察觉“少荃”就是李鸿章，心中也明白，严信厚想拿他的字，给李鸿章做人情。

不过他也不好意思当面点破，委婉地说，“我今日写的字有酒气，不好”。说毕，当即将这幅字撕毁了。严信厚脸上顿显窘色。 (13)

但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严信厚对李鸿章的忠诚，甚至有点无原则的献媚。

当然，站队李鸿章，还是站队左宗棠，都是一种选择。如果李鸿章和左宗棠是朋友，或者就是井水不犯河水，选择谁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坏事就坏在李鸿章和左宗棠是对头，你的站队偏向哪一方，都成问题。

因为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的朋友也一定是敌人。

说李鸿章和左宗棠是对头，让人有点莫名其妙。前面还说过，左宗棠就任浙江巡抚，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推荐。在左宗棠迫不得已开口请曾国藩调兵增援浙江时，李鸿章还给他派去了洋枪队……看上去，两人应该很齐心协力才对。

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也正是在共同对付太平军的过程中，两人发生了矛盾。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政府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

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矛盾随着两人在朝中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大。

这也很简单，一山难容二虎。

1872年3月，曾国藩因脚麻之症在两江总督任所上去世，朝野震惊。李鸿章主持老师的丧事，并将它办得风风光光。在这次丧礼上，李鸿章和左宗棠都送来了挽联，无不充满着溢美之意。

李鸿章拟的挽联是：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左宗棠拟的挽联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在对曾国藩的评价上，两人近乎一致。

然而，曾国藩之死，对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好事。

清政府一面拉拢李鸿章，很快就将他递补东阁大学士，成了名正言顺的相国。另一方面，为了遏止李鸿章淮军集团的膨胀，又采取了“扬左抑李”“用左制李”的政策——可谓是玩尽了两面派的手段，这对清政府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却让李鸿章“排胡”之心暴长。

1873年，左宗棠出兵西北肃州，镇压回民造反，结束了20多年的内战。此时左宗棠又建议朝廷乘胜追击收复新疆。

很简单，因为沙俄对新疆正虎视眈眈。其时盘踞在新疆的“哲德沙尔汗国”很不经打，搞不好就被沙俄吞并了。

不得不说，左宗棠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一片赤诚的公心，如果不早点进军新疆，就会“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到时候，不仅会丢掉新疆，而且甘肃和陕西都堪忧。就是北路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也失去保障，这样北京城也会丧失门户，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功绩让李鸿章听上去有些难受，但更难受是在1874年，这年5月，日本出兵登陆台湾，从而引发了中国另一个重要的防御问题——海防。

那么，大清朝要侧重于左宗棠所主倡的“疆防”呢，还是侧重于李鸿章所希望的“海防”呢？大家都知道，政策的背后都是滚滚的利益，两人都不希望偏向对方。可是要是“疆防”与“海防”并举，这又是在给朝廷出难题，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清政府，早已内外交困国库空虚，连吃饭都成为问题，哪里拿得出钱来开辟两个战场？

左宗棠自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再说了，如果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疆防，不是可以集中全力经营海防吗？

胡雪岩自然热烈支持左宗棠。

左宗棠，晚清重臣、军事家，洋务派重要首领

他知道，拿下疆防，左宗棠可以啃骨头捞取政治资本，他也可以跟着大口喝汤。为此，他甚至向左宗棠拍胸脯说，你放心接活，至于钞票和军火，都包在我身上。最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计划。

抛却私心，收复新疆可以看成左宗棠彪炳千秋的功绩，值得历史大书特书。毫无悬念地，胡雪岩也从收复新疆中，大大地赚取了一把。

他高兴得有些太早。因为，随着左李之争的激烈化以及公开化，他已经上了李鸿章的“黑名单”。

李鸿章无疑很清楚，这些年来，左宗棠取得那么多的功劳，多是因为胡雪岩在背后的支持。没有这个“财神爷”，也多半没有左宗棠的今天。要打击左宗棠，就要先撬掉他的“财神爷”。这个想法慢慢成型，就成了这样一句话：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

很不巧的是，胡雪岩又遇到了另一个死对头——

早严信厚两年入府的盛宣怀。

盛宣怀，晚清著名的“两个江苏人”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是以状元身份下海的南通张謇。

1844年，盛宣怀生在常州鲜鱼巷里的一个饱学之家。

按照出生年月，他还得叫严信厚一声“大哥”。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盛康考中了进士。而盛康的父亲盛隆则是嘉庆庚午年的举人。

所以，他的家族也希望他能继续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而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他得到过“颖悟洞彻，好深湛之思”的高度评价。

只是，盛宣怀的时运不济，并没有再现盛氏家族的辉煌，反而和清朝的国运一样，暗淡衰微。到22岁的“高龄”时，他才得中秀才。次年接着就乡试不第。在李鸿章的府上，不甘心的他再次参加乡试。

但1876年对他来说，依旧很黑色。

这下他只有老实了。好在李鸿章依旧很看重他。虽然盛宣怀成为李鸿章的幕僚，跟他爹与李鸿章的相熟有关，但就此下定义说盛宣怀因为拼爹，才得到李鸿章的重用，那绝对是对他才能的抹黑。

李鸿章让严信厚督销盐务，则让盛宣怀帮忙洋务。

1861年开始兴起的洋务运动，成了大清朝在被动挨打后的一次自我救赎，同时也让科场失意而寄身幕僚的那些文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把它当成了自己新的晋身之阶。盛宣怀从此绝意科举而专心洋务。

如果说胡雪岩一心为利，当官只是为了能获取更大利益，那么，盛宣怀不同，他经商是为了能当官，就像学而优则仕，他希望商而优则仕。两人对经商的出发点不同，这也在根本上导致了他们“道不同不相与谋”。

对盛宣怀来说，洋务给了他科举给不了的光荣。

著名的史学家费维恺在详细考证盛宣怀的企业家生涯之后，认为盛从1871年开始，一直到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在职务上，或者说在事业上，都是李鸿章的经济事务的代理人。他在晚清工业体系中最大的两个产业，轮船和电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将这两大产业都接二连三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4) 虽然从本质上，这都是李鸿章在华北地区发展起来的地方权力结构的核心资产，但因为盛宣怀的把控，还是让当时的中外人士都认为，那些都是他的个人产业。

可以说，盛宣怀和胡雪岩在各自阵营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体相似。

两人的初步冲突应该是在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时。

有种说法，说开办轮船招商局的构想，其实就是盛宣怀首先提起的。“那是1871年前后……他建议由朝廷组织一个官商合办的公司，管理一支商业的船队，进而与当时已经控制了中国沿海和长江运输业的外国公司进行直接竞争。而且盛还建议，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朝廷特许这个新兴的轮船公司独家专营从长江三角洲到天津运输供应北京的政府漕粮生意。” (15)

从中也可以看出，盛宣怀在日后创办企业的“套路”：

官商合办，以及独家专营。

总而言之，这些企业必须要有“垄断权力”。

其中的官商合办，也可以说是官督商办。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说这些企业可以交给商人去办，但是必须要接受官家的监督，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李鸿章就有这两句话，“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以及“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基本上成了以后“官督商办”的准绳。

不过你也知道，官方既然掌握了大权，肯定不会任由“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一般情况会是这样：企业办得好，有官的一份，而且还是最大的一份，像盛宣怀还指望靠它升官呢。当然，办得不好，都是商的。

看上去，官是旱涝保收。

不过，既然是官督商办，也不是没有好处，那就是没有官的支持，其他纯粹商办的企业再有钱，也进入不了煤矿、电报、冶炼这些由国家垄断资源的领域。总而言之，官督商办企业的模式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官家出垄断资源，商家出人出钱。而且出垄断资源的官家，在企业里得是老大。

只是，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将目光投向了胡雪岩。据说当时盛宣怀曾亲笔写信，言辞诚恳地邀请胡雪岩出资入股。胡雪岩一开始很爽快地答应，但最后还是因为站队，拒绝了李鸿章的好意，几万两股份钱也迟迟未能到位。也许，正是他的失信，让盛宣怀怀恨在心。矛盾由此而生，终生未能化解。

错失胡雪岩，盛宣怀也没落到什么好处——在开办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呈请朝廷的奏折，提列的请愿人上，甚至都没有盛宣怀的名字，直到3年后的1875年，更把招商局创办的主要责任和权力，都交给了世业沙船的淞沪巨商朱其昂。但官督商办的模式却让很多人犹豫，他们对“官督”非常不信任，筹资也因此非常缓慢。后来，李鸿章向唐廷枢和徐润发出了召唤，才得以改变局势。

唐廷枢，1832年生人。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少年时期，曾在香港的马礼逊教会学堂接受过6年的殖民地教育。1858年离开香港来到上海，然后在1861年通过当时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的介绍，开始为怡和洋行代理经营长江一带的业务，主要任务就是替该行推销进口货物以及到内地收购蚕丝和茶叶。至于徐润，1838年生人，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1852年，15岁的他随叔父徐荣村到上海，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因勤奋好学，又有悟性，所以深得洋行上下看重，19岁已获准入上堂帮账，24岁升任主账。不久，接任副买办之职……

可以说，唐廷枢是杨坊的“同事”，但他在怡和洋行获得的名声，似乎比杨坊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甚至认为，“唐景星简直成了它（怡和洋行）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当然，这也给唐廷枢带来了极大的回报，就在入职轮船招商局之前，怡和洋行还想对其委以重任，并许以高薪。

唐廷枢却拒绝了。

也许在他心里，做买办固然很风光，可是将身家性命依托在洋人身上，依旧很卑屈，加上“汉奸”的骂声又如影随形，唐廷枢也想尽快洗白自己。所以当李鸿章对其发出召唤之后，他怦然心动了。他在招商局的就职宣言中这样大声疾呼：“沿海之间的运输贸易之利全归中国自身所在，岂非更为优越？”

而这次入职，也被人比喻为从“外企高管”到“国企经理人”。

在轮船招商局，招商总办的职位属于唐廷枢，徐润与盛宣怀同为会办，前者主管招股、揽载，后者兼管揽载、漕运，实为官督。

有人说，这有可能是盛宣怀当时太年轻，在招商方面没有什么门路，李鸿章选取了这种方式，一方面，避免别人说自己任人唯亲；另一方面，是对盛宣怀的继续培养和考验。在朱其昂和唐廷枢这些牛人的手下，盛宣怀先暂敛锋芒，充电为要。

这一系列的运作，让盛宣怀和胡雪岩的初步较量还没来得及进行，就宣告结束了。唐、徐二人则成了盛宣怀在多年后的斗争对象。

相比较推崇官督商办的盛宣怀，脱胎于洋行的纯商业环境的唐、徐二人，更重视商股的力量，希望轮船招商局在商业上做得更纯粹一点。

在接手后，唐廷枢就开始招商入股，大胆引进股份制，此外自己还入股10万两，并把此前挂在洋行旗下但实际归唐廷枢自己所有的轮船，也归入招商局一起经营。与此同时，民间商人也踊跃入股。轮船招商局很快就做到了资本100万两。可以这样说，这个时候是招商局商办色彩最明显的时期。招商局的“招商”二字这才实至名归，成为中国第一家具有明显的股份制性质的商办企业。

在几年之后，招商局的业务突飞猛进，就连牛气烘烘，拥有最多船只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公司，也不得不把全部轮船、码头、资产卖给了招商局。

另外，为了避免外国洋行开办的保险公司的刁难，唐廷枢和徐润又相继创办了保险招商局，以及“仁济和”保险行，为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以及中国船商的运输业务进行担保。可以说，它们是中国本土保险业真正意义上的起点。

饶是如此，最终的结局，还是盛宣怀以胜利而告终。

究其根本，在中央集权体制下——

“讲商业”很难干得过“讲政治”。

此时，盛宣怀还在韬光养晦。

但他的心是不安分的。他又盯上了电报。

关于电报，盛宣怀并不陌生。早在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但清政府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但到了70年代，就招架不住，只得同意他们设线，不过，搞了个“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的规定。然而英、美等国对清政府的规定置若罔闻，你说你的，他做他的，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

盛宣怀对此当然也很生气，但生气的不是架设电报线，而是由外人来架设电报线。

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电报线，成了他心目中迫切的愿望。

1879年到1880年，中俄爆发伊犁危机，朝廷急于处理相关事务，但从上海到北京的电报联系尚未建立，造成了太多的不便，事到临头，清政府也就有了架设电报线的打算。眼光敏锐的盛宣怀肯定不会错过这次机会，“1880年春天，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建议按照轮船招商局的模式，用公开招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以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 (16)

他和胡雪岩的正面碰撞，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

在左宗棠被朝廷委派两江总督，即将赴任之时，胡雪岩乘机提出李鸿章想办电报一事，问他可曾听到风声。如果听到，不妨自己也试一试，压一压李鸿章的气焰也好。左宗棠一听，果真就激动了，急忙送上奏折，向朝廷提出开办电报和通商救国的要求。李鸿章从太监李莲英那里探得风声，当然生气。不过盛宣怀却认为这是好事，因为当朝太后对此事一直犹豫不决，一些王公大臣和各地巡抚都表示电报必惊扰民众，变乱风俗。他们正愁找不到痛殴的对象，现在好了，老左一咋呼，大家就立马把反对的矛头对准他，群起而攻之。我们呢，就别做那出头的鸟儿，低调低调再低调，私下里把准备工作都给办了，等他们都争疲惫了，我们再去做太后的工作，这样也就没人再跳出来对我们说三道四了，那样，胜利的果实就落在我们的手里了。

李鸿章觉得这样的方法也很可行，自然就赞同了。

没过多久，盛宣怀就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来到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商办电报之事。

和唐廷枢、徐润一样，郑观应也是广东香山人。这三个香山人，加上另一个江苏人席正甫，是为“晚清四大买办”。

正如盛宣怀所料，左宗棠的提议，并没有落到什么好处。被大臣们的争吵搞得头昏脑涨的慈禧，也不想再操心办电报的事情了，而是认为当务之急是迫使日本归还琉球群岛。左宗棠只得两手空空地南下。胡雪岩自然也就没什么好处进账，只好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他的茶叶、丝绸生意上去了。

在请示李鸿章之后，盛宣怀先是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电报线，小试牛刀。然后再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事实胜于雄辩，结果就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大家不再红口白牙地抨击，而是改口说，不错不错。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工作。

在电报的较量上，胡雪岩先败一局。

这一局虽然大快李鸿章、盛宣怀之心，但还不足以致命。

盛宣怀得等待时机。

1883年，时局又一次动荡不安。

法军开始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无可避免。

过后不久，法国人又将军舰开到了上海吴淞口。

上海又一次人心惶惶。

胡雪岩也感到山雨欲来。

尽管为左宗棠办理军务，但他平日里擅长的还有茶叶和丝绸生意。

尤其是其经营的丝绸生意，在19世纪80年代，正是热门。

那个时候，江南生丝生产量约9000万两，60％出口到国际市场，而号称“软黄金”的湖丝更是在欧洲市场上成为奢侈品牌。

所谓湖丝，就是中国明清时期浙江湖州府出产的蚕丝。湖州，在浙江西部，东邻上海，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其大部分处在浙江的堆积平原——杭嘉湖平原之上，地势低平，河网密布，所以是著名的水乡和鱼米之乡，很适合生丝生产。

湖州有一著名古镇——南浔，便因生丝而兴，出了不少牛人，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之称，其中，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50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在20万以上不达50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来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从中可以看出，南浔丝商的经济实力多么傲人。他们所经营的七里丝，更是湖丝中的精品。该丝产自南浔镇郊七里村，此村因距南浔七里地而得名，后改为辑里村，村子的东头有穿珠湾和西塘河流过，水质很好，都是澄碧重水，所以所产丝，皆光润柔韧，银光闪闪，紫光可鉴。1848年进入英语的“Tsatlee”一词，就是根据“七里”音译而成，指生丝、辑里丝。到最后，南浔四周百里之地所产生丝，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跟七里丝攀上亲戚关系，冠以“七里”之名。

这一下，个个身价立马百倍。

1851年，“七里丝”在首届英国伦敦世博会上夺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发金质大奖章，这是中国荣获世博会首枚金牌大奖。此段历史，成了后来上海申博的一大亮点，它将中国与世博的渊源一下子向前推了16年。送去参展的“七里丝”品牌叫荣记湖丝，其品牌拥有者叫徐荣村。说起来，他还是徐润的父辈。一开始，荣记湖丝因包装粗陋，未引起评委重视，但好在世博会持续长达半年，它才以过硬的品质，脱颖而出。消息传回国内，朝野上下大呼意外，荣记湖丝也畅销一时。

当然，湖丝也得感谢上海，没有上海的开埠，湖州商人只能先将它们卖给广州十三行，然后再由广州十三行卖给洋商。他们只能从中赚个差价。但上海的开埠，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局面——要知道，南浔距上海只有100多公里，摇船只用两天就能到，运费只占0.2％，售价也比广州时期下降了35％，这样质优价廉的湖丝，立刻成了中国当时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当时英国对华的贸易报告里面说，中国生丝最大的出产地就是嘉兴府、湖州府，从上海转运的湖州蚕丝高达55％。到了1876年，上海做丝的公司大概有75家，其中有62家是湖州人开的。

在胡雪岩的丝绸生意里，就有很大一块湖丝的份额。早在他的投资对象王有龄在湖州知府一任时，“胡雪岩开始代理湖州公库，在湖州办丝行，用湖州公库的现银扶助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湖丝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解交浙江省‘藩库’，从中不需要付任何利息” (17) 。

只是，胡雪岩再努力，他在湖丝上也发不了太大的财。这是因为生丝的对外贸易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上海的外国洋行——尤其是杨坊所效力过的怡和洋行所把持，它们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

这让胡雪岩一直愤愤不平，试图冲破这种垄断。后来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

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控制货源，让洋行就是出再高的价钱也难以买到生丝，看他们还敢以后肆意压低生丝的定价？

1882年初春，经过走访调查，胡雪岩发现当年的生丝将出现严重的供货不足。“他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他动员起自己庞大的金融帝国中的每一个铜板，将上千万两白银全部投入这场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决战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2万包生丝，占全部货源的三分之一。” (18) 对他利好的是，左宗棠正坐镇两江，明里暗里施以援手，不仅命上海道台关闭驻沪外商丝厂，而且晓谕茧产地，增抽外商厘金以限制供应。

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对此表示支持。不过，他的原意并不是助胡，而是因为有美商华地玛在沪投资办纱厂，与他在1878年主持筹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逐利，所以才附和禁令。等到美商知难而退，甚至寻求与中方合资，李鸿章便适可而止，甚至对胡雪岩的不依不饶、拒绝和解感到不爽。

这进一步让胡成为了李鸿章等人的眼中刺。

“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 (19)

胡雪岩的处境开始不妙了。

“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还有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处于日益脆弱的危险之中。” (20)

与此同时，对法主战的左宗棠从两江总督的任上再次被召入军机处。

趁着左宗棠不在两江，李鸿章和盛宣怀开始对胡雪岩下手。

日后，关于胡雪岩的失败，有无数种说法，其中便有盛宣怀采用“窃听、掺沙子、挖墙脚”这三招，将胡雪岩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窃听”为盛宣怀通过电报掌握了胡雪岩的商业秘密情报。“掺沙子”为盛宣怀自己也干起了收购生丝的生意，一边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偏偏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挖墙脚”则为挖断资金链，拖死胡雪岩。 (21)

其中最要紧的便是“挖墙脚”。前面说了，左宗棠多年来南征北战，需要大笔资金支持，胡雪岩就多次帮左宗棠向国际借款，然后从中牟利。这些借款中，有不少是从汇丰银行那里借的。5年前，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尽管这些钱名义上是朝廷借的，但经办人却是胡雪岩本人。大名白纸黑字地签在那里，外国人自然就得找你胡雪岩要。这次一要就是80万两。往年，只要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派人把钱送来。所以胡雪岩不会没钱给。但这一次，坏了。

盛宣怀从中做了手脚，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先拖个20天再说。恰恰这邵友濂又是李鸿章的人，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想想，缓发个20天也没什么事，自然也就照办了。这让胡雪岩着急上火，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动用自己阜康票号的银子，用来救急。

当80万两银子陆续离开阜康票号时，盛宣怀开始了第二步动作，他托人到票号提款挤兑，并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丝赔了血本，阜康倒闭在即。

有些慌张的胡雪岩这时也想起了电报，赶紧发报告知左宗棠，意思也就是，想让左宗棠出头帮他摆平这个局面。这个时候的左宗棠，已经在福建马尾跟法军作战。他似乎忘记了盛宣怀正是主持电报局工作的，或者就根本没料到这一切都是盛宣怀捣的鬼，结果这通电报又叫盛宣怀暗中叫人扣下……

走投无路的胡雪岩将自己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并廉价卖掉了自己积存的生丝。他的家资，像泄了堤的水。

阜康票号也彻底倒了。

对这样的情节，也有不少人质疑，觉得过于夸张了。一则胡雪岩的生丝生意虽然亏了点，但也没有亏太凶——1883年10月9日，胡雪岩向怡和洋行卖出2000包生丝回笼资金时，每包的定价仍是380两的高价。此后，又分两次卖给天祥洋行6000包和7000包，将生丝几乎全部脱手时，单包价格依旧为362.5两，2个月间跌价不过17.5两。二则盛宣怀本人在阜康票号里也有存款——此前，盛宣怀在湖北办矿，原先投入30万串制钱，结果巨亏，最后只好将剩余的14.2万串制钱存在胡雪岩以及另一家钱庄吃利息，准备用10年时间将损失弥补回来。然而，胡雪岩的破产，不仅让这十多万串的本钱化为乌有，更让盛宣怀深为被动，在他于1890年给张之洞的电报中还这样叫屈，“户部复饬缴制钱，钱价比光绪初年每银一两少换四百余文，遂致赔上加赔，宣怀以此败家，若非得官，必不能了”。所以，这不免让人生疑，盛宣怀打击胡雪岩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吗，那也太奇葩了。事实上，于朝廷来说，胡雪岩的破产，也会让自己受到诸多牵连，那它岂会坐视不顾。

但政治永远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在这里，你永远也摸不准它的脉搏。

另外，尽管生丝上的生意并没有让自己大亏，但这一年的中法战争，也让局势变得格外不稳，使得人们对金融市场失去了信心，这也加剧了挤兑行为，升级了危机。

不管如何，胡雪岩倒在生丝大战中，是毋庸置疑的。

阜康票号的倒闭，随即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亏空了朝廷千万两白银，也牵累了上海的诸多钱庄，挤兑风潮开始到处蔓延，金融市场因此一片惨淡。

这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湖州丝商深受打击。因为和胡雪岩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一变故中，湖州商人被拖累得够呛。

这间接促成宁波帮在浙江商帮中的老大地位。

但这些跟胡雪岩已经没啥关系了。

雪上加霜的是，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建。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 (22)

胡雪岩自然无可奈何。更糟糕的是，此时，李鸿章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成了压倒胡雪岩的最后一根稻草。

奏折很义正词严，说的是胡雪岩向洋鬼子借高利贷，吃了朝廷的回扣。

“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下令一查到底，胡雪岩被抄家、革职。

“从此，北洋、淮军系压倒了湘军，李鸿章和盛宣怀这对政商新典范笑到最后，控制了大清帝国的主要财政资源。” (23)

胡雪岩也松了一口气，他这口气一松，人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就在11月上旬，胡雪岩忧愤而死，追随左公而去。临终之时，不过“一豆青灯，七尺铜棺”而已。出于自保，身边家眷子女基本被遣散一空，留在胡氏身边的，除了正房还有一个九姨太，为什么留九姨太呢？九同“久”一个音，预意长长久久——现实却非常悲催，他耗资近百万建起的胡氏豪宅和胡庆余堂，前者死后仅以一万元的价格抵给他人，后者甚至在生前的经济危机中就已经变卖还债。

也就是说，杭州市至今还很闻名的胡庆余堂，已经跟胡雪岩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一个势倾一时的大商人，就此谢幕。

徽商也就此繁华散尽，再也没缓过气来。

外资银行“狼来了”

杀死胡雪岩的，还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

看得见的手，是盛宣怀的积极打压。但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狠狠地推了一把，才是胡雪岩被击垮的真正原因。

它就是以汇丰为代表的外资银行。

银行本身就是西方的产物，它是随着洋商的进入而进入的。尤其是《南京条约》的签订，得到五口通商后的洋商加紧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工业品，并进一步掠夺茶、丝等原料，为了适应这种不断扩展的掠夺性贸易的需要，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

汇丰银行就是响应这一需求而成立的，由英国人托玛斯·萨瑟兰德（或译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在1864年于香港发起。

最初担任发起委员会成员的包括宝顺洋行、琼记洋行、沙逊洋行、大英轮船、禅臣、太平洋行、顺章洋行等十家洋行。1865年3月3日正式在香港创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开业后的一个月，在上海的分行开始营业，伦敦分行亦在7月开业。随着丽如银行于1884年在锡兰的投资失败而撤出了中国，取代了其在中国的地位。

和洋行需要买办一样，外资银行也需要买办。

不然同样在中国两眼一抹黑。

前面就提到，在外资银行的买办中，宁波人充当了半壁江山，先后共计19人。其中余姚王槐山便是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汇丰向宁波帮钱庄开通业务，接受上海汇划钱庄 (24) 庄票 (25) ，允许钱庄向汇丰拆借款项 (26) 。后自汇丰起各外资银行相继照办。王槐山之建议为它们打通钱庄业务并聘用买办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为汇丰银行充当买办的，就有晚清“四大买办”之中唯一的一个江苏人。

席正甫。

“席正甫刚到汇丰，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 (27)

他在汇丰可谓一言九鼎。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须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28)

当然，想跟席正甫搞好关系的，不止是胡雪岩。

少不了李鸿章和盛宣怀。

盛宣怀和自己这个江苏老乡好到可以同穿一条裤子，席正甫当面借给盛宣怀英镑，转过身去，盛宣怀就将席正甫的亲朋好友安插在自己的队伍里。

这并不意味着席正甫和胡雪岩就要为敌。他不是官场上的人，所以也不存在和谁站队的问题。能让他发财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胡雪岩偏偏要对大洋行发动生丝大战。

洋行是谁？席正甫所效力的汇丰银行的大股东。

挑战洋行就是挑战席正甫。

在盛宣怀利用手脚，掐断胡雪岩的官府资金来源之时，席正甫也利用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力，斩断了胡雪岩在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融资通道，这才是让胡雪岩庞大商业帝国塌台的最致命一击。

能逼得手眼通天，广做“投资”的胡雪岩走投无路，除此想必亦无他法。

也许胡雪岩到死也没想到，洋行之所以能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是因为他们通过把控汇丰银行，把控了上海乃至全中国的金融权力。

胡雪岩的敌人哪里是洋行，也不是席正甫。

而是这个权力呀！

外资银行无疑是一只大怪兽，它蹑足潜行。

就像伏击的狮子，越接近猎物，越悄无声息。

对它们的到来，中国传统的钱庄和票号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警惕。

其时，在中国的金融舞台上，钱庄和票号正欣欣向荣，“由于清政府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财政拨款遇到很大的困难，它只好依靠票号帮忙。后来票号就跟清政府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每一家票号又和清政府内部一些官员结成牢固的同盟关系。这使得票号业在清后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29) 。

历史悠久的宁波帮钱庄更是一副自信的神情。

他们一直走在同行的前列，上海汇划钱庄的汇划制度就是由他们引入上海。而且，他们熟悉国内市场，在长江流域已经布下了相当规模的商业网络，外资银行为了打开市场，有时还不得不对他们委曲求全。

直到1926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银行的势力何以不如钱庄》，还在抬高中国本土的钱庄、票号，贬低外资银行。

他列了八条钱庄比银行的便利之处。

“第一，信用。银行放款全需抵押品，而钱庄则注重信用，抵押品一层可以通融。中国商人认为，以抵押品借款妨碍体面，所以都愿与钱庄往来。第二，保人。银行放款，除抵押品外还须保人签字盖章，手续非常麻烦，钱庄则无此等手续。第三，方便，银行办事时间固定，假日不做生意。钱庄则不然，无论假日礼拜，自早到晚，并无休息。第四，数目。银行放款，数目较大，数目小者不甚欢迎。钱庄放款，数目随便，数百数千均可。第五，内容。银行对于商情市况，不如钱庄明了，而钱庄为我国特有的出产，由来已久，对于商家，知之甚详，所以放款不用抵押品，亦无何种危险。第六，历史。银行成立甚晚，所发钞票、支票，均不得社会之信仰，故钞票在市面上，不能与庄票同等看待。第七，技术。分辨洋钱之真假，为钱庄特具本能，银行行员，难比得上。第八，出货。钱庄所发庄票，能在洋行出货，外人极信赖之。银行钞票无此本能。” (30)

洋洋洒洒，说得慷慨激扬。

民族自信心油然而生。

如果我们习惯就事论事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的票号和钱庄在“方便”“内容”“历史”上的确具有优势，尤其是“数目”——银行到今天还有歧视小额贷款的心理，很多中小企业想要发展，却贷款无门，只好从民间高利拆借，搞不好就造成民间金融纠纷，成了集资诈骗。但是就此将银行一棒子打倒，也很是不智。

一如中国古语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前认为票号、钱庄好银行坏的，转个圈儿回来却是——那些装点票号、钱庄门面的优势，赫然已成劣势。就比如说，信用——其实信用这玩意儿，在太平盛世说不准还有用，但到了战时，往往也有破产的可能。除了一些存款人——尤其是清政府的那些官员——纷纷挤兑，根本不顾对方的死活之外，很多账目收不上来，因为借款人死的死，跑的跑。

这让钱庄或票号一大堆贷出的款就变成了坏账。

后来有人研究山西票号的没落，其实并非资金不足。事实上，据史料查证，很多票号截止倒闭，应收和应付相抵，仍有百万盈余，但挤兑需要大量现银应付，而外账无法收回导致票号岌岌可危。

银行“放款全需抵押品”虽然显得很冷酷无情，却能将自己的风险控制在很小的程度。你要跑路没关系，你的房子还在我手里呢。

当然，初期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为了扩大业务，有时也不免会迁就一下中国的国情。像席正甫就向钱庄和票号提供过无须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

不过，信用这玩意儿是双向的，钱庄需要客户提供信用，客户自然也需要钱庄提供信用。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单靠道德约束，很难保证钱庄真的就能“守身如玉”，于是一些欺诈骗钱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为此，清政府对经营钱铺的商人原则上曾提出‘五家互出保结’，以防奸商‘关铺潜逃’” (31) ——这就有点类似于“连坐”了，“当时的京城生活指南——主要是为暂居京城的行旅客商而编纂的《都门纪略》就提醒说：

“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钱，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32)

在这方面，宁波帮倒是做得还可以。京城就有著名的“四大恒”，便是秉持着宁波人讲求信誉、以诚信为本的经营之本，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金融业之中，一举做大的。这“四大恒”分别是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

其名字中所有“和”“利”“源”“兴”“恒”五个字，可以视作是“四大恒”的经营理念，其中就孕育着“和为贵、利为基、兴旺发达、源远流长、永恒于市”的深刻内涵。后世有资料总结说：

“四大恒”的经营目的就是要图利、谋利、取利以蓄实力，因此以利为基方能谋求兴旺发达，但必须以义取利，以信取利，以诚取利，以和取利，绝不能有任何欺诈之心与行为才可称是“生财有道”。

由诚信积利，事业的规模才能扩大，事业的范围更加广阔，实力的积累又进一步提高了钱庄的信誉，钱庄才能兴旺发达。

利源于和，和源于诚信，兴盛源于和与利，和不是一时之和，利不是一地之利，而是眼界宽阔放眼未来，使利源源而至即“源远流长”。

“恒”即持之以恒，不能有半点懈怠，真正做到艰苦创业、诚信兴业、进取继业，使“四大恒”永恒于市。 (33)

和今天的很多连锁店相似，这“四大恒”属于联号经营。

地址在今天的北京东四一带。

其中，恒利是主店，位于东四牌楼东大街，恒和号位于东四牌楼北路西，恒兴居于其北的隆福寺胡同东口，恒源号位于东四牌楼东路北。恒和号专司各大官宦富户的存放款业务，恒利、恒源两号专放当商款，恒利号在天津估衣街附设有首饰局，后改称为恒利金店，清末永安堂药店亦为恒利号的产业。恒兴的主要业务是服务各大商号。

除了钱庄业在当时属于先进的金融模式，经营业绩很容易得到提升之外，选择在东四安营扎寨，对“四大恒”的发展尤其重要。

有清一朝，东四是一块商业宝地，其附近的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是粮食、木材和许多外地商品进京的主要通道，朝阳门附近又有许多货栈、仓库……频繁进出的货物，不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也对金融的发展有着无比的渴求。

“四大恒”坐拥地利。

胡雪岩当年再富有，他的阜康票号在京城依旧列“四大恒”之后。

正因其发展迅速，“四大恒”成了京城的时尚品牌。

“据《旧京琐记》记载，银号首推恒和等四家……‘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官府来往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依之。市民也以握有‘四恒票’为荣。时有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之说。’‘四大恒’开出的银票成了京城最受欢迎、最体面的‘硬通货’。” (34) 意思是戴马聚源的帽子最尊贵，用瑞蚨祥的绸缎做衣服穿在身上最光彩，脚蹬一双内联升鞋店的靴鞋最荣耀，腰中缠着“四大恒”钱庄的银票最富有，有腰缠万贯之意。

另有一句谚语，“四大恒、八大源、二十九家官炉房”中也提到了“四大恒”。只是，今天已无多少人知道“四大恒”了，按照“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一说，常常望文生义，以为头上有戴的，身上有披的，脚上有穿的，那么，腰间缠的“四大恒”自然是腰带了。

“四大恒”的壮大，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当时朝廷某枢臣好积四恒票——也就是“四大恒”的庄票——百金一纸，万金为一束，叠置平正，朱印鲜明，时于灯下取出玩弄以为娱乐。这就像当下有钱人，每天要干的事情，除了赚钱，就是数钱。听着钞票在指间哗哗滑过的声音，觉得人生没什么比这更满足的了。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电灯，点的都是火烛之类的东西，容易一不小心就给弄失火了。这下子，某枢臣屋中成束之四恒票并付祝融，也就是说，烧得净光，只留灰烬。没有凭证，存放在“四大恒”里的钱财自然取不出来。

“四大恒”乃大获利市。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尽管再强调“以义取利，以信取利，以诚取利，以和取利”，钱庄本身还是以取利为终极目的的，他们不会对客户的过失负责。因为庄票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记名，认票不认人”。但我们知道现在的银行，客户的凭证即使丢了，也可以凭借个人的身份证明挂失并补办。

相比较钱庄，银行还有一种好处就是，他们实行的是股份制。

大家靠契约关系而团结在一起。

钱庄是独资和合伙，票号在经营模式上则局限更多。

在票号中，财东对票号负无限责任，除所投资本外还以本人的全部财产做保证。票号的信誉不在资本的大小，而在于东家的财富和身份地位；同样，传统钱庄也是出资人对钱庄负无限责任。另外，两者在组织及经营上和现代金融体系不同，都是以家族关系、乡土关系及帮派关系为联系纽带，是以血缘诚信为基础的。

这种诚信同样也不保险。

再比较之：

“雷履泰1824年左右成立日升昌票号的时候，美国的华尔街，还远远没有实现今天的规模。”但华尔街的成就却远非票号可比，它的“秘密和自豪就在于，它给美国100多年的工商业腾飞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被龚自珍称为‘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 (35)

可以这样说，“票号的钱，往往并不是直接借给企业的，大多数都借给钱庄，由钱庄再借出去。当时清朝的商人从票号借到的钱，大多数只是周转资金，不能用作长期投资；而华尔街给美国企业家的，往往是股权投资，那才是真正的‘本钱’”。 (36)

……

在很多地方，银行都证明自己比钱庄和票号，具有现代性。

但感觉良好的钱庄和票号们，对此无睹。

有时是因为熟视。

但他们恰恰是没看到。

也有个把明眼的中国人。

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在自己的《资政新篇》提出了28条改革措施，在经济方面，他就主张发展交通事业，兴办铁路、公路及邮政，鼓励兴办金融事业。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兴办保障——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人。

还有就是，中国的留学生之父，容闳。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容闳，是唐廷枢、徐润的香山老乡，出生在南屏小村，与澳门只有一水之隔，相距不到4公里。7岁那年，家贫的他没法像自家哥哥那样进私塾走“正途”，只能去学杂费用全免的澳门洋学堂。这家洋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那位臭名昭著的英国大鸦片贩子、战争煽动者颠地和查顿募资兴建的。

1840年，容闳还因鸦片战争的爆发一度辍学。

这也就是他成长环境的矛盾之处，老家村民既痛恨“红毛番”横行乡里，也感激他们带来的医疗、教育、慈善事业。容闳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心想孩子学会“番话”，和洋人做生意，说不定能发财——最终，容闳是不是发了大财谈不上，但他却因此走出了国门，成了耶鲁大学乃至所有美国大学里第一个中国毕业生。

直到现在，他的画像还悬挂在耶鲁校园里。

和唐廷枢、徐润不一样的是，他一直拒绝当买办。

他认为那样名声不好。

但他时刻梦想着要对中国进行近代化改造。

在上海，他和“《几何原本》的翻译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较早翻译西方数学、物理学著作的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等名流成为朋友。这些人是中国当时绝无仅有的几个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人物，不久后他们在曾国藩办洋务时都入曾幕。不过，容闳的目光最先却是投向太平天国……之所以首先对太平天国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弟洪仁玕1859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玕相识，知道他思想开明，因此认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国的构想。另外，他在澳门教会学校读书时的小学老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还当了太平天国的外务丞相，协助洪秀全办理外交事务，因此容闳认为太平天国非常开明、开放。更重要的是，容闳并无传统读书人的正统观念，他痛恨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对太平军本就一直好奇，抱有好感，所以在1860年与两位外国传教士一起冒险前往‘天京’考察，他承认，‘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太平军的性质，察看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 (37) 。

毫无疑问，太平天国辜负了他。

反而是曾国藩对他青眼有加，具体说，是对他的个人才华的赏识。办洋务必须要依靠容闳这样的人。曾国藩也就不计较他这次因站错队而造成的“政治污点”，一心想把他拉拢到自己的手下，就像拉拢李善兰、华蘅芳……

从天国到洋务的容闳，投桃报李。

1865年，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的江南制造局所需机器设备，一大半便是由他从美国购买。到了1870年，他又向曾国藩提出了官派留学生计划，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1872年，这项计划又得到了同治的批复。容闳也受命主抓幼童选派和监督事务。到1875年，一共有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

这也就是他“中国留学生之父”身份的由来。

不过，这些留美幼童在极短时间内的“美国化”，让他们经常做出“大逆不道”之举，比如脱了长袍马褂换穿西装，个别胆子大的剪了辫子，跟主人去教堂受洗信“异教”，甚至见了清廷留学生长官不行三叩九拜之礼……导致了这项计划半途而废，最终，第一批幼童除了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其余的都在大学毕业之前，被临时撤回。但这些幼童却在数年后，成长为了转型中国的中坚力量。

这让容闳不禁喟叹：“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

但他的爱国之情却没有被消磨殆尽。

甲午战争后，容闳也开始思考并试图实业救国。

他想到了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银行。

这个时候的清政府，根本不知道银行是何物，他就托人给光绪递上条陈，详加说明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随有草图。这是一套完整、系统且可行的方案。

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为此专门召见了他。

不幸的是，他又撞上了盛宣怀。

“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

此时的盛宣怀，在帝国已是风光八面。

1885年，李鸿章命令轮船招商局完全改组，委任盛宣怀为总督办。从这一年的秋天，一直到1902年年底，盛宣怀完全控制了轮船招商局，他是总经理，也是最大的股东。他迫不及待要做的事就是重订章程，使招商局“商办”色彩大为减弱，“官督”的权力明显增强。同时，他还是电报局的总经理，也是大股东——这也意味着，他彻底颠覆了以唐廷枢、徐润等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势力。和徽商一样，粤商也开始在上海走下坡路。而盛宣怀则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

这是一次典型的“国进民退”。

尽管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创办，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和外国商业进行竞争，但是对垄断权力的追求，却给众多的民族企业造成了杀伤。更糟糕的是，这些排他性的特权，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大炮和不平等条约面前，完全不起作用。

民族企业被杀伤越重，洋人就越能趁机得利。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的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历史演进过程中实则是个败笔。

反观同时期的日本，几乎和洋务运动同步的明治维新时代，却决意地放手让商办自由化，民营企业开始。当盛宣怀一门心思地靠督办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时，涩泽荣一却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

这一年是1873年，涩泽荣一刚刚30岁出头，就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如果不弃官，应该仕途无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维新之前的日本，商人在国家的地位同样不是很高。

可以说，涩泽荣一此举也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就说叫大家一下子认识到，其实，经商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地位的人可以去经商。” (38) 而他本人，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

不过有趣的是，“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 (39) 。

这就有点像既推崇“写一手好字”，也喜欢“打一手好算盘”的宁波人了。

虽然观念上不及涩泽荣一，但这并不影响盛宣怀在帝国官僚体系内的上升势头。自从1879年10月，第一次见到皇上，有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正式行政职位——天津河间署理兵备道之后，盛宣怀在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不过这中间也有波折，1894年，给了还在仕途上孜孜以求的张謇一个状元，也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危机。

这一年，大清王朝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恰逢六十大寿，为此举行恩科会试。已经42岁的南通张謇，再次投考。

此前，他曾应顺天乡试，获中第二名，成为南方士子的魁首，但却在接下来的礼部会试中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多年的科场消磨，让他在听闻一位老友客死在旅顺时，日记里曾写，“凄婉天涯，名心益冷”。这次投考，是父命难违，也是他第五次进京应试。在张謇眼里，也无非是打酱油，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他先在礼部会试中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帝师翁同龢却将他改为第十名。这还不够，等殿试时，翁同龢更是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他竟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并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眼看着追求一生的功名就此展开，张謇有些意气风发。

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了庆祝生日，她竟然将李鸿章的心血也是洋务运动的样板——北洋水师用于购买军械的钱，挪去修颐和园了。这李鸿章的心血也是洋务运动的样板——北洋水师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也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向西方学了点皮毛技术的洋务运动，开始破产了。

很多人把甲午战争的失败扣在慈禧太后头上，事实上，李鸿章并不缺钱。盛宣怀手里就把持着晚清工业体系中最大的两个产业，轮船和电报，如果李鸿章再缺钱，显然就说不过去。在战败后，李鸿章赴马关议和时，临行前向代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王文韶列册交代时，仅淮军银钱所就存银800多万两。

有人就对李鸿章是否真正的公忠体国表示怀疑，如果真的是为国家前途考虑，尽可先用此款来购置新式船舰，生产枪炮弹药，何必拘泥于部拨？只能说，李鸿章还是有私心的。自己的小金库能不动还是不动。

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腐败，在帝国已经屡见不鲜了，甚至让帝国的肌体病入膏肓。也正是将这种现象看在眼里，一直对挑战中华帝国心存犹疑的日本，终于痛下决心。

随后《马关条约》签订，举国舆论滔滔，戊戌变法由此肇端，李鸿章也因对战事不利负有责任而暂时失势。

朝廷中，以翁同龢为核心的后清议派，多次斥责李鸿章“避战自保”。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里没有掺杂个人的爱恨情仇。

想当年，李鸿章还在曾国藩幕府时，曾弹劾过安徽巡抚翁同书。这个翁同书，就是翁同龢的哥哥，因为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的事件上措施失当，以致激起大变，而他本人又在守卫定远时，弃城逃走，没有尽到封疆大吏应有的责任。在李鸿章的一纸诉状下，翁同书虽然没被杀头，但被发配新疆，到死也没能回来，倒是两代帝师，翁同书他爸翁心存被气得翘了辫子。如今，有了这么个机会，翁同龢就往死了逼李鸿章。尤其是黄海海战后，当后党趋向对日本妥协时，他们又苦谏要求抗战到底。这之中，除了翁同龢，还有光绪帝爱妃珍妃兄长、礼部侍郎志锐，珍妃师傅、侍读学士文廷式……

当然也少不了翁同龢的门生张謇。

这也让依附于李鸿章的盛宣怀感到了一阵寒意。似乎他也要重蹈胡雪岩的覆辙。

但他却不是胡雪岩。

如果说胡雪岩只依靠左宗棠，他倒是狡兔三窟。

他虽然把自己和李鸿章捆绑在一起，但是他也在暗地里培植自己的势力。除了督办更多的企业，把控自己督办企业的财权，更重要的是在生意往来中，积极寻找自己的“合伙人”。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他就搭上了晚清的一位重臣，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其时张之洞正在大炼钢铁，操办汉阳钢铁厂，却因为矿石和燃料急缺正抓头皮，盛宣怀适时地把自己在湖北省大冶县的煤铁矿，卖给了张之洞，解了张之洞的燃眉之急。

也正是借此机会，盛宣怀傍上了张之洞。

当李鸿章被甲午战争击垮之后，盛宣怀赶紧将过去在李鸿章保护下的所有工商业企业，逐步转移到了张之洞的保护伞下。

在汉阳铁厂开始生火炼铁后，由于考虑不周，所购设备不适合大冶铁矿提供的含磷较高的矿砂，所炼钢料不符合铁路钢轨的要求，钢铁生产陷入困境，到最后竟难以为继。盛宣怀又适时地顶了上来，帮张之洞背起了这样一个大包袱。

不过，两人之间肯定有一些讨价还价，盛宣怀看上了卢汉铁路——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自主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张之洞建设汉阳铁厂，很大原因也是为了生产卢汉铁路所需钢轨。虽然有些不爽，但为了保证盛宣怀能承办汉阳铁厂，张之洞只好将卢汉铁路的督办权，交给盛宣怀。

等着看盛宣怀笑话的人，看到的却是一个更蓬勃生长的对手。

1896年，52岁的盛宣怀已经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也正是在这一年，他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后者意味着他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这并非仅仅是一个荣誉，而是实在的政治影响力。

如今，这个对手又要出手了。

胡雪岩的倒下，显然触动了盛宣怀。

他给皇帝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

这个自强大计折，除了提出练兵、理财和育人是中国的三条自强之路，还给出了一些可以具体实施的方案，比如说，创办银行。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银行，不然容易被外资银行所绑架。他还认为：“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意思也就是，银行有很大的功能，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外人举办的银行，跑来吃我们的喝我们的。

他还说：“办铁路不能不办银行。”

盛宣怀说这些自然事出有因。此前，他在督办卢汉铁路时，需要大量资金，第一个方式，就是向国际借外债。“盛宣怀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干了9年。在‘借款筑路’的思想指导下，先后向外商借款共计1.8亿余两。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铁路2100公里，是之前30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前二十年（1911—1931）所修铁路的总数。” (40) 只是，借外债得答应别人大把的条件，这让盛宣怀深切感受到，建立中国人自己银行的必要。试想一下，如果自己手头上有这样一家银行，还怕没钱给自己的工业生产投资吗？还需要被外人吆喝来吆喝去吗？

如今，在各种盛氏传记里，都据此强调他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始人。事实上，这一荣誉基本上就是从容闳那里抢来的。在风闻容闳的举动后，盛宣怀也按捺不住，又开始施展他的手段。他要极力破坏容闳的计划，让这样一个新式银行的控制权，最终落在自己的手上。

至于手段，除了贿赂大太监李莲英之外，他还积极利用自己和帝师翁同龢的老乡关系。在讨论盛宣怀的奏折时，翁同龢建议将铁路和银行归并一议，并由盛宣怀担任银行督理一职。这再一次证明，商场和官场上都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盟友张之洞这时也从反对的层面再次证明了这句话——

张之洞很恼火盛宣怀又办铁路又要搞什么银行，简直就是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明摆着，搞银行肯定要分散精力，那盛宣怀什么时候才能把卢汉铁路搞定？再说，自己的汉阳铁厂还杵在那里，等盛宣怀经营呢。

此外，张之洞曾在1893年又建湖北银元局，所铸龙洋通行湖广和江浙一带，其铸币的利润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盛宣怀鼓捣的银行又想铸造银元，再把它的总行设在上海的话，那么，肯定会对银元局的业务造成很大的冲击。

张之洞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他积极反对说，盛宣怀“任寄已重，体制已崇，事权已专”，若再督理银行，“必致群议蜂起”。意思也就是，盛宣怀吃得够多了，如果还拼命给他加菜，会让饿肚子的人骂娘的。

但铁心了的盛宣怀，却不将他的反对放在眼里。

出身草根又留洋多年的容闳，也自然不在话下。他只有愤然，“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41) 。

看得很透彻，但他却彻底被排斥在新式银行之外。

政府却不管你这些。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加上清政府面对两亿白银的战争赔款正一筹莫展，光绪也想给盛宣怀压担子。

1896年的12月7日，光绪正式批准盛宣怀兴办银行。

从这里出发，在中国的金融舞台上，中国通商银行开始显露出了一丝胎动的迹象。

接到光绪的批准之后，盛宣怀转身就将抚育这个婴儿的任务，交给了严信厚。

在接到任务之前，严信厚正忙于“实业救国”，开始投资新式工业。也正因为此，他和传统的宁波商人，有了鲜明的区分。比起买办杨坊等人，也具有了现代意味。当然，这也得益于盛宣怀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有关，让他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还能成为实业救国的典型人物。

没有这样的机遇，加上“五口通商”的开放——这个传统书香门第出身，从钱庄业起步又做着各种生意的他，很难有现代性。

更难成为史家嘴里“宁波帮的开山祖师”。

和大多宁波人一样，形势逼迫着他们不能安土重迁，却也心怀故土。

严信厚便一直为宁波而忧心。

此时的宁波，距离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以来，已有多年。欧风美雨早已涌了进来，自然少不了疯狂逐利的外国商业。

他们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除了鸦片，洋布又为大宗。

在西方列强机器大工业生产下，洋布价廉物美，严重地冲击着土纱。加上他们又控制中国海关，同时获得内河航运及内地通商权利，对华输出更是急剧增长，中国的手工业进一步解体。

宁波也不例外。

严信厚

严信厚看不惯这种现象。他决定自办一家机器轧花厂。

1887年，他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筹集5万两资金，把地处宁波北郊湾头下江的一个原手工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厂，取名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有40台新式轧花机，雇佣工人300多人。它不仅是宁波第一家近代工厂，更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

合作创办的还有同乡周金箴。此前，他做过江西广昌县知县、南昌县知县，这次弃仕从商，可以算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不过，通久源的创办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这阻力不是来自于西方世界，而是来自内部的保守势力。一些无知的士绅和保守的百姓担心修建厂房、使用蒸汽机会破坏风水，群起而反对。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中国此起彼伏地上演。为了说服他们，严信厚让他们选了五名代表，请代表乘轮船到上海，参观了外国人的一些工厂，让鲜活的生活现实，来鼓舞教育他们，这才让他们心中消了疑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为汤仰高的关系，通久源使用的是日本造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还聘请日本工程师和技师指导生产。这也让严信厚在很长时间内，背上了通日的嫌疑。

但这已无法阻挡严信厚把通久源做大，把实业做强之心。

通久源创办之后，严信厚还先后在上海设立有利棉轧花厂、原记轧花厂、礼永和轧花厂等。到了1896年，通久源又升级成功，改为纱厂，将轧花、纺纱、织布各工序连为一体，而以纺纱为主。它的拳头产品——龙门牌纱布畅销一时。算起来，该纱厂拥有工人1200多名，拥有1.1万枚纱锭和230台布机，年产棉纱1.1万件，一跃成为洋布最有力的竞争者。一份名叫《捷报》的报纸在1894年11月16日和1895年4月26日分别提及宁波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的建立，“一个大烟囱耸立在那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惹人注目，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前途充满希望”。

另外，该厂还获得了一项特权——别忘记严信厚头上还有顶官帽子——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后，可免除每担7钱（关平银）的关税，直接通过浙海关口，使龙门牌纱布畅销宁波、绍兴、温州以及福建各地，每年获利颇丰。

这个时候，藏在他内心中的一个情结，又活了——

当过钱庄学徒，又在胡雪岩手下处事多年，让他一直有开设一个票号的念头。经过这10年的积累，手头上有资金了，他还要等到何日？

在上海，他先盘过来一个票号，成立源丰润，然后又在京津开设十来处分号。这样，他一举建立了比较先进的渠道网络。但他也清楚，阜康票号当年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大做官家生意，和大多票号一样，是官员的瑞士银行、地方政府的对公账户。

为此，他连天津盐务帮办这个美差都不做了，却利用李鸿章此前保举他做的候补道的身份，到上海任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进出的公款——毫无疑问，上海道进出的公款，又大多通过源丰润汇划。

如此一来，源丰润不但在商界影响卓著，而且在官场也名声越来越响。就连袁世凯都是该票号的大主顾。

最后，和胡雪岩的阜康票号、云南王炽的天顺祥一起闻名于世，成了多少能抗衡山西票号的“南帮票号”。

严信厚竟成钱业之魁。

与此同时，严信厚又说服上海道龚照瑗，用惠通官银号的资金创办华新纺织新局。周金箴仍是其中的投资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严信厚和这个小老乡，虽然没有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但一起同在商海遨游过，所以感情相对深厚。

日后有好处，肯定是有我一份，也有你一份。

回过头再说华新纺织新局，严信厚在创建后担任协理，这保证了宁波通久源机器轧花厂生产的皮棉不用愁买家，可以直接包销给华新。

这样，严信厚投资的工业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既多赚了钱，轧花厂的利润也比以前更有保障。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严信厚还是比较擅长拿公家的“鸡”来孵自己的蛋的。不过，完全属于自己的源丰润票号，也不是只做汇划生意。

为了自身的发展，源丰润也一改票号或钱庄的钱只能作周转资金，而非长期投资的陋习，开始投资实业，让这些钱成为真正的本钱。但其再怎么努力，改变不了的是钱庄和票号的大环境。越近世纪的末尾，钱庄和票号与银行的力量对比，在整体上越发生着变化。在新式银行面前，其已逐渐成为一种附庸。

再有钱如胡雪岩，最后又能如何？

也许，正因为这种触动，成了他和盛宣怀携手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心理基础。

严信厚真的要感谢胡雪岩，谢谢他让自己和盛宣怀做了同事。

正因为此，两人老早就认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熟人社会”，有个熟人好办事。当然，做同事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好事。盛宣怀与唐、徐二人也同为李鸿章的幕僚，但最后却只能是你死我活。严信厚和盛宣怀的关系之所以能永葆青春，这跟两人多年来一个办洋务一个办盐务，哪怕到最后严信厚投资实业、玩票号，也开始融入洋务圈，两人都没有正面的利益冲突有关。

你说呢？

另外，盛宣怀通吃官商两道，严信厚自然不会白白浪费自己和他的“同事”关系，甚至在你来我往中，有意识地加强。日后在盛宣怀与胡雪岩之间，严信厚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要选择谁，要和谁站队。

当然，盛宣怀选择严信厚作为自己的帮手，让他和自己一起创业，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两者出生并生长的地域比较相近，因此地域文化也很相似。

盛宣怀的家乡常州，以常州学派闻名，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来自于东林党，就是“经世致用”。同样，在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中，“经世致用”成为文化思想的核心原则，这也让宁波人不忌讳“言利”的传统思想，理直气壮地举起“工商皆本”的旗帜。所以盛宣怀和严信厚都有一生务实的性格和追求事功的作风。

这也让两者相互欣赏，不至于因各自理念不同而产生冲突。

得补充说明一下的就是，李鸿章之所以器重盛宣怀，就是因为盛宣怀的“经世致用”思想符合他的洋务强国宏图。

多年后，盛宣怀和严信厚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亲戚关系。严信厚之孙严智多娶妻刘承毅，其小舅子刘俨亭的老婆，就是盛宣怀的六小姐盛静颐。另外，严智多的女儿严仁美还是盛静颐姐姐盛关颐的干女儿。这么算下来，盛宣怀还得尊严信厚为长辈。再题外话一下，这个严仁美和她那“民国三姐妹”的姑姑们一样，曾是上海滩最出名的大美女，和宋霭龄的大女儿孔令仪又是好朋友，所以，她又是宋霭龄的干女儿，而宋蔼龄曾经当过盛关颐的家庭教师。

再好的伙伴也有冲突的时候。

严信厚曾建议盛宣怀由他所办的源丰润票号作为基础来组建。这也许跟他的私心有关，肥水不流外人田。另外，源丰润票号可以借此升级换代，那样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这一建议很快就被盛宣怀给BS（鄙视）了，他决心新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在他看来，汇丰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严信厚尽管痴长盛宣怀几岁，但在强势的小弟或者玩笑说“晚辈”面前，他只有听从和执行的份。

不过，这次，盛宣怀却说，“银行必须商办”。而且，在银行核心人选，“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

这句话很不像是出自盛宣怀之口。

只能说，他也有难言之隐。

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新式企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督商办模式已日渐没落。盛宣怀长年浸淫其中，早知道这种模式不得民心，民间担心政府的干预，常常会踯躅不前。另外加上“国企”体系由于缺乏监督，很容易造成贪腐以及人浮于事，也往往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不良。

说起贪腐，盛宣怀就参与其中。

就在1877年，轮船招商局购买旗昌轮船公司，盛宣怀发现旗昌还有房产30间、洋房17所，约值50万两。他赶紧密函李鸿章，建议由心腹集团的几个人另立一个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百分之八左右的收益。

他说，这样一来“洋产既可收回，贻之子孙，以公司名义，亦不招摇”。这就苦了那些砸了大把金钱进来的股东，他们痛心疾首地说：“招商局腐败极矣，弊端极多，买煤有弊；买船有弊；揽载水脚，短报有弊；轮船栈房，出入客货有弊；用物有弊；修码头，不开标有弊；分局上下浮开有弊；种种弊端不胜枚举！”

这次，盛宣怀既然要学汇丰，不商办也难成行。

模式既定，一切就要进入正轨。

但是，曾在宁波提议成立新式海关的赫德，也盯上了这块肥肉。

总不能只允许盛宣怀抢容闳，就不许别人就抢你盛宣怀？

更让人觉得紧张的是，此时的赫德，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小小的翻译官了，而是清政府总税务司的最高领导人。

实权落入宁波帮

在时隔多年之后，赫德再一次访问宁波。

这一日似乎很吉祥，有三个六，1886年6月6日。

宁波可谓是赫德的发迹之地。这个19岁就不远万里赶到中国的英国人，也有着一颗华尔式的野心。准确地说，要比他晚几年才在中国组建洋枪队的华尔，有一颗赫德式的野心。他梦想着在这神秘却开始千疮百孔的中国，成功立业。他先在香港接受见习翻译的培训，随即被派往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他对宁波也似乎很有好感，在他写于1857年的一篇札记中这样说道：“作为外国人的居留地，宁波似乎在各方面都很好适应。气候有益健康，供应丰富，居民友好，乡村宜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要求了……人们非常友好，从来没有无礼举动，他们总是恭恭敬敬的。能够说他们那种语言的人都可以发现他们相当开朗，生活愉快。到各处旅行，不用担惊受怕……”

这块居留地，在宁波的江北岸。江北岸上的外马路上，有赫德做小公务员时的领事馆，还有总税务司的下属单位——浙海关。严信厚在宁波建厂，并取得特权，让自己的产品直接通过浙海关口，畅销宁波、绍兴、温州以及福建各地时，赫德已经在总税务司掌握大权，可以说，严信厚走的就是赫德的门路。

外马路濒临宁波的母亲河——甬江。在三江口，甬江收由北而下的余姚江又纳由南而上的奉化江，身段一下子变得分外丰盈，有如前凸后翘的女人，然后轻点朱唇，风摇纤腰，一路性感，经镇海的招宝山入海口，拥入大海，完美地完成了自然界的循环。

多么像他在这里遇到的那位宁波姑娘——阿瑶。

年纪轻轻，正是荷尔蒙旺盛的岁月，却又在异国他乡，“赫德一开始与阿瑶交往，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可到后来，他们之间是有真感情的，一起生活了整整七年，从宁波到广州，再到上海，并生下了三个孩子。虽然最后他抛弃了她，可那种愧疚之情一直纠缠于赫德的晚年” (42) 。

这次回宁波，赫德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了。

赫德，英国人，28岁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权长达45年。

28岁那年，他接替了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此掌权长达45年，主宰晚清帝国的经济命脉近半个世纪。他还是中国和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多次重大谈判的外交代表，并利用关税的抵押担保，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1879年，赫德协助清政府购买8艘军舰，这也成为中国北洋海军的起源。

他一手创建了海关的外籍税务司制度，严格管理，高薪养廉，杜绝贪污，成为清政府中唯一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另外，他还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为中国海关建立了一套比较高效的组织制度。

他所开创的中国海关，从制度到人员管理，100年后的海关还在沿用。

同时，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他又在1864年接受清政府授予的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

在中国人眼里，赫德是很复杂的，他是大英帝国侵略中国行动的一线执行人，是“强盗”，却又努力推动中国走向世界，推动中国融入国际大秩序……但这一切似乎都绕不开那个叫阿瑶的宁波姑娘：

“正是出于对这个女人的爱和悔意，延续了他半个世纪对中国的复杂情感……虽然，他晚年获居高位后，日益谨慎和圆通，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把日记里和阿瑶相关的内容粉饰涂抹掉了。但是，那么多的日记，总留有她的蛛丝马迹，并且那三个孩子后来还被带到英国接受教育，这是抹不去的事实。而且，这个女人对他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赫德活了76年，在中国待了整整54年。而这份感情的源头，就是阿瑶。” (43)

谁也不清楚，赫德回宁波，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份“情”？

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

外马路有个更著名的名字——老外滩。

注意，是“老”外滩。

在上海的外滩面前，它是可以摆老资格的。

在四口通商的时候，外滩还是黄浦滩。不过等五口通商，外滩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后来居上。

如今有人只知外滩，不知老外滩。

即使这样，老外滩还是“老”外滩。

西方列强看上老外滩，准确说，是看上宁波，源于其发达的连河通海的水系，以及因此而催生的航运业。

可以说，在相当长时间内，航运与钱庄，成为宁波的两大支柱产业。这是宁波的幸运，也是宁波的不幸——因为好东西，不是被贼偷，就是被贼惦记，然后便招惹出了19世纪的屈辱。

在成为西方列强的居留地之前，老外滩所在的江北岸还是一片荒滩，仅仅有一个小渔村，与城中联系全靠桃花渡口。

此举也反映了清政府的“小聪明”——可以借此将洋人和本土居民隔离开来。西方列强却是喜出望外，没有开发意味着他们可以取得大片的空地，他们赶快在沿岸任意圈地建屋，建造领事署、教堂。他们还发现，老外滩所依的甬江，水深江宽，“后来被确定为船舶停泊和装卸作业区域的自三江口至下白沙一带，江面平均宽度在290米左右，水深平均6.25米，有成为港池的优越条件” (44) 。

此前，宁波的老码头一直是钱庄集中的江厦码头。

这个码头颇有大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贸易因码头而盛，码头因贸易而兴。所以帆船林立，每天人来人往，一派热闹景象。尤其是到了战争年代，“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因战事而封锁长江口水道。此时，南北货物均通过海运向宁波集中，宁波成为沿海与内地物资的主要转运和集散地，江厦码头千帆竞发，百货流通……” (45)

老底子的宁波，到现在一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

只是，它所依靠的是奉化江，相比起甬江来，是内河，离出海口要远那么一些，所以在水深江宽方面，自然不占优势。在航行靠沙船的年代，不成问题。但现在不同了。西方列强和利炮一起带进来的是“坚船”。

宁波码头演变图。从江厦街移到了江北岸，老外滩的优势，终于变成了胜势。

“船之大，大得无法驶入江厦码头。早先世界上的船，其船舷大多在右边。当年的航海技术进入甬江的船必须逆水停靠，一个船舷在右，一个逆水停靠，这两个巧合，不经意的巧合迫使英国的大轮船必须在江北岸一隅滩涂停机抛锚，这样宁波城的老码头就往北移了千余米，从江厦街移到了江北岸。” (46)

老外滩的优势，终于变成了胜势。

“自从轮船开始替代帆船，宁波江北老外滩就成了本地的客运中心。” (47) 1862年，旗昌轮船公司在此开辟沪甬线；“1873年，招商局宁波分局成立，先是购置广源土行的楼栈作为公司所在地，接着在1875年开辟沪甬线，在宁波建造码头、仓库。” (48) “1877年英商太古公司宁波分公司正式成立，经营各种业务，其中主要业务是航运业，这一年开辟沪甬线，也在江北岸建造了太古码头，后因行驶‘北京’轮，故俗称‘北京码头’。” (49)

当领事馆、天主教堂、巡捕房、银行等，而且还有洋行、码头、轮船公司、夜总会、饭庄、戏院，等等，在老外滩一一兴起之时，严信厚也在这里置业，建造了他的严氏山庄。这栋宅子位于扬善路步行街、中马路步行街和外马路江堤交接口。

和杨坊故居相比，严氏山庄显得很洋气。

它是巴洛克风格与中式建筑完美交融的杰出代表，城市建筑巅峰之作，超长度的圆形露台，雕花精致，摄人心魄。三江环绕、坐西朝东，采用早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三层混合结构，底层为骑楼式，四坡式瓦屋顶。外立面、内部石膏顶及悬梁装饰图纹均带有明显的早期殖民主义风格。

这里是严氏家族聚会议事，以及严氏子弟求学场所——不难想象，从这里走出的严氏子弟，具有何等开放的精神。

所以也不难理解那位“爱的花”，身上洋溢着别致的热情和青春。

严信厚选择这里，似乎也有他的初衷：

在上海折腾累了，回到这里，把它当成休养生息之地。等到想做事情了，又可以一拍屁股，坐上轮船就回。

很多宁波人，就像他那样，从老外滩走向了上海，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以及未知的未来。老外滩对于他们来说，是起点。码头在身后慢慢远去，但近代宁波帮却在逐渐成型。有时他们从这里起步了，然后又像赫德那样，衣锦还乡地回来了，但更多的人，却是宁波小囡所唱的童谣，“大海洋洋，忘记爹娘”。

唯有一江春水，裹挟着争吵、叫卖、船工号子、轮船的长笛，以及各类洋腔洋调……丰盈依旧，一任东流。

但它永远带不走的是，那年那月，赫德身内那些翻滚腾跃经久不息的情欲，那份由此而生的孤独和惆怅。

还有那颗永远不会熄灭的野心。

在听说盛宣怀要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而中国皇帝也同意之后，赫德也怦然心动了。

他知道这里面利益重大，如果能将这一项目从盛宣怀和严信厚那里抢下，哪怕就是合作，好处也无法想象。

不过，比起他的同胞葛突维廉，他动手还稍显慢了一点。

“最先有此动议的是英国人葛突维廉，他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1896年8月22日）曾致函李经方，主张设立中国国家银行，总行设在伦敦，由他任总办。其诱饵是使中国国债利息化重为轻。比利时政府则在卢汉铁路借款谈判的过程中向盛宣怀提议合办通商银行。” (50)

虽然他们动手快，但也不如赫德的“动手狠”。

通过总理衙门，赫德申请以“各海关为根本”设立银行。

“赫德设立银行的动机是企图把海关税款的保管权交归其主办的银行掌管，同时又准备将新式银行纳入由他主管的海关之手。在盛宣怀的周旋下，总理衙门驳回了赫德的计划。但同时也埋下了新的隐患，即赫德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断阻挠该行业务的正常发展。” (51)

相反，盛宣怀和严信厚也在打海关税款的主意。

这么一大笔钱，如果能存到自己的银行，那对银行来说，是多么大的支持。

所以，盛宣怀上奏朝廷，开始旁敲侧击，说这些关税等官款，不要放在私人钱庄或票号，而应该放在奉旨开设的银行，不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商务大局。

当然了，盛宣怀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退而求其次说，如果这些关税等官款不愿意全部交给银行，那么，交一半吧，这总行了吧？

说完这些，他还致函户部尚书王文韶请他从中周旋。

赫德对盛宣怀的两种方案都给予了毫不犹豫的否定，再否定。

经过这些年的经营，赫德的海关逐渐成熟，而且在中国大中型城市布局完毕。它们只要换张脸，就可以摇身一变成银行在各地的分行。

或者，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渠道多，加上赫德又手握巨额的海关税款，也就意味着银行开办后，存款有保障——这些好事情，怎么可能就轻易地便宜别人，赫德又不是傻瓜。

有位济安洋面保险有限公司的经理叫陈 勋，他就建议设立银行，“总行设于北京，由总税务司赫德为‘银行董事主席’，并在各处有海关之地设立分行，除北京、上海、福州、汉口、广州五大分行外，其余就地以税务司代理” (52) 。

除此之外，陈氏拟召集华商股本1000万元，先收一半。银行发行纸币的数额以实收资本的三分之一为限，主要经理海关税的进出和官款的汇兑，并兼理火车和铁路所需款项。赫德很明白对方想要抱自己的大腿，不过有人抱总是好事，可以拿来威胁盛宣怀，他就说，自己打算招华商开设中英银行。

这下，盛宣怀就更是不安了。

他唯恐赫德有海关在手，华商必为笼络。到时候人和钱都奔赫德而去了，自己的银行还成立个啥呢？难保不散哪。

情急之下，盛宣怀又开始四处活动，找王文韶找张之洞，请他们赶紧上书总理衙门，阻止赫德的图谋得逞。

尽管在某些地方和盛宣怀还存在着矛盾，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张之洞还是对盛宣怀再次表示了支持，他“称‘赫必取资官本，利权旁落，甚非所宜’。而且张还和王文韶联名致电总理衙门，请求速办银行。最终，赫德的计划也搁浅” (53) 。

赫德一直以“中国政府的外籍雇员”自居，摆出一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姿态，这也让他在中国官僚体系里备受恩宠，无异于满清贵族，但是，“外籍”却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关键时刻，激发了中国人虚弱的民族自尊。

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盛宣怀绝不是他平时里所遇见的中国官僚。

身为宁波人的严信厚，也绝不是他在宁波的阿瑶。

作为盛宣怀意志的忠实执行者，严信厚也开始行动。

1897年1月12日，严信厚拟订了第一套银行章程。他首先建议不领官本。由招商、电报两局拨款200万两。各省还英、法、俄、德的债款每年有1200万，皆由银行收解。同时将江海关关号归并银行。将现有各省票号皆归并银行。

如：闽海关同豫银号、厦海关永丰银号、江汉关协成银号。

当然，这里少不了他在广东、香港、福州以及上海的源丰润票号。

盛宣怀又改变主意了。

尽管口口声声说是“商办”，要尽除“官场习气”，但在创办过程中，一方面，要面对国内顽固守旧势力和清政府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碍，另一方面，还得仰仗他们帮忙对抗外国强势势力的介入，“在此背景下，为了生存、发展，‘银行督办大臣’盛宣怀在银行人员的择取上可谓煞费苦心，既要保证独立控制，又要照顾各方利益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即取‘均衡’各方利益的用人之道” (54) 。

所以，过了十来天的18日，严信厚又推出了第二套银行章程，开头赫然变成“奉旨开办”。到了26日，大略章程得以推出，“商股商办、官为护持，与寻常商家银行不同”——其中，盛宣怀又利用个人在官场中的人脉关系，促使清政府以非入股的形式存入100万两的临时资本，供银行较长期的应用，“以示官为护持”。

但在学习汇丰银行上，盛宣怀还是颇为坚持。

在银行组建董事会，在董事会中再设立总董，实现权力的集中，达到代表股东利益的目的，“权归总董，利归股商”。

此其一。

不过，想当总董，也有条件。他们必须“每人名下必须有股至少100股，方许接任”，这也就排除了小股东出任总董的可能性。另外，他们并非真正通过股东选举而成，而是盛宣怀以个人的关系好坏为标准。

这批总董共有9人，除严信厚之外，还有张振勋、刘学询、叶成忠、杨文骏、杨廷杲、施则敬、朱佩珍、严滢。

其中，张振勋即烟台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刘学询是杭州刘庄的主人，施则敬亦即施子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

可以看出，这里既有殷商富户，有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老手下和老熟人，也有官僚重臣。可以说，成分复杂得很。

当然，这样的人选构成，也有一定的好处，它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官方的需求，也迎合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避免了银行治理与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从而达到降低制度路径选择与运营成本的目的。后来有人将这种模式命名为“官助商办”，是“官督商办”向“商办”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

不过，如果我们留心发现，这9名总董之中，别看张振勋牛刘学询牛施则敬牛，最牛的还是宁波人。尽管张振勋投了10万两，严信厚也只有他的一半，5万两，在个人实力比拼上，要稍逊张振勋一筹，但是架不住宁波人多。

严信厚就不说了，叶成忠也叫叶澄衷是宁波人，朱佩珍也叫朱葆三还是宁波人。他们一下子就占去了总董名额的三分之一。

如果说，对徽商和粤商，盛宣怀都秉持打击的态度，但对宁波人，盛宣怀却一直青睐有加。一方面，他需要扶持一股新兴势力为自己办事，借他们之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宁波人自己就很争气。

一个有所需，一个有所能，所以自然就一拍即合。

就比如说叶澄衷，其时不仅是上海的五金大王、火油董事，还是知名的金融家、慈善家。在全盛时期，他手头握有的钱庄竟然有水泊梁山好汉之数，108家，包括著名的余大、瑞大、志大和承大——这四大钱庄是他和自己的湖州亲家许春荣合伙在上海开设的。

额外说一下的是，这个亲家，在上海也是个有名头的人物。

早在1853年，许春荣就与人合伙在南京路河南路东设立大丰洋布店，专营英商泰和洋行进口的洋布、洋纱，生意十分兴隆，据说“每年营业额都在二三百万两，年盈利三四万两”。在四大之前，他也曾先后设立了阜丰、鼎丰、通余、通源等7家钱庄。但在中法战争前后受金融风潮的影响而全部倒闭，后来联手叶澄衷，在钱庄业上又东山再起。其生于1839年，卒于1910年，祖籍宁波，后迁湖州，也算是宁波人。

可以说，团结了叶澄衷，也意味着团结了许春荣。

而此时的朱葆三，相比叶澄衷，在事业上还显得有些稚嫩，但谁也不能小视他的能量，其五金事业正蒸蒸日上。

事实上，两者一拍即合，让宁波人团结在盛宣怀的旗帜下，还有个条件——

得看宁波人本身愿意不愿意。

此前，盛宣怀所承办的汉阳铁厂，就曾想请叶澄衷当总管。

一如盛宣怀其他督办的“国有企业”，汉阳铁厂同样毛病不少。

经过一番调查，叶澄衷得知该厂人员冗杂，拿干薪而不办事，却又碰不得——这很不符合他的经营理念，要知道，他手下的员工都要以一抵十。每年的年关与同事吃年夜饭时，他是要排清座位的：

分号经理中赚钱多的坐在他旁边，亏本的坐在最对面，而这人就是要被辞退的。

可汉阳铁厂的那些人，吃的是铁饭，端的也是“铁”饭碗。如果自己答应去管理该厂，不仅无法保证效益，还可能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赔进去，因此叶澄衷婉拒了对方的邀请，情愿自己做生意。

不过，盛宣怀后来还是邀请了另外一个宁波人，旅居汉口的卢洪昶（后更名卢鸿沧）来参与经营管理。“卢洪昶经历颇为复杂，14岁即进入杭州纺织厂，后转上海，供职于轮船。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所在船征为运输军备，往来于渤海辽东之间，数次以奇计脱险，因著声望。” (55)

但这一次，叶澄衷却答应了。

当盛宣怀邀请叶澄衷投资银行时，他经过慎重考虑，点头同意。

“首先，叶澄衷觉得，要振兴民族工商业，中国人不赶上世界潮流立足于世界银行界不行。过去中国金融以钱庄为主，但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上海，钱庄过于弱小，无法与资本雄厚的银行相匹敌，承担不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重任，一旦出现经济风潮，首当其冲被击垮的，便是那些数量众多但力量相对薄弱的钱庄，所以，投资通商银行，他认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叶澄衷自然还有他的小算盘，既然自己身为通商银行的总董之一，那么也就等于在社会上奠定了他在金融界的地位，他正可以利用这一有影响的地位，谋取自己在金融业的发展。” (56)

既然他同意了，朱葆三自然也没什么二话。要知道，朱葆三可是受叶澄衷提携起来的，日后一直敬叶澄衷如师长。

最高兴的还是三人中年纪最大的严信厚。

他隐隐约约看到抱团的宁波帮，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当仁不让地成为上海近代商业的龙头老大。作为老大，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让这个团队抱得更紧密——这也是自方介堂、李也亭、董棣林时代就已形成的传统，到严信厚这里自然要发扬光大。为此，他甚至还邀请了又一个宁波人陈淦作为银行的华大班。

这就得说说盛宣怀学习汇丰银行的第二个方面：

银行章程学汇丰，管理层也按上海汇丰银行一样，设大班和买办。

所谓的大班，其实也就是洋经理。与之对应的还有一个华大班，也就是华经理。相比之下，华经理的权限要低于洋经理。

只是，邀请陈淦算不上严信厚以权谋私。能成为华大班，一切得建立在陈淦的个人能力上面——在进入中国通商银行之前，陈淦就已是上海钱业董事、咸康钱庄的经理。这一履历自然很有说服力，盛宣怀不得不看重。

至于洋经理，盛宣怀干脆到汇丰那里挖墙脚——在汇丰充当总账房及天津分行经理多年的美德伦，进入了他的视线。

在接到盛宣怀抛来的绣球后，美德伦也主动为自己开出了四项条件：第一就是担任上海总行大班，以10年为期；第二就是照汇丰办法授权，管理行内各事；第三就是行内洋人雇用及其去留，由他决定——这三条也就是说，你请我来可以，但是我必须说了算。最后一条就是，从1897年正月初一起，按月付薪1200两。

这可以算是狮子大开口了。

如果你不知道1200两的月薪意味着什么，那么看看陈淦的月薪，你就知道美德伦的要价是何其之高。

陈淦每月规元100两，交通费及一切应酬自理；对比一下就知道，美德伦的月薪是陈淦的10多倍。

更可怜的还有那些副买办，月薪只有75两，其余跑楼、司账、伙友、看门佣人等薪水按月酌给——总而言之，陈淦等所有华员薪水每月以300两为包额。

也就是说，所有的华员打包加起来，还抵不上半个美德伦。

不过这小子也足够聪明，为了能进一步打动盛宣怀，他甚至搬来了上海汇丰银行大班贾德纳、仁记洋行大班麦克鲁给他背书，为他写推荐信。

在信中，贾德纳热情讴歌了美德伦在汇丰任职时经理各种押款、银钱交涉毫无贻误，担任新职“深为相宜”；麦克鲁自然也不好意思将表扬说轻了，强调美德伦在天津任职时，与李鸿章等清朝官员打交道，阅历甚深，胜任新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盛宣怀锁定了美德伦为洋大班人选。

1897年的大年初一，恰是一派喜庆祥和的气氛。在律师柏拉脱见证下，严信厚等人代表中国通商银行，与美德伦在上海签订聘用合同。

不过条件有所改变，合同不再以10年为期，而是聘期5年。月薪也不是1200两，而是实行年薪制，规银9000两，当然按月给付。

为了鼓励美德伦的工作积极性，合同还格外提出，自开办之日起，两年后如办事让总董满意，且银行收足股本能派息8厘，美德伦的年薪可增至1.2万两。合同还规定，总、分行所用洋人由美德伦举荐，但须总董允准。

美德伦有权办理一切银行事宜。

为了怕美德伦擅权独大，盛宣怀还特别要求，一切事宜美德伦可以做主，但也须与华大班妥商办理，这样，华、洋大班“互相钳制” (57) 。

经过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和运作，1897年5月27日，这家名叫中国通商银行的新银行，在上海正式开张。

自此，它进入了历史。

这里得说的是，中国通商银行的位置正在外滩6号——一个国际化但也饱含着中国人屈辱的地方，但这一天，中国人暂时从屈辱中解脱了出来。

此前，这个位置是美国旗昌洋行的地产，但在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发生的那起中资兼并外资的案例中，该地产便被招商局纳入到自己的名义下。恰好招商局又是中国通商银行的股东，此地就成了银行的行址。

在创办之初，国家即授予发行银圆、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故当时英文名称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即中华帝国银行之意，至此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其发行的钞票，有银两和银圆两种，为中国最早的银行券，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在中文的一面印有“中国通商银行钞票永远通用”和“只认票不认人”。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重要者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

业务极一时之盛。

上海市民欢欣鼓舞，为了支持这个新生儿，华人商号、钱庄和广大市民纷纷前来开户存款，银行门前那是相当的壮观。

最高峰时候一天营业额，就高达白银250万两。

不过在后人的眼里，这家新式银行并不完美，即使1911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体系，也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和地方性的钱庄的范围；盛宣怀操办下的通商银行，“董事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各省与北京之间汇划政府经费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并“没有向工业提供贷款的打算”；其本来不多的工业贷款，也主要给了盛自己掌控的企业或地盘……比如说卢汉铁路。

这让中国通商银行有些名不副实。

另外，由于张之洞的极力反对，中国通商银行还是散失了铸造银圆的权利。

“中国通商银行所用银元只得请他省造币机构代铸，首先请湖北银圆局代铸10万元，因为赶铸不及，又请天津银圆局代铸10万元。在铸造银圆的事情上，盛宣怀始终依赖他人。上海也因此丧失了一次成立铸造银圆机构的机会，直到1919年才开议建设上海造币厂，但一直议而不开，直至1928年才成立中央造币厂，1933年废两改元后才开始铸币。” (58)

只是，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一定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不足。我们不能因这些不足，而否定新事物的意义。没有它们出现后的第一步，就没有以后的第二步，第三步……

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其后，还有个宁波后生，开始在中国通商银行做“跑楼”，也就是业务员，其日常事务为沟通洋大班和华大班之间的关系。正是耳濡目染，他掌握了外国银行和旧式钱庄的业务经营和管理制度，最后几经闪转腾挪，成为上海滩金融界的又一闻人。

他就是宋鲁。他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宋汉章。

当然，这也是后话。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的是，中国通商银行尽管是盛宣怀的心血，但它的实权，最终是操在了宁波帮的手里。所以它的成立，也标志着宁波帮钱庄业向新式银行转化的开始。宁波人兴办银行，自此也成为一种风气。

盛宣怀辛辛苦苦，到最后还是为宁波帮作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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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邱真，《幕僚——清朝地方官的私人秘书》，《秘书工作》1999年第9期。

(2)  孙仰芳，《钱窖里泡大的“接班人”》，《联谊报》2009年6月13日。

(3)  杨津涛，《商界奇才的政治经济学》，《文史参考》2012年第23期。

(4)  杨津涛，《商界奇才的政治经济学》，《文史参考》2012年第23期。

(5)  水脚，水路运输费用。《宋史·食货志下二》：“尽取木炭铜铅本钱及官吏阙额衣粮水脚之属，凑为年计。”清薛福成《应诏陈言疏乙亥》：“饬令各省将折漕之价，与其应发水脚之费，解交部库。”《官场现形记》第十回：“办好的机器，如果能退，就是贴点水脚，再罚上几个都还有限。”

(6)  宋树理，《胡雪岩商道》，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7)  白希，《掘金战争》，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8)  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

(9)  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

(10)  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

(11)  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2)  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3)  顾玮、贺宇红，《一百年前的笔墨“表情”》，《宁波日报》2006年8月15日。

(14)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  出自《行述》。盛宣怀于1917年去世后，1919年他的子孙刊了一厚册的《行述》，替他宣扬功德。

(16)  出自《行述》。盛宣怀于1917年去世后，1919年他的子孙刊了一厚册的《行述》，替他宣扬功德。

(17)  朱文轶，《胡雪岩发迹和军火生意》，《三联生活周刊》第408期。

(18)  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版。

(19)  同(18) 。

(20)  同(18) 。

(21)  此说法可见程万军所著《逆淘汰：中国历史上的毁人游戏》一书。它基于小说《胡雪岩全传》，概括了盛宣怀“坑”死胡雪岩的全过程。

(22)  冯伟林，《左宗棠之死》，《大地》2002年第16期。

(23)  纪彭，《两对政商组合的暗战》，《文史参考》2012年第12期。

(24)  汇划，是指旧时钱庄同业间收付票据，不必一一收解现款，每日于一定时间、在一定场所互相交换各自所出之票据，划抵现款，结算尾数，谓之“汇划”。上海的钱庄，其组织可分两大类，按其业务性质和信用能力，分为汇划庄和一般钱庄。汇划庄称大同行即大钱庄，他们的票据收解，可以互相抵解汇划。

这种汇划庄势力大，有左右市面的实力。一般钱庄称小同行或未入园钱庄，其中又分元、亨、利、贞四个等级。

元字钱庄又称挑打钱庄，即挑担钱庄的鸿祥钱庄转音。因从前运送制钱用人挑送，故名。亨字庄叫“关门挑打”，它每天的收解均托汇划庄或元字庄代办。利字庄又叫拆兑钱庄，不做存放款，只营趸批兑换货币及买卖金银，也做量兑。贞字庄最小，即烟兑店，又名现兑钱庄、门市钱庄、烟纸钱庄，专做另兑生意并兼卖烟纸日用杂货。

(25)  庄票信用卓著，在市面流通，如同现金，为中外贸易双方所认可，被外古代私人钱庄盛行商称作“在贸易中非常有价值的中国金融文件”。

钱庄按存户寄存钱（银）填发存款收据，不记名，认票不认人，可流通市面。后演变为印发固定形式票据，随时填写金额加盖印章。最后由钱庄印成一定金额具备各种核对条件的钱票或银票，统称庄票，可在各地通用。

(26)  拆借，拆借是一种按天计算的借款。又称拆放、拆款。拆借通常以1～2天为限，多则1～2周，或事先约定期限，借款人可随时归还，放款人也可随时通知借款人归还，但最多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拆借按日计息，称为拆息。拆息率每天不同，甚至一天之内也有变化。拆息率的高低，灵敏地反映着资金市场供求状况。在当下，拆借有两种情况：一是商业银行之间的相互拆借；另一种是商业银行对证券市场经纪人的拆借（通知放款）。

(27)  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版。

(28)  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版。

(29)  陈义欢，《陈争平：辛亥革命视野下的“实业救国”理想》，《民商》2011年12月。

(30)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1)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2)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3)  关于“四大恒”，其东家一说是宁波的“郑家十七房”，此房始祖为宋朝的靖侯公，为了躲避金兵南侵带来的战乱，从河南荥阳举家南迁到镇海塘路沿，也就是今天的澥浦路沿郑。自此子孙繁衍，颇为茂盛，代有闻人，而分居出来的第十七房更是“商帮精英迭出的宁波帮发源地”。根据《宁波日报》于2009年9月4日刊发的《十七房郑氏：宁波帮中最早的家族商帮》一稿中曾这样记载，“十七房至今犹存进士第、大夫第等七座，留有清代‘圣旨’石匾，清代成亲王和郑板桥等为十七房所题的楹联，还有林则徐、姚燮、徐时栋等在十七房留下的酬唱诗篇等。但郑氏家族的鼎盛却并不是缘于业儒仕进，而是得益于经商。据测算，郑氏十七房原有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占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如此庞大的古建筑群，不是靠做官发财建起来的，而是靠一代一代外出经商发迹起来的。据宁波帮研究资料，在宁波帮早期商人中，十七房郑氏家族是与众多久负盛名的商帮家族集团相媲美的最早的商帮之一。作为大型的家族商帮，十七房郑氏经商时间之早、参与人数之众、绵延时间之长，在宁波帮中极为罕见……大约在康熙中叶的时候，十七房的郑世昌承父命外出经商，在北京东四大街开设‘四恒银号’，在全国钱庄、银号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起说则是祖籍宁波慈溪董姓人氏于清朝乾隆年间在东四牌楼摆设钱摊，兑换银两铜钱，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在世居北京，既是商人，又是戏剧作家，对老北京的历史非常了解的齐如山（1865-1962）的文集中，却说“四大恒”起源于明朝，为山西人所建。

(34)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5)  范卫峰，《晋商真相：黑社会化的管理》，网易商业报道2006年10月10日。

(36)  范卫峰，《晋商真相：黑社会化的管理》，网易商业报道2006年10月10日。

(37)  雷颐，《容闳：从“天国”到“洋务”》，《经济观察报》2009年7月。

(38)  语出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于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推出的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

(39)  同上。

(40)  《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1)  李响，《容闳，睁眼看世界的“草根”第一人》，《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

(42)  张落雁，《〈赫德的情人〉：一场东方恋情的始末，一部与历史重影的传记》，《东南商报》2011年6月12日A14版。

(43)  张落雁，《〈赫德的情人〉：一场东方恋情的始末，一部与历史重影的传记》，《东南商报》2011年6月12日A14版。

(44)  陈德义，《“五口通商”后的旧宁波港》，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网站，http://www.nbzx.gov.cn/art/2006/11/16/art_9748_429299.html

(45)  林宇镇，《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宁波江厦的兴衰与新生》，《宁波晚报》2009年8月9日A13版。

(46)  陈章升，《江北老外滩客运码头：城市发展的记忆符号》，中国宁波网2009年9月18日，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09/09/04/006247683.shtml

(47)  林宇镇，《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宁波江厦的兴衰与新生》，《宁波晚报》2009年8月9日A13版。

(48)  陈德义，《“五口通商”后的旧宁波港》，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网站，http://www.nbzx.gov.cn/art/2006/11/16/art_9748_429299.html

(49)  同(48) 。

(50)  陈礼茂，《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述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http://www.modernization.fudan.edu.cn/xssl/list.asp?id=16

(51)  刘艳涛，《中国私人银行：被历史遗忘的高贵》，《名人传记（财富人物）》2012年第8期。

(52)  陈礼茂，《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述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http://www.modernization.fudan.edu.cn/xssl/list.asp?id=16

(53)  同(52) 。

(54)  兰日旭，《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的均衡用人之策》，《中国金融》2011年第18期。

(55)  董玉梅，《宁波帮在汉口》，湖北方志。

(56)  此段见载于《百年中兴——风范篇》。此书乃内部刊物。为宁波市镇海区中兴中学所编，以纪念与该校相关的一些知名人物。

(57)  刘诗平，《银行界首个“洋大班”》，《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6期。

(58)  陈礼茂，《张之洞与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http://www.cnhubei.com/200412/ca635688.htm

第三章　草根崛起

花花世界的时与机

如果我们再重回1897年，就会发现，这一年对宁波人来说，除了中国通商银行，还有一件事值得骄傲，那就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商务印书馆也在上海创办。

恰好，创办者鲍咸昌也是宁波鄞县人。

他生于1864年，正是叶澄衷和朱葆三的小老弟。

但和他们不一样的是，他已是“沪漂二代”。

“其父鲍哲才（字华甫）早年在宁波崇信书院攻读，毕业后到上海担任沪南清心堂牧师，并参与开办清心小学，而后再扩充设清心中学……” (1)

不过，鲍咸昌在清心学堂读书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在校半工半读，在学校附设的印刷工厂劳动，先后学会了中英文排字、手工印刷等技艺，毕业后进入长老会所办的印刷厂当学徒。至1896年，因在厂内经常受到美国人经理的无理训斥，为不再受洋人欺侮，他将数百元的积蓄，与其兄鲍咸恩、妹夫夏瑞芳三人决定以共同集资方式开办一家印刷厂” (2) 。在去日本考察一番之后，买设备租厂房雇佣工人，于这一年的2月正式开张。

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业务还只是“印书”，算不上出版机构。

直到1898年清政府下诏实行新政，国人学习外语之风日盛，“商务印书馆抓住这一机遇，请人将教会学校所用的英语课文翻译成中文，汉英对照排列，取名《华英初阶》。此书一出，大为畅销。不久又出版高级英文课本《华英进阶》。这两本英语入门教材，深受人们的欢迎，在社会上流行10余年之久。次年，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英字典》” (3)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商务印书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印书馆。

从中也可以看出，宁波帮在外的经营，实属多元化。这种多点开花的局面，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宁波帮的开拓与进取。

不过，这一年的上海，最吸引人目光的，还是初夏开始的选美比赛。

“上海小报的龙头老大《游戏报》刊登出了一则消息，宣称将在全市举办海选美女的活动，即评选‘上海花榜’，敬请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推荐色艺双全的美女参加竞选。此次‘上海花榜’有几大特点：

“其一，设立‘艳榜’与‘艺榜’，在参赛选手的‘美色’之外，突出‘才艺’；

“其二，‘花榜’由公推的文化界人士、实业界名士主持评议；最具特色的是，因为一般良家女子还不敢贸然参赛，所以花榜只在高级青楼女子中评选。这一破天荒之举，给那些精于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提供了展露艺术才华的平台……

“‘海选美女’这一源自于欧美的创举，经文人报耆李宝嘉的倡导，给上海的青楼业涂上了一抹亮色。

“为了标新立异，这些青楼女子奇招迭出。

“她们依托四马路上的西洋文化，在传统服饰上加入了欧美女服的时尚元素，制作出领时尚之先的海派特色服饰，并配以刚刚流行的钢丝马车出行，风头颇健。

“她们的大胆作为，加之文人们借助现代媒体大张旗鼓的追捧，使得青楼花榜的新潮越发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当时，上海时尚女子皆以花榜艳女为镜，效仿她们的美貌、衣饰、发型和做派，在上海滩掀起了一个‘照相热’‘衣饰热’‘美发热’，从而拉动了照相馆、服装店、理发店的兴盛……” (4)

这时的上海，显然已是花花世界。

在这里，有选美比赛、摩天大楼、酒家茶馆、摩登女郎，也有流浪乞丐、鸡鸣狗盗、城狐社鼠。与此同时，秘密结社的青红帮也在上海蔚然成长为一股势力。并在日后的革命中，成为革命党人的“合作伙伴”。而且，随着革命的成功，这个处在秘密状态的帮会，更是翻上了地面，行动合法化。

1864年出生在宁波镇海的应夔丞，这个青帮中的“大”字辈大佬，辛亥革命时攀附同盟会，一度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以及孙中山的卫队司令，最后因为刺杀宋教仁而成为阶下囚。

也就在这一年，严信厚的庄桥老乡——张啸林，还在杭州的拱宸桥一带打架斗殴，俨然一个街头小混混儿。时来运转，他结识上海英租界流氓季云卿，随季至沪，再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靠着黄、赌、毒三样生意，成就万贯家财的同时，也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上海三大亨”。

这是宁波帮的另类发财史，却不能因为张的不“光荣”，而选择性地忽略。他的存在，丰富了宁波帮在花花世界里打拼的多样性。人无完人，帮无完帮。当然也很有力地证明了上海作为花花世界——从坏的方面来说，是鱼龙混杂百鬼围城；从好的方面来说，能给形形色色的人以生存空间。

有本事的人，或者说有野心的人，往往能在上海遇到他的时或者机。

这便是上海的可爱与伟大。

在宁波老乡中，叶澄衷和朱葆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都是沪漂。

又比如说，他们都是14岁那年来到上海的。

叶澄衷出生在1840年，就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他发出了人生的第一声啼哭。那么，他到上海时，小刀会起义正轰轰烈烈。朱葆三则比叶澄衷小8岁，那么，他到上海时，李秀成正和洋枪队你来我往。

他们看上去都像没赶上好时候。

但他们却不得不出来。

叶澄衷，宁波帮主要先驱之一，有首善之商之称。

先说叶澄衷。

他出生在庄市，跟严信厚老家庄桥有一字之差，相隔也并不遥远。只不过，庄桥现属江北区庄市则是镇海区，也就是说，叶澄衷的老家离甬江的出海口只有只步之遥，出海打渔是老家很多人的选择。

但是，叶澄衷的祖辈，包括他父亲叶志禹却是世代务农，守着沿海的几亩盐碱地，靠天吃饭，和大多农民一样一辈子老实本分，连给他取的本名也是“成忠”，因此家境贫寒。他有兄弟三人，自己居次。

吃饭的人一多，家里的日子就更难过。

而命运常常喜欢给人锦上添花，不喜欢给人雪中送炭，6岁时，他的父亲又因病去世，母亲洪氏只好再从事纺织，也难以维持生计。9岁时，洪氏咬咬牙，把他送到书塾读了两年书，初认一些古文。也就是在这书塾里，愤世嫉俗对世道颇为不满的老先生，见他聪明好学，可望成事，故赠了“澄衷”的学名，意为澄清世道，衷心救民众于水火。因此叶澄衷后来时常自嘲，说他辜负了先生的厚望和嘱托。

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样说多少是他谦虚。

被寄托厚望的他，却很快失学了。

这也成为他心中最大的一个痛。

“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这是他后来的深刻感悟，也成了他晚年在上海斥重金创办上海澄衷蒙学堂和镇海叶氏义庄的源动力。但当时的他，只能怀着一份不甘，先到本地某油坊当学徒，年工资仅1银圆，另给油1担。但这个学徒也不是想当就能当，他为此还给油坊老板娘洗了一盆缠脚布。就是这样的日子，他也没过上几天。

14岁时，家里的生计越来越难，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之下，洪氏只得以田中的青苗作抵，借了2000文钱，请乡邻倪先生带他去上海，并介绍其去上海法租界某杂货店当学徒。她不指望孩子能成龙成凤，能有一口饭吃就好。

朱葆三

再说朱葆三。

比起叶澄衷，朱葆三在投胎的技术上要好一些，出生在军官之家——他父亲在道光年间任定海游击，在他11岁时，因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把家眷移至定海县东乡的北蝉村——虽然很辗转，但看上去还不错。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这是在战争年代，一个驻守在战争第一线的下层军官，家境再好还能好到哪里去。“他每天清晨为母亲做完早餐后，需来回步行30里自村至县城买完日常家用食品归来侍奉母亲，不管风雨春秋，习以为常。” (5) 说起来，他还不如当下一个村长的儿子。更糟糕的是，几年后父亲因病去世，家境更是一落千丈，到最后无处可落。

和叶澄衷一样，他也是由自己的寡母给送到上海的。

都说子行千里母担心，但世事逼迫，不得不如此。大海洋洋，忘记爹娘。只是爹娘何曾忘记自己的儿女？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两人最大的相似之处——其实也是大多从江厦码头，或者日后的老外滩码头走出来的宁波人的相似之处——

那就是，他们都是草根。

比起精英来，草根在很多地方都望尘莫及。但是草根也有草根的好，他们坚忍也坚韧不拔。更重要的是，当谁也依靠不了的时候，他们会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头顶上的石头压得越重，他们的创造力越是喷薄而出。

这是叶澄衷和朱葆三最终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其他宁波人也不例外。

后人谈起宁波帮为什么成功时，就谈到了他们的创新能力。相反的是，一开始靠着政府的准入和特许政策，进入盐业专营而发迹的晋商和徽商，在随后的商业活动中，比如说开办票号，依旧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与垄断权力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只需要打点好政府就可以活得非常好，当然这也禁锢了他们的创新能力。

当世界陡然进入了转型通道，晋商和徽商最终只有束手待毙。

胡雪岩的倒下，也是大势所趋。

上海的那口饭，并不好吃。

一开始，上海并没有对叶澄衷表示出多大的欢迎。

杂货店的老板并不愿意收留这个看上去啥也不是的宁波孩子，不过，他也表示，如果叶澄衷会摇舢板，他可以将他作为“特殊人才”留下。

说起摇舢板，这跟上海在城建上面难以跟上它的国际化步伐有关——很多人乘船到埠，却不能靠岸，只能停泊在黄浦江中。

客商船员都需要靠舢板船接送。

另外，城里的商家要想做水手或者那些不下船的洋人生意，也只能把货物放在舢板上，再摇过去送上船。

这也就让摇舢板行业在上海应运而生，而会摇舢板也成为引进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

和那些经常出入河海的宁波人家相比，叶澄衷显然不太懂水性。

但为了能留下来，他说，他可以。

大话说是说了，但是一实践，迟早会露馅儿。

叶澄衷想了个办法，那就是在打杂之余，偷偷地到洋泾浜里学摇船——这条洋泾浜，在巴富尔逼迫宫慕久颁布《上海租地章程》时曾提到，其一度是英租界的南界，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延安东路在当下差不多是上海东西向的主动脉之一，但在那时，却是一条肮脏的界河，“它一头连着黄浦江一头连着城区。后来它成了一条界河，河的这边是‘华界’，河的那边是‘夷场’，正规的名字叫租界。” (6) 不过，到了1849年之后，随着法租界的建立，洋泾浜又成为了英租界和法租界的“界河”。到了1914年之后，河被填没了，原先流淌着水的地方流动着比河水还要多的汽车。

中国的奇女子，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幼年时就曾住这里。

那个时候，她家颇为贫寒，其父本是上海一黄包车车夫，其母则给殷实人家当临时保姆。在她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她曾这样写道：

“我家在上海洋泾浜边上、沿马路坐南向北一排破旧矮小的平房。邻居各行业小工。这条浜未听说过发源于什么地方，这是一条黑得如墨汁、稠得如柏油、看不见流动的污水浜。浜里有死猫、死狗、死老鼠、垃圾，也有用草席、麻袋装盖的婴儿尸体。据说这些婴儿多半是社会不允许出生的私生子。这些私生子有时碰上过路的好心人，就给送去育婴堂接婴处。”从中可以看到，洋泾浜为什么最后被填毁，实在是让人受不了啦。

也幸好有这么一条界河，叶澄衷就可以先从这里“实习”，逐步将船摇到了黄浦江上，最后可以一直摇到吴淞口。杂货店的老板再叫他每天黎明出门，驾着一只小船，把货物带到黄浦江向人兜售，就不用发愁了。

“叶澄衷为杂货铺做的第一笔生意……在一条船头插着‘同春舞台’青龙旗的戏班船上做成的。他在舢板上扯着哑嗓子叫卖，于是几个琴师与唱戏的，买了些针头线脑，草纸洋胰。” (7)

