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
Author: 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 (DORIS KEARNS GOODWIN)
Date: 2015-06-30T16:00:00+00:00
Publisher: 北京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美）古德温著；尤以丁，刘春发，谷红欣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7

书名原文：NO ORDINARY TIME

ISBN 978-7-5699-0283-9

Ⅰ．①非…　Ⅱ．①古…②尤…③刘…④谷…　Ⅲ．①罗斯福，T．（1882～1945）－生平事迹②罗斯福，A．E．（1884～1962）－生平事迹　Ⅳ．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5651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字：01-2015-2150

NO ORDINARY TIME：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The Home Front In World WarⅡ
by Doris Kearns Goodwin

Copyright © 1994 by Doris Kearns Good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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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Beijing Times-Chines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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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体字版由出版社授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

非常年代

著　　者 ｜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

译　　者 ｜尤以丁　刘春发　谷红欣

出 版 人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武　学

责任编辑 ｜杨迎会　张艳玲

装帧设计 ｜刘　明

责任印制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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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010-8733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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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30

字　　数 ｜687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9-0283-9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致我的儿子们

理查德、迈克尔、约瑟夫

白宫二楼位置图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第1章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第2章　“舞枪顽童”

第3章　“回到哈得孙”

第4章　“生活在这里太压抑”

第5章　“非常年代”

第6章　“我是个魔术师”

第7章　“我真拿她没办法”

第8章　“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第9章　“正常营业”

第10章　“一个伟大的时刻”

第11章　“一个完全变化了的世界”

第12章　“两个小男孩玩打仗”

第13章　“我们能帮什么忙呢？”

第14章　“上帝保佑，幸亏有了老弗兰克！”

第15章　“我们正在反击！”

第16章　“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

第17章　“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第18章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

第19章　“我想睡觉，睡觉”

第20章　“焦虑不安”

第21章　“老头子仍然胜利了！”

第22章　“真是忙得要命”

第23章　“回家真好”

第24章　“每一个人都在哭泣”

第25章　“一个崭新的国家正在诞生”

尾声

资料来源

被采访者

参考书目

致谢

前言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入侵了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结束了他的“闪电战”，并挑起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几乎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卷入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规模空前的战事以及横跨半个地球的军事活动已得到很多描述。而美国的后方战线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以及战争如何反过来改变了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却鲜为人知。本书主要通过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以及在二战期间同他们一起生活在白宫的亲朋好友的故事，记述了这个后方战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生活的白宫就像一个舒适的小旅店。这幢大厦的生活区里住着一群客人，其中有些人一住就是几年。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客人间或也举办鸡尾酒会和宴会招待他们自己的宾客，但是他们大部分的活动都以总统和第一夫人为中心。总统和第一夫人居住在二楼西南角的套房里。总统的秘书和老朋友莱汉德小姐住在三楼的一套宽敞明亮、天花板微斜的居室里。总统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住在林肯套房里，与总统的套房仅隔两间房。总统的女儿安娜·伯蒂格在霍普金斯走后搬进了他住的套房。埃莉诺的好友洛伦娜·希科克住在她卧室对面位于角落的房间里。这一群客人又引来宾客满堂。其中有一来就要住上两三周的温斯顿·丘吉尔，有总统的母亲萨拉·德拉诺·罗斯福，还有埃莉诺年轻的朋友乔·拉什，以及挪威公主玛莎。

这种特别的生活方式反映了总统的需求，他需要有人经常在自己身边，有朋友和伙伴陪着他工作、放松以及处理国家事务。通过这些往来不断的宾朋，总统克服了肢体瘫痪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局限。他不能走进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就会来到他身边。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之间并不美满的婚姻关系在这个白宫大家庭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或者说至少可以得到掩饰。1918年当埃莉诺发现富兰克林和露西·梅瑟之间的关系之后，他们的婚姻就已经无可挽回了。其他人的存在填补了他们之间的疏远，使他们的情感需求得到了一定的补偿。

富兰克林正是在这个圈子里领导他的国家度过了战争。虽然他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所发挥的作用已得到了详尽的研究，但对他在国内如何领导人民却较少有人关注。但是他对后方的领导却是军事胜利的基本条件。在历时4年的战争中，美国国内罢工骚乱连绵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投机倒把与日俱增，黑市交易日益猖獗，歧视和种族主义有恃无恐，而富兰克林让美国人民站在了一起，使他们团结在统一战线上。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可以看到，在大部分时间里，他能够对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明察秋毫：后方与前线，工厂与军队，演说与士气，政府与人民，战争与和平。罗斯福是整个国家的缩影，从他身上折射出了这个国家的力量与弱点；了解罗斯福和他的领导艺术就等于了解这个国家。

在丈夫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全力以赴的同时，埃莉诺·罗斯福坚持认为，如果旧的秩序仍占主导地位，这场斗争就不值得去赢取。她经常说，如果国内的民主得不到重建，在国外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就没有多大价值。诚然，持这种主张的人并非她一个，其中还包括民权运动领袖、劳工领导人以及自由发言人，他们都在追求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她在决策层内的一贯主张，那么行事要分轻重缓急、在进行其他工作之前更有效地集中精力赢得战争胜利的倾向就会占据上风。她打破了第一夫人仅为礼仪形象的传统，用自己的社会改革才能和献身精神重塑了第一夫人的形象。她是第一个在政府部门任职、继而又失去该职务的总统夫人，也是第一个在国会委员会作证、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在多家报纸同时发表文章、担任广播评论员、通过演讲赚钱的总统夫人。她能够利用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从事她所信奉的事业而不甘于空有其位。她就这样成功了，用专栏作家瑞蒙德·克莱帕的话说，“她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女人”。

本书叙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有关罗斯福夫妇的，另一个是有关美国这个国家的。这两个故事从1940年起，到1945年12月结束。它们如同现实生活一样，是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本书的叙事方法既要用历史的手法，也要用传记的手法：要描述罗斯福夫妇的品质要求偶尔脱离编年史。但是本书主体上是叙事性的。对大后方的研究大部分是按主题进行的，如生产问题、公民权运动、定额配给、妇女问题、日裔美国人，等等。但是总统并不是按照主题逐一处理国家事务的，他处理问题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如果按照顺序对事件进行跟踪，我们就更容易看到大后方与前线之间的联系，某个特定时期的生产水平和对战争的时间与地点所做决策之间的联系，以及领导人个人品性与民众行为之间的联系。

这一时期有另一个只能通过叙述才能表达的方面。这就是历尽艰难成功地追求事业的信念，这是美国本身及领导这个国家的家庭共同的主题。“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埃莉诺·罗斯福在1940年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说，“这是个除了尽心竭力为整个国家奋斗外不允许有其他任何杂念的时代。”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这个国家及其第一家庭齐心协力、历经磨难才取得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成就。

第1章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许多个紧张和不安的夜晚，富兰克林·罗斯福都用一种习惯性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入眠。他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回到了童年时代的海德公园。他站在雪橇上，脚下是覆盖着白雪的陡峭山坡。山坡从他家南面的门廊一直延伸到远处哈得孙河边树木繁茂的岸上。他飞快地向下滑去，熟练地滑过每一个弯道，一直滑到山脚。然后，他慢慢往回走，一直走到山坡顶部，又开始新一轮的滑行。这个情景他依然历历在目，他心里翻来覆去地回味着，他要从自己的意识中抹去被单下那失去知觉的、萎缩的双腿，忘却自己将永远不能爬山，甚至不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行走这一事实。就这样，通过有意识的想象把自己从瘫痪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美国总统安然入睡了。

1940年5月9日也正是这样一个夜晚。晚上11点钟，正当他坐在白宫二楼他那舒适的书房里时，让他忐忑不安的电话终于来了。他坐的椅子完全仿照托马斯·杰斐逊坐过的椅子，是用红色皮革制作的，这是他最喜爱的椅子。总统倚在高高的靠背上，听着驻比利时大使约翰·卡达希报告希特勒的军队如何同时进攻了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自从1939年9月德国袭击波兰的“闪电战”平息后，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结束了。

许多天以来，有关纳粹要有计划地进行侵略的谣言就在西欧各国的首都广为流传。现在卡达希大使万分紧张地汇报说德国飞机在几个低地国家及法国上空盘旋。罗斯福听着，心里明白他所担心的全面战争终于爆发了。交战国之间维持了8个月之久的互不侵犯对方领土的默契一夜之间被粉碎了。

总统叫来了埃德温·巴·沃森，他是总统的军事助手兼秘书，负责安排总统的约会。这年罗斯福58岁，也是他的第二个任期的最后一年。在这个春天的夜晚，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虽然已经头发花白，但是那张英俊的脸上面色清润。透过夹鼻眼镜，他那湛蓝的双眼流露出奕奕活力，说明他正值盛年。他那宽阔的胸脯，粗壮的颈项使他的坐姿显得更加魁伟。只有当他离开椅子时，你才会注意到他那萎缩的双腿。他的腿是在大约20年前因脊髓灰质炎而瘫痪的。

中午12点40分，总统的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前来检索收到的信息。炸弹开始向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坠落，平民百姓死伤无数，成千上万座房屋变成一堆瓦砾。欧洲几十个城市战火熊熊，烈焰直冲夜空。比利时人目瞪口呆，穿着睡衣站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眼望着防空炮火对天轰击，军用汽车和摩托车在大街上飞驰而过。有一个名叫盖·得·列得克什的小学生，他是布鲁塞尔第一个葬身于战火的孩子。他的尸体后来被送到学校，他的同学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全比利时的广播电台都在号召士兵立刻加入军队。

在阿姆斯特丹，城里的居民由于害怕炸弹而仓皇逃难。通往市郊的道路被汽车和行人挤得水泄不通。炸弹也同样落在了法国的敦克尔刻、加来、梅斯，以及英格兰坎特伯雷附近的奇尔哈姆。最初的报道有些混乱：边界冲突已经开始，空降兵占领了荷兰和比利时的机场，卢森堡政府已逃往法国，而且有理由相信德军也在从海上登陆。

罗斯福又同卡达希大使说了几句并浏览了发来的新闻报道，然后又召来了他的财政秘书小亨利·摩根索，命令他在上午开市之前冻结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资产，以防被侵略国的任何资源落入德国人手中。

有关这次德国对这些低地中立国的大规模侵略，德国外长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代表德国做了官方解释。他声称，德国接到的“证据”表明，盟国正策划在近期进行一次袭击。这是一次通过低地国家、目标针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袭击。冯·里宾特洛甫用带有挑衅的语气说，与英法领导人算总账的时候到了。就在前半夜，阿道夫·希特勒登上了去前线的火车，向他的军队发出了重大命令：“决定性的时刻到了，因为今天的战斗关系到德意志民族今后一千年的命运。”

当天晚上，形势几乎到了让人束手无策的境地。通向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电话几乎无法打完，而通向海牙的电话简直就打不通。但是，正如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的那样：“在危急关头，要让公众知道，主要领导人没有躲避。”凌晨2点40分，罗斯福终于决定上床休息。他将身子移上了那张没有扶手的轮椅，坐着轮椅穿过邻近办公桌的门，然后进了卧室。

就像平时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所做的那样，总统唤他的贴身男仆厄文·麦克德菲来扶他上床。麦克德菲是个来自南方的黑人，和他的老板同年出生。1927年，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初次见到他。那时，他还是个理发师，讲起话来喋喋不休。罗斯福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并让他做贴身男仆。现在他和妻子就住在白宫的三楼。近几个月以来，麦克德菲酗酒成性，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埃莉诺有好几次发现他喝得烂醉如泥，而“不能帮助富兰克林上床就寝”。由于害怕丈夫在就寝时无人照顾，埃莉诺就督促总统解雇麦克德菲。但是，即使总统自己也有同样的担心，他还是不忍心抛弃这位老朋友。

5月10日凌晨，当总统叫麦克德菲来时，他正守候在自己的岗位上待命。他把总统扶到了狭窄的床上，帮他脱下衣服并穿上睡衣。这张床让人想起寄宿学校里孩子们睡的床。床边是一张白漆桌子，桌子上堆放着铅笔和信纸，还有一杯水、一包香烟、两部电话和一瓶滴鼻剂。桌子附近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小篮子，这是埃莉诺的篮子。篮子里经常放有第一夫人的备忘录、书信以及供总统阅览的报告。这里倒更像是夫妻俩的私人邮电局。角落里有一把老式的摇椅，紧挨着的是一个衣橱，里面塞满了总统的衣服。壁炉上边是大理石壁炉架，架上有家人的各式照片和一些小猪收藏品。“像罗斯福在其他地方的每一处住房一样，”历史学家亚瑟·史勒辛格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总统卧室的维多利亚风格叫人难以忍受：家具样式陈旧，而且布局无序，然而凌乱的陈设虽然有碍观瞻，生活在这里却很舒适。”

与前几任总统一样，罗斯福拒绝在晚上锁上房门。特工人员就在门外的走廊上巡逻，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每一丝动静。总统拒绝锁门与他害怕失火有关。比起刺杀或者其他任何意外情况来，他更怕着火，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童年。当时，他曾看到劳拉姑妈全身上下烈焰熊熊，尖声叫着从楼梯上冲了下来。那起火灾是由酒精灯引起的，只有19岁的姑妈就这样被大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下身瘫痪后，他对火灾的担心与日俱增。正是受到这种怕火心理的驱使，他反复地进行火里逃生的演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他从床上或椅子上滚到地上，再爬到门口，为的是能够学会独立从火中逃生。“我们都向他保证过，我们绝不会丢下他一个人不管，”他的长子吉米回忆说，“但是他就是不肯相信。而且，每当他想到自己就像婴儿一样时时处处都少不了别人照顾时，他就感到沮丧。”

罗斯福夜里的习惯性活动是我们窥探他心灵深处的一扇窗户。虽然他极力地进行淡化掩饰，但是透过这扇窗户，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渴望，对运动的追求以及瘫痪对他一生的重大影响。1940年是罗斯福入主白宫的第七个年头，但是他腰部以下肢体瘫痪的时间差不多已是他任总统时间的3倍了。他是在39岁时瘫痪的，瘫痪前，他是个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的人。他先在纽约州立法会工作了两年，后来做了7年的海军助理部长，于1920年成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他喜爱游泳、帆船运动、打网球、打高尔夫球；也喜欢在树林里跑步，在田野里骑马。在女儿安娜看来，他总是“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伙伴，陪伴你长时间地散步、航行，能比你跳得远，能够做许许多多的事情”。而吉米则简单地把他归结为“世界上相貌最英俊、体魄最强健、人格最有魅力、体力最充沛的父亲”。

所有这些活力和运动热情都在1921年8月结束了。当时他住在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的坎坡贝洛，这里有他夏季避暑的房子。当他和孩子们一道从游泳池回到家中时，他感到极度劳累，连脱去游泳衣的力气也没有了。第二天早上，他的体温高达华氏102度，连移动左腿都感到力不从心。到了下午，他连移动右腿的力气也没有了。不久，他从腰部以下瘫痪。瘫痪来得太突然，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诊断的结果一出来，他同疾病的斗争就开始了。在好几年里，他努力挣扎着试图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行走。他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每次都练得汗流浃背。他试图脱离那双“T”形拐杖，一条腿跟着另一条腿向前移动，但还是失败了。1929年，在他成为纽约州州长以及在1933年当选总统后，他才放弃了这种劳体伤神又徒然无益的努力。他永远地残疾了。

然而，致使他身残的疾病却拓宽了他的心灵和情感。埃莉诺称他的经历为“火的洗礼”。从此以后，他失去了素有的高傲自大和春风得意，而变得更加专心致志，更深沉，也更风趣。经过痛苦的洗礼后，他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专注和自省。“他已经脱胎换骨，表现出一种崭新的性情，”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说，“他完全变了个人，热心，谦恭，对深刻的哲学思想有了更坚定的理解。”

他过去总是乐于与人们交往。但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现在他们成了他“与生命的重要联系”。他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主动地去认识他们，理解他们，发现他们的情感，设身处地去为他们考虑。过去的那个世界已经离他远去，他开始同情那些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同情那些由于命运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有一次，埃莉诺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发表演说。演说结束后，当有人问及丈夫的病情对她的影响时，她回答说：“任何一个经历过巨大痛苦的人都必然对人类的问题有更大的同情和理解。”

在他任总统期间，用沉重的金属固定支架支撑他站起来就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记者埃利奥特·詹威记得，有一次，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罗斯福在他前面的椅子上坐着，“他谈话时面带微笑。他的手上、脸上的肌肉全然放松。但是，当他要站起身来的时候，他的下颌就极度僵硬。为把下身提起，他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使他的脸明显地变了形，就好像他的躯体中弹了一般。”

由此，晚上睡觉前，罗斯福想象自己行走自如并从中得到安慰也就毫不奇怪了。

华盛顿的春天姗姗来迟。1940年5月10日，曙光透过总统卧室的窗子洒进屋里。尽管前一天晚上总统受到诸多事件的烦扰，直到将近凌晨3点钟才休息，他还是像往常一样8点钟就醒过来了。他侧身滚到了床边，按动按钮叫来男仆。男仆扶他进了洗澡间。然后，如过去7年的每一天早晨一样，他在睡衣外面又加了一条蓝色的旧披肩，开始了一天的活动。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床上吃早餐：橙汁、鸡蛋、咖啡和黄油吐司。然后他开始看报：《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华盛顿先驱报》。

各报标题都重述了他前一天晚上11点钟听到的残酷事件。德国军队对6个法国军事基地进行了猛烈袭击，这一消息得到了驻巴黎的威廉·布利特大使的证实。巴黎和边境之间的主要铁路干线交汇点都遭到了轰炸，以阻止军事行动。

总统还没有看完报纸就叫来斯蒂芬·厄尔利和埃德温·沃森开会。他又看了一下自己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他指示他们召集一次会议，请陆海军总司令、国务卿、财政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参加。另外，罗斯福安排在上午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在下午出席内阁会议。7年来，这是他在星期五上、下午的例行公事。当天晚上他要在泛美科学家大会上进行专题发言。他让厄尔利把新闻发布会推迟一个小时，并要求国务院起草一份新的发言稿。然后，他叫来男仆帮他穿衣服。

当富兰克林在卧室里穿衣服的时候，埃莉诺正在纽约。她已经在格林尼治村一幢小洋楼中她的一套公寓里度过了数天。这幢楼房是她的朋友埃丝特·雷普和伊丽莎白·里德的。格林尼治村在东十一街，位于华盛顿广场以北五个街区。来到这里，埃莉诺就可以从白宫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每当她在纽约百事缠身的时候，这幢房子就成了她的港湾。格林尼治村里有朴素的砖瓦房、书店、茶馆以及小剧场，又加上房租低廉，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政治、艺术和文学上的叛逆者的寓所，因而它又增添了一分旧世界的色彩。

这是10天内埃莉诺第二次到这个城市来。她来的目的是出席正在康涅狄格州乔特学校举行的一次会议，她要在会上与师生谈话。这一次，她又从中挤出时间参加了女选民全国联盟的一次宴会，还参加了波兰救济基金会的一次会议，拜访了自己的婆母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又同自己的好朋友、年轻的学生活动家乔·拉什共进午餐，与民主党领袖爱德华·弗林及其妻子共进晚餐。

她为公民权利运动和劳苦大众辛勤地工作。一个星期以前，《国家》杂志为此授予她荣誉称号。授奖大会在阿斯特宾馆举行。在宽阔的舞厅里，桌子旁和楼厅里都挤满了人，总共有一千多人参加了她的授奖仪式。她被授予“美国社会进步事业突出贡献”青铜勋章。当晚，在众多的发言人中，斯图亚特·蔡尔兹高度赞颂了第一夫人专心致力于解决国内问题的精神。“我想，她对欧洲的忧虑不亚于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他说，“但是，她不允许这种忧虑转移她对大后方的注意力。她的足迹遍及整个美利坚，她的眼睛注视着美利坚，她的心里装着美利坚……她日日夜夜都在帮助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他总结道，因为“新政也是在进行一场战争，一场针对经济萧条的战争”。

“名闻天下的人是什么？”作家约翰·甘塞轮到自己发言时，这样问道。“名闻天下的人，”他肯定地说，就是“一个将稳定性、持久性和重要性结合在一起的人……是一个人民愿意依靠的人，是一种充满善意的人，一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人”。他还总结说，按照这个定义，当天晚上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女士与她丈夫一样，就是这样一个人。全国各地都在谈论她的丈夫连续第三次任职总统的事。而她像她的丈夫一样，是一个伟大的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主席沃尔特·怀特表达了与甘塞同样的观点。他转身面向罗斯福夫人说：“亲爱的，只要总统允许你去取得胜利，我就不在乎他是否竞选第三次或第四次连任。”

对埃莉诺而言，这有点小题大做。她对此感到有些局促不安。在她自己的专栏里，她这样描述自己那天晚上的感受：“当我坐在桌旁，让那些素来都令我尊敬的人们来解释他们为什么授予我如此殊荣，这一切让我觉得难以置信。”她还说：“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他们是在谈论另外一个人，而不是我自己。”然而那天晚上，在阿斯特舞厅里，当她站起来发言时，她的气势震撼了整个大厅。这一点是她之前任何一个发言人都无法做到的。她站了起来，身高近6英尺，褐色的鬈发已有些灰白，宽大的嘴因大大的龅牙而显得美中不足，她那双碧蓝的眼睛炯炯有神，但因为那不雅观的下巴而大为逊色。“我要竭尽全力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她开始讲话，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这并不是因为我感到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而是因为我感到这个国家必须前进，我们必须维护民主，必须让更多的人享有真正的民主……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应该对我们得到的一切有所回报。”

为了尚未完成的民主事业，她孜孜不倦地奉献着。在当年春天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她因此得到了比丈夫更高的评价。在被调查对象中，67％的人对她的活动表示友好的支持。调查的结论是：“罗斯福夫人整天奔波不息，她的工作被看作国家生活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分。妇女尤其有这样的感受。她能言善语，即使男人也很少对她的工作和言论流露出不耐烦……富人们普遍不喜欢她的丈夫；而对于她，他们却与穷人一样友好相待……有些人极端仇视罗斯福，认为他竞选第三次连任是国家的灾难，但这些人中也有一部分是宽厚大度的……他们希望罗斯福夫人继续从事公众事务。”

她没有依靠别人而是靠自己获得了影响力和尊敬。这一点实属不易。埃莉诺34岁时一次痛苦的发现是造就她杰出事业的起点。当时，经过一段时期的猜疑，她意识到丈夫爱上了一个名叫露西·佩吉·梅瑟的女人。那时，他还是海军助理部长。

露西·梅瑟身材高挑，美丽动人，有教养，嗓音低沉洪亮，迷人的笑靥绝世无双，是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当他们之间的恋情开始发展时，露西·梅瑟是埃莉诺的社会工作秘书。在好几个月里，也许是好几年里，罗斯福一直不让埃莉诺知道他的婚外情。1918年9月，埃莉诺终于发现了这件事，她极为震惊。当时，富兰克林刚从欧洲前线回来。她打开他的手提箱时，发现一沓露西写给罗斯福的情书。埃莉诺后来说，此时此刻，“我的整个世界翻了个底朝天，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地面对自己，面对我周围的一切，面对我的世界”。

埃莉诺对丈夫说，她愿意跟他离婚。但是他并不需要离婚，或者说，离婚至少还不是他所能做到的，尤其当他的母亲萨拉警告他说，如果离婚他就要失去继承权。她无法阻止她的儿子坚持为了别的女人而抛弃妻子儿女，从而给罗斯福家族抹黑。但是他应该明白，他将再也不能从她那里得到一分钱，也不要再指望继承海德公园的家产。深得富兰克林信任的政治顾问路易斯·豪也对此事进行了仔细斟酌。权衡利弊后，他告诉富兰克林，离婚将会使他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露西信奉天主教，这不允许她和一个离了婚的男人结婚。

富兰克林答应从此与露西断绝来往，并听从了孩子们的意见，接受埃莉诺分居的要求。这使他们的夫妻关系从此结束。埃莉诺后来对女儿安娜说，性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她说，童年的经历使她将自己封闭起来，使她害怕因放纵情欲而失去自制，使她“夸大了严格禁欲的必要性”。现在她大概已经从这种“煎熬”中解脱了出来。

他们的婚姻继续着。但是对于埃莉诺，这是一条崭新的路，这意味着她能够脱离富兰克林，而不必再一味迎合他的需要。在婚姻危机出现之前，虽然精力旺盛的她从来没有从中获得满足，但是她无法突破一个年轻妇女应有的角色，无法摆脱那种习惯和别人对她的期待。探究自己独立的需求，离开家庭去追求幸福被认为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但是自从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后，她就可以自由地同他建立起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伙伴关系，可以自由地追求新的成功道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逐渐抛弃过去的过程，一个逐渐获得自信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绝不能算是完美的，但是这位在纽约广受赞誉的、56岁的女人已完全不同于1918年时那个遭背叛的腼腆女人了。

总统卧室上的三楼有一个舒适的套间，里面住着总统的私人秘书玛格莱特·米西·莱汉德。她现在已经穿好了衣服，虽然昨晚她也睡得很迟。

米西高高的个头，长得很漂亮。这年她41岁，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她那浓密的黑发现在已经过早地变得花白，她用发夹把头发束在脑后。米西爱上了自己的老板，并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另一个妻子。有这样想法的并非她一个人。白宫助理瑞蒙德·默雷说：“毫无疑问，米西最接近于他曾拥有——或能够拥有——的妻子的角色。”白宫侍女莉莲·帕克斯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对于米西的吩咐，我们就像对待第一夫人的吩咐一样。我们都知道，总统总会支持米西的。”

米西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附近的一个工人家庭，她在当地长大成人。父亲酗酒成性，抛弃家庭而去。母亲为了养活5个孩子，就接连不断地接纳哈佛的一些学生为房客。但是，据米西童年时代的朋友芭芭拉·科蒂斯回忆说，即使在她小的时候，“她也颇有风姿。记得有一次，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当她绕过街道拐角时，我的母亲正好向窗外张望，于是就叫我过去看。她说：‘瞧，她看起来多漂亮。’她身着黑色套装正要去上学。她相貌出众，聪明伶俐，走在人群里格外引人注目。”

从秘书学校毕业后，米西到了纽约。1920年当罗斯福开展副总统竞选运动时，她积极投身于其中。她办事效率高，给埃莉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选举结束后，埃莉诺就请她到海德公园帮助富兰克林整理信件。米西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当后来有人问及她如何出色地完成秘书工作时，她只是简单地回答：“作为一个私人秘书，首先要研究自己的老板。在我开始为罗斯福先生工作后，我花了几个月时间仔细研究他所有口授的信件……我了解了他想看什么样的信件，知道哪些信件要给他看……我掌握了罗斯福先生的想法，他会如何答复某些信件，他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当他发现我学会了这些本领后，他的肩上就卸下了一副重担。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给我口授许多回信，他只需要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行了。我知道该写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写。”

一年后，罗斯福患了脊髓灰质炎，米西肩上的担子就加重了。富兰克林和埃莉诺都明白，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试图重新站起来行走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即便如此，在政治上积极活动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埃莉诺严格地坚持着每天的活动安排。她代替丈夫从一个政治会议奔向另一个政治会议，力求保持丈夫的影响力，使丈夫的名字不被人们遗忘。当埃莉诺在外奔波忙碌的时候，米西在家里顶替着她的家庭主妇角色。她承担起一切家务琐事：为富兰克林开私人支票，付每月的账单，给孩子们发零用钱，审查菜谱，把地毯和窗帘送去清洗。

1928年，罗斯福当选为州长，米西随着罗斯福一家搬到了奥尔巴尼。她住在州长府里二楼一个宽敞的套房里。“在奥尔巴尼，我干的是一生中所做过的最艰苦的工作。”她在回忆当时自己为这位身为一州之长的政治活动家分挑重担时这样说道。那时候不像后来在白宫时那样，她没有三个助手的帮助。在罗斯福当上总统时，她已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学习他喜爱的游戏，分享他的嗜好，读他读的书，甚至连讲话也带上了他特有的语调口音和方式。埃莉诺极力反对赌博，因此，她拒绝跟富兰克林的朋友一起打扑克，哪怕赌注再小也不行；而米西则成了个扑克迷，她每轮都向富兰克林挑战，随时准备增加赌注。对于丈夫所珍爱的集邮，埃莉诺也从来不表示有任何兴趣；米西却成了一个热衷于集邮的好伙伴。当他搬出一本本厚厚的皮制集邮册不厌其烦地整理他那心爱的邮票时，她会在他身边连续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观看。“就伙伴关系来说，”艾略特·杰尼威认为，“米西是真正的妻子。她对他的性情了如指掌，就像某部19世纪的小说中表现的那样。”

1940年5月10日上午10点30分，值班的礼宾官克里木先生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总统，在经常护送他的特工人员簇拥下，向椭圆形办公室走去。铃声响了，宣布总统驾到。内阁会议厅里一小群人已在等候着他，其中有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海军上将哈拉尔德·斯塔克、司法部部长罗伯特·杰克逊、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以及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但是总统像往常一样，首先把头探进米西的办公室，向她招招手，笑一笑。米西告诉朋友说，有了总统这样的问候，她就能够精神焕发，不会因睡眠不足而疲倦了。

内阁会议厅宽敞明亮，四壁雪白。那天上午，在所有聚集于此的人中间，乔治·马歇尔心里最清楚，美国对于纳粹德国所进行的大规模战争一点都没有思想准备，这让人何等痛心。马歇尔当时59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集团军的陆军部部长。他在一年前被提升为陆军参谋长。据说任命前不久在总统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总统提出了一个自己颇为得意的计划，所有的人都点头表示赞同，而只有马歇尔颇不以为然。“你觉得这样行吗，乔治？”总统问道。马歇尔回答说：“很抱歉，总统先生。我认为根本不行。”总统不知所措，会议被迫中断。马歇尔的朋友都估计他不久将会卸任。几个月后，总统从所有的高级将领名单中选中了直言不讳的马歇尔，任命他为陆军参谋长。

但是马歇尔领导的这支军队几乎是名不副实的。这支军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骨架中残存下来的，实际上已经极度衰弱。由于政府正集中精力应付经济大萧条，而国会又被孤立主义者所控制，因此这支军队经费匮乏，人员不整。孤立主义者下定决心要永远摆脱旧世界腐败的困扰，他们坚决主张美国由于远隔重洋而不会受到战祸伤害；美国可以通过加强国内民主对世界实行最有效的领导。整个国家的孤立主义倾向势不可当，国会在这样的压力下，于30年代中期通过了一系列的《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输送武器和军需品，禁止信贷延期，禁止用武器装备商船。

这种观点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罗斯福有时试图改变这种观点。1937年他在芝加哥作了一次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号召对侵略国实行“封锁”。这次演说受到了干涉主义者的称颂，他们支持集体安全政策。但是新闻界对此感到极为震惊，他们称之为外交政策的根本转折。主张孤立主义的国会议员以弹劾相威胁，罗斯福只好退却。“太可怕了，”他告诉他的助手塞姆·罗森曼，“当你试图领导大家采取行动的时候，你回头一看，身后却一个人也没有。”当时，他决心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地培养这个国家，使之形成对世界的成熟的看法。他要避免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思想过于超前，脱离人民大众。这项工作并不容易。甚至9月份爆发的战争也没有使美军有相应的扩张，因为总统的首要任务是修改《中立法案》以便能够向盟国出售武器。由于害怕大规模地批准扩充地面部队会激怒孤立主义者，使自己丧失对中立政策进行改革的机会，总统对军队扩张军备的要求置若罔闻。

因此，1940年美国军队在全世界的排名仅列为第18位，不仅远在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之后，而且也排在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瑞士之后。在荷兰沦陷后，美国的排名才有幸得以向前提升一位，排行第18！而这时的德国，义务兵役制已经实施了好几年，10％的人口（680万人）接受过军事训练，可以随时参加战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只有不足0.5％的人口（50.4万人）是现役军人或是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员。5月10日早上，德国在沿西部战线进行的军事进攻中，有136个师投入战斗；而美国在必要的情况下只能集结5个全副武装的师。

1940年春，美国几乎没有兵工厂。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战争的极大畏惧导致美国政府和私营企业都从武器生产中退了出来。结果，美国在批量生产汽车、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方面虽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生产战争武器的技术方面却极大地衰退了。

整个冬春两季，马歇尔都在极力说服陆军部部长亨利·伍德林，让他明白，不进行战备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但是这位前阿肯色州州长是个孤立主义者，他甚至拒绝考虑美国卷入欧洲战事的可能性。伍德林在1933年被任命为陆军部副部长，并在3年后坐上现在的陆军部第一把交椅。当时，粮食的价格和高失业率远比外交事务更让华盛顿担忧。当欧洲形势进入白热化后，罗斯福才意识到伍德林根本不是领导陆军部的合适人选。但是，虽然几经努力，他还是不能下定决心撤换陆军部部长，或者就这件事而言，他不能撤换其他任何人。

罗斯福无法撤换任何人，哪怕该人根本不称职。这就是他的政府混乱不堪、口是心非并坐失良机的主要根源。埃莉诺·罗斯福说：“他的真正的弱点，就是对人宽厚仁慈，对人深表同情和理解。同他喜欢的人不能和睦相处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任何事情，只要他认为是刻薄的，他就做不出。除非是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他才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做。也许这正是一种力量，或者是一种品质。”

那年早春，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和罗斯福至少在两个场合谈起过伍德林的问题。伊克斯建议把伍德林改任为驻爱尔兰大使，并认为这是一种保全面子的举措。总统却认为这样做伍德林不会满意。“总统先生，如果我是你，”伊克斯回答说，“我就会让人把亨利·伍德林叫来，并对他说：‘亨利，你要么去爱尔兰的都柏林，要么就去堪萨斯的托皮卡。’总统颇有些尴尬地看着我，我猜到了他心里在想什么，就问他：‘这样的事情你做不出，对吗，总统先生？’‘是的，哈罗德，我做不出，’他答道。”

当罗斯福任命路易斯·约翰逊为陆军部副部长时，情况变得越发混乱不堪了。约翰逊是前美国军团总司令，是一个忠实的干涉主义者。他直言不讳，敢作敢为，而且雄心勃勃。他与伍德林水火不容，两人公开发生争执，把关系搞得非常僵，以至于相互不说话。这让马歇尔将军感到灰心丧气，同时又无能为力。他怎么也不明白，罗斯福总统为什么仅仅因为不愿意解雇人就听任这种混乱不堪的事态发展下去。几年前，马歇尔从一个助手那里得知，他派驻海外的一个朋友托词妻子不在家、家具没有整理好而迟迟不愿动身，他就亲自给那个人打了电话。朋友立即向他表示歉意。“我也很抱歉，”他回答说，“但是你明天就要被辞掉了。”

但是马歇尔始终也没有明白，总统那看似没有章法的工作作风后面有一种独特方法。虽然权力分割和内部竞争在政府内部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和混乱因素，罗斯福却从相互对立的观点中受益匪浅。“我想他一直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行政助理詹姆斯·罗评论说。“他喜欢矛盾对立，并且他完全相信问题可以通过矛盾对立得到解决。”从不同的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不同的观点，他就能更好地了解问题的症结究竟是什么。

罗斯福和马歇尔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是他们对待属下的态度。罗斯福喜欢嬉笑玩乐，他用亲昵的举动来消除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他对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温斯顿·丘吉尔都直呼其名。马歇尔与他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工作场合很少会笑，他甚至不会微笑，而且从来不和任何人发展亲密关系。“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对任何人直呼其名，”罗伯特·卡特勒回忆说，“他要么称呼头衔，要么称呼姓氏，或者两个并用：‘上校’或者‘卡特勒上校’。只是在战争时期他才偶尔地只叫人家的姓氏……这是他认为什么事情干得好时的一种奖赏。”

作为陆军最高统帅，马歇尔对罗斯福那轻松自如的工作作风保持着高度警惕。“跟总统轻松自如地谈话会使你陷入麻烦的，”马歇尔后来写道。“他在餐桌上跟你轻松自如地讨论问题，你又不好意思跟他争论，所以我是从来不去的。只是后来在参加他的葬礼时，我才第一次到了海德公园。”

在内阁会议厅的壁炉上方，挂着伍德罗·威尔逊的画像。他双唇紧绷，严肃的目光注视着。围坐在巨大的红木桌子边的官员们，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来共同了解来自欧洲的消息并决定美国究竟作何反应。约翰·卡达希大使从布鲁塞尔发来电报说，一颗炮弹在距离大使馆300英尺处落下，爆炸的冲击波使他差点摔倒。约瑟夫·肯尼迪大使从伦敦报告说，英国人已经取消了他们的圣灵降临节。往常，在这样较长时间的周末，伦敦人一般都要把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并且一直将这黝黑的皮肤保持到8月的假期。肯尼迪得出结论说：“这是形势严峻的明确迹象。”

要赶上德国的现代化战争机器似乎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所以，首先启动的计划是让陆军和海军各自向白宫提交一份报告，重新估算陆海军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这是因为，马歇尔最近向国会做出解释说，德国目前所处的位置非常独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物质资源事实上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几。因此当德国重整军备时，就必定要为其所有军队生产和配备完备的物质资料。所以，德国有一支用自己生产的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进行全方位地配备的军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当总统在内阁会议厅主持会议的时候，男男女女的新闻记者云集在宽阔的前厅里。他们站在一条红线后面三五成群地喷云吐雾，谈天说地。椭圆形办公室里就要举行新闻发布会了，他们是在等待新闻发布会开始的信号。记者们在前一天晚上也睡得很迟，因此“有些人睡眼惺忪，”《先驱论坛报》记者马克·沙利文评论说。“我们三五成群地谈论……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说出来。我总觉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都会谈论到今天所发生的事件对美国的影响。我们要讨论这些事，我们要写这些事，我们要经历这些事。当然，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将如此。”

会议结束了，总统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前。红线撤了，记者们也开始依次走了进来。按照惯例，代表各个通讯社的记者坐在前排：美联社记者道格拉斯·柯奈尔，合众社记者梅利曼·史密斯和国际通讯社的乔治·丹诺。坐在他们身后的是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界代表。当时有人写道：“环顾四周，你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马克·沙利文，皮肤黝黑的瑞蒙德·克莱帕，身材高大的欧内斯特·林德雷……还有身强力壮的保罗·马林。”再往后去，坐的就是以《时代》周刊的费莱克斯·贝莱尔为首的外地报纸的一些资深记者、广播评论员以及一些杂志社的人，然后才是穿着平底鞋的女记者们，其中就有《纽约每日新闻》的多丽丝·弗利森和代表缅因州好几家报纸的梅·克雷戈。

罗斯福坐在桌子后面，背对着窗子，面对着蜂拥而入的众人，他们都是到椭圆形办公室来参加由他主持的盛况空前的新闻发布会的。在他的身后，旗座上插着蓝色的总统旗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就像一个即将走上舞台的歌剧演员一样”，罗斯福在新闻发布会开始之前总是显得忐忑不安。他不停地摆弄着香烟头，用手指抚弄桌子上的小饰物，或者和前排的记者开开玩笑，但是显得不太自然。可是，随着门卫高叫一声“全部到齐”，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这时，总统就好像一下子放松了，他同记者们谈笑风生，对他们轮番提出的问题应答如流。专栏作家海伍德·布龙曾经说他是“当上了美国总统的最佳新闻记者”。

7年以来，在每周两次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和这些新闻记者坐在一起，向他们解释国会立法，向他们宣布新官员的任命。他会对他们直呼其名，也会取笑他们因过度兴奋后表现出的惆怅。他对他们热情而又平易近人。有一次，一个新闻记者差一点没赶上趟，总统就替他做笔记，一直等他跟了上来。还有一次，一个单身记者的母亲去世了，埃莉诺·罗斯福参加了他母亲的葬礼。后来，在一个星期天，她和总统邀请这个记者到家里吃晚餐，并请他吃炒鸡蛋。这样的友好举动不胜枚举，这就会让你明白这样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怪事：虽然80％到85％的报商经常反对罗斯福，但是总统与广大的新闻记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对他的报道一般来说都是全面而公正的。“罗斯福善于用这种高明而简单的手段来制造新闻，也善于用这种手段成为新闻报道对象，”历史学家亚瑟·史莱兴格评论说，“这就是他智取那些公然敌视他的报商的制胜之道。他把新闻记者的报道变成了他领导国家的最有效的渠道。”

“历史书中往往会描述道，5月10日那天的气氛非常紧张，”马克·沙利文写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总统本人对时局大势高瞻远瞩，而且保持沉着冷静……整体而言，当时的情况完全是就事论事的。”

“早上好，”总统开始向众人问好，可是当他看到还有更多的记者涌入时就顿了一顿，“我希望你们昨晚比我睡得好，”他开玩笑说，让大家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危机感，“我猜想，你们大多数人整夜都忙得不可开交。”

“有关目前的局势，我能够说的话不多……但是，我可以说说我个人的感受，我认为荷兰女王发表的声明非常好，我完全赞同她的讲话。”荷兰女王的声明是在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中，威廉敏娜女王慷慨激昂，“愤怒抗议这种史无前例的暴行，这种对文明邦交中的诚信与基本外交礼仪的野蛮践踏”。

有人问总统，他是否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说一下美国不会介入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总统几个月来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的。“我想这是一个很不确定的问题。换句话说，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会介入。那样就等于说你承认自己失败，使自己得不到支持，把自己弄得孤立无助。”当问及他的发言是否会涉及国际形势时，罗斯福的回答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发言稿我还没写呢。”

他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一直持续了一刻钟。在他发言的过程中，他的语调由沉闷到激昂，再由激昂到说笑。但是到最后，他仍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形势正处于敏感时期。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说，巧妙地回避了任何涉及美国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的问题。一度曾经有人要求他对日德两国的侵略行径进行对比，他回答说，他数了数这个问题中的“如果”，共有7个。这也就是说，他不能对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高级电讯社专员“一方面是考虑到众记者比较辛苦，另一方面也是为总统考虑”，就提前宣布会议结束。于是，众记者带着第二天新闻中需要的素材纷纷散去。

当总统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埃莉诺同她的秘书玛尔维娜·汤普森一起正坐在开往乔特学校的汽车上。乔特学校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沃岭佛德村附近。这所学校建在300英亩的农田和树林之中，外围丘陵因势起伏，绵延几十英里。乔特学校是一所专为孩子们开办的预备学校。虽然近年来学校招收了少数信奉天主教的学生，但是这里的大多数学生信奉新教，其中包括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的两个孩子小乔和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玛尔维娜·汤普森被朋友们称作“汤米”。像米西一样，她也是罗斯福家里的一个固定成员。她对埃莉诺来说，就像米西对富兰克林一样重要。汤米这年48岁，她身材矮小而粗壮，长着褐色的头发，鼻梁上有一道连续不断的皱纹。从富兰克林任纽约州州长起，汤米就一直为埃莉诺服务。1921年，她嫁给了一个名叫弗兰克·谢德的人，并于1939年同他离婚。他是纽约公立学校的教师，他们没有孩子。汤米在罗斯福的每一处住宅都有自己的住房：在白宫有一个客厅和一个卧室，在格林尼治村埃莉诺的公寓里有一个卧室，在海德公园埃莉诺的瓦尔基尔别墅里也有一个套房。

汤米就像一块天生的“质地优良的佛蒙特旧花岗石”。她精明强干，吃苦耐劳，还有一种冷嘲式的幽默感。“当她走路时，”一个亲戚说，“她给你的感觉就好似在说‘你最好赶快给我让开路，否则让你吃不完兜着走。’”埃莉诺在1939年说，汤米正是“让我能够坚持活下来的人”。

在进入白宫后的7年时间里，埃莉诺和汤米的足迹遍及东西海岸线之间，行程28万英里，相当于跨越美国大陆近100次。富兰克林把埃莉诺称作“萍踪浪迹的”妻子。但是正是富兰克林鼓励她成为他的“耳目”，让她深入人民大众，帮助他了解基层人民的疾苦。富兰克林因为瘫痪而不能事必躬亲，他就从1929年他做州长的第一个任期开始教导埃莉诺怎样去视察全州的各种社会公共机构。

“这是我受过的最好的教育，”她后来说。她走遍了纽约州，视察了精神病院、盲人院和养老院，访问了州监狱和实行改革的学校。每次出访回来，富兰克林仔细询问，向她提出一个个让她难以对付的问题。就这样，她一步一步地、辛辛苦苦地学会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富兰克林作汇报。

她第一次视察的是一个精神病院。“好吧，”他告诉她，“走进去，四处看看，告诉我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告诉我被收容的人受到的待遇怎么样。”当埃莉诺回来时，她带回一份印制好的当天的菜谱。“你有没有去查看一下他们是否真正能吃得上这样的饭菜？”富兰克林问。“你有没有从火炉上掀起锅盖来看一看，里面的食物是否与菜谱上一致？”埃莉诺摇摇头。她的头脑还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她只是对那个地方有了个大致的印象，而能给那个地方带来活力的却是人，而有关人的所有细节她却忽视了。“但是我所需要的正是这些细节，”富兰克林说。“在富兰克林教了我之后，我才学会了如何记忆各种事情，”埃莉诺对一个记者说，“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只要是他查看过的东西，他就不需要再看一眼。”

“有一次，”她回忆说，“他要我去看看州防护林带植树造林情况。我注意到有五排树从大到小，高低不一……我回来后向他作了一番描述。富兰克林说：‘请确切告诉我前五排种的是什么树木。他们先种什么？’发现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失望至极。从那以后，我就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记住一切情况，不漏掉任何细节。”终于，埃莉诺在视察中表现得明察秋毫。她观察病人对员工的态度，既倾听他们的诉说，也对他们察言观色，既查看壁橱里的物品又查看门后有没有什么异常。富兰克林对她的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看到了许多总统永远也无法看到的事情，”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说，“她了解了许多有关全国人民生活状况的情况。她把自己了解和知道的许多情况传达给了罗斯福。如果没有深刻的理解，她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她那纯粹纪实性的报告实际上蕴含了一种犀利的观察力，永远也不可能被忽视……有关劳工的处境……有关血汗工厂里的女工，他的理解表面上看似乎是他的直觉感受，但那却都来自他对埃莉诺报告的回忆。”

在埃莉诺成为第一夫人的第一个夏天，富兰克林请她调查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经济状况。《费城人》早就有报道说那个地方的贫困状况非常严重。总统想核对一下这些报道是否属实。“看看人们的脸，”他叮嘱她说，“看看晾衣绳上的衣服怎么样。你从这些情况里能发现许多问题。”埃莉诺做的远不止这些，她穿上矿工的工作服，走下矿井，亲身体验矿工在井下的工作条件。正是这次出访后来致使一部著名的卡通片里出现这样一个情景：两个矿工在井下向上一看，叫道：“罗斯福夫人来了！”

西弗吉尼亚有个名叫蒙岗的镇，附近有个地方名叫司格特场。在那里，埃莉诺看到了一些孩子。他们“甚至不知道在餐桌前坐下来吃一顿像样的饭是什么样子的”。在一个窝棚里，她看到一个小男孩紧紧抱住他心爱的兔子不放。他的姐姐刚刚才告诉他，这是家里剩下的唯一可以果腹的东西了。妻子的报告使总统深深地为之动容，他立即采取行动，制订了阿巴拉契亚再安置计划。

第二年，有报告称，美国从波多黎各进口的大部分花式刺绣是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生产的。富兰克林就派埃莉诺到波多黎各去调查，让那些在圣胡安发家致富的美国殖民者感到恼羞成怒的是，埃莉诺带着记者和摄影师穿过泥泞的街巷和泥沼，来到了成百上千的简陋工棚里。这里既没有电也没有卫生设施，到处臭气扑鼻，女工们就是在这种污秽不堪的环境里拿着微薄的工钱进行刺绣的。披露了这些事实以后，埃莉诺号召美国妇女拒绝购买来自波多黎各的刺绣品。

后来，埃莉诺又深入南方的“风沙侵蚀区”。她的外出调查对于丈夫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久以后，她的出访对于她本人也变得同样重要。“我意识到，”她在一次广播采访中说，“我如果整天一直待在白宫，我就会失去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我的生活可能不会太忙碌。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会认为，我在华盛顿的生活状况代表了整个国家的生活状况。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观点。”事实上，埃莉诺整日奔走不息，因此，《华盛顿星报》曾经刊出一个幽默的新闻标题：“罗斯福夫人夜宿白宫。”

因此，1940年5月10日，埃莉诺远离家人出门在外也就不算什么稀奇事了。她坐着车沿着康涅狄格州中部的一条乡间公路向前行驶。几个月以前，校长乔治·圣·约翰邀请她对该校全体同学发表讲话，她就欣然接受了邀请。现在，纳粹德国对西欧的入侵制造了紧张的气氛，她的讲话就更增添了一分庄重。当她步入小教堂时，孩子们整整齐齐地坐在她面前。面对这群孩子，她心潮澎湃。

“与这群可爱的孩子交流会让你备受感动，”她这样地表白说，“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好奇。你不禁会担心他们的未来，担心他们的生活……这些纯真圣洁的小天使对生活和未来一无所知。”

埃莉诺的不祥预感并非没有根据。在小教堂的附近就有一座纪念堂。这座建筑物是为纪念乔特学校的85名学生而建造的，他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夺去年轻的生命的。望着眼前一张张殷切的脸，她的心里却在为欧洲的战争而忧虑。又一场战争正向美国蔓延，她不知道，他们中间又要有多少人会应征入伍，去为祖国流血牺牲。

几天以来，埃莉诺心里反复思考着过去的战争，心事重重。“我感到非常惊讶，”那一周早些时候，她在专栏里写道，“我们竟然还没有看到那么一天：那些面对面相互残杀的年轻人会突然想到，对方和自己一样也有故土，也有亲人，从而放下手中的杀人武器。”

同一星期，埃莉诺在吃午饭时向自己年轻的朋友乔·拉什坦言道，有关战争问题她很难理清自己的思绪。一方面，她密切关注着来自希特勒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她和美国青年联合会的看法一致：把钱花在武器上，远不如用这些钱来办教育和卫生保健更有意义。美国青年联合会是一个由自由主义青年和激进分子组成的团体，多年来一直得到埃莉诺的支持和辩护。拉什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最让她担心的是，这次战争与上一次战争会殊途同归，历史会重演过去的悲剧。正是因为这种颓丧的心情，她不能把心思花费在战争上。

埃莉诺正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对乔特学校的孩子们发表演说的。因此，她强调了在美国重建民主的重要性。她认为，要使国外的民主斗争更有意义，就必须在国内重建民主。她力争为这次可怕的战争赋予一种积极意义，于是这种论点便成了她以后几年言论的主题，“如何保护全世界人民争取民主的自由，如何在国内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并且证明这种保卫民主的努力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正是如今的青年一代必须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是我们老一代必须面临的问题。”

埃莉诺心里考虑的是有关民主的哲学问题；而总统在当天下午两点会见他的内阁成员时心里想的却不是这类问题。他眼睛看着桌子四周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里关心的却是当务之急：怎样让国会批准新增加的军事预算，怎样尽快为盟国提供援助，怎样储备战略物资。换句话说，怎样启动复杂的战争动员进程。

像往常一样，总统在会议一开始便把目光转向他的年迈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让他评论一下来自国外的最新消息。赫尔从1933年便开始担任国务卿。他来自田纳西州，是可靠性的象征，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都受到同样的尊敬。他身材高大，但是样子很清瘦，长着满头浓密的白发，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赫尔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慢条斯理。他向在座的众人宣布了来自驻欧各大使馆的最新消息。他曾长期担任田纳西州在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他那下垂的双肩和低垂的眼神却掩藏了他的成功政治生涯中所特有的倔强和坚毅果断。在荷兰，据乐观的报道说，荷兰人开始从德军手里夺回前一天夜里被占领的机场，但这个消息后来被证实完全是子虚乌有。在比利时，据说盟军也在顽强地抵抗着德军的进攻。但是接下来的一轮战报便证实了盟军已遭到德军毁灭性的打击。这时，会议厅里的气氛一下子消沉下去。

赫尔发言结束后，总统按照习惯点名让他的老朋友、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发言。就在内阁会议召集之前，摩根索接到消息说，比利时的黄金储备安全地转移到了法国，荷兰的大部分黄金也安然无恙。但是，这是摩根索所能够报告的全部好消息。整个上午，摩根索都和他的助手们挤在一起开会，他们看着有关美国战备情况的各种数据，心里感到莫名的悲凉。即使美国当天就开始进行全方位的战争动员，也要花18个月才能拿出现代化的战争武器。他们真不知道美国如何才能赶得上德国的战争机器。

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是内阁成员中唯一的女性。她在此类会议上讲起话来往往没完没了，“她那样子好像是吞下了一篇新闻稿”。但是在今天这种场合，她却默不做声，仔细地听着商务部部长哈里·霍普金斯的发言。霍普金斯今天是几个月来首次出席内阁会议。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霍普金斯隔三差五地住院，医生们试图控制他的病情。他患的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病使他的身体没有能力吸收蛋白质和脂肪。他的病情从1939年夏天开始恶化，当时他正担任美国工程兴办署署长，处于事业的顶峰的他得知自己患了胃癌。随后，一次可怕的手术切除了他的肿瘤，也切除了他四分之三的胃。这次手术给他留下的后遗症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1939年秋天，罗斯福得知霍普金斯只能活4个星期了，他就亲自负责霍普金斯的治疗事宜，并召集了一个专家组。专家组对霍普金斯进行了输血浆试验，控制了病情的恶化。然后，为了把霍普金斯从动荡不安的工程兴办署中解脱出来，给他更大的呼吸空间，罗斯福任命他为商务部部长。但是即使这样的工作也让他有些吃不消：在过去的10个月里，霍普金斯只工作了一两天。

但是，现在危机四伏，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日子里，50岁的霍普金斯还是出席了内阁会议。“事实上，”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舍伍德写道，“他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他可能会在死亡线上争得几年苟延残喘，但也随时有可能倒毙。”他面色灰黄，上面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看上去形容枯槁，愁眉苦脸。正因为这种模样，记者乔治·克里尔曾经把他比作“一匹辛勤劳作一天后没有吃饱的马”，而丘吉尔儿子的前妻帕米拉·丘吉尔·哈利曼则把他比作“一条让人怜悯的可怜虫”。他抽起烟来一支接一支，棕色的头发已经所剩无几；他双肩下垂，衣衫不整，而且松弛地下垂到膝部。当时的一个记者写道，就他这副模样，“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会受到某位总统的器重”。

但是，只要他一开口说话，往日那病恹恹的神色就顿时消失，与平时判若两人。这一天，霍普金斯也同样打起精神。他看起来才智过人，心情愉快，富有朝气。他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刚才还狐疑不定，现在却闪闪发光。他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围绕着战争所需要的原材料这个话题说个不停。霍普金斯好像意识到了目前形势的危机，所以他说得很快，连嘴巴都跟不上表达，在憋了这么长时间后，他似乎想把损失的时间都弥补回来。危机好像成了他活下去的新的理由；记者马奎斯·蔡尔兹当时这样说过，危机好像“使他精神重新振作，生机焕发”。蔡尔兹评论说，从那时起，“他尽管仍病歪歪的，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健康。”霍普金斯在战备工作中的角色日趋重要，这对他的疾病有一定的疗效，也把医生对他判处的死刑又缓期5年。

霍普金斯作报告的时候，甚至连他的宿敌哈罗德·伊克斯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他在报告中说，美国的“橡胶和锡的供应量只能维持五六个月。而两者对于战略防御都是绝对必不可少的”。橡胶短缺问题尤其堪忧，因为橡胶对于现代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军队行军需要橡胶，船只航行需要橡胶，飞机飞行也需要橡胶。希特勒的军队乘着配有橡胶轮胎的卡车、配有橡胶履带的坦克向前推进；他们身穿适应高海拔气候的橡皮衬里服装，乘坐着配有橡皮除冰装置、橡胶轮胎和橡皮救生筏的飞机。从听诊器和血浆导管到防毒面具和胶带，对橡胶的需求简直是数不胜数。现在荷兰受到侵袭，而美国90％的橡胶供给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霍普金斯越讲越精神，他描绘了一个行动计划。首先要创办一个新公司，由重建金融公司投资，目的是到市场上采购至少可以供一年使用的橡胶和锡。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建造合成橡胶厂，并努力把来自南美的、新的橡胶资源投入生产。霍普金斯提出的行动计划得到了大家的衷心支持。

正当霍普金斯发言的时候，伦敦传来消息说内维尔·张伯伦辞去了首相职务。这起突发事件的起因来自议会针对英国撤军进行的激烈辩论。3个星期以前，英国远征军可耻地撤出挪威，这在议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要求张伯伦辞职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张伯伦要求议员们分组表决，以显示支持自己的力量。结果，张伯伦弄巧成拙，将这件事搞成了针对他个人的问题，使自己遭受重创。他曾说：“我确实欢迎这种做法，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谁在支持我们，谁在反对我们。今天晚上，我要请求我的朋友们在分组投票厅里支持我。”

但是分组表决的结果却是张伯伦始料不及的。英国的军备废弛让托利党军官们痛心不已。他们一身戎装、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投反对票的分组投票厅里，投票反对政府。总共有30多位保守党议员背弃了张伯伦，另有60张弃权票。这就使支持政府的票数从200票减少到了81票。张伯伦目瞪口呆，一下子不知所措。他意识到，他必须请工党出来和他组成联合政府，否则他就不能继续执政。当天早一些时候，德国对低地国家的侵略威胁到了张伯伦的地位，但是工党拒绝了他成立联合政府的请求。“首相大人，”普莱维·克莱门特·阿特里勋爵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们的党不会支持你，而且我完全相信整个国家都不会支持你。”这位71岁的首相除了下台别无选择。

随后，国王提名哈利法克斯为第一首相人选。但是哈利法克斯拒绝考虑这个职位，因为他的贵族身份使他很难开展工作。这样，白厅的大门就向温斯顿·丘吉尔敞开了。这个爱德华时代的人物性格复杂，嘴里经常叼着粗大的雪茄，手里拿着金头拐杖。他深深地明白应该冒什么样的风险，盟国在对德国的战争中处于什么样的逆境。近40年以来，丘吉尔一直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人物。丘吉尔出身名门望族，在1900年就入选议会。他声名显赫，在内阁中担任了一系列要职，历任副殖民大臣、枢密大臣、内政大臣、首席海军大臣、兵工大臣及财政大臣。他安然度过了财政危机，延缓了经济危机和政治挫折而成为反对纳粹德国最有力的发言人。从希特勒上台时起，他就不断地对英国的绥靖政策提出警告，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劝诫。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了。“回顾历史，”一个英国作家评论说，“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好像是从丘吉尔担任首相的那一天起开始的。”

丘吉尔上任的消息传来，罗斯福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告诉他的内阁说，他相信“丘吉尔是英国最佳的首相人选”。虽然远隔重洋，两位领导人一直相互敬重：多年来，罗斯福为结束经济危机而进行的“英勇努力”一直得到丘吉尔的热情称颂；而丘吉尔针对来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威胁而提出的孤立无助的警告使罗斯福对他越发敬佩。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不久，丘吉尔进了政府，并担任海军首脑，罗斯福这时向他发出了第一封信。这样，两个人之间就开始了不同寻常的战时书信往来。在这封信中，罗斯福语气亲切而充满敬意。他告诉丘吉尔说：“不管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和我保持私人联系，想让我知道任何事情，我都会由衷地表示欢迎。你可以通过你的邮袋给我发信，也可以通过我的邮袋给我发信。”在战争开始后的前9个月里，虽然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相对较少，但是他们之间已经播下了深厚的友谊种子。而且，这种友谊在随后几年里不断得到发展和加深。

内阁会议一休会，罗斯福就同比利时公使进行了短暂的会晤。当天上午早些时候，资金冻结令生效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都遭到了冻结。这位公使身上也仅剩下35美元了。罗斯福为帮助他摆脱困境做了一些安排。然后，就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准备他当天晚上即将在科学大会的发言。

然而罗斯福并没有改变他日常的生活习惯，他转身进了书房。这时正是他赴鸡尾酒会的时间，也是他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这个书房位于二楼，四壁挂满了航海图，船模和文件把里面堆得满满当当。这个书房也是整个白宫里总统最喜欢的地方。他在这里读书看报，打扑克，整理他心爱的邮票，并处理他任总统期间最重要的事务。高大的红木书架上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皮革沙发和坐椅显得富丽堂皇。弗朗西斯·帕金斯评论说，罗斯福生活过的任何一个房间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一种久有人居和拥挤不堪的样子，这显示了他那复杂而多样的兴趣和思想”。米西和哈里·霍普金斯已经在那里等候，里面还有巴·沃森和埃莉诺的客人、美丽的女演员海伦·加哈甘·道格拉斯。举办鸡尾酒会的习惯是罗斯福在奥尔巴尼的时候就开始的，如今在罗斯福的幕僚中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这种场合为大家营造了一种轻松自如的氛围，大家可以不拘礼节地评论国家大事，也可以有说有笑，是一天里过得最开心的时刻。总统总是喜欢亲自调配饮料。他用杜松子和朗姆酒、苦艾酒和果汁尝试调制各种奇特的鸡尾酒。

这次鸡尾酒会期间，大家不再谈论政治和战争了，而是把话题转向了较轻松的事情：漫谈闲聊，讲滑稽故事和回忆往事。在这种场合，一般由米西做女主人，给客人们加饮料；而罗斯福一遍又一遍地讲他最喜欢的故事，好像从中得到了彻底的放松。其中有些故事米西恐怕都听过二三十遍了，但是，她就好像一个“贤淑的妻子”，从来不在脸上显露出厌烦的表情，而是为自己的老板能过得如此愉快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由于罗斯福天生就具备戏剧性的表演才能和出色的模仿本领，他每一次都能把故事讲得和上一次有所不同，给每一个故事增加一些细节或者自己的领悟。

这天晚上，他又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要讲。国会众议院里有一个来自纽约州奥本的共和党议员，名叫约翰·泰伯。一提到可憎的新政这个话题，这位仁兄就会怒气冲天，咆哮如雷。近来，国会针对工资和劳动时间修正案进行辩论时，他又张口大吼，差点没把麦克风吞下肚去。这时，议员席上坐着一个来自芝加哥的众议员，名叫伦纳德·舒尔茨。这位先生的左耳朵天生就不好使。当泰伯先生的吼声通过麦克风放大后，一件怪事在舒尔茨先生身上发生了。他浑身抽搐打颤，跌跌撞撞地进了休息室，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以为自己在空袭中遭了重创。突然，他意识到自己的左耳朵又管用了。这种经历对他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左耳比右耳更好使。后来经医生证实，舒尔茨先生的听力极佳。这时泰伯先生声称，这是天意，是上帝希望新政被叫声压倒的一个明证！

对于这种气氛融洽的聚会，哈里·霍普金斯一点也不陌生。在得病前，他是罗斯福最情投意合的伙伴之一。像罗斯福一样，霍普金斯也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讲起故事来妙语连珠，里面时常夹杂着时兴的俚语，偶尔还要带些粗话。而且，他也像罗斯福一样，几乎可以在任何场景觅得幽默。他喜欢摆噱头，喜欢说俏皮话，也喜欢诙谐幽默。“我真没料到哈里这么机智，”白宫秘书托伊·巴乔尔德后来这样说，“因为他非常善于逗乐取笑，任何东西都能成为他的笑料。”

见到哈里回到白宫，米西毫无疑问和她的老板同样高兴。与这位不寻常的人为伴，米西会由衷地感到快乐，虽然这一点很可能被她那顽皮的神态所掩饰。霍普金斯的第二个妻子名叫芭芭拉，死于癌症。在她死后一段时间里，有关米西和哈里之间的罗曼史曾经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哈罗德·伊克斯在1939年3月的一篇日记里曾记下了他和总统顾问汤米·考科兰的一次谈话。谈话中，考科兰说：“如果哈里和米西结婚，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在同一篇日记里，伊克斯记录了他的妻子简·伊克斯和哈里·霍普金斯在餐桌上的一次谈话。谈话中，他们“谈论女人，这是哈里百谈不厌的话题。他告诉简说，米西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霍普金斯的私人书信文件集中，有许多写给米西的感情炽烈的信札。1939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当米西在纽约州的圣瑞吉斯时，霍普金斯给她发了一封电报。“我和维克8点钟抵宾州车站，直达圣瑞格斯。任何安排勿忘我们。”另一次，霍普金斯在医院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期间，他写给她一封内容丰富的长信，但是他承认说：“我写这封信的真正目的是告诉你不要忘记我……我希望一两天后就出院，每天到乡下去驾车兜风一个小时。但愿你能跟我一同去。”

1938年春，总统、哈里和米西一道去了温泉镇。“在这里除了米西、总统和我，没有其他人。这里的生活非常简单，让人感到无拘无束，非常愉快，”霍普金斯写道，“总统、米西和我通常一起吃午餐。这些日子是最令人愉快的，因为他全然无拘无束，可以在绝对坦率的气氛中谈论国事家事……晚饭后，总统又沉浸在他的邮票里，或者看杂志和晚报。我和米西就玩中国跳棋。偶尔，我们也会3个人一起玩，但更多的是一起读书，也会在一起聊聊天，谈些重要或不重要的事，这完全取决于大家的心情。”

但是，如果说多年来米西和哈里之间的密切交往始终没有发展成什么亲密感情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米西自己断绝了这种来往。因为在米西的一生中，只要有任何感情可能影响她对罗斯福的伟大的爱，她就会断绝这种关系。任何邀请，只要是让她丢下总统一个人不管，她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即使感情再炽烈的情人，”《新闻周刊》报道说，“只要一想到她家在白宫，就会心灰意冷。因为哪怕邀请她去看一场电影，也要把电话打到白宫。”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米西总喜欢回到自己在三楼的套房里。在那里，她多半是要拿起话筒听总统说话的。总统会在电话里请她到他的书房里去，要她坐在他身边看他整理邮票，或者处理信件。

这种事情在她的朋友们看来似乎荒诞不经。如此富有魅力的年轻女性，在她“应该到外面快乐的世界里愉快地度周末”的时候，却“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放弃美好的时光，这让他们实在无法想象。而米西除了和罗斯福守在一起之外没有其他奢求。她会用殷切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面部表情的变化。他那非凡的性格，他那与各种人打交道的技能，他那超常的记忆力以及始终如一的幽默感都会引起她极大的好奇。“噢，再一次见到你时，我会多么高兴，”有一次，当他出门在外时，米西在信中写道，“你离开后，这个地方实在可怕极了。”

当富兰克林在调制鸡尾酒的时候，埃莉诺正坐在从纽约返回华盛顿的火车上。对于与她同行的许多人来说，火车上的时间是放松休闲的。你既可以透过车窗欣赏外面掠过的乡村景色，也可以闭上眼睛放松一下。但是对于埃莉诺来说，她很少有放松的时间。她把坐火车看作是最佳的工作时间，一大堆信件还等着她答复，第二天的一个专栏还等着她写。据富兰克林的表妹玛格丽特·黛茜·萨克雷回忆，有一次她和埃莉诺同坐在从纽约到华盛顿的火车上。“她和玛尔维娜把整个旅途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了。我坐在那里就像傻瓜一样眼睛向窗外张望。突然，罗斯福夫人对玛尔维娜说：‘现在，我要休息一刻钟。’说着，她就把头靠在座位上。我看着手表。刚到一刻钟，她就醒过来了。她说：‘汤米，现在继续工作。’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和吃惊。”

但是那天晚上，即使埃莉诺回到白宫时赶得上参加鸡尾酒会，她也很可能不会参加。多年以来，埃莉诺虽然几经尝试，但是她从来没有在这些轻松的聚会上感到心情舒畅。埃莉诺对鸡尾酒会感到不适的部分原因来自她对酒的态度，这是她那酗酒成性的父亲给她酿成的苦果。父亲虽然深受女儿的爱戴，却一再辜负女儿对他的期望和信任。有一年圣诞节，埃莉诺的女儿安娜和她的好朋友洛伦娜·希科克凑钱买了一些杯子送到埃莉诺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她们希望她能在那里邀请朋友饮茶喝酒。“说来也好笑，”安娜在写给希克（希科克小姐总是被称为“希克”）的信中说，“我想，她其实一直希望自己能参加这样的聚会，只是旧时的积怨使她望而却步。”

但是，尽管安娜用心良苦，埃莉诺对鸡尾酒会依然心有余悸。这就说明，除了害怕酒之外，她更害怕放纵自己，害怕自己因此懈怠了已经在她的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工作。“对于埃莉诺来说，工作就像酒一样使人上瘾，”她的外甥女埃莉诺·沃特金斯曾经这样说道，“即使她认为自己正在休息的时候，事实上她还在工作。她害怕闲扯聊天。即使在元旦前夜她也毫不例外。其他人都在饮酒放松，她却工作到了12点差10分，这时才走进来向众人举杯庆贺，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她的心里总是想着一些她要写的信，想着她要做的事情。”

“她这个人真是没意思透了，”安娜的儿子科蒂斯·达尔·罗斯福说，“她总是喜欢对人家说长道短。即便她极力克制自己，仍免不了要对人家评头论足。对于罗斯福所津津乐道的奇闻轶事和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她就是不能接受。他讲故事的时候，许多人都附和上几句，只有她会说：‘不，不，富兰克林，事情的经过并不是这样的。’”

“但愿母亲能够学会放松，”她的儿子埃利奥特说，“父亲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把放松看作第一需要。但是母亲就是不能让自己轻松一下，因此父亲就转向了米西，和她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有说有笑，谈天说地，相互开开玩笑，充满了天真的童趣。”

“请留下来陪我吃晚饭吧，”鸡尾酒会结束后，罗斯福便恳请哈里·霍普金斯，“我感到有些孤独。”到了这把年纪，总统所喜欢的朋友已经不多了。像霍普金斯这样的伙伴就更难找到了。在此之前，路易斯·豪一直是总统最信赖的朋友。早在罗斯福在奥尔巴尼任职的初期，这个形容枯槁的前新闻记者就开始与他同舟共济了。他帮助罗斯福同脊髓灰质炎作斗争，指引他度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直至最后入主白宫。1936年，当路易斯·豪去世之后，总统就把霍普金斯看作自己的挚友。弗朗西斯·帕金斯评论说：“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两个人的志趣十分相投。”虽然出身和成长背景截然不同，但是两人却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不屈不挠的信心，而且胆识过人，机智幽默；两人都乐观豁达，喜欢结交豪门显贵；而同时又体察民情，对普通民众的关爱始终不渝。舍伍德评论说，霍普金斯对罗斯福的情绪明察秋毫，几乎“像女人一样敏感”。与米西一样，他似乎懂得如何揣摩总统的心思，知道他什么时候想考虑国家大事，什么时候想从工作中得到解脱；他有一种超人的本领，知道什么时候该正襟危坐谈正事，什么时候该幽默诙谐说笑话，什么时候该侃侃而谈，什么时候该洗耳恭听。一句话，他是餐桌上的理想伙伴。

一吃完饭，罗斯福就要去工作了。再过不到一个小时，他要去发表一个演讲。而且他心里明白，他的一言一行都会为诠释迫在眉睫的危机提供依据，因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用心推敲。在辞别霍普金斯时，罗斯福注意到，他的朋友看起来比上午更加脸色灰黄、更加可怜了。“今晚就留下来吧，”总统坚持说。于是，霍普金斯就借了一套睡衣，在二楼的套房里安顿了下来。他留宿白宫并不只是那一夜，他这一住就是三年半。罗斯福表现出了他那新颖而奇特的用人天才。他把霍普金斯从一个头号救济工作人员转变成了他的头号军事顾问。后来，米西开玩笑说：“是哈里·霍普金斯为乔治．S．考夫曼和摩斯·哈特的剧作《赴宴者》提供了素材。”

当总统正准备起身到立宪厅去时，突然记起了一件事情。他在鸡尾酒会时就有个问题要问海伦·加哈甘·道格拉斯。虽然现在他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在走到她的门口时对她说他有个重要的问题要问她，并邀她在他回来后到他的书房去。“当然可以，”她回答说。他这才来到泛美科学大会上，对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学者发表演讲。

“今天晚上，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参加这次会议，”他开始发言，目光扫视了一下座无虚席的大厅，“今天是5月10日。正是在这一天，又有3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遭到了野蛮的武装侵略……对于这个悲惨的消息，我们举国上下表示震惊和愤怒。”他说，这次科学大会在新世界举行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世界其他地方政局动荡，战火连绵，教师和学者被迫放弃他们的事业而成为助纣为虐者。罗斯福要求人们警惕那种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错误说教和由此产生的盲目的安全感。他解释说，就人员和军械的调遣而言，美国的每一寸国土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离欧洲更近。“在历史上，尤利乌斯·凯撒曾经从罗马出发远征，扬帆挥军直指西班牙和不列颠。而在现代战争中，从欧洲到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与这个距离相比则是近在咫尺。”

“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他以一句誓言结束了他的讲话。观众席上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但是我相信，从国家长治久安的利益出发，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你们和我在内，都会齐心协力，竭尽所能来保护和捍卫我们的科学，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文明。”

台下的观众对总统的讲话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感到心旷神怡。他欣然回到书房，发现海伦·加哈甘·道格拉斯正在那里等他。但是，他还没有坐定，就有人告诉他温斯顿·丘吉尔来电。当天晚上早些时候，丘吉尔乘车到了白金汉宫。在那里，乔治六世国王请他出面组阁。正当丘吉尔同意接受任命的时候，英国军队涌进了比利时。比利时人欢欣鼓舞，手捧鲜花夹道欢迎英军进驻比利时。政府正式易主的交接仪式在当晚9点钟举行。张伯伦发表离任讲话时，声音哽咽，黯然神伤。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关键的日子，但是丘吉尔显然想在上床休息之前和他的老笔友联络一下感情，虽然现在伦敦当地时间已经接近凌晨3点钟。

这是这位英国新首相在上任之后和美国总统之间的初次谈话。有关这次谈话的内容虽然没有记录，但是丘吉尔确实向人透露说，那天晚上，在他准备上床休息时，他感到“如释重负”。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日子里，他经历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我发号施令、总揽大局的日子终于到了。我感觉命运之神正和我并肩而行，而我过去的生活都只是在为这一瞬间和这一尝试做准备。”

“因此，”丘吉尔总结说，“虽然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黎明快快到来，但我还是能够酣然入睡。但是，我并没有做美梦的需要，因为现实比梦境更加美好。”他终于获得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职位。

当罗斯福和丘吉尔通话的时候，海伦·道格拉斯心里在准备应付总统可能对她提出的重要问题。她想，这个问题也许与她从事的农业安全计划有关，或者与全国青年工作署有关。海伦和同为演员的丈夫梅尔文·道格拉斯同是新政的热情支持者，同是美国工程兴办署全国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和全国青年工作署加利福尼亚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当年早些时候，罗斯福夫人访问洛杉矶时就是他们接待的。他们陪她参观了圣华金河谷的移民劳工营地。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海伦后来回忆说，“我们起程后不久，罗斯福夫人就看到一簇用旧木板、沥青油纸和马口铁罐头钉成的临时棚屋。这就是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司空见惯的河沟居民点。”她吩咐司机把车子停下，然后越过田野向一些移民走去。“几个人弯着腰正在劳作。其中一个人直起身子来看是谁来了。他一下子就认出了罗斯福夫人。‘噢，罗斯福夫人。你来看我们来了，’他说。美国总统的夫人能站在污秽的田野里和他这样的平头百姓交谈，他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把这看作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

也许是在妻子汇报了这次行程的情况后总统想问一问有关的问题。海伦当然知道罗斯福喜爱电影和电影圈里的人。但是，即便如此，她也万万没有料到总统那天晚上向她提出的问题有多么离奇。

“噢，海伦，”总统开始了他的提问，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现在，我想让你详细讲一下，那天在西罗宾馆的桌子下面，鲍莱特·戈达德和阿纳托尔·李瓦科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斯福想向海伦打听的是一则绘声绘色的桃色传闻。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出生于俄罗斯、名叫阿纳托尔·李瓦科的导演和一个名叫鲍莱特·戈达德的女演员。鲍莱特·戈达德长着深褐色的头发和浅黑色的皮肤，天生活泼好动。她先是嫁给了电影制片人哈尔·路奇，后来又嫁给了查理·卓别林。有关两人的故事，海伦·道格拉斯是这么讲的：戈达德和李瓦科去了一家格调优雅的夜总会就餐。在那里，男宾都必须穿无尾礼服，而女宾则必须着长裙。就餐时，两人一时按捺不住本能的冲动，就干脆屈身钻到了桌子下面，在地板上开始了男欢女爱。当欢快的呻吟声传遍整个厅堂时，几个侍者慌忙拿着几块桌布跑过去，遮住了桌子的边沿。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有趣，真有趣。”罗斯福不住地称道。

埃莉诺从联合车站回到白宫时，海伦的故事已接近尾声。她听到了丈夫的笑声，就认为他又像平时一样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和米西待在一起放松。后来，她对儿子埃利奥特说，每次遇到这种场合，她就会有一种受到冷落的感觉，她希望自己也能够纵情欢乐，索性和他们一道无拘无束地取乐。但是事实上她完全明白，她一推开门就会禁不住跟他谈正事，向他汇报自己在最近的行程中收集到的信息和自己的感悟。然后，如果丈夫感到厌倦了，对她说的话爱听不听的，她就会受到伤害，感觉受到了冷落。这样的事情以前时有发生，所以最好回到自己的房里去，等到第二天早上再来看望丈夫。“在她一生中，”她的外甥女埃莉诺·沃特金斯评论说，“埃莉诺渴望自己能够无拘无束，渴望能够活得更加轻松自如，但是一个人怎么能迫使自己变得无拘无束呢？”

根据白宫礼宾官日志上的记录，那天晚上11点10分，埃莉诺和罗斯福各自回到他们位于白宫西南角的卧室里休息了。富兰克林进了自己书房旁边的小卧室，埃莉诺的套房就在丈夫卧室的旁边，她在那里就寝。但是他们晚上的分居与他们白天的伙伴关系并不相称——这种伙伴关系在随后的几年里将会改变国家的面貌。

第2章　“舞枪顽童”

1940年5月16日下午1点钟，罗斯福总统按计划要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讲话。自从西欧战事爆发以来，这是总统首次在众议院会议厅露面。尽管一大早就大雨滂沱，天昏地暗，会议厅里还是聚集了无数的听众。

多年以来，众议院会议厅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舞台，这里汇集了美国政坛的各派力量，利益纷争连绵不断——废奴派对奴隶主，自由派对保守派，工会对资方，农场主对城市居民。在许多时候，尤其是在19世纪，辩论已经沦为暴力伤害。议员们手里挥舞着手枪，挥拳厮打，甚至相互把钳子、手杖或铜痰盂砸向对方的头。在众议院会议厅里，议员和职员成群结队，加上跑腿听差的，一起把偌大的会议厅弄得乱糟糟、闹哄哄的。

快到1点钟的时候，听众席上出现了一阵骚动，一种期待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大厅。由于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茫然，每张脸上都挂着一丝焦虑不安。1940年的国会由562名男议员和5名女议员组成，包括近300个律师，24个教师，60个商人，20个银行家和保险商，9个新闻出版商，5个医生，6个牧师，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养牛场场主，一个业余魔术师和六七个热衷于当总统的人，其中有一个是黑人。

下午12点59分，助理门卫宣布内阁成员到达。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总统出现了，他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扶着一个特工人员的手臂。当观众看到总统时，全体立刻起立，向他热烈地鼓掌欢呼。这一次，观众向他表现出的热情是他过去在国会山不曾经历过的。他同时受到了两党的热烈欢迎。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在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美国民众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团结。

这一星期对于西方世界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法忘记的。荷兰只进行了5天的抵抗，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儿女，最终还是被迫缴械投降；比利时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而以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著称的法国惨遭铁蹄蹂躏。德国人好像找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地空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完全摆脱了普通意义上的时空限制。德国坦克威力无比，其速度和摧毁力几乎不可思议。这些坦克越沟过河如履平地，而且在常规炮火射程之内坚不可摧。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不禁哀叹说，对于这些铁甲怪物，法国的防线就好像“在海滩上戏水的顽童为抵挡潮水而筑起的沙堤一样”。同样深不可测的是德国空军的战斗力。德国的轰炸机吼叫着飞在先头部队的前面，为进攻扫清障碍。它们切断交通线，对地面部队狂轰滥炸，把盟军击得溃不成军。

罗斯福此次的国会山之行使许多观众回忆起了1917年春天的一幕情景。那时也正值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之际，伍德罗·威尔逊出席了国会联席会议。这就使罗斯福此时的出现颇有几分象征性。现在，欧洲又一次卷入了一场战争，不断蔓延的战火有吞没整个世界的危险，人们不禁群情激昂。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总统吃力地拖着身体步上了长长的坡道，缓慢地从讲坛区走向主席台。

总统终于站到了主席台上，他的双腿牢牢地固定在梏具里，眼睛看了看台下的听众。这时候，素来镇定自若的他突然显得紧张不安起来，往日那灿烂的微笑和昂首扬眉的神情顿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低垂的双肩和一张阴沉的脸，那张脸就像那天的天空一样灰暗。他试图戴上眼镜，但由于双手颤抖，两次努力都没有成功。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坐在主席台后面的记者们的眼睛。他们从他那颤巍巍的动作中觉察到了焦虑不安。在贵宾席的中央，埃莉诺正坐在米西和汤米之间。她两颊绯红，忐忑不安地向台下扫视。

总统这样忧心忡忡是事出有因的。他知道英法两国都在寻求美国的帮助。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只有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各种各样的原材料应有尽有。这里有储量丰富的油田和铝土矿，有充裕的剩余劳动力，有完备的装配线和生产设备，还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工程技术知识。要进行一场在规模上与纳粹德国相匹敌的技术战争，这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意识到，”那一周早些时候，丘吉尔在写给他的信中说道，“如果克制太久，美国的声音将会变得苍白无力，美国的力量也会变得无足轻重。”

但是，不管罗斯福多么愿意帮这个忙，他心里也完全明白，美国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对这场战争毫无准备。对于这一点，无论英国首相丘吉尔，还是法国总理保罗·雷诺，都是无法想象的。在欧洲，人们对新世界赶来救助旧世界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使人们把梦想当成了现实，使人们抹杀了生产潜力和实际生产之间的界限，使人们把一次根本还没有开始的战争动员看作了既成的事实。无论什么时候，调动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为战争服务都是一个庞杂而艰巨的过程。但是，如果考虑一下美国在1940年的政治生活现实，你就会明白，要实现这样一项任务几乎是天方夜谭。

1940年，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第十一个年头。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次经济衰退比这一次程度更深刻，时间更持久，影响更广泛。“大萧条就像一柄利剑，”罗伯特．S．和海伦·梅里尔·林德在他们合著的经典著作《中小城市的变迁》中写道，“它不偏不倚地向所有美国人的头上劈下，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断送了他们的美好生活，断送了他们的美好梦想。这次经历比美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次持久的情感经历都更具有普遍性。它以一种原始的震撼力触及了生与死的磨难。”

当然，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那些日子，所有的城市里都出现了施粥所和领取救济面包的长队；在隆冬的严寒里，因付不起房租而无家可归的人们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冻得瑟瑟发抖；在铁轨旁，失去工作的人们露宿在篝火边。现在，罗斯福推行的新政已初见成效，大规模救济项目的实施遏止了前3年半里经济的直线下滑，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提供了最低的生活保障。

但是，经济仍然没有复苏；工业生产还不足以给人们带来信心，他们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怀疑仍在日益加深。失业人口几乎达到了1000万，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7％；大约250万人口只能靠政府的救济才能生活。在所有未失业的人口中，半数的男人和2/3的女人年收入不到1000美元。在全部1.32亿人口中，只有4.8万纳税人的年收入超过了2500美元。

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罗斯福声称，他看到“全国有1/3的人口身居陋室，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3年后的这个春天，他仍可以看到有大量的迹象表明，劳苦大众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3500万民宅中，1/3没有配备自来水设施，32％没有室内厕所，39％缺少浴缸或淋浴器，58％没有集中供暖。在7400万25岁或超过25岁的人口中，只有2/5的人受过8年教育，只有1/4的人高中毕业，只有1/20的人读完大学。

当时，虽然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言论仍然是没有阶级差别、社会机会均等，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却像一个金字塔：少数幸运者占据了金字塔的制高点，而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则匍匐在塔基，很少有机会爬上这个经济阶梯。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小城镇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大多数公民居住在规模不到2.5万人的小城镇里。这些小城镇也像邻近的大城市一样，社会以阶级、种族和民族为界限，层次十分明确。

“阶级身份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理查德·波伦伯格在写到这一时期时说，“事实上，它决定了人一生的方方面面：中学里选修什么科目，做礼拜时去什么样的教堂，结婚时选择什么样的配偶，社交中加入什么样的俱乐部，闲暇时阅读什么样的报纸杂志，生病时去看什么样的医生，打官司时受到何种法律待遇，它甚至决定了一个人死后雇用什么样的殡仪员。”

美利坚合众国是个移民国家。人们从欧洲各地不断涌进新世界，然后他们越过充满敌意的美洲大陆，惴惴不安地、坚持不懈地寻求新的机会。但是现在，西部边陲的拓展已经到了尽头，美国的每个角落都饱受着大萧条带来的痛苦折磨。大多数美国人好像被禁锢在一个地方，很少胆敢走出他们的县境，更不用说走出州界了。

当然，罗斯福新政，尤其是在其颁布实施的初期，曾经令人欢欣鼓舞。它深刻地改变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使国家承担起了人民安居乐业的责任。新政时期的国会摈弃了政府服务于工商企业的传统观念，颁布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法律。这些法律规范了证券市场，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劳工的集体谈判权利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建立了国家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在共和国的整个历史中，很难想象会再有这样一个富有成果的时期，”历史学家威廉·卢钦伯格在他的书中写道，“或者说会再有一次危机能得到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解决。”

但是到了1940年，新政运动在历经了数载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走到了尽头。国人对改革已经感到厌倦，国会强烈地反对政府的对内施政方案。南方的保守派民主党和共和党组成的两党联盟在国会里占据了主动权。他们粉碎了总统的住房计划，减少了对救济项目的拨款，扼杀了联邦政府的剧场建设项目，取消了政府的未分配利润税。

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总统在对内问题上的敌人成了他在对外政策上的朋友，或者反过来说，在对内问题上的朋友成了他在对外政策上的敌人。自1939年起，大多数保守派民主党人支持总统援助盟国的行动，而许多自由派人士和中西部的进步派人士由于害怕战争会导致社会改革的停滞，转而加入了孤立主义阵营。

对于总统来说，也许还有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他可能会意识到，“虚假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他要重新开始自己的总统任期，他的功过是非也要受到不同标准的评判。在这方面，罗斯福心目中的老英雄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给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1917年4月的那一天，当威尔逊来到国会要求对德宣战时，他也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欢呼。但是，刚过两年，他就在国际联盟问题上与参议院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结果，欢呼声变成了冷嘲热讽，他也为此帅位不保。

总统背后端坐着参众两院的领袖，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威廉·班克海德，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萨姆·雷本，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尔本·巴克雷。他们坐在大理石台子后面，面对大厅里半圆形的席位。在第一排就坐的是内阁要员：陆军部部长伍德林手抓着椅子的边沿，国务卿赫尔用手托着腮帮子，哈里·霍普金斯垂头不语。一眼望过去，整个大厅里有几百人衣领上佩戴着人造虞美人，这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佛兰德战场阵亡将士的悼念。

“在这些不祥的日子里，”总统开始讲话，他面前的一排麦克风把他那低沉而庄重的声音传到了世界各地，“国际风云瞬息万变，形势发展令人触目惊心，这就迫使每一个中立国都必须按照新的情况重新考虑自己的防御体系……世界上没有刀枪不入的盾牌，固有的防线也并非坚不可摧，无需加固；世界上也没有不咬人的狼，可以让人高枕无忧。”

总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从格陵兰、亚速尔群岛和加勒比群岛到美国的主要大城市的飞行时间，这就占用了他近1/3的讲话时间，他的用意是想说明，不管孤立主义者如何巧辩，空战时代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作为抵御战争的天堑已经失去了它们过去所有的屏障作用。看到人们对他的讲话有了积极的反应，总统振作了起来。他提高嗓音警告说，纳粹德国拥有的飞机不仅在数目上超过了它所有敌国飞机的总和，而且它每星期的生产能力也远远超过它的敌国。

对于危机四伏的形势，美国的对策是什么呢？罗斯福的回答是非常大胆的。他要求拨款增加军费支出，再征募50万人补充兵力，购买枪支和装备，制造现代化的坦克和战舰。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号召，要求把美国的飞机生产能力提高到每年5万架，这就可以使美国在短短的12个月内超过德国，创建一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空中无敌之师。这个数目比目前的生产能力要大十多倍，是个巨大的天文数字。罗斯福是如何提出这个数目的，谁也搞不清楚。反正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美事。有些人说，这个数目是他和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谈话时提出的；有些人则认为，是他和国务卿赫尔谈话时提出的。但是，不管这个数目出自哪里，军事史学家欧文·霍雷的结论是：“总统提出的这个庞大数字只不过是个心理目标，用来提高人们的目标，让军界和工商界的决策者们习惯于想着干一番大事。”

后来，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爱德华·斯特廷斯谈到“5万”这个数目时说，该数目乍一看似乎是个“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它抓住了美国人的想象力。美国人总是相信他们能够创造奇迹”。罗斯福以一种追求轰动效应的方式向困难提出挑战，向听众表达了他对美国人民迎接危机的能力抱有的坚定信念。就这样，他好像对参众两院的议员施展了魔法一样，使他们个个都跳将起来，疯狂地为他鼓掌。

“有那么一类人，”罗斯福在结束讲话时说道，“他们认为，近年来，在少数国家里出现了民主制度适应不了的、新的统治手段。这些国家认为，我们所维护的自由并不是我们民主生活的基本条件。这种观点我坚决不敢苟同。”他说，要应付目前面临的危险，全民族必须有“一种百折不挠、勇于献身的高贵品质”。确切地讲，就是要具有“一种热爱自由的人民所具有的那种性格，要像他们一样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捍卫自己用双手缔造出的民主制度”。

研究总统的学者格兰特·迈科奈尔写道，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民族从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现实。当总统和国旗成为全体美国人凝聚核心的时候，一个神秘的变化开始了。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总统能够迎接挑战，他就能够塑造、组织、创造和再创造这个民族。

1940年5月16日，罗斯福总统迎接了这样的挑战。当他结束演讲时，众参两院群情激昂，人声鼎沸。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在总统走后仍在大厅里回荡。

总统从国会山出来了。这时，大雨刚停，刚在雨中沐浴过的树叶还在向下滴水。在台阶的底部，埃莉诺同丈夫道别。她要去波瓦坦饭店和一群年轻人共进午餐。总统直接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感到意气风发。这不仅是因为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更是因为他表达了自己对未被唤醒的民主力量的信心，以及对美国人民矢志不渝的信念。

哲学家艾赛亚·伯林在一篇文章中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了对比。他说，罗斯福“相信只要有足够的精神和精力，就没有人办不到的事情”。“他对未来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伯林继续说，“这表明，他是一个异常敏感的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趋向，对构成这个社会环境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欲望、希望、恐惧和爱憎以及所谓的‘潮流’都表现出不同一般的洞察力。”伯林说，这种超人的意识正是罗斯福天才智慧的源泉。人类社会的“内在脉搏（和）节奏”都好像刻录在他的神经系统里，“像地震仪一样精确”。

在这个阴森可怖的5月，罗斯福展开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他已经能够预见到，新的公私联合体应运而生，这些公私联合体投资兴建了数百家新工厂，这些工厂又制造出了飞机、坦克和枪炮，嗡嗡作响的机器声与千百万美国人民的热情干劲汇成了一股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他还可以看到，在全国四通八达的道路上，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驾驶着满载家当的汽车，哪里有工作机会就到哪里去。国家经济仍然一片萧条，但这并不要紧，百万工人丧失了劳动技能，这也不要紧。对于以自己旺盛的精力战胜瘫痪的罗斯福来说，他自然会相信，美国人民一旦受到激励，就会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地投入身边的劳动，使国家改貌换颜。但是，即使罗斯福自己也可能想象不到，那一天他正站在美国历史上变革最深刻的转折点上。

“他说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哈里·霍普金斯有一次对弗朗西斯·帕金斯这样说道，“有时候，他说的话好像不切实际。但是他靠的就是这么一种信心。他相信前途一片光明，他完全有信心认为一切都会好的。这一点连我也理解不了……他也不能向我解释。这只能使我感觉他的想法荒唐可笑。他为什么对前途这么有把握呢？”

罗斯福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他对美国人民也完全有信心。这一点对于他的政治领导来说，比其他一切都重要。“他性格上最突出的一面就是他那至高无上的信心，”记者W．M．吉卜林格在欧洲的战争危机加深时写道，“他给人的印象总是，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一切都会好的。”

白宫律师塞姆·罗森曼评论说，总统乐观向上，而且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可以使其他人精神上受到感染，让“那些听他讲话的人去感受他的话、聆听他的教诲，进而感到欢欣鼓舞，并获得十倍的信心”。弗朗西斯·帕金斯说：“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有感召力的领袖，他能够鼓舞和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理清头绪，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她说，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在采访了总统之后，她会感到信心倍增。这倒不是因为他为我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让我感到更加愉快，更加坚强，更加坚定。”

1933年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最严峻的关头，新上任的总统用自己的信心和力量感染了美国人民，使这个惊魂未定的民族恢复了自信。《矿工报》在谈到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时评论说：“新总统并没有对他所面临的困难悲观失望，而是面对困难泰然自若，对国家的前途满怀信心。”罗森曼写道，仅仅通过这次演说，罗斯福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总统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恢复美国人民的勇气、希望和信心。不到一星期，50多万封信件和电报雪片一般飞到了白宫，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他和他的领导抱有十足的信心。”

1940年春，美国又一次国难当头，面临的危机甚至比第一次更可怕。总统这种临危不乱和满怀信心的性格正是这种严峻的形势所需要的。他相信，潜在的民主力量可以调动全民族的积极性去挫败纳粹的威胁。这只能说明他对自己抱有坚定的信心。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他的处世原则。即使当他没有理由乐观的时候，他也会有一种达观的态度，这样就不会让周围的人感到失望。

总统的演说令人欢欣鼓舞，所有的共和党领袖，包括堪萨斯州州长、193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报业出版商科奈尔·弗兰克·诺克斯、纽约州州长汤姆·杜威，都和他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连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也不得不承认：“总统是正确的。”这个统一战线更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总统在自己的发言里竟然没有提到政府如何为新的防御计划筹措资金。当记者们向他提出质疑时，他就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就好比“大街上响起了十万火急的火灾警报”，最要紧的是立刻把火扑灭而不是去担心扑火的费用。他用了一个通俗浅显的比喻，既回避了记者们的问题，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这里，首要的问题是让公众对纳粹的威胁提高警惕，然后再考虑通过何种渠道筹集资金。

但是，正如《时代》周刊指出的那样，在人们表达了对美国安全的共同忧虑之后，“共和党这个‘老大党’在1940年的命运马上又成了他们的心腹之患”。经过再三思考，汤姆·杜威宣称，5万架飞机这个数目是荒谬绝伦的；经过深思熟虑，阿尔夫·兰登声明，总统发出的指示太晚了，很有些悲剧意义；经过再三思考，报业出版商弗兰克·甘奈特说，这个指示生动地说明，“新政在解决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方面彻底地失败了”。

不出所料，在5月18日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共和党人以更加恶毒的语调对总统的讲话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他的对全国广播讲话中，著名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上校指控政府有意制造“防御上的歇斯底里症”，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会受到外来的军事威胁，除非“美国人自己寻衅闹事，无事生非，引火自焚”。他断言说，使我们有卷入战争的危险的唯一原因，“是因为美国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是他们想让我们参战。他们只代表了美国人民中的极少数，但是他们却控制着国家的命脉和宣传机器。他们不放过一切机会，试图把我们推到战争的悬崖上。”

孤立主义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军人。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贝内特·克拉克对林德伯格讲话所作的评论是“太精彩了”。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约翰·兰金则称林德伯格的讲话是“许多天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意见”。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杰拉尔德．P．奈说，“在这个疯狂时刻，在这个由总统一手制造的疯狂时刻，听到像林德伯格这样为捍卫理智而发出的呐喊”，他感到十分高兴。

虽然总统的发言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是国会却对他吹毛求疵，而林德伯格的尖刻评论则使国会对总统的指责显得合情合理。“在本届政府任职期间，”参议员克拉克评论说，“我们已经用去了60多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建设陆军和海军。但是，现在却有人说，我们军备废弛，令人痛心。我们浪费了60亿美元用于购置武器装备，这显然是一次无谓的失误。现在，只不过因为海外形势一时紧迫，我们就要再一次浪费大把大把的金钱，去重复这个愚蠢之举吗？”在两天后的辩论中，克拉克又有话说了，“（我们是不是）又要把10亿美元投进同一个老鼠洞里去呢？”他问道（事实上，如果把60亿美元分摊到罗斯福执政的那几年里去，那么，每年的军费开支还不到7.5亿美元。这样的数目几乎连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也难以维持）。

“如果我明天就要死去的话，”在林德伯格发言的第二天，一向比较克制的罗斯福在午饭时胸中燃起了一团无名的怒火，他愤愤地对亨利·摩根索说，“我就要让你明白这一点。我确信，林德伯格是个纳粹党徒。”罗斯福是不轻易发脾气的，埃莉诺后来评论说：“但是，一旦他真的发起脾气来，他就会变得冷若冰霜……他会说一些绝情话和你永远一刀两断。”然而，在林德伯格问题上，说这种话的并非罗斯福一个人。“当我看了林德伯格的讲话后，”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我觉得，这样的发言稿就是让戈培尔亲自来写，也不可能写得更好了。这个毛头小子竟然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仅仅因为纳粹德国的效率明显高于我们的政治体制就去接受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多么让人痛惜呀！”埃莉诺讲话时的口气倒是较为温和，她对一位新闻记者表达了她个人的看法。她认为，林德伯格在他发言的第一部分里分析了美国的空中力量，这部分说得“很精彩”。但是，“最后三段”却阐述了美国的不利因素，这在她看来是“很不幸的”。

尽管林德伯格的猛烈抨击产生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但是总统机智的发言恰到好处地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一星期还没有过完，国会已经投票表决，批准提高债务最高限额并授权筹措资金，资金额度超出政府提出的要求。5亿美元将用于训练新的士兵、加快军需品生产和制造坦克飞机。海军得到了2.5亿美元，用来加快造舰计划并为所有战舰提供最新的设备。国会批准的拨款项目中还包括成立更多的航空学校，把受训飞行员的人数从每年1700人增加到每年7000人。

但是，供应新的坦克、飞机和武器所需要的实际时间估计是18个月。不管拨款的数额有多大，也不可能缩短这一段等待期。总统对于未来充满乐观是一回事，美国目前的战备现状却是另一回事。美国军队的战斗力状况令人痛心，这一点在路易斯安那的军事演习中暴露无遗。

5月里，烈日当空。“在赤褐色的沙土公路上”，美军4万名精壮的“蓝军”在行军。他们正在上演一起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和平军事演习。“蓝军”从佐治亚州的奔宁堡出发，而3万“红军”从得克萨斯州向东行进。“蓝军”的目的地是路易斯安那的萨宾弗里斯特，他们要到那里去抵御“红军”的闪电式袭击，以保卫他们的“假想祖国”（守方受到照顾，得到了优势兵力）。这次军事对抗赛的目的是对新的三三制师团进行一次战地检验，以评估骑兵部队对机械化部队的作战能力，并为在遭到空袭的危险形势下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提供战地演习机会。

艰苦的练兵持续了9个月，士兵们风餐露宿，在风雨严寒中得到了磨炼，为这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做好了准备。后勤补给官们也几乎花费了同样多的精力为这次演习做准备，他们调集了177节车厢食品、190罐车汽油、1万门大炮、3500匹马、1600个观察站以及9000名平民自愿者。这次演习计划持续两个星期，每天花费超过100万美元。

这次军事演习的消息一宣布，就让人想起了模拟战斗的情景。士兵们列着长队在树林里相向冲杀，他们摇旗呐喊，鸣枪打靶，向空中投掷假炸弹。在这种壮观的景象中，首先抵达预定目标的一方被宣布获胜。这一次的军事演练激动人心。男女老少纷纷赶在军队行动之前，列队站在路易斯安那的大街上和从海湾诸州通往沿海的公路上向士兵们欢呼致意。

事实上，军事演习包括一系列独立而且通常很隐蔽的行动，如突破对方防线，渡江过河，击落敌机，或者在小土丘上建造机枪掩体。在每一个地点都有一名臂上戴着醒目袖章的演习裁判官，他会做出裁定，哪一方占据了优势。例如，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蓝军”的一个卡车队沿着公路行军时遭遇了一个“红军”的轰炸机中队，那么“蓝军”就会因为暴露目标而遭到“空袭”，因而也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反之，如果“蓝军”首先抵达一座桥梁，并能够证明，他们有足够的炸药把它摧毁，那么，当“红军”抵达“被摧毁的桥梁”时，就得被迫停下来，等他们的工兵在同一地点搭起一座新桥后才能继续行动。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有一名演习裁判官对两军的行动了如指掌。他会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记下双方的得分情况，等到晚上再同其他裁判官的记录进行对比，然后绘出一整天里军事行动的进展和损失图。

《时代无名小卒》的一个记者评论说：“请考虑一下军事演习中裁判官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一个橄榄球裁判员需要驾轻就熟地控制每一场比赛，并且留意22名运动员在平整的赛场上的行动，而实地军事演习所涉及的场地有近100英里长，50英里宽。裁判官要在泥泞的沼泽里、茂密的树林里以及陡峭的山坡上观察近7万名士兵平均每天纵横150英里的行动。

5月10日，军事演习开始了。凌晨时分，“红军”在沃尔特·克鲁伊格将军的率领下，对“蓝军”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从而出奇制胜。凌晨4点30分，一队大型装甲卡车行驶在路易斯安那的乡间小道上，汽车的头灯“像一把把明亮的利剑刺穿了黑暗的夜空”。隆隆的汽车声把附近的农民从睡梦中惊醒，犬吠声不绝于耳。同时，“红军”的一个轰炸机中队袭击了位于密西西比州麦考姆的“蓝军”机场，重创“蓝军”飞机几十架。“蓝军”先遣部队在沃尔特·绍特将军率领下刚一抵达萨宾弗里斯特，就遭到了“红军”的袭击。“蓝军”从佐治亚州出发，经历了600多英里的长途跋涉，已经被拖得疲惫不堪。在这种情况下，“蓝军”和“红军”对垒当然决不能匹敌。因而，在首次遭遇战中，“红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仅隔两天，“蓝军”增援部队抵达，“蓝军”成功地突破了“红军”的防线。军事演习像这样持续了两个星期，红蓝两军交替取得军事优势。

在军事演习正式开始之前，一系列飞机着陆事故就毁坏了两架驱逐机。一架运输机的起落架被彻底毁坏，12名士兵被迫在飞机盘旋坠地之前用降落伞着陆。12人中，有一个人身体缠在了降落伞中，掉进珍珠河里溺水而死。两天后，来自阿肯色州寇弗的二等兵哈罗德·范德比尔特从一根圆木上滑下来时，被一辆重型军用卡车轧死。同一天，二等兵马里恩·柯德尔在驾驶巡逻车时，汽车天线与高压线接触，触电身亡。一周下来，有12名士兵死亡，近400人被送往医院接受伤病治疗。随着军事演习不断深入，死亡名单也在不断加长。在一次相关的演习中，两架陆军轰炸机坠落在郊区一个新建住宅区的中部，两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共12人全部罹难。

但是伤亡事故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在欧洲战事快速多变的背景下，这些陈旧的设备使这场规模盛大的军事演习变成了一场闹剧。在全军内外所有的评论中，设备匮乏始终成为主要问题而受到批评。虽然美军全体官兵斗志昂扬，受到普遍好评，但是从欧洲的战争形势来看，勇气和胆量与德国人强有力的军事打击能力相比显然相形见绌。德军的俯冲式轰炸机、大炮和重型坦克合起来构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其军事进攻得到了重大改善。美国军队在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最显而易见的弱点是战斗机奇缺。虽然集结在巴克斯德尔空军基地的机群号称是美国历史上集结起来的“最大的战斗机群”，简直是“一片飞机的海洋”，但是实际上总共只有400架，在现代战争中只够一天的供应。美军的高级将领们过去一向认为，空军仅仅是一支辅助力量。直到他们看到德国把空军作为闪电战的矛头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后，他们才哑口无言。因此，美国军队几乎没有战斗机。在军事演习快要结束的时候，绍特将军承认，他要求空军执行34次飞行使命，而他们只完成了两次。

不仅如此，美军的地面部队也不能机动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行动部署，以对付空中打击。《陆军与海军》杂志在对这次军事演习进行评论时写道：“机动车辆常常把道路塞得水泄不通，各种车辆首尾相接，不仅成为大炮火力和飞机轰炸绝好的打击目标，而且也为敌军提供了有关我军位置和行动的最佳信息。美军很少会尝试掩蔽停止行进的车辆，即使在这个森林覆盖的地带也是如此。”

缺少坦克的问题几乎与缺少飞机一样让人感到棘手。多年以来，抱有传统主义观念的高级将领仍然相信骑兵的优越性，他们反对采取任何行动改善装甲部队。直到1940年4月，当波兰的骑兵部队在一瞬间就被德国的装甲部队打得支离破碎时，《骑兵》杂志仍然在为骑兵的优越性进行辩解。“不切实际地夸大军事机械化和装甲化的重要性，混淆公众视听是极端错误的，”《骑兵》杂志争辩说，“装甲部队只能在静态战争中发挥十分有限的作用，而静态战争似乎是一种只可能在西欧出现的战争形式……要让大规模的部队沿着公路向前快速推进无异于白日做梦。公路和桥梁在空间和容量上限制了装甲部队的行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除此之外，高山大河也是机动车辆不可逾越的天堑。”而且，“人可以使动物保持健康，可以无需外力帮助、毫不困难地使动物为人类无限期地服务。但是汽油和轮胎却不像草料那样可以随时随地采集”。

正是因为有这种态度在作怪，所以虽然大片大片的土地上集结了3500匹战马供实战演习调用，但是参加演习的坦克却只有450辆。参议员小亨利·卡波特·洛奇指出，这些坦克实际上是美国拥有的全部坦克，但它们只相当于“德国扇状进攻坦克的一小部分”。当这些为数不多的坦克投入战斗以后，其结果却令人精神振奋。市民们从自家的门廊里或房顶上观看战马与机器的对抗。200匹战马从街道上奋蹄疾驰而过，奔向“死亡”。要以马匹来抵御“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的机械化部队”无异于以卵击石。在另一场操练中，目击者看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一支坦克旅咆哮着从杂草丛生的山坡上冲了下来，虽然山坡上灌木丛生，沟壑纵横，但是这些坦克车披荆斩棘，势如破竹，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虽然坦克车穿行于炽热的枪林弹雨中，但它们在步枪和轻型机枪的攻击下竟安然无恙，”一个目击者说，“我真不知道，如果我们在枪林弹雨的山坡上部署的是一支骑兵部队，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样。”

虽然骑兵部队的将领们坚决否认机器已经淘汰了马匹，但是布里斯将军也承认，在这次演习中，步兵和骑兵“离开公路寸步难行”；即便路面泥泞，车马无法通行，步兵也不愿下车，骑兵寸步不离公路。

德国坦克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质量上也远远优于美国坦克。德国的坦克车里配有弹力坐垫、减震器和缓冲器。德国士兵坐在这样的重型战车里，感觉既舒服又方便。而美国的坦克车连窗子都没有，驾驶员事实上等于被关闭在一堆15吨重的铁疙瘩里。驾驶员的视觉和方向感完全依靠坐在上面炮台里的指挥员向他发出的信号。而且因为坦克车跑起来隆隆作响，就像“十个机器人在一个水泥搅拌机里跳踢踏舞”，所以要发信号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这样的嘈杂声中，炮台里的指挥员不得不用脚踢着驾驶员的肩和背来发信号。踢两下，意思是“一直向前”；对右肩踢一下意思是往右拐；对左肩踢一下，意思是往左拐。倘若上面的士兵中弹了，驾驶员就完全成了一只无头苍蝇。毫不奇怪，士兵们戏称这些机器为“地狱之车”。

“这种形势的严峻性在于，”参议员洛奇告诉他的同事们说，“生产坦克像生产飞机一样困难。”哪怕是生产一辆轻型坦克，也必须用6道以上的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非常耗费时间，而且所有部件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生产：发动机由大陆飞机公司生产，装甲板由位于俄亥俄州的狄伯德公司生产，橡胶履带由旺年公司生产，武器装备由勃朗宁公司生产，特种齿轮由其他各种各样的公司生产。然后，这些所有的部件要送到位于伊利诺伊州的罗克艾兰兵工厂进行装配。

由于认识到了演习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所以，在演习结束的当天，美军将领们就在亚历山德里亚中学的地下室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军唯一的坦克旅的指挥官阿德那·查弗将军和约翰·玛格鲁德将军，以及其他一些热衷于发展坦克部队的军官们陈述了建立独立装甲部队的理由。在此之前，坦克旅隶属于骑兵师和步兵师。而骑兵师和步兵师故意减少坦克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骑兵师和步兵师的军官们近在咫尺，但是他们都没有收到这次会议的邀请。地下室里的密谋者们将他们的建议送到华盛顿，要求建立独立的装甲部队。对于这个建议，马歇尔将军积极响应。他把所有装甲兵从骑兵和步兵中撤出，建起了一支新的、独立的装甲部队。

在这次演习中，美国人的傲气荡然无存。“一夜之间，在路易斯安那上演的那场令人愉快的军事演习就成了过时的玩意儿，失去了任何意义，”《时代》周刊报道说，“与欧洲的整个战争局势相比，美国军队就好像几个手拿玩具枪的顽童。”

“事实上，”参议员洛奇肯定地说，“美国军队已今非昔比了。”因为如果这些部队是美国军队的精华，而这些最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的精锐部队尚且暴露出这样的问题，那么美军其他部队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国会演说时，总统就是在这样令人沮丧的背景下要求扩军备战的。“他的话中隐含着一个警告，”《时代》周刊评论说，“那就是，美国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武装备战，因为美国的周边环境对于民主制度的生存已经不再安全了。”

罗斯福的国会演说非常成功，全国上下反应积极，这使他备受鼓舞。接下来，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如何把他的战备思想转化为现实。现代战争提出的要求相当复杂，因此必须制定一系列关键性的政策决策。它要求把现有的工厂从民用生产转化为军工生产，要求建立新的设施，要求迫使科学研究从和平目的向战争目的转化，要求工商企业、政府和劳工之间相互协调。

罗斯福的主要领导能力在于他能够看到决策之间的相互联系。例如，为度过危机而采取的政府组织形式关系到产业之间的协作、人力资源的分配以及对短缺资源的有效控制。“显然，在许多情况下，总统能够真正做到通盘考虑，”弗朗西斯·帕金斯的传记作者乔治·马丁写道，“人力、枪炮、舰船、食品、敌人和盟友无不纳入他的视野。”

第一个任务就是动员工商界人士参与战备工作。国会可以提供资金，但是它一不能制造飞机，二不能设计坦克，更不能装配武器。罗斯福认为，如果没有私营企业的合作，国防建设所需要的大规模生产就永远无法启动。从那年春天的形势来看，罗斯福知道，最根本的挑战来自那些掌握着国家主要经济命脉的企业老板。他的任务就是把他们控制的钢铁厂、煤矿、工厂和汽车制造厂纳入国防建设，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可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多年来，罗斯福热情支持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并组织劳工运动从而背叛了自己所在的阶级，因此工商界对罗斯福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事实上，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对罗斯福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他们说话时甚至拒绝提总统的名字，而称他为“白宫里的那个家伙”。据说有这么一回事。豪兰德·斯宾塞是罗斯福的一个有钱的邻居，他对总统忍无可忍，一怒之下背井离乡到了巴哈马群岛。30年代和40年代他一直自我流放在那里，直到罗斯福死后才回到美国。

新政实施之初，工商界已经萌生敌意。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法令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受到侵害。这些法令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整治劳动条件，并且支持组织工会。这些积怨终于在1935年爆发。美国商会与总统正式决裂，并对新政进行了恶毒抨击。猛烈的攻击使罗斯福深受其害。当他回顾自己在第一个任期里的所作所为时，他深信，是他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恶劣的影响，从而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如果没有新政，美国的资本主义就会像欧洲的资本主义一样，迟早会被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击溃。但是，美国商会对此却毫不领情，而且痛斥他是本阶级的叛徒。罗斯福对此颇有怨言。

罗斯福以牙还牙。他对这些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尖刻抨击，指控他们是“经济上的保皇党人”，指责他们企图利用自己的经济势力阻挠普通民众机会均等的权利；声称这种行径与英国托利党控制殖民地人民的企图毫无二致。在这次冲突爆发后的几个月里，总统与工商界的分裂加剧了。事实上，罗斯福已经在阶级对立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源泉。“由金钱铸成的各种势力都无一例外地把我视为仇敌，”在1936年的总统竞选期间，罗斯福对一群人声鼎沸的工人阶级听众说，“而我欢迎他们对我的仇恨。我希望，人们在评价我第一任期的是非时说，争权夺利的恶势力遇到了对手……我也希望，人们在评价我第二任期的功过时说，这些势力找到了驾驭它们的主人。”

随着欧洲局势日渐黑暗，战争给总统带来的权力有增无减。看到这种势头，工商界惊恐万状，他们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吼声。美国钢铁协会主席说，在我们“为粉碎国外的独裁势力”而进行斗争的时候，如果有朝一日战争真的“像黑夜代替白天一样”必然降临，那么我们就要“把这场斗争在国内推行”。有些工商界人士竟然露骨地叫嚣，罗斯福正试图把国家推向战争，以达到他的马基雅维里阴谋，在美国建立永久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于希特勒的魔掌之下。于是，罗斯福决定，他该结束与工商界之间的私人斗争了，他要改变自己的策略，给他们一个行动机会，来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会有所作为。《国家》杂志驻华盛顿记者I.F.斯通当时写道：“战争前夕，倾向左翼的美国政府通过吸纳右翼代表来安抚右翼，这是一种政治需要。同样的转变也在英国发生，只不过这个转变是逆向的。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把贝文分子和莫里森分子吸纳为内阁成员而对工党加以抚慰。”

罗斯福设计的计划匠心独运。他设立了一个七人委员会，称作国防顾问委员会（NCAC）。在这个委员会里，工商界和新政支持者按照同样比例组织起来。罗斯福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使工商界人士增强右翼的信心，使新政支持者让自由派就范。

关于国防军工生产问题，罗斯福选中了百万富翁实业家威廉·努森，并委以重任，让他负责督导实际生产进程。威廉·努森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个白手起家、独立创业的成功典范。威廉·努森生于哥本哈根，20岁时来到美国，那时他几乎不会说一句英语。他的事业是从汽车工业开始的。起初，他只是汽车装配线上的一个装配工，然后晋升到管理阶层并成为亨利·福特的生产部经理。与福特之间的一场争执使他离开了福特公司，继而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他负责建造雪佛兰牌汽车，以期在销量上压倒福特公司生产的T型小汽车。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在1937年被任命为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年薪超过35万美元。

“许多人对新政和工商界之间的打闹已经感到厌倦，”《时代》周刊评论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努森象征着希望，他预示着工商界和新政支持者之间的合作。”就努森本人而言，有机会报效祖国使他感到十分激动，因为祖国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利益。“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在任命后写信给总统说，“是您给了我机会来表达我对祖国的感激之情，因为是她赐予我美丽的家园、温馨的家庭和无限的幸福。”

除了努森，罗斯福吸纳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爱德华·斯特丁纽斯和芝加哥-伯林顿-昆西公司的董事长拉尔夫·巴德。前者督导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后者负责交通运输。华盛顿的观察家康斯坦斯·戈林写道，7年以来，这些人是抵制新政的核心力量，“在全国工业复兴署成立之初，休·约翰逊将军称这些工业巨头为‘殃国祸害’，现在这些人居然又在华盛顿粉墨登场。”到了夏末，已经有几百名工商界人士混进了政府的首要部门，而他们一旦参政，政府的监管职能在他们的心里就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对于总统抛出的橄榄枝，全国制造商协会在7月份刊载了一则整版广告，保证用自己的知识、技术和资源为国防事业多作贡献，并号召全民族在危急时刻团结起来。“在国防领域，”消息灵通人士一直在告诫工商界，“罗斯福是个保守派。”现在，罗斯福强调的重点从高压统治转向了精诚合作，工商界就开始相信，情况没准儿还真是这样。兴许如果他们对政府不计前嫌，就可能会有“一些拯救世界、光复民主的办法”。

当然，罗斯福从来都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他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要考虑如何重新取得右翼的支持而不招致左翼的愤怒和不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国防顾问委员会的7个名额中的4个划给了新政支持者。为了对付劳工组织，他吸纳了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西德尼·希尔曼个子矮小，身材瘦削，戴着双光眼镜，说话带着浓重的立陶宛口音。与努森一样，他也是在20岁时来到美国的。他首先来到芝加哥。服装工业的劳动条件一度非常恶劣，叫人无法忍受。身为男装裁剪工的希尔曼就领导一群裁剪工起来造反，并组织成立了美国服装工人统一工会。然后，以此为基础，他成了约翰·刘易斯建立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左膀右臂。

更让左翼感到宽慰的是，总统让一个呼声很高的新政支持者利昂·汉德森负责控制物价。人们都说，这个肥胖的汉德森看起来就像《星期天》副刊漫画上的一个激进分子。他身上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头发卷曲，嘴角常常叼着五分钱一支的雪茄。利昂·汉德森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米尔维勒。他依靠运动员奖学金在斯瓦丝摩完成学业。随后，他就来到华盛顿，在工程兴办署工作，继而进入证券交易委员会，成为新政派对工商界的营私舞弊进行攻击的领袖。

为了使这个奇特的混合委员会更趋圆满，罗斯福还吸收了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的教务长哈丽特·爱略特，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切斯特·戴维斯。前者代表消费者，后者督导农业生产。

在最初几个月里，国防顾问委员会里的工商界代表和自由派代表之间产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工商界代表主张，企业只有在利润机制下进行自主经营，才能为军工生产提供最佳的服务。而自由派则认为，战时的民主制度应该在政府、工商业和劳工之间塑造一种崭新的关系，应该进一步向社会主义方向倾斜。“如果你要让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参与战争，”亨利·史汀生写道，“你就必须让企业从生产的过程中赢利，否则他们就不愿工作。”与此相反，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辩驳说，假设经营军工生产的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自由派官员，那么也许就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备战情况，就会更直接地将权力和责任赋予产业工人。

“这种冲突是旷日持久的，”据新政派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回忆说，“战时的华盛顿在我的记忆中绝对不会抹掉来自希特勒和日本的威胁。但是，新政派与避战的工商界代言人之间的斗争几乎同样激烈……有时候，我们与工商界之间的斗争好像比欧亚大陆的战争更重要。在几个星期里，我们心里想的只是我们与工商界之间的斗争。与此相比，希特勒在我们心里几乎不占据任何位置。”

总统刚公布七人顾问委员会的名单，保守派控制的报纸就开始要求总统赋予该委员会真正的权力，要求任命努森为它的“沙皇”。“在日常生活中，”《肯尼邦克》杂志评论说，“即使是一个花生摊也得有一个老板。”他们完全是打着集中权力以提高效率这个幌子说这番话的。但是正如自由派评论家们指出的那样：“要求任命一个沙皇反映了大资本家企图完全控制国防军工生产从而达到自身目的的愿望。”《新共和国》不无揶揄地说，换句话说，“这等于让民主进程给大资本家的独裁让路。如果缺少主席真正是一个问题的话”，《新共和国》继续道，那么利昂·汉德森“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是，总统不会把战备生产的领导权交给任何人，不管是工商界还是新政派，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让两派相互竞争，相互牵制，罗斯福手中就拥有不容争议的权威。国防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时，努森就问：“谁是我的老板？”总统立刻回答：“我是你的老板。”国防预算主管哈罗德·史密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回答比其他一切都更“有助于澄清当时的形势”。I．F．斯通评论说：“大资本家企图打着国防战备的幌子破坏新政派的社会改革立法，削弱劳工运动。但是，只要罗斯福把国防军工生产的最终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就永远是他们的绊脚石。”

但是，当罗斯福拒绝了工商界的要求从而使努森得不到与个人责任相匹配的权力时，1940年的战备动员就受到了束缚。罗斯福给国防顾问委员会布置的任务只不过是把和平时期的民用经济转变为战时的军工生产，但是努森从来没有得到过可以有效操作的工具。罗斯福说的话半真半假，让人捉摸不定。他一方面声称，只要美国人民完全理解工作的意义，那么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会干什么；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害怕对他们提出太多的要求。尽管对战备的需求不断膨胀，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仍然认为人民不会甘心情愿地为加快战备动员做出牺牲。

相反，在宣布国防顾问委员会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特别告慰公众说，消费品的生产不会受到限制。“我想人们应该会意识到，”他在回答多丽丝·弗里森的提问时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决不会扰乱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这位可爱的小姐还没有必要放弃化妆品、唇膏、冰淇淋苏打水……换句话说，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想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

尽管在罗斯福处心积虑的撮合下，工商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得以维系，但罗斯福心中却非常清楚，它们这段露水姻缘“终难破镜重圆，因为双方同床异梦，各自都在做长远打算，准备有朝一日另觅新后”。做这样的红娘，罗斯福要冒两面不讨好的风险。但是，既然国家军工生产的整个基础都有赖工商界的通力合作，他也就甘心情愿承担这个风险。

1940年5月26日，在那个星期天的晚上，罗斯福进行了一次“炉边谈话”。在这次特殊的讲话中，他向全国人民呼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罗斯福入主白宫后的7年里，他总共进行了13次炉边谈话。最初的4次谈话是在1933年春夏两季进行的，他分别就金融危机、货币形势、新政计划以及《国家复兴法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那时起，他平均每年进行的炉边谈话不到两次，因为他相信，沉默是金。1939年9月3日，欧洲战争爆发之际，他进行了最后两次面向全国的广播讲话。

“炉边谈话”这个词来自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的创意。他突发灵感地说，总统喜欢把听众看作“一群围坐在他的火炉边的知音”。那么公众就可以想象，总统的书房里有一个火炉，坐在炉边的总统神态安逸，他们还可以想象到自己就坐在总统的身旁。“你会感到他在同你亲切交谈，”记者理查德·斯特劳特回忆说，“他不是在对其他5000万美国人讲话，而是和你促膝谈心。”

在广播讲话中，罗斯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具体生动的例子和家喻户晓的比喻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大庭广众之下适于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罗森曼回忆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使用的词语都是一些适于同一两个知心朋友促膝谈心的家常话”，一些普通百姓可以毫不费力听懂的词语。总统每次演说的讲稿都经过精心准备，反复修改，直到他本人满意为止。

罗斯福对自己演讲时的表现力和声音效果也特别注意。他发现自己正前面的两颗下齿之间的缝隙在送气时会产生轻微的哨音，他就让人为他制作了一个活动牙桥，并把它放在自己卧室里的一个心形银盒子里。据白宫秘书格蕾丝·塔利回忆说，他不止一次地忘记带那个盒子。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她就得做一次“最后冲刺”，飞奔到他的卧室去找回那颗假牙。

在这次星期天广播讲话发表的当晚，总统又举办了鸡尾酒会，邀来他的座上常客一道吃晚饭。米西来了，霍普金斯和罗森曼也来了。但是这次晚餐的气氛并不轻松。“大家没有了往日的不羁，”罗森曼回忆说，“也没有了平日的闲谈聊天。”总统用手机械地调和着饮料，他的心却“在万里之遥”。他正在浏览一封封来自欧洲的急件。这些信无一例外地描述了盟军的全线溃败。“太糟糕了，简直太糟糕了，”他眼睛看着一份份报告，嘴里不住地低声抱怨。

“总统忧心忡忡，”罗森曼评论说。事实上，每个人都忧心忡忡。“这次聚餐，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但是，一旦总统在一楼的外事接待室坐下来，他往日的神气就又恢复了。他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放着三个麦克风、一盏台灯和一壶水。接近10点钟的时候是广播收听高峰时段。他熄灭了纸烟，理了理讲稿，然后听到信号后就开始发言。

弗朗西斯·帕金斯评论说，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在厨房里做饭，有的在起居室里休息，有的在客厅里会客。“他能感受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穿着打扮，以及他们的居室陈设……讲话时，他不住地点头，用手做着简单的手势，姿态从容不迫。他笑容可掬，喜形于色，就好像同听众一道坐在自家的门廊里或者客厅里。人们深受感动，这种情感把他们与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亲爱的朋友们，”他开始讲话，“在这个举世悲伤的日子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同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几个问题。”紧接着，他又安慰国人说，不管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国家的安全始终都要得到保障。他说，我们要巩固国防，使国防建设达到“适应未来形势要求的任何标准。我们要加快国防建设的步伐，因为快速多变的战争手段容不得我们有半点迟疑。”

“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他那熟悉的声音继续说，“这些人认为，我们只有放弃自己的自由，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才能把国防建设搞好，才能拥有与侵略者相匹敌的力量……而我并没有这样的担忧。”

相反，虽然法西斯国家在战争动员方面遥遥领先，但罗斯福毫不怀疑美国的民主制度会赢得最终的胜利，因为美国有自由企业制度和巨大的生产潜力。只要工商界和政府捐弃前嫌，精诚合作，胜利就一定属于美国人民。

罗斯福在讲话中首先提到了工商界。他向工商界许下了一个不寻常的承诺，答应由政府给予他们合作与支持。“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指望私人企业立刻承担所有的投资项目，以适应国防战备所要求的生产规模和人力配置。让工业公司或者其投资者承担这样的负担是有失公正的，因为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局势的发展可能在一两年内就使订货合同中止。因此，美国政府已经做好准备，要预付必要的费用以资助扩大工厂的生产规模，增加人力的配置，开发几百种原材料的供应基地，以及发展速度快、规模大的材料运输系统。对这方面的繁文缛节，华盛顿正在夜以继日地寻求解决途径。”

事实上，就在罗斯福讲话的时候，国防部的官员们正在起草一项立法，以批准一个新的“成本加固定酬金”合同。这个合同使政府可以支付所有履行军工生产合同所要求的费用，并通过一个预先制订的固定费用额以保证承包商赢利。换句话说，也就是政府要承担战备进程中的基本经济责任。同时，他们也在起草立法允许政府预付多达30％的合同价，而且可以不经过烦琐的最低投标程序把军工生产合同承包出去。如果军工生产所涉及的设施在和平时期没有需求，如火药厂、烈性炸药和炸弹制造厂等，从而使私人资本无法投资扩大生产规模，那么政府将有权自行建设和经营这类工厂。

在谈了工商企业以后，罗斯福又把注意力转向了他的选民——全体美国公民。“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都必须确保，我们在过去几年里取得的巨大的社会利益不会受到任何侵害，也不会因任何原因而被取消。我们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向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宣战，向侵蚀我们社会的营私舞弊行为展开了攻势。而有些人利用目前我们国防建设的需要向我们展开了钳形运动，企图破坏我们的攻势。他们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

他继续说，在目前的危机中，没有任何理由降低就业水平和法定最低工资，也没有理由延长劳动时间而不做相应的补偿，或者无缘无故停止发放养老金。工商界已经提出建议，要求中止新政法规涉及劳动、劳动条件以及法定最低工资等方面的内容。他们认为，这种立法会影响战备动员的进度。但是，罗斯福的态度却与此截然相反，“我们的军舰，我们的飞机以及我们的枪炮筑成了第一道防线。但显而易见，在这道防线的最后方，作为它的坚强后盾而使它发挥强大威力的，正是广大自由民众的奉献精神和昂扬士气。”

当总统讲到此处时，埃莉诺一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她正在格林尼治村的寓所里，一个人待在起居室里听总统讲话。她相信，即使面临战争，丈夫从心底里还是拥护新政的，愿意保护社会及经济改革的成果。但是，现在的白宫里工商界人士蜂拥而入，这些人对新政恨之入骨。她很担心，他们会要求政府取消新政以换取他们对国防建设的支持。

多年来，罗斯福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这使埃莉诺动摇了对他的信任。但是，她对工商界的不信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深信，工商界必然把他们的账本底线看得高于一切。而有些人却持盲目的态度，主张对经济不加干预。因此，她经常谴责这些人，说他们的信条就是：“让穷人更穷，让富人更富。”她曾经写道：“决不能相信任何一家公司，尤其是在它面前放一堆金钱的时候。”

听完了总统的炉边谈话，埃莉诺就给拉什打了个电话。电话中，拉什声称，总统在最后一部分讲话中讲了有关捍卫社会进步的问题，这部分内容是他最喜欢的。她十分欣赏拉什的观点，咯咯笑个不停。她说，她也“很高兴听（总统）说这样的话——如此看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但是，总统这次讲话所隐含的语气反映了他对工商界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政府愿意按照自己的主张重新同工商界打交道。除了同意公司用政府的钱扩大生产规模以外，罗斯福还在考虑工商界向他提出的一系列变通措施，包括通过立法取消对国防军工生产合同的利润限制，以及颁布新的法规放松反托拉斯法的严苛要求。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每当这些问题浮出水面时，埃莉诺总是站在新政派的立场上反对自己的丈夫。总统要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在国内巩固自己的力量。虽然埃莉诺体会到了丈夫的需要，但是她还是主张，如果不打破旧的统治秩序，即使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是毫无意义的。

第3章　“回到哈得孙”

5月的时光一天天过去，富兰克林·罗斯福终于要面临他任期内最有争议的一个决定：要么在国内重整军备，要么向盟国提供援助。法国正处于溃败的边缘，美国的军方领导人一致敦促罗斯福停止向盟军提供帮助，转而集中精力在国内重整军备。马歇尔将军警告说，如果美国日后卷入了战争而没有足够的军需品，“陆军部必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批评”。正在伦敦的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也提出了同样的分析报告。他说，在他看来，英法两国进行的抵抗希望渺茫，“如果我们真的要为保全性命而战，那么我们最好是在自家的后院进行这场战斗”。

5月份进行的军事演习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有关的报道使罗斯福清醒地意识到，美国能给盟军提供的武器援助非常少。但是，他还是决心竭尽全力给予盟国援助，即使这样做会暂时危及美国的安全。“如果英国全线溃败，”罗斯福分析说，“整个美洲大陆将处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与军方领导人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宝押在这样的期望上，即，如果美国竭尽全力帮助盟军，盟军就有可能坚持下去，直到美国做好一切军事准备。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罗斯福在一次吃午饭时对哈罗德·伊克斯说，他对盟军力量的估计可能是错误的。“如果我猜错的话，”他说，“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如果英法两国沦陷，那么美国援助给盟军的宝贵的战略物资将会落入德国人之手，美国的力量也会进一步被削弱。另一方面，他也同意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看法，“现在送给盟军一架飞机，其意义不亚于6个星期后送给盟军10架飞机，也不亚于6个月后送给盟军100架飞机。”

德国人一天天地在法国境内乘胜前进，总统下的赌注似乎越来越不妙。从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每天从巴黎发来的电报看，他现在几乎已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目前，在德军的坦克群和巴黎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屏障，”布利特在他的报告中预测说，随着德国军队日益逼近，巴黎城里将出现共产党暴动和大屠杀。“巴黎警察除了旧式的单发步枪外，没有其他任何武器。”5月28日，他又说，“顺便提一句，我们全体使馆工作人员只有两把左轮手枪加上40发子弹。我们需要给自己配备一些枪支弹药。”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您写信了，”5月30日，布利特在信中对罗斯福说，“万一我在爆炸中遇难，再也见不到您，我想让您明白，能为您工作我的心里感到多么美好，我从心底对您给我的友谊表示感谢。”

布利特天生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此时此刻他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战斗只持续了两个星期，英国人就眼睁睁地看着法国军队土崩瓦解。9.2万名法国士兵已经阵亡。显而易见，法国人支撑不了多久了。同时，被丘吉尔誉为“英军之魂”的英国远征军被困在法国北部敦刻尔克附近的海滩上，前面是大海，后面是追兵，已是穷途末路。总共有6万多英国士兵死的死，伤的伤，要么就做了德军的俘虏。剩下的35万人中，许多人快要被饿死。看来，这支军队注定逃脱不了厄运。

5月24日上午，德国的装甲部队距离敦克尔刻只有15英里。处在市中心的圣艾洛易教堂的钟楼已经在德军的视野之内。敦克尔刻以及驻扎在这里的英国远征军看来已是希特勒的囊中之物。但是，还没等发动最后的总攻，德国的装甲部队突然撤离。德军的这次撤退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至今仍然使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是希特勒在战争中犯下的第一次大失误。希特勒认为，在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之前最好给军队一段时间进行休整和重新部署。所以，他下达命令让他的军队连续休整3天。而这3天时间足够盟军为大规模撤退做好一切准备。这就是著名的“敦克尔刻奇迹”。

从哈维奇和玛格特，从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到北弗兰，从英国南部沿海的几十个小海港里驶出了一支特殊的船队。它们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敦克尔刻。这支船队由各式各样的船只组成，包括游艇和拖网渔船，炮舰和驱逐舰，摩托艇和救生艇。它们载着将近34万人从敦克尔刻出发，穿过烈焰滚滚的被毁船只和枪林弹雨，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经过9天时间的漂泊，逃回了英国。

当最后一批盟军在英国安全登陆后，丘吉尔在英国国会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的演说震撼了英国人民的心灵，赢得了所有盟国的敬仰和支持。“我们既不会投降，也不会失败，”丘吉尔承诺说，“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们要在法国战斗，我们要在大海大洋里战斗……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保卫我们的宝岛，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我们要在陆地上战斗，我们要在田野里和大街上战斗，我们要在深山里战斗；我们永远也不会投降，虽然我们从来都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但是，即使我们的整个海岛或者她的大部分被敌人征服，我们的人民饥寒交迫，我们大英帝国在海外的属地也会在英国舰队的武装保护下把战斗进行到底，直到有一日，新世界倾其所有资源和力量来救援和解放旧世界。”

丘吉尔那激动人心的演讲赋予了敦克尔刻神话般的意义，英国人世世代代都铭记敦克尔刻大撤退的重要意义。“他的演说如此有力，”英国哲学家艾赛亚·伯林写道，“他的信念如此坚定，他用自己的雄辩征服了英国民众，使他们完全相信，是他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他在人民身上永远能看到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坚强不屈的决心。如果他们拥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那么这是因为他对他们的精神品质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正是这种信心才帮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他们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受到他的演说的鼓舞，继续投入战斗。”

这次奇迹般的大撤退也使美国人民的心中涌起了新的希望，他们又开始相信，英国人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仍然可以打败德国。丘吉尔演讲发表一周后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支持向盟国出售飞机的人数上升了43％。

但是首相心里却很清楚，战争的胜利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他警告说，虽然英军奇迹般地实现了敦克尔刻大撤退，使举国上下不胜感激，但是“在法国和比利时却发生了惨痛的军事灾难，我们不能因为这次撤退壮举而对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灾难视而不见”。从敦克尔刻撤退时，场面混乱不堪，英国远征军被迫放弃了几乎所有的重型装备。送到法国去的700辆坦克中有680辆被丢弃，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8.2万辆侦察车和摩托车、8000部战地电话、9万支步枪以及数量更多的机枪。在历时9天的撤退中，英国74艘巡洋舰中有10艘被击沉，177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被击落，使整个国家只剩下238架飞机。

1000多名平民丧生后，敦克尔刻已沦为一个废品旧货栈，到处堆满了破烂不堪的车辆、丢弃的武器和无人认领的死尸。《先驱论坛报》的一个记者这样描述当时惨不忍睹的景象：“绵延数英里的公路上停放的满是盟军丢弃的卡车和其他机动车辆。大批的车辆被推到了路边阴沟里以防被敌人利用。”沿着码头的景象更加混乱不堪，摩托车、卡车和小汽车以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拥塞在一起。“堆在一起的汽车绞成一团，已经完全无法分开。”

这就是英国的精锐之师。为了这支军队，丘吉尔评论说：“我们的工厂已经奉献出了所有可以拿出的首批成果（这些成果都是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经过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因而这次军事失利使英国蒙受了惨痛的损失，使她几乎要一切从零开始。当时，整个英国只有60万支步枪和500门大炮，而其中许多还是从博物馆借来的）。”而这支军队却不堪一击，甚至根本不能对可以预见的德国侵略筑起有效的防御，更不可能重振旗鼓击退德军了。“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丘吉尔承认说，“像这样赤身裸体地站在其敌人的屠刀之下。”

在世界范围之内，只有美国有能力给英军提供军需补给。5月中旬，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最机密的信”。信中，他承诺说，不管法国发生什么事情，英国都会继续孤军奋战，“对此，我们是不会惧怕的”。但是为了继续作战，英国需要援助。丘吉尔粗略地说明了他最急需的军需品，其中包括40到50艘巡洋舰、几百架飞机、防空武器装备、弹药以及钢材。

罗斯福第二天就写了回信。在信中，他向丘吉尔承诺说，他会竭尽全力设法让盟国政府得到信中列出来的所有军需品，包括“最新式的飞机”。罗斯福声称，只是巡洋舰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因为“这样的援助项目只有经过国会特别授权才可以实施”，而现在采取这样的行动，时机尚不成熟。

在随后几天里，罗斯福指示他的军事将领们查阅了丘吉尔所列的急需品单子，并尽一切可能向英国提供所需物品。他以自己的半年局势分析为基础为自己采取的决定寻求依据。在这个非常有预见性的文件中，罗斯福对一切困难做了充分的估计：如果美国向英国提供军需品，到1940至1941年冬天，英国仍然会安然无恙，法国政府也会在北非进行抵抗，而日本和俄国政府仍然不会轻举妄动。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却大不以为然。他们怀疑法国政府是否能挺过夏天；他们担心法国人不会在北非进行过多的抵抗；他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就会遭到侵略。在他们看来，美国所能做出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提供足以对形势发生影响的武器装备，承认自己是轴心国黑名单上的下一个受害者，并动用一切办法准备在本土与敌人决一雌雄。

总统要向英国提供飞机，这尤其让军方领导人感到不安。考虑到空军那种可悲的境况，他们认为，实质上无论把任何东西送出去都会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我感到非常遗憾，”马歇尔告诉摩根索，后者是受总统的委任、负责向盟国提供援助的全权代表，“我想我们没有能力……向英国政府提供任何帮助。”马歇尔辩解说，“即使送给盟国100架飞机，这也只够使用3天，并会使美国的飞行员培训计划至少倒退6个月。”“我们在什里夫波特有一个飞行学校，”乔治．H．布雷特带着讽刺的口气说，“我们有指导员，有课程表，有学生，有其他一切东西，就是没有飞机。”

当总统答应向英国派遣12架B-17轰炸机时，更严重的压力降临了。马歇尔直言不讳地指出，B-17轰炸机是美国拥有的唯一高效能轰炸机，而且我们手中只有52架这样的轰炸机。放走12架就等于让美国损失了近1/4的轰炸机，“这将会严重损害我们的防御能力”。

盟军对枪支弹药提出的要求激起了又一轮的反对。军事情报长官警告说，75毫米口径的大炮不能外流。“军工生产要赶上国防需求得花两年时间。”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将军更直截了当地警告说，这些枪支对于此次战备动员非常必要，如果我们在这些枪支外流之后再进行战备动员，“而且发现自己缺枪少炮”，那么，“每一个参与这笔武器交易的人都会被悬在电线杆上示众”。

但是，罗斯福仍然坚决主张向英国供应军火。虽然他的军事顾问、国会主要领导人以及陆军部部长等人继续“坚决反对出售任何美国军需物资”，但他对这些人的意见置若罔闻。在参议院，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奈伊要求总统辞职，他指责说，罗斯福对盟国的援助政策“只能是最危险的冒险主义”。在同一星期，海军部长查尔斯·爱迪生向罗斯福报告说，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大卫．I．华尔士“对向盟国出售海军装备感到怒不可遏。他威胁说要通过立法禁止出售任何东西……整个参议院委员会都群情激奋”。

“我看，这太冒险了，”华尔士告诉他的同僚说，“只要看一看我们的政府能利用多少资源，能供应多少战舰、飞机、弹药和炸弹，我们就知道这实在太危险了。这是在玩火自焚。这是不知道悬崖勒马——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上，面临可怕的深渊……我不愿让我们的军队失去一支枪，或者一颗炮弹，或者一艘战舰，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用这些装备来武装为保卫祖国而踏上征途的美国孩子。我需要每一件装备。我需要备好每一颗炸弹，我需要备好每一粒子弹，我需要备好每一架飞机，我需要备好每一艘战舰。这样一来，当形势要求青年们应征入伍的时候，我就可以对他们说，‘小伙子，你的祖国把所有可以拿出的防御武器交给了你。’”

“罗斯福先生需要动用他的一切权威来胁迫军方将领，使他们对军事援助计划保持沉默，”《新共和国》报道说。在总统的坚持下，国防部搜寻了一些久已被人遗忘的法令，然后做出决定：只要武器被认为是“过剩的”，那么把这些武器出售给私人公司就是合法的。而私人公司转而再把这些武器卖给英国。当找到了这样的法律途径并选中美国钢铁公司为中间商后，马歇尔将军就在总统的高压下十分不情愿地同意批准武器移交的货单，其中包括93架轰炸机、50万支埃菲尔德步枪、184辆坦克、76000挺机枪、25000支勃朗宁自动步枪、895门75毫米口径的大炮以及1亿发子弹。当马歇尔将军按照货单执行总统的命令时，他颇有些义愤地说，他只有跑到教堂去祷告，祈求上帝的宽恕才能把这些武器说成是多余的。“在我的记忆中，像这样的言不由衷、口是心非是我生平第一次。”

武器移交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总统出面干预。“看到这个剩余物资清单实在高兴，”6月6日，罗斯福对摩根索说，“在货物装船之前，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多加把劲儿。”这批物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军事供应站和军火库，有些坦克和枪炮在伊利诺伊州的罗克艾兰，有些在纽约州的申尼克泰底，更有一些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因此，必须向所有这些地方发去紧急电报，通知那里的负责人，让他们把选用的装备送往位于新泽西州拉利坦的一个装货中心。

每个军火库的士兵都在日夜加班、绝对机密地工作。他们把大箱大箱的枪炮装上开往拉利坦的600多个货车车厢里。沿着铁路线，命令传达到各个车站，要求让这批货车优先通行。同时，12艘空载的英国货船停泊在拉利坦，等待着把这批珍贵的货物运回英国。6月11日，万事俱备，只等装货起航，但是合同不签是不能交货的，而伍德林部长却拒绝在合同上签字。直到总统直接向他下达命令要求他签字时，伍德林才终于执行了命令。5分钟后，陆军总部电告拉利坦说，货物移交已经完成，“现在开始装货”。

那一天夜里，几百名码头工人、三个巨型转臂起重机以及20多艘驳船忙了整整一夜才把货物从火车上卸下来，然后再装上英国的货船。第二天，第一艘英国货船“东方王子”号漂洋过海驶往英国。在装货过程中，工人匆匆忙忙，哪里有空隙就往哪里放，因此武器装备只是简单地堆放在车上，这使得卸货工作简直像噩梦一样可怕。但是英国派遣了一流的技术工人，他们给所有的枪炮都配上了正确的使用手册和正确的拼装部件，他们用合适的支杆和皮带把属于75毫米口径大炮的零件同炮身组合起来。到6月底，所有12艘船都满载而归，驶回了英国。船上装载着7万吨装备，如果这批装备是新的，其价值就超过3亿美元。

“在几个星期内，”爱德华·斯特丁纽斯后来评论说，“正当英国的军工厂夜以继日地开展生产准备挽回损失的时候……在整个英国，除了美国送的900门75毫米口径大炮之外，没有几门大炮可以阻挡一辆坦克车的前进。那8万挺路易斯、马琳、勃朗宁和维克斯机枪加固了每一个滩头堡和通往沿海的交通要道上的防御工事……自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以来，这是英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危急的时刻。正是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刻，几乎手无寸铁的英国军人拿到了这批武器。”

的确，装运这样一大批武器装备，其中所涉及的谈判问题事实上是不可能保密的。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官方消息发布，就没有人会确切地知道事情到底是如何进展的。这样，总统向美国人民交代事实真相的时刻终于到了。事情很凑巧，6月10日恰逢位于夏洛特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罗斯福接到邀请，准备在该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因为总统的儿子小罗斯福当天要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校方领导希望他们的邀请能引起总统的兴趣。罗斯福曾经说过，他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不会许下承诺的。但是现在，在前一天夜里他就表示接受该校的邀请。他希望利用这个论坛来说明自己对援助盟国的承诺。

6月10日星期一。正当罗斯福和埃莉诺准备乘火车到夏洛特维尔去的时候，意大利参战的消息传到了白宫。意大利站在了德国一方。欧洲战事在急剧蔓延。为了劝阻意大利独裁者贝诺托·墨索里尼，使他不要卷入这场战争，罗斯福进行了一星期的努力周旋。但是墨索里尼还是急不可耐地舍身跳进了战争的汪洋。这个意大利独裁者是在担心，如果他再坐失良机的话，法国的投降就没有他的功劳，他也没有机会参与分赃。

罗斯福仔细审阅了国务院为他起草的讲稿后，在上面又增加了一个尖刻的词语。这个词语是他从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的信中看到的，意思是说意大利在背后对邻居捅了一刀。在罗斯福看来，这个词语准确地描述了意大利的卑劣行径，但是由于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一直在劝阻意大利参战，而且他认为这句话太伤人，所以他极力反对使用“在背后捅了一刀”这个比喻。总统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个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就从讲稿中消失了。

从华盛顿到夏洛特维尔乘火车需要3个小时。途中，总统在跟埃莉诺谈话时，又开始斟酌这句话。他告诉埃莉诺，他心里清楚国务院提出的建议是明智的，但是他想破例一次，不顾外交礼仪而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埃莉诺完全支持他的想法，并鼓励他恢复使用这个有争议的词语。“如果你的讲稿里没有这个词语你的良心就得不到宽慰的话，你就把它加进去，”她建议说。当列车驶进夏洛特维尔时，这句话又回到了讲稿里。现在，总统对他的演讲稿完全满意了，他在车站向围观的人群挥手致意。一个随行的记者从罗斯福的表情上觉察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当他在华盛顿上火车时，他的脸显得“庄重而苍白”，而现在他的神态悠然自得，“他好像从自己做出的决定中焕发了活力”。

纪念体育馆迎来了数千观众。当总统头戴传统的帽子、身穿传统的外衣站在主席台上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开始了，总统铿锵有力地一字一句道：“公元1940年6月10日，一只恶毒的手终于把匕首刺向了邻居的脊背。”演说的其余内容也许不久以后便会被公众遗忘，但是这一句话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伦敦时间半夜时分，丘吉尔和他的一群军官正在英国海军部作战室围着收音机收听罗斯福总统的演讲。据丘吉尔回忆说，当他们听到罗斯福对意大利的愤怒指控时，“一阵低沉的欢叫声”传遍了整个大厅。“对于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我不知道意大利的看法如何。但是我却知道，罗斯福是美国经验最丰富的政党政治家，他从来不惧怕做出任何决定，哪怕冒再大的政治风险。”

总统对意大利的严厉斥责抓住了听众的想象力，但是与此相比更重要的，则是罗斯福公开表明了美国援助盟国的政策。罗斯福将援助盟国和建设本国的国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告诉听众说：“我们要把我国的物质资源输送给那些抵御侵略的军队。”而与此同时，“我们要利用并加速开发这些资源，使我们美国人有足够的装备和训练来应付任何紧急事件和防御任务……我们不会放慢我们的步伐，也不会迂回曲折。种种迹象要求我们加快速度，要求我们全速前进。”他的承诺里没有任何表示放弃的否定词，也没有任何形容词修饰语。这样，向盟国提供“我国的物质资源”这个承诺就不会因此而没有力量。

“我们所有的人都听了你的讲话，”丘吉尔电告罗斯福，“我们都为你那气势恢宏的宣言而欢欣鼓舞。你宣称，美国要用本国的物质资源援助盟国进行反侵略的斗争。在这个黑暗但还没有绝望的时刻，你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了强有力的鼓舞。”虽然就现代战争对物资的需求而言，美国能提供的援助十分有限。但是从战略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这些援助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总统在夏洛特维尔做出的承诺使英国达到了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分享美国巨大的工业潜力。

军事史学家们认为，总统做出这样的承诺反映了他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一种全体美军将领甚至包括马歇尔将军都不曾拥有的信念”。总统相信，美国工业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盟国供应军火而不会“严重影响”本国重整军备的计划。他心里明白，让工厂从民用生产转化为军工生产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他知道，要教会那些既没有经验又没有技术的工人去生产坦克和飞机是一件多么复杂的工作；他承认，成千上万的人将背井离乡去从事军工生产，但是他相信，美国工业终有一日会取得成功。

总统当晚回到了白宫，“在夏洛特维尔发表的讲话使他感到浑身充满了活力，”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勒这样写道，“他破例地说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也是每个人心里都知道的话；他可以坦率地讲话了，而且他也这样做了。”这是一种解脱的感觉。这也是小罗斯福的“假日”，他把两个同班同学带回了白宫。半夜时分，当埃莉诺正准备乘上开往纽约的夜班火车时，她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和哈里·霍普金斯激烈地争论世界经济问题，“虽然我委婉地向他们表示，适度的睡眠对他们的健康有好处，但是当我离开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媒体很快就辨别出了罗斯福讲话的重要意义。“这是战斗的宣言，”《时代》周刊报道说，“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的任何一次讲话都没有如此充满力量，没有如此坚定决心。”《时代》周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总统发表了这次讲话后，“美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美国中立的神话终于结束了……在援助盟国问题上动摇不定的讲话也结束了。余下来的事情就是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纽约邮报》几乎以相同的方式评论，罗斯福“顺时代之潮流，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宣言……从此，这个世界上最有生产潜力的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开发自己的生产潜力”。

但是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而世界上最有生产潜力的国家”对于挽救法国还是毫无办法。6月14日黎明，德国军队攻占巴黎。巴黎人被德国人的高音喇叭惊醒了，他们听到德国人警告说，针对德军进行任何示威或者敌视活动的人都要被处死。每个街道拐角处都张贴了告示：所有的电台现在都被德军控制了，所有的报纸都被查封了，所有的银行都被关闭了。

街道上到处是三五成群的法国人，他们看着成千上万的纳粹士兵迈着鹅步走向凯旋门。女人们在抽泣，她们不住地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男人们表情肃穆。在拿破仑的陵园里，德国士兵在有条不紊地搜索着战旗，他们要清除每一面德国旗帜，因为每一面旗帜都象征着德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失利。德国士兵潮水般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行进，他们从无名战士墓经过杜伊勒里花园，再经过卢浮宫到达市政府大厦，他们把市政府大厦当作德军总部。当德国国歌响彻每个角落的时候，著名的美国医院院长、布利特大使的好朋友蒂埃里·戴·马特医生用皮下注射器在自己的手臂上注射了致命剂量的士宁。他认为，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让他无法忍受。

当耀武扬威的游行结束后，洋洋得意的纳粹士兵纷纷到凯旋门、无名战士墓和杜伊勒里花园相互摄影留念。一群士兵竞相追逐着爬上埃菲尔铁塔顶端，他们扯下飘扬在塔顶旗杆上的法国国旗，换上了纳粹德国的卐字旗。晚上9点钟，巴黎实行了宵禁。街上除了纳粹巡逻兵走在卵石地面上的脚步声外，整个巴黎死一般地沉寂。

一星期后，希特勒制定了停战条款。在贡比涅附近的一片树林里有一处空地，地上停着一节火车车厢。1918年，德国人就是在这一节车厢里向盟军投降的。现在，在同一节车厢里，因战败而遭到羞辱的法国同纳粹德国缔结了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结束后，希特勒命令把这一节具有历史意义的车厢和纪念昔日法国胜利的纪念碑运回柏林。然后，为了使人们把德国昔日的失败从记忆中抹去，他企图销毁所有物证。于是，他命令摧毁车厢的基座和标明这个地点的纪念碑。现在法国投降了，希特勒成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卢森堡、比利时、丹麦、荷兰、挪威和法国的主人。

法国沦陷后，美国人对盟国胜利的期望急剧下降。到了6月底，只有1/3的美国人相信，英国会赢得这场战争。虽然大部分人仍然支持向盟国提供援助，但是支持率在下降。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上将现在完全相信自己一直都是正确的。在法国投降5天以后，他们敦促总统立刻停止对英国的所有援助，并把大部分舰队从太平洋调到大西洋。总统断然拒绝了这两条建议。他命令继续对英国实行援助，太平洋舰队继续驻守在珍珠港。这个命令被看作“他在战前最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之一”。舰队的部署对丘吉尔至关重要，他私下曾对罗斯福说，他希望罗斯福“在太平洋地区让日本这条狗保持安静”。

罗斯福不顾军方反对，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春天支持了丘吉尔。他把信心寄托在美国人民的身上。虽然随着国外的消息不断传来，他看到人们对盟国的支持率在不断波动，但是他仍然能意识到，在公众的情绪中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虽然孤立主义仍然有强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懂得，他们有不可逃避的义务，他们要在世界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在当时，他们能做到的只不过如此；他们援助盟国的主要目标就是不让战火烧到美国。但是目前，这正是罗斯福所需要的，或者说是他求之不得的。

陆军部里的公开斗争接连不断。罗斯福经过几个星期的犹豫不定，终于在6月20日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解除了陆军部部长伍德林的职务，并宣布对内阁进行彻底重组。“如果总统一定要除掉某人，”作家约翰·巩特尔写道，“他通常的做法是先故意挑起一场争执，然后才痛下决心。这样，他就可以把人激怒，然后说自己没有责任。”而在这件事情上，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无事生非，因为伍德林不同意总统向英国输送军火的要求。

伍德林的离任是助理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数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情。约翰逊是罗斯福忠实的盟友，而且罗斯福多年来一直承诺让他做陆军部部长。现在，总统理所当然地要兑现自己的诺言，让他坐上第一把交椅了。但是，连约翰逊自己也不知道，总统心里却酝酿着一个辉煌的计划，而把这个助理部长排除在外。

这个计划要求对陆军部和海军部同时进行重组，成立一个联合内阁。至于陆军部部长这个职位，罗斯福选择了共和党保守派人士、东部势力集团的创始人亨利·史汀生。他现年73岁，灰白的头发覆着宽阔的额头。自从威廉·麦金莱任总统以来，史汀生在历任总统的手下身兼要职。他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的陆军部部长，是赫伯特·胡佛总统的国务卿。他毕业于安多夫的菲利普斯学院、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史汀生与美国政界和社会上层的联系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密切。他的政治信仰非常奇特，既有保守主义也有自由主义。他能力出众，人称优秀经理，能调动周围所有的人，使他们发挥最大的潜力。“即使我非常希望总统任命我为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也必须承认……史汀生是最好的人选。”

至于海军部部长，总统选择了弗兰克·诺克斯上校。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出版商，1936年曾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的竞选伙伴。诺克斯与史汀生的经历不同，他从一名杂货店店员到一名体操教练，从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到一个出版商，是经过不断地艰苦奋斗才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的。诺克斯当时67岁，是一个富有特点的人物。他长着一张单纯而和蔼可亲的脸，一头微红的头发。诺克斯至今仍然怀念和泰迪·罗斯福勇猛的骑兵们一道冲上圣胡安山。在国内问题上，诺克斯和史汀生同样保守，他讲话有极大的号召力，对新政不遗余力地进行批评。历史学家布鲁司·卡顿评论说，综合起来看，这次内阁任命进一步说明，“新政派和大资本家之间休战了……或多或少地让人相信，战备工作不纯粹是新政派的事情。”

但是，史汀生和诺克斯对国内问题的态度对于总统来说还是次要的。总统更重视的是，这两人都是狂热的干涉主义者。他们都愿意立场坚定地反对本党内部的孤立主义倾向。他们再三表明个人立场：必须消灭纳粹主义及其狐朋狗友，支持不惜血本地对盟国进行军事援助。他们积极投身于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事业中，这一切使他们成为内阁的理想人选。虽然一些共和党人对罗斯福在共和党大会前夕的“欺骗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把史汀生和诺克斯从共和党内除名，但是这次内阁人事变动还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在国外，这些任命突出说明了美国国内安定团结，”《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社论称，“在国内，给内阁注入新鲜血液有助于加速战备进程。”

公众对这次意想不到的任命反应积极，这使总统备受鼓舞。他决定在6月21日回到海德公园去度周末。自5月初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能在儿时的家园享受乐趣。同行的有米西和霍普金斯，还有成群结队的记者。星期五半夜时分，总统从位于第十四街的雕刻和印刷局下面的铁路岔线上登上了他的专列。

虽然到海德公园只有不到10小时的路程，但是此行牵涉到的人却有成千上万。因为在总统出发之前6个小时，所有的列车都要绕道行驶，以便使铁路工人可以检查每一码的铁轨，以防有断裂的铁轨或扳道。在邻近铁路的地方，所有停放的车厢都被清理，以防它们成为谋反者的藏身地点。安全特工在食品和饮料装上餐车时进行了检查。在总统的私人车厢前面的普尔曼式卧车里，为工作人员装上了打字机和蜡纸油印机。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活动从未中断，记者们聚集在休息车厢里一直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但是总统的隔间挂着窗帘，一切显得非常平静。罗斯福已沉沉进入了梦乡。

同一个周末，希特勒决定以一次巴黎之行来庆贺他对法战争的胜利。巴黎是他早年学美术的时候就心驰神往的城市，而这一次巴黎之行是他平生第一次访问这个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他对自己朝思暮想的巴黎了如指掌，这使他相信，单凭对建筑物和纪念物的了解他就能找到任何一条路。在包括阿尔伯特·斯皮尔在内的一帮建筑师和摄影师的陪同下，希特勒在黎明前赶到了布尔热，然后驱车直奔他最喜爱的建筑——巴黎歌剧院。一个满头白发的法国侍从领着希特勒一行穿过富丽的门厅，走上了巨大的雕饰楼梯。当他们走到帷幕前的舞台时，希特勒神情迷惘，他对法国侍从说，在他的想象中右边应该有一个画廊。侍从证实了他的记忆，画廊在最近一次改建中被拆除了。“你瞧，怎么样，我对我走的路了如指掌。”希特勒得意洋洋地对他的随员说。

出了歌剧院，希特勒驱车沿着香榭丽舍大街驶过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和拿破仑陵园。在陵园里，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拿破仑的儿子的遗骸安置在维也纳。他就命令将他的遗骸运回巴黎，并安葬在他父亲的旁边。不一会儿，他的情绪突变。他命令毁掉两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物：一座是殖民军将领查尔斯·蒙金将军的雕像，另一座是英国护士伊迪丝·卡维尔的纪念碑。前者的雕像旁还有一组由四个黑人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后者是一位深得人心的女英雄。1915年，她因帮助200多名盟军士兵从德军占领的比利时的一家红十字医院逃脱而被处死。

3个小时的行程结束后，希特勒激动不已，他对斯皮尔说：“我平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能看看巴黎。实现了这个梦想，我有说不出的幸福。”那天晚上，希特勒命令斯皮尔立刻恢复对柏林的建筑改造。不管巴黎有多么美丽，柏林最终都要被建造得比它更加美丽。“过去，我经常考虑，我是否有必要毁掉巴黎，”他向斯皮尔口出肺腑之言，“但是，当我们对柏林的改造完工以后，巴黎只能成为一个影子。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毁掉它呢？”

星期六早上，当总统的专列驶进海兰德火车站的时候，海德公园里“风和日丽，清爽宜人”。离开火车站，总统轻松惬意地坐车穿过乡间公路，来到斯普林伍德。总统那拥有35间房的庄园就坐落在哈得孙河边。每当罗斯福需要休养和安静的时候，他就常常回到这里。在这里，他总是可以尽情放松，而不必顾忌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

总统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58个春秋。这一天，正如他一生中的许多日子一样，他的母亲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在门口等候着儿子归来。多年来，老太太虽然腰部变得富态了，但85岁高龄的她风韵犹存。她高高的额头，浓密的白发，鼻梁上架着长柄金丝眼镜。她穿着精致，衣着黑白相间，这是她百穿不厌的两种颜色。她仪态雍容华贵，举手投足超然不俗。但是她的眼神里含着暖意，她的微笑与儿子惊人地相似，因此在电影院里，观众一看见她的脸就不由自主地热烈鼓掌。

当总统在门口和母亲亲吻的时候，记者们回忆起了一年前发生的一幕。当时，英王乔治四世和王后伊丽莎白御驾访问海德公园的时候，萨拉·罗斯福就是在这里迎接他们的。“今天的天气同去年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周末非常相似，”一个记者评论说，“哈得孙河对面的群山在北面的卡斯基尔山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清晰，但是当时那种太平盛世的景象如今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据说，在国王和王后莅临海德公园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哈得孙河上的几个邻居问萨拉是否要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当然不会，”她以她那最刻板的方式回答说，“他们来我这里，又不是来看一座重新装修过的房子，他们要看的是我的房子。”

国王和王后来访的那一天，萨拉同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一起在图书室恭候他们。富兰克林为皇室贵宾准备了一托盘的鸡尾酒，这使老太太大为不悦。多年来，在这座大房子里以酒待客这个问题一直是母子争执的焦点——他们的争执非常激烈，富兰克林就绕开母亲，把鸡尾酒会移到了楼梯下面的衣帽间里秘密进行。记者玛莎·盖尔洪回忆说，这样的秘密给他们的聚会增添了一分玩世不恭的气氛。她说，“尖声大笑”时常从衣帽间里爆发出来，“好像我们是一帮坏孩子，半夜里偷偷在寝室里饮酒作乐”。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比他的母亲还要固执。他坚决主张酒要随时备好，让人随意饮用。当国王来到图书室的时候，富兰克林眼中闪着亮光对国王致意：“我母亲不赞同喝鸡尾酒，她认为您应该喝茶。”国王略加思索，然后说：“我母亲也不赞同。”于是，总统和国王心领神会地相互举杯致意，开始喝起了马丁尼。

有时候，萨拉会感到体力衰弱，也会因肚子疼痛而受尽煎熬，或者是不堪忍受暑热。每当此时，她就会告诉儿子：“也许我活在世上的时间太长了，但是每当我想起你或者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我就一刻也不想离开你。”5月16日，当富兰克林在国会的演说结束后，萨拉立刻写信告诉他，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我意识到，你是有责任心的，你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你乐于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你能处乱不惊，镇定自若，我为你感到自豪。”

他们母子之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纽带。埃莉诺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影响他们之间的深厚诚挚的情感。”

在今年6月的这个周末，总统除了休息和放松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安排。早上他起得很晚；吃午饭时，他比平时在餐桌上逗留的时间长；下午，他乘着车子悠闲地穿过他的庄园和周围的乡野。总统正需要这种缓慢的节奏来恢复精力，重新调整自己的精神。罗斯福这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时常让他的随员感到迷惑不解：即使在局势最黑暗的时刻，只要一回到海德公园，他就能摆脱总统职位压在他肩上的重担，并且在几天后就能体力充沛，信心倍增。

“我的整个身心都回到了哈得孙，”罗斯福总喜欢这样说。他喜欢的不只是那宁静而平缓的流水，那装有楔形护墙板的舒适房子，还有他在孩提时代所享受的无限的爱。罗斯福在家里是个独生子，年轻的母亲和年长的父亲对他倍加宠爱。他在一个充满了慈爱与尊重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在这里，有公正而慈爱的家教，有充分的表现自我的空间。父母对他倾注了全身心的爱，这种感觉使他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友爱，充满了快乐。

萨拉·德拉诺26岁时生下了罗斯福。从当时的照片看，她是一个美丽而自信的女人，亮泽的头发向上盘起，高高的颧骨，颀长的颈，棕色的大眼睛。她童年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阿尔高那克度过。这是一个有40间房子的乡村庄园，坐落在纽约州纽堡附近哈得孙河那高高的河岸上。在那里，她有专制但又慈爱的父亲沃伦·德拉诺二世。在父亲的精心护育下，她过着优雅而闲适的生活。她有家庭教师，上舞蹈课，还可以到东方去旅行。夏季，她在乡下度过，在河上划船，在林间骑马，在岸上野餐。冬天，她有时在曼哈顿参与社交活动，有时回到阿尔高那克过户外生活，要么在野地上滑雪，要么在池塘里滑冰。就是这种宁静的生活，使萨拉对自己传给儿子的特权和房产有着深刻的感受。

多年后，萨拉才意识到，父母有意不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所有的悲伤、忧愁以及让他们担惊受怕的消息”。萨拉自豪地回忆说，德拉诺夫妇非常注重表面上的安宁，谁也不许埋怨，谁也不许哭泣，即使出现了天大的事。4岁时，萨拉摔倒在柜子的尖角上，深深的伤口被针线牢牢地缝紧。萨拉从来没有畏缩，也没有哭喊，这种表现颇受父亲的赞赏。但是，正如她的重孙小约翰·伯蒂格后来说的那样，萨拉在炫耀自己童年时代的这种勇气的同时却没能意识到“抑制痛苦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行为”。结婚后，她极力用自己的父亲保护她的那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儿子。“在富兰克林的一生中，”小伯蒂格说，“如果说他对深沉而真挚的感情麻木不仁，甚至感到不适的话，那么，部分是因为他仍然生活在儿时的阴影里。在他童年时，由于父母故意袒护，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丑恶、嫉妒和利益冲突。”

富兰克林的父亲，人称“詹姆斯先生”，结婚的时候年纪已经是萨拉的两倍。他身材细高，留着羊排络腮胡。他也是在富贵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与德拉诺夫妇一样，罗斯福夫妇也基本上把自己视为乡绅。他们的习惯、爱好以及户外活动都具有典型英国乡绅的特点。詹姆斯出生于霍普峰。这块地产也位于哈得孙河边，在阿尔高那克上游20英里的地方。罗斯福家族的财富主要来源于他们多年前经营干货、房产以及贸易，尤其是西印度群岛的蔗糖。詹姆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年轻的时候，他就对煤炭和铁路很感兴趣，但是最使他感到满意的还是他的乡间生活，打猎，钓鱼，骑马。25岁时，他和一个远房表妹丽贝卡·豪兰德结婚。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詹姆斯·罗斯福，人称“罗西”。根据各种说法来看，这都是一场平静和睦的婚姻。他们在一起生活了近25年，直到丽贝卡死于心脏病。

4年后，詹姆斯先生在他的四堂弟西奥多·罗斯福家里举行的一个小型宴会上，经人介绍和萨拉相识。两人一见钟情，立刻明白对方是自己的意中人；他们谈了10个星期的恋爱。1880年10月7日，当秋天的太阳正要落山的时候，詹姆斯把他的新娘接到了斯普林伍德。20年前，他在霍普峰的房子被大火夷为平地。之后，他在海德公园买下了这处布局零乱的房舍。

1882年1月30日，斯普林伍德的草坪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在上面一间正对草坪的卧室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降生了。这次分娩非常困难，以至于医生建议萨拉不要再生孩子。由于萨拉没有能力再生儿育女，她就集中精力抚育健康而英俊的儿子，为他设计生活。

“富兰克林的生活无时无刻不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罗斯福的传记作者杰弗里·沃德写道，“他的母亲监管一切，和他形影不离……她对儿子的爱虽然是一种慈爱的、甚至是宠爱的专制，但归根结底是一种专制。”孩子天性渴望有自己的隐私，但是这一点被妈妈看作故意的逃避。有一次，当富兰克林还只有5岁的时候，妈妈注意到他似乎有些忧郁。当她问他为什么不高兴时，他起初没有理会她，因此她就追问他。“然后，”萨拉回忆说，“他就做了一个奇特的姿势，既是哀求又是表示不耐烦地把手握在胸前，叫道：‘噢，给我自由吧！’”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萨拉开始怀疑，也许自己对儿子的生活管得太严了。萨拉说，于是，她就做了一个小实验：她对儿子放任自流了一整天，让他自由地游荡而不加任何束缚，而他却“自愿地、满意地回到了旧有的习惯上”。

童年时代，这个孩子的一切似乎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感觉到自己是父母生活的中心。在他年幼的时候，詹姆斯先生每天都花数小时和他在一起，教他如何划船，如何驾驶帆船，怎样滑冰，怎样乘雪橇。不管父母是乘车去走亲访友，还是到河边散步，还是到欧洲去度假，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富兰克林都要跟着。由于从小就生活在成人的世界里，这孩子很早就学会了同成人相处，他表现得从容不迫，泰然自若，举止得体，备受赞誉。亲朋好友一致称颂他是个“好孩子”，适应能力强，没有怨言，是那么的“聪明，可爱，幸福”。

但是，他与同龄的孩子们相处却很难轻松自如。富兰克林童年时代的朋友大多也居住在河边，他们在安排好的时间里被送到他的家里，然后再送回去。有些小伙伴的父母在他父亲的庄园工作，他只能同这些孩子建立起一种近乎天真率直的关系。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们每个人也明白，他们最终都要受制于小罗斯福的。

富兰克林从小就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甚至不需要别人指点就能对父母的意愿心领神会。“我从来没有想过，”萨拉写道，“自己有必要提醒他对危险的事情保持警觉……富兰克林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孩子，我对他从来都很放心，我从不相信他会去干超出他本人能力的事情。”母亲的信任使孩子建立了自信。父母对他的期望很高，而他很少让他们感到失望。“我们从来都不是为了严格才严格。富兰克林好像天生就不需要那样的教育，这使我们暗地里为他感到自豪。”

但是早早就学会顺应父母的意愿有一个不良的后果。他们对儿子悉心照料，向他倾注了全部的爱，但是他们不是真正地爱孩子本身，而是欣赏他的言谈举止，他的行为表现以及良好品性。这个早熟的孩子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实际上性情忧郁，脾气暴躁，举止粗鲁，嫉妒胆怯。他不知道，如果自己把真实的自我暴露出来，后果会怎么样。我的父母还会像从前一样爱我吗？这个孩子害怕暴露弱点的心理一直延续到成年。这就说明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什么终生守护着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就好像这些弱点和不足是自己的伤疤一样。这就使得他很难向任何一个人吐露他的真实情感。

当孩子走出家门后，他的世界变大了，他的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当他每天陪着父亲巡视他们的庄园的时候，当他同父亲一道在海德公园这个小村子里漫步的时候，当他同父亲并排坐在圣詹姆斯教堂做礼拜的时候，这孩子就不禁把父亲受到的敬重记在心里，把罗斯福一家受到的礼遇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和母亲一起乘车向穷人和病人送衣送食的时候，他也马上意识到，他们家有自己用不完的东西，可以把这些多余的东西施舍给他人。这些早期的观察使他逐步培养了一种自信，罗斯福家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光荣传统的继承者。

富兰克林8岁时，他父亲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这病痛使他在一生的最后10年里基本成了一个废人。他不能打网球，不能骑马，甚至连素来喜爱的林间散步也无法享受。在富兰克林的一生中，父亲的心脏病对他的性格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不是其他任何事件可与之相比的。从那以后，他就努力要成为“一个好孩子”。这成了他的一种潜在的愿望，他以此来取悦父母。他担心，如果自己不表现出聪明幸福的样子，父亲那颗已经受伤的心就会进一步受到伤害，这就加剧了他取悦父母的愿望。据说，有一次一根铁棒落在了他的头上，他的头部受了可怕的重伤，额头上留下了一个难看的伤口。富兰克林不想让父亲担忧，就找了一顶帽子把伤口遮了起来，并且叮嘱其他人不要让他父亲知道。

在这以后的岁月里，罗斯福养成了一种取悦于人的心态。他非常善于取悦他人，几乎遇见谁都能赢得谁的心。“凭他与人见面时表现出的那种热情，”塞姆·罗森曼写道，“他能使一个偶然造访的客人相信，他的来访是罗斯福一天里最重要的安排，而且他一整天都在期盼着这一刻的到来。一个人只有真正地热爱人类，才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有时候，他就好像有一对无形的触角，使他能够感知同胞的心事和感情，从而使他能够精心调整自己，做出恰当的反应以迎合他们的需求。

但是，总统这种取悦于人的心态在白宫却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他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态度，常常把人搞得不知所措。他想让每一个来访者都感到轻松自如，于是就养成了一个附和点头的习惯。这样，客人临走的时候往往会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支持。“从长远来看，”新政顾问雷蒙德·莫利说，“说话动听而含混其词会给人造成误解，也许这远比坦率直言更容易使人失去朋友。”

詹姆斯先生的病情使萨拉和自己的独生子之间的感情更加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所以当富兰克林要到格罗顿的寄宿学校去读书的时候，她不忍和他分离。她让富兰克林在家里多留了两年，直到他长到14岁才肯放行。富兰克林去上学的前一天，萨拉和他在一起待了许久许久。“我们为他洗了衣服，”她在日记中写道，“他到河里去游了泳。我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心情十分沉重。”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萨拉每次经过他那空空的卧室时都以泪洗面。

因为富兰克林上学比大多数同班同学都晚两年，因此他不能和其他的孩子合群。“有些东西他们都懂，而他却一无所知，”埃莉诺后来说，“他感到受了冷落。”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需要互谅互让，而富兰克林却没有这种习惯，因此他在同学们中间不讨人喜欢。他那刻意表现出来的吸引力可以打动父母的朋友，也可以使格罗顿学校的老师们感到欣慰。但是，这种性情在跟他同龄的孩子们看来似乎只是矫揉造作。“他们不喜欢他，”埃莉诺曾经说，“只是由于他智力不凡，他们才对他有几分认同。但是他始终没有融入他们的小圈子。”由于自己不受人欢迎，富兰克林心生怨恨，而同时他又渴望像以往那样干什么事情都要唱主角，因此他有时便采取嘲讽挖苦的态度，无情地嘲弄他的同学。这样一来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

但是，虽然后来富兰克林在埃莉诺面前承认，他在格罗顿学校的情况“糟糕透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向母亲坦言过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相反，他混淆了现实同自己的愿望之间的分界线。他在信中永远表现得非常愉快，使母亲相信他在格罗顿的学业是一个巨大成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萨拉写道，“他突然能与人和睦相处，喜欢与人交往，可以无拘无束地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在哈佛大学，富兰克林在一次无记名投票时被排除在唯一的一个陶瓷俱乐部之外。他又一次陷入了遭人排斥的境地。但是，哈佛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他的注意力——赛艇队，初次社交舞会，玉米粉糊俱乐部，苍蝇俱乐部，学生报纸——所以这次失意对他并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而且，富兰克林在《克里姆森报》上获得了成功，他首先做主任编辑，后来成了总编。这次经历使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想唱主角，就必须创造一种条件，使自己成为某种工作的最佳人选。

在富兰克林大学一年级的那年秋天，他的父亲去世了。冬天，由于不堪忍受海德公园的孤寂，萨拉在波士顿买了一套公寓。这样一来，她可以离富兰克林近一点。“作为一个母亲，她非常溺爱自己的孩子，”一个朋友这样说，“但是，她不允许儿子自行其是。”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富兰克林就意识到，在他对其他姑娘的恋情和母爱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现在，为了不使母亲有一种受到背弃的感觉，他甚至感到保守恋爱秘密似乎显得更重要了。他对付母亲的唯一办法就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他只是告诉她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而在内心却保留着真正重要的感情。

久而久之，富兰克林的含糊其辞就变成了一个连他自己也冲不出去的模式。“他极力要摆脱母亲的影响而走向独立，又不想伤害母亲，”沃德说，“这就在他身上培养了一种性格，为人狡猾，喜欢展示自己的性格魅力，喜爱玩弄伎俩，讳莫如深。这些方面在白宫都有很大程度的体现。”有时候，他的迂回曲折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使他显得像只是乐于为耍花招而耍花招。

年轻的富兰克林非常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当他宣布自己爱上了五堂妹埃莉诺并有意和她结婚时，萨拉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大吃一惊。虽然萨拉不止一次地看到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在一起，但她万万没想到，这种关系竟会发展成婚姻。

“我明白我对你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富兰克林向母亲宣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后，在信中对她这样说，“你知道，如果我能真正地控制自己的话，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明白自己心里是怎样想的，我知道自己很久以来一直是这样想的，而且我知道我的心永远都不会改变……你知道，亲爱的妈妈，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你我之间已经拥有的母子亲情，也永远不会影响我们未来的感情——现在唯一不同的是，你要把爱献给两个孩子，同时要接受两个孩子的爱。埃莉诺会永远成为你的女儿，你的亲女儿。”

萨拉并不会轻易地平息下来，她提醒富兰克林，20岁结婚还太早，她迫使他答应推迟一年正式宣布他和埃莉诺的关系。同时，她极力把他的兴趣向其他方面引导：首先是保证在伦敦找一份工作；在这个承诺无济于事后，她就把他带到加勒比海去旅行。但是，旅行结束后，他仍然爱着埃莉诺。萨拉孤苦伶仃。“我感到非常沮丧……这次旅行结束了，我感觉，我好像再也不能和我亲爱的孩子一起旅行了……”萨拉这样写道，“噢，这座房子是多么寂静……”凭着准确无误的直觉，埃莉诺理解萨拉的痛苦。“不要让她感到这是你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埃莉诺对富兰克林说，“将来，我们要三个人一块儿旅行……”

等待的时间结束了。在埃莉诺20岁生日那天，富兰克林在蒂法尼珠宝店选了一枚订婚戒指送给了她。几星期后，他们正式宣布订婚。人们纷纷寄来贺信。“在我所见过的姑娘中，埃莉诺是我最敬慕的一个，”富兰克林的表弟莱曼·德拉诺这样写道。“你真是太幸运了，”一个过去追求过埃莉诺的男士对富兰克林说，“你未来的妻子非常出众，世界上没有几个男人能有幸拥有这样的妻子。”但是，富兰克林和埃莉诺最珍视的却是来自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贺信，他深情地说，他愿意将侄女嫁给富兰克林。

如果富兰克林认为，通过这次婚姻他就可以摆脱母亲的控制，那他就错了，因为萨拉不会放弃，他也不可能让她退却。相反，他让她与埃莉诺争夺他的爱，在他和埃莉诺的纽约住所附近为她建造了一座房子，她掌握了家里的经济大权，和埃莉诺共同养育孩子。

富兰克林摆脱不了母亲对他的控制，久而久之，这种情况就对他的婚姻起了主要的削弱作用。但是在1940年6月，当总统面临纳粹的威胁时，他表现得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现在，当我们试图解释这种情况时，我们必须承认，母亲对他那始终不渝的爱是他一生中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罗斯福入主白宫不久以后，《妇女之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总统在面临难以置信的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大多来源于他的童年。他有一个高瞻远瞩、懂得生活艺术的母亲监护他的童年。”

诚然，总统的信心令人敬慕，而促使他如此信心十足的还有其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在心理上战胜了脊髓灰质炎，这显然加强了他天生就有的乐观主义。“我认为，”埃莉诺说，“也许他一生中最需要表现出勇气的就是面对脊髓灰质炎，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有任何怨言……就像你对待生活中的许多磨炼一样，他只是平静地接受……每个人都知道，每一次胜利都会使你比以前更加坚强。”

但是归根结底，在奠定总统信心的基础方面，没有哪个因素比早期的母爱更重要了。所以当希特勒耀武扬威地走向巴黎的时候，才会有罗斯福平静地回到海德公园这样的事。海德公园是他童年的记忆的核心，是最能自由地展示他的豪爽性格的安乐窝。

第4章　“生活在这里太压抑”

1940年春，当白宫正在对全国进行战备动员的时候，埃莉诺的情绪却越来越糟。7年以来，每天从早上6点钟起一直到半夜，她都在为社会改革事业尽职尽责地工作，作为丈夫的工作伙伴，她起着重要的作用。她相信她所从事的事业，而且也知道她的工作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尊重，而最为关键的是受到了丈夫的尊重。“总统为她的能力感到非常自豪……”弗朗西斯·帕金斯肯定地说。“他不止一次地说：‘你知道，埃莉诺确实做得很成功。她在为人民工作方面很有天赋。’在内阁会议上，他常说：‘你们知道，我妻子到处奔走……我妻子说，那个地区的人得了伤寒病……我妻子说，她上周去的那个镇里工人的工资远远低于全国复兴总署制订的最低标准。”’

但是现在，总统除了军火军事外对其他事漠不关心，因此埃莉诺有一种被疏远的感觉，她觉得与丈夫之间缺乏沟通，缺少与当前大事的联系。心灰意冷的她只是机械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一切挑战的感觉都灰飞烟灭。“她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危在旦夕，”埃莉诺的孙子科蒂斯·罗斯福评论说，“她担心她会失去一切，她的价值，她的作用。”

“生活在这里很压抑，”她向女儿安娜坦白说，“因为爸爸什么问题都要考虑。当然，他也只能这样，而且你也觉得对他有所帮助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考虑的事情好像没有多少价值，所以我宁愿离开，让那些重要的人物制订计划。我想，有一天他们会抽出时间告诉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普通百姓，他们是否需要我们做些事情。”

埃莉诺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她常想，自己是否能随红十字会到欧洲去帮助组织救济难民的工作。在她看来，这是个完美的解决办法。这样，她就可以有机会减轻人民的痛苦，帮助恢复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可以亲身到工作最繁忙的地方去，把衣物、毛毯和药品送到那些毁于战火的城市，并分发到难民营去，也可以为学校和食堂里的孩子们准备热饭，向平民传授急救知识。

埃莉诺曾经在红十字会工作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她和富兰克林在华盛顿的时候，她在联盟车站经营过一个食堂。一列列火车满载着官兵开向军营和港口，她身着熟悉的卡其制服同其他志愿者一起向他们分发咖啡、报纸、三明治、糖果和雪茄。“我非常喜欢这项工作，”她后来这样说。“我非常感兴趣。”战争把她从自己厌倦的社会工作中解脱了出来，她婚后第一次能够干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了。

事实上，1918年夏天，埃莉诺非常喜欢她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她曾经想到过要到海外去服务。许多她认识的妇女都在邻近法国前线的食堂里工作，她感觉她们的工作对战争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她在回忆录中惋惜地说，“我知道，没有人会帮助我得到批准到那里去，我没有足够的独立性可以让自己去从事那种工作。”

如今，22年过去了，她成了第一夫人，她有了一个计划。5月12日，她要陪伴丈夫乘坐美国船“波托马克”号总统游艇到波托马克河上游览。总统一行人中包括米西、司法部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及其夫人，还有埃莉诺要开展活动的目标、红十字会会长诺曼·戴维斯。此人满头白发，红脸膛，60岁左右。

对于总统来说，“波托马克”号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解脱，他既摆脱了华盛顿的热烈氛围，又避开了接连不断的电话干扰。他从童年时代起就酷爱泛舟河湖，什么都比不上坐在甲板上，头戴一顶旧的遮阳帽，垂钓于碧水之上。“波托马克”号并不是什么豪华游轮，而是由一艘海岸巡逻艇改造而成，粗糙简陋，容易随着风浪颠簸，是一艘真正的水手之船，最高速度达每小时16海里。

这天下午，碧空万里，艳阳高照，和风徐徐。但是，纵然是这良辰美景也难以驱散埃莉诺心头的烦躁。童年时代一次可怕的经历令她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她和父母一起去欧洲旅行。途中，他们乘坐的“不列颠尼卡”号同另一艘船相撞。在这次灾难中，有一个孩子断了头，还有一些乘客惨死。在“恐怖的呼叫声里”，她的父亲站在下面的救生艇上，几个人试图把两岁半的埃莉诺从船舷上抛到他怀里，但是埃莉诺发疯似的抓住这些人不放。问题最终是解决了，但是对大海的恐惧却深深地植根于她幼小的心灵里。即使到了成年，她也不能完全从这个阴影里摆脱。婚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由于知道富兰克林非常喜欢在水上航行，她就集中精力克服对水的恐惧。但是近些年来，除了像这次航行一样的特殊场合，她一般都退出，让米西取代她。

在甲板上，总统一帮人聚在一个圆形的休息室，里面备有软软的沙发、安乐椅和桌子。当总统钓鱼放松的时候，埃莉诺就在红十字会会长戴维斯身上打主意。戴维斯是一个热爱和平的理想主义者，他曾经在前两任总统手下听差，1938年又被罗斯福任命为红十字会会长。他饶有兴致地听着罗斯福夫人的提议，但是他知道，如果不同他的同事、来自田纳西州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商量一下他是不能答应的。所以，这件事就这样暂时搁置起来。“波托马克”号继续沿着河流慢悠悠地向下游荡，当天晚上10点钟回到了华盛顿的海军船坞。

第二天，戴维斯和国务卿赫尔讨论了埃莉诺的提议。1940年的春天对于美国红十字会来说是个关键时期。在短短的数月时间里，德国人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戴维斯奉行着“绝对谨慎”的政策，竭力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的传统保持中立。但是，随着德国对西欧的侵略，美国红十字会逐渐抛弃了中立的姿态。在埃莉诺提出要求的时候，红十字会正全力以赴地对遭受德国蹂躏的国家进行救援工作。如果埃莉诺现在就参加红十字会在欧洲的工作，她将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

又一次，埃莉诺被告知，事情可能会成功，但是现在，由于“希特勒胜利在望”，而且“总统的夫人被捕是重大事件”，她的要求遭到了拒绝。

两个星期后，埃莉诺再次失望。由于支持丈夫重整军备的号召，她在美国青年代表大会（AYC）的青年朋友转而起来反对她。在整个30年代，埃莉诺同美国青年代表大会的青年活动家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美国青年代表大会是一个伞式组织，它吸纳了青年基督教协会、美国和平与民主同盟以及人民阵线等组织的部分成员。虽然埃莉诺心里清楚，有一些年轻人属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成员，但是她相信，他们大多数人都像她自己一样是自由主义者，愿意投身于社会改革和共同安全的事业。可是在最近几个月里，她的信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政策急剧变化，美国青年代表大会突然从新政前的共同安全立场转而投向反对战争的孤立主义立场。但是，她仍然不愿对她的青年朋友表示失望。她相信，在她的支持下，自由派最终会取得胜利的。

1940年5月26日，美国青年代表大会在位于纽约西五十六街的麦加寺举行闭幕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埃莉诺同意在闭幕式上讲话。面对反战情绪高涨的听众，她承认，她完全知道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你们不想参与战争，”她简明地说，“我也不想参与战争。但是，战火会向我烧过来。”她说，英国已经“沉睡”了很长时间，因此对希特勒的进攻大吃一惊。她告诉与会代表，要避免与英国同样的危机，我们就要重整军备。“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你会面临自己也无法控制的突发事件。”但是，她又说，她认为防御计划不仅在于重整军备，而且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如增加和改善住房，扩大卫生保健的覆盖范围，继续进行赈济工作，直到每一个公民都有就业机会。

与会代表默默地听着，愠怒不语。在她讲话结束时，他们只礼貌地鼓掌。众议员维托·马肯托尼奥来自哈莱姆，他曾经在国会对总统的防御计划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在他发言时，与会代表全体起立热烈地鼓掌，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无论是声音还是持续的时间都远远压过了罗斯福夫人所得到的。马肯托尼奥声称，国会患了一种“战争歇斯底里症”。他指控说，总统的防御计划势必“将我们送进欧洲战场的绞肉机里”。他继续说，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保卫美元和英镑”。

“可怜的罗斯福夫人！”她在麦加寺的讲话结束之后，《纽约时报》发表的社论说。“在含辛茹苦地抚育了这一窝小鸭儿之后……她在白宫的茶话会上张开双翅保护它们，而她现在却突然发现，这群羽翼未丰的小鸭子竟然跳进了共产主义宣传的水塘里，就像飞回了自己天然的栖息地一样。她的责骂于事无补……他们拒绝重新考虑他们反对战备的决心。”

当晚，当埃莉诺回到自己的寓所后，她叫来了乔·拉什。他也在听众席中听她讲话，她想了解一下他对她的讲话有什么看法。他诚实地回答，他认为她并没有说服任何人，甚至他们那有礼貌的掌声“也只是向她宣扬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欣赏她的讲话”。通常，埃莉诺总是能够虚心接受批评，把批评当作平常事，但是今天晚上，她却郁郁寡欢。政治生活中的争争吵吵突然让她不堪忍受，她感觉身心疲惫。

在随后的日子里，失落和劳累向她袭来。她情绪无常，在短短的几小时里，她时而平静，时而恼怒，时而严肃。“说心里话，”7月中旬，担惊受怕的汤米对安娜坦白说道，“这话只有你和我知道。我认为，你母亲这些日子很不高兴……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她急需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些值得她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帮她找到任何事情。他们都害怕这其中的政治影响。我想，她现在对此很失望，而且有些懊恼。她对你父亲讲过，也对哈里·霍普金斯和诺曼·戴维斯讲过。除了为红十字会做过两次广播讲话之外，没有人请她做任何事情。她一向拼命工作，我们也比以前繁忙得多，但是……她想让自己做些有价值的工作。每当想起这些我都要发疯了，因为她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不管做什么工作，她都能出色地完成……我不愿看到她那闷闷不乐的样子，但是我自己对此也无能为力。如果她知道我给你写了这封信，她非杀了我不可。但是，我知道，只对你我才能写这样的信，只有你才会对此事秘而不宣。”

埃莉诺的忧郁情绪外界几乎一无所知。啼笑怒骂、抛头露面绝对不是她的风格。她相信，最好的办法是逃离华盛顿。“只要能使我忘却战争的乌云，”她坦白说，“不管是任何事情，这些日子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恩赐。”在5月底和6月初，她进行了一系列的旅行，在纽约停了一星期，又长途跋涉到阿巴拉契亚，然后又回到纽约。

在西弗吉尼亚的山里有一个名叫阿瑟黛尔的地方，这里有一个靠政府公地生活的小群体。这些年来，埃莉诺对这里的建设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通过此行，埃莉诺希望改善一下自己的心境。阿瑟黛尔被视为“埃莉诺的孩子”，也是新政的一个早期产物。建设阿瑟黛尔的目的是想救助那里的几百名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他们都是在矿山永久性地关闭后被困在西弗吉尼亚的司各特场的。在埃莉诺的支持下，政府筹措基金兴建了一所学校、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以及20座农舍。政府希望由此了解，半农半工式的就业方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完美地结合起来。房舍一建好，50家住户就被请了进去。他们需要做出承诺，在30年后将这些钱还给政府。

但是，这些迁来的矿工是否能够生活下去，他们是否能偿清政府的贷款，关键的问题是要在社区内建立一个成功的、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相适应的工业产业。而这项工作的难度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由于害怕政府资助的工厂会毁掉私人企业制度，国会拒绝批准给这个工厂发放专款，这就迫使这些靠政府公地生存的定居移民只能依靠他们的农场为生。但是，埃莉诺是不会认输的。几年来，她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帮助这些定居移民：这儿一项专门资助，那儿又是一个工程兴办署项目；这儿一个政府资助的托儿所，那儿又是一个工艺作坊。

但是，在这次访问期间，埃莉诺已经精疲力竭。她看到了自己接连不断的支持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些移民对她的支持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依靠心理。当他们的校车出了毛病，他们就把它送到白宫的修车厂去修理。此情此景使她认识到，这些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创造力，她感到“万念俱灰”。当她回到纽约后，她向乔·拉什承认说：“他们似乎认为，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就是向政府求助。”

在纽约，她的日子似乎愉快一些。在城市大学里，当她向济济一堂的学生们讲话时，她受到了学生们的起立鼓掌。她到纽约世界博览会去参观展览，所到之处都会遇到许多友好的人。他们向她挥手致意，向她飞吻，向她高声叫着：“上帝保佑你。”那儿仍然有闪光灯，有注目，还有人们一致的支持。但是她一回到白宫，这些全无影无踪了。正如她所写的那样，问题并不只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焦虑”，也不只是由于“我们生活在疑惧中”而产生的疲惫，而是她感到，在这个关键时刻自己与丈夫渐渐隔离。

过去，埃莉诺周游全国遍地查访曾经使总统着迷，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她每次都带回来发人深省的故事，使他高兴不已。多年来，这已成为他们都非常珍惜的习惯。埃莉诺查访回来的当天晚上，他就会把一切事情搁置在一边，两个人单独坐下来，边吃饭边畅谈。他也可以趁她记忆犹新的时候听她谈自己的感想。他们的谈话持续时间很长，两人也很放松。这成了夫妻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也是夫妻之间持续恩爱的源泉。

但是，当埃莉诺结束她的阿瑟黛尔和纽约之行回到白宫时，她却被告知，总统没有时间同她一起吃他们习以为常的晚餐。她可以到他的书房和他一道用餐，但是哈里·霍普金斯也会在场。吃晚饭的时候，她试图跟丈夫谈一谈阿瑟黛尔。但是，刚一开始，总统的心思就显然不在这个方面。谈话很快就转向了战争，霍普金斯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埃莉诺听着霍普金斯的讲话，心里明白，对于军事问题他的熟悉程度远远在她之上，虽然她无法知道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了解了这么多的军事知识。她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心里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自己和这些话题毫无牵连。

但是，在这个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晚上，埃莉诺对这样的方式可能会难以接受，富兰克林对此似乎有所觉察。于是，他将话题转回到国内问题和新政上。埃莉诺接过话题就开始倾诉她对国内形势的担忧，如近来对失业妇女发放的食品津贴的削减，对文盲扩散的最新研究，对外国人取指纹牵涉到的公民自由问题，需要扩大住房项目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以及养老金问题。

用埃莉诺自己的话说，第二天她就感到“非常内疚”。她对乔·拉什说，她不应该把总统的注意力引向国内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国际上的危机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他一直听她说到深夜，直到第二天早上还为她提出的问题担忧。

她深深地陷入了内疚和悲伤之中，她的失落感集中在哈里·霍普金斯身上。在政府里的所有人中，埃莉诺感到自己与霍普金斯关系最为密切。事实上，早在1928年，哈里在纽约的工作就很出色，她对这个年轻热情的社会工作者非常欣赏。正是因为她的首先推荐，哈里才引起了总统的注意。哈里也就开始了他那非凡的事业，成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失业救助工程的领军人。这个项目一度雇用了30％的失业者，费用达60亿美元。

从一开始，埃莉诺就像哈里一样，对失业者有一种始终不渝的信心。两个人都相信，失业者都是正派、诚实的人，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受苦的，他们完全应该得到政府的帮助。“哈里·霍普金斯和罗斯福夫人在大萧条中都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工程兴办署行政专员伊丽莎白·威肯登回忆说，“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国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一无所有，而他们从前曾经有过稳定的工作，有过强烈的自尊心。两个人的足迹遍及全国，心里惦记着穷苦人生活的一个个活生生的画面，这些画面驱使他们推动政府的赈济计划，为这些人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

正是因为霍普金斯的机智领导，工程兴办署每个月雇用200万人。该署建造了成千上万的学校、图书馆、公园、人行道以及医院。该署还资助了公共建筑物上的壁画创作，给穷人的孩子们送去热腾腾的午餐；发动作家为美国各个城市和州撰写旅游指南；资助戏剧和戏剧作家、演员和导演。正是这些项目才赢得了埃莉诺的心。埃莉诺在全国各地不知疲倦的奔波中，最常去的地方正是工程兴办署的基地，从那里她带回了前所未有的有关美国人民的民情信息。

哈罗德·伊克斯批评说，工程兴办署创造的就业并不是永久性的，从长远来看，缓解失业压力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资助私营企业把资金投入新的领域。对此，霍普金斯的回答是：“从长远来看，这等于让人民不吃不喝。而他们每天都要吃喝……”霍普金斯不断地受到报界的攻击，指责他在挥霍浪费纳税人的钱，霍普金斯反唇相讥：“如果我有什么方面应该受到批评的话，那就是在我有机会做的时候还做得不够。”

埃莉诺的专栏称作“我的日子”。1938年，她在自己的专栏里写道，我感觉霍普金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之一。他干工作是因为他自己深信，他的工作有意义，他自己必须去做。我想，不管他干什么样的工作，他都会抱着这种态度去做的。”一个亲戚曾经说，如果埃莉诺喜爱某个人的话，她会一改她那吹毛求疵的态度，而当她面对现实时，她又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但是，在此之前，她会全身心地去爱这个人。当哈里的妻子芭芭拉因患癌症而奄奄一息的时候，埃莉诺去探望了她。哈里自己在医院里一住就是数月，这时，她也去了。当哈里6岁的女儿戴安娜需要安慰和关心时，埃莉诺就把她带回白宫去生活，并把她安置在三楼的一个靠近阁楼的卧室里。她还许诺说，如果这孩子的父亲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愿意做她的监护人。

埃莉诺和霍普金斯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招来一些闲言碎语。“在白宫，”白宫侍女莉莲·帕克斯回忆说，“有一些有关埃莉诺的闲话，说她爱上了瘦骨嶙峋的哈里。”据埃利奥特·詹威说，在记者圈里这种闲话更加刻薄，“在霍普金斯发现丘吉尔并成为他家的巴儿狗之前，他竭尽所能地巴结罗斯福。在我们的扑克牌牌友中有一个笑话，说他甚至利用埃莉诺完成了这项使命。”

不管这些闲话真实与否，但是有一点却毫无疑问：哈里和埃莉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建立在两个人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的。他们两个都致力于帮助穷人和失业者，两个人都相信新政有恢复经济的力量。

“说来也很奇怪，”埃莉诺后来告诉她儿子埃利奥特说，“在德国发动侵略的第一天晚上，当我从纽约回来时，我有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我担心，战争会阻碍我们在国内事业中已经取得的所有进步。但是，当我看到哈里回到白宫时，我感觉好一些了。因为我知道，他对军事问题从来不感兴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和我站在一起的。”

埃莉诺说霍普金斯对军事问题不感兴趣这话倒是真的。由于瞎了一只眼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军队抛弃。他在步兵训练中从未放过一发子弹，从未挥舞过刺刀。他唯一的战争经历是在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的红十字会从事过福利工作。而且，罗伯特·舍伍德说：“他的新政和平主义使他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孤立主义。”1939年8月31日，在战争爆发前一天，霍普金斯就说：“战争的消息让人寝食不安，但是我希望，并且祈祷，战争不会发生。整个人类文明似乎就要在我们的眼皮下化为灰烬了。”

但是现在，在埃莉诺看来，哈里的兴趣和注意力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外交事务专家，好像疾病和失业问题对于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他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完全转向了国外问题，这让她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这等于向埃莉诺表明，哈里同自己丈夫的关系一直比同她的关系更密切，他从来没有像她那样看重他们之间的友谊。

据帕金斯回忆说，事实上，哈里·霍普金斯此时此刻同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几乎完全得到了他的友谊”——但是他没有真正得到，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得到过总统的友谊。霍普金斯住在白宫最好的客房里。这套宽敞的房子曾经是林肯的书房，位于二楼的西南角，包括一个宽大的卧室、一个小客厅和一间浴室。卧室里还有一张带有四根帷柱的床。霍普金斯住在这里就可以随时和总统谈论任何事情，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疯疯癫癫的故事”。拿霍普金斯自己的话说就是“消磨消磨日子，聊聊人家的家常琐事”。

