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一、善钻营主政山西(1)

- 一、善钻营主政山西(2)

- 一、善钻营主政山西(3)

- 一、善钻营主政山西(4)

- 二、互争雄军阀混战(1)

- 二、互争雄军阀混战(2)

- 二、互争雄军阀混战(3)

-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1)

-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2)

-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3)

-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4)

-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5)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1)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2)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3)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4)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5)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6)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7)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8)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9)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10)

-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11)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1)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2)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3)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4)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5)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6)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7)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8)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9)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10)

-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11)

一、善钻营主政山西(1)

阎锡山(1883～1960)，别号龙池，字伯川。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等要职。辛亥革命后，总揽山西军政大权，实行封建割据，把山西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统治达三十八年之久，成为山西的"土皇帝"。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不再伪装庸碌懦弱，不择手段，独揽山西军政大权

阎锡山，山西五台县河边村永和堡(今属定襄县)人，1883年10月8日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他6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因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刁钻顽猾的性格。9岁入私塾，16岁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在两年多时间里，他就把投机商人那套"精打细算"、"惟利是图"、"投机钻营"的手段都学到了手。1900年，因一次"打虎生意"(当地俗称金融市场买空卖空为"打虎"生意)中蚀本，跟着父亲逃到太原避债，在柳巷"裕盛店"里当了伙计，与旅居"四海店"的黄国梁和张瑜结识，拜为换帖弟兄。

在太原期间，他目睹清廷文武百官炫赫声势，极为羡慕，不甘心在店里当小伙计，时时都想得到一官半职，跻身官场。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设立武备学堂，他应机报考。初试时，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态度谦恭，应答灵便，深得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协统姚鸿法的赏识，被录取上武备学堂。1904年，清政府选派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他应试录取。1907年7月，同武备学堂一道考取的20名学生赴日留学。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结业后到日军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是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经谷思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加入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

同时，他对日本教官鼓吹的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军国主义，征兵练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从而称雄世界的历史，极为感兴趣，因而常常说，军国主义是富国强兵之道，要使中国富强，必须推行军国主义。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他早探知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协统姚鸿法之父姚锡光，时任清政府陆军部左丞要职，回国时特地绕道北京，谒见姚锡光，诡称自己是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对姚百般阿谀奉承，颇得姚的赏识。姚写信给其子鸿法，授意对他另眼看待。阎锡山因得到有力引见，一回太原，便担任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三个月后升任监督。任职后，他又大肆活动于太原的五大衙门，晋见抚台、藩台、臬台、学台和道台，拜访咨局议长梁善济，他同梁的门生邢殿元订了"金兰之交"。通过邢的活动，梁在各方为阎吹嘘。他探得标统夏学律是巡抚丁宝铨的亲信，就设法与夏接近，然后由夏介绍，做了丁的门生。这年10月，他参加清政府陆军办举行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以上等成绩被清廷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

在京会试期间，阎锡山主动与同盟会的一些中坚人物尹昌衡、李烈钧、唐继尧等人接触，了解全国各地同盟会的活动情况，敏感地意识到推翻满清封建政府的革命活动，将会在各地迅猛兴起。于是，他打定主意，一面继续讨好清廷顽固派与立宪派，获得信任，抓取兵权；一面加强与同盟会的联系。他一回到山西，就召集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盟会员，密谋窃取兵权，提出拉拢山西文武权贵，并在军队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安插同盟会员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这样，他讨好丁宝铨、姚鸿法、梁善济等人的活动，就有了合法的依据。次年春，他升任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便在山西两个标统里组织了同盟会员和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并任命一部分会员在本标里担任要职。他还凭借"铁血丈夫团"的身份，以温寿泉、黄国梁和他本人，在太原成立核心组织。因此，阎锡山在上面与清廷官吏及地方权贵勾结；在下面则培植私人势力，以图在关键时刻获取革命领导权。

一、善钻营主政山西(2)

1911年10月10日，著名的武昌辛亥革命起义爆发，太原革命人士积极准备响应。

25日，阎锡山参加了山西巡抚陆钟琦、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在太原召集的军政官员会议，决定将分驻各地的巡防队调集太原，镇慑省城，并把有革命倾向的黄国梁所统八十五标调离太原，以防意外。会后，阎锡山立即与黄国梁、温寿泉等召开秘密紧急会议，筹商对策，确定八十五标不离开太原，领到子弹后即发动起义；29日，以该标第二营管带姚以价为司令官，率部起义，攻打抚署。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便玩弄两面手法，一面给所统八十六标下令，称"八十五标兵变"，调动一部分兵力协助清军保护抚署；另一方面密令余部将守卫抚署，抗拒起义部队的巡防马队营相机击溃。部署完毕后，他即躲藏在大教场东北的树林里，派人四下观察打探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以便看风使舵，从中操纵。成则居功，败则诿过。当起义军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起义胜局已定时，他便公开率部参加起义。

太原起义成功的当天，阎锡山、温寿泉、姚以价等起义头领举行会议，推选山西领导人，组织领导机构。会前，阎锡山即与同盟会员温寿泉、张树帜等在阎之标部密商都督人选。他主张选姚鸿法为大都督，并向众陈说了两条缘由：一是姚鸿法原任四十三混成协协统，是阎的直接长官，办事较为方便；二是如果起义最后结局失败，姚之父亲系清廷陆军部侍郎，事情也好缓和。后因姚本人不同意，又内定选阎锡山为大都督。在公选会议上，张树帜发觉有选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便立持手枪跳到主席台上，把梁善济挤到身后，大声号召说："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全体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就这样，阎锡山、温寿泉分别当选为大都督和副都督。他们立即组织山西军政府，建立统治机构，委派各部负责人，发布安民告示和起用黄帝纪元作年号，悬挂"八卦太极图"旗。将部队整编为四个标，设东路军、南路军、北路军总司令；另建一个前敌委员会。令其一部扼守娘子关、固关等要冲；另一部继续攻取雁门、大同、临汾、运城等地。同时，一面派员前往北京与清廷通融，以期缓和局势；一面派员到起义成功的武昌等地联络，争取军事援助，以备清廷兴兵###。清政府委派第六镇（相当于师）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但吴禄贞早年就已秘密参加了革命，当领兵进至石家庄后，即前往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商定了组织"燕晋革命联军"，由吴禄贞担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公然打起反清旗号，决定会师北京，扫除清室。阎当即派兵两营，归吴指挥，在石家庄截拦清政府的军械，扼制京汉铁路。正在湖北指挥作战的新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对阎、吴之举恨之入骨，便以重金贿买吴禄贞旧部周符麟，设计将吴刺杀。"燕晋革命联军"因失去统帅，立即分化，阎锡山令其两个营撤回娘子关。袁世凯回京后，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带领第三镇曹锟所部进攻山西，相继攻破娘子关、井陉等要地，阎则带领部分民军撤离太原。途中，他感到此举失策，为保全其所谓革命荣誉，便通电全国，声称进军北路，攻取大同，于1912年1月，与吴行芳、张培梅带领的雁门、怀仁两部民军会合，攻占包头。

同年2月，清帝下诏退位，南北政府和议告成，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阎锡山看到形势已定，便下令返省。但袁世凯借口山西起义后，当清军进攻山西时，阎锡山弃城出走，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用以打击阎锡山。因此，当阎领部进至忻州时，便严厉电令其不准擅自行动。阎锡山对此莫测所以，极为恐慌。他想，要回太原重新执政，非投靠袁世凯不可。这时，他探知定襄县董崇仁自幼出入宫廷，与内侍人等非常熟悉，并曾与袁世凯拜过把子，便邀其随同派员一起，星夜进京谒袁，竭陈拥护之意。同时，派人前往上海，面见孙中山请求支援。后经孙中山为山西起义力争，加以董崇仁在京多方疏通，袁世凯才于3月15日任命阎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一、善钻营主政山西(3)

当时，山西政府规模初具，新旧两派倾轧激烈。阎锡山暗中操纵，左手拉住同盟会和民主共和，右手又拉着袁世凯的君主立宪。这年8月，同盟会改造为中国国民党，阎锡山被选为参议。但他为稳定在山西的地位，执掌山西大权，对孙中山只作表面上的应付，而采取各种手段，讨好袁世凯。他派人常驻北京，贿赂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袁表示恭顺。荐请任命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请任与袁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为山西民政长。还不惜送自己的父亲阎书堂常住北京，作为人质，以解袁的怀疑，取得袁的信任。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阎立即声明脱离国民党，并秉承袁的指令，在三个月内将山西国民党部一律解散。

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图谋帝制，要将各地参加起义的人员一网打尽。袁认为山西处于北京肘腋之下，不容异己存在，便三次传见阎锡山。晋见之前，阎对随行的赵戴文、张树帜说："此次去见，凶多吉少，如我进去时间太长，你们需留心探问。"他晋见袁世凯时，见袁气色严厉，态度凶恶，便俯首恭顺，故显示庸碌、懦弱和畏惧的神情，使袁对他的气色有所缓和。

回到住所，他对赵戴文说："真是可怕。"第二次晋见后，他对赵等说："这一次很好，袁没有上一次那样厉害。"第三次晋见后，他眉飞色舞，笑逐言开地回到山西。后来，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被袁世凯撤换，而阎锡山稳居其位。

次年6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阎锡山被任命为"同武将军"。他颇以为荣，在五台原籍河边村特建门楼，篆刻"同武将军府"，以感袁的知遇之恩。为逢迎袁世凯，他又通过董崇仁的关系，买通袁的女仆，密察袁的意旨，如有所需，无不奉命惟谨。后来，他听到袁之子袁克宽告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这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忡忡忧心放了下来。

其实，袁世凯并没有轻信阎锡山，就在这年春，派其心腹金永山为山西巡安使，以分阎之权力。金到山西后，恃有袁为后台，不仅管民政，还扩充武装，势力很快与阎相当，并事事专行，目无将军。阎便知机而让，改变策略，对于军事一概不问，都委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处理。如此日久，太原城中只知有黄国梁，不知有阎锡山。他故意让人说他无能，深自韬晦。金永山秉承袁世凯旨意，在山西铲除同盟会势力。阎暗自高兴，认为这实际上是为他排除异己，日后独统山西扫除障碍。他虽然看到形势于己有利，但却装聋卖傻，袖手旁观。这样，使金永山也觉得阎锡山容易应付，不足为虑。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在这之前，阎锡山就投袁所欲，向其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得到袁的赏识，在密奏上批复："颇有见地"。当各地"劝进"风声弥漫之时，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袁登基称帝，声言："诚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辛亥革命之初，尝以共和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四年以来，默察国情，征诸经验，乃确信共和之不足以安中国"，"今日改定君主国体，正全国人民希望，诞登彼岸之机会。天与人归，各当其时"，"然国是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锡山窃日夜延颈企望，私心默祝，早日决议，有以符舆情而巩固国基也"。他还指使山西商务总会、山西蔚丰厚和各处票号，假借山西公民等名义纷电请愿，早废共和，而立君主。后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他立即致电指责其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阎锡山以这种钻营方式，赢得了袁的信任。袁一即位，便封他为一等侯。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认为再无畏惧之人，不再伪装庸碌懦弱，不择手段，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他对旅长黄国梁专擅军权，又与黎元洪暗中勾结，忍无可忍，便以"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徒事实，实已迹尽骄横，军人如此，国家纪纲，尚复何在"为辞，电请北京政府将黄撤职；并派兵包围黄之住宅，迫令其即刻离开山西。晋南镇守使董崇仁，阎原为利用他向袁世凯送人情而对其重用，袁死后，董已无可利用，又兼董对晋南反阎势力不加过问，有违己意，遂卸磨杀驴，将董撤职。晋北镇守使孔庚，在阎出走包头时，虽出过大力，但因孔曾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与阎之意相违，阎经周密的军事布置，逼令孔交出军权。阎在借故铲除异己的同时，自旅长以下各级军官，均委派自己的亲信。收回军权后，他又策划夺取行政权，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自己乘机以护理（即代理）名义，擅刻印信，兼任了山西省省长。

一、善钻营主政山西(4)

阎锡山虽然夺取了山西军政大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

这时，他看到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成了北洋军阀的中心人物，拥有实权，便多方接近，拜段为师，特遣人到北京，通过段的亲信罗仲芳向段活动；又派与内务总理汤化龙有裙带关系的贾景德到京从中为力。当时，北京政府内部分裂，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相互矛盾。他第一个追随段祺瑞反对国会；段被撤掉总理后，他又紧随安徽省长倪嗣冲，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后来，张勋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带辫子兵4000人进入北京搞复辟，他又和段祺瑞站在一起，声讨张勋。当段祺瑞兴兵镇压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时，他便致电表示，山西军队随时可供调用，并遵段的命令，派兵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阎锡山亦步亦趋地取得了段祺瑞的欢心，且有汤化龙做内线，黎元洪最后只好同意他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就集于阎的一身了。

