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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欲望教授

作者：【美】菲利普·罗斯

译者：张廷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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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献给克莱尔·布鲁姆

赫比·布若塔斯基真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我从一开始就很崇拜他。他是我家开在半山腰的度假旅馆的活动主管，还是乐队指挥、低音歌手、喜剧演员和司仪。他在游泳池边教伦巴时，常穿着紧身游泳短裤，展现出他健美的身形。其他时候，他总是穿得花里胡哨的：上身一件深红色和米白色相间的“懒人”休闲夹克，下身一条浅黄色的宽松收腿裤，裤腿由上至下逐渐变窄，底边收紧到他的白色多孔帆布鞋的正上方。他口袋里总放着一片没拆包装的黑杰克口香糖(1)，嘴里还吊儿郎当地嚼着另一片。我母亲嘲笑说那是张“贫嘴”。他腰间系着时髦的鳄鱼皮细皮带，上面挂着一串金钥匙链。下面的裤腿里，他的一个膝盖和着自己脑中刚果鼓的鼓点不停抖动着。从四年级开始，我就和老板一同设计旅馆的宣传手册。我们在手册上力捧赫比，说他是“犹太的库加特(2)，犹太的克鲁帕(3)——是二者的完美结合”；后来，我们还把他称作“丹尼·凯(4)第二”，总之，就是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一百四十磅重的二十岁小伙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托尼·马丁(5)第二”；也要让人们知道，凯普什家的皇家匈牙利旅馆不是毫无名气的地方。

赫比脸皮很厚，爱出风头。和我一样，我们旅馆的客人也差不多同样被他迷住了。一位新来的客人在阳台上的清漆柳条摇椅上还没坐稳，前一周从炎热的城里过来的一个老客人就开始向他讲述这位犹太奇人的故事。“你就等着看那孩子黝黑的皮肤吧！他就是这种皮肤——永远晒不伤，只会晒黑。从他第一天晒太阳开始就是这样，这孩子生来就是这样的皮肤。”

赫比喜欢说自己是我们旅馆的王牌人物，尤其是我母亲不认可他的时候。他因耳膜受损，整个二战期间都和我们在一起。客人们总会坐在摇椅上或棋牌桌边，议论他的残疾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造成的。有人说，并不是老天剥夺了赫比的参军资格，不用他去打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是可能有别的什么原因。听到这种说法我很气愤，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不过，想到赫比为骗过征兵局的人，拿着根帽针(6)或牙签——甚至碎冰锥——故意把自己弄成残疾我就觉得可笑！

“我觉得这种事他做得出，”甲欧维茨(7)说道，“那个大骗子鬼头鬼脑、浑身是劲，什么都做得出！”“你可别这么说，他不会那样做！那孩子和别人一样爱国！我告诉你他是怎么变成半聋的吧！他是让那砰砰的鼓声给震聋的。你可以问问这儿的医生，看我说得对不对，”乙欧维茨说。“哦，要是那孩子会打鼓，”丙欧维茨说，“你现在就可以把他送上洛克西剧院(8)的舞台。我看，恐怕就像你说的，他去不成那儿的唯一原因是他连鼓声都听不清。”“可是，”丁欧维茨说，“他也没很明确地说有没有拿工具或其他东西把自己弄残了。”“他故意吊你的胃口，装得有模有样。他总是装出一副对什么都充满热情的样子——他其实就这么点本事。”“拿这事儿四处调侃不太好吧！犹太人哪有闲心管这事儿！”“得了吧！一个孩子穿得那么时髦；整天健身，只为拥有一副健壮的体格，还要练习打鼓。你觉得他会只为了躲着不上战场，就去残害自己的身体吗？”“你说得对，说得太对了！金(9)！”“哦，你这张牌打得我措手不及，你这畜生！我干吗一直抓着这些杰克(10)不放呢？谁能告诉我吗？喏，你知道有些东西你没发现吗？你没发现像他那样帅气、滑稽的孩子。他长得那么帅，又很滑稽，还那么痴迷打鼓，我在娱乐圈还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他在游泳池边会是怎样呢？站在跳板上呢？要是比利·罗斯(11)瞧见他在水里那样扑腾，他明天就会出现在《水中漫舞》(12)里。”“就他那声音也能演吗？”“只要他别瞎胡闹——好好唱就可以了。”“那孩子如果好好唱的话，都能上大都会歌剧院(13)了。”“他好好唱的话，可以去唱诗班领唱。看在上帝的分上，他绝对没问题。他一定能打动你的。你可以想象他那黝黑的皮肤在白披巾(14)的映衬下会是什么样子！”我正在游廊护栏的一头摆弄着英国皇家空军喷气式战斗机模型，他们终于注意到了我。“嘿，小凯普什，过来，你这小家伙偷听我们说话。长大后想做什么呢？听我说——先别洗牌了。凯派勒赫(15)，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我根本用不着犹豫，脱口而出。“赫比。”男人们都被我逗乐了，只有那些母亲看上去有些不安。

可是，女士们，还能有谁呢？还有谁像他那么有天赋，能模仿酷吉(16)的口音和绍法羊角号(17)的声音？我还央求他模仿战斗机从贝希特斯加登(18)上空俯冲直下时发出的声音，还有地面上那个元首(19)发狂的声音。还有谁能做到呢？赫比乐此不疲，也确实模仿得惟妙惟肖，我父亲不得不时常提醒他：虽然这些确实挺有特色，但有些声音最好别在公开场合模仿。“可是，”赫比反驳道，“我模仿的放屁声绝对完美。”“就我所知，可能会很完美，”我父亲回答说，“但别在大庭广众之下模仿。”“可我已练了好几个月了。你听！”“哦，饶了我吧，布若塔斯基！求你了。一位疲倦的客人用过晚餐后，可不想在赌场里听到这些。你该明白吧？是不是？还是不明白吗？我有时真不知道你脑袋长哪儿去了。难道你不知道他们都是严守犹太教规的人吗？难道你还不明白在女人和孩子们面前该怎样吗？朋友，很简单：羊角号是在至高圣日(20)吹的，而别的玩意儿只能在厕所里出现！就这么回事，赫比。我说完了。”

于是他跑来模仿给我听。我是他的忠实“粉丝”，对他充满敬畏。他为我模仿号声和鼓声，而我那摩西(21)般的父亲不允许他在公共场合发出这些声音。我发现，他不仅能模仿人们的各种放屁声——轻的像沙沙的春风，响的像二十一响礼炮(22)，而且还能模仿“拉肚子”的声音。他很快告诉我，他要模仿的可不是哪个半死不活的倒霉鬼的声音——那些他高中时就模仿得很像了；现在，他要把排泄和放屁的声音模仿得像瓦格纳创作的狂飙突进(23)式的音乐一样。“我都可以入选李普利的《信不信由你》(24)了，”他告诉我。“你读过李普利的专栏对吧？那你自己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能入选！”我听见拉链拉开时的刮擦声，接着是尿洒在搪瓷便池上的声音，确实让人佩服！然后是冲厕所的哗哗水声，紧接着是不通畅的水龙头刚打开时发出的像漱口和打嗝一样的声音。这些都是从赫比嘴里发出来的。

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听听这个！”这是双手搓肥皂的声音，但好像是在赫比的嘴里搓。“整个冬天，我会去自助餐厅的洗手间，就坐在那儿听。”“你真会去吗？”“当然。我每次去厕所，连自己发出的声音也会听。”“真的吗？”“但你家老爷子是权威。在他眼中，这些只能归结为一个词——下流！‘就这么回事！’”赫比接着说，他的语气简直和我家老爷子一模一样！

他说的每个词都不是开玩笑的。我纳闷，赫比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他怎么会对厕所的叮咚声这么感兴趣呢？为什么那些像我父亲一样五音不辨的门外汉对此却无动于衷呢？

于是，整个夏天，我对这个传奇鼓手痴迷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过了一阵子，赎罪日(25)到了，布若塔斯基走了。我一个毛头小子学他这种人教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我们那些什么什么维茨、什么什么伯格、什么什么斯坦在一夜之间也都走了。他们去了佩勒姆(26)、皇后区(27)和哈肯萨克(28)。对我而言，这些地方就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29)一样遥不可及。这儿又成了本地人的天下。人们种田、挤奶、开店，一年到头都在为这个县和这个州劳作。我们班上有二十五个人，有两个犹太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我深知这是个怎样的社会，深知人们更喜欢什么（就像我生来对狂热、华丽和奇异的东西特别敏感一样）。因此，我绝不会在同学面前出风头，虽然我真的很想给那些乡下佬秀几招赫比的绝活。我只在学习成绩上超过其他同学。我知道，就算我在别的方面出尽风头，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这甚至都用不着父亲提醒我。我可不想这样。

于是，为了取得优异成绩，我冬天在学校努力学习。我像日历插图上的小男孩一样，翻过一个个高低起伏的雪堆，艰难地走过两英里山路去学校。而赫比远在南边，在那个最大的城市。那儿的人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平日里帮一个叔叔卖亚麻油地毡，周末在一个拉美爵士乐队表演。他努力练习，希望能把厕所里的最后一种声音模仿得更逼真。他写信告诉我说他练得越来越好了。我随身带着这封信，把它藏在灯笼裤后面那个有纽扣的口袋里，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看。除了生日卡片和邮票“选购册”，这是我收到的唯一一封邮件。当然，我也担心如果自己溜冰时溺水而死，或者滑雪时摔断了脖子，这封盖有“布鲁克林，纽约”邮戳的信会落入同学手中。他们会捂着鼻子围在我的尸体旁；我的父母会蒙羞一辈子，皇家匈牙利旅馆会因此名声败坏，甚至破产。也许人们会不让我在安葬着其他犹太人的墓地下葬。这一切都是赫比在纸上大胆写下的那些文字造成的。他竟敢从公家的邮局把它寄给我这个九岁的孩子。人们都认为我是个天真纯洁的孩子，赫比本人当然也是这么想的。难道布若塔斯基真不明白那些正经人是怎么看待这些东西的吗？难道他不知道寄这样的信很可能会犯法，并让我成为共犯吗？可真要是这样，我干吗整天随身揣着这封写满犯罪证据的信呢？连我站在擂台上参加单词拼写比赛，与另一名决赛选手，也就是我那位聪明的鬈毛教友、未来的钢琴演奏家麦德兰·莱韦尼争夺周冠军时，它也在我的衣兜里。晚上，我把它放在睡衣口袋里，钻进被窝打着手电筒看，然后把它贴在心窝上进入梦乡。“我现在已经可以把从卷筒上扯手纸的声音模仿得像极了。我基本上已经掌握了厕所里的全部声音，孩子！除了赫比·L.布若塔斯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模仿撒尿、拉屎、拉肚子的声音——还有扯手纸的声音。现在只需要攀登最后一座大山了——擦屁股的声音。”

我十八岁时在锡拉丘兹大学上一年级。那时，我对模仿的狂热已经快赶上师傅(30)了。不过我并不像布若塔斯基那样模仿各种声音，而是模仿布若塔斯基、我们的客人，还有旅馆的其他员工的言行举止。我模仿过我们家那位穿着小礼服的罗马尼亚领班在餐厅里装模作样地说——“这边请，尊敬的科恩菲尔德先生……女士，还要再来些烤肉香肠吗？”——然后又回到厨房，操着一口粗俗的意第绪语(31)，威胁说要勒死那个喝醉的厨师。我模仿过我们的非犹太员工，比如笨手笨脚的勤杂工乔治，模仿他羞答答地偷看女人在游泳池边上伦巴课的样子；还有大块头兄弟，那个上了年纪、肌肉发达的救生员（兼地面服务生），他成天想勾引一位来度假的家庭主妇；如果有可能，他还会去勾引她那做了隆鼻手术的性感女儿。我甚至还模仿过在旺季结束后的那个晚上，筋疲力尽的父母脱衣睡觉时的一大段对话（这段对话将悲剧、喜剧、历史剧、田园剧融合在一起）。当我得知别人认为我以前生活中那些最平常的事情非常搞笑时，我多少有些吃惊。而且，我发现并不是谁都能在成长过程中遇到这么多有特色的人，一开始，这让我很震惊。我从没想象过自己也这么有特色。

大学的前几个学期，学校排演季洛杜(32)、索福克勒斯(33)和康格里夫(34)的剧本，我都在其中担任主角。在音乐喜剧(35)中也能看见我的身影。我在剧中唱歌，甚至还用自创的方式跳舞。我在舞台上似乎无所不能，什么都无法把我赶下去。我刚升入大二时，父母来学校看我扮演提瑞西阿斯(36)——我扮演的这个角色比他们俩的岁数加起来还老。之后，在首演那晚的派对上，应演员们的要求，我模仿一位尊贵的拉比(37)作一番完美的致辞，活跃活跃气氛。那位拉比每年都要“大老远”从波基普西(38)赶来旅馆里的赌场主持犹太新年仪式。看到这一幕，父母很不自在。第二天早上，我带他们游览校园。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好几个学生夸我前一天晚上扮演的老者很精彩。这给母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说：“所有人都认识你，你现在可出名了。”不过她话中流露出的讽刺意味也在提醒我，我这颗舞台上的明星不久前还要她换洗尿布呢！而父亲再次失望地问道：“你不学医了吗？”我第十次回答他：“我想演戏。”并告诉他，这是我第十次回答这个问题了。我非常自信。然而直到那天，我才猛然发觉，我这种表演不过是一种最不靠谱的追求，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只是一种可怜的自我膨胀。于是我对自己毫不留情，让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来一睹我愚蠢的虚荣。以前因为受到父母的约束，碍于各种规矩，我的这种虚荣无处表现，连表现给自己看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我的虚荣在众人面前暴露得一览无余，结果我无地自容，产生了转学的念头。在新学校，我可以重新开始，不会再有人觉得我是个极度渴望出风头、受追捧的自恋狂。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每隔一周就会给自己定下新目标来弥补罪过。我要去医学院读书，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虽然如果我当心理医生，也许能为人类做更大的贡献。我要成为一名律师……外交官……为什么不去当拉比呢？拉比勤学善思、博学多闻……我读过《我与你》(39)，读过哈西德(40)故事，假期回家时，我会向父母打听我们家族过去在故土上的往事。可祖父母们移民到美国都已经五十多年了，而且都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们的孩子对我们家族在欧洲中部的起源几乎没有任何兴趣。所以我也不再多问，并且放弃了成为拉比的幻想。但我并没放弃努力，仍想成就一番事业。一想起我在《俄狄浦斯王》中演的龙钟老朽，还有在《费妮安的彩虹》(41)中演的顽皮小鬼(42)——所有那些倒胃口的演出，我就觉得恶心到了极点！那真是太无聊了，简直是疯狂的炫耀！二十岁了，我不能总是模仿别人，我得找回自我，或者至少要开始模仿我认为应当成为的那个自我。

后来我变得严肃稳重、深居简出，致力于研究欧洲语言文学，变成个儒雅的男青年。我离开了舞台，躲进租来的单间，阅读我本科时称作“我心灵的建筑师”的伟大作家的作品，这一举动成了其他演员茶余饭后的谈资。“是的，大卫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据说我在戏剧界的一个竞争对手是这么说的。“他要去当拉比。”我有我的想法，也有能力主宰自己、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想法很极端的青年，只知道用解剖刀从头到脚剖开可以扒掉我一层皮。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我只能专心做好一件事，否则会一事无成。都二十岁了，我确实不能再做相互矛盾的事了，也不能再这样踌躇不定了。

大学剩下的那几年，日子过得像小时候冬天旅馆关门时那样，我在暴风雪肆虐的几百个日夜里，读完了从图书馆借来的几百本书。在那天寒地冻的几个月里，旅馆每天都在修葺刷新。我听到防滑链在犁过的道路上碾过的声音，听到从小卡车上卸下的厚板材放到雪地上的声音，还有锤子和锯子发出的单调刺耳的噪音。我看见堆满白雪的窗台外，乔治正和大块头兄弟开车驶过，去积雪覆盖的泳池边翻修简易的浴室。我挥了挥手，乔治摁了摁喇叭……在我看来，当时凯普什一家人就是在舒舒服服冬眠的三只动物，爸爸、妈妈和宝宝安安稳稳地窝在家中，其乐融融。

冬天，我们虽然不能见到旅馆的那些挺有意思的客人，但时常会收到他们的来信。父亲会在餐桌边声情并茂地朗读给大家听。他很擅长表现自己，这点他心里很清楚；同样，他热情周到，待人很有一套，不管客人态度多么恶劣，他都会把他们当常人看。到了淡季，我们才能有点翻身的机会，客人们放下那副刁钻蛮横的臭架子，怀念起了旅馆的肉馅卷心菜、灿烂阳光和欢声笑语。我母亲说：“在登记簿上签过名后，每个无赖和他的臭娘儿们立马变成了温莎公爵(43)夫妇。”他们也开始把我父亲当成交了房费的客人，而不再把他当成出气筒，或在他们那些滑稽可笑的皇室活动中把他当成配角。雪积得最厚时，有时一星期会来四五封信，告诉我们很多消息，比如，他们在杰克逊高地(44)有过一次约会，由于健康原因搬去了迈阿密，在怀特普莱恩斯(45)开了第二家店……哦，不管消息是好是坏，父亲都太想知道了！他认为，这说明了皇家匈牙利旅馆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其实这也说明了一切，不单单是旅馆的重要性。

读完信后，他在桌子一头清理出一块地方，身边放着母亲做的满满一盘油酥馅饼，开始用他潦草的字迹回信。他从不分段，只用斜杠把一整段文字分成若干部分。在信中，他有时讲些大道理，有时追忆往事，有时展望未来；或发表真知灼见，或阔谈时事，或嘘寒问暖，或表示祝贺。我先帮他纠正拼写错误，再添上标点。然后，母亲一字一句地在皇家匈牙利旅馆的信纸上打印出来。信纸的抬头写着：“赏山中迷人景色，享故土盛情服务，品犹太洁净美食。主人亚伯·凯普什和贝尔·凯普什热忱期待您的光临！”末尾加上备注，与他们确认来年夏天是否需要预约住宿，并要求预付少量订金。

母亲正是在这一带的山上度假时认识父亲的。当时父亲二十一岁，夏天在这儿当快餐厨师，没有正式工作。认识父亲之前，母亲高中毕业后的头三年在做法务秘书。人们都说，那时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女孩，做事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几乎生来就是为华尔街那些上流社会的律师服务的。提起那些律师的声望，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她都毕恭毕敬地赞赏不绝，直到她离开人世那天为止。那个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克拉克先生退休回到亚利桑那州后，每年都不忘发电报给她，祝她生日快乐。她每年都攥着电报如梦如痴地对着谢了顶的父亲和年幼的我说：“他又高又帅，很有气质！我还记得当年进他办公室面试时，他站在办公桌旁的姿势。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然而，她却恰巧遇见了我父亲，一个身材魁梧、毛发浓密的男人，胸肌强健得像木板似的，长着和波佩(46)一样的肱二头肌。父亲没什么社会地位，他见她倚在钢琴上和一群城里来度假的人一起唱着《罂粟花》(47)，便立即自言自语说：“我要娶那个女孩。”她头发和眼睛乌黑乌黑的，大腿和胸部丰满圆润，“发育得很成熟”，父亲一开始还以为她是西班牙人呢。母亲满腔热情地追求完美。她的老板小克拉克先生干劲实足，积极上进，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他人亦十分苛刻，因此小克拉克先生越来越器重她。

她的优点赢得了这位要求严格的非犹太老板的赏识。但不幸的是，嫁给我父亲后，这些优点却让她每年夏末都几近崩溃。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小旅馆，她既要处理客人的投诉，又要监督员工；既要清点亚麻床单、毛巾，又要品尝饭菜的味道，还得记账算账……长此以往，哎呀，她永远也不放心把活儿分配给该干的人。当她发现事情做得不对时，她更要亲自处理。只有在冬天，父亲和我才像父子；而她端正地坐在那台庞大的黑色雷明顿(48)静音打字机前，将父亲絮絮叨叨的回信逐字逐句、原原本本地打出来。只有这时，我才能看见她娴静幸福的一面，看到那个曾经让父亲一见钟情的小姑娘。

有时吃完晚饭，她甚至会让我这个小学生假扮成主管。我口述一封信，她来做记录，向我展示她那高超神奇的速记本领。“你开了家航运公司，”她告诉我。而事实上他们才第一次允许我自己买铅笔刀。“开始吧！”她总是告诉我一般的办公室秘书和她以前做的法务秘书有什么不同。我父亲也很自豪地帮腔说，她的确是那家公司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法务秘书——小克拉克先生曾在他们订婚时写来贺信，信上就是这样说的。几年后的一个冬天，那时我看上去够大了，她开始教我打字。除了她，从没有谁这么无私、这么耐心地教我做过什么。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

不过那是冬天，旅馆少有客人光顾。夏天，她被团团围住，那双乌黑的眼睛滴溜溜地四处张望。她到处喊叫，像一条牧羊犬，其生存意义就在于把主人养的不听话的羊群赶到集市上去。一只小羊羔跑散到几英尺之外，她便全速冲下崎岖的山坡——别处传来咩咩的声音，她又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一切要到过完犹太新年才能结束，那时甚至还无法结束。因为等最后一位客人退房后，旅馆就得开始盘点——必须开始！一分钟也耽误不得！有哪些东西摔坏了、撕破了、弄脏了、碰坏了、打碎了、折弯了、断裂了、被偷了，又有哪些东西要维修、更换、重新刷漆、直接扔掉，哪些是“全部损失”。没什么比一本干干净净、没留下任何记录的复写本让这个爱整洁的朴素小女人更开心了。她一间挨一间地清查客房。那帮“野人”在我们这个山上小旅馆“为非作歹”，而她得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我们财产的受损情况。虽然我父亲坚持说他们不过也是些普通人，但她坚决反对父亲的说法。

卡兹凯尔斯(49)的严冬让我们凯普什家的每个人都变得更加亲切、理智、单纯、情绪化。同样，我窝在锡拉丘兹大学的房间里也发生了改变。在那儿，寂寞向我袭来，我渐渐感觉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轻浮、爱卖弄。这也不是说我现在读了这么多书，又划重点，又做笔记，就变得一点也不自以为是了。拜伦的自大早已名扬在外，他有句格言让我印象深刻。这句格言语句流畅，充满智慧，仅仅用了六个字就表达出一种无法平衡的道德困境。一些女生说我在这方面聪明得过了头，因此拒绝了我。只要碰上这样的女生，我为了达到目的，就会大胆地高声引用这句格言。我告诉她们：“日苦读，夜风流。”我很快就发现用“好色”来替换“风流”这个词最好不过——我毕竟不是在威尼斯的宫殿，而是在纽约州北部的大学校园。除了已掌握的“词汇量”和越来越响的“独行侠”名声，我可没更多的资本去追求那些女生。按照《英语203》的课程要求，我读了麦考利(50)的作品，看到他对艾迪生(51)的好友斯梯尔(52)的描写。“找到啦！”我大喊。这又是一句经典，它说明我优异的成绩和低俗的欲望并不矛盾。“学者中的流氓，流氓中的学者。”(53)太妙了！我用大头针将这句话钉在布告板上，和拜伦的那句钉在一起，在我打算勾引的那些女生名字的正上方。“勾引”二字引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共鸣。我并不是在淫秽的色情杂志上接触到这个词的，而是在苦苦研读克尔恺郭尔(54)的《非此即彼》(55)时遇到的。

我只有一个经常见面的男性朋友，叫路易斯·耶利内克。他学的是哲学专业，他相貌平平，有些腼腆，笨手笨脚的。事实上，是他为我研究克尔恺郭尔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和我一样，路易斯也不住校，而是在城里一户人家中租了个房间，因为他也看不惯男生之间亲密的样子。他靠在汉堡店打工赚来的钱完成学业（他的父母住在斯卡斯迪尔镇。他拒绝他们提供的资助，他瞧不起他们），所以不管他走到哪儿，身上都是一股汉堡味儿。不管我是不小心碰到他，还是兴奋或友好地碰他一下，他都会迅速地躲开，好像我会弄脏他那臭烘烘的破衣服似的。“把手拿开！”他吼道。“你在干吗呢，凯普什？还在参加什么该死的竞选吗？”我参加了吗？我连想都没想过。他说的究竟是哪个竞选呢？

很奇怪，不管路易斯说我什么，哪怕是闷闷不乐地对我生气或者没完没了地骂我一通，似乎都对被我称为“了解自己”的神圣使命有重要启发。据我观察，他不愿意讨好任何人——家人、老师、女房东、店主，当然，他最不愿意讨好的就是那些“野蛮的中产阶级”，当然还有我们的同学。所以，我认为他比我更“真实”。我也是个高个子的鬈发男生，下巴上有道疤痕。上高中时，我就很会讨人欢心。虽然我在努力改变，但似乎都无济于事。特别是和路易斯站在一起时，我会觉得自己庸俗得可怜：我太整洁，太干净，有时还可以表现得很有魅力；尽管我口口声声否认自己特别在乎外表和名声，事实却并非如此。耶利内克浑身一股炸洋葱味，瞧不起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我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呢？看看他的房间！简直是个垃圾箱！面包外皮、果核、果皮、包装纸——乱到了极点！再看看他那张破床旁边，到处是揉成一团一团的克里内克斯面巾纸，还有几张粘在他那双破破烂烂的绒毡拖鞋上。换了我，就算是锁上房门，独自待在房间里，性高潮过后，都会立马自觉地把手淫的证据扔进废纸篓。然而，耶利内克，行为古怪、目空一切、特立独行、无懈可击的耶利内克，似乎一点儿也不在乎别人是否知道或是怎样看待他精液充足这一事实。

一天，参加哲学研究项目的一位同学无意中提到，我的朋友“当然”是个“公开的”同性恋。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呆了，我无法理解他的行为。之后的好几个星期我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的朋友？不可能啊。当然，“奶油小生”我还是见过不少的。每年夏天，我们的旅馆都会有些出名的奶油小生来度假，他们都是有着一官半职的犹太人。最早还是赫比指给我看的。我常常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晕晕乎乎地用一对吸管喝着甜滋滋的巧克力饮料，从烈日下被带到阴凉处。那些名叫奶奶、妈妈和阿姨的“苦工”们送来手帕，把他们的眉毛和脸颊擦洗得干干净净。后来，在学校里遇上几个真是很难遇上的倒霉蛋。那些男生的胳膊天生不协调，像女生一样。不管你花多少小时给他们开小灶，不管你多么耐心地为他们讲解，他们永远也没法投准球。可我什么时候遇到过公开的同性恋呢？没有！从来没有！我长到十九岁从没遇到过。当然，也有一次例外。当时我刚刚参加完成人礼(56)，一个人乘车去奥尔巴尼(57)的集邮市场，在灰狗巴士(58)终点站的小便池边，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朝我走来，在我耳边低声说：“嘿，小家伙，要跟我口交吗？”“不，不用，谢谢，”我答道。说完，我便仓惶逃出男厕所（但愿我没让他伤心），逃离了车站，冲进附近一家百货商场，钻进了一群性取向正常的顾客之中。之后，再也没有同性恋和我说过话，至少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了。

直到遇上了路易斯。

哦，天哪！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是蹭到了他的衣袖，他就让我把手放好的原因吗？因为他觉得另一个男生的触碰就是在向他做出最认真的暗示吗？耶利内克这么直率、不羁，可如果真是这样，难道他不会直接把原因说出来吗？我不好意思告诉他，其实我就是个普普通通、规规矩矩的大学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不好意思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呢？我似乎要表现得我有多么普通多么规矩，所以从没开口问过他。相反，我还在提心吊胆地等待，害怕哪天他说的一句话或做的一件事会揭露他的真实面目。或者说，他的真实面目一直就摆在我面前呢？当然是的！那一团团像小花一样的面巾纸扔得满屋子都是……他难道不是在有意泄露秘密吗？难道不是在有意暗示什么吗？……这家伙脑子灵光，长着鹰钩鼻。一般情况下，他不屑使用腋下除臭剂。他的头发也开始脱落了。没准过不了多久，某一天夜里，他站在书桌后讲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会突然笨拙地跳出来，企图抱住我。难道这不可能发生吗？他会不会对我说“我爱你”，然后把舌头伸进我嘴里呢？到时我该怎么回答他呢？难道就像那个天真性感的女孩回答我一样吗？“别，别，千万别这样。路易斯，你还不至于做这种蠢事吧？我们就不能只谈谈作品吗？”

当讨论某部名著的内涵时，如果我们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他总喜欢叫我“乡巴佬”、“土包子”。正因为我害怕自己真会变成那样，所以我会继续去那个臭气熏天的房间找他，隔着一堆垃圾坐在他对面，和他大声讨论一些让人伤透脑筋的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心里却一直在默默祈祷他千万别挑逗我。

路易斯还没来得及这么做，就被学校开除了。起初，他只是有一门课整整一学期都没去上。但后来导师留条给他找他谈这个问题时，他居然都懒得理会。路易斯既愤怒又反感，厉声嘲讽道：“什么问题？”他又是四处张望，又是伸长脖子，仿佛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在我们头顶上的空气中。虽然大家公认路易斯聪明过人，但在大三的第二学期学校就不让他注册了。一夜之间他就从锡拉丘兹大学蒸发了（没有道别，自不必说）。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就入伍当兵去了。我是在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来找我时才得知他去当兵了。这位特工向我提问时，总是直勾勾地盯着我。路易斯没参加军训，（我猜）他是为了逃避朝鲜战争，带着克尔恺郭尔的著作和克里内克斯面巾纸，躲到哪个贫民窟里去了。

麦考马克特工问：“他的同性恋经历是怎么回事，戴维(59)？”我红着脸回答：“我不知道。”麦考马克说：“可是他们说你是他最铁的哥们。”“他们？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校园里的那些学生。”“这个谣言太毒了——根本没那回事！”“你是说，你不是他的哥们？”“不是，长官，”我说，脑门不由一热。“我是说他没有‘同性恋经历’。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不太好相处。他这个人有点儿特别，尤其在这儿的人眼中。”“不过你和他处得不错，是吧？”“是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没人说你不可以。听着，他们说你很像卡萨诺瓦(60)。”“哦？是吗？”“是啊！你真的追求过那些女孩子，对吧？”“算是吧，”我避开他的视线，感觉他言下之意是说我追求女生只是个幌子。“但路易斯不是这样的，”特工似乎话里有话。“您这话什么意思？”“戴维，告诉我，跟我说实话，你觉得他现在会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如果你有了消息的话，你会告诉我的。我相信你。”“遵命，长官。”“很好！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找到他，请你联系我。”“是，长官。谢谢您，长官！”等他离开后，我对刚才的表现深感震惊：我害怕坐牢，我那小少爷方特罗伊(61)般的举动，我通敌卖友的冲动——我对这一切都感到羞耻。

我追求的那些女生。

我通常是在图书馆阅览室里认识她们（或至少挑中她们）。这地方就像滑稽剧剧场的舞台，能激发并集中我的欲望。在这个充满浓厚学术氛围的地方，这些穿戴整洁、家教良好的中产阶级美国女孩内心只要有什么没法控制的情感，就会立刻显现出来（或者说，往往会立刻被人猜出来）。我紧盯着那个在玩弄发梢的女孩。她好像正在复习历史课，而我看上去也在复习历史课。我还看见一个女孩，前一天还蜷在教室的椅子上，一点儿也不起眼；而后在图书馆随意翻阅一本《形象》(62)杂志时，她的腿在桌子下面摆动起来，这激起了我无限欲望。第三个女孩趴在笔记本上，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我的心仿佛被刺穿了。我看见她衬衫里的双乳轻柔地挤压着交叠的胳膊。如果我是她的胳膊那该多好啊！我不太可能去追求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但当看到她右手摘抄《百科全书》、左手食指绕着嘴唇不停划圈的样子时，我就心动了。既然无法抵制欲望的诱惑，我索性听凭欲望的指引。我并不抵制那些无法抵制的诱惑，不管它们多么天真荒谬，离奇古怪。事实上，别的人遇上这些诱惑时也是很难不动心的。当然，这样追到的女孩在其他方面可能很普通、很幼稚，或很傻。但我相信她们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傻。我也相信，因为我的欲望就是欲望，它是不容小瞧或者鄙视的。

“求你了，”她们恳求道，“为什么你不能只是和我聊聊天？为什么你不能友好一些？你其实是个很友好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没错，别人也是这么说的。”“难道你不明白吗？这只是我的身体。我不想和你发生那种关系。”“那你可真不幸。没办法，你的身体太迷人了！”“哦，别再说了。”“你的屁股迷死人了！”“别这么恶心！你在课上不会这么说话的。我喜欢听你说话，但不喜欢听你这么侮辱我。”“侮辱？这可是高度赞赏啊！你的屁股太诱人了！太完美了！有这样的屁股，你高兴都来不及呢！”“我不过用它来坐椅子而已，大卫。”“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你去问问那些没有这种屁股的女孩，问问她们想不想和你换吧！问了你就会明白。”“别再拿我开玩笑了，别再笑话我了！求你了！”“我没拿你开玩笑。我是说真的，和你遇到的其他人一样。你的屁股真是件杰作！”

怪不得到了大学四年级，我在女生联谊会里已“臭名昭著”了，我曾用我特有的主动坦诚引诱她们的姐妹上钩。既然我有这种臭名，你可能以为我已和一百个女生上过床了。而事实上，大学四年，我只有两次成功地将阴茎插入她们的阴道，还有两次可能插进去了。通常情况下，在本该享受肉体的欢愉满足时，我却总是说出一些逻辑清晰（或逻辑混乱）的话来：如果我必须辩解，我会说，我从未对任何女孩隐瞒我对她的欲望和她的迷人之处；我从不“占她们便宜”，其实我是这儿少有的几个老实人之一。我经过深思熟虑，坦诚地告诉其中一个女孩，当我看见她的双乳挤压着胳膊时，我多么希望我就是她的胳膊。但这样的坦诚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我问她，这跟罗密欧在朱丽叶阳台下的低声自语有什么不同吗？罗密欧说：“瞧！她用纤手托住了脸颊，那姿态是多么美妙！／啊！要是我是她手上的一只手套就好了！/那样我就能亲一亲她脸上的香泽！”(63)这显然是不同的。大学的最后一年，有好几次我打电话自报家门后，另一头就已挂断了。有少数几个善良的女生还愿意碰碰运气，和我单独出去走走。但那些善良的女生亲口告诉我，别人都认为她们简直是自投罗网。

我戏剧社里的那些高傲自大的朋友还在取笑我。现在，他们当中还有人挖苦说我已“退居二线”，当上拉拉队队长了。他们还说，就凭我这水平，想扮演斯特林堡(64)和奥尼尔(65)笔下的那些性焦虑患者，还差了一大截呢。是的，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事实上，我一生中只有一个拉拉队队长给我带来了极度的挫败感，让我那些放荡的梦想变得荒谬可笑。她来自纽约州的普拉茨堡(66)，名叫玛塞勒·“斯尔凯”·沃尔什。一天晚上，我去看篮球赛，其实是为了看她的表演，我那注定只开花不结果的欲望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那天下午，我在学校食堂排队时遇见了她，我近距离瞥到了她厚实、性感的下嘴唇，像夹心糖一样让人垂涎。我根本无法抵挡住它的诱惑。在一个拉拉操节目中，方队里的每个女孩把一只拳头放在屁股上，另一只拳头在空中有节奏地上下挥舞；同时，她们的身体向后弯成拱形，越弯越低。另外七个女孩也穿着白色超短百褶裙和宽松的白色运动衫，对她们来说，这套动作似乎只是一场充满活力的体操表演，她们只需热情奔放地完成每一个动作就可以了。只有在玛塞勒·沃尔什慢慢起身时——她的小腹透出一种被压抑的主动性、诱惑力和欲望（这逃不过我的眼睛）——这种狂热的欲望才自然地流露出来。（在我眼中）她明显是在渴求得到满足。是的，（在我看来，在我看来）似乎只有她一个人体会到无聊的拉拉操中循规蹈矩的热情不过是个掩饰，当我那家伙插入她慢慢上抬的骨盆把她推向高潮时，她会歇斯底里大叫。这种热情不过就是对她的叫喊声最无力的掩饰罢了。哦，天哪！我多么渴望她的骨盆能挑逗地扭向我这张像猛兽一样咆哮的嘴！我多么渴望她用结实的小拳头让我体会到挣扎时的快乐！我多么渴望抚摸她那两条又长又结实的腿啊！那两条腿在她下腰时微微地颤抖；还有她拂过体育馆地面的丝滑秀发（她的昵称“斯尔凯”由此而来(67)）——既然为锡拉丘兹大学队欢呼、支持它获得美国大学篮球联赛冠军都那么有意义，为什么她身体最细小的动作让我产生的欲望却“毫无意义”或“微不足道”呢？这怎么会和我或她的身份“不相称”呢？

我拿这话来劝斯尔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扫清障碍（哦，时间！同她争辩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这些时间说不定足以让我们俩达到性高潮！），体验一把销魂蚀骨的快感。我还没尝过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呢！相反，为了说服她，我必须抛开理性、智慧和坦率，对了，还有我的文学知识。我得抛开所有合理的努力，甚至所有的尊严。最终，我只好在斯尔凯面前装得像饿坏了的流浪儿一样懦弱可怜。她可能从没见过谁像我这么惨，所以会让我疯狂地亲吻她赤裸着的小腹。她确实是个最可爱、最善良的女孩，哪怕是碰上个打着坏主意的罗密欧、出了名的蓝胡子(68)、动机不良的乔万尼先生(69)或约翰尼斯(70)这样的登徒子，面对他们低声下气的哀求，她都无法狠心拒绝。我以前那么“迷醉地”描述过她的小腹，现在我可以亲吻它了，但这已到了极限。“不许往上，也不许往下，”她小声说。在她宿舍地下室那个漆黑的洗衣房里，我让她跨过水池，向后弯腰。“大卫，别再往下了，我说过了。你怎么会想做那种事呢？”

因此，他人的非议和外界的阻力阻碍着我内心的欲望，也阻碍着我对无数个女人的渴望。父亲不理解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理解我，斯尔凯·沃尔什不理解我，联谊会的女生们和那些放荡不羁的人也都不理解我——就连路易斯·耶利内克也从未真正理解我。这个被称为同性恋（正被警方通缉）的人竟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没人，没人能理解我，甚至包括我自己。

我乘坐轮船在海上漂了六天之后，从南安普敦(71)换乘火车北上，又坐了很久的地铁，终于到了伦敦一个叫陶亭碧(72)的地方，开始为期一年的文学研究。应我的要求，国王学院(73)的住宿管理处没让我住在布鲁姆斯伯里(74)，而是安排在一户人家，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仿都铎王朝建筑风格的大街上。房东是一对退休的上校夫妻。房子虽然收拾得干净整洁，但不太通风。他们俩带我看了看阁楼上我住的那间阴森森的小房间，告诉我今后我将和他们共进晚餐。看着即将陪我度过三百多个夜晚的铁床架，我先前穿越大西洋时的那股兴奋劲儿、摆脱本科生活各种规矩和父母千叮万嘱后的狂喜在瞬间化为乌有。我相信依靠父母生活的日子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我就在陶亭碧了吗？就住这个巴掌大的房间吗？坐在长着细长小胡子的上校对面吃晚饭吗？我这是何苦啊？为了研究亚瑟王传奇和冰岛萨迦(75)吗？只是因为长了颗聪明的脑袋，我就要受这样的罪吗？

我真是苦不堪言。我钱包里装着国王学院一位研究古文字学教授的电话号码。锡拉丘兹大学有位教授是他的朋友，就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了我。可是，我怎能刚踏上这片土地不到一小时，就拿起电话告诉这位著名学者，我想放弃富布赖特(76)的访学机会，告诉他我想打道回府呢？“他们挑错了申请人，我不愿意为了学问而遭这样的罪。”上校的妻子胖乎乎的，十分热情。她从肤色判断我是亚美尼亚人，她一直在跟我咕哝着客厅里的新地毯。在她的帮助下，我在门厅找到了电话，开始拨号。我差点哭了出来（电话差点就打到了卡兹凯尔斯）。虽然我既恐惧又痛苦，但我似乎更害怕承认自己的恐惧和痛苦。教授刚接电话，我就挂断了。

四五个小时过后，西欧已夜幕降临。我在英国吃的第一顿饭——吐司配意大利面罐头——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我在轮船上听说伦敦有个叫谢泼德市场(77)的小广场，在那儿的见闻大大改变了我对做富布赖特学者的想法。是的，史诗和中世纪传奇课程还没开始，我就已经逐渐认识到，对我这个没人认识的毛头小子来说，到一个陌生国度走一走或许不是什么坏事。我当然害怕像莫泊桑一样死去，不过，我才怯生生地朝这条臭名昭著的小巷里望了一眼，没过几分钟就遇到了一个妓女——这是我长这么大遇见的第一个妓女，而且是我到当时为止的三个性伴侣中，唯一出生在美国大陆之外的（确切地说，是纽约州之外）。她还比我大一岁呢。她骑在我身上，突然，她用体重随心所欲地控制着我。我感到莫名的兴奋，又有点儿恶心。这个女人的两个乳房活像两口大锅在我上方碰来碰去——我就是看中了她的这对巨乳和肥臀才从她的竞争对手中选了她。我发现，她很可能出生在一战之前。假想在《尤利西斯》出版之前，在……之前。我尽力把她当作出生在这个世纪的人。同时，我发现，一只强壮有力的手正无情地把我迅速推向最高潮。这比我预想的快得多，似乎我们俩之中有谁急着要去赶火车。

第二天晚上，我找到了索霍区(78)。我带着沉甸甸的《哥伦比亚百科全书》、鲍(79)的《英格兰文学史》和特里威廉(80)的三卷平装书一起漂洋过海。在《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中，我读到，莫泊桑因为性病发展到了晚期，四十三岁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尽管如此，和上校夫妇吃完晚饭后，我除了想和一个可以任我玩弄的妓女待在房间里，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可去。从十二岁开始，我每周都会得到一块钱零用，可以存起来去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自从我梦想有一天可以花钱这样享受开始，还从未有谁对我如此百依百顺。当然，如果我选择那些看上去不太像妓女的妓女，我因性病非自然死亡的几率可能会大大降低。可找一个长相、谈吐和举止都不像妓女的妓女有什么意义呢？我又不是在找女朋友，现在还不是找女朋友的时候。要真打算找女朋友，我肯定不会去索霍区，而是去哈罗斯百货(81)附近一家叫午夜太阳的餐厅吃顿鲱鱼午餐。

近年来，瑞典女孩的神秘感和她们开放的性观念被传得沸沸扬扬。我在国王学院听说了她们的贪婪和各种怪癖。尽管我本能地对此持怀疑态度，我还是没去上《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研究》这门课，而是兴致勃勃地去亲自考证男生中流传的那些听得让人垂涎三尺的故事。于是我去了午夜太阳餐厅。据说那儿的女服务生都是些性饥渴的斯堪的纳维亚(82)小美女。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端上当地的菜肴。她们脚上的彩绘木屐将她们的纤细美腿展现到极致，土里土气的紧身胸衣的肩带交叉在胸前，挤出波涛汹涌的双乳，真令人心跳血涌。

我就是在这儿遇到了伊丽莎白·艾维尔斯科——可怜的伊丽莎白遇到了我。伊丽莎白为提高英语水平，从兰德大学(83)休学一年，现在和一个叫波姬塔的瑞典女孩住在一起。那个女孩是她家人朋友的女儿，两年前离开乌普萨拉大学(84)，来这儿学英语，还没打算回去。波姬塔以学生身份来到英国，本该在伦敦大学上课，而现在却在格林公园(85)找了份收躺椅租金的工作。伊丽莎白的家人不知道，波姬塔能通过这种工作积累许多对她很有帮助的经验。伊丽莎白和波姬塔在伯爵宫路(86)的一栋公寓合租了一间地下室，这儿住的大多是比她们肤色深得多的学生。伊丽莎白告诉我，她不太喜欢这地方——她并不歧视印度人，但他们整晚在屋里煮咖喱实在让她受不了；她也不歧视非洲人，但在走廊上，那些非洲人从她身边经过时，总会伸手去摸她的头发。虽然她知道这是为什么，也明白他们并无恶意，可她每次还是会有点儿不自在。不过，伊丽莎白生来一副好脾气，便打算顺着他们，忍受走廊里这些人的骚扰和那群邋遢的邻居，当作海外生活各种经历的一部分。到了六月，她就要回去和父母一起去斯德哥尔摩群岛(87)避暑。她家在那儿有一套度假的房子。

我向伊丽莎白描述了我修道士般清苦的住宿条件，并学着上校夫妇说话的样子告诉她，他们家里不允许男女同居，连他们俩都不可以。这可把她逗乐了。而听到我模仿她用一个调子说英语时，她笑得更欢了。

头几个星期，我和伊丽莎白回到她住的地下室，假装没做爱，波姬塔则假装睡着了。波姬塔身材娇小，长着一头乌发，还有一口（我觉得）十分迷人的龅牙。我们三人先是屏住呼吸，假装什么也没发生。那种感觉太棒了！这种兴奋感丝毫不亚于我们突然摘下面具动起真格时的感觉。自从我动了去午夜太阳餐厅吃午餐的念头之后，生活中的变化让我飘飘然。其实，自从我克服恐惧，走进谢泼德市场去寻找最风骚的妓女那一刻起，这种变化就开始了。我不是和一个瑞典女孩在一起，而是和两个瑞典女孩（或者也可以说，是两个欧洲女孩）干这种不可思议的事，还变得狂妄自大。伊丽莎白正在努力成为我们这场横跨两大洲的婚姻中的罪人，正努力成为我两位妻妾中的一位。而我却没察觉到，她也因此渐渐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或许因为她本身有些疯狂，我才没发现她崩溃的苗头——她就像个溺水的疯子，为了浮在水面上而一个劲地扑腾。结果，她看上去总是很快乐。她这么疯狂地扑腾，让我误以为她过得很开心。星期天我们三人带着午饭和网球一起去汉普斯特德希斯公园(88)时的确是如此。我教她们“跑垒”，伊丽莎白尖叫欢闹着，被我和波姬塔夹杀(89)撞倒。还有什么能比这让她更开心的呢？她们教我打圆场棒球(90)，有点像腾空球(91)，也有点像棍子球(92)，是一种将这两种球合二为一的运动，她们小时候在斯德哥尔摩上学时经常玩。雨天我们就打牌，金拉米牌(93)或桥牌。她们告诉我，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94)是金拉米牌的狂热爱好者，波姬塔的父母还有她弟弟妹妹也是。伊丽莎白读高中时肯定常和朋友玩桥牌打发上百个下午。她在一旁看我和波姬塔玩了几盘金拉米牌，只用半个小时就学会了。她对我打牌时念的绕口令很感兴趣，而且立马就学会了——就像我八九岁时站在苏打水大王科洛兹脚边学会这个绕口令一样。（我母亲说，科洛兹是皇家匈牙利旅馆历史上最重的客人。他一屁股坐进藤椅，母亲有时都得蒙住眼睛。母亲还说，他在牌桌上总是自言自语，说个没完，是个“常输将军”。）波姬塔发完牌，伊丽莎白闷闷不乐地把手中纸牌的顺序调来调去，还说：“我这双手跟脚似的。”等赢了一盘，亮出得分牌时，她便乐个不停，我也乐个不停。我还听到她问对手：“朋友，这种游戏叫什么名字啊？”她把桥牌里的百搭牌的英文发成“优克”(95)。哦，她太可爱了！她怎么会精神崩溃呢？如果换了我，我可不会崩溃！如果是那样，她怎么还会严肃激烈地和我们讨论二战呢？讨论时我的态度也不怎么温和，我试图告诉这两个假惺惺的中立者，我们小时候整个欧洲都发生了什么。我威胁波姬塔，要把某种观点强加给她，但她仍坚信这场战争是“所有人的错”。但其实，伊丽莎白比波姬塔更激愤（而且更单纯）。难道不是吗？那时我怎么可能会想到，她不仅正面临着精神崩溃，而且还成天在想怎样自杀？

我从陶亭碧搬去她们地下室的第十六天，伊丽莎白撞上了一辆行驶中的卡车。她撞断了胳膊，还患上了轻微脑震荡。我们在给她父母的电报中说这是一次“意外”。过后，我继续把花呢子夹克挂在她的衣橱里，继续在她床上睡下，或者说想尽办法在她床上睡下。事实上，我确信，我还待在那儿是因为以那时受惊吓的状态，我根本没法搬出去住。夜复一夜，我开始在波姬塔的眼皮底下写信，向远在斯德哥尔摩的伊丽莎白解释。我不能一味那样，还得假装坐在打字机前着手准备马上就要上交的冰岛萨迦课的论文，研究因隐喻的过度使用所导致的北欧古诗的式微。但写着写着我就开始向伊丽莎白解释，说我没意识到她只是为了让我高兴，反而傻乎乎地——“不可饶恕地”——以为她同波姬塔和我一样首先是想让自己高兴。在地铁上、酒吧里、课堂上，我都随身带着她到家那天在卧室里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我摊平信纸，反反复复阅读那些像小学生写出来的句子。每读一遍，我都会有萨科和万泽提(96)接受审判一样的感觉——我真是个白痴！我怎么这么无情！这么迟钝！“亲爱的大卫！”这是她的开头，接着，她开始用英语解释道，她爱上的是我，而不是吉顿(97)。她写道，之前她和我们俩都上过床，只是因为我要她那么做。她说，我让她做什么她就会做什么……她还用极小的字体补充了一段，如果回到伦敦，她害怕会重蹈覆辙——

我没吉顿那么坚强。我只是软弱的贝顿(98)，而且我也拿自己没办法。我就像进了地狱。我爱上了一个人，可我的所作所为却与爱情无关。我似乎都不是人了。我太傻了。我写的英语很蹩脚，对此十分抱歉。但我知道，今生今世我再也不能做我们三个之前做过的那些事了。我这个傻女孩到头来还是明白了一些事。

丁·贝顿

正文下方，还用瑞典语加了句温馨的话：“一千个吻，一千个拥抱。”

我在信中再三向她忏悔，之前忽视了她对我的感情——没发现自己竟然如此爱她！我说这种行为也不可饶恕，我很“伤心”，而且“过意不去”。一想到自己如此糊涂，我差点哭出来。我在信里写到犯这样的糊涂“十分可怕”——我心里真这么想的。不过，我也抓住这次机会，希望我们俩能重新和好。我告诉她，我在学校的公寓找了间寝室（我的确打算过几天去找一间）。从今往后，如果她还愿意给我写信的话，她得把信寄到那儿，而不是寄到老地方，由波姬塔转交……在写这些真挚的辩解请求她原谅时，我内心充满了矛盾，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自己卑鄙可恶，感到十分羞愧懊悔。同时，我坚决认为我没有任何过错。天真、柔弱的伊丽莎白在车道上被卡车撞了，要论其中我的过错，充其量就跟那些凌晨两点还在煮咖喱饭的印度人的过错差不多。波姬塔就没错吗？她本该保护好伊丽莎白，现在却只是在我对面房间的床上躺着学习英语语法。她对我这番自我厌恶无动于衷，也许她是故意装成这样。伊丽莎白被卡车撞断的是胳膊不是脖子，所以她仿佛就可以跟这事撇得一清二白！仿佛伊丽莎白和我们在一起时的所作所为，只是伊丽莎白一个人的责任……不关她什么事……也不关我什么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和我相比，波姬塔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都利用过伊丽莎白没有主见这一弱点。不是吗？伊丽莎白最需要关爱时，她出于本能，会去找波姬塔，而不是来找我。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常在地上而不是床上玩这种淫乱的游戏。我们筋疲力尽地躺在破地毯上，我麻木的双手伸进她们的小内衣，被这种淫逸带来的满足感冲昏了头脑。而波姬塔始终抱着伊丽莎白的头，轻轻抚摸着她的脸，像慈爱的母亲一样轻轻地哼着摇篮曲。那一刻，我的胳膊、双手和言语似乎不能激起她们任何人的欲望。但做爱时，我的胳膊、双手和语言简直就是她们的一切。等我达到高潮时，这两个女孩却紧紧抱在了一起，如同两个藏在帐篷或树屋里的小伙伴，根本容不下第三个人……

信写了一半，我便丢下笔，跌跌撞撞地跑到大街上，走过了半个伦敦（大概是往索霍区的方向），好让自己缓过神来。那些日子，我像拉斯柯尔尼科夫(99)一样走着，努力想“把事情想清楚”（我承认，我是个傻瓜威尔逊(100)式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就是说，如有可能，我该像波姬塔一样对待这场突发事件。然而我似乎无法像她那样沉着冷静——或者说，如果那是一种本事的话，我拿不出那种本事。既然如此，如果我站在她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会怎样呢？对！用我这个富布赖特学者的脑子想一想——它在这儿倒派上了用场！真见鬼！想想清楚吧！没那么难吧！你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圣人而与这两个女孩上床的！绝不是！你没有为取悦家中年迈的父母而编造过去做过的一切！绝对没有！要么回去和斯尔凯·沃尔什玩拍掌舞，要么待在老地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要知道，波姬塔也是人啊。她意志坚强，理智沉稳（如果这是意志坚强理智沉稳的话）。她又不是三四岁的孩子，大哭大闹不会讨人喜欢！调皮的小男孩也不讨人喜欢！伊丽莎白说得太对了：吉顿就是吉顿，贝顿就是贝顿。现在你也该是你自己了。

我就这样“把事情想清楚”了。没过多久，我不再沉湎于对那晚的回忆之中。那晚，我和波姬塔穷追不舍地逼问伊丽莎白之前就相互盘问过的一些问题：她心里最想要什么？什么事她只敢想，却从没勇气自己去做或让别人对她做？“伊丽莎白，你有什么从没向别人或者自己承认的事吗？”我们三人躺在地上，盖着那条从床上拽下来的毯子，伊丽莎白十指紧紧拽着毯子，开始轻声哭泣。她用她那动听悦耳的迷人的英语承认，她希望弯着腰趴在椅子上，有人在她背后和她做爱。

她的回答并不让我满意。后来我继续向她施压，接着问：“还有别的吗？还有更多的愿望吗？那算不了什么！”就在这时，她终于控制不住了，“坦白”说她想让我绑住她的四肢，照她说的那样和她做爱。也许她真这么想过，也许没有……