在写给埃莉诺的女儿安娜的一封信中，汤米提到了霍普金斯在白宫地位的变化。“目前哈里和米西亲密无间，”汤米写道，“他留在白宫，却完全搬到了房子的另一头。如果你的父亲不同你母亲或者其他客人一起吃饭，哈里就同他和米西一道吃。我都要给他气死了，我要掴他一个耳光方解我心头之气。因为当他得病的时候，你母亲诚心诚意地去探望他，并答应说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就收下他的女儿戴安娜。依我看，他要是还有一点儿良知的话，他就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和你母亲在一起。”

在这段时间里，弗朗西斯·帕金斯注意到，埃莉诺好像比平时更远离白宫了。帕金斯回忆说，她总是要到什么地方去。“这已经招来了一些怨言，如‘罗斯福夫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为什么不留在家里？她为什么不照顾总统？’”帕金斯曾经去看望埃莉诺并对她说：“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多在白宫停留一些时间。我是因为我们之间最真挚的友谊才说这番话的。我认为，这无论对你还是对总统都是有好处的。总统在这里非常需要你。”

埃莉诺看了看帕金斯，“她甜甜地笑了笑，眼睛斜乜了一下，又甜甜地笑了笑。她摇摇头说：‘噢，不，弗朗西斯，他不再需要我了。他有哈里……他不再需要我的建议了。他不向我要建议。哈里会把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告诉他的。’”

过去，埃莉诺可以连续工作好长时间而不知疲倦，每天晚上只需睡四五个小时。但是现在，周围的世界变得冷酷而不友好了，她时常感到疲惫不堪，早上也很迟才起床。“有一天，”汤米对安娜说，“直到上午快10点钟她还没有下楼来吃早餐，我几乎都要昏厥了。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在9点半的时候，我禁不住跑上去看出了什么问题。她只是说，她不起床了。我对她说，如果以后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请预先通知一下。”

埃莉诺并不是第一次如此心情沮丧。1933年，在丈夫发表就职演说前后的数月里，她经历了同1940年春天类似的一段情感波折和失落。自从丈夫瘫痪后，她就同他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那时候同现在一样，她所担心的就是失去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使她既能过独立的生活，也能以重要的方式提高他的声望，加强他的权力。在曼哈顿的托德亨特有一所私立学校。作为纽约州的第一夫人，她会离开奥尔巴尼，花3天时间去给托德亨特的姑娘们上文学、戏剧以及美国历史课，而同时仍然能在一周内的其余时间里到国会山去充当丈夫的耳目。

但是，当丈夫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她开始担心，她在生活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就要结束了，她也会成为白宫的一个囚犯，第一夫人那虚无的、象征性的荣华富贵只能使她成为一个奴隶。在她看来，搬进白宫去就会毁掉她与富兰克林之间的工作关系，也会结束她的个人生活。

她对此无法忍受。罗斯福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赢得胜利的前一夜，她给她的朋友南希·库克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告诉她，她就是“不能住在白宫”。这封信写得欠考虑。当南希把它拿给路易斯·豪看时，他那“苍白的脸阴沉了下来……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当他看完后，他把信撕得粉碎，并将碎片扔进了纸篓”。然后，据历史学家肯尼思·戴维斯说，他严肃地命令道：“不许你对任何人说一个字，明白吗？不管对谁。”

豪的命令得到了尊重。公众从来不知道，埃莉诺走进这个国家的首都时伴随着她的是忧郁的情绪。只有少数几个朋友知道她内心是多么麻木，她好像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支柱，失去了自我认同感。她的困惑在她的回忆录里可以找到确切的说明。她承认，就在总统就职前，她曾尝试着对丈夫说，除了在必要的场合尽女主人的职责外，她是否可以做一些真正的工作，替他整理一些邮件。“他好奇地看着我，并且说，这可不行。米西为他处理信件已有好长时间了，她会感到，我是在干扰她的工作。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这样的事是行不通的。但是，这是我为了和他保持密切关系和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

回想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埃莉诺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女人，她意志很坚强，她不会只是为了考虑丈夫的想法而去花费很长时间替他回信。但是在当时，埃莉诺把富兰克林的否定态度理解为对她个人的排斥。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直线下滑。

1933年春，在埃莉诺成为第一夫人后不久，她给朋友洛伦娜·希科克写了一封非常严肃的信。她在信中说：“现在，我对生活的热情完全消失了。如果有谁来看看我的话，我就想大哭一场……”她继续说：“有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这让我觉得自己肩上好像压着沉重的担子。我的心就像关在笼子里的松鼠，跑了一圈又一圈，怎么也无法解脱。我想跑，但是却跑不了，我鄙视我自己。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老是想自己。即使我知道自己是个傻瓜，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1933年夏天，埃莉诺的忧伤过去了。“情绪低落常常呈现间歇性，”一个心理学家这样写道，“暂时失去安定感或自我认同感会使我们感到空虚。”这样看来，埃莉诺的心情沮丧只是她在失去了纽约州的教师身份与政治活动家身份之后，在还没有确立其在白宫的新身份之前的一段心神不稳定的阶段。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在朋友路易斯·豪和洛伦娜·希科克的帮助下，埃莉诺树立起了第一夫人的崭新角色。这是闻所未闻的、也没人想象过的政治活动家式的角色。“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一个历史学家写道，“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比她在纽约州时更牢固了。她个性鲜明，意志坚定，是一个很有良知、很有道德修养的女人。”

1933年，埃莉诺虽然作为第一夫人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新形象，使她克服了这一阶段的不愉快，但是在1933年和1940年她所遭受的情感风暴是有其深刻的渊源的，可以追溯到她孩提时代的悲伤经历。

埃莉诺周期性的忧郁情绪开始于她那酗酒成性的父亲，埃利奥特·罗斯福。埃利奥特·罗斯福是老西奥多·罗斯福和玛莎·米蒂·希洛克生下的四个孩子中的老三。埃利奥特在特权环境中长大：他家在曼哈顿有一处高级的城市住宅，在长岛的牡蛎湾有一处乡间别墅，有家庭教师和私塾。在长子泰迪成为美国总统的不寻常的家庭里，埃利奥特被认为是长相最潇洒、体魄最强健、最爱社交的一个孩子，并且在许多方面，他都是最招人喜爱的孩子。但是由于一些不易理解的原因，埃利奥特在罗斯福家族里众多富有天才的孩子们之间接连不断的竞争中从来没有成功过。

14岁的时候，埃利奥特由于在学业上赶不上哥哥泰迪而心烦意乱，他开始了神秘的疾病发作。“昨天在拉丁语课上……”他从圣保罗写信给父亲说，“我感到一股热血冲上我的头，我非常痛苦，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记不起来了。”在此之前，由于学习德语有困难，他曾向父亲写过类似的一封信：“泰迪的思维非常敏捷，是个非常自信的孩子，虽然我尽了最大努力想学好，但是很困难。”

由于不能始终如一地做出努力以继续自己的学业，埃利奥特去了喜马拉雅。他一回到纽约，就开始向安娜·霍尔求爱。初入社会的安娜是个相貌出众、令人过目难忘的姑娘。有关她的故事不胜枚举。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惊羡她的美貌，他问她，在她请人画像的时候，他能否坐下来凝视她。埃莉诺的堂妹科林·鲁宾逊出神地看着身着熠熠发亮的深灰色衣服的安娜，这种景象一直伴随着她的童年。但是给安娜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她的女儿埃莉诺。在埃莉诺55岁时写的回忆录中，她评论说自己的母亲是她平生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她又说，在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就“为能够摸摸（母亲的）衣服或者衣服的饰物或者她身上任何一个部位而感到欣慰”。

埃利奥特·罗斯福和安娜·霍尔是天生的一对，绝世无双。他们到处受到邀请，安娜坠入了情网。像许多人一样，她被埃利奥特那迷人的微笑和充满魅力的性格打动了。他们结婚时，她19岁，他23岁。但是好景不长。婚姻的责任以及3个孩子埃莉诺、小埃利奥特和霍尔的出生使他渐渐地感到厌倦并达到极点，他本来是偶尔饮酒解闷的，现在喝得越来越多。

在他不喝酒的时候，他充满了慈爱和温暖，他身上有埃莉诺需要的一切。“（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是我的生活的主体，在他去世后多年，他还占据着我生命中的爱，”埃莉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她记得的最早的情景之一是身着盛装跑下楼来为父亲的各个朋友跳舞。他们都热情地为她的表演鼓掌。然后，当她跳完后，父亲把她抱起，高举到空中，这一刻无论对于父亲还是女儿都是一种胜利。“和父亲在一起，我感到无比幸福，”她回忆说，“他早上会把我带到化妆室或者在吃晚饭前更衣时，让我看着他做的一切。”

但是当他喝醉酒时一切都变了。生活的习惯已不可能保持。相互指责成了家常便饭。日复一日地，他吃晚饭迟到，许多晚上，他竟夜不归宿。他曾使家里的女仆怀孕，丑闻见诸报端。有时候，他酒醉后伤心欲绝，以自杀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完全忘记前一天向妻子和女儿许下的诺言。埃莉诺回忆说，一天下午，父亲带着她和家里的3条狗去散步。当他们走到尼克波克俱乐部的门口时，他让埃莉诺带着狗稍等片刻，他很快就回来。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又过了4个小时，埃莉诺还在门口等待，手里耐心地牵着狗。终于父亲出来了，他喝得酩酊大醉，不得不被几个人架着走路。看门人把埃莉诺送回了家。

但是比起她那冷漠、专注于自我的母亲来，埃莉诺更爱温暖慈祥的父亲。她说，和父亲在一起，她至少从不怀疑“她在他心中占第一位”。而从她能记事起，她就感到美丽的母亲对她那平淡无奇的女儿失望至极，甚至反感。由于脊椎弯曲，她不得不在几年里带着梏具矫正。埃莉诺回忆说，在她两岁的时候，她还是个“腼腆而严肃的孩子”，完全“缺乏天性的或者小孩子的快乐”。而且她知道，“一个孩子也能意识到”她的母亲试图通过教她一些良好的举止来弥补她相貌的不足，但是“她的努力只使我更敏感地意识到我的缺陷”。

也许安娜从小就把美丽和魅力看作女人最重要的资质，所以她本能地对相貌平平的女儿感到反感。虽然埃莉诺从来不承认这一点，父亲那喜怒无常的行为更可能是造成母女隔阂的原因。安娜感到整个世界的压力都在她的肩上，她没有精力来应付这个倔强而早熟的小姑娘。埃莉诺把她的父亲当作偶像。在他被送到各种各样的疗养院接受各种治疗时，她就责备她的母亲。也许安娜在摈弃埃莉诺对父亲诚挚的爱时，她同时也是在摈弃以前的自己，以前的她曾经迷恋过的这个不可靠的男人。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埃莉诺就睡在母亲的房子里。她总是听到母亲和伯母们谈论父亲的问题。“我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一切困扰有了一种奇特而含混不清的认识。父亲出问题了。”埃莉诺当时只有7岁，年幼的她无法理解28岁的母亲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使她得了周期性的头痛病。“我经常坐在她的床头，用手抚摸她的头，”埃莉诺回忆说，“这时我会感到自己有用，这也许是我所经历的最大的快乐。”

但是除了服侍母亲的这些梦幻般的时刻外，埃莉诺感到大部分时间里在她和她的小家庭之间有“一道奇怪的障碍”。她回忆说，在傍晚的时候，母亲和两个弟弟常常坐在门廊里。“小艾利仰慕她，婴儿（霍尔）坐在她的腿上……（我）仍能记得自己站在门口，嘴里常常含着手指。这种举止当然是不允许的，我能看出她的眼神，也能听出她说话时的语调：‘行了，我的老奶奶。’如果有客人在场，她就会转过身去说：‘这孩子真古怪，真顽固守旧，我们都叫她老奶奶。’这时我羞得无地自容，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感到自己和男孩之间有一段距离。”门廊里的这些下午给埃莉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30年后她在一篇虚构的文章中描述了“一个长着蓝眼睛、非常丑陋的小姑娘站在一个舒适的书房门口看着一个美丽的女人非常慈爱地把一个金发小男孩抱在自己的腿上”。

埃莉诺8岁那年，父亲大部分时间被流放在弗吉尼亚的阿丙顿。母亲和西奥多伯父把他送到那里，希望通过强迫离家使他学会控制自己。“一个孩子站在窗前……”埃莉诺在她的文章中写道，“她的父亲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她爱的人。其他人说她冷酷无情，但是对于父亲来说，她是他的一切。她默默地、慷慨地向他倾注着爱，这一点是别人无法理解的。现在他走了，她也不知道他走了多久。但是他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小姑娘，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她笑了笑。他从来不知道她为这笑付出了多大代价。”

在她8岁的生日那天，埃莉诺收到了一封来自阿丙顿的长长的、充满了慈爱的信，上面注明寄给“我亲爱的女儿”。“父亲和你分别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你，”他写道，“是因为我深深地爱着你。也许我很快就会回来，身体健康，安然无恙，那时我们就可以像过去一样在一起共度快乐的好时光。我对这儿所有的小朋友谈起你。你称自己是父亲的小‘金发’——你常常走进我的化妆室，早上给我穿衣服并吓唬我说我吃早餐会迟到。”

埃莉诺后来写道，这些信里充满了父亲对她的爱。她爱不释手，晚上上床前她就亲吻它们。但是还有其他的信，满是关于他在阿丙顿生活的情况。这些信无意中给她带来了痛苦，使她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助。在这些满是消息的信中，他经常谈起和附近的一群小孩子一起骑马的事情。“我一直向往着能够加入到他们之中，”埃莉诺后来写道，“我尤其记得一个孩子。我非常羡慕她，是因为他非常喜爱她。”

埃莉诺8岁生日一个月后，她的母亲患了致命的白喉。父亲被告知从流放地弗吉尼亚返回，但是安娜还是在他回来之前死去了。“我记得当时我站在窗子旁边，堂姐苏茜告诉我说母亲死了，”埃莉诺后来写道，“母亲的死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一个事实足以抵消任何其他事情——那就是，父亲要回来了，我很快就可以看到他。”

埃莉诺这样记道，埃利奥特终于回来了，“他伸出双臂并把她搂在怀里，不一会儿，他开始说话了，他向我解释母亲走了，她曾经是他的一切，现在他只有我和两个弟弟了，我的两个弟弟年纪尚幼，他和我不能分离。有朝一日，我会为他安一个新家，我们一块去旅行，我们会做许多事情。不知怎么的，总是他和我。我不知道我的弟弟们是否会成为我们的孩子，也不知道他是否认为他们要上学，上大学，而后走向独立。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有一种感觉——他和我亲密地在一起，我有一天会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他离开后，我独自一个人保守我们相互理解的秘密。”

在埃利奥特返回弗吉尼亚时，埃莉诺和她的弟弟们被送往祖母霍尔那里。埃莉诺承认说，从那时起，“我一直下意识地等待着他的到来。他不常来，而且回来前很少打招呼。但是只要我在家里，哪怕是在楼上隔着两段长长楼梯的我自己的卧室里，他的脚一跨入前门，我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在探望女儿的宝贵时间里，埃利奥特为女儿描绘了一幅他所期待的形象，一个勇敢、聪明、正直的小姑娘。埃莉诺后来写道，她虽然意识到自己相貌平平，而且有许多缺点，她还是竭尽全力使自己成为“他所描绘的那个相当美好的形象”。母亲死的那一年，埃莉诺4岁的弟弟艾利也患了白喉，随后死去。埃莉诺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是她极力安慰父亲。“我们必须记住，”她写道，“艾利会在天上安然无恙，妈妈在那里等待他，他们会在一起的。”

但是当埃莉诺10岁的时候，父亲的探望和书信都中断了。多年的酗酒终于酿成恶果。埃利奥特得了震颤性谵妄，他试图从窗子里跳出去，随后中风发作，于34岁时死去。“我的伯母告诉了我，”埃莉诺回忆说，“但是我就是不相信，我哭呀哭……我终于睡着了，第二天我又开始像往常一样生活在梦幻般的世界里。我的祖母不让我们小孩子参加葬礼，所以我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让自己相信父亲的死是真的。从那时起……我和他更密切了，也许比他活着的时候更密切。”

埃莉诺从父母两人可悲的生活，也从自己的婚姻中逐渐明白，诺言是可以违背的，她得到的爱是会失去的。童年时代接连不断的不幸使她到了成年也无法摆脱周期性的精神消沉。消沉就像埃莉诺的一个黑色伙伴，时刻待命，每当她稳定的生活中发生突发事件时，就会出现在她身边。

但是埃莉诺童年的不幸遭遇也使她产生了坚韧的力量。不管父亲多少次让她失望，埃莉诺心里都知道，他深深地爱着她，他把她看作他最喜爱的孩子。这种信念无论是酗酒还是死亡都无法摧毁。“是父亲让她认识了忧伤，”乔·拉什写道，“但是他也给了她理想，她一生都为这种理想而奋斗，努力使自己成为他为自己描绘的形象——高尚，勤奋，虔诚，仁爱，善良。”

“我们不需一夜成为英雄，”埃莉诺曾经写道，“只要一步一个脚印，不回避任何困难，不要为它的貌似强大而吓倒，要知道我们有信心战胜它。”因此，埃莉诺一步一个脚印，努力使自己成为父亲所期待的有成就的女儿，成为一个他引以为自豪的无所畏惧的女人。她人生道路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和焦虑，但是她从来没有退缩过。她说，“我们要记住的事情”是“你必须去做你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父母死后，这个小姑娘受到了祖母严厉的管教，埃莉诺总是把书藏在床垫下面，半夜醒来后阅读。尽管祖母有训令说她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读书，她也置之不理。她孜孜不倦地阅读狄更斯和司各特的书，这使她产生了一个浪漫的信念，不管事情有多么严峻，她总能找到出路。

她的出路终于来了。祖母把她送到了伦敦的一所寄宿学校。这家学校是由一个受神灵启示的教师苏维斯特小姐办的。从埃莉诺到达阿连斯伍德并看到这个70岁的校长含笑的眼神那一刻起，她就感到自己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摆脱了早年所有的困扰。在苏维斯特小姐身上，埃莉诺找到了她童年从未享受过的母爱，在这种爱的力量中，这个小姑娘开始成长了。她在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不管是各门功课，还是背诵诗歌，甚至是曲棍球。埃莉诺很快学会学校的一切，在她的老师和同学中，她成了最受尊重的学生。她说，她在那里的3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

回到纽约不久，埃莉诺就开始在宴会和舞会上遇到她的堂兄富兰克林。他们在两岁和4岁的时候曾经见过面，但是现在，15年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埃莉诺不同于富兰克林见过的任何其他姑娘。她庄重，聪明，不受情感影响，对为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少女举办的舞会全然不感兴趣。在她的堂妹泰蒂的女儿爱丽丝·罗斯福看来，埃莉诺对哲学和伦理学感兴趣似乎是很荒谬的。她颇带讽刺意味地说埃莉诺“总想讨论诸如满足是否胜过幸福之类的问题”，但是富兰克林却非常感兴趣。他非常喜欢和她在一起。他夏天请她到坎坡贝洛去，秋天请她到哈佛去跳舞、看橄榄球赛，春天请她到海德公园去，在那里他们在树林中骑马，黄昏时分则坐在门廊里朗诵诗歌。

当富兰克林在哈佛完成学业的时候，埃莉诺满怀幸福地来到纽约莱英街上的一个街坊文教馆。在那里她指导一班移民学生锻炼身体和跳舞。从童年时起，当父亲带她到祖父老西奥多·罗斯福开办的报童俱乐部去的时候，埃莉诺就“对这些衣衫褴褛的小孩子和父亲作的解释非常感兴趣，他们许多人没有家，他们住在简陋的小木屋里”。她在文教馆的工作对她来说充满了刺激，能够对人有所帮助使她非常高兴。

一天下午，当富兰克林在纽约的时候，埃莉诺请他去文教馆接她。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小姑娘突然病倒了，埃莉诺让富兰克林帮助把孩子送回家去。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富兰克林对那个小姑娘居住的破旧不堪的经济公寓里刺耳的声音和恶臭毫无思想准备。“我的天呀，”他对埃莉诺说，“我还不知道有人住在那样的房子里。”

埃莉诺在富兰克林面前感到多么无拘无束呀！她再也不会局促不安，她过去的消沉也荡然无存。她相信在他的眼里她是世界上最好的、最有趣的女人，她在男人面前一向表现出的那种自卑感也顿然消失。从他们初恋的几个月里她写的信看，她显示出恋爱中的无比快乐和每时每刻都和她的恋人在一起的强烈愿望。

“虽然我昨天晚上才给你写信，”她在17岁时的一个秋天写信告诉他，“但是我必须在今天早上写一行字告诉你，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你永远在我的心里……我感到如此幸福。噢！我真幸福，我是多么的爱你。”

她知道，他也深深地爱着她。“我无法告诉你过去两天对我意味着什么，”他在海德公园与她共度周末后，埃莉诺在信中写道，“但是我知道，对这两天你有同样的感受。你会明白，我多么爱你，我要永远向你证明我是值得你爱的。我以前从不知道什么叫作绝对幸福。”

埃莉诺回忆说，时间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她逐渐意识到，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她而言是最重要的。和他在一起她感到非常幸福。虽然当他请求她嫁给他的时候她只有17岁，但是她完全相信，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当他告诉我他爱我，并请求我嫁给他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知道我也爱他。”一周后，埃莉诺心里仍然充满了快乐，“我昨天晚上在想，如果一周变短，我们的生活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我的一切都变了……我多么幸福。”

富兰克林在这期间写的信没有保存下来。这些信被埃莉诺烧掉了。据乔·拉什推测，这事最有可能发生在1937年她写自传的时候。她不堪再次读他年轻时发下的始终不渝、白头到老的誓言，这令她痛苦。但是毫无疑问，他也被卷入了爱的漩涡中。“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埃莉诺接受了他的求爱后他告诉母亲，“也是最幸运的人。”

埃莉诺和富兰克林结婚后，放弃了进一步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而希望找到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幸福。很快，6个孩子就出生了（其中一个孩子在20个月大的时候夭折）。“10年间，我总是在生孩子和期待生孩子中忍受着煎熬。我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她一度表达了重返文教馆的愿望，但是她的婆母劝阻了她，理由是她会把病菌带回家使自己的孩子感染病毒。

丈夫外出工作的时候，她被迫留在家里。埃莉诺发现自己旧时的不安全感复发了。回忆起备受折磨的童年她就非常痛苦，因此在她尽母亲的职责时她并没有感到有多少乐趣。她不断地为营养、疾病和家教而担忧。她的缺乏信心使富兰克林感到吃惊。“你看，他在各个方面都无忧无虑，”埃莉诺后来说，“而他发现我总是局促不安。”

只是在她的第六个孩子于1916年降生后，在露西·梅瑟引发的危机过后，埃莉诺才真正地找到了自我。她在家庭外自由地为自己设计新的角色，她把积蓄的精力倾注于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组织，投身于废除童工、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通过保护女工立法的活动中。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她有真正的组织才能、领导才能和社会活动才能。在富兰克林瘫痪后，她的政治活动进一步扩展了。当他集中精力恢复健康的时候，他就请她出面在公众之前保持罗斯福家族的威名。“脊髓灰质炎密切了两人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安娜说，“他们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层面上找到共同的兴趣。”

在富兰克林任州长和总统期间，罗斯福夫妇相互之间情意甚笃，他们好像一个人一样亲密。正如新政经济学家里克斯福德·塔格威尔说的那样，他们的生活“因共同的事业而联系在一起”。她那令人吃惊的旅行，她的坚定信仰，她对国家生活方方面面的好奇心，从清除贫民窟到实验性蜂房，从农村电气化到乡间舞会，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源源不断的谈话和争论提供了有趣的素材。

工作上的伙伴关系使他们产生了共同的情感领地，在这里，他们被永恒的爱和尊敬联系在一起。诚然，有些时候，她会让他生气，甚至会激怒他，但是他从来没有不尊重或者是不崇敬她。她也从没有不爱他。“我不愿意让你走……”30年代，当他要到海外旅行的时候，埃莉诺在信中对他说，“虽然我们不常见面，但是我们确实相互依靠。”

懂得了他们之间这种关系的性质，就不难理解埃莉诺在40年代为什么会因为担心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破裂而痛苦不已。曾是她亲密朋友的丈夫如今变得疏远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国际问题。最喜欢听她详细述说她的旅行故事的人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听她说自己的故事。

但是，正如她在1933年战胜不幸并在国内事务中树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第一夫人形象一样，现在随着战争需求推动国家转变，她也慢慢地开始与消沉搏斗，又一次振作精神转变自己的角色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6月底，埃莉诺找到了她在战时的第一个事业，她参加了推动美国向欧洲难民儿童开放门户的运动。整个欧洲大陆在纳粹德国的控制下，英国时刻受到侵略的威胁，公众要求尽可能多地撤离欧洲儿童的呼声已经达到了高潮。

有机会从事一项对自己、对世界都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使埃莉诺感到精神倍增。她把各种救援组织和慈善机构的代表召集到她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里一起来讨论工作。这些组织包括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德国犹太儿童救援会和天主教难民委员会。难民危机似乎是埃莉诺发挥自己能力的焦点，它成功地把她的人道主义热情和她的组织才能结合了起来。显然，对她来说机不可失。

6月20日早上，在纽约的格里墨西公园饭店一个匆匆忙忙召集的会议上，一个新的伞式组织——美国关爱欧洲儿童委员会——诞生了。埃莉诺成为名誉主席。新委员会的目的是协调各个机构和美国所有资源以关爱难民儿童。该组织的首要目的是让国务院放松发放签证的限制，第二是在美国建立志愿帮助难民儿童的家庭网络。

那天晚上，在埃莉诺的公寓里，新的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几个委员急于让共和党银行家温斯洛普·阿尔德利奇担任主席。在批准任命以前，埃莉诺借故起身去给总统打了一个电话，想听听他对阿尔德利奇的看法。她打通电话的时候，罗斯福正在书房里和哈里·霍普金斯一道用餐。他对这个念头大为吃惊。“你知道，亲爱的，”他用非常夸张的口气告诉她以表明他的立场，“他将是第一个张开双臂欢迎希特勒的人。”丈夫的激烈反应使埃莉诺陷入非常微妙的处境，但是她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并回到起居室。她用一种最能消除敌意的姿态说，“让阿尔德利奇担任主席当然很好了，但是从地理方面考虑是不是选择一个来自中西部的人更好呢？”说着，她把目光转向了芝加哥慈善家、新政的忠实支持者马歇尔·菲尔德；她知道这对于他来说是个麻烦的差事，他能接受吗？虽然颇有些猝不及防，菲尔德还是同意了。一个麻烦的问题就这样避开了。

难民问题，尤其是英国儿童问题，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两天内，有几千户家庭向委员会表达他们的意向。所有这些意向都有待核实和评估，这是一项埃莉诺愿意承担的艰苦工作。“我想在委员会里男人不如女人，”埃莉诺在一封信里向女儿安娜坦白说，“他们想得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希望，我从来不会把自己想象得有多么重要，这使我感到不舒服。”

而且，埃莉诺很快就意识到，“孩子们到来后为他们找到个家”的任务与让这个国家首先接纳他们所涉及的“可怕繁琐的法律问题”相比要简单一些，这令她兴奋不已。从一开始，埃莉诺就明白，旅游签证是解决每月移民低配额的唯一方法。移民配额是20年代后期患有恐外症的国会确立的。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广播讲话中，埃莉诺要求制订行政条例，允许难民儿童作为临时访问者而不是移民进入美国。“儿童不是移民，”她说。“这些孩子的父母在战后会重新把他们接回……因此，（他们）应该被划分为临时访问者而不是移民……官方的繁文缛节一定不能用来阻止孩子们走向安全。”

因为旅游签证不受数额的限制，埃莉诺倡导的政策变通有望打开美国的大门接纳成千上万的难民，同时也为几年以后挽救无数的生命开创了宝贵的先例。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务院签证处的处长布雷金里吉·隆。隆是个南方人，他的祖上可追溯到肯塔基州的布雷金里吉家族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隆氏家族，他以此感到自豪。隆固执地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接纳难民。在一篇日记里，他猛烈地抨击了犹太人、天主教徒、纽约人、自由派人士。事实上，他反对一切与他背景不同的人。隆把大多数人接纳英国难民儿童的愿望理解为美国人的“可怕的精神错乱”。“我把它归因于久受压抑的战争情感，”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终于有机会做些事情，而不管会犯下什么错误。”

隆初次会见罗斯福是在威尔逊执政期间。当时他们都是助理部长，隆在国务院，罗斯福在海军部。隆是个成功的国际律师，他对1932年的民主党竞选基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回报，他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在那里，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体曾使他着迷，直到后来墨索里尼的国外冒险活动和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才使他醒悟过来。从大使职位上卸任后，他回到了美国。1940年1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特殊战争问题司司长，兼管签证处。

隆树立了不可动摇的信念，他认为接纳难民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德国人正在借旅游签证向海外派遣间谍和特工人员。根据隆的说法，现在每一个战败国都布满了间谍和第五纵队的活动。他的说法有一些道理。

但是，即使隆能够把安全策略推向荒谬的极端，以至于到了头脑发昏的地步，他也不能说英国的儿童是德国间谍。而且，在1940年夏天，支持美国接纳英国儿童的浪潮势不可当，席卷了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曾一度有望战胜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反难民情感。

埃莉诺抓住时机，直接向富兰克林求助。她耐心地解释为什么有必要绕开布雷金里吉直接找他的上司。她说，她日复一日地与隆争论，但好几周过去仍没有结果。总统让她放心，他说他会尽最大努力。第二天是难民支持者取得重大胜利的日子，罗斯福命令隆的上司、国务卿赫尔简化程序接纳英国儿童。第二天又颁布了一条规定，英国难民儿童“只要表示在敌对状态一结束就返回家园的意向”就可得到签证。埃莉诺非常高兴。“我想你母亲真的很喜欢她在难民委员会的工作，”汤米告诉安娜，“她看起来气色很好。当然，每当她感觉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时她总是非常高兴的。”

可是仍有一个紧迫的问题：怎样把孩子们接过来。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人不能派出多余的舰艇来护送运送难民儿童的非武装商船，而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运送是非常危险的。”在潜艇经常出没的水域使用美国商船也是不安全的。“让美国卷入战争的最可靠的方法是，”隆发表言论说，“派一艘美国军舰到英国去，并运载2000名英国儿童，然后让一枚德国鱼雷将它击沉。”罗斯福与隆一样，对于是否派遣美国战舰深感忧虑。但是救助英国儿童的压力有增无减，国会于是把事情接管过去，通过了一个《中立法案》修正案，允许在交战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派遣非武装的、没有护航的船只到英国去帮助转移英国儿童。

美国人为尚未陷于危险之中的英国儿童万分担忧，而真正急切需要帮助的却是被困于法国维希政权下的从德国逃来的犹太难民。法国停战协定的条款之一要求维希政府遣返所有德国政府指定的德国公民。正当美国船只横渡大西洋去营救英国儿童的时候，盖世太保的特务正在去法国的路上，他们要围捕每一个他们能够找到的德国籍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孩子。但是当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威廉·舒尔特试图把旅游签证的签发扩大到每一个16岁以下的欧洲儿童的时候，他的提案在到达国会之前就作废了。根据美国公众的意见，英国儿童和德国儿童的重要区别就是英国儿童大多是基督徒，而德国儿童大多是犹太人。

在整个30年代，当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离德国的时候，罗斯福在幕后策划接纳更多的人。据估计，1933年到1940年间，有近10.5万难民逃离纳粹国家到美国避难，这项记录虽然有限，但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巴勒斯坦在同一时期接纳了5.5万人。

但是得到保护的难民和那些试图逃亡的人相比不得不令人痛惜。“一艘又一艘可悲的难民船找不到向它们开放的港口，”历史学家大卫·怀曼说，“这证实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时，世界上没有欧洲犹太人的容身之所。”“圣路易斯”号的悲惨故事就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例。这艘船在1939年5月载着930名犹太人从德国出发到古巴去。当船到达哈瓦那的时候，乘客得不到登陆的许可，船被迫离开。几个星期里，船游弋在迈阿密近海，难民可以看到城市的灯光却上不了岸，谈判人员试图让美国政府提供避难所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乘客委员会发给罗斯福的电报如石沉大海。在电影《死亡之旅》中得到再现的“圣路易斯”号被迫返回欧洲。在那里许多乘客最终死于集中营。

罗斯福对犹太人的困苦并非视而不见。他和埃莉诺成长在一个反犹太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与世隔绝的世界。“犹太人真可怕，”1918年的一个晚上，埃莉诺和伯纳德·巴路奇见面后在写给婆婆的信中说，“我再也不愿听人谈论钱、珠宝或者是貂皮了。”但是政治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在罗斯福任总统期间，虽然犹太人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3％，但是他们占去了罗斯福内阁中近15％的高层职位。事实上，犹太人在罗斯福政府中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因此有些心胸狭隘的人往往把新政称作犹太政，并指控罗斯福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在遥远的过去，”罗斯福回答说，“（我的祖先）可能是犹太人，或者是天主教徒，或者是新教徒。但是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们是否是好公民，是否是上帝的信徒。我希望他们两者都是。”

但是对犹太难民的困境表示同情是一回事，而让他的政府与30年代末40年代初全国性的恐外、反犹太主义情绪作斗争却是另一回事。这一点是罗斯福不愿做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证实，虽然人们不赞同希特勒对德国犹太人的做法，但是大多数美国人显然并不愿意用切实可行的方式帮助犹太人，尤其是当这种帮助意味着允许犹太人向美国移民时。1938年，在对“你憎恶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中，有35％的调查对象提到犹太人；占第二位的是“喧嚷、卑鄙、粗鲁和吵闹的人”，比例为27％；紧接着的一类占14％，他们是“没有文化、没有教养、愚钝的人”，然后是其他类型的人。第二年，另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3％受调查的美国人相信，犹太人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种，这些差异会导致对犹太人参与商务和社会生活的限制。

6月24日，埃莉诺注意到了被困在欧洲的难民的绝望形势。她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里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宴请了她的朋友乔·拉什和欧洲地下组织的两个成员卡尔·弗兰克和约瑟夫·布汀格。布汀格是奥地利地下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而弗兰克在德国进行组织活动。问题是罗斯福夫人是否能够对德国、奥地利、西班牙和波兰的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有所帮助。所有这些人都和希特勒斗争了多年，现在处于危难关头。布汀格等人持有被困于法国以及转移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所有人员的名单。她能够提供帮助吗？

埃莉诺立刻同意尽她的最大努力提供帮助，她从桌子边起身去给丈夫打电话。但如果埃莉诺期待丈夫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公开表示支持，那她就错了。自从希特勒入侵了低地国家这几周以来，总统听到的消息一直是纳粹的各种渗透计划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据说在挪威，成千上万的纳粹分子伪装成教师、难民、记者和外交官，在侵略以前的几个月已经渗透了这个国家。然后，在真正占领之前的几星期，挪威全国到处是德国“游客”。他们在现场帮助德国军队。在荷兰，据说第五纵队在德国人成功的空降中扮演了出色的角色。他们从地面为飞机打信号，然后当空降部队着陆后就给他们提供荷兰军服和警服。

5月16日，在国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总统谴责了“使用第五纵队的欺诈行为，和平游客竟成了敌军占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10天后，在一次炉边谈话中，他用了更强烈的措辞警告说：“如今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仅是军事武器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有新的攻击方法，那就是特洛伊木马，那个背叛了对欺诈手段毫无戒备的国家的第五纵队。间谍、破坏分子和叛国者都是这个新战略的演员。我们必须强有力地对付这种手段。”

这样，当埃莉诺和其他的难民支持者在为放宽移民政策而努力的时候，罗斯福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罗斯福一心想着颠覆问题，他让国务院加紧制定限制政策以阻止纳粹分子渗透到美国。虽然认为成为希特勒主要牺牲品的犹太难民会为虎作伥而成为他反对美国的主要武器这种看法颇有些荒诞不经，但是对于外国人普遍的多疑症，加上反犹太主义，如同布下了一个大网，网住了除英国儿童之外的其他所有的人。

当埃莉诺打电话给罗斯福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在一天长时间的工作之后，他正在和霍普金斯一块儿放松。“他有些心神不宁，”拉什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说他没有尽最大的努力着实让他有些生气。罗斯福夫人不断地指出可能性，而他却不停地摆出困难。‘国会不会让他们进来的。最低配额已经满了。我们试图让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接收他们，但是没有成功……不能安置在法国的人，西班牙甚至连美国的难民都不肯接收。’罗斯福夫人打断了他，提醒他说，他说过我们可以买通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的。”通话就此不欢而散。

埃莉诺挂了电话，她表示她无法理解美国出了什么问题，一个传统的避难所却不愿接纳政治难民。但是她说她要亲自把名单送给她在国务院的朋友索姆那·魏勒斯。欧洲地下组织应该明白自己现在“朝中有人”。在她第二天交给国务院的信中，埃莉诺表示她希望“这个名单会送到在欧洲的我们的人的手里，要求他们竭尽所能保护这些难民。我不知道国会愿意做什么，但他们可能会得到许可来到这里，在我们等待立法的同时，把他们送到难民营里去。”

那天晚上埃莉诺和丈夫长时间的谈话奠定了今后几年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基调。在30年代，他们肩并肩地为追求共同事业而奋斗，而现在，她越来越发现自己扮演着鼓动者的角色，而他仍然是个政客。在许多战线上，当总统感到厌倦、不愿意别人对他施加压力的时候，她却向他施加压力。但是，正如埃莉诺的朋友特鲁德·珀特·拉什所说的那样，“她意识到在困难时期自己必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管什么，甚至她的丈夫，都不能阻挡她的努力。

在埃莉诺的委员会和其他难民组织的敦促下，国务院最终同意制订特别措施加快向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南部处于危难之中的政治、知识和其他类别的难民发放旅游签证。按照这个措施，总统的政治难民顾问委员会（PAC）要进行初步尝试，对名单进行评估，搞清楚难民寻求入境的目的和在危机结束后他们离开美国的方式。一旦这个名单经总统顾问委员会批准，海外的领事就要无条件地发放签证。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夏天。只要美国和其他国家愿意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纳粹党徒在这个紧急关头仍然愿意放他们走。放宽发放旅游签证似乎是解决问题的理想办法。“我知道这都是因为你的影响，”卡尔·弗兰克在紧急措施生效的第二天对埃莉诺说，已经“有数百人得到了旅游签证”。

“我们都知道，”感激不尽的约瑟夫·布汀格告诉埃莉诺，“当营救行动看来要失败的时候你的话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在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虽然埃莉诺对自己扮演新角色的方式和方向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她已经重新开始相信她仍然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她的工作仍然被其他人所承认。春天的消沉事实上只是伤口愈合过程的一部分，是对失去同丈夫旧有关系的一种哀伤，是更艰难但最终更有影响力的伙伴关系诞生时的阵痛。

第5章　“非常年代”

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快要结束了。自从乔治·华盛顿拒绝第三次担任总统以来，甚至没有人想过要谋求第三个任期。

整个春天，埃莉诺都极力促使富兰克林做出明确的努力培养一个继任者。“富兰克林总是笑笑说，他认为人民会自己去培养继任人的，他所能做的事情是给他们机会，看他们怎样培养继任人。我感觉他无意这样做，他主宰了周围所有的人，只要有他在场任何人都很难占据一个显赫的位置。”

弗朗西斯·帕金斯认为，罗斯福“确实想培养一个人”，让他成为自然的继承人，但是他从来没有抽出时间来。在霍普金斯的健康状况恶化前，总统确实曾经有意培养他为总统继承人。然后是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吉米·拜恩斯。罗斯福总统非常喜欢他，但又认为，他为了与一个富有的南方姑娘结婚曾经放弃天主教信仰而转向新教，这可能成为他永远洗雪不清的政治污点。在不同的时期，总统把希望寄托在不同的人身上，其中包括69岁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司法部部长罗伯特·杰克逊、联邦安全局局长保罗·迈克纳特以及大个头秃顶的邮政总局局长詹姆斯·法雷。詹姆斯·法雷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在社会生活中，他在全国各地的朋友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但是最终他谁也没有用。

“也许，”帕金斯承认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符合他的性情，所以他在自相矛盾地开展自己的工作。”因为从内心来说，“他显然喜欢做总统。这个工作使他发挥了他所有的精力和才能。当他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高兴满意。甚至当困难非常大的时候，全力以赴地工作对于他来说也是宝贵的经历，这使他感到无比愉悦。”

但是，两任的限制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传统。到1940年，罗斯福知道，如果他逆潮流而动就是自找麻烦。在冬天和早春，在政治圈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罗斯福不应该参加第三次竞选。“这是一个法治的政府，不是一个人的政府，不管他多么受人欢迎，”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兰说。“没有哪个总统应该谋求第三任，”西弗吉尼亚参议员鲁什·霍尔特坚持说，“如果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具有连续性的话，他就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历史是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是否已经耗尽了所有领导资源而到如今我们的一亿三千万人民的生存只能依靠某一个人？”

在谋求连任尚难以预料的同时，罗斯福确实真心想回到海德公园。在和参议员乔治·诺利斯的一次谈话中，他表达了他的厌倦情绪。“乔治，我每天从早到晚被拴在这把椅子上面。人们天天你来我往。他们大多数都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而其中大多数我又不能给。而且如果我能给，也不会给。你也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如果什么事情出了差错，或者是你生气了或者厌倦了，你就可以站起来走动一下，或者你可以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但是我不能，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固定在这个轮椅上面。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不能这样下去了。”

1月，罗斯福同《矿工报》签了一个合同，为该报撰写系列文章，年收入为相当于总统年薪的75000美元。“老政治家的角色对他有吸引力，”埃莉诺说。在那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满心愉悦地想着在海德公园建两幢房子。多年来，罗斯福一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地方，在那里他可以远离大房子的喧闹，静心写书，静心思考。在他地产的尽头，在一个俯视哈得孙河的小山顶，他找到了一个建造小石屋的理想地点。这个地方很简单，有一个舒适的起居室，一个小厨房，三个卧室。站在美丽的门廊里，向北可以俯视卡斯基尔山，向南可以眺望波浪般起伏的林海。“太好了，好极了，”当他和米西按照他的爱好逐渐装饰着这个地方、挂上他想看的画、选择他喜欢读的书的时候，他经常这样说。罗斯福设想，将来有一天，他甚至会整天住在这个山顶小屋。但是，他远离家园另造新家的计划让他的母亲非常伤心，他于是郑重地向她承诺，只要她还活着，他不会在那里度过一个完整的夜晚。

同时，他费尽心思计划在他的庄园里修造一座总统图书馆，用来收藏白宫的文件和自从1910年到纽约州参议院以来所有与他的社会生活有关的文件。自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开始收集物品，包括邮票、钱币、鸟类标本、印刷品和书籍。整理文件会让他产生极大的乐趣，他每次会花上数小时和他在海德公园的邻居玛格丽特·萨克雷在一起。他把她充实到他的工作人员里监管物品的运送。“1940年冬春两季，每次当他来到海德公园，”米西回忆说，“他就会带回大量的东西，包括文稿、文件、雕塑和礼物，让人送到阁楼上为图书馆收藏进行分类。”管家亨利埃塔·内斯比特证实说，整个春天“我们都在清理储藏室，将各种物品打包运送到海德公园；事实上，罗斯福夫妇在准备离开”。

但是，在法国沦陷后，有关第三任的谈话改变了。“如果处于正常年代，”参议员艾尔墨·托马斯告诉记者说，“我是不会支持罗斯福总统再次连任的。但是我认为1940年是不正常的一年。”众议员查尔斯·克雷默有类似的辩解，他说，“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在没有失控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更换司机。在美国，对于世界事务的了解没有哪个人能超过罗斯福总统，或者比他更有能力领导我们度过这段关键的时期。不管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还是第四任，都没有一个有能力的领导重要。”

“我想，我的丈夫面临痛苦的抉择，”埃莉诺几年后告诉一个采访者。“他经常谈论不能连任的理由，”但是，“他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有巨大的责任感。他感到，他也许是唯一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只有他才不仅了解未来的人民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也了解形势的方方面面。”

她坦诚地下结论说：“现在，这到底是纯粹的责任感，还是不愿意走下历史舞台……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出评判……当你处于世界事务的中心的时候，它对你有无穷的吸引力，你几乎不知道换一种方式你该怎样生活。我想，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巨大的跷跷板：在一头，厌倦感已经开始，他希望回到家里成为自己的主人；在另一头，毕生努力和奋斗的顶点产生了不可抵御的吸引力，他想亲眼目睹也想影响那个关键时期的世界事务。”

是否要参加竞选这个问题使人茫然不知所措。当总统在内心作激烈的斗争时，埃莉诺谨慎地避免打探他的意图。她想她无权向他施加压力，对他说她希望他怎样做。“这个位置负有巨大的责任，”埃莉诺解释说，“它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最终的决定必须由一个人做出，是否再次参加竞选的决定必须由总统自己做出，而不能受外界任何影响。”

埃莉诺习惯上不愿意提建议，这一点也体现在她的孩子和丈夫身上。这个习惯的根源在于她认为“人永远不知道，人永远说不清自己的建议是否正确”。在德国闪电战前夕，她曾经说过“总统可能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新的开始要求有新的领导”。她告诫说，除非“国际形势危机，使他的领导必不可少”。

埃莉诺的婚后生活一直受到她婆母的影响。婆母对一切事情都会发表自己强烈的见解，她常常傲慢地宣布她认为什么叫作“正确的道路”，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和合适的。有一次，在同萨拉和她的两个妹妹度过了漫长的一个晚上以后，埃莉诺对富兰克林说：“他们处世沉着冷静，对世上的一切人和事情都有可争辩的看法。这使我感到局促不安，我都要变成布尔什维克了。”她下决心绝不步萨拉的后尘，因此她对自己的意图总是秘而不宣。

“总统要谋求第三次连任吗？”记者们不断地问她。“我不知道，”她会坦诚地回答他们，“我没有问过他。”为了得到答案，记者们也会尝试用新的方法。当他们问她在1940年以后她会在什么地方时，她就回答说，“如果你像我一样嫁给了一个长期从政的男人并与他一起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你就会学会永远不要往前想，你会下定决心面对到来的一切。”

但是她当然要往前想。当她往前想的时候，她对她的老朋友伊莎贝拉·格林威说，她“不会把在白宫多生活4年看作一件令她高兴的事情”。她感到，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第一夫人的表面工作所占去。虽然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但是“约会、茶话会和社会义务没完没了”。事实上，在1939年一年，据她的秘书统计，她共接待了9211个茶话会客人、4729个宴会客人和323个暂住客人。繁忙的冬季对于她来说尤其艰难。她的每一天都被例行的事务占满，她要等到半夜以后才能开始处理她的邮件。她经常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能休息，而到七八点钟就要起床，开始她又一个漫长的日子。她说，如果她能做她自己的工作，“她就会把这项工作圆满完成”。

但在战乱的世界是不允许有这样的个人愿望的。“在目前，”埃莉诺在她写给格林威的信中得出结论说，“个人的好恶是无足轻重的。”

对是否要谋求第三任，罗斯福拒绝表态，这就有效地终止了政治进程。到6月，执政的民主党人开始恐慌了。6月9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主席詹姆斯·法雷认为做决定的时机到了，他驾车来到了海德公园。

不管总统怎样决定，法雷下定了决心决不放弃自己已经做出的决定：让他自己成为总统候选人。虽然他知道自己成为候选人最多也不过是个冷门，但他相信党内会有人站出来从原则上反对总统继续连任。在法雷看来，三次连任的问题即使没有打破传统的风险，让同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竞选总统也会造成不灵活的政治形势。普通人，尤其是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会对政治失去兴趣。当总统对他所选中的人做的工作满意的时候，他就不肯换掉他们；人员调整就会很少，有抱负的圈外人就很少有机会获得经验。对选举跃跃欲试的年轻人就会感到一切已经被安排好了。久而久之，热情也就减退了。法雷希望让罗斯福彻底地反对参加竞选。

在这次的海德公园之行中，法雷走过了生他养他的洛克兰县，唤起了他对父母、信奉天主教的童年以及跟随家人砌砖岁月的回忆。后来他进入了政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取得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巨大的成功”。法雷在民主党内平步青云。在1928年和1930年他先后被选为纽约州民主党委员会的秘书长和主席。在罗斯福成功组织的州长竞选中，他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罗斯福看出了法雷的个人魅力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就在1932年选择他负责总统选举，并任命他为邮政总局局长。1936年，法雷又一次筹划了罗斯福的总统竞选，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他正确地预测总统将在除两个州之外的所有的州取得胜利，他作为政治天才的声望也与日俱增。但是在过去一年中，主要是因为法雷公开反对总统第三次连任，两人的关系冷却到了最低点。当天早上，报纸竟然刊出消息称法雷要从内阁辞职去经营个人的生意。

当法雷到达总统的家时，气温是华氏95度。总统的母亲仍然扮演着慈祥的女主人的角色，她在宽敞的门廊里等候着他。她身着黑色的网眼织物，握住法雷的手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并不失时机地问他要离开罗斯福政府去领导纽约的扬基佬的消息是否可靠。

“你知道，”她边说边像她儿子一样打着手势强调她的话，“如果不是你在的话，我真不愿让富兰克林竞选第三任。我想让你一定要帮助我的孩子。”

“罗斯福夫人，您只需听其自然，”法雷回答。

但是听其自然并不是罗斯福夫人的性格，如果她的儿子要谋求第三任，那么就要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当萨拉和法雷谈话的时候，哈里·霍普金斯和米西·莱汉德走下楼来。他们走到门厅里。大厅的一边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柜，里面收藏着富兰克林童年采集的鸟类标本，另一边陈列着他年轻时候收集的19世纪早期的航海图。

总统到教堂做礼拜去了，萨拉把客人领进了宽敞的起居室里。她和儿子把这个起居室设计成一个陈列室，展示家里的1.5万本皮装书、总统的珍稀钱币和他喜爱的邮票。在这个优雅的大厅中央，在石制壁炉的两侧有两个高背椅。左边的是萨拉的，右边的是富兰克林的；埃莉诺只好另外找椅子坐。这么多年以来，萨拉仍然是这所宅院的女主人。

午饭前半小时，一只中国铜锣敲响了。上菜前5分钟又响了一次。第二次响的时候，大家停止了说笑，萨拉领着客人到了餐厅。餐厅里的餐具柜布满了雕饰，椅子上的皮座垫经过天长日久的磨损坐着已不是很舒适。

这时，埃莉诺走下楼来。她走到楼梯中间时就向法雷打招呼。她告诉他说，早间的报纸上有关他要弃政从商的消息让她“既惊又喜”，“当然，喜的是这将对你个人有好处，惊的是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没有了你这个好参谋。”

埃莉诺喜欢法雷。富兰克林像迷宫一样复杂，而这个快活的党的首领既坦率又单纯。况且，她认为她丈夫要对两人之间的裂痕负主要责任。总统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埃莉诺仍在和法雷谈话。富兰克林把众人领进了餐厅，他自己坐在桌子一端，萨拉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在餐厅里就像在起居室里一样，埃莉诺没有自己的位置。她只好随便找了一个尚可的位置坐下，在哈里·霍普金斯的旁边。“吃饭的时候，大家畅所欲言，其乐融融，”法雷回忆说，“不知怎么的，大家的话题转向了安德鲁·杰克逊，于是总统回忆起这位新奥尔良的英雄如何在离婚的合法性问题上遭到了攻击。提到离婚，总统的母亲竖起耳朵来听，听了片刻之后就转过脸来对我说：‘我的天！我还不知道在那个年代还有离婚这类伤风败俗的事情。’”

萨拉多年来随心所欲，自主行事，她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说话直来直去，从不讲究策略。一次，在海德公园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客人对埃莉诺说：“罗斯福夫人，总统要怎么处理预算问题呢？”埃莉诺停下来思索时，桌子另一端的萨拉突然发话了：“什么？预算？那孩子说什么？……富兰克林对预算一无所知。预算总是我做的。”另一次，当喜欢自我炫耀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威·隆在就餐时垄断了话题时，萨拉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下，眼睛盯着他的条纹西服和圆点领带。然后，她像舞台上的演员说悄悄话一样对身边的客人说：“这正是我不想让我的儿子进入政界的原因。他要整天和这种可怕的人打交道。”

午饭后，总统请法雷进了他的书房。这是位于后厅旁边的一个狭小的书房，他童年时曾在这里读过书。房间虽小，里面却有总统需要的一切：一把舒适的旧椅子，一张大写字台，一些他事业初期的纪念品，其中包括在191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为伍德罗·威尔逊举过的标语牌，另外还有他需要的书籍。“一切都可以信手拈来，”他喜欢这样说。在他任总统期间，他回到海德公园近两百次。总统就是在这个凌乱不堪的书房里处理国家大事的。但这却为记者招待会带来了极大不便。记者们拥挤在外面的门廊里，相互转告问题和回答。时间长了，萨拉就请他让她为他设计一个与他的政治地位相配的书房。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小房间。这样的大小正适于他移动瘫痪的躯体，也便于他操纵其他人。

中午时分，赤日炎炎。还没有坐下来谈话，两个人就脱下了外套，解下了领带。从前十分钟拍的照片看，两个人满面笑容。但是，摄影师一离开就出现凝重的沉默。直到后来，总统开始了不愉快的话题。当然他间接地向法雷表明，如果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就当仁不让地参加第三次竞选。

“吉姆，”总统开始讲话时总和一般人不一样，心里这样想，嘴里却偏要那样说，“我也不想参加竞选，我想把我的想法告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你知道，我想回到这里来。”他说话的时候面带微笑，眼睛透过书房敞开的窗子看着远方的树林和下面的哈得孙河。海德公园这座房子在夏季的下午是最美丽的。童年时代，他正是在这里鲜花缀满枝头的树下读书，正是在这里的树林里他初次学会了骑小马驹，如今这里的一切就像他童年时代一样，没有变化。

现在法雷与任何政治家一样易动情感，但是他已经向自己保证绝不向罗斯福的魅力屈服，于是打断了他的讲话。法雷肯定地说，如果总统明确地表明自己不参加竞选的意愿，大会就不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这就只要罗斯福一句话。法雷继续列举理由说明第三次连任对民主党的危害。法雷说，总统不以某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意图就使其他任何人不可能被提名。

罗斯福用手帕擦了擦自己的脸，他终于问法雷，如果他处于总统的位置他会怎么办。“我如果处在你的位置，”法雷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会像许多年前舍曼将军那样做，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提名，我拒绝参加竞选；如果选上，我拒绝就任。”

“吉姆，”罗斯福说，他的右手抓住椅子的扶手，身子向后倾，左臂肘部弯曲用手握住纸烟，他的表情和眼神极其严肃，“如果被提名又被选上，在这样的时候我不能拒绝宣誓就职，即使我知道我会在30天内死去。”

听了这句话，法雷就得到了他此行要探听的消息。罗斯福绝对要计划谋求第三任期。停顿了一会儿，法雷又开始说话，“现在我还要说一些你不愿意听的话……我会将自己的名字提交大会审议的……我认为它属于我的党。”

总统本希望他的提名受到欢迎，这个非他所愿的消息粉碎了他的梦想。他简单地点点头，也没有试图让法雷回心转意。讨论显然已经结束了，罗斯福向法雷伸出手说，“吉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想让任何事情损害我们之间长久的友谊。”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定在芝加哥召开。在大会召开前的周末，总统邀请米西、罗斯·麦克因泰尔医生、白宫演讲稿撰写人塞姆·罗森曼以及米西的两个朋友巴特莱特夫妇乘坐“波托马克”号通宵游弋。他对每个人都宣称自己绝对没有参加大会的计划。尽管法雷为提名候选人问题要和他“决斗”，总统拒绝请代表投票选他。华盛顿和杰斐逊两人都拒绝了第三次连任，因此他相信，他越是做出不急于谋求第三任的姿态，他在大选中就显得越强大。

总统是从来不会对任何事情听其自然的，他把哈里·霍普金斯派往芝加哥。在未来的艰难日子里，罗斯福坚持说他没授权霍普金斯代表他去行事，他到那里只旁听并负责向白宫汇报。但是霍普金斯到了芝加哥后，就在布莱克斯通饭店三楼的套房里住了下来。这个套房的电话直通罗斯福的浴室。一旦霍普金斯在这里安顿下来，所有的人都认为霍普金斯在代表总统行事。

从一开始，哈里·霍普金斯就发现他守不住自己的阵地。迷惑不解的代表们为了探听罗斯福的消息接连不断地来叩他的房门。“不管谁出现在霍普金斯的总部，报纸都会大肆渲染，”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说，“如果有人出现在那里，报纸上就会有消息。而大会的正式干事，甚至连（罗斯福基金的筹资人）弗兰克·沃尔克和（布朗克斯区的头）艾德·弗林门前的记者都不及霍普金斯门前的多。”最明显的对比要属住在街对面斯蒂芬斯饭店里的法雷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法雷的套房一般来说应该是大会的中枢神经，但是罗斯福即使没宣布参加竞选的意图，他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用法雷自己的话说，他的房子就像“夕阳西下时的教堂一样门庭冷落”。有几个代表前往那里向这位党魁致敬，但是法雷注意到，即使这几个人也显得“惶恐不安”。

因为代表不敢直接批评总统，那么“受到诅咒谩骂的就变成霍普金斯了”，记者马奎斯·蔡尔兹说。“有（霍普金斯）在场让大会的组织者感到苦不堪言，”艾德·弗林承认说，“从个人角度讲他们对霍普金斯没有任何敌意，事实上他们许多人还很喜欢他，但是他们认为他代表了总统，因而显然降低了他们的声誉……他们认为（霍普金斯）是个门外汉。”

霍普金斯缺乏经验，他确实犯了些错误。如果他是政坛老手，就会马上去拜访法雷，但是霍普金斯过了好几天才秘密传话过去说他想请头儿到他那里坐坐。“如果哈里·霍普金斯想见我，”高傲的法雷暴跳如雷，“他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来见我。”第二天上午，霍普金斯来拜会法雷，但是这时的法雷已经非常恼怒，霍普金斯一事无成。

“他在我的办公桌前把一条腿翘到了椅子扶手上，”法雷回忆说，“他满脸倦意，苍白的脸上双眼深陷，稀疏的头发似乎用手指梳理过。他焦灼不安，不断地用手抚弄纸烟。”霍普金斯经常形容枯槁，而笨嘴拙舌的情况却不多见。“这个，”他终于脱口而出，“我想说的是，不管你听到了什么消息，老板还是想让你来组织开展竞选活动的。”

“就算这是真的，”法雷回答说，明确表达了他仍然要成为候选人的意愿，“我也不能和你讨论。”

周末乘坐“波托马克”号游玩可以远离芝加哥的喧闹放松一下，但是在6月13日这天，塞姆·罗森曼在船上，总统显然要向大会传递某种信息。

在1932年和1936年两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罗斯福依靠罗森曼这个文笔优雅、思路清晰的撰稿人帮他写了民主党宣言和候选人演讲。他们沿着河流向下静静地漫游。罗斯福向罗森曼解释说，目前要做的是向大会代表发表一个声明，确认他不积极谋求连任，他要他们自由地、明明白白地投票选举他们要选举的任何一个人。虽然霍普金斯和吉米·拜内斯担心总统的姿态会给其他人以成为候选人的机会，但是罗斯福固执地说，除非大会以压倒性的优势支持他，否则他是会拒绝成为候选人的。

在罗森曼着手写声明的时候，总统在读报纸、钓鱼或者欣赏他的邮票。罗森曼说：“谁也不曾想到重大的政治历史正在由这个镇定自若而又深思熟虑的人创造。”他正坐在船尾放松消遣。吃过晚饭，总统感到非常愉快，他钓住了一条鲈和一条鳗鲡。然后，当米西和她的朋友们到上层甲板上的时候，他卷起袖子开始看罗森曼起草的短文。

米西极力不去想那令人烦恼的大会问题。她发现，她的老板越来越向第三任靠近。几个月来，米西一直感到非常幸福。她在想，当总统第二个任期满的时候，她就可以陪伴他到海德公园。一个朋友说，在米西的眼里，“山顶小屋是世界上最令她神往的地方，是第一个真正属于她和他的家”。虽然在白宫显赫的地位使她兴奋，但是她更爱富兰克林。她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他转。她知道，一旦他们回到海德公园，她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他单独相处。

16年前，米西和富兰克林在“拉卢科”号（这是1924年富兰克林在脊髓灰质炎恢复期间买的一艘长71英尺的船）上共同度过了令人倦怠的日子，他可以在佛罗里达沿岸的温暖的水域里晒太阳、洗澡和钓鱼。连续3年，每年冬季的4个月里，米西在船上给富兰克林做家庭主妇，和经常到船上的客人谈话，坐在他身边看他在甲板上钓鱼，当他为瘫痪感到极度失望、轻松的外表也难以掩饰的时候，她就给予他温暖和理解。“在‘拉卢科’号上，”米西后来对弗朗西斯·帕金斯说，“有时候到了中午他还不能摆脱沮丧的心情，他就强作轻松地向客人致意。”

在第一次冬季游船期间，埃莉诺陪伴富兰克林两个星期，但是漫无目的的日子使她不堪忍受，她一分钟也不愿留在船上。“我想钓鱼，可是我既没有那本事也没有运气，”她回忆说，“当晚上抛锚时，晚风吹过，我感到一切都阴森可怖。”她认为，如果在她返回纽约期间米西能留在船上对每一个人都好。她在纽约可以通过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同政治领导人会谈来提高富兰克林的名望。而富兰克林的母亲最初反对这种奇怪的安排。这样一来，米西显然每次都要做几个月的“妻子”。但是能够得到解脱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埃莉诺也感激不尽。

从1924年至1927年，富兰克林过着散漫的日子。冬季的闲游过后，他和米西就直接来到佐治亚州的温泉镇。这是一个疗养胜地，泉水从地下涌出来时有华氏86度，冬夏无差，温暖宜人。这就为残疾人提供了治疗，也为富有的度假者提供了休闲。罗斯福仍然在寻找恢复腿部力量的奇方。听说这个疗养胜地的水能使一个脊髓灰质炎病友重新站起来走路，他就在1924年秋初次来到了这个位于大山脚下的小地方。

“在那些年月，温泉镇走出马车时代还没有多久，”温泉疗养胜地的经理伊格伯特·科蒂斯回忆说，“这里刷过石灰水的小屋已是颓败失修，镇上唯一的旅店破旧不堪，但是罗斯福一看到这个地方就喜欢上了。他决定在这里投资，想把它装饰一番，使它成为全国性的度假胜地。”

罗斯福第一次来温泉镇的时候，由埃莉诺陪伴，但是她对这个南方小镇的反应同丈夫积极的态度截然相反。后来，据说埃莉诺头一天晚上刚下火车就开始打探镇上黑人的疾苦，她一开始提问就没完没了。“我们一点也不喜欢她，”一位南方的女士说。这里有严苛的种族隔离，令人窒息的贫困，她极其憎恶的铁栏杆，还有南方人慢吞吞拖长的调子，这些让她感觉刺耳。她一刻也不能待下去。

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温泉镇，米西总是陪伴在富兰克林的身旁。当他在有利于康复的水中每天进行治疗、对恢复腿部力量使自己能够重新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抱有一线希望时，是她在给他鼓劲。“我仍然记得那一天他几乎成功了，”伊格伯特·科蒂斯回忆说，“那天我们有一个替补护士，她是个大个子女人。他在起居室里靠墙支撑自己的身子，护士在他面前向后退。慢慢地，慢慢地，他吃力地走过屋子，每次似乎只移动一英寸。他汗如雨下，我担心他会因劳累过度摔倒在地上。我一直认为那一天一定发生了什么。他虽然装作自己取得了胜利，但是他向前挪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知道他再也不可能走路了。事实上，在此后不久他就决定返回纽约重新步入政坛。这个决定最终结束了他恢复身体的努力。我记得在他尝试走路时我看了米西的脸。她泪流满面。”

1927年春，罗斯福对愉快但毫无目的的船上生活感到厌倦了。“拉卢科”号在前一个冬天遭飓风毁坏后被当作废品卖掉了。“一条有人性的老船就这样完了，”罗斯福写道。

卖掉“拉卢科”号使米西万分悲伤。她同她爱的人的生活方式就这样中断了，她对此毫无办法。那年6月，她在温泉镇她的小屋里病倒了。开始她被认为患了轻微的心脏病，是由于她童年时患的风湿热引起的。但是罗斯福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提到，虽然她的“心脏功能很快就好转了”，但她却又开始陷入可怕的神志不清和精神低迷中。这是“身心交瘁”，秘书格蕾丝·塔利后来说，用米西中学时代的老朋友芭芭拉·科蒂斯的话说，她这是“神经衰弱”。

米西的神志严重不清，温泉镇的医生来罗伊·哈巴德要求她住院治疗并把病房里一切她有可能用来伤害自己的东西拿了出去。

在好几个星期里，当罗斯福返回海德公园避暑时，米西留在医院治疗。6月初，她的弟弟波拿德·莱汉德发现她的身体大有好转。“我和米西在草地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他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她当然还没有恢复体力，因此活动时极其小心和平静，但她已大为好转。就她自己，总而言之……（她）能看书……能详细地记得除了住院头7天的所有事情。在头7天，她除了记得自己神志不清以外对一切事情都模模糊糊。6月28日以后，她恢复了正常。她自己建议说，到她认为自己身体好转后才肯接待来访的客人。她心里明白自己的情况……她想要一支自来水笔。她不喜欢铅笔，虽然钢笔会被视为危险的‘武器’。我相信你在8月会把她带到海德公园。”

1927年11月，米西的体力恢复了，她能够重新工作了。风暴过去了。“除了少数几次，我从未把她当作不健康的人，”伊格伯特·科蒂斯肯定地说，“她总是神情愉快，精力充沛，她让每个人感觉高兴。一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她在场时周围荡漾的幽默和欢笑。”

但是第二年秋，当罗斯福受到党内压力同意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时候，米西的生活方式又一次被打乱。那是1928年10月，罗斯福还在温泉镇，民主党全州大会就要召开。现任民主党主席、纽约州州长阿尔·史密斯受到民主党提名成为总统候选人，因此州长的竞选一定会有一场争斗。民主党领袖们相信罗斯福的威名会带来大量选票，他们请求罗斯福参加竞选。

从一开始，米西就反对他竞选州长。她认为这将使他没有机会进行康复，而且会减少他们两人相处的时间。“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她一再劝告他。他开始似乎同意她的看法，认为自己还需要一年时间来治腿。

接连好几天，罗斯福故意不与纽约的民主党领导人发生联系，他悄悄地到外面长时间地野炊，远离那个老店的大厅里唯一的电话。史密斯失望之极就打电话给海德公园的埃莉诺，恳请她找到她的丈夫并劝说他接受提名。埃莉诺答应和罗斯福联系，看看她是否能说服他和史密斯谈谈。她的信息送到罗斯福那里，他正在离温泉镇10分钟路程的一个小镇上发表演说。富兰克林立刻回到温泉镇，在伊格伯特·科蒂斯的帮助下，他走到了老店的电话间给史密斯打电话。“他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科蒂斯回忆说，“当他最后出来时，他神情慌乱，满头大汗。‘他们想让我竞选州长，这是我最不愿做的事情，’他说。我问他是否答应了。‘科特，你如果进入了政坛，你就不得不去玩这个游戏，’他回答。”

罗斯福决定竞选州长是埃莉诺与婆母长期斗争的胜利。她们之间的斗争由富兰克林的脊髓灰质炎引起。萨拉相信富兰克林应该保存自己的体力，放弃任何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念头，静心在海德公园做一个乡绅。而埃莉诺和路易斯·豪坚决认为他应当重新回到政坛，继续过有意义的生活。“我的婆母认为我们是在消耗我丈夫的精力，他应该完全静下心来，”埃莉诺回忆说，“她总是认为她懂得什么对她的儿子最有好处。”

“我不愿与人争执，”埃莉诺后来说，“但是争执不可避免。我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安娜说，有关父亲康复的争执是一件大事，相形之下，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父亲与母亲意气相投，”吉米这样说，他决心不顾病情继续他的事业。“最终，”吉米得出结论道，“比起对他母亲的敬佩，他更佩服自己的妻子。”

在罗斯福下决心的几天里，米西又一次病倒了，也许又是一次神经衰弱。这次疾病使她没能参加他成功的竞选，但是到了1月，她已经完全恢复，搬进了州长府。在埃莉诺的全力支持下，她在二楼罗斯福的套间旁边分到了一个卧室。

米西继续成为闻名全国的私人秘书。“玛格丽特·莱汉德是总统的超级秘书，”在罗斯福成为总统后5个月时，《新闻周刊》刊载了一篇充满赞誉之词的文章。米西的天才不仅在于她能出色地完成交给她的每一项任务，而且在于她能够在老板不知道的情况下预知他的需求。人们知道她会打断最重要的政务会议提醒他该吃咳嗽药水了，或者建议他穿上夹克衫，因为他的体力消耗太大。

“如果她认为他由于每天的工作压力已疲惫不堪时，”塞姆·罗森曼回忆说，“她就会安排一次扑克牌游戏，或者请来几个他喜欢的客人。他也许到了晚上6点钟才会知道。要是她告诉他的话，他就会推说：‘不用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她对他的情绪和情感了如指掌，她知道什么时候要拿出邮票让他使用，她知道什么时候安排野炊。总而言之，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秘书。”

“我们都喜欢米西，”白宫侍女莉莲·帕克斯回忆说，“因为她给你带来无穷乐趣。她总能发掘出幽默的东西。他们总是打赌。罗斯福刚要玩花招拿走赌金，他就会被发现并输个精光。她使罗斯福的每天都过得很精彩。”

使总统感到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驾驶他的特制汽车。这辆车由福特公司为他专门设计，可以用手操纵而不是用脚踏板操作。但是，据说罗斯福的驾车技术很糟糕，所以许多亲朋好友，包括埃莉诺本人，都拒绝坐他的车。但是米西最喜欢在傍晚和他一道驾车出去兜风，在他加大油门忘却自己的残疾飞驰时分享他的快乐。

吃晚饭的时候，如果埃莉诺不在场，米西就坐在女主人的位置上。“她总是做得非常得体，”总统的表妹玛格丽特·萨克雷回忆说，“她非常机敏。她知道什么时候该陪人走进来，怎样摆放桌子，怎样愉快而轻松自如地谈话。她待人处世总是和颜悦色的。”她的朋友芭芭拉·科蒂斯说，她和任何人都合得来，从国王和王后到男女仆人。“她并没有刻意去模仿，但是天长日久，她却养成了上层社会的言谈举止。”

虽然米西通常只有5分钟的时间脱下秘书服装，换上晚礼服，但是她对自己的外表极为自豪。一个亲戚回忆说，她的衣柜里满是高雅的衣服，包括几件她喜欢在晚上穿的漂亮的睡衣。“米西可能是屋子里最富有魅力的女人，”莉莲·帕克斯说，“她那双悬垂的耳环摇摆不定。”

尽管米西做的事情不胜枚举，但是要把她所做的一切罗列出来只会限制了她在白宫的作用。“米西是个处事圆通的人，”记者埃利奥特·詹威说。“她与所有和她打交道的人保持绝对平等的关系，包括（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预约秘书）马文·迈克因泰尔、（顾问）塞姆·罗森曼、（演讲稿撰写人）罗伯特·舍伍德。”因为她对人的判断“本能上可靠”，总统很重视她对事情做出的反应。她机敏地观察到一封信里有一段讽刺文字“不像出自他的手”，这使得总统怒气顿消。“她是少数能对总统说‘不’，又能让总统接受的人之一。”罗森曼说。

在1936年的竞选中，总统有一篇有关金融的索然无味的讲稿要在“福布斯论坛”宣读。总统大声宣读草稿时，撰稿人也在场。第二页还没读完，米西就站起来说道：“您读到这里的时候，会场里恐怕已经空无一人了，同胞们都在往大看台外面走。”当她走出房间的时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放声大笑了起来。于是草稿被弃用。

多年以来，埃莉诺也接受了米西在富兰克林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由于某种原因，”安娜的儿子科蒂斯·罗斯福猜想，“也许是因为米西来自社会底层的关系，埃莉诺并不像对露西·梅瑟那样感到受到了威胁。”

同时，埃莉诺也知道，如果没有米西照料富兰克林的生活，她费尽力气获得的自由生活就不可能维持。“米西减轻了妈妈的内疚感，”埃利奥特·罗斯福说，“妈妈知道米西总是在那里，她就可以来去自如，不必为父亲担心或者感到她忽视了妻子应尽的责任。”

至于米西本人，她非常注意和埃莉诺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这正是米西这个小姑娘的精明之处，”埃莉诺的女儿安娜后来说。“亲爱的埃莉诺，”30年代中期的一个圣诞节，米西在写给埃莉诺的信中写道，“这一年我很开心，我希望你知道我多么想和你在一起——不是因为白宫——而是因为我和你。我非常爱你。我永远说不出我有多么爱你。”

但是两个人纠缠不清的关系，生气和怨恨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也很正常，因为两个女人在爱同一个男人。多丽丝·弗里森在《星期六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讨好米西的文章，文章显示米西在白宫的中心位置。埃莉诺坚决否认米西在政治上对总统有丝毫影响。埃莉诺只有让自己相信米西只是毫无异议地履行总统布置的任务，才能接受米西扮演的角色，而不至于感到自己作为总统第一顾问的位置受到了威胁。

米西对总统的爱是否属于性爱，这在罗斯福的亲朋好友里经常成为他们的话题。他们的意见大不一致。

在罗斯福患了脊髓灰质炎后，给他检查过身体的医生特别指出，疾病并没有使他丧失性功能。但是他的儿子吉米认为“他瘫痪后很难有正常的性功能”，因为他下肢的感觉是“非常有限的”。吉米说，而且，由于他特别害怕丢脸，因此性生活会让他感到非常“窘迫”。

埃利奥特对哥哥的看法持有异议。在父母死去很长时间后他与人合著的一本书里，他宣称米西和他父亲是情人关系，“父亲密友圈里的人都把这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记得，在（‘拉卢科’号的）特等舱房里，他坐在藤椅里以我们小孩子都熟知的姿势用晒得黝黑的双臂抱着她。看到米西坐在他腿上的时候只是稍微感到一些不适，他丝毫没有掩饰对米西的感情的意思。”埃利奥特说，从那时起，“发现米西和父亲分享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不足为奇了。”

“我想，父亲和米西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浪漫的成分，”5年后吉米在他的书中反驳弟弟说，“并且我认为，你可以说他们相互爱慕，但这不是性爱……埃利奥特过分强调了看见米西穿着睡衣从父亲的房里进进出出，但是每次半夜叫她，她也要武装到牙齿吗？这里已经成了她的家……当时我们谁也不会对此有任何想法。而且，”他又说，“如果他们之间存在性爱，我相信母亲是会知道的——你知道，她的嗅觉非常敏锐——她要是也这样认为的话，她决不会完全听之任之。整个事情相当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但是在复杂的外表下面有一个毫不含糊的事实，富兰克林是米西生活中全部的爱，他爱慕她，并且从她那里得到爱和支持，也需要她的工作。在罗斯福图书馆里，米西在白宫的文件中保存了一张充满蜜意的便条。它记录了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FDR致亲爱的米西：‘我能和你一块儿吃饭吗？或者说，你要和我一块儿吃饭吗？’”

尽管他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米西在华盛顿8年之后还是准备改变一下生活。“我想到1940年，米西已经厌倦了白宫人来人往的生活，她想和总统单独相处。”一个朋友这样说。在海德公园，一种理想的生活展现在她眼前，这种生活与“拉卢科”号上的日子一样幸福。仅在几个月前，这种生活看来还完全可能。但是现在一切情况都预示着白宫的第三个任期。

总统一行在星期六傍晚回到白宫。大会定于第二天召开，但是那天晚上华盛顿酷暑逼人，让人无法工作。连对暑热不太在意的总统也感到不舒服，他决定去看电影，然后早早休息，把修改大会宣言的任务也推到了第二天早上。

丈夫在首都的暑热中煎熬的时候，埃莉诺这一周在瓦尔基尔度过。这是富兰克林在海德公园的土地上为她修建的一座石屋。她在享受她记忆中“最愉快的7月天气”，“天气温暖，游泳后可以在太阳下晾干，可是同时也凉爽宜人，长时间散步也不觉劳累。”

这一星期埃莉诺久久不能忘怀，它标志着她同乔·拉什间亲密关系的开始。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就我所知，这是母亲拥有的最亲密的友谊，”埃莉诺的女儿安娜说。虽然他们相识了6个月，但7月那一周他们一起共度的幸福日子使他们的友谊得到了升华。他们一连数小时坐在游泳池边双腿垂在水里，在傍晚一起到林间散步，在门廊一直谈到后半夜。拉什当时30岁，按年龄足以做埃莉诺的儿子。可是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为埃莉诺的未来计划的一部分。

拉什长着黄眼睛，黑头发，他是个热情而忧郁的知识分子，受到了30年代革命热情的冲击。早在城市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社会党。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英语学士学位后，他成了美国学生联合会秘书长。这是一个积极致力于激进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变革的人民阵线组织。

埃莉诺在1939年11月初次见到这个年轻的学生领袖。当时他来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这个时期的乔感到非常迷茫，”他的大学朋友刘易斯·菲沃回忆说。一方面，他仍然致力于把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统一在一起的激进的变革计划。但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为希特勒侵略波兰打开了绿灯。他对人民阵线失去热情，并对美国学生联合会中的共产主义同仁越来越不感兴趣。他认为他们在漫无目的地跟随苏联要求国内实行孤立主义政策。他在委员会的声明中流露出对祖国的忠诚和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深深地打动了埃莉诺，她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向年轻人保证她会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听证会结束后，她邀请拉什和他的5个朋友到白宫就餐。

“说来也奇怪，一个人能这样快就和人结识，”埃莉诺在第二年11月写给拉什的信中说。“大约一年以前，当我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要成为朋友……”在听证会过后的几个月里，埃莉诺不断与拉什联系。他在1940年初辞去了美国学生联合会中的职务，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乔在当时非常脆弱，”菲沃回忆说，“他在学生运动中当了10年领袖，但是现在，即使他相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也孤立于他的朋友和同仁之外。”

1940年春，拉什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他很理解为什么像埃莉诺这样有权有势的人会同他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他明白他们两个都在为同一目标而奋斗，为战后出现良好的秩序而奋斗。他与她一样相信争取自由的斗争必须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开展，但是他无法想象，在他这样精神低迷的时候她如此想让他留在她的身边。

但是在7月那一个星期里，埃莉诺在瓦尔基尔向他敞开心扉，向他讲述个人的忧思愁绪和她一生由于自身缺陷而经历的不幸遭遇。拉什渐渐明白，正是由于他所遇到的困难，她才和他接近。“也许……我的不幸使她回忆起她年幼时的不幸。局促不安，畏畏缩缩，没有社交风度，她必须克服这一切，而帮助她所关爱的人克服这种困难会使她强烈地感受到她是有用的，别人需要她。她的孩子长大了，一个个走了。总统整日埋头忙于公务。她急切地需要有个贴心人，有个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她的人，一个她能够慷慨地帮助、关心和疼爱她的人。没有这样的朋友，她担心她会干枯而死。”

瓦尔基尔的生活很简单，这让拉什感到非常愉快。当他星期六到的时候，埃莉诺习惯地驾车到火车站接他。家务的管理根本不像大房子里那样刻板。“没有一个灯罩不是歪斜的，”一个客人回忆说，“没有人在意杯子和盘子是否相配。”重要的是弥漫于这里每一个房间的愉快的气氛，这是埃莉诺所记得的真正属于她的家。在客厅里炉火旁边，她终于有了一把自己的椅子，周围是一张沙发、一排安乐椅、一架钢琴和一张上面摆满家庭照的小桌子。

在这个小石屋里，他们总是吃家常便饭。一天，吃过午饭后，埃莉诺把乔带出去消遣了一个下午。他们一起到石屋左边的游泳池里游泳。游泳池很大，两边鲜花盛开，四周草坪环绕。在池边又有两个人加入他们。一个是潇洒的警察厄尔·米勒，一个是他的未婚妻西蒙妮·冯·黑文。厄尔·米勒是埃莉诺的朋友，在奥尔巴尼时是她的保镖。

晚饭后，暮色渐浓，埃莉诺和乔坐在门廊里一直谈到半夜。乔和他的父亲关系怎样？埃莉诺想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他的父母是定居在纽约的俄罗斯犹太人，他们在莫宁海兰德经营一个杂货店。他们非常繁忙，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少有的。乔在9岁的时候父亲就死去了。她和他谈论哲学和他未来的打算。她给他提了些建议，他是个有洞察力的、聪明的年轻人，乐于和人交流，极富同情心。

埃莉诺在结婚的初期就逐渐意识到富兰克林完全将他自己的缺陷和脆弱掩饰起来。这样一来，她就和他逐渐疏远了。但是和拉什在一起，她可以无拘无束地暴露自己的脆弱。事实上，有时候埃莉诺好像不得不告诉她的新朋友自己所有的缺陷，用令人难为情的细节述说她痛苦的过去，告诉他自己初次步入社会那一年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舞会所经历的恐惧，向他坦白自己在大房子里从来没有过一点舒心，詹姆斯夫人仍然反对她参与社会活动，因为她没有对富兰克林尽到妻子的职责。

显然，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填补了埃莉诺生活中的感情空白。“她陶醉于这种不考虑政治后果的思想讨论，”刘易斯·菲沃说，“乔·拉什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一种让她仰慕的浪漫情调。我相信那年夏天她有点爱上他了，她又开始感到自己年轻了。”在开大会那周后写给乔的信中，埃莉诺说：“我想让你感到你有权利得到我的爱和关心，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不管是当你需要家的时候还是需要任何我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

就拉什而言，他爱埃莉诺，需要她，并把她视为理想的良师、朋友和心灵的挚友。“我相信社会民主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她是我人生信仰的化身，”他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有时候，她的表情和侧影很美，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他说，“很像装饰在大厅里的她母亲的像。”在一次谈话中，拉什斗胆说，100年后，她给国人留下的印象将会像总统一样伟大。“胡说八道，”埃莉诺笑道，“女人只是徐徐推动事情发展，她们起缓解作用。”

6月15日星期一。当代表们聚集在芝加哥散乱的体育场时，总统和他的妻子就这样相隔数百英里。那天晚上，在白宫，米西取代了埃莉诺的位置成为女主人。大会发言人班克海德致开幕词，总统和他的几个客人聚集在楼上的书房里听现场广播。同样，在凡尔基尔，埃莉诺也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抱着收音机，汤米和乔·拉什陪在她身边。

评论家注意到，会场的气氛“低落得让人感到奇怪”。与4年前代表们的快活开朗相比，今天他们对总统拒绝表态感到心神不宁。他们担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自由派商人威德尔·威尔基的支持率升高。他们担心第三次连任会打破民主传统。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会指引民主党走向胜利。

他们仍然在小声嘀咕，如果总统要谋求第三任，他为什么不出来说明自己的意愿？“如果总统有勇气公开要求什么的话，他可以得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一群自由派记者说。“人民相信他，人民想跟随他走；不管一个人多么忠心耿耿，他也不会跟随一个没有领导能力的人，一个不可靠的人，或者一个不愿公开他的个人想法的人。”

会场令人尴尬的气氛让大会领导人感到吃惊，这迫使他们回到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去想办法。哈里·霍普金斯发疯般地给总统打电话，建议他丢下一贯的含糊其辞的做法，撕掉那份声明他无意成为候选人的宣言。“这个大会快要完蛋了，”哈罗德·伊克斯在电话中对总统说，“你的名声和威望也要随它而去了。”伊克斯建议说，在900名代表“群龙无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总统“亲自出面”。

总统断然拒绝了伊克斯和霍普金斯的建议，他坚持“要把他的奇怪角色扮演到最后一幕”。为了大选和历史原因，他决心明确表示他不积极谋求这史无前例的第三任的态度，他要求大会自由对他做出选择。“我从来没见过总统如此固执，”塞姆·罗森曼回忆说，“虽然固执是他众所周知的性格。”

星期四晚上，在为大会定基调的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总统的宣言交给了参议员阿尔本·巴克雷宣读。巴克雷原定于那天晚上早早发言，但是会议议项进展很慢，快到半夜时这个来自肯塔基的参议员才走上了主席台。当总统证实巴克雷要发言了，才打电话给在瓦尔基尔的埃莉诺。她会听宣言并告诉他自己的看法吗？埃莉诺对他的宣言的整个思想感到吃惊，她把乔·拉什从卧室里叫起来。他们一块儿走到门廊里听她的袖珍收音机。

阿尔本·巴克雷是南北战争前南方学校特有的那种演说家。他挥舞手臂，满脸通红，用饱满的演说热情重述了新政取得的伟大成就。最后，他演说的高潮来了。“现在，朋友们，我还要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宣读一个声明”，巴克雷说，总统想向大会明确表示，他“无意再次成为总统候选人”，“本次大会的所有代表可以自由选举任何一个候选人”。

会场里一阵沉默，代表们迷惑不解。说来说去，声明还是不置可否。但是最关键的恰恰是声明中只字未提的事：总统根本没有说过如果被提名为候选人他就拒绝受命，他也没有正式承认总统两个任期这个传统的效力。罗斯福显然在捉迷藏。果真如此吗？代表们在座位上怔怔地坐着，茫然不知所措。然后，不知从哪里的喇叭里传来了深沉的喊声：“我们需要罗斯福！”就这一声，整个人群都被感染了。人们跟着叫了起来，叫声此起彼伏：“我们需要罗斯福。”“纽约需要罗斯福。”“加利福尼亚需要罗斯福。”

后来发现，这个神秘的声音来自地下室。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让他“声如洪钟、大腹便便的”司膳管家拿着一个高功率的麦克风站在那里，并叮嘱他当巴克雷把总统的宣言宣读完后让代表一窝蜂地倒向罗斯福。不管开始有多大的人为因素，游行队伍开始有了自身的活力。代表们高举各州的旗帜形成了一个长长的游行队伍，蜿蜒穿过走道，撞倒椅子，人流汹涌，大家又唱又叫。经过与法雷的代表团一番搏斗，马萨诸塞州的旗帜被夺了过来，送到了游行队伍中。从看台上看着这种疯狂的景象，法雷不禁满眼泪水，黯然神伤。在得克萨斯代表团与副总统约翰·加纳的支持者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搏斗。结果，几十个人滚到地上去找旗帜。游行队伍仍然群情激昂。

在总统胜利的时刻，埃莉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知道他被提名为候选人已是确信无疑的事了。她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总统一定要发表宣言。从她幼稚的想法看，她从来不认为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完全自由地做出了选择，不管总统怎样说。但是在大会休会后她和丈夫谈话时，她也承认，有时候“即使显而易见的事情也是必须说出来的”。

尽管游行混乱不堪，代表们在星期三早上醒悟过来，他们正好被总统利用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如果他们愿意打破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的传统，全心全意地支持罗斯福，他们认为，那么总统至少应该亲自出现在大会上。

“总统必须来，”有人对弗朗西斯·帕金斯说。“这里都快要爆炸了。”不管总统是否赢得提名，“他不会得到党的支持”。没有迹象表明总统要来芝加哥，群龙无首的人群就像一群观众在观看没有男主角的戏。人人局促不安。帕金斯说，这一点都不和谐，她拿起电话催促总统快来，“作一次演说，接见几个代表，然后再走——也就是向他们表示亲善”。

“绝对不行，”总统回答说，“这件事情我拒绝考虑。我说过我不会去，我不会去的……如果我去了，他们会让我许下很多承诺。他们会和我讨价还价。我不能去。”

帕金斯要继续坚持时，总统转换了话题。“如果让埃莉诺（来），你觉得怎么样？”他问帕金斯。“你知道埃莉诺总是让人放心。她做事的方法非常得当。”帕金斯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打电话给她，问问她。”总统告诉帕金斯，“她是很善于处理这类事情的……如果她拒绝，就把我的意思转告她，跟我谈一谈，但我不想让她知道你和我交谈过。不要让埃莉诺知道我在向她施压。”

吃晚饭的时候，帕金斯与埃莉诺通上了电话。“这里的情况看来很不妙，”她告诉埃莉诺，“大会的气氛很糟糕……我想你应该来一趟。”当埃莉诺表示反对时，帕金斯继续坚持。她告诉她，事态每时每刻都在恶化，她的出现会让代表们放心，“如果她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就会感到欣慰”。埃莉诺仍然不愿意，虽然她同意她会在电话里与总统商量这件事。

汤米只能听到埃莉诺一个人的话，她认为埃莉诺去那里是一步险招。从来没有第一夫人在大会上发言的先例，汤米想，在神圣的总统两任传统就要被打破的时候，再打破一个传统也无所谓。“我认为这非常危险，”汤米后来向洛伦娜·希科克说，“我不想看到罗斯福夫人在歇斯底里的祭坛上成为牺牲品。”

就乔·拉什而言，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埃莉诺不愿去，正如他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不愿在白宫多留4年一样。“像我这样一个热衷政治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她不想去华盛顿，更不想去白宫是不可理解的。”埃莉诺耐心地解释她为什么不愿意。假设她去发言，说了一些总统后来要说的话，很快“就会有‘妇人当权’的呼声。有人会指责她在左右总统的思想。这会让总统生气，也会让每一个人生气”。

“那么，你愿意去吗？”埃莉诺和罗斯福通话的时候，他轻松地问，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直接向她求助的。“不去。”埃莉诺回答说，“我不想去！我很忙，我根本不愿去。”

“好啦，”罗斯福马上就转变了态度，“他们好像认为你出面最合适。”埃莉诺问：“你真的想让我去吗？”就这样，他终于承认他需要她。他肯定地回答：“也许这是一个好主意。”

就这样，埃莉诺就像一个听话的士兵一样答应了，条件是她要先给法雷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想法。埃莉诺知道这时候他心情不好，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哈里·霍普金斯多少在料理事情，也许他办事不太策略”，她“不会再硬下心肠”。法雷听到是埃莉诺打电话来时，“百感交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终于他告诉她，如果她能来是再好不过了，而且从总统的角度讲，这是很重要的。他们要把副总统提名推迟到她发言结束。“谢谢你，吉姆，非常感谢。我马上就来，”她说。

那天晚上，罗斯福的名字被列入了候选人名单，同时法雷、副总统加纳、马里兰州的参议员米拉德·泰丁斯和科德尔·赫尔也得到了象征性的提名。选举的结果是预先已经知道的：第一轮投票总统便得到了946张票的压倒性多数。只有150张选票投给了所有其他候选人。但是，虽然胜利属于罗斯福，代表们为失利的法雷送上了热情。法雷走上主席台讲话。“代表们从来没有如此尽情地喝过彩，”《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我被伟大而光荣的美国人民提名为候选人，”法雷开始讲话，他提到身体虚弱而受到广泛尊敬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他从病床上起来发表提名演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对他感激不尽，”法雷继续说，但是按照规定，热情地宣布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的时间到了。观众喝彩欢呼，乐队奏起《当爱尔兰的眼睛含笑时》向这位党的领袖致敬。埃莉诺在瓦尔基尔的卧室里低声和唱。

在一个开诚布公的声明中，埃莉诺说，当她听说丈夫被提名为候选人时，她“感觉好像是别人的事情，与她没什么关系”。有这种疏离感的并非只有埃莉诺一个人。因为大会的组织方式，因为霍普金斯在总统没有到场满足大家愿望的情况下向代表施压投票支持总统，许多代表把他们的投票看作是一种命令而不是一种选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是正确的。但是他感觉并不大好。

虽然提名没有完全按照罗斯福自己的意愿进行（“推选”这个词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架在其两边的那个引号，因为其他候选人也得到了选票），但是目的还是达到了，而且党没有分裂，不会影响11月的大选。罗森曼回忆说，总而言之，那天晚上总统书房里的气氛“总体上是满意和放松的”。

在确保自己的提名万无一失后，罗斯福马上把目光投向副总统候选人。虽然时间已经接近凌晨3点钟了，他还是告诉芝加哥市市长爱德华·凯利，他要选择农业部部长亨利·沃勒斯。罗斯福相信沃勒斯是个可靠的自由派人士，有管理才能，思想深刻，对援助盟国热情支持。凯利的反应很冷淡。对于在芝加哥的民主党领袖来说，沃勒斯在政治丛林里还乳臭未干。他开始跟随共和党，只是近来才转向民主党。“党希望提拔自己人，”弗朗西斯·帕金斯说，“而亨利·沃勒斯不是自己人。他原来并不是民主党人……他们想选拔直接从民主党机器里走出来的人，一个把毕生献给他们的人。”但是罗斯福态度很坚决。他对凯利说，沃勒斯是他看中的人选，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星期四上午，当总统还在用早餐的时候，哈里·霍普金斯来电话报告，说事态的发展似乎对沃勒斯不利。反对势力不断壮大——已经有10个候选人的得票数超过沃勒斯了。霍普金斯警告说，这种争吵以后会成为家常便饭的。“好啦，见鬼去吧，”总统气愤地说，“他们要支持沃勒斯，否则我就不参加竞选，你完全可以把我的态度告诉他们。”然后，他对罗森曼说：“我看，全美国的保守派都在向大会施压要击败亨利。”那么，“等我看到他们的提名结果后，我再发表候选人宣言。”

7月18日，星期四下午，正当埃莉诺乘飞机前往芝加哥的时候，大会已经失去了控制。走廊里贴满了十几个候选人的标语，其中包括联邦信贷专员杰西·琼斯、联邦安全局局长保罗·迈克那特、吉米·贝尔纳斯和众议院发言人威廉·班克海德。不管走到哪里，亨利·沃勒斯的名字都受到冷嘲热讽，嘘声不时从四下响起。帕金斯对这种混乱局势的解释是，这种动荡不安是罗斯福数月保持沉默、傲慢地拒绝出席大会的结果。“他不仅想自己成为候选人，”代表们似乎在说，“他还想挑选自己的人。他不想把权力交给大会。他不想让我们在我们的政治赛马中做出最后的选择。”但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对总统发泄怨恨，沃勒斯就成了替罪羊。

天黑的时候，正当埃莉诺乘坐的飞机要在芝加哥着陆的时候，总统，用塞姆·罗森曼的话说，“对那天晚上大会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倍加关注”。当罗斯福夫人身穿轻柔的绉纱套裙和藏青色外套走下飞机时，法雷第一个走上去迎接她。第一夫人停下来，从记者那里记下了几个问题，然后跟随法雷上了一辆宽敞的轿车，由一个摩托车仪仗队护送，并有大约50人的芝加哥警察卫队护驾。

在去斯蒂芬斯饭店的路上，埃莉诺告诉法雷在未来大选中她会非常想念他。她说她好像生来就认识他，她可以随时向他请教。法雷感到非常安慰，他向她吐露了由于霍普金斯不够周全的行动使自己受到的怠慢。埃莉诺近几个月里也受到了霍普金斯的伤害，她理解法雷的痛苦。

埃莉诺挽着法雷的臂膀走进了会场。“这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弗朗西斯·帕金斯说。“他们相视而笑，显然是亲密的朋友。”看到第一夫人，全体代表站起来热烈欢呼。埃莉诺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她走到主席台上在沃勒斯夫人旁边坐下，晚上的大会就要开始了。

麻烦接着就到来了。第一夫人原定于在副总统提名演说结束后开始发言。在大会开始介绍发言人班克海德的时候，会场的反应完全超出了人们对“象征性候选人”的预料。显然，总统对亨利·沃勒斯的提名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当其他人得到提名时，形势更糟了。他们每个人都赢得了持久的、雷鸣般的掌声。“反对的声音不断高涨，”《纽约时报》报道说，“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决心要向大会表示反对白宫挑选的任何人。”

当大会宣读亨利·沃勒斯的名字时，嘘声盖过了欢呼声。代表们站起来反对总统的指派。“这是一种痛苦，”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亨利·沃勒斯坐在那里时的脸色……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太可怕了。嘘声四起，露骨地宣泄着人们的不满和失望。我从来没有过更糟糕的经历……他在听……但是他的眼睛走了神……我记得他的脸和他的姿势流露出极其痛苦的神情，那种痛苦只有中世纪时因为犯有莫须有的异端邪说罪而受审的人才有。风暴向他袭来，他只能坐以待毙。这种情况当然是万万没有料到的。”

沃勒斯夫人是第一次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形势让她怎么都不能理解。“可怜的沃勒斯夫人几乎要发疯了，”帕金斯说，“她感到头晕目眩。敌意和仇视会给人毁灭性的打击，让人无法忍受。我记得埃莉诺握住了她的手。”

“房子里的吵闹声震耳欲聋，”埃莉诺回忆说，“你几乎听不见你自己或者紧挨着你的人说话。”沃勒斯夫人曾一度转向埃莉诺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亨利。”

191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巴尔的摩召开时，埃莉诺首次参加大会。她对当时自己的痛苦还记忆犹新。埃莉诺当时想，大会应该是讨论思想和政策的地方，是一个“全国群英荟萃的地方”。而她看到的却是闹哄哄的争吵，原本会出现在贫民窟里的争斗却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发言人查姆·克拉克之间发生了。当克拉克的女儿屈腿缩臂地被举在空中沿着走廊游行以示对她父亲的支持时，埃莉诺“惊呆了”。失望和痛苦迫使她第二天便离开了。

诚然，从1912年起，埃莉诺已经在政治这条路上走了很长时间，政治已经成为她和丈夫的世界，但是1940年这次大会上的混乱场面却是她平生仅见的。在这样一个时期，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有谣言说如果沃勒斯不被提名，罗斯福就会拒绝接受提名。

总统的书房里场面并没有那么轻松愉快。一大群职员正在静静地听着收音机里令人心烦意乱的报道。在屋子的中央放着一张牌桌，让总统在等待妻子的发言和副总统投票时玩游戏放松。

总统的姿势、他面部的表情和声音的语调都流露出按捺不住的愤怒。这种反抗表现了代表们和评论家的感情倾向，它表明大家发泄的真正目标不是针对沃勒斯而是针对总统的，因为他傲慢地把他的人强加给大会。“斗争越来越激烈，”塞姆·罗森曼回忆说，“总统请米西拿过笔记本和钢笔。他把扑克牌丢在一边，就开始写。我们其他人坐在周围，想知道他在写什么。我们非常想溜到他的身后去看一看，但是忍住了。”

最后，总统默默地写了满满5页后，转身对塞姆说：“把它整理一下，塞姆。”他说话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表情。“快去，塞姆，照我说的做……我本来是不想参加竞选的，现在这帮催促我参加竞选的人把我当成了争权夺利阴谋保留自己职位的政客。我不干了。”然后，他又开始打扑克。

当塞姆手里拿着这份手稿从屋里走出到走廊上时，他身后跟着米西、斯蒂芬·厄尔利、巴·沃森和迈克因泰尔医生。他们都要求看上面写了什么。沃森一度伸出“他那火腿一样的手，从塞姆手里一把夺过那张纸”，但是塞姆又夺了回去，把它拿到走廊里的一盏小灯旁边去看。米西和沃森都向他的肩头凑过去，他开始念。

这份文件令人吃惊，它是向大会谢绝总统提名的宣言。如果沃勒斯失败了，他就把它交给大会。罗斯福把对于沃勒斯的争夺看作是保守派企图操纵民主党的斗争，他在宣言中说：“民主党一日不明确其支持自由主义的坚定立场，一日不摆脱保守和反动的桎梏，就不能继续走向胜利。”他说，从大会一开始，反动势力就在起劲地挑拨离间。现在已经不能对这个问题骑墙观望了。斗争到底的时刻到来了。因此，“我谢绝提名，给民主党一个做出历史性选择的机会”。

巴·沃森都要发疯了。“塞姆，快把那张倒霉的纸交给我——我要把它撕个粉碎……他现在正在火头儿上呢——他到明天早上就会后悔的。况且，国家需要他。我不管谁做副总统，国家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唯一对于国家重要的是那边那个家伙。”

为了阻止总统做出一件他很快就会后悔的事情，沃森扮演起了米西通常扮演的角色。多年来，她推迟发出总统盛怒之下写下的许多信件，并在第二天恳求他不要一意孤行。大部分时间，总统会平息怒气，随后信就会被扔掉。但是，如果总统的怒气仍然没有平息，她就把信放在她的抽屉里，过一两天再劝劝他。

但是这一次米西对事情的突变感到非常高兴，大会上的恶劣气氛只是顺了她的心愿。总统很难领导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意见分歧的国家，没有党的坚定支持他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她已经看到了罗斯福为这8年压力付出的代价，她担心第三任职务会耗尽他的精力，毁掉他的身体。

“很好，我很高兴，”她说，总统现在“别无选择”。

在走廊里，沃森仍然坚持要撕掉那张纸，但是罗森曼拒绝了。“巴，我希望他永远也不要读这个宣言，但是我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怎么想。”如果沃勒斯输了，罗斯福就要宣读，“世界上谁也无法阻止他”。说着，罗森曼拿起手稿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修改。

一刻钟后，当罗森曼回来时，总统仍然玩扑克。“巴·沃森泪流满面，他因为我把那份手稿拿回来而对我怒目而视，”塞姆回忆说，“我想他希望我会带着它走掉并躲起来。”但是现在屋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除了米西，每个人都告诉总统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但是罗森曼知道要改变他的思想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我从未看到他像那晚一样那么坚定地心意已决”。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罗斯福是否要真正放弃竞选，还是说他的宣言只是一个策略。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确信无疑的：宣言一宣读，事情就很可能成定局，总统很难再扭转局势。

晚上10点30分，代表们还没有结束他们的提名发言。按计划由罗斯福夫人先发言，然后进行投票表决。但是在最后一刻，弗朗西斯·帕金斯和洛伦娜·希科克这两个在第一夫人到芝加哥这件事中起关键作用的女人惊惶失措。“噢，她现在不能去，”在罗斯福基金发起人弗兰克·沃尔克走到埃莉诺身边要陪她一起上主席台时，她听到她俩叫道。“让她发言，这太可怕了。”从目前的情形看，大会完全失控了，代表们疯狂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高声地叫喊着。在这个时候让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史无前例地对一个重要的正规集会发言，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埃莉诺平静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当她走上主席台的时候，闹哄哄的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这也许是一周来代表们第一次最由衷地表达他们的敬意。她还没有开始发言就知道，唯一的希望就是说服代表们在国家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时摈弃一切个人的利益。

她的发言言简意赅，但是听众的平静证明了她的雄辩。她首先表达了对法雷的感谢。“他对党做出的贡献，他为党所做的工作，他对党的忠诚，无论如何不是谁能用感谢所表达得了的。”然后她就开门见山地说出了她的看法，她请求代表们要认识到这并不是“平常时期的一次平常的提名”，总统不能像平常一样参加竞选，因为他必须每时每刻都进行他的工作。“这绝不是平常的岁月，”她反复强调说，“这不是权衡个人得失的时候，而是全心全意投入地为整个国家着想的时候。”

“没有哪个候选人或者总统能够独力控制局势。这项任务只能由热爱祖国并愿意全心全意为祖国出力流汗的人团结起来才能完成。”她没有提到沃勒斯，她提醒代表们，如果总统认为第三任的压力无法承受，如果他相信某个人最有能力给他帮助，那么请他参加竞选的人就必须尊重他的判断。

她的发言一结束，人群的主导情感就发生了变化。由衷的鼓掌从大厅的各个角落响了起来。当代表们回想他们首先选择罗斯福的原因时，微不足道的伤痛和嫉妒就消失了。他们只是一直在期盼着有人对他们的做法表示感谢，现在第一夫人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阿尔本·巴克雷说埃莉诺的出色演说使代表们有机会重新振作起来，使他们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罗森曼同意这种说法。在总统的书房里谈到这群对埃莉诺的演说表示赞赏的代表时，他说演说似乎把一切都提到了超脱“猥琐的政治交易之上，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与以前迥然不同”。

埃莉诺一坐下来，投票就开始了。在书房里，总统放下手中的扑克牌，心里在计算着票数。会场的气氛开始很紧张，班克海德一开始就领先。但是随着一个州一个州地传唤，支持总统决定的票数增加了。到第一轮投票结束时，沃勒斯得到了大多数选票，他成了副总统候选人。

当罗斯福电告大会，宣布他将在一刻钟内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时，总统书房里的气氛明显地轻松了起来。但是他首先要让人把他送回卧室去洗脸换衬衫。罗森曼注意到，这个58岁的人已经备受煎熬，他看上去“形容憔悴，炎热的天气使他衣衫不整”。但是他只花了几分钟便振作起精神。当他微笑着走出来时，他“看起来又像平常一样，轻松快活，镇定自若”。

除了米西，其他所有人都高兴地陪着总统走到地下广播室。在那里，在东部时间凌晨1点20分，他终于告诉大会和全国人民，他要打破保持了175年的先例参加第三任竞选。在他持续20分钟的讲话过程中，米西泪流满面。

总统坐在一排麦克风前面，忧郁的声音有时充满情感。他说明了自己接受提名及长时间保持沉默的原因。他告诉代表们，1936年他当选时，他下定决心要在第二个任期结束时改变政府的施政方式。1939年战争爆发时，这种决心依然坚定。但是“很快就有迹象表明”，当时公开声明他不再参加竞选“从纯粹的公众利益来看是不明智的”。就这样他等待着。然后，德国侵略欧洲的战争爆发了，“我能公开明确个人意愿的正常条件也随之而去了”。

“有许多个晚上，当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时，我会问自己，作为陆海军的总司令，我有没有权利一边号召全国男女老少报效祖国，训练他们为祖国服务，而同时当人民请我给予同样的服务时却拒绝尽自己的所能为祖国效力……像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我也为自己做了安排，安排我自己选择的个人生活，安排1941年1月开始我的晚年享乐。这些安排与其他许多安排一样，现在看起来就像在外星球一样遥不可及的世界里做出的。”

海德雷·多那藩，《华盛顿邮报》一个年轻的记者，后来在评论这一段“痛苦的欺骗”时写道：“由于我自己完全有资格被选派作候选人，因此，我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个人计划方面所蒙受的损失不会感到多少惋惜。”但是他的演说刚好迎合了那天晚上的听众。当演说结束的时候，欢呼的人群全体起立。

埃莉诺在罗斯福发言时就坐在台上，她看着探照灯蓝色的光柱射在挂在西墙上的巨大的总统头像，与其余的人一起倾听着。当丈夫最后的话语穿过喇叭时，她站起来欢呼。乐队奏起了《向领袖欢呼》。然后，当疲倦的代表们回到家里休息时，她乘车到机场准备返回海德公园。

当飞机沿着跑道滑行时，有个人疯狂地跑过机场。总统打电话到机库，他想感谢妻子出色地为他完成了任务。埃莉诺后来回忆说，他不大流露自己的感情，这不符合他的性情，虽然在许多场合他告诉别人说：“‘她的发言很好。’我想，他认为人们应该通过自己的感觉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做得出色。”

哈里·霍普金斯随后也打来了电话，他也充满了感激。当他主动说他知道自己犯了许多错误时，埃莉诺直言不讳地表示同意。她已经从法雷的脸上看出了他所受到的伤害。“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政治，”她说。然后，飞机就起飞了。

第二天上午，罗斯福一直熟睡到11点钟。但是埃莉诺虽然在航班上只睡了几个小时，却很早就起来吃了早餐。她感觉好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她把时间安排得非常紧，”乔·拉什在他的日记中惊叹道，“她到星期四凌晨3点钟才睡，上午9点钟就吃早饭，听完广播又乘飞机赶到芝加哥，在那里一连折腾了8个小时，乘飞机回来后9点半又要吃早饭。现在她在洗澡，又为繁忙的一天做好了准备。这一天她去游泳，写专栏，写信，与30个哈得孙河劳工学校的学员一起去野餐，然后陪詹姆斯夫人吃晚饭。”

汤米告诉希科克说，在随后的几天里，“称赞埃莉诺讲话的电话和信件”雪片般地向她飞来。“罗斯福夫人平息了5000人的骚乱”，一则新闻标题这样写道。但是最有意义的信却来自她在西雅图的女儿安娜。“你的讲话简直让我心服口服，”安娜在信中写道。“我是说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她继续说，总统的讲话虽然开始听起来有些有气无力，但是也很感人。但是她写信的目的是想告诉母亲，她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杰出的母亲感到非常自豪。3天后，安娜又来信了。安娜说，那天早上，从她的朋友艾迪·罗丹那里收到了一封信。艾迪也出席了大会。信中说“罗斯福夫人挽救了局势”。“我们可以感觉到你所做的不只是发表了一次演说，亲爱的，但是艾迪的信使我们很想听听这个故事。”

只有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让埃莉诺感到扫兴。汤米说，哈里·霍普金斯显然为罗斯福夫人对他讲的话而生气，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他在生气，他不会到海德公园来的。”大会结束一星期后，在与法雷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埃莉诺向他做了解释。“吉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我除了富兰克林谁也没有告诉。霍普金斯对富兰克林说，他不喜欢我在芝加哥时对他讲话的方式。你记得我是和你一道直接走到斯蒂芬斯饭店的，然后就到了会场，所以我没有看见他。我从体育场直接到了机场。他在机场通过电话对我说，他为没有去看我而感到非常抱歉。我对他说，我也很抱歉，因为有些事情我不想对他说就没有去看他……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认为他没有政治判断力，是他造成了不利的局面。”

但是最后的话是汤米说的。“天哪，”注意到哈里的疏远，她说，“好像很难相信，在这样的时刻成人也如此自私。”

至于埃莉诺自己，她故意对自己做的事情低调处理。在一个言不由衷的专栏里，她写道，芝加哥的气氛“就像人们在这样的场合一直看到的那种气氛。对于我来说，见到老朋友时那种友好的气氛使我非常受感染。当沃勒斯夫人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

但是出席大会的代表和白宫的人知道也非常感激埃莉诺完成的危险任务。“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汤米在写给希科克的信中说，“虽然你和我都知道也承认，但是时不时还得有戏剧性的事件来加强我们的信念……天长日久地与美画相伴会使我们的欣赏力变得迟钝。”

第6章　“我是个魔术师”

“我是个魔术师，”罗斯福曾经这样说，“我从来不让我的右手知道我的左手在干什么。”在任总统期间，他不断地展示他的非凡能力，把许多球掷到空中，不让它们落下来。批评者诋毁他的聪明把戏，说他操纵欺诈，而崇拜者把这种手腕看作政治大师的标准。1940年夏天，他的魔术手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他必须同时应付英国对驱逐舰的紧急需求，通过《义务兵役法案》，起草一个有争议的税法，以及对这一切都会产生影响的总统竞选。

那年夏天，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几乎没有一个人对生活抱有乐观的态度。创纪录的热浪附着在这个地区6个月不散，花儿凋谢了，人们的脾气暴躁了，急躁不安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城市。国会山装上了空调，但是联邦政府大多数办公室和大多数华盛顿居民家里都没有装空调。在正常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大选年，当需要时间筹备选举时，政界要人都纷纷逃开，政府的工作也陷于停顿。但是这年夏天，欧洲的大部分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无处躲避。“我对国家前途感到不寒而栗，”一个议员评论说，“国家的命运竟然必须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加以确定。”

近来白宫有6个房间安装了空调，包括总统的书房和卧室、第一夫人的套房、霍普金斯的居室和三楼米西·莱汉德的卧室。但是总统的慢性鼻窦炎使他不能在有空调的房间工作和睡觉。塞姆·罗森曼说，即使电风扇也会让他感到不安，所以他宁愿脱掉外套，解下领带，挽起袖子，任凭汗水畅快地流淌。

罗斯福一边忍受着暑热的煎熬，一边还要想方设法找到合法的途径向英国移交丘吉尔5月份要求支援的50艘驱逐舰。这个夏天，丘吉尔不断地强调，这是美国给英国的最大帮助。英国半数以上的驱逐舰在敦刻尔克沉没或遭毁坏，另有11艘在7月被毁。没有驱逐舰阻止潜艇对其商船的攻击，一个全部石油和半数食品靠进口的岛国就无法生存。

丘吉尔告诉罗斯福，要抵御德国的预期侵略也需要驱逐舰。6月16日，希特勒指挥他的将领开始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打击，目的是把皇家空军从空中赶走，为9月中旬的入侵做准备。德国飞机夜夜对英格兰南部沿海进行轰炸，毁坏了机场、船坞、交通线和雷达站（有一天夜里，纳粹德国的空军击中了6个雷达站，但是德国人由于没有意识到雷达站对英国防御的重要性，没有继续袭击）。同时，数百艘德国驳船沿着欧洲海岸移动，护航舰穿过多佛尔海峡，成千上万的德国军队集结在法国北部的沿海。不列颠保卫战就要打响了。

7月31日，丘吉尔在电话中告诉罗斯福，接下来的三四个月是生死攸关的。英国有一个巨大的生产计划正在进行，到暮秋或者初冬生产出新的驱逐舰。但是，在此之前只能由美国的驱逐舰填补这个空白。“总统先生，”丘吉尔最后说，“我带着莫大的敬意对您说，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行动的时候到了。”

罗斯福同意他的看法。8月2日，他告诉内阁：“在德国的攻击下，英伦诸岛的生存很可能就全仰仗这些驱逐舰了。”但是他面临着一个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6月30日，当国会通过1940年军火计划、对国防增加财政年度拨款时，参议员大卫·沃尔什附加了一个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只有国会证实是美国防御不必要的多余材料才能交给外国政府。该规定对移交丘吉尔要求的驱逐舰提出了一个特殊问题：5个月前，为了避免把同一批驱逐舰当作废品处理给英国，海军上将斯塔克向国会作证，这些船只对美国防御的确是必要的。

6月，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征兵的法案提交到了国会参众两院。虽然熟悉美国军事形势的人中没有人怀疑征兵的必要性，但是罗斯福开始不愿表明坚定的立场。他认为，对英国援助应该放在第一位。“让义务兵役制成为我们与国会的个人争斗并因此而失败，”他向他的一个顾问解释说，“这对于轴心国是一种鼓舞，对于英国是一个打击，对于我们的声望是一种损害。”

反对义务兵役制的阵容非常强大，包括孤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阵亡将士的母亲们、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团体。自称是美利坚之母的女人面戴黑纱天天在国会山前面游行，她们发誓要为义务征兵“守灵”。据记者马克·沙利文报道，到6月底，反对的呼声高涨，“有人说除非罗斯福先生出面挽救，否则整个征兵计划就要完了。”陆军部长史汀生有同样的看法，“总统没有起到明显的领导作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在国会中可以反映出来。”事实上史汀生对国家的军力衰弱非常恐慌，以至于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浑身都是冷汗。

马克·沙利文报道，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罗斯福终于抛开了竞选方面的顾虑。在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他首次公开认可了义务兵役制。一般情况下，总统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会说自己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说。他愉快地说周末他要到海德公园去，然后停顿了一下，好像他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不久，提问开始，《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弗雷德·伊萨里提了预先准备好的问题。“总统先生，”他问，“国会里有一种明确的看法，认为你对征兵立法并不热心，因此，这个问题事实上被搁置了起来。”

回答他的提问时，罗斯福毫不含糊地认可了义务兵役制，催促通过立法，把它作为“国家防御的重要举措”。罗斯福在大选年批准义务兵役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着险棋。“它很容易挫败民主党在全国的选举——沃勒斯和我自己，”罗斯福在写给伊利诺伊一位民主党编辑的一封私人信里预言。但是罗斯福能感觉到，公众舆论正在转变，全国人民可以被说动。

在罗斯福支持征兵的时候，埃莉诺继续为放宽为国家服务的形式而奔走呼号。她认为，可以通过扩大国家青年管理局和平民保安团为男女公民提供服务渠道。“用军事训练把它禁锢起来，”仲夏，她在一个专栏里写道，“就等于没有抓住我们现在所面临形势的根本。民主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贡献。”在埃莉诺看来，真正的国家防御意味着全民动员，使每个公民都能得到训练以消灭贫穷，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变得更美好。当埃莉诺把她的想法告诉富兰克林的朋友哈里·胡克时，他说他简直不相信她说的话，他说相信战争和贫穷可以消除是在白日做梦。埃莉诺毫不气馁，几天后在一个专栏中她又一次提到这个话题，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反对征兵。

“从你写这个专栏的方式看，”专栏作家梅·格雷戈警告埃莉诺说，“你好像和他们一样反对征兵。记者们都评论说，你在反对老头子。”

“我没有反对总统，”埃莉诺回答说，“但是我希望扩大服务范围。”虽然如此，她从总统那里收到了一份备忘录，总统明确地告诉她征兵的重要性。埃莉诺在下一期专栏里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她说她希望扩大服务范围并不意味着她反对征兵。她写道，义务兵役制问题“关系到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来抵抗外来侵略的问题……如果没有义务兵役制，我们就不可能有防御侵略的力量”。

一旦理解了征兵立法对于丈夫的重要性，埃莉诺就毫不犹豫地公开支持他的立场。当她宠爱的组织美国青年代表大会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征兵时，她称之为“愚不可及”，并告诉《纽约时报》，这正好“让那些不愿看到美国加强战备的人渔翁得利”。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主席约瑟夫·凯登在白宫花了好几个晚上跟埃莉诺商讨。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对罗斯福夫人感情化的痛骂而非理智的辩驳，我们都深感遗憾……我们并不像罗斯福夫人那样认为，当我们的民主制度危在旦夕的时候，征兵的支持者们独具慧眼。”

8月初，在白宫的支持下，征兵立法程序在国会缓慢地进展。但是胜利并不绝对有把握。大多数观察者认为，法案的最终命运取决于共和党候选人威德尔·威尔基在他的提名演说中表明的立场。他的演说定于8月17日在印第安纳州的艾尔伍德举行（虽然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6月就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故意等到8月发表他的演说，这样，演说就标志着他竞选的正式开始）。如果威尔基出面并领头反对义务兵役制，那么它在国会通过的希望就会很小。加利福尼亚参议员希拉姆·约翰逊预测说，如果他批准了这个法案，“十几个胆小的民主党参议员和50个有竞选意识的众议员就会无所顾虑地支持它，因为这不再是一个竞选问题”。

“温德尔·威尔基对征兵的态度，”“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系”驻华盛顿记者在8月中旬报道说，“与罗斯福谋求第三任一样在华盛顿越来越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

那年夏天，华盛顿人急切地想打探威尔基对征兵的态度，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特别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威尔基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没有从政的经历，不属于任何组织，以前从来没有竞选过任何公职，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民主党党员。他的国际主义观点和共和党强大的孤立主义派别格格不入。他参加大会时只得到3％的共和党选票，而纽约地方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却获得了67％的选票，获胜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评论的那样，代表们一来到费城，他的竞选就获得了生机，出现了势不可当的势头，“这是共和党集会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从最初999张选票中的105张开始，威尔基不断攀升，终于在第六轮投票中获得胜利。

威尔基被记者们称为“大笨熊”，他身高6英尺，体重220磅。从艾尔伍德高中和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后，他在俄亥俄州阿克戎作为通用轮胎公司的出庭律师名声大振。然后他来到纽约，成为一家资产上亿的公共事业公司联邦和南方公司的总裁。虽然他在早年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党党员，热情地支持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政策，但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公共事业公司的总裁，他与新政下设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矛盾重重。他的魅力和聪明才智使他在反对政府干预的斗争中逐渐成为一个超级商人。

“在美国政治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奇迹，”目瞪口呆的哈罗德·伊克斯写道。“这个直到几年前还是民主党党员的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就参加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他最终竟然成功地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谁也不会怀疑威尔基的能力。他是个富有魅力、富有色彩的人物，有胆略，有机智……他绝不是可以轻易击败的对手。”总统同意伊克斯的判断，他相信自由派人士威尔基是“共和党人能够为他找到的最可怕的竞选对手”。

罗斯福习惯于成为全国注意的焦点，当他意识到一切行动都要等到威尔基发表演说后才能进行时，他一定感到非常沮丧。但是一扇门关上了，罗斯福会设法打开另一扇。8月13日，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召集了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后来被史汀生称为“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史汀生、诺克斯、摩根索和副国务卿韦尔斯。在会上，他宣布，他决定不经国会批准进行驱逐舰交易。虽然他知道这样会招来强烈的批评，但是他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他为争取共和党少数派而做出的努力失败了。参议员克劳德·佩帕同意支持驱逐舰法案，他在前一天告诉他，立法“不可能通过”。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每个人都感到形势令人绝望，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举措”，但是没有人反对总统的决定。

8月11日，律师迪安·阿契森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份长篇的法律辩护词，支持罗斯福总统通过行政协议绕过国会做出这个重大决定。阿契森辩解说，总司令有权不经国会批准以驱逐舰交换基地，只要交易的最终结果可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正是掌握局势的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杰克逊证实了阿契森的观点。杰克逊说，总统有双重权力，他既是陆海军总司令，在对外关系中又是国家元首。他向罗斯福建议说，这种双重权力赋予总统足够的宪法权力，可以不经国会直接就驱逐舰交易进行谈判。

罗斯福想听的正是这个建议。根据这个建议，他决定完成这笔交易，然后再告诉国会，他也只能这样先斩后奏。那一天晚些时候，他向丘吉尔电告了这个好消息。他说只要英国同意把基地租借99年，他就准备移交驱逐舰。丘吉尔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提议。8月17日，协议正在谈判时，罗斯福匆匆安排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进行一次高级会谈。罗斯福喜欢金并且知道这位加拿大领导人有助于安排移交的细节。会议安排在纽约州北部举行。这样罗斯福可以在同一次行程中在奥格登斯堡检阅第一次陆军演习。

但是总统心里在合计着一个小小的鬼把戏。他把高级会谈安排在威尔基发表提名演说的同一天。他后来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抢走一半的风头”。他确实做到了。

中午时分，总统在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的陪同下抵达奥格登斯堡。他们刚到就形成了一个车队，中间是总统的坐车，有5辆客人乘的小汽车、6辆记者坐的巴士和9辆摄影师坐的卡车。总统身着泡泡纱衣服，头戴巴哈马草帽。他花了5个小时，行程70英里来检阅6个师的9.4万名官兵。记者们报道，在每一个小村的岔道口，总统的车队都受到当地居民的欢呼，“姑娘们身着最漂亮的衣服，小伙子也穿上他们的星期天盛装。”

当车队在6个师中的第一个师前面停下来的时候，1万名官兵排成整齐的方队迎接他们的总司令，野战炮斜着指向天空，在葛底斯堡、大合恩和默兹—阿尔贡等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飘扬过的彩色军旗在空中飘扬。20响礼炮震耳欲聋，军乐队鼓乐齐鸣。“丽日当空，万里无云，天气宜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景象，”72岁高龄的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非常希望我是在军队里同他们一起表演而不是整天坐在汽车里看着他们。”

但是表面的景象纵然感人至深，却仍掩饰不了令人悲观的形势。这些演习同上一次在5月进行的演习一样，军队由于装备短缺而显得捉襟见肘，他们是在玩扫帚柄而不是在舞机枪，他们是在开卡车而不是驾坦克。8月，军事演习中集结的6个师中，有5个师是来自新英格兰、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国民警卫队。士兵们身体肥胖，未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不具备军人的体质，”一个军事观察家评论说，“他们不具备军人的心理素质……机械化部队满载士兵的卡车投入了战斗，但是如果这些士兵的皮带下满是脂肪，走出卡车时上气不接下气，两条腿撑不住艰苦的行军，那么要这样的士兵也没有什么用处。”

中午，在树林的阴凉地方野餐时，休·德拉姆中将向总统解释说，这些士兵都是志愿兵，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没有放过枪。在每天的行军中，大批人由于暑热和劳累倒了下来。在前一天的演习中，一个没有经验的筑路工程队不小心把15颗炸弹留在了路基下面，而总统的车队几小时后就要从这条路上经过。幸好这个错误很快就被发现了。

德拉姆将军强调说，问题就出在征兵制度上。“如果我们要成功就必须以义务兵役制代替志愿兵制度。我们再讨论志愿兵制度和义务兵役制，就是在浪费时间，在忽视基本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要对现实视而不见……那些把枪塞到民兵手里、教他们使用兵器、然后就把他们送去和敌人拼斗志、搏体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总统要为义务征兵的必要性找证据的话，那么看看这些大腹便便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就再好不过了。他们不习惯野外生活，连开枪射击也没有经验。“这些人身体太弱了——每天15英里已经使他们难以招架，许多人倒在了地上，”罗斯福向他的新闻界朋友L．B．谢利说。“任何一个对德国的作战方法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军队在一两天内就能被一支规模相当、训练有素、组织有方的军队击溃。”

威尔基发言的时间快到了，推测的气氛笼罩着总统一行人。但是尽管他的发言对于征兵的前景很重要，总统仍固执地推说自己太忙了，没有时间听。有个记者说，下午3点钟广播开始的时候，“总统汽车里的收音机没有声响”。罗斯福在聚精会神地听第一师的军官们有关演习目的的讲座。不听广播，罗斯福就可以告诉探听消息的记者，他需要在看到演说后再发表评论。

威尔基是在露天发表演说的。下午前，毒辣辣的太阳把水银柱推上了华氏100度。20多万人聚集在离艾尔伍德市中心大约两英里的考拉威公园听他讲话。他们来自中西部各地，动用了63列专列、300多辆普尔曼式卧车、1200多辆巴士以及6万辆小汽车。演说那天，到5点钟的时候，周围的玉米地看上去就像是难民营，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裹着毯子在外露宿，有的睡在车里。艾尔伍德的大多数家庭成了寄宿旅店，城里唯一一家旅店早已爆满。沿着主干道，商店前面成了热狗摊，纪念品商店在兜售威尔基邮票、驾驶执照、扑克牌、球拍、枕套和平底玻璃杯。

主席台面对一片树林，下面坐着3.5万人，他们背后站着的人更有4倍之多。当威尔基走上主席台时，掌声雷动。他满面笑容，汗滴从额头上淌下来，他等待着掌声平息下来。然后，他开始讲话，“今天，我们在这个典型的美国城镇相会。在这个地方，城里是平静的街道，外面是宜人的田野，人们悠闲地从事他们的工作。这一切景象似乎离欧洲那毁于战火的城市和灾难深重的人民很远。本能地，我们会忘记发生在那里的流血冲突……但是……同样也是本能地……我们知道我们离这些受灾受难的人民并不遥远。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同属于同一个物种……尽管我们极力想忘却，可是我们无法抹去眼前残酷的景象，我们无法逃脱它对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深刻影响。”

威尔基开头这一番话表明他反对在中西部占主导地位的孤立主义倾向。然后，他继续说：“我相信，某种义务兵役制是保证我们拥有符合国防要求的训练有素的精兵强将的唯一一种民主途径。”不申明自己的坚定信念他就不会请求美国人民对他抱有信心。

这正是罗斯福政府要听的话。报纸的标题新闻称：“威尔基支持义务征兵。”可是威尔基甚至进一步表明了他和政府的一致立场。他宣布，他完全同意总统在夏洛特维尔宣布的、向抵御法西斯侵略的军队提供美国全部资源的政策。

威尔基批评新政对工商业的侵害。但是即使在涉及这些国内问题时，他也强调说他赞同新政的最低工资限额和最多劳动时间、联邦政府对银行和证券市场的干预、失业保险和养老福利。只是在最后，当他在一系列问题的辩论上对罗斯福提出质疑时，他的演说才带有一些政党色彩。

在从纽约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埃莉诺和梅·格雷戈坐在车上听着广播。埃莉诺深受感动。“他的嗓音很好听，他的广播讲话很好，”埃莉诺说。“这是一场勇敢的演说，”格雷戈表示同意。“威尔基是个坚强的人，他说话坚定有力。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要从两个不平凡的人中选出一个作为我们的下一个领袖。”下午，罗斯福和史汀生回到总统专列去参加与加拿大总理的高级会谈。会谈原计划在罗斯福车厢的两个通廊里举行（一个用作餐厅，一个用作休息室），而列车停在奥格登斯堡的调车场里。但是在最后时刻，白宫特工队队长艾德·斯塔林注意到在列车与河之间有两只巨大的油罐。斯塔林对此感到不安，他就命令把列车开到寂静的休维尔顿村。在那里总统和总理可以不受任何干扰谈到深夜。沿着铁轨，5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握着上了刺刀的枪在周围巡逻。圣劳伦斯河上，一艘军用巡逻艇在警戒。在列车外火辣辣的太阳下面，几十个工人昼夜忙个不停，把巨大的冰块塞进列车的空调系统里。

当麦肯齐·金和美国驻加拿大公使杰伊·莫法特到来的时候，各种冰过的饮料端了上来。莫法特注意到，在炎热的天气里经过乡间公路长途跋涉并检阅部队后，总统显得有些疲惫，但同时也很兴奋。他说，他希望那些反对征兵的人都能亲眼看看他那天看到的一切，这可以证明志愿兵役制是远远不够的。“他随心所欲地谈了一些自己想到的问题，”莫法特回忆说，“他的谈话总体上是精彩的。他那集国家元首、世界风云人物和东道主于一身的幸福神采再也没有那样活灵活现了。”他急于得到威尔基演说的全文，因为最初的报道只是支离破碎的。

吃晚饭的时候，史汀生也加入进来了。吃饭时，威尔基的演说稿通过电传发过来了。当总统读文稿的时候，大家都中断了谈话。当他看到威尔基不仅支持征兵而且也支持向盟国提供援助时，他的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这位政治大师断言，如果这是真的，如果威尔基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政府保持一致，那么“威尔基就输了”。在随后几年里，历史学家们同意罗斯福那时做出的分析。他们认为，威尔基没有能够说明他和总统的不同之处，这是他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但是，那天晚上在列车上的人们都异常兴奋。史汀生认为演说“有力量，有勇气”，而莫法特称它是“天赐之物”。

据史汀生记录，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大家都在高兴地讨论驱逐舰交易问题。总统告诉加拿大总理，他“原本认为他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才能移交这批驱逐舰”，但是现在他已经决定独力进行。两位国家元首一致认为，协议一旦签署，美国船员就要把舰只送到加拿大的某个地方，在那里正式移交给英国。金“几乎是两眼满含泪水”地感谢了总统，他答应当晚就发电报给丘吉尔，让他马上派英国船员来加拿大开这批船。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就在罗斯福和金会晤的时候，英国南部的天空已经成了“可怕的地狱，冒着火光的飞机乱舞，弹片如雨，降落伞甚至靴子都在空中乱飞”。时间每推迟一天，皇家空军的损失就会更大。

罗斯福同金和史汀生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然后，总统和金到中间的车厢里睡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史汀生告诉莫法特，他因为前一天晚上的谈话一上床就睡着了。事实上，这笔驱逐舰交易在史汀生的心中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甚至断言：“今天也许就是战争的转折点。”那天上午，莫法特在和史汀生谈话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个老头子身上又呈现出新的活力，“老战马闻到战斗的气息兴奋不已。它使他对生活又有了新的热情。”

但是在随后的几天里，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出现了。丘吉尔对是否公开宣布这笔交易犹豫不决。以基地交换驱逐舰他倒没有困难，但他更愿意把这两宗交易看作是两个朋友在危难中伸手相助，而不带有“任何契约、协议或者交易性质”。他告诉罗斯福，如果把基地看作是对驱逐舰的抵偿，那么“双方的人民都会对付出与得到进行对比”。这批陈旧战舰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海岛基地给美国带来的战略安全却是永久的，两者没有可比性，因此丘吉尔就会被看作傻瓜。

罗斯福理解丘吉尔的苦衷，但他也知道在美国，为这笔交易赢得公众支持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人们看到这是扬基佬做成的一笔精明买卖。所以丘吉尔被告知，美国宪法使总统不可能把基本的战略武器作为礼物赠送；驱逐舰作为交易中的一种抵偿以加强美国的安全。丘吉尔毫无办法，只能表示同意。

余下的问题就是向国会和国民宣布这笔交易了。“国会在这个问题上会兴师问罪的”，罗斯福预计。他本来打算等义务兵役制在国会通过了再宣布这笔交易，但是9月初英国迫切需要这批舰只，他不能再等了。

他把宣布这一惊人消息的日期选在9月3日，地点是在罗斯福专列他那节车厢狭小的通廊里。45分钟以前，他刚从西弗吉尼亚的南查尔斯顿离开。他在那里视察了一个长期废弃的工厂的修复工作。《纽约时报》记者多丽丝·弗里森不知道总统要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天上午她观察到罗斯福的脸微微发黄，显得有些急躁。她认为这个和蔼的人显得有些疲劳。第一次和总统一起在外吃午饭的金融家伯纳德·布劳奇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大卫·利连索尔说，总统好像“若有所思”，他的心思不在他们的谈话上，他有两次说“他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遭到弹劾”。

谜底在中午揭开了。总统在他车厢的客厅里召集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时代》周刊记者说，这个房间可以舒舒服服地坐7个人，但是“20多个人挤了进去，他们随着火车车轮的滚动而相互挤压”。总统略带歉意地说，他没有什么好讲的。想到他要透露的消息的重要性，他掩饰不住脸上的微笑。总统说，他要讲的是“自从托马斯·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以来美国国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他继续解释说，作为50艘驱逐舰的交换，他从英国得到了9个战略基地的使用权。当记者问他是否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已经成交了。事情已经完了。”当记者们从屋里出来整理消息时，拉开窗帘的车窗露出罗斯福那“满头灰发和笑脸”。事情做完了，他感到非常轻松。

正如罗斯福预料的那样，驱逐舰交易的消息在华盛顿招来了尖刻的批评。温德尔·威尔基虽然原则上支持这笔交易，但是他谴责罗斯福绕过国会自作主张的行为，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独裁、最专横的总统”。《圣路易斯新闻邮报》发表了同样的看法，并指出：“请注意‘通知’这个词。总统不是在请求国会——我们的民选代表——来批准这笔交易。他告诉他们这笔交易他已经批准了。罗斯福先生今天挑起一场战争。他也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独裁者。”

消息传到众议院的时候，众议院正要就征兵立法问题进行最后一轮辩论。总统选择的时间使他的忠实支持者也目瞪口呆。“如果罗斯福先生可以不询问国会就对我们驱逐舰随心所欲地处理的话，”众议员弗朗西斯·波尔顿在她的第一次众议院演说中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他，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他们。”当她结束讲话时，听众起立向她热烈地鼓掌欢呼。

但是就罗斯福而言，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如果50艘锈迹斑斑、长满藤壶的旧船能够帮助扭转英国的战争局势，那么冒这个风险也是值得的。丘吉尔和他的看法一致。除了移交战舰这个问题，这笔交易代表了“美国确信无疑的非中立行动”。丘吉尔后来写道，不管从历史上哪一个标准看，德国政府都有理由为驱逐舰交易向美国宣战。丘吉尔在向议会解释这笔交易时预测说，从这一刻起，大英帝国和美国的事务就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像密西西比河的河水一样势不可当地滚滚向前。“让它向前滚动，”他叫道，“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地向有利于我们的广阔天地前进。”

正在丘吉尔讲话的时候，美国驱逐舰到了哈利法克斯港的入口处。一个记者报道说：“四根烟囱直指天空，帆布套覆盖着甲板上黑色的高射炮炮口，闪闪发亮的铜鼻鱼雷搂着炸药死神躲在甲板下面。”丘吉尔开玩笑说，“由于巧合”，这些战舰碰上了英国船，船上正好载着第一批英国船员。

在数天里，美国船员不停地工作，给这些船涂上一层新漆，装上了一切必要的装备。由于战争而疲惫不堪的英国舰长们被这些舰只完好无缺的状况和大量的储备征服了。“在军官公共休息室里有煮咖啡器，有瓷器，有银器，还有台布，”作家菲利普·古德哈特报道说，“在船舱里有卷笔刀而储藏室的柜橱里塞满了他们不常见的听装芦笋、威士忌酒、牛肉脯、蛤蜊、速溶咖啡、番茄汁和南瓜。”9月9日上午10点钟，这些战舰经过简单的仪式从美国军队退役。在中午前，这批军舰开始踏上了大西洋战争的征程。

让总统感到幸运的是，随着美国获得这些基地的好处日渐明显，支持这笔交易的呼声远远抵消了最初对这笔交易的攻击。虽然罗斯福做交易的方式仍偶尔遭到谴责，但是他为做好这笔交易所用的技巧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称赞。“自从印第安人以价值24美元的贝壳串珠和一瓶烈酒卖掉了曼哈顿以来，”《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欣喜若狂地称，“我们再没有做过比这更好的买卖了”。“总统的这笔买卖，”《华盛顿邮报》高兴地指出，“是自从美西战争以来美国版图的第一次重要扩张。”

人们对驱逐舰交易的广泛支持增强了总统的支持者们对征兵立法支持的力量，民意测验中，征兵的支持率随之上升了。在最终投票的时候，这一历史性的立法首先在参议院，然后在众议院，以较大的差额票数通过。

就这样，对驱逐舰和征兵两个问题放下心来后，信心十足、镇定自若的罗斯福回到海德公园安度周末。9月7日，当总统到家的时候，这座老房子里充满了欢乐。欢乐的原因是挪威玛莎公主的到来。身姿挺拔而又婀娜多姿，用记者贝斯·佛曼的话说，39岁的玛莎看上去“正拥有一个公主应有的容貌”。她的外表，从灰色的衣服和黄金首饰到她那高高的颧骨和轮廓分明的嘴，都显示出良好的教养。玛莎长着大大的黄眼睛，长长的睫毛，清秀的面容。这位漂亮的公主成了总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玛莎在斯德哥尔摩出生时，挪威和瑞典两国都鸣响了21声礼炮，以庆祝挪威和瑞典联盟的国王奥斯卡二世的孙女的降生。玛莎长大的时候，挪威和瑞典结束了联盟关系，但是两个国家的皇室依然保持亲密的血缘关系。玛莎的父亲是瑞典王子，是瑞典国王奥拉夫·古斯塔夫五世的弟弟，她的母亲是丹麦公主，是挪威国王哈康七世的妹妹。玛莎见到她的大表兄也即她未来的丈夫奥拉夫王子时，还是个孩子。奥拉夫是哈康国王的独生子，是挪威全国宠爱的“小王子”。人们为他写诗谱曲，他的画像挂在每个学校的墙壁上。当奥拉夫和玛莎在1929年订婚时，挪威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他们结婚那天，当夫妻双双骑马穿过奥斯陆大街时，成千上万欢天喜地的民众向他们欢呼。他们婚后不久就生下了两个公主，拉根希尔德和阿斯特丽德，还有一个王子哈拉尔德。哈拉尔德注定有一天要继承父亲的王位。

1940年4月初，当纳粹德国侵略挪威时，皇室对这个国家的统治突然中断了。在两个月里，国王和国会议员勇敢地抵抗德军，拒不投降。为了避免被捕，他们一步一步地退进了北部的森林里。“我不能接受德国的要求，”当恼羞成怒的德国人试图杀死哈康时，他告诉他的国民，“这有悖于我作为挪威国王所担负的一切职责。”当德军继续前进并使哈康无法继续抵抗时，哈康和他的儿子就逃到了伦敦，并在那里成立流亡政府。玛莎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邀请到美国避难。

1939年春，当奥拉夫和玛莎到美国向世界博览会送交挪威展品时，罗斯福会见过这对皇家夫妇。玛莎身着她最喜爱的灰色衣服。从第一次看到玛莎那一刻起，总统就迷上了她那姣好的容颜和活泼的姿态。他们刚一相互问好，公主就问总统对希特勒当天上午发表的演说的看法。在一整天里，罗斯福避免对希特勒的讲话发表评论。他说，他没有听到讲话的内容。但是现在面对公主的直接提问，他不得不回答。“谈判的大门只开了大约一英寸，”他不假思索地告诉玛莎。这句话成了第二天的标题新闻。让富兰克林和他的母亲感到高兴的是皇室夫妇在海德公园住了一个周末。他们高兴地参加野餐，去观看瓦萨大学乐团举办的音乐会，还参加了一个大型乡间宴会。

1940年8月，当玛莎携儿带女与800名美国难民一起登上一艘军用运输船踏上奔往美国的危险旅程时，这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好像已十分遥远。据谣传，纳粹分子要绑架公主和她的儿子。由于受到谣言的干扰，船只不得不绕道航行，从芬兰的极地港口百沙摩出发，沿着挪威海岸，穿过布满水雷的北大西洋水域到达纽约港。当船安全靠岸后，玛莎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她用“勇敢的语言”抨击了希特勒，给埃莉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主从纽约码头来到海德公园。随行的有她的孩子、女侍臣、宫廷大臣以及一群侍从。

公主活泼乐观，她的到来显然给总统的家里增加了无限乐趣。早、中、晚三餐她都笔挺地坐在椅子上，笑颜常开。当总统说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快乐的少女一样盯着他的脸。一个目击者说，看她卖弄风情实在有趣。“玛莎常常坐在那里假笑，她告诉他他有多么英俊潇洒。”她会眨眨眼，做出“小姑娘的样子”，总统“好像非常感兴趣”。

“没有什么比一位漂亮的女士更令人赏心悦目，”罗斯福曾经说，“没有什么比一位漂亮女士的陪伴更令人爽心，没有什么比一位漂亮女士的爱更让人陶醉。”吉米·罗斯福说，罗斯福是个爱向女士献殷勤的人，“当他的听众中有几个对他敬慕的漂亮女士时，他就会兴高采烈”。如此说来，总统对玛莎产生强烈的爱慕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她坐在他身边，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咯咯地笑个不停。“他好像非常开心，”一个客人说，“他俩不断调情，关系越来越亲密……”

安娜的女儿埃莉诺·西格雷弗斯当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回忆说，玛莎给罗斯福一家带来了生气，“她很有趣，她一点也不刻板。我记得她的女侍臣胳膊上有刺花。”玛莎讲求实际，不装腔作势，坦率活泼。她这样的性格对她非常有用。

9月7日是星期六。那天晚上罗斯福一大家子，包括玛莎、萨拉、埃莉诺和米西一起来到了附近的皮克斯基尔，在摩根索家里举行夏末烤蛤野餐会。“这几乎成了一年一度的大事，”亨利·摩根索三世解释说。“那里有啤酒，有白兰地，还可以唱歌。罗斯福会和大家一道唱歌。在这样轻松愉快的夜晚，罗斯福尽情地享受着美味佳肴。”埃莉诺在后来的专栏里写道，那晚很冷，“但是熊熊的篝火让人感到温暖。我们都穿了许多暖和的衣服。”晚饭后，大家都到客厅里跳方形舞。“罗斯福夫人喜欢跳方形舞，”摩根索回忆说。

正当罗斯福一行人在摩根索家里尽情地享乐时，600多架德国轰炸机沿低空向伦敦袭来。这是对一个城市进行的最猛烈的空袭。几分钟内，有400多人被炸死，1400多人严重受伤，公共汽车和火车停止了运营，灯光熄灭，大火在城里四处蔓延。“我们熟悉的伦敦在燃烧，”一个惊魂未定的伦敦人后来写道，“30代人花费了1000年时间建造了伦敦……而纳粹分子在30秒钟内就把它夷为平地。”

那一周早些时候，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决定把战略重点从对英国南部的皇家空军进行白昼轰炸转向对伦敦进行大规模夜间袭击。后来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失误。这个决定有一点感情因素，反映了德国希望对英国最近轰炸柏林的行为进行报复。而德国人不知道，英国对柏林的轰炸是由于一个微小的导航错误造成的。戈林也希望打乱英国首都的日常生活从而达到挫败英国人意志的目的。

戈林战略转移的时机不对。经过1个月猛烈的空中打击，英国皇家空军的航空部队已经支离破碎，处于崩溃的边缘。德军数量上的优势开始显示出效果。“像这样再过一周，”记者威廉·夏伊勒写道，“英国就不能组织起空中防御。入侵几乎一定会成功。”将持续57晚的对伦敦的空袭使得皇家空军有机会恢复、重组，然后再占上风。10月中旬，英国航空兵仍然控制着局势。而这离戈林向希特勒承诺把皇家空军从空中赶走的日期已经很长时间了。入侵的先决条件没有达到，希特勒被迫在10月12日将“海狮行动”的战备工作推迟到第二年春。

当然，当时在英国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对伦敦的猛烈空袭于9月7日开始。这次被称为“闪电战”的空袭给人以恰恰相反的信号：纳粹的入侵就要开始了。在全国各地，教堂敲响了钟声，军队就地待命。《纽约客》记者莫利·潘特-唐斯写道，从这一夜起，就不再有安宁的夜晚，“只有糟糕的夜晚，更糟糕的夜晚和情况较好的夜晚。”伦敦人开始学会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晚上排队进公共掩体，抱着毯子和婴儿到地下通道里的集体宿舍，把自己的地下室变成了卧室。

“最令人惊奇的，”潘特-唐斯惊奇地写道，“是普通市民在这种让人心惊胆战的情况下工作时表现出来的那种乐观和坚强。”橱窗被炸毁的小商店店主会在开阔的地方挂起“照常营业”招牌，并和顾客谈笑风生。目光所及之处，人们都可以看到，纸制的联合王国国旗坚强不屈地飘扬在被炸成废墟的住宅、办公楼和教堂的残垣断壁上。自由派日报《PM》记者本·罗伯逊报道说，伦敦人突然意识到在必要的时候“人可以忍受任何事情”。正如丘吉尔所预测的那样，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实际上是“最美好的时光”。

9月8日，星期六上午。当“巨大的烟幕”笼罩着伦敦、精疲力竭的消防队员在奋力控制火势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宣布全国祈祷一天。他在罗斯福夫人、玛莎公主和她的女侍臣拉格妮·奥斯特卡尔德伯爵夫人的陪同下驱车到圣詹姆斯·埃皮斯考帕尔教堂。这个教堂位于一片静谧树林里，上面爬满了常春藤。罗斯福坐在埃莉诺和玛莎中间，他听到牧师宣告：“我们正面临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能不能制止这种残暴的行为？美国总统相信在上帝帮助下这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让我们一起祈祷。”

那天的午饭是一次皇族盛会。总统请来了玛莎和前奥匈帝国皇后齐塔以及她的两个儿子哈布斯堡大公奥托和费利克斯大公。这位前皇后在德国人炸毁了她的避难所之前一直安全地在比利时漂泊。她于7月中旬到达美国。

总统的母亲昂首挺胸地坐在餐桌的上首。面对皇室客人，她非常愉快。萨拉的举止中透露出她独有的高贵。“萨拉在某些小圈子里被称为‘公爵夫人’，”一个朋友解释说，“这倒不是因为她总是发号施令，而是因为她无意中显示出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我想，也许除了英国女王她没有把握外，她不会把任何人看作与她地位平等。”

当萨拉说话的时候，她吐字缓慢而清晰，她会发出每一个单词的每一个音节。萨拉机警地看着桌子前的所有的人，她对玛莎的孩子尤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那镇定自若的表情和得体的举止使她想起了富兰克林的童年，他们都长着金黄的头发，个个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她把目光从玛莎的孩子身上转向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头如此相似，萨拉眉开眼笑。这是她的房子，她的家，她的世界。她感到心情无比舒畅。

过了周末，当玛莎离开的时候，总统向她公开发出邀请，让她在为自己和孩子们找到合适的住所前先住在白宫。玛莎接受了他的慷慨相助，于是她就在位于二楼生活区的玫瑰套间安顿下来。她在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星期，下午陪总统喝茶，晚上参加他的鸡尾酒会，周末陪他到波托马克河上游览。“她是一个特殊的人物，”特工人员密尔顿·里普森回忆说，“她是一个真正的美人。”

“你对我和我的三个孩子关怀备至，我想我永远也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激，”玛莎在写给总统的信中说。“你和他们有说有笑，收集邮票让他们高兴。这也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毫无疑问，”吉米·罗斯福回忆说，“二战中，玛莎是父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吉米说，“虽然历史学家从来没真正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和公主之间发展一种真正的浪漫关系是完全可能的。父亲显然喜欢她的陪伴。她到的时候，他会向她亲吻问候；她走的时候，他会与她吻别；如果她留下来过夜，他会向她亲吻道个晚安。”玛莎和他形影相伴成为总统助手们的笑料谈资。他们开始称她为“总统的女朋友”。

但是在白宫内部开玩笑归开玩笑。当记者沃尔特·特洛汉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玛莎公主的让人浮想联翩的文章后，斯蒂芬·厄尔利愤怒了。“厄尔利想尽办法让我不要再写玛莎，”特洛汉后来回忆说，“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就是停不下来。例如，我会计算在四五周里玛莎到海德公园的次数。然后，我会描述她穿着高跟鞋和长筒黑丝袜从火车上走下来的样子。如果你会从字里行间领会言外之意，其中的大意就不言而喻了。‘可恶之极，’厄尔利会说，‘难道除了埃莉诺总统就不应该关心其他女性吗？’我就回答说，‘难道米西还不够吗？’这样他就无话可说了。但是我从来不会写米西的半点不是。我非常喜欢她。”

总统陪玛莎一道驾车出去寻找住所。终于在总统的帮助下，玛莎在普克山找到了一座气势壮观的房子。这是一座有24间房间的石头建筑，位于马里兰州伯士达105公顷的林地上。“当我们在喝茶时相见的时候，玛莎和她的女侍臣都非常愉快，”埃莉诺在9月26日写道，“因为她们找到了一座舒适的房子。”但是玛莎仍然经常到白宫去，常常留下来过夜。有许多次，总统开车到普克山去看望她。

埃莉诺基本上对玛莎的卖弄风情冷眼相对。她对一个朋友解释说：“休闲放松离不开玛莎，无休无止地取乐也离不开玛莎。”30年来看着丈夫在形形色色的女性中生活，埃莉诺已经对玛莎所创造的情形习以为常。埃莉诺知道自己不能像玛莎那样轻松自如地逢场作戏，所以她对玛莎的卖弄风情既表示轻蔑又渴望。“我无法想象罗斯福夫人会想要调情，”吉米·罗斯福的第一个妻子贝特西·惠特尼说。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埃莉诺用充满渴望的语调告诉一个朋友说，调情是她年轻时曾经想学会的一种本领。

在丈夫喜欢玛莎这个问题上，虽然埃莉诺还能泰然自若，但米西却被搞得心烦意乱。每当公主在总统身边的时候，米西就焦虑不安地监视着。她注意到，玛莎一走进房间，总统立刻就精神振作起来。过去，在汽车上时，体面地坐在总统身边的总是米西，一条旅行毛毯裹住两人。而现在，每当总统在下午长距离驾车外出放松时，坐在他身边的总是玛莎。

在米西快到30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曾经问她，不结婚她是否感到遗憾。“绝对不会，”米西笑着回答，“有谁能跟富兰克林·罗斯福相比呢？”当然，在她的一生中有过几次罗曼史。在30年代初，她曾和埃莉诺的保镖、英俊的州警察厄尔·米勒有过一段打情骂俏的经历，几年后，她和威廉·布利特有过较为严肃的罗曼史。

这些罗曼史是如何开始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就不得而知了。厄尔·米勒声称，他故意讨好米西是因为他爱埃莉诺，而埃莉诺因为米西和富兰克林的亲密关系受到了伤害。米勒说，殷勤地陪伴米西，在闲暇的时间带她出去吃饭或者看电影。“米西让我值夜班，这样我就可以到她的房间里去（在温泉镇），”米勒回忆说。但是不负责任的米勒没有料到米西会动了真情。当她发现他同时“和行政办公室里的另一个姑娘有染时”，她倒在床上哭了整整3天。

米西和布利特的关系更为重要。布利特生于费城一个富有而传统的家庭。他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已经非常出色，成为《耶鲁每日新闻》的编辑。后来，他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成为新闻记者和外交官。1933年，罗斯福任命他为驻苏联大使；3年后，他成为驻法国大使。布利特为人爽直但却固执己见。他有两次失败的婚姻，一次和费城的社交名人厄内斯塔·德林卡，一次和作家约翰·里德的遗孀露易丝·布赖恩特。

和米西关系密切的人都相信布利特非常爱她。米西的家乡有闲话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突然间，这个年轻的女秘书开始大量购买美丽的珠宝，都是为了布利特。“他常常从俄罗斯打电话过来。当他来华盛顿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出去，”米西的朋友芭芭拉·科蒂斯回忆说。“事实上，他曾一度要和她结婚，但是总统对她的吸引力太大了。”吉米·罗斯福证实说，这是米西一生中“一次真正的罗曼史”。“父亲鼓励这桩婚事。我想，他感到米西把自己一生的许多都奉献给了他，也应该有她自己的生活。”

其他人对于布利特对米西的兴趣则冷言冷语。“我认为布利特利用米西作为接近总统的一种办法，”摩根索的儿子亨利三世说。“他是个精明圆滑的人。他从来无意和米西结婚却让她相信他要和她结婚。”小亨利·摩根索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和总统的一次会面。他和总统讨论预算主管的各个人选。“莱汉德小姐一本正经地向总统推荐比尔·布利特，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总统唐突地回答说：‘不，不行，他整日忙于外交事务，对这个一无所知。’莱汉德小姐回答：‘但是他要……’”

多罗西·罗森曼回忆说，当布利特在俄国的时候，米西到莫斯科去看他。她到那里的时候竟发现他和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是怎样断的，”吉米·罗斯福写道，“但我相信比尔对她不好……”从那时起，“米西就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父亲。”

9月的第二个星期，米西为庆祝自己的42岁生日在白宫宴请了6个朋友和同事，其中包括总统、哈里·霍普金斯、格蕾丝·塔利和罗伯塔·巴洛斯。“我记得那天晚上米西一反常态，言语不多，”罗伯塔·巴洛斯回忆说，“她显得神情忧郁而孤独，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也许米西在步入人生的第42个年头的时候，她对自己的一生仔细思索后不得不承认，她结婚生子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

多年来，米西和罗斯福的孩子们保持着亲密的友情。“比起父亲来，她与我们的年纪更接近，”吉米·罗斯福说，“米西是一个绝好的中间人。在一些微妙的问题上，我经常依赖她的判断寻找最佳的时机向父亲提出要求。”在罗斯福图书馆里保存的米西的文稿中有几十封她和罗斯福的女儿安娜来往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她们之间几乎是一种姊妹关系。但是尽管米西和罗斯福的孩子们关系亲密，并不等于说她有了丈夫和自己的孩子。后来，安娜承认，她不愿同父亲和米西一道开车外出，因为米西不自觉地就会坐到他身边她最喜欢的位置上，使她不得不去随便找个位置将就。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承认说，他小的时候也非常憎恶米西。他曾一度大发脾气。“难道你总是这么好相处吗？”他问她。“难道你不会发疯发狂吗？”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回忆说，她当时看起来“好像都要哭了”。

1940年，在国会休会前还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税收立法。虽然在6月国会为筹集国防需要的部分资金已经增加了新的税收，但是还需要有一个更全面的税收计划。尽管政府已承诺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但是私人企业在新的税收机制生效之前仍然不愿转向国防生产。

7月中旬，罗斯福说出了工商界喜欢听的话。他要求通过立法允许公司建立新的工厂和添置新设备时可以在5年或者更短的时期内分期偿还资本费用。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在获得完税净收之前可以削减20％的资本费用。同时，他建议废止《文森—特拉梅尔法案》。这个法案要求飞机和船舶制造商不得有超过8％到12％的利润率。取而代之，他建议分级递增“剩余利润税”。这种税收适用于一切公司，而不只是飞机和船舶制造商。

自由派感到震惊，他们认为罗斯福在向资本家的罢工而不是工人的罢工妥协。资方故意拒绝签署任何国防合同，直到得到他们想要的税收立法才肯罢休。这些说法有些道理。8月2日的内阁会议深入讨论了驱逐舰交易事宜。在会上，史汀生警告罗斯福说：“推迟制定有关分期偿还问题的立法拖延了许多合同。”《国家》杂志提出，那年夏天，在基尔尼船厂、伍尔蒂飞机制造厂和波音公司的零零散散的工人罢工中，工人提出增加10美分工资的要求就在国会山招致了“叛逆”的声讨，“而对航空公司就没有这样尖刻的指控，虽然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导致价值8500万美元的飞机订单被搁置”。

随着倾向于工商界的立法从众议院赋税委员会出台，自由派的反对呼声不断高涨。摩根索告诉罗斯福，这是一个“糟糕的法案”。这个法案由美国商会的一个律师起草，它支持“总统和财政部多年来所反对的那些歧视”。摩根索警告说，首先，剩余利润税的措词会“严重抑制正在成长中的工商业，会给地位稳固的公司在工业中一个近乎垄断的地位”。其次，分期偿还计划的最终形式显得太慷慨大方。事实上，政府用自己的钱对建立工厂和购买设备完全负责，而允许公司事实上不冒任何风险就可获取巨额利润。

“这是在进一步放弃新政的阵地，”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让私人利用公共资本为他们自己赢得有保证的利润是不可容忍的……如果私人不能以合理的利润提供军需品，在税收问题上和其他公民取得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工厂并征招必要的经理进行经营管理。”

埃莉诺完全赞同摩根索和伊克斯的意见。几个月来，乔·拉什一直在告诉埃莉诺，政府的国防计划没有激起人民多大热情，“因为他们不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制造商们力争把8％的利润率提高，这使拉什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在维持着旧有的秩序”。拉什催促埃莉诺说，但愿总统愿意开展一场反垄断的斗争，承诺战后形势会有所不同，那么年轻人才会满怀热情地投入战斗。拉什说，年轻人需要“战斗口号”，“有了战斗口号，他们就可以欢欣鼓舞地走向死神——他们需要一种值得为之死亡的东西”。

埃莉诺也和拉什一样希望战后会出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使生产力受到所有人的支配。她在她的专栏里建议，政府在征募人力的同时也应当“征用闲散资本对其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国防建设必不可缺的东西”。她说，这个国家最有才智的人应该考虑“如何同等地确保像征募人力一样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征用资本为国家利用”。在两周后写的下一个专栏里，埃莉诺支持颇有争议的9月义务兵役制的罗素—欧文顿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允许总统接管不合作的企业。威尔基指控说，这个条款是要“苏化”美国工业。对此，埃莉诺回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愿意看到我们考虑征募人力和征用企业同时进行。”

埃莉诺对经济的思考导致工商界代表作者拉尔夫·罗贝在《新闻周刊》上给予激烈反驳。罗贝声称她的思想已经误入歧途。罗贝警告说，如果照她的想法做，“也就是，如果政府开始接管我们积累起来的财富”，那么，“我们的私有企业制度势必走入死胡同，就没有私人储蓄用于发展——没有私人财富用于投资来产生就业机会——一切东西从头至尾都是政府”。

罗贝不需要担心，因为在收入问题上总统听史汀生、国防部以及国会里的保守派的，而不是摩根索、伊克斯或他的妻子。史汀生从来就不是新政的支持者，他根本不会像摩根索那样去怀疑大企业，他也不会急于保护税收改革的原则。形势在史汀生和国防部看来，生产的需求是非常紧迫的，什么也不能阻止生产的启动。国防部的工作不是进行社会改革，它的目标不是改变国家的工业生产方式而是尽快获得军火。“国会里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对工商业无限制地征税而仍然让他们勤奋高效地工作，”史汀生写道，“这不符合人性。”

虽然罗斯福不像史汀生那样对工商界表现出无限的热情，但他也认为，目前最基本的任务是把和平生产转化为军工生产。为了这个目的，他愿意对工商界有求必应，即使这意味着在《税收法案》上妥协让步。“我很遗憾地说，”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愿意接受国会给他的一切，而国会只会代表工商界的利益。”

在海德公园总统的后门廊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对立法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摩根索说，罗斯福坐在摇椅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我需要一个《税收法案》，我急切地需要它，它的内容如何我不管，我不想知道……合同被搁置起来了，我需要一个《税收法案》。”当埃莉诺顽强地要继续争执下去时，摩根索建议她放弃。“不要打扰总统，”他警告说，“他没有这个心情。”

但是埃莉诺生来不会对这个问题弃而不管。9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当她邀请罗斯福的一个经济顾问查尔斯·陶西格就餐的时候，她又开始反对《税收法案》。她谴责说，制造商们把利润凌驾于爱国主义之上。总统同情地听着，像平时一样不住地点头。但他还是坚决相信，为了鼓励国防计划必须接受一个不完美的法律条款。他估计说，一旦此项立法获得通过，战备计划就可以得到实施。罗斯福的估计没有错，因为那年秋天当税收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后，资方的罢工宣告结束，军工合同开始加速实施。

军事史学家认为，分期偿还法的通过是备战进程中的一个主要的转折点。这个快速制定的条款把高税率从“可能性转化成了资产”，引导企业“将其赢利用于扩大工厂和设备”。历史学家们争论说，将税率提到最高点，分期偿还特权的成功“粉碎了认为高税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枯竭的传统看法”。

但是自由派也有其正确的一面。他们认为税收立法的组织方式会使小企业受到伤害。随着国防计划的实施，军火采购部门越来越把目光投向大企业。第二年夏天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战备的第一个年头，56家大公司占去了所有主要合同的3/4。“我们对工业化的美国听之任之，”陆军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解释说，“要钢铁，我们就要去钢铁厂。要汽车，我们就要去底特律。”大公司有生产大订单的设备和经验。“忽视大型生产设施这方面的考虑，把我们的生意交给一些没有生产能力的公司，这样做是愚蠢的。”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国会山上开始听到小商人的叫苦声。他们要求制定新的立法来增加小企业在军火采购中的相应份额。但是当时，大企业和军事机构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已经形成。这种关系将一直延伸到战后，使未来的总统对“军事—工业联合体”提出警告。自由派认为，总统太急于行动。他把战时生产当成了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他只能一次打一场战争。如果这种优先考虑会对小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这也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

第76届国会混乱不堪。观察家说，形势非常令人难堪，众议院刚对征兵法案进行过最后表决，发言人威廉．B．班克海德就死于中风（他的职位由得克萨斯州的萨姆·雷伯恩接替）。但是最后，尽管大错不断，意见分歧，犹豫不决，国会还是通过了立法使总统能够启动战备进程。随后，在10年的大萧条之后，美国经济开始恢复了。

每年在国会休会的当天晚上，总统习惯于在他的书房里玩扑克牌游戏。游戏在晚上早早就开始，然后，当发言人打电话来宣布国会正式休会时，谁领先谁就是胜者。这天晚上，当发言人打电话过来时，摩根索远远领先，但是罗斯福假装说电话是其他人打过来的。然后，游戏继续进行到半夜，罗斯福终于领先了。这时，罗斯福向一个助手耳语一番。助手走进另一个办公室往书房里打电话。当电话铃响时，他假装是发言人打的电话，于是他成了赢家。每个人都很高兴。直到第二天早上，摩根索从报上得知国会正式休会是在晚上9点钟。他非常生气，向总统递交辞呈。当总统打电话过去说服他一切都是开玩笑时，摩根索才同意留下来。摩根索早应该认识到，只要有助于他在打赌中取胜，罗斯福是不屑于玩小花招的。

第7章　“我真拿她没办法”

1940年9月16日，当埃莉诺接受了A．菲利普．伦道夫的邀请到铁路卧车员工兄弟会的大会上去发表讲话时，她拉开了一系列事件的序幕，这些事件使她成了在军队中争取种族平等的激烈斗争中的核心人物。尽管在那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这场斗争被证明是美国种族关系方面的一个转折点。它将会在黑人社区中激发一种新的战斗精神，一种新的奋起抗争的意志。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熟起来的民权运动在这风雨飘摇中行将诞生。

A．菲利普．伦道夫在20世纪40年代领导了这场运动。此人看上去颇有权威，长着漂亮的脸蛋，嗓音洪亮，曾经想当演员。当他年仅二十几岁，还生活在哈莱姆时，就已经创办了一家独立的杂志，即《信使报》。这家杂志有力地号召美国黑人采取激进的行动。在1925年，他受邀把普尔曼公司过于劳累的搬运工组织起来。这些搬运工从1900年起便试图组建工会，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成立工会的可能性很小，它要求伦道夫利用其智慧和能力，针对普尔曼公司所散布的谣言、进行的威胁和暗中侦察进行反击。当伦道夫成功地创建了实力强大的铁路卧车员工兄弟会时，他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美国最重要的黑人领袖。

黑人领袖玛丽·麦克莱德·贝休恩和沃尔特·怀特同埃莉诺一起登上了讲台。

贝休恩是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目不识丁的收益分成佃农的女儿，她是家中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家中唯一受过教育的孩子。15岁那年，在学完了她家附近的那所规模很小的教会学校所开设的全部课程之后，她拿到了进入北卡罗来纳州的苏格兰学院的奖学金。在那里，她萌发了要建一所学校的念头，以帮助其他的黑人同胞。她在佛罗里达州组建了一所黑人小学，接着把它发展为贝休恩—库克曼学院，她的目的达到了。

与之相反，沃尔特·怀特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是亚特兰大一个邮递员的儿子。他身材修长，白肤，金发，蓝眼。怀特仅有1/64的黑人血统。然而，当他的父亲因受伤而去世时，怀特便成了黑人事业的一个领袖人物，因为他相信父亲的死是由“他是一个黑人”造成的。从亚特兰大大学毕业后，他为黑人出版物《危机》投稿，对种族骚乱和以私刑杀人进行调查，并且在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里担任了永久性的职位。

埃莉诺出席当晚的大会证明了她从她孩提时代的与世隔绝的日子开始了漫长的旅程。那时候，她听着居住在美国南部的亲戚们追忆往事——他们在佐治亚州的种植园里所拥有的那些奴隶。“我十分理解南方人的观点，”她后来写道，“因为我的祖母（玛莎·布洛克）是南方人……而且我们很小的时候，她的姐妹帮了很大的忙来抚养我们……”当埃莉诺第一次与她那年轻的丈夫移居华盛顿特区这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城市时，她接触到的主要是家里的黑人员工。那时，她坚持把他们叫黑人或黑孩。她对美国黑人情况的了解和同情是逐步产生的。这是她走遍全国的结果，也是她与黑人领袖们发展友谊的结果。这一切，正如一个黑人历史学家所写：“开始有点像有关黑人反对压迫的斗争的一门速成课。”

虽然新政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满足美国黑人的经济需要，但是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得到政府救济的黑人数量，以及他们所获得的资金的稳步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埃莉诺。当她首次在南方检查“新政”项目，发现黑人处处受到歧视时，她感到十分震惊。根据《农业调整法案》，减产计划的结果使黑人佃农首先失去了耕作的机会。根据《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黑人要么接受与白人同工不同酬的做法，要么就下岗。即使是埃莉诺最得意的项目，即《公共事业振兴法案》，也有歧视的因素。“在3号和4号地区，（南方地区）接受工作救济的黑人所拿的工资要比白人低，这是真的吗？区别对待黑人和白人是十分错误的！”埃莉诺质问哈里·霍普金斯。

主要因为埃莉诺·罗斯福，白宫就黑人针对新政项目的申诉举行了一次听证会，而且在1935年，总统同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在实施《公共事业振兴法案》项目时有任何歧视。从那时起，黑人从“新政”中得到的利益扩大了。到30年代末，《公共事业振兴法案》为100万黑人家庭提供了基本收入。30万黑人青年参与了NYA培训项目，另外有25万供职于CCC。尽管黑人参与国家事务的程度从来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比例。但是，“新政”的累计结果为整个黑人社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经济保障。“黑人男女首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政府确实关心他们。”1939年的夏天，一个来到海德公园访问的黑人社会工作者代表团评论道。

在30年代，埃莉诺公开支持黑人事业使黑人社区看到了希望。在1938年，当她面临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的一项种族隔离令，要求她到大礼堂的白人区就座，不能与贝休恩夫人和其他黑人朋友坐在一起时，她便把她的椅子放到了两个区中间的中央通道里。这样，她引起了公众的注意。1939年，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禁止黑人歌手玛丽安·安德森在其大礼堂演唱后，她辞去了在女儿会的职务。多年来，她邀请了数百名黑人来到白宫，与他们合影留念，并且为各种黑人学校和组织举办集资活动。尽管这些行动现在看来可能纯粹是象征性的，但是人们应该依据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来评估它们。“30年代的黑人觉得这些行动很感人，”南希·韦斯写道，“因为在任何人的记忆中像这样的行动还不曾出现过。”

总统比他的夫人要谨慎得多。埃莉诺考虑问题时着眼于应该做些什么，而富兰克林考虑问题时着眼于能够做些什么。“我没有选择我工作时必须用的工具，”在30年代中期解释他拒绝支持一项联邦反私刑运动时他对沃尔特·怀特这样说道，“要是我可以选择它们的话，我的选择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为了拯救美国必须让国会通过法律。根据国会一直以来的惯例，来自南部的人当主席或在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委员会中占据关键职位。假如我站出来支持《反私刑法案》，他们就会阻碍我要国会通过的每一个使美国免于崩溃的法案。我实在是不能冒这个险。”

然而，如果没有一部联邦法律，美国政府就没有能力干预各州的私刑。埃莉诺不肯善罢甘休。令出生在南方的总统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和马文·麦克因泰尔大为沮丧的是，她继续为反私刑法的出台而摇旗呐喊。“他们害怕，”埃莉诺后来解释说，“我会在政治和社会两方面对我丈夫不利。并且我猜想他们认为我所做的许多事情富兰克林既不知道也没有同意。有时候他们对他和其他人大发脾气。”在反私刑运动中，厄尔利写信抱怨说，埃莉诺的朋友沃尔特·怀特不断向总统发电报痛斥总统，“坦率地讲，其中有些发给总统的信是故意污蔑。”罗斯福夫人必须明白，厄尔利继续说道，即使在罗斯福总统入主白宫之前，沃尔特·怀特是“最作恶多端的人之一”。埃莉诺没有气馁，她给厄尔利写了一张便条：“假如我是黑人，”她开头写道，“我想我会与他（怀特）同样执著……假如你跟他谈过话、了解他的话，我想你和我的感觉会是一样的。他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人，内心深处念念不忘他的同胞的疾苦。”

在全国，埃莉诺代表黑人的激进行为招致一片斥责。新泽西有个妇女写信给米西·莱汉德说：“如果你对总统有点影响力的话，请你敦促他让埃莉诺·罗斯福闭嘴，把她用链条拴起来或许并不是一个坏主意——她的话，该死的，真是太多了。”在南方，她成了北方白人对南方社会所持态度中一切过错的象征。“南方被当作遭征服的一个省来对待，对此，南方已经感到厌倦透了，”佐治亚州议员乔治·考克斯警告他的民主党同仁们说，“而且如果这些年来一直受到南方滋养和支持的我们的党允许自己被用作导致自己垮台的工具，那么就等着吧，它的人民定会找到别的什么保护途径的。”

然而，总统从未打算要控制他妻子代表黑人的所作所为。有一次，她问她的丈夫是否在乎她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不，当然不会，”他答道，“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自始至终只能说：‘嗯，那就是我的妻子，我对她毫无办法。’”

富兰克林之所以容忍埃莉诺，部分原因是她所代表的是他人性中比较大度、理想主义的一面，代表着他所信奉但在国会受南方议员控制的情况下不能有所行动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但这也不失为一个绝妙的政治策略。在他让自己的党在南方保持完好无损的同时，埃莉诺则在数十万移居北方的黑人中建立新的同盟，这些黑人正逐渐成为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等城区的选民。在北方各地，埃莉诺款待各种各样黑人的照片传遍南方并成为白宫促成黑人的政治忠诚发生历史性改变的行为的佐证。在罗斯福掌权之前，仍然忠诚于林肯所在党的黑人始终如一地投票支持共和党。1936年，黑人开始大量投向罗斯福的阵营。“我这么做并非为了民主党人，”1936年首次投票支持民主党的一名黑人说，“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他这个人。”尽管总统并没有特别为黑人而采取什么积极行动，他也没有支持反私刑运动，但在埃莉诺的大力支持下，他终于能够向黑人表明，政府站在他们那一边。“当你一切从零开始时，”民权运动的领导人小克拉伦斯·米切尔后来评论说，“即使你在12级的阶梯上只上升了两级，那看起来也是一个大的进步。”

然而，到了黑人勤务兵大会召开的时候，又爆出了一个颇具爆炸性的新议题，这就是：消除军队里的种族歧视和隔离现象。该议题取代了滥用私刑问题，一跃成为黑人最关注的焦点。

1940年夏，美国开始重整军备，成千上万的黑人市民涌向征兵站，却被重重阻隔拒之于门外。在近50万人的正规军当中，只有4700名黑人士兵、2名黑人军官、3名黑人随军牧师；黑人部队仅有4支，它们是第9、第10装甲部队和第24、25步兵团。接受战斗训练的黑人仅有一人，在海军陆战队、坦克兵、陆军通信兵或陆军航空兵等诸军兵种里更是难觅黑人踪影。

当全美各地的种族歧视事件此起彼伏之时，《匹兹堡信使报》就发表了头条报道，并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平等参军运动。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也与之遥相呼应，在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表示将竭尽全力投身于反对军营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运动。军营种族歧视对许多黑人来说，已成为整个南方社会种族隔离秩序的象征。为争取“战斗的权利”而奋斗的口号逐渐流传开来，它动员起成千上万尚未取得民权的黑人民众，壮大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和黑人各社会阶层。

新兴的社会思潮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W．E．B．杜波依斯提出的“封闭阶级”战略形成尖锐对立，它呼吁黑人“抛弃个人恩怨和‘封闭阶级’的想法，跟我们的白人兄弟并肩作战”。如今，黑人民众感到，奋力争取在美国社会中公正合理的一席之地，从心理上看时机业已成熟。黑人领袖们正摆出一副公开决战的架势。

埃莉诺在与人权领袖的谈话以及和黑人公民的通信中，隐隐约约地感受到黑人社区中滋生的新想法。9月上旬，她收到黑人医生亨利·戴维斯一封令人不安的信。他说，“在大家为军队不断壮大而倍感兴奋之际”，他却只是因为自己的黑皮肤而不能加入现役部队。“我深感失望，心情无比沮丧。”他坦率地说，“我逐渐失去了原先的理想、抱负和自信。”

然而，只是到了勤务兵大会召开之际，埃莉诺才有机会跟伦道夫促膝长谈，她开始对局势有了全面的了解。埃莉诺得知，戴维斯医生所遭受的歧视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一位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黑人中学教师，在对本校学生情况进行调研时，被当地征兵办公室的白人士兵殴打至重伤；在明尼苏达大学，曾成功完成民航总局飞行训练项目的沃尔特·罗宾逊，成绩在全班300名学员中名列第13位，可是当他申请加入空军时，有人告诉他，这种申请纯属劳而无功。负责征兵的上尉声称：“在空军队伍中没有黑人的位置。”黑人牙医温斯顿·威洛比在申请加入牙医学会时遭到了同样蛮横无理的对待。“该死的，你要是早说你是一个有色人种，那我就不会让你白跑一趟了，”有人对他说，“牙医学会里不会接受黑人。”

海军中有4000名现役黑人士兵，可其表现甚至更虚伪。海军对黑人的开放程度，仅限于招募食堂勤务兵，还要为军官们铺床叠被，伺候他们的一日三餐，打扫房间，晒鞋子，清理洗衣房，等等。由于事先不知道待遇会如此恶劣，许多黑人受到虚假许诺的蒙蔽，应征加入海军，而一旦入伍，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晋升的空间。

黑人勤务兵大会召开的同一星期，在海军“费城”号上服役的15名海军食堂勤务兵联名强烈抗议令人忍无可忍的境遇。他们的领头人是25岁的拜伦·约翰逊，当初海军曾承诺他能学到一技之长，于是他在1937年加入了海军。这15名水兵在《匹兹堡信使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们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要让我们全体黑人的父母亲知道，他们的儿子在宣誓效忠于军旗和国家之后，却遭到了怎样的对待……我们真诚地想给那些还在梦想加入海军的黑人小伙子们泼一盆凉水，希望他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他们只能成为海军陆战队队员、餐厅服务生和洗碗工。我们以十分负责的态度写这封信，无论海军当局会对此采取何种措施。我们深知，这样做也许并不能抚平这艘军舰给我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信末签名的有拜伦·约翰逊、弗洛伊德·欧文斯、奥图·罗宾逊、香侬·古德温等人。

海军对这封公开信的反应相当迅速而严厉。在信上签名的人都被关进舰上的禁闭室，并被指控为破坏军纪，还冠以“不合格军人”的罪名。“我依然是一个百分之百忠心耿耿的美国人，”拜伦·约翰逊在陈述中说，“如果必要的话，我很乐意为我的祖国冲锋陷阵。然而，我觉得我们这15个同伴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没有机会在任何形式的审判中为自己辩解，我们从海军队伍中被一脚踢出，因为在一个人人应当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的国度里，我们敢于表达自己对《匹兹堡信使报》的坚定信任。”

尽管军纪处罚非常严厉，但这15名食堂勤务兵的勇敢举动，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潮，这一浪潮将会逐渐改变海军的处世姿态。几十艘舰艇上的数百名黑人食堂勤务兵开始带着愤世嫉俗的态度，站出来大声发出不平之鸣。在这场一触即发的抗争中，他们期待着肩并肩出现在被告席上。“由于其他的食堂勤务兵……已将这场艰难的战斗当成是争取平等的斗争，”驻守圣地亚哥市的美军舰艇“戴维斯”号上的3名黑人水兵在信中说，“我们感到现在正是自己……参与这场斗争的最好时机……在此之前，我们曾担心，如果挺身反抗海军的种族歧视会遭到厄运，可是现在，我们得到了带来新希望的外援力量，我们正准备决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团结一致，斗争到底。”签名：吉姆·佩尔克、L．拉提摩尔、雷蒙德·布朗。“我很理解这些黑人水兵的处境，”另一位食堂勤务兵写道，“因为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是从大学辍学加入海军的，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公布我的姓名。当然，那很可能意味着我会遭到跟拜伦·约翰逊和他的朋友同样的下场，但是一旦需要，我有足够的坚定信念面对降临到我头上的命运。”

海军的种族歧视状况依旧没有好转，前景暗淡。然而新的兵役法为军队提供了一丝希望。在国会辩论期间，面对要求征召黑人士兵的舆论压力，该法案增添了相关条款，保证黑人的入伍人数增加到所占人口的10％。兵役法修正案还进一步提出：“根据本法案，在挑选和训练人员时，不得对任何种族或肤色的人进行歧视。”黑人领袖们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该法案中接下来的一句话，承诺“应征者不得正式入伍参加军训和服役，除非应征者可以被军队接受，并且必须在住宿、卫生设备、供水设施、供热和照明安置、医疗救助与医院铺位等方面有充分的后勤保障之后方可。”军方认为何时可以接受大批黑人？个别黑人部队的住宿条件和设施，会妨碍他们的正式入伍吗？

为了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伦道夫和怀特曾要求在9月上旬与总统见面。就在埃莉诺准备向黑人勤务兵们发表演讲之前，她得知总统秘书厄尔利和沃森无法满足伦道夫与怀特的要求。埃莉诺打了一遍腹稿之后，便走上了讲台。她充满激情地要求黑人听众们给她“信心、协作与力量”，以便将美国改造得更好，成为每一位黑人与白人平等生活、机遇共享的乐土。她讲到最后，真诚的友爱与关怀溢于言表，全场起立为她热烈喝彩。

那天傍晚7、8点钟，埃莉诺在格林尼治的公寓里让人记录了一份给丈夫的短信，告诉他，自己刚刚听说就“有色人种入伍”的问题根本没有开过任何会议，“在有色人种中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应当被允许参加空军、海军和陆军中进行的每一项军训……我希望以谦谦君子的公正态度开个会，告诉黑人领袖：这些是我们面临的难题，你们建议我们怎样主动改善局势？除非他们有意想办点实事，否则开这个会毫无意义。这个问题除了本质上存在的错误之外，在政治上的影响也将是很坏的。我想你应该要求大家开个会。”

两天后，埃莉诺回到华盛顿，她绕过厄尔利和沃森，直接找到总统。“她已经去和总统说了，”厄尔利通知沃森，“下星期将安排开会。”与会者包括陆军部部长和海军部部长、前市民联盟秘书阿诺德·希尔、沃尔特·怀特和黑人领袖菲利浦·伦道夫。厄尔利抑制不住内心的轻蔑，还告诉沃森说，罗斯福夫人将把希尔和伦道夫的发言稿用电报传过来，而由于沃尔特·怀特过去曾频频造访罗斯福夫人，因此他的发言“对（白宫礼宾官）鲁道夫·福斯特和其余听说过他的人来说简直太熟悉了。”

总统与人权运动三位领导人的会议于9月27日星期五召开，海军部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和陆军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出席会议。伦道夫首先发言，他说：“黑人民众……感到他们遭到了国家军方的冷遇，他们觉得，自己依靠自美国革命以来历次战争中的辉煌战绩，已赢得了参与历届政府活动的权利，（但是）他们正感到……自己现在并不受重用。”

总统在回答中提到，陆军部最近已保证在军队的所有部门中都将招募和安置黑人，“当然，”他强调说，“需要理解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目前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加入世界大战，同时将黑人限制在非战斗部队。我们正在按相应比例将他们安置到战斗部队……这确有其事。”

“我们觉得那样很好，”伦道夫反驳说，但这只是个开头。那天上午早些时候，三位黑人领袖在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办公室碰头，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列出几道必须采取的步骤，让黑人加入到国防工作中去。这些行动包括：挑选部队军官不应考虑其种族；让特殊人才，例如黑人医生和牙医等，成为现役军人；在枯燥琐碎的岗位之外，拓宽海军中黑人士兵的工作机会；委派黑人加入地方上的义务兵役委员会；指定专门的培训中心，使黑人能在那里接受飞行培训；委派黑人公民担任海军部和陆军部的部长助理。

黑人领袖们承认：尽管在南方人组成的军团里，把白人和黑人士兵安排在一起可能会产生矛盾，但是在北方，说这个问题难以克服是说不通的。罗斯福点头表示同意，并建议重新讨论一下重组补充兵员以组成混合编队问题。“事实是我们已经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总统说，“现在，假设你有一支黑人军团，这儿，还有正好在那儿，在我的麾下，有一支白人军团，那么日后如果爆发战争，会发生什么情景？那些人会彼此融合。局势差不多又会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总统开诚布公的话语使伦道夫受到了鼓舞，他转而向诺克斯询问消除海军种族隔离的前景。这位部长语气坦率，让人感到海军的问题几乎无法解决，“我们海军的情况与陆军有所不同，那就是，这些人是住在舰艇的船舱里。根据以往的历史，我们从未把黑人召入船员的行列中。”

“如果你有一艘北方人的船和一艘南方人的船，情况就会不同。”罗斯福笑着评论说，“但是你没法做到这一点。”他接着又建议把一些黑人乐队安置到白人的舰船上去，让白人水兵适应船上出现的黑人。

会议结束时，总统答应与内阁成员和其他政府官员一起协商这个问题，然后再和民权运动领袖们进行会谈。黑人领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等待总统做出进一步的承诺。然而，在这次会议坦诚气氛的背后，军方反对消除种族隔离的立场依然没有动摇。马歇尔将军认为，在这个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已经没时间“进行那种可能严重打击士气的实验”了，诺克斯部长也同意这一观点，并告诉罗斯福说，假如有人要求他废除海军中的种族隔离，同时要求他创立一支由两种部队组成的海军，那么他将辞职不干。史汀生在当天晚上的日记里哀叹道，“黑人政客们正在竭力使军方承诺提拔黑人军官以及其他各种对军方来说不该做的事”，而“粗暴蛮横的”总统试图“讨好这些黑人政客”，向陆军部施加压力。

“我委派（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去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我确实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史汀生写道，“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总统把政治与体育混为一谈。23年前我见过同样的事情，当时伍德罗·威尔逊屈服于类似的要求，委派几名黑人担任驻法国的师级军官，而这些可怜的家伙纯粹在自欺欺人。领导岗位上仍然不能安置黑人种族，让受到任命的军官们带兵打仗，这对官兵双方来说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白人军官统领下的有色人种部队确实很棒，但是每次我们想提升他们，让他们做一些稍稍超越自身能力的事，灾难和混乱就会随之而来……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希望他们别把黑人部队和白人部队混编在同一个单位，否则我们肯定会碰到麻烦。”

关于有色人种部队在前一次战争中的表现问题，史汀生的毁谤意见，在陆军军事学院1925年递交的“黑人人力”课题研究报告的正式结论中有所体现。这份报告评述说：“在进化的过程中，美洲黑人没有像其他人类种族的亚种那样获得长足的进步……黑人的脑腔比白人的要小，黑人的心理植根于普通非洲祖先的遗传因子，受到几代奴隶制度的浸染，这种心理的物质来源使我们无法指望黑人成为领袖人物……他最容易受到‘大众心理’的影响，他在担惊受怕中会无法自控……他是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下流懦夫。”

这份报告继续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黑人军官是战场上的失败者，“只有在干练的白人军官指挥下，黑人部队才能有效作战并且让人放心。在黑人军官的麾下，他们在现代战争中变得全然无能。他们天生的种族特性就是缺乏主动性，易于惊慌失措，这些特性只能在信任自己长官的情况下才能克服。”

黑人们掌握的事实却完全不同。因为极少数的有色人种军团却赢得过极多的嘉奖，这些军团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过实战。黑人们对此引以为豪，并猛烈抨击军方在有色人种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方面都存在谬误。他们认为：“那些被要求像羊羔似的乖乖服从命令、在被隔离的训练设施中进行训练的战士们，是没办法在战场上像狮子一般战斗的。”民权运动领袖们坚持说，假如能给黑人一半的机会，他们的表现将会给自己的种族和国家增光添彩。

7天里，伦道夫和怀特焦急地等待着白宫的确切答复，可是结果却杳无音讯。在继续拍电报、打电话而得不到回音的情况下，怀特带着绝望的心情转而求助于埃莉诺，向她解释说：得不到白宫的答复，使他和下属们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境地。“不泄露与总统会谈的内容，直到白宫授权我们这样做为止。这是个不成文的规矩，我们并不想破坏这个规矩。”在致埃莉诺的短信中，怀特附上一份由白宫和民权运动领袖们联合签署的声明草案，讲述了9月27日会谈的积极因素。埃莉诺答应将这份声明草案交到合适的人手中。她“一向快捷有力的行动”得到了怀特的称赞。

埃莉诺的干预促使陆军部着手行动起来。但是最终公布的声明只承诺让黑人士兵进入每一个军种的主要部门，并公布为黑人提供的飞行训练计划。这份声明让埃莉诺和民权运动领袖们大失所望。与民权运动领袖们较高的心理预期相比，实际得到批准的让步显得小得多。除此之外，陆军部不想做出更多的妥协，它断然拒绝考虑让黑人军官来统率白人部队的可能性，并否决在被挑选的北方军团中消除种族隔离的建议。这份声明总结说：“陆军部的政策不是要把有色人种入伍者和白人入伍者掺杂在同一个军团组织中。这项政策已完满地经受了多年的考验，改变政策将导致士气低落，对国防准备工作十分不利。”

这项政策声明本身足以让人失望，然而这种失望继而又转化为愤怒。在将这份声明递交报界发表时，斯蒂芬·厄尔利制造出三位黑人领袖同意该项声明的措辞、并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假象，这使得三人陷入了难以忍受的困境，他们看似默许的态度被自己人谴责为背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反击已别无选择。他们发表了一项公开联合声明，猛烈抨击白宫的新闻发布会是在耍弄阴谋诡计，并将罗斯福正式批准这一政策的举动形容为“向民主政治的背上扎了一刀……是对1200万黑人公民爱国热情的突然打击”。《危机》杂志发表评论说：在所有的肮脏行径中，“最令人羞耻和最无法自圆其说的，就是拒绝在军队里给黑人一个公平的机会”。

“我很抱歉我们被迫采取这一步骤，”沃尔特·怀特在给埃莉诺的一封私人便笺中解释说，“但是白宫的表态已让我们无路可走。”埃莉诺对事态的转折感到难过，她请求丈夫扭转局势。罗斯福体察到黑人领袖们所处的困境，他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一项声明，对先前的声明造成误解，导致外界误以为黑人运动领导人同意种族隔离政策感到深切的遗憾。总统向黑人民众重新许诺说，尽管陆军部确认了有关黑人军官目前在军队里的待遇，但对部队今后的发展而言“尚无固定政策”。总统解释道，在批准这项已经成文的政策方面，他只能说“在这一时期，并且仅在这一时期”，鉴于眼下局势紧张，“我们不敢把迫在眉睫的战争预备问题与一个新的社会实验混淆在一起，尽管这项实验可能是非常重要和合乎人心的”。

“其余需要确认的问题，”罗斯福在单独写给怀特的一封信中告诉他，“是即将着手进行该项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工作，以确保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对待。”尽管怀特和伦道夫认为罗斯福的答复极为明确，令人鼓舞，但黑人报界仍对白宫进行连续抨击。《危机》杂志发表社评指出：“我们的震惊已到了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地步，一位总统在国家的危难时期，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向那些拥护种族隔离、破坏民族团结的民主之敌举手投降！”在哈莱姆区，数千名黑人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陆军部的政策。白宫遭到愤怒的抗议信团团围攻。白宫助理吉姆·罗在大选前几周向总统发出警告说：“黑人的局势变得更加棘手了。”《匹兹堡信使报》认为，“黑人投票的潜在威力从未显得如此咄咄逼人。”该报报导说，在黑人中间，威尔基竞选总统运动以前的那种情绪正迅速蔓延。哈里·霍普金斯向农场安全局局长威尔·亚历山大吐露心事的时候说：“看上去好像大家都在反对他。告诉我该怎么办。”

霍普金斯获悉，在那段时期，黑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把一名奴隶的孙子本杰明·戴维斯上校晋升为陆军准将，并委任霍华德法学院的教务长威廉·哈斯蒂为史汀生部长的文职助理。黑人们如今相信，如果强有力的黑人进入领导层的话，军队的种族结构调整就能够实现。

罗斯福对政治智囊们的呼吁早有耳闻。他迅速采取措施亡羊补牢，并宣布将本杰明·戴维斯上校提拔为陆军准将、驻纽约第369国民警卫团司令，委派教务长威廉·哈斯蒂赴陆军部任职。史汀生认为这两项任命是一个重大错误。他在日记里谴责“黑人正在利用总统大选在即之机，尽其所能，竭力在军方赢得一席之地”，并将局势归咎于“罗斯福夫人干预政事、感情冲动造成的愚蠢后果”。第二天，他在致诺克斯的信中以讽刺的语气特别提出，等到下次和他的黑人准将一起拜访海军部的时候，他“非常期待遇见一位黑人海军舰队司令”。

在总统收到的邮件中，史汀生的这种反对态度同样也有反映。一位怒气冲冲的弗吉尼亚人在信中对总统说：“你是不是疯了，竟然让一个黑鬼担任美军的将军！”一对伊利诺伊州的夫妇写道：“你向红种人、黄种人或黑种人授予陆军准将这么高的军衔，这对美国的普通百姓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是黑人报纸感到心满意足，把这两项任命称作“有色人种为争取平等参与国防规划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沃尔特·怀特在大选前夜私下给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你为确保黑人在参与国防工作时能受到平等待遇所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

对时局的冷嘲热讽在埃莉诺身上丝毫不起作用。若不是陆军部和白宫新闻办公室如此拙劣地在原先那份声明稿上授人以柄的话，那两项让黑人民众兴高采烈的委任令也许不会出台。直到这时，埃莉诺曾一度相信，只要将相互隔离的生活设施以相同的方式均等地提供给黑人和白人，那么就不会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但是如今她已逐渐明白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在我们黑人群体的生活中，种族隔离的阴影盘根错节。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种族隔离本身便存在着歧视性。”

总统与民权运动领袖召开会议引发的风波刚刚平息不久，埃莉诺便就有关难民救济工作问题又开始卷入一场与国务院的激烈争论中。9月中旬，她从总统咨询委员会的友人那里得知，在7月间还很容易得到的入境签证突然变得一落千丈。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经过整个夏天的据理力争，并在仔细审核名单、跟各种各样的代理机构谈判、查验宣誓书之后，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精心挑选的567人的名单，并附有各种必需的证明文件。签证程序本该从那时起自动加快，但是在程序的某个地方出现了差错。3个多月过去了，只签发了15份签证。

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目的为阻挠难民签证的政策即将出台。这项政策由国务院高层直接策划，负责难民事务的工作人员布雷肯里奇·朗恩部署实施。朗恩的工作性质被一位流亡学者称为“目标单纯，是可怕的政治武器工厂”。对于国务院想拒之门外的申请者，他成功地设计了一系列的阻挠策略，让这些人统统吃闭门羹。这一年初夏，朗恩给国务院官员詹姆斯·邓恩和小阿道夫·伯利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其中清楚地讲明了他的计划：“我们可以延缓，并在一个临时阶段有效阻止一望无际的大批移民进入美国。我们只需通知我们的领事在审查程序中处处设障，要求提供额外的证明文件，并通过各种对签证发放实行再三拖延的公文报告等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

9月28日，总统与伦道夫、怀特、希尔等人进行会晤的第二天，埃莉诺给她丈夫写了一封愤愤不平的短信，信中叙述了令人不快的形势，“（詹姆斯）麦克唐纳先生（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非常焦急，他想和你谈大约15分钟。他会到华盛顿来，而我已答应帮他一把，因为他感到他们的诚信受到了打击，还因为他觉得有些事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她在此很可能是指布雷肯里奇·朗恩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关于这些事他并不想写下来。他现在正请求安排会见。我正在想着这些可怜的人，他们随时可能死去，只求得到过境签证来到这里，而我真的希望你能尽快给出明确的答复。”

埃莉诺的便笺促使富兰克林与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进行联系。“请告诉我，”总统写道，“为什么事情看上去的确有点混乱。我想我应当会见麦克唐纳。”韦尔斯在复信中建议总统先跟布雷肯里奇·朗恩谈谈。会议安排在10月3日中午。朗恩经过充分准备，讲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故事，以证明埃莉诺和她的朋友想让那些入境的所谓难民根本不是难民，而德国间谍却试图利用美国人的盛情好客达到他们的险恶用心。朗恩利用总统对打入难民队伍中的德国间谍的忧惧心理，设法让罗斯福相信国务院的预警政策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我发现他（罗斯福）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意见。”朗恩洋洋自得地在日记里写道，“总统表示自己完全肯定这一政策，把那些带有任何有损美利坚合众国利益嫌疑的人拒之门外，无论谁为他们求情都不得网开一面。我满意地和他告别，心想，他全心全意地支持这项政策，它将有利于美国解决一切个人入境资格方面的所有疑虑。”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当总统与麦克唐纳会面时，这场斗争已注定失败了。罗斯福拒绝讨论即将面临的局势，只是翻来覆去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直到半个小时的会面时间逐渐耗尽。当麦克唐纳开始谴责和批评朗恩的时候，总统便警告他千万别“哭哭啼啼”。这次会见无果而终。

埃莉诺依然不想放弃，她连珠炮似的要求总统采取行动，但是富兰克林满脑袋全是英国的生存问题，不愿意听埃莉诺的唠叨。她在一封短信中坚持说：“肯定有件事情做错了。”富兰克林显得有些生气地回信问：“错在哪儿呢？”

在这段时期，埃莉诺取得的唯一胜利，便是她为83名搭乘葡萄牙邮轮“量子”号的犹太难民成功地赢得了美国入境权。“量子”号满载317名乘客，于8月下旬驶入纽约港。所有持有美国签证的乘客都获准离岸，其余的旅客都是从法国被占领区逃亡出来的难民，也请求当局让他们上岸。“不可能，”官员们说，“没有合适的证件，任何人不得踏上美国领土。”于是“量子”号继续开往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希望找到一个能接纳他们的港口，但墨西哥当局命令该船返回欧洲。“旅客们完全被绝望的心情所笼罩，”一位和父母一起颠沛流离的年轻妇女回忆道，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德国集中营”。在准备返航的途中，“量子”号停靠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尔克港装载煤炭。船在港口滞留期间，犹太人的团体便请求罗斯福夫人出面帮忙。

埃莉诺获悉此事时正在海德公园，她确信应当帮他们一把，便直接向丈夫求援。总统同意派帕特里克·马林代表政治行动委员会前往诺福尔克，看看自己能否尽力为儿童，为持有其他国家签证的外国人，以及真实的政治难民获取签证。马林动作迅捷，很快验明了所有摆在他面前的证件，并得出所有的人都是政治难民的结论，于是整船人得以离港。

朗恩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我提出了强烈抗议，”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说，我认为这是违法行为……我不会参与此事，也不会同意此事，对此事不负任何责任。”但是马林拒绝放弃原来的做法，“当他（朗恩）对我说，自己觉得没法对这批难民负责时，我通知他说他们已经登岸。”

“罗斯福夫人救了我一命。”一位旅客肯定地说。

但是埃莉诺的胜利却是昙花一现。朗恩再次当权，比以往更狡猾更奸诈。“国务院并不拒绝发放签证，”弗雷达·柯奇韦在《国家》杂志上撰文解释说，“它只不过在从华盛顿经里斯本以及上海周围一线设置了障碍……看上去我们似乎要费劲地检查那些依附着一片漂浮的残骸潮水般涌来的受难者的履历。我们最终做出了决定，不管他们有哪些优点，最好别让其中大多数人入境，这总比淹死更好。”她总结说，由此引起的“记录”是“任何有人性的正常人为之厌恶不已的”。

11月15日，难民推选约瑟夫·巴丁格为代表再次向埃莉诺求援。他对埃莉诺在6月份如何伸出援助之手记忆犹新，向她发出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详细叙述了各种阻碍难民获得签证的障碍。他申诉说，“这次看上去只有您再次发话，才能在这个可怕的环境下帮我们克服障碍和阻挠。”

备忘录后面还附有一封令人不寒而栗的信。这封信共两页纸，是一位犹太医生详细讲述的故事，这类故事在后来几年中人们将是十分熟悉的。在10月22日星期二，一位警官出现在德国巴登州这位医生的家门口，告诉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他随意收拾一下行李，装在一个单独的手提箱中。当这位医生和他的家人到达指定的集合点时，他得知“所有的犹太人，不仅是全城的犹太人，而且包括整个巴登州以及享有王权的贵族领地里的犹太人，都遭受到同样命运的打击。”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他们得知自己并没有被带往“让人心惊胆战的波兰”。最终他们抵达了法国难民营，那里的局势比他们所有的想象要糟糕得多。13000名难民“就像被关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的罪犯，生活在黑暗、寒冷、潮湿和疾病横行的棚屋里，没有床，没有桌椅”。这位医生记述说，在最初的7个星期中，有5000多名难民死亡。

这封信不知如何被送进了白宫。在信的结尾处，这位医生恳求帮助，“对我们来说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迅速从欧洲迁移出来。在这方面，我们所有的吁请至今为止都是徒劳无功的。假如美国仍然动作那样缓慢的话，死亡人数将以最悲惨的方式增加。”