开张大吉。但问题又来了。

前面说了，要想在国际化的上海混，不懂英文，虽然谈不上寸步难行，但起码你是很难活出精彩了。叶澄衷虽然卖出了些杂货，但他也不可能一辈子只在中国人身边打转，一辈子只卖这些小东西不是？现实却是，他才上几年书塾，汉字还认识不到几个，又怎么认识那曲里拐弯的英文呢？

叶澄衷不准备认命，本来就对失学一直很不舒服的他，要想学好英语，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拿外轮上的那些水手当作练习口语的对象。

另一种方式就是，拿起课本。

这课本不是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更不是《中英字典》，那个时候还没有商务印书馆的影子，连其创始人鲍咸昌都没来得及出世。所以，叶澄衷要想学的课本，也只能是《英语注解》。

它是宁波慈城望族冯氏后人冯泽夫会同其他几位兄弟，为解决与英国人交流问题，于1860年集资刊刻。该课本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每个英语发音，都是用宁波话来标注。有人说，至今末发现“有比《英话注解》更早的英语教材”，它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预告了著名的洋泾浜英语的诞生” (8) 。

这里就得说说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英语自然跟叶澄衷练习摇舢板的洋泾浜有关。

洋泾浜尽管肮脏，却因为是界河，类似于边境，大家都知道，边境是做生意开互市的好地方，所以洋泾浜还是一块很热闹的地方。

一开始，在这里属广东买办的势力最大，也最活跃。前面说了，他们随着英国侵略者的步伐，在国内遍地开花，上海也不例外。

所以在洋泾浜附近，满耳都充斥着广式英语。

但后来的宁波人却发现，学粤语就已经很费劲，再学这带有广东口音的广式英语，就更费劲。怎么办呢？那只能用自己擅长的发音来说英语了——《英语注解》也是这种诉求下的成果。但彻底改变广式英语在洋泾浜的地位的，是宁波人的大规模涌入，这造成了广式英语越来越没市场，而以宁波人为主的洋泾浜英语趁势而起。

可以说，是宁波帮创造了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英语最终也成就了宁波帮。

换句话说，洋泾浜英语类似于今日的中式英语。

用宁波话念来，颇有让人喷饭之效果。

后来，有位叫曹攘的人，在自己的《英字入门》中，将《英语注解》中的宁波话注音改成上海话。这样，上海人，还有新上海人，都有了自己的英语教材。《英字入门》也可以看作是洋泾浜英语的变种。

这种洋泾浜英语在当时流传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以至于在当年的上海，正宗的英语反而行不通，英国人也只好入乡随俗。

除了《英语注解》《英字入门》，上海纷纷出版英语速成手册，比如《洋泾浜英语手册》。当然，还有一部英语教材不得不提，《英语集全》。作者，唐廷枢。

尽管唐廷枢以干买办而出名，但别忘了，他在香港接受过6年的殖民地教育，再加上后来又当过10年的英语翻译，在英语上可谓超级娴熟。所以经常会有一些与洋人打交道的老乡或者朋友找上门来求教，不胜其烦的唐廷枢干脆编撰了一部着重于商务交际实用词句的《英语集全》——后来一些介绍唐廷枢的文章和电视节目就说，《英语集全》被视为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

如今，初版的《英语注解》已经散失殆尽。我们要想知道叶澄衷学习英语的情景，可以通过《洋泾浜英语手册》上的注音来想象：

来叫克姆（COME）去叫谷（GO），是叫也司（YES）勿讲拿（NO），一洋元钿温得拉（ONE DOLLAR），廿四铜钿吞的福（TWENTY-FOUR），翘梯翘梯喝杯茶（HAVE TEA），雪堂雪堂请侬坐（SIT DOWN），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爷叫泼茶娘卖茶（FATHER/MOTHER），丈人阿爸发音落（FATHER IN LAW）。

我们也可以想象，叶澄衷和洋人打交道时，一定也会像以下两则笑话一样，闹出让人捧腹的笑话：

“外国主人回家，看见玻璃窗打碎了，便问仆人是什么缘故，仆人很流利地用‘洋泾浜’回答：‘inside（里面）吱吱吱，outside（外面）喵喵喵，glass（玻璃）克郎当！’洋主人一听就乐了，原来是猫抓老鼠闯的祸。

洋行老板让中国司机到大光明电影院买电影票，司机空手而归，指手画脚地告诉老板：‘Man mountain man Sea，today no see，tomorrow see，tomorrow see，same see.’老板也听懂了：人山人海，今天看不成了，明天看吧，明天看，还是那个影片！” (9)

不得不佩服洋人的适应能力。

自然，也没有谁笑话叶澄衷。相反的是，他这种苦苦学习英语的经历，在他成为上海滩的五金大王后，流传很广。

几乎都成了励志的范本。

朱葆三刚到上海打工，这故事就流传到他的耳朵里。

和叶澄衷一样，他也很想学好英语，从朋友处曾借来一本《洋泾浜英语速成读本》，准备认真自学。但实话说，他接受不了那些用宁波话标注出来的英语读音，觉得无法卒读。在这方面，他比不上叶澄衷那么有忍受力。

怎么办呢？好在经过这么几年，上海已经有人意识到英语教学是门大生意，赶紧创办出不少英语夜校，诸如今天的新东方、老罗英语啥的，不教别的，就教人“说话”。可以说，朱葆三遇到了一个相对好的时机。

离他打工的那家店铺不远，就有这么一家夜校，其中有个姓李的学生跟他很熟，一日就对他说，来上海的不少学徒，学了洋泾浜英语后当上了洋行跑楼、买办，像镇海叶澄衷就因懂得几句英语认得了洋人，现在已成了“五金大王”。朱葆三并不反对他的说法，只是发愁的是，如果去读夜校，需要缴纳学费3元，要知道，他自己的月规也才3元呢。这就意味着，光学英语，自己就立马成为月光族了。

但李某非常仗义地表示，那好，我收你五角钱的讲义费，每星期夜晚，我再把课程上老师教的内容给你补习，你看如何？

一听这话，朱葆三自然忙不迭地答应。

有朋友在英语学习上的传帮带，加上人很勤奋——每次想到贫困的家境以及母亲的嘱托，朱葆三总是奋发图强，所以进步很快，也掌握了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年仅17岁就被店主破格提拔为总账房兼营业主任，不久又升至总经理。

叶澄衷却没有碰到那么好的店主。

他在杂货店再勤奋，依旧只能勉强混个温饱。更可恶的是，他每天傍晚摇舢板回来，还要为店主烧夜饭、倒马桶。

这种做小伙计的日子，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

如果遇到一个好店主，再苦再累还有奔头，但遇到一个懒散成性，又不思经营的店主，叶澄衷就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前途了。所以苦苦熬了3年满了师，叶澄衷就提出要走，想另谋出路。可是还想靠叶澄衷赚钱的店主，自然不答应，就要扣叶澄衷的身份证。不过那个时候没这玩意儿，他就扣留了叶澄衷的行李铺盖。

叶澄衷竟头也不回，弃之不顾了。

他的另谋生路，其实也是自谋生路。

在来上海数年后，他已经开了眼界，觉得凭自己的力量，可以在这里独立生存。而帮别人做事，被人欺负不说，还没有什么钱可以赚。

可以说，3年的小伙计生涯，看上去没给他带来什么，但也给他上了重要的人生一堂课，这让他自此走上创业的路径。

17岁的叶澄衷，腰兜里还有两元银洋。

这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也成了他的第一笔创业资金。

他用它买来了一只舢板船，驾着它来往于黄浦江中。叫卖杂货，以及为别人摆渡。这一次，他所有的生意，都开始为了自己。

但是，和叶澄衷以后的事业比起来，这还是小打小闹。

他的命运，随着一位叫劳勃生的英国洋行经理，而出现了重大转机。

这位经理也是众多涌入上海淘金的洋商中的一位。

那天，他要坐叶澄衷的舢板船，从小东门过渡到浦东的杨家渡。一路上无事，到了对岸后，这个英国人就急匆匆地离开了。不巧的是，他竟然将自己的皮包遗忘在舢板船上。叶澄衷发现后，马上追劳勃生，想将皮包还给他。可是他已经不见人影。叶澄衷只好打开皮包一看，嘴巴都差点没合上来。

原来里面装有数千美元以及戒指等贵重物品，还有支票单据等。对很多人来说，这无异于捡到了一大笔横财，不知道要在心里谢谢多少遍祖宗。

再说，以今人之心来度之，洋鬼子正欺负中国，殊为可恶，丢了东西活该他们倒霉。可是叶澄衷并不这么想。

他不管自己穷困还是有钱，不管对方是洋人还是辫子，他只知道，这个人丢了这些东西，肯定内心着急得要死要活，他要把这些东西还给对方。

于是，叶澄衷干脆就不做生意了，把船停在那里苦等。

劳勃生也是个粗心的人，或者因为事情耽误了，他很晚才知道自己丢了那只皮包。所以叶澄衷一直等到夕阳西下，才看到这个英国人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

这次回来，劳勃生也不抱有太大希望，纯粹是为了碰碰运气。

他没想到，在自己眼里很低下的中国人，竟然还有这样的壮举。

他内心感动得一塌糊涂，伸手就从皮包里抽出一叠美钞，塞到了叶澄衷的手里，说要表示感谢。

又一次让劳勃生意外的是，叶澄衷还是拒绝了。

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叶澄衷身上依旧有中国人或者说宁波人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赫德描述宁波人的那几句话，“……人们非常友好，从来没有无礼举动，他们总是恭恭敬敬的。能够说他们那种语言的人都可以发现他们相当开朗，生活愉快……”他告诉劳勃生，失物理应归还原主。

言下之意，他没有什么好感谢的。

说罢，叶澄衷就要摇船离去。

劳勃生一着急，又跳上了叶澄衷的舢板船，说是要摇船摇到外滩。

叶澄衷知道劳勃生有点报答自己的意思，但他也没拒绝这笔生意。

等船摇到了苏州河靠岸时，劳勃生又拉住叶澄衷不放，让他以后任何时候有困难，都可以过来找自己。并且向他透露，今后几年，五金业在上海将会有大发展。劳勃生说：“小兄弟，摇舢板叫卖杂货赚不到大钱。你知道上海什么东西最多？是轮船。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船厂。你想想，那时最需要什么？”劳勃生还保证，自己也可以帮助他做大五金生意，还愿意提供进口的五金货源。

有人说，这句话对叶澄衷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极具悟性的叶澄衷马上明白：上海滩没有船舶五金店铺。

自此，他从外国军舰以及商船上的水手那里换得了大量的缆绳、铁锚、罗盘等船头五金，以及铁钉、工具等器具，设摊出售的同时，手头上也囤积不少。

叶澄衷的五金大王之路，就此起步。

虽然那时没什么城管，不会像现在的小摊小贩，经常被撵得鸡飞狗跳。但光想设摊经营，不是长久之计。

叶澄衷很想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铺。

然而，他遇到了当下沪漂也能遇到的问题，我相信，即使时隔一个多世纪，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痛心、无奈，还能互相感同身受。

那就是上海的房事，在冒险投机的洋商，逐利的买办，以及各种各样的炒房者联合打造之下，正高潮迭起，丝毫没有平息之意。

想必叶澄衷只能苦笑着说上一声：

真当是想当房奴而NO CAN啊……

房地产狂飙

上海的房事，疯格来也。

就比如说，跑马厅。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知道为了建设它，曾引发起上海小刀会起义。

洋商们一开始用极低的价格圈地81.744亩，每亩均价为83000文（1两白银约值1500文计算，此价约合55两），“到1854年跑马总会股东将该地切分出让时，最低价为每亩171万文（1140两），增值20倍，而最高价为每亩543万文（3620两），增值66倍。” (10) 当然，也正因为小刀会起义，导致了租界汹涌的难民潮。

这又反过来刺激了跑马厅的地价看涨。

高潮不可抑制地到来。

前面又说了，西方列强推动修订了第二次《土地章程》，不仅默认了“华洋杂处”，而且确定了租界也可以发展房地产的政策，加上在巨大的“刚性需求”推动下，显而易见，房地产迅速成为租界内的支柱产业。

“上海房地产吸纳了各种资金，无论白色、灰色乃至黑色渠道，大量的国际国内资金涌进这座东方大都会。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地，‘棚户区’被大规模拆除，二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里弄房屋’到处涌现。老沙逊、新沙逊、怡和、仁记等一大批外资企业，连同数量更大的小规模华资企业，以及上海地方政府，都为飙升的地价而欣喜不已。” (11)

在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大批洋商房地产公司中，有英商业广地产公司，其早期的资本仅规银100万两，但通过发行债券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等手段，其经营资金常为其资本的几十、上百倍；还有早期从事贩卖鸦片、军火、棉麻发家的沙逊洋行，也在经营地产获利更多的吸引下，把资金的大部迅速转向房地产，曾先后组建了华懋地产公司、上海地资投资公司、远东和三新等多家专业房地产公司，建造了高礼文公寓、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南、北楼）等高层建筑物以拓展投资开发业务。

法国商人也不落后。

其所属中国建业地产公司于1920年成立时资本仅规银20万两，因连年得利，至1933年资本已膨胀至美金280万元，而实际资本又为资本的数十倍，建造了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淮海大楼等楼宇。

得承认，房地产的发展，也推动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而房地产业，也逐渐构筑早期城市化产业链，房地产买卖、筑路及城市构造、建筑、建材、房屋出租、公用事业用地等，都以市场行为方式展开。

很多人也依靠房地产发了家。

应夔丞他爸叫应文生，是一名石匠，在上海开办石器作坊20多年，于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期间，投靠官府炒起地皮。其供职的地方是上海丈滩地局，所以应文生手中握有丈量滩地的权力，在工作过程中，常以职务之便，鬻涨滩与洋人，以是发家。可以看出，那年头在上海，只要你跟地皮有点关系，就吃喝不愁。

发家者还少不了一个人，徐润。

前面说过了，这位仁兄是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的同事，也是对手。当然，他还是洋行的买办。“洋行往往与租界相联系，从事房地产经营和投机有其得天独厚之便利，买办遂厕身其间相谋其利。” (12)

徐润，有近代中国茶王之称。在19世纪70年代，他敏锐地看到上海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地价将日益腾贵。于是，他在经营茶业的同时，开始放手投资房地产业。

所以，徐润对房地产也一向情有独钟，在他44岁的时候，“稳坐‘上海地王’的交椅：拥有未建之地2900余亩，已建之地320亩，共建洋房51所，住宅222间，当房3所，楼平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9万余两（折合人民币2458万元）。房地产资产之外，徐润大约在股票投资上还有82万余两，典当、钱庄等34万余两，个人总资产约在340万两以上。虽然比胡雪岩传说中的2000万两要少许多，但在上海滩也是首屈一指，而其中房地产资产高居65％以上，也是富豪中极为罕见的……” (13)

而且，他经营房地产也很有一套，“徐润的所有房地产，都挂在他创立的一家名为‘地亩房产’的公司名下。徐润最初的计划，是想将‘地亩房产’公司打包‘上市’，折合为400万两白银，分为40万股，每股10两，先发行一半，融资200万两。这一方法，类似于今日的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其‘坏处’在于要和其他投资者一起分享这块蛋糕。基于对上海房地产前景的坚强信心，徐润显然已决定宁借高利贷也绝不释放股份，将‘肥水不流外人田’作为融资的前提” (14) 。

与此同时，他还尽可能挪用自己所能挪用的款项。

可以说，他在房地产上，长袖善舞。

现在的房地产商们，得尊称他一声祖师爷。

不能说，这次高潮对叶澄衷一点好处都没有。

虽然他一开始主要做船舶五金，但也会做一下其他的五金生意，比如五金工具和五金配件。这些都是房地产的基础产业，要盖房子，肯定都要用上。打个比方，你不可能不用铁钉吧不可能不用锁匙吧不可能不用窗户的插销吧。所以，上海的房事一好，五金生意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大河涨水小河满。

在这里面，叶澄衷也是赚了一点钱的。

但这点钱还是跟不上房价的疯涨。

怎么办？

叶澄衷想了半天，想到了那位允诺自己可以在任何时候找他的劳勃生。

劳勃生很爽快地答应了叶澄衷的借款要求，而且大手一挥，免除了这些借款的利息。不过他还是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要求，就是叶澄衷要从他那里进货。但他也保证，自己的货价不会高于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洋行提供的价格。

叶澄衷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不得不说，劳勃生也是一个识人的伯乐，从叶澄衷的拾金不昧中，看到了其身上所具有的品质。前面说了，很多外国商人刚进入中国或者说刚进入上海时，因为人地生疏，对汉语和上海方言一时不易学会，且不谙此间风土人情，旧中国的金融制度如钱庄、票号的办事手续他们也不易搞清，加上度量衡制度及货币银两的换算复杂而不统一……其实都是需要一批当地人为其提供帮助的，不然有时就寸步难行。如今，有这样一位熟悉上海，又有好品德的中国小伙出现在身边，无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后来为叶澄衷提供借款以及货源，看上去是报答叶澄衷，毋宁说也是在帮助他自己。

这样一来一去，劳勃生和叶澄衷形成了双赢。

这段叶澄衷拾金不昧的故事，曾被编入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国文课本。

题目就是“诚实的孩子”。

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当社会再怎么混乱，再怎么一心向钱看，那种被迫藏匿的我本善良，依旧不会过时，依旧会成为个人和社会的优良资产。

越稀缺，越值钱。

事实上，像叶澄衷这类故事，在上海并不是孤例。出生在宁波鄞县傅家漕一贫困农家的张继光的经历，就和这个故事很有相似性。

其时他正投靠在上海的伯父，在石顺记营造厂当学徒。“一天傍晚他去送标书，突遇倾盆大雨，便脱下母亲为他缝制的布鞋赤脚走。然而雨越下越大，正好一辆黄包车在他身前下客，为怕淋湿揣在怀里的标书，他就叫住了车。一上车他就发现车上有一把象牙柄镶翡翠扇骨的扇子，一看就挺名贵，尽管他很缺钱，但不义之财不能取，想到将这扇子留在车座上很易被他人顺手牵羊拿走，他就下车在原处冒雨等候着，果然马上有人狂奔过来追那辆黄包车。为表示感谢，失主给了他16枚银洋。” (15)

日后，靠着这笔巨款，张继光去夜校读了英文，最后完全能看懂英文招标书和图纸，还能用一口洋泾浜英语跟外商沟通。这为他拉来不少生意，最后辞职单干，竟成上海营造业的佼佼者。

不得不提的，还有陈春澜。

他是绍兴上虞县小月横山人。

因为绍兴、宁波、台州三府同属宁绍台道，所以他和叶澄衷也是老乡。

他就在为洋行送信时，路遇一个因洋行倒闭而求借回国路费的德国人，竟将用于结婚的多年积蓄借给这个陌生人，许多人笑他愚蠢。4年后，这个德国人来到中国，给了他四船呢绒，并为他租好铺面，帮他开起了呢绒商行，后来陈春澜竟成为以诚信著称的商界巨子，只要是他作为担保人，银行都愿意贷款。而席正甫能成为汇丰银行的买办，也正是在他的担保下才顺利上任。

所以，席正甫日后再大拿，也很给陈春澜面子。同样，以“赤脚”形象为世人所铭记的“三北虞洽卿”也上演过这么一出，他正为当上德国洋行买办而紧张地筹借巨额抵押款时，路遇一个陌生的英国人，也在焦急地寻找一封遗失在人力车上的重要信件。他当即放下筹款之事，为其四处奔走，终于把信找到。英国人恰好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做事，在他的帮助下，虞洽卿顺利地当上了洋行买办，迈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

陈春澜有语云：“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叶澄衷先生当年要是不帮助别人，怎么会有今天？我也一样。”

叶澄衷的“今天”到底是怎样呢？

首先，他的自有品牌——顺记五金杂货商店，在1862年于虹口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口成立。因为是在国际化的大上海，该店也有一个英文名，叫Ching Chong，其实也就是澄衷两字的英译。

后人评价说，它在中国近代五金商业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说起中国的冶金业，虽然源远流长，早在古代就有冶铁作坊，但发展一直很缓慢。但到了19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五金工业竟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些手工业的黑白铁皮作业支撑市场。所以，进入五金业的叶澄衷，不经意间填补了我国五金业的空白。

刚当上老板，叶澄衷依旧保持着刚开始创业时的激情，以及勤奋。很多业务，都是他在亲自打理。

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到楼下的店堂里，和伙计们一起，从仓库中搬出沉重的五金货物，陈列在店堂里，并安排一天的进货出货任务。有时店里的伙计忙不过，他就和大家一起拉起板车，将货物运到客户那里。安排好店里的一切工作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跑洋行，去茶楼，接洽生意，招揽业务，往往要忙到掌灯时分，才拖着精疲力竭的身子，回到家里。总而言之，他恨不得把自己劈成几个用。

在这里，他还是需要感谢已是合作伙伴的劳勃生。正是这位合作伙伴不遗余力的推广，让他“为人诚实”的好名声在洋商圈子里也得以传开。他因此结识了不少洋客户，比如英商耶松船厂。反过来，这又加深他在清政府心目中的地位。李鸿章所掌握的江南制造局，与他也开始有了业务上的往来。

他在船舶五金业务上，逐渐有了话语权。

除此外，清政府还委托他经营外国洋枪洋炮的配件，没这方面的经验，他就派员向上海江南局学习生产技术，并从制造局购置设备。

他甚至还通过严信厚的同乡关系，与清政府谈成了军服、军鞋、军帽、军被业务，并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开厂，生产这些军需产品。没有多少资料显示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或许是严信厚进入李鸿章幕府之前，两人都在上海工作，因缘巧合遇见。也或许是严信厚进入李鸿章幕府之后，有了李鸿章在中间“穿针引线”，他们肯定有认识的这一天。不管怎么认识，看得出，严信厚对这个小老乡，还是挺认可的。若不是他愿意帮忙，叶澄衷不会接到军需五金这样的单子。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叶澄衷都忙着扩大自己的经营业务。

一开始是为船舶五金、零配件到军需五金，后来又拓展了钢铁五金、机械五金、制造五金、化工五金；总而言之，越做越广。而且，叶澄衷这人做生意，有悟性，而且不拘行业，可以说，市场需要什么，叶澄衷就能提供什么。1870年于山东路开设的南顺记号更经营起洋皂、洋线以及洋烛等洋货，而主要业务则是火油……

这些表现完全对得起一位德国学者对宁波人的评价，这位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曾来中国做了7次考察。

他曾写道：“沿海有特殊种族——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在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的是，南顺记开业这一年，美国洛克菲勒创立美孚石油公司。不过要等到10年后，它才正式进入上海。

还有就是，这一年，普法战争爆发。

两个西方国家打仗，似乎跟中国没啥关系。

但在国际化的上海，却又不一样。

上海北苏州路乍浦路口就有一家德商开设的可炽煤铁号，专门进口西洋煤与铁。由于德国人不熟悉中国情况，打不开销路，连年亏本，濒临倒闭，硬生生地将这块肥肉做成了薄薄的肉片。这次，普法战争一爆发，德商就面临着被召回国的境地，只好将可炽煤铁号转让出手。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叶澄衷果断地盘入这一外资企业。

手中有了钢铁资源，叶澄衷做起五金业务来，心中不慌。

1876年，叶澄衷又在百老汇路武昌路口增设新顺记洋货号，这样，1862年开设的顺记号的辈分就跃升一级，成了老顺记洋货号——正因为资格最老，后来它也就此成为叶澄衷后期产业的经营总部。

这也意味着，在叶澄衷手下，顺记已从一个小商店，被打造成了一个大集团。

至于新顺记洋货号，主要经营英美进口的“吃食五金”。

所谓“吃食五金”，就是罐装水果、鱼肉，以及用铁盒铁箱装的饼干、糖果、奶粉之类的罐装食品。因为中国市场上过去从未出现过罐头食品，加上其外包装又都是以马口铁为材料，所以最初被上海人归入五金类，并称为“吃食五金”。新顺记洋货号，实际上是上海专售进口罐装食品的食品店，新号一开张，立即门庭若市。

和严信厚的老九章一样，吃食五金也是上海的时髦。

朱葆三刚混上海时的打工之地，正是南市协记吃食五金店。

可以说，朱葆三还是叶澄衷的同行。

整个19世纪70年代，是叶澄衷的事业逐渐走向辉煌的10年。

在这10年中，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老顺记总号开办了商务学馆。这和他没读过什么书，在创业过程当中难免会费很多额外精力，时常体会到自己的想法不够用有关——这种切肤之痛，让他感觉人才的重要。

该学馆主要传授机器设备和商业知识，重视培养外贸人才。至于校舍，是用老顺记14间仓库改建，至于招生，除了叶氏企业的学徒和职工之外，还招了社会上大批的年轻人。学杂费全免，还免费发给每个学生一个洋式书包和自来水钢笔。学制一年，毕业后全部安排在叶氏企业当练习生，第一次招收学员50人。

所学学科分别有西洋会计、商务、报关与英语，完全是学以致用。聘请教师6人，其中英语教师来自两家洋行。也因为这个学馆，胡雪岩、左宗棠等人还和叶澄衷也发生过某种“关系”——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时，引进了许多西方设备，说明书看不懂，就由胡雪岩转托叶澄衷与老顺记同人翻译。

后来，南北洋海军及各省机器局人员，多有出身老顺记的。

从现在看，这所学馆就是成人职业学校。

与此同时，叶澄衷再次敏感地意识到，要加快发展金融业。因为自己的产业越做越大，资金的运营以及调度越来越显得重要，没有资本作支撑，产业就会独木难支。所以他在上海设立了大庆元票号，以利各地顺记号资金的汇划调剂。至于他和亲家许春荣合伙开设的“四大”钱庄，那是后来的事情。

就连顺记洋货号，都开始经营起小火轮买卖。这可以看成是叶澄衷多元化经营的又一种尝试，为此，他在1875—1878年的《申报》上，多次刊登出售小火轮的广告：“小火轮是外国制造的，规格为船长70尺至120尺，引擎马力12匹至50匹，时速30公里，可行驶苏杭内河。”今天看来，这广告平淡无奇，但在当时，诱惑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亚于当下的游艇给有钱人带来的刺激。

可以说，叶澄衷不仅有做生意的头脑，还有营销手段。也正因此，顺记号在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不过，彼一时为店铺所困，而此一时腰兜有了大钱的叶澄衷，在房地产业上并没有大手大脚。除了顺记集团下属各大分店，叶澄衷还在四马路13号盘下了一座大厦。但这些房地产投资，主要是为了服务他的其他产业。

在房地产上，叶澄衷意外地有些“迟钝”。

这里需要说说四马路。

“四马路原名布道街，因工部局董事、传教士麦杜斯基传授基督教，在这条街上讲经布道而得名。公元1864年，这条从外滩至西藏中路全长1453米的大路辟筑成功。第二年，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为这条延伸的街道命名。工部局五董事中，有一个叫马太提的英国人，开始乘船来中国时，曾在福州登船游览，看见一位美貌女子，就强娶为妾。在命名会议上，他提出以其爱妾的出生地命名布道街，以示永久纪念。董事们得知马太提有这么一段风流韵事后，都无比羡慕，一致鼓掌通过了马太提的议案。这条布道街就被叫作了福州路。但是，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不知是出于对英国佬的不满，还是为了简便，平时干脆把南京路叫作大马路，而向南的几条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被依次叫着二、三、四、五马路，后来还有一段较短的北海路叫作六马路。这就是四马路路名的来历。上海滩有一句俗语：‘南京路是上海的前台，福州路是上海的后场。’可见四马路在上海商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四川路口，靠近外滩，不远处就是著名的英国汇丰银行以及正广和汽水公司，外国人来去方便。正好做大五金生意。” (16)

除了这些银行、公司，四马路在旧时代还集中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时报、华美报馆一些新闻出版业，自然就有许多的文化人。

都知道中国的文化素有京派海派之分，而海派文化的源头便是在福州路上。

但四马路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身份，那就是红灯区。

可以说，四马路是老上海的红粉街，这里开设了很多妓馆，会乐里就是最大最有名气的一家。其总共才85米长，分东西两排石库门房子，共28座，其中有一座是药房，其余都是妓院，共计151家，登记在册的妓女，则达到587名。另外加上尚仁里、久安里、青和坊、小花园一带的妓院，真可以称得上是“花国”。

也正因为四马路是妓院集中之地，《游戏报》评选全上海花榜，参赛者大多来自四马路。

文人们，卖文为生。

妓女们，卖身为生。

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个专制、暗黑的社会里，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她们”为漂泊的书生提供“书寓”，使“他们”安顿。而“他们”也妙笔生花，和“她们”诗画唱和，给“她们”安抚。

四马路看上去很精神分裂，但却也极其默契和相投。

地理位置好，加上这些文人、妓女们，还有其他各大公司的入驻，不难想象，四马路上的房地产，很快就被炒得寸土寸金。

徐润自然不会放过这块黄金地段。

他在上海的房地产上的投资，遍及四马路直至十六里铺一带，而十六里铺，也是上海最为热闹的地方，其码头拥有150年历史。曾是远东最大的码头、上海的水上门户。很多宁波人离开故乡，到达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十六里铺码头。

当年到上海“学生意”的张继光，就是背着一只小小的竹筐，乘上新江天轮登上上海十六里铺，开始了他的上海梦。

可以说，该码头也承载着宁波人的记忆。

从中也可以想象，徐润在房地产投资上，除了数量之多投资之大，而且还尽挑一些好地方。

与之相比，叶澄衷能在这宝地上买下大厦，也可见他当时的经济实力。

只是叶澄衷并非一个有时尚感的人。

他读书很少，做了大老板也从不坐车骑马，一直靠两脚走路步行，外商送给他洋汽车，也婉言谢绝，送给他五套西装，也转送给谋士，终身穿老布衫到头以表达“不忘祖宗”……当这样的男人出现在四马路这样一块鬓影摇香，笔墨与脂粉味交集的地方，总让人很有想象空间。

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心理上的不适应。

也就是在这座大厦，朱葆三和叶澄衷相识。

此时的朱葆三，已不再是总经理了。

这跟那位慧眼识珠的店主去世有关。老板娘面对积攒的钱财，不愿意再抛头露面吃辛苦做事，就把店面关闭。朱葆三一下子就失业了，这逼迫他不得不自谋生路。但这个时候，他好歹有点积蓄，于是一咬牙，就用这些钱去创业。

如果说叶澄衷是主动创业的话，朱葆三显得有些被动。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人在成功的路上遇到危机，未必都是一件坏事，因为有些机会就是在危中才会凸现出来。

这里毫无疑问的是，他把自己的创业方向锁定在自己的老本行，也就是五金业上面。1878年，他在新开河开了一家五金号，取名慎裕，取“吃剩有余”“谨慎有裕”之意。慎裕虽小，但也红红火火，平日里总是顾客盈门。

他深知人才的重要，经过几次选刷，他聘请了顾晴川作为自己的总账房。

这位顾晴川又是何许人也？

他就是民国外交家——当过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之父。这样说来，他跟严信厚也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前面说了，严信厚孙女严幼韵的第二任丈夫便是顾维钧。当然，那已是1959年后的事了。顾晴川等不到，朱葆三同样也等不到。

有其父必有其子，反过来有时也可以成立。顾晴川与顾维钧也是这样。儿子是外交部长，老子不仅精通账务也颇有交际手腕。“朱顾两人一主外一主内，相处融洽无间。慎裕号业务蒸蒸日上，但朱葆三并不满足眼前单做小五金的规模，他日夜想扩大经营，做大五金生意，结交像叶澄衷那样的上流人物。” (17)

这里还需要提一下的是朱葆三做生意的原则：重信义，讲究“和气生财”，“其待人接物不卑不亢，一生敬奉的信条是‘一笔生意交一个朋友’，由此交际广泛、人脉亨通。” (18) 很多人都把他称作是“好好先生”。

说起来，这也跟他童年时长期的辗转迁居生活有关，“一次又一次的融入全新邻里生活，无形之中使朱葆三社交能力得到了锻炼，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朱葆三既掌握了如何与人交往相处的要领，也学会也与街坊邻居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其生活生存适应能力显然要比同龄人强一些。朱葆三出远门赴上海学生意前，来自父母的谆谆告诫，更是使朱葆三时刻绷紧与人和谐相处、友好交往的神经。” (19) 而“作为一名经商营利者，朱葆三结交朋友更多的是出于权益分担，通过集聚更多的同道好友来参与创办产业，分享更丰厚的市场利益。这种在客地相互依靠的办法在当时被各界广泛采取。通过与同时期宁波帮以及其他商帮企业家共同创办实业、组织社团，牢固确立乡缘、地缘、业缘等各种亲密关系，以抗衡外国资本、封建势力的渗透和压榨” (20) 。

这可以说是他想结交叶澄衷的原因所在。也肯定是叶澄衷和严信厚结交的原因所在。

一日，从顾晴川的口中，朱葆三得知这座大厦的地址，拍马赶到。意外的是，叶澄衷也没有闭门拒客。甚至，两人最后成为至交。

这是因为，一方面，叶澄衷对朱葆三的能力早有耳闻，另一方面，在和朱葆三的交谈中，叶澄衷见朱葆三虽比自己小8岁，可胸怀大志，又精通洋文和五金业务，且品性淳朴，这样的人不交还交什么样的人呢？

更重要的是，两人的经历如此相仿。

为了帮助朱葆三扩大再生产，叶澄衷把自己公司大厦的一层，毫不犹豫地全让给了他。可以说，叶澄衷和朱葆三都走了一条“白手起家，贵人相助”的创业之路。而在朱葆三遇到的诸多“贵人”中，是叶澄衷将他带上了正路，而真正让他大发达的是一个名叫袁树勋的人。当然，这是后话。

“很快，慎裕在四马路新大楼开张，它的气派和规模都已经改观。上海就是这么一个极其势利和实在的地方，你的外表和你的钱财都能说明一切。在五金界，朱葆三的身价和声望也迅速提高，宁波帮中又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出现了。” (21)

有钱后的朱葆三也不墨守成规，迅速将自己的生意做到了五金之外，比如说他曾办理吉林机器制造局事务3年。该局始建于光绪八年（1882），毁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是清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大型军工厂。

朱葆三在任期内成绩卓著，《邸报》为此做过通报。

就像老师教育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学生，一定会有成就感，想必叶澄衷看着朱葆三在事业上越扑腾越大，心里也很欣慰。虽然为此损失了一块房地产，但比起这个来，算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堤内损失堤外补。

他在其他产业上，依旧延续着自己的老行情，也越做越火。

这次，给他“火上浇油”的，是火油。

在金融危机中发财

火油，俗称煤油。

花生油也可以称作火油，只是这一说法，跟真正的火油南辕北辙。它是指吃多了花生油，会让人增加火气，不利健康。所以叫火油。

这个火，其实是上火的意思。

最早的火油，是用于火攻的石油。后来，古人从石油中提炼而成了一种产品，可以用来引火以及照明，叫火油。这种火油因为是精加工，所以燃烧的烈度就很高，速度也很快，一度是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北周年间（578），突厥统治者派兵包围攻打甘肃酒泉，当地军民就把这些火油点燃，一举烧毁了敌人的攻城工具，从而得以打退了敌人，保卫了酒泉城。

再后来，火油就是用来指照明用的煤油。

当然，花生油也可以用来照明。

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很多穷人家都点不起电灯，当然也未必见过电，每天夜晚来临的时候，不是早早地洗洗睡，就是用菜油或花生油等植物油为原料来照明，结果就是昏暗一片，显得穷家更格外地凄惶。但万恶的资本主义，却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市场。他们想，他们点不起电灯，不一定点不起煤油灯。如果能用煤油灯来替代这亿万盏油灯，那么火油的销售，将会使得每个销售商都能顿时成为巨富。

英国亚细亚公司是这样想的。美国德士古公司是这样想的。还有那知名的洛克菲勒集团下的美孚公司，也是这样想的。

这三家石油公司都想把产品打入上海市场。这样一来，竞争就十分激烈了。

美孚公司不愧是石油大鳄，为了能在上海站稳脚跟，他们努力在上海设立经销机构，积极物色理性的代理商。

叶澄衷“为人诚实”的好名声再次帮助了他。

美孚公司急匆匆地找上了他，请他来美孚公司当代表，经营美孚火油。

叶澄衷却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向美孚公司透露了一条信息，说亚细亚公司和德士古公司也在中国找代理。

这下，美孚公司更是坐不住了。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将叶澄衷笼络到自己的怀里，就怕晚一步，被别人给抢走了。叶澄衷知道，自己完全掌握了议价的主动权。

他给美孚公司开出的佣金是25％，比美孚公司先期开给他的足足高出了五个百分点。这个时候，美孚公司只能全盘接受。

当然，叶澄衷也不是白要美孚公司这么多钱。他用很多好点子回报给美孚公司，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确值这些。

其中一个点子就是，建议美孚公司设计生产一种体积小、装油少的煤油灯，它的光度差一点，但不要紧，它符合中国人当时的要求。中国人生性节约，不会使用体积大而耗油的灯具，再说，煤油也容易挥发，放在装油多的煤油灯里，一时用不完，结果就在多次的使用过程中，挥发浪费，造成损失。

美孚公司对此言听计从。这种灯后来也就叫美孚灯。

叶澄衷还有更好的点子，他又提出一个建议：你买一箱煤油的话，将附送一盏煤油灯。现在看来，叶澄衷不仅是做产品的高手，而且还是产品营销大师。只是，有幸见过煤油灯的人都知道，灯上面有个玻璃灯罩，一则用来防风，二则也可以防火，三还可以提高亮度，但是比较薄，一不小心就容易将它碰碎。叶澄衷接下来便说，我们应向客户承诺，只要碎的玻璃灯罩还在，就可以免费置换一个新的灯罩。有点类似于现在家电界的以旧换新。不过人家是免费，这样一来，一下子就让客户对这个产品有了忠诚度。

在包装上，叶澄衷建议，将民间使用的火油改成小包装的油箱，一听只有30斤，在一般老百姓家里可以使用一年。

这样，不用频繁地跑出去购买，也不会因为过多而造成资金压力。

另外，在欧洲，油箱使用完以后，基本上是扔掉或回收。但在中国，百姓会更多地考虑废物利用。像一听30斤的小油箱，按对角线一剪为二的话，就是两个很好的簸箕。买家就会想，点上这种灯，房间亮很多，价钱也不贵，还多了两个簸箕，这有什么不好？很符合中国人精打细算的心理。

几个建议下来，美孚公司的产品很快就打开了中国的市场。

让人不得不佩服叶澄衷对中国国情的了解。

同时，叶澄衷又向美孚公司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就是美孚公司不得再和第二个中国人打交道，由他独家代理。

从他身上获得巨大甜头的美孚公司，没理由不答应。

第二个就是货款结算时间由60天改为90天，因中国交通不便。

虽然美孚公司对此有点意见，但经过友好协商，双方最终还是愉快签约。

美孚公司也怕因小失大。

叶澄衷是以Ching Chong的英文商号名义，和美孚公司签订了经销火油的长期合同。实践证明，叶澄衷在10年的代销美孚火油期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从上海老顺记的虹口码头，把美孚火油源源不断地销往中国内地，而盈利也因此达10万元之巨。

他的名头，也在“五金大王”之后又多了个“火油大亨”，或“火油董事”。

后人评价这一合同，不仅体现了叶澄衷“借洋鸡生蛋”的经营思想，而且成为了中国商人利用外资第一例。根据这个合同，叶澄衷在结算货款上还获得了更多的时间。事实上，叶澄衷与下游商人结算时间为一个月左右，他可以利用这60天左右的结算时间差，周转资金，发展业务，放贷……

当然这中间也有失败的案例。1882年，在小火轮颇有成就的叶澄衷就向李鸿章禀报，“禀请置造轮船，设立广运局”，却被李鸿章以“已有招商局，不必另树一帜”为由驳回。这一案例，也从实践的层面，论证了前面所述“官督商办的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历史演进过程中实则是个败笔”这一论点。

不过，这对头顶上已有好几顶高帽的叶澄衷来说，算不得什么。

他马上就要面临的1883年，才是大问题。

1883年，如前所叙，上海时局不稳，风雨愁城。

中法在越南打起来了。更让人不省心的是，法国人又将军舰开到了吴淞口。赤裸裸的威胁。本以为这是机会的胡雪岩展开生丝大战，不料拖垮了自己，也拖垮了湖州丝商，更让上海的金融业一片惨淡。

那些中国商行、小型企业和手工作坊，自然也倒声一片。

“市道大坏，百业凋敝”的上海，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至50％，房子更是卖不出去。加上外资银行和票号、钱庄为了避免坏账，或者自身生存，也纷纷收回短期贷款。当贷款给他的22家钱庄一起找上门讨债时，在房地产投资上高歌猛进，宁借高利贷也绝不释放股份的徐润，肯定没意识到，自己会在这上面栽了个大跟头。

而这一跟头，也给了盛宣怀将他从轮船招商局扫地出门的口实。

唐廷枢，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也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在这危机的时刻，他在轮船招商局里的老乡——唐廷枢却走了。他奉命赴欧洲考察业务，其间曾代李鸿章与英国洽谈购买军舰事宜。此次出国，唐廷枢很有收获，他自称“眼界为之一宽”。然而，也正是他的离开，终于让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有了暂时性“全权拍板”的权利。慌乱中的徐润，想到找盛宣怀商讨对策。

徐润以为盛宣怀出于同事义气，能帮帮他。但一直就虎视眈眈盯着他的盛宣怀，想的却是办办他。

“盛宣怀迅速查明，徐润共挪用招商局16万两以上用于私人炒房，徐润对此供认不讳。李鸿章则在批示中，痛责徐润不仅挪用公款，而且利用招商局的信用，担保其私人贷款高达170多万两之巨，‘似此罔利贪得不顾其后，殊为可恨……’挪用、加上违规担保，徐润的经济问题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李鸿章下令盛宣怀与江海关道邵有濂‘确查账目，督同清理’，徐润至此陷入绝境：经济上，官方的处理意见是，立即变卖资产，追缴公款；政治上，则革去了他的‘二品衔浙江补用道’职衔。反腐败被再度证明是权力斗争的利器。盛宣怀将徐润名下的乍浦路、十六铺房产，抵入招商局。乍浦路的地块，面积共‘四亩二分三六’仅仅作价2.2万两，仅相当于如今每平方米1571元人民币。后来，盛宣怀以抵赔原价从招商局手中买下。” (22)

除此之外，徐润抛卖的房产总达32处，如青云里、靖远街、元芳路、杏花楼等处，卖出地产2900余亩。

“为了还债，徐润还同时抛售了不少股票。这些股票抛售时究竟卖了多少？徐润没有详细记载。但徐润说，这些股票连同地产到1909年的市价高达2000万两白银，已知其中地产部分市值为1591万两，则股票部分的市值约为409万两。如果以等比例推算其市值损失，其中地产损失已知为1284万两，则其被迫抛售的股票市值亏损额，当在330万两（折合如今人民币6.6亿元）。” (23)

上帝救不了徐润，唐廷枢也自身难保。

等到唐廷枢回国，“盛宣怀又故伎重演，指控唐廷枢和他的弟弟唐廷庚‘严重亏空’公司” (24) 。刚刚感慨完“眼界为之一宽”的唐廷枢，轻轻松松地就被盛宣怀扫地出门——只不过，他也很乖巧，自动离职，转而把心思放到自己在1876年筹办的开平煤矿上。这是他一生所经营的企业中历时最久的一个。

作为它的组成或附属部分，还有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和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这让国人从此得享现代化的能源和交通之惠。

也正是在他的主抓下，这个矿的年产量，在19世纪末期曾经达到78万吨，为当时所有的官商煤矿所不及。

英国人一直对其垂涎三尺，只是碍于唐廷枢，无从着手。

然而，1892年，唐廷枢去世，让英国人乘虚而入。

因为接任他的，居然是一个叫张翼的恭亲王府的仆役。他是个不学无术的人，靠着溜须拍马得到了开平最高管理人职务，而且为人轻浮，丝毫不懂企业管理，洋务运动中号称“中国第一佳矿”的开平很快沦为了衙门，经营混乱，人浮于事，闲散人员竟然比实际工作员工多出10倍，每月企业工资单上虚报名额高达6000多人。

这样的总经理，是好对付的。

唐廷枢只能恨自己死得太早。

比起家财一度万贯的徐润，唐死后家贫如洗。可以说，他把自己彻底奉献给了社会。盛宣怀说他严重亏空公司，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好在盛宣怀对唐廷枢总体上还很不错，在他死后仍抚恤15000两银子。

回到1883年。

如果说，这年对徐润是“危”，但在有人的眼里，却是“机”。

那位原先给沙逊洋行看大门的犹太人哈同，虽然靠个人的积攒，以及受贿所得钱财，在上海买了一些零散土地，但还算不上有钱人。然而，这一年开始的中法大战，没帮上胡雪岩，却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利好。

这首先得夸奖一下老将冯子材。咸丰年间，他从向荣、张国梁镇压太平军，同治年间累擢广西提督，中法战起，起用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只是出生在1818年的他，此时已经70多岁，古来稀了，但率兵打仗却依旧不含糊，屡战屡胜，大败法军于镇南关，攻克文渊、谅山，重创法军司令尼格里——在习惯失败的晚清，这些胜利多么来之不易，又多么鼓舞人心；另外，把这样一个老头子放出去打仗，可以看出清政府的手头是多么的缺少能人，尽是一堆酒囊饭袋。

就是这么一点点胜利，让上海的洋人可就坐不住了。

“他们认为，中国打败法国后自然就会清理他们，于是纷纷逃离上海，上海的房价因此暴跌。哈同的新婚妻子罗迦陵也劝丈夫暂时去香港躲避一下。哈同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说服了妻子后，哈同联络了周围的一批犹太人低价收房。为筹集资金，他甚至把妻子的首饰也变卖了。哈同把筹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房屋土地。

“这是一场代价颇高的赌博，但是哈同赌赢了。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和约》。‘洋大人’们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行’恢复了繁荣。哈同则名利双收，他购买的房产，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东路一带，后来逐渐发展为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在数年间地价上涨千倍以上。由于哈同在关键时刻‘不退缩’，维护秩序‘有功’，1887年被聘请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当时这是租界最高的荣誉职务。哈同从此成为犹太‘炒房团’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并被人称为‘远东首富’。” (25)

和哈同一样，叶澄衷也是善于在危机中寻找发财机会的人。

这完全对得上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对宁波人的评价，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

首先，当李鸿章意识到中法战争难以避免，命令江南制造局购煤储存时，叶澄衷探得这一情报，一刻都没犹豫，向西洋购煤，然后再转手给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前前后后各供煤5000吨。正是这一举措，让可炽顺记成为上海最早进口煤和铁的中国商号，不言而喻，叶澄衷也从煤身上，挖到了一块又一块“乌金”。

接着，在上海风雨飘摇之际，他抢先抽回存放在银行或钱庄的资金的同时，又火速催讨客户欠交的煤油货款，尽一切办法回笼了所有的欠款。这对维护好自己的现金流，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这时，美孚石油公司将更多的煤油运进上海，销售压力陡增，不过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经营方针，避开多事之秋的上海滩，全力向长江中游和沿海的广大地区推进。是年，当叶澄衷获得美孚石油在华独家经销权后，便不失时机地拓展外埠的业务。他先在宁波、温州、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天津、烟台、营口、广东等地和通商口岸，设立了顺记的分号或联号达18家之多。因为他知道，金融风潮波及不到仍然过着小农经济生活的广大农村。金融风潮削弱了众多洋行和中国商行的实力，无形中减少了他的竞争对手，叶澄衷不但避过了这场危机，还趁机发了财” (26) 。

在此之前，他也懂得“货不停留利自生”的道理，但苦于运输不便，加上他禀请李鸿章设立广运局被驳回，所以他有很多货滞留于上海而未能及时运往各地分号，让他颇有些无可奈何。“现在，他趁上海棉花行纷纷倒闭之机，用低廉的价格收购了棉花行的10多艘原来运棉用的沙船，建立了自己的沙船队，后经不断扩充而沙船多达100余艘，频繁往来于沿海和长江航线，及时地运送煤油、煤、铁等货物来往南北，美孚煤油的销量也因此骤增。在这多难的1883年，许多商家朝不保夕，如履薄冰，而叶澄衷却大发利市，年盈利竟达10万两银子以上。” (27)

从中也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叶澄衷的精力都放在五金、煤铁还有就是火油等生意身上，要想让他再对房地产进行大规模投资，似乎有些分身乏术。再说徐润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哈同，所以对房地产投资，叶澄衷还是很谨慎。事实上，在他心里，还有一个梦想比房地产更让他激动，那就是投资工业。

和严信厚以及宁波帮众多牛人一样，他们基本上都走出了这样一个轨迹：第一桶金→择业敛财→完善管理→投资兴业。

在投资兴业中，叶澄衷等人或是通过产品开路，发展方向是“厂兴业兴”的企业家，或是从事投资行业，发展方向是“操作资本”的资本家。但在成为这个家那个家之后，叶澄衷等人或者涉足政治，或者慈善回馈。

叶澄衷创立的商务学馆开始开花结果，涌现出很多人才。

这给叶澄衷的梦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其中就有宋炜臣。他是叶澄衷的庄市老家人，出身贫寒，15岁就在庄市街上阜生南货店当学徒。16岁那年，叶澄衷回乡扫墓，路过该店买祭品，宋氏发觉叶氏多给了钱，急忙招呼，可是叶氏已远离柜台，宋氏追上去把多给的钱全数退还。这个举动让叶澄衷颇有好感，最后把他带到上海，送到商务学馆学习。到了1888年，他受叶澄衷的委派，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公司，自此一炮打响。

火柴随着上海的开埠而传入中国，上海人称它为“洋火”。叶澄衷创办燮昌火柴公司，就是向洋火挑战。

除了投资5万银两，还雇佣了800名工人。

“该厂制造的木梗硫黄火柴，引进欧洲药料和日本木梗，接着又派人到德国学习，并从德国进口两套生产设备。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起步最早的一家华资火柴厂。燮昌火柴公司生产的渭水河牌火柴一打入市场，立即就引发与洋火的激烈竞争。那时，进口火柴和外商在上海开厂生产的火柴每盒卖五六文，而燮昌火柴为了在市场上为国产火柴争得一席之地，价格降低为4文钱一盒。燮昌火柴以它的价廉质优，很快便在由洋火一统天下的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站稳了脚跟。面对挑战，洋商慌了手脚。英国领事在《商务报告》中写道：‘上海制造的火柴，已成为进口火柴可怕竞争者了！’他们在《申报》上不断刊登广告，以招徕顾客。火柴大战一经拉开，各国火柴厂纷纷登上擂台，其中最难对付的是日本火柴。燮昌生产火柴主要是靠手工操作，在质量和价格上，难以与机械化生产的日货相匹敌，于是燮昌火柴厂不得不压缩各项生产成本，以降低火柴价格，增强竞争力。” (28)

可以说，叶澄衷还是价格战的高手。

有了人才的支持，叶澄衷又相继进入了缫丝业，还有航运业。尽管手头上握有大量沙船，在1883年还大发利市，但在西方轮船的冲击下，已渐呈明日黄花之势。叶澄衷创办轮船公司之心，再次复活。1889年，他和别人一起筹集20万两白银，创办了鸿安轮船公司，经营起了轮船运输业。这是中国甲午战争前仅有的民营华资轮船公司。为什么没有其他的民营轮船公司，问问盛宣怀、李鸿章就知道了。

为了防备清政府干涉，叶澄衷不得不托庇外国势力，挂靠英商和兴洋行，并向英国政府注册备案。到了1893年，更是改称英商鸿安轮船公司。

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悲哀。

好在在这家公司里，股份是华商七成，英商三成。

叶澄衷则是该公司华商大股东之一。

那么，我们是不是又该叫他“航运大亨”？

只是，叫什么，对他来说都已经不重要。

我们只好奇的是，当他站在黄浦江边，看着这家公司从上海北至天津、烟台、牛庄，南至汕头、淡水、基隆等6条航线上，跑的“飞龙”“飞鸟”“新汕头”等8艘轮船，是不是百感交集、心绪难平？不知道他当年在黄浦江上摇舢板为生时，有没有想到过自己竟有这样鸟枪换炮的一天？

更重要的是，他的视线，会不会随着轮船的远航，而拉得更远？

上海开始容不下叶澄衷那颗心了。

1896年，宋炜臣再次受叶澄衷的委派，到九省通衢的汉口去发展叶氏企业。

此时的宋炜臣，随着燮昌火柴公司地位的上升，早已经名声在外，成为上海滩新的年轻商贾。但在叶澄衷的扩张梦想之下，他要在汉口从零开始。

虽然在汉阳铁厂上，叶澄衷未能和张之洞达成合作，但这次宋炜臣一过去，就带着叶澄衷的具帖，参拜张之洞，并提出要在汉口创办几家大型企业。张之洞自然对此大力支持。在创办了汉口燮昌火柴厂（又称燮昌火柴二厂），以及开设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商号之后，宋炜臣又向张之洞呈递了一份中国人自己在汉口办电厂、自来水厂的报告。只是，市民对自来水加氯后有异味反响较大，传出了“吃自来水会烂肚肠”的谣言。宋氏在送水典礼上，拧开水龙头自己带头喝了第一杯自来水。还在江汉路一带，当众喝自来水给居民看，很快平息了谣传，从此汉口30万市民结束了食用长江浑浊水的历史。

对宋炜臣，张之洞曾有一句评价，就叫，有为之士。

受叶澄衷委派的还有慈溪人王铭槐。

前面说了，他是一门三代买办。

他原先是在叶澄衷的上海老顺记商号任司账，在商务学馆受教之后，被叶派到天津任分号经理。在天津，王铭槐通过同是老乡的严信厚，投靠到了李鸿章的门下。在甲午战争前为李鸿章购买鱼雷等军火，深得赏识，后由李鸿章推荐出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成为天津四大买办之首。

在清政府向道胜借债和收付款项时，趁机做行市，从中牟利，这些收入连同应得的佣金，使他发了一笔洋财。除此之外，他还在估衣街开设胜豫银号，大量购进租界内的地皮，盖建了一大批房屋，从事房地产的投机买卖。

可以说，他也是一个房地产投资的狂人，也不管实力跟不跟得上，资金能不能周转得灵，反正就一个心思地往里面砸钱。最后手头上紧张了，居然想出了挪用道胜银行银库的主意，监守自盗，竟成为天津的一大财主，在全盛时期财产总值约为白银250万两。这就跟徐润当年挪用招商局的款项有得一拼了。

说起他监守自盗，这跟银行方面的监督机制有缺有关。

“由于俄方人员只在周六查点银库，这给王铭槐提供了一个挪用现金的时间差。每周六后，他就令人将库金拉至他自己开设的银号放款生息，到下周五再拉回银库，以备查验。后来俄方干脆只是查验银库最上层箱子，而根本不查底层的箱子。于是王铭槐更加大胆，每次查验时只将上层箱子装满银子，下层只以空箱子充数。” (29)

当然，他落到的结果也跟徐润同样有得一拼。

正因为投资房地产的20万两白银没有及时收回，其弄虚作假、挪用银库巨款的事情终于在1901年败露，银行主管随即将其开除。这下他就尝到了什么叫悲惨的滋味，不仅买办当不成了，消息传出后，他的社会信用更是急速地动摇，他经营的几家钱庄、商号跟着纷纷倒闭，亏空达一百数十万两。

好在他手上还有不少房地产，但一时却无法变现。

在天津的宁波同乡也急了，怕这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到整个宁波帮的声誉及利益，最后他们集资相助，将所亏之款归清，始寝其事。

离开道胜银行的王铭槐，干脆一门心思地干起了军火生意。他投奔德商天津礼和洋行，当上买办兼沈阳礼和洋行买办。

国家不幸却是军火商之幸。

他又一次咸鱼翻身。

总而言之，王铭槐做了一辈子的买办，实现了依靠洋商和官僚发财致富的梦想，他的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继承了他的衣钵。其中，他的孙子王品南曾在1928年，与作家冯骥才的祖父也就是冯友苓，在天津法租界合创了天津福绿林中西大饭店。

除了以上两位，从叶澄衷手下走出去的还有，陈协中，后来到天津法商遐信洋行当买办；徐企生，后来到天津荷商某洋行当买办；周星北，后来成为天津著名建筑商；王予枋，后来到汉口德商美最时洋行当买办，又做宋炜臣做总经理的“汉镇既济水电公司”任协理；汪显杰，后来到汉口顺记号任经理……

甭管这些人最终是在叶澄衷的集团终老，还是跳槽到别的地方，但无一例外的，他们都是叶澄衷撒出去的种子。也是叶澄衷成就之所在。时人有言：“老顺记是洋行买办的摇篮。”这让叶澄衷像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老师。对这样的老师，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尊重。后世有人赞扬叶澄衷，没说别的，就是说他成功地培育出了一批宁波籍的同乡，让宁波帮在未来的发展上后继有人。

在老顺记这个摇篮里培育出来的学生，还有个人不得不说。

樊时勋。

此人曾在宁波做过花行秤手，后来被叶澄衷发掘。

1890年前后，叶澄衷曾受洋务派建立近代洋枪队和海军的启发，抓住发展新兴军事工业的机会，又在百老汇路武昌路口开设义昌成号，专营海陆军军装及五金、机械、军需物件，就让樊时勋来做经理。

也就是这个樊经理，给了叶澄衷一个教训，也可以说是一个启示。

樊经理不是等闲之辈，手段灵活，比起叶澄衷来，又善于结交官府，和李鸿章、盛宣怀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义昌成号一开张，他就建议叶澄衷吸收清政府海军官僚白某暗中入股。叶澄衷也就答应了。后来，白某就成了该号的匿名股东之一。为了能多分红利，白某也很积极地四处活动，让义昌成成了“海军供应部”，不仅上海的海军采购军服、军需品及五金器材非义昌成莫属，就是福建等地的海军部门也成了义昌成的铁杆客户。有一次，江南制造局的兵工部门要买一批“火不焚板（石棉制品可防火）”，这笔生意当然又是落入了义昌成的手中。义昌成直接从欧洲进口“火不焚板”，每磅折合银子约三钱余，但转手卖给江南制造局，每磅售价高达银子一两五钱。

大家自己算算，义昌成从中能赚多少？！

这事让叶澄衷感慨万千，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发展自己的事业，抵制外商的竞争，必要结交官场，提高自己的身份。即使钱赚得再多，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人微言轻，难以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获得一席之地。

于是，叶澄衷不惜白银两万，通过上海道关系，向清政府捐班，得了个观察使道台衔，戴红顶花翎。同时，樊时勋也捐班同知衔，戴明蓝顶子、蓝翎。在张謇后来以状元身份下海，在南通创办大通纱厂时，他所召集到的股东，就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还有就是樊时勋——他们中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当然，这是后话。

从此义昌成路通宦海，业务更盛，一时冠盖云集。当时，上海滩上的显赫人物，如岑春煊、熊希龄等人，经常成为叶澄衷的座上客。

至此，叶澄衷不但富甲一方，而且成为显贵。

是上海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一直被叶澄衷有所忽略的房地产投资，这时也犹如在叶澄衷头顶上一直盘旋打转的鸟儿，终于撑不住，扑棱棱地落在了他的怀里。

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叶澄衷涉足了房地产产业。

当时，上海一家钱庄，以某业主在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的400亩土地做抵押，贷出了4万两银子，双方签约押期到年底，我们也别管这业主需要这么多钱干啥，反正到了年底结账清算时，那人失约了。

这400亩土地自己没法赎回。

可这土地压在钱庄的手上也不是个事情，人家想赚的是钱，不是土地呀。再说，这4万两银子不还回来，钱庄的现金流就有断绝的危险，还让不让人过个好年哪？

没法，只好将土地拍卖。

问题又来了，现如今的苏州河北岸是寸土寸金，可那时候，却是荒凉得很，连鸟都不愿意去，更不要说人了。何况还要4万两银子。也不知道这钱庄当初放贷时是怎么估算的，大概是被人给骗贷了。这下钱庄老板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活该叶澄衷得到这个机会，前面说了，叶澄衷的五金业发祥地就在虹口的东大名路，地缘人缘两熟，加上以诚信扬名，不找他还能找谁？

钱庄老板赶紧就找上门来，希望叶澄衷发扬风格，把这块土地给吃下来。

叶澄衷也清楚，这地方算不上商贸区域，一派农村景象，能不能搞房地产，前景难料。他再乐于帮助人，但也不能把自己给套进去。听完钱庄老板喋喋不休的苦求之后，只说：“宽容我几天，我会给你一个回话的。”

这不是缓兵之计，而是需要时间调查研究。

当天，叶澄衷就去苏州河对岸租界的工部局，他想了解一下租界当局对苏州河北岸有什么计划。这可是生意场上的重要情报。根据工部局计划，他再做出下一步决策。说实话，叶澄衷有套取内幕消息之嫌。

在晤谈间，叶澄衷却没有直奔主题，而是以关心市政建设的口气，谈到苏州河南北交通不便，影响商业发展，工部局的头头果然入彀，毫不防备地说，原来计划要造一座桥，以架通苏州河南北，但因经费不足，定不下来，造在何处也未确定。一听到此话，叶澄衷正中下怀，他立马意识到，如果这座桥一旦造成，那苏州河北岸虹口的土地就会立刻增值，这正是一个难得的商机呀！于是他就坡下驴，说：“建桥好哇！这是一件造福民众的大好事情，岂可怠慢？如经费不足，我可略尽绵薄之力。”

问起工程款需多少。

答曰约6000两。

叶澄衷就说，我出2000两。

洋人自然也很高兴，连说OK！OK！

叶澄衷又问，造在何处。

洋人说听听他的意见。

叶澄衷便建议在某处造桥最宜。

至于为何最宜，叶澄衷肯定会给出很正面的说法，但他心里清楚，因为此处离那400亩地皮很近。

洋人不知道个中缘由，大喜之余，答应即可开工。

第二天，叶澄衷就以4万两银子的价格，将400亩地皮买进。

钱庄老板连称叶澄衷是“救命菩萨”。

办好土地过户手续之后，叶澄衷并不急于动那块土地，而是一心一意地协助工部局把那座桥先造起来。

这让叶澄衷又捎带着落下一桩美名，热心公益事业。

几个月之后，大桥终于修建完工。与此同时，虹口地域的地价也立即暴涨，叶澄衷原来以4万两购进的土地，一下子就成了100万两。

整整翻了25倍。

这样一来，他不仅疏财仗义，结好三方，又不花力气赚了大钱，可谓是“一箭三雕”。叶澄衷能将生意做到这个份上，只能说，绝了。 (30)

正是在这些地皮的基础上，叶澄衷开设了上海最早的华商房地产公司之一——树德房地产公司。不过，和现在的开发商靠卖房赚钱不同的是，树德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房子大多却是只租不卖，基本模式是：弄一块地皮，盖一片房子，把房租出去，回笼资金；再弄一块地皮，盖一片房子，再把房租出去，回笼资金。

就是这样，树德房地产公司再次成为了叶氏产业的盈利大户。

月收租金规银6000～8000两。

而这种只租不卖的模式也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叶澄衷的宁波老乡，上海滩日后的又一大富豪黄楚九，“1925年前后投身房地产开发，正在现在的宁波路一带斥巨资建起20多幢商住两用楼，底层租给商户开店，上面租给公司做写字楼，直到1930年才因为破产而被迫出售还债” (31) 。

为什么他们不走开发即出售的路子？

“个中原因有三：第一，时局多变，购房者纷纷有朝不保夕之感，花半生积蓄买一处产业，谁知道哪天会让轰炸机掀掉？与其买房，不如租房……

“第三，开发商只租不卖是中国传统……无论唐宋开发商还是明清开发商，身上都有浓厚的地主倾向：地主买了田地，出租给佃户常年收租；开发商盖了房子，出租给房客常年收租。地主不喜欢卖地，开发商不喜欢卖房……像这种同时存在于古代开发商与古代地主身上的只租不卖倾向，其实根源于儒家传统和宗族意识：

“儒家以守恒产为歌颂对象，而房屋和土地正是恒产；宗族以守祖业为歌颂对象，凡是上辈的产业，无论是源于祖传还是来自开发，都得守住，否则即为破家，要受到舆论的唾骂，有时候还会因为族人首告而锒铛入狱。直到民国时期，中国民间卖房，卖方还被叫作‘破方’，这个‘破’就是破家的意思。” (32)

如此说来，我们便能理解叶澄衷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谁也不想做破方，想必黄楚九将自己的房地产被迫出售还债时，的确很“被迫”，内心肯定充满着无比的煎熬。

我们也能想象，徐润在自己的房地产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时，是何等的悲凉。这份悲凉，在他晚年的自叙中，溢满纸页。

也许正因为这份悲凉时时地咬噬着他的心，促他奋起，此后他多次举债，试图东山再起，却屡战屡败，随后老母和妻子也相继病故，留下年仅8岁和6岁的一对儿女。年过半百之后，徐润又投入了采矿业。

跋山涉水，遍尝艰辛，最终成功翻身。

只是，他所服务和效力的大清帝国，却万劫不复。

比起徐润比起黄楚九，大清朝才是最大的“破方”。

不说跟西方列强签的各类不平等条约，充满着割地赔款的肮脏字眼，就连没有在正式文件中被割让出去的澳门，也被葡萄牙人霸占，造成了事实上的“婚姻”。

从1845年11月20日开始，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就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除容许外国商船停泊进行贸易活动外，更拒绝向清政府缴纳地租银。进入1849年之后，澳门总督的权力更是急剧扩大，统治权从葡萄牙居民扩大到华籍居民。最后，时任总督亚马留悍然将清朝官员赶出澳门，并捣毁清朝海关。

到了1887年，清政府不得不与葡萄牙先后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和好通商条约》，条约列明：“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不过为避免主权彻底丧失，清政府保留了将澳门让与他国的权利，葡萄牙若想将澳门让与他国，必须经过中国同意。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为什么澳门被叫作Macau？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当第一批葡萄牙人在明朝时抵澳，询问居民当地的名称，居民误以为指庙宇，答称“妈阁”。

葡萄牙人以其音而译成“Macau”，成为澳门葡文名称的由来。

所以，当我们知道澳门被霸占的经历和时间，就知道澳门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上，是遥遥领先的。当然，没有人认为这是光荣。

不过，它如同上海开埠一样，客观上也造就了澳门的繁荣，建立了澳门的国际秩序，同时，也深刻影响到了其周边的香山和广州等城市。

至于香山，其管辖范围包括现在的中山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部。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一度会出现“中国买办看广州，广州买办看香山”这一局面，就连买办一词都来源于葡萄牙语的音译。

只是，脚踏香港，手捏澳门，眼睛盯着各大通商口岸的西方列强，却永远没有吃饱喝足的时候。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他们瓜分中国的步伐更加肆无忌惮。

也就在叶澄衷和严信厚、朱葆三成立中国通商银行的这一年，中国人的高兴劲儿还没维持几个月，就听见德国人在十月份强占胶州湾。

德国人借口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悍然将军舰再次开到了中国的门口。被西方列强打得有点神经过敏的清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山东巡抚李秉衡、巨野知县许廷瑞革职，赔偿教堂损失，代建德国教堂3处，逮捕群众9名入狱，其中处死2人，判徒刑2人，同时谕令各省地方官切实保护教堂、教士。

与此同时，对东北觊觎已久的俄国人紧随德国人的屁股，抢占了大连和旅顺口；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并提出协议租借香港对面的新界99年，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使福建成为势力范围；法国划中国西南为势力范围，同时阻占了广州湾……

这引发了中国士大夫心头最大的痛。

“保种保教成了这一年知识圈最流行的词汇。同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大批‘维新志士’云集湖南——传统的说法是：这些‘维新志士’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在湖南掀起了一波维新变法的高潮，史称‘湖南新政’。” (33)

与此同时，十年前就上书光绪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开始了第五次上书，在陈述了民族危机严重性的同时，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并警告说，如果再不变法图强，“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也就在这一年，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提出了开经济特科的主意。所谓经济特科，类似于“博学鸿词”，是一种特科考试，本意是要选拔一些懂点西学或者治国强兵非常之术的人才。“这里，‘经济’的概念，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种，‘经国济世’的意思，非后来从日本转口的‘经济’（economic），但已经开始有点接近了。可是，经济特科的提议，由于维新变法命太短，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胎死腹中……” (34)

四明公所

这里的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的戊戌变法。

北京的政坛风云变幻，诡秘波谲。

国际化的上海，同样也安宁不到哪里。

就在戊戌变法前一个月，厄运又光临到了在上海的宁波人头上。

因为法国人对四明公所，再一次蠢蠢欲动了。

1898年5月，从工部局中早已经脱离出来“单干”的法租界公董局背弃前约，以修造学校、建造医院为由，打算强行征收四明公所的地产。

过了这么多年，这些地产不知又升值了多少。

这是他们第二次对四明公所动手了。

早在上海开埠时，他们就对四明公所不纳税课，有损他们的利益，以及四明公所的那些义冢有碍卫生很是心怀不满，表示将不惜任何代价消灭这些坟墓，并拟在义冢上开筑宁波路和西贡路，但在宁波人群起反对之下，只好暂停。到了1873年，他们再次以卫生理由，强行动工筑路。这一次，他们动真格的了。

严信厚此时也是公所的董事，在接到法租界的公函之后，他和方氏族人方继善一起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致函反对。

大批市民特别是旅沪宁波同乡，也聚集到公所周围进行声援，并向法租界路政管理所工程师佩斯布瓦提出抗议。

出身贵族一贯歧视华人的佩斯布瓦，竟然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1人。

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租界公董局，又群起捣毁了法、意、挪威等外国人住宅数所，公董局也随即招来租界巡警和法国水兵前来镇压，又有6名市民被枪杀，20多人受伤。

此即为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

此后双方交涉不断，直到1878年，上海道台褚兰生才和法国驻沪总领事李梅订立《四明公所协议单》。

规定法租界承认四明公所地产为公所产业，保证以后不以任何方式闯入或破坏其产业——看上去宁波人获得了胜利，虽然是迟来的胜利，但接下来的规定却又开始让人气短。

上面说，中国政府一次性补偿37000银两作为冲突中受损失的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侨民的补偿，法国驻沪总领事自愿从上述补偿款提出7000银两作为冲突中死难中国人的抚恤金。

死了那么多的中国人，得到的补偿，还不如中国人赔偿对方的多。

更糟糕的是，那个迟来的胜利，20年后又失效了。

7月15日，法国驻沪总领事更是向上海道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四明公所交出产权。四明公所董事会当即召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严信厚、朱葆三，以及日后宁波旅沪同乡会首任会长沈仲礼，当然少不了叶澄衷。

他们在中国通商银行一事上紧密合作之后，又一次团结在了一起。

严信厚首先介绍了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上海道台的情况，说上海道台已明确答复法国人的通牒尽是无稽之谈，不予理睬，公所应立即采取行动，并派人与他们交涉——可以看出，无力约束法国人行为的清政府，连和事佬都不敢做，只能将皮球踢还给了公所，而对他们，只是进行了口头上的道义支持。

面对法国人的步步紧逼，“有人提出好汉不吃眼前亏，因为硬顶也未必顶得过去，有道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另外有人提出，不如高价兜售地产，敲他法人一个竹杠。还有人说，事隔不过20年，法国佬再次找碴儿，肯定要比上次下的赌注还大，我等当小心为是云云。今天的这些发言，全都是长法国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持妥协意见的人占了多数。另有一些不肯妥协的，则又苦于无万全之策，不住地唉声叹气，士气低落” (35) 。叶澄衷怒了，拍案而起，未曾说话，人先激动得颤抖起来：

“诸位董事，今法人强行征用之地，乃我义冢之所，岂可拱手让人抑或抬价出售？我辈董事若屈服于法人淫威，出卖义冢之地，不但愧对我所有宁波同乡，将来亦无脸赴黄泉见先逝之亲朋好友。诚然，我等乃甬人，自应倡导代表甬人之利益，但我等更是中国人，更应倡导代表中国人之利益。我辈任重而道远，岂可在洋人的恫吓面前低头？小人死于利，君子亡于义，大丈夫视死如归，有何惧哉？”

不过，细细算来，叶澄衷虽然挺身而出，但他也60岁上下了，严信厚就更不用说。朱葆三最小，但也差不多50岁了。让他们三人在幕后运筹帷幄还可以，但带领公所在一线冲锋陷阵，心有余也力不足了。怎么办？那就得重新找人。

经过公所的讨论，有两个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冒了出来。

一个就是沈洪赉。

另一个则为虞洽卿。其时他在会议上充当书记员。

沈洪赉，慈溪人，早年到上海学烹西餐，后从事洗衣业，组织长生会。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长生会。清朝时在上海各行各业都有会，比如渔业有同善会、酒业有济安会、木作业有年庆会。沈洪赉以华人无合群力，事事受辱于西洋人，于是集上海为西洋人干活的中国人为长生会，长生会内部以处理丧葬事，赈济鳏寡孤独为公益。《四明公所大事记》记载：此后各业各帮在长生会的影响下都隶于四明公所，合旅沪的宁波人成为一个绝大的团体。沈洪赉在宁波帮中的号召力很大。” (36)

可以说，沈洪赉是当时的工人运动领袖。

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上海的厨师、保姆、洗衣工纷纷被发动起来。

虞洽卿，名和德，早年到上海当学徒，因为帮助他人，得以进入买办行列。1894年后，先后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两年前，他又花钱捐了花翎二品顶戴江苏试用道，在上海商界也开始崭露头角。

在接受了公所的任务后，他和沈洪赉带上公所的商定书面意见，以及20年前的《四明公所协议单》，前往法国驻沪总领馆。

这协议单可是白纸黑字，白藻泰想赖也赖不掉吧？

没料到，法国人也非常擅长耍滑头。在应付了虞洽卿和沈洪赉之后，白藻泰转过身就调集法舰水兵。

16日凌晨，这些法国水兵冲入公所，荷枪实弹，对公所的全部交通要道实行戒严。不久，白藻泰更是亲临现场，指挥拆迁。冲突中，法国军警再次向人群开枪，2名工人当场死亡，10余人受伤。沈洪赉只好下令撤退。

四明公所董事紧急会议在严信厚寓所召开，众董事们一致提议，除了要向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提出严正交涉外，并电致清政府照会法国公使，进行交涉。但法国人对此毫无让步的表示，反而敦促水兵连夜刨挖四明公所内的坟茔。

白藻泰还带来了两尊大炮。

让人不禁悲从心来，这些洋人在中国真是为所欲为，拆中国人的东西，还杀中国人的人。中国人，真的就那么卑贱吗？

覆巢之下无完卵。

然而淋漓的鲜血，更让“甬商众志独成城”。

他们选择用罢工、罢市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

翌日，不仅法租界以及公共租界宁波人开设的商店首先罢市，上海市民也群起声援。后来，凡替法籍侨民及法国在沪机关服务的全体宁波人均罢工，轮船中甬籍水手全体上岸。反正就是洗衣工不洗衣了，做菜的厨师不做菜了……英国《字林西报》报道：“本埠商界顿时大乱特乱。”美国总领事古得也惊呼：“上海约有三分之二的商店关门，全部中国钱庄停止营业，贸易陷于停顿，驰沪各航轮无法装卸货物，没有一家洗衣作坊开张营业，马路上只有为数极少的东洋车和马车。”从这些描述当中，也可以看出宁波人在上海所占比例，怪不得有语云，无宁不成市。

英国人急了美国人急了德国人急了，纷纷指责法国人玩过火了，法国人倒是挺能扛得住，依旧不理不睬。这个时候，白藻泰却后院起火了，因为家里的保姆也罢工了，他老婆逮住他就是好一通埋怨。

为了继续与他们抗争，沈洪赉率领洗衣工及其家属采用游击方式，不时向法国人扔石块、砸砖头、打碎路灯，堵塞法国人住宅的水道阴沟，法租界一时垃圾遍地，夜晚漆黑一片。但是，因为罢市，沈洪赉长生会里的千余名劳工正面临着断粮断炊的威胁。再加上公所的积蓄有限，虞洽卿建议，将存放的200口棺材卖掉以解燃眉之急。

同时，他领头率宁波帮工商人士捐款。

“相关部门”终于现身了。

因为白藻泰一看，凭自己的力量似乎平息不了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以华治华的计谋，一个电话，打到上海道台那里。

此时的上海道台为蔡钧。

如果没有这通电话，他还继续踢皮球，可是现在人家找上门来，皮球再也踢不成了。不帮法国人吧，连慈禧太后都不敢惹他们，自己又怎么能惹得起？

“事情处理不好，一旦两国开衅，官帽就不保。但是宁波人罢工局面如此之大。况且理在于民，不在于洋人，事情真难办哪。

“考虑再三，先去劝解，迫使宁波帮做出让步。

“如果不行，再把宁波帮的领头人们抓起来。罢工的人毕竟是要吃饭，看能罢多久。到后来还不是要回去干活？

“宁波帮会议室，官兵到处，沈洪赉挺身而出，这个直来直去的人，不顾虞洽卿在一边的暗示。直言上海道台取媚外国人，上海道台厚下脸皮劝说沈洪赉等对法国人做出一些让步。沈洪赉坚持不让，侃侃陈词，又是一番真刀真枪的对话，据记载后来这一番话不但让道台大人身边的官兵们感动不已，而且还让那个道台发现了民族大义等等。结果没有将沈洪赉等人抓走，而是带人离去了。” (37)

沈洪赉说了什么呢，在蔡钧召集四明公所董事会所开的会议上，蔡钧为了平息事端，要求四明公所下令开业。沈洪赉作为工人代表当堂抚颈，表示“吾头可断，吾公所地不可让”。在座诸人闻之无不动容。

后人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说公所之得以保全，长生会之力居多，并称其为义士。后来，沈洪赉在四明公所经理一任上，更是大力整顿公所事务，并对组织结构进行改造更新，出力甚多，并且奉公无私，“虽竹头木屑亦集资归公用”，81岁亡故，却“身后萧然无余蓄”。所以在他去世后，四明公所专为他立一石碑，以志其功。

正是在沈洪赉视死如归之下，“于是事态继续发展。法国人之间内部的争议越来越大，也许当时的法国人自以为是文明国家，对白藻泰‘不文明行为’造成恶果表示厌烦。又因为在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中与四明公所有过永不侵占公所地产的约定。法国人竟然答应不再强占四明公所” (38) 。

21日，四明公所向全市发出数千张传单，宣布罢市结束。此事，从发难到解决，历时长达半年。现在看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对抗外国势力的第一次政治罢工，也显示了宁波旅沪同乡的团结力量。

在中法双方达成的四项协议中，法国人再次重申保证永不侵犯四明公所，然而，四明公所坟地不得掩埋新尸或停柩，旧坟陆续起运回籍；四明公所土地上可以开筑交通所需要的道路。更重要的是第一条，由上海道台划出周泾（今西藏南路）以西、打铁浜以东的地产作为法租界的新界。可以看出，四明公所虽然保住了，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法租界还是实现了扩张的目的。

法租界宁波路的开筑终于名正言顺。

日后，法租界更是顺着宁波路，一路向西。

于是又有了今天的淮海中路。

至于被枪杀的冤魂，更是没地方申诉。

叶澄衷差点也没等到自己来年的六十大寿。

“就在事件之后，他对待洋人的态度，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出席洋人举办的社交聚会，也不亲自与洋行或外国银行打交道。这个多事的国度让每个商人都承受了抹不去的酸楚。” (39) 只是，洋人却没放过他。

因为叶澄衷力挺与法租界决一死战，法租界对其怀恨在心，把他当作了这次罢工罢市的“幕后头头”，认为只有除掉他，事态才能平息。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也是旧上海三大亨之首的黄金荣，自1892年被法巡捕房录取为三等华捕，此时已经为法租界服务了六七年。虽然祖籍也在今天的宁波余姚，但为了表示对法国主子的忠诚，也是为了捞取升职资本，他还是和数十名包打听一起，到处打听叶澄衷的行踪，准备暗中下手。不过由于消息外露，激起群众更大义愤的同时，暗杀只好不了了之。

这一年的虞洽卿31岁，虽然小有成就，但在严信厚、叶澄衷等人面前，还是小字辈。不过其“正当盛年，血气方刚，加上他胆魄大，有毅力，虽不是主要谈判者，但在内部运筹策划，为沈洪赉出主意，效奔走，颇为得力” (40) 。

他认为，对付法国人，坚持罢工、罢市是最好手段。

不得不说，当四明公所被占之后，严信厚等老一辈董事也有些畏难，开始萌生退意。上海知名大报《申报》登载有关四明公所案的新闻时，就对此有所批评。虞洽卿却态度坚决，“认为事犹可为，不稍畏惧”。

“对沈洪赉说，‘只须工商做我后盾，不怕法国人横蛮到底’。后来他谈到斗争成功的原因时说：‘同乡会多衣冠中人，诸事难办（指有些人半途泄气）；四明公所皆短打朋友，忠厚多义（指斗争性坚强）。’又说：‘这不是运气，乃是民气压倒洋气。’” (41)

可以说，这次的胜利也是虞洽卿的胜利。

虞洽卿借此脱颖而出，终于上位。

赤脚财神虞洽卿

一开始，虞洽卿是以一个赤脚的形象，闯进上海的历史的。

他也是地道的草根。

虞洽卿

1867年，他出生在慈溪龙山镇山下村的农民之家，乳名叫瑞岳，后来大号和德，洽卿是他的字。所以，当他在上海商界声名鹊起之后，时人皆称“阿德哥”。

又因为龙山位于宁波的“三北”之地，也就是镇海之北、慈溪之北以及余姚之北，濒临杭州湾的南端延长线，所以时人又常称“宁波虞洽卿”或“三北虞洽卿”。

这一年，离叶澄衷创业已经过去很久了，就算朱葆三，也当上吃食五金店总账房兼营业主任了……但诸多宁波人的人生剧情依旧未曾更新，上天都懒得多添几句，顶多就是埋了个伏笔。

和叶澄衷、朱葆三一样，虞洽卿在7岁时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这个父亲，给了他最初的商业启蒙。

当荒凉的小镇上多数人家靠耕田种地养家糊口，虞洽卿的父亲却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由于独家经营，加之勤劳肯干，为人和气，小店的生意非常兴隆。但父亲不久就一病不起，家境也随之急转直下。他只得与母亲方氏、姐姐，还有个3岁弟弟相依为命，小小年纪，就在海涂拾蛤蜊、泥螺等补贴家用。儿子的书是读不上了，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又多，当地的一些痞子经常趁机寻衅滋事，欺负他们母子，方氏只好以泪洗面，但却坚强支撑，“虞母为人勤劳厚道，颇明事理。据说，当时龙山有个叫虞润富的，在乡间建造了一所大屋，引起乡人羡慕。虞母对年幼的儿子说：‘你大了如果发了财，应该对家乡做点有实惠的事情，不要专为自己享受。’” (42)

有母如此，实是虞洽卿的幸福。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

在长达79年的生命里，出现于虞洽卿身边的女人可谓数不胜数。

可以说他是非常喜欢接近女人的男人。

但也只有这样一个女人，才是他最为永恒的纪念和骄傲。

应该说，宁波帮在上海的成功，也是无数个这样的女人的功劳，叶澄衷的母亲是，朱葆三的母亲也是。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予这些女人以应有的评价，不是只字不提，就是匆匆数笔，将她们湮没于浩如烟海的文字之中，连个背影都不曾露见。

在这里，有必要对这个女人多加点笔墨。

也是对宁波帮背后的那些女人们以缅怀和尊崇。

“这是一个在浙东方马村的颓壁残垣间站起来的女子。她出身贫寒，相貌平平。粗糙暗淡又加上点点雀斑的脸，使她在江南秀气美丽的众多女子中如鸡立鹤群。然而生在骨子里的智慧却让她通过计谋获取了相对美满的婚姻。在女大当嫁的年岁里，她如意地嫁给了山下村的那个心仪已久的聪明人虞裁缝。” (43)

丈夫的早逝，并没有击垮这位坚强的女子。她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两个孩子身上。也正是在这位中国式母亲的眷顾和庇护下，虞洽卿出落成了一个聪明懂事、孝顺勤劳的孩子。

“看着儿子在风雨里长高，方氏极想让儿子去私塾念书。无奈家境贫寒至极，地痞流氓长期欺压，靠她替人缝补赚来的一点小钱，连吃饱穿暖都不够，怎么可能让儿子读到书呢？等到虞洽卿11岁时，儿子还没有上私塾读书。方氏知道，错过这一时，就是错过一生，儿子将成为目不识丁的人。而一个连字都不识的人，是不可能出人头地的。于是，一咬牙，她恳求同族塾师虞世民，在雨天不干活时，免费收他跟读。” (44)

这种读书模式，就叫读“雨书”，是三北贫苦人家执意求学的创举。让这位女人欣慰的是，虞世民看虞洽卿聪明懂事、待人接物也非同一般，认为此小孩将来必成大器，自然也就答应下来。也就是读“雨书”这点资本，为虞洽卿后来在上海叱咤风云打下基础。虞洽卿发迹后，知恩图报，敬虞世民老师为上宾，使之安度晚年。

“虞洽卿15岁了，出落成了一个翩翩少年，但裤腿里挂满了补丁，棉袄上破絮飘飞，腊月里赤脚下地，没一双鞋穿。公子王孙们摇着扇子，纷纷笑话虞洽卿的穷酸。笑话变成了剪刀，直剪得方氏心窝发痛。总不能让聪明乖巧的儿子在偏僻落后的山下村穷苦一辈子吧。唯有把儿子送到大城市里，让他在惊涛骇浪中经受考验，获取宝贵而先进的经商经验，丰厚人生的履历，才能让儿子由小鱼儿成长为劈波斩浪的大鱼。方氏又咬咬牙，托族人把儿子带到了上海的瑞康颜料行当学徒。临行前，方氏给儿子做了生平第一双布鞋。” (45)

这双鞋，不知道寄托了这位母亲多少的感情。

孩子要去大上海了，家里再穷，也得让他穿得像样子。

昏暗的灯光下，方氏不计白日的辛劳，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当虞洽卿穿上后，这位善良的母亲都快哭了。

到上海后，“在花花世界般的十里洋场，虞洽卿深深感受到了国际化大都市里才有的机会、挑战和刺激。他牢记母亲‘勤快节俭，出人头地’的叮咛，在老板手下干得机巧卖力……在人生道路崎岖坎坷时，时刻想着母亲的叮咛；在商界海阔天空后，不断思考如何感恩母亲。这就是虞洽卿。发迹后，对站在背后，生他、养他、送他、爱他的母亲，他始终抱着极大的孝心。

“有一次回到浙江龙山的山下村，他替母亲建起了气派豪华、中西合璧的建筑‘天叙堂’，希望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能安享晚年。并问母亲有什么心愿。这位看似平凡的母亲，却说出了一番落地有声的话：你在外面发达后，应想到回报桑梓，造福乡民。我提三个愿望——在龙山造铁路，开码头，办学校。虞洽卿听后，立刻应允。

“从此，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东海边的小渔村，就有了铁路和轮埠码头，村里的孩子们全部免费进入山下小学就读。虞洽卿的女儿亲自担任校长。为了鼓励孩子们读书，山下小学还对每个来读书的学生提供奖励和经济补贴。送孩子读书，竟成了村里那些贫困家庭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一种途径。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母亲在虞洽卿眼里，已不是停留在孟郊笔下为游子缝补衣服的层次上了。她能够在看似无情的举动中投入长远深厚的目光，在荣耀之后看到淡泊与宁静的归向，在富贵之中透视乡民的整体利益和未来意义。

“虞洽卿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乃至老年的一次次超凡脱俗的成熟，与始终站在背后的母亲的调教和指引是分不开的。方氏作为一个母亲，不仅仅是停留在为儿子进行的物质操劳，而是升华为精神的引渡和理性的超拔上了。她从闭塞的小村庄里走出来，却能拨开落后的思想雾霭，为将来儿子的大有作为奠定磨砺的基石。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天下为人母者，是否能从方氏身上，看到穿越山下村的那道教子育女的神秘的光亮？母爱，需经过发酵，才能真正起到刻骨铭心的教育作用，发酵的过程，就是不要一味庇护儿女，而要让儿女经受必要的挫折、苦难和打击的历练。” (46)

这些文字，来自后人的博文。这些女人没有写进正统的历史，但被写进民间的博文，何尝不是一种人心的追认？看作者的自叙是——职业：落魄教师，年龄：老太婆，位置：中国，宁波，伏龙山——看得出，应该是虞洽卿的老乡，女的。大段大段的引用，不做过多的删改，只能说，这些文字，拨动了我们的心弦，也许，她真的很懂方氏。

或者这样说，她真的很懂女人，她真的很懂做母亲的女人。

方氏万古。伟大的母亲万古。

虞洽卿是在1881年到上海的。

这一年，他15岁。

方氏托了她的同族虞鹏九，请他把自己的儿子带到上海。

和虞洽卿同行的，还有一位。

原定的计划是，这位去望平街茅家弄瑞康颜料号，虞洽卿进南市大王庙某钱庄。这对他来说，显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怀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虞洽卿坐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走的是甬沪线。此时，官办招商局以及太古公司的“北京轮”已经在这条线上跑了很久了。只是这些轮船的船长、大副、稽查等均由洋人充任，他们态度傲慢、歧视华客、仗势欺人，查票时对拥挤在统舱里的旅客横冲直撞，任意谩骂，想必这很深刻地印在了刚出远门的虞洽卿的脑海之内，尤其是其日后往返家乡与上海时，也亲尝过这种非人待遇，“一举”促成了他创办宁绍轮船公司。

乱糟的世事，在他刚踏上上海之后，又忙不迭地给了他一次教训。

虞鹏九居然安排他去颜料号，同行的那位则是去钱庄。

难道是安排错了吗？“虞洽卿急忙问：‘鹏九叔，听我娘讲，不是让我到南市小钱庄的吗？’虞鹏九一愣，随即支支吾吾地说：‘啊……不，你娘听错了，你是到瑞康号的。’虞洽卿心里一动。他猛地想起，从家乡临出发他母亲为他整理衣衫时，他瞥见那一个学徒的母亲塞给虞鹏九一块银圆，并且小声说了几句什么。他当时没在意，现在一看自己被掉了包，马上知道那块银圆奏了效。” (47)

刚一出门，虞洽卿便被上了一课。

只是他没有计较太多，反正去哪里当学徒都是学东西，既然被安排去颜料号，那就去颜料号呗。

老天却又过来凑热闹。

在去瑞康的路上，下起了雨，虞洽卿舍不得将母亲的新鞋给弄脏，就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上，赤脚进店。却没料到店里的地面同样湿滑，加上乡下孩子初到大码头，不免心慌意乱，一进门，虞洽卿就脚上一滑，狠狠地跌了一跤。

那样子说不好看也好看，手脚朝天，活像是一个“元宝”。这让虞洽卿都觉得晦气，第一天就摔了一跤，多不吉利！

他很担心这家老板因此对自己印象不好。

很意外的是，老板奚润如见了，不但没有责怪，反而满面笑容地把他拉起来。

“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他，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好，好！看来，我们瑞康号真的要发财了。’老板停了停，接着说：‘你们晓得为什么吗？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赤脚财神光临我们瑞康号。你们看，这个新来的小学徒，打着赤脚走进店堂，他长得天庭饱满、地角丰隆、长面阔嘴，一派富贵之相。极巧的是，他与我梦中的赤脚财神长相极似。你们再看他刚才跌跤的姿势，手脚朝天，屁股着地，不是活脱脱的一个金元宝吗？好，好，太好了！’” (48)

你很难说奚润如真的就梦见了赤脚财神光临自己的瑞康号，有可能是他编了这么一个故事，来解一下虞洽卿摔跤所带来的晦气。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迷信。但现实却给了奚润如一个意外的补偿，虞洽卿的到来，真的是元宝滚进了门。

“瑞康是一家小店，只有两个伙计，虞洽卿进去后，因为人生得长大，样子还摆得出，除做学徒应做的例行杂务外，也叫他跟同伙出外去当跑街。在虞洽卿进店这一年，瑞康桩桩生意称心如意，竟赚了两万多两银子，为资本额800两银子的25倍。全店皆大欢喜，就都说虞洽卿真是‘赤脚财神’。当年年终给学徒发‘鞋袜钱’，按例是全年12元，奚老板钟意虞洽卿，特别增加，发给他40元之多。‘赤脚财神’的故事，当虞洽卿在世时，别人谈起此事，他绝不否认。” (49)

所谓跑街，就是当下的业务员，或者说销售员。都是最下层的一线员工。注定要风里来雨里去，超级辛苦。但也最能锻炼人。不能说虞洽卿被掉包进了颜料行，纯粹就是一件利人不利己的坏事。

一方面，有这么一段经历，也是对虞洽卿的历练，更重要的是，他从跑街当中，认识了好多人脉资源。有上面的，比如说叶澄衷、朱葆三，这对他日后的发家，有着重要的帮助。当然还有下面的，比如他在四明会所第二次血案中所依赖的“短打朋友”，没有他们的强力支援，罢工罢市想都不用想。

也就在跑街过程中，虞洽卿发现谈生意，英文必不可少，尤其瑞康的颜料又大多是外国进口的，其品种、性能、价格的介绍，都要夹进几句英语，这让只读过几天雨书的虞洽卿很有紧迫感，最后白天做店务，晚上主动进夜校学外语。经数年用功，居然也可以同洋人会话，有时还陪着洋人去逛逛街，买买土产，据说他的洋泾浜英文达到了“露天通译”的水平。除此外，他还学会了德语、俄语、法语，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在四明会所第二次血案中，承担与洋人对话的重任。

不得不佩服虞洽卿的好学精神。

说起来，虞洽卿“读书不多，然而到40岁，却能下笔成文，电报、公文、公函均能起草，问其原因说是得益于新闻报刊，自学而成才……虞洽卿对‘读报可以学文化’之说有独到之经验，他曾对人说：‘吾幼年失学，要是没有报纸的话，则一辈子只识几个字，没有进步了。报纸的好处，就是文字浅显畅晓，不像书本上所载的文章，艰深难懂，只识几个眼头字的人，便可看报，便只知道世界大事，灌输一切知识。一般人，以为办学校要紧，我却以为办报纸和办学校一样要紧。你看社会上四五十岁以上的小商人，他的童年读过一本《百家姓》、一本《三字经》，识字不多，啥也不懂得，但是后来居然会谈国事、会写书信，这分明是他们每天看报纸得到的成绩。’他又说，有人办成人学校，我说不如办通俗报纸，让这些年幼失学之人，随时随地可以自修，成效比办学校更好。虞洽卿认为，报纸是我们成人自学的教科书。这是虞洽卿少壮时勤学苦练自修成功的经验之谈” (50) 。

正因为如此，虞洽卿对报人也倍加尊敬和爱护，一生多次保护报人，他甚至出钱购进《申报》，一度被选为《申报》馆董事长。他理想中的报纸，要“以报养报”，决不做政客的附庸和斗争的工具。可以看出，尽管并非报人，但对办报颇有真知灼见。

当然，这都是后话。

正是在外语上的优势，以及看报的习惯，让他很容易得到某些很有用的信息，而且往往能抢先其他同行一步。

也就在他于瑞康干到五六年的头上，他获悉德商安德鲁开设的鲁麟洋行那里有一批有问题的颜料，要送到公正行贱价拍卖。

这些颜料是因为从国外海运上海的时候，被海水打湿过，外表上看来，颜料箱生了锈，的确像是有问题。这就不得让人说句题外话，那个年代虽然说起来很黑暗，但人与人之间做生意，都是讲信誉的。货物一旦出现了问题，肯定要被处理掉，哪里像现在，货物有了更大的问题，也会卖到你的手上。

虞洽卿心细，他一一查看之后，亲自找上安德鲁，想以原价两折将这批货吃下来。因为他发现，这些颜料除了桶皮生锈之外，一点也没受潮。也就是说，质量没啥问题。安德鲁为了省却麻烦，同意这些颜料交给瑞康处理，当然条件是瑞康全部吃进。问题是，这批颜料数目不少，两百来桶，虽然只有两折，加起来却有5000两银子，小小的瑞康也承受不了。但不甘心错过机会的虞洽卿，努力说服奚润如。他知道这样有风险，但是，他也听说过自己的老乡叶澄衷独家销售美孚公司的火油一事，叶澄衷难道就不懂得这里有风险吗？这世间的事情，有利就有害，有害也有利，越是别人觉得有风险不敢做的事情，获取的利润就越多。所以对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光看到它的风险，关键得看自己能不能趋利避害。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瑞康什么时候才能做大呀？

奚润如被说服了，但是钱呢？

虞洽卿就说借，找严信厚的源丰润去贷款，找汇丰银行去贷款，或者找别人去借，总而言之，一定得把这个机会抓住。

至于贷款需要抵押，没关系，把瑞康抵押了就是。

奚润如吓了一跳。

他不仅怕这样不体面，而且很怕传出去，会让别人怀疑自己信誉有问题。

虞洽卿却说，“人家给我们贷款，我们给东西抵押，双方你来我往，只要贷、押合理，没有什么妨碍体面的。这一点，中国人就不如外国人来得纯粹，听说去外国银行贷款，只要你有抵押，有保人签字盖章，什么人都可以贷到钱。很多外国人做生意，就是靠抵押、贷款、赚钱，再抵押、再贷款、再赚钱发财的。为了一张虚面子，中国人往往耽误很多事情” (51) 。这让奚润如不禁感叹，虞洽卿来上海才几年，思维就转变得这么快。

也正因为虞洽卿的坚持，瑞康最终拿下了鲁麟洋行这批颜料。运回之后，虞洽卿没有急于出手，而是发动全店员工，用砂皮将桶上的绣迹擦掉，并贴上新的商标，以高端颜料价出售，瑞康在这桩生意上大赚了一笔。

虞洽卿“赤脚财神”一说，就此坐实。

也就在这一年的年终，虞洽卿从奚润如那里得到的再也不是惯常的40两银子，而是一张1000两的银票。但这只是开始。日后，奚润如又是加薪，又是给他两股股份，把他真当成了财神给供了起来，生怕他被人抢走。

不过这笔生意最终能做成，虞洽卿还得感谢一个人。

他的老乡，叶澄衷。

撞车做生意，妙哉生意经

比虞洽卿大个小30岁的叶澄衷，是前者的偶像。

叶澄衷的发迹史令虞洽卿痴迷。

虞洽卿经常拿他给自己励志，常常想，这个在黄浦江的风浪里出没的少年，来到上海滩时比自己还小两岁，他能够成为上海滩的五金大王，我虞洽卿为什么就不行？甚至虞洽卿还发散思维，做起了这样的联想，他能碰到一个带着褐色皮包的洋行大班，而且把褐色皮包遗忘在他的船上，给他带来了机遇，我虞洽卿不会有这样的机遇？

说不准，叶澄衷就是他的机遇。

就在虞洽卿一门心思想拿下鲁麟洋行那几百桶被海水弄锈铁皮的颜料而考虑借款时，他第一个就想到了自己这位偶像。

此时的叶澄衷，早已把五金商店分号开到长江及沿海各通商大埠，也就是说，在他手上，有非常好的渠道资源。

虞洽卿想，如果直接找他借钱，他不一定能答应。虽然他很乐于助人，但在上海的宁波同乡越来越多，如果一个个地帮过去，还不累死。再说，自己还只是一个小跑街，他也未必能看上。虞洽卿又转念一想，如果不直接借钱，而是说动他成为自己的经销商呢？这倒是个好主意。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这么多桶颜料的出路问题，而且也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利润，这样，岂不是能形成双赢吗？如果他一高兴，当场就多给点定金，这样鲁麟洋行的货款不也就容易解决了吗？

叶澄衷此时正在他的老顺记账房里。账房分为内外两间，内是叶澄衷处理账目的地方，外则坐着秘书。这个账房，由于时间久远，比起他手下其他产业，显得有些破旧和简陋，除了四壁不断增加的账本，没有什么变化。但就是这个地方，日后却不时进出一些大商号的负责人或领导干部，包括为江南制造总局和多家船厂供应钢铁、煤炭的可炽顺记，数十家五金行，华纶丝厂，燮昌火柴厂……

当然少不了中国通商银行。

如果到了年关，他们会纷纷过来报自家的“红账”的。

1897年，经过老顺记总账房的结算，这些商号的总利润就有30万两白银。

叶澄衷的财产可谓惊人。

在虞洽卿眼里，这块破旧的账房，就是传奇之地。

然而，对他的提议，叶澄衷断然拒绝了，很不客气地告诉自己这个“粉丝”，自己虽然有庞大的销售网络，但颜料和五金属于两个行当，难以搭配销售。也就是说，它们针对的客户群是不一样的。所有合作也不是可能的。

虞洽卿却没有气馁，他并不会因为这一次失败，就断了“追求”偶像的心。

谁说下一次就没有合作的可能呢？

这一天，他又站了账房的外间。

在他的请求下，秘书把他的片子，送到了叶澄衷的手上。

这让叶澄衷有些恼火，怎么又是这个小子？

一怒之下，居然将名片撕成两半，扔给了秘书。很快，叶澄衷就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后悔之余，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鹰洋，说要买他这张名片。

秘书只好把撕坏的名片和鹰洋一起递给在外等候的他。

他倒是安慰起这位哥们儿，好事多磨，别灰心。

说完，“他随即又掏出一张名片，高声说：‘请你跟叶董事长说，一块鹰洋可以买我两张名片，我还少给他一张。请把这一张再递给他。’里面的写字间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叶澄衷走了出来，热情地握住了虞洽卿的手说：‘这样执着的跑街，我不同你谈生意，还同谁谈？’叶澄衷看了虞洽卿带去的颜料样品，问明了价钱，同意按照一桶100两的批发价购进50桶。对于虞洽卿提出的顺记先付一部分货款的要求，叶澄衷也答应下来。不过，叶澄衷只同意先付百分之二十，即1000两。按照虞洽卿原先的设想，是要让顺记先支付百分之四十的货款，即2000两的。见叶澄衷态度坚决，他决定还是见好就收，答应先拿走1000两的银票，打个兔子在腰里别着再说” (52) 。