穿过皮卡迪利大街(101)，我又构思好了另一段道德反思，准备写进下一封信中教育我无辜的受害者——还有我自己。其实，我正在绞尽脑汁，用尽我的智慧——也在回顾我读过的所有文章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思考我是否真是一个被基督徒称作邪恶、被我称作没人性的人。“即使你真的想做你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有哪条法律规定内心的欲望必须立刻得到满足呢？……”我们用我的皮带和波姬塔的背包肩带把伊丽莎白绑在直背椅上。她又一次流泪了，波姬塔摸着她的脸颊问道，“贝顿，你想现在就停下来吗？”但伊丽莎白琥珀色的披肩长发在她裸露的后背甩来甩去，她一个劲地摇头反抗。我想，她在和谁较劲呢？跟什么事较劲呢？为什么呢？我真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她啊！“不，”伊丽莎白轻声说。自始至终她只说了这一个字。“不要停下来吗？”我问。“还是不要继续？伊丽莎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用瑞典语问她，问她——”但她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字。“不”，“不”，还是“不”！于是，我按她刚开始的要求继续做爱，因为我多少相信是她命令我那么做的。伊丽莎白在流泪，波姬塔在一旁看着她。我们三个发出狗一样的喘气声，这一切让我兴奋不已，所有的不情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做，我知道我想那么做，我知道我会那么做！干吗不来四个女孩、五个女孩——“……只有邪恶的人才会认为他的欲望必须立刻得到满足。可是，我最可爱、最亲爱、最心爱的女孩，这只是我们三个同意并决定的生活法则！”这时，我在格雷克大街的一个长廊里，最终决定不再去考虑下封信中给伊丽莎白写什么，不再继续无休止地谈论我的罪过，也不再去想让人捉摸不透的波姬塔。她就不后悔吗？她就不羞愧吗？难道她不忠诚吗？她就没有底线吗？现在，波姬塔肯定已经看过了我留在好利获得牌(102)打字机上那封还没写完的信。这封信肯定会让她发现我是个多么老谋深算的苏丹(103)。

在一家中国人开的洗衣房楼上的小房间里，我找了个开价三十先令的妓女碰碰运气。人们叫她妓女特瑞。她是伦敦东区的挤奶工，已经人老珠黄了。她说我是个“性感的杂种”。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这样的大胆风骚曾让我精液暴增。但现在，特瑞这本事已经不管用了。她把收集的那一大堆下流的照片拿给我看，告诉我她会怎样与我做爱。她的想象力绝不亚于勃朗宁夫人(104)。她甚至还对我那玩意儿有多长、有多粗、上次勃起时插了多深大赞一番。之后，她大干了十五分钟，但我那玩意儿却软绵绵地躺在那儿，没什么反应。“对不住喽，美国伙计！你今晚好像有点困啊！”我只好像特瑞这样轻声细语地自我安慰。我穿过伦敦，直奔我们的地下室，路上仍在回想那天我是否做了什么邪恶的事。

事实证明，要是把这些心思全用来研究十二世纪后半叶冰岛隐喻的滥用情况，我也许会过得更好一些。眼下，那才是我该搞清楚的东西。可是，我却成天往斯德哥尔摩寄信。在那一封封啰嗦冗长的信里，我什么都弄不清楚，甚至都不知道是否能弄清楚。最后，我向研讨小组宣读了我的论文，而导师却因为这篇论文让我下课后去他办公室。他请我坐下，略带讽刺地问：“告诉我，凯普什先生，你确定你认真研究了冰岛诗歌吗？”

老师严厉批评了我！这真不可思议！如同我和两个女孩共处一室的那十六天一样让人难以想象！如同伊丽莎白·艾维尔斯科企图自杀那样难以置信！这样的批评让我不知所措、羞愧难当（尤其是在我设想自己如果是伊丽莎白家的律师会对自己做出什么控告时）。我没脸回去上研讨班；导师留言让我去解释逃课的原因，我却像路易斯·耶利内克一样，理都没理他。我能这样吗？这样下去我会挂科的。上帝啊，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下面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一晚，波姬塔告诉我，当我像“堕落的牧师”一样沮丧地躺在伊丽莎白床上时，她也在做一件“有点堕落”的事。事实上，那发生在两年前。那时她刚到伦敦，有点儿消化不良，便去看医生。医生说她需要做个阴道涂片才能诊断。他让她脱掉衣服，躺到诊疗台上。接着，不知道他是用手还是什么仪器，开始在她双腿间按摩。当时她惊呆了，她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到底他用的是什么。“请问，您在做什么？”她问道。波姬塔说，这个医生竟然有脸回答：“喂，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做吗？我的背部有毛病，亲爱的。这个姿势对我这毛病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只有这样才能取到涂片样本。”“你就顺着他吗？”“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怎么才能让他停下来呢？你知道，我那时到这儿才三天，我有点儿害怕，而且不确定是否听懂了他的英语。他确实像个医生，又高又帅，心肠也好，穿着也很体面。我以为这儿可能就是这么做的。他不停地问我，‘亲爱的，有反应了吗？’一开始我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穿上衣服出去了。候诊室里还有病人和一个护士……他开了一张两几尼(105)的账单。”“是吗？那你付钱了？”我问。“没有。”“然后呢？”我问道，我既怀疑又兴奋。“上个月，”波姬塔不紧不慢地用英语说，比平时说得更从容，“我又去找他了。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你在给贝顿写信时，我心里就在想这些。”我在想那是不是真的。她说的是真话吗？“然后呢？”我问。“现在我每周会去一次他办公室。在午饭时间。”“他对你手淫？你由着他对你手淫？”“是的。”“真的吗，吉顿？”“我闭上眼睛，他就用手对我那样。”“那——然后呢？”“我穿上衣服，回到公园。”我正期盼听到更多、更耸人听闻的故事——但没有了。他对她手淫，然后就让她走了。这可能吗？真有这事吗？“他叫什么名字？办公室在哪儿？”让我惊讶的是，波姬塔竟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我。

我看了会儿《亚瑟王传奇和克雷蒂安·德·特鲁瓦》(106)，却一段也看不懂（有人告诉我，这本书是我正在撰写的另一篇论文的宝贵资源）。过了几个小时，我冲向大街尽头的公用电话亭，在黄页里找那位医生的名字。结果我找到了！他在邦普顿路！我明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他。我会警告说（也许会模仿瑞典口音），“利医生，你给我当心点！你最好别碰那些外国小女孩！不然就有你苦头吃的！”不过，我好像并不是真想去教训那个好色的医生，而是想（尽我所能）去查证波姬塔说的是不是实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希望她说的是实话。如果她在撒谎，那不是对我更好吗？

回到公寓后，我扒光了她的衣服。她没反抗，而是乖乖地听我的话——“听话”简直就是她的代名词！我们俩气喘吁吁，真是烈火干柴。我穿着衣服，她一丝不挂。我说她是个小骚货，她求我拽她的头发。我不知道她想让我用多大力气——从来没人向我提过这种要求。去年春天我还在斯尔凯宿舍的洗衣房里亲吻她的肚脐。天哪，我现在竟然变成这样了！“让我感觉到你在这儿，”她大喊——“再用点儿力！”“这样吗？”“对！”“是这样吗，我的骚货？波姬塔，我下流的小骚货！”“啊，对！啊，是的，是的！”

一小时前，我还在担心我可能要再过几十年才能勃起，害怕如果这就是对我的惩罚，我可能要经受一辈子。如今这充满激情的一夜让我发现我的精力竟能如此旺盛，这是我从未想过的。或许这是因为我以前认识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都会把这种强制性行为当作暴力。我整天想着怎么用甜言蜜语去诱惑哄骗女生，怎么低声下气地乞求寻欢作乐，结果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可以这样擒获对方，或者也希望被对方擒获。我叉开双腿，骑在她头上，把我那玩意儿塞进她嘴里。似乎那玩意儿瞬间变成了一根救命稻草，防止她窒息而死。其实，她也会因为那玩意儿而窒息。我就像她的马鞍，她坐在我脸上，骑啊骑啊骑。“跟我说话！”波姬塔喊道，“我喜欢听别人说话！各种各样的事都想听！”第二天早上，我们俩对头天晚上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一点儿都不后悔——一点儿都不。“我们俩好像是一类人，”我说。她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留在这儿，你知道的。”“是啊，”她回答说，“我知道。”

可是，我还在给伊丽莎白写信（不过不再当着波姬塔的面）。她的回信会寄到我一个美国朋友学校的宿舍，然后由他转交给我。伊丽莎白寄了张照片给我，让我看她胳膊上的石膏已拆掉了。在照片背面，她还写着“我”这个字。我立刻写信感谢她寄来照片告诉我她已痊愈，又恢复了健康。我告诉她，我正在学习瑞典语语法，每周还会在查令十字路口买一张《瑞典日报》，在她送我的那本瑞—英袖珍词典帮助下坚持阅读头版新闻。虽然我尝试翻译的报纸其实是波姬塔买的，但我写信给伊丽莎白时却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她、为了我们的未来。这样，我将来才能娶她，才能在她家乡定居，才能在那儿教美国文学——事实上，我原本打算利用翻译报纸的这段时间来研究埃达(107)。是的，我相信我有一天会爱上这个女孩。她脖子上总是挂着装有她父亲照片的盒式项链……实际上，我可能已经爱上她了。光是她的脸蛋就那么惹人喜爱！看看，我告诉自己——看看，你这个白痴！她有着白得不能再白的牙齿、红润的圆脸蛋、大大的蓝眼睛、红琥珀色的头发。在我收到那本写着“我给你”的袖珍词典的晚上，我曾告诉她，她的头发最适合用英语中“秀发”这个童话里的词来描述，如诗一般优美。她查过词典告诉我，她的鼻子最适合用英语中“普通”这个词来描述。“像个乡下女孩的鼻子，”她说，“就像你在花园里种下去能长出郁金香的那种东西。”“不太像。”“你们把那玩意儿叫什么？”“郁金香球根。”“对。等我四十岁时，这个郁金香球根鼻子会让我看起来很恐怖。”这鼻子不过是数百万鼻子中的一个，它长在伊丽莎白的脸上，既不高傲，又不做作，十分迷人。哦，她的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快乐，多可爱啊！她的笑容天真无邪，心地纯洁善良！这个女孩说一句“我这双手跟脚似的”就能把我迷倒。哦，一个天真纯洁的人是多迷人啊！她那没有疑心、深信他人的表情，每次都让我措手不及、惊讶不已！

看着她的照片，我可以兴奋起来。然而，在我的访学生涯中继续同我大胆玩性爱游戏的却是苗条娇小的波姬塔。这个女孩远不如伊丽莎白那么天真、那么文弱——她敢于直面这个世界。她长着一张像狐狸一样的小脸，鼻子尖尖的，很漂亮，上嘴唇微微突出，还有一张“蓄势待发”的嘴，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回应别人的攻击或向别人发起攻击。

当然，波姬塔在格林公园四处给路人出租躺椅，几乎每天都会遇上向她献殷勤的男人。有些是来伦敦旅游的，有些是在午饭时分出门溜达的，有些是下班后赶回家去见妻子、孩子的。正因为与这些人相遇让她觉得非常快乐兴奋，她才决定在一年休学期满后不再回乌普萨拉大学，也放弃了在伦敦的学业。“我觉得这样能把英语学得更好，”波姬塔说。

三月的一个下午，伦敦阴沉沉的上空突然出了太阳。我乘地铁来到公园，坐在树下，在几百码外望着她。一位年龄几乎是我三倍的先生靠在躺椅上，波姬塔在和他聊天。聊了差不多一小时，这位先生起身朝她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然后离开了。她认识这个人吗？这个人是从她老家来的吗？还是邦普顿路上的那个利医生呢？我有一个星期差不多每天下午都瞒着她来到公园，躲在树阴下监视她工作。每当我看见波姬塔站在躺椅边和坐着的男人聊天时，我都会异常兴奋，一开始我对自己这种行为很惊讶。当然，他们只是在聊天而已，我看到的就是这些。我从没看见哪个男人碰过波姬塔，也没看见波姬塔碰过他们。而且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她下班后没跟那些男人一起走，没和他们去约会。但让我兴奋的是她可能会去，她可以去……如果我提议让她去的话，她可能真会那么做。“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有天她在吃晚饭时说。“葡萄牙海军部队的所有士兵都来了。哇哦！他们多男人啊！”但如果我说……

没过几周，有天晚上，她的话吓了我一大跳。“你知道今天谁来看我了吗？艾维尔斯科先生。”“谁？”“贝顿的父亲。”我想：他们发现我的信了！哦，我干吗要在信里说把她的手绑在椅子上这种事呢？他们是来找我的，这两家人！“他是来这儿看你的吗？”“他知道我在哪儿上班，”波姬塔说，“所以他去了那儿。”波姬塔在骗我吗？她又在做什么“有点堕落”的事吗？但她怎么可能知道我一直害怕伊丽莎白崩溃后告发我们，怕她父亲带着伦敦警察厅的警探，或者拿着鞭子，过来抓我呢……“他来伦敦做什么，吉顿？”“哦，那是他的事——我不知道。他只是来公园跟我打个招呼。”那你跟他去他宾馆的房间了吗，吉顿？你会和伊丽莎白的父亲做爱吗？他不会就是在三月那个晴朗的下午向你鞠躬告别的那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先生吧？还是几个月前我看见的那个让你听得入神的老男人呢？还是那个喜欢在办公室对你动手动脚的医生呢？那个男人到底跟你都说了什么？什么话题能让你听得这么入神呢？

我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所以我什么都想。

后来在床上，她想听“各种各样的事”兴奋一下。我差点就要问她：“你会和艾维尔斯科先生上床吗？如果我让你和一个水手上床，你会听我的吗？你会为了挣钱和别人上床吗？”但我没问，不单单是因为害怕她回答“我会”（那么说能让她兴奋的话，她可能真会那么回答），而且因为我可能会接着说：“那就去吧，我的小骚货。”

这个学期结束后，波姬塔和我搭便车去欧洲大陆旅行。我们白天去博物馆和大教堂，天黑后就去咖啡馆、地窖和酒店，在来来往往的女孩中寻找目标。在伦敦时，我想怂恿她去宾馆找艾维尔斯科先生，当时我还有些犹豫，但这次带着她重操旧业，我却毫无这种感觉。伊丽莎白离开后的几个月，“另一个女孩”一直是我们用来唤起对方兴致的“东西”之一。事实上，这次度假的目的之一就是去找另一个女孩。我们寻找女孩的本事并不差，一点儿也不差。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分头行动，无论是波姬塔还是我，谁都没那么狡猾，也没那么勇敢；但两人如果凑到一起，在相互影响之下，大家都会变得更加放纵大胆。夜复一夜，我们引诱陌生女孩的手段越来越高明。然而，不管我们联合行动的手段有多高明、多专业，当我们成功找到愿意合作的第三者，同意找个安静点的地方聊天时，我却似乎变得有些心虚了，还有些晕头转向。我十分佩服波姬塔。她走在街上只要发现有敢来看究竟的年轻学生，就大胆伸手去撩那学生脸上的头发。尽管如此，波姬塔告诉我，她也会出现类似症状。是的，看见我的同伴这么勇敢自信，我便恢复了以前可以不偏不倚地周旋于两个女孩之间的本领。我一手搂着一个女孩，声音不再颤抖了，而是带着一丝世故的讽刺和友善说：“朋友们，我们走吧——来吧！”我正在思考一个已让我苦苦思索了几个月的问题：这是真的吗？这种事也能发生吗？我钱包里除了伊丽莎白本人的照片外，还装着她家海边房子的照片。在得知我糟糕的考分后，和波姬塔登上海陆联运列车(108)之前，我收到了这张照片。伊丽莎白邀我去特朗霍门小岛(109)看她，说我想在岛上待多久都行。干吗不去呢？然后和她在那儿结婚！她父亲什么都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鞭子、侦探、报复性谋杀的狂怒场景、让我赔偿对他女儿的所作所为的秘密计划——这些都是我在胡思乱想而已。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想呢？为什么不可以想象我和伊丽莎白一起划船经过高大的松树和布满岩石的海滩，一路沿小岛划到瓦克斯尔摩(110)渡轮每天停靠的码头呢？为什么不可以想象我们带着牛奶和信件坐船回去时，她家人微笑着朝我们招手的场景呢？为什么不可以想象可爱的伊丽莎白怀着我们第一个瑞典犹太混血的孩子，坐在艾维尔斯科家空荡荡的红房子门廊里的情形呢？是啊，我既能享受伊丽莎白对我神奇而温暖的爱，又能见识波姬塔神奇而惊人的胆量，这两样我想要哪个就可以有哪个。难道那不神奇吗？要么是熊熊燃烧的火炉，要么是舒舒服服的壁炉！啊！都说年轻时充满了各种可能想必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更多年轻时可能发生的事。在巴黎，我们来到离巴士底狱(111)不远的一个酒吧。那位声名狼藉的侯爵(112)曾因其卑鄙无耻的罪行在巴士底狱受到惩罚。在酒吧里，一个妓女和我们坐在一个角落。她一边用法语拿我的平头开玩笑，一边在桌子底下抚摸着波姬塔。我一只手也在桌子下面摸来摸去。大家聊得正欢时，一个男人冒了出来。他训斥我对年轻妻子的侮辱行为。我立马站起来，心怦怦直跳；我告诉他我们不是夫妻，我们是学生，用不着别人管我们做什么。虽然我发音标准、语法准确，但他却从工作服里抽出一把榔头挥到半空。“畜生！”他大喊。“你这个蠢货！”我拉着波姬塔撒腿就跑。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跑起来这么拼命。

我们并没讨论这个月过后还会发生什么。但每个人都在想：已经发生了这么多，还能发生什么呢？我想，我会独自回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业，这次我会认真学习。而波姬塔在想，我走的时候，她会收拾行李跟我一起走。她父母知道她打算去美国学习一年，显然他们已经同意了。即使他们不同意，波姬塔也很可能会率性而为。

当我在预演那段迟早要发生的艰难对话时，我发现我听起来确实没底气，支支吾吾的。我说的没一句是对的，而她说的没一句是错的——不过，这段对话是我自己编的。“我要去斯坦福了。我要回去攻读学位。”“然后呢？”“学校对我来说就是场噩梦，吉顿。我以前从没经历过这些。我把这次富布赖特访学机会彻底搞砸了。”“嗯？”“至于我们俩——”“嗯？”“我觉得我们俩没有未来。你觉得呢？我是说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恢复正常的性爱关系。那在我们身上永远不可能——我们的期望值都太高了。我们玩得太过火了，再也回不去了。”“是吗？”“我觉得是，是的。”“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的，你是知道的。”“我没说你一个人那么认为。”“那我们以后别玩得太过火。”“可我们做不到。哦，别这样，你知道的。”“但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照做了。”“再也不可能这样了。你的意思是我一直在控制你吗？你的意思是你是被我毁掉的另一个伊丽莎白吗？”她露出迷人的龅牙，莞尔一笑。“那谁是另一个伊丽莎白呢？”她问。“你吗？哦，那是你说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你生来就是个嫖客，你注定要和好多女人上床的。你甚至有点像强奸犯——”“好吧！也许我已改变主意了，也许是我太傻，才说出了这种话。”“你怎么能改变你的本性呢？”她问。

事实上，尽管她再三好言挽留，但如果我真想回去认真完成学业的话，几乎用不着无助地、傻傻地拼命冲破这些阻碍。不，要摆脱她这个人和我们纵情淫逸、脱离实际的生活，用不着对我的“本性”展开激烈辩论，至少当时在那里还用不着。我们在塞纳河谷(113)的一个小镇租了个房间过夜，那儿距鲁昂(114)大概三十公里。我本打算第二天去鲁昂参观福楼拜的出生地。我们脱衣服上床时，“加利福尼亚”这个词突然让她想起十来岁时做过的那些不着边际的梦。她开始回忆起那些梦来：敞篷汽车、百万富翁、詹姆斯·迪恩(115)。我打断她，“我要一个人去加利福尼亚。我自己去——就我一个人。”

几分钟后，她重新穿好衣服，整理好背包准备上路。天哪，她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胆！世上能有几个这样的女孩呢？虽然她什么都做得出，但又和我一样理智。理智、聪明、勇敢、冷静——而且风骚到了极点！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我为什么还要逃走呢？凭什么呢？为了做更多关于亚瑟王传奇和冰岛萨迦的研究吗？要是我把伊丽莎白的信和照片从口袋里扔掉，不再对伊丽莎白的父亲胡思乱想——要是我完全放纵自己，与现在陪伴我的人尽情享受眼前拥有的一切，任由我的性子那该多好。“别傻了，”我说，“都几点了？你去哪儿找住的地方？哦，见鬼。吉顿，我必须一个人去加利福尼亚！我得回去学习了！”

听了这些，她既没哭，也没发脾气，更没对我冷嘲热讽。她不怎么看得起我这个无耻的色情狂。她在门口说：“我以前怎么会那么喜欢你呢？你不过就是个小男人而已。”她对我就做了这么些评论。显然，为了给自己留点面子，她只能说这么多。想玩女人，寻花问柳，我这毛头小子还嫩着呢。我不是个描写色狼和荡妇的早熟剧作家，也不是个没经验的强奸犯——都不是，我只是一个“小男人”。接着，她轻轻地、非常轻地随手关上了门，以免吵醒房东一家（其实这女孩彬彬有礼、尊敬他人、待人友善、家教良好。父亲是斯德哥尔摩的医生。但是，有人拽她头发时，她就会发出呻吟；身上有点疼痛时，她就会大呼小叫。她在黑黢黢的低档酒吧里表现出男人般的自信，在路边壮着胆子搭便车时表现出非凡的胆量。她竟然觉得自己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所以她为所欲为。她从不自责，也从不怀疑自己，这让我对她痴迷不已）。

是的，年轻的波姬塔·斯万斯特罗姆和大卫·凯普什就那样轻轻松松地甩掉了对方。但对凯普什来说，“甩掉”他的本性可能是件更困难的事，因为年轻的凯普什似乎还不太清楚他的本性究竟是怎样的。他整夜都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想着要是波姬塔天亮前偷偷溜回来的话他该怎么办。他在考虑是不是该起来把门锁上。天亮了。后来，到了中午，还是没见她人。她不在雷安德利斯(116)，也不在鲁昂——不在大时钟(117)那儿，不在大教堂(118)。也不在福楼拜的出生地或圣女贞德被处以火刑的地方。他在想，以后是否还能碰到她那样的人，是否还能有那样激动人心的经历。

几年后，海伦·柏德出现了。那时，我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快结束了，我对自己能有如此决心完成学业好不得意。我常会出现厌倦、不安和焦躁。而且内心越发强烈的窘迫感总是不断提醒我，这把年纪还坐在书桌前参加考试实在太不合适了。一路走来，每个学期我都差点因此放弃学业。现在，胜利在望。忙完一天后，我边冲凉边大声夸自己，几句简单的“我做到了”、“我终于坚持下来了”让我激动不已，仿佛这是通过论文答辩必须攀越的马特洪峰(119)似的。和波姬塔在一起的那年，我意识到面对最令人迷乱消沉的诱惑，我极易受到影响；要想收获持久的感情，我必须克服这个毛病。早在我们在鲁昂郊外的那晚，我就意识到这些诱惑对我没任何好处。因为我知道，既然可以和波姬塔玩得这么过火，那我可能会做出更出格的事来——我不止一次想象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想象她把钱装进口袋带回家，这种兴奋感让我难以忘怀……但我会这么轻易地做出那种事吗？其实我已成了波姬塔的皮条客吧？好吧，不管我干这行有多大的天分，研究生院肯定没鼓励过我那么干……是的，在我学业上的这场战斗即将胜利时，我找到了一份像样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我为自己能有这样的本事而深深感动。然后，海伦就出现了。她举了个例子，讲了一大通，说我上当了，完全搞错了。难道我是为了永远不忘她指出了我犯下的错误才娶她的吗？

她的勇敢和我当时不同——事实上，和我完全相反，这让我很震惊。她十八岁在南加州大学待了一年，之后就和一个年龄是她两倍的记者私奔去了香港。这个记者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起住在那儿。她凭着令人惊艳的长相、勇敢的胆量、浪漫的气质，就和他远走高飞了。她丢下了学业，抛弃了男友，放弃了每周的补贴，对为她担惊受怕、丢尽了面子的家人一句对不起也没说，也没作任何解释（整整一星期，家人都以为她被绑架或谋杀了）。她匆匆离开，去追寻一种比大二在女生联谊会更刺激的生活。她的确过上了这种生活——只是最近又放弃了。

我得知，就在六个月前，她放弃了八年前追求过的一切，回到加利福尼亚开始新生活。她曾徜徉于名胜古迹之中，感受过无名之地迷人的异域风情。如今，她放弃了这一切欢乐和兴奋。“我希望再也别过以前那种日子了，”这是那天晚上我们在派对上见面时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那个派对由一群富有的年轻人举办，他们赞助了旧金山一本名叫《关于艺术》的新杂志。我发现海伦很愿意和大家分享她的经历，一点儿都不难为情。被介绍认识后，我竟然厚着脸皮告诉她，为了在这间屋子里转悠的上百人中找到她，我悄悄离开了与我同来的那个女孩。我问了她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样”。她都一一作答。“为什么？”我问，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一年你是怎么过的？出什么事了？”“首先，自从离开学校这个牢笼，我在什么地方都没待过半年以上。”“那你为什么要回来呢？”“男人，爱情。什么都不靠谱。”我立马觉得她这种“坦诚”是受通俗杂志的影响——还有她对男女乱交的偏好，她对乱交可不是一点点喜欢。哦，天哪！我心想，她这么漂亮，还这么多愁善感。从她接下来讲的那些故事中似乎可以推测到，她已谈过五十次恋爱了——她已上过五十条帆船，和那些经常送她古式珠宝的已婚男人在中国海(120)上航行。“喂，”她大概已经知道我会怎样看待这种生活方式，“你干吗对激情那么反感呢？干吗故意装得那么冷漠无欲呢，凯普什先生？你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不是在告诉你嘛！”“你的故事简直就是一部萨迦(121)。”我说。她笑着问，“为什么不能是萨迦呢？我认为说它是一部萨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你说啊！你究竟为什么对激情那么反感呢？它曾让你受过什么伤害吗？或者我是不是该问，它给你带来过什么好处吗？”“现在，我只想问，过去的经历给你带来什么收获，或者什么遗憾。”“都不错！都挺好！反正，没什么不可告人的。”“那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呢？干吗不在那儿疯狂地享受生活呢？”海伦并没有为保护自己而对我冷嘲热讽，可能正是这点让我不再那么话中带刺。我发现她不仅外表令人惊艳，而且说话实在。她就在这儿，和我待在一起，如果我想的话，也许她会成为我的女人。“因为，”海伦回答，“因为，”她告诉我，“我已不再年轻。”

海伦二十六岁就觉得自己不再年轻。而那晚我约来的那位二十四岁的博士生在路上却说当天下午在图书馆整理索引卡时，她一直在思考她的生活是否已经真正开始，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最后，那个博士生一个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派对。

我问海伦回来后过得怎样。当时我们已经离开了派对，去了附近的一个酒吧，面对面坐着。她比我主动，早就甩掉了参加派对的同伴。如果我想让她……可是我想吗？我应该吗？我还是先听听她逃回来之后过得怎样吧。当然，对我而言，我逃回来，获得更多的是解脱，而不是失望，因为我毕竟只在外漂泊了一年。“哦，我和我可怜的母亲签了‘停战协议’，我的小妹妹们像追电影明星一样围着我，而家里其他人都目瞪口呆。有教养的共和党女孩可不会像我这样做。但从尼泊尔到新加坡，我去过的所有地方碰到的都是像我这样的人。要知道，在那儿有一群我们这样的人。我敢说，那架从仰光(122)到曼德勒(123)的破飞机上，基本上有一半女孩是从谢克海茨(124)过来的。”“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我先得想办法让自己别再哭了。刚回来的几个月我每天都哭。现在好像已经过去了。但老实说，早上醒来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和流泪差不多。因为过去那一切都太美好了！生活在那么美好的世界里——真令人陶醉！我一直陶醉在那种生活中。我每年春天都会去吴哥(125)。在泰国时，我们和一位拥有大象的贵族从曼谷飞到清迈(126)。你真该看看他和大象在一起的样子。一个板栗色皮肤的小老头像只蜘蛛似的走在一群庞大的动物中间。它们一只耳朵就可以把他裹两圈。它们相互叫唤，而他却若无其事地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你可能觉得你看到的东西就只是你看到的那样。不过，我可不这么想。我当时想，‘事情就是这样。’在香港，我常常坐帆船去接我朋友下班。他早上和船童坐船去上班，晚上我们再一起坐船回家。我们在美国的驱逐舰和平底帆船之间航行。”“殖民生活还是不错的嘛！难怪他们不愿放弃对那些国家的统治！但我还是想不通，你到底为什么回来了呢？”

虽然我看见她的床头柜上摆着象牙佛像微雕、玉雕制品和一排公鸡形状的鸦片秤砣(127)，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还是不敢相信她真有过这样的经历。清迈、仰光、新加坡、曼德勒……为什么不干脆到木星、火星上去呢？可以肯定的是，我知道这些地方在兰德·麦克奈利(128)地图上确实存在。我在地图上寻找她走过的路线，就像我为查证波姬塔的那次遭遇去翻伦敦的黄页一样。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地名是在康拉德(129)的小说里。当然我也知道，那些选择去陌生城市寻求理想生活的“人物”确实存在……可为什么这些还不能让我完全相信，活生生的海伦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呢？是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吗？这个难以置信的角色到底是戴着钻石耳环的海伦，还是我这个尽职尽责、穿免烫防皱西装的研究生助教呢？

我有些怀疑、甚至鄙视她那份恬静和女人味。更确切地说，是她对自己眼睛、鼻子、脖子、胸部、臀部、大腿的那种过度自信——为什么在她眼中，连她的脚都那么诱人，那么值得骄傲、值得炫耀呢？她这种贵族气质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她肌肤滑嫩，四肢纤细，长着宽宽的嘴和大大的眼睛。她的眼睑上涂了浅绿色的眼影，鼻尖正中凹下去一块，她眼都不眨地把它称作“佛兰芒人(130)”的鼻子。似乎这一切都散发着贵族气质。我很受不了像她这样有点姿色就充满成就感的自负女人。不管是在锡拉丘兹大学那些不想和我“发生那种关系”的本科生，还是那个渴望通过满足肉欲来获得所有刺激感的波姬塔·斯万斯特罗姆，我认识的都是些不过分在乎外表的年轻女人，或者至少她们觉得不该表现得太在乎。的确如此：波姬塔非常清楚，短头发可以在不经意间提升气质，但她似乎每天早晨并不会花太多精力去思考如何打扮她那不施粉黛的脸。伊丽莎白和海伦一样有一头美丽动人的飘逸长发。不过伊丽莎白只是让它自然地披在后背上，她从六岁开始就是这种发型。然而，海伦的发色和爱尔兰长毛猎犬的毛色很像，不过她觉得她每根头发都与众不同，每根头发都像皇冠、尖塔或光环一样。她不是简单地把头发装饰一番、梳得更漂亮一些，而是在向人们暗示着什么。也许这正反映出我见识有多肤浅，反映出我已变得多落伍，或者这也真实地反映出她的名媛气质。她将自己看作一尊用百磅玉石雕刻而成的圣物，这种名媛气质便由此而来。她的眼睛没伊丽莎白的那么大，也没那么蓝。但当她将头发盘在脑后，在睫毛上画上黑色眼线，当她早晨戴上几串手镯，像卡门(131)一样在腰间系上一条流苏丝巾出门去买橙子做早饭时，这些还是对我起作用了。还远远不止这些。我一开始就招架不住女人的美貌。但海伦的美貌不仅勾起了我的兴趣和欲望，也让我感到担忧。我越发强烈地怀疑她——她自信地认为自己很可爱，无人能及，对此我心悦诚服，然而，我却怀疑她的优越感和地位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我觉得，这些有时是她对自己和经历过于庸俗的认识，但依然很迷人，充满诱惑。就我所知，她也许是对的。

“为什么？”我还在追问。她自称是传奇人物，把她的过去描述成亚洲的传奇故事。显然，我依然非常想知道，她说的这些到底有多少是编出来的。“那你为什么放弃了安逸的海外殖民生活呢，海伦？”“我必须放弃。”“因为继承的那些钱够你独立生活了吗？”“每年才六千美元，大卫。哎呀，我相信一个大学老师省吃俭用也能攒到那么多。”“我只是想说，你可能已经认识到人不可能永远拥有青春和美貌。”“你瞧，我那时是个孩子，对学校毫无概念。我家和其他任何人的家一样——温馨、简单、平凡。这些年来，我们在芬山庄园路十八号过着平静的日子。只有在吃饭时这种平静才会被打破。每晚吃甜点时，我父亲都会问，‘没别的了吗？’母亲就忍不住流泪。后来，我十八岁时，遇到了一个成年男人。他英俊潇洒、谈吐不凡，可以教我许多东西。他了解我的一切，这点其他人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举止优雅，绝对不是残酷专横的人。我爱上了他，是的，在两星期内。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种事也不是只发生在小女生身上。他说，‘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回去呢？’我同意了，然后就走了。”“坐破飞机的那次吗？”“不是那次。我们在太平洋上吃着法国肉馅饼，在头等舱的厕所里口交。我跟你说，刚开始的六个月，我过得并不开心。我现在一点也不怀念那六个月。要知道，我只是个在帕萨迪纳(132)长大的孩子，就是这样，真的；我穿着格子裙和平底鞋——而我朋友的孩子都快和我差不多大了。他们虽然神经兮兮的，但实际上就和我差不多大。我连拿筷子吃饭都学不会，我害怕极了。记得有天晚上，我第一次去参加大型鸦片派对。不知怎的，我和四个疯狂的男同性恋坐在一辆豪华轿车里——他们四个是英国人，穿着长袍和金黄色的拖鞋。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太不可思议了，’我不停地说，‘太不可思议了。’其中最胖的那个英国人透过长柄眼镜低头看着我说，‘这当然很不可思议，宝贝儿。你才十九岁。’我这才闭上嘴不再说了。”“可是你又回来了。为什么？”“我没法融入那种环境。”“那个男人是谁呢？”“哦，你可真是现实社会中的好学生啊，大卫！”“错！那都是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学会的。”

我拿《安娜·卡列尼娜》给她读。她说：“不错——不过，谢天谢地，他不是个渥伦斯基(133)。朋友，满世界都是渥伦斯基这种让你伤心的人。其实，他这个男人很像卡列宁(134)。但一点儿都不可怜，这是我要补充的。”我并没马上回答她这番话，而是在想：她如此看待这个著名的三角关系，这种观点太新颖了！“另一个丈夫，”我说。“你只是弄明白了一半。”“听起来很玄乎，像一出跌宕起伏的戏剧。也许你该把这些全都写下来。”“也许你该休息休息，别再读书上那些东西了。”“那我空余时间做什么呢？”“亲自去体验体验呗。”“你知道吗，还有一本和这种三角恋有关的书，叫《专使》(135)。”我心想，还有本关于你的书，叫做《太阳照常升起》(136)，那个肤浅的女主人公叫勃莱特。和她一起混的那帮人也都这样——所以，这本书似乎写的就是你。“我确定有一本书是写这种关系的，”海伦带着自信的微笑开心地说。她中计了。“这样的书有上千本，我敢打赌。我以前在图书馆看见这些书都按字母顺序排在书架上。看，没什么讲不清楚的。这是明摆着的，不过我想说得稍微严重一点：我讨厌图书馆，讨厌书本，讨厌学校。在我印象中，它们总是把生活中每件事都变得有点脱离实际——至少是“有点”脱离实际。那些教书的都是些可怜的书呆子，满脑子都是理论，把一切搞得越来越糟。想起来都很恐怖。”“那你从我身上看出了什么呢？”“哦，你其实也有点儿恨他们，你恨他们对你做过的那些事。”“怎么了？”“把你变得——”“很恐怖吗？”我大笑着说（我们正躺在那个小鸦片秤砣边的床上，盖着一条被单争论着）。“不，还没到那种程度。就是变得有点儿那样……有点儿……坏。你身上每样东西都有点不真实，除了眼睛。不过它们还是你的一部分。我根本无法长时间看你的眼睛，就好比人无法把手伸进一碗滚烫的开水里把塞子拔出来一样。”“你描述得真形象啊！你真可爱！我也注意到你的眼睛了。”“你这是在自虐，大卫。你拼命地强求自己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我感觉你是在自讨苦吃。你抛弃了那个背背包的勇敢瑞典女孩，这是你的第一个错误。她看起来就像个流浪儿。还有，我得告诉你，从那张照片上看得出，虽然她嘴角有点怪，但和她在一起至少会很开心。不过，你肯定很鄙视‘开心’这个词，对吧？就和我讨厌你用‘破飞机(137)’这个词来描述破旧的飞机一样。每次我提到‘开心’这个词，总看见你痛苦地回避它。天哪，他们果然把你害得不轻。你太自以为是了！可我觉得你已经知道自己没了勇气。”“哦，别太低估我！也别太高估我的‘勇气’，好不好？我喜欢偶尔找些乐子。对了，和你上床的感觉很不错。”“是啊，和我上床不仅快活，你还会体会到和任何其他人上床时从来体会不到的快活。还有，亲爱的朋友，”她接着说，“你也别太小看我了。”

“哦，天哪，”天亮了，海伦疲倦地伸了个懒腰。“做爱真是太爽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种激情汹涌澎湃、无穷无尽。以我的经验，它还能给人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我站在一个新的有利地位回想波姬塔，我觉得二十二岁时我们的相互影响似乎让彼此都走向堕落。我们既是对方的奴隶，又是对方的主人；既是纵火犯，又是受害者。我们疯狂地做爱；而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也通过营造浓郁的催眠氛围，先占据她们尚未成熟的思想，然后在她们身上释放我们强烈的性欲：不管是想象我们做过的事，还是亲眼目睹并亲身体会这些事，我至少都会感到刺激和兴奋。但海伦却不是这样。当然，我得先习惯她的炫耀，我一直怀疑她在演戏。但很快，我们之间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熟悉，感情越来越深，我脑中的疑云开始渐渐消散，我也不再追着她刨根问底了。我开始理解她这些充满激情的表演，认为这些表演来自她的勇敢无畏，我就被她的勇敢无畏深深吸引了；我也认为这些表演来自她拿得起放得下的果敢，这种果敢让她从不抵挡任何诱惑，也不在乎最终的结果是否很可能是苦乐参半。我完全错了，我告诉自己，我把她的伤感、庸俗理解成《银幕爱情》杂志对她的影响，这是完全错误的——她并没做白日梦，现实也不允许她做白日梦。她性欲真是太强了！她表达性欲的本事真是太大了！现在，高潮过后，我发现自己很虚弱，内心还存有一丝感激和最强烈的自我屈从感。如果这算不上单纯，那我就是世界上最没戒备心的生物了。我甚至都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然而，海伦知道。是的，这个女孩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爱你，”她对我说。如果必须要说，那说什么才能让人更兴奋呢？我们告诉对方我们彼此深爱。即使在一次又一次的交谈后，我越发觉得我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也仍然这么说。虽然我深信，这样难得珍贵的亲密关系奠定了我们感情的基础，增进了我们的感情，但海伦仍然让我感到极度不安，我依然不敢奢望自己能摆脱这种感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不再闪烁其词、躲躲闪闪呢？为什么我不能呢？

要么是为了直接回答我的疑问，要么是为了增加那种让我无法抗拒的神秘感，她终于同意告诉我为什么她放弃了在远东的一切。

她的情人，她的上一位卡列宁，曾说要谋划一次“意外事故”，害死他老婆。“他是谁？”“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她只肯说这么多。我努力去相信那些话，并继续问，“他现在在哪儿呢？”“还在那儿。”“他来看过你吗？”“他来这儿待过一个星期。”“你和他上床了？”“我当然和他上床了。我怎么能抵挡住那种诱惑呢？但最后我让他回去了。这事险些要了我的命。看着他就这样永远离我而去，我的心都碎了。”“也许他会继续实施他的计谋，无论如何都会杀了他老婆，作为诱饵——”“你干吗非得拿他开涮呢？难道你就不能明白，他跟你一样都是人吗？”“海伦，要对付你想甩掉的另一半，除了杀掉他，还有别的办法。比如，你只要走出家门就可以了。”“你可以吗？‘只要走出家门’？比较文学专业的人就是这样做的吗？我倒想知道当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时你会怎么做。”她问。“我会为了得到这东西，去把谁的脑袋瓜打开花吗？我会把他推下电梯井吗？你说呢？”“你看，我放弃了一切，而且差点因此送了小命——因为我根本无法接受别人说起那种想法。他把我吓坏了，居然有这样的想法。也可能是这种想法的诱惑实在太大了，那便成了我逃跑的原因。因为我只能说‘好’；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他会动真格的，大卫。他不是开玩笑的。你知道说出他想听的话有多简单吗？只要一个字，一秒钟都不用：好。”“也许他知道你肯定会说‘不’才这么问你的。”“他不可能知道。我也不知道。”“但他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本可以继续实施他的阴谋。他自己就可以行动——而且可以不让你知道是他干的，难道不是吗？他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肯定有许多手段把他那微不足道的老婆干掉：制造车祸或者沉船事件，在空中炸毁飞机。他要是行动起来，你可能永远也想不到他会采取哪种手段。如果他来征求你的意见，也许就是为了听你说‘不’。”“哦，真有意思。那你接着说，如果我说‘不’的话，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可以同时占有你和他老婆，两人他都可以占有；而且他还可以大出风头。结果你逃跑了，他预想的那一切都在你身上应验了，这玷污了你的名声——不过，他可能没料到会把一位漂亮勇敢的美国‘逃兵’惹得那样恼火吧！”“说得非常好，真的！你这番话的成绩是‘优＋’，尤其是‘玷污了我的名声’那部分。但你错就错在你压根就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有权有势，仅凭这一点你就说他无情无义。但你要知道，既有权势又重感情的男人确实是有的。两年来，我们每星期见两次面。有时候会更频繁，但从没少于两次。这一直没变过，真是太完美了。你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对不对？或者即使你相信，你也会觉得这种事无关紧要。但这是事实。对我和他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可你回来了。你叫他回去了。你害怕，你退出了。这个男人的计谋用错了地方。海伦，你要知道，这已经是你的极限了。”“也许我错了，我只是太感情用事，或是想法太天真了。也许我该留下来挑战极限——然后发现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极限。”“你不能。”我说，“你也没那样做。”

哦，是谁，现在是谁感情用事了呢？

她放纵情欲的天分加上忍痛割爱的胆魄，必然造就了她的魅力。我们从未完全融洽相处过，我从未有过十分的把握。而且不知怎地，她这个人肤浅、虚荣，不过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不是吗？我把她奉为年轻漂亮的女主角，面对欲望，她毫不退缩，冒过那么多次风险，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这本身就是一种美。我认识那么多人，最能激起我欲望的不就是她吗？她看起来如此迷人，哪怕在喝咖啡或拨电话时，我都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她身上最不起眼的小动作都会大大激起我的欲望。我几乎不用再担心自己会胡思乱想，不会再冒险像过去那样做下流、淫乱的事了。海伦不正是我从大学开始寻找的那种迷人女孩吗？那时斯尔凯·沃尔什的下唇就能让我心旌摇曳，让我从学校食堂追到体育馆，再追到宿舍洗衣房。在我眼里海伦实在是太美了，我可以把所有的渴念、爱慕、好奇和情欲都集中在她身上，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如果海伦不是我要找的那种女孩，还能有谁呢？还有谁能让我更心醉呢？哎呀，我还是那么渴望她来诱惑我。

只要我们结婚……我们的争吵就会自然而然地平息下来，我们俩的感情会越发深厚，也日渐会有一种永久的安定感。这样，我们俩就不会为顾全脸面和保护自己而那么冲动。难道不是吗？当然，如果海伦多一点儿这个，少一点儿那个，也许就不会像是在赌博。但我立刻提醒自己，这只是梦想而已，我们面临的现实并非如此——我认为自己的想法很有道理。而且，我说她“虚荣”、“肤浅”，这些正是她最迷人的地方！所以，我只能希望，我们之间发生一点小小的“意见”不合丝毫不会影响我们之间强烈的情感。（我承认——如果这么做有用的话——最先挑起并激化矛盾的人总是我。）尽管我们的对话有时粗暴无礼、令人反感，但至今我们的感情仍未受任何影响。我怀疑她结婚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对她和香港的那个不值得同情的卡列宁的风流韵事做个了断。但就像之前误解她的动机一样，我只能希望这次我又错了。我只能希望她想嫁给我。我不该对过去险些让她丧命的经历嗤之以鼻，我不该成为她的绊脚石。我只能希望（因为我永远没法知道）她只想和我上床，而不是对她那最完美的情人的嘴、手和那玩意儿念念不忘——那个为了和她结婚而想谋杀老婆的男人。

我心中充满了怀疑、期待、渴望与惶恐。（我上一秒还在期待着未来光明美好，下一秒便预感到它会变得糟糕透顶。）就这样，我和海伦·柏德结婚了——那是在我度过了整整三年从怀疑到期待、渴望、惶恐的生活之后。有的人像我父亲那样，刚看见一个站在钢琴边唱《罂粟花》的女人就闪念决定，“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我老婆。”也有犹豫不决的人，经过长时间思想斗争，决定不该再与这个女人见面。只有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他才叹息道，“是的，她就是我老婆。”我发现，如果要下狠心永远放弃海伦，我得付出巨大、惨痛的代价。我根本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日子会怎样。于是我娶了她。只有最后当我确定必须结束这段感情时，我才发现自己由于犹豫不决在这段感情中陷得太深了。我曾做过上千个日夜的思想斗争，仔细考虑过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我们恋爱了三年，但似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婚姻里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在走投无路、筋疲力尽的时候，我娶了海伦，海伦嫁给了我。对任何长年累月处于这种界线分明、迷宫般复杂关系的恋人们来说，这一刻终将到来。他们分居两处，但会一起去度假；他们认为专一地爱对方，但并不是共同度过每个夜晚；他们隔上五六个月就会分手，忘掉这段恋情，自由自在地过上七十二个小时，接着再在当地一家超市偶遇——并不是真正的偶遇——之后两人和好，通常会尽情享受纵欲带来的满足；或者，他们会在晚上打电话给已经分手的另一半，只是为了说有个纪录片会在晚上十点重播，非常值得一看，于是两人又重归于好；或者他们会出席一个很久前就答应参加的晚宴，如果爽约似乎不太礼貌，于是他们便共同赴宴，最后一次参加应酬。事实上，他们中只要有一个人去参加晚宴就算完成了这次应酬。但一个人去的话，餐桌对面就没了同伴，就没人互使眼色，暗示对方是否对晚宴感兴趣；之后开车回家的路上，也不会有谁和他有共同话题，可以和他一起对其他客人评头论足；脱衣上床时，也不会有谁会面带微笑，脱得光溜溜的，躺在床单上迫不及待地等着他。对他来说，餐桌边只有一个人真正对他有吸引力，就是他先前不当一回事的同伴。

我们结婚了。有一点我该知道，但又不可能知道，也可能一直就知道：相互指责和意见不一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仅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性格迥异，而且因为我依旧感觉她对那个男人念念不忘。不论她如何掩盖这个让我痛心的事实，不论她怎样努力照顾我，怎样认真对待我们的生活，她都和我一样清楚，她嫁给我只因为没法嫁给她的情人，那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除非他杀了他老婆（人们大概是这么说的）。我们最勇敢、最理智和最投入地做到努力不去憎恨彼此，而是憎恨我们之间的隔阂。她的过去光鲜、浮华，就像一场歌剧；但如果它不是那样，那该多好啊——要是我们俩有谁能把它忘了，那该多好啊！要是我能填平造成我们互不信任的这道荒谬的鸿沟，那该多好啊！或者视而不见！别管这么多！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下定决心，向对方道歉，弥补过错，尽情做爱。但是，最糟的情况呢……呃，再糟也就和其他人一样糟，我会这样想。

我们吵得最多的是什么呢？所有人都会猜，拖了三年才结婚，做决定时肯定比较轻率，肯定没有完全说服对方。一开始，我们因为怎么做吐司而吵得不可开交。我很纳闷，为什么不能在煎鸡蛋时把吐司放进烤箱呢？这样不就可以吃到热面包了吗？难道非得先烤好吐司再煎鸡蛋吗？“真不敢相信我竟然会和你讨论这些，”她说。“生活不是吐司！”最后她尖叫道。“就是！”我听见自己在坚持。“当你坐下来吃吐司时，生活就是吐司。当你出门倒垃圾时，生活就是垃圾。你不能中途把垃圾落在楼道里，海伦。垃圾应该扔进院子里的垃圾箱。而且得盖上。”“我忘了。”“垃圾已经拎在手里了，你怎么可能忘呢？”“亲爱的，也许因为这是垃圾——但不管怎样，这又有什么关系！”她开支票会忘记签名，寄信会忘记贴邮票。我让她把我和房东寄的信投入邮筒，但那些信总会在好几个月之后从雨衣和便裤的口袋里冒出来。“你做这些事的时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你怎么会这么健忘呢，海伦？怀念破旧的曼德勒了吗？想起‘破飞机’、礁湖和大象了吗？记起‘黎明升起如雷霆’(138)了吗？”“我不可能每走一步都记着你的那些信，真是的！”“那你一开始为什么想要拿着信出门呢？”“出去透透气，就是这样！看看蓝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很快，我就不会再指出她的错误和疏忽，也不会阻止她出门，我不会给她收拾残局，也不会压制自己的情绪（然后躲到洗手间里，关上门咒她几句），我不再这么做了。我自己烤吐司，煎鸡蛋，倒垃圾，付账单，寄信。即使她会很亲切地问我（为了清除我们之间可怕的隔阂，她的确在努力，这已经达到她的极限了），“我要出去买东西，要我把这些扔了吗——”想都不用想，凭经验，我会回答，“不——不用了，谢谢。”有一天，她从银行取钱后把钱包弄丢了。从那以后，去银行存钱取钱就成了我的差事。一次，她早上出门去买三文鱼鱼排做晚餐，结果却把鱼忘在车的前排座位下，鱼变质了。从那以后，都是我去买菜。还有一次，她误把该送去干洗的羊毛衫湿洗了。从那以后，送洗衣服这事儿也用不着她劳神了。这样的结果是，还不到一年，我每天就得忙上差不多十六个小时——除了做这些家务，我还要教课，还得把研究契诃夫小说中的爱情幻灭那篇论文改编成书（我在认识她之前就选定了这个主题）——忙得不亦乐乎。而海伦却变得越来越喜欢喝酒、吸毒。

她的一天在散发着茉莉花香的洗澡水中开始。她往头发上抹橄榄油，让它洗后更柔顺，还要在脸上涂维生素乳霜。她每天早上都会闭着眼睛在浴盆里躺二十分钟，她尊贵的脑袋惬意地枕在充气小枕头上，唯一的动作就是用浮石(139)轻轻揉搓脚底的死皮。沐浴后，她有时还要蒸脸，一周三次；穿着深蓝色真丝和服，上面绣着粉色和红色的罂粟花，还有从未在陆地和海上见过的黄色小鸟；她坐在厨房的长餐桌前，裹着头巾，身体前倾，面对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水，水面上撒着迷迭香、甘菊和接骨木花。做完蒸汽浴、化好妆、梳好头，她换上衣服准备去健身了——我在学校时，她不管去哪儿都是这身打扮：穿着合身的深蓝色真丝旗袍，高高的立领，裙摆开衩至大腿；戴着镶钻耳环、包金的玉手镯和玉戒指；穿着凉鞋，背着草编包。

晚些时候，她回到家。做完瑜伽后，她说她决定去旧金山“转转”，打算去那儿开家远东古玩店（她已说了好几年了）。那时她就很兴奋。到了晚饭时间，她已是笑容满面：先是飘飘然，然后变得醉醺醺的，最后，面部表情都扭曲了。“生活就是吐司，”我往羊排上加调料时，她边小口抿着四指深的朗姆酒边评论道。“生活就是残羹冷炙。生活就是真皮鞋底，就是橡胶鞋后跟。生活就是把结余写进新的账本。生活就是把每一笔要支出的账准确无误地记到存根上去，还要准确记录下年、月、日。”“说得都没错，”我说。“啊，”她边看着我摆餐桌边说，“要是他太太没忘记在烤什么东西，没把东西全都烤焦，那该多好；要是他太太能记得大卫在阿卡迪亚(140)吃饭时，他母亲总是把叉子放左边，勺子放右边，永远永远别放在同一侧，那该多好。哦，要是他太太能像他母亲一样，在冬天烘烤好土豆，在上面涂上黄油，那该多好啊！”

等到而立之年，我们变得越发水火不容。我们都变成了对方最开始害怕出现的样子。和她的“没头没脑”、“白痴般的挥霍无度”和“少女般的浮想联翩”一样，我也摆出一副教授“自命清高”、“谨小慎微”的架子，让海伦打心底里讨厌我。她说：“你可以啊！大卫。你现在翅膀硬了，你个年轻的老顽固！”然而，我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我。也就是说，我们会继续等待奇迹发生，等待对方有所改变。除非我们关系彻底破裂，让这种等待变得荒谬可笑。我们的婚姻持续的时间几乎和谈恋爱的时间一样长。别人都对此惊讶万分，我们俩也同样。这或许是因为婚姻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攻击对方。我们曾是对方眼中的救星，可现在却变成了冤家对头！几个月过去了，我们还生活在一起，心想如果有个孩子的话会不会打破僵局……或者给海伦开一家属于她自己的古玩店……或珠宝店……或者我们俩都去看心理医生。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别人把我们称作格外“引人注目”的一对：衣着体面，四处游历，脑子好使，善于处世（尤其是对于一对做学问的年轻夫妻来说），两人年收入共达一万两千美金……而生活却一团糟。

在这段婚姻的最后几个月里，只有在课堂上才有人看出我多郁闷。课下，我沉默寡言，冷漠无情，大三教研组的老师们谣传我“处于镇静安眠状态”。学位论文通过后，我除了教大一的《小说导论》之外，还教大二文学概论的两个部分。学期快结束的那几周，我们研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给学生们朗读那些我特别要求他们做记录的段落时，我发现，每字每句似乎都有我自己困苦经历的影子。仿佛当时我脑中所想的或嘴里蹦出的每一个音节都会先附上我的困苦经历，再传入他们耳中。我还会在课堂上做白日梦。这些梦总是突然一涌而出，让我无法控制。很明显，这是因为我太渴望奇迹出现，拯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重获新生，恢复已失去很久的生活，变成全新的自我。我反倒更希望自己受到控制，希望不要有什么来激发我的幻想，哪怕是最起码的幻想。