当埃莉诺把这份材料送到她丈夫手中时，她附上了一份自己的亲笔便笺，“富兰克林．D．罗斯福，难道不该做些事情吗？”没有证据显示罗斯福曾经答复过这张便笺。“总统所有的心思都在战争方面。”埃莉诺的朋友贾斯廷·波利尔解释说，“也许他在处理难民的问题上不希望被人催促。”

就在当时，人们不断传说朗恩的态度相当强硬，这件事渐为人知后，埃莉诺骤然对丈夫产生满腔怒火。她在午餐时说：“富兰克林，你知道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我已经告诉过你，埃莉诺，你不许那么说。”总统的回答以一种“少见的暴躁”语气打断了她。“那么，也许我不该这么说，”埃莉诺反驳道，“但他的确是！”

把大批难民带入美国的这种拯救生命的斗争，就这样在1940年的关键几个月里失败了。当时德国依然愿意给犹太人发放出国许可证。“千真万确，纳粹希望摆脱犹太人。”历史学家大卫·怀曼曾写道，“但是直到1941年，他们的措施是移民，而不是采取灭绝行动。转为灭绝行动只是在移民这条途径无法奏效之后开始的，移民失败的大部分原因是很少有国家向难民开放。”

埃莉诺不能强迫她丈夫接纳更多的难民，她的儿子吉米后来说，“这使她一直到死都感到深深的遗憾。”

那一年的整个9月和10月，威尔基乘火车跋涉17300英里，分赴国内30个州，将总统竞选活动操办得有声有色。这时，总统却坚持要求把视察的目的地限制在兵工厂和造船厂的范围内。在为总统候选人所做的提名演讲中，罗斯福曾经主张，鉴于在欧洲肆虐的战争，他既不会有时间，也不会倾向于再度参与总统竞选。然而任何人看到总统在那年秋天排得满满的日程表，都会联想到，这次看似非政治性的视察活动只是一种表面的伪装，在它的背后是一位生气勃勃的政坛老手。

在9月的最后一天，罗斯福将三项“视察活动”压缩到6个小时之内。他的第一站是马里兰州的阿伯丁试验场。所有的枪炮以及支架在发放到军队之前都必须在这里经过严格的检验，所有的火药、炮弹和炸弹也要在这里进行试射以检查其质量和性能。在此之前的15个月中，这座试验场的雇用人数已差不多翻了三番，目前实行每周6天工作制。这座天然的场地是为军队的实战操作而设计的，人们知道它是重要的中枢设施。为了完成其扩建计划——内容包括修建机场、部队哨所、炮兵射击场、兵营、炮台、医院、研究实验室以及一座新的五角大楼——陆军部必须获得规模空前的土地（在其后5年里，美国政府将购买500多万英亩用于建造这些中枢设施，其面积超过整个马萨诸塞州）。

总统坐在一辆敞篷旅行车中，开到近处参观新型武器，其中包括新式加兰德自动步枪以及一种新型的弹道榴弹炮。他目睹了从8英寸大炮到反坦克加农炮这些流动炮群令人叹服的展示，并观看了在一个有陡峭山地和沼泽的场地里举行的一次全机械化连队的演习。总统告诉随行记者：虽然陆军将继续试验新式武器，但我们已取得了进展，目前的武器型号已经可以定型并投入大批量生产。

驱车向南，总统来到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格伦·马丁兵工厂。号称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B-26双引擎轰炸机正在这里投产。总统看到一座将陆续容纳4万名工人的新大楼正在崛起。格伦·马丁公司是美国最老的轰炸机制造厂，几年前还差一点儿濒临破产，但现在，由于拿到了价值4亿美元的订单，这座工厂很快繁荣起来。马里兰州的米德堡也在建设之中。总统在一次野外午餐之后来到那里参观。米德堡有2000名工人，它正在进行扩建，建筑工程项目投资达1100万美元，建成后将是一座可同时容纳25000人的军事集散中心。

罗斯福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显示出经济快速增长的迹象。新的军营和兵工厂遍布全国，纺织厂加班加点，以完成军服和毛毯的生产订单，造船厂开足马力昼夜生产，失业人数急剧下降——8月份减少了40万人，9月份则减少50万人。长达11年的大萧条终于走到了尽头。

罗斯福怀着满腔激情回到白宫，给他的女婿约翰·伯蒂格写了一封信，“这几次旅行中从未显露出来的主要收获是，我参观的地方，包括兵工厂、海军船坞、私人工厂，等等，都有一种真正的热情，它们在我访问之后的几天里加快了生产步伐。这的确似乎很有效。”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总统来到中西部视察了匹兹堡和扬斯顿的几家钢铁企业、位于梯田谷的一处政府为国防工人建造的住房工程，以及俄亥俄州戴顿市的莱特·菲尔德公司，在那里他看到了新式飞机，“一架直插云霄，而另一架的飞行速度慢得难以置信，就好像挂在一根电线上。”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人们还用一个老式的总统竞选活动的装饰品向他致意，学校也放了假，超过25万人沿途夹道欢迎。即便如此，他还是拒绝承认自己在拉选票。“我今天绝不是正式来访，”他说，“我来这里是想了解，在我的旅行中，什么东西对我教育最深，想了解在国防建设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就在总统沉醉于欢乐的人群中时，埃莉诺来到西海岸去看望她的大儿子吉米，他刚刚应征成为驻守加州圣地亚哥市海军总部的现役军人，吉米高大瘦削，过早地谢顶，1937年从哈佛毕业不久便与波士顿初进社交界的少女贝西·库欣成婚。在保险业工作了7年之后，他一度加入白宫的工作人员行列，成了他父亲的秘书。他以勤奋工作受到广泛信任，但是两年后，伴随着新闻界指责他假公济私，这份工作的压力显得很大。他患上了穿孔性胃溃疡，胃的2/3被切除，吉米于是被迫辞职。那年秋天，他迁往洛杉矶，当上了塞缪尔·戈德温电影制片厂的总经理。这次搬家的同时，婚姻也随之破裂，吉米与当初他住院时照顾他的护士罗梅尔·施奈德开始了新的罗曼史。

26岁的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海军预备队的一名军官，同样也属于应现役军令征召入伍。他被视为家里的“金童”，带有父亲的英俊相貌和喜好交际的友善性格。在哈佛念书时，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功课和体育方面都很出类拔萃。他与女继承人埃塞尔·杜·庞特的婚姻被冠以“10年来的天作之合”。从哈佛毕业后，在父亲的劝告下，他选择了法律专业，准备步入政界。但是现在，像成千上万的美国小伙子一样，他的宏伟蓝图被战争打乱了。

罗斯福家的四个儿子不久将全部入伍：30岁的埃利奥特将接受陆军航空兵上尉军衔，24岁的约翰将加入海军。在所有的四个儿子当中，埃莉诺与埃利奥特最亲近。埃利奥特的第四任妻子明涅娃·贝尔说：“埃利奥特跟他父亲和兄弟最为相像。埃莉诺预感到埃利奥特会成为一个酒鬼，她与埃利奥特更亲近是因为她更为他担心。”埃利奥特像罗斯福家所有的孩子一样，也去了格罗顿。但是当有机会上哈佛时，他故意在入学考试中考了个不及格。由于无法脚踏实地，他的工作换了一茬又一茬，女人也换了一个又一个。1940年，他的第二次婚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最小的儿子约翰更加文静些，比他的哥哥们更加保守。当他进入哈佛时，他父亲告诫这位大学新生的教务长说，“他必须学有所长，”而且“不会对领导岗位有非分之想”。约翰是四个儿子当中唯一没有参与政坛角逐的，他曾经用过假名，以避免沾上罗斯福这个名字所带来的特别恩宠。在22岁时，他与社会名流安妮·林赛·克拉克结为秦晋之好。约翰进入海军服役时，是波士顿市法林百货商店的经理。

孩子们的职业生涯令人失望，家庭关系破裂（他们4人共结过18次婚），这些都使埃莉诺心力交瘁。“他们中没有一人真正做到光宗耀祖，”埃莉诺的朋友艾布拉姆·萨查尔评论道，而其中有些人利用他父亲的声望赚钱，且令人惊讶地无所顾忌。“这实际上辱没了他们家族的名字。”安娜的儿子科蒂斯·罗斯福坦言，“她不知道要对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他们经常十分粗鲁地对待父亲，在吃晚饭时争论政治话题，特别是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埃利奥特，在老爸罗斯福面前尤其狂妄自大。”

也许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埃莉诺只是从本质上责怪她自己。“我似乎没有能力动摇自己的责任感……”30年代中期埃利奥特首次离婚时，埃莉诺致信希克说，“我想我是个很笨的老师，不知如何寻找生活之道。现在要做些事情为时已晚，不过，我还是相当讨厌我自己。我感到自己很脏……”

“她觉得全都是自己的错，”埃利奥特后来写道，“因为她不能在我们的婴儿期为我们提供爱的温暖，而那是小孩子们视为像食物或饮料一样不可或缺的。”埃莉诺相信她无法尽母亲的职责，因为“她本人在过去的岁月里也不是非常自信的”。由于她对自己做母亲的技巧缺乏信心，于是她让自己那位永远自信的婆婆来负责聘请护士，建立婴儿室。埃莉诺被稚嫩和恐惧心所吓倒，怀着既不太情愿但又充满感激的心情接受萨拉的越俎代庖。“我被拒绝照料孩子们，”埃莉诺回忆说，“我也找不到照料孩子的任何感觉。”

“说句心里话，”科蒂斯·罗斯福在怀念旧事时说，“一个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缺乏自信心。我母亲安娜缺乏自信，埃莉诺·罗斯福缺乏自信，萨拉有自信，她是贵妇人，她知道自己是谁，想得到什么。”即使是作为一个曾孙辈的孩子，科蒂斯回忆说，他也会被这种无比的自信所吸引，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这两位女性之间的争斗绝不仅仅是一场小小的冲突，而是一场战争。埃莉诺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评述说，由于萨拉无法阻止儿子的婚事，“她便决意要将这场婚姻改造成她所希望的那样。她的愿望是牵制住富兰克林和他的孩子，她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长大成人。当这种念头成为现实后，富兰克林的孩子们更像是我婆婆的孩子，而不像是我的。”

吉米回忆说，奶奶把他们当作她自己的孩子，她曾对他们说：“你们的妈妈只是生下你们，而我比你们的妈妈更像你们的妈妈。”甚至当吉米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意识到奶奶这么说是令人痛苦的，可是他爱她，太需要她了，以至于自己没法责备萨拉，“她是那种神话里的教母。”

孩子们还记得埃莉诺是一位有责任心却总是脱不开身的母亲，她在床上为孩子们念书，聆听他们的祈祷，尽力教他们明辨是非。“理解小孩子，或是让他们感到快乐，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埃莉诺承认，“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对我而言非常困难，因为玩耍在我自己的童年时代并不是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

孩子们对自己的母亲怀有错综复杂的感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会记得自己生活中的其余时间跟父亲在一起度过的传奇经历。“富兰克林很喜欢他的小儿子们，”埃莉诺追忆道，“孩子们给他带来无穷乐趣，他喜欢和他们一起玩耍，我想，他看到孩子们长得健康，好看，陪伴在自己周围，他会感到极大的欣慰。他让孩子们感到他和他们同岁。”在星期六的下午，他会“和孩子们打最可笑的棒球赛，不停地玩狗抓兔子的游戏，做……孩子们喜欢的一切事情”。在后来的几年中，父亲陪伴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孩子们开始把父亲的自然率真和母亲的刻板拘谨作比较，幻想更有趣的游戏。

在罗斯福的家庭中，命令与服从永远是引发矛盾的根源。“我想，我恐怕是一个严格实行纪律的人，”埃莉诺回忆说，“（富兰克林）觉得惩罚一个孩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就是不能这样做。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告诉约翰尼让他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但觉得他还没离开。我走进丈夫在海德公园的书房，发现约翰尼坐在他的膝盖上，靠在他父亲的前襟哭得死去活来。我看见他俩时，两人都觉得同样内疚。”

尽管埃莉诺对自己无法和孩子们轻松地交换意见感到苦恼不已，但她依然从唯一的女儿安娜密切的亲情中得到了弥足珍贵的安慰。然而，安娜小的时候，埃莉诺从不觉得她比男孩子们更省心。安娜后来告诉她的第三任丈夫詹姆斯·霍尔斯特德说，她母亲在教育孩子时“举止难以预料，前后判若两人。她在性情上反复无常——前一小时还是和颜悦色，下一个小时却是横眉怒目，待人苛刻，难以相处。你永远也搞不懂她的真正意图。”安娜成年以前，她总是更加亲近父亲，而不是母亲。她童年时代所有最快乐的时光总是和父亲度过的：或坐在父亲的马鞍前，驰向“那丛林深处宁静荒芜的峡谷里最令人喜出望外的地方”；或一起沿着海德公园房子背面陡峭的山坡向下滑雪，路上会突然冒出一些凹凸不平的地方，这时雪橇便会“飞向空中”；或一起步行一二英里来到她在华盛顿的学校；或一起谈论“所有我爱听的事情——包括我正在读的书、我们或许有朝一日实现的航行，等等……”

安娜15岁那年的夏天，父亲感染上了脊髓灰质炎。这位奇妙的玩伴曾经带她长途跋涉，带她航行，带她进行过如此之多的体育活动，突然之间却要撑着沉甸甸的钢拐，脸上挂着汗珠，吃力地蹒跚而行。安娜后来承认说，这“令人伤心”。当时她转到纽约的一所新学校里，比她原来待过的学校大许多，安娜在这里很难找到朋友。这使得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与此同时，埃莉诺如此专注于帮助富兰克林康复，以至于“她没有意识到安娜碰到了困难”。埃莉诺把女儿的闷闷不乐看作是典型的青春期现象，她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富兰克林身上，没有想到安娜开始认为自己不再和父母亲有什么瓜葛了。埃莉诺后来坦言道：“我从来没有和她推心置腹，把我们的困难问题拿出来跟她协商，或是简单地告诉她，爸爸正在经受着考验。”

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在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得以缓和。当时埃莉诺正在为最小的几个儿子念故事书。由于既要照料丈夫，又想尽母亲的抚育之责，过分的紧张疲劳一下子压垮了她，她开始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多日压抑在心头的情感一发而不可收（这是她记忆中一生唯一一次如此身心俱碎的感觉）。埃莉诺猛然倒在床上，毫无顾忌地哭了几个钟头。“这次感情爆发就我和安娜的关系而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埃莉诺多年以后也认识到这一点。“安娜看到我毕竟不是那种冷若冰霜、麻木不仁的人，便向我道出了满腹心事。她说自己以前一直以为我不爱她，现在看来是想错了。这是我们两人相互理解的一个开端。”

自那天起，埃莉诺尽一切可能抽时间陪伴安娜，当安娜从初入社交界的第一次舞会上回家时，埃莉诺便不睡觉等着她，等待她来和自己促膝谈心。虽然安娜长得金发碧眼，亭亭玉立，妩媚动人，但埃莉诺发觉女儿身上某些笨拙的表现有点儿让人放心不下。一天晚上，她俩彻夜交谈，直到东方既白。在这些亲密无间的谈心中，埃莉诺与安娜分享了自己童年的辛酸、埋藏在心底对母亲的愤怒，以及对父亲幻想的破灭。

后来有一夜，在一次最难以忘怀的交谈中，埃莉诺将富兰克林与露西·梅瑟的恋情告诉了女儿。“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母亲的心情，”安娜回忆说，“我气极了，对父亲非常恼火。”因为他深深地伤害了母亲。自那时起，“从感情上讲，我总是更亲近母亲，而不是亲近父亲。”

安娜年纪轻轻就嫁给了纽约的股票经纪人科蒂斯·多尔，这场婚姻只持续了几年便土崩瓦解。正是埃莉诺对此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后来，当安娜在1932年总统大选期间爱上《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伯蒂格时，埃莉诺小心翼翼地为他俩的爱情提供保护伞。当时这两位有情人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这段浪漫情缘尚未取得合法地位。是埃莉诺与他俩感同身受，是埃莉诺认可了这段恋情，是埃莉诺给予他俩无微不至的关爱。“埃莉诺将伯蒂格视为曾经拥有的宝贝儿子，”安娜的儿子科蒂斯评述道，“他为人精明，非常英俊，对各种问题都了解很多。同时，他与埃莉诺的关系相当默契，他叫她窈窕淑女，跟她有说有笑。埃莉诺与约翰融洽相处对安娜而言是件好事。”

1935年，在安娜与约翰结婚的前夜，埃莉诺写了一封私信给约翰。“我深爱着安娜，以至于我已没必要告诉你：我愿意让她离开我，这充分说明我对她的信任和对你的爱。”她保证，自己永远不会插手他俩之间的事，但是作为母亲，她还有最后一个忠告：“记住，我认为安娜与我极为相像，她总是宁愿得到真相，即便它是令人痛苦的。永远不要让怀疑或猜忌在你们中间滋生，真诚地面对现实，就能消除这些怀疑和猜忌。”

第二年，安娜与伯蒂格迁居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在那里，他俩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在西海岸的一家大型日报《西雅图邮报》共事。应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邀请，约翰被推举为该报发行人，安娜则担任报纸女性专刊的副编审。“西北部用乐队和焰火来欢迎伯蒂格夫妇，”《星期六晚报》的一位记者注意到，“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地处偏僻的各个火车站迎接火车，西雅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这对年轻夫妇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在两人的领导下，《西雅图邮报》扩大了发行量，他俩成为全城人敬仰的对象。约翰生气勃勃的形象被画成了肖像，有着“快活的外表、洪亮的声音和魁梧的体形”，就像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而安娜则被比作电影明星凯瑟琳·赫本，她与赫本有着同样修长的双腿，同样不拘小节的着装，同样直截了当的语气，同样“跟女学生一样苗条并充满了孩子气”的形象。

埃莉诺自安娜离开华盛顿后情绪十分低落，“也许我需要让你走开……”她写道，“这样好让我意识到，拥有你在身边该是多么有意义……我们每次路过你的房间时，我都会感到难受。”但是她决意不让迢迢路途阻隔两人之间的音讯。她每周给女儿写若干封信，经常打电话和她交谈，安排巡回演讲旅程，这样她就可以在每年春、秋两季在西雅图待上一周。因此，这一年10月，在观看完吉米和他所在的营于10月16日举行的军事操练之后，埃莉诺飞往西雅图，在那里，她在安娜和约翰的新家度过了这一周的剩余几天。这处新居是个扩大了的白宫，它位于华盛顿湖上，有10间卧室和5间浴室。“我开始真正体验到在西雅图自由自在的感觉。”一身轻松的埃莉诺告诉她的读者们，“看上去似乎总是有滔滔不绝的谈话，来填补漫长的时光。”埃莉诺向希克倾诉说，和男孩子们在一起，她只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而和她的女儿在一起，她会产生被人渴望、被人依赖的感觉，“我想，这就是我喜欢和安娜、约翰经常相聚的原因。”

在穿越全国的旅行中，埃莉诺听到的每件事都使她确信，威尔基的竞选总统势头越来越强劲。他的追随者每天都在增长，他的民意调查支持率稳定攀升，他的国情咨文正在赢得人气和物质支持。9月下旬，这位共和党的挑战者改变了策略，采取了一种更为尖锐的调子。他在竞选的每一站都向听众喊，如果罗斯福继续当政，“你就等着瞧，我们的人会自现在起的6个月后被送往欧洲的战场上去。”人们内心对美国小伙赴欧洲拼杀的恐惧心理，被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为“在大众情感的激流中屹立的大坝轰然倒塌”。威尔基的投票支持率开始上升，罗斯福的赢面又开始缩小。

埃莉诺伤感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并预言总统会输，除非他亲自动身全力以赴地参与竞争。尽管她承认说，罗斯福正在通过他的“巡视”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民众，但她相信，总统坚持说他对工厂和军械库的突然来访并不是为了总统竞选，这种说法带有某种根本的欺骗性。她认为，美国人民并不想对此作主观臆断。总统的职责就是直接到人民中间去，亮出自己的立场，反击威尔基的挑战，寻求人民的支持。

“最亲爱的富兰克林，”她在10月中旬写信说，“我希望你能发表更多一些的演说。在我看来，你现在写政治演讲稿是极为重要的。从现在起到选举这段时间内，人们有权利听到你与威尔基对抗的声音。”

哈罗德·伊克斯同意埃莉诺的观点。在发表他同斯蒂芬·厄尔利的论辩意见后，伊克斯走进白宫来探望米西。他知道米西从不畏惧向总统直言进谏，于是把自己对竞选的忧虑向她和盘托出。“我向她描述了一幅相当悲观的景象。”伊克斯在日记里写道，“我开诚布公地问她，总统是否想赢得竞选？并暗示说，我有些怀疑他是否一直按照以往的战术行事。她说，他是这样做的……但他不喜欢把自己置于对威尔基有利的形势之中，她说威尔基已将总统推到了前台。我告诉米西，在竞选演说中，总统其实说过，他将随时随地纠正任何误解和种种不实之词，他还说，当然在这方面，威尔基给了他足够的依据，为他作巡回政治演说提供了正当理由。”

在埃莉诺和伊克斯的敦促下，总统终于在10月11日宣布，他将于下周发表五篇重要的竞选演说，罗斯福采纳了伊克斯的建议，指出威尔基在总统竞选演讲中出现严重失实，以此为自己改变约定的承诺而辩护，这就要求他必须以事实来驳斥谎言。“我不会假装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任务，”10月23日在费城，他在第一轮演讲中对欢呼的群众说，“我是一名老竞选者，我喜欢激动人心的斗争。”

讲到自己喜欢激动人心的斗争，总统也许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然而两天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领袖约翰．L．刘易斯在一家全国性的电台发表讲话，对他进行了刻薄的人身攻击，总统显然乱了方寸。这位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劳工领袖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批评政府，公开抨击国防咨询委员会的创立是右倾势力的抬头，认为义务兵役制将剥夺劳工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赢得的所有利益，并以此为由，坚决反对这项制度。但是没有多少观察家觉得他会真的与罗斯福撕破脸皮转而支持威尔基。

晚上9点，当刘易斯站到话筒边开始讲话时，总统正坐在书房的收音机旁，身边有哈里·霍普金斯和格蕾丝·塔利。埃莉诺当时在奥尔尼酒店与一群女记者吃晚饭，席间包括鲁比·布莱克、玛莎·斯特雷耶、埃玛·巴格比以及贝丝·弗曼。这一天对罗斯福而言是颇为漫长的，早上开始出席新闻发布会，接下来是各种约会、与埃莉诺共进午餐、召集内阁会议、在埃莉诺为全美黑人女子大会安排的茶话会上露面、看医生，等等。他筋疲力尽，可是此时离投票选举仅剩10分钟，并有3000万美国人收听，因此刘易斯的这篇讲话显得至关重要，不容错过。

刘易斯有着浑厚的男中音，巧舌如簧。他的这次讲话也许是对人气颇旺的总统最激烈的攻击。他指责总统的动机和目标就是战争。“他的每一次行动都让我得出这一无可辩驳的结论。总统说过，他厌恶战争，并将致力于和平，但他的行动显得言不符实。”刘易斯分析说，其实，“总统多年来一直策划着要将我们卷入战争。”

刘易斯质问道：“我们会向一个将人类生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向他的权力欲望和狂妄自大的野心让步吗？我说不。我认为罗斯福总统竞选第三次连任是国家的一级灾难……现在该是美利坚的男人和女人们坚持自己权利的时候了。明天也许会太晚。假如总统不是我推荐的罗斯福会怎么办？”

“……唉，温德尔·威尔基当然是个有侠肝义胆的美国人”，一个平易亲切的人，一个“出身贫寒、从未跻身豪门”的人，一个“白手起家、了解民众疾苦”的人。接着，刘易斯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论断。他确信由于罗斯福与威尔基之间旗鼓相当，因此劳工的投票将左右这次选举的结果。他告诉广大选民，假如罗斯福再次当选，那就意味着劳工拒绝了他的忠告。如果那样的话，他将别无选择，辞去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的职位。换句话说，“请立即支持我，否则就是对我的否定。”选择权在公众手中：投罗斯福的赞成票也就是投刘易斯的反对票。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在这次演讲结束后都很“悲观消沉”。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第二天上午在访问白宫时说，他从没见到这两个人“如此极度恐慌”，对罗斯福而言，那篇演讲中显而易见的刻骨仇恨令人费解。刘易斯反对罗斯福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总统对此能够理解并认可，但是他如此高涨的愤怒情绪，已属于一种很不寻常的表现。

在私下的交谈中，威尔基承认刘易斯对罗斯福怀有深重的积怨，这种情绪已近乎病态。“约翰永远忘不了他艰难的崛起之路，”威尔基评论说，“总统颇有大家风范，他对约翰一直很宽容，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这可把约翰气疯了。”刘易斯也无法忘怀当时他曾收到了一份请柬，请他和夫人前往白宫，与总统和第一夫人一起喝茶。埃莉诺当时不在本地，因此米西像往常一样，充当总统家的女主人负责招待来宾。但是刘易斯把埃莉诺的缺席看作是一种有意的怠慢。

在刘易斯的讲话发表之后的几天内，就有数百封电报发往白宫。刘易斯的攻讦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唤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我们冒昧地向您保证，约翰．L．刘易斯并不代表我们发言。”纽约地方制衣工人联合会的工人们写道，“刘易斯发起的攻击是对工人阶级利益和理想的背叛。”另一封电报上说：“意大利移民工人百分之百地支持您！”“我们衬衣厂工人过去在共和党当政时，每天为1美元的工钱而卖命，现在我们每小时挣13美元，每周工作40小时，还有了工会。我们都在谈论您，为您而工作，投您的票。”美国矿工联合会第6082号会员来电说：“不要让刘易斯的讲话削弱您的斗志。我们百分之百地做您的后盾。”罗斯福的支持者们首次感觉到总统可能陷入麻烦，他们满怀激情与信念鼎力支持他。纽约市西97街的亚历克斯·突尼斯写道，“约翰．L．刘易斯榨干了他母亲之后便把她扔在一边。”一位旷工的妻子从西弗吉尼亚州的巴那布斯写信说：“您是唯一为矿工做实事的总统。我不想回到您当政前的生活，那段时期是矿工们的苦日子，只要您活着，我就希望您和罗斯福夫人继续留在白宫，我希望您能长命百岁。”一位明尼苏达州的家庭主妇以同样的心情向总统表白说，她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因为他，自己年迈的母亲得以在临终前从精神和肉体上都得到了满足，“发放老年退休金是您做的唯一值得人们永生感激的事。”

总统被这样一沓厚厚的电报所激励，精神高昂地投入了竞选。“我是一名老竞选者，”他信心百倍地在所有的人群中重复这句话，“而我喜欢激动人心的斗争。”10月28日，在麦迪逊花园广场的2.2万人的集会上，罗斯福开始回击共和党的挑战。为了美国的备战，他的反击曾一度显得迟缓。花园广场上座无虚席，还有3万人聚集在外围，使劲想往里面挤。总统开始说道：7年以来，共和党领袖阻挠了加强美国国防建设的每一次努力，他们公开声称我们的武装力量足以对付任何敌人。“假如由（国会议员约瑟夫）马丁、（国会议员布鲁斯）巴顿以及（国会议员汉密尔顿）费希来做决定的话，大不列颠将永远不会从我们手里得到一分一厘的援助。”当人们第一次听到总统有节奏地念出“马丁、巴顿以及费希”这一连串名字的时候，都不禁哄堂大笑。当总统再次念到这些人名时，大家也准备一齐应和。总统一喊出“马丁”，大家就一同跟着叫“巴顿”“费希”。演讲接近尾声时，人们都在跺脚呐喊，大笑狂啸。

一位记者写道：“这个人和群众在一起的样子，可谓极为壮观，反响强烈。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呼百应，他于嬉笑怒骂、举手投足、抑扬顿挫之间，是人们能够想象到的一位志得意满的候选人。”那天午夜，大卫·利连索尔在日记里写道：“我刚刚经历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幕。我站在离总统不到10英尺的平台上，聆听他发表了一篇真正伟大的演讲。”利连索尔看到，当总统第一次亮相时，“他的脸在灯光下显得灰白，流露出风尘仆仆的疲惫。接下来的几分钟是我从未见过的，总统说话时铿锵有力，自始至终没有露出倦怠的神色，看上去神采奕奕。”

这次妙语连珠的演讲在全天14小时的紧张竞选过程中达到了高潮。当总统回到宾州车站登上专列返回华盛顿时已将近子夜时分。在被一大群人围得水泄不通的车厢外，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被两名警察拦住，其中一名是爱尔兰人，另一名是黑人。他们奉命阻止任何人上车。厄尔利想强行闯入，被推了出来。在混战中，他踢中了黑人警察詹姆斯·斯隆的腹股沟，斯隆即刻被送往医院治疗。这位得过勋章的巡警有5个孩子，当时刚做完疝气手术重返岗位。这一事件成了黑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共和党人很快利用此事作为抨击对手的资本。斯隆躺在床上疗养的照片在黑人街区中被散发。照片上有这样的说明文字：“黑人们，如果你们希望你们的总统被这种南方种族主义势力所包围，那么就投罗斯福一票，如果你们想赢得尊重，请投威尔基一票！”

据报道，厄尔利伤心极了，担心自己把总统的选举搞砸了。但是当记者们在斯隆巡警的床边见到他时，这场风波开始逐渐化解。“我是一名民主党人，”斯隆说，“我们这位了不起的总统为我们的种族出过大力，如果有人认为他们可以让我为这件事来反对他的话，那么他们就打错了算盘。”

10月29日，总统提出以抽签决定征兵的次序，这样就发动了有史以来首次在和平时期开展的义务征兵行动。两周前，在征兵登记日那天，所有在21岁到35岁之间的男性必须前往当地的征兵委员会，他们在那里每人分到了一个序列号。现在，该抽签摇号了，一把长柄勺在一只巨型玻璃鱼缸里搅动选择号码，将决定哪些登记的年轻人会应召离开平民生活，进行一年的军事训练，并决定他们依照怎样的次序入伍。

罗斯福的一批顾问竭力主张他将摇号推迟到大选结束后再进行，但是他拒绝了。塞姆·罗森曼评价说：时机选择得太糟了，“以往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会说（这种情况）不该发生。”史汀生的日记里写道：就总统而言，选择这一时刻进行抽签摇号是个勇敢的决定，“此时由于他支持义务征兵，他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会极为艰苦。”但是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史汀生开始相信，那场划时代的仪式所体现的严肃性“足以将现实……化为对他有利的巨大财富”。

华盛顿的陆军部大礼堂内，总统坐在史汀生部长身边，神情严峻。巨型玻璃鱼缸和用来搅拌深蓝色小盒的长柄勺，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用来挑选过上战场的士兵。用来遮住史汀生部长眼睛的黄色亚麻布条，是从签署《独立宣言》时用过的椅子布罩上剪下来的。史汀生将自己的眼睛蒙住之后，将他的左手伸进大缸里，拾起他碰到的第一个小盒，然后把它交给总统。“第一个号码，”总统宣布抽签结果时的声音，通过一组话筒传送到三大国家电台，“是1—5—8。”

总统话音未落，就听见一名妇女的尖叫——米尔德里德·贝尔太太坐在拥挤的礼堂中间，喘着粗气兴奋地说：她21岁的儿子哈里正好摊上158号，哈里原定于下周结婚，如今，他的未来突然跟他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58号是从全国不同选区中大约6000名兵役登记人挑选出来的，其中包括克利夫兰市的焊工、3个孩子的父亲迈克尔·汤姆逊；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凿岩机开采工、独臂黑人杰克·克拉迪；长岛市的失业人员詹姆斯·科迪等人。在纽约，那些拥有158这个号码者的姓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法鲁吉亚、陈、瑞、韦斯布鲁姆、萨撒罗尼、斯多勒、克莱门特。他们当中有些人十分高兴并骄傲地成为第一批被抽中的对象，其余的人说他们将尽其所能，全力以赴；还有的人为自己的不走运而沮丧不已。有几个人开玩笑地抱怨说：“这是我一生中赢得的第一次六合彩！”抽取剩余9000个小盒花了17个小时。而最后当玻璃缸里变得空空荡荡时，1600多万人按照征兵次序已被组织起来。

摇号进行的时候，埃莉诺正在缅因州的科尔比学院发表演讲。她写信给拉什说：“当我听收音机时，听见征兵号码被念出来，我发现自己正想着你，暗自希望你的号码不会被选中。我非常盼望你能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开始你的生活道路，崛起为一代俊杰，并且习惯于其他更年轻的一代人，我讨厌看到你背起行装去进行一年的军训……除了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之外，我对自己的儿子们没有这种依依不舍的感觉，3月份我将去看他参加律师资格考试。”

罗斯福在抽签结束的第二天开始坐卧不安起来。他乘专列来到波士顿，准备当晚在波士顿花园进行演讲。一些心怀恐惧的民主党人要求罗斯福向美国的母亲们保证，她们的儿子被送往军营只是为了接受军事训练，他们永远不会去参加战斗，否则，罗斯福将输掉这场竞选。他竭力想打消人们的种种顾虑，决定在演讲中加上一条承诺，这个诺言在后来的几年中一次又一次地萦绕在他心头。“简而言之，说句心里话，”他说，“我可以对美国的父母亲们做出保证，他们参加军训的每一位儿子都会吃住无忧……现在我和你们这些为人父母的进行对话时，我还要做出更多的承诺。我以前曾经保证过这一点，但是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些诺言，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被送往异国他乡的战场上。”在过去的讲话中，他所做的这个承诺都有一个附加条件，这就是“除非受到攻击”。演讲稿的写作班子在起草总统的波士顿讲话时，插入了类似的限制语。但是总统坚持要删除这几个字，“这没有必要，”他辩解说，“已经暗示得很清楚了，如果我们受到攻击，这就不再是一场在国外爆发的战争了。”

罗森曼发现，总统的这种感情用事，将使他“在今后碰到许多麻烦事”，因为他的竞争对手们会非常乐于引用他在波士顿讲话时所做的无条件承诺。两天之后，埃莉诺在她的专栏文章里十分温和地对她丈夫缺乏诚意的诺言提出了不同看法。“今天，”她告诉读者，“没有人能真心实意地向你保证国内外的和平，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就是承诺他将竭尽全力阻止他的国家陷入战争。”

11月5日是个温暖的日子，在海德公园罗斯福的家中，家人们正准备做一次短途旅行，进城参加总统大选的投票。罗斯福前往小市政厅以前，像往常的选举日一样，停下车来和海德公园的邻居聊上几句。记者们在罗斯福的举止中看不出他对选举结果忧心忡忡，相反，他看上去“特别快活”，跟工作人员和记者们有说有笑。可是在喜悦的表象背后，罗斯福完全意识到，在最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威尔基的支持率几乎和他持平，选举结果难以预料。

市政厅里，当罗斯福从投票间的绿门帘后走出来的时候，守候在高处阳台上的摄影师们拍下了他的照片。萨拉和她的儿子站在一排，走近桌旁。“请问您的姓名？”选举书记员问道。“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她自信地答道，“这个名字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摄影师们将现场搞得拥挤不堪，使埃莉诺在没有填好选票之前就离开了大楼。在丈夫的提醒下，她才匆匆返回投票间。

6点钟，埃莉诺请来大约40位家人和朋友到她的小别墅里吃自助晚餐，其中有哈里·霍普金斯、弗朗西斯·帕金斯、海伦·加黑根等人。壁炉里烧着柴火，她招呼着一个又一个客人，让大家都感到轻松自在。差不多9点钟，客人们陆续回到主宅，兴奋地聊天，听收音机，等待选举揭晓。

罗斯福没有跟宾客们坐在一起。他独自一人待在红木餐桌边，面前摆着一本大的计票簿和一长串刚刚削好的铅笔。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正在绘制选举结果图。此时房门不经意间被推开，莱汉德小姐给总统带来了需要汇总的最新统计数字，当选举的初步结果渐渐公开的时候，总统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威尔基几乎在所有的州都遥遥领先于阿尔夫·兰登。罗斯福大汗淋漓地给他的特勤保镖迈克·赖利打了个电话。“迈克，我不想在这里见任何人。”他说。“包括您的家人吗？”赖利问道。“我说过，任何人。”罗斯福一面重复着，一面关上门。这让赖利感觉总统已经不知所措了。

然而，到了晚上11点，随着一些大州如纽约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投票结果逐渐揭晓，民主党压倒多数的优势已经显示出来。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总统一面倾斜。在全国范围内，劳工、黑人以及在国外出生的人都站在总统一边。在收入最低的地区，总统赢得了将近75％的选票。房间里的紧张气氛开始缓解。到了午夜时分，一群当地的民主党人手举火把举行了庆祝游行，当队伍穿过草坪时，总统面带微笑出现了，他向欢欣鼓舞的人群招手致意。“看来一切都很好。”总统对兴高采烈的邻居说，“当然，我们正处在国家的艰难岁月，但是我想，你们今后会发现，我还是那个你们多年以前熟悉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我的心一直在这里，它将永远在这里！”

总统在阳台上讲话的时候，他的背后站着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约翰。再往后，单独站着的是哈里·霍普金斯，“微微有些手舞足蹈，右手攥拳猛击左掌，似乎在说‘我们成功啦！’”总统讲完之后，家人们向房间走去。“我们要埃莉诺！”人群大声叫喊着，“我们要埃莉诺！”可是埃莉诺做了个手势就走开了，“我该因此做些什么呢？他们想听的是总统的声音，不是我的。”

那天晚上，当总统在他童年时代的家中进入梦乡时，他已经登上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以得票数量而言，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他赢得了54.7％的选票，而威尔基赢得了44.8％，相对多数票是自1916年总统大选以来最少的。但是他赢了，虽然遭到了保守派和孤立主义分子的敌视，以及约翰．L．刘易斯的抨击，但他取得的成就是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等先辈们都不曾赢得过的，这就是：连续第三次担任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第8章　“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有一回，记者约翰·根室向埃莉诺·罗斯福发问：“只是想了解一下，总统是如何思考的？”“我亲爱的根室先生，”埃莉诺回答，“总统从不思考，他只做出决定。”

根室先生的这个问题在几位内阁成员的脑海里也曾出现过。那是在1940年11月中旬，当时总统似乎无法集中精力，也不想集中精力去思考解决一个令人不安的新的危机：大不列颠正濒临财政破产。

美国在总统大选后得知，英国财政中的现金流通，已不再足以支付军火弹药开支，以及从美方订购的军需给养。而对这些给养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尽管英国已成功地击退了纳粹德国的空军，从而将颇具威慑性的入侵行动推迟到春天，但是德国在战争物资上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当时德国利用被征服的工业国——荷兰、比利时、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本国的巨额产量。如果没有美国的军需物资来填补英德两国间的差距，英国在几个月内就会被击溃。

怎么办？内阁成员中逐渐滋生了向英国贷款的想法，但是由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领教过欠债不还的滋味，因此没人相信国会将支持这一提案。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说：在国会辩论期间，总统放言说“问题摆在这儿，答案也掩藏其中”。帕金斯感到“他正在陷入沉思，考虑着美国人民能够援助英国的途径”。可是他并没有形成具体想法，问题看上去一时难以解决。

在这场危机的中途，正当政府要员们在文山会海里疯狂打转时，总统突然宣布他要离开华盛顿，乘坐美国海军巡洋舰“图斯卡鲁萨”号赴加勒比海度假10天。他对那些瞠目结舌的内阁成员们说，“你们大家开动自己的想象力”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吧。的确，疲惫不堪的总统需要在令人厌倦的纷争之余好好休整一下。“我睡得越多，就越想睡。”有人曾听到他这样说过。但是休假旅行日程选在这个节骨眼上，使那些为英国的生死存亡而忧心忡忡的人们深感不安。

“祝你旅途愉快。”埃莉诺从得克萨斯州的阿比连给富兰克林发来电报。当时她正要动身踏上自己的旅程，横贯南方和中西部。这是一次安排严密的巡回演讲。所到之处，她都密切关注着国家在备战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弱点。驱车穿行在得州乡间途中，她伤感地看到，尽管推行了罗斯福新政的住房计划，但是民众依然居住在“显然用零星废料、小片的波纹钢，甚至是厚纸板搭建起来”的简陋小屋里。“我不禁感到，应当以更好的办法来满足这些需求。”埃莉诺听到有报道说，在列为首批征兵对象的100万男性当中，发现将近4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生理缺陷，不适合入伍。她希望这个令人遗憾的数字会“对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的健康计划运动起到推进作用”。此外，黑人跟过去一样，生活依然困窘，特别是在芝加哥和底特律的贫民窟中，这一现象更加明显。

“在每一个地方，”汤米向安娜汇报说，“听众都极有品位，他们聚精会神，兴趣盎然。毫无疑问，你母亲是这个国家民众的偶像。”埃莉诺带着一丝自我否定的幽默感评论说：在这一点上，如果从比汤米更高的眼光看，那么他不该说“你母亲是一个偶像”，而应说“你母亲没有闲着”（前后两句在英语发音上极为相近，埃莉诺以此开玩笑表示自谦——译者注）。

总统由一批随从人员陪同来到迈阿密上船，其中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巴·沃森和罗斯·麦克因泰尔医生。码头上足有数百人。罗斯福脸上挂着快乐的微笑，挥舞着帽子向鼓掌的人群致意，在奏国歌时，他靠在栏杆边站着。当船离岸时，汽笛持续鸣响，直到船只离开码头，开足马力向着大西洋深处驶去。

总统在度假期间，把白衬衫的袖口撩得高高的，露出他摔跤手一般的强壮胳膊，谈天说地，抡竿垂钓，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在后面一艘护航的驱逐舰上，这次旅途自始至终忠实跟随他的记者们，对此行的终点，旅行的时间长度都一无所知。在关塔那摩海湾，巡洋舰开进了码头，停泊一小时，以便将一大批古巴雪茄运上船。在牙买加、圣露西亚和安提瓜，总统邀请了当地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及其夫人共进午餐。在埃留色拉岛，他成了温莎公爵的座上客。轻松愉快的夜晚往往是在甲板上度过的，罗斯福观看黑人伙夫之间的精彩比武，欣赏水手与海军士兵的击鼓竞赛，打牌，看电影——其中有贝蒂·格拉博主演的《丁班胡同》、加里·库珀和保利·格达德主演的《西北骑警》。

在沿线的指定地点上，海军的水上飞机在总统的小型舰队左右盘旋，并且在“图斯卡鲁萨”号身旁着陆，传递着白宫的信件。埃莉诺写的几封唠唠叨叨的信也收到了，她告诉罗斯福，尽管她已渐渐对南方口音感到厌倦，但对自己的此次行程颇为喜欢，“我在吃饭、睡觉时都在想着你，我希望从这个世界中得到安宁。”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安宁。从每日传来的消息中，罗斯福得知伦敦遭受重创，国会下院被炸毁。对考文垂、伯明翰和布里斯托的狂轰滥炸，使数十座兵工厂严重受损，关键性的产品可能要停产数月之久。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德国潜艇的下潜使局势愈加严重，在几个星期之内，七艘载有数吨必需品的商船被击沉。从华盛顿传来的消息说，英国驻美大使罗西安勋爵暴卒。罗西安毕生致力于加强英美两国之间的联系。他是一位基督教科学教派的信徒，因单纯感染而拒绝治疗，终告不治。

12月9日上午，一架水上飞机带来一封温斯顿·丘吉尔的信。在构思酝酿了几星期之后，丘吉尔认为此信是他所写过的“最重要的信件之一”。他在信的开头写道：“我亲爱的总统先生，又值年关岁末，我感到您会期望我向您提出1941年的前景规划，我非常坚定而充满自信地做着这件事。”在开头部分，他希望总统能了解，在英国能忍受“我们的房屋被夷为平地，以及不分青红皂白的空袭对我们平民的屠杀”之际，它正面临着“一个不够突然，也不够引人注目，但却是同样致命的危险”——经济围困。“除非我们有能力支撑起这个英伦岛国，进口各类我们所需要的军火弹药，否则我们将逐渐一路溃败下去，而美国为完成国防军备所需的时间就可能成为泡影。”他继续详细列举了英国在炸弹空袭中和潜艇攻击中生产和航运方面遭到的损失。“只有美国，”他写道，“能够提供我们如此急需的辅助航运能力，以及关键性的战争武器。”

最后，他提出了大家都在头脑里盘算的棘手问题——关于财政的难题。“我们已经到了再也无力使用现金支付航运业以及其他供需品的时候了。等到有朝一日，我们双方竭尽全力，却惧怕没有做出适当的牺牲以支付交易欠款时，我相信您会赞同说：我们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并且这种做法于贵我两国都很不利。如果在战火全面蔓延之时，大不列颠所有可变卖的家当都被抢夺一空，以便使美国保留文明，争取时间全面武装自己，以防所有不测事变，那我们用鲜血赢得胜利之后，将要忍受剥夺殆尽的滋味。出现这种局面，是不符合贵我两国的道义和经济利益的……”

“您也许可以确定，我们会证明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为了主而忍受磨难，勉力抗争，杀身成仁。您也能确信，我们为自己能成为替天行道的卫士而欢欣鼓舞，我们以信任的态度，把安宁留给您和您的人民，相信会找到一些解决之道，使大西洋两岸的未来几代人为之激赏和敬佩不已。”

虽然总统起初对丘吉尔的这封信并未过多谈及，但这封信确实使他颇为震动。哈里·霍普金斯后来说：“有一阵子我弄不明白他在想什么，如果他的确在思考问题的话。但是后来，我开始确信他正在‘加油’。每当他看上去悠然自得的时候，他常常这样暗自养精蓄锐。因此我没有向他提任何问题。后来，一天傍晚，他突然将内心的想法和盘托出——这是他心中的一整套计划。对这套计划如何合法实施，他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但是毫无疑问，他已在头脑里找到了解决之道。”

总统的“通盘计划”，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租借法案》。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想法，其核心内容是：美国可以为英国免费提供武器装备，在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在偿还债务时可以不用美元支付，而是以货代款。罗斯福是如何想到这一富有新意的创见的，人们不得而知。这个主张可谓对华盛顿内部关于借贷还是送礼的陈腐论争快刀斩乱麻。白宫的演讲撰稿人罗伯特·舍伍德说，关于总统养精蓄锐的度假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我所了解的圈子当中，没有人对此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看法。”“他对手头正在思考的话题，言谈所及的并不多，他既不去征询智囊们的意见，也不会‘跳过’难题。人们只能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位政坛上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在抽时间进行的这次海上旅行中，营造出一个政治杰作的雏形。”

弗朗西斯·帕金斯事后将总统关于《租借法案》的想法描述成“闪耀着高瞻远瞩的智慧和神来之笔”，她评论说，罗斯福常常会爆发出灵感的火花，颇类似于音乐家在“耳闻目睹一套交响曲或歌剧的完整架构”之后所得到的灵感。他无法总是抓住它，或是描述它，但是当灵感降临时，他会顿悟到那些千差万别的东西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尽管史汀生可以合乎情理地抱怨说，当总统毫无逻辑次序地从一个想法换到另一个想法时，要想跟上这种充满直觉的思路“正好比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追逐一道飘忽不定的阳光”。罗斯福以非凡的能力，将大量纷繁复杂的细节，整理融合进入一个展示一系列事件外形和方向的更大模型之中。他的这一能力，弥补了自己思维无序的缺陷。

12月16日星期一下午，精力充沛的总统带着晒成棕褐色的皮肤，谈笑风生地回到了华盛顿。第二天，在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猛喷了一口雪茄烟，然后开始讲解他那令人惊愕的计划。他在开场白中说：在过去几天里，他已听了一大箩筐有关财政问题的陈词滥调，这都是那些思考问题只会墨守成规的人。在那些迂腐的人想来，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台的《中立法案》以及《约翰逊法案》，均不包括贷款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债务拖欠者，如果为了批准向英国贷款或实行无偿援助，那么这两个法案很可能会被废除。其实他对此有个更简单的概念——制定一纸君子协定，干净利落地消除愚蠢的美元金额符号，允许英国在战后用实物抵债。

“嗯，让我来给你们打个比方吧。假设我邻居的房子着火了，而我有一根长达四五百英尺的自来水管，如果他能得到我的自来水管，并且与他的消防龙头相接，我也许能帮他扑灭这场火。现在我该怎么办？我总不能在救火行动之前对邻居说：‘邻居，我买这根水管花了15块钱，你要是想得到它，必须给我15块钱。’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不想要15块钱，我只想在大火扑灭后把自来水管要回来。好吧，如果这根管子在灭火行动完成后，完好无损，他就会把这根水管还给我，对我连声道谢。而如果水管在大火中被烧坏，他只需换一根给我就行。”

弗朗西斯·帕金斯评述说：总统的主意“其实正是遵循了极为古老、原始和质朴的处世原则……他可以从青少年时代所观察到的简单事理中，得出非常宏观的推论和设想。而这些单纯的事实，恰是常人认为顺理成章而熟视无睹的。像在邻居的屋子着火时，借给他水管或梯子，而邻居则在他有能力时尽可能地投桃报李。”即使是梯子被烧毁，而邻居无力偿还梯子的实际价值，那么，“他会在自己下一季所收获的土豆中拿出几桶来送给你”。这个故事的道德寓意非常清楚：现在为英国提供给养，美国则可以在增强自身的安全性方面得到极为可观的回报。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总统在一次炉边谈话中，将有关《租借法案》的辩论情况展示在美国民众的面前，这次谈话后来被称作“为民主国家服务的兵工厂”的演讲。从大街小巷到大学校园，从生产车间到乡间小店，从公司会议厅到家庭起居室，一场关于是否为英国提供援助的尖锐争论席卷全国。9月，一个奉行不干涉主义的强大团体——美洲第一委员会成立了。组建之初就有6000名美国公民加入。据说这个组织发展会员“颇有星火燎原之势”。“美洲第一”确信，对英国实行广泛援助，将不可避免地把美国拖进战争的泥潭。对总统而言，重要的是找到能与反对派争夺民心的言辞，并且为国会赞同制定《租借法案》的辩论定下基调。

这次演讲七易其稿，讲稿撰写人塞姆·罗森曼和罗伯特·舍伍德为此在白宫待了一个星期。正是哈里·霍普金斯提出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一重要概念。舍伍德回忆，罗斯福“的确很喜欢为这次演讲做准备，竞选活动结束之后，这是几个月来，甚至是几年来，他第一次有机会这样相对自由地直抒胸臆”。

到了预定的上午9点钟，纽约的剧院老板们发现上座率突然暴跌，成千上万名原本应当去看电影的观众，都待在家里等着聆听总统的演讲。罗斯福在开场白中告诉全国人民，与德国进行和平谈判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摸几下老虎，是不可能把它驯服成小猫的。对付野蛮，绝不能绥靖求和。”如果英国失败了，那个如今包括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邪恶的联盟”，就会继续加快它征服世界的步伐，然后“我们全美国的一切就可能生活在武力威胁之下”。

接着，他号召美国人民“应当和我们可能卷入战争时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以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他强调说，这项工作，“不能仅仅依靠在现有的生产设施上添加国防任务的额外负担”。美国人必须抛弃“按部就班”的观念。他承认说“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有战争的危险”，但是他坚持认为，如果美国能够竭尽全力支持反对轴心国，那么被卷入战争的几率就会减少。

当话题从战争转向是否援助英国的论争时，罗斯福使许多同胞隐隐约约的想法和感触变得明白无误。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赞成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的美国人占明显多数，但是有88％的调查对象说，他们会反对美国卷入战争。只要《租借法案》能够避免战争，它就会赢得普遍的支持。总统最后总结说：“我以这个我们热爱并引以为豪的国家的名义，以满怀荣幸和骄傲为之效力的国家的名义，呼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动员起来。我带着无比坚定的信心号召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共同事业将会赢得辉煌的成功。”

在发表那次演讲的夜晚，德国人使伦敦遭受了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企图化解罗斯福的话语在鼓舞英国民众士气上可能产生的作用。这座古老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建筑都被摧毁。历史悠久的伦敦市政厅，自征服者威廉时代起，就一直是市政府的所在地，被炸得只剩下焦黑的骨架；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伦敦舰队街上一幢著名的老屋，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曾在此写下无数杰作；八座克里斯托弗·雷恩教堂，还有中央刑事法院，都被战火付之一炬。一位记者写道：“这场浩劫，只有1666年伦敦大火才能与之相比。”

“伦敦在那一时刻肯定笑不出来了。”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样的话。可是这位德国部长想错了，在凌晨3点30分，数千名伦敦市民聚集在收音机前聆听了罗斯福总统的广播讲话。第二天，丘吉尔告诉罗斯福：他的讲话重新点燃了希望和信心之火。“今天，当我走在仍在燃烧的废墟之上，看到伦敦人的斗志和4个月前，在9月份第一次遭受狂轰滥炸时一样高涨。”

“我感谢您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未来世界的安全稳定，以及美国人民的伟大之处，是与维护和强化不屈不挠的精神密不可分的。”

工人领袖沃尔特·鲁瑟，30年代中期那场著名的底特律静坐罢工运动的策划师，针对总统要求结束“按部就班”的号召，他提出了一项富有挑战性的计划：在汽车厂里生产战斗机。他指出，飞机生产已经比原定计划慢了30％，而只要航空业还继续依赖“速度慢、成本贵的手工作业方式”，那么这项工作仍然会继续落后。尽管在前一年，底特律拥有大批量制造出的400万辆汽车，但在1939年，美国飞机制造商全行业的综合生产规模仅为1800架飞机。鲁瑟争辩说：“传统的生产方法永远不会给非传统产品带来任何益处。”

鲁瑟的计划在理论上的依据是：飞机制造与汽车制造在许多工序上非常相像。他提出，不用去建造全新的飞机厂，那种厂房不可能在18个月内投产。他建议利用现有汽车制造设备来生产飞机，“我们打算利用整个汽车工业的闲置设备，以改建一个大规模的飞机生产企业。”

这项计划呼吁总统指定成立一个由9人组成的航空生产委员会，其中，政府、管理层和劳工三方分别有三名代表。在实行管理以及对汽车工业中的大规模飞机生产进行协调方面，该委员会将承担起监管的职权。每家汽车厂在自己可以生产出哪些质量最优秀的零部件方面，都接受了调查咨询。别克汽车公司可以生产曲轴，道奇汽车公司可以生产汽缸，哈得逊公司则可以生产阀门。另有两家主厂则负责进行飞机组装。

鲁瑟计划公布之后，新闻界找到了新的亮点。专栏作家多罗西·汤普森把这项计划称作是几周以来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另一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宣称，这项建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预示着“开天辟地首次计划将企业里的劳工定位成有责任心的合作伙伴，而不是被雇佣者”。

罗斯福对此立即做出反应，他同样持肯定态度。他致函威廉·克努森：“这个计划颇值得我们花工夫研究一番。”但是，恰恰在克努森与鲁瑟之间已准备着手会谈之际，来自飞机制造业和汽车业的两面夹攻拉开了帷幕。企业家们申辩说：尽管飞机和汽车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为了达到制造精巧对称的飞机所需的更高精确度，需要特殊的技巧，特殊的设备，以及手工控制的多道工序。这种意见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个问题并非难以解决，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一年早些时候发放的合约，底特律市的凯迪拉克工厂已准备生产“爱丽逊”牌发动机上最精密的部件，而此时默瑞与布里格公司正在为道格拉斯轰炸机冲压机翼部件。令人深感棘手的是，当政府已准备不惜代价购买它急需的飞机时，飞机制造企业却不愿廉价贱卖生产技术，并降低飞机价格。类似的惜售心理也影响到了汽车工业。因为汽车业正在几年以来的最佳销售旺季中喜迎滚滚财源，当时经济正处在复苏期，美国人都愿意掏钱买个舒适，这种舒适对他们而言已是好长时间买不起了。

在工业界的重重压力之下，对鲁瑟计划的热情逐渐冷落了，到了克努森终于坐下来跟鲁瑟进行商谈时，这项计划已经胎死腹中。“克努森先生和我此前已在谈判桌的两边碰过面。”在会谈无果而终之后，鲁瑟带着一丝苦涩对记者说，“我原来把这件事当成国防大计，我们大家都应站在同一战壕里，可是我误会了。”

对鲁瑟的计划怀有的敌对反应，除了由于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特约记者欧文．F．斯通总结说：“这种恐惧，是担心丧失权力的恐惧，是担心民主风气在企业界成为自然之势，正如国王对议会既怕又恨那样。”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写道，问题在于“劳动阶层已经成长起来，并且很有思想。这与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当时同业公会控制着工业界，（萨缪尔）冈珀斯劝告小伙子们不要罢工……如今劳工阶级正逐渐聚集到后甲板，对如何操纵船只指手画脚，就好像他们本来就有权这样做一样。”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以更为简明的词语表达了同样的感觉。“这项建议只有一个错误，”他警告罗斯福，“就是它的来头有问题。”

直到后来珍珠港遭到袭击，美国加入战争之后，才有人愿意采纳鲁瑟关于在汽车厂里大规模生产飞机的计划。但与此同时，宝贵的时间丧失了。

圣诞假期里，白宫处在一片快乐的忙乱之中。往来宾客有几十位——有的只过一夜，有的要待上几天，其余的人则要住更长时间。其中有总统的母亲萨拉·罗斯福，她带着侍女住进了玫瑰套房；贵宾接待中心位于二楼，英国女王在1939年御驾出访时曾在此地下榻；荷兰的加冕公主朱丽安娜带着两个女儿和一批扈从也抵达白宫；还有埃利奥特·罗斯福，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妇及其幼子、年轻女佣等人。单身男人占据的三楼各间卧室分配有点儿奇怪，其中包括埃莉诺的弟弟霍尔、富兰克林的老朋友哈里·胡克，还有埃莉诺的新朋友乔·拉什。

尽管家务繁忙，埃莉诺还是设法抽出几天时间溜到纽约，在那里，她和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共进午餐，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是当时最走红的小说。她还去看了埃塞尔·巴里穆尔剧院的《玉米青春》；观赏了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盛大演出；在阿诺德·康斯特博商店还采购了圣诞物品，买了216双尼龙丝袜，14套相配的领带和手帕。以埃莉诺的行事风格，她会在上一个圣诞节结束之后，立即准备为下一个圣诞节张罗购物。有一回埃莉诺告诉朋友说，她不能忍受焦急地等到最后时刻，不过她比较喜欢把圣诞购物的过程拉长到整个儿一年，从她专门的圣诞储藏室里月复一月积累起来的礼物中获得心满意足的感觉。

白宫女管家亨利埃塔·内斯比特报告说，当埃莉诺回家时，总统显得非常高兴。“他刚巧在制造新闻呢。”几周以来，他一直费尽心机要把奥拉夫王子从伦敦带到华盛顿来，作为一个让玛莎公主和孩子们惊喜的圣诞礼物，而最终一切都办妥了。他怎样到这里来呢？埃莉诺问道。因为她知道，要保证从欧洲来的任何交通工具的安全都很困难。“乘‘帆船’号，”罗斯福宣布，“我已经安排好了。”

埃莉诺回家后，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跟内斯比特太太一起核对了物品清单。圣诞前的一个星期，对于这位家政后勤人员来说是颇为难熬的，除了招待满堂的宾客之外，还要操办几场特殊的晚会，一场为司法部官员安排的正式招待会，一场为加冕公主朱丽安娜举行的国宴，还有为白宫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举行的大型招待会。在压力过重的情况下，内斯比特太太做事会发生些疏漏。她是一位质朴而缺乏情趣的德国裔妇女，面孔刻板，脖子后面紧贴着黑色而卷曲的头发。内斯比特太太手下有26人，其中包括厨师、男管家、贴身侍女和打扫寝室的女仆等。她不是一位专业的女管家，早在20年代中期埃莉诺曾经雇她为海德公园的大型晚会做过烤馅饼和奥地利苹果卷，内斯比特相当节俭，而埃莉诺决意要严格控制白宫的日常开销。

多年以前，总统就求过埃莉诺找个新的女管家来替代内斯比特太太。罗斯福一生中，曾一度喜好美食，特别喜欢烤得半熟、挂着血丝的鹌鹑和野鸡。他还爱吃蚝蟹、稀奇古怪的乡村奶酪，还有桃脯馅饼。可是内斯比特太太坚持认为，正确的饮食结构应当是“粗茶淡饭，普通的烹饪”。她日复一日做着雷同而简单的饭菜，最后连白宫的客人都能猜出一周之内他们会在晚餐中吃到什么。星期一品尝马槟榔菜汤，星期二吃水煮牛肉，星期三吃烤牛肉和土豆泥。外界已放出风声说，白宫的饭菜单调乏味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常常烧过头。

对总统而言，他因半身瘫痪而很少有机会到外面的餐馆去吃饭，内斯比特太太成了他唯一需要忍受的苦难。但是，他还是打心眼里没法狠下心来炒她的鱿鱼。所以内斯比特太太，或者叫“蓬毛女”——人们私下都这么称呼她——就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始终待在女管家的位置上。埃利奥特·罗斯福在回忆白宫各式各样的晚餐时说，米西“穿着晚礼服总是那么优雅”，吸引着总统的目光。这时，几道烧得过头的菜端了上来。他俩会心地一笑，接着便尽其所能多吃几口，然后到总统书房外的小厨房里搜出几块鸡蛋三明治来吃。

只要内斯比特太太还在管理厨房事务，白宫的饮食观念就一直由她说了算。比如说，罗斯福告诉大家说他不爱吃花椰菜，可她还是坚持为他烧花椰菜。“随便怎样把菜弄好，”她吩咐厨子，“他应该喜欢吃的。”有一次，某王室贵宾跟总统一起共进晚餐，吩咐厨房送热咖啡，内斯比特太太却端上了冰茶。她说：“这比热咖啡强。”

女管家的个人口味还主宰了早餐。“我的天哪！”一天早上，总统对格蕾丝·塔利叫道，“难道内斯比特太太除了燕麦粥以外就不知道有别的早饭？好几个月来天天早上让我吃燕麦粥，我简直烦透了！”那天晚些时候，他把格蕾丝·塔利叫过来记下他的话。他靠在椅子后面，手里拿着从早报上撕下的一则谷物食品广告：“玉米片！每包13盎司，售价19美分！煎果酱饼！每包13盎司，售价19美分！奶油麦片！两包售价27美分！……现在把这份温和的提示送给内斯比特太太！”

内斯比特太太对他温和的提示未能做出反应，于是罗斯福转向了埃莉诺。“你是否还记得，”他在一份备忘录上问她，“一个月以前我已吃腻了鸡肉，因为我在一个星期里吃了至少6顿（午餐和晚餐）鸡肉。鸡肉事件刚刚有所改观，但是‘他们’又换上了牛杂碎，过去几个月来我又开始每周吃6顿牛杂碎。我的胃快要提抗议了，而这对于我跟外国政要的交往也没什么好处。今天我只吃了两口。”埃莉诺一定是转达了这一信息，但是牛杂碎还是接着送，直到总统给内斯比特太太下了最后通牒，告诉她至少在两个月内不想再看到牛杂碎。

对总统来说，非常不幸的是，埃莉诺对美食毫无品位。她本人的厨艺也仅限于搅拌鸡蛋，并且对自己的饮食质量从不关心。在她看来，谈话谈得开心，就能吃得香，至于食物本身则是次要的。尽管她努力想满足总统的特殊要求，可是，用白宫的常客约翰·根室的话来说，“说得好听些”，白宫的饮食还是“平淡无味”。

如果说饮食方面是平淡无味的话，那么白宫的人际交往则恰恰相反。总统喜欢圣诞的热闹，节日的喜庆氛围，装点在大厦周围的冬青树以及笑语喧天的谈话。不管前来贺岁的客人只是打个电话，还是来一起吃顿晚饭，总统都是那么和蔼亲切，殷勤待客。如果谈话的兴致开始衰落，他便会提个问题，讲个故事，或是换个闲聊的话题，让谈话继续下去。聪明的朋友和机智幽默的谈话让他兴奋不已，谈话成了他喜爱的休闲方式。

这个圣诞节，总统还得到了一份额外的惊喜，家里新添了一只名叫法拉的小狗，是他的侄女玛格丽特·萨克雷送给他的礼物。罗斯福把这条苏格兰小猎狗抱起来放在怀里，对侄女说：他多年来一直渴望得到一只小狗。而法拉跟罗斯福之间的友谊，是任何其他宠物无法比拟的。法拉与总统形影不离，在罗斯福的书房里和他一起吃饭，在他床脚边的椅子上睡觉。在它到来的几个星期后，这条小狗因患严重的肠道代谢紊乱住进了医院。因为它开始出入白宫的厨房，而所有的人都给它喂食。小狗病愈回家后，罗斯福明令白宫的工作人员，“除总统之外，任何人不得给法拉喂食，哪怕一点面包屑也不行。”从那时起，法拉一直生活得很健康。

作家威廉·克林加曼写道：“多年之后，许多美国人将会记得1940年12月25日，这一天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圣诞节。”尽管国际问题仍很严重，但国内经济正出现十多年来首度繁荣的征兆。工厂的生产轮班次数翻了一番，铁路系统开始增加人员和设备，钢铁产量也在直线上升。失业人数自上年起减少了200万。人们口袋里有了钱，消费正在启动。汽车制造商们正迎来自1929年以来最旺的销售季节，饭店老板们喜滋滋地看到生意明显增加。多年以来人们第一次开始预订上等牛排，《纽约时报》报道，12月份，百货商店的礼品采购达到了“纵情狂欢的地步，仿佛消费者在决意向人们展示：世上至少还有一个喜爱和平友好的国度”。

埃莉诺看上去比平日更加忙碌了，她风尘仆仆，在一家地方剧院的舞台上帮助圣诞老人把玩具分发给700名贫困儿童，出席救世军的年度圣诞晚会，慰问社区黑人圣歌合唱团，并顺道赴国会大厦附近的一处肮脏小巷“格林球场”参加了一个街坊庆典。“这儿的生活不是那么让人高兴。”她承认，“有朝一日我们也许能期盼这样的小巷更少些，生活更好些。”

总统定于1941年1月6日这一天，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向国会阐释他的《租借法案》计划。演讲稿正在起草时，埃莉诺正好读到一位英国作家撰写的新书《烽火再起》。该书认为，能够拯救英国的绝不是地主豪绅，而是矿工、产业工人和贫苦百姓。“有些东西是让我们特别引以为豪的，”埃莉诺在她的新年专栏文章中写道，“因为它证明了我们美国关于‘平等’的理念……是相信真理的本色，相信芸芸众生的力量和才能。公正地对待一切，保障一定的生活水准，重视人类个体的尊严与权利，而不考虑该个体的种族、信仰或肤色——这些都是我们成千上万的公民会欣然牺牲自我而追求的东西。”

“埃莉诺总是在探讨战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她的友人特鲁德·普拉特·拉什后来评论道，“而最终，总统在那篇《合众之国》的演讲中呼吁‘四个自由’，正是汲取了她的主张。”塞姆·罗森曼回忆说，这份演讲稿改了三四次之后，总统突然宣布“关于演讲的结束语他有个主意”。他两眼瞪着天花板，沉吟片刻，然后告诉秘书记下他的口述。讲稿撰写人听着，他慢慢地讲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话是整个演讲中最难忘的部分。他呼唤一个“建立在四个基本的人类自由基础上的世界：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对意愿的自由和对恐惧的自由”。埃莉诺对丈夫的言行从来没有公开附和过，她对民主的反思与富兰克林关于“四个自由”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已无从考证，但是这两者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记者们注意到，埃莉诺被安排在总统包厢里，邻座有米西、洛伦娜·希科克，还有身着黑大衣和银狐皮裘、装束优雅的玛莎公主。下午两点零三分，总统来到国会大厅，以一种庄重的口吻开始了他的演讲：“作为你们的总统，在行使宪法赋予我关于‘向国会提供合众国信息’的职责时，我发现自己必须怀着难过的心情向诸位报告，我国的未来与安全，以及我们的民主政治极大地牵涉到我们的境外事务。”他解释说，因为美国的安全取决于战胜轴心国，他正在请求国会授权并拨款，继续向英国和其他与轴心国斗争的民主政体提供援助，即使这些国家不可能再用现金偿还贷款，“让我们对那些民主政体说：我们美国人始终关注着你们争取自由的战斗。”

他继续说：当这个国家对本国的国防事务进行表决时，它应当永远牢记自己奋斗的目标：机会均等，让那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得到工作，让贫苦人民找到安全感，让少数人的特权得以终结，让全体公民的自由都受到保护。埃莉诺在座位上，身体前倾，当她听到这番话，脸上不由绽开了微笑。在总统阐释他的以“四个自由”为基础的新世界的美好远景时，这个微笑始终浮现在她的面庞。自战争爆发以来，她一直在提醒督促丈夫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国防理念同时还包括更完善的住房供给制、工作培训、机会均等观念以及扩大了的健康计划。现在，当总统以雄辩的口才表达了她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民主理念时，埃莉诺心中颇为自得。

令人不解的是，埃莉诺的心满意足竟导致了一次罕见的判断失误。她在罗斯福演讲的那天下午撰写的专栏文章中，怒气冲冲地评论说，共和党人没有为总统的演说鼓掌。“在我看来，那些人仿佛异口同声地对国家说：‘我们首先是共和党人，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在国会中担当代表，不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而是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了促进本党自身的利益。’我对此简直感到震惊和不寒而栗，当我注视他们时，心里突然想到，假如眼下不是历史上形势极为严峻的时刻，这会是怎样一种孩子般充满敌意的举动啊！记得我小时候有一首歌非常流行：‘我不想在你的院子里玩了，我不再喜欢你了。’”

对埃莉诺的这番评论，反击来得相当迅猛。共和党议员伊迪丝·诺斯对国会说，罗斯福夫人要求所有国会成员鼓掌的建议“代表了美国宪法理论中的一种新观念。根据现行的政府组织结构，选举出来的国会成员不是为了向白宫的言论鼓掌，而是立法。这种要求鼓掌的建议，在我看来是一种危险和变态的战争狂的表现。”密歇根州众议员霍夫曼在这场辩论中立场更加激进，他指责“罗斯福夫妇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们有资格接受尊崇和掌声，就像我们的国王和王后那样”。

在罗斯福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内，吹毛求疵者痛心疾首地说他心术不正，两面三刀，首鼠两端，还有点儿不知好歹。人们对他性格上的缺陷进行了广泛的评论。他的顽固不化，他的自负，他偶尔流露出的报复心理，他习惯了唯唯诺诺的人，只求一团和气。白宫前任副官瑞蒙德·莫利认为，罗斯福多年以来一直屈从于“强大而令人兴奋的权力效应”，屈从于“只颐指气使，决不屈尊下问”的陋习，屈从于“刚愎自用”的品性，对那些向他的决策提出质疑的人来说，这种品性都是因为他“自私胆小，日渐堕落，愚不可及”。

但是，批评者的牢骚还是淹没在一片赞扬的舆论氛围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具有历史性意义地第三次当选总统赢得了大众的称道。记者们注意到，他的头发更加稀疏和灰白，他的脸色更加凝重，皱纹也更深了。然而顾盼之间，他的微笑依旧充满魅力，他的前额依旧闪耀着智慧，回答问题之前摇晃几下脑袋的怪癖也没有变。医生说，他的身体状况“是多年来最好的”。跟往常一样，他喜欢每天晚上的开胃点心，吃得津津有味。他的体重是相当理想的187.5磅，在白宫的游泳池里继续坚持每周游泳三次，即使是在紧急时刻、战争时期和竞选时期，他还是大致能设法从午夜到早上8点睡上8个钟头。“他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善于休息。”罗斯·麦克因泰尔医生说，“总的说来，在他不该思考烦恼事的时候，他有能力把它们抛在脑后。”

在就职典礼的前一天，《纽约时代杂志》刊登了一幅光彩照人的总统肖像，肖像上的总统即便在艰苦岁月里依然保持着令人称奇的生机，这似乎在昭示，战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似乎使他愈发精神百倍。“严肃但不冷酷，全神贯注但不忧心忡忡。”记者查尔斯·赫德写道，“他充满自信和魄力的精神，在他对美国人民所讲的一段话中尽显无遗：‘我们唯一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篇文章继续描述了总统工作时间之长，处理文牍之繁，阅读报章之广，以及主持会议之多。

“总统的职位以及它的问题在罗斯福先生身上仍然有所反映。”《时代》周刊总结说，“尽管他营造了欢乐的表象，但是这种欢乐，已经不是‘新政’的第一轮浪潮所带来的那种自发的欢乐。”而且，虽然他显得很乐观，“然而过了差不多8年以后，记者们已经了解到，总统并不总是表达他的真实感触。”

对于这种总结性的评论，埃莉诺打心眼里有同感。经过将近35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她还是弄不懂为什么自己的丈夫不能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埃莉诺对乔·拉什谈到，《时代》周刊上的那篇文章在结尾的段落里，切中肯綮地抓住了总统在他59岁生日前一天的大致想法。她评论说，他遇事只跟他自己商量，这已有很长时间了，以至于这已演变成“一种不跟任何人推心置腹的天性”。

多年以来，许多人都曾想打破总统的沉默，可是几乎没人做到这一点。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说：“总统是那样健谈，可是透过这些口若悬河的表象，还是有一种保留。我看见他经常是这样的：他让窗帘把自己遮住，他从不告诉你，或是其他任何人，在他的心灵、情感和真实人生观的深处，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我想他从来没想过要揭示他自己。”

在总统就职典礼举行的前一周，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请求史汀生多看望一下总统，并找机会多和他单独聊聊。史汀生告诉法兰克福特，总统一直在回避，因为他不喜欢有人打扰他。“法兰克福特说这是不对的，”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还十分孤傲，不喜欢求别人来看他，但法兰克福特肯定他会欢迎我的到来，假如我这么做的话。”

的确，哈里·霍普金斯奉献的友情抚慰了许多孤独的时光，夜复一夜，罗斯福和哈里坐在书房里，谈论战争，一起吃饭，交换闲聊的话题。霍普金斯曾不止一次对总统说过，如果他找到自己的住处，也许生活会更舒适一点。但是罗斯福总是坚持要他留下来。霍普金斯意识到：“他似乎想在想要谈话的时候，有个可以说话的人在身边，或者要个没法与之对话的人。”

然而，即便像霍普金斯这样的密友，也并非不可取代。埃莉诺曾评论说：“大家都想象着他是总统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但所有的人都会惊异于两人之间的分离。总统提拔重用那些他中意的人，当这些人不再满足他的要求时，他会暗自打定主意抛弃他们。”

尽管如此，人们头脑里的印象一直是，总统似乎从没有被别人给他造成的孤独所困扰过。首席检察官弗朗西斯·比德尔说：“他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性格最平和的。人们会觉得，根本不会有任何东西能打乱他的心绪。”如果朋友和家人对他缺乏亲情的举动沮丧不已的话，罗斯福会把这种表现当做一种力量。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埃莉诺“双目炯炯有神，笑容可掬”，是总统就职庆典活动中“最沉着镇定的人”。首次参加就职典礼时明显的紧张神情，如今不见了踪影。与之相反，她看上去容光焕发，生气勃勃，心情愉快。8年的第一夫人生涯为她展示了一个极其诱人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卓越的成就感、自豪感和无上的尊荣。她往日的失败恐惧症，她的忧郁，虽说没有完全消失，却已从根本上减轻了。她认为，第一夫人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力量。为了支持自己这一观点，她投身于数量惊人的公共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她赢得了数百万市民难以磨灭的感激之情。

多年第一夫人的生涯，还给她的外貌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埃莉诺拿掉了头上难看的黑色发罩，那是她在公共场合戴了多年的饰品。白天，她穿着简单而裁剪得体的衣服，晚上，她身着优雅的晚礼服，步履愈发自信；略施粉黛，使她天生的高贵肤色锦上添花。

当然，第一夫人也不乏批评者。紧张忙碌的旅行，推心置腹的谈话，使她在一些地方成了女英雄，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成了攻击的靶子。专栏作家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就称她为“女总统”、“埃莉诺女王”和“饶舌妇”。她常常面对的问题是：她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和丈夫在一起，“去学学女红，为其他妇女做出效仿的榜样”？在一次游览白宫之后，一位妇女主动向埃莉诺提了个忠告：“我想，与其在全国东奔西走，您不如待在家里，私下里看看白宫是不是很干净。昨天早上我在楼梯扶手上弄脏了我的白手套，这可是件不光彩的事儿。”所有这些怨言都在1940年的总统竞选中积聚起来，形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也不想要埃莉诺！”

对于大多数批评，埃莉诺显得若无其事。“倘若我担心被揭发隐私，那么我早就死去了。”她说，“在这个需要为国家效力的年代里，白宫几乎所有的妇女都会和我做同样的事”——成为穷人、移民、黑人的代言人。尽管事实当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埃莉诺坚持认为她只是在努力去做其他人也可能会做的事，不应当受到像现在那么多的关注，这种呼吁增添了她的魅力。

“她是总统的社会学问题首席顾问。”《美国新闻》宣称，当罗斯福把重点转向战争和防御时，许多人以为罗斯福新政的家庭计划会被遗弃，可是“他们料想没有总统的妻子……她永远不会让总统或他的政府官员们认为一切平安无事，也不会让他们认为可以有时间从争取自由的奋斗中停下来歇口气了，她支持着总统内心最有勇气的本性……无论他怎样深深地被国际事务所吸引，她都会使他对罗斯福新政牢记不忘。”

就职典礼前的一个周末，在海德公园举办了一次家庭团圆会。安娜和约翰从西雅图飞来，埃利奥特正在从得克萨斯州赶来的途中，而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埃塞尔已经自华盛顿抵达此地。“我离海德公园越近，就变得越激动。”埃莉诺在她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她坦白说想到自己能看见安娜，心里就特别高兴。“和我女儿在一起，我感到自己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时的责任。可是此外，我们之间还有一种最深刻的、如亲密朋友般的那种默契在悄然滋生。约翰不仅是我的女婿，还是我的一位最亲爱的朋友。我要表现庄重一些，否则我会不顾年龄或代沟，跟安娜、约翰一起乐翻天的。”

“能有两个整天待在乡下，真是太好了，”埃莉诺写道，“我们边走边谈，吃得很多，睡得却很少。家庭团聚会总是这样，一旦打开了话匣子，时间就不知不觉溜得快。”

萨拉在这里也是如鱼得水，在白宫要求儿子住上另一个4年之前，她很高兴让他回家，被家人和朋友簇拥着，尽享天伦之乐。她逢人便笑，可是跟以往一样，她的最大心思还是集中在她的宝贝儿子身上。“我一直为他感到骄傲，直到如今依然如此！”她说。

1941年1月11日星期六的晚上，餐桌显得特别富丽堂皇。总统坐在一头，萨拉坐在另一头。在大家交谈的过程中，埃莉诺提出了国防项目中的住房供给这一令人头痛的问题。在前一次的西海岸之行中，她看到了华盛顿州人口过剩的破坏性效果。在那里，海军兵工厂和造船大厦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工人，其中有一部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移民潮带来的人口。埃莉诺注意到，在布雷默顿，每一间能居住的陋室和棚户都出租一空，许多家庭都涌向肮脏的活动房集中区，造成2000名儿童辍学。“我觉得，假如我们想对全国各地的人民都一视同仁的话，我们可能有损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她认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必须考虑那些国防事业不可或缺的人们的福利，我们无权要求他们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来过一种与我们无法和睦相处的生活。”

总统回答说，他刚刚委派了一位亚特兰大的房地产商人查尔斯·帕尔默，去领导新成立的国防住房供给部门，他在加速建设与重整军备和军事训练有关的住房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这可不是埃莉诺想听到的答复。她从自己的信息渠道中得知，帕尔默对公共住房建设感兴趣，“是由于他渴望扫除亚特兰大的贫民窟，因为那些贫民窟正在使自己的地产贬值。”埃莉诺认为，“归根结蒂，所有的住房供给都应为国防建设服务”，而帕尔默的观点恰恰相反。他曾宣称，“社会学绝不是他的本职工作，而过剩的人口将会给私人房地产商提供机会。”他认为，既然私人公司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国防住房供给问题，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进行住房建设。几个星期以来，帕尔默的这个论点一直成为自由主义者的报纸《下午报》猛烈抨击的对象。如今，被总统相中负责协调政府住房建设项目的人，正是此人。

“他能敏锐地察觉到低成本住房建设、学校以及国防领域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吗？”埃莉诺很想知道这一点。总统开始变得不安、烦躁起来。尽管萨拉向埃莉诺投来的眼光中已有不悦之色，但埃莉诺仍不想罢休，说她“曾听说帕尔默对房地产商人颇为偏袒”。总统显然对此已十分厌烦了，他同意“派个人与帕尔默一起留心这些事务”。可是，埃莉诺还在盘算着，那个人“能镇得住场面”吗？

就在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展开辩论时，萨拉吩咐仆人把总统的轮椅带到餐桌边。她对埃莉诺的虚张声势大为恼火。她站在儿子背后，让他转向桌子的另一端。在过去，萨拉明显的责难之举会让埃莉诺不知所措，20年前，两代人有一次一起吃晚饭时，埃莉诺就被气哭过。可是如今，埃莉诺有了足够的自信在丈夫和婆婆面前据理力争。晚餐结束后，安娜、约翰，还有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都赞赏她坚持原则的做法。

“我婆婆的世界观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有一回，埃莉诺这样写道，“对于陈规旧俗，她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她觉得，“有一些义务是她作为一个有特权的人应当履行的，她救济穷人，花钱救助他们，用医疗费帮他们，这是她觉得应当做的慈善之举。”她只是不能简单接受“人类拥有人权”——一种拥有体面住房、工作、教育和人类尊严的权利——的理念。

翌日，萨拉邀请巴拿马总统阿努尔福·埃里亚斯的儿子一起和家人吃饭。拉什发现，这是一位“时髦”的年轻人，萨拉亲热地叫他“罗贝提托”。小埃里亚斯以前曾跟记者吹牛说他跟总统私下里吃过饭，听到这个消息后，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便告诉奶奶说她上当了。萨拉不肯承认，还声称自己想邀请他去白宫参加总统就职庆典。伊克斯在日记里写道：“罗斯福夫人奉命告诉她不可以这样做。（詹姆斯太太）发牢骚说，她从来都不能拥有几个她自己的朋友，这是明显在挖苦罗斯福夫人邀请的那些朋友。”

光阴荏苒。埃莉诺最初在“女性选举人同盟会”参加工作时，还是在1921年。那时，她开始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其价值观和行为举止在萨拉看来简直跟外国人一样——与其他女性共同生活；活跃积极；多才多艺，走出家门；独立自主；充分肯定自己的生活，坚信自己不可能以别的方式活着。

埃莉诺·罗斯福闯荡世界的学徒生涯是由认识两位不同寻常的女会员开始的。一位是伊丽莎白·里德，另一位是埃丝特·雷普。里德是史密斯女子学院的高材生，也是一名业务熟练的律师。雷普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曾在斯沃思默和伯纳德两所学校里教过英语，后来以时事评论闻名。她聪敏勤奋，雄心勃勃。在相互友爱中，她们发现了从传统婚姻中解脱出来的自由，这种自由使她们能随心所欲地用音乐和书本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埃莉诺立即被这两位妇女令人激动的生活所吸引，她们在吃饭时讨论政治和公共政策，吃完甜点后开始读诗。她们在格林尼治村的家中摆满了一排排的书籍，使埃莉诺想起她过去在英国索维斯彻女子学校读书的时光。

埃莉诺第一次遇见里德和雷普时，正在为发现丈夫与露西·梅瑟之间的私情而苦恼不已。她极度缺乏信心，她需要赏识，而她又那么孤独。她在伊丽莎白和埃丝特的女性圈子里找到了力量和勇气，决意自我创业，自我开拓，成为凭自己本事吃饭的人。多年以来，她们的友谊已深化为一种继续支撑着埃莉诺活下去的亲密之情。

通过在同盟会的工作，埃莉诺遇见了另两位终身知己：南希·库克和马里恩·迪克曼。库克是一位朝气蓬勃、外表坚强的青年女性，时任纽约州民主党妇女部主任。迪克曼个子较高，是一位说话轻声细语的学者，冷峻的面容下掩藏着不加渲染的睿智。她是曼哈顿唯一的女子学校——托德亨特学校的一名教师和副校长。像伊丽莎白和埃丝特一样，南希和马里恩也住在一起，这种同居被称为“波士顿式的婚姻”。几年来，这两位女性始终积极投身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所进行的长期奋斗，以及废除童工、设立最高工作时限的运动。

种种迹象显示，这四位女性与其余6位妇女（包括纽约州民主党委员会妇女部成员伊莉诺·摩根索和卡罗琳·奥戴、社会工作者莫利·迪欧森，以及美联社记者洛伦娜·希科克）一起，都对埃莉诺的教育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她们在政治、战略和公共政策方面使她受益匪浅，并鼓励她打开心扉，建立自信、自尊。在这个生活的转折点上，埃莉诺与所接触的大多数男性关系疏远，而与女性朋友之间建立了温暖、坦诚、快乐俏皮和轻松自由的友谊。她们见面时相互亲吻拥抱，临睡前相互打闹，离别后写着情意绵绵的长信，向所谓“合理”的传统理念发起挑战。

当埃莉诺初次遇见这些大胆而成功的女性时，她发现自己对她们所取得的职业成就有些害怕。“如果我不得不走出家门、自食其力的话，”她承认说，“我怀疑自己哪怕连一名优秀的清洁女工都做不好。我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经验，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但是，一旦埃莉诺得到朋友的鼓励，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她开始发现自己过去从不知道的许多才能——非凡的组织技巧、出众的判断力、实际的洞察力以及惊人的承受力。在两年的时间里，在女性同辈们的指点下，埃莉诺在纽约的社交圈中以一种生力军的姿态出现，成为政治改革、工人利益以及儿童事务的代言人，应报社之约撰写综述稿，被推举为各种委员会的成员。与此同时，她开始在托德亨特学校每周教三天课，组织安排文学、戏剧和美国历史等课程。“她喜欢这个工作，”马里恩·迪克曼回忆道，“女孩子们崇拜她。”

尽管富兰克林与路易斯·豪有时拿埃莉诺的“老婆们”和“娘娘腔的男人”开玩笑，但他俩都意识到，埃莉诺正在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她为了国家不知疲倦地工作，必将有助于提高富兰克林的声誉。甚至在脊髓灰质炎使富兰克林致残之前，豪就鼓励埃莉诺积极参政。一旦疾病袭来之时，埃莉诺替代富兰克林处理政事的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况且，富兰克林和豪都真诚地喜欢伊丽莎白和埃丝特，南希和马里恩，而且觉得她们的谈话令人振奋，颇具吸引力。

在萨拉看来，埃莉诺的转变使她更加难以接受。一个有教养的妇女，花上这么多的时间离开家门在公众面前亮相，萨拉对此简直惊骇莫名。一个妇道人家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萨拉解释说：“我这一代人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埃莉诺卷入政坛的时间越长，她带萨拉外出吃饭或为萨拉的朋友沏茶的时间就越少。埃莉诺回忆说：“我婆婆很难过，当我不在身边的时候，她觉得我老是没空。”

萨拉常常将此归咎于埃莉诺的朋友们。她们来海德公园时，萨拉总是以苛责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她们男性化的衣着和牛津鞋，困惑地盯着她们的短发，让她们感到很不自在。对萨拉而言，她们看上去都很相像，不修边幅，不合常情，稀奇古怪。富兰克林对此比较谅解，他建议埃莉诺和她的朋友南和马里恩在森林里搭座小屋，以便远离萨拉，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富兰克林对埃利奥特·布朗解释说：“我夫人和她政坛上的几位女性朋友想在后山的森林小溪边建一座小屋，”并请他负责操办这项计划。接着，富兰克林开始热心于建造这座“小屋”——它用散石建造，后来逐渐扩充为有22个房间的大房子。

1925年，埃莉诺在瓦尔基尔别墅度过了第一个夏天，她心怀感激地告诉丈夫说：“它的平和充满着神圣的意味。”从那以后，虽然她仍旧待在主宅院里，但只要富兰克林和孩子们在海德公园，瓦尔基尔别墅就成了她的家——她所拥有的第一个家。“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埃莉诺想越过这里跑到瓦尔基尔别墅去过夜吗？”萨拉有一次大惑不解地向埃莉诺的朋友发问：“她为什么不能睡在这儿？这里是她的家，她属于这里。”

这位曾在1925年对自食其力的前景颇为胆怯的妇女，在1941年成了全美演讲收入最高的人之一，她每场演讲的收入达1000美元。她的联合专栏文章《我的日子》刊登在135种报纸上，其销量与多罗西·汤普森、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以及雷蒙德·克拉珀等量齐观。而在1938年，她的自传《这是我的故事》的第一部分出版后，赢得了广泛的欢迎以及评论界的褒扬。的确，埃莉诺比任何人都更清醒地懂得，她的成功与总统夫人的身份毫不相关。尽管如此，在1940年4月，当罗斯福竞选连任第三届总统一事根本还没着落的时候，《联合特写报》就与埃莉诺续签了5年的专栏合约。这很清楚地表明，她已在凭自身的实力闯天下了。

因此，在1941年1月，埃莉诺坐在萨拉房间的餐桌边，对婆婆说，她的拉丁美洲朋友（指巴拿马总统阿努尔福·埃里亚斯的儿子——译者注）在她的家，那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大白房子（指白宫——译者注）里是不受欢迎的。此时很显然，在总统身边的两位贵妇人之间的权力天平已经发生了倾斜。

1941年1月20日那天，总统前往国会大厦参加就职典礼时兴致极高。天朗气清，阳光普照。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他的公众支持率已创下了71％的新高。罗斯福坐在敞篷轿车上，脸上展现着人们熟悉的微笑，并挥动着大礼帽向数千名为他祝福的群众致意，人们守候在沿线的每一个路口，等待着他的到来。

正午时分，总统在国会大厦广场站在欢呼的人群面前，进行第三次就职宣誓。罗斯福家族的19名成员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其中包括萨拉、埃莉诺以及所有的5个孩子。当他开始发表演讲时，冬日的斜阳照亮了他的右脸，看上去就像一块刻有浮雕的宝石。他的声音非常清晰，他的手势十分有力，他的演说是一种对民主精神的呼唤。

“有些人相信，民主……按照一种神秘的和人为的宿命来衡量，是有限的——相信由于某种不可解释的原因，暴政和奴隶制已成为未来的大势所趋——相信自由是一股正在消退的潮水。但是我们美国人知道这是不真实的。”

“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他继续说道，“有一个需要衣食住行的血肉之躯，一个需要得到教诲和信息的大脑，但是国家所需要的，还有某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某些更永恒、某些大于它各部分之和的东西。正是那种东西，与国家的未来最为休戚相关——它呼唤为它的存在进行最神圣的捍卫。这是一种我们难以——甚至不可能——找出一个单纯、朴素的词汇来形容的东西。然而，我们都明白它是什么——它就是精神，是美国的信念。”

罗斯福就职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促使国会通过《租借法案》。这项有争议的立法作为1776号提案递交给参议院，它要求授予总统这样的权力：只要“总统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防事务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防事务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便可将国会的适当拨款转换为军火物资提供给该国政府。

反对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抨击这一提案：首先，按照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话说，它准许总统的独裁权力“可以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一次不宣而战”；其次，它会无情地将美国推向战争。政府发言人的意见恰恰相反，他们争辩说：这项提案使英国得以继续对德国作战，是让美国远离战火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是最好的方法。

政府面临的局势十分微妙：国会辩论对于争取巨额援助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为此多争论一天，英国在准备迎击有预谋侵略的艰难斗争中就会多损失一天。“《租借法案》向人们提出一个比它自身价值更大的考验。”华盛顿特约记者大卫·劳伦斯写道，“这个考验就是：美国能否避免连续几星期的争论，做出一个对其国家安全产生巨大利益的军事决策。”

1月份，听证会在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记者和观察员将会议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到了中午时分，委员会高大宽敞的会议室里已是座无虚席。但仍不断有好事者频频涌入，他们站在角落里，或是坐在窗台上，或是排着长长的队在外面的走廊里翘首以盼。第一位作证反对《租借法案》的证人，是新近辞职的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此人由于跟《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路易斯·莱昂斯进行了一次很不慎重的会谈而被迫丢了大使的乌纱。几个星期以来，肯尼迪一直在向孤立主义者频送秋波，他挑动他们说，自己将与政府公开断绝关系，并参加他们的反战联盟。可是，罗斯福比他的对手更了解自己的下属，1月中旬的一天清晨，他把肯尼迪请进白宫进行了一次交谈。总统在卧室里显得十分轻松，他让肯尼迪敞开心扉，倾诉自己从“国务院的毛头小子们”和“总统的狗腿子们”那里所受的委屈。肯尼迪告诉总统说，把他7年的行政管理工作划上一个不光彩的句号是不公正的，他过去一直唯总统的马首是瞻，现在到了该为肯尼迪家族做些事情的时候了。

总统同情地点点头，并追忆两人过去多年一同共事的美好时光。他对肯尼迪说，一旦《租借法案》通过，他肯定会让全国认识到公仆乔·肯尼迪的作用是多么宝贵。和以往一样，肯尼迪被罗斯福的感召力所折服，他完全改变了原先准备在国会面前的发言基调，以至于原来与之结盟的孤立主义分子都觉得自己被肯尼迪出卖了。虽然肯尼迪表示，国会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应当受到保护，因此他不同意以目前形式出现的《租借法案》，不过他完全支持对英国的援助，并鹦鹉学舌般地模仿政府的腔调说，支援英国是避免战争的最好方式。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发言，对《租借法案》既不赞同，也不反对，这使肯尼迪成为辩论双方的抨击对象。罗斯福原来担心他的前任英国大使会挑起孤立主义分子的责难，听了他的发言大大舒了一口气。

听证会召开几天以后，安娜·罗斯福的丈夫约翰·伯蒂格，给肯尼迪寄去了一纸态度友好的便笺：“我敢肯定我们的思路完全一致，而罗斯福家、肯尼迪家以及伯蒂格家也会并肩作战，除了要让美国远离战火之外，还要永远使美国保持自由！”肯尼迪的回信带着一丝自怜自艾的味道，他告诉伯蒂格：“除了一贯忠实的伯蒂格家还对我另眼相看之外，如果我的证词和处境意味着我已成为一名被政府放逐的社会弃儿，那么就听其自然吧……至少，我很高兴您和安娜能如此善解人意地写信给我，内心感激莫名，非言辞所能及。”

假如肯尼迪看到后来伯蒂格与总统的信件往来，那么他就不会感到高兴了。伯蒂格决定将肯氏便笺的副本送交岳父大人，引发了两人之间的通信。

罗斯福在信中首先感谢女婿将肯尼迪的便笺给他看，然后便以一种少见的率直口吻写道：“我感到有些难过的是，他担心自己还有他的家庭成为社会的弃儿。事实上，他应该理所当然地意识到，关于他在委员会面前所作的证词，国家舆论所责备的只能是他自己。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报纸都感到他在同一时期摇摆不定，态度暧昧——这是想玩两面派的伎俩。”

“事实的真相是，乔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喜怒无常的爱尔兰小子，他早年被巨大的金融收益冲昏了头脑，他一贯爱国，一贯自私，一贯想着自己身后应该给9个孩子每人一笔百万遗产（他常常这样告诉我）。他对目前美国生活方式上的任何变化都会极为恐惧。对他而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未来，在希特勒式的统治下比在丘吉尔式的统治下更加安全。这一想法已成了他潜意识中的一部分，而他却矢口否认……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比他老200岁！”

虽然肯尼迪模棱两可的证词对反对派的意见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反对派依然继续对《租借法案》进行毫不留情的抨击，而查尔斯·林德伯格强有力的警告使这种抨击达到了高潮。他认为参议院第1776号提案“离民主又远了一步，离战争又近了一步”。总统完全预料到会出现这样一连串的攻击，他手中也有两件保留的秘密武器——哈里·霍普金斯和温德尔·威尔基。

在1月上旬，罗斯福曾委派霍普金斯赴伦敦与丘吉尔会晤，并对英国的决定，英国的需要，获得了最直接的印象。此次伦敦之行，搭乘的是泛美航空公司的“帆船”号，迂回绕道花了5天时间。当霍普金斯抵达伦敦时，已是“病得缩成一团，累得连解下安全带的力气都没有”。几年以后，丘吉尔的儿媳帕梅拉·丘吉尔·哈里曼回忆自己第一眼见到抱病的霍普金斯时极为震惊：他嘴边叼着一支已熄灭的雪茄，身穿一件从不脱下的大氅，疲惫不堪。

但是他所执行的任务是那样让人激动，不久便使霍普金斯的身体状况开始好转。据说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欢迎宴会上，由于丘吉尔得知霍普金斯是一位没有任何军事背景的社会工作者，便有意使话题围绕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方面展开，并着重谈到，战争结束后他计划用电力和水管装置使英国的贫民区住房实现现代化。“丘吉尔先生，”霍普金斯插嘴说，“我不会对你的那些小屋子里的人说长道短，我到这里是为了研究我们怎样才能打败希特勒这家伙。”听到这句话，丘吉尔眼睛一亮，他伸展了一下肩膀，从餐桌旁站起身来。“霍普金斯先生，跟我来。”他说着，把霍普金斯领进他的书房。

接下来的4个小时当中，丘吉尔向这位美国总统特使和盘托出了本国政务的大政纲领。“而从这一时刻起，”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之间开始建立起了顺利克服任何震荡和动乱的友谊。他是沟通总统和我之间最值得信赖和最理想的渠道……他端坐在那里，瘦削，文弱，抱病在身，但全身却散发出对理想的深刻理解，这就是要击败、摧毁和绞灭希特勒，而置其他所有意图、信念或目标于不顾……他是一座正在坍落的灯塔，闪耀着道道光芒，引导伟大的舰队向港湾驶去。”

霍普金斯在英国逗留期间，他几乎一睁开眼就和丘吉尔在一起，和他一起前往苏格兰的斯卡珀湾（在苏格兰北部，是英国重要的海军基地——译者注），每天晚上一起吃饭，在丘吉尔的首相乡村别墅放松一下。和伟人亲近出现了奇效：霍普金斯成了丘吉尔的热心崇拜者以及英国式理想的忠实信徒。一天傍晚，在一次小型晚宴上，霍普金斯站起身来说：“我想您希望知道我会在答辞中代表罗斯福总统说些什么，好吧，我要为您引用一段《圣经》中的诗篇：‘……无论你走向何方，我将追随；无论你身在何处，我将在那里寄宿；你的民众就是我的民众，你的主就是我的主！’”然后，霍普金斯用自己的语言补充了一句：“直到永远！”霍普金斯坐下时，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迅速瞟了丘吉尔一眼，看见他泪流满面。

建立了确凿无疑的友谊之后，霍普金斯转而请丘吉尔帮忙赢得《租借法案》的辩论。2月上旬，丘吉尔正在准备一篇向全世界广播的重要演讲，应罗斯福的要求，霍普金斯请丘吉尔在演讲中承诺《租借法案》是使美国人远离战争的最佳途径，重点说服美国的公众舆论。丘吉尔欣然同意修改，而他正好刚从总统的第二特使温德尔·威尔基手中得到总统的一封私人短信，于是他将霍普金斯的意见与这封信中的看法融入了自己的讲稿。就在威尔基起程赴伦敦前，头脑精明的罗斯福将他召进白宫，交给他一封致首相的介绍信，并附有总统亲笔书写朗费罗的一首诗。在2月9日的演讲中，丘吉尔将这首诗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上一次战争中，”丘吉尔开始说道，“美国派遣了200万人横渡大西洋。但这次不是一次对阵双方出动百万大军、万炮齐轰的战争，我们不需要在美国全境组织英勇善战的军队，今年我们不需要他们，明年，乃至若干年以后，我预计也不需要。”

“另一天，”丘吉尔继续说道，罗斯福赠他一首朗费罗的诗，并说“它适用于您的民众，正如它适用于我们一样……”

扬帆远航吧，哦，民族之舟！
扬帆远航吧，哦，联邦强大而壮美！
带着所有的敬畏，
带着未来岁月的所有期盼，
人性悄无声息地高悬于你的命运之上！

“我将如何以自己的名义回答这位伟人，这位被一亿三千万人的民族三度推举出的领袖？以下就是我将给罗斯福先生的答复：把信任交给我们……我们将战无不胜，坚定无比……把武器交给我们，我们将完成使命。”

威尔基于2月11日回国后，为了《租借法案》，他直接来到国会山作证，这是为期6周的听证会上发表的最重要的证词。他身上的蓝色西装在飞行途中被弄得皱皱巴巴，一缕下垂的头发遮住了一只眼睛，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沙哑。威尔基宣称，如果我们为保留实力而退缩观望，就无法判断“那位让天下大乱的狂人”下一个袭击的目标是什么。面对频频闪烁的镁光灯和拥挤在大理石墙边的1200名旁听者，威尔基预言说，“如果共和党盲目反对该项法案，让自己在美国人民面前表现得像一个孤立主义的政党，那么它将再也无法控制美国政府。”

威尔基反复强调，他发现自己对委员会里孤立主义者的意见无法苟同，而这些人坚持要求逐一审核威尔基在竞选总统期间对罗斯福发表的每一项关键性言论。威尔基答道：“他曾被选举为总统，他眼下是我的总统。”当被问及他预言说如果罗斯福当选，美国可能会在1941年4月参战一事时，威尔基微笑道：“这只是竞选演讲中一点小小的修辞术。”大厅里爆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

埃莉诺在她当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说，她对威尔基的证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心中的感激之情”。她并没有谢错人，法案在参众两院以压倒多数票顺利通过。3月11日下午4点10分，面带微笑的罗斯福将《租借法案》正式写入法律。3小时后，总统宣布英国的防御战争对美国产生了生死攸关的影响，并批准海军向英国交付数千支海军枪械和弹药、3000枚炸弹、24艘鱼雷快艇。总统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他已准备设法说服国会追加拨款70亿美元以实施《租借法案》。

那天晚上，当伦敦的大本钟敲响午夜的钟声时，丘吉尔站在议会面前宣布，英国人民对美国通过他称之为“任何国家历史上最崇高的法案”表示感谢。他断言，有了这项法案，“最强大的民主政体实际上已在一道庄严的法令中做出声明：他们将汇聚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强大工业和财政力量，竭尽全力打垮纳粹。”一个伦敦市民以更为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对记者莫利·潘特-多恩斯说：“感谢上帝！坦克终于开过来了！”

霍普金斯从英国返回后，罗斯福心怀感激地委派他担任《租借法案》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共有35名工作人员。在联邦储备大厦，人们紧急腾出17个房间给霍普金斯和他的员工，霍普金斯则继续在白宫二楼的宽敞卧室里搞研究。在那里，桌椅上堆满了文件和报纸，在屋子中央的一套小牌桌上，他一头扎进了工作当中，而这种工作后来被帕梅拉·丘吉尔·哈里曼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繁重的事业之一”。

这项任命在内阁成员中引起了不同凡响。“当总统的私交参与政事之后，总统不明智的一面似乎会变得更厉害。”伊克斯哀叹。“无论从智力上还是从体力上讲，霍普金斯都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摩根索也表达了他的疑虑，“我只是非常担心，因为霍普金斯不是那么够格。”而史汀生的看法却颇为肯定，他在听取了霍普金斯对丘吉尔的领导才能和英国的局势作了“令人激动的阐述”之后，在日记里写道：“我考虑得更多的是，这真是天赐，他应当待在白宫，而总统早该把他派往大不列颠，他和那里的人有很多共同语言。这是一种真正有效的沟通。而我对他了解越多，对霍普金斯本人的欣赏和仰慕之情就越深。”

霍普金斯回国后的几天当中，总统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聆听他从英国搜集来的消息。在英逗留期间，霍普金斯跟300多人进行了交谈，包括议会中所有的重要领导人。他参观了英军防线、士兵以及空军部队；他目睹了丘吉尔在英国群众中间活动的情形，他比其他所有美国人都更为熟悉英国问题。罗斯福知道，与霍普金斯在一起，就像跟埃莉诺在一起时一样，能够获得对时局的坦率描述，获得一种诚实、不带偏见的看法，它充满了真知灼见、敏锐的直觉和对人性洞若观火的体察。

“他从英国返回之后，”蔡尔兹侯爵在《星期六晚报》上撰文说，“霍普金斯的朋友感觉到在他身上已发生了变化。他更为严肃，同时更加超然物外，仿佛他很轻松，几乎高兴地找到了一种他能为之放弃个人前途的东西，潜心于一项无比重大和无比危险的任务之中。”记者们开始把霍普金斯比作伍德罗·威尔逊的密使爱德华·豪斯上校。但不久，蔡尔兹注意到，“大量的邀请函潮水般地向他涌来，请他为报业集团撰写大量稿件，请他去演讲，去做有笔录或没有笔录的访谈，出席私下为重要人物举办的小型晚宴，等等。”

埃莉诺的朋友玛莎·盖尔洪后来说：“哈里可能会因此将挨饿与失业的人们抛诸脑后……这让埃莉诺感到心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他曾是埃莉诺的追随者，而现在，他追随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后一时期，他显得更加机智诙谐，但不如前一时期那么善良。”

对罗斯福而言，《租借法案》的胜利不仅仅意味着一项法案得以通过，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很好地教育了美国公众。在听证会召开时，国内就《租借法案》问题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50％赞成，50％反对。到了法案通过的时候，赞成的人数上升到了61％。

“是的，”在法案通过几天之后，罗斯福富有预见性地评论说，“我们的民主政体所做出的决定可能会渐渐显出它的成果。但是在那个决定做出之时，宣布它的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一亿三千万人的声音。”

随着《租借法案》的通过，戈培尔在其日记里写道：“元首终于允许他的宣传员们攻击美国。这个命令下达得正是时候，现在我们将不遗余力。罗斯福夫人正在全国范围夸夸其谈，假如她是我妻子，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第9章　“正常营业”

为庆祝《租借法案》的通过，罗斯福决定和他的一帮朋友——霍普金斯、沃森及麦克因泰尔医生一起前往佛罗里达，享受为期10天的垂钓之乐。埃莉诺陪他到火车站，和他吻别，然后迅速赶往纽约。在那里，她与朋友们去拉法耶特饭店吃饭，观看话剧《医生的困境》，并会见了英国战争救济会人员。第二天上午赶回华盛顿后，她在国宴厅里招待了8个人吃饭，跟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聊天，出席了一场音乐会，寄出了一份评述种族关系问题的讲演稿，并花了两个小时接见一群正在塔斯克基学院受训的黑人飞行员。

“这个房间真是热火朝天，”内斯比特太太疲倦不堪地在日记里写道，“埃莉诺·罗斯福回家吃早饭，出门赴宴，在这里吃晚饭。在这个屋子里她总是一溜小跑，身体前倾，走得飞快。有人说她可以在5分钟内给你布置一大批活儿，可以让你足足忙上两个礼拜。她让自己成为所有的人中最忙的一个。”

埃莉诺终于在富兰克林垂钓之旅的最后几天去探望了他，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东部多沙丘陵地带的布拉格堡，两人见了面。他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在火车上相聚，然后车队将接他们参加3小时的大阅兵式，这次阅兵原先预定为两万人参加，但现在扩大为6.7万人。

9个月来，一支有28500人的劳工大军每天工作24小时，将原先的兵营规模扩大了3倍。他们建了一条74英里长的道路、一个可同时容纳1000人的接待中心、2063间男兵宿舍以及一家有99个相互连接的房间、1680张床位的新医院。而当火炉的严重短缺使医院建设面临停工时，人们便调集了四节铁路机车从临时铁轨开进军营，将蒸汽输入室内。罗斯福夫妇抵达时还能听见汽锤的鸣叫声在四处回响。

在穿越布拉格堡25英里的汽车旅途中，埃莉诺听一位将军说“他们大约每32分钟就造好一座房子”，觉得“特别有趣”。虽然埃莉诺担心，在法耶特维尔这座小城里，人们会过于紧张，不过为士兵提供的丰富活动内容还是让她颇为高兴，这里有体育锻炼项目、娱乐中心、橄榄球场以及剧院。跟往常一样，她还做了笔记。这次她记录下的是女性住房的匮乏状况：妇女们只能在用拖车拉的活动房屋、汽车后座以及山坡上的临时帐篷里过夜。

布拉格堡急速前进的步伐，在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能感受到。为了培训和装备最终征召的140万军人，新建了46座兵营，它们集中在旧邦联各州的东海岸沿线，还有加利福尼亚海岸。从理论上讲，工程将于应征新兵正式入伍前完成，可是由于资金不足，直到《义务兵役法案》于9月通过之后，兵营才得以完工。甚至在各新兵部队已到达此地时，军方仍在为工程建设而拼搏。这项工作非同寻常：需要清理土地，削平丘陵，填平山坳，将树木连根铲除，铺设道路，排水系统要在兵营、洗衣房、办公区以及靶场动工之前安装完毕。建造新兵营需要40万劳动力、90.8万加仑油漆、3500车钉子和1000万平方英尺的墙板。

连轴转的工程进度引发了一系列失误。由于缺乏正确的工程测量，兵营建在了岩石地形和沼泽土壤中。“我们正在一块海绵上建造这座兵营。”佛罗里达州布兰丁兵营的一位工人如是说。有一座兵营距离“美国东南部最严重的疟疾区”只有16英里，另一座兵营缺乏充足的水源供应，不得不搬迁。在某些情况下，让人搞不清方向的指令在道路尚未建成之前就已下达到兵站。而在另一些时候，连最基础的设施——公厕和厨房都没建成，士兵就被带了进来。参议员哈里·杜鲁门负责调查国防项目的特别委员会，他后来总结说：“如果我们为军事行动制订的计划不再扩大，并且也绝不比这些工程高明多少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就陷入了可悲的境地。”

每座兵营就是一个拥有6万到8万人口的城市，它有自己的宪兵队、消防局、污水排放系统以及道路交通体系。李·肯尼特在他有关二战期间美军士兵的研究文章中写道：“可是对一个新兵来说，军营在未来几个月内将成为他的家，而这座军营一点也不像他在平民生活中所熟知的城市。”房子全都那么相似，都是“按‘军需官700序列’方案”，建成“同样毫不雕饰、棱角分明、中规中矩的样子”，它们之间几乎难以分辨。所有的交叉路口看上去也非常相像，冷冰冰的矩形规划布局让人很容易迷路。在规划设计的早期，埃莉诺曾建议说“带弧形的街道也许会使军营更为宜人”，但是矩形布局的正统观念还是占了上风，最初的想法是建筑物上不粉刷油漆，然而在这一点上埃莉诺实现了部分愿望——房屋框架涂上了油漆，但所用的颜色却是极其单调。不管是在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还是在新泽西州，兵营都给那里的新兵留下了令人讨厌的印象。

不过，和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领导的后勤部队取得的辉煌战果相比，所有这些问题都显得不值一提。到了1941年春天，虽然有物资浪费现象，手段也比较笨拙，虽然还有天气和地形的障碍，但所有46座兵营已全部开放并正常运行，准备接收新的美军士兵。杰弗里·佩雷特在一篇研究美军在战争时期的文章中写道：兵营完工之后，“它们成了有史以来运行情况最好、最舒适、最有效的（军事）哨位”。

罗斯福在这次视察的行程中极为愉快。记者们注意到他兴高采烈，让人想起他似乎“正坐在世界之巅”。在回到火车的路上，他遇到一群从法耶特维尔的黑人学校放学的孩子，他的表情令人难忘。12个月之后，这所学校的校长埃德温·马丁给罗斯福写信说，孩子们至今还记得“那挥动的手臂和明朗的微笑”。

火车隆隆驶离车站，军队鸣响了21声向总统致敬的礼炮。“法拉半蹲在窗前，”埃莉诺在专栏文章中信笔写道，“当所有的礼炮放完之后，它开始嗅着空气”，脸上显出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

在回到白宫的那天晚上，总统与米西一起共进晚餐，而埃莉诺则出席了全国女记者俱乐部的晚宴，席间特邀嘉宾有：《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她的小说被改编成当年最轰动的电影；还有《羔羊》的作者马乔里·罗林斯。女记者们以埃莉诺为主角，编了一出滑稽短剧，描述的是埃莉诺时常请到白宫来的一帮怪客。几名俱乐部会员分别扮演总统和第一夫人。在一场虚构的晚会中，一群客人肆无忌惮、横冲直撞。苦恼不堪的富兰克林找到埃莉诺说：“你在白宫真的有一群最混蛋的家伙，埃莉诺！”“现在，富兰克林，”她回答说，“你知道我拥有你喜欢的一切特权，而且……”埃莉诺从头至尾看得津津有味，还带头鼓掌。

可是，记者俱乐部的会员们即使是在取笑埃莉诺一大串三教九流的客人时，也根本没想到，罗斯福夫妇的“异端家庭”中的一名最新成员正是她们中的一分子，她就是曾担任美联社记者的洛伦娜·希科克。人称“希克”的希科克小姐1月份从纽约搬到华盛顿，成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秘书。由于她在曼哈顿租借的一套公寓和位于长岛的一处乡村住宅没能脱手，因此她付不起在华盛顿的房租。埃莉诺很了解希科克的窘境，便邀请她待在白宫，直到她将纽约的公寓转租出去为止。

希克一共在白宫生活了4年。她住的地方是位于二楼西北角套房的一个小房间，距离总统的卧室有200英尺远。这间房间路易斯·豪曾经住过，它最早被设计为隔壁一间较大卧室的梳妆间，不过里面保留了一张床、一张梳妆台、一张晃晃悠悠的书桌、一只充作床头柜的老式五斗橱以及一个壁炉。“我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躺在床上看着炉火更舒适豪华的了。”希克后来说，“不用自己带木柴，真是太妙了。一个男人每天两次带木柴进来，将火堆拨旺，把灰烬清理掉。”

希克在长岛马斯提克的那套乡村住宅是她非常钟爱的，由于埃莉诺的慷慨，使这幢房子得以保留。“但是那不是我待在白宫的唯一原因，”希克后来承认说，“尽管我从未告诉过罗斯福夫人，我无法忍受待在华盛顿却见不到她。”

当希克与埃莉诺在1932年秋初次结交时，39岁的希克正处于记者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她在纽约的美联社工作了12年，是全美国最著名的女记者。她敏锐的政治头脑、充满激情的信念以及美妙的文风，都受到人们的敬仰。在和同事打扑克牌时，她的外貌举止就像他们中的一个小伙子，法兰绒衬衫、宽松的长裤遮住了两百磅的身躯，嘴上还叼着一根雪茄。

那年秋天，埃莉诺处于她人生中的最低潮，一想到要搬往华盛顿去做第一夫人，心里就充满恐惧。她担心以往10年间在女同事的帮助下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将毁于一旦。

如今，8年以后，情况完全发生了逆转。当希克搬进白宫时，埃莉诺将第一夫人的位置当成一个能得心应手大展宏图的舞台，而希克却心情沮丧，情绪时有起伏。

要想理解这种逆转，人们必须首先了解埃莉诺与希克熟识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在1932年总统大选的最后一个星期，希克受命对埃莉诺进行常规采访。“你最好对那个叫希科克的女人小心点儿，”富兰克林告诫妻子说，“她很狡猾。”然而，她俩在一起共享总统专列中的休息室，一同驱车四处奔波，双方相处的时间越久，埃莉诺就越能抓住掩藏在希克冷峻外表下面的脆弱和渴求，这种心理上的脆弱，与埃莉诺自身疲倦、痛苦的感受发生了共鸣。

在两人相伴的时候，希克向埃莉诺讲述她童年在威斯康星州一家贫穷的乳牛场生活的故事，她父亲是一个出言粗鲁的家伙，经常揍她，把她的狗杀掉，把她母亲的小猫扔到家中的墙上摔死。“一定有他不发火的时候，”希克后来写道，“当他心情快活、充满慈爱的时候，他也许甚至会溺爱孩子，可是我记不清有这样的时候。”希克一有能力就离开家庭，在许多公寓里当听差，以此供养自己念高中。她赢得了学校颁发的每一笔奖学金，在劳伦斯大学就读两年之后辍学，成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

希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过程颇不寻常。她最初在《战斗港湾杂志》当实习记者，后来在《密沃尔基哨兵》当了一年的社会新闻编辑。其后又跳槽进入《明尼阿波利斯论坛》工作，成为第一位女体育记者以及名人专访作家。

希克的私生活可没有那么辉煌的成功。25岁时，她爱上了一个名叫埃利·莫尔斯的年轻富翁，当时他正在大学攻读英语课程，并在学写诗。希克与埃利共同生活了6年，这段日子两人保持着平和而快乐的关系。然后有一天，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埃利跟他的旧情人突然私奔，留下希克一人伤透了心。也许她不会再堕入爱河了。

希克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埃莉诺，同时也促使她向这位记者讲述自己悲惨的童年。“我并不是不快乐，”埃莉诺向希克保证说，“生活对我来说也许有点否定的意味，不过那毫不奇怪。打小我就这么想，现在仍然习惯这么想……”埃莉诺进一步向希克吐露了她丈夫与露西·梅瑟的恋情酿成的灾祸，以及她通过参与“女性选举人同盟会”和老家的其余12家团体的工作，缓慢而痛苦地重建自我的过程。但是随着她丈夫入主白宫，她将会被迫抛弃自己所有的朋友，被迫在所有方面重新塑造自己，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图画。

埃莉诺担心自己以一种其他朋友无法接受的方式成为第一夫人，希克对此心领神会，而她有着职业经验和政治技巧，这些可以帮助埃莉诺思考如何将她感到恐惧的职位变成她想要的工作。正是希克建议埃莉诺考虑召开自己的新闻发布会，并只限于女记者参加，这样可以促使报社招募更多的女性。正是希克建议埃莉诺以专栏文章的形式发表她日常活动往来的记录。这个建议直接使埃莉诺在报业集团上的专栏《我的日子》受到了极大欢迎。正是希克鼓励埃莉诺频繁为杂志撰写文章，并且抽时间编辑修订她早期的草稿。然而，远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希克疯狂地爱上了埃莉诺，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始纠缠她。

“每个女人在一生中都想成为某人的至爱，”埃莉诺后来向乔·拉什解释说，“那种渴望就是女人们做出许多不可理喻之事的症结所在。”富兰克林于1933年3月4日进行总统宣誓就职时，埃莉诺就戴着希克离开纽约时送给她的蓝宝石戒指。“希克，亲爱的，”埃莉诺在就职典礼结束后给希克写信说：“我想张开臂膀来拥抱你……把你抱紧。你的戒指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我看着它，心想她的确爱着我，否则我不会戴着它！”

在白宫的第一个星期，每天晚上，当富兰克林要召集国会特别会议，并准备他的第一篇论金融危机的炉边谈话时，埃莉诺已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给希克写信。庆典活动结束后，希克的工作已立刻把埃莉诺带回到纽约。“我有些觉得，好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今晚正在离去，你如此之快地成长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以至于没有了你，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哪怕我每一分钟都在忙碌也无济于事……我的爱整夜拥抱着你。”

希克翌日给白宫的埃莉诺打来电话。“哦，听见你的声音多么好！”埃莉诺事后写道，“总觉得时光短促，意犹未尽。吉米就在附近，我没法说‘Jet' aime’（法语：我爱你——译者注）和‘Jet' adore’（法语：我仰慕你——译者注）……我睡觉的时候想着你，重复着我们俩的窃窃私语。”

“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埃莉诺信誓旦旦地向希克保证说，由于她不能亲吻希克本人，因此她会去亲吻希克的照片。“永远记住一件事：在我心中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你，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想和你在这一时刻相聚……我和其他人在一起时，从未体验过像跟你在一起时的欢愉。”

希克那边一直在掐指算着何时能与埃莉诺重逢。她找到了为之终生苦苦追寻的爱，没有埃莉诺在身边，她肝肠寸断。“真是滑稽，”希克写道，“为什么即使是最甜蜜的面庞也会如期消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你的眼睛，里面含着一丝揶揄的微笑，我感受到你嘴角东北处的柔情蜜意，它正对着我的唇。”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亲密的信件？“这些信乍看上去好像恋人之间的情书，”历史学家、罗斯福图书馆前任馆长威廉·埃默森评述说，“然而充满激情的言辞，更像是埃莉诺得不到爱的表白之后，不顾一切地寻求能替代这种表白的东西。”埃莉诺的友人特鲁德·拉什也同意这种看法。“埃莉诺内心充满了千愁万绪，而当希克出现时，这些感情就像火山喷涌，一发而不可收。但那是否就意味着埃莉诺按她的言辞去做？或是意味着她与希克有同性恋关系呢？我对此不敢苟同。”

希克的传记作者多丽丝·费伯承认，这些话语的确缠绵多情，但是她又提醒我们，如果不把这些私人信函的整个文本放到特定的历史年代来看，那么它们有可能引起极大的误解。埃莉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在一篇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美洲妇女通信问题的奠基之作中，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认为，妇女们通常使用浪漫的，甚至是充满艳情的华丽文笔跟她们的女友通信，在男女之间的关系经常缺乏轻松自然的沟通时，女人们会向其他女性更加大方地敞开心扉，互诉衷肠，分享渴望，坦陈内心的忧愁。

的确，这些信件散发着难以忽视的激情和肉欲色彩，希克渴望亲吻埃莉诺嘴边的柔情蜜意，埃莉诺期盼着紧紧拥抱希克，希克与埃莉诺分手后充满了离愁别恨，埃莉诺向往自己能躺在希克身边拥她入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两人之间的书信依然充满炽热与爱慕之情。

然而，对于传记作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希克与埃莉诺的关系是否超越了亲吻与拥抱，这个问题是我们绝对无法确定的。更让人关注的，同时也能够解答的问题，是这种珍贵的友谊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转折点上，在两人的生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希克对埃莉诺的爱慕，出现在埃莉诺一生的关键时期。它融柔情、忠贞、信心与勇气于一体，支撑着埃莉诺勇于奋斗，再塑自我，重新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对埃莉诺而言，希克的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鼓舞她成长，激励她奋发，即便身在白宫，也能按照她自己的意愿谱写人生的华章。让埃莉诺确信无疑的是，她得到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女性的关爱，这使她能够塑造一种赢得万众爱戴的公众形象。“你教会我的东西比你知道得更多，它给我带来了幸福……”埃莉诺后来告诉希克，“你使我改变了许多，使我成为能配得上你的那个人。”

对希克来说，最初曾使她如此陶醉的爱，在不久之后便给她留下了忧伤与懊恼。与埃莉诺分别之后，她焦虑不安，情绪低下，需要尽最大的力量才能让自己集中精力，投入到原先给自己带来极度兴奋和卓著声望的工作中去。此外，在与埃莉诺保持密切联系的过程中，希克一度向自己的新闻记者身份做了让步。路易斯·豪曾经警告希克说：“一名记者永远不要跟新闻源靠得太近。”通过与埃莉诺的友情交往，希克发现自己正亲身经历着《最初的一百天》这种头条报道的故事，但是她从没有将所见所闻与自己的部门交流。她的记者生涯在不知不觉中已逐渐走到了尽头。

只要能有时间与埃莉诺在一起，希克愿意毫不愧疚地放弃一切。她于1933年夏辞去了美联社记者的职务。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算。尽管埃莉诺为她找到一份与哈里·霍普金斯合作的理想工作，让她利用写作特长，评价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活动方案，但希克却由于放弃了她的职业、她的同事、她的署名文章、她的生活而苦苦自责。“在不经意之中，”埃莉诺的孙女埃莉诺·西格瑞弗斯说，“希克使自己丧失了原先的身份，并开始依赖于我的祖母。”她不久前还是一位全国知名的记者，如今已今非昔比，并为自己认同于埃莉诺的秘书或保镖的角色而悔恨不已。然而，即使她曾想过要摆脱这份过于浓郁的爱，也是力不从心了。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埃莉诺得到希克相当大的帮助，逐渐进入第一夫人角色后，两人之间炽热的友情便开始降温。“毫无疑问，是希克为埃莉诺插上了腾飞的双翅，”罗斯福家的一位亲属评论说，“而一旦埃莉诺开始崛起，她便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希克。”由于受到了万众爱戴，埃莉诺便不再需要希克的一己之爱，而这种关爱曾经在她离开纽约前往华盛顿那段最需要帮助的日子里鼓舞了她。在两人交往的初期，是埃莉诺羡慕希克的职业和成就，“我应当像你一样地工作，但是我做不到。跟你相比，亲爱的，我更容易让你失望。”然而不久之后，这种羡慕之情发生了逆转，希克感到自己更需要埃莉诺，而埃莉诺却不那么需要她，于是希克变得喜怒无常，心情郁闷，要求埃莉诺抛开家人和朋友，抽时间与她单独在一起。

埃莉诺曾想过要找个时间让希克将心中的渴望一吐为快，但是，她更多地发觉自己对希克怀有歉意，因为还有很多人正等着她。第一个人是路易斯·豪。“我知道你会失望的……”埃莉诺事先告诉希克，“但是路易斯似乎很难过，如果我对他说我今晚不能来关心他，我会感到难以启齿。你知道我更愿意和你在一起。”然后是安娜。“我宁愿和你单独在一起，但我不能伤害她的感情……”还有其他许多人——南、马里恩、厄尔、埃丝特、伊丽莎白等，他们也都很需要埃莉诺。尽管埃莉诺明白希克“在内心为自己痛哭不已”，但她依然无法对自己的老朋友置之不理。

每次面对希克，埃莉诺都感到难受。“我草草做完祈祷便上床睡觉，”她告诉希克，“上帝让我有足够信心不要再伤害希克。亲爱的，我知道我在很多事情上没有遂你的心愿，但我还是深深地爱着你。”

“我知道，因为这样或那样我或许没有放在心上的原因，你对我有想法，可是我觉得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着你。”埃莉诺在另一个场合写信给希克说：“你觉得或许有一件事能让你高兴起来，我知道这永远不可能，我们可能需要某种东西，而当我们得到它的时候，它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些事情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希克的占有欲使埃莉诺感到厌烦起来。“我要对你的信摇头了……”当希克抱怨埃莉诺改变计划时，埃莉诺责备她说：“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假如你不那么敏感的话，我会做出许多补偿的。”

两人关系的低潮出现在去约瑟米特公园的时候。当时守园人告诉埃莉诺，希克是如此渴望被关注，以至于“大叫大嚷，昂首阔步，像只野兽”，这使得希克耿耿于怀。这次游览结束后，希克为自己的行为表示遗憾。“我希望你能度过一个快乐宁静的假日……比跟我在一起时更快活、更平静……哦，我真是差劲，我亲爱的，但在你的生活变得漫长难耐、痛苦万分的时候，我是如此的爱你，不过我现在正努力让自己变得轻松快乐和心满意足。”

埃莉诺对希克的行为有些恼怒，她不假思索地提出一个建议。“当然你应该有个丈夫和几个孩子，假如你爱他们的话，你就会感到幸福。不管怎么说，它多少可以满足你心中的某种渴望，让你有个人能把你一直压抑在内心的感情和精力尽情地宣泄出来。”

埃莉诺对希克提出建议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如果希克爱上一个男人，那么那种失落的渴望就会得到满足吗？她又渴望什么呢？渴望用女人来代替男人吗？难道埃莉诺无法接受希克是个女同性恋者的事实吗？难道她的话语充满着漠视、偏见或恐惧吗？

希克本人也诅咒自己过分受制于埃莉诺的命运，并希望有朝一日能从这种束缚中摆脱出来。“假如我以往有时不那么爱你，”希克不断地问埃莉诺，“这样就会好得多，不是吗？我正在努力为你这么做。”

发泄完怨气后，埃莉诺心里又逐渐感到内疚。“当然，亲爱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以任何方式伤害你，”1937年她曾告诉希克，“但是那并不是我已铸成事实的借口。这种借口对你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我现在正强迫自己恢复当初所有的联系。我总是想和我的孩子们恢复联系。而为什么我过去不知道自己无法给你（或其他像你一样有类似想法的人）任何真正的食粮，我现在不能理解。当你活到我这个岁数时，你会认为这样的冷酷和愚蠢真是不可原谅。”

1940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希克给埃莉诺的一封长信中，忧郁之情依然溢于言表，“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像你这样年届五十的女性，在过去5年中还会有所进步。我的上帝，你已经令人吃惊地把世界上两样最难的东西——写作和说话学得相当纯熟。我怀疑我的麻烦一直在于，我对普通人的兴趣比对名人的兴趣大得多。我对名人感到厌恶，几年来，我一直竭力挣扎着避免使自己从普通人升格为名人，这是一种令人痛苦、必败无疑的抗争。我还是更喜欢普通人，但是我全心全意地仰慕和崇敬名人……我可以想象得出，只有另一个人会毫无疑问地和我持有同样的想法——或者渐渐地会持有同样的想法。如果这个人还活着，那么此人就是路易斯·豪。”

“关于路易斯你想错了，”埃莉诺回信说，“当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在场的时候，他总是想把我当成总统，并坚持认为他可以这么做。你瞧，与对一个普通人的兴趣相比，他对自己创造名人的权力更感兴趣。尽管我认为他也许更加关心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就像他关心任何人一样。而他总是比其他所有人更关心我！在我的想象中，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纯粹的需求！”

“他也许更加关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关心我”，这些言词一定深深地伤害了希克，她从心底里知道，没有人比她更爱埃莉诺。但是两人的关系发展到这一时刻，希克已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了。

到了1941年希克搬进白宫时，她的心头已埋下了永久的伤痛。希克对埃莉诺一往情深，而埃莉诺对她却绝非如此。虽然希克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但她灵魂深处的渴望依然是那么强烈，让她始终无法超然物外。接受埃莉诺的邀请，从某种角度看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动，但是希克据理分析认为，两人住得那么近，她至少偶尔有机会与埃莉诺共进早餐，或者在深夜相互交谈。虽说这些并不足以宽慰希克，但总算聊胜于无吧。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说：4月上旬，当总统“安坐在他的轮椅上”从布莱格要塞回来时，他所面对的一系列议程“想象不出还有比这个更令人气馁的了……”“为英国提供更多援助的紧急提议”、盟军在中东的失败、“在美国港口查封轴心国的船只、驱逐意大利海军武官”，还有，也许所有的消息当中最让人泄气的是，生产状况滞后和罢工次数创下历史记录。

1940年，罢工运动一线相对平静，全国只有2.3％的工人参与了罢工，这个百分比是1932年以来最低的。而1941年却成了罢工的标志年份，这一年中，每12个工人中就有1人参加到游行罢工的行列中来，这是1919年以来参与比例最高的，而罢工人数在1937年和1919年之后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年春天最让人头痛的事发生在飞机制造业。这个行业正处于工会的组织阶段，还在为争取汽车工人早已取得的权益而奋斗。但是它的罢工也同样提出了工资、工作条件、工作负荷以及司法辩论等问题。“劳工阶层正在竭力使自己成为阻碍军工生产的不负责任的角色。”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珀写道，“这一事实使某些劳工朋友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战争部相信，为了完全阻止罢工运动，采用法律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它设法将罢工统计数字变成公关武器。3、4月份的每个星期，战争部都张榜公布在艾利斯·查尔默斯公司、瓦尔提航空公司、美国汽车生产与铸造公司以及汽车轮胎厂因各类罢工而荒废的人工日，榜上还包括受到罢工影响的一系列关键生产项目——轻型坦克、P-40型飞机的着陆轮胎、弹药、毯子、发电机、炸弹和金属锌。这一公关措施果然奏效。全国各地的剧场里，在新闻影片中一出现罢工者的形象，听众就发出一片响亮的嘘声。

埃莉诺则采用了不同的做法。她主张，生产滞后的根源是商业危机的先兆，而不是工人超员。她声称，被战后过剩的生产力所遗弃的恐惧心理，依然像闸门一样制约着增产计划。只要军工代理企业与富商一起承受财政负担（正如对富商们的要求一样，每人每年1美元），就不太会出现裁员现象。“所有这些人都会复工，”埃莉诺在午餐时对伯纳德·巴鲁克说，“怎么能指望那些将来要和他们一起干活的人去镇压他们呢？”

埃莉诺对她的专栏读者们说：“我心里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到目前为止，形势的发展表明，为了国防的需要，劳工必须在工资和工时方面做出牺牲。然而我也必须看到，就厂家和商界方面而言……他们也应当通过削减利润、减少行政管理人员的薪水等手段来做出同样类型的牺牲。”

就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当口，传来消息说：福特公司在密歇根州迪埃朋市胭脂河分厂的员工，举行了建厂38年来的首次罢工。这家工厂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也是福特汽车王国的核心，设施齐全，占地1200英亩。该厂消耗的电力足以提供芝加哥所有的家庭照明，用水量抵得上底特律市、辛辛那提市和华盛顿所有家庭用水量的总和，为保持清洁每个月要用坏7000个拖把。

工厂炒掉了11名加入工会的工人，这次发生在夜班交接班时的罢工，就是对这次事件的回应。当解雇的消息传开之后，一个又一个部门的工人开始自发地进行罢工。午夜时分，随着罢工得到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正式批准，工会会员的各个班组开始在厂区四处游走，敦促工人离岗。到凌晨3点，几乎所有的夜班工人，总数在8000人以上，都聚集在工厂门口，欢呼并高唱工会会歌《永远团结》。与此同时，数千名上日班的工会会员开始陆续赶到现场，并在通往工厂的道路上设置路障。

《新闻周刊》报道说：自1936年起至今，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一直在等待时机重创福特公司这一“自组织汽车行业的工人运动以来最后一个未被征服的堡垒”。继30年代中期的静坐罢工之后，通用、克莱斯勒、斯图德贝克、纳什、帕卡德以及威利等汽车公司均与工会达成了妥协。在空虚的当口，大老板亨利·福特似乎相信，他与其他所有的同行都不一样，他们的麻烦是自找的，而他自己一直是个理想的雇主，非常完美，以至于他的雇员根本不需要工会。

的确，恐惧心理始终在冥冥之中左右着福特的雇员，使他们不愿加入工会。福特公司服务部的负责人哈里·贝内特多年来豢养了3000名职业打手，由退役拳击手、出狱囚犯、被开除的警察、街头小流氓组成。其主要职能是混入雇员中间探听消息，把那些接受工会传单的工人名字抄录下来，撕毁雇员帽子上的工会徽章，对工会组织者施暴。难怪这么多年以来工会运动在福特公司一直停滞不前。

福特公司恶劣的劳动关系使政府在这场国防危机中面临的形势更趋复杂。战争部认为，福特公司精良的机器设备对加快军火生产至为关键，但是工人们的民怨沸腾确实不可忽视。最终，大生产的需求占了上风。1940年11月7日，军方与福特公司签订了一项生产4000台飞机发动机、总价值1.22亿美元的合同——这是同类武器项目订单中最大的一笔。一个星期后，第二份合同接踵而至。这次订购的是一批四轮驱动的小型汽车，能够无所不至，速度极快。

劳工组织发言人对政府决定赏赐“工会的头号敌人”表示非常震惊。在自由主义者的圈子里，人们认为，与福特公司签订合同，是在10年的艰苦斗争中出现的一种严重逆流，是可能会剥夺工人阶级一切权利的行为。《国家》杂志谴责道：“福特公司违反《瓦格纳法案》在全国范围内最为严重。”《瓦格纳法案》是指1935年制定的《国家劳动关系法》，它保护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的谈判权，并宣布诸如将工会领导人列入黑名单、在工会会员中间从事间谍活动等管理措施为非法。“这标志着大企业不再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政府却决定用不止一个的合同来奖励这家公司。

第一夫人赞同劳工组织的不满情绪。她在全美学生联盟大会上告诉与会代表们说，她认为“把合同交给不合作的人是件坏事”。就总统而言，他完全意识到局势的纷繁复杂，但是他告诉史汀生：他涌现的第一个直觉就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眼下要集中精力，促使福特公司在将来对工人实行公平对待”。罗斯福相信，一旦福特公司接受了大量国防订单，情况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局势的发展将逐渐迫使福特公司接受工会。罗斯福也正是凭借类似的推断，向黑人领袖A．菲利普．伦道夫表达了一种天真的愿望：在战争流动性极高的情况下，让白人部队与黑人部队并肩作战，这样武装力量将逐渐取消种族隔离。

1941年2月，福特拒绝所谓“公平待遇”，这使得该公司失去了一部分订单。尽管福特公司在飞机生产的政府大宗采购中是标价最低的竞标者，但是战争部在来自劳工阶层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拒绝了它的竞标，因为该公司连一项保证将来遵守劳动法的条款也不肯签。“这是长期以来最好的一则消息。”I．F．斯通写道。这项决定使福特公司的工会组织者受到了鼓舞，他们开始进行新的活动。而最高法院判决福特公司对侵犯《瓦格纳法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使他们的胆子更壮了，工会领导人成功地将数千名工人招至麾下。当福特公司于4月1日解雇工会的主要组织者时，罢工的舞台已经搭起来了。

这场历史性的罢工自一开始就交织着种族冲突。尽管绝大多数工人都支持罢工，但是厂里依然有将近两千名没有罢工的黑人工人声称效忠于福特公司，拒绝加入工会。数百名黑人技工驻守在主厂房的屋顶，朝着下面和平游行的大批纠察队员猛掷金属桶，在某个时刻，大约200名黑人手执钢棍和样式粗糙的刀剑，冲向工厂大门，和罢工者进行肉搏。罢工的第二天，公司代表上蹿下跳，在街头煽动种族仇恨情绪，形势逐渐开始失控。一场全方位的种族战争一触即发。福特公司认为：如果暴力持续下去，政府可能会发布禁令，并派遣军队来终止罢工。福特还声称自己掌握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与共产党之间有直接关系的证据。福特断言，这场罢工，是共产党阻挠美国军事动员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罢工者而言，幸运的是，罗斯福的眼力比福特公司对形势的估计更加高明。在海德公园度周末的埃莉诺，给富兰克林寄去了一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副本，这份备忘录是民权运动领袖玛丽·麦克里奥·贝休恩交给埃莉诺的。在这篇备忘录中，贝休恩解释说：虽然与其他所有汽车厂商相比，福特公司确实招纳了“更多的熟练和半熟练的黑人技工”，但是公司的政策却植根于反工会的思想。贝休恩分析，“福特公司对黑人技工反复灌输强烈反对工会的思想，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公司期望这些工人能组成反工会的生力军。”她得知，福特公司眼下的计划，是在周末过后的某个时候，利用这些黑人技工充当复工运动的急先锋。贝休恩预计，如果这一意图得逞的话，将会导致“国家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一次种族暴乱”。她最后说，自己将这份秘密情报送到埃莉诺的手中，是希望她能运用自己的声望，阻止这场“可能使种族关系倒退四分之一世纪”的事件发生。

掌握了贝休恩提供的情报之后，罗斯福意识到，黑人技工们发现自己身处可怕的束缚之中，陷入以往对福特公司的忠诚和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能自拔。“假如这次至关重要的罢工断送在黑人工贼之手的话，”《匹兹堡信使报》评论说，“那么，这对那些相信黑人在工会组织中有前途的人来说，无疑将是当头一棒。”

总统拒绝认同福特公司对形势的看法，他明确说，目前的方针政策是“等待，观望，再等待”，这样可以给仲裁机构以充足的斡旋余地。国会的共和党人就福特公司的罢工问题曾举行过一次重要集会。“希特勒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帮助下，让福特公司关门大吉了。”国会议员乔治·唐德罗说，“这位欧洲的独裁者今天可以大肆庆贺了。”“战斗港湾”组织的乔治·谢弗也持有相同看法，“我相信，当国防项目遭到怠工的破坏时，总统和他那位完全懦弱无能的劳工部长是在有意保持木讷和沉默。”

就在共和党人对总统未能签署罢工禁令而骂骂咧咧的时候，总统正采取幕后行动，使这次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在罗斯福的首肯之下，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领导人沃尔特·怀特来到底特律，向厂里的黑人发表演说。怀特在一辆工会汽车上发表了讲话，他敦促黑人工人不要再充当罢工破坏者的角色，并撤离工厂，与他们的工友们一起并肩战斗。经过几个日日夜夜的紧张说服工作之后，黑人工人们终于同意走出工厂，为劳资谈判扫清了道路。

罢工者的命运如今掌握在两个人手中。一位是77岁的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另一位是他的独生子埃德塞尔。因一连串轻微的中风而变得弯腰驼背的老福特，已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日薄西山的迹象：健忘、固执、做事丢三落四、爱打瞌睡。福特公司的一位雇员说：他的眼睛看上去就好像有个人“在他的双眸遮上了一层黯淡的光影”。20年前，埃德塞尔代替他的父亲成为公司总裁。然而，当老爷子走进工厂时，他的话依然是金科玉律。1940年6月，埃德塞尔请求福特为劳斯莱斯公司生产9000台引擎，提供给英国烈火式战机。他起初答应了，但是他后来意识到公司要直接跟英国谈生意，于是他改变了想法。为外国武装力量提供战争物资，有违他本人的孤立主义原则。埃德塞尔被这突如其来的大转弯弄得很没面子，当威廉·克努森要求他对此事做出解释时，他只能说自己谨从父命。

然而，在罢工的关键问题上，埃德塞尔本人的立场与其父截然相反。老福特相信：只要拒绝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就能制服这些初出茅庐的工会小子。埃德塞尔与之进行了激烈争辩。他认为，跟劳工组织进行谈判是未来的唯一出路。正是埃德塞尔说服了父亲，在公司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让福特公司的官员与工会代表面对面地坐在谈判桌上。“福特先生对埃德塞尔的想法做出了让步。”哈里·贝内特承认说，“要不是埃德塞尔先生挑明态度的话”，工会就不可能赢。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谈判的准备工作是在全公司范围进行选举，由工人来决定哪一个组织能代表他们。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和它的保守派对手、美国劳工联合会均在候选之列，同时还保留了一家非工会组织的选举权。当投票结果计算出来之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大获全胜，它赢得了70％的选票，美国劳工联合会获27％的选票，仅有2.6％的选票主张让福特公司保留一个非工会组织。

投票结果让亨利·福特大吃一惊。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莱西评述道，“亨利·福特跟现实接触的手段”，是他的确寄希望于手下的工人“会因为福特为了他们的利益辛苦了一辈子而做出信任和感激的姿态”从而拒绝选择这两家工会，决意为福特公司保留一个非工会组织。福特公司的生产经理查尔斯·索伦森回忆道：“这也许是久经商界风雨的他最失望的一次经历。”

选举结束之后，亨利·福特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他的热情似乎消失了。等到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坐下来设计一个新的劳动合同时，他完全屈服了——实际上对工会提出的一切要求他都统统答应，包括发放同行业的最高薪资、解散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重新聘用因从事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所有雇员等。工会领导人宣布，他们这一代工人最伟大的劳工运动胜利已经确定无疑。

罗斯福相信，军事动员的过程可能成为引发积极变革的动力。福特公司工人的胜利，证实了这种信念。然而他还懂得，每一次在国防项目建设上延误时间都将是致命的，民众正在猛烈地抨击工会。在国会内部，有人提出一项议案，主张对从事国防工作的罢工者依照“叛国罪”实行处罚。在佐治亚州，征兵局宣布，它将不再给军队输送人员，除非政府采取行动阻止罢工。总统试图找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他答应采取措施，打击国防工业中的不正当罢工。

罗斯福想挖空心思做到一碗水端平，埃莉诺却不管这一套，她更加坚定地支持劳工，并认为，为罢工者设置死刑是“荒谬绝伦”。“我们不该摆出一副架势，仿佛这一问题涉及爱国主义，”她说，“罢工的局势并不那么严重。假如我们计算一下国防项目上损失的所有工时总和，我们会发现，至今为止只损失了年人均总工时的千分之一。”

在4月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埃莉诺承认说，她已收到正在军训的新兵们的母亲寄来的大量信件，她们提出，应该强制工人生产她们的儿子们需要配备的武器。埃莉诺争辩道：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工人对自己的权益得到充分尊重感到满足的前提下，生产力才会达到最高值。就这一点而言，福特公司的罢工事件不是一种令人恐惧的险恶之举，而是一种对民主活力的肯定。

埃莉诺对劳工的支持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变得难以为继。当时，在加州英格尔伍德的北美飞机制造厂举行了一次鲁莽的罢工，使急需的双引擎轰炸机生产陷于停顿。现在，与福特公司的情况形成对比的是，一个承认与共产党有瓜葛的分裂小团体在谈判中途拂袖而去，狂妄地对政府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表示蔑视。

《时代》周刊评论说：随着北美工人的罢工，“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到达一个惊蛰点。这好几个月来，承受了国防工业的罢工之后——直到公众已极其厌烦，而国会怒气冲冲——他要么拍案而起，要么畏缩不前。”

罗斯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指示战争部长指派2500名联邦政府士兵协助接管工厂，并阻止罢工。当身穿制服的军队开进厂区时，当地的罢工领导人乔·弗雷泰格发布了一项胆大妄为的动员令，“武装力量不会阻止我们的罢工，用刺刀造不出轰炸机。”弗雷泰格想错了，在部队进行军事接管后仅仅两个小时，工人们就开始复工，数千人涌入厂门，罢工结束了。

春天来到了华盛顿，樱花怒放，而笼罩着首都的政治气氛却依然没有纾解。军事动员令仓促出台后，立刻招来骂声一片。飞机产量比原计划落后30％，“华盛顿过去很少像今天这样看起来如此混乱不堪，”华盛顿特约记者大卫·劳伦斯写道，“内部局势正变得几乎和外部一样低落。”尽管总统于11月将国防咨询委员会改组成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由该委员会前任委员威廉·克努森和西德尼·希尔曼共同领导的生产管理委员会，但他还没有培育出一个不用他操心的政府组织。当他感到身体不适，或者专注于其他事务时，机构的轮子就会停滞不前。劳伦斯继续写道：“还有一点没有被认识到的是，总统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和平时期的政府组织形式，来进行那种仿佛真的使美国陷入战事的备战工作。”

“希特勒花了5年多时间才为这场战争做好准备。”另一个新组建的机构——价格管理与市民供应局焦头烂额的局长利昂·亨德森评论说。这个机构是为防止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而设立的。“我们要用几个月，而不是几年时间准备。”而战争只能在“这个国家的生产比其他所有国家都更多更快”的情况下才能获胜。

新政的拥护者们认为，伴随着军事积累，民用产品的消费需求开始急剧增长，商界有意压缩国防生产，就是为了想从这种民用消费需求中获利。商人们反驳说，在社会环境受到劳资冲突的破坏和社会福利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他们正在为扩大国防生产做着一切力所能及的事。

那年春天争论的焦点在于汽车工业，这个行业当时正以破纪录的速度生产新车，“贪婪地吞噬着稀有物资中令人无法容忍的巨大份额”——橡胶总产量的80％、带钢总产量的49％、薄钢板总产量的44％以及金属铅的34％。战争部对美国的钢材、铝和橡胶的限量供应感到头痛不已。汽车交易商们在展示大厅里骄傲地陈列着熠熠生辉的新车型，新组建的帕卡德公司炫耀自己出产的一种汽车，该车的流线型车身与人体造型交融合一，还配有一张高高的散热板。威利斯公司公开展示了一种创售价记录的车型——蓝带双人座轿车。雪弗莱公司推出了一种装有新型“驱动”齿轮或称为二速驱动的新车。

作为价格管理与市民供应局的新任领导，利昂·亨德森处于争论的焦点。几个月来，他已提出要大大缩减客车的产量，以迫使汽车产业将工人、管理人员和原材料从民用领域转向国防领域。亨德森宣称：“你不可能在一个月内生产500架轰炸机的同时还在进行正常营业。”I．F．斯通补充说：“我们不可能乘着双人小汽车去打仗，或者用一组汽车销量的统计数字去震慑一个豹式坦克师。”

但是亨德森关于将汽车产量缩减50％的建议遭到了顶头上司威廉·克努森的无情回绝。这位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头头争辩说，减产50％会使整个汽车工业陷入一片混乱，导致普遍失业和极大的行业萧条。为了迅速行动，对亨德森造成夹击之势，克努森于4月17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大肆宣扬说，他刚刚和汽车业的领导人开了一个会。“全行业愿意接受先将机动车辆减产20％的决定，使8月1日开始的生产年度成为一个表率。”克努森骄傲地宣布。

这听起来不错，I．F．斯通在《国家》杂志上撰文评论说：但这实际上耍了一个花招，1941年这一标志性年份的产量已经比前一年超产20％以上。因此，减产20％只不过是把产量恢复到正常速度。斯通继续说道：“问题在于，应当将现有的大规模生产设备尽快转向军工生产。我们正在摸索这一问题的症结，而我们却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斯通总结道，现在该是克努森辞职下台的时候了。史汀生也赞同这一看法。这位陆军部部长在日记里写道：“我担心克努森由于跟汽车业联系紧密而显得过于软弱和优柔寡断。”

埃莉诺完全支持亨德森和史汀生的观点。她始终认为，克努森生来就偏向于汽车界。在介入这场争论之后，她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剖析了这一问题。埃莉诺呼吁美国人民“开始考虑当现有库存已消耗殆尽时，在缺乏新汽车和铝制厨具等各类日用品的情况下，如何应对生活问题。”她敦促美国民众：眼下不是去抢购各种物品，而是要为将来，为紧急时期结束后开始供应充裕稳定的新汽车、冰箱而节约开支。亨德森也应和埃莉诺的想法，他预言说，美国人将“乐于放弃新汽车的奢侈享受，以保证充足的机械设备满足国防之需要”。

亨德森想错了。实际上，那年春天的局势发展恰恰相反。消费者由此害怕汽车供应会逐步缩减，赶往汽车样品陈列室的人数比以往更多。直到突袭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随着民用产品配给制和限量供应的实施，美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才被激发，他们完全依照埃莉诺的建议——拿出钱来购买政府债券，这笔钱在战争一结束便可兑现，以购置房产、汽车和洗衣机。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个人储蓄的增长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为战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当时，在1941年春天，依然充满分歧的美国，人们心态浮躁易怒，对埃莉诺的呼吁充耳不闻。亨德森与克努森之间的明争暗斗依然势头不减。

到了4月底，当总统试图用英国为生存而战这一事实来赚取孤立主义分子的几滴同情之泪时，他的话语中逐渐掺入了疲倦和愤怒的语气。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评论道：“总统目前遇到了任何人在公众生活的任何地方都遇到的同样困难。”

随着春天的来临，德国人重新发动了攻势，其结果是毁灭性的。4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们入侵南斯拉夫，其肇始就是在第一个昼夜在贝尔格莱德屠杀了17000名平民。11天后，被击垮的南斯拉夫人在投降书上签字。继南斯拉夫之后，德国人花了不到两个星期便征服其邻国希腊，并迫使驻利比亚的英国军队退缩到埃及边境。

正当英军在国外被打得焦头烂额时，英国本土的经济已濒临窒息和崩溃的边缘。在3月和4月，德国潜艇似乎能在北大西洋随心所欲地漫游，英国舰只被击沉的速率相当惊人，其下沉的船只是建造新船数目的三倍。对英国的进口物资缩减到难以应付英国民众的日常之需或维持工厂开工。除非能在大西洋海战中获胜，否则这个国家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非常渺茫。

几个月来，史汀生和诺克斯一直向总统施压，要求国会授权为英国船只横渡大西洋进行护航。史汀生对罗斯福说：如果没有美国出面干涉“强行阻拦德国潜艇”，那么“调往英国的补给物资就好比把水倒进一只漏水的浴缸里”。海军计划要求从太平洋舰队中调集三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驻守大西洋，为商船保驾护航。

罗斯福知道每个人都在等他迈出这一步。他还明白自己早晚会做出决定的。但是在那一时刻，他拒绝先发制人带头行动。他说服大家：护航会引发交火，而交火则会导致战争。罗斯福相信，大多数人之所以对《租借法案》持赞同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援助英国，是为了防止美国介入战争，而不是鼓动战争。罗斯福担心护航行动会粉碎国内舆论的一致性，迫使自己把一个意见分歧的国家引入战争。4月8日举行的国内民意测验结果证实了总统的忧虑。当公众被问及是否支持护航行动时，41％的美国人持赞成态度，而50％的人反对。

总统没有对行动采取进一步限制，而是建议制订一个扩大海上巡逻区域的制度，探测德国潜艇的方位，报告它们与英国船只的相对位置。当报界提出，总统把这些巡航措施比作先驱者们对印第安人的侦察行动，而这些措施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护航行动时，恼怒不已的罗斯福评论道：“指鹿为马，于事无补。”然而，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4月2日在给姐姐安娜的一封密信中，的的确确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当时他告诉安娜，自己所在的海军驱逐舰“梅伦特”号即将加入一个新组建的“护航巡逻”舰队，“‘护航巡逻’这个名字是我想象中最漂亮的名字，因为我所想的一切不久将转变为真正的护航行动”。

在德国那一边，戈培尔在4月份的一则日记里写道：毫无疑问，“美国正在准备迅速加入战争。假如罗斯福对公众舆论不那么谨小慎微的话，他早就对我们宣战了”。

4月22日星期二上午，史汀生垂头丧气地来见总统。他一开始就告诫过他的上司，他将直言不讳，希望罗斯福对他的忠诚和爱国热情不要妄加怀疑。“在这个问题上他让我打消了顾虑，然后我回顾了自从《租借法案》取得胜利的短暂平静之后，美国政治形势开始朝着战争的方向发生恶化的整个局势。我告诫他说，他有必要先发制人。没有他这一面的带头作用，期望公众自愿走出第一步是不现实的。”

尽管史汀生对他和总统会谈时的“亲密”氛围感到高兴，但他依然担心罗斯福缺乏领导能力。“我忧心忡忡，”他在日记里写道，“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总统正在等待敌我双方的某一位愣头愣脑的舰长不经意打响第一枪，成为他加入战争的契机。我想他应该从世界范围来考虑这样一个深奥的原理：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他是其中之一的领导者。”

就在史汀生与总统坦诚交谈的那一时刻，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正向米西·莱汉德发泄着自己的满腹牢骚。伊克斯非常担心总统缺乏领导才能，以至于动了从内阁辞职的念头。“克努森仅仅只是不能运送物资，”他在日记里说，“而大企业对我们的备战项目绝对拥有过多的发言权。我们说要求工人24小时轮流加班，但我们听到商人们却在讨论‘正常营业’。”伊克斯相信，方方面面对总统领导能力的怨言越来越多。“假如他还想负起领袖的责任，那么他仍然拥有这个国家。”但是民众正在呼喊：“我已厌倦了空话，我要实际行动！”

伊克斯在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当我探寻时局发展的出路时，我转而求助于米西。因为我不仅相信她的判断力，而且她的智慧也令我信赖。虽然在哈里·霍普金斯的事情上我不信任她。我低下头，告诉她自己对时局的真实想法，我发现她也有同样的感触和忧虑。她知道总统疲惫不堪，她和所有的人一样敏锐地认识到，他正在越来越依附于身边随从的意见。我告诉她，假如总统把其他所有的人都一脚踢开，只听从她的想法的话，我将会非常满意。她也赞同我的意见：正如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曾经提出的那样，绝不要寄希望于外部的人能够越俎代庖……她意识到，应当做些事情，调动国民的情绪，并带着挖苦的语气说：在我们袖手旁观时，威勒参议员和其他人正在上窜下跳到处发表讲话，营造敌对情绪。”

5月2日星期五，总统来到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参加伍德罗·威尔逊的诞生地故居落成仪式。由于埃莉诺当时在西海岸，米西便以正式女主角的身份与总统同行。这一天对罗斯福而言是个难熬的日子。他的胃里翻江倒海，体温升高，面无人色。《时代》周刊记者报道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气色看上去糟得不能再糟了。他还在硬撑着。”虽然他尽力完成了一次简短的演讲，然而，伴随着演讲的谈笑风生却不见了。

当天傍晚，麦克因泰尔医生发现总统被肠胃功能紊乱和严重的贫血症折磨得痛苦不堪。他的红血球数本该在500万，一下子骤降到280万。即刻进行的治疗措施包括注射含铁药物、两次输液以及彻底的休息。

埃莉诺对丈夫的病情一无所知。她还高高兴兴地与安娜和约翰住在西雅图的家里。奇怪的是，埃莉诺在前一周抵达西海岸时，已经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她在洛杉矶大使饭店的信箱里有一封信说，华盛顿在打电话找她。“我的心一沉，”她坦陈，“但是几分钟后，我丈夫以沉稳和令人欣慰的语气告诉我，他只是打电话找我聊一会儿。”

总统的病情使他在近两个星期内无法进行案头工作。他取消了所有的会见，大部分时间待在卧室里，只有哈里和米西陪伴左右。的确，在那段日子里，他至少有一半时间病得不轻，可是即使他的体温已恢复正常，肠胃紊乱已经自愈之后，他还是躺在床上，除了哈里和米西以外不见任何人。在这段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有一天，罗伯特·舍伍德应邀前来和总统会谈。舍伍德惊讶地发现罗斯福看上去十分健康，他从不咳嗽，也不打喷嚏。舍伍德问米西怎么回事，米西微笑着答道：“他最感到痛苦的是一桩特别令人恼怒的事情。”

米西了解她身边的这个人。公众对战争截然不同的态度使总统大失所望，他一想到要带领一个意见分歧的国家投入战争，心里就觉得沮丧。总统正“等着被迫对时局做出反应”。在他一生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罗斯福曾经竭力要彻底洞察公众舆论那令人无法捉摸的力量。通过长期积累的经验，他懂得了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独自一人孤军奋战，如果不去追求（并尽其所能地塑造）一种叫作国家精神的无形力量，他就不能为数以千万计的国人指引前进的方向。他曾亲眼目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公众和国会的支持下强化其外交政策所遭受的失败，他实际上也曾像历史学家埃瑞克·拉腊比所说的那样，“与全体选民达成一种有一切理由希望恪守的契约”，然而在1941年的春季，民心是如此捉摸不定，反复无常，让罗斯福看上去像凝视着一片迷雾。

到了5月中旬，虽然全国还有3/4的人认为护航行动会逐渐把国家引入战争，但支持护航行动的民众比例已从41％上升到55％。与此同时，79％的人表达了要置身于战局之外的强烈愿望。70％的人不是觉得总统做得太过火，就是认为对英国的援助已经足够多了。罗斯福意识到，他可以用说服教育的手段，使绝大多数国民接受护航行动，甚至直接卷入战争。但是他依然担心，假如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强迫国家卷入战争，而不是认识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他取得的一致意见就会化为乌有。

因此，罗斯福的病榻就成了躲避行动和释放心理压力的必要避难所。“米西说得很对，”记者埃利奥特·詹威断言，“总统只能卧床不起，因为他在畏缩不前，觉得自己除了静观其变之外，什么都做不成。”

埃莉诺于5月7日傍晚精神饱满地从西海岸返回。她此行收获不小，有很多话要对总统说。她奔赴十多个地方发表演讲，常常跟着查尔斯·林德伯格四处奔走。她相信，自己接到的质询意见反映了林德伯格的主张，让她更深刻地了解到孤立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她花了一个上午参观了美国住房管理局督造的一处新住宅区；和一群正在参加国防培训项目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参加的培训是由全国青年协会赞助的；她与公共事业振兴署黑人艺术中心的一群黑人共度了一个下午；此外，或许对总统最有裨益的是，她去参观了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制造厂，在那里她亲眼目睹了第一架四引擎轰炸机组装完成的全过程。“由于国防工作是目前的重中之重，”拉什在日记里写道，“她决意以某种细腻而充满人性的兴趣，尽可能多地学一点东西，就像她当初从妇女政治联盟中学到许多东西一样。”

但是在见到丈夫之前，埃莉诺先来到海德公园度周末。那个星期天是母亲节，萨拉需要埃莉诺帮她准备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全国广播讲话。正午时分，总统那86岁的老母亲在她的起居室里开始发表讲话，她把1941年概括为一个充满痛苦的年份，“或许是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年”。埃莉诺看着萨拉坚毅的表现，对这位老太太的敬意油然而生。她在专栏文章中写道：“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比她把母亲的责任和乐趣看得更重的了。”就在同一周，萨拉前往多伦多，为她的一个慈善活动筹集款项。埃莉诺对安娜说：“难道她不是充满魅力吗？”

周末，富兰克林和埃莉诺通了几次电话，埃莉诺发现他轻松愉快，反应敏捷，兴致勃勃，“正在很好地得到恢复”，不禁松了口气。罗斯福很想知道，他种的小树是否从早春的干旱中存活下来，他请她去巡查一下，然后尽快把情况告诉他。春天的海德公园是世界上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之一，河水潺潺流过，鸟儿在树林里婉转啼鸣，这一景象使埃莉诺沉醉不已。当她告诉他往年种植的所有花草都长得很好时，他高兴极了。

然而，埃莉诺抵达白宫不久，两人之间以往的紧张气氛又出现了。罗斯福对她横跨全国的旅行所披露的见闻——包括国防住房建设中的拖延、为白人与黑人提供的休闲设施没有一碗水端平、某些企业拒绝雇用意大利籍和德国籍员工等——感到不耐烦，埃莉诺觉得丈夫“非常疲倦，急躁不安”。而且，她觉得自己对哈里和米西的工作领域无法插手。

“哈里、米西和爸爸之间的情况非常滑稽，”埃莉诺在给安娜的一封长信中坦言：“他们目前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小圈子。到目前为止，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因为我觉得他还不够大度，不能听得进逆耳忠言。”但是，只要埃莉诺常常不在身边，她丈夫就会另寻伴侣。毕竟，在他生病的时候，陪他聊天，跟他打牌，抚慰他的落寞心情的不是埃莉诺，而是哈里和米西。

进入5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总统重又恢复了精神，他不再昏昏欲睡，开始行动自如。“富兰克林好多了，”埃莉诺告诉埃丝特·雷普说，“真的看上去很好，眼下他正在努力工作，力争把因病而失去的东西追回来。”在过去两个多星期中，椭圆形办公室一度死气沉沉，而现在这里却洋溢着一片欢快热烈的气氛，灯火一直持续到午夜的钟声敲响很久之后才熄灭，来访者络绎不绝。

几周以来，总统始终在躲避新闻界。如今他宣布说，他将于5月27日向全国发表一篇重要讲话。似乎每个人都应邀参与这次讲话的起草工作，其中有霍普金斯、韦尔斯、诺克斯、赫尔、伯利、舍伍德和罗森曼。与此同时，白宫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大约12000封信，建议总统应该怎么说。跟往常一样，舍伍德和罗森曼负责收集所有建议，然后和总统坐在一起，聆听他想说什么话。一般而言，罗斯福在一天结束时，会让人记下他的想法，然后上床睡觉。接着演讲撰稿人会回到内阁会议室的大桌子旁，带着剪刀糨糊，开始将一连串的谈话组装衔接起来。第二天晚上，在宣读完草稿之后，总统会让人记下更多的内容，然后他的助手们返回到内阁会议室，进行第二稿的修改。

这些起草过程常常要持续大半夜。在5月27日讲话的起草工作期间，埃莉诺告诉罗森曼说，她曾在凌晨3点看见内阁会议室的灯还在亮着，并温和地责备他们工作太辛苦，那么晚了都不睡觉。“假如我能冒昧这么说，罗斯福夫人，”舍伍德回嘴说，“您本人睡觉时间也很晚。”埃莉诺若无其事地答道：“我当时正在处理邮件。”她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笑。

这次演讲的重头戏，是总统决定宣布国家进入无限期的紧急状态。根据法律，这一步骤是美国总统仅在他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时方可实施。紧急状态的宣布，将使总统在国内、国际事务上获得在和平时期无法拥有的权力——包括有权扩充正规陆军和海军规模、向工厂和车间发出强制性国防订单，以及向生产商和供应商分配优先次序，指示他们在完成私人订单之前，首先必须完成国防订单。演讲前的一个小时，总统开始犹豫不决。“只有少量几发弹药可供使用了，”他解释说，“除非国会愿意给我更多的弹药。这个宣言是少数几发弹药之一，十分重要，眼下是不是用它的合适时机？还是我们应当等到战争状态更加恶化时再用——正如事态肯定会恶化？”最后，他决意认为现在正是合适的时机。

就在总统开始在晚上10点30分发表讲话前，全国各地发电厂的电表指针骤然急升，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小镇，从高山到峡谷，从豪华宅邸到普通公寓，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打开了收音机。“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之内，”《纽约时报》报道说，“整个国家此时此刻都停下脚步，聆听他的话语。”

在热不可耐的白宫东大厅，总统的面前聚集着一群来自泛美联盟的代表，他通过一排话筒发表了讲话。总统在开头回顾说，他曾经向人民承诺过，他不会把他们的儿子送上战场，除非遭到攻击。然后，他接着为“攻击”这个词下了定义。“有些人似乎认为，只有炸弹真的落在纽约、旧金山、新奥尔良或芝加哥的大街上，我们才算是遭到了攻击。但他们确实对一种经验教训视而不见，这种经验教训是我们必须从每一个被纳粹征服国家的命运中学会总结的。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攻击是以征服奥地利为前奏的。对挪威的攻击是以占领丹麦为开端的……对美国的攻击，可以从控制那些能威胁我们安全的任何基地——北方或南方入手……我们此刻深知，等待他们出现在我们的前院，这无异于自杀。当你的敌人开着坦克或者轰炸机向你逼近的时候，假如你忍而不发，直到看清了他的眼白你才开火的话，那么你会到死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击中了你。我们明天的高地堡垒也许就在离波士顿几千英里远的地方。”

通过对“攻击”一词的这种宽泛定义，总统证明了自己为美国巡逻队增派舰只和飞机的决策是正确的。而另一方面，他答应“对于运送货物将采取所有必要的辅助措施。任何进一步的方式或多重手段……正在谋划之中”。

最后，“我在今晚签署了一项宣言，声明在全国范围已经存在无限期的紧急状态，宣言要求将国防力量强化到本国国力和威权所能企及之极致。”为了证实宣言的正确性，他说，一连串的事件非常清楚地表明，“以一场欧洲战争为开端的事件”已经发展成为“一场主宰世界的战争”。对这一事实熟视无睹将会“置国家于危险之中”。

总统发表讲话时，埃莉诺坐在前排座位上，四周被南北美洲所有国家的旗帜和代表所环绕。“室内的气氛有种隐抑的强烈兴奋，”她写道，“外交官员们都受过培训，无论心里怎么想，他们看上去总是举止优雅，但是随着夜晚时间的流逝，大家的脸上都呈现出激动的表情。而我却奇怪地有一种从公众当中分离出去的感觉，仿佛自己置身局外。我不代表任何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

可是，后来她看着丈夫的脸庞，“思绪如同阵阵波涛向我翻滚而来。面对其余的人，台上的这个人必须承担多么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是为了这个西半球，而且是为了整个世界！大不列颠可以难以置信地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气概；中国可以忍辱负重，以同样的英雄风范保卫她自己的家园；但是最终，整个事态的关键因素，也许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我坐在人群中间，以一位置身局外的公民的悟性而言，我感到自己希望接受我的使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无论我是否有能力完成它。我想这也会是每一位美国公民的回答。”

哈里·霍普金斯穿着一件旧浴衣，在他的卧室里聆听总统的讲话。按照罗伯特·舍伍德的说法，霍普金斯总是喜欢在收音机里听总统发表演讲，这样他就可以想象自己是在一个普通家庭的起居室里。外交官们离开之后，埃莉诺来到霍普金斯的卧室，邀请他前去门罗厅和总统会面。一小帮朋友聚集在那里开心地吃着夜宵，其中有歌曲作家欧文·伯林。总统显得十分悠然自得，谈笑风生地听着伯林一面弹奏钢琴，一面唱着他喜爱的歌曲。

一场气氛严肃的演讲转换为一次唱着流行小曲的亲密聚会，罗森曼评述道：这种变化，“对大多数人而言难以想象，然而，对于总统来说，了解他的人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反常。这并不意味着冷酷或是漠然，而是一种身心放松，它有助于总统面对第二天困难重重的问题和重任，度过这12年耗费心机的决策生涯。”

这次演讲赢得了一片赞同之声。当晚，白宫收到了1000多封电报，“其中95％表示满意”。总统评论说：“而我原先以为这次讲话能有一半机会成功就很幸运了。”

总的说来，亨利·史汀生对这次演讲比较满意，尽管最后一稿没有他原先想象的那样强硬——在最后一分钟，总统选择了不把部分舰队调往大西洋的计划公之于众——但是这份宣布紧急状态的公告承诺说，在需要采取更为激烈的步骤时，会营造一个百分之百从善如流的氛围。

“我们在火车上听了父亲的讲话，激动不已。”安娜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讲得非常漂亮，他听上去很好，坚定有力。感谢上苍！”第二天公布的听众民意调查显示，总统的讲话在广播史上创造了一项空前的纪录。据估计，2000万个家庭的6500万人聆听了这次讲话——占美国家庭听众总数的70％。第二项纪录也是由总统保持的，他在12月29日发表的炉边谈话收听率达59％。只有另一次广播节目的收听率接近这个数字：1938年在扬基运动场转播的路易斯对史梅林第二场拳击赛收听率达到了57.2％。要想认识罗斯福的语言魅力是如何摄人心魄的，人们只需了解一下美国顶尖的广播喜剧——《杰克·班尼》、《鲍勃·霍普》、《费伯·麦基与莫利》、《犹太老板》、《马·帕金斯》、《阿莫斯和安迪》——这些节目至今还保持着收听率达30％到35％的骄人纪录。

这次演讲同样传遍了世界。戈培尔在日记里痛骂它为“蛊惑人心，野心勃勃”。这位宣传部长认为，罗斯福的讲话只是“啤酒屋里的自吹自擂”，不必认真理会。“美国面对我军的实力将会有何作为？他们不能伤到我们一丝一毫。他永远都不能生产出我们那么多的东西来，整个欧洲的经济力量都在我们的支配之下。”然而，戈培尔承认：罗斯福对德国“不计后果的谴责”已令人恼怒，“美国正站在和平与战争的边缘。罗斯福想打仗，人民希望和平……我们必须等着瞧他下一步该怎么走。”

第10章　“一个伟大的时刻”

总统于5月底康复，这意味着米西与富兰克林一起享受世外桃源般悠闲自在的日子行将结束。其实，罗斯福驱车来到波克山，与玛莎公主待了一个下午之后不久，精力便很快得到了恢复。米西从不幻想着要总统完全对她的奉献精神做出回报，然而她知道，她在过去20年间曾经是他生活中的中心人物，在米西身上，他永远能得到一心一意的安慰和支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别的女人取代，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不平的情绪在米西心中增长，罗斯福的孙子科蒂斯·罗斯福猜测说：“她也许已开始向罗斯福提出感情方面的要求，如：‘为什么你不答理我？’‘多给我一些回报吧！’‘难道你不该报答我吗？’等等，也许她的自我保护意识过强了，提出了富兰克林无法满足的要求。他从来都不会应付那些提出感情需求的人，他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女人，他会被那些无法适应他处世策略的人搞得心烦意乱。”

埃莉诺·罗斯福认为，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米西不像过去在总统面前那样安详自若了”。她在华府的圈子里一度颇有影响力，要把许多人的事情讲给总统听，这使她不再单纯地像玛莎那样只会“陪坐和假笑”，对吉姆·罗、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哈罗德·伊克斯以及其他诸色人等而言，米西曾经是他们与总统联系的桥梁，她建议他们“何时接近富兰克林．D．罗斯福，如何把一桩令人烦恼的事情拖延到另一天。”在米西的文档中，请米西为某某人或某某人说情的条子数不胜数。

“在政府中有些人与我丈夫相当接近……”埃莉诺后来注意到，“他们都是通过米西的关系介绍进来的，如（总统顾问）汤姆·科克伦、（大使）威廉·蒲立德等。”

“我想，对富兰克林而言，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是栋梁之材，我还觉得他们利用米西的友善以攫取一己之利，认为她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个人情况，而不是他们能对富兰克林的工作有何裨益。在这一点上他们想错了……尽管有人偶尔会暂时蒙蔽她一下，但我总是凭借长期经验积累起来的信心，等待她能醒悟过来。”

更糟的是，米西在那年春天被失眠所折磨，她为抵御这种病症而随身携带的鸦片剂疗效极差，她温文尔雅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工作的紧张压力开始逐渐对她产生影响。“总统会夜以继日地工作，”米西的友人芭芭拉·科蒂斯评述道，“而她总是和他在一起干活，总统也许认为这顺理成章，但是我觉得她的身体状况无法坚持做所有那些事。”

“有一次她平静地说，罗斯福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身边的人做事，”芭芭拉的丈夫埃格伯特·科蒂斯回忆说，“请你做这个好吗？请你做那个好吗？而这些已超越了他们控制的某些权限。”

1941年6月4日，感情的大坝崩溃了。当晚6点30分，在一个由威拉德饭店经理哈里·索默维尔操办的晚会上，总统正在与白宫的几位工作人员闲聊，其中包括米西、哈里·霍普金斯、格蕾丝·塔利以及巴·沃森。索默维尔先生的晚会是一年一度的传统节目，通常在威拉德饭店举行，但是在这个夜晚，晚会搬到了白宫，为的是请总统出席。一架钢琴被推了进来，马文·麦克因泰尔演奏的曲子都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爱听的。

格蕾丝·塔利回忆道：晚宴将近结束前，米西站起身，说她感觉不舒服，疲倦得很。塔利催促她向众人告辞并回房去，可是她坚持要留下来，直到总统离开为止。总统在9点30分告辞，但过了不一会儿，米西便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身子一晃，倒在地上，人事不省。总统的理疗师罗斯·麦克因泰尔医生和乔治·福克斯命令将她送进了三楼她自己的房间，并给她服用了镇静剂。

医生们起初似乎认为这是类似于她以前发作过的某种心脏病或精神崩溃，这次是因睡眠不足加上辛劳过度所致。白宫秘书托伊·巴切尔德回忆说：“这件事十分神秘，关于她生病的消息保密得很好，人们都三缄其口。”

第二天上午，当白宫侍女莉莲·帕克斯去三楼的缝纫室路过米西的卧室时，看见一位心神不安的护士就站在米西门外的走廊里，“她已经起床，我没法让她回到床上去。”这名护士说，并向她求援。帕克斯走进房间。“快点，莱汉德小姐，”她严厉地说，“快上床去。”听到帕克斯的语气不对，米西温顺地爬上床，她摸着帕克斯的胳膊，待在床上，直到麦克因泰尔医生和另一位医生赶到为止。麦克因泰尔告诉帕克斯，米西极度疲劳，她一直工作得太累，需要彻底休息。她的话略微有些含糊，然而这是由于鸦片和失眠的缘故。

米西倒下的那天晚上，埃莉诺正在海德公园，而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打电话给帕克斯的母亲、两年前已从白宫退休的麦吉·帕克斯。“米西很喜欢你，”她对麦吉说：“你能不能赶来陪她一个晚上？她真是孤单极了。”

麦吉耐着性子陪米西熬了几个通宵，听她海阔天空地谈话，听她给罗斯福乱打电话，听她诉说自己担心工作越积越多，担心她的上司会因此而遭罪。麦吉对她女儿说：“这样执著地爱上一个人是很悲哀的，”她觉得“这种深重而自知徒劳的爱”加剧了米西的病情。

埃莉诺并不知道是什么使米西一病不起。“米西又一次病重，”她于6月12日在给安娜的信中吐露说，“她一直在服用鸦片，并且得了心脏病，她想得太多，所以现在我们用了三名护士，在矫治她之前，已经掌握了她几周来的病情。”后来一个星期，埃莉诺又对安娜暗示说，米西的身体问题由于“生命的变化”而日益复杂化。

在1941年，大众对更年期的态度依然包含着许多严重的旧式迷信。马克辛·戴维斯在《好管家》一书中写道：“太多的妇女，将所有种类的疾病——头痛、背痛、焦虑、沮丧、易怒——都归结于更年期在作怪……另外一些女性则怀着揪心的恐惧，担心自己无法自控，她们还记得艾达婶婶和妈妈讲述的伊迪丝表妹的恐怖故事，这位表妹最终不得不向传统习俗低头。”

在米西的问题上，伴随着更年期而来的生育能力丧失可能是最难以承受的，这使人心怀恐惧地相信自己无法结婚并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尽管米西只有43岁，但是她身后那扇具有标志意义的人生之门已经关闭，并且再也不会开启了。

米西的心情时而悲哀凄凉，时而又让人捉摸不定地亢奋不已。她开始写下一封封激动不安、几乎无法解读的信，寄给几年来与她过从甚密的人。在这些充满痛苦的书信中，有好些段落以狂热的笔触描述了她的爱情生活，以及她从未触及的幻想世界。“这些书信诉说了一个和她堕入情网的自我，以及另一个想跟她结婚的自我。”安娜几年以后对作家伯纳德·阿斯贝尔吐露说，“大家都意识到不能再告诉她重大的消息，这些朋友和家人一致同意将这些书信清理掉，以掩盖米西的失控行为。”

对总统而言，米西的病重是一场灾难。他每天都来到她在三楼的住处去看她。随着时间的流逝，米西似乎病得更重，没有好转的迹象。曾几何时，罗斯福与米西为了躲避来访的官员，在这间舒适的套房里不知度过了多少春夏秋冬。这里有令人熟悉的椅子；有他为米西雕刻的木制书架，这是几年前送给米西的特别礼物；这里有令人熟悉的书桌，还有一张带四根帐杆的卧床。然而，一切都已物换星移。米西躺在床上，头被枕头垫得高高的，看上去就像一个惊恐万分的陌生人，她凝视着总统，眼里饱含的是痛苦，而不是那种他已看了20年的充满爱意的凝望。

罗斯福无法伤心，也无法接受米西没有像往常那样康复这个事实，他自己也渐渐病倒了。他嗓子发炎，体温升高。埃莉诺担心丈夫的发烧，恳求他出去看医生。可是在给安娜的一封家书中，埃莉诺承认米西一病不起的原因和富兰克林生病的原因几乎相同。“米西在最近几天病得更厉害了，”埃莉诺透露，“那或许是你父亲遇到许多麻烦的主要原因。”

回想起来，米西的病因显然既不是失眠，也不是更年期。她于6月4日晚上病倒，更像是一次轻微的中风，那是一种尚未确诊的警告信号。两周之后，米西患上了严重的中风。6月21日晚上9点30分，一辆海军救护车开进了白宫。当天下午，总统和玛莎公主一起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和格蕾丝·塔利处理书信往来，一直工作到吃晚餐。米西被担架抬进救护车，送往位于第35大街和第一大街交界处的博士医院时，总统仍没有放下手中的活儿。

米西小时候得过风湿性心脏病，这是一种“关节像被鞭子抽打，心脏像被牙咬一样”的可怕疾病，因而她的中风很可能是由脑栓塞引起的。她心脏里生成了血块，然后血块经血液循环抵达脑部。当血块到达大脑的狭小血管中时，便堵塞在那里，减缓了通往她左脑细胞的血流量，其结果就是她的右手和右腿的运动功能丧失，并且无法连贯地说话。

米西的病情在不知不觉中传开了。“听母亲说你病得很重，我心里很难过。”安娜给米西写信说，“拜托了，请务必做一回淑女，让身体尽快好起来。想到你一人肩负着所有的重担都会让人发抖，而照看身体健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重要。生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样想你是不合常情的。”

“我亲爱的米西，”萨拉·罗斯福从坎坡贝洛写信说，“我不想看到你还躺在床上，不过我相信你我都有些同病相怜，我上了年纪，而你因为操劳过度搞垮了羸弱的躯体。到了秋天，也许你会到海德公园来，我就这么说定了。”

对米西而言，她一定是被严重的病情吓坏了，并被孤寂的情绪笼罩着。医生们还抱有一线希望，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可能重新学会站立和走路的必要动作。但是她对自己说话时的病态特别敏感，她拒绝了大多数人的探访，而罗斯福除外。他在整个夏天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到博士医院来看她。

在总统看来，探访别人简直难以容忍。他的一生中一直使自己保持坚强，保持一种始终乐观的心态，置任何疾患病痛于不顾。因此，现在他推着轮椅来到米西的房间，脸上洋溢着微笑，嘴里滔滔不绝地讲述一连串好玩的趣闻轶事。但是总统兴高采烈的独白并不是米西想听到的，她疲惫，疑惑，心中充满恐惧和不祥之兆，频频潸然泪下。突然间，罗斯福的故事讲完了，他会凝视她一番，再笑一笑，然后和她道别。

而埃莉诺更习惯于见到脆弱和伤痛。探访病人是桩容易打发的事。她尽可能经常去看米西，给她送来鲜花、水果、礼物和书信。“奇怪的是，”埃利奥特·罗斯福评述道，“对于米西的病情，母亲比父亲更加关切，情绪也更加低落。而父亲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经受了伤痛的考验，我原以为他会受到的影响如今对他几乎不起作用。”

对于外界的观察家来说，罗斯福面对米西的病情显露出的沉着镇定，似乎颇为冷酷无情，让人心烦意乱。“罗斯福对米西的悲剧绝对没有道义上的痛感。”埃利奥特·詹韦发表议论说，“他似乎只让米西悔恨于沉疴不起而无助地离开他，这就证明他不再是一个人，他只是总统，如果某件事对他当总统有利，那么这就是好事，如果某件事对他当总统毫无裨益，那么它就不会存在下去。”

那年夏天，在一番艰苦的政治斗争之后，人们一时对总统产生了怨气。哈罗德·伊克斯对此亦有同感。“当我昨天坐在内阁的会议桌边看着总统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已清楚地确信我失去了对他的敬爱……尽管他具有非常快乐和友善的性格，然而他的内心却是冷若冰霜。他对自己的孩子，或许还有米西·莱汉德、哈里·霍普金斯都怀有某种传统的亲情之爱，但却仅此而已。米西身患重病已有好几个星期，或许在他的生活中她已经消失。他可能会想念她。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哈里身上，但是我怀疑他是否会非常想念哈里或米西，我也怀疑这种思念是否会持续很长时间。当路易斯·豪去世时，就种种迹象而言，总统并没有很明显地受到影响，尽管没有人会拥有比路易斯·豪更加忠贞的朋友。”

罗斯福从不外露自己的感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米西的痛苦不闻不问。实际上，他的行动证明了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米西住院期间，他下令实行昼夜看护，不惜一切代价，给每一位为她治疗的医生都写过私人短信。他致函约翰·哈珀大夫说：“对您伸出杰出而无私的援助之手照看我的秘书莱汉德小姐，我已经难以用言语向你表达我的高度赞赏和感激之情。”

米西中风后的几个月内，她的病情有所好转，但是进展甚微。在每天进行辅助理疗的情况下，她右腿的运动功能开始逐渐恢复，经过好多星期的锻炼之后，她已经能在沉重的支架和拐杖的帮助下重新走路了。“这个病例实际上相当难治，”温弗雷德·奥弗霍尔泽医生给总统写信时说，“但是最近几个星期的进展又使我增添了信心。”然而，在康复期会发生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米西的右手和右臂依旧如故，没有任何好转，语言功能也是如此。虽然她对口语和书面文字都能明白，但她只能说些简单的短语。

罗斯福意识到，米西的治疗如果不需要几年的话，至少也需要好几个月（即使治疗能够完成，米西重返白宫进行艰苦工作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他担心假如他死了，米西怎么办。米西唯一的收入是她的年薪，最高时为5000美元，是男秘书的一半。她银行里没有储蓄，家里没有钱供养，这样她的医药费将难以保证到位。

带着这种想法，罗斯福果断地做出了一项决定。他为老朋友、法律顾问巴兹尔·奥康纳安排了一顿午宴。在吃饭时，他告诉奥康纳，他想更改遗嘱，以便将自己一半遗产留给米西。奥康纳强烈反对这种变更，因为这将剥夺罗斯福的子女遗产受益人的资格。但是罗斯福坚持这种做法。他争辩说：“子女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而我这位忠诚的助手却不能。”

米西中风5个月后，罗斯福的遗嘱中并入了新的条款。他第一次指示将自己一半财产（它终于被验证为价值超过300万美元）留给他的妻子之后，又指示将其余的一半留在“我的朋友玛格丽特·莱汉德的账户上”，以支付所有“用于她存活期间的医疗、护理和治疗费用”。对于米西的死，遗嘱受托人得到指示，将剩余的收益分成五等份，平分给他的5个子女。

“我欠她的太多。”罗斯福后来向他的儿子吉米解释说，“她为我服务如此辛劳，如此长久，要求回报的又是那么少。”

1941年6月，黑人社区掀起了一场风暴。尽管在向军队里的黑人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然而，在迅速增长的国防工业内部，种族歧视依然势头不减。全国上下，新建的军工厂拒绝雇用黑人。“黑人只能被用作看门人。”北美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公开宣称，“不把他们雇为技师和飞机制造工，这是公司的政策。”在堪萨斯城，标准钢铁公司对“城市联盟”说：“25年来我们没有一名黑人在这里工作，现在不要破这个例。”加州的瓦尔提航空公司挂了一张毯子，上写标语：“本公司的政策是：非白种人不用。”

黑人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事件。1941年初，100名纽约航空公司的受训人员被送往寇迪学院，以便能在布法罗市附近的飞机制造厂里工作。这100名学员中有一名是黑人，尽管他获得了同组的最高分，但他是唯一没有被聘用的。“那些经验丰富的黑人技师正在被拒聘。”《匹兹堡信使报》评论说，“而在这个岗位上没有丝毫工作经验的白人和童工，后来却得到了雇用和培训的机会。”

沃尔特·怀特在致《纽约邮报》的一封长信中质问道：“当一名在纽约市的技工学校或商贸学校培训成绩优异的黑人申请公开招聘的1000个新职位中的一个，情况会怎样？他会发现，即使在纽约，工作也是与他无缘的。‘招聘——白人技工、工具制造工、制锻模工、钣金工。’他很少能找到这样的广告：‘招聘——有色人种，搬运工、清洁工、看门人。’”怀特继续写道，要么也许是这样：“有色人种的申请人被告之，只有当他是美国劳工联合会航空工业工会会员时，他才能得到一份工作。这需要经过国际技师协会的特许，而这个协会的章程是禁止白人以外的任何种族入会。”

社会地位本质上的不公正，促使A．菲利普．伦道夫彻底转变思路。几年来，他和其他几位民权领袖一度依靠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以信件、电报以及与政府部门首脑召开会议等手段施加压力，可是现在，当伦道夫亲眼目睹了黑人正在“被逼得走投无路，当他们申请军工厂的工作、为把我们的国家建成民主政体的兵工厂而奋斗时，他们得到的是种种推诿搪塞，而且经常受到凌辱”。他总结说，所有这些既定的秩序只是“大众的麻醉剂。当麻醉剂失效时，种族偏见这头野兽暴怒的火焰重又点燃了”。

伦道夫主张：该是为今后几十年的民权运动设计战略发展进程的时候了，应当调动权力和强制力，这些权力和强制力并不在少数人手里，也不会蛰伏于知识分子阶层，而是孕育于民众，有组织的民众之中。“只有权力，”他评述说，“方能使既定方针得以采纳和强制实施，无论这种方针如何具有潜在价值。”

伦道夫的战略转变思路在1941年的早些时候开始具体化。他和友人兼同事米尔顿·韦伯斯特一起乘火车在南方腹地长途周游，他们拜访了铁路卧车员工兄弟会分会，伦道夫突然宣布说：“我们应该组织1万名黑人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抗议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出现的种族歧视活动。”一阵沉默之后，韦伯斯特问道：“你上哪儿去找1万名黑人呢？”“我们能找到的。”伦道夫答应的口气很软。

两位民权运动领袖继续他们的南方之行时，每到一处，只要能找到听众，就向他宣传华盛顿黑人大游行的计划。“我想我们宣传这个计划的第一站是萨凡那。”韦伯斯特回忆道，“这个主意把大家吓得要死。萨凡那的有色人种头头召开会议，把我介绍过之后，便从讲台逃到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座位上去了。”但是当他们的话在铁路卧车员工员工兄弟会传开之时，上千人开始发出异口同声的吼声。伦道夫事后回忆说：“那些人微言轻的、无助的‘小人物’第一次变得能说会道了。在一场接一场的大会上，一位‘被遗忘的黑人’能够站起来，向一群充满渴望和真诚的民众讲述说，他曾经寻找工作，但是从来就不曾找到；他讲述代表工会会员与雇主交涉的工会代表如何将他一脚踢出，他又是如何来到军工厂应聘，却在白人工人进厂时被挡在门外；他如何坐在办公室里空等，最后有人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不再招收工人了’。”

热烈的反响使伦道夫深受鼓舞，他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进军华盛顿委员会”，在全国18个城市建立了分部。几天之中，铁路卧车员工兄弟会走上街头，深入教堂、学校、商店和酒吧联系群众，宣传这次大游行，为这项运动集资募捐。黑人报纸以特大字号标题发表了伦道夫的号召文章。“在这艰难时刻不要泄气，”伦道夫劝诫黑人民众说，“你们拥有力量，一种伟大的力量，黑人与国防事业的利害关系是巨大的，它隐含了许多工作机会，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它隐含了新的产业发展机会和希望。这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总而言之，我们提议让1万名黑人进军华盛顿……我们要求罗斯福总统……效法他那位高贵而杰出的先辈（林肯），并朝着解放美国的理想迈出关键的第二步——颁布总统行政令，废除工作场所的种族歧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黑人与这个国家的国防事业无缘，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此而斗争，并毫不留情地大干一番。”

到了6月份，记者默里·肯普顿报道说：种种迹象显示，在7月1日那一天，涌向华盛顿的将不是1万名黑人，而是2.5万名黑人。他们“将为争取权益而呐喊，不仅要使那些政治家们，而且要使那些遗忘了他们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陷入无穷的窘境之中”。关于汹涌澎湃的声援活动的情况报告开始送达白宫——几十趟列车在芝加哥、孟菲斯和克利夫兰等地已被租用，筹集的款项已达数千美元。“让黑人民众说话，”伦道夫发表声明说，“它将唤醒由黑人和白人组成的美国。”

对于黑人聚众游行的消息，白宫的反应是恐惧和焦虑。整个春季，沃尔特·怀特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讨论军工企业中应聘黑人遭到排挤的问题，但都被总统否决了。“关键的困难在于，”巴·沃森通知怀特说，“总统似乎不太可能答应您的请求召开一个私人会议。”

幸运的是，总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埃莉诺向他通报了变幻多端的时局。埃莉诺在那年春天详尽细致的走访中，参与了黑人们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走进他们的家庭和社团——包括弗吉尼亚黑人社团和图斯克基协会。在那儿的小教堂里，埃莉诺向5000名黑人作了演讲。这些使她清醒地认识到，大游行计划为什么在黑人社会如此深得人心。6月初，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礼堂9000人集会的演讲中，面对听众关于“谁是总统？埃莉诺还是富兰克林？”“我的生活不是你的生活”的激烈质疑和高举的标语牌时，她表达了自己热切盼望着有朝一日“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绝不会遭到歧视”。这番话激起黑人听众一片欢呼。

“罗斯福夫人的到来将是一桩令人永生难忘的事件。”埃莉诺在圣保罗礼堂的演讲结束后，作为在场听众之一的约瑟夫·奥尔布莱特写信给总统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她以令人赞赏的态度，在广大听众面前严厉批评了种族歧视，这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你能否告诉总统，假如他让黑人有机会到这里来看望和聆听埃莉诺，他便足以得到我们更深的拥戴，我们会更忠实于他的理想。”

埃莉诺回到华盛顿讲述了几则故事，说的是有几名拥有哲学博士和法学学位的黑人除了做看门人和清洁工之外，在军工企业中无法找到工作。这些故事使总统产生了触动。一个民主国家不该发生这种事，他深明此理。无独有偶，这年春天早些时候，海军军官学校拒绝它的曲棍球队与哈佛大学在后者有黑人球员上场的情况下进行比赛。总统同样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辩护。

5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罗斯福将一封手札交给威廉·克努森和西德尼·希尔曼，其中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这个建议完全有可能是首次正式号召人们对黑人运动进行肯定的行动。“应当在订单生产线中增加一定比例的黑人，对他们必须做到任人唯贤——而目前一流的黑人工人正被三流的白人青工所替代。”两天后，克努森回信说：“我已和希尔曼先生谈过了，我们会悄悄地使工厂主们在军工生产方面增加黑人的数量。假使我们设定黑人的比例就会引发争议，不动声色地跟承包商和工会一起完成这项工作，效果会更好。”

伦道夫正由于意识到与承包商“不动声色”地做工作将永远无法如愿以偿，才会想到要把直接采取行动和大规模请愿放在首要位置。然而，无论总统对伦道夫所追求的道义有多么同情，他还是强烈反对将成千上万黑人汇聚在华盛顿街头的想法。他担心届时会出现人员伤亡情况，而游行本身会对其他社会团体开一个很糟糕的先例。

总统知道他妻子在黑人社会中比他享有更大的信任和支持度，他因此转而向妻子求援，请她和自己一起协调黑人领袖事宜。埃莉诺答应了。她给伦道夫写了一封深思熟虑的信。“我已和总统谈过，”她在信的开头写道，“我非常强烈地感到，你们的团体在此刻安排这次游行，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我担心这样会阻碍一种势头的发展，这种势头就是黑人争取至少在军队里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减少种族隔离现象。我认为假如在这场游行中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可能会造成非常苦涩的后果，这会使国会的某些集团产生激烈的抵触情绪，这种情绪较之我们以往之所见尤甚……你知道我非常关心黑人的权益，然而我想，当情况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一个人必须面对现实。我觉得你面临着一个极为严峻的抉择。”

伦道夫对埃莉诺这封信的用意颇能理解，他将信交给《匹兹堡信使报》公开发表。“我正在递交埃莉诺·罗斯福的一封信，”他解释说，“这封信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持这一观点的人不仅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而且还是黑人们强大而可信的朋友。毫无疑问，黑人在心里会觉得她是我们这个种族名副其实的朋友。”

但是伦道夫无法接受埃莉诺的建议，他依然一如既往地相信：“在我国备战期间，没有赋予黑人期盼的公正对待，没有赋予他们作为公民、消费者和劳动者所应得的重视和机遇。”自从解放黑奴以来，“在黑人的社会生活中，这一问题最能牵动人心，最能引起关注，最能激发思维活力。”总统只有承诺签署行政命令，废除国防生产中的种族歧视，才能保证撤销游行。

罗斯福感到处处受敌，他召来了全国青年管理局奉行自由主义的局长奥布里·威廉斯以寻求帮助。“当我走进总统的办公室时，”威廉斯回忆道，“我看见他疲惫不堪，烦恼重重。我一言不发，等他先开口……他揉了揉眼睛，凑近我身边说：‘奥布里，我想请你去纽约一趟，让怀特和伦道夫取消游行……我妻子在那里，你可以和她联系……’”“‘找到我妻子、菲奥雷洛（菲奥雷洛·拉瓜蒂亚）和安娜（纽约市社会保障委员会主任安娜·罗森伯格），让他们罢手。’”

会议于6月13日上午在纽约市政厅召开。“罗斯福夫人提醒我说，她对种族公正这一理想持同情态度。”伦道夫回忆说，“并向我保证说她将继续向总统施加压力，但是游行的事另当别论。她问我是否已考虑过种种问题，那些成千上万的人吃在哪里？住在哪里？”伦道夫回答说他们会住旅馆，订餐。“但是华盛顿警方大多数都是南方人，他们的态度……”埃莉诺继续说，“还有，华府自身的大致立场令我感到担心，假如举行游行的话，会出现麻烦。”伦道夫聆听埃莉诺诉说她的顾虑，然而他坚持说，这场大游行运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沃尔特·怀特补充道，况且，他们曾努力通过种种渠道想觐见总统，可是每次都吃闭门羹。埃莉诺向沃尔特·怀特和伦道夫保证说，她“当然赞成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同时她将和总统随时保持联系，“因为我认为你们是正确的”。

会议结束后，安娜·罗森伯格打电话向巴·沃森汇报说，埃莉诺和拉瓜蒂亚都坚决认为游行绝对无法取消，“除非总统出面干预并做出指示”。她们一致建议让总统邀请伦道夫、怀特以及相关的政府官员到他的办公室开一次会。

罗斯福同意了，他安排6月18日星期四下午在白宫召集会议。除了两位民权运动领袖，他还邀请了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部长诺克斯、生产管理局局长克努森和希尔曼、奥布里·威廉斯以及安娜·罗森堡。埃莉诺没能出席这次会议，乔·拉什牵头的学生领袖协会30名学生即将于7月抵达罗斯福别墅，她和拉什此刻正赶往坎坡贝洛为他们准备住宿。

会议开始时，总统先寒暄了几句，然后便以其惯有的方式侃侃而谈，他讲了几则政坛上的趣闻轶事让听众们开心了一番。罗斯福觉得，大家自然乐于洗耳恭听他的精彩故事，然而伦道夫却截断了他的话头，“总统先生，时间已差不多了，我知道您很忙，但是我们想跟您谈的是黑人在国防企业中的工作问题。”

“哦，菲利（菲利普·伦道夫的爱称——译者注），你们想让我做些什么呢？”

“总统先生，我们希望您签署一项强制性的总统行政令，允许黑人进入这类工厂工作。”

“哦，菲利，你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这样做，除非你们取消这次游行。像这类问题不能用强制手段来解决……假如爱尔兰人和犹太人要上华盛顿游行，会发生怎样的情形？这势必会在美国人民中间制造怨恨情绪，因为人们会将这种游行看作是要挟政府，胁迫它去做某些事情。”

“我很抱歉，总统先生，游行是不能取消的。”

“你们打算带多少人来？”

“10万人，总统先生。”

这个天文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伦道夫在吹牛。总统又转过身问怀特：“沃尔特，有多少人真的会来游行？”怀特眼睛眨也不眨，“10万人，总统先生。”他证实道。

几年以后，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领袖罗伊·威尔金斯提出，当时伦道夫很可能是在说大话，然而这是一句非常精彩的大话。“一位高大、庄严而有礼貌的黑人，以莎士比亚般的雄辩措辞和雄鹰般的炯炯目光直视高贵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使他退下阵来。”

拉瓜蒂亚市长打破了僵局。“先生们，”他说，“很显然，伦道夫先生不会取消这次游行，我建议大家寻找一个可行性方案。”总统答应了。他请两位黑人领袖到内阁会议厅跟政府官员继续磋商，提出一个他们认为总统能够签署的命令。史汀生显得很不耐烦，他认为这次会议是“一种严重扰乱陆军部应承担的主要职责的行为，换句话说，它扰乱了国防备战工作”。克努森在分析局势时认为，没有必要发布总统行政令，以他的经验，“更加深入的说服、教育工作，可以比强制性措施取得更大的成效”。可是伦道夫立场非常坚定，“既然迄今为止正常途径已证明没有效果，那么光靠说服教育是不够的。”

第二天上午，总统助理韦恩·科伊招来一位年轻的政府律师乔·劳尔，请他起草总统行政令的具体措辞。劳尔回忆道：“科伊在临走时说，‘嗨，乔，假如我们要起草这份文件的话，别忘了波兰人！’由于对布法罗市的波兰人实行歧视政策，罗斯福当局一度受到抨击。因此科伊希望我也能照顾到他们，我同意这么做，修改了措辞，使之表达为：禁止以‘种族、肤色、信仰或国籍’为由进行的歧视。”