阎锡山总揽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实行政治扩张。当时，广大人民在北洋军阀明争暗斗，南北战争不休的混乱局面中，渴望和平生活。他抓住人民的这种心理，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表示不参加内战，以骗取人民的信任，在这个口号下，推行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阎既羡慕日本人所说的"武装和平"，又称赞德国人所说的"铁血主义"。他说："无论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国家的政治，都是用民政治，非用民不足以图强。"因此，他主张："政府政策是军国政策，人民教育是军国教育，社会组织是军国组织。"这就是他推行"用民政治"的思想基础。其内容有所谓"民德"、"民智"、"民财"。其突出的中心事项是"六政三事"，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和种棉、造林、牧畜。为实行其政，他一贯采取严厉主义。他说："御下临民，应为者必使之为，不应为者必使之不为，如有违者，决不宽假"，"法令"苛刻，动辄得咎，人民被强力压制，不得不勉强应付。他成立所谓"洗心社"，让知识分子每周举行"自省"，灌输封建意识。还仿效日本的做法，实行"村本政治"，建立"行政网"，把每一个人的财产、事业和举动，都要"看得住"、"拿得起"，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与此同时，他进行了山西第一次扩军。1917年8月，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与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辖十二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营，共有步、机枪一万余支。为提高军队素质，次年底又成立第九步兵团，专门培训军事干部。半年后，该团被命名为学兵团，专收学生施以军训；并在团内附设斌业中学，除讲授普通学校课程外，还加军事技术训练。为了推行军事国民教育，又成立了四个在乡军人训练连，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壮丁，每期三个月，训练后还乡，随时召征入伍等等。阎锡山通过这些###"武器"，进一步控制和压榨人民，培植了势力，壮大统治集团，为对内长期统治对外扩张打下了基础。

二、互争雄军阀混战(1)

阎在太原就任总司令，并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先后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和所部高级军官会议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逐步稳定后，各路军阀的矛盾日益尖锐。在混战中，他为了个人封建割据的利益，两面三刀，看风使舵，倚强凌弱，以扩张自己的势力。

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双方都派人与阎锡山联系，争取支援。但阎见这场战争前途莫测，便以力量薄弱为借口，保持中立态度，不得罪任何一方，并派他的参谋主任台寿民到北京、天津观望风势，探听情况。当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后，他见曹锟、吴佩孚已倒，大局将定，便联合冯玉祥，拥护段祺瑞出山，负责国事。10月，他出兵石家庄，扼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挡直军冠英杰部北上，孤立吴佩孚，致使直军兵败，曹锟政权垮台，与冯玉祥、张作霖联合组成北京政府，由段当权，担任"临时执政"。

两年后，直奉联合发起反对冯玉祥的战争，即所谓"讨赤"之役，阎锡山又圆滑应付，借此扩张声势。"讨赤"之前，吴佩孚的势力又侵入河南，拟北进向冯玉祥部攻击。但国民军第二军郑思成部驻守顺德，扼京汉铁路之要冲，吴密请阎锡山出兵驱走郑部，开辟通道。阎则采取两面应付之策，一面拉拢冯玉祥，对其继续表示友好态度，取得谅解；一面诡称郑思成与豫北樊钟秀合作欲图山西，出兵攻占顺德，将郑部及冀南冯军驱走，吴佩孚军顺利打通了京汉路，进而占据了湖北、河南、河北等地。1926年夏，即"讨赤"之役初，阎锡山在表面上仍是两面讨好，当国民军退出北京后，还给一些方便，允许其眷属由山西过境，但实际上又与吴佩孚勾结，隔断国民军河南与直隶间的联系，使冯玉祥之国民军处于直奉、晋军三面包围之中。这时，国民军为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决定先击破山西，乃以宋哲元从杀虎口、得胜口分数路合击大同。阎即公开与张作霖、吴佩孚合作，参加所谓"讨赤"战役。他为保存力量，配合奉军作战，主动把部队撤至雁门关，将主力部署在平型关到阳台方口一线上，凭险防守，另外，用钉钉子的办法，死守天镇、大同等城镇，使国民军得不到城池休整补充，反而因攻城消耗很大兵力。在直、奉、晋三方军阀联合攻击下，经三个多月的激战，冯军被击败，退守西北地区。阎锡山乘机将封建统治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并收编了冯军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部。一俟战事稍息，阎锡山即着手进行山西第二次扩军，把部队扩充为十七个师又八个炮兵团，军队亦改名为晋绥军。

北伐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率部向甘肃、陕西移动。此时，刘镇华部围攻西安杨虎城军，久攻不下，电向阎锡山求助。阎派人赴陕详察情况后，令梁俊石团入陕支援，以作应付。同时，伺机观变，以便乘机扩充实力，巩固晋绥统治。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广州革命政府派代表到太原，请阎锡山派人去武汉研商参加北伐事宜。他应邀派老同盟会员赵丕廉前往。赵临行前，他对赵再三叮嘱："秘密未揭开前，由你负责，揭开后，是我的事。"赵丕廉先到武汉，后至南昌面见蒋介石。蒋说："阎是老前辈，又是"丈夫团"的人，盼阎能早日举事。"国民军委会并授予阎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赵携带军事计划回到太原，向阎陈述详情后，他不愿骤然表明态度，也不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直至次年6月，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提议的名义下，他自任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7月，他秉承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旨意，在山西实行"清党"运动，提出"今日的清党，清其人，尤须清其法"，捕杀共产党员和迫害革命青年、进步人士，并自任军法审判庭长，杀害共产党员王瀛等人。

与此同时，他又进行了山西第三次扩军，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在暗中收编了冀南的陈光斗、刘桂堂，山东的范澄秋，冀东的张膺芳等部队，将晋军统编为七个军。

二、互争雄军阀混战(2)

阎锡山悬挂青天白日旗后，张作霖对其极为不满，派人到山西劝告阎锡山与他合作，并以"军政府副元帅"相许，阎委婉谢绝，声称自己坚决###，改易青天白日旗，不一定要与张决裂。此时，张作霖见阎锡山按兵不动，以为他不会与自己为难，便兵分两路南下，一路攻打在河南的武汉国民政府之张发奎部；一路沿津浦线援救孙传芳。与此同时，又派于珍以检查察西部队为名，前往丰镇平地泉一带部署军事。阎锡山察觉张此着棋是针对自己来的，这时才与张决裂，公开通电声讨张作霖，兵分两路，分别沿京汉线、京绥线攻击奉军，计划从南北两侧袭取北京。当时张部的部署如同卧蛇，把主力配置在京汉、京绥两条线上，一头配置在察哈尔的怀安，一头布置在石家庄和新乐，预备队搁在津浦沿线和冀中一带。

阎从两端下手，把张的预备队吸引到京汉、京绥线的两头，尔后以奇兵截断其腰部的战法，很快打败了奉军，占据了石家庄和新乐。后在定县、宣化、涿州等战斗中，接连失利，即撤到山西境内，凭借固关、娘子关、雁门关等关口扼守。张作霖调集几十万人马大举进攻，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最后失利，退出关外。

阎锡山单独攻打张作霖遭到失败后，冯玉祥部也受到奉军的威胁，于是他便与冯玉祥联名请求下野留居日本的蒋介石回国，主持"北伐"战事，共同对付张作霖。他致电蒋说，"公留党在，公去国危，个人之去留事小，党国之存亡事大，爱用春秋责贤之义，再挽浪中已去之舟"，竭力表示拥护蒋之至诚。不久，蒋即从日本回南京，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8年2月，蒋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改编军队，成立四个集团军。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他出兵进攻奉军，一举夺取石家庄，收复大同，进而加紧进攻保定，以夺取津京地区。

他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派人潜入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司令新井勾结。新井表示："阎军如果占领保定，日军保证北京、天津不用放一枪，唾手可得。"阎得日军许诺后，全力攻打保定，迫使张学良放弃保定北撤。他不战而继占北京、天津，被蒋介石委任为平京卫戍总司令。至此，他统治了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大城市，并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内政部长、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

次年12月，南京编遣会议后，阎锡山看到蒋介石为削弱非嫡系部队，与冯玉祥、李宗仁开始火并，派兵将桂系势力驱逐出两湖地区，深感威胁，认为早晚也要轮到自己头上来。这年，唐生智因蒋介石没有给他湖南地盘而对其不满，与阎约定，由唐通电拥阎为首，共同倒蒋，阎答应接济唐军饷60万元。但唐在倒蒋通电中却以汪精卫号召"护党救国"名义，提出拥汪反蒋主张。阎见唐背弃前约，深为不满，便串通张学良等十人发出通电，拥蒋反唐。1930年元旦，他就任蒋介石委派的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但未即行，而是令晋绥军在郑州观望各军情势，然后再定进攻策略。直到讨唐各路军连战皆捷，战事即将成功，方亲赴郑州，督师进发，获得不战而胜的战果。蒋介石对阎又出兵，又观望的把戏早已察知，讨唐军事行动一停，便授意韩复榘在郑州秘密布置捉阎。他得知消息后，仓卒化装逃回太原。

在这期间，阎锡山深感蒋介石消灭异己，咄咄逼人。因此，他表面上应付蒋的编遣计划，暗地里却在山西进行第四次扩军备战，陆续将部队扩编为十个军，辖三十个师；四个保安纵队，辖十二个旅、四个骑兵师、七个炮兵旅。

与此同时，阎、蒋之间展开了一场所谓"国是"之争。这年2月10日，阎首先致电蒋介石，指出："戡乱而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

并提出"礼让为国"，请蒋下野。随着阎、蒋笔战，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各派系及各大小军阀的代表，纷纷麇集太原，商定倒蒋事宜，正式形成反蒋阵线。3月14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人发出倒蒋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3月21日，阎、冯公开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各个反蒋的大小军阀陆续起而响应。4月1日，阎在太原就任总司令，并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先后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和所部高级军官会议，决定集结重庆，组织八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三路分进。蒋介石亦针锋相对，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名义，于4月4日下令免除阎锡山所任各项职务，并通令拿办；5日，下令讨阎。于是，以阎锡山为首的倒蒋势力与蒋介石在中原展开大战。

二、互争雄军阀混战(3)

中原大战展开后，阎锡山赴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作战方略，决定陇海路豫中方面、平汉路豫南方面，均采取攻势防御；在津浦路之鲁北方面，则采取攻势，俟有进展后，再全线出动。在作了相应兵力部署之后，阎在鲁北晏城设行营，亲自指挥作战。5月22日，蒋、冯、阎激战于鲁、豫。7月1日，阎、冯联名电请汪精卫即日北上，反蒋联盟于北平成立。8月4日，又大战于津浦、陇海路。但由于倒蒋联军各怀异志，一味保存实力，战事一开始，在陇海线上的倒蒋联军就相互争夺地位，造成内讧；接着，冯部在津浦线上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带兵入关，威胁倒蒋联军后路。这样，迫使阎、冯军自山东、河南撤退，颇有声势的倒蒋战争终告失败。阎锡山败回太原后，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等撤销，改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由徐永昌任总司令，杨爱源任副总司令，替他看守地盘，自己化装潜入大连，托庇于日本人，过着寓公生活。

阎锡山外逃后，山西蒋记国民党省党部大量通缉、开除阎的骨干分子。他怕离晋日久，军队离心，老巢倾覆，遂于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飞机护送下回到大同，隐居五台县河边村，控制山西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已无暇顾及阎锡山。其时，汪精卫由法国归国，高唱"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调子，担任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为取得其支持，特派员驻南京与汪联系，另又派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到北平，向各方人士请求援助，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在蒋介石面前疏通。这时，蒋介石也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接受了汪精卫的提议，于1932年2月委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阎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重新合流，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阎锡山为了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倡言"经济建设"，扩大官僚资本，把工矿企业统归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管理。几年之后，使山西形成了一个由采矿、冶金、发电、采煤、化工、军火机器制造、造纸、印刷、皮革、毛织、水泥等初具规模的较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修建了同浦铁路，整顿银行，成立了山西实物准备库和山西营业公社。后又成立"经济统制处"企图垄断山西的经济。他还成立"禁烟考核处"，以鸦片制作戒烟药饼，公开官卖鸦片，几年间获利达2000万元，饱了自己的私囊。