可以肯定，叶澄衷最终还是“认识”了他的价值。

当然，这也就是叶澄衷，能从自己睿智的眼光里发现人才，从宋炜臣到虞洽卿，无不印证了他所见非虚。

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其实这个世界并不缺乏人才，一如再怎么暗淡的社会也不会没了美只是没有发现美的眼睛，当很多人嚷嚷人才都死光了的时候，或许应该想想，一种也许是体制的打压让人才没有出头之日，一种就真的是你的眼光有了问题，接下来，你应该去医院看看眼科了。

也许，还是像陈春澜所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1898年，叶澄衷能从黄金荣手下死里逃生，也有可能和虞洽卿有关。

虞洽卿和黄金荣相熟。

说起来，有点难以让人相信。一个是孝顺父母努力工作积极向上的好孩子，一个却是街头的地痞无赖。出生在浙江一衙门捕快家庭的黄金荣，自幼人小鬼大，不思读书只想与弄堂里的地痞厮混在一起，曾因上海的一场瘟疫，差点丢命，而且落得一脸千疮百孔，被人称为“麻皮金荣”，最后靠着强壮的身体，混入了法租界华人巡捕的队伍中。这样的两个人，看上去也是平行的两个世界，似乎不会有什么交集。

虞洽卿也未必看得上他。

但是现实却教训了虞洽卿，让他知道了上海基层黑恶势力的厉害。

其时他还在瑞康上班，“虞洽卿对上海滩上流社会的认识，已有所了解，但对上海基层统治中青红帮的黑恶势力，尚未领教。一天寒冬，虞洽卿买了一顶高价蓝呢大帽，戴在头上，讨了黄包车，过外白渡桥去北四川路公干，黄包车到外白渡桥中间高处，迎面来了一个彪形大汉，他举手拦住虞洽卿坐的黄包车，顺手飞来一个耳光，把虞洽卿的那顶新买的花呢大帽打落在桥上，虞洽卿摸摸滚烫的脸，正想与那大汉讲理，那顶大帽已被另一个小流氓抢走了，抬起头来，大汉也不见了，虞洽卿高呼‘警察警察’，桥上巡逻的那个警察向着虞洽卿说：‘乡下佬，尝尝上海滩的味道，这叫‘抛顶宫’，你那顶帽早已给几个流氓卖了做点心钱了，下次小心些。’虞洽卿吃了这个小亏，回来与奚老板说了，奚老板笑笑说，这种事外白渡桥上一天要发生几十次，我托一个朋友给你去讨讨看，不过要花一条香烟做小费，不几天，那顶大帽完好无损回到虞洽卿手中，这次给虞洽卿上了一课，上海滩上的青红帮，是上海基层的实际统治者，谁得罪了他们没有好果子吃，奚老板还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平时不给青红帮烧香，说不定哪一天会大祸临头’。‘那么政府呢？’‘政府官员与青红帮穿同一条裤子’……” (53)

也许，正是从这一天起，虞洽卿的心里牢固地树立起，不管是白道还是黑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想法。

对虞大老板，黄金荣一直有巴结之意。

尽管混入了法租界华人巡捕之中，让他的人生否极泰来，但他还是愿意多结识一些牛人，或者牛人中的潜力股。可以说，他就是个人精。

旧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

“从小在市井中爬滚，黄金荣学会了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他对法国上司唯唯诺诺，极其顺从听话；而对租界内闹事的小摊小贩，则胆大心黑，一律强力打压。他勾结惯犯，利用其提供的情报提高破案率，也借此铲除异己，巩固势力。他甚至自导自演，一边派人作案，一边破案。” (54) 派人作案可以让法国租界变得不宁，从而叫法国人离不开自己，破了案则让法国人更离不开自己。多么高明的手段。

尽管他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他却凭借着势大力大而自称为“天字辈”青帮老大。

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就是“大”字辈，接下来是“通、悟、学”。他公开宣称：“老子要横在大字辈头上一笔，是天字辈。”

他日后还收了一个很牛×的门生，那就是蒋介石。

当时在上海鬼混的蒋介石，因为玩股票赔得连裤子没得穿，最后走投无路，还是虞洽卿推荐给黄金荣，让黄收录为门生。

按照青帮投师拜祖的常规，拜师应有蜡烛、香、压帖贽敬。照当时黄金荣的身价，压帖贽敬至少是几百元，还有几千元的。但是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规矩，只让蒋送了一张大红帖子。而黄金荣是有意讨好虞洽卿才答应收蒋介石的，所以非但没计较，还考虑到蒋介石当时的困难，送给他200元大洋，并鼓励他去广州。

从中也不难想象，黄金荣暗算叶澄衷，最后看在虞洽卿的面子上，放了叶澄衷一马，或者虞洽卿有可能事先就得到了消息，然后帮助叶澄衷逃过一劫。

如果真是这样，虞洽卿也算报了叶澄衷一恩。

和黄金荣结识时，虞洽卿已从瑞康跳槽到了鲁麟洋行。

尽管奚润如对他不薄，但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发展平台。

关于他的跳槽，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某一天，当他从同事贝润生的嘴中得知，鲁麟洋行的买办生病回广州，想要在上海重新再找一个，他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不过，要想成为鲁麟洋行的买办，需要达到以下条件：会说英语；是商场上有成就、有信誉的商人；熟悉颜料行业，能为洋行探听经济情报，招揽业务；能管理中国员工；负责买办间业务资金结算……

条件开了一堆，但洋行只能付给很少的薪水，每月200两。

不过看中买办这个平台的他，并不在乎一时的得失，他发愁的，是洋行还有其他要求，需要2万两金钱或实物做抵押担保。这些年来，他在奚润如那里也得到了一些，但离2万还是差得很远。

虞洽卿只好到处筹款。

前面说了，也就在紧张筹借巨额抵押款的过程中，他还帮助一个陌生的英国人找回了一封遗失在人力车上的重要信件。有意思的是，这个英国人似乎是叫贝克汉姆，让人很容易就联想起那位踢球的帅哥。这位不知道是否为帅哥的哥们儿恰好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做事，因为负责商务登记，同鲁麟洋行大班罗西里奥很熟悉，在他的帮助下，虞洽卿没用多少银子作为担保就顺利地进了鲁麟洋行。

另外一种说法是，鲁麟洋行想要一位华人经理，于是就请礼和洋行买办虞芗山帮忙寻找。说起来，虞芗山是宁波帮中的老上海，还是虞洽卿的老前辈。他出身棉布业，和另一个宁波人孙梅堂一起接手过礼和洋行创办的知名的钟表品牌“亨达利”，后来还和朱葆三、陆维镛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商界共和团”。

当他接到这个请托之后，一下子就想到了虞洽卿。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奚润如也痛痛快快地放手。

光绪十八年也就是1892年，年仅25岁的虞洽卿龙门一跃，进了鲁麟洋行，直到1902年辞职转投华俄道胜银行，因为华俄道胜的俄国老板不能人尽其用，而且管得很死，虞洽卿只干了一年又转投荷兰银行，一干就是22年。可以说，进鲁麟洋行是他长达数十年买办生涯的开始。

在鲁麟洋行期间，有这样一个故事，值得大书特书，它可以让人更能清晰地看出虞洽卿的商业战略——他在商业上，不仅能放手一搏，而且是手段频出，花样翻新，有时真能让人叹为观止。但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这些创新的手段和手段的创新，没权没势没背景的虞洽卿，很难混出来。

“鲁麟洋行除进口颜料，还经营西药、布匹、出口大豆、桐油，其中白布因销路不畅，仓内积压滞销，虞洽卿跑了几个老客户，削价也销售不出去，如此长期资金积压，于洋行不利。一天，他接到朋友一条信息，说北京军界要员，来沪采购大宗白布，染色后制成军装。这宗买卖如能成交，获利必丰。虞洽卿听到这个信息，立刻派人去打听，备下厚礼，前往拜访，不料那大员住在一家军界要员府中，几次上门均遭拒绝，虞洽卿冥思苦想，束手无策。

“虞洽卿的思维活络，顺路思维不行，动出逆路思维，中国有俗话：不打不相识，《水浒传》常有‘先相打后结识’的故事，他想：如用‘先兵后礼’倒也是一条路子，于是他常常驾马车，（当时上海尚无汽车）在该大员下榻附近兜圈子，并打听到那大员乘坐马车的式样，一日，虞洽卿乘马车又去兜风，忽见前面一辆华丽马车缓缓而行，仔细一瞧，正是那大员的马车，虞洽卿与马夫商量好后，命马夫以快速度追车，去撞前面那辆马车，马夫用力抽了一鞭，马儿‘嘶’的一声，直冲前车左轮，‘嘭’的一声，前面那辆马车左轮被撞破，车子倾斜，险些把车内大员掀翻。此事非同小可，那大员突然受此惊吓，怒气上冲，正欲发作，虞洽卿下车上前，向大员道歉认罪，邀请大员上自己的马车送他回去，并答允赔偿全部损失。第二天，虞洽卿又上门请大员上酒楼压惊，又说了不少好话，又陪他去上海南市邑庙等名胜古迹参观，钱都由虞洽卿照付，从此交上朋友，成就了军装白布的那宗大买卖，鲁麟洋行卖出存货，获利颇丰，虞洽卿又一次受到老板的表扬，后来有人编了首快板，传播这件巧妙的‘生意经’道：‘撞车做生意，妙哉生意经，沪上商帮多，难敌宁波人。’” (55)

1893年，虞洽卿第一次走出国门，去的是日本，随的是“中国实业考察团”，目的从这团名就能一目即明。但这次他只是以一个普通成员身份，跟着考察团去走走。在考察的过程中，他对日本国内工商业发展十分欣赏。但对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对中国的种种阴谋。

回国后，他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买官。

一件是炒房。

可以说，也就是在鲁麟洋行一任上，虞洽卿终于有了一定的财产积累，不过，常言道“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虞洽卿一生发了三次“横财”，获得三桶金，他第一桶金就来自他在此任上的房地产生意。

这是他跟朱葆三闲扯扯出来的。

此时的朱葆三，已在四马路上将慎裕做得更为红火。对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小老乡，朱葆三很是友好。两人也一直有所交往。有时虞洽卿就到慎裕转转，看看市场，也就是在慎裕，他碰到了还是上海县署主簿的袁树勋；有时朱葆三就上鲁麟洋行那舒适的小客厅，与他聊聊天，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就在这小客厅里，朱葆三说起英籍犹太人哈同，说他目光远大，特擅长房地产生意。比如说，过去静安寺以东还是荒村茅店时，他一下就买进了300多亩地，利用他是租界董事，法院陪审员的身份，底价买进大片土地，后来附近市面繁荣，他造房子，一幢幢店面、写字楼，高价出售、出租，可谓“日进斗金”。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洽卿牛还牛在，他能从别人的闲扯中抓“机”，盘算了一番之后，觉得把钱放在钱庄吃息太不划算，还不如拿出来做房地产生意。

说干就干，他用自己的钱加上贷款，买进了闸北升顺里，天潼路及顺徽里等两条弄堂的房产，组成华顺、顺徽两个房地产公司，又在苏州河买了一片地皮，并把自己的私宅设在海宁路，便于照顾房地产公司业务。

“这样虞洽卿独资经营的两个房地产公司挂牌成立了。年初，虞洽卿又花钱捐了个候补道台的官衔，两个房地产公司热闹开张了，少不得有不少沪上官员、巨商、宁波同乡来祝贺，应酬一番，此事传到朱葆三耳朵里，心里‘咯噔’一惊，‘阿德哥这小子又抢在我前头，给他占便宜了’。” (56)

房地产买卖让虞洽卿成了真正意义上有钱人。

不过，候补道台的顶戴，才是他最有价值的投资。

1896年，虞洽卿花了400多两银子，向清政府捐得道台官衔。“这相当于今天副省长的头衔花了他400两白银，但他觉得物有所值。因为随后通过七扭八绕的关系，虞洽卿‘搭上’了当朝皇亲爱新觉罗·载洙、摄政王载沣和两江总督端方。在载沣和端方的关照下，虞洽卿曾为北洋新军采购军装，各种猫腻可想而知。” (57)

除了利益输送之外，这份投资也让虞洽卿有了政治上的身份。尽管这一官衔是虚职，是荣誉身份，但它也足以表明，其拥有者为体制所认可所接纳。虞洽卿无疑是精明的，他通过这一方式，打通了官商两道，这才保证了自己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时，面对脱颖而出的机会，能抓得住，而且抓得牢。

与此同时，朱葆三也不甘落后，也稳步走在了发财升官的康庄大道上。

早在32岁之前，朱葆三就已经花钱买了提举衔。

所谓提举，大多为主管某项专门事务的职官，如提举茶盐、提举水利、提举市舶使等。朱葆三具体为提举何事务的官职，不详。官虽然不大，但这多少让朱葆三在人前人后有点面子，1879年重修父墓时，就让人把这一官衔写进了墓志铭，有些告慰父母的意思。

到了1897年，也就是朱葆三五十大寿，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任福建台湾巡抚的邵友濂为他祝寿。在寿序中称他因办理吉林机器制造局懋赏雀翎——“雀翎即孔雀翎，是清代用作赏给贵族与高级官员的冠饰，以翎眼多者为贵。咸丰后，凡五品以上的官员，可捐纳顶戴一眼。通过赏戴‘雀翎’一事，我们可推知朱葆三此时应具有五品以上的衔位。” (58)

这还算小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光绪《定海厅志》重刊本印行，在‘光绪定海厅志重修职名’中，列具总理、总修、协修、参校、采访、收掌监工等职名单，朱葆三为8名参校人员之一。他的职衔清晰地标注为‘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这说明，至迟在光绪二十八年，朱葆三已是三品衔的候补知府……1904年至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导致我国东北地区百姓受难，哀鸿遍地，惨不忍睹，于是朱葆三与任逢辛、施子英等人发起创办万国红十字会。据记载，朱葆三因创办红十字会之功，被朝廷大吏以道员的身份奏保二品顶戴，后获得光绪帝的允准……

“按照当时的规定，二品顶戴、候选道差不多是富商所能捐纳的最高官职了……宣统元年（1909），朱葆三62岁生日时，与他订金石交的陆军部尚书、署两广总督、山东巡抚袁树勋写了一篇《诰授资政大夫葆三仁仲观察大人六旬晋二寿言》。这是对朱葆三‘诰授资政大夫’的公开记录。可见，朱葆三所获这一品衔不会晚于宣统元年。” (59)

可以看出，尽管叶澄衷也捐了官，但比起朱葆三和虞洽卿来，他们对捐官的认识和积极性，却是截然不同的。

对叶澄衷来说，捐官是被动的，纯粹是为了做生意，政治只是手段，商业才是目的。但在朱葆三和虞洽卿那里，捐官却是主动的，它在为自己铺好生意之路的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借此提升自己乃至整个商人群体的话语权。

“在此之前，家国普世政权体系存在数千年，周而复始未曾断流。大家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出则求为帝王师。商业，只是一种不入流的求生手段。所以，千年以来的王权秩序中，商人始终徘徊于权力体系边缘。他们尝试着寻求权力庇护甚至产生构建权力秩序的诉求。” (60)

说起来，尽管胡雪岩殷鉴不远，但宁波帮还是很难一时摆脱胡雪岩式的路径依赖。你很容易就能看出，在他们身上，其实还是有明显的保守与进步、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杂糅。但我们也得理解他们，你总不能要求他们，跑步进入新时代。

对这样一帮先富起来的商人，帝国政府的内心也着实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们在商人面前还甩不掉一直以来的道德优越感，还时不时地端起自个儿的架子，但另一方面，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其国家能力和财政能力变得越来越有限，它们已经无法自上而下地全面“包办”这个国家的所有需求，得反过来依仗这些有钱人。像朱葆三和虞洽卿之所以能成为“红顶商人”，就在于清末的弊政和兵事造成财政上的困难，政府遂大开捐纳有关。如果说，现今买官卖官是腐败的话，那么当时，国人不以输资纳官为耻，反以为荣。输资纳官甚至算得上响应国家的号召，为国家做贡献。

帝国政府的倚重，让商人们也越发地体会到自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帮“新时代”下的商人。他们成长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挟持着坚船利炮敲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之际，此时，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逐渐取代了特许主义，王权秩序的既有平衡被打破，而板结的政商关系也悄然松动。

开放带来的“红利”，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到权力秩序的构建之中。

他们不再只是权力的跟屁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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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振声，《商务印书馆草创时期的鲍咸昌》，《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

(2)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同(3) 。

(4)  关于这次选美比赛，其盛况在今天已少为人知，不过可以从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2014年上映）中一探究竟，其拍摄的“花域选举”这一事件看似杜撰，但其确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中现实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上海的开埠，让一个相对保守的海派青楼业，转向公然开放。

(5)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王耀成，《从故乡到异乡之二：宁波帮与洋泾浜》，中国宁波网，http://www.cnnb.com.cn/gb/node2/channel/node13890/node15040/userobject7ai1151296.html

(7)  白希，《掘金战争——虞洽卿上海滩创富传奇》，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8)  王耀成，《从故乡到异乡之二：宁波帮与洋泾浜》，中国宁波网，http://www.cnnb.com.cn/gb/node2/channel/node13890/node15040/userobject7ai1151296.html

(9)  王耀成，《从故乡到异乡之二：宁波帮与洋泾浜》，中国宁波网，http://www.cnnb.com.cn/gb/node2/channel/node13890/node15040/userobject7ai1151296.html

(10)  雪珥，《1883，上海地产大崩盘》，《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26日。

(11)  同(10) 。

(12)  袁欣，《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资本形成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3)  雪珥，《1883，上海地产大崩盘》，《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26日。

(14)  雪珥，《1883，上海地产大崩盘》，《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26日。

(15)  程乃姗，《百年建筑世家张氏家族奋斗史：从贫二代到好三代》，《新民周刊》2009年9月23日。

(16)  白希，《掘金战争——虞洽卿上海滩创富传奇》，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7)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8)  金满楼，《朱葆三：十里洋场上的革命经济师》，《新金融观察报》2012年4月23日。

(19)  语出应芳舟所作《朱葆三社交活动研究》。作者关注并研究朱葆三多年。

(20)  同(19) 。

(21)  白希，《掘金战争——虞洽卿上海滩创富传奇》，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2)  雪珥，《1883，上海地产大崩盘》，《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26日。

(23)  同(22) 。

(24)  苏小和，《盛宣怀，李鸿章的经济幕僚》，《企业观察家》2011年第12期。

(25)  刘作奎，《旧上海有个犹太“炒房团”流浪汉变身“远东首富”》，《环球时报》2006年7月29日。

(26)  陈华，《“五金大王”叶澄衷》，《经济导刊》2008年第1期。

(27)  同(26) 。

(28)  此段见载于《百年中兴——风范篇》。此书乃内部刊物。为宁波市镇海区中兴中学所编，以纪念与该校相关的一些知名人物。

(29)  周利成，《王铭槐与华俄道胜银行》，《每日新报》2010年8月22日第22版。

(30)  这一故事见载于《百年中兴——风范篇》。此书乃内部刊物。为宁波市镇海区中兴中学所编，以纪念与该校相关的一些知名人物。

(31)  谢镇远主编，《私家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32)  谢镇远主编，《私家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33)  腾讯历史频道，《年度事件：湖南“腹地自立”计划流产》，《转型中国1864—1949》。

(34)  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

(35)  南伯庸，《上海大亨虞洽卿》，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36)  沈瑾瑜，《话说沈洪赉》，《新江北》2008年第366期。

(37)  沈瑾瑜，《话说沈洪赉》，《新江北》2008年第366期。

(38)  同(37) 。

(39)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40)  语出黄振世的回忆录《“海上闻人”虞洽卿》。作者乃帮会人物，与虞洽卿相差一段年纪，属于后辈，但在上海沦为“孤岛”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因机缘遇合，厕身沪滨，并为渔业问题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阿德哥”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也有所目见。

(41)  同(40) 。

(42)  语出黄振世的回忆录《“海上闻人”虞洽卿》。作者乃帮会人物，与虞洽卿相差一段年纪，属于后辈，但在上海沦为“孤岛”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因机缘遇合，厕身沪滨，并为渔业问题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阿德哥”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也有所目见。

(43)  白云生处，《虞洽卿背后的女人》，SOHU博客。

(44)  同(43) 。

(45)  同(43) 。

(46)  白云生处，《虞洽卿背后的女人》，SOHU博客。

(47)  陈晓红、陈清宇，《虞洽卿传（上海超级大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8)  陈晓红、陈清宇，《虞洽卿传（上海超级大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9)  语出黄振世的回忆录《“海上闻人”虞洽卿》。作者乃帮会人物，与虞洽卿相差一段年纪，属于后辈，但在上海沦为“孤岛”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因机缘遇合，厕身沪滨，并为渔业问题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阿德哥”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也有所目见。

(50)  戴尧宏，《虞洽卿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51)  白希，《掘金战争（虞洽卿上海滩创富传奇）》，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52)  白希，《掘金战争（虞洽卿上海滩创富传奇）》，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53)  戴尧宏，《虞洽卿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54)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5)  戴尧宏，《虞洽卿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56)  同(55) 。

(57)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8)  应芳舟，《朱葆三的品衔》，《舟山晚报》2012年6月3日第4版。

(59)  应芳舟，《朱葆三的品衔》，《舟山晚报》。引文描述似乎有误，袁树勋没当过陆军部尚书，倒做过民政部左侍郎。

(60)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四章　商人力量

知识分子的退守

就在宁波帮和法国人斗智斗勇这一年，他们的宁绍老乡——经元善也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上。在他的身边，还有其时宁波帮中的小人物宋鲁。

他是浙江上虞五驿乡（今驿亭镇）驿亭人，原名高泉，字莲珊山（后也作莲山），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所以今人又称其为经莲珊。相比他，也许他的侄子，中国知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金石家经亨颐要更闻名一些。但这并不重要。

他是在17岁时去上海经商的，奉的自然是父命。他的父亲——经芳洲早年即旅居上海经商，并在上海的老城厢创办清节堂、育婴堂等诸多善举，时人共称“经善人”。据传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一些未来得及逃避的妇女纷纷投清节堂避难，忠王李秀成也闻经芳洲之名，严令不许进扰清节堂。

有其父必有其子。在上海，他从继承父业经营钱庄开始，一直做到了上海电报局总办，并在这个位置上，苦心经营长达18年。与此同时，他也将慈善事业进行到底。曾因组织、领导江浙沪绅商赈灾，持续10余年而功劳卓著，得到清政府的奉旨嘉奖达11次之多，还得到过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虚职。

他却没有因此“不思进取”。当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群书生面对着甲午落败，中国逐渐有了被外敌瓜分的趋势，通过光绪掀起戊戌维新时，他通电拥护变法。当变法失败，慈禧想废黜光绪，他又以候补知府这一“荣誉身份”，联合变法中的维新人士蔡元培、黄炎培等人，签名上书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放弃这种打算。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面对着老大帝国在时代变迁中拙于应付丑态百现，这些昔日的不入流者，终于可以挺身而出，站起来说话了。

然而，随着戊戌维新的最终失败，经元善也为自己的“表达欲望”，受到了“惩罚”。当戊戌六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康梁则在英国和日本的过问下，开始了逃亡生涯。经莲珊也跻身于清政府的追捕名单之列，只得出亡澳门。

与他一起逃亡的就有宋鲁。

这个与严信厚之子严子均同岁的宁波人，因为父亲宋世槐曾在福建办盐务，兼营木业，所以出生在福建建宁。后来宋世槐来上海协助经莲珊从事电报创建工作，宋鲁遂随行就读于中西书院，很可能因父亲和经莲珊的关系，毕业后进了上海电报局工作。

“亡命生涯自然不会好过，这天，看着神情疲惫的宋鲁一脸倦容，经莲珊顿时产生了怜惜之心。于是，他对宋鲁说，你还年轻，这样绵绵无期地流亡在外，终非长久之计，好在你不是清廷通缉的重要人物，这样吧，我身边尚有一些钱，你且拿去，另外，我给你改名叫宋汉章，如此一来，清廷就不会注意你了。

“在经莲珊的再三劝告下，宋鲁只得向经莲珊辞别，从此改名宋汉章，并于不久后到了上海。” (1)

再后来，他成了陈笙郊手下，在中国通商银行做起“跑楼先生”。

不得不说，商人阶层要想赢得更进一步的话语权，也非一日之功。

今天回过头来看戊戌维新，需要对其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首先，它肯定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下移。” (2) 先是由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人地方官员，推起了洋务运动。但不幸的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本不涉及也根本也不敢碰政治体制的运动，虽然给清朝带来了短暂的中兴，但很快就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尤其是堂堂中国败在地小人少的岛国日本手里，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搞洋务、学西方、买兵器、练海军这么多年，还经不起日本人的一击？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仅仅学西方的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还不够，学船坚炮利也不够，还应该在政治制度上有一个改变，在保存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弃旧图新。” (3)

然而，体制变革不比经济洋务，会造成很多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那些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自然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当时那样的动力，包括李鸿章本人也不敢这样想，所以，“当洋务的发展将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 (4) 。

正因为变革的主要动力是功名不高的读书人，俗话说，光脚不怕穿鞋的，所以在变法过程中容易并乐于大胆出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欲速则不达。

就在这短短的百余天内，激情有余的光绪，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书生的鼓噪下，颁布了一系列变法的诏书和谕令，内容从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到练新军、满汉平等等，涵盖了政治、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动作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说，缺乏政治经验的光绪帝和维新派人物，将国家当成了试验品，他们缺乏计划和急于求成，造成局势一片混乱。维新派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就可以强力推行变法，致使变法新政不仅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甚至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对这样的变法也心怀不满，因为废除科举这样的政策也堵住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因此，变法的阻力一直就很大。” (5)

比如说，变官制。

都知道晚清的行政体系中人浮于事，而且很多部门不合时宜，所以有必要裁旧换新，或者干脆一裁到底。维新派新设立了农工商总局，另外再新设制度局，类似于今天的国务院，“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这十二局类似今天国务院的各大部委，分别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6) 。

当然，为了不激化矛盾，一边委派“才能”即维新派人士担任重要差使，另一边设立高官虚位让老臣旧官去做，使他们仍稳坐官位，不减俸禄。自然，各大旧部官僚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实权将因新部之设而大打折扣，结果群起而反对。

这成为镇压维新的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索。

最后，设立制度局的主张，终成一纸空文。

这也导出了变法失败的第二个方面，维新派的变法除了依靠皇帝以外，没有紧密联系群众，自然也没有找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他们以为凭借着皇帝“乾纲独断”，下道圣旨，自上而下实行改革，收到高屋建瓴的效果，功成一役。

可以说，是犯了政治幼稚病。

光绪十五年的举人、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就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

这也是他本人日后投身教育，创办新学的重要原因。

我们只有有了以上这些清醒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接受戊戌维新给这个国家留下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能很好地理解慈禧，而不是像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一股脑儿地把责任推到她的头上那样，把她当成是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大头目。

事实上，“西太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的。维新之始，光绪皇帝曾经颁布过一个诏书，名叫《明定国是诏》。光绪皇帝企图通过这份诏书，将变法、改革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策。大家可能不知道，光绪皇帝颁布这份诏书之前，是请示过慈禧太后的，慈禧太后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表现得相当激进，慈禧太后讲了什么呢？核心是6个字，说‘今宜专讲西学’，意思是说，皇帝你不是要变法嘛，很好哇！‘今宜专讲西学’呀。这不是很彻底、很进步嘛！进步到连光绪皇帝的老师——变法的一个主要支持者翁同龢都觉得过头了” (7) 。

尽管和翁同龢师生情长，但他一次又一次的顶撞，也让锐意改革、求治心切的光绪痛下杀手，将其“开缺”。

被赶出京城的翁同龢，回到了家乡常熟，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落魄忧伤，门生故旧“分俸见赠”。到了1904年7月4日，满怀抑郁和凄怆的他终于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真是一个可爱又倔强的老头儿。很显然，对他的开缺，又有不少人想当然地归罪在慈禧头上，把它当成了慈禧阻碍变法的一大罪证。

另外，在对待八股文上，维新派要废，顽固派坚决表示不能废。光绪皇帝从紫禁城跑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慈禧站在了维新派的一边。

所以，你怎么好说慈禧是老顽固呢？

“但是，西太后的变法有个底线，有一条不能超越的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就是不能损害慈禧太后本人的权力，不能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步子不能走得太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维新派的改革、光绪皇帝的改革恰恰和慈禧太后本人的权力以及满洲贵族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正是在这个情况下，西太后决心镇压，把谭嗣同他们六君子送到菜市口杀了，把维新变法全部否定了。” (8)

一边想变法图强，一边又舍不得让渡权力，这也是清政府在日后的一次次事件中，表现得乖张失措的根源。矛盾、纠结成了清政府最大的心理问题。就在这一次次的犹豫、反复之中，宝贵的时间被无情地浪费。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清政府，就有如一头垂垂暮年的老黄牛，被抽上一鞭子，才能勉强地向前一步。而且老是拖到下一个阶段，才做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说不准还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这样的政府，还能再活上十几年，已是他们的造化。

尽管经莲珊、宋汉章落魄逃亡，但对整个商人阶层来说，戊戌维新的失败，倒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未必是一件坏事。

一方面，知识分子在变革中的失势，为他们在政治舞台上让出了空间；

另一方面，自明清以来，由于皇权专制的恶化，“中国的传统儒家逐渐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层路线，转而采取了‘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期待通过这种途径，绕开专制的锋芒，从民间社会方面去开辟新天地” (9) 。这次变法的失败，再次刺激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俯下身段，沉入民间。这种意愿一旦遇上这个社会正在蓬勃兴起的力量，士商的结合也就自然而然。

无疑，知识分子的退守，却很好地“反哺”了商人阶层。

对宁波帮来说，这是难得的幸运。

在进入澄衷中学之前，身为光绪十五年的举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先回了趟老家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这个对戊戌维新失败有着深刻见解的知识分子，在绍兴开始践行自己的办学理念。

“在教学内容上，蔡元培提倡学生应尽力学习有关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公法学等课程。

“他本人在讲课中也都提倡科学，劝导学生就性之所近，努力研求，表示：‘如有英俊后生，破除俗见，志为实学，以备致用，则鄙人不量识途之微明，愿助及群之孟晋。’至于八股文、八韵诗，‘鄙人自二十岁以后，即已屏弃，虽侥幸得第，并不系此’。” (10)

与此同时，叶澄衷也在认真思考“教育救国”。

1899年，正是他的六十大寿。

曾感叹“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他，在寿礼上做出两项决定：在家乡建“叶氏义庄”，义庄内设义塾；在上海虹口拿出自己一块24亩好地，出资10万两兴建一所洋学堂——澄衷业学堂。亦即日后的澄衷中学。它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班级授课制学校。“综观那个时代，首善之人非叶澄衷莫属。促学、扶掖同乡、爱国，构成他的三重境界。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做人当如叶澄衷’。” (11)

只是，似乎又应了好人总不长命的鬼话，叶澄衷没来得及等到它在这年10月落成，就因病故去，遗命对学校事须有久远规划，其子又二次捐款10多万两继办。

澄衷业学堂的总理刘葆良代叶澄衷题澄衷学堂联云：

“昔以孤幼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须炳烛；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

可以看作是叶澄衷创办澄衷业学堂的初衷。

正是看中了蔡元培在新学上“知行合一”，以及一系列办学实践，1901年5月，刘葆良向蔡元培发出邀请，请他前往襄助校务。

蔡元培也欣然前往，成了该学堂的第一任校长。

说起来，这是今日上海澄衷中学的骄傲，但更应该骄傲的是，从澄衷业学堂起步，培养的4万余学子中，有李四光、胡适、竺可桢、李达三、钱君等一大批著名人士。叶澄衷要是地下有知，应该很高兴自己当年的善举。

只是，在校长一任上，蔡元培并没有待得太久。

对这样一个高手，想挖墙脚的人多得是。

张元济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的张元济，已是南洋公学总理。和澄衷业学堂一样，南洋公学也是新学。只不过一家私办，一个是有官家支持。说起来，还得感谢盛宣怀，没有他的努力，南洋公学也就没有出现的可能。这大概是跟他在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还开始督办铁路之时，备感人才匮乏有关。因此在1895年，他就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经过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接下来的1896年，他又再接再厉，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也许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南洋公学，但要说它就是中国知名的交通大学的前身，大家肯定知道它的历史地位。它和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

到了1897年，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让该公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如果说，“盛宣怀之一生，总难洗尽他唯利是图而长袖善舞之恶名” (12) ，但创办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则给他加分不少。

张元济来南洋公学，是源于李鸿章的推荐。他出身望族世家，清末进士而入翰林。和蔡元培同情戊戌维新相比，他更进一步，亲身参与到这场变法运动之中。光绪帝曾对他破格召见。他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不难想象，政变之后，旋被革职。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他，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

中国出版家张元济

在南洋公学，张元济一开始主持的就是译书院事务，正是他想要做的内容。他着手筹划译印现代西方重要的政治、法律、理财、商务等方面的著作。

他时常向好友严复请教译书方面的问题，要求推荐翻译人才，并聘请严担任译书院总校。其中，“版权所有，不许随意翻印”，就是译书院呈请清政府公布执行的。

其所译书书目，“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首推严复译的《原富》。此书的作者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书名原文是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如果直译的话，则是《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探究》，是一本‘国家理财书’，属资本主义经济学著作。张元济看到了此书的重要价值，说服盛宣怀以重金购买了这部译稿，还与严复商谈了版税问题，除了书稿费之外，再付两成版税。

“这是我国近代实行版税制度最早的实例。” (13)

等到他当上校长，他又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

此公学特班，类似于有志西学的尖子班，所取学生，共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

日后，这些学生中出了不少著名人士，如黄炎培、李叔同、胡仁源、邵力子、谢无量等。

好马配好鞍，好学生必须有一流的师资。

他把蔡元培拉到了麾下。他给蔡元培的位置，是南洋公学特教总教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班主任。

这样，两位翰林院的“前同仁”，为了中国的前途而再次聚首。

一个好汉也得三个帮，张元济又为特班另聘王舟瑶、赵从蕃为教习。

1901年9月，南洋公学特班开课，蔡元培就正式走马上任。期间，他还和朋友蒋观云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设本部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并定“置支部于各地”。“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

有这样的老师，就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学生。只是，这样的老师在当时并不多，而南洋公学作为当时名气颇大的新式学堂，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掉旧的封建传统教育的羁绊，仍旧习惯于用旧的专制、苛刻的礼教来束缚学生。作为校长，张元济一方面要倡言维新，努力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另一方面，警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从抱着老祖宗不放，变成了抱着洋人的大腿不放。所以，他推崇“勿以洋文为常课”以及“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在中学与西学，新与旧并峙的时代里，张元济对中华文化的关怀、更新融入了他的教育观中，并力求践行。” (14)

也正因为此，张元济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加上几年之后，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不得不离开，受商务印书馆夏瑞芳的邀请，投身出版界。

这不免让人会心一笑，昔日，他从宁波帮手里挖人才，现在，他将自己作为人才，馈赠给了宁波帮。

正是在张元济手上，商务印书馆招来了各方英才，同时也引进了日资和日方排版技术，加速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业向出版业转型。

另外，他还主持了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被学堂广泛采用。据称，发行总量占到全国同类教材市场份额的80％，翻印30余次，印量上亿册。

他着重译介西方著作，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走俏文坛。当时一般稿费每千字2～3元，张元济给林的稿酬，则是千字6元，而且出一部就付一部，绝对不拖欠。如此算下来，林纾十几年的稿酬收入就高达20万银元以上，合今天人民币千万以上。

真是做到了饿不死诗人饿不死翻译家。

当然，张元济对书馆和整个中国书业最大的贡献，在于创办了东方图书馆。也就在他入馆之后，夏瑞芳名义上是总经理，但逐渐淡出了一线事务。

有这样的牛人在手，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宁波帮得感激这份幸运，在这风云际会的年代，能有这些知识分子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这在以前是想也不敢想，就是请也请不到的。他们大多从草根中走出来，虽然创新有余活力十足，但知识结构依旧存在着天然的缺憾。像张元济、蔡元培愿意走到他们中间来，居然跟知识分子想要“借力”民间有关，但客观上，也是对他们事业的一次极大的补强。而且，士商的结合，也改变了商人一直以来“重利轻别离”的时代底色，赋予了商人阶层新的精神内核：责任、担当、奉献、牺牲乃至公共精神……宁波帮之所以能以一个商帮的身份，在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光彩熠熠，闪亮照人，跟这些“高级经理人”给自己带来的提高，不无关系。

我们也得感谢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失势后，并没有因此沉沦，依旧为挽救这个国家做出努力。不管是兴学还是做出版，都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一个好的社会或者国家，一方面，需要上层建筑稳定还有就是开放、民主；另一方面也需要下层民众本身具备良好的公民素质。缺一不可。兴学或出版都能带来公民素质的提升。这样，在双方的积极互动中，社会或国家才会有序而又积极地发展。

不过也得承认，这种努力不是立马就能变现的。

从开花到结果，依旧有待时日。

宁波帮还得继续为帝国的混乱埋单。

大乱之下，商人走向前台（上）

由于过早病故，叶澄衷没看到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

虽然这运动有中外矛盾加剧这一深层背景，但也是因为广大民众对西方文明的误解和不安所导致，加上天灾——黄河改道回山东后泛滥成灾以及接下来的华北大旱，还有人祸——清政府有意利用，便愈烧愈烈。

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充满着各种各样怪力乱神的表演。

除了毁铁路拔电杆，“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唯洋钱而已”，“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如果叶澄衷还在世，尽管一辈子和洋人斗来斗去，想必也不喜欢这样的图景。

随着清政府的头脑发热，加上铁杆仇洋派的运动和鼓吹，以及各国公使决议“勒令皇太后归政”的传言，让这位在1860年就已种下对西方人仇恨种子的太后慈禧，更加恼恨，决定对义和团化“剿”为抚。与此同时，自觉有恃无恐的她，下令向多国宣战，进攻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甚至还写了宣战诏书。

“宣战诏书写得非常慷慨激昂，‘与其苟且图存，遗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又说，中国土地‘广有20余省，人民多至400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什么意思？西太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爱国者，说我们今天受洋鬼子欺负，与其马马虎虎地活着，还不如跟洋鬼子拼一拼，看看谁打得过谁？中国就土地来说，有20多个省。就人口来说，有400多兆，要打败洋鬼子有什么难的？” (15)

京津此后乱作一团。

“阴历五月十八日，集结到京城的义和团在前门外大栅栏焚烧一家化洋货铺，火势延及大栏栅以东的珠宝市。珠宝市是当时北京最繁荣的地方，有二十几家制造钱币的炉房设在这里。炉房被毁，钱庄便汇划不灵，金融业受到了影响。当时京城有四家最著名的钱庄，它们是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四大钱庄，都是由甬商经营。‘开设京都已有200余年历史’，信用最著，流通最广。由于时局不安宁，他们怕受损失，本已存歇业之想。炉房被毁，给他们提供了借口，于是同时宣布歇业。由于关系到‘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因此竟是‘举国皇皇了’。” (16)

说起来，“四大恒”在1853年就已经经受过一次磨难。那时候，上海小刀会起义，间接地支援了天平天国的西征和北伐。当他们攻入直隶之后，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持有银票的人都想兑换成银钱，造成200多家钱铺倒闭，也有人因钱铺倒闭持票人无法兑换银钱，手中银票成了废纸一张，“四大恒”因财大气粗，还是挺了过来。

不过，到了同治末年，“四大恒”之一的恒和，大约因为世面动荡，加上资源重组，于是就关门歇业了。但恒和这个招牌，却一直挂到了1900年。

这是因为考虑到它有许多银票在外流通，一时无法收回。在那个没有报纸、没有网络的年代，铺满大街小巷的梅红纸便是传达这一歇业消息的唯一办法。然而一年、两年、三年……仍有许多票子未收回。于是，东四牌楼西边路北的一间门面房前，一个银幌子毅然伫立在风雨中飘摇了整整20年。

为了客户不受损失，20多年来，恒和不做生意，专等候人来兑款。

“从近人齐如山《北平怀旧》中记载的一则史实，便可略窥一斑。

“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了门歇业了，但他有许多银票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有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仍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信用必须候人来兑，等了一年多，还有许多未回，不得已在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20年，光绪庚子才关门。” (17)

真可谓患难见真情，逆境见人心，号称“以义取利，以信取利，以诚取利，以和取利”的“四大恒”，展现了自己诚信的风范。让人不禁感叹：“现在，可还有如此守信用近‘痴’的商家？丧失已久的诚信之魂，还招得回来吗？如果招不回诚信之魂，在诚信严重匮乏情况下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确实困难重重。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信任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从地方扩大到国家、世界，交易大多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交’与‘易’很难即时完成，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信任经济。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不讲信用，收款不付货或收货不付款，交易链条立即断裂，市场随之崩溃。由此观之，当一个社会连熟人都要欺骗以至于产生了‘杀熟’这一‘专有名词’时，足证诚信缺失已到何种程度。” (18)

这是“四大恒”给人的启示和感叹，经久不衰。

在八国联军于8月14日攻入北京之前，慈禧还有心拉上“四大恒”一把，以维持京城的金融秩序。于是紧急召见大臣。

“谓‘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目闭门’，传谕给顺天府尹陈夔龙3日内解决。并且明确交代，如果‘四恒’资金一时周转不灵，皇家和政府各出白银50万两先供他们使用。清政府并不担心‘四恒’的偿还能力，但办法却是要‘四恒’用各商号向‘四恒’出的借据做抵押。那时京城的大商号因向‘四恒’通融资金，都有借券在‘四恒’手里。由此也可以看出，由宁波帮经营的‘四恒’实际上掌握着当时京城的经济命脉。” (19)

不过，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他们却没有了太多的好运气。

在侵略者的大肆抢掠之下，“四大恒”遭受灭顶之灾。

据史料记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仅四恒的银子就抢了3天，足见银子之多。”偿还债务之后，资产竟所剩无几。虽又惨淡经营10余年但终因实力不济“四大恒”于1910年前后关闭，北京的钱业也一蹶不振。

中国的金融中心也因此从北京移到上海。

是时，在北京的山西票号，也成了“四大恒”的难兄难弟。“京城存放大量银钱的20余座‘炉房’全被抢劫焚毁，另有202家当铺多被抢空，损失白银数百万两，仅10家得以保存。” (20)

李宏龄日后曾担任经理的蔚丰厚北京分号，急于避乱，匆忙间起运巨额现银欲回平遥总号，还未出城门即遭劫，全行尽墨。

不过西逃的老佛爷还是得到了晋商无微不至的照顾。

9月10日，慈禧和光绪抵达太原，住山西巡抚衙门。

因经济困难，难得开支，慈禧派山西巡抚召集宴请太原各票号人员，请求借款。大德恒票号应诺借银30万两。西太后一行路过祁县时，下榻大德通票号。随驾大臣董福祥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其他人员亦都由票号安置下榻。在大德通票号为慈禧设置的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皇出逃的慈禧大喜。可以说，这次山西票号在官商关系上的经营和公关，可谓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社会效益是博得宫廷内外的好评，赢得了很高的社会信誉，经济效益则是，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

这出自光绪的旨意。“其存放汇兑各项业务，因而迅猛发展。1906年，日升昌的14个分号共汇兑3222多万两白银，以此推算，全部票号汇兑额应在5亿两左右，其中官款为2257多万两；而存款总额约为5000万两，放款总额在6300万两以上。因此，时人讥曰：‘山西票号是清廷财政部。’” (21)

票号竟在国难当头后，一举坐大。

更不把银行的威胁放眼里。

除了钱庄，宁波帮中还有倒霉的——早已名扬海内外的北京同仁堂药店，在义和团火烧大栅栏时也被殃及。说起同仁堂，其创始人老乐家依据日后北京市档案馆的登记资料，为北京宛平县人，但也是地地道道的宁波后裔。

其祖籍是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即现在宁波市江北区的慈城镇。

他们拿“同仁堂”做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所以在开设药铺时，一定要选用地道药材，精工炮制，疗效显著，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决不拿粗制滥造的伪劣药品害人。因为同仁堂牌匾落款是康熙八年（1669），由此推断出同仁堂是一家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它最大的光荣，莫过于成为御药房的供奉，可以身挂腰牌，出入宫禁，炫耀乡里，受到同行尊敬，只是，它也曾到过破产的边缘，早在1753年，就被大火光临过。不过，到了北京乐氏十世祖乐平泉，同仁堂开始中兴。

“乐平泉还根据过去店里着火的教训，在同治六年（1867）出资购买德国水车和消防器材，办起同仁堂普善水会。还制作了水会大旗和制服，哪里有火灾就到哪里去扑救，到处都能看到同仁堂救火队的身影。

“光绪十四年（1888）腊月十五日，皇宫贞度门失火，延及太和门和库房。当时宫内水龙喷水达不到太和门的高处，这时同仁堂的救火队赶到，用德国水龙喷水，水柱直达高处，终于将烈火扑灭。慈禧得悉后大喜，传令嘉奖，并封同仁堂普善水会‘小白龙’称号，从此同仁堂更是名扬京师。每年药王生日，乐平泉必要出来主持庆祝，唱戏酬神，取得了药业领袖的地位。” (22)

同仁堂再遇火灾时，乐平泉业已去世20年。为他生了4个儿子的老婆许氏主持家务和店务。掌柜则是女婿刘辅庭。

恰好，刘辅庭也是宁波人。

也许正是得到了乐平泉的庇护，刘辅庭指挥救火及时，只烧了店面，没有延烧到后院，祖传的同仁堂匾额也被抢救出来。

到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许氏率领族人逃到太原避难，店务交给刘辅庭代理。这次，同仁堂再遭重创，而打磨厂的乐家老宅更是被八国联军进驻，结果可想而知——乐家的医书、家具等悉数被毁。

“八国联军撤退后，乐家返京重整家业，重盖了同仁堂铺面，同时向朝廷申报续办官药。此外，许氏还对店务进行改革，实行低工资加售药提成办法，以调动店里伙计的积极性。光绪三十三年（1907）许氏去世，四年后清朝灭亡建立民国，同仁堂也就结束了长达188年的御药房供奉历史。” (23)

经此一难，宁波帮需要缓上好长时间，才能顺过气来。

不得不说，慈禧可恨，八国联军更可恨。

他们奸杀淫掠，做了一堆缺德事，大概是给后人的坏印象太深，最后都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勾当，栽到他们头上。最可恨的是，他们逼清政府又签下了卖国条约——《辛丑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5亿两白银，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口，人均差不多1两。也就是说，政府做了错事，却要每个国人为它背负责任，还捎带着被羞辱了。

这笔赔款被称为“大赔款”。

此外，还有17个省的中国地方官绅分别与各国领事、教士、教民协商议定了纹银22272708两的地方赔款。其中5386000两归入大赔款。地方赔款的实际支付额为纹银16886708两，被称为“小赔款”。（还有地方与外国各种机构议定的，可能虚报重叠，流入有权人士私人口袋的2000多万两银。如果说大赔款是赔给外国政府的，这2000多万就是无法查清的私账了。）

这里还有一笔小钱，14万两银子——虽然看上去已很吓人，但在以亿计算的赔款中，算是份额很小了——是给洋枪队华尔的。前面说了，华尔跑到中国打工，临死前还没结算清工钱。这件事，一直闹到几十年之后，才被列在《辛丑条约》之中，作为义和团拳乱赔款的附带要求，折合美金18万元，由清朝政府付出。

算是政府替杨坊他们为华尔做了“国家赔偿”。

西方列强也不怕中国赔不了，因为这些白银是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根本跑不了。为此，西方列强还顺手牵羊，将各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关税也划归赫德管理的海关税务司管理。

当然，考虑到清政府一口气也给不了这么多钱，一，可以从外国的银行团筹借。二，可以分期付款，计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10多亿两。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这也意味着，每个中国人最终要赔的白银是2两。

庚子赔款，超过以前所有赔款之总和。

至此，中国财政、经济全面破产。

再说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为1亿3037多万两。公使克林德被杀的德国反而“屈居”第二，为20.02％。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原因，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时，俄国还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单独出兵中国东北，所以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其余的，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段“不和谐的音符”——美国人居然跳出来反对西方列强向中国索要高额赔款，认为那将把中国逼向灾难，影响列强的“可持续性”掠夺（或曰发展）。他甚至要求将赔款数额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仲裁。此前，在八国联军侵华的过程中，美国人就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侵略，也拒绝将清政府作为自己的作战对象，而将自己定位为类似协助中国政府剿匪的角色。

列强自然一片反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它们还要趁热打铁，在条约中加以规定：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

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这些还算好的，最让清政府头大的是：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

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

这也就意味着，以前一直视西方列强为番夷，不愿意跟他们直接打交道的中央政府，对他们不能做到无视了。因为他们已经在天子的脚下了。同时，西方列强将清朝的中央政府完全处于自己的军队控制之下。

不得不说，这一条款太恶毒了，也影响深远。正因为日本在北京驻有军队，36年后的1937年，他们通过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签这个条约的，西方列强那边是各国驻中国的大使，作为胜利方，他们自然毫无心理负担，而且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清政府这边则是庆亲王奕劻，还有在两广总督任上被召回京的李鸿章。

想想也替李鸿章叫屈，每次干坏事时，总要他来背黑锅，上次签《马关条约》就让李鸿章备受指责，荣膺“卖国贼”之称，从此跳进黄河也洗刷不干净了。所以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他不下地狱，还能再找谁下地狱呢？

在这一问题上，虞洽卿也公开表态——他以鲁麟洋行买办的身份，致电李鸿章，敦促他北上与列强妥协，以便迎回两宫。

然而，这次谈判彻底地耗费了李鸿章的心力，在外侮和内疑的夹缝中，已经78岁高龄的李鸿章气恼交加，最终呕血不止，于这一年的9月27日去世。

据说，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

李经方，李鸿章继子，历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英国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

倒霉的还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

这个打小就被李鸿章六弟李昭庆过继给李鸿章的孩子，很有才气，“精通五国文字，是个职业外交家，曾担任晚清驻日、驻英、驻法公使，还陪同李鸿章出使西方列国，跟着李鸿章干了一辈子倒霉的晚清外交，处处遭人唾骂——李鸿章甲午战败后奉命赴日乞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他陪着去的；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回国后在家养伤，那割让台湾的签字，是他当替身去海上签订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英国人主张李鸿章趁乱拥兵自立，甩开慈禧，李经方极力赞同，而李鸿章却不同意……总之他跟在老爷子身边，一身的学问全用在丧权辱国上了” (24) 。

在时代的悲剧下，没人能独善其身。

不过，有个人却因李鸿章的去世而“受益匪浅”。据说，临逝前，李鸿章曾力荐其接任自己以前曾担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才，无出×××右者。”他，就是袁世凯。也不知是李鸿章真保举了而且保举起了效果，还是清政府无人可用之时发现了这么个人才，就在李鸿章逝世当天，袁世凯即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很快他就由署理变成实授。

这时的他，才四十出头，但他已和中国的命运一起开始了大转折。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不知道他这辈子是不是跟6和9有缘，生于1859年9月16日，卒于1916年6月6日，满眼都是6和9。不过，和他日后呼风唤雨不同的是，他在少年时运道超级不好，乡试都没有考上。本来他有机会投奔李鸿章，但他自忖以自己的名分，到李鸿章那里，人才济济肯定没有自己的好。所以他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最后选择投奔了李鸿章的下属吴长庆，从此踏上了仕途。

这一选择果真让他有了大把表现的机会。先是被派到朝鲜，在朝鲜“壬午兵变”中崭露头角。其时的朝鲜，是清朝的藩属。但在日本人的狼子野心面前，已有不保之势。袁世凯去朝鲜，正为阻止日本借机生事。“壬午兵变”后，在朝鲜国王的要求下，他受命帮助朝鲜编练新军，并延请在德国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王得功为教官。经过月余的训练，这些士兵就“技艺娴熟，步伐整齐”，他因此深感西方军事教育的先进性，萌发了改革中国传统军事教育的思想，日后的“练兵”也由此而生。

1884年，朝鲜政局再次变动不安。开化党人金玉均在日本公使支持下，12月4日以邮政局开业典礼宴会为契机，与朴泳孝、洪英植等人一起发动了“甲申政变”，并清洗了多名守旧派大臣。袁世凯当机立断，在未来得及请示政府的情况下，自行派兵入宫镇压。这次甲申政变仅过3天便告失败。日本人想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因此被粉碎，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也得以维系。延迟到10年之后，日本人才宣告得手。

他的表现再次为自己赢得加分，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对其赞赏有加，遂有“知兵”之名。

这也让他终于有了“曲线救国”的机会。日后，他利用李鸿章的赏识，甩开顶头上司——淮军大将吴长庆攀援上了李鸿章。也正因为投靠李鸿章，曾在咸丰十年大败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于华子岗的吴长庆，竟郁郁而终。

这里得再提一下张謇。和袁世凯一样，做过吴长庆幕僚。不过那是在他当上状元很久之前的事了。同样，他也因此随吴长庆奔赴过朝鲜。如果袁世凯在朝鲜主要带兵，他则是吴长庆的“文胆”，帮吴起草过《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正因为此，受到翁同龢等人的赏识，才得以在慈禧六十寿辰特设的恩科会试中，一飞冲天。

一开始，张謇对袁世凯赞赏有加，曾说过袁世凯是谢幼度也就是东晋名将谢玄那样的人物，也正是在他的推荐下，袁世凯才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务。不难想象，当他看到袁世凯弃吴长庆而转投他人，是何等的悲愤，为此写信与袁世凯绝交。

对袁世凯来说，这种压力倒可以承受。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正因为投靠李鸿章，《马关条约》签订后，巨大的反李声浪，让盛宣怀不寒而栗，也让他受到牵连，只得回乡赋闲。好在这次赋闲并没有太长时间，几个月之后，他就被一纸诏令调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

这得益于一个名叫汉纳根的德国人。甲午战争中著名的大东沟海战，他正是北洋水师副提督，表现颇为英勇，事后被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并赏穿黄马褂。当朝廷上的官员还在互相指责并攻击时，他却向中央提交军事改革的建议，提出了整顿海军的八项措施，也提出立即编练新式陆军，对日实行持久战略……一个外国人，千里迢迢地来到中国，搞得比中国人还爱中国。说起来，这真让国人汗颜。他懂军事，但他却不懂中国的政治。李鸿章自然不同意他掌握军权，盛宣怀也说：“专任汉纳根，不归华帅节制。”在多方的疑虑之下，汉纳根的计划虽然没有被废，但被大大缩减。

“中央最后确定的规模，是编练10营‘定武军’，分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4个兵种，人数约5000人。‘定武军’最初屯驻马厂，后因营房不足，迁移到小站原‘自强军’的营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几乎全盘西化的军队。这支新军的两位主官，（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从未带过兵，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削尖脑袋想离开这是非之地；汉纳根则感觉‘拟办各节，事多窒碍’，也搞得灰心至极。没几个月，胡燏棻终于如愿以偿，调任津芦铁路督办。而心灰意冷的汉纳根，干脆下海经商。

“机会之门就这样为袁世凯敞开。” (25)

说起来，袁世凯能得此任，除了外部原因，还有他本人在变法图强上的决心。今天，很多人因为他在戊戌维新中站队慈禧导致变法失败，从而一并否定了他在变法上的努力。和康有为、梁启超比起来，他变法的欲望也不见得落后于他们。也许正是在朝鲜的经历，让他加深了对日本警觉的同时，也迫切感觉中国自强的重要。当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他也作为发起人之一而加入。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维新派一开始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想必光绪也记得，就在甲午战争后，从朝鲜回国的袁世凯在觐见自己时曾当面请求变法。他的建议让光绪颇感振奋，特别要求他将这些建议都写进《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里呈奏上来。在给帝师翁同龢的说帖里，袁世凯更是指出，中国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而变法的核心方案，是用人、理财和练兵——去天津小站练兵，显然符合他的变法理念。

在胡燏棻调任之后，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7000人。

此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开始。亦成了“北洋系”的开始。

他为此投入了相当的热情。

一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增强新建陆军的战斗力——这也是他被光绪及康、梁相中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他却仍然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见，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除了聘德国军官10余人担任教习，又从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加上其行为处事方式，跟李鸿章掌控淮军也别无二致，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称其为“淮军余孽”，也把这些新军看成是李鸿章留给袁世凯的丰厚遗产。

不得不说，袁世凯小站练兵，为其练出了一批精兵强将。“也正是这一批班底奠定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人才基础。这批人中当到各省督军以上官职者有34人，其中包括4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1位行使总统职权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从1912年3月13日至1928年6月3日，北洋政府46届政府总理中，有9位17届总理（唐绍仪、赵秉钧、段祺瑞、徐世昌、江朝宗、王士珍、靳云鹏、张绍曾、贾德耀）曾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或在‘北洋六镇’出任过官佐。” (26)

正是看中了他手中的枪杆子，仅靠着一个“光杆皇帝”的维新派，在戊戌维新中想起了拉拢袁世凯。希望“自己人”能起兵勤王。光绪甚至将他擢为直隶按察使，仍主持练兵。只是，面对着维新派所追求的“大变、全变、骤变”，袁世凯却有自己的成熟考虑，他认为先要搞试点，功成后再“循法推广”。只可惜光绪并没有采取他的建议，让他对康、梁的做法觉得很不保险，最终选择了背叛。“站队”慈禧显然为他赢得了回报，与此同时，这份回报也让他在维新派那里受到更多的诅咒和妖魔化。

在戊戌维新后，清政府以荣禄为兵部尚书，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将京津一带驻军合编为“武卫军”，分前、后、中、左、右五军。与此同时，将袁世凯以道员衔训练的新建陆军改编为武卫右军。

名头换来换去，改变不了袁世凯的实际控制。

这种结果显然超过了清政府的打算。

本来督练新军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结果国家军队却被私人占有了。到最后，“只知袁宫保，不知有朝廷。”

可以说，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袁世凯声名鹊起，扶摇直上。

39岁时，他升任工部右侍郎。很快，他又在义和团运动中，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年仅40就首次出任方面大员。

但得老实说，说起这个山东巡抚，简直就是一坑爹的职位。

前有李秉衡，因德国人的军舰威胁，被革职，换成了张汝梅，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朝廷以贪污腐化的名义，革职。最后换成了这位满洲大人毓贤。毓贤虽是酷吏，但其在山东做官20多年，以善治盗，手段严厉，为上司嘉赏，而河工尤为熟手。也就在张汝梅手下时，他曾提出“化私会为公拳，改拳勇为民团”的意见，企图解散义和拳或把它并入地主民团，改变义和拳的性质。也正因为此，很多人将他误作了纵容义和拳之人。加上其极端仇洋，结果竟被八国联军指为罪魁祸首——毓贤先是被革职，发配新疆，刚到甘肃，清政府即行正法的诏书就追了上来。最后在1901年2月22日，被斩于兰州。

相比毓贤，率领自己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的袁世凯，更坚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驱赶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

“袁世凯上任之初，济南府的西南部已经发生了义和团的暴乱，义和团残杀了英国传教士布鲁克斯。袁世凯已经预料到这种野蛮的屠杀政策将导致的严重后果，所以他在山东全省打击义和团的势力，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安全。袁世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上任之后，山东没有一个外国人被义和团杀害，在他的协助下，在山东的外国人要么逃离山东，要么被他保护起来。” (27)

他这种明显的亲外政策，虽然让当时的慈禧颇为不满，但也为他赢得了一定国际势力的支持，得以在日后的各种政治危机中转危为安。

不过，1900年春的一场透雨，终于将那些饥饿的农民拉回了田地。而百里之外的直隶，雨水终究没有到来。在那里，义和团继续狂热地向前走着。也就在八国联军的战乱中，袁世凯努力维持山东的稳定，并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涂炭。

他终于从山东巡抚的位置上，功成身进。

在小站练兵之后，天津再次成了他人生的福地。

大乱之下，商人走向前台（下）

此时，天津，这个古老帝国的北方城市，正在进行着一项前无古人的实验。

“自庚子年始，国人就用自治的手段，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发现，没有朝廷，他们同样可以自治，而且更加便利。

“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拳乱之后，天津商人联合起来，以自治，克服了天津金融危机。天津八大家，其中杨家、石家、卞家、李家、王家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

“此前，袁世凯曾就此问题，向朝廷请求救济，但空无所得；向外国银行贷款，列强又提出乘人之危的要求。袁只好转而求助于天津这些富家大族。” (28)

从本末边缘，到为高官所求，这种感觉，简直爽极了。

也正是这样的自治实验，让天津这个天子的渡口，因乱世而设，再次因乱世挺身而出，成为帝国的明星城市。

那年，大明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他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在三岔河口渡河，后突袭沧州打了胜仗，为自己在1403年登基称帝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这个三岔河口，正是南运河、北运河、海河三流交汇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集散地。商业地位优越，离京城近在咫尺，加上又多少为了纪念自己的胜利，朱棣决定在此筑城设卫，并在群臣献名之后，朱棣选中“天津”二字，意为“天子渡津之地”，天津由此得名。又名天津卫。此卫乃明朝的一种军事建制，天津共设三卫，驻军16000多人。在天津设卫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巩固北疆，看住天子的门户。1404年12月23日，天津开启了新的历史。它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到了清朝顺治九年，天津左、天津右两卫并入天津卫，三卫合一。

日后，经过数次行政规划调整，它在雍正九年由州升府，下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盐山、庆云六县一州，成为畿辅首邑。对这样的城市，西方列强不能不看重。1860年，在《北京条约》中，它被增补为通商口岸，自此，西方列强在此设立租界。它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洋务运动的基地。随着直隶总督在帝国行政权力之中的比重加大，10年后，它和营口、烟台的口岸通商事宜，被一起划归直隶总督管理。与此同时，同治还将北洋通商大臣一衔授予直隶总督。自此直隶总督多驻在天津，在冬天外贸淡季，才回到原有的驻地，也是直隶省城保定。

在袁世凯到来之前，天津得感谢李鸿章。正是在他的手下，奠定了天津的交通、实业格局。这里有外国通讯社眼里“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天津机器局东局，有唐廷枢主持的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开平媒矿，更有与周边矿区、城市以及帝都相互勾连的铁路……就连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也为天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招商局总部虽然设于上海，却由李鸿章在直隶遥相牵制，天津是招商局开辟的新航线中举足轻重的一个节点，通过直接与外商竞争，这座城市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 (29) 。自然，袁世凯也得感谢李鸿章，他在小站练兵时需要的人才，也是来自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除此，李鸿章还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并聘请严复为总教习。《天演论》就在此脱胎成型。

说起来，它距今也有600多年的历史。说长很长，但比起帝国首都北京，以及历史中的明星城市，西安、洛阳……它又年轻得可以。当中国的北方城市，大多陷入到古老的窠臼无法自拔时，相对年轻的它们，经过西风美雨的吹拂，比较容易转身。

也正因为特殊的商业以及政治、军事地位，天津也出现了不少豪门家族，比如远近闻名的“八大家”。但和宁波帮的“四大恒”相类似，“八大家”具体指谁，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相传从咸丰初年也就是1851年以后开始，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有关八大家的口诀：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口诀意味着公认，说明此时被社会认可的八大家就是口诀中的那几位。其中，承办盐务起家的是“振德黄家”“益德裕高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从事海运业起家的是“天成号韩家”，从事粮业起家的是“正兴德穆家”，粮商兼大地主起家的是“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豪门依旧依托于中国传统商业而光大。如果中国一成不变，他们的门楣也将光耀如昔。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年代，这无疑是条末路。日后“八大家”的成员便在所难免有所更替，旧的逝去，新的形成。而这些新的富豪们，在延续“八大家”荣光的同时，也在积极找寻新的出口。就如，合伙创办天津志成银行。

不管八大家到底是韩、高、石、刘、穆，还是杨、石、卞、李、王……他们的存在，充实了帝国的“乡里空间”。自秦汉统一之后，中国就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双轨政治”，由自上而下的“皇权”与自下而上的“绅权”构成，前者属于“皇帝”，后者属于“士绅”。“由于‘皇权’不下县，乡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就需要依靠‘士绅’，而‘士绅’在地方事务上的发言权可以不依赖于当地的官吏，而是凭着自己的权势——如科举获得的功名，与上层官僚的良好关系以及由知识和财富带来的霸权——修改政令，影响治理。” (30) 只不过在皇权恶化的明清，绅权被逐渐压制，乃至不伸。当中央大员在庚子事变中卖国的卖国逃跑的逃跑，到最后求救济也空无所得，然而，因此突然出现的皇权真空，却也如搬开了压在草根上的石头，绅权终于又有了出头的日子。

天津商人阶层的自觉，给袁世凯的震撼也显然不小。这个推崇“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的地方高官，终于在这个年轻的北方城市，找到了落实自己维新思想的宝地。戊戌维新的失败，意味着一国变暂时实现不了。但在一国之变实现不了之前，不如通过一省之变，进而寻求一国之变。

对天津，他自然青眼有加。

为了发展天津，他甚至将直隶总督署从保定迁到天津，从此长年留在天津。随着他的统治重心的偏移，这座城市的地位已经不言而喻。

他也就此靠近宁波帮。

除却上海，天津应算得上宁波帮的又一商业重镇。

如果攀攀关系，两者之间的接触也是源远流长。

明嘉靖年间，就有宁波人组建船队从水路北上天津卫，为朝廷运送进贡物品，还北运茶叶、丝绸、毛竹、瓷器、纸张等货物，此为两地交往之始。尤其是沙船的出现以及“北号”的建立，意味着宁波帮结帮北上天津卫，“早不过乾隆晚年，晚不过嘉庆初年”。即以嘉庆继位时的1795年算起，宁波商帮在津也为时不短了。虽然外国轮船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一度让沙船的生意一落千丈，但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却给了宁波帮打翻身仗的机会。18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

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利好的因素，那就是清政府在三岔口设有漕运局，专司河道运货等事务。漕运局总办为宁波人张友堂，曾给同乡不少便利。

只是，在1870年之前，宁波帮在天津还不成气候。因为北号在天津不设分号，只派庄客经理业务。“他们大多春来冬返近似于行商。庄客们一般在天津不购置店面及房产，而下榻于天津商人（或粤帮）开设的客货栈内。如当时长驻津门的宁波商帮头面人物要属来自慈溪的童承初，他身为‘北号’股东，但从未在津门购置不动产。” (31)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慈溪商人严应翘。他早在清顺治年间就定居天津卫，卜宅于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四棵树，宅后临倭瓜园。严氏前后十一代，凡三百年，均居于此。但比起世居天津、从祖上起就在三岔口居住的天成号韩家，一开始算不得什么。直到他的孙子严宇香出现。

严宇香，年轻时帮别人经营盐业，到咸丰初年自己占有引地，行盐于顺天府，即今河北省三河县。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侵入天津，严氏全家避难于三河县的段家岭。两年后，就在这里生下了儿子严修。日后，他的这位儿子将在天津表现卓著，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教育集团”的创办人。而他本人，也于1870年就任长芦盐区纲总，在盐务上开始大权在握。

天津的开埠，显然也吸引了宁波帮。在上海接受过国际化锻炼的他们，也从1870年之后，一拨接一拨地涌入天津，又一拨接一拨地扎根下来。1872年，严信厚被胡雪岩当作了“投资”，推荐给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自此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仅当上了天津盐务帮办，而且还开设了物华楼金店，经营金银珠宝首饰。这可视为宁波帮在天津经营门市商店的先锋。前面就说了，严修是严信厚他爸严恒的族孙，曾给其《听月山房七巧书谱》撰文并书跋，那严信厚还得叫严宇香一声兄弟。

当然，更多的宁波人在天津所从事的职务，是买办。曾在叶澄衷的上海老顺记商号任司账的王铭槐，1879年被派往天津之后，经过多年的经营，成为了天津的巨富和四大买办之一；还有一个严氏，镇海人严蕉铭。他初在上海美商旗昌洋行任买办，1882年来津，历任顺全隆、禅臣、绵华、立兴等洋行买办，在天津洋行买办中颇具声望，为早期在津宁波帮商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个镇海老乡叶星海，曾就职于上海美隆洋行，期间结识德国商人吉伯利，1887年同至天津创办兴隆洋行，任买办。

这些宁波人利用自己在上海学习到的经验，在这块帝国的“开发新区”里巧取豪夺，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除此之外，他们还紧密团结，共同发起建立天津浙江会馆，位于北门内户部街，为全浙同乡定期团拜聚会之所。自1885年至1920年间，由严蕉铭担任会馆主持人。正是这些努力，他们尽管来津时间不长，不足以成其世家，却将宁波帮打造成了“八大家”之外的第九势力。严信厚虽然日后南下，但有严蕉铭、王铭槐和叶星海，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并不弱于广东帮、潮州帮、山西帮以及河北冀州帮。

当天津成为宁波帮的又一商业重镇，宁波帮不可不与袁世凯发生亲密的关系。而当宁波帮成为天津的又一重要商业势力时，袁世凯同样不可不对其热烈欢迎。

好歹，作为源丰润的老主顾，为了发展天津，他也离不开源丰润在天津的分号。

不过说起来，在这些宁波人之中，袁世凯最要好，在精神追求上最投缘的朋友——

应是严修。

现在再提起严修，他的宁波人身份，其实应该打个双引号。

因为他算不上正宗的宁波人了，如果填籍贯的话，他要填的，应该是天津。

出生地，河北三河。

严修，字范孙，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

他得感谢自己的祖父严宇香，除了在世道日下的年代勉力维持着整个家族的生存，其人还禀性慷爽，有任侠之风，肯于急人之难，在家境并非宽裕之时，赒恤亲友也从无吝色。此一品格曾给幼年的严修以深刻的印象。

严修3岁时，祖母逝世，才从三河迁回天津。6岁，开始入塾，从查帖青读书，开蒙课本为《龙文鞭影》，因能属对为老师所称赏。

“就教育背景而言，严修与封建王朝时代应试求官的士大夫并无二致，饱读圣贤经典，沉浸科考之中，年仅24岁便登上科举顶巅，进入翰林院。他受益于来津主持问津书院的‘清流’领袖张佩纶，并由此结识李鸿章和张之洞。青年严修显然更倾心于抱持‘经世致用’之学的张南皮，这与他作为盐商家子弟追求实用价值的求知取向不无关联。与众不同的是，严修在应试科举的同时，尚有一条求知‘副线’：对于算学兴趣浓厚。早年他师从陈奉周学习算学，‘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后来任职翰林院仍旧兴味不减，以至于出任贵州学政期间竟将算学题列入书院考题之中，曾求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算学讲师到黔执教，任满归途中又在沪上选购《五纬捷算》《圆锥曲线说》等相关书册。其偏重‘实学’的自觉，较之甲午战后风气大开士大夫整体‘学术转型’，明显提早了十多年。” (32)

也正是对这条“副线”的热衷并坚持，让他在贵州学政一任上，还提出了其时颇为惊世骇俗的一个主意：奏开经济特科。

前面说了，所谓经济特科，类似于“博学鸿词”，是一种特科考试，本意是要选拔一些懂点西学或者治国强兵非常之术的人才。意思说到底也就是，只要有真才实学，凡在政治、经济、外交、算学、格致、制造等方面有专长的人才，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凡录用者以进士出身授予官职。

这个主张可以说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大突破，一时震动朝野，得到维新派人士的一致赞赏。

梁启超甚至称之为“戊戌变法之源点”。

其时，贵州还是地处偏远，民贫土瘠之地，一向为人所轻视，却出了这么一种石破天惊的声音，贵州人民不禁为之一振。

不过严修也为自己的超前付出代价。

他开罪了自己的恩师和翰林院顶头上司徐桐，事实上断送了他前期的京官生涯。

“作为当时的改革派人士，他骨子里跟康梁没什么区别，只是对教育救国更加热衷，由于对变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政变后赋闲，没有受到惩罚，后来成为南开的创办者。这里，‘经济’的概念，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种‘经国济世’的意思，非后来从日本转口的‘经济’（economic），但已经开始有点接近了。可是，经济特科的提议，由于维新变法命太短，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胎死腹中，一直等到闹出了庚子国变，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馍的西太后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洋人并不在乎中国的统治者是谁，为雄为雌，反过来打算再搞新政时，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33)

逃过一劫，加上自家兄弟中年早逝，使得严修不得不收缩“外务”转向营家置业。除了创办工厂，还有就是兴办学校。

只是兴学应是个长期的艰巨的规划，他得先从家塾做起。

也就在这一年，他遇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张伯苓。这个比他小16岁，身高一米八五的天津本地人，日后南开大学的创办人，是他一辈子志同道合的伙伴。

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严复的学生。当年5月，他随“通济”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山东。清政府接受日本占据的威海卫，旋即拱让给英国。胡适曾在《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记载，张伯苓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深受刺激，立志一生以教育救国，“欲救危亡，非造就人才不可；欲造就新人才，非兴办新教育不可。”

只是，他弃职回乡，却无法完成自己当上一个普通教师的心愿。因为那时天津教育界还是科举一统天下，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西学思想根本不能被同行和学生家长理解。几年下来，换了几家书院，还是寸步难行。22岁的他正在彷徨无措之际，遇到了和他一样辞官回乡，决心以教育救国的严修。

虽然两人年岁相差较大，根本就是两代人，但严修特别欣赏这个年轻人脚踏实地、坚忍不拔的做事风格，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

“1898年10月，严氏家馆开业。‘老板’严修聘请张伯苓做学监（院长），教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等西学知识，开津门西学之先。从教十几个孩子入手，严修、张伯苓开始了一项影响后世的大事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难得而奇特的组合。” (34)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张伯苓，也不会有南开。

严张可谓绝配。

不过，对严修来说，他的教育事业还需要一个人——那就是其时正权力炽热的袁世凯。如果说遇见张伯苓，是为自己的事业打下根基，那么，遇见袁世凯，则是为自己的事业，狠狠地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火。

两人认识差不多也在1898年。那是6月间，在好友徐世昌的引介下，严修于天津小站结识了在此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人。

一方抱着教育救国的态度，一方是以“用人、理财和练兵”作为自己变法核心的新进军人，彼此印象颇佳。

用人，不仅意味着要善于招揽人才，更要善于培养人才。严修肯定喜欢袁世凯的理念，袁世凯也肯定认可严修的办学努力。但一在天津办家塾一在小站以练兵为主，两人似乎很难有合作的机会。没承想山不转水转，袁世凯会在外任上兜转一圈之后，却驾临了天津这座城市，而且还是直隶的一把手。兴学于是成了必然。

“他就任直隶总督时，专门在保定创办课吏馆，开政治、财赋、洋务、河工四科，在天津则创办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培养法律专业人才。与此同时，他也与士绅们联手创办教育。接管天津4年后，他创办的各类大学堂、高等学堂、医学堂、工业学堂、农业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女学堂及各类专业学堂已达数千所，如果加上武备学堂和巡警学堂，入学人数高达十万以上。” (35)

正是在用人上的高明，天津在百废待兴的直隶，率先走上了正轨。

严修有幸遇上了直隶教育的好时光。正是在袁世凯的放手支持之下，1902年，他又惊世骇俗地在自家创办了严氏女塾。

开始时学生主要是严氏家属，包括女儿、侄女、儿媳、侄媳以及四姓近亲的女儿，年龄从10岁到20岁不等。

上午学缝纫、洗衣、织布，下午有国文、英文、算术、日文、音乐、图画、手工等课程。该校初创时，聘日籍教师川本教日语、音乐；山口教手工艺；野崎教劳作。除日籍教师外，担任初小教师的有韩升华、韩咏华等人，担任高小教师的有华海门、戴育三、张星六等人。所用教科书和教具，也多是严修从日本带回的。

严修还亲自授作文课，并编写《放足歌》，教女塾学生演唱。

就在同年10月，祖籍安徽歙县，清初因避兵变迁来上海的吴馨，弱冠入邑庠，不过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在1897年开办师范班后，他即弃科举而学师范，潜心研习教育理论。毕业后立志振兴女学，后扩充小南门花园办家塾，创办务本女塾，任经理。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他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提倡女权”，故“取塾名为务本”。吴馨厘订章程，着重灌输爱国自立思想，培养学生从事家政之能力。年内学生即由7人增至40余人。

想必两人相见，一定会惺惺相惜。

我们不能否认的现实是，在那男尊女卑、闺范森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推行女学，自己首先得对女性持有尊重的态度。

严修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他编写《放足歌》教女塾学生演唱，源于他对缠足妇女一贯表示同情，曾力倡女子放足，求妇女获得解放。

除此外，严修还反对嫖娼、征妓、纳妾等社会不良习染。他不仅自己“终身耻作狭邪游”，而且规谏好冶游（嫖娼）者朋友。

他特别反对身为教师者逛妓院。

昔日天津许多小学教员染有如此不良行径，他谆谆告诫：“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

其次，推行女学，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它肯定会遭到卫道的顽固派和封建习惯势力的强烈反对。此前，晚清女学，自19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但直至19世纪末，还主要是外国传教士经营。19世纪末，传教士开办的女学堂在中国各地已有数百所，但真正进入这类学校的女孩子，基本上限于下层平民阶层（孤儿和上不起学的穷人），女学没能影响中国上流社会。

正因如此，严修创办女学，《大公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

与此同时，他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

也可以这样说，严修和吴馨等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兴起。而中国的女权运动最初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个是不缠足，另一个就是兴女学。

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吕碧城，便曾投身于兴女学之中。就在严修创办了严氏女塾这一年，袁世凯也授命其幕僚傅增湘负责在天津兴办女子学堂。祖籍安徽旌德，曾和秋瑾一起号称民国时期“女子双侠”的吕碧城，初到天津矢志求学，不想误打误撞进了《大公报》，文名日盛之时，正是在严修的举荐之下，和大姐吕惠如、二姐吕美荪一起加入了女子学校的筹办。1904年11月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校，吕碧城任教习，同时兼管全校事务。1906年6月13日，北洋女子公学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出任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女性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此时她年仅23岁。

严修的兴学实践，让袁世凯大为赞赏。1904年春，袁世凯友请严修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也就是主持直隶学政。这也意味着，以前严修只是在民间呼应袁世凯的“用人”理念，现在却要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直接助袁世凯落实他的理念。尽管戊戌变法失败让严修对朝廷早已心冷，但架不住袁世凯心诚，再考虑到自己毕竟是乡绅，要为地方尽一份责任，所以就此从命。

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和张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

日后袁世凯在教育上的主张，多出自严修，袁世凯尝言：“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听上去很谦虚，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严修的重要。

在日本，详细考察日本学校的学制、定员、经费、课程设置、教学法、教学设备，等等，并广泛接触日本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这一次日本之行，为严、张的教育救国理想，找到了可供借鉴的近代教育模式。一回来，他就将严氏家馆与天津另一大盐商王奎章的“王馆”合并，建立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前身。

学校经费由严修和王奎章共同分担。

1905年，严修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这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同年，他还开办了“保姆讲习所”。这是全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为京津培养了第一批幼师人才……

天津教育由此兴起了一个高潮，并走在全国前列。

严修得庆幸自己遇上了袁世凯，没有袁世凯北洋系这个实力集团的鼎力相助，他的兴学实践很难取得更大的成功，当然，袁世凯也需要他的兴学实践，“甚至不妨说，直隶教育的勃兴本身即是北洋‘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 (36)

在某种意义上，两人的“结合”，也是各取所需。

正是从天津频繁发出的捷报，“缔造着袁世凯的个人神话，也映衬着帝国的无为。天津成为袁世凯极大的政治资本，他不断地被委以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财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 (37)

这些委任在1905年7月1日掀起了高潮。这一天，清政府命令袁世凯乘火车北上京都，商讨宪政。而在一天前，他的政敌之一、三朝老臣王文韶以年老为理由，辞去了军机大臣差使，他的挚朋好友徐世昌则入直中枢。

这个帝国迎来了袁世凯时代。

“贵人”袁树勋

就在袁世凯在天津谋求一省之变时，国家也在谋求一国之变。

有时想想，一省之变与一国之变虽可次序进行，先一省而后一国，但若没有国家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层面上予以支持，一省之变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有时甚至无疾而终，或中途夭折，哪里会轮到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封官行赏。

首先，再次外逃的慈禧对西方的仇恨，犹如多年前在咸丰身边听闻圆明园被毁时，不曾消减。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无疑又一次教训了她，加深了她对苦难的记忆。说起来，她也并非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就在西安吃羊肉泡馍时，她也反思过自己的荒唐行为。

她再一次以行动绝妙地再现了，帝国政府被抽上一鞭子，才能勉力向前一步的陋习。但这一次却亡羊补牢，还不算太晚。

你说她是被打怕了也好，是幡然醒悟了也好，或者就像美国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说的那样，“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她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她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

“总之，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

“例如：1900年12月，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变法诏书》：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其改革内容为‘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并说‘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对官僚大帝国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

“慈禧晚年的这番振作革新，往往被教科书一笔带过。” (38)

1901年1月7日，惊魂未定的她，在袁世凯的陪同下，和光绪一起从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砾的北京城。

回来后，在慈禧的主持下，清政府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从此，清末新政就在全国全面推开。这一年8月29日，清政府停止了武举考试，9月11日又下令各地兴办军事学堂，9月12日接着命令各省裁汰旧军，正式编练“新军”。早就“实验性”地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的袁世凯，也借此更上一层楼，在保定创办了培养基层军官的北洋陆军将弁学堂。日后，北洋陆军将弁学堂改名为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又改称北洋通国陆军学堂、陆军随营学堂，这便是保定军校的前身。

与此同时，巨大的财政压力，让清政府终于放开了对商人阶层的压制，转而给予商人应有的支持。1903年7月，朝廷专门设立了商部，作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属设立了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为了表达对商人的重视，清政府虽然没钱以财政支持，但是可以给荣誉称号，所以又发出了一堆“帽子”。

在专门公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就明确写着，“现在朝廷重视商政，破除成见”，于是规定，奖励之大小视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一品顶戴；集股2000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000万元以上封男爵，500万元以上、800万元以下者，则奖予商部四等顾问官，加四品顶戴。

与严信厚等人一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张振勋，便因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太仆寺卿。

这个太仆寺卿，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副职。

除此之外，他这辈子前前后后，三次受慈禧、光绪召见，所创办的公司享有免税3年、专利15年的特殊待遇，其葡萄酒企业“张裕酿酒公司”的金字招牌则是翁同龢题写。身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又历任粤汉铁路、广东佛山铁路等央企总办。他还以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身份率团出访南洋，呼吁“勿分畛域”，“视同一体”，召集华侨归国投资。每到南洋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量华人因此携资回国。

在受慈禧、光绪召见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奖劝实业和筹办南洋劝业会的建议，受到了慈禧、光绪的封官褒奖。

以上种种殊荣，对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从未参加过科举的商人而言，是人生未得之体验。同时，对整个商人群体而言，这种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也是千年一见。在经历维新失败、辛丑动荡的“倒春寒”后，商人们的心花终于怒放。

似乎一好百好。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法律也孕育而生。

1904年1月，商部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此后，商部又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进入了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

自《公司律》等法律出台后，中国有了正式的公司数量统计。

“1905—1910年间，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间所设厂数的20多倍与甲午战争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民间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产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时已达977家。” (39)

风助火威，火助风势。依旧在天津，商人阶层不满新成立的天津商务局，认为它们办事不力。政府的初衷虽好，但这种官办机构难免亦有官家的通病。趁着袁世凯有求于自己，他们甚至提出解散商务局，代之以商人自治的商务公所。由官办到民举——天津的自治努力又添上了重重一笔。

当天津这座北方的城市都在高歌猛进，上海岂可无动于衷？

如果说天津因袁世凯而光辉一时，别忘记了上海也有盛宣怀。

此前，长袖善舞的他在中国政局上像是个不倒翁。1900年前后，他更是当上大理寺少卿兼中国电报局总办。他对电报局的经营，让他成了庚子事变中的又一赢家。在战乱时期，他所掌握的电报局，成了逃亡的清政府与外界沟通信息的唯一渠道，以及北京议和代表、西安行在、各省将军、督抚和各驻外公使之间电讯交汇的总枢纽。也正是受到看重，1900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商务大臣，在上海修订对外商约。

和以往不一样，出现在盛宣怀谈判桌前的，多了一个以英国商人为主体的“和明商会”。该组织在英国谈判代表到达之前就对有关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并为英国谈判代表马凯准备了充分的谈判材料。中、英双方开始谈判前夕，马凯很快就拿出了以“和明商会”意见为基础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先发制人，一下子就让盛宣怀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说起来，“和明商会”在这种重要场合的“闪亮登场”，既显示了英国商人对利益的追求，更凸显了英国商人的团结力量。当盛宣怀以个人的聪明才智，来面对一个组织的挑战时，他的窘迫、难堪、不安也显而易见。

这段经历，让盛宣怀痛感“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主张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

事实上，在盛宣怀想起创设商会之前，中国的商人阶层就有不少的同业行会组织。这种行会组织是早期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就有“洋行会馆”（公行）。宁波帮的四明公所也有行会性质。无疑，它们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只是，相比较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商会，以会馆、公所为主的行会日益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成为了封闭性、停滞性的社会组织，而非商会的开放性、发展性。

面对西方商会的冲击，盛宣怀迫切希望上海商人能组织起来，像“和明商会”那样为正在进行的商约谈判提供意见。

这一任务再次落在了严信厚的身上。

尽管在四明会所第二次血案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但在盛宣怀的要求之下，严信厚还是不顾自己年迈，和袁树勋一起，负责筹组，邀请各帮人士，拟订了暂时章程六条。

1902年2月22日，这样一个看上去很二，但证明是特不二的日子里，由严信厚担任总董及第一届总理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南京路五昌里一个民房里，正式成立。

它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

也许正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示范作用，天津的商人阶层对官办的天津商务局才有勇气发难。日后，袁世凯还向严信厚伸出橄榄枝，有意委严信厚筹建天津商务公所。但严此时工商企业重心在江浙等地，并正在筹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未遑兼顾他事。

于是，辞谢不就。

大约是严信厚的拒绝，多少造成了时间上的耽搁，天津商人成立的商务公所，要比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晚上一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此时，成立商会也是大势所趋。没多久，商部要求成立商会的消息传到天津，一下子让天津的商人阶层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在天津商务公所成立的同年，杭州商会成立了。

如果说政府成立商部是政策支持的话，成立商会可以看成民间商人自我的觉醒。这也就意味着，以前分散的商人，以及行帮性质的各业行会，可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近代商人团体，求得一致对外。

“商会有处理商务诉讼的职权，负责调查商情，处理破产和诈骗，受理设立公所、申请专利、进行文契债券的公证等职责，部分地承担了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随着各地、各市镇商会的组建，商业势力得以聚集，并从此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公共力量。” (40) 作为近代商人阶级，他们是以（准）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商会总理、协理和会董均由选举产生，议事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具有一定的民主性。通过商会，资本家们受到了民主训练，增强了组织观念。’” (41)

对这种力量，如果说，袁世凯刚接手天津的时候，是爱，但慢慢的，怕就多了。爱是因为需要利用他们，但怕呢，则是担心这股力量成长起来，容易尾大不掉，到时候自己很难控制。倒是商部尚书载振却以为袁氏多虑，反而给予了支持。“他虽为袁氏政治盟友，但在商部立场，他倒希望各地商会，能尽量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 (42) 得承认，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缝隙，商会才能顺利成长起来。

1904年1月1日，商部专就劝办商会奏请慈禧太后以及光绪，并附上商会简明章程26条。“规定过去叫‘商业公所’‘商务公会’等名目者，统一改称商会，商务繁华地区设立商务总会，稍次之地设立分会。此后，上海、天津分别改称‘上海商务总会’（1904年4月22日）‘天津商务总会’（1905年），1906年北京成立了‘京师商务总会’。这一年，各地已建立商会、商务总会110个。” (43)

就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之后，严信厚再次被推举为总理，东山再起的徐润为协理。副总理兼坐办的则是周金箴。

此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多次换届改选中，除第二届总理曾铸是福建人之外，总理、协理多为宁波帮中人，比如第二任协理朱葆三、第三任总理李云书、第四、五、六任总理均为周金箴。可见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自始至终由宁波帮在领导层中占绝对优势。

正因为这种绝对优势，以宁波人为主的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在上海商务总会内部居于关键性的地位，这两个公会也理所当然地控制了作为上海金融和贸易基础的货币、信用和汇率。宁波帮也进一步掌控了上海的金融命脉。

无疑，继操控中国通商银行之后，宁波帮又成了这拨行情的最大得利者。严信厚更是受益匪浅。因缘际会创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加上又是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主持人，以及中国第一批民族工业的创办人——功远远大于过，不提别的，严信厚仅凭这些就足够被史家称为“宁波帮的开山祖师”了。

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就会发现，一直跟着严信厚的周金箴，却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时期缺席了。这是因为在1896年，他又弃商从仕任江西清江县知县，知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幼年曾随父旅居其在清江县的任所。说起来，他还是周信芳的从祖。到了20世纪初，他二度弃仕从商，再一次来到上海，自此就没有再折腾。

理所当然，严信厚对他又是一番提携。

他本人也很努力，在各种场合都能看到他的影子。除了在上海商务总会任职外，他还先后投资轮船招商局并任董事。1905年，参与创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1908年，参与创办四明商业银行，是首届董事会总董。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到的一个人，那就是袁树勋。

是他和严信厚一起操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可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他能和严信厚一起办事，而且还是办大事，显然已绝非那个小小的上海县署主簿，而是比当今厅局级还牛的上海道。

不然，他怎么能做朱葆三的“贵人”呢？

袁树勋是1901年成为上海道台的。

他本人原籍湖南湘潭，字海观，号抑戒老人。

家贫失学后砍柴、牧牛，及长务农，成为团丁。后在江淮一带以推小车贩布谋生，当过厘金局的收税小吏，后投湘军当兵。清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从征捻军，管后路粮食，办事勤敏，积转饷之功，才有了一官半职。

只是，小小的上海县署主簿显然对不起他的政治才能。

在这个任期上，他也只是负责管理一下县署典籍和机要文件，工作比较清闲。碰巧的是，朱葆三的慎裕靠近县署，正开得红红火火，所以他就经常过来凑凑热闹，跟朱葆三唠唠嗑，吃点水果啥的。

说起来，李鸿章看上严信厚是因为他的一纸字画，袁树勋喜欢朱葆三，也是因为朱葆三还会一手宋徽宗的瘦金体。

恰好，他本人也是个文艺范儿，爱好点文物字画啥的，加上朱葆三做生意又遵循来者都是客的理念，两人竟一拍即合，成了“金石交”朋友。

袁树勋，1901年任上海道台。

结识之后又发现，“先生素性仁慈，遇事决律己严，且又慷慨好施与”，“因朱葆三既是商界名流，又懂英文，袁与西人打交道时常有商于朱，有时甚至要请朱葆三出面帮同交涉。1894年，袁树勋调任江西景德镇知府，当时府属贵溪等县发生教案，烧毁法国教堂70多处，事态十分紧急。朱葆三应袁树勋之托，请上海法国总主教出面调定，事态很快平息” (44) 。也正因为此，巡抚奏他办案之才并保荐任外交事务，升任天津知府。

想必这也是袁树勋后来飞黄腾达后，对朱葆三多加照应的重要原因。

不过，“未及到任而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进掠津、京，西太后挟光绪帝逃西安，他以候补知府名义率援兵5营赶往清河‘护驾’，但西太后、光绪帝均已西行，遂日夜兼程赴潼关‘迎驾’。西太后予以召见，问义和团是否可靠，他不回答，只是叩头大哭。西太后对光绪帝说：‘小小一个知府，竟有如此忠君爱国之心，真是不可多得。’天津已落入八国联军之手，遂立即改任为荆宜施道道员” (45) 。

可以说，结识袁树勋，也是朱葆三人生中最珍贵的投资。

和胡雪岩看中王有龄，然后花大价钱力挺有的一拼。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要有一双发现美发现他人身上才能的眼睛，而且还要学会尊重别人，真诚待人，“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走近你的人，他们中也许就有日后功成名就的大人物。另一方面，对待那些自卑的人，你要格外照顾他们的自尊。因为一个人往往越是自卑，对尊严的要求就越高，就越渴望得到他人的承认。你一个不经意的敷衍，就有可能让他们感觉受了伤害。朱葆三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并没有因袁树勋以前只是个小主簿就对他敷衍了事” (46) 。

到最后，哪怕袁树勋调任外地，对他也不离不弃，逢年过节多有馈赠。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6年后，袁树勋以上海道台的面目，又回来了。

关于袁树勋，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时代的忠君爱国人物” (47) 。就任上海道台时，曾亲自处理了“苏报案”，引发了“中西新闻自由观的第一次大碰撞”。同时却力所能及地进行了一些“新政”“美政”。另外还努力维护国家主权，阻止洋人越界筑路，拒绝租界当局参与黄浦江疏浚工程。

也许这样的表现，足够让清政府觉得放心，于是就不计较一些小节，提拔重任。1906年后历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也正是当山东巡抚时，他首开谘议局，裁汰冗员，整顿吏治；1909年更是任两广总督，到达了他权力的巅峰。出于财政考虑，他曾婉拒陈炯明所提的“全省限期一律禁绝赌博”的议案。但他后来又奏请设立广东大学，呼吁开国会、消祸萌，却不为清政府所采纳。次年辞官寓居上海。在他身上，很明显，有愚忠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

正是多元化的上海，在他几进几出之间，给了他温暖的包容。

只是，他决非廉吏。御史胡思敬奏云：“两广袁树勋，在湘潭侵吞捐款‘二三十万’；任上海道，以官款放债，盘剥私利，岁获‘七八十万’；在五大臣出洋经费内买镑汇兑，吞没‘数万’；及升任山东，临行在善后快径提‘十八万’；初在广东，扬言禁赌，得赌商贿‘三十万’，因以全省盐务交赌商包办，事成许再酬‘二百万’。”只是，在政治腐败，贪污受贿成风的晚清，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

此处的官款，应为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怎么到了袁树勋手上？

这跟当时的政策有关。

前面说了，庚子赔款是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但那些收上来的海关关税又怎么处理呢？清政府规定，它们需要汇解集中到上海关道，然后由上海关道统一赔付。因为是分期付款，在没到赔付日之前，这笔巨款就暂由上海道库保管。也就是说，袁树勋的手上，一下子就多了数目不菲的“垄断资金”。

袁树勋可以借此体验一下“大清首富”的感觉。

哪怕不是首富，也是之一。

有个问题就来了，如果这笔钱一直放在道库，让人觉得很暴殄天物，资源浪费。要是把它放在上海殷实的钱庄，岂不是能带来丰厚的利息吗？要知道，袁树勋上缴清政府的利息，仅以寻常官利计算，但存在上海各钱庄的拆息按行市计算，较官利为高，两两相减，这中间的差额，就能成为手头的利润。

而且基本上是纯的。

在听说袁树勋经手庚子赔款之后，朱葆三知道这是一个大商机。

他心里清楚，按照自己和袁树勋的交情，肯定能拿下这个项目，自己也能成为这个项目的委托人。但他为了给这份交情加上保险，决定把自己的左膀右臂——顾晴川推荐给袁树勋。“一天，他与顾晴川做了一番谈话。‘慎裕号发展到今日的规模，离不开顾先生的鼎力相助，为了慎裕今后的大发展，想请先生暂时移就高处任职。’朱葆三接着便将袁树勋将办大笔庚子赔款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

“‘朱先生的意见我明白。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能够参与庚子款项，对慎裕带来好处我也知道。不过……’

“朱葆三早已料到顾晴川的顾虑，便开门见山提出：‘先生不必顾虑。那些各省每月所解巨额赔款均由我来介绍那些殷实钱庄，所有生意均由顾先生处计账。至于事成之后，所余之款，太道官府、顾先生和我各三分其一，如何？’

“顾晴川一听，慌忙起身作揖：‘素闻先生诚信待人。我如进入官府一定恪守其责，至于三分其一，鄙人深感受之有愧……’

“‘不，不，先生是慎裕的一员大将，我这番忍痛割爱是经过慎重考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先生应该明晓。’” (48)

顾晴川自然是明白人，经过朱葆三的推荐，他担任了出纳银库主任。

与此同时，朱葆三放出风声，说自己可以为上海钱庄存款，如一块吨石扔进了水塘，各大钱庄的经理立马围了上来。慎裕的客厅里总是高朋满座，朱葆三也成了各路神仙眼中的红人。

不过，朱葆三在放款时有他的两项原则，第一就是选择殷实的汇划钱庄。

这个能理解，如果是小钱庄，万一哪天遇到麻烦倒闭了，存款有可能成为死账或者呆账事小，万一影响袁树勋的仕途，那就让人过意不去了。所以选择殷实的汇划钱庄，可以控制风险。

第二就是，宁波帮所办的钱庄优先。

“朱葆三拆放给钱庄的头寸 (49) 以宁波帮为最多，如镇海叶澄衷家的大庆元、升大、衍大、大庆4家，叶家姻亲湖州许家的余大、瑞大、志大、承大4家，镇海万家的同裕、尔康、延康、寿康、安康、允康等16家，慈溪严信厚家的源丰润票号及分支17家，镇海李家的慎余、立余、同余、会余、恒兴等5家。” (50)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宁波人在外打拼，抱团抱得厉害。想必这也让那些不是宁波的人，恨不得改个籍贯，或者在宁波的地面上安个七大姑八大姨，好跟宁波扯上点亲戚关系。可以说，在团结互助上，朱葆三一贯做得很好。

比如他也很愿意保荐提携同乡有为青年。

“在上海和宁波籍同乡中，想在外商公司担任翻译、厨师、仆役、贸易者，都以得到朱葆三一言为重……通过朱葆三一人作保推荐者不知凡几，宁波籍买办更多出于朱葆三的引荐，所以朱葆三还号称‘买办中的买办’。为了使自己的门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朱葆三甚至规定，‘（门人当中）凡有一人得志，必须提拔其师兄弟，如丁慎庵为美孚洋行汉口总经理时，川、湘、鄂三省分支经理，皆由其师兄弟充任。’因被保人偶尔有出问题的，朱葆三为之赔款甚多，但他往往将借据焚毁了事。” (51)

这样的朱葆三，很讨人喜欢。

他的朋友圈也急速扩张。

回到这次庚子放款上，他就结交了不少上海钱庄业的巨头。从此，他从一个五金店的老板，摇身一变，在金融界里也成了要角。可以靠钱生钱的朱葆三，底气一下足了很多，眼光也放得越来越长远。

“之后，朱葆三相继参与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在中华银行、江南银行等7家银行也都有股份。另外，朱葆三还投资兴办了轮船公司、保险公司乃至纺织公司等，俨然成为上海滩的大实业家。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很多知名企业纷纷借重他的名义，如刘鸿生创办的水泥公司曾聘请他出任董事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请他出任发起人等，朱葆三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52)

当然，这次庚子放款也有副作用，那就是在多年以后，袁树勋成了御史胡思敬的批判对象。而且，也难免给人留下朱葆三发国难财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让人别扭。

尽管知识分子退守，士商的结合，改变了商人的底色。但这种感觉，让人一下子就回到了商人逐利而无德的传统印象。

这些都成为宁波帮在发展过程当中，难以逃脱的罪责，难以洗刷的泥沙。我们在讴歌宁波帮的创造时，也不得不检点他们在时代中的缺失。

虽然，中国的传统商人还固执地固守着义利观，尤其是经过长期的辩论，以儒家为代表的重义轻利之说显然占据了优势主导地位，并且对商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制约影响，即使“言商仍向儒”。但到了近代宁波帮这里，因为基本上成长于西学背景之下，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与熏陶，所以在义利观上，已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加上社会价值观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内容，财富逐渐被视为名誉和地位的象征。

他们也就不再讳言利益，甚至把追求利润当成行为做事的唯一宗旨，并且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天经地义的义务与权利，他们也不在乎手段如何方法如何。当然，对利润的孜孜以求，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将义弃如敝屣。

出身传统的他们，仍然对义较为重视。对他们，我们“既看到其与传统义利观的离异，也不能忽视其离异过程中同时还有对传统因素的保留，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传统现象” (53) 。这种回归，有知识分子的退守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比如朱葆三晚年还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的有：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孤儿院、妇孺救济会、宁波益智学校……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中国红十字会。他的老家定海九次遭灾，每一次都是他出钱渡过了难关。当时，他每年收入3万元，除了1万元家用，剩余的两万元都投入了慈善事业。

又比如虞洽卿，事母极为孝顺，凡是母亲所命无不尽力办到。

他除了喜欢接近女人外，平素自奉尚俭约，衣食所费不过与中产阶级相等。日后对家乡公益事业，乐于捐输赞助，如辟公园、办学校、设轮埠、造小铁路，所费极多。此外，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中冒出来的他，在维护同乡乃至同胞权利上，再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继续战斗，逐步成长为宁波同乡的领袖之一。

当我们不再喋喋不休地计较他们的原罪时，就会发现：

尽管有点野蛮生长，但这些草根在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之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也多了难得的荫庇。

周生有案：弱国办外交

形势似乎喜人，一切都朝着商人所希望的方向进行。如果能按照这个状况发展下去，帝国未必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只是，时势已经容不得你慢慢发展，哪怕常态也不行。

很不幸，1904年的中国，再一次不平静。

这跟日俄在东北的争夺有关。

前面说了，在庚子赔款中，俄国人勒索得最多，那是因为它曾单独出兵东北，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听上去很冠冕堂皇，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小算盘，那就是借此霸占东北。大军只须一开过去，它们就要死活赖着不走的。

对东北，他们觊觎已久，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做皇太子时，就把目光瞄准这块热土，甚至亲自到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典礼，这条铁路一修成，就意味“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为此，它当年甚至还做了件“好事”。

在《马关条约》签约的当天，伙同德法两国，演出了一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逼迫日本“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领有”（实际上是清政府以白银3000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这样，既打击了日本在东北的势力，避免日本在自己的碗里抢食，而且还给清政府一个好印象，日后就可以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对清政府进行敲诈勒索。