劳尔完工后，草案被送到拉瓜蒂亚和伦道夫那里，但伦道夫还是不满意。他争辩说这份文件还不够有力。在数易其稿之后，伦道夫仍觉得不足。“伦道夫这家伙是何许人也？”劳尔感到奇怪。“这个该死的从美国总统那里究竟赢得了什么？”劳尔说，最终，“我们用足了每一份宪法赋予的权力，我该做的都做了，不过我有了一个主意，我要再改一遍，然后把这份草案交给罗斯福夫人，让她把这份草案读给伦道夫听，并对他说：‘现在，我不想听到说它不够有力之类的泛泛而谈，告诉我该怎么做。’”

跟远在坎坡贝洛岛上的埃莉诺取得联系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那里的别墅没有电话，因此埃莉诺必须步行半英里来到岛上孤零零的电信员的家里，坐在台阶上等着来电。不过埃莉诺终于跟伦道夫通上了话，伦道夫承认说最后一稿非常好。斗争结束了。几年以后，劳尔逐渐相信，伦道夫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最有骨气的人之一”。

总统于6月25日签署了第8802号总统行政令，该法令号召雇主和工会双方都要“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完全、平等地参与国防企业生产，不得以种族、信仰、肤色或国籍为由实行歧视”。此外，还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简称FEPC不久就被人们熟知，担任主席的是一位南方的自由主义报人马克·埃思里奇。FEPC拥有调查投诉、监察守法情况、公布调查结果的权力。

伦道夫激动不已。“总统刚刚签署了行政令，”他打电报给埃莉诺说，“我因此认为原定的黑人进军华盛顿大游行在这一时刻已经不需要了。”这份电报还表达了他对埃莉诺最热忱的谢意，感谢她“代表总统对这次行动进行支持而表现的团结协作的优良精神和无私援助”。伦道夫与埃莉诺之间的友爱与景仰之情日渐增长，即便在两人剑拔弩张的时候，伦道夫也向埃莉诺保证过“黑人民众在遇到困难时，对您伟大的精神和纯洁的心灵坚信不疑，而我们深知，无论您身居何职，您都会确信这一结果将符合黑人民众的利益”。

埃莉诺对这一消息感到欢欣鼓舞。她立即打电报给伦道夫说，她“欣闻游行已经延期，很高兴总统正在签发关于国防企业的行政令。我希望这是一个开端，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黑人社会对总统行政令发出一片赞颂之声。《黑人指南》指出，该条令“作为政府方自《解放黑奴宣言》发表以来所做的最重大的改革”而受到欢迎。《阿姆斯特丹新闻报》把这个条令称为“最起码是划时代的”，该报指出，如果说林肯《解放黑奴宣言》的出台结束了对黑人肉体上的奴役，那么罗斯福的宣言则“终结了，或者至少说是抑制了对黑人经济上的奴役”。的确，尽管为黑人提供的预算经费不足、职位偏低、强制性处罚等问题不时还会引起强烈关注，然而正如全国黑人大会指出的那样：不管怎样，这个法令是向前迈进的“伟大的一步”。

《芝加哥保卫者报》评述道，“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黑人从阿肯色州不识字的小佃农成长为芝加哥的大学生，“即使黑人曾一度同心协力，为之执著不懈奋斗，也未曾达到这一目标。”当总统签署行政令前，“黑人一度开始觉得民主理念偏离了正轨，而现在这种对民主的信念在全国范围内得以重新恢复”。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发动了入侵俄国的闪电战，这次战役后来被证明是战争局势的一次大转折。“现在，大炮将要发出雷霆之声，”戈培尔在当天凌晨3点30分的日记里写道，“愿上帝保佑我们的武器！”

入侵俄国的设想，一直是希特勒做了几十年的帝国梦的关键一环。“当我们说到今日欧洲的新疆界时，我们应该主要想到俄罗斯和与之接壤的附属国。”他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命运之神好像要在这里为我们指点迷津，这个幅员辽阔的东方帝国该是解体的时候了。犹太人优势地位的终结也将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终结。”纳粹与苏维埃于1939年缔结的条约并没有改变希特勒的计划，只不过是推迟了一步而已。

希特勒的传记作者阿兰·布洛克写道：“新奇之处并不在于调头东进的决策，而在于空投他至今还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补给，这是解决英国的首要步骤。”自战争爆发以来，这位纳粹头目曾坚持认为，他只有在西线腾出手来，才能打俄国。一场有两个前线的战争是德国将领们一个世纪以来的噩梦，但是在1940年的最后一个月，当英国的战役尚未结束，希特勒便致力于一项后来证明是不可动摇的决策——第二年春天入侵俄国。他说服自己相信，反对俄国的战争会很快结束——至多3个月。然后，在英国的最后的总攻便可以打响。“我们只能破门而入，”他告诉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说，“然后整个腐烂的建筑就会轰然倒塌。”

在发动攻击的前夜，希特勒给墨索里尼发出了一封急件。“自从我苦苦思索做出这一决定以后，我又一次感到精神上的轻松。”他声称，“与苏联的伙伴关系……在我看来是与我的整个家世渊源、我的观念和先前的义务毫不相干的东西。现在我很高兴从这种折磨中解脱出来。”

“万事俱备。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武装集结。”离攻击还有几小时，戈培尔评论说。这位宣传头目并没有夸大其词。德国人在俄国边界集中了150个师，总兵力超过300万人，加上2700架飞机、3300辆坦克和60万辆机动车辆做后盾。“在攻击令越来越迫近的时候，元首似乎把忧虑抛在了一边，好像所有的疲倦都烟消云散。”

几个月以来，英国和美国曾设法警告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说，盟军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大批德军正在向东集结。可是这位俄国领导人盲目地希望自己的国家能以某种方式从希特勒复仇的魔掌中逃脱出来，任何人都不能动摇他的这个想法。因此，这场攻击来临之时，苏联措手不及。大部分苏联空军在地面束手被擒，数千架飞机还没来得及升空就被摧毁。

德国从一个广阔的战线上入侵了俄国，它的南线指向基辅和第聂伯河，北线指向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以及列宁格勒，两支集团军齐头并进，会师之后将直捣莫斯科。这场战役的开头几天似乎验证了希特勒的乐观主义。德军在两个星期内就打到第聂伯河。7月中旬，他们攻占了斯摩棱斯克，这里距离莫斯科只有200英里。在战役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数十万俄国人被杀，60多万人被俘。德军大有不可阻挡之势。

当德国入侵俄国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总统正在梦乡酣睡。但是在太阳升起以前，国务院就已灯火通明。在首相乡间别墅，丘吉尔当时也在睡觉，他曾下过一道严令：除非英国本土遭到入侵，否则在8点之前绝对不要叫醒他。8点整，首相秘书约翰·科尔维尔敲响了丘吉尔的房门。“告诉BBC，我将于今晚9点发表广播讲话。”丘吉尔说。几分钟后，首相的贴身随从弗兰克·索耶逐次来到各个房间向众人报告这条坏消息。在丘吉尔的首相别墅度周末的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回忆说：他为索耶开门后，从递来的银托盘里拿起一根大雪茄。“首相向您致意。”索耶说，“德国军队已经入侵俄国。”

这天其余的时间丘吉尔一直在准备演讲，他想让他的国人和整个世界知道，他将绝对履行对俄罗斯的承诺。“我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打垮希特勒。”丘吉尔在发表演讲之前向科尔维尔阐释说，“而我的生活因此变得简单明了。如果希特勒下地狱的话，那么我至少会在国会下院为他给魔鬼写一封合适的推荐信。”

演讲稿在规定交稿前20分钟才写完，讲稿体现了丘吉尔巅峰时期的风格——充满了激情与信念。“在最近的25年里，没有人比我更加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不会收回我过去说过的每一句话，但是在正在发生的情景面前，所有的前嫌都已化解……你能怀疑我们的政策有所改变吗？……我们注定要摧毁希特勒以及纳粹军队的所有残渣余孽。从这一点来看，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改弦易辙——没有！……任何与纳粹斗争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因而，由此可见，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竭尽全力帮助俄国和俄国人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斯福还在犹疑不决地起草一项措辞谨慎的政策，并随时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但并未公开发表谈话。实际上，在那个星期天的傍晚，他避开了新闻界的追踪，驱车来到玛莎公主在马里兰州的别墅，吃了一顿漫长而悠闲的晚餐。伊克斯心怀恼怒地想：“或许，他无法确定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就像他等待着某些公众舆论的发话，而不是他去指导公众舆论。”

但是，尽管哈罗德·伊克斯很不耐烦，罗斯福还是有充分的理由三思而行。首先，他的内阁在如何对入侵俄国做出反应方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虽然伊克斯和赫尔认为必须尽可能为俄国提供援助，但史汀生与诺克斯，连同马歇尔将军以及整个总参谋部，都相信俄罗斯无法抵挡希特勒的进攻。史汀生争辩说，匆匆忙忙将紧缺的美军装备运往俄国，只会落入德国人手中。最好利用“这个无法预料的宝贵间歇期”加倍援助英国，“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迅速展开大西洋战场的军事行动”。

在整个美国，双方的观点势均力敌。对于孤立主义分子而言，俄国遭到入侵，只不过证明了使美国不介入战争的先见之明。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贝涅特·克拉克认为，纳粹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是“狗咬狗的事”，“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帮助他们任何一方”。看到这两个相互仇视的国家斗个你死我活，美国应该感到高兴才是。罗马教皇最近发布的通谕说，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拯救基督教文明的人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理解此事，都不应向它伸出援助之手”。天主教徒被这道通谕所约束，觉得最好的行动就是什么也不做。

在政坛左翼内部却是一片迷惘。在俄国遭到入侵的那个星期天下午，几个月来，亲共派遵循纳粹与苏维埃友好条约的精神，忙于组织争取和平的游行，煽动罢工，并且反对援助英国。然而，随着俄国遭到入侵，这些持相同政见的党派开始为争取立即干预和大量援助俄国而争吵不休。罗伯特·舍伍德出席了干涉主义分子在哈莱姆举行的一次集会。他回忆说：当他走进金门舞厅时，看到共产党人在门口排成了示威人墙，身前悬挂了几块布告牌，谴责“为自由而战”组织的支持者们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卒”。集会接近尾声时，示威人墙已经无影无踪了。“在那个短暂的间隔里，”舍伍德大为惊奇地说，“共产党的人墙从莫斯科一路排到哈莱姆，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同一天，在城市的另一边，亲左翼的纽约运输工人组织头头迈克尔·奎尔正在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谴责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他认为，美国工人对此应当绝对置身局外。正在演讲的时候，有人递来一张条子，向他通报说纳粹已经进犯苏联。奎尔毫不迟疑立刻改变了立场，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为民主而战”。

在坎坡贝洛，埃莉诺和她的朋友乔·拉什、记者梅·克雷格一起坐在便携式收音机旁，她还拿不定主意如何看待这条新闻。“这会是好事还是坏事？”她不停地问。这都取决于“俄国能否顶住”。但是她又接着问：“我们的天主教徒们该怎么办？”拉什心里却觉得非常踏实。他在日记里坦率地写道：“这是自从苏德条约签订以来一直在我预料中的事。”拉什的左翼朋友倾向于苏德之间会和平共处，而他本人相信希特勒必将发动战争。两年来，拉什一直为此而争论。但是现在，所有的分歧都有了定论。不过他还是感到担心，“我无法相信希特勒在没有取胜把握时会发动战争。”

埃莉诺和朋友们从早到晚一直听着收音机。在受到一番鼓动之后，埃莉诺终于同意使用岛上唯一的一根电话线给丈夫打电话，以探听更多的消息。“他说这会是有益的，”埃莉诺向拉什重复着罗斯福的话，“对天主教徒而言则是例外。他说希特勒想在两个月内打败俄国……我们问他会不会发表广播讲话。他说自己不会。他说该死的天气实在太热”。

然而，当总统最终于6月24日在自己的办公室约见新闻记者时，他貌似十分轻松地说：“我们当然应该不遗余力地援助俄国。”在决意否决军事顾问们的意见时，他不遗余力、据理力争地认为，红军能够坚持到冬季的来临，这远比所有人预计的时间要长得多。当时他心里一定十分着急，而此刻他微笑着宣布这项决定时，脸上却不带一丝焦虑。他说，唯一的问题是，他对苏联政府的实际需要一点都没底。实际上，来自俄国的外事报道十分稀少，使他“此时对莫斯科局势的了解程度或许还不及一个报社编辑”。他强调说：即使列出了援助物资的具体清单，“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去加芬克尔先生（指百货商店）那里去照单采购”。

3个星期后，罗斯福仍然渴望得到第一手资料，他委派霍普金斯前往伦敦和莫斯科执行一项艰巨的双重任务。这次迂回曲折的旅行途经蒙特利尔、纽芬兰岛的甘德，再从那里到达苏格兰的普莱斯特威克。当他抵达英国时，已是重病缠身了。然而，他像往常一样拒绝休息，坚持要立即去见丘吉尔。这两个人讨论了俄国遭到入侵而引起的新的局势变化。霍普金斯向丘吉尔保证说，总统希望英国在所有的飞机、坦克和弹药补给方面拥有优先留置权，但是他必须详细了解怎样将英国和俄国的军事需求进行合理配置。当霍普金斯离开首相别墅时，他问丘吉尔有什么话要转告斯大林。“告诉他，告诉他，”丘吉尔说，“对他说，他可以信赖我们……再见了，上帝保佑你，哈里。”

这位抱病在身的外交特使搭乘一架没有暖气的PBY飞机，坐在尾舱机枪手的凳子上，经过一段艰难飞行抵达莫斯科，他被带入克里姆林宫，穿过一排排长廊去见约瑟夫·斯大林。霍普金斯后来写道：“对这位俄国领导人的形象任何人都难以忘怀……一个严厉、粗犷、坚定的人，脚上的皮靴光亮可鉴，裤子结实而宽大，上衣温暖而合身。他身上不佩戴任何军人或平民的饰物，较矮，是橄榄球教练理想的身材。他身高大约5英尺6英寸，体重约190磅。手掌宽大，跟他的思想一样坚定有力。他的嗓音沙哑刺耳，但是始终颇有分寸。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也许是因为这个造成了他那谨慎而沙哑的声音。他常常纵情大笑，不过笑得很短暂，也许略含嘲讽。他从不寒暄。”

霍普金斯为自己与斯大林的亲密会谈感到兴高采烈。他发现这位俄国领导人头脑睿智，彬彬有礼，并且非常直率。“他从不重复自己的话，他说话时就像他的军队在开枪一样——笔直而坚定……他的微笑很温暖，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多余的手势和怪僻……约瑟夫·斯大林了解自己的意图，了解罗斯福的意图，他估计你也了解自己的意图。”

在4个小时的会谈中，霍普金斯从斯大林彬彬有礼的表面背后，看不到一丝冷酷的迹象。像其他许多在二战期间见过斯大林的美国人一样，霍普金斯离开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俄国公使查尔斯·波良后来承认说：“在外国人面前，斯大林举手投足之间很少流露出他本人的真实性格。”

霍普金斯聆听斯大林谈话时，远方甚至隐约传来德军炮火的轰鸣，但他起身告别的时候还是坚信俄国能够抵挡得住，也必将抵挡得住。尽管有无数俄军将士阵亡，但总有前仆后继的人。“我对这里前线的情况非常有信心，”霍普金斯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民众的士气极其高昂，有必胜的决心。”斯大林承认，苏联确实没有想到会遭到侵略，并说德军是“最强大的军队之一”，配有“大量的粮草、人员、补给和油料储备”，但是他认为红军在师团的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德国人正在看到，正向俄罗斯广袤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挺进的机械化部队“跟行进在比利时和法国的林荫大道上的德军截然不同”。

斯大林告诉霍普金斯，俄军首先急需大量的轻型防空火炮以狙击低空飞行的战机，其次需要的是用于造飞机的铝。这一需求使霍普金斯相信，斯大林已经将这场战争看成一场持久战。“一个担心很快被打败的人，不会把铝的优先位置看得那么重。”第三个需求是机枪。“俄国战争的结局，”斯大林对霍普金斯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充足的装备，特别是飞机、坦克和防空武器。”简而言之，苏联，就像英国一样，正依赖于美国奇迹般地生产出大量的武器和物资以赢得战争。

尽管对美国生产力的这种伟大信念终将化为现实，但1941年夏天的生产动员还是让人失望。在全国许多地区，生产出现持续增长的迹象，然而全国总产量依旧停滞不前。7月，《生活周刊》出版了一期特刊，分析美国前一年在国防建设上的进步。“这个国家正在觉醒，”《生活周刊》概括说，“尽管它还没有振作起来。”投入国防的资金已超过300亿美元，但由于其中大部分拨款已用于扩大厂房和改进设备，因此国防建设尚未显示巨大成效。

在关键性的武器中，飞机仍然是个重要问题。尽管发动机中的薄弱环节已经得到解决，但螺旋桨目前却非常紧缺，整体的生产进程远远不能如期望的那样使美国赶超德国。中型坦克在1941年生产形势非常好——克莱斯勒公司28吨重的新型坦克提前两个月研制完成——但是军方仍然没有重型坦克。国防工业中的“最亮点”是无烟火药制成的军工产品，这种产品在两年前几乎是一片空白，而目前发展非常迅猛，以至于可能要缩减产量。通用公司的交流电火花塞厂也有引以为豪的成就，该厂产品从火花塞转向0.50毫米口径机关枪，以前生产1支枪的时间现在可以生产40支枪。然而装甲板的生产没有完成预定指标，反坦克炮也是如此。《生活周刊》总结说：当然，1941年的国防生产形势比1940年要好，不过，考虑到这场危机的紧迫性，事情“应该比现在好得多”。

总统的手下拒不承认失败，他们把第一年的动员步骤称为“教育阶段”，他们把总统比作垒球的发起人，这个人白手起家，建造了一个新的大型露天运动场以及一支新的球队，目前正等着把全国其余所有的人都带进正面看台，然后，一场全面防守的比赛就可以开始了。

的确，在6到12个月的器械准备阶段，会不可避免地生产许多各式各样的军需品。但是总统没能更加坚决地推动民用工业全部转向军工生产上来，因而在1940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总统对此难辞其咎。他当时需要赢得大选，为了获胜，他必须与商界保持友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

铝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前一年的11月，国防咨询委员会负责工业原料的委员爱德华·斯特廷斯向全国保证说，铝绰绰有余，可满足任何需要。48年来，垄断企业——美国铝业公司一直为全国提供100％纯度的铝，斯特廷斯宣称，而如今，这个“良好的”垄断企业正在加速生产，最大限度地完成军用飞机的生产计划。

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美国铝业公司是一家良好的垄断企业。两年来，瑟曼·阿诺德在司法部中的反托拉斯部门，用I．F．斯通的话说，是“一个失落的浪漫理想支离破碎的大本营”，一直在与美国铝业公司针锋相对。阿诺德提起的反托拉斯诉讼案，证词长达几千页，但是还有待于进一步裁决。这次诉讼有力地支持了以“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战斗精神不懈奋斗着的埃莉诺·罗斯福。

“从未有过像美国铝业公司这样联系紧密而又灵活多变的垄断企业，”当时正在哈罗德·伊克斯手下工作的阿瑟·戈德·史密斯评述说，“首先他们进行专利控制，其次他们采取措施控制权贵，再次才是开采。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限制产量，抬高价格。他们甚至非常高明地阻止汽车企业拥有铝品废料，害怕这些企业会降低价格。”

限制产量在和平时期足以造成不良影响，在战争时期，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因为，正当斯特廷斯对美国铝业公司的无所不能大加赞赏的时候，该公司无法完成预订的国防生产订单。“罗斯福号召生产5万架飞机的讲话一经发表，”戈德·史密斯回忆说，“我就拿出一本黄色拍纸簿，计算出每架飞机所需的铝，我知道轰炸机比战斗机对铝的需求量更大。当我算出总量后，就很明显地看出，这个天文数字大大超越了美国铝业公司的生产能力。”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国铝业公司没有人肯公开承认这一事实，生产管理局依然将其他企业挡在铝业生产领域之外。

这样就使以杜鲁门为首的委员会应运而生。该委员会在1941年负责调查国防生产项目，鼓励新的企业进入这一领域。接二连三的飞机制造公司在听证会上作证说，由于铝的短缺，生产计划将推迟完成。此时，美国铝业公司的人最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生产已经完全跟不上了。政府对此做出的决定是：批准雷诺兹金属公司进入铝生产行业，由金融建设有限公司慷慨出资，为该公司贷款兴建一座新的大型飞机厂。然而珍贵无价的时间已经白白流逝。“有朝一日战争的经历从此记载下来，”哈罗德·伊克斯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如果我们不得不记录自己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这也许是美国铝业公司的拒不服从造成的。”

7月，正当霍普金斯在俄国商谈该国急切需要铝的供应一事时，生产管理局宣布两周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项收集废弃铝制罐头、平底锅的运动，把这些物资重新回炉后进行再利用。据估算，造一架飞机需要用5000只洗碟盆、10000只咖啡壶、2000只烤炉以及2500只双层蒸锅的铝。合计起来，美国的家庭主妇们有望提供大约2000架飞机。

这场回收铝制品废料的运动掀起了高潮。热情的家庭户主们愉快地响应为军队后勤出力的号召，以其纯洁无瑕的朴实态度，努力收集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铝制器具——有迈克大叔的咖啡壶、玛格丽特婶婶的煎饼锅、宝宝的奶碟、长柄小锅、炖壶、鸡尾酒调拌器、做冰块的格子、雪茄烟嘴、表壳以及收音机的配件，等等，这种宝贵的金属开始堆积如山。

罗斯福一贯认为，美国人民的能量和热情一旦激发起来，美国的后方将赢得这场战争。回收铝品运动首先印证了总统的想法，民众表现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独创性和想象力。在克利夫兰市，一家颇受欢迎的牛奶场承诺，每位儿童上缴一件铝制品，便可以获得一筒免费赠送的冰淇淋。一位塔科马市的法官宣布说，在铝制品回收期间，每一笔罚金将加收一件铝器。在得克萨斯州的卢波克，法庭广场中央放了一件希特勒的模拟像，作为市民猛力投掷铝壶、铝锅的靶子。在奥尔巴尼市，州长的妻子勒曼夫人捐了24件铝制厨具，包括一件做冰淇淋的模子。“它为这个家做过许多甜点。”她说。

但是，民众中的一派兴旺景象并没有延伸到政府管理层。在这次活动中，陆军部副部长帕特森惊奇地发现，某些军需官预订了好几打铝制椅子和铜制痰盂。大卫·利连索尔在日记里写道：“他笑着谈到这件事时说，假如你不把这事当成一句戏言，那么它是令人恐惧的。”更糟的是，当局终于决定说，尽管铝制品废料可以再次回炉加以和平利用，但制造飞机却只能使用初次开采的铝。尽管如此，罗斯福发动的这场铝制品废料回收运动，完全是一次爱国民主力量觉醒的集中展示。

到了仲夏季节，霍普金斯从莫斯科用电报发回的报告使总统精神为之一振，他完全同意尽快将俄国所需的一切运送过去。“我已经听腻了他们说需要这个，需要那个，”8月1日星期五的下午，他向内阁发表长达45分钟的讲话时将积蓄已久的怨气发泄出来，“我想听到的唯一回答是：事情正在进行。”

总统将怒火主要发泄在史汀生头上。摩根索说史汀生看上去“精神极度萎靡”。伊克斯写道，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厉害的一顿训斥”。罗斯福指出，俄国的战争已经持续了6个星期，虽然我们最初做出了种种承诺，但我们没有为他们做过一件事。他相信陆军部和国务院正在跟俄国敷衍塞责。罗斯福坚持要求“下星期让飞机全部起飞”，他详细说明要将150架驱逐机，连同数量较小的一部分轰炸机运送到俄国。“我要立即完成所有这一切。”他宣布说，“目的是帮助他们提高士气。”

史汀生认为这次训斥“非常不公平”，他争辩说，行动迟缓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总统发起的与此无关的运动”，他和陆军部从未见过俄国的需求清单，他反驳道：错误不在陆军部，而在于哈里·霍普金斯的部门。霍普金斯出国后，部门里没有人接管对别国的军需销售。史汀生坚持认为：退一步讲，就算是政府管理层已彻底陷入混乱，美利坚合众国也只是没有足够的军备物资提供给英俄两国。他在日记里写道：“其他所有人都只是想满足一种短暂的感情冲动或宣泄，他们对我们本国的军队和力量是否陷入武器装备不足的尴尬境地毫不关心。”

马歇尔将军打心眼里赞成这一想法，他致函史汀生说：“首先，我们整个空军部队正承受着严重的物资短缺之苦……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什么看法的话，我的意见是，相对于自身的不利条件而言，我们已经太慷慨了。我要严厉地提出质问：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出售P-40飞机是否丧失了理智！”

但是总统拒绝让步，他说：“我们必须得到这些飞机，哪怕必要的话可以从军队里抽调。”史汀生写道：他真的处于“狂傲自大的情绪”当中，“而且听不进意见”。伊克斯却很高兴，他评论说：因为这是总统几个月来第一次如此强硬和机智，并且“非常有见地”，他终于意识到“该是冒险的时候了”。伊克斯本人对援助俄国的看法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为英国和俄国提供后援，因为，假如这两个国家之一能够打败希特勒，那么我们将节省不可估量的人力和财力。”

内阁会议一结束，总统就委派他最得力的爱将韦恩·科伊负责俄国的物资订购工作。“他们目前要求把所需物资运往西伯利亚，但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什么也没做。”罗斯福第二天上午写信给科伊说：“请获取清单，并请全权代表我使用铁腕手段，严加督办，竭力促成此事。”

可是即使有了总统的尚方宝剑，开展工作也不那么轻而易举。“我们本国陆军和海军的军力已是捉襟见肘，”科伊后来解释说，“国会和美国报界还在要求给陆军和军训增加物资供给。”他写道：“俄国有能力抵抗德国蛮族的进攻，这样可以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进行军训，为陆军和海军提供军事装备，并建立军事生产体系。”关于这一点，人们只是“慢慢地”有所认识，“意见逐步统一之后，对俄国的物资供应工作才有所进展。”

随着秋季与莫斯科签订了第一个外交协议，美国答应提供大量物资，其中包括坦克、冲锋枪、战斗机、轻型轰炸机，使俄军士兵免于饥荒的充足食物以及足够全体俄军使用的棉布、毯子、军鞋、军靴、衣服和床褥。几个星期后，总统正式宣布，苏联的军事防御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至关重要，从而将俄国纳入了《租借法案》的施行范围。一个仅次于援助英国的大规模援助计划最终得以实施。

8月3日，罗斯福离开华盛顿，据猜测可能是去科德角海域进行一次仲夏垂钓之旅。埃莉诺回忆说：“经过多次的秘密磋商之后，我丈夫对我说，他要去科德角运河几天……说完他笑了，我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他此行的全部内容。”

“旅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次巡游有不同于往常的地方。”麦克因泰尔医生回忆道。随行人员只包括巴·沃森、海军副官约翰·贝德尔，还有麦克因泰尔——“所有人都是靠得住的渔夫”。的确，麦克因泰尔注意到，罗斯福似乎特别兴奋，但是这位医生以为他的这种轻松心情是“海上度假常给他带来的”。

“我打算外出10天。”罗斯福给他在坎坡贝洛的母亲写信说，“华盛顿的天气一直很热，我自5月以来第一次渴望盖着毯子睡觉。但是我现在感觉真的很好，战争的进程更使我心平气和，尽管日本人还在耍弄阴谋诡计。请务必保重自己，您会看到从‘波托马克’号传来的每日报告。”

动身之前，总统计划和玛莎公主一起沿着马萨诸塞州海岸去巴萨兹湾航海旅行。8月份公主和她的孩子们正在那里度假。“我希望这张地图足以让您在划上交叉记号的地点找到我们，”公主在给总统的信中说，“这是进湾之后右手边的第二个小码头，它隶属于新贝德福德游艇俱乐部，是一幢浅绿色屋顶的方形建筑。我非常期待您的来访。”

4日早晨，天气晴朗，总统的游艇找到了这个地方，将玛莎公主和她哥哥、瑞典王子卡尔接上船。玛莎公主来到美国已将近12个月了，当时，在白宫的小圈子之外，罗斯福见面最多的就是这位性情温和的漂亮女性。他们进行小型的集体垂钓，在甲板上吃午餐，然后开始钓鱼。那天，乘着小船的人们发誓说他们看见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身着运动衫和宽松长裤出现在游艇一侧。“他们回去告诉自己的朋友，”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道，“人家说他们真是疯了，肯定是在做梦呢。”在休假的最后一天，“波托马克”号掉头驶向南达特茅斯港。游艇接近港口时，总统将他的皇家贵宾带上一艘快艇，亲自护送他们上岸。然后，在明亮的月光下，“波托马克”号向着玛莎的葡萄园别墅驶去。

真正的故事是从“波托马克”号突然来到一小队美军舰队中间开始的——这支小型舰队由重型驱逐舰美军“奥古斯塔”号和5艘驱逐舰组成。“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美军的主要将领全部在场——其中有乔治·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美国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以及美国海军总司令恩斯特·金上将。总统来到“奥古斯塔”号上，准备启程穿过变幻莫测的海域，秘密驶往纽芬兰，与温斯顿·丘吉尔举行会晤。

大西洋的另一边，丘吉尔正亲自打点行装，准备登上一艘新造的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开始一次历史性的航程。在动身的那天上午，丘吉尔的副官发现他兴奋得像个小学生。“丘吉尔自从上哈罗公学以来，也许从来没有表现出如此精力充沛和兴高采烈。”W．H．汤普森司令写道，“他一颠一簸地穿过乡间草地，就像一个急匆匆的孩子手里拽着个气球一样。他满脸笑容，做着让人看不懂的手势，脑袋很快地左右晃动，嘴里还吹着口哨。”那天上午，丘吉尔三次问汤普森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终于盼来了预定的时间，他跳进等候着的汽车，“脸上绽开最迷人的笑容”。

“我们正在动身，”“威尔士亲王”号驶进公海时，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正是27年前的今天，德国佬发动了他们最近的一次战争。我们这次要好好对付他们。两次战争该让人受够了。期待着与您的会晤。”

哈里·霍普金斯在恶劣的天气中飞行了30个小时，从莫斯科飞往白海的亚肯齐机场，然后抵达位于苏格兰斯卡珀湾的英国空军基地，以便与“威尔士亲王”号碰头，和丘吉尔一起出席大西洋会议。在飞行途中，霍普金斯想起他把自己的救生药包丢在了莫斯科，但是他拒绝掉头。他知道，如果往回飞，就会与丘吉尔失去联络。由于没有了每天的药物注射，他的病情变得岌岌可危，罗伯特·舍伍德写道：当霍普金斯抵达“威尔士亲王”号时，他的命仿佛已“系在蜘蛛吐出的最后一根细丝末端上”。不过，经过18个小时的睡眠和紧急输液之后，他又奇迹般地好转。每天上午，他写着俄国之行的报告；下午，他和丘吉尔一起坐在甲板上谈话；傍晚时分，两人玩一个先令一局的西洋双陆棋。

在整个7天的航程中，丘吉尔无法抑制自己愉快的心情。他高兴地哼着小曲，在船上四处闲逛，几个月来第一次十分惬意地拿起了书本。想到即将与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会面，他就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你们会觉得温斯顿正在被送往仙境去见神仙！”霍普金斯后来如是说。在与霍普金斯的几次交谈中，丘吉尔努力想了解罗斯福在私下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新政”对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对德国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在大西洋的另一头，罗斯福也在向年轻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认识丘吉尔的弗朗西斯·帕金斯询问类似的问题：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任何人都发火吗？他有时会不会让愤怒蒙蔽了自己的眼力？

霍普金斯明白，这两位巨头能否和谐相处，对英美两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他了解两人的性格，能够看出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一位记者写道：他们都从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中了解到，“回家绕最远的路，有时候可能是回家最近的路。两人都长于辞令，天生具有出口成章的本事。他们都学过政治和历史。”不过两人也有不同之处。霍普金斯认为，罗斯福在国际事务中更富于理想主义，丘吉尔则依然是个旧式的帝国主义分子。罗斯福几乎总是一副魅力十足的样子，喜欢谈天说地，而丘吉尔容易态度粗暴，很少把时间花在说笑上。另一方面，丘吉尔为人处世比罗斯福更加直截了当，开门见山。霍普金斯主要关注的是，这两个人平日都习惯于扮演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见了面之后会继续争夺主角的地位。他担心他俩令人生畏的唯我独尊的个性会互不相让。当他初次抵达伦敦去见丘吉尔时，霍普金斯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R．默罗说：“我想你可以说：我到这里来，是想使自己成为两位首席女演员之间的触媒。”但是霍普金斯的担忧很快被抛在了一边。从两人见面的那一刻起就显而易见地表明，他们命中注定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战友，而且还结下了特殊的友谊。

8月9日星期六上午，“威尔士亲王”号旗帜飘扬，在乐队高奏索萨的《星条旗永不落》进行曲声中，出现在“奥古斯塔”号的视线内。“我们周围被美国海军众多大大小小的舰只所环绕，”丘吉尔的侍从副官汤普森中尉回忆说，“温斯顿·丘吉尔眼巴巴地盯着他们的火力装备，我们真是太需要这些火力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儿子埃利奥特的陪同下，站在上层甲板上，他的身影已经可以用肉眼分辨得出。当丘吉尔登上“奥古斯特”号时，人们都骚动起来，海军乐队奏起了《上帝保佑吾王》。罗斯福静止肃立了片刻，然后开始微笑，就像一道涟漪在他的面庞上散开，他看上去容光焕发，热情洋溢。汤普森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微笑。”“我们终于会师了。”罗斯福的欢快和兄弟般的热忱情不自禁感染了首相。“是的，”丘吉尔点点头，以同样愉快而优雅的语调说道，“我们的确会师了。”

开始的会谈议题集中在如何应对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日趋严重的侵略态势。一年多来，罗斯福一直竭力避免跟日本撕破脸，而在近卫文麿首相的操纵下，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已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在总统看来，重要的是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以赢得大量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动员企业为实现本国最终的对外政策——解除希特勒的威胁而奋斗。罗斯福相信过早与日本交战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在近几个月中，内阁成员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史汀生、摩根索和伊克斯主张使用更强硬的手段——包括海上石油的全面禁运。而赫尔则坚持认为，中止石油运输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6月，伊克斯作为分管燃料事务的政府官员，已被迫在新英格兰地区实行石油定量配给供应。此时，关于石油禁运的争论已显示出在国内政治上的重要性。“真是不可思议，”摩根索向总统描述最近刊登在《华盛顿星报》上的漫画时以奚落的口吻说，“画上的你背靠在一只油箱上，说：对不起，今天没有油。还有……画了一辆汽车开过来加油，车上司机是个日本人，赫尔正在把油箱加满……而萨姆纳·威尔斯在问：今天还有油吗，先生？”

尽管摩根索和伊克斯在不断地敦促实行石油禁运，总统还是继续坚持反对立场。他担心这样只会使日本开始打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主意，那就意味着太平洋地区将爆发战争。罗斯福在7月上旬告诉伊克斯：“控制大西洋局势对我们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至关重要。我只是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进行周旋——而太平洋上每发生一个小意外都意味着在大西洋上少了几条船。”

“日本人正在他们中间实行一种真正的拖延和破坏战术，”罗斯福进一步阐释道，“在过去一周内一直想决定他们怎样跳出下一步：是攻击俄国？入侵南太平洋海域（这样他们就可以明确与德国结盟）？还是会骑墙观望，对我们更加友好？没人知道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决策。”

但是在7月中旬，4万日军入侵盛产橡胶的印度支那，很快占领了整个区域。总统终于同意采取报复性行动。他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并通知日本，巴拿马运河将关闭以进行检修，同时还宣布，他正在削减所有高辛烷值的汽油供应。而史汀生和伊克斯认为所有的汽油——而不仅仅是适用于飞机的高辛烷值的汽油——都应当受到禁运。罗斯福则倾向于一步一步地“把绳索套在日本人脖子上，不时地拽他们一下”。

丘吉尔早已准备在大西洋会议上公开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他恳请罗斯福签署一份联合宣言，警告日本，任何侵犯南太平洋地区的行动都将导致美国与大不列颠“被迫采取对抗措施，即使这种措施可能引发战争也在所不惜”。罗斯福很严肃地考虑了丘吉尔的建议，但是他最终单方面选择了一种较为温和的言词，因为他担心联合宣言中的强硬措辞会对发动战争做出保证。

另一方面，两位领导人逐步制订了一项具体措施，最终委派美国特使将英美两国的战船一直护送至冰岛。尽管丘吉尔希望多得到一些美国的具体支持，但在告别时，他相信罗斯福“会发动战争，但不会公开宣布这一点，而且他在大西洋地区会变得越来越具挑衅性”，包括在海上与德国人发生冲突。

但是，大西洋会议使后人铭记难忘的，不是制订的一系列战略协议，而是一份拥护世界和平、寻求“最终推翻纳粹暴政”的激动人心的原则性宣言——《大西洋宪章》。一段时期以来，罗斯福始终渴望制订一套概括性的准则，以指导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盟国政策。对此，丘吉尔欣然表示同意。他热切期待着采用种种措施使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两国的大政方针步调一致。最后定稿的宣言呼吁两国绝不寻求领土扩张，绝不从事违背民众意愿的领土变更行为，尊重全体人民选择领导自己政府的权利，保护人民的自由贸易，并为实现两国裁军和永久性的综合安全体系而努力奋斗。

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而言，这次会议感人的高潮出现在星期天的上午。当时罗斯福在儿子埃利奥特的陪同下登上“威尔士亲王”号做祷告，并唱完了12首《赞美诗》。罗斯福穿过狭窄的舷梯，从“奥古斯塔”号步行走上“威尔士亲王”号，在船上绕行一圈后，来到后甲板丘吉尔身旁的指定地点。“威尔士亲王”号舰长W．M．约尔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人们感受到这一场面的高贵精神和力量。大家显然觉得他在付出巨大的努力，他决意沿着甲板步行，哪怕倒下也在所不辞。”两位领导人手捧《赞美诗》，加入到合唱行列。数百名英军和美军水兵肩并肩排成队，拿着同样的《赞美诗》，和他们一起引吭高歌。当天傍晚，丘吉尔若有所思地说：“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赞美诗》，或多或少怀着同样的信念。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正在发生的事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

“假如我们那时没有别的事情发生，”罗斯福后来说道，那么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举行的联合祷告仪式“便会使我们一直沉浸其中”。在那个短暂的时刻，天下一心的意志势不可当，整个船上闪耀着明朗与欢乐的缤纷色彩，两位巨人可谓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句句话语拨动着我们的心弦，”丘吉尔发自肺腑地说，“在场的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伟大时刻。”

会议的最后一天，从华盛顿传来一条令人不快的消息，大西洋上的欢乐气氛暂时被驱散了。大部分观察家们原来以为可以轻松过关的《义务兵役法案》扩充草案，在众议院仅以203票对202票之差艰难通过。1940年的《义务兵役法案》只需应征入伍者服役12个月，而扩充法案则要求服役期限延长18个月。假如当时有一票倒向另外一方，那么新的兵役制便会被扼杀，过去一年的辛苦就将统统付诸东流。

反对者们谴责这份扩充草案破坏了原先与应征者达成的只需服役一年的协议。马歇尔将军承认原先的法案在文字上有所疏漏，但是他争辩说，现在遣散兵员“将导致灾难性后果”。在过去两年中，美国陆军人数达到了原先的8倍，目前的数目正好“足够应付国防之需”。完全遣散士兵将摧毁“几乎所有美军师团的战斗力”。

在国会辩论达到高潮时，分散在全国各地军营中的100万应征入伍者搞不清他们究竟可以在几个星期内获准复员，还是被迫留在军队里继续服役18个月。《生活周刊》委派了一名记者前往亚拉巴马州的迈克利兰军事要塞，收集士兵们的情绪反应。在与5个团中的大约400名士兵进行交谈之后，《生活周刊》的记者得出结论说，军营里的士气极为低落。

士气低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普遍感到前途未卜。“就目前大家看到的而言，陆军根本没有目标。部队不知道是否会进行战斗，也不知道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爆发。”装备的匮乏也是牢骚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由于应征入伍的士兵以往几个月来一直采用假的步枪和纸板坦克进行军训，缺少真刀真枪使他们越来越不耐烦。“我们到这里来是学习闪电战的，而现在，我们得到的却是小儿科般的训练和炊事班的工作。”

这位记者评述说，在厕所的墙上，在卡车中，在炮兵场的角落里，人们随处可以看到“OHIO”的符号，它表示“十月逃离”（Over the Hill in October），这个暗码意味着原定这一年服役期满的10月将有大量士兵准备开小差。大多数城市兵过去不会做出如此过火的事，但是他们写信将心中难以抑制的怨愤告诉了自己的父母，而父母们又把儿子们的不满情绪转达给了国会议员。史汀生也承认士气低落，他在8月中旬向总统解释说：“缺乏具体的战争目标，加上武器运送受到拖延，各地的军事教官们无精打采，缺乏创造力，使士兵的精神面貌受到影响。我正在读有关这方面的来信。”

来自军营里的纷纷怨言毫无疑问使国会的差额投票变成势均力敌的较量。马歇尔将军的传记作者福雷斯特·波格评论说：“一些来自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范围的国会议员们满脑子都是明年的大选，一方面他们想支持军方，另一方面又想重新入主华盛顿，两者之间权衡利弊，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华盛顿。”

经过了一天漫长艰苦的辩论之后，8月12日进行投票。当天头顶上的楼座挤满了人。投票一开始就很清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在投弃权票。第一轮计票之后，得克萨斯州议员塞姆·雷朋宣布，国会的规则允许那些想改变主意的投票人走近讲坛下面的围栏边，通过喇叭进行确认。这样反复了几次，直到看到投票结果为203票赞成，202票反对的那一瞬间，雷朋立即宣布胜利。他喊道：“在本次投票中，203名议员投了‘是’，202名议员投了‘否’，本法案通过！”宣称这次投票尚未结束的共和党人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说有人还想变更投票，票数还没有相加。但是雷朋说这为时已晚，投票总数已经宣布出来了。

霍普金斯回忆道，如履薄冰的投票结果一经传出，对在大西洋上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明确无疑的震撼效果”，特别是对英国人触动颇深。英国人习惯于议会思维模式，他们认为民主党内部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意味着“缺乏信任”，这种情况在他们国家中将导致内阁垮台。“美国人是个奇怪的民族，”一个英国人这样评价说，“我搞不懂他们的想法。有朝一日他们将宣布捍卫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权利，而第二天他们又决定，由于一票之差，他们将继续拥有军队。”

尽管这场胜利赢得并不干净利落，然而这意味着他可以将服役期延长18个月，罗斯福并不泄气。一场近乎灾难的事件得以避免，军队得救了。

第11章　“一个完全变化了的世界”

正当美国对日本的关系在1941年秋季处于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罗斯福一家失去了两位亲人。9月份的3个星期当中，总统的母亲萨拉、埃莉诺的哥哥霍尔相继去世了。

那一年夏天，在坎坡贝洛，埃莉诺就发现婆婆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萨拉曾在6月患过中风，除了在午餐时露几次面之外，整个夏天她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埃莉诺在给安娜的信中说：“如果对她来说，现在的生活开始更受限制，那么我不会对此感到惊奇。”看着萨拉一天天衰弱下去，埃莉诺恳求她雇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萨拉固执地拒绝了，直到富兰克林打来电报，请求母亲可否为了他的“心神安宁”而聘请一位护士，她很快答复说：“当然，你有权利聘用一名护士，我很抱歉让你受到惊扰，真希望从窗外望出去就能看到你在这里。我会在屋里休息两天的，请放心，我唯一钟爱的人。”

护士的出现使萨拉打起了精神，她的健康状况也似乎有所好转。当别墅因为她的原因而关闭时，萨拉便坚持独自沿着前门的台阶步行，她不得不在半路上停下来，靠在栏杆上气喘吁吁。可是她走完全程后就倒在汽车后座上，体力不支。

萨拉从坎坡贝洛回家之后，埃莉诺9月上旬飞往纽约去见萨拉，帮她在海德公园里安顿下来。两个女人在一同吃早餐时，埃莉诺注意到萨拉脸色苍白，呼吸吃力。她突然预感到一种猝死的征兆，便打电话给正在白宫的富兰克林，让他赶回海德公园。埃莉诺小时候就曾因没有人告诉她父亲生病，直到父亲去世，她才恍然大悟，悲痛欲绝。有好几年，她都一直无法接受父亲已真的死去这一事实，现在她不想让富兰克林也品尝这种痛苦。

罗斯福被埃莉诺电话中的语调所打动，他决定连夜乘火车赶往海德公园。萨拉安静地躺在卧室的床上，她的哥哥弗雷德和姐姐凯西坐在身旁，当时她已获悉自己的儿子正在返回的路上。男管家宣布说：“总统刚刚发来一份电报，他将在明天早上9点半到达这里。”萨拉的心情明显好转，她说：“我会下楼到门廊那里去见他。”可是当晨曦来临时，萨拉却变得十分虚弱，根本无法冒险下楼。然而，她执意要为自己的爱子盛装打扮——她穿上了一件优雅的带花边的睡衣外套，把头发梳成辫子，并打上深蓝色的丝带。

萨拉的卧室位于一幢两层的翼楼，这幢建筑曾于1916年扩建，当时这座房子扩大为35个房间，从窗口望出去，她能俯瞰到自己钟爱的树木，并能看到前来造访这座屋子的客人。多年以来，当她向专程前来海德公园拜访自己儿子的名流淑女致意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欢畅！的确，当萨拉毫不倦怠的眼睛有几次发现在玫瑰园里乱扔的烟蒂，或者看到东方风格的小地毯上有几个小洞时，她十分恼火，但是她长久以来一直信奉“儿子的朋友就是妈妈的朋友”，即使这些人中有些是脑满肠肥、不修边幅、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报社记者。

萨拉得知这幢老屋在儿孙们的眼中依然颇具魅力，这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她觉得这比最近收到的任何生日礼物都要好，在庆祝八十大寿时，她曾经很喜欢孙子、孙女们献上的一卷卷礼物：“尽管我们散居在不同的地方，但海德公园一直是，而且会永远是我们真正的家。海德公园就象征着您，以及您在那里带给我们的所有欢声笑语。”

夏天，萨拉已开始行走不便，她就通过想儿子，回忆母子两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使自己愉快。她告诉富兰克林，“我躺在床上，或是整天坐在舒适的椅子上”，但是“你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中，并且永远埋藏在我心底”。她坐在阳光灿烂的窗前，给朋友和家人写着短信。萨拉坦率地说：“我日日夜夜惦念着你。”实际上，儿子在萨拉脑海里的影像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即使母子分处两地，她也能想象出儿子在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人物在一起。比如说，当她第一次听说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在大西洋的某个地方会晤的传闻不久，便能在脑海里看到两人在她的草坪上漫步的情形。

9月6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总统如事先答应的那样，走进了碎石小径。萨拉躺在用柳条支撑的躺椅上，这时儿子出现在门口，他急匆匆踏着碎步向母亲走去，吻了吻她的面颊，用那双他在一生中一直带给她同样温暖的手触摸她。差不多在40年前萨拉就曾在信中写道：“既然他现在已经回来，一切都已变了样。”当时富兰克林从一次欧洲之旅中返回，“这种天伦之乐又回来了。”

那天早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到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富兰克林把他和温斯顿·丘吉尔举行的首脑会晤详详细细地讲给母亲听，并告诉她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母子俩还畅叙了一番旧事。在晚上举行的家庭晚宴上，大家都认为萨拉的身体已有所好转，希望病情早日缓解。不料在晚上9点30分，萨拉的病情恶化为深度昏迷，医生无法唤醒她。一个凝固的血块潴留在她的肺部，血液循环系统功能完全丧失，富兰克林回到萨拉的房间，大半夜都守在她身旁。埃莉诺打电话给家人和朋友，告诉他们，母亲大限已临。

黎明时分，这位将死的妇人躺着，一动也不动。她的面庞上，那宽阔的眉毛，高耸的颧骨，那优美的嘴唇和颇具贵族气质的面部轮廓，并没有因死亡的迫近而变形。终于，在将近中午时，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在儿子的守护下离开了人世，这时离她87岁的生日还有两个星期。

不到5分钟，既没有狂风暴雨，也没有雷电的情况下，这座院子里最大的一棵橡树訇然倒地。“总统走出去看这棵树，”罗斯福的保镖迈克·瑞利回忆说，“和所有的人一样，被这一显而易见的征兆所震惊。”地理学家后来解释说，由于海德公园地区周围的砂岩层上面的地表土质单薄，出现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然而，对于任何了解总统母亲的人来说，这样的解释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萨拉去世之后的日子里，《纽约时报》报道，总统“在与世隔绝的程度上，比就任现职的任何时刻都要严重”。他取消了所有的约会，在海德公园的家中“躲进小楼成一统”。至少有一段时候，战事退居次要地位。

“我非常奇怪，我无法动笔。”埃莉诺在萨拉去世的第二天给希克潦草地写了封信说，“昨晚我大半夜没上床，我一整天都在照看亲属。”

埃莉诺“理所当然地打理着一切”，富兰克林的外甥女海伦·罗宾逊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正是埃莉诺叫来了丧事承办人，将遗体从二楼的卧室搬到放有一排排书架的宽敞的藏书室。在这里，在罗斯福家族列祖列宗的肖像之下，萨拉的遗体静卧在桃木棺材里。埃莉诺跟弗兰克·威尔森见面，商谈葬礼事宜。威尔森牧师是一家乡村教堂的长老，萨拉在这家教堂做了半个多世纪的礼拜。“没完没了的琐碎事，”埃莉诺心力交瘁，对她的姨妈莫德·格雷直率地说：“要换的衣裳，账单，书籍，文稿，如此这般，等等。”

“葬礼既得体又朴素。”埃莉诺写道。威尔森长老主持圣公会祭奠时，萨拉的家人和朋友，仆人和租客，端坐在藏书室萨拉多年来收藏的油画、手迹以及古董家具当中，然后棺材被送葬的行列运往3英里以北的圣詹姆斯教堂后墓地。大约有36名男女聚集在高耸的松树下，观看萨拉的棺木紧挨着丈夫詹姆斯的墓下葬入土。总统乘坐一辆私人敞篷轿车来到教堂，他站在一旁，一只手扶着车门。《华盛顿邮报》记者埃米·波特写道：“他一直没有朝墓地方向望去，也没有回头看看他妻子投来的焦虑的一瞥。”最后，在教堂响起的一串丧钟以及那熟悉的“土归土，灰归灰，尘归尘”的祈祷声中，肃穆的葬礼降下了帷幕。

“我认为富兰克林会忘记过去所有的烦恼，而只会记住愉快的事情。”埃莉诺在给莫德·格雷的信中说道，“那样也挺不错。”的确，在母子关系的任何方面，让人烦恼的事是很多的。萨拉常常会这样问：“难道你不觉得在一个晚上你已喝了足够多的……鸡尾酒？”“你答应过我你会去看望（海德公园的邻居）伊迪丝·尤斯蒂斯，”她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封信中提醒富兰克林，“所以请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已经是一位成熟的男人，甚至当他做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后，萨拉还是会不断地让他开后门，并且监听他的电话。“妈妈，拜托您把电话挂上。”一位亲戚有一回听到总统对母亲这样说，“我听得见您的呼吸，快点儿挂上。”还有一次，当时萨拉已82岁，而富兰克林已经56岁。萨拉向海德公园的记者简要地宣布说，第二天她不会让儿子上教堂，因为他还有一大堆的信要写。

尽管如此，正如埃莉诺所预料的那样，一旦萨拉撒手人寰，在罗斯福的脑海里，往事中美好的一面像浪潮一般汹涌而至，而那些不谐和的回忆被抛在了一边。长久以来，罗斯福一直怀念当年因为患猩红热而被隔离在格罗顿公学疗养院的那段难忘的日子。由于当时不准任何客人进入隔离室，每天萨拉就好几次爬上一架晃晃悠悠的高梯子，隔着窗户朝里张望，跟里面的儿子说话。“我一眼望去，”萨拉后来写道，“就会看到他苍白的小脸绽开喜悦而又让人心疼的微笑。”同样珍藏在记忆深处的情景还有海德公园的冬夜，他仰卧在藏书室壁炉前的地板上，整理粘贴他的邮票，妈妈为他大声念着书。

总统强忍住悲痛熬过了最初几天。后来在一天下午，他和秘书格蕾丝·塔利一起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一只从没见过的盒子。盒子里面的每项物品上都有萨拉以熟悉的笔迹悉心填好的标签，其中有他的第一双鞋，他在洗礼式上穿过的衣服，他的儿童玩具，他的一卷胎发，以及他小时候送给妈妈的各色小礼物。罗斯福泪流满面地看着这一切，低声对格蕾丝说，自己想独自待一会儿。眼泪绝不是他所习惯的感情流露，画在他脸上的忧伤将以往的欢乐一扫而空。格蕾丝再也看不下去，匆匆离开了房间。杰弗里·沃德说：“他的手下没人见过他流泪。”他的整个一生都无法面对如此不可遏制的心碎。

埃莉诺更是思绪万千，心潮难平。当她看到萨拉脸上神态安详，“所有的线条都很平滑，面部轮廓美丽十足，”她对萨拉“丰富、完整而自信的人生”不由肃然起敬。“她热爱她自己的家乡和故土……她曾亲眼目睹她唯一的儿子三次宣誓就任总统，并且仍然认为她的丈夫是她所认识的最棒的男人，她最强烈的个性是她对家庭的忠诚，如果世界上其他任何人要伤害她的家人，那么她会像母虎一样跳起来奋力反击……许久以来，她曾经深思过丈夫身边这一最后的人生归宿。”

尽管如此，许多年以来，在埃莉诺和萨拉的感情交往中，依然有着太多的伤痕，让埃莉诺难以深刻地感觉到失去亲人的悲痛。“我被自己吓住了，因为我无法体验到任何真正的悲伤之情。”埃莉诺在致安娜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经过36年还算得上亲密的交往之后，有这样的感觉是很可怕的。”在她和富兰克林刚结婚那会儿，埃莉诺在婆婆身边的时间比陪伴其他任何人所花的时间都要多。她和婆婆一起吃中饭，和她一起驾车访友，黄昏时分和她一起喝茶，从装饰家庭到孩子们的生活问题，事无巨细，对婆婆的话无不洗耳恭听。但是这一段光阴在埃莉诺的记忆中打上了屈从和寄人篱下的烙印。“我曾经对年轻时的生活有着如此之深的惴惴不安。”她后来解释说，“起初，婆婆给予我的安全感让我莫名感激，”但没过多久，埃莉诺就被萨拉的颐指气使搞得情绪低落。

埃莉诺不断地对萨拉的意愿委曲求全，这种紧张终于使她感到不堪压抑。在她和富兰克林搬到东65号大街萨拉为他们购买的一处新居几个星期之后，埃莉诺终于爆发了。几年之后她回忆，“我并不很清楚当时我究竟怎么了”，只是“坐在梳妆台前哭泣，当我那手足无措的年轻丈夫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我说我不喜欢住在这幢房子里，因为它根本不属于我，我在其中没有发言权，这不代表我理想的生活方式。丈夫是个极其通情达理的人，他认为我的想法简直不可理喻，并且轻柔地和我交谈，他说一会儿我就不会这么想了，然后他让我独自待在房里，直到我差不多镇静下来”。

埃莉诺很快打起了精神，但是跟萨拉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缓解。当埃莉诺决定重新装修自己公寓的一半房间时，萨拉告诉她不必再费心了，因为“她在半小时之内能让它充满魅力”，而且，她的房间比她儿媳的房间更让大家喜爱。埃莉诺的衣着、姿势和相貌一次又一次地被萨拉不无轻蔑的嘲讽所刺痛。萨拉会当着晚餐客人的面告诉埃莉诺，“如果你用梳子梳一下头，亲爱的，你会看上去好看得多。”

“过去发生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几年之后安娜沉思地说，“如果妈妈当年有自信与祖母对抗，两人也许会分家，可是妈妈那段时期不知道怎样去反抗。”多年来，埃莉诺心中的积怨愈来愈深——这种积怨主要是针对她自己，因为埃莉诺长期以来对每个人的意愿都甘心服从，自己却常常委曲求全。尽管她过去已不再依赖婆婆，但直到萨拉去世，埃莉诺才完全认识到，她早年的婚姻生活离真正的独立自主有多么遥远。“我凝视着婆婆的脸庞，”埃莉诺对乔·拉什说，“理解了许多我以前从来不曾理解的事。”埃莉诺意识到，假如萨拉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那么她的儿媳将会在哈得孙河边过着平静的日子，而习惯于油盐酱醋的家庭生活，“她认为土地与家庭永远密不可分”。

埃莉诺内心深处对萨拉的情感波澜平息之后，便走出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度和富兰克林在一起。“妈妈来到爸爸身边安慰他，”詹姆斯回忆说，“她和爸爸待在一块儿，在葬礼过程中站在他身边，然后立刻和他一起共同度过悲伤的日子。在我的回忆所及之处，她对爸爸的爱从来没有如此显露无遗。她是在发生不测事件时可以信赖的人，爸爸知道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罗斯福夫妇间的沟通，很显然已让各自重新刮目相看。埃莉诺知道丈夫需要她，于是取消了一次盼望已久的西海岸之行，以便留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意识到，萨拉已经去世，埃莉诺现在成了白宫的女主人，于是问他妻子：“31号我可以邀请麦肯齐·金来海德公园做客吗？”“你会让我知道吗？”然后第二天，富兰克林收到了萨拉的朋友寄来的一封慰问长信，便将它转交给埃莉诺，还附上一张私人便条：“务请做一位天使，帮我回这封信！”就连亨利埃塔·内斯比特也注意到，当她有一天早晨走进埃莉诺的卧室时有些异样。她出乎意料地发现，总统正在和埃莉诺共进早餐——“这对两人来说都是少有的。”内斯比特评论说。

然而，埃莉诺还是小心翼翼地和丈夫保持距离，她给安娜写信说：“你爸爸今天突然向我提出，我最好去住奶奶的房间（面积是她自己简朴房间的两倍），但是我就是不能，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当然，我知道自己还得在那里住一段日子，可是他在那里的时候，我担心他不会意识到那一点，也不会喜欢，或者理解这种想法。你和你的兄弟们对这些事会谅解，还是怨恨？”

在埃莉诺看来，是大宴会厅的生活形成了老太太那种难以接近的个性。唯一能让埃莉诺感觉这里是个家的办法是对房子重新进行装修。她首先想到要把萨拉舒适的家改造成她自己的一间书房。可是，正如她很快发现的那样，试图改变房间里任何东西的想法都会引起丈夫深深的焦虑和不安。他希望让老房子保持原样。他唯一赞成的变动，是遵照萨拉在1941年秋去世前提出的要求，将他房间的外观改建成1882年他出生时的那样。富兰克林从不断然拒绝埃莉诺的想法，这样的冲突在他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他等待安娜回到东部来，然后再告诉她自己绝对不想让这所老房子有任何改变。在安娜转达罗斯福的这个愿望之后，埃莉诺说，换言之，“海德公园现在成了一个圣地，它仍然不是属于我的家。”

萨拉去世的同一个星期，埃莉诺的弟弟霍尔在家中病倒，并被送往纽约州坡基普西的瓦沙医院。埃莉诺在致莫德·格雷的信中说，“正如他们从前警告过他的那样”，多年习惯性的酗酒毁了他的肝脏。当埃莉诺来到弟弟的病床前，霍尔恳求她满足两个愿望，一是把他转送到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医院，二是给他带一瓶杜松子酒。第一件事很容易，打个电话转院手续就办妥了。第二件事却颇为棘手，埃莉诺把烈酒看成她的死敌，它害死了父亲，毁了几个叔叔和一个弟弟。但是现在既然霍尔已是日薄西山，埃莉诺决定尽可能让他感觉舒服一些，她不顾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将一瓶杜松子酒从海德公园的家中偷偷带进了医院。

让大家奇怪的是，生性喧闹的霍尔和他姐姐相比显得特别不一样。他的外貌跟姐姐颇为相像——脸庞较大，黑头发，蓝眼睛。但是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轻薄少年的那种永不消逝的微笑，而他姐姐却常常浮现出焦躁不安的神情。由于父亲、母亲以及小弟弟埃利奥特都相继离开人世，霍尔便成了她家族中唯一的亲人，埃莉诺深深地爱着他，常常把他当作儿子而不是兄弟。埃莉诺结婚后，仍然在纽约城里的家中为霍尔保留了一个房间，以便让他总有家的感觉。

但是埃莉诺越是承担起家庭责任，霍尔就越是变得放浪形骸和玩世不恭。当年他曾是哈佛的一名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富兰克林和埃莉诺都觉得霍尔的才情在他们之上。但他永远不能定下心来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从机械业到银行业，从银行业再到行政机关，霍尔都干过。他在20多岁时开始酗酒，并且一直没有戒过。到50岁时，他已经离了两次婚，每天要喝3/4加仑到1加仑的高档葡萄酒，外加杜松子酒、朗姆酒和威士忌。

当霍尔沉迷于杯中物时，他变得牢骚满腹，并且粗俗不堪。安娜的儿子科蒂斯·罗斯福还记得当年他被舅舅吓呆了的情景。“噪音音量很高，”科蒂斯回忆说，“说话的声音非常沙哑，他的胡闹行为开始有点儿离谱。我很害怕他把我抱起来，扔向空中，却忘了把我接住。”埃利奥特·罗斯福回忆，在白宫正式的晚餐会上，霍尔“喜欢恶作剧地挤撞别人膝盖接缝处上面的神经”。大家在第一道菜吃到一半时，米西突然一声尖叫，盖过了其他14位宾客的谈话声。只见她从座位上跳起来，我们都知道霍尔又在搞他的鬼把戏了，坐在末座的埃莉诺柔声对她的弟弟说：“我希望你别做那些事。”

尽管如此，没有人能像霍尔那样使埃莉诺开怀大笑，他的全身都放射出魅力，并且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享乐天才。“跟我爸爸一起跳舞，让埃莉诺感到无比幸福。”霍尔的女儿伊丽·沃特金斯回忆说，“爸爸的舞蹈水平极佳，她喜欢和爸爸一起跳华尔兹。当她看到了幸福，你会觉得她正在触摸它，并喜欢它所带来的温暖。我深信，姑妈和爸爸在本质上都很苦恼，爸爸以他欢乐的言行掩盖自己的忧愁，而姑妈却以她的辛勤工作来掩饰不幸。最终，姑妈沉迷于工作的程度就像爸爸沉迷于喝酒一样严重。”

萨拉的葬礼结束后，埃莉诺立刻返回华盛顿，同弟弟会面。虽然霍尔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无法辨认出他的情侣齐娜·拉塞特、女儿伊丽，但他似乎能认出埃莉诺。埃莉诺的出现使他得以安静下来。“眼看着霍尔死去，而齐娜痛苦不堪，这真叫人难受。”埃莉诺忧郁地向安娜吐露说，“这是一次悄无声息的死亡。红桃木般的颜色开始在他全身扩散，大部分时间除了头部，全身其他部位都是这种颜色，言语变得越来越难懂，他不断地、不自觉地晃动身体，因此你要试着让他安静下来。这的确是最令人悲伤的。”

埃莉诺去探望她垂死的弟弟时，富兰克林正在起草9月11日向全国发表的一次重要讲话。他一度将保卫美国的重任托付给大西洋上的护卫舰队，但是他还没有将新的大政方针公之于众。当美国军舰“格里尔”号遭到潜艇攻击时，这一事件使他找到了所需的理由，来赢得护卫舰队背后的民众支持。

围绕着攻击“格里尔”号所发生的事情并不像总统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中所讲述的那样，他说德国潜艇“率先向美国驱逐舰开火”，他声称“格里尔”号作为一艘美国舰只的身份是“不会搞错的”，而事实上，“格里尔”号在一架英国飞机发出警报说有德国潜艇出现之后，曾有意要悄悄靠近德国潜艇。在它继续追踪的同时，英国飞机使用深水炸弹攻击了这艘潜艇，德国潜艇发射了几枚鱼雷，“格里尔”号也回敬了几枚深水炸弹。这场追逐最后平静地偃旗息鼓。海军向罗斯福报告：没有确切证据表明那艘潜艇在开火时知晓“格里尔”号的国籍。

可是，德国鱼雷已经向一艘美国军舰发起攻击这个事实，对罗斯福而言，足以让他再次阐明海上自由原则。“无论需要多大努力，无论需要多大代价，”总统向轴心国的首领们发出警告说，“我们都将在这片防御性的水域保持合法贸易渠道的畅通……让我们重申这个警告：从现在起，如果德国或是意大利的战船进入这片水域，美国军队将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他们在自身遇到危险时会这样做……当你看到一条响尾蛇摆好架势准备攻击时，你不必等到它咬你一口后再把它踩死。这些纳粹潜艇和战斗舰正是大西洋上的响尾蛇。”

为了实施这一警告，总统宣布了政府关于护卫英国海上给养的最终决议，以及美国海军做出的一项新政策，根据这项政策，海军可以向任何出现在防区视野内的德国入侵者开火。史汀生写道：“这是总统做出的一份最强硬的声明，以及至今为止所采取的最积极的行动。”丘吉尔对此欢欣鼓舞，北大西洋的海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总统的“看见就打”的政策赢得了62％的美国民众的坚定支持。华盛顿记者大卫·劳伦斯报道说：“国会山上颓靡不振的气氛几乎在一夜之间得到改观。”发动进攻的消息使“许多国会议员说美国人民不会让他们的军舰开火，对海上自由的捍卫将再一次面临参众两院物质上的支持”。

然而，总统所说的“格里尔”号攻击事件所产生的积极后果，设下了一个不幸的先例，它多年以后将一直萦绕在美国公众的心里，参议员威廉·富尔布莱特在东京湾事件引发越南的加剧扩张时说：“罗斯福好心肠的迂回包抄，使林顿·约翰逊更加轻松地以坏心肠来实施同样的迂回包抄策略。”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总统将12名客人带到海德公园，其中包括皇储玛莎公主和她的三个孩子，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埃塞尔，以及两个孙子孙女。尽管距离母亲去世只有两个星期，但他还是想使大宴会厅再度充满生命活力和欢笑。星期天，霍尔的病情开始恶化，麦克因泰尔医生向在海德公园的总统通报说，霍尔“身体突然变得非常糟糕，他也许熬不过今天下午”。当时埃莉诺还留在华盛顿，闻讯后急忙赶到医院，总统也驱车前往高地车站，赶乘开往华盛顿的夜班火车。埃莉诺赶到医院时霍尔的病情极为严重，便决定留下来陪夜。她断断续续地和衣而眠，醒来时发现霍尔吃力地呼吸时发出的可怕声响。

“这真是糟糕的一天。”她对一直在白宫陪伴自己的乔·拉什吐露说，“如果我相信有地狱，那么我心目中的地狱就是坐立不安地看着一个人艰难地呼吸，在恢复一丝清醒时费劲地吐出几个字眼。我想着，这就是曾经和我一起玩耍并被我责骂过的小男孩。他本该拥有更多的生活，而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这是苦涩的事，我爱霍尔的一切，尽管也许多少有些迟到的粗心大意（原文如此），但他终究是我的一部分。”

“总统今天早上回来了，”汤米告诉安娜，“带着皇储公主和奥斯特加德夫人，吉米那里又住着莫里斯·本杰明一家人。如果霍尔在今明两天有个三长两短，我怀疑他们是否会有离开的意思。真的，我很怀疑。”

生命的结局出现在9月25日星期四凌晨5点。弟弟去世时，埃莉诺正好守在他的身旁。她筋疲力尽地在早餐前回到白宫，径直走进丈夫的卧室。吉米和他父亲在一起，当妈妈回到家时，接下来的亲密场面深深地打动了他，这动人的一幕在多年以后还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的记忆之中。“‘霍尔死了。’埃莉诺简短地告诉富兰克林。父亲冲上前去来到她身边，张开臂膀把她抱住。‘坐下，’父亲的话语如此轻柔，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他当时说话的声音。然后他坐在她身旁，拥抱着她，亲吻着她，把她的头揽在自己怀里。我想她没有哭，因为妈妈已经忘记了怎样哭泣，她把自己的伤痛化解在父亲的拥抱之中……就他俩婚姻生活中所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分离而言，在他们之间依然存在一个外人无法打破的情感契约。”

霍尔的痛苦终于结束了，尽管埃莉诺对此松了一口气，但她还是感觉仿佛自己失去了一个孩子，而且让她极为难受的是，霍尔虚度了他本该有的美好年华。“我婆婆享年86岁，她曾有过美好的生活，尝遍了人间百味。”埃莉诺对她的一位记者朋友玛莎·盖尔洪发表议论说，“而霍尔才活了51岁，他本应当享受到他一生之外更多的精彩世界。”汤米评述说，让她最为烦恼的，是霍尔“虚度了锦绣年华。如果他由于自然衰老而得病，我想埃莉诺会好受些”。

汤米回忆道，那天晚上，埃莉诺用了好几个小时翻阅霍尔的旧相片和书信，并讲述他俩的童年。在影集中有一张是霍尔蹒跚学步的照片，照片上的他长着一头金色的鬈发和一张小圆脸。在一个文件夹里，埃莉诺找到她父亲在生活中遇到伤心事时写给她祖母的一封信，还有一沓霍尔写给她的信。读着这些信，埃莉诺伤感万分，汤米就劝她将这些书信统统烧掉，把这些回忆从生活中驱逐出去。埃莉诺同意了，她点燃了一堆火，慢慢地把一封又一封的书信扔进了火焰中。

“失去某个你所爱的人真是难以忍受。”几年以后，埃莉诺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但是当悲伤之中夹杂着悔恨和虚度光阴的意识，心中就会平添一份苦涩，日复一日，这份感觉甚至让人更加难以为继。我想，那年秋天，在民防局的办公室里，我用拼命地工作来麻木自己的感情。”

前一年的春天，总统建立了民防局，广泛号召征募男女儿童成为国防志愿者。当埃莉诺的朋友拉瓜蒂亚市长被提名为局长时，埃莉诺觉得经过自己的奋斗已经成功地将社会公益服务纳入国防领域。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由于民防局依然不太情愿下定决心签约雇用空袭看守员、飞机着弹点观察员以及自愿者火警队员，埃莉诺感到很失望。

在萨拉去世前一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埃莉诺隐晦地指责民防局无法完成使命，宣称“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给予民众志愿者以足够的机会去参加国防行动”。新闻界把她的意见当成是对拉瓜蒂亚领导失误的批评。“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亿三千五百万人，”拉瓜蒂亚在致埃莉诺的信中说，“其中一亿三千四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的批评没有触动我，而你的批评做到了这一点。”这位市长继续建议说，假如埃莉诺真的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她应该到民防局来担任局长助理。

对于拉瓜蒂亚提供的职位，埃莉诺颇为心动。从她到华盛顿的第一天起，就渴望能得到一份具体的工作，以聚精会神搞好自己的事业。她相信，有了特定的工作，就终究有能力坚持自己的信念，并看到努力的最后成果。然而，在接受这个无报酬的局长助理职位前夕，忧虑征服了她的内心。这将是第一夫人有史以来担任的第一个政府公职，如果所有想对总统含沙射影的人都把她当作攻击的靶子并赶她下台，那该如何是好？如果她和拉瓜蒂亚之间发生冲突，又如何是好？“民防工作让我忧心忡忡，”埃莉诺坦率地对一位朋友说，“因为我不想做这项工作，而……此时此刻我情绪非常低落。”

尽管非常担心，埃莉诺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并许诺在9月底汇报工作。随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状态，了解熟悉民防局的组织特点。汤米在给安娜的信中说：“我真诚地认为你的母亲将从民防局的工作中得到巨大的收益。当她谈到民防局的工作时，她的眼睛里会闪烁出光芒，焕发出一种久违了的神采。”实际上，在目睹霍尔的不幸后，在民防局的工作成了埃莉诺继续她人生之路的精神支柱。

9月27日星期六，在纽约州提沃里市霍尔家的地下灵堂内，举行了霍尔的葬礼。葬礼结束后，富兰克林和埃莉诺驱车前往海德公园度周末。由于无法入眠，埃莉诺在凌晨3点走下楼来，花了3个小时在头脑中整理民防局的工作思路。黎明时分，她开始做笔记，详细地记录了她在上任的头一个月里希望达到的工作目标。她曾经说过：“如果我感到沮丧，我就会去工作。工作永远是沮丧的解毒剂。”

9月29日星期一，是埃莉诺上班的第一天。第一夫人挑选了一套黑色真丝西装，领口点缀着少许白色和几道珍珠色。清晨的空气干冷而清新，她步行从白宫走到位于杜邦环行道的民防局办公室。即使大步快走，埃莉诺走完这段路也要花上半个多小时。可是埃莉诺认为，既然没有其他的锻炼方式，便决意上下班步行。在途中，一位年轻女子从后面赶上来，在她身边说：“您是罗斯福夫人，我来自加利福尼亚，一直想和您握握手。”这次邂逅，使埃莉诺在走进她的九楼办公室时显得信心十足。

埃莉诺和她的朋友兼助手伊莉诺·摩根索共用一间办公室，房间里有两张书桌，一个灰色的壁炉以及一张红地毯。在那天早上举行的一次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上，埃莉诺承诺说自己将在每天早上9点钟上班，并尽可能长地坚守岗位。至于将要做的工作，她简要地列出了三个目标：一是给每一位希望成为志愿者的民众一个培训上岗的机会；二是提供可能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职位，如护士学校、娱乐设施、住宅开发以及为老年人提供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三是培训普通市民，以达到可提供紧急救援服务的要求。

尽管埃莉诺对防御的宽泛阐述逐渐引起她与国会之间的冲突，但她在上任伊始几个月内的工作还是颇见成效的。由于埃莉诺仍然要承担起每天的专栏文章、每周一次的电台广播、每半年一次的巡回演讲以及大量的私人通信往来，她时常被硬逼着处理堆积如山的事务，但是她为自己在民防局的工作以及这份工作只属于她而感到无比自豪。埃莉诺给玛莎·盖尔洪的信中说，“我简直忙得不可思议”，可是信中的语气却让人感到她对自己狂热工作中的每一分钟都无比热爱。

在富兰克林那一面，他很高兴看到埃莉诺如此快乐并专心致志于工作。社会保障地区主任安娜·罗森伯格笑着说道：“他很高兴把埃莉诺的精力引向别处，这样就能使她离开丈夫而单独从事其他工作。罗斯福知道她有失落感，因为许多自由主义的计划必须抛在一边。”

“我听到了什么？”一天早上，富兰克林对埃莉诺开玩笑说，“你昨晚整夜没睡？”埃莉诺点点头，“我一直在处理邮件，没注意时间，当天突然开始放亮，我才想到上床睡觉已经没有必要了。”

埃莉诺整天忙于工作，跟丈夫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缓和了。拉什记录了9月的最后一天在总统书房度过的一个欢乐夜晚。富兰克林和哈里·霍普金斯当时正要坐下吃晚饭，埃莉诺带着拉什一起匆匆走了进来，她连连为自己的迟到说抱歉。让埃莉诺高兴的是，总统还没注意到她的迟到。她后来评述道：“一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很忙碌是有好处的。”过了一会儿，大家的话题集中到拉瓜蒂亚市长身上，他对消防车孩子般的迷恋引发了不少笑话。大家又从拉瓜蒂亚市长谈到本杰明·富兰克林。总统催促埃莉诺把霍顿制作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半身雕像放在她的卧室，他开玩笑说：“这样你就可以经常说：‘我和富兰克林在一起。’”随后，总统要大家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四位杰出人物，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他说他选的是本杰明、杰斐逊、泰迪·罗斯福以及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秘密顾问奥雷里伯爵，“因为这几位的生平对他而言真可谓了如指掌”。埃莉诺列举了自己的选择：安妮·哈钦森、哈丽雅特·比彻·斯托、艾米莉·狄金森和卡丽·查普曼·卡特。大家都说完了，拉什总结说，这真是“一次兴高采烈的晚会”。

两个星期之后，恰逢埃莉诺的57岁生日，总统请她与自己一起参加一次河上航行观光活动。利用这次机会，他还邀请了埃莉诺的一群朋友，其中有汤米、乔·拉什、舞厅舞蹈家梅瑞丝·钱妮和海伦·加海根。“我们大家都玩得很尽兴，”拉什在日记里写道，“尽管她不希望自己的生日惊动任何人，但她还是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下午，埃莉诺坐在甲板的椅子上写信，总统则品玩他的邮票，宾客们团团围坐在一起聊天。而在6点30分，所有的人都开始聚在一块儿吃大餐，喝香槟酒，为埃莉诺干杯祝福。总统在祝酒时满怀深情地指出，一年多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能让妻子来到他的船上，因此这个场合特别值得庆祝。

在9、10月间，总统一直全神贯注于大西洋的U形货船沉没事件。9月19日那天，一艘美国货轮“粉色之星”号在格陵兰沉没，损失的货物包括足够350万英国人吃整整一星期的切达奶酪、300头奶牛生产一年的脱脂牛奶以及需要300名劳动力花4个月生产的成箱机械工具。3个星期以后，美国耗资500万美元在新泽西州建成的最新型驱逐舰“基亚尼”号，在冰岛附近加油时遭到鱼雷攻击。此事发生后两个星期，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沉没，100余名美国水兵丧生。

“我想海军已由于无法扑灭潜艇的威胁而完全吓破了胆。”史汀生在日记里承认说，“德国人采用了集团搜寻的新办法，他们在水下隐身开火，这是一种新情况，非常棘手。”

罗斯福明白，除非美国能保持海上走廊畅通无阻，否则1941年的《租界法案》将会功败垂成。他决定说，该是实行下一步战略的时候了，这便是请求国会删除《中立法案》中阻止商船配备武器的限制性条款。他曾考虑在7月召开国会，但有人告诫他说要求修改法案会激起一场阻挠议案通过的冗长辩论，并且对草案的扩充也将产生危害时，他让步了。然而，人们的看法正在改变。4月，只有30％的美国民众赞成美国船只应当配备武器，而到了9月底，这个数字上升到46％，眼下，随着最近舰船沉没事件的不断增多，72％的压倒性多数赞成为商船装备武器。

然而，要想让国会立法批准此事仍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修正案在众议院以微弱多数得以通过，而在参议院则遭到了阻挠。那里的政治批评家们争辩说：美国正在海上挑起事端以激起美国公众的愤怒，“如果我们继续寻找麻烦，”参议员罗伯特·雷诺兹发出警告，“那么我们最终就会陷入真正的麻烦。”“是否所有的人都对美国舰只遭到攻击感到惊奇呢？”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约翰·弗莱恩问道，“美国战船在好斗的‘诺克斯’号战舰指挥下，正在搜寻德国潜艇……美国公众必须认识到……他们是一个阴谋的牺牲品，这个阴谋便是企图把他们赶向战争。”

经过11天尖锐激烈的辩论，参议院终于在11月8日以13票之差通过修改《中立法案》，允许商船配备武器。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政府在起草重大外交政策时首次遇到如此微弱的投票差距。投票数的接近使罗斯福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突发性事件，就没有机会促使国会投票表决向德国宣战。“他已经无计可施了，”罗伯特·舍伍德评论道，“他装了一大群兔子的口袋现在已经空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事件的发生。

他没必要等那么久了。日本人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总统在战争的进退两难中得到了答案。

日本在7月进犯印度尼西亚之后，罗斯福已同意批准一项制裁政策，其中包括辛烷油的禁运。在他与丘吉尔举行大西洋会议时，该项制裁政策由其下属执行。现在，有限的禁运成了全面的制裁。当罗斯福意识到所有类型的石油运输都对日本实行封锁时，要想不加示弱地反悔已为时太晚。

日本无法忍受石油禁运，能源危机使日本人杀心骤增。10月16日，日本战争大臣东条英机取代近卫文麿成为内阁总理大臣，他让日本外交官直到11月的最后一天仍保持对美方的正常外交接触，以争取结束制裁。如果他们失败了，战争将在12月初爆发。与此同时，一场对珍珠港的大规模空袭正在积极准备之中。

日美谈判的障碍来自中国。尽管日本正准备同意从印尼撤退，并且承诺在现有位置上不做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以作为美国对日本解除禁运的回报，但它拒绝全部从中国撤军。有段时间，罗斯福看上去可能会接受日军从中国部分撤退的计划，但是由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强烈抗议，美国陷入了困境。

谈判一拖再拖，而总统依然坚持我行我素，按部就班。东条攫取日本政权的那个周末，罗斯福正在海德公园与玛莎公主和哈里·霍普金斯在一起，安娜和约翰·伯蒂格也在那儿。他俩从西雅图飞往东部，前来进行短期探亲。天朗气清，秋高气爽。罗斯福如往常一样，在熟悉的环境里找到了休息带来的舒畅感觉。他白天驾车穿越乡村，或是在晚上躺在干净的亚麻布床上，小狗法拉依偎在他的脚边。至少有几个月以来，他一定觉得战争还很遥远。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埃莉诺在纽约处理民防局的事务，总统则邀请玛莎公主和他一起悠闲地泛舟于波托马克河上。他和玛莎公主的自然关系在这段时期颇为暧昧，这两位大人物甚至从不公开谈论他们之间的友谊。然而在这一段日子中，白宫接待员日志却清清楚楚地证实了玛莎公主的频频露面：11月6日星期四，晚上7点半至11点45分，与加冕公主玛莎共进晚餐；11月15日星期六，中午1点17分，与玛莎在书房里共进午餐，饭后专为两人提供了沃尔特·迪斯尼的新片《小飞象》（Dumbo）。11月16日星期天，晚上6点20分至10点50分，与玛莎赴坡克山共进晚餐。11月20日星期四，下午4点半，与玛莎、她的侍女和她的孩子们一起游泳，泳毕，在西大厅饮茶、用餐。11月25日星期二，晚上7点半至12点，与玛莎共进午餐。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特定的事件就发生在埃莉诺为民防局的事务而奔忙的时候。她的工作需要频频出差，这一点颇出乎她原先的预料，但是她感到自己比前些年过得更加充实。

在11月14日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诉总统，与日本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弗朗西斯·帕金斯事后回忆道，赫尔的话里带着“非常沮丧和嘲讽”的语调，他说他开始渐渐相信日本外交官们都是“伪君子”，“他们总是在外表上过于谦恭，对他表示非常尊敬，这让他愤愤不平地想到，日本外交官还以为自己没有看穿他们的小小诡计”。按照帕金斯的说法，赫尔能“以古怪而有趣的方式讲述一桩十分棘手的事情”，由于他口齿不清，发不出“cr”这个音节，事情的叙述便显出非常滑稽的效果。罗斯福坦率地告诉帕金斯，“假如科德尔·赫尔再说一遍‘噢，汽督（基督）呀’，我就会笑出声来，我实在不能忍受用口齿不清来亵渎神灵。”

11月下旬，总统像近20年来一贯的那样，准备前往温泉镇与脊髓灰质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一起欢度感恩节。这次特别的旅程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米西·莱汉德也可能在那里，她11月上旬已经离开博士医院，在温泉镇的康复中心继续她的康复医疗。她的腿疾正在稳步好转，大家希望回到她所喜爱的小乔治亚社区会刺激她重新说话的能力。

“就在你从一家医院出来的时候，我正好进了另一家医院。”霍普金斯11月12日写信给米西。当时他住进海军医院进行一轮体检诊断，以确诊行走困难的原因，“但是哈珀告诉我，和我相比，你是一位模范病人。我抱怨饭菜，抱怨护士，给人留下总的印象便是，我比海军医生还要懂得怎样管理这家医院。至少现在我可以放松下来，读读书……我很高兴看到你的消息，一旦我能尽力出院，我会立即来看你。”

米西来到温泉镇时，人们为她配备了一名私人护士，并让她安顿在基金会主建筑群对面小山上的一幢小屋内。基金会的建筑包括一所医院，一所康复中心，一个餐厅，一所大礼堂，以及几个温泉治疗水池。对于那些认识米西多年的脊髓灰质炎患者们来说，如今见到她一定很诧异，乘火车长途跋涉使她疲倦、困顿，走不动路，说不出话，“她如此迅捷，如此富有乐趣……为上司布置的任务如此频繁地东奔西跑，致使他们和她的旅途曾有许多交叉的地方”。如果说温泉镇曾经给罗斯福重新带来生命和希望，那么它带给米西的也会是同样的收获。

总统计划于11月19日离开华盛顿前往温泉镇，但是国内形势的确太剑拔弩张了，这次旅行只好推迟。罢工的矿工们已经使整个钢铁工业陷入瘫痪。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在约翰.L.刘易斯的组织下，53000名矿工联合会成员，代表着在钢铁公司所属的受控矿点工作的95％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原因是由于国防仲裁委员会拒绝同意刘易斯关于按劳资双方协议制订和建立劳动政策的请求，这种劳动协议原本可促使剩余5％的工人加入矿业联合会（按照刘易斯真实的话来说，尽管他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赢得大选之后，已经辞去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会长职务，但是仍保留了全美矿业工人联合会会长的交椅）。

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海军基地给埃莉诺写信说：“我应当说，看到一个伟大的国家遭到刘易斯这种死硬派流氓的敲诈勒索，真令人沮丧和憎恶……我知道爸爸不仅对公众的意见，而且对于整个文字游戏表演的熟悉和判断力都是健全的，但是，有时我还是希望他把自己那些善良的天性留在某天早晨的‘好好先生’式的演说中，卷起袖子，真正显示出强硬姿态，这将会是一场精彩的好戏。”

年轻的富兰克林如愿以偿。因为这一次总统的确非常强硬，他威胁说如果矿工们不回到工作岗位上，就把他们送进军队。罗斯福言之凿凿地说：“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政府将永远不会通过行政命令来强迫这5％的工人加入工会。那样做就跟希特勒对待劳工的办法太相像了。”虽然罗斯福原则上并不反对按劳资双方协议制订和建立劳动政策的想法，但他还是相信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劳资双方的谈判，而不是通过政府法令来解决。总统的强硬态度得到了回应。11月22日，刘易斯同意进行强制性仲裁，矿工们又回去上班了。“当获悉矿山罢工得到了调停，”埃莉诺写道，“我们都感到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知道，对于男人们来说，回去工作是一个多么大的宽慰。”

矿山罢工事件得以顺利解决之后，总统重新把前往温泉镇的日程安排在11月27日。但是，就在他即将动身的前一天，他得到消息说，就在美日连续谈判的中途，一支日本远征军正从日本向南进发。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罗斯福“大发雷霆，这么说吧，简直是暴跳如雷……他说这一行动改变了整个局势，因为这是日本方面奸诈不实的铁证”。

史汀生记录道：11月27日是“非常紧张而漫长的一天”，关于日本远征军的消息接踵而来。“我已经对此事撒手不管了，”国务卿赫尔告诉史汀生，“现在这是你和诺克斯的事了。”然而，对日本远征军的去向了解得还不太清楚。海军上将斯塔克同一天晚些时候提醒总统说：“如果目前的谈判以未达成协议而告终，日本就可能从滇缅公路、泰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群岛和俄罗斯沿海各省……发动攻击。从美国自身的观点来看，目前最根本的是赢得时间。大量的海军和陆军增援部队已经涌入菲律宾群岛，但是能派上用场的主力尚未到达。只要坚持国策，我方在军事行动上的急躁鲁莽应当能避免。时间拖得越久，这些岛屿作为海空基地保留在我方手中的可能性就越大。”

关于争取时间的重要性方面，总统赞同斯塔克的观点。尽管罗斯福对美日达成协议已不抱什么希望，他还是指示赫尔给日方送出一份建议：美方答应与日本就两国贸易和原料供应协议进行新一轮谈判，而日本必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以作为对美方的回报。这份照会重申了美利坚合众国几个月以来的一贯立场，即日本可以在任何时候拥抱和平进程，以结束目前一触即发的局势，而一旦日方这样做了，那么围绕在它周围的威慑力量也将随之解除。

第二天总统动身前往温泉，他希望在那里待上10天，以便和脊髓灰质炎患者共度感恩节，史汀生“对总统的离开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没有人能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并劝阻他”。总统专列在11月29日星期天中午前后抵达乔治亚州的纽曼村，迎接他的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和友好的人群。罗斯福决定乘坐敞篷汽车，驱车40英里去温泉镇，一路上他向聚集在道旁的人们招手致意。报社记者们抵达温泉镇之后，下榻在两个小村舍里，然后“小酌几杯，迫不及待地沉浸到一片盼望已久的度假气氛之中”。

当其他人都已开始度假时，总统带着格蕾丝·塔利直接开车来到米西的小屋，向她问好。伊格伯特·科蒂斯有一次解释说：“你不得不至少带上两个人，这样你才能通过他人和米西交谈。假设我只能说‘是，是’，那么对你或是其他任何人来说，跟我谈话会很费劲。”

塔利希望这次造访能振作一下米西的精神，可是总统却因为过于疲倦和困顿而惴惴不安，心烦意乱。作家伯纳德·阿斯贝尔拐弯抹角地说，“想让米西——苍老、兴奋、喋喋不休却忠心耿耿的米西高兴起来真是一种折磨。要忍受这种折磨，谁能不花上好大力气而只说上片言只语呢？”总统只待了15分钟就告诉米西他要返回自己的屋子了。

总统的“小白宫”位于溪谷边缘，是一幢不起眼的小别墅，他刚到这里，就响起了电话铃声。国务卿赫尔打来电话说：“远东局势一片黑暗，在华盛顿的谈判岌岌可危，随时可能破裂。”总统让赫尔在晚餐过后再打电话过来。如果事态还没有好转，他将返回华盛顿。

赫尔当晚9点打电话告诉罗斯福，他刚读完一份爆炸性的讲话稿，东条首相计划在第二天抛出这份讲话。这份讲话呼吁日本“为了人类的荣誉和骄傲”，立即采取行动扫除美国和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赫尔相信日本发动进攻已迫在眉睫，他建议罗斯福尽快赶回华盛顿。总统答应第二天动身。

星期天上午，格蕾丝·塔利陪同总统给米西打了一个匆忙的告别电话。格蕾丝回忆说，米西“因为这么快就和我们分手几乎掉下了眼泪”。由于几十年来早已习惯于来去匆匆，米西只能待在原地看着总统一行转身离开，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乔治亚州中部一处小社区中的一间小屋里。

12月1日星期天上午，当总统一行返回华盛顿时，埃莉诺正在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当她宣布民防局的几项任命时，富兰克林的小狗法拉闯进了房间。“那意味着总统也在这里，”她弯下身去轻轻拍了拍法拉的脑袋，微笑着告诉记者们。

与日本的紧张关系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当中持续增强。当时美国正在等待日本对赫尔国务卿外交照会的反应。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说，在12月5日星期五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诺克斯部长显得非常激动，人们可以看到“他脸红脖子粗的样子”。然而，总统还是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保持和平的希望。“我们要绷紧每一根神经，以确保与这一群日本谈判代表保持良好关系，”他告诉赫尔，“如果你能使上劲儿的话，就不要让谈判恶化、破裂。”

会议行将结束之际，话题转向了日本舰队的行踪问题。“我们已将各种通讯资源调整到良好的状态，”诺克斯向总统保证说，“我们预计在下周内就能得知这些舰队的去向。”

12月6日星期六下午，曾在7月份破译日本密码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智囊们，拦截了一份从东京发出的电报，电报上通知日本大使：对赫尔的10点建议的回电有14个部分，现在正在发送之中。到傍晚6、7点钟时，第一批13个部分的电文已经发了过来，东京方面说，第14部分的电文将在次日早晨发送。当这第一批13个部分的电文被破译之后，一种恐怖气氛立刻笼罩了大家的心。从对赫尔提出的每一点建议进行的逐一反驳上看，很显然，日本将拒绝所有的谈判调停。只有一线希望尚存——在这13个部分的电文中找不到日本方面正式中断谈判的指令。

人们在星期六晚上怀有的一丝微乎其微的希望，在星期天上午被彻底粉碎了。12月7日，日本方面发出第14部分的电文，命令终止两国外交关系。几分钟之内，第二份电报传了过来，上面指示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当天下午1点整，准时将整个14个部分的电文递交给赫尔国务卿。对于陆军部远东司司长鲁弗斯·布拉顿上校来说，下午1点的最后截止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告诉马歇尔将军，他担心日本对谈判破裂已做出回应行动，也许在凌晨时分，在太平洋的某个地方，日本已经展开了攻击。马歇尔迅速做出了反应，他起草了一份优先拆阅的急件给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各位将领：“日本人将在东部标准时间今天下午1点公布一份相当于最后通牒的东西，只是我们尚不得知所设定的时间有何奥妙，但务必保持警觉。”马歇尔不能确定保密电话的安全性，便选择了商业电报这种较慢的通讯方式。为了确保通讯的优先权，这份警告首先发送到马尼拉，然后到巴拿马，最后才到夏威夷。等到这份电文发到檀香山时，对珍珠港的攻击已经开始了。

当地时间上午7点半过后不久，当时水兵们或在睡觉，或在吃早饭，或在读星期天的报纸，第一批189架日本飞机就空袭了珍珠港，对准那些毫无防备的军舰扔下成群的爆破弹。也是幸运的巧合，当时舰队中的一半舰只正在其他地方，包括所有三艘航空母舰。但是其余的军舰都“整整齐齐地并排”停泊在船坞，哈罗德·洛克斯后来评述说：“这样就使自己成为无一幸免的攻击靶子。一枚炸弹即使没有进行准确的瞄准，也能非常成功地击沉其中的一艘船。”几分钟之内，——不等防空炮火能开火还击，不等一架美军战斗机升空——在珍珠港内的所有8艘美国战舰，包括“西弗吉尼亚”号、“亚利桑那”号、“加利福尼亚”号，连同三艘驱逐舰和三艘轻型巡洋舰，全部遭到了攻击。

满目尸骸——层层叠叠于军舰的残骸之间，星罗棋布于燃烧的海水之中，散落于硝烟弥漫的陆地之上。在第三批日本飞机最终完成袭击任务之前，已有3.5万名水手、士兵和平民丧生。这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灾难。

下午1点30分刚过，诺克斯将这一恐怖的消息转达给总统。罗斯福当时正与哈里·霍普金斯坐在书房里，电话铃响了。“总统先生，”诺克斯说，“看样子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霍普金斯说这一定是搞错了，日本人绝不会攻击珍珠港。但是总统估计这一消息有可能是真实无误的——正当日本人在大谈所谓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时，他们完全做得出这种事。所有的怀疑在几分钟之后都得到了印证。海军上将斯塔克打来电话，证实了这次偷袭事件。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美国终于发现了日本舰队的行踪。

当总统与斯塔克通话时，埃莉诺正在和她的午餐宾客们握手告别。她转身回到二楼的卧室，朝着丈夫的书房瞥了一眼，便知道出事了。“所有的部长都在那里，两门电话都在通话，高级军事助手们带着各种情报正在赶路。我一言不发，因为从电话里听到的一切，已足以使我得知风云突变。我们遭到了攻击。”埃莉诺立刻意识到，在这个时候绝不能用各种问题打扰丈夫，于是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工作。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她开始给安娜写一封家信，其中谈到她计划在明年1月上旬去加州探亲的事。在午餐后重新拾笔写信时，她告诉安娜：“战争的消息刚刚传来，我已准备打个电话给你和约翰尼，因为也许你会想把孩子送到东部来。”初次听到珍珠港事件消息时引发了种种混乱的猜测，人们还以为日本人也会攻打美国西海岸。最后，她在信的结尾处写道：“我该走了，亲爱的，我要和你父亲谈一谈。”

当埃莉诺走进丈夫的书房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死一样沉静”的镇定自若。他的助手和内阁成员在一片激动、恐慌和焦躁不安的气氛中进进出出，他安详地坐在书桌后面，专心致志地关注来自夏威夷的消息，它源源不断地传来，“每一个消息都比前一个更加可怕”。埃莉诺发现，尽管罗斯福非常紧张疲倦，“但他完全镇定自若。他对任何事态的反应都很镇静。如果发生了不测，他只是变得差不多像一座冰山一样，绝不允许自己流露出一丝哪怕最细微的情感。”萨姆纳·韦尔斯也同意埃莉诺的这番评价。以他多年来在所有场合见到的总统而言，他“从没有以这样的理由赞美过他”。

然而，在总统泰然自若的表象背后，埃莉诺察觉到了他内心极大的苦涩，以及对日本在两国外交使节尚在谈判期间就背信弃义、发动偷袭的愤怒心情。“我从来没想过美日两国会以兵刃相见。”富兰克林告诉埃莉诺，“我们还没有部署海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作战……所以我们必须装备海军和空军，那将意味着我们赢得胜利之前，将忍受许多失败。”

在华盛顿，吉米·罗斯福的家里响起了电话铃声。白宫接线员在电话里告诉吉米，他父亲想和他通话。吉米还不知道珍珠港的消息。“嗨，老爸，有何贵干？”吉米问道。“我现在没时间多说话，你能不能马上来一趟？”“爸，现在可是星期天下午，”吉米笑着说，但是他立刻从父亲的语气里感到有些不同寻常，便答应马上赶到。“他坐在书桌旁，”吉米回忆说，“头也不抬。我很快就明白我们有大麻烦了。然后他开始跟我谈话，脸上不带一丝激动的神情，只是简洁而冷静地跟我讨论，在今后48小时内必须向谁通报情况，媒体报道应当怎样进行。”

“在第一时间，”格蕾丝·塔利回忆道，“海军已显而易见遭到了重创。”而且根本无法获悉日本将在什么时候住手。总统的大管家阿朗索·菲尔兹还记得，那天下午他无意中听到一些哈里·霍普金斯和总统非同寻常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们设想了日本侵略军朝着内陆方向，从美国西海岸一直打到芝加哥的可能性。总统认为，就这一点来看，由于美国是像俄罗斯那样的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我们可以把日本的通讯和补给线拉得很长，从而迫使他们撤退。”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所有公众都知道了这一消息。“在那个星期天，任何一位活着的美国人都不会忘记它。”记者马奎斯·蔡尔兹后来写道，“它深深地灼伤了民族自尊”，当美国人民初次听到这一消息时，它给所有人的记忆深处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当日本发动进攻的消息从无线电里传来时，丘吉尔正与外交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和约翰·怀南特大使坐在首相乡间别墅里，他抑制不住激动，跺着脚，打了一个电话给白宫，“总统先生，日本人究竟想干吗？”“一点不假，”罗斯福回答说，“他们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了。”

“有美国站在我们一边，”丘吉尔后来写道，“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快乐。”经过17个月的孤军奋战，他现在相信，自己会赢得这场战争。“英格兰会生存下来，不列颠会生存下来，英联邦和大英帝国会生存下来。”英格兰的历史绝不会结束。“无知的人们哪——这样的人还有许多……”丘吉尔沉思着说，“——他们也许会小看美国的力量，”认为美国人懦弱无能，是一盘散沙，麻木不仁，不愿意流血牺牲。而丘吉尔更了解美国人，他研究过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战斗打到了寸土必争的地步。丘吉尔满怀深情地想起一位英国政治家爱德华·格雷爵士30多年前和他谈到的一个观点，美国像“一个硕大的锅炉。一旦下面点燃了火，它产生的能量将会无穷无尽”。

下午将近5点钟的时候，总统打电话让格蕾丝·塔利到他的书房来。塔利回想当时的情景说，“他很孤单。”两三沓记录纸整齐地堆放在桌面上，那些都是他在这个下午连续不断接收到的信息，“坐下，格蕾丝，明天我要去国会演讲，我希望你把我的话记下来，它很简短。”

他以固定的稳重语气开始讲话，口授着信件，但是当他对每一个词、每一处标点符号都字斟句酌、权衡再三时，他的步子比平时迈得更慢了。“昨天，12月7日，1941年——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

就在总统口授他的演讲稿时，埃莉诺正穿过大厅，准备重写她每周在电台播出的广播稿。当她在下午6点30分到达NBC的录音室时，一位年轻的下士吉米·坎农也来到了她身边，他被安排跟随埃莉诺采写一篇有关军队士气的报道。青年士兵被第一夫人的出现惊呆了，他哆哆嗦嗦地怎么也打不开广播稿上的装订扣。“她朝我探过身来，”他后来写道，“轻轻地从我手中拿过稿本，打开了装订扣。”

“几个月以来，”埃莉诺开始说话，“大家一直在牵肠挂肚地想着：这种事也许迟早会发生……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没有更多的疑问。我们知道自己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自己已准备好去面对的是什么……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挑战，我都确信我们能够赢得它。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自由而不可征服的人民。”

坎农下士倾听着第一夫人儒雅的声音，然后动笔写下自己的感受。后来他对一位政治新闻记者说：当埃莉诺起身准备离开时，她向坎农转过身去，突然说起话来，就好像她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日本大使今天来见我丈夫，那矮个子对我倒是彬彬有礼。当时我想拿点东西，我走进屋的时候，那个矮个子还起身向我致意。”显然，日本大使在和她丈夫谈话时，日本飞机正在轰炸珍珠港这一事实，在埃莉诺的脑海里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这是一个令人诧异的故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日本大使在那个星期天到过白宫，唯一的解释是：埃莉诺把那天午后顺道拜访总统的中国大使当成了日本大使。的确，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许多人根本无法分辨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以至于中国领事不得不采取措施，用记号和徽章来标识他们的国籍：“劳驾，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正当愤怒的市民错误地伤害了他们的中国盟友时，《生活》杂志介入了这场是非纷争。他们根据粗浅的常识，来指导民众如何“区分友好的中国人和敌对的日本人”。《生活》杂志列举理由证明说，“典型的中国人个子相对较高，体形瘦弱，肤色像羊皮纸一般微黄，长脸，面部骨架纤细精巧，鼻梁的形状更加优美”。相比之下，典型的日本人“继承了原始祖先的五短身材和魁梧体格，头部和脸部骨骼更结实，鼻梁较平，狮子鼻更常见，皮肤呈赭黄色，上髭更浓。”。

星期天晚上8点30分，内阁成员陆续在总统的书房里集中。由于人太多，又新添了一排椅子。帕金斯后来注意到，总统安静地坐在书桌旁，他全神贯注，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这很有趣，”帕金斯评述说，“因为他总是一位非常友好而个性易于相处的人，他看人从不居高临下……可是我想，他没有同那天晚上进来的任何人讲话。他正在另一个世界，不曾注意到书桌对面发生的事情。他非常严肃。他的脸和双唇拉长了，脸色看上去非常灰暗。他的皮肤不像往常那样白里透红，而是一种怪异的暗淡和紧绷的样子。”

终于，罗斯福转过身来说道：“我很感谢你们都来了。”他继续说，目前可能是自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以来，任何一届内阁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然后他告诉大家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帕金斯后来说，“我记得，总统几乎不堪回首”地讲述了这场灾难。“罗斯福对海军曾经感到非常骄傲，以至于当他得知海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偷袭时，他的讲话记录上就开始出现话也说不连贯的情况……我记得他问了诺克斯两遍：‘请问，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这些船会一排接一排地停泊在一起？’诺克斯说，‘那是他们停靠船只的方式。’我很轻易地看出，罗斯福在获悉海军可能在丧失警惕的情况下遭到袭击时，他简直像做了一场噩梦。”

晚上10点，国会的领导人来到拥挤的书房参加内阁会议。总统告诉大家，他已准备了一份简短的新闻稿，将在第二天举行的国会联合会议上宣读。这份文件要求国会发表一项宣言，申明自星期天早晨的攻击开始，美国与日本已进入战争状态。然后他继续讲述了这次偷袭过程，重复了许多他刚刚对内阁成员讲过的内容，包括日本炸弹还轰炸了美国在夏威夷的空军机场，炸毁太平洋舰队半数以上的飞机这一新传来的消息。显然，飞机是很容易识别的目标，因为它们常常机翼与机翼相连，在地面上集中在一起，以防范日本密探的阴谋行动。“在地面上，我的天哪，在地面上。”罗斯福痛苦地叹息着。

“国会议员们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史汀生写道，“他们在死一般的寂静之中正襟危坐，甚至在总统说完之后，他们还是沉默无言。”最后，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终于打破沉寂，他说出了大家头脑中的疑问：“我们的军舰为什么会像驯服的鸭子一样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呢？”他一面用拳头敲打桌子，一面大声喊道，脸涨成了紫色，“他们是怎样在我们还没穿好裤子的时候就把我们打垮的呢？我们的侦察员到哪里去了？他们知道谈判还要进行下去，他们统统都睡着了！”

“我不知道，汤姆，”总统低着头咕哝着说，“我真的不知道。”

史学家们试图推测出谁在12月7日之前就已知道事件的时间和内容，他们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真实时间和意图上——其理论是：罗斯福已意识到了日本人计划袭击珍珠港，但却对夏威夷的司令官们故意隐瞒了这一信息，以便通过秘密途径使美国与日本形成敌对状态。评论家们声称，由于罗斯福无法说服国会和公众，促使他们对德宣战，他便挑起日本打响头一枪，然后怡然自得地看着整个美国因为日本的这次袭击而变得同仇敌忾。

要知道，罗斯福所关注的是，如果战争爆发，日本人将会首先发难。史汀生在11月25日记录了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总统提出日本有可能不宣而战。罗斯福问史汀生的问题是“如何引诱他们成为先动手的恶人，但不允许我们自己冒太大风险”。但是这次讨论，正如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所有其他的讨论一样，大部分人的猜测是：日本可能会从南面发起进攻。尽管在此前一年的1月份，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有一处提到过珍珠港，但是人们直到12月7日还在一遍遍地猜测说，最可能遭受日本侵略的目标是菲律宾。

况且，“不允许我们自己冒太大风险”是总统与史汀生谈话中的一段重要措辞，以常识而论，如果总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知晓内情，他会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重新安置舰队，并疏散飞机，以确保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就动员美国人民参战这一意图而言，一艘美国军舰在珍珠港遭受日本人的轰炸便足以激起民愤。对海军一往情深的罗斯福要故意牺牲海军舰队的核心，这一说法是难以置信的，更不用说罗斯福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减少危险的情况下会有意断送35000名水手和士兵的性命了。这是一种调查，它掩盖了康纳利参议员所提出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军舰为什么会像驯服的鸭子一样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呢？”

珍珠港事件发生了，因为要命的是，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军对12月7日早晨爆发的那场战争毫无防备。“瓦胡岛上的陆军和海军司令官们都不曾想到过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袭击。”诺克斯部长向罗斯福解释说，“（沃尔特·肖特将军和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都很确信这种攻击只会发生在比较靠近日本军事行动基地的地区，那就是远东。在美军基地，各个方面都缺乏有效准备，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从无人看管的飞机装备，到那天早晨7点时没人值班的雷达站哨位。”

历史学家威廉·艾默生阐述说：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需要多年的规划和协调。“防空炮火必须猛攻中央战地指挥所，地面观测兵种在雷达系统停止运行时必须填补上去，人们必须以拉斯维加斯赌场总管的敏捷速度相互做出反应。”而在珍珠港，这些方面没有一个达成协调，它在1940年夏天以前一直是个二流的海军基地。当时决定要把舰队部署在那里。海军少将派屈克·贝林格在1941年1月就警告说：“我们正用零散资金来办事。”飞机、装备、物资、人员、设施都严重缺乏。据估计，一次范围360度、距离800英里的有效巡逻，算上必需的飞机和飞行员换岗，至少需要180架侦察机。可是在珍珠港，离这个数字还相差很远，操纵飞机的人员数量也极为匮乏。而且，一旦受到攻击，根本没有足够的防空炮火或者数量充足的战斗机自卫。

然而现在还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麦克因泰尔博士说：“灾难已经造成，要做的就是补救工作。”罗斯福绝口不提过去的挫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亡羊补牢上。这一点，是他作为一位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能力。补救措施已进入实质性启动了：他与马歇尔将军详细研讨军队的部署问题；召集史汀生和诺克斯安排国防军工企业周边的保卫工作；对日本大使进行监视；把他的讲话中最终涉及的内容通报给国会。

晚上10点刚过，在总统与内阁和国会领导人的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米西从温泉镇打来电话，想跟总统通话。格蕾丝·塔利接听了电话。这位老朋友不顾一切地想让自己的话能被人听懂，她的声音非常难受。但是格蕾丝无法打断总统的会议去请求他和米西通话，于是她打印了一张便笺给罗斯福：“米西来电想跟您通话，她很是想念您，并对今天发生的事件十分不安。她希望您能在今晚打电话给她。我告诉她，假如会议在一个合适的时候暂时休会的话，您会打电话的。否则您将明天上午打电话给她。”

时近午夜时分，总统书房里的会议已接近尾声，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痛悔、自责的表情，不过补救还是有的。对史汀生而言，所谓“优柔寡断已经结束，一场危机带动了我们的人民众志成城”只是一纸空话。无论灾难有多么深重，至少，大局已定。“你知道，”弗兰克·诺克斯对弗朗西斯·帕金斯悄悄地说，“我想老板一定在心里如释重负。我原来以为他心里的包袱会真的要了他的命，把他压垮。他一定有种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至少我们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了。”

“星期一几乎比星期天更糟。”马奎斯·蔡尔兹评述道，“一种悲天悯人的震惊，在初次听到消息之后蔓延开来，而现在它逐渐平息下来，事实是逃不掉的。”在华盛顿，有关战争灾难的谣言“像慢慢散发的煤气，散布着可能影响到首都的恐慌”。在珍珠港遭受袭击的同一天，日本人还对菲律宾、马来亚、威克岛、关岛和香港发动了进攻。

中午，在重重护卫之下，总统驱车从白宫东门来到国会大厦。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他发表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演讲。他首先谈到要把那一天作为“声名狼藉的一天”来永志不忘，然后他呼吁国会宣布：“自从日本在12月7日星期天无端发动懦夫般的偷袭以来，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就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总统高高地仰起头，下巴向前翘着，他的怒火和愤慨完全燃烧起来了。罗斯福保证说：“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将永远不会再危害我们的安全，掌握着正义力量的美国人民最终将赢得这场战争的彻底胜利！”这番话赢得了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国会毫不含糊地响应了罗斯福的号召，参众两院都批准了战争宣言，其中只有一票反对——那是白头发的蒙大拿州众议员珍妮特·兰金的一票。

孤立主义在一夜之间崩溃了。“美国的土地受到日本人背信弃义的攻击。”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声明说，“我们的决定是明白无误的，我们被迫出此下策，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战斗。”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坚决反对美国卷入战争的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伯格，给白宫打电话说他“将毫无保留地支持总统”。甚至抨击总统最为激烈的纽约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都敦促美国人民“组成一个联合阵线来支持总统”。经过几个月来的摇摆不定、疑惑不解和犹豫不决之后，美国终于达成了一项共同的行动纲领。

在突如其来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热潮中，工会的领导们草率地同意在战争持续期间“绝不会有罢工或停工”，所有的劳资纠纷都将通过一个新的“战时劳工委员会”和平解决。这个委员会是总统创立的。西德尼·希尔曼在珍珠港事件爆发5天之后向总统汇报说：“劳工对轴心国进攻的反应是鼓舞人心的，也是自发的。”经过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进行一系列会谈之后，希尔曼已能够向罗斯福拍胸脯说，“看上去，劳工为了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积极参与姿态是非常好的。”

埃莉诺陪同丈夫去国会发表演讲，但是罗斯福的话刚结束，她就匆匆赶回白宫准备连夜前往西海岸。在有关洛杉矶和旧金山可能在不久遭到侵袭的报道中，埃莉诺和菲奥雷洛·拉瓜蒂亚感到必须强化民防组织，提高民防士气。目前，美国民防局招募了总共95万空袭警报员、辅助消防员和陆军医护员。现在是把具体的人分配到具体岗位上、将计划化为实际行动的时候了。“该死，我们不是在玩纸牌游戏，”拉瓜蒂亚说，“这是战争！”

在飞往洛杉矶的途中，飞行员交给埃莉诺一份无线电报，上面说旧金山正在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埃莉诺回忆道，她叫醒拉瓜蒂亚并告诉他这一消息，他把头伸出门帘，“就像一个木偶丘比娃娃一样寻找着整个世界”。他说，如果这条新闻是真的，“我们要直接飞往旧金山。”这位市长在一瞬间的反应太符合他的个性了，埃莉诺“心里感到一阵暖流”。后来这条消息被证实为失实报道，市长和第一夫人还是按原计划前往洛杉矶。在那里，他们会见了加州州长、洛杉矶市市长以及加州总检察官。“我到这里来不是给你们传递任何小道消息，”埃莉诺说，“而是为了工作。我赶到这里来，想从你们这里得知，我们在华盛顿可以做哪些事情对你们最有帮助，告诉我你们缺少什么，你们希望得到什么。”

埃莉诺沿着西海岸四处奔波时，亲眼目睹了日益增长的疯狂排外和反美籍日侨的思潮。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两小时内，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着手将主要的日本领导人纳入监控范围。《洛杉矶时报》在日本发动突袭之后的第二天公开声称，加州是“一个危险区域”，应当有责任告诫市民“与军事当局合作，共同防范间谍分子、阴谋不法分子和第五纵队（西班牙内战时的内奸团体——译者注）式的内奸”。正当恐慌气氛日益浓厚之时，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的银行、百货商店、仓库和报馆进行了突击查处，封锁了他们的大门。在外国人的居所中，那些有效忠日本帝国倾向的照片和文件，那些可能用来收藏武器的抽屉和厕所也遭到了搜查。在这一行动过程中，没收充公了数千台收音机和照相机。

“谣言漫天飞。”一位当时正在洛杉矶东部读高中的年轻美籍日侨石原广回忆说，“我们会听说街上的人因为带着日本古装娃娃而遭到拦截，邻居收藏的日本盒带被没收。因此我父亲把只要与日本有一丝联系的所有东西全部烧光，当你向日本救济会捐款，你会得到很豪华的证书。但是证书上盖有日本皇室的大印，所以我们把这些证书和其他东西一起都付之一炬。最棘手的是我父亲初到美国时，他家族中一位年迈的剑术大师送给他的一支短剑，那把剑对他来说十分珍贵，所以我们请一位犹太朋友代为收藏。这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

为了遏制这种甚嚣尘上的偏见与恐惧的思潮，埃莉诺在华盛顿的塔科玛，特意让人拍下她与一群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的合影。在这张照片后面的附言里，她劝告人们不要对无辜的市民进行无端的怀疑。“让我们真诚以待，”她说，“目前有一种疯狂反对少数民族——无辜的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倾向。如果我们不公正地对待他们，让他们感到痛苦，我们就可能动摇一种应当建立起来的对美国的忠诚，如果你们发现有可疑现象，应当向合适的政府机构报告，但是千万别把自己当成是联邦特工。”

埃莉诺在她的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们深知，在这里肯定有德国、意大利，还有日本的密探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做事，但是绝大多数来自于这些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不应该感到自己必须摇身一变成了美国人。”

埃莉诺呼吁宽容的态度，使许多加州人心怀不满。“当她带着对所有毒蛇的歉意，开始怜惜我们称之为日本的奸诈毒蛇时，”《洛杉矶时报》宣称，“她已经到了被迫从公众舞台上引退的时候了。”但埃莉诺毫不理会，她继续发表讲话说：“我认为，我们今天承担的差不多最大的义务是证明：经过一个紧张的时期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实践自己的信念，保持公民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已普遍建立的人权。”

正当埃莉诺在西海岸逗留时，富兰克林给她寄了一封家信，在信中他大致描述了一项计划，即通过增加工时、建立工厂、使用更多的现存物资生产军工产品等手段，将目前的军工产量扩大一至四倍。那天深夜，塞姆·罗森曼顺道前来拜访总统，想看看他是否还没睡觉。当他走进椭圆形书房，发现罗斯福坐在书桌前，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整理邮票。“他一直很孤单，”罗森曼说，“如果米西身体还健康的话，她会和罗斯福一起在书房里熬夜，她总是在紧要关头陪在总统身边，看看他是否要给谁打电话，或是想跟谁谈话……总统在我走进房间时抬起头来，微笑着……一种忧郁和疲倦的微笑。”

说真的，玛莎公主仍然可以做个令人愉快的伙伴——在埃莉诺前往西海岸的6个夜晚中，她有两个夜晚是和总统一起共进晚餐的——但是在这样一种非常时期，能招之即来、连续奋战者，则非奉献仁爱、忠诚不贰的米西·莱汉德莫属。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几天里，罗斯福发现自己陷入一片焦头烂额之中。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他一直告诫国人：希特勒德国才是真正的劲敌。他曾经以为德国会联合日本共同对美国宣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柏林方面毫无动静。政治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曾写道：“在华盛顿精心策划、竭尽全力首先攻打欧洲、却在太平洋地区保持按兵不动之后，美国是否有可能被困在仅限于远东的一场局部战争之中？”

问题的答案出现在12月11日。认为美国已是一个颓废的民主政体，无法长期进行战争的阿道夫·希特勒，当天发表了一篇反罗斯福的辛辣刻薄的讲话，并且宣布对美作战。“罗斯福的思想和我的思想远隔重洋，”他在开头说道，“罗斯福是富家子弟，属于那种在民主道路上一帆风顺的阶层。我只是出生于一个弱小贫困的家庭，不得不以工作和产业维持生计。”由于纳粹在德国领导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复苏，希特勒宣称，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成功地带来哪怕是最微小的成就。“如果有人还记得，那个曾呼吁支持自己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个要求支持自己的人，他的身上具有犹太血统，他的全部兴趣在于赞成分裂，而永远把秩序拒之门外，这一点毫不奇怪。”接着，希特勒断言，罗斯福之所以挑起战争，是因为要掩盖他新政的失败，他吼道，“只有这个人应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并且鉴于这样的局势，德国“认为从今天开始，应当加入对美国的战争”。

第二天，为了回应总统的书面要求，美国国会一致同意“在美国与德国、意大利之间已存在战争状态”。

12月15日，当埃莉诺返回华盛顿时，首都已进入战时状态。她在日记中伤感地写道：“它看上去像一个完全改变了的世界。”在此之前，偶尔有客人在白天被允许进入白宫溜达一圈，但是现在，在所有通向外面的大门前，都设立了秘密特工和白宫卫兵把持的岗哨，只有那些有正式预约的人，经过仔细审查之后才允许入内。“再也没有这么多的国会议员、政府职员从这里来去匆匆……”洛伦娜·希科克说，“再也没有星期天的客人在这里给松鼠喂食，拍摄快照，在门廊附近闲逛，希望看到某个有趣的人物出现。”

埃莉诺对新的限制大光其火。她特别不喜欢那些挂在所有窗户上的长长的灯火管制窗帘，这些窗帘“冬天昏暗，夏天炎热”。希克不无遗憾地注意到，壁炉里再也不允许生火了，这是因为担心从烟囱里冒出的烟尘会招来敌机的轰炸，“房间里寒气逼人，肃然无声。仿佛它已圆寂。甚至连法拉也不吠叫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一个星期，联邦经济情报局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建议实施一系列变更举措，以提高白宫的安全性。这份报告建议用沙和锡遮住天窗，将屋子伪装起来，把柱廊上的窗子用油漆涂黑，在屋顶架设机枪哨位，在新造的东侧翼楼的地下室二楼建造防空掩体。总统“不厌其烦地”拒绝了其中大多数建议，但他最终还是同意在财政部建造防空掩体，在那里可以从白宫地下跑到财政部，再通过地道进入防空掩体。

联邦特工米尔顿·利普森还记得当初进行防空演习时和一群同事晚上睡在防空洞里的情景：“一位特工坐在轮椅上，然后我们用秒表测算着，看看如果把总统从白宫转移到掩体需要多少时间，结果我们在1分钟之内就搞定了。”摩根索想让总统参观一下防空掩体，总统对这位财政部部长说：“亨利，我不会去防空洞，除非你允许我用你金库里所有的金子下赌玩牌。”

尽管埃莉诺理解防空保护的必要性，她还是坚持让白宫的大门对美国民众保持开放。“罗斯福夫人今天被联邦经济情报局搞得烦透了，摩根索也转弯抹角地使她生厌。”汤米在12月16日给埃丝特·雷普的信中说，“因为他们坚持说她不能让350名外国学生在白宫喝茶。还由于这里的民防局巡视员，不想让社区内原本灯火通明的圣诞树横贯拉法耶特公园大街，因为那里离白宫太近了。恼怒之余，罗斯福夫人问他们是否要把华盛顿纪念碑也拆下来，因为敌人可以测算出它到白宫的距离。”

第12章　“两个小男孩玩打仗”

12月22日星期一，上午9点左右，总统的总管家阿朗索·菲尔兹被召到总统的卧室，当他来到房门口时，听见里面正在激烈地争论着。“你应该告诉我，”埃莉诺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我到处找也找不到内斯比特太太，我要是知道这件事就好了。”这时，总统注意到菲尔兹正站在门口，“现在，埃莉诺，那个小妇人即便在这里，她能告诉菲尔兹的，也只是我们现在亲口对他所讲的那样。菲尔兹，今天晚上8点我们要准备一个20人的晚宴，丘吉尔先生和他的随行人员要来这里和我们待上几天。”

“过去他从不这样，”埃莉诺在她的专栏文章里，在全国民众面前发泄着她心中莫名的怒气，她坦率地评论说：“说什么可能要移动家具以便让首相更习惯这些房间。在最终发布所有的指令之前，已经是上午10点了，我出席新闻发布会已迟到了半个小时。”

平心而论，虽然总统差不多在两个星期前就得知丘吉尔要到华盛顿来，但他直到第二天才知道首相这么早就会抵达。原先的日程是安排丘吉尔在10天的航行之后停靠在切萨比克湾，然后乘船沿波托马克河抵达华盛顿。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解释说，然而当丘吉尔一踏上美国国土，“他便像个孩子似的急不可耐地想见到总统。他说话的样子仿佛每分钟都在倒计时：浪费时间真是荒唐，他必须乘飞机。”

飞往华盛顿之旅在丘吉尔的随从副官C.R.（汤米）汤普森司令的脑海中一直无法忘怀，“当时已是晚上，飞机上的人们往下看到舷窗外整个城市叹为观止的灯火通明的景象时都又惊又喜。”尽管华盛顿已签发了灯火管制的禁令，但他们还没有完全令行禁止。跟伦敦相比，这座城市似乎全被灯火点燃了，“华盛顿象征着某种弥足珍贵的东西：自由、希望、力量。我们已经有5年没有见到如此辉煌灿烂的都市了，我的心激动不已。”

总统等候在机场，他靠在一辆大轿车上。这时，丘吉尔的飞机着陆了。丘吉尔与罗斯福紧紧握手，然后他向总统介绍莫兰勋爵。“甚至在飞行途中，”莫兰勋爵回忆说，“我就惊叹于他硕大的头部，我想这就是温斯顿认为他像雕像一般威严庄重的原因。因为他不靠腿来说话。”

当贵宾们从二楼电梯中走出时，埃莉诺迎上前去向他们表示问候，她邀请丘吉尔和他的助手们一起喝茶。“总统坐在轮椅上，”埃莉诺的私人访客、老朋友查尔斯·哈姆林夫人回忆说，“所有的人都在愉快轻松的气氛中谈笑风生。”丘吉尔差不多比罗斯福矮一个头，他身穿一件齐膝长的双襟大衣，纽扣系得很高，衣服是水手式样。他手提拐杖，上面系着一只穿行于伦敦灯火区时使用的电筒。“他的样子使我感觉像一只被调教出锋利爪牙的硕大的英国牛头犬。”哈姆林夫人评价说。

第一天的晚宴正如所有安排好的宴席一样，谈话极其热烈。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相互争着走上讲台。他们被宾客们簇拥着，其中包括飞机制造大臣比弗布鲁克、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美国国务卿赫尔夫妇、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夫妇。总统看上去有种高贵的自信。话题转向了总统与首相在阿根廷的第一次会见，罗斯福笑着回忆说，那次秘密会晤的新闻是从英国方面，而不是从美国方面泄露出去的。罗斯福猜测说，那一定是英国内阁干的，因为不像美国总统那样，英国首相必须经过批准才可以离开内阁出国访问。“不，”丘吉尔眨眨眼睛反驳说，“那一定是女人们干的。”

酒过三巡，谈话开始转向战争的特殊艰辛。当罗斯福站在讲台中央，滔滔不绝地说着话时，丘吉尔却跌落在沉默之中。他的胖脸颊开始显露出急躁的神色。接着，板着面孔坐了5分钟之后，丘吉尔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讽喻之词，这句话让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当时总统还想接着讲话，最后，就在宴会结束之前，总统举起手中的香槟：“我有一句祝词要献给诸位——它盘旋在我脑海里，在我心里酝酿已久——现在它就在我的嘴边——‘为了共同的目标，干杯！’”

埃莉诺记述道：“10点，先生们离开我们，聚在一起议事，女士们则说着话，直到午夜过后，丈夫们才带着微醺的脸把她们接回家………我还记得在那天晚上消磨时光时，我坐在那里想跟客人谈话，突然间感到昏昏欲睡。”埃莉诺偶尔打瞌睡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除了准备迎接丘吉尔来访以及主持民防局的新闻发布会之外，她在一天15个小时之内，还与各类街区的居民们一起出席了6个圣诞节的庆典，在救世军总部露个面，出席英国天主教美国救济会的会议，顺道还参加一部反映战争中英国圣诞节的影片《阿黛斯特·菲德勒斯》在华盛顿的首映式。

丘吉尔在白宫二楼家庭区的玫瑰套房下榻，他的贴身仆人睡在隔壁的更衣室，两位秘书安顿在大厅对面的林肯书房，白宫的工作人员为安排床铺招待丘吉尔一行忙了一整天。寂静的楼上大厅成了英国政府的临时总部，一批电讯员把机密文件装在富有浓郁的大英帝国风格的旧红皮公文包里进进出出。门罗厅里的家具全部被撤空转移到一间地图室，供丘吉尔悬挂他从英格兰带来的标记当前陆海空战略形势的大地图。

埃莉诺哀叹道：不管最后1分钟如何安排，她已无法为首相提供所有他喜爱的东西了。上午，丘吉尔遇到总统的总管家阿朗索·菲尔兹。“现在，菲尔兹，”丘吉尔穿着内衣，光着脚开口说道，“我们昨晚的宴会十分精彩，可是我要给你几个任务。我们希望像普通朋友一样离开这儿，好吗？所以我要你听好了：一，我不喜欢对外谈论我的驻地；二，我讨厌在走廊里吹口哨；三，早餐前必须在我房间里送一大杯雪利酒，午餐前要两杯威士忌苏打水，晚上我睡觉前要一杯法国香槟和90年的陈白兰地。”

“是，先生。”菲尔兹点头说道，在态度生硬、说话耿直的首相面前没有一点冒犯的意思。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总统和首相待在一起通宵交谈，喝白兰地，抽雪茄烟，每天都到凌晨两三点钟。丘吉尔习惯于晚睡，每天下午都要设法抽身回房打个长长的盹儿。“我会回来的，”他在与罗斯福谈话的途中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两个小时以后，罗斯福在此期间一直守在椭圆形办公室，丘吉尔则再次露面，显得精神焕发。

好几次在深夜，罗斯福直打瞌睡，可是不久丘吉尔的一句惊人之语又把他重新唤醒，谈话继续进行，间或也会出现响亮的快乐笑声。“毫无疑问，”埃莉诺评论说，“当你兴致颇高的时候，有可能在整晚不停地工作。但是对于必须等你收场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要命的事。”

虽然埃莉诺尽心尽力，想把这三个星期安排得更精彩，但是熬夜仍旧在继续。“妈妈只会生气，”埃利奥特记述道，“她从房间里进进出出，暗示该上床睡觉了，可是丘吉尔还是坐在那儿。”埃利奥特相信，似乎丘吉尔故意让富兰克林不断地喝白兰地，抽雪茄烟来刺激埃莉诺。白宫侍女莉莲·帕克斯回忆说，不管丘吉尔走到哪里，总是留下一大堆酒盅，埃莉诺对此厌恶不已。于是她来到罗斯福身边，告诉他“这样没完没了地喝酒，她担心丘吉尔会对他有影响。FDR（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反驳说，她不必担心，因为他的家族中并没有酗酒的问题”。

在访美的第二天，首相和总统一起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双人新闻发布会。他戴着圆点领结，身着黑色短大衣，条纹裤。罗斯福讲话时，丘吉尔两眼泰然自若地望着空中，扁平的嘴唇间叼着长长的雪茄烟。轮到丘吉尔说话时，在拥挤的后排，记者们大声叫着说看不见他，要求他站起来。他不仅答应了，而且还爬到椅子上。“顿时场内爆发出一阵狂野的掌声，接着是一片喝彩。”《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位来访者站在他们面前，身材比许多人预期的略微矮些，但是脸上却写着世人十分熟悉的自信和果敢。”在回答问题时，丘吉尔说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把紧缺物资分配给在世界各个战场与希特勒作战的军队。然而，他预言道，一旦美国的巨大生产力开始解放出来，那么，选择运送战争补给的地点和时间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在“田园会议”途中，由于二巨头的圣诞节谈话已开始传开，总统和首相重申了他们在阿根廷时所做的关于首先对付德国的战略承诺，现在对罗斯福而言，美国人民势不可当的愿望更加难以满足——扩大太平洋战场上的每一场胜利——向日本复仇。史汀生在丘吉尔访美期间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周围的消息令人相当沮丧。”日本人正以异常凶猛的态势横扫马来亚和菲律宾。12月12日，一支3000人的日军在菲律宾的吕宋岛海滩登陆，12天以后，7000名日本士兵在莱蒙湾登陆。日军主力在丘吉尔抵达华盛顿那天攻占了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临仁牙因湾。在几天之内，关岛、威克岛和香港相继沦陷，在菲律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乔纳森·温赖特将军所部在巴丹半岛南端和考瑞吉多暗礁遭遇伏击。这些都是美国人民极为关注的战役。美国的疆土正遭受侵略，美国人民的子弟正奄奄一息。但尽管如此，罗斯福从来没有动摇过首先打垮德国的决心。

罗斯福还重申了美国对《租界法案》的约定。一天夜晚，在珍珠港的一次紧急行动中，美军切断了所有流向英国和俄罗斯的军需物资，以确保美军自身的军需供应。希特勒的宣传家们耀武扬威地向世界宣称：美国的供给线已被切断。但是在“田园会议”上，罗斯福宣布美军进入战争状态后将依据《租界法案》增加军需供应，而不是减少。

在苏联方面，为生存而战已达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在7个月的战斗中，俄国损失的国土面积超过了整个法国，死亡的平民超过所有其他联合作战的战士。9月，德国军队已推进至列宁格勒郊区，切断了城里的通讯和供应。到12月底，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已进入第17个星期，每天有3000多俄罗斯人死于饥饿。“甚至于每天的空袭也不再给人留下什么特别印象了。”幸存者埃莲娜·斯克亚比娜回忆说，“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到哪里去找些能吃的东西，以免被活活饿死。”

列宁格勒的死亡人数不断增长，用来盛放尸体的棺材都不够用了。“当你早晨离开家时，”斯克亚比娜在日记中写道，“你会碰到街头上尸体横陈，到处都是死人，已经躺在露天很长时间了，就是没人把它们搬走。”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斯克亚比娜的一个朋友来看她，“他曾是一个快乐、活泼的年轻人，但是现在的样子几乎难以辨认。他这次来是想看看那只大灰猫是否还活着，那猫是属于住在我们公寓里的一位女演员的。他满心希望那只猫还没被吃掉，因为他知道女演员非常宠爱它。我得让他失望了。所有的动物都成了盘中餐，不是被我们的房客吃掉，就是被动作敏捷的邻居们吃掉。”

在900天的围城结束前夕，列宁格勒将有100多万人丧命。但在1941年12月下旬，俄罗斯的战局开始扭转。由于俄罗斯已进入冬季，红军向着衣衫单薄的德军士兵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希特勒估计在俄罗斯的战争到冬季可以结束，因此他拒绝发放充足的棉大衣和靴子）。在华氏零下40度的严寒中，即使是轻微的伤口也会导致昏迷和死亡。仅在12月份的一天当中，就有14000多名德国士兵因冻伤而接受了截肢手术，现在轮到德国人饱尝战争的痛苦和绝望了。

正当总统和首相继续进行讨论时，英美两国的三军总参谋长也举行了会谈，以谋求建立统一指挥体系。美方代表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将军、空军总司令亨利·阿诺德、海军总司令恩斯特·金，以及罗斯福的私人军事代表、海军上将威廉·莱希；英国方面，有陆军元帅、英国皇家陆军参谋总长约翰·迪尔爵士、空军参谋总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海军元帅杜德利·庞德爵士和比弗布鲁克勋爵。英国人想成立两个军事委员会——一个在伦敦，另一个在华盛顿——但是罗斯福只赞成单一结构。经过霍普金斯所说的“好一阵争吵”之后，罗斯福终于如愿以偿。战争指令将从华盛顿发出。两国成立了一个联合参谋总部，同时还成立了一个联合作战军需委员会负责物资储藏，并把它们从世界的一个角落转移到另一个角落。

“我们的民众对这一决定十分不满，”莫兰勋爵注意到，“他们最多能同意的是，将这一决策试运行一个月。然而，最终的军需产量估算结果（飞机年产量1942年为4.5万架，1943年则猛增到10万架，坦克年产量1942年为4.5万辆，1943年增加到7.5万辆），使民众的心情又开始转好。我想，这一方案的细节在实战操作中的意义，温斯顿比这里的任何人看得都要清楚。他已经为这些数字所陶醉了。”

“我们生活在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丘吉尔在致电工党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时说，“亲密无间，不拘礼节。我已对总统产生了由衷的无上尊重和钦佩。他的高瞻远瞩、坚决果断和对共同理想的忠诚，均非赞誉之词所能概括。”

在圣诞夜，首相和总统一起参加了传统的圣诞树点灯仪式。总统不顾特工们的担心，坚持要有圣诞树，但最后他同意把圣诞树从拉法耶特公园移植到白宫的南草坪。历史学家威廉·西尔在《总统的房间》一书中评述说，虽然灯光依然会带来危险，但联邦经济情报调查局“至少能通过这种措施更好地保护总统。只有应邀前来的观众才能通过那些铁栅栏，数千名没有请帖的人则被挡在门外”。1.5万名市民聚集在晴朗的黎明，聆听两位领导人的讲话。对他们而言，今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圣诞夜。一轮新月高悬在头顶，远处的华盛顿纪念碑隐约可见，上面的红灯照耀着。南面的更远处，是杰斐逊和林肯的纪念碑。海军铜管乐队站在总统右侧，南边的门廊上演奏《世界的欢乐》，当总统按下按钮，使圣诞树上华灯闪耀、五彩缤纷时，首相开心地笑了。在人群雷鸣般的掌声中，总统请他“多年的好朋友”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

这位伟大的演讲家并没有令人失望。“让孩子们拥有充满乐趣和欢笑的夜晚，”他开始说道，“让圣父的圣诞礼物使他们内心喜悦，让我们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重新面对艰巨的使命之前，尽情地分享他们无拘无束的欢乐。但是现在，通过我们的牺牲和勇气，这些同样的孩子的继承权将不会被剥夺，或者说，他们在一个自由、庄严的世界里生活的权利将不会被否决。”

对埃莉诺而言，圣诞假期是令人苦恼的。罗斯福家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回家过节，这在多年来还是第一次。所有4个儿子都在服兵役，安娜则在西雅图。乔·拉什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埃莉诺在这段时期有一次打电话给他，很是忧心忡忡。“她的声音没有了惯有的声调，我问她怎么了，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我们两人都咕噜了几句看不惯的事情，便挂了电话。”拉什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就匆忙跳进一辆出租车。“她开始责怪我冒昧造访，”拉什写道，“然后坦率地说她的日子不好过，说着流下了眼泪。我以为民防局出了什么糟糕事，这说明我对她多么不够了解。”埃莉诺对拉什说，她郁郁寡欢是因为自己的4个儿子都去打仗而不在膝下，“她知道他们必须这样做，但心里总是难以接受。以概率而论，4个孩子不可能都安然无恙地回来，她再一次情感失控，哭了起来。”

总统房间的壁炉架上只挂着一只袜子。埃莉诺以前曾把它放在那儿，上面标着法拉的名字，里面盛满了橡皮骨头和玩具。10岁大的戴安娜·霍普金斯也有一只长袜，可是这只袜子挂在她父亲房间的壁炉边。在儿孙都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总统决定分发狄更斯写的传统读物《圣诞颂歌》。

圣诞树点灯仪式结束之后，总统邀请玛莎和她的丈夫奥拉夫皇太子（他是总统再次从英格兰为玛莎带来的礼物）来到红厅，与丘吉尔、比弗布鲁克勋爵、莫兰勋爵和哈里·霍普金斯一起喝茶。在这欢聚一堂的时刻，埃莉诺问富兰克林是否给在温泉的米西打电话祝她圣诞快乐，他回答说没有并且也不打算打这个电话。她后来告诉拉什，这一明显的冷酷薄情正是埃莉诺百思不解的。“他缺少对人的真正依恋，这一点她永远也看不惯。”拉什在日记里写道，“她永远无法设想她对一位朋友有轻率之举，因为私人的友谊。她说自己必须跟她所爱的人接触，以使自己精神焕发，并在自己的职责和工作中获取力量。总统似乎与人没有任何亲和关系，甚至跟他的孩子也一样。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

然而，尽管罗斯福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对那些爱他的人们而言很难接受，埃莉诺还是理解“这种性格能避免他犯错误”，这种性格赋予他内心的独立自主，使他能以正确的理由做出正确的决策，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人”。

当然，米西和埃莉诺一样，对罗斯福的性情非常了解。有一次她对朋友、作家富尔顿·奥斯勒坦言：“他真的无法和任何人产生私人友情。”但是，她自身作为罗斯福身边的得力干将时，能够理解这种疏远，而她坐在温泉镇的小屋里，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打来的电话时，那绝对又是另一番感触。在米西收藏的宝贝当中，她最珍视的是一只栗色的小盒子，里面装着数百封给玛格丽特.A.莱汉德的雕版请柬，荣幸地邀请她作陪出席白宫的午餐会、招待会、晚餐会，在总统就职典礼讲坛上颁发给持有者的最高荣誉——蓝绶带、1932年普莱西德湖奥运会的特别通行证、出席美国海军学院沃尔特狂欢节的入场券、纽约州竞赛委员会签发的进入萨拉托加赛场跑道的临时通行证等。但是现在，这些纪念物所象征的繁忙和火热的生活已被教堂似的寂静所代替，米西坐在轮椅上，绝望地努力回想她那早已烟消云散的生活。

5年前的圣诞节，米西曾给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写过一封十分活泼的信，信中她感谢自己的上司给予她如此快乐的一年，但是信的结尾处却有几句不祥之言：“我想我常常太无礼了，没有对你们说‘干得好’。但是这听上去多少有点不够充分，然而，你必须知道，每次当你完成某项工作时我是多么骄傲——我总是这样——伴随你的一定是我无法解释的快乐。”

“请让我为你们效劳！——你们是拥有我的爱和唯一真诚奉献的人——没有那些品质，我就没有理由占据这个位置，你们认为呢？”

米西目前无法为自己所爱戴的人做事，她显然由于自己“白白占据这个位置”而失去了信任。在1941—1942年的圣诞新年假期里的一天晚上，温泉基金会的医疗主任C.E.欧文医生家中的电话铃响了，当时天色已过三更，但他还是穿戴整齐，立刻赶往米西的屋子。晨曦初露时他才疲惫不堪、头昏脑涨地回到家里。“我不知道能为米西做些什么，”他摇着头，带着怀疑和悲哀的神情对妻子梅布尔说，“我想她今晚想自杀。”

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知道那天晚上米西自杀未遂的事件。米西的姐姐安·罗尚在假期里探望米西之后，给埃莉诺写了一封聊家常的信，其中对那次自杀事件也只字未提，“米西和我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我想让您知道她是多么喜欢您和总统送给她的礼物。”

“圣诞节对我来说真是难受，”埃莉诺坦率地告诉女儿，“我想爸爸喜欢所有的官场作风，而他的确知道手头有许多重要的事正在做。我希望自己能少一些婆婆妈妈的私事。这里并非像表面上那样，看上去充满很多私人感情。我们没有操心用长袜分配的礼物，没有过节的热烈气氛，但是我想，生活一定就是这样，直到我们重新回到和平年代为止。”

丘吉尔也没有沉浸于圣诞的欢乐气氛当中。虽然在那天下午的工作会议上他还是像通常那样活跃，然而在正式晚宴上他又回到了沉默之中。宾客中有玛莎和奥拉夫、哈利法克斯勋爵夫妇、亨利和伊莉诺·摩根索。在莫兰勋爵看来，如果说总统是“兴高采烈，无拘无束”的话，那么首相则是“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他不平静的脑海里一直在反复思考着第二天日程安排的在国会联合会议上的演讲。

“他真的没有尽情玩乐，”摩根索说，“你看到他坐在罗斯福夫人身边，另一边坐着比弗布鲁克，比弗布鲁克喜怒皆形于色，但是丘吉尔的脸色则完全是波澜不惊……他在饭后三次离开座位，他说，这样，‘我就可以准备明天的这些即席演讲了’。”

当然，这些演讲词绝不是即性发挥，正如丘吉尔完全意识到的那样，邀请一位外国人在国会的联合会议上讲话是“一次巨大的良机”。他还记得“这与他的时代有着天壤之别”，他告诉莫兰说：“两个民主国家将要联合起来，而他被推举出来宣布这次结合……当然，他知道，并非所有的参议员都对英国抱有好感，他们是否会表达这种倾向？今天早晨他已决定将自己已准备好的内容全部推翻。无论如何，他必须在上床睡觉前完成演讲稿。他疲倦地打着呵欠，当一切都结束时他会感到非常高兴的……他站起身来向总统告辞。”

丘吉尔离开时，60多位宾客分到了几张乐谱，总统领着大家开始唱圣诞颂歌。莫兰大为惊奇地说，那天晚上，罗斯福享受生活的欲望是如此令人吃惊，以至于“很难相信这就是那位将要带领他的民族进行一场大战的人”。

首相起草演讲稿的方式让霍普金斯着实赞叹不已。由于经过多年在国会下院激烈辩论的熏陶，丘吉尔喜欢边走边思考，想象着已有一大群人团团围坐在一起。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让人把他的话笔录下来。他会多次提到前几天曾做过的笔记，但大多数措辞和比喻会浮现在他理智与情感中。艾赛亚·伯林曾评论说，他的一部殚精竭虑的作品，“维系了内心的深思熟虑，高瞻远瞩，以及坚定不移的感觉——特别是，他的作品感悟到并忠实于这种伟大的传统，为了这种传统，他表现出一种个人的责任感。”这种英国人的骄傲，在1940年的峥嵘岁月，在丘吉尔的演讲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一天晚上，霍普金斯在他的卧室里与莫兰的一番长谈中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聆听两位伟大的雄辩家演讲，这是十分有趣的。霍普金斯评述道：当罗斯福起草演讲稿时，他很少“在修改辞藻上浪费时间，他只是想着用最简洁和最朴素的词语把心中所要讲的话表达出来，他每次发表特别演讲时，都会设想每一位听众对演讲会有何具体想法，他总是考虑个体，而不是群体的反应”。

与此相反的是，尽管丘吉尔通过长期实践，已能通过一位听众的反应见微知著，但他忽略了他们的个体生命、他们的经验和渴望。艾赛亚·伯林认为，与罗斯福截然不同的是，丘吉尔“不以热烈而浓郁的风格表达一种社会的或是道德的范畴，他比较倾向于营造出一种非常强大和一以贯之的风格，使它显得真实可信，同时利用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展现这一风格，改变外部世界”。

26日中午，丘吉尔依然在准备他的演讲稿，这时车队已来到白宫后门入口处，接他前往参议院。“丘吉尔在演讲前总是少言寡语，”C.R.汤普森说，“跟他说话是很危险的。我们之间有一个小小的惯例，我必须总是提醒他是否记得把演讲时用的眼镜放在衣袋里。他很容易忘记这玩意儿，没有眼镜，他读着打印文稿会很艰难。他拍拍口袋，是的，他带了眼镜。”

丘吉尔被护卫着走进参议院大厅旁的一间小小的休息室内，他匆匆地在屋里来回踱步，独自一人，嘴里咕哝着演讲稿的全文。突然，他停了下来，直视着莫兰，眼珠子瞪得老大：“你是否意识到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几分钟以后，丘吉尔站在拥挤的大厅的讲台上，他的手指放在上衣翻领下面，条纹裤的口袋里露出沉重的金表链。丘吉尔开始发言：“我情不自禁地反复思量，如果我的父亲曾是美国人，而我的母亲是英国人，我也许就会独自前来，而不会以其他可选择的方式。”这几句话的效果有如电击，欢呼和笑声即刻淹没了整个会场。接着，在笑声平息下来之后，丘吉尔压低了嗓门，他谈到反对轴心国势力的斗争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时，话音轻得如同耳语一般。

他警告说，反同盟国阵营势力强大，它残酷无情，与我们不共戴天。“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着一段忧患岁月，在这段日子里，国土将会沦陷，重新收复故土会异常艰巨，并且要付出惨重代价。”然而，他用无比的自信感染了人们，掌声一遍又一遍地响起。他言归正传地谈到这次演讲的中心议题：“已设定的任务并非我辈所不可企及，它带来的剧痛和考验也并非我辈所无法忍受。”他发誓说：在18个月内，美国与英国的企业生产的军事装备将“是那些独裁国家从未见过，也永远不会预见到的”。

丘吉尔的声音近乎于狂怒般的咆哮。他声讨谴责纳粹暴君，大肆嘲弄墨索里尼，并且对日本的心智是否健全提出疑问。“他们以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大声叫道，“是不是可能他们根本没意识到，我们会一直坚定不移地与他们斗争，给他们一个教训，直到他们和整个世界都不会忘怀呢？”

大卫·利连索尔在日记里写道：这一时刻，全场沸腾了。“在战争期间，我第一次聆听到如此令人热血激荡的声音。”总体而言，这是一次经典的演讲，利连索尔总结说，“他演讲的风格多姿多彩，妙语连珠，对仗和头韵的运用精彩绝伦，他的语音抑扬顿挫，使言语之中饱含情感。哎呀！他有一次发出的咆哮声多么像一头不列颠雄狮！”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丘吉尔讲完之后，全场刹那间一片寂静，少顷，爆发出一阵猛烈的怒吼。参众两院的成员、内阁、最高法院以及楼座里响彻着跺脚声、鼓掌声和欢呼声。“他们亲眼目睹了辉煌的一幕。现在他们还想再来一次！”丘吉尔做了一个漂亮的手势，答应了听众的要求。他返身回来，微笑着，然后把手指做成“V”字形，这是铭刻在欧洲历史上被奴役的民族向胜利致敬的英勇标志，整个大厅里数百只手臂高高举起向丘吉尔致敬。对于一次演说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无比惊讶的高峰，《华盛顿邮报》将它与埃德蒙·伯克号召抵御美洲殖民者的演说相提并论。

丘吉尔回到白宫，去看望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总统时，已是满头大汗了，可是一种傲视群雄的感觉攫住了他，令他激动不已。他兴高采烈地对莫兰说：“我自始至终切中肯綮。”笑声和掌声总是在他期待的地方出现。莫兰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伟大演讲。”

那天晚上，总统终于下决心，让每一个艰苦工作的人放松一下。因此他在二楼大厅安排放映了一部电影《马耳他猎鹰》。两个小时当中，总统与首相、比弗布鲁克以及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观看了亨弗莱·鲍嘉扮演的山姆·史派德追寻一座价值连城的小雕像的难忘故事。由于埃莉诺已回到书房去阅读信件，她的朋友查尔斯·哈姆林夫人就坐在前排的总统和首相中间。哈姆林夫人后来回忆说，在影片结尾处，鲍嘉放弃了他所爱的姑娘布丽姬特·奥肖内西，听凭司法机关处置。丘吉尔先生此时回想起当年他担任内务大臣时，曾发生过一桩与影片情节极为相似的案件。“这是一个悲惨的案件，男人的确放弃了那姑娘。”丘吉尔似乎非常悲哀地沉浸于那段记忆之中。影片结束后，埃莉诺重又回到这次晚会中来，并且发现“每个人都完全恢复了工作状态”。

埃莉诺不无焦虑地发现总统与首相之间的友情与日俱增。“她察觉丘吉尔的内心有一种男人所特有的将战争传奇化的倾向。”埃莉诺的孙子科蒂斯·罗斯福评论说，“她还记得泰迪·罗斯福起初关注环境与社会进步，但后来却完全陷入美西战争而不可自拔；她也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欧洲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她知道他会变卖所有的一切，以成为一名在战场上英勇负伤的士兵。”

“没有人像丘吉尔那样喜欢战争。”玛莎·盖尔洪带着挖苦的神气评论说，“他喜欢蛮勇，闯劲十足，他激起了罗斯福少年时代从冒险小说中获得的梦想。”

例如，罗斯福见到丘吉尔的移动地图室不久，自己也想拥有这样的地图室，以便也能形象地了解战争的进程。几天之内，一个复杂的地图室在白宫底层一处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里建造完毕，这个房间过去曾是女性衣帽间，坐落在外宾接待室和麦克因泰尔医生办公室之间。当总统去看望麦克因泰尔医生，想了解每天的消息时，这个房间就提供了一处便捷的通道。“四周的墙壁都用纤维板覆盖，”海军副官乔治·埃尔赛回忆说，“我们在这些纤维板上，钉上了大尺度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图，每天更新两到三次。图表内容显示出敌我双方位置的最新变化。不同形状的大头针表示不同的舰艇类型。其中圆形的大头针代表驱逐舰，方形的大头针代表重型巡洋舰。我们用油脂铅笔画出一个可塑箭头代表部队，当新的急件下达后，可以重新绘制战斗路线。”

战况得自于陆军部和海军部，每天这些信息由通讯员以手工方式多次传送，然后转绘到大地图上来。“三巨头”的位置用特殊的大头针标了出来，代表丘吉尔的大头针状若一根雪茄，罗斯福的像一只烟嘴，斯大林的则像一把用石南根做成的烟斗。由于每小时都有绝密的急件送达，因此，地图室每隔一小时左右，便要由海、陆、空部队的军官们轮换三班。除了地图室里的人以外，有权出入房间的仅限于罗斯福、霍普金斯、马歇尔、金和莱希等人。

然而，也有偶然的例外。有一次埃莉诺在前往大厅时路过地图室，她碰巧向里面张望了一眼。在屋内，她看见她丈夫和丘吉尔正用手指着地图上不同战场形态各异的大头针，专注而亲密地说着话。“他俩就像两个小男孩在玩打仗。”埃莉诺评论说，“他们看上去玩得非常开心，应当说太开心了，不过这使我感到多少有点儿悲哀。”

1942年元旦那天，总统和首相驱车横穿弗吉尼亚乡村，来到弗农山，向乔治·华盛顿墓敬献了花圈。埃莉诺后来告诉她的朋友贾斯廷·波利尔：在返回的路上，丘吉尔反复唠叨说：“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要组建一个英美联盟，以应对世界问题。”富兰克林不住地点头说：“是，是，是。”埃莉诺则一言不发。与丘吉尔不同的是，她不相信所谓“当和平来临时，我们应该重点控制那些说英语的人们”。恰恰相反，她认为“所有信仰民主的人们”应当包括在支配和平的任何一个制度和组织当中，把精力放在英美联盟的支配权上，只是“英国殖民主义旧瓶装新酒”而已。

在一般情况下，埃莉诺会立刻插嘴打断他们，但是她被丘吉尔不容置疑的独断言辞吓住了，在她看来，似乎他一旦发表意见，结论就已铁板钉钉。所以她就一直坐着，一声不吭，直到她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您知道，温斯顿，”最后她突然脱口而出，“当富兰克林说是是是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意您的观点，而只是表示他正在倾听。”丘吉尔冷冷地听着埃莉诺的话，脸上浮现出一丝怒容。

作为第一夫人，埃莉诺的公开讲话、联合文集、对贫民窟、矿山和工厂的访问，使她在近10年来一直是公众心目中的风云人物，丘吉尔显然对此感到不可理解。几天以后，埃莉诺在一次午餐会结束后问丘吉尔：尊夫人在战争期间做些什么？丘吉尔带着淘气的神情高兴地说，他的夫人，实际上所有大臣们的夫人都不参加任何公务活动，而只是待在家里——他不承认英国妇女在战争中已经承担的广泛工作。席间顿时出现一种异样的沉默，所有的眼睛都转向埃莉诺。可是按照塞姆·罗森曼的说法，她“从来都是不动声色”，谈话继续进行。

“丘吉尔不是很喜欢我母亲，”埃利奥特·罗斯福回忆说，“他俩之间总是彬彬有礼，但是两人的性情迥然不同。她相信未来的发展，民主之花会开遍四方，而丘吉尔在骨子里则是一个君主立宪主义者。”

元旦，用罢午餐，拉什、汤米和埃莉诺一起围坐在老罗斯福夫人的起居室里，对比着谈论对总统和首相两人的感想。“首相容易心情激动，”拉什第一个发表意见说，“但是总统在危难之中显得更安全可靠，更老成持重。”拉什说完后，汤米拍拍手说，她和罗斯福夫人看法一致，她们觉得总统更喜欢一条道上走到黑，他缺乏机智，可是看上去做事又不会出岔子。总统还给人以循规蹈矩、从不越雷池半步的印象。

“我喜欢丘吉尔先生，”埃莉诺在给安娜的信中说，“他很可爱，容易动感情，很有人情味儿，但是我不希望由他来书写和平，或者是实现和平。”

在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与轴心国宣战的26个国家，共同商讨发表了一项关于加强团结和认清战争意图的宣言，在这份名为《联合国宣言》的文件中，每一个签字国都保证调集所有的资源参加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并重申将一贯坚持《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每一个国家都承诺不单独签订和平协定。是罗斯福提出了“联合国”这个词，它代表着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盟国。

至于总统是如何与首相商讨他提出的这个新名词的，可谓众说纷纭。至今为止，最为可信的是哈里·霍普金斯的说法。他说，总统对自己的灵感感到非常兴奋，有一天一大早便冲进丘吉尔的卧室，当时首相正在浴缸里泡澡，一丝不挂，脸色发红。丘吉尔曾说过，“浴缸是美国人骗卖给英国人的新鲜玩意儿，不过没有什么比洗上一个热水澡更舒服的了……身体后仰，把大腿伸向空中，就好像刚出生时那样。”

总统道歉说，他会在合适的时候再来。“不用走开，”丘吉尔说，“大不列颠的首相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宣言是晚上10点在总统的书房里签署的。应邀前来的嘉宾济济一堂，哈姆林夫人回忆说：“书房里安静得像教堂一样。没有窃窃私语，只有小狗法拉平躺着身子打着呼噜，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浑然不觉。”

总统首先在宣言上签字。他发表意见说，也许自己应该使用“总司令”的头衔，霍普金斯干巴巴地说了一句“总统的头衔应该行得通”，然后首相也签了字。罗斯福端详着这个签名，说：“嘿，难道你不应该署上‘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吗？”丘吉尔同意了，又修改了签名。接着，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代表苏联签字。最后，中国大使宋子文也签了字。丘吉尔评论道：“我们代表了全人类的五分之四。”“在这间屋子里，”拉什记录道，“大家都感到希特勒行将被宣判死刑。”

丘吉尔准备打道回府时，霍普金斯交给他一份写给他妻子克莱门蒂的便条。“您也许应当为您丈夫不虚此行感到非常骄傲，”霍普金斯告诉丘吉尔夫人，“首先是因为他天性随和，我没见过他听从任何人的劝阻，照常猛吃猛喝。如果他花上总统安排的一半时间在白宫里尽情享受，那么他肯定会对过去的3个星期留下美好的回忆。”

然而，起早贪黑却使霍普金斯付出了代价。“他的嘴唇惨白，仿佛体内一直流血不止。”莫兰勋爵说，“他的皮肤蜡黄，像一张绷紧的羊皮纸，眼睑缩成一道小缝，只见他的眼珠子不停地转动，好像非常苦恼似的。”霍普金斯依靠坚忍的意志和顽强的精神支撑下来，丘吉尔一离开他就垮掉了，在精神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前往海军医院检查身体。

当丘吉尔抵达伦敦时，总统的一封充满真情实感的信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罗斯福告诉丘吉尔：“与你生活在同一年代真是妙趣横生。”

“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把目光放在生产线上。”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指出，“不要让人说这是无能为力的。”他接着开始描述1942年一整套宏伟的生产蓝图：6000架飞机、45000辆坦克、20000挺防空机枪和600万吨货船。《美国新闻》报道说：“这些产量是一连串庞大的天文数字，人类的大脑根本无法想象。只有通过形象才能使他们明白：1943年必须每4分钟制造一架飞机，每7分钟制造一辆坦克，每天制造一艘海运货船。”由于总统坚信，公布蔚为壮观的远大目标，既可以让美国公众和军队重新鼓足勇气，又能使轴心国的势力意识到，美国雄厚的工业实力，会很快生产出军需品，提供给每一个战场上的所有盟国军队。因此他在演讲的前晚随意用铅笔提高了数字。当霍普金斯对如此之高的目标是否合理提出质疑时，罗斯福洋洋得意地回答说：“哦——产业工人可以做到，如果他们真的努力的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业界的领导人对美国经济或多或少地坚持固有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美国的经济年增长率十分有限。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那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家们，从来没见过薪资册，才会制订出常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目标。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财政支出将会因政府需求扩大而攀升，并坚持认为国家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

“这些数字，”罗斯福对群情激奋的国会说道，“将会给日本人和纳粹分子对他们在珍珠港的所作所为一点小小的震动。”从此以后，罗斯福说，工人们必须做好长期艰苦工作的准备，一天24小时，每周七天昼夜不停地生产武器。从此以后，不管是在汽车企业还是在乡村的金工车间，每一把可以使用的工具都必须供给军工生产。“柏林和东京的好战分子发动了战争，”他提高嗓门总结道，“但是同仇敌忾的人类共同理想将结束这场战争。”

汽车工业首先感觉到总统的战斗宣言所带来的压力。要想说服总统为时已晚，新的客车和轻、重型卡车的零售被全面禁止，政府命令冻结汽车销售商手中所有的存货，一直到1月15日那天，当局宣布开始实行汽车限额配售计划，限售范围包括库存的45万辆轿车和卡车，外加20万辆正在流水线上装配的汽车。第一批购货单为政府的《租借法案》提供了货源，其余的车被成批卖给了医生、警察以及其他为公共卫生和安全提供基础服务的工作人员。“采取非常措施是必要的，”物价管理局局长利昂·亨德森说，“这样，汽车工业的整个生产设备就可以纳入国家的军备计划中。”

“在汽车销售商装饰豪华的假日展示厅里，”《时代》周刊报道说，“笼罩着‘死亡的寂静’，因为4.4万名汽车销售商和他们的40万雇员都已下岗。”在埃莉诺看来，假如大的汽车制造公司能早一些接受转轨的必要性，这种困境也许能够避免。然而，盲目地坚持认为汽车和飞机可实现高产，这些公司将工人们推入了十分险恶的境地。

埃莉诺向美国生产管理局局长威廉·克努森发泄了自己心中的怨气和失意。一天下午，她主动跟克努森搭话，并且问他打算采取哪些举措，安顿所有那些被剥夺工作的人们。“克努森先生看着我，就像一只大慈大悲的巨熊，”埃莉诺说，“仿佛在讲：‘现在，罗斯福夫人，让我们不要感情用事。’”

“我弄不懂您是否知道什么叫饥饿，”埃莉诺反驳说，“您府上是否曾经有人体验过饥饿？”

后来，在拜访克努森以解释她为何对此事如此认真时，埃莉诺收敛了几分咄咄逼人的气势。“我丝毫没有贬损任何人的意思，我从不谈论任何我没有经历过的事。”她主张说，“不管我们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我们中都没人可以袖手旁观，眼看着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在我们的家里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一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

事实上，汽车工业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愿意向军工生产转型，这只是整个国家意志无法实现的一个部分，而克努森正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人物，结果他只能扮演被人唾骂的角色。尽管克努森已因不称职被罢免，总统还是在1942年1月13日宣称，改革进程秩序井然。他宣布，罗布克·西尔斯公司总经理唐纳德·尼尔森将负责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全新机构——战时生产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采购与生产方面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这是总统做出的最伟大的一次授权。

克努森正在主持会议时，他的秘书推门进来，告诉他一个刚刚从电报中传来的消息。“瞧这儿，”克努森手里攥着一张从自动收报机上撕下的纸片对一位同事说，“我刚刚被炒了鱿鱼。”克努森感到十分震惊，那位曾经亲切地称他“比尔”、对他如此和蔼可亲的总统，甚至没有礼节性地当面向他解释一下革新的问题。

在白宫，霍普金斯意识到局势已开始失控，但他凭着多年的经验知道，永远也不可能使罗斯福对这场论辩做出直截了当的评判。为了确保总统同意给克努森在军队里安排的一个特别的位子，霍普金斯敦促联邦信贷管理局局长杰西·琼斯当晚去看望克努森，并劝说他接受这一官职。“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忧郁的人，”杰西报告说，“吃完晚饭后他坐在钢琴旁，一面弹奏一面哼唱着悲伤的曲调，仿佛他的心已破碎。”琼斯建议他接受总统的任命，但是克努森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一时无法考虑何去何从。最后，琼斯自作主张，打电话到白宫找到霍普金斯。琼斯说，“克努森将接受三星上将的军衔”，负责“促进军工物资的生产”。当克努森没有否定他的说法时，琼斯知道：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这个决定后来成了大家皆大欢喜的绝妙主意。

第二天，一切安排妥当后，总统邀请克努森赴白宫吃中饭。此时，老主人甚至连自己的亲属都没想安顿好，就开始大吃特吃起来。他浑身充满个人魅力，当克努森走进来时，他亲切地问候他，慷慨地赞扬他的成就，并对穿着制服的克努森开着温和、善意的玩笑。在午餐行将结束时，克努森说他会担任总统举荐的任何职位。这对罗斯福而言是一个胜利。他富于独创性而机动灵活的思路，找到了一位新的战时生产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没有把前任永久打入冷宫。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战争在逼近。武器的装备阶段已经过去，美国经济终于准备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始生产。“一年多来，”小说家温斯顿·埃斯蒂斯在《战争后方》一书中说，“新建的军工厂和车间在目光所及之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仿佛地下施了许多肥料。它们依然在继续涌现，并且变得更大，更神秘，生产出多得不可思议的武器弹药。”新的军工厂正在建造的同时，与制造业有关的每一个能想象得出的行当，都在把他们原来的车间改装成生产武器的兵工厂。一家制造旋转木马的工厂在使用其车间生产时髦的机枪支架，一家胸罩厂在生产手榴弹的弹夹，一家手套制造商在生产救生艇，纽约一家著名的玩具集团在生产罗盘，一家弹球机厂在出产穿甲弹。尽管原料不断告急，但在1942年还是出现了全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生产高潮。

1月30日，总统签署了一份《紧急价格控制法案》，这份法案授予亨德森，后来还授予物价管理局以抑制物价上涨的权力。尽管这个权力还不够充分。根据新的立法，亨德森可以在从原材料到成品之间的消费项目中选择一个范围实行强制性限价，他可以对违反价格法的人实行监禁或是罚款，他还可以决定在国防领域的最高租金。同时，一项初步的配给制已经建立，以保证现有物资的供应需求。

在白宫，埃莉诺努力想为家庭主妇们以身作则。当大量生产降落伞而使长筒丝袜开始断货时，埃莉诺则以重磅长筒黑棉袜作为替代品，并宣布说她不会和其他任何人有所区别。由于陆军和海军需要从蔗糖里提取酒精制造无烟炸药，蔗糖紧缺问题首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埃莉诺承诺说白宫在蔗糖消费方面将会非常节俭，将尽可能使用玉米糖浆或其他代用品，如果必要的话，将用色拉来代替甜点。纽约的参议员埃曼努尔·赛勒提出，埃莉诺的意见激起了蔗糖的抢购风潮，从而使蔗糖的定量供应变得不可避免。赛勒争辩道，没有埃莉诺的煽动造成人们心理恐慌而纷纷囤积居奇，就永远不会出现蔗糖短缺。

“我从来没想过，”埃莉诺在自我辩解时相当天真地说，“我不能把真相告诉美国人民，不能指望他们严格自律。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外出购物的家庭主妇，为自己买了100磅蔗糖，把它储存在一边，正是这种行为对她自己和家人提高了蔗糖价格，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位家庭主妇不能买到足够多的蔗糖，以维持她在战争期间的生活所需……迟早有一天囤积居奇者将不得不面对蔗糖短缺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就与其他全体公民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这是命运使然。”

在战争前线，局势都在恶化。在远东，日本取得了如此彻底的胜利，就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到惊奇。仅用了几个星期，大日本帝国就攫取了殖民国家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占领的地盘，差不多有100万平方英里的陆地——包括香港、泰国、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有1亿人口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在菲律宾群岛，乔纳森·温赖特将军和他被敌人围困的部队已处于战败的边缘。

在大西洋战区，美国在与德国潜艇的战斗中仍在继续吃败仗，商船沉没的速度比新船投入服役的速度更快。仅在1月份，就有43艘船葬身海底，1000余人丧生。希特勒正通过切断补给线的手段，打击美国战争机器的核心部分。“我们正在打一场运输战，一场轮船战。”美国海运委员会主席埃默里·兰德证实说，“一点儿也没有制造枪炮和坦克运离美国的感觉。”战争计划部副部长艾森豪威尔将军承认说，怒火已经难以遏制，“我们必须要有船只，而且我们眼下就需要它们。”

正当海上的战局陷入最低潮时，莫兰勋爵在伦敦的地图室里找到了丘吉尔，“他背对我站着，瞪着巨大的海图上代表德国潜艇的黑色小甲壳虫。‘可怕，’他咕哝着说。丘吉尔知道我们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在海战中输得一败涂地，而他对此束手无策。但愿上帝能让我扑灭那场看上去即将毁灭他的战争之火。”

2月15日，星期天，战局似乎接近崩溃。作为西方势力在远东的象征的新加坡，在那天被日本攻占。“这一消息使许多人非常震惊。”埃莉诺在她的专栏文章中写道，“我已和总统谈过此事，总统带着听天由命的口气说：当然啦，对此我们早有预见。但是我知道许许多多的民众可不是这样。”在食品储备开始捉襟见肘、水源供应遭到威胁的情况下，阿瑟·珀西法尔将军走出阵营，举起白旗率众向日军司令投降。

“我们不得不直面灾难，也许这是桩好事。”埃莉诺沉思着说，“因为我们太乐观了，期望很快取得胜利的心理使我们变得骄傲自大。现在我们必须找回内心的勇气去面对失败，并且坚持战斗直到胜利。那就意味着必须坚定不移，众志成城，勇往直前。而这些并不是我们的优点，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当在身体和心智方面都变得坚强起来。”

在总统助理威廉·哈瑟特的回忆中，总统在风暴的中心，依旧保持“镇定自若，从不急躁易怒”。在这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从远东不断传来坏消息，德国潜艇虎视眈眈，“但从没有人发出沮丧的声音，大家昂首挺胸，充满着高昂的斗志。”《纽约时报》记者安妮·奥哈尔·麦考米克在1942年1月30日罗斯福60岁生日那天很偶然地注意到，岁月在他的眼睛周围已刻上了深深的印记。但是“时间的流逝和太平洋上战败的沉重打击，都不能抹杀他稳若泰山的自信”。相反，尽管重任在肩，但无论身在何处，罗斯福都比同时代的任何领导人显得更加从容自在，在处理公务时更加游刃有余，“他的神智比过去更健全，态度也更加冷静。如果他在忧心忡忡，他也丝毫不动声色。”麦考米克总结说，实际上，也许是因为“疑难事宜均已解决，事关重大的论争均已尘埃落定，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应当说他的心情似乎比几个月前更轻松了些”。

罗斯福得出结论说，如果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美国的船舶总吨数，那么唯一的答案是建造越来越多的船，达到德国人击沉舰只数目的两倍。在他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曾设立了一个高得难以想象的目标，即在1942年度造船的总吨位必须达到1800万吨。现在，在清醒地看到船只被击沉的悲惨情景之后，他更加坚定地抬起头，把造船目标提高到2400万吨。“我明白就自己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决策。”罗斯福坦率地告诉埃默里·兰德，“但是我可以肯定，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海上运输方面的危机在最糟糕的时刻发生了，海运长年不受重视，美国商业船队在吨位上只有“外贸船队的1/4，在航速和新建的一级海轮的数量上，分别只有外贸船队的1/5和1/8”。过去年产量不到100艘，美国海运委员会如今被责成造船2400艘；过去只负责46条海上航线，现在差不多增加到300条；过去这个委员会下辖10万人，而不久以后它的麾下却有70多万人马。在和平时期，一位轮船装配工通常要当4年学徒，如今见习期已缩短到7个星期。海军上将H.L.维克里直率地说：“这给你的感觉就像是拿着一颗拔掉了引线的手榴弹一样。”

为了完成难以企及的任务，政府开始求助于一位名叫亨利·凯泽的企业家，他60岁了，却总也闲不住，曾经参与过博尔德水坝、大峡谷水坝以及奥克兰至旧金山大桥的建设。尽管没有接触过造船业，凯泽在管理上却颇有天才，他本能地领会了罗斯福关于“能量比效率更有效”的准则，1941年1月20日，他把推土机运往加州旧金山海湾对面的里奇蒙德，在那里建造了他的第一个船坞，85个工作日以后，他安装了船只的第一块龙骨。

凯泽大手大脚地花着政府的钱，一旦找到钢铁就开始造船，他调集了手中所有能支配的起重机、吊车和推土机；他雇用工人几乎不考虑资格问题，其理论依据是任何人都能在工作中学习本领；他把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移植到造船的工艺中，用电焊机代替打铆机，以减轻船舶重量，并能节省时间；他使用预制的舱壁、甲板和船体，以便使船只能尽快下水。

在凯泽的领导下，建造一艘船的平均耗时，从1940年的355天，降为1941年的194天，1942年的前几个月则进一步减少为69天。他仅仅经营了一年，就有6个新船坞投入使用。在被授予“朗恰洛特爵士”的称号时，凯泽已成为整个造船业的标兵。海运委员会将他创造的每一个新纪录都转换成全国范围内造船厂数量增加的进程表，其范围包括从巴思和南波特兰到诺福克和温哥华。

完工后的产品——自由型轮船的确是一只丑小鸭，它缺少传统的造船标准，航速不快，一不小心就会裂成两半。但是罗斯福却得出结论说，现在就拥有许多凑合着造出来的船，每艘船可装载2840辆吉普车、440辆轻型坦克和300万立方的食物补给，总比在战败之后拥有一队速度较快、样子更好、经久耐损的船队要来得好。

2月的阴暗日子行将结束之时，罗斯福决定发表炉边谈话。这是他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首次发表这样的讲话。这篇讲话的意图在于说明，美国人民已卷入一系列战争之中，他将用最诚实的词汇向他们展示盟国所面临的局势。同时，他希望再次向人民保证，尽管眼下还是一片黑暗，但胜利终将到来。罗伯特·舍伍德说：“没有人能像总统那样，清醒地划分保持高昂士气和信心与盲目乐观两者之间的分界线。”

罗斯福对他的讲稿写作班子说，他要请美国人民在聆听他的演讲时，在他们的面前挂上一幅世界地图。“我会提到一些奇怪的地名，其中有许多是大家前所未闻的，这些地方如今成了为了文明而战的战场……我想向大家解释一些与地理有关的东西——讲讲我们的症结在哪里，战争的总体战略应当是怎样的。我想用简单的术语把这些内容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就会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每一次局部战役是如何体现整个战略意图的……如果他们明白了问题的症结以及我们将何去何从，我确信他们能承受任何坏消息的打击而毫不气馁。”

市民们对总统的倡议做出了热情的回应，数千人竞相到当地的书店购买地图。《纽约时报》报道说：“地图生意开始火爆起来。”43号大街C.S.哈蒙德有限公司销售经理E.O.施密特，在星期六的早晨总统发表演讲之前就赶往闹市区的仓库，带回了两千张新地图的复制品，以充实书店库存。到夜幕降临时，所有的地图都销售一空。施密特先生说他在商界24年来，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甚至在昨晚我回家的时候，我那从来不特别留心地图的妻子，也要我把收藏多年的巨幅商业地图挂上墙。”

总统在2月23日晚上10点开始发表讲话，6100多万成年人（差不多占到整个成年听众群的80％）守在收音机旁，许多人面前还铺着地图。罗斯福以清晰、自信的语调，在讲话中把目前的斗争形势比作早期的独立战争，当时乔治·华盛顿和他的美洲大陆军正面临敌我双方的众寡悬殊，屡战屡败，几近于山穷水尽。“自私的人们，嫉妒的人们，恐惧的人们，都宣称大势已去。”但是华盛顿“坚持既定方针”，于是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罗斯福用类似的语调说，美国人民必须在“局势发生逆转”之前，准备忍受更多失败的痛苦，后头的几个月将不会很轻松。但是“你们的政府明确无误地相信，你们能在听到最坏的消息时不至于畏首畏尾，丧失勇气”。他阐释说，这场战争，是“一场新式战争”，它爆发于“世界上的每一个洲，每一块岛屿，每一片海洋和每一条空中航线。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请你们铺开整张世界地图，跟我一起浏览我将提到的这场战争的环球战线”。

罗斯福展示了自己过人的地理学知识，这些知识大多来源于他所钟爱的邮票。他耐心细致地描述了盟国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所处的形势。他阐释说，在这场新的战争中，“广阔的海洋过去曾一度被称作是我们免遭攻击的保护伞，如今已成了无尽的战场。”他说，接下来的路将会困难重重，但他确信，美国的巨大生产力将被完全激发起来，有能力“为盟军的最终胜利提供军用物资方面的绝对优势”，而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柏林、罗马和东京，我们被描绘成一个羸弱无能、只会享乐的民族。”他总结说，“让他们把这些话告诉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部下吧……让他们把这些话告诉飞行堡垒上的小伙子们吧，让他们把这些话告诉海军将士们吧！”

这次演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塞姆·罗森曼评价说：“它甚至比1933年金融危机期间总统发表的首次炉边讲话还要鼓舞人心。”《纽约时报》也有同感，它欢欣鼓舞地称这次演讲为“罗斯福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讲之一”，成功吊起了人们的胃口。J.P.摩根家的一位老朋友和伙伴拉塞尔·莱芬韦尔向罗斯福建议说，对他而言，唤起民众的唯一途径，就是更加频繁地在电台演讲。

罗斯福的回答显示了自己对领导艺术的精妙理解。他说：“有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我但愿自己能够实现您所说的更多地去电台演讲的想法，但是我所担心的是，我的话说得太多以至于失去了应有的效用……每次我在电台发表讲话，就意味着用4到5天漫长的超时工作，来准备我所要讲的内容。实际上，我没法从更重要的事务中抽出空来准备演讲。我想我们应当避免过多的个人崇拜——我的好朋友温斯顿·丘吉尔就有点儿吃过这方面的苦头。这种习气不该发展得那么快——永远记住，我们进入战争状态只有3个月。”

正如他一以贯之的那样，罗斯福最大的心愿是要统一全国民众的思想。历史学家埃瑞克·拉腊比曾经写道：“没有人比他更懂得美国人民内在的力量，包括如何驱动这种力量，利用这种力量，如何估量这种力量的限度。一旦这种力量被激发起来，它所需要的就不再是驱使，而只是操纵。”

如果罗斯福对美国民主政体的力量明察秋毫，那么他就不会不非常用心地防范民主政体的缺点——一个被激怒的公众舆论的暴政。当西海岸民众对日裔美国人的态度变得非常敌视时，罗斯福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残忍的决定：把数千名日本侨民从他们的家中全部清除出去，将他们赶进位于内地的监管营。

总统这个灾难性决策的出台颇费曲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这是“对本民族历史上美国公民人权的最恶劣的一次大规模侵犯”。这项决策始于美国军方的一个错误判断。军方认为日本侨民对国家安全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尽管从来没有确切证据证实日本侨民从事过阴谋破坏活动，但仍有谣言满天飞，说日本侨民大搞里应外合的特务暗号和“第五纵队”式的叛变行为，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这种传闻。有一则报道题为《两名携带地图和外文印刷品的日本人被捕》，另一篇消息的标题则是《日本人帽子上的红点指向空军基地》。虽然军方驻西海岸部队司令约翰·德·威特将军承认目前还没有一件传闻得到证实，但他接着以一种转弯抹角的荒唐逻辑争辩说：“正是因为没有阴谋破坏活动发生才是令人不安和确切无疑的怪事，它说明这种类似的行动即将发生。”

种族主义势力为“军事必要性”的幌子打足了气。50年来，西海岸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反日情绪已根深蒂固，针对外国侨民制定了排外性的法律和种种限制。由于珍珠港遭到的突袭以及羞辱的战败使太平洋地区的盟军饱受痛苦，这种针对日本侨民的敌视情绪开始爆发出来。报纸上日复一日地以大幅标题刊登对日本人的毁谤之词，把他们称作“疯狗、黄祸和日本佬”。充满敌意的氛围给极端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金色西部原住民子女联盟”主席宣称：“加利福尼亚是上帝赐予一位白人的宝地，依靠上帝的力量，我们希望能将这块土地保持如故。”

“这些人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过，”埃莉诺多年以后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稿中写道，“但是人们的感情已开始失控，太多的人想要对长着东方面孔的人发泄怒火，根本没有时间去调查他们的家庭背景，或是一贯严格依据美国人的章程行事，那就是一个人在没有证明有罪之前，他是无辜的。”

经济上的贪婪在其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原先，”埃莉诺写道，日本侨民“在牧场、重型货车运输、果园等行业颇为吃香，但是当他们越来越多地涌入这些领域时，人们发现他们不仅是容易满足的工人，而且是劳动力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加州人心里开始发慌了。”尽管日本人拥有的农场面积只占加利福尼亚耕地的1％，但是产出却占到将近全州农业总产量的四成。一个颇能施加压力的团体——全美种植者与托运者协会毫不羞耻地承认说，他们希望出于自私的想法开除日本人。“我们或许也是胸怀坦荡的，”他们这样说，公然对日本人富有的农场土地表示出觊觎之心。

假如美籍日本侨民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话，他们也许能对这些压力集团还以颜色，但是由于这些日本侨民的父母是第一代移居北美的日本人，被法律禁止享有选举权或成为美国公民，而大部分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裔侨民当时还在学校念书，他们无法摆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罗斯福受到方方面面的重重压力，人们希望他能提出一个反美籍日本侨民的法案。在加州，所有的政界当权派，包括加州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司法部部长厄尔·华伦都旗帜鲜明地主张驱逐日本侨民。在军方，所有的高级将领——德·威特将军、宪兵司令艾伦·格利恩将军、亨利·史汀生以及陆军部长官约翰·麦考伊，都在为日本侨民的收容问题争论不休。到了2月中旬就此事进行表决时，曾于上年9月取代罗伯特·杰克逊出任首席检察官的弗朗西斯·比德尔，是唯一坚持原则的要人，而由于他是新任的内阁成员，因此他的意见显得无足轻重。

由于缺乏反面说服意见，罗斯福表面上接受了“军事必要性”的意见，他指示史汀生和麦考伊随心所欲地去做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事，只要是合乎情理，并且尽可能符合人道。陆军部回去组织了一个一揽子计划——总统行政令第9066号——要求所有居住地被指定为军事区域的日裔移民进行强制性搬迁。由于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西部的一半地区、俄勒冈州以及亚利桑那州南部都被划为军事区，因此这份搬迁令影响到10多万市民和日裔移民。

尽管罗斯福事后承认他对“以‘军事必要性’的名义对这些人施以疏散和扣留的重负”颇为后悔，但无论如何，他在2月19日签署这份命令时还是没有表现出一丝疑虑。“我想他并不很关心这一步骤所包含的严肃性或有关牵连。”弗朗西斯·比德尔评论说，“他从来不对事情做理论上的分析，为保卫国家应当做的事才是真正需要去做的。”他确信，既然一切都为了保证赢得战争，那么任何对此形成威胁的东西都应进行大胆、严厉的处理。

搬迁者们被告之只能携带可以扛得动的随身物品，他们被集中赶进16个草率搭建的集散中心，它们位于西海岸沿线的赛马场和体育场内。当时军方的工程师正在更远的内陆地区建造永久性的集散中心。“我们正在认真盘算着要带哪些东西的问题。”26岁的查尔斯·菊地在日记里写道，“周围还有很多废旧物品，你知道日本人是非常怀旧的。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不得不把这些玩意儿更多地储藏起来，因为他们不允许我们携带仅有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

在集散中心，伯克利的居民米尼·大久保写道：“这里到处都没有隐私可言，小货摊以及临时性的木板房里支离破碎的隔墙内外，分别上演着一出出你和你的邻居发出的爱、恨与欢乐的交响曲。人必须习惯于鼾声、婴儿的哭声以及家庭琐事的吵闹声。”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没法支撑着排队上公共澡堂，只能在火药桶做成的浴缸里洗澡，尽量随处找些窗帘钉起来。

“难道这就是几个星期前我们所离开的同样一个美国吗？”一位名叫泰德·中岛的年轻建筑绘图员仰天长叹。“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徒劳无功，在这个毫无价值的集体生活中，只是为了活命而苦苦挣扎。”中岛出生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父母自1901年从日本来到美国定居。父亲是一位编辑，大哥是建筑师，二哥当医生，尽管如此，三个兄弟和父母一起还是被迫抛弃他们颇有前途的职业，在一间只有18英尺宽、21英尺长、充满着令人窒息的马粪味的狭小马厩里苟延残喘。

“所有闲置的劳动力都显得毫无意义，”年轻的中岛说，“电工、管道工、绘图员、机械师、木工、漆匠、农民——每一个行当——所有能干活、愿意竭尽全力为打败轴心国而工作的人……非常奇怪，我对军方关于改善生活待遇的承诺，以及罗斯福夫人关于优秀美国公民应该拥有未来美好生活的保证，仍然心怀希望……真正使人感到痛苦的是，一般的证明文件中把我们这些迁移居民称作‘日本人’。‘日本人’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我们站在这一边，而且我们需要帮助。为什么美国不让我们这么做？”

富兰克林决定驱逐日本侨民的消息传到埃莉诺的耳朵里，她感到十分震惊。埃莉诺曾亲眼目睹过几周以来这种疯狂的排外现象，并一直担心有朝一日会发生这类事件。但是总统的命令是如此偏激，简直让她大吃一惊。在她看来，《保障权利法案》必须永不妥协，即使面临民族危难也应如此。然而，当她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丈夫时，罗斯福反应冷淡，并说他不想再听她提及这些事。

在通常情况下，埃莉诺会不顾总统的反应，毫不留情地与他争论，但是在几个星期以来围绕着决定疏散日本侨民的是是非非中，她发现自己也成了备受争议的人物，民防局正在遭到无可挽回的猛烈抨击。

随着战争的来临，民防局的事务已变成公众关心的焦点，埃莉诺与拉瓜蒂亚之间的政见分歧也日益公开化。“我不禁意识到，”埃莉诺承认说，“市长更感兴趣的是民防工作中引人注目的部分，比如说城市里是否拥有良好的灭火设施，等等，而不是关心如何激励士气这类的事。”在埃莉诺看来，战争带来的压力和错位——诸如移民、失业、住房以及健康等问题积聚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问题即便尚未引起关注，也能预料到将是一触即发的。但是，她纵然竭尽全力，也无法使拉瓜蒂亚的注意力从防护工作转移出来。埃莉诺发现，他身为纽约市长已“无法把全部精力用于组织民防工作上。我们很少召开集体会议，我感到大家都忙得焦头烂额，觉得已做出的决定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对于总统而言，他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战区索然无味的文牍报告，妻子与市长的争论更令他心烦意乱。他向安娜·罗森伯格坦言道：“我无法忍受埃莉诺和拉瓜蒂亚，两个人都振振有词，两个人都各执己见，两个人都跑到我面前来评理，我受不了这个，我希望你去说服他俩不要来烦我，同时也去调解一下两人的分歧。”

但是，当埃莉诺有话要说的时候，任何人想阻止她接近富兰克林都是枉然。到了1941年9月，她已确信拉瓜蒂亚既无法胜任市长工作，也不能履行好民防局的职责。她对丈夫说：为了有利于拉瓜蒂亚的专职行政工作，现在该到让他从民防局的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时候了，总统对埃莉诺的看法表示赞同。“我不得不面对战争带来的现实，”他以一种外交口吻写信给拉瓜蒂亚说，“即由于我本人的所作所为，我已使您陷入了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局面。”罗斯福继续写道，在战前的日子里，对拉瓜蒂亚来说身兼二职也许行得通，但是由于战争爆发后，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付出更大的精力和耐心，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要求好朋友去完成精力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许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民防局任命一位有能力专职管理这个机构的继任者。当这封信的大意提交给拉瓜蒂亚后，拉瓜蒂亚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将民防局局长的位子让贤于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詹姆斯·兰蒂斯。

有传闻说埃莉诺也将辞职，但是她坚决否认了这些谣言。事实是，随着拉瓜蒂亚的引退，埃莉诺认为有机会大干一场，以实现自己对民防事业的梦想。可是在1942年2月6日召开的众议院大会上，她在民防局的两项任命在提交审议时遭到了毁灭性的攻击，埃莉诺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众议员法蒂思首先发难说：“我今天站出来发表一项宣言，抗议民防局‘琐碎而毫无意义’的办事方式。我希望议员们现在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现在每年付给梅尔文·道格拉斯8000美元，这相当于我们付给无敌英勇的斗士麦克阿瑟将军那么多，而他每天正在菲律宾的丛林里浴血奋战……我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正在向这位舞蹈家钱妮小姐每年支付4600美元，几乎相当于科林·凯利上尉（一级战斗英雄）基本年薪的两倍，而他已经为国捐躯。”

当人们得知梅尔文·道格拉斯和梅瑞丝·钱妮都是埃莉诺的密友时，批评之声随即袭来。“民防局的工作与我国人民的安全与福利休戚相关，”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珀写道，“但是它已成为罗斯福夫人的宠物和被保护人的私人停车场……你怎样以各种形式激励一位下属的士气呢？这个下属恰巧是总统的夫人，她在演讲预约的空隙飞进飞出，要把好职位扔给自己的几个宠物，其中有些宠物的工资比一位陆军准将和一位海军少将还要多。”

如果高额的薪水是支付给国家认为必需的工作岗位，那么鼓噪声很快就会平息。但是在战争状态中，特别是由于生理防护的真正基本需要——防毒面具和头盔——都未进行组织供应的背景之下，埃莉诺关于精神健康和身体保健的贵族理念就显得过于奢侈。马奎斯·蔡尔兹说，尽管如此，“爆发的这场风波”，特别是针对委任钱妮小姐教授儿童舞蹈一事，已远远背离了事情的初衷，这场风波成了一次政治迫害。而一旦钱妮小姐的薪资状况被公开，她就将斯文扫地。

这几天来，（菲律宾吕宋岛西部）巴丹半岛上的美军陷入令人绝望的围困之中，新加坡也即将陷入日军之手。此时，国会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抨击埃莉诺·罗斯福和她的朋友们。在参众两院，人们发表带着仇恨心理的声明说，国家需要的是炸弹，而不是舞蹈家。而那些“寄生虫和吸血鬼”应当从薪资册上除名。一位来自卡拉马祖的妇女写信给埃莉诺说：“罗斯福夫人，如果您只是单纯回到家庭里，为红十字会做些缝纫活儿，您将来也许会为国家帮上大忙。每次您一开口说话，这个国家的人们对您的厌恶和不信任就会多一分。”

“对最近的攻击我丝毫不为所动，”埃莉诺致函给自己的朋友、《观察》杂志编辑保罗·凯洛格说，“这是纯粹的政治斗争，挑起事端的是曾经与纽约人协会、海关合作理事会、公共事业振兴署以及农庄保险公司等机构斗争过的同一些人。”她说，如果这场风波有损于民防局的威望，或是伤害了与此有关的人士，她只能说声抱歉了。

但是紧随着国会的情绪发泄之后，见诸报章的愤怒之情也是来势汹汹，以至于埃莉诺发现，在将近10年的第一夫人生涯中，她第一次成了尖刻批评的靶子。批评她的不仅有保守派，也有那些自认为是埃莉诺的支持者和朋友的人。一位妇女从纽约的广场酒店写信告诉埃莉诺说，她曾经一直非常敬仰埃莉诺的精神、能力和成就，但她现在渐渐相信，“在这些危难时刻，您应当花更多的时间与总统在一起，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身上背着令人厌烦的重负。”

这场风波的高潮来自于众议院通过一项禁令，禁止将民防基金用于“由舞蹈家教授的生理保健项目”，这等于直截了当给了埃莉诺一记耳光。埃莉诺意识到自己待在这个位子上正在危及民防局的生存，该是辞职的时候了。“我依然相信我们一开始所做的一切。”她在给公共事业振兴署社区服务计划主任弗洛伦斯·克尔的信中解释了她辞职的原因，“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再待下去的话，我对这项计划只会有害无益。”

此外，埃莉诺还承认说，她渐渐很不情愿地得出一个结论，即作为总统的妻子参与政府工作是不可能的。既然甚至没有人能确信她的所作所为是以自己个人的名义还是打着总统的旗号（她和丈夫过去经常利用某种环境，以非正式的身份营造巨大的政治利益）。身为一名公职人员，她目前正在被赋予一种影响力，人们对她的责备远远超过对一个普通公务员的非难。

2月20日晚，埃莉诺为所有曾在民防局为她工作过的人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她说：回顾过去5个月来的工作，她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十分骄傲。特别是将民防工作的定义拓宽为营养供给、住房供给、娱乐以及医疗保健。她认定，既然现在一切都已按部就班，那么就该到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然而，无论埃莉诺怎样表白自己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她的辞职还是笼罩着一股失败的阴云。因为她和新闻界都明白，随着她的离职，她在民防局的梦想作为一种个人奋斗，已画上了一个羞辱的句号。

埃莉诺从民防局辞职不久，又陷入了一场更深的矛盾冲突之中。这是一场黑人和白人之间为占有在底特律新建的联邦住房而进行的严酷斗争。200套命名为“旅居者真理工程”的社区公寓，是埃莉诺在联邦劳资处的朋友克拉克·福尔曼专为黑人民防职工建造的。福尔曼是南方自由主义者，他主张黑人与白人同样有资格享受由战争引发公共住房建设的繁荣所带来的利益。

埃莉诺曾不断敦促富兰克林行使国防紧急行政权作为调节手段，将城市里的贫民窟改造成在战后也能使用的永久性新型住宅群。她相信，如果妥善规划和设计新的街坊，那么有朝一日，黑人和白人就可以和睦共居一处。但是埃莉诺对未来的想法，处处都被她的老冤家查尔斯·帕尔默击得粉碎。此人在被提名为住房协调员时，埃莉诺曾激烈地反对过他。

帕尔默有私人房地产行业在背后撑腰，他的立场是：联邦政府应当在建造临时住宅方面少插手。只要工人们在生产军工物资时有个立身之所就行，至于楼房能经受住多少年的风雨是无关紧要的。对此国会表示首肯。当众议院批准一项拨款3亿美元兴建新住宅的法案时特别指出，该项拨款中一个子儿都不能用于拆除贫民窟。

虽然有了这些限制，克拉克·福尔曼还是设法为“旅居者真理工程”筹措了资金，一切都在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关于这项计划的消息传到了底特律的白人社区。当时正值大多数白人工人住房条件非常拥挤，公寓租金又十分昂贵，在同样“火热”的环境中做着三班制的活儿。这个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

1940年以来，底特律的人口急剧膨胀，约有30万白人和50万黑人从密西西比、亚拉巴马、田纳西和路易斯安娜等地的农场来到这里的军工厂寻找就业机会。成千上万名工人就在货车车厢、帐篷、教堂内的靠背长凳以及监狱里睡觉，每一处可供居住的棚屋都租给了所有能忍受这种恶劣环境的来往的行人，而新来的家庭还在以每月5000人的速度涌入底特律。

当白人工人们听说“旅居者真理工程”的消息后，他们请求能够分到这些公寓，并且在建造中的开发区中征募街坊白人居民的声援者名单。底特律的国会议员鲁道夫·特纳洛维奇在华盛顿为民请愿，并成功地说服了多数由南方人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在联邦工程局的30万美元拨款议案中增加了一项条款：“除非‘热爱黑鬼的人’（指克拉克·福尔曼）被开除，同时该工程项目为白人占有，否则绝不发放拨款。”联邦工程局很快就卑劣地投降了。同一天，底特律住房委员会接到指令，开始重新招募未来的租户，将原来的租房对象由黑人改为白人。几分钟后，克拉克·福尔曼“辞职”了。

人权运动的领袖们对此反应极为愤怒。他们的第一冲动就是要找埃莉诺。查尔斯·迪吉斯夫人在从底特律寄来的信中说：“当然你不会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原本是为黑人建造的‘旅居者真理工程’军工住房从我们手中被夺走。”埃莉诺镇定而直截了当地找到了总统，强调说黑人与白人，其中包括底特律市市长爱德华·杰弗里斯，以及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的领导人，都坚定地表明了黑人应当拥有这些住房的立场。

埃莉诺的插手开始奏效。帕尔默热切地对她说：“昨晚与许多来自底特律的黑人举行会议之后，看上去我们好像已让他们对这项住房计划彻底心满意足了。”两个星期之后，联邦工程局指示底特律住房委员会开始挑选黑人租户，到2月底可进住新房。

2月28日，星期六早上，第一批24户黑人家庭，开着满载家具什物的卡车和有篷货车，开始搬入他们的新居。这一天，700名白人纠察手持利刃、手枪、来复枪和棍棒，整晚聚集在住宅区入口处，并在住宅区内焚烧了血十字架（古苏格兰高地人的氏族或部落聚众出战的信号——译者注）。当几辆卡车在300名黑人的簇拥下企图穿越由白人组成的警戒线时，一场战斗爆发了。在这场混战结束前，许多人受伤被送往医院，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另有104人被捕。

这场骚乱引起了轴心国宣传机器的大肆渲染。德国和日本的报纸纷纷刊登了血腥的械斗照片。据设在东京的有线广播报道说，华盛顿肆意放任白人在他们的家中拘禁黑人军工工人。东京电台宣称：“造成多人伤亡。”

埃莉诺认为政府态度的犹疑不定给暴力活动提供了舞台。她急匆匆地介入了这场纷争。她主张，政府应当始终坚持维护黑人公民的人权。她的呼吁并没有白费。4月29日，在800名密歇根州士兵荷枪实弹维持秩序的情况下，黑人租户再次迁入“旅居者真理工程”的新住宅。这回搬家平安无事。由于事态解决得颇为圆满，埃莉诺便把注意力转向克拉克·福尔曼的问题上。她对丈夫说，福尔曼仅仅因为他显示了敢于支持黑人民权的勇气，就被列入黑名单，这是不公正的。总统同意她的看法。“我们能为福尔曼做些什么呢？”罗斯福在给他的南方籍助手马文·麦克因泰尔的信中说，“他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几个星期之后，有人为福尔曼找到了一个管理劳动力资源的工作。

即使是在富兰克林同意埃莉诺的某些具体要求时，他也否认这样做是为将来着想。当时，“旅居者真理工程”的骚乱刚刚平息不久，罗森瓦尔德基金会的埃德温·恩布里便请求罗斯福建立一个由多方组建的有关种族和肤色问题的委员会，他很干脆地拒绝了。“在这个时候组建这样的委员会，我觉得时机不够成熟。”他解释说，“我们必须开始集中全部精力、智慧与以往积累的经验设法打赢战争，然后再为将来做更多高屋建瓴或是具体入微的设想……我不能确信我们在这一关键时刻能以现实主义者的态度对待战争以及未来的策划者。”

埃莉诺主要关心的是后方，而不是战争。对她而言，现实和未来是密不可分的。她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与一群来自华盛顿的女教友谈话时，曾经主张：“如果有色人种继续受到目前的待遇，那么国家不能指望他们感觉到美国是值得保卫的。”一个肯塔基州的男人愤怒地写信给埃莉诺说，这些煽动性的言论“出自一位像你这样地位的女人之口，是极其危险的……你在这方面的争论在我看来是在与老天相争”。

“我并没有在挑起种族问题，”埃莉诺回答，“种族问题之所以被激化，是因为人们没有按照人类应有的那样，彼此公正、公平地相互对待。”

埃莉诺认为，歧视种族现象在海军中最为明显。在前一年，民权领袖们曾经强烈抗议海军将黑人贬为食堂勤务兵，海军对此的反应是，组建一个委员会来分析“美国海军与黑色人种”之间的关系，该委员会举行了三次简短的会议，然后得出结论说“（比食堂勤务兵级别高的）黑人在服役期间易造成分裂及破坏之形势”。

珍珠港事件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浪潮。12月9日，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递交了一份电报，质询他是否“鉴于当时正在进行频繁征兵，海军部才会接受有色人种的新兵担任食堂勤务部门以外的岗位”。航海局（负责海军人员招募与分配）为海军部打了个圆场，该局粗暴地回答说“在政策上过去和将来均无任何变更”。

黑人领袖和全国上下的黑人报纸向白宫凶猛地施加压力，海军却顽固地拒绝向这股势力低头。他们的喧嚣鼓噪和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使罗斯福相信必须做出某种让步。1月9日，他致函诺克斯说：“我想，由于海军部的所作所为，航海局也许该发明一些新的东西，让有色人种士兵除了食堂勤务兵的职务之外，还有其他军阶可干。”

为了回应总统的建议，诺克斯向海军总部递交了一份为5000名黑人士兵安置食堂勤务兵以外职位的计划。两个星期后，总部反馈了一份报告，毫不含糊地得出结论说：“有色人种成员应当只能进入食堂勤务部门。”其理由还是由于在一条船上生活的亲近关系。“船上的人生活在特别亲密的合作关系之中，在食堂里大家坐在一起摩肩接踵，他们的吊床或铺位相互紧挨着，在执行日常任务时他们并肩作战……究竟有多少白人会把另一类人种的士兵选为他们在寝室和食堂里最亲近的战友呢？海军总部认为答案是：‘如果有，那也是极少数。’总部深信，如果该计划被强制执行，那么海军现役军人的士气、团队精神和军纪作风都会大打折扣。”

