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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2）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3）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4）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5）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6）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7）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8）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9）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0）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1）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2）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3）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4）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5）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6）

-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7）

-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1）

-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2）

-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3）

-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4）

-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5）

-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6）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

江青等背着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策划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国学术界一片哗然，周恩来也措手不及

1966年春，正当周恩来以很大的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八省抗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正在悄悄地袭来。这就是持续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一线”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敬重和服从。长期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使他们对毛泽东重大决策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认为他总是比自己看得更远些，更深刻些。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最后还是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做，并且努力去理解和跟上他。

1965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都出席了。招待会上，周恩来致词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全面高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发展时期。现在，我国人民展望着无限美好的未来，正在满怀信心地迎接将要在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显然，这时周恩来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经过几年调整后已见成效的经济建设上。

然而，只隔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已点燃了：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严厉的政治批判。这件事震动了全国。

由江青等一手组织策划的这篇文章，发表前有意隐瞒了中央“一线”领导人。周恩来事先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江青后来说，他们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保密了七八个月”。

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理论界引起普遍的反对。但由于它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1月30日，在拖延20天后，《人民日报》奉命转载，把它登在“学术研究”栏内。同时发表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审定的“编者按”，其中多处强调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吴晗，周恩来是有长期了解的。他力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

但问题没有到此罢休。不久，又把《海瑞罢官》同1959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提出该剧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他的说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性质，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1966年2月6日，周恩来和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并同意彭真的意见，即：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在学术问题上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月8日，彭真等赶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汇报提纲》。毛泽东对《汇报提纲》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周恩来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几乎和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汇报的同时，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彭真提出的“要树立一个新的外交风格”的建议。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表示：今年中央要好好抓农业，我也准备下去。

3月12日，即将离京赴河北一些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调查的周恩来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提出：在刘少奇、陈毅等出国访问期间，可将中央掌管的外交、国防工作交彭真负责。并说：“需要我回京时，请彭真同志给我打电话，随告随到。”周恩来还向一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过：我是得到中央的批准，常常想到农村、地方上去看看。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志现在不多，所以，我跟彭真同志订了个协定，一旦有重要的事情，他打电话要我回来，我马上回来。在场的彭真插话说：“总理在家，我们比较享福一点。”

面对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周恩来不得不打断正常的生产指挥工作，来应付日益增多的政治活动

1966年3月中旬起，离京不久的周恩来不得不中断他正在抓的华北农业工作，开始频繁地出席中央会议，讨论愈来愈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

3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周恩来从天津回北京后，18日赶到杭州出席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也到会。会上，毛泽东提出全国都要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包括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等各个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中宣部在当前学术批判中没有支持“左派”，是在压制“左派”。

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正被越来越紧张的政治空气笼罩着。

3月3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康生再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毛泽东28日—30日的三次谈话。毛泽东在这几次谈话中更加激烈地点名批评彭真、陆定一等，甚至警告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从发表姚文元文章开始的一场政治风暴正在扩展，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即使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对他正在抓的华北农业仍一直牢牢惦念着。就在康生做这番传达的当晚，他又启程前往河北的石家庄、宁晋、蓟县、邯郸、魏县、大名、临漳、磁县等地，视察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

4月2日，他在邯郸写给毛泽东并报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我31日晚到石家庄，4月1日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2日至6日我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10日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

周恩来坚定不移地抓农业，是有长远考虑的。他这时说过：人生下来第一件事是要吃饭，要穿衣服，吃饭、穿衣的材料、原料，都是农村来的，对6亿农民，要教育他们，支持他们，鼓舞他们。

在中国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的由衷愿望。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2）

然而，他的这种愿望的实现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乱。越来越紧张的学术批判形势已不允许周恩来继续集中精力抓华北农业工作，他原来计划的“每隔十日回北京一次”的日程安排也无法做到了。4月9日、11日和12日，他出席讨论学术批判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再次传达毛泽东近来的一系列批评后，决定撤销经中央批准并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彭真和周恩来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针对谁？周恩来也有猜测，但却从未想到矛头是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彭真谈了三次话。28、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4日—2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这次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在会议的前期，周恩来因为陪同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4月28日来华，5月11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周恩来同他们举行多次会谈，并陪同他们访问华北、东北、华东等地），没有出席前期的会议。

5月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见时说：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层地剥掉。45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毛泽东的这个意思，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写下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同到会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周恩来也表示同意中央《通知》，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他这时并没有理解《通知》中这段话的真正含义。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可见，对毛泽东的意图，中央领导核心的这些成员仍全然没有觉察。

5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经康生策划，北京大学干部聂元梓等7人在校内贴出矛头对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大字报《陆平、宋硕、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当天夜里，周恩来派人前往北大了解情况，严肃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是破坏纪律的行为。

康生却背着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私下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送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件事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大、中学学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造修正主义的反”。文化革命运动在北京和全国迅猛地展开。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都毫无思想准备。陈毅曾就发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一事当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周恩来回答道：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要发表这篇大字报。后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下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显然，这里是有所指的。

毛泽东写出了令与会者震惊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少奇、小平一样，周恩来才知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指什么

1966年6月15日，根据原先决定却一再推迟的计划，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在为时半个月的出访中，周恩来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状态中。在回国途经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8226;汗发现：周总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样，缺乏通常的那种爽快的情绪—是否因为太忙和太疲倦，还是其他原因？其实，最使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国内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

7月1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这时，一些大中学校已出现乱批乱斗、对批斗对象（主要是党政负责人和教师）进行毒打和人身侮辱等严重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对工作组废存去留的两种不同意见正在激烈交锋：刘少奇、邓小平等是坚持运动要有党的领导，要较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几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放手地让群众起来“革命”。

就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听了陈伯达、江青等的汇报后，已经认定派工作组是压制群众、阻碍运动，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他严厉地指责说：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这无疑使周恩来感到困惑。7月28日，他第三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对师生们说：在这场运动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会开幕当天，毛泽东在会上激烈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认为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同一天，他写信给反对工作组的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时，全国各学校已普遍出现揪斗工作组的现象，并开始冲击派出工作组的各党政机关。这封信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8月3日、4日，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指责更加尖锐。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改变原定议程，延长了会期。周恩来似乎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变故，他再次叮嘱值班秘书：如果主席处通知开会或谈事情，即使我已经休息了，也要把我叫醒。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3）

果然，在8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使全体与会者震惊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用极其严厉的词句批评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指责他们“在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这篇极不寻常的“大字报”，第一次在党内高层中公开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央“一线”工作的不满，并且把派工作组这件事提到了“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那样的高度。这些，周恩来都摆脱不掉“干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周恩来列入“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内。

据当年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海、空军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会散了，周总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

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周恩来也是到这时才明白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的是什么。在这期间，周恩来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对廖汉生等两次说到“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说明他已明白这种发展趋势是难以改变的。

8月1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当选。但新当选常委的排列次序有了重大变化：林彪紧接毛泽东之后，一下子成为“第二号人物”；而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第八位。在后来公开宣布党中央领导人职务时，除林彪以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人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邓小平原来担任的总书记职务都不再提起。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说：这回组织上有些改变，是为了保证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及全会公报的实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