他又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上捐，还美其名曰"讲究卫生"，当时有个名叫刘师亮的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税"，讥讽阎锡山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1)

"一切为了存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

阎锡山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寓居天津时，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消息传到太原后，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簌曾愤而作书，直接寄阎，内说，"秦桧好当，秦桧的子孙难当"，指责阎出卖国家民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陕北苏区日渐扩大，红军势力日益增强。这时，阎锡山首要考虑的中心问题是防共###，搞"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等。他以地主、富农为核心，成立所谓"主张公道团"，就是实行"民众防共"的一个反动组织。这年8月，阎召集黄河沿岸的从河曲到永济等二十一县的县长开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办理"防共保卫团"。他说："晋陕毗连，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剿共必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而防共更应该是九分政治，一分军事"。他一面派兵西渡黄河协助陕西国民党势力"进剿"红军，一面在山西境内筹备防共。

是年冬，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发表了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声明，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但阎锡山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拒绝红军要求，并利用黄河天险，在北起河曲，南至永济的黄河东岸，筑起连绵不断的碉堡线，企图阻止红军东渡对日作战。次年2月，中共中央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东征宣言"。20日，东征红军渡过黄河，直捣三交镇，旋即向同浦路扩展，将抗拒之阎军各个击破，阎锡山遭到惨败后，感到红军声势浩大，老巢太原受到威胁，便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阎锡山因以狡诈奸猾著称，当时被人称为"九尾狐狸"，自窃据山西军政大权后，闭关自守，蒋介石虽早已图谋把力量打入山西，但总无从下手，此次，阎锡山主动请蒋派兵入晋，可谓蒋之天赐良机，蒋当即派五个师开进山西，实现了图谋已久的目的。阎锡山虽得蒋之支援，但同样被红军击败，中共中央为了珍惜国力，坚决履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于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

1936年7月，日军侵占察北六县后，准备进犯绥远。阎锡山感到日军进窥绥远，已非空口所能拒止，不得不改弦易辙，提出"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薄一波等共产党人由北平回到山西，即负起了领导"牺牲救国同盟会"的责任，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这时，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涌向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等主持下，成立了军政训练委员会。次年初，又在太原举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训练进步青年。

11月，阎锡山看到日军进攻绥远已部署就绪，战火马上就要燃烧起来，便决心收复绥北要地百灵庙，以遂行其"守土抗战"的主张。22日，令傅作义指挥晋军向日军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收复了百灵庙。但是，当傅作义拟乘胜收复商都时，阎急予制止，专门派人赴绥密告傅："商都不属晋绥管辖，与百灵庙原属绥远不同。我们若攻商都，诚恐日方有所借口，会对晋绥不利。"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奉蒋介石电召，前往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军改编为第六、第七集团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挺进华北前线，与国民党军联合抗日。

8月上旬，日军侵入南口后，战事进入第二战区晋绥两省。阎将部队布防于天镇、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门关西面的岭口，布置行营，亲自指挥作战。在这期间，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等经常去行营与他会晤。周恩来根据当时形势，说明目前虽然敌强我弱，但只要我们动员全民，团结奋斗，就可削弱敌人力量，增强我们的力量，打败日本，收复失地，鼓励他坚持抗战。阎要求周恩来为第二战区拟制作战计划，周恩来只用了一天时间即写成，他看了十分惊异，敬佩不已，连声赞叹："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此后，他每日早晨约周恩来去办公，并通令晋军全军学习八路军的办法。后来，周恩来提出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条例，阎先不同意，后经薄一波解说，才同意了。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2)

不久，平绥路的天镇失守。阎锡山将王靖国、傅作义、李服膺等军，一齐调进雁门关以南，扼守平型关至阳口一线。9月，日军集中了14万人，坦克150辆、火炮350门、飞机300架，由两个方向进攻太原，企图一举攻占山西。阎锡山在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人民支持下，组织了太原会战。25日凌晨，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以东设伏，全歼日军第五师团一个大队及后勤人员共1000余人；在阳口方向的晋绥军高桂滋、刘奉滨、孟宪吉等部队，也与日军展开激战，给敌杀伤甚大。太原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后来，因敌力量太强，晋绥军之铁角岭、繁峙陂等地很快被敌攻占，整个战线受到威胁。当时保定已陷于敌手，沣源为敌所占；平汉路的日军主力又南下石家庄，直趋娘子关，雁门关一线亦被敌突破，太原部队北上增援困难。基于这种形势，阎锡山遂决定撤退繁峙以东的部队，经五台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防线。他在这里集中了8万人的兵力，由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组织忻口防御战役。日军本想一举突破忻口，但遭守军的顽强抵抗。战役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守军寸土必争，与敌反复厮杀。军长郝梦龄亲上前线指挥，被敌炮弹击中殉职，官兵战死者不下万人，负伤的也有两万余人，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天之内在正面三里宽的地段上，竟牺牲十个团的兵力，即每小时牺牲一团人。经二十余日激烈战斗，杀伤日军3万余人。八路军一二九师以一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烧毁敌机24架。

日军在守军的顽强抗击下，一筹莫展，三易指挥官，也未能攻陷忻口。后因平汉线上国民党军撤至石家庄以南地区，日军主力川岸师团直扑娘子关，威胁太原，阎锡山被迫放弃忻口，向太原撤退。日军尾随追击，阎军防守太原之部署尚未就绪，日军即已迫近城下。傅作义根据阎之命令，率部在太原城东与日军激战两天，终因力量不支，放弃太原南撤。

11月8日，阎锡山将部队撤至临汾，进行整军，为了适应当时抗战形势的需要，统一后方工作，加强军民抗战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建议推动下，阎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四个"抗日决死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和一个"政治保卫总队"，依靠八路军的帮助和指导，成为一支有政治觉悟的坚强敌后抗日部队。但这些组织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到阎锡山的限制。

1938年3月初，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的官僚统治集团陷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各种亡国论调，又一次喧腾起来。是西渡黄河逃窜，还是在山西坚持敌后抗战？阎左右的一些高级官员，力图怂恿阎放弃抗战，渡河到陕西逃难。与阎合作抗战的共产党员及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则纷纷转入敌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战武装，建立敌后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

阎锡山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权，便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各种反动措施，制造分裂，限制进步活动。他通过所谓"民族革命同志会"，集中旧的封建势力，打击进步势力。这年6月，阎把他的各军、师主要军官召集到古贤村开会。他在会上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接着，他把其真意说出来："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完了。所以给你们预先开一个追悼会。"他深恐所谓"正规军"军官不懂得运用政治进行反动活动的方法，特选了一批反动的政工人员到各军、师担任政治主任，控制各级军官，用反动理论麻痹青年军官，仇视新军（决死队），制造"正规军"与"决死队"之间的矛盾。

12月23日，日军进攻吉县，阎锡山仓皇率部西渡黄河，向陕西宜川退避。此时，他对抗日已丧失信心，发出了"不能抬上棺材抗战"的谬论，准备妥协投降日本。当他得悉"东方慕尼黑"正在加紧策划时，便说："天快下雨（和平妥协）了，我们也要赶快准备雨伞。"当时德国大使出面提出等于要他投降日本的日阎双方谈判条件，他亦准备接受。在遭到山西共产党领导人薄一波的严厉驳斥后，才未采取投降行动。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3)

在日军政治诱降策略的引诱下，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的路线。1939年3月，他在宜川县秋林镇召集所属师长、独立旅长、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军政官员会议（亦称为"秋林会议"），其目的是为他准备降日制造舆论。会上他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并美其名曰为"二的哲学"、"惟中哲学"。他还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存在就是真理"，"抗战只是手段"。高喊要"无条件的存在"，"一切为了存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在会议上，新军和旧军（正规军）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与摩擦。阎对"决死队"的负责人劝其"不应以防左的口号排斥了成千成万热心参加抗战的青年"大为不满，说："我们是讲对错，不分左右。十五的月亮是中，是对，过与不及是左是右。今日中国，应该在"抗战到复兴"上求十五的月亮，不要找上旬或下旬之右或左。抗战是手段，复兴是目的，求抗战的十五月亮，更进一步求复兴的十五月亮，才是今日对错的标准"。他早已视"决死队"为投降的最大障碍，把"决死队"污蔑为"叛军"，实行###。会后，他迫不及待地传见各区军政人员和"公道团"系统的人员，分别安排摩擦斗争。同时，在"牺盟会"、"决死队"和比较进步的专员、县长中间进行争取和分化。随后，又组织"突击队"、"精建会"等许多反动团体，散布谣言，破坏决死队，打击"牺盟会"，使新、旧军摩擦一天比一天大。10月，他授权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把###将领一个一个地找来授意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的合作，我晋军将无立足之地，只有消灭"决死队"、"牺盟会"，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中日提携办法，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他在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后，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戎伍胜、雷任民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了共产党员薄一波等人的坚决抵制。

12月，阎锡山公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1日，他下令"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向同浦路大举进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当"决死队"第二纵队韩钧正在动员执行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向该纵队进攻。在日、阎两军包围下，"决死队"第二纵队实行自卫，一面与日军进行肉搏，一面抵抗阎军，经殊死战斗，突出重围，转入晋西北、晋东南地区。与此同时，在晋西北方面，阎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放弃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向"决死队"进攻。"决死队"第四纵队为接应"决死队"第二纵队和晋西纵队，成立山西新军临时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分左、右两纵队，向赵承绶和郭宗汾两军进攻，将其击溃。在晋东南，决死队第三纵队也遭到日、阎军的夹击。这次事变，虽然粉碎了阎锡山消灭"牺盟会"、"决死队"和"暂一师"的阴谋，巩固了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但由于阎锡山大肆屠杀摧残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加紧与日军勾结。1940年夏，他在吉县克难坡秘密会见日军特务大矢，并派遣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随同大矢到太原，通过汉奸苏体仁等与日军取得联系。同时，将所俘日军二人由其族孙阎立仁秘密护送至太原，表示对日诚意"合作"；日军也从孝义县属兑九峪镇撤出，交阎接管，作为愿意"合作"的表示。刘迪吉、苏体仁根据阎的电报指示，与日军达成协议：（一）日军协助阎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二）阎军各高级军官的住宅财产，日军完全交还；（三）日军在中条山发动战争胜利后，阎锡山即可向太原前进。后来，日军兵务局长田中隆吉到了太原，表示只要阎锡山投降，要什么给什么。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4)

同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孝义县属之白壁关，按其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与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参谋长楠山进行谈判，要求日方先给予武装30个团。次年3月，阎又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商，按照前次初步协议："阎、日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并商定"防御进剿"任务。6月，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交阎军接管，作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条件。8月11日，赵承绶同日军代表田边盛武和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第一步，日本为阎装备50个团，阎将吉县小船窝渡口让给日军，并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晋中十县政权交给阎接管。第二步，阎进驻太原，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再为阎装备50个团。第三步，阎进驻北京，日方将华北政权交阎，组织"华北国"。10月，进一步达成履行《汾阳协定》细则。概略内容是：（一）双方部队避免冲突，分别在太原、汾阳、临汾成立办事处，以资联络。（二）交换物资。（三）交换情报。阎、日双方驻当地部队，经办事处互相交换八路军活动情报。（四）兵员征募，由山西伪省长苏体仁负责，命令山西所属各县征募。（五）武器由日方分期筹划，并为了阎军的急用，先拨给步枪1000支。（六）粮食由伪省长苏体仁拨给。（七）经费2000万元，由日方拨发。（八）新装备的军队，营以上各部，均设日方教官。

当时，阎锡山避居吉县古贤村。协定签订后，他紧张地进行回太原的准备工作。

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长王世英会见阎，与其长谈了三个多小时。王世英抓住阎投降的危机问题，对时局作了详细的分析。阎也想乘机摸八路军的态度，他问：假如蒋介石投降，你们怎么办？王世英坚定而明确地回答说，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到底，夺取最后胜利，谁要投降就打倒谁。这次谈话，虽然未能使阎放弃降日的打算，但亦使他有所顾及。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人们都私下议论，八路军的代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真对！阎锡山在9日的朝会上也无精打采地宣称："这次时局的变化，实在没有料到……"对降日才暂缓行动。但在日军逼迫下，他又把什么"生存"的问题提出来了，并诡辩说："与日军来往是策略，并非真投降"。次年2月，日军为了逼阎投降，扬言要进攻晋西。他感到"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乃于4月初发动所谓"晋西大保卫战"，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奖励部下每打死一个日军给赏洋100元，并给士兵娶老婆，企图鼓舞士气，改变过去恐日降日的想法。日军根据过去老经验，对阎军十分轻视，公开扬言："阎锡山的军队根本用不着打，只要在枪头上顶一顶军帽就吓跑了。"结果日军与阎军在孝义县苏宋庄、汾城县华灵庙作战中受挫。日军后悔不该逼阎过急，于4月2日派人邀阎到太原谈判。阎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军山西驻军参谋长花谷正。花对赵说："阎锡山把中国人都骗遍了，派谁当代表，都当不了他的家，必须与阎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5月，阎锡山亲自与日方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阎提议内容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三）请日方表明此项合作，是否日本的国策，抑或地方的意见，及对待与中国的方针等等。