让埃莉诺非常满意的是，总统拒绝认可该委员会的报告。在一份激烈的答复中，罗斯福告诉诺克斯，他认为这份报告一是不得人心，二是理由不够充分。“美国海军的军官不仅仅是军官，而且是美国公民……因此，人们希望他们应当能认识到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现在摆在全体军官面前的是，要认识到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是由黑人种族组成的，他们同样是美国公民……经过深思熟虑，我的意见是，在海军组织中有一个额外的任务，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些组织中适当地配备额外数目的黑人现役士兵……我（请）你将海军将领委员会的这份建议报告发回重议，三思而后行。”

海军总部重新审时度势，而要求改革现行体制的呼声继续高涨。在1942年的2、3月间，所有的黑人报馆都刊登了一位名叫多瑞·米勒的黑人食堂勤务兵的故事。珍珠港事件中，他在战舰的舰桥上浴血英勇奋战的事迹，为他赢得了海军十字勋章。曾是高中肄业生的米勒，飞身穿越熊熊燃烧的火焰，把舰长营救到安全地带。从未经过任何武器训练的他，从一位阵亡的枪手身边抓过一挺机枪，朝着正在飞来的日本飞机开火，击落了一架，也许是两架敌机。只是在子弹打光、军舰开始迅速下沉的情况下，米勒最终才遵令弃船撤退。米勒的英雄主义榜样，已成为反对海军种族歧视斗争中的重要武器。

尽管米勒的英雄主义壮举在海军的首次新闻电讯中有所提及，但他只是被简单地冠以“一位身份不详的黑人勤务兵”。看来，海军部并不希望战争中出现的第一位英雄是名黑人，那份荣誉是准备留给西点军校毕业生科林·凯利的，凯利在3天后去世了。3月，经过《匹兹堡信使报》多方努力，米勒的英名终于大白于天下，许多人提议授予他国会荣誉勋章，而一些学校和公园应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张说：“对食堂勤务兵多瑞·米勒的最高奖赏，就是美国海军立即废除对黑人现役军人的限制。”

现在海军总部别无选择，只有让步。他们向诺克斯递交了第二份报告，同意黑人可以在食堂勤务以外的普通部门服役，如担任机枪手、文员、信号兵、无线电接线员、军火管理员等，只要在训练和部队单位上与白人保持隔离即可。《匹兹堡信使报》承认说：这种政策改革并没有像人权领袖们预期的那样广泛深入，但它还是迈出了“前进的一步”。《纽约时报》报道说：“海军打破了陈年的樊篱。”一扇门正在打开，尽管开得还很小。

据记载，军工企业在消除歧视黑人劳动力的障碍方面依然步履维艰。到1942年年初，经过“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的据理力争，国防企业中一半以上的雇员对于在生产领域使用黑人劳动力的原则都能认可。在数百件案例中，黑人正在那些过去被禁止就业的公司里工作，在造船业，黑人的就业人数在12个月当中从6000人增长到14000人。飞机制造业在1940年没有一名黑人员工，而目前却有5000名黑人受雇。反种族歧视的进步不大，却至关重要。“当我们的军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之时，”罗斯福向“黑人教会兄弟会”保证说，“我将会找寻一种促进这一进步的动力。”

埃莉诺对反种族歧视的推进力却没有抱这么大的信心。她担心，没有旷日持久的斗争，厂方会尽一切可能对自己应尽的责任虚与委蛇。他们要么把黑人员工的数量保持在很小的限度，只是象征性地依从于招募黑人的要求，要么把黑人集中在非技术性工种上。而且，除了管理层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工会和带有种族偏见的工人也威胁说，如果雇用黑人，他们将进行罢工。埃莉诺意识到，“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的权力受到一种现实的局限，它的最后一招——要求取消一项国防合同——根本没有战斗力，因为当局不愿意使军工生产受到威胁。“对政府来说，以合同人纵容歧视性雇佣政策为由，终止一项至关重要的战争合同，这将是很不切实际的。”“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的一位友人如是说。

不过，埃莉诺依然相信，“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就反歧视政策的申诉请求而召开的一系列听证会，将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一种广泛深远的影响力。她奔走于全国东、西海岸，甚至敢于冒着触犯众怒的危险，动员任何一位愿意倾听的人，参与直言不讳的对话，谈论有关“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的社会角色以及黑人进入国防企业的重要性问题。在南方地区，一些报纸指责“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试图把南方倒退到由战争带来的贫困时期”。《亚拉巴马时报》带着冷嘲热讽的口气说：“一小撮窥探者，其中包括两名黑人将聚集在伯明翰，以确认南方人究竟有没有虐待小黑仔儿。”

南方的白人阶层相信现存的南方社会秩序是代代相传、顺理成章的，他们据理力争说，在黑人社区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源于外部的调唆。田纳西州的一家棉花行业杂志用粉饰太平的语调吟咏道：“任何一位耳闻密西西比三角洲黑人在劳动中歌唱的人，任何一位目睹他们在街头跳舞的人，任何一位倾听他们洪亮笑声的人，都知道南方的黑人并没有受到虐待，他们无忧无虑，心智像儿童一般天真无邪，并且指望白人来帮他们解决问题，照料他们。”

“难道您不认为，”一位来自温斯顿—萨勒姆地区的妇女致信总统说，“不让尊夫人在全国上下四处奔走，挑起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是非恩怨，是很困难的吗？她无法认识到危险的严重性……因此，您瞧，总统先生，如果您不能阻止罗斯福夫人激起事端、在这里告诉这些人说他们‘和白人一样棒’的话，那么情形实在堪忧。”

埃莉诺在人权方面的进步立场遭到了日益激烈的攻讦，而她对此置之不理，继续奔走呼吁，也没有受到总统的公开反对。尽管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他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了国人能够接受的立场，这种态度难免显得较为谨慎小心，但他并没有“阻止罗斯福夫人挑起事端”。只要让罗斯福相信，埃莉诺所提倡的发展潮流符合美国社会进步的大方向，并且这种潮流不干涉战争的进程，那么罗斯福还是愿意附和她的主张的。

相比之下，富兰克林与埃莉诺在国家义务兵役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更加难以调和。在1942年的春季，华盛顿当局内部围绕如何最大限度地调集劳动力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军方认为，如果政府不采取民间征召的手段调控军工生产，那么，统率和指挥数十个国防生产中心、1500个不同行业和工种的700万从业人员，由此引发的组织问题将是难以克服的。在缺乏中央调控的情况下，工人们受到工资奖金的诱惑而在全国自发流动，这已经导致一些生产领域的工人数量偏多，而另一些领域则太少。

埃莉诺确信，政府分散型的管理手段在战争时期永远无法解决劳动力资源问题。她强烈支持征募民工的做法，“我已做出一项非常清醒的决定，”3月中旬，在白宫的劳动力资源会议结束之后，她宣布说，“也就是说，我们全体——所有的现役男性和留在家里的女性——都应当接受征募，并且了解什么是自己该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被选入志愿者的队伍，那么我们肯定会白白浪费自己的才能，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不必要的事情。”

埃莉诺提倡征召平民的呼吁，引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对浪潮，其抨击的矛头直指征召妇女的设想。“这股使妇女纳粹化的驱动力量，把妇女奋斗了几个世纪而赢得的民权和产业上的利益抛在了一边。”美洲国际木工协会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分析说，这种主张“拆散了美国人的家庭以及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剥夺了我们保护自身健康和抚养孩子的权利”。新闻界猜测埃莉诺正在考验管理层的想法，于是拼命地寻求这项征召计划。休·约翰逊在《纽约世界电讯》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把罗斯福夫人的‘全体征召’计划写入法律，我们这里将出现一种强制劳动力的纳粹模式。”

当有人询问总统有关他妻子对此有何评论时，他着力强调说，他并没有参加过她所讲到的那次会议，况且，他认为平民征召计划并无必要。罗斯福唯恐政府对工作权这种神圣的人权事务采取过多的行政干涉，便选择了依靠间接说服的办法——暂缓征召军工企业里的熟练劳工，让军工企业获得对就业服务中心登记的劳动力的优先征募权，向和平时期的民用工厂实施“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让它们转型为军工企业。虽然他承认，这种缺少中央集权化的手段可能不够充分有效，但他依然希望按部就班地前进，并且相信民主和前进的动力能够把国家引向它所需要的发展道路。

埃莉诺提倡强制征召，而富兰克林则依赖于民主激励，两人的想法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们之间发出了政见互不通融的信号。总统从心底里反对在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方面被迫接受强制性约束，埃莉诺则担心，在没有强制命令和约束的情况下会导致混乱无序。埃莉诺所害怕的这种无序，在罗斯福看来则是争取民主的必然代价。

事实上，使美国社会面貌得到根本改造的自发移民浪潮已经拉开了帷幕。自1940年以来，已有700多万美国人穿州越镇，到飞速发展的军工生产中心寻找就业机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约有1500多万美国公民迁移到不同地区，全国的人口格局产生了永久性地改变。

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是自东向西进行的，数百万人被西海岸的造船厂和飞机制造厂所吸引，聚集到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当时一半以上的造船厂和将近一半的飞机厂都聚集在这三个沿海的州，其人口数量在战争期间增长了34％以上。一位来到西海岸的移民评述道：“你压根儿就不会想到，他正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前往西部，他又成了拓荒者。”单单加州一个地方就增加了200多万人，记者理查德·林吉曼敏锐地发表评论说，这里“是加州丰富多彩的历史上一次真正的淘金热潮”。

第二轮移民浪潮把大约600万白人和黑人从乡村带到了都市，从南方带到了北方。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在1940年，全国的农场人口严重过剩，以至于根本无法维持体面生计。当战争榨干了城市——如南方的莫比和查尔斯顿、北方的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剩余物资时，30年代的农业歉收格局最终被打破，仍然留在土地上的农民们所得收益创下了历史新高。

尽管黑人从南到北的大规模迁徙在北方的一些城市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经济学家哈罗德·沃尔特总结说：“大体上说，尽管黑人聚集区的生活境况颇为艰难，没有安全保障，贫穷不堪，而且受到种种歧视，但移民们还是带来了物质上的进步。”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战前，在南部旧邦联的农村劳动力中，有1466701名黑人农场工人，实际上他们全都毫无例外地赤贫如洗。到1970年，还有115303人。”

如此众多的美国人熙熙攘攘迁居他乡，正如当年大萧条时期的终结一样，对罗斯福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宽慰。当时很少有人在精神上和物质资源上具有这种魄力。大迁徙坚定了罗斯福的一种信念，这就是：如果美国人得到了机遇，他们会奋起迎接挑战。

第13章　“我们能帮什么忙呢？”

尽管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公事占据了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日常思维和活动，但是在罗斯福的白宫内，家人和朋友们依旧生活和工作在一个非同寻常的亲密战壕里，同时它还是一个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小小世界。这年春天，米西·莱汉德搬回到她在三楼的老屋，以期重新唤回昔日在总统心目中的地位；哈里·霍普金斯与上流名媛路易丝·梅西堕入爱河；玛莎公主一次次地前来拜访总统；埃莉诺与乔·拉什的关系似乎依然剪不断，理还乱；而总统呢，尽管待人处世永远是那么的宽容、乐观，但他好像总是游离于众人的圈子之外。

在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总统让米西从温泉镇搬回华盛顿，理疗师的治疗开始起作用。她右腿的情况有所好转，可以用拐杖独立行走，拐杖很像总统用过的那根。然而，米西的手臂还没有复原，喉疾亦未见好转，虽然她完全能听懂人们对她说的话，但她自己的话已让人很难听明白。不过，她行走和说话的能力还有一线逐步复原的希望，医生们已确定，如果回到白宫，她康复的进程也许能加快一些。

3月18日上午10点不到，米西抵达家门，立刻被接到她三楼的房间。在那里，莉莲·帕克斯帮她卸下了行李。帕克斯小姐回忆说，米西被灯火管制所用的黑窗帘搞得情绪低落，于是让人安上了白色的内帘，这样她就可以看不到黑乎乎的窗户了。

米西被安顿好之后，总统来到房间门口欢迎她的归来。他只待了10分钟，因为日程上安排他11点1刻要在办公室会见海军上将金。罗斯福的个性就是避免谈话中夹杂着一连串的故事，但是，不管他说多少话，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留心米西那难以理解的沉默，那突然变化的表情，那灰暗和忧郁的眼睛。这一定是个多少有些令人局促不安的会见，与其说那是一次快乐的团圆，不如说证实了他们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就米西而言，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她和总统曾经有过的志同道合更为重要的了。经历4个月的分离之后，罗斯福那熟悉的微笑，那质朴眼神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慰藉。在过去的10个月间，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严重中风所带来的打击，而现在，在她曾经爱过的男人面前，试图战胜病魔的想法似乎又开始缠绕米西的心灵。

米西的再次出现给格蕾丝·塔利带来了不安。塔利已经取代米西成为首席秘书，直接跟随总统一起工作。她的能力和可信赖水准与米西不相上下，尽管塔利从未享受到米西和总统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无间、轻松的氛围和绝对的信任，但她还是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的权位。与此同时，米西是她的密友，她感到应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米西参与白宫的工作。比如，当她得知米西尚能阅读时，格蕾丝便从国务院给米西带来解密后的消息，让她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想让她感到自己仍然跟得上时代。”塔利说。

总统为米西配备了钟点护士，她们给米西送来早餐，把她的轮椅推到有阳光的走廊去吃午餐，并为她守夜，总统偶尔也会来探望她。可是当几个星期过去之后，即使是这些短暂的探访也变得越来越稀少。一个夜晚，事情发生了。米西躲过护士，艰难地来到二楼。通向总统书房的门微微敞开着，在里面，她看到富兰克林与玛莎公主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护士逮到了她的病人，并把她带回房间。米西在自己屋里一连几个小时低声饮泣。

几个星期过去了，米西的焦虑与日俱增。自己重返白宫，看到总统来去匆匆，而无法参与任何实质性的工作简直令人难耐。她整天等待总统的探访，在总统周围的精英当中，她就像一颗流浪的星星，在白宫四周游荡。“她感到自己无事可做，”塔利说，“她变得越来越沮丧。”莉莲·帕克斯追忆道：她经历了如此黑暗的时期，差不多被自己压垮。这时，她真想把自己扔进火堆。

在征得米西的同意后，人们决定把她送往马萨诸塞州的索默维尔，和她的姐姐安·罗尚一起住。也许在那里，在果园街老屋的阴影下，她能更好地继续康复。5月16日星期六晚上7点，总统在米西的房门前停下来，向她告别。他停留了不足10分钟。在他的书房里，玛莎公主和哈里·霍普金斯正等着他。鸡尾酒会已经开始，接下来是三人晚餐。大钟敲过10点之后，当总统跟玛莎、哈里喝完咖啡后还在休息时，车子已经到了，把米西送回索默维尔阔别20年的家，她将永远不会重返白宫了。

在华盛顿，米西·莱汉德从总统内部的圈子里消逝常常引起人们的追思。一天晚上，在罗森曼的家中，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注意到，大家的话题转向了米西，由于她非同寻常的正义、无私和执著，因而扮演了“极富仁爱的角色”。罗森曼和法兰克福特承认，她的中风是“世界范围的灾难”。罗森曼说，米西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不唯唯诺诺的人，她会反驳总统，告诉他，他的观点不是她所认可的，也不是他所想听到的，但这确实是她真实的看法和信念”。

那年春天，当罗斯福向他母亲在东65大街的房子挥手告别的时候，他感到格外痛苦。这幢老屋保留了太多的回忆。正是在这里，他和埃莉诺开始了他俩早期的婚姻生活；正是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在脊髓灰质炎康复的头一年；正是在这里，他看望母亲已有将近40年。当搬家的日子临近的时候，罗斯福专程驱车来到纽约，最后一次从这幢房子边经过。威廉·哈瑟特在记录中写道：“得知总统是那样的多愁善感，我察觉到当他把自己从有关生命、诞生和死亡，欢乐与痛苦等等如此纷繁的联想中分离出来的时候，显得心事重重。”埃莉诺关于这所房子的回忆远不及富兰克林那样实在，可是她在最后一次走过这几间堆满了大桶和盒子的房间时，也体验到一种揪心的感觉。“许许多多的人性的情感，在这些房间的大墙内，被许许多多的人记录了下来，”她写道，“而如果墙能够说话，它会写出一本很有趣的书。”

这年春天的早些时候，埃莉诺在华盛顿广场29号找到了一处新公寓，她想不管是否住在纽约都要把它买下来。就在萨拉去世前的几个星期，埃莉诺就放弃了她从前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以便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在东65大街生病的婆婆。现在既然萨拉已经去世，两幢房子也已出售，埃莉诺就可以自由地购买属于她自己的公寓。

华盛顿广场的公寓由7个房间组成，一间天花板很高的起居室附带一个烧木柴的壁炉，几排凹进的书柜，上面两扇窗正对着公园的树木和草坪，一间餐厅，一间厨房，三间卧室，其中包括一个连接化妆室的主卧室，一间女佣卧室，三个淋浴间。埃莉诺通常一星期当中有一两天待在城里，对她来说，拥有自己的房子简直是天赐的福气。“当我在纽约市的时候，”她有一次写道，“我感到自己是过着隐秘生活的非官方人员。”然而，恰恰在她很珍惜自己能独立自主的时候，她还是安装了一架私人电梯，以防总统在他想来时突然造访。“最后我终于定居在此，”她在给莫德·格雷姨妈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处很好的公寓，有着可爱的风景，特别适合富兰克林，如果他来住的话。”

“从今晚起的一个星期后，你将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开始一种我为之极为恐惧的新生活，”4月16日，埃莉诺在给乔·拉什的信中这样写道。当时拉什即将应召入伍。“我的心有一小部分似乎总是和你在一起，乔。不管你到哪里，你都要带着它，在它的深处，你的思想将和我在一起，不管我走到哪里……有时我想，如果我们已选择爱上了某人，我们就会爱他们甚至超过了爱我们身体里的孩子……”她解释说，尽管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但她和他们之间，从来就不曾有过像她跟乔一样的稳定关系，“跟你在一起，我体验到知音和友情，有时偶尔和孩子们在一起也会有这种感觉，但这不一样……”

4月7日，埃莉诺在纽约的布雷沃特饭店为拉什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告别舞会，“这是一个奇妙的事，”乔的朋友刘易斯·福伊尔回忆说，“突然间来了一封署名ER（埃莉诺·罗斯福的缩写——译者注）的电报，上面说在这个高级饭店里将有一个为乔举办的大型宴会。菜端上来之后，一个七八个人的管弦乐队上场，开始为乔演奏小夜曲。菜肴也极为考究。我们正在战争期间，我想这真让人感觉不是滋味。所有关于乔的多愁善感都转化成了殷勤的服务。”

在白宫的三楼，埃莉诺为拉什腾出一个房间，不管他何时离开，这间屋子都可供他使用。她在书桌上摆了一张放大了的拉什照片。“我想要一直看到你，”她解释说。此外，埃莉诺还关照乔给她打由白宫付费的电话，无论总统是否去了海德公园，而且要明白她对他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如果有机会见到你，其他所有的约会都可以放弃！”

拉什前往迈阿密的训练营地之前，送给埃莉诺一个幸运马蹄铁的小模型，她把它系在自己的表链上，“这样它就可以一直陪伴着我，我总是喜欢有你的东西紧紧贴近我。”她乘火车旅行时遇到一群士兵，在那一刻，她会想象看到他的脸庞。“当我仰起头，如果看见你在人群中，这难道不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吗？”在白宫，埃莉诺焦急地等待他的信件和电话。“你的电报到了，”她快乐地在笔记中写道，“我该吻吻电报，接到你写的东西我是多么高兴！”

然而，那年春天，埃莉诺并不是乔的生活中的主角。一年多来，乔一直与他在国际学生处的同事特鲁德·普拉特有着暧昧关系。由于特鲁德依然是富翁埃利奥特·普拉特的妻子，而后者威胁说如果她想离婚，就别想要孩子，因此情况相当微妙。在这几个月里，埃莉诺也与特鲁德来往密切，实际上，她似乎不知不觉在其中充当了牵线搭桥的角色，这很像她对女儿安娜和约翰·伯蒂格之间火热的非法恋情中，在他们的离婚已成定局之前所做的那样。在最后的时刻里，她劝说乔和特鲁德，为他俩提供忠告、友爱和支持，为他们的幽会提供安全庇护。

“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她写给拉什的信也许反映了自己的亲身经验，“不要接受妥协，特鲁德必须完全属于你，否则你永远不会幸福。”

“有朝一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对此确信无疑，可是现在没有确凿可信的历史是使你感兴趣的，所有我认为有用的忠告，就是请求你不要接受分成两半的爱情。”

也许只有和洛伦娜·希克在一起时，埃莉诺才会体验到被专宠的感觉。在她和其余每一个情人当中，她似乎总是三角恋中的第三者。在丈夫和婆婆之间的紧张关系中间，她是偶然闯入的局外人；在埃丝特·雷普与伊丽莎白·里德之间，在南希·库克和马里恩·迪克曼之间，在安娜·罗斯福和约翰·伯蒂格之间，在乔·拉什和特鲁德·普拉特之间，在富兰克林和米西、玛莎、露西之间，她都是偶然闯入的局外人。

当时希克搬进白宫已一年多，埃莉诺依然对她的旧友保持极为忠诚的关系。“我们的朋友希克还在这里，”汤米向埃丝特·雷普发牢骚说，“招待员们把她称为‘永远的宾客’。”“她不付房钱，不付所得税，不付牙科账单，”汤米斥骂说，“所以她已干脆不付租金……伊丽莎白会很乐意知道，有一个晚上希科克相当熟练地说着大话，讲她是如何崇拜罗斯福夫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她说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就委托我销毁罗斯福夫人写给她的所有信件。我接受了这个指派，可是我没有补充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这样做。”

埃莉诺一有空就邀请希克和她共进早餐。冬天是在西大厅，夏天则在南福兰达。两位老朋友说个不停，一直等到早餐备好。然后埃莉诺离席去读《纽约时报》。她走到东，走到西，大声读着上面的文章。然后，通常是在10点半或是11点左右，埃莉诺正在埋头处理邮件，希克则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下班回家，她会在埃莉诺的客厅门口停下，两人可以稍谈片刻。希克回忆说，有时候，“如果我来时她正好外出，她会到我的房间里来，坐在我床边，说一会儿话。”尽管紧张的感觉已经淡化，但她俩之间仍保持着默契，两人都喜欢对方的陪伴。

同一年春天，埃莉诺把拉什丢在了军队，希克开始和马里恩·珍尼特·哈伦有了暧昧关系。马里恩比希克小10岁，是毕业于加州大学的高材生，时任美国税务法庭的法官。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出入白宫非常频繁，就连大门的守卫也不再费心盘问她了。

当目睹希克与另一个女人坠入情网，埃莉诺既轻松又难过。从前，当希克需要她时，埃莉诺却不再需要对方，由此给希克带来的痛苦一度使埃莉诺颇为内疚。而得知她的这位朋友现在很幸福时，这种负罪感也随之减轻。毫无疑问，埃莉诺知道希克曾多么热烈地爱过她，而这种爱现已转向他人时，心里不由悄然泛起一股愉悦之情。

战争即将胜利。那年春天，总统一再强调，只有当伟大的美国民主力量挣脱束缚，全国各地的民众才能感到他们的个人才华和能力是共同奋斗的一个基础部分时，就会出现这样一幕幕热火朝天的场面：飞机厂的工人组装飞机，船坞的焊工建造船只，西弗吉尼亚州的矿工开掘煤矿，堪萨斯州的农民播种庄稼，机场的飞行员学习飞行，大西洋上的水手机智地避开德国潜艇，太平洋上的士兵与日本军队浴血奋战，罗斯福明白这种挑战将使人民在整个战争期间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最后，他在4月底向国会递交了一份“七点经济计划”，其中包括提高税率、发行战争债券、控制工资和物价、综合定量配给。他在陈述中说，这些计划是为了确保“集体奉献”。在与民众闲聊他的二战时期家庭生活时，他解释过这个计划。罗斯福说，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世界遥远的地方直接与敌人战斗”，或是“在军工厂或造船厂工作”，但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人，每个男女老少，都有一个‘共同的前线，共同的战役……’，这个前线正是在家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去建设工厂，购买原料，向劳动者支付工资，提供交通，为士兵、水手和海军提供装备、给养和住房，为战争中无数的需求而忙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金钱，这些金钱比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时期花费的都要多得多。”他阐释说，当政府耗费史无前例的巨资时，这些钱将流向民众的银行账户。“如果那些拥有大量现金的民众为了抢购紧俏物资而相互竞标时，这些物资的价格就会上涨。这一点你们不用成为数学教授或是经济学教授也能看得出来。”基于这一理由，制订定额配给和物价控制体系至关重要。因此，通过后来被称作《通用最高价格法令》这一法律的实施，所有的物价将会有效地控制在适合战争时期的范围内。

为了支持他所要求的“集体奉献”，罗斯福讲述了空军上尉休伊特·惠利斯的故事。惠利斯是B-17战机的飞行员，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一个只有2375人的小镇，当时他刚刚被授予“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在一次单独作战中，他击落了日军7架飞机，自己的飞机也被日军洞穿了18个枪眼。在这场敌我悬殊的战斗中，美军轰炸机的一个引擎熄火，一个油箱被击中，氧气设备完全被毁，无线电操作员阵亡，机枪手身受重伤，机械师的右手被轰掉。然而，战斗始终继续着，直到日军飞行中队汽油耗尽后返航。这时，B-17在两架引擎全部报废、实际上已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仍旧返回基地完成了紧急着陆。罗斯福总结道：“在这里，当我们坐在家中认真思考着自己的职责时，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努力想想我们的战士正在树立的榜样。”

10天后，惠利斯上尉出现在波音公司西雅图分公司的18000名欢呼喝彩的员工们面前。这里正是B-17飞机的产地。在整整一个小时当中，没有铆接机枪的噪音，没有锻锤落下的巨大轰鸣。几个月以来这里还是头一次停工。全体男工和干轻活的女工都通过喇叭聆听了惠利斯对总统演讲的答词，惠利斯上尉走向话筒时，他首先声明说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托付给了有“空中女王”之称的B-17，以及站在他面前的工人们。“操纵这些飞机的人不想独占所有的赞誉，”他告诉热情的人们，“我想代表我本人，和所有其他或多或少把生命交付给你们的设计和工艺的飞行员们，向你们表示感谢，继续努力工作，和你们在一起我们绝不会输！”

由于需要不断鼓舞民众士气，反击在远东遭受的军事挫折背景，罗斯福在那年4月签署了由詹姆斯．H．杜利德中校指挥16架B-25战机冒险袭击东京的命令。珍珠港事件刚过，总统就告诉他的军事将领们，不管路途有多遥远，必须设法对日本进行一次报复性的突袭，振奋人心的美利坚精神亟待发扬光大。罗斯福估计，如果一次直接轰炸能够击中日本的要害，那么应当制订计划从位于日本海岸线大约600英里处的舰只上发起突袭。这将是重型轰炸机满载炸弹首次从一艘海军航母上起飞。问题在于最大的航母甲板是否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弹射B-25起飞。

4月18日，突袭的日子。海浪汹涌。杜利德第一个起飞。他启动引擎时，巨大的波涛拍打着甲板，在他双引擎战机的两侧激起一串串猛烈喷射的水柱。如果飞机无法升空，它将有可能坠落在甲板上被船首尖利的边缘切成两半。在航空母舰的远端，飞行甲板上的军官小心翼翼地校量艏甲板的升降，挥动着指令旗作为起飞的信号。杜利德向前推下风门，轰炸机缓慢地沿着甲板蹒跚而行。一位站在附近的海军飞行员大声说飞机不可能完成任务。可是正在此时飞机轮子腾空而起，飞机不需要弹射便已升空。1小时之内，其余15架飞机也相继升空。

杜利德和他的飞行中队午后不久抵达东京上空。他们扔下了炸弹，然后飞向中国。尽管突袭造成的物质损毁相对较轻，但对日本的心理打击却是巨大的。日本政府曾向本国民众许诺说他们的本土永远不会受到攻击。杜利德的突袭显示出日本帝国毕竟不是无懈可击的。当突袭的消息在全世界传播以后，大家都想知道飞机是从哪里来的。由于暗自得意，罗斯福笑得好开心。“它们来自于香格里拉的秘密基地，”他说。“香格里拉”这个词指的是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落的地平线》中的神秘之地。

这是来自太平洋战场的第一个好消息。拥护支持这次行动的电报潮水般涌向白宫。匹兹堡的T．J．戴克玛夫人说：“我希望我的两个参军的儿子也能有这样的机会。”俄勒冈州的詹姆斯·乔登在电报中说：“给我们更多的杜利德，我们将在西部碰碰自己的运气。”就连当初曾对总统的这一“特别计划”表示怀疑的史汀生，现在也同意这次勇敢的突袭已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心理效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此外，通过一系列怪异的迂回曲折，杜利德的偷袭行动还引发了中途岛海战。当美国炸弹落向日本土地的时候，一手策划珍珠港事件的日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上将，下决心阻止未来任何时刻在日本周边地区的渗透。在他的坚持下，日本决定派遣一个由10艘主力舰、4艘航空母舰、17艘驱逐舰共185艘战船组成的绝对优势兵力，来占领中途岛这个通向夏威夷群岛最远的前哨阵地。

如果日本舰队能够抓住美军一丝更小的疏忽的话，那么基本上毫无疑问山本的诡计将会得逞。但是由于海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码，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拥有极为有利的条件，来允许他调集飞机、航母和战斗人员，在精密、准确的地点和精密、准确的时间里等待突袭。尼米兹于1942年6月4日发起了攻击。正好在日本舰队到达中途岛之前。攻击出其不意地击中了山本，击毁所有4艘日本航母，1艘重型巡洋舰，3艘主力舰，372架飞机，击毙日军水兵35000名。

根据海军上将金后来的评价，中途岛之战成了一个主要的转折点，是“日本海军在350年来首次遭受的重大失败。它结束了长期以来日本的攻势行动，重新建立了太平洋地区海上力量的平衡”。可是中途岛的胜利被科瑞吉多的战败所抵消。5月6日，尽管美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仍然在此被迫投降。乔纳森·温赖特将军打电报给总统说：“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低垂着悲伤但不是羞愧的头，去见日军司令。”

俄国前线的局势看上去也很凄惨。随着春天的来临，德国人为击败红军发动了一轮新的巨大攻势，德军正向着北部的列宁格勒、南方的洛斯托夫和斯大林格勒迅速推进。为了缓解压力，斯大林要求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他强调说，只有在东线和西线同时进攻，才能打垮希特勒。

到了春季，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们每天为了第二战场的可行性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在西欧集中大量兵力对于挫败希特勒而言将是必要的，这一点对马歇尔将军和新的作战计划部部长艾森豪威尔将军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几个星期以来，在亨利·史汀生的有力支持下，马歇尔与艾森豪威尔一直在反对盟军的化整为零。“我们应该去欧洲作战，”艾森豪威尔敦促道，“并且我们应当停止浪费全世界的资源——还有，更糟的是，我们在浪费时间。如果我们要抑制俄国，那么就要拯救中东、印度和缅甸。我们要用空军对西欧发动猛攻，随后尽快展开陆地攻势。”

跨海峡攻击作战的初步计划在3月底递交给了总统。计划要求集结大量兵力在1943年4月突击横渡英吉利海峡（代号“包莱罗行动”）。1942年秋季策划了一个更为高级的紧急军事行动（“重锤行动”），如果红军在临近溃败之时，这一计划将会付诸实施。史汀生担心总统缺乏“铁石心肠”而不能对那些在这场战争的其他战场上的增兵要求予以断然拒绝。史汀生若有所思地说：“同样一种品德可使他和他的同胞亲密无间，也可以对他在现在这种时刻的果敢决断产生负面影响。”马歇尔担心总统无法拒绝种种善意的恳求。根据马歇尔的观察，罗斯福有个习惯，在应对艰难局势中出现的新情况时，他总是用拿着烟嘴的手比划着晃来晃去，晃出一个新的作战决策。

可是当马歇尔完成了他的陈述之后，总统不仅签署了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计划，而且还决定委派马歇尔和霍普金斯赴伦敦，以确保获得丘吉尔的同意。在霍普金斯准备行囊之际，罗斯福为他安排了一位海军军医随行到伦敦，以保护他不致操劳过度，并且指示马歇尔，当霍普金斯休息时“把他放到床上去，由陆军或海军为他进行24小时守卫”。

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特很高兴再次见到霍普金斯，“噢，你能又一次回来我是多么高兴，”她告诉他，“这使我们振奋、愉快、喜悦。你无法想象这对温斯顿来说有多么不同。他正承担一个非常沉重的负荷，我不能忍受他那可爱的圆脸在早晨看上去不高兴，不够丰满。而至今为止情况总是这样。与新加坡和印度一起……我们其实正在穿越‘耻辱之谷’。”

与丘吉尔的会谈进展出奇的顺利，几个月以来，丘吉尔一直反对倾巢出兵攻击希特勒在欧洲的占领区，而是倾向于在地中海、中东和北非发动一系列外围的军事行动。但是现在，他听了马歇尔和霍普金斯的话后，开始明白他们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争论更加坚定了总统的信念。“哈里和乔治·马歇尔即将告诉您的事实中包含着我的全部心灵和想法。”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说，在第一天的会谈结束之前，霍普金斯给罗斯福发了一封十分乐观的电报。丘吉尔安宁平和的态度让加拿大的麦肯齐·金大惑不解。“他不像不经争斗就会达成一致的那种人，尽管差不多是这样。”金记录道，“他会决定说，现在结果尚未最终揭晓，第二战场的外围对手也不清楚。”

丘吉尔对跨海峡作战计划明确无误的支持，给罗斯福壮了声威。他打电报给斯大林询问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是否能前往华盛顿，商谈盟军开辟第二战场以缓解俄国局势的计划。斯大林愉快地回复说莫洛托夫将在三个星期之内访问华盛顿。

在霍普金斯驻留伦敦期间，丘吉尔接到一份报告说，罗斯福在印度的密使路易斯·约翰逊在罗斯福知情的情况下，正试图与甘地领导的国大党谈判，以达成一个军事协定，其内容是责成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力量与英国守军并肩作战，以阻止日本向西方的扩张。作为条件，民族主义者要求某种程度的直接自治，以激励印度人民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感情。听到这一消息丘吉尔狂怒不已。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任何人（包括他伟大的朋友富兰克林·罗斯福）都不应对英国关于如何解决纷乱的局势而指手画脚。霍普金斯汇报说，丘吉尔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骂骂咧咧足有两个小时。

凌晨3点，早过了上床的时候了，霍普金斯仍然在倾听丘吉尔的谈话。丘吉尔说他将准备放弃这个计划，但是如果他这样做，战时内阁就会单纯地延续他的政策。然后丘吉尔致函罗斯福说：“任何在您和我之间的严重分歧都会使我伤心，并且肯定会在这场可怕的战争进入关键的时刻深深地伤害贵国和我国双方的利益。”罗斯福一看到在印度问题上对丘吉尔逼迫过甚将导致与英国关系的严重损害，就放弃了他的原先的做法。

莫洛托夫于5月29日星期五下午抵达白宫。埃莉诺外出赴西弗吉尼亚州阿瑟戴尔的一所学校参加一个毕业典礼，于是那天晚上专门为莫洛托夫举办了一场只限于男人参加的晚餐会。罗斯福与霍普金斯，还有两名翻译也在场。在总统的管家阿朗索·菲尔兹的眼里，莫洛托夫“具有猫头鹰一般聪慧的外表”，短而浓密的上须，圆圆的眼镜更显睿智。偶尔，菲尔兹注意到，“他的两眼会向周围发出锐利的光，仿佛一只狐狸等待扑向它的猎物时的那一种眨眼”。由于需要连续的翻译，使得谈话十分困难，也使罗斯福试图了解莫洛托夫的愿望大打折扣。而且，莫洛托夫总要将话题引回到第二战场，并坚持两人一旦似乎将要敞开心扉，要从美国方面获得一个确定的跨海峡作战的承诺。莫洛托夫表现得坚定不移，甘愿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连续不停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至于罗斯福后来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石头屁股”。

在莫洛托夫整个访美期间，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观察到，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一心一意想让苏联人快活”。莫洛托夫抵美前夕，罗斯福就给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一份备忘录，宣布“目前我们的原则目标是帮助俄国。必须不断反复强调，俄军正在消灭的德国人和摧毁的轴心国物资比所有25国成员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俄国人正在承受如此沉重的负荷这一事实，在我们的两国关系中导致了一种负罪情结。”俄国公使查尔斯·波伦发现，这种负罪情结随着莫洛托夫为东部战场的战斗描绘的一幅阴暗画卷而愈发浓厚起来。最近几个星期内，俄国人在哈尔科夫和科什遭到惨败。很明显，塞瓦斯托波尔也不会坚守更长时间。德军目前离莫斯科只有80英里。

罗斯福很希望安慰一下英勇的俄国人，他们正每时每刻与希特勒最精锐的部队浴血奋战。而此时美军和英军只是在外围作战。罗斯福当着莫洛托夫的面问马歇尔：“事情的发展是否足够明朗，以便让我们告诉斯大林先生说我们正在准备开辟第二战场。”马歇尔回答说是的。罗斯福便请莫洛托夫转告斯大林“我们期望第二战场在今年形成”。尽管他的承诺在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地点方面语焉不详，莫洛托夫仍然满心欢喜。坚冰被打破了。总统觉得他正在和他的俄国客人越来越热络。

莫洛托夫被安排在白宫的家庭生活区丘吉尔曾经下榻的房间，穿过大厅便是霍普金斯的房间。虽然埃莉诺返回白宫为时过晚，没能赶上莫洛托夫的餐会，但她还是在就寝之前在客厅里和莫洛托夫谈了一会儿。当晚早些时候，莫洛托夫曾告诉霍普金斯说他想见见罗斯福夫人。因此尽管时间已过了午夜，霍普金斯依然把莫洛托夫带到埃莉诺的房间。埃莉诺事后评价说，当时她立即就对他心生好感，她觉得他是“那类开朗、热情的人”。他们谈论了俄国妇女的话题。

第二天，莫洛托夫去看望一群俄国飞机乘务员，埃莉诺则与富兰克林一起对纪念日的阅兵发表了观感。当第一列士兵通过时，罗斯福热情洋溢地鼓掌，埃莉诺很高兴在这次展示中见到新式的武器装备。可是她与丈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斯福非常喜欢这一壮观的场景，而埃莉诺则发觉很难让人忘记展示的这些豪华武器是用来杀人的。其实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罗斯福要求组织一系列阅兵式为应征入伍的新兵赶赴军营一壮声威，她就和丈夫进行过公开的辩论。“走向战争之路的美国小伙子们不会喜欢阅兵游行。”她反驳道，“这场战争并没有动人的魅力。”

罗斯福与莫洛托夫会谈的报告送到了伦敦，这份报告同时暗示双方已承诺，如果俄军面临即将发生的大溃败，那么在1942年将进行一场“不计血本的登陆作战”。丘吉尔决定立即飞往美国。其原因正如麦肯齐·金所推测的那样，在与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在伦敦会晤期间，丘吉尔表面上支持第二战场的计划，背后却坚决反对正面攻击欧洲大陆的意见。由于无法击退在索默的德国鬼子，英军在那里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因此丘吉尔决意“与其直捣黄龙，不如周旋到底”。有一次，当丘吉尔在下院环顾四周，寻找特别公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时，对他说“我不由自主地只想着所有不在那里的面孔”，那些注定要领导英国，但是已永远无法从战场上归来的人们的面孔。然而，再次下令正面直接攻击欧洲大陆，对丘吉尔而言无异于把新的一代人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

丘吉尔于6月18日抵达华盛顿的波灵菲尔德，第二天上午飞往海德公园。“总统就在当地的机场，”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目睹我们进行了一次我平生经历的最为崎岖颠簸的着陆。他非常热诚地欢迎我，并亲自驾车，把我带往气势雄伟险峻的绝壁之上，往下看便是哈得孙河，流经海德公园……坐落的地方。”

两人一同驱车在园子里兜了一个多小时的风。罗斯福怀着孩子般的兴奋，时而猛踩油门，时而急速倒车，想甩掉后面的联邦经济情报局的人。丘吉尔后来坦白说：“我承认，有几个瞬间，当汽车停稳，并朝着哈得孙河上悬崖的草地边缘倒车时，我暗自希望车的机械装置和刹车不要出岔子。”为了让丘吉尔放宽心，罗斯福让他“摸摸他手臂上强健的肱二头肌，并说曾有一位王牌拳击手对他的肌肉颇为羡慕”。让丘吉尔宽慰的是，汽车终于稳稳地停在总统房间前面的环形车道上。午餐已经备好，然后两位领导人安坐在罗斯福的书房里进行了一番长谈。在总统的堂妹劳拉·德拉诺的房间里喝过茶之后，他们来到大宴会厅就餐。

在华盛顿，史汀生颇为紧张。“我不由自主地对此时首相对他的影响感到有点儿不安。麻烦在于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各自的强势和弱势上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深谋远虑，但都缺乏使战争持续进行下去的稳固心理。”史汀生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丘吉尔果然不遗余力地阐述他对直接攻击欧洲大陆可能造成巨大伤亡的忧虑。总统听得十分仔细，但他依然坚持需要采取某种行动以减轻俄国人的压力。

丘吉尔在星期六清晨早早就醒来了。“他一定是位不拘礼节的房客，”哈瑟特记述道，“他赤脚走到草坪上，后来人们又看见他仍然光着脚，穿过过道走进霍普金斯的房间。总统叫他温斯顿……老板善于待客，把宾主双方内心的紧张和纷扰降到最低限度。他在行事作风上总是追求均衡一致的进程，不论是在白宫，在火车上，还是在这个海德公园，他从不更改他的惯例。在用膳时间，或是宾主双方都感觉方便时会见客人，要不然就是客人们和他都无拘无束按各自的喜好行事。如果他不这样做，这个固定不变的客流就会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

早上，总统把首相领入了园子里的第二条旅程，首先他们停在图书馆，下一站是总统钟爱的山顶别墅。中饭过后，他们在底楼罗斯福的小书房里歇脚、交谈。正是在此时，霍普金斯陪坐在角落里，丘吉尔提出了“管道合金”的议题。这是一个关于建造原子弹计划的英语代号。“我们已经了解德国人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努力来制造生产‘重水’的设备。”丘吉尔回忆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术语，阴森可怕，不近常理，它已开始悄悄进入我们的秘密研究之中。如果敌人在我们之前获得了原子弹，后果将会怎样！……我竭力主张立刻集中我们所有的情报，在相同的科技项目上通力合作，如果有所收获，我们将平等共享。”

关注这件事是有充分缘由的。3个月前，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收到一份关于德国科技最新进展的乐观报告。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核毁灭领域的研究，目前已到达一个关键点，研究结果的运用可能会在这场战争中起主导作用。据称，巨大的毁灭性只需施以最小的作用力即可奏效……掌握在人类手中的现代技术所具备的毁灭性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德国的科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达到了它的巅峰。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领先于所有人，因为无论是谁，只要他将一个革命性的新兴事物引入这场战争，他就拥有更大的胜机。”

此时，总统与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关于核开发的第一次谈话已经过去将近3年。在1939年10月的那次重要会晤中，萨克斯交给总统一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信，在信中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报告说，柏林的科学家们已成功地使铀原子产生裂变并释放巨大能量。在意大利人伊米格里·恩里科·费米和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所做的追加研究的基础上，爱因斯坦预言，核子链式反应有可能建立并被利用于制造威力无比的炸弹，这种炸弹可以掀翻所有的港口。尽管罗斯福发现这种讨论十分有趣，但他似乎对敦促政府为如此颇具风险的研究计划设立基金还是颇感踌躇。可是萨克斯给罗斯福讲了当初发明家富尔顿建议拿破仑建造蒸汽船时也被拒绝的故事，在这之后，罗斯福同意开始行动。“亚历克斯，您所要探询的是纳粹是否会把我们炸飞，”罗斯福说，“这需要实际行动。”

研究原子弹的计划进展甚微，直到法国沦陷之后，实实在在的政府基金才最终被批准用于原子能研究。英国的科学家们也进行了核武器的试验。可是丘吉尔告诉罗斯福，不列颠正在遭受狂轰滥炸，按照既定规模继续进行研究实在过于危险。当总统表态说美国将正式承担开发原子弹的主要责任时，丘吉尔相当高兴。两个月之后，军事工程师莱斯利·格罗夫将军指导下的“曼哈顿计划”实施了。到1945年，受雇于原子弹研究的人员超过12000人，耗资为20亿美元。

原子能研究使战争期间的科学发展产生了急剧变化，而科学界、工业界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导致了无数破天荒的发明创造，其中包括大批量抗感染的青霉素的生产、血浆技术的改进、人工合成药物如阿的平的使用，替代了稀有的奎宁，经过改良的雷达、装在地雷上的近发引信，以及喷气机引擎，等等。

大宴会厅里，在埃夫里尔·哈里曼的陪同下，总统和丘吉尔用完晚膳后起身前往海兰德火车站赶乘开往华盛顿的夜班火车。在白宫，丘吉尔下榻于家庭生活区的玫瑰套房。丘吉尔的助手伊斯梅尔勋爵注意到：“在他们的友谊当中有着某种极为亲密的成分。他们习惯于在白宫内彼此的房间内外散步，他们的两位占据邻近住房的副官也许已经做过同样的事情。他们两人都有一种永恒的青春活力。”

一个小时的早餐和晨报浏览时间过后，丘吉尔来到罗斯福的书房，与总统和霍普金斯碰头。他们刚刚坐定就有一位秘书交给总统一份电报。上面传来一个十分悲惨的消息：6月21日，驻守在利比亚的托布鲁克要塞的英军已向德国人投降，2.5万名英军士兵成了阶下囚。总统一言不发地把电报交给丘吉尔。“这是一个苦涩的时刻，”丘吉尔承认说。33个星期以来，托布鲁克一直在抵御德军的围攻，现在，一个2.5万人的要塞被数目也许是他们一倍半的德国人解除了武装。“失败是一回事，”丘吉尔写道，“屈辱则是另一回事。”

一时间大家都陷入了沉默。然后罗斯福转过身对丘吉尔说：“我们能帮什么忙呢？”“尽量给我们配置你们闲置的‘舍曼式’坦克，把这些坦克尽快用船运到中东。”丘吉尔回答说。总统把这个意见转达给马歇尔将军。几天之内，数百辆坦克和一百门自推式火炮已经被运往在亚历山大的第八集团军。当埃莉诺和丈夫以及首相在午餐碰面时，她惊讶于两人的一反常态。虽然他俩显然受到这条消息的打击，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埃莉诺惊叹道：“对那两人来说，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新局势。我从没听到他们中任何一人说过我们最终会输掉这场战争。这种心态蔓延开来，使身边没人敢说‘恐怕’这类字眼。”

在后来的几年里，丘吉尔承认托布鲁克的沦陷是他在战争期间所能记得的“一场最沉重的风暴之一”。不仅由于军事上损失惨重，更因为投降的屈辱现状大大损害了英军的声誉。那天晚上晚些时候，莫兰勋爵看见丘吉尔在房间里踱步，口中不断念叨着托布鲁克的沦陷，急匆匆地从房间的这头走到那头，眉头紧锁。“要命的是它居然在我在华盛顿的时候发生了。”他说，“我真感到羞愧。我搞不懂为什么托布鲁克会放弃抵抗，我们的3万多人全都举手投降。假如他们不再抗争……”他突然收住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似乎要振作一下精神，又对莫兰讲起总统当时的回答所体现的慷慨：“我们能帮什么忙呢？”

托布鲁克的沦陷，增强了地中海战场在丘吉尔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强化了他在1942年跨海峡作战计划的反对态度。尽管马歇尔和史汀生不断敦促此事的进展，罗斯福还是不愿意在未征得他的朋友和伙伴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推行这一计划。讨论继而转向罗斯福几个星期来一直反复掂量的另一个计划，该计划是作为攻击欧洲大陆的替补方案而提出的，这就是攻击法属北非。这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军事行动将从东部前线牵制德军，与此同时协助英军巩固在中东的地盘。

丘吉尔如释重负，并以他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来支持这一代号为“体育家”的军事行动。他告诉罗斯福：“我本人确信‘体育家’显然是在1942年有效缓解俄国前线局势的最佳途径。这一计划与您的构想一直比较吻合，实际上这就是您定下的主意。这里就是1942年真正的第二战场，这就是可以在今年秋天做出的最安全和最有成效之举。”还有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任务要做，这就是把“体育家”的决策通报给斯大林。在至关重要的莫洛托夫公报的基础上，斯大林相信，某个更为重大的事件正在筹划之中。丘吉尔自告奋勇亲赴莫斯科澄清这条消息。

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仍然固执地反对总统的“秘密宝贝”计划。这是史汀生给10月下旬攻击北非的计划所取的诨名。在可能只需直接攻击欧洲大陆便能赢得战争的情况下，在一次外围军事行动中去耗尽人力物力，这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更何况他们认为军事行动本身比总统所意识到的更加危险。目前已没有数个月的充裕时间来按部就班地进行军事集结，“我们如今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艾森豪威尔写道，“计划中的远征并不是穿越狭窄水域的大规模进攻，而是需要横渡开放性海域的机械运动，在那里，敌军的潜艇将对我方构成真正的威胁。我们的目标不再是一个被框定的前线，在那里我们能精确地掌握所有对军事行动产生影响的地形、装备和人员情况，而现在的目标只是一个几个世纪以来都不曾发生过重大军事战役的大陆边缘。”然而，罗斯福依然坚持按原计划行事，这迫使艾森豪威尔做出预言说，攻击命令下达之日将沦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当罗斯福签署命令时，和他的顾问们的竭力反对意见相左的是，他正在思考的，不仅是如果英美军队在第二年仍无实质性的行动将会给俄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他还想到，如果在1942年美军地面部队没有机会进入抗击德国的行动中去，那么这将给美国军人和美国人民带来负面影响。罗斯福最近收到了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夏威夷的一个军事基地寄来的一封令人沮丧的信。儿子在信中说，最让人泄气的，是缺少军事行动。“这些家伙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他写道，“只有紧张兮兮地等待我们的军事转折点。”

作为一个民主政体的领导人，罗斯福不得不考虑民心的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演说以及类似的活动，他所面临的连续不断地挑战，是如何找出维持和强化民众斗志的途径。而没有民众的斗志，战争就不会取得胜利。乔治·马歇尔在战后评论军方反对总统的北非行动计划时说：“我们看不到，在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赢得民众的青睐。那个也许听上去像错误的言辞却表达了这一思想。”

当罗斯福和丘吉尔相聚在一起进行这一系列的六月会谈时，霍普金斯对他们坦白说，他将要和《哈珀市场》的前任巴黎编辑露易丝·梅西结婚了。梅西是位漂亮女子，黑头发，戴着长长的耳坠，淡蓝的眼睛，两个门齿之间有一道小隙缝。她毕业于华盛顿的马德拉学校，后来进入史密斯学院，嫁过一位富有的律师，后来离婚了。《时代》周刊曾报道说：“在从圣·芭芭拉到长岛的时髦一族中，‘露易’（‘露易丝’一词在法语中的读音——译者注）·梅西是颇受青睐的。她具有良好的个性，谈吐得体，乐观爱笑。”自从霍普金斯在埃夫里尔和玛丽·哈里曼的家中遇见她后，他的情感和肉体似乎焕然一新。威廉·哈瑟特注意到，“看上去比三四年前的他好多了。”埃莉诺告诉安娜，“他已经重了10镑，而且看起来生龙活虎。”

在霍普金斯身上还有一种很强的魅力，一种在他瘦弱和苍白的身体里面隐藏着的非同凡响的活力。这种活力使他展现出一个远比实际更年轻、更健康的外表。比尔·哈瑟特那年春天的日记简直成了霍普金斯激情罗曼史的资料档案。在与哈里和露易丝在海德公园一起度过一个漫长的周末之后，哈瑟特写道：“52岁的哈里在情网之中神魂颠倒——而且不介意谁会知道。”一星期后，哈瑟特注意到露易丝又回到海德公园就餐，“为相思而苦的哈里·霍普金斯的幸福而干杯”。

霍普金斯选择7月举行婚礼，总统建议结婚庆典在白宫内举行。霍普金斯非常高兴。“这样婚礼会进行得十分安静。”他给米西写信，向她道歉说没有早些把这件事告诉她，“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来。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最愿意有你在场。当我看见你时，我会告诉你她是一个多么好的新娘。”

从所有的迹象上看来，总统对这桩婚事非常高兴。露易丝的确是他欣赏的那种女性。她喜好交际，风趣，并喜欢话题不俗的聊天。她成了白宫“大家庭”中一个快活的新成员，不过，罗斯福一定很担心霍普金斯的罗曼史会使他更少有机会参加鸡尾酒会、餐会和谈话。不过总统未必会把这种担心告诉他的老朋友，公开表露他的需要，这不是他的为人处世的风格，也并不必要。因为霍普金斯同样已经被人敦促确认说，他的罗曼史不会在任何方面破坏他和罗斯福之间的友谊。当总统邀请霍普金斯在婚后继续住在白宫时，霍普金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结婚计划比埃莉诺想象的还要好，霍普金斯的套房被重新安排给他的新娘住。埃莉诺主要牵挂的是哈里的那位失去亲生妈妈的女儿，10岁的戴安娜。“如果他们住在白宫，我担心哈里的婚姻和戴安娜的想法。”埃莉诺对希克承认说，“但是罗斯福和哈里似乎认为这一关总是要过的。”在写给埃丝特·雷普的一封信中，汤米记述了埃莉诺的恼怒：“我猜想罗斯福夫人告诉过你她对霍普金斯一家迁入白宫的反应——”汤米写道，“此事从头至尾没有征询过罗斯福夫人的意见——只是（霍普金斯的）计划的一种说法。”

霍普金斯的妻子病故以后，4年多来埃莉诺一直忠诚地信守她对哈里的承诺，这就是给戴安娜在白宫安个家。“她做了一位母亲通常能为孩子所能做的一切。”戴安娜心怀感激地回忆说，“所有的事——如何待人接物、如何衣着打扮、如何表达自我、如何完成家庭作业、如何大声读书、如何交友、如何安排生日聚会，她还会说‘让你的朋友用我的淋浴套间’——以及‘啊，真的，你应该看看这些4年级的小家伙围着埃莉诺·罗斯福的淋浴套间跑来跑去’等等的话，她为了我什么事都做，就差把我抱在怀里了。”

“当时我还是个小不点儿，”戴安娜继续说，“我非常渴望有个妈妈，要是她能张开双臂说‘过来，跳到我的膝盖上’，我就会在她的膝盖上坐一分钟，用手勾住她的脖子。”但是戴安娜记得，埃莉诺在一开始就告诉过哈里，她不想以一个母亲的方式和戴安娜过于亲近。因为她觉得“有朝一日他会再婚，一个新妈妈会出现并填补这个爱的空缺，而她不想介入其中”。

尽管埃莉诺和哈里的关系由于他全神贯注于战事而冷却了下来，但她知道自己能在关键时刻看到他的理想主义。可是现在埃莉诺担心的是露易丝更加轻浮的个性，对财富和权力的幻想，热衷社交对霍普金斯家庭的影响。“罗斯福夫人和露易丝两人有着天壤之别。”戴安娜评论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罗斯福夫人是最具公民理念的人，政治和理想主宰着她的生活和她所做的一切，而路易丝正好相反，是绝对远离政治的。她是那种更加阴柔、更加轻薄的人。她的体内没有一点政治细胞。”埃莉诺的担心被报刊上为霍普金斯订婚的消息而配发的深度报道所证实。《时代》周刊报道说，在为人处世方面，某种程度上，霍普金斯已经扔掉改革者的粗麻衣，穿上了休闲的运动夹克。“如今，霍普金斯无论是在救援办公室还是在纽波特，无论是在职工餐厅里，还是在一位有钱朋友的赛马场包厢中，无论是和高傲的老太太还是和迷人的女孩子在一起，他同样逍遥自在。”

围绕弗吉尼亚州黑人佃农奥德尔·沃勒一案错综复杂的争议，更给埃莉诺和哈里已经出现裂痕的关系蒙上了一层莫大的阴影。奥德尔·沃勒被控谋杀了他的白人主子，并在6月底被判处电椅死刑。在整个审讯期间，沃勒坚持认为杀人是为了自我防卫，而一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只商议了20分钟就判处他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辩护人反驳说，沃勒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因为入选陪审团的所有公民都是从市政府年度选举投票的赞助人名单中挑选出来的，这份名单几乎毫无例外地将白人贫民和黑人佃农排除在外。

对于全美国的黑人而言，沃勒成了被压迫的象征，“是在白人田头艰辛劳作的黑人，是掌握在白人法庭手中的黑人命运，是挂在谷仓或桥梁的绳索末端摇摆的每一具黑人尸体”的缩影。这个不公正的判决，由于同县发生的一桩案件的鲜明对照而显得更为引人注目。白人农民R．G．赛德尔在一次争吵中开枪打死了一位手无寸铁的黑人佃农。赛德尔被控谋杀，一个全部由白人选举赞助人组成的陪审团不到15分钟就宣布他无罪释放。

沃勒案件的消息传开之后，A．菲利普．伦道夫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对弗吉尼亚州州长科尔盖特·达登施加压力，要求宽大处理此案。6月16日，纽约哈莱姆区举行了一次为时两小时的灯火管制，每一条街道、每一家酒馆和理发店都关闭了电灯，以抗议沃勒一案的不公正判决。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达登的办公桌上收到了17000封抗议信。

当奥德尔·沃勒在里士满监狱的牢房里给埃莉诺写了一封亲笔信之后，埃莉诺开始介入此事。沃勒在信中写道：“我知道我对您是一个陌生人，我听许多人说您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夫人，我所听到的是您主张拯救穷人……我是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农场长大的，我从来就没有机会去挣钱，甚至难以维持生计。我总是拼命干活，却没办法从中得到什么收益。我和一个叫奥斯卡·戴维斯的人一起种小麦，他拿走所有的麦子，而我想得到我的那一份时，他不让我拿走我的那一份。我们吵了起来，我朝他开了枪是为了不让他伤害我，并不是想杀死他。当时他扛着一杆枪，我很害怕……请您给州长写信，让他发发慈悲，给我一条生路。您不会为此而后悔的。”

埃莉诺被沃勒的恳求所打动，她请求总统干预此案。宽大的决定绝对是州长的特权，总统的插手会被看作是非常不合适的。罗斯福避开了这个难题，他给州长写了一张“纯属私人和非正式的便条”，上面署名为“一个正好在当总统的老朋友”。在这张便条上他讲述了他当纽约州州长时发生的一桩相似的案件：一个男人和邻居在争吵的过程中，邻居恐吓说要报复他，他便向邻居开了枪。尽管陪审团裁决他一级谋杀罪名成立，罗斯福还是将死刑判决减为终身监禁，并且一直认为这样处理很妥当。

总统把这封信的副本转给埃莉诺，副本封面上的附注显示出他非常向往得到他的这位最强硬的批评家的赞扬：“最亲爱的宝贝，我是不是做了件好事？难道你不为我骄傲吗？”埃莉诺兴奋莫名，她答复说：“这是一封伟大的信，谢谢。”

虽然总统写了这封信，州长还是决定在长达10个小时的特赦听证会后拒绝减刑。失望之余，伦道夫和沃尔特·怀特在行刑的前一天来到华盛顿觐见总统，他们还不知道总统的私人信件已经交给了达登州长。

伦道夫的请愿团抵达华盛顿时，罗斯福正在海德公园。这是一个不能公开的事实，因为在战时，总统来去的行踪属于机密。请愿团得知总统不可能接见他们，于是跟通常一样，他们转而求见埃莉诺。由于距离行刑时间只剩18个小时，埃莉诺一整天都在海德公园里寻找富兰克林，而霍普金斯每次都告诉她总统不在。罗斯福知道埃莉诺为什么要打电话找他，并且意识到自己没有更多的办法阻止事态恶化，于是干脆对埃莉诺的电话置之不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伦道夫的请愿团就守在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总部的电话机旁。埃莉诺开始焦躁不安了。从下午到临近傍晚期间，她给霍普金斯打了四五个电话，恳求他把她的事情转告总统，然而总统还是不接电话。霍普金斯后来说，埃莉诺“不想听‘不’的回答”。最后，霍普金斯意识到埃莉诺正在迁怒于他，埃莉诺认为霍普金斯没有在总统面前尽力敦促解决她的事情。“我感到除非总统本人跟她说话，否则她不会善罢甘休。总统很不情愿但最后还是打了电话……总统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干涉州长，埃莉诺应该对此案保持沉默。”

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埃莉诺给伦道夫打了一个电话，她开门见山地说：“伦道夫先生，我已经竭尽全力，我两次去总统那里，总统对我说这是法治的事情，不是人治的事情。如果我再回去找总统，他会对我很不高兴。”当时在场的一位年轻的黑人活动家波利·默里听到了埃莉诺与伦道夫之间的交谈：“那间办公室有5个电话机。我们两人紧守着每一部电话。我能听见她的声音中饱含泪水。”

第二天早上8点35分，奥德尔·沃勒在弗吉尼亚的监狱被绑上了电椅。他在最后陈述中写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某些人被一次又一次地宽大，而其余的人则很少有宽大的机会，另一些人则根本没有任何生机。我每天太阳一出山就开始拼命干活，太阳下山才收工，以我的死而告终。”8点45分，狱医出来宣布说：“沃勒对社会欠下的孽债已经得到偿清。”

沃勒的死在黑人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没能拯救沃勒的性命，”伦道夫对他的追随者们说，“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黑人正在懂得如何向社会施加压力，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动力来翻案，但是我们差一点儿就成功了。”

不出所料，埃莉诺对沃勒的公开支持引发了美国南方白人新一轮的抨击。一位新奥尔良的居民给埃莉诺的信中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您要同情一个杀害白人的黑人。”一位弗吉尼亚人说她每天都读报上关于奥德尔·沃勒一案的报道，她抱怨道：“我非常失望，您应当用更多的时间去做红十字会和美国援外使团的工作，为赢得战争而尽力，而不是放任自己在美国人中间制造混乱。您正在助长黑人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埃莉诺收到波利·默里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信中充满了痛苦和绝望。默里提出：总统在种族问题上，从来没有像他的共和党对手温德尔·威尔基那样坦率，有好几次她甚至怀疑任何白人都没有能力解决种族问题。

读罢默里的来信，埃莉诺又悲又怒。“我很想知道，如果温德尔·威尔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您又有何感触。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胡吹牛皮，乱拍胸脯，而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他有朝一日当选总统，他会不得不考虑那些国会中举足轻重的委员会头头们的意见……他必须倚仗那些人帮他通过至关重要的全国性法案。对于一个真正了解我们这样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人来说，我看您的信似乎是我所读过的最没有头脑的一封。”

由于埃莉诺知道波利·默里不了解内情，而自己又不能告诉她总统就沃勒一案已经给弗吉尼亚州长写过信，埃莉诺认为默里的指责完全是偏激的。不过，她还是向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伸出援助之手，建议私下和她谈一次以商讨对策。当波利到达白宫时，埃莉诺来看望并拥抱了波利，随即立刻谈起沃勒一案，说那一晚是多么可怕。“这正是相逢一笑泯恩仇。”默里回忆说，“我们的会面像两个风雨同舟的人，结成了情感共鸣的联盟。”在这次会谈中，两人建立起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埃莉诺去世。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埃莉诺毫不怀疑在执行沃勒死刑前一天的关键夜晚，哈里·霍普金斯遗弃了她。一天晚上，她对霍普金斯直接发泄了心中的不满和怨气。戴安娜·霍普金斯后来说：“那天晚上她一定说了一些过激的言辞，而父亲是个脾气耿直的家伙，也肯定对她回敬了几句态度颇为强硬的话。”埃莉诺把自己关在房里几天没有出来，白宫的工作人员猜想她是不是病了。汤米告诉埃丝特·雷普说：“我第一次看到她把脸冲着墙壁，我心里很不安。”当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埃莉诺启程前往纽约时，她告诉雷普，“我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过去我对那些口头上说关心我而实际上只关心富兰克林的人早就习以为常了。可是有一个人，从前我以为他不属于那种人，以为他真的关心我，然而我发现我错了，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如果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已经产生了动摇，那么这一次算是彻底破裂了。

从表面上看，埃莉诺依然是那样镇定和气度不凡，她以这样的大家风范，策划了霍普金斯的婚礼。1942年7月30日，结婚仪式在总统书房的壁炉前举行。哈瑟特记述道：“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事情。”壁炉被绿叶所环绕，白色的鲜花铺满了总统的书桌，到处都摆满了插在花瓶里的玫瑰。富兰克林身着亚麻布的白西装，埃莉诺则穿着镶有蓝白相间圆点花纹的雪纺绸。哈瑟特注意到，“哈里在整个婚礼过程中像白杨叶子一样不停地颤动，只想着在合适的机会从裤袋里掏出结婚戒指。”接下来举行了有100名宾客参加的午餐会。

戴安娜回忆说：“哈里娶了路易丝之后，富兰克林．D．罗斯福比以往更加孤独了。”尽管霍普金斯仍然住在白宫，可是两人的关系却不同以往。当然，玛莎公主还是能在谈话和社交场合中出现。从白宫的接待员日记中可以发现，1942年的春天和初夏几乎每一个周末，总统在他的大多数空闲时间里都与玛莎在一起，有时在她的普克山的别墅里，有时在白宫，有时则在海德公园。

这段时间对玛莎公主来说也是一个十分孤独的季节。尽管她整天忙于挪威的事务，如发表关于挪威为自由而奋斗的演讲，访问挪威驻守美国和加拿大的海上基地，招待挪威驻太平洋东海岸的海员，出席官方宴会，主持挪威驻美使馆的特别活动等等，她终究还是远离她的祖国，远离她的丈夫，以及她最亲密的朋友。

罗斯福和玛莎公主都在找寻着陪伴，而两人都发现对方就是要找的伴侣。有人告诉戴安娜·霍普金斯，在这段日子里，总统会请露易丝·霍普金斯夫人陪他拜访玛莎。戴安娜回忆说，“露易丝刚刚从她在哥伦比亚医院的志愿护士岗位中脱身返回白宫，就有人捎口信说总统想请她立刻前往参加他和玛莎公主的茶话聚会。她仓促得几乎没时间换下护士制服，就跳上汽车和总统一起赶往玛莎的别墅……后来他们到了那里，玛莎公主会说：‘露易丝，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孩子们呢？’于是露易丝去看望孩子们，而总统就和玛莎一起喝茶。这是（她）一个极为糟糕的困境。”

1942年夏天，每个工厂、企业和家庭日常生活的节律都被配给制和物价监控规定所打乱。在4月份总统对全国的演讲中，他解释说：对稀有物资实行配给制，是解决由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的唯一公正途径。对于一部分不惜代价攫取任何可供给物资的人，迫使那些境遇较差的人们忍受物资匮乏之苦，配给制能够予以阻止。

在策划并正式实施日用消费品供给制的同时，政府在生产水平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为确保足够数量的棉花和羊毛生产以供应军需的6400万件法兰绒衬衫、1.65亿件大衣和2.29亿条长裤，战时生产委员会为市民们定做了一种“胜利”牌西装，这种西装的裤脚没有反折部分，上装的翻领更加狭窄，缩减用料时还允许在衣服长度上做得更短，女裙不打褶，并在膝盖上端缩短几英寸，同时还发明了一种新的上下两段的浴衣。

妇女们穿着用料缩减的褶子裙和单件的一步跨浴衣还能忍受，可是当橡胶短缺问题威胁着女式束腰的持续生产时，却爆发了强烈的抗议之声。尽管政府发布消息建议“妇女们可以通过锻炼来塑造天然的腰身”，她们还是争辩说，“不管是锻炼还是其他的补救手段”，都不能把年岁既长而逐渐发福的腰部赘肉重新恢复成年轻时的苗条身段。记者马里恩·狄克逊在一份当代健康杂志上辩解说，没有“裁剪得体的妇女胸衣加以巧妙衬托”腰身，过了30岁的妇女就没有办法保持身材挺拔，或者轻松地进行体育锻炼。“当然，”狄克逊总结说，“山姆大叔（美国人的外号——译者注）并不想让美国妇女穿着威胁人体健康或是有碍工作效率的衣服，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每一盎司的能量和努力都是必需的。”

政府听从了妇女们的呼声。不久以后，在首次关于截短的女式束腰的大讨论进行后不久，战时生产委员会就宣布说妇女胸衣应当是女性衣柜里的必需品，照目前的情形如果可以继续生产女式束腰，就不必管它耗费多少珍贵的橡胶！

发展配给制的第一步，是列出一个供应短缺的基本日用品清单，然后每一项商品都列出适当的点数，发给全国上下男女老少人手一本盖有图章的供应册，每份配给供应册上的图章每月可供应价值48点的商品，有效期为6个月。供应册可以用来购买任何配置的商品，从肉类、黄油、罐装蔬菜到蔗糖和鞋子。每购买一次商品，售货员就从配给供应册上采集点数，据此来补充货架。配给供应册属于无价证券。俄克拉荷马州的哈罗德·卡尔弗特太太发现她的两个孩子咬烂了她第一本供应册上所有的配给票证，于是她不得不在补发票证之前交出被咬坏的供应册。

总体而言，美国的家庭主妇们还是爽快地接受了配给供应制。当黄油短缺时，她们在人造奶油上染上黄色，使它们看上去像黄油；当蔗糖供应紧张时，她们改用玉米糖浆和糖精抹在糕饼之上；她们在后院种植“胜利花园”，她们省下食用油，拿到肉店里去换配给点数。在每座城市里都有黑市，那里出售正常配给渠道之外的短缺商品。只要多付些钱，几乎任何东西都能买到。尼龙长筒袜5美元一双，香烟30美分一包，去骨火腿则是配给供应最高价的两倍。

然而轮胎和汽油的定量配给却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莫大的麻烦。因为数百万的美国人已经知道所谓的“奇妙自主权”，它的意思正如查尔兹侯爵解释的那样，拥有一辆汽车所带来的，是“跑得更快、更远的自由权利，或者是在你的财力许可下尽可能快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最苦的是那些开车的人。12月底，当日本正在向盛产橡胶的马来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迅速推进时，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道严苛的命令，禁止国内任何地方销售轮胎，鉴于轮胎厂对橡胶原料的消费量占到全国年消费总量的75％，因此在实行策划配给体制的同时，冻结目前的市场供应是必需的。

到了1942年1月上旬，一项颁发轮胎准购证的方案出台了。如果个人符合某项执业资格的标准，并且能证明有特殊需要，就可以为他签发一张一次性证书，允许购买一套新轮胎。而轮胎准购资格的认证过程成了相当棘手的一件事。当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为准购新轮胎者设计登记名单时发现，他的第一张名单上面包括物理学家、军事工程人员、公共事务官员以及其他基本保障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但是不包括牧师们。这份名单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南方的农村地区反应尤为激烈。加尔布雷思回忆说：“罗斯福被惹恼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地拿原教旨主义者的宗教和美国政治原则开涮。牧师们因而被立刻宣布列入名单。”

轮胎的配给制之后便是汽油的配给供应。1942年5月15日，汽油配给制首先在东海岸实行。尽管汽油供应并不匮乏，政府还是认为汽油配给制是节约橡胶的唯一办法。这项制度始于东部的17个州，然后向西部推广。汽油消费者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大部分司机领到A卡，他们每周可以加5加仑的汽油；B卡发给了军事工程人员、医生和其他需要增加行车距离的职业人员；X卡发给那些行车距离没有限制的人员。

对于虚报人员身份的情况，在汽油配给委员会那里可以被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和10年监禁。然而在几个星期里，数千名汽车驾驶者以种种伎俩骗到了B卡或X卡，而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并不需要这些卡。那些老老实实领取A卡的人发现他们的邻居成了特权阶级时叫苦不迭。当得知国会议员也自动领取了X卡时，在人们中间引起了公愤。公众内心的积怨爆发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参议院不得不召开会议，要求议员们放弃他们对特权的要求。公然持对抗意见的参议员们以66票反对、2票赞成的投票结果，挫败了这项动议。群众的心情开始变得消沉起来。雷蒙德·克拉珀写道：“正是那些似乎是整个国家楷模的人，以及鼓励人民勇于放弃个人私利的人，其所作所为跟自己所讲的完全背道而驰。他们不是想着同舟共济，而是像被淋湿的母鸡一样咯咯地叫唤着，维护自己的特权。”

当罗斯福意识到汽油配给制被搞得一团糟时，便立即在几个方面多管齐下。在6月中旬，他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节约橡胶运动。他设想不仅要回收成吨的珍贵的废料，而且要在急需推广的国内汽油配给制充分发挥作用之前，向国人心里灌输对橡胶短缺问题的体谅和理解意识。为了发起这场运动，他和民众进行了一次唠家常式的聊天。“我想和你们谈谈橡胶的话题，”他说，“谈谈橡胶和战争——谈谈橡胶和美国人民。”然后他继续阐述橡胶紧缺的现状，以及建立合成橡胶产业的设想。“那需要假以时日，”他解释说，“因此眼下的需要十分迫切。”许多废旧轮胎要么丢弃在地下室或车库里，要么依然还挂在苹果树上给孩子们荡秋千，要么被做成了浇花用的软管、橡胶鞋和橡胶雨衣，如果美国的老百姓能回到自己的家庭或后院，收集这些废旧橡胶，就可以满足这种迫切的需要。从6月15日到6月30日的两个星期内，政府授权加油站的加油工以每磅1美分的价格收购废旧橡胶。

民众的响应极其踊跃。两周之内，全国的橡胶储备增加了400多吨，差不多平均每个男女老少捐赠了7磅。白宫自身也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废旧橡胶制品。加利福尼亚州圣坦那市的梅塔·科克兰夫人来信说：“今天我把自己用旧的橡皮束腰剪下来拧成绳子寄给你们，我希望能有权宣布自己是第一位为了正义事业而捐献个人穿戴服饰的捐献者。”纽约州的本·科恩寄来了一包橡皮球和几具橡胶骨架。“12月7日，日本人轰炸珍珠港那天，我真诚可信的朋友、小狗斯纳菲死了，”他在信中写道，“小狗是我们家的一切，当你们接受了我的小狗的玩具后，我相信你们不会认为我是个小气鬼，这些玩具是我的斯纳菲最后的纪念品。”从宾夕法尼亚州瑞丁市的民主党俱乐部第16选区送来了一只由10万个橡皮筋做成的大球，重量达70多磅。

节约橡胶运动结束之后，总统立即邀请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出任一个通盘研究橡胶问题的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负责组织各种必需的民间活动，以确保足够的橡胶军需供应。巴鲁克堪称大手笔，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坚持不懈探寻事件真相而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因此被授予“实事求是先生”的称号。《纽约时报》在8月中旬发表述评说：“这些天来，全国上下都在焦急地等待关于橡胶问题的明确报告。这个报告也许意味着长期以来人们将无法驾车闲逛，这样，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剧变。但是此间人士相信，在街头开车的人们一旦面临这样的事实，会心甘情愿接受这种损失。这种信任是由于一位由总统提名领导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人，他的品格和声誉没有被人们轻视。”

巴鲁克的报告公布于1942年9月上旬，这份报告要求全国上下实行新一轮的汽油配给制。报告总结说：“汽油定量供应是节约橡胶的唯一途径。此外的任何方法都已尝试过，而我们发现这种办法是唯一可行的。对汽油使用的限制并不是因为这一商品的短缺，而完全是一种节约橡胶的手段。任何有关汽油供应的土政策都是违法和无效的。”报告同时要求将国内的汽车行驶时速限制在35英里，并且必须任命一位“橡胶局长”。《新共和报》发表评论说：“巴鲁克的橡胶报告看上去可能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华府所做的第一件真正的好事。”《财富》杂志也同意这一观点。它的述评指出：由于最初发生的所有混乱状况以及公众的愤然呼声，使得配给制的第一次误入歧途得以纠正，因此“巴鲁克委员会的报告最权威地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能力，也是一个政府通过自我批评而不断进步的一次样板”。

全国范围的汽油配给制施行之后，人们高高兴兴驾车闲逛的次数明显减少，每逢星期天，巨大的车流缩减成水滴，交通路口的红绿灯机械地闪烁着，但是没有一辆车停下或是启动。因为星期天开车的人们知道，他们随时可能被美国物价管理局的调查员拦下，盘问他们为什么必须开车外出。市民们更习惯于把车停在家里，再次开始学习步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汽车的囤积量成倍增加，送牛奶的车辆被缩减到隔日通行，车祸死亡率急剧减少，在家庭或是夜总会举行的晚会总是在午夜前就收场，以便让人们赶上最后一班回家的公共汽车。

总的说来，人们的休闲活动变得更加简单和纯朴，大家用更多的时间或看电影，或在家里自娱自乐，打牌，做拼字游戏，和朋友闲聊，或者看书。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威廉·夏伊勒写的《柏林日记》高居畅销书榜首。第二年春天，埃利奥特·保尔的《巴黎最后一瞥》和约翰·斯坦贝克的《月落》取而代之成为最畅销书籍。接着在7月，马里恩·哈格罗夫在布莱格要塞训练营的自传《哈格罗夫秘史》就像“划过苍穹的流星”成了整个月份里销量最大的热门书。一位观察家评论说：美国人很喜欢阅读描写自己的儿子们在那个年代军旅生涯的书。当小伙子们投身战场时，关于战争本身的书，如威廉·怀特的《他们曾是牺牲品》成了畅销书的主角。

橡胶问题一旦纳入正轨之后，总统便把注意力集中到生活费上涨问题和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上。他在4月提出的稳定局势的七点方针还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由于担心在大选之年出现对抗选举的行动，国会很不情愿为农产品制订最高限价或是课以更重的赋税。到了夏末，稳定局势的通盘计划已岌岌可危。食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工资水平却原地不动，劳工们愤怒不已。“你不能指望所有的吃穿用品都在飞涨，而劳工的工资依然维持现状。”罗斯福在一次言辞犀利的演讲结尾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国会不在10月1日通过法案稳定农产品价格，他将以自己的方式去行事。他的战时特权允许他这样做，而他有意使用这种权力。

尽管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拉·福利特宣称总统“已把枪抵在国会的脑袋上”，然而总统的最后通牒还是奏效了。国会在10月2日上午10点通过了必需的立法，离总统所说的最后期限只晚了一天。同一天，总统为最高法院助理大法官詹姆斯·贝尔纳斯委派了一个权力颇大的新职务，他被任命为稳定经济委员会主任。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国会还批准了关于增加个人和团体的所得税的议案。反通货膨胀的斗争终于拉开了帷幕。

第14章　“上帝保佑，幸亏有了老弗兰克！”

1942年9月17日星期四晚上，总统与第一夫人登上了有10节车厢的总统专列，开始了对工厂、军营和海军基地为期两周的视察。那一天是漫长的。总统早早起身，向以座上客身份盘桓此地已有数日的玛莎公主道别。然后，从上午10点左右到晚餐之前，罗斯福和国会领导人、经济顾问、军方人士一起，连续不断地开会。现在，他被安顿在镶着橡木的私人车厢里，这节车厢里有4间政府高级包房，1间舒适的起居室，1间足够容纳12人的餐厅。总统无疑很想放松一下。

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是那种轻易要求照顾个人需求的人，不过，在这一特殊场合，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埃莉诺说，希望她能在两个星期的火车旅途中陪伴自己。埃莉诺同意一直陪他到芝加哥。到那时，她原本要中途离开赴华盛顿参加一个既定的会议，后来也许由于种种原因，她又可以陪伴丈夫走完剩余的旅程。

罗斯福在那年夏天始终很孤独，一种他已多年没有尝到过的孤独。在波克山玛莎公主的别墅里度周末，使他愉快地暂时忘掉战争。但是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哈里·霍普金斯仍旧住在白宫，可是在他的奉献精神和充沛的精力尚未走下坡路时，结婚已经使他不太容易在晚上和总统在一起。而且，最重要的是，那年夏天，罗斯福永远不可能和米西再叙旧谊了，显然这使罗斯福极为难过。

且不说总统如何孤立无援，米西如何病入膏肓，总统母亲如何撒手人寰，哈里·霍普金斯如何陷入情网，至少罗斯福和埃莉诺还有一线改善关系的希望，这样他俩就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也许是再次相互打开心扉的机会来了，他希望埃莉诺陪他一起坐火车旅行。

总统的旅途中又多了几个同伴。他邀请两位未婚的堂妹劳拉·德拉诺和玛格丽特·萨克雷同行。当罗斯福晚上因困倦而不想见其他人时，就想和她俩坐在一起。有一次总统对劳拉·德拉诺和玛格丽特·萨克雷说：“你们是我唯一知道不用费心招待的人。”和富兰克林一样，劳拉和玛格丽特都曾在幼儿时期就受到教育，她们用阳光般的微笑面对世界，待人亲切愉快。安娜的女儿埃莉诺·西格雷弗斯回忆说：“她俩是非常好的旅伴。迷人，聪慧，富有教养，诙谐风趣。米西中风之后，她俩一直在我们左右。”

亲友们称劳拉·德拉诺为波利。她52岁了，却依然风姿绰约。劳拉长着一张瘦削的脸庞，颧骨高耸，额前留着精巧的V型刘海，被染成蓝白色的头发烘托着，略微泛出紫色的阴影。“在所有我认识的人当中，她的紫色发型看上去最为美妙。”埃莉诺·西格雷弗斯回忆说，劳拉还喜欢穿红丝绒的宽松长裤，手腕上饰以五六只小手镯，走起路来沙沙作响。她像是为午夜的客厅带来了早上八九点钟的灿烂阳光。埃莉诺的侄女埃莉诺·沃特金斯说：劳拉意识到自己相貌迷人，她“疯狂地卖弄风情”，在总统面前轻松活泼地嬉笑喧闹。有一则轶事说她和日本大使馆的首席秘书来须三郎曾经有过一段情史，此人是日本富家子弟。安娜的儿子科蒂斯·罗斯福评论说：“这真是一则丑闻，对德拉诺家族来说简直不能容忍。舆论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劳拉再也没有结婚。”

与劳拉过分张扬的个性恰好相反，玛格丽特·萨克雷性格文静、朴实，从不故作娇媚。她身材矮小瘦削，幽默之中颇具讽刺性，举止温和。“戴西”善解人意，喜欢小鸟、小狗，嗜好读书。那只处处陪伴总统的惹人怜爱的苏格兰小猎狗法拉正是戴西送的。1940年，总统曾让戴西负责为图书馆收集整理他的私人出版物。对于这位循规蹈矩的妇女而言，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

埃莉诺对德拉诺和萨克雷两位小姐怀有复杂的情感。虽然她很乐意有她俩的陪伴，因为这样能够让她从总统专列的中途自由地离开，正如她所希望的那样。两人对总统的微笑献媚，以及那些不切实际的谈话，都使埃莉诺感到很不耐烦。汤米在给埃丝特·雷普的信中说：“很显然总统喜欢那些不是过于一本正经的女人。劳拉·德拉诺绝不是傻瓜，可是她的技巧让人觉得许多女人看上去只会喋喋不休。”更有甚者，劳拉还喜好闲聊。科蒂斯·罗斯福说：“她有一种要抢别人话头的冲动。当富兰克林·罗斯福聊得高兴时，埃莉诺却不那么快活。”埃莉诺也不欣赏劳拉那种轻佻的幽默。埃莉诺见过丘吉尔之后，劳拉唯一想知道的就是丘吉尔是不是很性感。埃莉诺不知如何嘲弄她，只是简单地说了句：“我真的不知道，劳拉，我真不晓得。”

总统在启程之前告诉联邦经济情报局局长助理迈克·赖利，他所希望的是能看到全美国的一切，而不要毫无意义的夹道欢迎和花里胡哨的接待活动。那只能妨碍生产，让他看不到真正吸引他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视察“脱离日程”，尽可能在抵达当地的最后时刻，通常是总统到达当天的凌晨3点，再通知工厂主和所有的州长们。记者们被告知，他们在总统离开之后才能发稿。

总统视察的第一站是底特律。那里已经进行了一场历史性的产业结构改革。9个月之内，多产的汽车工业的整个生产能力已转向坦克、枪炮、飞机和炸弹的生产。珍珠港事件已应验了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沃尔特·鲁瑟的预言，通用汽车公司目前制造整装的飞机、防空大炮、飞机引擎、潜艇的柴油引擎等，福特公司目前生产炸弹、吉普、装甲车、部队运输车和滑翔机，克莱斯勒公司正在建造坦克、坦克引擎、军用卡车和扫雷器。这个曾一度年产400万辆汽车的产业，如今正在建造全国3/4的飞机引擎、1/2的坦克和1/3的机枪。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就在底特律出现了“钩心斗角的竞争”，观察家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不过他们惊讶地注意到汽车工业“三巨头”目前正“忽离忽散”，都相互依赖于彼此的零件和组件生产。记者沃尔特·达文波特1942年夏天在《矿工》杂志上报道说：“福特公司正在为通用公司制造所有重要的部件。后者则竭力称赞这种贫乏无味的生产举措，而这种生产能力原先是通用公司假装不放在眼里的。这正好比布鲁克林·道奇斯离职一两天，帮菲利赢得的几场游戏。”

视察底特律的第一站是克莱斯勒公司的坦克军工厂。这是世界上完全用于生产军用坦克的规模最大的军工厂。仅在一年前，这间硕大的工厂厂址还是交错纵横的玉米地，工厂占地有五个城市街区那么宽，两个城市街区那么长，厂房各处以铁轨相连。当总统乘坐一辆敞篷汽车进入厂区时，吃惊的工人们高声欢呼并吹起了口哨。“上帝保佑，幸亏有了老弗兰克（总统富兰克林的昵称——译者注）！”一位脸上脏兮兮的工人喊道。总统高兴地笑着，向人们挥帽致意。在埃莉诺、密歇根州州长默里·凡·瓦戈纳、克莱斯勒公司总裁K．T．凯勒的陪同下，罗斯福来到新研发的M-4“舍曼式”坦克的测试场地。这种坦克比它的前辈M-3重型坦克更重，更快，更安全。这辆新式坦克当时正在测试六项复杂的操纵系统。当驶过一连串泥泞的凹地之后，一个令人提心吊胆的时刻发生了：这辆威力无比的坦克带着隆隆的巨响，以很快的速度朝着总统迎面开过来。当驾驶员将坦克开到离总统专车仅15英尺的地方戛然而止时，罗斯福的眼睛瞪大了好一会儿。“开得真不错！”总统笑着评价说，“开得真不错！”

就在总统参观期间，大批坦克源源不断地从克莱斯勒公司的凯迪拉克分厂的流水线上运出。其余15家分厂也以每月近4000辆的惊人速度生产坦克。通过与德国的对比，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样的高产量。德国原先是世界上生产坦克的头号大国。当时的年产量为4000辆坦克。当年9月，希特勒宣布了德国坦克的一项重大扩产计划。他制订的目标是月产800辆坦克，这一目标比罗斯福在1943年的坦克生产计划还要少15％！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明媚的阳光从云层中露出笑脸时，总统一行来到福特公司的柳树场。这是一家巨大的炸弹工厂，柳树成行的溪流蜿蜒穿过工厂所在的森林和牧场，柳树场以此得名。由于宣扬这里拥有的空间足以容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把元器件从生产和组装运到流水线的传送带系统”，因此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人们对柳树场寄予了厚望。《底特律自由报》兴高采烈地写道：“这是为珍珠港复仇的保证。”福特公司的生产总监查尔斯·索伦森夸口说：“把德国人和日本人带到这儿来开开眼，嘿，他们准得目瞪口呆！”然而，建好这座投资8600万美元的工厂，为大批量生产设计新的设备，培训机床设计员、工程师和生产工人，所有这些工作都比预期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在总统视察之前，只有一架轰炸机下线。

当总统和第一夫人到达时，福特公司的官员们突然注意到老亨利·福特并没有出现在欢迎的队列之中。人们在厂里一个偏远的角落找到了这位性格乖戾的老板。他正在摆弄一台新机器。老头儿耸耸肩，很不情愿地加入了总统的随行队伍。可是他坐在罗斯福夫妇中间时把后座弄得嘎嘎作响。而且他看到手下的工人对自己的老对手反应热烈时，脸上流露出恫吓的神情。总统像往常一样，完全陷入了自我陶醉。他在一架组装到一半的B-24飞机高高的尾部上辨认出有两位身材矮小的工人，普通身高的工人无法在那里作业。总统对他们说“你们好”，两人立刻从上面爬下来，激动地握住总统的手。

当埃莉诺把眼光投向巨大的L形厂房时，她惊喜地看到和男工一起并列成排地站着几百名女工，这家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委派女性担当流水线上的铆钉工人、焊工、生产图纸校对员和生产监督员。只有现在，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一周年的时候，政府官员们才愿意承认埃莉诺数月以前的预言，当时她预言说当男性走向战场以后，将会需要大批的女性劳动力。

埃莉诺在1941年的主张没有人愿意听。她说：“我非常坚信，我们会像英格兰那样，在许多领域使用女性劳动力。我想如果现在就登记女性劳动力，并分析她们的工作能力，事先决定她们在哪些领域可以大显身手的话，将会节省很多时间。”总统起初对埃莉诺的登记方案反应颇为积极，可是当战争人力委员会主任保罗·麦克纳特告诉他还有大量的失业男性可以征用时，他决定反对这一方案。

由于武装部队人数的剧增，军工生产中心的男性工人大为减少，对雇用女性的态度由此发生转变。战争人力委员会的政策新口径反映了这种变化。该委员会声明说：“目前带薪的雇佣工人的数量甚至无法满足战时生产项目的迫切需求。在许多地区缺乏足够的住房和运输设备，因此完全使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是必需的。这些问题需要充分增加赢利行业中的女性数量，在军工生产和基本的城市保障方面的企业中雇用她们。必须急剧扩大和增强对女性工人的招募和培训。”

第一批女性军工工人已经从低薪的“女性化”职业中遴选出来，她们被聘为女服务员、家政工、服装、纺织和鞋业缝纫工。这些妇女从事战争后防工作基本上是毫无争议的。她们不仅挣得比以往在其他地方都高的薪水，而且社会上都认为这种后防工作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舍娜·格鲁克在她的女性军工研究中评述道：“最后，通过他人的评价，她们开始给予自己更高的评价。”不仅如此，在工厂里，女性工人产生了一种和男性分担工作的想法，一种为了共同目标而共同合作的想法。

第二批女性军工由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姑娘们组成。政府在号召女性为战争贡献自己力量的爱国主义公益广告中，希望这批工人能成为“在男人身后、在枪炮身后的女性”。在杂志和新闻影片中，铆钉工罗茜被描画成蓝眼睛，脸庞红润，头扎方巾，膝盖上斜放着一支铆枪，工装裤口袋里装着一只粉扑，有着健康、强壮和女性气质的完美结合。朱厄尼塔·洛夫莱斯解释说：“实际上吸引我的并不是钱财，而这也不是那种赚钱的工作。因为我甚至不知道我会挣多少钱。可是广告上……‘做你们分内的事’、‘山姆大叔需要你们’、‘V字代表胜利’这些词句吸引着我，我被那句充满爱国激情的‘打赢这场战争，帮助那些小伙子们’的口号深深打动，爱国主义在每个人的心中是那样地强烈。”

埃莉诺为女性走进工厂的行动而奔忙。“我已经很老了，你们知道我已57岁，告诉女孩子们应当怎样生活已不合时宜。”她说，“可是假如我处在初涉人世的年纪，我会走进一家工厂——任何一家我能学到技艺和有用东西的工厂。”她告诫女孩子们不要过早地走进婚姻的大门而熄灭了自己的爱国激情。她建议她们“做好每一点积累，以扩大视野，为国家做出贡献”。

多年以来，在埃莉诺的心里一直萦绕不去的是过早地放弃自己的事业所引起的失落感，在婆婆反对意见的压力之下，她放弃了她年轻时所热爱的新拓居地的工作。现在，新的光明大道展现在千万名刚刚走上社会的女性面前，她感到十分高兴。

在战争使半数以上的女性参加后防工作之前，尽管对应届毕业生和女性的招聘工作已在劳动力市场起步，对军事工人的迫切需求也逐渐地主导了对全日制家政工的招募工作。几个月来，保罗·麦克纳特一直拒绝这种变更，并指示说：“不应当鼓励或迫使任何一位带着孩子的妇女去找工作，除非其他所有的人力资源已经枯竭。”然而，到了1942年的秋天，人力资源的枯竭现象已现端倪，对家政工人的招募便开始起步。

当总统一行离开柳树场时已是黄昏时分，总统评论说，相对于所有的大肆宣传而言，柳树场的生产状况和福特公司的承诺没有一点相像之处。福特公司最初的困境使北美航空公司总裁J．H．金德伯格颇感高兴。这位直率的批评家批评政府让汽车公司转产飞机的决定，金德伯格坚持认为大批量生产飞机是不可能的，因为每架飞机都需要30万只铆钉和1万只额外的部件。他以嘲弄的口气说：“你不能指望让铁匠在一夜之间学会制造钟表。”可是在总统视察后不久，柳树场的产量开始增加。到1943年的6、7月份，它每月已能生产300架轰炸机，到1944年，这家工厂大步奋进，月产量达到600架。战争史学家们进一步表明说，“如果按照以最少的美元和工时，生产最多的飞机机体这一点来衡量成功标准的话”，那么柳树场已毫无疑问地处于制造业平均生产水平中的领先地位。

第二天上午，富兰克林和埃莉诺视察了大湖海军训练基地，这个基地驻扎着63000名士兵，由550名军官负责管理。这些士兵正在学习成为无线电操作员、机械师助理、航空金属技工、鱼雷发射手以及战地医护兵。在埃莉诺的要求下，总统在罗伯特·斯莫尔军营前停下，那里驻扎着第一个黑人海军新兵连队，他们被培训成机枪手、信号兵、海军文书和军需官。应罗斯福前一年春季关于黑人除了做食堂勤务兵之外也应当被训练成各类岗位的要求，这里建立了一所学校。正如总统和第一夫人所看到的那样，这些黑人通过了设计成模拟战场的障碍课程。

在罗伯特·斯莫尔军营的黑人后勤学校是从位于沃克岗的大湖海军训练中心的后勤学校分离出来的，这样的分离需要同样的食堂、艇上救护所、学校督导、起居和娱乐设施。丹尼斯·内尔森写道：“这太过奢侈，而这种人力浪费不是海军愿意承担的。”不过这所学校还是在部队里保留了下来，因为多数白人喜欢这样，而且海军高层军官们依然相信：合并两所学校从最好的方面看，会“影响士气；从最糟的方面看，会引起严重的种族冲突和流血事件”。

那天晚上，埃莉诺飞回首都华盛顿，总统专列抵达双城，在那里他参观了一家弹药筒工厂的晚班交接，这家工厂日产6卡车装的小型弹药。墙上可以看到一系列颇具震撼力的海报。“保持警惕——我们要粉碎轴心国！”“50门大炮瞄准德国佬！”这家工厂高昂的士气富于感染力。总统转身对上任伊始的陆军后勤部主任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说：“布里恩，这真可谓蔚为壮观啊！”

双城弹药筒厂的生产在近几个月内已被红铜和黄铜的紧缺所连累，过去的年份让人想起黄铜是制造弹药物资唯一令人满意的原料，用黄铜制造的弹药筒在弹药一遍遍施放过后很容易清理，黄铜不会生锈，富于延展性。但是军队和平等交换租借法对弹药筒的需求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到1942年几家兵工厂生产的黄铜供应已不足一星期。为了缓解这一紧张局势，许多兵工厂正在尝试制造钢制弹药筒。供应紧张问题起初看起来是难以克服的，钢材的不适应性造成开火之后弹膛的膨胀和粘连。不过钢材后来慢慢被证明是一个合适的替代品。

总统的专列从明尼苏达州穿过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向太平洋西海岸驶去。“火车上的生活开始变得贫乏，”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报道说，“当肮脏的衣服堆满了四处时，勤杂工们在普尔曼式卧车厢里燃起了香料。”但是在专列开往华盛顿州恰好在塔科玛外围的一处军营——刘易斯要塞，以及布雷默顿海军造船厂的途中，总统依然精神饱满。

总统抵达波音公司在西雅图的分厂时，见到了伯蒂格家的人——安娜、约翰，以及安娜的孩子们：西斯蒂和巴兹。罗斯福已有将近一年没有见到女儿了。她最后一次去华盛顿是在1941年的秋天，当时萨拉才去世不久。总统对安娜的出现非常高兴，当敞篷汽车缓慢地从长长的队列边经过时，他显得满心欢喜。这个由男工和女工组成的队伍是为生产B-17轰炸机的复杂程序而工作的工人。12个月前，第一架B-17轰炸机从波音公司的跑道上运了出来，那一天，数百名观众沿着栅栏和道路两旁排成了队，以一睹这架坚固耐用的“空中堡垒”的诞生。自那一天起，女工占整个企业劳动力半壁江山的波音公司，在每一平方英尺的地面空间生产出了比美国其他任何工厂都要多的飞机，赢得了“联合军队——E类舰队”杰出贡献奖。

B-17轰炸机在美军在欧洲的轰炸行动中独领风骚，在1940年至1945年间，12677架B-17轰炸机被生产出来，并编为33个海外战斗分队。在地面上，B-17轰炸机像个相貌奇特的野兽，它外接的机枪向外伸出，就像豪猪身上的倒刺；在空中，它博得了飞行员们的广泛好评。它具有极强的高海拔飞行能力以及承受战斗重创的能力。B-17的飞行员们试飞了一次又一次。“这是一架你可以信任的飞机。”一位轰炸小分队的队长说，“对我来说，‘飞行堡垒’过去是，而且永远是空中女王，这位女王对我有救命之恩。”

那天站在波音公司流水线上的是一位有着两个儿子的已婚妇女伊内兹·索尔，她放弃了桥牌聚会、高尔夫和乡村俱乐部午餐会的生活，来到这家工厂工作。“我母亲吃惊不小，”她回忆说，“她说我们家族中从没有人在工厂里干过活……你不知道你会与什么样的人为伍……我父亲很害怕，他说他的女儿中没有一人能在厂里工作。我丈夫也认为这非常荒唐。”

索尔的母亲警告她说她将永远不可能回家做家庭主妇了。她的母亲说对了。在波音公司的工作改变了索尔对生活的看法。她加入了工会，参加劳工的示威游行，学习尊重那些用双手劳动的人们，而且平生第一次和黑人进行了接触。战争结束后，她决定不再回去做“俱乐部太太”。

那天晚上，总统和安娜、约翰一起吃了晚饭。第二天上午，安娜陪同父亲去了波特兰市的凯泽造船厂。在那里，她把一艘新船命名为“美国野鸭”号。这艘船的龙骨在10天前刚刚就位，由此而打破所有的造船纪录。在坡道顶端，总统坐在他的敞篷汽车里。船体托盘被火炬烧尽后，这艘新船从船台上下了水。安娜在扬起胳膊摇动香槟酒瓶的一刹那，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父亲教她如何挥舞棒球棍的情景。酒瓶撞在船身上，爆发出一记响亮的声音。

当轮船平静地漂浮在水中时，从成群的工人和社会名流中响起热烈的掌声。一位女工事后回忆道：“当我们造好这条美丽的船时，感觉真是欢欣鼓舞，心潮激荡。一旦它承受住下水的考验，你会感到整个身体都会为之震颤，因为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美国野鸭”号是凯泽造船厂在不足18个月内建造的第576艘船，这项非凡的纪录使总统十分振奋，他告诉凯泽的员工说他希望“全国每一位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能到波特兰来亲眼见证他们为国家奉献的“一件多么美妙的作品”。他面带微笑，挥动手臂总结道：“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正在共同目睹这一事件。”

亨利·凯泽站在总统身边，几乎无法抑制骄傲之情。这位体形硕大的男人满脸感叹地指着这些设计精巧的生产程序说：“来看看那些流水线。”这种流水线让他以战前做梦都想不到的速度，大批量地制造货轮。他的一位助手说，凯泽的成功应归功于他的想象力。“他能够在脑海里生动地浮现整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他有激情，有创造力，而且具备乐观向上、不怕承担责任的能力。他会抓住任何他认为正确的事，说干就干，不留任何后遗症。”比如说，当发现最大型的起重机也无法将巨大的船体上层结构吊离流水线时，便决定把已完工的骨架切割成四块，一一运出流水线，然后重新焊好。这种方法加快了生产，尽管这意味着船在造好后还要被切开。

那天下午，当总统专列南下前往加利福尼亚时，安娜回到了她在西雅图的家。玛格丽特·萨克雷写信给她说：“你父亲在你离开后很想念你，我们当中的其他人也少了一些乐趣。”对安娜来说，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日子充满了不可思议。“让父亲外出到这里，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她在给玛格丽特的回信中说，“我们都感到他真正地松了一口气，尽管视察途中要走很多路。”

在加州，总统来到位于长岛的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厂，这家工厂正以每月4000架的惊人速度加紧生产轰炸机和时下制造的最大型号的C-54型货运机。当总统的汽车驶入一幢开着冷气、没有窗户、实行灯火管制的厂房时，道格拉斯的总经理们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喝彩声和掌声随着总统穿过整个工厂，目瞪口呆的男女工人意识到在那辆绿色轿车上的人真的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

道格拉斯工厂已逐渐开始招收女工，并慢慢地让她们初来乍到就感受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女人对男人们而言曾经只是“唇膏”或是“洋娃娃”，有人告诉新来的女工：“厂里没有女人的位置。”一位主管说：“我一生中最快活的一天，将是在我同你们每一位女人说再见，把你们送出前门的那一天。”最初几个星期当中，女工们每天经过盥洗室的路上都要经过生产线，男人们就吹起口哨，发出轻蔑的叫喊。尽管已反复明令禁止，男工们的嘘声依然不绝于耳。女工们还是相信她们自己的能力。当男人们潮水般涌出厂门去吃午饭时，她们便守候在一边，每当一位英俊的小伙子走过，她们便如法炮制，吹着口哨：“瞧啊，人猿泰山来了，看他的身子多漂亮！”男人们的古怪举动立刻停止了。女工们的心情也随之多云转晴，生产也上去了。“一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永远不能和她们相处，”一位总经理承认说，“可是现在我们觉得永远不能缺少她们。”

埃莉诺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和罗斯福再次相聚，他们一起前往联合工厂，那里有世界上最长的生产线，这条线已经生产出B-24型“解放者”轰炸机，这种战机的产量比美国任何其他飞机都要高，并且投入前线使用的时间比任何敌方轰炸机都要长。埃莉诺再次怀着愉快的心情听到妇女“正在做着极好的工作，这种工作比她们自己期望的还要好”。主管们汇报说，女性在细节问题上更耐心，更有能力处理重复的工作而不失去兴趣，求知欲更强，不太会掩饰自己的经验不足，更愿意提出问题，接受指导。在联合企业，一位主管坦率地说，在那些女性比例较高的部门，劳动生产率立刻直线上升。弗朗西斯·德·威特太太是联合工厂最好的车床操作工之一。“从前我做过的最复杂的机械活儿就是更换烧坏的保险丝，”她说，“可是战争爆发以后，我再也不满足于做家务活或是打打桥牌。”经过3个星期的技工学校培训，她受雇于联合工厂。“工头问我是否会开机床，我说，‘会的，假如你教我怎么开就行。’他教了我，因而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

“如果你披露了我的名字，我会到死也不承认的。”一位男性总经理对一位女记者说：“听着，姑娘，我会否认曾经见过你，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感受，我会告诉你……假如我现在能说了算的话，我会说：‘让男人见鬼去，给我女工。’”

埃莉诺事后记录道，她所到之处，工厂的经理们都想知道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招到更多的女工。“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跟我谈生产上需要女工的事，”她的回答永远是一样的，她敦促建立特别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减轻在职母亲们的负担，而公司应坚决执行战时劳工委员会近期颁布的“同工同酬”新政策。她在从沃斯堡寄给乔·拉什的一封信中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旅途中看上去很快活，对女性工人数量的增加相当高兴。最后他还对护士学校、家庭餐馆等等产生了兴趣。”

对于黑人女性而言，工厂使她们从家庭的劳役中暂时解脱出来。黑人铆工西比尔·刘易斯说：“要不是发生战争，我永远不会有机会参加不同种类的工作，赚不到我现在所挣的钱。”刘易斯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一座种族分离的城镇，她14岁开始当女佣，这是她的家人唯一干过的工作。当战争降临时，她乘坐黑人和白人座位分区的火车西行，直到在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厂找到工作为止。尽管这家工厂不得不分配给黑人女工的工作大都是些艰苦危险的活儿——跟军火弹药、有毒的塑料和丙酮、泥封和令人作呕的胶水打交道——和以往孤独而报酬低廉的家庭工作相比，她们还是享受到了工厂的同志之情和更高的薪水。

在一些工厂和船坞，普遍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西比尔·刘易斯后来评论说，她所受到的歧视更多的并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一个黑人。一位白人妇女多次说：“我还是不喜欢靠近她们，我母亲也是如此。我不能说我这种感觉是对的，我想不是这样的，可是我受到的教育和我的内心感受就是如此。”另一位妇女告诉记者她试图克服对黑人的排斥心理，可是她做不到，“不管我怎样努力都一个样，我就是不习惯跟黑人一起工作。要是战争结束我会很高兴的，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这样做了。”

6月，在底特律的哈得孙海军兵工厂，数千名白人工人举行了一次未经核准的罢工，造成60％的工厂停产。其原因是按照资历法，8名黑人雇员被分配到原先由白人操作的机器上。“你不能指望工厂来培养一种关心有色人种员工的使命感。”一位工厂经理说，“我们不能把问题推给整个体制。这是一家工厂，我们是被迫生产的，如果我们的员工把种族问题彻底闹大，他们就会罢工，而我们便无法生产。”

埃莉诺还是坚持希望这种对黑人的抵触情绪能通过日常接触得以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这样做了。“起初我以为我不会这样做，”一位来自得州的女性雇员承认说，“可是我找不到比这儿更好的同事了，如果每一位白人都能够和那些与我共事的有色人种那样善良、彬彬有礼的话，他便会引以为豪的……我总以为有色人种不够干净，身上有味儿，不像白人那样优秀，但是这些在厂里和我共事的有色人种不比任何人差。”另一位白人妇女，最初几乎不能忍受与黑人一起干活，后来却发现自己对一位黑人同事颇有敬意，甚至有点儿喜欢她了。她以一种吃惊的口气告诉她的主管：“艾丽丝，今天晚上玛丽下班时我对她道了晚安。我竟然对一位有色人种的姑娘道晚安！”

在与总统一起巡察南方时，埃莉诺被白人对“埃莉诺俱乐部”的愤怒声讨所包围了。黑人仆役们正在以埃莉诺的旗号组织起来，要求加薪，得到更多的权利，并减少劳动时间。她得知，在过去一年她访问过的每一座城镇里，不久便都成立了埃莉诺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委派黑人厨师和女佣们制订了一套改变主仆之间关系的俱乐部规则。在佛罗里达，埃莉诺听说有位女佣不再做家务杂活了，因为邻居的其他女佣攻击她说：如果她继续去做本职以外的鸡毛蒜皮的讨厌工作，那么她就不再属于埃莉诺俱乐部了。在南加州，一位女佣开始从主人的前门出入而不是走后门，并对主人说这是埃莉诺俱乐部的规定。

“所有的黑人正变得如此盛气凌人，以至于他们不再做任何事。”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妇女断言道，“我听说厨子们一直在组织埃莉诺俱乐部，他们的座右铭是：‘圣诞节时每一间厨房里都有一位白人妇女。’”在路易斯安那州，据说一位白人妇女开车来到她的女佣家里，请她去洗衣服。女佣指着墙上的镜子说：“你看看那里面就会见到你的洗衣女工。现在你从这里滚出去！”在南方的一所军营里，埃莉诺听说一位伺候一对军官夫妇的黑人女佣找到一处额外的就餐地点，当她被问及这个地点是为谁而设时，她回答说：“在埃莉诺俱乐部，我们总是与我们的雇主坐在一起。”在一次特别的午餐会上，出现了一则耐人寻味的花絮。当有人在席间轻蔑地对总统进行非议时，这位女佣拒绝提供服务。

埃莉诺听到这些遍及南方的故事之后，便请求联邦调查局调查所谓的“埃莉诺俱乐部”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确有其事，要查清楚他们在干什么。经过全面调查之后，联邦调查局最终得出结论说，尽管谣言铺天盖地，但没有一家“埃莉诺俱乐部”真正存在。联邦调查局认为，问题的奥秘在于，黑人仆役们得到了战争所带来的薪水更高的工作，而白人无法继续挽留他们。联邦调查局报告指出：“迁怒于某些人或某些事正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某人”就是指埃莉诺。许多南方人认为她是“当今美国最危险的人物”。由于担心所谓的俱乐部会成为黑人女佣闹事的缘由，埃莉诺接到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后松了一口气。她写道：“她们并不想组织所谓的俱乐部，而是要联合组织起来，使她们的家庭工作职业化。”

他们一起前往南方的时候，富兰克林与埃莉诺商量说，他们应当恢复像夫妻那样的家庭生活。正如吉米·罗斯福后来听说的那样，一天晚上，富兰克林回到埃莉诺那里，请求她多花一些时间待在家里，因为不管怎样，当时市民的旅行是受到限制的，为了她能自我约束，为了他俩在白宫的家，埃莉诺应当成为他的鸡尾酒会上的女主人，在周末为他分担些事情。

吉米评论道：“我想他真的想要她在各个方面都能重新成为他的妻子。他过去一直说埃莉诺是他认识的女人中最杰出、最聪慧、最富于直觉、最风趣的，但是因为她总是外出，他永远不能和她待在一起。可是既然米西走了，他母亲也去世了，哈里也有了露易丝做伴，因此他觉得十分孤单，很需要她。”

富兰克林的要求使埃莉诺陷入了激烈的情感冲突。多年以来，她将全部身心都倾注在丈夫身上，她最想拥有的是一份两情相悦的快乐，一份共同营造精神家园的机会，在这个家园里彼此相互依赖对方的爱和支持。可是在过去的10年当中，凭借自身实力成长为一位政治家的经历，给她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一种自立、自强和自信的意识。如果现在回到丈夫身边，就意味着放弃为自己苦心经营的生活。

埃莉诺告诉富兰克林她会仔细考虑他的要求，并且她准备第二天上午离开专列乘飞机前往西海岸去看望安娜和约翰。不过等她回到华盛顿时，他们会再谈一次的。

总统专列从得州掉头往东，停靠在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一带的希尔比军营，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军营。在那里，总统在一个巨大的阅兵场上检阅了军队。多少代以来，军官制服外套上的纽扣，以及那富有特色的军徽都是铜制的。由于抛光后色泽与黄金颇为相似，因而铜被认为是理想的装饰材料。但是当铜的供应出现匮乏时，军队只好被迫将闪闪发光的铜纽扣改换成橄榄褐色的塑料纽扣。丝绸过去大量从日本进口，现在也很紧缺，急需替代品。虽然丝绸具有特殊的耐风雨和可折叠的质地，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军旗和制作饰品、勋章缎带的原材料，可军队还是接受了一种人造丝作为替代物。

可是，远比仪式上军官的仪表更为重要的，是军队规模的急剧扩充。1942年，差不多有400万人跻身军旅，美军总人数从160万猛增到540万，新编配了37个师的兵力。地面部队的士兵人数翻了一番，后勤部门以及空军兵团的人数增加了4倍以上。

10月1日星期四，在辗转9000英里、历时两周的视察结束后，总统回到了华盛顿。在一个特别的新闻发布会上，他通报了自己的视察行程。他穿着便装坐在台前，用长长的烟嘴吸着香烟，兴致勃勃地谈到在全国上下所见到的民众的高昂士气。记者们发现他“毫无连夜乘火车劳顿奔波所带来的紧张”，在极为详尽地叙说他的长途旅程时，声音“平静而沉着”。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在电台里发表了一次亲切随和的长篇演说，与全国人民分享他的视察感受。他评述道：主要的感受是“美国人民正在空前地团结起来，他们决意去做一件事，并且要很好地完成它”。他继续描述了他曾去过的一些地方，并在赞扬所目睹的正面事例的同时，十分策略地夹带批评了那些至今不愿雇用妇女和黑人的业主们。“我十分感动，大量的妇女都已找到了工作，开动机器进行熟练的操作。”他说，“不到一年之内，我们的军工企业里妇女的人数可能将和男性平分秋色。”不过他又指责说，在某些地方，业主们依然不愿雇用妇女、黑人或年龄较大的人。总统在结尾时说：“我们再也不能纵容这些偏见或行为了。”如果这篇演讲稿是埃莉诺亲手写的，那她会无比高兴的。

埃莉诺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她安排了10月9日星期五晚上与富兰克林单独共进晚餐。她意识到，由于萨拉和米西的去世，富兰克林现在很需要她，正如过去几年中忽视她一样。甚至在他俩在沃斯堡谈话之前，她已注意到丈夫更为频繁地邀她一起吃饭。很显然他正在努力重铸那根曾经将他俩紧密相连的“红线”。而她也处在一个特殊的十字路口，最近几个月来她与三位最亲密的好友——乔·拉什、哈里·霍普金斯、洛伦娜·希科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尽管如此，她还是没能接受丈夫关于重修旧好的建议。过去几年里，有太多的事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有太多的伤痛让她难以忘怀。

从他们恋爱时算起，已有将近40年。当初埃莉诺相信他们共同的生活将是花团锦簇，一帆风顺。而事与愿违，多年以来，起初真正使富兰克林与埃莉诺相互吸引的品性，已经蜕变成他俩婚姻中冲突的根源。最初她尊重富兰克林的自信、魅力和社交能力，觉得这些都是与她自己担惊受怕、谨小慎微的个性形成鲜明对照的优秀品质，而现在埃莉诺逐渐看出这些性格特点是肤浅而表里不一的。富兰克林被埃莉诺的真诚、正直和高度的原则性束缚了手脚，在他眼里，这些品德成了墨守成规，顽固僵化。“埃莉诺让罗斯福感到不好对付，因为她拥有正直的品行。”安娜·罗森伯格评述道，“和一个几乎是圣徒的人共同生活是很难的。富兰克林有自己的诡计和借口，有时他不得不对她耍一下手腕，以免被她找麻烦。”

如果一开始两人能看到彼此个性各有千秋、可以取长补短的话就好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发展为双方都相互否定和贬低彼此相左的个性，都会为双方间的差异所激怒，而不是因此感到高兴。安娜·伯蒂格曾若有所思地说：“你简直找不出像我父亲和母亲那样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安娜认为，由于富兰克林在自己身边的父母、亲属和仆人那里得到了“太多的承诺和太多的关爱”，因此相形之下埃莉诺便显得对关爱永不满足。

埃莉诺所担心的感情上的潜在裂缝，自一开始便扰乱了她的婚姻生活。去欧洲的蜜月旅行并不轻松，尽管有许多阳光灿烂的日子，充满了令人惊叹的美景以及温暖的情谊，埃莉诺依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其他年轻的观光客中会感到局促不安。在多洛麦茨高耸的考提纳山，富兰克林决定花整整一天时间去爬山。那时埃莉诺对自己的登山能力心里根本没谱，便不想和他一起去。他就邀请了住在同一家饭店的旅伴，一位容貌俊俏、名叫凯蒂·甘迪的年轻姑娘同行。

“她比他年长几岁，”埃莉诺后来解释说，“但是她会爬山而我不会。尽管如此，我还是只字未提我心中难以形容的妒忌。”随着白天渐渐消逝，埃莉诺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到了成群结队的徒步旅行者满载着沿途所见所闻的趣闻轶事返回饭店时，埃莉诺陷入一片焦躁苦恼的沉默之中。这种情形在后来的岁月里重复了无数次。

对失败的恐惧，使埃莉诺一次又一次地过早放弃了原本可与丈夫轻松分享的活动。在独自一人练了几天的高尔夫之后，她承认富兰克林嘲笑自己不敢继续打球的笨拙。有一次，她驾车只是在大门的邮筒边轻轻擦了一下，就让她10多年不敢开车。对于失控的恐惧，使她无法享受雪橇或马背上的乐趣。对水的害怕，使她与游泳和航海的乐趣失之交臂。还有，因为她尚未意识到的某种原因，埃莉诺无法让自己从富兰克林的集邮爱好中分享一份快乐。“假如我能重新选择，”埃莉诺几年后坦率地承认说，“我会更多地置身于富兰克林的收藏爱好中去，我会尽我所能去了解邮票。每一位集邮者对家人的真正关注都会心怀感激的。”

在这对年轻夫妇的婚姻生活中，甚至还有更大的烦恼在于，埃莉诺在社交场合不够驾轻就熟。尽管她与年长的人们讨论有关政治或哲学的严肃话题时十分轻松自在，但她还是觉得自己与同龄人随意交谈时显得捉襟见肘。“由于在一个快活的群体里缺乏轻松自在的感觉，我想我一定让富兰克林扫了不少兴。”有则故事说的是一天晚上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一起去出席一个大型的晚会，她很是不耐烦那些闲谈，于是早早就独自离去。到了家门台阶上发现自己没带钥匙，便又急又气地坐在门阶上，一直等到凌晨3点才见富兰克林慢悠悠地回家。她又一次使自己成了自找委屈的人。

富兰克林偶尔也想满足一下妻子的需求，他知道埃莉诺从她姨妈莫德·格雷的友情中得到不少快乐，便邀请莫德去坎坡贝洛做客。“我知道对埃莉诺来说见到你是多么高兴，”他对莫德说，“而我恐怕自己有时有点儿自私，让她在过去几年里过多地陪伴我，对她极富才华的内心和个性而言，生活成了索然无味的琐事。”可是从总体上讲，一直那么愉快乐观的富兰克林发现，埃莉诺没完没了的忧心忡忡简直让人大惑不解。虽然她郁郁寡欢的样子让他感到颇为棘手，他还是乐观地假定：如果他不管埃莉诺的话，一切都会好转。

也许正如富兰克林所希望的那样，假如埃莉诺能够获得自信，并像一位普通母亲那样悠然自足，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逐渐迎刃而解。但是从孩子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她和婆婆萨拉之间的矛盾就演变为一场争夺孩子的战斗。这场战斗是如此尖锐，以至于孩子们最终成了又一种将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分开的势力。

这就是使富兰克林与年轻貌美的露西·佩吉·梅瑟产生纠葛的沃土。由于这类事早已司空见惯，这种感情纠葛更像一个婚姻生活内部的骚动征兆，而不像是一种单纯的骚动。埃莉诺的表妹科琳·罗宾逊评述说，富兰克林在“年轻、不成熟”的时候就已结婚，“过着在妈妈庇护之下的生活。埃莉诺和富兰克林都很聪明，生育了许多子女。总体上讲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但这种婚姻缺乏‘情趣’。与露西的感情纠葛，提供了一种从富兰克林的生活中消失的冒险与刺激。”

露西是在1914年的冬天第一次闯入罗斯福的生活的。当时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住在华盛顿，埃莉诺怀着第四个孩子，她要筛选、接受和回绝多如牛毛的社交活动请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外交礼节的确相当繁复。富兰克林时任海军部长助理，社会地位颇为显要，这种地位迫使他不得不总是小心翼翼。为了使自己的通信工作有个帮手，埃莉诺雇用露西·梅瑟每星期花3个上午来协助她工作。

虽然露西当时才23岁，但她对这个位置还是颇能胜任。她的父亲卡罗·梅瑟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天主教家庭，这个家庭曾涌现出马里兰州的一位创立者。露西的母亲明妮曾被一位友善的记者评为“华盛顿当之无愧的最佳美女”。在少女时代，露西就读于一家私立名校，可是到了1914年家道中落，卡罗·梅瑟沉迷于杯中物，他的婚姻生活陷入了危机，家财也所剩无几。露西需要埃莉诺为她提供的工作来挣钱，作为报答，她尽心尽责地把最为熟知的华盛顿社会情况讲给埃莉诺听，而这些情况是埃莉诺所不了解的。

露西个子很高，气度端庄。她长着一双蓝眼睛，浓密的棕色头发，有着属于上流社会客厅里的浑厚的女低音。罗斯福家的孩子们很喜欢露西来工作的日子。埃利奥特回忆说：“她生性快活，笑容可掬，亲切随和。她具有和父亲同样的魅力，见过她的人都这么说。而且在她温暖的深色眼睛里还隐藏着一团火。”

露西告诉她的朋友伊丽莎白·肖马托夫说：自一开始，她和富兰克林就被相互吸引住了。“露西是位很出色的听众。”安娜后来观察说，“她知道如何提出恰当的问题，她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天赋，在与人交谈时显得驾轻就熟。她很聪明，不用埃莉诺提出意见就能做出反应。”虽然埃莉诺会常常用“我想你错了，亲爱的”之类的话来打断罗斯福，而露西则觉得根本没必要去纠正罗斯福所说的事情，或是改换话题。她喜欢罗斯福所说的一切——不管这些事是琐碎的还是高尚的，是愚蠢的还是严肃的。

有人传说，两人的关系几乎是毫无察觉地从一种亲切的友谊滑向一种爱恋之情。富兰克林不是那种在私生活中生性敢于极其冒险的人，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似乎又意识到他对埃莉诺和孩子们的爱是不够的。“他当然爱上她了，”露西的密友尤拉莉·萨利说，“凡是认识露西的男人都爱她。”为了掩饰爱意，他俩平常的谈话被蒙上了一层神秘浪漫的气氛，这种气氛多半使露西对富兰克林的好感增添不少。

富兰克林被风流韵事激奋不已，他想了不少点子与露西待在一起。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他俩会在弗吉尼亚山碰头，一起驾车穿过尘土飞扬的道路和郊外的小村落。富兰克林的短途旅行并没有逃过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艾丽丝·朗沃思窥探的眼睛。她对富兰克林开玩笑说：“我在郊外20英里看到你了，你没看见我，你的两眼看着汽车，而你的心却在那位非常可爱的女士身上。”“她难道不是非常可爱吗？”罗斯福反唇相讥。在他俩以后的日子里，亲密之情与乡村的道路紧紧地连在一起，以至于只要富兰克林和露西见了面，他俩都要开车外出好长一段时间。

在夏季，埃莉诺和孩子们在坎坡贝洛，富兰克林胆子更大了，他常常由一圈朋友陪伴着，带着露西乘船在河上兜风，晚上则去参加小型的晚餐会，到森林里去野餐。由于身陷情网，罗斯福决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几个月过去了，埃莉诺也注意到富兰克林和露西之间的相思之情与日俱增。把罗斯福单独留下使她颇为紧张，1917年夏天，她一次次地推迟去坎坡贝洛的时间，最后她还是离开了，免不了把富兰克林叱责了一通，这使他几乎巴望她早点离开才好。“你真是个傻姑娘，你以为或者假装认为我不想让你整个夏天都待在这儿，”富兰克林从华盛顿写信给埃莉诺说，“因为你知道我确实想！但是说实在的，你应该在坎坡待满6个星期，正如我应当的那样……”

第二年秋天，埃莉诺的怀疑被证实了。富兰克林因患肺炎自欧洲视察的旅途中打道回府，就在那时，埃莉诺打开他的汽车后箱，偶然发现露西写给他的好大一捆情书。

1918年，恋情事件结束后不久，露西离开华盛顿成为一名居家的家庭女教师，为一位55岁的富有的鳏夫温思洛普·拉瑟福德教养6个孩子。拉瑟福德是一个古老世家中的成员，这个家族中还包括纽约的彼得·施托伊弗桑特，以及波士顿的约翰·温思洛普。温思洛普是一个热心的运动家，他一半时间住在纽约优雅的城市住宅，另一半时间则待在位于新泽西州的阿拉木奇、由数千英亩鹿苑和山坡环绕的古老庄园，以及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冬季别墅瑞吉利山庄，那里与帕米托高尔夫俱乐部遥遥相望。

露西给拉瑟福德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温暖和高雅的气息。她来到后的几个星期当中，孩子们和父亲似乎就喜欢上了她。这种感觉是相互的，1920年2月13日，温思洛普·拉瑟福德和露西结成了夫妻。两天以后，埃莉诺将这件婚事写信告诉自己的婆婆。“您知道露西·梅瑟已嫁给温梯·拉瑟福德先生了吗？”她以一种闲聊的口气，不露声色，极其巧妙地把这一条应当公之于众的新闻张扬开来。

露西·梅瑟淡出之后，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为重修旧好达成了新的协议。其后的几个月间，富兰克林努力讨好埃莉诺，他傍晚回家比平时更早，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还陪埃莉诺一起上教堂。而埃莉诺则使自己在晚会上尽可能地快快乐乐，像罗斯福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他愉快的伴侣。他俩的生活出现了转机，表面上看，一切都已恢复如故。

然而透过表面，无论是他们各自的生活，还是夫妇俩相互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变了样。富兰克林的朋友们相信这次恋爱事件已经对他的人格留下了永久的烙印。科琳·罗宾逊·艾尔索普评论说：“直到露西·梅瑟闯进罗斯福的生活以前，他似乎以冷静、从容却是肤浅的态度来对待人际关系，他对自己的家人颇为冷静，以他们为乐。但是在我看来，他缺乏爱的品性，仿佛他已失去了爱的能力……真是很难形容，”科琳说，“不过对我而言，这件事（婚外恋情）似乎从他身上释放了某种东西。”科琳的丈夫乔·艾尔索普赞同这一说法，他评价说罗斯福从这次轰轰烈烈的恋爱中的失落，驱除了他个性中一些肤浅的东西，“他甚至比与脊髓灰质炎搏斗前显得更加坚强、更有生机、更为睿智、更为深谋远虑。”

尽管埃莉诺对罗斯福的移情别恋网开一面，重新塑造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判断，但是创伤是永久性的，她发觉自己在说话时会突然爆发怒火，心态变化反复无常，并有长时间的情绪低落。有一次她对友人说：“我记性特别好，我可以宽恕但不能够忘却。”1962年，距丈夫去世后的17个春秋，埃莉诺在纽约的公寓里离开了人间。在她床头柜里的遗物当中，有一首她剪下的名为《心态》的诗，字迹暗淡，是弗吉尼亚·莫尔写的。

一度满怀信任的灵魂
已经被欺瞒
暂且让头脑保持空白
因为所有的想法只能平添纷乱
尔后因为太阳
是沉默的信仰
使春与秋的期待
是多么的顺理成章
灵魂安详而温和地成长
一个赤子
发现呼吸的张力
胜过死亡……
一度满怀信任的灵魂
曾经被欺瞒
在前所未有的信任中
终于撒手人寰

在剪报的开头，有埃莉诺潦草的笔迹：1918。

最后，正是埃莉诺无法忘却的回忆，使她不能接受丈夫关于重修夫妻情谊的建议。尽管她依然深深地爱着他，她还是害怕再次面对曾经受到的巨大创痛。

在获得独立自主之后，埃莉诺也不愿重新依赖一个人的功名去生活。况且，她明白如果自己留在家里，她那缺乏创新和不能结交新朋友的生活就会变得毫无出路。毫无疑问她就会被罗斯福身边的女性崇拜者，诸如玛莎公主、劳拉·德拉诺和玛格丽特·萨克雷之流所激怒。

在对罗斯福的建议做出回答的时候，埃莉诺以自己的性格方式，再也不直接提到那个夫妻和好的建议，而是在话题刚开始时就提出一个有关战争任务的积极请求，她想让罗斯福允许她迁居乡村，并去国外旅行。她说，她拼命地想有机会去慰问一下驻守英格兰的美军士兵。

这显然使罗斯福很快发现妻子想要说什么了。在没有进一步的交谈之后，罗斯福便告诉她说，一旦事情安排妥当，就会让她去英格兰进行一次补充视察。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在一次充满苦涩的挣扎中，1942年夏天，富兰克林和埃莉诺重修旧好的结局，是罗斯福向埃莉诺几个月徒劳无功的恳求之后，同意让她跋涉数千英里在战争前线待上好几个星期。从埃莉诺听到消息后无比激动的反应当中，就能清楚地看到，富兰克林在夫妻之间重新建立新关系的努力，颇为得体但却十分明确地无疾而终。

第15章　“我们正在反击！”

“我把我夫人托付给您以及丘吉尔夫人。”1942年10月21日，就在埃莉诺动身前，总统为了她两年多以来一直渴望的英国之行写信给丘吉尔首相，“我知道我俩更好的另一半会相处得十分融洽。”

埃莉诺抵达伦敦幽暗的帕丁顿车站时正是黎明时分。在那里，一大群人等待着首相派往海滨城市布里斯托迎接埃莉诺的专列。几天以来，埃莉诺即将到来的访问在伦敦的新闻界引发了不少议论。《标准晚报》杂志评论说：“在做了9年（第一夫人）之后，她比首任初期更受欢迎。”对伦敦东区的居民而言，埃莉诺此次旅行颇受期盼。她致力于帮助穷人的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市民希望她能访问他们，听听他们的疾苦。

第一夫人身穿长长的黑大衣，头戴蓝色狐皮帽，微笑着走下列车时，受到了国王与王后、肯特公爵、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等人的正式欢迎。迎接埃莉诺的还有正在伦敦筹划盟军进攻北非行动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当时被挑选为此次行动的指挥官。王后说：“我们衷心欢迎您的到来。”埃莉诺乘坐皇家戴姆勒牌汽车离开车站时，她的专列上的列车员惊奇地摇着头说：“罗斯福夫人一刻不停地说话，写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精力充沛的人。”

在白金汉宫，埃莉诺被安排在一处专门为她在德国人轰炸之后来访而准备的宽大套间。当晚，她在给希克的信中说：“汤米和我迷了路。不过我们拥有一个很好的会客室，里面有煤火，还有一名小听差把我们带到东带到西。”战争的印记随处可见。抵达伦敦的第一夜，在晚餐之前，埃莉诺接到一张定量供应卡，分配到一张带罩子的床，她浴室里的浴缸里5英寸处有一个小孔，以便控制水量。室内暖气直到11月初才开放。

埃莉诺渴望到外面去接触民众，她与国王、王后一起驱车巡视了伦敦市容。“我对城里受到破坏的地区感到震惊。”她在日记中写道，“一条接一条的马路上，被毁坏的小商店里住满了人。”王后告诉埃莉诺，他们经过的房屋废墟原先就很破旧。可是埃莉诺又一次展现了推己及人的胸襟，她评价说：“不管这些房子以前如何破旧，它们总归是民众的家。”在一处拥挤的城区，只有1/3的人口幸存下来。她悲哀地看到“每一间空荡荡的建筑都诉说着一个人间悲剧”。

经过一夜的体力恢复之后，埃莉诺来到伦敦红十字会，数百名美军士兵聚集在那里参加了和埃莉诺的交谈。“你好啊，埃莉诺！”的喊声充斥着整个房间。她说：小伙子们士气相当不错，他们主要的抱怨是从家乡来的信邮递速度太慢，还有就是缺少温暖的羊毛袜。由于只有单薄的棉袜，他们的脚很快就冻出了水泡，士兵们说，这就是他们经常感冒的原因之一。埃莉诺答应看看她能帮些什么忙。“我明白你们需要更厚的袜子，可是别指望事情很快会有所改观。”她告诫说，“你们知道军队是多么憎恨变更。”这个意见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听完这话，济济一堂的步兵小伙子们全体起立，向她鼓掌。

埃莉诺实践了她的诺言，第二天傍晚她来到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艾森豪威尔次日询问了军需官，发现有250万双羊毛袜正躺在仓库里睡大觉。他向第一夫人许诺他们将立即把这批袜子分发出去。他保证说：“我已经分别发出命令要求核查，以确定没有一位士兵在缺少合适鞋袜的情况下行军打仗。”埃莉诺感到自己起到了作用，心中不禁一阵喜悦。

接下来的几天里，埃莉诺一直在旅途中，她参观军营，和在每一个生产领域工作的妇女进行交谈。12月初，民用企业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开始征召妇女。结果，英国妇女比她们的美国姐妹更多地进入了所有在过去只限于男性的工作岗位。她们修理卡车，为飞机做后勤保障，驾驶拖拉机，开挖沟渠，收割蔬菜，建造船只。“我能感受到民心振奋，”埃莉诺告诉她的读者们说，“她们中的许多人一度曾是理发师、打字员或是家庭主妇，她们十分热爱新的工作。”在一家她参观过的工厂，80％的工人是女性，在乡村，一个妇女组成的“土地大军”承担起走上前线的农民们留下的活儿。在航空运输后援会里，妇女们把新造好的飞机从工厂运到兵站。埃莉诺告诉英国民众：“我们还没有像你们这样，让妇女发挥这么多的作用。”她补充道，这正是美国总统想知道的。

埃莉诺所到之处，都千方百计抽出时间去参观已在工厂、政府大楼、教堂和社区中心里建立的托儿所。据她所了解的情况，英国的母亲们起初不愿意把孩子交给托儿所，不过现在使用托儿所的人数正在稳步上升。她知道丈夫喜好探究人文细节，便向教师、母亲和孩子之类的人群提出问题，有意识地倾听他们的话语。

丘吉尔夫人在旅途的部分时间里陪同埃莉诺，可是行程极为辛劳，以至于首相夫人难以坚持下去。在访问“女性志愿者服务处”期间，一个小组被分配的任务是将美国寄来的衣服分发给被炸身亡的牺牲者。丘吉尔夫人坐在大理石的楼梯上等着，而她那无畏的同伴则爬上四楼，与工人们聊天。有一次在某个场合，一位英国记者问埃莉诺她究竟是否休息过，是很晚才睡，还是忘了她的职责。“我从来也不记得，”她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记者笑着说：“因为我希望现在你能（休息），因为我实在困得不行。”

视察团来到乡村，埃莉诺爬上一辆农村四轮马车，里面的人只能坐在成捆的干草上。他们抵达波文顿机场时，埃莉诺执意要爬进一架B-17轰炸机。她说：“即使是挤坐在飞行员的座椅上，这里每一寸地方还是被我尽收眼底。”她往下探视机首部分，只见投弹手和领航员“像海湾里的野兽”蜷伏着，她的眼光掠过弹舱，球状炮塔里的机枪手塞满了这个狭小的空间，“他的两脚抬得和耳朵一样高”。她朝战机尾部望去，看到的是尾部机枪手抱住膝盖休息。“我发觉自己太胖了，坐不下飞行员的座位。”她笑着说，“这可不是为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太提供住宿的地方。有几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前后移动。”

埃莉诺说，即便她身上沾上一点泥污，或者邋遢不堪，这一切也是很值得去做的，因为这使她了解到每个小伙子在执行投弹任务时都在做些什么，脑海里的这些印象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和感觉。

埃莉诺和丘吉尔夫人在一起十分愉快。她在日记里写道：丘吉尔夫人“非常有吸引力，有着迷人的个性——在她这个年纪看上去很年轻”。可是很难弄懂她真正信仰什么，因为她从来不公开发表任何意见。“有人觉得她扮演了一种角色，因为她身处公众视野，那种角色现在只是她真实人格的一部分，而有人则猜她深藏不露。”

她在首相的乡村之家契克斯度过了一晚，在伦敦与丘吉尔一家偶尔一起吃过几顿饭。她特别喜欢看首相和他的小孙子温斯顿在一起的情形。“温斯顿是一个甜蜜的小不点儿，长得很像首相。”她写道，“他俩坐在地板上做游戏，样子可笑极了。”但是当话题转向政治的时候，她和丘吉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不可避免地闪现出来。

一天晚上，在一个有丘吉尔夫妇、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情报大臣布伦丹·布拉肯以及英国红十字会的利默里克夫人参加的小型宴会上，首相提到了西班牙的话题。像过去常和丈夫争论的那样，埃莉诺向首相提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助那些亲共和派做些事情？他们可是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反法西斯派别。首相回答说假如亲共和派赢得胜利，那么他们中的两人都会头一个慌了手脚。埃莉诺说，她一点也不在乎自己是否慌了手脚，于是首相就说：“我不想看到您慌了手脚，也不想看到自己慌了手脚。”他妻子的插话只是使丘吉尔更加激动。“我60年来始终坚持着一种信仰，而我现在不想改变它。”他咆哮着站起身来，这是那次宴会不欢而散的信号。

丘吉尔不习惯女人当众和他争辩，他不知道这会使埃莉诺·罗斯福作何感想。埃莉诺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位全美国最著名的女人，她的意见会被人们探究和引用，而丘吉尔对此依然感到难以接受。不管怎样，他能看到英国民众已经喜欢上了她。在他打给罗斯福的电报中，他形容她的访问是一次辉煌的成功。“罗斯福夫人在这里一直赢得极好的评价，这都归功于她的善良，以及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产生的无穷无尽的兴趣。”他写道，“我们对这次访问，以及它给我们的女工们带来的激励感到无比高兴，我已尽我所能建议她减少访问日程，同时穿插了几天空余时间，可是我没有达到目的，罗斯福夫人做事毫不疲倦……我只是希望您本人能在这里。”

埃莉诺决意尽可能看望更多的士兵，她花费了漫长而辛劳的时间去红十字会俱乐部和散布在乡村的军营。她在自己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每一位我见到的士兵都是我在家乡的朋友，”典型地展示了她内心真诚的情感，“我想停下来和他们每个人交谈，不管我是否认识他们。当我发现我们之间真正拥有某些共同点时，在随后的几天里，一股暖流就会洋溢在我的心田。”

在利物浦的一处军营里，她视察了一个黑人连队，参观了他们的战地救护所、厨房以及食堂。她很高兴地看到他们似乎干得十分出色。埃莉诺离开美国之前，就通过多种渠道听说在英国的军营里，种族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由于英国女孩并不认为黑人士兵很可怕，美国南方的白人士兵对此“极为愤慨”。“我想我们将不得不在我们的南方白人和军官中间做一些小小的教育工作，”她在给亨利·史汀生的信中写道，“让他们意识到世界的多样化是十分重要的，某些不同的情况应区别对待。”史汀生担心，埃莉诺一旦到了英国会煽起种族矛盾的火焰，便在第一夫人临动身前去见总统。出于信任，他请求总统告诫他的妻子，对于“黑人在英国受到的待遇与在美国有所不同”这一问题，不要在英国发表任何公开的评论。总统顺着他的话头答应了，而很可能他也这么做了。因此当埃莉诺在英国期间提到黑人的时候，只是说部队看上去是多么出色。

对埃莉诺而言，她旅程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能有机会抽出时间去看看儿子埃利奥特。他驻扎在莫顿塔楼的摄影侦察小分队里，那里离剑桥不远。埃利奥特在他母亲抵达伦敦的头一晚就已去过白金汉宫，母子俩坐在会客室的炉火旁，一直畅谈到凌晨两点。儿子过去对英国仅有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如今他目睹英国人顽强抗战，使他愈发钦佩，以往的看法正在得到修正。埃莉诺为此感到很高兴。埃利奥特还陪同母亲去了契克斯，埃莉诺也来到莫顿塔楼看望了儿子的战友。几年来埃莉诺一直担心与她父亲同名的儿子，而如今她对儿子的成长满心欢喜。“他已经成熟，”埃莉诺写信告诉希克说，“我想他会成为一个优秀公民。”

当埃莉诺继续在从巴思到伯明翰然后回到伦敦的旅途中进行不同寻常的漫游时，她发现自己在国外甚至比在家乡时更有名望。《新闻周刊》派驻伦敦的一位记者发表评论说：“第一夫人正赢得旅英的美国人所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成群结队的人整天徘徊在美国大使馆周围，以期一睹她的风采。当她意外地出现时，人群中自发地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有关埃莉诺的新闻是如此令人深信不疑，以至于希特勒的宣传头子约瑟夫·戈培尔迫于压力，向所有的德国记者发布了一项指令：“对于有关埃莉诺·罗斯福的鼓噪应当置之不理，让其逐步平息，不得以显著位置张扬或渲染罗斯福夫人的访问活动。”但是戈培尔没有权力约束英美两国的新闻界，这些记者们日复一日地跟踪采访埃莉诺，转述她的话语和评论，就像她是一位名正言顺的选举官员。希克回到华盛顿后兴奋不已，“我只是对新闻界对你的评论感到愉快。”她写信给埃莉诺说，“我对此惊喜万分，为你深感骄傲。”

总统也对埃莉诺的成功访问颇为高兴。11月的年终大选开始之前，他从周末度假的海德公园致电丘吉尔，感谢他帮助妻子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她已经在这个国家的新闻界得到了我会称之为几乎众口一词的好评。”罗斯福骄傲地宣称。

1942年的年终大选在一片对当局明确的反对气氛中拉开了帷幕。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国内外的战争政策人们普遍表示不满。

来自远东的最新消息一直令人沮丧。8月，海军选择了瓜达拉卡拉多山的岛屿作为向太平洋战场发动首轮攻击的目标。尽管舰队已登陆成功，却遭到了敌军猛烈还击，两个月过去了，他们仍然与日本人进行着殊死的战斗，敌我双方损失惨重。在东部前线，经过10个星期在民居、工厂、阁楼和地窖里进行血肉横飞的短兵相接之后，斯大林格勒方面的德军依然向前挺进，美军尚未了解罗斯福进攻北非的计划，被第二战场显而易见的按兵不动搞得心灰意懒。

在家乡，许多人怨声载道，农民抱怨说为了几加仑的煤油要跑20英里远去找定额供给委员会，小商贩们发现法令的管制已不堪重负，南方白人认为逐步升级的种族动荡已亮起了红灯，家庭主妇们觉得许多定额配给的名目与战争无关，工会领导人被工资的最高限额搞得焦头烂额。

对定量配给制的不满情绪在10月31日达到高潮，当时离大选只有3天。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利昂·亨德森宣布，在3个星期内，每个15岁以上的公民每天只能得到一杯咖啡的供应量。这条公告在乡村引起轩然大波。8300万居住在那里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喝惯了咖啡，每天人均消费三杯咖啡。自从咖啡在17世纪在美洲首次出现以来，新阿姆斯特丹的自治公民就开始在早餐时将这种饮料替代啤酒。它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物价管理局努力解释说，问题在于船只十分稀少。过去这些船只是用来把咖啡从中美洲和巴西运到美国的，而现在这些船需要把武器和士兵运往国外。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这种损失在人们心里是直接和深刻的。“迄今为止，”一位来自纽约的妇女写道，这件事是“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战时措施”。

就这样，怒气冲冲的民众在11月3日星期二走进了投票站。权威人士预言共和党人将会横扫国会，白宫助理威廉·哈瑟特评论说，“至于选举的结果”，总统“不抱任何幻想”。在海德公园，当罗斯福走进白色框架的市政厅投票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它就在园内的主干大道不远处。哈瑟特注意到，以往他总是由妻子、母亲和米西·莱汉德陪同，而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投票过程中他始终独自一人。米西仍然在索默维尔她姐姐的家里，在差不多20年的选举中，这是她第一次无法和总统一起投票。她想让罗斯福知道她的精神正在此处，于是在那天清晨向海德公园发了一封电报：“我正在为你而战斗！”

当总统来到登记台开始按他熟悉的惯例投票时，选举委员会主席J．F．芬奇从眼镜上方向他投出一瞥。“请问您的姓名？”他以坦率的表情问道。“罗斯福。”总统一面回答，一面眨了眨眼。“我想那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的确，将近40年来，他一直在这个同样的地方说出这个名字。当得知目前只有174位同区选民参加投票时，总统说：“今天的选举并不踊跃。”芬奇回答说：“不，选民动作有点儿慢，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海德公园这种冷清的投票场面在华盛顿特区到处都能看到。这次选举被证明是1930年以来规模最小的一次。1940年是一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中，总共只有一半选民参加了投票，投票率的低下使共和党人十分高兴，他们在众议院占据了44个席位，在参议院有9个席位，还掌握了一批州长的职位。《美国新闻》报道说：尽管民主党人在参众两院依然保持了微弱多数，但有显著的迹象表明，“在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一个非正式的政治联盟正在发挥作用，其目的是从未来的战争立法中，采集所有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改革计划。”

尽管罗斯福对大选结果并不满意，他还是对选举的结束感到高兴。哈瑟特星期三早晨记录道：“发现总统兴致颇高，毫无他的政敌所说的那种选举之后陷入沮丧的痕迹……对任何人都没有一句刻薄的话。”事实上，在星期五他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只有一次提到大选。他说自己猜想“新的国会将和他这个最高行政长官一样，对赢得战争充满信心”。

大选后的周末，总统来到香格里拉，这是位于马里兰州森林里的总统避难所，距离华盛顿约75英里。这所乡村营地是美国民用保养公司在30年代为孩子们举办夏令营而建造的，后来就成为人们熟知的戴维营。1942年夏天，这里已配置了供总统使用的各种设备。此前有人告诉总统，由于战争持续不断，乘坐总统游艇在露天河面上泛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这个避难所由6间橡木屋组成，房屋之间有一条条土灰小路相连，主屋供总统和他的宾客使用，有一间起居室兼做餐厅，一间厨房，四间卧室，两间浴室，森林边还有一处石头隔成的门廊。罗斯福选用香格里拉这个名字，表明了自己对这个秘密天堂的喜爱。他很欣赏这里的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效果，并且可以远离华盛顿的是是非非，总统可以惬意地靠在门廊上，俯览山谷美景，或是放松一下心情，整理一下邮票，玩玩纸牌，读读书，或是跟朋友聊聊天。

然而，在这个周末，总统却不同寻常地紧张，他一扫往日的轻快，脸上带着严肃冷峻的表情。进攻北非的战斗计划于11月8日星期天打响，他为此放心不下。塞姆·罗森曼说：“他知道这次行动大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坚持才得以实施的。第二天许多美国人也许会丧生。”因此他“深表关切”。他已采取不顾一切的方式说服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军官们。罗斯福意识到自己的焦急之情已溢于言表，因此只是简要地告诉格蕾丝·塔利，他等着一个重要情报。

4000英里以外，在直布罗陀海峡深处的隧道里有一个前线指挥部，里面只有灯泡发出微弱的光线刺破周围的黑暗，潮湿的空气凝滞不动。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这儿正同样经受着艰难时刻。这个行动他原先并不赞成，在这样一个黑夜，任何人都不会选择在远离本土基地的敌方海滩登陆，但是，作为这次攻击行动的指挥官，他要为分乘600艘战船横渡大西洋的7万美军士兵的性命负责。在这批士兵中有总统的儿子、“梅伦特”号驱逐舰上的火炮长小罗斯福。而且，由于护送舰队的无线电处于关机状态，根本无法说出舰队的准确位置，并有可能被延伸到大西洋中部警戒线的德军潜艇辨认出来。

11月8日，星期天，凌晨零点。此时香格里拉正是周六的晚上。不断修正的作战计划要求组织三个分队从地中海中部的阿尔及尔到非洲大自洋沿岸的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一线突击法属北非。一年365天中只有12天适合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登陆，在其余的日子里，大西洋汹涌的海浪高达15英尺，船只像一根火柴棒摇摆，根本无法靠岸。

政局上的摇摆不定加剧了军事上的危险性。几个月来，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为了让法国相信这次攻击部队的意图是解放，而不是征服美国昔日的盟友伤透了脑筋。如果在北非的法国维希分子全力反对这次登陆行动的话，许多人将因此而丧生，赢得战争主动权的希望就会十分渺茫。事实上，由于意识到必须让法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一计划至关重要，罗斯福坚持认为首轮攻击应当全部由美军的地面部队来承担。他写信给丘吉尔说：“着手进行这次行动时应假定法国对我方的抵抗不如对英军那样猛烈。”“我们赞同这个意见。”丘吉尔回复说，“我们拥有大批受过登陆作战精心训练的部队，如果方便的话，他们可以穿你们的军装。他们会为此而骄傲的。”

向北非挺进的部队正承载着惊人的大批辎重。军需司令索默维尔将军在发动攻击的前夜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只是想让您私下里掌握一下情况：我们已经倾其所有，来装备您在本土和英格兰的军团。天知道，艾克，我们最诚挚地祝您好运，赢得卓越战功。国家非常需要这样一个人。”

在这个首度与敌军遭遇的时刻，军方决意要让美国的小伙子们拥有本国能够提供的最佳装备：新式的流线型“舍曼式”坦克，新型复合机枪托架、水陆两栖装甲车、轻型自动步枪以及一种名叫“巴祖卡”的改良型火箭筒。第二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将军在首次观看这种武器的试验时对它印象颇深。他命令将这种火箭筒下发到自己的部队中，即便当时已来不及教官兵们如何使用。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还坚持给每位士兵配备名目繁多的给养设施，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的舒适。这些物资包括加厚的羊毛毯、遮阳和防尘的护目镜、防尘面具、蚊帐、面罩、放大镜、黑篮球鞋、橡皮艇、睡袜、消防长靴、四脚梯凳以及自行车。

辎重的增加使美国国内的装载运输陷入了一场噩梦。在船舶的中央集散地、弗吉尼亚州的纽波尔特纽斯，印着潦草记号的物资箱从全国各地的军需中心运抵此地，需要数千民工挑选分类。当时，光是一个团的军用背囊就要装25节车皮。装运工们没有在军事院校里学过后方勤务学，缺乏经验，常常把轻武器的弹药以及其他急用物资储存在货舱最底层。而需要放在底层的重型装备抵达较晚，因而被装在货舱顶层。

装货过程一片混乱，到了从船上卸货、并把部队运往海滩的时候，整个过程也是杂乱无章。“就好像几只满载给养的巨勺突然从头顶倾泻而下。”一位军事观察家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只箱子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扔在另一只箱子的上面。”目光所及之处，“盒子、板条箱、弹药和汽油罐一片狼藉”。

当攻击行动开始时，军舰上的气氛更加紧张了。对于古代的海盗船而言，非洲从来没有如此的黑暗和神秘。海军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上将评论说：当非洲大陆在那天夜晚展现在7万名年轻士兵面前的时候，这些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的公民绝大多数对海洋一无所知。

更糟的是，士兵们的武器、弹药和装备负荷非常沉重，致使他们步履维艰，更不用说跑步向海滩进发了。有报道说其中一些军用背囊重达180磅。一位军官写道：“我意识到伟大的美国人民也许不会同意，自己的儿子在参战时没有类似于好莱坞明星加里·库柏那样的整套行头，但是我也知道他没办法带着这些行头在北非奋勇拼杀。”

事实上，一些士兵在登陆过程中被淹死，仅仅由于海浪打向他们时无法重新站稳脚跟。其余的士兵则与汹涌的海浪奋力搏斗，他们扔掉的物资越来越多。到了拂晓时分，海滩上到处都是被水浸透的军用包和被毁坏的装备。

如果总统知道伴随着美军登陆的是一片混乱的话，他会更加着急的。就这样，在那漫长的一天里，他紧张而严峻的眼神一次次地瞥向白宫的电话机，等待有电话来告诉他攻击已经开始。终于，11月7日，星期六，晚上将近9点时，电话铃响了，格蕾丝·塔利接了电话，告诉总统是陆军部打来的。

几年以后，当时总统去接电话的情景还栩栩如生地浮现在塔利的记忆里，“他的手颤抖着，全神贯注地听了几分钟，一言不发。”尽管险阻重重，但是幸运的曙光还是出现了。大西洋的波涛出奇的平静，第一批像潮水般登陆的部队损失极小。“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总统喃喃说道，“真是了不起，祝贺你们！伤亡相对较轻——大大低于事前的预料。感谢上帝。”他带着满脸微笑，放下电话把身子转向宾客们。“我们已在北非登陆，”他说，“伤亡比预料的要低。我们正在反击。”

欢欣鼓舞之余，总统起草了一份消息，向全国宣布美军已在北非成功登陆。索默维尔将军评述说：这是一个许多人翘首期盼的好消息，美国终于展开了大规模攻势，“美国正在挺进，这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战略转移，不是一个局部战役，不是一个小规模的防御包围，而是实实在在地挺进，是我们所尝试过的规模最大的挺进。”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妻子凯瑟琳当晚正在华盛顿体育场观看一场橄榄球赛，当总统的讲话在广播里播出时，她才突然醒悟为什么自己丈夫前一阶段异常忙碌了。在场的25000名观众听到总统的讲话欣喜若狂。凯瑟琳写道：“欢呼的人群就像奔腾的海潮，在长时间的激情呼啸中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巨浪。橄榄球员们围着球场中心翻跟头，倒立，全场一片沸腾……我们已经开始反击了！”

“事情就是这样！那些话语正是在11月7日星期六晚上9点飞快传遍了全国。”《新闻周刊》评论说，“美利坚合众国终于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攻。在一个大多数公民不愿饱尝失败痛苦的国家里，这是可能发生的最好的消息了。全国上下，人们普遍感到：美国正在如过去常常表现的那样，向全世界一展雄风。”

“他们迫切地关注报纸、广播中有关北非战役的消息，”温斯顿·埃斯蒂斯在《家庭前沿》杂志中撰文说，“那些以往人们不敢讲出的地名，开始变得令人熟悉起来。他们挂起了地图，查找报纸上登出的军事行动照片。”战争已深入到每一个家庭。

正如四处奔涌的潮水一般，来自埃及前线的英国军队同样传来了捷报。罗斯福在托布鲁克沦陷后为英国提供的300辆“舍曼式”坦克发挥了强大威力，英国第八集团军在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的率领下，在阿拉曼终于打赢了战役，俘获德军3万人，隆美尔已全线撤退。埃莉诺注意到，在大不列颠全国上下，教堂纷纷敲响了胜利的钟声。丘吉尔告诉民众说：“现在，这不是结束，甚至还不是战争结束的苗头，但这也许是战争初期的结束。”

正当国人陷入陶醉时，斯蒂芬·厄尔利评论说：“天哪，为什么军方不在选举前就赢得这些胜利呢？”

其实，原定攻击北非的时间是不晚于10月30日的某个时刻，罗斯福模仿祈祷的姿势双手合十，向马歇尔提出：“请在选举日之前完成这件事。”可是当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指挥官们决定把行动推延到大选之后5天的11月8日，罗斯福闻讯一言不发，他对朋友们说，这个军事行动必须倚仗的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国内的陶醉气氛并没持续多少时间，当政治干预出现后，登陆阶段伴随军事行动的运气便不那么好了。在登陆的那天晚上，罗斯福向北非的法国人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我们来到你们中间，去击退残暴的入侵者，他们会永久取消你们的政府自治权……我们来到你们中间只是想征服和彻底击败你们的敌人，老实讲，我们不想伤害你们一丝一毫。”

为了强调美国这次登陆是一次解放而不是入侵的理念，罗斯福在阿尔及尔的部下罗伯特·墨菲，准备安排让最近刚刚从一所德国人的集中营里逃脱出来的法国人亨利·吉罗德将军陪同美军一起接管北非。但是吉罗德将军却迟迟未能露面，墨菲只好转而求助于前法国海军总司令让-弗朗索瓦·达尔朗上将，他当时正好在阿尔及尔探望生病的儿子。在德国人入侵法国时期，达尔朗曾私下与德军里应外合，背叛祖国。而如今，他再次向强势屈服，同意与美国当局合作。尽管英国人不喜欢和一个法国维希派分子的代表谈判，墨菲和艾森豪威尔还是相信，达尔朗可以说服驻守当地的法国士兵加入盟军。然而在法国，以亨利·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府却拒绝合作。“我们已经受到攻击，”他宣称，“我们将进行自卫，这就是我正在发布的命令。”夏尔·戴高乐将军从伦敦以“自由法国力量”的名义对达尔朗进行了辛辣的谴责：“美国可以付钱给叛徒，但不可以付出法国的荣誉。”他义正词严地说：“那些属于法国的荣誉应当完整地保留在我的手中。”

美军与达尔朗的交易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了猛烈抨击，在自由主义者的圈子里谴责之声尤为激烈。弗雷达·柯奇韦在《国家》杂志上撰文说：“妓女们总是被利用，而很少被人爱，受到表彰则更为少有。”对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指挥官们来说，减少与法国军队发生冲突是军事上合理的权宜之计，而这种做法现在却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某种形式的姑息养奸。史汀生突然承认说：“为了立即让法国放下武器，那个交易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利益，但是与一个维希政府的成员打交道时所付出的牺牲相比，这些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在华盛顿，亨利·摩根索中风了，“可怜的亨利倒下了。”史汀生说，“他差不多赞同放弃战争，他说自己对这场战争已失去了所有的兴趣。”

罗斯福被不断汹涌而来的批评浪潮激怒了，特别是因为这些批评来自于曾一直支持他的人。塞姆·罗森曼后来说，他从来没有见到总统如此深受政治攻击的影响，“和过去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时期相比，这段时期他对那些批评家们的怨气更重，更不耐烦。他是这样一心一意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分子，因此当有人指责他不应当和在北非的一些前纳粹分子非法合作时，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那段日子他时而似乎被批评家们所困扰，大声地逐句朗读每一篇反对他的专栏文章，时而拒绝谈论一切有关北非的话题，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怡然自得地用餐，与玛莎公主一起驾车在乡间长途旅行。

由于焦躁不安，罗斯福决定在11月13日的周末搭乘夜班火车赶往海德公园。尽管他必须在星期一清晨就要返回华盛顿，但他知道自己襟怀坦荡，在他的旧卧室睡觉会让他心情放松，就像从前一样。在哈里和露易丝·霍普金斯夫妇、玛莎公主的陪同下，他度过了36个小时的休闲时间，吃早餐，在壁炉边谈话，给正在肺炎康复期的堂妹劳拉·德拉诺打电话，虽然那个周末在哈得孙山谷寒意袭人，他仍觉得已找到了自己要寻觅的那种温暖、安详以及平和的思绪。

他神清意爽地回到华盛顿，同意向新闻界发表一项澄清事实的声明，消除了许多批评意见带来的刺痛。“我已接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时局所做出的政治调停，”他说，“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以及所有其他盟国成员的民众都认为，鉴于过去两年所发生的一切，因而不应当与达尔朗上将有永久性的交往。我完全理解并赞同这种想法。目前暂时的安排……只是纯粹为减轻战斗压力而临时做出的权宜之计。”

与此同时，战地前线传来佳音，阿尔及尔人和奥兰人都已在盟军的控制之下。盟军的勇士们已将德国和意大利在天空盘旋的轰炸机驱逐出境，在卡萨布兰卡，尽管战斗激烈，但美军最终控制了他们的滩头阵地，拉巴特的巨大港口已经被占领，盟军正在集中攻打突尼斯。到11月14日，也就是攻击北非开始一周之后，轴心国的部队全线溃败。

历史学家们评论说，盟军在北非凯歌高奏，代表了超级军事力量的胜利，是盟军士兵手中充足的装备、武器和后勤保障的胜利。“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或许也会承认这个评价。他曾经说过：“哪怕最勇敢的人赤手空拳也会一事无成，最好的武器没有弹药也毫无意义。一场战役在正式开火之前，是由军需官们操作和决定的。”

“来自北非的消息给英国民众献上了一份厚礼。”埃莉诺在伦敦的专栏文章中写道，“那里处处都有这样的感觉：现在我们正在并肩作战！凯旋的消息使人民勇气倍增，传遍了一个又一个社团。利物浦沿岸和大街上的码头工人更是尽情欢呼，一位妇女说：‘上帝保佑吾民！但愿这是老希特勒走向灭亡的开始！’”

埃莉诺的访问行程即将结束之时，她的鞋底彻底磨破了，跟随她3个星期的女记者们看上去“快要累死了”，但是这次旅途远非“成功”二字所能概括。在伦敦，记者查莫斯·罗伯兹撰文说：“与其他曾经访问过英伦群岛的美国人相比，罗斯福夫人给英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真正的理解精神。”

围绕如何欢送埃莉诺回国还有更多的争论，丘吉尔和约翰·怀南特大使都认为，用南方航线的商务飞机送埃莉诺过于危险，她的访问旅程相当公开化，因此她的飞机可能成为德国人送上门的靶子。正当人们为此争论不休时，罗斯福最终一锤定音。他告诉丘吉尔，尽快将埃莉诺送回国，他需要她回家。

1942年11月17日，埃莉诺的飞机在华盛顿降落时，她看见站在迎候的汽车边的情报特工人员，当她很快地环顾四周，心里不禁一动，知道总统已挤出时间来接她。在走下舷梯时她眼圈发红，向丈夫张开双臂和他紧紧拥抱。“我真的看出来富兰克林很高兴见到我回来。”她在日记中语气肯定地写道，“而我仔细地盘算了一下如何很快地告诉并回答他的问题。后来我想他甚至阅读了我的日记，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还看了我写的专栏文章。”

就这样，在36年的婚姻生活之后，丈夫一个简单的姿态，给埃莉诺带来如此毫不掩饰的快乐，这不禁使她想到，虽然两人的婚姻中出现过阴影，她还是依然深深地爱着他，对罗斯福来说，总统很高兴看到她安然无恙、精神饱满地回到自己身边。他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说：“我在机场看到她，发现她状态甚佳，并为她的访问中的每一个时刻激动不已。我十分感谢您和丘吉尔夫人对她照顾得如此周到。”

中午，埃莉诺和富兰克林在总统办公室一块吃了中饭。她骄傲地记录道：“我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形之下才这样做。”她给他带来自己买来的礼物：一根伦敦德里出产的爱尔兰橡木棒，一罐苏格兰奶油酥饼。夫妇俩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晚，他俩又一起单独共进晚餐，埃莉诺与丈夫共享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她的内心感受。她告诉丈夫，由于战争给英国本土造成的影响比对美国本土的影响更深，因此英国民众在我们之前就充分动员了每一位公民尽力保卫家园。特别是在动员妇女方面，美国只是刚刚起步。埃莉诺相信，妇女工作的领域将会不可避免地急剧扩大。在参观了英格兰的托儿所之后，她认为妇女就业的关键在于，应在美国建立起类似的服务机构，因为“如果不把照顾孩子的事情料理好，要想让妇女走进工厂是不现实的”。

埃莉诺还告诉丈夫，她见到黑人部队的士气非常高涨。她发现在英格兰种族偏见不像在美国南方那样严重。这个话题是由总统当天下午给首席检察官弗朗西斯·比德尔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而引起的。总统在备忘录中请比德尔研究一下普遍选举权在法律上的问题。总统写道：“对首席检察官来说，是否可能对某一个州，比如说，密西西比州，提起诉讼，以取消现行的投票税款的限制？我知道这些限制是诸如穷人在许多情况下被阻止参与选举此类的事情……”尽管他告诫说不要再提有关种族的议题，但是很显然，这项在25年之后才实施的基本建议，将给美国南方的政治生活面貌带来永久性的改变。

在随后的几天里，埃莉诺让自己从旅途的疲倦中解脱出来，和过去几个月相比，她花费更多的时间照料自己的丈夫，他俩在星期三单独一起吃饭，在周末，跟丈夫一起去香格里拉。她记述道：“安静的日子，大部分用于阅读积累下来的所有东西，从新闻报道一直到杂志。”她显得特别地放松，让自己奢侈地花上一个半小时以上去做头发，修剪指甲。这些通常是她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对他们俩来说这段日子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插曲。总统从北非事务的进程中得到宽慰和快乐，而埃莉诺则对她的英国之旅怡然自得。“这是极其有趣的。而我很高兴去了（英国），”她给朋友玛莎·盖尔洪恩写信说，“我的确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我想，由于汤米和我过去漫游于自己的祖国时经受过锻炼，因而我们（在英国）得到了大量表面的和深层次的东西。”

但是四处巡游的埃莉诺从来不能休息很长时间，她回家不到一周就又开始了新的旅程。首先她连夜赶赴纽约，然后到费城，参加一个以“战争岗位上的妇女”为主题的联合集会，接着又在康涅狄格州与康涅狄格女子学院的师生共同度过了一天。

令人不解的是，几年之后，当她在自传中写到关于从英格兰回国一事时，她错误地回忆说就在她回家的那一天，富兰克林为厄瓜多尔总统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我应当至少在那天晚上赶上和家人待在一起，因为我已经离家几个星期了。”她写道，“可是这种愉快不是一个公众人物总能指望得到的，自然，富兰克林不可能改变这桩几星期之前就已定下的安排。”而事实上，为厄瓜多尔总统所设的宴会一直到埃莉诺回国一个星期之后才举行。而且，按照白宫招待员日志的记述，埃莉诺根本没有参加这次宴会。在和丈夫的外宾一起喝过茶以后，她便告辞去和乔·拉什一起吃晚饭，然后乘夜班火车前往纽约。

在这期间的几年里，当时她不顾作为丈夫身边的女主人的身份，而乐意去和乔·拉什共进晚餐，这件事在埃莉诺心中可能引起的内疚感却蜕变成她对官场作风的愤怒和自怨自艾。盘旋在脑海中的记忆或许还深藏着一个她不愿承认的事实，即每次富兰克林试图靠近她时，她总是离得更远。

感恩节那天，总统和第一夫人出席了白宫东大厅举行的宗教仪式，内阁成员、国会领导人以及最高法院的成员总共大约200余人应邀参加了这个首次在白宫举行的仪式。这次活动由总统发起，并亲自挑选了赞美诗。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埃莉诺接到一封信，质问总统今年为什么不彻底取消感恩节活动，信中还说：现在没什么可感恩的。埃莉诺反诘说：“我可以想到一千桩事情是我必须深深感激的，由于我丈夫的力量和他对上帝的信仰，我感激我们的祖国由这么多的民族组成，我感激能有机会展示我真的相信所有的人生来平等，我感激我所热爱的小伙子们还没有倒下。”

尽管罗斯福很少谈论宗教，埃莉诺依然正确地认识到他对上帝的信仰所发挥的力量。罗伯特·舍伍德曾评述说：“他的宗教信仰是他心中最强大、最神秘的力量。”作为一名受洗的圣公会会员，他在继自己的父亲之后，成为海德公园内圣詹姆斯教堂的教区委员。虽说他是总统，不能定期去教堂，但他还是常常翻阅《圣经》，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非常喜欢唱赞美诗。

为了这个感恩节仪式，总统挑选了一些他喜爱的赞美诗：《我父之信仰》、《来吧，你们这些感恩的人，来吧！》以及《共和国的战斗诗篇》。仪式以总统宣读他的感恩节宣言为开场白，接着是祈祷和诵读《国教祈祷书》中的训诫，以赞美诗结束。威廉·哈瑟特在他的日记中记道：仪式的一切都构想得很好，“并且在庄严朴素的气氛中进行”。唯一不和谐的音符是总统当天晚上发出的。“我挑选了赞美诗，可是我不能控制唱歌。”他注意到海军军乐队在演奏音乐时加快了速度。“他们在演奏战斗诗篇时快了两拍。”他带着讽刺的语气说。

感恩节后三天，按照美国物价管理局的规定，咖啡限量供应制开始生效。规定生效前的一个星期当中，所有的咖啡销售一律停止，以便让商贩们为新制度做好必要的准备。埃莉诺果断地宣布：每人每天一杯咖啡的限量也将在白宫内部得到监督，晚餐后的小杯咖啡将分发到人头。她在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就个人而言，不管是喝咖啡、茶还是热水，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几千万和埃莉诺不一样的美国人却极为看重他们的咖啡，对他们来说，11月29日是“沉闷暗淡的一天”。

到了11月底，政府的法令几乎涉及美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钢铁的短缺使得大范围的民用生产受到禁止，包括电冰箱、真空吸尘器、缝纫机、电炉、洗衣机和熨斗、收音机和电唱机、草坪修剪机、煎蛋器、烤面包机等。在餐具的生产中不准使用不锈钢，制鞋商不准做双层鞋底和鞋尖，女士内衣的式样仅限于没有皱边、没有衣褶，并不得做长袖。

公众怨气不断，就要有人挨骂。那个人就是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利昂·亨德森。记者大卫·布林克利评述说：这个“为了使所有人免遭无法收拾的通货膨胀之苦而踩痛大家脚趾头的人，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了，从未听说过他在‘扶轮国际’的午餐会上反击过别人，他只是一位很好的公务员，从不谋求私利”。对于从补缺选举中失去44个席位这一事件中学聪明了的民主党人而言，亨德森是一位理想的打手。一个势力强大的立法组织威胁说，要终止对美国物价管理局的所有拨款，直到亨德森下台。风声已经放出：亨德森掌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为了不使物价管理局的利益受到损害，亨德森抢先提出辞职。“我已决定中断我与政府的一切联系。”他在给总统的信中说，“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我希望我对于战争时期是合适的，当未来的局势已现轮廓之时，我毫无疑问不适合未来的要求。”他辞职之后，美国物价管理局官员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注意到，亨德森“再也不会开开心心的了，公众的利益曾是他生活的主宰，他的真爱。而现在他的这种爱被隔断了。由于不再接触公务，他已完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自由主义分子很是伤心。“我们失去了所拥有的一位最勇敢和最优秀的将军，”《新共和报》撰文说，“如果说政府中有一位始终正确地行使政治决策的高层领导人，那么这个人就是利昂·亨德森。他在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中是正确的，在钢铁生产方案问题上是正确的，在经济转型完成的前一年他正确地提出了转型的要求，他及早正确地预见到实行价格和消费控制的必要性。”对I．F．斯通来说，亨德森的辞职标志着“罗斯福新政受到挫败的第二阶段，1940年5月发生的类似大事则是第一阶段的标志”。

抢夺美国物价管理局控制权的斗争，还伴随着以挖走军队人力资源为中心的相互竞争，陆军部和民用机构之间彼此倾轧。10月中旬，战争人力委员会主任保罗·麦克纳特吁请总统将选征兵役处与美国雇用服务处这两个部门合并到他的管辖范围，麦克纳特辩解说，这是将武装力量与基础产业两者的人力需求进行合理有序分配的唯一途径。对于这一把军用和民用人才合并统一管理的请求，总统表示体谅。但是他知道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坚决不同意合并的想法，并反对麦克纳特一手遮天。史汀生相信，主要的麻烦在于总统的心慈手软，他担心总统“会很可能因不喜欢伤害麦克纳特的感情，而采纳麦克纳特的计划”。

史汀生的担心被证实了。尽管总统拖延了这一无法逃避的事实，即有朝一日为艾森豪威尔等人提供人力资源的职位，然后又收回这些职位。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不仅保留麦克纳特的人力资源，而且还授予他需要的职权以完成其目标。12月5日，他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将所有的人力配置权都集中管理，包括麦克纳特手中的选征兵役处。这样，罗斯福就能把军方强制性的国防需要和他本人关于尽可能让劳动市场保持自愿雇用的原则结合起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指出：在这一事关全局的命令之下，麦克纳特“成为本国有史以来，在实施人力配置方面被授予最大职权的人。现在，麦克纳特实际上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去当陆军还是当海军，是去海军陆战队，还是去海岸警卫队，是去造船厂还是去一些其他的工厂，或者是去务农”。

另一个关键决策是在当年秋天建立物资控制计划。这是一个大胆的新型物资分配最高体制，它最终打破了原材料供应的拥挤状况。这一计划由一位前任投资银行家费迪南德·埃伯施塔特创制。物资控制计划结束了签约双方不断争夺稀有物资的历史，它在物资供应协议签字时，给每个签约人分配他所需要的三种关键原材料——钢铁、铜和铝，从而保证了成品的完成。

1942年12月2日，埃莉诺在纽约参加悼念和祈祷日活动，这次活动是犹太领导人为了让世人关注欧洲犹太人的悲惨境遇而举行的。在这个城市里举行的各种犹太人集会都有一些特别的举措。在工厂和商店，犹太劳工们停工10分钟，一些广播电台也静默以示哀悼。

几个月来，同盟国已经意识到，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被集中起来并用火车移送到在东部的各类“劳动营”。但是来自可靠渠道的一则新的惊人消息传到了美国。德国难民盖尔哈特·瑞格纳的报告揭露了富勒尔的总部正在讨论一个计划，要将德军占领国的所有犹太人驱赶到东部的集中营里，在那里他们将“在关于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欧洲犹太人问题的命令之下，被一次性全部消灭掉”。尽管国务院的官员们对这一消息的可靠程度尚有疑问，但它的确解释了发生在俄罗斯的大屠杀、发生在荷兰和法国的集中驱赶，以及开往波兰的拥挤不堪的列车是怎么一回事。

在祈祷日所看到的一切使埃莉诺对局势变得敏感起来。次日上午，藏在报纸角落里的一则小消息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带着恐怖的语气”说：据报道，在波兰，2/3的犹太人被集体屠杀。有关波兰大屠杀的新闻已经披露好几个月了，但埃莉诺还是第一次完全注意到这种大肆杀戮的暴行。在今年年初，只在一所集中营“切尔姆诺”发生了驱逐和杀戮犹太人的事件，到了年底，6所以上的集中营，其中包括奥斯维辛、贝尔泽克、崔布林卡、索比堡以及伯克瑙都加入到大屠杀行列。在12个月内，将近300万波兰犹太人惨遭杀害。

瑞格纳的报告使犹太领袖拉比．史蒂芬．S．怀斯心胆俱裂，他请求与总统会晤。这次会晤于12月8日中午举行，“犹太劳工委员会”的阿道夫·海尔德和“美洲犹太人议会”的莫里斯·沃特海默参加了会晤。海尔德的记录说，总统以善良、仁慈的态度接待了他们，并立刻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关于如何处置战后德国人的计划。总统说完后，怀斯便大声念了一份由一群犹太领袖合写的两页纸的声明，声明强调说“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行将灭绝”。这个犹太团体请求总统发表一项谴责战争犯罪的文件，总统很快便同意了，并请犹太领袖为他起草一份声明。会见接近尾声时，罗斯福的谈话占了80％的时间。在向犹太团体告别时，他说：“在这个悲惨的时刻，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你们的人民。”

但是他所拥有的权力并不那么多。11月上旬，罗斯福请求批准一项新的战争权力议案，这项议案可能授予他权力暂停实施那些正在阻碍“人员、财产和信息从美国自由出入境”的法律。这项立法的意图只是想让盟军和产业顾问更方便地出入美国。但是如果这一议案获得通过，也就意味着为犹太难民打开了移民的大门。一旦这一意图昭然若揭，议案也就根本不可能通过。强大的保守派联盟从补缺选举中增强了势力，这个联盟扼杀了罗斯福的提案。《新闻周刊》评论说：“丑陋的现实是，反亲犹太主义者在尖锐地反对总统提案方面扮演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角色。”

“欧洲的迫害犹太人问题正被英美两国放在报章的显著位置。”戈培尔同一个星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然而，归根结蒂，我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骨子里都乐意看到我们变着花样消灭犹太人。”

12月8日公布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埃莉诺·罗斯福很可能成为“更具敌意的批评对象，以及美国有史以来受到赞扬最多的女性”。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对于这位地位显赫的女人拒绝接受总统妻子的传统角色这种做法，美国人很少保持中立态度。将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十分肯定地投了赞同票，他们对“她具有独立人格、不允许自己待在家里无所事事”颇为赞赏，她的“社会良知和为穷人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她“在几乎当前的所有问题上都有提出自己主张”的能力赢得了特别的赞誉。然而，大约2/5以上的人以同样激烈的态度抨击她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情。“她应该待在家里，那是一个属于妻子的地方。她总是插手政府事务，试问她何以如此行事？你会觉得人民选她当了总统。她干涉了与她不相干的事，她给种族偏见火上浇油。”双方都带着强烈的感情表达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因此当一位老先生挠挠头说“从来没听说过她”时，一位专栏记者觉得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

然而，在埃莉诺的公众形象背后，在她向世人展示的勇气、坚定和信念背后，她的内心依然存在着明显的脆弱。这种脆弱的个性在圣诞假期中再一次显露出来。当时埃莉诺忙于参加一项接一项的活动，为白宫的工作人员和总统卫兵组织晚会，把圣诞礼物分发给穷人，出席基瓦尼斯俱乐部的儿童聚会和救世军的圣诞树点灯仪式。她对乔·拉什承认说，她后来几年所得到的“是害怕，不是害怕做自己所热爱的事，而是那些我不得不做的大量表面文章以及礼节上毫无个性色彩的工作。我总是要跟许多人在一起，而在内心总是觉得孤独……”

尽管如此，她还是继续做着使人劳累之极的日常工作，即使是在圣诞节也是如此：出席教堂的礼拜式；参加白宫15人的午餐会；驾车赶往沃尔特·里德医院去探望在进攻北非的战斗中受伤的士兵。当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病床时，有人把她介绍给一位身体严重烧伤、几乎无法说话的年轻人那里，医生告诉她，这位年轻人曾是一位钢琴家。她当时说不出一句话来。几个星期之后，她给医院的指挥官写信，请他告诉那位手被烧伤的年轻人，一旦他身体状况好转，如果想在白宫练琴，他可以随时去练。“这是我们两人友情的开始，这种友情一直持续到罗斯福夫人去世。”士兵哈迪·罗宾斯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会在医院住17个月，可是在白宫的‘斯坦威’钢琴上经过一年的练习之后，罗斯福夫人邀请我和她一起与总统共进午餐。”

和1941年相比，白宫今年的新年除夕更具喜庆色彩。当时是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13个月，一位记者观察到，总统保持了和首次就职时“同样坚毅和自信的轻松心情”。尽管美国参战的第一年充满了艰辛、危险和挫折，但却以进军北非发出的凯旋音符结束。

“回顾过去的一年，”I．F．斯通撰文说，“总统经历了许多值得高兴的事。动员一个十分繁荣、自足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加入战争的任务，就好比尽力驾驭一个由20头骡子组成的车队，而其中每头骡子都顽固地想自行其是。只有一面厉声吆喝，一面不断说好话，才有可能使车队不断前进。用完美主义者的近视眼看得更近一些，罗斯福先生在每件事上的所作所为都有错误的一面，而总统的选择是有限的，国人的情绪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战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

《纽约时报》夸口说：“在美国强化攻势的头一年结束时，美国正在产出世界上最多的作战物资。它比大不列颠生产的更多，比俄罗斯生产的更多，比拥有欧洲一切资源支配权的德国生产的更多。”

而事实上，不幸和失败依然到处存在。人们抱怨军队接管了整个民用经济。前一年的1月份，战时生产委员会主任唐纳德·尼尔森决定，与其让采购权掌握在民用机构手中，不如让它保留在军方手中。这个决定被批评为软弱的表现。总统的一桩决策也引起了普遍关注。1942年3月，总统决定“有待解决的一些反垄断诉讼案，有可能妨碍军工生产，这种诉讼应当停止。在发生冲突期间，这样的诉讼案件必须尽可能避免”。此举使新政执行人瑟曼·阿诺德在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宣告解散。《纽约时报》将这一行动看作是“总统准备让内部的社会斗争服从于战争大局而发出的第一个关键信号”。

小企业的监护人依然忧心忡忡。虽说1942年5月通过了《小型企业法案》，建立了1.5亿美元的基金，为小工厂向军工生产转型提供资金。而大企业则不断获得军事生产合同的最大份额。1940年，历史学家约翰·布鲁姆指出：大约17.5万家公司提供了美国70％的产品输出，而100家公司生产了其余的30％。到1943年年初，这个比例开始逆转，过去只保持生产总量30％的100家大公司现已取得了政府所有订单的70％。

但是由于1942年在战争期间追加了数十亿美元，失业现象已完全消失，几百万美国人脱离了贫困线，那一年年底又发生了一些可喜可贺的事情。

白宫的新年庆祝活动以晚上7点30分举行的鸡尾酒会拉开帷幕，接着是8点钟举行的晚宴。霍普金斯一家、摩根索一家、舍伍德一家，以及罗森曼一家都已到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奥拉夫王储和玛莎公主。晚宴之后放映了由汉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电影《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在此时放映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那时来宾中很少有人领悟到个中奥妙。因为10天之内，罗斯福根据日程安排将要和丘吉尔举行下一个军事秘密会议，他的目的地就是卡萨布兰卡。

正当白宫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米西·莱汉德在索默维尔她姐姐的家中病情垂危。在家养病的头几个月里病情就发生过恶化，“她想看新闻，听新闻，读新闻，而这些对她来说太难了！”邻居唐恩·戴斯利回忆说，“你们也许会体验到一度身居要职，而现在连自己的名字也说不出来的那种沮丧。”米西渐渐地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为了照看她，楼下的小书房被改造成了一间卧室，还雇了一位全职护士。这样，米西就能在早上和治疗师一起工作，下午和朋友一起骑马，晚上她常常去哈佛广场看电影。

米西的心仍然属于一个从未探望过她、也很少打电话给她的人。罗斯福的确偶尔给她写过几张便条，但是在电话里和她谈话还是一种让人特别难受、疲倦和痛苦的折磨。由于饱受米西不在身边工作而引起的损失，罗斯福对她经受的无数更多的痛苦已习以为常了。命运给他俩安排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转折，但是，由于罗斯福设法隔断了自己的回忆，并压抑住内心强烈的情感，米西只能让她的记忆更为生动，更为热烈。

临终前的几个小时当中，她试图在存放纪念物的宝盒里搜寻珍贵的往事——五颜六色的请柬、手写的便条，都是富有魅力的生活纪念品。这种生活是她曾一度陶醉其中的。多年以来，她一直保留着总统寄给她的每一份签过名的演讲复印稿，他各种各样带着轻松随意风格的签名，显示出两人之间温暖的友情。“给玛格丽特，是她帮助我准备了就职典礼。”他在第一份就职演说文稿的边上这样写道。1940年10月，他在费城市政厅演讲稿的复件上有一行潦草的字迹：“一次成功的演讲，尽管不是金玉之言。”总统在同一个月签发的另一份战争演讲稿中以玩笑的口吻写道：“来自一位你猜想中的人。”但是朝花夕拾必定只会引起米西可怕的痛苦。

“除夕之夜，大约11点30分，她开始哭泣，我们没法阻止她。”她的姐姐安·罗尚向总统汇报说，“然后她的心脏病开始发作，嘴里不停地喊着：‘FD（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简称——译者注），来吧，请过来，啊，FD。’这真是我所看到的最令人难受的一幕。我们都哭了。她在整个新年假期里郁郁寡欢，这种抑郁之情在那时达到了顶点。她本来盼望您在圣诞节打电话给她。当我们坐下开始吃饭时，她满含泪水说：‘为了总统的健康干杯！’在晚餐吃到一半时她又重复这句话——再次为您祝酒。她喜欢您送的礼物，不断说它‘动人，可爱，美丽，我喜欢它’。邮递员每次过来她都要张望一番……她自始至终牵挂着您。”

午夜，在总统的书房里，香槟已经备好。总统的第一句祝酒词是他的老话：“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新的祝酒词：“为了盟国！”这使埃莉诺的脸上浮起了微笑。她欣喜万分地说：这意味着“我们确实看到了盟国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应当充分强大而持久，使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之中紧密相连。埃莉诺提了下一句祝酒词：“为那些在另一半世界里的家人和朋友，为那些无法和我们共度今夜的人们，干杯！”

最后的祝酒词，来自一个发觉在任何机会都吐露内心情感的人，但这也许是最发自内心的。罗斯福说：“为了一位使总统履行职责化为现实的人，干杯！”他温柔地向埃莉诺做了一个手势，一个深情的微笑浮现于他的脸庞。

第16章　“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

1943年初的日子里，总统精神饱满。1月9日午夜，按计划他将开始他的第一段到卡萨布兰卡的绝密旅程，该旅程全长17000英里，在那里，他将和温斯顿·丘吉尔进行为期10天的会晤。这次旅行一定极富冒险性和戏剧性，他能否精神饱满地旅行就全在于此了。他将是历史上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第一个越洋飞行的总统，第一个到正在进行战斗的战场看望他的军队的总统。

但是安全问题却令人十分担心。卡萨布兰卡到处都是维希政府的人和轴心国的间谍。如果德国人发现会议的地点，安全可能就无法保证了。确实，后来得到证实，德国人的确通过柏林的一个秘密电报发现在卡萨布兰卡正在召开一个首脑会议，但是幸运的是，由于把“卡萨布兰卡”这个词照字面意思翻译成了“白宫”，而不是摩洛哥城，所以希特勒认为这个会议是在华盛顿召开。

总统的随从人员越是担心他正在冒的危险，罗斯福就越是兴奋不已，他就像一个逃脱父母管教的小孩子一样兴奋。为了保持绝对的秘密，在每一个地方都精心设置假象。就像惯常一样，总统的列车从华盛顿北行，正带着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去海德公园。但是列车一到巴尔的摩，它就调头从不同的路线返回，往南一直开到迈阿密，在那儿，一架大型波音快速飞机已整装待发，穿越大西洋，把他们一行送到北非。坐在窗户旁边，罗斯福看到了荷属圭亚那的热带丛林，宽阔无垠的亚马孙河，以及撒哈拉沙漠的西部边缘。

丘吉尔同时也正乘坐一架“解放者”号轰炸机前往卡萨布兰卡，他也同样感到兴奋。首相精神饱满，莫兰勋爵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他一远离他那只红色的公文箱，就把一切烦恼都抛到身后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热爱冒险，有时他也感觉到他必须放松一下……暂时摆脱一下这种烦恼，即使有可能把工作压缩减少，一天24小时内也有更多做也做不完的事情。也许莫兰暗示过总统也有那种感受。“这是逃避，想长长歇口气的本能。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俩都还没长大呢。”

即使飞机上的住宿很简陋，也没能使丘吉尔扫兴。在这个没有加热设备的轰炸机尾部，并排铺了两个床垫，一个是首相的，另一个是莫兰勋爵的。半夜，莫兰突然醒来，发现丘吉尔爬进了飞机下面的起落架舱。在床垫下安装了一个经过改进的加热装置，有一根热得通红的金属连接物和它相连。他脚趾碰到了它，结果烫伤了。几个小时后，莫兰又醒过来了，发现首相浑身发抖地跪在地上，用一块地毯堵在机身上想把风堵在外面。“在这样的旅行中，首相吃尽了苦头，”莫兰幽默地说道，“因为晚上他除了一件丝绸背心外什么也没穿。他趴在地上，露出他那大大的、光光的白屁股，简直滑稽极了。”

会址定在安法宾馆，这是掩藏在棕榈树中的一幢奶白色房子，可以俯瞰大西洋。几个星期来，巴顿将军第三营的士兵们一直在宾馆的周围坚守岗位，并在四周拉上了一条非常坚固的带倒刺的铁丝网。任何人哪怕只是想靠近一下这些铁丝网，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成百上千个驻扎在屋顶的美国步兵就会开枪射击。在整个地区还部署了重型高射炮连。总统和首相吃的每一口食物，喝的每一口水都经过医疗官员的检查，然后置于重重保护之下。然而，巴顿仍然对整个事情非常紧张。“我希望你们快点，快点从这个地方滚开，”在总统到达的那一天，他就对麦克因泰尔大发其火，“德国兵占领这个地方两年了，而且他们的轰炸机对轰炸目标一清二楚。10天前它们就在附近，而且它们肯定还会回来的。”

总统和首相被安顿在相隔50码各自独立的别墅里，总统的别墅有一个二层带落地窗的客厅，透过客厅可以看见赏心悦目的橘园，有一个带厚实窗帘和凹陷浴缸的主卧室，在二楼还有两个卧室：一个是哈里·霍普金斯的，另一个是给埃利奥特和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他们被叫来卡萨布兰卡见他们的父亲。总统还要求霍普金斯21岁的儿子罗伯特一道来，他驻扎在突尼斯，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的父母在他7岁时就离异了，而且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难得见到他的父亲，这次对他来说，能有机会与父亲共进三餐和交流确实是难得的美事。

转瞬间总统就到了，丘吉尔站在门边，准备餐前喝上一杯。这两个朋友见到对方总是很高兴。“父亲……一点也不累，”埃利奥特回忆道，“他心里装的全是他的旅行以及旅途见闻。很明显他既轻松又愉快，眼睛炯炯有神，脸上露出微笑。在卡萨布兰卡，再也不用去想伊克斯、史汀生或摩根索，也不用去担心那些令人烦恼的政治问题了。”

在轻松的烛光晚餐中，谈话顺利自然地进行。谈的是关于斯大林以及东线战场。罗斯福本来希望斯大林会同意来参加这次首脑会晤，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发来一封电报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紧要关头他不会离开他的国家。5个月来，德国的第六集团军——1940年在比利时和荷兰所向披靡——在斯大林格勒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战斗。9月，纳粹的俯冲轰炸机使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德国军队朝着苏联西北部地区的防线推进。“斯大林格勒战役使我感到耻辱，”埃莉诺在10月份写给希克的信中说道，当时正是该战役最为激烈的时刻，她说道，由于没有第二战场，在对德国的地面战斗中苏联军队首当其冲。

然而，苏联人还是设法顶住了德国人的进攻，而且在11月下旬，苏联红军发起反攻，把德国军队分割成两部分，俘虏了将近30万没有食品、给养或军火供应的德国士兵。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晤时，德国士兵的供给减少到每天几盎司面包，9万多德国士兵死于饥饿。现在只要再过几天，德国的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冯·保罗斯将被迫使他强大的德国军队投降。“在经过近3年半以来一连串的胜利、征服、推进以及从给别人带来恐惧不安中得到的兴奋之后，”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写道，“德国人也开始不堪一击了。战无不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在这场战役中，就有100多万苏联人丧生，这比美国在整个战争中丧生的人数还要多。当然，美国的弹药和补给在这场胜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194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美国给斯大林送去了6万辆卡车，1.1万辆吉普车，200万双军靴，5万吨炸药，45万吨钢，以及25万吨飞机燃料。美国的机动车辆大大地增加了苏联红军的机动性，同时，尽管苏联重要的工业区沦陷到敌人手中，美国的机器和原材料却帮助苏联能够保持战时的生产。

然而，斯大林非常气愤，坚持认为苏联一直承受着不成比例的伤亡人数。该是同盟国承担更大战争负担的时候了。“我认为，”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夕斯大林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道，“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总统先生您以及丘吉尔先生许下的在1942年最迟于1943年春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该兑现了。”

问题当然没有那么简单。英国的官员们再次联合起来反对进行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大举进攻。相反，他们坚持赞成进攻西西里，认为那里的胜利会来得更快更容易，而且有希望迫使意大利退出这场战争。马歇尔将军再一次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一场牵制性的战斗，他赞成在战争结束前对纳粹占领的西欧地区发动直接的进攻。但是美国官员之间也出现了分歧。海军上将金想让美国的兵力对远东的日本继续施加真正的压力，经过5个月的战斗，在远东，日本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负隅顽抗终于结束。阿诺德将军则认为应先通过空中的猛烈打击来削弱德国的力量。

经过4天的激烈争论，罗斯福倾向于赞同英国的计划，在1943年进攻西西里而不是法国。斯大林要求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来分散德国在苏联的兵力，罗斯福尽管对这个请求仍然非常支持，但是他得出结论认为同盟国在船只方面——包括货船、油轮、驱逐舰以及护卫舰仍然严重不足而无法发动跨越英吉利海峡的进攻。1943年初，商船沉没的数量仍然超过新造船只的数量；美国拥有的吨位数在1942年底比1942年初还要少。最麻烦的是护卫舰和登陆舰的短缺。没有护卫舰来保护受护航的船只，就不可能把美军送到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赞成进攻西西里的一个最为中肯的理由是，”特别公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回忆道，“派往那里的部队大部分已经在地中海，”所以就不需要越洋运输了。

罗斯福推断道，在美国后方1943年能够调整到生产的最高峰之前，战争前线的目标就必须降低到中等水平。霍普金斯对这个决定感到不满，他更赞成继续发动对法国的进攻，但是他和马歇尔都明白船舶是其中的主要问题。远在西西里之外的地方，这两位领导人同意在远东发动两个进攻，一是攻占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二是进攻缅甸与中国军队会合。

既然重大决定都已做出，罗斯福第一次离开他的别墅庭园，由乔治·巴顿将军做向导，开始了为时一天的拉巴特之行，去看望部队官兵。拉巴特位于西北部大约85英里的地方，一路上有埃夫里尔·哈里曼、哈里·霍普金斯以及霍普金斯的儿子罗伯特相陪，总统与马克·克拉克将军的第五兵团的两万士兵共进了一顿野外午餐。午饭后，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辆敞篷吉普车里，检阅了第九步兵师的官兵。罗伯特·霍普金斯后来高兴地回忆起“这些士兵们的面部表情，当看清是谁在检阅他们时，咧嘴笑了”。有一个士兵兴奋得上蹦下跳，“就像一个活生生的玩具跳偶，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听到一个士兵惊呼“我的上帝——这不正是老头子本人吗”时，罗斯福哈哈大笑起来，对他来说，看到这么多的年轻士兵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确实令他的精神为之一振。“那些士兵，”他对儿子埃利奥特说，“他们真的看上去好像跃跃欲试的样子。他们坚强，皮肤晒得黝黑，咧着嘴笑，而且……做好了准备。”后来，他访问了利奥泰港，登陆战中好几场最为激烈的战斗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并在美国和法国阵亡将士墓前敬献了花圈。

那天晚上，总统在他的别墅里与丘吉尔悠闲地共进晚餐，小罗斯福与埃利奥特则进城去体验卡萨布兰卡的夜生活。卡萨布兰卡弥漫着香料的味道和异国情调的音乐，到处都是露天咖啡馆和弯弯曲曲的狭窄街道，还有形形色色的算命先生以及耍蛇人。小罗斯福“的确是太兴高采烈了”，埃利奥特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汇报道，言外之意也许他喝了太多的酒，“我真心希望战后他能安下心来做点工作，因为如果他不能安下心来工作，我担心他可能会像霍尔一样浪费他那个聪明的脑袋。”

当孩子们回到别墅时，总统还没有睡，迫切想听听他们在城里的夜生活。埃利奥特回忆道，“与往常一样，他对我们相对的自由有些嫉妒，并津津有味地听我讲自己的经历。”

第二天晚上与摩洛哥苏丹共进晚餐时，总统的心情一直很好。苏丹穿着华丽的白色丝绸长袍和他的随从带着礼物来了——给总统的礼物是一把放在华丽的柚木盒内的镀金匕首，给第一夫人的是一个高高的金灿灿的冕状头饰。“瞥一眼这个冕状头饰，”埃利奥特笑着回忆道，“父亲就会拉长着脸斜视着我，然后又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在我们两个人的脑海里都出现同一个画面：母亲在她做好的头发顶端戴着那个精妙绝伦的东西在白宫主持一个正式的宴会。”

丘吉尔坐在苏丹的左边，却没有总统那么好的心情。由于穆斯林的礼节禁止在公共场合喝酒，在餐前或进餐中都不供应酒。这可一点也不合首相的意，他在那天的早些时候就宣布：“他不打算戒酒，无论是中性酒还是烈性酒，无论现在还是以后。”那天霍普金斯发现他早餐喝了一瓶酒。他又进一步解释道：“他对脱脂牛奶有一种说不清的讨厌，而对酒却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他就喜欢上了后者从而解决了这个矛盾。“他已活到了68岁，而且很健康，他觉得在他的一生中医生的建议通常是错误的。”

丘吉尔的心情愈发郁闷，总统这时引导一起进餐的人将话题引到对战后前景的讨论上来，他非常高兴地预测殖民主义将很快成为历史。苏丹对他的国家即将独立的前景感到非常高兴，丘吉尔却烦躁不安地在椅子上扭过来转过去，不断地咳嗽直至话题改变。但是总统定下的气氛有其自己的规律变化，很快谈话又回到战后殖民主义这个禁忌的话题上。

在随后的日子里，与会者都为法国政治这个棘手的问题所困扰。从会议一开始，罗斯福就决定要使敌对的两派和解，一派是亨利·吉罗德将军，他是在北非的法国军队的妥协派领导，一派是戴高乐将军，他是法国抵抗力量的勇敢象征。总统对丘吉尔说，如果丘吉尔把新郎（戴高乐）带来，他就把新娘（吉罗德）带来。吉罗德的到场很容易安排，但是戴高乐断然拒绝和任何与维希政府有关的人员打交道。只有当丘吉尔威胁停止在伦敦支付他的薪水时，这个傲慢的法国人才同意来北非。

然而，当戴高乐抵达卡萨布兰卡时，却拒绝与吉罗德见面。丘吉尔大为恼火。“噢，您瞧瞧他这个样子！”丘吉尔说道，而就在这时，刚与英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番激烈争论的戴高乐，正昂首阔步沿着花园小径走去。“他的国家已经放弃了战斗，他自己还是一个难民，而且如果我们不得不把他拒之门外的话，他就完蛋了。瞧瞧他！好像他是斯大林似的，说这样的话好像他背后有200个师似的！”

最后，罗斯福决定去调解一下，要求在他的别墅见戴高乐。“将军一脸愠怒，”麦克·雷利注意到，“从来不笑，那样子简直就像一个人双肩扛着大木条箱。他和总统握了握手，然后大家就退出，让他们单独在一起。”或者表面上看上去是这样的。雷利半隐藏在窗帘背后，手枪已从枪套中拔出。“我看见在我面前的美国总统正在激烈地辩论，”这个特工处处长解释道，“这个人身高6英尺3英寸，而总统却是个跛子。”

至于戴高乐，他已注意到阳台后面的影子并且看见窗帘在动，但是他不动声色，继续谈话，好像就他和罗斯福单独在一起似的。到会谈结束时，终于取得了突破：戴高乐同意签署一份同吉罗德合作的备忘录。“在人类事务上，这次一定会给公众带来一个轰动效应，”罗斯福对戴高乐说道。如果卡萨布兰卡的这个消息同法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一道发布的话，即使它只涉及一个理论上的协议，宣布他们双方都希望法国获得自由，并且进行协商和合作，那么罗斯福预言这将“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轰动性效果”。

“那就交给我来处理吧，”戴高乐同意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位法国领导人把自己立场的改变归功于总统那让人心平气和的魅力。尽管他们存在分歧，戴高乐相信罗斯福心中有“崇高远大的目标”，而且相信“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学识，相信他那大无畏精神使他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目标”。

然而，第二天气氛冷了下来，丘吉尔对戴高乐大发脾气。“在那些天里，”莫兰一直在观察他的上司，“一旦他脸绷得紧紧的，某些人就会显得紧张不安：戴高乐就是其中之一。”正当吉罗德由霍普金斯陪伴进房间准备和戴高乐进行一次有历史性意义的握手时，引发了一场争吵。罗斯福很快做出反应，不去理会丘吉尔的讽刺挖苦，相反他转向戴高乐。“至少你是否愿意，”他以他最为和蔼的方式说道，“一起拍一张照片？你站在我旁边，英国首相和吉罗德将军站在一起。”

“当然愿意，”戴高乐回答道，他非常清楚实质性的重要争端还没有解决。“麻烦您往前走一点在镜头前和吉罗德将军握个手好吗？”“我很愿意为您那样去做，”戴高乐回答道。这张照片拍了下来，这个戏剧性的时刻为子孙后代保存了下来。在前排，脖子僵硬的戴高乐向吉罗德伸出手，在后排坐着的总统转过脸去，尽情地欣赏这个有趣的场面。

法国人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仍然待在后面，在草坪上与聚集在一起的新闻记者进行交谈。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天空是蔚蓝色的，而且罗斯福心情很好，以至于马上就脱口而出，要求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无条件投降。丘吉尔惊呆了。尽管他和罗斯福好几次交换过对无条件投降的看法，但是没有达成最后的书面协议。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哈里曼回忆道，丘吉尔“非常愤怒不满。他受到了伤害，罗斯福事先没有和他商量就宣布了这么重大的事……我不只一次看见过他对罗斯福不满，但是这一次受的伤害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深。我想他担心这也许会使德国人更加顽强地战斗”。