对于68岁的周恩来来说，一场空前的政治大风暴，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面前了！他已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

江青像疯了一样，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下，双脚践踏，口中喋喋不休：“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恩来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强烈反对周恩来的情绪，随时随地流露出来。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一眼看到封面上总理的字，就像疯了似的，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喋喋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大肆咒骂宋庆龄，给她乱扣许多大帽子。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

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并且迁怒于周恩来，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既有“积怨”，又有“新仇”。

原来，在此以前，毛泽东曾派江青探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在深受这场浩劫巨大伤害的宋庆龄心目中，江青只是一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熏心的女人”。这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完全采取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宋庆龄向她建议：“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结果不欢而散。宋庆龄的冷漠和批评，使她不能容忍，时思报复而又受阻于周恩来的“保护名单”（周恩来8月30日开列的保护干部名单上宋庆龄是第一位）。她对周恩来极力保护宋庆龄免遭冲击极为不满。有一次，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江青曾经放肆地对着周恩来叫嚣：“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里，周恩来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许多人过关，使他们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得到安全。至于他极力保护陈毅、贺?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更是众所周知，令人感动。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4）

“联动”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激怒了江青，她撕破脸皮，破口大骂。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从不抽烟的周恩来

点燃了香烟，神色严峻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尽管这个组织如同其他许多群众组织一样，难免在人员上鱼龙混杂，“西纠”及其他地区的纠察队里有人做了些不利于稳定的事，但是总的说来，“西纠”等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的活动。8月6日，最早组织纠察队的西城区和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开会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到会，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还曾把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找到一间化妆室里，诡秘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我们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但是背后有人给你们捅刀子。你们要知道，中央内部也不一致啊。”8月31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但当他们日益认清了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真面目，组成“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起来造“中央文革”的反，张贴反对林彪、江青的大标语时，江青一伙就翻脸不认人，站到他们的对立面，残忍地把这些稚气未退的中学生打成“反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扣到这些青少年的头上，并对周恩来进行突然袭击。

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头都去参加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江青活像一个泼妇，竟对“小将”们撕破脸皮，破口大骂。她威吓说：“对于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的、破坏革命的，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她事先未向周恩来打招呼，突然当场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名字，诬陷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还逼周荣鑫、雍文涛到前台低头认罪，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说：“我希望你们对于青年的、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在陈伯达讲话后，周恩来从容自若地走到台前。针对江青对“西纠”声色俱厉的指责谩骂，他关注地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像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长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这个时候，全场响起了长久不息的热烈响亮的掌声，说明了人们的意向。

江青一伙策划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这时从中学到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中，早已兴起来势凶猛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怒潮。12月5日成立的“联动”组织，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贴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的标语，震撼了江青一伙。12月12日，《红旗》杂志专门发表社论，提出“斗争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13日，康生恶狠狠地说：“对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严厉的镇压！”14日，康生再次恫吓：“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这天江青在台上这番咬牙切齿地谩骂，不过是这种恫吓伎俩的继续。实际上，对“联动”的镇压行动已经开始：“西纠”、“东纠”和海淀区纠察队都有许多人被捕。周恩来讲到那些被捕红卫兵的时候沉痛地表示，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交代出犯错误的原因，就应该得到宽大处理，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

同时，周恩来深知，江青一伙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他惟恐这些青少年继续遭受他们的镇压摧残。周恩来出于真诚的爱护，在第二天接着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为了尽早解除江青一伙镇压的借口，劝告各纠察队马上自动解散，他说：“我提议现在各个学校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取消。纠察队的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我们采取民主的方法，你们自己取消。”

江青终于向“联动”下了毒手，十几岁的娃娃生平第一次走进监狱。孩子们见到周恩来如同见到父母，哭喊声响成一片

江青一伙心毒手狠，?然下令对“联动”进行大规模的残酷的镇压，他们狡狯地躲在幕后，唆使大学生来斗中学生。就在第二天，12月18日，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一、二、三“司令部”和首都兵团以及一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煽动他们镇压西城、东城的红卫兵纠察队。

本来，11月20日中共中央刚向全国批转的《北京市委重要通知》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同时规定：“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罚。”江青自恃特殊，完全无视这个通知，继续在“幕后指挥”，还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找来，一起给这三个“司令部”的非法抓人的犯法行为出点子，使它转为“合法”化。江青说：“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向反面，犯错误。抓来的人，你们可以交给公安部，让他们替你们管，告诉公安人员管好，随叫随到，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

提起红卫兵纠察队，江青咬牙切齿地说：“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她还恶狠狠地说：“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做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死刑；年轻的可以死刑缓期。”关锋说：“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查出，严重的枪毙！”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5）

有了尚方宝剑，三个“司令部”的“司令”立即对红卫兵纠察队—“联动”大举镇压。谢富治指挥蒯大富、聂元梓等，先后数次调动数以万计的大专院校学生，配合谢富治下令调派的警察，连续对许多中学大包围、大搜捕。最多的一次，1967年1月25日下午4时，谢富治指挥蒯、聂之流调动3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一般，把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学砸得稀烂，逮捕32名同学。2名同情学生的教师也被当作“联动”投进监狱。这次大的搜捕，使得大批青年南下逃亡，引起民众关注。这些被江青所追捕的青少年都是革命后代，周恩来异常痛惜，忧心如焚。有100多名十几岁的“联动”成员，被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关进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囚禁了3个多月。直到4月22日，才把监狱大门打开，把他们释放出来，送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总理接见。

看到周恩来总理走进来，孩子们全都站起来，都像受了委屈的儿女见到了亲人，顿时哭声喊声交织一片。周恩来一边招手，一边审视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小囚犯”，眼睛也湿润了。周恩来挥手让大家坐好，先问“董良翮在不在？”又问：“谁是孔丹？”他们都满眼热泪，默默地站起来。董良翮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是董老严守组织纪律，老老实实交出去的（这天董良翮回到家里，董老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你是替我去坐牢呀！”）。孔丹的母亲许明是总理的秘书，因不堪江青的迫害凌辱含恨而死（死后江青还恶狠狠地指控她是“联动”儿子的“后台”）。周恩来对孔丹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周恩来讲话的声音低沉。人们看到，他那深沉的目光里饱含着对革命后代的爱怜和一种难言的痛楚。