日方提议内容：（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阎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政权，如当时发表通电，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支；（三）关于汾阳协定应允之武器、物资、款项等，因数目太大，须陆续交付。因阎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为借口，表示脱离蒋政府和降日，须再加考虑，会谈未获结果，日方将联币、枪支原物带走。日军见阎的态度已发生变化，不肯就范，便将《汾阳协定》及"安平会议"开会所拍照片印刷，用飞机投撒西安，公布于世，并对阎军发动进攻，在晋南消灭王乾元一个军。但阎驻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仍与日军继续联系，一直到日本投降。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5)

阎、日"安平会谈"后，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展，日军感到交通线无力维护，各个据点不断被八路军摧毁，曾向阎驻太原办事处表示："我们在作战方面，比较有办法，在政治方面，实在无法应付"，"现在不妨重来一个政治、经济的试办合作"。并于1943年秋，正式提出此项合作办法。阎锡山同意这个办法，于次年派出一批人到太原，由日伪政权委任为局长、县长、县保安团长，配合日军对人民进行残酷屠杀。1945年夏，阎又与日军勾结。派遣人到太原，准备担任日伪厅长、道尹等职，以备加强对八路军的抗拒。日本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阎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等，在孝义县的瑶圃密谈，向日方提出"寄存武力"

的问题，企图借助日军武力，作###反人民之挣扎。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1)

"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阎锡山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在其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五天，在孝义开了一夜的军事会议，部署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同时，派赵承绶赶到太原，与日本山西派遣司令官澄田目来四郎商定：日军在原地堵击八路军。如八路军接收太原，由阎日双方共同负责。阎随即调集五万兵力强占太原。30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返回太原。当晚，他就委任大汉奸苏体仁等为高级顾问，汉奸省长王骧等为高级参议。次日晨，他在太原市各级机构的大小汉奸召开的欢迎会上，竟反复强调："行者"（由晋西回来的人民）、"居者"（当汉奸的）一样有功。要精诚合作，紧密团结，高举枪杆，共同对付共产党。

与此同时，阎锡山任意践踏同盟国订定的受降办法，以留用技术人员作掩护，留用日军战俘与技术人员5000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3000余人，编为六个大队。为了安定战俘，他一面加以利诱，对留用日俘晋升两级，薪饷加倍发放；一面又提出组织"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加以拉拢，他对日俘说："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如能密切合作，就可以增加###的力量，对中、日两国，都有很大利益。"

动员所留日俘参加这一组织，以便控制，为他卖命。接着，他又将日伪军改编为五个"省防军"，以加强其反动实力，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9月，阎锡山抽调重兵，抢夺上党地区。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十九县地区，是共产党、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重要抗日根据地，位于晋鲁豫边区内，在抗战的战略上起过重要作用。阎锡山一直想把该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次，他把上党作为抢占的一个重要目标。令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率十三个师，分左、右两路，向上党解放区进犯。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奋起自卫，经四十余天激战，歼灭阎军精锐三万余人，击毙第七军团副司令彭毓斌，史泽波等被生俘。当时人们讥刺阎锡山："上党一战，实力损失了一半。"

在这期间，阎锡山为抢夺胜利果实，极力推行各种暴政，加强特务统治，扩大其###反人民的种种罪恶活动。他一回到太原，就成立了"特种警宪指挥处"，接收了日军在太原设立的特务机关和一切杀人的技术工具。这个有几千人的严密特务网，遍布太原市的组织、行政、军事、经济、教育各机关，以及工厂、铁路、学校、帮会、道门、商号、饭馆、旅店，规模庞大，权力无限，生杀予夺，任所欲为，成为阎锡山"对内控制，对外斗争"的一个忠实工具。

1946年初，阎锡山向统治区的县、市派出25个"解救团"，强化"兵农合一"的暴政，把兵农互助小组由3人改为6人，1人当常备兵，5人领种分地，当国民兵。

仅半年时间，通过这种"编组"手续，各县共抽出常备兵2万多人，国民兵在10万人以上。他指令其部下："实行兵农合一，要用河塌式一村一村的开展。"他所说的所谓"河塌"。就是想把解放区一小块一小块地变成他的管辖区；"开展"

，就是要向解放区进攻。

同年，阎锡山又提出了以太原为中心，实行"百里开展"，采取向四周扩张的办法，以求巩固太原老巢。他把各县逃到太原的地主、富农分子组织成"还乡团"

，随着军队各返原籍，对广大农民进行反攻。还由太原绥靖公署统一组织"解救团"、"复仇奋斗团"，实行"自清"、"自卫"、"自治"的"三自传训"法，对人民、革命人士采取活埋、刺刀刺死、铡刀铡死、乱棍打死和乱石砸死等惨无人道的手段。阎说："处理人越是惨无人道，越残忍，就越能解救人，因大家看到害怕，便不敢去接近共产党，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紧接着，又是"自白转生斗争"运动，提出"十除一、一变九"的大屠杀计划，并下令各区、县加紧实行，造成晋中各县"三自传训"杀人竞赛的浪潮。1947年11月8日，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包围了文水县云周村，将共产党员石三槐等六人抓捕，用乱棍打死，并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要刘胡兰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胡兰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最后被阎军用铡刀铡死。根据阎锡山政府这年的最低估计，在晋中各县，受"三自传训"暴政毒打、杀害的人就有###万人之多。这是阎锡山在山西留下的一笔大血债。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2)

在这期间，阎锡山对山西人民的经济剥削显得格外残酷。为了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他实行所谓"兵农合一"政策，打起仗来要人民群众为他充当炮灰，不打仗为他生产财富。他还推行"平民经济"政策，弄得私商倒闭，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竟在饭摊上的碗里发现小孩的指头，小贩的提篮里，摆着卤煮的人肉。而阎锡山却从人民身上榨取大量财富，供其挥霍与进行反革命战争。

尽管阎锡山玩弄各种阴谋，实行各种暴政，但挽救不了其崩溃的命运。从1946年11月底开始，陈赓将军和王震将军集中兵力，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相继解放晋西各县。1948年夏，徐向前指挥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攻取晋南重镇临汾，接着又在榆次地区将阎军主力及其改编的日伪军武装大部歼灭。这时，阎锡山只占据太原、大同两座孤城，为挽救垂亡命运，他进行所谓"总体战"，提出建立"战斗城"的措施，规定了十二条行动纲领，叫嚣"巩固太原，战斗到恢复全省"，并把太原30万人民一律按年龄编为甲级参战队、乙级参战队、老年助战队、少年助战队、儿童助战队、妇女助战队，驱使市民充当他的炮灰。

1948年7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太原外围，为了减少战争造成的损失和伤亡，多次倡议和平谈判。阎锡山仍然坚持反人民的立场，拒绝和平谈判。次年初，阎在招待几个外国记者时，在桌子上安置了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谈话中间指着这些小瓶对记者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11月，其所属三十军军长黄樵松与人民解放军某部参谋处长商谈和平起义，阎锡山设计将二人抓捕，押送南京交蒋介石枪杀。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兵团将太原铁桶般地包围起来。阎锡山看到灭亡只在旦夕，但为了稳定同伙，与人民为敌到底，他还狂妄地说，要与太原共存亡，暗地里却加紧图谋逃离太原。他指使其亲信在蒋介石、李宗仁面前活动，建议李宗仁电邀他到南京"讨论国事"，以为脱身之计。1949年3月，他假借开会之机，仓皇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太原，阎锡山在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统治彻底覆灭。

阎锡山逃出太原不久，又担任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0月，他与李宗仁逃窜重庆，在四川推行所谓"总体战"，制定了"军政一元化"的作战方案。重庆解放后，他又逃到成都，兼任了国民党###成立的"###救国战斗团"团长。12月8日，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威逼成都，他见已无立身之所，只得飞往台湾。

1950年，阎锡山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继续著书进行###宣传，直到临死前还叫嚣要重返太原。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死于台北。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原名冯基善，曾是西北军阀，后来成为著名爱国进步将军。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

冯玉祥少时家境窘困，11岁时，其父所在营的管带(相当营长)为他补了一名恩饷，1896后正式入练军当兵。6年后，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方面比练军先进，于是抛弃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在新军中，冯玉祥由于体格魁伟健壮，勤学苦练，颇得赏识，仅3年便由正目升至排长。不久他与协统(相当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陆提拔，不过几年便升为管带。

1911年前后，他受进步思想影响，投入辛亥革命，参加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他被拘禁，随后递解回籍。1912年重被陆建章启用，授任营长。1914年陆部奉命围剿白朗，冯玉祥升任第七师十四旅旅长，同年10月，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混成旅。从这时起，冯玉祥逐渐在中国军界和政界发达起来。

一、起行伍练兵有方冯玉祥把军队训练看得极为重要，无论在冯玉祥军事集团形成前还是形成后，他都始终如一地抓教育训练早在练军时，有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使冯玉祥深深感到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的重要性。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3)

有一次，冯玉祥所在部队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保定城南外的一处天主教堂。队伍离教堂还有两里，教堂里冲着他们放了两枪，结果几百号人马炸窝似地溃散了，一退就是二十里。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十几个士兵用刀将一个华贵少妇的手臂砍下来，抢走了两副赤金手镯。为了这金手镯，士兵们互相争夺残杀，加上后来各处奉命盘查，枪决嫌疑犯，前后有千余人丧命。军人没有纪律约束便会成为虎狼之辈，"治军须严"的思想牢牢扎根在冯玉祥脑中。

冯玉祥的练兵和治军是从兵员质量抓起的。他曾经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曹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的招兵取录标准是：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18岁至25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他派下级军官回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入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的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并影响这些军官的职位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都很认真严格，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

冯玉祥认为："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他在袁世凯的新军任副目时，他的正目是个为人尖刻的家伙，经常虐待士兵。有一次两个兵得了伤寒病，正目不但不抚慰，反倒恶声恶气地乱骂。

冯玉祥一气之下，将其按倒在地，狠揍了几十拳。此后两个月，冯玉祥亲自给两个士兵端屎端尿，照应料理到他们病愈为止。冯玉祥对下级士兵都很熟，不但能叫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因此士兵感到他平易亲切。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他手下的残疾、阵亡官兵和军人眷属也受着多方优待。为了搞好官兵关系，冯玉祥特意在军中立了"八不打"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他还规定了"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另外，为了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

冯玉祥关心士兵，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在搞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冯玉祥同样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老百姓更重要的事了。"冯玉祥对部队约束很紧，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1921年冯军入陕作战，有个叫杨治清的连长跳墙诱奸民女被老百姓告发，查明情况后，他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并当场枪毙了这个连长。后来，冯军中又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这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冯军官兵与老百姓接触、买东西、办公事都能做到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甚至在街道上有人将脏水泼到士兵的身上，士兵也不计较。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过去，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冯军这种军风与当时凶恶蛮横的军队完全不同，很得民心。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4)

冯玉祥把军队训练看得极为重要，无论在冯玉祥军事集团形成前还是形成后，他都始终如一地抓教育训练，并且不断改进训练方法和提高训练水平。冯玉祥训练部队主要有两个时期。1917年7月，冯玉祥率领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不久他受委兼任湘西镇守使。常德两年使他能够有条件正规地抓训练，这段时间是他练兵的"第一个时期"。

冯玉祥在"第一个时期"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织教导队培养干部。

教导队分军官、军士两班，学员是从优秀勇敢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军官班开设战术原则、野外勤务、筑城学、图上战术、简易测绘、干部演习、讲话演说等科目；军士班开设有战术原则、应用战术、简易测绘、野外勤务、射击教范、数学等。第二，成立官佐体操团提高技术水平。冯玉祥要求军中人员不分文职武职一律参加训练，注重练习实战需要的劈刀刺枪、拳击、越障碍等技术动作，以及加强体力的器械操。在训练中，冯玉祥要求教官采取七道步骤：（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七）你再做。用这种方法来巩固训练效果。冯玉祥还搞了一套训练组织检查措施，即由参谋处规定科目，军法处负责考核，每月一小考，每季一大考，年终一总考。第三，经常组织阅兵和行军。阅兵每周搞两次，冯玉祥亲自督促检查；每月两次行军，风雨无阻，官兵均得参加，每人负重48斤，接连走七天，每天走120里到140里。有时还组织泅水训练。