以下就是它的勒索清单：

1896年，诱逼清政府接受《中俄密约》，随即索取了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

1897年底，如前所述，它紧跟着德国人的屁股，将舰队擅自开进中国旅顺口。

翌年3月，沙皇政府以军事压力为后盾，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海域，霸占整个辽东半岛，从而在远东取得了梦寐以求的不冻港。

接下来，它就做起将满洲全盘独吞的美梦。

它要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俄国为了加强对华经济渗透和资本扩张，1895年12月，俄国财政部拉上法国财团，合资在圣彼得堡成立华俄道胜银行。总管理处设在上海。翌年，改为中俄合资，沙俄认股600万卢布，清政府认股500万两白银，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大连、吉林、哈尔滨、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设立分行。

可以说，它是近代外国金融势力进入中国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中国政府正式用合同方式承诺的中外合办银行。

“该行名义上是中俄合办，实际上是沙俄政府独家经营，通过李鸿章签订的合作条文，道胜银行可以将清朝政府的对外借款、盐务和海关的税收，以及清王公贵族、显宦朝臣的金银财产等都收存到银行作为金融资金，沙俄政府还在道胜银行中设有李鸿章基金和专款户名，对这样一个和李鸿章有着密切关系的银行，李鸿章当然要派自己的心腹去作为道胜银行天津分行的买办了。” (54) 也正因为此，慈溪人王铭槐成了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最终得以成为天津四大买办之首。

日后的华俄道胜银行，还和赫德一样，曾是盛宣怀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时，最强有力的对手之一。它曾企图获取中国500万两官股，将中国通商银行改为中俄银行，并欲邀请盛宣怀为督办，同时劝阻盛不必另开银行，但是遭到盛的严词拒绝。

显然，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的野心并不小。

除了经济活动之外，它们还“积极”参与到中俄之间的外交谈判中。

1901年2月16日，赖在东北不走的俄国正式提出书面约稿12条，这个约稿不仅要攫取中国东北的“兵权、利权、派官之权”，而且阴谋将蒙古、新疆以及整个中国北方划为其势力范围。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璞科第向李鸿章行贿，声称如果李鸿章促成签约，事后“给他或他受命的某人50万卢布，以示感激”。

很显然，华俄道胜银行这么做，是想从中渔利。

日本首先不干了。

它对东北的渴望不亚于俄国人。

俄国人不能老赖在东北不走。

以前在辽东半岛上吃了哑巴亏，那是因为日本刚和清政府打了一场甲午战争，再和俄国来一战吃不消。但现在不同了。

要知道，它将自己从中国掠夺来的几亿两白银，大部分都用于战备方面。其军费也急剧加大。另外，它还有盟友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为了阻止俄国南下同它争夺中国长江流域，需要跟自己结盟。另外，坚定站在日本背后的，还有美国，它也想打破俄国在东北的垄断地位，所以对日本，也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面对着列强的反对，不甘心的俄国人只好在《辛丑条约》中多勒索点钱财，以解心头之恨。清政府为了支付这些赔款，有时也得向各国组成的银行团借款，其中，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都参加了筹款银行团，自是收获不小。

不过这些还不够，俄国人说了，中国要想和俄国在政府层面上订立撤军条款，还需要中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间订立“私方”协定，将东三省矿产资源及其他利益全部让归华俄道胜银行。

“10月10日华俄道胜银行驻北京代表波兹德涅耶夫向李鸿章提出银行协定草案，坚持先订银行协定，然后再订撤军条约。李鸿章看了这个银行协定草案后，‘大发雷霆’。宣称：‘协定把满洲全境交给银行支配’，这无疑会‘引起别国人的抗议’，‘他从来不敢对这种协定承担责任’，‘他只能就矿产资源的租让权进行谈判’。” (55)

这种谈判又是来来回回拉锯了很长时间。直到李鸿章去世后小半年，也就是1902年4月8日，沙皇政府才终于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被迫同意分三期撤兵，羊拉屎般的，1年半撤完。

只是，没多久俄国人开始变脸，1903年8月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他们打的主意是，不管外人同不同意，我就要把东北当成自己的领土。接下来重占奉天，就显得顺理成章。

日俄一战在所难免。

1904年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派遣海军偷袭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第一分舰队，陆军先遣队在朝鲜仁川登陆。

9日俄国对日宣战。10日日本对俄正式宣战。

这场外人之间的掐架，若放在平日，中国人尽可以围观的围观，评论的评论，但现在很尴尬的是，它们的掐架是冲着自己而来。更糟糕的是，日俄将掐架的战场居然放在了中国，而清政府竟无耻地宣布中立了。12日，清政府划辽河以东地区为日俄两军“交战区”，并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人民群众“加意严防”“切实弹压”。

日、俄对此都表示很满意。

东北人却遭了大殃，战争波及之处，田禾被毁，房屋被焚，庐墓为墟，百姓惨遭杀戮……另外，也有很多无辜的东北人，被卷入到战争之中。日后，留学日本的鲁迅先生在课堂上，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上面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给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被枪毙，一群中国人在麻木地围观，结果深受刺激，就此弃医从文了……

“深受刺激”的还有宁波人。

他们即使身在上海，远离东北战场，但是也跟着倒霉。

一位叫周生有的宁波人，就成了俄国人的斧下冤魂。

1904年12月，俄国舰队中有两艘舰艇，到了上海。

它们分别是巡洋舰“阿思乐”号和“格罗苏福意”号鱼雷舰。

这次到来，说起来，却十分让俄国人觉得害臊。

因为它们是逃来的。

本来，俄国人对这次日俄战争，抱有高度希望。他们也迫不及待想跟日本人打一仗，一方面，他们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认为日本无非蕞尔小邦，不堪一击，“扔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这种心态跟清政府在当年超级相似，但甲午战争教育了清政府，沙皇俄国还需要一次教训。另一方面，俄国国内此时也很不平静，面对沙皇的专制制度，革命正日趋高潮。抱着乐观主义精神的俄国沙皇政府，也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国内日趋高潮的革命。

只是事与愿违。

在战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竟然是俄国人。

尤其是在旅顺争夺战中，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被歼，使日本获得完全的制海权。而在奉天会战中，日军虽然损失7万余人，但俄将军损失却近12万人，导致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大将被撤职，降为“满洲”第一集团军司令。

日本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让俄军内部竟然流行起了“恐日症”。

官兵精神紧张，让俄国舰队航行初期，就闹出不少海军史上罕见的大笑话。

他们见到外国船就以为是日本舰队，立即盲目开炮，甚至相距较远的俄国舰艇也发生误会，互相开炮。

10月21到22日夜间在北海击沉击伤英国渔船的事件，更是引起国际风波。

巡洋舰“阿思乐”号和“格罗苏福意”号鱼雷舰就是在旅顺争夺战中被打散的。

根据《中立条规》，交战国逃至上海的军队应当“收其军器听中国官员约束，不得擅自行动”，如交战国军人在中国犯法，应由中国官员依中国法律审理。

但是，在一个虚弱到只能接受外国军队在自己土地上掐架的国家，这种约束，显然是装装门面而已。

更让人无奈的是，有时人家连装都不愿给你装。

12月15日，巡洋舰“阿思乐”号上的水兵亚其夫（Ageef）与地亚克（Diak）两人，不遵守规定，私自外出，酗酒后乘东洋车至南京路外滩，却不付车钱，遂与车夫发生纠纷。那个车夫恨俄人侵占“满洲”，今敌不过日本人，却来上海跋扈，因此不肯罢休。

而亚其夫和地亚克呢，受了日本人的气，正好没处撒，就趁着这个机会，大闹上海滩。他们虽然惯于舰上作战，但现在是在陆地上，加上手中没啥武器，因此尽管两个对一个，一时却也占不了车夫的便宜。

亚其夫性起，抓过路旁摊上的一柄斧迎头劈去，车夫机灵地一躲，避过一劫。

有路人却躺着中枪，路过时被砍中了头部。

这个倒霉先生，就叫周生有。

“周生有，一作周胜友，寓沪宁波人，在沪已有家小。他遭俄兵斧击，当场脑壳破裂，送至仁济医院即气绝身亡。” (56)

亚其夫和地亚克也随即被公共租界内华捕抓获，巡捕房不想惹事，将凶手送到俄驻上海领事馆，领事馆则将凶手释放回舰。“第二天，上海县令和俄国领事阔雷明带人前往验尸，均认为周生有是被砍死。周生有案发生后，俄领事坚持依俄国海军条例由俄国官员审理，不肯交出凶手。这引起了国人尤其是在沪宁波人的愤怒。” (57)

这中间，作为道台的袁树勋，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骨气，多次照会俄领事阔雷明，甚至亲往俄领事馆索要凶手，无一例外，均遭拒绝。

“12月29日，阔雷明照复袁树勋，仍拒绝将凶手交给中国政府审讯，只同意交给俄国水师官审讯。袁树勋当即复照驳斥，说明无论是按照近期所订的对滞留上海俄兵的约束办法，还是以前所订的《天津中俄和约》等条约，凶手都应交出严惩。” (58)

但驳斥无效。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再也不仅仅是宁波人自己的事情了。

它已发酵成国仇。

上海市民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俄驻沪领事严惩凶手，要求四明公所和上海总商会出面解决，否则要冲进领事馆，捉拿凶手，烧毁房屋。

社会的呼吁，自是对宁波帮自身的认可和信任。再说，周生有也是宁波人，作为同乡，也应该站出来说说话。

不敢怠慢的有严信厚、朱葆三、周金箴，有沈仲礼，自然也有虞洽卿。

前面三个人和后面一个人我们都熟悉了，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沈仲礼。其名沈敦和，又字默龛，宁波人。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专攻政法。回国后曾任金陵同文馆教习、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四明公所董事、上海总商会理事等职，署记名海关道。早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中，他就有过露面，为维护同乡的利益，不计危险。和朱葆三一样，他还是著名的慈善家。在日俄战争刚爆发后没多久，他就联手上海绅商在公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力图救济东三省同胞。只是，由于该会一未得到清政府承认，二也没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承认，所以并不能享有红十字会的权利，进入战区有诸多困难，让他徒叹奈何。

如今，俄国人又欺负到上海，他不能坐视不管。

虞洽卿更是少不得。自从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中脱颖而出，这次交涉，虞洽卿自然而然地要冲在了战斗的第一线。

况且对俄国人，他是有经验的。

1902年，他从鲁麟洋行辞职到华俄道胜银行，成了银行的买办。一年后，转投荷兰银行。从洋行到银行，尽管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对他事业的一次巨大拉升。更重要的是，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都参与庚子事变后的筹款银行团，这也让虞洽卿有机会参与借款的工作，与清王朝的皇亲大臣攀龙附凤，并进言建议如何谈判，受到清政府的重视。这进一步夯实了他的政商关系。

正是华俄道胜银行当买办的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俄国人。但这段经历，却让他备感折磨。毕竟，其时正是俄国肆无忌惮侵略中国之际，俄国上下充满着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歧视。他自认为很牛，但架不住华俄道胜的俄国老板不能人尽其用，最后被管得很死，没法施展自己的拳脚。同时，俄国人在中国到处明火执仗地抢劫，导致民怨沸腾，更影响了华俄道胜的生意和信誉。再在这里待下去，有可能败光自己的人品。离开它也是对自己负责。于是，他选择了“闪离”。

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情。没有了利益上的纠葛，虞洽卿与俄国人的对抗，最起码没那么顾前虑后。

先是发动更多的上海商人，不管是宁波帮还是非宁波帮，像何良栋、苏德镳、李厚佑、方舜年、叶贻钊，一起致电外务部，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出面，饬令俄国领事交出凶犯。这一招有些奏效。29日，外国驻沪领袖领事、德国人克纳贝上任不久，就复函宁波同乡，约请宁波帮诸人面谈。翌日，严信厚、沈仲礼、周金箴、朱葆三、虞洽卿5人，应约至德国总领事馆面晤克纳贝。

克纳贝似乎也很给面子，表示将力说俄总领事，总求设法惩治，以保租界治安。

经过克纳贝的斡旋，两天后，阔雷明又向俄舰将亚其夫和地亚克要了回来，但还是保护在俄国领事馆。接下来，就是此案如何审理、如何量刑的问题。这一次，袁树勋与阔雷明、克纳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袁树勋认为，此案应由华、俄两国会审，罪犯为故杀应加一等罪。

所谓会审，也是交会审公堂，亦即会审公廨审判。

提起会审公堂，像是个陌生的名词，其实早在1864年，它就开始在公共租界存在了。当时，针对公共租界内发生的华人违法犯罪现象，英国人巴夏礼提议设立一个华官审判庭，然后再由这个审判庭专门处理此类案件。

这一机构在当时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

到了1869年4月，英国领事馆将这一机构改头换面，正式成立会审公堂，随后，由上海道同英国、美国驻上海领事订立《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10条，几经修改公布生效。总理衙门和公使团核准实施，会审公堂正式成立。

地址设于花园弄香粉弄内。

根据章程，会审公堂为清政府上海道的派出机构，公堂官员由上海道任免——从这里可以看出，会审公堂是清王朝在租界设立的最基层的一个法庭。

具体规定有，会审公堂对租界内中国人之间以及中国人为被告的案件实施管辖，并依据中国法律审判；涉及“有约国”外人，则由该国领事或者领事所派出的官员会同审理；若为“无约国”外人，仍须邀请一名外国官员陪审；而且，若为外国人或者外国在华机构雇佣的华人涉讼，领事馆或者领事所派官员也有权在开庭时观审。

名义上，会审公堂是中国的审判机关，但实际上，因为是在人家的“地盘”，中国的主审官在话语权上远远比不上外国的陪审官，甚至有时只是泥塑菩萨，装装样子而已。到最后，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

在上海租界之后，汉口、哈尔滨、西门鼓浪屿等地也相继设立了会审机关。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会审公廨制度进一步侵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中国的法制在此时已经陷入了停滞甚至是倒退。

当然，既然设立了，会审公堂总得要发挥点作用。

和袁树勋一样，严信厚等人也坚持周生有案放在这里审理。

他们有自己的理由：

其一，“此案系发生在公共租界内，实犯及租界治安，各处共知共闻”。按照属地原则，这件案子不放在这里说不过去。

其二，“此案若不在上海讯办，则华人不能亲往，不能信其公道；且一经他往，中国政府即失管辖之权，何以对日本？”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也必须在这里会审。再说，还有日本人在看着呢，我们要是放弃管辖之权，他们会不会心理不平衡，然后又挑起事端？当然了，我们还是很热烈邀请俄领事一同来会审的，“俄领事不讯此案，无条约根据；根据条约规定，俄人在中国犯事，必须由俄领事与华官会同审办”。

但请大家注意的是，“除和约所载而外，洋人在中国即应归中国治辖；今此案既非和约所载，此案人犯自然应归华官询问”。

在此特别要强调，“俄水手特准逗留此间，与寻常居民不同，更应归中国管辖”。

总而言之，放在会审公堂一起会审是最合适最经济的方式。

苦口婆心地说了一堆，但人家就是不听。

克纳贝也许是怕麻烦，也许是不想和俄国人把关系闹僵，毕竟相对袁树勋以及宁波帮，他们才算是“一家人”。此时他也就没先前那么友好，拒绝将此案交由会审公堂，认为此案系华人与俄国交涉案，公共租界不便干涉。阔雷明更是声称，此案应由俄总领事馆审判，而由上海知县观审。

各方坚持己见，各不妥协。

1905年1月13日，阔雷明做出惊人之举，不顾多方反对，自开特别公堂审理此案，判决主犯亚其夫取消一切权利，解送俄国罚做苦工4年，在解送俄国以前，暂坐法租界西牢；地亚克所犯仅为违背巡捕命令，罚15卢布或监禁5天。

“阔雷明此举，激起上海市民强烈不满。

“1月14日，袁树勋赴俄领馆提出抗议。1月16日，在沪的外务部商约大臣盛宣怀致函阔雷明，要求俄方暂缓宣布判决书。1月17日，阔雷明在盛宣怀行辕会晤盛宣怀。盛宣怀称‘犯者虽系误犯，杀者实是故杀’，表示对俄方所判‘监禁4年’（其实只是‘罚作苦工4年’），中国政府实难同意。

“阔雷明不予理会，第二天即再次开庭，宣布仍维原判。

“随后，亚其夫被法国巡捕带往法租界西牢监禁。” (59)

宁波人拍案而起。

由宁波帮主导的上海商务总会此时刚刚更名，犹如得到了V认证，正好需要表现，于是干脆拿俄国人来祭旗。他们一致决定，在此案解决之前，“暂时停用俄国道胜银行钞票” (60) ，以示对俄领单方面审判的抗议。

除了袁树勋，清政府在一开始，也想极力表现出自己对国民的“保护”。所以对袁树勋在周案中所持的严正立场，外务部起初也持支持态度。在接到有关周案的禀告后，外务部先照会俄公使雷萨尔，要求将凶犯交出，由华官审判……

看上去，从民间到国家，都在支持着宁波帮。

如此，不信俄国人还能顽抗到底！

事态却急转直下。“就在俄领事对周案做出判决的同时，俄国政府通告各国，指责清政府违背中立，暗中援助日本，扬言俄国也将‘不守战界之约’，威胁要把战火扩大到东三省之外地区。在此背景之下，外务部对周案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为避免周案问题复杂化，引发暴动，为俄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中立义务找到新的借口，不再支持袁道的主张，希望速将此案妥协了结。” (61)

这在袁世凯的眼里，俄国政府指责清政府违背中立，无疑是一种政治讹诈。其中的原因有，他们没守住旅顺，羞愤难堪，恐国人起讧，故意责问中国，谓有中国助日本因不能支，借为掩饰。还有就是，他们波罗的海舰队将至，无处驻足，“先诬蔑我不守中立，为日后强占我海口做准备”。

于是，一方抱着“能争则争，不能争则了，不要节外生枝”的态度，一方也迫于日俄战争中形势不利，加上考虑到日后在华在沪利益，再一面是清驻俄公使胡惟德与俄国政府经过多次交涉，所以双方也不过多纠缠。俄国人除了要给死者一笔抚恤金，凶手亚其夫被判监禁八年并押解回国。

会后，盛宣怀即请在座甬绅传谕息争，并电告外务部，宣布了结周案。

只是，这种胜利明摆着就是表面文章，聊胜于无，稍慰人心而已。

“‘周案’的处理过程和最终结果说明弱国办理外交的艰难。这是近代中国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62)

虞洽卿辛辛苦苦，没想到最终落到这么一个结局，差点没气坏了。

这一结局，似乎也顺带着提醒宁波帮在内的中国商人阶层，尽管已然是一股重要的公共力量，但在主权并不独立的中国，他们所分享的权力也定是残缺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就是有底气，也很难十足，而他们的努力，难免会陷入虎头蛇尾的境地，甚至，连虎头有时候也未必见得。

考验，远远还没有结束。

抵制美货风潮

这一年，在庚子赔款中表现得很“慷慨”的美国人，也来凑热闹。

要提这个热闹，我们先得把视线稍微回拉一下，再往外，你就会看到，自1848年起，因淘金热和修筑铁路，大量华工进入美国。

和初期到上海到日本以及到海外闯荡的宁波帮一样，我们对这些华工也必须抱以同情，以及敬仰。可以说，美国能在今天崛起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不能抹杀这些华工的付出。他们拿最低的工资，做最累的工作。1852年，当时的加州州长麦道格曾称赞华人是加州新近接纳的“最有价值的移民”。但不幸的是，“由于种族主义的抬头和加州经济不景气，导致‘土人争食’，‘渐生妒争’（黄遵宪语），华人很快沦为被歧视，乃至被攻击、被排斥的对象” (63) 。

他们付出了劳动，当地人却恨他们抢走了工作机会。

《排华法案》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歧视和排斥特定民族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居然在这个签订过《自由宣言》的国度，于1882年通过了。“这一法案，以及相关的立法严格限制华人赴美，更有种种今天听来匪夷所思的规定：华人不得拥有房产、不得入籍、不得与异族通婚等等。” (64)

除了这些限制之外，1903年，美国政府甚至把“伯蒂伦罪犯登记法”移用于赴美华人，即便是学生、商人、旅游者等法案所规定的豁免人员，也同样强令脱衣、量体、拍照。这自然损及在美华人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也损及中国的国家权益。

这种做法虽然不是对中国的直接侵犯行为，但实质上已侵犯在美和赴美中国公民乃至国家对美平等交往的权利。

然而，在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眼里，中国工人不应该与他们自己的工人竞争，“廉价的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这位总统傲慢地说。

罗斯福，这个姓氏很眼熟。不错，也许我们更熟悉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四届（第四届未任满）的总统，并在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和西奥多·罗斯福为叔侄。一个家族，能出现两位美国总统，足以证明其家族的地位。为了表示区分，一般叫西奥多·罗斯福为老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小罗斯福。只是，和他这个侄子相比，老罗斯福也同样不差劲。

他当上总统时才42岁，不过是因前任被刺才给了他这个机会。也因为“年轻”，在其总统任期内，他表现出了独特个性，拿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义政策。

比如说，建立资源保护政策，保护了森林、矿产、石油等资源。

还有，建立公平交易法案，推动劳资和解。

在他看来，把公共福利置于个人财产，即发展之上，是重建社会和谐的主旨。他说：“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开始反垄断斗争，他把矛头指向摩根的铁路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对它提出起诉。他又强迫一个煤矿接受政府对罢工的调解，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支持有组织的罢工。

他因此获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美名，但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1896年总统的制造者、政治老板马克·汉纳大骂这个“该死的牛仔”。

华尔街因他的“堕落”而“目瞪口呆”。

也正因为此，他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学者普遍认为他是现代美国的塑造者。

你不能想象，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总统，对华人却是这么一副高傲的面孔。你只能说，他执行的是双重标准双重价值观。对内一套，对外一套。事实上，他对外就奉行门罗主义，实行扩张政策，建设强大军队，干涉美洲事务。

正是这种态度，《排华法案》这一恶法一直就没有被废除。即使到了1904年即将期满，老罗斯福也没有废除它的意思。

当中国政府照会美国政府，声明一俟法案到期立即废止，美国政府却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企图以法案的原有内容为基础续订新约。

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就是俄国人也比不了。

在周生有案中放了一个哑炮的上海商务总会，有了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了特别大会，讨论抵制续订《排华法案》问题，第二任总理曾铸曾少卿倡议：以两个月为限，如到期美国不答应将苛例删改而强迫我国续订新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

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接着，上海商务总会一方面致电外务部、商部坚决拒绝签约，电请南北洋大臣合力抗拒，另一方面通电全国各商会，号召一致行动抵制美货，以迫使美国改约，也得到了全国各商会的广泛响应。

在给外务部的电报中，他们就这样说：“美例虐待华旅，由工及商，梁使（梁诚）不肯签约，闻美直向大部交涉。事关国体民生，吁肯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并告美使，以舆情不服，众商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

“广东绅商在收到上海商务总会的通电后给外务部的电文亦指出，美政府‘侵我国权’，所以‘国人公愤’。今以其法还治其人，开展抵制美货运动，以争回国权；淮安士商在《上曾少卿书》中则指出：‘兹事之起，去压抑，保自由，吾国文明之起点……有此一举，可以觇国民进步；有此一举，可以杜外人轻视。’又说，这场运动‘自表面观之，不过商业、工业之争；而就其内容审之，则关于国权主权者甚大。成则中国民族为世界上可贵之民族；不成则中国民族愈奴隶牛马之不若，而听人宰割’。” (65)

显然，这些商人已然意识到，这场斗争不是局限于本阶级、团体的眼前利益，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对此，前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有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这场抵制运动已不是只受商业利益的驱使，而是中国目前有一种新的精神——独立精神，也就是在外国的控制下完全独立出来的愿望。

他在国会听政会上说：“这种独立精神和摆脱多年来的外国控制求得自身的愿望正开始表现出来。中国一直无法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总是受外国人的摆布……但是无疑，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好的自立自主的表现。”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美方还没见到任何动静。

当然，这中间也有过会谈，美国方面有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驻沪总领事劳治师、驻沪副总领事达飞声等人，上海商务总会的代表有严信厚、周金箴、曾铸、谢纶辉、苏葆笙、李云书、邵琴涛等人，还有一位就是徐润。

柔克义借口改定新约须得到下议院批准，为时约在6个月后，所以“今议抵制，殊非其时”。并威胁道：“一旦不用美货，于两国交情或有关碍。”

上海商务总会却寸步不让，说两个月就两个月，反正美国一日不定新约，华人一日不定心。即使现在不抵制美货，慢慢的用的人也越来越少，哪里还能让你等到6个月？

事实上，上海商务总会也意识到，美方以6个月为限，其实是在拖延时间，一方面获得对软弱的清政府外交的有利结果；另一方面也想从时间上减弱中国商人的经济对抗力，以达到逐步消弭抵制美货运动的目的。

不过，为缓和双方的紧张状况，上海商务总会于5月25日主动宴请美国官商。美方除柔克义因事北上外，劳治师、达飞声等重要人员均参加。在宴会上，大家还是一番原先的车轱辘话，上海商务总会的努力未达到实质性效果。

7月20日下午，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帮商董开会，决定正式实行抵制美货。

“会上当场有铁业、火油业、木业、机器业、洋广五金业、洋布业、面粉业等销售洋货重点行业的代表率先签字，不订购美货。同时以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通电全国35个重要通商口岸的商会，宣告抵制美货正式开始。

“上海各界对商会的倡议纷起响应，除了已签字的几个行业外，印刷、钟表、航运、煤炭、报关等70多个行业相继宣布参加抵制美货，表示不购、不售、不代办美货；沪学会、文明拒约会、四明同乡会、环球中国学生会、公忠演说会、童子抵制会、女子拒约会，以及在沪的各省会馆、各业公所、各学堂等等众多的社会团体，都相继积极投入抵制美货的行列。

“在上海的许多外地商业代理机构和商人组织，如北京的银行、铜铁行、洋布行、钱庄、洋纱庄的代表，以及天津帮、广州帮、宁波帮、徽州帮等的代表，都纷纷表示支持和参加抵制美货。” (66)

在这里，朱葆三是以五金行业的代表身份参加抵制美货的。靠着经营庚子赔款，他一度成为沪上钱庄的“太上皇”。加上严信厚垂垂老矣，叶澄衷早已去世，他显然已经成为宁波帮中最为代表性的人物了。这无疑提升了他的信心和话语权，同时也要求他在面对这场大事件时，不能失语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和此前的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有所不同，这次大事件是有“组织”支持的全国性大事件，这也给了他很大的勇气。因此他在参加抵制美货时，表现出了格外的积极性。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上海商务总会通过了不订美货的决议，并拟订通告全国35埠电稿。外地的商会遂群起响应。

这种表现，让他顺其自然在同一年12月换届选举中成为上海商务总会的协理。当上了曾铸曾少卿的左膀右臂之一。

群起响应的有广东商务总会。它刚成立没多久，便遇上了这样的大事，正好借此“练兵”。先是联合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组织起拒约会，不久又改名为“广东筹抵苛待华工总公所”，领导和联络全省各地区商人的抵制美货运动。

于是，广州街头到处可见抵制美货的宣传条幅和集会。这使广州积存的2000方包美国面粉失去销路；美孚洋行煤油的销售额比上年减少了142万箱。

在汉口，汉口商务总会在接到上海商务总会的通电后，立即行动起来，多次召开大会，群情激昂，一致决议：原先代办美货者一律停办，原先不销售美货者一律不购用美货。

天津商人也加入进来。

“当上海商务总会请求天津商务总会协助发动一场全民性质的联合抵制美货运动，以抗议美国提出扩大和修订1882年的《华工禁约》时，天津商界反应强烈，商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加入抵制阵线，并规定凡有卖美货者，罚款5万元，商会总理王贤宾声称，这是一种争取平等的最佳方式。” (67)

1905年，从中国发回的媒体消息，让美国人感到很不安，上面说，在中国的数个城市发生了激烈的抵制美货行动。

“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20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25000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50％；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68)

对这样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一开始，清政府采取了谨慎而同情默许的态度。

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曾对抵制美货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建议清政府借用抵制美货运动对美国施加压力，一些地方督抚也主张利用民情作为反对列强压力的一种工具——还好商会不是当年的义和团，尽管抵制，却不曾出现当年那种过火行为，总而言之，相对温和。但这种抵制却因为商人的实力，更让美国政府感到震惊。

他们予清政府以强大的外交压力。

震惊的还有清政府。他们支持商人，发展商业，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的统治考虑。但这些商人表现出的力量，似乎已经超出了清政府的想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允许民众参与政治的心理准备。这注定了这场抵制美货运动，同样难以画上圆满的句号。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就是，慈禧还指望美国人帮忙调停日俄战争呢，要是这场抵制美货运动闹得太激烈，会让美国人下不来台的。

对这股力量早已又爱又怕的袁世凯，终于痛下杀手。

“1905年6月20日，袁传谕县官及天津商务总会会董到署大加申斥，众商董唯唯诺诺，未做任何反对。会后，巡警局代商会拟传单分散，要求各商行‘凡有天津生意，一切照常交易，万勿为浮言（指宣传抵制美货的主张）所动，以期保全市面。’这是当时一片抵制美货声中的不和谐音。此后，天津《大公报》因宣传抵制美货‘过激’被查封，天津商务总会为该报解禁而向巡警局保证：‘嗣后该报馆所出报纸应由商会随时查察，倘再蹈覆辙，即系自取罪戾，商会应即禀请饬禁，以保和平。” (69)

天津商会竟成为袁反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帮手。

动摇者越来越多。

抵制美货，不要说影响了清政府与美国的“睦邻友好”，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场灭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斗。事实上，在商业权力并不平等的当时，灭敌一千自损八百应该换过来说，灭敌八百，自损一千。

运动中的小商人激情高昂倒也罢了，那些生意做得很大的大商人，就不得不受到牵连。比如说那些积存的美国面粉，一日不销售出去，就有一日积存之压力。可以说，他们的热情，撞上了运动成本的真实难题。而且，何为国货，又何为美货？

对此，大商人也产生了畏难情绪。

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大学首任校长上海名绅马相伯等人更是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周馥，要求清政府镇压反美抵货运动。

不过，这声势浩大却始乱终弃的抵制美货风潮，也有成果。它让美国政府在大加震惊的同时，不得不对中国提出的修改《排华法案》要求加以考虑。

“8月下旬，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清政府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向：承认以前‘以苛酷手段而行禁工之律者为不公’，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作‘和平商议’，改善赴美中国商人、学生、官员和其他游历人员的待遇……

“到1906年1月，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改正措施……

“如由犹太人斯特劳斯接替积极排华的种族主义分子梅特卡夫的工商部长职务；取消了侮辱性的伯蒂伦登记法；改善因手续不全而被暂时拘留者的生活待遇，并缩短拘留时间；放松对中国赴美留学学生的限制，并对就读于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提供适当资助。

“美国政府的这些让步虽然是有限的，但在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已是外交斗争中所少有的成果。” (70)

美国人不再纠缠，中国这边也不再“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过，要想美国政府彻底为《排华法案》进行道歉，那还得再等上一个世纪。这一恶法延续了61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中成为盟国后才被废除。

可以说，“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商人的表现，远不如他们在处理经济危机时那样机智与成熟，但作为以政治运动方式来反映经济利益要求的一种尝试，他们已走到了政治近代化的边缘”。

与此同时，“这几乎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非暴力的经济行为抵抗外来者。抵货所带来的效果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更重要的，在缺乏其他有效手段的时刻，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抵货得到了宣泄。

“正因为如此，从1905年开始，中国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动用起‘抵货’这个武器：1905年华工问题，1908年查处日本走私船，1915年‘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合约’，1925年五卅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

“凡是类似的历史关节点，每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中国大小城市都会爆发猛烈的抵货浪潮。以至于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早在1931年就称，中国是‘抵制活动的老手’。

“但正如众多历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抵货尽管成为中国人一种常用手段，但从其效果来看，从来没有达到过发起者的初衷。

“1905年抵制美货，虽然短暂的限制了美货的消费，但却让日本和德国厂商的市场得到了扩大，而在抵制结束后，美货销量反而因前段时间的压制而成倍增长。” (71)

也正是这场抵制美货风潮，让美国上下顿时警觉起中国青年高涨的反美情绪。

“外交官（如美国驻日代办亨廷顿·威尔逊）与学者们（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所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远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美国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内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力。” (72)

日后就有这样一位宁波人，选择了去比利时留学。

他是1902年的秀才，“这一年，他才13岁，算是宁波的一位神童。15岁到上海后，他却毅然放弃经学科举，而改入法国天主教会的震旦学院，然后考取官费留学，赴比利时耶文大学专攻地质学。23岁，他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博士。在次年的留学生文官考试中他以第一名任民国政府农商部佥事，然后到北平地质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任教授、代校长。他是第一个引用魏格纳‘大陆漂移说’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国特有的中生代‘燕山运动’和中国地质的‘纳布’构造等极为重要的理论。” (73)

他就是翁文灏。

无疑，亨廷顿·威尔逊从这里，看到了自身的危机。事实上，正是从这一年起，美国“失去”了中国。

这一年，美国人对中国人不多的好处，那就是在老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终于不打了。

在中国人这里占尽便宜的俄国人，向日本拱手认输。

除了被打怕了，眼见着再争斗下去，没啥好果子可吃，加上日本特工天才明石元二郎在俄国资助和策动沙皇政府的反对派发动革命，把俄国腹地闹得天翻地覆，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统治集团，完全失去了赢得战争并利用战争的胜利扼杀革命的希望。

他们有些垂头丧气了。

日本方面呢，鉴于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也认为继续打下去对它不利。

经过老罗斯福出面斡旋，双方于这一年的9月，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根据和约，日本获得库页岛南部并取得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及其支线的管辖权，并攫取了对朝鲜的实际控制权。

作为对美国帮忙的回报，日本则同意支持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门户开放”政策，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

也正因为调停了日俄战争，这位在1901年继威廉·麦金莱之后成为美国第26任总统的老罗斯福，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美国人。

外人的胜利，对中国也未尝没有“好处”。

《朴次茅斯和约》规定：“彼此撤退满洲之兵，将满洲交还中国。”当然，这里还有个附加条件就是，中国应开放满洲门户。自此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出现从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据南北的局面。

这个条件依旧让人很不爽，但好歹其确认了清政府在满洲的主权地位。尤其是在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再愚笨，也开始意识到边地未可轻视，于是在满洲“增置府厅州县，建立行省”，1907年2月，清政府更是诏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而在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以资控御。

曾经的“留美幼童”日后的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补授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著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东三省总督则为徐世昌。

正是在他手上，将军制在满洲销声匿迹。代之完备的行省机制。

这也就意味着，满洲的特殊地位随之丧失，中央政府对满洲的行政控制得到加强。

只是，这些“好处”都不及清朝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

在戊戌变法中失败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再次被摆上了桌面。

如果说，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君主立宪的东洋小国打败了专制的中华帝国，让中国人有些警醒的话，那么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实行立宪的日本又打败了专制的沙皇俄国，则让中国人彻底开了窍。

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是在内忧外患下实现了自己政治上的革新。

率先影响它的，也是美国人。1853年7月8日，明治天皇出生的次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领4艘军舰出现在了今天东京湾的入口，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对外通商。这对闭关锁国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和中国面对西方文明不一样的是，一直以来都在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并不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一种羞耻。在这样的态度下，日本逐渐领教了西洋的船坚炮利和先进的制度文明。在获悉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后，务实的日本人忧心忡忡的同时，对待昔日的老师，态度来了个180度的逆转。不愿意学习，不力图改革，患上自大症……在明治维新时，中国成了日本绝佳的反面教材。

相反的是，包括明治天皇在内的领导中心的中坚分子，却具有领导日本迈向维新的强烈意愿。尽管此时的天皇并无权威，大权掌握在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德川幕府手中。但在1867年，明治天皇下旨组织倒幕军，讨伐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38－1913），并在1868年正月初三（1月27日）取得了连战连捷，最终在京都附近的大战中击败了3倍于己的幕府军队，德川庆喜逃往江户。

重主朝政的明治天皇，终于赢来了富国强民的一天。

也就在这一年，明治天皇还为自己举行了成人礼。他刚满16岁。

事实上，明治维新的开启，即是他的成人礼。

这次维新最主要的贡献，是消灭了日本国内封建割据的势力，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889年2月11日，由伊藤博文受委派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正式公布。因为伊藤本人偏好德意志/普鲁士宪法，所以明治宪法直接以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天皇（及其谋士）和国民公选代表分享权力的机制，但同时又限制了议会立法权的行使，保留了天皇的统治权。内阁大臣不对国会负责，而是对天皇负责。军队也是对天皇负责。这是与日本‘二战’后的‘麦克阿瑟宪法’的一个重大区别，后者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 (74)

尽管如此，也比依旧停留在“三纲五常”上而不曾变化的中国，要先进得多。随着明治天皇的锐意改革，不遗余力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基本铺平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完成了部分预定的改革目标，成为中国周边迅速崛起的强邦。当然，日本也得感谢有中国这个近邻的存在——它以其庞大古老而富庶紧紧吸引了西方列强的眼光，而没太大的兴趣关注东北面那个岩石嶙峋、资源贫乏的岛国。所以说，日本也有其幸运的一面，“被允许以自己的步调和方式向外国学习，避免了像当时及日后的中国一样半殖民地化的命运” (75) 。

于是，便有了1895年对清的胜利，以及1905年对俄的胜利。

这次，美国人居然需要他来同意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在菲律宾的利益。

反过来，他也成了中国人的老师。

不用老师再棒喝，这些学生也会从老师的身上对比出，自身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立宪纪闻》对当时舆论界的反映也作了如实的记载：

“及甲辰日俄战起，识者咸为说曰，此战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我国人民乃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吾国士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甘祀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商人阶层却没看到，虽然同是君主立宪，但它在中国和日本却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在日本，君主立宪建立的背景，是天皇的大权在幕府手里失落多年，它的建立有助于复兴王权。如果君主立宪前君主的权力是四成，那么立宪后君主的权力就变成了八成。在中国却恰恰相反，多年一直是中央集权，王权很久都没怎么失落过。尽管有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帝之间的斗争，但也只是王权的内讧。如果君主立宪前君主的权力是十成，那么立宪后君主的权力就变成了八成。谁都喜欢加一分而不喜欢减一分，这肯定会让慈禧们不爽。这也是戊戌维新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样也是老大帝国的前行步伐迟钝如老黄牛的根本之所在。

不管立宪给中国统治者造成了怎样的心理困扰，日本的超级大变身让谁也不敢否认立宪给国家带来的好处。而他们对商业的呵护，更是商人阶层的梦求。

它就如甜蜜的诱惑，让人心头直发痒。

与此同时，相比较去比利时，去日本留学自此成为一种风尚。

“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大清被日本打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人4000年的睡梦此时才被惊醒，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为什么会富强？……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13名官费留学生开始，各省地方政府也陆续派留学生赴日本留学，到1899年已经有200余人了，20世纪初更有大批自费学生东渡，1905年到1906年达到了高潮，猛增到了七八千人，以后虽有下降，到1911年仍有三四千人，这个时期的中国官费自费留学生，共达数万人之多，形成了中国留学史上，空前的第一次留日高潮。” (76)

其实早在1898年，张之洞就写就了《劝学篇》，里面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被日本学者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

该书出人意料地销售了100万册，其主旨是要求人们勿忘中国所遭受的如土耳其一样的耻辱，勿忘要和日本一样革新。

在他看来，去日本留学能“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般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77) 。

不得不说，清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直犹犹豫豫、逡巡不前。但他们也在积极在旧体制中培育新事物。编练新军，如今又要加上派送东洋留学生，步子你说迈得大，也说不上有多大，但对一个老大帝国而言，能有这些做法，你总得对这些做法给予掌声。说起来，编练新军和派送东洋留学生也是相辅相成的两面。既然是新军，自然也不同于长期养尊处优已丧失战斗力的八旗兵，不同于腐朽、衰弱的绿营兵，得有知识、有文化，而且还得有志气。这也得仰仗留学生的带头作用。

张之洞训练湖北新军时，就很重视士兵素质水平，“将‘识文断字’与‘通文理’作为招募士兵的原则之一，使得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兵员文化素质最高的一支新军。不仅如此，张之洞选送的优秀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在新军中担任军官。这些‘海归’在军中任职，不仅提升了部队的整体素质，也使这支新军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78) 。

他们所做这些的目的，是在“3000年来未有之大变”中维护自身政权的存续。然而，大清所培养的新人，最终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这些留学生很快成为大清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

“如黄兴回国后即在湖北演讲，热烈鼓吹革命，并散发被张之洞称为‘大逆不道’的小册子。张闻讯大怒，将黄兴驱逐出鄂。

“因为张之洞首倡，所以他主政湖北期间，湖北的留日学生为全国最多，而最终辛亥革命恰恰爆发于湖北省城武昌。以至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的合作’。” (79)

不得不为清政府发出一声哀号，谁都不希望，种下了美好愿景，到最后却收获了噩梦。但是，如果我们能理解，“由一个封建旧政权推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必然要突破旧政权的限制，成为旧政权的对立面” (80) 。就知道，编练新军，以及派送东洋留学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清政府苟延残喘，但是如果清政府只知道修修补补而不改变根本的政治体制——或者，他们培养的新人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或者，新人自觉退化为“老人”。

这个道理对商人阶层来说同样普适。尤其是在周生有案以及抵制美货运动中备感挫折的宁波帮，更应该对此感同身受。一个旧政权已经跟不上自己发展的诉求。这就意味着，要想从根本上保护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得来不易的今天——

立宪已是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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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其国，《宋汉章从大清银行到中国银行》，《检察风云》2008年第7期。

(2)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杨天石，《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陈钦，《北洋大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6)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  杨天石，《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  同(7) 。

(9)  陈钦，《北洋大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0)  崔志海，《蔡元培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11)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2)  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1978），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13)  孟宝棣，《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毛杏云主编，《春风桃李——从交通大学走出的文化名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  孟宝棣，《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毛杏云主编，《春风桃李——从交通大学走出的文化名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  杨天石，《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  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办公室编，《世纪初的宁波帮》，《宁波经促会信息》2006年第1期。

(17)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8)  同(17) 。

(19)  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办公室编，《世纪初的宁波帮》，《宁波经促会信息》2006年第1期。

(20)  谭洪安，《票号三战失机缘》，《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26日。

(21)  戴光中，《宁波帮何以后来居上？》，浙江在线，http://www.zjol.com.cn/05culture/system/2005/12/27/006419687.shtml

(22)  徐祖光，《创办同仁堂的乐氏家族》，《天下宁波帮》2005年第4期。

(23)  同(22) 。

(24)  宋路霞，《上海望族》，文汇出版社2014年版。

(25)  雪珥，《小站里的大机会》，《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期。

(26)  陈钦，《北洋大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27)  （美）阿瑟·贾德森·布朗　著，季我努　译，《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

(28)  刘刚、李冬君，《宪政与自治：末世大潮下的各阶层》，《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29)  张泉，《城殇》，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30)  罗岗，《人民至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1)  林放、潘荣，《略论宁波商帮北上天津》，《天下宁波帮》2004年第4期。

(32)  张晓唯，《南开校父严范孙》，《读书》2005年第11期。

(33)  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

(34)  阿信，《南开“老板”严修与黔学》，《校长》2011年第4期。

(35)  张泉，《城殇》，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36)  张晓唯，《南开校父严范孙》，《读书》2005年第11期。

(37)  张泉，《城殇》，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38)  胡孝文，《也说慈禧及清末新政》，《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10版。

(39)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40)  文亭，《商会：咱们商人有力量》，《文史参考》2011年第19期。

(41)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42)  刘刚、李冬君，《宪政与自治：末世大潮下的各阶层》，《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43)  黄卫，《税史：天津商人组商会　一致对外立商规》，《城市快报》2004年9月3日。

(44)  语出应芳舟所作《朱葆三社交活动研究》。作者关注并研究朱葆三多年。

(45)  湘潭县志办，《袁树勋》，湘潭市图书馆。

(46)  且东，《商帮翘楚：逆市增长的经商智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7)  语出应芳舟所作《朱葆三社交活动研究》。作者关注并研究朱葆三多年。

(48)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9)  头寸，中国旧时指银行钱庄等所拥有的款项。收多付少叫头寸多，收少付多叫头寸缺，结算收付差额叫轧（gá）头寸，借款弥补差额叫拆头寸。

(50)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1)  语出应芳舟所作《朱葆三社交活动研究》。作者关注并研究朱葆三多年。

(52)  金满楼，《朱葆三：十里洋场上的革命经济师》，《新金融观察报》2012年4月23日。

(53)  朱英，《浅谈近代中国商人的义利观》，《光明日报》2000年11月17日。

(54)  周利成，《王铭槐与华俄道胜银行》，《每日新报》2010年8月22日第22版。

(55)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6)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俄兵杀死周生有案》，《上海外事志》。

(57)  黄年青，《清政府在周生有案中的态度》，《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58)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俄兵杀死周生有案》，《上海外事志》。

(59)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俄兵杀死周生有案》，《上海外事志》。

(60)  《收沪道致外务部电》（十二月初十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82，第10-11页。

(61)  崔志海，《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005年第2期。

(62)  李育民、杨秀云，《中俄“周生有案”交涉》，《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

(63)  方晓，《美国加州通过议案要为排华史道歉》，《东方早报》2009年7月13日A10版。

(64)  同(63) 。

(65)  贾中福，《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66)  虞和平，《近代商会》，《近代中国研究》。http://jds.cass.cn/Item/11539.aspx

(67)  刘刚、李冬君，《宪政与自治：末世大潮下的各阶层》，《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68)  王刚，《1905年中国民间抵制美货始末》，《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5月下月刊。

(69)  贾中福，《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70)  虞和平，《近代商会》，《近代中国研究》。http://jds.cass.cn/Item/11539.aspx

(71)  王刚，《1905年中国民间抵制美货始末》，《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5月下月刊。

(72)  雪珥，《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3)  周时奋、相栋，《宁波老墙门》，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

(74)  黄广明，《明治维新：决心与路径》，《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12期。

(75)  同(74) 。

(76)  此段出自凤凰卫视《腾飞中国》节目于2010年4月13日播出的《百年留学之留学日本潮》中的文字实录。

(77)  雪珥，《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8)  陈钦，《北洋大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79)  毛剑杰，《恽毓鼎：一个官员的亡国反思》，《看历史》2011年第9期。

(80)  崔志海，《清末新政何以未能挽救清王朝》，《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5期。

第五章　立宪成伪

立宪！立宪！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当全国山河一片热后，立宪一下子变得不仅能包治百病，而且还能修复感情。

张謇和袁世凯这对仇人，居然也因此握手言和了。

此时的袁世凯，已不是那个只能通过“曲线救国”而搭上李鸿章的小人物了，此时的张謇，同样也不是“状元”张，而是“商界领袖”张了。

他们的人生，就和这个世界一样，常常让人意想不到。

这已经是张謇的三度逆袭了。

第一度逆袭，自然是以40多岁的高龄，成为状元进了翰林。这是喜事，让他自此有了参与朝政的机会。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团结在帝师翁同龢的周围，炮轰李鸿章的“主和误国”。然而，一直对其仕途有所期许的父亲，却在这时没挺住，撒手西去。尽管主战与主和两派正斗争激烈，需要他这么一个重量级的炮手，他却不得不离开活跃而复杂的京城政治生涯，回家守制三年。

此前对张謇也很欣赏的张之洞，这时又开始向他伸出“友谊之手”。和翁同龢一样，张之洞对他在朝鲜时的表现也同样很认可。为了他，张之洞还不顾和李鸿章的脸面，礼聘他入自己的幕府，想把他网罗在自己的门下。不过，作为读书人，张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考取功名，从而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所以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不过，这次他却没有拒绝张之洞伸过来的双手。在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时，他受他的委托，帮忙“总办通海团练”，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他又帮他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中日本人可自由在中国内地设厂办企业所带来的后果，他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9条建议。到了1895年8月，张之洞更是委任他和国子监祭酒陆润庠总理南通和苏州商务，筹办纱厂。

至此，状元下海办厂，成了他人生的二度逆袭。

经商本不是文人所能看上的事情，何况做这事情的还是状元。此事一出，自然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话语之中，自然很难听到表扬，而多是非议。

事实上，这并不是张謇头脑一时发热。甲午战败让中国人四千年的睡梦此时才被惊醒，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为什么会富强。他也没有无动于衷。不断的反思，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把国家比喻为树，教育就是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树的根本则在实业。

他说，如果只是贪图花与果的灿烂甜美而忘记根本，那么花与果又“何附而何自生”？正是有这样理念的支撑，加上政海的翻云覆雨，以及在权力面前毫无人格尊严，让他终于忍耐不住。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戊戌维新，孰料恩师翁同龢究竟被开缺。他更决心远离官场。于是，他在写给翁老师的送行诗里，相约“烟水江南好相见”，果然，过后不久他就从北京匆匆南返，跳出政治旋涡，一心去开辟自己的第三条新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他听从张之洞的建议，利用江苏是中国主要的产棉区之一的优势，在南通从开办大生纱厂入手，终成中国近代实业又一开拓者。此“大生”，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他把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诉求，巧妙地糅进了事业之中。

两张之间不可能没闹过意见，不过两人并没有撕破脸皮。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刘坤一、张之洞倡“东南互保”，张謇还是暗中牵线人之一。

只是，和盛宣怀靠着官督商办这一模式，既有官权，又有商利相比，张謇却举步维艰。起初张謇选择了纯粹的商办，在他眼中，秉政者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足与谋。但是甩开官家单干，张謇就明白了集资的苦楚了。

为了筹集开办纱厂的款项，他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交瘁。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还有樊时勋成了他的支持者。而樊时勋的进入，也成了他和宁波帮之间在商业上的最初关联。不过，在招股过程中，沪董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使筹股雪上加霜。

后来，还是张之洞给张謇想了个办法，将自己为湖北南纱局订购的堆放在上海杨树浦江边的40800纱锭“官机”作价50万两股金加入张謇的纱厂，还促成张謇与盛宣怀的合作——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这两个政敌看上去要握手言和，共创“美好的明天”。然而，就在纱厂终于动工建设之后，盛宣怀却食言了，他似乎忘记了当年胡雪岩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给他带来的愤怒，己所不欲，却施于人。

这下，张謇的纱厂因缺少流动资金而告急。

在接下来的14天之内，张謇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连发5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3件函电，乞求以地方公款解决燃眉之急。未果。

这段日子曾被他儿子张孝若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张謇“白天谈论写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寐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

张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

即使是名气很大的状元，没法筹到款的张謇还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流眼泪。

一副很无助的样子。

好在沈敬夫一直陪伴左右。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张謇“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意思也就是，手头上有多少棉花就纺多少纱，然后将这些纱卖掉再买棉花。听上去很被动很让人无可奈何，但上天却在最后关头垂助张謇——所幸棉纱市场不错，大生柳暗花明，当年便有了盈利。他的状元身份这时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大生早期的棉纱产品有了自己独特的商标：魁星。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该商标下，还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似乎也只有张謇，才有资格为自己的产品如此命名。旁人用来，倒有些名不副实。

尽管如此，张謇“心里尚有不甘，他认定自己以状元的身份去求人，忍受各种侮辱和讥讽，和从前入不了眼的人为伍，说些从前不会说的事，是‘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因此常常自己觉得惭愧难当” (1) 。此时的他，已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

只是，谁也没想到，他在创办大生的同时，商业环境也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看来，他的所有艰辛，似乎都是为他的成功作铺垫。他受了多少苦，日后社会就要拿出多少甜来补偿。以前状元下海，是羞死人的勾当。现在社会再看他，不仅下海扑腾得好，而且还是以前的状元。这些条件竟成了他潜在的优势。于是，随着大生纱厂的成功，他在社会的声望更是达到了顶点。“商部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俨然就是官方认可的商界最高领袖。” (2)

这是他人生的第三度逆袭。

张謇肯定没想到，这一切的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却为他换来了人生的最大荣耀。就如盛宣怀，科举没给的荣光，洋务却给了。同样，从政没给张謇带来快感，从商却让他一举登顶。人生往往就是一场歪打正着，你却分不清它是喜剧，还是闹剧。但在光明的尾巴显露在自己的面前之时，你只能把它当悲剧对待。

也许，这种成功的来之不易，也许会让张謇倍感珍惜。

1903年，张謇也去了一趟日本。但他不是留学，而是赴日考察。毫无疑问，日本的强大让他感想颇深。作为知识分子，他一直有家国情怀。而作为商人，他也肯定希望国家富强，国家不幸诗家幸，但绝对不是商家的幸运。他自然希望这个国家能有所改变。不过，在革命和君主立宪之间，他愿意选择立宪。

“一方面，受传统教育40多年并终于摘取科举皇冠明珠的张謇，他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渐进的方法来改良政治，特别是，在张謇看来，光绪皇帝是位开明的、力图革新的皇帝，因此，可以在保全皇位的前提下，将皇权分出一部分，以实行君主立宪；

“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家、实业家的张謇，他的南通事业正蒸蒸日上，他当然不希望有大的社会动荡，当然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使之能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实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

“于是，张謇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旗帜下，一方面大办企业、大办教育、大办社会事业，另一方面为君主立宪奔走呼号。于是，想远离政界的张謇便又主动投身于政治的旋涡……” (3)

他显然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摸准了这个时代商人阶层的集体诉求。“作为商人总是倾向于选择交易费用相对较少的政治体制，希望减少由于政治体制的缘故造成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而宪政无疑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能满足他们的这一合理要求。” (4) 他的努力加声望，让他很好地成为了主流话语的代言人。

更重要的是，他践行自己实业救国之地——南通，因涨沙冲积成洲，成陆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简称“通”，别称静海、崇州、崇川、紫琅，古称通州，后周显德三年（956）建城。其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东抵黄海，南望长江，“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地处长江三角洲北部，与上海及苏州隔江相望。从出身到地理位置，我们可以说，通沪同城。事实上，它也一直被誉为“北上海”。

站在上海的高度上，这也让张謇的话语，响彻整个“南中国”。

日后，他先在苏州成立江苏立宪学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又与郑孝胥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

犹如一块吸铁石，宁波帮也身不由己地围了上来。

他似乎成了宁波帮新的精神支柱。

与此同时，盛宣怀的日子却越发的不太好过，这个曾以一己之力，托起了宁波帮大半个天空的江苏人，在新的潮流里，却渐渐有失语之势。

他本是一个纯粹的官商，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依赖于垄断权力而过活，这也注定着他对政治体制改革并不会太热心。

况且，他还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袁世凯。

如果按照和李鸿章的关系，袁、盛应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同为李鸿章所赏识和重用。袁世凯在军事、政治上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盛宣怀则主要是李鸿章的经济设施方面的属意人。他们本应该携手共进才是，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当袁世凯一路升官，练新军、办洋务、扩张个人势力，忙得热火朝天，自然是件美事。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有资金支持。从哪里找钱？这让袁世凯打上了盛宣怀的主意。对方手上的铁路、电报、轮船，这都是肥缺。一旦到手，何愁无钱？

“都说袁世凯是个运气极佳的赌徒，直到倒台的前一刻都一直满手好牌。此言不虚。1902年，盛宣怀身边发生了两件事情，为袁世凯夺权提供了大好机会。

“一个是盛宣怀身边负责电报采买的手下跟他闹翻，投奔袁世凯，把他的贪污内幕向袁抖落了一个遍。一个是这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规矩他必须交出手上的实业回乡丁忧。袁世凯得此良机，很快派唐绍仪和梁士诒接管了铁路和电报事业。这两个人也成为后来民国时期的两名交通系大员。” (5)

产业被袁世凯一步步地蚕食，他在官办铁路上的努力，也遭遇了民间的对抗。

此前，他为了督办铁路，有成绩，也有苦恼。成绩是，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铁路2100公里，是之前30余年的6倍。但如影随形的苦恼是，在赔款折腾得国家经济、财政全面破产的清末，要想以一国之力来修建铁路，无疑是痴人说梦。无奈之下，盛宣怀只好向外人借款，借款就得答应别人的条件，出卖路权。

前前后后，盛宣怀就与外方共签订了十条借款合同（草约）。其中就有他在1898年代表清政府和英商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

“在当时国家羸弱的情况下，这些合同大多也成为了不对等的条约，路虽建成，但也丧失了大量路权。在一片‘割裂之势已成矣’的救危呼声中，盛宣怀便理所当然地被商办铁路公司当作了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在朝野上下处处招致指责。” (6)

这也是盛宣怀拼命也要把中国通商银行折腾出来的原因。

就连深受其关怀的张振勋、张弼士，在盛宣怀通过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国人借款400万英镑，结果美国人非得要在合同中添加“派员勘测、筑路、照管驶车”条款，要求控制粤汉铁路，强调“中国还清贷款，才可收回铁路管理权”，而粤、湘、鄂三省商绅纷纷上书，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集股自办时，也没有选择盛宣怀，而是站在了民间的商人一边，“政府慑于群愤，同意商人集资675万美元收回路权，从此张弼士和朝廷之间裂痕首现” (7) 。

腹背受敌的盛宣怀，无异于风箱里的老鼠。

1903年成立的商部，为了表明自己对商人的支持，除了言称“振兴商务，保惠商人”，在当年年底还奏定《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开放了铁路的修筑权。

这一时期，商办铁路成了热潮。

与张謇一起推动过立宪运动，而声望极高的汤寿潜，当上了新成立的商办浙路公司总理，该公司的副理，为湖州巨商刘锦藻。总协理同时又是董事的，是叶澄衷当年的合作伙伴——樊时勋。

在浙路公司成立之初，处境不妙的盛宣怀就表态，若是浙人有实力办好路事，那么他之前代表清政府和英商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就“不废而自废”。对这样的口头表态，汤寿潜并不放心。他请在浙籍京官御史朱锡恩上书，经过运动，清政府终于下发红头文件，认定浙江全省铁路由绅民自办。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勿得借词延宕”。

得到支持的汤寿潜热情高涨，除了仿照西方近代企业的做法，制订章程，“同时公开招股，募集资金，到1906年5月就已集资400万元，当年10月，开始修筑从上海到杭州的铁路。这一年，借助全国收回权利和商办铁路的热潮，商部也成功地迫使盛宣怀辞去了铁路总公司督办一职” (8) 。

他的霉运一直延续到1908年，他先是被任命为邮传部的右侍郎，看上去有点时来运转，但事后证明，这只是清政府对他虚晃一枪。总理衙门不让他过问邮传部事务，而是要他以商约大臣的身份回上海。

他掌控的实业，此时也只剩下汉冶萍公司硕果仅存。这个汉冶萍公司，就是他将汉阳铁厂与萍乡煤矿、大冶铁矿合并而成，是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他之所以没有被袁世凯给掏空，一方面是因为武汉是张之洞的势力范围，张肯定不愿意汉冶萍被袁世凯染指，因此死保他。另一方面，他“见事不妙，采取了一些手段。这就是1907年汉冶萍公司的改制，改革为公司制度。这时候晚清的《公司法》已经出台，一旦改制，袁世凯就不能拿他怎么样了” (9) 。不过改制需要人力和财力，为了筹措资金，他想尽了办法，不得不向日本借贷。后来，他获准赴日本“一面考察厂矿，一面就医”。

看上去，他的身体不好，他的政治生命似乎快走到了尽头。

正是人生一步步走出了一条下划线，盛宣怀在上海的表现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他为数不多的亮点就是，1904年，在他的主持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得以创办——比起没得到政府承认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该会不仅得到政府授权，而且还获政府颁银10万两。“6月末，清政府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成为会员国，取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的资格。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红十字协会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甫一成立就立即进入战区，两年内救护大量伤病员，分发物资，救助近50万难民出境，逃离战火。” (10) 可以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中国与西方、民间与官方、现代与传统良性互动结果。体现了中国商人阶层作为“公共力量”，不仅致力于追求自己的话语权，也开始回归传统的义利观，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职责。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也因救护使命已经完成，宣告解散，新的“中国红十字会”在1907年7月开始着手组织。正是看重盛宣怀在创办红十字会上的支持和贡献，他被公举为会长。只是，此时的盛宣怀，又暴露出了其依赖权力的恶习——虽然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对官督商办已有些觉醒，但这时他又将自己的触角缩了回去，在当上会长后主张将红十字会改为官办，由民政部管理。

对此，沈仲礼等人自然不干，坚持民办。

这可以看作是宁波帮对自己“贵人”的一次顶撞，或者说，逆反。

不知道盛宣怀有没有因此感受到，他那些无视民间力量，跟不上时代潮流的种种做法，已然让自己失去了应有的民心。就连自己扶持的宁波帮，也没那么听话了。

他对上海的影响力，不得不让位于自己的老乡——张謇。

围在张謇身边的宁波帮，有虞洽卿。他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

还有薛福成昔日的幕僚张美翊。

其出生于1857年，号让三、骞叟，室名菉绮阁。1887年，时任学政大学士的瞿鸿 调考优廪生，他由廪贡生中试。说起来，他算得上是瞿鸿 的学生。日后，他又随薛福成出使西欧各国多年。这一跟，再次让他受益匪浅。

先说薛福成。作为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曾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并提出了反不平等条约、防日俄入侵、改革关税等多条意见。在署直隶宣化府一任上，曾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说起来，李鸿章就是根据他的设想来建立北洋海军的。日后他又建议，派兵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没有这个建议，也许也轮不到袁世凯崭露头角。这里更需要大书特书的是，当郭嵩焘出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而万众唾骂被目为汉奸，他却在10多年后，担任了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兴高采烈地走访了欧洲许多国家。也不怕国人骂自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就是认为西方富强已百倍于中国，中国应不懈地师法西方。另外，他还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主张变法维新。可惜，1894年回国时尚未到家，就病死于上海。

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位头脑开放的官员手下跟随多年，张美翊肯定会深受浸染，维新思想只多不少。和薛福成相类似，其所至必察风俗、政治，著书以告国人。像《土耳其志》《东南海岛图经》，为国人打开视野，贡献不小。

回国后的张美翊曾担任过直隶知县，虽是知县，但直隶的重要性，让这个知县也官小位大，是四品衔。也正是在这一任上，他被盛宣怀任命为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说起来，他进入盛宣怀的考察视野已经为时不短了。在张元济离开之后，南洋公学校长的位置犹如走马灯似的，来回换人。先是中国近代音韵学家劳乃宣，继而是誉称“中国大儒”的沈曾植、曾任清朝驻日公使的汪风藻，还把澄衷中学的刘葆良挖了来，但盛宣怀还不是太满意。面对着这个颇多才学，又有国际眼光的宁波人，盛宣怀有些心动，“但是盛宣怀并没有被先入之见迷惑，而是多方询问，详加考察，见张美翊‘心地笃诚，学识渊深’，且留心西学而又正派向上，随即上报朝廷，揽入帐下，授权总理南洋公学事宜” (11) 。在这一任上，他悉心办学，聘请了数十名中外籍的教师。对自己的学生，他是这样一个态度：那就是努力学好科学知识，不要受其他思潮的影响。

不过他本人，倒成了立宪的干将。成了张謇的左膀右臂。

张謇需要他做的功课是，利用师生之情，上书瞿鸿 ，请其倡导立宪。此时的瞿鸿 ，已经是清政府的军机大臣，位于权力中枢。他要是倡导立宪，肯定是事半功倍。

正是有这些人的援手，让张謇在追逐立宪的路上，越走越顺畅。为了更好地打通上层通道，除了瞿鸿 ，他还和自己的好友赵凤昌刻印《日本宪法义解》和《日本议会史》等资料，分送给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以及其他官员、社会各界人士；他还和当时的朝廷宠臣铁良深谈，力促朝廷派员出洋考察政治——这位仁兄为满洲镶白旗人，算是清廷贵族，曾做过荣禄的幕僚，因得主人的信任，被举荐到兵部，做了侍郎，会办京旗练兵。1903年，他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就擢升为户部尚书。不久，清政府设立总理练兵处，统一对新军的领导，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协助袁世凯办理各项练兵事宜，但他做的更主要的工作，是暗中监视袁世凯。

说到这里，张謇其实还需要发动一个人。他至关重要。

那就是他的这位仇人。他不能对他的地位视而不见。

为了寻求到更多的支持，张謇甚至两次写信给这位自己曾经鄙视且20年不通音讯的直隶总督，每次写信都用了激将法。

第一次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意思就是说，日本的那几个家伙，都能做出这些成绩，以袁公你的才能，不在他们之下，难道还不如他们？第二次又说，“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意思也就是说，以袁公你现在的影响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如趁着大好机会，赶紧吧！不然到嘴的肥肉，日后落在别人之口，不是太可惜了？

如果说第一次，袁世凯还有所犹豫，回信张謇等等看，第二次就下了决心，给张謇回信，用的是十分自谦的口吻：“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替袁世凯想想，自己奋斗一辈子，还不是希望能利用一切机会，再上去一步。更关键的是，自己得到的越多，来自深宫里怀疑的眼光就越如影随形。尤其是当年在戊戌维新中站队的慈禧，让他对光绪一直落下心理病根。万一哪天光绪独掌大权，对自己就殊为不利。不如趁着这机会推动立宪，成就自己英名的同时，说不准也能保全性命于庙堂。

此后，立宪运动便有“北袁南张”一说。

保护皇权，预防革命

就在袁世凯进京开启属于他个人之时代的7月，为了满洲朝基永久确固，慈禧也准备放手一搏。

对她来说，实行立宪，不仅是为了对付甚嚣尘上的立宪呼声，更重要的是为了涡灭在外的革命党。

这个强势的充满着权力野心，为了自己不惜操控了光绪的人生，当然也主导了晚清大半政治变局的女人，不是武则天，却胜似武则天。你若问她后半生有没有仇恨的人？当然有。一个是康、梁组合——他们在戊戌维新时，不仅怂恿袁世凯杀自己，就是逃亡，也在世界各地搞什么保皇，闹得过于喧嚣不说，还将慈禧作为了最主要的“攻击对象”。康有为曾在日本横滨《清议报》上撰文，痛骂慈禧是武则天、是杨贵妃，其中最厉害最伤人的一句话是：“那拉氏者，先帝之遗妾耳。”这怎叫慈禧大度能容？所以，在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大赦政治犯——这也是为什么维新人士最终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原因——但是，康、梁这二人却不在其赦免之列。

另外还有不在赦免之列的，就是孙中山。

这些年，革命也渐渐成为了改革社会的一次实验。但比起主流话语的立宪，它一开始有点边缘，也有点像是噪音，但谁也不能漠视这噪音的存在。它不那么悦耳，甚至有时还容易摄人心魄，乱人心性。被它闹得吃不好睡不香还是小事，万一哪天给整得精神崩溃，那就损失大了。更可怕的是，就像今天的小青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叛逆，以及对社会的反抗，不去吹悠扬的萨克斯，也不拉动人的小提琴，却鼓捣起了噪音音乐。这也意味着，革命尽管还是噪音，它依旧会有一堆信徒。慈禧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但她也许没意识到，很多时候，这噪音是自己无意造成，比如说编练新军以及向东洋派送留学生，培养了众多与自己为敌的新人。更多时候，却是自己一手促成。

正是她，将孙中山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事实上，我们常称之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一开始却以“改良者”的面目出现。那个时候的他，还叫孙文。

1894年，他曾经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将自己长达近万字的《上李鸿章书》转达给李鸿章。

“他先找到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将自己介绍给上海的盛宙怀，再请盛宙怀致书将自己介绍给其堂兄盛宣怀，准备通过盛宣怀将上书转呈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又得见同乡郑观应，郑与盛宣怀熟识，于是又为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经过几度辗转，孙中山的上书终于到达了李鸿章手里。” (12)

在这份书信中，他向清朝封建统治者提出了一个四点纲领性的改良主义建议：“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从始到终，他都把希望寄托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主张实行洋务新政的一派封建官僚身上。不要怀疑，这样的他，就是孙中山。

“但是，这次费尽周折、凝聚着青年孙中山全副努力的上书之举，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反应。李鸿章甚至没有接见他。这一结果，让他看清了自己与正统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再加上次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他对于当局仅存的一线希望。这种感触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两年多以后回忆此事，孙中山仍然禁不住‘怃然长叹’。由此他清楚地认识到，欲实现自己的革新理想，便要从底层和边缘入手，将正统社会整个地颠覆。于是，他放弃了和平方式，着手组织兴中会，一年之后，便有了广州乙未举事。” (13)

这个兴中会，是他于檀香山联合华侨所建。此时他便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隐约可见三民主义的影子。也就在这次起义中，兴中会会员陆皓东制作了青天白日旗为旗帜，这个旗帜是中华民国国旗的前身。

兴中会曾议决以此旗取代清政府的黄龙旗。因广州起义在爆发前遭清政府破坏，旗未使用。后来，孙中山坚持以青天白日二色旗，再加上红色底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以纪念陆皓东及兴中会诸烈士流血献身之精神。

尽管选择的路径和康、梁等人不同，但他们所得结果，却殊途同归。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也流落海外，到了日本。先神户后横滨。

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

尽管如此，暗中明里组织革命团体的，依旧越来越多。

有蔡元培。

他在南洋公学的特教总教习一位上也没坐太久。这和南洋公学爆发的“墨水瓶事件”有关。这起事件在日后被称为中国学运史上“一声霹雷”，惊醒了更多的中国学子。可以看出这起事件并不是那么简单。只是，它的原委却是小之又小，无非是某班老师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只洗净的墨水瓶，从而认为学生是在有意捉弄他，羞辱其“肚中无墨”，是大不敬。这在周星驰早期的影片中，学生整蛊老师的情形层出不穷，也不见哪位老师上纲上线说要严词追查。但那个时候不同，你就是在新式学堂，依旧会有很多人坚持，师道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感觉被侵犯的文科教习郭镇瀛见学生们都没主动坦白的意思，就恐吓座位前排的贝蝇伯、伍石卿同学，限他们3日内告发，否则加罪。搞得学生的心理压力格外大，没顶住，就诬告是一位叫伍正钧的同学所放。很不幸，在郭镇瀛的坚持下，南洋公学将伍正钧开除。

被张元济等人熏陶过的学生们，自然就不干了。

他们先是找汪风藻论辩，没什么结果，就决定全班集体退学抗议。临行前，他们还分头通知其他班级，阐释行动的原因，以此表明姿态，说这不为什么，就是要反对这种专制压迫。火上浇油的是，汪风藻居然宣布将他们全体开除——这在当下，肯定要被视作“危机公关”的反面教材。这一下，发展到全校学生都不干了。

要么校方收回成命，要么学生集体退学。

以汪风藻为代表的校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请蔡元培出面调解。

此时的蔡元培，已经颇受学生尊敬，不会被看成是校方的托儿。经过他的劝说，学生方同意暂缓行动。只是，事情闹到这种份上，已不是校方能自作主张了，必须要汇报到上级领导那里。当晚，蔡元培拜见盛宣怀，这次轮到盛宣怀托大了，居然以“别有要事”辞而不见。几经交涉，仍无成效。

于是，很壮观的一幕就出现了：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高呼“祖国万岁”之类的口号，从大操场走出了南洋公学。

得感慨一下的是，和现在很多运动常落入混乱不堪的局面相比，当时的学生抗议，却是井然有序。

蔡元培也愤而辞职，跟随学生一起离开学校。

校方终于扛不住了，只好请人多方劝说，家长动员……总之，运用各种手段，才请回了少数人。200余名学生中，退出者145名。

问题来了，抗议归抗议，这些学生又该如何安置呢？

蔡元培先把他们带到中国教育会，请求帮助。此时教育会的负责人正是余杭人，国学大师章炳麟章太炎，其时他已剪辫发，立志革命，并在接下来的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正是在他的支持下，那些退学的学生中，如何靡施（梅士）、穆湘瑶（藕初）、计烈公等人，成立了“爱国学社”，一方面可以继续学习，另一方面，还可将它作为爱国活动的平台。

没几天，南京陆师学堂学生亦因事多数退学，该校学生中以章士钊（行严）、林砺（后名懿钧号立山）为最激烈，均先后加入爱国学社。

爱国学社的声势也就越发彰显。

也许这事也教育了蔡元培，让他更加认清晚清已经朽木不可雕，“爱国学社既成立，中国教育会诸董事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黄炎培（任之）、蒋智由（观云）、蒋维乔（竹庄）等皆任教员，一反以前南洋公学所为。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 (14)

日后，张美翊在自己当南洋公学校长一任上，告诫自己的学生，努力学好科学知识，不要受其他思潮的影响。

显然，也是意有所指。

事与愿违的是，他的那些学生，并没有成为盛宣怀所期望的“曾、李”式的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而是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蔡元培也不会停下自己的革命步伐。1904年11月，他又在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他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后迁三马路保安里。该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

因为陶成章一直在海外活动，光复会的早期领导为蔡元培、章太炎，后期主要是徐锡麟、秋瑾以及陶成章等人。

其余的主要骨干还有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

自此，光复会就成了慈禧眼中的一根硕大的刺。

有《苏报》。

《苏报》

说起来，它只是一份报纸，算不上革命团体，但我们也不得不说，正是在它这个平台之上，一群革命干将汇聚了起来。它不是团体胜似团体。

这份报纸于1896年诞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者为胡璋，本是一份格调低下的小报，常以黄色新闻来招徕读者，1898年冬，因“营业不利”，转让给罢官后蛰居上海、“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终于咸鱼翻身，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五大中文日报之一。陈范目睹朝廷的专制、腐败，尤其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曾领时代潮流的康有为从维新转向保皇，也开始思想变化。

在他的主持下，《苏报》言论也从此转向革命。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张继也纷纷为该报撰稿。

在1903年5月27日，陈范甚至聘请了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任报馆的主笔。当天，章就在该报发表言辞激烈的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

此后，章太炎跟邹容这对忘年之交在报上也开始一唱一和，让清政府感受到了巨大的舆论攻击。章太炎，是有浓厚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学者。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日后又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而邹容，此时还只是个少年。80年代生人（当然是19世纪80年代啦）。不过，1902年就到日本留学了，就读于东京同文学院。但和官派东洋留学生有点不同的是，他是自费的。也许年轻就是好，有革命的大把热情，也容易接受革命的主义，于是有志不在年高，很快就成为著名的革命宣传家了。他有两个有名的同学：张继以及陈独秀。1903年，他们就一起剪去清政府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发辫，事后被迫回国。在和章太炎、章士钊成为朋友后，积极参加拒俄运动与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之余，又捧出了振聋发聩的《革命军》。就在《苏报》上，章太炎先挺邹容之《革命军》，称之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誉为“警钟棒喝”，甚至著文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斯文一出，举世哗然。上海市上，人人争购，清政府自然会雷霆震怒，认为大逆不道，最后以雷霆万钧之力，欲提办章、邹诸人。

“中国无所不能的专制权力与一无所有、唯有一腔热血的两个平民有了一次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价值观念有了一次面对面冲突的机会。在君临天下、信奉绝对权力的清廷眼中，任何的批评声音都是大逆不道的，更何况《苏报》那样激烈的革命言论，那都是死罪。但在租界当局看来，发表文章、举行集会、批评政府都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是公民的权利。即使有证据证明章太炎他们是‘犯罪’，也属于‘国事犯’，按国际惯例也应该保护。” (15) 当然，租界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在租界中的权力。这就让慈禧很无奈地发现，她的绝对权力在租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用武之地。

这起案子最后就放在了会审公堂审理。在7次公开审理之后，邹容奉献了年轻的生命，章太炎付出了3年牢狱的代价，《苏报》的老板陈范为此流离失所、家庭破碎——看上去结果很惨淡，但是，这要放在平时，何须审理？

又何须七审？

清政府在全盛时代以辛辣手段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

可以说，“苏报案”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次重大转型时期一个极富象征性的事件，以后的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于公共租界，与这件事情有莫大的关系。

租界，这个让中国人觉得有些耻辱的“国中之国”，却成了革命的育婴房。

接下来，还有日后以“黄克强”闻名，与孙中山并称“孙黄”的黄兴。

他于1874年出生在湖南长沙，自小跟着秀才父亲饱读圣贤书。其祖宅客厅两侧，一直挂有“无我”“笃实”四个大字，如刀般刻入他幼小的心灵。“无我”——让他在日后，为了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复兴，毫不心疼祖传的庄园、田产，将它们变卖作为革命的经费。而“笃实”——则让他成了革命的实干家。如果说孙中山是思想家、革命先行者，那么，他们恰恰很互补。

他的革命活动是从组织华兴会开始。此前，他先后就读赫赫有名的长沙城南学院，以及武昌两湖书院，正是在此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关怀国家民族前途。1899年10月被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庚子年春回国。在武昌，他遇上了宋教仁，虽然刚20出头，但这位湖南老乡“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两人脾胃相投，遂结成密友。1903年11月4日，宋教仁携刘揆一、张继、章士钊、胡瑛等人，以赴他30岁寿筵为名，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恂家中，决定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取名华兴会。对外伪托兴办矿业，称华兴公司。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会长。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号召。这些年轻人计划在11月16日慈禧70岁寿辰时，于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却无一例外遭到失败。他只好与这些年轻人先后逃亡日本。

正是在日本，1905年7月，经过杨度介绍，他与孙中山结识。苦于革命团体四散作战，而无法集中力量，他们在凤乐园会晤中，对建立全国性革命组织达成一致。也就在这个月的30日，他们说干就干，和宋教仁、程家柽等一群人，在日本东京的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联合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组成了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并于当年11月创办了影响深远、在革命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机关刊物——《民报》。

可以说，中国同盟会已然具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通过它，将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联合、统一起来，因此，同盟会的力量也空前壮大，自此以后，革命风潮，一日千丈。“但意义更深远的，还是中国同盟会制定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军政府宣言》，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奋斗宗旨，而孙中山1905年11月在《民报发刊辞》中，首次将这16字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命运。” (16)

然而，直到辛亥革命之前，由兴中会或中国同盟会直接发动或指挥的10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之后近代史书、中国国民党党史，或中华民国的学校教育课本，往往称“国父革命11次起义，10次失败，终于建立民国”。

这些失败的起义只是冰山的一角。

事实上，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其他非国民党/同盟会体系团体所发动的起义，往往遭到忽略——如徐锡麟、秋瑾等人在浙江各地发动的光复军起义，无一例外，都以革命党人的流血牺牲而结束。

可以看出，尽管清朝统治者多次倒行逆施，其统治的合法性依旧存在。

而张謇辛辛苦苦到处奔走，也是怕革命带来的流血，中断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进程。如果清政府能明白他的苦心，顺应民意，痛下改革，延长统治也并非梦话。

自天津北上的第二天，也就是1905年7月2日，袁世凯联名张之洞、周馥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立宪虽是潮流话语，但从他嘴里说出来，依旧震惊了不少人，大家更加强烈意识到：

立宪已经今非昔比了。

此时在中国已经驻站10多年的英国《泰晤士报》迅速给出了回应，“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张謇再次寄信于他，“公之功烈，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吴武壮有知，必为凌云一笑。而南坛汉城之间，下走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也”。赞赏之意，不绝笔端。正是在以商人阶层为主的立宪派、地方实力派，以及革命党三股力量的合力推动下，“7月9日，清政府正式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17)

目的地，日、英、美、德、法、奥、意、俄、比九国。

大臣分别是：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商部右丞绍英，其时已入值中枢的徐世昌，以及巡抚湖南的端方。

这5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洲皇室的大臣，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

可以看出，他们代表着清朝统治者中各方面的力量。

“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

对清政府的努力，商人阶层自然是看在眼里，美在心里。不管上面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立宪总是好的，也总是符合人们希望的。

是添柴加火，也是为了鼓舞清政府，当抵制美货风潮开始变得虎头蛇尾，上海的绅商，包括宁波帮，也努力追寻自治之“得”。

此时的自治，不是天津商人在庚子事变时的自治，彼时的自治，是迫于形势而求的自保，当然它也因此让商人阶层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但这顶多是一种歪打正着。此时的自治，已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政治诉求。

他们希望通过地方自治，来为立宪打好基础。反过来，当中央推动立宪之时，地方推动自治以结合，这样中国才会有由下而上，以及由上而下的良性呼应。这两者的配套，应是缺一不可。少了一个环节，都殊为不美。

于是，自1903年到1905年之间，上海绅商中的李钟珏就多次向袁树勋建议在沪开办警察局，维持地方秩序，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

城厢内，自然是指上海的老城厢，也就是城隍庙、豫园一带的老县城。城厢外，自然不是指租界，主要是指上海的闸北地区，那时的闸北，还是一个贫民窟，没钱进租界的移民，大多选择在此居住。不过，因为毗邻虹口，它也经常受到公共租界的蚕食，1900年，此地的绅商就不满租界的扩张，提出自辟商埠，设置闸北工程总局，“以后的建置略有变迁，但总的‘闸北’的概念是与‘租界’概念对立的” (18) 。

所以，“上海城厢内外”也是泛指华界。设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自然是想将上海那些还属于清政府管辖的地方管理起来。当然，总工程局肯定不是官办，而是集中商人阶层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来办事。

以此立自治之基。

到了1905年的夏天，李钟珏等人再次找到理由，他们以马路工程局官办腐败为由，申请改为绅办。

“1905年8月6日，袁正式行文表示：‘创办总工程局之议，本道极愿赞成，拟即将南市工程局（全称为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1897年成立，属官办）撤除，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在获得清地方当局同意后，李等人走访了曾往国外考察学习法政的人士，了解各国实行地方自治的规章制度，草拟出总工程局组织章程。当年10月15日，绅商自办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正式成立，从此接管了官办的南市马路工程局，负责办理城厢内外一切公共事务，乃是清政府上海地方当局，将一部分地方行政权力向资产阶级的开放。” (19)

可以说，这算得上袁树勋在上海的“美政”之一。

其中，填河铺路是该总工程局的一项重要任务。

很多人从今天的上海来臆想过去，总觉得上海是个繁华的所在。事实上，这是错觉。前面就说了，位于英法租界之间的界河洋泾浜很肮脏，最后只好给填了。相比较租界，华界更是不如。到处都是泥屋草房连片，道路狭隘泥泞弯曲，河道污浊，饮水用水排水混于一河，燃烟呛人，污粪处处，蝇虫乱飞——让人恨不得掩鼻而走。这种状况强烈地刺激着上海的爱国绅商，有识之士莫不对此痛心疾首而惭愧无比。

改良市政成为他们迫切的愿望。

也正是在李钟珏的手上，上海城厢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修建了道路桥梁，接通了电灯自来水。随后几年中，修路100多条，筑桥60多座，建造码头6个，新辟、改建城门9座。用“新闻联播”体说，上海城厢总工程局对改善华界的市政设施，提高综合管理的文明程度，缩短华界与租界的差距，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李钟珏，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平书，钟珏是他在30岁之后改的名字。事实上，我们还是习惯叫他李平书。

在没改名字之前，他“六下南闱，两下北闱”却屡试不第，后来在上海创办自来水厂，却因为居民对有气味的自来水非常恐惧，“既非雨水，也不是井水、河水，喝了会得怪病”，这和叶澄衷的弟子宋炜臣在汉口办自来水厂遇到的困境颇为相似，宋氏在送水典礼上，拧开水龙头自己带头喝了第一杯自来水。他也主动饮用，并建议业务人员在售卖中以身示范，销量虽有提升，终究入不敷出，成落魄商人。

不过，他在日后的会考中喜中优贡，先后任新宁、陆丰和遂溪知县，并在中法冲突时，顺应民意，因主持团练多次击败法军侵略，在政府眼里，就成了影响中法关系进而影响朝廷求和的不稳定因素，遂被革职。李鸿章倒是对他力挺：“天下州县皆如李令，洋人敢要我中国土地？”

这时，还是张之洞，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慕名邀请他任江南制造局提调。暂且不论张之洞这辈子的所作所为，单说他对张謇的提携，对李平书的发现，这种看人识人用人的能力，也非一般官僚所能有。于是，“转了一圈，官员李平书又回到上海，摇身一变为官企负责人，再次强势回归商海” (20) 。日后，他的名字也经常和宁波帮捆绑在一起。

在李平书提议创设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中，设有议事、参事两会。

其中，议事会为地方代议机关。

《总工程局议事会章程》规定：“议董由本地绅士及城厢内外各业商董秉公选举。”选举人必须“年纳地方捐税十元以上满三年者”，“受破产律之处分而未过五年者”除外。被选举人必须“年纳地方捐税二十元以上满三年者”，“受破产律之处分而未过十年者”除外。此时的朱葆三，在上海商界已是举足轻重的名人，跟袁树勋的关系更是铁上加铁，所以袁树勋在上海绅商名人互选和推荐的76人中，将朱葆三选为了办事总董。

无人不服。

很有意思的是，革命党人也在鼓吹地方自治。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编定的《革命方略》，明确规定：各地如起义成功后，应将地方自治权归之地方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期间，留日学生同乡会出版的各种反清刊物，对于地方自治的宣扬和介绍，更为着力……《江苏》提出：‘居今日之中国而欲议改革政体者，不必侈言立宪，研究自治之道为尤要者也’，只要地方自治搞好了，清政府再顽固，将‘亦无如民何’。” (21)

不同派别对自治虽然理解不同，想达到的目的不同，但也正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有关地方自治的言论“日腾于士大夫之口”，“日触于耳”，“举国中几于耳熟能详”，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李平书想借地方自治，来由下而上刺激清政府实行立宪，让他没有失望的是，尽管五大臣出洋考察一拖再拖，但最终还是成行。

9月24日，就在户部银行成立前几天，北京正阳门火车站戒备森严。

装饰富丽堂皇的五大臣专车哐当哐当地开动起来，然而，一声霹雳巨响，却让这立宪之列车，还没有远行，就戛然而止。

废科举方能兴学堂

那声霹雳巨响，来自革命党人吴樾扔出去的炸弹。

吴樾，字孟侠，一作孟霞，安徽桐城市高甸人。父亲为塾师。少贫，8岁丧母，随父就读。天资聪颖，颇为好学。是个读书的好材料。

他在看到立宪派主办的《清议报》后，受到立宪派的影响，盼望早日实现立宪。有人对康梁非议，他还站出来为其辩护。然而等到他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以后，读了许多革命者的著述，如《中国白话报》《警世钟》《自由血》《黄帝魂》《广长舌》《攘书》《近世中国秘史》等，又认识到救国图存，必须首先坚决推翻清政府，中国再不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因而深恨康梁之说误国害人。

后来他结识领导了光复会的骨干，日后著名的黄花岗起义组织者赵声，可以说，这位著名革命志士对他的影响，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两人曾一致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只是，怎么才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他主张暗杀，赵声则主张采用发动武装起义的办法来实现革命目的。为此，赵声还劝说过他，说暗杀解决不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杀了一个清朝贵族，还会有其他人来代替的。他尽管认可赵声所说，但还是认为，在当时政治气氛沉闷的情况下，暗杀与革命比，暗杀易，革命难。他对赵声说，今后我从其易，你为其难，我搞暗杀，你搞武装。

于是便有了正阳门的一爆。

在他眼里，清政府的立宪，是蒙蔽群众斗志的骗局，会影响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无非是巧立名目，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 (22) 更重要的是，“若清廷得以实行立宪，则彼君主政权益为巩固，汉旗将无复兴之望”。

所以，必须要挺身而出，让这个骗局破产。

吴樾

那天，因为火车站戒备森严，吴樾身揣红布包裹着的自制炸弹不能靠近，所以临时买一套无顶红缨官服穿在身上，装成随员，混进了车站，踏上了五大臣乘坐的高级包厢。“吴樾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用此玉石俱焚之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可能是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时，车身突然发生了震动，因而导致炸弹提前爆炸。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吴樾因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躲过一劫。” (23)

吴樾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南京，赵声痛哭失声，几天茶饭不进，发誓要为吴越报仇雪恨。消息传到东京，秋瑾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吊吴烈士樾》，最后两句云：

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

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然而，社会舆论却没有表现得像革命党人那样悲伤，反而持谴责态度，直指这种暗杀是恐怖活动。舆论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做准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其中，《申报》就不赞成吴樾的刺杀行为，甚至认为“是举之不足为新政之阻力，而反足巩固立宪之基础”。意思就是说，吴樾出了大力但给革命者帮了倒忙。因为“凡物莫不有反动力，政府之欲摧锄民权也，而民权之说愈沸腾不可遏，其反动力使然。民党之欲摧锄立宪也亦然，挠之愈力，而立宪之成立将愈速”。意思也就是说，作用力越强，反作用力也就越强。你越是跟立宪过不去，立宪就越将成功。

“从这里可以看出，《申报》的立场也是政治立场而非种族立场。” (24)

直到这一年的11月26日，革命党人对舆论的这种态度还耿耿于怀。

这一天刚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民报》，除了有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发刊辞，还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的文章，“文章开头便呼曰：‘学堂者汉族之学堂也，报馆者汉族之报馆也。其于满奴之受惊，宜拍案大叫曰：惜乎其不死也；其于烈士以身者，宜大表哀敬之辞，率全国之学堂报馆而开一大追悼会。’然而，实情相反，‘今于烈士之死，则目为病狂丧心；于满奴之悻免，则慰之幸之，何其颠倒如是其甚也。’该文把清朝喻为魔鬼，称‘盖鬼可畏者也，鬼而变易面目使人不知其为鬼而亲近之，则可畏愈甚’。五大臣出洋就是变易其面目以掩饰以前之鬼脸，可惜国人不察，‘于烈士而痛恶之，于满奴而慰问之’。”

字句铿锵有力，只是未曾成为主流。

在一片慰问声中，慈禧却犹豫了。得承认，那声爆炸让她很受惊吓。

为防刺客，她曾命大臣将颐和园园墙加高了一米多。

五大臣到底还出不出去？自然，清廷主张缓行，载泽又接到日本来电，说日本国内将有暴动，也请他缓行。考察大臣中，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准备不去了。

这让袁世凯内心很愤怒。好不容易才将慈禧说动，但没想到，刚刚点头，却又很快要缩回去。这都叫什么事儿啊。为此他亲自侦办此案，说“要将涉案的贼臣乱党抓捕归案”。但让他失望的是，在暗杀行动之前，吴樾等人制订了周密的计划，留下的线索痕迹极少，以至于事发后很长一段时间，袁世凯也没搞清楚此次事件由何人所为。这实在有些丢袁世凯这个中国警察创建人的面子。

好在这段时间他也不是没有一点政绩。

科举在他手上，被废了。

不用说，这还是他和严修合作的一大结果。

此前，他和严修的“结合”，带来了直隶教育的勃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兴学会一帆风顺。在它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阻力，即使他身为封疆大臣，也很难抗拒。这个阻力就是自隋唐以来便已出现的科举。在很长时间内，科举为国家以及统治阶层选送了无数的人才，但如今，它却成了体制内的桎梏。更可怕的是，它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惯性，知识分子要想找出路，已是自觉地依赖它，并受限于它。

走在兴学实践第一线的严修对此也深有同感。他意识到，科举不废，人们对学堂仍然观望。毕竟，其教学非是八股出身的腐儒所能应付的。更重要的是，它也不能像科举那样，可以让人直接获取功名。

为此光绪还做了一下变通，他在1905年7月，曾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学生考试，14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内阁中书等。这一变通有两个寓意，一个是政府鼓励留学，另外一个就是，哪怕大家不通过传统的科举，也是有办法获得相应的“奖赏”的。

如果给这一变通以相应的时间，也许学堂亦能平和地取代科举，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严修有点等不及了。在那个民族存亡的时期，只要对民族和国家有点上心的人，都会有时不我待的危机感。

科举不废学堂不兴。学堂不兴，国家……

作为袁世凯的身边人，直隶提学使卢木斋也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

反之，只有尽快兴办学堂，才能改变内外“危迫情形”，“化群疑而消积侮”，不仅使各国“刮目相看”，未敢存“轻侮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

这种想法，随着袁世凯的进京，得以变成现实。

就在五大臣出洋计划被耽搁的9月，袁世凯再次“主稿”请废科举，并“电商鄂督连衔”会奏——此鄂督自然又是张之洞。奏折称：目前“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如再迟之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只有毅然决然，先停科举，才能推广学校，“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

锐意改革的光绪，自然听得进去。而且，废科举废的不是清廷贵族的权力，慈禧自然也乐见其成。所以，在这上面，他多少还能做主。

1905年10月，为天下所有士人所铭记，光绪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规定自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一时间，数以千千万的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他们日后的奔头，甚至是信仰。虽然留学可以替代科举，成为他们的另一晋身之地，但数千年的传统就此湮灭，让他们犹如剥皮抽筋，有人获得重生，有人却就此跌入深渊。

粉身碎骨。

“到今天，我们只知道科举制度被废，却不知道这被废之后的推手。而且，由于废除科举制度在当时引起巨大震荡，触发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因为它摧毁了这些人毕生的努力和追求，到最后，便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对他嬉笑怒骂、肆意涂抹。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对袁世凯所持的偏见，便有这些人的‘功劳’？” (25)

世间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不得不为袁世凯哀叹一声。这次的废科举，目的是好的，但他肯定也没想到，自己又给自己积蓄了反对力量。更糟糕的是，就像清政府编练新军和派送东洋留学生一样，又给革命党输送了不少人才。

与此同时，清政府下诏，“以各省学堂次第兴办，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特设学部”，也就是说，成立学部统管全国学务。

袁世凯干脆请严修主理学部。与熙瑛一起为侍郎。

并无办学经历，因籍属蒙古八旗的荣庆为尚书。不过，荣庆曾当过山东学政，正是在这一任上，他结识了袁世凯，并由后者引荐，和权倾一时的荣禄拉上了关系。就任学部尚书后，投桃报李，他自然与袁世凯继续过从甚密。

这次严修又犹豫了，毕竟这次去的是中央，而不是地方。但袁世凯依旧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严修再一想想那可怜的小皇帝光绪，心一软，就答应了。

当年11月，严修到任，署右侍郎。

正因为荣是袁的人，严修又是袁所请，所以荣庆也引严修为心腹。

有一把手支持，严修想做点事情，自然事半功倍。

“荣、熙均为旗人，熙又不久病故，继任者达寿，又因考察宪政，出使日本，迟迟未到部视事。所以学部事务，事实上大都由严修任之，这就使他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在总摄全国教育行政的中枢位置上，来施展自己的宏谟与长才。更由于他此次出膺重任，是在中国新式教育事业从无到有的发轫时期，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诞生而来的，因此，他的许多擘画和举措，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在旧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位置。” (26)

比如，他注重普及教育，指出各国学制其大别有二：曰专门，曰普通。而普通，即是普及教育，他说，教育目标，不在培养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国民。使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

因此，还要立法，实施义务教育，他称之为“强迫”。

在严修那里，注重女学，便是普及教育的重要一种。

也是在他的任上，举步维艰的女学在国家层面上受到了鼓舞，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在1907年3月8日，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了女子学堂分为初、高两等，学制各4年，凡是女子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

又比如，在教育宗旨上，他认为，中国政教所固有而应发扬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

关于忠君，他说，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

关于尊孔，他将明治维新归功于中国圣贤之学。指出，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能并驾欧美，还用吾国圣贤之言而训导之，况孔子生于中国乎？

从这里可以看出，深受张之洞影响的严修，尽管推崇西学，平日里也致力推行新式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徒。

也正如此，他对光绪充满着同情，并在革命浪潮日热一日的时日，选择了站在“君主立宪”的阵营。

“严修主理学部，使学部成为新政发动机。君主立宪，在他看来，就是君权与民权合一。以经学立君权，以西学立民权，孔孟之道，实与民主相通。差别在于，一个是理想化的‘道’，一个是现实性的‘制’。而宪政的目标，就是要将‘道’转变为‘制’，这几乎成了他在学部工作的目标。” (27)

他还认为，中国民质所最缺而以提倡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

所谓尚公，就是“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

所谓尚武，就是“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

所谓尚实，就是“凡中小学堂所用之教科书，宜取浅近之理，与切实可行之事以训谕生徒。修身、国文、算术等科，皆举其易知易从者，勗之以实行；其他格致、图画、手工，皆当视为重要科目，以期发达实科学派”。

应该说，此三“尚”是旧中国第一次有人系统地提出了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以及实用教育的概念，“无疑都是不仅切中时弊，而且能彻革积习，关系到百年育人之大计，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后来入民国后蔡元培所拟之教育宗旨五项，对此三‘尚’即予以保留，改称为‘道德主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 (28)

这些工作无疑是卓有成效的。如果说，他的经济特科成了“戊戌变法之源点”，那么，他的这些教育改革，同样成为晚清新政的先导。

就连慈禧也召见了他，“垂问数十句”，便将他从学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

时间间隔只有数月。

严修恳请收回成命。

上谕：着毋庸议。

不难看出，在严修的通力支持下，袁世凯将立宪炒成了一盘“回锅肉”。再次端出来的时候，更是香辣扑鼻，让慈禧缩了回去的头，忍不住又伸了出来。

五大臣中有爱惜生命的，像载泽；也有志气可嘉的，如绍英。在听到外界对他的讥讽之后，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颇有为了立宪，流血光荣的意思。

“正如《申报》所言，革命党的作为，反而可以促进立宪。体制一旦形成以立宪防堵革命的共识，事情便容易出现转机。” (29)

爆炸事发月余，清政府再次下谕，考察立宪再次起程。不过，人员有些变故，徐世昌另有他任——先在年底，援军机大臣署满兵部尚书。要知道，以汉人署满人之兵部尚书，有清开国以来尚属首次。日后，他又以钦差大臣，升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竟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从中也可以看出，慈禧有捧徐抑袁之意，她对袁世凯的警惕自始贯终。

另外，作为北洋系里难得的书生，出身正统科举，曾当过翰林院编修但也在翰林院坐过十年冷板凳的徐世昌，长的就是一副中规中矩的忠臣相，与行伍出身、手握兵权、言行不羁的袁世凯相比，更讨人喜欢。

当然，日后的结果证明，人不可貌相。

再说绍英，虽然立宪心切，但还是因为受伤未愈，最后没有成行。

改派李盛锋、尚其亨代之。

五大臣共分两路。

1905年12月7日，戴鸿慈、端方作为一路，率先出京。

不过，“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时，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能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鸿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经天津至秦皇岛，再换乘兵轮‘海圻’号前往上海” (30) 。

11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也离开京城。

两支人马先后到达上海。

“19日，戴、端一行启程，由日本取道太平洋而赴美。载泽一路首站考察就是日本，因新旧年交替，日本朝内事繁，外务部嘱其缓行，故直到1906年元月14日，方才挂帆去国，开始日本的考察之旅。” (31)

粗粗算来，端方们在上海也只是逗留，前后没有几天。

照说有中央大员途经宝地，上海该一切维稳，也叫粉饰太平，好让老爷们儿吃好喝好睡好，临走时再带好，然后留下个好印象。

很不幸的是，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风波。

这次风波，恰恰来自会审公堂。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1905年12月初，有粤籍官眷黎黄氏自四川回广东原籍，乘长江轮船途经上海。粤人习俗，蓄婢成风，婢愈多愈显主人之煊赫。黎黄氏身边就带了10多个婢女，本来是炫耀，结果却让黎黄氏吃了大亏，因为公共租界捕房探目怀疑她为贩卖人口，最后竟将其扣押，解会审公堂审问。

如果就事论事的话，公共租界捕房探目有其可爱之处。多处资料没有交代，此探目是洋人，还是黄金荣式的华捕，但他们拘捕黎黄氏，显然看出其对“大清国情”所知寥寥。姑且就当是洋人吧。

更可爱的事发生在审问的过程中。按照会审公堂的规定，主审官是中国人，分别是清朝命官关炯之、金绍成。陪审官是英国人，时为英副领事德西门。

按照“大清国情”，加上黎黄氏又是朝廷命官遗孀，主审官自然要判她蓄养婢女不算什么，而且还是天经地义之事，所谓拐带人口罪不能成立。

德西门却不同意，非得认为黎黄氏侵犯15名年轻女子自由，因她们与黎黄氏非亲非故，黎黄氏剥夺她们自由，肯定有罪。

所以他坚持按贩卖人口罪论处，把黎黄氏等人关进西牢。

用现代法律眼光来看，德西门坚持人权，是要为他鼓掌的。显然，他这种坚持，是超前的，根本不为晚清的体制和社会所容，或者说理解。事实上，早在《南京条约》中，英国人就努力向中国人灌输这种理念。

后人常把《南京条约》解读成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它的第一条，中文却是这样表述的：“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这就是一条一直被忽视的重要条款……这一条款实际上隐藏着国运兴衰的规律，深刻领悟了这一条的内容，也就破解了国运兴衰的大秘密。历史曾经给了我们提示，却因为我们缺乏悟性而错失了机遇……中文本的‘身家全安’，在英文本中是‘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这句英文的意思，是说人身（persons）和财产（property）要得到完全（full）的安全（security）和保护（protection）。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原来，它的意思是人身权（本文中所说的人身权主要是指人身安全的权利）和财产权要受到保护，而且这一点要由政府承诺并提供保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32)

可以看出，早在1688年就通过“光荣革命”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后又召集议会，通过《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最终确立君主立宪政体，走上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英国，是把人权当政治正确的。

然而，以钦差大臣耆英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理解英国人为什么要将之写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

“中英双方对这一条文的不同态度，刚好折射了两国的历史命运。英国人如此重视的内容，在中国人却几乎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甚至一直持续到169年后的今天，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条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重大意义。” (33)

悖论于是就这样产生了，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却将枪炮对准了别国的人民。将别国弄得国破家亡的时候，又在枪炮的保护下，大提特提尊重人权。

这在关炯之眼里，自然不是什么正义的表现，而是一种强权的傲慢；而是在用西方的一套来搞鬼，来欺负人。他气愤地说，“本官代表上海道在此审案”，容不得你在此聒噪，说完立即将牌令往台下一扔：“将黎黄氏等人押进女押所。”

对关炯之来说，先不管怎么判，把黎黄氏等人押进中国官方的女押所，最起码保证黎黄氏还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德西门跳起来，大骂：“你们中国人是野蛮民族。”