下令搜捕他们的祸首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及戚本禹也都在一旁坐着。这次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释放的。江青等人虽不甘心认输，却也无可奈何。周恩来生怕孩子们再受折磨，这时面向大家，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一伙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谢富治虚情假意的关心，激怒了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便为他们浑水摸鱼、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条件。周恩来为了稳定局势，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过关，就处处为他们“灭火”。这一“放火”与“灭火”的斗争，一直到周恩来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周恩来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或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可是每次他们都找借口不来，或者是故意拖延时间，让周恩来等候很久。周恩来每天工作繁重，日理万机，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时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掉了，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这样百般刁难周恩来。1966年12月24日晚上，总理要到北京体育馆参加国家体委批斗贺龙的大会。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鼓动红卫兵到处揪斗贺龙，连他的家也被冲击了，弄得贺老总无处安身。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还曾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这次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斗贺龙的大会，是要保护贺龙“过关”的。讲好大会是7点钟召开，可是到8点多钟，周恩来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来，直到他们来了，才一同进入会场。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11月8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又要冲击，是受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红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他们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帅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6）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去“灭火”，使一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恩来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恩来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活脱脱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出了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尚未被他们排挤和打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从表面上看，“中央文革小组”好像是一致的。但当江青一伙人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种种刁难时，就采取由自己一伙人幕后操纵的手法。1967年1月13日，周恩来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而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大字报的“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年8月到12月的4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40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230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1100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就是这样，还要受到江青一伙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刁难，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1966年10月18日，正当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联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的毛泽东接见活动。因为周恩来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讲话，突然谢富治带着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周恩来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当时与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周恩来对谢富治发火不是偶然的，是他早已洞悉了谢富治的心态，谢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周恩来和老帅们没有片刻安宁，给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恩来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陈伯达就攻击周恩来“和稀泥”、“搞调和”、“折衷主义”。1966年10月3l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衷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

周恩来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都没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于扰，消除动乱，竭力想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

江青一伙妄想利用“伍豪事件”摆平周恩来，知情的康生此刻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中，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特务”、“叛徒”，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在康生、江青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9月起，各地成立了一些“揪叛徒”组织，利用这些组织去查找一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陶铸、刘澜涛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被他们用这种卑劣手段打成“叛徒”、“特务”的。

在这场“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来也没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周恩来。

1967年夏，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原文称：“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启事》的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当造反派头子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5月12日将这一启事的抄件送与江青。本来，这是30多年前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的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诬蔑我党和周恩来的事件，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1943年在延安整风会上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但是，江青却如获至宝，认为这是打倒周恩来的绝好“材料”。在与“中央文革”一伙密谋一番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同时，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作出交代的通牒，是从背后刺向周恩来的一把暗剑。这些，从康生的一些举动中也可等到印证。当时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这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然而，此时此刻，当江青欲以这一事件置周恩来于死地时，康生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然而，周恩来知道，对江青一伙，仅仅进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造成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且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也许，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启事”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周恩来想到：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被打倒，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也因“二月逆流”靠边站了，惟有他才能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和党内的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抗衡。而一旦他被打倒，林、江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将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7）

所以在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联系，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

5月19日夜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党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对此事的批示拍照存档。1968年1月，他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将有关材料存档的事，并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仿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江青“舞剑”，意在“周公”。突然对周恩来发难，无故赶走总理警卫员成元功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企图以“叛徒”罪名打倒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有所收敛。

然而，在“伍豪启事”这件事上，江青压根就没死心，而是把它作为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攥在手中，并一次又一次地紧拧“发条”。

1967年8月，江青一伙公开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1967年10月，江青在钓鱼台住地同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

1968年初，江青、张春桥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还列入了“伍豪启事”一条。

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受命将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托吴法宪转交江青。

1968年7月，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两个行动诡秘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陷害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

1969年5月，九大结束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得意洋洋，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等新入选的政治局委员召到自己的住处“吹风”：“周总理，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不会挂帅。‘文化大革命’，单独搞一个中央常委碰头会，不支持‘中央文革’，常委碰头会垮了，才来依靠‘中央文革’解决问题。”说到此，江青神秘兮兮地拍拍自己的中山装下衣兜：“嘻嘻，总理还有不少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

显然，江青是在等待时机，可她又是一个“一触即跳”的人，耐性有限，时间一久，“倒周”祸心难免要露。1968年3月，江青以“项庄舞剑”之法，突然对周恩来发难，硬把跟随周恩来多年卫土长成元功同志诬为“特务”、“叛徒”。

这一天下午4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问题的会议。作为总理的卫士长兼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的成元功负责这次会议的现场警卫工作，大约3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来电话告诉成元功，说江青刚起床，要成元功在大会堂准备点吃的，先吃饭后开会。成元功依照吩咐，找有关同志准备好江青所要吃的，放在会议厅旁边的小山东厅里，并把此事报告了在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时针指向4时，来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都到了，就等江青一人。成元功和汪东兴一?站在会议厅的门外迎候江青。4点15分，江青来了。汪东兴给她行了个军礼，成元功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会议在这个厅举行，你的饭准备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江青斜了成元功一眼，一字没说进了会议厅，径直走向周恩来，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站在门口不让我进来？”

周恩来连忙作了解释。但江青不听，当着与会者与周恩来大吵大闹。会议开不成了，周恩来只好宣布休会，并同江青、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人来到小山东厅。江青无理取闹，硬说是周恩来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她参加会议，是背着她在搞什么活动。

一向善于克制的周恩来此时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东兴同志，你去把成元功叫来，当面说个清楚。我是个老同志，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根本没有的事。”待成元功进来后，周恩来愤然道：“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

周恩来出去后，汪东兴要成元功把情况说一下。成元功把江青警卫员来电话说的原原本本陈述了一遍。江青一拍桌子：“胡说，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兴把孙占龙叫进小山东厅，孙占龙说：“是我打电话叫成元功准备饭的。”

江青更加恼羞成怒，拍桌子跳脚撒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江青把周恩来、汪东兴叫到钓鱼台，让秘书们也参加谈话。江青说：“成元功在历史上就是个坏人。”周恩来说：“不会的。成元功14岁参加革命，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的。”江青又武断地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就这样，由于江青的无理取闹，成元功被迫离开周恩来，进了“五七”干校。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8）

国务院副秘书长被迫害致死，总理值班室被撤销，秘书隐姓改名，全是江青的“得意之作”。周恩来表面平静，内心却汹涌

如潮

林彪、江青等人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找不着，就绕道整周恩来。其手段之一是先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许明被迫自杀事件就是例证。

许明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女同志，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文教工作。在延安社会部工作时就受过表扬。“文化大革命”前，江青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审查电影时要许明去参加。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讨论其他影片时，许明同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又怀疑许明在周恩来面前讲她的坏话，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政治局的许多权利逐步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并决定“文化大革命”和党、政、军的许多重大问题。那时刘、邓、陶相继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参加碰头会的只有周恩来与叶帅、徐帅和李先念。有时林彪也来参加，他一来就贯彻他那套极左的方针。因会前、会中和会后都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做，周恩来就要周荣鑫和童小鹏在会上协助汪东兴工作。

有一次开碰头会前，童小鹏碰到江青，她板着一副凶恶的面孔问童小鹏：“许明是彭真安插在总理身边的‘钉子’。你知不知道？”童小鹏如实回答：“我不知道。”童小鹏还说：“许明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她原来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进城后在海关总署当办公室主任。她是由中央组织部按正常的调动程序调入总理办公室的。她分工管文教，与彭真没有直接往来。当然，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时开会，总理派许明去旁听。许明回来要向总理汇报。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看不出是彭真安的‘钉子’。”