“我认识到，如果你恋爱了，那么你就应当站在一个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角度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干脆什么也别考虑。”(141)我问学生这些句子的含义是什么。学生们在回答时，我注意到有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坐在教室远处的角落里。她是我最聪明、最漂亮——也是最厌学、最傲慢的学生。她正在吃着一块糖条，喝着可乐，这就是她的午饭。“哦，别吃这些垃圾食品，”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接着脑中浮现出我们俩坐在格瑞提酒店(142)露台上的情景——大运河(143)上泛着粼粼波光，我们眯着眼，望着对岸那座精致的小宫殿黄褐色的外墙，我们就住在那儿一间装着百叶窗的房间里……我们坐在桌边吃午饭，先吃了奶油意大利面，然后还有几片柠檬嫩牛肉……我们坐的正是我和波姬塔来这儿时坐的那张桌子。那时我们傲慢无比、年少轻狂，比这些学生大不了多少。我们曾在一个下午来过这儿，凑钱庆祝我们来到拜伦到过的意大利(144)……

在我做白日梦时，另一个聪明的学生正在解释《关于爱情》(145)结尾时地主阿列兴(146)说的“……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角度”的含义。这个男生说，“他后悔自己没屈从于感情，和心爱的女人私奔。现在她要离开了，他却又痛苦万分，后悔自己被良心和懦弱打败，始终没向她表白——只因为她已结婚生子。”我点点头，但显然没听明白。这个聪明的男生垂头丧气地问，“我说得不对吗？”他脸红了。“没，没有，”我说。但我一直在想，“你在做什么，罗杰斯小姐，在吃花生糖吗？我们该喝点儿白葡萄酒……”接着，我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番情景：海伦在南加州大学读本科时，在那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老男人把她拽出教室去经历浪漫之旅之前，她那几个月过得也许很像这位厌学的罗杰斯小姐……

那堂课的后半段，我大声朗读《带哈巴狗的女人》(147)。抬头时恰好看见这个胖嘟嘟的犹太女孩正天真无邪地注视着我。她来自比弗利山(148)，真诚、善良。她一整学年都坐在前排，把我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来。故事的最后一段讲的是这对私通的情人惊讶地发现他们多么爱对方，但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已娶了妻子，她也已嫁了男人”。我把这一段读给学生听。“似乎再过几分钟，他们就能找到答案，崭新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不过他们俩都非常清楚，离结束还很远很远，最复杂、最坎坷的道路才刚刚开始。”我听见自己在讲，故事结尾所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明了——没有虚假的神秘感，而是直接将残酷的现实陈述出来。我讲到契诃夫可以在十五页的文字中穿插大量的历史事件；讲到即使在如此有限的篇幅里，契诃夫是如何做到在嘲笑和反讽过后，渐渐凸显出他的悲悯和同情；讲到幻想破灭那一瞬他心里的感觉；讲到即便是最普通的幻想被现实击碎时他的感想，就更不用提他成功和冒险的幻想破灭时的感想了。我还讲到他对被他称作“个人幸福这件事”的悲观看法。前排坐着个胖嘟嘟的女孩，她正飞快地把我说的话记在笔记本上。我一直很想让她做我的女儿。我想照顾她，想看到她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的。我想给她买衣服，为她支付医疗费，在她孤单或悲伤时，她可以抱着我。要是我和海伦把她抚养得这么可爱，那该多好啊！可我们俩能抚养什么呢？

那天晚些时候，我正巧在校园里遇到那个女孩朝我迎面走来。于是我再次迫切地想要跟这个可能只比我小十到十二岁的孩子说我想领养她，想让她忘记亲生父母，让我来做她父亲保护她。我对她父母一无所知。“嗨，凯普什先生，”她微微摆着手说，显然那个温柔的手势让我招架不住。我感觉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轻，觉得有种情感正朝我涌来，就要把我抓起，翻个身，然后不知把我扔到何处。难道我就要在这儿，在图书馆前的小路上精神崩溃吗？我抓住她的一只手，声音有点哽咽地说：“你是个好女孩，凯西。”她低着头，前额变红了。“啊！”她说，“我很高兴这儿有人喜欢我。”“你是个好女孩，”我又说了一遍，然后放开她柔软的手，回家看看没生孩子的海伦有没有喝醉，有没有准备我们俩的晚饭。

差不多就是在这时候，有个叫唐纳德·加兰的英国投资银行的高管来到我们家。他是海伦的香港朋友中第一个受邀来我们家吃饭的人。其实，海伦到旧金山去和谁吃午饭，或者从哪个购物天堂回来时，有时会打扮得特别漂亮。但以前我从未见她这么开心地期待一次见面，甚至像孩子一样迫不及待。当然，以前有好几次，她已花了几个小时梳妆打扮准备赴约去吃午餐，结果却穿着最普通的睡袍从浴室里走出来，说她没法出门见人。“我的样子太吓人了！”“一点儿也不吓人啊！”“就是吓人！”她说完又回到床上睡了一整天。

她现在告诉我，唐纳德·加兰是她认识的“最好心的人”。“我到香港的第一个星期，就在他家吃饭。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俩非常投缘。饭桌中央点缀着他从院子里摘来的兰花，他说是特意为我准备的。我们吃饭的那个露台可以饱览月牙形浅水湾的景色。我当时十八岁，他肯定有五十五岁了。天哪！唐纳德现在可能已经七十了！但说他四十多岁我也相信。他总是那么开心幸福、充满朝气，对什么都那么有激情。他和奇普斯住在一块儿，那个美国男孩特别温厚随和。奇普斯那时肯定二十六七了。今天下午，唐纳德在电话里告诉了我一个糟透了的消息——两个月前的一天早上，奇普斯死于动脉瘤；吃早饭时，他突然跌倒，然后再也没醒过来。唐纳德把尸体送回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149)下葬，然后，他无法离开那儿。他一次次订机票，却又一次次退掉。现在，他总算要回家了。”

奇普斯、唐纳德、埃德加、布莱恩、科林……对于这些人，我没什么可说的，也没什么可质问或盘问的。他们不会引起我一丁点儿同情、好奇或兴趣。我也没什么耐心去听他们的故事。我早就听说过在香港的那群与她“投缘”的有钱英国同性恋的所作所为，那已是我能忍受的极限了。我只是无礼地表现出惊讶，惊讶我竟然要参加他们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聚。她双眼紧闭，仿佛只有立刻把我从视野中抹去她才能活下去。“别那样跟我说话。别用那种吓人的语气。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他救了我一百次。”那你为什么要拿生命去冒一百次险呢？但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没用威严的语气去盘问和责备她。因为我知道，她现在和过去所做的一切让我愤怒不已、元气大伤。我早就该学学她那“视而不见”的招式，或学会大大方方地接受，这样我或许不会受到那么多伤害……夜幕降临，对往事的回忆让加兰兴致越来越高，我这时才开始怀疑，海伦请他到家里来，是否是为了让我能亲眼看到那时她愚蠢地把命运交给这个老顽固，结果跌进深渊，沦落到如今这般境地。不管她是否出于这个目的，但结果似乎就是这样。与他们在一起时，我不像奇普斯那样随和、敦厚，却像极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教师，除了教鞭的啪啪声和手杖的嗖嗖声，什么都引起不了我的兴趣。我试图放下架子，尽量平易近人一些，不那么严厉、挑剔，可这是徒劳。我只能尽力相信，面对这位对她意义非同一般的男人，这位善良热心的男人，这位刚经受巨大打击的男人，海伦只想让他知道她现在一切都好，她和丈夫过着温馨和睦的日子；也想让他知道，他这位保护神再也不用为她担心了。是的，海伦只是在演戏，就像每个孝顺的女儿都会在宠爱自己的父亲面前隐瞒残酷的事实一样……总之，别人可能认为加兰出现的原因很简单，但我却完全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就像现在无法想出和海伦一起生活有什么意义一样，我弄不明白任何事情的真相了。

清瘦的加兰已经七十岁了，很清瘦，个子不高，但风度犹存，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魅力。他的一举一动圆滑老练，又带点孩子气。他的额头很脆弱，仿佛用汤勺轻轻一敲就会碎掉。他的脸颊又小又圆又光滑，就像雪花石膏(150)做的丘比特雕像一样。他穿着一件开衫，系着一条灰色的真丝围巾，几乎把脖子全都遮住了。脖子的褶皱是唯一泄露他年龄的地方。虽然他努力用干脆的声音掩饰心中的忧伤，但在他异常年轻的脸上，那双温柔、深情的褐色眼睛却无法掩饰他的悲痛。

“可怜的德里克死了，你知道吧？”海伦并不知情。她惊讶得用手捂住了嘴。“怎么死的？”她说着，转过来告诉我，“德里克是唐纳德公司的同事，有时很蠢，糊里糊涂的，但心肠很好，真的——”见我没什么反应，她又立刻转向加兰。“是的，”他说，“他人很好，我和他关系一直不错。哦，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半天。不过，只要你告诉他‘德里克，别说了’，然后，他就闭嘴不说话了。但是，有两个中国男孩觉得他发的工资不够多，就把他从楼梯上踢了下去。德里克的脖子摔断了。”“太可怕了！太恐怖了！可怜，真可怜！那，”海伦问道，“那他养的动物呢？”“鸟也都死了。他死后的那个星期，它们感染了一种病毒，全都死光了。其他的动物被马奇收养了。马奇收养了它们，帕特里夏在照看着。要不然，这两人永远也扯不上什么关系。”“她们俩又扯上关系了？”“哦，是的。那个马奇，如果她愿意的话，她能做个受人欢迎的婊子。奇普斯一年前帮她把屋子重新翻修了一遍。她楼上的那个浴缸差点儿把这个可怜的男孩逼疯了。”海伦又想向我介绍她那些还活着的朋友：她说马奇和帕特里夏是四十年代英国的电影明星，她们在唐纳德家附近的海湾边有房产。说起她们演过的电影，唐纳德几乎是如数家珍，“信口”拈来。我像好好先生一样点点头，试图朝他挤出一丝微笑，但没笑出来。不过，海伦对我使了个眼色，立马让我笑了出来。“马奇现在长得怎么样？”海伦问他。“她化了妆还是挺漂亮的。当然，她永远也不该穿比基尼。”我问，“为什么呢？”但好像谁也没听见。这次小聚结束时，加兰有点儿醉了。他握着海伦的手，跟我说起一个著名的化装舞会。那个舞会是在暹罗湾(151)一个小岛上的树林空地举行的，小岛归他的一个泰国朋友所有，与泰国大陆南端相距仅半英里。奇普斯为海伦设计了一身洁白的礼服。穿上这一身，海伦像《火鸟》(152)里的伊凡王子一样。“她美极了！一件真丝哥萨克衫(153)，一条纯真丝裤塞进柔软的银色小山羊皮靴子里，还有一条用钻石别针别住的银色头巾。她腰间还系着一条镶着翡翠的腰带。”翡翠？谁带来的？肯定是她那个卡列宁。我在想，现在这条腰带去哪了呢？你该把什么东西还给人家？而你又该把什么东西留下来呢？当然，你会留下那些回忆，这是肯定的。“一个泰国小公主刚看见她就哭了，可怜的小家伙。海伦把你能想到的东西全都穿在身上，想把人们迷得神魂颠倒。不过，那晚这个可爱的女孩确实穿得高贵华丽。哦，当时真是迷倒一大片啊！海伦没给你看过照片吗？亲爱的，你不是有照片吗？”“没有，”她说，“都没了。”“哦，要是把我的带来就好了。不过，我也没想到我会再见到你——我离开家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还记得那些小男孩吗？”他长长地呷了一口杯子里的白兰地后说。“当然记得。奇普斯把当地每个小男孩的衣服都扒光了，只剩一小个椰子壳罩住他们的‘小弟弟’，他们脖子上还围着圣诞节用的镶着金属丝的织物。风一吹，那真是别有一番风情啊！船靠岸后，这些小家伙就会来迎接客人，带我们沿两旁点着火炬的小路走到举行晚宴的树林空地。哦，我的天哪！是的——马奇进来了，穿着德里克四十岁生日派对时穿的衣服。她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马奇总是一副气呼呼的样子，多半是因为每个人都在搜刮她的钱。她说，‘你不能就这样出现在这些场合，你得穿件好看的。’于是，我对她说，‘为什么不穿德里克的衣服去呢？他白色雪纺衣服上缀满了亮片，下摆很长，后背裁得很低。亲爱的，你穿上肯定会很美的。’不过我要提醒你，我只是开了个玩笑。结果马奇说，‘衣服后背怎么会裁得那么低呢，唐纳德？德里克本来该怎么穿的呢？他背上的体毛怎么办？还有那些恶心的垃圾怎么办？’于是我说，‘哦，亲爱的，他每隔三年才刮一次体毛。’你要知道，”加兰说，“德里克长得很像以前的卫兵——苗条，优雅，脸色红扑扑的，总之体毛特别少。哦，大卫，海伦有张照片你一定得瞧瞧。我一定要把那张照片寄给你。照片上，那些挂着金属丝的可爱的当地小男孩正领着海伦下船。她双腿纤长，从上到下那修身合体的真丝装。哦，她简直太完美了！还有她的脸——照片上她的脸可是个经典。我一定得寄给你；你一定得看到这张照片。她真是太迷人了！当时是在我家吃午饭，这个可爱的女孩穿的还是最普通的衣服，但帕特里夏第一眼看到海伦就说她有明星气质，说她肯定能成电影明星。而且她本来的确可以，现在也可以，永远都可以。”“我知道，”我这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教师回答道，并悄悄地挥了挥手杖。

等他离开后，海伦说：“没必要再问你对他的看法了吧，是不是？”“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和你非常投缘。”“真是的，你有什么权利来议论别人的感情呢？你难道没听到吗？这世界很大很大；谁都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哪怕是你，也做过你喜欢做的事，大卫。人们都这么说。”“我没议论任何事。我议论的东西你是不会信的。”“哦，你自己。你对自己最苛刻，我一时忘记了。”“海伦，我坐在这儿听你们说话，觉得我没谈论过任何人的感情、偏好或隐私，不管是这儿的人，还是尼泊尔的什么人。”“唐纳德·加兰可能算得上是世上心肠最好的人了。”“我也觉得是这样。”“他对我有求必应。我曾经在他家住过好几个星期。是他保护了我，让那些坏人没法骚扰我。”为什么你不可以离他们远点，自己保护自己呢？“很好，”我说，“你很幸运，这样很好。”“他喜欢议论议论别人，讲讲过去的故事。当然，今晚喝了酒，就有点伤感——你要想想他刚经历过什么。但他知道人们是怎样的，知道他们最擅长什么，最不擅长什么——他真诚对待朋友，哪怕对傻子也一样。那些人这么真诚，真难得。谁也不会看不起他们。你别误会他。状态良好时，他能像铁一样坚强，非常了不起。”“我敢肯定他以前是你很铁的一个朋友。”“他现在还是！”“瞧，你想告诉我什么呢？这几天我老是抓不住中心。据说学生要给我安排一次期末考试，他们想从我脑子里找到我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到底在聊什么呢？”“我们聊的是，虽然在你眼中，还有在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和他们充满活力、衣着过时的妻子眼里，我根本算不上什么，但事实却是，在很多人心中，我还是有一定分量的。没错，我是不够聪明，不会烤香蕉面包、胡萝卜面包，不会种豆芽，没法‘旁听’研究生班的课程，也无法‘领导’全体委员反对战争，但还是有人会关注我，大卫，不管我去哪儿。我本可以嫁给那些统治世界的人！不过我也不该把这个看得太重。我讨厌把自己说得这么庸俗无用。但面对讨厌我的人，说这些也都是被逼的。”“我不讨厌你。你不嫁给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总裁，却选择和我在一起。一想到这件事，我还是对你心存感激，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连契诃夫的小册子都读不下去的小子，能和‘西藏皇后’的亚军一起生活，怎么会没一丝感激之情呢？你选了我这件刚毛衬衣(154)，我感到十分荣幸。”“还不知道我们俩到底谁是刚毛衬衣呢。我惹你讨厌，唐纳德也惹你讨厌——”“海伦，我不喜欢他，但也不讨厌他。我他妈的已经尽力了。你看，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竟然是那儿唯一的同性恋。我在1950年就有了个同性恋朋友——那时候甚至都还没有同性恋呢！我都不知道同性恋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可我就是有这样一个朋友。我才不管谁穿着谁的衣服呢——哦，该死的，忘了吧，我不管了。”

后来，在春末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刚在书桌前坐下，准备批改试卷，就听见我们家的前门打开又关上了——这段阴差阳错、无望复合的婚姻终于开始瓦解。海伦走了。过了好些日子，她仍下落不明。那些日子真是太可怕了！我去了两次旧金山的停尸房。有一次是和她那矜持寡言的母亲一起。她母亲吓得不知所措，执意要从帕萨迪纳坐飞机过来，壮着胆子和我去认领一具“白人”溺水女子的尸体。死者大约三十到三十五岁，尸体已残缺不全了。

第一个电话是从国务院打来的，说我妻子被关进了香港的监狱。第二个电话是加兰打来的，他补充了一些准确细节，有点骇人听闻：她到了香港机场后，直接打车去了那个大名鼎鼎的前男友在九龙的寓所。我听说他是英国的奥纳西斯(155)，麦克唐纳德－麦特卡尔菲路线开创者的儿子，未来的继承人，好望角至马尼拉海湾货运航线上的老大。在吉米·麦特卡尔菲的家门口，连站岗的仆人都把她拒之门外，更不用说麦特卡尔菲的老婆了。几小时后，她离开旅馆，向警方告发了数年前麦克唐纳德－麦特卡尔菲公司的这位老板想撞死老婆的阴谋。当班的警官打了一通电话，接着便在她钱包里搜出了一包可卡因。

“现在怎样了？”我问他，“天哪，唐纳德！现在怎样了？”

“我去把她救出来，”加兰说。

“可以吗？”

“可以。”

“怎么做呢？”

“你说呢？”

钱？勒索？女孩？男孩？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不会再问了。管它呢，只要能做成，怎么做都行。

“问题是，”加兰说，“海伦出狱以后呢？当然，我可以在这儿把她安顿得舒舒服服的。我可以给她需要的一切，帮助她重新振作起来，继续生活下去。我想知道你觉得怎样对她是最好的。她可不能再落到进退两难的地步了。”

“什么进退两难？唐纳德，这话我有点听不明白。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好的。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她到了那儿没去找你呢？”

“因为她脑子里只想着见吉米。她知道如果先来找我，我肯定不会让她靠近吉米。我了解吉米这个人，比她更了解。”

“你之前就知道她要来香港吗？”

“是的，当然知道。”

“在你来我家吃饭那晚吗？”

“不，不是的，我亲爱的孩子。就在一星期前。但她本来要发电报过来让我去机场接她的，结果她自作主张了。”

“她不该这样，”我一时说不出别的话来。

“问题是，她是回到你身边，还是和我待一起？我想问问你怎样做比较好。”

“你确定她能出狱吗？确定警方会撤诉吗——”

“要不然我就不会打电话跟你说这些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呃，这还得由海伦决定，不是吗？也就是说，我得去和她谈谈。”

“你去不行，我倒是可以。所幸她还没被铐起来押去马来西亚。我们的警察局长不是什么大慈善家，除非哪件事对他自己有利。你的对手可不是艾伯特·史怀哲(156)。”

“当然，当然。”

“她以前常常告诉我，‘和吉米出去买东西太难了。如果我看见什么喜欢的东西，他一买就是一打。’她常常对吉米说，‘可是，吉米，我一次只能穿一件。’但吉米永远也没法明白，凯普什先生。他做什么事都是以十二为单位的。”

“好吧，这点我相信。”

“我不希望海伦再出什么事了——再也不要，”加兰说。“我想知道海伦究竟怎么了，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些年来，她吃尽了苦头。她是个不平凡的女人，迷人极了！可生活却如此折磨她。我绝不让你们中的任何人再去折磨她了。”

但我没法告诉他海伦到底怎么了——我连我自己怎么了都不知道。我说，我得先联系海伦的家人，让他们别再担惊受怕。我会再打电话给他的。

会吗？我干吗要打给他呢？

海伦的母亲彬彬有礼地问：“那她什么时候回家呢？”仿佛我刚刚汇报的是，她女儿因为放学后社团开会要晚点回来。

“我不知道。”

但这个回答并没让这位女冒险家的母亲再生担忧。“我真希望你能及时告诉我，”她充满期待地说。

“我会的。”

“谢谢你打电话来，大卫。”

除了感谢别人打电话通知她，这位冒险家的母亲还能做些什么呢？

而当这个女冒险家在远东蹲大牢时，她的丈夫又会做些什么呢？晚餐时，我精心摊了个鸡蛋饼，不冷不热，刚刚好，再就着些西芹丁、一杯葡萄酒和一片涂上黄油的吐司吃了顿晚饭。接着，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他不希望我折磨她；可以，我不会折磨她——但更重要的是，我不会折磨我自己。洗过澡后，我决定穿上睡衣，在床上看会儿书。就我一个人，没有女人，当时还没有。那些甜蜜的时光以后自然会来的。什么都会有的，不是吗？我似乎又回到了六年前的那个晚上，我还没甩掉懂事的女友，也还没把香港来的海伦从派对上带回家。不同的是，现在我有了工作，有书要写，而且拥有这套舒适的公寓，装修精美，很有品位。这一切似乎都属于我一个人。莫里亚克(157)怎么说的来着？“独享这张舒适的床。”

连续好几个小时，我简直幸福到了极点。我有没有听过或读过一个人从地狱直接升入天堂这样的好事呢？根据常理，人都是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我要说的是，在极少数情况下，人也可能会从地狱升入天堂。天哪，我真的感觉很好！我不会折磨她，也不会折磨自己，永远也不会了。我无所谓。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二百四十分钟左右。

我从以前的论文导师、现在的同事阿瑟·舍恩布伦那儿借了笔钱，买了去亚洲的往返机票，第二天就过去了。（在银行，我发现海伦一周前就取走了我们账户上所有的存款，买了单程机票，准备开始新生活。）在飞机上，我有时间好好思考一下——思考，思考，再思考。我肯定想让她回来，我肯定没法放弃她。不管我有没有意识到，我肯定还爱着她，她肯定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

这些话没一个字能打动我，绝大多数都是我鄙视的用词：这是海伦的说话方式，海伦的思维方法。我少了这就没法活，她少了那就没法活，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命中注定……都是些幼稚的话！电影里的台词！《银幕爱情》里的话！

可是，如果这个女人不是我妻子，我还在这儿干吗呢？如果她不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我干吗要一直拿着电话从凌晨两点打到五点呢？难道就是那种自傲让我没法把她托付给她那个同性恋保护神吗？不，不是那样的。我既不是出于责任，又不是因为羞耻；既不是自讨苦吃，又不是幸灾乐祸……

那就因为爱了。爱！姗姗来迟！爱！在经历了毁灭它的这一切后终于来了！突然之间，这种爱比任何一刻来得更强烈！

在飞机上醒着的时候，我回想她之前说过的每一句蜜语甜言。

我在加兰的陪同下去监狱见我妻子。加兰神情严肃、风度翩翩，俨然一副银行高管和商人的模样。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香港警探和美国领事馆一位穿着整洁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也去机场接了我。离开航站楼准备上车时，我对加兰说：“我还以为她已经出狱了呢。”“正在和他们协商谈判，”他说，“似乎牵扯到更多人的利益，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那位年轻的领事馆官员揶揄道：“香港是集体协商谈判的发源地。”除我以外，似乎车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实。

搜过身后，我获准进入一间狭小的屋子，和她坐在一起。在我们身后，房门被重重地锁上了，锁门声吓得她惊慌地抓住我的手。她脸上脏兮兮的，嘴唇起了水泡，眼睛……我简直无法直视她的眼睛。看到她的眼睛，我的心都要碎了。她身上还臭烘烘的。我在飞机上那么爱她，可现在来到这儿，在地面上，我实在无法找到飞机上的那种感觉。以前在地面上，我也从没那样爱过她。而此刻在监狱里，我也不会强迫自己去爱她。我不是那种白痴。但这可能让我成了另一种白痴……不过这等以后再说吧。

“他们栽赃说我带了可卡因。”“我知道。”“他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她说。“他不会得逞的。唐纳德很快就会救你出去。”“他必须救我出去！”“是的，他正在努力，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出去的。”“我要告诉你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所有的现金都没了，被警察偷走了。他让他们对我做什么——他们都照办了。他们笑话我，还对我动手动脚。”“海伦，跟我说实话。我得知道，我们心里都得清楚。等你从这儿出去了，你愿意继续留在唐纳德家吗？他说他会照顾你的，他——”“不行！别！哦，别把我扔在这儿，求你了！吉米会杀了我的！”

在回去的飞机上，海伦不停地喝酒，直到空姐说不能再提供酒时，她才停了下来。“我确信你对我是绝对忠诚的，”她说，她突然变得出奇地健谈。“是的，我觉得你肯定是，”她说。威士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监狱留给她的可怕的回忆，她暂时淡忘了被关禁闭的恐惧感。她现在走出了吉米·麦特卡尔菲报复她的噩梦，她迷迷糊糊地平静了下来。我懒得再这样或那样回答她。关于去年和别的女人上床那两次毫无意义的经历，我没什么好说的；如果我告诉她，她的竞争对手是谁，她只会一笑而过。那些女人连她百分之一的魅力都及不上——连她百分之一的个性都没有，更不用说没她可爱了。当我意识到她们的满足来自我对海伦·凯普什的冷落时，我恨不得朝她们脸上吐口水。如果我搬出这些女人来骗她，向她解释这是件多么令人不满的事，我根本就别想博得她太多的同情。很快，几乎很快，我发现根本不可能利用其他女人来欺骗像海伦这样讨人厌的妻子，除非同时丢尽我自己的脸面。我没吉米·麦特卡尔菲的本事。他可以毫不留情地给对手致命的还击，但我做不到。他总是有仇必报，而我可能是得了抑郁症……因为醉酒和疲劳的缘故，海伦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不过，她洗了澡，吃了饭，换了衣服，还化了妆，就开始想和人说话。这可是这些天以来头一回想和人说话。她现在希望在这个世界上重新找到归宿，不是做一个战败者，而是找回自我。“嗯，”她说，“其实你不用这么听话，你知道的。你可以去找个小情人，如果那样能让你开心的话。我可以接受的。”“很好，”我说。“大卫，要是我对你不忠的话，你会受不了的。你看，我对你一片忠心，不管你信不信。这辈子我只对你一个男人这么忠诚。”我相信吗？我能相信吗？那如果我应该相信呢？那样我成什么了呢？于是我什么也没说。“你还不知道我以前上完健身课常会去哪儿吧？”“是的，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早上穿着最喜欢的衣服出门干什么去。”“我有我的想法。”“唉，他们都错了。我没情人，从来没有，和你在一起后再也没有。因为那么做太过分了，你会接受不了的——所以我没那么做。你会被压垮的，你会原谅我，却再也无法做回你自己。你的心会一直滴血，永远也好不了。”“反正我的心已经滴血了，我们俩都是。你那一身打扮去哪儿了呢？”“我去机场了。”“然后呢？”“我坐在泛美航空公司的候机厅里。手提包里装着护照，还有首饰。我就在那儿看报纸，等别人来请我去头等舱候机室喝上一杯。”“我敢说，经常有人来邀请你。”“经常——没错。然后我会去那儿喝一杯。我们会聊聊天……然后他们就让我跟他们一起走，去南美，去非洲，去世界各地。有个男人甚至让我跟他去香港出差。但我从没答应过，从来没有。相反，我回到了家中。你便开始拿支票簿的存根大做文章，对我骂骂咧咧。”“你多久去那儿一次？”“经常去，”她回答说。“为什么呢——想看看你还有没有这种能力吗？”“不是，你这个傻子，我是想看看你还有没有这种能力。”她抽噎起来。她问，“要是说我觉得我们该要个孩子，你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不会冒这个险的，不会和你冒这个险。”我的回答让她语塞。“哦，你这狗娘养的！没这必要，用不着这么残忍……”她说。“哦，吉米想杀死他老婆时，我干吗不由他去呢！”她大叫。“别闹了，海伦。”“你现在该去看看她——她站在那儿，十英尺远的走道里，瞪着我。你该看看她——她看起来像条鲸鱼！那个帅哥和鲸鱼上床！”“我已经说过让你别闹了。”“吉米让他们把可卡因栽赃在我身上——栽赃给我，他爱的人！他让他们拿走我的钱包，偷走我的钱！我是多么爱那个男人！我离开他，只是为了救他，免得他沦为谋杀犯！而现在他恨我太正派，你又嫌我太风骚，而事实是，我比你们俩更好、更坚强、更勇敢。至少我曾经是这样——我二十岁时就超过了你们！你不想冒险和我生孩子吗？那和像你一样的人怎样？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了孩子的话，事情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呢？是？不是？回答我！哦，我都等不及想见识见识会和你冒这种险的小个子女生了！要是你早点把她弄到手就好了，在几年前——从一开始就把她弄到手！这样我就无话可说了！”“海伦，你累了，你喝醉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你太想要孩子了。”“我是非常想。你这个傻子！你这个笨蛋！哦，我干吗要跟着你上这飞机！我本可以和唐纳德在一起！他和我一样需要有人陪。我该留在他家陪他，让你一个人回家。哦，怎么我在牢里就失去勇气了呢？”“那是你的吉米让你失去了勇气。你怕一出狱他就会杀了你。”“他不会那么做的——那样太疯狂了！他那么做完全是因为他深爱着我，我也爱他！哦，我等啊，等啊，等啊——等你等了六年！为什么你不能把我像男人一样带进你的世界呢？”“也许你说的是为什么我没把你从你的世界里带出来。我做不到。当初什么样的人把你带进去，现在只能再靠这样的人把你带出来。当然，我很清楚，我的声音特别难听，样子也不敢恭维，但我绝不会因为一片吐司去雇职业杀手来伤害你，你是知道的。下次你想要逃出一个恶人的魔掌，就再找个恶人来救你吧。我认输。”“哦，天哪！哦，上帝！为什么他们不是残忍的畜生就是胆小鬼呢？乘务员小姐，”她说，一把抓住经过走道的那位空姐的胳膊。“我不想再喝了，我已经喝够了。我只想问你个问题，别害怕。为什么他们不是残忍的畜生就是胆小鬼呢，你知道吗？”“谁，女士？”“你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难道你没发现吗？他们连你这样的小可爱都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你得时刻对人保持那样的露齿微笑。看看那些混蛋的眼睛吧，他们不是看着你的腿，就是盯着你的脖子。”

终于，海伦睡着了。她的脸在我肩上亲昵地蹭来蹭去。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期末考试卷，从一百来个小时之前停下的地方继续批改。是的，我带上了学校里的活儿——这会儿这也是个好东西。我无法想象，如果我没带上这些考卷，怎样才能在飞机上打发这剩下的无数个小时。“没有这个……”然后看着自己用海伦的齐腰长发在她脖子上缠了一圈。谁用自己情人的头发勒死了情人来着？这难道不是勃朗宁(158)那首诗中的某个人吗？唉，管它呢！

“对爱的追求是契诃夫作品反复表现的主题之一，爱并不一定可以增强幸福感，但它的确是必不可少的。”

我开始批改的那份试卷，重新开始的那份，是凯西·斯坦纳的，就是我想要领养的那个女孩。“很好，”我在她首句旁的空白处写下这样的评语；接着又读了一遍，然后在“必不可少的”前面加上一个插入号，写上“生存（？）”这几个字。我一直在想：“几英里之下，就是波利尼西亚(159)的海滩。啊，亲爱的，让我心醉神迷的宝贝！这次把我们折腾得够呛！香港！真见鬼，这件事本该全部发生在辛辛那提(160)！客房，警察局，机场。一个报复心极强的狂妄自大者和一帮狡诈的警察！还有一个想要成为克娄巴特拉(161)的人！我们的积蓄全花在这部垃圾二级惊悚片上了！哦，这次旅途本身就像一场婚姻——无缘无故地来回四千英里，跑去异国他乡折腾一番！”

我努力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手头的工作上，重新批改凯西·斯坦纳的期末试卷。我不再去想海伦和我该不该要个孩子，也不去想到底谁该对不想要孩子这一点负责；我也不再责备自己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却做了。吉米·麦特卡尔菲指使警察，“给她点颜色看看，先生，这个婊子会长记性的。”而我在专心批改凯西试卷的每一页，纠正每一个错误标点，指出她使用不当的垂悬分词，在试卷空白处认认真真地写下评语和疑问。我和我的“期末考试”；我批改试卷的笔和夹试卷的回形针。麦特卡尔菲大王怎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呢——唐纳德·加兰和他不近人情的警察局长也不能。我想我该笑一笑吧！可我是个文学教授，又不是警察，我在很久前就把骨子里那点专制残暴赶跑了——不过看来，或许这东西又被我赶跑得有点过头了，所以我并没一笑置之，而是接着阅读凯西写的结尾，可怎么也读不下去。自从海伦失踪后，我一直在克制着自己，如今我的自制力就那样渐渐消失了。我转过头来，脸贴在窗户上，外面已是漆黑一片。这架轰鸣的飞机正送我们回家，我们两个受伤的人将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关系。我为自己而哭泣，为海伦而哭泣。最后，当我意识到并不是什么都已经完了，意识到尽管不幸的婚姻让我元气大伤，尽管我不切实际地向我年轻的学生寻求帮助，我总归还有个来自比弗利山的女儿时，我似乎哭得更伤心了。这个女孩胖乎乎的，十分讨人喜欢，没受过任何伤害和惊吓，她写下这篇忧伤而美丽的哀歌，对她所谓的“安东·契诃夫的全部人生哲学”做了个总结，完成了大学二年级的学业。但这可能是凯普什教授教会她的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我也是在飞机上刚开始有所体悟的啊！“人生来是无知的，”女孩写道，“只有经历了理想的破灭，我们才能明白。然后，我们开始惧怕死亡——我们只能得到些许幸福的残片，用它们抵消我们的伤痛。”

(1)　口香糖创始人托马斯·亚当斯于1870年推出的一种以甘草精调味的口香糖。

(2)　Cugat（1900—1990），美国拉丁流行音乐界重要人物。

(3)　Krupa（1909—1973），美国著名爵士乐歌手、乐队鼓手兼曲作家。

(4)　Danny Kaye（1911—1987），美国喜剧演员，活跃于百老汇、电影及电视，擅长模仿、舞蹈和歪唱打油诗。

(5)　Tony Martin（1913—2012），美国犹太裔演员兼歌手。

(6)　用来把帽子固定在头发上，通常带有装饰性的长而直的针。

(7)　犹太人名很多都以“欧维茨”（owitz）结尾。此处“甲欧维茨”及后文“乙欧维茨”“丙欧维茨”“丁欧维茨”都是泛指参与讨论的犹太客人。

(8)　纽约著名影剧院，于1927年开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常上演百老汇剧目。

(9)　金拉米纸牌的一方玩家除一张手牌，其余牌都可组成牌组，此时这个玩家可以说“金”，原文为Gin。

(10)　纸牌中，介于十和王后之间的牌，也就是通常出现在牌面上的J。

(11)　Billy Rose（1899—1966），美国词作家和剧场经理人，曾为许多著名歌曲作词，如《我和我的影子》、《不过是个纸月亮》等。

(12)　由比利·罗斯负责编排的水中歌舞表演，首演于1937年的美国大湖博览会。

(13)　世界顶级歌剧院之一，大都会歌剧院协会的基地，在纽约市，于1883年建成。

(14)　犹太男人晨祷时的披巾。

(15)　凯普什的昵称。

(16)　美国喜剧歌舞电影《出水芙蓉》中的人物，是片中的爵士乐队成员之一。他说话带有浓重的西班牙口音。

(17)　一种用公羊的角制成的号角。古时候犹太人通过吹羊角号发出警告或号召；如今通常在犹太教堂举行宗教仪式时，尤其是在犹太新年的祈祷仪式上以及赎罪日宣告斋戒结束时吹响。

(18)　德国城市，位于巴伐利亚州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脚下，以希特勒在萨尔茨堡山上的别墅“鹰巢”而闻名。

(19)　指希特勒。是纳粹时期人们对希特勒的称呼。

(20)　又称“敬畏之日”、“可畏之日”，是犹太教中人们祈祷和自省的一段时间，始于提斯利月初一日的犹太新年，到初十赎罪日止。犹太祭司吹响羊角号宣告犹太新年的到来，提醒人们赎罪日临近，这段时间里信众自我反省，悔改过错，向神祈求饶恕。

(21)　《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

(22)　国家迎宾仪式中鸣放礼炮的最高规格，一般在迎接国家元首、皇室成员以及重要庆典时鸣放。

(23)　德国文学及音乐领域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一次改革。该运动提出要摆脱传统的束缚，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让人的情感得以自由发挥，是文艺形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过渡。

(24)　美国漫画家、探险家、收藏家和记者罗伯特·李普利于1918年在《纽约环球报》上开设的漫画系列专栏。该专栏以漫画形式记录了李普利周游一百九十八个国家所搜集的各地的奇闻趣事。

(25)　犹太人的圣日，犹太历法新年的第十天，在阳历的9月下旬和10月上旬之间。

(26)　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的一个城市，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以北。

(27)　又译昆斯区，纽约市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28)　新泽西州博根县的县治，距纽约市曼哈顿中心区约十九公里。

(29)　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公元前六世纪由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巴比伦城为其患思乡病的王妃安美依迪丝修建，现已不复存在。

(30)　指赫比·布若塔斯基。

(31)　历史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所用的语言，是多种语言的混合，主要来自中世纪日耳曼方言，其次来自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各种斯拉夫语、古法语及古意大利语。

(32)　Giraudoux（1882—1944），法国剧作家，主要剧本有《特洛伊之战不会爆发》、《埃勒克特拉》、《昂丁娜》等。

(33)　Sophocles（公元前496—公元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其作品主题多表现个人意志与命运的冲突，代表作有剧本《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等。

(34)　Congreve（1670—1729），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风俗喜剧作家，擅长用戏剧对话讽刺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

(35)　一种穿插着歌舞场面的喜剧。

(36)　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先知，因看智慧女神洗澡而致双目失明。他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名作《俄狄浦斯王》中的人物，预言俄狄浦斯将弑父娶母。

(37)　犹太教中负责执行教规、律法、主持宗教仪式的人，是犹太教堂中的主要神职人员。

(38)　纽约州东南部城市，临哈得孙河，在纽约市北面。

(39)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马丁·布伯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布伯阐明了他的“关系”哲学，指出人的存在有两种关系——“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揭示了“人类生活意义的归宿在于关系”这一主题。人的一切关系最终要走向同“永恒之你”，即上帝的关系。

(40)　十八世纪中叶东欧犹太人中出现的神秘主义派别。他们反对犹太教的正统律法，贬低理性和知识，强调人的情感，认为人可以通过虔诚的祈祷与上帝交流。

(41)　百老汇音乐剧，首演于1947年。该剧围绕主人公爱尔兰移民费妮安展开，是一部集奇思妙语、爱情故事和政治讽刺于一体的作品。

(42)　文中“顽皮小鬼”指小精灵欧格。

(43)　Duke of Windsor（1894—1972），即英国温莎王朝的第二位国王爱德华八世。他与辛普森夫人一见钟情。辛普森夫人出身于普通家庭，离过两次婚，嫁入英国王室有悖惯例。他为迎娶辛普森夫人而选择放弃王位。

(44)　在纽约市昆斯区西北部，是纽约市少数族裔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45)　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县治，距纽约市约五十千米。

(46)　美国动画片《大力水手》的主人公。波佩是一个体格瘦弱、外形古怪的水手。他与女友奥利弗在一起生活后，总受到坏人布鲁托的欺负，布鲁托试图抢走奥利弗。每当碰到困难时，波佩总能得到一罐神奇的菠菜，吃了之后，他变得肌肉发达、力大无穷，最终战胜布鲁托。这句话指他的肌肉就像波佩吃过菠菜后一样发达。

(47)　西班牙歌曲，发行于1924年，最初只是一首纯音乐作品，后来才配上西班牙语歌词，也有英语歌词。

(48)　美国著名的打印机生产厂商，原为生产枪支的企业，后于1873年开始生产雷明顿牌打印机。

(49)　纽约州的一处高原地区，靠近纽约市，位于奥尔巴尼西南、哈得孙河以西。

(50)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诗人、辉格党成员。他文学造诣高深，文笔明快，逻辑严谨，主要作品包括散文随笔、评论和英国历史。《自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是其代表作。

(51)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诗人、剧作家及政治家。英国期刊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与好友理查德·斯梯尔共同创办的两份杂志《闲话者》和《旁观者》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

(52)　Steele（1672—1729），爱尔兰散文家、剧作家、记者和政治家。在伦敦读书期间与约瑟夫·艾迪生结为好友，合作办刊。

(53)　出自麦考利1843年撰写的《评艾肯的〈艾迪生的一生〉》一文。

(54)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家、神学家，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和存在哲学的思想先驱之一。

(55)　又译为《或此或彼》。克尔恺郭尔的重要专著，初版于1843年。全书分为上下两卷，由十一篇论文组成，围绕存在的审美和道德的“阶段”展开探讨。上卷中八篇论文讨论审美的人生态度，构成了“此”；下卷里的三篇论文讨论道德的人生态度，提出人生选择的问题，构成了“彼”。全书每篇论文虽在主题上各自独立，但却相互联系，意在表明存在的本质即选择，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同选择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比另一个更优越。

(56)　犹太人的成人礼，一般在男孩十三岁时举行，象征该男孩从此要开始承担责任和义务。

(57)　纽约州首府。

(58)　美国著名长途客运公司，其班车可到达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数千个城市站点。该公司的巴士上都绘着一只奔跑的灰狗。

(59)　大卫的昵称。

(60)　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作家。其风流韵事在其自传体法语小说《我的一生》中有所描写。他被称为“追寻女色的风流才子”。他的名字如今被引申为“花花公子”、“风流才子”的意思。

(61)　英裔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弗朗西斯·伯内特的小说《小少爷方特罗伊》的主人公。他来自美国，起初叫塞德里克，一夜间成为英国贵族勋爵的继承人，得到了英国最美丽的庄园。文中指胆小的戴维为免受牵连而出卖朋友，这种自私行为与塞德里克为继承英国爵位而放弃美国国籍的做法有相似之处。

(62)　美国女性时尚杂志。

(63)　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罗密欧来到凯普莱特家的花园，见朱丽叶在窗前，便说出这段独白。

(64)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剧作家和小说家，推动现代戏剧发展的剧作家之一，被誉为瑞典“现代文学之父”。其创作先后带有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特征。

(65)　O'Neill（1888—1953），美国剧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被誉为“美国戏剧之父”，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多反映美国社会中人们在外界压力下性格的扭曲等现实问题。

(66)　纽约州东北部克林顿县的县治，位于尚普兰湖西岸。

(67)　斯尔凯的英文是Silky，有如丝般柔滑的意思。

(68)　法国诗人和作家夏尔·佩罗的童话《蓝胡子》中残暴的贵族主人公。他娶过许多妻子，却接连将这些妻子杀死。后来蓝胡子多用来指乱娶妻妾的男子。

(69)　莫扎特谱曲、意大利诗人蓬特撰写脚本的二幕喜歌剧《乔万尼先生》（又名《唐璜》）的主人公。取材于西欧的《唐璜》传说。乔万尼风流倜傥，他曾诱惑一位来自贵族家庭的少女，并杀害了她的父亲冈萨罗。后与少女父亲的幽灵共进晚餐，当乔万尼伸手与冈萨罗握手时，他被拖下地狱。后来乔万尼在文学和音乐作品中成为“情圣”的代名词。

(70)　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所作《非此即彼》一书上卷中《好色之徒的日记》的叙述者。日记记述了约翰尼斯谋划勾引一位年轻女子的过程，阐明了唯美主义者“兴趣至上”的观念，揭示了这种人为满足自己窥探他人私生活的兴趣而不择手段的做法。

(71)　英国普郡的重要港口城市。

(72)　伦敦南部旺兹沃思自治市的一个区。

(73)　由英国国王乔冶四世于1829年创办，是伦敦大学创始学院之一。

(74)　英国伦敦卡姆登自治市南部一个区。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早期，作家伍尔夫、福斯特，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罗素等知识分子在此组成“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对英国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

(75)　写于1120年和1400年之间冰岛的一种叙事散文，主要描写最先在冰岛定居的家族及其后代的故事、挪威国王的历史和早期日耳曼神和英雄的神话传说。

(76)　由美国国务院资助并管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国际文化、教育交流项目。

(77)　伦敦中心梅费尔住宅区的一个小广场。由建筑师爱德华·谢泼德于1735年至1746年设计规划。一战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此处以泛滥的街头卖淫而臭名昭著。

(78)　伦敦市内一娱乐区，二十世纪后期以丰富的夜生活和发达的电影制造业而闻名，也是当时著名的红灯区。

(79)　Baugh（1891—1981），英国学者，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英语语言史和诗人乔叟等，著有《英语史》、《英格兰文学史》等。

(80)　Trev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文中的三卷平装本是指《安娜女王统治下的英国》。

(81)　英国顶级百货商场。

(82)　包括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四国。

(83)　瑞典最大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拥有七个学院、多个研究中心和专门机构。

(84)　北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成立于1477年，坐落在瑞典第四大城市乌普萨拉市，被称为“瑞典的剑桥”。

(85)　伦敦的皇家公园之一，位于皮卡迪利大街以南，海德公园与圣詹姆斯公园之间。

(86)　伦敦肯辛顿—切尔西区一条南北向主干道，是英国最大的室内展馆伯爵宫展览中心的所在地。

(87)　瑞典最大的群岛，位于波罗的海。

(88)　伦敦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公园，位于伦敦汉普斯特德希斯街区附近，以其广阔的绿地闻名于世。

(89)　棒球比赛中，防守队员对在两个垒位之间跑动的跑垒员进行传杀，迫使跑垒员出局的防守行为。

(90)　一项类似垒球和跑柱式棒球的业余体育运动。该运动在瑞典、挪威和丹麦非常流行。

(91)　也叫“高飞球”。棒球比赛中，击球手将球击向空中，在尚未落地之前，接球手起身将球接住。

(92)　儿童在街巷内玩的一种类似棒球的游戏。

(93)　一种两人玩的纸牌游戏。每个玩家获得十张手牌，需舍弃不搭配的手牌，留下可以形成牌组的手牌，通过计分决定胜负，得分高者获胜。

(94)　Gustav V（1858—1950），自1907年开始任瑞典贝尔纳多特王朝第五任国王，共统治四十三年，是瑞典历史上统治时间第二长的国王，也是瑞典最长寿的国王。在其统治期间，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保持中立，未受战争影响。

(95)　受瑞典口音的影响，伊丽莎白将百搭牌这个英文单词（joker）首字母的塞擦音/dʒ/误发为滑音/j/。

(96)　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工人。1920年，二人因参加工人运动被美国警方指控为波士顿地区一抢劫杀人案的主犯。在多轮审判中，虽然二人提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但最终仍被处以死刑。该审判遭到国际社会的抗议，在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对该案进行复审，于1977年7月17日宣布二人无罪。

(97)　波姬塔的昵称。

(98)　伊丽莎白的昵称。

(99)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是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他性格孤僻，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100)　马克·吐温小说《傻瓜威尔逊》中的人物戴维·威尔逊。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雄心勃勃的青年，从纽约来到密苏里州一个小镇开始律师生涯，希望改造黑暗的社会。然而镇上的人无法理解他，将他视为外乡来的傻瓜，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傻瓜威尔逊”。

(101)　伦敦著名大街，是繁华的商业中心。

(102)　意大利制造商，制造计算机、打字机等办公室设备，成立于1908年，是意大利的第一家生产打字机的厂商。

(103)　伊斯兰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特指前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104)　Browning（1806—1861），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她作品的主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抒发生活感情；二是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奴隶制、暴露社会弊端。她的诗作以丰富的想象力著称。

(105)　1663至1813年间英国发行的金币，相当于一点〇五英镑。

(106)　美国研究中世纪文学及亚瑟王传奇的权威学者罗杰·谢尔曼·卢米斯（Roger Sherman Loomis）的代表作之一，初版于1949年，曾获美国中世纪学会哈斯金斯奖章。该书通过详细分析十二世纪末期法国传奇诗人克雷蒂安·德·特鲁瓦四首关于亚瑟王的传奇诗歌（《艾莱克与艾尼德》、《伊万，狮子骑士》、《朗斯罗，大车骑士》和《伯斯华，圣杯的故事》），认为亚瑟王传奇大多取材于凯尔特人的生活经历。

(107)　两本古冰岛有关神话传说的文学集的统称，包括诗体《老埃达》和散文体《新埃达》两种，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记述了从公元八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北欧海盗时代”的海盗故事与传说。

(108)　固定接送城市和港口之间旅客的火车。

(109)　斯德哥尔摩群岛上的一个小岛。

(110)　瑞士一船运公司，主要经营斯德哥尔摩群岛和斯德哥尔摩港之间的航线。

(111)　巴黎监狱。原本是十二世纪百年战争时为防御英国人进攻而建的军事堡垒。自十六世纪起，开始成为关押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犯的监狱。

(112)　指萨德侯爵，1784年被关入巴士底狱。他是法国贵族、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朱莉埃特》、《美德的厄运》等。他曾因变态的性虐待行为多次被囚禁。

(113)　法国西北部上诺曼底地区鲁昂附近的一处景点。塞纳河流至该地区后，经由维尔农流过鲁昂，再延伸至勒哈弗尔，最后流入英吉利海峡。

(114)　法国西北部港口城市，位于塞纳河下游。

(115)　James Dean（1931—1955），美国著名电影演员。1999年美国电影学院“百年百大明星”男演员第十八位。他闯荡好莱坞的反叛经历和塑造的颓废沉沦青年的形象使其成为所处时代叛逆精神的代表。他一生仅主演过三部影片——《伊甸园之东》、《无因的反叛》和《巨人》。

(116)　法国西北部厄尔省的一个镇，位于塞纳河畔。

(117)　鲁昂著名历史古迹，是一个于1389年制造的天文钟，安装在鲁昂市中心大时钟街的拱门上。

(118)　指鲁昂主教座堂，是天主教鲁昂总教区主教座堂。

(119)　位于意大利与瑞士交界处的奔宁阿尔卑斯山脉，海拔四千四百八十一点一米。

(120)　太平洋西部沿亚洲东海岸延伸、在日本南部与马来半岛之间的海域。

(121)　原指北欧的叙事传奇，亦可指讲述事迹或家世的较长的传奇或故事。

(122)　缅甸首都。

(123)　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省省会，伊洛瓦底江东岸。

(124)　俄亥俄州凯霍加县一城市。与克利夫兰相邻，位于其东边。

(125)　柬埔寨吴哥王朝时期高棉王国的都城，大约始建于公元九世纪，位于现今柬埔寨的西北部，以其一千多座庙宇闻名于世，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作“世界最大庙宇”的吴哥窟。

(126)　泰国北部第一大城市，清迈府首府。

(127)　又称“缅甸老铜权”，始铸于约十七世纪初，有大象、麒麟、公鸡等形状。最初用于中国西南及缅甸边境地区的鸦片交易，后也用于称量其他物品。如今一些古董玩家将其作为一种吉祥玩物进行收藏。

(128)　美国一家地图、地图集、地球仪的出版商。

(129)　Conrad（1857—1924），波兰裔英国小说家，被誉为“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多以航海冒险为主题，探寻人类的心灵和生活的哲理。他在作品中采用印象主义创作手法，通过视觉形象激发读者的想象，表达象征意义。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黑暗的心》、长篇小说《吉姆爷》、《诺斯托罗莫》等。

(130)　居住在比利时北部佛兰德斯地区的一个以荷兰语为母语的族群。

(131)　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中的一位吉卜赛女郎。在歌剧表演中，卡门的腰间系着一条丝巾。

(132)　洛杉矶东北郊的卫星城，以在玫瑰球场举办的美国大学年度“玫瑰碗”橄榄球比赛和玫瑰花车游行而闻名。

(133)　《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安娜的情人。他是一名军官，与安娜在莫斯科的舞会上相恋。共同生活后，二人之间的不信任与日俱增。他对安娜态度越来越冷淡，安娜为惩罚他而跳下火车站台自杀。安娜死后，他因愧疚而参加了塞尔维亚战争，希望在战争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134)　《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安娜的丈夫，是政府高官。

(135)　英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于190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主人公兰博特·斯特莱塞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单身汉，他被派去巴黎调查查德和一位法国女子关系不清不白的传闻。到法国后，他听信了查德的话，坚持站在他们这一边。但在一次巧遇中，他却发现两人的确存在情人关系，这使他感到万分痛苦和羞辱。

(136)　海明威的第一部重要长篇小说。女主人公勃莱特在一战中失去了丈夫。战后她侨居巴黎，虽然已有未婚夫，但依然整天在酒吧、斗牛场等场所寻欢作乐。美国青年巴恩斯爱上了她，她却无法接受他丧失性能力的事实。她拒绝了犹太青年科恩的追求，爱上了十九岁的斗牛士罗梅罗。双方年龄悬殊，勃莱特考虑到罗梅罗的前途，最终选择了离开，并回到巴恩斯的身边。小说描写了一战后流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空虚放纵的生活，表达出他们内心的苦闷与迷惘。此处将海伦与勃莱特相联系，是为了表明她生活放纵。

(137)　原文为crate，为“破飞机”的俚语表达，略带贬义。

(138)　出自约瑟夫·吉卜林的诗《曼德勒》。

(139)　一种用来抛光打磨的轻质多孔火山岩。

(140)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一城市，在圣盖博山的山脚下。

(141)　出自契诃夫短篇小说《关于爱情》。

(142)　指格瑞提皇宫酒店。位于威尼斯大运河畔，始建于1525年。

(143)　威尼斯的主要水道，被誉为威尼斯的水上“香榭丽舍”大道。

(144)　拜伦自1816年年底至1823年在意大利生活。他曾获得了英国上议院世袭议员的席位，但其政见引起了当局的不满，他被迫永久离开英国，移居海外。在意大利，他进入了创作高峰期，完成了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重要诗作。