罗斯福后来漫不经心地解释道，让戴高乐和吉罗德走到一起是如此的艰难，这使他想起了格兰特和李，“接着又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而且丘吉尔和我没有时间去准备，然后我脑子里突然出现这么个场面：他们大声叫喊格兰特‘完全无条件投降’，而我意识到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说出来的。”

但是，事实既已如此，而且丘吉尔也不会一直生罗斯福的气，新闻发布会的工作一结束，他建议他和总统一起去摩洛哥的珠宝城马拉卡什旅行。这座城市拥有宜人的气候，又有丰富的古代纪念物，棕榈树在白雪皑皑的高山衬托下呈现一片旖旎的风光。

“我们一起去那里住两天，”丘吉尔说道，“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到阿特拉斯山脉的积雪地带看日落。”罗斯福很高兴能把自己的旅行稍稍延长一点，于是他就同意了。这次旅行坐汽车花了5个小时，沿途还有休息时间，享用装在篮子里的午餐。沿着大平原一起驱车前行，罗斯福和丘吉尔又开始轻松地交谈起来，尽情享受他们最后的自由时刻，因为一到家又有一大堆的繁重工作等着他们。在这次旅行的最后一个小时中，山峰的轮廓开始在地平线上显现，棕榈树变得越来越密。下午6时，他们来到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四周是仙境般的喷泉和瀑布，他们准备在此过夜。

别墅的顶上矗立一个6层楼高的斜塔，在塔上可以欣赏到山峰上白雪皑皑的壮丽景色。这就是丘吉尔想与总统一起欣赏的景色。陡峭、曲折的楼梯太窄，无法让罗斯福和轮椅通过，所以麦克·雷利和乔治·霍克斯用手搭成一个支架，一步一步地把他抬到塔顶。莫兰留意到，他的腿“就像口技艺人的木偶的四肢一样晃来晃去”。在高高的露台上，总统和丘吉尔一起坐了半小时，眺望绚烂夺目的山峰，光线每分钟都在变化。“这是整个世界最美丽的地方，”首相评论道。

此时此刻，丘吉尔也许是处在他战时权力的巅峰。这个会议正如他们希望的那样结束了——跨越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推迟了，而决定进攻西西里。随着斯大林权力的蒸蒸日上，丘吉尔就再也没有与罗斯福一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总统的飞机按计划于第二天早上7点半飞往美国。丘吉尔本打算去给罗斯福送行，但是由于前一个晚上长时间地在吃饭、喝酒、说话和唱歌，他早上都起不来了。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穿着绣有红色大龙的晨袍和黑色的丝绒拖鞋，他跑到外面去赶总统的汽车。在机场，摄影记者要求照张相。“你们可不能这样对我，”他笑着说道，而记者们一边请求，一边放下了手中的照相机。

当总统的座机起飞时，丘吉尔用手拍了拍美国副领事肯尼思·彭达的胳膊。“如果那个人出了什么事，”他说道，“我可受不了。他是最为真诚的朋友；他最有远见；他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伟大的人物。”

“最亲爱的芭布斯，”当富兰克林飞回美国时，他写信对埃莉诺说道，“一切进展顺利，尽管我有一点累——坐飞机时间太久了。它使我头脑发昏，就像海上航游使你头脑发昏一样。”

罗斯福讨厌乘飞机。他非常喜欢节奏较为缓慢的海上航行。“他过去总是对我说云是那么单调沉闷，”埃莉诺解释道，“他喜欢的是环抱在他四周的海洋，喜欢的是起伏的海浪。”富兰克林一直想方设法使埃莉诺相信空中一点也不好玩，以便他在坐船或乘火车进行无聊的旅行时能请求她陪伴在左右。但是对埃莉诺来说，什么也无法与乘飞机相比。她内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浪费时间的恐惧感，她总是想尽快地到达她想去的地方。

“你知道吗？”富兰克林写信给埃莉诺激动地说道，当时他正穿越南美的北部海岸，“星期六晚上就可回到美国，然后星期日（1月31日）晚上8点我们就该到华盛顿了。”离开家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见妻子，想告诉她发生的一切，想听听她说话，分离的时光好像使被遗忘的情感喷涌而出。也许，回家时，他沉溺于幻想之中，埃莉诺就待在家里，正如他母亲以前一样，充满热情，充满爱意，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归来。

但是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一回到白宫就发现埃莉诺手写的一张便条：“欢迎你回家！星期天晚上我无法留在家里，因为几个月前我答应到库珀工会开一系列的讲座，但是星期一晚上我会在家吃晚饭，因为我可不想让你把故事都讲完而我却错过了……星期二这一天我不得不再次离开，但是星期三上午就会回来。我很抱歉不能在家。我想现在我该把到西部的旅行延迟到3月下旬……致以深深的爱意，我很高兴你回来。”

那天晚上，埃莉诺在库珀工会忙着自己的事情，而总统和安娜、约翰一起在书房休息，当总统还在卡萨布兰卡时约翰就已回到华盛顿过冬假。总统那欢快的情绪极富感染力，他那些关于会议的故事是如此生动有趣以至安娜和约翰都着迷了。“能做这样的一次旅行我宁愿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约翰突然宣布道。“那可不行，”总统回答道。“为什么不行？”约翰热切地迫问道，“为什么我不可以？”

“嗯，”总统反驳道，“你不是穿军装的人！”罗斯福的回答极有可能就是想声明一下与军事会议有关的白宫礼仪，但对年轻的伯蒂格来说，由于他已经对他的平民身份很敏感，这似乎就是不应该在这个最糟糕的时候出现的人身攻击。

几个月来，约翰深受一阵阵情绪低落的折磨，对他在《西雅图邮报》的工作也突然表现得兴趣索然，对他的妻子和家人也一味逃避。安娜认为她在一定程度上负有责任。“我恐怕，”她后来对约翰承认道，“你正对某件事情或者其他某件与我有关的或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感到厌烦了。”

但是，当时不为安娜所知的是，约翰忧郁的心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他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在他的婚姻过程中经常周期性地表现出来，这使他丧失了勇气，但是现在，由于约翰已步入不惑之年，这种疑惑比以往更甚。他当上这家报纸的出版商取决于他是总统的女婿，这个想法总是萦绕于心，约翰就开始打算去服役以逃避低落的情绪和痛苦。然而做出这种选择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意味着让安娜独自一个人留在西雅图去经营这家报纸。

总统信口说的一句话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不想说他的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约翰后来承认，“但是它起的作用比任何或所有使我下定决心的影响都要大。”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朋友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求把他编入现役并到北非去服役。

安娜一下子被击倒了。“从你写那封信的那一刻起，”她写道，“我就开始感到无比痛苦。我似乎太清楚你不在的日子将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安娜对这个草率的决定感到困惑不解，担心他的离去意味着抛弃她，而且害怕自己一个人经营这份报纸，但是她更担心如果她竭力阻止他离去，他在后半辈子会一直后悔不已，而且会把他的怒气发泄到她的身上。“也许没有把我的想法和担心都告诉你是我错了，”她后来坦白道，“但是我不能。”

两天后，埃莉诺陪安娜和约翰去联合车站，在那里，他们登上一辆开往西雅图的卧铺火车。“我上了火车，一直待到火车开动时才下来，”埃莉诺在给乔·拉什的信中说道，“安娜似乎很需要我。”总统对约翰的服役决定很高兴，埃莉诺说个没完，但是安娜却忍不住感到一肚子的怒气。“幸福是很脆弱的东西，而且她害怕幸福会不堪一击。我也不可能会开心了。但愿自尊能冲散一些我内心的恐惧。”

“我不愿意看见你离去，”埃莉诺在给安娜的信中说道，“因为我知道促使约翰考虑离开，这结束了你们两个之间曾经拥有的那份亲密而又宝贵的东西……然而男人总是有冒险的冲动，而且马上就动身出发，而女人却总是被‘牵肠挂肚的东西’捆住手脚。”

总统一回到华盛顿，就把注意力从全球战略转移到国内政治上。在战时生产委员会，正在爆发一场大危机。军方已不再相信唐纳德·尼尔森的领导能力，认为他太软弱、太谨慎，而且太过于忍让。军方的说法也有道理。相互冲突的各部门之间需求并不一致，尼尔森夹在其间也非常苦恼，所以他一贯就做事不果断。史汀生在该期间的日记中到处充斥着他对尼尔森管理无能的指责。同尼尔森、诺克斯、伊克斯、海军副部长詹姆斯·弗雷斯托以及橡胶主管人威廉·杰弗斯见面回来之后，史汀生非常愤怒，“这是可悲可怜的一幕……就像四条饿极了的狗在为一块不够分的骨头争吵——陆军在争夺飞机和汽油，海军在争夺护卫舰艇，伊克斯在争夺辛烷气，杰弗斯在争夺橡胶。”

然而，事实上让军方不满的并非尼尔森管理上的弱点，而是针对他坚持让生产过程处于非军事控制之下。军方已经调整好要首先考虑自己的需要，那么它永远都会认为，调拨给民用的钢铁、橡胶或是人力太多了。尽管尼尔森听信军方，但是他坚持民用和军事的需要应该保持平衡。当新闻用纸开始短缺时，军方要求完全终止刊登连环漫画，但是尼尔森拒绝了。当军方反对把不足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在过分拥挤的城市为战时工人建造住房时，尼尔森则认为体面的住房是维持生产的根本保证。

军用和民用优先权之间不断的争论导致了管理的混乱。斯蒂姆森对这种正常秩序被打乱的战时行为感到绝望。“就工作中井然有序的办事作风和既定程序而言，总统是我效劳过的人当中最差劲的管理者，”他在日记中坦言。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时，有天晚上，斯蒂姆森向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倾吐自己的烦恼。“他要通过谈心发泄放松自己，”法兰克福特说道，“因为他近来有太多太多令人头痛的事情”——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因为糟糕的组织管理引起的。

法兰克福特告诉斯蒂姆森，“最好接受这个事实，井然有序的办事作风不是，也从来法是这个政府的特点——它有其他的优点但不是那个……他最好使自己去适应松散的管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不可避免的摩擦与冲突，尽管这肯定与他这般井然有序、有条理的人格格不入。”

然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期间，战时生产委员会内部的争吵已经越演越烈，以至于国会都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威胁要用一个新的政府超级机构来取代这个被争吵弄得四分五裂的机构，使生产、人力以及供应划归统一领导。经济稳定局局长吉米·拜恩斯对罗斯福说该是撤尼尔森职的时候了。罗斯福沉思默想，一开始是纳德森有麻烦，现在轮到尼尔森了。也许商人并不像所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有能力管理好错综复杂的政府部门。

拜恩斯建议道，只有一个人能胜任这个工作，这个人会使军方和国会都满意——这就是伯纳德·巴汝奇。做出这个决定对罗斯福来说并不容易，唐纳德·尼尔森一直是一个忠心耿耿又有献身精神的领导。但是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命令拜恩斯准备一封信让他来签名，要求巴汝奇担任战时生产委员会的新一任主席。拜恩斯担心罗斯福可能会改变主意，于是他立即行动，马上起草了这封信，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就向巴汝奇宣读了这封信。

巴汝奇很高兴，自开战以来他就一直渴望得到这份工作。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的医生第二天为他检查一下，为的是确保73岁高龄的他身体足够健康而能胜任这个任务。拜恩斯很失望，担心时间的延误会为罗斯福打开一扇放弃原来主张的大门，这恰恰就是罗斯福以前的做法。

那天晚上，在与霍普金斯共进晚餐时，罗斯福就开始怀疑他的决定了。霍普金斯对罗斯福说，任命巴汝奇并屈服于军方的话，他会给人软弱的感觉。巴汝奇会像一个得胜的英雄，在华盛顿作为最有权力的人而出尽风头。霍普金斯建议最好还是让这场暴风雨就这样过去，仍然让尼尔森保留原职。总统同意了。

这不是罗斯福第一次抛弃巴汝奇。尽管他很尊重这位精明的金融家，但罗斯福并不很喜欢他。“他们俩太相像了，”I．F．斯通敏锐地观察到，“两个人都是有个性魅力的人。罗斯福先生对巴汝奇的感觉就像一个少妇的感觉，她的母亲想方设法去帮助她，教她正确的方法去与保姆或是婴儿打交道。当他首次接替艾尔·史密斯当上州长时，他对史密斯竭力要给他的‘帮助’感到很恼火，因此有理由相信巴汝奇想要告诉他如何才是真正打仗的那种燃烧的欲望令他恼怒不已。”

当巴汝奇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告知总统他接受任命时，罗斯福以他一贯友好亲切的方式接见了他。“总统先生，我来这儿报到上班了，”巴汝奇说道。总统对他的招呼未予理会。“就好像他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似的，”巴汝奇回忆道。接着总统开始对中东的政治奇怪地自言自语，直至被叫去参加一个内阁会议。“谈话就到此结束了，”巴汝奇后来写道，“他和我都未曾提到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一职的事情——当时没有，以后也没有。”这个“奇怪而又令人不快的小插曲”终于告一段落。

2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为了从劳累的旅行中寻求片刻休息并避开华盛顿的混乱局面，罗斯福到海德公园度过了一个长长的周末，和他同行的有比尔·哈瑟特、巴·沃森以及格蕾丝·塔利。每天早上他都睡到10点或11点，悠闲自在地享用一日三餐，使自己轻松休息一下，然后随意地看看书。就在他到达之前下了一场大雪，草坪和树像铺上了一层银色地毯，大房子的气氛也活跃起来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当罗斯福在接下来的星期四到华盛顿时，他这样对安娜说道，“我尽量少做工作——所以现在我为一切都做好了准备。”

当富兰克林在海德公园放松休息时，埃莉诺正坐着火车穿越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来到了缅因州的波特兰。在那里，她看望了老朋友，参观了海军医院和战时工厂。星期六早上她离开纽约，然后与埃丝特·雷普以及伊丽莎白·里德在康涅狄格州的瑟布鲁克度过了这一天。伊丽莎白当时情况非常糟，她患了癌症，而“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她几乎无法参加这次会谈。在埃莉诺看来，唯一的慰藉就是看到埃丝特慷慨给予她这位终生好友的那份“一如既往的关爱和忠诚”。在这场“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伊丽莎白一直使她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服从埃丝特，现在埃丝特正向她回报这份爱，把她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照顾她那将离开人世的朋友。

从康涅狄格州出发，埃莉诺一路北上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索默维尔。星期天下午她去米西的家看望了她。在30年代，埃莉诺无数次去过101果园。“逐渐地，我们越来越了解罗斯福夫人，”米西的隔壁邻居芭芭拉·杜德利回忆道，“因为无论这个家庭什么时候出现危机或重大事情，她都会来帮助米西渡过难关。当米西的母亲去世时，她接管了厨房的工作。我记得我们以为会有各种各样的可口食物品尝，但是她只做了两种：西红柿汤和花生黄油三明治。”

尽管米西的说话能力没有多大改观，但是情况也有一点好转。她的姐姐安·罗尚告诉埃莉诺，“以前冷得像冰溜子的地方现在像左边身体一样暖和了。”一天做三次而不是一次的说话练习，两次使人精力充沛的按摩，然后每天早上进行两个小时的锻炼，安说道，“情况明显在好转。”米西“意识到这一点而且非常兴奋”。但是，安坦白说道：“米西太为总统担心了。”

仍是那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钟，埃莉诺抵达波特兰，马上就去造船厂与正在上夜班的妇女进行交谈。“在晚上参观工厂确实非常有戏剧性，”埃莉诺后来写道，她高度赞扬了这些妇女们饱满的精神。“罗斯福夫人表现出她一贯充沛的精力。”《波特兰新闻信使报》报道，她实际上是以“走跳板”的方式登上一个平台与几个女焊工交谈。“走跳板”是登上平台的唯一方法，因为平台矗立在离地面4英尺高的地方。埃莉诺在她们一旁坐下，询问她们工作的性质，她们接受过的训练，有多少个孩子，孩子如何照顾，以及如何购物等。

现在美国政府首次把征兵广告直接而且主要地针对家庭主妇。“真正的情况，”《商业周刊》认为，“是除非企业在1943年把280万或更多的妇女从家庭或学校的岗位上吸引过来……否则生产配额将不得不进行修正。”

针对家庭主妇的广告强调了工作的暂时性，广告上说，妇女在战争期间进入工厂工作，战争一结束马上就回到家中。“妇女是替代者，”陆军部的一份小册子声称，“是像塑料而不是像金属那样的替代者。”为了使转变顺利进行，提供的工作在种类上与家庭主妇已经知道如何操作的工作相类似。“如果你钉过纽扣，或者在机器上打过钮孔，”劳工部的一份小册子鼓动道，“那么你就能学会飞机部件的点焊。如果你做过精美的刺绣，或做过首饰，那么你就能学会组装定时导火线、电子管。如果你在厨房内用过电动搅拌器，那么你就能学会开钻床。如果你在电动轧布机上熨过床单，那么你就能学会开动模板机。你准备好了吗？”

政府对妇女声势浩大的征兵活动在很多地方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在1943年4月的激烈讨论中，《天主教世界报》认为：“在家庭外从事工作的妇女……削弱了家庭生活，危及他们夫妻之间的幸福，使她们丧失了男人的保护，而且结果会使孩子的数量减少。妇女参加工作的主要害处则是使妻子的生活与丈夫的生活越来越疏远，而且使得婚姻就像寄宿制学校由两个新生共同居住的房间那样不可能持久。”

埃莉诺采取了一个更为实际的方法。如果这个国家需要已婚妇女工作，毫无疑问确实也需要，那么通过帮助减轻持家负担来尽可能保护家庭生活就是国家的责任了。上一年9月份，埃莉诺就预言“会出现混乱的局面”，除非政府介入采取全国性的措施，包括在工厂附近建造托儿所和幼儿园，建造社区洗衣店，开办家庭餐馆以便给工作的妇女提供事先准备好的可以带回家的食物，并为孩子们提供从家到学校的交通服务。

埃莉诺以前的担心在1943年终于变为现实，由于在战时工厂中工作的妇女缺工率急剧增加，致使生产线发生极大混乱。妇女事务局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妇女们在家庭之外承担的责任——即同时干两份活所遇到的困难，她们在工厂从事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家庭，购物，做买卖以及所有其他必须做的事情。在黄昏时去购买食品的打算往往会落空，因为那时存货已经卖完而且商店准备关门。结果，上日班工作的妇女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以便为家人购买到食品。“无论一个妇女对她的工作兴趣有多么的强烈，”战时人力委员会认为，“她的孩子必须有人照顾，持家的工作全落到她的肩上，而且她必须有时间购物。”

在南波特兰造船厂与女工们进行的交谈中，埃莉诺要求采取一系列广泛的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延长工作的上下班时间，让银行和百货商店在晚上也开门营业，鼓励屠户们将部分的肉延迟到晚上6点销售，要求战时工厂为妇女雇用私人购物者，他们早上来取妇女们的购物单，当她们下班时就有满满一袋袋的食品杂货摆放在家门口。

整整两个小时，南波特兰造船厂的女工们向第一夫人详尽地讲述了她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她询问了她们的家庭，她们的家人，还有她们的工作。“她们非常害羞却又自告奋勇地与她说话，”其中有一位叫贝蒂·布雷克利的女工说道，当埃莉诺从一个工作场所来到下一个场所时她一直跟随着她，并且与她在一家自助食堂一同享用了午夜小吃。对埃莉诺来说，她非常高兴地看到女性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的“兴趣非常大”——有一个女工每天开车50英里来船厂上班；还有一个女工单程就得忍受乘坐18英里路远的公共汽车。她们所有的人都喜欢这种体验，喜欢工厂里的这份同志情谊，以及把工作做好的那份自豪感。当埃莉诺离开时，她告诉女工们，在船厂的参观访问使她为她们感到十分骄傲，为“她们在工作中，特别是在从事那些以前总是男人们才能干的又脏又累的活时所做出的令人惊叹的贡献”而感到自豪。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埃莉诺乘飞机赶到伊阿华州的得梅因，参观了美国陆军妇女后备队的总部。在军队里为妇女创造机会，使她们能够担当职员、厨师、司机、飞机观察员、电报员、秘书和电话接线员的立法在前一年的5月总统就签字通过了，反响是相当强烈的。在第一天登记结束前，有13000多名妇女提出申请——“人员来自各种背景，”《生活》杂志报道，包括“女大学生和职业妇女，女店员和速记员，家庭主妇和寡妇”，有的姑娘的父亲是军人，有的姑娘的丈夫是驾驶飞机或开坦克的，有的姑娘甚至从来没有从军队驻地的大门前经过。最终，有35万妇女将在陆军妇女后备队和海军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中服役。

中午，埃莉诺到达得梅因堡，她走访了食堂、厨房以及营房。每个营房有40名妇女。“起床”时间为清晨5点，6点进行晨操列队，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上训练课。训练包括健美体操、阅读地图、毒气弹的辨认、军队礼仪、飞机观察、时事政治以及队形。“在我们的空余时间里，”一个名叫鲁斯·汤普森·皮尔斯的年轻士兵在给她母亲的信中说道，“我们还有杂务要做，擦洗地板，冲洗窗户，打扫地面，以及整理文件。我的膝盖由于擦洗地板肿得像两个大气球。”她后来回忆道，在炊事班，“粗暴的男军人给我们沉重的铸铁锅让我们抬起来，还有上百磅重的一袋袋面粉让我们扛。然后他们就站在一边大笑。但是我们绝不‘讨饶认输’。这既很累人又很令人振奋，我很喜欢。”

埃莉诺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许多女性在一起工作的情景。尽管她想象得出“缺乏隐私对年龄较大的女性来说肯定很让人受不了”，她们睡的是双人床，两千人同时在自助食堂用餐，她对这支“隐藏在战斗部队后方的女子部队”的冒险精神感到惊讶不已。在寒风凛冽的天气中站在营房的门廊上，她检阅了2800名穿着臃肿的军官候选人，然后在大体育场观看了另外1600人的列队表演。两次检阅中都有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的乐队表演，这确实是个令人值得纪念的时刻。“我肯定如果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能看到这一幕的话，”埃莉诺在第二天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他们会像我一样对她们的训练以及参加训练的女性们极感兴趣，并且会充满钦佩。”

埃莉诺想与战时妇女工作人员多度过一段时间，结果她晚了几个星期才来到了位于奥兰根波特兰的凯泽公司造船厂，在这里女性占了全部劳动力的60％。在那儿，她与亨利·凯泽以及他的儿子爱德加就战时女工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缺乏足够数量的日托站进行了详谈。

1942年夏天，在埃莉诺的敦促下，总统根据前一年由国会通过的《社区服务设施法案》批准了第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日托站。《兰姆法案》，正如越来越为人所知的那样，为受到战争影响的社区的学校、医院、供水和下水道系统以及娱乐设施提供地方性援助。自从该年的夏天以来，在康涅狄格、得克萨斯和北卡罗来纳又建造了6个日托站，但是容纳的儿童总量仅为10.5万——“只是沧海一粟，”一个记者写道，在那个时候也许有200万个孩子需要照顾。

几个月来，埃莉诺一直在呼吁私营企业，要它们意识到提供日托站和提供自助食堂一样是必要的。她认为，直到有年幼孩子的工作母亲的需要完全能够得到满足，才有可能确保有一支稳定的工人队伍。但是埃莉诺的观点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这一代的男人和女人们接受的，他们认为，正如明尼阿波利斯的福利救济机构主任约翰．O．路易斯所声称的那样，“孩子应该由他自己的母亲来照顾，只有在身体状况或精神和道义的状况不健全而使之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孩子才可以被安置到家庭之外的地方加以照料。”

“最不称职的母亲也要比最好的社会公共机构好，”拉瓜蒂亚市长在1943年1月这样说道，而且几乎没有官员公开对他的话表示反对。母亲从属于家庭，这样的看法是如此盛行，以至于罗斯福内阁的唯一女性弗朗西斯·帕金斯不得不站出来表示反对政府资助的日托站。帕金斯质问儿童事务局局长凯瑟琳·伦鲁特：“为了阻止日间托儿所体制进一步蔓延，你做了些什么？我认为这种体制是对征募妇女工人进行歇斯底里般宣传做出的一个非常不当的反应。”埃莉诺并没有灰心丧气，她加快了日托运动的进程。无论人们觉得妇女参加工作是否明智，但妇女正参加工作的事实已摆在那里：在1940年和1942年间有300多万妇女新加入到劳动大军之中，而且据预测，在战争结束前还将有300多万人加入到劳动大军之中，这使得女工的总人数达到1900万。此外，女工的形象也在发生变化。尽管以前女工大多数很年轻而且单身，但是现在75％的女工结了婚，60％的女工超过了35岁，而且超过30％的人有14岁以下的孩子。埃莉诺认为，没有日托的话，就会产生孩子无人照看的真正危险。

从全国各处的战争中心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报道，报道认为，针对日托问题而采用的解决方法是权宜之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芝加哥的一户家庭里，《财富》杂志在1943年2月报道：“一个9岁大的男孩从冷飕飕的房子里爬起来，叫醒他4岁的妹妹，喂她吃饭，在他上学的路上一并送她去幼儿园，然后接她回家，为她做午饭，接着就把她锁在家里，然后再返回学校。”在康涅狄格州的另外一户家庭，《星期六晚邮报》报道，“一个上夜班的妇女把她的车停在紧靠她上班地方的窗户旁，而她的4个孩子就在汽车里睡觉。”在加利福尼亚，有人发现一个4岁大的女孩手里拿着一盒火柴。她像她母亲那样想方设法把煤气灶点燃，那位应该来照顾她的十四五岁的姑娘没有出现。

“这些不是孤立的案例，”《星期六晚邮报》在全国各地派遣了一队记者后做出结论道，“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你乘上数千倍都不为过。首先要明白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严重的日托问题，而且从来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现在战争引起的工业动乱使这个日托问题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就像一个吹得快要胀破的巨大气球。”

埃莉诺认为孩子无人照看简直就是一个国家的耻辱，她恳求凯泽建立一个示范日托站，为其他战时企业树立一个榜样。凯泽对埃莉诺的担心表示有同感。在斯旺岛和俄勒冈船厂，在波特兰的两家凯泽造船厂，有1.6万名女工，其中有4000多名是母亲，很多都有学龄前的孩子。如果在造船厂建立一个日托站，以便母亲们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这里来而且在白天还可以顺便去看看他们，那么生产力水平毫无疑问将会提高。

在埃莉诺访问的几个星期里，在年轻的埃德加·凯泽的领导下，建造一个大规模日托站的计划正在进行。日托站配备有最新的娱乐设施，最先进的教学设备，有一个配备营养师的食堂，一家配备了护士和医生的医院。建设费用由美国海事委员会承担，运营成本则由凯泽承担，为的是不遗余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健康的、幸福的环境。

斯旺岛日托站是按一个车轮的形状建造的，把一个巨大的内院围了起来，这样内院就可以保护孩子们不受外面交通的影响。轮辐是15个娱乐室，每个娱乐室的两边都有一排窗户以确保足够的照明。“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这是一幢很不错的房子，”日托站的主任詹姆斯·海姆斯回忆道。“墙上漆上了漂亮的色彩。枝形吊灯的外观极其漂亮，上面画有字母和大象的图案。这是那些极为罕见的背景布置之一，在这里只有像时间这样的障碍不是人所能强加的。”

该日托站的工作人员都是通过招聘而来的极其优秀的教师，只要船厂开门，日托站就开放——每星期6天，一年52个星期。当蒙特·霍利欧克的大学毕业生玛丽·维勒特听说凯泽造船厂新设日托站的消息时，她正在东海岸一所高级幼儿园任教。“我马上对自己说这是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她回忆道，“这是一次较早接触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的机会。当电报传来为我提供一份周薪55美元的职位的消息时，我很兴奋。能成为这次伟大试验中的一员，我感到自己真是太庆幸了！”

当维勒特小姐来到斯旺岛日托站时，情况甚至比她希望的还要好。孩子们的年龄从18个月到6岁不等，有的来自明尼苏达州、俄亥俄州和伊阿华州的农场，有的来自圣路易斯、洛杉矶和奥克兰的城市街道，有的来自南方城镇和外国。“我们有印第安人的孩子、墨西哥人的孩子，还有黑人的孩子，”她回忆道，“我记得有一个大个子黑人妇女，她的儿子弗兰迪就在这个日托站。她很高兴地知道弗兰迪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被歧视。”

斯旺岛日托站是一个先于时代四分之一个世纪而启动的计划。有一位妇女从路易斯安那州远道而来，因为她听说这个计划对孩子再好不过了。而且这种体验对教师们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毫无疑问，这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玛丽·维勒特50年后充满深情地回忆道。

斯旺岛日托站运营的头一年，就吸收了近2000名孩子。刚开始时，它只有日班和中班开放，很快又添置了小床和寝具，以便给上晚班的母亲提供方便，这样一天24小时它的大门都是开放的。在夏天和学校放假时，日托站还为6到12岁的孩子开设了一个独立的项目。没有注册报名的斯旺岛家庭，如果他们惯常的工作安排被打乱，而只是在白天需要紧急照顾的话，则为他们另外开设了一个项目。全日托的总费用包括用餐费，每天每个孩子75美分，两个孩子则为1.25美元。而这个日托站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在一天行将结束时，劳累了一天的工人们可以花一定的钱买到完全烧好的饭菜带回家让其家人享用。在这一点上，埃莉诺起了直接的作用。“她在英国曾经看到过提供食品的业务，”詹姆斯·海姆斯主任回忆道，“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亨利·凯泽。”

斯旺岛日托站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战时工厂和造船厂提供日托服务。据估计，如果每个日托站能为40个母亲提供服务的话，每个月就有可能创造出8000个生产工时。慢慢地，埃莉诺正逐步赢得她那场持久战争的胜利。她使人们把照看孩子看成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需要集体做出响应。尽管工作母亲的需要从来没有完全满足过，但在战争结束之前在日托方面的花费将近5000万美元，300万用于建造新的日托站，4700万用于日托站运营开销。到1945年夏天，将有150多万名孩子进入日托站。

当2月下旬埃莉诺结束旅行回到家时，她发现她的丈夫患了肠疾，卧病在床已有一星期了。她不在时，玛格丽特·萨克雷在照顾他，黄昏时和他一起品茶，晚上坐在他的床边，还与他一起去海德公园旅行。那个星期碰巧的是，丘吉尔也躺在床上不能动，他发了烧，并患上了肺炎。“非常奇怪的是，”《纽约时报》评论道，尽管报纸到处都登载反映战争形势的作战图，“但是过去两个星期的两张最为重要的作战图却没有刊登……刊登的则是白宫和唐宁街10号病房里最近的体温曲线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医生的体温记录图表对整个世界来说与报纸上刊载的任何作战图同等重要。”“我觉得我患上了昏睡病或冈比亚热，也许在你那个叫作巴斯赫斯特的像地狱般可怕的地方，感染了某种同源病毒，”罗斯福对丘吉尔打趣道，他指的是英属冈比亚的首都，在去卡萨布兰卡的途中他们的飞机在那儿加过油。“它使我情绪低落——在床上躺了4天——然后服了很多磺胺退热药，把我的烧给退了，却让我感到浑身没劲。下午两点过后我就心情不好，我忍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去海德公园待了5天，在滴水成冰的天气中过得极其愉快，完全恢复了健康——于是就回来……自那以后感觉好极了，吃得好，睡得香。为了全世界的利益，这些天请千万千万不要工作过度。你一定要记住需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放松休息才能完全恢复你的精力……告诉丘吉尔夫人我卧病在床期间是一个非常模范的病人，我还希望你能使我们的新闻界忘掉你曾经是‘世界上最不听话的病人’这样一个不好的名声。”

当罗斯福首次就职10周年庆典来临之际，新闻记者们对他的泰然自若感到惊讶。尽管国外混乱不堪，国会动荡不安，国内的麻烦缠绕着他，他仍然保持轻松，有幽默感，也很有自信。

战争使富兰克林减少了很多最喜爱的休闲活动。就寝前的几个小时，他以前通常用来集邮，现在则要去研读厚厚的关于坦克和飞机的报告，尽管他案头一堆堆没完没了的工作——与胡佛总统每天收到400封来信相比，他每天要收到4000封——剥夺了他黄昏时分的游泳活动，他在白宫的游泳池还是玩得很开心。

尽管如此他仍然会开开玩笑，大笑一番，而且他仍然能找到放松的方法——在喝鸡尾酒、看电影及打扑克牌时，在他例行的鸡尾酒会时间里，仍然保留着不成文的规矩，所有关于政治和战争的话题必须停止。在海德公园度周末时，他中午前拒绝工作，让自己在长时间的睡眠以及林中漫步中得到尽情享受，这总能使他精神更加饱满。

罗斯福在通过娱乐放松不断养精蓄锐的同时，希特勒则由于工作过度而元气大伤。“元首在这3年的战争中似乎老了15岁，”戈培尔在那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他不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不休息放松，他一直坐在地下室，烦恼不已，垂头丧气。”阿尔伯特·斯皮尔认为，最终，希特勒持续的过度工作使他长期以来一直很刻薄，很容易生气，他无法接受新生事物，不愿意听取批评意见。

在战争刚开始的日子里，希特勒从每天例行的黄昏品茶时光中能得到很大乐趣，这非常像罗斯福品鸡尾酒的时光，他邀请亲密的副手和朋友一起喝茶，轻松地谈话和闲聊。但是由于战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喝茶的时间一直往后推，从4点推到6点、8点、10点。到1943年时，斯皮尔记述道，希特勒的晚茶直到凌晨两点才开始。当大多数柏林人在酣睡时，希特勒则与他的助手坐在一起，讲述他年轻时的故事或是他早期的奋斗史。在这个熟悉的圈子里，斯皮尔说道，尽管希特勒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仍像第一次讲起时那样得到欣赏”，但是精疲力竭使人们失去兴趣，再也没有人能“打起精神或甚至想加入到谈话中去”。“轻松”喝茶的时间结束时，希特勒比开始时更为狂躁不安。

在罗斯福入主白宫10周年纪念日，在汤米看来，大家觉得埃莉诺“有些让人忍无可忍”。她仍然一如既往地把一天的活动排得满满的。这里待5分钟，那里待5分钟，所有的人都感到不满。汤米在给埃丝特·雷普的一封信中抱怨道。但是只要美国的士兵还在国外流血牺牲，埃莉诺是不会给自己减轻负担的。只要她享有特权能到处游历，无论她去什么地方，她至少可以去看望一下医院里受伤的士兵。“在医院待了一天之后我感到精疲力竭，”她对乔·拉什坦言，“而且我一直没有睡觉，而是在想，为了他们的将来，除了让他们能够继续过上常人的生活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埃莉诺在拉什入伍之前答应过他如果她有机会去看他的话，她会把任何其他的活动安排都推掉。尽管让人几乎难以忍受的活动安排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她还是履行了诺言。拉什刚一调任到夏努特费尔德气象预报学校，埃莉诺就前往伊利诺伊州的欧巴那去看望他。

星期五晚上她抵达林肯宾馆，她已为自己和汤米预订好了332号房间，为拉什订了一个与之相连的房间。晚上9点，拉什在埃莉诺的房间与她共进晚餐。星期六，他们一整天待在宾馆里，除了中饭以外都在他们的房间里用餐，中饭他们则到宾馆的餐厅去吃。然后，拉什在床上“舒服地舒展肢体”睡了一大觉。“和你在一起我是多么的愉快，”星期天返回到华盛顿之后她给乔·拉什写信说，“相爱的人之间的分离使重逢总是像新发现一样。你会忘记你是多么的喜欢对方的手势或是对方的目光。你会忘记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看着对方的背影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3周后，埃莉诺又与乔·拉什重逢了，这一次是在芝加哥的布莱克斯通宾馆。在这里他们一天大部分时间同样也是待在埃莉诺的房间。下午，他们出去散散步；晚上，拉什困极了以至于埃莉诺在抚摸他的前额时他就酣然入睡了。“我喜欢在你睡觉时坐在你的身旁……”埃莉诺后来写道。

但是当一个宾馆老板告诉她，她的房间被装了窃听器时，与拉什在一起的时光给埃莉诺带来的快乐很快就荡然无存了。后来才知道，几个星期以来，拉什一直被军方的反情报队监视。他们错误地认为他参与了共产党的某个间谍组织，反情报队查看了他的邮件，无论他去哪儿都在跟踪他。当收到第一夫人的电报邀请他在布莱克斯通宾馆与她会面时，反情报队在她的房间装上了窃听器。

很明显，埃莉诺对与一个年轻的军人在相连的房间里度过了两个周末这样不合适的事情一点也不在乎，她一回来就去见霍普金斯，请求他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霍普金斯就此向马歇尔将军提意见，马歇尔将军证实了罗斯福夫人的房间确实被装上了窃听器。当总统得知军方情报人员没有经过他的批准就监视他的妻子时，他暴跳如雷。他很快行动起来对全部的有关责任人采取行动，他命令对军方的情报机构马上进行大改组，其中包括解散反情报队。此外，军方还起草了一份命令把拉什和整个天气预报小组成员一起派往国外。

多年后，拉什仍然不清楚总统本人是否就是把他派到南太平洋的幕后策划人。“所有与这件事有关的上层人物——总统、霍普金斯、马歇尔——都事先想好了这些决定国家命运和成百上千万人性命的决策，”拉什写道，“可以理解他们会对情报部失去耐心，无法容忍情报部对埃莉诺·罗斯福和我自己之间的事情如此着迷。他们也许断定，除了解散情报部外，解决拉什问题最为快捷的办法就是用船把我和我们一群学天气预报的同学一同送到海外，这样一来就显得并不是要惩罚我一个人。”

3月，埃莉诺再一次关注军队里争取平等待遇的斗争。在她的案头上，她发现一封言辞激昂的恳求信，要求得到帮助。这封信来自亨利·琼斯之手，他是驻扎在新墨西哥卡尔斯贝德陆军机场的一个黑人中士。琼斯中士讲述了那些由于在公共设施内实行种族隔离而给黑人带来的践踏道义的不公平待遇。第349飞机小分队的黑人是“忠心耿耿的美国人，”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他们也准备好愿意为维护民主贡献他们的力量。这个小分队的人员多半是由在北方各州土生土长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民主的优先权。我们想尽力为我们的国家效劳，想当一个勇敢的士兵，然而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驻地的指挥官看来似乎一点也不重要，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在我们军营的这块地盘上，到处都有种族歧视”。

这个中士的不满主要在于黑人士兵不能平等地享用娱乐设施和交通工具——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的标志。在驻地的剧院，总共可以容纳1000多个座位，却只有最后一排的20个座位是留给黑人的。在驻地出售茶点的商店，黑人无权在大楼内用餐。在营地来回穿梭的公共汽车上，前排座位是留给白人士兵的，黑人士兵要么挤在后面一排狭小的座位上，要么一起列队走路回去。

“我们不是要求得到什么特权，”琼斯在最后写道，“我是为121名附上签名的黑人同胞说话。我们的全部愿望就是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够自由参加所有的活动，乘坐交通工具，能够享用提供给任何美国士兵的特权和娱乐。”

看完琼斯的信，埃莉诺给亨利·史汀生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卡尔斯贝德的情况，并且告诉他如果他做一下调查的话，她会非常感激的。不幸的是，卡尔斯贝德的种族歧视在全国范围内非常普遍，因为大多数的军营都驻扎在盛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南方和西南部。

大多数军营都有一个中央驻地剧院，在那里可以放映电影，举办讲座，上演音乐会。在有些营地，像琼斯讲述的那样，黑人只能坐在最后一排的几个座位上。在其他一些营地，只分配给他们一个隔离开来的、狭窄的空间。“黑人可以去那里看的电影，”一个美国士兵解释道，“只不过你得坐在剧场外看。如果下雨，就没法看电影了。”看到这样不平等的安排，歌星莱纳·霍恩缩短了她在军营里的巡回演出。她认为，囚禁在美国的德国战俘比黑人士兵有更好的机会倾听她的歌声。

对像亨利·琼斯这样一直生活在北方的黑人士兵来说，要遵守南方的种族歧视法是无法忍受的。在几乎所有的南方城市或城镇，黑人士兵只能去城市的某个狭小地方，在那里，有几家饭馆和娱乐室，它们都挤在一个街区里。如果他们想去别的地方，饭馆拒绝为他们服务，商人们把他们赶出去，城里人则对他们吼叫。

对很多黑人来说，军事历史学家尤利西斯·李在他对黑人军队的研究中做出结论认为，“他们地位的不稳定与他们深知自己受到明确限制一样削弱了士气”。由于营地之间、城镇之间的规定都大为不同，每一个士兵都不得不在这样隐蔽的迷宫中找到他自己的方向。在主要的营地商店中购物他会得到服务吗？有专门的黑人分店吗？他能自由地进入体操馆、保龄球馆和剧院吗？允许他订阅黑人报纸吗？在理发店及看牙医门诊时他应该坐哪一把椅子？“那就是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民主，”二等兵劳伦斯·伯内特一针见血地评论道，他发现自己在牙科门诊必须坐在黑人专用的椅子上，“这真是太愚蠢、太可笑了！在牙科门诊我竟然不能坐白人坐过的或将要坐的椅子！”

听到这些汇报时，埃莉诺都快要哭出来了。“为了使我们的战争成为一场民主的真正胜利，我们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她一次又一次地说道。在二楼的起居室里，她给马歇尔将军匆忙寄发了很多情绪激昂的信件，要求他对亨利·琼斯等人所讲述的那些让人不能接受的情况进行调查。埃莉诺的信件源源不断地寄给马歇尔，致使将军不得不派一个工作人员，后来增加到两个，去给这些信做出回复。

1943年的5月10日，陆军部终于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向所有的军区发布了命令，禁止给任何娱乐设施，“包括剧院和驻地商店”，贴上种族的标志。新的命令要求拆除仍然保留在设施名称上面的“白人专用”和“黑人专用”这样的标示牌，明确规定只要是驻地的公共设施，就必须规定白人和黑人士兵能平等地使用。尽管这道命令没有触及交通问题，也许这是涉及最为深刻的问题，尽管它没有阻止仍然继续使用隔离开来的公共设施，只要他们没有贴上种族的标示牌（在很多营地，黑人仍然经常光顾以前被叫作黑人军人俱乐部的地方，因为它离他们的营房最近，直到现在它才被叫作第二军人俱乐部），它确实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将给予黑人士兵平等的机会去使用为士兵的福利和娱乐而提供的所有现存的公共设施。“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公共设施这么一个事实，”军事历史学家评论道，“足以扭转黑人士兵的士气，使他们士气高昂。”这是在武装部队开始解除种族隔离的一个契机。

埃莉诺为黑人士兵所做的特别辩护在同一年春天的晚些时候使她与第99驱逐机小分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一个黑人战斗飞行员分队。1941年3月，在塔斯克济机场制订了一个飞行计划，作为对一个年轻的黑人飞行员提出的申诉做出的反应。这位飞行员名叫扬西·威廉姆斯，曾经被全是白人的陆军航空兵团拒之门外。经过1941年和1942年，这个计划培养了将近1000名黑人战斗飞行员，但是至1943年春天为止，一个人也没有被派去参加战斗。“毫无疑问我们是美国接受了最好训练的小分队，”第99分队的一员路易斯·波内尔后来写道，“陆军航空兵团的高级军官无法决定把我们派上什么用场，所以我们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不停地飞呀飞，只是为了不荒废我们熟练的技术。”检察官们宣布在1942年9月对第99分队准备进行部署，但是仍然没有动静。“等待让人讨厌，”小分队队长小本杰明·戴维斯回忆道。

3月，塔斯克济机场负责人弗雷德里克·帕特森向埃莉诺发出求助。“飞行前训练计划正在进行，”他解释道，“但是事实是接受一年多训练的第99驱逐机小分队仍然待在塔斯克济，实际上无所事事，这大大影响了士气。”埃莉诺把帕特森信的复印件及自己的一封短信寄给了史汀生：“这对我来说似乎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

漫长的等待在1943年4月15日上午终于结束了，第99分队的成员终于登上了开往北非的轮船。小分队出发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黑人新闻媒体，“把我们的士兵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一视同仁地派到海外去，”几个月来，他们都在为这件事情感到焦急不安。“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小本杰明·戴维斯回忆道，“第99分队的所有成员都开始明白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它远远超出了纯粹军事上的考虑。如果一个黑人战斗飞行分队在战争中能够表现出色，那么它的成功可能会为武装部队内的所有黑人获得更多机会起到一个榜样作用。”

“当我们离开美国的海岸时，”戴维斯回忆道，“我们觉得我们正在远离那些种族歧视的罪恶行径，至少当时是这样的。也许在国外作战比起我们在国内的经历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会得到更多的尊重。”

国防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后来评论道，塔斯克济的飞行员们将向全世界证明，“黑人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最优秀的飞行员作战。”在北非、意大利以及德国上空执行的1578次任务中，第99驱逐机小分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击落了111架在空中飞行的飞机，摧毁150架地面飞机。第99分队获得了上百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他们是唯一一个没有让一架轰炸机毁在敌机手中的护航飞行队。

1943年4月13日，罗斯福按计划出发，做一次为期16天的火车旅行，途中穿过南方腹地以及中西部，他要去视察军事基地和训练营。自从他上一次的视察旅行以来，已经差不多有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这位总指挥官迫切想亲自去摸清楚美国士兵备战的情况。

埃莉诺原本打算陪她丈夫一起去旅行的，但是当她得知安娜对约翰即将离开去北非而感到焦急不安并正在来华盛顿的路上时，她决定留下来陪女儿几天，然后在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陪富兰克林一同上路。约翰把出版报纸这样一份艰难而又单调乏味的工作交给她，而他自己却做出抉择到国外接受了一份令人向往的任务，安娜仍然觉得很难接受他这样的一个决定。“男人总是像小孩，我想，”埃莉诺对女儿说道。母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在你身边，”埃莉诺答应道。

埃莉诺不在时，劳拉·德拉诺和玛格丽特·萨克雷再次陪伴总统去旅行。罗斯·麦克因泰尔、斯蒂夫·欧利、格蕾丝·塔利以及巴西尔·欧科诺也一同在火车上，然而，根据汤米猜想，罗斯福所有的时间都和劳拉及玛格丽特在一起，“每天和她们共进两餐，只是偶尔让其他人与他一起吃饭。”汤米对劳拉·德拉诺感到恼怒，认为她是“一个专横傲慢的家伙”。她无法理解在这样的旅行中，总统一出门，整整一天都被成千上万的人围在中间，他确实需要放松休息，而和劳拉及玛格丽特在一起，他可以说他想说的话，而不用担心后果。

通常，玛格丽特负责照看总统的狗法拉。法拉极受大家的喜欢，无论什么时候它一从火车里面出来去舒展肢体、溜达的时候，总是能得到嗬啊的赞美声。劳拉也带来了一只狗，一只5个月大的爱尔兰猎犬。“她每一站都要下车，”汤米抱怨道，“找一个草丛停下来，等着她的狗拉屎，然后她就与任何愿意听的人进行详细的讨论。有一天晚上，她又下了火车，而特工处直至火车启动都没有发现。他们把她推上车，然后又把狗推上车，对此他们大为恼火。”

总统首先访问了位于南卡罗来纳州巴厘岛的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在那里聚集有2000名士兵，他们向总统致敬，并接受了检阅。正式仪式结束后，总统驱车到步枪靶场，在怒吼的风暴中，他亲眼目睹了一场精心安排的用加伦德式半自动步枪进行的打靶练习。

美国士兵再也不要用扫帚柄和火炉管进行训练了，他们看上去再也不是几个“肩扛玩具枪讨人喜欢的男孩子”。到1943年春天，距发布总动员仅3年时间，美国军队从不到50万扩增到430万，而且到年底总统已授权批准扩增到750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来没有创造过这么大的奇迹。“只需做一下设想并努力使之成为现实，”历史学家乔弗瑞·帕瑞特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进行的研究报告中写道，“这是精神上的一次了不起的令人激动的冒险经历。”

士兵们再也不像1940年9月时，一个个很娇嫩、体重过重的那个样子，当时总统第一次在纽约北部地区观看了军事演习。当第二天在佐治亚州的贝宁堡时，总统被告知正在受训的士兵们的腰围平均缩小了4英寸，而胸围却增加了1英寸，肌肉增加了10磅。驱车行驶在贝宁堡绿树成荫崎岖不平的路面，总统看到伞兵们分成82个大队从巨大的运输机上跳下来，他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预备军官们在布满曳光弹和炸药的作战演习区域迅速巧妙地躲来躲去。

“贝宁堡这个营地非常大，”罗斯福的海军助手威廉·利戈顿在他的旅行报告中写道，“而且今天在这里发生了如此多的有趣事情，在我的内心引起共鸣，这种感受只有在亲身观看第一次五人环形飞行队伍表演时才能体会得到。”参观完伞兵学校之后，罗斯福参观了步兵学校，在那里，步兵复杂训练的每一个阶段都进行了示范表演。“即使在步兵这样对技术训练要求最少的地面部队，”军事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在他对应征入伍人员资格取得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列兵必须懂得使用12种武器。他必须学会伪装与隐藏，排雷与探测饵雷，巡逻与阅读地图；搜集作战情报；对美军、盟军以及敌军飞机、装甲车和其他装备进行辨认；对被缴获装备的使用和处置；对战俘的审查；急救；战地卫生，以及长时间在户外和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如何维持生命和健康。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必须对其他很多东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尽管部队的最高指挥部对这些情况都了解，但是由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对志愿兵的混合编队，以及1942年规定的给予空军的优先挑选军队最优秀士兵的特权，这使得在全国范围内质量最差的入伍者在地面部队中占的比例数极为不协调。1943年的年中，地面部队的统帅、陆军中将莱斯利·麦克勒尔对这种情况极为担心，他认为由于地面部队“并不是国家兵力中具有代表性的”，所以美国士兵将遭受不可避免的巨大伤亡，他还认为空军和地面部队的优先权应该彻底调换过来。

第二天，在佐治亚州的奥格勒索普堡，总统视察了美国陆军妇女后备队的三个连。妇女们沿着阅兵场的边缘编队排列，个个身穿整齐干净的卡其布夏季制服，她们看到总统来了，非常兴奋以至于暂时忘了自己的军人身份，居然解散队伍向总统挥手示意。总统也无所顾忌地笑了，并向她们挥手。第二天在格鲁勃兵营，他享用了一顿美味佳肴，其中有色拉、墨西哥辣味牛肉干、通心粉、胡萝卜、法式油炸土豆条、春卷以及黄油。“在白宫我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他笑着说道，当然他指的是亨利埃塔·内斯比特这个蹩脚的厨师。

4月19日上午，埃莉诺和她的丈夫一同来到得克萨斯伍思堡他们的儿子埃利奥特的家。尽管埃利奥特在海外，罗斯福夫妇还是非常高兴有机会见到他们的儿媳露丝以及他们的三个孙子。“这是一个可爱宁静的家，”埃莉诺在那天的专栏中写道，尽管她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使她想起她那驻扎在非洲的儿子。“现在有多少这样的男人，他们的小孩要在婴儿期结束之后才能开始去学会了解他们，”她说道。照片、书籍、马鞍以及图画这一切都说明了她儿子的兴趣爱好，但是可能要多年以后他才能再回到家。

第二天，总统和第一夫人前往墨西哥的蒙特雷，与墨西哥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及其夫人共进晚餐。尽管这次访问直到那天下午才正式公布，但街道两旁围满了成千上万手持旗帜鲜花、怀抱儿童的人们。自从1933年总统实行的友好睦邻政策以来，罗斯福就成了拉丁美洲最受欢迎的人物，这项政策声明美国许诺在美洲的共和国国家中寻求平等与合作，并要求取消所有人为的贸易壁垒。与阿维拉·卡马乔夫人一道乘车时，埃莉诺非常自豪地用西班牙语进行简短的交谈，这是那年冬天她在华盛顿开始上西班牙语课的结果。第二天在得克萨斯的科波斯·克里斯蒂，总统向一群海军学员发表了讲话，然后观看了一场印象深刻的飞行表演，水上飞机向停在海湾的小小黄色漂浮物投下模拟炸弹之前，俯冲到水上50英尺的地方，这时这场俯冲轰炸表演达到了高潮。每一次直接击中目标，人群都鼓掌欢呼。在这个基地还有一个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的大型代表团，而且埃莉诺非常高兴地获知，“有些官员曾经非常坚决地反对她们，现在却提出要求让更多的妇女加入进来”。

在复活节的星期天，总统来到了堪萨斯的莱利堡，这是这个国家最为古老的军事营地之一，可以追溯到1852年。在骑兵学校俱乐部用过午餐之后，罗斯福向士兵们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这次的巡回视察与7个月前的上一次视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觉得在你们身上看到了那个无形的东西，”他说道，“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士气空前高涨。从观察军官们的脸色及倾听他们的谈话当中，他能看到这一点。从观看年轻士兵们经过锻炼获得的坚强体魄中，他能看到这一点。驱车在忙乱的营地训练场——不久以前还布满了灰尘和泥巴——他能看到这一点。“军队已经度过了发展时期的困难，而今天军队已是一支成熟的部队了。”他所看到的男女士兵们健康的面貌确实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承认，他开始转而同意埃莉诺最初支持的意见，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继续实行某种形式的兵役制。

一回到华盛顿，总统就与新闻界见面。“他的精神更加饱满，而且看上去他更加精力充沛，”记者们说道。他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美国的一切储备力量，人力、工业力量、农业力量以及精神力量”，都已被唤起，准备“全力以赴”去赢得战争的胜利。“他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进行千里迢迢的旅行，他经历了日晒、风吹和雨淋，他吃过火鸡、热狗、墨西哥辣味牛肉干以及由7个菜组成的墨西哥式晚餐，他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民众们打成一片。但是对他来说，这就是乐趣所在。这也是他最喜爱的一种放松方式。”

在总统忙于旅行的过程中，白宫的邮递袋装着一封内政部长伊克斯写来的令人不安的信，信中暗示日本人监管营的情况正在迅速地恶化。伊克斯提醒道，被疏散者，“刚开始能理解接受政府的决定”，现在却正变得越来越充满仇恨。“我认为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不必制造出这么一个敌对的群体，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伊克斯在信中写道。

总统对伊克斯信中的语气感到不安，他请求埃莉诺在回华盛顿之前顺路去一趟亚利桑那州的希拉河监管营。对罗斯福来说这是一个冒险的请求，因为正如他们了解的那样，他很清楚埃莉诺对这个疏散人员的最初命令表示强烈的反感。派她去调查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再一次把她扯进这桩事情之中。但是没有别的人能使他更加信任，并能如实地把发生的情况给他带回来。

希拉河监管营安置了1.2万人，它是战时重新安置局为安置10万名被疏散者而建立的10个永久性监管营当中的一个。其他的还有怀俄明州的哈特蒙挺、犹他州的脱帕兹、加利福尼亚的曼扎纳尔以及爱达荷州的米尼多卡。希拉河监管营位于沙漠的中间地带，要忍受气温的变化，在夏天可达华氏125度，在冬天却可以达到零下华氏30度。一个被疏散者写道，在夏天，“你手里不拿一块手帕的话，就根本不能去握门把手”。在夏日的晚上，被疏散者们全部睡在户外，有人睡在湿漉漉的床单中，有人用湿毛巾盖在头上。

埃莉诺于4月23日到达，正好躲过了夏日太阳带来的让人无法忍受的酷热，尽管如此，还是她碰上了盘旋飞扬的尘土，使人头发变得灰白，嘴里灌满沙子，眼睛变得红肿。“它使你窒息，使鼻子、喉咙发炎疼痛，”她写道。对许多被疏散者来说，在沙漠监管营中形影不离的尘土才是头号敌人。“它在身体上无孔不入，”一个被疏散者写道，“它从房间的每一个缝隙中钻进来，这样的缝隙一个房间里有成千上万处，灰尘从屋顶撒下，它穿过衣服，粘在你身上。”

埃莉诺在战时重新安置局局长迪伦·迈尔陪同下参观了这个监管营，该局负责管理这10个拘留中心。迈尔为埃莉诺的精力所折服。她“视察了该中心一切重要的地方，”他写道，“包括医院所有的病房、学校以及服务性活动的所有方方面面，以便能够向总统汇报。”

埃莉诺在短暂停留结束后，对日裔美国人的创造发明以及忍耐力愈发钦佩。尽管风沙很大，被监管者们还是建起了一个富有生产力的社区。在监管营周围的土地上，他们饲养牲畜，种植蔬菜，足以满足整个拘留营的食用需要。一个装有伪装网的工厂已在生产，完全出乎意料。在监管营内，被疏散者开办了他们自己的理发店、牙科诊所、报纸、成人教育课程、电影院以及政府。总的来说，在这10个监管中心，超过25％的成人报名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课程，包括心理学、英语、美国史、细木工艺、无线电修理、自动机械学以及速记，其中英语和美国史是最受欢迎的两门课程。

“一切都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埃莉诺惊叹道，人们不停地在对他们用石灰水刷得雪白的兵营进行加工，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手工做的纱窗在一排居住区的中间营造出一种有个性和清静的气氛，否则看上去就显得完全一模一样了。“有时会发现小小的日式花园，有时会看到蔬菜和盛开的鲜花。有人用黄麻袋布和从包装箱上取下来的木片临时凑合做成临时代用的门廊和遮阳窗帘。”

埃莉诺观察到，在计划办学校的过程中也运用了极大的创造发明。在这10个监管中心有将近3万日裔美国人的学龄儿童。在这些怀有敌意的地方，教育当局为他们建立学校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求亚利桑那大学提供图书馆的藏书以及要求教员开设讲座的请求总是遭到拒绝。“我们正在战斗，”亚利桑那大学的校长阿尔弗雷德·阿特金森说道，“而且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在缺少校舍的情况下，不同的营房被改作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图书馆。在其他营房，人们在它们的墙上贴满了纸花和画，并将这些营房改作洗衣房、娱乐中心以及食堂。埃莉诺注意到，食品很充足，尽管正如一些报纸谴责的那样，这些被疏散者根本没有得到“悉心照料”。

从表面上来看，在希拉河监管营的日常生活，似乎让人可以忍受。被疏散者有体面的住房、给养以及工作。但是埃莉诺从长期的实践中学会了透过表面来看本质，这样才能了解她视察的这些机构中人的内心世界。她意识到，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失去自由：带倒刺的铁丝网以及站在监管营四周岗亭中全副武装的警卫。规定要求所有的人在营房一直待到9点，10点一到就熄灯；警卫们接到命令，任何人只要接近铁丝网20英尺近的地方就可以开枪。

不管战时重新安置局多么努力想使监管营变得看上去像是一个普通的社区，这一群从来没有被谴责做过任何坏事的人却仍遭受囚禁和接受感化。无论教师多么激情满怀，也无法向公民和这些基本权利被剥夺的居民传授美国民主的基本准则。“向你坦白地说吧，”琼斯夫人叹道，她是战时重新安置局指派的一个小学教师，“教他们向国旗敬礼，这使我很尴尬。我们的国家是不可分的吗？这代表所有人的正义吗？这些问题不断地在我的脑海出现。”

埃莉诺意识到，除了失去自由，还有就是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由于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父母无法像以前那样对他们的孩子进行严格的管教。“大家都在食堂吃饭，”一个希拉河监管营的居民解释道，“家庭的用餐模式已完全被打碎。餐桌上的礼节被忘记了。交谈也不可能了。”

在监管营这样完全颠倒的世界里，在美国生长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日本移民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年轻的查尔斯·菊池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而且我们是美国公民，这个事实也是一个优势。以前从来不让他们的女儿去跳舞的许多父母现在也不极力反对了。由于所有的人——用刀叉——吃同样的东西，所以再也不会为吃哪种食品而发生矛盾冲突了。总的来说，在美国生长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日本移民感到高兴的是他们再也不用上日本语学校了。”

“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富有冒险的经历，”高中生石原次郎说道，“但是对年纪较大的人来说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很长时间过后，当我自己成了父亲，并且意识到当有一天我的父母醒来发现他们生命所依赖的所有生活习惯都被剥夺，他们是多么的难以接受，这时我才理解这一点。”

“今晚有点感到对不起爸爸，”查尔斯·菊池在到达监管营后不久写道，“他把他的三把电动剪刀挂在墙上，汤姆为他做了一个理发用的桶背椅。当他用过剪刀后非常轻柔地把它们擦洗干净时，看上去有点怪可怜的。他可能意识到他再也不能管教一家子人了。”

1943年1月28日陆军部做出决定，允许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本移民应征入伍加入到特种部队，接受训练以备作战。到这个时候，埃莉诺开始明白，两代人之间的分歧不知不觉地在加剧。尽管新的政府受到在美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日本移民的热情欢迎，他们踊跃去报名从军，但是，就不允许自愿参军的第一代移民美国的日本人来说，他们更加绝望，因而精神萎靡不振，哈罗德·伊克斯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亨利·海老原在给史汀生的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当我看到你宣布的命令，给予在美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日本移民自愿参军、主动履行战斗职责的机会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同时我也很难过——难过的是因为根据你们现行的法律，我是一个敌对的外国人。我22岁，拥有美国式的思维，美国式的行为举止，与其他任何公民一样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我出生在日本，我两岁的时候，我父母把我带到美国。请给我一个参军的机会。当国家正在为维护自由人权利而战斗的时候，一个民主的国家怎么能允许像籍贯这样的技术性问题成为一个障碍呢？”

埃莉诺考虑到监管营中情绪日益低落的综合原因，所以做出决定，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放宽这个排外命令的限制，允许日本人回到他们的家园，“重新开始独立的富有成效的生活”。迪伦·迈尔表示同意，既然军事上的需要可以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合情理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该是打开监管营大门的时候了。

“消除错误总比当初做到不犯错误更加艰难，”埃莉诺说道，“但是我们很少有先见之明。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尽力去改正过去的错误。”

总统仔细认真地倾听了埃莉诺的汇报。尽管他不承认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但是对她的看法表示同意，认为“受到任何形式的监管几乎不可能保证有正常的美国式生活”，并说“对未来最美好的愿望就是鼓励在全国范围内对日裔美国人进行重新安置”。但是同时他也收到了史汀生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他急于采取行动，那么会导致公众大规模的强烈抗议。陆军部的观点认为最近表现出来的精神低落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一个邪恶的、有精密组织的、亲日的少数分子集团”所搞的活动，这些活动在每一个重新安置计划中都能发现。史汀生认为，第一步是先把这些煽动闹事者清除出来，安置到图尔湖的一个单独的监管营，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才可以采取措施批准释放剩下的被疏散者。

总统支持史汀生把闹事者隔离开来的决定，但是他答应过埃莉诺他将会见迈尔并商讨出放宽规定的办法，以便可以向那些有工作并有地方可去的个别日本人发布允许离开监管营的命令。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麻烦，但是到1943年底，包括那些参军的和那些有工作而允许离开的人在内，将近1/3的被疏散者离开了监管营。

第17章　“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到1943年，华盛顿和其他任何在战争期间新兴的城市非常相似——自从1940年以来它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人们已经不可能找到体面的住房，到处都是穿制服的人，汽车奇缺，公共汽车过度拥挤，而且生活费用很高。大多数新来者都是妇女，想在迅速增长的联邦政府机构中谋求一份打字员和职员的工作，政府机构的各个部门迅速地遍及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有丑陋的临时大楼、旧学校、公寓和住宅、体操房和溜冰场。她们被叫作女童子军，或是政府女孩；她们手提公文箱乘公共汽车和火车去上班，住在特别为她们搭建的巨大的宿舍里；由于她们的帮助，新闻记者大卫·布林克利写道，“在4年的战争中联邦政府比它以前的所有时候创造的纪录都要多。”

5月11日，华盛顿沐浴在温暖的春日中。情侣们在沿着波托马克河岸散步，闲逛者在绕着反省塘散步。在这样的好天气，总统通常会抽时间在弗吉尼亚的山林中驱车慢行，享受这美好的时光，但是由于丘吉尔首相定于那天晚上到达，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罗斯福不得不在他的办公桌旁度过一整天，整理信件。

那天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在下午2点30分，那时他正接待苏联艺术家伊丽莎白·肖马托夫夫人的私下造访。肖马托夫夫人是应露西·拉瑟福德的邀请为总统画肖像的。考虑到露西对他婚姻产生的影响，以及考虑到他向埃莉诺许下永不再与她见面的诺言，罗斯福决定使肖马托夫夫人的来访成为一个秘密事件。

肖马托夫夫人6年前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艾肯见过露西·拉瑟福德，当时露西的继女爱丽斯·拉瑟福德委托她给露西画一幅肖像。第一次与露西见面给她“印象非常深刻”，肖马托夫夫人回忆道，“像她家庭的其他人一样，高高的个子，很漂亮，和蔼，令人赏心悦目，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她出众的容貌，而是她脸上流露出的那副喜气洋洋的样子，特别是她的微笑。”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家，肖马托夫夫人注意到露西穿的衣服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就好像故意要缩小自己与丈夫之间30年的年龄差距”。

肖马托夫夫人第一次见到温思洛普·拉瑟福德时，他已75岁高龄，身体虚弱。尽管她是来给露西画肖像的，但是露西要求她去给她丈夫画。“温思洛普·拉瑟福德，尽管年事已高，”肖马托夫夫人后来回忆道，是她曾经给画过的人当中“最为潇洒的男人之一”，“而且肯定是最有贵族气质的”。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英国贵族，轮廓鲜明，眼睛敏锐，嘴的四周是一副嘲弄的表情”。奇怪的是，肖马托夫夫人留意到，“他的脸有些地方似乎模模糊糊地与罗斯福相像”。

在那次首次会面期间，肖马托夫夫人观察到拉瑟福德家里一天的日常生活，她不禁对露西给予她丈夫的那种不知疲倦的关爱惊讶不已。“一切事情都围绕他转，他们的生活要适应于他的那一套病人的生活起居规则。她晚上从来不外出，完全视她的存在会给他带来幸福和舒适。”在将近20年的婚姻中，露西成了温思洛普五个孩子的母亲（第六个在他们婚礼的前夕去世了），后来她自己生了一个女儿，叫芭芭拉·拉瑟福德。肖马托夫夫人第一次见到露西时，芭芭拉14岁，是艾肯费马特高级女子中学的学生。看到露西和她的大家庭在一起，肖马托夫夫人说她“很少看到有哪个母亲能像露西那样受到她前夫所生的子女如此的尊敬和爱戴”。

对拉瑟福德夫妇来说，正如艾肯冬天聚居地的大多数居民一样，社交繁忙季节从10月中旬一直延续到复活节之后。在这几个月里，日历上写满了慈善晚会、义卖市场以及运动会这样的日子，包括一年一度的狩猎早餐会，在帕梅托高尔夫球俱乐部举办的定点越野赛跑，以及在艾肯一英里赛马场举办的纯种马赛。在二三十年代，温思洛普和露西·拉瑟福德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拉瑟福德的名字频频出现在《艾肯标准评论报》的社会专栏上。自从温思洛普生病以来，露西过着更为宁静的生活，但是拉瑟福德孩子身上发生的事还是经常见诸于当地的报纸。有关于运动成就方面的报道——所有的四个男孩，小温思洛普、约翰、雨果以及盖伊，都是杰出的运动员，是得过冠军的高尔夫球选手、网球运动员以及单人双桨赛艇运动员——而爱丽斯和芭芭拉都非常擅长骑马。还有关于社交约会和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晚会方面的报道。孩子们喜欢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活动确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露西对第一幅肖像画非常满意，她再次邀请肖马托夫夫人来到他们在新泽西阿拉曼奇的避暑别墅，为她的丈夫和他的六条狐狗画第二幅画。正是在阿拉曼奇，一个有月光的晚上，肖马托夫夫人回忆道，她和露西驾车行驶在林区的公路上，这时露西第一次谈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肖马托夫夫人听到过传闻，说露西在结婚之前和富兰克林有过一段恋情，但是这一次露西只是谈到了他的领导才能，“他那非凡的工作能力，对所做的任何事情充满活力的工作方法”。

直至1943年春天，肖马托夫夫人重回艾肯进行一系列其他肖像画创作，这时话题才回到罗斯福身上。“你真的应该为总统画一幅肖像，”露西对她的朋友说道，“他有一张非常与众不同的脸，还没有一幅画像能刻画出他真正的表情。我想你能画出一幅精妙绝伦的肖像。如果安排好的话你能为他画一幅肖像吗？”肖马托夫夫人对这个挑战既高兴又有点胆怯。第二天上午，露西打电话来说她已和华盛顿通过电话，而且总统将在两个星期后即5月11日摆好姿势让她画像，听到这里，肖马托夫夫人一下子惊呆了。“我不知道整个事情怎么能够安排得如此之快，”她承认道。

答案在于罗斯福仍然深爱着他曾经爱过的女人。虽然分离能使爱情慢慢消失，虽然遗憾能被日常琐事所抑制，但是仍然会有回忆。这个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而放弃露西的男人肯定还觉得他有权利去满足一个老朋友合理的愿望。

长期以来，富兰克林与露西之间情谊的表露令人难以捉摸。在二三十年代，只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闻说他们曾经见过面，说露西作为罗斯福的一位特殊嘉宾出席了他的第一次就职典礼，当时她半个身子隐藏在一辆停靠在人群边上的轿车里。在这20年间，有关他们接触过的其他记录就是露西在1927年写的几封话家常的信，第一封信恭喜罗斯福当上了安娜第一个孩子的外公，第二封讲的是与孩子在欧洲过暑假的事情。只要温思洛普·拉瑟福德健康强壮，只要米西·莱汉德把守白宫的大门，那么，进一步接触的风险肯定是相当大的。

反映他们私下见面的第一个线索在1941年8月1日星期五，这在白宫礼宾官的手写日记中可以找到。除了每天在总统的日程安排上打印出来的一系列正式约会之外，白宫礼宾官还要作手写笔记，里面写满了预先安排的约会前后他的活动情况：去医生办公室的次数，在泳池锻炼的时间，在地图室逗留的情况，他私下会见的客人。那天晚上8点40分，手写日记中记录了保罗·约翰逊夫人的造访。罗斯福的特工人员威廉·西蒙斯认为，“约翰逊夫人”是露西·拉瑟福德的化名。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在8月1日拜访总统的约翰逊夫人就是露西·拉瑟福德，但是她单独与他见了面，并与他在一起一直待到晚上11点。第二天晚上，她又回来吃晚餐，直至将近半夜才离开，这些事实证明她肯定是罗斯福一生中很特殊的一个人物。

第一次见面的时机安排很有意思。温思洛普·拉瑟福德最近患上了中风，成了一个卧病在床的病人。在他生病的早期，病情很严重，露西向罗斯福求助过，也许要求见沃尔特·里德。这样他们又续旧情。在同一时期的这几个月中，露西的母亲被安置到马里兰州洛克维尔的威弗利养老院，而且她唯一的妹妹维奥莱塔已经移居华盛顿，这都使露西有理由去华盛顿。对罗斯福来说，时机也是恰到好处，米西患上中风还在住院，正在恢复，而埃莉诺正在坎坡贝洛参加暑期领导培训学校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

3个月后，“约翰逊夫人”在她女儿（可能是芭芭拉·拉瑟福德）陪同下，在11月9日来到了华盛顿。傍晚这两位女士和总统一起品茶，然后约翰逊夫人在罗斯福的书房单独与他共进晚餐。当时，埃莉诺正在纽约。12月，年轻的芭芭拉独自访问白宫，在罗斯福的书房里与哈里·霍普金斯及总统共进晚餐。第二年春天，约翰逊夫人来吃过两次饭，然后在10月份，当埃莉诺前往英国时，她又来过一次，当天与他共进晚餐，第二天与他一道品茶。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即使他们早期的恋情仍然没有熄灭，他们俩也都不可能会让别人知道的。

当肖马托夫夫人在1943年5月的一天来到总统办公室时，他非常友好地接见了她，她后来写道，他的手似乎隔着整个房间就伸了过来。“拉瑟福德夫人好吗？芭芭拉好吗？”他问道。在摆姿势的整个过程中他“兴高采烈”，详细地谈论了在美国的大量难民，以及苏联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最近的来访。当肖马托夫夫人完成她的素描时，她认为他灰色的西服和蓝色的领带太单调而与画面不太适合。总统笑了，然后建议穿上他最喜爱的海军制服披风。棒极了，这位艺术家回答道，然后完成了这幅肖像。一星期后，她回到了艾肯，把这幅潇洒的画像送给了“开心的”露西。

丘吉尔于5月11日晚上到达华盛顿，此时正是北非盟军战斗将近成功结束之际。两天前，轴心国军队在突尼斯向盟国军队无条件投降。

盟军进行了一场长期的战斗，出乎意料地长。在法属北非尝到第一次成功的喜悦之后，盟军进攻突尼斯时却遭到了被称为伟大的“沙漠之狐”的德国将军埃尔温·隆美尔所率德军增援部队的强烈抵抗。2月20日，在卡塞琳关隘，缺乏经验的美军遭遇到德军坦克、大炮和俯冲式轰炸机的第一次闪电袭击。尽管美军进行了英勇抵抗，经验老到的德国军队还是智胜了他们，他们构筑的关隘防御工程不堪一击，他们的坦克没有充分武装，他们的装备低劣，他们的排雷训练不够，而且他们空对地的通信有故障。德军突破了这个关隘，摧毁了大批的武器，俘虏了成千上万名美军。

卡塞琳关隘之战两星期后，一封寄给柯宁街梅·斯蒂福尔太太的电报到了红栋小镇的西部联盟火车站，这个镇位于伊阿华州，人口6万。“陆军部长希望我能表达他深深的遗憾，你的儿子丹尼尔·斯蒂福尔……在战斗中牺牲了。”15分钟后，第二封电报又到了，通告斯蒂福尔太太她的第二个儿子弗兰克也在战斗中牺牲。几分钟后，斯蒂福尔的女儿玛丽得到消息说她失去了她的丈夫丹尼尔·伍尔夫。随着夜晚沉闷地过去，电报不断地到来，一共有27封。位于第二大街的吉勒斯拜一家失去了两个儿子——22岁的查尔斯和20岁的弗兰克。杜安·多德和他的堂兄弟哈尔勃特家的两个儿子也丧生了。

这些家庭的人聚集在西部联盟车站旁边的约翰逊旅馆的休息室里，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想起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的报道，一个叫卡塞琳关隘的地方发生了一场艰苦的遭遇战，但是直到几个星期后，这个小镇的人们才能慢慢明白他们的国民警卫队在一场战斗中全军覆没。红栋镇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比美国其他任何城镇的损失都要大。仅在两年前，第十三连的士兵们肩并肩地穿过大街小巷雄赳赳地开往战场，但是现在他们的名字已一起被列在官方的阵亡名单上。

伊阿华州的红栋小镇，是“我们在海外时经常梦见的故乡”，一个士兵在战争结束后这样写道，“人们过着富裕而满足的生活，星期天可以享用鸡肉和蓝色浆果，可不知为了谁的缘故，我们在打仗。”朝中心大街看去，可以看到J．C．佩宁和蒙哥马利·沃尔特百货商店的临街地方粉刷一新，可以看到哈得孙州公园的砂岩结构，还有，在对面可以看到绿色鹦鹉冷饮室里面挤满了年轻人。在通往红栋小镇路上的大戏院，星期六，小镇四周的农民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看两片连映的电影。这个小镇上的每个人都认识阵亡名单上的人。

到3月份，美军从卡塞琳关隘战役的大逆转中恢复了过来，并积极地向前推进。到4月份，在巴顿将军的指挥下，美军最终与蒙哥马利领导的从两千英里远的地方开始进发的第八军团会合。轴心国的军队被迫往东进发，在突尼斯的北端陷入困境，在那里他们宣布投降，将近25万的德军和意军士兵被俘虏。盟军在北非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突尼斯的胜利给5月份的首脑会晤带来了愉快的气氛，这次会晤被称作“三国首脑会议”。会议前夕，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次能够俘虏德军，美国人像孩子一样开心极了……我的思绪经常回到北非，回到我们的士兵身边……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想法就是他们落到了文明的对手手中。”对丘吉尔来说，他不禁想起自从上一次他坐在总统办公桌旁听到托布鲁克失守的消息以来情况发生的惊人变化。他可能永远也忘不了总统当时的举动给了他多大的支持。

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斯大林格勒、瓜达尔卡纳尔、阿拉曼和突尼斯，盟军证明轴心国的军队在战场上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正如马丁·吉尔伯特所写的那样，这些地方位于轴心国控制地区的周边地带。欧洲大陆以及东南亚广阔的岛屿地区，仍然处于那些战争发动者的军事统治之下。同盟国尽管最近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仍然处于广阔地区的边缘，这些地区面临着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有待去摧毁。

三国首脑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发动穿越英吉利海峡进攻的时机——具体说来就是，当8月份的某个时候进攻西西里的战斗完全结束时，对从中解脱出来的20个师将作何安排。结果旧时的分歧再次出现。丘吉尔想用这些兵力去进攻意大利，把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再往后推迟；罗斯福想把这些士兵派到英国去建立一个庞大的军队以便1944年春天进攻法国时派上用场。在接下来的几天，讨论变得越来越激烈紧张，但是首先，罗斯福坚持道，该是喝饮料吃饭休息放松的时候了。

由于埃莉诺前往纽约参加关爱欧洲儿童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因此总统请他的女儿安娜当他晚宴的女主人。安娜在这星期的早些时候就来到了华盛顿送别她的丈夫，因为他要远航到北非去。她对父亲的请求感到十分兴奋。从少女时代起，她一直渴望能得到父亲的重视，为他所需要。其实，从她童年时代起，招待客人的概念来自对父亲的记忆，她父亲下班回来后总是把自己和抽雪茄烟的政客们关在一个房间里，一待好几个小时。不准去打扰甚至都不能朝里面偷看，而现在她已得到邀请，取代她母亲的位置，进入到她父亲政治生活中的隐秘场所，她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

安娜坐在总统的对面，她的左边是霍普金斯，右边是丘吉尔，安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蓝蓝的眼睛熠熠发光，热情四射。晚餐后招待宾客们观看一部尚未发行的影片《英伦之战》。影片精彩极了，安娜告诉约翰，“连首相都流泪了。”总的来说，安娜充满热情，整个晚会“极其有趣”。

那个周末，总统带丘吉尔来到香格里拉，一同前往的还有埃莉诺、安娜、霍普金斯和比弗布鲁克。当宾客们挤进汽车开始长达两个小时的旅行前往森林茂盛的马里兰休养胜地时，埃莉诺坚持让丘吉尔坐在后排富兰克林的旁边，而她自己坐在较小的前排座位上。丘吉尔不同意，坚持认为罗斯福夫人坐在她丈夫旁边比较合适，这场意愿之争持续了3分钟，丘吉尔回忆道，就像“英帝国在发动一场战争”对付令人望而生畏的罗斯福夫人。最后，埃莉诺心软了，同意坐在她丈夫的身边，而丘吉尔则坐在前排。

当车队将至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时，丘吉尔询问他是否能看看芭芭拉·弗里奇的家，当南部联军经过时她把一面联邦政府的旗帜插在她家阁楼的窗户外面，她的勇气给约翰·格林利弗·惠特尼的诗《芭芭拉·弗里奇》带来了灵感。这场讨论激励了罗斯福，他引用了其中几句著名的诗句：“‘如果你一定要开枪，那就对准这白发苍苍的头颅开吧，但是不要对准你的国旗，’她说道。”很明显，罗斯福只能背出这些，这时，丘吉尔接下去，凭记忆背出了整首诗。当同伴问他30年没念过这首诗怎么还能背出来时，丘吉尔却继续对葛底斯堡战役进行了一番高谈妙论，并对斯通华尔·杰克逊和罗伯特．E．李进行了详尽评说。

丘吉尔的记忆力、机智以及渊博的知识给埃莉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总是引经据典，而且能引用长篇的诗歌，”她在给拉什的信中写道，比弗布鲁克勋爵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完全被安娜迷住了，而且还帮助她写文稿”。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明显对自己丈夫的个性引以为豪的她评论道，“具有和我们家那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一样多的地理知识，在历史知识方面以及对当今整个局势的了解也不能与他相比，他讲话的口才远远胜过他们，总是能让安娜和我开心不已。”

在前往香格里拉的旅行中，总统告诉丘吉尔他正盼望着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摆弄他的邮票。后来，丘吉尔坐在他的身边，“饶有兴致、一声不响地在一旁观看了将近半个小时，看他把邮票一张张插进去，每一张都放在恰当的位置，把国事暂时撂在了一边。”但是很快，丘吉尔注意到，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将军驾到，带来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封加急信，“罗斯福难过地把邮票撂在一边，又全身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安娜向约翰汇报说，那天晚上非常有趣，尽管她发现，“首相在整个晚宴的过程中都在剔牙齿，而且无拘无束地在吸鼻烟。伴随吸鼻烟而引发的喷嚏几乎把屋子的地基都震动了，然后他又使劲擤了大约三次鼻子，声音大得像雾角。”但是谈话却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安娜也是兴高采烈，丘吉尔、罗斯福和比弗布鲁克在互相争着讲故事。当埃莉诺坚持讲一个她自己的故事时，带来了唯一的一次不愉快，“她太过明显地表露出对某个女士的讨厌（极可能是玛莎公主），而这个人，你、我还有老头子却都喜欢。”

上午，总统带丘吉尔到附近的小溪去钓鱼。“他小心翼翼地站在小溪边，”丘吉尔写道，“想去诱惑敏捷而又狡猾的鱼。我自己在其他几个地方也试了一会儿。虽然一条鱼也没钓到，但是他似乎玩得很开心，在剩下的一天时间里精神很饱满。”

令人放松的周末结束之后，总统一行从阿勒格尼山下来，回到了华盛顿。在那里，斯蒂姆森写道，在总统和首相之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僵局”。“英国人对继续进行波列罗（行动计划）犹豫不决。而且正竭力把我们的精力转移到更多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冒险活动上面。幸运的是总统似乎立场很坚定。我和马歇尔谈过……在这件事情上有我的支持他似乎很高兴，因为整个事情的重担落到了他的身上。”

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天，争论持续的越长，就会变得更加激烈。随着紧张局面的升级，丘吉尔的心情越来越不好，从生气到愤怒再到绝望。一场激烈争论之后，莫兰勋爵发现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皱着眉看着地板。“总统不愿意把压力交给马歇尔，”丘吉尔悲叹道，“他不赞成登陆意大利。这很让人泄气。我越过大西洋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不能让事情就此罢休。”至于马歇尔方面，他认为丘吉尔的行为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而霍普金斯觉得他“有点闷闷不乐——对温斯顿来说就是如此”。

就在丘吉尔准备离开之际，达成了一项妥协：起草一份总体上的解决方案，呼吁盟军最高总指挥官“在利用爱斯基摩人计划时（盟军进攻西西里）要计划好各项行动，比如要做出精确计算将意大利从战争中完全排除出去。同时还要牵制德军的最大数量的兵力”。换句话说，除非自己确信这样的行动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不会削弱穿越英吉利海峡进攻的准备工作，否则罗斯福不会愿意去考虑是否有可能进攻意大利。这可不是丘吉尔需要的进攻意大利的坚定承诺，但是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

5月27日，丘吉尔的离去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全都松了一口气。尽管大家都敬重首相，总统的助手威廉·哈瑟特评论道，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客人——像鱼一样喝酒，抽起烟像烟囱一样，作息时间没有规律，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生物钟完全颠倒”。即使是富兰克林，埃莉诺说道，虽然“他真的很喜欢首相，而且认为最终他会管住自己的，”但他也被弄得精疲力竭了。丘吉尔离开的那天上午，罗斯福带着玛莎公主和哈里·霍普金斯来到海德公园，在那里整整3天他每天都睡上10个小时，这才从丘吉尔的来访中完全恢复过来。

当6月2日总统回到白宫时，令人头痛的消息正等待着他，全国的煤矿工人在约翰．L．刘易斯的领导下，已经举行了罢工。几个月来，刘易斯正忙于和战时劳工委员会进行一场拉锯战，要求为矿工每天增加2美元的工资。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看家本领，包括威胁进行罢工，但是他无法动摇战时劳工委员会的立场，任何加薪都将违背为了限制工资增长和生活费增加而由总统在前年颁布的“小斯蒂尔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只有在有必要纠正严重的工资失调或者严重不公平的情况下，才可以允许加薪。战时劳工委员会最近的拒绝书墨迹还未干，刘易斯和矿工们就决定罢工了。

罢工的后果——50万矿工离开工作岗位，3000多家矿场关闭——是灾难性的。没有煤来加工铁矿石和给钢铁厂提供燃料的话，11座高炉不得关闭。钢铁产量大大降低。铁路修建计划由于缺乏燃料也被缩减。枪支和坦克的生产速度也放慢了，一连串的损失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

当罗斯福在与伊克斯和吉米·拜恩斯进行长时间会谈的过程中考虑作决定时，来自公民和国内外士兵们愤怒的信件大量涌入白宫。“允许约翰．L．刘易斯耍这样的花招，你真该打屁股，”索菲亚·卡罗尔从马里兰州来信写道。“我认为对于我们所处的困境，你和约翰．L．刘易斯犯下了同样的罪行，”埃丝特写信道，“你娇惯他，宠坏了他，以至于他认为自己也是总统。”

美国现役军人中更是一片咒骂谴责声。根据《星条旗报》报道，约翰·阿德金斯说出了90％士兵的心声，他从北非写来一封信：“美国士兵在这里流汗、流血，牺牲自己保卫美国，甚至保卫罢工权，而那些在家的人竟然有脸不去工作。”

“那些矿工属于哪一种卖国贼？”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责问道。“我刚刚与一飞机的士兵从北方飞回来，他们在阿图飞行战斗中受了伤，其中有一个失去了一条腿……他整个一生全毁了。想象一下吧，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会感到多么令人困惑……发现大后方的守卫者们在讨价还价，要在大把的工资上面再增加一两美元。”

“如果我在前线，当有哪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吓坏了或是累极了而不愿意去参加战斗或是往前冲时，我会向他开枪，”另一个士兵约翰·杰卡说道，“除非我的价值观完全被扭曲了，他的所作所为和罢工的工人是一样的。”

随着罢工的继续，公众对矿工的愤怒转而发泄到整个工人运动上。劳工部发言人想澄清是非，指出绝大部分的工会领导遵守了在珍珠港事件后做出的不罢工的许诺，但这都是徒劳。确切地说，不满的雇员们不时地搞一些自发举行的野猫式罢工。1942年7月，通用公司底特律内燃机车分公司的员工们大为不满，因为他们的部门不包括在被批准加薪的行列，结果分散在各地的员工一起罢工。几个星期后，当他们的机器安装了新的传动装置时，门罗汽车装备公司的工人们对“增产而不增加工资的要求”提出索赔，并举行罢工。大多数这样的野猫式罢工很快得到了解决，而且生产并没有受到多大干扰。但是由于国家在作战，公众们不愿意去做仔细的鉴别，绝大多数人认为罢工应被视为违法。

在国会大厅，抗议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43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同支持通过《史密斯—康纳利法案》，对在国有企业煽动罢工的任何人都要强制给予严厉的制裁和严格的限制。这个法案对整个工人运动来说是一个不光彩的失败。“产业工会联合会认为，”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菲利浦·默里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道，“这个法案如果通过成为法律的话，将会直接对我们国家为战争付出的努力构成最为严重的打击，而且简直就是一场重大的军事灾难。”

埃莉诺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她对整个局势感到极为恼火。尽管她无法容忍对战时生产极其重要的工厂企业的停工，但是从她对阿巴拉契亚地区煤矿的访问中，了解到矿工们也真的有委屈，非常需要加以纠正。她看到矿工们住在没有粉刷过的简陋小屋里，院子里都是烂泥，屋子位于泥泞街道的两旁。她能理解矿工们承受的巨大危险——1941年，由于瓦斯爆炸，通风不良，支架有缺陷，以及冒顶，有64764名矿工丧生或受伤。她亲眼目睹了矿工们的无助，他们不得不依赖高价的公司商店，这些商店从他们每周的工资中扣钱付账，使他们一辈子“欠着债”。“我看见过只装着3美分的工资袋，”她说道。尽管有这些原因，她仍然认为，“要根据过去的10年中矿工及其家庭的经历来促使罢工的解决。我认为他们有权利享有某些特权。”

埃莉诺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但是总统倾听了她的意见，尽管他对约翰．L．刘易斯很恼火，以至于私下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开玩笑说：“如果刘易斯自杀的话，他会高兴辞去总统的职务。”但是在公共场合他极力控制住不发脾气，他要让事实来说话。“我理解矿工们对他们工会的一片忠心，”他说道，他说话时的样子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难过。“我国矿工条件所取得的任何一点改善我都衷心地支持，而且现在我也不打算抛弃他们，但是，作为美国总统，陆军的最高总指挥，我也不打算放弃我的义务和责任。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恢复采煤。”

以战时紧急权力的名义，罗斯福命令伊克斯以政府的名义接管煤矿。同时，他下令50万矿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提醒他们是在为政府工作，“从事基本的战争工作，这是他们的职责，就像他们在部队中的儿子、兄弟履行他们的战争职责一样。”斯蒂姆森要总统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提醒矿工如果他们拒绝回去上班，他们就会被征召入伍，但是罗斯福对是否将征召入伍作为一种惩罚暂时还犹豫不决。

当刘易斯正在决定如何做出反应时，一个电话给一个罢工的矿工带来一个让人难过的消息，他的儿子在海军服役，在太平洋战争中牺牲。“我不是卖国贼，”这个矿工喊道，“我他妈的不是，我要一直罢工到底直至地狱冰冻。狄克为之战斗的是一桩事情，我为之战斗的是另一桩事情，而这两桩事情并非毫不相干。”但是在罢工进行到第六天，刘易斯下令他的人重新回去工作。

但是《史密斯—康纳利法案》这个棘手的问题仍然摆在面前，这个法案已送到白宫的文件袋里等待总统在6月中旬签字。“如果我是罗斯福的话，我不会签的，”埃莉诺向乔·拉什吐露了她心中的秘密，“但是我还够不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能够对国内的趋势做出判断。”威廉·哈瑟特表示赞同，“这是一个糟糕的法案，如果批准了，那么工会定然会因此而失去那些经过千辛万苦而赢得的东西。”

陆军部认为总统应该对这个立法进行签字。“尽管这个法案不完善，”斯蒂姆森写道，“但在关键的问题上它还是有足够多的优点，能使在国内的年轻人像战士们一样毫无二致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使这个法案的通过成为一个重要性的道德问题。”

全国上下都非常支持这个法案。一个来自田纳西州西旺尼的妇女，在给总统的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这些人民对你和你对待工会的没有骨气的做法已经感到厌烦……当你首次入主白宫时我是你的一位狂热崇拜者，但是现在我却巴不得你早点下台。由于你和你对待工会的态度以及罗斯福夫人和她对待黑人的态度，这里的情况简直是糟透了。”

总统让全国人民和国会耐心等待，给他最大限度的时间——9天半加两个星期日——他要仔细考虑他的决定。6月25日下午3点15分，他的答复送交国会：他已决定否决这个法案。“但愿这次不会有人误解促使我否决这个法案的理由，”他在开头写道，“在战争期间我坚定不移反对罢工。我会毫不犹豫运用政府的权力来阻止它们。”他非常明白，他说道，这是美国人民的意志。“任何战时的工作都不可以受到罢工或停工所干扰。”但是美国人民应该意识到，在1942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99.95％的工作运转正常，没有罢工，而只有0.05％的工作由于罢工而受耽搁。这个记录在这个国家是从来没有达到过的，这个记录比起战时我们盟国的记录也毫不逊色，甚至更好。”

他承认确实常常有必要制定法律“让极少数的人遵守绝大多数人遵守的准则”。但是他认为这个法案的条文不仅远远不能阻止罢工，它甚至会激发工会的骚乱。

埃莉诺和工会一样对总统的否决表示非常满意。“在否决《史密斯—康纳利法案》的过程中，罗斯福总统再次证明了，”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菲利浦·默里说道，“他对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本质以及为了胜利实行全民总动员的必要性的理解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兴奋之情只是瞬间的。下午3点半，参议院收到总统否决咨文刚过10分钟，就以56票对25票推翻了这个否决。参议院采取行动的消息一传到众议院，议员们马上把对商品信贷公司债务展期的讨论搁置一边，转而开始谈论推翻否决案。众议院议员克利夫顿·伍德兰姆定下了调子，他要求“采取行动，不是在明天，也不是在星期一，而是在今天，以便我们能把消息送到在散兵坑里的同胞，告诉他们美国人民是他们的坚强后盾”。下午5点28分，众议院与参议院一样推翻了否决案，这样《史密斯—康纳利法案》就成了法律。

斯蒂姆森认为国会推翻否决议案是“一个糟糕的抵制，也是一个毫无必要的抵制，尽管这只是10年中国会第八次推翻总统的否决议案，使法案生效成为法律……他的政府确实有点开始动摇，而且在全国很明显有一种情绪认为他在对待工会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

第二个星期，在海德公园的一次谈话中，埃莉诺问富兰克林，他是否认为“因为我们执政时间太久才会导致我们缺乏对国会的领导和约束”，总统若有所思地回答道：“也许我们确实有点失控。我认为全国上下都忘记了我们曾经一起度过了30年代的困难时期。”刘易斯尽管遭到国会的攻击污辱，但他仍没有改变态度，他继续斗争保护矿工们的权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又两次下令，让他的人进行罢工。总统再次查封了煤矿。1943年，由于罢工，采矿业比起其他任何行业都更加无所事事。最后，达成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矿工联合会把他们关注的焦点从直接加薪转移到“按进出大门时间计付工资”。多年来，他们的每小时工资只是当他们到达矿井深处的工作场所才开始计付，在这种体制下，矿工们遭受很大损失。从矿井的顶部坐着金属推车要花很长时间才到达底部，这段时间不认为是在工作。由于伊克斯的干预，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矿工们从他们进入矿井的那一刻起到他们离开的那一刻止，按进出大门的时间来计付工资。由于加班时间并不违反“小斯蒂尔准则”，这个方案得到战时劳工委员会的批准。

“我们对这个消息感到激动不已，”煤矿工人迈克尔·李利回忆道，“一旦你进入矿井，你就处于危险之中。从你进去的那一刻起四周一片漆黑。在下去的路上可能发生任何事情。我总是很害怕。现在我知道从山顶进入推车的那一刻起，就在挣钱了。这样所有的事情都让人放心多了。”

6月20日星期天上午，当埃莉诺在海德公园写她的专栏文章时，她被忧郁的情绪紧紧包围。“国内的局势，”她叹道，不仅仅指煤矿方面的纠纷，还有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种族骚乱，“简直令人泄气，你想都不愿意去想它，因为它给人一个感觉，总的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为民主做好准备。”

3个星期前，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阿德斯科造船厂发生的种族冲突造成1.7万名工人7天没有上班的损失。“在南方腹地没有一个城市能像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那样更深刻地感觉到战争，”新闻记者塞尔登·梅内费1943年上半年在美国做了一次全国巡回采访后得出结论道，“这是一座沉睡了230年的历史名城，然后一下子苏醒过来。莫比尔的市区人口增加了60％，从1940年的7.9万人增加到1943年春天据估计的12.5万人。”由于受莫比尔大型造船厂的吸引和诱惑，很多新来的居民都是来自穷乡僻壤贫穷的白人。如果这些“穷白人”充满抵触黑人的偏见，他们确实就是这样，梅内费说道：“这是因为他们白色的皮肤是唯一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社会地位的东西。”

当一群技术熟练的黑人焊工被提升并且分派和白人焊工一起干同样的工作时，麻烦就开始了。对白人焊工来说，不得不与黑人肩并肩一起工作，在这个确立已久的种族隔离制度下，这是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他们也是人，”阿齐·亚当斯在给《莫比尔注册报》的一封信中写道，但是“我们不想与黑人一起工作，也不希望我们的女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正如你不愿意把一个黑人带进你的餐厅，然后让他坐在你妻子和母亲之间共进晚餐一样，你也不会愿意为了你的妻子把厨师邀请进来一起打桥牌，或是带她去看电影。”

早班一开始，一群白人焊工手里拿着砖块、短棍和铁条袭击了黑人焊工。“在我们造船厂任何黑鬼都不可以焊铁，”一个工人喊道。这场战斗很快蔓延到船厂的其他部门。战斗结束时，11名黑人被送往医院。直到公司根据联邦能源生产委员会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批准的方案，决定把技术熟练的黑人焊工分派到单独的船台上工作时，才恢复了和平，因为在那里他们不与白人混杂在一起工作。由于重要生产严重减少，这似乎是避免将来产生麻烦的唯一办法。但很明显这倒退了一大步，正如埃莉诺十分肯定地认为的那样。

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来。埃莉诺闷闷不乐地写完她的专栏几个小时之后，当她和富兰克林晚餐后在书房招待荷兰女王威廉明娜时，消息传到海德公园，在底特律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暴乱。暴乱是从贝尔岛开始的，这是一个基本上为黑人所光顾的公园。但下午3点左右，底特律的温度达到华氏91度，公园里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达到10万人。随着夜晚的来临，通往陆上的大桥塞满了汽车和行人。白人和黑人之间爆发了好几场混战。一对年轻的白人夫妇遭到一个7人黑人团伙的袭击并被抢去2美元。两个白人姑娘与一个黑人姑娘斗殴，其中的一个白人姑娘把这个黑人姑娘打倒在地，黑人姑娘把这个白人姑娘的鼻子打出了血，把她的眼睛也打肿了。有谣言四处散播说一群白人把一个黑人妇女和她的孩子从桥上扔了下去。午夜过后不久，在黑斯廷斯街的一家夜总会——这家夜总会位于黑人居住区“伊甸园山谷”的中心地带——一个衣着体面的黑人拿着一个公文箱，一把抓住麦克风，中断了音乐，然后宣称贝尔岛发生斗殴，有3名黑人被杀死，1名黑人妇女和她的孩子被淹死。他鼓动所有的人拿枪开车去加入战斗。暴乱迅速蔓延。

一群群黑人涌上街头，砸窗户，拦截有轨电车，用石头袭击白人。一伙伙白人冲入黑人区，追逐并殴打在街上行走的黑人。到午夜时分，有400人受伤，10人死亡。上午的晚些时候，一名在黑人区巡回送牛奶的驾驶员和一名正出急诊的意大利医生被打死。在斗殴最严重的那几个小时里，密歇根州州长哈里·凯利顽固地认为地方和州警察应付得了局面。由于州长没有请求联邦政府军队的援助，也没有得到证实州政府无法控制暴乱，所以总统按照宪法不能采取行动。直到星期一上午，暴乱开始8小时之后，州长最终不得不请求帮助。一支多达3800人的联邦军队在上午8点到达，到傍晚就恢复了和平，但是到那时已有25名黑人和9名白人丧生，将近1000人受伤。

那天晚上，在底特律迎宾医院，记者们看到，流着血的黑人和白人并排坐在一起，对他们所看到的不可理解的事情掺杂着同样困惑不解的心情。有传闻说一个肤色较浅的黑人妇女被黑人男人们误认为是白人妇女而被打死。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地方，白人青年围攻1名黑人。3名白人水手插手干预并阻止了斗殴。“他并没有伤害你们，”其中一个水手说道，“放开他。”“这关你什么事？”这伙人当中的一个厉声说道。“多着呢，”这个水手说道，“在我们船上有一个黑人小伙，他救了好几个人的命。此外，你们这些家伙正挑起事端，我们是要尽力阻止的。”

在随后的几天中，政治家和记者们想尽力弄清楚暴乱发生的原因。对南方和北方的许多人来说，答案很清楚，埃莉诺·罗斯福对这起暴乱要负道义上的责任。“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罗斯福夫人，”《杰克逊每日新闻报》在6月22日报道，“无论在白宫，无论你走到哪儿，你都在以个人名义声称要实现社会平等，罗斯福夫人。结果发生了现在这样可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底特律居民约翰·朗同样把矛头指向她。“我认为，”他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罗斯福夫人和底特律市长（爱德华·）杰弗里斯，由于他们对黑人的放纵溺爱而对这起种族暴乱犯有一定的罪行。”

埃莉诺镇静地予以回答。“我认为当一个人不得不承认所不希望的事情即将发生时，他肯定会把这件事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件事情，”她答道。

斯蒂姆森起初的反应是把事情归咎于某些激进的黑人领导人，他们竭尽全力想利用这场战争达到他们一直寻求的目的，而这些目的是很难达到的，因为他们把种族平等列入到社会、经济和军事上的平等中去，而且他们想方设法要求在军队里将黑人和白人完全混杂在一起。“但是当斯蒂姆森看到《生活》杂志登载的被白人主要是白人青年殴打和袭击的黑人照片时，他对索默维尔将军说道，他已得出结论我们必要做些什么……否则这两个种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紧张局势将会有真正的麻烦。”

事实上，是很多原因巧合在一起引发了这些暴乱。司法部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的特别助理C．E．瑞茨，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都在底特律度过，他采访了成百上千个人，有政治家、警察、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工会领导人、民权领导人以及新闻记者。“很多报纸和个人指控是敌人煽动了这起暴乱，”瑞茨在他的报告中陈述，“但是，尽管毫无疑问这起暴乱给敌人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和帮助，但仍没有找到证据能表明敌人策划了这些暴乱。”相反，瑞茨得出结论认为，“暴乱是由很多引发麻烦的因素同时促成的。”

首先，底特律在以前的两年中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它原来的250万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将近50万人，包括15万黑人。由于黑人和白人为了少得可怜的可供利用的住房、交通和娱乐设施进行争夺，法西斯分子的电台评论员查尔斯·柯夫林神父和杰拉德．K．史密斯的鼓吹就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三K党重新活跃起来。“这场由来已久、日趋缓和的残忍的南方种族大战，”一个新闻记者说道，“被植入到高速发展的工业背景之中。”黑人的住房条件，瑞茨说道，“令人深感遗憾。房地产投资者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任何建造足够多联邦住房的机会，而且联邦政府在去年的黑人安居住房计划的立场上表现得优柔寡断——这是联邦政府的特点——这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拖车式活动房屋停车场到处可见，而且在这些地方，正如一个记者所描述的那样，“有相当多数量的少年犯，他们居无定所地住，甚至就住在拖车式活动房屋停车场——这些残忍、消极、野蛮但值得同情的年轻人都是发动暴乱和法西斯分子暴动的最佳人选。”几个月来，在高中，白人与黑人的冲突在不断增加。“黑人社区的主要阶层都仇恨警察，可能毫无理由。”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营造了一个“一触即发的易爆社区”。

暴乱给后方投下了一个影响恶劣的阴影，使美国人民在战争期间的形象变坏。“就像一台巨大机器上一颗有毛病的螺丝，尽管非常不起眼，”埃莉诺的朋友保利·默里告诫总统说，种族问题“真的会毁了我们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这件事情已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威胁。”民权领导人恳求罗斯福向全国人民发表不拘形式的谈话。“我们敦促你在尽可能早的时候发表广播讲话，”沃尔特·怀特来信道。解决种族问题的唯一方法，玛丽·麦克莱德·贝休恩认为，是“总统发表直截了当的声明并采取行动计划”。

对埃莉诺来说，她认为，种族暴乱使我们和正在与之战斗的纳粹分子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当人们不再仔细思考而只是让他们自己受愤怒的情绪所支配，这时他们做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担心。在无数份备忘录中，她提醒她的丈夫注意伴随过分拥挤的新兴城镇而来的那些令人感到耻辱的居住条件。几个月来，她一直担心越来越紧张的种族关系，曾一度要求黑人和白人领导召开种族之间的会议。现在，既然担心已久的暴乱已经发生，她认为国会中保守的南方集团，由于不断地拒绝改善黑人的条件，因此他们应该负大部分责任。“底特律绝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她在给特鲁德·普拉特的信中写道，“但是国会的所作所为怎么能让其他人保持平静呢？”

尽管埃莉诺从外表上看很痛苦，但是总统的反应却很平静，他在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们他拒绝采取行动，只要战时生产继续保持高水平。暴乱后的一个星期，他曾一度考虑就种族问题发表一个全国性的声明，但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埃莉诺对拉什说，他确信，“他不能激怒南方的领导者，因为他觉得需要他们在基本的战争法案中投赞成票。”他决定，最好是再等等直至夏天行将过去，到那时他打算对后方的全国人民发表一个更为全面的讲话。

总统对种族问题保持沉默让自由党人士难以理解。“为什么？”《新共和国报》的作家托马斯·桑克舜问道，“罗斯福先生为什么不来给我们发表他的伟大讲话，与我们这些美国人一起来交流，与我们这个伟大的由各色人种组成的民族一起交流……他为什么不到我们中间来，用林肯使用过的那种简单真诚的话语来与我们交谈。为什么他不来唤醒美国人对旧梦的回忆，梦想互相宽容，互不相扰，梦想有这么一片乐土，所有的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梦想有这么一片家园，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随着暴乱从全国人民的记忆中慢慢淡去，总统把他的注意力转向进攻西西里，这个计划定于7月上旬开始。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罗斯福经常光顾地图室，关注盟国登陆部队的集结准备工作。到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为止，1/3的进攻部队，一共16万人，600辆坦克和2000艘登陆艇已经在马耳他集结完毕，只待天气一转好，他们就可以行动。7月10日黎明时分，登陆开始了。尽管风很大，把伞兵吹得远离内陆地带着陆，盟军还是成功地击退了意大利和德国军队。轴心国由于在突尼斯损失25万人马，所以当时进攻时，只有10个意大利师和两支德国装甲部队驻扎在西西里。两个星期后，当进攻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朝着位于北部海岸西部地区的巴勒莫进军时，罗斯福和罗伯特·舍伍德以及塞姆·罗森曼一同前往香格里拉开始准备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的工作——这是自2月份以来他对战争发表的第一个炉边谈话。

在煤矿工人罢工及莫比尔和底特律发生暴乱期间，全国的士气受到了影响。“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国内的骚乱，”记者爱德温·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我们的总统说过，而且经常这样说，我们会向世界证明在战争期间我们能像任何一个集权主义国家一样保证民主的实施……因此这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战争期间实施我们的民主。而现在我们做得并不是很好。”

讲话中，罗斯福总统想让美国公众清楚后方和前方是一个整体，是一样的，国内的工厂工人和国外的士兵对战争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如果前后方之间的一致能够得到加强统一，他相信，士气和生产力将会高涨。后方工人们的需要既无可厚非也不过分，他所需要的只是有关他日常工作与打败纳粹分子的努力之间关系的信息。一旦他得到了这个消息，人们可以相信，他能把工作做好。

7月27日，在他作演讲的前一天，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罗斯福，他的讲话将涉及哪些方面。“将涉及战争，”罗斯福俏皮地说道，引起了整个房间的人哈哈大笑。“国外的还是国内的，阁下？”一个记者问道。“你知道，我希望你会用那种方式问那样的问题，”罗斯福回答道，然后继续发表一个极短的即兴讲话。“在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人……还不够成熟，没有意识到你不能拿出一张纸然后在它中间画一条线。把国外的战争放在一边，把后方的战争放在另一边，因为它们毕竟紧紧地联在一起。当我们把远征军派往西西里时，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嗯，实际上它从两个地方开始，它从这个国家的农场开始，从这个国家的矿山开始。然后把军队派到西西里的下一步就是食品的加工，把原材料加工成钢铁，然后就是把钢铁或者铝材加工成坦克和飞机的军火工厂……然后再是全国成百上千万的人民不辞辛劳地把产品从工厂或从农场或从加工厂运到沿海地区。然后又是把它们搬到本国生产的轮船上……而且你不得不用很多其他的船只来护航和护送……最后，当它们到达海岸的另一边时，所有的这些人上了岸……但是在所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只有一个前线，包括国内和国外。这就是为尽力赢得战争胜利方方面面做出努力的真实写照。”

7月28日晚上9点25分，罗斯福精神饱满地坐在国务院会客室的麦克风前。当讲话进行到最后快要结束时，从电台传来消息说，意大利的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已被罢黜。在盟军进攻西西里后不久，法西斯最高议会集会，墨索里尼也被传召去与国王维克多·埃曼努尔见面，在会上他被告知解除了职务。当墨索里尼离开王宫时，国王把他给逮捕了，并要求皮埃特罗·巴多格利奥组建一个新政府。

从意大利传来的惊人消息为总统的论断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背景，他认为后方和战争的前方是不可阻隔地紧密连在一起的。“轴心国首次出现了分裂，”他在开头说道，“意大利罪恶累累，腐败的法西斯政体即将土崩瓦解。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强盗哲学难逃厄运。”

他认为，相反，民主国家的生产力“几乎难以置信地高”。后勤战也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盟国对轴心国的生产差数估计现在已是3比1。7月份将有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飞机生产高峰，将生产出4560架飞机，到1943年底据预测总产量可以达到8.6万架，几乎是前一年产量的两倍。

商用船只的生产更加激动人心。“今年，”罗斯福自豪地说道，“我们要生产出1900万吨位的商用船舶，明年我们的产量将超过2100万吨。几个月来，我们沉没受损的船只越来越少，而我们击毁的德国潜艇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这种局面能继续保持下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十分把握。”结果正如所料，1943年春天期间船只损失日益减少的趋势结果证明是持久性的。大西洋战争终将取得胜利，把大量的美国弹药和军队解放出来派到了主要的海外战场。

总的来说，1943年弹药的生产量比1942年增加了83％，飞机的吨位数增加了140％，商用船只吨位数增加了100％，海军船只吨位数增加了75％。1940年和1941年以来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时陆军和海军需要的一切都有可能得到——坦克、炸弹、飞机、轮船、步枪。现在，除去重要的物资包括钢铁、登陆艇以及护卫舰外，储备物资极其充足，都可以减少生产。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橡胶供应方面的巧妙安排也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白，那时为美国提供90％橡胶的远东种植园突然被日本占领，落入日本人之手。一位记者写道，那时，所有合成橡胶的生产每年总共只有1.2万吨，只有美国战前每年所需的1/5，“我们国家的生存完全受日趋减少的储备的摆布”。但是到1943年，合成橡胶的生产已经好转。1943年生产的3.88万吨新的橡胶供应中有83％来自于合成橡胶。由化学家们从家用酒精和汽油中调制而成的第一批轮胎已被发放到重要的民用驾驶员手中，危机已经过去。

“在很大程度上，”军事历史学家们得出结论认为，“（1943年）军事局面的改观是美国工厂生产的弹药和美国船厂生产的轮船大量投入战场的结果。这些趋势与英美联盟在军事地位上发生的一个根本转变巧合在一起——重新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我们离战争的主要目标仍然相距甚远，”罗斯福谨慎地说道。但是，与前一年相比，我们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你听到有人在说，”他说道，“尽管我们在作战的前方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后方我们正遭受巨大的失败。我认为这是另一种不成熟——一种很容易喊出的错误口号。但它从基本事实来看是错误的……每一个战斗师，每一个海军特混舰队，每一个战斗飞行大队，它们的装备和弹药，燃料和食品，都依赖于国内办公室、工厂和农场的美国平民老百姓，它们的兵力实际上也是如此。”

“我们制订的击垮墨索里尼和他同党的计划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但是我们还需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打败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认为这将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将要求把我们国家的能源、我们的聪明才智和我们的技术更好地集中起来。我们必须把美国人民的全部力量和聪明才智以及意志力全部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小说家索尔·贝罗仍记得聆听罗斯福讲话的那个令人振奋的经历。“我还能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在芝加哥米德威大街上向东行走。街灯9点以后一直亮着，路面长满了红花草，在柯蒂治街和斯通尼岛之间，有一英里多长的绿地。枯叶病并没有置榆树于死地，在榆树下面，司机们把车驶到路边，一辆接一辆停在一起，打开他们的收音机听罗斯福讲话。他们把车窗摇下，把车门打开，到处都是同一个声音，古怪的东部口音，在其他任何人看来都会激怒中西部人。你可以一边闲逛，一边一字不漏地听懂讲话。你不由得加入到这些陌生的司机们当中去，男人和女人们在默默地抽着香烟，与其说是在思考总统的讲话，还不如说是在确认他的语调是否恰当，能否从中得到安慰。”

总统讲话结束后的那个周末，埃莉诺在沃尔基尔款待了工会领袖沃尔特·鲁瑟和他的夫人。她与这对年轻的夫妇交谈了好几个小时，整个下午是在户外的阳光中度过的，然后移到门廊里，在那里，她写道，他们“看到太阳像一个红彤彤的火球落下去”。鲁瑟有个愿望想谈谈企业的民主，这使埃莉诺很兴奋。他梦想把工会和资方从他们狭隘的压力集团思维转变到利用他们双方的力量建立一种新形式的工厂管理体制。

只要机器背后的人只被视为“工人”，站在远离资方的工人阶级立场上，那么就会有人错误地认为，他不会尽力促进工厂顺利运行法。只要资方用卖香烟和牙膏的技巧来向劳方求助的话，那么存在于成百上千万劳工头脑中的巨大的创造性能源库就不会得到开发。但是如果劳方能够不仅仅被视为是按钟点雇用的技术和体力，如果工人们能够承担足够的责任提出新的看法，那么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就无可限量。

鲁瑟中心的观点是，战争结束后，战时生产委员会的政府功能继续保留，以一种叫作和平时期生产委员会的新实体形式出现。为了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和平时期生产委员会将负责管理国家的工业活动。它的首要任务，鲁瑟认为，将是监督指导把飞机制造厂转变成生产预制装配式临时房屋的工厂。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工会领导，”埃莉诺在给安娜的信中写道，“而且我希望你能见见他。他和他的弟弟花了两年时间骑自行车周游世界，而且自食其力。他去过俾路支省这样偏僻的地方，在俄罗斯工作过一年。现在他在梦想战后的世界，你会觉得他非常有趣。”

当埃莉诺发现她喜欢的某个人时，就希望安娜也在场，这是她一贯的做法。和安娜在一起，埃莉诺曾经解释道，她会滋生出一种情感，这不同于她对儿子的爱，“这是一种成熟的理解和意气相投，觉得我们的想法和感受一样，而且能够像朋友和伙伴一样互相看着对方。”对她来说，安娜已渐渐信任母亲的那份爱。她知道，她的儿子约翰后来说道，“比起她的早期生活，现在她身上有更多她母亲的东西，比家庭中其他任何人更像她母亲。”对此她感到很高兴。“亲爱的妈妈，”她们在西雅图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后安娜写道，“我们的分离尽管有点长，但无论多长，我们一见面就会合得来，直至我们不得不再次分开。”

所以当埃莉诺知道安娜由于约翰不在身边管理这家报纸遇到困难时，便在仲夏之时飞往西雅图。约翰不在，所以编辑报纸、对付威廉·兰道尔夫·赫斯特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的重担就落到了安娜的肩上。约翰一离开，赫斯特就把一个名叫查尔斯·林德曼的人安插到副发行人这个位置上，安娜认为这个人极其憎恶新政，不喜欢她，想尽他所能要使她失败。

尽管埃莉诺的飞机在午夜过后很久才到达西雅图，安娜仍在机场等候。“她看上去很瘦，”埃莉诺写信给拉什，“但是她正做出了不起的努力，去应付让人近乎难以忍受的局面。”与她既不喜欢又不信任的人一起共事，对她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埃莉诺解释道，但是“只要有可能她就会忍耐到底”。

对安娜来说，有新的负担和新的责任，这对其他成千上万的妇女来说也是一样的，她们的丈夫也离去参加了战争。这是一个令人困惑迷茫的时期。然而责任的重压之下也交杂着一种兴奋感，在她单独编辑报纸的第一个星期，安娜可以坦诚地说尽管有钩心斗角，有挑战，但是她还是很喜欢。“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动用我所有的一切手腕，”安娜在给约翰的信中写道，“很高兴我能做出自己的决定，能尽力拼命地开动脑筋。”自那以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尽管如此，安娜告诉约翰，“你会对你以前所了解的那个胆小姑娘感到大吃一惊的——她以前总是觉得房子里有鬼，而且依赖你来保护她战胜各种各样想象中的危险！现在不管白天黑夜，任何时候，我都一个人独自开车，在这个城镇最安全和最危险的地方穿行。”

和埃莉诺在一起时，安娜可以谈论她的情感——对她最新发现的独立的自豪感，对约翰离去的愤怒，以及在报社每天都有的钩心斗角。“自从你离去后这是第一次有人倾听我情感的宣泄，而且这是一个令人放松的体验，”安娜在给约翰的信中写道。埃莉诺早上陪安娜去上班，下午坐在她旁边看她不停地噼里啪啦地打字，这样一起度过了6天宁静的日子。晚上，她们去打羽毛球，游泳，然后喝一杯“古典”鸡尾酒庆祝一天的结束。

安娜越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她自己的生活，就越是觉得离母亲越近。她再也不以孩子的眼光来看待母亲了，她能够理解埃莉诺以一生的努力追求来确立自己独立的身份。对埃莉诺来说，她很高兴有人需要她。“我想我来这里能够使她轻松，因为她能跟我说她不想与别人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她对她的女婿说道。

同时，埃莉诺也向安娜吐露了她自己对吉米和埃利奥特的担心。吉米和他的第二个妻子罗米7月4日在海德公园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周末。罗米抱怨总统老是提起吉米的第一个妻子贝特茜·库欣，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冷落她。埃利奥特也在家度过了一个周末，但是这次见面很紧张。埃莉诺告诉安娜，她和他的见解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她在他身边时她不得不一直很小心。“我只喜欢与我非常喜欢的人亲密无间地住在一起，”她承认道，“很久以前我就发现几乎很少有人能对我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那少数的几个人却甚为重要。我生活在人们的包围圈中，而我关心的总是对我来说重要的少数几个人，无论他们离得很近，还是很遥远。”

埃莉诺造访西雅图无论对她自己还是安娜精神的重新振作都起到了作用，但是她不在华盛顿对她与丈夫的关系却造成了伤害。尽管当他在海德公园与玛格丽特·萨克雷度周末时，她与他谈过一次，但是谈话似乎很冷淡，而且他似乎在逃避对剩余夏日的计划安排。“昨夜与你交谈真是太好了，”埃莉诺第二天给他写信，“但是我又开始在想你是否在计划很快又将去那些陌生的地方。你能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的计划，当然如果你不久就要走的话，我会马上就回华盛顿的。”

“我想一生中令人悲伤的事情之一，”埃莉诺向乔·拉什承认，“就是男人和女人几乎难以平等地爱着对方，而更难得的是他们能够这样一起度过一生有时却仍然像情人一样，仍然能够使婚姻生活中持久的伴侣关系得到发展，并引以为乐。”

1943年仲夏的几个星期里，美国犹太人社区为了欧洲犹太人的利益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活动。在7月份最后的日子里，在纽约市的海军准将大厦召开了拯救欧洲犹太人的紧急会议。1500人度过闷热的3天，听取了好几位人士感人的讲话，其中包括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蒂亚、作家多罗西·派克和马克斯·勒内，以及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援救计划。

对给予合作的请求罗斯福做出的反应是一个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咨文，在会议结束时宣读了一下，其中提到了政府援救欧洲犹太人的不懈努力，并且答应这些努力不会停止，直至法西斯力量永远被消灭，然而政府根本就没有做出不懈的努力，在援救工作的前方，政府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而且他们采取的有限几个行动，就像前年春天在百慕大英美两大巨头召开的有关难民的会议，几乎没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效果。

埃莉诺也给紧急会议发来了一封同样令人感到不满意的咨文，这暴露出对局势的完全误解。她说，尽管“无论如何给予帮助”她都乐意，但是她不知道，目前能够做些什么。然而如果能够制订一个行动计划，她肯定美国人民，“他们对轴心国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已感到震惊和恐惧，会更加愿意尽他们所能来减轻这些欧洲人的痛苦，来帮助他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重建家园，只要有可能把他们疏散出来。”

与埃莉诺仅作预测的做法相反的是，大会的发言人已经制订出一个行动计划，在会上作了详细说明，第一步，援助工作倡导者认为，是正式组建一个负责援救犹太人的政府机构。这一步办好之后，前总统胡佛认为，可以采取另一项措施，包括盟国对逃避到中立国家的那些犹太人进行保护和支持，给巴勒斯坦施压让它接收更多的犹太人，准备在非洲建立难民庇护所。除了这些行动外，市长拉瓜蒂亚认为美国必须打开自己的大门接收不断增加的移民。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在自己采取行动之前去敦促别国先采取行动。

对政府或人民来说，绊脚石并不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而是缺乏做任何事情所需的持久的意志力和欲望。尽管埃莉诺声称美国公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和恐惧”，但是绝大多数美国平民老百姓对发生在欧洲犹太人身上的一切只是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了解。有关屠杀犹太人的消息大多数美国报纸登载得很少。即使提及集体大屠杀，它们一般也不会被描述成对整个民族种族有计划、有步骤的屠杀，而是描述成战争常见灾难的一个不幸的副产品。大多数在民主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美国人也无法理解这场规模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以及希特勒决心消灭犹太人的野蛮行径。

当然，比起普通市民，罗斯福对有关情况私下有更多的了解。尽管他和他政府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完全清楚这场屠杀的规模——过后不久它很快演变成一场大屠杀，但是他在前一年的11月份看过元首希特勒的报告。那年秋天他接见了拉比·怀斯和一个犹太人领导人代表团，谈到了屠杀欧洲犹太人的事情。7月份，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与贾·卡尔斯基进行交谈，他是波兰地下组织的一名领袖，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伦敦和华盛顿报告他在波兰亲眼所见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卡尔斯基扮成一名警察，他看到了贝尔茨克集中营的内幕情况，这个集中营位于波兰的西部边境，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毒气毒死。“我肯定，”卡尔斯基对罗斯福说道，“对犹太人困境的叙述一点也不夸张。我们的地下组织绝对肯定德国人要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彻底消灭干净。”

那么罗斯福为什么没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起领导作用呢？有人暗示答案在于他一心一意地要打一场全球大战，而且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彻底打败希特勒，完全消灭纳粹体制。援救工作会转移这个最终目标的时间、注意力和资财，从而会延长战争，所以他不能批准进行援救工作。然而正如大卫·怀曼在《遭遗弃的犹太人》一文中认为的那样，“事实上没有一个援救计划会有违战争的努力，从而会使这场冲突延长，或是增加军队或平民的伤亡人数。”事实上，当其他人道主义的需要有待解决时，当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难民处于绝望的境地时，交通问题总归会有办法解决的，而且只要一心朝着战争的方向努力，援救工作就能取得成功。此外，只有胜利才能拯救犹太人，持这种观点的根本理由在于忽视了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新共和国报》在那年夏天就问过：“这些犹太人当中有人能活到庆祝胜利的那一天吗？”

问题出在官场上，国会几乎没有人对拯救欧洲犹太人表示过关心，大多数教会领袖对这个问题也表示沉默，知识界也反应冷淡。即使是美国的犹太人，他们比其他任何人花的力气都要大，把屠杀的情况公布于众，并强烈要求采取行动，但是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而受到牵制。当犹太人军事委员会首次提议召开紧急会议时，敌对的犹太人领袖和拉比·史蒂芬·怀斯尽其所能暗中破坏这次会议。其他的犹太人，像罗斯福的顾问塞姆·罗森曼，则担心如果过分地关注欧洲犹太人的困难处境，那么美国人的反犹情绪就会高涨。诸多的分歧减轻了罗斯福的压力，让他能够重新考虑他这样做的根本原因，认为他能为犹太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8月中旬，紧急会议的组织者彼特·伯格森，在海德公园会见了埃莉诺·罗斯福。他们的谈话使埃莉诺更加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在她第二天的专栏中，她强调欧洲犹太人的遭遇是其他任何群体无法相比的。“他们当中丧生的人数比例，”她写道，“远远超过联合国家成员中任何一个国家伤亡的人数。”尽管她仍然承认，她还不太肯定能做些什么来援救他们，但是她预言：“如果我们不竭尽全力去纠正这样的恶行而听之任之的话，那么我们也将会是受害者。”

第18章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

1943年8月，海德公园异常忙碌，到处都有活动，整天有运动。8月12日，丘吉尔和他的女儿玛丽抵达总统官邸。两位领导人在出发去魁北克参加为期一周的会议之前，到哈得孙度过了这个周末，得到了放松。通常，丘吉尔的来访会在罗斯福的家中引起一场大混乱。旅行的时机安排对埃莉诺来说相当难办，她正准备作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到南太平洋看望美军官兵。“在家的最后几天对我来说太忙了，”她对拉什吐露道，“而且有丘吉尔在就更加麻烦了，但无论如何我得走！”

那个周末安排了在山顶举办野餐会，有汉堡包，有在烤架上烤的热狗，还有西瓜片当甜点。当得知这是玛丽·丘吉尔第一次吃西瓜时，总统笑着警告她不要把瓜子吞下去，以免它们在她的肚子里长出西瓜来。在野餐时，塞姆·罗森曼注意到，首相始终都很开心，他愉快的心情比起官方的简明新闻“更有说服力”，表明“我们在战争中表现得多么出色”。总统也非常愉快——尽管，正如罗森曼评论的那样，“即使在战争最为艰苦的日子里，他也从来没见过总统像首相那样担心和垂头丧气。”

午餐过后，总统和首相坐在树下，谈笑风生，讲故事。“你知道，”丘吉尔对埃莉诺说，“当一个人偶尔有机会享受一下悠闲时光时，他能更出色地工作。只工作不玩耍，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这句古老的谚语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合适。”

只有令人窒息的夏日热浪使周末的愉快心情稍有减弱。星期五晚上，丘吉尔记述道，天气热得几乎让他窒息。由于无法入眠，他穿过后面的草坪一路闲逛来到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一道悬崖前，他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直到太阳升起后才回到大房子，这时他感到神清气爽，全身放松。

在星期六的晚餐上，丘吉尔开始引发一场讨论。“他希望在和平时期美国和英国之间兄弟般的情谊会永远继续下去，”埃夫里尔·哈里曼记录道，埃莉诺对这个想法没什么兴趣，“罗斯福夫人担心这可能会被其他国家误解从而会削弱联合国家这个观念。”首相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联合国家唯一的希望在于英美两国在消除俄罗斯——还有中国人——的误解中的密切合作所赋予的领导权。听了这个愉快的谈话，哈里曼对埃莉诺纯粹的理想主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丘吉尔也是如此。到这时他已习惯了她突然的打断，并能欣赏她的插话。她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那天晚上晚些时候他对哈里曼说道。

第二天早上，由于丘吉尔提前一天前往魁北克，埃莉诺期待着能有机会与丈夫单独待在一起。由于她出发去南太平洋的日子越来越近，她觉得自己很镇静，很高兴能破例一次静静地坐着享受夏日的快乐。“你母亲非常自鸣得意，”汤米对安娜说道，“她体重减轻了25磅，看上去很苗条，很年轻，而且这并没有使她的脸显得憔悴。”

悠闲自在地吃过早餐后，埃莉诺来到富兰克林的书房和他待在一起，他代表她给麦克阿瑟将军和哈尔西海军准将写信。尽管两人已被告知第一夫人即将来访，埃莉诺还是担心，出于过分的安全考虑会使她不能亲临军队和战场。她特别渴望去瓜达尔卡纳尔，因为乔·拉什驻扎在那里。意识到能见到年轻的拉什对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总统为她铺平了道路。“她特别想去瓜达尔卡纳尔，”他对哈尔西海军准将说道，“而且此刻那个地方好像是很安全的参观地。”但是当然，他又说道，“我不会非得要你让她去任何地方，从任何角度来讲都不能影响目前陆军或者海军的行动——换句话说，战争要摆在第一位。”这是埃莉诺期望当中的最好结果，而且她很满意。

有丈夫的陪伴，埃莉诺很高兴，她决定推迟去纽约的行期。她要在纽约和拉瓜蒂亚市长一起参加一个电台节目，谈论有关“国内团结一致——国外赢得胜利”的话题。她匆匆做了一番安排，在海德公园把讲话内容录了音。“我从书房发表讲话，”她后来写道，“我丈夫在一旁听，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场面，因为通常是我坐在那里听他讲话，但是我记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坐在一边听我讲话。事实上我能从那里发表讲话，这使我们又有几个小时能一起待在乡下，而且我很高兴没有错过那顿愉快的悠闲自在的户外午餐会和这个有意义的谈话，因为这是我们难得享受到的东西，而且只有少数几个人聚集在一起。”

傍晚，埃莉诺前往纽约，而总统返回华盛顿。由于他第二天要前往魁北克而那天晚上她要飞往旧金山前往南太平洋，所以这是将近6个月内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她离开时总统对她非常温柔，”汤米对埃丝特·雷普说道，“她留下她所有的首饰，并嘱咐万一出了什么事如何处置它们。这使我感到很奇怪。”

当埃莉诺登上没有加热设备的军用轰炸机飞往南太平洋时，安娜也非常担心。“亲爱的，一想到你一头扎向天空，我就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请千万不要冒不必要的危险。”

当埃莉诺向西飞行时，罗斯福正坐火车北行。像往常一样由哈里·霍普金斯陪同。在8月17日星期二的晚上，一小部分人聚集在总统的车厢内庆祝霍普金斯的53岁生日。对霍普金斯来说，每天都遭到报纸恶毒的攻击，这个令人放松的生日庆祝会是一个值得珍爱的时刻。尽管从他与总统不寻常的关系开始之际，有关的争论就一直伴随他，最近大量的批评更是异乎寻常的恶毒。一家接一家的报纸指控总统的这个最亲密的朋友在很多值得怀疑的方面从总统受公众信任的职位上得到很多好处。

有一个共和党的议员在众议院的议员席上讲述了一件事，后来又被多家报纸转载，说比弗布鲁克勋爵把一件价值500万美元的祖母绿作为礼物送给了露易丝·霍普金斯。尽管露易丝·霍普金斯极力否认这件事情，坚持她根本就没有什么祖母绿，但是已经造成伤害。祖母绿事件后，又有报道说伯纳德为哈里和露易丝在卡尔顿宾馆邀请了60名宾客举办了一顿极其奢侈的晚宴。由于这顿晚宴事件正好与《美国人》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巧合，在这篇文章中霍普金斯敦促美国接受配给定量供应，把它看成是为战争做出不可避免牺牲的部分，各家报纸饶有兴致地把卡尔顿宾馆的这顿晚宴菜单，其中有鱼子酱和肥鹅肝酱，连同霍普金斯做出牺牲的号召一并登载了出来。

一个个打击接踵而来，霍普金斯思考着该怎么办。最后的打击终于到来。《芝加哥星期天论坛报》发表了一篇恶毒的文章，把他比作西伯利亚具有魔力的格历高利·拉普丁，他施展魔力把俄罗斯王位继承人亚历克西斯的血友病治好，使他成为皇宫中尼古拉斯沙皇和亚历山德拉皇后最宠幸的人。这篇文章把他们的照片并排地刊载在一起，并对他们挑逗的表情、笨拙的行为举止以及他们对自己国家带来有害的影响进行了一番评头论足。霍普金斯没有听从总统的建议，决定以诽谤罪进行起诉。“这场战争你还没来得及发动就会被打败，”罗斯福警告霍普金斯，“整个诉讼过程将给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进行大肆诋毁……即使赢了这场官司，得到一美元的赔偿金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尽管霍普金斯最终放弃了，但是他所受到的伤害却是抹不去的。

那年夏天，他的妻子希望搬出白宫，搬到他们自己的家中。这又给霍普金斯增加了巨大的压力。露易丝认为只要他们仍住在二楼的套房对总统唯命是从，他们就永远不会过上自己的日子。她迫切想邀请她自己的客人来吃饭。能给他们尝尝自己烧的饭菜，而且她认为她应该招待他们，她开始在乔治敦找房子。对哈里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罗斯福对此颇感不快。但是到了仲夏，搬走的压力再也挡不住了。“哈里和露易丝准备搬到他们自己的房子，”埃莉诺对乔·拉什说道，“尽管总统不喜欢他们搬走。”

表面上，哈里和总统的关系仍然像以前一样，但是在内心深处，融洽关系的纽带被割断了。对总统来说，他已经习惯在霍普金斯生活中处于绝对的中心，朋友搬出白宫的决定似乎暗示着情谊已尽，意味着一种抛弃。尽管霍普金斯把搬家推迟了5个月，他们的关系却疏远了。

丘吉尔在去魁北克之前，到海德公园去的时候，他发现霍普金斯“病恹恹的，而且担心失去了总统的宠爱”，但很快，“又好像与从前一样”。丘吉尔对说话直率的霍普金斯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所以现在，当霍普金斯轻松自在地和总统坐在火车上、调一份古典鸡尾酒来祝贺他的生日时，一切似乎又像从前一样。

17日晚上在魁北克，总统和首相一起住在城堡，这是一座雄伟的城堡，坐落在圣劳伦斯河上方的钻石角海兰德。助手们则住在几英里远的朗特纳克别墅，在那里要举行正式的工作会议。在总统和首相到来的5天前，军事专家们已经做好了“大量辛劳的”准备工作。现在两位领袖大驾光临，做出决策的时刻来临了。

魁北克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决定发动穿越英吉利海峡进攻的日期。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仍不时浮现在丘吉尔的脑海中，使他心有余悸，但是他知道，莫兰勋爵声称，时机已经来到，必须做出让步。他再也不能推迟决定了。当他研究进攻计划时，他不由得又想到将要投入的巨大兵力，要投入的巨大吨位数。不止一次地，莫兰回忆道，他认为这是个“崇高的”计划。

由于进攻日期已预定为1944年5月11日，这两位领导人把他们的注意力投入到登陆的具体细节上——需要的登陆舰数量，建造综合的掩蔽所，必需的船舶数。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英国国防大臣伊斯梅勋爵记录了一个在丘吉尔的浴室召开的奇特会议。“如果来了个陌生人，”伊斯梅写道，“他会看到一个身体粗壮的人，穿着一件五颜六色的晨衣，坐在一把凳子上，身边围着许多被我们的美国朋友称作‘高级军官’的人物。当一个海军准将在浴缸一头的水中搅动他的手想模拟波涛汹涌的大海时，一个陆军准将则在中央铺开一个气垫（可充气的橡胶垫子），来示范他如何乘风破浪向前进。陌生人会觉得难以置信，这居然是英国的最高指挥部在研究战争史上最了不起、最壮观的海陆空协调作战行动。”

丘吉尔态度明显的改变使罗斯福和美国的最高指挥部放下了心，但是霍普金斯担心这个决定并不是不可撤回的，担心丘吉尔可能会再次改变主意，因为前一年他就这样做过。有一天上午，在与莫兰的一次交谈中，霍普金斯以一种非难的挑衅方式谈起了丘吉尔。尽管丘吉尔似乎已甘拜下风，但是霍普金斯对莫兰说道他认为“温斯顿的固执，他那令人讨厌的对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努力的推迟事实上已使战争延长。如果他能够更早地通情达理的话，现在我们可能已看到和平了”。霍普金斯对吗？莫兰问自己，“那肯定是战争中的一个谜”。

同时，从意大利前方传来的消息也令人振奋。8月17日，报告证实了仅仅经过31天的战斗，西西里岛就处于盟军的控制之中。这场战役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以至于艾森豪威尔当时就建议，9月3日开始进攻意大利本土，在西西里取得胜利之后，这一定也会取得胜利。当然，这正是丘吉尔等待已久的，而且罗斯福认为霸王计划完全定了下来，所以最后他同意了。

随着穿越英吉利海峡进攻的计划越来越详细，由谁统率的问题也就摆在了面前。总统和首相以前同意霸王计划的统帅应该是英国人，因为艾森豪威尔指挥了北非的登陆战。建立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丘吉尔把这个职位给了英国参谋总长、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但是现在，由于进攻的轮廓日趋明朗，丘吉尔意识到美国人将会派遣绝对多数的人马，比英国派出的要多5倍。当罗斯福根据人数要求任命一个美国指挥官时，丘吉尔非常大方地同意了。为了使之与规模相称，在路易斯·蒙巴顿的领导下建立了东南亚指挥部，由约瑟夫．W．史迪威当他的副手。

在魁北克期间，总统和首相讨论了原子弹问题。丘吉尔在前一年同意原子弹的研究和制造在美国进行，但是英国人觉得美国人有意不让他们知道进展情况。这个问题正在造成不和，为了找到一个不伤和气的解决方法，罗斯福同意和丘吉尔签署了一份联合“tube alloy”备忘录，保证双方完全共同承担这项工作，并且保证双方互不隐瞒秘密。一方同时保证绝不向另一方使用原子弹，如果没有另一方的同意，不能向第三国使用原子弹。

斯大林在魁北克会议上挑起事端，这是唯一让人不快的时刻。那是在最高首脑会议的第六天下午，从莫斯科传来一份电报。“直到现在情况仍是如此，”这位俄罗斯首脑坚持认为，“美国和英国达成了协议，但是苏联只是作为被动的第三方观察者的身份得到有关这两个国家达成协议结果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们的是，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被这封信的语气激怒了。“我们俩都气疯了，”那天晚上罗斯福来吃晚餐时大声说道。奇怪的是哈里曼注意到，愤怒反而使罗斯福比往常更加高兴，晚餐时他的谈话充满诙谐，心情很好。相反，丘吉尔来吃晚餐时，“一脸怒容，而且整个晚上一直都没有真正摆脱坏心情”。丘吉尔对哈里曼说，斯大林是“一个怪异的人，肯定会发生严重的情况”。

会议在8月25日结束后，丘吉尔随罗斯福来到华盛顿准备再进行一轮的会谈。与往常一样，丘吉尔的到来把白宫弄得天翻地覆，给所有的人带来混乱，包括希克，她不得不腾出她在二楼的卧室，搬到三楼去住。“我想她不喜欢三楼，”汤米对安娜说道，“然而我知道，如果丘吉尔一行中的任何一个人不得不搬去三楼住而让希克留在二楼，你父亲一定会发火的。大家会认为她知道哈里住在此处已遭受非议，她会领会暗示的。”

“首相的睡眠安排现在已变得乱七八糟，”英国外交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注意到，“他与总统一直谈到清晨两点，到了白天，很多时间他都在一会儿睡觉、一会儿又不得不起床，他在不合适的时候洗澡，穿着晨衣在走道上跑来跑去。”

现在罗斯福已习惯了丘吉尔没有规律的日常生活，他觉得海德公园是一个庇护所，他躲避到那里度周末，而丘吉尔仍然住在白宫。但是霍普金斯从魁北克回来后已是精疲力竭而不得不住进海军医院再次接受一连串的输血。尽管他开玩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魁北克和丘吉尔“让他实在受不了”，但是他承认他“身体状况极其不好”，在医院住了3个星期。

在回伦敦之前，丘吉尔给在南太平洋的埃莉诺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他告诉她，他很遗憾她没能与总统一起到魁北克去，但是他明白她的出访“对我们共同的利益和事业是极其重要的”。

事实上，埃莉诺当时正觉得在南太平洋的日子极其恐怖，令人郁闷。出发时，她拿定主意认为2000英里的旅程对她忠心耿耿的秘书来说太辛苦了，所以她多年来第一次没有让汤米陪伴去旅行。但是没有人与她一起去冒险，埃莉诺又感到孤独得受不了。“我觉得回到了100年前，好像我正朝着一个不同而且完全隔离开来的世界前行，”她对汤米坦言道，“我一点也不喜欢。”

第一个星期无论她去哪儿，都遭到高级军官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她的来访是一件烦人的事情，而且坚持对她实行过多的保护，以致她觉得把她与她想见的普通士兵完全隔离了开来。当她来到新喀里多尼亚把总统支持她去瓜达尔卡纳尔的信件交给哈尔西海军准将时，哈尔西直言不讳地说道：“瓜达尔卡纳尔不是你来的地方，夫人！”他又说：“如果你坐飞机去瓜达尔卡纳尔的话，我就不得不为你提供战斗机护航，而我一架也抽不出来。”一想到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不能见乔·拉什，她就感到意气消沉。但埃莉诺并没有放弃，她让哈尔西同意推迟他的最终决定直至她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回来。

“从某些方面讲，”埃莉诺从努美阿发给富兰克林的电报中说道，“我希望我没做这次旅行就好了。我想我带来的麻烦远远超过给见到我的士兵们可能带来的片刻好处。我的确认为当我告诉他们我给他们带来了你的口信时，他们会很高兴，但是其他任何人也能做到，而且不会引起这么多的混乱！”

在给希克的一封信中，她更加彻底地发泄了自己的情感。“我对旅行再也没有热情了，”她承认，“如果它有什么好处的话，我会很满意的。我根本无法判断是否实现了罗斯福的愿望。”

因为心中焦虑不安，埃莉诺加快了她的行程安排。从黎明到黄昏，一直马不停蹄，实际上没有喘一口气，她一家医院接一家医院去探望，坐在敞篷吉普车上颠簸几百英里到营地与士兵们交谈，对黑压压的人群发表了几十次讲话，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到一个地方的红十字会，都把自己的名字别在墙上的地图上，晚上出席大型招待会，而且每天还要把400字的专栏稿写好，打印好。

无论到哪里，她都穿着皱巴巴的蓝灰色红十字夏装，埃莉诺让她接见的士兵们放心，国人没有忘记他们。“当我离开时，”她对他们说道，“我丈夫让我给你们带个口信。他要告诉你们，每天他都下楼去白宫的地图室，在地图上标明你们在的地方以及你们在做什么。他说要告诉你们，你们过去干得十分出色，而且现在也是。他想让我带给你们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既然我已传达了他的意思，那么现在就让我再表达一下我自己的心意……”

“我们喜欢这个讲话，”一个士兵说道，“她每一句话都充满真诚。我可以告诉你，一年来我听到的全是军士长和长官们的训话，这次能听到一个慈爱的女士说一些好听的话真是太好了。”

意识到这些士兵中有很多人将永远再见不到他们的家和亲人时，埃莉诺难以掩饰她的情感。一个记者注意到，每次她握住一只陌生的手时，她的眼睛都闪烁着坚定的目光，尽力与士兵们交流，把“友谊的真心愿望传递给她接见的人”。

在昆士兰旅行时，她看见远处有一队军用卡车满载士兵开往战场。她坚持要赶上他们向他们说再见并祝他们好运。她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步履艰难地走着，《时代》周刊的记者注意到，“她的鞋子沾满了泥巴，被岩石弄得瘢痕累累，”她在每一辆卡车前都停下来和每一个全副战斗武装的士兵讲话，“她一度声音颤抖，但是她很快就恢复过来，并继续一路向前赶去。”

埃莉诺不屈不挠的干劲使跟在她后面的每一个人吃惊不已。“罗斯福夫人事实上完全征服了新西兰人民，”乔治·杜诺少校写道，他以前是一个新闻记者，被空运指挥部派遣到她的身边。“她干得十分出色，恰当的时候说恰当的话，而且做了很多小事情使她与人民更亲近了。”霍普金斯的一个朋友亲眼目睹了一次由埃莉诺带领的对红十字会的临时访问，“她后面跟着的一群将军和海军准将摇摇晃晃地走着，几乎都要支持不住了。”当埃莉诺一行走进去时，两个列兵正站在一个电热器旁，没有穿裤子。“尽管管理人员难为情地倒抽一口冷气，随从人员屏住了呼吸，她却镇静沉着，亲切和蔼地与这两个士兵交谈，他们待若木鸡，惊喜夹杂着无比的懊恼，简直是紧张极了。”俱乐部的每一个人都被埃莉诺的朴实和亲切迷住了，霍普金斯的朋友证实道，尽管他自己无法忘记这两个没有穿裤子的士兵。“谈话结束了，埃莉诺起身离开，管理人员紧张得快虚脱了，这两个士兵则紧紧抓住他们被烤得通红的大腿，兴奋地又喊又叫。”

随着埃莉诺访问的不断继续，海军准将哈尔西发现自己被她的魅力所折服，承认对她的奉献精神非常敬佩。“她去视察那些医院，”他说道，“并不只是与主要的医疗官员握一下手，扫视一下阳光走廊，然后就离开。是她走进每一个病房，停留在每一张病床前，和每一个病人交谈：你叫什么名字？你觉得好些吗？你有什么需要？我能为你家人捎个口信吗？”而且她答应的事就保证做到。中士阿尔·路易斯请求她给他的女朋友海伦·卡尔打个电话，她后来就做到了，当这个年轻的姑娘听到白宫打来的电话时，吃惊得屏住了呼吸！

虽然看上去很高兴，埃莉诺还是觉得参观这些医院非常苦恼。很明显，她一到某家医院或某个军事基地，消息就传出去说一位女士来了。出于安全考虑，不能说这个女士是第一夫人。当然年轻的士兵们正期待着一个漂亮女王的到来，但埃莉诺担心她会是一个可怜的令人失望的人。每次走进一个陌生的病房，她都希望能“借助于某种魔力”把自己从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变成“这些士兵们渴望见到的心上人、妻子或姐妹”。她过分的担心使她没有看到哈尔西一眼就觉察到的东西——那就是她影响了她见到的每一个人，并给他们带来快乐。一个士兵说：“在这里，她确实很了不起……她是我们大家一年多来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人物，是美国的国母。”站在她身边，哈尔西亲眼目睹了受伤非常严重的士兵们脸上的表情，当她俯身问候他们时，她的脸上露出了温馨的微笑。“这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幕。”

总统每隔几天就从华盛顿给埃莉诺发电报，让她知道他的情况，让她放心她的出行在国内“印象非常好”，绝对“没有不好的议论”。他还表示担心她安排的活动太多，并建议她减少些。“如果我不忙的话，”她回答道，“我会发疯的。”当海军准将琼斯邀请她到他海边的小屋放松一天时，她婉拒道，她一回到家就会休息，但是她现在无权这么做，因为她是在战区。

在给丈夫的电报中，埃莉诺讲述了士兵们的精神状况，疾病引发的灾难，高级官员们对她有点显得愚蠢的过分保护。“有这么多的将军、海军准将和军警保护我，令我想起了你。”她开玩笑道。

随着她在澳大利亚的访问行将结束，埃莉诺来到了临海的凯恩斯镇，在那里，她度过一个长夜，与一群士兵交谈。她发现，这些士兵都希望战争快点结束，这样他们就能回“家”。走了大半个地球，家就成了他们生存下去的目标。

有趣的谈话，清爽的和风，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使她忆起了在坎坡贝洛罗斯福向她求婚的情景。那时她和富兰克林沿着海岸散步，享受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一起谈论对未来的希望。“我几乎从没想过，”她想了想说道，“当我在缅因州海岸洒满月光的沙滩上悠闲漫步时，有一天我会在澳大利亚见到这样的沙滩，整整一晚上坐在那儿，一边倾听海浪的声音，一边与美国的士兵们谈论美国，这些士兵战斗在几千里外的他乡，非常想知道家中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令她极为高兴的是，埃莉诺得知哈尔西海军准将最终同意她可以去瓜达尔卡纳尔。她经安排参加了一系列的正式活动，包括参观一个埋葬了几千名美国士兵的墓地，到好几个岛上的医院进行访问，与第十三空军大队指挥官纳森·特威宁将军共进午餐，然后与哈尔西海军准将共进晚餐。但是对埃莉诺来说，那天最让她高兴的时刻是下午2点30分，有人塞给她一张纸条，说有一个名叫乔·拉什的年轻人在帐篷外面等她。她不顾军队里的礼节，热情地拥抱了他，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他们谈了一会儿，然后约好在傍晚，她对第二家医院的访问结束后再见面。晚饭后，拉什再次回到她身边，他们坐在有隔板的阳台上，一直谈到11点半。

“昨晚我多么不愿意让你走，”第二天早上埃莉诺写道，并告诉他说，他们在一起的每一时刻她都历历在目。“战争结束后，我希望我永远不会被迫离开你那么长的时间。与你在一起真是太美好了，整个旅行现在对我来说似乎很值得了。这样自私真是太不像话，但是我首先关心的是我最深爱的那些人，然后我才能去关心我担心的世界上其他的人。”

既然她已参观完17座岛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她起程回家的时刻终于到了。海军准将哈尔西来为她送行。“我对我开始时的粗鲁感到很不好意思，”他后来承认道，“她一个人做的好事比经过我地盘的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群平民百姓都要多。”

到埃莉诺离开时，中央所罗门群岛战役差不多已结束，美军将被调集到离腊包尔更近350英里的地方，然后前往菲律宾，最终到达日本。但是正如海军历史学家萨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场艰巨的战役只是使美军走完了到达东京的十分之一的路程。如果美国继续以这种速度从一个岛单足跳到另一个岛，那么要花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能到日本。正在这个时候，莫里森记录道，“跳岛”战术取代了“岛与岛之间的单足跳”。太平洋舰队指挥官尼米兹海军准将“有意绕过基斯加岛去夺取阿图岛，首先证明了交互跃进的优点。几个星期后，当日本人决定从基斯加岛撤退时，美国已用一个岛的代价赢得了两个胜利。因此，联合指挥官们决定，美军以‘跳岛’战术向日本进发。”

当埃莉诺坐在飞往旧金山航班的座位上时，她将要告诉富兰克林的所有的事情都想了一遍。她精疲力竭却又无法入眠，她心神不宁地想，通过战后的根本变化，对她目睹的所有大屠杀场面，无论如何一定有办法能弄清楚一切原由，她拿出她的笔记本，匆匆地作了一些记录。她第一条就写到劳工领袖沃尔特·鲁瑟关于建立和平时期生产委员会的建议。“FDR难道不应该号召这些人，比如现在在战时生产委员会的那些人……在整个过渡期间始终”对从战争转到和平的过程中起到引导作用。“FDR，就像转移到战时工业时的做法一样，难道和平时期工业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银行贷款政策和政府可能提供的保证吗？”其他的备忘录则敦促“应该尽可能快地通过为退伍军人提供工作和教育的立法，并且要让世界各地的每一个美国士兵知道。因为实际上，任何地方的士兵都不是大家主要关心的问题，军官们备受关注，而士兵们却一点也得不到重视。”

当埃莉诺回到旧金山时，总统正与玛莎公主、她的孩子以及奥匈帝国的皇后齐塔一起在海德公园度假。在与玛莎和玛格丽特·萨克雷共进午餐时，齐塔皇后暗示说刚回家的埃莉诺会很疲劳的。“不会，”罗斯福开玩笑说道，“但是她会让其他所有的人精疲力竭。”玩笑归玩笑，罗斯福还是非常迫切地想见到他的妻子。“希望你到华盛顿来，星期六上午我将到那里去，如果你星期五到纽约的话，希望你到众议院来，”他给她的电报中说道。

然而，当她从旧金山的机场给他打电话时，他又禁不住打趣她，说她不辞辛劳地去看她的朋友乔·拉什。“玩得开心吗，亲爱的，”他用一种开玩笑但也许有点嫉妒的口气问道，“好像她做的这次愉快的旅行是他慷慨为她安排似的”。埃莉诺感到身心交瘁。

使她能从这些漫长而又令人疲惫的日子中挺过来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她有一个想法，她正在完成总统要求她完成的使命。现在他似乎没有兴趣，而且漠不关心。她一挂上电话，就给西雅图的安娜打电话，把她的失望全部倒了出来，说她“一生中从来没这样辛苦过”。埃莉诺说她打算让她在太平洋上的护送者乔治·杜诺少校向正在旅途中的老头子汇报一下，希望杜诺少校告诉他事情进行得非常成功。“可怜的夫人，”安娜对约翰说道（“老头子”、“奥斯卡·曼”、“夫人”以及“可爱的女士”是安娜和约翰用来称呼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暗号）。

埃莉诺在9月25日回到了华盛顿。“你爸问的问题多得出乎我的意料，”她对安娜说道，“而且实际上星期六（9月25日）他过来与我一起吃中饭，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在丈夫面前，埃莉诺面露喜色，讲述她旅行中的有趣故事，甚至拿自己开玩笑。她开玩笑地说道，当她第一次进入太平洋地区时，她偷听到一声极其痛苦的喊叫声。“噢，不，埃莉诺又在四处活动了。”那天晚上，在与由总统、汤米、希克在场的小型晚宴上，她继续讲她的故事。星期一，当被记者问及他妻子是否对他讲过她的旅行见闻时，罗斯福笑着回答道：“是的，她回来后就一直在讲。”

在随后的日子里，记者们注意到第一夫人似乎很疲惫。“他们怀念她往常的热心，充沛的精力。如今在她的脸上可以发现一条条疲惫的皱纹，她那友善的蓝眼睛四周布满了一圈不易觉察的疲劳。这双眼睛见多识广——也许看到的东西太多了。”他们认为，经过休息，疲劳会消失的。但是9月过去，10月来临了，她的疲劳更加重了，还伴随着不断加剧的焦虑和恐惧，而且开始出现令人萎靡不振的意志消沉。

当埃莉诺发现自己由于花费巨大的“公费旅游”而遭到新一轮的批评时，她郁闷的心情越发沉重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哈罗德·纳特森控告埃莉诺在周游全世界，“而我们邻近地区的农民们甚至搞不到汽油可在农场上进行工作，”同时几十个共和党人群起效仿进行攻击。“国会中的抗议是如此强烈，”埃莉诺对乔·拉什吐露她的真情，“以至于罗斯福觉得我不应该利用政府的交通工具出远门旅行，甚至片刻也不行。”

埃莉诺把自己禁闭在白宫里，她闷闷不乐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她的朋友们开始担心起来。“（汤米）很为罗斯福夫人担心，”特鲁德对拉什说，“而且我也感到十分不安。罗斯福夫人很奇怪，经常坐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天空，然后意识到她一句话也没听清……甚至有一次，总统当着（荷兰王妃）朱莉安娜的面极力想让罗斯福夫人邀请朱莉安娜到华盛顿去，在这之后总统说了些什么——结果也是完全没有反应。”

那年秋天，在他们互往的信件中，乔和特鲁德极力想明白问题出在哪里。特鲁德把她的意志消沉归结为“她对所看到的东西感到的深深恐惧，并对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和死亡感到极度难过”。尽管她坚信盟国的事业，但是当她亲眼看到战争带来的恐惧和造成的破坏时，她惊恐万分。她以前从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在医院见到那些悲惨景象——血肉模糊的身体，被弹壳撕开的肚子，截断的四肢，摧垮的精神。战争开始后，只有少数几张死亡的美国士兵的照片出现在杂志和报纸上。给人看到的尸体总是穿着衣服而且完整无损，好像他们睡着了一般。罗斯福在1942年春天创建了战争情报局来统筹负责战争消息的报道，这个战争情报局把战争中不宜为外人所了解的内容完全删除，以至于国内后方人员几乎没有人知道战争的真正实情。

在国内，埃莉诺从一家工厂转到另一家工厂，看到的是战争最好的一面——生产力，同志情谊，成就的自豪感。在流水线上的飞机、坦克和枪炮就像是美国民主的典型象征。在南太平洋，这种象征性特征不见了，同样是这些飞机、坦克，它们恢复了真实的样子，是毁灭性的致命武器。慢慢地，埃莉诺开始明白这个可怕现实：她丈夫的领导才能促进了生产能力发挥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唯一的一个残忍目标——那就是杀死敌人，使敌人致残。

回来后的几个星期里，埃莉诺的脑海不断浮现瓜达尔卡纳尔的公墓，一排排的十字形纪念碑，那些在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异国他乡丧生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还有活着的士兵们对死亡烈士的姓氏不明表示抗议的惨烈场面，他们在战友们的十字形纪念碑上悬挂他们的“野战工具”，在每个墓碑上刻上他们自己写的颂词：“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一个好小伙”，“永远的好朋友”。

到1943年底，美国的伤亡人数尽管与参战的其他国家相比相对很少，但是却开始在增加。陆军和空军统计在战争中死亡、受伤或失踪的人达到117142人。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来说，每次战斗都有其自己的伤亡人数统计表：珍珠港海战2554人，菲律宾沦陷1383人，珊瑚海之战705人，中途岛战役547人，瓜达尔卡纳尔、图拉济登陆战6040人，萨沃岛之战1691人，瓜达尔卡纳尔战役1460人，西西里登陆战1064人，意大利登陆战1688人，太平洋战争3314人。

在埃莉诺回来后不久给小罗斯福写的一封信中，她承认她的旅行“使她情绪上极为不安”，而且现在她总是心事重重地在想尽快结束战争。“我知道而且也能理解你为何心神不宁，并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年轻的富兰克林回信道，“但是夫人，这次我们一定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但是即使埃莉诺的眼睛看到了太多的战争，她意志消沉的原因却根植于更深的土壤中。“我认为，”拉什在给特鲁德的信中说道，“更重要的原因则与她内心极其孤独有关。”埃莉诺遭遇到的死亡和濒临死亡对她的生活发出警告，她有很多时间浪费在礼节性谈话中，还有一连串没完没了的社会责任。尽管在很多方面，她以丈夫为中心，而且把全部精力放在安娜和约翰以及乔和特鲁德的身上，但是她仍然是一个想朝里看的局外人。

正如以前在她生活中有过许多次类似的情况一样，埃莉诺想通过不间断的工作逃避她的痛苦，想通过加倍的努力工作以确保战后新生的世界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生命。“我想一个人害怕的事情有时往往很容易被尽可能地忘记，”她写道，“但是这一次……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令人恐惧的事情，而且要尽一切力量确保它们不会重演。”

在那年秋天她的专栏中，她清楚地表达了她对未来的希望：通过立法为回来的退伍老兵提供教育；建立一个政府机构来处理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工业的改制转型；建立一个永久的国际性机构以便加强同盟国之间目前已有的合作；建立一个救济机构帮助全世界的人民重新自力更生；在各个国家之间互派年轻人作为增进理解的一个措施。

以前有好几次，当埃莉诺极力要让丈夫重视战后的问题时，她总是无法引起他的注意。对这位最高指挥官来说，轴心国正在赢得战争的胜利，而自己却在反复思考和平时期的艰巨任务，这么做似乎太放肆，甚至是草率的。但是现在，形势改变了，他发现自己愿意去展望未来，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10月的第三个星期，罗斯福要求国会尽快行动起来为即将回来的美国士兵制订一个规模巨大的教育计划——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计划，后来被称为《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总统的咨文呼吁联邦政府同意承担回来的退伍士兵为期一年到四年的大学教育费用。“缺少资金不应该妨碍任何一个参加过这场战争的退伍军人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去寻找一份最为实用的且凭其能力和积极肯干使他能够胜任的职业，”罗斯福说道，“我认为这个国家从道义上有义务提供这样的培训和教育。”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罗斯福要求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每一个回来的退伍军人平稳地转型。从失业到找到新工作期间，他建议每月发放一次退役金；如果找不到工作，要给予失业保险；在服役期间提供信贷社会保障；让士兵住院治疗和康复。综合起来看，这些措施向美国军人保证给予他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给予它的退伍士兵都要多的援助和机会。

埃莉诺很高兴。“我很高兴看到所有为退伍军人制定的立法会尽可能快地获得通过，”她对记者们说道，“使这些立法变成现实会大大增加这些人的信心。”

那年秋天，总统采取了另一个有远见的措施，他任命伯纳德·巴里奇领导一个新创立的机构，这个机构受战时总动员委员会主席吉米·拜恩斯的领导，处理战后重置问题以及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工业转型问题。任命巴里奇是一个高妙之举，如果安置别人来负责计划和平时期的问题，那么国会中的保守党人士会认为“计划”这个词是共和党人的发明，从而有尽情嘲弄的机会。但是由于巴里奇同时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敬重，这样矛盾就缓解了。埃莉诺的兴奋之情再一次溢于言表。“巴里奇仍然是我了解的人当中最令人放心的，”她欢欣鼓舞地说道。尽管这个新机构的组织结构没有能够引起由沃尔特·鲁瑟提议的和平时期生产委员会的广泛注意，但它确实保证了在转型过程中采取统一的政府干预方案。

1943年秋天，在计划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国际机构方面同样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过去罗斯福担心对战后世界模式进行公开讨论会引起不主张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孤立主义者的攻击并损害必须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团结一致，因此他曾经极力反对就盟国如何来维护和平进行详细的讨论。他的态度之所以有所改变，是因为温德尔·威尔基写的《一个世界》这本书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美国出版史上从来没有一本书销售得如此之快。出版后的两个月内，它的销量达到100万册。这本书取材于威尔基在俄罗斯、中国以及中东的旅行见闻，它极有说服力地呼吁进行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民主党同僚告诫道，只有罗斯福带了头，共和党才会准备在下一轮竞选运动中关注这个战后问题。

那年秋天，在总统的鼓励下，国务卿赫尔精心起草了一个四国声明，保证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最早在切实可行时建立重大国际组织中继续保持合作。尽管具体的细节没有定下来，但是能保证战后团结，这使美国公众欢欣鼓舞。

11月初，总统在东厅主持了一个精心安排的庆典，庆祝一项国际协议的签订，根据该协议，将建立一个使全世界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联合国救济和复兴机构。“44个国家的代表围着一张长桌与总统坐在一起，”埃莉诺高兴地说道。“在他们背后是他们的国旗。看到每个国家的代表前来参加庆典，我在想这是多么有趣，就在战争结束前的此时，我们就能想象得出，明白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美国人民所做的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次庆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富兰克林简短的讲话既清楚又出色，我觉得今天某些重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43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总统和第一夫人出现在海德公园。晴朗的天气，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焕发。埃莉诺高兴地说：“天那么蓝。”夜晚，星星如隆冬时那样在天空中闪闪发光，总统在凉爽的秋日美景中感到其乐融融，下午早早地就把工作做完，留出时间去山顶小屋野餐，驱车在乡间兜风，然后在瓦尔基尔吃晚饭。

“每一个战场都传来好消息，”威廉·哈瑟特在11月1日写道。在意大利，盟军在9月3日成功到达勒佐北部从而登上意大利本土之后，继续沿着马靴状意大利的足背向北慢慢推进。战斗比预料中的还要激烈。尽管意大利新政府在盟军登陆意大利的第一天就已投降，但是路上每前进一步，盟军都遭到了希特勒军队的激烈抵抗。军事历史学认为，萨勒诺战役是“这场战争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但是到10月底，盟军已占领了巴勒莫和那不勒斯，离罗马只有90英里。在南太平洋，美军已登陆布干维尔岛，占领腊包尔港的下一步计划也已开始实施。而在东方战场，苏联红军在遭到德军反击并被迫往第聂伯河撤退的半途中，又再次向基辅进发。

但是对罗斯福来说，那天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是斯大林最终同意在11月底于德黑兰召开的最高首脑会议上与盟国的领导人见面。这次旅程的第一阶段先是把总统送到开罗去会见蒋介石。从那里出发，他将与丘吉尔一起去德黑兰与这个苏联领导人会合。

埃莉诺一得知与斯大林见面的消息，就恳求富兰克林带她一起去。她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最高首脑会议，尽管她的儿子埃利奥特和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被邀请去过阿珍亚和卡萨布兰卡。“罗斯福夫人非常想去，”特鲁德对乔说道，“但是老板非常坚决，女人绝对不能同行。”此外他已邀请埃利奥特、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约翰·伯蒂格和他同行，而且同行的人已经够多的了。埃莉诺气坏了，不是因为决定本身，而是因为她丈夫麻木不仁的态度。但是，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再对自己的失望纠缠不清，转而采取了一个明智之举，把小罗斯福从他的船上硬拖下来，这艘船几天后将前往直布罗陀，然后返回美国进行整修，因为它曾遭鱼雷袭击过。她也感到让儿子离开船会损害他与同事们的关系，但当总统坚持他需要两个儿子一道去，而且没什么可多讲的时候，她真是气愤极了。于是又引发了一场争执。“老头子一直压制她，”安娜对约翰说道，“而且伤害了她的感情。”

当安娜听说这次旅行时，她也请求同去。她对她母亲说：“不仅仅是因为对旅行本身感兴趣，还因为将见到我的约翰。”埃莉诺催促她发一封特快专递，问问她是否可以同去。她答应说：“我会让他知道你的愿望的，但恐怕所有的女人都不能去。”

“回答当然是，不行！”安娜抱怨地对约翰说道。罗斯福对他的女儿说，根据海军的规矩，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带女人上船的，所以没办法，她不能去。“爸爸似乎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妇女都应该十分满足于‘能把家里的炉火烧得旺旺的’，而且她们在家庭之外付出的努力只是作为使某些特别烦人的女人暂时得到抚慰的最后一招，从而只是显得特别可笑，而且还需要得到优越感十足的男性世界的帮助。”

在随后的几天里，安娜对父亲的怨恨更深了。在与母亲长时间的通话中，一想到她的兄弟两年来将参加他们的第三次会议而她唯一的请求也被断然拒绝时，她激动得大发雷霆。安娜告诉约翰，母亲“非常赞同我的看法，我们都觉得老头子在对待家庭中的女性方面是一个讨厌的人。她指出即使我不能和他一道乘船，那么也完全有可能让我乘飞机去。当然穿上制服（但没有）无疑是一个解决方法，但穿上红十字会的制服，加上它的使命，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安娜的不公平感由于担心约翰在北非遭受的情感失调更加剧了。尽管他一开始在来信中对参加“战斗”透露出真心实意的兴奋感，但他在最近的信中却充满了自怜，因为没有派他去做任何重要的事情，尽管在他到来之前已向他保证是真的需要他。突然之间，他做出决定，认为他再也不能独自生活，他能对战争作贡献的唯一途径就是能与安娜一起工作，要么在国外给她一份任务，要不他回家去。

在给安娜和埃莉诺的那些极其激动发狂的信件中，约翰恳求想办法帮他回国。“如果你能的话，请告诉我，亲爱的，”约翰问安娜，“是什么让我来参军？为什么我把你，把我们的事业，把真正的爱国责任不摆在家里，而跑到这里来？真正得到重用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想想在后方我丢掉的工作以及我给你带来的痛苦，我又能够得到什么呢？我的所作所为是否伤害了你对我的爱？所以，我亲爱的，请你千万不要把我们从你的脑海里赶走。”

“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孤立而是共同地在尽我们的所能为战争尽一份力，”约翰在给埃莉诺的信中写道，“而现在我完全意识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想去尝试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是犯了一个多么可悲的大错误……如果可以弥补的话，我将是多么的感激不尽……我希望你不会把我想得太坏。”

安娜向约翰解释道，问题在于，尽管她的母亲非常理解他想调任的愿望，但是她无法预料她父亲是否会理解。她也想不出“华盛顿的头头中有谁会对我或可爱的夫人提出的建议给予认真的帮助和考虑。我相信他们会非常友善地把我们打发掉，认为我们只不过是两个感情用事的女人——这一个就是渴望她的丈夫回来。”

安娜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他们两个在什么地方见面，这样她就可以恢复他的自信，并且恢复他的理性。否则她担心在他心神不宁想回家的情况下会做出愚蠢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德黑兰之行对她来说如此重要、为什么她父亲不容置辩的拒绝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原因。

由于安娜对约翰的担心日益加剧，她自己脆弱的自信也在消退，她对报社工作的自豪感和愉快心情也不见了。她觉得自己无法应付针对编辑方针而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埃莉诺体会到女儿的痛苦，几乎每天给她写信。“我明白，亲爱的，你一定感到非常绝望、孤独，这让我很为你担心。”埃莉诺建议，为什么不考虑到东部来过圣诞节呢？全家人打算在海德公园过节．而且如果安娜能来和他们一起过的话，那就太好了。

那年冬天当埃莉诺邀请安娜到东部来时，她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女儿的来访会使女儿在白宫获得担当她父亲女主人的位置，这一着几乎毁了她们20多年来建立的深厚的母女之情。

1943年11月11日晚上10点30分，华盛顿一个寒冷多雨的夜晚，总统登上了“波托马克”号轮船开始了他去开罗和德黑兰的第一段旅程。“我刚与海军准将莱希、海军准将布朗、沃森将军、麦克因泰尔医生和霍普金斯为你父亲送行，”埃莉诺对安娜说道，“我极不情愿看见你爸离去，然而我想这会有许多好处的。”第二天上午，总统转乘“伊阿华”号战舰开始了穿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的长途旅行。

“一切都舒服极了，而且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还带了许多侦探故事书，而且我们还带了12部好看的电影，”罗斯福在旅行的第一天给埃莉诺写信道，“天气很好，也很暖和，穿一条旧长裤和一件钓鱼衫外加一件羊毛衫就可以坐在船上了……没有报纸真是让人轻松！我打算开办一家一页纸的报纸。它只登载并付酬给那些真正重要的新闻！”

在海上过了9天后，“伊阿华”号驶进了奥兰海军基地。在那里，总统见到了埃利奥特、小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海上航行对父亲大有好处，”埃利奥特注意到，“他看上去很健康，而且他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激动的期待。”结果后来只有埃利奥特和父亲一起继续去开罗。经过痛苦的一个星期后，小罗斯福最后决定他最好和他的船一起回去。当然这是埃莉诺一直想要他做的，而且她很高兴他有责任感，知道什么是对的。她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她对拉什坦言道，“因为事情结果总是这样。”

出于安全考虑，艾森豪威尔建议晚上乘飞机从突尼斯飞往开罗。总统很失望。他本来想顺着战争推进的线路从阿拉曼一路前行。但是一坐上飞机，他就很兴奋，因为有可能看见金字塔。他要求飞行员日出时在尼罗河两岸绕圈飞行，这样他就能看得非常清楚。“纪念碑，狮身人面像，还有尼罗河，使他兴奋不已，”特工处处长麦克·雷利记载道。当他看到金字塔时，他注意到“人类想流芳百世的欲望真是太强烈了”。

在开罗，安娜的丈夫约翰·伯蒂格以及霍普金斯的儿子罗伯特加入到总统的队伍。丘吉尔在他女儿莎拉的陪同下前一晚就到了，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则被安顿在附近的别墅。罗斯福曾经对埃莉诺说过不允许带女人，然而在这里，所有的摄影师们一眼就看到了莎拉·丘吉尔和蒋夫人。罗斯福一定马上意识到埃莉诺会暴跳如雷。

她确实气极了。会议的第一批照片刚一登出来，她就给丈夫恶狠狠地写了一封讽刺信。“蒋夫人和莎拉·丘吉尔也在宴会上，我觉得有趣极了。我希望你让我乘飞机去。尽管所有的照片都表明蒋夫人与你的谈话很活跃生动，尽管当丘吉尔嚼雪茄时（蒋夫人）露出非常困惑不解的神情，但我肯定我会比你们更能让蒋夫人开心的。”

前一年春天，罗斯福夫妇在白宫招待过喜怒无常的蒋夫人，尽管埃莉诺已开始逐渐喜欢上她，但是总统觉得她很难相处。“很奇怪，”埃莉诺对安娜说道，“我想男人们（包括罗斯福）都怕她。她很敏捷，而且急于表达她的看法，并强迫他们接受，于是他们都感到局促不安。”对特工处和白宫的工作人员来说，她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喜怒无常的人，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习惯，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她想要东西，她就使劲地拍手。

在邀请蒋介石去开罗的过程中，罗斯福对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军事贡献并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在未来的年月里要联合中国使之加入到盟国的事业中来。“从现在起，这将是非常重要的25年到50年，”他说道，“尽管中国暂时无法在军事和海军方面提供很多的援助。”尽管罗斯福对蒋介石训练无术、装备不精的军队不存任何幻想，但是他认为使中国继续与日本作战相当重要，而且为了保证达到这个目的，他愿意做出很多许诺。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蒋介石由他的妻子做翻译，非常地顽固而且要求苛刻，今天刚做出许诺，第二天又推翻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好几个观点上意见也不一致。

“我很遗憾事情的发展只对蒋很有利，”埃莉诺安慰道。“我在想是不是他、他的夫人还有温斯顿在制造麻烦。问题这么微妙复杂，恐怕连斯芬克斯都相形见绌了吧……我很喜欢你关于国会和一页报纸的那些俏皮话。”

感恩节那天，总统把烦恼和担忧扔在了一边，为丘吉尔和他的女儿、霍普金斯和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和约翰、安东尼·艾登、莫兰勋爵以及巴·沃森举行了一个晚宴。“让我们把这看成一个家庭聚会，”他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说道，把他从家里带来的两只大火鸡切开。“我从来没见过总统这样开心过，”丘吉尔说道。

晚宴过后，总统举杯。“大家庭通常比小家庭能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此，今年，英国人民加入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就成了一个大家庭，而且比以前更加团结。我提议为这个大家庭和团结干杯，并祝它代代相传！”

丘吉尔从来没有像那次一样表现得那么出色，他也举起酒杯。“他开始说得很慢，”罗伯特·霍普金斯回忆道，“他的话用的是非常不寻常的结构。他停了下来，他似乎不知所云。然后一阵长时间的停顿，他还没能缓过神来，我想。他是一个老人，他的身体越来越坏。接着他突然找到一个词，非常绝妙，非常高超，以至于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鼓掌叫好。这真是绝妙的表演。”

晚宴后，军乐队奏乐，舞会开始。由于莎拉是唯一在场的女性，她忙不过来，丘吉尔就邀请罗斯福的那个直爽的大块头助手巴·沃森跳舞。坐在沙发上看这对老头跳舞，罗斯福哈哈大笑。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晚上，多年来在丘吉尔的脑海里，这一直是最高兴的时刻。

罗斯福到达德黑兰后，迫切想与斯大林见面。他一生中非常引以为豪的是他能与各色各样的人找到共同点。现在他盼望着迎接这个挑战，与这个令人生畏的、难以接近的苏联领导人建立关系。他尚未在苏联大使馆所在的黄色大厦中他的卧室里安顿好，就传来消息说大元帅已到了门口。“第一次见到他确实令你吃惊，”麦克·雷利回忆道，“斯大林从容不迫地穿过房间朝罗斯福走去，咧着嘴在笑。”尽管他个子不高，但他还是具备一个大个子的风度；他那暗黄色的制服缀着大大的肩饰，以至于看上去，如莫兰勋爵所说，“好像裁缝……在双肩上放了一个架子，然后在每个架子上堆放了许多缀有白色星星的金黄饰带。”

“我很高兴见到你。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努力想使之成为现实，”总统说道，引起了斯大林发自内心的欢笑。他们就以后将详细谈论的事情简短地交谈了30分钟。“他似乎很自信，对自己很有把握，”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埃利奥特说道。但是当轻松幽默的谈话结束后，罗斯福仍然觉得自己是在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打交道。当斯大林离开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能够驱散像浓雾一样夹在他们之间的不信任。

那天下午，会议在大使馆的会议室举行，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墙上有不透光的挂毯，还特别为这个场合定做了又大又厚重的椅子和椭圆形的橡木桌子，以便不会就谁应该坐在桌首而引起争执。“看到三位巨头终于围着同一张桌子落座，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经历，”伊斯梅勋爵写道。

国务院副官查尔斯·波伦注意到，罗斯福“很明显是会议上的领导人物”。伊斯梅表示赞同，“他看上去很健康，处于他的最佳状态……英明，博得众人好感，而且像父亲般慈爱。”丘吉尔正相反，正患有可怕的感冒，支气管性咳嗽以及间歇性发烧，尽管这样，伊斯梅写道，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理智战胜了一切问题，他参与了所有的谈话。”至于斯大林，刚一开始他似乎不明白或不在听传递给他的话，他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完全沉浸在自己思维中的人，两眼低垂，在他的笔记本上乱涂乱写。

一开始，还是旧话重提。尽管罗斯福认为在魁北克他已得到丘吉尔发动穿越英吉利海峡进攻的绝对承诺，但是首相再次提出一大堆次要的可能性问题——包括占领罗马以及劝诱土耳其加入这场战争。但是这一次，斯大林的在场是决定性的因素。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反对丘吉尔的牵制战术，认为占领罗马毫无意义，而且希望土耳其参战简直是妄想。“如果我们来这里是讨论军事问题，”斯大林说道，“那么俄罗斯只对霸王计划感兴趣。”

当斯大林谈到霸王计划时，他的眼睛变得更为敏锐，声音变得更加低沉。“我要感谢斯大林阁下在场，”斯蒂姆森看了会议的记录后写道，“我认为，他扭转了局面，他对首相的牵制战术根本不予理睬，这真令我心花怒放。”

当看到形势变得对自己不利时，丘吉尔的心情更加忧郁。由于无法消除自己长期以来的恐惧，担心直接进攻欧洲大陆会引发一场大灾难，他对莫兰勋爵说他认为“人会把人类给毁了，会把文明给毁了”，欧洲将会变成荒无人烟之地，而他将对此负有责任。

丘吉尔认为自己唯一的愿望，是单独去见罗斯福，把他争取过来。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丘吉尔就问罗斯福他们能否一起共进午餐。从这两个人一同享用过的无数次午餐——从卡萨布兰卡的上等饭菜到海德公园的热狗——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请求。但是罗斯福坚决而又委婉地拒绝了这个邀请，他担心如果他和丘吉尔被看到单独在一起，用俄罗斯人听不懂的语言进行商谈的话，会引起斯大林的怀疑。

来德黑兰的目的就是调和与斯大林的分歧，罗斯福下定决心尽他一切所能与这位苏联领导人进行私下接触。这个任务比他想象的更加艰巨。“他要求我做的每件事情我都做到了，”罗斯福说道，“我待在他的大使馆，与他一起用餐，被介绍给他的部长和将军们。他举止得体，生硬严肃，不苟言笑，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平淡无奇的一个人。我对此感到非常泄气。”

最后，罗斯福想出一个打破僵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对我将要做的事情不要感到生气，”当他们再次聚集在全体会议上时他事先提醒丘吉尔。他们一坐下，罗斯福就开始私下与斯大林交谈，“我没有说过以前不曾说过的话，但这似乎显得十分友好和亲密……”

“接着我说道，并用手掩着以免让人听见……‘温斯顿今天上午脾气很坏，他整天心绪不好。’”

“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掠过斯大林的眼睛，我觉得我这着棋算是走对了……我开始取笑丘吉尔的英国腔，取笑约翰牛，他的雪茄烟，他的习惯。这才开始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最后斯大林爆发出一阵出自内心深处的狂笑，这是三天来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丝光明。”

罗斯福和斯大林突然之间开始玩两人游戏，把丘吉尔而不是大元帅作为第三者排除在外。“从那时起，”罗斯福高兴地说道，“我们的关系变得很亲密了……”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也开始来取笑首相，并觉得很有趣。丘吉尔后来声称他对这种取笑一点也不感到生气，但是这样做并不容易，而且当他看到罗斯福把大部分注意力都转向约瑟夫·斯大林时，他也许会很嫉妒。

更重要的是，丘吉尔一定意识到只要罗斯福和斯大林互相支持霸王计划，他根本无法阻止这场进攻。受现实所迫不得不做出让步，他发言表示赞成，结果全体一致同意霸王计划将在5月1日开始启动。同时三巨头推翻了丘吉尔起初的反对计划，一致同意进攻法国南部，而且斯大林答应一旦德国被击败，苏联将加入到对日本的战争中。

这些决定一达成，紧张顷刻便消除了。11月30日，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一起喜气洋洋地庆祝了首相69岁的生日。“祝酒词一个接一个，”哈普·阿诺德回忆道，“讲话一个接一个。丘吉尔高度赞扬了总统，大力吹捧斯大林，然后吹捧美国。”罗斯福提议为英勇的红军干杯。在每次干杯的同时，“斯大林绕着桌子和所有的军人碰杯”。最后，斯大林站起来讲话。

“我想从一个苏联人的角度告诉你们，是总统和美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将赢得这场战争。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机器。美国已证明它每个月能生产出8000到10000架飞机。苏联每个月至多只能生产1000架。英国生产出3000到3500架……因此美国是机器大国。如果没有使用这些机器的话，这场战争我们将失败。”

这是苏联政府首次公开感谢美国出借他们的机器。苏联的新闻界除了断断续续报道过运来了某些特殊类型的武器之外，苏联人从来没有正式宣告过每星期运入苏联的大量美国物资和苏联红军击退德军的重大胜利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美国工厂为苏联提供了全部2/3的机动车辆和一半的飞机；仅仅在1943年，美国就向苏联送去了5000多架战斗机，超过了战争中任何一场战役派遣的飞机。美国的铁轨使苏联人能够重新修建他们的铁路线；美国的通信设备使得苏军有可能掌握军事行动；美国的轮船和石油使苏联的卡车能跑动，使飞机能飞起来；美国的炸药在苏联的工厂被用来制造炸弹；美国的种子播撒在战斗中遭到破坏、现在又重新夺回的农场。同时，美国的企业为1300万苏联士兵提供了冬靴、制服和毯子。为红军的食品库，美国更是输送了几百万吨的食品，包括小麦、面粉、肉、蛋和牛奶。

这是一个惊人的场面：每个星期，成千上万吨的供应物资装上货物列车，然后转运到一艘巨轮上，它们定期航行在北冰洋冰封的海域上前往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同时另一支舰队正绕过大半个地球穿过太平洋前往西伯利亚，而第三支舰队也穿过波斯湾来到了巴士拉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的轮船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危险的海域航行，把宝贵的货物送到苏联军队手中，超过20％的美国护卫舰在1942年被击沉，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但直到现在，斯大林才心甘情愿地表达了自己国家的感激之情。

午夜瞬间即逝，祝酒词仍在继续。最后在凌晨2点，罗斯福请求特许他最后再讲一句话。“我们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见解和生活方式，”他说道，“但是在这里，在德黑兰，我们证明了我们各个国家不同的理想可以协调起来成为一个融洽的整体，团结一致，为了我们自己以及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向前进。”

会议在第二天结束，并对战后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包括有必要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国际机构、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波兰边界以及瓜分德国等问题。曾经有一次，这三位领导人挤在一幅巨大的中欧地图前满不在乎地为波兰划定新边界，如果埃莉诺在的话，这件事情一定会使她非常恼火。

罗斯福认为这次会议“是人类事务活动中重要的里程碑”，第二天上午，他就离开德黑兰前往开罗，在那里他将继续与丘吉尔会谈。尽管大家都很疲劳，但还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选择一个盟军总进攻的指挥官的时候到来了。罗斯福更倾向于选乔治·马歇尔，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远征军的指挥官约翰．J．潘兴将军的一封信中，罗斯福说道，尽管他认为马歇尔是联合长官中最为重要的人物而且不愿意失去他，但是他认为给他一个到战场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才算公平。“我想让乔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潘兴，而且如果我们把他留在这里，他就不可能成为潘兴将军了。”

但是，随着做出决定的时刻越来越近，罗斯福越来越担心会失去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这个杰出人物。这么长时间以来，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现在突然要中止似乎太冒险了。他觉得，最好是让马歇尔留在华盛顿，把这个任务交给艾森豪威尔。由于无法亲自面对马歇尔，罗斯福派霍普金斯去试探他的态度。马歇尔勇敢坚强地回答道，他会全力支持总统做出任何决定，其实此时木已成舟。“嗯，艾克，”当他们在突尼斯见面时，罗斯福高兴地宣布道，“你来指挥霸王计划。”

“返航回家，”罗斯福在12月9日给埃莉诺的电报中写道，“我现在要乘坐12个小时的飞机，我很讨厌这样的旅行。但是总的来说，这次旅行真的很成功……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对你说，还有很多很多的爱。”

北非的太阳将总统晒得黑黑的，回到白宫他心情很愉快。当他发现全体内阁成员、国会领导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都在国务院部会客室欢迎他回国时，他的情绪更加高涨。“他身着亚麻做的旅行服，”史汀生记载道，“看上去很好，非常高兴，心情非常好，非常友善地与我们所有的人打招呼。这是他最为风光得意的时候。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似乎都很高兴看到他平安归来。”

总统的好心情并没有传递到他妻子和女儿的身上。知道她们仍然在生他的气，因为他那次传奇式的旅行没有带她们一道去，他一直沉默寡言，焦躁不安，不爱说话。“老头子第一天对我很冷淡，”安娜在给约翰的信中写道，“除了回答我的问题说你很好之外，就再也没有提到你。”对埃莉诺来说，她已下定决心要对会议上发生的一切弄个水落石出，作为对没有被邀请同行的补偿。那天晚上，3个多星期来总统第一次在家吃饭，他邀请了特鲁德·普拉特和富兰克林的老朋友哈里·胡克以及安娜和小罗斯福一道共进晚餐。她发誓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不停地问他问题。”

安娜向约翰汇报说，那天的晚餐是“一个彻底失败”，因为埃莉诺“不断地催促老头子，催他快点讲述他的经历”，尽管罗斯福“想坐下来悠闲自在地享用鸡尾酒和晚餐，并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讲述所经历一切”。但是，“可爱的夫人却催他快点喝鸡尾酒，而且频频地向他发问直至他露出明显的不满，小富兰克林和我非常着急，但对此也无能为力”。

最后，为了平息妻子的恼怒，总统开始讲述会议上的故事，极其详尽地透露了很多有关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趣闻轶事。透露的这些信息是如此的绝密，甚至有些轻率，以至于安娜觉得不得不把手放在父亲的胳膊上要打断他的谈话。她看着胡克先生和普拉特夫人提醒道，如果这些消息有任何一点从这个房间泄漏出去，“它就像一个炸弹，而且会被‘反对派’利用从而破坏你们最为重要的计划。老头子回答道：‘你说得很对。但是可爱的夫人并不能欣赏我的俏皮话！’”

“老实说，”安娜对约翰说道，“可爱的夫人有时判断很糟糕。汤米和我长时间地谈到我们可爱的十分出色的夫人的轻率，她总是把这些事情不断地告诉像特鲁德这样的人。同样汤米也有充分的证据，可爱的夫人有时公开写给乔的信件，而且可爱的夫人在这些信件中总是很不慎重。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汤米担心可爱的夫人可能会把那天晚餐时老头子讲的话告诉乔。这很难办，因为可爱的夫人是如此可爱，慷慨无私，如此心地善良，敏感。”

埃莉诺仍不罢休。当参加晚宴的客人离开时，她跟着总统来到他的房间想打听到更多的东西。她的努力结果一无所获。已经将近午夜了，他坚持了漫长的一天，他已十分疲劳。

第二天早上，安娜和父亲一起在他的房间吃早饭。安娜知道前一天晚上埃莉诺不断地打听会议的细节使他很不舒服，她有意使她的话题只限于一些有关家庭和朋友的并无恶意的道听途说——这都是罗斯福喜爱的谈话题材。

“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古老笑话，终于成功地打破了僵局，”安娜自豪地对约翰说道。在他们开心的谈话中，安娜把她两位兄弟埃利奥特和小罗斯福的“性经历”绘声绘色地告诉了她的父亲。很显然，埃利奥特与女演员斐伊·埃默森正处于热恋之中，而小罗斯福也狂热地爱上了艾森豪威尔年轻漂亮的女司机凯伊·莎默斯比。

碰巧的是，总统在阿尔及尔顺路去看望艾森豪威尔时见到了莎默斯比小姐。有一天晚上用餐时，他坐的地方与她只相隔一个位置，第二天中午又与她和艾森豪威尔一道吃盒饭。罗斯福对安娜透露道，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观察者，他认为这个迷人的年轻的英国女人和艾森豪威尔睡过觉！安娜对他们之间亲密的私下交谈感到很愉快，然后她又想起小富兰克林，他正狂热地爱着这个女人，正处于痛苦时期，他说过尽管她很漂亮，“但是她所经历的事情（离婚之后，未婚夫又去世了）使她有点像一个精神变态的病人。”

安娜与她父亲的“闲聊”一直持续到将近上午10点，这时他必须准备去参加一个有副总统和国会领导人出席的会议。当他穿衣服时，他精神饱满，没有什么比交流小道消息更让他愉快的事情了。然而，自米西离去之后，悠闲自在轻松谈话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安娜在家真好。对安娜来说，她也感到心情愉快。“自从我和老头子谈论过有关埃利奥特和其他的事情以来，”她十分高兴地对约翰说道，“他和我相处得非常好，我想比平常更加亲密。”

罗斯福与女儿变得愈发亲密的同时，正好他失去了哈里·霍普金斯。12月21日，霍普金斯终于搬出白宫住进了自己的新家，这是乔治城中一幢漂亮的城市新式住宅，位于北大街33号。对哈里和露易丝来说，几个月来他们都感到人们对他们住在白宫很是不满，所以这一步是早就该走的。“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在我自己的家过圣诞节，”霍普金斯在给他最小的儿子斯蒂文的信中写道。他儿子在南太平洋当海军陆战队士兵，“而且露易丝把房子搞得舒适极了，我想这是我一生中住过的最舒适的房子。”

但是对罗斯福来说，哈里的离去使他很苦恼。自从1940年5月10日以来，当人们认为这场战争不会打下去的幻想由于德国入侵西欧而顷刻石破惊天地成为现实时，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霍普金斯一直是他的好伙伴。每天晚上，罗斯福都能在房门边听到脚步声，抬头就发现霍普金斯那张智慧的脸上一副顽皮的表情。米西不在身边，没有人比霍普金斯更了解罗斯福什么时候需要休息放松，什么时候需要工作。他总是喜欢讲笑话，知道在玩笑和认真之间如何精彩地讲出他个人特色的笑话。现在，尽管他仍然会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就像在米西生病时一样，罗斯福肯定会尽力告诫自己一切都会好的，其他的朋友会取代哈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哈里搬出白宫的同时，玛格丽特·萨克雷更加频繁地出现在白宫，几乎每天都和总统一起喝酒或吃饭。尽管罗斯福很高兴与她一起谈论他的文件和他的藏书计划，但她从来没有像米西或是哈里那样与总统很亲密。那个位置空缺了一段时间，直至安娜在接下来的那个月住进白宫才得到填补。

圣诞节，总统是和埃莉诺、安娜、小罗斯福和约翰一起在海德公园度过的。这是自1932年以来罗斯福一家在海德公园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也是自从萨拉去世后孩子们第一次回到这幢老房子。“我肯定这对他们来讲似乎很陌生，实际上每个人都觉得陌生，”埃莉诺写道，“我的婆婆在这幢房子住了这么多年，她实际上似乎已成了房子的一部分。她的人似乎还继续活在那里。”

对安娜来说，这是愉快的一个星期。尽管有一群宪兵和特工人员在周围，她还是“非常喜欢这个老地方”，“喜欢姑娘时散步过的茂盛的树林”，“喜欢绵延起伏的乡村”，喜欢按惯例阅读狄更斯的作品，还喜欢唱颂歌的人的热情。她告诉约翰：“虽然没有下雪，但是一直很冷，天气很晴朗，所有的池塘都干涸了，瀑布和小溪都结冰冻了起来。”和父亲在一起很轻松愉快，早上她和父亲一起用早餐，下午在他的书房坐在他身边，晚上和他一起喝鸡尾酒。这是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开始。

确实，圣诞节和父亲在一起安娜感到非常舒服，以至于她提出下次他到海外旅行让她陪他一起去这个敏感的话题时，他也很高兴地同意了，如果她能穿上红十字会的制服，然后乘飞机去与他的军舰会合，这样就可以了。此外，他又说道，“轮船上不允许有女人”只是很多海军规定中的一条，“所有的规定他都有责任遵守，但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违反规定。”这正是安娜想要听的。

圣诞节两天后，罗斯福回到了华盛顿，在12月28日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结束时，他想让大家知道他希望新闻界不要再用“新政”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政府机构，因为时代已经变了，而且没有必要再实行新政。

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个口号不再适合时，他打了一个很长的比喻。“新政是如何出台的？”他问道。“这是因为1932年有一个病入膏肓名叫美国的病人，他正患有严重的体内失调——他病入膏肓——他患有各种各样的内疾。所以他们派人去请医生。”

新政这个富有经验的医生开了很多治疗的处方——保证银行存款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使千家万户不会被取消回赎抵押品权利的房主贷款公司（HOLC）；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证券销售过程中必须提供真实情况；最低工资额和最高工作时限；废除雇用童工；保护劳工的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障条例和瓦格纳法案；还有工作救助计划，设有公共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地方资源养护队以及全国青少年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斯福承认道，“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这些疾病，10年前的疾病，才得到治愈。”

“但是两年前，”总统继续说道，在这个病人完全康复后，他出了一起严重事故。两年前的12月7日，他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撞车事故——髋关节被撞断，大腿两三处骨折，一只手腕和一只胳膊断了。有人甚至认为他只能活一段时间。

“新政这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对大腿和胳膊的骨折一无所知，”总统说道，“他对内科学非常精通，但是对这种新疾病一无所知。所以他叫来他的同事，一个叫作‘赢取战争胜利’的矫形外科医生，来照顾这个小伙子。结果这位病人重新站起来。他扔掉了拐杖。他开始反击——处于攻势。”

在用“赢取战争胜利医生”取代“新政医生”的过程中，罗斯福并不想弱化新政过去的成就。确实，它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尽管战争带来了一切的变化，对与新政关系密切的根本体制改革——比如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市场管理——都没有提出过疑问。他只是要说，时代变了，问题也变了，口号也应该变。

记者们表示同意。“新政已经过时而没有用处，不能在国内为他赢得选票，”《美国新闻》指出，“它在经济萧条的30年代代表的东西在战争突然好转的40年代不能赢得选票。（今天）的工作职位比工人人数多得多。农场管制措施已被扔到了一边，现在迫切需要生产更多的食品，而不是更少。要努力使工资降下来，而不是提升工资；要制止上涨的物价，而不是促进物价上涨。政府的很多管制措施现在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作为一个要获得选票的人，（新政）与1932年不注意日常饮食的迷人女子一样没有吸引力了。”

由于工人全部就业，过时的新政中的工作计划再也用不上了。地方资源养护队是第一个被除名的，被国会亲手砍掉。地方资源养护队寿终正寝之后，紧接着是公共工程署宣告死亡，它是被总统亲自宣布“光荣引退的”。全国青少年局就成了下一个对象。

“这场战争终于完成了新政准备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珀在1943年写道。“这场战争给了每个工人一份高薪的工作，使他不再靠救济生活，而且通过配给供应，这场战争使上层阶级的购买力和穷人达到平衡，直至很多东西富人都不能比穷人多购买。换句话说，与新政能够给他们的机会相比，通过这场战争，普通人获得了更好的机会。”

对埃莉诺和她的许多朋友来说，旧机构的废除很难让他们接受。尽管她清楚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他们的很多工作已经变得多余，但她认为很多旧的活动在战争期间比起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来说更有用处——比如说住房、娱乐设施、产妇护理、日托中心、公共卫生措施。埃莉诺认为，新政不仅仅是旧计划的简单叙述，它是一支狂想曲，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象征全国人民对社会正义和改善下层人民生活所做的奉献，而且那种奉献在埃莉诺看来在1943年与10年前一样十分重要。

在自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埃莉诺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坚持认为，没有一个人已把新政“悉心收藏以备后用”。相反，“未来将不仅仅需要关注我们公民的需要，而且还要关注世界的需要”。

第19章　“我想睡觉，睡觉”

新政这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毕竟没有死亡，没有被埋葬。使批评者和支持者都困惑的是，总统在1944年1月11日的国情咨文中重新提到这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使之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出现。

罗斯福讲话一开始就提到了“赢取战争胜利”这个医生，告诫他的国民要戒骄戒躁，提醒他们美国军队离他们在柏林和东京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如果说什么时候应把个人或组织的私利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下，那么现在就是时候了，”他说道，并预计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肯定会使美国遭遇重大伤亡，而且以前任何一次战役与它相比都会相形见绌。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民以极大的勇气和理解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他们承受了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巨大不便，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困难，他们承受了巨大的悲痛和牺牲。然而，尽管大多数人仍然毫无怨言、默默地努力工作，但是吵吵嚷嚷的少数人仍然在吵闹，要求为特殊的群体争取特殊的优惠。有大群的害群之马蜂拥而至、来到国会的休息室和华盛顿的鸡尾酒酒吧，他们代表着这些特殊群体，而不是代表全国人民整体的根本利益。他们来此的目的是把战争看成是一个为他们自己谋求利益的大好机会。”

为了抵制这些特殊利益，而把全国的精力和资源集中起来去打赢这场战争，总统建议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加税不但能增加收入还可以控制通货膨胀，重签战争合同防止超额利润，制定食品费用法，制定平抑法规，以及制定兵役法。尽管3年来他曾经抵挡住了征召平民入伍的压力，但现在他开始相信兵役法将能保证在恰当的时候将恰当数量的工人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这能缓解铜矿、滚珠轴承厂、锻造厂以及B-29型轰炸机制造厂目前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他明白征召平民入伍给劳动力带来的负担，他说，除非同时通过其他的法律来降低生活费用，共同承担征税的负担以及防止超额利润，否则不会提议颁布兵役法。

当罗斯福的讲话达到高潮时，他把“赢取战争胜利”这个医生放在一边，而再次提到新政这个医生，“现在我们的职责是制订计划……为了赢取持久的和平……无论总的生活水平有多高，只要我们的人民中还有少数——无论是一半还是1/3还是1/10——吃不饱，住不好，没有安全感，我们就不能自满。美利坚合众国在某些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的保护下开始新生了——这些权利中有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权、陪审团审判权、免遭非法搜查拘捕权。它们是我们生存和自由的权利。”

“随着我们的国家不断壮大、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我们工业经济的壮大——这些政治权利结果证明不足以确保我们在追求幸福的同时得到平等。我们已逐渐清楚意识到这么个事实，没有经济上的安全感和独立，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不是自由的人。’饥饿和失业的人是造成独裁统治的原材料。”

罗斯福认为，在新的时代，需要第二个权利法案为每一个美国公民提供一个安全和富足的新基础，而不管他的种族、肤色或信仰，那个经济权利法案必须包括：从事有益、有偿工作的权利；有权获得足够的收入，保证有充足的食品、衣物和娱乐；享有体面住房的权利；得到适当医疗的权利；有权利得到保护免于年老时有经济上的担忧和失业的担心；有享受良好教育的权利。

所有这些权利在新政中并不明确。但是从前罗斯福从来也没有像这样包罗万象地对它们进行规定。在把旧的权利法案所带来的不要政府的负面自由和新的权利法案通过政府干预带来的正面的自由相提并论时，也从来没有如此明确过。“几十年来，”政治学家詹姆斯·麦克格雷格·伯恩斯写道，“这个毁灭性的错误的对立观点——自由与安全相违背，自由与平等相违背——扰乱了美国的社会思潮，严重削弱了这个国家缓解经济不景气和贫困的能力。现在罗斯福坚持认为个人的政治自由和集体的利益不仅是协调一致的，而且它们可以互相加强。”

罗斯福的讲话使自由派人士兴奋不已——包括埃莉诺，她是在与一群志愿紧急服役服务队队员参观美洲大学时通过一座小型兵营的收音机听到这个讲话的。第二天上午她仍然很兴奋，又全部重新看了一遍这篇咨文，她肯定她的丈夫现在已把主要的精力转移到建设一个新美国上面来，使人们知道为战争做出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当然，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由于罗斯福坚持认为他们所有的提案都是紧密连在一起的，认为不加税或是降低超额利润的话，兵役法就无法实施，这样他使自己受制于国会中保守派联盟，他们根本没有心思去倾听他要求加税的请求。国会认为美国政府是在利用战争使收入重新分配合法化，它想利用自己的税收法案取而代之，从而使得美国政府的提案变成了一副无实质内容的空架子。它取消自动增加1％的社会保险税，并转而对领取周薪和月薪的人以及雇主发放的工资额进行征税，它同意降低现行的税率，它对伐木业和天然气管道业免除超额利润税。确实，这个法案对特殊利益集团来说充满了漏洞，最终它只带来了20亿美元的税收，与总统要求达到的105亿美元税收相去甚远。