因为话不投机，江青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走了。

江青一伙罗织许明的“罪证”，说许明是彭真安插在周恩来身边的“钉子”，实际上是想把彭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点名的“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其用心十分险恶。

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后，周恩来让许明到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去负责搞接待工作。陈伯达、戚本禹经常到接待站来，向红卫兵宣传他们那一套。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戚本禹听了很高兴，但许多红卫兵听了不同意，说是“惟成分论”，两派的红卫兵因此在接待站展开辩论。戚本禹就将打油诗进行改动，并告诉许明是陈伯达改的。当红卫兵质问：为何改动打油诗时，许明告诉他们是陈伯达改的。这下许明闯了大祸，陈伯达知道后十分不满，以陈伯达到接待站，许明不热情接待为由，向江青告了许明一状，江青又将此事告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此人（指许明）不适合做接待工作。

许明知道主席指示后，心里害怕极了。加上当时她的丈夫孔原在调查部被揪斗，被监视、关押，儿子孔丹因参加“西纠”，被打成保皇派，也被抓走，家中的老母亲亦被红卫兵抓去，一个家被搞得支离破碎。许明精神压力本来就很大，江青状告她后，思想负担更重，终于被迫选择了自杀道路。临死前留下遗书：我是无罪的，孔原与两个儿子是无罪的。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妇女干部，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悲惨地死去。

“文化大革命”之前，因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秘书太多，毛主席就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都靠秘书”。周恩来知道后就撤销了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只剩下两个秘书、三个干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周恩来更忙了，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周恩来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一天到晚不断，中南海总机人员建议：你们的电话太多，很难打进来，是否可以换一个号码。周恩来听后不同意，他生气地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架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我联系。”因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架机子的号码也没有换。周恩来的日程表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逝世后，秘书整理27本台历交给党中央，那27本台历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中央领导看后都掉下眼泪。

江青等人还想着法儿累垮周恩来，最后搞得周恩来不得不把总理值班室也撤了，只留下一个秘书。

总理值班室是怎样被撤销的呢？

那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凡是省革委会成立之前，要先开会，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会议代表有当地党政、军队方面代表、造反派几派的代表。开完会后，由“中央文革”办事组起草一个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那里传阅，尔后，再由中央形成文件。

有一次，四川、云南成立革委会的会议汇报记录先送毛泽东、林彪看过后，送到总理值班室，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放在两份文件中，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办来催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一天多过去了，没有及时向周恩来汇报。因为周家鼎认为文件的收发是秘书的职责，没有必要惊动周恩来，他更没想到这份材料会放在周恩来的皮夹子里。后来，文件找到了。周家鼎赶紧把文件送还中办。没想到这件事惹恼了江青，大骂总理值班室的秘书是干什么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看不起江青，等等。江青将这份材料送到毛泽东、林彪那里，林彪别有用心地在材料上写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要尊重“中央文革”的意见，不能拖延时间等。这份文件又一次转回总理值班室。周家鼎一看给总理捅了一个漏子，心情很紧张，也很沉重。周恩来忙了一天，半夜回到办公室，周家鼎把文件拿给他看，并说：“总理，我们犯了大错误了。”周恩来看了文件后，没有吭气，到了天亮才对周家鼎讲了一句话：家鼎呵，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找不到文件，可以报告他，由他出面去向“中央文革小组”解释。

事情并没有了结。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情，在钓鱼台17楼几次与周恩来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的秘书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此后不久，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宣布，值班室撤销，周家鼎等人都下去锻炼，只留下钱嘉东。周家鼎走前向他辞行。周恩来对他做了三条指示：一、到最基层去；二、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三、改个名字。当时，周家鼎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改名，就说：总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四清”时不是有人改名受批评了吗？周恩来不吭气。这时，邓大姐穿着一件睡衣走过来说：叫你改你就改嘛！你就叫“贾汀”吧。周家鼎后来才知道，周恩来考虑是周家鼎已得罪了江青，怕江青又找他的麻烦，还是躲着她点；再一个考虑就是避免别人说总理又把自己人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谈话后，周家鼎就改名贾汀，到二七机车厂去蹲了几年。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来保护他们啊！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外宾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每天24小时，一个得工作12个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9）

周恩来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敏锐地捕捉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有利的评价，极力促成邓小平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历史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显得更加忧虑重重。

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林彪集团的覆亡，使中国的权力核心一下子出现了好多空白。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分别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司令等这些权力显赫的位置上永远地消失了。那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权力落人他们手中，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更加难以设想。

然而，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使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197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设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0月4日，毛泽东在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示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脑海之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水到渠成”。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到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此举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无形中就把追悼会提高到最高规格。这不仅对正在台上倒行逆施的江青一伙是一个打击，而且使一大批尚未得到“解放”的老干部从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无疑，对周恩来正在考虑如何尽快“解放”干部也是极为有利的。

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激动地要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

追悼会上，里穿睡袍、外罩大衣的毛泽东动情地拉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仅高度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而且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为邓尽早“复出”先造舆论。

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指出，不能把邓小平的问题搞成敌我矛盾。他说：在揭批林彪集团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经过周恩来的百般努力，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0）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8月15日，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期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血球。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在1月，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3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会上，经过两种力量的激烈交锋，终于在3月10日通过了这一决定。会后，周恩来立即写报告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天来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及国务院副总理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8226;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六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招待会结束后，世界各国记者都匆匆奔向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舒了口长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就预料到邓小平必将重返政治舞台，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周恩来的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起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当军委委员。”“四人帮”听后目瞪口呆

曾参加过4月12日盛大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8226;代内什在她后来所著的《邓?平》一书中，对当时同一大厅内的权力对峙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猜度些什么呢？

这位匈牙利记者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这里，我们无需去揣测当时双方各自丰富的心理内涵，只是有一点是无疑的：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复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江青那两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的是一股“别高兴得太早，走着瞧”的凶光。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又是一个机会。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因为当时的副总理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处，密谋策划。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康生在一旁谋划说：“邓小平进政治局，我是不同意的，群众是有意见的。这个情况你们搞个材料向主席报告嘛！”

有了康生的支持，江青更加肆元忌惮：“我要当面向主席提抗议。问问他‘文化大革命’还算不算数了？走资派还要不要批判？”

张春桥不愧为“军师”：“康老，我记得1967年4月份你在军委会议上有个讲话，是专门批判邓小平的，讲得非常全面、深刻。”

王洪文说：“对，应该把康老的讲话找出来让群众学一学，现在许多人连邓小平犯的什么错误都记不清了。”

康生说：“其实，不用我的讲话，也能挡住邓小平，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

江青一伙在幕后千方百计把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和帮凶大量塞进中央委员会，以增加他们在中央委员中的比重。

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踏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他们在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他们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十大从组织上仍然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江青一伙甚是洋洋得意。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1）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把邓小平请回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了这一重大决定。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