当时军中官兵95%以上都是贫苦家庭子弟，自幼失学，冯玉祥把丰富官兵的普通常识、多识常用字、加强阅读能力当作治军的注重点之一。他组织秘书、参谋人员编了军人读本，内选古今名人名作一百多篇。学习方法根据官兵的文化程度，分段讲授，既讲解，又背诵、默写。规定五天熟读一篇，一月熟读六篇，每月一考。连长以上军官由冯玉祥亲自查考。军中还设立了程度较高的"汉文研究班"和读书会。为了阅读和翻译外国军事名著，又组成了英文班和日文班，挑选官佐参加。冯玉祥还很重视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训练。他经常向下属官兵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组织人员并亲自动手编写政治教材和歌曲，如《精神书》、《义勇小史》、《告往勖来篇》、《国耻歌》等，还将卖国的"二十一条"的原条文写成字帖，既使官兵习字，又使其不忘国耻。在这段期间，冯玉祥与基督教有较多接触，耶稣的救赎精神和《圣经》中"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等教义使他大受感动。

于是他将基督引进自己的部队，把它作为向军人进行精神训练的内容。后人称他为"基督将军"即起由于此。

1922年冯玉祥拥有一个师三个混成旅的兵力。这年10月，他被黎元洪总统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陆军检阅使是个有职无事的闲差，这又使冯玉祥有了两年训练部队的时间。人称这是他练兵的"第二个时期"。

在这时期，冯玉祥训练部队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了改进。他在办教导队的基础上又办了高级教导团，由陆军大学毕业的优秀人员担任教官，主要培训以前教导队毕业的人员，还办了学生团和电学传习所。学生团是挑选一部分中学或高小毕业生组成的。电学传习所内分有线电话、无线电话、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四个班，学员是从部队中挑选来的优秀士兵，部队训练分学科与术科两类。在学科中，训练内容根据不同对象而定。正副兵学军人教科书、八百字课、各兵种教科书、简明军纪、军人精神书等；正副目除学习上述内容外，还有军士战术、军士勤务，初级军官还加上初级战术、军人宝鉴、军人读本、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左传摘要》，中级军官再加上高级战术、兵器学、欧洲战史、国文、《易经》、《书经》等；高级军官除了监督下属官兵学习外，主要是在高级战术研究会等各种研究会中对各科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在术科方面，部队训练在原来刺枪、劈刀、器械体操、行军阅兵基础上增加了应用体操和工事构筑。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5)

冯玉祥练兵很讲方法。比如在恶劣气候下修筑工事是很苦的事，但冯玉祥却能把它组织成特别训练，使官兵"劳而不苦，苦中有乐"。严冬三九季节，地上结着很厚的冰，冻土层达三四尺，像铁块一样坚硬，冯玉祥命令各营团官兵半夜集合出发，拉到野外在凛冽的寒风中分单位进行挖沟筑垒比赛。天亮后进行评比检查，对工事修筑质量高、速度快的连营团给予奖励。由于训练是竞赛性的，所以大家情绪高昂，都非常兴奋，很苦的事也就不觉得苦了。冯玉祥认为这种训练意义很大：第一，可以使部队养成耐寒冷困苦的习惯和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加强团体活动的精神和纪律。而在训练比赛中获得修筑战场工事的实际知识和经验只是收获的一个方面。

二、半世纪戎马倥偬张作霖、吴佩孚和晋军共50多万兵力从正面和左、右翼猛攻国民军多日，竟不能前进一步冯玉祥从1896年投军到1946年被蒋介石解除军职，在军队里呆了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中，他的重要军事活动主要在1922年到1930年之间。这段时间冯玉祥军事集团由发达到遭重创，到复苏，再走向鼎盛，最后被瓦解，走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1921年北洋政府撤销皖系陈树藩陕西督军职务，改由直系的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收。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为入陕接收的前锋部队。冯玉祥率部进驻阌乡、灵宝，取道渑池、陕州直入潼关。在了解到陈部各驻军情况后，他将全旅编成三个纵队，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各领一支，分路进击。第一纵队于杨?V镇击败姜宏漠，第二纵队于坝桥击败陈军一部，第三纵队于蒲阳镇击败姚振乾。尔后冯军集中兵力与陈军激战于韩信冢以东，迫使陈军退入西安城。冯军向城内开炮，陈树藩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逃跑。于是，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由于第十六混成旅作战有功，冯部扩编为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不久阎相文服毒自杀，冯玉祥又继任陕西督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混战爆发。吴佩孚在长辛店失利，冯军应调救急，冯玉祥同时被任命为后方总司令。冯军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不久，大破奉军，对整个战局起了重要作用。5月5日，与奉系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冯军又与赵倜和鲍德全的部队在郑州展开血战。5月9日冯军发起反攻，大败赵部，并追击赵残兵至开封。

此役结束，冯玉祥被任为河南督军。到任后，冯玉祥马上进行整训和扩充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此时冯玉祥有了一个师三个混成旅的实力，冯军就此发达起来。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冯军在这次政变中囚禁了曹锟，驱逐了清室，脱离了直系军阀系统，组成了国民军，这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政治举动。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局限，冯玉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他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一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权又落到段、张手中。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达成"谅解"，在帝国主义插手牵线下，各系反动军阀在"讨赤"的旗帜下形成大联合之势，企图消灭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

冯玉祥为了化仇除怨、停止祸国殃民的内战，也为了转移军阀的视线、保存实力，于1926年1月1日发出辞职通电，并竭力辩白自己没有"赤化"。但这些举动并没有使各军阀放弃消灭冯军的企图，帝国主义策动的"讨赤"联盟各军仍分兵五路向驻北京地区的国民军压来。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军于1926年4月迅速撤出北京，退至怀柔、延庆、蔚县、多伦、怀来、涿鹿等地，主力各部退到预设阵地－－南口。5月，"讨赤"联盟军分别在延庆、赤城、独石口、沽源、多伦和南口等地向国民军各部发起进攻，在约两千里战线上展开战斗。双方屡得屡失，战况空前激烈。在主要战场南口，冯军阵地沟深壕阔，前置电网，后设雷场，防御工事长达百余里，非常坚固，致使张作霖、吴佩孚和晋军共50多万兵力从正面和左、右翼猛攻国民军多日，竟不能前进一步。国民军在兵力众寡悬殊、给养困难、饷械无补的情况下艰苦作战，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由于多方作战、伤亡过半、饷械匮乏，且各部将断绝联络，不得不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向西突围。退却路线均是穷僻崎岖之地，联络困难，交通不便，给养医药无着，加之气候寒冷，后面追兵不舍，国民军节节溃败，损失惨重。各将领深感前途无望，因此自寻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阎锡山手下，一部开往绥远等处。南口兵败，使冯军遭到重大挫折。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6)

1926年元旦冯玉祥通电辞职后，即离开军队，赴苏访问。8月，他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取道库伦回国。9月中旬抵甘肃五原后，冯玉祥在苏共和中共帮助下，收拾残局，招回旧部，在中国大西北举起武装讨逆的旗帜。冯玉祥面对当时的局面，根据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国民政府的要求，决定采取"平甘援陕，联晋图豫"方针。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和陕西军督办李云龙的第十师等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7万军队围困，包围8个月之久，西安军民已到"易子而食，析骨而爨"的绝境。冯玉祥看到要救西安，必须取道甘肃，因此决定，首先平定甘肃。他命令佟麟阁、孙连仲两师进入甘肃，帮助已在甘的孙良诚、张维玺部肃清吴佩孚指使叛乱的张兆钾、孔繁锦、黄得贵、宋有才、韩有禄等部，随后入陕。11月下旬，又命令韩复榘一部和韩占元、韩德元等部进驻宁夏。年底国民军和晋军成立联合办事处，冯玉祥令徐永昌率部入晋，归阎锡山指挥。10月开始冯军陆续入陕。11月下旬援陕部队抵咸阳附近，接着冯军以孙良诚部为中路，万振武部为左路，马鸿逵部为右路，进攻刘镇华部。战斗正紧张激烈时，刘汝明、孙连仲部采取迂回战术，实施侧后袭击，使刘镇华部全线动摇，向后溃退。11月28日，西安之围得以解除。国民军接着分数路乘胜追击，"援陕"胜利终成定局。此后，冯玉祥抓紧整顿军队，招回旧部和收编刘镇华部，使国民军恢复过来。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将冯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就任总司令职。冯玉祥为了"图豫"，重新部署军队，分六路出兵。在河南战场，冯玉祥乘奉军与靳云鹗相持、与武汉北伐军激战之机，命令部队迅速东进，连连得手。随后，第二集团军迅猛追击，陆续占洛阳、克孟津、过偃师、得孝义，使奉军南路各部纷纷溃退，唐生智、张发奎两路北伐军因此顺利攻下新郑。5月31日，冯军打到郑州，6月1日唐生智的刘兴部亦到达郑州。至此，第二集团军与北伐军终于在中原会师，冯玉祥也达到了"图豫"目标。"平甘援陕，会师中原"使冯军又发展到二十多万人。冯军因此在南口重创后得到复苏。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希望以"继续北伐"来摆脱自己军队单面御敌、受奉鲁军阀威胁的困境，积极促成宁汉合作。在此前后一段时间里，冯军进行了消灭吴佩孚残部和肃清靳云鹗、李振亚、麻振武、田玉洁等部叛乱的战役。宁汉合流后，1927年10月，冯玉祥在河南兰封（兰考）组织战役，以期击破豫东的直奉主力。他先命令鹿钟麟大部向太康撤退，马鸿逵部撤出兰封，诱使直鲁军由陇海路西进。这一意图实现后，冯玉祥又采取铁路线正面后退，各部全线由右翼兜击的战略，对付西进之敌。从10月23日到11月6日，双方激战十余日，第二集团军重创直鲁军左翼，俘虏3万余名，缴获枪2万余支、钢甲车5列、炮40余门。这是第一次兰封大战。为了消灭战役中脱逃的直奉军右翼主力，冯玉祥于11月10日将各部急行撤出兰封，以期诱敌再进。果然不出所料，直鲁军见第二集团军大捷后急退，疑是冯军内部有变（此前已有靳云鹗部田玉洁部的叛乱，当时亦有樊钟秀扰乱后方的传说），便举兵分三路，向冯军扑来。11月16日始，双方又展开激战。冯军采取"各个击破"办法，24日左路军包围并消灭考城一带的直鲁军，并乘胜追击攻克曹县；中路军在野鸡岗败敌前锋后，26日在柳河大破敌军，并乘胜追击至砀山；右路军24日俘榆厢铺守敌，26日占睢县，27日收归德，12月1日克夏邑。至此，豫东直鲁军被肃清，第二次兰封大战结束。到1928年3月，豫北亦全部平定。

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初的战事，名为"继续北伐"，实际上在战局危急情况下冯玉祥屡屡向宁汉双方请援，但未见派来一兵一卒。冯军在粮弹俱缺的困苦中，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数倍于己之敌。冯玉祥考虑对整个军事战局要有个统一的指挥，于是听信孔祥熙的游说，联合阎锡山致电请蒋介石出山。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宣告复职。4月后，"北伐"各军方告"调齐"，于是冯玉祥与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合作，共同攻打奉系张作霖。6月奉系势力被逐出关外。6月12日，蒋介石通电宣告"北伐完成"。到这时为止，冯玉祥军队的编制番号达到九个方面军，32个军，81个师；不包括各地方部队。仅其嫡系部队便达到40万左右。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7)