经过深思熟虑，罗斯福决定否决这个法案，即使他意识到这将损害他的计划，包括兵役法。“有人建议，”他在2月22日的否决咨文中解释道，“我应该批准这个法案，因为为了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我要求国会施舍一大块面包以打好这场战争，而现在已得到一小片面包片。我应该满足了。”但是这个法案，罗斯福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指责道，“不是给穷人而是给贪婪的人减轻了负担。”做完决定后，那天晚上，罗斯福就出发去海德公园。他“精神上处于最佳状态”，威廉·哈瑟特记载道，“把他心里的感受说了出来似乎给他带来了由衷的愉快心情。”

哈瑟特记载，第二天下午，“极不愉快的事情在参议院发生了”。多数派领袖阿尔贝·巴克利7年来都是国会山上打着总统旗号的忠实支持者，这次他却站在他的同僚面前，正式与总统决裂，宣布他将辞去领袖的职务。巴克利在寂静的听众面前发表演说：“控告总统对国会每个成员的立法公正性进行精心策划和有预谋的攻击。其他的国会成员可以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对我来说，我不打算对这个不公正的攻击就此罢手……如果美国的国会还有一些自尊的话，它就应该推翻总统的否决案，使这个法案通过而变成法律，尽管他反对这么做。”巴克利一说完，听众就给了他雷鸣般的掌声；“实际上每一个参议员都站起来鼓掌，”副总统华莱士记录道，很明显总统的否决案将不会得到批准。

巴克利发表愤怒讲话的消息传到了总统的耳中，他在海德公园的书房里正与玛格丽特·萨克雷查看一些旧的家庭书信文件。刚开始他似乎很不在乎，预测这场暴风雨几天后就会平息的。他认为“阿尔贝一定是患了战争疲劳症”，因而把这场暴风雨的爆发归结于巴克利很累以及巴克利夫人生病这么一个事实。当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埃莉诺从华盛顿与总统通话时，她发现他“对这件事十分平静”。至于埃莉诺，她对“不是为穷人而是为贪婪的人”这个词语的运用提出质疑。这样的词语“很诱人”，她对一个朋友说道，“但是我不能肯定它们用得是否明智。”

然而，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吉米·伯恩斯火气很大地打来电话。总统回电时同意给巴克利写一封和解信，说他从来就没想过要攻击国会的正直公正性，他们对税收问题的分歧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他对巴克利领导才能的信心，而且他希望，如果巴克利真的辞职了，他也会马上重新当选。总统的信为以后发生的事件埋下了伏笔。1944年2月25日，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巴克利辞职了，然后又被全体一致同意重新当选。接着，国会在两院以巨大的差额投票，推翻了总统的否决案。

在海德公园，总统和埃莉诺、安娜一起过周末，他仍然很平静。“仍然没有说什么刻薄或是指责的话，”哈瑟特注意到。星期六下午，刮着暴风雪的时候，他视察了他的苗圃，一副怪相地说道，推翻他的否决案而通过了这个有缺陷的税收法案，使他在伐木业务上面的收入节省了3000美元的税。第二天早上，他饶有兴趣地观看他的儿孙们在屋后的大山上坐雪橇。

总统虽然在国会遭到失败，但他仍然很平静，这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尽管目前的法案有很多漏洞，美国政府的战时征税制度总的来说已呈现出一个公正和重新分配的特点。年复一年，保守派联盟希望用递减销售税来代替呈梯形增加的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愿望一直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美国政府在保证利率上涨和使花名册上增加成百万新的纳税人方面都取得了成功。通过征税，财政部可以资助大约44％的战争费用。其余的通过发行战争债券和借贷来获得。债务从194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上升到1946年的127％。

在税收方法上的改革也开始生效。在战争前，个人总是要拖延一年才纳税，因为要求是他们按照前一年的收入每季度分期缴税。当税率很低而且纳税人很少的时候，这个制度运转得很好，但是当成百上千万对筹划纳税形式毫不熟悉的人第一次成为纳税人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改革了。这次采取的形式是“领到工资即付所得税”，这个体制是在员工见到钱之前就从支付薪金的支票中扣除税，让每个人不背上债务开始新一年的生活。这是“美国国家财政的一次革命”，新闻记者大卫·布鲁克利写道。由于人们用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钱纳税，他们对征税这个概念的抵触情绪就得到了缓解。

因此，尽管其他人的神经变得很紧张，罗斯福仍然把他与国会的冲突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在这次大事件爆发后的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待在海德公园，哈瑟特记录道，他每晚睡上10个小时，使得他的敌人们困惑不解，尽管他们“认为他应该每晚醒着睡不着觉，担心他们的阴谋诡计”。

当2月份最后一个星期罗斯福待在海德公园的时候，在欧洲的第八飞行大队正享受着无比的喜悦，这段时间后来被称为“辉煌的一星期”，7天来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此期间，3800架轰炸机投下了近1万吨的炸弹，破坏或摧毁了70％以上的与飞机有关的德国战争工厂。仅在这一个星期投下的炸药吨数就相当于第八飞行大队在它参加作战的第一年中投下的炸弹总吨数。与1943年的“黑色十月”截然不同的是，那时美国的伤亡非常惨重。发生损毁的飞机架次达到了一半以上，以至于飞行员们逐渐认定“你最终会被打下来……不可能完成一次完整的飞行任务”。然而，制造辉煌一星期的飞行员们现在有了经改良的新的护航飞机，这给他们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这些新型的飞机叫P-47霹雳“轰炸机”，装备有可投下的油箱，这样使它们能够比以前飞得更快更远。

尽管德国工厂在遭到第八飞行大队的轰炸之后生产力得到了明显的恢复，但是德国空军遭到了永久性的创伤。600多架德国战斗机被击落，将近1000名德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被打死或受重伤。“这是对德国空战的一个转折点，”丘吉尔后来写道，“从今往后，美国的第八飞行大队就能够高度精确地、更加随心所欲地在白天轰炸德国的目标。”德国空军被彻底击垮了。

3月1日从海德公园回来后，令罗斯福非常高兴的是，他发现安娜已从三楼的贵宾室搬到了二楼那间宽敞的林肯套房，哈里·霍普金斯夫妇在那里住了三年半的时间。这次搬家表明安娜答应在整个战争期间陪伴在父亲身边，在她母亲不在的时候充当白宫女主人，成为他的好伙伴，给他带来温馨和放松，这是自米西生病以来他一直想念的。

这是安娜第一次来白宫过圣诞节时父女都未曾料到的结果。她本来打算1月上旬回西雅图，但随着她离去时刻的临近，父亲不想让她走。她在白宫度过的4个星期里，他已逐渐离不开她了。

“没有事先的谈话或讨论，”安娜多年后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回忆道，“我发现自己在尽力接管一些琐碎的小事情，我觉得这样会减轻父亲的一些压力，他一直在这样的压力下工作。”她克服了以前使她在父亲在场时不能充分展现自己个性的那些恐惧和不安，开始在鸡尾酒会时间招待客人，安排餐桌的位置，对讲话提出建议，去见那些她父亲太忙没空去见的人。

“父亲和安娜在一起比与母亲在一起更容易得到放松休息，”埃利奥特注意到，“他喝酒时能慢慢享用而不会觉得内疚。尽管母亲到了她认为该是放松休息的地步，但她总是在工作。”

安娜具有活泼阳光的笑容和嬉笑取乐的幽默感，对她父亲津津乐道的那些不拘小节的无聊的笑话同样感到十分有趣。当她与父亲在一起时，贴身男仆们回忆道，就会响起哈哈大笑声。“她会讲十分出色的故事，”她的儿子约翰尼·伯蒂格说道，“她喜欢小道消息，而且当她笑时，那是真心的笑。她头向后仰，然后哈哈大笑。”

而且她很漂亮，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一双修长健美的腿，一双蓝眼睛，皮肤很健康。埃莉诺的朋友贾斯廷·波利尔回忆道，有一天上午，他与总统待在他的书房里，这时安娜进来了，“她刚骑过马，穿着马靴进来了。他满脸都露出喜悦之情，关于世界问题的谈话因此而中断了好几分钟。他只是充满爱慕地注视着她。”

当她准备离去时他问道，辞去《邮报》的差事来为他工作觉得如何？对安娜来说，这个请求来得正是时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约翰·伯蒂格终于成功地从北非调到了五角大楼，在白宫工作不仅使她白天能和父亲在一起，而且也能和丈夫在一起。是的，安娜承认，她很高兴搬进白宫去帮助他，“但我先要与母亲谈谈。”

安娜的谨慎是十分明智的，因为从与汤米的谈话中她了解到她母亲总是与任何一个想擅自取代她当上白宫女主人的女士发生冲突——与吉米的第一个妻子贝特西·库欣以及米西·莱汉德和露易丝·霍普金斯都发生过冲突。“露易丝安排晚宴，安排桌位，”有人告诉安娜。“母亲却待在家里，这使她厌烦透了。”这不是工作中一般的妒忌，埃莉诺觉察到这是对她的职位而不是对她婚姻的威胁。尽管她非常珍视她那份能到处旅行的独立和自由，但她不想让任何人接替她白宫女主人这一职位。

埃莉诺对她的女儿很坦率。如果安娜来这里工作，“那将太好了，”埃莉诺说道，“她本人非常喜欢这样。”但是鉴于她在白宫与露易丝·霍普金斯夫妇以及其他人之间经历的不愉快事情，她不想和她女儿之间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在最近还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当时格蕾丝·塔利和富兰克林在没有告知埃莉诺的情况下就邀请米西在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来白宫住。当埃莉诺发现这个情况时，她写信给米西要取消这个邀请。“上个星期格蕾丝和富兰克林安排你3月7日过来时我正好不在。我很抱歉他们没有意识到你来时我也想待在这里。因此，正如我必须继续这次加勒比海的旅行一样，你也有必要推迟你的旅行。我很抱歉他们在作计划前没有同我商量，但是要把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也不容易。”

尽管埃莉诺坚持米西来访期间自己要待在家里反映了她想保证米西在家时能得到很好照顾这么一个合情合理的美好愿望，但是这次旅行的推迟对米西的打击是巨大的，而且这就发生在她得知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从她三楼的卧室搬了出去，而放在东厢的小阁楼这件事情之后。“我知道你会明白，”埃莉诺写道，“为了不使你的东西被那些护士、小孩以及随便的客人弄坏，我把它们暂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尽管埃莉诺建议将来访的日期改在4月份，但是米西拒绝了。“我希望你能理解，”米西的姐姐安·罗尚在信中对埃莉诺说道，“我们尽一切可能安排让她这个月去华盛顿，但是她只是不想让我们再谈论这件事。我们觉得这次事情的改变会对她很有好处，而且肯定她会始终把华盛顿看成自己的家。”

当安娜让母亲放心她都清楚这些基本的做事准则之后，埃莉诺支持女儿搬来华盛顿的决定。2月，安娜把她在西雅图的房子放在租赁市场出售。她在白宫开始的几个星期使所有的人都很开心，包括埃莉诺。埃莉诺承认，每当她必须去旅行的任何时候，她都很高兴地知道，“在白宫有了年轻充满朝气的生命力，因为对任何一个有幸在那里的人来说，由于有了年轻的生命力，白宫已经成了一个更加令人愉快的地方。”而且当埃莉诺在家时，她也非常喜欢安娜充满生气的个性，“给他们所有的熟人都带来快乐和轻松愉快的心情，使所有的人都觉得因为有安娜在身边会更加高兴一点。”

尽管安娜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正式的头衔，也没有领到薪水，但是她的工作任务，她开玩笑道，变得“像是打杂的一般，因为我一直待在那里，这样父亲很方便吩咐别人：‘那件事让安娜去做。’或是打量我一番说道：‘小姐，你去处理那件事。’”当她清楚地意识到她写字的速度不够快而不能把她父亲吩咐她去做的所有事情都精确地记录下来时，当白天已把工作做完时，她晚上就自学速记。“给戴高乐将军倒茶，或是把父亲的空烟盒装满，这样的工作是否有助于计划1944年的那场大战役，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对他们两个来说这是理想的一对搭档，”安娜的儿子约翰尼·伯蒂格说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合作非常密切。”对这个仍然十分敬慕她父亲的小姑娘来说，发现他欣赏她的美，她的笑，她漂亮的衣服，她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对曾经如此担心在父亲面前出错以至于有一天当他交给她的一包书从手中滑落在地上而哭着从图书馆跑出来的这个笨手笨脚的年轻人来说，现在终于有机会站在一个给人力量和自信的职位与他打交道，能有机会为熟练干好一份工作而感到自豪。“她的身体确实更好，精神也更加饱满，”她的丈夫向吉米·罗斯福报告说，“比自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

“安娜在白宫一天的工作从早上6点45分开始，”《时代》周刊报道说，并在那年春天的晚些时候登载了总统女儿的一幅容光焕发的照片。她在林肯套房与她的丈夫和5岁的儿子约翰尼共进早餐，然后伯蒂格少校出发去五角大楼，而约翰尼则由一名特工处人员护送去幼儿园。接下来，安娜一直待在父亲身边直至下午4点约翰尼回家，这时她中止工作和他打一场激烈的乒乓球比赛或是在白宫的游泳池游泳。然后她回到椭圆形书房工作，约翰尼则穿着小小的卡其布制服，戴着帽子在白宫的场地上闲逛玩耍，胳膊下夹着一辆玩具车，追求他想当一名白宫警卫的远大理想。约翰尼早早吃完晚饭后，她和父亲才一起喝鸡尾酒和用晚餐。“埃莉诺·罗斯福外出旅行不在的任何时候，总统的女儿就来主持社交约会，接待国宾，”《时代》周刊断定，“但是她也明确表示她不会被（正式）认为是助理女主人。她反复重申……向国务院的礼仪办公室传达过指示：在白宫的宴会上，‘随便安排我坐在什么地方，我不是官员。’”

1944年的春天安娜与父亲相处的日子越长，她就越发清楚地意识到父亲眼睛下方凹陷处越来越黑，脸上也逐渐失去光彩，而且白天和晚上都伴有轻微的咳嗽。她善于观察的眼睛注意到他的力气似乎越来越弱，甚至在上午的时间里他都显出不正常的疲劳。他抱怨经常头痛，晚上难以入睡。坐在他旁边看电影时，她看见他想点香烟时他的手在抽搐颤抖。有一次，当他在一封信上签名时，他在半当中空下一大片空白，留下一个无法辨认的潦草笔迹。刚开始，安娜把父亲的不适归结于他在冬天患上的流感在长时间发作，但是当春天来临时，他仍然没有恢复，她就开始担心了。

同一年春天，格蕾丝·塔利惊讶地发现她的上司在阅读邮件时打瞌睡更加频繁了，甚至有时候在口述文件时也打瞌睡。“当他猛然惊醒的时候他就有点尴尬地笑一笑，”她回忆道，尽管她看到“他说话的清晰度丝毫没有减弱，说话时也不缺乏智慧幽默”，然而她还是很担心。3月中旬，全国青少年局前局长奥布里·威廉姆斯在白宫与总统共进晚餐时，他惊讶地发现他看上去是那么“疲劳和憔悴”。甚至连一直忠心耿耿的哈瑟特在3月24日也承认：“总统看上去不是很好……最近的感冒使他元气大伤。每天早上询问他感觉如何时，常见的回答就是不舒服或是难受得要命。”

安娜把对父亲健康的担忧告诉了她的母亲，但是埃莉诺不愿意承认他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疾病。“我认为母亲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安娜多年后对作家伯纳德·阿斯贝尔说道，“她并不认为他是什么与众不同的人物。”

如果说埃莉诺没有看到她丈夫身上发生的令人吃惊的变化而安娜却看到了的话，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大部分时间在离他几百英里远的地方。2月份，她作了两次到纽约的漫长旅行，一次是到西弗吉尼亚克拉克斯堡的旅行，一次是到匹兹堡的旅行。3月4日到28日，起她都在加勒比海，视察军事基地和看望士兵。甚至她在家的时候，她也太忙——为华盛顿特区黑人住房的糟糕条件作证，大声疾呼反对军队里的种族歧视，要求在和谈桌上有妇女参加——以至于哪怕只是和她丈夫一起坐坐，休息一下，她都没有时间。

即使她更常见到她的丈夫，也不确定埃莉诺是否清楚他身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她只是“对生理机能不感兴趣，”安娜坚持认为，“就是这么回事。她好像时时刻刻完全沉浸在思考中。”在与丈夫一起分享过他战胜脊髓灰质炎的喜悦之后，“她因此而仍然认为，”正如她的外孙约翰尼·伯蒂格解释的那样，“钢铁般的意志和勇气能战胜一切疾病。尽管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有同情心的女性，但是她对疾病从来没有耐心——不管是她自己的还是任何其他人的疾病。这让她自己和别人都觉得有点冷酷无情。”

埃莉诺甚至都不愿意对自己承认富兰克林确实病了，她把他的疲劳归结于心理上的因素。一方面，那年春天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埃利奥特与鲁丝·古金斯的第二次婚姻正陷于破裂。尽管鲁丝一开始同意等到战争结束时才起诉要求离婚，但是婚姻的协议已经破裂，而且到3月底她就提出了离婚的书面文件。“我认为这种持续的紧张关系一定对富兰克林有影响，”埃莉诺对乔·拉什吐露道，“而且尽管富兰克林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我认为他一定对埃利奥特和鲁丝的事感到不安。”

除了家庭问题之外，埃莉诺认为，罗斯福心中还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对即将到来的总攻的担心。“总统一直身体不好，”她在《我的鼎盛时期》一文中对读者说道，“但是我认为疲劳可能会困扰每一个领会战争全部意义的人，正如身体上的疾病一样。”

然而不仅仅是内心的紧张在起作用，到3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罗斯福的健康在持续恶化以至于他取消了所有的约会，把自己关在卧室，每顿饭都是用托盘端到床上由安娜陪在一旁用餐。罗斯福始终尽量保持常态，使出全身精力显得愉快一些。“他精神很饱满，”哈瑟特有一天在总统体温达到华氏104度时注意到，“脾气总是很好，从来没有表现出病人常有的那些坏脾气。”

尽管罗斯福饱满的精神欺骗了记者和来访者，但是安娜在他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身边，却不会对这些明显的不适迹象视而不见。在白天有很多次她能看到“血液的循环流动不是像应该的那样完全流经整个身体”。

在与格蕾丝·塔利交换意见后，安娜自己负起责任，把罗斯·麦克因泰尔叫到她的住处讨论她父亲的健康问题。作为总统的私人医生，这个傲慢的老头强烈捍卫他的权威，麦克因泰尔不愿意听任安娜的责问。她父亲怎么啦？安娜想知道。很明显，出了问题。不要担心，麦克因泰尔说道。他的流感和支气管炎综合征正在逐渐康复。晒两个星期的太阳，他又将是那个无忧无虑的老头子了。

麦克因泰尔的回答并不会令安娜满意。得知麦克因泰尔不是一个全科内科医生，而只不过是一个耳鼻喉科医生，是请来看父亲的慢性鼻窦炎的，安娜就担心他狭窄的视野挡住了他的眼睛，看不见那些更严重的情况。安娜后来坦言：“我认为，他并不真正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安娜进一步追问，问他是否量过父亲的血压。“我认为有必要时会的，”麦克因泰尔回答道。

安娜使自己的语气变得温和了一点，告诉麦克因泰尔她很担心。她也看到过父亲从很多次疾病中很快恢复了元气，但是这次，他似乎已丧失了战斗力。他的身体似乎在一点一点地垮下去。能否请麦克因泰尔把总统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是否能答应不告诉她父亲是她这样建议的？

麦克因泰尔极不情愿地答应了安娜的请求，于1944年3月28日的下午在贝瑟斯塔海军医院安排了一次检查。车队沿着威斯康星大道朝前进发，安娜陪着父亲坐在车上。当他们到达医院时，罗斯福透过树林指着一幢别致的高楼。“那幢楼是我设计的，”他兴高采烈地告诉安娜，幻想能为这幢大楼做出超出他实际做出的贡献。他确实很热爱建筑，罗斯福偶尔也会把为某幢公共大楼绘制的设计图送交上去，但是他的参与活动通常只到此为止。也许幸好如此，因为他往往忽略了计划中的关键项目，比如壁橱的空间以及浴室。

在医院的门口，安娜微笑着挥手告别。同一天下午她的母亲正从加勒比海的巡回旅行中回来，而且安娜答应去机场接她。当总统坐在轮椅上沿着走道徐徐前行时，他高兴地向病人以及聚集在周围看他的工作人员挥手示意。他的行为举止中看不出有什么令人不安的征兆表明有必要把他送到医院来。

在内科病房，霍华德·布鲁恩医生，一个年轻的心脏病学家，焦急地等待着那个著名的病人。布鲁恩只是被告知总统突发流感以及支气管炎还没有完全康复，需要做一个更为全面的检查。“这天天气很暖和，”布鲁恩多年后回忆道，“我出了很多汗。我觉得我肩负着重任。”布鲁恩从来没有见过总统，那天一大早他就要求过麦克因泰尔提供总统以前的心脏和胸部检查的结果。麦克因泰尔不能肯定他一定能找到，但是当布鲁恩认为没有以前的结果就无法作比较而一再催促他时，麦克因泰尔答应仔细找找，如果找到的话派信使把它们送过来。

当总统被抬到检查台上时，以前的记录还没送来，布鲁恩无法了解病人的病史。“我一看到他就怀疑出了严重的问题，”布鲁恩回忆道。“他的脸没有血色，而且他的皮肤、嘴唇和指甲床变了色，有点蓝。当血红蛋白完全充氧时，是红的。当减少充氧时，就有点蓝颜色的痕迹。颜色有点蓝意味着组织供氧不足。”

布鲁恩第一眼也注意到罗斯福呼吸困难，只是把他从一边移到另一边就使他气喘吁吁。这个年轻的医生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忙碌，把手放在总统的胸口，听他心脏的声音。“这比我担心的还要严重，”他回忆道。

检查发现心脏的心尖端比起本来应该的位置更远离左边，表明心脏严重肥大。如果心脏处于血压增高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引起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心脏增大，很明显正如罗斯福心脏的情况一样。布鲁恩要求他的病人深呼吸然后尽可能地屏住呼吸。罗斯福只屏住了35秒就把气呼出来了。在病人的肺部，布鲁恩听到了杂音，还有不正常的格格声或汩汩声表明流体正危险地积聚。

在检查的过程中，医疗记录终于送来了。布鲁恩把总统盖住，借故走开一会儿。他快速地看完，发现早在1941年就检查出有高血压（188／105mm）。麦克因泰尔为什么没有更早地召见心脏病医生，这让布鲁恩很难理解。从那时候到现在已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布鲁恩得出结论认为，罗斯福正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他受损的心脏再也不能有效供血了。如果不给予治疗，罗斯福可能一年都活不到，而且在1944年时，治疗高血压的方法还很有限。

布鲁恩从来没有把他心头的想法告诉过罗斯福。麦克因泰尔嘱咐过他不要主动向总统透露任何信息。罗斯福也没有询问过布鲁恩发现的情况。相反在整个检查过程中，罗斯福愉快地闲聊起很多完全与他健康无关的话题，而且当检查结束时，他露出了他那著名的微笑，伸出他的手，“谢谢，医生，”他说道，然后他就走了。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得知是别人而不是他在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心，罗斯福一定感到很宽慰。尽管他不能亲自去大声询问，但当他发现自己晚上无法入眠，白天太累无法工作时，他一定心怀恐惧和失望。至少现在要采取一些行动。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他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及罗斯福的健康问题。他无所顾忌大声笑着道，在过去的3个星期里他正患有支气管炎，但除此以外身体很好。然后他发出咳嗽声，拍拍胸脯，想证明一下支气管炎如何影响了他。当问及他是否对他自己的健康状况感到很惊讶时，总统说道，有人告诉他48500例支气管炎中只有一例会发展成为肺炎，所以他认为他的可能性很小。罗斯福乐观的表现非常有效以至于记者们得出结论认为他的支气管炎已治好而且他觉得身体很好。“总统不仅脸色和声音更好了，”《纽约时报》发表评论道，“而且他的精神也很好。”

当罗斯福在新闻发布会后回到书房时，埃莉诺和安娜已在那里了。埃莉诺精神饱满。她的加勒比海之行绝对是一次成功，她与士兵们的会见棒极了，而且她的新闻报道也取得了成功。有太多的东西要对她丈夫说，但是首先她有一件礼物要给他，为他收集的轮船增添一个纪念品。这是一个小型的坚格达船模型，是巴西累西腓渔民用的一种像木筏一样的本地船。罗斯福对送给他的礼物很满意，但是他太累了，不想再说话了，既然再也用不着演戏了，罗斯福7点半就到卧室休息去了。

第二天，布鲁恩医生就把他惊人的发现向麦克因泰尔医生作了汇报，还有一份建议备忘录，包括进行精心护理，完全卧床休息10个星期，避免紧张，服用洋地黄制剂，改变饮食，限制盐的摄入和降低摄入卡路里，使用可以升降式的盖奇床缓解晚上的呼吸不畅。“麦克因泰尔对我的建议感到很吃惊，”布鲁恩回忆道，“总统不可能抽出时间去卧床休息，”麦克因泰尔坚持道，“你不能简单地对他说，这样做或那样做。他是美国总统！”

为了保住他的职位，麦克因泰尔召集了一批顾问，包括约翰·哈帕医生，他是布鲁恩在贝瑟斯塔医院的指挥官，亚特兰大的詹姆斯·波林医生以及波士顿的福兰克·雷利医生。X光片、心电图以及其他的检查数据都给他们过了目，然后要求布鲁恩陈述一下他的建议。这些上司们明显不同意布鲁恩的诊断，毕竟，有人说道，麦克因泰尔多年来一直在为总统进行检查，根本无法想象罗斯福一夜之间得了这样严重的疾病。至于布鲁恩大量的建议，他们表示赞同的唯一一点就是安装一个盖奇床，这样可以让他的头抬得高一些。

“我只是一个海军少校，”布鲁恩说道，“麦克因泰尔是个海军准将。哈帕是我的上司。但是我知道我是对的，所以我坚持我的立场。”最后，麦克因泰尔同意让波林和雷利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为总统进行检查，第二天继续讨论。

在见过总统之后，波林医生表示他现在同意布鲁恩的诊断，而且同意采取一个谨慎的方案，用洋地黄处理法来增强心脏的肌肉，从而加强心脏的功能。“洋地黄制剂是特效药，”布鲁恩后来说道。然而在1944年，很难调节洋地黄的用量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而不会中毒。“风险在于，”布鲁思承认，“剂量过大会引起恶心，丧失食欲，而且会进一步损伤心脏。”

很明显雷利医生检查完后离开时留下一些完全不同的看法，他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总统的胃肠道上面。什么东西让雷利很担心，这一点还不十分清楚，但是马萨诸塞州的哈里·戈尔德·史密斯医生对罗斯福的健康问题钻研了几十年，认为雷利可能在罗斯福的胃里发现了一个不宜动手术的恶性肿瘤。戈尔德·史密斯认为从总统左眼上方的痣或年初从他脑后摘除的皮脂囊肿可能已引发了癌症，然后转移到了他的胃。

无论雷利的探究发现多么有根有据，但是讨论很快又回到总统的心脏方面来。医生们最后同意以布鲁恩原来的建议为基础按比例进行缩减：洋地黄制剂将按小剂量进行用药，制订低脂肪的食谱，午餐和晚餐时的来访者要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且要求总统减少吸烟量，从每天的20支，减到10支，另外每天限喝一杯半鸡尾酒。这个秘密会议这才休会。

关于总统潜在的健康状况该告诉他本人多少还不清楚。尽管布鲁恩定期去看总统，但是他一直牢记麦克因泰尔的严厉嘱咐而没有向罗斯福吐露一点情况。布鲁恩本以为麦克因泰尔正与总统谈论此事，但是麦克因泰尔后来声称他故意没有把诊断情况告诉罗斯福，“麦克因泰尔的这种行为简直是反常的自行其是，他剥夺了总统了解自己生命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权利。”

布鲁恩的诊断结束后不久，罗斯福向埃莉诺坦言他很担心。“他怀疑医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埃莉诺向乔·拉什承认道。他的直肠曾经一度疼得厉害，他就担心可能有肿瘤。但是接着疼痛就减退了，他也就放心了。奇怪的是，自始至终他一次都没有问过他的医生他们所知道的情况。一天又一天，他服用那些绿色的洋地黄丸，从来不问他们是什么东西，或为什么要他服用。天天在给他量血压，他也从不问血压是多少。

这种保持缄默的默契已延及到公众身上。1944年4月4日，这次仓皇失措的检查一星期过后，麦克因泰尔高兴地让新闻界放心，没有什么问题，总统只是患有支气管炎。他声称检查的结果很好。“当我们检查完毕时，我们认为对于一个62岁的老人我们没有什么表示异议的地方，除了我们必须与流感和呼吸道并发症进行斗争之外。”麦克因泰尔继续说道，总统现在需要的就是“多晒晒太阳，多做些运动”。

洋地黄制剂产生了效果。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后给总统的胸部拍了一张X光片，发现心脏已明显变小，而且肺部明显地变干净了。咳嗽也没有了，气色也好多了，血液的化学组成也正常了，而且晚上他也睡得很香了。

尽管总统的健康已逐步改善，但是医生们决定他需要离开白宫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因为在白宫不可避免地会把工作送到他的住处，他楼上的书房，甚至他的卧室。当伯纳德·巴汝奇听说总统正在寻找一处休养地时，他主动提供他的霍波科洋房，这是一幢砖石结构宽敞豪宅，坐落在一个小山岗上，可以俯瞰南卡罗来纳州的瓦卡莫河。

罗斯福在布鲁恩和麦克因泰尔医生、帕·沃森以及李海海军上将的陪同下，在4月9日复活节的星期日来到了巴汝奇大庄园。在他到来前的日子里，特工处在辛勤地忙碌，在屋前屋后的楼梯上都安装了木栏杆，在钓鱼码头也装了栅栏，还装有一个帆布滑道，万一失火，可以让总统从卧室一直滑到地面。

这是一个极佳的疗养地。和总统一起来的三家报业协会的记者们与房子保持一段距离，他们驻扎在8英里以外的乔治王子饭店以防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工处不断地告诉我们‘离老头子远一点’，”梅里曼·史密斯笑着说道，但是三家报业协会的记者们都支持这样做，给罗斯福足够的行动自由去做他每天愿意做的事情。

“我只想睡觉，睡觉，”当他刚到时说道，“一晚上睡12个小时。”巴汝奇这幢安静优雅的豪宅，四周是23000英亩的农田、森林和小溪，总统在这里如愿以偿。他早上9点半醒来，晚上9点半上床睡觉。上午他看看文件，处理一些书信。在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到码头边垂钓，或是在海湾附近散步。在雨天，他坐车在房子四周兜风，停下来看看那些精制的花园，小鹿，还有野猪。他通常在6点喝点鸡尾酒，7点吃晚饭。

在罗斯福休养的第二个星期里，邮差送来了一份行政命令要求总统签字，这份命令针对的是商务部部长，他霸占了庞大的邮购公司蒙特哥马利——沃尔德公司在芝加哥的办公大楼。自4月12日以来，由于这家公司没有遵照战时劳工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公平选举从而引发了一场罢工。这种情况很复杂，在政府机构激起了激烈的争论。史汀生认为由于蒙哥马利—沃尔德公司做的不是战争生意，那么军方就无权干涉其劳工状况，而且无权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超出他认为应该扩大到的范围。司法部部长弗兰西斯·比德尔则持反对意见：由于蒙特哥马利—沃尔德公司75％的顾客是农民，而且由于农民正从事对国家这场战争的军事行动极为重要的食品生产，那么军方就有责任来接管这家公司。

罗斯福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多大的关注还不清楚，但是最后他站到了比德尔一边，并签发命令派驻军队。但情况却事与愿违。由于戴钢盔的士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包围了芝加哥总部大楼，蒙特哥马利公司的董事长休厄尔·阿威利拒绝离开他在八楼的办公室。在比德尔命令士兵强行把他弄下来时，出现了一阵犹豫不决。两个士兵把双手交叉放在阿威利先生的屁股下面做成一个座位，然后另外两个士兵按住他的肩膀使他坐稳。他稍稍作了一番挣扎，整个身子被抬起送进电梯，然后抬到了大街上。

阿威利先生被从大楼抬出去的照片——被新闻摄影记者们投票评为年度最佳照片——引发了一阵对罗斯福的批评。“在《史密斯—康纳利法案》中或是总统的战时权力中都没有可以抓人的授权，”《华盛顿邮政报》发表社论说道。“是部队被利用的方式，”沃尔特·李普曼认为，“使整个事件变得臭名昭著。”这种“强烈的怒吼”正是史汀生所担心的。在他的日记中，他为这个行动感到遗憾，并预测“它会被罗斯福的敌人所利用来作为证实他们担心罗斯福谋求独裁政权的依据”。

除了这个例外，布鲁恩医生回忆道，“整个休养期过得非常愉快……总统过着简单的日常生活，身体在一天天好转。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有魅力的人。吃中饭和晚饭时都一样，他使谈话很活跃，讲一些精彩的故事，与巴汝奇话旧，谈论当今时事，吸引了每一个人。他是一个优秀的善于讲故事的人。这一点绝对肯定。”

当罗斯福在霍波科时，安娜飞往西雅图整理她的东西，把他们的房子收拾好以供租住。“我最亲爱的，”约翰从白宫给她写信道，“没有你的生活简直一团糟。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在想这样向你坦白我是否明智，要知道整个世界——除了你之外——对我来说就像一杯温啤酒淡而无味，而你却给我带来刺激和快乐，是我生命的全部。”

“安娜已安排好把孩子们带到东部来，”埃莉诺在4月21日从海德公园给富兰克林写信道，“而从6月中旬开始我们就必须把大房子开放。难道你不能安排北上一次，在适当的时候住上一个月，然后每个月回来住上两三天。我们都将感到无比快乐。”她继续说道，她想买几件东西使佣人的房间更适于居住，并且答应她不会花太多钱。“可以吗？”她问道，“还有，如果我画上一张妈妈房间的示意图以便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到恰当的地方，我是否可以把它安排成一个起居室，摆上一个长沙发以便万一有人要在此处睡觉？”

第二个星期，埃莉诺、安娜和澳大利亚约翰·柯廷总理夫妇以及哥斯达黎加总统蒂奥多罗·皮卡多一道飞往霍波科，与总统共进午餐。尽管没有多少时间进行私底下的谈话，但是埃莉诺很高兴地注意到富兰克林的气色好多了而且精神饱满。“一回到家我就觉得这是富兰克林可以做出的最佳举动。”明媚的阳光产生了奇效，她断定，并预测他从霍波科回来时“比他离开时的健康要更好”。

安娜对父亲的健康状况就没那么乐观，午餐过后她与布鲁恩医生谈及冠心病的长期影响，并认为有必要完全改变父亲在白宫的日常工作计划。布鲁恩也让安娜记住改变罗斯福饮食的重要性——这件事情很明显是埃莉诺所不了解的，因为她回到华盛顿就邮来一大包牛排，希望总统会喜欢。

如果埃莉诺知道，在4月28日上午，露西·梅瑟·拉瑟福德在总统的邀请下正从140英里外的艾肯市赶往霍波科的话，她为总统与巴汝奇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而感到的兴奋之情将有可能大大减退。

早在一个月前，露西病中的丈夫温思洛普·拉瑟福德在艾肯市的里奇利府第去世了，52岁的露西成了寡妇。温思洛普死后留下两个女儿和4个儿子，他被葬在新泽西州阿拉曼奇他自家的庄园里。对露西来说，20多年来她的生活都围着丈夫转，这确实是一个困难时期。有很多复杂的财产问题要解决，要为孩子们操心，还要做出困难的决定。而且第一次，她孤单单一个人。

露西在她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和儿媳的陪同下，临近中午时就到了。尽管在前一个月她经历了这么多不幸，她仍然很漂亮，很有魅力。她仍然能以一种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方式赢得罗斯福的心。那天露西在午宴的出场被正式记录在座位图上，这张座位图仍然保存在总统的文件里。这一次，也许因为拉瑟福德再也不在人世，她公开承认自己是露西·拉瑟福德而不是保罗·约翰逊夫人。从这张座位图可以看出罗斯福坐在一端，巴汝奇坐在另一端，露西坐在总统的右边。其他的宾客有李海海军上将、麦克因泰尔医生、罗伯特·杜肯海军上校以及布鲁恩医生。多年后，巴汝奇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个场面，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不得不让出好几张珍贵的战时配给票证从而使露西满足了由来已久的愿望。

对罗斯福而言，露西的到来肯定给他带来了快乐的兴奋剂，使他想起在瘫痪之前，在把他击倒的这场病之前的那个年轻的罗斯福。有露西陪伴在身边他能重新想起年轻时的许多事情，使他想起他曾经拥有过的健康的身体。如果他的未来不复存在，那么至少他还可以回味他过去的幸福时光。

吃中饭时，有消息传来说海军部部长福兰克·诺克斯死于心脏病，终年70岁。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严谨的生活节奏是精力充沛的诺克斯的生活特点，现在终于敲响了他的丧钟。消息传来时，埃莉诺正在白宫与泰迪·罗斯福儿子的遗孀柯米特·罗斯福夫人共进午餐。她断定丈夫会缩短他的休假回到华盛顿参加葬礼，所以她就把即将到来的纽约之行推迟了一个星期，包括6个安排好的讲演，这样丈夫回来时她就可以在家了。

结果，罗斯福并没有回来参加葬礼，而是选择留在霍波科，再住上一星期。尽管在休养期间他的健康有明显好转，但是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他病情出现了反复，他又卧床好几天。与露西共进午餐后不久，他的腹部出现剧烈的疼痛，伴有轻微的恶心，全身出现抽痛感。布鲁恩医生凭推测诊断有胆结石，并且安排好他们一回到华盛顿就做X光检查。

同时，对罗斯福进行可待因皮下注射，使他能够出现在那天晚上8点的新闻发布会上讨论诺克斯死亡的问题。尽管梅里曼·史密斯注意到总统的肤色不是特别健康，但是他的精神似乎很饱满“以至于记者一点也没在意”。当罗斯福说到诺克斯时，他没有流露出他的感情。“那可能就是罗斯福有教养的地方，”史密斯说道，“因为有人教过我，有极好教养的人是从来不在众人面前把他们的情感流露出来的。”诺克斯是罗斯福战时内阁成员中第一个去世的人，尽管其他4名内阁成员也已70多岁了——史汀生76岁，哈尔72岁，琼斯和伊克斯都是70岁。

罗斯福向记者们解释，医生们让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待得时间长了一些，“怕的是冬天患上的严重咳嗽的康复会受到干扰。”一旦有关诺克斯的问题得到解决，史密斯注意到，罗斯福又“兴高采烈地聊起”他的钓鱼经。他问三家报业协会的记者们过得如何，当他听到这三家报业协会的记者在乔治王子宾馆喝一瓶劣质的黑麦威士忌要花12.5美元时，马上吩咐帕·沃森给他们倒一杯巴汝奇家的波旁威士忌，“以免记者们回华盛顿的途中会心情不好”。

埃莉诺在华盛顿听到富兰克林把他回来的日子推迟到5月7日，感到很失望。“你回家时正好我走了，这真让人难受，”她写道，并解释由于她大约在前一个星期就改变了她的约会，所以现在她必须从5日到12日一直待在纽约。“我讨厌你回来时我不在家。”

然而，当得知安娜将会在家里代替她母亲欢迎总统回家时，她觉得好受了一些。就在埃莉诺离开之前，安娜庆祝了她的38岁生日。“亲爱的，无论我给你什么，都不能表达我有多么的爱你，”埃莉诺在一封信中写道，信中有给她的礼物，“但是我希望你和约翰知道有你们在身边是多么的快乐，我是多么的珍惜我们在一起所有的快乐幸福的时光。”

罗斯福于5月7日星期天的上午回到白宫，这标志着他任总统的11年间最为完美的休假期终告结束。“在伯尼家我真的过得很开心，”罗斯福在给霍普金斯的信中写道，霍普金斯还在西弗吉尼亚的怀特沙尔法斯普林斯进行手术后的康复治疗，“一天24小时睡去12小时，坐着晒太阳，从来不发脾气，并且下定决心把世界大事抛诸脑后。”

对总统的这位老朋友来说这5个月可是很痛苦。1月份，霍普金斯由于旧的肠疾不断复发而住进了医院。2月份在去佛罗里达休养的路上，他从总统那里得到消息说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年仅18岁的儿子斯蒂文在马绍尔群岛战死了。然后，3月份在梅奥医院动过腹部手术之后，他又患上了黄疸。最后来到怀特沙尔法斯普林斯，他似乎康复了一些。

“得知你正逐渐康复真是太好了，”罗斯福写道，“而且我从（安德鲁·）里弗斯医生那里收到一封令人非常高兴的信——尽管大部分都是医学术语，然而我都看懂了！”

“从信中我了解到的主要有两点。第一，把体内管道都疏通了，并且使你的排泄系统处于运转的状态，这是一件好事。第二就是，（而且这也是来自其他权威人士的意见，）你不要过病人的生活而要过正常人或普通人的生活。我年纪比你大了一大把，也逐渐意识到了，我酒也少喝了，每晚只喝一杯半鸡尾酒，别的什么都不喝。而且，我烟也抽得少了，从一天抽二三十支减少到一天抽五六支。幸好它们抽起来虽然味道很差，但仍能满足需要。主要意思就是恳求你至少也要待到6月中旬。我不希望你提前回来。如果你提前回来的话，华盛顿是非常不欢迎你的，当然［《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出版商］希茜·帕特森例外，她巴不得早点把你折磨死——就像她对我一样……”

“我们都很高兴，”《纽约时报》在总统回来后的第一天发表社论说道，“他有机会享受一个月休息放松的愉快时光，摆脱他办公室强加给他的那些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重负。他随时都应得到休息的机会。”《纽约时报》的记者安妮·欧黑尔·麦考米克以同样的口吻写道，她认为这次休养“对美国人民来说是好消息”，因为罗斯福需要“使出他全部的精力，表现出最大限度的镇静，并显示出坚忍不拔的精神”去面对未来最为惊心动魄的日子，那时盟军的大队人马将开进欧洲把战斗进行到底。

哈瑟特发觉总统“皮肤晒得像浆果一样黑，容光焕发，一脸喜悦，认为他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但是安娜仍然很担心。虽然他的气色很好，精神也很饱满，但是她看得出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老头子了。“安娜很担心，”布鲁恩医生回忆道，“由于父亲又回到了白宫，又会重新染上那些旧习惯。她研究过心血管疾病，而且她懂得休息和饮食的重要性。她对我帮助很大。她成了他的保护人。是安娜使得新政体保持运转。”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从父亲醒来的那一刻起到他晚上上床就寝，安娜都一直在他身边，确保他的工作量每天不超过6个小时。“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变化，”伊克斯在5月23日给米西的信中写道，“他每天只安排几个约会——实际上远远不够让我们传达重要的事情——接着就回到屋子里，通常和安娜单独共进午餐。他晚上应该9点30分就寝，但是安娜告诉我，说服他这么做很困难……然后他就出去度周末。”

从礼宾官5月份的日记中读一个片断就可以发现，总统上午与内阁和国会领导们进行会谈，下午1点半或两点左右在南边场地的木兰树下与安娜，有时与玛格丽特·萨克雷共进午餐；下午继续开会，随后驱车到乡村兜风或是到泳池游泳，与安娜和约翰一起品尝鸡尾酒，共进晚餐，10点或10点半就寝。

对一个需要有人相伴、把欣赏他人作为得到放松的重要源泉的人来说，安娜的伴随左右就相当重要了。有一段时间，玛莎公主曾经填补了米西和哈里离去后的空缺，陪伴在罗斯福的左右，给他带来了快乐和好心情。但是随着罗斯福的健康日渐变坏，他与玛莎见面的次数也减少了。尽管在1944年的春夏期间能继续偶尔见到她，但是他们的“罗曼史”却逐渐破灭。“和像玛莎这样的人在一起，”安娜的儿子约翰尼·伯蒂格猜测，“他不得不总像是在演戏。”当然，这是他的第二天性，而且他喜欢这样，但是随着他的精力在减退，他们之间轻松愉快的谈话就会使他显得有点精疲力竭。与安娜这样像他一样喜欢讲故事的人在一起，他可以在一旁闲着不说话，能让自己安静一会儿。

安娜继续留在白宫使埃莉诺能自由自在地去做她想做的事，而“她想做的事”，约翰尼·伯蒂格注意到，“就是独自出去。这样她就有机会去发挥她的个性，有机会体验到别的女人很少能体验到的各种经历。”对埃莉诺来说，四处旅行、结交新朋友就是生活的全部。“我总是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那时我能戴上我的网帽，坐在炉火边，”埃莉诺曾经写道，“但是当我与许多年轻人在一起时，我又是如此的兴致盎然，以至于我又把那一天再往后推。”

从旅途回来后，埃莉诺心情复杂地看到富兰克林和安娜之间的关系日趋亲密。现在安娜知道了她不知道的事情，这让埃莉诺很难接受。有一天特鲁德·普拉特与埃莉诺谈到了1944年的政治前景以及罗斯福对此可能有的看法，他对埃莉诺愁眉苦脸的一句话震惊不已：“安娜是唯一了解情况的人。”

几个星期过后，关系更紧张了。“安娜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父亲的健康，”布鲁恩医生注意到，“但是埃莉诺是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更加冲动，更加急性子。她无法接受他真的病了或他需要减少活动这样的事实，如果这些活动和她关心的事情有关的话就尤其如此。我经常和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告诉每一个人在餐桌上不要去烦他，不要去打扰他，这对他非常重要，但是她却无法控制住自己。”

当然，埃莉诺让自己拼命干，但她更加让富兰克林拼命干。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完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她不会公开承认，但她肯定在担心他们俩的时间都不多了。美国黑人的状况仍然是她最关心的问题。好像别人对她拥护黑人的利益的批评越多，她就越发坚定不移。2月份，她出席了华盛顿特区第一家非种族歧视的军人食堂的落成典礼。当她的那幅被一群白人和黑人士兵以及他们的女朋友围在四周的画像出现在报纸上时，很快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众议院议员查尔斯·麦肯齐在议会的议员席上说道：“大家怎么能参与鼓励白人姑娘在食堂舞会上投入黑人士兵的怀抱而且一边唱着‘让我叫你一声亲爱的’？”

“当然，我知道，你是在为你的好丈夫争取黑人的选票，”一个“愤怒”的妇女给埃莉诺写信道，“但是难道付出这样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看到你的女儿安娜被那些黑人抱在怀里你会高兴吗……你是当今美国最危险的女人，我请求你能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以免再犯同样的错。”

尽管埃莉诺并不怀疑她丈夫为种族平等付出的巨大努力，但是为了对付来自国会保守派联盟的不断加大的压力，她认为不断提个醒还是很重要的。她献身于妇女的利益也同样需要她保持警惕。当她从加勒比海的旅行中回到家时，她发现只有男性才被派去参加伦敦的国际教育会议。这使她感到很难受。在最后时刻，她终于使他们增派一个妇女。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妇女应该出席每一个国际会议。”她坚持道。

当总统身体强健时，他很欣赏甚至很欢迎埃莉诺的倡议。“她催他太急，我知道这一点，”安娜承认道。“但是你不能一会儿让别人充当你的耳目，然后又不让……”格蕾丝·塔利回忆起在一次晚宴上埃莉诺盘问富兰克林时发生的紧张一幕。“妈妈，难道你没注意到你会使爸爸消化不良吗？”安娜恳求道。

“她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回忆道，“有一次他正在休息——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正在喝鸡尾酒……一大群人在房间里，是一个非正式的聚会……我正在调鸡尾酒。妈妈总是在最后时刻进来，这样她就能只喝一杯鸡尾酒——那是她的特许权。她常狼吞虎咽——她从不慢慢地喝。她一进来就在父亲桌子的对面坐下，手中拿着这么高的一堆文件，说道：‘富兰克林，现在我想和你讨论一下这些文件！’长期以来我根本记不得她想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只记得在脑子里飞快地闪过这样的念头：‘噢，上帝，他会发脾气的。’确实，他大发脾气。他列举出整堆文件的种种缺点，从桌子那端朝我扔过来，说道：‘小姐，明天上午你去处理这些文件。’我几乎是满地在找文件。她站起来。她是世界上最有控制力的人。然后她只在那里站了半秒钟，说道：‘我很抱歉。’然后她端起她的酒杯朝其他人走去，开始聊天。而他也端起他的酒杯开始讲故事。最后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凭直觉我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天晓得有多少事情在烦着他，而且现在他只有20分钟时间喝两杯鸡尾酒——而且是很小的杯子，因为吃晚饭的固定时间到了。他们一叫你，你就得出去。他却想讲讲故事，放松自己，使自己愉快开心——就是这么回事。我认为母亲一点也没意识到这一点。”

在初春时期，就像她早已预料到这种糟糕的场面似的，安娜写信对约翰说道：“我在祈祷我不要陷入这两个人的两面夹击中。”多年来，安娜已逐渐理解她母亲所遭受的痛苦，她与她的婆婆处于一种情感的三角关系之中，与这个年迈的老妇人争夺同一个男人的爱。而且她还知道她父亲与露西·梅瑟之间的事情。安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会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会重蹈她母亲以前陷入尴尬处境的覆辙。但是安娜在充当她父亲看护人的这一角色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以至于她别无选择，不能放弃，即使这会损害她与母亲的关系。

第20章　“焦虑不安”

在5月份最后的几天以及6月的最初几天中，埃莉诺注意到，每个人都似乎生活在“焦虑不安中，等待着总进攻的到来，为它担心害怕，却又希望它能有个成功的开端”。在这个寂静的时刻，罗斯福尽力保持常态，但是他的秘书格蕾丝·塔利发现“他脸和手的每一个动作都反映出他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他尽他的一切可能去确保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年轻士兵们有最大可能的成功机会。从密歇根、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以及纽约运来了绝大部分数量的机动车辆——卡车、坦克、装甲车、吉普车、救护车——现在这些机动车辆正把士兵和给养运到英国南部的装运营地。从俄亥俄、俄勒冈以及加利福尼亚运来了轰炸机和战斗机，这将为进攻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机群。从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造船厂驶出了装配好的最大型的舰队，总共有900艘战舰，包括9艘战列舰、23艘重型巡洋舰、104艘驱逐舰，而且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从新奥尔良的安德鲁·希金斯造船厂运来了把部队送上岸的登陆舰。确实，盟军最高指挥官们一直在担心登陆舰的问题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曾经说道：“他入葬的时候，他的棺材一定要做成登陆舰的形状，因为实际上他是被它们折磨死的。”

现在，离预定的进攻日期只有几天时间了，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无事可做，唯有坐下来等待。军事历史学家戈登·哈里森在有关穿越英吉利海峡进攻的正式的军史文章中解释道，进攻发起的时刻越临近，“进攻的重担就越发全部落到较低一级的指挥官们的肩上。”现在，许多人替罗斯福、丘吉尔、艾森豪威尔、马歇尔、蒙哥马利以及布鲁克这少数几个人担负起责任，“因为长期以来被视作简单概念问题的战场变成了错综复杂和根本不同的客观事实——变成了一个由互不相干的果园和陌生的道路、灌木树篱、村庄、河流以及树林组成的迷宫，每一样事物都暂时为士兵画好了战争的全部范围。”

一旦下达“进攻”的命令，战斗的重任就落到单个士兵的身上；每一个单位的推进情况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勇气和技能，取决于他是否愿意从登陆舰上跳进有时齐脖子深甚至更深的水中；趟过浸满鲜血的波浪来到充满肿胀尸体和子弹遍地开花的岸上；然后步行或爬上小山，而自负的德军正摆好了步枪、迫击炮和机关枪在山头等着他们。在北非或意大利的其他前线，经过几个月的考验和获得的经验才使每个士兵能来到这里作战，但是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战斗飞行员及军事历史学家威廉·埃默森承认道，“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否运用好这些经验来对付意德日联盟。此前我们还一直在周边地区游荡，现在我们正进入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在虚张声势的背后，却存在一股担心甚至恐惧的暗流。”

艾森豪威尔认为6月份只有4天符合总攻的各种综合条件——月亮升空晚可以为伞兵创造条件，而且黎明后不久海水处于低潮。总进攻定于6月5日星期一，比原定的计划晚了一个月。

罗斯福原本打算6月初飞往英国，以便总进攻开始时他能与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当他的健康问题使他这次旅行不能成行时，丘吉尔非常失望。甚至在最后时刻，首相仍然非常担心这次总进攻，担心如果登陆失败，这次“霸王计划”将带来巨大的危险和灾难。要是罗斯福也在，那该多好，这样至少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在这场艰巨的战争中不断出现的复杂情况下，我们的友谊给了我最为坚定的支持，”丘吉尔在6月4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当时他正去南部与艾森豪威尔和部队会合，“我多么希望你也在这里。”

至于罗斯福，他则决定在他的军事助手巴·沃森位于弗吉尼亚夏洛特斯威尔的家中度周末。在沃森优雅寂静的家中，罗斯福希望准备一份演讲，一旦总攻开始就可以向全国发表讲话。埃莉诺被邀请与丈夫一起去，但是她却宁愿留在华盛顿，也许她知道自己的担心只会增加他的担心。几个星期以来，埃莉诺整夜无法入眠，“我觉得有一把剑悬在我的头上方，”她在5月中旬的日记中写道，“担心它会掉下来，不过我知道它一定会掉下的，那就是战争结束时。”

几个月前，埃莉诺收到一个妇女寄来的一封令人不安的信，这个妇女最喜爱的侄子在海军服役时战死了。“你和你的丈夫没有受到某个致命疾病的惩罚，真是太不公平了，”这个几乎发狂的妇女写道，“然而也许你和你的丈夫将不得不看到你们4个儿子死尸的脸……上帝总是会以某种方式惩罚那些坏人的。”埃莉诺把这封信连同一封简短的回信刊登在她的专栏上。“不是我丈夫也不是我引发了这场战争，”她写道，但是，“我十分理解她的痛苦。”由于预定日期正日趋临近，埃莉诺无法使自己不去想战场和伤亡人员这样一些令人恐怖的场面。“很快我们就要开始总攻了。”她在6月3日写道，“我很害怕。”

此外，埃莉诺对是否能帮助她丈夫准备这份重要的讲话毫无信心。战争情报局曾经要求她本人准备一份电台讲话以便总攻一开始就可派上用场，但是她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讲话本应该向美国的母亲们发表的，但是她想不出要说些什么，她对乔·拉什解释道：“我只知道我不想说他们建议的任何事情！”

埃莉诺不在的时候，安娜和约翰陪伴罗斯福来到夏洛特斯威尔，在那里他们三个人共同起草了总攻的讲话稿。多年后，安娜愉快地回忆起她和约翰在建议讲话采取祷文而不是常规讲话的形式时所起到的作用：“我们都在尽我们的一份力。父亲会采纳我们所有人的一些意见，然后写下来成为自己的东西。”

同一个星期六，即6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朴次茅斯海军总部的南院书房与他的气象学家们一起召开会议。情况并不理想。起初预报的6月5日的良好天气状况正明显变得越来越糟糕。现在，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高级气象学家、海军中尉J．M．斯塔格说道，6月5日将多云，有暴风，风大而且能见度很低，无法使用空军，而且天气极其难以预测，以至于提前一天所做的天气预报都非常不可靠。艾森豪威尔极不情愿地决定把这次进攻推迟24小时。

推迟进攻的消息使丘吉尔陷于一种极度不安的痛苦之中。如果糟糕的天气情况再持续一天的话，“霸王计划”至少两个星期内不能再启动。由于受不了精神上的高度紧张，他决定回伦敦。在夏洛特斯威尔，罗斯福仍十分镇静，尽管他也选择回到他的首都去。埃莉诺认为，她的丈夫比起其他许多人都能更好地应付紧张的局面，“因为他从脊髓灰质炎中体会到，如果你对局势无能为力，那么你最好尽量把它置于脑后，继续干你手头的工作。”

在6月4日星期天的晚上，艾森豪威尔再次与他的气象专家们会晤。这一次，海军中尉斯塔格汇报说天气稍微有点好转，据预测3个小时后天气将转晴，而且晴朗的天气将一直持续到星期二上午；不过星期二的晚些时候，据预测将会形成巨大的云层。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样的天气状况一点也不理想，但“问题是”，他说道，“有这个行动计划吊在你的手中你能坚持多久。”那天晚上的9点45分，艾森豪威尔宣布了他的决定。“好吧，我们开始进攻吧。”进攻将在6月6日凌晨开始。“我不喜欢这样，但是也只能这样了，”他说道，“我看我们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办法。”

在开始进攻的前夜，神情紧张的丘吉尔走进他的地图室，注视着护航舰朝法国海岸进发时的行动情况。“你知道吗？”他对他的妻子克莱门特说道，她在就寝前和他一道来到了地图室，“当你早上醒来时，两万士兵可能已经丧生了。”

同一天晚上，罗斯福通过广播祝贺攻占罗马。“轴心国的第一个首都现在已掌握在我们的手中，”罗斯福说道，“攻克了一个，那么接下来就会攻克第二个！”盟军攻陷罗马的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代价巨大，遭受了更大的人员伤亡。1月份，德军将超过15万的盟军士兵困在第勒尼安海的安济奥桥头堡不能动弹，使他们无法与南方盟军的主力部队会和。盟军这场战斗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才终于在5月23日从安济奥突围与向罗马进发的盟军汇合。自那以后战事就进展迅速，使得攻占罗马的日子指日可待了。“你的部队作战十分英勇，”丘吉尔打电报说道。

尽管罗斯福知道他发表讲话时，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正横渡英吉利海峡，但是他从来没有脱帽致意，而把他的讲话集中在意大利这个问题上。讲话结束后不久，总统就休息去了。

当华盛顿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先头部队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美国士兵跳进了汹涌的波涛中。前一晚很少有人睡着了觉，战地记者欧尼·派尔报道，由于总进攻“从一个模糊期待中的恐惧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很多人都没有吃早饭。有些人被防毒面具、手榴弹、梯恩梯、背包炸药以及来复枪弹药沉重地压在身上，总共有68磅，当他们第一次跳进水中时就淹死了。另外一些人，当他们趟水向岸边走去时被子弹击中，或死或伤；还有一些人，当他们爬向岸边时被击中。有些海滩结果证明比另外一些海滩更容易登陆。奥玛哈海滩是最难登上去的。在奥玛哈的一个步兵连在刚开始的45分钟就损失了1/4的人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活着，”一名幸存者说道。“真的很可怕。连续几个小时海岸上的炮弹是如此密集，以至于在你四周飞溅起泥巴和石块。真是糟糕极了，你不会去注意是被击中还是没有被击中。”

但是到华盛顿时间凌晨3点，当马歇尔将军给白宫打电话与总统通话时，大部分人马在朝前推进，向海岸和山头进发。电话打来时，埃莉诺仍然没睡。在她睡觉前，富兰克林告诉了她总攻的最新消息，结果使她变得非常焦虑不安而无法入睡。“快60岁的人了，仍然受不了那些难以预料的事情，这很可笑，是不是？”她责备自己道。白宫的接线员知道罗斯福还没醒，就先叫埃莉诺听电话，然后要她叫醒总统。埃莉诺起身走进丈夫的房间，“他坐在床上，正在穿羊毛衫，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通电话……”

凌晨3点32分，正式宣布总攻开始，同时还宣读了艾森豪威尔那天发布的命令：“盟国远征军的士兵们、水兵们和飞行员们！你们就要开始一场神圣的战争，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在为此努力奋斗。自从1940到1941年纳粹连连胜利以来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后方给我们提供了占压倒性优势的武器和弹药，而且准备了大量的后备战斗人员供我们派遣使用。形势已经发生逆转了，我对你们的勇气、坚守职责的精神以及战斗技术充满了信心。我们只能接受彻底的胜利！”

凌晨4点，罗斯福吩咐白宫的接线员通知白宫每一个工作人员，要求他们马上各就各位。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出去，只有哈里·霍普金斯因为仍然在怀特沙尔法斯普林斯的陆军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而不在名单之列。比起其他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霍普金斯那天更应该到场分享他一直支持的这个伟大总攻的消息。他对他的自传作家罗伯特·舍伍德说道，他独自一个人在医院的房间里，思考使美国在1939年和1940年面临巨大挑战的生产问题。各种瓶颈如何被一一打破，战略物资如何从极其短缺转为有盈余。如果说有哪一个国家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的话，那就是1940年的美国。然而现在，仅仅过了4年，美国很明显已是全球生产力最发达、国力最强盛的国家。

当总攻的消息在6月6日早晨传到美国人的耳中时，教堂敲响了钟声，学校响起了铃声，工厂拉响汽笛，喇叭也在鸣叫。“这是我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拉瓜蒂亚市长对记者们说道。体育盛会被取消了，零售商店关了门。人们涌向街头。“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在庆祝胜利，”《后方》杂志作家温斯顿·伊斯特斯注意到，“但是在所有那些喧闹的、失去控制的激动人心的场面背后所隐藏的，却是撕咬着他们内心的令人沮丧的恐惧和令人生畏的焦虑。”

“祈祷的冲动势不可当，”历史学家斯蒂文·安布罗斯写道。人们挤在全国各地城镇的教堂和犹太教堂的长椅上，静静地坐在那里祈祷。“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出生的那一时刻，”《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发表社论道，“我们一道去接受身体和灵魂的巨大考验，这是我们对自己以及对人类信念成熟表现的考验。”

上午9点45分，罗斯福会见了他的国会领导们，在11点30分会见了他的军事领袖。官方的消息仍然是零零碎碎的，但是到了下午两三点，当他与安娜在木兰花树下共进午餐时，已得到明确的消息说，登陆进展得很顺利，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尽管伤亡人数很大——仅第一天的记录就大约有6600人，但这比预料的要少。这天的重大事件是总统下午4点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180人到场，挤成了一堆。

“总统既高兴又充满自信，”I．F．斯通写道，“当我们进来时，我们的脸上一定是像大多数人一样露出高兴的神情。因为经过不寻常的几分钟停顿之后，在这几分钟时间里什么问题也没有问，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他一开始就说道，记者们脸上的表情一定和全国各地的人民一样，而且他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新闻发布会。”

“我刚列席参与了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一个年轻的记者在那天晚些时候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总统靠着椅背坐在那张大大的绿色椅子里，一脸安详，脸带微笑，身着雪白的衬衫，衬衫的左袖写有他名字的首字母FDR，系着点缀着蓝色和深蓝色的蝶形领结。手中握着时刻不离的长烟嘴，而他把烟嘴放在嘴里时，他们说烟嘴竖起的角度是他对世界非常满意时总是保持的角度。”

然而，罗斯福警告新闻界要防止自信过头，“你们还没有登上岸，还没有行进到——如果你没有弄断腿而成功登上岸的话——还没有行进到柏林。全国人民对这一点的理解越快越好。”

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罗斯福通过广播发表了他在夏洛特斯威尔准备的那份简短的祷文。罗斯曼说道：“它与希特勒会做的那类演讲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他的军队登上英国的海岸的话。”他全神贯注，平静之中带有紧张感，完全符合全国人民当时的心情。他首先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国家的荣耀而祈祷……给他们的手以力量，给他们的心以坚强，给他们的信仰以坚定。”然后他为国内的人民祈祷，为他们那颗在等待这场艰难战争结束、忍受可能带来巨大悲痛的坚强的心灵而祈祷……“我们对他们要有信心，”他结束时说道，“对我们的儿女要有信心，我们互相要有信心，对我们这场共同的神圣战争要有信心。”

当埃莉诺听丈夫讲话时，她高兴地注意到他身体很好，似乎又是以前的他了，对未来有很多打算。有一次，他说，希特勒一准备投降他就去英国，接着又有一次他提起去檀香山和阿留申群岛。至于她本人，却没有一点激动、兴奋感：“所有的情感都枯竭了。”

登陆后的几天内进行的“灌木树篱大战”，反映出战争很残酷，行动缓慢，而且在领地上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在诺曼底四周被森林环抱的乡村到处都是缠结在一起的树篱和灌木丛。你四处一瞧，发现它们困在各种形状、大小不一的田地和果园里。“每一个树篱，”军事历史学家戈登·哈里森写道，“都是一个潜在的土木工事，在这里防御方控制通常经过精心布置的散兵坑、战壕和单个射击坑，在树篱上方浓密的灌木丛为来复枪和机关枪的位置提供了充分的掩护，使进攻方三面处于巨大的隐蔽炮火的攻击。每一块场地于是都成了一个独立的战场。”

但是，虽然步兵暂时被密集的地形分散开来，盟军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实际上却所向披靡。从更大的角度来看，盟军巨大的优势会逐渐摧垮防御方。“对于盟军，无论怎么夸奖也不为过，”威廉·普勒斯顿下士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所采用的途径，以及他们向海岸发射的火力我怎么夸奖都不为过。每当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朝着一个目标射出一阵闪光弹时，这些靠近岸边的驱逐舰马上就会紧随我们之后开火，每一次都能准确击中我们正在开火的目标。”而且这一段时间，普勒斯顿很惊讶地发现，当两万架盟军的飞机在空中形成一个保护伞时，“一架德国飞机”也看不到。“现在没有人会怀疑，”哈普·阿诺德写道，“在2月份那伟大的5天当中对德国空军发动的大规模空袭给德军所造成伤亡的报告、照片、数字以及所占的比例意味着什么。”

在进攻开始3个星期后，有100万士兵被送上岸，同时还令人惊讶地补充了171532辆机动车以及566000吨给养物资。“无论往哪一个方向看，你都能看到大海上到处都是轮船，”欧尼·派尔说道，但是当你沿着海边走时，更加恐惧的景象就会出现在眼前。“伤亡是巨大、惊人的。”士兵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躺在岸上。将近9000人死亡。坦克半翻着被淹在水里……还有快要登上岸却被毁坏的坦克……还有被烧成暗灰色的吉普车，以及一艘叠一艘堆在一起的船只。在岸上到处都是为了一场小规模战争而完全耗尽了生命的战士和机械装置。他们从那一刻起就永远消失了。

“然而，我们还能坚持得住，”派尔惊奇地说道，“我们坚持得住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站稳了脚跟。在我们身后是无数的替代品，将用来取代岸上被毁坏的东西，多得令你无法想象总数有多少。士兵和装备像一股巨大的水流从英国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使得在登陆时造成的损耗显得根本微不足道。真的是微不足道。”

站在一堆堆残骸之间，往大海的方向看去，可以看到巨大的船队仍然在等着卸货，派尔还发现一群德国战俘。“他们站在那里看得几乎发呆，互相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用不着说，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永远也不会让人忘记的。这种表情中露出一种恐惧，暗示着对他们灭亡命运的最终接受。”

从法国传来的消息使罗斯福大为放心，他6月中旬来到海德公园住了几天。“对他此行的目的有不少玩笑话，”哈瑟特写道，“甚至提到有可能带我去加兹基尔参加一个酒宴。”在一个温暖的星期四晚上10点，一个“瑞士家庭式的鲁滨孙”车队从照相制版局汽车站出发了，随行人员有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玛莎和奥拉夫以及她们的三个孩子、汤米、塔利以及白宫接线员露易丝·哈克梅斯特。

“我感到轻松一些了，还带了一些照片，这样我可以欣赏一下，”第二天上午埃莉诺在萨拉的旧卧室——她终于取而代之占据了它——坐在书桌旁给乔·拉什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道：“但是真的要住在这，我可受不了——我已经把母亲的房间弄得很舒服而且我可以在里面工作，而不会感觉到她的存在。但是在这里却无法摆脱房子的巨大压抑感和许许多多的人。富兰克林要吃特种饮食，公主同样如此，而且管好这幢房子不是件轻松容易的事。”她绝不会选择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埃莉诺几个星期前就坦言道，因为她的心在乡村别墅里，“但是富兰克林突然变得更加对它依依不舍。”

总统在海德公园过着他非常珍视的简简单单的平常生活，每天上午在书房工作，下午安排到河边进行野餐，在劳拉·德拉诺家喝茶，然后早早就上床休息。到他回到华盛顿时，哈瑟特记载，他看上去“脸色红润而健康”。

总统回来的上午，即1944年6月22日，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主持了一个公开典礼庆祝《美国现役军人权利法案》的签署。这份非同寻常的法案使罗斯福前一年提出的建议变成了现实，最终参议院以50票对零票、众议院以387票对零票通过了该法案。这表达了全国人民对那些在长达几个月、几年的服役时间里把生命全部献给他们国家的男女士兵们最为诚挚的感谢。此外，《美国现役军人权利法案》旨在为归来的退伍士兵提供一个获得社会地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如果他不在军队中服役的话，这些都是他原本可以享受得到的。

“在任何一个士兵的心中都存在一个莫大的恐惧，”埃莉诺在她的专栏中写道，在这篇专栏中她引用了一个在海外服役的年轻士兵的来信，“这种恐惧不是他将战死或变成残疾，而是当他最终可以回家、想象一下他将如何生活时，他将会觉得他是躺在自己功劳簿上的寄生虫。”

《美国现役军人权利法案》针对这种恐惧做出的反应是为退伍军人提供特殊的机会：保证给予大约两万美元的贷款，支持他们尽力去买房或做生意；批准同意那些无法找到工作的人在52周内可以每星期领到20美元；对医院附加的设施进行建设，而且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该法案为他们每年提供500美元的大学学费，另加每个月75美元生活费。

1940年，当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不到1000美元，当学费、住宿费、膳食费从州立大学的453美元到私立大学的979美元不等时，大学教育就成了少数特权人士独霸的领域。由于每年提供大约1400美元的津贴，这样，《美国现役军人权利法案》要把200万退伍军人送进大学和研究生院学习的话，总的支出将达到140亿美元。在40年代末，在所有的高等学校中退伍军人几乎占了男性学生的50％。为了能容纳这么多新学生，学院和大学大规模地扩建校舍，并将建造几十处新的城市大学校区。此外，根据同样的规定，另外300万退伍军人将接受大学程度以下的教育培训，200万将接受在职培训。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立法，整整一代人的教育框架设想已初露端倪。

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的是，美国的退伍军人们在学校里表现得极其出色。《财富》杂志对70％为退伍军人的49级一个班级进行调查，得出结论，这个班级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最成熟的……最有责任心、最严于律己的大学生”。尽管宿舍和教室过分拥挤，但是他们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们是大男人了，不是小孩子，”退伍军人彻斯特费尔德·史密斯说道，“而且我们成熟了，知道我们应该去争取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等着它们自己降临到我们身上。”

“以后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重大事情几乎都与上大学有关，”退伍军人拉里·蒙特瑞尔这样写道。“要不是因为上大学，我真的不知道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归国士兵丹·康德仁表示同意。“我怀疑我是否会离开得克萨斯州这个锅柄状地区，它为许多人制订了一个经过改良的全新的教育标准。”

满脸笑意的罗斯福用10支钢笔签署了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把第一份交给了马萨诸塞州的艾迪斯·劳尔斯·罗杰斯议员，他是退伍军人权力和利益的坚强支持者。“这个法案，”罗斯福保证，“要特别事先告诉我们军中的男女士兵们，美国人民是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美国人对第一批获准离开西部监管营到国内的其他地方工作的日裔美国人却远远没有那么慷慨大度。在新泽西州的大牧场，那里劳动力严重短缺，有一个名叫爱德华·科华利克的农场主雇用了一个名叫乔治·山本的日裔美国人。科华利克对他的这个新雇员很满意，这个年轻的日裔美国人的建议节省了好几个小时的温室工作时间。但是当大牧场的镇民知道山本后，麻烦就来了。先是召开群众集会，第二天，农场上的一个小棚屋被烧毁了，一块写着“离小东京远一点”的标牌竖在途经科华利克农场的公路上，紧张的关系持续两个星期后，科华利克最终还是同意解雇山本。邻居们为科华利克举行了一个惊喜聚会以示庆祝。

类似的紧张局面在别处也发生过。在芝加哥，埃莉诺获悉了另一桩“令人可悲的意外事件”。一个肉类加工商雇用了6名日裔美国人在他的肉类加工厂工作。这次雇用是与战时重新安置机构合作进行的。一切都太平无事，直到有一个上校来到这家工厂命令这个肉类加工商解雇这6名工人。这个肉类加工商表示反对，但是这位上校坚持这么做，这些人最终还是被解雇了。

同时，在美国军中服役的日裔美国人的人数却不断增加，达到了3300人。“在军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赤诚忠心、严肃认真的合作，”陆军中校法兰特·特纳提及全部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第100步兵连时说道，这个步兵连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战斗中表现得十分优秀。第442标准化作战部队也在意大利和法国作战，被认为是“圣诞树军团”，因为它是整个军队中装备最好的。在10次重大战役中，第100步兵连和第442标准化作战部队的混合编队伤亡人数达到9486人，赢得了18143枚英勇勋章，包括近1万枚紫心勋章。此外，超过1.6万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日本移民在太平洋的军事情报部门服役，从事捕获文件的翻译工作。

在托帕兹、曼扎纳尔、波士顿、哈特蒙顿以及其他的重新安置营，阵亡英雄的父母们代表他们的儿子接受了非同寻常的荣誉。当阵亡烈士的勋章别在他们母亲的短上衣上时，护旗队列队站在一旁，周围的环境更增加了庆祝仪式的那份令人熟悉的悲伤感：一座临时工房盖着艳丽难看的焦油纸，四周围着一条条带刺的铁丝，它们剥夺了这些光荣士兵们父母的自由，而他们的儿子却正是为此而牺牲。

对这种骇人听闻之事唯一的解决方法，埃莉诺一直认为，就是关闭这些监管营，开办大规模的教育计划，提醒每一个美国人应对民主承担的义务。哈罗德·伊克斯同意埃莉诺的看法。既然军事上再也没有必要将他们监禁起来，“那么继续对这些无辜的人进行监管，”他在6月份对总统说道，“将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耻辱。”

罗斯福听取了他们两个人的意见，但他不愿意被别人逼得太急。“突然中止把日裔美国人排斥在西部海岸之外的命令，对这个问题我越想就越觉得采取极端或突然的做法会是错误的，”他在6月12日给爱德华·斯特廷斯的信中说道（斯特廷斯当时正代替生病的科德尔·哈尔担任代理国务卿）。“我认为为了国内的安宁，整个问题应该慢慢地来解决，即，我正考虑两个方案：a．极其慎重地查明在西海岸限定的地区，多少日本家庭将会得到公众舆论的接受；b．尽力把其他家庭大规模地分散到美国的很多地方……”这样宣传和分散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避免公众抗议的重要手段。

罗斯福的分散方案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他决定要等到选举结束之后再废除命令，这样，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就延长了，对此他负有责任。

那年夏天是世界史上更黑暗的一段日子，当时希特勒在对盟国的常规战争中面临失败，于是他加快了对犹太人斩尽杀绝的步伐。在大屠杀的这个阶段，又有100多万犹太人从西欧和中欧被围捕在一起，然后用火车运到希特勒的秘密死亡集中营——奥斯威辛、达仓、伯克瑙、特勒布林卡、贝尔兹克和切姆诺。在这些地方，将近200万犹太人已被处死。

5月，合众社报道有30万匈牙利犹太人正从匈牙利的乡村被运到奥斯威辛和伯克瑙。在绝望之中，援救工作的倡议人请求华盛顿炸毁从匈牙利到奥斯威辛的铁路线以“延缓或阻止这次流放行动”。这份请求书被转交到新近成立的战时难民委员会手中，这个委员会是在亨利·摩根索的巨大压力下总统才终于同意在1944年创立的。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制订一个积极的、新型的美国式救援计划以救助那些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同时强烈要求盟国成员和中立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强有力的外交行动。战争难民委员会主席约翰·帕尔多年后不无遗憾地写道：“要是早一点创办这个委员会的话，情况将有可能大不一样。最终总算有个争取权力的机构得到了批准，对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进行援助。”

在初春，战时难民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让罗斯福发表了他对这个问题最强烈的声明，控诉德国人“对犹太人实施大规模有系统、有组织的屠杀”，并向全世界声讨德国人的罪行，这种“人类全部历史上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不可能逃脱盟国的惩罚的。5月，帕尔又获得了一个胜利，罗斯福同意在纽约奥斯威格一个废弃的军营为犹太难民建立一个紧急庇护所。然而，这两个行动，正如帕尔坦率承认的那样，来得太晚了，已经没有多大作用。如果美国利用它的威望在1939年到1940年间就提出为难民建立避难所的话——当时希特勒仍然同意放犹太人走，那么也许其他国家会效仿的。但是一旦斩尽杀绝代替了迁移出境，援助工作的唯一希望就全系于针对阻止屠杀过程的军事行动了。

要求盟国轰炸铁路线的请求书在斯蒂姆森的助理秘书约翰·麦克科罗伊的办公桌上被枪毙了。尽管麦克科罗伊不像布勒金里奇·龙那样是一个反对犹太人的人，但是他同样怀有一些对犹太人的陈旧观念和偏见，包括怀疑来自犹太人渠道的任何消息，这是他这一代人和与他有同样社会背景的许多人共同的看法。他对这封请求书的回答是：绝对不行。“陆军部也是这个观点，”他写道，“提议的轰炸行动是行不通的”，因为它需要“分散大量的保证其他军事行动的空中力量”，而且它的实际效果也值得怀疑，所以这样做毫无道理，是行不通的。

帕尔不愿放弃。第二个星期，他又给麦克科罗伊提交了一份请求书，这次建议对集中营进行轰炸，以便在轰炸引起的混乱中，其中一些不幸的人们有可能逃出去躲起来。尽管很多被害者不可避免地在这样的行动中丧生，但是对一个已经注定要灭亡的民族来说，任何行动总比不采取行动要好。此外，帕尔认为，“如果精心制作的屠杀装置被摧毁的话，德国人似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重造。”

麦克科罗伊再一次给予了否定，认为这些集中营远远超过盟国驻扎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俯冲式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最大飞行轰炸范围”。他老调重弹坚持认为，这个问题积极的解决办法，“是尽早取得对德国的胜利”。

麦克科罗伊认为目标超出盟军轰炸机的轰炸范围，这种观点从技术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驻扎在意大利的美国远程轰炸机在那年春天好几次飞去奥斯威辛搜寻就在附近的I．G．法本石油化学制品工厂。后来，詹·卡斯基和艾利·威舍尔又获得了一个机会看到了在那些飞机上拍摄的空中侦察照片。“这是一件最令人伤心的事情，”卡斯基回忆道，“通过放大镜，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排成队等待被毒气处死的匈牙利犹太人的名字和编号。然而麦克科罗伊却声称目标离得太远。”

由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于盟军开始进攻的日子上，罗斯福在随后的几个星期由于劳累和忧郁而被压垮了。尽管当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自信的微笑仍然能掩盖他的脆弱，使他看上去似乎还是原来的那个老人，但是在那些他身边的人看来，显然他那独特的欢畅心情已大大减退。对这个嗜好美酒佳肴、喜欢轻松愉快地谈话的人来说，医生嘱咐的斯巴达人式的禁欲主义养身之道剥夺了他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乐趣。

而且，尽管有了新的饮食之道和新的作息计划，他仍然患有经常性头痛和慢性疲劳症，他的身体再也不能提供他所需要的精力去完成他所有的约会。埃莉诺向安娜吐露道，有一天他出乎意料地大叫道：“我活不满正常的寿命时间，我甚至无法在房间走动走动，来促进我的血液循环。”

对白宫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令人奇怪地变得沉默寡言了。尽管当民主党在7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政治家们和公众都期望他在第四次竞选时在民主党的选票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他对这个提名的过程一点兴趣也没有。他心事重重，心里总想着死亡。

塞姆·罗森曼讲述了那年夏天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一次令人不安的谈话，当时总统突然转身对他说道，如果在他死后国人想为他建一座小型纪念碑的话，他愿意把它建在宪法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交叉的一个小型公园的三角地带，面朝东方。格蕾丝·塔利也回忆起一次同样令人不安的情景，那时，总统正口述一封信，但突然转了话题。“我告诉过玛格丽特，”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不测，她可以带走法拉，我肯定埃莉诺太忙没有时间照顾它，而且它对玛格丽特很忠心。”

安娜尽力通过轻松的谈话和有趣的故事使父亲振作精神。由于埃莉诺在海德公园避暑，安娜每天都与父亲在木兰树下共进午餐，下午和他一起在泳池游泳，晚上在他的卧室与他共进晚餐。一方面，正如她孩提时所了解的父亲那样，他仍然脾气很好，没有怨言。尽管他有时承认他很累，“但这不是抱怨，”安娜回忆道，“这只是实事求是。”

然而她免不了会发现他实际上情绪低落，没有一个人能与他交流情感。尽管她想方设法想深入到他那令人捉摸不透的外表背后，但是，一辈子的生活方式使他积习难改：患脊髓灰质炎被送到医院时面带微笑还开玩笑的父亲现在在女儿面前却仍然放不下他的面具。半夜时分，当她回到与约翰共住的卧室套间时，她抱怨说，先天遗传的感情不外露使她父亲一生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助或脆弱，使他永远都不相信亲情。

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大约是6月下旬或7月上旬的某个时候，罗斯福走近他女儿身边，低声说出了一个请求。“我们邀请我的一位老朋友来白宫吃顿饭，你觉得意下如何？这必须安排在你母亲不在的时候，这一切我不得不靠你来安排了。”据说他这样问时，没有给她任何说话的时间作答。

安娜马上明白这个老朋友是露西·梅瑟·拉瑟福德，而且她肯定如果她母亲发现的话会受不了的。尽管他们之间的事发生在将近30年前，但富兰克林答应过埃莉诺他不会再去见露西。“这迟早会让人觉得像是一个骗局，”特鲁德·拉什后来说道，“他当然不会告诉埃莉诺他想见露西是因为他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念头。”

安娜的第一个反应是十分生父亲的气，因为他使她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这是一个不得不马上做出的可怕的决定，”她后来说道。在这个问题上安娜一直站在母亲一边，她非常同情母亲发现露西的信件时所遭受的创伤和痛苦。

同时，安娜也知道父亲的精力已一天不如一天，而且她也知道能度过几个如她所说的那样“又轻松又愉快并能带来他非常需要的几小时轻松的”夜晚对他来说将是多么重要。如果再次见到露西能带来他需要的激情，从而减轻他的孤独并使他精神饱满，那么她有什么资格来进行批评指责呢？毕竟，她本人在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前也已爱上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她是38岁的人了，再也不会从一个小孩子的角度看待她父亲了，她学会了接受他的弱点，欣赏他的长处。如果他不是十全十美，那她也不是。“尽管他们是我的父母，”她后来说道，“然而他们已一大把年纪了，他们肯定有权力拥有自己的私生活，我，所有的人，或是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无权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或‘你不应该见这个人或那个人。’”

然而，想象一下母亲发现真相时所遭受的伤害，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但是，只要把晚餐活动归为私人约会，而不写进官方的宾客名单之中，就没有理由相信埃莉诺会知道。“在那个时候标准不一样，”鲍勃·多纳万记者回忆道，“我肯定有一些记者作为白宫的朋友一定知道谁是露西。但是他们谁也不曾想到要把这件事曝光。那个时候的报业公司不像今天这样严肃，它充斥着大量更加轻松有趣的内容。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天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所以插手别人的私事就似乎不是那么公正大度！”

综合权衡了一下这些因素，安娜告诉父亲她会按他的要求去做。她保证将让露西从后门穿过行政办公大楼从西南门进来。她会向别人解释那天晚上将不发客人名单。简单地说，她会与父亲串通起来，希望她的母亲不会发现真相。

安娜安排露西在7月7日的周末来访。这是在接下来的9个月中这两位老朋友总共超过12次的秘密约会中的第一次。原定的计划要求罗斯福带露西离开华盛顿去香格里拉，这是他在山中的疗养地，但是由于两天的会议结束后，戴高乐将军仍在华盛顿，所以总统决定留在白宫。

罗斯福总统和戴高乐将军之间的会谈打算在盟国军队开始进驻法国内陆之前能消除美国和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罗斯福保证一旦美国士兵最终突破了灌木树篱的乡村地带开始朝巴黎进发，他们一定会与法国的地下组织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但是几个月来他拒绝正式承认戴高乐，因为这应该是法国的选择，是法国4000万人民的选择，而不是外界力量强加给法国。

这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于7月6日星期四的下午抵达白宫。“他从车上走下来，”哈瑟特写道，“一副傲慢的神情，简直是十足的傲慢无礼，他那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人特有的大鼻子高耸在空中。”罗斯福在门口等候，一直面带微笑，十分热情。随后是一连串的正式会谈和仪式，活动的高潮是在星期五的国宴上，在宴会上总统提议为美国人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的健康干杯，极其郑重地提到要共同努力把每一个德国人赶出法国领土，“要一劳永逸”。

那天晚上8点45分，露西来到了白宫，她已安排好到乔治敦与朋友一起度周末。对总统来说，这是漫长的一天，先是在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宣布了他的决定，承认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是事实上的法国政府，下午1点在国宴厅与36人共进午餐，然后两点召开内阁会议，但是总统与他的老朋友一直待到11点以后。

与戴高乐的最后一次会晤在星期六的中午终于结束了，会后罗斯福与安娜共进午餐。坐在那棵巨大的木兰树下——它在安德鲁·杰克逊入主白宫时就已种下，现在依然枝繁叶茂，光滑鲜亮的树叶中，盛开着柠檬香味的鲜花。安娜同意与父亲一起在那天晚上和露西共进晚餐。

星期六晚上6点20分，总统招来他的座车，要求把他送到乔治敦区女王大街2238号去拜访拉瑟福德夫人。他在门口把她接上车后，像多年前那样一起乘车穿过华盛顿的街道。到达白宫之后，他把她带到他的书房，安娜和约翰正等着与他们一起喝鸡尾酒，共进晚餐。如果说当罗斯福把他最喜欢的孩子介绍给这位女士时——她的爱几乎毁了他的婚姻——有什么尴尬的话，毫无疑问他已把它掩饰了过去。

令罗斯福高兴的是，这两个女人都喜欢上了对方。安娜很快就对露西的那种值得让人尊敬的天生的尊贵和风度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她觉得露西很有魅力又很庄重，同时又觉得她既热情又友好。对露西来说，她马上就明白为什么这位充满无限活力、热情和幽默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对她的父亲是如此重要。

安娜几乎已有30年没见过露西，但是她清楚地记得她。她记得孩提时无论什么时候露西在家中工作，她“都感到很愉快”。“我喜欢她热情友好的举止和微笑，”安娜后来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至于露西，她明白她们两个能友好相处对罗斯福来说是多么重要。“安娜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罗斯福以前在给露西的信中说道，“我多么希望你能认识她。”

总统的司膳总管阿朗索·菲尔兹为他们提供晚餐服务。“你可以感觉得出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他后来回忆道，“你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热情、对他非常关心的人。从那时起，每次露西来的时候，总统都不让别人而只要我为他们服务。”

那天晚上谈了很多。在大洋彼岸，伦敦遭到德军最新式武器V-1火箭飞弹令人恐怖的火力网袭击，整个城市天摇地动，这是一种无人驾驶的靠火箭驱动的飞机，从法国北部德占区的钢筋水泥地堡下面发射出来的。这种V-1火箭携带了超过1.2万磅的烈性炸药，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投到平民和建筑物身上。短短两个星期内，将近3000人丧生，1万多人受伤。如果V-1火箭及其更加令人可畏的下一代产品V-2液体燃料火箭在战争更早阶段研制出来的话，力量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并可能给盟国带来致命的不利。但是到1944年7月，盟国在战争的每一个防区都在节节推进。

在诺曼底，德军在切博格的最后一个大本营已拱手相让。在东部战线，红军已开始新一轮强有力的攻势，大队人马向西开进了波兰。在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超过13万德军被歼，6.6万人被俘。在太平洋西南区，经过一系列的进攻之后，盟军沿着新几内亚海岸迅速向前推进。

除了世界大事之外，还有很多共同的回忆：罗斯福喜欢讲了又讲的那些荒谬的故事，“都是些滑稽可笑的事情，”露西后来写道，他喜欢“说——再做——并从中得到乐趣”。多年后，安娜的儿子约翰尼·伯蒂格终于能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安娜和露西能相处得这么好，为什么这对总统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三个人都有一种爱好幽默、喜欢玩得开心的习性，这不是一种不自然的、挖苦人的幽默感。它是一种荒谬的幽默，不会去顾及他们认为埃莉诺会强加进来的那些限制。”

罗斯福回房休息时已是午夜过后，但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醒来了，为的是他能带露西到香格里拉旅行一天。露西和罗斯福在这个阶段还是恋人吗？这无从知晓。从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来看，人们仍然存有怀疑。然而，即使他们不同床而睡，也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友谊中存在着令人愉快的性行为。

然而，在露西给他带来的所有快乐中，最重要的是她愿意而且能够与罗斯福谈论他的健康问题。她在丈夫生病期间照顾了他7年，她一定非常适应了一个健康正日益衰退的身体内心所具有的恐惧感和灰心丧气。如果说罗斯福能够谈论他的恐惧，谈论处于痛苦之中的感受，以及对死亡的预想，那也只能和露西一起谈谈。和别人在一起时，他不得不振作精神，使自己显得精神饱满，但是和露西在一起，他完全有可能不这样装模作样，可以承认他的恐惧，发泄他的怒气。

当罗斯福享受着露西·拉瑟福德陪伴在身边带来的愉快时光时，埃莉诺正在海德公园庆祝南方反种族隔离取得的突出进展。1944年7月8日的那个星期六，陆军部向所有的指挥官们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对“政府或政府机构拥有或经营的所有公共汽车、卡车或其他交通工具，所有的军事人员，不论其种族都有权享用。因为种族原因而把人员限定在这些交通工具的某个区域，不管当地什么风俗，在任何营地或车站内外都是不允许的”。

陆军部的命令公开针对的是南方种族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黑人士兵由于受法律限制只能坐在公共汽车后面的少数几个座位上，当过分拥挤的公共汽车从他们身旁开过时，他们经常被扔在公共汽车站头站上好几个小时。尽管有为黑人或白人专用的公共汽车，但是“黑人的”公共汽车经常不按调度发车而少开，使得黑人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几十辆“白人的”公共汽车留着很多空座位开过去。

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佐治亚州的萨瓦那，离斯图瓦特军营43英里处的格雷豪特公共汽车站有各自分开的白人和黑人专用售票窗口。一个工人负责两个窗口，他经常让黑人士兵一直等到白人的服务全部结束，即使黑人士兵先到。黑人士兵买一张票可能要花上将近12个小时。然而，如果他回军营晚了，他会被认为擅离职守，而受到军纪处分。

在路易斯安那，9名黑人士兵从克莱伯恩军营医院换乘火车去亚利桑那州华楚卡堡医院。火车晚点了12个小时。“唯一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地方是车站的快餐店，”9人当中的一个说道，“但是我们不能在白人用餐的地方吃饭。那样的话会污染这个地方的空气，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厨房用餐。那简直糟糕透了，但远不止这些。同天上午大约11点半，大约24名德军战俘和两个看守一起来到了快餐店。他们走进了一个大房间，坐在了桌子旁。然后给他们送上午餐。他们还抽烟，玩得很开心。当我们站在外面看到这一幕时，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就坐在那里吃饭，谈话，大笑，抽烟。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是发誓要摧毁全世界所谓的民主政府的那帮人……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不满情绪在日益增加。在得克萨斯的博蒙特，一位名叫查尔斯·里科的黑人下士被命令离开公共汽车，因为他坐了白人专用区的一个空座位。在他离开公共汽车之后，他被一名白人警察打了一顿，两颗子弹击穿了他的肩膀和胳膊。在亚拉巴马的莫比尔，公共汽车驾驶员允许带消防队员使当地法律和习俗得到强制实施，结果当黑人士兵亨利·威廉姆斯下士乘公共汽车时走错了区域，他被开枪打死。在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黑人护士诺玛·格林中尉在为到海外执行任务做准备而进行采购后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当她在司机告诉她这是“白人的”公共汽车后拒绝下车时，遭到严重殴打，她的鼻子被打断，眼睛被打肿。

“（黑人）接受了教育把自己看成是士兵，”陆军部的民间助手杜鲁门·吉布森告诫道。对这种他们每天都遭遇到的“令人震惊的态度”，他们不再逆来顺受。一名黑人下士遭到售票员的侮辱后把一块“黑人专用”的牌子扔出了窗外。他被当成罪犯马上遭到逮捕，送回军营。“亲爱的，我的心受到严重伤害，”他在给女朋友的信中说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想想看，也许有一天我可能要去战斗，但是亲爱的，我将为什么而战斗呢，但肯定不是为了我们在这里必须忍受的令人厌恶的现状。”

几个月来，埃莉诺一直在敦促陆军部对公共交通运输系统的状况采取一些措施。为了对黑人士兵寄来的无数信件有个答复，她向陆军部开火，予以责问和批评。她在给约翰·麦克科罗伊的信中说道，她知道如果公共汽车是私有的，那么军方对此也就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它是军队的公共汽车，那么允许种族隔离的存在就是极其不正当的。“这些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并排躺在南太平洋西南地区的医院里，无论如何我都难以相信他们不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

尽管1944年7月8日颁布的命令只涉及政府拥有或经营的公共汽车，但是自由人士对此表示欢迎，称它使“废除种族歧视的斗争朝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而且黑人的新闻媒体把它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惊人消息！惊人消息！”《巴尔的摩美国黑人报》头版头条刊登道，“美国军方废除了种族歧视。”《匹兹堡信使报》刊登了这道命令的全文，并热情洋溢地说：“它终于来了！”

令人毫不奇怪的是，这道命令在南方的白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抗议。亚拉巴马州州长乔西·斯巴克斯警告白宫这种恶意的行为将威胁到打破“南方种族关系的基本准则”。结果会使南方的政客们觉得难以“在以后的岁月里让南方保持在其传统的民主效忠范围内”。

埃莉诺·罗斯福再一次成为南方批评的靶子。新一轮的谣言四处蔓延，其中包括“埃莉诺的星期二”这样的谣言。据称，在那一天，黑人妇女将全体出动，跑到大街上，为的是要把南方的白人妇女打倒在地。是否真有其事无从考究，但是这样的谣言传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许多南方的白人妇女在星期二害怕走出自己的家门。

尽管南方的抗议暗含着歇斯底里的言外之意，但是这次陆军部拒绝放弃对所有的士兵应该一视同仁的主张。“这个消息，”军事历史学家认为，“比建造最为精致的军人俱乐部更能极大地提高很多部队的士气。”霍华德大学的威廉·哈斯蒂院长深信不疑地对约翰·麦克科罗伊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稍微采取一些特殊的官方行动会产生如此大的热情和良好的意愿……我认为这对黑人士兵来说比你可能意识到的意义要重要得多。”

那年夏天，海军中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使埃莉诺更有理由感到满意。在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的领导下，这个一脸孩子气的财政家在1944年5月11日接任弗兰克·诺克斯当上了海军部长，海军正史无前例地大踏步朝着种族平等的方向前进。在他当上部长的几个星期里，福雷斯特尔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旨在结束海军在征召黑人士兵方面不光彩的记录。

第一个改革在他于5月20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可得到反映。“到现在为止，”福雷斯特尔说道，尽管海军在1942年已为黑人士兵打开了授予普通军衔的大门，但是大多数黑人仍然受雇于码头海岸队，从事的是诸如搬运弹药和从船上卸货这样枯燥乏味而又艰苦的工作。对很多黑人来说，他们似乎只是把服务员的围裙换成了装卸工的抓钩。考虑到这个情况，福雷斯特尔得出结论认为海军坚持把黑人和白人区别对待极大地浪费了宝贵的人力、金钱和士气。通过派黑人士兵执行高级的海外勤务来扩大对黑人士兵的使用范围的时刻已经来临。

福雷斯特尔建议要求黑人占35艘大型辅助运输船全体船员人数的10％，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总统批准。很多人不愿意改变他们对黑人恰当地位固有的看法和偏见，但令他们惊讶的是，这个尝试效果非常好。海军的官方记录表明黑人士兵正“成功地被吸收到辅助运输船连队中去”。这个尝试随后被推广到更小型的货船上，尽管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但黑人和白人船员能够在空间相当狭窄的地方一起工作，同吃同住，而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福雷斯特尔的革新来得还是稍微迟了一些，因为那年7月，在加利福尼亚北部芝加哥港的弹药库发生了一起令人恐怖的悲剧，这为废除海军旧的种族隔离政策提供了确凿的证据。7月17日晚上，600多名海员，其中大多数是黑人，正在拼命地工作，把一吨吨的弹药、烈性炸药以及燃烧弹搬进布赖恩蒸汽船的船舱。晚上10点刚过，发生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布莱恩蒸汽船被炸成碎片，所有在码头的人当场就被炸死了，海军基地变成了一堆废墟，芝加哥港城区也遭到破坏。有202名黑人丧生，另外233名严重受伤。“仅仅这起令人震惊的灾难，”社会学家罗伯特·阿伦说道，“就占了整场战争中伤亡的黑人海军总数的15％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内发生的最严重的灾难。”

这么多黑人的丧生马上引起公众密切注意海军中存在的不公正的种族歧视，从而促进福雷斯特尔更加强烈地要求平等对待黑人。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他马上从几个方面采取行动：派白人工作小组到芝加哥港和其他军火仓库去；声明他认为为那些有资格接受高级训练的黑人建造隔离开来的设施和实行配额制再也行不通了；指派更多的黑人士兵到海军的V-12计划中去；坚持让海军学员录取黑人士兵；颁布了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黑人海军管理指南”。在这个被《公共福利报》认为是“种族关系领域一份重要文件”的指南中，海军第一次郑重声明它同意“不存在天生能力有种族上不同的理论，但是期望每一个穿上制服的人都应该根据他最大的个人能力得到训练和使用，这种个人能力是依据个人的表现而定的”。

黑人新闻界和自由发言人欢欣鼓舞，认为海军的这次改革来得比任何人可能想象的还要快，还要彻底。“这次改变”尤其令人瞩目，《公共福利报》认为，“因为在战争开始之际，海军的种族政策被认为比陆军的还要糟糕”。

对埃莉诺来说，陆军和海军的政策变化使她感到非常满意。确实，如果让她选择是为丈夫带来露西正为他带来的轻松愉快，还是运用她的职权去改变美国黑人的生活，她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在主张了20多年的社会行动主义之后，埃莉诺对社会受害者的承诺已经成了她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至于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她为之奋斗的事业，她会是个什么样子。

7月11日星期二上午，就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幕的5天前，罗斯福终于公开宣布他将接受他的政党对他参加第四次总统竞选的提名。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大声宣读了一封他写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鲍勃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撤销了当他声明放弃参加总统竞选计划时威廉·谢尔曼将军做出的著名声明，他保证如果大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会接受的，而且如果人民这个最终的权力机构命令他继续执政的话，他将“没有权力退缩，就像士兵无权离开他在战场上的岗位一样”。

“我的心一直在呼唤，让我回到在哈得孙河畔的家，”他继续说道，“但是这个国家未来的生存以及我们选择的政府体制将来的生存都处于危险之中。”

当总统发表他的重大声明时，埃莉诺正在俄亥俄州的达顿，准备对莱特基地的300名陆军妇女队队员发表午餐讲话。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她丈夫的决定对她来说是一个新闻，“总统没有和我讨论过这些事情。许多人认为他与我讨论过，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从报纸上首次知道他的决定的。”

埃莉诺对富兰克林成为总统候选人充满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她认为她丈夫的胜利对“国家的权益”很重要。一想到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州长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她就非常担心。“杜威似乎越来越让我觉得他对国内国外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她写信对詹姆斯说道。而且尽管她意识到她丈夫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更加容易感到疲劳，但她相信，她对詹姆斯说道，“如果当选为总统，他会把工作做好的。我肯定而且我认为他会得到精心照顾把工作做好的。”另一方面，想到还要在白宫度过4年，这几乎让她难以忍受。“我很清楚自己年龄大了，而且自己随心所欲支配的时间也不多了，”她对乔·拉什坦言道，“而且我知道这是一个自私的想法，谁都无权有这样的想法。”

在国会山，人们却没有这样的矛盾心情。当消息传到民主党参议员们的耳中时，艾伦·杜鲁利记者说：“这就好比太阳冲破云层将万丈光芒照耀整个世界一样。放心，写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为他们提供生计的人仍然是原来为他们提供生计的人，而且这个政党一帆风顺。”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副总统的人选之前，罗斯福在接受提名的过程中，扔下了手中那根他可能用来强迫代表大会任命他自己想要的竞选伙伴的短棍。副总统的选择将由代表们来决定。

“我只是不再想举行一次像1940年那样的党全国代表大会，”他解释道，他不由得想起了他当时竭尽全力确保华莱士再次当选的情景，“这将会极大程度地造成政党的分裂，而且它已经造成了南北方的巨大分裂，它可能会扼杀我们今年秋天参加竞选的机会，如果它确实扼杀了的话，这将会使战争延长，而且会把我们已为未来定好的所有计划彻底摧毁。”

总统对选择竞选伙伴显得毫不在乎，这使他的助手们大为担心。“他一点也不在乎，”巴·沃森说道，“如果罗斯福身体状况很好的话，那么对谁成为他未来的继任者毫不关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连他自己都怀疑他不可能活过一个完整的执政期，这就让人不可理解了。”

事实上，那年夏天总统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在思考。他的梦想是与共和党领袖温得尔·威尔基携手合作创建一个新的自由党，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自由成分结合起来，从而削弱南方的反动因素。由于威尔基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党内的保守派击败过，所以罗斯福希望他会接受这个建议。“我们应该有两个真正的政党，”罗斯福对他的助手塞姆·罗森曼说道，“一个是自由党，另一个是保守党。但现在实际上每一个政党都被持不同政见者分裂了。”

为了试探一下威尔基，罗斯福派罗森曼在7月初到纽约与他见面。“这次会见很明显必须完全保密，”罗森曼后来回忆道，“所以我在圣雷济斯宾馆一个秘密的套房内用午餐。”确实，威尔基非常担心，生怕有人发现他走进套房的卧室以使服务员送午餐时不会发现他。

威尔基很快就被引入到这个话题。“你告诉总统我愿意把全部的时间投入到这上面，”他说道。“在美国建立一个合理的自由政府对保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继续合作非常必要。”威尔基继续说道，他很高兴与罗斯福更加全面地讨论这个计划，但是“他认为这个会议应该安排到大选之后进行”。

罗斯福对威尔基积极的反应非常满意以至于都急不可待了。7月13日，他口述了一封信要求威尔基尽可能快地在白宫或是海德公园与他进行私下的会晤，“就看你认为哪里最合适”。不幸的是，信的内容被泄露了出去，结果使威尔基和罗斯福都感到十分尴尬。现在别无选择了，威尔基坚持认为，只有等到大选结束之后。罗斯福创建一个自由党的梦想将永远无法实现了。那年秋天，当威尔基因患一个小毛病而住进医院时，因突发严重的心脏病而去世了。

同时，罗斯福正忙于施展他惯常的计谋，让每一个来看他的人觉得他就是总统需要的人。“他说我就是他要选择的人，”亨利·华莱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7月10日的会议结束之后，以及那个星期晚些时候的一次午餐上，“他把我拉到身边，突然装出满脸笑容的样子，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道：‘我希望我们密切合作。’”然而，两个星期前在香格里拉，罗斯福向吉米·拜恩斯保证，他就是总统选定的副总统人选。“你是所有人员中最有资格的，”罗斯福对拜恩斯说道，“如果你留下来的话，你一定会赢。”

7月11日，当罗斯福与政治领袖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利根、弗兰克·沃尔克以及埃德·弗林——开会讨论副总统一事时，情况变得更复杂了。在晚宴和酒会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因为热得难以忍受而只穿短袖，在此期间对名单上所有的候选人进行了审查。华莱士被排斥在名单之外。领袖们声称，他太理智，太自由化，太理想主义，太不切实际；如果他被提名的话，他会浪费100万到300万张选票。贝尔纳斯很快也被排除；作为一个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以及一个持有种族隔离观点的南方人，他会离间天主教徒和黑人。巴克利是一个适当的人选，但是他太老了。

罗斯福提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的名。在罗斯福于1939年任命他到最高法院工作以前，道格拉斯曾是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在此期间，他领导了那场把公共设施归于联邦政府管理之下的斗争。总统说道，他年轻，精力充沛，而且他还会玩一种有趣的扑克游戏。尽管罗斯福极力明显地推荐道格拉斯，但是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想法。谈话随后转到了参议员哈里·杜鲁门的身上。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民主党人，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他在工会的记录良好，而且正如弗林所说的那样，“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激进的言论”。当讨论到杜鲁门的年龄时，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说出来（他已60岁了），因此，罗斯福派人去取《国会人员地址录》确认他的出生日期。但是当《国会人员地址录》送来时，谈话已转到其他的话题。当会议休会时，罗斯福转向哈利根，说道：“鲍勃，我认为你和这里其他所有的人都需要杜鲁门。”

哈利根对事情发生的转变很高兴，他要求罗斯福把它写下来。罗斯福拿起一支铅笔在一只信封的背后匆匆地写下了一行非正式的文字。“鲍勃，我认为杜鲁门是合适的人选。”这远远超出哈利根原来希望达到的效果，但是考虑到罗斯福天生喜欢把他想听的事情告诉每一个人，所以这还远远不够。果然过了一天左右，罗斯福又敦促华莱士和拜恩斯加紧行动。就这样这个决定仍然悬在半空中。

在一片混乱之中，总统坐上他的私人火车“费迪南德·麦哲伦”号前往加利福尼亚，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旅行中的第一段行程，这次旅行的最终点是夏威夷，在那儿他将参加关于太平洋战略问题的讨论。他在海德公园登上火车，陪同人员有埃莉诺和汤米、巴·沃森、塞姆·罗森曼，以及格蕾丝·塔利和布鲁恩医生，他下令火车司机们把车开得慢一点，以便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总统提名投票后他才到达圣地亚哥。

然而，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政治。到达芝加哥时，鲍勃·哈利根上了火车。总统刚与埃莉诺和塞姆·罗森曼用完午餐。“我们借故离开，”罗森曼回忆道，“让哈利根和总统单独待了大约一个小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处于非常混乱之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说道，除非总统把他的意愿告诉大家，否则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罗斯福仍然不愿意根据他1940年的经验向全国代表大会“发号施令”，但是他还是同意签署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同比尔·道格拉斯或是哈里·杜鲁门一起参加竞选他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任何一个都“将为选票增添实力”。

在最后一分钟，哈利根跑回到格蕾丝·塔利身旁，“格蕾丝，总统要你重新打一下这封信，把名字改变一下，变成‘哈里·杜鲁门和比尔·道格拉斯。’”

“改变的理由很明显，”塔利后来说道，“这封信把杜鲁门放在前面，就很明显意味着杜鲁门是他更加偏爱的人选。通过如此微小的差别以及一个相当不经意的行为，一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也许是一个政策而不是另一个政策，终于在1945年4月当上了美国政府的首脑。”

这次出行是官方的秘密，没有事先安排火车的停靠站，没有安排向群众发表讲话，也没有安排回答问题。然而当装有钢板的火车在印第安纳的钢铁厂、俄克拉荷马的玉米地之间缓慢穿行时，谣传就开始四处散布了。在沿途的很多车站，有人看见了罗斯福夫人熟悉的脸孔；在无数个站台上，有人看到总统的小爱犬法拉在溜达。这些亲眼所见消除了所有的疑虑：总统的火车正从此经过！

“向西的旅行既悠闲又安宁，”汤米对埃丝特·雷普说道，“我们没什么事可干的，只是读读东西，玩玩金罗美扑克。”对罗斯福来说，这样悠闲自在的旅行节奏是最理想不过的。对他来说，火车是一个小小的人类居住社区，一个由朋友组成的社会，他们的谈话正是他寻求刺激所需要的。

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罗斯福和他的妻子一起度过了如此令人轻松愉快的时刻。“悠闲的节奏对我们两个人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富兰克林后来在信中对她说道。

在没人打扰的时间里，富兰克林能够同埃莉诺一起畅谈他对未来的希望，描绘出一幅总统任期结束后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图画。他说他想带她周游世界。他说要在撒哈拉大沙漠购买一块土地，向阿拉伯人展示通过灌溉、电气化和植树造林可以创造的奇迹。“我认为这将会很有趣，”他说道，“去沙漠住上两三年，做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考虑到了那个遥远时期的一切详细情况——想象坐上一艘慢行货船，进行一次旅行，这样可以让他们饱览一路上的风光。

尽管埃莉诺肯定被这个极富吸引力的谈话深深迷住了，但是她仍然觉得有必要保持警戒，要保持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的那份肉体上和情感上的空间。她不能让他这样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她要提醒他，从孩提时代以来她就一直讨厌海上旅行。富兰克林一点也不感到灰心丧气，他继续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妥协方案。如果埃莉诺喜欢的话，她可以乘飞机，在所有他们想参观和考察的地方迅速降落与他的货船相会。

尽管富兰克林将在这列火车上慢悠悠地度过好几个星期，埃莉诺却迫不及待地要逃了。“罗斯福夫人对慢吞吞的节奏和浪费时间没有耐心，”汤米说道。她一刻也离不开工作，哪怕是夏天短短的这么几天时间。“我不知道在这次旅行中我是不是在装着一副有事可干的样子，因为事实上无事可干，”她在给特鲁德·普拉特的信中说道。“罗斯福睡觉，吃饭，工作，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坐在那里慢慢地享用一日三餐，有时很有趣，有时很无聊。”如果罗斯福感觉到他妻子不自在的话，他一定会沮丧地意识到就他妻子一个人一点也不为他的魅力所吸引，他可以通过诙谐轻松的谈话使别人乐不可支，而他的妻子却感到很无聊。

更有可能的是，罗斯福仍然没有注意到埃莉诺的苦恼。尽管他喜欢认为他体验到她在身旁带来的快乐，但是他几乎从来没有花时间单独与她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来，”汤米抱怨道，这肯定也反映出埃莉诺的伤感，“因为有这么多的老朋友在火车上，总统也不会感到孤独了。”再一次，他们之间出现真正亲密无间关系的可能性刚一开始，却在双方还没完全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就结束了。

当火车在1944年7月20日到达圣地亚哥时，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的儿子吉米以及约翰的妻子安妮·克拉克加入到他们的同行队伍中，当安妮的丈夫调任到太平洋时，她和他们的孩子一同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午餐安排在安妮在科隆纳多的家中，并由吉米主持了一个家庭晚宴。晚宴后，埃莉诺和汤米前往洛杉矶，飞机已在那里等着把她们送回华盛顿。

第二天上午，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准备进行总统投票时，罗斯福正按计划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勋赛德检阅两栖登陆的演习。就在他准备离开之前，他“突然脸色煞白，”吉米回忆道，“他的脸露出痛苦的表情。”

“吉米，我不知道我能否坚持得住，”他说道，“我痛得厉害。”吉米吓坏了，他想去叫医生，但是罗斯福阻止了。他坚持认为这只是肚子痛，由于吃得太快而且没有运动，所以引起了消化不良，几分钟后他就会没事的，只不过需要吉米帮他从床上下来，让他在地上平躺一会儿。“结果也许有10分钟，”吉米写道，“父亲躺在火车的地板上，他的眼睛闭着，他的脸扭曲得变了形，他那强有力的躯干不时地抽搐着，好像一阵阵剧痛在刺激着他。我一生中与他在一起时从来都没有感到这样孤单——这样无助。”

慢慢地，他的身体停止了颤抖，脸上也有了血色。“扶我起来，吉米，”他说道，“我感觉好多了。”几分钟后，他又坐在敞篷汽车上，前往两栖登陆训练基地去观看第五海军陆战队的演习——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演习，有5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3000名海军工作人员参加。他站在一个可以俯瞰海滩的高高的峭壁顶上，观看了大队人马和装备从几十艘登陆舰中顺畅无阻地下来，这些登陆舰和最近在关岛登陆中使用的型号一样。

下午，他收到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塞缪尔．D．杰克逊发来的消息，告诉他已正式被任命为第四次连任的总统候选人。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他从火车的瞭望车上发表了接受任命的讲话。“1944年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什么？”他问道，“第一，赢取战争的胜利——尽快夺取战争的胜利，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战争的胜利。第二，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国际性组织……第三，为我们回国的退伍老兵以及所有的美国人建立一个提供就业和体面生活水平的经济制度。”

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讲话，但是涌进芝加哥体育场的巨大人流很喜欢。当熟悉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低沉回响时，4万人欢呼起来。他们的领袖终究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此后，吉米一直在他身边，感到轻松自在的罗斯福在桌边摆好姿势，在重新阅读这个演讲的片断，好让一群记者给他拍照。由于在圣地亚哥没有任何冲洗加工设备，所有的胶卷都用飞机送到洛杉矶，在那里美联社同意对它们进行冲洗加工，然后把照片传送给大家。在美联社，一个叫迪克·斯特罗贝尔的年轻编辑从海波定影师手中拿过胶卷，给它曝光。“有好几张底片可供选择，”斯特罗贝尔后来回忆道，“一张底片中他的嘴巴闭着，另一张中嘴巴则张着。我选了嘴巴张开的那张底片，因为很明显这表明他在说话。我走进办公室一边写图片说明文字，一边让暗室技术人员冲印照片。”

当照片冲印出来时，摄影师乔治·斯卡汀斯大为吃惊。“嘿，你最好来瞧瞧，”他对斯特罗贝尔说道。张开的嘴巴使罗斯福显得很恐怖。他目光呆滞，脸色憔悴，表情很疲惫。然而，那时已是晚上近11点，东海岸大约凌晨2点。报纸已急着要照片了。斯特罗贝尔认为他没时间再去冲洗另一张底片，“我就决定采用我们已冲印好的照片。”

第二天，斯特罗贝尔回忆道，“一下子闹翻了天，”因为每一家反对罗斯福的报纸都对这幅照片夸大其词，并把它刊登在醒目的位置。在华盛顿，总统的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暴跳如雷，把斯卡汀斯训斥了一番。“这不是我的过错，”斯卡汀斯坚持道，“我只管拍照。洛杉矶的某个笨蛋挑选了这一张。”厄尔利把斯卡汀斯赶出了旅行工作班子，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害。罗森曼坚持认为，这张不幸的照片和他那天晚上看到的那个演讲的人一点也不相像，但它却正好为共和党提供了他们需要用来支持他们观点的攻击性材料：这个老头子从身体上来看再也不能胜任当总统了。

副总统的提名在第二天下午开始。华莱士一开始处于领先，但是第二轮投票结束时，杜鲁门脱颖而出成了肯定无疑的胜利者。埃莉诺已回到了海德公园，她对“整件事情感到恶心”。她是华莱士的狂热支持者，她在给埃丝特·雷普的信中说道，她“直到最后一刻还希望华莱士先生可能有足够的实力”，不支持华莱士到底是在玩“糟糕的政治手腕”，还是“不忠的政治手腕”。然而，比起贝尔纳斯以及其他任何正给予考虑的保守派人士的当选来说，她对参议员杜鲁门的当选要满意得多。尽管她不认识杜鲁门，但是“从我所听到的看，”她写道，“他是一个好人。”

7月21日星期五的午夜，被遮得严严实实的巡洋舰驶过一段曲曲折折的道路之后，罗斯福从圣地亚哥开始向西航行驶向珍珠港。“几分钟后就要起航了，”他写信对埃莉诺说道，但是信中暗示如果德国人反对希特勒的叛乱愈演愈烈的话，他有可能早点赶回去。在前一天，一群德国军官在陆军中校克劳斯·冯·施道芬贝格的带领下试图暗杀希特勒。然而，在最后一刻，藏有炸弹的公文箱被漫不经心地推到房间的远端，结果希特勒在这起爆炸中幸存了下来。罗斯福的夏威夷之行按计划继续进行。

“昨天上午吉米和我在彭德莱顿军营欣赏到了壮观的登陆演习，”他对埃莉诺说道，“然后我感到肚子痛，下午就一直待在火车上。你能与我一起出来旅行真是太好了。”

当总统的巡洋舰进港时，黑压压的人群聚集在码头。极目望去，穿着白色制服的士兵立正站在几十艘海军战舰的护栏边。当放下跳板迎接海军准将尼米兹以及大约40位高级官员上船时，响起了激动人心的欢呼声。罗斯福在“巴尔的摩”号战舰的甲板上接见了每一个人，他注意到很明显有一个人不在场，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当问及将军在哪里时，尼米兹陷入了尴尬，一言不发。麦克阿瑟从布里斯班飞来的飞机一个小时前就着陆了，但是将军坚持先去他的指挥部放下包裹，洗个澡。欢迎仪式就要结束之际，突然响起了尖厉的警报声，这表明麦克阿瑟到了。麦克阿瑟从他的小轿车中走了出来，穿着他的皮革飞行服，一边向狂热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一边冲上了跳板。

那天晚上，总统邀请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一起在优雅的海滨别墅共进晚餐，这是在他逗留期间安排供他享用的地方。晚饭后，话题开始进入战略方面的问题。总统坐在一幅巨型的太平洋壁挂地图前，他回顾了美国的形势，用一根竹制指挥杆指着那些仍然在进行战斗的岛屿。

6个星期来，美国海军为了控制马里亚那群岛的三个岛屿：塞班岛、关岛以及第聂岛，与日本海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争夺塞班岛的战斗尤其残酷——14000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丧生——但是7月9日，这个岛屿终于被夺了回来。两个星期后，关岛和第聂岛都被占领了。这些都是重大的胜利。由于马里亚那群岛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中，威力无比的B-29轰炸机，这是目前制造出来的最大的飞机，将最终有了这些基地，从这些基地起飞可以对日本进行轰炸。

罗斯福对日本进行轰炸的兴趣丝毫未曾减弱，尽管面临巨大的困难。多年来，他经历了B-29轰炸机制造的全过程以及它创业阶段的困难，但对阿诺德将军呼吁制造出更大、更重、更有威力的以B-17为原型的新型B-29飞机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B-29轰炸机是一场大赌注，”军事历史学家威廉·埃默生说道，“阿诺德将军对该飞机的制造投入了30亿美元才生产出第一台样机。这远远超过了曼哈顿计划。但是罗斯福一直支持他，他认为超级轰炸机是对日本采取攻势的唯一途径。”

6月中旬，第一批B-29轰炸机从中国东部起飞，它们的目标是位于九州岛八幡市的钢铁厂。尽管轰炸没有造成重大破坏，但是美国士兵的士气却得到极大的鼓舞。现在，由于控制了马里亚那群岛，他们可以对日本发动更多次直接的轰炸。

问题是：从这里去轰炸哪个地方？海军上将尼米兹提议一路上经过菲律宾和所有的小岛屿直接轰炸中国台湾以及沿海地区。麦克阿瑟表示反对，他强烈要求解放菲律宾，把台湾先放在一旁。他认为，美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对1942年的巨大失败采取报复行动，解放菲律宾使美国的战俘获得自由。如果罗斯福选择弃菲律宾于不顾的话，麦克阿瑟告诫道：“我敢说美国人民将会被唤醒，这样他们会在投票选举时把非常强烈的不满发泄在你身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詹姆斯·麦克格雷格·伯恩斯说道，“罗斯福尤显他的干练，他非常巧妙地平息了海军上将和将军的怒气，把讨论从绝对的事情之中引开，缩小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最后，罗斯福站在麦克阿瑟一边，保证美国不会对菲律宾置之不理。“我一回来，”他答应这个爱炫耀的将军，“我就会推动那个（解放菲律宾）计划的实施，因为我认为总的来说它是合乎逻辑、切实可行的。”罗斯福继续说道，实际上，他希望他和麦克阿瑟交换一下位置，不过“我有一个预感，你当总统比起我当将军去指挥夺回菲律宾会更成功”。

当战略会议结束后，总统到瓦湖岛作环岛旅行，视察了船厂、医院、训练基地以及机场。“在一家医院，”罗森曼说道，“总统做了一个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深为感动的举动。他要求一名特工人员用轮椅推着他慢慢穿过所有的病房。病房里挤满了老兵，他们失去了一只甚至两只胳膊和大腿。他坚持从每一张病床前走过。他想把他自己以及他无用的大腿展现在这些将不得不面临同样痛苦的士兵面前。”

一般情况下，罗斯福在公众面前让别人看到他的真面目只有两种情形——要不在他的梏具锁上的情况下站起来，要不坐在敞篷汽车里。但是在这里，在这么多年轻的被截肢的士兵们面前，他愿意暴露出他脆弱的一面，让他们明白他和他们一样是残疾人。“对每一个人都给以振奋人心的微笑，”罗森曼注意到，“而且在20多张病床前讲的都是和蔼可亲的话语，这个从孤立无助的病床上站起来、最终成为美国总统和世界领袖的人物就是人类精神可以战胜一切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据安娜·费思·琼斯所说，有一次罗斯福还让一群陌生人亲眼目睹他体弱多病的身体。那次是在1936年霍华德大学新大楼的落成典礼上。在典礼开始之前，琼斯的父亲、霍华德大学校长摩迪柴·约翰逊，请求罗斯福让学生们看看他残疾的身体。“他们自己也是残疾，”约翰逊恳求道，“如果总统让他们看看他本来的样子，他们就能对自己说，他能做到这一切，我们也能做到任何事情。”罗斯福同意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让别人把他从车里慢慢抬出来，再放下来，然后他继续慢慢地费力地走向讲台。

罗森曼声称他从来没有见过总统热泪盈眶。但是那天下午在瓦湖岛，当用轮椅把他从医院推出来时，“他差不多要哭出来了”。那天的晚些时候，罗斯福重新登上了“巴尔的摩”号战舰继续他这次漫长旅行中的最后一段行程，去看望阿达克的士兵，阿达克是一个远离阿拉斯加西海岸的没有森林的小岛。

第21章　“老头子仍然胜利了！”

1944年7月30日星期天的晚上，当罗斯福正巡航于太平洋前往阿拉斯加时，米西·莱汉德正在哈佛广场电影院与她的姐姐安·罗尚以及她的朋友梅德尔·兰姆西一起看电影。那天晚上是两场连映：一部是《来自澳新地区的男人》，由查尔斯·劳顿扮演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把两个孤儿走私贩卖到澳大利亚的士兵；另一部是《配给供应》，一部轻喜剧，讲述的是一个对战时限制感到灰心丧气的小镇店主。

一同放映的新闻短片是罗斯福在圣地亚哥的火车上发表的接受总统提名演讲的画面。当米西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她的朋友芭芭拉·科蒂斯时，“米西对他看上去的模样和说话的声音感到大吃一惊”。由于好几个月没有见过他的照片，她不知道他的体重下降了许多，对他脸上憔悴的表情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直到此时此刻，她仍然把他想象成在前一年春天最后一次见到的那个精力充沛、身体健壮的男人。

当米西回到她在果园大街的家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天正下着雨。她在自己的卧室，开始狂躁不安地翻阅旧照片，似乎想极力想象出一幅画面能代替她现在脑海中留下的形象。在她收藏的照片中，有一张罗斯福穿着有条纹的游泳裤看上去很潇洒的照片。还有一张是他们两个一起坐在温泉门廊上拍得很漂亮的照片，还有一张是野餐时的集体照。她3年前患中风时几乎不能动的左胳膊突然开始能上下动了。这一会儿似乎她可能终于恢复了她的功能。

但是这暂时的缓解稍纵即逝。午夜过后的某个时候，安听到从她的妹妹房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朝里一看，她发现米西在剧烈地颤抖，然后重重地倒下。安马上叫来了救护车。凌晨两点，米西被送往切尔西海军医院。

那里的医生诊断出她患有脑栓塞。7小时后，即那天上午9点刚过，死神就降临了。死亡证明书上列举了心房纤维性颤动和风湿性心脏病为诱发这个致命脑栓塞的因素。她终年只有46岁。

埃莉诺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海德公园。她马上给米西的姐姐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将去波士顿与她家人一起参加葬礼。“我想，对她来说，经过长期病痛的折磨，死亡将是一种解脱，”埃莉诺在她的专栏中写道，“但是那些爱她的人……将为失去她而感到深深的怀念。她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家庭的一员。”

罗斯福通过威廉·哈瑟特和斯蒂芬·厄尔利发到他船上的无线电报得知这个悲伤的消息。“很遗憾地告诉你莱汉德小姐于今天上午9点05分死于切尔西海军医院……（内科与外科处的）海军准将谢尔敦医生说她昨天晚上去看了电影，病情的突然恶化出乎意料……已经通知了罗斯福夫人和塔利小姐。等待您的吩咐。”

几小时后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告诉总统罗斯福夫人将出席葬礼，她会就他因故不能参加葬礼一事对米西的家人做仔细的解释。“我很高兴富兰克林不在，”埃莉诺对拉什坦言道，“因为他会觉得他一定得参加，而这样的旅行却总是让人忧伤难过。”

他在白宫起草了一份声明并以总统的名义签发，“回忆起她20多年来忠心耿耿的工作，更加让我感到失去莱汉德小姐带来的个人损失。她忠心耿耿，辛勤工作，办事机敏老练，心地善良，表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她完全大公无私，忠于职守。”

“米西的去世，”亚瑟·克洛克在《纽约时报》上说道，“割断了人们对当今残酷无情的时代与新政伊始以及政府刚组阁时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之间的美好愉快的联想。她对罗斯福的影响与豪先生的影响一样重大而富有建设性。自从罗斯福执政以来，很多对他十分友好的观察家把罗斯福某些引起广泛批评的言行归结于在这些关系密切的顾问们离开白宫之后他失去了他们忠心耿耿的工作态度以及英明果断的办事作风。”哈罗德·伊克斯以同样的口吻写道，他认为“米西的因病致残是总统自就任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损失”。

吊唁信纷纷飞进白宫，可以看出米西对所有那些越来越了解她的人产生了多么不同凡响的影响。“到底有哪个人敢说，”罗斯福的老朋友拉尔夫·克洛普利写道，“他与米西的关系有我和米西那样亲密？在那些日子里，米西、路易斯·豪和我把那场不断向大脑灌输生存欲望的斗争进行到底。除了埃莉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米西为他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我知道米西的去世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影响，”新闻记者赫伯特·斯沃普写信对总统说道，“我也很爱米西。无论从她的忠心、她的聪明才智、她的勇气还是从她的处事原则来看，她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大约有1200人参加了在北坎布里奇圣约翰教堂举行的葬礼，还有几百人站在外面。这时总统的妻子穿着一身蓝色的套装，头戴一顶黑色的草帽，来到了教堂，与莱汉德的家人一起坐在第二排。参加吊唁的人有詹姆斯·法利，前波士顿警察局长约瑟夫·蒂米迪，以及约瑟夫·肯尼迪。大主教理查德．J．库兴宣读了祷文，然后遗体被安葬在奥本山公墓。

对生活在马萨诸塞州索默威尔镇工人阶级社区中心的家人和朋友来说，米西是一个著名的人物。“她是我们整个家族史上真正的榜样，”米西的侄孙女简·斯卡勃勒说道，“她的一生充满魅力、刺激和神秘，完全自力更生。我记得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所写的书中，隐约地提及了总统和米西之间的罗曼史。该书出版时我问我的姨妈（玛格丽特·科林斯）她是怎么想的。‘我们家有这样一段有点刺激性的过去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她笑着回答道，‘但是我根本不知道。’”

自从姐姐安离异之后，米西就一直抚养她的两个外甥女芭芭拉和玛格丽特。是米西供她们上学接受教育，为她们买校服。“米西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魅力，”邻居芭芭拉·杜德利回忆道，“她有最漂亮的首饰，这是布利特大使送给她的。我年轻时，喜欢和朋友一起走进她的房间偷看她柜子中的抽屉。她有从巴黎带来的华丽的内衣以及散发迷人香味的香水。我们每样东西都试一下，然后一件件按原样放回到抽屉里，这样她就从来不曾发觉。”

在遗嘱中，米西把她的财产分给了她的两个外甥女，留给玛格丽特的是她的貂皮大衣、带钻石的手表、一颗小钻戒，以及罗斯福总统特地为她做的一个可以挂起来的小书架，这也许是她最为宝贵的东西了。留给芭芭拉的是她的白鼬皮披肩，以及罗斯福夫妇给她的紫蓝色宝石耳环。

她其余的东西——照片、约会记录本、总统就职仪式上以及炉边谈话中签署的文稿——都放进了一个旧的棕褐色小提箱内，放在她姐姐的衣柜里。这个小提箱最后来到了康涅狄格州，摆在芭芭拉的女儿詹·斯卡勃勒的小阁楼里。多年后，斯卡勃勒模模糊糊地记得见到过的一样东西一定是罗斯福为米西定做的那个可以挂起来的小书架。“这在我兄弟的小阁楼里，我们经常想在它的背后是否有什么故事。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谁也没想过这是什么东西。它这么难看。我想它最终会在宅前旧货出售时被卖掉的。我真希望我意识到这对米西有多么重要。”

“你和我都失去了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格蕾丝·塔利后来常这样深有感触地对罗斯福说，“他几乎要哭出来，”她回忆道，“我也一样，他还说：‘是的，可怜的米西。’但是他从来不喜欢谈论这些事情……他不想让他的任何情感外露。”

米西的去世对他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他重新振作起来在8月3日检阅驻扎在艾达克的军队时，他患上了咽喉炎。一个星期后，他又站在轮船的甲板上向华盛顿州不勒梅顿海军造船厂的1万名工人发表了讲话。这是几个月来他第一次使用了梏具。由于体重减轻了很多，它们再也不适合他了，因此他连保持身体平衡都有困难。这时开始刮起了猛烈的风，轮船摇晃得厉害，使他不得不用双手抓住讲桌，这样翻动讲稿就非常困难。当他极力想站稳时，他的声音却又在颤抖。

讲话进行到10分钟时，他的胸口有一种闷得慌的感觉，然后又蔓延到双肩。这种压迫性的疼痛持续了将近15分钟，但是他挺住了，尽管大汗淋漓，他继续讲下去，用手紧紧抓住讲桌的边沿让自己站直。他一讲完话，就回到船上的住处瘫倒在椅子上。布鲁恩医生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包括安娜，她是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飞到西海岸准备和父亲一起度过最后阶段的旅行的。布鲁恩医生为他做了心电图，检查了白血球计数。尽管没有造成什么永久性的损伤，但是这次发病把罗斯福吓坏了，结果他同意在回家的旅途中做彻底的休息。

总统回到华盛顿的这个星期，是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的初期发展阶段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关头。在它运行的头3年里，由于政府弄虚作假的行为、资金的缺乏、权力的有限、累赘的官僚机构以及来自国会的不断攻击，它的运转受到了阻碍。因此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没能实现它的创建人员的那些美好愿望。由于缺少强制实施的权力，历史学家约翰·布兰姆写道，“只有当黑人工人有足够的勇气提出申诉以及公司里违反规定的人足够宽容或者感到难为情而去遵守这些规定时”，这个机构才会取得成功。在太多的情况下，它都屈服于压力。比如说，由于强大的利益监管——大公司、铁路公司、有组织的工会以及南方集团——对其施加影响，结果针对铁路企业的种族歧视而进行的听证会三次被推迟。

1944年8月1日，当费城1万名公共交通行业的工人上街游行抗议提升8名黑人工人为电车司机时，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费城的公共交通运输公司曾经总是抵制雇用黑人当售货员和驾驶人员的，在这家公司工作的500名黑人只限于从事体力劳动和管理员的工作。在罗斯福于1941年针对种族歧视发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之后，一群黑人工人要求给予他们机会竞争上岗到导航台工作和从事文书的工作，他们被告知这无能为力，因为公司工会有合同明确规定“针对雇主—雇工之间的关系惯例”没有双方的同意是不能改变的。

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在1943年秋天正式通知了公司和工会双方，认为他们违反了总统的行政命令。他们召开了会议并颁布了一道命令，下令公司聘用和提升黑人工人。这是该委员会第一次下令让整个一座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提供公平的机会。但是公司和工会都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僵局一直持续到1944年春天，此时一个新的工会在选举中击败了旧的工会，它保证不搞种族歧视，代表了公共交通系统工人们的利益。

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认为采取大胆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它强烈要求公司执行总统的行政命令。在严令之下，公司宣布进行新一轮的选拔电车司机岗位的资格考试，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

一个名叫威廉·巴勃的年轻黑人刚到公共交通系统工作时是一个体力劳动者，然后凭自己的努力当上了一名焊工，现在他是50个参加该考试的人员之一。“考的是笔试，数学加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巴勃回忆道，“我们当中几个人通过了考试，我得了98分，是最高分数之一，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参加考试者中有好几个人受过大学教育，而我还没有完成高中的学业。”

当8月1日新工作上班的第一天来临时，威廉·巴勃非常兴奋，“当我出门赶有轨电车时，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先驱。我知道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当我来到拐角处时却到处都没有有轨电车。所有的人都漫无目的地乱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就回到家中，把收音机打开，结果听到了整个公共交通系统——所有的部门，所有的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以及地铁——都在罢工，原因是我和我的朋友开始了电车司机的培训。”

前一天晚上，旧的工会觉得这是一个重振旗鼓的非常有利的时机，因此召开了全体大会抗议雇用黑人。工会领袖富兰克林·卡尼大声地喊道：“我们不需要黑人，我们不要与黑人一起工作，这是白人的公司，让黑人回到属于他们的地方去——回到路面作业上去。”这时，3000名工人热烈地欢呼鼓掌，当一位名叫约翰·史密斯的培训指导员宣布他宁愿辞职也不愿意指导训练黑人受训人员时，工人中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散发给人群的传单上说，如果允许提拔黑人的话，他们高职位的地位将会受到破坏。“你们的朋友正在军中作战，为保护你们和你们家人的生命而献身，而你们的胆子却这么小，不敢去保护他们的工作直到他们回来。举行罢工，拒绝培训黑人，公众是站在你们一边的。”其他的传单上印有一份捏造的富兰克林写给埃莉诺的信：“你亲吻了黑人，而我也将亲吻犹太人，这样，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一直待在白宫。”

到这个情绪激昂的会议结束时，旧工会做出了举行罢工的决定。罢工于8月1日星期四凌晨4点开始。所有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停开，使得威廉·巴勃和成千上万去上班的费城人束手无策地站在大街上。到上午10点，城市的地铁和高架公路陷于瘫痪。“有一个电车司机很晚才听到罢工的消息，”《公共管理报》的一个记者写道，“他的车是唯一的一辆在第23大街和狩猎公园绕环道愉快飞驰的车。4辆载满了罢工工人的汽车向它进逼，把乘客全部赶下去，然后把这辆有轨电车开回到车库。”

在每条大街上，可以看到一队队排着长长队伍的工人在步行或是拼命地向仍在路上行驶的少量汽车招手停车。在有近4.5万名工人的费城海军造船厂，老板为工人们提供了一个紧急交通系统。但是对城市90万战时工人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就无法去上班工作。重要的战争物资包括雷达、重型大炮、烈性炸药以及燃烧弹的生产都停了下来。

在罢工的第三天，这个第四大的战争生产中心实际上已陷于瘫痪。罗斯福总统采取了重要行动。他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长“接管并重新恢复对费城交通运输公司交通运输系统的控制”。这个命令号召士兵们“在比罢工前更好的基础上”去开有轨电车和地铁。换句话说，军方接受雇用事务委员会制定的非种族歧视政策的指导。与前一年在亚拉巴马的莫比尔发生的艾德斯科罢工所造成的局面不同——当时政府似乎容忍了种族隔离的做法，但这次政府和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都行动起来支持机会平等的做法。

自那以后事情发展得很快，费城的市民转而反对罢工人员。“无论从何种程度来说，费城公共交通系统公司的罢工是建立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上，这是完全不可原谅的，而且是完全不符合美国精神的，”《费城调查报》发表社论道，“它只是意味着对几百万费城人民的污辱和伤害。”8月5日星期六的上午，罢工的领导者们因为违反了《史密斯—康纳利法案》而被逮捕。几个小时后，5000名士兵开进了城市，而且在那天晚上5点钟，向所有的罢工人员下达了最后通牒：除非他们在星期天午夜前回去上班，否则他们将失去他们的工作，得不到任何失业救济金，而且要听任这个法案的处置。“战争不能等待，”市长菲利浦·海斯将军宣布道，“不能等着这家公司的工人们下决心是否要回去工作。”

罗斯福的强制手段起作用了。面对工作或是参加战争的选择，罢工工人们急忙赶回去上班。到星期一晚上，所有的公共汽车线路、有轨电车、地铁以及高架铁路都已满负荷运转。公共交通系统的罢工成了全国的头版头条，结果引起南方发动新一轮抗议。“就费城的情况而言，”《南卡罗来纳邮报》写道，“这起骚乱可以直接追溯到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通过的专横且愚蠢无能的政策。”《斯瓦纳新闻报》把罪责直接归结于“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坚持不懈把社会公平强加给美国人民的努力”。

8名黑人的培训继续进行。“第一次出车很不容易，”威廉·巴勃回忆道，“人人都向我吐唾沫。我几乎都要发脾气了，但我说道，不要，我就忍了吧。我是在树立榜样。慢慢地事情就平静下来了。我记得有一天一个态度恶劣的妇女上了车。我大声报了她的站名，但是她没听见没有下车，她就开始朝我大喊大叫。‘瞧，你这个女士，’我说道，‘如果你不马上下车的话，我们两个不是你就是我将马上去见我们的上帝。’话一说完，车上的每一个人都鼓起掌来，而这个女士也闭上了嘴。”

黑人报纸对事情的转变也感到欢欣鼓舞。“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匹兹堡信使报》声称，“这已载入史册，美国黑人在城市许多城区的固定乘客路线上驾驶费城公共交通系统公司的有轨电车。”民意调查显示，52％的市民赞成黑人工人驾驶有轨电车，只要他们能够胜任。经过一段时间后，把黑人工人吸收到公共交通系统劳动大军的工作证明非常令人满意，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于是该公司为黑人司机打开了更多的机会大门。费城是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取得最大成功的地方。

接下来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到战争结束时，在制造行业的黑人工人数量增加了60万，总数已达到200万，而其中参加工会的人数已增加了70万。从事战时生产的黑人百分比从2.5个百分点上升到将近10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黑人已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开始进入像工头、手艺工人以及技工这样技术更为高超的职位。罗伯特·威弗是一位研究就业与住房的黑人权威人士，他认为：“这些变化对黑人来说比起前70年中发生的变化，更象征着他们从事工业生产的多样化以及职业的多样化。”

另外，据报道，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黑人数量也有显著的增加。在1938年，尽管在华盛顿特区黑人的人口数量相当大，黑人却只占所有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中的8％，到1944年，他们占的比例增加到19％，人数从6万增加到20万。在1938年时，在联邦政府部门工作的黑人90％是看门的，而到1944年，充当看门人的黑人百分比下降到40％。

“由于有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杰奎琳·琼斯在《让人喜欢的劳动，让人痛苦的劳动》中写道，“黑人们有了新的衡量自尊的标准，这反过来会影响到家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年轻的妇女说道，当她父亲从一名卖废旧杂物和清洗污水池工作的工人变成了附近一家军事基地的木匠时，她感到“既自豪又高兴”。

当然，由于战争期间日益加剧的劳动力短缺，经济上的需要与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在迫使公司向黑人打开大门方面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路易斯·卢切姆斯在他对8802号行政命令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那样，公平雇用事务委员会给黑人的私生活“带来了希望和自信”，“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帮助他们，在捍卫那个政府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中，他们也在捍卫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8月20日，罗斯福躲到海德公园度周末。“空气中有一股明显的特别浓烈的气味，”哈瑟特说道，“使人想起夏天即将过去。”这些天让人感到的更多的是初秋而不是晚夏的气息；夜幕降临得更早，而且当埃莉诺在林中散步时，她依依不舍地注意到林中已露出了第一抹秋色。“我害怕，不久秋天将过去，”她在她的专栏中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我们又将不得不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去。”

当罗斯福到达时，大房子挤满了来探望的人。“人太多，”哈瑟特说道，“各种年龄、性别以及以前干过苦役的人都有——几乎无法让一位疲劳的人得到休息。”形形色色的孩子和孙子孙女们都来了，还有亨利·凯泽和他的妻子、塞姆·罗森曼、特鲁德·普拉特以及两个在国外失去大腿的退伍老兵。准备这么多人的伙食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哈瑟特说道，而总统和汤米又不可以吃别人吃的同样食物，这就使问题更加麻烦了。“罗斯福夫人从来没注意到我什么也没有吃，”汤米对埃丝特·雷普报怨道。“她对总统非常没耐心，因为他必须严格吃规定的食物。”

埃莉诺身体很好是她幸运的一面，但同时也是导致她与生病的家人和朋友破裂的一面。在过去的4年中，她没有生过一次病而使她卧病在床，她几乎从来不感冒，几乎从来没有患过消化不良，而且有一次她吹嘘自己从来没患过头痛。“她觉得如果她不去理睬任何人患有什么疾病的话，疾病就不存在，”汤米说道。

但是即使埃莉诺也不愿意看到她丈夫的健康日益衰退。“你爸爸说他感到很累，我也觉得他看上去老多了，”她对安娜坦言道，“我不禁担心他的心脏。”她对拉什也表露出同样的担心，为“他去年春天到底怎么啦”而焦急。但是最终，她认为，只要“他仍然觉得凭自己的经验和才能会帮助他比［共和党的提名人托马斯·杜威］把工作干得更出色”，他就会继续干下去。

当总统在23日上午回到华盛顿时，埃莉诺仍留在海德公园。中午，巴黎解放的消息传到了白宫，此时罗斯福正与斯蒂姆森进行会谈。“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斯蒂姆森说道。几十万巴黎人手持旗子、鲜花和葡萄酒涌向街头欢迎他们的解放英雄。胜利的消息大大振奋了罗斯福的精神。“他身体的状况比我预料的要好，”斯蒂姆森说道，“而且他非常友好，非常热情。”

同一天的晚些时候，罗斯福坐在轮椅中被送到了南门廊，安娜和露西·拉瑟福德正在那里等候他，和他们一起的还有露西的女儿芭芭拉以及露西的继子约翰。他们喝茶，吃饼干，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一小时。一星期后，罗斯福再次与露西见面，这次是在幽静山庄——露西在新泽西州北部的避暑别墅。在去海德公园过劳工节周末的路上，罗斯福让列车改变了从波士顿到俄勒冈的传统路线而开往帕莱，这样他就可以在阿拉曼奇停车。这次出乎意料的停车使一些来客大为吃惊。哈瑟特说道：“当我们要在新泽西作短暂停留时，萨拉以前的厨师玛丽·坎贝尔极为不安，因为她预计到海兰德才会醒过来。”当被告知火车将停留几个小时时，没有一个人想去弄清楚总统去哪儿了，甚至连3个记者也仍然头也不抬地沉浸在他们的扑克牌游戏中。

后来露西把在她自己家里见到罗斯福的高兴心情告诉了她的朋友伊丽莎白·肖马托夫。环绕着她家四周的是高山湖、鹿场以及几千英亩田地。在这次来访之前，佣人们忙着擦洗地毯，擦桌子，整个房子一片乱哄哄的景象。“你料到总统会来的，对吗？”露西的一个佣人说道。“他会的，”露西自豪地说道。露西安装了一部专门接听外国电话的电话机，而且罗斯福和丘吉尔通话时她可以听。丘吉尔突发了肺炎，正在恢复。他感到好多了，那天他对罗斯福说道，而且坚信他能够去参加计划下个星期在魁北克召开的第七次首脑会议。“我希望你会原谅再次出现像德黑兰那样的过失，”丘吉尔继续说道，这是暗示在罗斯福告诉埃莉诺和安娜不允许带妇女参加之后他带了她的女儿而引起的麻烦。“我打算带丘吉尔夫人和我一起来，”他说道。“万分高兴克莱门特和你一起来，”罗斯福回答道，“埃莉诺也将和我一起去。”

罗斯福在露西那儿只待了几个小时。他及时回到火车上，以便傍晚就能到达海兰德车站。但是他对中途停留感到非常开心愉快，以至于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他又问他的特工处，是否能偶尔走走阿拉曼奇路线，作为到海德公园的第二条可供选择的路线。经过仔细的研究，特工处得出结论，认为对新路线的安全感到十分满意，尽管这样走火车必须经过纽约的鬼门关大桥。罗斯福非常高兴，面带微笑说“他认为在他经过期间这座桥不会被炸掉的”。

当她丈夫到达时，埃莉诺正在车站等候，她已为他们两个在瓦尔基尔准备了一顿特殊晚餐。这个地方远离了大房子的喧闹。在小城，没有她婆婆魂灵的出没，她可以得到放松，在黄昏时分与她的丈夫一起喝酒，听听乡村的夜晚那些熟悉的声音。

一个星期后，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出发去魁北克，比首相早20分钟到达乌尔夫柯夫车站。罗斯福早已确保一定要先到，这样他就能够在站台上和美国的主要官员们一起欢迎他的老朋友。“见到你很高兴，”当首相拄着拐杖下来时，总统以低沉而有回响的嗓音说道。“瞧，”罗斯福用手指着他的妻子说道，“埃莉诺也来了。”此时，丘吉尔夫人已经看到了罗斯福夫人，她大声喊道：“你好。”

伊斯顿勋爵说道，这个兴高采烈的场面“更像是一个开始度假的幸福家庭的团聚，而不像是一个严肃的盟国战争首领们参加重要会议的聚会……看到他们在一起，无论工作时还是娱乐时，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埃莉诺此时此刻也非常高兴。她说，当首相与她丈夫在一起时，“首相有一些孩子气，也许这就是使他成为一位如此杰出的战争领袖的原因”。

埃莉诺回忆道，午宴上的谈话热烈而又活泼。谈话期间，丘吉尔挖苦她说，在许多问题上他们见解不同，特别是关于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问题。在那天晚些时候她撰写的专栏中，埃莉诺很高兴地意识到，在生活中自己已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她可以与别人在某些问题上持不同见解却仍然是好朋友。“我保证我不会改变的，他也不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很喜欢对方。”但是，在随后的几天中，丘吉尔每顿饭上都一定要提起西班牙。“他讲得绘声绘色，但是我有时禁不住说出一些愚蠢的话来，”埃莉诺对乔·拉什吐露道。有一次，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声称她引述了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但是她拒绝让步，她把摩根索夫妇叫来为她作证，因为他说话时他们正好在场。

“我认为他喜欢我，”埃莉诺写信对埃丝特·雷普说道，“但是我还认为他觉得在任何感兴趣的话题上女人就应该坐在那里让人欣赏而不是让人听她们发表意见。”为了听从丘吉尔的态度——而且，那天这样的观点确实占了上风——女人不允许和男人一起参加任何正式的官方会议。“女士们的职责都是在社交场合，”埃莉诺对伊利诺·摩根索抱怨道，“这似乎是在极大地浪费时间。”尽管她与丘吉尔夫人在一起的时光很愉快——有一天上午她们一起去购物，有一天下午一起到乡村旅行，在乡村，她们在一块美丽的田园上铺上一块小毯子一起品茶——但她写道，她无法很快让人感到亲切。“这一切都太让人难以忍受，”她对伊利诺说道，“除了和几个人一起就餐时，首相和富兰克林才会让人觉得愉快。”

第一次全体会议于9月13日星期三举行。“会上乐观主义情绪达到了极点，”军事历史学家们记载道。盟军部队已推进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占领了荷兰境内河流和运河线上的几座大桥。大家认为西部战线的德军已被“自进攻之日起进行的战役明显拖垮”，如果能继续保持这种势头，他们肯定会完全崩溃。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防止再次与德国发生战争。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彻底摧毁德国军队，要严惩纳粹领袖，但是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在最近几个星期已起草了一份更为严厉的计划，即要求彻底摧毁德国鲁尔地区的工业资源，从而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尽管斯蒂姆森“坚决反对把大自然的伟大恩赐摧毁”，罗斯福还是邀请了摩根索去魁北克把他的提案向丘吉尔作一番解释。

“我还没来得及将计划展开，”摩根索回忆道，“就传来了窃窃私语，人人露出恶意的表情。”这表明首相对此强烈反对。“我对它刚作解释，他就向我开火，话中带刺，措辞激烈，所有的话都劈头盖脸朝我砸来。他说，他看……这份财政部计划时的心情就像他死盯着一具德军尸体时的心情一样。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猛烈的批评。”

“我非常赞成解除德国的武装力量，”丘吉尔说道，“但是我们不应该剥夺它体面的生活，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英国人民不会支持你提议的策略。我同意伯克的看法。你不能对整个国家进行起诉。”

总统坐在一旁，很少说话，他在等着风暴过去。风暴过去了。第二天，枢密院官员切威尔勋爵告诉丘吉尔这份财政部的计划将能使德国不能再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还能拯救英国不陷于破产，这时丘吉尔才开始愿意考虑摩根索的建议。“毕竟，我国人民的未来还处于危险之中，”丘吉尔说道，“而且当我不得不在我的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间做出选择时，我将选择我的人民。”

经过进一步的讨论，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签署一份特别的备忘录，要求完全根除鲁尔和萨尔地区的战时生产工业，从而把德国变成一个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国家。摩根索很激动。他被邀请到位于西特德尔堡的罗斯福的套房内与总统一道喝酒，他说道：“我们好久没有进行这样的谈话了，这好像回到了他当州长的时光。”摩根索回忆道，这是“我在政府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时刻”。

但是摩根索的愉快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当这个残忍的计划被泄漏给新闻媒体后，在罗斯福的内阁中引起了极大的抗议，这个计划就这样悄悄地夭折了。“我从来没听我丈夫说过他改变了对这个计划的态度，”埃莉诺后来写道，“我想新闻报道造成的影响使他觉得那时放弃这个计划是明智的。”

会议接下来转向太平洋的战略问题。丘吉尔首先打开了话题，他宣布英国现在做好了准备，而且愿意把它主要的舰队投入到对日本作战中去。尽管海军的金将军一开始反对这个主意，因为他不希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让出美国对该地区的独家管辖权，但罗斯福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丘吉尔的提议，他“随时随地”都欢迎英国舰队的加入。美国对日本进行最后打击的计划设想于1945年某个时候在打败德军后进攻日本本土。

罗斯福为那天晚上晚宴后的娱乐活动挑选了电影《伍德罗·威尔逊》，这是一部讲述第28任总统兴衰史的传记影片。这部影片详细讲述了威尔逊遭到疾病严酷无情的袭击，然后致残，厌世，以至死亡。对罗斯福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很令人惊讶，因为此时他正受困扰，担心他自己的健康以及他掌握在选民手中的命运。在几小时前，罗斯福和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谈起过他11月份再次当选的可能性，金可以看得出他真的很担心。在看电影期间，丘吉尔一直焦躁不安，影片放到一半他就走出去了，他也很为他的朋友担心，他不需要把总统的疾病也载入史册。确实，丘吉尔在魁北克非常担心罗斯福的身体，他甚至还去见了麦克因泰尔医生。麦克因泰尔医生像往常一样安慰丘吉尔说罗斯福身体很好。“我也真心真意地希望如此，”丘吉尔回答道，“我们不能让任何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当电影结束时，已过了午夜，布鲁恩医生发现罗斯福似乎闷闷不乐，而且他的血压上升到240／130。

当会议结束时，丘吉尔在他回英国之前陪罗斯福一起来到海德公园待了两天。一到达大房子，首相就很高兴地得知没有出席魁北克会议的哈里·霍普金斯也将来一起吃中饭。霍普金斯没能去参加会议使丘吉尔夫妇都很不安。“他似乎已对局势不闻不问了，”丘吉尔夫人从魁北克写信对她的女儿说道，“我觉得这很难过，而且十分令人尴尬。因为我们无法弄清楚深受总统信任的哈里的旧职是否还空缺，还是海军上将［威廉·］李海正逐渐要取代这职位。”

丘吉尔后来回忆起午餐时发生的一件令人奇怪的小事情。霍普金斯晚到了几分钟，而总统“甚至对他连招呼也不打”。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霍普金斯向丘吉尔解释他的职位已经变动。他的婚姻、他搬出白宫的决定以及他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都导致他慢慢地失宠于总统。“你一定知道我不是原来的我了，”霍普金斯对丘吉尔坦言道。“他总是尽力一下子去做太多的事情，”丘吉尔后来说道，“在各种活动的压力之下，他全部的精力终会耗尽的。”

“他们之间并没有公开决裂，”霍普金斯的传记作家罗伯特·舍伍德说道，“只是承认［霍普金斯］的身体状况使他再也不能胜任共同承担做出重大战争决定的责任。”但是以前霍普金斯的身体也曾经明显再次好转过，而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会再次重新振奋精神，重新确定他是罗斯福首席顾问的地位。

丘吉尔夫人在海德公园的日子过得十分开心，草坪上的野餐、轻松的谈话以及林中悠闲自在的漫步都令人十分愉快。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安娜。“她是你和总统完美的结晶，”她写信告诉埃莉诺，“她那愉快而又活泼的性格把我和温斯顿都迷住了。”

如果说丘吉尔夫人觉得海德公园这样单调的日常生活是她最开心时刻的话，埃莉诺则很高兴他们的来访终于结束。“我的时间在悄悄地溜走，”她对乔·拉什悲叹道，说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时刻在变的家庭中的“一个无上光荣的主妇”。“这些天来，我对这些苛刻的人和事情感到不满，他们越来越让我受不了，如果我不是一位自我约束很严格的人的话，我会跑出去，像狗一样号叫几声。丘吉尔夫妇一行11点到，哈里·霍普金斯12点到，温莎公爵12点15分到。午宴后，我急忙赶到小屋内，写了一篇专栏，3点半又回来，把12点半时做的安排全部改掉，然后与丘吉尔夫人散步一个半小时，到富兰克林的小屋喝茶，5点到7点重新工作，匆忙赶回家，让亨利和伊利诺以及（来自斯塔兹博格的邻居）利特尔·哈尔斯夫妇准备晚餐。现在信件处理完了，我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我也能愉快地给你写信了。”

丘吉尔在海德公园的最后一个晚上，谈话转向了使用原子弹这个问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现在预计一颗相当于3万吨梯恩梯的原子弹几乎肯定可以在1945年8月生产出来。海军上将李海也出席了这个谈话，对整个计划却没有多大信心，他担心罗斯福把如此高额的资金拨出来进行一个纯粹的试验，承担的风险太大。但是总统和首相充满希望地认为这颗原子弹“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也许可以用来轰炸日本，还应该给予日本警告，轰炸将继续下去直至他们投降”。

丘吉尔当时还要求保证不要向俄罗斯人透露半点有关原子弹的消息。在以前的谈话中，罗斯福则表示，由于俄罗斯人迟早会发现真实情况，至少作为一种对盟国的友好表示应该告知他们原子弹正在制造当中。但是丘吉尔不答应，最后罗斯福同意把它写进文件中，认为这件事应一直被作为“最高机密”看待。

与丘吉尔一起的漫长日子耗尽了罗斯福的精力。“自从他去魁北克以来总统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哈瑟特说道，“没完没了的会谈——与丘吉尔一起谈到今天凌晨1点。幸运的是今天晚上首相就要离开了，这多少减轻了他的一些压力。”当丘吉尔一行于晚上7点离开后不久，罗斯福就上床睡觉了，并发话说他想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

到9月下旬，总统回到了华盛顿，民主党领袖们非常担心。共和党的挑战者托马斯．E．杜威正在进行行之有效的竞选运动。来自共和党无休止的非难指责——暗示政府掌握在一个疲惫的老头子手中，他破坏了自由企业，溺爱工人，严格控制农业，征收高额税收，以及陷于危险的债务使国家负担过重——正达到了它理想中的效果，杜威的声望正稳步上升，而罗斯福的地位却在急速下降。

总统不得不向选民们证明他有体力和精力去迎接挑战。首先宣布他将进行演说活动，发表一系列讲话。他的竞选活动将于9月23日晚上正式开始，先是在华盛顿特区的斯塔特勒宾馆向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会员发表一个演说。这一重大宣布受到民主党人的欢迎，使他们感到稍许放心，但他们很快又开始担心起来，总统准备好作这次演讲了吗？

担心是有理由的。总统看上去身体不好，他体重的减轻使他看上去比62岁的实际年龄还要老，他的气色很不好。自从他在不勒梅顿的讲话中途患上了心绞痛以来就再也没有发表过重要的讲话。自那以后，他的体重不断下降，又缺少锻炼，本已十分脆弱的大腿和臀部肌肉更加松弛，使得他几乎不能在梏具中灵活转动。在白宫，大家一致认为总统甚至再也不应该尝试去走路了。但是罗斯福不愿意屈服，在他向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会员发表讲话的前夕，他把麦克因泰尔叫到他的卧室。几分钟后，当塞姆·罗森曼拿着讲话的最后样稿走进房内时，他发现总统“傍着麦克因泰尔的胳膊、戴着梏具在来回地走动”。尽管他面临巨量的工作，罗森曼难过地说道，“但他实际上还是在想方设法再次学会走路。”

尽管罗斯福最终成功地再次充分恢复他大腿的作用让自己能站起来，可以在他火车后部的讲台上发表短时间的讲话，但是他还是不情愿地同意坐着发表他对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会员的讲话。虽然对讲稿已作了几十次的修改，他还是担心，生怕有什么事情会干扰他的注意力和演讲。

那天晚上，在宴会厅聚集了华盛顿所有重要的民主党人士，一起参加的还有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的领导。当把总统介绍给大家时，安娜正非常担心地坐在离讲台10码远的一个桌子边，桌子四周坐的都是她的家人和朋友。她转身低声问罗森曼：“你认为爸爸会成功吗？”“这种讲话几乎完全取决于现场的表演，无论讲稿写得有多好——如果表演不十分恰当，这将是一个可怕的彻底失败。”罗森曼告诉她，“全世界人都相信他会出色地演讲完的。”他用一种让人放心的口气掩饰他自己内心的不安。

总统一开始开玩笑似的提到他越来越老的年纪，讲话在顺利进行。“嗯，我们再次相聚在这里——4年后——而这4年是怎么样的4年呢。你们知道，实际上又老了4岁，这是一个事实，但它似乎使某些人很恼火。实际上，从数学上讲，有几百万的美国人，在我们开始收拾1933年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混乱局面时，年龄都已超过11岁。”

罗斯福的讲话在继续，他的讲话中发出轻柔而又满意的嗬嗬声，接着他开始猛烈攻击，嘲弄共和党在攻击了工会3年零6个月后，每隔4年又竭力假冒成工会的朋友，“这些天来共和党演讲的全部目的似乎是想改换门庭，是想使美国人民相信1929年经济危机及经济大萧条应归罪于民主党，而新政取得的所有的社会进步都应归功于共和党。”

“现在，”他说道，这时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语言天赋，“模仿他人可能是一种最真心实意的阿谀奉承——但是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它却是一种最明显而又普通不过的欺骗。”实际上，他继续说道，“当我第一次听到共和党人把经济大萧条归罪于民主党时，我几乎不相信地揉了揉眼睛，并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格言：‘在一个刚有人吊死的人家门前绝不要提绳子。’同样，如果我是对不同种族混合在一起的听众发表讲话的共和党领袖的话，我想在所有语汇中我最不会说出的一个词就是‘经济萧条’了。”

听众很喜欢这个讲话，他们大声喊叫，鼓掌，热情欢呼，梅里曼·史密斯写道，有一个会员简直太激动了以至于用一把汤勺使劲地敲打银托盘，而他邻桌的一个同事用酒瓶把玻璃杯给砸碎了。在家人围坐的桌旁，安娜露出灿烂的微笑，她开始感到放心了。“老头子仍然胜利了，”《时代》周刊的一个记者说道，“他就像一位老练的艺术大师在演奏一曲他喜爱多年的曲子，手指轻轻地弹奏，全神贯注，充满激情，节奏和曲调都把握得十分完美，显得沉着镇定，这是任何一位年轻的演奏家，无论其多么有天赋，都无法与他比拟的。总统在演奏他喜欢演奏的东西——政治。”

然后进入了演讲的高潮，他用他的狗法拉来对付整个共和党核心集团。“这些共和党领导人对攻击我、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从来都乐此不疲，”罗斯福以一种假装严肃的语气说道，“不，他们从不甘心于此，他们现在还把我的小狗法拉牵扯进去。嗯，当然，对这些攻击我并没有怀恨在心，我的家人也不，但是，法拉却对它们耿耿于怀。你们知道，法拉是苏格兰血统，正因为如此，当它听到议会内外的共和党小说家们编造故事说我把它忘在了阿留申群岛，然后派一艘驱逐舰去找它，花费了纳税人200万或300万或800万或2000万美元时它那苏格兰的心感到愤怒了，自那以后它再也不是原来的那条狗了。我也对听到的很多针对于我的恶毒的谎言习惯了……但是我想我有权表示憎恨，有权对那些针对我的狗的诽谤言论表示反对。”

听众们疯狂了，他们大笑，欢呼喝彩，要求继续讲下去，笑声飞过了宴会厅，在全国各地的起居室内和厨房内回荡，所有的人都在起居室或厨房内通过收音机收听这个讲话。一个记者说道，法拉的小插曲是如此有趣，以至于“连冷酷无情的共和党人脸上也绽开了笑容”。在讲话结尾部分，总统概括了以后面临的任务：尽可能快地结束战争，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维和机构，而且一旦设立，就再也不能废除，重新调整经济，从以战争为目的转移到以和平为目的上来。

当熟悉的声音道晚安时，听众们都站起来了，使劲儿呼喊，鼓掌。“很多人的眼里含着泪水，”罗森曼说道，“包括他的女儿安娜。”

“1944年的竞选运动在继续进行，”《时代》周刊报道说，“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迅速启动……这个挑战者遭到重创——就像当一个拳击手脱下拳击手套，目光变得呆滞时一样显而易见遭到了重创。”

把胜利的演讲暂时忘却，罗斯福登上了开往海德公园的夜间火车，在那里他和埃莉诺、玛莎公主一起度过了3天，享受清新的乡村空气。

然而，由于总统的健康是大家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所有的迹象表明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有谣传说罗斯福患了中风，说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说他接受了一次秘密的癌症手术，还说他不得不随身配备一名男护士，为的是帮助他一天排两三次尿。“我们不要神经质，”《纽约太阳报》大声疾呼，“已有6位总统死于任期内。”罗斯福认为，唯一的反击措施是尽可能多地与人见面，让他们能够对他的精力和健康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总统于10月21日星期天开始了他在纽约市的巡回视察活动。这个计划要求他乘坐一辆敞篷式帕卡德汽车经过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中的四个——布鲁克林区、昆斯区、布朗克斯区以及曼哈顿区。如果预料中的人群会突然出现在话，他可以在一天的过程中轻松地与300人见面。从理论上说，这个计划很不错，但是老天并不合作。当总统的火车于上午7点到达布鲁克林区时，天正下着冰冷的雨，这是飓风的尾巴。大雨使大街上积水成河，雨水打在建筑物上，哗哗地落到人行道上拥挤的人群头上。

麦克因泰尔医生恳求总统把帕卡德汽车的帆布顶篷关上，但是罗斯福很固执。人们终于发现他仍然活着，而且身体很好，然后他决定给他们看看他们想要看到的一幕。他脱下他的海军服披风，使自己站在车后的座位上，面带笑容，向巨大的人群挥手致意。他们的热情并没有因为阴沉的天气而有丝毫的减退。大雨湿透了他灰色的西服，雨水溅泼在他的眼镜上，顺着脸颊往下淌，但是总统从来没停止过微笑，而人群疯狂了。在艾贝茨费尔德，当他慢慢挺起身使自己保持站立姿势然后朝着一个放在第二个底座后面的讲台蹒跚走过去时，人群给予他雷鸣般的欢呼声。他露出他那最迷人的笑容说道，他多年来一直在忙于生计。哈瑟特说道：“在暴雨中他仍然容光焕发，这似乎不可争辩地证明了从身体上来看他完全能够胜任他的工作。”

到讲话结束时他全身都湿透了，但是他笑着告诉安娜，麦克因泰尔医生已经安排好把他的车开进海军警卫队的军用汽车库，在那里他不用下车就可以把全身的衣服都换掉。绿色的帕卡德汽车继续穿越昆斯区来到布朗克斯区，然后，继续前往哈莱姆、百老汇以及服装工人居住区。巨大的人群继续围在街的两旁，停靠的每一站，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们站在倾盆大雨中以一睹总统的风采。

下午3点左右，车队在华盛顿广场29号埃莉诺的公寓前停了下来，在这里罗斯福第二次把全身衣服换了下来，然后吃中饭，稍作短暂的休息。尽管埃莉诺两年前就已买下了这套公寓，但这还是罗斯福第一次看到它。当她领着丈夫四处看看这些天花板很高、装饰得非常高雅的房间时，埃莉诺问他是否注意到没有通向房间的楼梯。他高兴地点点头。她说，一切都是为他的舒适方便而安排的。还有两个房间由一个浴室连在一起，这样万一他想待在里面时，它们可以与其他的房间隔离开来。富兰克林说他非常喜欢。

在可以俯瞰华盛顿广场的书房里，他们喝了些酒。麦克因泰尔医生嘱咐总统喝一杯波旁威士忌酒暖暖身子。罗斯福一口就喝完了，又要了第二杯，然后又要了第三杯。“据我所知，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喝了两杯以上的酒，”格蕾丝·塔利回忆道。波旁威士忌酒确实起了作用，午饭后，总统回卧室休息，安静地睡了一会儿。

当罗斯福四下察看这幢敞亮的公寓并发现妻子的生活有着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另一面时，脑海里有没有浮现出埃莉诺和朋友在一起、一起吃晚饭、晚上看戏回来后一起喝咖啡的情景？在她的梳妆台上摆放了几张装在相框里的照片：一张是他们两个年轻时的照片，一张是约翰和安娜的，一张是乔·拉什的。20年来，埃莉诺除了与他共同的生活外，还喜欢过自己独立的生活，而现在的片刻之中，他亲眼目睹了那种生活。

休息了一个小时后，总统洗了个热水澡，穿好衣服，准备吃晚饭。他在出发前又饮了好几杯鸡尾酒，当他被扶上车前往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时他几乎感到有点头晕了，在那里2000名外交政策协会的会员正在巨大的舞厅等候听他发表讲话。

讲话的内容根据安排主要是集中谈谈这个战后新组织机构，但是总统在讲台上非常轻松，他甚至开始说俏皮话。当他看到埃莉诺就在台下面的桌子旁时，他不禁想起她在1933年对他讲的一个故事，那时她正在听一堂四年级的历史课。在墙上，他对听众们说道，她看到了“一幅上面有一块巨大空白处的世界地图——没有名字——没有任何信息。老师告诉她这是空白的，没有名字，是因为学校不允许他讲述任何有关那块巨大空白处的内容。噢，那块地方生活着1亿8000万到2亿人口，那地方就叫作苏联。而且还有很多孩子，他们也知道老师是受学校董事会的禁止才没有在地图上那块空白处写上名字。”他指出，自那以后世界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因为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现在正为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并肩作战。

格蕾丝在房间后面的一个桌子旁听他讲话，她不知道总统是否会谈及准备好的内容。塞姆·罗森曼和罗伯特·舍伍德一起研究过这个讲话，他在想同一件事情。但是总统像往常一样还是一个行家里手。一回到正题，他就提到和新的世界组织机构有关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解散国际联盟。在紧急情况下，它是否有权指派美国在不用等待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武力采取行动？总统的回答非常肯定，是的。

“和平，像战争一样，”他说道，“只要有保证和平实施的愿望，只要有保证它实施的可以利用的权力，”就会取得成功。“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名字是丘吉尔第一次来华盛顿访问时由罗斯福想出来的，然后就一直沿用至今。必须有权力快速而又果断地采取维和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如果当一名警察看到一个重罪犯破门进入一幢房子时，他如果不得不先回到市政大厅召开一个全民大会再发逮捕令逮捕这名罪犯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一名非常有战斗力的警察。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很明显，如果这个世界性的组织能成立的话，我们美国的代表一定要事先通过人民自己、通过人民在国会的代表根据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采取行动。”

当总统结束讲话时，人们站起来为他欢呼，当他被护送回到通往地下室的正在等候的电梯时，欢呼声仍然在耳边回响。总统专列正停在纽约中央车站的轨道上，等着把他送往海德公园。

第二天上午，哈瑟特说道，总统非常高兴地发现自己虽然在纽约淋了这么长时间的雨，却没有任何感冒的迹象——甚至连喷嚏也没打。“尽管三组消息源记者小组中有两组的记者以及好几名身强力壮的特工人员正与感冒作斗争，他却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埃莉诺说道，实际上，这场雨不但没有对总统造成一点点伤害，相反，雨中的竞选旅行还对他大有好处。“他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与群众接触，没有与很多人见面，没有去了解他们的感受，”她说道。罗斯福似乎从很多人身上获得了力量和活力，他们的确非常想见见他们的总统，因此他们心甘情愿在滂沱大雨中站上4个多小时。“他们对他的热情以及他所感到的与他们融为一体的感觉，”埃莉诺说道，“似乎给了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给的无穷的激励、能源和力量。”

罗斯福继续以饱满的精神完成剩余的竞选活动。在10月底，他在3天内去了7个州，在费城和芝加哥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再一次遭到雨淋，遭到寒风的影响，但是用哈瑟特的话来说，他再次出现时，仍然“像一只蜜蜂那样快活，充满活力与健康”。

同时，埃莉诺说道：“从太平洋传来了非常惊人的消息而使人兴奋得屏息不做声。”10月18日，美国军队炮轰了日本在莱特岛的防御工事，这是激动人心的重夺菲律宾之战的第一步。与两年前的情况不同，当时对北非发动进攻的时机由于来得太晚而在中期选举中没能起到帮助总统的作用。这次罗斯福很幸运。在选举前的两个星期，全国人民醒来时发现用通栏大字标题发表的文章，宣布麦克阿瑟将军已经登陆菲律宾，他保证会回来的著名誓言实现了。“伤亡非常小，”罗斯福在那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敌人给制服了。”

在选举前两天，罗斯福来到了波士顿，按计划他将在芬威公园发表讲话。这次旅行激起了讲话稿撰写人罗伯特·舍伍德对4年前的那次旅行的“痛苦的回忆”，那时罗斯福向美国的母亲们保证他们的儿子永远不会被送去参加国外战争。舍伍德问罗斯福他是否会提及那次讲话，那次讲话中强调，一旦日本袭击了珍珠港，这场战争就再也不是一场国外战争了。罗斯福高兴地同意了，他提到了他1940年所作的保证，然后又说道：“我肯定任何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都会像政府一样，当我们自己的国土成为偷袭的目标时，都愿意去参加战斗。至于我自己，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会愿意再这么做——一次、一次再一次。”当他不断地重复最后这个词时，人群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在选举前夕的海德公园，罗斯福坐在餐桌旁他一贯坐的位置上，安娜而不是米西坐在他的身边，他在把结果列成表格。埃莉诺在起居室。她“在宾客们之间穿梭”，梅里曼说道，“负责照顾每位客人喝苹果酒和炸面饼圈”。“这是奇怪的一群人，”史密斯一边注视着玛格丽特·萨克雷、劳拉·德拉诺以及马里恩·迪克曼，一边说道，“这是一群附庸风雅的老太太，穿着20年前的衣服或是晚礼服。”

到晚上10点，趋势很明显：美国人民让富兰克林再次入主白宫开始他的第四个任期。尽管双方的选票比1940年时更接近，但是罗斯福获得53.5％的民众选票，以及432张选举人票，而相比之下，杜威只获得46％的选票以及99张选举人票。杜威在中西部、落基山各州以及新英格兰地区的缅因州和佛蒙特州获得了多数选票，但罗斯福得到了在前几届选举中支持他的各种团体对他的支持——工会、天主教、犹太人、黑人和士兵。

午夜时分，按照仪式，用轮椅把总统推到外面的门廊上去迎接参加火炬游行的村民们。安娜站在父亲身边，轻柔地把他那件旧的海军披风围在他的肩上。总统开怀大笑，朝邻居们挥手致意。“看上去好像我又再次被华盛顿选中又要在那儿待上4年了，”他说道。在台阶左边的一棵巨大的云杉树上，他看到了一群年轻的男孩。他说，看到他们使他想起他年轻时候的样子，他就“躲在那棵树上那些让人感到亲切的树枝里面，寻找一个躲藏处以逃避戒律”。

邻居们走后，埃莉诺邀请冷得发抖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们进屋喝苹果酒，同时，大家都在等待共和党的挑战者发来的电文。哈瑟特说道，直到凌晨3点16分，“这个不懂礼貌的杜威”才正式宣布退出，但是他没有向这位胜利者发来电文。“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个狗杂种，”罗斯福上床就寝时说道。

在以前的岁月里，罗斯福的儿子们在选举日前夕也会在场，与他们的父亲分享幸福的时光，但是在那年的11月，与成千上万其他的美国家庭一样，罗斯福一家也分散在各处，约翰和小罗斯福在太平洋，埃利奥特在欧洲，吉米在夏威夷。“刚传来消息说杜威放弃了，”约翰从南太平洋某个地方的一个不知名的泻湖来信说道。“不能像4年前那样与你一起在海德公园看到你重新当选总统，我真的感到很遗憾……我希望4年后的这个时候我们都能再次相聚在一起，希望这场战争将会结束。”

第22章　“真是忙得要命”

选举后的这个阶段对埃莉诺来说是一个困惑的、放任自流的时期，她觉得有什么东西把她朝相反的方向拉。一方面，正如她朋友们提醒她的那样，她强烈地意识到她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妇女都拥有更多的权力，得到更多的尊敬。乔·拉什认为，成百万的人投了总统的票，也投了她的票，使她处于一个突出的领导地位，即使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选民名单上。埃丝特·雷普建议，既然有很多这样的完成许多大事业的机会，那么现在努力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花点时间好好想想，想出个最好的方法，去行使“现在只属于你的那些急剧增加的权力”。

然而，即使当她在思考利用她显赫地位的新方法时，埃莉诺仍深感内疚，而且被她本性中更为传统的一面所牵扯着。“如果我只是做一个‘好妻子’，服侍好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许我做这些工作才是最有意义的。”竞选结束后的一个星期，她写信对埃丝特·雷普说道，“安娜已在做玛格丽特·萨克雷没有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她不能继续这样做下去。”

“如果我去做的话，在某些方面我会失去我的价值，因为我再也不能与外界接触了。我会讨厌这样的生活，但是我很快会习惯的。对自己坦白，不让你自己的愿望来动摇你，竟然会这么不容易，想想真是有趣，不是吗？”

她对雷普坦言道，她觉得自己很难做出决定。尽管她承认对丈夫要尽到妻子的责任，但是她觉得“这还不够”，担心“可以依靠的最为根本的爱情”再也不复存在，而只是剩下“敬重与爱慕”，“连表面上的摩擦”也几乎不存在。有时，她坦言，她觉得“生活很累，有一种无聊的感觉，但是一辈子的行为准则即对人民的一种责任感以及对人民的正当关心”使她继续奋斗下去，而且她觉得那就“足够让一个人慢慢干到年迈的时候”。

年届六十的埃莉诺对不知如何是好而感到的痛苦在数百万美国妇女的内心同样也得到反映。对她们来说战争已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会引起人们新的期盼，要重新调整自己，会出现新的问题。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妇女们踊跃地加入到以前由男人们控制的工作当中去，而且干的是卡车司机、车床操作工、焊工、铆工以及装卸工，简直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在战争期间就业的高峰时期，有1900多万妇女参加了工作，占了平民劳动力的三分之一。由于全部的妇女劳动力中有500万是新工人，女性劳动力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尽管在战前，工作女性绝大多数是寡妇、未婚女性以及没有孩子的年轻妻子，但现在有孩子的已婚妇女占了女性工作人数的将近一半。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国防工业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在1940年至1944年间，在军工厂工作的女性，其就业人数上升了460％，参加工会的女性人数也增加了4倍。

当问起这些妇女比起待在家里她们是不是更喜欢参加工作时，令人惊讶的是，97％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这个总人数中，70％的人是有孩子的已婚妇女。对一些人来说，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与承担家庭责任把她们与外界隔离开来相比，工作场所是社交活动的地方。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最大的好处是经济上的独立，使她们不用再向丈夫问是否可以买一件新衣服或给孩子买衣服。她们认识到她们也在为家庭的经济利益作贡献。还有另外一些人觉得能掌握新技术，品尝到劳动的意义以及把工作干好能得到的快乐，这一切都让她们获得乐趣。“一天工作结束时，我总是觉得自己完成了一桩事情，”焊工罗拉·威克瑟尔回忆道，“看到产品出来，能看到东西给生产出来——感觉真的很好。”

但是现在，随着战争逐渐平息，整个国家被担忧困扰。战争结束后什么事情会降临到妇女身上？当男人们回家时他们发现的会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妻子们愿意放弃她们的工作而回去当家庭主妇吗？或是继续工作？

1944年夏天，陆军部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你希望战后你的妻子继续工作吗？》它只是美国现役军人小册子中的一份，其目的是官员们可以用它们来进行讨论。这份小册子试图让它的读者们知道妇女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占主导的意见是反对妇女参加工作。

“战后有两件事情我想我的态度是肯定的，”一个在南太平洋服役的士兵的话被引述道，“我希望我的妻子等我，我希望我的工作在等我。我不希望发现我的妻子占了某个回国士兵需要的工作岗位，而且我不希望发现别的男人的妻子夺走了我的工作。”

“在我出生的地方，”另外一个士兵写道，“我们不让我们的妻子去工作。如果我不能挣足够多的钱养活妻子，那么我就不打算结婚。我的母亲在屋前屋后有做不完的事……我赞成旧的好的传统。”

随着复员工作即将来临，妇女作为男人们战友的形象已被作为男人们竞争对手的形象所代替。而且由于这个改变，公众舆论也开始改变。对罗茜当上铆工充满的极大钦佩之情已经消退，取而代之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妇女应该高兴地放弃任何工作回到适合她们的天地——厨房中去。”突然之间，所有的大众文化媒体都在就有关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对妇女进行狂轰滥炸般的宣传。

曾经让海因茨汤和通用电气公司清洁机这样可以使妇女很快干完家务活然后赶去工厂上班的产品刊登在显著位置的杂志，现在刊载的都是要花一整天时间准备的菜谱。刊登的大量文章都是把青少年犯罪与母亲不在家联系在一起。年轻的孩子抽烟的照片也刊登出来作为对工作母亲们的警告。像李兹·艾克这样有前途的女高音歌唱家，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因为事业威胁到她的婚姻。她的故事被刊登在显著的位置。艾克太太说她计划用自己全部的精力来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因为“这才是妇女可以拥有的唯一长久的幸福”。

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妇女想继续工作，各家妇女杂志对此却视而不见，它们几乎全部集中报道那些准备辞去工作的妇女的情况。“我的态度是辞去工作，”《妇女之家》杂志1944年6月出版的那一期引述克利夫·福古森太太的话说道，“当然除非我男人受了伤。他希望我留在家里，而我也想待在家里。而且我们还想要孩子。”

“战争结束后我不打算工作了吗？’我说是的，”厄玛·斯图瓦特太太对该杂志说道。“再次回去过正常的生活真是太好了，”卡米拉·泰勒在《妇女家庭之友》杂志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真的相信如果我待在家里，待在我孩子和丈夫的身边，我会干得更出色的。不管怎么说，家务活比办公室的工作更加令人满意。你可别对我说任何工作都与营造一个家庭一样有价值。”

电影和戏剧竞相效仿。《战士的妻子》是一部在百老汇演出的极为成功的戏剧，埃莉诺在1944年秋天去看过该剧的演出。埃莉诺向她的读者谈到了这部戏剧。它主要讲一个美国现役军人的妻子，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一名女作家，但是她坚决认为，比起所有展现在她面前的各种美好前景，她的婚姻更为重要。“也许该剧的目的只是为了娱乐而已，”埃莉诺写道，“也许它并没有打算真的要说教，但是它肯定想告诫人们什么。”

埃莉诺想通过她的专栏和她的讲话对妇女工作进行更为全面的阐述，她要提醒她的读者和听众们，不同的妇女有不同的理由参加工作。可以肯定的是，纯粹出于爱国之心参加工作的妇女们会“很高兴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放弃她们的工作”，那些打算让丈夫一回来就养家的妇女也同样如此，但是，埃莉诺预言，由于成百万的妇女参加工作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很大一部分的妇女，“将毫无疑问仍然留在劳动力市场”。

埃莉诺警告道，国家经不起折腾再回到那种妇女和少数民族被剥夺工作权利的经济匮乏的时代。“给予每个想工作的人一个参加工作的机会，”她说道，“想象一下未来你们要生产出最大量的产品然后销售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她认为，工作妇女需要的就是大声要求得到她们自己权利的勇气，要求同工同酬，扩建日托中心，以及适当参与战后的规划。“妇女完全同男人一样能干。”她坚信，“男人和女人应该齐心协力工作。”

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完全同意这些观点。他在底特律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对联合汽车工会的代表们说道，他认为“不可以允许企业把妇女禁锢在厨房内的洗涤槽旁从而来解决就业问题”。只有通过现在就开始为恢复期作计划，才能找到解决办法。他要求建立一个代表工会、资方以及政府的全面生产委员会，设法解决和平时期的就业问题，以努力满足国家在住房、交通以及耐用消费品方面的需要。“我们必须马上开始作计划，”他敦促道，“6000万份工作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但是就在鲁瑟发表讲话的同时，一些不合时宜的草率做法使妇女们失去了工作，她们的失业率比男性要高75％。在有些工厂，管理人员采取的做法是安排她们上夜班，重新安排妇女做不尽如人意的工作，把她们调到新的工作地点，关闭日托中心，从而使妇女身心交瘁，不得不离开。在其他一些工厂，厂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兴高采烈的管理人员立即把辞退信送到每个妇女手上，自己还心甘情愿受别人的嘲弄，就像漫画家们嘲弄资方对妇女态度的突然大转变一样。在一幅漫画中，画的是一个管理人员，他把解雇通知书交给一个一脸痛苦的妇女。“既然现在战争快结束了，”他对她说道，“很抱歉这么突然通知你，但你不能在工厂工作了。”

到1944年11月为止，失业不仅影响到妇女，而且还影响到男人。战时生产在1943年达到高峰，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在纽约长岛的布鲁斯特航空器材公司，当海军部突然中止该公司的战斗机合同时，有13500名工人接到通知说3天后他们将被解雇。海军部表示，布鲁斯特公司的产品质量没有任何问题，相反，布鲁斯特公司的工人们像他们的大多数同事一样，工作干得又快又好，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实际上，民主政府的兵工厂已真的名副其实以至于无法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国家现在生产的弹药超出了赢取战争胜利的需要。

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唐纳德·纳尔逊认为，恢复期已经来到，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平稳过渡到和平经济时期的时刻已经来到。第一步，纳尔逊建议解除对铝镁以及其他材料使用的限制，以便战时生产任务已经结束的那些小型公司可以生产学校、医院、铁路设备以及民用经济需要的设备。埃莉诺·罗斯福完全同意这个思路。她在专栏中写道，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去想办法，“当战争结束时每一个工人都能保证有一份工作”。

为那些从国防工厂下岗的工人们制订完善的计划将会减轻一些压力，这些压力正在一些工厂引起混乱，因为仍被需要从事军需品生产的工人们也在焦急地等待重新转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到报酬更低的与战时生产无关的工作岗位，他们希望在战争结束前能有一个对未来起推动作用的开端。

但是军方对恢复期根本不予考虑，他们担心如果允许扩大民用生产，如果洗衣机、洗碗机以及汽车突然之间都可以买到，老百姓会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从而开始松懈，那样就会为“人力物力危险的渗漏”打开方便之门。陆军部坚信战争要求精力不能分散，直至战争结束，认为继续限制民用产品的生产是防止骄傲自满的唯一途径。“许多人似乎认为比赛进行到了第七局，该是伸伸懒腰放松一下的时候了，”供应部主任布雷恩·索摩威尔将军说道，“而他们放松的时候，纳粹分子们正在埋头苦干。”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军方认为重要的供应物资仍然严重短缺，尽管总的生产努力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功。陆军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与刚从法国——那里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回来的士兵们一起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些士兵讲到由于弹药实行严格的定量供应，步兵不得不在没有充足子弹和手榴弹的情况下参加战斗，有些战役还因此而不得不延迟，生命遭受重大损失。“看到你的战友被杀死而不能去加以阻止真是很残忍的事情，”一个士兵说道。

这些戏剧性的故事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产生了误解，”纽约的参议员詹姆斯·米德作为杜鲁门国防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发表评论道。美国生产的不足不是前线武器和弹药短缺的原因。至今为止，所有发生短缺的情况都是由于国外的交通运输问题造成的。唐纳德·纳尔逊同意这个看法。对军方来说，强调生产的短缺而不是强调远方军队物资供应的困难是“最危险的一大堆空话”。

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所说的那样，“摆事实和讲道理都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军方是无可争辩的，它的立场很简单：对战争工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干扰。

军方在大公司找到了天然的同盟军，这些大公司担心过快的转型会给小公司带来优势，因为它们不是战争机器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样就更容易转变机制从事民用生产。在这场恢复期大战中，处于危险之中的只不过是美国经济的未来，工业巨头们决定要像他们控制战时生产一样控制战后的生产。如果小型公司和独立生产商被允许在和平时期市场的竞争中先行启动，那么已经确立起来的工业秩序——不到100家的大型公司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占了总数的2/3以上——将会被打乱。

作为小型军用工厂团体的主席，莫里·麦威里克在为小公司利益进行英勇的战斗。麦威里克认为小公司需要先启动以作为一种补偿，因为大公司在获得战时合同方面得到了巨大的优惠。他声称，引发许多反对工厂企业从战时状态恢复到和平状态的意见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想法，而只不过是希望把战后的生意机会留给大型的生产商。但是他为小型公司寻求和平时期生产的机会或是推动企业从战时状态恢复到和平状态的进程所做出的每一步努力都受到了发展中的军事工业同盟的巨大阻碍。

“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些什么，”麦威里克抱怨道，他指的是大公司利益集团，“他们在屋顶上先发制人，然后拿起橡皮软管打我，先是在屋顶上，然后把我从那个滑槽中扔下来——你知道——然后他们又把我从台阶上扔下来，一直扔到三楼，接着他们在楼梯上对我拳打脚踢，我的一条腿被打断了，两只耳朵也被割掉了……出来时我总算还捡了一条命。”

埃莉诺发现自己站在莫里·麦威里克一边，她认为小公司必须得到保护。她为每一个因战时生产的削减而失去工作的工人感到难过。在与沃尔特·鲁瑟的谈话及通信中，她透露了她的一个进行机床联营的想法，这些机床可以四处搬动送到不同的工厂，这样战时生产和民用生产就可以及时继续进行。

罗斯福听取了妻子的意见，但是在以唐纳德·纳尔逊和工会领袖为一方、詹姆斯·拜恩斯和军方为另一方进行的辩论中，他宣布站在军方一边，同意拜恩斯不能要求国家立即同时去做两件事情的意见。这两件事就是：一方面全力以赴投入到战时生产的工作中去，而同时又发放民用生产所需的物质与设备。在前后方的损失都在增加的时候分散国家的注意力，还不如在有选择的某些领域冒失业的危险。

对工业从战争状态转移到和平状态的争论被认为是战争中的战争。纳尔逊认为，军方和民用企业之间的战斗是政府亲眼目睹的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拜恩斯不遗余力地敦促罗斯福把纳尔逊从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开除出去，让某个赞同军方观点的人取而代之。罗斯福也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但是他不愿意直接面对这个问题，而代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他决定派纳尔逊到中国执行一个特殊使命，查明一下如何加强中国工业的潜能，从而起到更加有效地对付日本的作用。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理由为军事工业利益集团的胜利提供了机会。

11月27日傍晚，在一天忙碌的活动结束后，罗斯福登上开往佐治亚州温泉镇的火车，准备在小白宫度过3个星期的假。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他第一次延长他的旅行到温泉，而且他期待着与患脊髓灰质炎的病人共进传统的感恩节大餐。

埃莉诺决定留在华盛顿。既然劳拉和玛格丽特一直陪伴在罗斯福的身旁，她对希克说道：“我就没必要再去了。”相反她打算到弗吉尼亚州的莱克星顿与乔和特鲁德·拉什夫妇一道庆祝感恩节。拉什已于10月从南太平洋回国，并在11月初在纽约市与特鲁德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埃莉诺也参加了。无论她与特鲁德的关系有多么亲密，他们的婚姻对埃莉诺来说一定难以接受。她再一次成为一个顺道来看望的局外人，祝福这对夫妇白头到老，但是她知道她与这个热情的年轻中士的特殊关系永远不会像以前一样了。“你和乔让我在婚礼后与你们共同度过一个晚上的愉快时光真是太好了，”埃莉诺在第二天写信对特鲁德说，“我非常感激你们，非常爱你们。”

埃莉诺的感恩节计划并没有实现。就在她准备离开之前，她收到乔的一封信。乔在信中告诉她，他担心她的出现会影响他进入预备军官学校的机会。“罗斯福夫人的感情受到了伤害，这正如你知道的那样肯定会的，”汤米对埃丝特·雷普说道。“特鲁德非常聪明，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便写了一封请求原谅的信。”在信中他们请求她的原谅，说下次再邀请她，承认他们没有邀请她，一切都是他们的不是，并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将爱和自身利益放在一起权衡轻重”。

“但是已经权衡出孰轻孰重，”汤米非常精明地说道，“而且现在埃莉诺·罗斯福无论怎样也不能去了。这些精明的人似乎无法理解埃莉诺·罗斯福的心情。如果整桩事情基于无论花多大代价都希望她去的基础上考虑，那么她也不会去的。”

“可爱的夫人出现了新危机，”安娜向约翰吐露道，“这是由乔以及他志同道合的妻子造成的。它也许很快会平息下去，但是目前来说还是造成了紧张。”

埃莉诺渴望有人陪伴，所以用活动把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在她丈夫离开48小时后，她接见了两个南斯拉夫人，他们向她汇报了南斯拉夫平民所遇到的糟糕情况；为1943年12月去世的负责安排总统约会的秘书马文·麦克因泰尔的遗孀主持了一个小型午宴；款待了一群来自海军医院的退伍士兵；把传记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叫来一道喝茶；接见了美国大学的23名学生；与希克一起喝鸡尾酒；在南门廊与9位宾客共进晚餐；与英国的战地记者威廉·考特尼举办了一个晚会；深夜给晚上独自一人在家的伊莉诺·摩根索打了一通电话。10点半一回到白宫，她就开始整理她的邮件直到午夜过后，然后开始给特鲁德写信。

“今天晚上我心情特别不好，”她承认，“埃利奥特从贝弗利山庄打电话给我说他打算星期六结婚。他说他了解这个曾经一度名叫菲伊·艾默森的姑娘。但他曾告诉我他们并不打算结婚，要等到他回家，有了工作后再结婚，而我担心这只不过又是一次因为孤独而做出的仓促举动。我肯定自己没有能够给我的孩子们很多的支持。我打电话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告诉了他这件事，他却平静地接受了……我有一种奇怪的麻木感，一种恐惧感。”

在温泉镇，罗斯福在停留的全部日程中，只接见了几个来访者。上午，他睡到很晚，然后阅读，处理邮件；下午，在屋后的露台上晒太阳，到游泳池游泳。乘坐他的38型福特车到乡村四处兜风；晚上，他坐在起居室用大卵石建造的壁炉旁，与劳拉、玛格丽特以及几个当地的朋友聊天。

罗斯福很喜欢温泉镇，喜欢这里崎岖不平的地形、气候以及他设计的有乡村风味的小屋，“这幢小房子，”他曾经写道，“前面与地面齐平，但是后面高于冲沟，门廊与船首一样高。在这里看落日妙极了。”这是他一辈子都愿意在此度过的家。

在任总统期间，有很多次富兰克林都从“小房子”中得到慰藉，但是也许从来没有像这次延长的旅行那样使他得到更多的慰藉。他抵达后的次日，露西·拉瑟福德也来了。她住在主屋左边的客房里，是一个理想的伴侣，下午和罗斯福开车去兜风，在门廊上坐在他的身边，吃饭时一起聊天，在炉火边一起看书。

也许，曾几何时，罗斯福体会到了属于某个人、与她在一起、共同走过一段情感的旅程所带来的幸福感。坐在大小合适的汽车里，他驾车与露西一起兜上好几个小时的风，在满是灰尘的公路上熟练地掌握方向盘，一起欣赏壮丽的风景、长满威严橡树和松树的小山以及点缀着山月桂和野杜鹃花的田野。有时，他会趁特工处不注意悄悄离开他的小屋，在空旷的公路上享受那份难得的自由。

12月2日星期六上午，罗斯福比往常提前处理完邮件。中午，他和露西一起开车去他最喜欢的野餐胜地道登诺勃，从那里可以俯瞰松树山谷。这个宁静的下午一直留在露西的脑海里。“你知道，”几个月后她对安娜说道，“你父亲用他的小福特车把我带到……道登诺勃，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心醉的时刻。他只是坐在那里，对我讲述了一些他认为目前世界面临的真正问题。我在想我刚听到的东西，还在感到莫名其妙时，他会停下来说道：‘你看见那一排树了吗？’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会打断自己，你知道的，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看。”

“当露西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安娜回忆道，“我意识到了母亲不能给予他的东西——那就是聆听。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能临时补缺一年的原因，因为我会聆听。”

当富兰克林与露西在一起时，埃莉诺正卷入华盛顿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在前往温泉镇之前，罗斯福已任命爱德华·斯特廷斯取代行将退职的柯德尔·赫尔当国务卿。斯特廷斯要求自己有权而且已被授权任命他自己的助理国务卿。当宣布任命时，埃莉诺非常不安地发现斯特廷斯周围全是一群保守党人，其中包括詹姆斯·杜恩这个富裕的玩槌球游戏的外交家，他已与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以及自由联盟的前会员、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经纪人威尔·克雷顿结成联盟。

12月4日晚上，埃莉诺就这个情况与富兰克林进行了电话交谈之后，她感到非常不满意，于是坐下来写了一封令人不快的长信给自己的丈夫，“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不知道必然会发生的某些事情的原因……然而这确实让我为你感到不安，我想说的是你根本不在乎吉米·杜恩是怎么想的，因为他会按你的吩咐去做，3年来你一直领导国务院，而且你希望继续领导下去。我十分肯定吉米·杜恩够聪明的，他会告诉你他会按你的吩咐去做，会让他的下属把事情做好，要过得去而且从长远来看结果正是与他实际想要的相一致。”

“我觉得我们不能信任杜恩的理由是，我们知道他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以及他的政府。我们知道现在他正在说服约翰·温纳特先生以及陆军部，要他们赞成利用德国的实业家们来恢复德国的经济，因为他属于以威尔·克雷顿为代表的那个团体，他们这些人认为我们为了这里的生意就必须让德国的生意顺利开展。”

“我以为当我不知道时，会盲目相信别人，而且既不担心也不害怕，但是当哈里·霍普金斯告诉我，他支持克雷顿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时，我既担心又害怕。我甚至更加担心了。我也不愿意烦扰你，而且我也不想再提起这样的事情，但如果我现在不告诉你我会觉得自己不诚实。”

但是，当然她没有再次提起，她只等了24个小时就让他知道，她对国务院仍然感到十分不满意。“现在如果克雷顿让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董事长下台的话，”她讽刺地说道，“那真是太妙了。”然而，她在信的末尾着重提到，她要把她收到的一封热情洋溢赞美总统领导才能的信的第一页一道寄去，“信中有很多地方充满诚意和钦佩，这只是其中之一，由于我是一个如此让人讨厌的人，我想这可能会给你带去一点补偿！”

第二天，她就南斯拉夫问题向他施加压力。她与两个年轻的南斯拉夫人的谈话使她相信必须采取一些措施，缓解那块遭受蹂躏的国土上非常危急的形势，在这片土地上，共产党领袖铁托领导的敌后游击队正与德国军队进行英勇的战斗。她把电话打到温泉镇。电话铃响时布鲁恩医生正在起居室，他再三请求埃莉诺不要再打扰她的丈夫，不要再令他难过。“她坚持要总统下令向南斯拉夫的敌后游击队增援部队和供应物资，忘了我说过的不要逼他的话。他再三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交通运输线路，而且德军正占领着那地方。但是她还是不停地逼迫他。他变得越来越心烦意乱，我也同样如此。她是井蛙之见。她感兴趣的任何事情都是最重要的。”

意大利是她感兴趣的下一个目标。她告诉她的丈夫，她很高兴，美国正式抗议丘吉尔反对反法西斯主义者卡罗·斯福扎伯爵当选意大利新内阁政府的外交部长，“但是，”她继续说道，“我们打算向温斯顿施加真正的压力吗？我担心口头的抗议不会有多大的效果。”

除了对付来自他妻子的压力，罗斯福还面临他内阁许多成员不断提出的请求，他们迫切想知道选举后阶段他们的地位如何。77岁高龄的斯蒂姆森担心总统最后可能让一个更年轻的人代替他。他可不愿意在这个职位上待得太长，赖着不走，而总统实际上已不需要他了。罗斯福通过霍普金斯让斯蒂姆森知道事实恰恰相反，既然赫尔已经离去，斯蒂姆森是内阁唯一一名有权威、水平高的人。总统希望他继续提供建议和帮助，就像他以前一样。

哈罗德·伊克斯同样心事重重，他给罗斯福寄去了一封辞职信，希望再次得到保证说总统仍然需要他的效劳。罗斯福清楚伊克斯想要的东西，他在温泉镇写了一封讨他喜欢的信，取笑这个坏脾气的老头子，如果他再提有关辞职的事情的话，他就从昆蒂找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一天到晚跟着他。“当然我希望你在已干了12年的老职位上继续干下去，”罗斯福写道，“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完全保持一致。”

“你的信，”伊克斯满怀感激地回信道，“使我深感不安，让你这样写我，就像是对我心灵的赞美。没有人像你这样慷慨大方，而且你写的信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从其他任何人那里都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

尽管有这么多的干扰，在温泉镇的日子还是对罗斯福大有好处。可以看得出布鲁恩医生对总统脸色的好转感到很高兴。他的肤色正常了，精神也很饱满。

在她丈夫离开温泉镇之前不久，埃莉诺与他进行了一番交谈。她说，她很抱歉，但是他回来时她不能在华盛顿接他。她的姨妈蒂茜（伊丽莎白·霍尔）去世了，她必须去纽约参加葬礼。“听起来似乎在佐治亚温泉镇的3个星期让他过得很开心，”她对她的读者说道，“这3个星期也使他有时间对世界及世界大事进行思考。即使你总是在电话线的一端与外界保持联系，即使急件和邮袋源源不断地送来，然而环境的改变以及不同的社交活动……对人的心情和精神大有好处。”