“四人帮”出乎意料，目瞪口呆。

周恩来等人在意料之中，凝神地微笑。

随后，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此后，凡遇有重大国事和外事活动，周恩来都有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

“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和刁难邓小平。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问题。江青在会上以种种借口为理由，反对邓小平去，她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会后，周恩来顶着江青等人的压力，毅然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江青阅后，大发雷霆，逼迫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后，周恩来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一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同志，并要在场的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问题。江青仍不知趣，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大闹政治局。周恩来请人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迫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亲自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送行。4月19日，当邓小平载誉归来时，周恩来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显然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送往迎来，而是凝聚着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深情厚谊以及为扩大邓小平在国际国内影响的良苦用心。

按照医生的要求，病重的周恩来早就应该住院治疗。但为了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也为了提防江青一伙趁邓小平出国期间在国内搞鬼，周恩来坚持不住进医院。他有时白天工作，晚上治疗；有时靠输血和其他治疗办法来维持工作。直到邓小平参加联大会议归来后，才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

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四人帮”的发难却换来了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早在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休息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

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地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文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均不屑一顾。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把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2）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蛮横无理、惟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王洪文又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应当说，在毛泽东刚批评过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后不久，“四人帮”又旧病复发，千里迢迢派人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确实是一次极不寻常之举。他们矛头所指已不仅仅是邓小平，而且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支持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

这样，在“风庆轮”事件及其实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便出现老一辈革命家与梦想“改朝换代”的江青一伙“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局面。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三○五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毛泽东痛斥江青：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自己做党的主席

王洪文自长沙?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同周恩来谈话，其间，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不得不作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三○五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罢倍觉欣慰。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3）

11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并告：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10月底至11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三○五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嘛。”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二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不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了。

周总理抱病飞长沙，毛泽东再一次肯定邓小平“人才难得”。“四人帮”的“组阁”梦终于彻底破产

已拖延10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1970年，林彪一伙为在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4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不择手段地耍阴谋由他们来“组阁”。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1974年12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12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作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1974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三○五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检查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同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做了回答。

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4）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枝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1974年—历史将永远记下这非凡的一页。

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上坦然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以后工作时间不会太长了

1975年1月10日晚，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

刚从医院赶到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总理了。此时此刻，他们眼见总理的病容，聆听总理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总理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迟迟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是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全会《公报》，其中，按过去惯例应作报道的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都统统不见了。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对于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然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不过是周恩来在进入1975年后抱病参加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当中的头一个会议。

1月13日晚8时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会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内，又再次响起周恩来总理坚定、清晰的苏北口音：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治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2800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5000字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而这一号召，报告人10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今天，他不过是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热爱自己总理的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似乎感到已无必要再掩饰些什么。他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5）

周恩来讲上述这番话时，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相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在1月17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新的国务院任命公布后，一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人们，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2月1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12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

“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其经由正如他对身边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

“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严肃批评“四人帮”

“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其成员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军权在握，这正是“四人帮”担心之所在。

3月1日，身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张春桥，在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宣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个人意见”表示，四届人大提出的那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许多场合大讲反“经验主义”。4月4日，她在接见一批工人讲话时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5日，她又对“梁效”（即“四人帮”操纵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笔名）成员讲道：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来的一份强调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太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几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1973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卑劣行径。尤其对反“经验主义”问题，邓小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等人惶恐不安，更怀恨在心。王洪文为此致信毛泽东，诬蔑说：政治局会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讲出来，目的是要翻过去的案。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通过和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也了解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将这些问题及个人意见汇报给毛泽东。

5月3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305医院赶到会场。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仍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此“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6）

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1974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倚仗她的特殊身份，未作一句检讨，并不时在会上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面色严峻，一句一顿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支吾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做了一个翻来覆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又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发表异议说，周总理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毫不退让，以张春桥3月1日在总政讲话和三四月间军内各单位对张讲话的反应的事实，回驳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面前，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做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人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

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睁开双眼，拼尽气力大声说到：“我是忠于党和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自中央政治局批评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一伙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中一向不放掉抛头露面机会的江青，在一连几个月里，几乎再没有公开露过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神气活现了。一时间，“江青挨中央批评”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6月初起，在医院的周恩来却频频会见外国来宾。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常有邓小平、李先念、廖承志等。

6月7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儿子时，兴致勃勃地告诉客人：“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这就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7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阐述他不久前提出的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8月3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指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8月18日，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和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9月15日，邓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意见。

9月底至10月初，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从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里，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油然而生一种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感觉。

一直在周恩来、邓小平指导下进行教育系统整顿的周荣鑫，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对整顿教育工作的意见，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严词批驳了长期以来“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手炮制的“两个估计”。对此，周荣鑫并非不知所冒“风险”，但他却无所畏惧：“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被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周荣鑫的讲话，表达了领导整顿工作的一批老干部的心声。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17）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变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尽八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1975年9月7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他向来自东欧客人们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一语时，在座的来宾都惊愕不已。随即，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外宣布：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过去若干年之后，邓小平仍记忆犹新，并多次向国内外人士谈起。其中，也包括他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

1983年7月，邓小平回忆说：“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邓小平还讲过：当时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1987年10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便是邓小平所讲他当时第三次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伺机反扑的“四人帮”一伙已经开始向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周恩来发难了。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评论，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对此，“四人帮”一伙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借毛泽东的评论大做文章。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

在“四人帮”操纵下，从8月底开始，全国各类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扬评论《水浒》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几个月来一直“消沉”的江青，这时也亲自出马，在一些公开场合大谈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并一再强调“要联系实际”。甚至露骨地宣称“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借以发泄对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评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的不满。其间，毛泽东曾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论，并制止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江青等人散布的批所谓“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的论调，邓小平早有警觉。他在许多场合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说明：毛主席评论《水浒》并无所指，不要牵强附会，“听到风就是雨”。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正密切注视党内这场突如其来的尖锐斗争。8月中、下旬，他抱病连续同邓小平、李先念等作单独长谈，了解“四人帮”一伙的动向。

9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下旬，由于病情恶化，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以特殊方式回击“四人帮”的攻击诬陷，用实际行动给老战友邓小平以有力支持。

9月20日下午2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李先念，鄙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张春桥，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

死神，又一次悄悄从周恩来身边溜走。但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对此，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正在领导各条战线全面整顿斗争的邓小平，此时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再走出病房，同他一起并肩战斗啊。

一个月以后，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这一天，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仍然是上次的几个人：邓小平、李先念、张春桥……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又示意让担架停下来。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总理。

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字字千钧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的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高度评价。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1）

革命的一生，传奇的一生。他三次被打倒，又三次顽强地站了起来

1966年春天的中国，看起来是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团结的国家。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种和平统一的景象就被粉碎了。在外国人和大多数中国人还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轮排炮已经打响。延安时代的“圆桌精神”不见了，许多曾一生献身于革命的开国元老们都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也有许多元勋们在这场“革命”中几度浮沉，蒙受了不白之冤，经历了不该经历的磨难。邓小平也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他的童年是在“乱在先，治在末”的四川省度过的。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就随同出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赴法国留学，在法国参加了革命斗争，在斗争中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真正的革命生涯。