如果说，此前那些坚持，还能在我们心目中多少为他加点分。此话一出口，德西门那张种族歧视的面孔，一下子就原形暴露出来。

接着他又粗暴地宣称：“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

说来说去，一定要将黎黄氏押进西牢。

关炯之说：“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

双方就此再爆冲突。让人愕然的是，德西门丝毫不顾及自己身为“优越民族”的体面，居然和关炯之扭打起来，而且当场将关炯之的朝服撕破。

一派混战。

参战的还有华人差役金绍成，还有英籍捕头木突生。木突生不但不听从主审官的命令，甚至将公堂大门闩上，举手殴打金绍成，又抢关炯之的钥匙。华人差役和金绍成自然要极力阻止。但在强悍的对手面前，关炯之和金绍成颇有些吃亏，只好看着英国巡捕砸开女押所大门，把黎黄氏等人推进囚车，扬长而去。

次日，大闹公堂，华官受侮的事情一见报，又公愤了。

有时想想，愤怒的次数一多，会不会容易不值钱，或者，会不会让人很容易麻木？但在那个年代，你没法保持淡定。

“市民中平时受尽租界捕头欺凌压迫过的人，起而响应，立时发展到全沪罢市，以示抗议。到处发生群众围打巡捕的风潮，有一巡捕房还被群众放火烧掉，闹得巡捕不敢出来值勤，全体罢岗。英租界当局竟下令拘捕市民，一时被捕者达五六百人，秩序空前混乱。” (34)

除了拘捕，西方列强惯用枪炮说话。

这个时候，谁也不提人权了。

枪响之后，又倒了11个华人，还有受伤的30余人。

就在中央大员要到上海的节骨眼上，还闹出这样大的风波。这可要了老命了。

宁波帮的好伙伴——袁树勋的头，都大了一圈。

宁波帮的大胜仗

袁树勋这辈子就没当过一天消停的官。

好不容易对付了俄国人，英国人又来捣乱。这个上海道台当得似乎太委屈了。没办法，他只好恳请朱葆三、周金箴、虞洽卿、施嵋青4位宁波帮名人，与租界当局交涉。

得提一下这个新面孔施嵋青。

其为宁波鄞县人，他对宁波所做的最大功德是，日后公推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便是由他联合朱葆三、钱达三、孙梅堂等人捐资重建。在1912年5月去世前，他还遗命将家产价银数万余两全数赠予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旅沪乡人为了纪念施嵋青执着向善的义举，每年春秋两季为他举行公祭。

这让人不禁感慨，在政治事件中，政府的话语权越来越让位于商人阶层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袁树勋算是清政府里对洋人斗争的能吏了，即使这样，他也不得不有求于这些宁波帮名人出面调停，更可见宁波帮在当时的能量。

事情依旧不是想象的那么顺利，虽经多次交涉，英方却拒不认错。

这让朱葆三、周金箴、施嵋青很感为难。

联系前次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中，严信厚也做得不太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也很想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权益，但他们已不是一无所有时的草根，那个时候，或许光脚不怕穿鞋的，但现在他们却是有产者，而且这资产多跟洋人相关，万一洋人发狠，自己也有可能会损失很大。这也给商人阶层提了醒，“开放”给了他们红利，但“开放”也让他们跟国际化市场捆绑在了一起。有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这里，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宁波帮在某些地方也很软弱。

更重要的是，他们欠缺斗争手段。

相反的是，虞洽卿却有办法。

和朱葆三、周金箴、施嵋青等人相比，虞洽卿或许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当洋行和银行买办，开房地产公司……再加上头上有顶顶戴，算起来，也无非如此。然而，这个时候的他，却是最有影响力。从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以及宁波周生有案就可看出，“其威望得来，靠的是一番无人可比的调停能力” (35) 。

如果给他一个定位的话，“调人”，应该是最恰当不过。

调人，也就是调停之人。

首先，他懂多国语言，是洋行的买办，认识各式各样的资本家、政治家。另外，他出身草根，“自然跟底层群众有天然的呼应” (36) 。而“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龙鱼杂处，是一处天大的‘冒险场’，除了政客、文人及商人之外，人数最为众多、情绪最容易被激动的劳工阶级以及底层社会人士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最主要的、被利用和倚重的力量” (37) 。可以说，他几次调停成功，都与他善于利用“短打朋友”的力量十分有关。当然，这底层社会人士也少不了黄金荣这样的黑社会帮派。关键的是，多次“战火的洗礼”，让虞洽卿成为了久经考验的战士。

如此算起来，这个“赤脚财神”，早已经不仅是财神，而是八面玲珑的大仙了。

这次，他就将他的调停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他能哄玉皇大帝，比如说，他以买办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沟通；另一方面他还能跟弼马温称兄道弟。比如说，他找来那些“黑道朋友”，“请他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聚会暗谋。他鼓动说：‘华官尚复侮辱，若不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划下，各个阶层的租界华人宣布实行无限期的总罢工” (38) 。

不过，为了保证这些朋友能死心踏地地将罢工进行下去，虞洽卿承诺：罢工工人职员按月发给生活费，经费由他向工商界募捐。

他甚至还提出，凡宁波同乡应该站在斗争的前列，以张扬宁波同乡的名声！

可以说，虞洽卿的煽动性在此可见一斑。

毫不逊于当下那些煽动民族情绪的高手。

英国人果真又一头乱麻。

朱葆三却遇到麻烦了。

那天，他一早起来正在喝蜜糖水，管门的阿申伯送上一封牛皮纸信件，朱葆三用手一摸，信内有一粒硬糖似的东西，朱用剪刀剪开信封，内有信笺一张，子弹一粒，朱葆三吓了一跳，函件上让他“必须识事务、明大局，立即惩办闹事之流氓地痞，安定租界秩序”，还说，“若有损于大英国之利益，必将受到惩罚，寄上子弹一颗，予作警告！”

底下是“知名不具即日”几字。

“朱葆三看了恐吓信及子弹，顿时吓得脸如土色，用人赶紧叫了夫人来，朱夫人看了信和子弹，缓缓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退出不管，不就没事了。亏你在上海滩也混了二三十年了，这点事吓得手足无措。’” (39)

最后四退其三，只有虞洽卿还顶风而上。

对此他有很清醒也很不一般的认识，“人易为之，我则避之；人难为之，我必为之；易为之事，趋者必众；趋之者众，获得必薄；难为之事，趋者必寡；寡独为之，获得必厚。中流砥柱，方显英雄本色”。意思差不多就是，人家往东跑，我就偏往西。人家骂狗，我就偏杀鸡。反正要跟别人不一样，有差异性。当有些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做的时候，就是我的机会。大家都愿意做的事情，我再插一脚，也没多大意思。

“当事态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转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国的驻沪领事馆——他曾经为三个国家的银行当过买办，恳请他们出面协调平息此事。” (40)

此招就叫“以夷制夷”，通过他们，来对洋人实施分化手段。

在他们面前，他指陈利害：上海为大清国土，理应按大清律行事；英国人副领事德西门当众辱骂我大清命官，实属无礼又无理；英国捕头殴打主审官，此乃暴行，实难容忍。现全国人民均在拭目以待，看友邦各国是否能伸张正义？否则国人与各友邦如何合作？

如此这般，一番“以夷制夷”的攻心战打下来，加上他们也领教了罢工罢市带来的“威力”，也同意向英国领事施加压力。

英国人也只好退让，与上海道台袁树勋及虞洽卿等工商界代表达成如下协议：

撤去德西门的陪审官职务；英租界工部局向中国官厅赔礼道歉；撤惩侮辱厮打华官之捕头；黎黄氏案由原陪审官陪审，黎黄氏一行与被捕华人500余人一律释放；商人开市、员工复工、巡捕复岗。

相比较周生有一案，这可算得上是空前的胜利。

日后也很难再有。

“过去数十年，华夷相争几乎都以中方的隐忍和妥协收场，屈辱避让已成惯性，此案得以这种完胜结局收场，当然让朝廷和所有华人大呼痛快。公案了结当日，苏松太道袁树勋、公堂公审官关炯之特意携手虞洽卿，三人一道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缓缓步行，沿途大声招呼各家商号大胆开市。虞洽卿顾盼生风，其名一时妇孺皆知。” (41)

挨户劝告租界上的中国商人开市的，后来还有朱葆三，以及经常奔走于朱葆三门下的傅筱庵。就此，虞洽卿的好名声再添重重的一笔。

上海广大市民及报纸舆论盛赞，与此同时，他的“赤脚财神”“阿德哥”等尊称不胫而走。如果说，这些舆论称“虞洽卿是宁波人的阿德哥”还算中规中矩，那么他们同时还喊出了“虞洽卿是宁波人的老大”，倒是让朱葆三等人心头一拧。

宁波帮又是一拨新人换旧人。

如果我们愿意回头审视近代宁波帮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

在穆炳元、杨坊他们一代，既是中国向西方表示屈服的开始，也是宁波帮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洋化的开始。正因为国忧家患，民族矛盾格外激烈，使得他们背负了“汉奸”的原罪。到了严信厚、叶澄衷以及朱葆三他们这些人，他们发迹或者说成功于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中间虽然掺杂了一个打了胜仗却当成败仗处理的中法战争，但世面还是比较平静的。中外双方可以闷声发大财。他们和西方互相借力互相利用，但在此基础上，也开始有了博弈。从这些博弈身上，可以看出中国商人阶层民族意识的觉醒。只是这种觉醒困于时代和个人的制约，并不足够强大，而显得虚弱。也只有到了虞洽卿这一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已经悄然壮大，他们已不甘于外国的附庸，而是堂堂正正地做起了对手。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同国家主权息息相关，为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必须外争国权，反对列强凌虐。

虞洽卿能成为宁波帮的老大，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经过上海的端方，对虞洽卿大加表扬。

他甚至表示，回京后定当奏报朝廷，定当重赏。

捐了顶帽子的虞洽卿，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自己不愿意封官，作为一介商人，只求太平盛世就足够了。

这可以看作是虞洽卿对时局的担忧，在一个穷途末路的国度，当官未必是个好选择；也可以看作是他这些处于“士农工商”之末的商人，终于有了发自内心的自信。但他心里想必很清楚，自己在端方等人面前的这番展示，日后肯定物超所值。最起码，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与端方之间的感情，端方也因此成了他私交最好的朋友。有端方作为后台，自己的确没必要再蹚官场那碗浑水。

在接下来的1906年，他甚至还加入了五大臣的团队，再次赴日考察。这是他第二次赴日。历时半个月。

在端方面前，虞洽卿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极力捧了一下朱葆三，说如果没有他出谋划策，自己也没那么快就制伏洋人。说这话时朱葆三并不在场，是袁树勋转达给他的。

这让朱葆三很意外，更对虞洽卿刮目相看起来。因此在虞洽卿组建华商武装团队——华人体操会时，他对此大力支持。

就在虞洽卿罢工罢市的过程中，有一支“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多国部队’” (42) ——“万国商团”，曾作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形象出现。当巡捕罢岗留下治安空缺之后，它立马就被租界当局填了进去，代替这些巡捕维持租界治安。

这是一支人数众多、国籍各异、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

它的前身即为1853年由英国领事阿礼国与美国副领事金能亨所组成的上海义勇队，当时主要是为了保障租界安全。

“义勇队章程规定：‘凡在沪男性外籍侨民均有义务参加义勇队’，章程同时规定，‘任何加入该队的绅士，没有领事的同意，不得退出’。” (43)

在1854年4月4日的泥城之战之中，该义勇队便和英美海军陆战队共380人与清军交战，最后让清军不战而退，隔日便由道台吴健彰出面赔罪，作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

到了7月，根据第二次《土地章程》，上海租界成立了“工部局”，接着决定“为了维护租界的治安与清洁”，设立巡捕房，公开招募巡捕，并聘请香港资深警员克莱夫顿担任督察员，领导这一新的机构。

前面说，它们通过这一手段，攫取了警察权。

有了巡捕房，上海义勇队则以“万国商团”的面目，在上海潜伏了下来，直到1942年6月方才解散。

知道了这一渊源，自然就理解万国商团绝对不是上海总商会似的商业组织。

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武装。

因为万国商团的组成是外国的侨民，实际上也多是各国洋行的外籍职员，所以在代替维持租界治安的值勤时，因与华人言语不通，老起矛盾。

“其团员荷枪实弹，专门保护洋商，尤其当洋商与华商发生纠纷时，万国商团即派员持枪前往恫吓，使势单力薄的华商只能处于下风。在遭遇抢劫盗匪时，华商也因没有自己的武装团体而难以得到切实保护。” (44)

这让人看上去着实有些不爽。不过，虞洽卿从中也得到了一个提示，既然洋商们懂得用枪杆子来保卫自己，中国商人更需要这些枪杆子。

虽然大闹公堂取得了胜利，但这胜利也只是暂时性的，很难改变华商在租界里的社会地位。加上望洋若虎的政府也指望不上，那么，只好自己想办法。

那么，建一个“华人商团”如何？

为此，他率先与朱葆三各捐款1000元。

不过，为了不刺激洋人，那就把这个华人商团挂靠在万国商团的名义下，毕竟，万国商团既然是“万国”的，怎么能少了中国呢？洋人一听，似乎也有理。

1906年，这个华人商团终于成立了，取名为“万国商团华人体操会”，由各商店和洋行、海关中的青壮年职员报名志愿参加，会所设在南京路高阳里四号。

操场则设于闸北华兴坊华安坊原址。此前虞洽卿曾在闸北买地开发房地产，可以说，操场也正好就在虞洽卿的地盘上。并邀请各业领袖任会董，以筹集经费。

1907年3月，华人体操会正式加入万国商团，是为“万国商团中华队”。它也就是日后上海义勇队中华队之前身。发起组织这个华人体操会的，还有比利时华比银行首任买办胡寄梅，以及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

胡寄梅为安徽绩溪人，很早来沪经商贸易。在出任华比银行首任买办前，先后为有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有子胡筠秋，娶席正甫大哥席嘏卿次女德芬，后继任华比银行买办。“而日商三菱银行的买办胡筠籁，便是胡寄梅的长子。” (45)

而袁恒之，原籍江苏镇江，因其父为避战祸，从镇江来到靖江西沙头圩港同兴圩，从此就落户此地。袁恒之7岁入学塾读书，15岁读完四书五经。邻人见他聪明能干，荐他到上海小钱庄学徒。由于他忠实勤劳，深得店主信任。他后来的发迹，简直就是叶澄衷的翻版。

话说有一天，他在黄浦江渡船上，拾到一只藏有巨款的钱包，然后就坐等失主来领。不一会儿，一位外侨慌张地前来寻找失物，袁问明情况，随即物归原主，不受报酬。外侨深受感动，介绍他到花旗银行任职。

还要表扬的是，袁任职数十年，职务虽不断升迁，但始终坚持廉洁。

显然，他们也意识到，有组织华人商团之必要。

由于中华队的加入，设于工部局内的万国商团，开始飘扬起清朝的龙旗。此前，上海商民颇有些为龙旗不能飘扬于租界这个“国中之国”而感到屈辱，现在终于借此找到了一点民族的自尊——虽然这顶多只是一些安慰。

不过，正如中国通商银行一开始创办一样，尽管有张振勋有刘学询有施则敬，但大权还是握在宁波帮手里，华人体操会尽管有胡寄梅有袁恒之，它最后也成为了宁波帮的组织，准确地说，它的成立，“让虞洽卿拥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使得他不但在商场和官场上平添了新的话语权，更让他在与黄（金荣）、杜（月笙）的交际中，腰板又硬朗几分。此三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上去莺歌燕舞、实质上暗潮汹涌的上海滩各自控制着一股黑色势力。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 (46) 。

商人习武，毕竟是件新鲜事，因此开操那几天，闸北操场人山人海，那是相当的壮观，大家都特地跑来看这一稀世奇观。

为了配合民众的情绪，开操典礼颇隆重，对天放了二十四响的大炮。然而，没多久，问题就来了。问题出在着装上。既然是武装团体，自然要军事化管理。

首先，在着装上，各会员要统一穿黄布做的操衣操帽（制服）。这制服大概是用粗布质地的衣料所制，加上有点紧身，让会员穿起来很不得劲。毕竟他们都是商人出身，平常穿惯了长袍马褂。“况且时值春末，天眼看炎热起来，正正规规地跑几圈，未曾正式操练便一身汗湿，行动颇不方便。三两天过去，众人的稀罕劲也过去，不愿再受那些纪律约束，开始悄悄地开小差。到了下个礼拜一，这个400余人的团体差不多就走掉了100多人了。士气大跌，剩下的人也无精打采起来。” (47)

虞洽卿急了，他不能容忍自己创办华人体操会功败垂成。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天，体操会的会员们看到了自己的会长，居然躬身亲练，而且还一身戎装。他头戴军帽，紧袖束身，脚蹬高靿马靴，一条锃亮的宽皮带深束腰间，左右两边各站一名操练员，分别挎有匕首鞘和手枪。

正是在他以身作则的宣示下，会员们再也不敢有什么意见了。体操会也发展得很迅速，初期只有240人，一年后增加到了500人。不过，在加入万国商团组建中华队时，却遭到了英国方面的歧视，他们规定：（一）队长要由英人担任；（二）中华队只准操演时发枪，操毕交还，不得携带回家。而万国商团其他国家的队员并无此项限制。

对此，中华队员大为不满。

“虞洽卿力劝暂时忍耐，以后慢慢交涉。如此过了五六年，工部局才同意中华队员准许携带枪支回家，而队长一职，仍由英人担任。直到民国十年（1921），因英籍队长回国，才由副队长徐通浩升任上尉代理队长。民国十六年（1927），徐通浩调任团本部少校顾问，由陈时侠继任队长，到太平洋战争时商团被日军解散为止。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无数次内战中，商团都在租界与华界出入口布岗。” (48)

当然，这都是后话。

1906年7月21日，戴鸿慈与端方终于结束考察回到上海。其时，载泽与尚其亨已经北上。李盛铎没有回国，而是留任驻比利时出使大臣。

这次，当大臣们途经上海，迎接他们的不再是风波，而是虞洽卿率领的那支华人体操队。当体操队排列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立在大臣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阅时，大臣们那愉悦的心情，犹如春水微漾，夏日饮冰。

端方像。该照片约摄于1906至1909年间，正是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

对此，大臣们给予了一致的嘉奖。

在虞洽卿的示范效应下，日后上海南市、闸北工商界纷纷效仿，组织商团。

可以说，这段时期，是这个“一品百姓”自信爆棚的开始。

在这一片赞誉包围之中，他左右逢源，顾盼生辉，从容行走于各色人等之间。和叶澄衷终身穿老布衫到头以表达“不忘祖宗”相比，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同仁和帮会兄弟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宛若一条游刃有余的变色大龙。

他的自信也没法不爆棚，因为，他这条变色大龙的后台——端方，一回国，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红人。

端方算得上是清末的重臣，也是满洲的翘楚，正白旗人。

他出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余波中，也就是1861年。20岁刚出头，他就中了举人，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其在晚清政坛显赫一时，颇负才名，是旗人中大大有名的三才子之一，所谓“北京旗下三才子”——大荣、小那、端老四。

大荣即荣庆，小那即那桐，端老四即端方。

不过，他间曾因一度支持戊戌维新，差点让自己的仕途夭折。好在变法失败后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加上他本人是旗人，“成分好”，所以只给了个“销衔撤差”的轻微处分。为了维持政治生命，他四处张罗打点，向慈禧求情，还撰写了1000多字的《劝善歌》，传布全国，极力讨好西太后，其中有这样一段：

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官加俸禄兵加饷，豁免钱粮千万金。

当时天下未平静，发捻搅乱偏行省，太后知人善任人，救民水火全性命。

从此天下庆太平，鸡鸣犬吠都不惊，试问此事谁恩德，重生父母还不能。

……

马屁都拍成这样，慈禧自然不会再跟他过不去，反而让他官升一级，成为陕西巡察使。从此之后，他官运亨通，成为慈禧宠臣。

也正因为支持戊戌维新，他和康、梁等人的感情也一直很好。当然，按照慈禧对康、梁的看法，这种感情很可能是隐瞒着慈禧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谁要是跟康、梁搞在一起，谁就是犯了慈禧的忌讳。但从他支持戊戌维新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相当开明的人士。事实上，在历任封疆大吏期间，就鼓励学子出洋留学，“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这也是慈禧要将他派出国考察宪政的原因。

回国之后，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了“国是中不可不早定”的六大要务，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但在“预备立宪”上要借鉴俄国经验——俄国立宪的预备期就长达百年。俄前相就认为中国的“预备”也需50年。

言下之意，清政府立宪的预备期也断断短不了。

载泽便主张，用5年时间来改行立宪政体。

另外，仿行英国实行地方自治。

他们认为，合乎周礼遗制的地方自治，为英国宪政的本原。这种“厚民生而培民俗”的制度，极为适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建议清政府实行各省自治。

除此外，端方又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力主改革官制，也就是说，“预备立宪，须先厘定官制”。

该折参仿明治十八年后的官制，详细地提出了八条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在机构设置上试行三权分立：设责任内阁，下辖九部；设集议院，作为国会成立前的“练习之区”；设会计检查院、行政裁判院、都裁判厅等为监督、司法机关。

另外，端方还献上自己所编的报告《欧美政治要义》，后世认为此乃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

“从报告中可以发现，大臣们所理解、所希望的宪政，仍然是较偏向于君主的，因为君主的权力安排在篇首，而人民的权力与义务却放在篇末。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性，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可能出于一种为了更好地说服君主接受立宪的策略的考虑。” (49)

可以说，端方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和《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是非常满足并认可的，不然，他也不会将其收进自己的遗著：《端忠敏公奏稿》。

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两篇“大文”均由他人捉刀完成。

端方不亲自动手，多少也跟他的行程紧凑有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要去那么多国家，而且还要参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甚至公园、动物园……就跟现在的旅游团似的，还容不得喘上一口气，便给拉到了下一个旅游景点。甚至在汉堡，他们参观了哈根贝克动物园后，仍不过瘾，希望再来一次。

在丹麦，戴鸿慈盯着美术馆里众多裸体女像，有些流连忘返。他称之为：“花貌雪肤，细筋入骨，为美术之上品，信不虚也。”在伦敦的一家蜡像馆看到一个睡美人，戴又道：“心脉跳动，气息呼吸，隐约如生，殊为灵妙。”

尽情地投入到西方资本主义怀抱的他们，一改中国封建官员固有的保守形象。至于他们对西方列强的政治体制，了解得能有多透彻，谁也不知道。不过，端方倒也有所收获，居然从中发现了欧美的“真法治精神”——“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防事，皆可随时照相”，看来，这也算是民主的一种吧。回到国内，端方还真身体力行起来，买了个相机，逮着机会就拍照。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那么，捉刀这两篇“大文”的，又是谁呢？

显然，端方狠狠地调戏了慈禧。

因为他找的是：梁启超。

找梁一方面是感情原因，另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其时，梁启超正在日本。而日本又是端方的首站。更重要的是，君主立宪一直就是梁启超之追求。找梁代笔简直就是找对了人。虽在戊戌维新后逃亡世界各地，但梁启超就没放弃过自己的理念。1899年，著《各国宪法异同论》于《清议报》上；1900年，又发表《立宪法议》一文，向清政府提出了六条建议，恳请皇上昭告天下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1902年，他又写下《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文，同年还创作了晚清第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也不是不知立宪并非君主立宪一种，也有民主立宪。前者以英、日为代表，后者以法、美为代表。但是梁启超却看到，“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但君主立宪就不同了，“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就不能乘虚而入。另外，议院的存在，又可以将每个人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防止出现国家权力集于一身的情况，不必因权力的更迭而引发动乱或流血冲突，国民的诉求和疾苦也有了伸张和落实的机会，从而使民怨得以化解” (50) 。

如果有人是梁启超，看到这里，定会发出愤懑不平之声，为什么这样的好事，国人就看不到，还要拖延到几时？如今，当清政府果真要实行立宪，并开始派重臣出洋考察，这总不叫梁启超，即使身为通缉犯，也为之欢欣鼓舞？虽然为端方代笔意味着自己的大作最后挂在别人名下，但是为了立宪，他不在乎这些小节。

不过，此事并没有在日本落实下来。他们一开始，就有机会在神户，或者横滨见面。但是，考虑到身边耳目众多，未必敢即时托付以大事。何况端方刚刚起行，归期还有一段时间，考察总结也不急在一时。

直到1906年5月，正在俄国的端方，终于想起了报告的事情。

恰恰好，15岁就中秀才的湖南神童，曾在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受盛京将军赵尔巽委派，到日本北海道调查垦务。端方私下里找到他，委托其与梁启超见面，商谈捉刀之事。

为什么要托熊希龄？一方面，熊希龄曾是戴、端考察宪政的随员，但他仅随同两人到了日、美、英、法、德，此后便单独行动了。不然也没时间接赵尔巽的活。另一方面，熊希龄跟梁启超也很熟悉，戊戌变法前两人曾共同参与湖南新政。

可以说，“《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与《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这两篇原先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的文章，著作权应属梁启超，但梁启超只是代端方表达了其推动立宪的理念与决心，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当然，要使其想法系统化并做到言辞动人，则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 (51) 。

为此，戴鸿慈日后因事致书请教梁启超时，还在信中“敬问起居，并道谢感德”。

也正因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况且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此事，端方在时人心目中的形象，依旧很高大。

在清末的四大能臣中，时人藏否，称“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有术无学，张之洞有学无术”，而端方则是“有学有术”。

如果说袁世凯和张之洞在某些方面还惺惺相惜的话，岑春煊和端方则是死对头。

顺便再说一句，袁世凯和端方还是儿女亲家。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好办了。

袭皮相而竟遗精神

对端方等人提出的立宪提案，袁世凯、徐世昌赞同，曾因举荐过康有为而在戊戌维新后被革职留任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也叫好。这位管学大臣曾在1902年拟订过《钦定学堂章程》，亦即壬寅学制。可惜未能实行。次年，他又和荣庆、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了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因是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学制。

最大的支持，还来自奕劻。

这里的奕劻，即为庆亲王，曾和李鸿章一起签订了《辛丑条约》。

这个庆亲王能力不高，学问不行，但在做官上，却是一路顺水顺风。

即使签订《辛丑条约》，让李鸿章饱受全国的滔天口水，也没让他伤到一根毫毛。在清王朝最后十年，奕劻或为首席军机大臣，又称领班军机大臣，或为内阁总理，又在1908年获授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不过，此人写得一手好字，据说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桂祥通信，就常由他代为捉笔，所以颇受恩宠。

更重要的是，虽然能力和学问都有所欠缺，但在熟悉国内国外情况上，却是清政府中少数的明白人。庚子事变中，他时任大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大臣，就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不能令时局失控而致外交失和”。导致一般的义和团成员把他当成了汉奸，称他是“二毛子”。

当时端王载漪等人，利用义和团这种对奕劻等洋务派的仇恨情绪，造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是指光绪皇帝，“二虎”一为李鸿章，另一就是奕劻。虽然这并非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口号，但此谣一出，也轰动一时。

正是奕劻在某种程度上的开明，才被清政府指派与列强前约谈判。

除了做官，奕劻还把心思放在了受贿上。

由于现代影视的功劳，现代人常将乾隆朝的和珅视为贪腐典型，事实上，有清一代，他的贪功，与和中堂不相上下。

他和袁世凯走到一起，有“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相近的原因，更是袁世凯上下打点的成果。

1903年，领班军机大臣荣禄病重，“袁世凯计算奕劻将继任，遣杨士琦持银10万两相赠。庆王正式履新之后，袁世凯月有月规，节有节仪，年有年规，遇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儿女成敬，皆由袁一手布置，不费王府一分钱。当时的知情人刘厚生说，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商议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表面上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52) 。

不管如何，奕劻和袁世凯结成了统一战线。这对组合一个掌朝，一个掌军，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个“大北洋”的政治框架，朝野军政，大半北洋。

在预备立宪上，两人无疑也口径一致。

如此看来，立宪似乎已经水到渠成。

他们还高兴得早了点。

在一片滚滚的立宪潮流中，依旧有人跳出来，说NO。

在今天，这些人被视为逆时代潮流的顽固派，但不可以说，他们这是螳臂当车。

因为这个顽固阵营阵容相当强悍，包括：

铁良。

岑春煊。庚子事变时，曾有“勤王”之功。慈禧狼狈出走时，其随身扈从。日后倍得荣宠。虽然“不学无术”，但他也确是清末能臣，疆事凡有不决者，慈禧多有依仗。同时，他被称为“官屠”，是因其为政崇尚严猛，不讲情面，经常参劾违法乱纪和庸劣不称职的官员；由于他忠于朝廷，敢说敢干，不畏权贵，也被称为“肝胆总督”。但他不是满人，是广西西林县人。

有咸丰期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的孙家鼐，但他不是满人，是安徽寿州（今寿县）人。

瞿鸿 像，他是晚清历史上罕见的清官。

有晚清难得的廉吏，张美翊的老师，瞿鸿 。多少和岑春煊相似，他在庚子事变时随慈禧一起西逃，深得慈禧赏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其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任外务部尚书。又代徐郁为内阁协办大学士。但他同样也不是满人，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

加句题外话，瞿鸿 长得像慈禧那早走的儿子——同治，所以很讨慈禧喜爱。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80后”，载沣。

醇贤亲王奕 第五子。

因为是1883年才出生，所以相比较以上几位，年纪相对较小。然而，他日后的权势，却是高高在上。他的身份有，光绪帝载湉之胞弟末代皇帝溥仪之生父。正是日后末代王朝的摄政王。

从这些顽固派阵营的组成看出来，袁世凯遇到的是神一样的对手。

不过，载沣尽管被列为顽固派，却是一个十足的新派人物。可以说，这位日后的摄政王是清政府当中首先使用汽车、电话、剪辫子，也是第一个穿西服的王公，另外，他还出使过欧洲，并携带“布鲁厄姆”欧式马车回国，并自购地球仪、天文望远镜等科学仪器……所以判断一个人，真的是不能操之过急。

从这里可以看出，顽固派也不是天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两个字：利益。

他反对立宪，反对袁世凯，就是感觉到，以责任内阁为核心、三权分立为基本权力运作方式之新官制和地方自治为两大根本的立宪，让满清贵族的权力正在缩水。

广西的岑春煊，湖南的瞿鸿 之所以反对，倒不是反对立宪。事实上，岑春煊在立宪一事上也颇为开明，他也积极促成立宪，甚至秘密派亲信到上海，书信联络张謇，允资一万元（银圆）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

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张謇在1906年与郑孝胥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其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

因有慈禧支持，岑春煊在各地为官期间不惧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官屠”的形象，但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亲王奕劻。

如果说，载沣是站在清廷贵族的立场上，那么瞿岑联手反袁，则是站在地方派的立场上。这背后暗含的是地方派与北洋系之争。

尽管意见如此不统一，这个时候，老佛爷没有再次犯糊涂，还是顶住了压力，于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亦即《宣示预备立宪上谕》，做出“仿行宪政”的政治决策并把“预备立宪”作为宪政实施程序的首要步骤开展，“预备立宪”也由此而来。仅仅过了5天，又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

“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想走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53) 这让人难免想起了戊戌变法中康梁等人的“变官制”。那么，并没有走远的历史，还会重演吗？

结果不论如何，民众的热情又被煽动起来了。

“以绅商学子为主题的立宪派对此的反应是‘奔走相庆，破涕为笑’。其中最热烈的要数江苏，其中又以上海居首。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和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商业会馆、商学补习会、锡金商会、商学公会及中央学校等开了庆贺会。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贺。” (54)

这次改官制，是由载泽领头负责，包括袁世凯在内共有14位王公大臣。不过袁世凯排名靠后，又有孙家鼐、瞿鸿 这些对手，似乎阻力重重。

当然，在编纂官制局里，袁世凯也不是没人。

庆亲王肯定是支持他的，东西洋留学归国人员孙宝琦、杨士琦也是抱定了责任内阁和三权分立宗旨，再加上徐世昌跟袁世凯的关系……

力量的天平又开始往袁世凯方向倾斜。

在这次官制改革中，袁世凯依旧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提出改革方案时，“其中，袁、徐‘最为激进’，‘主张最多’，‘气慨如虹’，‘全案几皆袁世凯（含徐世昌）一手起草’” (55) 。

由于是为“立宪”预备，所以对官制的改革较为全面。

一、对原先的院部进行了大改组

前面说了，因户部改名度支部，户部银行也改组为大清银行。这次改名就是大改组的成果之一。除此外，原有的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改称农工商部，同时增设了邮传部。史学界认为，以六部为标志之一的中央行政制度的传统格局，终于从名称和形式上完成了现代政治体制的过渡。

其中，邮传部的设立又是这场大改组的重中之重。

此前，在清政府的行政体系内，交通行政无专管机构：船政招商隶北洋大臣，内地商船隶工部，邮政隶总税务司，铁路、电政另派大臣主管。后来，铁路又曾改隶商部。这种政出多头，管理极不科学，往往让人抓瞎。

新成立的邮传部则将这些分散在各处的机构一并收入，置尚书及左右侍郎为主管，分设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五司，各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

可以说，这算是清政府对政治资源的有效整合。既暗合了晚清交通发展的需要，也是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

二、新成立了一些机构

有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

在这里，以袁世凯牵头的“改革领导小组”还有个惊世骇俗的打算，拆消军机处，成立新的、大权在握的“责任内阁”。

内阁是要向国会负责的。若是仿照英国的做法，接下来就要设立上议院和下议院。如此也好安排丢掉那些军机大权的满清贝勒。不过，为了给他们一定的心理适应时期，改革也应该循序渐进，所以先设立一个资政院，来作为立议院的基础。

这样说来，资政院在性质上是中央谘议机关，清末立宪运动的议会准备机构，也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机构。

它在各省地方上的建制就叫谘议局。

然而，本身就是过渡性的它，同样也需要过渡时间。直到1909年才颁布章程，到下一年的10月3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

资政院难产，导致国会更是难产。既然责任内阁要向国会负责，但在国会依旧停留在口头上时，这就意味着，掌握责任内阁的人，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在这份官制改革方案中，规定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内阁尤其是总理大臣、副总理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若未经内阁副署则不发生效力，而且各部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

“这样，皇帝的用人和行政大权统归内阁、其实主要由内阁总理大臣掌握。

“袁世凯与奕劻议定，由奕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任副总理大臣，其图谋中枢大权之野心，几不掩饰。” (56)

如此看来，袁世凯追求立宪是真，借“立宪”搭台，来唱自己的夺权大戏，也不会假到哪里去。

岑春煊、瞿鸿 也不是傻子，焉能看不出来？

替袁世凯想想也是，除了害怕慈禧命不长，光绪重新执政清算自己的旧账，此时的他，已成羽翼丰满、坚固不拔之势，岂可轻易放弃攫取内阁实权的大好时机？如果他的计谋得逞，也不怕光绪奈他何。

载沣等人当然更加不满。谁也不能在最高权力归谁所属问题上，表现得游移甚至懦弱。以至在政务处的立宪会议上，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虽然天性软弱，却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调解，方才作罢。甚至连赞同立宪的载泽也担心奕劻尤其是袁世凯的权力因此过大，他在一道奏折中也指责他们是：“假立宪以粉饰虚文，借改官制以驱除异己。”

一语中的。靶心十环。

就连光绪有一次召见袁世凯时，也冷冷地说了八个字：

“你的心事，我全知道！”

历史在某些方面再次重演。那些权力或者说利益受到挑战的顽固派，包括大小太监，不是上折，就是一个个地跑到慈禧面前哭诉，这让慈禧再一次坐卧不安，竟向人诉苦道：“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

“袁世凯过高估计了慈禧对自己的信任，在双方斗争激烈之际，他在慈禧召见时竟面奏要求朝廷令守旧大臣退休，招致慈禧怒斥，并将参劾他与奕的大量弹章交二人同看。此时，袁才知道自己已成众矢之的，局势非常险恶。” (57)

显然，不管什么时候，法可以变，但慈禧的权力以及满洲贵族的利益是不能有损害的。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所以瞿鸿 才被她指定为参与改官制的大臣之一。

日后，慈禧又单独召见了这位她喜爱的“儿子”。

就在这样一个私密对话里，瞿鸿 “对症下药”，赶紧说责任内阁对太后不利。

话不在多而在精，瞿鸿 只需要轻轻点拨一下，慈禧就明白，袁世凯的改制方案，将让自己大权旁落。

慈禧最终“采鸿之议，仍用军机处制”。

甚至让铁良任陆军部尚书，负责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地骑在了袁世凯的脖子上。

11月6日，以瞿鸿 为主导的新官制终于颁布。

“朝廷最终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数旧部被裁并，但多数未动，最多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满人所掌管的部门全部保留。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尚书中，满人占7席，汉人仅占5席，蒙古人1席。其中外务部尚书规定由汉人担任，但在外务部尚书之上又设有管部大臣和会办大臣，均由满人担任。

“以‘满汉不分’的名义打破了‘满汉各一’的旧例，虽然以前的‘满汉各一’也是满族人掌实权，但毕竟在形式上满汉平衡，汉族官员心理上更易接受。形式上的‘满汉平衡’被打破，汉族官员的心理平衡也随之被打破。

“这次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 (58)

袁世凯也醍醐灌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他赶紧识时务，在11月18日上奏，请求将自己除直隶总督以外的八项兼职全部开去，还主动提出，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陆军部。

朝廷有旨照准所请，袁以检阅新军南北秋操为名请调出京，以避锋芒。

幸运的是，他没落得戊戌六君子的命运。

选择外调的，还有他的亲家，端方。

就这样，虞洽卿迎来了新任的两江总督。

责任内阁上功败垂成，好在，回到天津之后，他还有地方自治。如果说，以前直隶主导的地方自治，是扶持他蹿升的功绩，那么现如今的自治，却已是挽他于既倒的靠山。正像革命党人所说的那样，“只要地方自治搞好了，清政府再顽固，将‘亦无如民何’”。虽然他未必想和中央将关系闹僵，但搞好地方自治，的确可以为自己赢得与中央讨价还价的空间。在这一点上，相信袁世凯和革命党会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

于是，直隶主导的地方自治，因他的回归，更加进行得有声有色。

1906年8月29日，袁世凯利用盐商税款和捐赠，和徐世昌在天津大张旗鼓地建立地方自治领导机关——直隶自治局。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自治研究所，该所不仅为学术机构，还用来训导省内商绅，培训自治人才。

和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样，直隶自治局也标榜“先乎立宪政治而兴”。但两者又有所不同，比起以商人为主的上海地方自治，以袁世凯这样地方大员领衔的天津地方自治，声势更为浩大，也更为人瞻目。

袁世凯兴致勃勃地要将它弄成全国地方自治的样板戏。

既然要自治，就要出台自治章程。先是有临时章程，章程规定，“居民凡满24岁者，只要不靠救济为生，能写自己名字、年龄、住址和职业，都有资格参选。但候选人资格，有一定的学历、功名、资产等规定，必须是受过教育有小学文化以上者，致仕官员或有功名身份者，生员及经过地方官鉴定有著作者，或为殷富之家，财产在2000元以上或经营价值在5000元以上者，担任地方公益职务的绅士等” (59) 。接着，就成立了“自治期成研究会”，以起草自治章程……

在这一过程中，严修也全程参与了。

而且，他还善于发挥媒体的作用，为自治运动鼓与吹。

1907年3月23日，他在天津与朋友们合办了一份《醒俗画报》，在北马路启文西阅报社内创刊，后迁到城内鼓楼东大街。一年后更名为《醒华画报》，并改为逢双日出版。报馆迁至奥租界大马路，直至1913年1月（一六一八期）停刊。

这是一份石印画报，从报名“醒俗”二字，再到日后的“醒华”，就能看出该报的办刊宗旨——那就是搞醒睡着的，或者装睡的民众。

报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本馆同仁以唤醒国民、校正陋俗为宗旨。录事概用图说，以期人人易知易解。”

该报的创办人还有普育女学创办人温世霖，以及南开中学英文教习吴芷洲。

第一任主笔为陆辛农（笔名新农、醒农、馨农、文郁），慈惠寺小学堂长张绍山负责编辑文字。

关于温世霖，年长张伯苓数岁，但他们是家塾同学并成为一生的知交，后来更是结为姻亲。如果按姻亲关系，张伯苓还是温世霖长辈。

温世霖的父亲早逝，但他有一个丈夫气概的母亲：徐振肃。她不但关心子女的文化学习，更重视品德教育，经常勉励孩子们要学有所成，将来为国效忠。

就在那场打了胜仗却当败仗处理的中法战争中，清政府把安南（越南）割让给法国，全家为之震动感愤，温世霖更是不断哭泣。为了报效国家，他曾投身海军，却因为腿部的残疾而被劝退学。日后，张伯苓参加海军很可能也出于温家的影响。

在科举被废前一年，温世霖通过了末班科举考试，成为最后一批秀才之一。虽然国文功底深厚，但他更痴迷西学。经过多年的辗转，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和家庭情况，他选择了“教育救国”。

很可能是通过张伯苓的介绍，他结识了严修，并通过严修，融入了天津的士绅阶层。他还要感谢严修的是，普育女学正是在严修的支持下，得以开创的。

“普育女学堂的创建曾遭到官方的压制，拒绝批准其成立。幸而借助严修的威望及林墨青（直隶学务处参议）的协调，才得以实现。温世霖也设法化解官方的阻挠，自己只当学堂总监，而让广受尊敬的老母亲亲自出面。年近七旬的徐振肃女士挺身而出，担任普育学堂的第一任女校长，并亲自授课……

“温世霖全力帮助母亲办学，有同乡老人回忆说，他曾计划以镇上的庙宇碧霞宫为普育的校址，遭到本族长辈、村正温长伦的斥责，说：‘你这跛子，净捣我的乱！’世霖反驳道：‘有理的孙子不怕爷！’至今传为佳话。” (60)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严修的女学看上去很顺风顺水，其实甘苦自知。若不是袁世凯的支持，严修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如今，这个不怕爷的温世霖，再一次和严修合作，走上了唤醒国民、校正陋俗之路。

该馆人手不多，但是未因此放低要求，对稿件的质量也很严格，“如有不合本馆宗旨及经本馆复查不实者概不登录”。

正因为目的“醒俗”，又是“画报”，所以它的每期封面都是一幅“讽画”（有人将这种画认作“漫画”的前身，《天津二百年老漫画》一书也收入数幅《醒俗画报》的“讽画”），内容多涉抨击陋俗之事。

“比如谈到‘二月二’。民俗专家倪钟之先生在《天津的节日民俗》中述及：此时正值惊蛰前后，百虫复生，传说二月二这天，困睡一冬的青龙也要抬起头来；又传龙有‘勤龙’和‘懒龙’之分，所以这一日每家清晨要举行‘引龙’仪式。《醒俗画报》则指斥此习之陋：‘天津有一种陋俗，说起来实在可笑。二月初二这一天，愣说是龙抬头（请问龙是哪一天低下了头，单等这天才抬呢）。不论大家小户都不做活，吃完烙饼、煎焖子，把牌一斗，穷富一样。就是寻常婆婆有压力的，这天亦讲起公理来了。硬说拿针，就扎龙眼，拿线，房顶上就掉长虫，亦不挑水，怕挑水的把懒龙挑了来（整年不做点正经事，那不是懒龙嘛）。像这些个胡迷信的事，望文明大绅士们，别引头提倡了，早早替穷人想个法子，开个女工厂罢。” (61)

至于所作讽画，《醒俗画报》和《醒华画报》有这样几幅代表作——

“如：公堂之上，公案桌前，官老爷的前脸儿装模作样，正在吆三喝六升堂审案；内宅之内，麻将桌边，官老爷的后脸儿正在摸牌看牌，一赌输赢。

“如：巨大的中国‘商’字内外，英、美、日、法、德帝国主义分子正在你争我夺，一决雌雄，表现的是他们在争抢中国市场。而画中一个中国人却若无其事，一旁傻笑卖呆。

“如：中国官民士商军警农夫工匠一应人等，一字排开走上行将坍塌的破桥，桥下是湍急的水流，前景后果可知。

“如：《贪官镜》，官员用耙子搜刮地皮，小老婆得钱后偷赠给‘小白脸’。

“如：在帝国主义瓜分争抢面前，中国当政者是‘人争我掩耳’，对于民众呼声则是‘民言我封口’。” (62)

除此外，秉承严修对女性的一贯态度，有关女性形象的图画在其中所居比例非小。这些妇女形象同《醒俗画报》一起都被自然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迹。这里可以看出报人对千百年来处于社会性别制度压迫下的妇女的同情，但也得承认，他们也不是没有时代局限给他们造成的偏见，其所常常批评的市民生活中的很多陋俗往往以妇女作为主要的描绘对象。这种无论从形象还是观念上的冲突，时时出现在画报中。

这也成为《醒俗画报》的时代符号和文化特征。

其影响虽难比创刊较早的上海《点石斋画报》，但它所具有的批评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相比较做“吹鼓手”，严修还下了一盘很大的棋。

那就是创办南开中学。

这跟敬业中学堂的发展现实有关。

学生日增，教室越显逼仄，也就是社会的进步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有必要加快社会进步的步伐。

好在到了1906年，有开明的乡绅郑菊如，要将天津西南南开洼10余亩空地捐赠给敬业中学堂。接下来，严修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进行民间集资，动员王益孙、徐世昌、卢木斋等人共捐银26000两修建校舍。

对严修的兴学，严家人也举家族之力，给予了相当的支持。

他的族弟严子均也在这26000两的捐资人之列。

卢木斋所拨助银10000两，就是从严子均捐赠直隶学务款项下划拨的。

“一年多以后校舍建成，因学生日增甚感教室逼仄的中学堂始搬离严宅，迁入新址，学校随之更名为南开中学堂（亦称南开学校）。其日常经费仍主要由严、王两家担负，此后出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每月亦捐助常年经费200两。南开学校计划兴建礼堂，袁世凯闻讯慨然捐资一万元，礼堂建成，即名曰‘慰亭（袁的表字）堂’。南开学校在北方特有的社会土壤和人文环境里艰难而迅速地成长起来，以致被今天的人们赞誉为‘私立办学之楷范’。而其中严修和他的具有特殊身份的朋友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惜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漠视或支离这些史实。” (63)

日后，也就是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严修和张伯苓决心创办南开大学。不过这得再过十数年，等到1918年末，他们从美国考察回来后，才开始筹集办学资金，创办起南开大学。

次年春，大学校舍得以建成。

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成了南开大学的第一批入学新生。

此后严修和张伯苓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至此，严修的民办教育集团已经蔚然成了气候。

也正因为如此，严修被尊称为南开校父。

如今，有人谈起南开时，只记张伯苓，而不提严修，那是不对的。

只不过，严修地下有知，显然也不会以此为意。

人生百年，那些孜孜以求的名利，总是被雨打风吹去。但存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却能穿越时间，直抵人世的未来。

对他来说，日后南开每走出一位优秀学生，就是最大的纪念。

经过一年多的组织、宣传与筹备，袁世凯下令，一个月内建立地方议会和董事会。

1907年6月16日，开始正式选举。

当时天津人口总计418215人。通过初选、复选、分拣、合拣的方式，在2572名候选人中，选出30名议事会议员。8月18日，天津议事会被隆重正式选出，宣布成立。该议事会负责辅助政府处理地方兴办教育、征税、市政建设、公益事业、移风易俗等事宜。盐商李士铭被选为议长。直隶补用知县王劭廉任副议长，并决定议事会设董事会，执行日常工作。至此，天津试办地方自治初步告成。

袁世凯对此表示满意，令全省以天津以模范，在3年之内一律推行自治。

“天津议事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普选制’试运行，是在津门民众的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薄的中国国情下实行的，而投票率仍占百分之七十，为投票者的百分之四十一，实属难能可贵，其影响不可小视。它与天津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意义重大而深远。” (64)

可以说，地方自治理念及其实践毕竟是中国近现代史和民主宪政史上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从天津办理地方自治的过程来看，的确是根据西方的办法按部就班进行的，先进行宣传介绍，再制订有关章程，开会讨论，然后才完成选举，成立议事会。这一套程序颇能体现出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对当时的绅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无疑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65)

不管袁世凯出于何种目的，是为了继续推行立宪也好，还是有个人的小九九也好，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袁、徐参与立宪运动和实行地方自治的进步性。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作为一位长期在专制统治环境下逐步爬升起来的大官僚，袁世凯对地方自治的认识非常肤浅甚至不乏曲解之处。如在他看来，地方自治并不是为了兴民权，鼓励民众参政、议政，只不过起‘补守令之阙失’，‘辅官治之不足’的作用而已。所以，他规定自治应受各级官府监督，总督也有权解散议事会等等，仍将地方自治和议事会视为君主专制政体的补充和地方政府的附属物。由此可见，所谓的自治其实是新瓶装旧酒，于地方毫无益处” (66) 。

这样的自治，清政府多多少少还是放心的。

果然没多久，清政府就将其作为样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瞎子也能看见，慈禧所想要的立宪，是什么样的立宪。既要钳制臣民的口，又要防御革命的进攻，还得让自己放心——可是这样的立宪，到哪里找呢？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就连“鄙人不敏，愿为前驱”的袁世凯，也暴露出对立宪的一知半解。这些因素的累加，怎么可能让人期待中国能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走出一条柳暗花明的路来呢？事实上，我们也不否认袁世凯的私心，没有谁没有私心——宁波帮有私心，他们要为了自身的发展，革命党有私心，他们要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没有私心也就不需要立宪的存在。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这些立宪都是为这些私心寻找制衡之道，寻求相互妥协，最后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

当一方死活不妥协的时候，或者进一步退一步甚至退两步，立宪就真的立现了。

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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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庄秋水，《张謇：状元下海》，《看历史》2012年第2期。

(2)  文亭，《商会：咱们商人有力量》，《文史参考》2011年第19期。

(3)  王敦琴，《张謇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参与及影响》，《党史文苑》2011年第19期。

(4)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5)  雷晓宇，《首席官商盛宣怀与晚清的灭亡》，《领导文萃》2007年第6期。

(6)  何书彬，《汤寿潜：商人干政》，《看历史》2012年第23期。

(7)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何书彬，《汤寿潜：商人干政》，《看历史》2012年第23期。

(9)  雷晓宇，《首席官商盛宣怀与晚清的灭亡》，《领导文萃》2007年第6期。

(10)  雷颐，《西学东渐　传统创新——中国红十字的创立》，《经济观察报》2013年5月6日。

(11)  语出王光华所作《近代宁波名人张美翊述略》。此文曾提交第四届“浙东文化论坛”。

(12)  李恭忠，《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3)  同(12) 。

(14)  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15)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6)  雷颐，《历史的裂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  尚海丽、衡芳珍，《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殷都学刊》2005年第2期。

(18)  丁唯涵，《闸北的租界地区》，《东方早报》2009年10月18日B15版。

(19)  关于上海在1905年到1914年的地方自治时期，学术界曾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其中包括吴桂龙的《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及思潮的形成》（《史林》2000年第4期）、王树槐的《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周松青的《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20)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  吴桂龙，《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22)  屈春海，《一张罕见的历史照片——吴樾殉难》，《北京档案》1999年第11期。

(23)  秦方，《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记》，《书屋》2006年第3期。

(24)  邵建，《“炸药爆发，益征立宪之不可缓”》，《财经》2011年3月。

(25)  王千马，《王千马对话赵焰：被国人误读100年的袁世凯》，《城市之间》2009年12月。

(26)  语出《严范孙生平纪略》。在某种意义上，严修的成就，也得益于晚晴自救的机遇。

(27)  李冬君，《严修：走向共和》，《人物》2008年第3期。

(28)  语出《严范孙生平纪略》。在某种意义上，严修的成就，也得益于晚晴自救的机遇。

(29)  邵建，《“炸药爆发，益征立宪之不可缓”》，《财经》2011年3月。

(30)  秦方，《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记》，《书屋》2006年第3期。

(31)  邵建，《“炸药爆发，益征立宪之不可缓”》，《财经》2011年3月。

(32)  洪振快，《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33)  洪振快，《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34)  语出黄振世的回忆录《“海上闻人”虞洽卿》。作者乃帮会人物，与虞洽卿相差一段年纪，属于后辈，但在上海沦为“孤岛”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因机缘遇合，厕身沪滨，并为渔业问题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阿德哥”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也有所目见。

(35)  吴晓波，《上海闻人虞洽卿》，《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people/yuqiaqing.htm

(36)  同(35) 。

(37)  同(35) 。

(38)  文亭，《商会：咱们商人有力量》，《文史参考》2011年第19期。

(39)  戴尧宏，《虞洽卿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40)  同(39) 。

(41)  吴晓波，《上海闻人虞洽卿》，《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people/yuqiaqing.htm

(42)  庄志龄，《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多国部队”——万国商团》，《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4期。

(43)  同(42) 。

(44)  朱英，《窥时顺势虞洽卿》，《竞争力》2007年第3期。

(45)  马学强，《16至20世纪中叶民间文献中有关家族婚姻状况的研究——对江南洞庭席氏家族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5期。

(46)  吴晓波，《上海闻人虞洽卿》，《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people/yuqiaqing.htm

(47)  南伯庸，《上海大亨虞洽卿》，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48)  语出黄振世的回忆录《“海上闻人”虞洽卿》。作者乃帮会人物，与虞洽卿相差一段年纪，属于后辈，但在上海沦为“孤岛”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因机缘遇合，厕身沪滨，并为渔业问题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阿德哥”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也有所目见。

(49)  黄波，《被打断的转型：晚清真相》，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50)  解玺璋，《梁启超：坚定的超级立宪派》，《财经》2012年第22期。

(51)  夏晓红，《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梁启超捉刀写报告》，《南方周末》第1292期。

(52)  《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3)  雷颐，《推助革命的“改官制”》，《财经》2011年第11期。

(54)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55)  郭剑林，《袁世凯、徐世昌与天津地方自治》，《历史教学》2004年第7期。

(56)  雷颐，《推助革命的“改官制”》，《财经》2011年第11期。

(57)  雷颐，《推助革命的“改官制”》，《财经》2011年第11期。

(58)  雷颐，《推助革命的“改官制”》，《财经》2011年第11期。

(59)  刘刚、李冬君，《宪政与自治：末世大潮下的各阶层》，《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60)  高成鸢，《温世霖及其教育世家》。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b6b9b01000bbu.html

(61)  万宝志，《〈醒俗画报〉移风易俗》，《中老年时报》2012年6月21日第7版。

(62)  李健新，《天津二百年老漫画（1720-1949）》，华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63)  张晓唯，《南开校父严范孙》，《读书》2005年第11期。

(64)  郭剑林，《袁世凯、徐世昌与天津地方自治》，《历史教学》2004年第7期。

(65)  李志茗，《袁世凯与清末立宪》，《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26日。

(66)  同(65) 。

第六章　兄弟分野

向革命去

这个世道变化得永远让人目不暇接。

当清政府还在立宪上磨磨蹭蹭，革命党人连君主的名分都不想给他们了。

甭管光复会的“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华兴会的“驱逐鞑虏，复兴中华”，还是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口号尽管不尽相同，宗旨也不尽相同，但在反满上，他们无疑是态度一致的。对他们来说，只有让清朝这个异族统治，从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抹去，汉族才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中华也才有复兴的希望。这些口号一一喊起来，就成了清朝的死亡变奏曲。

当严修选择了与袁世凯结合；当张美翊选择了投奔张謇；当虞洽卿也拿起枪杆子，在地方上团结张謇，在中央里团结在以端方为首的立宪党党中央周围时，他们的一些宁波帮老乡，也同样拿起了枪杆子，但枪口，却指向了端方等人所代表的清政府。他们所团结的，自然而然，是孙中山。

商人们不愿意过激的革命带来社会动荡，他们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流血牺牲。

你不能说他们是宁波帮的逆种，他们同样希望“复兴中华”。祖祖辈辈生活在东海之滨，让他们更早地接受西风美雨的洗礼，也更早地感受到西方强权的压迫。他们应该明白，只有复兴中华，才是自己真正的依赖；你也不能埋怨宁波帮为什么会有这些逆种，正是海洋的基因，走南闯北的习性，让他们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以及更开放的特色。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在遗传上产生变异，于是龙生九种，种种不同。

事实上，对他们的热血，革命党人自然也报以热烈的掌声。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还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武装反清，不论组织工作，革命宣传，起义所需的粮饷、枪械、弹药等等，皆是用钱大宗。当时，孙中山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是向海外华侨募捐，困难时一次只能募集到二三百港元，相对于一次起义动辄10余万元的花销，难免杯水车薪。” (1)

他们却能给他极大的支持。首先，遍布世界各地，让他们可以出人、出力。再者，也是更重要的，在财富上的承接以及自身的开拓，让他们更有资格成为革命的“资金池”，源源不断地给革命输送动力。

革命这座大奖杯上，日后自然便刻上宁波帮的大名。

这里最典型的，是发财太公李也亭的后人。

前面说了，李也亭是上海滩的拓荒者，受益于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终成清末的航运业巨商。他也是宁波家族商业集团“小港李家”的创始人。不过他逝世于1867年，到20世纪初，已经离开这个世界30来年了。这个国家的一切纷扰，本跟他没关系，但是他的一帮子孙，却让他一直活在了众人的舌尖之上。

小港李家分为乾、坤两房，乾房这个房号给了李也亭兄长李承辅家的3个孩子，坤房这个房号则留给了李也亭的后人。比起李承辅，李也亭只有一子李梅塘，人丁也算不上兴旺。但到了李梅塘这里，却一口气为李也亭添了7个孙子，另外还有3个孙女。7个孙子分别是厚佑、厚祉、厚祺、厚礽、厚禧、厚祯和厚祚。坤房则相应分成了坤仁房、坤智房、坤羲房、坤礼房、坤乐房、坤忠房和坤信房。

这里的厚佑，即李云书。他是李氏乾坤两房兄弟中的老大，因此，当时沪上商界称其为“李家阿大”。

厚禧，即李徵五。厚礽，即李薇庄。

这三位都混得很不错，李云书在1906年10月任上海商会总会第三任总理。李薇庄则当上了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

更牛的是李徵五。

他生于1875年，15岁就开始经商。

“1893年宁波大饥荒，遵父母李梅塘和张氏夫人命办粮万担赈济灾民。甲午之战，曾与镇海统兵将领力谋保卫。1899年遵母命在上海筹银4万两，助450余名被拐在南洋的宁波人返国。在家乡创办益智学堂，为一郡之冠。” (2)

这些举动都为他赢得了急公好义的好名声。

到了1904年，李徵五北上，捐道员，分发湖北，得张之洞欣赏。甚至，他还被晚清相国——最后官至政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的王文韶招为了“驸马”。“据说新婚之夜，李徵五揭新人戴头篷，大吃一惊，原来相国小姐面上贴满金叶。” (3)

一切的迹象都显示，他的仕途将隆隆而上，而且事业财气样样不缺。然而，就是这个最被看好的弟兄，却最为叛逆，骨子里极其讨厌和政府打交道，常在子侄、朋友面前，张口便骂慈禧为“死老太婆”，并直指“死老太婆误国”。当自己的大哥李云书“鼎革前曾从事立宪活动” (4) ，他却对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不但向往，而且支持。

在从外地归省之后，他和黄兴、陈其美、孙中山等人多次交游，参与策划东南起义之大计。并在老革命党人谭人凤的主持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监誓的是居正、杨谱笙。可谓待遇不低。

更让人瞠目的是，这位相国女婿为了策动革命，联络帮会，甚至不惜自降身份，和社会的边缘群体——帮会混在了一起，并拜了青帮祖师爷的牌位为“大”字辈。

在上海青帮的家谱序列中，祖传二十四字分别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又‘礼’），大通悟觉（又‘学’）”。到了李徵五加入青帮时，“大”字前的辈分死得也差不多了，甚至连“大”字辈也寥寥无几，这也就意味着，能成为“大”字辈，李徵五就是青帮名副其实的“老头子”。

就连杜月笙、张啸林遇到他，也得尊敬有加。

当然，自封为“天”字辈的黄金荣也不能例外。

这些举动并没有为李家兄弟制造不和，但宁波帮中意识形态的分离，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盖也盖不住。这对小港李家来说，无疑是一种风险。革命万一出事，家族肯定要深受其累。不过，按照商人惯习的“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资源分配模式，家族中有人追求立宪，有人追求革命，也未必不符合小港李家对未来的设想。谁也不知道这个时候的帝国，最终会走上哪一条政治路线。

好在身为上海富豪，又有老大李云书这样的立宪党来打掩护，李徵五的革命活动始终都没怎么被发现。也就在加入同盟会后，他在上海邻近北火车站的爱尔近路（今安庆路）上开了一家木材公司，作为秘密联络点。内有深宅大院，以木材公司为幌子，在此掩护革命党人。陈其美也在那里隐藏过。

不管如何，正是李徵五的存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终于赢得了小港李家这样的家族财团的支持。

这对不时陷入困境的他而言，该是多么大的激励。

孙中山要感激的宁波帮，一定也少不了吴锦堂。

宁波帮被人说牛，不仅是牛在他们把上海经营成了自己的地盘、宁波的后院，也在天津、武汉这样的通衢之地，站稳了脚跟，更牛在，信奉“要蹿头，海三湾”，也就是说“要想发迹，就得走远路，闯世界”的他们，把自己的商业种子播撒在了世界各地。当西方列强还在中国作威作福之时，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孱弱的中国人也能“反攻倒算”，跑到自己的地盘上，打出了一片天下。

吴锦堂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日本，做成了“关西财阀”。

说起来，选择去日本，也自然和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持有关。商办自由化，以及民营企业的兴起，对商业嗅觉敏锐的宁波人来说，自然是一种诱惑。总体上看，从19世纪末与20世纪40年代前后，宁波人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海外创业高潮。其中之一，就是在这19世纪末前后，以日本和南洋一带为主。

“他们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腕，也创造了不凡的业绩。其杰出代表是20世纪初在日本有关西财阀之称的华侨巨商吴锦堂、‘鱼翅大王’张尊三和在南洋一带曾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新加坡巨商胡嘉烈。” (5)

自然，还少不了那些靠着三把刀子闯天下的下层劳动者。这三把刀子，正是理发刀、菜刀，还有剪刀。也正是在这剪刀中，涌现出了中国近现代形成的一个很大的服装革新群体——宁波红帮。

这里就有顾天云，他生于1883年，15岁就去上海做学徒，满师后即去日本，1903年在东京开办宏泰洋服装。

后来他成了红帮发展历程中一个极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不过，在日本成就自己商业地位的吴锦堂，属于大器晚成型的。

在人生的前27年，他多半守护在慈溪东山头张家村那个世代务农的贫困之家。

其祖父鹤来，父麟初，母罗氏则是今天的宁波余姚人。

他原有个很奇怪的名字，作镆。此名在今天看来，算得上生僻字，《说文解字》“卷十四”中的“金部”就有“镆”的解释：“镆釾也。从金莫声。慕各切。”而镆釾，亦作“镆邪”。亦作“镆铘”。即莫邪。剑、戟之属。常指利剑。一个农家，能给他起出这么一个名字，不知道费了多少工夫，但也看出，此名寄托了家人的莫大希望。是剑啸江南，还是剑指天下？谁也不知道。只是，希望能成为利器的他，由于家中人口众多——有五兄弟，他居长；还有两个妹妹——这让他在书塾里还没读上两年，就辍学回家了，帮助父母务农，而且一务就是这么多年，甚至连亲都娶了。在24岁那年，他娶了同村徐金邦之女徐幽芳。看样儿他这一辈子就扔在老家的那一亩三分地上了。

但他似乎不想这样。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在帮助父母劳动的同时，他还是没丢下课本，自学起了《论语》，还有《幼学琼林》《孟子》，以及算术、记账、诗词，甚至日文……真是杂七杂八，来者不拒。也恰恰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学习，让他学问渐深，最后竟受到了当地学者王人文的表扬，王赞其“精通中日文字，下笔能曲达事理”。

眼界开阔的他，有志不在“年高”，终于迈出了走向世界的一步。

1882年，他27岁，随邻居外出以劳力谋生。

和大多数宁波人一样，他首选的是上海。

这个时候，比他大15多岁的叶澄衷，已经在上海滩开始风生水起了。而他才刚刚起步。

得从底层做起，拉过黄包车，做过小贩，后来又做过打铁、磨豆腐、撑船等活……后来给一家萃丰香烛店帮佣——可以说，吃到了人生的百般苦。当然，也正是这些磨难，使年龄已经很大的他对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幸运的是，因为表现不错，被店主派到苏州分店主持店务，使他获得经商之道。

“吴锦堂在萃丰香烛店时，店里所用细香原料都是从日本进口，而产品龙凤花烛则销往日本，其时同业间多次商议如何不被经销商垄断、剥削。经店主们商议，1885年吴锦堂携同乡药商李遂生东渡日本长崎，开闯新路。” (6)

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原料和出口都在外地，自己只是代工，或者说是贴牌生产的商业模式，利润的咽喉被别人掐得死死的，根本没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要想赚大钱，只有自建渠道。有了渠道，才可以一手掌控。

离开熟悉的家乡，闯荡日本，也不是每个人都乐意，吴锦堂的店友就怕路途遥远，又是外国，言语不通。

好在吴锦堂在老家自学日文帮助了他。

有一个人，也陪伴他一起过来了，那就是他那贤惠的爱人徐幽芳，此时也跟他一同闯荡世界。到了长崎后，帮助他料理店务，整理商品，操劳家事，夜以继日。可惜的是，1899年，在他好不容易站稳脚跟后，她却逝世在异国。

最后归葬故乡白洋湖畔。

日后，吴锦堂续弦丁秀梅，复娶魏金菱。

这两位夫人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生于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个是生于光绪十一年八月十六日，也正是他刚到日本的那一年。看得出，成功男人娶小媳妇儿，已成中国商业圈之“传统”——犹如今日万科王石抛弃发妻携手“80后”田朴珺。也许正因为年轻，这两位夫人才没有走在吴锦堂之前，丁秀梅于1936年11月去世，葬于日本神户。魏金菱则在1936年取道香港回大陆，定居于上海巨鹿路219弄，后于1967年2月13日去世，暂厝于杭州半山。

吴锦堂，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做成了“关西财阀”，并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

吴锦堂差不多在长崎待了两年，一开始因为资金不足，只开了一家义生号，除了继续经营香烛之外，还兼将火柴、杂货之类的小商品贩运国内，再收进皮棉、杂粮等土产品在日销售。有了点小积累后，旋往大阪。“后吴锦堂开始调查当地小商品，发现黑细布钢骨雨伞比国内竹布雨伞更为耐用，花布遮阳伞也价廉物美。为了防止国内对‘东洋货’质量的歧视，他与厂家商定，包销雨伞、阳伞必须保证货真价实，如发现一把伞有质量问题全部退货，绝不含糊。由此，日本太阳牌雨伞在上海迅速打开销路。” (7)

这可以看成是时兴的产品召回制度的前身。

以大阪为跳板，35岁那年，吴锦堂又赶赴30公里之外的神户。

说起神户，有着面向濑户内海的地理位置，又是天然良港，也一跃成为近代日本最先打开国门的窗口之一。1868年神户开埠后，此前散居在长崎各地的中国人开始涌向这片“新天地”。但由于当时清政府并没有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华侨无法居住在指定的居留地中，只得集中在神户港西侧的沿岸地带，这片区域成为神户唐人街南京町的发祥之地。到1890年，神户的华侨不过10余人，经过100多年的风雨沉浮，南京町发展成为与横滨中华街、长崎新地并列的“日本第三大唐人街”。

可以说，吴锦堂是中国人开拓神户的“先行者”。

在这里，他开设了义生号，同时在上海开设义生洋庄，作为义生号的联庄。开始经营起中日进出口贸易。比如说，他把雨伞、火柴、肥皂等运往上海，又在国内采集大豆、棉花等转销日本。

经过3年的倒腾来倒腾去，他竟累积有10万日元的资金。

神户有知名的舞子海滨，其自古就是以白沙翠松、风光明媚之观光胜地而闻名。明治以后，这里旅馆、别墅就比肩栉比，热闹非凡。就在这块宝地上，吴锦堂也修起了自己的别墅，名为松海别庄。

有家有资本，吴锦堂搏杀的底气更足了。

这次，他盯上的是建筑行业。当年叶澄衷在上海做五金赚了不少，他觉得开办水泥厂也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门道。

“1890年，吴锦堂发现当时日本城市建设发展迅速，水泥这一行业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遂与日商在尾崎市创办了东亚水门汀株式会社，资本100万日元，吴锦堂占80％的股份。它所生产的花鼓桶牌优质水泥还运销中国和南洋等地。” (8) 多年之后的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震后东京急需重建，水泥供不应求，价格猛涨，吴锦堂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当然，这也是后话。

吴锦堂还发了一笔大财，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他嗅到了风雨欲来的气息，抢先从东北各省贩运大批大豆到了日本。一待战事爆发，日本粮价就噌噌噌地上涨，他再将大豆及时地抛出，于是大获其利。

怪不得日本著名企业家黑部享曾这样评介他：“他的先见之明、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随机应变的经商才能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只是，一个中国人，跑到日本发财，靠这些还不够，他需要更多的办法，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他又要出手了。

首先，在1904年的11月25日，他加入了日本籍。好在那时的中国还承认双重国籍，这让吴锦堂有了两个国家。

再者，他也“紧跟”日本形势，表现自己。1905年，日本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需要，发行战时公债——也差不多就是军债，吴锦堂又一抛千金，购进45万日元——这些钱在现在看来，算是毛毛雨，但在当时，按照日本米价，每一石才13.34日元，这45万日元无疑是巨款。此举赢得了日人的尊敬，甚至得到了在位的大正天皇颁赐的金章。

如果说这是政治效益的话，等到日本获胜之后，政府所发公债大发利市，他遂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双丰收。

这一年的6月27日，吴锦堂还从大正他老爸——昭和天皇裕仁他爷爷明治天皇那里，得到了一个银杯，这是褒奖他在日本宫城等2县歉收时，又一次捐救济款1200日元。

让日本人感动的事情，还有很多。

他曾看到神户市垂水区神田町小束野荒地未开垦，认为主要是由于水利条件不具备，妨碍稻作。乃收购当地山岗，开浚大蓄水池一座，垦地100公顷，设经理处，分给41个农民耕作。此后逐年稻谷丰收，农民追念他的恩泽，易村名为锦堂村——这大概是日本第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村子。

尽管已向日本大量派送留学生，但在中日民族矛盾愈演愈烈的当时，吴锦堂的举动无疑会刺痛一批中国人的心扉。事实上，吴锦堂入籍日本，是为了顺利经商，保护财产。想想一个中国人在日本的土地上赚洋钱发洋财，人家也会有想法啊，只允许中国人有民族情绪，就不允许日本人有民族情绪？

他虽然帮了日本人不少，但公益是无国界的。

对生他养他的祖国，吴锦堂也毫不吝惜自己的钱财。1900年，他曾捐银1万两，救济长江一带水灾难民；又捐助清政府银2万两，清政府以光绪名义赐“乐善好施”匾。1902年，祖国又有天灾，他又拿出3万两救济灾民。1906年，他回到宁波扫墓，重修慈北杜、白二湖，四浦、十五闸、二十一桥，捐助银圆7万元，至1910年完工。

受益农田达20余万亩。

他又有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而开始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曾说：“近世列国争强，教养二事极为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生存”，而“日本富强，全靠教育”。于是在1905年，他在宁波老家先后斥巨资购地50亩，创建了锦堂学校。3年后校舍建成，可容1000余学生。该校因校舍宽宏，设备齐全，办学理念新颖，成效卓著，被当局誉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

“为了办好锦堂学校，他亲自编写‘办学章程’，还特意购入棉田1206亩，办农场、桑园，使教师学生自行耕作，伙食能自给自足，从而培养该校的良好学风。诚如该校校歌中云：‘打破世界旧迷信，实业思想从此始。农与桑，齐发展，培育群英奠国基……勤劳朴素守我常，手脑兼施齐努力。’” (9)

后蔡元培在视察该校后，将吴锦堂与陈嘉庚、聂云台一起并称为“办学三贤”。

如果说上面这些是行动，而藏在他外表下的意识里，祖国的分量，同样也一直压着日本一截。

侨居日本期间，吴锦堂虽然阅读日本经济书籍及报纸杂志，但他更好读中国古典小说。平日亲自握管写信，随笔成文，书楷端正老练。他常对子弟、学生说：“青年人不宜先学隶书，宜先学好正楷。”像很多坚信“梅花香自苦寒来”的中国人一样，夏日酷暑，他率子弟学生，行海水浴以健身。夏季，神户舞子海滨无蚊，他喜欢坐在院子中央皮革上乘凉，并与家人、学生谈艰苦经历，眷念祖国家乡。

除此，“吴锦堂念念不忘祖国，就是在松海别庄的大厅中也布置了纯粹中国式的红木桌椅、镜架、花瓶。大厅上悬挂‘承志堂’匾额。另有一‘移情阁’” (10) 。

这个移情阁，就是用来寄托吴锦堂对祖国的相思之情。

它位于别庄的东侧，三层，因其外观貌似六角，在当地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舞子的六角堂”。不过，其在1915年才建，1917年5月落成。在昭和以后，舞子海滨逐渐从当初的游玩胜地变身为交通要塞，1928年因扩建神明国道，也就是今天的日本国道2号线，海边的旅馆等都被拆迁，包括松海别庄。

但仍保留“移情阁”。

就在这个松海别庄内，吴锦堂“接待过好多中、日知名人士，如铁良、康有为、廉南湖、吴芝英、孙玉叟、江北溟、江秉甫、胡允斌、余介眉都先后来别庄住过。他与这些人士相会时，总是畅谈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国运蒸蒸日上的形势和原因，也谈到中日友好之必要”。

日后，他还接待了一个大人物。

孙中山。

有时想，若不是选择在日本创业，吴锦堂未必能碰到孙中山。

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逃亡到了日本。

这是他第二次造访日本了。第一次造访，就在前一年的冬天，他从美国檀香山搭船回香港去创办兴中会香港分会，经停横滨。因为沿途一直宣传革命，让一位在船上叫卖东西的华侨陈清听了后很有共鸣，于是在停靠横滨之时，陈清便上岸邀了好朋友谭发，到船上来见他。这个谭发是广东三水县人，职业裁缝，在横滨开了均昌洋服店，“生平主张中国应该由汉人自己选一个当皇帝，意思是最好由自己来当选，因此而赢得了‘谭皇帝’的绰号。他见到了孙中山，便打消了自己当皇帝的念头，决心拥护孙中山‘创立合众政府’。” (11) 正因为这个谭皇帝，让他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在日本有了个落脚点。

于是便有了这第二次的造访。

不过这一次的造访，孙中山和同行的陈少白、郑士良乘的是日本邮轮“广岛丸”，它先到的是神户，停泊一天后再到横滨。

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朝野重视，日本报纸称他们为“革命党”。大概也是这种缘故，以往他们把自己的起义当作是“造反”，日后但言革命，不言造反。也大概是看到报纸的报道，吴锦堂知晓了他们的到来。

逃亡的感觉显然不太好受。在神户时，孙中山等三人举目四望，一切都异常陌生，像到了一个使人茫茫然的世界。

好在吴锦堂伸出了热情的双手，给予招待。这个时候，你很难说他多有革命的思想，就像日后的湖州巨商张静江，在法轮上第一次遇见孙中山，就立誓资助革命。有人说，这是他投机革命。但对商人来说，让自己利益最大化是永远也不过时的准则。除此外，在商场上多年历练的敏锐的嗅觉，让他在风雨欲来时，就能提前预知大厦将倾。你也可以说吴锦堂是在投机，一边和清廷贵族、立宪派打交道，一边又向革命党示好，但他却以日后的表现，证明了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在神户逗留了一天之后，孙中山还是按照计划去找谭发。

好在谭发并没有食言。

欢迎孙中山的，还有另外一个群体。

红帮裁缝。

自此，孙中山的革命据点，一为檀香山，二为香港，三就是横滨。而孙中山本人，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到1923年，这之间曾15次到日本，累计有9年的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其中7年间以横滨中华街为基地，与陈少白、郑士良以及众多革命党人聚会、策划，领导历次革命起义。

和孙中山搭上线的吴锦堂，也从此将自己和革命捆绑在了一起。

他自己没做成利器，但他却握到了一把利器。

“他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充满信心，并在华侨社会中广为宣传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其后两人的联系十分频繁，用中村哲夫的话说，‘1900年前后，孙吴的联系几乎超越了吴氏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其间，吴锦堂还利用租借住友财团的汽艇在向国内运输日本北九州煤炭的海上经营活动中，秘密协助孙中山运送军火。1905年8月，孙中山把‘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吴锦堂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后担任同盟会神户支部长。” (12)

很诡异也很顺其自然的，作为中国的对手，在甲午战争之后就一直让中国伤痛不绝的日本，居然成了中国革命的又一“育婴房”。

中国革命经由日本出口转内销。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的仁人志士，千辛万苦也要跑到这一衣带水的国度。除了学习，他们还能在这里寻找到组织，寻找到同道。

与此同时，派送日本的东洋留学们，本来的目的是为了皇权永固，但在各种主义的宣传和号召下，往往还没等回国，就已经是旧制度下的“新人”了。

我们也很容易想象，清政府对此的愤怒。

“倒孙风潮”下的坚守

在这帮革命的“新人”中，有宁波闻名的赵家兄弟。

赵家蕃。还有赵家艺。

说起赵家兄弟，很多人以为只有他们俩，事实上是八。

比葫芦兄弟还多一个。

这两位出生在苏州，祖籍慈溪（现属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赵家洋，其父以从事航运业起家。产业的网络撒得很开，除了宁波之外，还遍及上海、杭州和苏州。哪里有产业，人就往哪里跑。换今天，赵立诚肯定是空中飞人，也是四海为家。所以，这两位赵家兄弟都是在苏州出生。最后因赵立诚生病，才迁回宁波居住。

其中，1872年出生的赵家蕃排行第六，1876年出生的赵家艺则是老小。虽然不能同年同月生，但两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却是心心相印。

张静江，浙江湖州人。孙中山称其为“革命圣人”，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

“清光绪三十年（1904），赵氏兄弟同赴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即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追随者。次年，赵氏兄弟与革命党人张静江先后去法国巴黎经商，以所获利润全部用于资助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计人杰先后所输金百数十万，君亦数万。’” (13)

人杰即是张静江。君自然是指赵氏兄弟，可以将他们看作为革命经商。为革命的还有包达三。

他于1884年出生在镇海，石塘下村人。独子。但他不比“富二代”的赵家兄弟，家庭自幼贫困。父亲有点才学，是村里的秀才，靠教私塾为生。他也跟着读过几年书。不久，父亲就因精神病的缘故变疯，他只得辍学务农。16岁时随亲戚到上海益生纸店当学徒。好在他勤奋、稳重、诚实，尤其是肯动脑子赚钱，碰上很难对付的客人，他都能应酬得体，这让老板很满意，在他3年满师后，留他在店里做了一名伙计。

和朱葆三在当伙计时跟着夜校学生勤练英语一样，他也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功夫不负有心人，1906年，包达三考取了公费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先在一所商科学校学习，后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法。

就在日本，他因缘巧合，亲耳聆听到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并为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深为折服。在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后，他剪去辫子、参加了中国同盟会。除此外还广泛阅读到了各种各样的革命书籍，比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他也亲自动笔撰写了《评俄国武力外交》等多篇揭露清政府腐朽统治的战斗檄文。值得一书的是，他还与当时的盟友蒋介石、张群、周佛海等人结为金兰十兄弟，投入反清革命斗争。

这里自然就要说到蒋介石。

1887年出生在宁波奉化的他，是包达三的小老乡。他的父亲蒋肇聪在老家继承祖业经营盐铺，家境多少比包达三要好一些。但同样不幸的是，1895年，父亲就因病而去。最后他只有靠母亲和祖父抚养成人。

没有权势又没靠山，让这对孤儿寡母备受欺负和折磨。这也让他燃起革命的火花。加上求学时，“对青年蒋介石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他的老师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孙逸仙和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14) 。所以不难理解，就在日俄战争闹得不可开交的日子，他拿定主意第一次东渡求学，准备投笔从戎，为国效力。

只是，此时日本的学校和清政府的军机处有个协议：中国来的学生只有属于由清政府推荐的才准予注册入学。“尽管如此，对蒋介石来说这次东渡并没有白费，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东京结识了后来成为他革命的良师益友的陈其美，人们通常把他看作孙逸仙的最有才华的早期追随者。蒋介石眼看着不久将不得不回国，他就去学日语。但他母亲觉得既然他在东京求学未能如愿，他就不应该还待在那里，于是她假称家中有件不可推托的事——姐姐出嫁——以此为借口催他回家。到底是个孝子，他于当年冬天返回了家乡。” (15)

他终究还是在1907年达成所愿，因为他考上了袁世凯创办的由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的保定军校，习炮兵。这年冬，陆军部宣布从学生中选派人员留日学习陆军，蒋介石因有日本经历，被获准参加留日生考试，结果被录取，得以第二次踏上日本。他的人生下一站，日本振武学堂。

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学生。1933年，为了防止段祺瑞被日本人利用，他还派人将他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他曾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

正因为二渡日本，才有了“金兰十兄弟”的义结同心。

这年他年仅二十。

有时常替清政府着想，为什么好好的青少年，跑到日本就“变坏”了呢？他们自个儿去就算了，尤其是自己花钱给送过去的，到最后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这听上去就让人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冤大头。不是说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吗？大家不是想以日本来作为蓝本为自己找条改革之道吗？那么，这些小年轻们，也应该受此浸染啊，怎么就革命了呢？所以，稍微愚笨一点，摸着脑门子都死活想不起所以然来。

首先，这得怪孙中山。没有他在日本的活动，留学生哪里会“近朱者赤”？

其次，清政府也应该顺便“谴责”一下日本。没有日本的真心或者假意的支持，也没有革命党在日本坐大的时日。

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孙中山的至交。图为宫崎与孙中山合影。

真心的有宫崎滔天这样一位日本浪人，事实上也就是没落的武士。“如果熟悉现代中国革命史的话，一定听过这个人，还有他哥，宫崎名章，这两人，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称赞过，说没有这两兄弟，我们中国的革命就不会那么容易。” (16)

这个日本浪人，是社会平等与自由民权的坚定信奉者。说起来，当年的倒幕运动的主力阵营，除了力主发展实业的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中的改革派，也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小市民，以及宫崎滔天这样的中下层武士。“在他看来，日本的社会变革少不了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由此才能阻止欧美的侵略并进而推动整个世界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崎滔天称得上世界革命主义的先行者，只是他把这个目标寄托在了孙中山身上。在孙中山革命失败潜往日本时，正是宫崎滔天把他介绍给了犬养毅等日本实力派政治家，而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其中也少不了宫崎滔天的推动之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帮助的话，清末革命恐怕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17)

不过，晚年的时候宫崎滔天还是有所醒悟，为什么自己跑到中国搞革命，而不是先在日本搞革命，因为他发现，即使中国革命干成了，也有人迫不及待地跑出来打压。这个人是谁呢，居然是自己那个已经在走向军国主义的祖国日本。

这里就要谈到日本的“假意”。事实上，日本未必真的想看到中国因此而富强，它主要是想通过输出革命，利用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扰乱清廷的后方，以牵制清政府抗衡日本侵略的力量。另外，也是希望在革命胜利后获得相应的权益——分裂中国，建立满蒙政权。“这一目标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18)

以上因素的累加，让他们做出了收留孙中山的决定。

曾在1931年出任日本首相，并在当年发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的犬养毅，在写给日本东亚同文会骨干分子陆实的信中，就很露骨地说道：

“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只是，怪孙中山，怪日本，还不如怪自己。

一方面，需要怪自己的精神统治力大不如前。

想当年，老祖宗靠武力的征服，以及频繁的文字狱，让中原的书生们一个个噤若寒蝉，转而潜心于学术，彻底完成了思想上的大一统，谁敢对自己指手画脚？“然而，乾嘉考据学的疑古之风还是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人们不再相信经典，也不再相信权威，这些被八股禁锢了头脑的书生们仿佛一夕醒来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拥有了解释和阐释的权利，尽管这样的权利还是有限的，尽管他们力图恢复的是被篡改之前更为古老的原典，但是，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就是由他提出）们的努力，还是给这些头戴儒冠的书生们以莫大的刺激。一旦新的契机迸发出来，这股怀疑精神就会轻易地转化为对现实的质问。” (19)

另一方面，需要怪自己应对失措。

除了将孙中山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清政府的各种愚笨行为层出不穷，将一拨又一拨的留学生，变成了自己的反对派。

比如说，它们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无能也就算了，而且还无耻。

本来俄国霸占东北时，“很多留学生血气方刚又爱国，组织了‘驱俄义务队’等组织，但是清政府始终对于民间的行为抱警惕、敌视的态度，压制留学生的爱国行为。这些留学生本来都是支持清政府的，视孙中山为大逆不道而远离之。一些留学生开始接近孙中山，清政府的行为使得留学生从亲政府走向革命” (20) 。

而清政府在立宪上的不妥协，更为自己敲响了丧钟。

就连捉刀立宪大文的梁启超也改变了对革命党的态度。

在1907年，他于《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正式向革命党人讲和，言语中不再充满着对革命党的敌视。

但对现政府的失望却溢于言表。

自从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除了给端方当枪手之外，更不忘议论国是，吸引了很多留日学生的注意力。革命党人创办《民报》，也是为了和康、梁等人争取青年学生。而《新民丛报》，就是立宪派的反击阵地。

双方你来我往了15个月之久。

“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那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 (21)

清政府的所作所为，终于将留学生彻底推向了革命党一方。

叫人真够糟心的。

只是，怪日本，清政府不敢；怪自己，清政府不想，也没有这样的觉悟——到最后，也只有拿孙中山出气了。

它们面对着此起彼伏的起义，似乎搞明白，孙中山才是这些起义的“罪魁祸首”，只有擒贼先擒王，或许才能对付得了起义。

于是通告日本，要引渡孙中山。

对清政府来说，这一要求，只能是试试运气，因为这得看日本方面的态度。果真，日本方面没有答应，但面子还是要给的，折中一下，就是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不过，为了安抚在日的革命党人，日本方面表示，愿意赠予孙中山17000日元。对这笔捐赠，总是感到自己很缺钱的孙中山没有表示拒绝。

清政府没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不会太开心，但它们没想到，正是自己的引渡要求“引出来”的捐赠，却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形出现：

同盟会分裂。

谁也不能否认，在火热的革命形势下，有着不少让人感到牙疼的地方。

比如说投奔革命党的人不少，但它却没有自身的武装力量。要发动起义，怎么办？在清政府合法性犹存，革命者被视之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之时，革命党只能去动员这个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反叛者——会党。

这也是青红帮的许多成员——包括应夔丞最后得以攀附上革命，从秘密活动的状态浮上地面的“秘密”之所在。与此同时，李徵五自降身份混迹青红帮。

说起来，会党其实是一个非法的经济组织，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就是因为他们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获得的经济收益，可以长期维持组织的存在。换句话说，每个会党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绑成一个锅，以非法的暴力手段去捞钱——“基于会党的这种特点，孙中山动员他们的办法也非常简单：以金钱收买。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方式就是从海外华侨那里募捐筹款，然后再回国雇会党造反。会党的办法也很简单，拿到钱后一哄而散，并不真去干造反、打天下的事。只是少数几个会党首领有点行动，但因缺少会众响应，很快散伙。这就是孙中山屡次起义失败的真实原因之一。” (22)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也是革命党领头，会党响应的一次起义。其中力量最强、人数最多是洪江会。除此还有哥老会的其他派别和武教师会，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会党组织——六龙山号洪江会。当年7月，各会党首领在萍乡蕉园举行开山堂大典即成立大会，先是推举会党领袖龚春台做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设内八堂（即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和外八（即第一至八路码头官），各司其职，设活动机关于麻石。然后众头领歃血为盟：“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

这种口号很“混搭”，把“民国”和“大哥”就这样生硬地串联在一起。但这就是革命的生存现实。

毫无例外的是，这次起义再次遭到清政府的扑灭。

不过这次起义也体现了一些新特点，它对日后的革命进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革命党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单纯地依赖会党，很难成其大事，所以要“两手抓”，一手抓会党，一手得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内的新军身上。

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刘道一，正是在由衡阳返回长沙运动新军的途中被捕。12月31日，他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他也就此成为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

牺牲总是如期而至。

更糟糕的是，革命党内部也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在革命正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统一的司令部时，张继、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等人却掀起了倒孙风潮。

这种矛盾可以用地域、宗派观念来说明。在中国，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即使李鸿章和曾国藩亲如师生，但淮军和湘军之间，依旧明争暗斗。在同盟会内部，也有着广东派、湖南派和江浙派之分。

广东派自然是孙中山；湖南派有黄兴；而江浙派则有浙江余杭的章太炎、会稽（今绍兴县）的陶成章，还有江苏仪征的刘师培……

当然，原名溥，字溥泉，自幼尚武，绰号“三将军”的张继为河北沧州人，也可以自成一派，但其与章太炎要好，同为“四帝”之一（其余二人为章士钊和邹容），所以可划为江浙派一系。

只是，这种矛盾并不足以让同盟会走向极端。日后的事实也证明，即使地域、宗派不同，革命党人依旧能走到一起。

又有人以为，同盟会的分裂是因为“主义”之争。

孙中山打造的是“三民主义”，而原先光复会的同人们，则是“一民主义”，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可以说，两个主义在“反满”上，是态度相同的。这也是孙中山将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兴中会统一在一起的基础，是同盟会纲领中头等重要的内容。不同的是，孙中山在反满的同时，又提出了民权、民生的主义，而光复会除了反满，对其他问题就不感兴趣。

同样，华兴会中的很多人本来就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他们接受民族、民权主义，却反对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被人称为“二民主义者”。

得承认，这种主义之争也是同盟会的隐患。但这些解释，还是不太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说起来，“倒孙风潮的主力是张继、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他们当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正在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23) 。

他们组织发起的“社会主义讲习所”，在一系列问题上和孙中山有着分歧。

在对帝国主义态度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要矛头指向对外卖国投降的清政府，当然也包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内容。但不可否认，他对帝国主义存在某种幻想。他长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固然是为了发动华侨，但也是为了争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章太炎等人则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认为这种做法在品格上则为下劣，在事实则无秋毫之效。其实他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优于孙中山，但他们却不懂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的，在不丧失原则下，是可以利用的。

也正因为此，孙中山接受日本方面17000元的赠款，就让章太炎十分激动。

张继更是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收买”，“有损同盟会的威信”。

这也让这笔捐赠，成了对同盟会分裂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他们在对民主立宪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孙中山主张“政治革命”以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同盟会宣言》中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这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最完整的表述。孙中山认为这种政体于中国“最为相宜”。社会主义讲习所诸人不仅反对君主立宪，而且也反对民主立宪。

前面说了，像章太炎、陶成章本来就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不感兴趣，对立宪也就持着一棒子打死的态度。

他们尤为强烈地反对代议制度，章太炎指责议院为国家“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的工具，把“议士”和政府、官吏一起视为“天下之最下流者”……得承认，20世纪初年，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议会选举制度弊端百出，社会主义讲习所诸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比之封建专制制度来，仍然是个大进步。

除此外，他们在土地问题上，以及革命策略上，也分歧很多。

刘师培主张“杀尽资本家”，称实业为“民生之蠹”。据他说：工业日进，机械日新，那么，小民的生活也就愈加困难。章太炎认为，小艇如果可乘，就不必去造轮舰；躬耕如果可以足食，就不必去搞什么机械。在社会主义讲习所里，他甚至公然主张人类倒退回去学猴子，“拟猿可以”——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民生，同样有些幼稚。

刘师培等还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

在为张继翻译的《总同盟罢工》（德无政府主义者罗列著）一书所作序中批评孙中山发动会党以进行武装起义的策略为“罔恤民劳”。

章太炎也天真设想：只要全体劳动者发动起来，“一市之内，闭门七日”，那么，不仅统治者的“馈饷役使”无人供给，而且连军队也将无法发挥作用，“虽有利器，且缩不前”了。不过，陶成章在这一时期倒是主张武装起义的，但和孙中山在南方边境发动不同，他主张在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一带发动。

为此，他于1908年春夏间积极组织五省革命协会。

以上这些才是导致同盟会分裂的真正原因。 (24)

因矛盾不能消弭，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宣布光复会脱离同盟会。

另起炉灶搞革命。

“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的角力，一直存在。

“光复会的核心人物，如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陈去病等，都是素养较高的精英。在光复会中，即使是王金发这样的悍猛杀手，也虚心向章太炎问学《礼记》，谨遵祖父遗训——‘宁可穷老深山茹蔬果，不可出仕满清污名节’。这与江湖帮会气味浓郁的同盟会形成较大反差。

“在《自定年谱》中，章太炎就说孙中山‘喜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讫大总统不能悛’，不满与不满之情旁出斜溢。” (25)

这种分裂，到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得力助手陈其美利用帮会力量，生生逼走自己的救命恩人——光复会要人李燮和而自己当上沪军都督，以及蒋介石为自己的结拜大哥陈其美出气，亲临广慈医院刺杀陶成章……而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

此时的孙中山，一边面对着同营垒人的反诬和倒戈，一边面临着敌人的辱骂、镇压。他只得被逼离开日本，并将革命机关设立在了越南河内……

这些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又造成了1907年到1908年，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的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都无一例外或因冒险或因准备不足，而失了败。

清政府之所以老而不死，也很大程度在于革命党自身的消耗，这给了它们大喘息的时机。对孙中山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幸好，那些围聚在他身边的“新人”们，依旧不离不弃。

此时的赵家艺，为了革命，也由日归甬，和刘道一一样，交纳有志之士，议论反清革命之道，谋组织革命力量。

但比起轰轰烈烈的萍浏醴起义，他更像是潜伏。

在宁波，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陈训正。

陈训正，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慈溪县（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西乡官桥人，与赵家蕃同龄，是《鄞县通志》的主要编纂者之一。正是这本通志，曾将吴锦堂推崇为宁波帮在海外打拼的杰出代表。与赵家艺一样，陈训正出身富庶家庭，祖父陈克介及父亲两代经营茶叶及钱庄典当事业，家道殷实。他心仪西学，但在1903年，他还是考上了举人。一时名扬乡里，名噪慈东。日后更是集教育家、文学家、报人和学者于一身。他有个更有名的堂弟，即为陈训恩，也就是国民政府时期常随蒋介石左右的陈布雷。

他爱国爱民，深有平等自由之思想。在兴学的过程中，他还将目光放到了底层群众的身上。这就是宁绍平原上所特有的“堕民”子弟。

说起堕民，“亦称惰民、怯怜户、乐户、丐户、郎户、勾户，有的地方称堕贫（音“皮”）、大贫。他们是中国封建制度下因歧视而产生的‘贱民’阶层” (26) 。这些堕民，主要分布于江浙，其中浙东的宁绍平原、江苏的常熟、昭文二县最为集中，包括宁波的鄞县、慈溪、奉化、镇海、象山、定海。

宁绍平原的堕民，“据传为宋降将焦光瓒部卒的后代，元初贬为贱民。清政府规定‘堕民’不准受教育、不准从事正常的农、工、商、教等职业，只准从事轿夫、吹鼓手、理发等职业，并不准与他人通婚，社会地位极为低下” (27) 。

对这样的一个群体，社会精英唯恐避之不及。但陈训正却主动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为其争取平等人权。他甚至在宁波西门育德坊创办育德农工学堂，招收他们入学学习。其为校长，负责日常教学，而负责日常费用的，就是那位曾被盛宣怀邀请参与经营管理汉阳铁厂的卢洪昶。

这无疑是需要勇气的。当时的一些舆论也对此交口称颂，将陈、卢为“堕民”脱籍之举，比之为美国林肯解放黑奴。

孙中山与赵家兄弟私交甚笃。孙中山曾手书“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八字条幅赠林士八兄。林士乃赵家艺的字，而“八兄”是赵家艺的排行。

陈训正的兴学实践并不仅限于此。1905年7月，传来张美翊等人谋划设教育会的消息。这个国内第一代留学生外交官，在为立宪出谋划策的同时，还不忘为自己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对此，陈训正给予了热情的回应。在时任宁波知府喻兆藩的召集下，各方经过热烈商议，宁波教育会成立。张美翊任正会长，陈训正则为副会长。同时成立宁波府师范学堂，以原月湖书院旧址改建为校舍。从此，宁波第一个专门培养教师的学校出现了。日后宁波府师范学堂与宁波府中学堂（原宁波储才学堂）合并，改称省立第四中学，解放后为一中。即今天的宁波中学。

得益于陈训正在教育战线上编织的巨大网络，让赵家艺有机会为革命积蓄力量。首先，在赵家艺的影响和带动下，陈训正日后不仅加入了同盟会，他所聘用的林端甫、张世杓等教员都是同盟会会员，都成为革命的骨干。而育德农工学堂也成为革命力量秘密集议和通讯联络之所。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育德农工学堂点燃了辛亥革命在宁波的火种。它的学生后来在宁波光复事件中成为首支革命队伍。

革命成功后，就在它的基础上建成效实中学。

不过，赵家艺在宁波的活动时间并不是太长，1906年，他就因病，加上母丧，前往了上海。正好六哥家藩这时也已回国，他们就同住在上海平桥路三家园。和他的父亲赵立诚将产业发展到哪里，就将家安到哪里一样，赵家兄弟走到哪里，也将革命带到哪里，三家园的赵公馆也成为当时海外革命党人与上海联络军事秘密通讯所之一，保护了不少被清政府大肆搜捕的革命党人。

为了疗养病体，赵家艺在1908年旅居日本。再次回到了革命组织——同盟会的怀抱当中。同盟会尽管已面目全非，但有组织的感觉，总是温暖的。

他又开始自己在宁波“潜伏”时期所做的一切，筹措经费，然后广交朋友和有志之士。最让他高兴的是，李薇庄也来日本了。

李薇庄即小港李家坤房中的厚礽。说起来，这个礽字，现在看来有些陌生，但是当年在康熙手上被废掉的太子就叫胤礽，说明中国古人还是喜欢“礽”这个字的。其音同“仍”，《说文》之后中国最重要的字书之一，汉语文字学史上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就解释说，礽，福也。厚礽，自然意思就是，厚福。

只是“厚福”的坤房老四，虽然当了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但并不感到幸福。官钱局这种官办单位，就跟盛宣怀办过的那些官督商办的企业一样，干过不少损商害民的事情，让他十分不满。

这次来日本，李薇庄是奉命考察银行。当时，他住在东京佐佐木寓舍里。门房通报有客来访。请来一见，竟是赵家艺。

两人分外激动。

得解释一下，他们两人原本就是世交子弟。当年李、赵两家合开钱庄，李也亭去世后，赵家便在苏州等地另设庄号。这样也许才能说得通他们激动的原因。

在这次会面过程中，两人少不了一席长谈，聊来聊去，他们“对清王朝的认识早趋向一致，觉得非狠心一搏，中国不会有出路” (28) ，最后李薇庄竟被赵家艺拉进同盟会，“于是，赴日时还是四品朝廷命官的李薇庄，回国时却已成了革命党人” (29) 。

这样，小港李家又多一员革命干将。

赵家艺又发展了一位伙伴。

不过，老革命很快就遇到了老问题。

那就是，钱在哪里？

从陈其美那里，赵家艺得知孙中山日困愁城无以为计的窘况，很是着急。但他们又一时筹不到大量现款，“于是兄弟俩双双赶回宁波，把父亲遗留下来分授给他们的大批田产悉数贬价出售，得到一大批现款后以救济孙中山的急需。这段变卖祖产支援革命的义举，在宁波市民间广为流传” (30) 。

这也让赵家兄弟落得了个“有求必应”的好名声。

只是这种名声背后的代价过于庞大，让人不禁感悟革命的艰辛。

杨翠喜花案

当革命的形势陡转，帝国政府却没有抓住良机。

它们不仅没有顾上自我进取。甚至还爆发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花案。

这些年来，清政府以一贯的作为，充分地表现了自己无厘头的精神。这个花案，再次让它们在舞台上成了一个大花脸，面目滑稽而可笑。当然，也有黑脸。这个角色不属于别人，正属于缩回天津埋头搞自治的袁世凯。在需要“低调”的时候，他却被这个花案架到了朝野的舆论中心，不仅险些打乱了他在自治上的努力，而且让他陷入了彻底的被动。我们能想象，他那张脸该阴郁成什么样。

这个花案跟袁世凯无关，其实也很有关。

因为它的主人公，就是袁世凯的党人，其时以道员的身份任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的段芝贵。说起这个段总办，也是安徽人，按照族谱算来，他还是段琪瑞的叔叔，只不过在岁数上，要小上那么几岁。日后，为了区分两段，作为侄子的段祺瑞被叫作了老段，作为叔叔的段芝贵被称为小段。当然，在地位上，他在老段面前，只能称小段。而在人品上，他这个小段更不及老段的一根手指头。

他是晚清最大也最出名的一个皮条客，专门给一些自己主子——袁世凯及其儿子，还有其他达官贵人提供美色服务。这为他赢得了不少好感。就连他日后得以署理黑龙江巡抚，也是专门走了贝子载振的“床线”。

这个贝子，时任农工商部尚书，但更重要的身份是，乾隆帝五世孙，也是奕劻长子。说起来，也是和袁世凯同一个阵营。晚清时历封镇国公、贝子头衔。1902年曾代表清朝廷赴英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1903年赴日本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回国后跟他爸一样，倒是对新政比较积极，奏请成立商部，然后捞得尚书一职。直到商部改为农工商部，他也没有挪窝儿。