"继续北伐"的结束，意味着冯玉祥军事集团达到鼎盛时期。

"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作也很快结束了。在对待日军态度上，冯玉祥认为蒋太软弱，对蒋颇有些看不起；在战后分划地盘时，蒋又将冯军在战争中付出重大牺牲夺回的原来的"属地"平、津、河北划给了阎锡山，使冯大为不满；在军饷待遇上，蒋的第一集团军比冯的第二集团军高，并有保障，又使冯愤愤不平。特别是在战后编遣部队上，冯军作为蒋、冯、阎、李(宗仁)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雄厚的一支而遭人嫉视，并直接受蒋的暗算和抑制。于是蒋冯矛盾公开化了。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冯玉祥一面应诺桂系"出兵30万相助"，另一面却等待观望，以期蒋败后再坐收渔翁之利。谁知桂系因李明瑞部被蒋收买而很快溃败，冯玉祥投机不成，只得起兵###有约在先的李宗仁。但这时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虎将韩复榘在战中被蒋暗暗收买过去了。蒋桂战争后，蒋对冯军压制愈甚，蒋与阎锡山、汪精卫等人的矛盾也开始激化，终于促成冯、汪、阎联合反蒋以及1929年到1930年的中原大混战。1929年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等叛离冯军，使冯玉祥声威大落。5月24日蒋介石命令拿办冯玉祥，冯军只得退守潼关。10月中旬蒋五路进兵，压迫冯军，遂发生蒋冯中原之战，冯军于11月败退。1930年2月阎锡山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讨蒋大计，讨蒋联军形成，3月9日冯由晋返潼关，着手部署作战，他将各省军队共26万人悉数调出，并分兵七路出击，决心与蒋决一雌雄。蒋介石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从5月11日起，冯军与蒋军开始大规模接触。战中讨蒋联军第三方面军万选材、孙英等部支持不住，刘茂恩又为蒋所收买而倒戈，引起联军方面极大混乱。冯只得命令集结在郑州的机动预备队提前投入战斗。几经努力，联军方才稳住阵脚，又激战十余日，遂使蒋军全线动摇。6月10日，冯军对平汉线蒋军发起总攻，两日后蒋军向漯河以南败退。随后冯玉祥将主要兵力移向豫东，企图以口袋战术歼灭在陇海线的蒋军主力。6月下旬蒋介石亲赴柳河，以3万余精锐部队在陇海线发动新攻势。冯玉祥命令部队闪开杞县、太康一线，诱敌深入，以期全歼。由于蒋介石提前得到情报而冯军左翼又未严格执行冯的命令，因此蒋军虽遭沉重打击，但大部仍突围出来。冯军发展顺利的同时，阎锡山的晋军7月却在山东战场上节节败退。冯军欲驱东进，奇袭蚌埠和宿县，截断蒋军后路，以定下胜局。谁知阎锡山另生异心，其兵站总监部拒不发给饷械给养，使联军失去一次良机。缺少弹药粮食和阎锡山处处掣肘，迟滞了冯军的行动。在胜败未分的时候，冯玉祥通过分析整个战局，断定打通陇海和津浦线、与晋军会师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而攻下徐州又是打通陇海、津浦线的关键。于是他定下决心，将几乎全部军队都摆在陇海线，在部分晋军(包括十几个炮兵团)的配合下，争取一举拿下徐州。8月6日，冯玉祥发出总攻令，冯军分七路开始行动。但是战役打响后，配合作战的晋军行动迟缓，十多个炮兵团也不能及时有效地支援冯军作战，加上连日大雨，战区一片泽国，补给跟不上，冯军在极端艰难条件下作战，官兵过度疲劳，终于停止了攻势。蒋军得到喘息机会，抓紧时间稳住局势，调遣援军，并派精税部队进入河南，威胁冯军后方。徐州未克，冯玉祥认为只要联军士气不懈，将重兵调到河南战场，仍有取胜的希望。谁知阎锡山态度消沉，不愿继续打下去，并密令陇线上名为由冯玉祥指挥的晋军撤向黄河以北。

9月，联军张学良等人又通电拥蒋。这样，蒋介石便以全力对付冯军。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前线士气涣散。所以尽管冯玉祥最后还想来个"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终因吉鸿昌、梁冠英等人向蒋投降和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等部被蒋重重包围而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1930年10月4日，汪精卫、阎锡山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8日，冯玉祥和阎锡山决定下野。此后，冯军各部有的被蒋解除武装，有的接受蒋的改编，有的寻找关系自谋出路。冯玉祥军事集团就此土崩瓦解了。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8)

三、保本色淳朴正直冯玉祥的这些特点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中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因此他被人看作"怪物"

冯玉祥祖辈贫穷，历经磨难，他的童年是在保定附近的康格庄挣扎过来的。成为一名高级军事将领后，他身上还保留着普通农民和下层兵士的许多优点。他为人正直坦率，爱打抱不平，生活简朴，热爱学习，厌恶酗酒、赌博、抽大烟和逛窑子。抗战文艺中独树一帜的"丘八诗"为冯玉祥所创造，连这种诗都采用的是质朴清新的民歌情调和音韵，生动地反映出被人们称为"民主将军"、"布衣将军"的他的鲜明性格。1940年5月，冯玉祥在诗作《我》中写道："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这是对自己的写照。

冯玉祥的这些特点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中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因此他被人看作"怪物"。还在直系军队时，有段时期西北数省连年灾祸，人民啼饥号寒，苦不堪言。吴佩孚却大摆宴席，为自己做寿。当时许多人趋炎附势，争送贺仪，而冯玉祥却派人送去一坛清水，坛口封条上写着"君子之交淡如水"。吴佩孚看后不禁勃然大怒。冯玉祥对那些位尊权重的军阀从不阿谀奉迎，对一些对他奉迎讨好、诱之以利的人也常常给予严厉惩罚。早年间他曾抓到一个叫孙景山的土匪头子，孙企图送3000大洋以通融通融。冯玉祥听后不由无名火起，立即借来一把大刀，把孙景山拉出去，立地在营门口砍了头。冯玉祥长年过着平民化的生活，力求为官清廉，多有政绩。他常常不坐车轿，步行去办公署，有时还骑着脚踏车去四处办事；吃饭仅一菜一汤，若有来客，每人加一个菜，不备烟酒。为父母迁葬时，他也除去一切繁文缛礼，没有惊动众人，自己买下一块地，亲自抬棺，由兄长在前面打幡引路，简单地把事办完。1922年5月，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

由于经过赵倜的搜刮压迫，当时河南百业凋敝，哀鸿遍野，民众生活极其穷困。

为了整理紊乱已久的豫政，他便在详审地方实际情况后，拟定了治豫大纲十项，即：（一）赈恤战区灾政，俾免流离；（二）清理财政各税，期除苛敛；（三）彻办户口登记，以杜盗源；（四）整饬巡缉各队，以维治安；（五）查拿贪官痞棍，以安善良；（六）筹设实业工厂，以纳游民；（七）普遍浚河筑路，以利交通；（八）推行义务教育，以开民智；（九）严禁烟赌娼妓，以淳风俗；（十）厉行剪发放足，以除陋习。冯玉祥把这十项大纲作为自己最低的施政标准。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河南的匪患兵灾问题大致解决，民风和地方经济亦有所改善。

冯玉祥非常好学。十岁时，父母下狠心让他读了私塾。可是由于家境实在窘迫，仅一年零三个月他的学塾生活便结束了。这成为他永久的遗憾。身任高级军职后，学习成了他的癖好。对冯玉祥的好学，郭沫若曾这样评价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几句话，是冯先生一生所奉行的生活原则。"冯玉祥在失利和失意之后，曾几度隐居山西汾阳和山东泰山等地潜心读书，而这几次学习对他都大有裨益。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军土崩瓦解，冯玉祥由郑州退到晋城，后定居汾阳峪道河。在这里，他与部下经过一段时间研讨，看出了军队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鲜明的政治主张。于是他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室，系统地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他每天早晨四点准时起床，稍事漱洗便外出散步，当太阳升起时他已经入席就读了。冯玉祥请了汾阳军官学校的几名教员分别讲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他对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区别非常感兴趣，并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思想是乌托邦。经过学习，他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认识，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好感。并开始主动和共产党人交往，他同意共产党在他办的汾阳军校中发展组织，并卖掉在北京的一所住房，购得一部电台赠送给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朝起看日真正乐，红润如盘光闪烁。懒人此时睡正浓，不见日出见日落。吁嗟乎，举国尽将朝气提，国家何至见衰弱。"这是冯玉祥这时写的一首"丘八诗"，也是他努力上进情绪的真实表露。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9)

1933年8月，在被迫结束抗日同盟军后，冯玉祥离开察哈尔，赴泰山修学。他将原来的研究室扩大，采取报告会、讨论会等形式开展学习活动，内容有政治经济学、国内外形势、财政、外交、文学等。他还经常聘请共产党人、进步学者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如李达、邓初民、陈豹隐、陶行知、陶希圣等人，到泰山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中国社会问题、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物理、生物、天文等课程。对于冯玉祥的学习精神，翦伯赞曾著文回忆道："……他除了早晨读圣经和英文不算在内，每天有七小时是坐在教室里做学生。

从上午八时到十二时，下午二时到五时，都是他上课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任何客人都不接见……。"

"冯将军对于学习，非常认真，他并不是随便听听而已，而且自己做笔记，我永远记得他戴着一副玳瑁框的老花眼镜，拿着一枝毛笔，一面听一面记的神气。他不仅自己做笔记，也要他的同学(指冯玉祥的部下)都做笔记，为了怕他的同学不做笔记，有一个时候，他派鹿钟麟将军为笔记检查员，每天检查听讲者的笔记。

"

翦伯赞还把冯玉祥与蒋介石作了对比。1941年1月3日，蒋介石上门拜访冯玉祥。

蒋走进客厅想从墙上发现自己的相片，结果没找到，只见墙上挂着一张条幅和一副对联。条幅写着苏轼《留侯论》中的几句话："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对联写的是明朝人讽刺不说话不做事的大臣的两句话"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蒋介石看后连连称赞，竟问冯玉祥："这是你作的吗？"当冯玉祥把出处渊源告诉蒋时，蒋赶忙转过话题以掩饰自己的无知。

通过读书和总结几十年戎马生涯，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如能打破私有制度，就是真道德。"他还将总结的"若不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写成正楷大字，作为自己的警训。在隐居时期，为了实现他决心的"不可说了不算，不可动摇，不可忽然如此，忽然如彼；须咬定牙关，不可稍有松懈！"冯玉祥出资为农村穷苦百姓子女办了15所小学，设立了小型的科学馆、图书馆、烈士祠，并组织了两个团体：一个是由旧部、旧友参加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政治团体"抗日同志会"，另一个是"生产协会"。前一个团体喝过誓盟血酒后不久便如烟云消散了；后一个团体是冯玉祥同情农民、企图施行变革的产物，干了一些实事，但最终也并未产生出他所预想的结果。

四、抗日寇名载史册在八年抗战中，冯玉祥曾任第三战区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与日作战，斩获甚多冯玉祥身经两朝数代，他一生矢志反封反帝，表现出高尚气节和民族精神，为祖国为民族作出了贡献。

早年，"忠君即爱国"的封建意识对冯玉祥影响很深。1908年慈禧与光绪先后死去，冯玉祥不仅自己痛哭流涕，而且咒骂那些?S发不肯持丧的人为"不忠"。但是，随着外患加剧，人民反清浪潮不断兴起，他也开始对清王朝产生怀疑。1909年他看了《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这两本用血泪写成的书，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他看到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后冯玉祥把一切丧权辱国、政治黑暗的事实都与昏庸腐朽的清廷联系起来，对清廷的不满和仇恨与日俱增。正是这种要报仇雪恨、使民族强盛的思想促使他投入辛亥革命，参加了"滦州起义"。

"滦州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共同举义的青年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被处死，冯玉祥亦被捕革职，递解回籍。在回籍途中，看到镇压起义的情景，他恨得咬牙切齿，暗暗发誓：假若有一天能风云际会，誓必继续死难同志的遗志，消灭帝制，推翻万恶的清政府。此后十多年，他一直没有忘记这誓言。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他拒绝在"拥电"上署名；在护国之役中，他坚持不与蔡锷军为敌，并促成袁世凯的心腹陈宦将军宣布独立；1917年张勋复辟，他下天台山兴兵###。这些勇敢的举动都反映了他反对封建帝制的决心。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有机会解决了多年来心头的一大患。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10)

清朝被推翻以后，清皇室仍盘踞故宫，享受着优待条件，耀武扬威，使故宫成了"国中之国"。当时民国的当权人物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均是原清廷旧臣，所以对这遗老遗少的"小朝廷"格外宽厚放任。为了驱散这股帝制阴魂，"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主持修改了原来的优待条件，政治上取消了清室的特权，经济上大大削减了清室的家用补助，此外他还以强硬态度将赖在宫禁不走的皇室驱逐出旧日皇宫。此事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但冯玉祥不为所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十多年前的誓言。