1926年底，邓小平离开法国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年底回国在冯玉祥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底到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春，他和张云逸等组织、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燃起了革命的星火。1931年，邓小平到达中央根据地，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长征开始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做了大量工作。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成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采取缓和态度的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共同领导创建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立下赫赫战功。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在对解放战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这几大战役取得胜利后，又和刘伯承、陈毅等挥师解放南京和华东各省。接着邓小平又和刘伯承率部协同第四野战军解放中南地区；再向西南进军，解放了西南各省。邓小平卓绝的军事才能和领导组织才能在这一系列胜利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在当时，有哪支反动军队听到“刘邓大军”不闻风丧胆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分管西南局主要工作，在各项工作中取得很大成绩。1952年被调回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从邓小平一生走过的道路来看，是光辉奋斗的一生，也是历尽坎坷和磨难的一生。他经历过上百次冲击，曾三次被打倒，又三次顽强地崛起，终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因为他“不听话”；林彪忌恨邓小平，是因为邓拒绝高岗的拉拢。“文化大革命”之初，邓小平成为 “第二号靶子”

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小平担任着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职务。这时党的领导核心已分成几个对立的派别，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斗争、纠偏、“大跃进”、饥饿、调整，其间还有日益尖锐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大论战。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必然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运动时，他必然会“灵活地”执行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决定。这并非是他想和毛泽东对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形势，尽可能地减少和缩小某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损失。

这样以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主要是因为邓小平“不听话”。毛泽东当时需要用足够的人们对他的崇拜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邓小平则极力推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最?得意的两件事就是“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却在1962年由欢迎“三面红旗”变成反对“三面红旗”，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邓小平却支持邓子恢搞“三自一包”。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本来已经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毛泽东忽然唐突地改变主意，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刘少奇。四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计划重新提出，收回了包产到户和准备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把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的议案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撤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职，用以警告邓小平和刘少奇。1966年10月毛泽东对人抱怨邓小平说：“尽管邓小平听力不好，但他开会总是远离我而坐。1959年后的六年里他从未向我汇报过一次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完全交给彭真。你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助手吗？”

而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源于1953年底邓小平拒绝了与高岗“合作”这件事。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后，活动非常活跃。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淡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高岗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当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地位不适当。邓小平当时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为了篡权。”

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就是从这开始的。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2）

在这种情况下，在青年学生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之后，毛泽东的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在了8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会的门口，大字报的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大字报虽然没有正面点名，但十分明显，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通过新华社公布全国以后，学生就开始造反、串联，邓小平和刘少奇一心为了维护安定秩序，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想把青年学生出了格的“政治热情”纳入正轨，他们向一些高校派了工作组，并向造反的青年呼吁：“一个真正的左派要同党同心同德，相信工作组。”邓小平也对红卫兵狂热的行动发出警告，他禁止游行示威和在街上贴大字报。毛泽东7月返回北京时对邓小平的指示大为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随即，毛泽东说工作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的产物，命令撤销工作组。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心里有数，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接受揭发和批判的地位，而“炮打司令部”则成为造反派的大方向。

林彪一伙则推波助澜。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7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与刘少奇、邓小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必须进行下去。10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行为。”大会通过《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猛烈开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挥下，再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进攻。在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被学生称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揪斗和批判。各高校学生也冲击学校党委，夺取学院广播权，纷纷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

在造成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到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林彪与陈伯达分别于10月12日和16日在会上发言后，加上由于毛泽东的威信而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检查。邓小平直言不讳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和我两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上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14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路线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有意向群众暗示会议的主要精神。

而“中央文革”则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转给了他们忠实的信徒。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了一大批的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11月3日，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并没有变更。但在宣传这次接见时，报纸上登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敏感的人们马上明白这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个虚设。

打倒刘、邓的具体部署还是由“中央文革”指挥着。12月18日，张春桥把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相当猖狂，现在还是要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12月25日这一?，天色阴沉，北风呼啸。上午，清华大学5000余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起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在前面开道，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很快，“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布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贴上了天安门城楼。

1966年结束之际，源于北京的由“中央文革”直接操纵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已不容许人们起来公开抵制或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疯狂行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曾有一句“豪气入云”的话就是“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打击和迫害还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3）

1967年8月5日，灰色的、似乎无边无际的天安门广场是红卫兵的海洋。在这里聚集了300万红卫兵，他们还在召开大会，而此时中南海内在散布各个角落的别墅之中正在举行对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公开批判。因为激进分子是在别墅的院子里对邓进行批判，所以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和其他家庭成员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强迫邓小平弯着腰，头向膝盖靠，臂向后伸直，以这种姿态听红卫兵的激烈的言词，然而邓小平根本未听到，他故意关掉了助听器。“红卫兵”们列举邓小平的“罪证”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批判邓小平50年代的一些讲话，说邓小平代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路线。其实这不过是邓小平在当时一种尊重事实的正确估计，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谁还认为这不是一条“罪证”呢？二是诬陷邓小平反毛主席，并引用邓小平曾说过的话加以证明：“毛主席从来没说过，他不犯错误。”“同毛主席的看法不一致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

……

这些话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事实，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但在当时林彪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时候，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了。

“造反派”给邓小平增加的第三条罪状就更滑稽可笑了—邓小平爱玩桥牌，这是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不错，邓小平的确爱玩桥牌，而且是个桥牌高手。世界著名桥牌冠军美籍华人杨小燕曾说：“在牌桌旁，可以感觉到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又稳又精，令人吃惊的是，他是如此高龄的人。”喜欢打桥牌竟然也成了一条“罪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最后，这些造反派拉着这位已64岁的老人游街，狂吼乱嚷：“油炸他的狗头！”他们用纸糊的高帽子戴在邓小平的头上，侮辱他，推搡他，使这位老人受尽了凌辱。

最后一次批邓的喧嚣声散去了。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当刘少奇听到自己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消息时，他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这个决定对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打击太大了，他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到260/230汞柱，体温也升到40℃。他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疾病的能力，而实际上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后来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孤零零死在河南开封。

相对而言，对邓小平的组织处理，还算高抬贵手，总算留在党内了。究其原因，大概是毛泽东觉得邓小平曾是坚定维护毛泽东的人。1935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是因为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而且邓小平战功赫赫，毛泽东历来都是很重视邓小平的才干的，毛泽东认为有那么一天还得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结果被历史所证明。另外，林彪、江青他们给邓小平列的“错误”，也不过是1962年“包产到户”，“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不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外，也确实找不到更多的“罪行”来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不管最高决策人是怎么打算的，邓小平的党籍还是保住了，这对以后的起用，毕竟是有益的。

“一号令”把邓小平赶到了江西，周恩来一个电话为小平保平安

1969年10月13日，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在新疆造成了一场比珍宝岛战役更大的军事冲突，林彪利用这个机会，于10月18日发出了“第一号令”，宣布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令北京机关、学校人员疏散，一律搬到外省偏僻的山区。这一号令，把那些被打倒的、靠边站的对手，一律赶出北京，化整为零，分而治之。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随着“林彪一号令”的发布，变得更加险恶了。