如果说袁世凯贪权，奕劻贪财，那他这个宝贝儿子，就是贪色。

事实上，对帝国政府官员的各种爱好，大家都能表示理解。不过，也请他们好歹装装样子。但载振却不管这些。他到哪个地方，总少不了和妓女打成一片。此前，他在天津余园宴请宾客，就招来天津名妓谢珊珊侑酒。席间，载振行为轻浮，屡屡与珊珊共饮一杯，致使珊珊饮酒过量举止失态，竟将脂粉涂抹在右侍郎的面颊上，以载振为首的衮衮诸公非但不恼，反与妓女嬉谑无度。此事后被御史张元奇得悉，奏请朝廷对载振实行弹劾。后得慈禧袒护才得以蒙混过关。

吃一堑却没有长一智。这次，他又来天津了。

他是带着任务来的。前面说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让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出现从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据南北的局面，但好歹让清政府再愚笨，也开始意识到边地未可轻视，于是在满洲“增置府厅州县，建立行省”。

在建立行省之前，清政府派载振和徐世昌等人出关考察。

两尚书一同出行，看得出清政府对东北的关注。

出关考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直接从北京坐火车，或者飞机就可以直达，那个时候，多半要先到天津，然后从天津这个天子渡口，坐轮船来回。

到自己的地盘上了，对奕劻一直拉拢有加的袁世凯，自然也不放弃这个拍马的机会。他立马吩咐段芝贵贴身伺候。

段芝贵也激动了。这是好事情啊。往高尚里说，他是在帮助自己的主子袁世凯，替主子拉拢清廷王公，为主子铺路搭桥。

不过，拉拢好了，自己的好处也能显而易见。

“老于世故的段芝贵，对载振这个酒色之徒了如指掌，为投其所好，特意安排载振去天仙茶园看名角杨翠喜的表演。事前段再三叮嘱翠喜拿出看家本事，把载振伺候好，并在开戏前领着翠喜到客厅拜见载振。” (31)

果真，见到杨翠喜，这个身兼大任的王爷，又一次迈不动步子了。

那么，这个翠喜儿，又是怎样的女子？

说起杨翠喜，本姓陈，小名二妞儿，原籍直隶北通州，幼年家贫被卖给杨姓乐户，始取此名。后来其从师学艺，据说十四五岁就出落得丰容盛鬓，圆姿如月。

更重要的是，她生就一副好嗓子，参加“中国好声音”肯定能力挫群“雌”，不过这个好声音，善度的是淫靡冶荡的曲子，更能迷死一帮臭男人，猛往她身上砸钱。

就连风流才子李叔同也不例外。

资料云，李叔同工诗、善画、善歌唱、懂音律，对于传统戏剧的改良，曾经付出过不少心力。他每天晚上都到杨翠喜唱戏的天仙园为杨翠喜捧场，散戏后便提着灯笼陪着杨翠喜回家。不只是为杨翠喜解说戏曲历史背景，更指导杨翠喜唱戏的身段和唱腔。

对杨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盟，共度一生。他因事到上海，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也表达了这种浓情蜜意。

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然而，风流才子用情再深，也敌不过权威显赫的王爷。

在看到载振饥不可耐之后，段芝贵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筹措得10万金，送给庆亲王做寿礼之外，还花上12000金，将杨翠喜买下。

李叔同在俗时的照片。

1907年3月，借为庆亲王祝寿之机，送到载振在北京的王府。

靠着性贿赂，段芝贵果然收获颇丰。

载振投桃报李，运动其父奕劻将段芝贵破格录用，于是，奕劻奏请慈禧颁发上谕：“钦命天津巡警道段芝贵恩赐布政使，署理黑龙江巡抚，着即前往任事。”这个皮条客，居然要和唐绍仪、徐世昌在东北成为同僚。

被棒打鸳鸯的李叔同，却深受伤害。当他从上海回到天津时，已经物是人非。日后他东渡扶桑，也跟他这段痴情落空有关。

像他这样的风流才子，在哪里都能吃得开。在日本，好多樱花姑娘对他表示过好感，无奈他对爱情十分执着，拼命往那牛角尖里钻，誓言终生不娶，最后遁入空门，于是就成了我们更为熟悉的弘一法师。

很多人对他从风流才子到和尚的转变，很不理解，觉得来得太突然，太转折，但是，如果知道这段历史，也许我们都能恍然大悟。

这个世界上，有人愁，就有人笑。

段芝贵却笑得太早了。

在批判性上比《点石斋画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醒俗画报》，日后就打算刊发这样一则漫画，漫画的作者署名为“愁父”，就是以画仕女享名于世的画家张瘦虎。

题为“升官图”：

画面端坐一缠足女郎，二郎腿一搭一跷；一清装官员跪倒在女人石榴裙下，觊觎女人脚下的花翎顶戴，做叩头谢恩状。

明眼人一看便知画面上那位女人，酷似天津女伶杨翠喜，而那清装官员，自然就是段芝贵。

这个漫画影射的内容，已经不言而喻。

这说明，段芝贵献美贿官，动作太大，以至于已不成秘密。身在天津的《醒俗画报》，自然不会没有听闻。

但要不要发这样一幅漫画，温世霖和吴芷洲却发生了矛盾。

温世霖又一次拿出“有理的孙子不怕爷”的勇气，一定要把它刊发出去。因其幅巨大，甚至特摹而印之。

但吴芷洲这时却犹豫了，他怕招惹是非。

毕竟，打狗看主人。《升官图》讥讽的是段芝贵，但无疑是在跟袁世凯过不去。

这报馆还想不想在天津的地盘上混啦？

再说，袁世凯跟自己人还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人情”摆在那里。

另外，在天津自治运动进行到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捅一杆子，会不会打乱了运动的进程？

一犹豫，吴芷洲就没有了刊发的勇气。

为此，画报社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分裂——温世霖与陆辛农愤而离去，与顾叔度另组《人镜画报》，报馆改由陈恭甫接办。

张瘦虎也很郁闷，他将这画稿张挂在文美斋南纸局，公之于众，也算是“发表”了。

如此一来，画中所讽刺段芝贵献美贿官、载振金屋藏匿女伶的事流传开来，并且很快就从天津传到了北京。

岑春煊、瞿鸿 等人激动了。

他们尽管在对抗北洋系上打了个胜仗，但谁也不傻，都明白这胜仗也只是暂时性的。面对着袁世凯在直隶步步为营，他们也很紧张对手能东山再起。对付敌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将其打倒。可是，正面强攻袁世凯，是万万不行的，只能迂回包抄。可是，迂回包抄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谢天谢地你来了。

段芝贵成了最好的突破口。

比起袁世凯，他资历平平，声望不足。

而且，他又摊上了性贿赂这么个政治污点。

你知道，在中国官场上，这些已经成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平时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关键就在于上面愿不愿意查你。

不查，啥事就当没发生。

查你，你就有一堆事。

一场来势汹汹的官场风波就此掀起。于是，一次民间的反腐诉求，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内讧。

1907年是丁未年，所以又叫丁未政潮。

从这年4月开始，御史大人也是瞿鸿 的同乡赵启霖，就“一身正气”地站了出来，写了一份《段芝贵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折》呈报朝廷，参奏段芝贵，认为段不该以重金贿赂庆亲王，并买天津歌伎杨翠喜送给载振为妾作为自己升官的阶梯。在他的奏章中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段芝贵对载振实施性贿赂一事，已经是“路人所知”。

此折出言毫不留情面，又牵涉情色政治，一出而天下惊。

那些对袁世凯他们早就看不顺眼的清议，恨不得个个都伸出大拇指。

赵启霖参奏段芝贵，牵连的是袁世凯，最难受的却是载振。

上次太后还能包庇一下他，这次，老佛爷也不好再打马虎眼了，批示交“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查办”。

载沣虽然拿枪指过袁世凯的胸膛，不过毕竟年轻，在这个关键时刻，居然掉链子。相反的是，孙家鼐倒是老成稳重，不过也太老了，都80岁了，大概越老越怕死，也显得很胆小。他们在一起一商量，都觉得庆亲王是太后信任的皇族老臣，袁世凯势力强大，一下子扳不倒，只能做一回好好先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于是派了两个小人物：满洲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前往天津调查。

也许是看到了风云压城，情况有变，袁世凯在推行天津自治时，才着急巴火地下令，要在一个月内就建立起地方议会和董事会。

不过，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

你有你的御仙剑，我有我的降魔杵。

他先是授意部下针对润昌贪财好赌、恩志贪财好色，好好接待，送红包，献妓女。然后再让天津盐业富商王益孙替载振背起黑锅，“证明”杨翠喜是被自己用3500元买去作为使女，并无赠给载振为妾一事。王益孙当然是大喜过望。此前他追求杨翠喜多时，却一直未了心愿，现在居然天上掉下了杨妹妹。见王答应，载振为免人口舌，连忙把杨翠喜送回天津，交给了他，还结结实实地送过去一批丰厚的礼物，希望王益孙为他代为掩饰一切，出一张假证明，证明杨翠喜一直是王益孙的偏房小妾。

王益孙人财两得，捡了个大便宜。

调查结果于是就变成了，杨翠喜没去过北京，去北京的是另一个杨翠喜，但她已经死了。

与此同时，王竹林也打死不承认自己借钱给段芝贵行贿。

赵启霖这下就很被动了，最后竟以所奏“不实”为名革职。

军机大臣林绍年为言官争理，要辞官回家。

被儿子弄得有些狼狈的奕劻为了教育一下载振，加上要堵住悠悠众口，赶紧让儿子自请辞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但是危险并没有解除，因为瞿鸿 又一次和慈禧进行了密谈。

这次瞿鸿 又对奕劻下了眼药。

在密谈中，慈禧表达了自己对奕劻的不满。尽管奕劻此前颇受恩宠，为慈禧所倚重，但慈禧也不傻，早就知道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像他位高权重，父子为官，怎么还贪心不足！更重要的是，她早看出了他跟袁世凯同穿一条裤子。

所以有必要让他“休息”一下。

可是，如今朝中能办事的有何人？

瞿鸿 又赶紧说，岑春煊可当大任。

也正是在瞿鸿 的推荐下，岑春煊成了邮传部尚书。

老佛爷还对瞿鸿 说，军机处的事你多留心。

这无疑让奕劻恨得牙根痒痒。

事实上，即使没有这次风波，奕劻和瞿鸿 都算得上一对死对头。一则，他为人贪墨，但瞿鸿 偏偏总示人以廉，更显衬出这位王爷的贪污程度。另一则就是其门人江康年，时创《京报》，常著文讥讪奕劻父子。

得意忘形的瞿鸿 ，一回到家，就对老婆说，奕劻的领班军机大臣长不了。

不知道是为自己男人高兴，还是因为自己就是个大嘴巴，在牌桌上，她把奕劻要出军机的大事就泄露给了自己要好的牌友，一个是汪康年的老婆，一个是曾广铨（1871—1940，字敬贻，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的儿子，过继给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为嗣）的老婆。要命的是，曾广铨还兼着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与英人有联系。

这些老婆回去一吹风，于是，《泰晤士报》上就赫然出现了爆炸性新闻。

在清宫的晚宴中，就有英国公使的夫人，向慈禧核实此事。

“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 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据说慈禧老佛爷气得把造办处精心打造的国宝级艺术品都打碎了好几个。这种国家最高机密，哪能说给第三者听呢？这可是相当严重的政治错误。

“而且，这不是让大清集团公司的重臣奕劻跟董事长慈禧离心离德吗？” (32)

同样是在牌桌上，庆王府四格格从慈禧的嘴里得知，慈禧对瞿鸿 很有些不满。

一回家，她就将这重要的信息，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奕劻。

说起来，奕劻在晚清政坛上能成为不倒翁，还在于他很会做人。

“跟王公们一样，西太后也喜欢打麻将，瘾大得很。老庆派他两个女儿，有事没事就进宫跟西太后打麻将，当然，这俩宝贝闺女，都是凤姐一样的水晶人，玲珑剔透，一天玩下来，把老佛爷哄得高兴，连伺候牌局的宫女太监，也给赏赐得高兴。上上下下都高兴，老庆的地位也就任谁也参不倒了。” (33)

袁世凯和奕劻接下来就一改被动防御，要主动出击了。

对付瞿鸿 ，不用他们出面，就有在官制改革中站在袁世凯一方的杨士琦主动站出来，买通了御史恽毓鼎，递上密折，检举瞿鸿 “暗通报馆”，“阴结外援”等罪状。正好赶在慈禧气头上，瞿鸿 落得个开缺回籍。此后便与名士王闿运等吟咏结社，逍遥度日。

对付岑春煊，奕劻则玩了一个手段。

奕劻利用慈禧痛恨康、梁等人的心理，进谗言说他和瞿鸿 曾多次保过康、梁，有结党图谋不轨的嫌疑。

慈禧一听，这还了得。

多疑之下，慈禧把岑春煊调出军机处到两广去当总督。岑春煊辞不获允，途经上海时，托病不前。

袁世凯又趁热打铁，又让人在上海，将康梁的照片与岑春煊的照片合成一帧，然后通过奕劻呈送给慈禧。

此人为他的广东籍幕僚蔡乃煌。号称清末广东文坛“四大金刚”之一，却是有才无德。“早年为秀才时，常代人做科场‘枪手’，每考必中；后因吃花酒争风，被革除功名，改名乃煌顶替堂侄为国子监监生。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后，入福建藩司唐景崧幕，1894年唐升台湾布政使、署理台湾巡抚，蔡随唐入台。甲午战败台湾割让，蔡乘机卷走部分库银，回大陆钻营。

“蔡乃煌先通过‘打诗钟’（一种文字游戏）博取了权臣张之洞、袁世凯的欢心。当时袁正与慈禧的另一亲信岑春煊争宠，蔡托某粤人在上海所开照相馆‘觅得春煊及康有为影像各一，点景合成一片，若两人聚首密有所商合’，袁得之大喜，交庆亲王奕劻密呈慈禧太后，以证岑春煊‘交结乱党’，岑由此罢归。

“这是在中国利用摄影技术扳倒政敌的首个案例。” (34)

痛心之余，慈禧念及“岑某有庚子旧劳，勿令难堪”，岑春煊遂以“开缺两广总督”身份在沪上养病。

只是，以上说法在清档中无法得到证实，更像是野史。根据后人考证，在扳倒瞿鸿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御史恽毓鼎，才是这幕后黑手。他在丁未七月再次递上密折，诬陷岑春煊在上海逗留不前，是跟康梁等人密谋勾结，“无待臣言，拟恳宸断独伸，将岑春煊先行开缺”。此折递上之后没几日，恽毓鼎的日记中便自鸣得意地记载，“立见施行”。

这似乎有抢了蔡乃煌之功之嫌，但不管如何，蔡乃煌还是在1908年，被擢升上海道台。

此时的袁树勋，也因在上海的“美政”，早已调任外地。

有时，你不能不佩服袁世凯的“政商”——政治智商。他能把不利于自己的局面，硬生生地扳成打击对手的良机。在这样的人物面前，你只能徒叹奈何。不过，也得承认，袁世凯能在被动中求得生存，还在于当时的国际背景。

前面就说了，袁世凯得以兴起，除了自己能抓住机遇之外，还与列强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他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就很讨列强的芳心。日后，他在李鸿章去世后得以继任直隶总督，便与有关列强的支持分不开，尤其英、德两国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他跟列强之间也一直眉来眼去。

这一次，“新任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便站在袁世凯一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将瞿鸿 看作一个‘心胸狭窄的迂夫子’……” (35)

随着瞿岑被斗倒，袁世凯和奕劻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但这一段党争，却让清政府那虚弱的公信力再次变得很不堪。

更刺激他们神经的是，就在党争白热之时，地方上也不安宁。这年7月，安庆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莅临检阅，却被警察处会办徐锡麟开枪射杀。这也让奕劻的胜利喜悦大减几分。

因为这位巡抚大人，正是他的女婿。

今天很多人说起安庆，印象已经远远不及黄山、合肥和芜湖，甚至都不如农民工输出大市阜阳。但谁也不能否认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自古就有“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美誉，和宁波差不多都位于北纬30度线上。安徽之名，就是来自安庆与徽州首字的组合。从中可以看出安庆在安徽的地位。

在中国文化史上，安庆也应该有自己一席之地。

不要说出名的黄梅戏，还有国粹京剧，其源头就是安庆的四大徽班——他们在乾隆六十大寿时进京祝寿，一时风光无二。

除此外，安庆还有近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雄霸清朝文坛200余年的桐城派。

只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因为地理位置优越，安庆也成了兵家的必争之地。再好的地方，也经受不住兵戈交加。

到了太平天国晚期，陈玉成和曾国藩曾在这里大战过三百回合，最后失守陷落。

是为安庆保卫战。而安庆陷落的后果是，长江以下无险可守，沿江城市相继失陷，过了两年，天京陷落了。

占领安庆后的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

它是清末最早官办的新式兵工厂，制造子弹、火药、枪炮。还有就是，曾国藩的幕僚徐寿与华蘅芳曾在此主持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

徐寿重实践，长于制造，华蘅芳则精通数学，专力推求动力原理，设计蒸汽机。两人差不多都“敝衣粗食，穷极终身”，“未尝求禄仕进”，一心扑在科研上。研制一年，第一艘中国自制的小火轮终于在安庆下水。这艘小火轮要比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第一号火轮船整整早6年多。如果没有这艘小火轮的试水，肯定也不会有中国自造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的竣工。同样，这艘大火轮也是由徐寿、华蘅芳主持完成。

只是，安庆再也恢复不了过日的容光。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让它遭受了灭顶之灾，从此由盛转衰，似乎只有革命，才能让它的名字在历史的页册中，又一次熠熠生辉。

如今，徐锡麟的奋勇一击，为安庆正名。这个出生在绍兴富商家庭的儒雅书生，也是留日归国青年。他还有个身份，就是光复会成员。

革命家徐锡麟

和大多数宁绍老乡一样，他是靠着捐纳而进入体制。不过，他进入体制，不是为了光耀门楣，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徐锡麟曾跟同志秋瑾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法国革命80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说起来，恩铭还是提携他的恩公。徐锡麟却认为，他对待自己的确是很仁厚，但那只是“私惠”，而自己杀他，却是天下的“公愤”。只是，这也为他招致了惨痛的报复。被捕后，徐锡麟先被砸碎了睾丸，再被剖腹取出心脏。挖出的心脏先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这颗心脏炒熟下酒。

恩铭之妻、奕劻之女认为，不这样无以解恨，无以警示。

和他一同落难的，还有一位叫马宗汉的烈士。他出生于1884年，余姚（现属慈溪）人。1905年加入光复会。次年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预备科，后又回家乡任教，经宁绍同乡陈伯平介绍结识了徐锡麟。他在协助徐锡麟击毙恩铭之后，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陈伯平战死，徐锡麟命马先避一避，以备他日再举，但马坚持一起战斗被捕，和徐锡麟双双就义。如果把这次流血也归于辛亥革命的序列，那么，马宗汉就是宁波地区参加辛亥光复第一个死难的革命烈士。

自己女婿被刺，自然是一件伤心事。但对奕劻来说，它对自己也不是一点没有好处。那就是为消弭革命，清政府又将嚼了几口之后吐在地上的立宪，拾了起来。过后没多久的9月，外务部侍郎汪大燮、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学部侍郎达寿等奉命出使英、德、日，继五大臣之后再次考察宪政，这次主要目标是宪法。众所周知，要实施宪政，就要先有宪法。事实上，宪政改革的重要标志不是什么改官制，而是尽早公布宪法。

如此说来，恩铭也算是为立宪捐躯。

同月4日，慈禧又批示了一条新的任命，任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看上去袁世凯是升了，“立宪之前途将放一光明矣”。

不过，她对袁世凯的不放心依旧如阴影般横在心里。在调他之前，她先调载沣入值军机处，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这样可以形成新的派系牵制，不至于让奕劻、袁世凯在军机坐大。另外，在给袁世凯升官的同时，不仅将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免掉了，而且还剥夺了袁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

这就叫调虎离山。

原籍安徽泗州，“以干练称于时”的杨士骧成为了新一任的直隶总督。有趣的是，当年他也在袁世凯之后当过山东巡抚。

同时，就像当年清政府玩的“扬左抑李”这一把戏一样，年岁已大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同入军机。这对张之洞本人来说，同样也是调虎离山。

9月30日，清政府谕令入值军机的张之洞管理学部，位在荣庆之上。

“袁世凯执掌外务部，张之洞若掌管学部，既可加强学务，又有助于相互制衡。以张之洞本人的意愿，其政治生涯扮演过多种角色，兴学无疑是他热衷而富有成效的一类。年近耄耋仍晋京奉命虽属无奈，若能做一些朝廷棘手而自己又驾轻就熟之事，也是一种成就与慰藉。” (36)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慈禧对北洋系的疑虑已经日复一日。她的制衡之术，以及培植载沣，使得满汉矛盾再一次加剧。

改革虽然一步步推进，但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回光返照。

清华的薪火

回光返照的最亮点，无疑是1908年8月27日，《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了。

这也意味着，汪大燮、于式枚、达寿的考察也有了正式的结果，比起早先的五大臣来，他们的结果更见成效。

这次，清政府的行动有点雷厉风行，让人都觉得意外。就在当天，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王大臣奕劻、溥伦等人才将“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等上奏，立即就经批准公布。“此次公布的‘宪法大纲’，一般称为《钦定宪法大纲》。之所以称之为‘宪法大纲’而不称为‘宪法’，是因为拟定者确认它只是以后制定宪法的‘准则’和指导制宪的‘纲要’，不是具体宪法条文。这个大纲也就是当今人们所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37)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确实标志着2000年帝制时代的重大调整，中国向立宪政体迈出了关键一步。“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皇帝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第一次将皇帝从来不受任何约束的无限权力有限化，第一次将一般百姓从来不知道的宫廷秘密政治公开化，第一次规定皇帝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活动，第一次将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 (38)

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

得承认，《钦定宪法大纲》的制度设计，只是注意借鉴日本立宪政体对君主权力尊严的保护和维护，而对于人民所享有的权利未免有所漠视、有所冷淡。它总共23条，其中竟有14条是有关“君上大权”的。

它“充分体现‘大权统于朝廷’的立法宗旨，一厢情愿规定大清帝国皇帝统治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39) 。

“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诏令。草案还规定了君主享有用人之权，但凡国家之间的交往，一切军事等，都不必交付议院讨论决定，君主皆可专断……君主立宪的要义是要有一个得力的议会，但《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创设了议会，但却没有在法律框架中规定议会的权力，没有给议会政治留下足够空间，议会只是君主手中的一个议事机构，既没有独立立法权、审议权和决策权，更不要说对君主权力的制衡与约束。” (40)

不过，被清政府的反复无常搞得有点神经衰弱的民众，以及国内外的立宪党人，早对清政府的期望值大大缩水，哪怕政府有点微弱的进步，都足够为之欢欣鼓舞了。只是，谁也没料到，就是这点缩水的快乐，也是转瞬即逝。

这个月，袁世凯像是“双喜临门”，迎来了自己的五十大寿。尽管军权旁落，但身为当朝一品宰相，他仍然受到了朝野的刻意逢迎。

“一夜之间，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上等寿帖、寿屏竟被抢购一空；北京锡拉胡同袁府门前车水马龙，贺客盈门，达官贵人争相献媚，一团祥瑞。此时的袁世凯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大祸即将从天而降。” (41)

作为立宪党人，严修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张之洞掌管学部，制衡的是袁世凯，但最难受的还是他。

谁也没想到会成为这样。

年轻时他就推崇张南皮，能和张南皮一起共事，像是美差。

加上张南皮一直以来就肯定和推广新式教育，更是废科举的关键人物，一起共事肯定志同道合。

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科举停废、学堂方兴之际，张之洞却开始对广设新式学堂后旧学面临的生存危机充满忧虑。对他来说，毕生都信奉“中体西用”，但是对“用”的变通取舍，取决于如何有利于“体”的需要。也就是说，当“体”需要改革需要有挽救危亡的灵丹妙药时，“用”就会被摆放到一定的高度——比如说新式教育就成为新政与宪政的重要内容。但是，当学堂兴起导致学潮汹涌，异动迭见，危及“体”的生存时，这个“用”有没有存在或发展的必要，就值得怀疑了。

就在张之洞管部不久，有人奏陈“消弭党祸策”，将革命风潮归咎于废八股兴学堂派留学，要求朝廷饬令学部以尊孔为宗旨，约束学生的思想行为，以消弭革命危机。

在这样的形势下，张之洞的主导倾向并非趋新，而是守成。

所以，管部两年中，他以整顿学务、普及教育但也以保存国粹“力挽颓风”、加强控制为基本宗旨，所有决策与措施均围绕上述重点展开。其中一个举措便是其很早以前就提出过的奖励学堂出身。

所谓奖励学堂出身，其基本精神：

一是承认学堂学生入仕与科举士人资格相等，给予相应的出身以示鼓励；

二是选拔程序与科举接近，机会则优于科举出身。

看得出，张之洞要在学堂与科举之间，努力寻找一条中间道路。

奖励学堂出身从动议、实施到消亡，始终与张之洞息息相关。此举对于鼓励接受新式学堂，缓和新旧冲突，曾经发挥过历史作用，当然，张之洞这一方案，固然有因势利导的考虑，“主要目的还在继续禁锢学生于科举牢笼，为清王朝培养济世之才，无怪乎有人称之为变相科举。奖励学堂出身不仅鼓励学生追逐利禄，客观上还造成官场秩序的混乱，成为统治集团新的隐患” (42) 。

这些未必尽合严修的主张和心思。

在若干“技术细节”上，他就经常与张氏赏识的学部参事罗振玉发生争执。

说起罗振玉，他有一堆身份，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他在甲骨文字、敦煌文卷以及汉晋木简上的贡献，让他一直颇有声名。

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他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儿女亲家。

他们的争执体现在，如国子监的存废，严修主张在太学旧址上兴建师范学堂，罗则坚持继续开办国学。

“罗氏惊讶于严修出身翰林却‘思想新异’，折射出直、鄂两地虽同办新学然观念内蕴尚有分别。诚如论者所言：‘直隶经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严修等人的观念主张，与张之洞亲手培植的湖北模式相比，直隶更多实干家的作风和世界眼光，而较少儒学名臣的传统理念。’” (43)

不得不说，严修对张之洞也不免有些心灰意冷。尽管严修本人与张之洞并无芥蒂，开始还有所期望，但张之洞督官学部之后，却从直隶经验后退一步到湖北模式，这进退之间，无疑扩大了双方的分歧。

也许，只有选送留美生这事儿，才多少让他眉头稍开了。

离《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整整两个月，10月28日。

这一天，中美两国政府终于达成了默契，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这也意味着，利用庚子退款向美国选送留学生的事情，也搞定了。

只是，何谓庚子退款？突然冒出这么个词儿，有可能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这里得好好地说上一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跟庚子赔款有关。

前面提到，在庚子赔款一事上，美国人一直就很摇摆不定。起先它极力反对西方列强向中国索要高额赔款，觉得这样会让中国变得更糟，从而影响自己在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在遭到列强反对之后，它也没有再坚持。

毕竟，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不是？

尤其是到1905年前后，因为国际市场上，黄金上涨，白银下跌，列强认为中国以白银支付赔款的方式将给他们造成巨大损失，都纷纷要求庚子赔款用黄金支付，美国人也不例外，它要求和其他列强同样待遇。

这样一来，中国所承受的财政压力更为巨大。

这里得感谢的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正是他在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时，捕捉到了海约翰无意透露的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让他敏锐地感觉出，美国政府自己也意识到，自家的“相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

多年后，胡适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里这样写道：

“事定，美国政府下令，凡美国教会教士商人等，于庚子拳匪之乱，受有损失者，或死者之家属，皆得于此项赔款内，领取赔偿抚恤之费。令下，计来领偿金者，共得二百三十余人，共发给美金一兆九十九元有奇。加入陆军用费七兆十八万零，及海军用费二兆四十八万零，共计美国于庚子一役，所受损失之确数，为美金十一兆六十五万有奇。而于所得赔款二十四兆四十四万之内，减去此数，盖尚余十二兆七十余万金为浮数云。”

这里的数据，是将白银换算成了美金，不管单位是什么，美国人反正是多要了不少。所以更遑论要得最多的俄国人，老二的德国，老三老四老五的法、英、日。加上中国人自己也从中渔利，有两千多万两白银流入有权人士私人口袋而无法查清，中国的普通民众再次充当了冤大头。

幸亏梁诚还是个明白人。他非常机敏地放弃了原订的谈判策略，不再去和美国人纠缠赔款到底用金还是用银，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

也就是说，趁着他们一时良心发现，努力追回那些损失。

美国见自己说出的话如泼出去的水，不好再收回，加上其一直有为中国“减负”的心结，于是就考虑退还部分赃款。

但对这笔退还的赔款，日后很多人还是不买账。

在他们看来，这是退还，不是放弃。从这个字眼也可以看出，美国人觉得自己拿庚子赔款是理所应当的。这让它的退款，看起来不是对中国的尊重，而是怜悯，也是作为富国，对穷人的施舍。

这就比不上俄国了，尽管一开始拿得多，但革命后成立的苏联政府，却在1920年正式宣布放弃对俄庚子赔款的余额。

这些放弃的余额，远多于美国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数额。

话说回来，美国人能退还部分赃款，比起一分钱都没退过的日本，算是够好了。日本拿着这钱，打了一场日俄战争，而且为日后的全面侵华，打了基础。

为此梁诚也感到兴奋。

不过，他在向国内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这笔拟议中的数千万美元退款“合则见多，分则见少”，意思也就是，放在一起看上去还挺多的，但是要是分给各省，大概还不够各省塞牙缝。而且分给各省又容易给贪官污吏们发财的机会。与其让人中饱私囊，不如在国内“广设学堂”，向国外“遣派游学”。这样，美国“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中国则“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己适相反”。

美国人对这一建议，也保持一致。

正好在1905年，爆发的抵制美货风潮，让美国人意识到，中国人对自己的不“美”。为了拉拢中国的未来一代，美国人别无选择。

将庚子赔款中的退款完全用于办学，这“其中既有洋溢着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有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 (44) 。但是，也正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风潮，美国政府担心此时退款，会被中国的愤青们解读为美国向中国屈服。

这使得中国的留美计划，一拖再拖。直到1907年12月3日，西奥多·罗斯福才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对梁诚这一想法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总统发话，就好办了。

很快，留美一事，正式进入了流程。

在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的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

作为学部的主理人，严修也成为这一流程的大力推动者。正是他联合外务部《会奏收还美国赔款谴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提出了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的想法。该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

其成立的时间，多有说法。有说日期是1909年6月或7月，有说具体的日期是宣统元年六月初四日，即1909年7月20日，这些记述都没有给出所参照的历史档案。不过，若查清外务部档案，《游美学务处为报宣统元年全年经费事致外务部呈文》，曾在行文中提到，“现自宣统元年六月初一开办之日起”，由此可知，游美学务处的开办日为宣统元年六月初一日，即1909年7月17日。

一开办，学务处就立马行动起来。这年8月，它就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47人。不过在两个月后赴美时，却变成了50人。因为又加上了3名贵胄子弟。他们也就此成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

再继续谈《会奏收还美国赔款谴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此折还有个建议，不可忽视。那就是要附设肄业馆一所。也就是中美政府商定的留美训练学校。那些想去美国留学，但不适合直接派送出去的帝国人才，要在这里接受比较完整的留美预备训练，完成基础学业的同时，熟习美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政治等。

也差不多与招考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同时，清政府决定将英法联军于1860年焚毁的圆明园之东部偏园——清华园拿出来，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

今天很多人只知清华园，已不知游美肆业馆。从这里，也许大家能多少暗悟，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游美肆业馆即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它先是在1911年4月，被改称为清华学堂。当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有教师30多人，并招有学生460余名。正因此，今日清华要把每年4月最末的星期日定为校庆日。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到了1928年，易名为清华大学，隶属教育部，此时的它已不再是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但仍在1929年选派37名毕业生、考选10名专科生赴美留学。

如今，清华学子谈起母校的创始，首先想到的未必是严修，而是晚清外交家周自齐。他毕业于北京同文馆，应京兆试，中副榜。1896年经总理衙门推荐给驻美公使伍廷芳，到驻美使馆任书记官、领事等职，1903年任参赞。在梁诚任驻美公使时参与退还庚款的交涉工作。这也让他日后参与清华的创办，似成了宿命。1908年，他回国后就职于外务部，没多久就兼学部丞参上行走，游美学务处总办。日后又兼任清华学堂的首任监督。所以今日的清华人也把他当作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尽管风头被周自齐抢光，但谁也不能否认，严修对清华的巨大作用。他参与了游美肆业馆的筹备工作，是当时的董事会成员之一。还有一点必须要提的是，日后先后成为清华校长的金邦正和梅贻琦，都是从他创办的南开中学走出来的。

金邦正于1920年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梅贻琦则在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校长，此时清华已经是国立清华大学。到职后，梅贻琦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直到今天，这一至理依旧振聋发聩。

他们都是第一批庚款留美生。看得出，留美生的成才率还可以。

第二批留美生成才的同样不少。

其中就有胡适。

当年，他考了个第五十五名。

同榜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不管如何，我们都应该记得这个“宁波人”，并向他致敬。没有他，很难说这些名人能有留美的机会，而清华的薪火，亦能就此相传。

对严修来说，选送留美生，也是对他立宪追求的另一种形式的支持。在很长时间内，去日本留学成了中国主要的路径选择，但让张之洞很痛心的是，这些留日生纷纷变成革命者，向国内输送激情的主义和革命。相反的是，日后的留美生多追求的却是民主和科学，向国内输送的是理性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尽管这并没有避免革命的发生，但也正因为这些留美生的存在，才使得中国在大泼君主这盆洗澡水时，没有一并将宪政这个孩子给泼掉。多年之后，当我们看到中国在大破之后，还能走上正途，我们就能理解严修之于今天的意义。

只不过，这已经是严修在政治舞台上仅剩的亮点了。

就在袁世凯五十大寿后风光没多久，同时也是选送留美生紧锣密鼓的行进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足以让晚清天翻地覆的事情。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含悲愤地离开了人间。

中南海瀛台为光绪的软禁之所。自戊戌变法后，他就在此地度过了十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他虽然仍保持着皇帝的名位，但实际已没有了皇帝的权力。可以想象，他至死都痛恨在戊戌变法中最终选择站到慈禧一边的袁世凯，据说，临死之时，他不言不语，用手在空中写着“斩袁”两字。

而在他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他名义上的母后，事实上的姨妈（其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妹妹）、伯母（其父醇亲王奕 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也是慈禧“老公”咸丰皇帝的弟弟）的慈禧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

短短两天，便有一皇一太后去世，中外一下子都震惊了。

慈禧年纪大了，也到该死的时候了。可皇帝还年轻着呢，难道真的是病死的吗？而且也只隔一天，这不会只是巧合吧？

“晚清御史、光绪的近臣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及徐珂所编著的《清稗类钞》等书认为，慈禧在病危期间，唯恐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推翻她既定朝政及平反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害死。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依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深恐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谋毙。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了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毒死。” (45)

不管怎么说，光绪的死肯定不是正常的死亡。

而袁世凯的嫌疑，也是跑不掉了。

对袁世凯不利的传闻越来越多。

“那拉氏重病之际，忽然传来袁世凯欲废光绪、拥戴奕劻之子载振为帝的消息。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他们同少壮亲贵的矛盾，引起那拉氏的警惧。其临终安排以溥仪承位，以袁世凯的死对头载沣摄政，显然含有预防庆、袁篡权之深意。” (46)

当然，慈禧选择载沣，也跟自己老早看上他有关。

此前，她曾将自己养女——心腹重臣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指婚给了载沣，甚至不顾载沣的继母已经为他定亲的现实。面对太后的懿旨，载沣只好将自己的亲事推掉。他和瓜尔佳氏生下来的孩子，就是溥仪。这样，让自己的女婿摄政，让自己的外孙承继大统，显然有利于巩固自身的权威，不以身死而灭。

只是，这样的安排显然很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说起来，载沣虽是个新式人物，也在政治风浪中多有扑腾，但总体上他并不擅长政治。他虽然常常勉励自己，谋求治国良策，但苦于不得要领，往往词不达意，以至于面对觐见者，常常对坐无言，即便请求指示，也吞吞吐吐不能立断。“载沣的亲弟弟载涛也说载沣‘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同为皇族的载润，也认为载沣‘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见识’。甚至连载沣自己也把一副‘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自书对联挂在家中，以表心迹。” (47)

这不能不让人对清朝的命运产生了莫大的疑虑，一个被赶鸭子上架的摄政，一个尚在襁褓中的皇帝，再加一个太后——光绪的表姐，慈禧之弟都统桂祥的女儿，当然更主要的身份是光绪皇后的隆裕……这三人的组合让人看不到未来。

没有经验，缺乏远见，虽然血气方刚，但更多的时候是年轻气盛，不顾一切。加上一朝权力在手，再懦弱的人也是自我感觉超级良好。而这时，慈禧静静地躺在那里，不闻不问。再也没有人能摁住他们那颗蠢蠢欲动的心了。

这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斗争中，连连祭出昏招。

这也是清政府之所以垮台的一大原因。

载沣一上台，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袁世凯下手。

奕劻自然不同意。张之洞这时也站出来替袁世凯说话：“他们都反对中央这个做法，外国人也反对。外国人也认定袁世凯这人不该干掉，中国，大概在当时的中国朝廷当中，除了袁世凯这人能干事之外，没人了。所以载沣没办法，就把他罢官回家。” (48)

袁世凯仓皇出都。

在这种状况下，很多人为了避嫌，旧识无敢与通信者。“唯学部侍郎严范孙修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等语……” (49)

一看上去就知道他是在为袁世凯鸣不平。

1909年1月5日，算得上是袁世凯刻骨铭心的日子。在这一天，他离开了北京。从权力的高峰，一下子就被砸回了原点。这种落差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更让人伤心的是，只有两个人陪着落魄孤单的他，一直把他送到车站。

这两个人，一个是严修，一个是杨度。

“如果说，袁世凯这一生，有什么知交的话，严修绝对要算一个……放下是非勿论，就朋友道义而言，在一个王朝时代，敢于冒朝廷震怒之威，公开吊抚朝廷的弃臣，严修的为人，没的可说。” (50)

离开京城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省彰德府北门外的一个小村，名曰洹上，开始韬光养晦，静观其变。

对严修，载沣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在他眼里，严修无疑是袁党的智囊人物。此后不久，他就找了一个借口，给严修“罚俸半年”的处分。某日，张之洞来学部，告诉严修，因严修提出小学课本要与立宪相结合，惹恼了载沣。

严修闻此，叹曰：朝廷言立宪，而政府不做，将来如何结局。

他任职学部，本为立宪而来，立宪无望，不如归去。

不得不说，尽管他和赵家兄弟、包达三等宁波老乡有点“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对自己理想和理念的坚持，却透着相似的执着和牺牲。

他们都是“宁波好榜样”。

至于被调入军机以制约袁世凯的张之洞，也兔死狐悲。“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

就在1909年7月，“津浦铁路督办吕海寰、总办李德顺因强占及廉价收购土地之事为人参劾并遭撤职，载沣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提议由唐绍仪接任督办，张之洞以为不可，曰：‘唐绍仪不洽舆情，未便继任。’载沣冷笑道：‘中堂以乡绅重望，如以为可，谁还能说不可。’张回奏称：‘朝廷用人，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载沣说：‘有兵在，还怕什么民变。’张愤然：‘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君臣不欢而散。张之洞出而咳血，长叹道：‘不意闻亡国之言！’次日即病，不再入朝” (51) 。

后来，载沣探望，张之洞一片赤心，试图利用最后的机会规劝载沣，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然而载沣却不痛不痒地应付几句，张之洞抖动长髯，长叹一声说：“国运尽矣！……”这竟成遗言。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

享年72岁。

张之洞一死，严修更是痛感“学部已无可作为”，遂请假归里，结束了后期京官生涯。返津当天，他便来到南开学校，与张伯苓谈话至子夜时分。无官一身轻的严修此时刚好是“知天命之年”，此后便再未出仕。

哪怕东山再起的袁世凯再三约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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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昂，《张静江：寂寥“民国吕不韦”》，《中国周刊》2011年第3期。

(2)  张永祥、泰栋、方平，《上海滩的小孟尝》，《东南商报》2009年4月12日A10版。

(3)  同(2) 。

(4)  语出李徵五的孙辈李名隼的回忆录《我的祖父李徵五及其后人》。

(5)  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鄞县通志》。

(6)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  王泰栋，《爱国华侨吴锦堂》，《宁波文史资料第二辑》。

(11)  黎东方，《细说民国创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孙善根，《孙中山与宁波帮》，侯杰主编，《“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  孙善根，《孙中山与宁波帮》，侯杰主编，《“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4)  ［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15)  同(14) 。

(16)  梁文道，《开卷八分钟：日本人为什么到中国搞革命》，凤凰卫视。

(17)  金满楼，《日本人在辛亥革命》，《中国报道》2011年第10期。

(18)  王海涛，《日本改变中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

(19)  张泉，《城殇·晚清民国　十六城记》，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20)  马国川（访谈），《告别皇帝的中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21)  杨天石，《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  《休闲读品》杂志社，《也说辛亥革命》，《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

(23)  杨天石，《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  杨天石，《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  邹金灿，《革命元勋文化遗民》，《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9期。

(26)  王静，《慈城堕民调查》，《宁波晚报》2006年11月18日。

(27)  同(26) 。

(28)  梅薇，《五张珍贵照片展示孙中山与“宁波帮”的深厚情谊》，《宁波晚报》2011年10月7日A05版。

(29)  同(28) 。

(30)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1)  甄光俊、方兆麟，《清末轰动朝野的一桩官场花案》，《文史精华》2007年第11期。

(32)  江城，《历史深处的民国》，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

(33)  张鸣，《太后的麻将》，个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e3ac.html

(34)  章立凡，《大清灾官蔡乃煌》，《新世纪周刊》2011年1月。

(35)  这个观点来源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Stephen R．Mackinnon）的著作《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该作品是一部出版于1980年的英文著作，系由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历经10余年，共7章，着重探讨1901—1908年间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晚清政治的关系。虽然这是一部出版于几十年前的著作，但无论对袁世凯研究来说，还是对研究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来说，该作品都是值得一读的著作。

(36)  关晓红，《张之洞与晚清学部》，《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7)  陈宇翔，《〈钦定宪法大纲〉辨析》，《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2日。

(38)  马勇，《争议〈钦定宪法大纲〉》，《财经》2011年第17期。

(39)  马勇，《争议〈钦定宪法大纲〉》，《财经》2011年第17期。

(40)  同(39) 。

(41)  文化大观园，《重新定义袁世凯》，凤凰卫视。

(42)  关晓红，《张之洞与晚清学部》，《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3)  张晓唯，《南开校父严范孙》，《读书》2005年第11期。

(44)  雪珥，《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5)  李国荣，《清宫档案揭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46)  凤凰网历史，《重读慈禧：体会权力者的智慧与挣扎》，凤凰网。

(47)  董佳，《教科书里没有的近代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

(48)  文化大观园，《重新定义袁世凯》，凤凰卫视。

(49)  《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0)  张鸣，《严修与袁世凯》，个人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155673.html

第七章　殊途同归

山西票号的没落

对包括宁波帮在内的商人阶层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很坏的时代。帝国政府需要倚仗他们的力量，革命党人也需要拉拢他们的人心。只是，当两头的政府与革命党在处境上变得都不尽如人意时，他们本以为自己可以左右逢源，却不料到最后，可能两头都不靠。

幸好虞洽卿当时没做官的决定帮助了他，在野的身份，让他不至于被政治裹挟得太深，像盛宣怀那样，沉迷其中，却又身不由己。当然，也不至于像严修那样，越深入政治的核心，越清晰事实的真相——在清醒的同时，少不了伴随的是更多的疲惫和失望。当立宪逐渐成为镜花水月之时，他还可以退而求其次，去做自己的商人老本行。

对他有利的是，他所团结的端方，正在两江总督的任上。

他可以依靠端方来做点事情，实现一点人生理想。

这个时候的虞洽卿，其实本身还是有很多追求的。比如说，他尽管做过买办，是个优秀的“调停人”，而且手中还握有华人体操会这样的“枪杆”，但他吃亏在没有实业，只能算是一个“生意人”，而达不到“实业家”之类的高度。所以和朱葆三等人比起来，总觉得还欠缺了什么。

也就在他第二次以随员的身份去日本考察时，他曾拜访过吴锦堂。对自己这位同乡创办实业致富，深受启发。尤其是，“看到日本国力强盛源于工商业的发达，遂萌发回国办实业的愿望” (1) 。

也正是在日本，他认真看过日本的博览大会，在他眼里，博览会这种模式就是好，一则可使国人观摩，广开振兴实业之门路；二则可使国货物畅其流，免受洋货之干扰。

于是，他在回国之后，除了规范华人体操会，并加入张謇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成为会员之外，还做了几件事。

先说第一件事。

趁着慈禧还活着，虞洽卿赶紧上疏，提出“列强利用银行来盘剥中国，制约中国工商的发展，为了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必须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

尽管此时由盛宣怀创办，以宁波人为主的中国通商银行业已开办了10年左右，但“奉旨开办”，“商股商办、官为护持，与寻常商家银行不同”，还是让中国通商银行总摆脱不了国家的影子。所以开办一家以民间力量为主的民营银行，成了被中国通商银行所影响的后来者的光荣与梦想。

说干就干，1908年，虞洽卿就邀集朱葆三、李云书、周金箴等人创办了上海四明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资本150万两白银，在清政府农工商部注册。当然，这里还少不了另外几个新鲜面孔。他们分别有陈薰、有袁鎏、有方舜年、有著名法学家吴经熊之父——曾担任过首任宁波总商会总理的吴传基。

也少不了一个人，严信厚之子，严子钧。

严子钧，号义彬。叫他严子钧亦可严义彬亦可，但今人常常喜欢“混搭”，把他叫成了严子彬，就不免让人笑掉大牙。这位出生在1872年的严家长子，多财善贾，颇有父风。尽管在很多重要场合中，他出现的镜头远远比不上虞洽卿等人，但随着父亲在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亦即1906年6月30日于天津病逝，先是继承父业主持源丰润票号，又于1907年上海独资开设了源吉钱庄，合股开设德源钱庄。一跃成了钱业中的红人。

和父亲走李鸿章、盛宣怀路线受益匪浅相似，他也走了袁世凯的同党蔡乃煌的路线。说起蔡乃煌，利用PS技术帮助袁世凯反败为胜，最后当上了上海道，收获的红包不可谓不大，同时，这也将他推到了宁波帮的面前。不得不说，因了蔡乃煌的上位，让明面看上去和宁波帮关系不大的杨翠喜花案，成了宁波帮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伏笔，逃避不了。最起码，严子钧有了自己团结的对象。日后，两人的关系就越发密切。

也多半因了两人的关系，严子钧得以承办了源通海关官银号（此官银号即为上海海关官银号，1888年由官办改为商办，遂改此名）。到1908年，他更是任源通官银号董事。而源通银号以及与源丰润票号的往来钱庄有权为上海道经手存放海关的巨额税款。朱葆三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当年依靠袁树勋经手庚子赔款的好日子，要大大让位于自己这个宁波小辈。

正是在这样的交接棒的传递中，严子钧逐渐地走向了前台。只是，和父亲是中国通商银行掌权人相比，他还没有足够的权威。虽然位列四明银行创始人，但当上四明银行总董的，却是他父亲的故交周金箴。总经理则是陈薰。

虞洽卿虽然为协理，却是实际负责人。

他现在没必要急着遗憾，等着他发挥自己的日子还有很多。也许，该遗憾的是虞洽卿。尽管得偿所愿，但四明银行还是没能成为中国民营银行的第一人。

在它之前，有无锡商人周舜卿于1906年，按有限公司体制集资50万两白银，在上海创设的信成商业储蓄银行。银行之名取“有信必成”之意。这位商人曾在周新镇开办无锡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裕昌丝厂，据说是话剧《雷雨》中老爷周朴园的原型。

光绪三十三年，信成银行10块银元面值的纸钞，纸钞中所印人物头像即为爱新觉罗·载振。

这里还得说一下路线的问题。他跟载振的关系很好。如果说段芝贵走的是载振的“床线”，他更胜一筹，直接和载振结为金兰。日后他又在无锡成立锡金商会和锡金农会，并分别担任第一任会长。

在信成成立前后，还有浙江兴业银行。它的建立，跟汤寿潜任总理的商办浙路公司有关，一开始，它是该公司的附设银行，方便浙路对自己募集到的海量巨款进行保管和取用。“可是铁路与银行毕竟是不同的业务，两者混在一起股权也容易混淆不清，于是又决定把银行从浙江铁路公司中独立出来。1907年10月5日，‘浙路’的股东们取‘振兴实业’之义，正式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于杭州。资本额初为100万元，分1万股，每股100元。浙路公司投资40％以上，其余再招商股。” (2)

而在信成、兴业之前，还有一家志成银行。前面曾提到，在庚子事变中，天津商人曾联合起来自治，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当然，这家银行不如浙江兴业银行那么风光，同样也不如四明银行那么醒眼，所以难免会被人忽略。

不管如何，四明银行的开办，都是一件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对工商业发达，急需金融业支持的宁波帮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同时，它也是宁波帮在银行业上的第一次“自主”尝试。有了第一，自然就有第二第三。如此，它和其他民营银行一起，让宝贵的民间资本有了成为金融资本的机会，也借此培育出了众多的民间银行家。在不久的未来，他们纷纷成了中国金融舞台上熠熠生辉的明星。

它的开业日子，选择了9月11日。911，很好记的一天。这一天，离《钦定宪法大纲》出台没多久。在不经意间，《钦定宪法大纲》成了四明银行的彩头。

行址选在了上海宁波路江西路口。

它将营业种类共分两部，一个商业部，主要是经营存款、放款、贴现、汇兑、发行银洋各票业务；另外一个储蓄部，收存零星款项。毕竟是做惯了钱庄，这些宁波人开起新式的银行，在做法上也不免有很多钱庄的影子。而且营业时间，也和周围的钱庄别无二致。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能要求每个新式的事物，都是一种脱胎换骨，它总脱离不了环境和时代的制约。对这样的事物，你更应该看到的是它所努力表达的求上求新的诉求。当然，它也有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在开业不久，就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了钞票发行权，发行的兑换券有4种：壹元、贰元、伍元、拾元。其中贰元券，他行没有，显得很别致。

但是，虞洽卿也别高兴得太早。

它的成立，总是让一些人不爽。譬如那些进入中国市场，对钱庄和票号构成莫大威胁的外资银行。就像西方列强总是要贪得无厌地勒索各种利益，它们也不会放弃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意图。从汇丰挤跨阜康票号，到华俄道胜阻击中国通商银行……它们试图建立自己在中国的金融霸权。这也让它们对待中国的每个“新生儿”，都不会友好。所以，四明银行的钞票刚一发行，它们就找到了打压的办法。先是将这些钞票攒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再提着这些钞票去四明银行挤兑现洋，这一下让四明银行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幸好，宁波帮在上海多有威望，加上又团结互助，面对危难，他们纷纷登高一呼，自然帮者云集。这样，各大商店、钱庄、银号争相代兑四明钞票，风潮得以平息，而这又无疑为它们做了一个免费的宣传和广告，一时更受市民欢迎和信任。最初发行额2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在上海、汉口、宁波、温州、舟山等沿海、沿江城市广为流通。

遂有中（国）、四（明）、通（商）之称。

也在这一年，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在户部银行的基础上，改组成功。同年3月4日，也就是二月初二，交通银行也正式开业，开启了自己的百年传奇。这个交通银行始萌于修筑铁路，于一年前由邮传部奏设，以经营轮、路、电、邮四政，又取“交通”二字交叉贯通，引申兴旺发达之义。如果说大清银行是晚清的“央行”，那么，交通银行则为官商合办之股份有限公司。相对于四明银行，它们在民营上的成色都不足。但抛却官商、朝野的对立，这些银行的成立，都应是中国的幸事。另外，从当年中国通商银行的一家独大，到大清、交通的纷纷涌现，也可以看出，在创设银行成为潮流之时，就连清政府也没有再踯躅犹豫，错过这一自身发展的红利。

很遗憾的是，昔日中国的金融老大，在庚子事变中逆市上升的山西票号，在这一拨行情中，却被远远地甩开了一大截。

我们不妨先回到庚子之年。

这一年，晋商也成了动荡年代的受害者。

不过，八国联军对他们的损失并不大，“庚子之乱，受伤者不过直鲁两省”，所以，他们受害，也只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害”。

反而，和以往一样，他们在战乱后得到的商业利益，更是远大于战乱造成的损失。

先是成为“清廷财政部”，在国难当头时一举坐大。后来又靠着汇兑庚子赔款，再次赚得大利润。虽然各地的汇费不同，每100两银子，票号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但架不住庚子赔款的量大，以至于票号的东家和掌柜们数钱数到手抽筋。

如果说，庚子赔款最起码有这么几个赢家，那么，一是西方列强；

二是以朱葆三为首的江浙官商和钱庄；

三是以华俄道胜银行以及荷兰银行为首的西方银行；

另外就是晋商经营的票号。

这让他们更是不思进取，以至于都快忽视了这样一个危机。

那就是在1900年前后，各行省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筹集赔款等，陆续成立官银钱局，全面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原由票号经手的公款汇兑被夺去大半。

就像张之洞，1893年先建湖北银圆局，广铸银圆，而且也曾发行纸币。后来又在1896年于汉口成立湖北官钱局，经营30余年之中，凭借自身的垄断权力，营业素称发达。当时，该局拥有的资金，“放于商家以资活动市面者，有银740余万两，由行政署挪借应用者，有银400余万两，库储现款，有银340余万两，该局所营产业，尚不在内。出入相衡，绰有余裕。每年余利，多则五六十万，少亦四五十万” (3) 。

官钱局赚得越多，票号就损失越大。

更大的危机还在于，他们对自身的“转型”，一直迟迟没下定决心，甚至对权力抛来的橄榄枝，他们也是拒不接受。

“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邀请山西票商加盟天津官银号，遭票号老板们一口回绝。第二年，户部尚书（即财政部长）鹿钟霖奉旨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曾号召北京各票号入股，但山西票商总号却明令‘不仅不让入股，人亦不准加入’。户部多次相询无果，只好转向江浙丝绸商人筹股。” (4)

也正因为各省热衷于创办官钱局，用发行官钱票来敛财。加上本来就多如牛毛的民间钱庄、票号，它们有的准备金很少，而发出的钱票很多，形成钞少票多的“虚票”。各种钞票、钱票、庄票混合流通或各占一地，金融秩序十分混乱。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影响财政以致动摇政权。清政府不得不有此一虑。

成立国家银行，整顿金融币制，统一发行中央银行纸币，势在必行。

1905年9月27日，经财政处奏准，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

他们没加入户部银行，户部银行就做了他们的敌人。“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它当仁不让地垄断了全部的官款汇兑业务，这对于一靠官款汇兑赚手续费、二靠官款汇兑的现金流放贷的山西票号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5)

从户部银行与中国通商银行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户部银行的生意，又是多么红火起来。

“户部银行成立较中国通商银行晚，但在地位和营业方面很快压过后者，以吸收的存款余额做比较，中国通商银行的存款余额1906年为194万两，1907年为224万两，1908年为194万两，1909年为200万两，而户部银行相同年份的存款余额则为1056万两、2208万两、3526万两、4381万两，两者比较相差况至10倍到20倍。数额庞大的户部银行存款中必有大宗官款及政府财政存款。” (6)

晋商中同样也有明眼的人。

北京分号的经理们，如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日后便上书山西晋中老家各票商总号的负责人。在这封落款为“京都祁太平票帮”的公函中，力陈票商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各家应及早合组银行，外争利权，内求自保。

结果是，白说。

为什么晋商的这些东家和大掌柜，就这么不乐意呢？

很简单，他们希望永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唯我独尊，一旦引入外资，而且是强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资本，必将受到牵制。原本丰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独享，现在也被迫与人分享。关起门来做大王，这正是票号总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也是日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战略。正是这种‘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山西人办事虽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票号的这一不治之症” (7) 。

可以说，跟风雨飘摇的晚清一样，山西票号也毁在了自己封闭、保守的体制之上。

当然，晋商也有挽救自己的机会。

这就是户部银行改组大清银行。在改组过程中，清政府在人、财两方面都感到不足，两次恳请他们协办，又遭后者抵制。

不过，山西票号也不是没有一点贡献，最起码它们为大清银行提供了一个重要人才，那就是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

因为在慈禧西逃时出力甚多，慈禧在筹办户部银行时，就想起他，然后下旨问他想做官还是想经商。贾继英倒挺老实，说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但经商还可以。慈禧就说，那就给你个既做官又经商的差使吧。于是他成了户部银行的第一任行长，等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后，他继任行长。

因为大德恒、大德通都是晋商乔致庸开办的产业，可以说，是乔致庸，也是山西票号，还可以说是晋商，造就了中国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

这也更让晋商有理由睡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不起来。

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当山西票号总部里的东家和大掌柜，还沉醉在繁华梦中之时，在前线的将士们，已经在战火中看清了局势的危急。为了应对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外资银行，还有四明银行的竞争，以蔚丰厚票号的北京经理李宏龄为首发动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

“他们推举渠本翘为成立后的晋省汇业银行领袖。渠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真正考出来的进士，有身份、有学识；当过驻外国领事，有眼界；领导山西赎矿运动，有威望；又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有资历。” (8)

如果李宏龄等人的设想得以实现，还将使票号的东家们免于几年之后的破产。然而，“当时蔚泰厚的总经理，是在票号界举足轻重的毛鸿瀚。他的心态，与慈禧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心态，如出一辙。

“他既认识到竞争变化的威胁，又不能下定决心改弦更张，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最终，毛鸿瀚做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他认定，李宏龄的上下奔走，正是为了夺他的权，企图成为山西票号业的首领，必须粉碎李宏龄的‘夺权阴谋’。” (9)

在1905年之后，晋商依旧错失了自己人生中尤为重要的救命稻草。再一再二不再三。辛亥革命后回到乡下开杂货铺为生的李宏龄，将筹组银行流产前后的信件反复研究后，哀叹晋商之败并非“天数”，其实乃是“人事”之祸。

两两对比，宁波帮在银行上的先见之明，给他们提供了后来居上最为有力的例证。

此后不再提晋商。

在四明银行开业没多久，虞洽卿开始了自己又一项人生大事业：

通过端方，向清政府建议筹组“南洋劝业会”，借以表明政府“提倡实业”的坚决态度。

这个南洋劝业会，在张振勋接受慈禧、光绪召见时曾提出创办。这也让很多人，将南洋劝业会的民间首倡人安在了张振勋的身上。这可以说没错，当然，也可以说张振勋所提的南洋劝业会，和虞洽卿所建议的，并不是同一回事情。事实上，虞洽卿一开始是想将这个劝业会办成日本那样的博览会，但端方却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初次举办，应“暂避博览之名”，还不如叫“劝业”，为“劝百业之进步”之意，意指提倡和奖励实业。于是，到最后，又回到了南洋劝业会这一名头上。

不管到底叫什么，两者是不是同一回事情，但张振勋和虞洽卿在振兴中国实业上的态度和目的，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尽管此时的张振勋因铁路路权问题和朝廷之间裂痕首现，但劝业会在创办过程中，还是没有忘记他，并盛情邀请他加入。这也让南洋创业会，很难彻底地抹去张振勋的痕迹。

这里需要费点口舌解释一下南洋创业会。从端方那里，我们知道了“劝业”之意，只是，何谓“南洋”？

它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南洋，是指南部中国的沿海地区。前面在提到宁波帮早期形成的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时曾指出，当时由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这是沿海分界线。陆地分界线差不多是以江苏为准，江苏以北为北洋，江苏以南包括江苏则属于南洋。为此，清末还设立“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以加强区域行政管理、通商和地方武备。

一般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则由两江总督兼任。

所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所练的新军，日后以此为依托续练的水师，均被归入“北洋系”。需要注意的是，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的北洋系左右政局。这便意味着“北洋”两字，贯穿中国近代史，含义也超越了地域名称。

广义的南洋，则在狭义南洋的基础上，包括了今日的东南亚一带。诸如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它们在明、清时期也被称作南洋。看得出，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

虞洽卿所想创办的劝业会，一方面主办点是放在两江总督官署所在地——江苏南京；另外一方面，得仰仗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加入参会，所以叫作南洋劝业会，恰如其分。

在1908年11月，端方与时任江苏巡抚陈启泰联名给清政府上奏《筹办南洋劝业会折》，正式劝设南洋劝业会，折上说：“劝业会设，发起虽在南洋，若办理得法，将来效果，正赖以鼓舞全国实业。”

对端方的建议，清政府也没有二话，于是即降旨筹备，委任瑞方为会长，虞洽卿为副会长，度支部并拨银70万两作开办经费。接下来端方又捎话，命虞洽卿速去南京上任，筹办劝业会事宜。

虞洽卿忙将自家产业安排妥当，又让长子虞顺恩暂代荷兰银行买办，然后匆匆上路。

尽管端方为会长，但只是挂着个虚名，劝业会的职权全操纵在虞洽卿的手里。

不过为了表示支持，端方还特意修了一条轻便铁路，由南京下关直达劝业会所在地鼓楼。

“他有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在背后撑腰，顿觉意气风发，有心一展宏图之志。劝业会大小事务，他必躬身亲问，以至于这段时间，风月场所没了他的踪影。” (10)

这说的就是虞洽卿。

然而，想要筹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博览会，除了建铁路，还得修各省产品的陈列馆，70万两的财政拨款显然是不够的。

虞洽卿还需要筹垫银36万两。

款项从何而来？当然是向上海的巨商筹集。对此，上海滩莫衷一是。朱褒三曾来电说表示赞成，但也流露出担忧的意思。在他看来，这笔垫款，数额巨大，倘若最后亏空，多半血本无归。他劝虞洽卿跟政府打交道还是要务必小心，毕竟清政府的公信力早就千疮百孔，不要到时候陷入泥坑了。

但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

然而，就在筹备紧锣密鼓的关键时刻，偏偏没过几天，就碰上了慈禧、光绪晏驾，此事又复搁置。

又复搁置还不怕，偏偏端方从两江调到直隶了。

说起来，端方的命运似乎要比赶到河南的亲家袁世凯要好一点，不仅没有跟着落难，反而因为杨士骧的暴卒，1909年亦即宣统元年，48岁的他被擢授直隶总督。虽总督的身份不变，但直隶总督在地方官员中排序第一，是所谓“疆臣之首”，这就意味着端方又要入阁为相参予枢要了，一举登上自己权力的顶峰。

对虞洽卿来说，这并不一件好事。

很简单，县官不如现管。

接任端方两江总督一任的，是张人骏。

在1909年6月28日，清政府任命张人骏接替端方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此兄即是张佩纶之侄，张爱玲之堂叔，字千里，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又字安圃。直隶人（今河北丰润人），进士出身。

他和端方有着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袁世凯和端方是亲家，跟他同样也是亲家。他的一个儿媳就是袁世凯的长女。

只是和端方这位出去开过洋荤，言必提立宪的“亲戚”相比，他却是一个相当旧式的人物。其他的暂且不论，就说对商人的态度，同样一如既往。

视商人为四民之末，耻与商人为伍。

在商人面前，这个有着清政府一品官衔的老爷，为了表示自己的“出身高贵”，常常摆出十足的官架子。

尽管虞洽卿也是一品百姓，但一品与一品之间，似乎还隔着个天堑。

张人骏竟不屑与虞洽卿合作。

“拿下”张人骏

好在南洋创业会暂时不顺，并不影响虞洽卿在其他方面的开拓。比如说，轮船业。

这差不多也是他在创办南洋劝业会前后同时进行的一项事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虞洽卿的志向不小，想在各方面都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另外，他的精力的确过人，别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不错了，他却可以一口气抓好几起事情，而且还有条不紊。

说起来，他动起这个念头，还是跟他每次从宁波老家来回上海的水路体验有关。这条水路上，跑着太古的“北京轮”、中法合资东方公司的“立大轮”，还有官办招商局的“江天轮”。前面就说了，这些轮船的船长、大副、稽查等均由洋人充任，他们不拿华客，尤其是那些睡统舱的乘客当人看。“每次查票，旅客坐在席地铺上，他们在旅客身上任意践踏；见有已睡下的旅客，则用皮鞋脚乱踢，如稍加反抗，反而多踢几脚。虞洽卿初次从三北去上海，在轮船上也亲身受到过这种虐待。并且，这些轮船的票价也太贵，即使睡统舱，每人也得付大洋一元，那时一石米才卖四五元。” (11)

这种体验，无疑让他的心里刻上了很深的屈辱。这种屈辱并不随着他地位的提升有所改变。那时的他，无权无势，根本没办法改变这一现状。

如今，不同了。

虞洽卿先是以四明公所的名义，多次向各轮船公司要求改变虐待旅客的作风，以及减低统舱票价为5角。“谈判的时候，虞洽卿曾甩出一句话：‘如果你们不同意，则宁波人将自己设立公司，购轮来行驶。’这本是宁波同乡平时说的激愤话，虞洽卿在说的时候，并没有自设轮船公司的计划，只不过为了加重筹码，使交涉获得成功而已。不料太古、东方和招商局拒绝降价要求，这一下，倒变成宁波人非办轮船公司不可了！否则，宁波人势必永受三公司摆布。” (12)

虞洽卿决定自办轮船公司！只是，说起来远远还不是“实业家”的他，虽然也是有钱人，但手头上的资金，还是不足以撑起一个公司。这意味着他做不了主要股东。但他越发地擅于“空手套白狼”——以前靠的是“短打朋友”，后来创办南洋劝业会靠上海的巨商来筹集垫银，再到现在，他又将目光瞄准了自己的那些有钱的老乡，不光宁波人，绍兴人也算。也别说，他以前能做成“调停人”也不是白搭，这次同样做成功了。

1908年5月，这家名叫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终于在竞争激烈的航运市场竖起了大旗。它设总行于上海，设分行于宁波。又在上海、宁波等15个国内主要商埠及日本横滨设立代收股款处。在发行宁绍商轮公司股票时，股票两边的花边纹饰间印着“爱国爱乡，挽回航权”8个字。这在中国130年的股票史上绝无仅有。

从这8个大字上，也可以看出虞洽卿开创民族航运事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其尽管是商人，无利不起早，但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当时，还是努力着眼于“与洋商抗争，为祖国和家乡夺回利权”。

入股宁绍商轮的，有方舜年、严子钧，他们在虞洽卿的各项事业中，成了少不了的援手。当然，这里少不了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吴锦堂。

前面说了，吴锦堂尽管入了日本籍，但他对自己祖国，还有家乡宁波，依旧念念在心。除了拿出大笔银两救济长江一带的灾民，获得过清政府颁发的“乐善好施”匾，还在老家重修慈北杜、白二湖，并建锦堂学校。当然，他这一系列的举动，也跟清政府在政策上的某些开明有关。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对国内商人另眼相看，对华侨也开始有意笼络。“侨资很快就被寄予借以开辟利源、抵制外资及自主发展之厚望。因此，清政府在出台一系列旨在保护归国华侨政策法令的同时，加大了吸引侨资的力度。” (13) 商部也出台了各种相关的法令，以鼓励华侨投资，如《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垦荒条例》《华商兴办实业条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等等。除此外，清政府还有计划地派遣官员到海外说服华人回国投资。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以振兴浙江实业为由，派员到各侨居地招抚华侨回国投资……这种姿态，的确让华侨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吴锦堂除了在国内大做公益，也一度开始投资实业。虞洽卿的轮船公司便有他的股份。

只是宁绍轮船公司要想和太古、招商局这些大公司竞争，资本也不能少到哪里去，所以单靠发行股票，不能解决宁绍商轮的温饱问题。好在还有四明银行。其筹得的股金不足之数，便由虞洽卿向四明银行贷款。

这也让四明银行的创办，显得很未雨绸缪。

在前期的一系列烦琐而又辛苦的准备之后，轮船公司从无到有，而且有模有样，资金达150万元。有钱了就好办事，先向马尾福州造船厂买来一艘“宁绍轮”，又买来了一艘较小的“甬兴轮”，开始运行；后又添置“新宁轮”。可谓是蒸蒸日上。

只是有了船还不行，得有码头。

“那时，黄浦江两岸均为太古、怡和、日清、三菱、汇山、其昌、公和、祥华、顺泰、三井各公司、洋行占领，造了码头；浦东不宜于泊船，而且也多被外商或招商局所征用。虞洽卿初向外白渡桥东东洋（三菱）公司码头商借不成，又向三德堂租借洋泾滨外滩（今天文台轮渡码头），也不成，只得再设法向十六铺以南一带借码头。从十六铺到关桥，本是大达轮埠公司的租用地，大达公司在沪的主要股东陆伯鸿又是天主教徒，与法商东方公司关系密切，为维护东方公司利益，哪里肯借。” (14)

这次幸亏是张謇给帮了忙。

他恰好在这轮埠公司任总经理。

这个1904年创办的公司，正是张謇联系李云书、汤寿潜、许鼎霖、刘锦藻而创立。公司既经营港埠装卸业务，同时也经营轮船运输业务，除张謇任总经理之外，公举刘锦藻为总办，李云书为副总理，湖州巨商王一亭为经理。

可以说，这个公司跟差不多同时成立的商办浙路公司，也差不多是同一个班子。

这样，虞洽卿总算借到了大达轮埠公司所占十六铺一段，自建码头和栈房。“诸事完备，宁绍轮船开始航行沪甬，主要业务是搭客，另外兼接货运。” (15) 1909年7月9日，就在张人骏出任两江总督不满半个月之时，宁绍商轮所属的宁绍轮和甬兴轮行试车礼。从次日起，两轮正式换班来往于沪甬间。自申甬航线开辟以来，宁波人第一次坐上了自己的轮船。与此同时，随着宁绍轮船的入驻，十六铺码头也在20世纪初开始变得人气鼎沸，在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流、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交换的唯一节点，逐步奠定上海的航运中心地位。它不仅是宁波人的物理地标，也是文化地标。

虞洽卿终于轻松了一把。它意味着自己在与竞争对手的较量中，先胜一着。

更关键的是，也一洗与张人骏之间的晦气。

拿下张人骏，有人说虞洽卿用的是性贿赂。

招数跟段芝贵用杨翠喜拿下载振如出一辙。

尽管杨翠喜花案让段芝贵刚署理黑龙江巡抚就灰溜溜地下了台，但得承认，美色仍然是官场上的“硬通货”。很多人在美色面前，往往会忘记惨痛的教训。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在南京的秦淮河，虞洽卿遇到了陈家二女。

前面说了，在虞洽卿长达79年的生命里，对女性是颇有需求的。他都自承患了“寡人之疾”。尤其是在这种遇事不顺的日子里，他更需要用女性的柔情来洗涤自身的忧伤。恰好这个陈家二女，据说是陈圆圆的后人，一个娇小玲珑，一个妩媚大方。看似属于歌舞伎，卖艺不卖身，但虞洽卿在生活上简朴，对美女却是出手大方，很快就让陈家二女被自己左拥右抱上了床。

这么一连几天之后，虞洽卿突然想起，这对姐妹花对自己很有杀伤力，对张人骏未必没有！大家都是男人，是男人，总会有些“寡人之疾”的。

虞洽卿决定，出更高的价钱，让陈家二女献身张人骏。

为此，他一边买通张人骏的心腹桂宝，一边重新包装陈家二女，教她们洋话、洋礼、洋舞、洋乐，然后对外放风，说自己新收相好，洋式人物。

张人骏果然中招。说起来，他尽管守旧，但谁也不会排斥美元、英镑，包括洋式人物。哪怕只是尝尝鲜也好。

为此，他招来虞洽卿，假装过问起劝业会之事，醉翁之意不在酒。虞洽卿心领神会，赶紧邀请他去赴家宴，不叫外人作陪，只有他们俩。

外加陈家二女……

结果不言自明。 (16)

事实却是，这种情节的确适合拿来说故事，但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

张人骏虽然守旧，但在家人看来，却是子孙在学问道德上的楷模。

相比较亲家袁世凯，张人骏的确对得住家人的称誉。

袁世凯终其一生，共有1妻9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所以朝廷中的要员大部分都是袁世凯的亲家。当然，这些子女中出名的不多，让人记得住的就是袁克定、袁克文。而这些妻妾，原配于氏是袁克定的母亲，在驻朝时娶的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则是袁克文他娘。金氏嫁过来时陪嫁的两个丫头，最后也成了袁世凯的姨太太——三人不仅平起平坐了，甚至按照年龄大小，其中的一个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反而成了三姨太太，另外一个吴氏则为四姨太太。这怎不叫人成天郁郁寡欢？也就是这个李氏，为袁世凯生了6个儿女，除了长女伯祯成了张人骏的儿媳，五子克权则是端方的女婿之外，七子克齐娶日后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娶日后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为妻，六女箓祯则嫁孙宝琦的儿子。

虽出身贫贱，但终是母因子贵。

这些远远没有满足袁世凯。他甚至还从自己的儿子袁克文的手中，抢得了南京钓鱼巷的一位姓叶的妓女，成了他的六姨太太。在他50多岁时，又临幸了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这位刚刚成人的小丫头最终成了他的九姨太太。

到了张人骏这里，他不仅一生不纳妾，而且还不许家中子弟纳妾。

“蓄养婢女虽然不绝对禁止，但各房使用婢女很少。袁世凯的长女嫁到张家，也是一个婢女都没有。张人骏不允许子弟吸鸦片，家中烟具全无。他从不办大寿，家中禁止赌博，甚至连唱京戏也被视为不屑之事。

“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回忆：‘一家人大有过着清教徒生活的味道，他本人晚年在天津，除了每天写写字外，诗酒风流的事是没有的。因此他不是一个过潇洒生活的逸老，而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正人君子。’” (17)

这种旧式尽管有些不合时宜，有些清高，让虞洽卿为之头疼，但未必不透着一股可爱。他曾有长达30年的京官生涯，“没有任何绯闻，别人给他的永远是正面得不能再正面的评价：‘为人凝重，操履端洁，察史颇严。’” (18)

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人物。

一方面，我们得先承认，他是相当爱大清的。

他这辈子有个偶像，那就是对清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的曾国藩。他跟追星族似的，把曾国藩的照片放在自家的客厅，把曾国藩的著作也到处陈列，搞得不知情的人，以为进了曾国藩纪念馆。

你也可以说他愚忠。

在光绪中叶时，他由京官外放。这期间他当过盐道，也当过广西、广东、山东布政使，再升漕运总督。在袁世凯从山东巡抚的位置上署直隶总督的同时，他也在漕运总督的位置上获调山东巡抚。

也正是在义和团运动时，他就极力劝袁世凯不要摇摆不定，并说，“古来没有听说用邪说可以成大事的”。对正在犹豫的袁世凯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决定性的指导意见，接下来下决心维稳，进而飞黄腾达。为了感谢他的献策，袁世凯遂和他换帖结拜成盟兄弟，干脆又成为儿女亲家。

日后，他先是调任河南巡抚，接着出任了广东和山西巡抚，而后再次回到河南巡抚的位置上。

1907年，任两广总督。这一干就干到了接任两江总督之前。

调自己的兄弟为两广总督，自有袁世凯的小算盘。前面说了，这年的丁未政潮中，岑春煊偷鸡不成反而蚀了一把米，被调出军机处到两广去当总督。结果又因蔡乃煌利用摄影技术，连两广总督的位置也没保住。

让张人骏当两广总督，明摆着就是要彻底堵死岑春煊的退路。

这并不意味着张人骏纯粹就是一政治工具。

事实上，他是颇有政绩的。

这又要说到他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得承认，他是相当爱国的。

这里就得提提到今天为止还是中国领土头等大事的南海问题。在他当广州巡抚时，这个问题就已经很突出。因为此时的日本人，已经通过《马关条约》强占台湾——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支点”，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将野心投向了东沙群岛。

两江总督张人骏

这时，“一个叫西泽吉次的日本商人在南海遇风，苍天无眼，他居然没有死掉，反而被海水冲到了东沙群岛的东沙岛” (19) 。他发现，这里的鸟粪资源丰富，弄回台湾出售，肯定是一笔大大的财富。

这种行径自然被张人骏给制止了。

在他看来，国家领土不容侵犯，当然也包括鸟粪。

日本人阳奉阴违。等到他从各地巡抚的位置上兜了一圈回来后，他发现这帮满怀鬼胎者，趁着自己不在，对中国也越来越不客气了，根本不顾中国当地政府的感情，已发展到在东沙群岛上建起码头和小铁路，悬挂日本国旗，竖牌声称占据“无主地”，并把东沙岛擅自改名为“西泽岛”这样恶劣的地步。

如果说朝中有人早已被洋人吓破胆子，但张人骏绝对不是其中一个。

他对日本人同样不客气。

他先是据理力争。通过汉代以来的历史文献和有关图籍，让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东沙岛为中国的固有领土，并将东沙岛归还中国。

就在两江总督的调令下达前几个月，他先是委派副将吴敬荣前往勘察，明晰了西沙群岛的地理范围及主要构成，并划定岛屿处数，后又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凖、广东补用道李哲浚、署赤溪副将吴敬荣等再次巡视西沙群岛，对该群岛进行深入调查。“军舰每到一处皆勒石命名，鸣炮升旗，重申中国主权。” (20)

“为了记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便竖碑’，当时所命名的岛屿，皆以军舰、物产名和参与此事的重要官员的籍贯为名。” (21)

比如说用军舰命名的有伏波岛、琛航岛；因岛上掘泉，得甘醇淡水而得名的有甘泉岛；用参与此事的重要官员的籍贯命名的有邻水岛（李凖，四川邻水县人）、霍邱岛（裴祖泽，霍邱县人）、归安岛（丁乃澄，浙江归安人）、乌程岛（沈孝文，浙江乌程人）、新会岛（林国祥，广东新会人）、华阳岛（王文焘，四川华阳人）、阳湖岛（刘子怡，江苏阳湖人）、休宁岛（吴敬荣，安徽休宁人）、番禺岛（汪道元，广东番禺人）。

自然少不了丰润岛。

这里，还有一个岛，则是以宁波命名。

不言而喻，这些官员中有人是宁波人。

谁呢？广东补用道李哲浚！

“李哲浚，字子川，清末民初定海普陀勾山人，是光绪十一年乙酉拔贡、善词章工绘画、自号有称‘黄雉山樵’的著名书画家李肃铭先生之三子，慈善家李哲诚寄桐（自号拙子）之弟，民国元年定海议会议员李哲颖达昌之兄。

“从李氏家庭成员与家族渊源看，李哲浚出身书香门第、士绅旧家，其家富而有善举，举义而昌文明，是一位有才干有作为的官员与学者。”

宁波的荣誉簿，因他在维护中国海疆主权上的努力，又添一笔。

在定海战役中备受摧残的舟山人民也不应该忘记他。

日后，张人骏又对其大加提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人骏对宁波人，其实并没什么成见。

至于张人骏本人，暂且不论他的其他表现，在爱国这一行为上，我们还是要给予认可并尊敬的。直到今天，在位于南沙群岛西部，西北与广雅滩相距约3.5海里的地方，还有一个人骏滩，就是纪念张人骏派军舰巡视西沙群岛。

但很对不住张人骏的是，该滩于1993年被越南侵占。

我们不能因为人骏滩如今不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就不承认他为这个国家付出的努力。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守旧和愚忠，就彻底把他扫进垃圾堆。

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典型的旧式正人君子，也干过一番实业。

并非闭目塞听到“朽木不可雕”的地步。

“一九〇三年，身为河南巡抚的张人骏主持修建了著名的卢汉铁路黄河大桥；一九〇七年担任两广总督后，主持修建了广州自来水工程和大沙头至九龙、深圳的铁路；一九〇八年，支持侨商在香洲开埠并亲临香洲参加开幕典礼，为珠海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2) 另外，在1909年，他还和江西巡抚冯汝合商，同拨库银5万两，修筑了全长25华里的九江至莲花洞公路，成为江西省第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是为了方便中外人士庐山览胜。如此说来，他还是发展旅游业的老前辈。

除此之外，在两江总督一任上时，他还建造了江宁电灯厂。

这个电灯厂的位置，就在今天南京的西华门附近。当然了，建这个厂主要不是方便百姓，而是为了方便官方享受便利的物质生活。因为它是建在两江总督署和江宁将军署之间，为这两署提供晚间照明。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再旧式的政府或官员，也抵挡不住“先进文化”带来的诱惑。

不过，由于发电机是从上海西门子洋行专门订购来的，而且一口气订了3台，结果发电量超出了两署的需要，张人骏就觉得能量不好浪费，“1909年8月9日，他授意该厂在《南洋官报》上刊登广告称：‘凡官绅军学士商各界，如需装灯者，即到电灯厂挂号。’并且明码标价，‘每盏独光电灯安装费为大洋5元；每盏电灯每月电费为大洋1元2角；供电时间，无论冬夏迟早，每晚8个小时。’

“由于张人骏的开创性举措，电灯厂的客户从官府扩展到民间，成为南京居民生活现代化的一个开端。在周边城市居民还生活在煤油灯等设施照明的年代，南京人早早就用上了电灯” (23) 。

所以，张人骏能从端方那里接过接力棒，让南洋劝业会能在1910年成功举行，现在看来，也并非只是虞洽卿忽悠的结果。张人骏虽然看商人很不爽，但在他内心底，也许还是想为这个行将末路的大清，做点事情的。

这个劝业会除了“赖以鼓舞全国实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笼络在南洋以及欧美等其他国家的华侨。

前面说了，南洋劝业会之所以取南洋为名，有一半原因，就是因为有东南亚的华侨参会。让华侨参会，一方面是，吸引侨资。还有一方面不得不重点要提的，是让这些华侨体会“祖国的温暖”。不管如何，帝国政府都得感谢这些在异国他乡的侨民。他们出去的时候，大多为“猪仔”，等于是国家的弃民，但他们在外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拥护大清的。“它的上层人物更以接受清朝的封赠为荣耀；到了20世纪初年，印尼华人官员出行，学着清朝官吏，令人身后打伞，以表示其身份和威严。” (24) 前面也说了，张振勋当年以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身份率团出访南洋时，那个盛况是相当的壮观，大量华人也因此携资回国，支持国家建设。

在我们现在看来，拥护清政府多少有这两个目的，一个是表明自己跟祖国还是没有斩断联系的，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另外一个自然是希望扶持清政府来打造一个更好的中国。只有强大的祖国，才是自己在外乡的安全和尊严的保障。只是，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加上革命党人在外的宣传攻势，让不少华侨倒向了孙中山。

清政府再不抓紧，南洋华侨就要把它当弃民了。

这次，利用劝业会的机会，通过商业交流，既能满足华侨及南洋土著居民的需要，还能沟通一下感情，从孙中山手里抢夺华侨资源。

对清政府一直很忠心的张人骏，不可能不懂这些道理。

为此，他前后5次上折，“提携李哲浚赴任江苏补用道、江宁劝业道……候补道与补用道均为虚衔，是听候委用和等待补用的道员，唯劝业道是实缺实职” (25) 。

这个劝业道，是1908年开始新设的官职，正四品，每省一人，管理全省农工商矿及各项交通事务。

作为江宁劝业道，李哲浚的大量工作，就是这个南洋劝业会。

这中间，虞洽卿还得继续感谢一个人，张謇。

说继续，那是因为张謇在他创办宁绍商轮上出力不小，这次，在南洋劝业会上，他也给予了相当多的支持。

和虞洽卿“受教育”的经历相似，“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大致萌发于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5月东渡扶桑，参观日本的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即大阪博览会……通过参观博览会，张謇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科技、工业及整体文明程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留下了最为集中和深刻的印象” (26) 。可以说，这次参观，是他实业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也正是在他的策划、指导下，清政府参加了1906年意大利米兰渔业博览会。现在谈酒言必提茅台，但在那次博览会上，来自中国的茵陈酒 (27) ，以其举世无双的独特酿造工艺和品质再次扬名，获博览会金奖。

这也是中国酒类产品在这种高规格的博览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不言而喻，对在中国本土举办劝业会，张謇的积极性更不在话下。

在端方上奏朝廷申请举办之后没多久，他就予以响应。而在张人骏来两江之前，也就是1909年2月，“张謇在南京发起成立劝业会的中枢机关——劝业事务所，具体负责筹办工作。同时成立赞总会，作为联络官、绅、商举办该会的一个社会团体” (28) 。

正是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1909年7月30日，“廷谕继续筹办” (29) 。

一切的迹象，又开始往好的方向扭转。

端方却在这时出事了。

请愿速开国会

端方吃亏在自己好了伤疤忘了痛。

在立宪上，端方很活跃，很给力，结果不仅挨了炸弹，后来还被赶到了两江，这次能让他做直隶总督，也有中央安抚他的意思。按理说，他就应该小心从事，尽量不要让摄政王载沣老是惦记起以前相斗的事情，然后戴罪立功。可端方倒好，又一次把自己太当回事，直隶总督上任没多久，就屡上奏折，“为中枢出谋划策，而这种‘过分的积极’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指手画脚’‘摆老资格’” (30) 。

这些奏折中，有些就将矛头对准了陆军部。

端方参奏陆军部改革步伐过慢。

这明摆着是让铁良这个清廷贵族很没面子，因为陆军部尚书正是他。此前，铁良本来就觊觎直隶总督，很想有朝一日过过瘾，谁知前任总督刚死，就被端方横插一杠子，心中百般地羡慕嫉妒恨。两者相加，这让他对端方的奏折更加不能容忍，甚至愤而辞职，幸好载沣对其力挺，他才得以留任。

端、铁二人之间，梁子也越结越深。

对这种“过分的积极”，载沣也被搞得很没脾气，最后他想了一个法子，一纸调令，让端方筹办慈禧梓宫移陵事宜。

自打1908年与光绪前后脚去世之后，慈禧虽然入殓，但未曾入陵。她在世时就已经精雕细琢多年的菩陀峪定东陵，一直要等到差不多一年后，才真正迎来了“主人”。自此，慈禧幸福地睡在这填满了奇珍异宝的地下“天堂”。直到1928年6月，外号孙大麻子的河南军阀孙殿英以剿匪为名，炸开墓室，让她“重回人世”。

这在清政府的年度事件中，应属于重大政治事件。怎么让老太后风光入葬，关系到这个帝国的面子。只是，让一个身兼重任的直隶总督不干别的，就做这样的事情，显然是对端方的一个“考验”，更是“教训”。

干起了闲差，端方倒也表现得毫无怨言——当然，他就是有怨言，也不敢表现出来，除非活腻歪了。

在这一点上，端方还是知道轻重的。

眼看着事情就要漂亮利索地完成了，一台相机，却让端方前功尽弃。

说起来，这还是因为他突发奇想，想用自己买来的相机，将太后的安葬过程拍摄下来。

端方当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摄影技术，而是为了报答慈禧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算是给自己留个念想。

就是这个举动，为自己招致了猛烈的炮火。

弹劾接着就砸了过来。

参奏者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本来李对端方是没有恶意的，甚至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向“午帅年伯大人”致函一封，为自己和他人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过官职，而端方承允之后未曾践诺。于是就此埋下仇恨的种子。

这次，他抓住端方的拍照一举，攻击说：“沿途拍照，毫不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这还不算完，他又说端方在风水墙内架设电线，是破坏风水。要想传递信息，马上传递，未为不便，何必如此呢？

“如此迷信迂腐的论调，实在难以相信这李国杰竟会是洋务先驱李鸿章的孙子……铁良虽然表面上不言不语，非常低调，其实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报复。‘照相门’事件发生后，铁良马上采取行动，纠集往日同端方政见不合或被他整过的官僚，一起上书，要求朝廷从严处理。按照清朝则例，这种过失，最多就是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况且端方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非常显要，载沣完全可以让他戴罪立功。然而，反对派们对端已形成合力围剿之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可见反对势力十分强大，连载沣和军机大臣都颇为忌惮，端方唯有辞职回家待着了。” (31)

《清史稿》中《宣统皇帝本纪》这样记载：“丁亥，直隶总督端方坐违制夺职。调陈夔龙为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瑞澂署湖广总督，宝棻为江苏巡抚。以孙宝琦为山东巡抚，丁宝铨为山西巡抚。”

这就让人对晚清感到特别的“有趣”。袁世凯曾利用PS技术，干倒了自己的政敌岑春煊，现在他的亲家也栽在了摄影上。这也让现代的摄影技术居然成了晚清官场的一个碰不得，碰谁谁遭罪，谁碰谁倒霉。

“照相，架设电线，无非都是想借助现代技术，把差事办得漂亮点。端方丢官，实在是无妄之灾。当时《大公报》就发表评论进行了辛辣嘲讽：‘自光学发明而后有照相机之作用，自电学发明而后有电线杆之设布，我国之有此等机械犹在近数十年，故关于此等犯罪律例上无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属出人意料。由此推之，凡近来以摄影为纪念，以电机通言语者皆以不敬待之耳，否则何解于端方之革职？’端方解职由津晋京，天津官、绅、商、学各界特在车站搭棚恭送，《申报》报道称‘商学各界在车站送行者不下数千人，皆有依依不舍之意’。” (32)

把端方给干了下去，对铁良也并没有太多好处。说实话，载沣当初力挺他，未必不是想借他之刀来杀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生疏得很。虽然年近半百的铁良，先后任户部、兵部侍郎，和袁世凯并列担任过练兵大臣，参与创设北洋六镇新军，经验丰富且在新军中有一定影响，是满洲将领中唯一可以与袁世凯相提并论的人选，但因为是荣禄的幕僚，所以很难得到载沣的信任。更关键的是，他又走错了一步棋，那就是曾劝说隆裕太后训政，意图排挤载沣。这叫载沣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端方去职之后，先免去铁良的陆军部尚书职位，又贬他为江宁将军，赶到南京去眼不见心不烦。

倒是端方暂时想明白了，下台后在家每日饮酒作乐、会客访友，倒也活得自由自在。他甚至赋诗一首：“我有鸡足山，山下百重泉，泉甘而土肥，宜隐且宜仙，不如早归去，毅然绝世缘。”也正是这段赋闲日子里，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金石收藏上，最终成就了自己“金石学家”的名誉，以及别人对自己“有学有术”的评价。

端方虽然自得其乐了，但是，“以袁世凯和端方的被撤职，标明了晚清的政治走向，使朝野合作的改革共识彻底破产。

“台上是皇族唱戏，台下则四方鼎沸，黑云压城城欲摧” (33) 。

到处可闻心碎的声音。

请愿速开国会，成了立宪派挽救时局的救命稻草。

他们已经不愿意再空谈误国了。只有行动，也只有行动，才能真正地刺激蛮干的统治阶层。才能给那衰败不堪的肌体打上一支强心针。

1909年10月14日，看上去很平淡无奇的一天，却应该被记入史册。因为在这一天，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21个行省的谘议局如期成立，一律开议。这也让10月14日，成为“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第一日”。《申报》曾以红色印刷版面，敬祝谘议局成立，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

这里的谘议局，就是袁世凯改官制时新成立的资政院，在各省地方上的建制。至于资政院，如前所说，它在性质上是中央谘议机关，清末立宪运动的议会准备机构，也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机构。

通过投票选举，张謇以51票（到会者95人）高票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同一天，汤化龙当选为湖北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当选为山东谘议局议长，丘逢甲当选为广东谘议局副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

“这些地方绅派领袖们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既向地方官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 (34) 争取速开国会，也成了谘议局成立的应有之意。

作为立宪派中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预备立宪公会的灵魂人物，张謇也不满意于清政府将立宪的预备期拉得过长，结果立宪永远只在预备，而不见落实。要落实，只有速开国会。在谘议局开会前后，他就给摄政王载沣上书，题目就是“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他认为，面对“外则海军未立，陆军不足，海疆要塞不能自固，船舰枪炮听命于人”，唯有只争朝夕，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以求全国上下一心，这才“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我们不能把所有责任都交给监国也就是摄政王您一个人扛，还是赶紧成立有负责任之政府以分监国一人之忧劳。

言辞恳切，却难入载沣之耳。

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依旧表现出了强撸袁世凯和端方时的强硬，只是，现在有了谘议局这样的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已不再是零散的活动了，而被串联成了波及全国的运动。在接下来的1910年，这种运动至少被发动了三次。尤其是第三次大请愿，更是打破少数代表请愿、多数群众联袂签名的方式，许多省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10月23日，山西太原1000人参加集会，要求请愿。同日，陕西召开1万余人的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署请愿，5000余人签名……

请愿群体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严修的故交、天津教育家温世霖。他参加了多起请愿运动，其中有一次更是作为请愿书的领衔人，率领数千群众到总督署请愿，首开全国发动群众游行请愿之端。

大请愿不是没有效果。一方面，给各省的督抚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同情的立场，最后竟出现各省督抚联衔奏请速开国会的局面。另一方面，一直停留在口头的资政院也在这一年的10月3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全体议员一致赞成通过，将奏请速开国会的呈文上达朝廷。

“清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改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 (35)

尽管这并不是最满意的结局，但在张謇眼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这终究有所得，多少算得上是胜利的消息了。

“这一天，当张謇兴高采烈地来到江苏省谘议局，欲把这则消息告知同仁时，发现议员们正在门口燃放鞭炮，庆祝请愿有成。” (36)

不过，显然有人不乐意。他们认为，自己千气万力，折腾了这么久，才得到这么一个结果，无异于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跳蚤。说起来，颇为痛心。“有的省，如东三省、直隶、四川等省酝酿发动第四次请愿。梁启超发表文章说，欲开国会，就在最近一二年。他断定‘宣统五年’是将来历史上必不会有的名词。” (37)

但在清政府眼里，做出了这样的妥协，已经很不容易。那么，民众就应该对此感恩，而不可以再妄自行动。所以，在随后的11月份，它就下令各省督抚要改变自己的立场，严禁请愿运动，随时弹压惩处。

温世霖，字支英，天津人，近代中国教育家。

温世霖在劫难逃。1911年1月7日晚，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就下令将他逮捕，并不交司法部门，未经审判而直接定罪。这在天津各界引发了不小震动。张伯苓被公推为营救温世霖的议事会临时会长。

他曾以个人名义上书直隶总督“诘问被拘理由”，却被告知“明谕其罪多系充军，诸君无须过问”。为此，他曾去南开中学找严修想办法。“当日严修的记述中有记载：‘伯苓来谈支英（温世霖，字支英）事。’当日张伯苓与严修谈了些什么，无从得知，可能老成持重的严修并未表态，因为严修早已得知，温世霖之被捕，‘北京政府意也’。‘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此，张伯苓所能做的，便是使温世霖创办的普育女学堂维持不辍。而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 (38)

此事之后不久，张伯苓便因“心气不足”，向严修请假，去北戴河休养。

身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的虞洽卿，对请愿速开国会运动的结局，自然也高兴不起来。但他暂时还没心情将心思全放在这上面。

此时的他，也面临着一个比较让人纠结的局面，那就是他那宁绍轮船公司刚启动，很快就陷入到一场围追剿打之中。

想想四明银行刚出生时的遭遇，虞洽卿对此应该有心理准备。

何况，他还带头挑事。

他在宁绍轮船公司开始营业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公司的船头上立一牌，上书“立永洋五角”。意思是，我宁绍轮船统舱票价永远是五角！注意，是永远，不论环境险恶，还是通货膨胀。再加上船上的服务人员基本上招聘的是宁绍老乡，服务周到，使许多乘客有宾至如归之感。

这个举动，摆明了就要把其他对手拖入到市场竞争的行列。这下，让太古、东方、招商这三家公司就有点摒不牢了。

恼羞成怒的它们，不甘坐以待毙，也立马动作，跟风降价。但它们降得有点狠，一下子从一元降成了三角，有的还两角五。另外，为了招揽生意，它们外带附送小毛巾一条！自然，这跟它们自身实力雄厚有关系。它们不怕这段时期亏些血本。

宁绍彻底变被动了。以前的“永洋五角”已经不是优势，反而成了劣势。为了客源，只有将价格再降。可是再降的话，亏损就太大，这样会让宁绍力有不逮，迟早会崩溃。对此，太古似乎心知肚明，并扬扬自得。只要把宁绍的财力给耗掉，那它们又可以重新垄断这一路线的航运了，轻轻松松将以前的亏本补回来。与此同时，一些乘客看不到外人的用心，却只顾眼前的利益，又纷纷改坐太古……

看上去，资本薄弱、基础未稳的宁绍是撑不了几天了，“但是它们大大低估了宁绍轮船公司背后广大宁波同乡的决心和力量” (39) 。

也正是“宁波人第一次坐上了自己的轮船”这一年，由慈溪人洪宝斋，创四明旅沪同乡会于汉口路，是年三月初五日成立，为今日宁波旅沪同乡会之胚胎。“不久，洪宝斋离沪，会务一度停辍。当时，施嵋青捐全部私产，并同钱达三、谢蘅牕、陈韵泉、陈蓉馆、朱葆三、孙梅堂等人商量，捐资兴复，于次年，即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四日，正式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所’（即会址）于福州路22号。” (40)

这里的施嵋青，前面曾提到，他在周生有一案中，曾受上海道台袁树勋的委托，和朱葆三、周金箴、虞洽卿等3位宁波帮名人，与租界当局交涉。可以说，他对宁波所做的最大功德，就是捐家产重建宁波旅沪同乡会。

说起来，当该会创办时，上海尚无其他同乡会。倒是会馆、公所不少。比如宁波人的四明公所。它既是行会组织，也是同乡组织。只是，它的宗旨虽然是“联乡谊而安旅梓”，但主要是“为死人服务”。不过，其在与法国人的数次抗争中，让宁波同乡看到了团结的力量，自然便产生了要进一步组织同乡会的意向。这也是旅沪宁波同乡会得以成立的基础。相反的是，旅沪宁波同乡会主要是“为活人服务”。

再相比较，“同乡组织是城市移民的地缘性组织，它的组织程度、组织体制和组织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移民的数量、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素质。

“同乡会馆、公所作为一种城市移民的传统地缘性社会组织，它的组织体制和功能作用是与其移民数量较小，经济活动的领域相对狭窄和相对分离，以及文化素质的传统性相一致的。到清末民初，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经济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共同利益关系的密切化，文化素质的资本主义化，传统的会馆、公所组织模式逐渐与移民的状况不相适。

“尤其是身处资本主义发展较早、较快的上海，而又是上海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主体队伍的宁波人，他们的移民数量的增加，经济生活和文化素质的资本主义化，较之其他各籍移民处于领先的状况。” (41)

这话说得有点佶屈聱牙，看不明白的直接跳过就好，你只需要明白，旅沪宁波同乡会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结果。而它的出现，也成了宁波乃至全国同乡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折点。不过，它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还得要再等一段时间，也就在温世霖被逮捕后的2月，这场成立大会才如期召开。地点放在了四明公所。

放在这里召开，似乎也暗示了两者之间的传承。

此次大会，公推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和朱葆三为副会长。“会务活动，主要是救济、救护在沪宁波同乡，如无息贷款、助乡人回籍，以及赈济、施诊和办理教育事业、促进家乡建设等。” (42)

宁波旅沪同乡会一成立，宁波帮就试图将同乡会这种新的组织模式推向旅居全国各地的宁波同乡之中。与此同时，作为宁波帮所引领的又一种时尚，同乡会这种城市同乡组织模式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

正是依靠宁波人团结互助的传统，以及团结互助的现代组织形式，虞洽卿在面对围追剿打这一困境时，有了不少底气。

1909年8月14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的安里开会，发动宁绍商人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大家一致认为，“宁绍轮船为我国商办航业之嚆矢 (43) ，而尤为我宁绍名誉荣辱之关键”，所以再怎么困难，也得把它支撑下去。在这次会议上，同乡们决定将票价降为三角。其中的二角差额，由维持会给予补贴。此举一方面是针对竞争对手的价格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照顾那些坐不起船的贫苦民众。“有同乡实在无资可归者，亦酌给船票。”这一手，让宁绍轮船再次重聚人心。

“同时，虞洽卿以旅沪宁波同乡会名义向宁波、绍兴和许多华商相约：把浙沪间的货运均交由宁绍公司承运。虞洽卿这一招迅速取得效果，于是一般宁绍旅客在票价相同的情况下都宁愿乘宁绍轮，不乘外轮。不久，太古等公司不得不向虞洽卿做出和解的表示，并主动将票价回升到5角。虞洽卿的宁绍公司仍在船上竖‘立永洋5角’招牌，一场维护民族和同乡会利益的斗争终于以胜利告终。” (44)

宁绍公司遂成为“以华商名义，使用大型轮船，面对外国侵略者强大竞争压力，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

在维持票价中，宁绍公司前后支出10万元的补贴，这意味着，同乡的支持是多么的积极和热烈。得说一句的是，到处撒金的吴锦堂依旧捐资最多。他还被推举为航业维持会的会长，并以会长的身份呈书浙江巡抚增韫，寻求官府设法保护。

还得要说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南洋劝业会，也从他那受益很多。

为了卫国保商，吴锦堂捐银万两，仿照西方义勇舰队的办法创立了商舰协会，用以保护国内外华商往来之贸易。

毕竟，南洋劝业会不是小范围内的活动，客商都从天南地北赶过来，又要回到天南地北去，一路上没有个保护，还真的让人不放心。

只是，和华人体操会一样，商舰协会也是民间的军事团体。向来担心民间拥有军事力量的清政府，之所以允许华人体操会和商舰协会的出现，并不是说明它有多么的开明，一方面，不想轻易抛弃此前的重商政策；另外一方面，它面对民间力量的崛起，虽然严加打击，但在掌控上也渐渐力不从心。

这也意味着，清政府在请愿速开国会运动上的所谓强硬，无非色厉内荏。

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

变色大龙染“红”

如果说，在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能让请愿速开国会的立宪派们感到少许慰藉的，还是南洋劝业会。

就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得名的这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也在磕磕绊绊中，终于走到了正式亮相的那一天。

刚一出生，便已饱经沧桑，却也风华正茂。

它的召开，除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外，多少也与清政府为了安抚人心，转移国内矛盾的注意力有关。