(145)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与《套中人》、《醋栗》并称为契诃夫的“小三部曲”，是“小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通过叙述者阿列兴讲述的爱情故事，表明爱情并不局限于夫妻之间，爱情是纯洁高尚的，所谓的幸福、不幸、道德、罪恶、美德、阶级、地位等都与爱情无关。

(146)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关于爱情》的叙述者。他大学毕业后为还债而留在索菲诺村，从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地主。他爱上了朋友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但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克制了自己对安娜的爱。他在安娜离开时表白了自己的真爱，但已经无法得到这份爱情。

(147)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在雅尔塔度假的一个俄国银行职员与一位年轻女士之间发生的外遇。

(148)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西部。该市拥有全美知名的高级住宅区，许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好莱坞名流、富豪都居住于此。

(149)　特拉华州最大的城市，位于该州的北部，是纽卡斯尔县的县治。

(150)　一种不透明的、白色或浅色的纹理细密的石膏。

(151)　现名为“泰国湾”，位于中国南海的西南部，毗邻柬埔寨、泰国及越南，以生长在其海域的珊瑚礁闻名。

(152)　著名芭蕾舞剧，取自俄罗斯神话，描述年轻王子伊凡抓住火鸟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153)　一种仿俄罗斯哥萨克士兵制服的扣襟不对称的立领束腰外衣。

(154)　僧侣在自惩或苦修时所穿的一种带有刺毛的衣服，通常喻指刑具或苦难的根源。

(155)　Onassis（1904—1975），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商船队，被称为“希腊船王”。

(156)　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生于当时属于德国的阿尔萨斯，神学家、音乐家、哲学家和内科医生，人道主义者，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将尊重生命作为最高原则，三十多岁到非洲致力于慈善事业，为非洲奉献精力、智慧和爱心。

(157)　Mauriac（1885—1970），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政论等各种体裁，尤以小说著称。其主要作品有诗集《双手合十》，小说《给麻风病人的吻》、《爱的沙漠》、《苔蕾丝·德斯盖鲁》等。

(158)　Browning（1812—1889），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以心理抒情诗尤其是戏剧独白诗著称。他的三部戏剧独白诗集《男男女女》、《剧中人物》、《指环与书》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波菲利雅的情人》是他最早的戏剧独白诗之一。独白者是一个心理偏执狂，情人波菲利雅向他表白，他也深爱着波菲利雅。他用她的头发将她勒死，希望永远停留在她说爱他的那一刻。

(159)　中太平洋的群岛。

(160)　位于俄亥俄州西南部，在俄亥俄河畔，是该州重要工业城市和河港。

(161)　即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约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她与恺撒、安东尼、屋大维三人关系密切。历代诗人和作家多将她描述成一个不专情的肉感妖妇，如但丁的《地狱》、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等。

我最终从离婚的废墟中走出来，得益于阿瑟·舍恩布伦提供的一个工作机会。他离开斯坦福大学之后，去了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做比较文学系的主任。我在旧金山时就已开始看心理医生了——就在我开始向律师求助后不久。阿瑟建议我回东部教书后继续接受心理治疗，并且向我推荐了一位叫弗雷德里克·克林格的医生。他认识这位医生，称赞他是一位敢同病人说实话的医生。“他是个很不错的人，很讲道理，”他这么给我描述。“他是一位专家，”他告诉我，“通晓常识的专家。”可是，我需要的只是道理和常识吗？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过分钻牛角尖才把事情搞砸的。

弗雷德里克·克林格很不错，的确如此：他热情友好，长着一张圆脸，很有活力。得到我的同意之后，他一边给我治疗一边抽雪茄。我本来不太喜欢烟味，但抽烟似乎更能让他集中精力来治疗我的绝望症。他比我大不了几岁，白头发也比我少。我最近才开始长白头发。他身上透出一种成功中年男人的满足和自信。他总是在给我治疗时接电话，对此我很反感。不过从电话中我得知，他不仅是拯救一颗颗绝望心灵的最后一线希望，还是心理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是学校、出版界和科研机构管理层的成员，这个医生在给我治疗时对我的情况特别感兴趣，这让我很反感——其实，他的一切都让我看不顺眼。白条纹的双排扣西服，松垮的领结，把他发福的身体裹得紧紧的旧切斯特菲尔德大衣(1)；衣帽架上挂着的两个快要撑破的公文包；摆满书的桌上放着他孩子的几张照片，他们健康茁壮，喜笑颜开；还有伞架上挂着的网球拍；连被挤到又大又破的伊姆斯(2)椅子后的运动包也让我看着心烦。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手里拿着雪茄，为我排忧解惑。我早晨从卧室走过去刷牙，总要费好大力气，不然我可能会摔倒，在客厅的地板上动弹不得。这位时髦新潮、精力充沛的征服者能理解我吗？我没法完全弄清楚自己究竟消沉到什么地步了。我没能做成海伦的丈夫，也想不出什么法子让海伦成为我的妻子——我不想这样活着，现在我似乎宁愿一辈子就这样睡过去。

比如说，我为什么不能适应这个风骚的女人呢？“你，”他回答说，“娶了个荡妇吗？”“一直以来，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让她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什么能折磨她，折磨海伦，我就让她做什么，比如倒垃圾、洗衣服、做吐司。这些家务我母亲做得好得不能再好了，能考虑到每个细节！”“海伦连这点小事都不做吗？你要知道，她可不是勒达(3)和宙斯生的那个海伦。她就是个普通人，凯普什先生——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的中产阶级非犹太女孩。只不过因为她长着一张漂亮脸蛋，就能每年不掏一分钱去吴哥窟旅游。仅此而已啊。这些年来，不管她从那些喜欢年轻姑娘的已婚的有钱男人那儿得到了多少珠宝，她做出来的吐司还是冷吐司。”“我怕她。”“你当然会怕她。”他的电话响了。不，中午之前他不可能到医院。是的，他已见过她丈夫了。不，那位先生好像不是很愿意配合。是的，这最麻烦了。我得继续对付我这位不愿配合的先生了。“你当然会怕她，”他说，“你没法信任她。”“我不会信任她。她曾经对我很忠诚。这点我相信。”“这并不重要。她不过是在自慰而已。实际上你们俩从没动过真感情。既然如此，你说的那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听你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你们俩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和对方结婚。”“我也害怕波姬塔。”“哦，天哪，”他大叫，“谁不怕她呢？”“你看，要么是我没说清楚，要么是你压根儿就不想听我说。我的意思是，她们俩谁都不是等闲之辈，她们，好奇心十足，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她们可不是普通的年轻女人。”“哦，这个我知道。”“是吗？我有时以为你更会把她俩都归为很俗气的一类人。但其实她们并不俗气，这使她们与众不同。在我看来，她们俩谁都不俗气，她们是不一般的女人。”“确实如此。”电话响了。是的，什么事？我在给病人治疗，是的。不用，不用，你说吧。是的，是的。他当然明白。不，不，他在假装，别管那些。好吧，加大剂量，一天四支。但这是上限了。如果他还大哭大闹，你再给我电话。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吧。再见。“确实如此，”他说。“但是，娶了这‘非等闲之辈’中的一位，你该做些什么呢？一天到晚抚摸她的酥胸吗？还是和她窝在一起吸鸦片呢？那天你说你和海伦在一起的六年里只学会了卷大麻烟。”“我想你们这些心理医生就爱听这些！其实我学会了很多。”“事实还是没变——你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工作只是个习惯，”我说。我并没掩饰对他执意要“去除此事的神话色彩”的愤怒。“或许，”我疲倦地说，“读书是知识分子的鸦片。”“是吗？难道你想变成花童(4)吗？”他又点了根雪茄，说道。“我和海伦曾经开车北上，去俄勒冈的沙滩度假，我们在沙滩上光着身子晒日光浴。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有个男人躲在远处的小树丛里偷看我们。我们便开始穿衣服。但他还是朝我们走了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裸体主义者。我说不是。他便给了我一份宣传裸体主义的报纸，说我们想订阅时会用得着。”克林格大笑。“海伦跟我说，一定是老天派他来的。因为他来的时候，我已足足九十分钟没看书了。”克林格乐不可支，大笑起来。“看，”我告诉他，“你并不了解我最初遇到她时的情况。你不能信口雌黄。你不了解以前我是什么样的人，也不可能了解现在的我——我也没法了解自己。但二十岁刚出头那会儿，我天不怕地不怕，没几个比我胆大。尤其是在那些不太开心的日子里。事实上，那些好色的艺术家梦里想做的事我都做了。可以说，我刚开始独自闯荡那会儿是个性天才。”“难道你想在而立之年再当一回天才吗？”我都懒得回答。他太没见识了，而且还这么固执，这让我非常惊讶。克林格继续说，“海伦这样摧残自己，疯狂地想变成厄洛斯(5)的高级女祭司——她大放厥词，含沙射影，差点毁了你。你为什么还由着她对你评头论足呢？你觉得自己哪方面最不堪一击，她就攻击哪方面。你打算让她这样攻击多久呢？你这样做很愚蠢，你打算还要软弱多久呢？她这么‘放肆’，是为了什么呢——？”来电话了。“不好意思，”他说。是的，是我。是，请讲。喂——是的，我听得很清楚。马德里怎么样了？什么？呃，他当然会怀疑。你对他有什么期望呢？不过你只要告诉他，他这么做很愚蠢，然后把它抛在脑后就行了。不，你当然不想和别人发生冲突。我明白。你这么说就可以了，给自己打打气。你可以毫不畏惧地面对他。你回到楼上房间去跟他讲。现在就去，你知道你可以的。好的。祝你好运。开心点。我是说，然后出去玩玩，玩得开心点。再见。“她这样是为了什么呢？”他问。“纯粹是逃避，她像个孩子似的逃避生活中那些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换个角度看，”我说，“这些目标可能正是她想逃避的借口。”“拜托。你喜欢读书，写书评。这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满足，你自己说的——至少过去如此，将来也会这样，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你已经厌倦了一切。不过你喜欢当老师，是不是？据我推断，你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其他选择。你想搬去南太平洋，在塔希提大学给那些身着纱笼(6)的女孩们讲那些名著吗？你还想过妻妾成群的生活吗？或者再当一回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才，在巴黎的工薪阶层常光顾的酒吧里和你那位娇小、大胆的瑞典小姐打情骂俏吗？你想再受一次打击吗？——不过这次可能会如愿的。”“拿我说的这些话来调侃对我没什么好处，你是知道的。显然，我心里想的是别再回到波姬塔身边。我该继续走下去，但我没法继续走下去。”“也许沿着那条路继续走下去是一种错觉。”“克林格医生，我向你保证，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契诃夫那样的偏见，甚至连自己都怀疑。我很清楚，在《决斗》(7)这类描写被性欲冲昏头脑的人的小说中，我该了解什么。我也阅读和研究了西方的贤人哲士在这一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这甚至是我的上课内容之一。我甚至亲自体验过。不过，契诃夫也写过一句十分有道理的话，如果我可以引用的话，那就是：在心理上，‘上帝保佑我们免受他人对我们做出片面的评判。’(8)”“谢谢你为我上了一堂文学课。回答我，凯普什先生，你真的会因为她的遭遇——你觉得你对她‘做过的事’——而意志消沉吗？还是你只想向我们证明你是个重感情、有良心的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千万别做过了头。因为这个海伦是必定要蹲一晚大牢的，只是早晚的事。这在你们认识之前早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会选择和你在一起——她指望你把她从大牢里救出来，带她逃离其他不可避免的羞辱。这点你是很清楚的，和我一样清楚。”

为了让我忘却这段婚姻，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他费了不少劲。但不论他说什么，不论他怎样威吓，怎样嘲讽，甚至对我施魔法，即便当我听到故事里说有些疾病能把拥有西方血统的东方公主变成充满仇恨的女巫时，我也从未完全停止过自责。信不信由他。我听说海伦得了一种鼻炎，非常折磨人。由于找不到有效的治疗药物，她只好一直带着纸巾，不停地擦鼻子——开心时，她长笛般的鼻孔便会像灌了风似的张大。我听说她身上大片大片地起了疹子，长在她灵巧的手指（“你喜欢我的手指？……手指？……哦，你真的喜欢，亲爱的！”）和她可爱的宽宽的双唇上（“你看人脸时会先看哪个部位？眼睛还是嘴巴？我喜欢你先看我的嘴巴。”）。但并不只是海伦一个人渐渐开始遭到报应，感到悔恨，灰心丧气，或者花很长时间从这场混战中恢复正常。离婚后，我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已瘦得皮包骨头了。而且我丧失了性能力，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丧失这能力，甚至连满足自慰这种没出息的需求的能力都没有。“我真不该从欧洲回来，”我告诉克林格。应我的要求，他给我开了抗抑郁的药。只有靠这种药，我每天早上才能从床上吃力地爬起来。但每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隐隐约约地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奇怪感觉，感到自己与健康的正常人之间有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我本该留在欧洲，帮波姬塔拉皮条。那样我会过得更快乐、更健康。这些有关幻灭或放弃的名著别人也可以教。”“哦？你愿意不做副教授而去拉皮条吗？”“可以这么说。”“说说你是怎么想的。”“我曾经打心底里抵触这件事，”我绝望地说，“在我还不知道拉皮条为何物，在我还没有产生拉皮条的念头之前，我就将这样的念头扼杀了……一夜之间扼杀了这个念头。为什么？为什么我非要扼杀这个念头不可呢？”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依然处于绝望、萎靡的状态。在他打电话的间隙，我试图向他描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仍然觉得它已被我“扼杀”了。现在，我详细谈论的不仅是海伦，还有波姬塔。我回想起路易斯·耶利内克，甚至还有赫比·布若塔斯基，讲了他们每个人对我的意义，讲了他们是如何让我兴奋、让我惊恐的，讲了我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和他们每个人相处的。“这些都是你的罪犯指证档案，”克林格在我们的争论进行到第二十周或是第三十周的某一天这样称它们。“道德败坏的过失，”他说，“对你很有吸引力。”“同样，”我说，“对《麦克白》和《罪与罚》(9)的作者们也很有吸引力。对不起，医生，我提到了两部文学作品。”“没关系。我这儿五花八门的事都能听到。我已习惯了。”“我确实觉得，我在与你的争论中搬出文学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应该的。可我只想说一点，‘道德过失’的念头在正经人的脑中已经存在了很久了。为什么‘有过失’呢？难道不能用‘独立精神’来替代吗？意思同样精准。”“我只想说他们这种人对社会并不是毫无伤害的。”“不对别人造成任何伤害的人大都会活得特别拘束，你不觉得吗？”“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不该低估伴随这种‘独立精神’而来的痛苦、孤独、不确定性和其他所有不开心的事。看看现在的海伦吧。”“请你现在看看我吧。”“我是在看着你。我一直在看着你。我猜她现在的情况更糟。你至少没吊死在她这一棵树上。”“我现在没法振作起来，克林格医生。一想到那事，我连笑都笑不出来。”这时，他的电话响了。

我在情感上和事业上无所寄托。我漂啊漂啊。可怕的是，我有时会往下沉；我和这个聪明、理性但不顾情面的医生争吵、斗嘴、辩论、争辩，围绕我婚姻中痛苦的根源——当我懒得再和他争下去时，通常是我支持海伦，而他坚持站在我这边。

每年冬天，我父母都会来纽约市待上三四天，探亲访友，会会最喜欢的客人。我们过去常去西端大道，和叔叔拉里和婶婶西尔维亚待在一起。拉里的犹太餐馆生意很红火，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称得上是做果馅卷的本韦努托·切利尼(10)，她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婶婶。十四岁前，他们一直安排我和堂妹洛琳睡一个房间，这让我又惊又喜。旁边的床上睡着一个水灵灵的小女孩——还是个“正在发育”的女孩；去莫斯克欧维茨和卢普欧维茨餐馆吃饭（我父亲夸奖那儿的饭菜几乎跟皇家匈牙利旅馆厨房里做得一样可口）；在零下的天气里等着看火箭女郎舞团(11)的表演；站在男装批发店和其他商店的厚帷帘与高大的家具之间，我小口嘬着热可可，我只知道这些商人穿着肥大的中袖衬衫和皱巴巴的沙滩裤的样子，而父亲管他们叫苹果大亨、青鱼大亨和睡衣大亨——纽约之行的每个经历都让我兴奋不已。由于“过度兴奋”，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总会得“脓毒性咽喉炎”。回到在山顶的家中，我至少得在床上躺两三天才能康复。“我们没去看赫比，”我闷闷不乐地说，那时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对此，我母亲总会这样回答，“一个夏天还没和他玩够吗？难道我们还得再专门跑一趟布鲁克林吗？”“贝尔，他在和你开玩笑呢，”我父亲边说，边趁我不备朝我挥了一拳。似乎在我母亲面前提起那个放屁大王，我脑袋上就得挨一拳。

现在，我回到了东部，而我叔叔婶婶住在长岛的西达赫斯特(12)。收到父亲的来信后，我回了个电话，告诉父母冬天过来时不用住宾馆，可以住在我家里。西七十五大街上的这两间房其实也不是我的，而是一个去好莱坞闯荡的年轻演员租来的。他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则广告，把家具齐全的房子转租给了我。卧室墙上挂着一块深红色的锦缎，浴室架子上摆了一排香水。在亚麻布衣柜后部的箱子里，我还发现了六顶假发套。那晚，我出于好奇心，试戴了一两顶。我看上去真像母亲的妹妹。

刚住下不久，一天晚上，电话响了。一个男人问：“马克去哪儿了？”“他在加利福尼亚。要在那儿待两年呢。”“哦，好的。那你只要告诉他沃利到城里来了就行了。”“可他不在这儿。我有他在那儿的地址。”我开始背诵他的地址，但听筒里的声音变得粗暴，他很激动。他打断我，“那你是谁？”“他的房客。”“在加利福尼亚他们是叫‘房客’吗？你长什么样啊，亲爱的宝贝？你也有双大大的蓝眼睛吗？”这样的电话老是打来，我只好把号码换掉。但通过连接我的房间和楼下褐色沙石门厅的对讲机，这种骚扰还在继续。“你只要告诉你可爱的朋友——”“马克在加利福尼亚，你去那儿能找到他。”“哈哈——这样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宝贝儿？到门口来吧，看看我能不能伸手摸到(13)你。”“你听着，沃利，别骚扰我了。他不在。快走吧！”“你也喜欢那些下流玩意儿吧？”“哦，快走开吧！好不好？”“脱掉(14)什么，亲爱的宝贝？你想让我脱掉什么？”他这样调戏我。

在我最孤独的那几个夜晚，我开始自言自语，或者和根本不在房间里的人说话。有时我还得克制住心里冲向对讲机寻求帮助的冲动。我克制自己并不是因为那样做毫无意义，而是因为我害怕我刺耳的呼喊声传过去时，我的邻居，或者更糟的是沃利，那个疯子，会站在门口；我害怕来帮我的人可能不是那个同性恋，就是贝尔维尤医院(15)的救护医生。于是我走进卫生间，关上门，趴在镜子上，看着自己憔悴的脸，终于发泄了出来。“谁来帮我？谁来帮我？谁来帮我？”有时，我这样一喊就是好几分钟。这么做可以让我大哭一场，让我精疲力竭。这样，至少能有一阵子我不那么渴望。当然，我也不至于会相信，躲在紧闭的房间里大喊大叫就能把可以来帮我的人叫出来。再说，这人是谁呢？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也不用对着镜子大喊大叫了——我可以写信或者打电话。谁来帮我？我大叫——结果叫来了我父母。

我把他们的手提箱拎上楼。父亲拖着一个大大的威士忌保温冰桶，里面大概装着两打圆形塑料饭盒，里面有白菜汤、无酵饼球(16)汤、面条布丁(17)和清炖牛后腹肉。这些全都是冷冻着的，整齐地贴上了标签。在屋里，母亲从钱包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正中央打印着用红色下划线标注的“大卫”两个字。信封里装着打印在旅馆信笺上的食用说明，包括解冻和加热每个菜所需要的时间。太详细了！连需要什么调料都列在上面。“你看一遍，”她说，“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父亲说：“你先脱掉外套坐下来，再让他看吧？”“我没事，”她说。“你累了，”父亲对她说。“大卫，冰箱里放得下吗？我不知道你的冰箱有多大。”“妈，放得下，”我轻声说。但我一打开冰箱，她就开始抱怨，仿佛喉咙刚被撕开似的。“一份这个，一份那个，就这样了吗？”她大叫。“瞧那个柠檬，比我都老。你怎么吃呀？”“过期了，差不多都过期了。”“你爸还说我准备得太多了。”“你已经很累了，”他说，“而且你确实准备得太多了。”“我就知道他不会照顾自己，”她说。“你才是需要好好照顾自己的人，”他说。“怎么了？”我问，“您怎么了，妈？”“我不过就是得了轻微的胸膜炎，你爸偏要小题大做。织东西织久了就会有点疼。砸了那么多钱看医生、做检查，结果也就这样。”

她并不知道癌细胞已从胰腺扩散，她将不久于人世——我原本也不知道。直到第二天早上，父亲和我一起出门买报纸和早饭时，我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脸色阴郁，拉着我朝西端大道上以前拉里和西尔维亚安排我们住的地方走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这一次能和你住一起的话，也许……”她说要看看几十年从没去过的地标建筑，也是这个原因吗？我倒觉得她知道究竟怎么了。她表现得这么兴高采烈，不过是不想让父亲面对她已经知道真相这个事实。他们都在保护对方，不让对方知道这个可怕的事实——我父母就像两个勇敢却无助的孩子……而我又能做什么呢？“那她还能活——活多久？”往回走时，我们俩流着眼泪，他很久都说不出话来。“最糟的情况是，”他最后终于说出来了，“五个星期，五个月，五年——五分钟。每个医生的说法都不一样！”

回到公寓后，她又问我：“你会带我们去格林尼治村(18)吗？会带我们去大都会博物馆(19)吗？我在给克拉克先生当秘书时，有个女孩常常去格林尼治村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最好吃的绿面条。我要是记得那个餐厅的名字就好了。不可能是‘托尼家’吧，对不，亚伯？”“亲爱的，”我父亲回答说，声音略带忧伤，“都过了这么久，可能这家店都没了。”“我们可以去看看——要真就是那家店呢！”她又兴奋地转向我。“哦，大卫，克拉克先生可喜欢大都会博物馆了！他几个儿子还小的时候，他每个星期天都带他们去那儿看画展。”

他们走到哪儿我就陪到哪儿。我陪他们去大都会博物馆看伦勃朗的作品，去找卖绿面条的“托尼家”，去看望他们交情最深的老朋友。其中有些人我都有十五年以上没见过面了，但他们还是把我当成孩子一样亲吻、拥抱；因为我是教授，他们会问我一些关于世界形势之类的严肃问题。和从前一样，我们去了动物园和天文馆，最后参观了她以前做法务秘书时工作过的那栋大楼。在唐人街吃过午饭后，我们在这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站在布罗德大街和华尔街一角，她像往常一样，天真地回忆起在公司里的日子。我在想，如果她一辈子不结婚，留在克拉克先生身边做秘书，崇拜这位父亲般的老板，在假期帮他照看孩子，那她的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不受家庭度假旅馆这些没完没了的琐事的束缚，她说不定可以过上安宁的日子，说不定她整洁有序的习惯足以让她过上清静日子，她不用为了保持旅馆整洁有序而操劳。而她也永远不会认识我父亲，也不会有我——也就永远没有我们这一说了。要是，要是……要是什么呢？她得了癌症。

他们睡在卧室里的双人床上，我盖着毯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不着。母亲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这就是最后的结果。她对唯一的孩子的最后记忆竟是他家里的这个柠檬！她的最后记忆将是我家里的一个柠檬！哦，回想先前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我真是痛恨不已、懊恼不及：我草草收拾了一下，这两间房便成了我的家——不，这是由于我屡屡犯下的习惯性错误造成的。我和海伦为什么要互相仇视，为什么要成为冤家对头呢？我们就不能把精力用来满足对方的要求，好好过安稳的日子吗？对两个这么固执的人来说，难道做到这样真那么难吗？我是不是在一开始就该说：“看，不如我们要个孩子吧？”我躺在那儿听着母亲最后的呼吸，开始重新做出决定：我必须，我一定要，结束这毫无目标、毫无意义的……在所有人中，我想到了伊丽莎白。她脖子上戴着金色吊坠项链，骨折的胳膊也痊愈了。她温柔、乖巧，父亲见了一定很喜欢！可我身边没有伊丽莎白这样的女人，我还能为父亲做些什么呢？母亲如果去世了，他一个人怎么活下去呢？哦，为什么我非要在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呢？为什么不是海伦和波姬塔，就是和一个柠檬过日子呢？

在这个不眠之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或许，时间根本就没流逝——所有可能令我忧伤的想法似乎汇聚到了一起，汇成了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单词，这个单词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为了摆脱这恼人的单词对我的困扰，我开始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这是一种由深度麻醉引起的半梦半醒的感觉，我完全陷入了在术后的特别恢复病房那种幽闭恐惧的痛苦中。上一次还是在十二岁时看到过这种病房，那时我刚做完阑尾切除手术。这种感觉一直持续着——直到这个单词消失，分解成键盘上从左到右的一行字母。母亲曾在旅馆的雷明顿牌静音打字机前，让我把指尖放在键盘上，教我打字。现在我已知道这串普通字母的出处，但心情变得更糟了。仿佛这只是一个单词，在它无法读出的音节中包含着她经受的挫折和狂热的生活带来的所有痛苦。还有我的痛苦。我眼前突然浮现出我和父亲在一堆大石头前争吵的情景，我坚持要求石匠把ASDFGHJKL这几个字母刻到墓碑上，刻在她名字下面。

我睡不着。我在想是不是再也睡不着了。我现在满脑子的想法不是天真简单，就是疯狂古怪，而且过一小会儿我就分不清哪是哪。我想去卧室和他们睡一张床。我在脑子里预演了这个情景。为了减轻开始时他们可能出现的拘束感，我会先坐在床边，静静地和他们聊聊过去最美好的时光。他们两张熟悉的脸庞紧挨着，枕在新枕套上，眼睛盯着我看，被单一直盖到下巴。我低头看着他们，我会提醒他们，上一次我们三个幸福地依偎在同一条毯子下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是不是在普莱西德湖镇(20)外的一间野营小屋里？还记得那个小房间吗？那是一九四〇年还是一九四一年呢？我没记错的话，那晚是不是只花了父亲一美元？母亲认为，趁着我的复活节假期去千岛群岛(21)和尼亚加拉瀑布看看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我们就开着辆道奇车去了。还记得你告诉我说克拉克先生每年夏天带着他的几个小儿子去欧洲观光吗？还记得你告诉我的那些我从没听说过的事吗？天哪，还记得我和你们俩开着那辆小道奇车在战争爆发前赶回来吗……等他们微笑时，我便脱掉睡袍，爬到他们中间。在她离开人世之前，我们整晚都要互相拥抱在一起，直到第二天早上。除了克林格，还有谁会知道呢？而且我干吗要在乎他或任何其他人的看法呢？

快到半夜时，门铃响了。我在厨房的对讲机旁，拿起话筒，问道：“谁呀？”

“我是管道工，亲爱的宝贝。上次你不在。还漏吗？修好了没？”

我没回答。父亲穿着睡袍走到客厅。“是你的熟人吗？这么晚了？”

“有人在恶作剧，”我说，这时门铃应着《修面与理发》(22)的节奏在响。

“怎么了？”母亲在卧室里喊道。

“没事，妈。睡吧。”

我决定对着对讲机再说一句。“你快挂了，否则我就报警了。”

“你报啊。我可没做什么，你告不了我的，老兄。干吗不让我上楼呢？我可不只是有一点坏，你知道的。我坏透了。”

父亲就站在我肘边听着，他的脸有点发白。

“爸，”我说，“去睡吧。在纽约这种事常有。没什么的。”

“他认识你？”

“不认识。”

“那他怎么会跑这儿来呢？怎么会那样说话呢？”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

这下可把我彻底惹恼了。我说：“因为转租这房子给我的那个家伙是个同性恋——这是他以前的一个朋友，我能猜到的就这么多了。”

“是犹太人吗？”

“你是说转租给我的那个人？是的。”

“天哪，”父亲怒气冲冲地打断我，“他这样的家伙究竟有什么毛病？”

“我想我得到楼下去一趟。”

“你一个人？”

“没事的。”

“别冲动——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我和你一起去。”

“爸，用不着。”

母亲在卧室里喊道：“现在怎样了？”

“没事，”父亲回答说，“门铃坏了。我们正要下楼去修。”

“这时候去？”她喊道。

“很快就回来，”父亲说，“你就在床上待着。”他小声对我说：“你这儿有棍子、木棒什么的吗？”

“没，没有——”

“他要是带了家伙怎么办？伞你总有吧？”

就在这时，门铃不响了。“他可能已经走了，”我说。

父亲听着。

“他走了，”我说。“他离开了。”

可是，父亲不想回房睡觉。他关上卧室门——“嘘，”他轻声对母亲说，“一切正常，睡吧”——然后，他坐到沙发对面。我听见他粗粗地喘着气，想开口说话。我一口气也没松下来，僵硬地靠在枕头上，等着铃声再次响起。

“你没卷进”——他清了清嗓子——“没卷进什么要跟我说的事吧……”

“别傻了。”

“戴维，因为你十七岁就离开了我们。从那以后，我们就没干涉过对你产生影响的那些人和事。”

“爸，我没受任何‘影响’。”

“我想问你个问题。现在就想问。”

“问吧。”

“不是关于海伦。那事我从没问过你，现在也不想谈这个话题。我一直当她是我的儿媳妇。我，还有你母亲，是不是一直很尊重她——？”

“那当然。”

“我之前一直保持沉默。我们不想和她结仇。至今她也没什么要和我们对着干的。我想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做得很不错了。孩子，我是个很宽容的人——而我的政治观点比这更宽容。你知道吗？一九二四年我第一次参加投票时，我把纽约州州长的选票投给了诺曼·托马斯(23)。一九四八年，我又投了亨利·华莱士(24)一票——也许这样做毫无意义，而且还是个错误，但关键是，我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把票投给被大家称作共产党候选人的旅馆老板。其实他也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向来度量不小，向来如此。你知道，我从没因为她不是犹太人而嫌弃她。如果你之前不知道，你现在应该知道。非犹太姑娘也是人哪！她们不会因为我们犹太家长更喜欢犹太姑娘就选择离开。而且她们为什么要那样呢？我一直相信不同民族和宗教的人都能和睦相处，我和你母亲没有反对你娶非犹太姑娘。我认为我们在这点上是做得很不错的。但这并不是说我能容忍她其他的方面和她的态度。事实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结婚三年来，我从没睡过一个好觉。”

“嗯，我也没有。”

“真的吗？那你干吗不早点离开她呢？你干吗要和她搞在一起呢？”

“您希望我和你说这事，是吗？”

“不，不——没错——该死的。我是说，我再也不想听到她的名字。我心里放不下你。”

“您想问什么呢？”

“大卫，托福林诺是什么？我在药箱里看到的，满满一大瓶。为什么要吃这种药？”

“是治抑郁症的药。托福林诺。”

他嘴里发出嘶嘶声。那是厌恶、沮丧、怀疑和轻蔑的声音。我第一次听到他发出这种声音肯定在一百年前了。当时有个服务生弄湿了他的床，又把员工睡觉的阁楼弄得臭烘烘的，他只好炒了那个服务生的鱿鱼。“那你为什么要吃这种药？谁让你吃这种东西的，谁让你把它吃进肚子里的？”

“一个心理医生。”

“你去看心理医生了？”

“是的。”

“为什么？”他大叫。

“为了能挺过去。为了把事情搞搞清楚。为了找个人倾诉……悄悄地。”

“为什么不找个妻子谈谈？妻子不就派这个用场的嘛！我是说该找个实实在在的妻子，不是成天只知道上美容院花光你在学校辛苦挣来的工资的那种。这一切都是错的，儿子。看心理医生，靠强效药硬撑着，还要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人——那些连人都算不上的人——这样是没法过日子的！”

“没什么值得您发这么大脾气吧？”

“什么都值得我发这么大脾气！”

“不，不，”我压低嗓音说。“爸，只有妈……”

他一只手蒙住双眼，轻声哭了起来。他另一只手攥成拳头朝我挥了两下。“这是我生命中必须经历的！不需要心理医生，不需要让人快乐的药片！我是一个永不言弃的男人！”

这时，楼下的门铃又响了。

“别管它，让它去响吧！爸，他会走开的。”

“然后再回来？我要把他脑袋打开花，然后他就再不会来了，相信我！”

卧室门打开了，母亲穿着睡袍站在那儿。“你要把谁的脑袋打开花？”

“一个卑鄙下流的同性恋，总来缠着他！”

门铃又响了：两声短的，一声长的；两声短的，一声长的。沃利喝醉了。

她眼眶里泪水直打转。瘦小的母亲问道：“那他多长时间来一次呢？”

“不常来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因为等警察赶到时，他已经走了。换作你，你也不想把警察叫来处理这种事的。”

“你向我发誓，”我父亲说，“你不认识这个人？”

“我向您发誓。”

母亲走进客厅，坐在我身边。她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抓着。我们三个人一起听着门铃声——母亲、父亲和儿子。

“你知道什么能把这个狗娘养的修理得服服帖帖吗？”我父亲问。“开水就可以。”

“亚伯！”母亲大喊。

“但这样能让他知道哪些地方不该来！”

“爸，您别太过火了。”

“但你是不是太胆小了！你为什么和这种人混在一起呢？”

“我没有。”

“这地方这种人出没，给你带来麻烦，干吗要住在这儿呢？还嫌麻烦不够吗？”

“冷静冷静，求你了，”母亲说。“这个疯子摁他的门铃又不是他的错。这儿是纽约。他跟你说过了。这地方就是这样。”

“那并不等于不用保护自己，贝尔！”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到对讲机前。“嘿！你！”他大叫。“闭嘴！我是大卫的父亲——！”

我抚摸着她瘦得皮包骨的胳膊，低声说：“没事，没事。他不会用那个东西。您别担心，妈——那家伙听不见他说的话。”

“——想尝尝三度烧伤是什么滋味吗？我们来满足你！你想做什么，就滚到哪个阴沟去做吧！如果你识相的话，就离我儿子远点！”

两个月后，母亲在金斯敦(25)的医院离开了人世。参加葬礼的来宾全都离开后，父亲催我把母亲一个月前冷冻在冰箱里的食物拿出来。那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后一点菜。我说：“那您吃什么呢？”“你出生前，我做过快餐厨师。你吃吧。把她给你做的菜都吃了。”“爸，您一个人在这儿怎么过呢？旺季的生意您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为什么您把所有人都打发走呢？别逞能了，您一个人没法在这儿过下去的。”“我可以照顾好自己。我们早就知道她会离我们而去。求你了，吃了吧。全都吃了吧。她也希望你全吃了。她说，她一想起你的冰箱就来气。她帮你把吃的做好，”他的声音在颤抖，“然后就走了。”他抽泣起来。我搂住他。“没人理解她，”他说，“那些客人从没理解过她，从没有。她是个好人，戴维。她年轻时，什么事都能让她兴奋不已，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只有等夏天忙得不可开交时她才会紧张起来。于是他们就取笑她。不过你还记得冬天吗？还记得那份安宁闲适吗？还记得我们曾经拥有的欢乐吗？还记得晚上的那些信吗？”这席话奏效了：从母亲前天早上去世到现在，我终于撑不住了。“当然，当然记得。”“哦，宝贝，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她。可有谁知道呢？”“我们知道，”我告诉他，但他还是愤怒地边哭边重复着：“谁知道呢！”

他把冷冻的食物装在一个购物袋里，放到我车上。“给，拿着。这些是对她的纪念。”于是我带着六盒吃的回到纽约，每盒都贴着相同的打印标签，上面写着“牛舌加格兰德玛牌极品葡萄干沙司——两份”。

不到一星期，我又开车回到了乡下。这次是和拉里叔叔一起去的。我们准备带父亲去西达赫斯特。父亲要搬过去和他弟弟、弟媳一起住。但这只是暂时性的。我们把他的手提箱放到车上，他说等他恢复平静了就回来。他确信自己用不了几天就会恢复正常的。他没有退路，必须恢复正常。“我十四岁就开始工作了，这种事不会打败我的，”他说。“勒紧裤带，生活还要继续。”而且现在是冬天，旅馆一直有火灾隐患。是的，勤杂工和他妻子会住在旅馆里，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不在的时候旅馆不会失火。

这的确是事实。大概在我去读大学时，这个地区就不再是犹太人的避暑胜地。许多废弃的旅馆或寄宿公寓会莫名其妙地着火。但他和母亲一直能留住一批上了年纪的客人，直到近些年也是如此。旅馆的主要房间一直在使用，庭院看上去也不赖。在他看来，纵火犯根本不会带来真正的威胁。但现在开着车下了高速公路，他满脑子都是这些纵火犯。他把那些地痞流氓的名字讲给我和叔叔听——“男的，三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一直怀疑是这些人放的火。听了叔叔对纵火原因做了一番理性的分析之后，他对叔叔说：“不，不是的。反犹分子都不会那么干。他们那么干也太蠢了！他们只是一帮精神错乱的流氓，白痴，就该送进精神病院。这帮家伙只要看见哪里着火就很开心！等房子烧成灰了，你知道他们会说是谁干的吗？我见过太多次了！他们会说是我干的！他们会说我那么做是为了获得保险金！他们会说，我妻子已不在了，我不想再住在那儿，所以才那么干的！这简直是血口喷人！你知道吗？我经常在想，还会有谁干这种事。就是那些做消防队员的志愿者！是他们故意放的火！——这样他们就可以戴着头盔、穿着靴子，半夜冲出去，坐着消防车在山里颠上颠下！”

甚至在我们把他舒舒服服地安顿在洛琳以前的卧室之后，他还在为他用血汗筑成的那个“帝国”担心。每晚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他总是因为担心旅馆着火而失眠。现在他还担心别的。“那个同性恋没再来了吧？是不是？”“没有，”我说。我知道最好还是别跟他说实话。“你看，吓唬吓唬他是有用的。可悲的是，有些人只认识拳头，”我父亲说。他这辈子还从没打过人。“拉里叔叔和西尔维亚婶婶还好吗？”我问。“很好。他们待我不能再好了。三句话不离‘留下来’。”“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但他不会留下来的。又过了十天，他告诉我，母亲已走了，那些悲痛的日子也该结束了。这样的日子必须结束。他得在那个该死的地方还没被烧毁前赶回去。

过了五天，然后又过了五天，直到一个星期天他和我一起开车出去时，他终于同意把皇家匈牙利旅馆卖掉。他有些伤感，头埋在双手里，说：“可我从没放弃过。”“这没什么丢脸的，爸。只是现在与当年不同了。”“但我不会放弃的，”他大喊。“没人会这么认为的，”我说，接着就开车把他送回了叔叔家。

这段时间里，如果不回想我二十二岁认识的那个女孩，晚上我就很难熬过去。那个女孩脖子上挂着装有她父亲照片的盒式项链。那时我是个性天才，而我认识她才两个月。我甚至想过写信给她，让她父母转交。我甚至从床上爬起来，在一堆试卷中寻找她在斯德哥尔摩的地址。但现在伊丽莎白肯定已经结婚了，估计早已是两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肯定也不会想起我。这世界上没一个女人会想起我，当然也没一个女人会爱我。

我的系主任阿瑟·舍恩布伦是个长相英俊、穿着考究的中年男人。他风度翩翩，做事谨慎——正如我见过的许多社交老手一样，他精明练达，彬彬有礼。在我还是最受他欣赏的研究生时，他太太黛博拉经常热情友好地招待我，但我那时就对她没什么好感。其实，在斯坦福的头几年，我常常想弄明白是什么让一个男人如此在乎礼节，是什么让他那么不屈不挠，坚持原则，抵制政治对大学课程与日俱增的影响——他那么有良知的人怎么会和这种女人在一起呢？这个女人在外人面前就像个傻大姐，总是鲁莽无礼、“口无遮拦”，以此来哗众取宠。我还记得第一次受阿瑟之邀去和他们两人一起吃饭的那个晚上，几乎是黛博拉一个人在炫耀，“不懂礼貌”地说个没完。过后，我就在想，“他肯定是世界上最寂寞的男人。”第一次看到这位父亲般的教授的家庭生活时，二十三岁的我是多么痛苦啊！我也不再那么崇拜他了……没想到，第二天阿瑟还跟我说起他太太“敏锐的观察力”和“看问题一针见血”的“天赋”。此外，我还记得几年后的一个夜晚，阿瑟和我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只是阿瑟在工作，我像往常一样在桌子前发呆。那时我和海伦的感情已陷入僵局，希望渺茫。对此，我无能为力，也毫无勇气去寻求解决办法。阿瑟那天看见我比平时还要木讷的表情，便走进来开导我，防止我这个痛苦至极的丈夫不想回家，而想出一些更疯狂的解决方法。他和我一直聊到凌晨三点。他再三提到我的论文写得很好。现在，重要的是回去再改改，准备出书。事实上，阿瑟那晚开导我的很多话与克林格医生对我说的关于我自己、我的工作还有海伦的话很像。在我将伤心事全盘托出时，我突然低下头，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我觉得那样太糟了，”阿瑟说。“我们俩都这么觉得。不过，虽然我们很关心你，但我们一直觉得我们不该说什么。长久以来的经验让我们明白，朋友间应该是这样的，迟早是。但有时我还是想忠告你，别这么傻。我和黛比(26)不知讨论了多少次，怎样才能引导你走出所有的不幸。想想你刚到这儿的样子，再看看你和她之间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我们不放心的了。可我什么也不能做，大卫，除非你主动来找我——但这不是你的做事风格。你总是和别人玩得很过火，不能再过火了，结果，你比很多人都孤独。我自己也有点那样。”

快下班时，阿瑟与我谈起了他的私生活，那是他第一次提起。那时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代沟，也没有职位高低之分。他二十几岁在明尼苏达州当讲师时，也曾和“一个神经质的、凶狠的女人”关系暧昧。他们好几次在众人面前吵架，让他丢尽脸面；她曾两次流产，让他精神上受尽折磨。他绝望至极，认为只有自杀才能摆脱困境和痛苦。他让我看他手上的一个小伤疤，是那个丧心病狂的小图书管理员吃早饭时用餐叉刺的……阿瑟受不了她，却又离不开她。阿瑟试图将他年轻时的不幸以及后来从不幸中走出来的经历与我的遭遇联系起来，给我以希望（和指导）。我只想说，“可是你怎么敢这么说呢？你现在拥有的这些是什么呢？黛比太庸俗了；她想方设法装出一副积极主动的样子；她不分场合地四处炫耀、口无遮拦；她对待周围的人喜怒无常，对待父亲凶狠恶毒。阿瑟，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这些行为虽然很放肆，但不会引起严重后果！但海伦——我的天哪，海伦比她好一百倍、一千倍……”当然，我还不至于愤怒得脱口说出“你妻子虚伪、肤浅，而我妻子诚实、聪明、迷人、漂亮、勇敢”这样的傻话——总归他特别宠爱妻子。而就在那晚，杀了妻子似乎更像是我的梦想。

阿瑟对妻子体贴、殷勤，这该让人可怜，还是该让人心生嫉妒呢？我以前的导师、现在的恩人是不是有点像个骗子，像个受虐狂呢？还是说他深爱着她呢？这个女人说话尖刻，忸怩作态，姿色平平，有什么好呢？可就是这种女人让他觉得挺有味道的，别样的女人反而让他觉得没味道。

“受韦兹控制的”(27)是我们学校的诗人拉尔夫·鲍姆加藤提出的诊断。“受韦兹控制的”或“受控于韦兹的”(28)这两个形容词都是从名词“韦兹”(29)派生出来的。“韦兹”这个不寻常的名词在鲍姆加藤的诗中随处可见，与“嘶嘶”和“慌慌张张”这两个词押尾韵(30)，与“毛茸茸”和“嗡嗡”这两个词关系密切(31)，意思当然是指女性的外阴。鲍姆加藤认为，世世代代的女人为磨去男人的阳刚之气，把他们驯得服服帖帖，规定什么言行是妥当的，那些俯首帖耳地遵守这些规矩的丈夫就是“受韦兹控制的”男人——这位未婚诗人认为阿瑟·舍恩布伦就属于这一类。当然，这位诗人明显还没被女人驯服。鲍姆加藤认为，他这个年轻的文学流氓在合同到期后没被续聘，是因为他坚决不肯表现出对异性的尊重——还因为他总体的性取向。我觉得他的分析是正确的。然而，哪怕他的行为被某些同事和他们的妻子蔑视，他照样肆无忌惮地告诉大家他喜欢什么、怎么喜欢。他觉得肆无忌惮地说话很有趣。“我在现代博物馆搭上了一个女孩，出门时正好遇上了你的朋友，凯普什。黛比把那个女孩推进女厕所，想从她嘴里探听我的最新情况。而阿瑟半开玩笑地问我认识丽塔有多久了。我告诉他我们才认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我说我们正打算走，因为博物馆里没有一个角落能让我们自在地交流，从而增进了解。可我想，阿瑟看到她圆润诱人的屁股，心里会想什么呢？他不会告诉我的。相反，他让我懂得说话做事别那么损。”

毫无疑问，鲍姆加藤撒了一张大网来捕小鱼。我们俩走在曼哈顿街头时，如果身边有五十岁以下的女人或十五岁以上的女孩经过，他几乎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会想尽办法从她们身上寻找可以上前搭讪的话题，这对他至关重要。“哇噢，多好看的外套呀！”他露出洁白的牙齿，朝一位推婴儿车、身穿破皮草的年轻女子笑了笑。“哦，谢谢！”“我能问问这是什么料子做的吗？什么动物的皮？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外套。”“这件？是仿皮的。”“是吗？”没过几分钟，他不再那样惊讶不已了（这种惊讶的表情也不都是假装出来的）。他得知这个穿仿皮衣的年轻女子已离婚了，她带着三个很小的孩子，曾在两千英里外上大学，后来辍学了。我自觉地站在一边。他对我喊道：“你听到了吗，戴维？这是艾丽斯，艾丽斯出生在蒙大拿，但现在却在纽约推着婴儿车。”现在这位年轻母亲似乎和鲍姆加藤一样有些惊讶，惊叹自己仅仅在二十四年中就跋涉了这么长的距离。

鲍姆加藤告诉我，要想搞定陌生女人，千万别问她们要经过思考才能回答的问题；而且，不管答案多无聊，都要聚精会神地听她们回答。“你得记住你的詹姆斯(32)是如何说的，凯普什——‘戏剧化，戏剧化’。(33)要让那些人知道你对她们的身份、她们从哪儿来、她们的穿着很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特别重要。那就是将心比心。还有，千万别带讽刺的语气，知道吗？你的毛病是，你特别喜欢把事情弄复杂，结果把她们都吓跑了。我的经验是，大街上的普通女人不爱听讽刺的话，真的。讽刺的话让她们心里很不舒服，真的。她们需要有人关注。她们需要有人赞赏。老兄，她们肯定不愿意跟你比谁更聪明。把那些玄妙、含蓄都用到你的论文里去吧！走到大街上就得放得开。这就是大街的用处。”

到这所大学的前几个月，我发现教工大会上只要一提鲍姆加藤的名字，就有人说他们看见他就受不了。他们也非常乐意解释原因。黛比·舍恩布伦坚持认为，如果“咱们学校的下流坯”不怎么“胡闹”的话，他其实挺搞笑的——她和阿瑟最喜欢用“胡闹”这个词。对此我当然用不着说什么：我只要喝完饮料，然后动身回纽约就是了。“哦，他没那么坏，”我告诉她。“事实上，”我又说，“我挺欣赏他的。”“他有什么值得你‘欣赏’啊？”回家吧，凯普什。你该回那个空荡荡的公寓了；要在这场可以猜到结果的讨论和那个同性恋的公寓之间做出选择，你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哪个更好。“那他有什么让人‘讨厌’的呢？”我反问道。“从哪儿说起呢？”黛博拉问。“他瞧不起女人，这是一方面。他还残忍地玩弄女人，不知羞耻。他痛恨女人。”“可我觉得他挺喜欢女人的。”“大卫，你故意和我作对。你一点也不真诚，而且还有点敌意。我真不知道是为什么。拉尔夫·鲍姆加藤很下流，他的诗也是这样。我这辈子从没读过那么没人性的东西。你自己去翻翻他写的第一本书，看看他喜不喜欢女人。”“我还没读过他写的东西呢，”我骗她。“但我们一起吃过几次午饭。就我目前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不该受到这么多谴责。黛博拉，或许人不一定如其文。”“噢，但他人如其文：卑鄙下流、自以为是、傲慢专横，而且很蠢。‘他这个人’还怎样呢？他走起路来蹑手蹑脚，穿着那几件军装，他那张脸——哦，他那张脸根本就不能称作脸，不是吗？他只有一双猥琐的小眼睛和那种瘆人的阴笑。真是怪了，怎么还会有女孩愿意接近他呢？”“他肯定有两下子。”“或者她们缺点什么。真的。你天生就有一种高雅的气质，而他从头到脚就是个吃腐肉的秃鹰！你为什么要和他扯上关系呢……”“我和他关系不错，”我耸耸肩说道，接着便放下饮料回家了。

没过多久，有人告诉我，黛比用她敏锐的观察力在我们的对话中发现了什么秘密。当然，我早该料到会如此，也许这是我罪有应得。唯一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会为此感到惊讶，真的——还有，我竟然会不堪一击。

看来在舍恩布伦家的一次晚宴上，女主人已向在座所有人宣布，鲍姆加藤成了大卫·凯普什的“知己”；在经历了一桩失败的婚姻和“丢人的”结局之后，大卫终于“要把报复女人的念头付诸实际了”。我在香港那丢人的结局——毒品、警察和别的丑事，还有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些丢人的花边新闻都被她抖了出来。她提醒大家引以为戒。一位在舍恩布伦家做客的好心人把这些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他没掺和到这个故事里去，他觉得这是在帮我。

于是我给黛博拉写了一封信。信是我先写给她的，也是因为我变得没完没了。

亲爱的黛比：

我听说在上周的晚宴上，你对我的私事妄加评论——也就是我的婚姻，我那些“丢人的事”，还有你所谓的我的“报复女人的念头”。我能不能问问，你是怎么知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呢？在餐桌上没几个人认识我，可为什么海伦和我就该成为众人谈论的话题呢？看在我和阿瑟过去是朋友、现在刚刚重归于好的分上，我希望你以后注意一点，别再对陌生人讲我的报复念头、揭开我丢人的伤疤。否则，我和阿瑟在一起时会不自在，当然，对你也一样。

真诚的

大卫

亲爱的大卫：

很抱歉，我在一些不认识你的人面前谈了你的私事，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但是，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是哪个狗娘养的在你面前告的密，我可能会跟他没完。下回可别指望我再邀请他到我家吃饭了！

为了减轻对你造成的伤害，我想补充几点：第一，我只是顺带提到了你的名字——哎，你不是整个晚上谈论的焦点！第二，我觉得你完全有理由这么恨海伦；第三，把你对海伦的愤怒和一个像秃鹰一样玩弄女人的年轻男子联系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奇怪，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是，如果在你和他的友谊这一点上，你的看法与我不一样的话，我绝对不介意——我想你也不会介意的。

最后，有些关于海伦的话我可能没经大脑就对客人说了。这可能是因为以前在斯坦福时，她就很喜欢显摆，这你是知道的。所以，不管人多人少，她一直是人们谈话的焦点，包括你的朋友在内。阿瑟每次带你来我们家时，你也不忌讳和我们谈起她。

但是，亲爱的大卫，这事就到此为止吧。来和我们一起吃顿饭吧——这个星期五晚上怎样？来吧，你一个人来，或者你愿意的话，带上别人来也可以（不过那个西哥特人(34)除外）。如果你带个女孩来，我保证，你在的时候，我绝不会说你讨厌女人，一句也不会。

爱你的

黛比

另外：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查出是哪个嚼舌头的把我卖了。

亲爱的黛比：

我对你的答复并不满意。你似乎一点儿都没意识到，在谈论你所知道的我的那些事时，或者说谈论你以为你知道的我的那些事时，你的行为多么有失检点。当然，我的确告诉了阿瑟一些秘密，之后他又告诉了你，但这并不能作为原谅你过错的理由。知道为什么吗？我想不通你怎么会不明白婚姻至今仍是我的心头之痛。而当我得知曾经倾听我心中烦恼的人如今却像谈论肥皂剧一样谈论这件事时，我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

你写信的态度似乎只能让我的心情变得更糟，我根本无法接受你的邀请。

大卫

亲爱的大卫：

很抱歉你对我的回信并不满意。其实我是故意用轻率的语气写那封回信——你没把我的过错看得那么严重，我的语气与你的态度倒是挺适合的。

你真以为我是个泼妇，不把你搞臭不罢休，或是非要含沙射影地侵犯你的隐私吗？显然你就是这样想的。当然，这也太离谱了。不过事情并不是你想怎样就会变得怎样。

我在陌生人面前妄自议论你，对此我已向你道歉了，因为我知道我有时的确会犯这个毛病。我猜，传回到你耳朵里的都是些没经过思考的蠢话。我很清楚，我说的话一点也不过分，根本不会给你造成痛苦。记得以前你是怎样谈论自己和那些女人的吗——你学生时代的故事，还记得吗？我从没想到你会把自己看成完人。我承认，我从没觉得你在处理和女人的关系上做得有多完美，但我也从不认为那样就说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确实很欣赏你，而且像朋友一样关心你。

我要告诉你，如果只是因为你加州的那些朋友聊天时“一不小心”提到了你，你就对他们胡乱攻击，那我只能表示遗憾。他们并不是出于恶意或者怨恨才提到你，他们只不过是碰巧知道了你所经历的一切罢了。

你的来信让我对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恐怕超出了我想了解的范围。

黛比

亲爱的大卫：

黛比正在回复你的上一封信，但现在我觉得我有必要说几句。

我看到黛比已在努力弥补过失，就差在你面前磕头认错。其实在她看来，她当时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而且她已向你道歉。同时，她用开玩笑的语气告诉你，她的所作所为并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我知道当时的情况，因此我同意她的说法。你上一封信确实让我大吃一惊，语气咄咄逼人，愤怒不已，还自以为是。比起让黛比深感内疚的行为这显然更伤人。对了，我不知道你觉得黛博拉说了你什么（要是有点证据的话，可能现在会派上用场），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不过就是餐桌上的谈话而已，只讲了几分钟，根本没诽谤你。我猜你可能也在不经意间说过她不少坏话，可能比这更严重（虽然可能不是对陌生人说的）。在我看来，朋友之间应该原谅彼此间偶然犯下的小错误。