当邓小平接到勒令迁往外地的通知时感到十分震惊。他望着空荡荡的房子，家里只有他、卓琳、继母夏培根三位老人。五个孩子，东一个西一个的，最不幸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伤残了，生活不能自理，还不准回家。此刻，将他扫地出门，命运之舟要将他载向何方，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周恩来得知林彪下达“一号令”后，立刻就看透了林彪的用心。他果断地采取两项应急措施：一方面以巧妙的方式向毛泽东揭露了林彪“一号令”心怀叵测的真正意图；另一方面又冒着风险给各地打电话，提醒各省负责人要妥善照顾好这批老干部。周恩来给江西打了个十分重要的电话，要当时江西领导人照顾好邓小平夫妇。事后看来，周恩来的电话对邓小平一家的安危起了不小的作用。

飞机在南昌机场降落，邓小平夫妇及继母被“请”上汽车，带进江西军区招待所。在这里，邓小平挨了一位江西省军区负责人必不可少的训话，不准他们随便外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并派给?小平一个姓黄的管理秘书，名义上负责邓小平一家三口的生产劳动、学习资料和生活上的事，实际上主要是监护。几天之后，三个人被送到南昌郊外一所无人管理的步兵军事学校，这座原步兵学校校长住的两层灰砖楼成了邓小平一家及其监护的住所。

这地方倒算安静，让这位中外闻名的政治家，可以安安静静地回忆过去和思考现实与未来。三年多的监禁劳动生活，对于邓小平来说，倒是一个整理自己思想的好机会，也许他后来许多伟大构想的蓝本就是在这里出笼的呢！

只是这军校长年无人而变得残缺不全，大风呼啸，穿堂而过，门窗被撞击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过了几天，在邓小平的申请下，他和妻子被人押送步行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去劳动，大约要步行二十几分钟。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像一个老工人一样熟练地做着这个工作，卓琳则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在工厂劳动也是监护劳动，看管人员总是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这个“第二号走资派”，没有得到许可，不准和别人说话和干别的事。

尽管如此，但与从前比较起来，对邓小平来说，总算是一个令人宽慰的变化。在京被看管的那段时间，他的电话线被切断，不准收看电视和报纸，完全与世隔绝，而现在他可以收听电台广播和阅读《人民日报》，也可以从工人们的议论中听到一些情况，这对于这位忧国忧民、关心时势的政治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三年劳动过程中，邓小平夫妇一天也没有缺勤过。开始，工人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的打量着这位声名显赫的老人，后来逐渐发现他很慈祥也很勤劳，不像有人批斗时把他说得跟凶神一样。工人们逐渐对二位老人产生了好感与同情，车间的工人们对老邓夫妇都很关心。为了防止“造反派”危及他们的人身安全，车间工人们还特地在厂围墙开了个旁门，修了条小道一直通到步校，以免与外人接触。邓小平夫妇从这里走了三年，后来这条小路就叫“邓小平小路”，以纪念这位伟人的这段坎坷经历。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4）

邓小平夫妇每日上午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步校校园里，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蔬菜。这样三位老人也可以补充一些食品。他们当时的工资已被扣发，只留给一点生活费，三位老人年龄加起来已超过了200岁，而且邓小平要负责一些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活，卓琳则要洗衣和打扫卫生，而且卓琳还患有高血压病，常常卧床不起，这时邓小平还得细心照料卓琳，而年逾古稀的继母则还要做三个人的饭，因此，补充一点食品是很有必要的。

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被允许可以把他的藏书带来，使这位睿智的老人可以用书本知识来填补被监禁的寂寞。邓小平同妻子抓紧时间，除了读大量马列著作外，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中外许多的书籍，有些书是以前在繁忙的工作中无暇涉及的。他们生活很单调，但也很有规律，上午去工厂劳动几个小时，中午回来吃饭听新闻广播，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

1969年11月下旬的一天，邓小平的监管秘书根据“上头”的指示要邓小平写一份一个月来劳动和学习的心得体会。邓小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看到那个监管秘书尴尬的神情，邓小平又随和地补充了一句：“你也尽到了你的责任。”

邓小平夫妇离开北京到江西后，惟一的一块心病，不是留恋中南海的旧居和美丽的首都，而是那些亲骨肉，那些成年的和没成年的，连一声告别的话都没说，便匆匆各奔东西了。邓小平第四个孩子邓榕远在陕西省插队劳动，本来约好了12月到北京见面，谁知他们突然被林彪一个“一号令”，就迁到江西来了呢？

一天，邓小平主动找了他的监管秘书，婉转地表达了希望把邓榕在北京见面改在南昌，还用略带自我批评的口吻说：“说温情主义嘛有点，自己的孩子有点想，可能是落后思想……”一位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共和国元勋，道出自己想同孩子团聚的心情，还作了自我批评，听了真叫人心酸。

可是过了一个多月，仍然迟迟没有回答。卓琳又想到了大学毕业后迟迟不给分配还老挨整的大女儿邓林，要求把邓林接到这里。监管秘书向上面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子女可以来这里，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好出面联系。”

这无疑是给邓小平夫妇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江西省革委会不给联系，自己又是管制对象，连通信、行动的自由都没有，怎么进行联系？不联系，孩子能来这里吗？自从邓小平被打倒以后，他们子女所在学校里的“红卫兵”，都像发了疯似的，把对“走资派”的怒火，都发泄到他们子女的身上，游街、批斗、戴高帽子、人身攻击、毒打，“十八般兵器”通通使出来了，这些邓小平夫妇是知道的，而如今，他们想让孩子们来这里享受片刻的宁静都不可能了。古人曾说“莫生帝王家”，而他们是新中国一代元勋的子女，为什么也要经受这样的摧残？真是人妖颠倒的世界。

1971年，残废的邓朴方被准许到三位老人身边。从此，他们还要照料这个残废的儿子，为儿子洗澡擦身这一类最重的活就落在了邓小平身上。后来，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一些，使他们漂泊四方的子女可以在短期内来看望他们。从1971年起，他们几个子女索性都搬来与父母同住，监禁地成了他们家庭聚首的地方。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夫妇被通知去工厂参加会议，这是自邓小平被监禁以来首次让他参加政治活动，这已昭示着某种转机。因为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林彪的名字也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报上出现，这对那个如日中天的“第一接班人”来说，是不寻常的。果然，坐在家里等候父母归来的孩子们从父母的表情中看出一定发生了重大事情。由于当时看守人员在场，卓琳就把女儿拉到厨房，在女儿手心中悄悄地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直到看守人员吃晚饭去了，邓小平夫妇才详细地对子女叙述了刚刚从厂里听到的情况：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光辉榜样”林彪，原来是个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变节者和叛徒，他拼凑反党集团，妄图搞武装夺权，竟然企图炸毁毛主席乘坐的列车加害毛主席，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终于摔死在温都尔汗。邓小平当时显得很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邓小平立即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议。