为了表明政府对南洋创业会还是很重视，在开幕前夕，清政府任命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为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监督南洋劝业会的具体实施。蒯光典为南洋劝业会总提调，协助杨士琦对南洋劝业会予以监督指导，并负责对所有参赛物品统一进行检验、审查和评（颁）奖。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过来“摘桃子”的，但不管如何，日后世人谈起劝业会时，记得住的依旧是端方、张人骏、张謇、李哲浚……

当然少不了虞洽卿。

自然，还记得的是，劝业会当时的盛况。

包括江苏、浙江、直隶、东三省等在内的22个行省，以及美、英、日、德及东南亚诸国参加了南洋劝业会。展品号称百万件。

华侨自然也闻风而兴。各埠的华商总会甚至在劝业会之前，还举办预选赛，然后择优将其运送回国。对华侨的热情，张人骏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为此，劝业会的组织方还针对南洋各端口专门拟订规章，同时还制定了出品免税规则，并拟采取奖励政策吸引和鼓励华侨参赛。对华侨中的特殊人物，张人骏更是表态：

只要你来参赛，就会有奖。

至于被盛情邀请加入的张振勋，则在清政府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负责招集资本万元组织公司办理广东出品事宜。“张振勋在组织广东出品的过程中还发起全省教育产品展览会择优汇送劝业会。他曾说中国地大物博出产尤多若能制作精良必可抗衡外货。‘抗衡外货’一语道破了清廷和华侨皆热心于劝业会的根本缘由，同时也提示了两者都企图推动国内工商业发展的最终目的。” (45)

劝业会的会址，从江宁的城北丁家桥，再一路向北，延伸到三牌楼，原绿筠花圃附近。此地辽阔，且多荒芜，不碍民居。南起丁家桥（会场正门在焉），北至三牌楼，东邻丰润门易家桥，西达将军庙口，东西宽二里，南北长四里，周约八里。

全场呈椭圆形。

这里的丰润门，即今天的玄武门。它的开筑，是为了方便宾客在展会期间，饱览南京的玄武湖。这样既能愉悦精神，又能宣传南京的风景名胜。它是从端方手里开筑的，不过，修到一半，端方调走，张人骏接手。对这个半拉子工程，张人骏并没有改弦更张，而是彻底将它完工。竣工时，为了讨好这个新任两江总督，手下人遂以张人骏的祖籍命名此门。除此外，张人骏在会场东侧，开辟出了一条马路，取名为丰润路。为了方便草料运输，他还命人新建了草场门。

“有了丰润门，进玄武湖再也不必自原先仅有的太平门绕行，大大方便了游人。丰润路和草场门的建造，使得南京城北的交通有了新改善，为城市规划指出了新方向。民国成立后，丰润路并入模范马路，成为模范马路的东段，旧名不复存在；丰润门亦改名为‘玄武门’。” (46)

至于会场的安排，也不失井井有条。在会场中心，“建有四方形三层塔式楼房一座，内设审议室、公议厅（相当大会堂）和各科办公室，是全会的主脑。

“周围环抱建筑13座本馆，分工业、农业、教育学科、卫生医药、军火武备、侨商产品等馆，最主要则为各省私人收藏的名贵古玩、玉器、珠宝、字画、精制工艺品、历代珍贵刺绣以及各省的丝织品绫罗绸缎，供中外人士欣赏的非卖品。

“外围星罗棋布的各省各业专馆数十座。有以省名，如江苏馆、广东馆、四川馆、两湖馆、东北馆、陕甘馆等；有以地名，如北京馆、上海馆、宁波馆、天津馆、福州馆等；有以土特产名馆的，如景德瓷器、宜兴紫砂、北京的景泰蓝、扬州玉雕、福州漆器、苏绣、湘绣、山东玻璃器皿、云贵的中草药，等等。

“各馆的陈列品琳琅满目，五彩缤纷，使人眼花缭乱。房舍布局与结构也各具特点，有以园林取胜，有以宫殿称雄，有的娇小玲珑，有的雄伟壮观，有的金碧辉煌，有的雅淡素净，有西式、有中式，有亭台楼阁。匠心构思，争奇斗艳，竞相比美……

“会场内到处设有贩卖部。土特产和工艺品，应有尽有。各省市的名菜细点香茗，供客品尝。江浙的丝绸，苏湘的刺绣，江西的瓷器，宜兴的紫砂，山东的琉璃，北京的景泰蓝，福建的寿山石，乃至山珍海味，奇花异卉，大量供客选购。

“6个月展览，吸引中外人士不下数十万之众，各业成交额数千万。” (47)

华侨运送回国的出品物，则被安置在专门设立的暨南馆里。除此外，劝业会还设置了第一、第二、第三参考馆，陈列外国出品物，供游客观摩。

为了服务好游客，会场内外附设了剧场、马戏场、动植物园等娱乐、游戏场所30多座，每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常。会场外铺设轻轨小铁路，每节车厢可容纳二三十人的小火车，每小时一趟，游客花10个铜元即可坐上火车环游会场一周。

这种服务精神，在今天亦有可学习之处。

不得不说，我们现在大多的商业博览会，以及各类的展会，其展馆的陈列形式，基本上还脱离不了南洋劝业会的窠臼。

是劝业会超前，还是我们停滞不前，每个人心中自有一杆秤。

端方虽然在拍照上遭到飞来横祸，但这依旧影响不了国人对这一西方文明的热情。这也让南洋劝业会在世人面前有了很直观的影像。

江宁人邓之诚，生于1887年，卒于新中国的1960年。其曾祖父是曾任两广、闽浙、陕甘总督，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抗击英军的晚清名臣邓廷桢，祖父名叫邓文基，父亲名叫邓小竹。南洋劝业会时，正值青春的大好年华，对家门口这一盛会自然不会错过。为此，他还拍摄过一批南洋劝业会的图片。

“规格为10cm×14cm，按照片名称，分别有：南洋劝业会会场牌楼夜景；南洋劝业会会场外河流；南洋劝业会会场街景一瞥；南洋劝业会会场夜景；南洋劝业会会场一瞥；南洋劝业会会场远景；南洋劝业会会场京师出品协会；南洋劝业会武汉馆；南洋劝业会江西馆；南洋劝业会安徽馆；南洋劝业会时张人骏等人合影；南洋劝业会美术馆等，一共有26张，十分珍贵，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在一帧‘南洋劝业会街景’照片中，笔者看到，主体背景是一座四柱三门、三层重檐歇山顶的牌楼，牌楼迎面有6个高高上翘的角。每根柱子前均摆放着石鼓。牌楼第一层的正面，自右至左镌刻5个繁体大字‘南洋劝业会’。

“牌楼的两侧，有精致的栅栏。牌楼下站着约10个身穿浅、深两种颜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牌楼外两侧，是两座不大的庑殿顶白色建筑，笔者猜测可能是售票处。右侧建筑的门口，围着10多个打着伞的人；路边放着7堆、由3根棍子模样的东西叉在一起，看上去有点像枪。一位士兵模样的人，正站在旁边守护着。

“一条比牌楼略宽的笔直水泥大道，穿过牌楼，直通迎面的一幢二层建筑。这座建筑下，有一个巨大的拱门，可以看见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门口路边，还有两棵郁郁葱葱的大树……” (48)

这些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有普通百姓，也有日后扬名中国的文化名人。

一个是鲁迅。其时他29岁，正任浙江绍兴中学监学。他专程率全校200多名师生赶来观摩。一位在劝业会江西馆工作的绍兴同乡、鲁迅的老朋友徐季龙，还特地赠送鲁迅师生每人一只特制细瓷茶杯，杯上刻写“南洋劝业会纪念”字样。还有两人是茅盾、叶圣陶，其时他们分别14岁和16岁，都是中学里的学生。在参观完南洋劝业会后都认为开阔了眼界。有人就曾感叹，一日观会，胜于10年就学。不得不说，这一经历，对于他们后来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潜移默化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那些立志实业救国的实业家们，自然也不会放弃这次学习的大好良机。在开展的6个多月里，日后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江苏无锡人氏荣德生曾连去参观3次。他喟叹说：“地场大，各省有馆，一次看不了，全国物产有朝气。”

虞洽卿也耐不住“寂寞”——创办南洋劝业会显然已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现在需要的是，利用这个人气巨大的舞台，好好地炒作一把自己。

“会上，虞洽卿把自己和载沣、端方、张人骏（时接端方任两江总督一职）的照片夹在手帕中分赠来宾。显然，虞洽卿把政府的表演时间成功演化为自己的一场‘个人秀’。” (49) 这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虞洽卿再一次名利双收。

对这样的盛会，不能只落实于行，而失于研究。

张謇就携手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共同发起并成立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李瑞清被推为研究会正会长，张謇任总干事，黄炎培等任驻会干事。该研究会组织700多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名流，对所有参展赛品进行全面研究。著名学者孟森、马相伯、李复几、姚明辉、柳诒徵、沈恩孚等皆曾参与其中。研究会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论文近90篇，统一结集为《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出版。

相比较请愿速开国会，这算是张謇做得比较成功的事情了。

至此，南洋劝业会办得有板有眼有模有样，怪不得日后有人常以“南洋劝业会”联系后来之“巴拿马博览会”，实在不无道理。

说起巴拿马博览会，是由美国于1915年举办，为的是庆贺巴拿马运河即将开通（巴拿马运河区当时由美国统治），前后历时近10个月，比劝业会的6个月还要长。参展国31个，展品20多万件，参观者达1900余万人——更像是一个天文数字。把此事当作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统治政府，欣然参赛。

南洋劝业会实景

在博览会上，中国产品分为9个陈列馆展出。另外还仿照中国传统宫廷建筑风格搭建了中华政府馆，分为正馆、东西偏馆、亭、塔、牌楼6部分，雕梁画栋，飞檐拱壁。最终，中国产品获得各种大奖74项，金牌、银牌、铜牌、名誉奖章、奖状等共1200余枚，在整个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

不得不承认，劝业会的举办，既激发了国人参展的热情，也丰富了国人的参展经验。但我们同样得认识到，在这两次展会上，中国产品多是靠丝绸、茶叶、瓷器这些传统物件来为国争光，缺少制造和电气、化工方面的内容。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差距。

只是，这还不是劝业会最大的遗憾。

它的最大遗憾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它的举办保驾护航。和其时正蒸蒸日上的资本世界相比，劝业会所处的社会，已如一只高压锅，随时就要爆发。在这面前，一个商舰协会根本算不了什么。它的困境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没有持久的产品供应；另一方面，本身也没得到有效支持。很快，武昌的一声枪响，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剧烈颤动，那些依附于它的花儿们纷纷被松动，乃至甩脱。加上日后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天无宁日，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也就意味着，劝业会这个旧中国难得的商业实验，只能是浅尝辄止。

风光之后再无风光。

也就在劝业会进行的6个月时间内，盛宣怀又重新进入了宁波帮的视线。

自从郁郁不得志了很长时间，只得看着自己的老乡张謇不仅在实业舞台上，而且在政治舞台上成为明星，将自己所栽培的宁波帮的目光拉走之后，他又杀回来了。1910年8月22日，他应该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这一天，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重生日。因为清政府发布上谕，让他回到邮传部右侍郎本任。

这跟其时国内路事纷繁的现实有关。虽然他代表清政府和英商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在商办浙路公司出现之后，就“不废而自废”，但西方列强想插手中国铁路事务的决心却没有因此被“废除”。在两难之下，清政府也灵光一现，想出了“两全之策”——那就是将“借款”和“筑路”分开，由清政府向英方借款，再转借江浙两省铁路公司自筑铁路。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你筑路有没有钱，你都要从英国人那里借款。只要你借了钱，英国人就有赚钱的机会。这一策略虽然让英国人不能直接插手筑路事务，但还是换汤不换药，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此时的清政府也顾不了太多，在1908年3月6日，令外务部、邮传部与中英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150万英镑，实收139.5万英镑，专作建造沪杭甬铁路购办车辆等用。

利息5厘，每年交付一次，10年后逐年还本，30年为限。

在浙路公司眼里，这无疑是“不渴而饮鸩”。

于是，怒了。

说起来，在全国众多的商办铁路中，浙路公司的成就有目共睹。只用了4年时间，浙路公司就全线建成了沪杭甬铁路的浙江段，而且每公里的成本只有37000余元，远远低于被奉为官办铁路样本的京汉线，此线每公里的成本超过6万元，京奉线每公里的成本更是高达9万余元——跟今天的国企有的一拼，反正用的都是国家的钱，多花少花毫不心疼。邮传部在实地考察浙路公司之后，也不得不将它“许为全国商路之冠”，也正因为此，汤寿潜面对外商染指以及清政府官办铁路的压力，颇为硬气地再三抵制。

只是，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春满园。

商部当初虽然强力支持各地商办铁路，但不是每个商办铁路公司都像浙路公司。“此时的铁路建设，正在商办的潮流中纠结——当盛宣怀推行‘官督商办’时，民间商人会指责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可是当铁路交给商办之后，问题却比国有化还严重。商人是逐利的也是投机的，加上分散，各自为政，这导致了铁路建设问题一堆，有的集了资却毫无推进，甚至到最后不见资金的影子。” (50)

相比之下，官办铁路倒不断显现出成效，有借款作保障的它们建设速度极快，1906年京汉线竣工，1908年沪宁线竣工，1910年汴洛线竣工，这些铁路都是较长的路线，与当时“奏办经年，多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鲜明对比。

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清政府似乎又重新发现了盛宣怀的“好”来。盛宣怀回到邮传部右侍郎本任，一方面意味着他本人，自1908年被任命为邮传部的右侍郎却被发配做其他事务以来，终于不用再“不务正业”了。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清政府需要借助他对全国铁路进行整顿，然后达到逐渐收权的目的。

盛宣怀对此责无旁贷。一方面，被压抑多时的他，需要这么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还没有老得做不了大事。另外一方面，他还身兼汉阳铁厂的总经理，特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保证铁厂生产的铁轨能顺利销售出去。只要铁路回归国有，更进一步说，也就是回归他有，那么，铁厂的销路问题便可轻松解决。

这也注定着，一旦重获权力，他便会磨刀霍霍地砍向自己这块熟悉的一亩三分地。

这就让汤寿潜很恼火地发现，除了“不渴而饮鸩”之外，清政府的铁路政策也正在发生整体的转向。

对大多数商办铁路而言，铁路国有化政策，无疑是给他们解套的良机。但对汤寿潜来说，铁路国有化政策无疑将使得他的毕生事业全都交代了，就连接下来的筑路计划，也可能付诸东流。而且，清政府一旦铁路国有，他们肯定又要一如既往地屈服于西方列强所施加的压力，像当年盛宣怀那样出卖路权获得借款。

果真在这一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又一次站出来，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不管你需要不需要，他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分上一杯羹。

他不得不加入急流暗涌的保路运动。

就在清政府催促盛宣怀到邮传部上任的上谕发布的次日，他怒气冲冲地给清政府军机处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文，“矛头直指官办铁路政策。他说，盛宣怀乃是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若是还要让盛宣怀主理路事的话，那便无异于‘以鬼治病，安有愈理？中国大势，危象毕露，无复可讳’。要求清廷立刻把盛宣怀‘调离路事，以谢天下’。毫无疑问，当局在看了他这份电文后也是怒火中烧”。更重要的是，作为立宪派领袖，他也参与并和张謇一起组织了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让清政府很是被动，不满之心自然横溢。“这次汤寿潜竟然敢否定朝廷对官员的任命，这无疑是在插手朝廷对新政的主导权。在收到汤寿潜电文的当天，清廷就发布了上谕，直斥他‘狂悖至极’‘著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为执行上谕，邮传部下令浙路公司另定总理。” (51)

不得不说，清政府的确被这怒火冲昏了头脑，根本就没意识到，浙路公司不是国企，其总经理的人选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股东说了算。当然，专制的它们也从来不认为，天下没有政府管不了的事情。

于是，在这一年的请愿浪潮中，又多了另外一朵浪花。为了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上海，有3000多名浙江旅沪人士，自然也少不了宁波帮，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坐满了整整一列火车，从上海赶往杭州到抚署请愿。那天天气不好，大雨倾盆，请愿的队伍却没有慌乱，而是队伍整肃地站在门前，让巡抚增韫惊骇异常。只是，这样的请愿依旧打动不了最高统治阶层。9月中旬，他依旧被迫离职。

在离开之前，他隐隐觉得保路运动已经在向着他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那就是革命党人开始利用这个运动来进行反清活动，有人在国民拒款会上散发革命传单，还有人谋炸盛宣怀。他曾善意地提醒清廷注意革命爆发的风险。但如今他的被迫离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又是一个必须推翻清廷的明证了。当时全国舆论中心上海的报刊对此事的大范围报道带动了全国报刊对此事的关注，汤寿潜被快速塑造为一个代表爱国与正义的符号式人物，同时也让无数人清楚地看到了对清廷的‘最后之忠告’是如何地毫无效果” (52) 。

本是立宪派不希望革命流血的他，被自己寄予希望的清政府弃之如敝屣，却在革命党人那里，获得了莫大的声望，甚至被推为浙江光复后的浙江都督。

这就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了。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清政府长时间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让他们日后的一切行为，哪怕本意是好的，都会为自己制造被攻击的借口，或者成为整个社会的笑料。这也意味着，清政府已经彻底地丧失了民心，也失去了自己业已稀薄的法统。“上”之不存，或为革命的秋风该扫的落叶，那么，自上而下的立宪也就失去应有的意义，同样不废而自废了。如此说来，汤寿潜加入革命阵营，不管是真心还是被迫，也昭示着，在一段时间的你追我赶之后，立宪和革命已经合二为一，殊途同归。“从观念上说，正是立宪和革命合二为一，导致了辛亥革命。” (53)

也正是这两者的合二为一，让辛亥革命没有成为康梁嘴里的“法兰西革命”，变得“血流成河”。立宪派加入革命政府，并主导了各种地方机构，一方面给缺乏政府工作经验的革命党以支持，另外一方面，也抑制住了革命内在的某些冲动。更重要的是，很多普罗大众通过他们，而非革命党，接受了民主、民权思想。由此进一步推动了革命的进程。

这对宁波帮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启示。

此前的他们，在相同的血缘、业缘或者地缘下，互相关爱互相抱团取暖，但在意识形态上，龙生九种，种种不同。有立宪有革命当然也少不了中间派观望派骑墙派，犹如宁波境内有姚江有奉化江也有甬江。得益于三江口将它们收为一体，才有更为浩荡的气势奔向大海。同样，也正因为这立宪和革命在1908年之后的合二为一，让宁波帮在分野之后，形成了合流。当他们的目光从盛宣怀转到张謇、端方、袁世凯再集体转向孙中山之后，革命的浪潮已经势不可当。

虞洽卿也不失时机地动摇了。他曾自称“自经劝业会……蓄心革命事业”。“只是，将‘劝业会’受挫视为他转投革命的导火线未免草率” (54) 。

尽管办理劝业会时，常受张人骏的掣肘，但他在劝业会上的“表演秀”，依旧表明他并没有主动背弃清政府中的权力阶层。他和他们之间的结合，曾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出其时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最佳的道路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成为庇护者；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55)

说起来，他虽然和吴锦堂是同乡，也在不断接触的过程中成为至交，但你却不能指望，他在一开始就和吴锦堂那样对革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情的接纳。毕竟，吴锦堂的成功主要是在国外，和国内的权力阶层的关系并非盘根错节，有得是时间和勇气等待中国大破之后大立。但对虞洽卿来说，改朝换代，势必对他在人、商脉的重新扩展上提出新的要求。不是万不得已，他未必希望目前的朝廷破产。

只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了，虞洽卿也是个商人，自有利益考量。此前，他捐了顶帽子却一直不愿意封官，也是担心自己和政府的关系走得太近，一旦朝代变更，那自己的身上，前朝的烙印就会太鲜明，难免让自己成为革命的靶子。

这次，他肯定是敏感地察觉了什么地方不对劲，赶紧见风使舵。

日后，革命的红色，将成为这条变色大龙的主要伪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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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民国银行家：叶景葵、蒋抑卮与兴业银行》，《中国企业家》2003年第9期。

(3)  冯兵，《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无奈妥协——以湖北官钱局产业争夺为中心的考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4)  谭洪安，《票号三战失机缘》，《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26日。

(5)  范卫峰，《晋商真相：黑社会化的管理》，网易商业报道。

(6)  姚会元，《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中国经济史论坛。

(7)  范卫峰，《晋商真相：黑社会化的管理》，网易商业报道。

(8)  同(7) 。

(9)  同(7) 。

(10)  王志刚，《赤脚财神：民国第一大亨虞洽卿传奇》，外文出版社2010年版。

(11)  何国涛，《宁绍、三北轮船公司的创办》，《宁波文史资料第九辑·宁波港史资料专辑》。

(12)  王耀成，《宝顺轮的故事》，《人物》2008年7月。

(13)  纪立新，《吴锦堂振兴浙江实业的设想与活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9月第21卷第5期。

(14)  何国涛，《宁绍、三北轮船公司的创办》，《宁波文史资料第九辑·宁波港史资料专辑》。

(15)  何国涛，《宁绍、三北轮船公司的创办》，《宁波文史资料第九辑·宁波港史资料专辑》。

(16)  王志刚，《赤脚财神：民国第一大亨虞洽卿传奇》，外文出版社2010年版。

(17)  马樱健，《湖北路1号张人骏旧居：末代总督誓做“南疆卫士”》，《城市快报》2010年10月13日。

(18)  丁志可，《逊清遗老的民国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  丁志可，《逊清遗老的民国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  对这段历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9月第17卷第3期）上曾刊文《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有过具体的描述。至于李哲浚（同“濬”），时为舟山普陀人。其事迹在舟山博物馆编写的《舟山历史名人谱》中有录。

(21)  同(20) 。

(22)  刘天昌，《近代先进文化前行者张人骏》，新华网河北频道。http://www.he.xinhuanet.com/zfwq/2008-12/26/content_15295121.htm

(23)  白雁，《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和他的箩筐》，《现代快报》2010年1月25日A30版。

(24)  冯尔康，《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

(25)  对这段历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9月第17卷第3期）上曾刊文《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有过具体的描述。至于李哲浚（同“濬”），时为舟山普陀人。其事迹在舟山博物馆编写的《舟山历史名人谱》中有录。

(26)  马敏，《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5期。

(27)  茵陈酒。俗话说：“正月茵陈，二月蒿。”所以每到正月，乐仁堂便派人到天坛朝阳处采取，晾晒一二天，取回接续泡做酒母。制茵陈酒必须取用一年后的酒母，配料后用酒蒸煮，质色适宜后取出，酒色清亮，绿色正，质纯气香。

(28)  徐德泉、赵晓生，《张謇成功“导演”南洋劝业会》，南通网。http://www.zgnt.net/node/ntzt_sbh/2010-4-1/10419054948669716.html

(29)  祥法、俞宝书、王芷湘，《南洋劝业会的回忆》，《南京史志》。

(30)  金满楼，《端方：死于革命风暴的一品好官》，个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b599d90100vowo.html

(31)  沧浪云，《明星官员的“非正常死亡”》，《文史天地》2011年第12期。

(32)  黄波，《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书屋》2009年第9期。

(33)  《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4)  杜兴，《立宪派的春天》，《先锋国家历史》2010年第1期。

(35)  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36)  杜兴，《立宪派的春天》，《先锋国家历史》2010年第1期。

(37)  耿云志，《张謇与江苏谘议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8)  《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9)  王耀成，《宝顺轮的故事》，《人物》2008年7月。

(40)  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文史资料（第五辑）》。

(41)  虞和平，《清末以后城市同乡组织形态的现代化——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2)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3)  嚆矢，音为hāo shǐ，分别发一声和三声。指带声响的箭。比喻事物的开端或先行者。

(44)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5)  乔兆红，《华侨与南洋劝业会》，《文史哲》2003年第2期。

(46)  白雁，《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和他的箩筐》，《现代快报》2010年1月25日A30版。

(47)  祥法、俞宝书、王芷湘，《南洋劝业会的回忆》，《南京史志》。

(48)  张智峰，《百年南洋劝业会珍贵老照片重现》，《金陵晚报》2012年11月5日。

(49)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0)  王千马，《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1)  何书彬，《汤寿潜：商人干政》，《看历史》2012年第2期。

(52)  何书彬，《汤寿潜：商人干政》，《看历史》2012年第2期。

(53)  王晓渔，《立宪的羊头是多么的重要》，《新世纪》2013年6月10日。

(54)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5)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第八章　走向共和

小人物炒股

1910年，显然是个很有意思的年份，也是新旧之间一个巨大的天堑。一方面，自1901年以来的晚清新政已经将近10年，社会本应该按照向上的势头行进。但另外一方面，新政催生着新人，也摧毁了自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这个被侵蚀得千疮百孔但依旧庞然大物的帝制中国，便轰然倒塌。

也许，就连对清政府心怀不满的人，都会疑惑，为什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胜利到来得如此迅速，一定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但不管如何，我们都应该感谢1910年，若没有1910年风雷激荡的铺垫，1911年也不可能遽然到来。

只是，我们在面对帝制中国的垮台时，常常会陷入革命叙事的狂欢，却不知必然中也有偶然，“辛亥革命的标志当然是武昌起义，而真正的导火索，则隐于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某些偶然事件中，例如，某某人炒股……” (1)

在这一年，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小人物，四川人施典章，正是他在上海炒股失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年的上海，风云惨淡，让人一眼能回想起胡雪岩生丝大战之后的景象。

先是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在7月22日同时关门停业了。它们是第一拨倒下的钱庄，却牵连9家钱庄倒闭。就连叶澄衷家族的升大、余大、瑞大、承大也宣告歇业清理，被称为“四大皆空”。与此同时，严信厚所创的源丰润以及李鸿章家族经营的义善源也元气大伤，源丰润属下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

导致这样一场金融风波的，是橡胶股票泡沫的破碎。

说起橡胶股票，顾名思义，就是与橡胶相关的股票。大家都知道，橡胶在今天俨然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满大街跑的汽车都需要用它来做轮胎。20世纪初，也正因为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橡胶生产成为朝阳行业，很多没见过橡胶树长成什么样的人，都忙不迭地投资橡胶行业，开办公司，发行股票。在1909年底，这股热潮波及到了中国，上海首当其冲。当时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所以也将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称为“橡皮股票”。其中，最早发行橡皮股票的是英商渣华橡胶公司，每股为9两，但开市不久就涨到了30两……如此的高收益，显然冲昏了很多人的头脑。他们疯狂地投入到其中，推动了股票价格的疯长。这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谁也不知道，这花最后落在谁人之手。但谁都知道，谁不参加，谁就不是时尚中人，到时候聊天都找不到共同话题，更重要的是，谁就跟钱过不去。可以说，橡胶股票见证了人性的贪婪，以及旧上海对财富的狂热追逐。

正是利用这种盲目和跟风，一些外商趁机做局，大肆圈钱。英商麦边就开设了一家兰格志橡皮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皮包公司，为了向上海市民招股，他采取了一系列舆论宣传攻势，“首先，在上海几家著名报纸上刊登一篇题为《今后的橡胶世界》的文章，先介绍橡胶的性能和用途，再分析世界上橡胶市场在今后30年内的供求趋势，给读者造成橡胶产品身价百倍的印象。

“其次，在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宣传兰格志公司除在海外拥有许多橡胶种植园之外，还从事木材、石油等行业，资金充足，实力强盛。

“再次，拼凑一个董事会，声称该公司在新加坡的橡胶种植园获得丰收，在英国伦敦股市，该公司的股票不断上涨。另外，将新加坡一家橡胶种植园的外景摄制成电影，招待上海市民观看，并宣称该公司股票每年分红可达45％。

“最后，采取提早发红利的办法来抬高股票声誉。该公司宣称，兰格志比其他公司业绩显著，其发行的股票在3个月后即发行股息，每股可得12.5两。通过这种宣传造成该公司股票势必大涨的轰动效应，一时间人们趋之如鹜。” (2)

为了吸引一时缺少资金的购买者入股，不少洋商与外国银行互相串通，凡购买洋商橡胶股票的，可向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花旗银行押款。

各种宣传，加上银行的助纣为虐，不难想象上海为什么为橡胶股票如此疯狂。不要说升斗小民，就连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这次也不顾身份一起加入了大合唱。“据时人描述，自1910年春起，‘此风披靡上海，各官商竞向钱庄及外国银行调用款项，投机若狂’，而各大钱庄‘亦以此项股票远胜现金，争先收积’。至于一般中小商人和殷实市民，投入多年积蓄，甚至变卖家中衣物、首饰以换购股票者，不可胜数。” (3)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只有两成橡胶股票为在沪外国人购得，其余八成全都进了华人的口袋。又据统计，华商在1909—1910年初投入橡胶股票交易市场的金额约为4000万两。于是上海钱庄的可流通资金，几乎全部被橡胶股票套牢。

上海道台蔡乃煌自然不会放弃这家门口的机会。他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道库存入钱庄的资金不断透支，购进大量橡胶股票。

而另外一位候补道台施典章同样力度不小，动用了川汉铁路公司的公款，购进兰格志股票达485股，每股市价1400两到1500两之间。这些公款是川汉铁路公司从民间募集到的修路资金。只是这些钱怎么到了施典章的手里？这跟他的身份有关。其时他就任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的CFO（总收支），正是管钱的。那么，他不在西南，却跑到上海炒股，又是为何？这也跟川汉铁路公司想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做投资有关。

说起来，自商办以来，川汉铁路公司要想修路，必须要募集资金。但它比不上苏路，以及汤寿潜所在的浙路公司，靠近沿海发达城市，可以靠商界投资就能过好日子，它却只能仰赖于名目繁杂的种种捐税——靠着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才在几年之内筹集到了1000多万两。自1904年1月起，“清廷批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明文规定排斥外资，资金来源即‘田亩加赋’，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无疑让几乎每个四川人都和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4) 。这一年，赵家蕃与沈缦云等人出资支持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就直指这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荡产，敲肌吸髓而来”。饶是如此，这强募起来的1000多万两，和它认造的成都至宜昌铁路就需款9000万两相比起来，依旧杯水车薪。反正铁路是一时半会修不起来了，这些钱再少也是巨款。这让管理层动起了靠钱生钱的主意，以便为这些资产“保值增值”，于是施典章便手握着350万两，闯荡起上海滩来。当橡胶股票掀起全城热恋之际，这位CFO于公于私都要搏上一搏。

何况买股票的钱，还不是自己的。

正是在无数只推手的推动下，橡皮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像兰格志的股票，到1910年3月底，已涨到每股1650两，为原票面的275倍。当巨大的泡沫破碎之际，就是万民跳楼之时。戳破这一泡沫的，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买主美国。它突然宣布，限制橡胶进口和消费，国际橡胶价格应声急跌，相关的股票交易随之停顿，人们手里昨天还价值千金的股票，转眼成为一堆废纸。

倒霉的还有商务印刷馆的夏瑞芳。

因为张元济的入主，商务印刷馆的业务蒸蒸日上。他本人也落得一身轻闲。只是，余暇时间多了，他也迷上了股票。很不幸地，就迎头撞上了这一年的股灾。“股灾中，夏瑞芳损失极大，以至于资不抵债，不得不变卖房产。他还用股票抵押，向书馆借款10万，但抵押的股票论价值已一文不值。并且，他解雇了部分编辑人员，转嫁成本。夏瑞芳投机冒险，殃及公司，虽尚未牵动大局，却为培养最可怕的竞争对手留下隐患。武昌起义爆发，书馆祸起萧墙，内部职员陆费逵自立门户，成立中华书局。” (5)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开设没几年的四明银行也跟着吃了苦头。因为第一批倒闭的正元、兆康、谦余这“哥儿仨”，是四明的主要往来户，倒欠庄票22万两。受此影响，四明的股票大跌，同时营业衰退，竟濒临破产。这样的局面，显然是虞洽卿当年所没料想到的，他更是无力回天。1911年4月，总、协理一干人等被迫辞职。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孙衡甫乘机抄底，盘进该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好在肥水流的不是外人田。这位孙先生还是宁波慈溪人。

施典章更是彻底凌乱了。

除了自己被股票给套牢之外，他还有个不敢言说的痛。那就是这倒霉催的正元、兆康、谦余，虽然名义上的老板分别是陈逸卿、戴家宝以及陆达生，但他才是这三家钱庄的真正靠山。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生息，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但他身为CFO，却知法犯法，在正元存款50万两，在兆康存38万两，在谦余存25.5万两，合计113.5万两。

谁也不知道三家钱庄私下里给了他多少好处，也不知道陈逸卿对他施以了什么魔法，反正除了大量的存款，他还将一笔95万两的巨款，通过陈逸卿任买办的利华银行放款。但毫不例外的是，这些钱都被老板们拿去炒了橡胶股票。

它们的停业，意味着施典章所有的投资，都成了坏账。

“自从正元在股灾中倒闭后，施典章就一直惴惴不安，担心陈逸卿会出事。为了防范万一，施典章已经拍电报将小妾和儿子都召到了上海，他悄悄地提了8万两银子，到处放风说自己将到香港去售出被套的股票，以便弥补亏空。” (6)

精明的麦边一点损失都没有。因为他早已趁高出手，跑回了国外。

一同携带回去的自然是巨款。

留下来的，是一地鸡毛。

上海股市一片狼藉。

好在政府终于出手救市了。

为了维护市面稳定，“为归还正元、谦余、兆康三家倒闭钱庄的欠款，上海海关道蔡乃煌出面，与9家外资银行订立《上海道三百五十万两借款合同》，由上海道担保借贷，年息4厘，分6年偿还。同时，他还拨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帮助它们稳定市面” (7) 。

联手蔡乃煌救市的少不了上海总商会。此时总商会的会长已是周金箴。他对源丰润的生死，不能不关心。

正是在这些力量的合力支持下，源丰润和义善源果真顶住了金融冲击的第一波。只要这两大巨头不倒，上海市面只要熬过这段艰难日子，终究会恢复元气。

得为蔡乃煌控制危机的表现喝声彩。

尽管他当年能主政上海，跟站队袁世凯有关。不过，从他这些表现来看，这个人好歹还是有些本事的。事实上，他在上任之后，“经济、政治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任内整理上海市政，改造旧城，拨借官款支持地方绅士李平书创办闸北水电厂，又拨发枪支助李创立上海商团。他很懂得舆论导向的重要性，上任前已投资上海《舆论日报》，上任后又收购日资《沪报》及商办《时事报》，合并更名《舆论时事报》；还利用权势攫取了《中外日报》，暗中津贴《申报》及英文《上海泰晤西报》《中国公论西报》，大力打压革命派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先后共有6家中外文报纸被其收买控制” (8) 。

所以你不能说，他只是个吃政治软饭的人。

但他又的确是一个人品拿不出手的人。除了善于栽赃陷害，他还仗着自己朝中有人，连自己的上司都不曾放在眼里，甚至还发表长文，痛诋时任江苏巡抚的陈启泰“横一榻之乌烟，叉八圈之麻雀”，将陈启泰活活气死。

这种不懂得低调，到处给自己树敌的行为，显然是在为自己挖坑。他从外资银行借款，并拨官银300万两，尽管一开始没给他带来问题，但不幸的是两个月后要偿还当期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让手头吃紧的他，只好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至于拿去支援源丰润和义善源的款项，能不动用就尽量别动用，以维持市面。这本不无道理。但一个人跳了出来——1910年就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参劾，说蔡以救市为由，“恫吓朝廷”。暂且不管程对这位下级是否看不顺眼，最起码他的老师，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与蔡有隙。这下，政敌终于找到围剿的机会。

不幸的是，蔡的后台又倒了。

这也让这一年的上海，想死就要死得更彻底一点。没有死彻底，都让人觉得心里不踏实。也是，死彻底了也正好重生。不然半死半活的挂在那里，就跟强打精神的朝廷似的，让人看了都心烦。蔡乃煌虽然左支右挡，但还是架不住危机的二波来袭。

你不能说这只是天意。事实上，就如当年胡雪岩在生丝大战中被拖垮，跟李鸿章、盛宣怀以他为目标来间接排左有关。可以说，他不仅败在了天意，也坏在了人为。和李鸿章、盛宣怀同一战壕的严信厚自然心知肚明。所以，在创办源丰润后，他一生都在小心谨慎，谨防重蹈胡的覆辙，没想到覆辙还是让自己的儿子碰上。这次，“人为”的影子又隐约出现了。严信厚地下有知，肯定心中一凛。

没有什么人愿意替他说话。再说，他的上海道一职，虽然算不得什么，但那可是在国际化的上海，一个小科长都比西部的局长值钱。

把他给弄下来了，多出这么一个肥缺，该多么诱惑人哪。

程德全的参劾也就一参一个准儿。

上海道台蔡乃煌（中）与美国人、文物专家福开森（右）合影。长袖善舞的蔡乃煌因“橡皮股票风潮”而败走麦城。

为了不得罪西方列强，清政府很雷厉风行地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全部结清。“蔡经手款项为625万两，六成在源丰润系，四成在义善源系，故蔡致电军机处，求以宽限时日，再次申明切勿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军机处仍以为是‘恫吓’，除严加申斥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无奈，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 (9) 此时，外资银行又暴露出了其流氓的面目，落井下石，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它们在做死胡雪岩的过程中，已经体现了它们的金融权力。现在，它们更不满意于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它们已经不在乎和中国的钱庄或票号进行利益捆绑了。它们要在中国独霸金融天下。所以，能趁机杀死一些钱庄，何乐而不为。再说，将上海的水搞浑，岂不是又可以浑水摸鱼？

蔡乃煌从源丰润和义善源那边提款，有点被逼无奈，当然也有点负气用事的成分。他甚至有点期待，上海好不容易得以安定的局面，再次被打破。这样，就能证明自己所说不虚，让颟顸的朝廷看看，到底自己是不是在恫吓。

这下却害惨了源丰润。

因为款项被提，加上周转不灵，源丰润只好宣告清产，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多万两。它的倒闭，累及外埠分号17家，“严氏家道遂由此中落”。因为源丰润在宁波帮钱庄的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整个宁波帮深受其害，“与此同时，甬帮会大、晋大两钱庄业宣告歇业；镇海方氏家族在沪经营的钱庄先后有16家倒闭；镇海李氏、叶氏家族所经营的大部分钱庄在劫难逃，纷纷于1911年前后歇业” (10) 。

冲击波依旧源源不断。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

这次倒霉的是义善源。

它没走在源丰润前面，那是因为李氏家族中有个当交通银行总经理的人，他是李鸿章之侄李经楚，为了挽救义善源，他多次假公济私，从交通银行借款来维持义善源的资金。但是不幸的是，他遇到了压抑很久，逮住机会就向上走的盛宣怀。对办银行一直情有独钟的盛宣怀，一旦在邮传部大权在握，就根本不愿意放弃该部在1907年奏设的交通银行。尽管李经楚是他多年效劳的“东家”的子侄，但在他的欲望面前，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再说，李鸿章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该给的面子早就给完了。所以他下令义善源归还借款，但李经楚显然无力偿还，最终以1400万两之负债宣告破产。可谓损失惨重。它的倒闭累各地分号23家，形成了第三波冲击，“恐慌迅速由上海波及全国，企业商号大批破产，结束了连续六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大萧条绵延数年……” (11)

相信此时的宁波帮，包括严子钧在内，对蔡乃煌的心态应该是百感交集。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对宁波帮的实业，以及政治上的话语权有所推动，但是作为一地的父母官，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跳脱大清颟顸、无耻的官僚体系，终究和他们沆瀣一气，在橡胶股票风波中不仅没有及时地看出问题，制止问题，反而成了问题的制造者，推动者。最终让宁波帮乃至整个上海，为他的失策买单。

有人曾称他为“大清的灾官”，恰如其分。

施典章同样也没有跑掉。

蔡乃煌被程德全盯上，他同样被盛宣怀盯上。这场股灾给大清造成了惨痛的记忆，但磨刀霍霍急需要对商办铁路下手的盛宣怀却从这场股灾中看到了机会——施典章的投资失利，显然暴露出了商办铁路在资金募集上的欠缺，以及管理上的乱相——这样的“好典型”现在不抓，更待何时？

就在9月25日，还没来得及跑路的施典章，在上海被张人骏、程德全所派的专案组抓获并查处。比起陈逸卿，他终究欠缺了一点门道。陈逸卿，受美国政府庇护；更绝的一位叫唐寿江，他花钱买过三品顶戴，虽被两江总督张人骏请旨革职，却又发现他拿着葡萄牙的护照。“或许唯一值得他欣慰的是，案件的查处级别远超出他的想象：溥仪小皇帝的老爸、摄政王载沣亲自批示，中央政府多个部委跟进。” (12)

结果一查，查出了一个大贪污犯。

除了违规存款之外，他以公司名义购入的兰格志股票，市价1400两到1500两之间，但他至少每股虚报了250两的“花头”，也就是说，落入他个人腰包的就有12万之巨。更为吊诡的是，这笔股票也在公司的账本上“渺无此事”。

这让专案组很是震惊，不敢自专，将案情逐级上报中央。接下来，邮传部派出了第二个专案组，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

只是，和被迫辞职的汤寿潜相比，施典章还是占尽便宜。一者，他此前曾任琼州（海南岛）和广州的知府，在体制之内混过，是个让领导在某些方面放心的人。另外，也许是看到了民间保路运动的暗流，清政府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根据大清《商律》，专案组建议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他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即定为一万两，缴清后方得释放’。相比这件案子引发的巨大雷声，处理结果简直就是毛毛雨。” (13)

这一结果，也无疑激怒了7000万“被股东”的四川人。在他们看来，这是赤裸裸的黑幕，为此，他们多方上访，要求中央政府彻查……

但正如请愿速开国会运动一样，他们的要求被直接无视。

更让人出奇愤怒的是，他们投资的铁路不仅不保，而且在日后的善后赔偿上，也被区别对待。次年，已经升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对两湖、广东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国有化方案。湖北、湖南由于张之洞管理得宜，资金损失不大，盛宣怀提出用‘国家保利股票’1∶1按原股面值置换；而四川因资金亏损中有300万系‘橡胶股灾’亏空，盛宣怀认为不应‘慷国家之慨’，决定不予承担” (14) 。

义正词严之下，意味着7000万“被股东”的四川人要承担这些亏空。也就是说，他们的投资，只能自认打水漂了。

上头犯错不严惩，板子却打在群众身上。

无疑，这一处罚就像汤寿潜被离职一样，再一次帮了革命党人的大忙。

引发帝制中国轰然倒塌的多米诺骨牌，就此推倒。

辛亥年6月，四川省谘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蒲殿俊，带着因川汉铁路被收归国有而破产的一干“股东”，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这两块木牌一写“庶政公诸舆论”，一写“铁路准归商办”。此前，它们一直挂在蒲殿俊租来的大房子门口。

只是，这种游行和抗议跟死去的光绪一样，没有影响力。

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

“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谘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当“盟友”变成了对手，就像情人变成了敌人，原先爱有多深，此时便恨有多深。清政府也开始感受到某种威胁，这种威胁被发酵得越来越大，“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没多久，“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15) 。

赵尔丰决定用暴力回答。

清宣统三年农历七月十五，即1911年9月7日，赵尔丰将川汉铁路公司和省咨议局的首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诱至督署内拘捕，同时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校和股东招待所。消息传来，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赵尔丰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竟然下令开枪镇压……

是为“成都血案”。

当对话的渠道被彻底堵死，可以对话的对象又被逮捕，乃至被肉体消灭，川人只有以武装起义来回应。

清政府的维稳升级。这次，它们从湖北派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

这一动，便动一发牵全身。

起义烽火终燎原

在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全国革命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又一次失败了。这是同盟会也是他的第十次失败。这次起义发生在广州，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成功。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这次起义也因此史称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简直是在同盟会的伤口上再撒了把盐，说得更严重点，都快把它给击垮了。除了章太炎、陶成章“坚定不移”地独立闹革命，“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居正包括黄兴在上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部，把北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起义重点区域，与同盟会的东京总部已无多少关系了” (16) 。

与此同时，依旧翩翩美青年的汪精卫还待在天朝的大牢里，终日以吃饭、睡觉、写诗、思念心爱的姑娘，来打发时间。

此前，面对着革命党内部的分裂，以及倒孙风潮，这位长期追随孙中山的新知识分子，忍无可忍，转而寄希望于简便易行的暗杀行动，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领袖不怕死，并反击保皇派的攻击，重振士气，唤醒民众。

他的暗杀小组中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分子，有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四川分会长兼《民报》经理的黄复生，有同盟会中少有的炸弹专家喻培伦，有同盟会早期女性会员的曾醒、方君瑛……还有，他日后的爱人陈璧君，此时因爱慕汪而来。

他圈定的第一对象，是端方。后来为了制造更大影响，改为军机大臣奕劻和海军大臣载洵，却纷纷落空，最后决定谋刺摄政王载沣。

就在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头一天晚上，她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汪，为他壮行。只是，汪精卫的暗杀行动因为被人发现，也同样失败。他和黄复生同时被捕。幸运的是，清朝统治者再愚昧再顽固，里面总有一些新式人物，肃亲王善耆就是一个相对有为的王爷。当然，他还有个身份，就是川岛芳子他爸。面对汪精卫这一“大逆不道”的举动，王爷意识到处死他们，有可能会激起革命党人的愤怒，局面会变得更加失控。所以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只判了个终身监禁。

至于喻培伦，因为要去东京重购炸药，而幸运逃脱，日后在黄花岗起义中捐躯。

起义行不通，暗杀也行不通……革命似乎已经山穷水复疑无路。

谁想到清政府在赌桌上却跟着打出了一张臭牌：

皇族内阁。

在黄花岗起义之后，摄政王载沣终于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宣布成立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责任内阁。就像在恩铭被刺之后推出《钦定宪法大纲》一样，清政府就如愚笨的老牛，被抽一鞭子，才前行一步。

只是，还是和《钦定宪法大纲》一样，新的责任内阁在人员组成上，依旧能让人一眼看出清朝统治者并不想真正放权。

其基本维持了旧体制的人选，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分任各部大臣。成为内阁中的一员，成了盛宣怀人生中的最大风光，值得一辈子去铭记。只是，这届责任内阁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实实在在是一个“皇族内阁”，“立宪派马上意识到这样的内阁成员名单实际上意味着原本可以缓冲皇室与立宪派之间矛盾的责任内阁，反而成为君权的延伸” (17) 。

先是有山东巡抚孙宝琦表示疑义，在奏折中强调宗支不宜参与内阁。接着，全国近20省谘议局议长及议员40多人再次请愿，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原则，请求朝廷尽快取消这个皇族内阁，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建责任内阁。“对于各界要求，朝廷这一次似乎不准备让步了，先是严肃训斥孙宝琦的建议太过荒唐，紧接着发布上谕，对《钦定宪法大纲》给予重新解释，以为即便实行了君主立宪，黜陟百司的权力仍然归属于君主，议员不得干预，以为这才是君主立宪的本旨。” (18)

国会和议员成了清廷统治者装点门面的工具，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得不说，随着“皇族内阁”出台，就连纯粹的立宪党人，也将君主立宪当成了一条随时可以丢弃的破鞋。

正是对满清统治者由希望到失望，再到如今的绝望，当革命再次爆发后，立宪党人不是选择了观望，就是选择了和革命党联手。

再也不像孙中山在第一次广州起义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

清政府拱手送给了革命党人一张莫大的好牌：人和。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几个月前革命党发动黄花岗起义还以落败告终，几个月之后的武昌起义，就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大成功。

有了人和，还需要天时。得感谢四川的保路运动吸引了清政府的注意力，更要感谢清政府自作孽不可活地派兵镇压——正是兵力被派到了四川，造成了武昌兵力空虚，给了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的大好时机。

天时，地利，人和……起义不成功都不可能。

不过，革命党还得感谢一个人，那就是：

带兵前来四川的端方。

端方这时候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确很吊诡。

一个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按照清朝官员的德行，任谁都不愿意跑到这个是非之地，偏偏他就来了。另外一个是，在他人的印象里，他本来已经下台，在家逍遥自在，饮酒作乐、会客访友，也轮不到他来担这个责任。

说到底，这是一个并不能隐忍的人。

在这一点，他比起亲家袁世凯要差得太远。

尽管口头上表示要“不如早归去，毅然绝世缘”，但时局一变，他又开始怦然心动。为此，他还要花上白花花的银两，为自己谋求重新上位。鉴于他曾任职川鄂，并有显赫政绩，清政府在1911年又再次起用了他。成都血案发生时，他正在湖北。3天之后的10日，清政府就一道急命，让他带着部分鄂军赶赴四川“进剿”。

孰料却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事实上，对四川的保路风潮，端方是持同情态度的。对赵尔丰视为“逆谋日炽”的《自保商榷书》，他也有不同的解读，“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人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是大愤。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

所以他对带兵“进剿”，持怀疑态度。

“端方从汉阳出发，一路上磨磨蹭蹭，走了两个月，11月13日才到四川资州，并在此停留了14天，既未‘进剿’，也未北上勤王。办事雷厉风行的端方，面对保路运动，奉行‘拖’字诀，与其政治态度不无干系。端方曾考察欧洲诸强国现代改革，对于铁路国有‘洋商包工’，向来持反对意见。而主‘剿’派在铁路问题上则持强硬立场。两难之际，端方只有‘拖’，‘拖’到朝廷退步。这一‘拖’，却迎面撞上了革命。” (19)

在这一点上，革命党人得感激端方。

一则，他在“进剿”上的“无为”，促使了四川起义的烽火，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燃遍了四川全省。对全国的革命形势起到了相当好的示范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将鄂军带入四川，并久拖不归。武昌的兵力空虚，有一大部分“功劳”应该归结在他的身上。

当机会摆在了革命党面前，不如顺势而起。

本来同盟会中部总部及黄兴认为武昌新军在那个时候起义条件并不成熟，也没有参与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后，黄兴发出电报，孙中山才知道，自己的革命事业成功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面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多人都没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它的成功，既是必然中的偶然，又是偶然中的必然。

当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根基之时，也不能遗忘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功劳，“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20)

不过，武昌起义的成功，还得继续感激一个人。

时任湖广总督的瑞澂。

出生于1864年的他，博尔济吉特氏，字莘儒，号心如。满洲正黄旗人。琦善之孙。少年时纨绔成性，与劳子乔、岑春煊并称“京城三恶少”。但恶少也有从良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因留守北京有功，擢升九江道。因有官声，调任上海道。说起来，他接的还是袁树勋的班。是蔡乃煌的前前任。任内奉命在辖境内禁绝鸦片，建立警察部队。很快又先后任江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但在1909年与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不睦，上表辞官，以退为进。清廷慰留，升任其为江苏巡抚。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说是端方密荐瑞澂，称其有大才，清廷遂委派他出任江苏巡抚。正是他欣赏并培植了戴季陶，且与张謇等立宪运动首脑和载泽等掌权大臣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曾奏派张謇总办江苏农工商务局，并加入“预备立宪公会”，也算得上是立宪派。在做湖广总督之后，时有各省督抚联名致电军机处，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他也在其中之列。

不管如何，瑞澂算得上是清政府中比较有能力也有作为的官员。看上去也很开明。所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武昌的枪声一响，督署只是中了一炮，他就仓皇弃城而去。更有不堪的说法，是从后院挖狗洞出逃。先逃至长江上的军舰，继而逃至上海，不久闻听清朝政府欲治其罪，遂再逃日本。

一点抗压能力也没有。

当然，这跟他是纨绔子弟出身有关。

你也可以理解，他对清政府的统治也自信不足。

这让瑞澂，看上去像是个笑话。

说起来，当时起义军虽然进展顺利，但仍有部分军队忠于清政府。其亲信张彪临危不撤，起义军反复进攻不能得手。但瑞澂一走，武昌便不再是清政府的天下。

孙中山曾感叹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更要命的是，“瑞澂出逃，同时也给清王朝的崩塌开了高官显贵率先奔逃的口子，武昌之后各省相继起义，各省督抚遂走者走，变者变，227年大清帝国，短短1月间，半壁江山尽属民军” (21) 。

此时的大清，不废而自废，不亡而自亡。

武昌起义前后，为立宪而奔波的张謇，恰好就在武汉。

他先是主持过大维纱厂的开机仪式，后又接受了瑞澂的宴请。宴会上大家还欢笑有加，却不料一日之后，便遭遇此等大变故。其时他正坐在开往上海的日本商船——襄阳丸号上，恰好看见了江边燃起的熊熊火焰。

那是武昌塘角辎重队士兵的起义信号。

目睹了首义烽火的张謇，在自己的日记这样记载：“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也许，他其时根本就没想到，此火一燃，便燃起了大半个中国。

“第二天晚上，张謇抵达安庆，他本来是应安徽巡抚朱家宝的邀请共商疏导淮河问题，可安庆新军起义也是一触即发，哪里还顾得上谈导淮问题。12日，张謇挤上塞满乘客的江轮，赶回了南京，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派兵‘援鄂’。谁知张人骏不仅不肯出兵，反而大骂瑞澂和立宪派。16日，张謇赶往苏州，与江苏巡抚程德全连夜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21日，张謇等人以江苏谘议局名义发出致内阁电。此时，张謇还在为挽救清王朝尽最后的努力。” (22)

与此同时，张謇与其立宪“小伙伴们”所把持的各省谘议局的中央机构——资政院，也在10月25日这一天，召开第二次会议，提议“内忧外患，恳请标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至于治本，其一是召集国会，通上下之情；其二是组织拥有完全行政权力的内阁；其三是巩固宪法中的言论、出版和结社集会的三大自由。

议员们认为，人民有了这三大自由，就不会造反作乱。

至于治标，议员们也给出了一些方案，比如说，从严将四川督抚赵尔丰及湖北督抚瑞澂按律严惩……当然，矛头直指的却是时任邮传部长盛宣怀。

在他们看来，朝廷自从下旨要实行君主立宪，革命的言论一日少似一日，如果不是盛宣怀提倡铁路国有，也不至于民心丧失，让革命党乘机煽动作乱，情形至今益发不可收拾……在群情激奋之下，资政院竟头脑发昏，也不经过法律审判，便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用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特殊的决议，要求将盛宣怀“明正典刑”，杀一人而谢天下——显然，盛宣怀一辈子为之服务，不惜鞠躬尽瘁试图挽救的这个政权，短视而冷血地将他作为替罪羊给抛了出去。

在这巨大的呼声面前，清政府对此或无力拒绝或顺水推舟，一日后便下令将其“双开”，但好歹没有要了他的性命。为避免成为被继续攻击或暗杀的矛头，盛宣怀只能一逃了之，而他留下的巨大资产，成了日后民国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

然而，这一切亡羊补牢之举，也没有让革命的形势变得暗淡，乃至有一丝缓和。31日，张謇一到上海便听说湖南、陕西、山西等省相继独立，但对张謇更有冲击的是11月3日的上海起义。

我们应该能理解上海起义对张謇的巨大心理影响。谁都知道，因为预备立宪公会的存在，让上海一度成为了立宪派在南方的大本营，但这次，他的大本营也在革命面前，彻底“沦陷”了。而他的“小伙伴们”，也纷纷投靠了革命的阵营。

在状元下海之后，他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市面惨淡的上海，就人心思动。

潜伏的革命党人早已跃跃欲试。

这里不得不提与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部，曾在日本和蒋介石结为金兰的陈其美。

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湖州。

说起来，他和宁波帮是浙江老乡。

陈其美，蒋介石拜把兄弟，他的两个侄子分别是日后的国民党内重要人物陈果夫、陈立夫。

其少年聪慧，5岁便能认字2000余。读过7年私塾，最后因父丧，15岁进入某小镇典当铺充当学徒，把读书的机会留给了小他两岁的弟弟陈其采。不过，这个人有着强烈的升官发财的理想。但时逢乱世，一直未曾找到合适的机会。倒是弟弟的前途一路亨通，先中秀才，后又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担任新军统带，不久又出任湖南武备学堂监督……此情此景，一下子就把他给比了下去，难免对他造成了强大的精神刺激。不过，经过多年的商场历练，本就聪慧的他，慢慢地竟有“四捷”之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除此外，他越发地现出生性豪爽、好结交的个性。谁都看得出来，他天生就是一个混江湖的料。但他需要一个能容纳他扑腾的场所。小地方已经放不下他那颗心了。1903年，他为了改变自己，到上海任同泰康丝栈助理会计。只不过到了大地方，一没有钱二没有关系的他，还得依仗自己的弟弟过日。好在，弟弟没多久就为他送上了一个巨大的青帮人脉。

那时，青帮“大”字辈的大佬范高头有一手下叫芮德宝，在城隍庙看见一个英国人殴打女招待，上前劝解，却反遭殴打。作为青帮流氓，谁能受得了这个。于是一怒之下，反手把英国人痛打了一顿。这下麻烦了，英国领事馆不答应了，要求中国惩办芮德宝。正好是陈其采处理此案，遂据理力争，不仅让领事馆理屈词穷，更让肇事者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对此，范高头自然要表示感激，听说他的二哥也来上海了，自然要多加照应。到最后，甚至不顾年长30岁左右的高龄，和陈其美结拜为异性兄弟。

这份回礼送得不可谓不大，一下子让陈其美在青帮之中，辈分显赫。

也许，范高头也看出，他终非池中之物。

不过，没多久，随着陈其采被调到湖南，他在上海又没了依靠。于是，1906年夏，已29岁的陈其美，在弟弟的资助下，来到了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在异乡，他更是把自己好结交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亦结交了一批江浙籍的革命党人如秋瑾、徐锡麟、张静江等，以及当时的小字辈蒋志清，即后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蒋介石。这，为他今后的经历和影响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他和蒋介石以及另外一位留日士官生黄郛主动结拜。“蒋志清因为比陈其美小9岁、比黄郛小7岁，深感以小攀大有不恭之嫌，所以有意推辞，但陈其美执意结拜。遂三人互换兰谱，盟约‘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蒋志清特意将盟约刻在两把宝剑柄上，分赠盟兄。之后，陈其美介绍两位盟弟加入同盟会。” (23) 也正是陈其美的引荐，蒋介石得以走近孙中山。

兄弟多了路好走。在革命陷入低谷的1908年，却成了陈其美发展自己的一年。尽管范高头因时任江苏巡抚的陈夔龙剿灭下，身败而亡，但谁也不能否认陈其美在青帮之中的地位。这一年，他奉派从日本回国，负责联络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的会党，以重振旗鼓。与此同时，他正式加入青帮，顺其自然成为青帮的大头领。

从陈其美的身上，也可以印证，孙中山此前数次发动革命，多依仗的是这个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反叛者——会党。事实上，像陈其美，本身就身兼革命者与会党的双重身份。这也难免让江湖气息严重的同盟会被光复会同仁看不起，从而造成了革命党内部之间的不和。更重要的是，当革命党人一旦取得成功，其会党出身的作风和做派，也难免让革命的结局走味、变形。只是，在以革命为最高目标时，这一切矛盾暂时被掩盖。

回到上海的他，在马霍路也就是今天的黄陂北路德福里设立同盟会秘密机关。“靠着青帮的关系和背景，陈其美招收了大量的马仔，这些马仔平时是青帮的打手，要起义时就成革命军了。” (24)

应夔丞就是这样被他吸收进同盟会的。

此时的应夔丞，已经年近五十，虽然身为青帮人士，不过因为既会说英语又比较会办事，所以比较得当时还是江苏巡抚的陈夔龙、藩司陈伯平及臬司朱家宝的赏识，被委任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可是他死活就没有改掉自己挥霍成性的恶习，当上坐办后不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机会，反而花天酒地，很快就挥霍掉了5000两官银，最后没办法跑到了河南避风头。但他很快就被同僚揭发，无奈之下，他又逃回了家乡宁波。他那个靠着炒地皮发家的老爸应文生，怕他继续在外面胡闹，于是给了他5万大洋，给他创办新式学堂。

这就叫人有些啼笑皆非，让一个青帮人士来创办新式学堂，到底是要学生学什么？不过，会党既然可以闹革命，谁说就不可以办学校呢？

好在陈其美很快就收留了他。

他在法租界的应家住宅，自此成为了同盟会的重要据点。也正是在他的协助下，陈其美还在妓院酒楼设立秘密机关，于花天酒地中策划革命事业。

也许，就是像陈其美和应夔丞这样出身会党的人，才能将妓院和革命挂上钩。而且做起来很没有不好意思。

这倒是颇为掩人耳目的一招。

“据陕西籍同盟会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就是在上海‘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认识陈其美的：‘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酒，也是陈其美请的。” (25)

尽管有人为之辩解，说这“阳为纵情声色，以掩饰侦者耳目”，但终究有矫情之嫌，“因为在声色之场难免会有兼而有之的行为。况且，陈其美似也不是洁身自好之人，至少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曾在上海《晶报》上，以笔名‘寒云’连续三天刊载《辛丙秘苑》一文，记述其所见证的陈其美等人经常出没于高等妓院，一边狎妓，一边策动义举。在辛亥革命后，陈其美甚至被封了个‘杨梅都督’的绰号” (26) 。

对他的狎妓陋习，光复会领袖之一的陶成章就很深恶痛绝。在日本时曾当着孙中山的面，劝陈其美戒嫖还要戒赌。这难免会让陈以为陶成章是在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也许，这也是他在革命成功后对陶成章痛下杀手的一大原因。

陈其美在吸纳会党上的能力，还是值得陶成章学习的。

尽管平时有意无意地看不上同盟会中的某些同仁，陶成章也逐渐意识到，光复会的核心成员多是知识分子，平时对清政府的舆论攻击也很凶猛，但往往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清政府的统治即使再腐朽、再虚弱，也不可能被革命党在报纸上骂垮。

也正是在这方面上的认识有所突破，陶成章自日本回国，在1908年春夏间积极组织五省革命协会时，主要联络的也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流落在各地的会党和反清势力，并力争将会党发展成革命可以依靠的中坚力量。

这也意味着，文人气息浓厚的光复会与江湖气息较重的同盟会，在运作会党上，观念也渐趋一致。

不过，陶成章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苏、浙、皖、闽、赣五省，不比陈其美，更多的是死守上海精耕细作。1910年，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建立总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则为副会长，同时，在南洋建立执行总部。

日后钱基博作《辛亥江南光复实录》对章陶这一“组合”进行了评价，语言不无尖刻，“炳麟徒以文学有高名，领袖光复会，而书生呆不晓事；成章智而能得众，实左右之。光复会之有陶成章，犹同盟会之有黄兴也。炳麟不足当孙文之恢廓有大略，而成章则胜于黄兴之轻发多败事；黄兴未必推心于孙文，而成章则实竭诚于炳麟……”

看得出来，在钱基博眼里，陶成章选择章太炎为自己的“合作伙伴”，无疑是一个失招。但对这个忠心耿耿的兄弟，章太炎也投桃报李，在陶成章被刺之后，事事都与孙中山对着干，逢孙必反。

陈其美显然也知道，自己这种干革命的行径的确有些“惊世骇俗”。为了以合法名义进行革命活动，他还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国民总会，提倡尚武精神，“御侮救国，必倡尚武，名正言顺”。这总让人想起严修在主理学部时所提出的“三尚”：尚公，尚武，尚实——这里的尚武，就是“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看上去，陈其美创建上海国民尚武总会，也挺政治正确。

不过，严修所为，立宪。陈其美所为，革命。

尚武无非是他的借口，真正目的是通过它来扩大宣传，并借以组织基层群众操练，暗中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如此说来，两者名义上相似，精神上却已经离题万里。

1911年6月11日，该会在上海成立。著名银行家，曾和周舜卿一起发起成立信成银行的沈缦云被选为会长，著名教育家马相伯为副。陈其美则在其中担任调查部长。因为该会骨干多为同盟会会员，加上沈缦云本人也在1910年冬因请愿速开国会失败而加入了同盟会，中国国民总会也成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虽然手头上有会党还有外围组织，但就此说陈其美一定会成为上海起义的大赢家，还言之过早。事实上，陈其美之所以日后能当上都督，不管是杨梅也好青梅也好，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光复上海的另一大势力，由上海商人们掌控的民间力量——上海商团。

浙江人的革命大团结

说起上海商团，虞洽卿的华人体操会自然是当仁不让。

除此外，还有体操会的“上级组织”——上海商团公会，也可以叫它上海商团联合会。

如果上海商务总会是上海商人的大联合，那么，顾名思义，上海商团公会就是上海商团的大联盟。其成立于1911年3月22日。除了华人体操会之外，该公会的又一核心力量就是，上海南市商团公会。在这里当老大的是李平书。

很多人常常把李平书和李云书搞混了，而且容易张冠李戴，生出很多烦恼。要是把李平书叫回到李钟珏，也许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了。没错，李平书就是提议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那位，并和朱葆三成为了同事，一个是领袖总董，一个是办事总董。也正是在他手上，上海城厢内外的市政得以大规模建设。

上海南市商团公会的前身则是5个小团体在1906年组织的临时商团，它们分别是沪学会体育部、南市体操会、商余学会、商业补习会和沪西体操会。而这5个团体的出现，自然是受虞洽卿创办华人体操会的影响。可以说，上海南市商团公会和华人体操会在某种意义上，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它们的大联合也顺其自然。

上海商团公会

上海商团公会设正副团长各1人，编为5个中队，共约6000人（一说2400余人）。尽管华人体操会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团长一职（你也可以说是会长）还是落在了李平书的头上。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则是荣誉会长。

这也意味着，陈其美要想掌握民间商团，最起码得将李平书和虞洽卿搞定。虞洽卿不太难办，毕竟他业已见风使舵转身革命，很容易和陈其美一拍即合。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陈其美的左右逢源，和“调人”虞洽卿很是相似。他们之所以能一见如故，除了在革命的态度上接近一致之外，这点也很关键。应是英雄惜英雄。这里还得说一句的是，也正是因为结识陈其美，虞洽卿方得以认识了陈的结拜兄弟蒋介石。两人攀上关系，也为日后的中国走向，埋下了厚重的伏笔。

李平书呢？当年他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本意是想通过地方自治，进而呼应上层的立宪运动。说起来他是个实实在在的立宪党人。想要把他拉进自己的阵营，需要他的转变。这自然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好在清政府不争气，在立宪上挂羊头卖狗肉，也实实在在地冷落了他的心。还有一点必须要提的是，他的侄子李英石是陈其美的故交。家族的影响，加上朋友沈缦云的鼓吹，他最终还是纵身一跃，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他和虞洽卿的加入，无疑为陈其美拱手送上了相当厚实的武装力量。这些商团除了人数不少，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会党，是社会的主流力量，这些人的反叛，证明了这个社会已经彻底地把清政府抛弃了。它在精神上对清政府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在李平书的支持下，陈其美“上海先动，苏、杭应之，南京庶指日可下”的方案，在11月1日才得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这个方案的意思是，大家决定先取上海，再取江浙两地的重要城市苏州和杭州，最后攻占南京。

原定的计划则是，南京先起义，上海后举。

这个计划看上去很美好。

毕竟，南京其时是江苏的省城，虽然在行政上和苏州“一省两治”，但它还是两江总督府所在地。南京一旦拿下，犹如中心开花，两江自然很容易就全盘皆活。另外，有人还认为，上海道台在松江有左营衙门，在苏州有右营衙门，如果上海首先起义，松、苏两地清军即会迅速来沪增援，则上海起义能否成功实属难说。反之，若南京一带先动，上海再响应，清军必顾此失彼，溃不能防，上海起义必稳操胜券——

不过，这显然没把张人骏放在眼里。

要知道，此时正任两江总督的，恰恰就是对大清愚忠，并对立宪党人颇无好感的张人骏。武昌起义一爆发，一方面他没有听从张謇出兵援鄂的计划，保存了自身实力；另一方面，他还对驻扎在南京的新军第九镇严加防范，收回新军部分枪弹，甚至将第九镇驻南京部队约7000人调出城外，移驻城南30公里的秣陵关附近。与此同时，还将驻扎在城外浦口一带由张勋做提督的旧军江防营调驻城内……另外，他还有一个很好的帮手，那就是当江宁将军的铁良。尽管是受载沣排挤到此地，但个人恩怨并不影响他对清朝的感情。这也让在南京起义，成本会变得很高。

陈其美改变这一计划，自然有他的利益考量，但也不得不承认，有它的合理性。加上李平书的支持，于是，上海便替代南京成了“出头鸟”。

至于“先动”的日子，选择在了11月5日。

只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人，有枪，陈其美还需要有钱。

这时，又轮到虞洽卿做贡献了。

说起来，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大于他在其他方面的支持。跟陈其美结识还没多久，他就开口自捐了8000元。不过他也知道，这点钱相对于革命的巨大花销，还是杯水车薪，所以，好人就要做到底，他又主动承担了在上海工商两界的筹饷任务。只是，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单靠虞洽卿自己，还是有些够呛，他还需要拉上一个人。

谁呢？那就是他的同乡，朱葆三。

此时的朱葆三，已经到了人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华章了。

此前，他靠着经营庚子赔款以及在抵制美货风潮中的强硬作派，让自己不仅当上了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办事总董，还被选为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如今，他还兼职上海道衙门总账房……这意味着，他进一步把政府的钱袋子捏在了自己手里。

想想刚来上海时，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学徒，此时的荣耀，真是天翻地覆，让人很难想象。虽然，在他身边也有像虞洽卿、严子钧这样的小一辈们气势夺人，颇有后来居上的架势，但他在上海滩多年的经营，也不是小一辈们说到就能做到的。况且，随着叶澄衷、严信厚等人先后去世，他竟成了宁波帮中的老资格了，这资格摆在谁面前，都是沉甸甸的够分量，任谁都要礼敬几分。

和虞洽卿不在政府里任职，却热衷于政治有点不一样的是，朱葆三对政治并不在行。他做人好，做生意好，做慈善也好，但是做政治，却谈不上有多好。说起来，中国的政治本来就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规则，比起商业来，很多都是“台面”下的交易，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人”所能应付得了的。尽管从商的成功，让他底气增添了不少，也多了一些自信，但他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以及周生有案中的表现，依旧显露出他在政治上的跛腿来。这些或多或少也在潜意识中束缚了他的手脚。

况且，作为上海道衙门总账房，他已经听闻了一些内部消息，那就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在10月13日这一天，电令上海道台刘燕翼，还有江南制造局的总办张士珩，要严守沪城，等候援兵。张人骏甚至还表示，商团、工贸组织一旦有叛逆迹象，格杀勿论，就地正法。这也让江南制造局成了光复上海时的最大一个障碍。

这里简单地提一下张士珩，此人字楚宝，籍贯安徽合肥。他跟张爱玲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因为他的母亲是李鸿章的妹妹。和李鸿章一样，他也是对清朝比较愚忠的人。自从1904年起负责江南制造局以来，他就把该局打造成了一个铁桶般的堡垒，所部300多人，多是他从安徽老家招募而来的子弟兵，只听他的指挥。更关键的是，江南制造局以制造起家，武器弹药自然不在话下。这些还不够，收到张人骏的电令之后，他还连夜传令炮队营帮带张士春和巡警处帮带李万有，各率军警分别防守。10月18日，张士珩又请求海军都统萨镇冰派遣军舰二艘、雷艇一艘，镇守在黄浦江面。

这些自然会影响朱葆三对形势的判断，因此，当时代要求他在变革面前拿出态度来时，他却没有虞洽卿、严子均这些小一辈来得斩钉截铁。

虞洽卿求告上门，朱葆三自然不会避而不见，但在虞洽卿说明来意，要他转投革命之后，朱葆三还是不由得犹豫起来。因为在这非常时期，任何一举一动，都有被无限放大的可能，而且关乎身家性命，不可不三思而行。

虞洽卿不愧是个“调人”，能言善辩是他一贯的本事。不过，他显然没有料到张人骏出兵的消息，陈其美也没告诉他。但事到临头，也不好再走回头路。“他有些惊讶，不过很快镇定下来，说：‘朱老所言，虞某虽不知晓，想来亦在情理。江山易主，必有恶战。上海膏腴之地，清廷不会无端拱手相让。可据晚辈所知，清廷兵力重在华北，而长江沿岸，防守空虚。何况形势紊乱，士无战心，上海断难坚守。’

“朱葆三品了一会儿茶，缓缓说道：‘我乃商人，是否不介入政治为好？’

“‘朱老久经风云，世事自比晚辈看得分明，官商两艘船，但息息相关。我商界支持孙文得了天下，断不会薄待于我。官商互为依靠，相得益彰，朱老以为然否？’

“‘虞先生一席话入木三分，老夫豁然开朗。时事既已如此，商界不可坐视。老夫老朽，担不得大事，不妨以你我名义，组织筹饷，具体事项，你出面；有难处，朱某尽力。’” (27)

谁也没法还原当时的现场，其间两人的心路沉浮，也是断断不能用简单的两句话，就能描述透彻。而且，虞洽卿仅仅摆出以上的几点原因，就能彻底影响朱葆三，还是有点不太容易站住脚。事实上，虞洽卿能说动朱葆三，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源于李平书也准备支持陈其美。

说起来，朱葆三和李平书都是爱国商人，在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起也同事多年，都声名卓著，不过，暗地里两人也有一番你争我斗，谁不希望自己是最牛的那一个呢？！尽管朱葆三跟政府关系还不错，但李平书也不弱，不仅是商界领袖，而且手头上还有武装。也算是打了个平手。这次，李平书选择支持陈其美，显然对朱葆三是个刺激。

谁也不知道革命的命运到底如何，万一陈其美获胜，那么，本就强大的李平书，将因为及时站队更加得势。这对朱葆三在商界的地位无疑是个挑战。为了将损失压低到最小，朱葆三只有跟进。

不管原因到底如何，结果总是令人满意。朱葆三出不出面只是技术问题，他允许虞洽卿能借用他的名义，其实也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态度。有了朱葆三这块大招牌，虞洽卿成立的革命军筹饷征募队，在工作上就格外顺利。

接下来，朱葆三还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创立了宁商总会。联合创办人有虞洽卿，据说还有陈其美。这进一步证明，朱葆三在革命的路上，已经越走越远。在表面上，宁商总会是一个会所，联系这年2月正式成立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总让人觉得宁波人创办的同乡组织是不是过多了点？事实上，宁商总会承担的功能迥然有别于宁波旅沪同乡会，它只是一个打着会所的牌子，却为革命党人提供掩护的活动之所。毕竟像陈其美那样老是混迹于妓院、酒肆不是长久之计，也并非正途。这个活动之所位于公共租界，在今天的云南路。朱葆三、虞洽卿等人特别出资于英国政府机构注册，使该会持有香港政府注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部总会执照（又称“特别照会”），即使租界巡捕房未经会审公廨之批准，亦无权力搜捕。陈其美等人的安全自然得以保证。

对革命来说，此举善莫大焉。

它为朱葆三赢得了不少的政治加分。

尽管身败名裂的阴影依旧不时涌上心头，好在革命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中途崩殂。武昌起义不到一个月，潜流暗涌的上海起义，更是在11月3日提前爆发。

一发就势不可当。

起义提前，还是得益于虞洽卿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

11月2日这一天，虞洽卿收到了宁绍轮船公司设立在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说清军已派了5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达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总局大批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

这就意味着，只有尽快拿下江南制造总局，才能有效地支援武昌起义。毕竟，清军军火的来源不外乎购自外国和国内的汉阳枪炮厂、江南制造总局。武昌起义让汉阳枪炮厂落入革命党之手，如果再控制住江南制造总局，就等于斩断了清军又一臂膀。得不到补充的他们，也很难对武昌起义进行反攻倒算。

事实上，刺激陈其美提前发动起义的，还在于一个人。

那就是同样在上海活动的李燮和。

李燮和，1873年生人，正是赵家兄弟般大小，字柱中，号铁仙，和黄兴是湖南老乡，为安化蓝田人，今属湖南涟源。1900年，他到长沙求学，结识黄兴、刘揆一等人，也因此加入了华兴会。此后，他开始了自己“一身入三会”的革命生涯。先是在1906年亡命天涯的途中路经上海，结识了陶成章，进而加入光复会。赴日后又在黄兴的牵线搭桥下再次加入了同盟会。其时的革命党人，既是华兴会又是同盟会，既是光复会又是同盟会的不少，但像他这样的“一身入三会”，还是少见，也算是革命党中的一景。

相比较而言，李燮和身上的光复会色彩更加浓厚一些。

这跟他与陶成章的关系有关，他们在结识后曾引为至交。随着同盟会在1907年前后发生了分裂，他也因此重回光复会，成为会中仅次于陶的实际领导者。不过，他在光复会中的活动，让他受到了清政府的通缉追捕，无奈之中，他匆匆逃往湖北隐藏在汉口租界区。作为革命党人，他应该能知道10月10日前，对岸武昌方面的潜流暗涌。不过，就在武昌起义前，也就是10月6日，恰好当年的中秋节，他却从武汉赶到了上海。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上海以及周边的吴淞等地，组织光复军配合武昌首义。

对他的到来，陈其美表面上是欢迎的。因为革命需要他们的合作。只是，对起义领导权的追逐，况且在陈其美眼里，他还是陶成章的亲信，所以又不得不对其严加防范。

随着李燮和在上海的“经营”，这种担忧在陈其美心头也越来越重。

首先，他在运动清政府在上海的军事力量——水陆军警上，颇有成效。

这跟他的湖南人身份大有关系。“随着曾国藩在湖南招募子弟兵镇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长江以南地区逐渐形成‘无湘不成军’的基本格局。旧式部队中的各级军官，大部分由湖南人担任，而且与革命党人素不来往。不像维新运动中各省训练的新军那样，被留学日本的士官生以及革命党人全面渗透。经过李燮和奔走联络，吴淞巡官黄汉湘、闸北巡逻队官陈汉钦、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雄、江南制造局附近炮兵营哨官成贵富、海巡盐捕营统领朱廷燎等湖南人，全部愿意‘以所部为民军’。吴淞警务区长杨承溥、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临时驻扎吴淞的广东济字营督队官徐占魁等人，也答应服从李燮和的统一指挥。这样一来，李燮和便控制了近万人的水陆军警，成为上海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指挥官。” (28)

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军事力量，防止他们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时回缩，他还以“大言励众”，说自己自武昌而来，不仅已约敢死队若干人，而且黎都督已许赢粮济师。在今人看来，他遵循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兵不厌诈”的传统。这里的黎都督，则是在武昌首义成功后被革命党人推举为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时任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之所以能成为都督，正因为武昌起义是“必然中的偶然”，大家都没做好相应的准备，一方面，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都不在武昌，革命党人属意的领导人像黄兴、宋教仁等又远在上海；另一方面，革命又不能群龙无首，身在历史现场的黎元洪便这样戏剧性地成了武昌起义的“元勋”。不过，黎元洪的上台，并非心甘情愿，而是在革命党人的枪口下，被迫上任，充当了起义的符号。而且在拥戴为都督的三天之内，采取了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木偶尸居，不划一策。很难想象，在起义之前就已经到达上海的李燮和，会和黎元洪有什么样的直接接触。更有传言说，他此次到上海是受黎元洪的委派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与同盟会陈其美等策划上海起义，就成了绝对的以讹传讹，但这种谣言在当时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的确震慑住了一些人。

一开始，陈其美和李燮和的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11月2日，李燮和还亲自到上海同盟会的机关报和重要据点的民立报社，会晤陈其美。该报是1910年秋创办，创办人有宋教仁和于右任，但其所运作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赵家兄弟。在这里，陈其美也有一份工作，那就是出任访事，即今天的采访记者。

这也可以看作是陈其美掩护自己的一个身份。不明就里的很多人，往往会把他当成一个小记者。在上海光复之后还心存疑问，小记者怎么能当都督？

就在这次沟通中，双方约定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下午4点钟，分别在租界区以北的闸北地区和租界区以南的老城厢同时发动起义。两处成功之后，再合力攻江南制造局——这个约定，如果真能实现，光复上海也许会更为顺利。但事情往往没那么的想当然。首先是李燮和“失约”了，因为起义的意图，在上午就被闸北巡警总局暗探队的队官汪景龙撞破，最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变故，让李燮和不得不果断下令提前行动。不过起义却摧枯拉朽，到下午两点，整个闸北就全部光复。随后，吴淞各军也光复反正。这些起义的军警、商团统称民军，又称光复军。李燮和遂以光复军上海临时总司令名义，派人在闸北和吴淞张贴安民告示。胜利消息一传出，陈其美再也坐不住了。

说实话，在他心里，其实一直很担心光复会会抢占头功。

更重要的是，他侦得李燮和已与制造局卫队取得联络，深怕他捷足先登，把军火掌握在光复会手中，这对他将殊为不利。

他只有先下手为强。

这一天的下午，陈其美率领各路人马，赶往上海县城西门外斜桥西园（也称九亩地），举行誓师大会，宣布上海反清独立，并当场扯毁黄龙旗，改悬民军白旗，起义者均袖缀白布为标志。登上舞台发表演讲的有陈其美、李平书、沈缦云等人。宣布商团作战命令的则是李英石。作为李平书的族侄，他和李平书往来密切，深受李平书的信赖，此前就被委之以商团指挥权，担任商团临时总司令。不过，他也并非靠着关系上位，说起来，他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新军第九镇马标第一营管带。

随着李英石的一声令下，起义人马兵分两路。一路由他本人率领商团攻占上海道、县衙门，并分段防守城厢，一路则由陈其美带领着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

商团攻防有序，加上闸北、吴淞的胜利在前，上海县城的光复也是不费吹灰之力。上海道刘燕翼逃进了租界，上海知县田宝荣亦闻讯逃走，朱葆三也一同前往。城内文武官吏顿时群龙无首，纷纷出逃，方便了起义军火烧上海道、县公署。到下午4时，各城楼均悬挂大白旗，城门均有商团把守。到晚上8时，整个上海县城均为商团所占，社会秩序稳定。倒是陈其美那一路，在攻打位于上海县城南门外高昌庙的江南制造局时，果不其然地遇到了麻烦，而且是相当的麻烦。

因为是要抢攻，所以陈其美根本不知道李燮和和制造局联络的口号，只好靠硬拼。不过，在他所率领的敢死队里，有不少热血青年。除了刘福彪、田鑫山、孙绍武、王老九等会党人士，有于右任在上海公学任教时的学生、同盟会员张承槱（蓬生），其中还有不少大学生。但是面对弹药充足用机枪把守的制造局，在二次冲锋中死伤50多人，刘福彪甚至被炸去左脚髁骨。久攻不克，有些急眼的陈其美打算以自己记者的身份，和《民立报》另一位访员高子白闯进制造局，试图说服张士珩归顺，结果成了送上门的礼物。

陈其美此举显然打乱了起义的布置。李平书闻讯之后，只好赶紧搭救。他和另外一位沪上名商王一亭两次入局会晤张士珩，请求释放陈其美，但均遭拒绝。这里还得补充说明一下，李平书之所以能进入制造局，还在于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江南制造局的提调，相当于副局长。说起来，他和张士珩也是同事，只不过两人走出了相反的路线。这也让李平书的讲情，最终变得无功而返。敢死队也只得退回城里。

革命形势危在旦夕。

恰恰此时，朱葆三又得到张人骏关于镇压革命党人的密令：“上海革命事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部正法。”他不敢耽搁，深夜12点潜到商团公会位于南市毛家弄的会所，向李平书通风报信。

此时正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群情激奋之下，李平书决定将战斗进行到底。沈缦云等向众痛哭誓师。

凌晨1时，商团等各路人马再次进攻江南制造局。

这也给了李燮和又一次表现的机会。在听闻陈其美落难之后，他定悉起光复军猛攻江南制造局。凌晨2时，光复军会师于龙华镇。

革命的力量源源不断地补充了进来。

除了光复军，敢死队，上海的广大军民，就连唱戏的伶人夏月珊、夏月润以及潘月樵，也率领同班同台演武戏的几十名朋友，提着刀枪棍棒，争先赴援。据说潘月樵当时头包黑布，身穿黑缎袴衣，耳边挂两条白彩绸，外罩黑斗篷，腰佩指挥刀，就像戏台上的太平军的装束，骑着一匹白马，亲自指挥督战。

革命的战场，遂成了历史的大舞台。

出现在这里的宁波面孔也越来越多。

这里就有我们熟悉的相国女婿李徵五。

此前，他为革命而不惜自降身份，混迹青帮，成了“大”字辈的“老头子”。这次起义，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据说其捐出家产百万，招募新兵，在闸北组织了敢死队予以响应，加入攻打江南制造局的光复军行列。日后有文章承认：“……在决战时刻，闸北会党首领李徵五组织敢死队都有一定作用。”

曾加入青帮的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对此也公开表示，辛亥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徵五，洪帮是徐朗西。

也正是在这团结一心奔革命的过程中，他还与蒋介石、高子白、蒋伯器等人彼此结为朋友。这也意味着，尽管他的队伍打的也是光复军的名号，但是和李燮和所率的光复军有所不同，走得跟同盟会更近一些。

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是关于绰号有“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五毒大将军”“张三多”等之多的张宗昌。其时他还是一个在海参崴当“好汉”的混混儿，听闻国内革命，虽然不知道革命意味什么，但却想趁机捞个一官半职，竟拉着500号以上的人，加上300余匹的马，分乘3艘海舶，由海参崴千里迢迢远赴沪上，投身于李徵五麾下。据说，李徵五见其人高马大，貌似戆直，说愿收他为徒，张宗昌立即下跪叩了3个响头。李徵五哈哈大笑，当即委以重任。

可以说，正是这次投奔，让张宗昌从此有了起家的机会。张宗昌在北洋军阀中为后起，其最得意时期，为直鲁联军总司令、山东军务督办等，有的文章说：“张宗昌对李徵五的提携之恩始终铭记在心，一直到他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鼎盛时期，凡是与人提起李徵五，仍然尊称为‘老祖宗’与老统领。” (29)

有些可惜的是，因为长途跋涉，等到张宗昌来到上海的时候，上海业已光复。没能赶上攻打江南制造局的紧张现场。

这里，还少不了包达三。不过他是被陈其美叫回来的。这个折服于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年轻人，在革命的召唤面前，义无反顾地从日本归国了。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他亲自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在上海胜利光复之后，他又驰援杭州。

于是，也就出现了这样很有趣的场景：“局”里的陈其美，“局”外的宁波人。上海起义就这样奇异地将身处各地的浙江人“捏合”在了一起。

正是在这样的众志成城之下，江南制造局终于被成功攻克。张士珩携襄办乘小火轮逃往租界。这胜利一方面来自于战术的得当，他们选择了从防御薄弱的制造局后墙翻入，然后举火焚厂，一举乱了张士珩的军心。据说这把火就是由伶界夏氏兄弟所放。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李平书的“间接助攻”。当时张士珩为了挽救败局，曾急令炮兵营开枪，又令海军舰只助战。不过，“因这些部门的军官大多是湖北武备学堂的学生，李平书曾是学堂的负责人，有师生之谊，故在战斗中保持中立，不为张士珩所用” (30) 。

就在大家冲进江南制造局后，还是闹出了一场虚惊，因为到处都找不到陈其美，最后，才在制造局后厕所旁一间储存废铁的小房间里发现了他。当时的陈其美，样子很悲惨，两眼充血，脸色苍白，鼻孔边上留有血迹，嘴巴也有些歪斜。被钉上脚镣手铐不说，身体还被粗麻绳绑在一张木凳上，而头发则被钉在墙上，整个就是任由宰割的架势。看得出，对这样的乱党，张士珩下手够狠，要不是忙着逃跑顾不上，说不准陈其美最终难逃一死。大家一阵手忙脚乱，将他放了下来。打开脚镣手铐时，早已周身麻木。

陈其美“哇”地吐出一口带血的痰后，得知制造局已完全被占领，顿时松了一口气，全身瘫了下来。

至此，上海乃胜利光复。

只待苏、杭。

宁波：先省城而光复

相比较上海，苏、杭的光复要晚了一点。也仅仅晚了一点。

如果说上海是上海起义的主会场，那么，相邻的苏、杭就是它的分会场。

主会场由陈其美亲自打理，但对这两个分会场，他也不愿意丧失主导权。

在杭州，他选派了自己的“代理人”——结拜兄弟蒋介石。

说起来，对这样一场战斗，蒋介石其实期待已久。尽管来到日本求学，得益于清政府的“栽培”，但他对义兄在上海的图谋却是鼎力支持。他曾在学校搞到了10多张沪、浙、甬等地城区及沿海的军用地图，然后托自己在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就读的奉化老乡，也是同盟会的同志孙鹤皋，趁寒假回国之际，带给了陈其美。这次，武昌起义的爆发，让业已25岁的他，感觉到自己作为军人，效命的时刻到了。对陈其美来说，蒋介石的归来定会使自己如虎添翼。毕竟这几年在日本的学习及训练，让蒋介石成为了训练有素且有经验的实战指挥官了。革命需要这样的人才。

为了光复杭州，陈其美曾派同盟会员应梦卿、陈复生以做铁路工人为名招募奉化栖凤百余名渔民到杭州。其后，蒋介石又在上海招纳了100多号人。两者组成了一支敢死队，并在11月3日潜伏在杭州的奉化试管及仁和火腿店，准备相机而动。

不过，担任此次起义临时总司令的，则是宁波宁海籍的童保暄。其于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入天津陆军警察学堂。1910年回浙任新军二十一镇宪兵营执事官。也是革命的大人才。但让陈其美也许有些不爽的是，他加入的是光复会，差不多也是陶成章苦心经营江浙的一个“结果”。

所以，由蒋介石深度参与杭州光复应该更符合陈其美的利益。

起义是在4日深夜爆发的。

辛亥九月十九日《民立报》对此有着很激动人心的报道，题为“浙江敢死队之壮观”：“浙江革命军之编制皆以敢死队为先锋，然后继之以各标新军。敢死队之编制共分五队，以蒋介石为指挥官。第一、二各队由队长张伯岐率令，第三队由队长董梦蛟率令，攻击抚署，以15人为一队，每队手枪手10名，炸弹手5名，先后继进……第四队由队长王金发率令，攻击军装局……第五队分布于旗城门下，各门附属5名，出入于弹雨之中，而无一惧色。凡直接各将校，无不深为感心也。”

杭州起义，陈其美选派了自己的“代理人”——结拜兄弟奉化人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应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战斗前他曾“给母亲、家兄致信诀别，告以誓为革命牺牲，并劝母勿念儿及死后家事之处置，语极激凄。蒋母派王良岳到杭州劝慰：‘死生一视与义，毋以家事为念。’” (31)

幸运的是，他赢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战争。

11月5日，杭州全城光复。

与此同时，虞洽卿则奔波在上海和苏州之间。

因为操作南洋创业会，让他和江苏巡抚程德全有所交往。尽管该巡抚在橡胶股票风波中公报私仇，参劾上海道台蔡乃煌以救市为由，“恫吓朝廷”，最终导致蔡乃煌负气行事，造就了上海的金融风暴。但说起来，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也曾在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的奏折上署名，要求清政府开国会、建内阁，实行立宪。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又从南京接来了自湖北返回的张謇，并委托张謇的门生杨廷栋、雷奋连夜起草奏折，敦请清政府废除皇族内阁，惩办祸首，真正实现宪政，以安抚民心。

相比较张人骏，他倒和张謇同声共气。面对上海起义，张人骏的态度是坚决镇压，他给上海道刘燕翼求援的答复却是“无兵可派”。这让陈其美等人觉得程有争取过来的可能。不过，他却以缺乏军饷为借口进行要挟。这有可能是他一方面对革命有所忌惮，不明白革命党人的意图，不好轻举妄动。另外一方面也不好一口拒绝，只好抬高条件。虞洽卿当场承诺以个人名义独力筹饷。11月4日晚，他携募集而来的百万巨款再赴苏州。这下程德全不好再出尔反尔，加上为革命形势所迫，江苏终于独立了。

“这是第一个由封疆大吏亲自倡导的独立，且没流一滴血。” (32)

为了表示与旧政权的割裂，程德全剪去发辫，连同官袍一起扔到了一边，然后亲自拿着竹竿，将巡抚衙门的衙前屋瓦捅落了3块。

很有趣的历史场景。只是成功不能复制。江苏虽然独立了，但是南京依旧在张人骏之手，让它的独立显得并不圆满。虞洽卿很想再如法炮制，自告奋勇去南京游说张人骏，结果很容易想象，被张勋“坚拒”。张人骏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则说，只要他在，乱党不可能攻入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

南京遂成了江南一个顽固的堡垒。

只是，这并不能抹杀虞洽卿的功劳。最起码，他和蒋介石等人的努力，让陈其美的起义方案在“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上得到了百分百的落实。作为宁波人，他们又为自己所属的群体，挣得了革命的又一份功绩。只是，还没来得及表扬，宁波人就为革命又献上了一份厚礼——几乎是在同日，宁波居然也光复了。

而且还抢在了杭州光复之前。

不知这算否意外之喜。

说起来，若非陈其美的制止，想必宁波的光复早就先行几步了。

一直以来，信奉“要想窜，海三湾”的宁波人，将自己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这也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在商场和战场上出名的宁波人，都在外地。或者，他们都是在外地出的名。相反的是，宁波本土很难找到几个喊得响的名字。这似乎也成了宁波生长的一个悖论。不过，如果我们细加审视就会发现，宁波的那些留守者其实并不逊色，在每个阶段，他们的表现不曾差劲，和全国大多城市比起来，他们甚至还遥遥领先。

一方面，这跟宁波自身的开放有关。它们善于走出去，然后又请进来。另外一方面，也跟那些在外的名人志士对家乡的反哺有关。

在革命面前，他们同样不落下风。

自1905年宁波出现了第一个革命机关育德农工学堂以来，宁波教育会也因为赵家艺以及陈屺怀等人的努力，渐渐地成为了革命团体。除此之外，随着地方自治在天津、上海的带领下蔚然成风，宁波也适时地成立了宁波地方自治会，这又为革命在日后提供了一个披着合法外衣的据点。

宁波光复前后，出任该会会长的，正是宁波光复的推手，在法政方面颇有造诣的范贤方。

说起范贤方，他应是比较正宗的宁波城内人了，谱名贤梓，字仰乔，又称仰峤，号仲壶，跟赵家兄弟都是“70后”生人，不过他比兄弟中最小的赵家艺还要小上一岁。曾在1902年中过举人，1906年入宁波法政学堂读书，同年由宁绍台道喻兆藩保举去日本学习，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也正是在这里，他和同盟会人士相交往。1908年，他学成回国，先在浙江巡警道兼洋务总办王丰镐处任秘书，兼任宁波法政学堂教师，不久就被推为宁波地方自治会会长。这也意味着，该自治会彻底被革命人士所掌握。

这里得补充说明一下宁波法政学堂。它成立于1906年，并于1907年开学。位于府治旁同知署旧址的“孝廉堂”（书院性质，今解放北路91号大院内北侧）。是宁波府鉴于宁波五口通商后法政人才奇缺而采取的应对之举。因开办之早，被誉为全国第一所私立法政学堂，当然也是浙江省第一所法政学堂，更是宁波历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修业期限则为三年。生源来自府属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及师范、中学堂之毕业生。因有政府支持，所以学费全免，只收膳食费、讲义费和杂费。课程有人伦道德、大清律、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商法、裁判所构成法、国际公法、世界地理、算学、格致、日文和体操等。监督（校长）由知府延聘。因为开办之时正是朝野上下立宪一盘棋，该政法学堂也以“培养立宪人才”为要务。不料从它那里走出的人才，最后却成了民国的新人。

就在范贤方主持宁波地方自治会之际，他的同乡章述浚、魏炯也先后从日本毕业回乡，魏成为了他在宁波法政学堂的同事，而章则在宁波府知府江畲经处任幕僚。正是在章的影响下，并为自身前途计，这位知府大人在内心里早就倾向革命。这也让宁波的革命事业，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保护。

只是这些还不保险，因为此时的宁绍台道是文溥。

身为清廷贵族，他对革命一直比较仇视。

为了很好地掩护革命活动，陈屺怀、范贤方等人还商议，仿照上海以尚武为号召组设团体。经过运作，在1911年8月，中国国民总会的底下又多了一个宁波分会。差不多同时成立的还有杭州分会以及湖州分会。该会会址设在宁波的崇实书院。公推邵静山为会长，副会长为范贤方，还有一位林端辅。此人字莲村，后改黎叔，1883年8月生于慈溪，读过私塾，做过学徒，后加入同盟会，是“教育救国”的力践者。宁波育德学堂的创立也有他的功劳。在这个宁波分会中，他还兼总干事。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宁波分会同样“明为提倡尚武，兴办团练，暗为起义做准备” (33) 。

这里不得不提赵家兄弟。

这两位一心追随孙中山，并变卖了祖产以支援革命的兄弟，虽然长期在日本或者上海旅居，但他们也不愿意错过光复家乡的大好时机。就在同盟会中部总部于上海成立的同时，赵家藩参与策划，并在宁波设立了同盟会宁波支部。赵家艺任会长，陈屺怀任副会长。支部会员数十人，并吸纳了部分尚武会员。显然，同盟会宁波支部的成立，也是陈其美为了加强对宁波本土的领导。而他们也因此成了光复宁波的核心力量。

不过，这次的赵家兄弟，已经不是二人组，又加了个赵家荪。

赵家荪，在赵家总共8个弟兄中排行老七，时人称之“七先生”。尽管他在革命的活跃程度不及赵家藩、赵家艺，但不能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得到他的支持，赵家藩、赵家艺变卖祖产很难实现。日后，他又出任宁绍航业公司宁波分会副会长。这个航业公司似曾相识，它其实就是由吴锦堂任会长的宁绍公司航业维持会，主要经营上海到宁波间的客轮。正是利用这个宁波分会副会长的身份，赵家荪很方便地在上海和宁波之间传递革命的消息，而且也没有引起清政府的怀疑。

与此同时，他在穆家巷的寓所也成了宁波同盟会聚会集议的场所。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只待时机。

武昌起义的爆发，让宁波的革命党人为之一振。

一位G．W．牧作霖牧师日后曾这样写道：10月中旬，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宁波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把它当作不同于近几年来发生的许多类似事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是一件反抗清王朝的严峻事情，宁波人对革命的同情心并不隐瞒……

如何响应武昌，一时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

只是，宁波虽然成立了国民尚武会还有同盟会宁波支部，但他们更像是革命的组织机构。发动起义需要的是更广泛的武装力量。如果说，陈其美靠的是上海商团的支持，范贤方、陈屺怀及赵家兄弟等人，只能另辟蹊径，走的是民团路线。

正好就在上一年，宁波原有提督驻防军因故裁撤，以至城防兵力薄弱，这给宁波带来了城防安全问题。10月17日，范贤方以自治会会长名义召集地方各界著名人士100余人在城北报德观开会，会上借此建议，为防止土匪乘机蠢动，须由当地自办民团，以加强城防力量，保卫地方治安。

会议一致同意，众推进士夏启瑞任民团总董，范贤方、赵家荪任副团董，魏炯任团长，林端辅任司令。并为取得民团组织的合法地位，同时电省请示，第二天浙抚复电照办，民团于10月22日正式成立。当日便招480人。

在范贤方眼里，发起民团，“实为光复之始点” (34) 。

然而，民团虽然成立了，但所意何为，并没形成一致意见。夏启瑞等人自然认为民团就是为了保护宁波安全，所以要做的是巡查街巷。不过，另有他想的范贤方等人则力主训练，以备后用。争论之下，莫衷一是。章述浚有些忍无可忍，大声斥之曰：“今日之事，岂复诸公为政耶？”意思也就是，今天都什么时候了，大家还能不能面对现状？最后双方和解，采取了折中方式，巡、练分班进行。但是这样一来，“次日，章、范、魏革命之说，风传一时。宁绍台道文溥，欲得章、范、魏而甘心，商之知府江畲经。江力白其诬，章、范、魏得免” (35) 。

在江畲经的保护下，范贤方等人暂时脱离了被抓捕的命运。与此同时，范贤方又在积极争取新军。好在新军协统刘洵及标统马志勋部属的部分官兵，经过范贤方等人积极的联络，都已倾向革命。然而，属于旧军的巡防营统领常荣清的态度未明。

正因如此，当新军有意打响光复宁波的第一炮——炮轰道台衙门搏杀文溥时，被范贤方和章述浚制止了。

说起来，这跟陈其美的反复强调“沪上未动甬勿妄动”有关。一方面是因为沪甬相邻，如果上海没动而宁波先动，肯定会给上海起义带来意想不到的变故。另外一方面，鉴于同盟会在过去起义多次失败，是因为行动不统一、组织不严密以及起义准备往往不够充分。所以需要培植元气，休养实力，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还有就是，不轻易发难。这次巡防营还没搞定就轻易发难，难免又是一场灾难。

为了探明常荣清的态度，10月28日，范贤方、赵家荪以民团团董身份晤会常荣清。“贤方以民团进行游说，直告以所谋之事，旁听者色骇。常徐曰：‘新军若何？’告之乃大喜曰：‘是吾之志也。政学军商其协议乎？’” (36)

于是，一场冒险的经历，变成了皆大欢喜的喜剧。在听到新军对光复宁波也持积极态度之后，常荣清终于没有选择做阻碍历史车轮的绊脚石。最后他甚至亲送给民团后膛枪40支、子弹4万发，以表明自身的立场。

与此同时，范贤方又进一步联络宁波总商会会长费绍冠及余润泉、王荫亭、顾元琛等商界领袖，通过协商，联合各业组成了商团，用以自卫的同时，以期商团和民团能互相配合，相互策应。经过集议公推费绍冠为总办。

文溥自然不甘束手就擒。得到密报的他再次责令江畲经逮捕革命党，结果江却抗命道：“羽翼已成，事不可为矣，公其自为计。”意思即是，现在满城都是党人了，你抓得完吗？你该考虑自己的后路了。

大惊失色之下，文溥于29日弃印携眷逃沪。

没想到也不保险，撞上了上海起义。

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宁波光复势在必行。10月31日，就在司令林端辅的率领下，全城举行了有1000余人参加的武装示威巡行，历时4小时。不得不说，这次游行既表达了宁波人对光复的急迫心情，又是一种力量的展示。“震慑了各种反动势力” (37) 。宁波得以较为平和地光复，和这种震慑也有相当关系。