真诚的

阿瑟

亲爱的阿瑟：

你不能自相矛盾啊！你说黛比是“用开玩笑的语气”，或用她的话说是“故意用轻率的语气……”，因为这种语气最能体现出她在这件让我烦心的事上的态度；可同时，你又说她在我面前“努力弥补过失，就差磕头认错”。我当然可以原谅黛比轻率的做法，这点我在第一封信里已说过。可她居然继续对这一切表现得那么愚钝、不屑一顾，我就觉得她的过失不仅仅是一个朋友的“偶然犯下的小错误”了。

大卫

亲爱的大卫：

我在犹豫要不要回你的上一封信，因为那封信几乎让我无语。你竟然会觉得黛博拉想伤害你，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黛博拉发现，在这些日子里，你对女人的态度十分恶劣；你为了这点小事发那么大的脾气，这恰恰印证了黛博拉的发现。你竟然察觉不到这一点，这也让我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与其继续和她争论不休，你干吗不能静下来想一想，你当初为什么拒绝接受她道歉呢？她都已经认错了——为什么你可以为了不断地抨击她所谓的不妥，不惜牺牲我们的友情呢？

除了和黛比离婚，让她穿着破衣烂衫到大街上去、把她赶出去，我真不知还能做些什么才能证明我希望我们之间能重新和好。我倒很希望听听你的建议。

真诚的

阿瑟

幸亏克林格给我支了一招，这一切才得以了结。我告诉他我打算在下一封给阿瑟的信里写什么。这封信的第二稿已经打了一半了。我打算说他现在想拿弗洛伊德圈套紧紧勒住我的脖子。他要我回两封信，提供“一点证据”（还用括号把这句话括起来），这种要求让我有些恼火。他以为我们什么关系？师生关系吗？我还是他的博士生吗？他还是我的论文导师吗？那些信又不是送去给他打分的！我才不在乎欠他多少人情呢——我不允许他们造我的谣！我也不会因为她肆无忌惮、神经兮兮地恶言诋毁而被诽谤和藐视！我也不会让海伦受到污蔑！“报复女人的念头”！这一切都让我受不了她！他干吗不让她穿着破衣烂衫、把她赶到大街上去呢？这个主意太棒了！他要是这么做，我会对他肃然起敬！这儿所有的人都会！

我发表完一通激愤的长篇大论，克林格说：“她说你的闲话——谁会在意呢？”

十一个字，但顿时令我倍感羞辱。是的，我顿时觉得自己就是个神经兮兮的傻瓜。脾气这么臭！像以前一样，没有目标！没有重点！没有内涵——连个朋友都没有！只知道树敌结仇！给这对恩爱夫妇写那些愤怒的回信占用了我回到东部后写论文的全部时间。我本该把所有的精力、耐心和智慧都用来专心写论文。我整晚整晚地思考怎样使语言简洁、用什么语气，每封信都反复修改……而该写的那本有关契诃夫的书几乎完全扔在一边，我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想象一下——一遍遍的草稿，都写了什么呢？什么都没写！哦，我不务正业，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医生！我躲开沃利的骚扰，和黛比争得不可开交，还像孩子依靠母亲一样离不开你——哦，怎样才能让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变得真正无关紧要呢？怎样才能不让它们占据我全部的生活呢？

奇怪的是，和舍恩布伦夫妇之间的矛盾反而增进了我和鲍姆加藤之间的友谊，我们之前的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些听过黛比议论我的人并没因为这关系对我的新生活说三道四，这一点也不奇怪。按医生的要求，我不再理会舍恩布伦的信——这些信充满了火药味，试图说服我，即便如此，每天早晨在开车去学校的高速公路上，我仍然觉得这些信很有意思。后来有天傍晚，我可能是一时冲动，在鲍姆加藤的办公室前停了下来，请他一起喝咖啡。之后的星期天晚上，我看完父亲回到住处，突然觉得寂寞难耐。如果给那种寂寞的程度打个分数的话，可能快接近一百分了——我父亲也同样寂寞。我用海伦留下的炖锅热了汤。关上火后，我给鲍姆加藤打电话，邀请他过来和我一起吃，那是我母亲做好并冷藏在冰箱里的最后一份菜。

不久，我们每周都会去百老汇一家离我们大家都不远的匈牙利小餐厅共进晚餐。我在纽约悼念婚姻中死去的自己的那几个月里（在我悼念真正的死者之前），常常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大喊。结果，出现的人不是沃利就是鲍姆加藤。但我渴望见到的那个人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因为她其实曾经来过：就在这儿，她曾经是我的，可现在再也不属于我。她离我而去，被我毁了，我的个性使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她过不去，直到她无路可退——结果我的心碎了。是的，我想海伦了！我突然很想要海伦！现在看来，和她争吵的一切多么没意义，多么荒唐！她那么迷人，那么活泼，那么富有激情！她聪明、幽默、神秘——可这一切永远都属于过去了！哦，我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事情原本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还有可能的话，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另一个她呢？

于是——长大成人才十多年，我感觉已经用光了所有的机会；看着这个可怜的小搪瓷炖锅，我反思着过去。我感觉自己体验过的不单单是一次糟糕的婚姻，事实上，我体验了整个女性世界；我也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无法和任何人和睦相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在吃黄瓜色拉和肉馅卷心菜时（我告诉鲍姆加藤，味道还可以，不过与皇家匈牙利旅馆生意红火时的口味没法比。我说这话的口气与父亲没什么两样），我给他看了海伦的一张旧照片，在通过海关的护照上都看不到这么漂亮迷人的照片。这照片是从她的国际驾照上揭下来的。我最近才在一箱斯坦福的文件里发现的，夹在我做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讲座的讲稿里——它出现得太不是时候了。我带着海伦的照片去吃饭，一大半时间都在犹豫：要不要把照片从钱包里拿出来；或者在想：我为什么要拿出来。大约十天前，我把照片带到克林格办公室给他看。我想向他证明，也许我确实对某些事情的严重后果视而不见，但我绝没有对什么都视而不见。

我像个上交抄袭而来的论文的学生一样，忐忑不安地把照片递到桌子对面。“的确是个美女，”鲍姆加藤说。接着，我耐心地听着他说出的每一个字！“她就是个蜂王，真好，”他说。“是的，先生。她高高在上，被一群雄蜂簇拥着。”他盯着照片欣赏了很久。太久了！“我都嫉妒你了！”他告诉我。他说得不怎么客气，但道出了真实感受。

我想，至少他不会污蔑海伦，也不会污蔑我……不过我现在不愿继续说什么，也不愿在鲍姆加藤面前苦思冥想，为纯属我个人的隐私寻求什么解决办法。我已经决定心甘情愿地听克林格的话。所以，我怕万一他反对克林格的观点，我会拿不定主意，甚至会一下子退回到以前那种连起床都费劲的日子。我拿不定主意时仍然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我所接受的治疗几乎不能让我免受困扰；我还发现，我现在好像和黛比·舍恩布伦一样，觉得鲍姆加藤是个扫帚星——我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事实上，我真的很期待我们晚上能一起出去走走，真的很喜欢听他讲那些故事。他和海伦一样，讲起最要好的朋友时会兴奋不已，讲起反对的观点时会自信地驳斥——其实更确切地说，他是被这些观点逗乐了。然而，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和鲍姆加藤的友情越深，我们的关系就变得越不稳定，我们甚至有时会突然怀疑对方。

鲍姆加藤一家的故事是一部真正的血泪史。他父亲是个面包师傅，前不久凄凉地死在一家退伍军人管理医院的病房里——鲍姆加藤小时候，一家人过了多年的苦日子，一直没有起色。后来，他十多岁的时候，父亲抛弃了整个家（“他不该那么早就离开”）。他母亲在宾州火车站(35)附近的工厂里织了三十年手套。她在外怕老板、怕商店售货员，怕地铁站台和电车轨道；回到家又害怕走地下室的楼梯，不敢碰煤气炉、保险丝盒，连锤子和钉子都不敢碰。拉尔夫读大学时，她中风瘫痪了。后来，她住进了伍德赛德(36)的一家犹太福利院，整天盯着墙壁。每个周日上午，她的小儿子都会去看她——他脸上总是带着骄傲的笑容，胳膊下夹着一份《周日新闻》，手里拿着一个熟食店的小纸袋，里面装着她爱吃的百吉饼(37)。这个瘦弱的女人像麻袋一样瘫在椅子上。她总算过上了安稳日子，再也不用害怕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护士把鲍姆加藤领进病房，想让她开心开心。她轻快地说，“猜猜谁带好吃的来看您了，米尔德里德？您家的教授哦！”

鲍姆加藤要负担母亲的抚养费。这笔钱政府并不买单，所以他得用从大学里领到的薪水来支付。除此之外，他肩上还担着父亲的重任，需要照顾他姐姐。他姐姐住在新泽西州，有三个孩子。丈夫在那儿开了家干洗店，但生意并不好。鲍姆加藤舅舅管这三个孩子叫“傻瓜”；他说姐姐因为从小受到母亲的恐惧症和父亲的忧郁症影响，变得“失魂落魄”。鲍姆加藤说，她和我年龄相仿，只对一堆迷信的东西感兴趣，这些东西从早先的犹太小村子流传至今，从没变过。她外表和穿着都很古怪，还跟孩子的同学讲一些神神叨叨的故事，所以，在他们住的帕拉姆斯(38)新区里，人们称她为“吉卜赛女人”。

听完这个衰落的家族的顽强幸存者讲述的故事，我十分惊讶。我从没见鲍姆加藤写过只言片语来描述他不幸的家庭如何与众不同。虽然回想起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的成长经历令他作呕，但他却没丢下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不管。可我从没见他写过这是为什么。在两本诗集里，他对此只字不提。他二十四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厚着脸皮将它起名为《透视鲍姆加藤》。他最新的一部以多恩(39)艳情诗里的诗句命名，叫《后面，前面，上面，中间，下面(40)》。我如果不向舍恩布伦夫妇承认，那也必须向自己承认，把鲍姆加藤的作品当枕边书读了一个星期后，我长期以来对女人肉体的欲望差不多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甚至有些腻烦。不过，虽然我觉得他诗歌的主题或叙述方式比较狭隘，但他露骨地描写色情狂，细微地刻画恋物癖，不惜笔墨地描写傲慢的人，让我发现他这个人在创作时始终有种使命感，让我不得不感到好奇。不过刚开始时，我连看他吃东西的样子都会好奇——有时，看着他我会觉得不自在，可不看他同样会不自在。他拿出如此惊人的肌肉力量，用牙齿撕扯一块肉。难道真因为他身上那没被驯服的兽性吗？还是只因为别人都不反对，他就这么粗鲁地嚼着嘴里的食物呢？他第一次吃肉是在哪儿呢？在皇后区还是在山洞里呢？一天晚上，我看到鲍姆加藤在用牙齿从撒着面包屑的小牛排上剔下骨头上的肉。见此情景，我回到家后，从书架上取下卡夫卡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重读了一遍《饥饿艺术家》(41)的最后一段。这段文字描写的是人们将一头小美洲狮关进杂耍笼，替换在笼中饿死的专业节食表演艺术家的故事。“饲养员马上就会送来它爱吃的东西。失去自由对它似乎无所谓。这个高贵的躯体应有尽有，不仅长着锋利的爪子，而且似乎也带着自由；在它双颚里的某个地方，好像藏着……”

是的，在它强有力的双颚里藏着什么呢？也是自由吗？还是一个人曾经差点被活活扼杀的贪婪呢？他的双颚是这头高贵的美洲狮的，还是那个饿死鬼的呢？

我问他：“你怎么从没写过你的家庭呢，拉尔夫？”“他们？”他问，还用宽容的眼神看着我。“他们，”我说，“还有你。”“为什么？这样我就能在基督教青年会读给满满一屋子人听吗？哦，凯普什，”他虽然比我小五岁，但说话时总喜欢把我当成孩子，喜欢把我当成无可救药的老古板。“饶了我吧！别和我聊这个犹太家庭，也别和我聊它给我带来的伤痛。难道你有兴趣读别人家儿子、女儿、父亲、母亲相互逼疯的故事吗？大家写的都是爱恨情仇，一日三餐；还有人性、对尊严的苦苦追求；哦，还有善良美德。你没法撇开那些善良美德来写那种东西的。我听说最近刚出了一本研究犹太文学中善良美德的专著。我想哪一天哪位爱尔兰评论家写一本书谈谈乔伊斯(42)、叶芝(43)、辛格(44)作品中人物的友好关系。也希望能够读读范德比尔特大学哪位好老弟(45)写的一篇关于南方小说中好客主题的论文：《把这儿当成你家：福克纳短篇小说〈献给艾米莉的玫瑰〉(46)中的好客主题》。”

“我只是在想，这样是否会让你无法体会到其他的感受。”

他笑了。“让其他人去体会那些其他的感受吧，行吗？他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感受，也喜欢体会那些感受。但我对美德没什么兴趣，太无——聊了。”鲍姆加藤在两个字中间停顿了一下。这是他最爱用的词。“你看，”他说，“契诃夫读起来让我受不了，那个享有崇高地位的作家。他怎么就从没惹上过麻烦呢？你是权威。为什么永远都没人说安东(47)是禽兽，而说其他粗俗平庸的人是呢？”

“这样解读契诃夫太奇怪了。你要知道，你不能期望他会和塞利纳(48)一样，或是和热内(49)一样，或是和你一样。但也许你鲍姆加藤也不总是禽兽。听你讲起去帕拉姆斯或福利院的事时，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你听上去更像契诃夫。那个出身农奴家庭的作家(50)。”

“别说得这么肯定。而且，而且，干吗要费那么大劲把那种东西写下来呢？没人写过吗——不是写了一遍又一遍吗？他们还需要我也把大名刻在哭墙(51)上吗？我认为，书的价值在于作者指出自己的罪过——我写的书也是如此。不然干吗费老劲去写书呢？指出别人的罪过吗？那还是留给更有本事的人去干吧！你觉得呢？他们精心排演的那场‘意第绪语戏剧’叫做‘文学评论’。啊！那些高贵的中年犹太人，还有他们的反抗仪式和赎罪仪式！你有没有在《纽约时报》周日版的头版上读过这些呢？那些渴望和别的女人偷腥的男人，都像托尔斯泰老人一样，也写书创作！顺便提一下，他们同情底层人民、捍卫神圣的事业，这一切根本不会让他们花费一分钱！看，那些可怜的犹太人需要一个堕落的犹太蠢货替他们在公众面前赎罪——为什么不能有人替我赎罪呢？这蠢货把他们的老婆蒙在鼓里，让那些敏感的家伙和女朋友口交；他还能在《布兰迪斯音乐知识竞猜》(52)节目中连闯数关。我每年都会在报纸上读到权威人士给那些家伙颁发荣誉勋章，奖励他们的作品。美德，美德，谁有美德呢？这是继猖獗至极的迈耶·兰斯基(53)团伙之后，犹太社会又一罪大恶极的团伙。”

是的，他变得激动起来，根本没意识到他嗓门很大，也没发现他的手臂挥舞得像风车一样——在这番猛烈的抨击谩骂中他找到了些许满足感。他继续讲述着一位风流成性的“受人尊敬的教授”（鲍姆加藤说，这在曼哈顿是众人皆知的）。这位教授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综合性评论中把鲍姆加藤的第二部诗集批评得体无完肤。“没有‘内涵’，没有‘思想’，更糟的是，没有‘历史性眼光’。似乎这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在和哪位研究生助教做爱时就会有历史性眼光！可要是别人与女人上床，舔女人带有腥味的那玩意儿，他就会说三道四，颇有微词。不，不，其实如果你真是个人文主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的话，那么你做事情时自然就会有历史性眼光！”

直到我们喝完茶、吃完果馅卷，他才结束了（当晚）对文学界和人文主义传统的伪善、虔诚和无——聊的深入分析（这些大都在评论他诗集的那些人和系里的其他同事身上有所表现）。然后，他换了种口气，开始谈论起他拿手的另一个领域。吃甜点时，他讲了一个故事。正如他讲过的许多令人惊喜的猎艳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勾起了我对昔日的美好回忆。事实上，听他不知羞耻地谈论各种满足感时，我有时会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份相似中有几分滑稽——也许吧。也许鲍姆加藤的感觉跟我一样，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俩都充满了好奇。我是个被锁在大牢里的鲍姆加藤，我被关在狗笼里，是个在克林格和舍恩布伦的影响下变得低三下四的鲍姆加藤——而他是个凯普什：嘴里吐着唾沫，伸出长长的舌头，挣脱了身上的链子四处疯跑。哦，这样一个凯普什。

我为什么要和他待在这儿？当然，当然是打发时间——与此同时，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在这个淫荡的鲍姆加藤面前，我是想轻微感染他这株“强力病毒”就获得终身免疫，还是希望将来再度感染呢？我最终是开始自我治疗了吗？还是已康复，只是做好了准备，想个法子拒绝医生和他无——聊的劝诫呢？

那个大个头的匈牙利女服务生穿着绒毡拖鞋，慢慢悠悠地走回厨房去给我们沏茶。“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说，眼睛还盯着她浑圆的屁股，“我正在马波罗书店淘书——”我脑中已经浮现出他在那儿淘书的情景；我看过他淘书的样子，至少有十几次了。鲍姆加藤：哈代吧？女孩：怎么了——是啊。鲍姆加藤：《德伯家的苔丝》(54)，你在那儿就拿到了这本书吗？女孩（看着书皮）：没错，是啊——“——我开始和这个脸蛋红扑扑的漂亮女孩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她去威斯特彻斯特(55)看望了家人，刚坐火车回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披着大衣的家伙隔着几张椅子坐在她前面，不停地回头看她，两只不安分的手还在外套底下自慰。我问她对他做了什么。‘你以为我做了什么吗？’她说。‘我碰巧和他对视了一眼。到了大中央车站(56)，我走到他面前说，“嘿，我觉得我们该认识认识，很高兴见到你。”’他却匆匆忙忙地跑出了车站，但这个女孩紧跟着他，想告诉这个家伙她是认真的——她喜欢他的长相，佩服他的勇气，他刚才的那个动作让她高兴极了。可她还没来得及说他一定会玩得很开心，这家伙就跳上一辆出租车消失了。不过，我们倒是很快就产生了好感，可以这么说。然后一起回了她的住处。她住在东河(57)边上高层公寓区里的一幢楼里。她带我游览了河边的风景，参观了放着各种烹调书的厨房。然后，她让我扒光她的衣服，把她绑在床上。打从我参加了童子军(58)三十五中队后，就再没摆弄过绳子，但这并没难倒我。凯普什，我用牙线绑住了她，十二码长的牙线——我遵照她的要求，把她四仰八叉地按在床上，捆住她的手脚。我用了四十五分钟。你真该听听那女孩发出的声音，也该看看她当时的样子，兴奋得不行。真是太爽了！这能让你更好地明白什么叫刺激。她让我从药箱里把兴奋剂拿出来。可那儿没有，都不见了。好像被她哪个朋友偷走了。我告诉她我家里还有些可卡因，如果她想要的话我就去拿。‘去，去拿，去拿，’她说。于是我就去了。但我从家里出来，下了楼，招了辆出租车准备回她家时，我才发现我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打死我都想不起来她住哪幢楼。凯普什，我当时傻了眼，”他边说边从桌对面伸过手来，用大拇指和食指夹起我盘子里的果馅卷碎屑，他军装的袖口蹭到了我的水杯，水杯倒在我膝盖上。不知为什么，鲍姆加藤总是穿着外套吃东西。也许杰西·詹姆斯(59)也是这样的。“哎呀天哪，”他叫了一声，眼睁睁地看着玻璃杯倒下，但这当然不是第一回了；其实，在他把餐桌当成食槽时，“哎呀天哪”这四个字可能是鲍姆加藤嘴里冒出次数最多的话。“对不起啊，”他说，“没事吧？”“会干的，”我说，“总会干的。接着说。你后来做什么了呢？”“我还能做什么啊？什么都做不了！我从这栋楼跑到那栋楼，在姓名地址目录上找她的名字。简是她的名，她好像讲过，所以只要看到一个‘J’开头的名字，我就发疯地摁对讲机。虽然有几次的对话听起来挺有希望，但我愣是没能找到她。保安过来了，问我在找什么。我告诉他我应该是走错单元了，我出去以后，他却跟着我到了门口的柱廊那儿，于是我在附近溜达了几分钟，抬头看看月亮，然后我就回家了。事后，我每天去学校时都会买份《纽约每日新闻》(60)。我关注了几个星期，想知道警察是否在颓废的东城(61)发现一具用牙线绑在床上的骷髅。不过最后我放弃了。但今年夏天我从第八大街一家电影院出来时，竟然在等候下一场电影的队伍里看到了这个女孩——相貌平平。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认出了我，脸上笑开了花，说，‘不错嘛，伙计。’”

我有点怀疑，但还是笑了。我问：“真有这事吗，嗯？”

“戴维，你只要走到大街上和别人打个招呼，什么都可能发生。”

接着，鲍姆加藤问女服务生能不能找个人教他匈牙利语。她是这个餐厅新来的员工，年纪有点大，微微有些发胖，像个农村妇女。鲍姆加藤决定要认识认识她。“你一个人住那儿吗，伊娃？”他拿到她的名字和号码后，找了个借口，走到餐厅尽头。那儿有个投币电话。为了记下伊娃的电话号码，他把衣服口袋里一大把纸片和信封都掏了出来，我看见那些纸上记着他白天碰到的其他女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他拿走了一个号码去打电话，剩下一小堆乱糟糟的私人信件。我闲来没事便盯着这堆信件。这么多信，上面都记录着他的生活！

我用指甲轻轻一拨，瞄到一封信的结尾，整齐地打印在淡黄色的厚信纸上。

……我帮你找了个十五岁的（实际上是十八岁，但已经发育成熟了，我保证你绝对看不出什么区别，不过找十五岁的女孩是要坐牢的）——她是个大二的学生，水灵灵的，不仅年轻，而且真的很漂亮。她很可爱，又特别懂事。我觉得她百分百能让你满意。我可是单枪匹马帮你找到她的。她叫若娜，下周我们一起吃午饭。我想你还记得曾经说过这种想法，如果你不是在开玩笑的话，我这次会和她商量这事的。我相信可以成功。下次在办公室时，请你给我个暗示，告诉我要不要和她商量。眼睛眨一下就是“要”，眨两下就是“不要”。我已经尽全力了——帮你拉皮条来满足你的欲望，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现在，请你让我去参加狂欢派对吧！如果你不同意，我能想到的只有两个合理的原因：第一，你本人也参加了那个派对——要是那样的话，我会自觉回避那些社交的，如果这样能让你满意；或者，第二，你担心有人会去“克里姆林宫”(62)的核心部门揭发你，如果是那样，请你把派对举办人的名字告诉我，我会说我是从别处听说的，而不是听你说的。否则，你为什么不能施舍一点你那（稍稍减弱的）同情心呢？（我在哪儿读到过，说人们曾说同情心是诗人的必备条件之一。）反正你又损失不了什么。你还可以帮助一位正在（迅速）衰老的未婚女子，给她暗淡的生活带来一束微弱的阳光。

好友

T

谁是“T”呢？我在想。在“克里姆林宫”？教务长助理还是学生健康中心主任？还有，谁是另一封信中的“L”呢？她把信的每一行字都划掉重写，写信用的毡头钢笔也快没墨了——她想从这位同情心稍稍减弱的诗人那儿得到什么呢？鲍姆加藤现在是不是在电话亭里耐心倾听“L”的请求呢？还是“M”或“N”或“O”或“P”的请求呢——？

拉尔夫，我想见你有什么不正常吗？这种想法很卑鄙吗？除非你能说服我，否则我拒绝为昨晚发生的事道歉。我有时会想，如果有个男人不逼迫我，不说服我，也不迷惑我，而我也喜欢他、尊重他，那么我只要和他坐在一起，就能离我在乎的那种真实更近。你给我的印象是你没有梦想；而我从小时常会想，自己有没有梦想。我不想和你上床。有时你像个扒光女人内裤的老手，就是这样。今后，我肯定不会再在晚上十点后主动去找你。我不过是想要而且需要找个和我没关系的人说说话，所以选择了你。当然，我承认，我是有点想和你在一起，我想躺在你怀里。但我同时又不断告诉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你的友谊和建议——还要和你保持距离。我觉得，我不太愿意承认你让我感动。但这也不等于说我觉得你一点也不蠢——

电话亭里，鲍姆加藤挂了电话。我就不再看他的“粉丝”来信了。我们付了钱给伊娃，鲍姆加藤也收拾好东西。他告诉我，今晚最好让他电话里的那个“朋友”一个人待着。于是我们一同直奔最近的图书大师书店，我或者他常常会拿五美元买上五本廉价处理的书，不过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抽时间去读。“让我们沉醉在阴道和书本里吧！”我这位密友在心中呐喊，在他的后面，前面，上面，中间，下面呐喊。

我本该什么都告诉这个心理医生。但有件事过了整整两个星期，在六次治疗结束后，我才告诉了他。那晚，没过多久，我们遇到了一个女中学生，她正在买英语课上要用的平装书。（鲍姆加藤：艾米丽(63)还是夏洛特(64)？女孩：夏洛特。鲍姆加藤：《维莱特》还是《简·爱》？女孩：第一本我从没听过。是《简·爱》。）她活泼机灵，见过世面，但还是被我们吓着了。她跟着我们回到鲍姆加藤的房间。在鲍姆加藤家的墨西哥地毯上，她被几摞他写的那两本色情诗集包围着。她在试镜，应聘杂志模特。那是我们的老板舍恩布伦夫妇正在西海岸筹划创办的一本色情图片杂志，杂志将被命名为《阴道》。“舍恩布伦夫妇，”他解释说，“受不了扭扭捏捏的人。”

这个高挑的红发女孩穿着流苏皮夹克和牛仔裤，在书店和我们聊天时，她直白地告诉我们，在摄像师面前脱衣服她绝对不会害羞——所以，在鲍姆加藤家，我们给了她一本丹麦杂志让她进入状态。

“你能做这个动作吗，温迪？”他急切地问道。她正坐在沙发上，一手翻着杂志，一手拿着芭斯罗缤(65)冰激凌蛋筒，鲍姆加藤这位完美的编剧在回来的路上忍不住要给她买。（“你最喜欢什么口味，温迪？自己挑，来个双色的吧！再加点糖屑，什么都来点儿吧！你呢，戴维？也来个双色巧克力蛋筒吗？”）她清了清嗓子，合上大腿上的杂志，把剩下的蛋筒一口咬掉，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说：“这对我来说有点过分了。”“那什么动作不过分呢？”他问道，“你告诉我就是了。”“可能和《花花公子》上差不多的那种吧，”她说。

接着，我们像队友一样互相配合，突破严防死守，一起把球运过中场线；我们像两个工人一样，你一锤我一锤，不紧不慢地把桩打进地里——像年少轻狂的我和波姬塔在欧洲大陆上的完美配合一样。我们成功了。我们唆使她脱去一件件外衣，摆出一连串挑逗姿势，最后她身上只剩下比基尼和靴子。她平躺在地上，看着我们这两双盯着她的眼睛。这个来自华盛顿欧文中学的十七岁高中生稍稍有些颤抖地说，这已经是她的底线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用不着商量，我和鲍姆加藤都明白，她的底线就是刷新那条底线。我向克林格老实交待了这件事——还强调说，我们没让她流一滴眼泪，也没向她施加任何暴力，没动她一根毫毛。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克林格问我。

“两星期前，”我说，接着从沙发上起身去拿外套。

然后，我走了。我忍了整整两星期没向他坦白。直到现在，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忍着。结果，我只能走出这扇门，不用再去告诉他，而且永远也不会告诉他。我没早些把事情说出来，并不因为我这个惯犯感到羞耻，而是因为看到了克林格女儿的彩照。照片是在某个沙滩上拍的，这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下身一条褪色的蓝布裤，上身一件校服T恤。照片装在一个三连框的相框里，左右两边是他两个儿子的照片，就摆在他的书桌上。

(1)　一种有暗钮和天鹅绒领子的单排或双排扣长大衣。

(2)　一个家具品牌，由二十世纪著名设计师查尔斯·伊姆斯和妻子雷·伊姆斯共同设计。

(3)　斯巴达王后，主神宙斯化身为天鹅与之亲近，生下海伦和波吕克斯。

(4)　又称“佩花嬉皮士”，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聚集在旧金山的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与友爱的嬉皮士。他们身着奇装异服，以佩戴鲜花、珠子、铃铛等装饰品为标志。

(5)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6)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南亚人裹在腰或胸以下的长条布。

(7)　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年轻的政府文官拉耶甫斯基对情人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已无爱意，想要逃避她。动物学家冯·柯连认为拉耶甫斯基道德低下，严厉批评了他的行为，责备他自私自利，要求他审视自己的心灵，由此展开了关于真理与道德的争论，而后升级成决斗。一向软弱的拉耶甫斯基在决斗中鼓起勇气，不畏惧冯·柯连朝他开枪。冯·柯连受到助祭的干扰，未能击中拉耶甫斯基，决斗无果而终。

(8)　契诃夫的一段名言，全句是：“上帝保佑我们免受他人对我们做出片面的评判。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的言论，其中多半是那些未经历过困境的人所作的妄言。”

(9)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讲述了法律系贫穷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经历的精神折磨与道德窘境。

(10)　Benvenuto Cellini（约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金银工艺师，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的风格主义的代表人物。

(11)　成立于1925年，是美国最著名的舞团之一。

(12)　在纽约州拿骚县亨普斯特德镇，位于长岛南岸。

(13)　原文为reach，有多个意思。凯普什说“you can reach him out there”，其中reach意为“找到”。沃利为调戏凯普什，故意将“reach”曲解为“伸手摸到”。

(14)　原文为take off，有多个意思。凯普什说“take off”，意为“快走开吧”。沃利故意将“take off”曲解为“脱掉”。

(15)　位于纽约曼哈顿，建于1736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医院。

(16)　犹太人在逾越节期间吃的一种薄面饼。

(17)　用面条或马铃薯、鸡蛋和调料烤制成的布丁，犹太人通常在安息日食用。

(18)　纽约市曼哈顿下城西部的一个聚居区，“垮掉的一代”的诞生地，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各种激进思想和文艺潮流的发生地。自十九世纪末开始，许多作家、诗人、艺术家、学生等知识分子为追求自由而汇聚于此。这儿对“垮掉的一代”作家如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等有重要影响。

(19)　坐落在中央公园边上，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并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

(20)　纽约州艾塞克斯县的一个小镇，因其附近的普莱西德湖而得名，是纽约州的旅游胜地之一。1932年和1980年冬奥会在此举办。

(21)　在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交界处的群岛，共有一千七百九十三个小岛。

(22)　一段由七个音符组成的两小节旋律，常用于音乐表演的结尾。

(23)　Norman Thomas（1884—1968），美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反战主义者。1924年参选纽约州州长，并曾作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参加过六次竞选，但均以失败告终。他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崇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而后期逐渐转向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政见。

(24)　Henry Wallace（1888—1965），美国第三十三任副总统。曾作为1948年美国进步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在竞选纲领中提倡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

(25)　纽约州阿尔斯特县的县治。

(26)　黛博拉的昵称。

(27)　“受韦兹控制的”原文为vizzied，是鲍姆加藤创造的单词vizzy的衍生词。

(28)　“受控于韦兹的”原文为vizzified。

(29)　“韦兹”原文为vizzy，是鲍姆加藤创造的单词。

(30)　“嘶嘶”原文为fizzy，“慌慌张张”原文为tizzy，与vizzy押尾韵。

(31)　“毛茸茸”原文为fuzzy，“嗡嗡”原文为buzz，与vizzy在词形上有相似之处。

(32)　James（1843—1916），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出生于美国，后加入英国国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贵妇画像》、《金碗》、中篇小说《黛茜·密勒》、《丛林猛兽》等。

(33)　1877年，亨利·詹姆斯在记录一位朋友讲的故事时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意为真实、生动地再现故事发生的场景。这一故事启发了詹姆斯对《黛茜·密勒》的构思。

(34)　东日耳曼哥特人的两大分支之一，兴起于公元四世纪，于公元410年征服罗马，并在法国和西班牙建立西哥特王国，统治至公元八世纪初。

(35)　纽约市主要城际铁路和通勤铁路的车站，位于纽约市曼哈顿中城。

(36)　位于纽约市皇后区西部，是纽约市少数族裔人口较为集中的一个地区。

(37)　先蒸后烤的环状面包圈。

(38)　新泽西州东北部博根县的一个镇。

(39)　Donne（1572—1631），十七世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玄学派诗歌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作品包括艳情诗、讽刺诗、宗教诗及布道文等，以艳情诗和宗教诗最为出名。他的诗歌作品主要有：宗教诗歌《死亡，不要骄傲》、《病中赞歌》等，艳情诗歌集《哀歌》、《歌与十四行诗》等。

(40)　约翰·多恩的艳情诗歌集《哀歌》第十九首《致上床去的情妇》中的诗句。诗歌把男人对性欲的渴求同十七世纪的殖民侵略联系在一起，渴求肉体之爱的男人狂热地呼唤道，“放开我不安分的手，让它们去吧／后面，前面，上面，中间，下面／哦，我的美洲，我新发现的大陆／我的王国，当有人占有的时候最安全。”多恩在诗中将女性比作美洲，从属于男人，她们是男人“新发现的大陆”，是男人的战利品，由男人来享用。

(41)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作品描述了一个表演忍耐饥饿能力的艺术家追求艺术的完美，对观众诚实无欺，却始终遭到他们的怀疑，他深深苦恼，郁郁而终。

(42)　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诗人，推动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重要作家之一。其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其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芬尼根守灵夜》等。

(43)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44)　Synge（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诗人、散文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代表，阿贝剧院的创办者之一。

(45)　对美国南方朴实随和的白人的别称。

(46)　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没落的南方贵族艾米莉小姐沉浸于过去，性格孤僻。她爱上了一个北方男子，为了不让他离开自己而将他毒死，并与尸体同眠。

(47)　即契诃夫。

(48)　Céline（1894—1961），法国作家，是推动法国及世界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作家之一，对萨缪尔·贝克特、萨特、热内等人有重大影响。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茫茫黑夜漫游》、《缓期死亡》等。

(49)　Genet（1910—1986），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其作品大多涉及被社会所抛弃的亚文化群体，如同性恋者、卖淫者和罪犯等。

(50)　契诃夫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农奴。

(51)　又称“西墙”，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的圣殿山脚下，是古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是犹太教最重要的圣地。

(52)　《音乐知识竞猜》是一档广播竞猜节目，二战期间十分流行。该节目的参与者必须回答有关音乐知识的判断题。该类节目中较有影响力的是1937至1949年间的《凯·凯瑟音乐知识竞猜》。此处《布兰迪斯音乐知识竞猜》可能为作者虚构。

(53)　Meyer Lansky（1902—1983），美国犹太裔犯罪团伙头目之一，“现代有组织犯罪之父”查理·卢西安诺的智囊，并掌管该团伙的财务，被称为“黑手党的会计”。

(54)　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女主人公苔丝在新婚之夜向丈夫克莱尔倾诉了她曾被富人亚雷奸污的遭遇，克莱尔因此抛弃了她。苔丝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与亚雷同居，而克莱尔又回来请求与苔丝重归于好。苔丝认为亚雷毁了她的幸福，便将亚雷杀死，她因此被处以绞刑。

(55)　纽约州东南部的一个县。

(56)　美国最著名的火车站之一，同时也是大都会北方铁路、纽约地铁七号线、莱辛顿大道线（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及S线交会的车站。在曼哈顿四十二大街与公园大道交界处。

(57)　纽约市的一条河，北接长岛海湾，南至上纽约湾。

(58)　美国最大的青少年组织之一，成立于1910年。该组织通过教会男孩户外生存技巧，达到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人格以及独立生活能力的目的。

(59)　Jesse James（1847—1882），十九世纪美国密苏里州猖獗的犯罪团伙“詹氏杨格团伙”的核心成员，曾策划和参与多起银行抢劫、火车抢劫、谋杀等犯罪活动，包括轰动一时的诺斯菲尔德国家第一银行抢劫案。

(60)　美国的通俗小报，创办于1919年。创办之初大多刊登色情题材报道，现在侧重有关社会、民生等方面的新闻。

(61)　纽约曼哈顿岛上第五大道以东的部分。

(62)　俄罗斯总统官邸所在地，是政府的代名词和权力的象征。此处T将学校行政部门比喻为克里姆林宫。

(63)　指英国女作家艾米丽·勃朗特。一生只写过一部小说《呼啸山庄》。

(64)　指英国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其代表作长篇小说《简·爱》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她完成的小说仅有四部，另外三部是《谢利》、《维莱特》和《教师》。其中《维莱特》以作者在布鲁塞尔学习法语的经历为素材，具有很强的自传性。

(65)　美国最著名的冰激凌品牌之一。

回到东部后的那个夏天，我遇到了一个年轻女人。她与这群想安慰我、控制我、勾引我、挑唆我的女人完全不同。用父亲的话来说，这群女人“影响了我的生活”。自从我过上没有女人、没有快乐、没有激情的单身生活以来，我那没有性生活的麻木的躯壳开始失去控制。

我刚认识的一对教师夫妇邀我去科德角(1)度周末，在那儿他们介绍我认识了年轻的克莱尔·奥运顿。她是他们的邻居，在奥尔良(2)海滩附近的一小块野玫瑰花地里租了一间小平房，带着一条金黄色的拉布拉多犬一起住在里面。早上，我们一起在沙滩上聊天。回到纽约后，我费尽心思，写了一封信向她夸耀自己，还与克林格谈了好几个小时，无聊至极。大概过了十天，我一时冲动，回到奥尔良，住在当地的旅馆。和海伦一样（打消了我看似合理的顾虑），她温柔性感的外表最先吸引了我。一年以来，我第一回感到一股温情涌上心头。那次周末短行后我回到纽约，我心里只想着她。我感到自己的欲望、自信和能力被唤醒了吗？那时还没呢！住在旅馆的那一周，我就像舞蹈课上兴奋过度的孩子，无法控制住自己，走路或吃饭如果不严格遵照正确的姿势，我都没法进出房门或拿稳刀叉。后来我还在那封信里自我吹嘘，向她表现我的智慧和自信。这封信写得真是好极了！我为什么听了克林格的话呢？“当然，去吧——你能有什么损失呢？”可要是我失败了，他会有什么损失呢？该死的，他对生活的悲观态度去哪儿了呢？阳痿可不是什么玩笑——这是一种折磨！会让人自杀的！我一个人躺在旅馆的床上，又过了一晚，还是不敢接近克莱尔，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清晨，就在我再一次动身回纽约前，我早早地到她住的平房去吃早饭。吃新鲜蓝莓煎饼时，我向她承认我先前有些不好意思，这样好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跨过这道坎，又能保护我最起码的自尊。可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乎自尊这玩意儿。“我给你写了那封信之后，大老远赶到这儿。我郑重其事，一番折腾之后，不知突然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我似乎来到这儿，然后又消失了。”我顿时感到什么东西从我体内直冲发根，很像是羞耻感。我想只要离开这儿，这种羞耻感就会消失。“你肯定觉得我这个人很怪。现在我也觉得自己很怪。我这种感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只想说，你没做错什么，也没说错什么，并不是你让我变得这么冷淡。”“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始进一步为这种“古怪”行为道歉，她就说，“这已经让我很开心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了。”“真的吗？”我问。我很害怕她接下来要用什么出我意料的方式羞辱我。“是什么呢？”“看到一个人希望有所改变，却又很胆怯。在这个放荡不羁的年代，我还能看到像你这样的人，真的好开心。”

天哪，她的内心和外表一样温柔！她乖巧！沉着！聪慧！她的外表和海伦一样，让我心醉神迷——但两人再没有其他相似之处了。克莱尔稳重、自信、果断。这些品质集中在她一人身上，显示出她所追求的远不只是奢侈和享乐。二十四岁的她，已经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她现在是曼哈顿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在教十一二岁的孩子，下学期将担任课程评估委员会的负责人。不过，我后来发现，虽然她在工作中沉着冷静，光彩照人，给人留下一种平和、稳重、无懈可击的印象，但在个人生活中，她却出奇地天真、单纯。每当说起她的朋友，她种的花花草草，她的香草园、狗、厨艺，她那在玛莎葡萄园岛(3)避暑的姐姐奥利维亚，还有奥利维亚的三个孩子，克莱尔就像个健康活泼的十岁小女孩。一句话，她在社交场合沉着冷静，而在家中热情开朗、充满青春活力，她从不掩饰什么。这简直让人无法抵挡住她的诱惑。我的意思是不必去抵挡。最终，我拜倒在她裙下。

我每天都会回想，我费尽心思写下了那封给克莱尔的信，在信中调戏她，然后差点就心满意足地止步不前了。现在每每回想起来，心里就像敲响了一面锣。我甚至告诉克林格，我和一个性感的年轻女子在海滩上闲聊了两小时，就突然写信给她，可见成功的希望多么渺茫。在科德角的最后那天早晨，我差点决定不去吃早饭。我担心哪怕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拿着飞机票，我也会在最后一刻疯狂地去检验我的欲望是否已经恢复正常。我是怎么成功的呢？我是怎样成功通过我那难以启齿的秘密的考验的呢？纯粹因为运气吗？还是归功于积极乐观的克林格呢？还是要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她泳衣里的双乳呢？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祈祷一千次，祈求上帝保佑她的每个乳房！现在，我欢欣雀跃、激动万分、惊讶不已——对她的一切心存感激，感激她生活中的干练，感激她做爱时的耐心，感激她的聪明谨慎。她似乎能准确地判断出要给予我多少肉体的满足和贴心关怀才能缓解我久治不愈的焦虑。她下课后，把教育六年级学生的专业的教育方法全都用到我身上——这位如此温柔、乖巧的老师每天都会来我公寓，而如饥似渴！还有那对乳房，那对乳房——硕大、柔软、嫩嫩的、沉甸甸的，像牛羊的乳房一样压在我脸上。我把她的双乳抓在手中，热乎乎的，像睡熟了的圆滚滚的小动物。哦，压在我身上的大个子女孩才脱光了半身，样子就美极了！对了，她还坚持记录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是的，她在记事本上写下大学里每天发生的事，用从小时候开始拍的照片记录她的生活。她最初是用布朗尼(4)拍照，现在用的是从日本进口的顶级相机。还有那些日程表！她那些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是太棒了！我每天也会在黄色便签纸上写下一天的计划。但到睡觉时，我好像从没看到哪项计划边上会有一个安慰人心的小勾——确认信是否寄出，钱是否取了，文章是否复印了，电话是否打了。虽然我受母亲的遗传，非常喜欢有条不紊地过日子，但我也有在早晨连前一晚上写的计划都找不到的时候。要是哪天不想做什么事，我就会留到第二天去做，心里从不会感到有多内疚。但奥运顿小姐不是这样的——对于每一项任务，不管多困难、多无聊，她总是全身心投入，一件一件处理，踏踏实实跟进，直到完成。显然，重新点燃我对生活的希望也是她的这样一项任务，我真是太走运了。似乎她在黄色便签纸的顶端写上了我的名字，用稀稀拉拉的圆体字在下方写下了备忘：“给大卫·凯普什——1. 悉心的照顾；2. 热情的拥抱；3. 良好的环境。”一年后，这项任务总算完成了，每项拯救我生活的计划边上都打上了大大的勾。我不再服用治疗抑郁症的药了，脚下的万丈深渊也消失了。我把转租来的公寓又转租了出去。那些漂亮的地毯、桌子、盘子和椅子曾是我和海伦的共同财产，现在只属于她一个人了，我并没被这些记忆伤得太深。我布置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甚至还接受了邀请，去舍恩布伦家吃晚饭。那晚临走时，我礼貌地亲吻了黛比的脸颊，阿瑟也像父亲一样亲吻了克莱尔。就那么简单。就那么没意义。在门口，阿瑟和克莱尔结束了他们在饭桌上一直谈论的话题——关于克莱尔正在为高年级学生准备的那门课；黛比和我正好逮住这个机会，单独聊了几句。不知为什么，我们竟然互相握住了对方的手！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俩都喝了酒吧！“又是个高挑的金发女郎，”黛比说，“不过这位看起来更讨人喜欢。我们俩都觉得她很不错，冰雪聪明。你们在哪儿认识的呢？”“马拉喀什(5)的一家妓院。黛比，你可不可以别拿这事烦我呢？‘高挑的金发女郎’，你什么意思呢？”“这是事实。”“不，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海伦的头发是红褐色的。但就算她和克莱尔的头发是从一块布上裁下来的，可‘金发女郎’在那种情形、那种语调下，是知识分子和其他那些正经人用来侮辱美女的贬义词，你可能也知道。而且我还认为，在那些有着跟我同样肤色和血统的男人面前，这个词还有一种令人厌恶的含义。我还记得，在斯坦福时，你很喜欢在别人面前指出像我这种来自‘红菜汤带’(6)的文学小青年的与众不同之处。这又让我觉得你有点像个肤浅的金发女郎。”“哦，你这个人太较真了。为什么就不承认你喜欢这种高挑的金发女郎呢？仅此而已，没什么丢人的。她们划水橇时长发飘逸的样子确实很漂亮。我敢保证她们到哪儿都很漂亮。”“黛比，我要你答应我的要求。你得承认对我的事一无所知。如果那样，我也会承认对你的事毫不知情。你这个人，还有你的内心肯定神秘无比，但我对此一无所知。”“不，”她说，“我就是这样，就是你看见的这样子。信不信由你。”我们俩都大笑起来。我说，“跟我说说，阿瑟怎么看你的呢？这可是生活中的一大谜团啊！你还有什么我没发现的呢？”“一切，”她回答。出门上了车，我把谈话内容简要地告诉了克莱尔。“这个女人性格有点扭曲，”我说。“哦，不，”克莱尔说，“只是有点愚蠢而已。”“你被她骗了，克拉丽莎(7)。愚蠢只是表象——她其实是在暗中损你。”“哦，亲爱的，”克莱尔说，“是你被她骗了。”

就这样，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我终于回到了社会中。我那孤独的父亲现在每个月都会从西达赫斯特坐火车来曼哈顿吃饭；现在他可以享受无尽的天伦之乐。不过，在我没搬新家、没有克莱尔陪他聊天、帮我做饭时，我确实没花多少心思孝敬他，没有。我和他谁也不会这样坐下来，伤心地望着对方夹起小排的样子，就像唐人街上的两个孤儿……吃荔枝时，我也不会这么耐心地听他问，“那个家伙，他没再来骚扰你吧，是不是？”

当然，我开始有意与那个叫鲍姆加藤的大祸根保持一点距离。我们还会经常一起吃午饭，但我很少和他一起去吃大餐。大餐就留给他一个人享用吧。还有，我没把他介绍给克莱尔。

天哪！日子好过时就这么好过，难熬时竟如此难熬！

一天晚上，在我家吃完饭后，克莱尔在收拾好的餐桌上备第二天的课。我终于鼓起勇气，重新去读我写的那本研究契诃夫作品的书。那本书被束之高阁已两年多了。或许我现在读这本书不再需要“勇气”。在讨论爱情幻灭这个主题的那些零零散散的章节中，我在磕磕巴巴、枯燥无味的文字里找到了五页还算有点阅读价值的文字。这几页是对契诃夫富有喜剧色彩的短篇小说《套中人》的思考。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个专制者的成败兴衰。善良的叙述者在这位专制的官员葬礼结束后说：“坦白地说，把别里科夫这样的人送上西天真是大快人心。”故事讲的是这位保守的高中官员的沉沉浮浮。他爱限制别人，痛恨任何不符合规定的行为。整个镇上那些“有思想、有地位的人”在他的控制之下生活了整整十五年。我重读了一遍这个短篇，接着又读了《醋栗》(8)和《关于爱情》。这两个故事在《套中人》之后写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反思了由精神桎梏引发的各种痛苦，构成一个系列。这些精神桎梏包括狭隘的专制思想，普通人的自满情绪，甚至还有正人君子为保全面子而对自身感情的压制。之后的一个月里，我每晚总是腿上放着笔记本，脑子里带着对作品的初步观点，重读契诃夫的小说。我倾听人们发出痛苦的呼号。他们置身于社会之中，身不由己，痛苦不堪。其中有那些贤惠的妻子，她们在招待客人用餐时，心里却想着，“我为什么要微笑？为什么要撒谎呢？”也有那些看起来镇定自若的丈夫，他们“满脑子守旧思想，用传统的伎俩来欺骗别人”。契诃夫描写了在陈规的“套子”中寻找出路的人，试图摆脱无处不在的乏味生活和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氛的人，还有奋力挣脱痛苦婚姻和社会虚伪弊病枷锁的人。我在观察，在描写他们追求心目中向往的幸福生活时，契诃夫是怎样简洁明了地揭露他们经历的屈辱与失败——最糟糕的是，他们强大的破坏力——虽然不像福楼拜在作品中那样冷漠无情。《不幸》(9)中有个不安分的年轻妻子，在尊严受到伤害之后，出来寻找“一点点刺激”；《阿里阿德娜》(10)中有个害相思病的地主，用赫索格(11)般无助的语气，讲述了他在恋爱中的不幸遭遇：他爱上了一个粗俗、风骚的悍妇。受她影响，他渐渐对女人不再抱有希望，讨厌她们。然而，他却还一直尽心尽力地伺候着她。《没意思的故事》(12)里的年轻女演员(13)对舞台生涯和爱情生活满怀期待，满怀热情，可真正上了舞台、与男人一起生活后，她的期待与热情变成了苦涩，发现自己并没什么天赋——“我没天赋！没天赋，只有……很强烈的虚荣心！”(14)还有《决斗》。整整一个星期，我每晚会重读契诃夫的著作（克莱尔坐在离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作品中，拉耶甫斯基(15)这个油嘴滑舌、邋里邋遢、脑子灵光、文文弱弱的登徒子，沉湎于自己编造的谎言和过度的自怜之中；还有他的对手——能言善辩的科学家冯·柯连，他那冷酷无情、严厉苛刻的良知差点要了拉耶甫斯基的命。或者说，我是这么解读这个故事的：原告冯·柯连理智得过了头，冷酷无情，他无情地指责拉耶甫斯基的耻辱和罪恶。哎呀，他永远也摆脱不了耻辱感和罪恶感。我专心阅读《决斗》，正因如此，我最终萌发了写作欲望。我花了四个月时间，把一篇关于爱情幻灭的论文未完成的修改稿中的五页内容改编成一部四万字的论著，题目是“从《套中人》管窥契诃夫世界中的自由与束缚——满足愿望、无法得到快乐及二者引发的伤痛”。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悲观主义无处不在，当时的男男女女为获得“那种个人自由”表现出各种行为——正直、丑恶、高尚、犹豫。契诃夫本人一直在苦苦追求这种自由。他对他们的徒劳十分悲观。事实上，这本书研究的就是导致他产生悲观情绪的原因。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题献页上写着“献给克莱尔·奥运顿”。

“她成熟稳重，”我告诉克林格（也告诉我自己，我永远永远永远忘不了这些），“而海伦却很冲动。她有判断力，而波姬塔没头没脑。我从没见过有人对日常小事也这么上心。她把每一天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每时每刻都在全身心投入，真让人佩服。她没什么痴心妄想——只想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地生活。我信任她，这是我想强调的。正因为如此，我才恢复了正常，”我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信任。”

听我说了这么多，克林格最后对我说再见，并祝我好运。我们在这个春天的下午告别。在他办公室门口，我不禁在想自己是否真的不再需要别人振奋我的精神、压制我的焦虑、倾听我的心声呢？我是否真的不需要警告、鼓励、认同、安慰、称赞、反对呢？——简单说，就是那些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的专业治疗，给予我母亲般的关怀、父亲般的鼓励和纯洁的友谊。我真的挺过来了吗？就那样挺过来的吗？就因为克莱尔吗？要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又变得冷漠无情，没有一点激情，那该怎么办呢？要是我又变成一个软弱无能、缺乏阳刚之气和判断力的男人，连我的躯体、思维或情感都无法控制，那该怎么办……

“保持联系，”克林格握着我的手说道。我曾不敢告诉他：他女儿的照片让我良心发现，所以我无法正视他的眼睛，似乎我掩饰了这个事实就不会受到他那未说出口的批评，或者是我自己的批评。告别时，我和那天一样，无法正眼看他。不过，现在是因为我不想泪如泉涌地向他表达我的兴奋和感激。我强忍住所有的情感，也强忍住所有的疑惑，说：“希望我不用再联系你吧！”但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大声重复着这句难以置信的话时，我加上了真实的情感：“我终于挺过来了！”

接下来的六月，我们俩都放假了，克莱尔和我乘飞机来到意大利北部。这是我第一次回欧洲，十年前我和波姬塔在这儿寻找“另一个女孩”。在威尼斯，我们在学院美术馆(16)附近一个安静的小旅馆里住了五天。每天早上，我们在旅馆芬芳的花园里吃完早饭后，便穿着步行鞋在通往各景点的小桥小路上穿行。克莱尔已经在地图上标出了一天要游览的景点。每当她拿着相机拍摄宫殿、广场、教堂和喷泉时，我就会慢慢走开，但总会不时回头看看她和她美丽的素颜。

每晚，在花园的树阴下吃完晚饭后，我们去坐一小会儿刚朵拉(17)。克莱尔坐在我身边，坐在扶手椅上，曼(18)称这些扶手椅是“世界上最柔软、最豪华、最舒适的椅子”(19)，我再次自问，这份安宁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满足感和我们之间的默契是真的吗？最难熬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吗？我不会犯更多的严重错误了吗？我也不用为以前的行为付出代价了吗？所有这些都只是现在才开始吗？我的青春期比别人长一些，而且还曾误入歧途，如今，我真的已经走出来了吗？我终于长大了吗？“你确定我们还活着吧？”我问，“我们不会是在天堂吧？”“我哪知道，”她回答说，“你得去问船夫。”