清朝腐败无能、丧权误国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冯玉祥目睹主权旁落、外族横行的惨痛情形，激发了极大的义愤，他的爱国反帝意识在不断加深。成为高级军事将领后，他在维护主权、维护民族利益上表现得十分坚定。袁世凯阴谋实行帝制，日本帝国主义乘机逼迫中国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冯玉祥听到这消息热血沸腾，立即召集部属痛述日本帝国主义罪行与民族仇恨。从这时起，冯军练兵总是以日军为"假设敌"进行的。冯玉祥任十六混成旅旅长，驻军常德时，看到许多商店门上挂着日本旗，街头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大为震怒，派人一夜之间将日本旗和布告统统撕毁。有一次几名日本水兵进城拒不接受中国士兵检查，两下打了起来，结果三个日兵被刺刀刺伤。闹事后，日本居留民会会长和日军舰长来找冯玉祥，掏出日本海陆军刑法，蛮横地要求监禁中国士兵。冯玉祥恼怒地说：用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说着便举起脚，脱下一只鞋，要狠狠教训这个日本舰长。日本舰长又想用中国军法处置中国士兵，冯玉祥不退让，说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人，拒不检查者即为匪徒，士兵打伤这些匪徒不但无过，相反大大有功。日方见威胁不了他，最后不得不让步。以后冯玉祥又陆续惩治了一些目无中国法纪、为非作歹的外国人，使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只得收敛老实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坚决谴责蒋介石的依赖国联、媚外误国和不抵抗政策，对帝国主义本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在答复熊希龄的通电中说："宰割弱小民族之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任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工具而不侮。"10月21日，他又发出通电，提出抗日救亡的十三项主张，即：（一）备战和鼓舞军心；（二）起用革命有功人员；（三）恢复党的民主制；（四）首都迁于适当地点；（五）恢复民众运动，保障###、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恢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六）厉行减缩政策，裁并骈枝机关；（七）实行财政公开，应用预、决算制度；（八）严定官吏渎职贪污之惩戒条例，以清吏治；（九）拟定生产计划，以合全国人民之必要消费为原则，国家经营对外贸易，奢侈品由国家专卖，并加以购买之限制；（十）严征累进之所得税及遗产税；（十一）规定公务员之最高薪及农工之最低薪；（十二）制定社会保险法，专设机关以实际执行；（十三）改正教育计划，使人民有平等受教育之机会。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2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后分兵入侵平、津及察哈尔。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劝说下从泰山移住张家口，与吉鸿昌等人一起组织了有6个军、1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其旧部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蒋、汪得知冯玉祥准备抗日，大为惶恐，先是接连遣人游说，继而以官相许，最后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命令进行威胁。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不受利诱，不惧威逼，挥师北进，6月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收复宝昌；同日迫使刘桂堂反正，进逼多伦。抗日同盟军与敌人血战五昼夜，毙敌千余，收复多伦。时间不长，察北各县全部光复。正当抗日同盟军积极准备收复东北时，蒋介石、何应钦调集16个整师、8列钢甲车、两队飞机包围张家口，封锁平绥线，并展开"银弹攻势"，以利禄引诱抗日同盟军中部分将领，挑拨冯玉祥与其旧部关系。冯玉祥不得不抱恨离去，抗日同盟军宣告结束。对这段历史，他在第二年写的《抗日周年纪念》一诗中作了记述："察哈尔竖起了抗日旗，六月二十日出兵收失地。没到一月康、宝、沽、多全克复，多伦血战后又向敌追击。这时候有人说我们是赤化，又有人指我们为叛逆，要我去做垦务督办，要我去做训练总监。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懂的！只要我不抗日，什么官都可以商量计议，我明白了他们一贯的主义！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11)

压迫我们是为帝国主义吐气，使我不能不把张家口别离。……"

在八年抗战中，冯玉祥曾任第三战区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与日作战，斩获甚多；他开办过"三户印刷所"，出版了包括《列宁全集》、《论持久战》等在内的大量革命书刊，积极宣传抗日；他创立了利它社，力图为抗战服务，并利用基督教会组织联系教民共同抗日；他还以自己卖字献宝、游说演讲的行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发动献金救国运动。此运动捐献金额(除实物外)前后达黄金23000余两。

献金运动开始时受到普遍拥护，但以后由于各地认购，出现苛捐杂税性的强硬摊派、催逼，运动失去了原先的意义，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引起人们怨忿。所以有些地方流传着一句话，"冯玉祥一到，鸡飞狗跳！"献金运动得来的钱最后也落入了蒋介石的口袋，不知去向。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1)

五原誓师，在中国西北部打出了配合北伐、###反动军阀的旗帜，也是冯玉祥思想变化的重要标志1926年是冯玉祥的思想和行动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由于受共产党人、国民党人的影响，加上苏联顾问接触，他于这年元旦通电辞职后决定赴苏联访问学习。3月，冯玉祥启程，5月9日，抵达莫斯科。在访苏期间和来回途中，他与苏联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以及苏###员、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使他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理解，认识到中国进行革命的必要和树立鲜明主义的重要。访苏期间，冯玉祥正式加入国民党，并宣布国民军全体入党。国民党中央任命他为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逗留三个月后，他便与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中###员刘伯坚等人一起回国。9月，抵绥远五原，冯玉祥收拾南口失败后的国民军残军，与于右任、邓宝珊等人组成国民军联军。17日，举行著名的"五原誓师"，冯玉祥宣誓就任联军总司令，并发表面貌一新的宣言："……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点，没有明确的主张。……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

五原誓师，在中国西北部打出了配合北伐、###反动军阀的旗帜，也是冯玉祥思想变化的重要标志。

1927年夏，冯玉祥的思想在前进途中发生了逆转。溃不成军的国民军能得以重建，并顺利平定甘陕，获得节节胜利，冯玉祥是感激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

因此他在军队中安插了不少共产党员，政治、党务方面的工作事事与乌斯马诺夫、刘伯坚商量。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多人遇难，冯玉祥闻讯哭之甚哀，在潼关国民军总部召开追悼会，并电令各部队、机关举行大规模追悼活动。这一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被免职。此后蒋介石派说客滞留冯玉祥处，使冯玉祥深信蒋是"革命的中坚分子"，并把宁汉分裂看成"仅系一二人间之误会"的人事纠纷。在5月潼关会议上，他不同意"倒蒋"口号，主张"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致，打倒军阀，万不可自相水火。"对共产党的态度，冯玉祥在这年6月起了明显变化。

6月郑州会议前，冯玉祥轻信一些人的诬蔑之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不是理解的。他曾斥责农民协会凶横不法，擅行捕人杀人，草菅人命。农民抗租抗税也与冯军征发给养产生过矛盾。妇女运动在他眼里成了"她们所会的，就是骂父母，骂丈夫，讨厌儿女，讨厌家庭，动不动就离婚。以这些为自己不落后与真革命的条件，我实在不敢苟同。……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因此对于她所提的口号也不能同意。"(冯玉祥《我的生活》)。而在郑州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的上层分子，在会内会外大讲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破坏国民革命，对共产党肆意诬蔑。特别是何键的煽动，促使冯玉祥从对共产党不满变为反对共产党，进而发展到公然与国民党###势力合伍。由于看到汪精卫和蒋介石在###上的一致，冯玉祥便做了宁汉双方的调停者。在"清党"中，冯玉祥解聘了乌斯马诺夫，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专车遣送武汉。尽管他措辞婉转，规定"惟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禁闭，不准枪杀打罚"，并礼送苏联顾问鲍罗庭等人出境，但他这时已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已经结下了巨大的恶果。

由于冯玉祥的努力，致使蒋介石于1928年初出山复职。冯对蒋大加称颂，蒋对冯备极推崇，于是2月18日蒋冯在开封互相换帖结拜为兄弟。冯帖上写："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蒋帖上写："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大蒋五岁，故居为大哥。然而结拜仅一年，两人关系便趋于恶化，又过一年在中原大混战中，大哥的军队就被小弟"吃"掉了。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2)

从1931年到1946年，冯玉祥对蒋介石曾几度抱有幻想。第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冯与蒋在孔祥熙举办的宴会上见面，蒋介石向结拜兄弟忏悔认错，表示要精诚团结，挽救危亡。冯玉祥此后逢人便说："蒋先生有了很大转变！"认为蒋必然铁心抗日了。可是"一二八"上海抗战，蒋坚决不抵抗给冯做了回答。第二次是1935年蒋介石电邀冯玉祥到南京任职。冯从泰山下来，蒋在四方城予以隆重招待，极备恭敬，并表示愿意接受冯的主张。冯玉祥大为感动，在日记中写道："蒋答之话最谦下，最诚恳，实为我最满意也。此次可谓不白来了。""西安事变"中身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致电张学良，劝其释放蒋介石。为了救蒋，他甚至提出自己去西安替蒋当人质。可是他这副委员长只不过是个摆设，最后陷入蒋的羁縻，深感自危，连说话都得小心谨慎。第三次是1938年8月，冯玉祥在武汉患病住院，蒋介石亲自来探望，坐视良久，态度亲切。冯几次请其回去，蒋都不肯离开。蒋临走还谦恭地说："有什么事，我来向您报告。"冯又受感动，认为蒋本人还不坏，只是左右积恶太深。以后他去掉顾虑，向蒋劝谏坚持抗战，提出十数条意见。蒋介石当面接受，实际上仍在和战问题上徘徊动摇。冯的力劝并未产生作用。1941年后蒋对冯的压制愈来愈厉害，有一个时期，几乎断了冯的经济来源，冯对蒋的幻想也减少了。抗战胜利后，冯玉祥申请出国。1946年9月，冯被蒋介石解除军籍，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赴美国考察水利。行前，他给蒋介石写了临别赠言《上蒋主席书》，他一心希望蒋能改好，劝蒋不要打内战，要讲和平，实行民主。到美国后他还买了一份礼物，恭蒋介石寿辰。但在考察水利期间，国内内战愈演愈烈。1947年蒋介石镇压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使冯玉祥大为愤怒。他于5月26日发表《告###》，谴责蒋介石当局，开始公开反蒋。此后，他在美国发表了数百次报告演讲，举行了五次记者招待会，组织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抨击蒋的内战独裁政策，反对美国援蒋，声援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中央控制下的国内外机构、报刊开始对冯玉祥进行围攻和诬蔑，蒋介石采取高压手段命令冯玉祥回国并断绝他的经济来源。1947年11月，他在激愤中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决裂？》檄文。冯玉祥此时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我自己：1.要下监。2.要被蒋枪决。3.要被蒋特务杀害。这是为民主和平努力应得的报酬。"于是，他抓紧一切时间着手撰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此书共七十七章，冯玉祥从自己二十年亲身经历出发，对蒋介石作了全面揭露，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恼怒万分，便以"冯在美国肆意诋毁元首"的罪名，革除冯玉祥公职，又串通美国政府吊销他的护照。紧接着，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又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

，"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罪名，开除冯玉祥的党籍。并电请美国，希望将冯玉祥驱逐出境。但冯玉祥处变不惊，置生死于度外，2月8日，他在《纽约下午报》发表《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并于2月10日写下了遗嘱。在公开信中，他痛悔自己曾对蒋抱有幻想，错把蒋扶上高位，严正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要求蒋立刻下台，将权力交还人民。他写道："现在我已经感到支持你的罪过，而要向中国人民负起责任，协助他们把你赶走。"1948年初，一批爱国反蒋的中坚分子从蒋记国民党中分裂出来，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玉祥被推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极为欣喜兴奋。他在美国积极发展组织，广为宣传，汇合本党的进步分子为反对封建独裁统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工作。

在中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已对蒋介石丧失信心，为了保住其在华利益，美国密谋踢开蒋，拉起第三势力，与中国共产党对抗，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由于冯玉祥在国民党军政界威望很高，在海外又有巨大影响，于是杜鲁门政府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收买笼络。1948年4月，美国政府派员登门游说，表示美国愿意出钱出军火，帮助冯玉祥回国收拾败局。但冯玉祥坚守民族大义，当即予以拒绝。说客蛮横地下"最后通牒"道："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请你们民主人士考虑考虑。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意见，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冯玉祥冷冷地说："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全国的人民，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说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做什么。可是没有听说过，天听自美国人听，天视自美国人视，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确确实实的，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做这样事的人吗？"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3)

美国政府见冯玉祥软硬不服，恼羞成怒，便准备将他驱逐出境。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冯玉祥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毅然决定返回祖国。1948年7月，冯玉祥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围困和迫害，在纽约登上苏联客轮"胜利"号，取道苏联投向祖国怀抱。