在得知宁波已经按捺不住时，陈其美也坐不住了，他速派赵家艺赶回宁波，依旧要求宁波不要轻举妄动。因为当时陈屺怀正在上海，即一同回甬。

“两人亦顾虑刘洵是北方军人，恐难依靠，万一我军不利，若反过去拥护北军，那么宁波又将发生变化。但范贤方素向率直任性，往往直言不讳，因此这一顾虑又不可向范明说，否则将会影响大事。于是商定由赵家艺迳晤范贤方，试图说服暂不急急行动。赵对范说：‘起义大事应当为它的成功而考虑，时间上稍稍等待又有什么害处？何况我们革命党人既凭民意而起，如今举事反而没有一个公开期会申约的机构，那么人民群众是会有意见的。’” (38) 在赵家艺含蓄地劝说下，范贤方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不过，两人在成立宁波光复的临时权力机构——保安会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11月1日，该保安会在宁波府教育会成立。此后宁波地方政军一切事务悉归保安会决定。保护了众多革命党人的江畲经被推选为会长，陈屺怀为副会长，刘洵、马志勤、常荣清、赵家荪、魏炯、范贤方等12人为干事。

这12人当中，有新军，有巡防军，有同盟会，加上身为知府的江畲经……宁波的各股势力终于被有机地团结在一起。这让起义有了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也具有了社会性。同时，它也“表明革命光复已成为宁波上层社会的共识” (39) 。

至此，宁波已“隐隐宣告独立矣” (40) 。

真正独立的日子，却要耐心等到11月5日才到来。

这一天，也是保安会成立后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日子。

谁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就决定了结局。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新鲜面孔，那就是创办育德农工学堂的富商卢洪昶之子——卢成章，字志学。此前，他正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留学，因受陈屺怀的召唤，于1911年8月份回国参加革命。只是路途遥远，当他经瑞典、西伯利亚抵达北京，武昌起义已过5天。日后，他又自京南下到上海。再应陈屺怀的催召抵甬。

他很幸运，刚回宁波就撞上了宁波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当然，宁波的光复，也因为他的到来，在这一天得以提前实现。

首先，他带来了“沪事将起”的消息。

这一点对范贤方等人绝对是个莫大的鼓励。加上范贤方又从另一途径得知，杭事已就绪，而沪已光复矣，光复宁波的欲望已经破茧而出。

当时的革命不像今天的信息时代，甭管千山万水，消息都能同步传递到远方。正因为信息传递的滞后性，让很多革命党人对其他城市已经发生的一切，并不清晰。一直紧跟陈其美“沪上未动甬勿妄动”之意的赵家艺，因为还没得到确切指令，自然要对这种苗头竭力阻止。他认为，宁波一隅力量单薄，主张待上海、杭州独立后方可举事。

陈屺怀随同附和，这让会议的局面变得一度僵持不下。

倒是陈屺怀召唤而回的卢成章，接下来却做出了让很多人震惊之举——他在看到刘洵等人默不作声却若有所思之后，暗向陈屺怀示意，并先自退席，急出至育德农工学堂，召集所教学生一百数十人，全都臂缠白布，手拿“保商安民”旗子，一路高喊“革命军来了”。而他本人，西装革履，骑一白马，于前面开路，渡过甬江直扑东门。民团司令林端辅闻讯，怕卢成章孤掌难鸣，贻误大事，赶紧率领民团前来接应卢成章入城。入城之后，率先占领了电报局。这让卢成章又心生一计，亲到电报局“发布”“杭州光复”来电一件，然后将这一消息传至保安会，以消众人之疑虑。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赵家艺也不再坚持己见，而范贤方、魏炯更是信心百倍，立即采取行动，组织千余人占领道署。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新军和巡防军也不能再有另谋，只有继续和革命党合作的份儿。如此一来，不仅革命内部的纷争被安全消解，而且加快了宁波光复的步伐。

更可喜的是，兵不血刃，社会秩序井然。

在宁波光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很壮观的景象。因事发突然，宁波人不能辨清，也纷纷缠扎白布，竖起白旗表示响应，“城五万户，户户举白旗，飘飘若林” (41) 。不得不说，这种场景很有意思，谁能想到，白色竟成了革命的主色调。

对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11月9日的《申报》对此有所报道，文中说，当日11时，宁波民军占领电报局，午刻，衙署、学校、店铺及各种机关一律挂起白旗，占领道台衙署当为正午12时。

确切地说，这个12时应是宁波光复的正点时刻。

自1655年四明寨陷落后，受清朝统治226年，宁波就此有了新生。

因了此举，卢成章一鸣惊人，自此宁波便流传开了“卢成章单骑克宁波”的民谣。而这句民谣的下一句则是，“林莲村率民团内应”。

后来，众人才得知，杭州其时并未光复。

但木已成舟。

为了自守，必须要建立革命政权，成立军政机构。只是，这军政机构该称呼什么，倒是让人有些犹豫。叫浙江军政府肯定不合适，毕竟宁波并非省城，虽然提前光复，却不能越俎代庖。最后，只能颇有创意地将它叫为宁波军政分府，并于5日当晚成立。至于地址，则放在道署，至于组成机构，共分民政、财政、外交、执法、总务5个部，并设军事委员会。经推举，刘洵为都督，常荣清为副，双双兼任军委会正副会长，马志勋为参谋总长，赵家艺参谋部长，魏炯民团总长，皆为军委会委员。

五个部的席位也由以下人士分领：民政部长江畲经，副部长章述浚、冯丙然；财政部长陈屺怀，陈辞，改为张传保，副部长费绍冠；执法部长范贤方，副部长王菉轩；总务部长魏炯。魏辞，改为张世杓。而卢成章则当上了外交兼交通部长，副部长为袁履登、陈夏常。

随着军政分府的成立，保安会也随之被取消。

既然成立，军政分府就开始行使自己的军政职能，遂以军政分府名义下令新军出绍兴助攻省城，再令巡防营发兵收复温台各县。不过没多久就得到杭州已经光复的电报，故出兵之事未就。

第二天，宁波军政分府在小校场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宁波军政分府新任都督刘洵发布《刘都督宣告宁波军政分府成立文》《军律五条》。晚，举行提灯会庆祝。

至于宁波所属各区县，它们光复的时间依次如下：

先是镇海、慈溪县光复。

11月8日，奉化、定海、余姚县光复。

11月10日，宁海县光复。

11月11日，象山县光复。

11月18日，浙江省宁波军政分府派遣执法部部长范贤方率民军到定海，清政府派驻定海的地方官定海厅同知杨世瑚已逃走，范贤方就在原厅署召集社会各界代表开会，宣布光复。这个在鸦片战争中备受西方列强觊觎并侵略的苦难之地，终于迎来了自己新生之日。需要说的是，自1841年以来，定海已非县的建制，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被升为定海直隶厅，隶属浙江省。自此，舟山从宁波分离70余年。这次光复，再次让定海回到了宁波的怀抱。日后虽再有分分合合，却已是发展上的考量。

至此，宁波府旧属六县——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全部光复。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划归宁波地区的宁海（原属台州府）、余姚（原属绍兴府）也“挂上了白旗”。

11月16日，军政分府决定设立参议部，赵家艺被推为参议部长。

为了公平，所选参议员包括府属每县一人。

11月26日，鄞县参议会成立……

想要说的是，这是一次伟大的光复。

单从光复的本身而言，首先，它和苏州光复一样，都是低烈度的革命。虽然革命一定少不了流血牺牲，但谁也不喜欢血流漂杵、尸横遍野，这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也是居高不下。而宁波光复和苏州光复偏偏就很和平。比起让蒋介石抱有必死决心的杭州光复，宁波光复显然更让社会各阶层感到满意。

其次，尽管都是低烈度的革命，但苏州光复是自上而下的光复，宁波光复则是自下而上的光复。相比起来，自下而上要远远比自上而下有阻力，当然也更具有革命的广泛性，更能体现社会各阶层的觉醒，以及对革命的认知。

在这一点上，宁波光复比苏州光复的意义也要重大。

这的确是个意外之喜。或许在陈其美看来，这个意外之喜，有点“有组织无纪律”，但不得不说的是，在当时情况下，只能当机立断。

作为亲历者，范贤方曾写过《宁波光复记》，首先就自承“吾宁革命之胚胎地也”，接着很生动地再现了“吾郡党人”为宁波的光复而付出的艰辛。比如说办民团，策反军队，团结乡绅，联合政、军、绅、商、学各界，逼走道台，及至成功光复。当然中间也不乏对自己的溢美之词。对这样一场近似圆满的光复，他也有自己的看法，首先，他将其拔得很高，“间尝推论宁波光复之有与民国成立之关系甚匪浅鲜也”。意思也就是，宁波光复并不只是一个城市的光复，它甚至影响到了民国的成立。为什么？

“地据东南之形胜，为海疆一重镇，五口通商，又商贾辐辏之区也。令当日文溥得志，章、范就逮，风声一播，志士寒心。省事未必动，即动矣，宁为他府所具瞻。若宁未下，他府必观望之。省中方以恢复诸郡为急急，势不克兼顾。金陵稍迟十日，张勋负隅，倪嗣冲、张怀芝之兵南下，胜负之数未可逆料矣。夫南北统一，枢纽在金陵一役。金陵之役，浙军首功。浙军之能一意东征，以各州县传檄而定，无内顾之忧也。由此观之，宁波之光复，其影响岂同异常一州一邑哉！”

言下之意，宁波的光复，给全省诸郡树立了榜样，进而给浙军在日后进军南京，扫清了内忧。而金陵一役，又是南北统一的重要节点。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宁波的光复自然就成了民国成立的一个必要前提。当是不假。

回想起来，万一当时文溥不是被逼走，而是得偿所愿将革命镇压，这不仅影响了同仁的士气，而且影响了全省诸郡的光复进程。

当内忧未扫，何来的浙军？

又何来的江浙联军？

南京光复若是稍迟上数日，胜负绝对难料。

胜利若是不到，民国难免是镜花水月。

想想应该后怕的。

所以，范贤方很是感激江畲经，还有常荣清。

不管如何，陈其美都应该感谢宁波的光复。没有苏、杭、甬的光复，以及这些宁波人对他的帮衬，他在夺取沪军都督大印时，也许心底会更发虚。

荣登政治舞台

陈其美当上这个都督，过程并不轻松。

同盟会自然很乐意推选他，但他也有不少重量级的对手。

其一就是李英石。李英石之所以能成为候选人，就在于他跟上海绅商关系比较紧密，再加上在光复上海中，领导商团表现出色，所以是上海绅商的首选。不过他也有些不足，比如说回沪不久，根基薄弱。另外他此前曾担心革命万一失败，为了避免牵累李平书，也为了让自己能留待收拾残局，所以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既不是光复会的人，也不属于同盟会。这本是一条不错的“后路”，结果就在他竞争都督时，成了他的一条“死路”。

其二还有钮永建。

尽管前面提他很少，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要。他是陈其美在同盟会里的同仁，也是上海光复的主要推手。早在1902年，就于横滨结识孙中山，从此成为孙中山一生最器重的革命同志之一。而邹容在写成《革命军》之后，也是由他润色初稿并帮忙出版。不过，他前期革命生涯的大多时间，都是在两广边陲耕耘，曾为广西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军事和政治人才，李宗仁、白崇禧等均为其学生，日后，随着新桂系上台，他也成了该系所倚重的党国元老。1909年，因为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追捕，他微服出逃香港，然后转至德国柏林考察德国军事教育和新式武器，以资回国助孙中山革命之用。等他再回上海时，武昌起义爆发，上海起义的筹划也在紧锣密鼓之中。他自然成了其中的一分子。

说起来，上海光复对他更为重要。因为他是地道的上海人。他于1870年出生在上海县马桥镇俞塘1号，父世章，曾任直隶知县。也正因为此，他在上海光复后被沪上各界极力推举为都督。似乎沪军都督由沪人来做，更为名正言顺。只是，他很清楚这会给革命阵营造成分裂。加上他本人颇有些淡泊名利，处世常以“不强人谓之恕，不怨己谓之强”自勉，所以他也坚辞他人的好意。同时，他又考虑到上海的两侧是苏州和松江，此两地如果不能光复，上海势必腹背受敌。于是辞别陈其美，只身来到松江策动革命。11月6日，松江光复，“戚守交印”，成立松江军政分府。接下来，他又成立松江干部学校，并组织学生军，为光复南京积蓄军事力量。不久，他又潜往南京，策划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这也让张人骏“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镇压革命党的密令，变成了一张废纸。

钮永建这种只做事不居功的表现，让他成了陈其美最放心的人。

现在，让陈其美还有些头大的，就剩李燮和了。

论起李燮和，不仅是革命党内的元老级人物，而且还是上海起义的重要领导者，南下上海之后，招募敢死团，组光复军，争取清军反正，又利用湖南乡党关系让陈汉钦、黄汉湘等人倒入自己阵营，乃至打响了上海起义的第一枪。这个“上海临时总司令”也不是白当的。据陈其美表叔、同盟会会员杨谱笙解说，“当时多数人推举都督的对象是李英石。起义前大家原有‘谁先入咸阳谁尊王’（指刘项故事）的想法，而李燮和首先光复吴淞、闸北，因此又多瞩目李燮和。如果没有李燮和插一脚，就可能推英石当都督”。更重要的，他多少也算是陈其美的救命恩人。

他若能当上沪军都督，也是顺理成章。

不过，他也有很大的阻力。同盟会自然不希望看到光复会成为最大赢家，而上海的绅商一方面寄望李英石，一方面又认为，上海地方首脑不适宜由纯军人担任，这显然不符合商人群体的利益。所以，双方在抵制李燮和上也达成了一致。

接下来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在11月6日推举上海光复后革命领导成员的海防厅会议上，李燮和的光复会方面竟无人出席。

这也让这场都督之争，最终又演变成了陈其美与李英石之间的“二重唱”。但陈其美要稍占下风。

这天下午，会议的进程，一开始果然向不利陈其美的形势发展，各界代表在述及整个光复过程中，大多数对李英石统率义军，英勇作战，功高任重，评价甚高，总而言之，应将他推为上海军政府都督（又称沪军都督），并推叶惠钧为副都督。而陈其美呢，大家也不否认他的功劳，被推举为军政长。但这个显然不是陈其美所想要的。场面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就在谁也不服谁的氛围中，一个人猛地跳上了桌子，举起了一枚手榴弹一声吼：陈先生昨天吃了大苦头，现在给他一个军政长，太不公平！谁不服他当都督，我炸弹一扔，大家同归于尽！说此话的正是刘福彪——陈其美攻打江南制造局时所组织的敢死队的头目，同时也是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他尽管被炸伤了脚部，但这个时候，他还是义不容辞地跟随在陈其美的左右。不得不说，李平书费心召集的这次会议，不仅在参会人选上缺少光复会，而且没有做好组织工作。与会代表们有的佩戴指挥刀，有的带枪，像刘福彪居然还把手榴弹带了进来。

手榴弹一出，众皆寒言。

一下子就帮陈其美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这种场景，难免让人联想到水浒人物——李逵。“刘福彪之举，似曾相识。在冷兵器时代，梁山聚义厅里有位好汉黑旋风李逵也曾这么干过。但凡有人反对宋江哥哥的话，就请‘吃俺一板斧’。”不过，陈其美果真靠这枚炸弹，就能震慑群雄，定了乾坤？要知道，参加此会的都是在起义中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有胆有识的风云人物，岂能惧此之举？说起来，大家多少还是敬重陈其美为上海起义所做出的贡献，再加上他有同盟会的支持——黄兴当时在湖北，于右任在上海关系不深，杨谱笙威望又不够——不支持他似乎也没多少人可支持。所以，如果从长计议，未必他就当不上这都督。然而，他让青帮里的小人物这么一闹，“反倒胜之不武，且有‘逼宫’的嫌疑。至少，有点小家子气。陈其美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而出此下策，反倒误了一世的英名” (42) 。

会议开不下去了，李平书只好休会。然而，会议刚一结束，“沪军都督陈其美”落款的布告已经贴满黄浦江两岸，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十一月囗日”。除了年月，日期是空的。显然，这张告示早就已经印好。看得出，陈其美对沪军都督早有图谋，而且志在必得。但让人不满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达成共识。

陈其美此举，应是想赶紧把生米做成熟饭。

李平书只好给他擦屁股。一方面得安抚商会内部人情绪，另一方面又要劝说李燮和，希望他以大局为重，不要再挑起事端。

此前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已经让李燮和很不满，这回见李平书上门来劝，以为商会已站在陈其美一边，只好再忍一口气，让出都督一职。只是，他并不愿意在陈其美麾下听令，主动选择退出上海城区，去往吴淞，自立为吴淞军分府都督，并组织光复军。如此，上海光复后的一场莫大的政治危机，就此消解。这一方面得感谢李平书的斡旋，另一方面也得感谢李燮和本人的识大体顾大局。

不过，他去当吴淞军分府都督，也让苏州、上海、吴淞这500里内，冒出了3位都督。都督多了，自然有点不值钱。加上他当这个都督，有点与陈其美分庭抗礼的意思，让陈其美又陡然感受到了威胁。李燮和上任后没多久，就在车站遭到刺杀，其随身卫兵遇难。不用问，谁都知道这幕后的指使者是谁。有着会党惯习的陈其美，做事常不走寻常路，而用一些下级伎俩，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在陈其美的逼迫下，李燮和只好取消吴淞军政分府。日后，他又受命率部与江浙联军会攻南京，自此被彻底逐出上海。

至此，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已经铁板钉钉。

对商人阶层来说，这场起义让他们得益甚多。

在陈其美开出的沪军都督府的组成名单中，大部分都是当时的商人及实业家，其中就有民政总长李平书。

尽管陈其美的上台，不一定吻合他们的最大愿望，但靠着他们才能取得起义成功，进而才能成为都督的陈其美，还得继续靠着他们。所以在陈其美开出的沪军都督府（即上海军政府）的组成名单中，大部分都是当时的商人及实业家。“上海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中，除了都督陈其美等人外，基本上就是一个绅商领导集团。” (43)

民政总长：李平书。

一方面，李平书在上海光复中作用很大，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另一方面，他本人在市政建设管理上，同样功绩斐然，不是打打杀杀的陈其美所能比拟的。他不当民政总长，陈其美都不踏实。日后，陈其美更是公开宣称：“保卫地方一切事宜，划归民政总长李（指李平书）办理。本都督得一意编练军队，筹划征讨大计。此后各属凡关于地方绥靖事宜，着向民政处报告，听候民政总长李办理，以清界限，而靖地方。”

看得出，他对李平书可谓是大力放权。

另外，他的把兄弟黄郛为参谋总长，钮永建任军务总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沈缦云为财政总长，王一亭为交通总长，毛仲芳为海军总长。张承槱任沪军北伐军总司令兼沪军敢死队总司令。这里的沈缦云和王一亭都是绅商。

不过，曾和陈其美竞争都督一职未成的李英石，却更“退”一步，成了钮永建的手下，出任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兼沪防水陆全军统领。

但这已足以让商人阶层感到光荣备至了。

自张謇于庚子事变携手汤寿潜、沈曾植等人以民间身份斡旋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四大督抚，以及外国公使之间，倡议“东南互保”，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展现了新兴的商人阶层第一次公开参政的勇气和智慧以来，他们又以集体的面目推动了立宪潮流在中国的兴起。只是，立宪的“袭皮相而竟遗精神”沉重地打击了他们，让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在政治的天空上飞得更高便被击落。但这一次却不同了。《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至1949年上卷》便直言：“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至于这一次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还有待争论，但他们由此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却是万无一失的。

与此同时，在光复上海以及苏、杭、甬上很是出彩的宁波帮，也到了“收获”的时候。这也让形成于明朝，崛起于五口通商时的上海的宁波帮走向了鼎盛。

在沪军都督府里任职的有包达三，他在杭州光复后又回到了上海；还有帮蒋介石从日本给陈其美秘密传送地图的孙鹤皋——武昌起义前，他考入清政府财政部库藏司任职。虽是政府公务员，暗地里却受同盟会密令从库藏司湘鄂科借用银两支援革命。武昌起义后，他受陈其美之命到沪军都督府任参事。

重点要提的，还是虞洽卿。他的鞍前马后，让他成了沪军都督府8名顾问官的第一人，随后他又被任命为闸北民政总长。

至于朱葆三，不用着急，他很快就成了财政总长。

这源于上海光复后糟糕的经济状况，其时“‘商业凋敝，金融恐慌，筹集款项十分艰难。而每月用款之多，数愈百万。除在上海招集军队暨采办军装以及行政经费均须筹解外，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鲁以及北伐诸君都取道上海，须及时供应膳食住宿，有时饷械告匮，又应随时补给。但赋税因庆祝上海光复，概予豁免，大宗款项，全无着落。关税收入却又须解缴苏省，此外毫无公款可资挹注。’所以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总长沈缦云干了不到一月，就知难而退，把这副重担交给了朱葆三” (44) 。

另一方面，这也是源于朱葆三在商界的巨大号召力。

不提前面他对陈其美的援手，单提陈其美成为沪军都督之后，曾闹出的一次天大的危机，就是在他手中得以解决，让陈其美不服不行。

这次危机源于陈其美盛怒之下，软禁了朱五楼。

朱五楼何许人也？祖上徽州，因避战乱，迁居浙江。镇海应该待过。所以，镇海人当其是老乡，他的名字日后还出现在了《宁波金融志（第一卷）》之中。据说他还是叶澄衷的姻亲。不过，更多的人将他看作湖州南郊和孚镇人。今天的和孚还存有他的故居鸿志堂，上漆红色对联诗句两行：“远水振家声，文山传书胄。”门前有大石元宝一只，显示当时朱家的财势。不过，其年幼之时，家境困顿，为谋生路，曾只身一人，赤脚持一把雨伞，进入了上海苏州程家钱庄当学徒。这和他生于同一个年代的虞洽卿颇为相似。就在这家钱庄里，他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并拥有双手快速拨打算盘的技能，时人称之为“飞朱”。日后的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很快在大上海的钱庄业崭露头角，并拥有福康、顺康、福源三大钱庄，为北市钱庄业的首领。1917年后，更是成为上海钱业公会第一、第二届会长。显然，这又是一个“赤脚财神”的故事。

如此说来，他跟陈其美也应该算是老乡。不过，他们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那就是，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是朱五楼的女婿，而他的哥哥更是朱五楼在湖州的账房，双方关系一直很好。那么，陈其美为什么要对他下狠手？

说到底，还是为了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当上都督，陈其美更感觉手头紧张。一方面要维持上海的局面，一方面还要重建沪军以克南京，哪里不需要花钱？没办法，他竟打起了“道库存款”的主意。

所谓的“道库存款”，就是清政府的上海道台存于各钱庄的庚子赔款，此前朱葆三在袁树勋任上，严子钧在蔡乃煌任上，都分别经手过。现在上海成了革命党的天下，想要取用这个存款，似乎不成问题。但这里还存在着个技术问题，那就是末任上海道刘燕翼在逃亡租界时，大概也料到好日子不保，于11月16日，将道库存款的存折交给了上海领事团团长、比利时驻沪领事薛福德，请其代为保管，并在18日登报声明：“鄙人现已停止办公，如有来宾以公事投揭者，恕不接待，特此公告。”这就等于政府主动地把自己的责任推卸了事，而且还推给了外国人。倒是薛福德很有骨气地站了出来，代表各国驻沪领事声称：因各国尚未承认革命政府，所以不能交还存折。尽管在革命问题上大多站在了陈其美一边，不过此时钱庄还是表示要坚持遵守“认票不认人”的钱业祖制，言下之意就是，陈其美想要拿钱，必须有道台印鉴与存折才能付款……

结果两头一夹，这下算是把陈其美给逼急了。

长相斯文，却行动另类的他，再次出手惊人。

朱五楼被他软禁在闸北湖州会馆。不让提款不给放人。

这一下，全城震惊。

朱五楼不可能不救。但是怎么救？革命重要，但是钱庄的规矩也很重要。陈其美此举，无异于造成了都督府和钱业之间的对立。上海形势再次紧张起来。好在这时朱葆三站了出来，他在都督府和各钱庄之间做起了说客，“他请求开在租界内的12家钱庄在公款内拨出10万两银子，给沪军都督府救急。他朱葆三会以核款人的身份，为这些钱庄提供收据。双方在协议中写道，这笔款项将用清政府沪道存在各钱庄的钱款抵付，如生变故，将由沪军都督府承担，不得让钱庄受损。而钱庄诸人尽管对沪军都督府将信将疑，却对朱葆三信任有加，考虑到‘朱先生不会骗我们’，大家都同意了。之后，朱葆三又写信给其他钱庄，用中国银行的借票，从那些存放公款的钱庄里调出款子，并给这些银行出具了保证书” (45) 。说起来，这是朱葆三在拿自己的个人信誉为借款背书，但是超级有效果，三下五除二就帮陈其美解决了他死活搞不定的难题。

此后，上海就流传开了：“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这为朱葆三也为宁波帮在革命党人中挣足了面子。

没多久，陈其美就会同上海各界人士代表集会于味莼园（即张园），公举朱葆三为财政总长。不过，要想朱葆三当这个总长，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毋苛捐、毋滥费、毋挠权”，陈其美自然不会不答应。如果说当初响应起义，是在虞洽卿的怂恿及劝说下的半推半就，但此时的朱葆三，对革命已是全身心投入。在就任财政总长后，“兢兢业业，夙夜旁皇，力效驰驱，勉尽天职”。除了本人不支薪水，车旅之费也自掏腰包，所聘顾问、参议亦各尽义务，不领分文。

与此同时，朱葆三还利用自己现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设法使宁波帮掌控的上海商务总会“革命化”。他与虞洽卿、李徵五等36人，组成了财政研究会，作为军政府进行财政决策的智囊机构。他们定期在上海商务公所研讨盐政、厘金及丝茶出口、洋货进口等事宜。通过财政研究会，上海商务总会特别是宁波帮“密切了与军政府的关系，赢得了‘革命商会’的称号” (46) 。

这些都加深了陈其美对宁波帮的依赖。

为了这份依赖，宁波帮前前后后花费的财力和人力不可胜数。

这里除了朱葆三和虞洽卿，我们需要记住更多的身影。没有他们的支持，朱葆三、虞洽卿也很难做出富有成效的贡献。

其中有镇海桕墅方家的方樵苓、方椒伯，他们自输巨款，还和虞洽卿劝募经费。此外，“由宁波商人经营的四明银行与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诚银行都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特别是起义最初两日军饷全部由两行承担。据《民立报》载，‘上海光复前后九月十三、十四日所发的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由宁波商人控制的上海商务总会还曾为军政府垫银180万两，其中120万两系充宁沪杭及扬州军饷。据粗略统计，此类由上海商务总会出面替革命军向商家筹措的款项共有300万之巨” (47) 。

这里自然也少不了李家兄弟。论起功来，上海起义的第一笔大宗经费，其实还是来自李薇庄。当时他从官库里取走了10万银圆，交予陈其美。为了掩人耳目，“这笔钱当初议定由附和起事的宁、绍、杭、湖等埠商号同出借据以为捐饷，待事定后归还官库。不料事隔几日，便遭人告密。江苏巡抚派人来查，官库果然空空如也。李薇庄亦无法道出真相，因而被拘押于苏州知府衙署。起义成功后，原议定认捐还款的商号却多因亏耗或歇业而无力偿付，于是就有人针对上述经费的去向对李薇庄进行恶意中伤。李薇庄一怒之下，便把借据全部焚毁，以示独力承担” (48) 。

据说，最后还是依靠大哥李云书以李家私财垫还。

至于李云书，一开始也在为起义军筹款，凭其身份亲自出面张罗。为了都督府开通财源，他鼎力支持创办中华银行。其行址就设在李家南市久大码头。还有沪军都督财政长事务所也设在此地。不过，与此同时，他又要出任兵站总监，协助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所以得想方设法为前方供应武器，保障军需。几件大事搅和在一起，让他实在是忙不过来，只好请自己的堂兄李咏裳在吉祥弄镇康新记公司代设了中华银行经理发行处。

11月21日，中华银行于上海南市吉祥弄正式成立，当天便发行了军用钞票，上面白纸黑字地注明，这是“中华民国军用钞票”。

中华民国军用钞票，此面额为1元。

自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到了1906年12月2日，他在同盟会于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的演讲中，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以来，“中华民国”从此成了革命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距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还有待时日，但陈其美又一次抢先亮出“中华民国”的招牌。这个“中华民国军用钞票”面值分1角、1元、5元、10元4种。正面有“沪军都督”“财政总长”的印章，背面还有财政总长沈缦云的英文签名。对它的发行，宁波帮同样投入了热情。方樵苓以50元兑取伍元券第2号，虞洽卿与王一亭、沈缦云等人同样均用超过票面的价格兑换军用钞票前几号。这种空前未有的争购钞票场面，既给了革命极大的支持，也同样反映了辛亥革命为人心所向。

因此，它也成为了上海光复后的一则美谈。

日后，宁波帮继续推动着中华银行的发展。这一年12月10日，中华银行召开股东大会，成立董事会和执行部。亲任该行董事长的是孙中山，黄兴为副董。而朱葆三成了16名董事之一。这也意味着，朱葆三在跟陈其美打交道之后，更进一步地与革命领导核心有了紧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孙中山就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他又成了孙中山的“接班人”——改任中华银行董事长。与此同时出任该行第一任总经理的，也是宁波帮中知名的钱业领袖林莲荪，此前他是小港李家的立余钱庄经理。1913年2月，中华银行改名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完全商办，而行址也迁至福州路镇裕五金号二楼。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这个五金号就是朱葆三起家时创办的产业。

可以说，为了革命，朱葆三甘愿“倒贴”到家。

这难免让人惊异，这还是那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重利轻别离”的中国商人吗？

不错，的确是他们。

面对这样的转变，你可以说，革命的浪潮，已洗刷了包括商人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也可以说，在争取到的政治话语权面前，那些“倒贴”出去的东西，已是蝇头小利，实在算不上什么了。

比起“倒贴”，在上海光复前后，宁波帮还遭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损失。

得承认，革命不同于政权内部的温和改良，而是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武装斗争，这自然会带来流血牺牲，以及社会的动荡。当年商人阶级追求立宪，就是怕社会的动荡，给自己的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只是，现实已经逼迫他们走上了回不了头的革命之途，也只好接受这惨烈的局面。

我们很容易想象，与上海起义同时进行的，肯定少不了一股“逃沪潮”。

为了活命，很多达官贵人，就像当年太平天国起义时，从各省纷涌而至上海，现在他们又要发动整个身心，从上海纷纷外流。对他们来说，保命之余，还有一个重要的事项要做，那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此时，把钱放在钱庄或者票号已经不再保险了，最好转移到有西方背景的外资银行。

这种不顾对方死活，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行径，让山西票号死于保守、封闭的同时，再被踏上了一只脚。他们曾在庚子事变中意外地“逆市上扬”成为了清政府的“财政部”，但这次不同了，因为江山更替，再也没人给他们在背后撑腰。相反的是，他们却成了江山更替的殉葬品。

“武昌起义时，第一家被抢的大票号是‘大德恒’。在另一家票号旗帜日升昌，广西军政府端着步枪强行提走10万两前清官银。” (49)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前，包括宁波钱庄在内的上海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波中就损失惨重，这次又病入三分。

“在1911年10月10日-20日之间，已有承大、志大、瑞大、余大四家钱庄在这场提款风潮中宣告歇业清理，此外还有衍庆、晋和、敦和、慎德、升大、大庆等6家钱庄搁浅。按惯例，个别钱庄倒闭可按合同先由买办赔偿，但这次欠款数额巨大，买办无法先行清偿。外国银行趁火打劫，对钱庄拆款的本金不付利息，对一般存款户，则仅以四折偿付。在债务纠纷中，外国银行开始停止对钱庄拆放。” (50)

一系列的变故，让上海钱业元气大伤。

这种建立在不平等上的偏见和傲慢，进一步凸显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金融权力。但却让人无可奈何，只能任由他们浑水摸鱼，而且摸得非常畅快。

事实上，除了银行的趁火打劫之外，他们还埋藏着更深的野心。

据说在上海起义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11月3日，正当起义军攻打江南制造局时，公共租界当局的武装万国商团受英国驻沪总领事之令，侵占沪宁铁路、车站，借口沪宁铁路系借英款而建造，以保护铁路权为名，实质上企图禁止起义军经铁路运输军队和军火，同时阴谋乘上海动荡之机扩大租界范围，把闸北一部分地界划入租界。” (51)

这种行径无疑让人出奇愤怒。上海商团自然要派人前去交涉，但一直相持不下。好在起义军很争气，不仅攻下了江南制造局，而且苏、杭、甬也相继光复，这也让万国商团看到势头不对，才不得不撤出沪宁铁路和车站，沪宁铁路遂由起义军管理。

正因为西方列强事到临头又插上这么一杠子，这也导致了上海的真正光复比人们印象中的，事实上要迟那么一些。

不管如何，谁也阻止不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一个强盛国家的期望。

扫除了后忧，南京的光复，也终于指日可待。

终下金陵，共和垂成

首先对南京发难的，正是受张人骏排挤的新军第九镇。

编练这个第九镇的，是从日本考察军事回国的徐绍桢。

因为头脑先进，训练有方，第九镇曾在1908年的“太湖秋操”中，以少胜多，打败了假想敌湖北第八镇（该镇恰恰是武昌起义时的起义军），一下子名声大震。徐绍桢甚至获得了慈禧的接见和慰勉。说起来，这位祖籍浙江钱塘（今杭州），1861年生于广东番禺，且是明中山靖王徐达第十四世孙的中年人，并不是个革命党，甚至连立宪派也算不上，但却是对手下仁慈和开明，本人也尽忠爱国的好官。在这一点上，他倒和张人骏有些相似。为了表明自己没有反叛之心，徐绍桢上交了第九镇的绝大部分弹药，每人仅留子弹三发。这也为接下来的第一次起义失败埋了伏笔。

不过，他的开明也让第九镇成了革命党聚集的地方。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时引发正阳门一爆的桐城吴樾的同仁也是好友的赵声，以及熊成基、柏文蔚、林述庆等人都在这里担任军官或学员，这让第九镇也充满着革命的气息。其中，林述庆身为第九镇驻镇江的三十四标二营的管带，其时已经率先起义，镇江光复。徐绍桢纵然自己不想举事，但也架不住上头对他的怀疑。

除了将第九镇逼迁秣陵关，张勋还在11月4日派遣两名满洲军官以求见为名行刺徐绍桢，虽未得手，却让徐绍桢忍无可忍。加上纽永建的策划，11月8日，徐绍桢的第九镇终于起义，并进攻雨花台，只是办事不密，加上弹药缺乏，起义难以为继，在张勋统领的旧军江防营以及巡防营的反扑下，只好退往镇江。

南京风云突变，让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为了寻求支持，徐绍桢自赴上海，同陈其美以及其他革命团体进行接洽。对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一干同仁来说，南京失利是不能接受的。一方面，如果不能攻克南京，就难以完成江苏及东南各省的革命任务，更重要的是难以和武汉的革命形势联合起来，共同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所以陈其美、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在上海张园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要整合江浙所有水陆军队组成联军，作为进攻南京的基本力量，并通电已经光复的各省速派援军，共同对敌。在确定指挥机关时，本设想只设总参谋长一职，但经过宋教仁、陈其美等人考虑，为加强联军统率，应设总司令。此前发动起义时，徐绍桢就自认“江浙联军总司令”，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加上统观各路军队，也只有他威望最高，所以，11月1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便以沪军总督府的名义，正式推举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顾忠琛为联军总参谋长，史久光为参谋长，并决定在镇江成立联军总司令部，号召各路革命军向镇江集结。同时，发布檄南京清军文：

洗200年来之奇辱，会看赤日之再起，拯大千世界之沉疴，快捣黄龙而痛饮。

在回到镇江后，徐绍桢召集人马。短短几天，他手头上握有的兵力，除了林述庆所辖镇军3000余人，还有刘之洁所领的苏军3000人，以及柏文蔚所领的原属第九镇一部分的2000余人，因柏是安徽人，所以此部又被称为淮军。另外还有2000扬（扬州）军，3000浙军，600淞军。

浙军之所以能顺利出浙，如前所叙，是宁波的光复给全省做了榜样，进而推进了浙江的光复，也为浙军能一意东征扫清了内顾之忧。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在于光复会的推动。尽管和同盟会不太对付，但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光复会也不含糊。浙江这边，陶成章主持浙江政府临时参议部，通过了“浙军出师南京”的决议，并成立浙军出师司令部。此前，这位光复会的副会长正在南洋募集款项，武昌起义后，他从南洋回国，往来于淞沪间，号召旧部以为犄角，积极筹划光复会员光复杭州、南京。在浙江光复之后，他被举为省临时参议部议长。在李燮和与陈其美争夺沪军都督时，他一直隐于幕后，设筹款局，予以资助。可惜李燮和的失利，让陶成章只好退回浙江。

统领浙军的，则是另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朱瑞。

很巧的是，他也是浙江人，属海宁市武原镇。在1911年11月5日之前，他的人生轨迹从贫寒的学子到留学生，再到安徽任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兼测绘学堂监督，最后回浙任新军步队营代理标统，短短的33年生命，有一半奉献给了旧朝廷。但在这一半生命里，他也曾与秋瑾等往来，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于是在杭州光复之夜，他毅然决然地“率领新军八十一标（团）起义，率领1400名新军突入艮山门，与王金发、蒋介石等人率领的敢死队会合，攻克了清军驻防重地军械局，继而围攻旗营，为杭州及浙江的光复立下了大功。即便是品评人物极其挑剔的章太炎也说，不是朱瑞，浙江难定” (52) 。

这一回，他又带着荣耀再次出发，去为自己赢得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至于淞军，其统领者为黎天才。此子为云南丘北人，彝族。早年随冯子材参加抗法战争。后入岑春煊幕。武昌起义之初，他率粤军济字营驻防吴淞。上海起义时，他率部反正，在李燮和成立了吴淞军政分府之后，任该分府水陆军统领。因此，他所率领的六百淞军，亦称济军，还可称粤军。这也是攻打南京时战场上竟出现粤军的由来。

对这支部队北上，应是陈其美最想看到的。一方面，可以借李燮和之手，为打下南京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借攻打南京，来消耗李燮和的实力。这不仅可以防止李燮和在吴淞坐大，更可以将他彻底赶出上海。

可谓一箭双雕。李燮和有苦也说不出。

陈其美这边也不是没有动静。他手下共统五军，除吴绍璘一师、黄郛二师外，李徵五的光复军便是最强的主力之一。投奔而来的张宗昌这时就要发挥作用了，在陈其美同意下，先被提拔为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之后就被派往丰县、沛县、萧县和砀山一带。除此外，历经安庆马炮营起义、广州起义、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江苏名将洪承点，也是在得到陈其美的首肯之后，组织人马奔赴苏州，于阊门外驻扎训练，是为沪军北伐先锋团，又称沪军义勇队。据说车到苏州时，程德全率领各界代表在车站迎接，士兵列队欢迎，同声预祝出师胜利。眼看着浙军、淞军相继集结镇江，义勇队也随后到达。

随后到达的还有江阴、淞江的巡防营，以及女子国民军30名。为首者是民国侠女尹维峻。1906年秋瑾与徐锡麟等革命志士开始筹划武装起义时，她的身边常有一对姐妹花相随。一个是11岁的尹维峻，一个就是她的姐姐，16岁的尹锐志。杭州光复时，她就在蒋介石所率领的敢死队中。据说夜袭抚署时，是她扔出了第一枚炸弹，然后，左手执枪，右手执炸弹，率先冲入抚衙。真可谓巾帼不让须眉。这次光复南京，她依旧不甘人后。虽然这一年，她只有17岁。

正是这些热血青年的加入，让徐绍桢的麾下，前前后后竟集中了江南革命军最精锐的1.4万将士。这些军队中，镇军和浙军战斗力最强，淞军虽人数不多，但慓悍善战。但还有个意外是，中国很“不争气”的海军在这里也冒了出来——那是倒向革命的临时海军总司令陈世恩派其三子陈定棋率一营海军陆战队赶来助战。

他们所面对的，是提督张勋管辖的江防营、江宁将军铁良统领的旗兵14个营，再加上巡防营的兵力，合计两万多人。

前方吃紧，后方却不能紧吃，同样要卖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为此，陈其美还特意在上海成立了总兵站，负责各种军需的军械、军饷、服装、医药等的补充，以及舟车的调拨等事务。李云书的兵站总监一任，就是来源于此。不过，当时的他还身兼中华银行首届董事，分身乏术。一说是，他请自己的堂兄李咏裳帮自己处理银行业务，又一说是，他在兵站的职务实际上是由李徵五来行使，“如有一份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的密电：‘联军兵站已分派李厚禧（即徵五）、陶逊充副总监。’所以此后的催械电都称：‘陈士英都督、李徵五总监。’” (53)

虞洽卿的身影也不曾消失。尽管数日前劝降张人骏无功而返，挺让人觉得没面子，不过这也让他把动力加在了攻打南京上。在攻打南京前，徐绍桢曾在纽永建陪同下夜访虞洽卿，向他表达了自己筹饷的需求，虞洽卿当初慨允“暂借10万元以充军需”。对江浙联军的支持，可谓是不遗余力。

在这样的信任和支持下，徐绍桢自当肝脑涂地。

11月24日，江浙联军夺取南京外围各据点的战斗打响。黎天才先是攻克了乌龙山。不久，幕府山也被攻克。到26日，南京城外制高点大多为江浙联军攻取。只是，南京有谚云，要得南京城，先夺天堡城。没夺天堡，其他战绩再好，也于事无补。该天堡占据了紫金山山顶的要隘，筑于海拔267米的绝壁之上，其上架炮可俯视南京全城，是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所修建。加上北濒长江，背倚南京城墙，所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攻下来，南京就指日可破。此地也就成了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最为惊心动魄之所。

在张勋的据守不出下，江浙联军数日没有进展。但形势逼迫着江浙联军只有进路，没有退路。11月30日这天，江浙联军举行会议，调整作战方案，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天堡城，而苏军一部进攻雨花台作为牵制，势必将其拿下。

朱瑞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终于到来。

在接到主攻令之后，朱瑞从浙军中挑选了200名骁勇善战的敢死队员，并亲自带队冲锋，一路攻击天堡城侧背，一路由紫金山俯攻。在战斗最胶着的时候，朱瑞曾下令：“如有先登天堡城者，为夺取南京第一功。首入官兵，赏50大洋，伤亡者铸像立名！”

日后，在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中的右侧，就有一块墓碑，上书：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之墓。落款：浙江都督朱瑞题。

那个时候的朱瑞，在浙江已是很风光了。而都督一职，在经历了童保暄（临时都督）、汤寿潜以及蒋尊簋三人之手后，落在了他的头上。

不能不说，克复天堡城给他当上都督带来了最为积极的政治影响力。

当然，也不得不提林述庆的镇军。除了林述庆本人身先士卒之外，其管带杨韵珂被清军设计遇害时，虽身中数十颗枪弹，可他临终之际仍然高喊：“不夺此要塞，不要收殓我尸！”正因了镇军的表现，林述庆被孙中山誉为立下“光复南京第一功”。

当浙江联军在天堡城奋战时，虞洽卿也没闲着。

除了借款给联军募集军需，他甚至不顾危险，亲自将购买到的军械弹药，连夜亲自押送到了南京前线。由于所购军火并不充足，为了鼓舞士气，他就命人将食物、药品、钱钞等慰劳品一并装进军火箱，给人以弹药充足的假象。士气果然大振。日后这一招在他面对危机时屡次上演。也正是在这前线，他见民军备尝艰苦，即返沪与胡寄梅、袁恒之等人发起“节费助饷会”，呼吁商民全力支持。

南京的克复，还是少不了宁波帮的勉力。

正是各方的合力，在浴血奋战10多个小时，死伤200余人之后，12月1日早6点，金陵之钥天堡城尽入联军之手，至此，张人骏大势已去。谁也没想到，这个在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要誓与城池共存亡的张人骏，居然坐在手下人为其准备的一个箩筐里，趁着夜色，从今鬼脸城处，把自己从南京古老城墙缒下来，跑到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兵舰中，躲藏久时，得知南京彻底失守后，最终去了上海，不久后，又辗转来到遗老遗少聚集的青岛。也许，在他内心的深处，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一个“逃兵”，但他实在无法说服自己，那坐在箩筐里逃命的一幕，确确实实地发生了。

12月2日，当江浙联军攻破太平门、南门等处，依旧在垂死挣扎的张勋也抵挡不住，率残部出汉西门由大胜关渡江北逃，转赴徐州。联军随即占领雨花台，攻进聚宝门（今中华门）；留在城内的江防营统领赵会鹏、张联升等率部投降，打开太平门，欢迎联军进城。至此，南京光复。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仅仅过去了52天。

在胜利的大合唱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比如说联军内部为争取领导权而闹出内讧。

先行进城的林述庆拥兵自重，根本不认徐绍桢这个身为联军总司令的老上级，进驻两江总督署后，自称江宁都督，还不许徐绍桢的部下进入，逼得徐绍桢差点炮轰总督署，导致胜利前后出现了一些诡异的氛围。

好在各路人马后来抬出了文化界名人，复旦大学的创始人，曾担任中国国民总会副会长的马相伯，来做江宁府尹，才堵住了悠悠众口。此时的马相伯，业已71岁高龄，其本人已无意为官，但在这特殊时期，不得不勉力维持。

随着黄兴由武汉来南京，一场内部灭火的会议，就在南洋劝业会会场附近的第一舞台召开。参与者都是各路人马的高级军官。

在这次会议上，马相伯苦口婆心地说出了这样一段话：诸位呀，你们都晓得，这个地方在60年前是什么地方？是太平天国的天京啊，天京是怎么失掉的？还不是内部不团结，清朝派军队来把它打掉的。现在呢？张勋虽然被我们打跑了，而冯国璋几十万大兵就在浦口。我们如果不能团结，我们的前途还不就是第二个太平天国吗？

一下子惊醒了梦中人。

迫于形势，林述庆接受北伐军临淮司令之职。

江苏都督一职，则由程德全升任。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

不管程德全在这个位置上待得愉快不愉快，但必须得承认，这种权力安排，暂时性地安定了人心，让大家同仇敌忾，面对接下来的危局。

毕竟，正如马相伯所说，清军已然压境。

来者冯国璋，背后却是袁世凯。

此时的袁世凯，可谓百感交集。如果没有这场革命，他身为“逐臣”，怕在河南老家还不知要隐居多久，对一个刚50岁出头的昔日一品大员来说，就这样没有了政治前途，任谁都有那么一些不甘心。所以他一直在等待着出山的那个时机。可时机摆到了面前，单凭自己，真的就能挽狂澜于既倒吗？！

毕竟，在他眼里，“此非洪杨之祸可比”。

老实说，他也并不想大清朝就这么没了。他再怎么开明，但依旧是从封建王朝的旧土堆里爬出来的人，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让他作为一个“逆臣”去推翻政府，似乎很难做到。尽管他也很想改变大清朝的命运，以及让自己更进一步，但他能想到的是体制内的改革，是君主立宪，而不是体制外的革命。对暴力革命，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曾说：“我不能为革命党！我的子孙亦不愿为革命党！”武昌起义一爆发，他想到的就是，如何和清政府合作，将革命镇压下去。而清政府也愿意给他这个机会，虽然这个愿意里面有很多不情不愿，但极目天下，似乎除他之外，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不过袁世凯也知道，中国政治中永远不缺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把戏，清政府需要他出马平定大局，但真要是等到大局平定，等待他的未必是好结果。事实上，载沣近臣善耆等人就有所密谋，待平乱大局后，照样格杀袁世凯。这总叫人不得不寒心。

这样看来，袁世凯还不能将革命党赶尽杀绝。

他就是想杀绝，按照其时清政府业已糜烂的局面，他也杀绝不了。相反的是，他还需要革命党的存在，来为自己赢得和清政府讨价还价的空间。

因此，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派北洋两军南下平叛，其中，陆军部大臣荫昌亲率第一军，而冯国璋督率第二军——在接到任命之后，这位“北洋三杰”之一曾匆忙造访河南彰德，请示袁世凯行动方略，袁授以留字诀“慢慢走，等等看”。

结果就在这一慢二等中，荫昌有力使不上，因为他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的北洋军。

载沣无奈之下，只好层层加码，从补授袁世凯湖广总督，到接受他提出的出山的八项要求，允许其有兵有马，而且可以自己说了算，不用再听命于荫昌。到10月27日，更是下旨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水陆各军和第一军、第二军。此时，冯已被任命为第一军军统，担任前方作战任务，而第二军军统的职位则落在了同为“北洋三杰”的段祺瑞身上，任务为后方接应。

他所提出的八项要求，诸如“调集直隶后备、续备军万余人，编练一支供他指挥的军队”；“筹拨军饷三四百万两”；“军咨询府、陆军部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另外还有征调将领、宽容被裹胁者以及赈灾安民等几条。不过，流传更广的却是以下六条复出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4．解除党禁；5．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这六条据说是袁世凯面对载沣派来的说客——其小站练兵时期的部下、时任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提出的。

比较“袁八项”和“袁六条”，你会发现里面大部分内容近乎雷同。不过“袁六条”却有三条振聋发聩的条款：开国会、组内阁以及解除党禁。但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袁世凯研究专家骆宝善看来，此六条件“纯是臆测虚构”，“纯属向壁造虚”，不可当真。“从常理上说，此时的袁世凯补授总督之位，着令速去剿杀革命，确实不该向朝廷提出平乱之外过多的事情。袁世凯是个老臣，这点常识是应该知道的。至于六条件，当然也不是无中生有，当时天津《大公报》，就有报道称：‘项城曾私向人云，此次之乱，若但向皮毛上求治，未尝不能奏效，但为国之道，其根本所在，贵能实行立宪。实行立宪，即当建设责任内阁，化除满汉畛域……’因袁世凯一贯主张实行立宪，组建责任内阁，化除满汉之争。善于揣摩者，就将二者并列，以为此乃复出之条件，并意在说明袁世凯要挟朝廷，想在朝廷于革命党之间双向取利。这似乎是夸大了袁世凯当时的举动……” (54)

不管如何，袁世凯出山的消息，还是让北洋军人心大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同日，冯国璋也下令猛攻汉口，11月1日就在革命党那里得手。袁世凯还未出彰德，就给清政府送上了一份大礼。

形势对袁世凯的助推依旧没有停止，这中间，暂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在统制张绍曾的率领下发动兵谏，提出了与“袁六条”相差无几的要求。有人说，张绍曾是打着君主立宪的名义，行的是革命的事实。但不管如何，在眼皮底下爆发的兵谏，让早已焦头烂额、杯弓蛇影的清政府，更是紧张不已。为了“自救”，11月1日，清政府在一天之内连发四道上谕，分别是《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实行宪政谕》以及《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不仅承认“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而且承认“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所以宣布解散皇族内阁，并在9日通过资政院选举的形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要他赶快从前线回京，筹组“责任内阁”。而载沣则自动解除摄政王身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

“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当然是出于无奈……然而，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就很难停下来，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严复认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任何效果’。” (55)

袁世凯倒是因祸得福。13日，他抵达北京，16日组织新内阁，以梁郭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

其中，当年和他一起携手推动立宪的严修，在他被逐之际依旧为他说话并鸣不平的严修，被任命为度支大臣。这可以看成是袁世凯对严修的召唤。

然而，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所作所为显然让清政府有些失望，因为他并没有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将革命扑灭下去。甚至在冯国璋攻下汉口再于27日占领汉阳，接着威逼武昌时，竟认为已不宜再战。虽是袁世凯门生，冯国璋对清政府依存效力之心。为此他甚至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饷银400万两，便可独立平定“叛乱”。对这种与自己相抵牾的行为，袁世凯也只好急调段祺瑞统率湖北各军，并将冯国璋调出湖北前线，去往察哈尔特别行政区任都统。12月15日，冯国璋离开汉口北上。只是还未及赴任，便改任为统筹京畿防务，兼任禁卫军总统官。

一方面，这跟南京的光复有很大关系。攻下南京，意味着陈其美“上海先动，苏、杭应之，南京庶指日可下”的方案完美实现，这也意味着，江浙沪事实上已经联成了一个整体。它将清朝的版图拦腰截成了两半，让清政府首尾不能两顾。更重要的是，它还让武汉与上海之间的革命党停止了纷争。此前，在山西、云南、贵州、上海、苏州、浙江、福建相继独立之后，湖北都督黎元洪曾通电各省派全权委员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而上海这边，陈其美也在忙着成立“各省都督府联合会”——这种对革命盟主或中心地位的争夺，曾一度成为胜利的大合唱中又一大不和谐音符。但在南京攻克之后，矛盾有了一个缓冲区。武昌和上海方面遂达成一致意见，决议“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再回头看上海光复，其在革命局势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为南京光复奠定基础之外，“因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媒体又极其发达，国际舆论和国内民意，多以上海的反应为标准。上海成功摆脱清政府统治，令革命军声势大振，全国民心因此日益倾向于革命军” (56) 。

日后，孙中山对此有个评价：“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言语中透着对陈其美的褒奖，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过奖，不过提及上海光复以及南京光复对武汉的支援，乃至对革命士气的提振，孙中山所言非虚。

袁世凯不可能看不清这方面的形势。如其跟革命党拼个你死我活，还不如谈和。毕竟损敌一千也要自损八百。再说，真的将革命党彻底镇压了，自己的结果也未必好到哪里。所以，他不让冯国璋再下武昌，是因为他很清楚，一旦北洋军再攻下武昌，那就失去了和革命党妥协的可能。事实上，在南京被江浙联军围攻的前后，他可以派军队过江增援，打不打得败江浙联军不提，最起码可以帮张勋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

对革命党来说，尽管袁世凯半推半就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很有些三心二意，但单凭自身的实力，还是很难打败北洋，并进而攻破京师，从而改朝换代。随着汉口和汉阳的失守，甚至逐渐暴露出溃败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虽然武汉和上海达成了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这种政府完全是一个松散的邦联性的政权。“邦联制不是由民主的诉求产生的，而是为了社会不至于分裂而采取的临时的措施。” (57) 这意味着这种政府的统治力是相当微弱的。它注定着南方革命党要和袁世凯进行谈判。

当然，南方革命党也抱有另一重目的，那就是通过谈判，许袁世凯以好处，也许能通过袁世凯之手，实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

于是，一个别有用心，另一个有意妥协，当然也可以说，一个有意妥协，另一个则是别有用心，南北议和也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12月18日下午，南北议和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开谈。

只是，对袁世凯来说，和可议，但他想要的君主立宪，却已然由不得他。

在进入袁内阁之前，张謇就已经转向共和了。

上海起义对他的冲击无疑是相当大的，他领导的预备立宪公会里的商人群体，纷纷背叛了自己当初的原则，加入到了革命的阵营，有的还在沪军都督府里身居要职。另外，他的那些朋友，像汤寿潜、程德全也成了各省的都督。这让他为挽救清王朝所作的努力，都似乎成了一个笑话。不过，这次起义也让他看到了，“革命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江浙一带秩序照旧，还能给资产阶级提供更多的机会。张謇终于下定决心转向民主共和。11月6日，他致电奉命进攻武昌的袁世凯，劝他尊重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现实，赶紧前往北京，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立共和政体” (58) 。

影响他的“趋于共和”的人群或团体，就有朱葆三发起的商界共和团。

此前，朱葆三曾利用自己现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设法使宁波帮掌控的上海商务总会“革命化”，并为其赢得了“革命商会”的称号，他还在这年12月份，联合虞洽卿以及同乡陆维镛、虞芗山等13人，共同成立了商界共和团。此团以“赞助共和、扶持民国军”为宗旨。在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侯在里740号）设事务所。

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政党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头。

粗略数起来，民国初年左右，先后成立或主要活动于上海地区的主要政党团体有60多个。前面提到的有预备立宪公会、中华国民总会，接下来还有张嘉璈发起成立的国民协会；江亢虎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上海光复第二天改为中国社会党）；辛丑陕潼尚字革命团领袖章水天发起成立的大同民党（1912年2月，李平书、黄兴、伍廷芳等人又组织大同公济总会）；王河屏等人发起成立的共和建设会；伍廷芳、张謇、陈其美等发起成立的共和统一会；伍廷芳、李平书等发起成立的中华民国宪法预备会（后改中华共和宪政会，亦即改中华共和宪政党）；湖北军政府代表胡仰、胡瑛、何海鸣等在上海倡议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又由赵凤昌、程德全、章太炎等人独立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3日，两会合并。3月2日，改称统一党）；沙淦、厉明度、张明远等军政界人士改组共和国民会后成立的中华共和促进会；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等发起成立的女子参政会……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国民党”。不过此国民党非彼国民党，它是由潘昌煦、朱寿朋、潘鸿鼎、陆鸿仪等人于1912年2月27日发起成立，其中，伍廷芳被推为领袖。

这位孙中山的广东老乡，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第一个取得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通晓经商、刑名、律例、万国公法。可以说，他是继容闳之后中国留学教育的最丰硕成果之一。这也让他官至刑部右侍郎，并于1909年第二次出任驻美、墨、秘、古四国公使。但对清政府的失望，还是让他以古稀之躯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当中，并成为孙中山的忘年战友。除了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各级政党团体里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还被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山西、陕西、云南、贵州12省代表公推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亦即全权代表。

这里得解释一下他任领袖的国民党，该党设事务所于上海林荫路西林寺，以“全国统一政治之下，以人民为国家主体，完全保护其固有之权利，以发共和之精神”为宗旨。主张亲美外交，采取美国共和制。5月，与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看得出，它和日后著名的国民党并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

这些政党团体的成立，反映出了旧有的权力平衡被革命的暴力更深层地打破之后，各阶级、各阶层为提高政治地位、争取权力分配，积极地集会结社，与此同时，又因为这些政党团体拥护共和，并将维护共和政体写入章程，甚至像商界共和团、共和建设会更是直接命名为“共和”，无疑也反映出了辛亥革命让民主共和观念更深入人心。反过来，它们的成立，也为共和政体在中国的确立起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比如商界共和团，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其任务就是：宣讲共和原理，使人人得知平等自由之幸福；组织力量侦查汉奸售军火及私运粮食、用品接济清廷、残害同胞的行为，加以处罚；劝募款项，缴解军政府，以应军需及财政之用。其后，他们还与共和建设会联名致电袁世凯内阁，敦促清廷退位。

和朱葆三以成立政党团体来呼应共和之外，舆论界自然也不会放弃自己本就擅长的鼓与呼。由赵家兄弟大力支持的《民立报》就发起了共和建设征文，以及发表了拥护共和的社论，在各阶层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为他们普及了宪政知识。

不得不说，当年宁波帮分流革命，以自己的人力和财力，无私支援孙中山，就为了等待民主共和的这一天。当这一天眼看就要到来，他们怎可能不奋力前行？

只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天是真的近在眼前，还是“望山跑死马”的虚幻假象？

王正廷“约法”袁世凯

在南北议和的进程当中，照样少不了“宁波元素”。

如果说在民国历史上，最为大红大紫的奉化人，是蒋介石。他曾集党政军于一身，成为北洋之后的又一大独裁者。但这也往往导致“灯下黑”，让我们忽略了更多的奉化豪杰。这里就有这样一位著名外交家，王正廷。其实论“革命的资历”，他比蒋介石出道更早。当蒋介石还只能依仗陈其美在革命的“边缘”打转转时，他早已进入了革命的“核心阶层”，此时正出现南北议和的现场。

后人给他贴的标签是“民国外交家”。事实上，这位1882年出生在蒋介石老家溪口之东金溪乡税务场村（今属白杜乡）的“80后”，一开始从事的并不是外交。因为基督教的家庭背景，他比同龄学子较早接受西式教育，10岁即入上海中英中学就学。因此他对传统的考童生作秀才并不是太感兴趣，而是更着迷于创办中国人自己的交通航运事业。所以在1896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二等学堂学习。

前面说了，这个学堂当年是因盛宣怀督办铁路而感人才匮乏，遂于上一年禀奏光绪所设，可以说，王正廷也是盛宣怀培育出来的好学生。在这所学堂，他最先选择的正是修习铁路专业。然而，中国自甲午战败之后，“割地丧权，日蹙百里，几于无时不在压迫之中”，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署，更是强烈刺激了年轻的王正廷，他把自己的视觉从铁路自觉地转移到了法律，意图从社会方面对中国加以改造。

日后的王正廷曾两度出国。一次是为了筹建“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而前往日本。正是这一次经历，让他结识了孙中山，并深受启发，加入中国同盟会。再一次出国是在1907年7月赴美，这次是留学，先入密歇根大学，次年又转入耶鲁大学，继续攻读法律，并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这段耶鲁经历，让他与后来供职于民国外交界的名人王宠惠、王景春合称“耶鲁三王”。

王正廷，民国外交家，也是近代中国著名体育领导人之一。

正是基于这种追求上的转变，中国在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有幸拥有了一位学界公认的最权威的宪法专家。

王正廷拥抱了历史，历史也最终选择了他。

在因父丧回国之后，王正廷恰好撞上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正是苦于缺少外交法律方面的人才，湖北军政府派专人到上海礼请王正廷，邀他主持军政府的外交工作。也正因此，他得以加入了南北议和的进程当中，并成为南北议和中南方参赞之一（湖北特派代表）。不过，这显然算不得他的外交成就。让他在外交上崛起，也是他“一生中的一桩得意事”的，是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拒签和约的表现。

不管如何说，从加入同盟会，到撞上武昌首义，进而南北议和、巴黎和会再到更后的收回山东、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他的名字跟民国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都“相伴而生”，可以这样讲，他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民国史。

作为在上海学习并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宁波人，他自然清楚上海不仅交通便利，为中外耳目所寄，易造影响，而且能和已经光复的苏浙地区联成一气。尽管黎元洪主张南北议和在武昌举行，借主导议和进程，来维护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但他还是认为议和放在上海好，并为此还做了袁世凯委派的全权代表唐绍仪的工作。此前的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即过江会晤黎元洪。但接下来，他却要由王正廷作陪前往上海。为此，王正廷还以自己和另外一位湖北特派代表胡瑛的名义发布了《致各省代表团函》：“瑛等与唐即日赴沪，宁会选举，务乞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

王正廷能以特别代表的身份加入南北议和，对孙中山来说，是一个利好。

此时的孙中山，虽然能早早赶回国参战，但他首先想到的是阻断西方向清政府的借款，在密会美国国务卿的请求石沉大海之后，他又去了英法。兜了一大圈，他直到25日才乘“地湾夏”号轮到达黄浦江畔的十六铺金利源码头。

在革命形势错综复杂的当时，这段不在现场的“空窗期”显然让他有些被动。所以有这样一个同盟会同仁参与其中，暗地里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除此外，孙中山还得提防伍廷芳，虽然是革命战友，但他也是兼容新旧、思想驳杂的政治人物，由他领衔担任南北议和的全权代表，实在不太让人放心。所以在他做全权代表的同时，还需要王正廷以及其他同仁对其加以制约。

不过，相比较王正廷，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的汪精卫更为孙中山所看重。此前，汪精卫还待在天朝的大牢里，终日以吃饭、睡觉、写诗、思念心爱的姑娘，来打发时间。在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为了挽回败局，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汪精卫不仅出狱，还就势在京津组织同盟分会，以执行说袁倒清的任务。正因此，他竟成为了袁世凯与南方的联络人，双方俱以汪为议和参赞。

反过来，相比较汪精卫，王正廷的作用显然不只在议和上。

作为耶鲁出来的法学博士，得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武汉时，他就受命与雷奋、马君武等人联合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既然辛亥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并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权，那么，就必须仿照西方的政治制度，重建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为第一执笔人，王正廷的留美出身，让他在起草大纲时，更多的是仿照美国的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

尽管这份大纲只是一部政府组织法，但因为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共和政体，所以也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这也让它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正是在它的基础上，日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大纲是在12月3日，由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及广西十省代表共22人议决，并签名确认。除了赋予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统率海陆军之权，还有在得到参议院之同意后，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任命各部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之权，以及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当然，要当上临时大总统，必须要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不过，会议还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12月14日，奉天、山西、江西及广东四省代表签名追认。

正是这份大纲的存在，让回国的孙中山在陈其美、黄兴、宋教仁的联手运作下，抢在袁世凯反正之前，“合法”地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在南京参与临时大总统选举的，共有17省代表，计45人，除了王正廷之外，还有两位宁波人。其中一位是鄞县的陈时夏，他是浙江代表。另一位则是原籍鄞县的袁希洛，他是江苏代表。他们共同推起了孙中山。

这17张选票当中，有16张投给了孙中山，只有一张投给了“陪读”的黄兴。虽是首义元勋却资历尚浅的黎元洪则为零票。12月29日，《民立报》即刊登“转孙中山先生鉴”，要他“乞即日移驾来宁，组织临时政府”。

只是这之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风波。

虽然在推举孙中山为总统上达成了一致，但民国政府到底是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59) ，孙中山和宋教仁曾争得面红耳赤。

对宋教仁而言，他更推崇内阁制。自日本求学以来，这位革命的闯将，对暴力之外的宪政、法治就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眼里，革命推翻清政府不难，难在以后平稳推进新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唯一选择，就是民主宪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重视议会的作用，并由议会的多数党组织内阁，由内阁掌握实权，处理政府事务；总统则不负责实际政务，只是国家的象征。另外，最好社会上有两大党并立，并轮流执政……

至于为什么不采取由总统掌握实权的总统制，宋教仁也多次阐释自己的理由：“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这一套并不为孙中山所接受。

以革命安身立命多年之后，他也在长久地思考中国未来的政治演进模式，并在1906年制定的《革命方略》中作出具体说明，他理想化中的模式应该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相互嬗进的时期，也就是“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在进入宪政之前，还必须要有“军政”“训政”这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无疑更接近于“开明专制”。

今天看来，这两个阶段不失一定的意义——军政是为了防止革命军兴之后，群雄互争权位，一发不可收拾。训政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国民“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使“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漂遥之虑”。在《革命方略》中，定“军法之治”为3年，“约法之治”为6年，然后进入“宪法之治”。

只是，让人疑惑的是，建立共和制，真的需要对国民的素质提出相关要求吗？国民素质不高，就永远不能实现共和制吗？退一万步说，如果我们认可“军政”“训政”“宪政”这三个阶段，但万一有人打着“军政”“训政”的旗号，却死活不遵循他们起先设定的年限，反而将这些年限无限延长，那宪政岂不是又成为了空中楼阁？

宋教仁与孙中山有着各自的坚持，却也有着各自的疑问。

他们互不认可，黄兴在一旁劝说也无用，差一点闹得不欢而散。

为此黄兴和宋教仁还专程赶往南京，商于各省代表。各省代表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总统制，不便修改，否定了内阁制。不得不说，在王正廷起草的大纲面前，宋教仁只能拱手认输。不过，这也没有湮灭他对内阁制的追求。

这种追求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同时，他郑重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也成了民国元年的第一天。“选择在公历的元旦开始，无疑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 (60)

在时间开始了的大时刻，宁波人依旧不曾缺席。

就职典礼上，正是袁希洛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授予给了孙中山。等到孙中山举左手宣誓毕，一旁的代表景耀月致颂词，胡汉民代总统读答词，孙中山亲读就职宣言，之后袁希洛手持大总统印授总统，总统受印，交秘书长盖印于宣言上。

不得不说，在革命的征途中，备受宁波帮支持的孙中山，再次从宁波人手里取得大印，似乎是历史有意的安排。

对创立民国推举孙中山有功的王正廷，也人尽其用。随着作为立法机构的临时参议院也在南京成立，他先是以浙江代表任参议员，后被举为副议长。

不过，这显然违背了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私下承诺。

袁世凯对此大为不满，觉得南方太无诚意，尤其是担心其总统之位因孙中山“横插一脚”而破灭，所以在中华民国成立当日，就致电唐绍仪，以其“行动超越权限”之借口，对议和成果不予承认。这也让辛苦半天的唐绍仪很是下不了台，只能电请辞职。南北议和的进程也因此中断，有待重启。

另外，这也暴露出了革命党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固有思维。对于追求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来说，这种对权力的把持不放，显然也有悖于共和的初衷。

当然，这种做法也自有各方的利益考量。

一方面，让孙中山当选民国第一任总统，也是给这位多年来从事革命，“以革命安身立命” (61) 的革命先行者一个交代。

另外一方面，在各方势力对革命领导权一直念念不忘的当时，孙中山成为总统并组织政府，“意在逼迫袁世凯将他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增加推翻清朝后政治权力再分配的筹码。他的目的达到了，袁世凯不得不与他打交道” (62) 。

这一举动暗藏杀机，它让革命团体中的另一重大力量——光复会，地位变得更加边缘化。

不幸的是，它的“领头人”陶成章又即将面临生命危险。

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是陶成章一种说不出的痛。

多年来，光复会在江、浙惨淡经营，境况一直不佳。如果陶成章和李燮和能在沪、杭两地哪怕能得一都督，多少也是慰藉。不过，李燮和没戏，而浙江都督的位置也在同盟会的支持下，归属了汤寿潜。这就让光复会很有些愤愤不平。

能否取汤而代之，成了陶成章的一大心病。

哪怕自己坐不了这个位置，让光复会其他人来担此大任也好，免得江、浙全都落入同盟会之手。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身为浙江省临时政府参议部议长，却积极地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在反黄（黄兴）的同时，倒汤（汤寿潜）以及策划北伐。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陶成章的推动下，章太炎与赵凤昌、程德全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和商界共和团以“赞助共和、扶持民国军”有所同，也有所不同的是，此会暗含着“统一天下号令”的初衷。

这从此会日后改名“统一党”也可以看出端倪。

尽管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并组织了政府，但同盟会对陶成章的担忧依旧不绝如缕。一方面，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曾鼓动朱瑞与同盟会分家，而作为克复南京的功臣，朱瑞所部在卫戍南京各军中实力最强。若是陶成章再拿下浙江都督一职，那同盟会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难免就会出现：浙江和南京又有可能落入到光复会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光复军倘若执意北伐，南北议和破局，届时，同盟会与袁世凯分享民国政权的交易必将破产，孙、黄的地位，陈其美与同盟会要人的利益和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63) 。

这逼得同盟会不得不再次出手。

曾用刺杀手段招呼过李燮和的陈其美再次重拾法宝。不过上次找的刺客水平不高，让李燮和逃过一劫。这次对付陶成章，出马的则是他的盟弟蒋介石。

对自身的危险，陶成章也不是不知道。

上海已经谣传多日“陈英士要刺杀陶焕卿”，想必不会没有进过他的耳朵。为此，在上海期间，他换了几间旅馆，就是养病也挑了一间很僻静的医院。

只是，千防万防，他还是在1月14日凌晨被枪杀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一时间，舆论哗然。

同盟会、光复会就此势同水火。

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跟孙中山、黄兴有关，但联系光复会对同盟会的威胁，因此市面上也一直有传言，陈其美刺陶是孙文、黄兴指使或至少默许的。蒋介石也在日记里说，这是他得到孙中山信任的关键。

如前所说，自此事之后，章太炎逢孙必反。

但这改变不了光复会自此每况愈下的现实，随着李燮和日后自解兵权，转向实业和文教事业，而最后一支武装——孤立粤东，由脱离同盟会并加入光复会的许雪湫率领的汕头民军，也被广东都督胡汉民缴械，许本人亦被枪杀，彻底宣告光复会成为了历史。

不过这也导致了包达三与同乡蒋介石的疏离。

首先他对此举颇为不满，加上蒋介石本人曾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就向时任浙江临时财政厅长的张申之（传保）借库银军用票5万元在上海挥霍，更让包达三十分有意见。日后，他的儿子包启环说：“临时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向浙江时任财政厅长张申之强借库银军用票5万元，在沪挥霍，而后，蒋介石又在上海参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于是先父乃与蒋分道……”

就在陶成章被刺杀的这一天，孙中山通过伍廷芳再次明确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既然眼中之刺已除，同盟会也铁了心和袁世凯再行议和。

一方面，这无疑让袁世凯重新有了动力。

但另外一方面，按照此前所达成的协议，袁世凯必须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君主立宪，更重要的是，得想办法让清帝退位。

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

于内，清政府已经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能力。主幼，臣弱——尽管有恭亲王溥伟、良弼等人极力反对，他们甚至在1月12日结成“宗社党”，亦即“君主立宪维持会”，但说得上话的两个人，庆亲王奕劻已是年老力衰，摄政王载沣更是悲观失望，无意再争。于外，北洋军段琪瑞更是为自己的主子袁世凯造势，威胁要“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加上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杀手彭家珍于26日炸杀良弼，清帝退位已经无可避免。

1912年2月12日，最后一位皇帝，同时也是自创立封建制度以来的最后一位皇帝，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夏历），颁布退位诏书，做统治之最后结束。诏书写得哀婉动人，据说是来自张謇的手笔：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尽管隆裕等人在位期间并没有为这个国家乃至这个朝廷带来根本性改变，但不管如何，正是他们的妥协，让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首次以谈判而得以和平移交政权，从而改朝换代的先例，不再有血腥的杀伐。

就朝廷而言，他们选择了一种很有尊严的方式谢幕；于国家而言，避免了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内战再起。他们继续打下去，最终不是新生的革命政权被掐灭，就是南北朝式格局再次出现。这既保障了中国的统一，又让革命的阵痛得以大大降低。可以说这样的选择，功德无量，是识大体的，也是顺应潮流的。

这也让辛亥革命成为了一场相对低烈度的革命。

然而，皇帝虽然下台了，但深受封建专制思想影响，并习惯在这体制面前跪倒双膝的国民，却很难一时赶走那心中的皇帝。谁都清楚辛亥革命是要追求民主共和，但谁真正清楚民主共和到底是怎么架构，并切实运行的？就像有些人为了革命而革命，自然有些人为了共和而共和。朱宗震先生曾在《真假共和》中说：“如果谁到现在还看不懂民初政治的本质，也许他只是一个共和概念的拜物教徒，只要看到‘共和’两个字，就要顶礼膜拜，完全不顾幕后的尊神长得什么样。”

这让历史在选择袁世凯的同时，也选择了武力和军阀。

2月15日，经过南京参议院的正式选举，袁世凯终于得偿所愿，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3月10日，他在北京宣誓就任。

在北京政府的新内阁人选中，宋教仁为农林总长，陈其美为工商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这几位都是同盟会中人。

其中王宠惠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时即加入。至于蔡元培，虽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但在黄兴的参谋何士准的介绍下，也加入了同盟会。即使光复会“独立闹革命”，也未曾断绝他与孙中山的友谊，反而是，不管如何他都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这样说来，同盟会成员在新内阁中十占其四，接近一半。

陈其美这时展现出自己对孙中山个人的无比忠诚，他坚决和孙中山共进退：愿意辞任沪督，但拒绝就任总长。

最后，代理工商总长这个职位的，是王正廷。

依旧没有掉出同盟会之手。

更重要的是，当选新内阁国务总理的，则是南北议和中出力甚多的唐绍仪。尽管仕途多受袁世凯的栽培，而且还被委派为议和的全权代表，但他本人比较倾向同盟会。甚至在民国初年，还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同盟会。也正是两边都讨好，在酝酿总理人选时，他没有遇到太多阻力当选，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此前，在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的临时内阁中，并未设总理一职。

过去称唐绍仪当任总理的内阁，为以“同盟会为中心”之内阁，所言不虚。

在讨价还价之后，同盟会终于达到了和袁世凯共同分享民国政权的目的。

陶成章却已无从知晓了。

只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合作并没有消除同盟会对袁世凯的警惕之心。所以，得赶紧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法来治袁。这个约法依旧由王正廷与宋教仁、王宠惠、马君武等人合作起草。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7章56条。

得承认，此前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极为不满，甚至加其“贻笑大方”等评语的宋教仁，因为总统人选有变，这次终于有机会在制定约法时比较全面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在整体上，临时约法依旧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全国的立法权属于参议院，并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有人身、财产、言论、通信、居住和信教等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的权利……

但与大纲相比，新的临时约法却有个大大的不同，那就是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其规定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项，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能生效。

很快孙中山就签署了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并于3月8日，由临时参议院通过，在3月11日公布实施。这无疑是对刚刚宣誓就任总统的袁世凯当头一棒。尽管我们不能否定宋教仁等人的良苦用心，你可以说这是对袁世凯的一种权力限制，但你也可以看成是革命党人翻云覆雨。这让民初的政局走向变得无比诡异。

更让人有点接受不了的是，革命党人既然承认了袁世凯，但袁世凯作为总统，却没有机会参与制定宪法文件，最后任由南方将生米做成了熟饭。

更有些诡异的是，在袁世凯被选举为总统后，孙中山依旧还在履行自己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职责，这也让世界的政坛出现了从来也没有过的现象，那就是两任总统同时并存了一个多月，直到4月1日，孙中山才宣布解除自己的临时大总统职务。

不管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如何“斗法”，这样的结果对宋教仁来说，却是一大利好。即使荣任新内阁的农林总长，宋教仁还是觉得这不足以实现他的抱负——他所想要的是，不仅要在民初实现责任内阁，而且是坚持政党轮替的责任内阁。

没多久，随着同盟会与袁世凯相互妥协的产物——唐内阁辞职，他也随同辞职，以退为进。没多久，他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了党务实权。只是，以同盟会的体量和组织规模，加上其革命党的思维很难转型成民主社会的议会党，宋教仁要想依靠同盟会在日后的政党竞争中获胜，取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并进而组织责任内阁，还是有些吃力，所以他需要重新组党。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不顾他人反对，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这个国民党不同于伍廷芳所组织的国民党，但却是日后著名的国民党的历史源头。其由孙中山当任理事长，自己则成为代理理事长。只是此时的孙中山已暂时放下政治，全心去修建铁路，践行自己的“民生主义”，所以也几乎不问党事，宋教仁在党内实际上总揽一切。

做好这一切准备工作，宋教仁全力冲刺国会选举，意欲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个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 (64) 1913年初，宋教仁如愿以偿，在国会的选举中，国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他本人亦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

如果按照形势，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

这对袁世凯本就遭受限制的权力，进一步形成了蚕食。对此，袁世凯曾想以金钱美女收买的方式，不难想象，这一一被宋教仁拒绝。只是谁也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却是残酷而夺命的子弹。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应袁世凯的邀请前往北京，但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遇刺客。在几声枪响之后，宋教仁腰部中弹，抢救多时，22日逝于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竟出师未捷身先死。

宋教仁的死亡，让中国的时局因此发生逆转；历史的向度，由此发生改变。中国的一次绝佳民主宪政实验，就此灰飞烟灭。

矛头纷纷对准了袁世凯。

他成了宋教仁被刺最大的幕后黑手。

不过也有人认为，在拥有足够多的军政资源以及人望的情况下，面对宋教仁非暴力的议会选举及政党内阁，袁世凯不太可能选择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外从事暗杀活动。何况，这一活动一定会置自己的亲生儿子袁克文于尴尬境地——要知道，袁克文可是跟陈其美一干人等一直混在一起。所以也有不少人相信，尽管在宋教仁逝世时，捶胸跌足表现得很痛心疾首，但最为难逃其咎，还是在暗杀等恐怖活动上表现得过于突出的陈其美。

而为陈其美充当打手的，上次是蒋介石，这次还是一位宁波人。

应夔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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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2)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谭洪安，《“橡胶风潮”挽狂澜》，《中国经营报》2013年1月18日。

(4)  黄艾禾，《1911那一年》，《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8月4日。

(5)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雪珥，《辛亥：计划外革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

(7)  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8)  章立凡，《大清灾官蔡乃煌》，《新世纪周刊》2011年1月。

(9)  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10)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  章立凡，《大清灾官蔡乃煌》，《新世纪周刊》2011年1月。

(12)  雪珥，《辛亥：计划外革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

(13)  同(12) 。

(14)  黄艾禾，《1911那一年》，《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8月4日。

(15)  罗强，《一条川汉路，压垮腐朽清王朝》，《重庆晨报》2011年10月21日第28版。

(16)  楚梦，《骄傲与疼痛——辛亥革命沉思录》，《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

(17)  黄艾禾，《1911那一年》，《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8月4日。

(18)  马勇，《辛亥启示录：皇族内阁错在哪儿》，《新世纪》2011年7月6日。

(19)  《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0)  王泽华、王鹤，《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成都日报》2001年10月3日。

(21)  《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2)  同(21) 。

(23)  汪龙麟、张仕英，《他们揭幕辛亥革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

(24)  李沛聪，《辛亥百年粤语讲古：革命赌徒陈其美》，21CN新闻。

(25)  张耀杰，《宋教仁暗杀疑云》，载谢镇远主编《私家历史》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26)  汪龙麟、张仕英，《他们揭幕辛亥革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

(27)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8)  张耀杰，《辛亥革命研究的以讹传讹》，《经济观察报》2011年5月2日。

(29)  语出李徵五的孙辈李名隼的回忆录《我的祖父李徵五及其后人》。

(30)  《新京报》编，《辛亥革命：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1)  范福潮，《辛亥革命时期的蒋介石》，《南方周末》2008年7月16日。

(32)  《新京报》编，《辛亥革命：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3)  王泰栋，《宁波辛亥光复始末》，《宁波档案》2011年11月总第31期。

(34)  范贤方，《宁波光复记》。

(35)  同(34) 。

(36)  范贤方，《宁波光复记》。

(37)  林季建，《从“教育救国”到“革命救国”——忆我的祖父林端辅先生》，《浙江民革》2011年5月刊。

(38)  赵志勤，《宁波辛亥光复纪实》，《文史资料（第一辑）》。

(39)  李磊明，《辛亥革命与宁波的“百年渊源”》，《宁波日报》2011年10月11日A12版。

(40)  范贤方，《宁波光复记》。

(41)  范贤方，《宁波光复记》。

(42)  胡根喜，《陈其美之任都督谈》，《新民晚报》2011年10月16日“夜光杯”版。

(43)  王琪森，《上海光复起义与辛亥革命》，《文汇报》2011年8月8日“思想人文”版。

(44)  戴光中，《辛亥革命中的宁波商帮》，《宁波日报》2011年9月9日第A16版。

(45)  且东，《商帮翘楚：逆市增长的经商智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6)  戴光中，《辛亥革命中的宁波商帮》，《宁波日报》2011年9月9日A16版。

(47)  孙善根，《辛亥革命中的宁波商人》，《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28日。

(48)  梅薇，《五张珍贵照片展示孙中山与“宁波帮”的深厚情谊》，《宁波晚报》2011年10月7日第A05版。

(49)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0)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1)  《近代上海风云录》，上海档案信息网。http://www.archives.sh.cn/shjy/shsh/201211/t20121126_37371.html

(52)  鲁晓敏，《成败朱瑞》，《浙江日报》2011年5月20日第20版。

(53)  语出李徵五的孙辈李名隼的回忆录《我的祖父李徵五及其后人》。

(54)  汤伏祥，《袁来如此——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

(55)  雷颐，《清王朝的最后时刻》，《经济观察报》2013年10月21日第50版。

(56)  何品，《陈其美与上海光复》，上海档案信息网。http://www.archives.sh.cn/shjy/scbq/201203/t20120313_5753.html

(57)  马国川（访谈），《告别皇帝的中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58)  《新京报》编，《辛亥革命：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9)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英国及日本式的“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剩下两种可供选择的共和路径，其一是已经基本上成熟完善的美国式总统共和制，或者说是总统及议会共和制，简称总统制。其二是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的法国式议会共和制，或者说是议会政党的内阁共和制，简称内阁制。前者实权握于总统之手，后者实权握于内阁总理之手。

(60)  王千马，《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1)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孙中山以革命安身立命》，《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34期。

(62)  范福潮，《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前的南北博弈》，《南方周末》2008年9月24日。

(63)  范福潮，《陶成章案与光复会的灭亡》，《南方周末》2008年1月17日。

未完待续

在正统的革命叙事中，革命是正义和公平的化身，是破旧立新，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1) ……与之相关的字眼，必定是崇高的、伟大的、前途光明的。这意味着革命不仅仅是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而更应该是创造更先进的政治关系以及生产模式。这才是革命的主流，也是其区别于历史上那些造反的重要因子。

不得不说的是，辛亥革命之所以被挂上革命的名字，正是其打碎了封建专制制度，进而向现代民主政治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哪怕中间出现了反复和倒退，但民主政治自此已成为时代的潮流，成为全民共识，顺之者生逆之者亡。这使得发生在辛亥年的一系列起义、光复运动，具有了以往所不曾有的现代性。

这样的革命，必然是值得讴歌的。

只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限于时代的背景和人物自身的局限，革命也从来就不是绝对真理。在它的身上，很容易找到杂质。就像在这一场起义当中，你会发现里面充满着各种人心的纠结、理念的对抗，以及利益的考量。每个人对革命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也抱着不同的心态，这让革命成为了志向、欲望、野心的大锅烩，成了阴谋和阳谋的交织之地，它是淡泊名利的向往，同样也是熙熙攘攘的名利场。这也让革命与反革命、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鄙……往往只在一线之间，或者一纸之隔。

如今我们试着去重新审视这场具有现代性的辛亥革命，就会发现里面充满着很多不为人知也不欲人知的细节。革命组织之间的内讧；就连革命组织之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乱哄；加上革命党本身固有的暗杀传统……

认真梳理一下这些细节，你就会发现，宋教仁是死在袁世凯之手，还是倒在了自家人的枪口之下，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案发之后没几日，应夔丞就被人举报。

这个吃喝玩乐挥霍成性的“富二代”，不仅形象有些不堪，而且办事也不力，居然这么快就露出了马脚。

当天，他那所位于法租界的应家住宅，即遭到了法租界工部局、公董局的巡捕房和华界警察局等几路人马的搜查。深夜，即被逮捕。

逮捕地点，是他在湖北路228号迎春坊的相好妓女家中。

你很难相信，对这样一个人物，陈其美却与其相处甚好。除了一起“闹革命”之外，还让他做了沪军都督府的谍报科长——搞情报工作，倒符合其好结交的性格。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陈其美将孙中山的安全托付给了他，让他担任总统府庶务科科长兼管孙中山侍卫队等职。

如果不是掏心掏肺的关系，陈其美断然不敢有此之举。

这更是助长了应夔丞的气焰，在胡汉民的眼里，“渐跋扈，余欲并诛之，先生不可，乃褫其职，而以朱卓文代”。只是这并没有让应夔丞与孙中山、陈其美等人“日离日远”，反而在陈其美的支持下，于1912年7月1日宣告成立由青红帮、哥老会公口联合组织的中华国民共进会，任会长。

当拔出应夔丞这棵萝卜，自然就带出了陈其美这块泥。

后人揣摩陈其美刺宋动机，不外乎有以下这些原因。

一者，他跟孙中山虽然是同道，但绝对不是“同志”。

很简单，他和孙中山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上的争执，就能清楚地看出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是那么情投意合。其实，早在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就表示，“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宋教仁，对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陈其美等人，是一颗潜在的定时炸弹。

二者，宋教仁虽然颇有政治思想，但却是年轻气盛。

气盛往往会给自己树敌——此前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以“贻笑大方”等评语，就曾让王正廷、马君武等人与之产生裂痕。

而年轻也意味着资历不高，声望浅。

袁希洛就在《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经历和见闻》中回忆，他与马君武等人坚决主张总统制，并且坚决抵制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其理由是想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年纪轻、声望浅，而革命党内部的蔡元培、王正廷、王宠惠，以及主动响应辛亥革命的程德全、张謇、汤寿潜等社会名流，不应该屈居宋教仁之下……

声望浅却还这么“高调”，那真的就罪该万死了。

三者，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欲将革命党变成民主政治中的议会党，也招致了不少反对意见。比如说，在胡汉民看来，这一切都不算好动作。“他以为我们那时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国会中去做那政治活动者就是。他为扩充国会中的势力起见，要将当时五个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兄弟对于他这种主张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把本党的革命性销蚀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时不独忽略了这一个要点，而且想以选举运动、议会运动替代了革命运动，那如何行呢？”

更要命的是，宋教仁为了推行民主宪政的理念，摈弃了革命党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固有思维，曾经许诺袁世凯，组阁也不会用自己的党人。这样一来，既使得内阁具有开放性，避免形成新的朋党，显示了自己和袁世凯既制衡又谋求合作的诚意。同时这反过来也进一步推翻了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嫌疑——袁世凯不傻，他为什么非要杀一个帮助自己组阁，并且声明组阁不用党人的宋教仁呢？

多年之后，袁克文曾用寒云的笔名，在上海《晶报》三日刊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辛丙秘苑》，其中主要讲述的是自己在1911到1915年间的所见所闻。有一节的标题即为“暗杀宋教仁”。

他说，宋教仁被暗杀时他恰好在上海，知道父亲袁世凯几次派遣密使欢迎宋教仁北上。宋教仁也欣然启程。临行前，陈其美、应夔丞为其设宴饯行。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

陈其美听了没说话，应夔丞在一边却骂道：“你这样做简直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

好在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

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

尽管这是袁克文作小说家言，而且文中也多次替自己的父亲袁世凯开脱，很难让人相信他此说的客观公正……但以上几个动机一综合，加上应夔丞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自然又让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事情却偏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尽管和陈其美关系甚好，但日后，应夔丞却从江苏都督程德全手中拿到了“江苏驻沪巡察长”一职。据程德全所述，之所以委任他为巡察长，竟是内务部秘书洪荫之所保荐。

洪荫之，即洪述祖。时为袁世凯的嫡系亲信。

也是应夔丞在上海滩的旧友。

几个月后，宋教仁被刺。

更要命的是，就在应家住宅的搜查过程中，几路人马有重要发现，写字间的一个抽屉里藏有手枪子弹，还有电码本，以及与案情相关的电函。其中竟有“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的内容，联系人就是洪述祖。而这电码本的提供者，则是时任袁政府第三任国务总理赵秉钧 (2) 。同样是袁世凯的嫡系亲信。

这就让人如坠云雾了。到底是陈其美指使应夔丞行刺的宋教仁，还是袁世凯？只是，谁也很难相信，办事一向周密的袁世凯，为了杀掉宋教仁，竟然会同意洪述祖找一位几个月前才被收买的同盟会会员？

也有这样的可能，袁世凯本无杀宋的本意，但“下面的人”却自作主张，想替袁总统出力“除害”。我们进一步推断，也有可能是赵秉钧假借着“替总统出力”的名义，和洪述祖联手做掉了宋教仁。毕竟，宋教仁日后北上组阁，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赵秉钧。他做了内阁总理，那将赵秉钧又置于何种位置？

当然了，即使在应家住宅搜出了洪、赵二人与应夔丞的来往电函，但还是有人相信，这是应夔丞栽赃，替陈其美转移视线。

“应夔丞知道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害怕宋教仁抢夺他的位置，就通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骗取来自赵秉钧的密电密信。当初的目的只是邀功请赏，没想到这些密电密信刚好充当了嫁祸于人的文字证据。” (3)

最后，却让袁世凯背起了大黑锅。

这也给了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的口实。

不管如何，在刺杀宋教仁这一事件中，应夔丞所犯下的罪恶是逃脱不了的。而他两面三刀、处事圆滑不定的作风，也让这桩公案变成了很难有正确指向的谜案，谁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奉行的是谁的旨意，到底是为谁效力。但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所做的龌龊且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却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中国民主宪政的走向。

当一切纷争不能通过民主的程序以及法律的途径，而再次以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中国的历史车轮再次陷入泥沼。

1913年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很快，南方多省再次纷纷“独立”。只是，上次面对的是人心尽失的清政府，这次孙中山面对的却是已居高位，而且北洋势力尽在掌握的袁世凯，失利在所难免。9月1日，张勋的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这无疑像是个反讽。一年前的南京光复时，张勋作为清室忠臣被革命军赶跑，这次，他却投靠在袁世凯的旗下，又打回来了。

当制衡彻底被打破，虽有新思想，但却脱离不了旧制度官僚习惯的袁世凯，很快将中国再次拖入了专权体制之中。

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进而以“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临时约法主张内阁制相反，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而且还可以传之子孙……这一手手递进得又准又狠。直到1915年12月12日，他登峰造极，成功复辟了帝制。改年号“洪宪”。

只不过，以前他梦想的是君主立宪，奉他人为主，但这次，当主子的却是自己。

站在他对面的孙中山，如今已成了被通缉的对象，只有再次逃亡日本，反思失利、意图再举。倒是陈其美对孙中山依旧不离不弃，再次躲藏在上海租界里秘密筹划新一轮的革命活动。只是，犹如因果循环似的，当年自己暗杀陶成章，开启了革命党人内部以命相搏的先河，最后自己竟也死在暗杀之上。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枪杀，凶手逃逸。当时，陈其美之死被认为是袁世凯派人所为，后来真相水落石出。主使人是当年一起参加革命且同为帮会中人的张宗昌。

如果陈其美死得还算是壮烈，那么，最悲催的就数这个应夔丞了。

尽管二次革命爆发，让应夔丞在上海得以趁乱越狱逃走，但事后他却带着自己的相好到了北京，不知是否头脑发昏，竟投书袁世凯要他兑现“毁宋酬勋”，开出价码是“勋二位”和现金50万元，却不曾想，袁世凯并没有想兑现承诺，却一直想要杀掉他。当他发现气氛不对，只得连忙逃走。在天津杨村车站，应夔丞被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和侦探王双喜追上。在头等车厢里，遭遇乱刀砍死。

当当事人被彻底灭口，历史再也无法还原真相。

只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袁世凯大概已无所谓嫌疑。

它已经不影响自己通往专权的步伐了。

好在历史再怎么反复和倒退，终究不会容忍一位专制皇帝再次出现在这个国家的世俗生活之中。那些品尝到站起来说话这一乐趣的人们，再也不会愿意屈下身子，弯下自己的双膝，跪倒在地了！

历史的反反复复，却让初登政治舞台的商人阶层，大感吃不消。

尽管拥有政治话语权，但如此波谲云诡的政治，实在不是他们的擅长之所在，也不是他们的肩膀所能承担。

说起来，他们毕竟是商人，他们需要的是商场，而不是战场。他们希望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尤其是革命之后，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争斗不休，他们自然也期盼这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统一号令。

这让他们在二次革命当中，背离了自己曾经与之一起并肩战斗的那个革命集体。上海的各派报纸对兴兵讨袁逐日辩论，颇能代表主流舆论的中立大报如上海《申报》，也不赞同国民党遽下定论，更言称就此起兵反袁，实为出师无名。

作为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的李平书，在初登政治舞台时，也曾带着满心喜悦和自治理想而日夜操劳，但很快他就有些失望了。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教育的典型绅商，他本性并不愿意结党，也不习惯用非常手段来解决问题。尤其是蒋介石刺杀陶成章，更是让他心寒。等到陈其美起兵讨袁之时，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却和其他一干人等，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宗旨，联合上海县商会、教育会、救火联合会、商团公会组成上海保卫局，坚持中立，对反袁采取不介入态度，只是力争战火不波及华界。

这一切却没有让他赢得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在袁世凯眼里，他依旧是陈其美的帮凶。为了保命，他和当年的盛宣怀一样，东渡逃生。等到3年之后袁世凯死亡才回国。此时他已经心灰意冷，只求生活安定。最后带着一家老小搬进了昆山玉山镇绣衣弄一座略带西式的平房里，醉心于金石、文艺，以此打发残生。

当退隐的退隐，坚持的却依旧在坚持。

就在二次革命发声前夕，孙中山曾到达日本神户，收到神户华侨集会欢迎，吴锦堂作为欢迎大会的主席，几乎全程陪同。就在舞子松海别庄，孙中山出席了吴锦堂举办的午餐会。吴锦堂又一次致辞说：“作镆代表神户全体华侨特开欢迎大会于中华会馆，复蒙枉驾惠顾，谨就舞子敝庐，拥笔洗盏晋敬一觞，并贡数言为寿。伏承先生与诸志士千辛万苦，以铁血造成民国，去四千余年专制之锢弊，一旦创造共和，以天下为大公。功成退位，赠勋不居，其高风不翅古之尧舜，吾祖国四万万同胞，敢不钦感先生云天之盛德流芳万世……”此语对孙中山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所作出的肯定和赞赏，溢于言表。同时，他还答应孙中山出任交通部长，对他的铁路建设事业表示支持。

在这一计划被二次革命打断之后，他依旧对身为通缉犯的孙中山张开了怀抱。1915年，孙中山、宋庆龄新婚旅行到达神户，吴锦堂又多次设宴热情款待。为褒扬其支持革命之义举，孙中山亲笔题写“热心公益”匾额相赠。

曾因蒋介石刺杀陶成章而与其渐行渐远的包达三，在二次革命中表现英勇，数次攻打江南制造局，最后也成了被袁世凯通缉的一员，同样避居日本。当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筹建中华革命党时，包达三积极参与其事，并任留日支部部长。1916年，包达三回国，匿居租界，秘密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

至于变卖祖产为革命的赵家兄弟，更是与孙中山共进退。

六哥赵家藩先是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被委任为全国造币厂厂长。随着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他亦辞职返沪。

小弟赵家艺则在1916年，出现在了孙中山的身边。

这一年6月6日，只做了83天皇帝就因众叛亲离而宣布取消帝制的袁世凯，得尿毒症不治身亡，归葬河南安阳。只是，袁世凯一人之死，改不了民国的混乱政局。孙中山不得不又为国事而再次四处奔走。8月16日，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莅浙考察，先期到达杭州、绍兴。就在结束杭州演讲的当天，宁波的浙江第四中学校长励建侯即电请孙中山来甬。面对宁波人的盛情邀请，孙中山欣然同意。只是，其时的杭甬铁路只通到曹娥江，因此孙中山需要先渡江，再搭乘甬曹段火车抵达宁波。从《申报》当时的报道来看，孙中山在车站受到了宁波祝知事和警务所长率官绅商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个在辛亥年先省城而光复之地的民心所向。

毫无疑问的是，赵家艺也要尽好自己的地主之谊，全程陪同。

8月23日上午，孙中山在宁波四中，以“地方自治”为题发表演讲。

他说：“良以浙江地位、资格均适宜于共和，而民心又复坚强，故能有此结果。今观宁波之情形，则又为浙省之冠。”

这是他对宁波在“共和”之路上作为领跑者的一次认定，以及激赏。同时，也可以看作这是他对宁波帮多年来矢志不渝支持革命的一次真心回应。不得不说，他的革命事业深受宁波的恩惠，这让他一开口表扬，便源源不绝。

他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他又说：“宁波人素以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急宜联络各省巨商，共筹资金，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为紧要之举。”

他还说：“以宁波既有此之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奋发自强，宁波不难成为吾国之第二上海。是在诸君之努力耳。” (4)

会议结束后，赵家艺等人陪同孙中山参观了天一阁藏书楼，视察了竹洲女子师范学校，还由江北岸鸿仪照相馆摄影师拍摄了一帧6寸的全身单人照。这也是他在宁波留下的唯一个人照片。照片中，他身着白色美国式学生装，手持手杖，握一顶金丝草帽，脚上穿着黑色圆头皮鞋。这一年，他正好50岁。

在这天的行程当中，他还登临了宁波城又一著名地标——天封塔。

天封塔，这个在神话传说里，是大禹治水所留之船的桅杆所变，应是始建于唐武则天天册万岁至万岁登封（695—696）年间，故曰“天封”。其有着江南特有典型的仿宋阁楼式砖木结构，是古代明州港江海通航的水运航标，虽然命运多舛，多次遭兵毁火攻，却依旧挺立在四明这块大地之上。这就像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苦难，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前进。时代变迁，江山易色，换了人间。过去的万岁已经变成了历史，今天登封的万岁，已是英勇而不屈的人民。

这个天封塔高达18丈，曾有不少人站在这一高处，生发出“拾级登危塔，天高手可攀” (5) “眼中分世界，岛（鸟）外列江山” (6) 之类的豪情。这次，孙中山也来了，在他人生半百，正是阅历丰富思想洞明之际，站到了这里，远眺全城景象。

在这里，天原来是可以用手来攀登的，而外面的江山，还是那么地美好，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奋斗和拥抱。

那个时刻，庄严肃穆，谁又没有一腔豪情，又不怀一堆心思？

抬望眼，唯见三江热水，壮怀激烈，再赴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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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易·革卦·彖传》。

(2)  赵秉钧是于1912年8月当上了袁政府的第三任国务总理。此前，袁政府第一任唐绍仪被逼辞职，继任的陆徵祥又遭到议院弹劾。

(3)  张耀杰，《宋教仁暗杀疑云》，载谢镇远主编《私家历史》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4)  刊于《民国日报》1916年8月25日。

(5)  （元）董洵所作《登天封塔》中诗句。

(6)  （明）李堂所作《咏天封塔》中诗句。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自序

幕起

第一章　买办来了

向北是上海！

列强玩“中立”

洋女婿华尔

他是个复杂的人

第二章　盛宣怀作嫁

胡雪岩的“投资”

站队是个大问题

外资银行“狼来了”

“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

实权落入宁波帮

第三章　草根崛起

花花世界的时与机

房地产狂飙

在金融危机中发财

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

赤脚财神虞洽卿

撞车做生意，妙哉生意经

第四章　商人力量

知识分子的退守

大乱之下，商人走向前台（上）

大乱之下，商人走向前台（下）

“贵人”袁树勋

周生有案：弱国办外交

抵制美货风潮

第五章　立宪成伪

立宪！立宪！

保护皇权，预防革命

废科举方能兴学堂

宁波帮的大胜仗

袭皮相而竟遗精神

第六章　兄弟分野

向革命去

“倒孙风潮”下的坚守

杨翠喜花案

清华的薪火

第七章　殊途同归

山西票号的没落

“拿下”张人骏

请愿速开国会

变色大龙染“红”

第八章　走向共和

小人物炒股

起义烽火终燎原

浙江人的革命大团结

宁波：先省城而光复

荣登政治舞台

终下金陵，共和垂成

王正廷“约法”袁世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