在威尼斯的最后一个中午，我请克莱尔在格瑞提酒店吃了顿大餐。在露台上，我付给了领班小费，指定了一张桌子。我曾幻想和在课上把花生酱软糖当午饭吃的那个漂亮女生坐在那张桌子边。我点的东西和那天在帕洛阿尔托(20)吃的一模一样。当时我们在课上研究契诃夫写的爱情主题短篇小说，我那时正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但这次，可口的食物和年轻纯洁的伴侣不再是幻想。这次，这些都变成了现实，而我也一切正常。我要了杯冰镇葡萄酒，而克莱尔要了杯带汽的矿泉水。虽然她父母酒量很大，但她却滴酒不沾。我靠在椅子上朝外看，水面上泛起粼粼的波光，这个童话般的城市真是美得无法形容。我对她说，“你觉得威尼斯真的在下沉吗？这地方的高度和我上次来的时候没什么变化啊。”

“那时你和谁来的？你太太吗？”

“不是，是我参加富布赖特项目的那年。和一个女孩来的。”

“那女孩是谁？”

如果我继续告诉她这一切，她会感到多么岌岌可危、焦躁不安啊！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我想让她受什么刺激呢？哦，弄得跟演戏似的！我告诉她的“一切”都有些什么呢？除了一个年轻水手第一次出海的见闻，还有什么呢？虽然这个水手想寻找点儿刺激，但结果他既没胆量，也没本事……然而，她做事这么有条不紊；经历过心碎的童年，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家庭中长大，却又能努力让生活重新恢复正常。对于她这样的人，我想最好还是这样回答，“哦，没有谁，真的，”然后就不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可我现在心里却只想着这个“没有谁”，她淡出我生活已经十多年了。在那堂研究契诃夫的课上，我这个娶错老婆的男人回想起在格瑞提酒店露台上度过的那些美好日子——那时，年少轻狂的凯普什还没受过伤害，还在无忧无虑地环游欧洲；如今我坐在格瑞提酒店的露台上，在这儿庆祝我成功开始了一段甜蜜稳定的新生活，庆祝我重新恢复了健康和快乐。这是我没想到的。此刻，我在回想许久以前那些酋长似的鲁莽放纵的日子；我在回想我们三个在伦敦的地下室时，轮到我问波姬塔她最想要什么的那个晚上。我最想要的东西这两个女孩已经都给了我；伊丽莎白最想要什么，我们想最后去了解——但她不知道……她被卡车撞倒后，我们才发现，在她心里，她什么都不想要。但波姬塔不怕说出自己渴望什么，我们便不断地满足她。是的，我坐在克莱尔对面，可却在想念波姬塔。克莱尔说过，我往她嘴里射入精液时，她有种被淹没的感觉。她并不喜欢这样。我脑中浮现出波姬塔跪在我面前的情形：她仰着头去接她头发上、额头上、鼻子上流下来的一股股精液。“这儿(21)！”她叫唤着，“这儿！”而穿着粉色羊毛睡袍的伊丽莎白倚在床上，在一旁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一丝不挂、寻求快感的男人和那个赤裸着半身在苦苦哀求他的女人。

仿佛这种事很重要似的！似乎克莱尔会把每一件重要的事紧抓不放！在克莱尔的陪伴下，我刚开始一段充满希望的生活。虽然我提醒自己别健忘、愚蠢，别忘恩负义、幼稚，虽然我提醒自己别再疯狂，但我现在渴望的并不是我面前这个年轻可爱的女人，而是那个身材娇小、长着龅牙的朋友。十多年前，在鲁昂城外三十多公里的小镇，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半夜离开。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渴望和那位放荡、迷茫的知己在一起。她喜欢“不走寻常路”，满脑子都是一般人想也不敢想的念头。在我的防线开始崩溃之前，我和她一样，对这些事乐此不疲。哦，波姬塔，走开！但这次，我们就在威尼斯的房间，在扎特雷(22)附近一条小路上的旅馆里，离克莱尔白天帮我拍照的那座小桥不远。我用方巾蒙住她的眼睛，在她脑后小心地打了个牢牢的结。然后，我跨在这个被蒙住眼睛的女孩身上，在她分开的双腿间拍打撩拨——刚开始的时候很轻。我看着她，她屁股绷得紧紧的，使劲地往上挺，不放过我刺激她外阴时产生的每一阵快感。我看着这一切，因为以前从没见过。“跟我说话，我什么都要听，”波姬塔轻声说。于是我发出低沉的、屈服的吼叫。以前我从没对谁这样说过话。

一想到波姬塔，我就有性欲得到满足的感觉——现在我更愿意忘了这段经历，把它当作一段“漫长的、误入歧途的青春期”……而想到克莱尔，这个充满热情倾心拯救过我的女孩，我会有什么感觉呢？愤怒；失望；厌恶——我鄙视她所有的惊人举动，怨恨她对那么点小事都不肯屈尊。我知道，对她来说，我并不怎么重要。她有那些照片，那些日程安排表，还有那张不肯与我口交的嘴。她有课程评估委员会。她的一切。

我真想从桌边冲过去打电话给克林格医生，但还是克制住了冲动。我不会在国际长途的另一头和那些病人一样歇斯底里。不，不会。菜端上来了，我便吃了起来。果然，点甜品的时候，我对波姬塔的所有欲望都开始消退。我不再渴望她恳求我，不再渴望她躺在我身边，不再渴望把她压在我身下。让这些欲望自生自灭吧！我的愤怒也消失了，充满耻辱的忧伤油然而生。如果克莱尔察觉到我内心涌起又退去的忧伤，她会怎么样呢——她怎么可能察觉不到呢？看到我沉默不语、冷漠忧郁，她会怎么想呢？她假装什么都没发现，而是继续谈论着她课程评估委员会的工作计划，直到我们之间的隔阂慢慢消失。

我们在威尼斯租了辆汽车去帕多瓦(23)看乔托(24)的作品。克莱尔又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后，她会把照片洗出来。然后盘腿坐在地板上，像个可爱的小女孩一样，恬静、专注地把它们排好序，粘在今年的相册中。现在，意大利北部的照片会和斯克内克塔迪(25)、伊萨卡(26)、纽约市这些她生长、学习、工作、恋爱的地方一起，被她装进床头边书箱里的那些相册。意大利北部将永远属于她了。我和她去过的城市、她的家人朋友一样，也一直陪伴在她的床头边。

她父母动不动就吵得脸红脖子粗——往往是因为苏格兰威士忌喝多了。虽然二十五年中因为父母的争吵她很少有快乐，日子可谓暗无天日，但她还是认为过去是值得记录和回忆的，即使这么做只是因为她能经受住这些痛苦和混乱，过着像样的生活。虽然在硝烟弥漫的环境中安然无恙地成长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但正如她总爱说的那样，这是她唯一的过去，必须铭记。有些乐趣对正常家庭来说再普通不过（如果有这样的家庭的话），而奥运顿夫妇更多时候只顾相互争吵，没什么精力去关心孩子。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女儿无法享受这些正常乐趣。克莱尔和姐姐奥利维亚为了让家里人开心操了不少心，比如互换照片、赠送礼物、庆祝节日、电话问候等等。这样看来，好像她们才是成熟老到的父母，而奥运顿夫妇却是不懂事的孩子。

我们在山上一个小镇找了家旅馆安顿下来。我们的房间有个露台，有一张床，还能欣赏田园风光。白天，我们从旅馆出发去维罗纳(27)和维琴察(28)。照片，照片，照片。钉进棺材的钉子背面是什么呢？嗯，这是在克莱尔拿着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的时候，我听到她说的话。我再次感到被美好的事物包围了。一天，我们带了点儿中午野餐的食物，沿着耕牛走过的小道，一路向前走。我们穿过一片花丛，里面种满了玲珑可爱的矢车菊、表面光亮的小毛茛、美得像假花一样的罂粟花，各种各样，应有尽有。我能同克莱尔一直静静地走上好几个小时。我用一只胳膊肘支着身体躺在地上，看着她采摘野花准备带回房间插进我枕边的水杯里。这样我就很满足了。我不奢望更多。“更多”没什么意义。波姬塔也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仿佛“波姬塔”和“更多”不过是同一种意义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我的欲望在格瑞提酒店消失后，波姬塔已经无法用她的身体以及任何其他东西来干涉我的生活了。之后的几个晚上，每当我和克莱尔做爱时，波姬塔的样子都会浮现在我眼前——跪着，她总是跪着乞求我让她达到最高潮。然后，她就消失了。躲在我下面的依然是克莱尔，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我现在没法得到“更多”，或者足以打消我得到“更多”的念头。是的，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总算走开了。我只是紧紧抱着克莱尔，又可以好好享受好运带来的幸福时光了。

最后一天下午，我们带着午饭去了一片旷野的最高处，透过那儿的重重青山，可以看到多洛米蒂山(29)雄伟的白色山峰。克莱尔伸开四肢躺在地上，我坐在她身边。她丰腴的身体随呼吸渐渐鼓起，又慢慢收缩。这个穿着薄夏装的女孩个子高高的，长着一双绿眼睛和一张白皙无瑕、巴掌大的鹅蛋脸。她美得干净纯洁、超凡脱俗。我发现这种美和安曼教派(30)或者震颤教派(31)的年轻女人一样。我定睛看着她，告诉自己，“有克莱尔就足够了。是的，‘克莱尔’和‘足够’，它们也是同一个意义的两种表达方式。”

我们从威尼斯飞往布拉格，途经维也纳——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旧居。去年我一直在大学里讲卡夫卡的作品；过几天，我要在布鲁日(32)宣读一篇论文，主题是关于卡夫卡作品中经常反映的精神空虚。但除了书上的照片，我还没亲眼见过他生活的城市。在我们出发前，我改完了十五个学生的期末试卷。他们已经通读了卡夫卡的小说、马克斯·布洛德(33)写的卡夫卡传记、卡夫卡的日记，还有卡夫卡写给米伦娜(34)和父亲的信。试卷中我出了这样一道题——

卡夫卡在他的《致父亲书》(35)中写道：“我写的都是关于您的事；我在这儿抱怨的一切，都是无法当面向您抱怨的。写这封信是我有意拖延与您告别的时间。不过，虽然这种告别是被您逼出来的，但它却在顺着我的意愿发展……”卡夫卡跟父亲说：“我写的都是关于您的事，”还补充说：“但它却在顺着我的意愿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妨假定你是马克斯·布洛德，从你个人的角度写封信给卡夫卡的父亲，解释一下你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说……

我很高兴，很多学生都采纳了我的建议，愿意假定自己是这位作家的朋友和传记作者。而且，在他们向这位传统的父亲描述他那古怪儿子的心理活动时，我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对卡夫卡的心理孤独、奇特视角和怪僻性格烂熟于心了。他们很清楚，卡夫卡这类想象力丰富的人是如何将自己日常生活写成寓言故事的。没有开窍的文学专业学生是很难对卡夫卡作如此精彩、深奥的解读的。哦，我很满意。是的，关于卡夫卡的课堂讨论让我很满意，我对自己课上的表现也十分满意。不过，和克莱尔在一起的头几个月里，有什么能让我不满意呢？

从家出发前，有人给了我一个正在布拉格教书的美国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让人高兴的是（这些天不一直很高兴吗？），他和他的捷克朋友——也是位文学教授，那天下午刚好有空，可以带我们游览古老的布拉格。在老城广场(36)的一张长椅上，我们凝望着对面的那座宫殿式建筑，弗朗兹·卡夫卡曾在那儿读高中。在圆柱式入口右侧，是赫尔曼·卡夫卡(37)位于底楼的办公地点。“卡夫卡在学校都逃不开他的监视，”我说。“这一切对他来说真是糟透了，”捷克教授回答说。“但对他的小说创作倒挺有帮助的。”不远处耸立着一座气势磅礴的哥特式教堂，教堂中殿某面墙壁的高处有扇正方形小窗户，对着隔壁的公寓。他们告诉我，卡夫卡全家曾在那套公寓里住过。我说，那么卡夫卡或许是坐在那儿，居高临下，悄悄看着罪人们忏悔、信徒们祈祷……这个教堂里面，如果没有摆设物品，如果不究其细节，至少也和《审判》(38)里那个大教堂的气氛有点相似吧？还有河对岸那一条条蜿蜒曲折的街道，通向哈布斯堡王朝(39)那座霸气的大城堡，肯定也是他创作灵感所在……捷克教授说，也许吧！但在波希米亚(40)北部有一个小城堡村庄，卡夫卡去看他爷爷时听说了那个村庄，据说那儿才是《城堡》(41)故事原型的所在地。还有一个乡下小村庄，他妹妹曾在那儿干了一年农活，卡夫卡生病时去那儿和她待了一阵子。捷克教授说，如有时间，我和克莱尔该去乡下住一夜，会有收获的。“去看看那些封闭排外的小镇，还有烟雾缭绕的酒馆和丰满的酒吧女招待，你就会知道，卡夫卡纯粹就是个现实主义作家。”

我第一次在这个戴着眼镜、穿着整洁的小个子学者身上感受到除了和蔼可亲以外的东西——我感到他表现出和蔼可亲就是为了压制内心的情感。

在铺着鹅卵石的阿尔克密斯特街上，城堡外墙附近有一间小屋，看上去就像孩子睡前故事里讲的住着侏儒或小矮人的小屋一样。这是卡夫卡最小的妹妹有一年冬天租来给卡夫卡住的。这是她为帮助单身的哥哥摆脱父亲和家庭的束缚做出的又一份努力。如今，这个小地方已经变成了纪念品商店，出售印有照片的明信片和布拉格的纪念品。卡夫卡就是在这儿认认真真地把一段文字在日记本里反复涂改，修改了十遍。他就是在这儿画了嘲笑自己的线描自画像和“秘符”，这些连同其他的一切被他藏在了抽屉里。在这位追求完美的作家埋头创作的房间前，克莱尔给我们三位文学教授拍了一张合影。不久，它就会出现在她床头边的某一本相册里。

克莱尔带着照相机和美国教授一起去城堡里参观，而我和我们的捷克导游索斯卡教授坐下来喝了杯茶。当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42)改革运动结束，索斯卡丢了大学教授的饭碗，才三十九岁便“退休”了，开始领少得可怜的养老金。他妻子曾经是个理工科的研究员，也因为政治原因丢了饭碗，为了养活这个四口之家，她在肉罐头厂里当了一年多的打字员。我很想知道，这个退休教授是怎样挺过来的呢？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三件套西装，步伐矫健，说话干脆利落——他是怎么做到像现在这样乐观的呢？是什么可以让他每天早上正常起床，晚上安安稳稳地睡觉呢？是什么让他挺过每一天的呢？

“是卡夫卡，当然，”他笑着对我说，“是的，这是事实；我们有很多人几乎都只是靠卡夫卡而继续活着。包括大街上从没读过他作品的行人。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时，他们会看看别人，然后说，‘是卡夫卡。’意思是，‘现实就是这样的。’意思是，‘你还想指望得到什么呢？’”

“你们难道一点也不生气吗？你耸肩说‘是卡夫卡’时，是不是就不那么生气了呢？”

“苏联人来这儿的前半年，我一直激动不已。每晚我都和朋友一起去参加秘密会议。我至少每隔一天就会散发一份新的非法请愿书。其他时候，我用最清晰易懂的散文体，用优美、富有思想性的句子，全面分析当时的情势，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同事中间传播。后来有一天，我晕倒了，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当时我身上已经流血溃疡了。一开始，我心想，好吧，我要在这儿躺一个月，我要吃药，吃流质食品。然后——然后还要做什么呢？血止住以后，我要做什么呢？又像K.那样回到他们的城堡，与当权者对峙吗？卡夫卡和他的读者都很清楚，这一切是永无休止的。他笔下那些和K.一样的人物，屡战屡败，却又满怀希望，于是屡败屡战。他们为了寻找解决办法，沿楼梯疯狂地跑上跑下；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拼命地来回穿行，思考着最新进展，这些进展将他们引向成功。先有开端，再经历中间过程，最后是结局，这是最了不起的——他们认为这就是达到目的的途径。”

“但撇开卡夫卡和他的读者不谈，如果他们没遇到阻力，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只有老天才知道他这样的笑容想表达什么意思。“先生，我已经表明了立场。整个国家也已经表明了立场。我们并不想像现在这样生活。可我也不能一周七天没完没了地去向政府表明立场，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消化吧？”

“那现在你在做什么呢？”

“我在把《白鲸》(43)翻译成捷克文。当然，已经有人翻译过这本书了，而且译得真的挺不错。其实完全没必要再译一次。但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既然我没别的事急着要交差，干吗不翻译呢？”

“为什么翻译这本书呢？为什么选择梅尔维尔呢？”我问他。

“我在五十年代参加了一年的交流项目，住在纽约。走在大街上，我觉得那儿到处都是亚哈船长(44)的船员。无论什么时候，我都看到像咆哮的亚哈一样的人。他们渴望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渴望出人头地，渴望成为‘冠军’。他们不仅有旺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还有强烈的欲望。我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欲望。我就是想把那种欲望用捷克文翻译出来……如果，”他笑了，“如果那可以翻译出来的话。”

“你可能在想，实现这个雄心大志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有两个原因：第一，没必要再出一个译本，而且这本很可能会比不上现有的那个知名译本；第二，我的任何译作都不能在这个国家出版。但正因为用不着考虑有没有意义，我才能做一些我以前不敢做的事。的确，我偶尔熬夜时，想到正在做着没有意义的事，反而会打心底里感到满足。可能你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投降和自嘲，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但不管怎样，这还是我能想到的在退休后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你呢？”他非常友好地问道，“是什么让你对卡夫卡这么感兴趣呢？”

“说来话长啊！”

“因为什么呢？”

“并不因为我对政治失去了希望。”

“我觉得你说对了。”

“是因为，”我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性’绝望了，因为对性欲绝对忠诚的誓言不知怎地就被我抛到脑后了，我也一直不愿去遵守这一誓言。要么是我背叛了性欲，要么是性欲背叛了我——我至今还理不出个头绪来。”

“看样子，你并没完全克制住这种欲望。和你一起来的那位年轻女士很性感！”

“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可能已经过去了。至少暂时结束了。在那段糟糕的时期，我无法左右自己。唉，那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当然，你跟极权主义走得很近——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只能把肉体的绝对专一、冷淡无欲，和它对人们精神需求的完全无视比作某种顽固的独裁政权。要是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请愿，递交一份最诚挚、最正式、最合逻辑的请愿书——不过根本不会有任何回音。也许只能换来一声嘲笑。我找心理医生递交我的请愿书，每隔一天都去他办公室待上一小时，让他为我治疗，使我的性欲恢复正常。而且我告诉你，我们争论不休，高谈阔论，内容复杂、冗长、巧妙、深奥，一点儿都不比你在《城堡》里看到的逊色。你认为卡夫卡书中可怜的主人公很聪明——其实你该听听我是怎样巧治阳痿的。”

“我想象得出。那可不让人省心啊！”

“当然，比起你的——”

“求你了，你不用说那种话。你那事不让人省心。但有了选举权也省不了多少心。”

“这倒是。这段时期里，我的确参加过选举，结果发现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谈到卡夫卡，谈到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我讲的都是书中遇到困难、遭遇失败的主人公K.用脑袋撞无形的墙的故事。这些故事突然与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鸣。突然，我和卡夫卡的距离不再像上大学时阅读他作品时那样遥远。你看，我自己想法子努力去感觉某种欲望在召唤我——或者说想象欲望在召唤我，其实这种欲望根本就不属于我。但每次面对令人难堪或引人发笑的结果，我无法明白，也无法放弃这个目标。你看，我以前似乎把性生活看作一块圣地。”

“所以要想‘对性欲绝对忠诚’……”他同情地说，“太让人受不了了。”

“我有时会猜测《城堡》是否真的和卡夫卡本人的性障碍有关——这本书处处都很精彩，可就是没达到高潮。”

听了我的这个猜测，他笑了笑，但依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和先前一样。是的，这位退休的教授就像在一台轧布机中，受到良知与政权这两股力量的挤压——在自己的良知与屈服于腐败的政权所带来的钻心的剧痛之间挣扎。他还是做出了巨大让步。“呃，”他说，像父亲一样慈爱地把一只手搭在我胳膊上，“每个在前进道路上受阻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卡夫卡。”

“那么，在每一个愤怒的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梅尔维尔，”我回答，“要是这样的话，读书人对他们读过的巨作，还要做什么呢——”

“——他们要悉心钻研。就是这样。认认真真地啃咬书本，而不是去啃咬那只阻止他们前进的手。”

索斯卡教授在一沓明信片的反面用铅笔写上了我们该坐哪一路电车。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坐上了那路有轨电车。在旅馆门口，他们隆重地将这些明信片送给了克莱尔。明信片上印有卡夫卡的照片，有的印着和他家庭、生活、工作有关的布拉格标志性建筑的图片。索斯卡向我们解释说，这套精美的明信片已禁止流通了。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卡夫卡遭到了查禁，是唯一遭到查禁的作家。“但我觉得你肯定还有一套，”克莱尔说，“自己收藏吗——？”“奥运顿小姐，”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说，“我有布拉格的那套。请允许我把它送给你。我相信每个遇到你的人都想送你一份礼物。”就在这儿，他建议我们去看看卡夫卡的墓。不过，他就不陪我们去那儿了……他打了个手势，让我们看一个男人，那人靠在林荫大道上的出租车旁，距旅馆五十英尺左右。是个便衣，他告诉我们。在苏联入侵后几个月，索斯卡教授帮忙建立反傀儡政府的秘密组织，从那时起，这个便衣就一直跟踪他们夫妇。当时他的十二指肠还没得病。“你确定是他吗？在这儿？”我问。“肯定是他，”索斯卡说，迅速弯腰吻了一下克莱尔的手，迈着竞走似的滑稽步子，大步走进人群，沿着宽大的台阶走进了地道。“天哪，”克莱尔说，“太可怕了。他笑起来太可怕了。还那样逃走！”

我们俩都有点儿吃惊，不过我倒还是觉得挺安全的，没人会欺负我，因为我夹克里带着护照，而且身边还有这位年轻女士。

我们乘电车从布拉格中心到了郊区，卡夫卡就埋葬在那儿。这个犹太人的墓地被高墙围起，它的一侧是个更大的基督徒墓地——透过篱笆，我们看见人们在那儿像耐心的园丁一样清扫墓地，跪在地上除草；另一侧是条光秃秃的大马路，进城出城的卡车行驶在那条马路上。犹太墓地的大门被链条锁住了。我晃了晃链条，朝看似是看门人的房子的方向喊了一声。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立刻从门后某处冒了出来。我用德语说我们一路从纽约飞过来瞻仰弗朗兹·卡夫卡的墓。她似乎听明白了，但说今天不行，让我们星期二再来。我向她解释，我是个文学教授，而且也是犹太人。接着，将一把克朗(45)递过栏杆交给她。她拿出钥匙，打开门，让那个小男孩领着我们沿路标往前走。路标依次用捷克语、俄语、德语、英语、法语五种语言写着：通往弗朗兹·卡夫卡之墓——有这么多人痴迷这位受尽折磨的作家的惊人创作！

在墓地中，卡夫卡的墓特别与众不同，那是一块白色石碑，又粗又长，向上不断变细，形成龟头形的尖顶，这个墓碑像阴茎一样。这是让我惊讶的第一点。另一个让我惊讶的是，这位深受家庭折磨的儿子先父母而去，葬在父母的墓间，居然还和父母在一起！以前瞻仰他的墓的人用鹅卵石堆起了一座小山，我也从沙砾路上捡了块鹅卵石放上去。我从没为我的爷爷奶奶做过这么多，他们和其他一万多名死者就埋在高速公路边，距我纽约的公寓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自从陪父亲为母亲立下墓碑后，我也再没去过卡兹凯尔斯，再没去过母亲安息的那个树木荫蔽的墓地。卡夫卡墓的另一侧，那些深色的长方形石板上，刻着熟悉的犹太名字。我仿佛在翻阅着通讯录，或者在皇家匈牙利旅馆的前台趴在母亲肩上看客人登记册：利维、戈德史密特、施奈德、赫什……坟墓越来越多，但似乎只有卡夫卡的墓受到了精心看护。没人为这一带其他的坟墓除杂草，也没人修剪缠在树枝上的常春藤。于是，这些常春藤便形成了一个繁密的树冠，把相邻的坟墓连在了一起。看上去似乎只有这位无儿无女的单身汉还有活着的后代。还有哪儿会比通往弗朗兹·卡夫卡的墓的路更具讽刺性呢？

卡夫卡的墓对面还有一面墙，上面嵌着一块刻有他好友布洛德名字的石头。我在这儿也放了块小鹅卵石。我第一次发现墙上还有一个铭碑，上面刻着铭文，纪念在特雷津集中营(46)、奥斯威辛集中营(47)、贝尔森集中营(48)、达豪集中营(49)死去的布拉格犹太公民。要是绕墓地走一圈的话，这儿的鹅卵石或许还不够用。

小男孩默默地跟着我和克莱尔往门口走。到了门口，克莱尔给这个腼腆的小男孩拍了张照片，用手比划着，让他在纸上写下名字和地址。她夸张的手势和面部表情让我突然觉得，这个年轻女人多么孩子气啊！我也变得这么孩子气，这么穷困。孩子看明白了她的意思：等照片洗出来她会给他寄一张。两三个星期后，索斯卡教授也会收到克莱尔寄来的一张照片，是那天早些时候在纪念品商店外拍的，卡夫卡曾在那儿待过一个冬天。

为什么我把我和她的共同之处称为“孩子气”呢？为什么我要给这些幸福贴上标签呢？由它去吧！随它怎样！别再跟自己较劲了！我需要什么就去要什么！顺其自然吧！

那个女人从屋里出来开门。我们又用德语聊了一会儿。

“有很多人来拜谒卡夫卡的墓吗？”我问。

“不多。但总有很多像您这样的名人、教授。还有一些爱钻研的学生。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布拉格有很多杰出的犹太作家。弗朗兹·魏菲尔(50)、马克斯·布洛德、奥斯卡·鲍姆(51)、弗朗兹·卡夫卡。但是现在，”她边说边朝我身边的克莱尔迅速瞥了一眼，这是她第一次看克莱尔，“他们都不在了。”

“说不定，你的孩子长大后也会成为了不起的犹太作家。”

她用捷克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孩子低头看着他的鞋，回答了我的问题。然后，她把孩子的回答翻译给我们听，“他想当一名飞行员。”

“跟他说说，人们不会从世界各地过来参观一个飞行员的墓。”

她告诉孩子，然后她开心地冲着我微笑，是的，她只会对犹太教授露出那种亲切的笑容。她说，“他并不是很介意。对了，先生，您在哪所大学工作？”

我告诉了她。

“如果您想看的话，我还可以带您去卡夫卡博士理发师的坟墓。他也埋在这儿。”

“谢谢，你真好。”

“他也是卡夫卡博士父亲的理发师。”

我向克莱尔说了这个女人的提议。克莱尔说，“如果你想去，那就去吧。”

“还是别去了吧，”我说，“从卡夫卡的理发师开始，等看完为他制作烛台的工人的墓时，可能都到半夜了。”

我对这位看守墓地的女人说，“恐怕现在不行。”

“当然，您的太太也可以来，”她木讷地告诉我。

“谢谢，不过我们得回旅馆了。”

现在她毫不掩饰地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根本就不是来自美国的什么知名大学。她在墓园不对外开放的日子特意为我们开了门，结果她发现我一点都不珍惜这个机会，我什么都不是，可能只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而已，可能是个犹太人；但我身边的这个女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雅利安人(52)。

在电车车站，我对克莱尔说，“你知道卡夫卡对他保险公司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说了什么吗？午饭时，他看见同事吃着腊肠，卡夫卡就耸耸肩说，‘最适合男人吃的健康食品就是半个柠檬。’”

她叹了口气，伤心地说，“可怜的白痴。”在这位大文豪的饮食禁令中，她发现，卡夫卡竟然连无害健康的食品也不吃。在她这个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的健康女孩看来，这简直就是愚蠢至极的做法。

“哦，克拉丽莎，”我边说边把她的手拿到嘴边，“好像过去的事不会再伤害我了。我也没什么可后悔的，而且现在也不害怕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找到了你。我曾以为，那个主管女人的神看不起我，他说，‘不可能满足他的愿望——让他见鬼去吧！’可然后，他就把克莱尔送到了我身边。”

那晚，在旅馆吃完晚饭后，我们回到房间整理行李，准备第二天一早离开。我把衣服和在飞机上看的书装进箱子。克莱尔躺在铺在床罩上的那堆衣服里睡着了。除了卡夫卡的日记和布洛德的传记（这些是我游览布拉格老城的指南），我还带着三岛由纪夫(53)、贡布罗维奇(54)、热内的平装书，这些都是为明年比较文学课准备的小说。我已经决定第一学期将围绕情欲这一主题展开阅读，从那些备受争议、描写淫欲罪恶的当代情欲小说切入（备受争议是因为推崇这种书的人通常是像鲍姆加藤这样的读者，这类小说的作者也被直接牵扯上了令人担忧的道德问题），到学期末，用另一种批评方式来解读三部关于放纵的私情的名著：《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和《威尼斯之死》。

我并没吵醒她，只是把她的衣服从床上收起来，放进她的箱子。我手捧着她的东西，爱如潮水在心头涌动。然后，我给她留了张纸条，告诉她我出去散散步，一小时后就回来。路过大厅时，我发现在旅馆宽敞的餐厅玻璃门门口，有几个十五到二十岁左右的年轻貌美的妓女，一个人或者结对坐在那儿。白天早些时候，我只看到两三个妓女坐在桌子边开心地聊天。我问索斯卡教授，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行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他解释说布拉格的妓女大都是秘书或女店员，政府默许她们晚上出来兼职。还有一些是内务部雇来的全职妓女，负责从途经各大旅馆的东西方代表团探听消息。我看见的那群坐在餐厅的迷你裙女孩很可能是来迎接住在我们楼下的保加利亚商贸代表团的。一条棕色达克斯小猎狗蜷缩在其中一个女孩的怀中。她抚摸着小狗的肚子，朝我微笑。我也笑了笑（这又不会让我损失什么），接着起身去老城广场。卡夫卡和布洛德晚上常去那儿散步。我到那儿时已经九点多了，沉寂的广场上空荡荡的，只看见四周建筑古老的外墙投下的影子。白天旅游巴士停靠的位置现在只剩下一个光滑、破旧、铺满鹅卵石的水池。这儿空空荡荡的——也就是说，除了神秘和谜团什么都没有。我独自坐在路灯下的一张长椅上，透过薄雾，我看到若隐若现的胡斯(55)塑像，然后看见了那座教堂。这个犹太作家只要从他的秘密孔穴中瞄一眼，就能看见教堂里那些最隐蔽的活动。

正是在这儿我开始构思我比较文学课导论的开场白。我一开始想到的只是一些怪念头。我的灵感来自卡夫卡的《致某科学院的报告》(56)，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猿人在科学院大会上作报告的故事。这个小故事不过一千多字，但我非常喜欢，特别是故事开头。在我看来这是文学作品中最迷人最惊艳的开头之一：“科学院各位尊敬的专家！我很荣幸受邀作关于我之前是猿人的时候生活的报告。”

“尊敬的各位选修《文学341》课程的同学，”我开始了……但等我回到旅馆，提笔坐在餐厅一角的空桌旁时，我放弃了那种冠冕堂皇、略带讽刺意味的开头，而是认认真真地在旅馆信纸上草草写下了第一堂课的正式讲稿（我确实受到了猿人完美、正式的文风影响），我想用心去上这节课——我不想等到九月，我现在就想上！

那个带着达克斯猎狗的妓女坐在隔着两张桌子的地方，现在她身边多了个朋友。她的头发仿佛就是她最喜欢的宠物似的，她像抚摸别人的头发一样抚摸着自己的头发。我抬头叫服务生，为正在工作的两位娇小漂亮的女孩各点了一杯白兰地，也给自己点了一杯。她们俩都比克莱尔年轻。

“干杯，”妓女边逗小狗边说，我们三个相视一笑。这短暂迷人的一刻过后，我便回去开始写作。这些词句在我当时看来大大归功于我的幸福的新生活。

今天是第一堂课，我不会列出书单，也不会向你们说明这门课的大意，我想告诉大家一些关于我个人的故事，一些我从没向学生讲过的故事。我其实不该这么做，直到我走进教室坐下之后，我依然不确定自己能否讲得下去。我可能还会改变主意。那么怎样能证明我向你们讲述的是我个人生活中最私密的经历呢？没错，在接下来的两个学期中，我们每周会用三小时一起面对面地讨论作品，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不过，大家也要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容忍那些极端离题或品位低俗的言论。

可能你们已经看出来了，我基本上还是主张与你们维持传统的师生关系——从我的衣着和开场白的风格，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即便是近年社会动荡，我依然坚持传统。有人告诉我，我是少有的几个依旧在课堂上称呼学生“先生”或者“女士”而不直呼其名的教授之一。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你们可以穿成汽车修理工、街头乞丐、茶室里的吉卜赛人或是小偷的样子；像你们一样，我还是喜欢穿着夹克、打着领带，站在你们面前讲课……虽然，一些善于观察的同学会发现，这夹克和领带基本没换过。而当女生到我办公室讨论问题时，如果她们不嫌麻烦，愿意观察的话，她们会发现我们并排坐着讨论问题时，我都会负责地把对着走廊的门打开。每节课开始时，我都会把手表摘下，放在笔记本边上。我刚刚就这么做了，你们可能觉得更好笑了。现在，我已经记不清过去是我的哪位老师这样计时，但这让我觉得挺专业的，而我还是喜欢让自己也表现出这种专业。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在竭力隐瞒我也有七情六欲——也不是隐瞒我相信你们也有七情六欲这一事实。我会坚持让你们把在课上阅读的小说与目前对生活的体会联系起来——甚至是最荒唐古怪、最令人气愤的小说。这个学年结束时，你们可能会对这一点有点厌烦。你们会发现（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我并不赞同某些同事的观点：最有价值、最迷人的文学“基本上是不指向外部世界的”。我可能会穿着夹克、打着领带走到你面前，可能会称呼你女士或先生，但我还是会要求你们别当着我的面谈论“结构”、“形式”和“象征”。我觉得你们中有很多人已经被大三的学习吓坏了，现在该让你们重拾自己的兴趣和热情了。你们肯定一开始就想读这些小说。现在你们不必觉得阅读这些小说是什么丢人的事。就当这门课是你们希望做的一项实验，课上不用出现任何专业术语，不用使用“情节”、“人物”和那些异常专业的术语。你们之中有不少人喜欢用“顿悟”、“人称”，肯定还有“存在主义”等词来评价世间万事万物，好让自己的阐释看上去更学术化。我提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希望看到你们用和一个杂货商或者和你们的恋人说话的口吻讨论《包法利夫人》。这样你们就会与福楼拜和他的女主人公建立起更亲密、更有趣，甚至可以被称为更有“参考价值”的关系。

事实上，第一学期要读的小说多少都与情欲有点关系。这样选择的原因之一是我觉得，组织你们围绕一个较熟悉的话题来阅读，可能会有助于你们把书本和现实经验联系起来；还能进一步防止你们循规蹈矩，刻板地从叙事方式、隐喻的母题和神话原型这些方面来分析作品。总之，我希望你们阅读这些书后能知道生活最神秘、最疯狂的那些方面也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也能从中有所收获。

好了，不多说了。现在该开始揭开我们还没讲的故事了——有关教授的情欲的故事。不过，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认为你们想知道我的隐私，想让你们评判我，想对你们倾诉。我现在还无法给出让自己满意的解释，也无法给出让你们父母满意的解释。为什么我要把秘密告诉你们这些年龄只有我一半而且从未谋面的学生呢？绝大多数人都宁愿把这种事藏在心底，或者只告诉他们最信任的人，不论是我们普通凡人还是神职人员。而我为什么会找你们当听众呢？今天我不是以教师的身份出现，而是把自己当作这学期的第一堂课的课本，将自己展现在你们这些年轻的陌生人面前，为什么如此有必要呢？这么做合适吗？

请允许我真心地回答这些问题。

我热爱讲授文学课程。我很少像现在这么满足，能带着笔记本和做着记号的教科书，和你们待在一起。在我看来，生活中没什么可以和课堂相比。当我们正在讨论时，假如你们中有人突然一语就点出了作品的内涵，我会大喊，“亲爱的朋友，珍惜这样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一旦你离开这儿，人们就很少，可能永远也不会，用你现在在这个空荡荡的、明亮的小房间里和同学或和我说话的方式进行交流。你们在这儿谈论人们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时，既可以像托尔斯泰、曼、福楼拜那样熟悉地描述生活的斗争，又不用担心会出丑。而在别处，你不太可能找到这样的机会。我想你们也知道，听你们放飞思想、一心一意地讨论孤独、疾病、渴望、失落、痛苦、错觉、希望、热情、爱情、恐惧、堕落、不幸和死亡，是件很感人的事……因为你们现在十九、二十岁，多半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你们在生活中还没遇到多少挫折——但同时，很奇怪，也很可悲，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持续、严肃地反思这些无情的力量。不管喜不喜欢，你们迟早都要面对。

我把课堂选作最适合讲述我情欲经历的地方，其原因我解释得够清楚了吗？花了你们这么多时间、耐心和学费，我刚刚说的话是否满足了你们的合法需要呢？挑明了说，课堂对我的重要性，就像教堂对虔诚的教徒的重要性一样。有些人在礼拜天跪下祈祷，还有人在每天天亮时戴经文护符匣……而我每周出现三次，系着领带，桌上放着手表，把最伟大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同学们，哦，同学们！今年我的感情经历了大起大落，这点我今后也会提到。同时，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希望在课上包罗万象，畅所欲言。真的，我只是想向你们展示我有能力讲文学课。你们肯定会惊讶地发现，我有些轻率，不够专业，惹人讨厌。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允许我继续讲下去，将我之前的生活呈现在你们面前。我心里只有小说，我保证我会适时把我对小说了解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但事实上，在我心中，没有哪部小说比我自己的故事更重要。

两个美丽的年轻妓女还坐在我对面，依然没人理她们。她们穿着白色安哥拉羊毛衫、彩色迷你裙、深色网纹袜，蹬着高跟鞋。其实她们更像洗劫了妈妈的衣橱，打扮成色情影院女引座员的孩子。这时，我拿着一沓信纸，起身准备离开餐厅。

“写信给你太太吗？”那个女孩抚摸着小狗，用英语问道。

她投给我一个慢曲球(57)，我没招架住。“写给孩子们的，”我说。

她朝抚弄头发的那个朋友点点头：是的，她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她们才十八岁，就早已经阅人无数了。

她朋友用捷克语说了句什么，接着两人便哈哈大笑。

“再见，先生；晚安，”懂英语的那个女孩说道。她对我假笑了一下，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们的这次偶遇结束了。她们以为我给妓女买两杯喝的就能满足我的需求。也许的确如此。好极了。

回到房间，我发现克莱尔已经换上了睡衣，盖着毯子睡着了。枕头上放着一张便条，“亲爱的——我今天很爱你。我以后还会让你幸福的。C.(58)”

哦，我已经挺过来了——证据就在枕头上！

那我手里的文章呢？当时我急匆匆从老城广场赶回旅馆，就想找张纸写下致我的学院的报告，但现在这篇文章似乎不像刚才那样，充满了我对未来期待的深刻含义。我把纸对折，放到箱子底下，和平装书放一起，还有克莱尔允诺让她心爱的人更加幸福的纸条。我圆满胜利了：简直太圆满了！

我一大早就被楼下的摔门声吵醒了。楼下住着一群保加利亚人，其中肯定有一个和那个捷克小妓女还有她的达克斯小猎狗在一起。头天晚上，一个曲折混乱的梦搅得我整夜都没睡好，可现在我竟然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梦见了什么。我本希望自己能睡个好觉，醒来时却大汗淋漓。刚醒来的几秒钟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睡在哪儿的床上，和谁睡在一起。还好，老天保佑，我看到了克莱尔。她热乎乎的，是和我同属一个物种的大型动物，是我的异性伴侣。我正搂着她，把她躲开的身体往我这边拉。我开始回忆起那个折腾人的冗长的梦。大概是这样的：

我在电车上遇到了一个捷克导游。他叫X，“就是字母表里的那个X，”他解释说。我确信他是赫比·布若塔斯基，我们的仪式主持人。但我什么也没做，没有戳穿他的身份。“到现在你都看了些什么呢？”下车时，他问我。

“怎么了？什么都没看。我刚到。”

“那我正好可以带你逛逛。你想不想见见卡夫卡以前经常玩的那个妓女呢？”

“有这号人吗？她还活着吗？”

“我带你去和她聊聊怎样？”

我看了看四周，确信没人在偷听，然后说：“我正想去呢。”

“没有瑞典女孩的威尼斯会怎样呢？”我们一边登上前往墓地的有轨电车，X一边问。

“死气沉沉的。”

在河边一栋老房子四楼的公寓里，我们见到了这个快八十岁的女人：她的双手患有关节炎，下巴松弛，白发苍苍，眼睛甜美、清澈。她平时就坐在一把摇椅上，靠丈夫的养老金为生。她丈夫已经去世了，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自言自语：“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孀还能拿到政府的养老金吗？”

“他一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吗？”我问。

“从十二岁起就是了。”X回答说。“那年他父亲去世了。他跟我说过事情的始末。他看着父亲的尸体，心想，‘这个朝我微笑、爱我的人永远不在了。以后再也没谁会像他那样对我微笑、那样爱我了。我这辈子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个陌生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的敌人。’显然，无政府主义者都是这么产生的。我认为你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不是，我父亲和我至今还相互爱着对方。我相信法治。”

透过公寓窗户，我可以看见著名的伏尔塔瓦河(59)。“孩子们，为什么？河边，”我对学生们说，“有个游泳池，卡夫卡和布洛德曾一起去那儿游泳。看，我跟你们说过：弗朗兹·卡夫卡确实就是这样，不是布洛德编出来的。同样我也确实是这样，除了我自己，没人会来为我编故事。”

X和老女人在用捷克语交流。X告诉我：“我告诉她说你是美国研究卡夫卡作品的专家。你想问什么尽管问。”

“她对卡夫卡了解多少？”我问，“他们认识时卡夫卡多大？她自己多大？这些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X（翻译）说：“她说，‘是他来找我的，我看了他一眼，心想，“这个犹太小男孩干吗这么忧心忡忡的？”’她记得这发生在一九一六年。当时她二十五岁，卡夫卡大概三十来岁。”

“三十三岁，”我说。“同学们，他一八八三年出生。我们学了这么多年都知道，六减三等于三，一减八不够，所以我们得从上一位借一个；十一减八等于三，八减八等于零，零减零等于零——所以，卡夫卡去找这个妓女时多大呢？正确答案是三十三岁。下一个问题：如果卡夫卡的妓女和今天的故事《饥饿艺术家》真有关的话，那会是什么关系呢？”

X问：“你还想知道什么呢？”

“他能正常勃起吗？能不能经常达到高潮呢？我在那些日记里找不到答案。”

虽然她残废的手放在大腿上一动不动，但她回答时眼睛里总是脉脉含情。在听不太懂的那些捷克语中，我突然抓住了一个触动我心弦的词：弗朗兹！

X严肃地点点头。“她说没有问题。像他这种小男孩她知道该怎么应付。”

我该问吗？干吗不问呢？我这个美国教授走神了，不过很快又回过神来。“那是怎么回事呢？”

她平静地告诉X，她是怎样勾引这个作家的，语气中毫无任何感情——“按创作年代说出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分数会在系里的公告栏公布。想获得我的推荐，去做高级文学研究的同学，请到我办公室门口排队，等着接受我的考试，一定把你们‘烤焦’！”

X说：“她要钱。美元，不是克朗。给她十美元吧。”

我把钱递过去。人在走神的时候，哪里还会在乎钱呢？“不，这些期末考试不会考。”

X等她讲完，然后翻译说：“她和他口交。”

很可能我不用付出那么多代价就能弄明白。这个世界上既有人心不在焉，又有人敲诈行骗，这些行为我都很反感。当然！这个女人什么都不是，布若塔斯基和她是一伙的。

“卡夫卡说了什么呢？”我问，接着打了个哈欠，暗示他我现在会很认真地听接下来的故事。

X将老女人的回答逐字逐句翻译过来。“其他的我不记得了。我可能都记不起第二天的事。你看，这些犹太男孩有时一句话都不会说。他像小鸟似的，甚至有时都不会吱吱叫。可我要告诉你——他们从来不打我。而且，他们很干净，穿着干净的内衣，衣领也很干净，他们永远不会带一条脏兮兮的手帕来这儿。当然我会用抹布帮每个人都洗一洗的。我一直很讲卫生。可他们甚至都用不着。他们很干净，他们是绅士。老天可以作证，他们从没打过我屁股。他们在床上时也都很有礼貌。”

“她还记得卡夫卡有什么特别的事吗？我来这儿、来布拉格不是听她讲那些让人喜爱的犹太男孩的。”

她想了想；也很可能压根就没想。只是坐在那儿，像死了一样。

“你看得出，他也没那么特别，”她最终说，“我没说他不是个绅士。他们都是绅士。”

我对赫比说（我再也不想假想他是个名叫X的捷克人），“我真不知道接下来要问什么了，赫伯(60)。我感觉她可能把卡夫卡和其他人搞混了。”

“这女人思维很敏捷，”赫比回答。

“可是，在这个话题上她不是布洛德。”

老妓女可能察觉到我发现了什么，又开口说话了。

赫比说：“她想知道你愿不愿检查她的阴道。”

“那么做有什么目的吗？”我问。

“我要问她吗？”

“哦，你问吧！”

伊娃（赫比说，这位女士叫伊娃）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她认为这可能对你的文学研究有点意义。像你这样为了解她和卡夫卡的关系来找她的人，可能最迫不及待想看这个。当然他们首先要向她证明他们不是在开玩笑，她才会愿意给他们看一眼。她说，因为你是我介绍来的，所以她很乐意让你快速地瞄一眼。”

“我以为她只和他口交。说真的，赫伯，我怎么会对她的阴道感兴趣呢？你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布拉格。”

他翻译说：“她再次坦白承认，她不知道别人对她的什么感兴趣。她说，她靠与年轻的弗朗兹的友谊赚点小钱，对此她很感激。来看她的都是些有学问的名人，她感到很高兴。当然，如果这位先生不想看的话——”

可是为什么不呢？如果不看的话，我干吗要来破败的欧洲中部呢？干吗要来这个地方呢？“文学专业的学生们，你们不能故作正派，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你们必须学会面对这种不太光彩的事！你们得放下架子！这，这才是你们的期末考试！”

这样我还得再多付五美元。“拿卡夫卡赚钱，这真是个红火的生意啊！”我说。

“首先，考虑到你感兴趣，这钱是免税的。第二，只为了区区五块钱，你给了布尔什维克致命一击。她是布拉格最后几个为自己做生意的人。第三，你为保护我们国家的文学丰碑做出了贡献——你正在为我们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作家们做贡献。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想想你已经给了克林格多少钱。为了这事再付五美元，又会怎么样呢？”

“请你再说一遍。为了什么？”

“为了让你开心。我们只是想让你开心，最终让你找回自我，亲爱的大卫。你把自己弄得太不开心了。”

尽管双手患有关节炎，伊娃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小心地把裙子拉上去，堆在大腿上。而赫比得用一个胳膊抱着她，把她的屁股挪一下，替她把内裤脱下来。我很不情愿地帮她扶稳摇椅。

层层褶皱的小山羊皮般的小腹，赤裸裸的残废的长腿。还有，令人惊讶的是，还有一块三角形的黑布，像胡子一样贴在上面。我怀疑她这阴毛不是真的。

赫比说：“她想知道这位先生是不是介意碰一下。”

“那要收多少钱？”

赫比用捷克语把我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接着礼貌地鞠了个躬。他对我说：“她赠送给你的。”

“谢谢，还是不用了。”

但她又向我这位先生保证不会收我的钱。而我也再一次礼貌地回绝了她。

现在伊娃笑了——在她翕开的嘴唇间，她的舌头，还是红色的。像果肉一样，还是红的！

“赫伯，她刚刚说什么？”

“我觉得不该重复，不该对你重复。”

“说了什么，赫比？我要知道！”

“一些下流的话，”他边说边咯咯直笑，“她在说卡夫卡最喜欢什么。让他最兴奋的东西。”

“是什么？”

“哦，我觉得你父亲也不希望你听到的，戴维。你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以此往上追溯到信徒之父和上帝之友，他们都不希望你听到她说了什么。而且，这句话很恶毒，是编出来的，没任何事实依据。只可能因为你侮辱了她，她才这么说。你瞧，你不愿用手指去碰碰她那著名的阴道，这说明你怀疑她人生的意义——可能你完全不是故意的。而且，她担心等你回到美国后，你会告诉同事，说她是个骗子。这样，专家学者就再也不会过来看她了——这当然说明她的生意完蛋了。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也标志着我国一家私企的倒闭。这只会帮助布尔什维克取得对于自由人民的最终胜利。”

“我必须承认，你糊弄得了别人，但糊弄不了我。除了你的这条捷克新线路，你一点儿都没变，布若塔斯基，一点儿都没。”

“真是太糟了！我没法对你说出同样的话来。”

赫比走近那个老女人。她现在泪流满面。赫比的手指像杯子一样，仿佛要去接住她的泪水似的。然后，他把手伸进了她裸露的双腿之间。

“咕，”她发出“咕咕”的声音。她闭上眼睛，脸颊蹭着赫比的肩。我看见她嘴里伸出的舌尖。像果肉一样，还是红的。

(1)　马萨诸塞州东南部一个伸入大西洋的钩状半岛，位于巴恩斯特布尔县。

(2)　马萨诸塞州巴恩斯特布尔县的一个小镇。

(3)　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海岛。位于科德角以南，岛上有六个风格各异的小镇。因其舒适的气候条件和优美的自然人文风光而成为旅游胜地。

(4)　于1900年设计的一种使用胶卷的低成本相机。

(5)　摩洛哥西南部城市，位于阿特拉斯山脚下，是摩洛哥南部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被誉为摩洛哥的“南方珍珠”。

(6)　美国卡兹凯尔斯山区犹太人的避暑胜地的别称，位于纽约市西南沙利文县和阿尔斯特县卡兹凯尔斯山脉的山脚。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纽约的犹太人常来此度假。

(7)　克莱尔的昵称。

(8)　契诃夫“小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借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之口讲述了弟弟尼古拉·伊凡内奇实现梦想的经历。尼古拉·伊凡内奇小时候温和善良，梦想过上地主的生活，盼望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庄园，在里面种醋栗。为了达到目的，他不得不聚敛钱财，吝啬至极，一步步走向堕落，终于沦为自私、空虚、吝啬的大地主。

(9)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位律师历经五年痛苦挣扎，终于挣脱道德的束缚，向一位有夫之妇表白。尽管后者意识到对律师的情感，却依然躲进社会伦理的保护伞下，和不爱自己的丈夫生活。契诃夫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只有野蛮人和动物才诚恳。一旦文明给生活带来了对舒适安乐的需要，例如对女性贞节的需要，诚恳就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了。”

(10)　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地主沙莫兴忏悔地讲述了自己与阿里阿德娜失败的恋爱故事。他曾与美丽聪颖的阿里阿德娜相爱，为了她背弃原有的质朴生活，却逐渐发现她虚荣冷漠，不断背叛和玩弄他。屡遭打击的沙莫兴无比失望，对女人憎恨不已，最终倾家荡产。

(11)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赫索格》中的主人公。他是一名犹太教授，为人正派、善良，在生活中却屡遭打击，遭遇过两次失败的婚姻，被社会摈弃，精神濒临崩溃，成了一个“落难的英雄”。

(12)　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六十多岁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患上医不好的面部痉挛症，时刻心想自己“被命运判处了死刑”，生活在“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之中，厌恶一切，等待死亡。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身上有契诃夫的影子。

(13)　指小说中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已故同事的女儿、年轻女演员卡嘉。

(14)　卡嘉自七岁起住在尼古拉家中，尼古拉成了她的监护人。她从小痴迷戏剧，梦想成为演员。她在莫斯科的一个剧团当过演员、谈过一场恋爱后，这一梦想破灭了，她回到家中，无所事事。当尼古拉鼓励她回到莫斯科继续做演员时，她给出以上回答，承认自己没有本事。

(15)　《决斗》的主要人物之一。年轻的政府文官，曾在大学文学系学习，颇有学识，却生性软弱。他曾爱上有夫之妇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相处长久后发现自己不再爱她，在她丈夫去世后，并不想与她结婚。冯·柯连认为拉耶甫斯基是一个放荡、缺乏教养、卑鄙龌龊的好色之徒，坚持认为应当除掉他。

(16)　威尼斯的一个美术馆，位于大运河南岸，建于1750年，展出十九世纪以前的美术作品。

(17)　特指威尼斯水道上的一种狭长的轻型平底船，中部通常有小船舱，船尾用单桨划水前进。

(18)　Mann（1875—1955），德国作家，主要作品包括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和长篇小说《魔山》等，于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　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中的一句话。主人公古斯塔夫·阿申巴赫来到威尼斯，第一次登上刚朵拉，坐在扶手椅上激动地发出这样的感叹。

(20)　加利福尼亚州一城市。

(21)　原文为瑞典语。

(22)　威尼斯多尔索杜罗区大运河南岸的一个码头，建于1519年，最初是装卸木材的浮动码头，如今是供人们散步的休闲区域。

(23)　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城市，是中世纪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以乔托、曼特纳以及多纳泰洛的艺术和建筑作品而闻名。

(24)　Giotto（约1267—1337），意大利画家、建筑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批重要画家之一。他曾在意大利帕多瓦的斯克罗维尼教堂的墙面上创作了三十八幅连环宗教故事画。这组壁画被誉为“十四世纪意大利艺术的重要纪念碑”，其中以《犹大之吻》和《哀悼基督》最为著名。

(25)　纽约州东部城市，斯克内克塔迪县县治。

(26)　纽约州中部城市，汤普金斯县县治，位于五指湖区卡尤加湖南岸。该市是一个大学城，康奈尔大学和伊萨卡学院等高校坐落于此。

(27)　意大利北部城市。

(28)　意大利东北部城市。

(29)　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的山群，位于意大利东北部贝卢诺、波尔扎诺和特仑托三个省内。

(30)　十七世纪晚期从门诺教派脱离出来的一个再洗礼派正统教派，现在主要存在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

(31)　1774年传入美国的基督教新教一派别，前身是英格兰贵格会一个激进的支派。

(32)　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的首府，位于比利时西北部。

(33)　Max Brod（1884—1968），捷克－犹太作家、作曲家和记者，出生在布拉格。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是更为人所知的是他与卡夫卡的深厚友谊。他违背卡夫卡的遗愿，编辑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作品，并写过卡夫卡的传记。