一回到家，罗斯福就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12月16日德军在阿登海兰德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使盟军深感意外，德军旨在把盟军从比利时赶回到位于北海边上的安特卫普，他们这个大胆的举动后来被称作为巴尔奇战役，使盟军尽早结束战争的希望破灭。

几个月来，希特勒都在忙于集结突击部队，这个部队在战争初期曾给他带来辉煌。到12月中旬，他已集结了2500辆坦克，设置了10个装甲师，总共有25万德国士兵，使得只有8万士兵的盟军面临兵力不足的问题。

希特勒的这个大胆计划只是在反攻开始的4天前才向军方通报，当时12位德国将军和战斗总指挥官半夜三更挤在一辆巴士上，汽车漫无目的地在乡村乱转，使得他们都迷失了方向，然后在一个通向地堡的入口处让他们下车。这个地堡结果就是元首的总部。在地堡，“希特勒弓着身子坐在椅子里，”威廉·席勒写道，“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左胳膊在剧烈地抽搐，他想极力掩盖自己。”就是此刻，他们才第一次从希特勒本人那里了解到这次强大的反攻目的是为德军夺回主动权。

10天来，由于浓雾使盟军实际上无法进行空战，德军继续往前进发，他们在人数上和武器上都比没有做好准备的美国军队占有优势。在比利时东南部的施尼艾菲尔，将近9000名美军被迫投降，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集体投降（巴丹半岛那一次是最大的），对那些原以为德国基本上已被击败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和令人沮丧的时期。

在这些最为不幸的日子里，罗斯福仍然很平静。在他的地图室里，他密切注视着墙上地图上标出的进攻路线，他表情严肃地看到代表人数成倍增加的德军的红色大头针迫使代表美军的绿色大头针全线撤退。然而令马歇尔感到惊奇的是，总统曾经不止一次试图想通过某种途径对艾森豪威尔的指挥进行干预，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强烈要求参谋部解释清楚这次灾难是如何造成的。他在整个战争期内一直依靠这些人，而且现在他还想继续依靠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马歇尔声称，“罗斯福是一个坚强的人。”

在危机期间，罗斯福稳如泰山的表现使斯蒂姆森也感激不尽。“他一直为别人着想，”斯蒂姆森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真的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因为就他来说，他也一定是非常担心的。”

埃莉诺就不如她丈夫坚定勇敢，她觉得来自欧洲的坏消息很难让她接受。“我不禁想到，”她写道，“这些士兵们一定很感到精神不振和失望，他们已经占领了敌后区的大片领土，现在却又被赶出去了。像这样的挫折一定是会遇到的，但是一想到我们的士兵愁眉不展和失望的心情，一想到传来的更大的个人生命损失的消息，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这些消息越来越多，经常敲打我们的大门。”

到圣诞节前，德军最猛烈的进攻结束了。由于大雾散去，盟军的空军优势终于能发挥作用了。战斗形势开始发生转变，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用詹姆斯·加温将军的话说，这是“一次惊人的壮举”，第三军团总指挥乔治·巴顿将军，使他的全部人马从萨尔河向巴斯通推进了50英里，然后安营扎寨，这样就可以从南方攻击德军。到1月中旬，反攻开始的一个月后，德军又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巴尔奇之战就此结束。

德军的损失是惊人的，有12万名士兵战死、受伤或失踪，再加上损失了1600架飞机、600辆坦克以及6000辆机动车辆。美军的伤亡也很惨重，有19000名士兵战死，48000名士兵受伤，但是美军可以补充步兵和供应物资，而德军却不能。希特勒的异想天开使他付出了代价，西部的失败现在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巴尔奇战役最为激烈的时候，由于军队极其需要补充兵员，军方突然向欧洲战场的所有黑人部队发出召唤。这象征着把黑人隔离开来并主要把他们分配在服务性部门的传统军队政策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这个召唤欢迎黑人士兵志愿去当步兵，去前线与白人士兵并肩作战。军方保证对黑人志愿兵进行为期6周的训练，并首次保证，不管肤色与种族，他们将被派到最需要援助的部队中去。那些响应号召的人都有机会齐心协力去夺取胜利。

军方的号召得到了惊人的响应。仅在几个星期内，就有4000多名黑人士兵志愿参军。当时主要当卡车司机、建筑工程师、装卸工以及码头工人的黑人士兵们意识到这是他们证明自己在战场上的能力和勇气的机会，也是证明白人和黑人可以并肩作战的机会。在一个由186人组成的工程队中，有171人自愿报名参战。“我们流了很多汗，”一个黑人炮兵说道，现在该是流汗“又流血”的时候了。

对很多志愿兵来说，从勤务部队转到作战部队的机会是实现他们梦想的途径。尽管黑人勤务部队在修建桥梁、建设机场以及驾驶装满食品、衣服及药品的卡车行驶在泥泞的冰天雪地的路面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黑人士兵看到大部分的黑人（超过90％）都被分派到后方而感到不满。一个黑人士兵说道：“当一个人所干的只是挖战壕、砌混凝土时，很难让人觉得自己正在参加战斗。”

几个月来，民权领袖们以及黑人新闻媒体一直在抗议陆军部没有利用黑人士兵的作战能力。只建立了3个黑人师，而且其中只有一个，即在意大利与第五军团一起参加过战斗的第92师才真正在战场上参加过全面的战斗。第93师在1943年被派往南太平洋，但是只参加过几场战役，第2骑兵师在1944年初来到北非，结果被分解到几个勤务部门。“我的兄弟现在还在第2骑兵师服役，”弗兰西丝·刘易斯太太在转变刚开始时写信给罗斯福时这样说道，“他接受了将近一年的作战任务训练，”但是现在他的师被改编成一个勤务部队。她请求道，请“给我们的黑人士兵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这个民主的国家里找到他们适得其所的位置”。

路西尔·米尔内在《新共和国报》上说道：“对于这种新的扼杀有天赋的黑人的抱负、技能及巨大潜在贡献的模式，以及旧的那种自然界适者生存的模式很难决定哪一个更重要。”

当要求就自己的立场作一番解释时，陆军部却回过头来大谈特谈黑人作战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拙劣表现以及黑人士兵的无能，正如斯蒂姆森在一个后来被称为“黑人太笨而不会打仗”政策的声明中所表达的那样，认为“黑人太愚蠢，他们不能有效地掌握现代化的作战技巧”。

此时，“碰巧的是，”斯蒂姆森继续说道，“相对来说，征召入伍的大部分黑人都是属于教育水平较低的那一类，”他们水平太低以至于无法进行训练。根据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斯蒂姆森认为，20％的黑人和70％的白人通过很多次分类考试被划分成第一、第二、第三级，划入这三级者被认为是接受能力最快的学习者，而80％的黑人和26％的白人则属于第四、第五级（他们被认为是接受能力最差的学习者）。

没有人会对斯蒂姆森所列举的事实提出异议，但是他没有提到的是受教育水平与考试中的表现之间的直接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将近75％的黑人登记人来自于该国家最贫穷的地区，即南方各州和边疆各州，在这些地方，教育和经济的机会是如此有限，以至于5个黑人当中有4个黑人没有完成4年的学习。事实上，这些地区白人的表现几乎和黑人一样糟糕。当然，从全国范围来看，白人的生活要好得多，有41％的白人登记人从高中毕业，而黑人只有17％是高中毕业生。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证明是在分类考试中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

斯蒂姆森的讲话在黑人社区引起了强烈的抗议。“舆论认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官员罗伊·威尔金斯写信告诉罗斯福，斯蒂姆森先生“无端侮辱了”所有的黑人士兵，卑鄙无耻地指责所有黑人公民的能力和爱国心。“黑人士兵们对斯蒂姆森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又是怎么想的呢？”《危机报》问道，“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大丈夫气概的恶毒攻击。”但是现在，巴尔奇战役开始后，黑人士兵终于有了机会。

第一批2500名志愿兵1月初在法国的诺伊恩集结，开始学习为期6周的战术和武器使用课程。训练很严格。当6个星期课程结束时，军官们来把这些士兵带到他们新分派的部队中去。直到此时黑人士兵们才知道发生了变化：不是按个人的情况完全取消种族隔离进行编队，而是把他们先编成排，然后再派遣到白人作战部队。尽管对这个变化有点失望，但是黑人志愿兵们对他们激动人心的经历仍然充满激情。“他们已经习惯对他们食言了，”琼·拜耳斯在她的黑人士兵研究报告中敏锐地观察到，“而且他们迫切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在这些混合编制师中，黑人和白人同吃，同睡，同玩儿；他们使用同一间浴室和冲凉房；他们有了了解和尊重对方的机会。当他们共同在德国作战杀开一条血路时，偏见就自然不存在了。

当得知白人和黑人混合编队的计划时，64％的白人表示怀疑。3个月后，77％的白人说他们对此持极其赞同的态度。“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副排长坦言，“我说我绝不会与他们穿一样的衣服。但当第一天我们看到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之后，我改变了看法。对我们来说，他们与其他士兵并无两样。”

曾经有一次，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一个黑人排死伤十之八九，需要对它补充一个白人士兵班。“你可能以为那是行不通的，”连长说道，“但事实上却行通了。白人士兵甚至都不想离开这个排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由于受到公平对待，黑人士兵排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像斗士一样积极进攻，”一个白人中尉说道，“唯一的麻烦就是让他们停下来休息，他们却一个劲儿地不断勇往直前。”

“对这些人我感到非常自豪，”罗伯特·特拉加中尉说道，“我看见过他们参加了别的士兵不愿意参加的战斗。我可以坦率地说，他们是我带过的表现最出色的排，除他们之外，再也没有这样出色的了。”

尽管黑人士兵在巴尔奇战役结束后重新回到了他们以前的实行种族隔离的部队中去了，但白人黑人混合编排的杰出表现再次证明实行种族隔离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是行不通的。在这些事件带来的巨大压力之下，传统的态度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圣诞节假期中，罗斯福一家一起来到了海德公园。安娜和约翰也在，同去的还有西斯蒂、巴兹和约翰尼，伊瑟尔·杜邦、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和他们的3个孩子来了，埃利奥特和他的新婚妻子菲伊·埃默森也来了。“她很漂亮，文静，也很精明，”埃莉诺对希克说道，“但是我认为她只不过是暂时在家过夜的客人而已。”

在圣诞夜，罗斯福坐在火炉右边他惯常坐的位置上，诵读每年一次的《圣诞颂歌》。在摆满书籍、堆满礼物的书房角落里，烛光摇曳的圣诞树熠熠生辉。在罗斯福的脚边，年龄不一的孙子、孙女们躺在地毯上，叽叽喳喳、高高兴兴地听这个聪明绝顶的老演员为每一个人物配上不同的声音，将鲍勃·克拉奇特紧张的语调和伊贝内兹·斯科鲁奇恐吓的语调一一模仿出来。“明年，”朗读结束时埃莉诺轻轻地说道，“我们全家又能在一起了。”

在圣诞节日，埃利奥特陪他的父亲开车绕房子四周兜了很长时间的风，看了看被砍下的树。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父子俩坐在总统卧室的炉火边聊天。“父亲向我谈起了母亲，有些措辞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他用过，”埃利奥特回忆道。“你知道，他说：‘你母亲和我也许现在可以待在一起，一起做一些事情了，也许可以做一些旅行，再次学会了解对方。’他详尽地谈到他非常欣赏她的人品，谈到她的人格力量，谈到她对他的重要性。‘我只希望她不要太忙，’他说道。‘如果她没有这么多其他安排的话，我就可以使她有更多的时间和我在一起。’”

结婚将近40年之后，罗斯福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妻子仍然是钦佩不已，尽管她固执，古怪，喜怒无常，且对他缺乏了解，但她仍然是，他对埃利奥特说道，仍然是他见过的“最让人感兴趣的女人”。回想起那次患上脊髓灰质炎并差点没命时，他不禁想起她是多么坚强，为了让他得到完全康复，她向他的母亲大声疾呼时是多么强大有力。确实，自那以后，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就非常充实，充满激情，令人留恋。

第二天，埃利奥特觉得有责任把他父亲说的话告诉他母亲。“当母亲表达出同样的愿望时我很高兴，他们多得吓人的工作可以重新安排，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这一天就要来了。”

“我希望这马上就能实现，”埃莉诺说道，并咧开嘴开心地笑了。

第23章　“回家真好”

1945年刚开始，罗斯福的健康就是他家人和朋友关注的头等大事。他的眼睛看上去很有神，他的气色似乎很好，他的精神也很饱满，在这样的日子里，他的同事们就认为他们敬爱的总统毕竟还能看到战争的结束。“总统心情很高兴，”哈瑟特在1月11日欢欣鼓舞地说道，那天上午他和巴·沃森走进卧室时罗斯福对他们打趣了一番，对此哈瑟特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他说我们像时装模特儿那样轻捷地走了进来，然后他坐在床上，模仿了一番。”几天前，财政预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也谈到了他自己高兴的心情，他发现总统看上去“很好”，而且似乎健康状态良好。

然而，在其余时候，有时他的嘴唇会变得青紫，他的双手发抖，他的大脑无法集中思维，他想极力振作精神的努力也因精疲力竭而功亏一篑。在1月19日的内阁会议结束以后，弗朗西斯·帕金斯对总统的极度疲劳感到极度痛苦。“他脸色苍白，是那种长期患病的人才有的那种苍白的脸色，”她说道，“他看上去像一个病人，第一次得到允许去见客人，结果却让客人等了太长时间。”

帕金斯回忆道，有时，总统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刚才看上去还很好，不一会儿却又看上去很不好了。”就好像他充满活力的春天突然结束了。他的眼里经常呈现出呆滞的目光，他的下巴已变得松弛，嘴角下垂。很明显，在那个时期，他已极度疲劳，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无法控制脸部的肌肉。

那年冬天，国会山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两位参议员，怀俄明州的约瑟夫·奥玛荷尼以及康涅狄格州的弗兰克·马洛尼在一小时内先后去见了总统。他们两个都是罗斯福的老朋友，都无数次去过椭圆形办公室。当奥玛荷尼在前半个小时会见结束后出现时，马洛尼迫切想知道总统看上去如何。“他棒极了，”奥玛荷尼说道，“他讲了一些精彩的故事，他谈到某个人是多么讨厌；他很有趣；他很有魅力，就像以前一样。”马洛尼听了这番精彩的汇报感到放心了，他走进去，坐了下来。罗斯福抬头看了看，但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睛奇怪地盯着某个地方不动。沉默了几分钟后，马洛尼意识到罗斯福肯定不知道来访者是谁。马洛尼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在胸前画十字，然后跑去找巴·沃森，他担心总统患了中风。“不要担心，”沃森说道，“他马上就会好的。他总是这样。”当马洛尼再次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时，罗斯福重新振作了起来。他开怀大笑，热情地迎接马洛尼，然后开始进入轻松活泼的谈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有时好，有时坏，罗斯福就这样开始了他空前的第四次总统任期。

1945年1月20日就职的那天上午，总统一家在白宫住处的走廊上传来了孩子们跑来跑去的声音，他们渴望能到刚下过雪的屋外玩耍。罗斯福坚持要每一位孙子孙女——一共13个，按2到18岁的年龄排好队——去参加典礼。他想要全家人都在一起，埃莉诺后来回忆道，“他清楚地知道这肯定是他最后一次就职典礼，也许甚至预感到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白宫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埃莉诺回忆道，二楼和三楼的每一间卧室、梳妆室、侍女房都占满了。为了给最后一刻才到的两个孙子和他们的保姆找一个地方，埃莉诺不得不让出她自己的卧室套间，自己睡在三楼的侍女房内。“对这样的做法我感到一点也不舒服，一点也不高兴，”她承认，但是她决定要尊重丈夫的要求。

罗斯福还要求让他的长子吉米在华盛顿临时任职，以便在这个第四次的就职典礼上他能到场，前三次他都是靠在他的胳膊上参加典礼的。吉米后来回忆道，那天上午他就站在父亲身旁。罗斯福从窗户往外穿过白雪覆盖的草坪凝视着远方，看着孩子们从山上滑行下来，然后又跑着回到山顶。尽管白宫草坪上平缓的山坡不能与海德公园供滑雪橇的小山相比，但罗斯福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孙子辈们像他小时候一样从同样简单的乐事中得到快乐。

罗斯福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上午的报纸上来，他的眼睛被《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报道吸引住了：“女管家拒绝采纳罗斯福选定的午宴菜单”。这篇报道详细刊登了总统和内斯比特太太之间就总统打算在他的就职典礼午宴上为2000名宾客提供奶油鸡丁的想法进行的争论。“我们不打算吃奶油鸡丁，因为它要热着吃，而你又无法为所有的那些人把奶油鸡丁保温。”内斯比特太太直截了当地说道，意味着在这种场合她的话就是法律，无论她的老板有什么样的想法。她用鸡肉色拉来代替，同时还有不加黄油的面包卷、咖啡以及没有糖的蛋糕。

在选举的几个星期前，罗斯福与安娜和格蕾丝·塔利开玩笑说他希望第四次当选总统的主要原因是有可能解雇内斯比特太太！然而选举转瞬即逝，而没有一点幽默感的内斯比特仍然位居要职，仍然坚持认为她的唯一职责就是提供“制作简单的清淡食品”，而不会考虑总统的特殊要求。如果她用早餐托盘送来的咖啡味道太苦，那么他可以用他床边的咖啡壶自己来做咖啡。如果他特别想吃用大罐装的又白又大的芦笋，那么他的秘书会四处寻找，把它找来！只要亨利埃塔·内斯比特仍然保留总管家的头衔，那么她，而且只有她说了算。

在他的第四次就职典礼上，罗斯福省掉了在国会山上举行的传统仪式，除此以外，游行的乐队、彩车以及宴请成千上万的宾客等仪式都一并省去。“谁会到这里来游行？”当记者问是否将举行游行时他这样回答道。为了与此时此刻的庄严肃穆保持一致，他准备作一个5分钟的讲话，打算在白宫南边走廊上面对几十年来就职仪式上最少的观众发表。“捕狗员们就职都比这隆重，仪式比这更多，”特工处处长迈克·雷利说道。

“那天出奇的冷，”马歇尔将军的妻子凯瑟琳回忆道，“总统脸色苍白，一脸憔悴，他的手不停地颤抖，他的声音也显得有气无力。”然而他的就职演说坚强有力，他紧紧抓住讲坛的一边，他平静而又深刻地谈到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经受了一次最大的考验。如果我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成功而又荣耀地经受住了——那么我们将为人类历史做出重大贡献，男女老少将永远对此表示敬意。”

仪式结束后，午宴开始了。一共有2000名宾客到场，这是罗斯福在白宫执政期间举办过的最大型的午宴。在与宾客们见面之前罗斯福和吉米在绿苑厅休息了一会儿。因为他突然胸口感到疼痛。“他全身颤抖，”吉米回忆道，“与上次在圣地亚哥使他痛苦不已的症状一样，尽管没那样剧痛，但这次又再次刺痛他。他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说道：‘吉米，给我一杯烈酒，要不然我受不了，你最好弄一杯纯的。’我给他一只平底玻璃杯，倒了半杯威士忌，他就像喝药一样地把它喝了下去，然后就去开招待会。”

像往常一样，在他的宾客们中间，总统总是极力保持一副精神高涨的样子。但是他很疲劳而且注意力不集中，而且都表现了出来。伍德罗·威尔逊夫人那天就在宾客们中间，当她看到总统时，她担心得不得了。“噢，帕金斯夫人，”当她在过道上看到这位劳工部长时大声地叫道：“你仔细瞧过总统的脸色吗？噢，真是吓死我了。他看上去和我丈夫健康每况愈下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总统在公开的午宴上露了一小会儿面，就回到红厅休息去了，他与玛莎公主以及几位朋友一起在那里休息，让埃莉诺在宾客们之间穿梭周旋。午宴一切进展得很顺利，但发生了一件事情：内斯比特太太买来做色拉的鸡肉没有好好冰冻起来，结果只剩下一小部分可以用的鸡肉来做供应2000人的色拉，这个问题并没有逃过别人的注意。在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的晚会上，宴会主持人乔治·杰瑟尔开始说话了：“罗斯福夫人，我想认真地问你一下，用这么多的芹菜和这么少的鸡肉来做鸡肉色拉，靠人力怎么能够办得到呢？”埃莉诺坦率回答道：“我不知道，杰莎普先生（原文如此），我自己也很难找到鸡肉。”埃莉诺诙谐轻松的回答博得了全场喝彩。

就职典礼举行两天后，罗斯福又开始了一次艰苦漫长的旅行，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晤，这是黑海边上的一个苏联港口。这次秘密会晤主要是为了回顾一下当前的军事形势，并且就战后的世界格局达成一个协议。

白宫私底下到处谣传说埃莉诺“最终会与总统一起去办什么重大事情”，如果莉莉安·帕克斯的回忆值得相信的话。侍女们推测公海上清新的海洋空气以及浪漫的情调会使总统和第一夫人再次变得更加亲密无间。

谣传结果是不真实的，尽管埃莉诺低声下气地求过总统这次旅行她是否可以和他一起去，但是他还是邀请了安娜，这样的选择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出于他的需要，他需要有人照顾他，坐在他身边，使他保持精力——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无法做到的。“如果你去，”他向埃莉诺辩解道，“他们一定会大惊小怪的，但是如果安娜去的话事情就会简单得多，”特别是因为丘吉尔和哈里曼两个人带的都是女儿。

弗朗西斯·帕金斯觉得很奇怪同去的为什么是安娜而不是埃莉诺或是儿子中的某一位。巴·沃森向她解释道：“你知道，安娜可以摆平她父亲和其他人，这是儿子们所做不到的。他们无法应付他，安娜则可以。她可以对他说：‘你不能见人。’‘你不可以那样做，它会让你累垮的，明天你会不舒服的。’而且她还可以应付其他人。”

至于安娜，这次有机会与斯大林见面，成为父亲的知己，她感到非常激动，以至于她不愿意承认她伤害了她母亲。意识到如果她母亲去的话她就去不成了，她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带女儿比带妻子更简单省事这个借口。“我非常想去，”她后来承认，“所以我就赞同了这种借口，为了我自己的目的，非常自私地编造了这样的一个借口。”

埃莉诺表现得非常勇敢，尽力从伤害中摆脱出来，去忙她自己的事情，但是当其他所有的人——吉米·拜恩斯、巴·沃森、哈里·霍普金斯、李海海军上将甚至还有布鲁克斯区的区长伊德·弗林——似乎都要同去时，她就不可避免那些忙忙碌碌的准备活动了。“今天晚上我都快累死了，而且心情很不好，”在总统离开的前一天她对乔·拉什坦言道，“看样子，以后的日子会很难熬。”

23日上午，总统一行在弗吉尼亚的纽波特纽斯港登上了美国巡洋舰“昆西”号。安娜回忆道，那天上午，当巡洋舰驶离弗吉尼亚海岸时，她单独与父亲坐在一起。罗斯福感到很轻松愉快，他极其详尽地讲述了栖息在弗吉尼亚海岸的各种各样的鸟类。然后他突然要安娜看海岸线上的某一个小点。“那边，”他漫不经心地说道，一副非常坦然的样子，“就是露西长大的地方。”

“海上旅行确实是一种舒适奢侈的生活，”安娜在第一天对约翰说道，那时这艘巨大的战舰正航行在大西洋上。整个星期一直是风平浪静。巡洋舰轻轻地摇晃让总统睡得很舒服，他一直睡到上午10点或11点；12点，他与安娜以及他的男性密友们共进午餐，下午，他躺在甲板上，享受温暖的阳光，对邮票进行分类，自己一个人安静地看书；5点，在甲板上喝鸡尾酒，然后吃晚饭，看电影。“噢，亲爱的，”心情舒畅的安娜写信给约翰说道，如平时一样尽力稳住他，“你让我去，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知道你对我来说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

在海上航行的第七天，即1月30日，罗斯福庆祝了他的63岁生日。他说，他已经忘了这一天，直至露西·拉瑟福德和玛格丽特·萨克雷寄来的一个令人惊喜的包裹和他的早餐托盘一道送进来时才想起的。他高兴地对安娜说，包裹里有“很多小玩意儿”，包括一把袖珍梳子、一个室内温度计以及一把可以在风中使用的打火机。它们都是稀奇古怪的礼物，但是它们表达了送礼人的一份爱意，以及对他的熟悉和了解，这使他心里感到舒服极了。

那天晚上，安娜又为他增添了一份惊喜，为他举行了一个欢快的晚会，一共准备了五个蛋糕，其中三个同样大小的代表了前面三次总统任期，然后是一个巨型蛋糕，代表第四次任期，最后是一个小蛋糕，上面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代表有可能第五次连任。她也精心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物——一幅漂亮的标有到雅尔塔路线的地图，上面还写有陪伴他一起旅行的每一个人的简单贺词，还有一个青铜烟灰缸，是用“昆西”号在开始进攻日的第一次战役中发射的一枚5英寸炮弹壳做的。“安娜使晚餐成了一个欢乐的盛宴，”吉米·拜恩斯回忆道，他注意到罗斯福看上去非常幸福快乐，即使他显得很累很疲倦。“我们的生日晚餐，”安娜告诉约翰，“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罗斯福］打牌时把大家的钱都赢了过来，而且似乎对我们所讲的笑话都感到很开心。”

在2500英里远的地方，埃莉诺代表她的丈夫在忙碌，逐一参加为促进与脊髓灰质炎的斗争而每年都举办的一系列生日舞会。她一大早就准备好了一个简短的新闻讲话，然后在东厅为电影明星们主办了一次传统的生日午宴，然后就与脊髓灰质炎国际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见面，巡视了五个舞会，再回到白宫向全国宣读了总统的感谢咨文，半夜时分来到国务院切蛋糕，然后继续她的舞会巡视，一直忙到午夜1点。

在忙碌的一整天中，埃莉诺像平时一样仍然很亲切很爽直，但在公众面前不难看出她的孤独。在执行公务期间，她想给她的丈夫发一封生日电报，但是巡洋舰上的无线电悄无声息，因为传媒报告说有两艘德国潜水艇就在附近。碰巧的是，那天他从她那里收到的唯一的一封信是她4天前写的一封气冲冲的信，信中谈到国会因罗斯福提名亨利·华莱士接任杰西·琼斯当商务部长而引发的一场争执。

她写道，她很抱歉她不得不让这件事打扰他，但是如果他拒绝支持华莱士的话，保守党们就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这看上去就好像他提名华莱士只是为了他给击败。“当然琼斯的工作表现很不好，”她坚持道，“但是我认为他是你选举后的第一天就应该给撤职的那种人，然后给他说明一下理由。”

罗斯福感到很累，很不舒服，而且对雅尔塔会议很是担心，在生日的那一天，他不需要从妻子那里听到这样的消息。尽管他不愿意向任何人完全吐露他的真实想法或情感，但是，他公开地向安娜谈到他对埃莉诺深感失望。安娜告诉约翰，“这是一个让人非常难过的场合”，“他在这次旅行中向我提起她时唯一说到的就是，她对他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喜欢的人所持的态度使他感到非常恼火。”

当“昆西”号朝东驶向地中海时，丘吉尔正向南飞往马耳他岛，按计划，在去雅尔塔之前他和罗斯福将在那里会晤。莫兰勋爵说，这次旅行开始时很糟糕，首相发着高烧而且感到全身不舒服。他蜷缩在大衣里靠坐在飞机的座位里，他的女儿莎拉说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快要哭出来的脸色发红的可怜小孩”。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安的夜晚，当丘吉尔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没精打采”，脸朝墙壁，喊着要远在几千英里外的克莱米快点来。

战争使大联盟的两个合作伙伴元气大伤。罗斯福日益衰弱的健康更加引人注目，但是丘吉尔自我吹嘘的精力也有些遭到损耗，“这不仅仅是肉体上变得更加虚弱，”莫兰万般痛苦地说道。“马丁［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告诉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而且他变得话很多，使他内阁的同僚们对他的啰里啰唆感到很恼火。”莫兰注意到，4年来，丘吉尔从不相信别人，“不与别人分享他内心的想法”。尽管总统有哈里·霍普金斯，有这位“他可以吐露真情的人”，丘吉尔却没有他可以敞开心扉、释放他心灵负担的人。而现在，莫兰认为，他正为他长期以来的与人隔绝付出代价。

在此期间，哈里·霍普金斯的身体也不好。他先到伦敦与丘吉尔进行会谈，再到巴黎与戴高乐磋商，然后又去那不勒斯与斯特廷斯见面。“他身体很虚弱，”斯特廷斯回忆道，“很明显不像从前那样活跃了。他在靠咖啡、香烟、少得惊人的食物、止痛剂以及纯粹的坚强毅力继续与困难作斗争，与那些令人厌烦的会议作斗争。”在从意大利到雅尔塔的飞机上，他病得很厉害，以至于在整个飞行途中都精疲力竭地躺在病床上。

当“昆西号”驶入马耳他的瓦莱塔大港口时，丘吉尔上了船。总统坐在甲板上等他的老朋友。莎拉·丘吉尔从德黑兰后就再没有见过罗斯福，她对“他身上可怕的变化”感到震惊不已，丘吉尔一行中的大多数人也同样如此。但是丘吉尔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一切——微笑、时髦的烟斗和布帽子。那天晚上他写信给克莱米说：“我的朋友身体非常好，精神饱满，一切都好！”

一天下来，莎拉对罗斯福的感觉越来越好了，她的注意力已从他的身体状况转向他内在的精神面貌，转向他“才华横溢的魅力”，以及他“勇敢开朗的性格”。丘吉尔同样对总统饱满的精神和友好的态度感到震惊。“当我们在白宫时他一定注意到了我床边的蜡烛，”丘吉尔对莫兰说道，“因为在午餐桌上我的位置旁边有一支小小的点燃的蜡烛好让我点香烟。”

那天晚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昆西”号上共进晚餐。10点30分，安娜很礼貌但很坚决地中止了晚会，以便她父亲在半夜飞往俄罗斯之前可以休息一下。几分钟后，当安娜紧张忙乱地收拾东西时，霍普金斯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来到她的房间。“哈里想喝一杯，”安娜在日记中写道，“所以我把我的一瓶酒给了他。他们离开几分钟之后，我去拿酒瓶，但酒瓶不见了。斯特廷斯在早些时候告诉过我霍普金斯腹泻复发，他喝得太多了。”

当罗斯福到达马耳他的卢加机场时，大约有20架运输机已等着把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团共近700人送往克里米亚。这次飞行漫长又寒冷。当总统从他的飞机上出来时，丘吉尔已站在萨基的停机坪上了。他们一起检阅了仪仗队，总统坐在一辆敞篷式吉普车上，莫兰说道，而首相则走在他的旁边，“就像一名印度侍从伴行在年事已高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四轮敞篷轻便马车边。”

从萨基停机坪到雅尔塔的车程为80英里。安娜亲自坐在总统身边“以便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而且，用不着与别人进行交谈”。在行车途中，哈里曼在总统的汽车旁停了下来，告诉安娜大约45分钟后他们将抵达路边的一栋房子。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已准备好伏特加、葡萄酒、鱼子酱、鱼、面包以及黄油在那里等候。经过罗斯福的同意，决定不在那里停留。到雅尔塔的行车道路确实很长，又很艰苦。安娜注意到，莫洛托夫向丘吉尔发出了同样的邀请，而且那个“精明的老头欣然同意了”。尽管丘吉尔已在车上吃过午餐，但他意识到苏联人对美国人没有在那里停留非常失望，因此他大快朵颐，通过他极好的食欲表明他对莫洛托夫准备的精美点心的谢意。休息一下，酒足饭饱后，他又回到他的车上，在去雅尔塔剩余的途中，继续背诵拜伦的诗《哈罗德少爷》给莎拉听。

会议在利维迪亚宫举行，这是沙皇尼古拉斯以前的避暑胜地。这座宫殿坐落在高于黑海150英尺的地方，有50个房间，包括一栋带有两翼的主楼，每一翼都各自建在一个独立的庭院周围，还有一个拱顶为摩尔风格的有角楼的塔楼。罗斯福被安顿在左翼的沙皇卧室，安娜被安顿在“相隔一个半街区远”的另一翼内。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安排在二楼的套房内，这是沙皇皇后和她的5个孩子住过的地方，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包括霍普金斯、李海、沃森、贝尔纳斯以及哈里曼都分散住在皇宫的其他地方。

第一次会议于2月4日在大厅召开，这是一个有拱顶窗和巨大壁炉的长方形房间。斯大林邀请罗斯福坐在紧靠壁炉的主人位置上，而他和丘吉尔坐在圆桌对面两边的座位上。与罗斯福坐在一起的有霍普金斯、李海、斯特廷斯以及勃伦；与丘吉尔坐在一起的是安东尼·艾登、外交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内阁大臣爱德华·布利奇爵士以及英国大使阿齐伯德·克拉克·科尔爵士。与斯大林坐在一起的是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驻美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以及苏联外交官伊万·玛斯基。

讨论一开始回顾了当前的军事局势。斯特廷斯注意到，苏联将军们第一次就着地图进行讨论，确切地指出他们部队目前的位置，并完全透露了他们将来的计划。在东部战场，苏联军队已包围了布达佩斯，占领了华沙，把纳粹分子从南斯拉夫驱逐了出去，已渗透到奥地利和捷克，并且占领了东普鲁士，现在驻扎在离柏林不到50英里的奥德河。在西部战场，马歇尔将军汇报盟军已从巴尔奇战役中完全恢复过来，并把所有的德军从比利时驱逐出去，现在已进入德国圣维恩的东部。在1939年和1940年被德军占领的6个首都城市现在已经全部解放，这6个城市就是：巴黎、布鲁塞尔、华沙、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以及雅典。在欧洲的战争正慢慢接近尾声。当将军们的汇报结束时，三位首脑同意在将来所有的军事行动中全面合作。“这是这样的事情第一次解决得如此之快，”斯特廷斯惊叹道。

第一次会议进行期间，安娜“如坐针毡”。那天晚上她父亲要主持一个晚宴，但没有定好明确的被邀请者名单。哈里曼不断安慰她说“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但是安娜担心某些人的感情会受到伤害。当布鲁恩医生告诉她吉米·贝尔纳斯正在发脾气，她最好马上去他的房间时，她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

“他气得两眼冒火，”安娜在那天晚上记日记时写道。他暴跳如雷，因为他没有被邀请参加正式会议：“哈里·霍普金斯出席了会议——为什么他不能出席？”而现在，安娜写道：“他一辈子只求过我帮一个忙：去告诉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不出席晚宴。”安娜知道她父亲会很难过，安娜连哄带劝说了20分钟。很多次她都禁不住想说：“好吧，谁管你去还是不去参加晚宴呢。”但是她知道，如果贝尔纳斯不去的话，出席晚宴的将只有13个人，“我知道这会使迷信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大发雷霆的，愚蠢的迷信终于帮我说服了他。”

晚宴取得了巨大成功。斯大林、罗斯福以及丘吉尔心情都很好，而且谈话很轻松，谈的都是些私事。直到最后的半小时才谈及一个重要的话题，那时讨论转到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权利和责任的问题。“斯大林非常坦率，”波伦写道，“他觉得这三个大国在战争中首当其冲……当然应该毫无疑义地拥有维护和平的权利。他说，认为阿尔巴尼亚将和赢取战争胜利的三个大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利的观点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他绝不会同意让大国的任何行动受制于小国的意见。”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意识到斯大林的想法流露出对联合国这个构想抱有潜在的敌对情绪，但是此时他们也没多说什么，晚宴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看上去对会议和晚宴都很高兴，”安娜写道。“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吉米［·拜恩斯］发表了精彩的祝酒词，这把我给逗乐了，因为吉米态度坚决地告诉过我，即使他看在我的面子上去参加晚宴，他也不会开口说话的。”

“生活很快又呈现出固定的模式，”安娜说道。上午，在总统吃早饭、处理他的邮件、口述他对国内问题的答复时，安娜正挨个上门拜访哈里、斯蒂芬·厄尔利以及她遇到的其他人，“去搜集当天计划的信息，重要会议之外安排了什么会议，以及会上的小道消息，等等。”

上午的逐一拜访结束之后，她就去父亲的房间“听听他对事情的见解”，并把她偶然听到的他可能“觉得有趣或感兴趣的小道消息讲给他听让他消磨时间”。比如说，从她与哈里的谈话中得知哈里曼的女儿卡恩琳与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两年前有过一段炽热的恋情，而且霍普金斯常常给他们传信。

全体会议在午饭后召开，会议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当罗斯福回到他的房间时，他通常先让人很快为他按摩一下，然后穿好衣服吃饭，有时每隔10分钟就有人走进他的书房。在正式的晚宴上，人们用高加索语交谈，喝大量的香槟酒，站起来祝酒的次数达到了30至40次，这些通常是非常乏味的事情，这使睡觉变成了一件非常珍贵难得的事情。

“这只是你我私下说说而已，”安娜对约翰说道，“我们不得不从身体的角度密切关注老头子。他一直很激动兴奋。似乎玩得很开心，他简直是想让大家都聚集在他周围，人太多了，然后他无法足够早地上床休息。结果他睡不好。罗斯和布鲁恩因为他心脏的老毛病都很担心。”

麦克因泰尔医生几个月来一直告诉她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只要她的父亲得到足够的休息，在以后的几年中他都能过着积极的生活。但是现在，在雅尔塔，安娜有机会与布鲁恩医生进行详谈，“他不让我告诉罗斯福说我知道，”安娜向约翰吐露道，“总统心脏的状况远比我知道的要严重得多。而且在这里处理这种情况的最大难处在于我们肯定不能把心脏有毛病的事告诉任何人（最好把这一页撕掉毁掉）。”

“我正运用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手段尽力分清好坏，”她继续说道，“不让闲杂人员进入老头子的房间，在他的精神最佳时才让有必要见的人进来。这就要求我必须尽我最大的可能及时了解会议上真正发生的事情，这样我就知道谁应该谁不应该来见老头子。”

安娜很快发现哈里·霍普金斯居于了解真正发生什么事情的最佳位置。尽管他自己的病情很重以至于在大部分会议时间他都是在卧室度过，冒险出去的话也只是出席全体会议，他的房间是一个活动的中心，三方的代表们都会顺便来征求他的建议。“我希望哈里身体状况更好一些就好了，”莫兰勋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就像善于观察家庭气氛的妻子一样了解总统的情绪。他会耐心地坐上几个小时，像猫一样眼开眼闭，等待在恰当的时刻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如果没有等到恰当的时候……他会很满足地留到下一次再说。”

在让法国在占领德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上，正是霍普金斯说服了罗斯福站在丘吉尔而不是斯大林一边。尽管法国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斯大林的观点），丘吉尔考虑到的是将来，那时美国军队已回国，而且英国就将受到苏联的遏制。在那个时候，一个强大的法国对整个欧洲的稳定将是至关重要的。给法国一个占领区就是重要的第一步。一旦罗斯福被说服同意丘吉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斯大林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意。

在雅尔塔，三方首脑的每一方都有不同的要优先考虑的事情。罗斯福主要关心的是在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方面达成一致，并说服苏联尽快加入到对日本的战争中去。参谋长们告诉罗斯福，为了在远东得到苏联红军的军事援助，不管花费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在远东据预测日本的侵略将对美国造成100万人员伤亡。对丘吉尔最重要的是维护英帝国的地位，不让欧洲受制于某一个大国（他对法国问题的态度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斯大林对这样的一些设想没有兴趣，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波兰的边界问题、德国的赔款问题以及在远东的一块块地产上。

在前一年9月，美国与英国、苏联在华盛顿特区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了会议讨论过战后安全组织的框架：一个大型的联合国机构以及一个小型的由7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其中4个是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在涉及派遣联合国部队到不安定地区或调停国际争端的情况下，4个常任理事国的任何一方都有行使否决的权力。然而，如果这种情况涉及4个常任理事国的任何一方，该国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不能对它行使投票表决权。当敦巴顿橡树国际会议结束时，还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苏联拒不同意安理会的投票程序，而且坚持要为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留出16个联合国席位。

在雅尔塔，斯大林戏剧般地改变了主意。他接受了罗斯福提出的安理会投票提案，并且说道，为战争期间损失最严重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留出两三个额外的席位他已感到非常满意。丘吉尔也很满意。只要英联邦的每一个成员国都享有独立的否决权，对于同意斯大林为他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要求得到几个额外的投票权，他觉得不会有问题。

对罗斯福来说问题没这么简单，他坚决赞同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拥有一个投票权的原则，所以他觉得增加额外投票权的想法非常可恶。然而，苏联领导人已做了如此让步，如果他再不同意向斯大林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整个联合国机构将会处于危险之中。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罗斯福同意斯大林的提案，条件是如果美国可以增加两个额外的投票权以使国会满意的话，那么就可以这么做。

在雅尔塔，在波兰问题上花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的问题都多，而且引起更多激烈的争论，尽管在很多方面，正如埃夫里尔·哈里曼说的那样，“事情的结果已一目了然”，而且波兰的命运在提及这个话题之前就已经决定。由于斯大林的军队占领了波兰全境，而且共产主义的政体已在华沙稳固地扎下了根，为了完全改变这样的形势，哈里曼认为，“这将需要采取比罗斯福和丘吉尔实际拥有的或可以恰当运用的更多手段。”

罗斯福愿意对波兰边界问题采取灵活的态度——苏联则主要谋求使整个国家向西移，补偿苏联在德国侵占时造成的损失——只要政府本身是一个自由、独立、强大的政府，“最重要的问题，”罗斯福在他的开场白中认为，“是波兰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府。”丘吉尔表示同意，“与特定的边界问题相比，我对波兰主权独立和自由的问题更感兴趣。我希望波兰人在欧洲有一个家，能够自由地在那里过上他们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参加对德战争的目的——波兰应该是自由享有主权的国家。”

现在轮到斯大林讲话了，“首相说过对大英帝国来说波兰的问题是国家荣誉问题。对苏联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荣誉问题，还是一个安全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波兰一直是他国进攻苏联的惯常路线，拿破仑从那条路线进攻，希特勒也是从那里发动进攻的，而苏联下定决心要使这样的事情永不再发生。实际上，斯大林威胁道，为了确保在波兰建立一个友好的政府，只要有必要，他会让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他最后说道，这“对苏联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罗斯福意识到，不解决波兰问题，三国首脑的关系将会破裂。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尽自己的所能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他让斯大林同意在华沙的共产主义政府应该“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民主基础上重新组成”，包括流亡在伦敦的政府领导们，并尽快，也许在一个月内“进行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在理论上看起来这似乎不错，但是如何监督选举并确保选举确实是在自由的情况下进行这个关键问题仍然不甚明确。

方案正如所写的那样“非常有弹性”，海军上将李海对罗斯福抱怨道：“俄罗斯人可以从雅尔塔直通华盛顿，即使从技术上都无法阻止它。”

“我知道，比尔，”罗斯福疲倦地回答道，“我知道。但是当前为波兰我只能尽这么多力。”

最后，罗斯福的传记作家詹姆斯·麦克格雷格·伯恩斯得出结论认为，罗斯福对波兰的立场并不是像许多人一直所指责的那样，是因为他的“幼稚、无知、生病或背信弃义，而是因为他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苏联占领着波兰。苏联不相信它的西方盟国。苏联有100万军队可以与日本作战。苏联可以蓄意破坏新的和平机构，而且苏联对波兰问题已是非常坚决而且向来都是如此”。

波兰问题既已解决，罗斯福又回到他本来的目的：寻求苏联的帮助，让其参与对日战争。代价巨大的硫磺岛和冲绳岛激战就要开始了。美国军事首领们认为对日战争将至少持续到德国投降约18个月后。原子弹的第一次试验在接下去的5个月内将不准备进行。美国需要苏联的帮助，这可能意味着挽救成千上万名美国人的生命。

想好了这一切，罗斯福就与斯大林协商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斯大林保证在德国投降的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战争。作为回报，罗斯福同意让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权利合法化：包括从日本手里收回南库页岛，把日本的千岛群岛并入苏联版图，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有权使用大连这个国际港口，以及与中国共同管理满洲铁路。

2月8日，三方领导人显然个个都精神饱满，那天轮到斯大林主持正式的晚宴。斯大林的华筵在尤苏波夫宫举行，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其间宾客们站起来祝酒多达45次。斯大林提议为丘吉尔干杯，称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政府人物”，“当欧洲其他的国家直挺挺倒在希特勒的铁蹄下时”，这位英勇无畏的领导人仍然领导他的伟大国家独自巍然屹立。作为礼尚往来，丘吉尔举杯祝贺斯大林，称他为“伟大国家的一位伟大领袖，领导他的国家狠狠打击了德国的战争机器”，而且对它造成了重创。斯大林然后又称赞罗斯福是“一个胸怀最宽阔的为国家利益着想的人；即使他的国家没有直接受到威胁，他也采取了很多手段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希特勒”。

“我们的会议结束了，我认为很成功，”当总统一行离开雅尔塔时罗斯福高兴地向埃莉诺汇报道，“我有点累，但一切真的很好。收到你的信真是太好了。”

罗斯福长期不在身边使埃莉诺难以忍受，尽管她在纽约的公寓里愉快地度过了第一个星期，但她在华盛顿似乎闲着无所事事，觉得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与她无缘，每天就等着丈夫和女儿的来信。“可爱的夫人收到你的信真的很高兴，”约翰告诉安娜。“她收不到什么外界的消息……那真是有点悲惨。”安娜和约翰几乎每天都忠实地给对方写信……“这是一个多么孤独的空空荡荡的地方，”约翰在安娜离开的那天对她说道，“只住了一个晚上，我就快要闷死了。”但是埃莉诺只收到富兰克林的两封信。

当罗斯福派提前从雅尔塔回来的白宫官员A．L．康拉德中尉送一束鲜花给埃莉诺时，情况也并没有好转。“康拉德中尉来吃午饭，”埃莉诺向富兰克林汇报道，“顺便把兰花带来了，他说这兰花是你吩咐他送给我的。非常感谢，亲爱的，但是我很怀疑他说的话是否是真的，因为你不会订兰花的（每年这时候兰花极其昂贵），所以我提醒你不要忘了付钱给他！”

但是个人的伤害似乎是次要的，当有关会议正式公报的通告传来时，埃莉诺非常高兴地听到就新的联合国机构问题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这对她来说是雅尔塔会议最为重要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将笑逐颜开！”她对富兰克林说道，“你一定非常满意，而且你一定显示出非凡的外交才能。我认为让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旧金山召开真是一个天才之举。”

当美国代表团在大苦湖登上“昆西”号时，他们简直是“欣喜若狂”，因为赞美的电报从全世界雪片般飞来。尽管协议的部分内容仍然保密，但是颁布的联合公报得到所有地方舆论引导者的热烈响应。从成立联合国到德国的赔偿问题、法国的作用问题以及波兰的边界问题，他们在这么多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威廉·席勒称这些协议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这些协议似乎“证明了人们对这次重大会议所寄予的希望是值得的，甚至远远超过了人们对这次重大会议寄予的希望”。

“我们真正发自内心地认为，”霍普金斯后来回忆道，“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祈求和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

但是当“昆西”号继续向西驶往阿尔及尔时，轮船上方似乎笼罩着层层阴影。霍普金斯此时病得非常严重，以致不能离开房舱半步，一想到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穿越大西洋航行9天，他就非常害怕，所以他决定在阿尔及尔下船，在马拉卡什休息几天，然后坐飞机回华盛顿。

罗斯福对霍普金斯下船的决定非常生气。“为什么哈里这么讨厌我，”他小声抱怨道，声音变得越来越轻。他指望霍普金斯帮忙起草雅尔塔会议的报告，因为霍普金斯答应过他一回国就把报告交到国会去的。尽管塞姆·罗森曼按计划要上船来帮助起草这份讲话，但是除了霍普金斯没有人了解发生的全部内情，也不知道哪些内容可以透露。

“总统简直要发疯了，”哈里的儿子罗伯特回忆道，“以致父亲下船时他都没和父亲说再见。他想父亲以前总是能恢复元气，为什么现在却不能呢？此外，恢复健康的最佳方式就是使精神振作起来，而振作精神的最佳办法就是与大家在一起。”

总统自己也非常疲劳，他无法看到以前总是在他身边爱护他、为他奋斗的霍普金斯已到了疲劳的极限。罗斯福能看到的只是霍普金斯离开了他，就像以前米西离开他，以及更早以前路易斯·豪离开他时一样。如果罗斯福能够向霍普金斯解释一下他内心的那些感受，霍普金斯也许会留在船上的。但是可悲的是，他什么也没说，而这两位老朋友就这样冷淡地告别。结果成了他们的诀别。

两天后，罗斯福的军事助理、直率而又和蔼可亲的巴·沃森在“昆西”号在因脑出血去世了。“刚才他还活着，他的脉搏一下子就停止了跳动，”安娜在日记中写道。麦克因泰尔和布鲁恩把这个消息告诉待在舱房里的罗斯福，当时安娜在外面等候，担心得不得了。“他非常，非常难过，”布鲁恩回忆道。罗斯福说：“我对他的怀念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华盛顿的很多人认为沃森只是总统身边一个快乐的朋友，”塞姆·罗森曼说道。“但他不仅仅如此。他像米西一样，有一种直觉的本能，能够分辨出人类和人类行为的虚伪和真诚……总统已看到他那么多的朋友都一一去世，但是此时他的身体健康日趋虚弱和疲劳，法律顾问沃森的去世似乎比其他任何人的去世更使他抑郁消沉。”

几天来，总统一直待在舱房里，沉默不语，心事重重，不愿意与罗森曼一起工作。“这是一艘令人伤心的船，”罗森曼回忆道。直到2月26日，按计划“昆西”号在纽波特纽斯港停泊的前一天，罗斯福终于同意仔细查看一下会议记录，然后开始准备演讲的工作。这“刚好还来得及，”罗森曼说道。

得知沃森去世、霍普金斯生病的消息后，埃莉诺紧张地等着丈夫回家，担心他的身体会比离开时更糟糕。然而，令她惊讶的是，当他抵达华盛顿时，身体似乎出奇地好，尽管很难过，但旅途的兴奋喜悦之情还未退去，“使你暂时忘记”心中的不快，她说，他真是太累了。

“瞧瞧克里米亚的联合公报，”他对埃莉诺说道，“看看用图表标示的路线！从雅尔塔到莫斯科，到旧金山和墨西哥城到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别忘了它还提到了柏林！这是一场全球的战争，而我们已经开始使它变成全球的和平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雅尔塔会议逐渐被很多人认为是外交政策失败的象征，是对苏联的一系列让步妥协以致不可阻挡地导致冷战和东欧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围绕《雅尔塔协议》最初发表时的乐观评价都遭到严厉的批评。批评家们基于他们对后来所发生事件的了解——而这些事件当时的参与者们是无从知道的——把绝大部分的责任都怪罪到罗斯福的身上，说他是“雅尔塔的病夫”，不能胜任与斯大林谈判的工作。

这些断言的真实性如何？首先必须承认的是，罗斯福在雅尔塔确实病了。对任何一个见到他的人来说，很明显他的精力在逐渐衰退。“从医生的角度看，”莫兰勋爵写道，自魁北克见面以来他对总统身上的变化惊讶不已，“他体现出脑动脉硬化发展阶段的一切症状，所以我认为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埃夫里尔·哈里曼自11月以来就再没见到过总统，他同样也大吃一惊。“在我看来，他的身体状况毫无疑问正日趋恶化，”哈里曼后来承认道。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是否影响了他的判断力？答案没那么简单。在会议上与他合作非常密切的美国人——斯特廷斯、李海、哈里曼以及贝尔纳斯——一致认为罗斯福任何时候都完全能支配他的官能。哈里曼认为，应该承认，漫长的会议使他很劳累，“不过他早已草拟了明确的目标，而且清楚地记在脑子里，谈判时他就运用自己出色的技巧和洞察力朝这个目的努力。”海军上将李海也表示同意。李海后来说：“我觉得罗斯福非常熟练地主持了克里米亚会议，而且他的个性对讨论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即使第一次在雅尔塔看到罗斯福时就感到失去信心的安东尼·艾登后来也承认，罗斯福身体不好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判断。令艾登惊讶的是，他不仅在一连串的会议上与丘吉尔保持联系，而且还挤出时间进行一个完全单独的计划——与斯大林就远东问题进行谈判。

当然，如果罗斯福身体更好一些，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他可能更加坚定一些——在波兰问题上他可能坚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对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承诺可以更模棱两可一些，他可以更加坚决地反对增加两个额外的联合国席位。但是最终，并没有迹象表明语言的微妙之处会对事件的发展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斯大林决心已定，想怎样就怎样，”埃夫里尔·哈里曼多年后得出结论道，“他一定会篡改或是违反协定，哪怕协定订得天衣无缝。”当然除非美国人民愿意与苏联一起参与对波兰或对拉脱维亚或对立陶宛的战争，但哈里曼非常怀疑他们会愿意这么做。

1945年3月1日中午，总统来到了国会大厦，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厅里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焦急地等待总统对雅尔塔会议的汇报。按照传统的仪式，门卫宣布最高法院的成员名单，内阁成员名单，最后宣布美国总统驾到。当大门一打开，人们发现总统坐在他的轮椅上时，巨大的会议厅里鸦雀无声。在总统向国会发表讲话的所有时候，这是第一次他让自己坐着轮椅从走廊上下来，从前他总是让同事用手扶着他或是自己拄着拐杖，然后走向讲坛。

而现在，这也是第一次，他不是站在位置高于讲坛区的讲台后面，而是坐在一个软椅中，椅子则放在讲台下方地板上的一个小桌子前面。“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在汇报时采取这么一种反常的坐姿，”他开始时说道，“但是我知道你们会很清楚这样会使我觉得更舒服一些，因为我大腿根部不能承受大约10磅重的钢条，而且因为我刚刚结束一次跨越14000英里的旅行。”

此时会议厅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弗朗西斯·帕金斯坐在前排，发现自己激动得差点流泪。“这是第一次他提到他自己的无能，他的残疾，而且他是用一种最富魅力的方式提及此事。我觉得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意识到他事实上就是在说，‘你们看到了，我是一个残疾人。’他以前从没这样说过，而且这样的事情也是在他面前任何人都不曾说过或是提到过的。这样做不得体，而且不可以这么做。他却不得不在国会面前卑躬屈膝地说出来。”

用作家休斯·加拉格贴切的话来说，12年来，罗斯福一直在进行绝妙的蒙蔽。公众们不知道他们的总统只能站很短的时间，他只能在借助外力推动的情况下才能走路，他不得不让人抬着上下楼梯，晚上让他的贴身男仆扶他上床睡觉。埃莉诺的年轻朋友简·普拉卡斯仍然记得她第一次意识到罗斯福的残疾程度时是多么的惊讶，“我在瓦尔基尔野餐，看见一辆小汽车开上来，两个大个子特工人员把罗斯福从车后座上抬出来，把他放进轮椅。我从没想过他不会走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一幕。”

对白宫的摄影师们来说有一条不成文的礼仪规则，绝不可以拍摄总统看上去是残疾的照片。12年里，从来没有刊登过一张总统坐在轮椅中的照片。新闻短片也从来没有拍摄过他被抬进抬出小汽车的镜头。当他在公众面前露面时，他或者被固定在一把普通的椅子里站在讲坛的后面，或者靠在同事的胳膊上。如果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团的某个成员想违反这个礼仪规则偷拍总统看上去很无助的照片，老一辈的某个记者会意外地阻挡拍摄照片或是轻轻地把照相机碰翻在地。但是这样的意外小事件很少见，总的来说，对罗斯福残疾程度保持缄默的规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包括罗斯福、新闻界以及美国人民。

但是现在再没有精力继续蒙蔽了。对听众们的影响却是令人震惊的。尽管讲话本身太长而且有点漫无目的，但是听众对它的反应还是非常积极的。由于没有了梏具重压在身，罗斯福发表了一个亲切而又轻松的讲话。埃莉诺认为，听起来就好像他是在私人的书房里和几个朋友聊天一样。

多年来，罗斯福的残疾一直被那些与他一起密切合作的人认为是勇敢的象征，他们亲眼目睹了他每天都要付出非凡的努力去克服身体上带来的痛苦。而现在，在这短暂的一刻，整个会议厅的人都可以看到罗斯福同事们一直看到的那一幕。但是这不仅没有丝毫减少他们对他的尊敬——这正是罗斯福一直担心会发生的事情——相反，让他人看到了罗斯福脆弱的一面只会更加增添他人格的力量和魅力。

“首先，”罗斯福说道，开始了他讲话的正文，“我想说的是，回家真好。”他接着谈论了会议的工作情况，谈到了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打败德国的计划，以及对新联合国的设想。“这一次，”他坚信正如他为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的会议拟定的计划那样，“我们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要等到战争结束才去建立一个和平机构。这一次，正如我们并肩作战最终赢取战争胜利一样，我们要齐心协力防止战争重演。”

在准备他的讲话期间，塞姆·罗森曼后来承认，罗斯福“在公共关系方面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非常不明智地决定对《雅尔塔协议》的部分内容，即同意苏联在联合国占有3个席位暂时保密。由于决定不向美国人民推心置腹，不向他们解释这样的妥协是多么的无足轻重，这个消息一旦最终泄漏出去，罗斯福会使自己受到激烈的攻击。也许如果哈里·霍普金斯能够来研究起草这份讲话的话，这个错误就会避免了，但是当霍普金斯的飞机着陆时，他正病得非常严重，以致不得不把他直接送往明尼苏达州的梅奥医院。

不管怎么说，那天的讲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帕金斯认为，总统看上去“真的很健康”。他的皮肤有点晒黑了，这使他显得气色很好，有活力；他的眼睛也很明亮，而且他的声音也很有力。

当然，罗斯福身体并不好。当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在3月中旬访问白宫时，给他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总统身体日趋衰弱。“他看上去老多了，”金说道，而且，“在仔细端详他的眼睛时我注意到他一只眼睛明显直视，”而另一只眼睛却“不是直视”。

然而，在他访问的第一天晚上与罗斯福进行长谈之后，金放心了。总统和加拿大总理“从8点半开始一直畅谈到11点20分，”当时金看了一下时钟。“总统说他不累，谈话令他很开心。”他谈到了丘吉尔和斯大林，谈到雅尔塔以及联合国。而且，金认为：“总的来说在他身上我发现他的精力比我想象的要充沛。事实上，我不如一开始时那样担心了。”

第二天午餐时的谈话就令金感觉到有点不安了。罗斯福一字不漏地把吉米·贝尔纳斯转信天主教以及温斯顿·丘吉尔在大海中游泳这两个冗长的故事重复了一遍，而前天晚上他已讲给金听过了。金注意到罗斯福夫人和安娜似乎有点尴尬，但是没有说什么。

金并不是唯一如此担心的人。“我今天见到了总统，”前物价管理局局长莱昂·亨得森几天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吓坏了。”亨得森离开政府后，开始做私人生意，而且自1942年以来就没见过总统。“这不仅仅是他的外表像一个老头……也不仅仅是他对其他事情过于专注。而是整个氛围令人难以置信……看到他讲话有明显的困难令我很痛苦。他漫无目的地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我有一个可怕的预感他会变得越来越虚弱，他的敌人会像对待伍德罗·威尔逊一样把他踩在脚下。”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讲话起草人罗伯特·舍伍德结束每周一次与罗斯福的会面之后出来时觉得“非常抑郁消沉”。舍伍德说，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总统如此反常的安静，还有如此爱发牢骚。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奇怪的境地，谈话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他自己在说。”舍伍德注意到总统唯一一次振作起精神是在阳光走廊进行的午餐期间，当时，“在他女儿安娜轻松愉快的谈话的影响下”，他看上去似乎还是那个正常的老头。

为期5个星期的雅尔塔之行比以前更拉近了罗斯福与安娜之间的父女情，而且老头子陶醉于女儿融融的关爱之中。至于安娜，从雅尔塔回来后也非常镇定沉着。她极其出色地肩负起她的责任，她的父亲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陪伴了。而且她也玩得非常开心。“与这次会议相比其他的会议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的活动，”她的丈夫约翰高兴地指出，“所以你可以对你的兄弟胡扯。”

尽管从来没有为安娜在白宫的西翼提供一间办公室（她在她卧室的一张桌子旁办公），也从来没有授予她正式的头衔，而且她从来没拿过薪水，不像她的兄弟吉米，由于辅助她父亲的工作每年得到1万美元的薪水，但是正如《生活》杂志那年春天所报道的那样，毫无疑问华盛顿认为通过她才能用电话与总统联系上。一开始是路易斯·豪把守与总统宝座取得联系的大关，然后是米西，再后来就是哈里·霍普金斯。“但是在目前的几个星期里，”《生活》杂志记者约翰·钱伯灵说道，“散布谣言的人在四处散布一个新的秘密：把守大关的权利已传到安娜·罗斯福·伯蒂格，这个大腿修长、精力充沛、漂亮的家中长女之手，”传到“这个随便说话、随便骂人的”罗斯福总统之女的手中。吉姆·法利曾经说过：“在罗斯福所有的孩子当中，安娜是最有政治智慧的一个。”

“为了让公众了解”，钱伯灵认为，“她可以继续假装只是一个住在白宫的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现在是延长期。但是无论白宫的新闻官们说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米西·莱汉德的职位最终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占有人。爸爸的女儿规定她的工作就是让爸爸听从她的指挥。”

当罗斯福在雅尔塔时，积下了大量的工作。在后方，总统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通过兵役法案，在1945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他曾再一次呼吁国会让该法案通过成为法律。罗斯福逐渐地相信只有把全国的所有劳动力资源全部动员起来才能尽快地结束战争。现在他认为通过“要么干活要么战斗”的法案是关键。

众议院在2月已通过了兵役法案，但是该法案却在参议院受阻，大多数参议员一想到要加大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就大为气恼。参议院延误通过该法案使罗斯福非常生气。“他似乎觉得”，预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在3月12日说道，“在国会处理完这个劳动力问题之前，他不想把任何东西再送到国会去……他觉得国会在粗暴地对待劳动力状况问题，并且说几乎在战争的每一场战役中，如果在兵力和物资方面稍微更充足一些的话，结果肯定会对我们更有利一些。”

但是那年春天，罗斯福对国内的失望之情由于国外的胜利而大大得到了平衡。在德国，第三军团正迅速地朝莱茵河地区推进。“不要告诉任何人，”巴顿将军在3月23日早晨打电话告诉第十二军团的总指挥奥玛尔·布雷德利将军，“但是我已过来了。昨晚我把一个师偷偷地带了过来，周围没有几个德国佬，他们还不知道呢。”在太平洋地区，1945年2月19开始的硫磺岛战役也最终取得了胜利。硫磺岛位于东京和美国在马里亚那群岛的塞班岛海军基地中间，它作为装有重磅炸药的B-29轰炸机可以从那起飞轰炸日本的基地，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为了把硫磺岛变为自己的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对该地方进行了狂轰滥炸，这可能是世界上每英亩地面上防卫最严的地方。在山洞以及40英尺深的掩体里作战，海军陆战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6000多人牺牲，1.5万名士兵受伤，是迄今为止太平洋战争中单场遭遇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但是夺取了硫磺岛，就是取得了重大胜利，因为美国飞机现在可以满载炸弹去轰炸日本。

然而，萦绕于心的对日本人狂热主义的恐惧，让人明显地感到太平洋战争比任何人的推断甚至会持续更长，更残酷。这场战役结束时，驻守在硫磺岛大本营的20700名日军只有200人幸存了下来，一想到被俘带来的耻辱，成百上千的士兵自杀，有的甚至跳进苏里巴奇火山。

当硫磺岛战役的汇报传到华盛顿时，斯蒂姆森正与罗斯福一起讨论原子弹计划。很明显，国务院的好几位人士，包括吉米·杜恩，都对各种谣传感到很惊讶，有谣传说科学研究与开发局的局长万勒瓦尔·布什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康纳特，以极其昂贵的价格把蹩脚货卖给了总统。斯蒂姆森想让总统放心确实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实际上每一个权威的物理学家”，包括四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从事这个计划的研究，实际上，“这颗原子弹按计划准备在仲夏时进行试验，”斯蒂姆森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将对太平洋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

斯蒂姆森继续解释了一下反对派对原子弹的使用以及未来的控制的看法。尽管毫无疑问美国为了使用而正在研制这种武器，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在军方投下原子弹之前能否进行原子弹的佯攻，“为的是让日本知道除非它准备投降，要不然原子弹将被用来轰炸日本大陆”。

在前一年的10月与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的谈话中，据称在一群国际科学家的面前，罗斯福同意萨克斯的观点，第一步应该是非军事的佯攻，下一步就是警告，明确列举出将在哪里、在什么时间投放原子弹，这样平民可以逃走。在与万勒瓦尔·布什类似的一次谈话中，罗斯福问道，真的应该用原子弹来轰炸日本人，还是只是用来威胁一下。但是在原子弹成功研制出之前，任何一种观点都是不成熟的。

有关原子弹在战争结束之后的未来控制问题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莱斯利·格洛弗斯将军以及军方都站在同一边，希望这个计划仍然只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布什和康纳特则站在另一边，赞同国际上共同管理，全世界的实验室有权免费享用。斯蒂姆森认为，不管总统站在哪一边，在准备使用原子弹之前他的政策必须合乎时宜。罗斯福表示赞同，但是没有再说什么，斯蒂姆森对这次意义深远的谈话感到十分满意，他离开时绝对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上司。

3月中旬，露西·拉瑟福德来到华盛顿，住了一星期。她与她的妹妹维奥莱塔及妹夫威廉·马布里一起住在乔治城。来访的时机，极有可能是在安娜的帮助之下安排好的，它正好与埃莉诺为期3天的旅行碰在一起，埃莉诺准备去北卡罗来纳的罗利市向州众议院发表讲话，然后出席一个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举行的“山区教育”会议。

为了准备露西3月12日星期一下午的来访，罗斯福同意上午接见一大批来访者，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国务卿爱德华·斯特廷斯、美国驻巴西大使阿道夫·伯尔以及预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史密斯对总统说他看上去很健康，但似乎体重减轻了一些。“你这样认为吗？”总统问道，那副样子似乎向史密斯暗示他可能对这个话题有点敏感。

如果罗斯福出于露西的缘故而担心自己的模样的话，那天下午他的担忧很快就被驱散了，因为当他开车去接她时，露西觉得他看上去比以前更加潇洒了。尽管其他的人都为他的过度消瘦而难过，但露西对她的朋友肖马托夫夫人说“他脸上的某个地方有点像他年轻时看上去的模样”，有点像她第一次爱上他时看上去的模样。“体重减轻了很多，”露西说道，“他的相貌总是很英俊，这次更加轮廓分明。”

特工人员后来回忆道，有一次他们开车跟在总统座车的后面，当时总统和露西在白宫吃晚饭之前出发去弗吉尼亚的乡村兜风。这两位老朋友一起坐在车后座上，由一块玻璃隔板把他们与汽车司机隔开来，度过了一段独处的好时光。对罗斯福来说，希克曾经说道，开车兜风不仅是一种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而且几乎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多少办法变换一下环境。看到他准备好去开车兜风时的那个兴奋劲儿，一个来访者回忆道，“他就像一个要去看马戏表演的小孩。”

那天晚上，安娜、约翰、露西和总统一起在书房共进晚餐。“这些场合从来不存在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安娜后来坚持认为。相反，我很欢迎父亲有这样的场合，因为这都是些轻松愉快而又开心的场合，能给一个深受爱戴的父亲、一个危急时刻的世界领袖带来几小时极其需要的放松。

然而，即使并无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事实毕竟存在，露西的来访都对埃莉诺严格保密。“我认为与露西见面父亲觉得他是在做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吉米说道，“但是我肯定能理解他为何要严格保密，因为他认为母亲会接受不了的，会觉得受到伤害。”

第二天晚上露西又来吃晚饭，一起吃饭的还有安娜、约翰以及麦肯齐·金。金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没有具体提到露西，只是谈到那天晚上的晚餐“完全是一次有家庭气氛的晚餐”，他“非常喜欢”。当金在9点半起身离开时，罗斯福说道，如果在总统即将来到的选举中他能够帮上什么忙的话，他很愿意效劳。罗斯福热情地与金握手，邀请他随时再来白宫温泉镇或海德公园。露西在书房里与总统又待了一个小时，然后罗斯福就上床休息。

第二天，忙完了一连串的会见之后，坐在轮椅中的罗斯福被送到阳光走廊与露西和安娜共进午餐。安娜后来回忆道，她很愿意有这样难得的轻松愉快的就餐机会，“因为我感觉得到战争的压力，需要不断做出决定，我有时必须退到幕后。”露西是“一个极好的人，”安娜说道，“而且我很感激她。”那天晚上7点半，露西又回来了，单独与总统共进晚餐，享受了3个小时的美好时光。

当星期四上午埃莉诺回到白宫时，露西的拜访也结束了。星期六，埃莉诺和富兰克林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午餐会，与安娜、富兰克林的老朋友及法律顾问哈里·胡克以及摩根索一道庆祝他们的40周年结婚纪念。即使安娜对自己充当父亲与露西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总归会感到很不自然，但她从不向任何人露出一丝迹象，对她的父母她仍然都很坦诚，很热情。哈瑟特注意到：“40年前在婚礼上由‘泰德叔叔’这个中间人把新娘交给新郎时的那一幕中的主角，现在的情况已是截然不同，”“在他声望最为辉煌的时刻，‘泰德叔叔’这个中间人则来了个偷梁换柱。”

那天晚上，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在国宴厅再次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正式晚宴以示庆祝，来宾包括荷兰王妃朱莉安娜、荷兰大使亚历山大·劳顿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助理国务卿尼尔森·洛克菲勒以及安娜和约翰。晚宴后看电影《嫌疑犯》，这是爱德华时代的一部凶杀侦探影片，讲的是一名男士被迫杀死他那位令人烦恼不已的妻子。晚会在午夜过后不久就结束了。“就这样，”哈瑟特说道，“这一对杰出男女的事业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过去了。”

埃莉诺待在城里直到星期一上午，然后她出发进行为期4天的旅行，她将去纽约，然后去北卡罗来纳州的柯林斯勃罗参加在贝内特大学召开的一个有关复员黑人士兵的讨论会，在州立大学女子学院与2500名女生见面。这些都是埃莉诺喜欢的那类聚会。“年轻人的世界，特别是年轻女性们的世界，”她在她的专栏中写道，“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世界，因为这个国家的许多希望就掌握在她们的手中。”

埃莉诺不在时，作家吉姆·比索普注意到，罗斯福再次表现得像是一个放学度假的孩子。在星期一下午他与露西一道在乡村开车兜了很长时间的风，星期二与安娜和约翰一起就餐，星期三在书房一起喝茶。第二天晚上，就在露西为期一周的访问结束后，在格里迪龙晚餐上，记者阿伦·杜雷里一开始因发现总统看上去那么苍老而感到很难过，但当总统从身旁经过时，他清楚地发现年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似乎很有活力，头高高抬起，面带微笑，用以前人人皆知的那种方式抬手致意。

当埃莉诺从北卡罗来纳州回来时，她发现希克已经打点她的东西搬回了长岛，她感到非常难过。希克几个月来深受糖尿病的折磨，而且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担任的职位压力巨大，把她有限的精力都榨干了。在医生的建议下，她辞去了她的工作并且做出永远离开华盛顿的安排。

在离开之前，希克曾写了一封长长的告别信给埃莉诺。“告别的话都说过了，”希克写道，“我马上就要上路，肩上别着两支兰花离开华盛顿了……我一直以你为榜样，我尽了最大努力去把工作干好，而且大多数时间里，我认为我确实把我身上最美好的一切都献给了妇女部。但是很多时候我易暴躁，没有耐心，不够宽容。我最欣赏你身上的品质之一就是你的忍耐力……”

“我希望我能用语言来告诉你我多么感谢你在过去的4年中给我的许多帮助。其中有两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一是让我与你保持这么亲密的关系，二是让我有可能保留我的房子，这房子对我来说是极其珍贵。我会想念你的。然而我仍然感到你就在身边。毕竟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得很远。我亲爱的，你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朋友。”尽管希克对埃莉诺的爱没有演变成一场持久的浪漫故事，这正是希克当初所希望的，但她们之间的友谊却一直未变。

现在，希克住在白宫时过的这种奇怪的双重生活可以结束了。她担心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期间与她共事的政客们如果知道她实际上还留在白宫的话，会希望她能给他们一些照顾，所以她一直假装她住在五月花宾馆。如果晚会结束后有人要护送她回家，她就会在大厅说再见，然后走向电梯，等到她的护送者走后，再乘出租车回白宫。她最亲密的朋友包括贾治·玛里奥·哈隆以及她以前的几个女同事知道她的住处，但从没有哪个记者在报道中提到过希克的住宿情况。她的秘密得到了保护。

对埃莉诺来说，与希克的长久友谊一直是非常宝贵的。埃莉诺从未忘记是希克当初向她建议她每晚写给朋友的信可以改编成一个报纸专栏。现在埃莉诺的辛迪加报业栏是每天的固定栏目，在全国各大城镇的几百种报纸上每周刊登六次。实际上，希克离开华盛顿的那一年3月，报刊辛迪加要求埃莉诺再签订5年合约，直至1950年12月。她对合同的期约尤其满意。因为1948年的选举之后她还有两年的时间，她认为她终于能够不受当第一夫人的限制去写文章了。

但是如果说埃莉诺的事业大大得益于希克的友谊的话，那么希克的事业却受到了损害。由于放弃她女记者的身份，希克后来承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说，当蒋夫人来到白宫时，她尤其会想起她付出的代价。埃莉诺曾邀请希克出席蒋介石夫人与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希克迫切想见见蒋夫人，但是又觉得不得不婉拒这个邀请。“办公室会挤满人，”希克写道，“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进去的。我可以想象得出我以前的一些同事一定会轻声嘀咕：‘她来干什么，到这里来占地方。她再也不是记者了。’”

然而，虽然希克的激情锐减，但是她并没有失去豪情。多年后，当埃莉诺完成她自传的第二分册时她给希克寄去了几张，内容涉及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时的草稿，包括在就职典礼那天她接见希克时的描述。在就职典礼这一段的结尾，埃莉诺说道：“后来我慢慢认识到在白宫，一个人可不能把自己装扮成受宠的人。”希克认为这听起来好像她有机会报道采访埃莉诺·罗斯福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很温顺听话，受人喜爱的记者”，因此她匆匆地给汤米写了一封信。

“汤米，我得到那次报道采访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受宠于某个人的记者……在那些日子里（原谅一个老太太的自负），我是凭自己本事做事的。我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女记者。恕我这样直言，我很优秀，我清楚这一点……我写了这份报道是因为我努力争来的……也许我看上去有点傻。但是我不能让我新闻事业中最精彩的部分——这是我整个一生中唯一让我真正感到自豪的东西——像弄湿的烟火燃不起来一样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场，好像在她知道这个小姑娘并不是故意装扮成某个人的宠儿之前我只是一个温顺听话受她宠爱的小姑娘！”

埃莉诺把这一段改换成如下的内容：“就职仪式开始后不久，洛伦娜·希克来到我的起居室，我答应过与她见面。我丈夫和路易斯·豪都同意接受采访，因为她是美联社杰出的女记者，而且他们俩都认识她并且在纽约就见识过她的能力。”

第24章　“每一个人都在哭泣”

1945年3月24日星期六的晚上，与玛莎公主及奥拉夫王储共进晚餐之后，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登上夜间火车，前往海德公园，总统计划在那里好好地放松一下，多睡觉多休息，在书房稍微做一些事情。“希望清新的空气和安静的环境对他有作用，”哈瑟特那天上午在他们到达后说道。

“一切生命都勃发着生机，”埃莉诺高兴地注意到。看到正在发芽的小树以及破土而出的小花会让人产生一种宁静和神清气爽的感觉。星期天下午，富兰克林与埃莉诺说起长久以来埋在他心里的事情。他希望她能在4月20日和他一道飞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的首届会议，然后在5月下旬或者6月上旬的某个时候，他想让她陪她去伦敦、荷兰以及前线。

他们将乘船去南安普敦，然后乘火车去白金汉宫，在那里他们将与国王、王后一起住几天。他欠皇室一次回访的人情，他说，而这似乎是最佳的时候。然后他想与国王一道驱车驶过伦敦的街道，在议会两院发表一个演讲，然后与丘吉尔到契克斯别墅度假。他已经把他的计划告诉了丘吉尔，首相非常热情。

“罗斯福，”丘吉尔预言道，“将得到英国人民隆重的欢迎，将是自尼尔森勋爵凯旋回伦敦以来英国人民给予的最隆重的一次……这将是真诚而自然地发自英国人民内心的欢迎；他们都深爱着他，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消除了他们的担心，5年来他们一直担心这些恐惧有可能更加猛烈地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伦敦之行结束后，他们将看望战场上的将士们，到荷兰拜访威廉明娜女王，访问海牙，终点站为巴黎。一想到这次旅行，罗斯福就非常兴奋，以至于他无法对它保守秘密。在与麦肯齐·金以及弗朗西斯·帕金斯最近的几次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件事，而且看上去就好像过去的几个月内他已去过了一样高兴。“我一直想做这件事，”他对帕金斯说道，“我想亲自接见英国人民。埃莉诺战争期间对英国的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的意思是，这对她，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成功，这样我们更能了解他们的问题……我告诉埃莉诺去定做衣服，买一些漂亮的衣服，这样她会看上去真的很漂亮。”

当帕金斯辩解说去欧洲的旅行太危险、德国人会谋杀他时，罗斯福用手捂住嘴，轻声说道：“欧洲战争5月底就将结束。”知道罗斯福清楚这一点让帕金斯大为放心，她后来说道：“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

埃莉诺急切地倾听着富兰克林的计划。当她的丈夫像这样充满智慧、脸色红润、充满胜利的喜悦时，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也许，随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她也开始憧憬这次旅行每一个令人向往的细节，忘却了目睹富兰克林健康急剧恶化带来的痛苦，在最近的日子里这样的情景甚至愈发清晰。

第一次，埃莉诺难过地注意到那个周末富兰克林再也不想自己开车了。他让她开车，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他让她调制鸡尾酒，就在几个月前这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注意到，他也不喜欢她就某个公共政策问题与他进行争论的一贯方式。在就和平时期征兵问题进行的激烈讨论过程当中，她“突然意识到他很烦躁不安，他再也不是一个沉着冷静、不易激动的人了”，他以前总是激发她继续进行激烈的争论，“这只不过是另一种我们都不愿意承认的变化迹象。”

然而此时，他却充满激情地谈论未来的计划，以至于她也开始觉得所有这些旅行都将实现。除了旧金山和伦敦，他还想带她一起周游世界，到中东住几年，通过造林、灌溉、发展合适的农业以及水土保养为部分沙漠带来生命尽一份力。

当埃莉诺笑着暗示说他可能喜欢“享受几年没有责任负担的生活”，不用去管那些“新的令人烦恼的问题”时，他转向她，非常郑重地说道，“不，我不喜欢住在没有东西生长的地方。”他的话使她想起了多年前他曾说过的，那时他们第一次参观了大峡谷。她认为那是她曾经见过的“最漂亮，最壮观的风景”。“不，它看上去死气沉沉，”他说道，“我更喜欢海德公园的绿树。它们有生命，在不断生长。”

“那种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观念总是强烈地存在于他的身上，”埃莉诺说道，“他从不喜欢对过去念念不忘，而总是喜欢朝前看。”所以现在，尽管她很担心他精力日益衰退的迹象，但她对他那些帮助中东和亚洲改善环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树立了信心。“对你来说那听起来是不是很累？”她对一个就他黝黑的脸庞发表看法的朋友说道，“我已做好一切准备在一边闲着，他却仍然盼望有更多的工作可做。”

当总统在海德公园时，与斯大林的关系却到了危急时刻。罗斯福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尽力在向人们阐述清楚波兰日益恶化的局势，在波兰，尽管斯大林在雅尔塔达成了严肃庄重的协议，但是华沙的共产主义政体拒绝拓宽它的基地，或是举行自由选举。丘吉尔一直敦促罗斯福进行干预，警告说如果不尽快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他们在波兰实现民主的希望就会破灭。罗斯福一直没有迅速做出反应，他担心在波兰问题上与斯大林进行直接冲突会破坏他建立联合国这个更重要的梦想。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报告——而且一个比一个更让人心烦——从哈里曼和斯特廷斯手中传过来，罗斯福最后同意丘吉尔的看法，该是直接向斯大林发话的时候了。“我不能向你隐瞒，”罗斯福在3月29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道，“自从我们在雅尔塔召开了富有成效的会议以来，我很担心我们相互之间利益的发展……我必须让你明白任何会导致现存的华沙政体在显而易见的伪装掩盖下继续维持下去的解决方法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而且会使美国人民认为《雅尔塔协议》失败了。”

尽管斯大林做出了不令人满意的答复而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丘吉尔知道自己和罗斯福现在已行动一致，就感到放心多了。“我们的友谊，”他对总统深信不疑地说，“是我建立未来事业的牢固基础，只要我是建造者之一。我总是想起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那时你设想出《租借法案》，那时我们在阿根廷会晤，那时我由衷地同意你决定发动对北非的进攻，当托布鲁克失陷时你安慰我，给我提供了300架谢尔曼式飞机，结果在随后的阿拉曼战役中声名远扬。我还记得我们个人的友谊在全世界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现在正在接近它的第一个军事目的。”

当总统于3月29日上午从海德公园回来时，格蕾丝·塔利非常难过地看到他度过的4天周末“并没有抹去他脸上的疲惫”。他看上去很憔悴，脸色苍白，而且眼睛下方的黑圈更加深了。“你在海德公园休息得好吗？”塔利问道。“是的，孩子，但是还没有完全休息好，我更高兴到南方去。”

那天下午4点，按计划罗斯福在劳拉、玛格丽特、塔利和布鲁恩的陪同下要前往温泉休养两个星期。他已打点好他“休闲时光通常用的随身物品”，塔利回忆道，“他收集的邮票、邮票目录以及装备”，而且一直在盼望着这次旅行。安娜本来也计划要去，但是在最后一刻她6岁的儿子约翰尼因为患有严重的腺感染而病倒了，不得不住进沃尔特·里德医院，在那里每天要给他注射青霉素，当时这是一种试验用阶段的超新型药。

由于无法陪父亲一起去，安娜安排露西·拉瑟福德在他停留的第二个星期去温泉镇。知道这个情况后，富兰克林温柔地劝说埃莉诺不要去。“他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多年后埃莉诺回忆道。“他喜欢去温泉镇，但是他对我说他觉得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做，而且我最好等待一下，以后再去。他将带两个人去，他很喜欢这两个人即玛格丽特·萨克雷和劳拉·德拉诺留在他身边，而且他还非常有趣地说和她们的任何一个人在一起他都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儿。”

下午两点，火车驶进了温泉镇的小车站。“总统是我见到过的脸色最难看的活人，”车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道。麦克·雷利也暗示说当他去把总统接到汽车上时出了点麻烦。通常这个过程“相当简单，尽管他重180磅，而且完全不能支配他的双腿。他完全依靠他的手、胳膊和肩膀。通常他背对汽车，然后选派的某个人把他抬起来，他就往后靠直至他的双手紧紧抓住了汽车门的两边，然后实际上他会挣脱你的手自己挪到汽车里，坐在一个活动座椅上。”但是那一天，雷利使出了全身力气才把他移到汽车上，因为总统“死沉死沉的”。

但是当得知“温泉镇曾救过他一次命”而且可能会再次有这样的奇迹时，雷利也树立起信心。“我总是觉得他把这个地方看成是一个产生奇迹的力量和健康的源泉，”雷利说道。所以，当罗斯福前往“小白宫”时，“这不仅仅是一件我们希望这次旅行会对老板有好处的事情，而且我们只是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一定会的。”

在佐治亚温暖阳光照耀下，到第一个星期结束时，古老的奇迹似乎在生效。“日子过得宁静安稳，”玛格丽特·萨克雷回忆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得到悠闲自在而又有规律的休息。他的食欲也一天天地在变好，而且他的精神日渐好转，因为他不感到那么累了。”在上午，他通常处理他的文件，然后进行口述；午饭后，小睡一会儿，然后到桃树结满果实的倾斜起伏的乡村开车兜风。

4月5日星期四，菲律宾总统塞吉奥·奥斯门纳来吃午饭。奥斯门纳离开后，罗斯福在他的起居室召开了一个轻松的新闻发布会。“他身体很好，”萨克雷说道，“而且看上去比一个星期前好多了，以至于我们几乎忘了他仍然是一个有病的老人。他看上去似乎长胖了一些，他的脸看上去胖了一些，而且不那么疲惫。”

“这是一个美丽而又安静的下午，”梅里曼·史密斯说道，“总统很友好，很随和。”法拉在人群中摇摇晃晃走来走去，一边嗅嗅人们的裤脚，一边摇着尾巴，此时罗斯福告诉记者们他和奥斯门纳讨论了太平洋战争的情况以及不久的将来菲律宾将获得完全独立。轻松愉快的采访正要结束时，一个记者突然转换话题，要求罗斯福就有消息传闻苏联将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三张选票一事发表一下看法。

“那件事情，”罗斯福哈哈大笑起来，“一点也不深奥。”但是，在他起居室这种亲切的氛围中，罗斯福还是继续解释一番引起争议的三张选票事件的来龙去脉。“事实上，要求获得三张选票的请求是悄悄地进行的。斯大林对我说——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你知道，有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被战争完全破坏荒废了，一个是乌克兰，另一个就是白俄罗斯。在这些地方，成百上千万的人牺牲了，而且我们能够在联合国大会上给他们一个选举权的话，我们认为这将振奋他们的人心——会帮助他们增强信心。’它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机构，它只是一个授权机构而已。”说完这些，罗斯福结束了发布会，然后去休息。

当富兰克林不在身边时，埃莉诺有很多事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包括她通常参加的一系列的慈善活动，以及对朋友们做出的承诺。4月6日周末，她和汤米去了海德公园，开始了大房子夏天开放的准备过程。富兰克林星期六晚上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但是正如第二天她在一封长长的闲聊家常的信中解释的那样，他打电话时她睡得迷迷糊糊，因为她整整一天都在忙着把桶打开，重新布置瓷器，清扫架子。由于难得有这样的锻炼，她浑身酸痛，她对他道，尽管这很有趣。

“我忘了告诉你，”她继续写道，“伊莉诺·摩根索在佛罗里达的德托纳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亨利一直担心得不得了。我想伊莉诺是受不了战争的压力，而且尽力不表露出战争的压力影响了她的血液循环……今天晚上我一点也不困，所以我还给詹姆斯、埃利奥特、小富兰克林、伊莉诺、隆美以及西斯蒂写了信，现在我得上床休息了，因为明天上午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明天晚上将去新汉普夏，星期三的晚上我就回到华盛顿了。”

“我爱你，亲爱的，”她结尾时写道，“我很高兴你的健康正在好转。昨天晚上第一次听起来你很高兴，我希望你回来时体重有170磅。”

不为埃莉诺所知的是，富兰克林那个星期六晚上的好心情有可能是因为得知露西·拉瑟福德在星期一就要来看他的消息而带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书房的电话记录表明罗斯福在温泉镇的时候几乎每天都给在艾肯的露西打电话。4月9日星期一，她正打算开车与她的画家朋友伊丽莎白·肖马托夫夫人一道去温泉镇。罗斯福告诉她下午4点他到梅肯接她们的车。然而，由于道路错综复杂，这两位女士迷了路，很晚才到。“什么也看不到，”肖马托夫夫人说道，看不到总统的汽车也看不到小轿车。“没有人爱我们，”露西开玩笑地说道，“没有人关心我们。”在继续前往温泉镇的途中，她们发现有一群人聚集在格林维尔小山村一个拐角处的药店门前。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玛格丽特·萨克雷以及法拉正坐在一辆敞篷汽车里，喝着可口可乐。“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看到露西，脸上就露出高兴的表情，”露西得知罗斯福毕竟还没有忘记她而感到十分放心，肖马托夫夫人一下子被这一幕感动了。

肖马托夫夫人回忆到，那天晚餐上，罗斯福“讲了很多笑话”，在4个女人（玛格丽特和劳拉被邀请与露西和她的朋友一道共进晚餐）敬佩的目光中感到非常开心。肖马托夫夫人的目光却被劳拉奇怪的表情、淡蓝色的头发、引人注目的喇叭裤，以及“像多彩浮雕一般漂亮的侧影”吸引住了，但是她注意到，罗斯福似乎一直不断地在与露西说话，谈话内容无所不包，从丘吉尔谈到斯大林，还有食品。

第二天上午，当罗斯福坐在阳光走廊里处理文件时，肖马托夫夫人开始肖像的初稿创作，露西要把这幅画像送给她的女儿芭芭拉。即使肖马托夫夫人在打草稿时，罗斯福仍然在与露西开玩笑。看到他们之间融洽的感情，肖马托夫夫人带来的协助她工作的摄影师哈罗德·罗宾斯觉得他们就像幸福的小孩子在享受最美好的时光，好像这种时光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下午，罗斯福带着这4个女士乘上他的敞篷双轮四座轿式马车去兜风。路上，他遇到了骑着马的梅里曼·史密斯，这匹马是他在山村药店雇来下午骑的。“当我勒马停住时，”史密斯回忆道，“罗斯福高贵地向我鞠一躬。他的声音很舒畅，很洪亮，听起来就像以前的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向我打招呼道：‘嗨嗬，西尔弗！’他的嗓音隔一个街区都能听得到。”

晚饭后，罗斯福送给露西一张照片，照片是他们两个初次见面时照的，当时他还是海军部长。当肖马托夫夫人看到照片上英俊年轻的罗斯福，然后又看到露西“漂亮又略显红润的脸”时，她为他们感到高兴。“这个地方又安静又漂亮，”她后来写道，“四周环境很幽静，似乎就是为重新勾起那些旧时的回忆而营造出来的。”

第二天，即4月11日，罗斯福精神饱满，他正起草一份杰斐逊纪念日的讲话稿。“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写啊写啊，”多年后萨克雷回忆道，“身子稍微倚靠桌子，塔利小姐手里拿着铅笔在一旁守候……然后，当他写完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是怎样从走廊回到房间的，他的脸上是一副非常满足的表情，说道：‘嗯，我用自己的手写完了大部分讲稿。’”

这是“一次出色的讲话”，哈瑟特写道，正如罗斯福大多数的讲话一样，它把乐观主义以及对美国人民的信任极好地结合起来激励每一个人。“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罗斯福在他第一次著名的就职典礼上说过这样的话；而现在，在他要写的最后一次讲话中的结束语中，他又回到了同一个话题。“我们明天的理想实现的唯一限制，”他写道，“就是我们对今天的怀疑。让我们带着坚定积极的信念大踏步地向前进吧。”

那天晚上，亨利·摩根索从佛罗里达来，准备转车去华盛顿，他与总统和这4个女士一道喝鸡尾酒，共进晚餐。“当时见到他时我惊讶不已，”摩根索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发现他苍老了很多，而且看上去很憔悴。他的手在发抖，结果把杯子都打翻了，当他倒鸡尾酒时我不得不把杯子握住……我从来没见过他从轮椅上挪到一个普通椅子上时这么费力，看到他这样我很难受。”

喝完两杯鸡尾酒，罗斯福似乎精神好了一些。当他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安娜询问约翰尼的病情时，他精神很好。“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第二天就要来临的那些令人愉快的烧烤，”安娜回忆道。“烧烤唯一不好的地方，”他对她说道，就是他事先就知道他不能吃得太多，但是他打算尽情享受一番。

晚餐时的谈话轻松又亲切，尽管肖马托夫夫人发现“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她把这归因于摩根索的在场。这个外人一走开，“马上就恢复以前那种轻松愉快的氛围”。罗斯福舒适地坐在壁炉旁的一把扶椅里，肖马托夫夫人主动讲了她最喜欢的一个鬼故事，这就是大作家凯瑟琳写的《黑珍珠项链》。“我的故事刚讲完，”肖马托夫夫人回忆道，“正要讲下一个故事时，布鲁恩医生和他的助手进来了。总统像一个小孩那样请求再待一会儿，但最终还是同意回房休息，对我说他明天上午准备让我来画画。”

1945年4月12日，温泉镇“晴空万里”，萨克雷回忆道，“预示着这将是炎热的一天”。中午，总统与露西、劳拉以及玛格丽特一道坐在他的起居室里，而肖马托夫夫人则站在她的画架旁画画。肖马托夫夫人对他“气色特别好”感到很吃惊。萨克雷也认为他看上去“令人吃惊地好，而且穿上那件灰色的双排扣西服，戴上深红色的领带，看上去很健康”。

邮件来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信件和文件等着总统签字。每一份文件一签好，哈瑟特就拿起来，把它铺在椅子上让墨水晾干。“嗯，”罗斯福打趣道，“你的衣服洗完了吗？都干了吗？”在这些文件中有一封信是国务院送来准备让总统签字的。“一封典型的国务院信件，”罗斯福笑着说道，“什么也没说。”当他要签署一份国会刚通过的要求延长商品信贷公司的期限法案时，他仍然精神很好。“瞧，”当他用花体签上他的大名时他对女士们吹嘘道，“就这样我把它变成了法律。”

就在那个时候，总统的女仆莉齐·麦克杜菲正走进客人的房间整理床铺。透过起居室的窗户朝外望去，她看到罗斯福坐在椅子里，朝着露西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微笑。“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莉齐后来说道，“他正在端详一位漂亮女士的笑脸。”

一点钟，司膳总管进来摆桌子吃中饭。罗斯福看了一下手表说道：“我们只剩下15分钟了。”然后，突然地，肖马托夫夫人注意到，“他抬起左手，用一种奇怪的痉挛性动作好几次把手抬到他的额前。”接着，他的头低了下去。萨克雷以为他在找什么东西，她走到他跟前问他是否把香烟掉了。“他看着我，”萨克雷回忆道，“他的前额痛苦得起了皱，而且极力想笑一笑。他抬起左手摸着他的后脑勺说道：‘我的后脑痛得非常厉害。’然后他就倒了下去。”

萨克雷一把抓起电话，要接线员去找布鲁恩医生，要他马上过来。与此同时，总统的贴身男仆阿瑟·普勒蒂曼以及司膳总管把昏迷不醒的总统抬进卧室。当布鲁恩医生到达时，他马上判断出总统患的是脑出血。“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布鲁恩后来说道，“他大脑的许多地方都遭到了损伤。”

露西和其他女士仍然站在起居室里。“场面非常混乱，”肖马托夫夫人回忆道，“似乎没有人知道她们该走还是该留下。”

“我们必须打点行装离开，”露西轻声对肖马托夫夫人说道，“他的家人将乘飞机赶到，房间必须腾出来，我们必须在天黑以前去艾肯。”没过多久，肖马托夫夫人回忆道，她和露西就回到客房，急急忙忙地把她们的东西扔进箱子里。她们离开时大约是两点半。

在卧室里，布鲁恩尽了他的最大努力，“没有太多的办法，”他承认道。他通知麦克因泰尔医生，麦克因泰尔又打了紧急电话给亚特兰大的詹姆斯·鲍林医生，他也是前一年在贝瑟斯塔海军医院为总统检查的医疗队中的一员。布鲁恩脱掉总统的衣服，让他穿上睡衣裤。当格蕾丝·塔利到达屋子里时，只能听到从卧室传来痛苦的呼吸声，让人感到害怕。“你能听到的都是呼吸声，”莉齐·麦克杜菲回忆道，“有点像深沉、持续、长长的喘息声。”

当哈瑟特走进卧室时，塔利正低着头在祈祷。“他的眼睛紧闭着，”哈瑟特注意到，“嘴巴张开着——发出可怕的呼吸声……但是他的希腊鼻和高贵的前额仍然是那样威严……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3点半过后不久，罗斯福的呼吸停止了。当鲍林医生到达时，布鲁恩医生正坐在床上为他做人工呼吸。“我们给他的心脏注射了一支肾上腺素，”布鲁恩回忆道，“有时这会使心脏重新起搏——但这次却没有效果。就这样。”总统去世了。

哈瑟特给白宫打电话向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报告了这个消息。这两个人一致认为温泉镇的准备在告知埃莉诺之前不再多发表意见。麦克因泰尔医生在一小时前已打电话告诉她罗斯福昏倒了。医生“一点也不惊讶”，埃莉诺回忆道，但是建议她做好那天晚上去温泉镇的准备。她应该取消那天下午4点钟的演讲活动吗？埃莉诺问道。不要，麦克因泰尔坚持道，如果她取消讲话在讲话前最后一分钟飞往温泉镇的话，会引起流言蜚语。

埃莉诺正好在下午4点到达沙尔格雷弗俱乐部，她坐在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和这次活动的主席阿伦·道格蒂夫人之间。埃莉诺身穿轻柔的红色套装，一位记者认为她“非常漂亮”。她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就回到首席桌听杰出的钢琴家埃弗琳·泰勒演奏。在演奏的过程中，有人告诉埃莉诺有电话找她。这个消息让她觉得“十分意外”，坐在她旁边的一位女士后来回忆道。

埃莉诺悄悄地说了声对不起，就去接电话了，是斯蒂芬·厄尔利打来的电话。他“非常的不安，”埃莉诺回忆道，而且他“要求我马上回家。我甚至都没问为什么。我内心深处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不过还得注意礼节，所以我又回到晚会上……”

埃莉诺重新回到首席桌的位子上，她一直等到泰勒小姐的钢琴曲演奏完毕，一起和大家鼓掌，然后站起来说道：“刚才打电话来说要我回白宫，在这次愉快的音乐会结束之前就要离开，我深表歉意。”听众们站起来为她热烈鼓掌，然后她离开了大厅。

“我钻进汽车，在去白宫的路上我一直双手紧握坐在那里。我心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那些可怕的想法说出来之前，实际上你并不能确切说出来那到底是些什么。我走进我的起居室，斯蒂芬·厄尔利和麦克因泰尔医生走过来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当安娜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正与约翰尼在贝瑟斯塔海军医院。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麦克因泰尔医生就告诉她说她父亲突然倒下了，但是由于她也无能为力，她只好回到医院去。“我到医院还没待上20分钟，”她回忆道，“这时贝瑟斯塔海军中心医院的院长走了过来，只说了一句话：‘伯蒂格夫人，我的车正等着把你送到白宫去。’很明显他也得到指示。那只是处理事情的一贯方式而已。”

当安娜回到白宫时，她去了母亲的起居室。埃莉诺已经换了一身黑衣服，派人去请副总统，给她在服现役的4个儿子拍了电报。“他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写道，“正如他对你的希望一样。”在这样一片难以形容的混乱中，她仍然镇定自若地打电话到伊莉诺·摩根索生病住院的德托纳海滨医院，要求把收音机从她的房内拿走以免让伊莉诺听到这个消息而使疾病反复。

5点半，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来到了白宫，他还不知道为什么叫他来。他被引到第一夫人的起居室，埃莉诺与安娜、约翰以及斯蒂芬·厄尔利正在那里等候。埃莉诺走上前来迎接他，把手轻轻地放在他肩上。“哈里，”她说道，“总统去世了。”好一会儿，杜鲁门说不出话来。然后，他终于恢复了说话能力，问他是否能为她做些什么。

埃莉诺回答道：“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为你效劳吗？因为现在你是有麻烦的人。”她告诉杜鲁门她正计划那天晚上飞往温泉镇，想知道她动用一架政府的飞机是否合适。杜鲁门向她保证说当然合适。几分钟后，斯特廷斯来到门口。泪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淌，他讨论了召集内阁会议以及让副总统宣誓就任新总统的计划。

到晚上7点，几乎所有的内阁成员都聚集在内阁会议厅，一道出席的还有首席法官哈兰·斯通。“这群人都神情忧郁，”斯蒂姆森看着摩根索、比德尔、伊克斯、帕金斯以及斯特廷斯的脸这样写道，“尽管他有这么多癖好，我们的上司是一个非常和蔼友好的人，他的幽默和轻松诙谐总是使内阁会议变得轻松活跃，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感受到失去了一位真正知心的朋友，我知道我是这样想的。我从不隐瞒这个事实，我认为他的管理程序杂乱无章，但是他的外交政策却是建立在一种伟大远见和敏锐观察的基础上，而且在这个国家思想观念极其混乱的时期，失去了他的领导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宣誓就职结束几分钟后，埃莉诺前往温泉镇。当她来到白宫的前门廊时，她与安娜说了几分钟话，安娜将留下来协商一下葬礼仪式的计划安排。当她朝汽车走去时，她屈身向聚集的人群致意，看到站在那里的有礼宾官、门卫以及女记者。“到最后时刻她仍是一个坚强的人，”记者贝斯·法曼惊叹道。然后她与安娜吻别，“迈着她一贯的坚定步伐大踏步地朝等候在那里的小轿车走去，一言不发、独自一个人地朝她的丈夫走去。”

哈里·霍普金斯听到这个消息时还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的圣玛丽医院，尽管他很虚弱，但他还是计划要马上飞往华盛顿。他从病床上起来，开始给朋友们打电话，他感到需要与人谈谈罗斯福。“你和我都得到了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可以让它伴我们度过余生，”他对罗伯特·舍伍德说道，“这是一个伟大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是什么东西让这么多的人信任他，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这样爱戴他，总统从来没让他们失望。那就是你和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东西。”

“嗯，我们都知道他可能会使人很恼火，”霍普金斯继续说道，“他似乎还有点见风使舵，敷衍了事，而且当我们认为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做出太多的让步时，他会让我们大家感到焦躁不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不重要的事情，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他确实知道它们其实是多么渺小和不重要。但是在大事情上——所有那些真正永远至关重要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让人们失望。”

当丘吉尔听到罗斯福去世时已是伦敦时间午夜过后，“我觉得好像全身遭到重击，”丘吉尔回忆道，“我与这位杰出人物的关系对我们一起工作的漫长而困难的岁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这样的关系终于结束了，而且这是一种切肤之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这种感觉更是让我无法忍受。”

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大使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大约是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他开车去克里姆林宫告诉了斯大林。这位苏联领导人显得“非常沉痛”，哈里曼写道，握着大使的手足足将近30秒才让他坐下来说话。斯大林然后详细地向哈里曼询问了罗斯福去世的情况，并且发了一封信去国务院要求进行尸检，鉴定一下罗斯福是否是被毒死的。

当消息传遍美国的城镇时，普通老百姓、政治家以及记者都难以接受罗斯福去世的事实。对那些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来说，没有罗斯福的美国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他去世时已当了13年总统，那些刚满21岁这个合法选举年龄的年轻人正好参加了他的第四次总统选举，当总统第一次宣誓就职时他们只有9岁。女学生安妮·勒尔夫记得在听到罗斯福已经去世的消息之后骑车返回操场时，她就“像个小孩子似的感到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因为他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位总统。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有其他的总统。一直以来都是他在当总统，他就是总统”。

记者I．F．斯通正在纽约的《公共管理》新闻办公室工作，突然一名勤务工手里拿着一份联合新闻社证实总统死亡的报道从电讯室跑了出来。“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斯通回忆道，“似乎就是难以置信，就像噩梦中发生的事情，因为在恐惧的背后是一种让人放心的感觉，你一觉醒来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场梦。当传来凯撒·奥古斯都去世的消息时，罗马人一定也是这样的感觉。”新闻记者斯图兹·特科尔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斯蒂文斯饭店喝酒。“所有的人都走了。我沿着密歇根大道往南走，我禁不住哭了，所有的人都在哭泣。”记者杰克·阿兹库尔达当时正在《新闻日报》的办公室，“天哪，办公室有声称是属于共和党的人，也有可能来自从事股票经纪业务世家的永远也不会原谅罗斯福的人……但是我能记得我和其中的一些人一起来到酒吧，这是我们出版完一份新报纸后经常来闲逛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哭了。”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奥尔本·巴克利对记者们说道，“这是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大悲剧之一。”共和党人士、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先生同意这个说法。“总统的去世，”他说道，“使我们的时代失去了一位事业正处于顶峰时期的伟大人物，使世人震惊，因为他的言行比其他任何人对整个世界都更为重要。他死得像一位战争英雄，因为他实际上是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鞠躬尽瘁。”193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顿说道：“他不能活着看到最伟大事业的实现，真是一大不幸。”

即使一贯严肃沉稳的《纽约时报》也发表大量赞扬的社论文章，“从现在起的100年里，人类应跪下来感谢上帝让富兰克林．D．罗斯福入主白宫……是他，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促成了联合国的大联盟……是他的领导才能鼓舞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自由人士以更加伟大的理想和勇气去进行战斗。现在他的这些天才和能力一去不复返了……对小人物和地位低下的人们的艰难和困苦、失望和希望就像他自然而然地呼吸空气一样表现出强烈的、发自内心的关心，现在也一去不复返了。”

丘吉尔曾经说过，邂逅富兰克林就像打开你的第一瓶香槟酒，他的谈话轻松愉快而充满智慧，他的人格光彩夺目，他的内心充满活力，罗斯福真心诚意地爱戴人民，他喜欢承担责任，而且极喜欢当总统。在我们当今的总统当中，只有他“没有要有与之相配的办公室这样的概念”，政治学家理查德·纽斯塔德说道，“他就是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概念就是自己在办公室。”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习惯去忧郁地深思默想那些当总统带来的“负担”。“如果你行的话，难道你不想当总统吗？”有一次他这样天真地问一位朋友，“难道所有的人都不想吗？”

无论是在米西·莱汉德在一旁相帮着整理邮票，由妻子陪伴检阅军队，向哈里·霍普金斯探听最近的好莱坞传闻，享受时髦女士陪伴在身旁带来的快乐，拉拢潜在的对手，发表炉边讲话，平息一名不满的内阁官员的怒气，与记者们作妙趣横生的如流对答，还是与丘吉尔进行密谈，罗斯福的热情洋溢渗透到他领导才能的每一个方面。“在罗斯福的领导下，”历史学家威廉·吕克腾博格说道，“白宫成了所有政府关注的中心——成了各种思想的来源，行动的发起者，以及全国利益的代表，他接任的这个政府部门在此前的12年中威望和权力大大下降，现在他恢复了它的重要性，这一切甚至远远超过了西奥多·罗斯福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所做的一切。他为现代的总统职位赋予了新的内容。”

“他是20世纪或者可以说任何一个世纪以来少数几个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英国哲学家艾赛亚·伯林写道，“他似乎对未来毫不害怕，”尽管美国对1940年春天的战争没有做丝毫的准备，但是罗斯福从不怀疑美国的后方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自由人民不受压抑的能量能够战胜最为厉害的极权主义政府。在他的脑子里，有了美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没有战胜不了的巨大危险，没有战胜不了的巨大挑战。他提供了行动框架、机会以及妙计，剩下的事情就让人民去做。

战争期间，诋毁白宫的混乱与乱七八糟的状态，诋毁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职责范围互相重叠，下发的命令前后矛盾的官僚机构，成了一种时髦。然而，事后细细加以思考，似乎又觉得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机构都可能不会像罗斯福领导的美国那样取得了这么多的胜利，进行了这么多的改制。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它没有总体规则，没有简单划一的责任部门，没有责任的明确分配。战争期间这个国家的行为只是反映了个别人的性格、长处和弱点。一个小人物，一个几乎没有自我的人会寻求更加严格的管制，寻求以更僵硬的方式去承担责任和掌权。但是罗斯福从来不觉得他或者他的领导地位受到各种纷杂事情和混乱局面的威胁。他会去尝试任何事情，他会同时朝着不同的方向行动，他放马任其驰骋且从不怀疑自己驾驭这些奔马的能力，即使它们有失去控制的危险。只要后方基础很强大，只要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已投入到生产工作中去，即便事情乱到极点他也承受得起。

他的批评家们肯定地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他就会束缚限制自由企业制。至今为止，富兰克林仍然是大政府和计划经济的象征。然而，战争期间，在罗斯福的领导下，他的政府和私人企业主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企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它全部的潜能。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私营生产商们可以自由地与政府进行合同谈判，而且没有一家企业被命令要搬到什么地方或是在什么地方从事生产。公司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可以冲销投资的全部成本，给它们提供财政和物质资源以便能完成合同，而且保证有巨额利润。曾经声称他的目的是要掌管一大批有组织的金钱的这位领导已成了他们最大的施主。

但是，即使在战争期间他全力支持公司，罗斯福仍坚持要保持前一个十年的社会改革成果。他与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是以美国工人们为代价而换来的。相反，战争期间美国的工人享有充分的就业，得到高额收入，获得新的附加福利，并享受累进免税代码制。工会的会员数增加了600多万。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罗斯福极力与之斗争但收效有限的经济大萧条已经结束。促使公司和劳动力获得如此发展是武器和机动车辆惊人的、似乎永无止境的产量，它大大超过了罗斯福的预计，而这曾经被经济学家和生意人都嘲弄为“不切实际的”。尽管罗斯福没有活着看见战争的结束，但是他要使美国成为“民主的兵工厂”的目标在他去世以前就完全实现了。在1940年到1945年间，美国为盟军的事业贡献了将近30万架飞机，美国的工厂制造了200多万辆卡车、10735辆坦克、87620艘战船、5475艘货船、2000多万支步枪、机关枪和手枪，以及440亿箱弹药。“毫无疑问，”军事历史学家们得出结论认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提供的大量战争物资而不是盟军在人数上的优势。”

“这些数字都是天文数字，它们的重要意义是无法表达清楚的，”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写道，“打个比方说，这相当于每个月可以修建一条巴拿马运河，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剩余；那还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它的全部意义仍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它的全部意义几乎是非人力所能理解得了的。这里展示的力量甚至远远超过以前那些极其自负而又骄傲自大的美国人的想象。这种没有东西能与之相比的力量——事实上从具体的角度上来说，确实没有——是再也不可能有的了。”

罗斯福成功地动员全国人民全体行动起来达到一种非凡的程度，这主要依靠他对他的追随者们有一种超人的敏感性，有能力正确评估公众情绪，并且领导人民每次都前进一大步。比起以前的任何一位总统，他更注重研究民意：他阅读各种报纸；他分析民意调查；他一有可能就去全国各地访问，当他不能去时就派他妻子去；他召集有性格冲突的人在一起工作以便获得不同的见解；就餐时他试探来访者的看法；他会在记者们身上试试他们对他的观点的反应。但这靠的不仅仅是勤奋。像所有伟大艺术家一样，罗斯福依靠自己的直觉把最微小的细节和最不相干的感想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协调的模式，他能够觉察到别人在想什么，有什么感想。

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极好的时机感。他知道什么时候行使总统的权力，什么时候留待后用，什么时候向前进，什么时候向后退。他曾经说过：“我就像一只猫，我迅速行动，然后再休息。”从战争一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盟国的事业中，但是他知道他不得不把决策、发表讲话以及事态的发展结合起来而渐渐地把主张美国不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民说服过来。

他等到人们对法西斯入侵西欧的反应越来越强烈时才于1940年5月16日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让一群公民代表于1940年夏天带头起草法案，而他则集中精力与英国做驱逐舰的生意。然后，当看上去草案似乎要遭到失败时，他表示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得法案得以通过。收到丘吉尔因为英国的财政危机而发来的紧急求助信之后，他在“图斯卡鲁萨”号上静静地坐了好几天才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把武器“租借”给英国，战后以实物偿还。然后，他又准确意识到当时公众对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因此他成功地让国会和全国人民接受了“租借”这种想法，认为这是美国对战争的最佳选择方案。1941年春天，在为船只进行护航这个问题上，他抵制了巨大的压力，人们认为为船只护航会使美国人在做好准备之前就被卷入到战争中去。然而，他再一次准确地把握了公众情绪的状态——在大家愈发积极地投入到盟国事业的时候，由于担心派遣美国士兵到海外去，这种积极性受到了破坏——他生动讲述了海上发生的严重形势，宣布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刻”，这使他行动的步子看上去似乎比实际上迈得更大。他决定不能让一个意见不一的国家投入到战争中去，他要等待事态的发展而把国家团结起来。当这个《租借法案》在1941年经过一次投票表决就在众议院得到通过时，证明了他明智的估计。等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主张美国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抵制主义终于被彻底击碎，并使大家齐心协力，这是赢取战争胜利的关键。

罗斯福的时机感在他作为最高统帅所采取的行动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每次都知道什么时候该行使自己的权力，什么时候该留待后用。他挑选并组成了一支一流的军事人才队伍，其中包括马歇尔、金、阿诺德、李海，并给他们指挥战争的充分自由。斯蒂姆森充满敬意地说道，罗斯福从来没有出于个人或政治的动机推翻他手下指挥官的决定，一次也没有。尽管如果进攻北非的军队能够提前几天发动，民主党的力量就可能在1942年的选举中得到大大加强，但是他没有干预艾森豪威尔做出的在选举结束6天后开始登陆北非的决定。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星期里、瓜达尔卡纳尔事件的早期、巴尔奇战役——他一直很冷静，沉着，赢得了他的每一位指挥官的深深敬意。

然而，在关键时刻，面对他的军事顾问的反对，他有勇气克服阻力强行做出行动，而且几乎所有的这些行动都对战争有利益。1940年，他坚持给缺乏军事装备的英国进行大力援助，尽管他的军事参谋们警告他这样做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安全。当他的军事顾问们认为苏联几乎不可能坚持下去的时候，他把苏联也纳入他的租借保护伞之下。他鼓励杜德尔突袭日本，结果出乎意外地导致了中途岛战役的巨大胜利。他亲自做出了引起激烈争论的进攻北非的决定，后来又授权麦克阿瑟，同意让他夺回菲律宾。是罗斯福对B-29超级轰炸机的生产做出大胆的冒险行动，是他决定花费20亿美元进行原子弹的试验，是他要求盟国在战争结束之前要投入到重建战后格局的工作中去。

当然，罗斯福在战时领导中也有错误，在1940年到1941年内他损失了宝贵的一年时间，那时全民动员的工作得到大力推动，正如华盛顿的律师乔·拉什所言，那时“民主的兵工厂更多的是民主而不是真正的工厂”。确实，要不是因为英国人和苏联人的英勇抵抗而赢得了一些时间，美国人就不可能及时遏制住轴心国的先启动优势，从而影响战争的进程。而且当总动员已经开始进行时，他却没能够保护小企业的利益，而且赞同军方的倾向，慷慨地与国家的工业巨头签订合同。就是在战争的岁月里所形成的这种关系才导致了在战后的美国出现了“军事工业大联合企业”。

人们还必须承认，他缺乏远见，从而导致对日裔美国人强迫进行重新安置。另外也必须承认，他对屠杀欧洲犹太人没有能够做出更加果断的反应。罗斯福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赢取战争胜利上面，他错误地接受了这个貌似有理的观点，即把日裔美国人监管起来是军事上的需要。他这样做，剥夺了成千上万日裔男人、妇女以及儿童的公民自由，践踏了他自己也十分珍视的价值观念。

要弄清罗斯福就欧洲犹太人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和迟迟不动就更为复杂。他认为赢得战争胜利是拯救犹太人的最佳办法。而且他的想法也有道理，在1942年中，当对犹太人进行有组织的屠杀的消息传到西方国家时，除了尽可能快地赢取战争胜利之外，要发动大规模的援救行动已为时太晚。但罗斯福的注意力过分集中而使他看不到本可以采取一系列较小规模的措施——战争难民委员会本可以更早一点建立，并给予它更多的权力，美国本可以向德国施加更多的压力让它释放犹太人，向中立国施加更多的压力让它们接收犹太人，美国空军本可以轰炸铁路和集中营。“所有的这些提议都不能保证取得很好的结果，”研究大屠杀的学者大卫·怀曼说道，“但是这一切都值得慎重考虑……即使拯救的生命很少或者一个都没有，但起码尽到了道义上的义务。”

但是最终，罗斯福的优点还是超过了他的不足之处。尽管存在混乱和矛盾，存在利益冲突和各自不同的目标，美国人民还是成功地联合在一起，投入到前所未有的国家事业中去。确实，有时，似乎只有罗斯福本人才真正懂得国家在国内做出的努力和国家在全球进行的努力之间的复杂而又变幻不定的关系。“他比其他任何人，”历史学家埃瑞克·拉腊比在他的有关罗斯福战时领导才能研究一书中得出结论道，“都更出色地领导了这场战争，出色得足以令他的国人心怀感激，不管当时还是以后，也值得受到他帮助解脱轴心国暴政统治枷锁的那些人的感谢。他作为一名最高统帅的行为表现……不愧为伟大领袖的称号。”

埃莉诺到达温泉镇的时候已将近半夜。她抵达时很沉着镇静，所有的人都这样评论。当她走进起居室时，她与她的两个堂姐妹及塔利小姐拥抱在一起。然后她坐在沙发上要她们每个人告诉她发生的确切情况。塔利重新把她那天的活动情况讲述了一下，她正在穿衣准备吃午饭，这时她先是听到总统病了，当他去世时，她一直待在起居室里。埃莉诺静静地听完，接着转向玛格丽特，玛格丽特说当总统坐在椅子上朝前轰然倒下时，她正坐在沙发上钩编工艺品。

接着劳拉开始说话，她告诉了埃莉诺一些残酷的事实真相：当富兰克林倒下时他一直坐着让人为他画像。画家是露西·拉瑟福德的一位朋友。拉瑟福德夫人也在场，坐在窗户旁的一角。这两个女士在过去的3天里一直作为富兰克林的客人住在客房里。

“这样做太不像话了，”埃莉诺的侄女埃莉诺·沃特金斯后来说道，“只有她才做得出这种事，一个卑鄙小气的女人，一辈子都在嫉妒埃莉诺的巨大成就，尽管她自以为和埃莉诺一样聪明，但是她一生中没干成一件大事情，除了养红色的塞特种猎犬，除了让她的司机开车送她去全国各地看狗展。这是一种报复行为。”

劳拉的解释是“埃莉诺终究会发现真相的”。太多的人知道总统突发脑出血时正坐在那里让人为他画像。太多的人知道露西在场。然而，劳拉一定清楚这个消息对埃莉诺的打击是多么巨大。从此以后，她一想起丈夫最后的日子，脑子里就无法摆脱地会想起露西·梅瑟·拉瑟福德。

劳拉一讲完，埃莉诺就走进卧室去看丈夫的遗体。她随手关上了门待在里面——一个人与她的丈夫在一起——大约有5分多钟。当她从卧室出来时，塔利回忆道，她的眼睛是干的，她的脸也很镇静。她又坐在沙发上进一步盘问劳拉。富兰克林近年来在其他时候还见过露西吗？见过，劳拉回答道。露西在白宫吃过好几次饭。有别的人在场吗？有，她和玛格丽特，还有……安娜。实际上，正是安娜一手安排了露西的来访。

当时以及随后的日子里，埃莉诺没有露出听到这样的消息时应该感到很痛苦的明显迹象。“在那样的时候，你不会真正感受到你自己的感受，”她后来解释道，“当你处于一个盛大的场面时，你就成了你自己以外世界的一部分，你就几乎像是一个机器人，但你会像人一样进行躲避，你装样子给大家看，而当你单独住在大门里面时，自然会有东西来保护你。我已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我的奶奶把我抚养长大，在社交方面我就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从来不允许说我头痛。我受过训练要把个人的事情隐藏在不为别人发现的地方。”

然后，埃莉诺回到卧室为丈夫挑选寿衣——一件双排扣有灰点的普通蓝色服装，一件质地柔软的衬衫，以及一条深色的蓝白相间的活领结。总统的贴身男仆为遗体穿好了衣服。随后遗体被送到起居室，安放在灵柩里。“噢，他非常英俊，”莉齐·麦克杜菲惊叹道，“你也许会认为他一天病都未生过。”

第二天上午，成千上万的村民聚集在温泉镇的小火车站与他们的总统告别。他们成群结队地站着，低着头，放声大哭。这时军队仪仗队把青铜棺材抬进总统专列后面的车厢，车厢内搭起了一个特制的摇篮以便当火车在慢慢朝北向国家首都进发的800英里的途中人们透过窗户能看到这具灵柩。一路上，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铁路的两旁。“他们从农场和田野来，”新闻社记者罗伯特·尼克松写道，“从小村庄和十字路口赶来，而在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满怀恭敬和敬畏蜂拥而来，为的是看上他一眼。”

“男人们站在那，用手扶着他们的妻子和母亲的肩膀，”梅里曼·史密斯说道，“男人和女人们都放声大哭，教堂的合唱团聚集在铁轨旁，唱着《古老的圣歌》以及《与我同在》。”

当火车经过佐治亚州的山川河谷时，史密斯注意到在棉花地里劳动的四位黑人妇女正在春播。她们“跪在田边，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祈祷”。

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总统的工作人员当中有好多人好几次穿过火车车厢来到埃莉诺的休息车厢。有什么事情他们可以为她效劳吗？他们想知道，每一次埃莉诺都谢谢他们，只是说她什么都不需要。

当夜幕降临，火车的其余车厢一片黑暗，以使总统的灵柩架在8英里的范围内都能看见。“整整一个晚上我都躺在床上，把遮光窗帘卷起来，”埃莉诺回忆道，“看着窗外他曾热爱的乡村，端详着车站上人们的脸，甚至在十字路口，有很多人一整夜站在那里向总统表示最后的悼念。”

一大早，埃莉诺就叫来了格蕾丝·塔利。“关于他的葬礼，富兰克林曾经给过你什么指示吗？”她问道。“她那样问时几乎说不出话来，”塔利回忆道，“她的眼睛噙满了泪水，她的声音也变了，但这只持续了片刻。这是在整个痛苦经历中我唯一一次看到她几乎失控。”塔利向埃莉诺回忆起一年前她与总统进行过的一次谈话。他曾要求把他埋在他祖先留下的家园中那块有绿色树篱的花园里。他还曾经把一份写有他愿望的备忘录放在他卧室的保险箱里，要求给他立一块简单的白色纪念碑，不用刻字，也不用装饰，只需写上他的出生及死亡日期。他希望纪念碑由东向西竖在坟墓上，他希望“我亲爱的妻子死后也能葬在这里”。

塔利继续讲述了总统提出的其他要求，包括把法拉送给玛格丽特·萨克雷。他认为罗斯福夫人太忙了照顾不了他。埃莉诺无法掩饰住她的失望，她匆匆忙忙地切入下一个话题——她说她需要塔利的帮助，帮助她起草一份通函，以对成千上万份吊唁信表示感谢。

送葬火车穿过波托马克河，驶入了联合车站。成千上万的人静静地站在那里，这时安娜、埃利奥特的妻子走上后部车厢（小富兰克林以及约翰正在参加战斗，不能离开他们的战船，吉米仍然在从圣地亚哥赶来的途中）。杜鲁门总统以及内阁成员都等在那里，一起的还有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金以及国会成员。当两支军乐队奏响哀乐、军事轰炸机在空中鸣炮时，送葬队伍沿着宪法大道来到第十八大街，然后穿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了白宫。

杜鲁门写道，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么多人伤心欲绝的一幕。马歇尔将军的妻子凯瑟琳回忆道：“街道两旁站满了士兵。在他们后面可以看到人群中一张张的脸庞。在每一个十字路口，人群沿着小街一直延伸到远方，一望无际。城市的上方笼罩着一片寂静，打破这一片寂静的只有葬礼的哀乐和人们的哭泣声。”

当车队来到南门廊时，白宫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记者们挤在休息厅，而工作人员则眼含泪水站在四周。灵柩从双轮弹药车上抬了下来，然后抬到前面的台阶上。埃莉诺第一个下车，她一个人慢慢地走进大厦，她的脸很镇静。无论什么时候她有困难，希克后来说道，“她走路时身子总是挺得直直的，头高高扬起。那一天她一直这样挺直着身子走路。”

灵柩用车沿着一条红色的长地毯被推到了东翼，仪仗队已在那里等候，他们要一直守护遗体直至那天下午4点举行葬礼。“你能让仪仗队离开一下，把灵柩打开吗？”埃莉诺问白宫的礼宾官J．B．威斯特，“我想单独与我的丈夫待一会儿。”

“请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埃莉诺吩咐威斯特和另外两个礼宾官把守大门。“罗斯福夫人站在灵柩旁，”威斯特回忆道，“朝下凝视着丈夫的脸，然后她从手指上褪下一枚金戒指，轻轻地放在总统的手中。她站起来，没掉一滴泪，离开了房间。灵柩就再也没有被打开。”

现在，考验安娜的时刻到了。埃莉诺一回到白宫的住处，她就要她的女儿到她的起居室去。她的脸“就像生气时一样铁青着”，安娜回忆道，她要求知道为什么从来不告诉她有关拉瑟福德夫人的事情。拉瑟福德夫人来过白宫，而这一切都是安娜安排的，是真的吗？是的，安娜点头道，解释说有一天晚上，当她记录她父亲想要做的事情时，他对她提起他想邀请他的老朋友拉瑟福德夫人吃晚饭。她会反对吗？他曾经这样问她。刚开始她不知如何回答，安娜说道，但是最后，当她想到父亲面临这么多的压力，想起他日益衰退的健康，她就认为拒绝他是多么不合适。“这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她安慰她的母亲。“一直有人在身旁。”

“母亲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心烦意乱，现在又对我感到很不耐烦，”安娜后来回忆道。确实，这场冲突太激烈了，安娜担心她母亲将永远不会原谅她，而且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

“母亲对安娜很生气，”吉米承认道，“但是安娜又能怎么办呢？她应该拒绝父亲的要求吗？即使她想这么做，她也不可能这么做。她得到父亲的信任，难道她应该背叛他，跑去向母亲报告他的每一个行动？夹在父母中间的孩子只能尽可能使自己的行为诚实正直。安娜不能充当母亲的间谍，就正如她不能充当父亲的间谍监视母亲一样。”

然而，安娜的儿子科蒂斯能理解埃莉诺的某些心情。“他是她的丈夫，”科蒂斯说道，“她是他的妻子。他是总统，她是第一夫人。而现在安娜介入其中，使得露西有可能回到总统的生活中去。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

东翼摆满了鲜花，下午4点，简单的仪式开始了。罗斯福夫人和罗斯福的家人站在前排，在过道的对面是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玛格丽特，坐在总统一家后面的是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法官、工会领袖、各行政部门的领导、政客以及来自所有国家的驻美外交官员，包括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以及苏联驻美大使安德烈·葛罗米科。“这是罗斯福时代的最后一次点名，”记者贝斯·弗曼说道。

在埃莉诺的要求下，仪式先以总统喜欢的一首颂歌《父亲的信仰》开始，以罗斯福第一次就职仪式的著名演说词结束：“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埃莉诺一直没有流泪，她的镇静与她周围那些人的哭泣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时代》周刊报道说，哈里·霍普金斯“站在他的椅子边几乎昏了过去，脸色惨白，哭得全身颤抖”。

“所有的人都离开后，”特工人员米尔顿·利普森回忆道，“罗斯福夫人向那些鲜花看了最后一眼，然后问我们能否安排一下把它们都送到一家精神病医院去。看到我们眼里充满了泪水，她接着又说道：‘噢，当然，如果你们中有哪个想留下一份作纪念，那么请便吧。’我至今还保留我那朵压制的鲜花。”

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送葬火车向北开往海德公园，沿着哈得孙河东岸迂回前行，这条路线罗斯福走过了这么多次。“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火车旅行，”安娜回忆道，“像往常一样，特工处给每一个人分配了高级包房和卧铺。我从来不知道是谁分配给我的，但是给我的是父亲的高级包厢。整个晚上我坐在那个铺位的床脚边，看着那些来看火车从此经过的人们。有小孩子，父亲，爷爷奶奶们。晚上11点、凌晨两点、4点他们都站在那里——在那个漫长的黑夜每时每刻都有人站在那里。”

总统的灵柩在河边陆地从火车上抬了下来，放到一个双轮弹药车上，然后用6匹披着黑纱的马拉上陡峭的小山。在它后面则是一匹戴着眼罩的马，马鞍上没坐人，马镫则反了过来——这是领导人去世的传统象征。当送葬队伍经过一个结冰的池塘和一块空旷地时，音乐声开始越来越高，大炮在轰鸣直至双轮弹药车在树篱外面停下来，里面有一大群人在等候：杜鲁门总统以及内阁成员，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金，詹姆斯·法利和爱德华·弗林，国会成员和参议员，以及家人和朋友。

当总统的遗体放进坟墓时，长方形花园的四个树篱四周站满了身披猩红色披肩的西点军校学员。“葬礼很美，”特鲁德·拉什写信对乔说道，“那天非常冷，阳光却很明媚，天空一片蔚蓝，白色的丁香花在盛开，鸟儿也在歌唱。”

总统78岁高龄的牧师大人朗诵人们耳熟能详的颂词：“我们把他的身体托付给土地，把他的躯壳托付给大地，把尸骨托付给尘土。”西点军校的学员抬起步枪三次齐射。每一次齐射之后，特鲁德注意到，法拉都要吠叫，有一个小孩子在抽泣，然后葬礼就结束了。

当人群都离开后，埃莉诺仍然留在花园之中。她静静地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工人们用铁锹把泥土盖在她丈夫的坟墓上。然后她一个人静静地走了。

当埃莉诺离开后，摩西斯·史密斯，这片庄园上的一个老佃农，拿起一个桶走过去给一排小枫树浇水。“是他要我种的这些树，”他说道，“我是为他而种这些树的。现在他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第25章　“一个崭新的国家正在诞生”

埃莉诺在葬礼结束后马上就回到白宫开始工作，整理自己的家具以及12年间积累起来的所有的个人物品。她答应过杜鲁门夫妇星期五晚上之前就搬出去，而且她要守信。星期一上午，亨利埃塔·内斯比特来到罗斯福夫人的卧室。“她从衣橱里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拿了出来放在椅子上，正在整理，”内斯比特回忆道，“我在想她从来没整理过，把一切都留待以后去整理，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她会去整理。”第二天上午，吉米·贝尔纳斯发现她在总统的卧室，把书籍和个人物品打包。她把总统的书房留到最后一刻再整理，里面摆满了照片、轮船模型、柯里尔和艾夫斯的石版组画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纪念品。“我的丈夫是一个对历史极感兴趣的收藏家，”她对她的读者解释道，“所以有许多东西要去仔细察看。”最后，有1000个箱子要贴上封条，装满了20辆军用卡车。她“有点神经紧张”，她对乔·拉什坦言道，“因为有这么多的事要去做，要去考虑。”她的眼睛很疲倦，一个记者注意到，而且她脸色苍白，但是她不停地忙碌着。

在打包的过程中，埃莉诺带贝斯和玛格丽特游览了一下白宫。“在我住在这里的这些年中，我带很多人进来过，”埃莉诺在那天的专栏中写道，“对这些房间的美丽，它们的协调，里面的木制品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令人感兴趣的室内陈设我总是感到很自豪，无论谁住在这里都将保持不变。我发现杜鲁门夫人也很欣赏我曾喜欢的东西，这真是太好了。”

私底下，贝斯和玛格丽特·杜鲁门对她们看到的景象大为惊讶：墙上残留着灰尘，在刚被取下的画的画框四周，墙的颜色已经褪去，破烂不堪的家具迫切需要大修，绒毛已磨光的地毯多年未洗，厚厚的布帘实际上都已破烂。埃莉诺一直很忙以至于她不会去注意大厦的物质条件，国会5万美元的保养与维修拨款分文未动。“罗斯福夫人更加关心的是那些由于不公正而蒙尘的人，她不会关心有人会在白宫的小地毯下面找到灰尘，”白宫的司膳总管阿朗索·菲尔兹说道。“白宫的楼上是乱七八糟，”玛格丽特·杜鲁门写道，“我非常沮丧。”白宫的礼宾官J．B．威斯特证实了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印象。“它简直像一个鬼屋，”他回忆道，“留在白宫的那一点点东西让人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宾馆。”

埃莉诺与杜鲁门夫人交谈时，她建议杜鲁门夫人在那个星期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埃莉诺答应留在她身边，把她介绍给女记者们。“你认为我应该那样做吗？”非常担心的贝斯·杜鲁门问弗朗西斯·帕金斯。“这样的事情我很害怕，我甚至想都没想过公共事务。”

“不，杜鲁门夫人，”帕金斯回答道，“我认为你应该觉得你丝毫没有这样做的义务。罗斯福夫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她喜欢这样。当然也没什么东西让记者们有权可问你的。”

埃莉诺·罗斯福不仅仅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她是独一无二的。她抓住了与第一夫人这个位置生来就有的权力，用一个当代记者的话来说，结果成了“一个没有部长职位的内阁部长”，一个有影响的社会改革倡导者。在她尽力与大量观众接触的过程中，她成了第一个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撰写辛迪加每日专栏、发表有赞助的电台讲话、进行巡回演说的总统夫人。她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先例——在1940年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到海外旅行看望在英国和南太平洋的美国军队，并且两次到国会山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为移民工人们的困难处境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生活条件作证。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个第一夫人成了这样一个公众人物。她的活动涉及各个方面，让人们对她的继任者们产生新的期待，总是拿她们与她作比较。

埃莉诺在白宫度过了充实的最后一天，她邀请了妇女联合报道组的所有成员参加在国宴厅举办的一个告别茶会。当57名女记者鱼贯而入时，她站在门边热情地与她们一一握手。“悲伤的痕迹”刻在她苍白的脸上，一个记者注意到，“她黑色的丧服由于配上了一根珍珠项链和一朵小小的鸢尾花而不显得那么单调。”

女记者们都带来了她们的记事本，她抬起手，手却在不停地颤抖而无法控制。“这是一个社交场合，”她说，“不是新闻发布会。如果你想说罗斯福夫人在谈话中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话，那么，那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不希望直接引用我的话。”她轻声说道，不停地转动手中的玳瑁眼镜，告诉记者们说她这么多年来多么喜欢这些新闻发布会。她认为，20年前开始的尝试成了一件好事情。她坚持只让女记者出席她的新闻发布会使得报社雇用女性，从而促进了许多女记者们的事业。她现在告诉她们，在纽约的公寓和海德公园的小屋是她想好好照顾的一切。她希望：如果孩子们同意，大房子将转交给国家。

“我要做的差不多都做完了，”那天晚些时候埃莉诺在给希克的信中写道，“楼上看上去一片凄凉，我很高兴明天就搬出去。这里空荡荡的，而且现在也没有理由再住这里了。”营造一个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去了，她写信对拉什说道，她迫不急待地要搬家，“我从来就不喜欢留在不再属于我的地方。我很累，然而我却不能休息。你说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那天晚上在白宫入睡之前，埃莉诺透过卧室窗户朝外看了最后一眼。“每晚的最后一件事我总是朝外看看华盛顿纪念碑，”她向她的读者吐露道，“而纪念碑顶端的小红灯总是很友好地朝我闪闪发光。”

第二天早上，埃莉诺在阳光走廊用完早餐，然后与办公室人员和仆人告别。“我们眼里都充满了泪水，”内斯比特夫人回忆道。“任何事情到了最后时刻总会使你产生一种感情，”埃莉诺在她的专栏中写道，“当你在一幢房子里住了12年，即使你始终明白它是属于国家的，但你还是会喜欢上这幢房子的，而且会更加喜欢与你在那幢房子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所有人们。”那天早上，她乘坐老式笼式电梯下楼来，她承认，“下来时有一丝伤感，而且我认为是某种令人难以预料的东西，因为我就要向一个难忘的时代说再见了，”而且，从那天起，“我就要全靠自己了。”

当她走出大门时，埃莉诺向站在一旁观看的新闻记者们挥手致意，然后用《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话说，“头也不回”地径直前往联合车站，一列火车正在那里等着把她送往纽约。“她的离去，”《波士顿美国人晚报》说道，“意味着有一代人除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外从不知道还有其他任何总统、除了罗斯福夫人外从不知道还有其他任何第一夫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当埃莉诺到达她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时，她已是精疲力竭。一大群记者正等候在门口，她对他们什么也没说，只简单地说道：“故事结束了。”

但是故事并没结束。确实，埃莉诺的意志力和1945年春天时一样坚强，对她来说，一个新的篇章正在开始。她已度过了困难的日子——不仅经受住了丈夫去世的打击，而且经受住了发现丈夫去世时露西·拉瑟福德与他在一起带来的打击。然而，随着她坚持不懈地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写她的每日专栏、旅行以及开始回复总统去世后寄往白宫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她逐渐地对她丈夫的回忆感到心平气和了。

这么多年来，她在很多问题上都与他争辩，以至于她看不到她的丈夫对国家所蕴含的全部意义，而她却给他施加压力，哪怕她的压力既多余又是不受欢迎的时候。但是现在，无论她走到哪里，人们——车站的搬运工、出租车司机、门卫、电梯工人、巴士上的乘客、地铁的乘客——都告诉她，他们觉得都像失去亲人一样难过，他们多么的爱他，他们多么怀念他。“我一天天地意识到，”她在专栏中写道，“我丈夫对华盛顿的年轻人、军队医院中的退伍老兵、男人和女人们都是那么重要。”

她对她的读者们说道：“发现有这么多的人会停下来与我说话，我的心里感到暖洋洋的，他们下巴士时，经常只轻声说一句：我们爱你的丈夫。”在纽约的地铁上，一个男士很明显地控制住了他的情绪，朝她走来说道：“‘他就像一个不时来与我们聊天的朋友。’这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普通人都自然而然地表露出对我丈夫的真切情感，说的话是如此真诚以致我经常希望，要是我的丈夫能亲耳听到这些话该多好。”

她写信对姨妈莫德·格雷说道，当联合国大会于4月下旬在旧金山开幕时，这么多的人对他表达“奔涌而出的爱”，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多么需要他，对这一切她震惊不已。“在旧金山的会议上大家都觉得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她继续说道，“我很难过他没能看到他长期以来进行得如此辉煌的事业的成果。”

埃莉诺对她的朋友们坦言道，直到他去世后她才意识到她是多么的需要他。“我发现我在精神上是如此的离不开富兰克林，”她写信对乔·拉什说道，“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亲人。”她说没有别的人位于她生活的中心，要重新调整适应一个人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对正在进行心脏病康复治疗的伊莉诺·摩根索说道，直到现在她才开始意识到她是多么的需要“富兰克林伟大的智慧”，而结果却让她“有一种无所依托的感觉”。此外，她还说：“我想我们一直都认为他能够解决世界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必须自己去面对它们了。”

甚至在发自温泉镇的送葬火车到达华盛顿之前，埃莉诺就决定如果孩子们同意——他们最终同意了——她就把大房子交给政府，而让瓦尔基尔作为她永远的家。到秋天时，必须把家人需要的所有东西都从大房子中搬出去——这项工作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整理和打包。在她忙碌的过程中，埃莉诺感到意想不到的宽慰，因为法拉回到了罗斯福的家人身边。葬礼结束后不久，吉米·罗斯福曾写信给玛格丽特·萨克雷，请求她把法拉送回来。“在与我的兄弟姐妹的交谈中，对法拉没有留在母亲的身边，我们都感到很失望。”吉米写信说道。法拉是“家庭的一员”，而且这会让母亲“很高兴，法拉又回来了”。萨克雷表示同意，这样法拉又回来住在瓦尔基尔。不久它就与埃莉诺形影不离。法拉陪她在林中散步，在起居室则坐在她椅子旁边，当她回来时在门口迎接她。“没有谁会像法拉一样见到我时高兴得大叫，”她去纽约的旅行结束后自豪地说道。然而，法拉仍然怀念总统。当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到海德公园在罗斯福墓前敬献花圈时，法拉听到了车队的警报器声，还以为是它的主人回来了。埃莉诺注意到，“它的腿伸直”，而且“耳朵也竖了起来”，它希望看到它的主人从车行道上走下来。

随着欧洲的战争逐渐接近尾声，埃莉诺又一次感到很难过，富兰克林没有活着看到他付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胜利的结果。1945年4月30日，当苏联红军进驻柏林时，阿道夫·希特勒仓促地与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然后在他的地堡与她一起自杀。一星期后，一个新组建的德国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埃莉诺听到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于5月8日通过收音机宣布德国投降的消息时，她几乎听到了她丈夫宣布消息的声音。“欧洲胜利日是一个很奇怪的日子，”她对莫德·格雷坦言道，“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富兰克林不能宣布这个消息，我没有一点想庆祝的欲望。”

“我禁不住想起罗斯福长眠的那个位于海德公园的小花园，”哈里·霍普金斯在同一天对记者们说道，“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胜利和自由做出了比他更大的贡献，我想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在欧洲胜利日的那天，当钟声响彻全英国，当所有的伦敦人都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又唱又跳地涌向街头时，丘吉尔也想起了他的这位朋友。“毫无疑问，这一天是丘吉尔的日子，”《纽约客》记者摩利·潘特道恩斯说道，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受到狂热的欢迎，这种热情比任何人记忆当中的事物都要“超出两倍”。但即使当丘吉尔庆祝他认为是英国悠久历史长河中最为伟大的日子的时候，他的思绪又回到了罗斯福身上，想到了在罗斯福杰出的领导下“美国人民英勇而又崇高的行为”。丘吉尔预测，这些非凡的行为，“将永远激荡着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英国人的心灵”。

10个星期后，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得胜利，丘吉尔被粗鲁无礼地扫地出门，在大选的晚上他上床休息时还以为自己赢了，结果在第二天清晨之前醒来时，“身上像被狠狠捅了一刀，痛极了”。他潜意识中知道自己被打败了，这个想法“一旦爆发出来就一直占据”他的头脑，他说道，直至那天晚些时候得到了证实。失败的消息让丘吉尔很难接受。“假装我没有受到沉重打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对莫兰勋爵说道，“我宁愿自己在飞机上丧生或是像罗斯福那样死去。”

现在轮到埃莉诺回想起丘吉尔对她的丈夫、对英国人民以及对美国人民的重要意义了。“他在英国人民心中的位置一直是很稳固的，”她写道，“在英帝国——在美国也一样——任何人听到过他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发表的勇敢讲话之后，都只会对丘吉尔这位伟大人物和战争领袖充满最深深的敬意、感激和爱戴。”

英国大选结束后一星期传来消息说已向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埃莉诺早在1943年7月就了解到这个秘密武器的情况，当时从事这项计划的一个年轻科学家来到她华盛顿广场的寓所看望她。这个名叫欧文·劳温的年轻人担心德国在探索原子弹武器方面已领先于美国。他请求埃莉诺要让总统知道有必要尽可能快地实施计划。在埃莉诺的敦促之下，总统同意见劳温，但是当这个年轻的科学家第二次违反安全规定又去见埃莉诺时，他被调离了曼哈顿计划。

埃莉诺没有对投原子弹的决定提出疑问，并认为这将更快地结束战争，但是“当消息传来我们必须使用我们的第二颗原子弹时”，她“不禁感到有点伤感，”她写道。她本希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之后，随着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很快进入满洲，日本会决定无条件投降，这样就不会再牺牲生命了”。但直到8月15日，即6天后，日本才最后投降。

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据最精确的估计，死亡人数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5000万。苏联牺牲了1300万士兵和700万平民。德国据估计有360万平民和100万士兵丧生，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的死亡人数据估计为484482人。美国则是这些主要国家中伤亡人数最少的，有291557人战死疆场，另有113842人死于意外事故和疾病，而非敌人造成的死亡。

当8月15日战争结束的消息快速传播时，埃莉诺觉得自己“充满了非常奇怪的感觉”。尽管她很激动，因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个和平已经到来的世界”，但是她一点也不想加入到街上幸福的人群中去，回忆起上一场战争结束时人民庆祝胜利时的样子，她觉得这一次“使整个世界多年来遭受的沉重苦难不会这么快就彻底根除”。而且，她对女儿承认道：“我怀念你爸爸的声音，怀念原本该由他来宣布消息时说的话。”

“由于战争结束了，”战时工人玛丽·史密斯悲伤地说道，“我也失去了工作——除了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显然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弗兰基·库柏回忆道，原子弹投下几天后，工头就把船厂的妇女全部召集起来，告诉她们第一艘部队运输船正从太平洋回国，然后他要求她们把焊工帽脱下来，把帽子放下，到码头去迎接士兵。“我们兴奋不已，我们都挥手致意”。库柏说道，但第二天，所有的妇女都被解雇了。“这很让人吃惊。”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凯泽日托中心站，学校老师玛丽·威勒特有着同样令她震惊的经历。尽管她的托儿所在高峰期曾照顾过2000名孩子，而且还因其出色的工作而受到全国的关注，但是它却永久性地关闭了，而且就在战争结束的两个星期前，所有的老师都被解雇了。

在那年秋天的专栏中，埃莉诺极力想阻止这股潮流，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她认为，根据规定每个想工作的人都有权从事生产工作；她要求企业面对现实，许多妇女有义务参加工作养家糊口，而且“在这个方面她们应与男人一样得到一视同仁的对诗，这一点非常重要”。她攻击关闭托儿所的行为，认为这是对社会根本需要的一种目光短浅的反应。“很多人认为它们纯粹是战争时期的紧急措施，”她在9月份时写道，“我们中的一些人都曾提醒过也许它们是我们一直都离不开的需要，但是在过去我们却忽视了这种需要而没有去面对它。”她说，她收到许多妇女的来信，请求她出来帮忙让托儿所继续开放。在写信来的妇女中，有些人的丈夫已在战争中牺牲。其他一些妇女的丈夫则残废了或受了重伤。对这些妇女来说，工作是她们养家糊口的唯一途径。“我和我的两个孩子的生活，”多罗茜·蒂鲍尔特写道，“全靠我一天8小时的工作了。我的小女儿4岁，而儿子只有两岁半。他们在托儿所得到的照顾和训练，是能为他们提供的最好的东西。”

尽管有这么多的问题——尽管存在失业，没有足够的托儿所，而且战后专注照顾家庭的美德已升华成为一种思想意识，800万妇女们仍不愿意离开她们的工作岗位。尽管在制造行业妇女的工作岗位在战后急剧下降，但是女性的就业率总的来说在1947年又开始稳步往上攀升，不久就超过了战时的高峰期。“如果我又重新变成了他娶我时那种类型的姑娘，我丈夫会很高兴的，”弗兰基·库柏回忆道，“但那只是一个喜欢在农场劳动、在厨房间操持家务重视家庭生活的人。我再也不是那种人了……两三年来我尝试去适应，但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我什么事情都做——搅拌黄油，到邻居家串门，还当上了家长教师联谊会的主席——所有的事情我都去做，但是我一点都不满意，我总是感到焦躁不安……我想重新回去工作。”

随着妇女的期望在发生变化，离婚也在成倍增加。1946年，美国出现了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每100例婚姻中就有31例离婚。雪莉·哈基特在她丈夫不在时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开始习惯了独立的生活，但是她丈夫一回来，又希望她回到家庭主妇这个角色，当她的丈夫发现她在开支票付账单时，他问道：“为什么你想那样做？我已经回来了！”当他看见她自己换汽车轮胎时，他对她的态度就好像她认为她能干这样的事情简直是“疯了”。这样婚姻中就慢慢出现了问题。

战争期间为人妻的德莉·汉恩有着同样的经历。“我丈夫不喜欢我独立自主，”她回忆道。“他离开家时我是害羞的紫罗兰，而回来时我已变成了坚强的橡树。”她的婚姻只维持了几年。“我认为我争取解放的种子以及其他许多妇女争取解放的种子随着战争的开始就已种下了，”她说道，第一次感觉到汉恩这样的变化是在她被邀请去一个朋友家共进周日晚宴时，当时，她听到这家的母亲和奶奶在谈论哪把钻头可以钻入工厂的铁板。“我的上帝，这是美国中部的周日晚宴，听到的是谈论如何把工具磨快而不是讨论教堂礼拜——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些妇女将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埃莉诺不停地谈到她对下一代妇女们的希望，但是即使是她都没有能够预测到战时妇女工作者们的经历在各个方面都将影响到她们女儿们的生活和未来。“在战争期间工作过的母亲们……我认为假如她们待在家里的话，她们的思想就会更为保守，”弗兰基·库柏说道，“她们出去游历……见到各种不同的人，她们听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她们带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面貌回到家中，我认为这会感染给她们的孩子。你知道，到国外的男人们有他们战争的经历，而参加战时生产劳动的妇女们有她们自己的经历，他们的儿女则可以听到这些经历。”

在1946年《高级经院哲学家》对33000名女学生进行的民意调查中，88％的人除了操持家务外还想有自己的事业，而只有4％的人选择只操持家务。弗兰基·库柏注意到，战争已向成百万的妇女们证明她们可以做她们原以为她们不能做的事情，而且现在她们正告诉她们的女儿：“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你可以成为你希望的任何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你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社会历史学家威廉·切夫曾写道，战争使得原来即使你进行再多的鼓动也不能达到的东西变成了可能。“妇女生活的内容已发生了改变，一个发挥她们潜在活力的重要的新时代已展现在她们面前，工作已证明了她们可以获得解放，而且一旦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就再也不会回到从前那样了。”

从战争一开始，埃莉诺就坚持认为除非能重新恢复国内的民主，否则即使海外的战争赢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富兰克林一直让她放心，总动员的过程将是变化的催化剂，一旦休眠的民主能量得到释放，整个国家就会发生变化。

埃莉诺曾经无法与她的丈夫一样保持乐观精神，她一直很担心战争结束后美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担心曾经推动新政的开明人道的价值观是否会被战争的需要葬送掉。但是在1945年秋天，当她再次开始到全国各地游历时，她意识到在战争期间比起新政期间全国人民在更加大踏步地朝着社会公平的方向前进。确实，罗斯福时代让人目睹了自美国内战以来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场最为深远的社会变革——简直就是创造了一个现代的美国。

那个乡镇气的狭隘的美国——在这里人们固守自己的根，固守他们自己的种族和收入等级制度——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有1500多万的美国人离开他们的家乡到战时工厂和船厂工作，到一个与他们出生地完全不同的州或城镇生活，有1200多万人参军，突然被派往这个动荡的世界的各个地方。全部人口当中有超过20％的人加入到这次大迁移中，他们从农场迁到工厂，从南方迁到北方，从东部迁到正在迅速发展的西部边疆各州，而且没有返回去的。这种流动的习惯将被证明是解放和打破疆界的象征，现在它已变得根深蒂固了。美国已不可逆转地变成了一个城市国家。

这场战争既是实现全民团结的催化剂又成了社区纽带的终结者，比起以往任何时候，公民们不再通过种族的联系寻求他们的同一性，而是把自己作为美国人去寻求同一性。报纸行业在这个合乎时宜的做法方面却落伍了好几个月。外语电台广播急剧减少，而且许多外语出版社破产。男男女女们都迫不及待想成为美国公民——将近200万外国人在战争前后的6年当中加入了美国籍。然而这种新的民族同一性也预示着将出现那些较小型的群体，在这些小型的群体中，美国人已在身体上和心理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要重新建立那种曾经稳固的街区和社区纽带将是很难的——也许根本不可能。

这场变革触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创造了1700多万个新岗位，工业生产增长了100％，公司的利润翻了一番，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亿美元飚升到2150亿美元。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经济的模式，对全国各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期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40年，1.32亿美国人中只有780万人赚到了够纳税的钱；到了1945年，在1.4亿人口中，这个数字已上升到近5000万人。战时经济使得成百万曾靠救济为主的美国人获得了自立，开始了新的生活。矿工20年来第一次享有稳定的就业，汽车工人收入增加了一倍而且技术有了提高。靠收益分成的黑人佃农离开了南方农村来到了北方城市，在那里，尽管种族关系非常紧张，生活也很艰难，但比起他们已放弃的那种生活来说，他们将过上更为富裕的生活。

富人只有少数而穷人却占大多数的社会已发生了变革。由于实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是自国家建立以来最伟大的壮举——实际上也是最合适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诞生了。一半的美国人——那些曾处于工资额较低的那一端的人——收入增加了一倍，而那些处于工资额较高的20％那一端的人的收入只上升了50％。那些处于低收入一端的人所分享到的国家收入增加了16％，而那些处于高收入一端的人则损失了6％。结果，如社会历史学家乔弗雷·佩雷特所说：“那些曾保留了几十年的通向社会和经济平等的障碍不是大大减少了，就是完全消除了。”

战后发展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当战争结束时，被禁锢的需要——与金钱相称的欲望——将大大刺激战后经济的繁荣增长。而且战时政策将保证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满足这种需要。它们享有高额的利润和免税代码，这就使得企业能够冲转提前贬值造成的下年度应税损失从而冲销税款。这样，企业就拥有大量的资金储备，它们重新赢得了政府和选民们的尊敬。它们由于技术上的巨大进步而大大受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发现技术、研究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点在半个世纪后仍然是现代经济的决定性特征，对重回经济大萧条时代的恐惧——这是继罗斯福之后的政治领袖们非常担心的——将永远被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美国的经济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发生了改变。那种旧的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买方和卖方在不受约束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将一去不复返了。令人担心的社会秩序不会出现了。相反，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将形成，这被经济学家们称作“混合式的经济”。政府再也不会被认为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和临时裁判，只在出现危机时才出来干预。相反，政府将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财富的公平分配承担责任。大政府——现代化的政府——已普遍被人们所接受。

政府新的责任就是在人民以及人民所选出的担任政府公职的人员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理解，签订一份修订过的社会契约，这份契约以赋予创新理解的民主范围为框架，但是在内容上有了重大的改变。

没有战争或剧烈的国内动荡，社会变革就不可能，这也许是千真万确的，它们使大家目标一致，为变革提供了机会，而这样的情况在较稳定的时代是不会出现的。但是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美国自己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战争和革命并不能保证积极的社会变革。它还取决于时机、国家和领导权的行使。在提供那种领导权的过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20世纪杰出的公众人物脱颖而出。

埃莉诺·罗斯福为战时美国取得的成就做出了她自己的重要贡献。当她的丈夫全神贯注于赢取战争胜利时，在战时利润的分配方面，为了公正，她仍然坚持毫不让步的立场。尽管罗斯福1940年的全民动员计划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那些反对新政的利益集团重新制定迁就通融的政策，但埃莉诺不仅竭尽全力去维护新政的根本目标，而且还进一步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人和她一起进行这样不懈的努力——其中有民权领袖、工人领导以及自由发言人。但是她的意见对最高决策班子的决定总是起到影响，而且通常都是决定性的。

埃莉诺·罗斯福强调民权，她坚持主张，美国人不能只在国外与种族主义进行斗争，而在国内却能容忍它，这在战争期间大后方的历史上仍是一个得到了证实的转折点。尽管她对种族问题很多方面的看法很幼稚，但是她知道隔离而平等的公共设施是远远不够的，种族隔离本身损害了黑人的生活，在这方面她远远超前于总统和时代。

她不顾白宫工作人员的忠告，坚持认为总统应与黑人领导会晤，讨论在部队可以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采取些什么措施，虽然进展很缓慢而且不完善，但是这些会晤加上埃莉诺坚持不懈的调解终于在陆军和海军为黑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在1942年和1945年间，黑人兵力在规模上从5000人增加到92万人，而且黑人军官的数量从5人增加到71300多人。此外，尽管在1940年时几乎所有的黑人士兵都局限于在后勤部队服役，但到战争结束时，黑人几乎在陆军的每一个部门都担当了重要的工作，如炮兵、坦克兵、步兵、飞行员、伞兵、医生，等等。“黑人不再被认为是陆军的附属品，”琼·拜耳斯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黑人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结论道，“他终于达到了一个士兵的地位。”

战争期间海军方面的变化更为突出明显。尽管海军仍然没有成功做到“根据每一个黑人的最大能力”来使用他们，“因为有一半的黑人士兵仍然在从事乘务员的工作，但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45年时的海军，”拜耳斯得出结论道，“几乎与1941年的海军不可同日而语。”在战争刚一开始时，海军认为在与白人平等的基础上让黑人加入到它的组织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只有黑人愿意当食堂勤务兵才可以征募他们到海军服役。到1945年，成百上千的黑人在各种各样的岗位上工作，当上了机械师和金属加工技工、无线电技师和电气工程师。在1941年，海军坚持对种族隔离实行死板的政策，到1945年，海军正式宣布给予黑人和白人士兵平等的待遇“既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总的来说，“海军中的黑人在1941年被认为是奴仆，到1945年，黑人被承认是士兵。”

埃莉诺通过她自己对陆军部官员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导致了两个行政命令的颁布，一是禁止在娱乐场所标有种族歧视的名称，二是规定政府拥有和经营的公共汽车不论种族每一位士兵都可以乘坐，在这个方面比起白宫其他任何人，埃莉诺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到战争结束时，只需迈出重要的一步，就可以确保黑人士兵的真正平等，这重要的一步在1948年实现了，杜鲁门总统颁布了9981号行政命令，结束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

通过她的四处游历以及与黑人领袖的密切关系，埃莉诺使富兰克林更加意识到一种新的好战精神正在黑人社区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对在使用黑人士兵时一直实行的种族歧视所做出的反应。在围绕黑人威胁要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的谈判中，她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促使建立FEPC，这是自美国内战以来总统第一次就民权做出的决定。她为黑人领袖和普通的黑人公民都提供了机会。美国航空公司总裁C．R．史密斯回忆道，有一天晚上当她走进白宫时，“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黑人。”史密斯对埃莉诺说道：“今天晚上看上去像是我们在款待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黑人。”她说道：“嗯，C．R，你必须记住总统也是他们的总统。”这样的时刻都是取得更大胜利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使得联邦政府与美国黑人更加息息相关，更加关注他们。

尽管在战争结束时，民权仍然是美国民主未竟的重大事业，埃莉诺可以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她知道这场战争成了这场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重要转折点上，接下来几十年中的抗议运动的种子已经埋下了。回顾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卡瑞·麦克威廉斯说道：“在这个国家比起内战结束到1940年整个历史期间，在种族关系领域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出现了更多的著书立说，提出了更多的建议，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些年，历史学家理查德·达浮姆肯定道，已成了“黑人革命中被遗忘的年代”。

埃莉诺在捍卫并支持妇女进入工厂劳动的运动方面也远远走在她所处时代的前面。通过演讲和专栏，她为驳斥在战争早期非常盛行的反对妇女离开家庭外出工作的消极见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砝码。在为日托中心争取政府资金、让当地市政府提供课外活动计划、外卖食品以及社区洗衣店等方面，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埃莉诺·罗斯福，妇女虽然仍可以出去工作，但是她们的工作条件会非常不利于她们照顾家庭生活，而且由此而来的生产力将要低得多。

战争期间，尽管国会和公众对工会和罢工感到日益失望和不满，罗斯福仍然对工人采取大体上给予支持的立场，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埃莉诺的影响。当国家转入战争状态时，工人不应该首当其冲做出牺牲，正是她这样不断的提醒驳斥了战争期间蜂拥到白宫的生意人发表的激烈言论。而且她坚持认为要为战后作好计划非常重要，这对罗斯福要求制定《美国现役军人权利法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她自己当然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她错误地指导了民防局的任命和行动，导致了国会的一片抗议，使得她的发言没有威力并迫使她辞职。她要求对日裔美国人采取宽容态度的呼吁声淹没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引发的狂乱情绪的潮水中。她让更多的难民进入美国的努力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她要求对小企业进行保护的呼吁被置之不理。她想利用紧急防御设施作为一种取代贫民窟的手段的希望也从来没有实现。

毫无同情心的观察家们把她看成是“慷慨大方的女士”、“爱管闲事的人”、“搬弄是非者”和“长舌妇”。有人说她不是一个有条理的思考者，她缺乏明确目标和确定重点的能力，她那些唠叨不休的专栏能够有资格登上报纸杂志，只是因为她的地位，她是自己的许多一时冲动的受害者，她为任何一个不幸的人都要出面干预，不管这些申诉是否有道理。“噢，我的上帝，又来了一封信，”当罗斯福夫人的又一封公函送到他们手中时，陆军部和国务院的官员们总是这样悲叹。

即使在罗斯福内部圈子里对埃莉诺最为狂热的崇拜者也承认，在一天工作结束时，她丈夫很累需要休息，她却总是把他逼得太急。“她经常在他解决完了一整天的重大问题后进来，坚持要他为纽约某个失业的演员找一份工作，”安娜的女儿，埃莉诺·西格瑞弗斯回忆道。而且如果他拒绝去做她要求的事情，她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来直到他不得不吩咐他的助手把她打发走为止。如果他没有接见她认为应该接见的某个人，她会在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人邀请来吃晚餐，并让他坐在总统旁边。“我想他应该让她带着他不想要的东西走开，”白宫副官乔纳森·丹尼尔斯说道，“如果他不会有那种内疚感的话。”

战争期间，在华盛顿有人开玩笑说罗斯福每晚都安排祈祷：“亲爱的上帝，请让埃莉诺精疲力竭吧。”但是最终，他经常转而接受她的思维方式。劳工部顾问安娜·罗森伯格曾是那些批评埃莉诺不断对总统施压的人之一，但是多年后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记得他说过：‘我们现在不打算那样做。告诉埃莉诺离远点，我再也不想听到那样的事情。’而过了两三个星期后他又会说：‘你们记得埃莉诺提到的那件事吗？最好去调查研究一下，也许它有些道理——我听到一些说法暗示也许她是正确的。’除非她不断向他施加压力，否则，我肯定，她不会有机会引起他对事情的注意，我的意思是让他积极参与，而且回想起来，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了她自己……没有她的话，他永远成不了现在这样的总统。”

他们组成了奇特的一对。她更为认真，但少了一份坦率，少了一份耐心，少了一份情趣，但更坚定不移地追求公正；他拥有更让人值得信赖的政治才能，调整得非常精确的时机感，更能体贴民情，更加高明地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他不能去周游全国时她能去；她可以不顾政府部门的限制说出她的想法。她是鼓动家；他是政治家。但是他们被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而且互相汲取力量。“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之间存在深沉而又不可动摇的感情和柔情蜜意，”吉米·罗斯福说道。

在总统书房的墙上挂着埃莉诺年轻时的一幅非常迷人的画像。“你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欢那幅画像，”富兰克林对弗朗西斯·帕金斯说道。“这是一幅很漂亮的画像，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你要知道她的头发正合适她，不是吗？漂亮的头发！埃莉诺有一头漂亮的头发，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当帕金斯在聆听时，她被“总统眼中闪烁的光芒”吸引住了，她认为这是“充满爱意的目光”。白宫副官艾沙多·鲁宾也经常亲眼看到这样充满爱意的时刻，这个时候总统总是声音轻柔地开埃莉诺一些玩笑，然后会“在她的屁股上重重打一下”。

事实上，“他们婚姻的某些方面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幸福，”安娜后来说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埃莉诺不爱富兰克林。“她确实很爱父亲。这是毫无疑问的。”埃莉诺的密友埃丝特·雷普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她一直是爱他的，那就是为什么他能伤害她的原因。”

“与一个不是非常喜欢吹毛求疵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他也许会更幸福一些，”埃莉诺在她的回忆录中说道，“而那一点我永远也无法做到，所以他不得不在别人身上去寻找。不过，我觉得我有时起到了鞭策鼓舞的作用，即使这种鞭策并不总是需要或受欢迎。我是那些对他有帮助的人之一。”

“她确实对他很有帮助，”历史学家洛伊丝·沙夫写道，“但是他对她也大有帮助。他为她提供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展示了她举世无双的才能和人格品质，赢得了最为广泛的观众和尊敬。很少有总统而且没有其他的第一夫人曾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得像他们这样淋漓尽致。在不是很明显的方面正如她是他的动力一样，他也是她的动力。”他们一起调动现存的力量“创造了一个与他们进入白宫时就已存在的大不一样的政治和社会场景”。

尽管要过许多年这些变化的全部意义才能让人理解，但埃莉诺在1945年秋天就深信“一个新的国家正在诞生”。她告诉她的儿子吉米，她认为在总统和人民之间似乎发生了“精力的大转移”。“在战争初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她说道，“富兰克林很健康、强壮，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盟国的事业而当时这个国家不健康，很虚弱，而且主张美国不要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渐渐地，当总统给他的国人注入活力关注海外的危险局势时，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壮，而他却变得越来越虚弱，直至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个国家却焕然一新地出现在国人面前，比起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富有成效。”

她认为她丈夫的领导才能是理想化的，如果不考虑战争期间他们进行过的许多次激烈的争论的话，这些争论主要是关于他决定监禁日裔美国人，他没有能够采取更多的行动，帮助欧洲的犹太人，在军事合同方面他屈服于大企业，对民权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当他在世时她就曾思考过他的缺点，但是现在她则把他理想化了，就像她曾经把她父亲理想化一样，而且能领会他伟大的重要之处——他极度的自信，有感染力的信念，他的时机感，他的政治技巧。现在她能明白，隐藏在所有这些之下的是一种对人道和民主价值观的极其重要的承诺，一种坚定的目标，一种要尽快赢取战争胜利的决心，一种对建立和平的基本原则的远见，一种改善普通美国人民生活的献身精神。

“当我回顾这些岁月时，”她写道，“我想让我感到非常感激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我的丈夫赢得了而且也值得他的国民的爱戴和尊敬。他非常关心他的国民，而且他们也报之以深深的爱。”

当埃莉诺开始意识到她丈夫给人类留下的巨大遗产时，她也容忍了露西重新回到富兰克林的生活中，容忍了安娜在安排她的来访中扮演的角色。当她在海德公园清理她丈夫的个人物品时，她偶然发现富兰克林的一幅小型水彩画，这是露西的朋友肖马托夫夫人画的。她吩咐玛格丽特·萨克雷把这幅画送给露西。

“非常感谢你，”露西在给埃莉诺的信中写道，“你肯定知道它会永远得到珍藏的，我一直想给你写信告诉你我见过富兰克林，告诉你当我丈夫在华盛顿病入膏肓时，他对我丈夫是多么友善，告诉你他对我丈夫的儿子们也是多么有帮助——而且我非常希望我可以见到你……我常想起你的悲伤——想起你——这位我一向觉得最受人尊敬、享有最大特权的妇女现在一定感到无比的悲伤和痛苦，而且这些悲伤和痛苦一定是难以忍受的……永远爱你的，露西·拉瑟福德。”

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安娜给露西打了电话，自从她父亲去世后，她就没与露西通过话，但是现在，也许从玛格丽特·萨克雷那里知道埃莉诺所做的一切，她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地打电话了。“前几晚你打来的电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露西写信对安娜说道，“我不知道刚才在我内心听到你的任何声音会是如此的高兴——而且还听到了你的笑声——这简直美妙得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以前没有写信有很多的理由——但是你总是让我惦念，让我对你产生充满怜爱的、揪心般的同情，我也一直在密切关注每一步的进展情况。这个打击对你来说——对你们所有的人来说——一定是巨大的，但是我知道对你父亲来说你比任何人都更为重要，这就使得这个打击对你而言更加难以承受。在过去的一年中，你能这么长时间地与他在一起对你来说一定是一种无尽的安慰。每一天的每一秒你一定体会到了空虚和寂寞，因为这里曾经总是有——在你生活中的所有时刻都会有——受人爱戴的人在身边给予的力量，总是充满了他深情的理解，如此心甘情愿地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我喜欢想起他对你感到的每一份自豪……他经常充满深情地告诉我，在去雅尔塔的旅途中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和安慰。他说你是如此的不同凡响，而且有了你是多么不同。他对我讲起过你的魅力和你的机智——说起大家多么的喜欢你。他说你非常能干而且什么也不会忘记，还说起在一天开始或结束时，他常会在他的办公室找到的那张打印出来的小便条——这张便条提醒他要做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希望他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但有时人往往不会这么做，不管怎么说你一定知道——你们之间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我曾看过他很久以前写的一些信——有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安娜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非常希望你认识她”——嗯，现在我们真的互相认识了——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而且我想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他也很高兴，我们俩的相识也是一件令他高兴的事情，而且这一年中大家听到的都是他爽朗的笑声，大家都会想起他以前常说的——常做的——非常喜欢的那些引人发笑的事情。那天晚上他非常漂亮的头上戴着一顶拉比帽，坐在那里等你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原谅我写了一些你比我更加了解的事情——一些非常神圣——而且不应该让一个陌生人谈及的事情。我不知怎的无法不让自己有那样的感觉，而且我强烈地感觉到你能理解。向你丈夫问好——还有你——我亲爱的安娜，因为你是他的孩子，还因为你就是你自己。

我向你表示诚挚而又令人心碎的吊慰。

露西·拉瑟福德

安娜在其后半生一直把露西的信放在她的床头柜里，“拿出来给别人看过，”她的儿子约翰尼回忆道，“只有偶尔几次，私下里给那些她特别信任和喜欢的人看过，还给那些她希望能对他们表达一些她自己的想法却又用自己的语言无法表达的人看过。也许除了露西没有人可以证明她如此珍藏着父亲的爱，自始至终，在她失落的内心深处。”同时，安娜的女儿西斯蒂猜测，露西写的这封珍贵的信件，也许减轻了安娜对她母亲的内疚感。“也许，由于发现了露西是一个那么好的人，是一个如此天生高贵和镇静的人，这封信就使得安娜觉得为使露西和她父亲见面而悄悄做的那些安排是合乎情理的。”

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从夏天持续到秋天。6月份重回西雅图对安娜和约翰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由于与出版商威廉·拉多夫的意见不一致，导致他们与《邮报》断绝了关系，而且约翰不知道去做什么。他的自尊心降到了最低点。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他写信对埃莉诺说道，他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工作”在他前面等着他去做，但是现在他没有明确的责任而且“他行事小心翼翼”。约翰的儿子约翰尼说道，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去世标志着约翰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得到官方授意庇护的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他一直生活在他岳父所处的高位带来的保护伞下。他以前的那种自卑感又回来了，使他的婚姻产生了严重的紧张关系。

当安娜在10月中旬来到东部时，她很担心她的丈夫，很担心未来。她和母亲在大房子散步时，她几乎都要哭出来了。这将是最后一次她能看到这幢她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房子。政府即将接管这幢房子，并开始着手把它改成一个博物馆。“我想这让她难以接受，”埃莉诺向希克坦言道。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当谈话转到约翰身上时，安娜控制不住了。她的眼泪消除了母女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就正如埃莉诺的眼泪在20年前曾经消除了她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样，那时安娜还是一名青年。

埃莉诺安慰安娜说，她们之间的一切都得到了原谅。她渐渐意识到她的女儿从来都没有故意去伤害她，而只是尽力想为她疲惫的父亲提供一种放松的途径。此外，她也慢慢原谅了富兰克林。“所有的人都有缺点，”她后来写道，“所有的人都有需要、诱惑和压力。多年来生活在一起的男女们开始了解到对方的缺点，但是他们也开始知道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身上和他们自己身上哪些是值得尊敬和敬佩的。”

在埃莉诺的余生中，她的儿子埃利奥特注意到，她“只愿意记住他们一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从来不去想那些有隔阂和令人痛苦的日子”。她喜欢一字一句地讲述他们相互之间讲过的事情。她一直保持他为家庭定下的传统——包括7月4日国庆节的野餐，以及在圣诞节读狄更斯的作品。埃莉诺四五十年代的秘书毛林·科尔，记得她“总是不断谈论富兰克林做过的事情，或是富兰克林说过的话，或者……富兰克林对这件或那件事情是怎么想的。而且每次她提到他的名字时，你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充满了感情，可以看到她眼中的喜悦”。

1945年12月初，杜鲁门总统打电话到埃莉诺在华盛顿广场的寓所。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定于1月份在伦敦召开。她是否愿意作为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去参加？嗯，不，她说道，她不可能这么做的。她没有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和背景。杜鲁门不愿意被敷衍了事。他敦促她再仔细考虑一下，而且让她放心他一点也不怀疑她的能力。埃莉诺考虑了好几天才做出决定，她认为联合国是她丈夫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而且她渴望得到这个职位，但是她害怕失败，最后，她终于战胜了她所称的“恐惧和颤抖不安”，她接受了这个职位，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去关注全世界的人权领域，这将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受人羡慕的人”——而且在以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使她成了美国公众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她独自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埃莉诺从她的一个朋友寄给她的一首小诗中寻找到无尽的慰藉。“他们没有死，仍然活在后人的生活中。在那些得到他们赐福的人身上，他们已获得了新生。”她写道，这些简单朴素的话语，激励她促使余生对得起人们对她丈夫的缅怀。只要她继续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他就会继续活在人们的心中。

尾声

罗斯福去世后，哈里·霍普金斯辞去了政府部门的职位。“这个时刻已经来了，”他写信对杜鲁门总统说道，“我必须休息了。”1945年9月，在白宫的仪式，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盟国紧密团结在一起时所显出的，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即他非凡的能力，而被授予战时优异服务勋章。4个月后，即1946年1月，霍普金斯去世了，享年只有55岁。“一阵强大猛烈、熊熊燃烧的火焰耗尽了虚弱身躯的全部精力，”丘吉尔听到这个消息时说道。

露西·梅瑟·拉瑟福德继续把她的时间分开在南卡罗来纳的艾肯市以及新泽西的阿拉曼奇的庄园中度过。1945年6月，她告诉她的朋友伊丽莎白·肖马托夫夫人，她把罗斯福的所有信件都烧毁了。3年后，露西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于1948年7月去世，享年57岁，被安葬在阿拉曼奇幽静山庄她丈夫的身旁。

玛尔维娜·汤普森继续为罗斯福夫人工作，直到1953年在纽约的一家医院死于脑出血，终年61岁。

在挪威于1945年5月解放后，玛莎公主和她的丈夫回到了挪威。6月，金·哈肯和王室成员举行凯旋仪式正式欢迎他们回国。1954年，玛莎53岁时死于肝病。王储没有再婚。当他父亲1957年去世时他当上了国王，一直执政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儿子哈罗德现在是挪威国王。

温斯顿·丘吉尔也很不开心地适应了他战后担当议会反对派领导的这一职位，整天忙于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历史。1951年，保守党重新执政，丘吉尔再次当上首相，一直执政到1955年，由于健康不好迫使他辞职。1965年1月初，他患上了严重的中风，两个星期后去世，享年90岁，他是自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威灵顿公爵以来第一个享受国葬待遇的平民。

洛伦娜·希科克最后搬到了海德公园的一个小屋里居住，她一直在那里住到1968年去世，享年75岁。在她的遗嘱中，她要求把她的骨灰撒在哈得孙河沿岸的树林里。殡仪馆却不知道她的要求，把她的骨灰与其他没有人认领的骨灰一起放在一个架子上，一直放了好多年，直至她的妹妹鲁比实现了她的愿望。

乔·拉什一直与埃莉诺保持友好关系直至她生命结束。埃莉诺去世后，罗斯福的孩子们同意他根据她的私人信件写她的传记。拉什61岁时自传出版了，这本书获得了普利策奖。拉什于1987年去世，享年77岁。

安娜和约翰·伯蒂格于1946年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买下了一家报馆。当报社破产时，约翰变得越来越阴郁消沉。1949年他与安娜离婚。第二年，约翰从纽约的一家宾馆跳楼自杀。两年后，安娜与詹姆斯·哈斯特德结婚，他是奥尔巴尼医学院的一名临床医学教授。安娜于1975年死于癌症，享年69岁。

约翰·罗斯福于1981年在纽约医院死于心脏病，终年65岁，他是罗斯福的孩子当中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职位竞选的人，他是一个商人和银行投资家。1952年他加入了共和党。他结过两次婚。

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88年74岁生日时死于癌症。他从曼哈顿的上西部区选入国会，任期3届。他两次参加了纽约州长的竞选，第一次竞选输给了埃夫里尔·哈里曼，第二次输给了尼尔森·洛克菲勒。1960年参加了约翰·肯尼迪的竞选活动，被任命为商务部副部长。他结过5次婚。

埃利奥特·罗斯福于1990年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终年80岁。他写了14本书，包括3本关于他家族的传记作品，以及一系列让埃莉诺扮演侦探的侦探小说。1962年，他搬到了迈阿密滩，在那里他当上了市长。他结过5次婚。

詹姆斯·罗斯福在1991年死于中风引起的并发症，享年83岁。1950年，他获得了参加民主党提名的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竞选，但是被欧尔·华伦击败。4年后，他在加利福尼亚第26行政区选入国会。他一直在众议院，任期6届。1972年，他在以尼克松为首的民主党人士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结过4次婚。

埃莉诺·罗斯福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直至她1962年去世，享年77岁。她是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幕后主要人物，是在以色列建立犹太国的积极倡导者，是纽约政治活动的著名参与者，是阿德莱·斯蒂文森的支持者，是美国民主诉讼权法案的缔造者。在她最后的岁月里，她经常被称作“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参加她葬礼的人包括：肯尼迪总统及夫人，约翰逊副总统，前总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欧尔·华伦，阿德莱·斯蒂文森，弗朗西斯·帕金斯，詹姆斯·法利，塞姆·罗森曼，以及弗朗西斯·比德尔。她被安葬在海德公园玫瑰花园中她丈夫的旁边，一块纯白的大理石纪念碑立在墓上。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愿望，墓碑上没有任何装饰和任何碑文，只有下列几行字。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1882—1945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

1884—1962

资料来源

这本书主要以大量的原始材料为基础：手稿、备忘录、私人信件、日记、回忆录、办公室档案、口述历史、小册子、报纸、期刊、个人采访。白宫礼宾官日志在本书撰写之初就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指导。这些每天甚至每分钟都做的、按时间先后排列的记录，向人们透露了总统和第一夫人什么时候醒来，谁和他们共进午餐，一起开会，在每一个来访者身上花了多少时间，白天他们在哪里度过，晚上他们什么时候上床休息。有了这些日记作为依据，我就可以找到那些在重大的特殊时期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罗斯福在一起的人写的个人日记、信件、口述历史和备忘录。埃莉诺每天的专栏经证明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们是从一个话题漫无目的地聊到另一个话题，而且经常只限于她日常活动的记述，但它们确实可以让我们洞悉她同时代大家关注的事情和观念。

我非常珍视从这些原始材料中获得的细节：对总统儿媳的采访可以了解战争进行过程中当罗斯福每晚入睡时想方设法要进行的仪式；与白宫司膳主管的谈话让我们了解到温斯顿·丘吉尔那令人永远难忘的形象，他穿着长长的内衣站在那里，每晚在白宫的套房里要喝保存了几十年的白兰地；口述历史让人了解到流露真实情感的描述，每当女儿安娜走进房间时，总统的脸上总露出喜悦之情；一篇日记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样喜剧性的一幕，为了结束与埃莉诺进行的不愉快的谈话，总统的母亲就用轮椅把他推着离开餐桌；有些写给总统的信要求他让他的妻子保持沉默，把她拴住，或者至少让她待在家里织织毛衣，这反映出有些人对她这种异常的独立性感到深恶痛绝。

一些我最喜爱的详细材料来源于当时的新闻报道：当这个妇女亲眼目睹抽签征兵并且意识到她的儿子抽到第一个时，她从观众席中发出尖叫声；人们注意到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之前紧张得就像马上要登台演出的歌剧演员；把哈里·霍普金斯疲惫的模样说成就像“困难时期结束时一匹营养不良的马”。罗斯福宣布他想让大家听听他发表的炉边谈话，一起在铺在他们面前的地图上寻找路线标示；当温德尔·威尔基发表接受任命讲话时，汗珠从他的额头滚下来；当罗斯福站在国会联席会议面前时，他的手在颤抖；几十名工人昼夜不停地把大块的冰块塞进总统列车中那个原始的空调机内的景象；克莱斯勒坦克兵工厂的一个工人意识到坐在来访者车中的人就是罗斯福总统时脱口而出说的话——“上帝保佑，这不正是老弗兰克吗？”

像这样的详细材料只有通过仔细研究才能得到。靠捏造事实材料，哪怕是看上去很微不足道的那些材料来弥补知识上的不足，都是把非小说的纪实文学变成了小说，而且这还辜负了历史学家的信任。

尽管我写的故事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但我能与许多认识罗斯福家人以及他们大家庭的所有成员的人亲自进行交谈。我采访的人员名单如下：

被采访者

温斯洛普·阿德里奇 | 阿朗索·菲尔兹
伯纳德·阿斯贝尔 | 弗兰·弗勒蒙特·史密斯
卡尔·阿里 | 弗兰克·弗里德尔
托伊勒特·巴切尔德 | 拉里·富奇斯
威廉·巴勃 | 约翰·肯勒斯·加尔布瑞思
米尔德瑞德·巴克尔 | 大卫·金斯伯格
罗伯塔·巴洛斯 | 罗斯玛丽·乔坡
埃莉诺·巴特曼 | 阿瑟·古德施米特
贝蒂·比索普 | 伊德娜·古尔威兹
小约翰·伯蒂格 | 凯特·罗斯福·哈达德
霍华德·布鲁恩医生 | 戴安娜·霍普金斯·哈尔斯特德
多罗西·布特夫 | 伊莉诺·亨德里克
毛林·科尔 | 罗伯特·霍普金斯
芭芭拉·穆勒·科蒂斯 | 小詹姆斯·海姆斯
埃格伯特·科蒂斯 | 石原石路
道恩·德斯利 | 石原石间
罗伯特·多勒万 | 芭芭拉·杰奎斯
贝蒂·杜里 | 艾略特·詹尼威
吉姆·德奥塔 | 弗朗西斯·卡普兰
多罗西·道 | 詹·卡尔斯基
芭芭拉·杜德利 | 玛丽·基瑟琳
维吉尼亚·杜尔 | 玛丽·加斯顿克莱默
梅格·埃格伯格 | 特鲁德·拉什
乔治·伊斯利 | 迈克尔·李利
威廉·埃默森 | 米尔顿·利普森
克里克默·法思 | 梅里斯·切尼·马丁
路易斯·费尔 | 莎拉·麦克伦顿
亨利·摩根索三世 | 小詹姆斯·罗斯福
路易斯·摩利 | 简·斯卡伯勒
凯瑟琳·哈里曼·莫第默 | 埃莉诺·西格雷弗斯
罗伯特·纳森 | 维吉尼亚·什普
威恩·纽顿 | 大卫·史密斯
托马斯·奥尼尔 | 格瑞丝·斯堂
约翰·佩尔 | 理查德·斯特罗贝尔
鲁思·汤普森·皮尔斯 | 玛格丽特·萨克雷
埃丝特·佩特森 | 马克·塔利斯曼
简·普拉卡斯 | 沃尔特·特罗翰
乔伊斯·拉尔夫 | 玛丽·维德
约瑟夫·劳 | 贝特西·罗斯福·惠特尼
科蒂斯·罗斯福 | 伊丽莎白·威肯登
埃莉诺·沃特金斯·罗斯福 | 比利·维尔德
埃利奥特·罗斯福 | 玛丽·维勒特
詹姆斯·罗斯福 | 佩奇·德科坡·威尔逊

参考书目

私人文件和手稿

收录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图书馆中的私人手稿

约翰·贝特格

科伊·韦恩

安娜·罗斯福·哈尔斯特德

威廉姆．D．贝哈特

利昂·亨德森

洛伦娜·希科克

亨利·霍普金斯

里特·哈雷·利曼

埃丝特·雷普

约瑟夫．P．拉什

小亨利·摩根索

威廉·雷格登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演讲集

有关家庭、工作和私人事务的文件

公文

总统的私人文件

总统秘书的文件

詹姆斯·罗斯福

罗斯福家族：罗斯福的子女提供的文件

哈罗德·史密斯

玛格丽特·萨克雷

亨利．L．斯廷森的私人文件，手稿和档案，耶鲁大学图书馆

口述史抄本

埃莉诺·罗斯福的口述史抄本，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图书馆

密涅瓦·贝尔

莫林·科尔

乔纳森·丹尼尔斯

海伦·格哈根·道格拉斯

戴安娜·霍普金斯·哈尔斯特德

詹姆斯·哈尔斯特德

海特先生和约翰夫人

琼·摩根索·赫希霍恩

安娜·罗森伯格·霍夫曼

特鲁德·拉什

亨利·摩根索

保利·穆雷

贾斯汀·波里尔

罗兰·雷德蒙

埃利奥特·罗斯福

小埃利奥特·罗斯福

詹姆斯·罗斯福

詹姆斯·罗

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

埃莉诺·沃特金斯

收录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图书馆的罗伯特·德·格拉夫的访问记录

安娜·罗斯福·哈尔斯特德

弗朗西斯·帕金斯

埃莉诺·罗斯福

收录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抄本

安娜·罗斯福·哈尔斯特德

弗朗西斯·帕金斯

塞缪尔·罗森曼

著作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纽约，诺顿出版社，1969年。

路易斯·亚当，《白宫的晚宴》，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48年。

亨利·亚当斯，《哈里·霍普金斯传》，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977年。

索尔·阿林斯基，《约翰·路易斯：一本未经授权的传记》，普特南出版社，1949年。

斯蒂芬·安布罗斯，《至尊统帅——战时将军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70年。

《诺曼底登陆——二战的高潮》，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94年。

《战争中的美国妇女》，由七个女记者撰写，全国制造业协会，1942年。

杰维斯·安德森，《菲利普·伦道夫传》，纽约，乔万诺维奇出版社，1973年。

约翰·阿莫尔和彼得·莱特，《曼萨纳》，纽约，时代出版社，1988年。

亨利·阿诺德，《全球使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49年。

伯纳德·阿斯贝尔，《罗斯福弥留之际》，纽约，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1961年。

《罗斯福回忆录》，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73年。

《埃莉诺和安娜·罗斯福的通信》，纽约，弗洛姆出版社，1988年。

汉森·鲍德温，《关键时期，1939-1941年》，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76年。

诺埃尔·巴伯，《法兰西陷落的那一周》，纽约，施泰因&达伊出版社，1976年。

约翰·巴纳德，《沃尔特·罗伊特和汽车工人的崛起》，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83年。

伯纳德·巴鲁克，《巴鲁克担任公职的日子》，纽约，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1960年。

查尔斯·比尔德，《罗斯福和1941年一触即发的战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8年。

马雷尼·比斯利，《埃莉诺·罗斯福和传媒：寻求自我实现》，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

诺曼·比斯利，《克努森传》，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47年。

索尔·贝洛，《全民动员，从悲观的过去到不甚明朗的未来》，纽约，维京出版社，1994年。

阿道夫·贝尔，《激流勇进，1918-1971年》，资料来源于阿道夫·贝尔的私人文件，并由比阿特里斯的主教贝尔和特拉维斯·比尔·雅各布斯校订，纽约，乔万诺维奇出版社，1973年。

艾赛亚·伯林，《个人印记》，由亨利·汉迪编校，纽约，维京出版社，1981年。

《华盛顿1941-1945年发布的文书：来自英国大使馆的每周政治报告》，由尼古拉斯编校，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

迈克尔·比奇罗斯，《肯尼迪和罗斯福，不稳定的联盟》，纽约，诺顿出版社，1981年。

弗朗西斯·比德尔，《短暂的权威》，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48年。

卡伊·伯德，《约翰·麦克罗伊主席与美国的公司》，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92年。

吉姆·比夏普，《罗斯福最后的时光》，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74年。

帕特里夏·比亚兰德，《挪威王室》，塔诺出版社，1986年。

约翰·莫顿·布鲁姆，资料来源于摩根索的日记，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卷一，《危机年代，1928-1938年》，1959年版；卷二，《紧急关头，1938-1941年》，1965年版；卷三，《战争年代，1941-1945年》卷四，1967年版。

《胜利之战：二战期间的美国政治与文化》，纽约，万诺维奇出版社，1976年。

威利·贝洛基，《约瑟夫·戈培尔的秘密协议：纳粹的宣传战，1939-1943年》，达顿出版社，1970年。

约翰·伯特格，《阴影中的爱》，纽约，诺顿出版社，1978年。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纽约，诺顿出版社，1973年。

艾伦·博斯沃思，《美国的集中营》，纽约，诺顿出版社，1967年。

保罗·博伊尔，小克拉克·克里福德，约瑟夫·科特，尼尔·索尔兹伯里，哈瓦德·斯特科夫和南希·伍尔克，《长远的愿景：美国人民的一段历史》，莱克星顿，希斯出版社，1993年。

奥马尔·布兰德利和克莱·布莱尔，《将军的一生》，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83年。

戴维·布林克利，《华盛顿卷入战争》，纽约，诺夫出版社，1988年。

霍华德·布瑞恩，《关于罗斯福疾病和死亡的临床记录》，摘自《内科年报》，第72卷，1970年4月。

亚瑟·布莱恩特，《历史的转折：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日记中的战争年代》，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57年。

拉塞尔·布海特和戴维·利威编校，《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2年。

威廉·布利特，《罗斯福和威廉·布利特的私密通信》，由奥威尔·布利特编校，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72年。

艾伦·布洛克，《希特勒的暴政》，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62年。

约翰·邦克，《自由之船：二战中丑陋的鸭子》，安纳波利斯，海军学会出版社，1972年。

詹姆斯·伯恩斯，《麦格雷戈尔和罗斯福，狮子和狐狸之争》，纽约，万诺维奇出版社，1956年。

《自由战士罗斯福》，纽约，万诺维奇出版社，1970年。

《伟大的领袖》，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78年。

亨利·布彻，《在艾森豪威尔身边的三年》，基于海军上尉亨利·布彻的私人日记，《美国海军后备队》，《1942-1945年对艾森豪威尔上将的海军援助》，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46年。

詹姆斯·伯恩斯，《开诚布公》，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47年。

亚历山大·卡多根先生，《亚历山大·卡多根先生的日记，1938-1945年》，由戴维·迪克斯编校，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972年。

马丁·卡丹，《飞行堡垒》，纽约，梅恩迪思出版社，1968年。

布鲁斯·卡顿，《华盛顿的战神》，纽约，格林伍德出版社，1969年。

埃莉诺·罗斯福，《我的日子》，由罗歇尔·哈达克夫编校，卷一，《她广受好评的专栏，1936-1945年》，纽约，法洛斯出版社，1989年。

威廉·莎菲，《美国妇女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改变，1920-1970年》，纽约，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

麦克维斯·蔡尔兹，《我在华盛顿的创作》，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42年。

萨拉·丘吉尔，《织锦中的一条织线》，纽约，多德米德出版社，1967年。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卷一，《风云紧急，1948年》；卷二，《最光辉的时刻，1949年》；卷三，《伟大的同盟，1950年》；卷四，《命运的关键，1950年》；卷五，《缩小包围圈，1951年》；卷六，《胜利与哀愁，1953年》。

《伟大的战时演讲》，纽约，柯基图书出版社，1957年。

简·切哈诺夫斯基，《转败为胜》，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47年。

雷蒙德·克拉勃，《观察世界》，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44年。

阿德米拉尔·克拉克，雷诺兹·克拉克，《卡里尔·阿德米拉尔》，纽约，大卫麦凯出版社，1967年。

加里·克利福德，塞缪尔·斯宾塞，《第一份和平草案》，劳伦斯（堪萨斯州），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

罗伯特·柯克利，理查德·雷顿，《全球战略和后勤，1943-1945年》，华盛顿，军事史研究办公室，1989年。

韦恩·科尔，《美国优先：反对介入战争，1940-1941年》，麦迪逊（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53年。

彼得·科利尔，罗伯特·霍洛维茨，《福特家族，一部美国史诗》，纽约，巅峰出版社，1987年。

理查德·科利尔，《1940年，世界烽烟四起》，纽约，企鹅出版社，1979年。

斯泰森·康恩，拜伦·费尔柴尔德，《西半球的防御框架》，华盛顿，军事史研究办公室，1960年。

布兰奇·韦森·库克，《埃莉诺·罗斯福，卷一，1884-1933年》，纽约，维京出版社，企鹅出版社，1992年。

南希·科特，伊丽莎白·普列克，《她的遗产：美国妇女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时期》，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79年。

克雷，《军事统帅乔治·马歇尔：军人和政治家》，纽约，诺顿出版社，1990年。

罗伯特·卡特勒，《刻不容缓》，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66年。

罗伯特·达勒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的外交政策，1932-1945年》，纽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

乔纳森·丹尼尔斯，《华盛顿方阵舞：在舞毯边的舞蹈》，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8年。

罗杰·丹尼尔斯，《美国集中营：日裔美国人和二战》，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1970年。

小本杰明·戴维斯，《小本杰明·戴维斯：美国人的自传》，纽约，普拉姆出版社，1992年。

肯尼斯·戴维斯，《罗斯福：命运在招手，1882-1928年》，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971年。

《势不可当的夏天：罗斯福的清晰画像，根据马里恩·迪克曼的会议成书》，纽约，阿森钮出版社，1974年。

《富兰克林，卷入风暴，1937-1940年》，纽约，蓝登书屋，1993年。

卡尔·德格勒，《漩涡之外：形成现代美国的力量》，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59年。

赫德利·多诺万，《从罗斯福到里根：记者眼中的九位总统》，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85年。

法斯特·瑞亚·杜勒斯，《美国红十字协会的历史》，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50年。

安东尼·伊登，《安东尼·伊登回忆录》，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65年。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欧洲的宣传攻势》，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48年。

戴维·埃伯里基，编校埃莉诺·罗斯福的《我的日子》卷二，《战后的岁月》，《她广受好评的文章，1945-1952年》，纽约，灯塔图书公司，1990年。

温斯顿·艾斯蒂斯，《大后方》，纽约，埃文出版社，1976年。

多利斯·法伯尔，《洛伦娜·希科克的生平：埃莉诺·罗斯福的朋友》，纽约，莫罗出版社，1980年。

拜伦·费尔柴尔德，乔纳森·格罗斯曼，《军队和工业动员》，华盛顿，军事史研究办公室，1959年。

詹姆斯·法雷，《吉姆·法雷的故事：罗斯福的时代》，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集团，1948年。

亨利·范戈尔德，《营救政治学：罗斯福政府和犹太大屠杀，1938-1945年》，新布伦瑞克，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70年。

阿朗索·菲尔茨，《我在白宫的21年》，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出版社，1961年。

爱德华·福林，《你是老板》，纽约，科利尔出版社，1962年。

乔治·福林，《华盛顿的混乱》，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79年。

《美国外交关系，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1943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

《美国外交关系，马耳他会议和雅尔塔会议，1945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5年。

《美国外交关系，华盛顿会议和魁北克会议，1943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0年。

《美国外交关系，华盛顿会议，1941-1942年》，《卡萨布兰卡会议，1943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8年。

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日记摘录》，由约瑟夫·拉什编校，纽约，诺顿出版社，1975年。

弗兰克·弗雷德尔，《富兰克林·罗斯福：被命运撞了一下腰》，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90年。

贝斯·费曼，《华盛顿铁路网》，纽约，诺夫出版社，1949年。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我们时代的生活》，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81年。

休·格雷戈里·加拉格尔，《罗斯福炫目的骗术》，纽约，多德米德出版社，1985年。

乔治·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35-1971年》，纽约，蓝登书屋，1972年，卷一，1937-1948年。

查尔斯·德·高尔，《战争回忆全录》，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64年。

诺曼·盖尔博，《敦刻尔克，打败希特勒第一步的全记录》，纽约，莫罗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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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威尔斯，《号角吹起：呼唤领导》，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94年。

西奥多·威尔逊，《第一次峰会：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普拉森舍湾，1941年》，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69年。

贝蒂·霍钦·温菲尔德，《罗斯福与传媒》，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0年。

彼得·怀登，《这一天：广岛的过去和未来》，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84年。

大卫·怀曼，《被抛弃的犹太人：美国和大屠杀，1941-1945年》，纽约，潘森出版社，1984年。

《媒体大战：美国和难民危机，1938-1941年》，纽约，潘森出版社，1985年。

威廉·扬斯，《埃莉诺·罗斯福的公共和私人生活》，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85年。

罗伯特·齐格勒，《美国工人，美国工会，1920-1985年》，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

致谢

自6年前这本书开始筹划至今，我的同事兼好友琳达·范德格里夫特就和我一起共事，没有她帮忙搜集资料，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完成。她研究档案的勤勉，对数据的热爱，对这个项目的激情，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都陪伴我一路前行。从很多方面说，她在这本书上倾注的心血并不比我少。

我必须感谢在这本书策划之初，那些研究罗斯福的著名学者们给予我的帮助，是他们的著作和传记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和鼓励。他们那些列在我参考书目里面，并且在尾注中标注出来的著作，为这个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在位于纽约海德公园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图书馆中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必须对图书馆的前任董事威廉·艾默生表示诚挚的感谢。他对罗斯福在国内的领导这一研究课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这种热情在最初的几个月，甚至接下来的数年间，都坚定了我继续这一课题的决心。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位良师益友，慷慨地同我分享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经验。我还要感谢罗斯福图书馆的现任董事，我的好友凡尔纳·牛顿、雷·泰克曼、鲍勃·帕克斯、马克·里诺维奇、保罗·麦克劳克林、约翰·菲利斯、南希·斯内德克和凯伦·贝迪斯。

我同样要感谢那些数年间一直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他们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努力地回忆我需要的资料而不计任何回报。罗斯福家族的几位成员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包括埃莉诺·西格格夫斯和科蒂斯·罗斯福，已经离世的詹姆斯·罗斯福和埃利奥特·罗斯福。感谢特鲁德·拉什、亨利·摩根索、罗伯特·霍普金斯、埃莉诺·西格雷夫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他们无私地允许我引用他们的私人文件和信件。感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他们同意公开丹·孔德朗、弗兰基·库柏、雪莉·哈基特、德利·哈恩、希维尔·路易斯、拉里·曼特尔和伊内兹·萨奥尔口述手稿的摘录，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拥有这些访问独一无二的版权。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允许我引用弗朗西斯·帕金斯和塞缪尔·罗森曼的口述史记录，感谢耶鲁大学允许我引用亨利·斯廷森的文件。珍妮·德尔帮忙在华盛顿搜集国家档案文件、安德鲁·布劳斯坦帮忙在国会图书馆搜集旧报纸，朱莉·哈达德帮忙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口述文件，这些帮助都让我受益匪浅，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包括阿尔弗雷德·凯基、菲利斯·格兰、阿诺德·希亚特、迈克尔·罗斯柴尔德和吉安娜·马拉默德·史密斯在内的朋友和同事，在这部书写作的漫长过程中，他们一直鼓励和支持我。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同事斯特林·罗德，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在我身边。

我必须感谢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莉迪亚·比希特、特里·萨诺夫、弗兰克、伊芙·梅茨、维多利亚·迈耶和伊丽莎白·施泰因。在最后的6个月里，我们要将分散的各个部分整合成册，有很多事情都要依赖施泰因，我几乎每天都要和她交谈，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她的热情、幽默和支持，我如何能够坚持下去。从始至终，我都庆幸自己有爱丽斯·马修帮助我编校图书，她那敏锐的理解力、广博的学识和一语中的的意见，总是让我获益匪浅。她好像天赋异禀，知道什么时候让作者独处，什么时候与之交谈，什么时候进行批评以及什么时候提供鼓励。像每个作者认为的那样，她就是最好的存在。

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的丈夫理查德·古德温一直陪伴左右，没有他，这部书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在书籍结构的建造过程中，他向我提供了很多意见，帮助我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问题，并花费了数周的私人时间校订最后的书稿。他是我的挚友、我的爱人和助益最大的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