邓小平一方面要遏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另一方面要使整个中国从疮痍中恢复过来

林彪摔死后，他在江西的追随者也被撤换，邓小平一家的日子好过了许多。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并说邓小平和刘少奇的问题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听到这个讲话后，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再做些事情。毛泽东对邓小平是了解的，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党籍，毛泽东极力反对。正如邓小平后来自己说的：“林彪和‘四人帮’想整死我，但他们未遂，是毛主席保护了我。”

1972年秋天，邓小平和妻子被安排去江西革命圣地井冈山参观，并且重访了瑞金，参观了景德镇瓷器厂，邓小平知道，他复出的日子不远了。

1973年2月20日，在江西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后，邓小平携全家乘火车离赣赴京。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8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在邓小平的倡议下，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

1974年夏天，周恩来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邓小平在国务院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为了在周恩来总理生病期间更好地维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增设第一副总理在当时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脑子里都作过酝酿，又必定各有己见。1974年10月14日张玉凤传达的毛泽东指示的电话记录里，明确记有“谁当第一副总理（邓）”，这是毛泽东的最初提议，这无疑打乱了“四人帮”长期迫害周恩来，妄图抢班夺权的计划。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便成了“四人帮”一伙积极活动的一个目标。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5）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四人帮”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风庆轮”问题，发难邓小平，并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四人帮”一伙认为抓住了邓小平的口实，便密谋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以期达到恶人先告状的效果。10月18日，江青对王海容、唐闻生说：“10月17日晚政治局开会，在谈论‘风庆轮’问题时，邓小平和我发生了争吵，然后邓小平就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的会没法开下去。国务院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也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伙的，周恩来是后台，你们有机会要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毛主席。”当天晚上，江青和张春桥又把王、唐二人叫到钓鱼台17号楼，张春桥说国家财政困难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诬蔑“邓小平跳出来”不是偶然的。王、唐二人第二天赶到医院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是他们四个人计划好了要整邓小平。10月12日，王、唐二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对江青一伙的胡闹很生气，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并提议邓小平出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对毛泽东的提议积极支持。

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四人帮”还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把自己一伙比喻成“法家领导集团”，言外之意，是这个集团之外的人是不能进入领导集团的，“四人帮”还把自己的得力心腹指定为四届人大代表，企图在选举中能使他们的代理人掌握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权。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向周恩来、邓小平进攻，向毛泽东要官要权，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至此，毛泽东在1974年11月12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上，亲笔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几乎在同一时期，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对王、唐二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1974年毛泽东又批评了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另一方面，通过对邓小平前一段工作的考察，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性强！”

这位最高决策人对“四人帮”的察觉和对邓小平公正的评价，使江青妄图组阁的阴谋失败了。

“四人帮”并不甘心四届人大政治上的失败，他们利用手中的工具，制造“反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一大批有丰富革命和建设经验的老干部。邓小平对各条战线的整顿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邓小平一方面要遏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赢得时间，另一方面要使整个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疮痍中恢复过来，继续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赢得了民心。

面对“四人帮”的无理挑衅，邓小平大义凛然，泰然处之。邓小平多次针对“四人帮”的攻击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贡献。”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6）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问题却一波三折。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把他推上了“总设计师”的位置上

1975年9月，毛远新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说什么“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那时仍然坚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不允许任何人批判“文化大革命”，甚至不赞扬“文化大革命”也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批评邓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老干部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自由，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这期间，康生也乘邓小平离京之机，向毛泽东进谗言：“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无疑增强了毛泽东处理邓小平的决心。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反映迟群问题的信的指示，实际上，这便是之后大规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11月8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教育整顿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们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不久，“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被召到北京开打招呼会，王洪文有意吹出风来说：“邓小平是还乡团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分团长……”

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3期刊登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以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为幌子，把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邓小平整顿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所作的讲话说成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批“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是把教育“扭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把调整科学、教育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说成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等等，在文章结束时，又有意将所谓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说成“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组成部分”，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

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此开始了。“四人帮”鼓动他们在各地的爪牙，利用舆论宣传工具，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1976年1月8日，为祖国和人民操劳一生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15日，召开了周恩来总理追悼会，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因病未能出席追悼会。报刊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对追悼会的情况只作了很少的报道。“四人帮”的意图是：必须把周总理忘记，本来应该继续完成周总理遗志的邓小平也必须打倒。

1976年2月6日，“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人身攻击几乎公开化，《人民日报》号召同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2月7日，华国锋出任代总理。2月10日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明显攻击那个“不管白猫还是黑猫”的人，邀请外宾到北京大学参观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言论和活动的展览。《人民日报》也于13日发表文章批判所谓的那些“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走资派”。

他们指控邓小平歪曲了毛泽东的三点指示—反对修正主义，实现安定团结和发展生产。而邓小平则提出：“三项任务是个统一的整体。”他们攻击说1975年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恢复工业、铁路、钢铁冶金、军队和教育工作的方案，以及反对诸如江青排演的“革命样板戏”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到了3月份，毛泽东也支持了这场运动。批判文章中出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翻案不得人心”、“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还在走。”3月底又出现了一个最新指示：“这个人不抓阶级斗争。他从来不以此为纲。总是白猫黑猫，不区别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已很明显，这位党内最高决策人也对邓小平的做法不满。而上海《文汇报》则出现了连周恩来也一起攻击的文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邓小平确实没有悔改。在一次学生批斗大会上，当“造反派”们列举他的“错误”，要他作自我批评时，邓小平说：“我已经老了，听力不太好，你们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清楚。”后来，邓小平回到华南，这里的军队和党的负责人都是他的老战友，复出后为整顿作出巨大贡献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功勋式人物，竟又一次来到老战友这里，来躲避颠倒黑白的批斗。

1976年的清明节，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几百万人来到天安门缅怀周总理，抗议“四人帮”的罪行。这时的中国人民已开始觉醒，并与“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于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利用这一事件，诬蔑它是邓小平“煽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四人帮”借此大做文章，以便迫使毛泽东和政治局领导核心作出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1976年4月7日公布了一条决定：华国锋已不是代总理，而是政府首脑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决议表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对于工作刚有成效正欲大展宏图的政治家邓小平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从来就没有绝望。正如邓榕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她父亲总爱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说明了邓小平顽强不屈和乐观的性格。

但是，觉醒的中国人民已不再允许“四人帮”继续祸国殃民了。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露出了丑恶的嘴脸，企图抢班夺权，被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一举粉碎。奇怪的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问题并没有立刻得到解决，因为当时有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还囿于“两个凡是”的框子里，引起了一场“真理标准”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真正的真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得了胜利。的确，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人们已从狂热中，从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醒来，他们变得理智而清醒，变得很务实。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纠正。早在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恢复了失去的所有职务，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理论和威望。从此，历史把他推上了“总设计师”的位置，这反映了亿万人民的意愿。

今天，这位历尽坎坷的“风中竹”式的老人，终于为中国人民设计出了一幅美好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