(34)　Milena（1896—1944），曾是卡夫卡的女友，她将卡夫卡的很多德语作品翻译成捷克文。

(35)　卡夫卡于1919年11月写给父亲的一封长信，信中暗指其父在情感上对他的虐待和虚伪的行为。卡夫卡曾托母亲转交此信，但母亲阅后唯恐得罪他父亲，将信退还给了卡夫卡。

(36)　位于布拉格老城中心的一个古老的广场。

(37)　卡夫卡的父亲。

(38)　又译《诉讼》，卡夫卡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为人正直的银行助理约瑟夫·K.在三十岁生日那天无故被捕、接受一系列审判、最后被处死的故事。小说书写了普通人生存中无处逃避的荒诞与恐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司法机构的腐败。小说第九章提到K.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大教堂遇到一位牧师的经历，牧师给他讲述的一个寓言暗示了他最后的结局。

(39)　欧洲历史上统治地域最广的王室家族之一，其家族成员的统治势力曾遍及罗马帝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西班牙、葡萄牙等王国和公国。

(40)　以前为一中欧国家，现为波兰一部分。

(41)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讲述了自称是某村庄城堡聘请的土地测量员的主人公K.在城堡外受到阻拦，于是同城堡当局为进入城堡展开了拉锯战，但最终没能进入，未能见到城堡中的当权者。马克斯·布洛德将该小说称作“卡夫卡的《浮士德》”。

(4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自由化改革，开始于1968年1月5日。新上任的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国内政治改革中提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要求给予公民言论、艺术、旅行等自由，并放松新闻监管审查等。此改革未得到曾助其解放的苏联的支持，同年8月21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改革运动至此结束。

(43)　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佩科特”号捕鲸船船长亚哈从事捕鲸业四十年，他曾被一条名叫莫比·迪克的凶猛的白鲸咬断一条腿，他决心带领船员捕杀这条白鲸，但最终却走向船毁人亡的结局。

(44)　《白鲸》的主人公，“佩科特”号捕鲸船的船长。

(45)　捷克克朗，是捷克所通用的货币。

(46)　是德国纳粹二战期间在布拉格建立的一处集中营，1942年至1944年，此处曾关押了二十万犹太人，在此被屠杀的犹太人约有八万人。

(47)　是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修建的最大的集中营，建于1940年4月，是距华沙三百多公里的奥斯威辛市附近大小四十多个集中营的总称，数百万人曾被监禁于此，被屠杀的一百一十多万人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1945年1月27日苏军解放了该集中营。

(48)　位于德国北部汉诺威附近，建于1940年，德国纳粹在此共杀害了约七万人，1945年4月15日英军解放了该集中营。

(49)　位于慕尼黑西北，1933年建成，是德国纳粹二战期间建造的第一座集中营，曾被作为培训德国党卫军集中营军官的教学基地。这儿先后关押过二十一万人，包括犹太平民和苏军战俘，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了该集中营。

(50)　Franz Werfel（1890—1945），波希米亚－犹太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出生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德国文学表现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与弗朗兹·卡夫卡、马克斯·布洛德和马丁·布伯等二十世纪早期一些著名犹太知识分子是好友。主要作品有小说《伯纳黛特之歌》、《未来之星》、剧本《羊之歌》等。

(51)　Oskar Baum（1883—1941），捷克－犹太作家和音乐教育家。曾是以马克斯·布洛德和弗朗兹·卡夫卡为代表的“布拉格团体”的成员。他十一岁时双目失明，他的作品都是他口述、他人记录而成的。

(52)　高加索白色人种，最早居住在现俄罗斯乌拉尔山脉附近，该人种身材较高大、皮肤浅白、鼻骨高、瞳孔颜色浅，被认为是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祖先。

(53)　Mishima（1925—1970），日本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其作品多描写男女青年的性苦闷和浪漫的爱情故事。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假面自白》、《潮骚》、《金阁寺》、《春雪》等。

(54)　Gombrowicz（1904—1969），波兰小说家和剧作家，其作品以深刻的心理分析见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宇宙》、《情欲印象》、剧本《婚礼》等。

(55)　Jan Hus（1369—1415），捷克宗教思想家，宗教改革运动先驱。他反对罗马教会，为百姓寻求平等权利。在《布道录》和《论教会》等作品中，他抨击了罗马教皇和教会的权威，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教徒，并被处以火刑。捷克人民将他奉为英雄，在他逝世五百周年时在布拉格老城广场中央为他立了一座塑像。

(56)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叙述者曾是西非丛林中的猿猴，五年前被人类抓获，关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为逃离笼子的禁锢，它在人的逼迫下学会了人的行为和语言。变成人的它向某科学院的会议提交这份报告，讲述了自己从猿转变成人的过程。

(57)　棒球比赛中的一种投球方式，球的运动轨迹开始为直线，之后开始向右下旋转。此处引申为出人意料之意。

(58)　即克莱尔。

(59)　捷克最长的河流。该河纵贯捷克国土南北，流经首都布拉格，被称作捷克的“母亲河”。

(60)　赫比的昵称。

在布拉格做梦去看望卡夫卡的妓女之后，我们第二天飞到巴黎。三天后到了布鲁日，那儿有一个关于现代欧洲文学的会议。我在会上宣读了题为《饥饿艺术》的论文。从那些美丽的城市回来后，我们打算在郊区合租一间小房子，七八月去那儿度假。怎么更好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可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想到的只是和前一个女人亲密地住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也就是我和海伦在一起那死一般沉寂的几个月。之后，我们因为香港风波而离婚。当时，我们俩看到对方的鞋子放在壁橱底下都会受不了。因此，在我找到合意的小房子签下租契时，我建议这两个月里最好别把我们在城里的两间房转租出去——的确，这在经济上会有点儿损失，但一旦发生什么麻烦事，总还有个退路。我的确用的是“麻烦事”这个词。我含含糊糊地说着这样的话，手里拿着笔；而租房中介坐在办公室的另一头，用闷闷不乐的眼神不时朝我们瞟两眼。克莱尔，聪颖、耐心、温柔的克莱尔，她非常明白我的意思。她从出生那天起，就由两个“拳击手”抚养长大，直到她能离家去上学，开始自己生活。这个年轻女人从十七岁独立至今，从没在下飞机后是否有个休息之处或是和别人同住这种问题上与人有过争论，况且现在同住也挺好的。不，我们不把公寓租出去了。她同意了。因此，我满脸严肃，像日军总司令坐上麦克阿瑟(1)的战舰向帝国投降时的样子，在租契上签下了大名。

从一条人迹罕至的乡间小路过去，在开满蒲公英和雏菊的半山腰上，有一栋两层楼的白色外墙的小农舍。这儿位于我家乡卡兹凯尔斯的那个村庄以北二十英里。我选择了沙利文县(2)而没选择科德角，克莱尔觉得也挺好的——她似乎并不像一年前那样在意我们与玛莎葡萄园岛和奥利维亚离得很近。而对我来说，从天窗望出去，能看到这些不太陡峭的青山，还能看到远处郁郁葱葱的山脉，能让我想起小时候卧室外的景色——和我在“裙房”顶楼的房间里看到的风景一模一样。这些景色也更能让我感觉到自己和她在一起：我终于带着自己真实的情感在生活，真的“到家”了。

这真是个美好的夏天！我们按计划每天早上游泳、下午远足，身体越来越好。同时，我们像隔壁农场主养的猪一样越来越肥。每天早上刚起床时是何等享受啊！我搂着她丰腴、结实的身体，走进用白涂料粉刷过的日光房时，多么舒服啊！哦，我太喜欢她做爱时的样子了！她是实实在在的！还有我手中她那对沉甸甸的乳房！哦！和醒来时只能抓着枕头的日子相比，真是太不一样了！

之后——还没到十一点吗？真的吗？我们吃了肉桂吐司，泡了个澡。我们在小镇上逗留了一会儿，买了晚餐要吃的菜，后来还念念不忘阅读报纸的头版。才十点十五分吗？接着，我坐在门前走廊的摇椅上看她在院子里忙碌。我早晨坐在那儿写东西。摇椅旁放着两本用螺旋线装订的笔记本，其中一本被我用来写卡夫卡那本书的写作计划。我在布鲁日做过讲座后，将把它取名为《饥饿艺术》。而我对另一本笔记有更大的热情——它可以让我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在这本笔记本上接着写我课上要讲的主要内容。在布拉格旅馆的餐厅里，我已经写了个开头，关于我人生中最神秘、最疯狂的故事，关于我那些邪恶的、失控的、兴奋的过去……或者（用一个包含足够信息的标题来说），“在卡兹凯尔斯山区，大卫·凯普什在装着纱窗的走廊里，坐在摇椅上满意地欣赏着这一切；而一个来自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滴酒不沾的二十五岁的小学六年级教师穿着汤姆·索亚(3)常穿的那种工装裤，在她的花园里慢慢地往前移动；她从线圈上剪下一段绿色的螺旋封装线，把头发扎在脑后；她常常用线圈把歪倒的秋海棠系到木桩上；她精致、天真的门诺派(4)教徒的脸像浣熊一样小巧、机灵，还沾上了泥巴，就好像在女童子军大会上为印第安之夜做准备——他的幸福全都在她的双手之中。”

“你干吗不出来帮忙除除草呢？”她大喊——“托尔斯泰就会这样做的。”“他是个一流的小说家，”我说，“他们必须做做这种事来增加经验。但我不是。我只要看着你跪着往前移动就行了。”“那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吧，”她说。

啊，克拉丽莎，我要告诉你，我什么都喜欢：我们游泳的池塘，我们的苹果园，雷雨，烤肉，音乐，在床上聊天，喝你用奶奶的配方做的冰茶，讨论早上该走哪条路，傍晚该走哪条路，看着你低头削桃子、剥玉米……哦，其实又没什么是我喜欢的。好一个“没什么”啊！可这种“没什么”会让民族之间发生战争；世界如果缺少这种“没什么”，人们会变得毫无生气，最后会死去。

以前的星期天，我们会一起在床上缠绵到下午三点。当然，现在我们不再那样充满激情——“通往疯狂的享乐之路，”克莱尔曾经这样形容我们的贪婪。最终，我们两个双腿如长途跋涉的旅人那般无力，站起来，更换被单和枕套，抱在一起洗澡，然后趁冬天的太阳还没下山，出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那样的日子一旦开始，我们本该带着丝毫不减的热情做爱，本该持续近一年——我们两个勤勉、负责的理想主义教师本该像无声的海洋生物一样粘住对方，高潮时还会用食肉的钳夹撕扯对方的肌肉。我从不敢想象自己竟然会做出这种事。在我的欲望“殿下”那面破破烂烂的红旗的号召下，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冒了那么大的险，失去了这么多。

我们的感情正渐趋平稳。狂热的激情逐渐变为缠绵与缱绻——我选择这样描述在这个幸福的夏天里我们感情发生的变化。我能换一种方式描述吗？——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我并没停留在那个甜蜜温馨的高原上，而是走上了一个陡坡，在坡上慢慢减速，但距离最终要跌入的那个冰冷、寂寞的深渊还远得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呢？可以肯定的是，那份狂野已经不复存在；那种既粗野又温柔的感觉一起消失了。可以从我们身上的淤青红肿中看出来的百依百顺，还有高潮时我们嘴里喘出的粗话里的放荡，全都消失了。我们不再抵挡不住诱惑，也不再那样失控，丧心病狂地在对方身上到处乱摸、乱捏、乱抓，做出与我们的身份格格不入的事。的确，我那点兽性已经消失了，她那丝放荡也不见了。我们俩再也不是贪婪的疯子，再也不是堕落的孩子，再也不是强硬的反抗者，再也不是无助的受困者。我们曾经像刀刃和钳子一样的牙齿，像小猫小狗那样咬得人疼痛不已的牙齿，现在不过就是牙齿，舌头就是舌头，四肢就是四肢。就应该是这样，我们都知道。

举个例子，我不再会吵架、生气，也不再会渴望什么或对什么失望。我不会把正在消退的东西当作神一样去崇拜——我不崇拜我的愿望，我曾想得到那个碗，我把头伸进去，把无法一口气喝下的最后一口糖浆吸进肚子……我也不会崇拜那一阵阵抽动带来的强烈、有力、迅速、持久的快感。如果我不呻吟，我身体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完全麻木了。在那种毫无知觉的狂热状态下，她还会继续，直到抽走我体内所有的元气。我不会崇拜她半裸时的绝妙画面。不会，我不再幻想有机会重排我们曾经差点上演的好戏，那场只有我们四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的非法地下电影，两个人气喘吁吁地表演着，而另外两个则气喘吁吁地观看着——谁也不会考虑那儿是否干净卫生、环境是否合适、时间是白天还是晚上——这些幻想都太荒唐了。告诉你，我已经脱胎换骨了——也就是说，我不再是个嫩小子了。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走到生命的尽头：现在，只要摸一下柔软的长发就够了，只要每天早上醒来时互相拥抱着，彼此深爱着，并肩躺在床上就够了。是的，有这些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足够了。我再不渴求更多。

我跪在谁的面前去说出我的这些想法呢？谁来决定我该与克莱尔保持多少距离呢？尊敬的选修《文学341》课程的同学们，你们可能和我想的一样，这个人会是，应该是，也必须是，我自己。

八月的天气舒适宜人。一天下午，我边回忆过去五十多天的幸福时光，边庆幸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二十多天。我心中别提有多幸福了，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人。可就在这时，我得知前妻要来看我。后来几天，我习惯性地一直想着这件事。只要听到电话响了，或是看到有汽车出现在家门前陡峭的车道上，我就以为是海伦回来了。每天早上，我都想着可能会收到一封信，要么是她寄来的，要么是别人寄来的关于她的信，说她又逃到香港，或已经丧命。每当我半夜惊醒，想起过去和现在的生活——这至今仍时常发生，太频繁了——我便紧紧依偎着熟睡的伴侣，好像她比我大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似的，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躺在果园旁的帆布长椅上，腿露在阳光下，头躲在树阴里，这时我听见屋里的电话响了。克莱尔在屋里，准备去游泳。我还没想好是和她一起去池塘游泳，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那些日子里我都在这种犹豫不决中度过——然后为万寿菊浇水、开一瓶葡萄酒。午饭后我一直坐在外面。四周除了大黄蜂和蝴蝶，就我一个人。克莱尔的那条老拉布拉多犬戴若不时凑过来——我边读科莱特(5)的作品，边为我要教的那门课做笔记，我们家的人都知道那门课叫做《欲望341》。我匆匆翻阅了她写的一堆书。我一边看一边想：在美国有没有哪个小说家在相互妥协上的见解与科莱特有一点点相似；有没有哪个作家，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像她那样能被气味、温度和颜色深深地撩拨；有没有哪个作家像她那样对肉体的欲望了解得这么清楚，对世界上的肉欲如此敏感，对异性间爱慕的情愫了如指掌，但同时除了倾心于自身如何体面地生存以外并不对任何东西狂热。科莱特似乎天生就容易被身体的欲望所左右，被欲望可能带来的快乐所左右——“被轻描淡写地称为肉体上的快乐”(6)——但她的本性中丝毫没有清教徒的道德观、谋杀的冲动、狂妄自大、邪恶的野心，没有因为等级或社会不满而产生的均贫富的思想。有人认为她极端自我，一点也不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感受，认为她既追求肉欲，又是最讲究实用性的，认为她能在纵情享乐和反省自身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我黄色便签本的最上面的那一张有几点污渍，横七竖八地写着讲稿提纲的开头——纸两边的空白处写着一长串现代小说家的名字，有欧洲的，也有美国的，科莱特的中产阶级异教信仰在我看来依然很特别。这时，克莱尔穿着泳衣从厨房纱门里走出来，胳膊上搭着一件白毛巾长袍。

她手里拿着穆西尔(7)的《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8)，头一天晚上我在读那本书的时候在上面做过记号。她对我即将在课上教授的这些小说很好奇，我别提多高兴了！她的双乳有部分露在比基尼的外面，我抬头看着，这真是今天让我心满意足的又一件事。

“你说，”我抓着她靠近我的那条小腿，“为什么美国没有科莱特这样的作家呢？厄普代克与她最像吧？亨利·米勒(9)肯定不是。霍桑(10)也不是。”

“你的电话，”她说。“海伦·凯普什打来的。”

“天哪。”我看了看表，想通过这个动作让自己摆脱尴尬。“现在加利福尼亚几点了？她想干吗？她怎么找到我的呢？”

“是市内电话。”

“是吗？”

“是，是的。”

我躺在椅子上，没动。“她说自己是海伦·凯普什吗？”

“是的。”

“我还以为她已经把姓改回去了。”

克莱尔耸了耸肩。

“你跟她说我在家吗？”

“要我跟她说你不在吗？”

“她想干吗？”

“这只能问她了，”克莱尔说。“也许你不愿意问？”

“如果我进去就把电话挂掉会不会很过分呢？”

“不过分，”克莱尔说。“你只是过分担心了。”

“但我真的好担心。我觉得太幸福了。一切都那么完美。”她酥软的双乳有部分露在比基尼外面，我十指张开，抚摸着。“哦，宝贝，亲爱的。”

“我在外面等你吧，”她说。

“我会与你一起去游泳的。”

“好吧。太好了。”

“等等我！”

我低头看着厨房餐桌上的电话，告诉自己：我既不残忍，也不胆小，我这样做是明智的。不过不巧的是，与我关系最密切的六个人中有一个就是海伦。“喂，”我说。

“喂。哦，喂，打电话给你，我有点不自在，大卫。我差点都不想打了。只是我现在好像就在你所在的镇上。我们在得克萨克加油站，就在一家房屋中介对面。”

“哦。”

“连电话都不打一个就离开这儿，那实在说不过去。还好吗？”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

“我前几天在纽约试着联系过你。我打到你们学院，系里的秘书说她不便透露你暑假的地址。我说我是你以前的一个学生，说我敢肯定你不会介意，但她就是不肯透露凯普什教授的隐私。那位女士可真是守口如瓶啊。”

“那你怎么找到我的呢？”

“我打电话给舍恩布伦一家了。”

“天，天哪。”

“但在这儿停下来加油也真巧了。真的好奇怪，我知道，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可是与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比起来这算不上什么。”

她在撒谎，我并没有信以为真。窗外，我看见克莱尔手里拿着书，却没翻开。我和她本该在开往池塘的路上了。

“有什么事吗，海伦？”

“你是问我有什么事吗？不，没有，一点事也没有。我已经结婚了。”

“没听说。”

“我刚在纽约结了婚。我们要看望我丈夫的家人。现在正在赶往佛蒙特州的路上。他们在那儿有一栋避暑的房子。”她大笑，笑声很迷人，让我想起了她在床上的样子。“我还从没去过新英格兰(11)呢，你信吗？”

“呃，”我说，“那儿又不是仰光。”

“现在仰光也不像以前那么神秘了。”

“你身体怎样？我听说你之前病得很厉害。”

“现在好些了。有段时间很难受。但那些难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呢？”

“我那些难受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见见你。我们这儿离你家远吗？我想和你聊聊，就一会儿——”

“聊什么呢？”

“有些事我得向你解释一下。”

“你没什么要解释的。我也没有。都这个时候了，什么都别解释，对我们彼此都好。”

“那时候我太疯狂，大卫——大卫，这儿到处都是电动机润滑油的罐子，我在这儿没法说。”

“那就别说了。”

“我得说出来。”

克莱尔躺在屋外的躺椅上，翻阅着《纽约时报》。

“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去游吧，”我说。“海伦要来；还有她丈夫。”

“她结婚了吗？”

“她是这么说的。”

“那怎么还叫海伦·凯普什，冠上你的姓呢？”

“可能想让你明白她和我的关系。也让我明白。”

“可能也是提醒自己吧，”克莱尔说。“你想要我回避一下吗？”

“当然不是。我是说，我以为你更想去游泳。”

“除非你更想让我去——”

“不，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已经在镇上了。”

“她特意赶来的——？我弄不明白。万一我们不在家呢？”

“她说，他们在去佛蒙特州他家的房子的路上。”

“他们没走高速公路吗？”

“亲爱的，你怎么了？是的，他们没走高速公路。也许他们想看看风景，所以走了乡村小路。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又不会一直待在这儿。你刚刚还让我别瞎担心。”

“可我不想你受伤害。”

“别担心。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想待在这儿的话——”

说到这儿，她突然站起身，眼泪直打转（我从没见过她这样！）。她说，“看吧，你明摆着就是想让我出去——”她立刻朝房子对面走过去，我们的车就停在那儿的一个泥坑里，旁边是间快要倒塌的破谷仓。狗跟着她，我赶去追她。小狗还以为我们在闹着玩呢。

结果，当劳瑞夫妇到达时，我和她正在谷仓旁边，好像一起在等他们。他们的车沿着长长的泥路一直开到门口，克莱尔迅速在泳衣外披上了毛巾长袍。我穿着一条灯芯绒短裤、一件褪了色的T恤，脚蹬一双破旧的运动鞋，这可能还是我在锡拉丘兹大学时的一套行头，海伦应该很容易就认得出我。但我会认出她来吗？我能告诉克莱尔其实我想见到……我该这样跟她说吗？

我之前听说，她体弱多病，还胖了大概二十磅。如果是真的，那现在看来她已经全减掉了，可能减掉的还不止那么多。她从车上下来，样子没怎么变。我记得她以前脸色没这么苍白——或者说，她与我所已经习惯的那种罪恶得以清洗了的、震颤教徒的苍白有所不同。海伦苍白的脸干净、有光泽。只有从她瘦削的胳膊和脖子上才可以看出她曾经身体很不好，也可以看出她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否则，她一定像以前那样，是个光彩照人的尤物。

她丈夫和我握了握手。我一直想象他很高，年纪很大——一般人都会这么想象的。劳瑞留着黑色短须，戴着龟甲眼镜，身板强壮有力，像个运动员。他们的衣着是一样的，上身穿着马球衫，下身穿着牛仔裤，脚上穿着凉鞋，都留着瓦利安特王子发型(12)。除了婚戒，他们俩身上没戴任何其他首饰。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说不定翡翠在家里的金库里藏着呢。

我们围着房子走。他们俩就像是房屋中介介绍过来看房子的，打算买下它，又像住在马路那头的一对新婚夫妇，顺路过来和我们作自我介绍，他们看上去确实挺像我的前妻和她的新一任丈夫。海伦现在对我来说已没什么意义了，就像某一天考古时挖掘出的一件手工艺品，几乎没什么历史价值。看来告诉她我们幸福的爱巢在哪儿并不是一件蠢事，这可能不是个危险的错误，真是天晓得。要不然我不会明白自己心里已经没有海伦了，不会被她伤害，为她着迷，也不会知道这世上唯一能让我神魂颠倒的只有那个最可爱、最善良的女人。克莱尔提醒我别过分担心，她说得太对了。刚才她走开了；因为我把电话挂了以后变得不知所措，她变得过分担心。

克莱尔现在和赖斯·劳瑞走在前面，他们正朝树林边上的一棵被烧黑的、被损坏的橡树走过去。刚入夏的时候，这棵树就在一场持续了一天的暴风雨中被闪电击中，劈成了两半。当我们一起绕着房子、穿过花园时，克莱尔一直在说七月初的那场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她有些兴奋，又有些孩子气。尽管我曾对她说过海伦惹过多少麻烦，但我从没想到海伦会让她感到如此不安。也许我没有意识到我刚和克莱尔在一起的那几个月里，我把这些故事对她讲了一遍又一遍。难怪她会主动与海伦的丈夫说话。他的话不多。事实上，他们俩年龄相仿，性格也相似，都订阅了《自然史》(13)和《奥杜邦杂志》(14)。几分钟前，在门廊里，她让劳瑞夫妇看放在餐桌中央的柳条盘里那些从科德角海滩上捡来的贝壳。柳条盘两边各有一个铅锡合金制成的古董烛台，那是她大学毕业时她奶奶送给她的。

当我的另一半和她的另一半在看着被烧焦的橡树树干时，海伦和我又慢慢走回到门廊。她还在跟我谈论她丈夫。他是个律师，是个登山运动员，爱好滑雪，离婚了，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他还和一个建筑师一起做房地产开发，发了一笔小财；最近，作为调查律师，他为加利福尼亚州立法委员会查证有组织犯罪和马丁县警方之间的关系，因此还上了新闻……屋外，我看见劳瑞已经走过了那棵橡树。他走上一条小道，穿过树丛，走向那岩石层叠的峭壁。克莱尔整个夏天都在拍那些层层叠叠的岩石。克莱尔和戴若好像要走回到房子。

我对海伦说：“他做这样一个卡列宁好像有点年轻啊！”

她回答说：“如果我是你，或者认为我还是以前的那个我的话，我肯定也会这么嘲笑的。我很惊讶你竟然接我的电话了。那是因为你是个好人。事实上，你一直都是。”

“哦，海伦，怎么了？‘好人’这种话还是等我死了刻在我的墓碑上吧。你可以过一种新的生活，可这话说的……？”

“身体不好时，我有很多时间去思考。比如——”

但我并不想知道。“跟我说说，”我打断她，“你是怎么和舍恩布伦一家说的？”

“我问阿瑟的。她不在家。”

“都过了这么久，他接你的电话时有什么反应吗？”

“哦，他就这么接了啊。”

“老实说，我很惊讶他居然会帮你，而你居然会找他帮忙。我记得他一直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他们一家。”

“我们已经改变了对彼此的看法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以前老是取笑他。”

“现在不了。我不会取笑那些坦承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至少坦承自己缺少什么的人。”

“那阿瑟想要什么呢？你是在说阿瑟一直想要你吗？”

“是不是一直这样我不清楚。”

“哦，海伦，这简直难以置信。”

“我觉得没什么比这更容易让人相信了。”

“那你到底要我相信什么呢？”

“我们俩从香港回来后，你搬出去了，我就一个人住。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问能不能过来和我聊聊。他非常关心你。九点左右，他从办公室赶过来，然后说你过得并不开心，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最后我说我并不知道那与我有什么关系。然后，他问我能不能哪天在旧金山碰头，一起吃顿午饭。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怎么开心。接着，他吻了我。然后，他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下，开始细细向我解释，说他之前没打算那么做，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的婚姻依然很幸福，这么多年他和黛比依然很亲热、恩爱，他的生命是属于她的。接着他讲了那个疯狂的女孩的故事，听了让人心烦。那女孩是个图书馆管理员，他差点儿和她在明尼苏达结婚。他告诉我那个女孩有一天吃早饭时手里拿着餐叉追他，刺伤了他的手。如果他当时屈服了，娶了她，之后假如真的发生了什么，他可能永远也脱不了身——事实上，他觉得事情到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一场谋杀。他给我看了被餐叉划破的伤口。他说黛比的出现救了他，他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她真心的付出和对他的爱。接着，他又想吻我，我说这可不合适，于是他说我说得很对，他以前完全错看了我，而且他还是想和我共进午餐。我无法忍受再这样混乱下去，于是答应了他。他带我去唐人街吃饭。我可以向你保证，在那儿，认识他或认识我的人当中谁也不会看到我们俩在一起。事情就是这样。但接着，那年夏天他们搬到东部去以后，他开始写信给我。我现在还能收到他的来信，大概每隔几个月就有一封。”

“继续往下说。信上写些什么呢？”

“哦，文笔真是太好了，”她笑着说。“有些句子肯定前后改了有十遍他才满意。我觉得那些信有点像是某大学杂志的诗歌编辑深夜写给他在史密斯女子学院(15)读书的女朋友的。‘天气，清澈清晰如鱼脊，’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有时，他还会摘录有关维纳斯、克娄巴特拉和海伦的伟大诗篇。”

“‘看吧，这就是她，男人们的梦中情人。’(16)”

“没错——是有这么一句。其实我觉得这句有些不敬，但它写得确实很好，想到这点我也就不这么认为了。他总是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让我知道用不着回信；所以我就没回。你笑什么？真的很窝心。挺有意思的。有谁会那么想呢？”

“我笑是因为舍恩布伦家有个人也给我写了信，不过是她写的，”我说。

“那才真的难以置信呢。”

“你看了就会信的。不过信里头没什么伟大的诗句。”

克莱尔仍在离我们五十英尺左右的地方。见她往回走，我们都不说话了。这是为什么呢？天知道！

我倒真希望我们的谈话并没停下来！随便瞎扯，讲个笑话，背首诗，什么都可以。这样克莱尔推开纱门进来时，屋里也不会安静得像早有预谋似的。她也不会看到我与海伦面对面坐着、不由自主被海伦迷住。

她突然变得毫无表情——打定了主意。“我想去游泳。”

“赖斯在做什么呢？”海伦问。

“去散步了。”

“你真的不想喝点凉茶吗？”我问克莱尔。“我们都喝点儿吧？”

“不喝。走了。”她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随随便便就这样和客人告别。说完就走了。

从我坐的位置可以看到她正开着车沿着山坡驶下，上了公路。克莱尔会以为我们在密谋什么呢？我们能密谋什么呢？

车不见了踪影，海伦说：“她好可爱。”

“而我是个‘好人’，”我说。

“如果我到这儿来惹你的朋友不高兴的话，我向你道歉，但我不是故意的。”

“她没事的。她没那么脆弱。”

“还有，我无意伤害你。我想来看看你也不是为了要伤害你。”

我没做声。

“我过去的确伤害过你，那是事实，”她说。

“过去的那些痛苦并不全怪你。”

“你也不想那样对我的；你是被激怒了才那么做的。但我现在觉得，事实上是我先折磨你的。”

“海伦，你在重写我们的过去，没必要。我们曾互相折磨，好吧，但都没有恶意。那是因为我们弄不明白、不清楚彼此心中的想法和感受，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是出于恶意，我们也不会在一起那么久。”

“我以前常常故意烤焦吐司。”

“我记得煎焦的是鸡蛋吧。吐司从没有放入烤箱中过。”

“我以前故意不把你的信寄出去。”

“现在干吗要说这些呢？谴责自己？为自己开脱？还是存心惹我不高兴？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也不想知道。那都已经过去了。”

“我过去一直不喜欢别人无聊地打发时间。你知道，我当时把幸福的生活都计划好了。”

“记得。”

“但那都过去了。现在，我追求那些可以得到的东西，我心存感激。”

“可别对你过去‘受到的惩罚’夸大其词。劳瑞先生不管听上去还是看上去都不像个无能的人。他是个很有主见的人，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听起来神通广大，黑白两道通吃。他听起来是个有胆识的男人。挺适合你的。他似乎与你很配。”

“是吗？”

“你看起来不错，”我说，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可我居然还鬼使神差地又说了一句，“相当不错。”

自从克莱尔来到门廊后，我和海伦第一次陷入了沉默。我和海伦毫不退缩地看着彼此，仿佛是两个陌生人最后终于敢公开对视，毫不遮掩——这是两人立马开始的最不知羞耻的、最令人血脉贲张的做爱的前奏。我认为我们俩眼神中都不可避免地有点调情的意味。也许我该说出口，但转念一想，也许我又不该说。也许我该把目光转移到别的地方。

“你之前哪儿不舒服呢？”我问。

“哪儿？好像哪儿都不舒服。我肯定看了有五十个医生了。我三天两头去医院，坐在候诊室里，拍X光，验血，注射可的松，去药房按处方抓药，一股脑儿地吞下药片，希望吃了药马上就可以好起来。你真该看看我的药箱。里面装的可不是奥尔加伯爵夫人可爱的面霜和乳液，而是一瓶瓶可恶的小药片——这些药除了伤胃，什么鬼作用都没有。整整一年多，我一直流鼻涕，喷嚏一打就是几个小时，无法呼吸，脸肿肿的，眼睛一直发痒。后来身上起了疹子，好吓人。睡觉前我会祈祷，希望这些疹子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等我一早醒来便永远消失。一个过敏症专科医生让我搬去亚利桑那州。另一个说不管用，因为这是心理疾病。还有一个仔仔细细地向我解释我怎么会对自己过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于是我回家躺在床上，用床罩蒙住脸，幻想所有血液从体内流出，再注入另一个人的，好让我挨过余生。我几乎快疯了。有些早晨，我恨不得从窗口跳出去。”

“不过你确实好些了。”

“那是因为我后来开始看赖斯医生，”海伦说。“所有毛病都一个一个慢慢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受得了我。我当时真是太吓人了。”

“也许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吓人。听上去他好像爱上你了。”

“病好了以后我开始害怕。我怕一旦离开他我又会生病，又会酗酒——因为是他帮我把酒戒了。第一次来接我的那天晚上，他看起来那么强壮、那么自信，很有男人味。我告诉他，‘瞧，劳瑞先生，我已经三十四岁了，病得不成人形，我不想与别人上床。’结果他说，‘我知道你的岁数，人哪有不生病的，而且我也不想上床。’于是我们就出去了。他特别自信，而且他爱上了我——当然也爱上了拯救我的那种感觉。但我并不爱他。我一次又一次想和他做个了断。只是当一切就要结束、应该结束时，我又变得非常恐惧……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我没说话，转过脸去。

“我打算要个孩子，”她说。

“恭喜啊。什么时候呢？”

“越快越好。你知道，我已经不在乎是不是幸福了。我已经放弃了幸福。只要能不受罪，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会生十个孩子，如果他想要的话，二十个也行。他可能真的想要那么多。大卫，他对自己没有丝毫怀疑。他还在法学院读书时，就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就开始做房地产了。现在，他想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和我。而我会和他那么做的。我曾是全世界男人的梦中情人，可现在还能做什么呢？开一个雅致的小古董店吗？等着人老珠黄吗？拿个学位再出去闯荡一番吗？等着人老珠黄吗？”

“如果你不可能再回到二十岁，在夕阳下的海面从平底帆船旁边经过……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事。我不再那么打算了。”

“那你怎么打算呢？你会和奥运顿小姐结婚吗？”

“可能会。”

“为什么还没结呢？”

我没回答。

“她年轻，漂亮，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穿着长袍的样子特别可爱。而且，她还有我没有的孩子气和天真。她知道怎样才能心满意足，我想。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吗？他们怎么会这么好？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那样的人，聪明，漂亮，善良。赖斯也很聪明，英俊，善良。哦，大卫，你怎么受得了呢？”

“因为我自己也聪明、英俊、善良。”

“不，我亲爱的老朋友，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的那种气质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气质。就算你不承认，你和他们就是不一样，尽管你在自我克制这方面挺有一套。你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你也不是可怜的阿瑟·舍恩布伦。”

我没回答她。

“她这么聪明，漂亮，善良，是不是让你有些疯狂呢？”海伦问。“还有她的贝壳、花床、小狗，和她钉在水槽上方的食谱？”

“海伦，你来这儿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吗？”

“不是。不是的。当然不是。这些我一点都不想说。你是个聪明人——你很明白我为什么过来：想让你看看我的丈夫。想让你看看我的变化，当然是变好了；还有……还有别的各式各样的谎话。我当时以为我骗得了自己。大卫，我来这儿是因为我想和朋友谈谈心，虽然‘朋友’这个词现在听来怪怪的。有时我觉得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生病时确实是这么想的。是不是很奇怪呢？一天夜里，我差点给你打电话——但我知道我和你已没什么关系了。我怀孕了，你应该看得出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总得有人告诉我。肚里的孩子已经两个月了。如果再等下去的话，我只好把孩子生下来。可我再也受不了他了。但我还能受得了谁呢？不管是谁，说什么，我都觉得不对劲，都让我抓狂。我不是说我和别人抬杠。我不敢。他们说话时我听着，点头，面带微笑。你该看看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让别人开心的。我听赖斯说话，点头，微笑，真无聊，我快被闷死了。现在，不管他做什么事，我都会气个半死。可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病恹恹的了。我受不了。我可以忍受孤独，也可以忍受身体上的痛苦。但如果像以前那样，两个都要忍受，我就吃不消。那太恐怖，太无情了，我没有勇气再去面对。我的勇气似乎已经被耗尽了；我感到自己体内已没有勇气了。我得生下这个孩子。我得告诉他我怀孕了——然后把孩子生下来。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我不知道自己会出什么事。我离不开他。我害怕像之前那样浑身奇痒难忍，呼吸困难——就算告诉我这是心理疾病也没用，那样不会让我的病好起来。只有他可以。是的，是他让我痊愈了！哦，这一切真是太疯狂了。事情不该弄成今天这样的。因为如果吉米的妻子真的丧命于他一手策划的那起车祸的话，后来的那些事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我会得到我想要的。也不会再去反复考虑她。不管喜不喜欢，我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不会有片刻的负罪感。我会很幸福。而她会得到应得的。但实际上，我当时还心存良知——结果她把自己和吉米都弄得痛苦不堪。我不想落得个糟糕的下场，最后却这样糟糕。每天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做噩梦，梦见自己谁也不爱。”

我总算看见劳瑞从树林里出来，下山朝屋子走来。他把衬衫脱了，拿在手里。他是个结实、帅气的年轻人，颇有成就，他的出现让她恢复了健康……海伦受不了他，她没那个福气。海伦脑子里想的还是吉米，梦想着如果不是良心阻碍吉米下手的话，她和吉米会过上怎样的日子，应该过上怎样的日子。

“也许我会很爱这个孩子的，”她说。

“也许你会的，”我说。“你有时会的。”

“然后，我可能会看不起我的孩子，”海伦一边说一边面无表情地站起来迎接丈夫。“我认为那也有可能。”

他们就像住在马路另一头的新婚夫妇，被笑声和美好的祝福包围着。他们离开后，我换上泳衣，沿着马路走了一英里，来到池塘边。我脑子一片空白，没有感觉，已经麻木了，像是目睹了一场可怕的意外或者爆炸的发生，瞥见一摊触目惊心的鲜血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继续赶路，继续做当天该做的事。

有几个孩子在池塘边拿着铲子和水桶在玩耍。克莱尔的狗和一个保姆在边上看着。她抬头说了声“你们好”。小女孩在看书，看的居然是《简·爱》。克莱尔的毛巾长袍放在石头上，我们经常把东西放在上面。接着，我找到了克莱尔，她在橡皮船上晒太阳。

我游到她身边时，看见她在流泪。

“对不起，刚才我不该那样，”她说。

“别这样，别这样。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的见面总是让人不愉快的。”

她又开始哭了，尽可能把声音压得很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

“怎么了，亲爱的，什么事？”

“我觉得太幸运了，觉得命运太眷顾我了。我爱你。你是我的一切。”

“我？”

说到这儿，她笑了。“你听我这么说以后可能有点害怕。我猜你会害怕的。直到今天，我才确定我如此爱你。可我以前从没像现在这么开心。”

“克拉丽莎，那你怎么还是这么心烦呢？没有什么让你心烦的，是不是？”

她扭头看着皮筏，咕哝着说她父母的事。

“我听不见，克莱尔。”

“我想让他们来看看。”

我心里大吃一惊，但嘴上还是说，“那就邀请他们来啊。”

“我已经邀请了。”

“什么时候呢？”

“这不重要。我还没想好——嗯，好吧，我认为不重要。”

“你写信给他们的？请你解释一下。我想知道出什么事了。”

“我不想细说。那太傻了，如同做梦似的。我有点失去理智。”

“你打电话给他们了？”

“是的。”

“什么时候呢？”

“之前。”

“你是说离开家后吗？来这儿之前吗？”

“在城里，是的。”

“然后呢？”

“我不该不与你说一声就给他们打电话。我从没那样做过。这永远行不通，以后也行不通。每天吃晚饭时，我们感到很满足，一切是那么宁静和安逸，这时候我就开始想他们。我放上唱片、开始煮饭时，他们便浮现在我脑子里。”

我之前并不知道。她从不说起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失败、不幸或失望，在她心里不会纠结片刻。只有被折磨得忍无可忍时她才会抱怨。她是我认识的最不寻常的普通人。

“哦，”她边说边坐起来，“哦，等这件事过去了也就没事了。你觉得什么时候才会过去呢？”

“克莱尔，你是想和我继续待在这儿，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还是你想游泳？你想回家，喝点凉茶，稍稍休息一下吗？”

“他们走了？”

“嗯，走了，你没事吧？”

“没事的。就是老了一个小时，没事的。”

“怎么回事？”

“不很开心。你不喜欢她，我知道，但这个女人的情况不好……瞧，我们现在没必要谈这个。我们没必要谈这个。想回家吗？”

“现在还不想，”克莱尔说。她从皮筏的边上扎进了水里，不见了，我慢悠悠地从一数到十之后，她才顺着梯子浮出水面。她坐回到我身边，说：“有件事我们最好现在谈一谈。我该说‘另一件事’才对。我之前怀孕过。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但我以后会说的。”

“怀上谁的孩子了？什么时候呢？”

她无力地一笑。“在欧洲，是爱的结晶。你的孩子。我们回到家后我才最终确定。我把孩子打掉了。我说去开了一天会——其实那天我去了医院。”

“那‘感染’是？”

“我没感染。”

海伦已经有两个月身孕了，只有我知道这事。克莱尔曾怀上我的孩子，可我却一无所知。从今天的倾诉和得知的秘密中，我感受到她心底深处巨大的悲哀，但到底是什么悲哀，我说不上来，因为我太虚弱了。的确，我没想到海伦的来访会让我如此筋疲力尽，我觉得克莱尔心头的悲哀与我有关，因为我总是让别人的愿望和期待落空，永远不能让别人幸福，包括我自己；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似乎都无法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幸福，可能永远也不会……“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呢？”我问她。“为什么不与我说一声呢？”

“那时候你放纵自己，我觉得我必须那么做。你那时很沉湎，我们俩都得明白那究竟是什么。现在你明白了吗？”

“可你确实想要。”

“想要人流？”

“不，想要孩子。”

“我想要个孩子，当然。是和你生一个——我无法想象自己怀上别人的孩子。可我生孩子也要等到你愿意和我生才行啊！”

“你什么时候去做的，克莱尔？我怎么不知道？”

“哦，我有办法，”她说。“大卫，关键是我甚至不希望你要这个孩子，除非你肯定你对我、我的生活方式、目前的生活都满意。我不想让谁不开心。我也不想给谁带来什么痛苦。我更不想变成谁的牢笼，在我看来那是最不幸的了。求你了，听我把话说完——你用不着说‘如果你早告诉我，我就会……’或者‘如果你早告诉我，我就不会……’之类的话。我不想让你对这件事负任何责任。它不是你的责任，也不可能是。就算犯了错，那也是我一个人铸成的。现在我只想跟你说一些事。我希望你听听，然后我们就回家，我做晚饭。”

“我在听呢。”

“亲爱的，我并没嫉妒她；一点都没有。我够漂亮，年轻，而且，谢谢老天，如果说我‘一意孤行’和‘世故’的话，我恰恰不是那样。我并不担心她会做出什么举动，真的。如果我那么没把握的话，我就不会住在这儿了。只是你刚才想赶我出去时，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回来只为了拿照相机，想给他俩拍些照。总之，我觉得那样的话，他们的来访就会不那么尴尬。但当我看见你和她单独坐在一起时，我突然想：‘我无法让他幸福，以后也无法让他幸福。’于是我突然想知道是不是有谁能让你幸福。这个想法吓了我一跳，我只好走开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也许你也不知道。不过也许你知道。如果现在离开你，我会很痛苦，但如果离开你是个明智的选择，我也做好了准备。与其等三四年之后当你已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再走，还不如现在就走。大卫，我不想那样离开你，我根本就没那个意思。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可能被误解，但求你了，请别误解我。我一点也没那个意思。可如果你真觉得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请早点告诉我，因为如果你不是真的对我满意的话，那就让我去玛莎葡萄园吧。在那儿，有奥利维亚陪我挺过去，一直到学校开学。以后我可以一个人过。如果感情无法让我步入婚姻的殿堂，我是不会沉湎其中的。我还从未有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我想有一个，我得有一个。我说的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将来我想成家的时候。否则，我现在就把它连根拔起，免得到时候要用钢锯来切割。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分手不必经历这样血淋淋的切除手术。”

虽然强烈的阳光晒干了她身上的水，她还是全身发抖。“我没力气说别的了，你什么也不用说。我希望你别说话，至少现在别说。否则，这听起来就像最后通牒了，但事实上并不是。我只是澄清一下，仅此而已。我甚至想顺其自然，我以为时间可以让一切都好起来。可是，恰恰是时间毁了一切。但是，求你，我不需要你说什么来安慰我。只是突然之间一切都似乎变成了错觉。太吓人了。请别说——除非你说一些你知道而我也应该知道的事。”

“没有那样的事。”

“那我们回家吧。”

最后，我父亲来看我们了。

我在电话里请他劳工节(17)来过周末。他回了封信，对我们的邀请谢了又谢，然后问能不能带个朋友一起来，那个朋友的妻子也过世了，最近几个月他们走得很近。他还说他特别希望我能见见这位朋友。现在他肯定已经把印有旅馆名字的信纸、信封全扔掉或者用光了，因为他把字写在了信纸背面。信纸上方印着“拿骚县犹太同盟”，下方有一封致犹太人的信，语言简洁尖锐，信的风格很有特点，就如同海明威或者福克纳的那样一目了然。

亲爱的：

我正在拿骚县犹太同盟把您的誓言卡装进信封。身为犹太人，我要在此大声疾呼，我们没必要重申维护犹太故土的誓言。我们需要每个犹太人的经济援助。

我们再也不能允许大屠杀的发生！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无动于衷！

请伸出援手吧，别等我们的民族受到伤害。(18)

真诚的

亚伯·凯普什

加菲尔德花园公寓

副主席

反面是他写给克莱尔和我的信，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字很大，和那封打印的、号召犹太人精诚团结、狂热地效忠祖国的信一样，可以看出信是他写的（孩子似的笔迹让人更加可以看出信是他写的）。现在父亲一把年纪了，狂热使他醒着的时候一整天都受其折磨，一会儿感到隐隐作痛，一会儿觉得剧痛难忍。

收到他的来信的那个早上，我到拉里叔叔的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不介意和他的朋友巴拜特尼克先生一起睡在我家那间不太宽敞的客房，他当然可以带那位先生一起来。

“我恨透了在节假日把他一个人丢下，戴维，他是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不然我不会麻烦你的。那样做有些欠考虑，你明白，”他解释说，“我冒冒失失地就答应了。他来的话，会给克莱尔带来不便。快开学了，她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我不想增加她的负担。”

“哦，她已经准备好了，别担心，”接着，我把电话递给克莱尔，她说学校的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让他别担心，说周末能招待他们俩是她的荣幸。

“他是个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人，”父亲赶紧向她说，想让她放心，仿佛我们有理由去怀疑他的朋友可能是个酒鬼或无业游民似的。“他经历过的事让人难以置信。他和我一起为犹太联合募捐会(19)募捐。这么跟你说吧，我需要他。募捐时，我需要他这样一颗手榴弹来点燃人们的热情，让他们把钱掏出来。你对他们说，犹太人所经受的苦难再也不能发生了，他们看着你，就像从没听说过一样。似乎希特勒和大屠杀是我凭空编出来的，就为了骗取他们的市政债券。我们就碰到过一个家伙。他住在马路对面的一幢大楼里，比我大三岁，妻子刚去世，多年前就干非法私酒买卖的勾当，天知道他还做过其他什么，你真该好好看看他。自从妻子过世后，他身边的妓女每个月都在换。他给她们买昂贵的衣服，带她们去百老汇看戏，但凡看到他带她们去美容院，开的车绝对是凯迪拉克弗利特伍德轿车。但是，要是你苦口婆心地让他为犹太联合募捐会捐一百美元的话，他绝对会挤出眼泪，说他的生意亏大了。还好，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而且，你别对别人说，其实很多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要不是巴拜特尼克先生拦着，我真恨不得当着那个狗娘养的面告诉他在我眼里他算个什么东西。哦，这家伙真把我给惹毛了。每次见过他，我都得向我弟妹要镇静剂。而我这种人甚至都不相信阿司匹林。”

“凯普什先生，”克莱尔说，“您带巴拜特尼克先生一起来吧，别有什么顾虑。”

但他还是没答应，直到克莱尔承诺说，如果他们俩来的话她不必为他们准备一日三餐。“你得向我保证，你要当我们根本不在你们家一样。”

“那多滑稽啊，要不这样吧，别那么麻烦了，那我就装作你们在吧。”

“嗨，听起来你挺开心的，”他说。

“确实，我的开心多得装都装不下了(20)。”

尽管克莱尔坐在餐桌对面，把听筒贴在耳朵边，我还是清楚地听见接下来的对话，这是因为父亲打长途电话与猜他弄不懂的谜语很相似，他认为如果不全神贯注、全情投入的话，电波可能就无法把他的声音传递给对方。不拼命大喊就不行。

他朝她大喊，“老天保佑你，因为你为我儿子做了这么多！”

“嗯——”她晒得黝黑的脸变红了——“嗯，他对我也很体贴。”

“这个我相信，”我父亲说，“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不过，他其实与自己过不去。告诉我，他有没有意识到和你在一起他多么幸福？他三十四岁了，已是个大人了，不能再像以前那么不懂事。克莱尔，他现在知道珍惜所拥有的了吧？”

她试图将这个问题一笑置之，但父亲坚持要她回答，哪怕最后他只得自问自答。“没人愿意迷失自我——生活本身已经让人不知所措。你不会在自己的肚子上插上一刀，但他还真那么做了，他娶了那个打扮像苏丝·黄(21)的迷人姑娘。哦，关于她和她的衣服我还是少说为好。还有那些法国香水！她身上有一股洗发店的味道，请原谅我这么说。还有他住的那间转租来的房间里，墙壁都用红布包裹着。他为什么住在那儿，诸如此类的事我永远也想不通，甚至懒得去想。亲爱的克莱尔，听我说，你是他值得共度一生的人。要是你能让他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好了。”

“哦，天哪，”听到我父亲的真情流露，她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慌乱，“要是能在这儿安心过日子……”

二十五岁的她不知如何把这句话说完。她还没想好，父亲就大叫起来，“太棒了，太棒了，自从他访学结束，不再在欧洲四处流浪、安然无恙地乘船回来以后，这是我听到的有关他的最好的消息了。”

在镇上杂货店后面的一块地上，他小心地走下从纽约开来的大巴前门的高高的台阶。接着，他不顾天气燥热，也顾不上年事已高，箭步向前，不是朝着我，而是朝那个和他还不是一家人的人冲过去。以前，有几个晚上，她在我的新家为他做过几顿饭。有一天晚上，当我在学校的学者系列讲座活动中做《套中人》的公开讲座时，是克莱尔陪着他和我的叔叔、婶婶走进图书馆，在不大的讲堂里和他并肩坐下，应他的要求告诉他哪位是系主任，哪位是院长。尽管如此，当他张开双臂拥抱她时，就仿佛她已怀上了他的第一个孙子或者孙女似的，仿佛她将生下最可敬的精英，孙子或者孙女与他血脉相连，他喜不自禁……但是要是将来哪一天家庭关系不好的话，他一定会非常恼火。

看见克莱尔被一个陌生人霸占着，戴若开始在女主人脚边发疯似的乱跳，扬起灰尘——虽然我父亲对没有婚姻关系便繁衍下一代、随地大便的动物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但我惊讶地发现戴若不加掩饰地“搔首弄姿”丝毫没有转移他的注意力，他仍然专心地搂着克莱尔。

一开始，我不得不怀疑眼前这一幕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好让巴拜特尼克先生轻松自然些，毕竟他见到的这两个人在法律上还不是夫妻。我也不得不在心里嘀咕：父亲紧贴着克莱尔，是不是想表示他已打消了顾虑。在我的记忆里，自母亲生病后，他从没像现在这样有力气，这样有活力。事实上，今天他让我觉得他有点疯狂，不过比我预想的要好。通常我每星期打电话过去时，他每说到一件开心的事，话语中都明显带着忧郁，我甚至怀疑他如何强打起精神一直说“一切都好”、“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之类的话。他接电话时忧伤地说“嗯，哪位？”足以告诉我，他“忙碌的生活”的背后是什么——上午在叔叔的办公室里帮忙，可叔叔并不需要人手；下午在犹太人中心的桑拿房里和一群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人争论政治，他把那些人叫做冯·爱普斯坦、冯·哈伯曼和冯·利普希茨——简直就是当地的戈林(22)、戈培尔(23)、施特莱歇尔(24)。他因此患上了心悸。晚上，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便到隔壁邻居家串门，为他各种各样的慈善和募捐而奔走，一个专栏接着一个专栏地看《每日新闻》、《邮报》和《纽约时报》，收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新闻，不到四小时，又重看一遍。最后他终于躺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把纸盒子里的信拿出来摊在毯子上，重温与那些已经不在人世、他非常珍惜的客人之间的往来信件。他们离开了人世，有时候让人很怀念。他们当年来到旅馆的时候没这么让人珍惜。那时汤里的大麦太少，游泳池的氯太多，餐厅服务生人手不够。

我来说说他写信的那些事吧。每过一个月，他就更难记清他上百个老朋友中，谁已经退休去了佛罗里达，还可以给他回信，谁已经去世了。并不是他记忆力减退，而是朋友“一个接一个”都离去了。他详细地说，就在去年，他以前的那些客户有一大批离开了人世。“我写了整整五页的新闻，寄给那位可亲可爱的大好人，朱利乌斯·洛文塔尔。我甚至在里面夹了一篇我一直保存着的从《纽约时报》上剪下来的文章，内容是他们怎么污染帕特森(25)的那条河的。他曾在那儿做律师。我认为这会引起他对那儿的关注——这给他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我告诉你。”他伸出一根手指。“朱利乌斯·洛文塔尔会是你想见的最关心公众利益的人之一。犹太会堂、孤儿、体育、残疾人、有色人群——他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了这一切。他真了不起，谁也没法和他比。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贴上邮票，封好信封，放在帽子旁边，准备早上寄出去。等我刷完牙，爬上床，关上灯，我才突然想起这位亲爱的老友去年秋天就离开人世了。我还总想起他在迈阿密的游泳池边打皮纳克尔牌(26)的情景呢——也只有他那样的律师脑袋才能那样打牌——现在，他却已经长眠于地下了。现在他还留下些什么呢？”最后这一点即便对他来说，尤其是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他的手在脸前愤怒地扇过，就像驱赶恼人的蚊子一样，要把朱利乌斯·洛文塔尔腐烂尸体的可怕形象从脑海中抹去。“年轻人听了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他说，基本上恢复了平静，“但舔信封、贴邮票这样的事每星期都会发生。”

巴士开走了，我们四个站在巴士留下的滚滚尾气中。几个小时以后我和克莱尔才能享受二人世界，她才能从父亲对着她说的谜一般的话中解脱出来。太阳把我们晒得软得像化了的柏油；可怜的戴若一头雾水（它压根儿不习惯别人与它争风吃醋），继续在我父亲的脚边上蹿下跳。巴拜特尼克先生个子不高，长着亚洲人的宽脸，耳朵有点长，手很奇怪，就像两把勺子，垂在强壮有力的前臂下，前臂上满是青筋，只有健美运动员才练得出来。他像个小女生似的，害羞地躲在后面，把夹克整齐地折好，搭在手臂上，等我父亲——也就是他充满活力、激动不已的好朋友——介绍他。但父亲还有要紧事得先做。父亲就像经典悲剧中长途跋涉的信使，一登台就迫不及待地把要传达的话说出来。“年轻的女士，”他对克莱尔耳语道，因为这样叫她的话似乎表明他一直在想象着她年轻，是个女士。他借着白日梦给他带来的勇气说：“别——别——请别！”

晚上睡觉时，她告诉我，当时她像别针一样紧贴在父亲宽阔的胸前，她听到的只有这几个字。我跟她说，说不定他就说了这几个字。当时，他觉得寥寥几个字足以表达他心中的感受。

此刻，他早已决定了接下去该做什么。他准备进入一系列抵达仪式的下一步，他肯定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星期了。他伸手摸了摸搭在胳膊上的那个结子亚麻夹克的口袋——显然，什么都没找到。突然，他又拍了拍夹克的内衬，好像能失而复得一样。“哦，天哪，”他大叫道，“东西不见了。天哪，落在车上了！”这时，巴拜特尼克先生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仿佛他是个伴郎，父亲是个不知所措的新郎。他轻声说：“在你裤子口袋里，亚伯。”“哎呀，我怎么忘了呢，”父亲大叫道。他把手伸进犬牙花纹的裤袋里（眼里露出几分绝望）——正如他们所说，他的穿着十分考究——掏出一个小包放在克莱尔的手心。现在他笑容满面。

“我在电话里没告诉你，”他对她说，“就是想给你个大大的惊喜。如果你收藏的话，我保证这东西每年至少增值百分之十，很可能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多。这可比钱好！等一下你看看它的精湛工艺吧！真是巧夺天工！赶快打开看看。”

于是，我们四个人继续在停车场上忍受着火辣辣的暴晒。与我一起生活的那个女人挺善解人意的，她知道怎么哄人开心，也乐于这么做。她麻利地解开丝带，揭开闪闪发亮的黄色包装纸，还不忘说包装纸好看。“那个也是我挑的，”我父亲告诉她。“我猜你会喜欢这个颜色，”他转过身，对同伴说，“索尔，我说过她肯定喜欢黄色吗？”

克莱尔从天鹅绒镶边的盒子里取出一个雕着玫瑰花束的纯银小纸镇。

“大卫告诉过我你自己打理花园有多辛苦，你是多么喜欢那些花。请收下吧。你可以摆在学校的办公桌上。等着让你的学生瞧瞧。”

“真漂亮，”她说道，只是瞥了戴若一眼，让它安静下来，然后亲了父亲的脸颊。

“看看这手艺，”他说，“连小花刺都能看到。其实这是人工做的，手工做的。是个艺术家做的。”

“太漂亮了，简直太漂亮了，”她说。

直到现在，他才转身和我拥抱。“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他说，“在我包里呢。”

“你希望能在包里找到！”我说。

“真聪明。”然后我们互相亲吻了对方。

最后，他总算准备介绍与他一起来的那位了。我现在才发现，他俩的衣服是一样的，崭新的，颜色搭配得很好。只是我父亲穿着棕黄的和褐色的，而巴拜特尼克先生穿着银色和蓝色的。

“真要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他，”父亲说。我们跟着一辆农用货车，缓缓驶出小镇。这辆农用货车的保险杠上贴着一张给其他司机看的贴纸，上面写着：只有爱才能胜过牛奶(27)。克莱尔为了支持当地的生态学家也在车保险杠上贴上了贴纸，上面写着：泥土路才符合实情(28)。

一路上，父亲兴奋不已，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就像个孩子——以前他沿着这些路开车时我也常常这样——现在，他一谈起巴拜特尼克先生就停不下来：百万里挑一，他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此刻安静地坐在他身边，看着自己的大腿，显得很谦卑。他如此谦卑，我觉得既因为克莱尔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也因为我父亲向我们介绍他的那种方式。当年，在生意红火的日子里，父亲就是用这种方式推销说在我们的旅馆避暑可以延年益寿。

“我与你们常常说起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来自犹太人中心。我反对乔治·华莱士(29)，要不是巴拜特尼克先生的话，就没人会听到我的意见。克莱尔，请原谅我，可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那个恶心的蟑螂。你肯定不愿意听到那些所谓的正经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真丢人。我和巴拜特尼克先生团结起来，同他们较量，彻底取得了胜利。”

“不，”巴拜特尼克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富有哲理地说，“这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那你说，怎样才能让那群愚昧无知的顽固的家伙改变想法呢？至少该让他们听听别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犹太人充满了仇恨，但他们却投了乔治·华莱士的票——我真搞不懂。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作为少数族裔活了一辈子，可他们一本正经地给出的建议竟然是让有色人种在机关枪前列队站好，让他们挨枪子儿。把他们拉出来，然后朝他们扫射。”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插话说。“当然，这么说的只是个别人。”

“我告诉他们，看看巴拜特尼克先生，问他：你们这样做，与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做法是不是没什么不同。你知道那些有家庭、事业有成、退休后生活在分套出售的公寓里的所谓的文明人是如何回答的吗？他们说，‘你怎能把黑鬼和犹太人做比较呢？’”

“谁在让这个人丧心病狂，还有他领导的组织——”

“顺便提一下，是谁任命他为领导人的？领导什么组织呢？是他自己任命自己的！你接着说吧，索尔，对不起。我只是想让他们明白我们现在对付的是怎样的一个小独裁者。”

“让他们不安的是，”巴拜特尼克先生说，“他们拥有房子，他们有些人有房子，还有生意，接着有色人种来了，等他们试图让投入得到回报时，他们却损失惨重。”

“当然，从根本上说这就是经济学。向来如此。德国人不也这样吗？在波兰不也这样吗？”这时，他突然结束了历史分析，对我和克莱尔说，“巴拜特尼克先生战后才来这儿的。”他戏剧性地，是的，也很骄傲地补充说，“他是纳粹的受害者。”

等我们拐到行车道上，我指了指半山腰的房子，“怪不得你们看起来这么幸福，你们俩。”

“他们的房子是租来的，”父亲说。“我告诉他，既然这么喜欢，干吗不买下来呢？给房主报个价。告诉他你会付现金。至少看看房子的主人有没有兴趣。”

“其实，”我说，“暂时租着住，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租房子等于把钱扔进下水道。去问问房子的主人，怎么样？又没什么坏处！你就说会支付现金，看他会不会上钩。如果他想现金交易的话，我能帮你，拉里叔叔也能帮你。以你现在的年纪你该买点不动产了。而这儿，你肯定不能错过。你永远不能错过。我那时候，克莱尔，用不了五千块就能拿下这样的房子。现在这栋房子——这块地延伸到哪儿？到林木线(30)那儿？好吧，就算它四英亩，就算它五英亩——”

我们上了土路，穿过厨房门——恰好经过早就听说过的生机勃勃的花园，他像房地产经纪人似的大谈房地产。他回到家乡沙利文县，和他唯一在世的亲人待在一起，没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的了：儿子的外表似乎表明他终于被从燃烧着熊熊大火的炉子里拖出来，被放在舒舒服服的壁炉前。

到屋子里，我们还没端上冷藏的饮料，或带他们看一看他们的房间或洗手间，父亲就在厨房餐桌上打开行李。“给你的礼物，”他向我宣布。

我们等着，他拿出了鞋、刚洗好的上衣，还有他锃亮的、崭新的剃须工具。

给我的礼物是用黑色真皮装帧的纪念册，里面有三十二枚银元大小的纪念章，每枚纪念章都放在一个圆形凹槽里，里外两面贴着透明的醋酸膜保护层。他管这些叫“莎士比亚纪念章”——正面雕有某一部剧本中的一幕场景，反面刻着剧本里一句话，字很小。和纪念章放在一起的还有如何将纪念章放进纪念册的说明书。第一项说明是这么说的，“戴上无绒手套……”父亲最后才把手套递给我。“摆弄这些纪念章时得一直戴着手套，”他告诉我。“手套和纪念章是配套的。他们说，不然的话纪念章会因为跟人体皮肤接触而产生有害的化学反应。”

“哦，您真是太好了，”我说。“虽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您现在给我这么精致的礼物……”

“为什么？因为现在正是时候，”他笑着回答，同时做了个幅度很大的手势，挥手间把所有的厨具、餐具都包含在内了。“看看，戴维，他们为你刻了什么。克莱尔，你看看外包装。”

纪念册葬礼般的封面上围了一圈阿拉伯风格的银浮雕图案。花饰正中写着三行字。父亲用食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给我们看。我们都在默读——除了他。

首版标准纯银套币

供大卫·凯普什教授

私人收藏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这肯定花了不少钱。真难得。”

“可不是吗？不过，没花多少钱，我不是整套一起买下的。开始，你可以一个月收集一枚。你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始——等一下我给克莱尔看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慢慢收集，直到集齐。我一直在帮你收集。只有巴拜特尼克先生知道这事。看，克莱尔，来这儿，你得凑近点看——”

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找到刻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纪念章，因为在标着“悲剧”的那一页左下方指定的凹槽里，他似乎放着《维洛那二绅士》(31)。“真见鬼，《罗密欧与朱丽叶》究竟在哪儿呢？”他问。最后，我们四个在“历史剧”那一页标着《约翰王》(32)的凹槽里找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可我把《约翰王》放哪儿了呢？”他问。“我以为都放对了位置，索尔，”他皱着眉头对巴拜特尼克说，“我以为我们都检查过了。”巴拜特尼克先生点点头——他们确实检查过了。“反正，”父亲说，“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哦，背面。在这儿，我想让克莱尔把背面上写的东西大声读出来，这样大家都可以听见。亲爱的，读一读这个。”

克莱尔大声读着纪念章上的铭文，“‘……玫瑰要是换了名字，它同样吐露芬芳。’(33)《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

“是不是挺不错的？”他问她。

“当然。”

“你看，他也可以带到学校去。很有用。这东西不是只能摆在家里。十年二十年后，他可以拿出来给他的学生看。与你的礼物一样，也是纯银的，我保证它的增值率肯定赶得上通货膨胀，很久以后纸币都不值钱了。你打算放在哪儿呢？”最后一个问题是问克莱尔的，不是问我的。

她说：“先放咖啡桌上吧，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会进客厅，我们以后会放在那儿。”

“太棒了，”我父亲说。“只是要记住，别让你的朋友把纪念章拿出来，除非戴上手套。”

午饭是在装着纱窗的门廊里吃的。收音机的电台调谐器似乎只能调到播放巴赫作品的那个台。在收音机和挂着两张她姐姐画的海洋和沙丘水彩画的墙中间，整齐地放着十几本时代—生活系列关于“世界美食”的书。其中一本是《俄罗斯烹饪》。黄瓜和酸奶沙拉里放了很多蒜泥和从纱门外的药草园里摘来的新鲜薄荷，这出自那一系列美食手册中的中东美食那一本。冷烤鸡配迷迭香是她很早之前自创的菜谱。

“我的天，”父亲说，“简直是大餐！”“好极了，”巴拜特尼克先生说。“谢谢，先生们，”克莱尔说，“我肯定你们吃过更好的。”“在利沃夫(34)，我母亲下厨时，”巴拜特尼克先生说，“她做的红菜汤都没这么好吃。”克莱尔笑着说，“您过奖了，但还是谢谢您。”“听着，我亲爱的孩子，”父亲说，“如果我请到你做厨师，我可能还在干老本行。你会比教书赚得多，相信我。一个好厨师，即使在以前，哪怕在大萧条(35)期间——”

克莱尔今天第一次尝试用“克莱尔式”手艺做的那些具有异国风味的东方菜，希望让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立刻有一种回家团聚的感觉，但今天最受欢迎的并不是这些菜，而是按她奶奶的配方用薄荷叶和橘皮泡制而成的味道浓郁的冰茶。父亲好像怎么也喝不够，不停地夸这冰茶好喝，简直把它捧上了天。吃蓝莓时，他得知克莱尔每个月都会乘大巴到斯克内克塔迪(36)去看望这位九十岁的老太太。在她那儿，克莱尔学会了老太太会做的所有事：做饭、打理花园，可能还有带孩子。这时父亲仍然不停地夸冰茶好喝。是的，从这个女孩身上，他仿佛看到他叛逆的儿子已经决定彻底改变自己。

午饭后，我建议他们俩先休息一会儿，等稍微凉快些再沿马路走一走。当然不行。我在说什么呢？我们胃里的食物刚消化，父亲就说，我们得开车去旅馆。这让我吃惊，就像吃午饭时听他轻松地说起自己的“老本行”。自从一年半前搬去长岛，他就没什么兴趣去看看接手旅馆的两个老板把旅馆打理得怎样了，现在旅馆已经改名为“皇家滑雪避暑旅馆”，几乎快维持不下去了。我以为他不会去关心那些事，但事实上，他热情高涨。去过洗手间之后，他在门廊里踱来踱去，等着巴拜特尼克先生醒来。巴拜特尼克先生正在我的柳条安乐椅上打盹儿呢。

要是他因为内心激动而突然去世呢？要是他在我和深爱着我的女孩结婚，买舒适的房子，生几个漂亮的孩子之前就……

我还在等什么呢？与其晚一些还不如现在就去，这样的话他也会挺开心的，认为自己的一生很成功？

我到底在等什么呢？

父亲带着我们三个沿着大街上仍在营业的最后那几家商店一家一家走去，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没感受到可怕的热浪。“我还记得以前那儿有四家肉铺，三家理发店，一家保龄球馆，三家农产品市场，两家面包房，一家A&P超市(37)，三个医生，三个牙医。现在，你看看这地方，”他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他以这样的睿智为自豪，并不感到懊恼——“肉铺，理发店，保龄球馆，都没了，只有一家面包房，A&P超市也没了，我离开这儿的时候这些都在，牙医也走了，现在只有一个医生。是的，”他用长辈对晚辈的口气总结说，听起来有点像他的朋友沃尔特·克朗凯(38)，“旅馆业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那时候这儿可真了不得！你们当时该在夏天来看看！你知道以前谁常来这儿度假吗？凡是你能说出名字的都来过！青鱼大亨！苹果大亨！——”接着他开始对巴拜特尼克先生和克莱尔滔滔不绝讲他一生中的那些有趣的、重要的事，一步一步，一年一年，从罗斯福就职典礼一直说到林登·贝恩斯·约翰逊(39)。克莱尔并没让他知道她几星期前已经和我一起来这儿伤感地回忆过去，我当时向她解释过什么是青鱼大亨。他的中袖衬衫湿透了，我用一只胳膊抱住他的胳膊，说道：“我打赌，要是下定决心的话你可以一直说到大洪水(40)之前。”他喜欢那样。是的，他喜欢今天的一切。“哦，当然没问题！过去的事真开心！回忆过去真开心！”“太热了，爸，”我提醒他。“都快九十度(41)了。要是我们慢慢走的话——”“慢慢走下去吗？”他大叫，挽着克莱尔沿着马路疯狂地一路小跑，有几分炫耀的意味。巴拜特尼克先生笑了，边拿手帕擦眉毛，边对我说，“他已经盼了很久了。”

“今天是劳工节的周末！”当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主楼”员工通道旁的那块地方时，父亲欢快地说。停车场重新铺过了，几幢大楼被刷成不协调的粉红色，旅馆的名字变了，此外好像没什么变化。现在经营旅馆的是一对夫妇，丈夫是个心事重重的家伙，比我大不了几岁，妻子还算年轻，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六月的一天下午，我带着克莱尔一起来这儿重温过去，当时我与他们匆匆见了一面。但这对夫妻对昔日辉煌的日子并不留念，就像那些在水位猛涨的溪流里想抓住残骸的人无法体会过去桦树皮做的独木舟的黄金年代一样。父亲明白了旅馆的现状，便问为什么节假日都没客满——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很快他就明白了。那个妻子比以前更凶悍；而丈夫尽管长得高高大大的，却像个孩子似的，眼睛苍白无力，皮肤上有麻子，恍恍惚惚的，待人倒是挺友善——他是个好人，心肠很好，但他那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的计划很可能并没给债权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些解释了旅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能在公众心目中树立稳固的“形象”。“你瞧，”他底气不足地说，“现在我们还在改装厨房，让它更现代化——”

他妻子打断他，把话挑明了：年轻人不来这儿度假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旅馆是为老一代人开的（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来，这都是我父亲的错），一大家子过来度假的客人也被吓走了，因为买下我们旅馆的那个人是个“没钱的休·海夫纳(42)”，企图将一些“地痞流氓、甚至更烂的人”锁定为目标客户。他到八月就已经入不敷出了。这是他经营这家旅馆的第一个夏天，也是唯一的夏天。

“首先，”我还没来得及拉父亲的胳膊，把他拽走，他已经开口了，“最大的错误是把旅馆的名字改了，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就这样打了水漂，旅馆被从地图上抹得一干二净。外墙随便你涂什么颜色，虽说白色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好——不过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你们的品位，那你们的品位也太差了。关键是，尼亚加拉大瀑布会改名字吗？不会的，如果他们想吸引游客的话是不会改名的。”那个妻子忍不住当着他的面大笑，她说，“我忍不住当着你的面大笑。”“你说什么？为什么？”父亲火冒三丈地回应道。“因为现在这种时候，这种时代，你不能把一个旅馆叫皇家匈牙利，还指望着在右边排起长队。”“不，不，”她丈夫不想让她的话听上去那么刺耳，他把两粒氢氧化铝片从锡纸里面取出来，说，“珍妮特，问题是，我们的风格有点不伦不类，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我确定，只要我们把厨房装修好——”“我的朋友，别提厨房了，”父亲毫不掩饰自己不想和这个不明事理的女人说话；“别折腾了，把名字改回去吧。你买旅馆花的钱有一半是用来买这个名字的。怎么会想到在旅馆的名字里用‘滑雪’这样的词呢？如果你觉得有必要这么做的话，那整个冬天都开门营业吧——这样一个词只能把给你带来红火生意的客人吓跑，你为什么要用它呢？”那个女人说，“我要告诉你，现在谁都不愿意去一个听起来像陵墓的地方度假。”“哦，”父亲挖苦得更厉害了，“哦，如今，过去的那些东西都已经死掉了，是吗？”接着，他发表了一通富有哲理但缺乏条理的长篇大论，一本正经地说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体关系，似乎一个活到六十六岁、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得说说现在经营这家旅馆的这对夫妇。尤其是，他们认为旅馆的不景气都是由父亲引起的，他更得这么说。

我等着进行劝解，或者叫辆救护车来。看着自己一生的心血被这个游手好闲的丈夫和他面无笑容的妻子糟蹋成这样，痛心不已的父亲会不会失声痛哭呢，或者倒下变成一具尸体呢？这两者都有可能。

为什么我老是觉得这个周末他会死去，等到下周一我就是个没爹的孩子了呢？

当我们上了车准备回家时，他还是一肚子火——他余怒未消。“以前，我怎么知道他会变成一个嬉皮士呢？”“您在说谁呢？”我问。“你妈去世后买下我们旅馆的那个人。你觉得我会心甘情愿地把旅馆卖给一个嬉皮士吗？那家伙五十岁了。他留着长发的话我又能怎样呢？难道我就因为这个而不卖给他吗？她说‘地痞流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的意思与我所理解的不一样，还是一样的呢？”我说，“她只是说他们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他们心里不是滋味。看，她这个人挺烦人的，生意做不下去很正常。”“对，那为什么要怪到我头上呢？我把最后一只金鹅(43)给了他们，留给他们良好的传统和忠实的客户，他们只要牢牢抓住已有的资源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戴维！‘滑雪’！我的客人要是听到这个肯定会跑得一个不剩。哦，有些人能在撒哈拉沙漠开旅馆，然后把生意做大，而有些人在最好的环境下起步，最后却输得精光。”“没错，”我说，“现在我回头看看，我的事业挺成功，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是个无名之辈，来自无名之地！克莱尔，刚开始时我是个快餐厨师。那时我的头发是黑的，和他一样，而且很浓密，如果你相信的话——”

父亲身边的巴拜特尼克先生睡得很沉，头倒在一边，像被绞死了似的。克莱尔——温和、宽容、慷慨、心甘情愿的克莱尔——听着我家旅馆的故事，听我们家的旅馆如何在父亲这个勤劳、和蔼、精明、对员工苛刻、充满活力的小人物的苦心经营之下生意红红火火，她微笑着，点头说是—是—是。我在想，世上还有谁比父亲更值得让人学习呢？他恪尽职守，有没有吝惜过哪怕一点点气力呢？有没有什么事让他觉得自己该受到责备呢？我的吊儿郎当？我的罪恶？哦，要是他能简短地做结案陈词，陪审团甚至不用退庭就会直接宣布“像婴儿一样纯洁”！

但他做不到。他一直说到傍晚，依旧热情高涨。一开始，当克莱尔在厨房里做色拉和甜品时他在厨房里围着她转来转去。当克莱尔准备去冲凉、换身衣服吃晚饭、恢复一下体力时，而我在屋后准备用烤肉架烤牛排，他就跟我到了屋外。“嗨，我收到了他女儿的婚礼请帖，我告诉过你吗？你过一百万年也猜不到。我得去亨普斯特德(44)把你婶婶的搅拌器修好——你知道，那个罐子，那盖子——你知道现在维修韦林氏家用电器的那个家电商场是谁开的吗？就算你还记得，你也绝对猜不到。”但我知道那是我的魔术师。“赫比·布若塔斯基？”我说。“对了！我跟你说过吗？”“没有。”“但他现在与过去不一样了——你大概不会相信，那个皮包骨头、瘦得像鬼一样的家伙(45)，如今有点人样了，挺有出息。他在韦林氏电器干过，还有通用电器，现在，他告诉我，他要进一家日本公司，比索尼还要大的一家公司，去做这家公司在长岛的独家经销商。他女儿是个小洋娃娃。他给我看了她的照片——接着，两天前，我意外地收到这张漂亮的请帖。我本想带来的，该死的，不过我忘了，因为已经打好包了。”两天前打包的。“我会寄给你，”他说；“你收到一定很开心的。瞧，我当时在想，只是想想而已，你看你和克莱尔一起陪我——去参加婚礼怎样？赫比肯定会大吃一惊的。”“嗯，让我们考虑一下。赫比最近怎样？他现在多大了，四十多吗？”“哦，他应该有四十五六了，肯定。但依旧精力充沛——像小时候一样机灵，挺潇洒。他一点都没发福，头发也没掉——事实上他头发太多了，我还以为是假发呢。现在想想也许真是假的。他皮肤还是那么黝黑。你是怎么回事呢？肯定是用灯照黑的。戴维，他还有个儿子，岁数还小，像他一样，也会打鼓！当然，我也跟他谈了谈你，他说已经知道了。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你在学校里做讲座的新闻；他是在《新闻日报》的‘今日大事日程专栏’里看到的。他说他告诉了所有的客人。你怎么看呢？赫比·布若塔斯基。你怎么知道的？”“我猜的。”“那你猜对了。你真是神了，孩子。吆，这肉真不错。你们这儿多少钱一磅？几年前，这样的牛里脊肉——”我想抱住他，用我的胸贴住他说个不停的嘴，然后说，“好的，你可以永远待在这儿，永远都不用离开。”但事实上，用不着一百个小时，我们就得分开。我跟父亲之间极度亲密，又非常疏远，这种令人困惑的情感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等克莱尔回到厨房，父亲丢下我一个人看着木炭燃烧，跑进屋子“看看她多漂亮”。“冷静点……”我在他背后喊，不过这不及我去叫第一次走进扬基体育馆(46)的孩子冷静下来管用。

我的扬基人(47)让他剥玉米壳。当然，你可以边剥玉米壳，边说话。在挂在水池上方的软木公告板上，除了《纽约时报》上的几份菜谱，克莱尔还钉上了奥利维亚从玛莎葡萄园寄来的照片。我隔着厨房纱门听见他们在说奥利维亚的孩子。

又是我一个人了，牛排还没烤好，我终于有时间打开从学校信箱转寄给我的那封信。几小时前我们去镇上拿信接客人时，我就把信放在后面的衣袋里。从欧洲回来，我就把《套中人》的定稿寄给大学出版社了，从那以后我每天翘首企盼出版社的回信，但这封不是出版社寄来的，所以我就一直懒得打开。这封信来自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48)英语系，这是一天中我感受到的第一个真正轻松的时刻。哦，鲍姆加藤，你家伙真滑稽，真能折腾，好吧。

亲爱的凯普什教授：

拉尔夫·鲍姆加藤先生正在应聘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住校作家的职位。他提供了您的名字，说您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您的日程一定排得满满当当，实在不忍打搅。如蒙便中回复，谈谈您对他写作、教学和品行的看法，本人将不胜感激。敬请放心，我们对您的评价绝对保密。

谨致谢忱。

真诚的

约翰·菲尔贝恩

系主任

亲爱的菲尔贝恩教授，也许您还想知道我对风的看法，它的作品我也非常熟悉……我把信塞回口袋，把牛排放到烤架上去。亲爱的菲尔贝恩教授，我帮不了您，但我相信您的学生会大开眼界，他们会感到生活有如此之多的可能……那谁会是下一个，我在想。当我坐下开始吃晚饭时，餐桌上会不会给波姬塔留一个盘子呢？或者她是不是更喜欢在我身旁跪着吃呢？

我听见克莱尔和父亲在厨房里终于开始讨论她的父母。“可为什么呢？”我听见他问。听他的语气，我就知道，不管什么问题他都知道答案，但与他热情洋溢的社会向善论自相矛盾。克莱尔回答说，“因为他们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适合在一起。”“但他们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她们也都受过大学教育，都有非常好的行政职位。我不明白。还有喝酒：为什么要喝呢？喝酒有什么好呢？恕我直言，在我看来喝酒很傻。我自己当然从没受过什么教育。如果我受过教育——但我没有，事实就是这样。让我告诉你，我母亲，我只有想起她才会感觉整个世界是美好的。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妈，我会对她说，您又在地板上做什么？拉里和我会给您钱的，您可以雇个人帮您擦地板。但是别——”

晚饭时，用契诃夫的话来说，总算是安静的天使从他头顶上飞过(49)。但很快就被忧郁症的阴影所取代。他已经说啊说啊说了那么多，还没说够，现在是不是快要哭出来了？他是不是终于快崩溃、要大哭出来了——我是不是把自己的情绪都归咎于他？为什么当我明明赢得一场血战时，却感觉好像输掉了呢？

我们又坐在装着纱门的门廊里吃饭。前几天，我在这儿拿着纸笔，绞尽脑汁，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蜂蜡蜡烛在铅锡合金制成的古董烛台上无声地燃烧着；从玛莎葡萄园寄过来的杨梅蜡蜡烛的烛油滴在桌上，滴成了串。点燃的蜡烛随处可见——克莱尔喜欢晚上在门廊里点蜡烛；这可能是她唯一的奢侈行为。早些时候，当她拿着一包火柴，挨个烛台点燃蜡烛时，我的父亲已经坐在桌边，把餐巾扎进了腰带。他开始对克莱尔说，在过去二十年里，卡兹凯尔斯那地方有哪些旅馆毁于无情的大火。于是，她说她会小心的，让他别担心。但是，当一阵微风轻轻拂过门廊时，烛光在风中摇曳，他还是四处看了看，确认没什么东西着了火。

现在，我们听见房子后边的果园里第一个成熟的苹果掉到了草地上。我们听见“我们的”那只猫头鹰在枭叫——于是克莱尔为客人介绍我们从未见过的这只鸟，它的家就安在“我们的”林子里。如果我们好久不说话，她就会告诉这两个老人——她把他们当成孩子——鹿可能会从树林里来苹果树周围吃草。戴若已经被警告过别大叫，以免把它们吓跑了。听见她提到它的名字，戴若有些气咻咻的。它十一岁了，当克莱尔还是个十四岁的中学生时，它就跟着她了。自从奥利维亚去读大学那年起，它就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直到我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几秒钟后，戴若安静地睡着了，又只听到雨蛙和蟋蟀合唱的九月充满活力的夏日终曲，这是我们在夏天所听到的动物和昆虫所唱的歌中最悦耳的。

今晚，我没法把视线从她脸上移开。两位老人看上去就像两幅古典艺术大师创作的铜版画，肉松皮皱，克莱尔的脸看起来比平时更美，像苹果一样细腻，像苹果一样小巧，像苹果一样有光泽，像苹果一样纯净，像苹果一样新鲜……从未比现在更自然，完美无瑕……以前从没这样……是的，我如此心醉神迷，已经无法判断是什么终将把我们分开。我为什么要走火入魔般地迷恋她呢？这除了让我开心的瞬间，不可能给我留下别的什么。在这温柔的爱慕之中，难道就没有一点难以捉摸、不切实际吗？要是克莱尔的另一面显现出来，会怎样呢？要是她没有“另一面”呢？我的另一面又会怎样呢？我只看到好的一面，这样还能持续多久呢？我还要过多久才能有清醒的认识呢——和克莱尔在一起的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会让我生厌呢？当我再次从中走出来时，我会对所失去的痛心不已，为自己寻找出路！

我终于把在心中压抑了好久的疑惑说了出来——声音震耳欲聋——我在忧郁情绪的影响下度过了这一天，这种情绪可以触摸得到，非常可怕，就如同墙头上的尖铁。我和她不会长久的。我心里这样想，仿佛自己已被刺伤，力量从体内奔涌而出，我感觉就要从椅子上摔下来。不会长久的。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可以长久的东西。除了断断续续的经历和昙花一现的快乐留给我的难以磨灭的记忆，除了不断变厚的记载着我失败经历的鸿篇巨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久。

可以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克莱尔依然和我在一起，坐在桌子对面，和我父亲和巴拜特尼克谈论着接下来要指给他们看的那些行星，那些星星今晚在遥远的星座中显得特别耀眼。她把头发扎起来，露出支撑细长的脖子的脆弱的颈椎，她穿着浅色的带有刺绣花边的长袍，那是初夏时在缝纫机上缝的，在她简朴的气质之上又增添了几分高贵。她在我眼里比以往更珍贵，更像我真正的妻子，像我那还没出生的孩子的母亲……然而我已经筋疲力尽，没什么指望，没什么称心满意的。虽然我俩的关系会按计划向前发展，周末和学校放假时租房子一起住，但我确定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会慢慢消失，那只是时间问题——那是迟早的事。在她眼里，现在我这个手里拿着一勺她做的橙子“舒芙蕾”的男人不过是赫比的徒弟，波姬塔的同谋，海伦的追求者，鲍姆加藤的死党和辩护者，一个任性的儿子，一个充满着渴望的男人。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又会是什么呢？当这也依次消失后，她会怎么看待我呢？

为了我们大家，我不能在吃饭时从椅子上摔下来。然而我又一次感到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害怕去拿酒杯，因为我担心没有足够的力气把它端到嘴边。

“放张唱片听听怎样？”我对克莱尔说。

“巴赫的新唱片吗？”

一张三重奏的唱片。我们整个星期都一直在听。上星期听的是莫扎特的四重奏；再上个星期，是埃尔加(50)的大提琴协奏曲。我们不停地放同一张唱片，直到听腻了为止。我们在房子里来回走动，我们来回走动带来了音乐，这些音乐是从我们的安适愉快中流淌出来的。我们一直听的都是最高雅的音乐。

我好像找到了个不错的借口，在可怕的事发生前离开了餐桌。

客厅里的留声机和扬声器是克莱尔的，是放在汽车后座从城里带来的。绝大多数唱片也是她的。缝在一起的几块窗帘、铺在破旧的长沙发上的灯芯绒布、壁炉边的两只瓷狗都是她的。这两只瓷狗以前是她奶奶的，她二十五岁生日时送给了她。小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经常去奶奶那儿喝点茶，吃点吐司，在那儿练会儿钢琴；这样，她回家后就能忍受父母的争吵。是她独自决定流产的。那样我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呢？好让我只因为喜欢她而选择她吗？责任真有那么可怕吗？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怀孕了呢？一个人难道有时就不能像曾经欣然接受快乐、激情和冒险那样欣然接受责任吗？生命中就不能有一个以责任为快乐，而不是以快乐为责任的时刻吗？

高雅的音乐开始了。我回到门廊，脸色没刚才离开时那么苍白了。我坐回到桌边，喝了一小口酒。是的，我可以把杯子拿起来，再放下。我可以专心思考另一个话题。我最好这样。

“巴拜特尼克先生，”我说，“我父亲说您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您是怎样逃过那一劫的呢？可以问问您吗？”

“教授，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各位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此热情。我很久没这么开心了。我觉得我可能已经忘记和人们一起怎样才会开心。谢谢各位。我还要谢谢您的好父亲，我亲爱的新朋友。今天很开心，奥运顿小姐——”

“您就叫我克莱尔吧，”她说。

“克莱尔。你比同龄人更懂事，而且年轻又可爱。还有——我一整天都在想着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开心的事。”

两个老人坐在她两侧，而她的情人就坐在她对面。他(51)鼓起所有的爱，看着她丰满、惹火的身体和花瓶上方她那小巧的脸——花瓶里的紫菀是他早上散步为她采的——他注视着这个正值最富女人味阶段的慷慨的女人朝腼腆的客人伸出一只手，客人握住她的手，紧握不放，终于开始轻松自如地交谈，不再拘束（就像她之前计划的那样，是她有意安排的）。的确，置身于这一切，她的情人开始真切地感到自己在实实在在地生活，这种感觉比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现在他是最真实的自我，每一种感觉都有了它真正的归属！然而，他继续想象着被如同重力般无法反抗的力量拖着走，这确实是事实。仿佛他是一个落体，无法把握自己，就像果园里任何一个渺小的苹果一样，摆脱了树的束缚，却又朝具有引力的地球落下去。

但他没哭，而是不知用母语还是幼兽似的嚎叫喊道，“别离开我！别走！我会想死你的！这一刻，我们四人在一起——就该这样！”他舀起最后一勺“舒芙蕾”，开始听巴拜特尼克讲的那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有开始，”巴拜特尼克先生说，“也就会有结束的那一天。我要活着看到这一暴行结束。每天早晚我都这么跟自己说。”

“可他们怎么没把您扔进焚尸炉呢？”

你怎么会在这儿，跟我们在一起呢？克莱尔怎么会在这儿呢？为什么不是海伦和我们的孩子呢？为什么不是我的母亲呢？再过十年……那时又会是谁呢？我难道要在四十五岁时，从零开始，重新开始一段甜蜜的生活吗？然后，等到五十岁时又从头再来吗？难道我要永远这样哀叹自己找不到真爱吗？我不能！我不会！

“他们不可能杀死所有人，”巴拜特尼克先生说。“这点我当时就明白。总有人能活下来，哪怕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告诉自己，这个人会是我。他们把我送去煤矿做苦力，和波兰人一起。那时我还年轻，身强体壮。我拼命干活，把煤矿看作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一样。我告诉自己，这是我愿意做的。我告诉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每天对自己说不同的话，好让自己撑到晚上。我就这么活下来了。只是当苏军突然发起闪电般的行动时(52)，德国人把我们带走了，让我们凌晨三点开始行军。一天一天又一天，后来我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天了。继续往前，往前，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倒下的人。当然，我再次告诉自己，如果有人能活下来的话，那肯定是我。可那时我已经明白，即使我能到达目的地，等到了那儿，他们也会把剩下的人全部枪毙。所以，几星期、几星期不停地行军之后，也不知道到了什么鬼地方，我就逃走了。我躲进树林，等到夜里才出去，德国农民给我些吃的。是的，没错，”他边说，边低头看自己的大手，在烛光下，那双手就像铁锹一样宽，像撬棍一样重，克莱尔细长的手指和娇嫩的手骨、指关节被握在他手里。“一个德国人，没那么坏，你知道。可把三个德国人放在一个房间里，那你就该和这美好的世界吻别了。”

“然后呢？”我问，可他仍然低头往下看，仿佛想弄明白自己的手为什么握着克莱尔的手。“您是怎么获救的，巴拜特尼克先生？”

“一天晚上，一个德国农妇告诉我，美国人来了。我觉得她肯定在说谎。我想，还是别去她那儿，她不可能对我那么好。但是，第二天我看见坦克穿过树林从路上开过来，坦克上还有一颗白色的星星，于是我拼命大叫着冲了出去。”

克莱尔说，“那时您看起来肯定特别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您是谁呢？”

“他们知道。我不是第一个。我们都从洞里出来了。我们当中有幸活下来的那些人。我失去了妻子和父母，一个兄弟，两个姐姐，还有我三岁的女儿。”

克莱尔叹息道，“哦，”仿佛被针扎了一下似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我们问您的问题太多了，我们不该……”

他摇摇头。“亲爱的，人活着，就要问问题。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活着。似乎就是那样。”

“我告诉他，”父亲说，“他该把所有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已经想好了可以把书送给哪些人读。如果他们读到这本书的话，说不定会摇头：当时自己竟做了这种事，而那个人是如此善良友好。”

“那战争爆发以前呢？”我问，“您还年轻，那时您想做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手臂的力量或是双手的形状，我以为他会说想做木匠或泥瓦匠。但事实上他在美国开了二十多年出租车。

“做个普通人，”他说，“做个可以看透生活和真假、不拿谎话取悦自己的人。从小这就是我的理想。一开始，作为犹太裔的孩子，我与别人没什么两样。可十六岁时，我靠双手把自己从那一切中解放出来。我压根儿不想做狂热的激进分子，否则我的父亲会杀了我。去信仰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吗？不，我可不会那样。仇恨犹太人的那些激进分子会那样。也有一些犹太人本身就是激进分子，”他告诉克莱尔，“他们还天天做梦。我可不是那样的。刚满十六岁，我就告诉父亲，我不想再伪装下去了。”

“如果他写书的话，”我父亲说，“书名应该叫《永不言败》。”

“那您在这儿再婚了吗？”我问。

“是的。她也在集中营里被关押过。下个月就是她去世三周年了——跟你母亲一样，也是死于癌症。她甚至都没得过什么别的病。一天吃完饭，她在洗碗。我进屋去开电视，接着就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撞击声。‘救命，我出事了。’等我冲进厨房，她已经倒在地上了。‘我拿不住耙子，’她说。她把‘盘子’说成了‘耙子(53)’。这个词可把我吓坏了。还有她的眼睛。好可怕。我当时就知道她不行了。两天后，我们得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她大脑里了。简直是飞来横祸。”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怨恨，只是为了把情况说清楚，他又说了一句，“有什么法子呢？”

“太可怕了，”克莱尔说。

父亲转了一圈，把蜡烛吹灭——为了稳妥起见，连那些已经灭了的也又吹了吹——之后，我们走进花园，好让克莱尔指给他们看那些晚上从地球上可以看见的其他行星。他们戴着眼镜，仰着头，她给他们讲解银河，回答他们有关流星的问题，就像对她的小学六年级学生一样，说靠近小熊星座的勺柄上有一颗星星，亮光微弱，古希腊的士兵只有能辨认出它之后才能上战场——我们在这儿的第一天晚上她也是这么讲给我听的。接着，她又陪他们回到房间。她得事先告诉他们咖啡和果汁在哪儿，怕他们早晨比我们先起床。我和戴若继续待在花园里。脑子里不知该想什么。我只想一个人爬上山顶。我想起我们在威尼斯乘刚朵拉的时候。“你确定我们还没死，还没去天堂吗？”“你得去问问船夫。”

透过客厅的窗子，我看见他们三人站在咖啡桌边。克莱尔把唱片换了一面，放回转盘上继续播放。父亲正拿着莎士比亚纪念章的纪念册。他似乎正大声朗读纪念章背后的字。

几分钟后，她到山顶上来找我，我们一起坐在经历过风吹日晒的木椅上。我们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只是抬头看着熟悉的星星。我们几乎每晚都会这样。今年夏天，我们几乎每天晚上、下午或早上都会做同样的事：每天从厨房里朝门廊喊，从卧室里朝浴室喊，“克拉丽莎，快来看，太阳下山了，”“克莱尔，那儿有只蜂鸟，”“亲爱的，这颗星星叫什么名字呢？”

这一整天她第一次这么筋疲力尽。“哦，天哪，”她说，接着便把头靠在我肩上。我感觉到她呼吸的空气缓缓地充满她的身体，然后又排出去。

我给那些最亮的星星起了一个星座名，然后对她说：“这是个简单的契诃夫式的故事，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

“这一切。今天。夏天。九页或十页，就这些页。它们就叫做《我以前的生活》。两个老人来乡下看一对健康漂亮、心满意足的年轻夫妇。年轻的丈夫三十五岁上下，总算从二十来岁时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个年轻的妻子二十来岁，经历了痛苦的青年时期。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一路走过来了。表面上看，他们俩也感觉到自己被拯救了，很大程度上是被对方拯救了。他们相亲相爱。但是，烛光晚餐结束之后，一个老人讲起了他的遭遇，讲到了对犹太人的毁灭，讲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故事就是这样。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她可爱的脑袋靠在他肩上；他的手捋着她的头发；他们的猫头鹰在枭叫，他们的星座整齐有序——他们的纪念章放在该放的位置；他们的客人睡在新铺好的床上；他们的避暑小别墅非常舒适诱人，就在山脚下，而他们一起坐在山上，琢磨着他们害怕什么。屋里播放着音乐。最动听的音乐。‘而他俩知道最复杂、最困难的才刚刚开始。’这也是《带哈巴狗的女人》的最后一句。”

“真的有什么让你害怕吗？”

“我好像在说是的，是吗？”

“害怕什么呢？”

她温柔、聪明、信任的绿眼睛正盯着我。她课堂上特有的认真和专注现在集中在我身上，期待着我的答案。过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昨天在药店我看见货架上放着便携式氧气瓶。那儿的一个孩子向我演示了如何使用，我就买了一个，放在盥洗室的壁橱里，在沙滩毛巾后面，以防今晚我们当中谁会有什么意外。”

“哦，可是不会出什么事的。为什么偏偏今晚会出事呢？”

“没理由。只是他跟旅馆老板夫妻俩那样谈起过去的事情时，我真希望当时把氧气瓶放在车里带过去了。”

“大卫，他不会因为过去的事过于激动而死的。哦，亲爱的，”她边说边亲了亲我的手，然后放在自己的脸颊上，“你只是太累了。他太激动了，会把你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可他没坏心。很明显，他身体棒着呢。他很好。倒是把你累坏了。该睡了。就这样吧。”

该睡了，就这样吧。哦，我亲爱的，你太天真了，你不懂，而我也不能告诉你。我不能说出来，今晚不能。我的激情会在一年内消耗殆尽。实际上已在慢慢消退了，我担心自己已无法拯救激情。你也无能为力。我与你肌肤相亲——我只与你一个人这样！——可现在我竟没有抚摸你的那种冲动……除非我先提醒自己必须那么做。你的身体曾经与我亲密无间，让我左右自己的生活，但它现在竟然无法唤起我的欲望。哦，这样太蠢了！太傻了！太不公平了！你就这样从我手中被夺走了！被夺走的还有我所热爱却未能读懂的生活！是被谁夺走的呢？竟然是我自己！

我去克林格的候诊室。虽然那儿有《新闻周刊》和《纽约客》，但我不是契诃夫的那些讲述普通人痛苦的小说里的富有同情心、默默忍受的受害者。不，更可怕，我更像果戈理作品中发狂的感到受侮辱的被截肢者(54)，冲进报社要刊登一则疯狂的分类广告：他的鼻子决定离开他的脸，他想把它找回来。是的，一个荒唐、残酷、莫名其妙的笑话！你这个冒牌医生，我现在回来了，情况比以前更糟糕！我严格按照你说的做了，严格坚持健康的饮食起居——甚至主动在课堂上研究起了男女间的激情，深入研究那些把这个主题研究得淋漓尽致的人……结果我却成了这样！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想象，我想象，我想象，当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为好！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为好！别拿现实原则(55)来安慰我！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帮我找到它！这位十全十美的年轻女人正等着呢！拥有一个女孩和最舒适的生活的那个梦想啊！这儿，我把这则标题为“寻人启事”的广告交给这位衣着得体、身体健壮、聪明机灵的医生，向他描述我最后一次看到它时的样子，它的真实价值和情感价值，谁提供能找到它的线索的话我将支付给谁酬劳，“克莱尔·奥运顿小姐，曼哈顿私立小学的教师，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三十八磅，金发，银绿色的眼珠，特别善良、可爱和忠诚，我对她的欲望已神秘地消失了……”

医生会怎么回答呢？也许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她，或者说，很显然，既然已失去了，就必须学会去适应……

整夜，噩梦像水流过鱼鳃一样向我袭来。天快亮时，我醒来了，发现房子好好的，没被烧成灰烬，我也没被当作病入膏肓的人遗弃在床上。心甘情愿的克拉丽莎还在我身边！我沿着她没有知觉的身体掀起她的睡衣，接着用嘴压着她的两个乳头，用嘴吸她的乳头，直到她淡淡的乳晕上开始出现小小的颗粒，直到她开始呻吟。在房里，父亲和巴拜特尼克先生正在各自新铺的床上酣睡。可我却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即使在我极度地吮吸克莱尔身上最美妙的部位，即使我用所有的快乐和希望来掩盖我的担忧，我仍在等待房里传出我意想之中的最可怕的声音。

(1)　MacArthur（1880—1964），美国将军，二战期间统率盟军在南太平洋作战，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

(2)　纽约州南部的一个县，位于卡兹凯尔斯山区。该县取名为沙利文县是为了纪念美国独立战争英雄约翰·沙利文少将。

(3)　马克·吐温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常穿蓝色工装裤。

(4)　十六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婴儿洗礼、服兵役等，主张生活俭朴。

(5)　Colette（1873—1954），法国女作家，作品以描绘人物的心境和感觉见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动物的对话》、《流浪的女人》、中篇小说《吉吉》等。

(6)　出自科莱特的长篇小说《青苗》第十五章。

(7)　Musil（1880—1942），二十世纪奥地利现代派小说大师，其小说以细致的心理分析著称。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三个女人》、长篇小说《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没有个性的人》等。其中，《没有个性的人》是未能终稿的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托马斯·曼的《魔山》齐名。

(8)　罗伯特·穆西尔的处女作，发表于1906年。作品中，在一所培养精英的寄宿学校就读的学生特尔莱斯与两名男生联合起来对同学比亚斯尼进行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并以此为乐。特尔莱斯因此受到学校处理，最终离开了学校。作品详细分析了青少年成长的问题，探究了人性的黑暗和非理性行为，被誉为第一部带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特色的小说，被哈罗德·布鲁姆列入《西方正典》中的“经典书目”，并于1966年被著名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拍成电影《青年特尔莱斯》。

(9)　Henry Miller（1891—1980），美国小说家，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传统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奉为“自由与性解放的预言家”。其作品带有独特的社会批判特点。他的作品有许多露骨的性描写。他的主要长篇小说有“自传体三部曲”《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殉色三部曲”《性爱之旅》、《情欲之网》、《春梦之结》等。

(10)　Hawthorne（1804—1864），美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红字》、《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福谷传奇》等。

(11)　美国东北部一地区，由现在的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组成。

(12)　一种刘海很高的齐耳内卷发型。瓦利安特王子是漫画家哈尔·福斯特的连环画代表作《瓦利安特王子传奇》中图勒部落的王子，他英勇忠诚，受到亚瑟王赏识，成为一名圆桌骑士。他标志性的齐耳内卷发型被称作“瓦利安特王子发型”。

(13)　由美国自然博物馆发行的杂志。

(14)　美国国内影响甚大的群众性环保组织奥杜邦协会发行的杂志。

(15)　一所私立女子文科学院，位于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创办于1871年，是美国知名女子贵族学校“七姐妹联盟”中最大的学院。

(16)出自英国诗人伊迪斯·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 1887—1964）的同名诗。

(17)　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18)　原文出自天主教慈善工作者特蕾莎修女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讲辞，译文根据上下文的需要进行了调整。

(19)　犹太慈善组织，成立于1949年，主要职责是募集基金，为在欧洲、美国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资金援助，后于1999年并入犹太联合会。

(20)　出自《旧约·诗篇》第二十三章：“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21)　英国作家理查德·梅森的小说《苏丝·黄的世界》中的人物。她自称是出身上流社会的继承人，实际上是个妓女。她身穿旗袍，长发披肩。她的名字已成为一个性感的东方符号。

(22)　Goering（1893—1946），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曾在纳粹党确立统治地位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他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处以绞刑。

(23)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他以铁腕捍卫希特勒的政权，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24)　Streicher（1885—1946），纳粹德国时期反犹刊物《前锋报》的主编，是纳粹党屠杀犹太人的主谋之一。他主编的报刊每期头版上都会写上“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的标语。

(25)　新泽西州东北部城市，帕塞伊克县的县治，十九世纪末以生产丝绸闻名，被称为“丝绸之城”。

(26)　一种纸牌游戏，通常由三个或四个玩家参与，使用两副牌中九点以上的各花色纸牌共四十八张进行游戏。游戏开始时先叫分，叫分高者称为叫牌者，在游戏中，其余玩家设法将叫牌者打败。

(27)　这是一则牛奶广告。农用货车很可能来自牛奶场，广告旨在说明他们生产的牛奶无与伦比，只有爱才能与之媲美。

(28)　此处原文为“Dirt roads are down to earth”，克莱尔利用earth一词的语义双关，在这句话中玩文字游戏。Dirt和earth都指泥土，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为“泥土路就在脚下的土地上”；同时，“down to earth”这一短语在英语中意为“回到现实”、“不作幻想”。克莱尔响应生态学家的号召，支持自然的泥土路，反对人工铺路。

(29)　George Wallace（1919—1998），政治家，曾任亚拉巴马州州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期间，他坚决反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曾站在亚拉巴马大学校门前阻止两名黑人学生入学。他四次参选美国总统，但均以失败告终。

(30)　天然森林垂直分布的上限，是生态学和地理学中分隔植物在不同环境下能否生长的界线。在林木线以内，植物可以正常生长；越过林木线，一些植物（如直立乔木）无法生长。

(31)　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讲述了友谊深厚的两个绅士爱上同一个女人、在爱情上经历波折的故事。

(32)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书写了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统治英国的约翰王一生的主要经历。

(33)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中朱丽叶的独白。她感叹名字毫无意义，她爱上的只是罗密欧这个人，而不是他的名字，也不是他的家族。

(34)　乌克兰西部城市。

(35)　1929年至1933年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是二十世纪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经济衰退。

(36)　纽约州东部城市，斯克内克塔迪县县治，位于莫霍克河与哈得孙河的交汇处。该市以电气机械、电子机械等工业闻名，是通用电气公司所在地。

(37)　美国连锁超市。是创办于1850年的大西洋太平洋茶叶公司下属的连锁超市。

(38)　Walter Cribkite（1916—2009），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新闻主播，曾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主播长达十九年，被誉为“美国最值得信任的人”，被观众称为“沃尔特叔叔”。他镇定的播报方式、长辈般亲切的声音以及经典的结束语“事实就是这样”已成为一种符号。

(39)　Lyndon Baines Johnson（1908—1973），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时任副总统的约翰逊继任，并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胜出。任总统期间，他提出了“伟大社会”的施政纲领，并提出“向贫穷开战”的口号。他继续奉行肯尼迪的政策，导致越南战争升级，美军在战场失利，因而在国内掀起反战浪潮，使其支持率不断下降。他于1969年离任。

(40)　《圣经·旧约》中上帝制造的大洪水灾难。耶和华看到世间充满恶行，决定用洪水消灭恶人。他指示诺亚建造一艘方舟，带上家人，将各种生物都在方舟中留下一对。方舟建造完毕时，大洪水开始涌来，只有在诺亚方舟里的生物得以幸存。

(41)　此处指的是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三十二度左右。

(42)　《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人。

(43)　希腊寓言中一只每天能产一枚金蛋的鹅。其主人欲一次得到全部金蛋，便将其杀死，结果一无所获。后用来指能带来财富但必须小心对待以防失去的事物。

(44)　纽约州拿骚县的一个镇，位于该县西南部。

(45)　此处原文为意第绪语paskudnyak，是一个侮辱性极强的词，指十分恐怖的人。这儿指布若塔斯基瘦得十分恐怖。

(46)　美国职业棒球纽约扬基队的主场，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建于1923年，是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场中历史最悠久的球场之一。

(47)　指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人，这儿指克莱尔。

(48)　创立于1873年的一所私立大学，位于得克萨斯州福特沃斯市。

(49)　出自契诃夫中篇小说《匿名氏故事》第十八章。故事的叙述者曾为彼得堡文官奥尔洛夫当差，二人久别重逢，奥尔洛夫从叙述者口中得知他以前勾引过的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已经去世，他出于礼貌叹了口气，然后沉默了下来，当时“仿佛安静的天使飞过我们的头顶”。

(50)　Elgar（1857—1934），英国作曲家、指挥家，自幼随父亲学习钢琴与小提琴。他的音乐真实自然，《新颖主题（谜）变奏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被誉为英国的贝多芬。

(51)　此处指凯普什。

(5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为镇压异己和推行种族主义，在国内和被占领国建立了众多集中营。在德国境内的有达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贝尔根－贝尔森纳粹集中营等。这些集中营后被苏军、美军或英军解放。文中所指的很可能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该集中营于1936年建成，曾关押过二十多万欧洲共产党人、社民党人、抵抗运动战士、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苏军战俘，其中半数死于苦役、疾病，或被枪杀和焚烧。1945年4月22日，苏军解放了该集中营。

(53)　疾病影响了巴拜特尼克的妻子的语言能力，她将英文单词dish（盘子）误发为ditch这一单词的音，两个词的发音比较接近，为使译文接近原文的表达效果，选择与汉语“盘子”发音接近的“耙子”来译ditch。

(54)　指果戈理的讽刺短篇小说《鼻子》中的柯瓦廖夫。他是彼得堡的八等文官。一天早晨起床后他发现自己的鼻子不见了，他四处寻找，被弄得精神混乱。他想出一个办法，去报社申请刊登广告寻找从他脸上逃走的鼻子，但遭到了拒绝。

(5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用语，意指外在环境的要求通常改变快乐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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