至此，"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周恩来在冯玉祥遇难一周年追悼会上的悼词)。

不幸的是，9月1日"胜利"号客轮在黑海失火，冯玉祥遇难身亡，终年66岁。

一、耕读子弟穿戎装1909年，18岁的李宗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李宗仁（1891～1969年），字德邻，1891年8月13日出生在广西桂林县西乡村郎头村的耕读家庭，父亲李培英是当地的塾师，母亲务农，他们生有子女11人，3人早夭，剩下的5男3女中，李宗仁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父亲做塾师的收入和母亲克勤克俭的劳动，维持生计。西乡方圆几十里，土地肥腴，然清吏的贪婪苛政，外族的侵凌，使百姓难以聊生。耳闻目睹的事实，在他还未启蒙时，幼小的心灵中便滋长了抗暴的心理。

李父知书达理，希望在自己的后代中，出个饱学之士，于是李宗仁6岁那年，便进入私塾，塾师是自己的父亲。1905年，李宗仁随老师上了省城，进了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二等小学。这是一所新学堂，所教课程，除国文之外，还有数学、博物、美学等新式学科。15岁时，他开始觅寻正当职业谋生。那时各省正试办新政，广西省新设奖励工商业的"劝业道"，并在桂林设立纺织习艺厂，招200名学徒学习纺织，李宗仁进了这家厂当学徒。

1909年，18岁的李宗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陆小的教育，完全仿日本那一套，十分严格，教程分学、术两种。学科除国文、史地外，有各门科学和外语，术科是每天１小时的训练，有器械、体操、劈杀等活动。李宗仁学业突出，深得同学的尊重和老师们的喜欢。

此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正风云突起，陆军小学也成立了革命党人的组织"军事指针社"。1910年秋，李宗仁加入了同盟会组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起义的枪声。11月7日，广西宣布独立，成立了地方革命政府。

李宗仁1912年结婚，女方名叫李秀文，出身于一个殷实的半自耕农家。她为人忠厚，遇事稳重，还有一手好女红。对于这样一位妻子，李宗仁颇觉称心，婚后两人感情笃厚，李宗仁还耐心地教她认字。对于李宗仁，李秀文也很是满意。

1913年秋，李宗仁学成毕业，当上了讲习所的准尉见习教官，很快就升任少尉队副，不久又晋升中尉。中尉官衔并不大，却是他平生第一个正式军职。

讲习所停办后，李宗仁于1915年春到桂林模范学校任体育教员。1916年4月下旬，他辞去学校教师职，走入护国军的行列，因为英勇善战，一路高升，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帮统、统领。

1920年7月，陆荣廷在龙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福州北军为名，进袭粤军。

陈炯明、许崇智以粤人治粤为口号，举兵进攻潮州、梅县，其势汹汹，陆荣廷仓皇发兵阻截，于是爆发了粤桂之战。这次战役，粤军有充分准备，桂军大败。李宗仁所在的林虎部在撤退至清远境内时，和马济、韩彩凤部三四万人会合，向肇庆败逃。部队撤至莲塘口时，遇到伏击的粤军。莲塘口宽二三百米，两侧为高耸的山峰，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粤军在此筑有工事，密布火力，居高临下，且以逸待劳。这里是通往肇庆的惟一通道，桂军身处此境，心慌神惊，乱作一团。林虎、马济决定强攻，亲赴隘口前线督战。激战数日，难以奏效。追兵在后，又后退不得，大有全军覆没之势。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自告奋勇，担任打通莲塘口的任务。当部队逼近莲塘口时，李带全营500人在峡口前散开，进入敌机枪射程时，他率全营发动了奇袭，一举夺得敌阵地。莲塘口一役，李宗仁神奇般地使大部队摆脱了危境，名声大震，被奉为广西著名的战将。这次战役李营死亡达200余人，重伤者40余人。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4)

桂军无法抵御粤军，李宗仁独自领着广西兵匿入十万大山中。后来有几支小部队也陆续上山躲避，均被李宗仁收容。李宗仁就是靠了这些部队作为基础，不断扩大，在广西立住了脚。

上山不久，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和钟景棠先后上山与李宗仁接洽收编的事。李宗仁要保持相对独立，陈炯明允其成立"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李宗仁本人成了司令。

1922年4月，陈炯明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叛乱，无暇顾及广西，遂命粤军撤出桂境。粤军离桂后，桂人纷纷打起自治旗帜、成立了名目繁多的"自治军"。其中不少土匪也乘机兴风作浪，混水摸鱼。他们凭借手中的军权，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广西局势混乱，李宗仁的部下官长，见粤军离桂，部队与陈炯明无形中断关系，一致建议他取消"粤桂边防军第三路"称号，改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李宗仁亦有独树一帜、日后统一广西之意，听了部下的劝告，深以为是。5月下旬，他通电就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职。

二、战刀刻就广西王李宗仁的胜利，结束了陆荣廷在广西的统治，这不但震动了广西各界，而且受到各省的关注为了实现统一广西的愿望，打败力量强大的陆荣廷，李宗仁决定联合黄绍?f、白崇禧，寻找时机，扩大地盘。

1923年春，黄绍?f在李宗仁的支持下攻占梧州。这期间，李宗仁在李济深、陈铭枢的介绍下，加入了正在改组的国民党。

陆荣廷失梧州，丢贵县，且隐约感觉李和黄暗中有往来，决心对李、黄用兵。陆老奸巨猾，知对李、黄同时用兵很困难，因此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企图以李消灭黄，然后再收拾李。

不久，陆亲率精锐部队数千人北上桂林，威胁李宗仁。不料，此时沈鸿英却疑陆出巡有与自己的夙敌马洛联合将他消灭之意，于是引起了沈陆之战，双方战斗激烈，持续3个月之久。后经北京政府派人调停，5月上旬陆、沈议和休战。这样，广西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坐山观虎斗的李宗仁先发兵###筋疲力尽的陆荣廷，然后再回师扫击沈鸿英部。

1924年5月，李集中主力于桂平、贵阳附近，向邕宁地区合击。5月23日，他领衔发出通电，呼请陆荣廷下野。6月25日，李宗仁指挥的左翼军，兵不血刃占领南宁。由白崇禧指挥的右翼军，在扫荡滨阳、迁江、上林的抵抗之敌后，即锋转武鸣，在那里未遇激烈抵抗，遂向南宁会师。李宗仁进兵神速，势不可挡；陆荣廷见大势所趋，只身遁湘。不久，陆通电下野，赴居沪上。

李宗仁的胜利，结束了陆荣廷在广西的统治，这不但震动了广西各界，赢得了他们的好评，而且受到各省的关注，使他们刮目相视。

李宗仁开始制订统一全广西的战略。不料此时陆荣廷的残部韩彩凤屯兵柳州、肇庆一带，伺图报复，蒙仁潜、陆福祥尚存人枪2000，盘踞部安、那马一带，窥伺南宁，龙州的李绍英、谭浩澄、谭浩清共有人枪3000，也虎视眈眈，蠢蠢欲动。

这些残余势力，本来就是李宗仁肃清的对象，在此情况下，李决定提前行动。先扫除这些势力，以解后顾之忧。

1924年8月初，李宗仁分兵3路进剿。右路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指挥，进击韩彩凤；中路军由俞作柏和蔡振云指挥，向武鸣进发，肃清那马、都安的敌军；左路军由胡宗泽指挥，溯左江而上，直捣龙州。三股残余势力中，韩彩凤一股最为顽强，不但人多枪多，武器配备和训练较好，且韩系本地人，士兵均为子弟兵，能攻善战，交战中，李宗仁指挥的阵地曾多次被韩兵突破，经过月余的惨烈激战，李宗仁和白崇禧终于击溃了韩部。右路韩部被击溃的同时，中路军、左路军也进展顺利。至此，陆荣廷在广西的势力，连根铲除了，广西境内只有李宗仁和沈鸿英两支部队，形成两雄对峙的局面。

此时，北方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冯玉祥攻占北京，电邀孙中山北上。孙中山1924年11月起程。行前电约李宗仁和黄绍?f赴广州一行，同时明令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李为督办兼第一军军长；黄为会办，兼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任督办公署总参谋长。孙中山离粤后不久，便传来孙患肝癌的噩耗，这时，迟迟不接受广州政府副元帅之职的唐继尧，此时忽然通电就职，并决定亲率大军，分三路进发广州"视事"。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5)

唐率三路大军入粤，必须假道广西，恰恰这条咽喉要道在李宗仁的控制之下。不过要依靠李宗仁的力量对抗唐继尧，无异是以卵击石，唐料定李不敢作难，首先采取利诱的手法，派代表文俊逸前往南宁，与李宗仁接洽。却遭到李宗仁的婉言拒绝。

唐军还未正式宣布行动，沈鸿英忽然在桂林发出通电，以"建国桂军司令"的名义，"出巡视察各地民情"，指挥大军南下，向李宗仁打来。

1月30日中午，白崇禧部与沈军在武宣展开了激战，白崇禧几至被俘，仓皇逃进城内，闭门坚守。李宗仁率一独立营乘轮自柳江上驶驰援，1月4日下午2时，与白崇禧部里应外合向敌人发动总进攻。李将主力配备于右翼，企图将沈部压迫至柳江左岸而歼灭。沈军不甘示弱，竟全线跃出战壕反扑。两军展开肉搏，杀声震天：双方屡进屡退，形似拉锯。李宗仁清楚，值此激烈时刻如一旦垮下，将兵败如山倒，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亲临前线，冒着炮火，指挥作战。正值双方酣战难解难分之际，李宗仁部的李石愚纵队，由贵县赶至二塘，威胁沈军右翼。敌人见李的援军赶到，顿时军心虚慌，阵线动摇。李军乘势发动猛攻，沈军全线崩溃，仓皇窜逃，退守柳州。

为彻底消灭沈鸿英主力，李宗仁和白崇禧商议，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命李石愚部佯攻柳州，吸引敌人注意力，而将主力东调，循崎岖山道，直奔桂林南乡。与此同时，沈鸿英的一部被第一路军的陈济棠部击败，贺县丢失，蒙山也彼俞作柏部攻占。噩耗频传，沈鸿英正不知所措，又忽闻李宗仁部迫近桂林，慌忙北遁。

沈鸿英逃跑的当晚，即2月23日，李宗仁占领桂林。

李宗仁令白崇禧以桂林为据点，跟踪追击。自分三路进击，巧设计谋，于4月24日将沈军全歼。沈鸿英最后逃往香港。

正当李宗仁、黄绍?f、白崇禧与沈鸿英激战时，唐继尧率领由滇、黔二省组成的"建国军"6万余人兵分三路挥戈东下。

唐部的兵力数倍于李宗仁部，来势凶猛。李宗仁冷静分析，决定各个击破。

第二路滇军龙云部占领南宁后，前锋于3月底又越过昆仑关，占领高田，进逼宾阳，企图消灭伍廷扬部。5月16日，李宗仁命部队向昆仑关进攻，李宗仁亲临前线指挥，攻下了号称天险的昆仑关。

唐继尧军步步逼近，柳州守将李石愚在前线阵亡，形势岌岌可危，幸黄绍?f、白崇禧率部分别从梧州、桂林赶往柳州前线，血战一日，打死打伤滇军2000余人，才使柳州得以解救。柳州一役，唐继尧主力受到致命打击，胆战心寒，率余部退至庆远。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捷报，兴奋异常，命部队乘胜追击，唐部溃不成军，于6月退回云南。

经过讨沈拒唐两次险恶的战役，李宗仁以少击众，全歼沈鸿英部，挫败唐继尧东进之师，终于1925年7月统一了广西。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广西遂纳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因李宗仁统一广西有功，受到政府的赞赏，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按广州政府的要求，广西的军、政、财、教等诸方面在李宗仁的积极整顿下，走上了轨道，与陆荣廷统治广西时相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为广州国民政府早日北伐提供了有利条件。

1926年1月，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提议下，两广军政统一。统一后，广西两个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f任党代表，广西成为国民政府直辖省。两广统一，李宗仁异常兴奋，他作为有资产阶级理想的青年军人，抱着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生前遗愿的方针，积极向广州革命政府提出立即北伐的主张。

三、北伐名将建奇功长沙之战，李宗仁威名远扬，蒋介石也在这胜利声中举行了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职仪式，正式出师北伐1926年，李宗仁利用湖南军阀唐生智与赵恒惕的矛盾，命一旅之众，开往黄沙河，其余大部向桂林集中，作为入湘作战的准备，援助唐生智，并拉唐革命。李宗仁自作主张，事后才把行动计划电告广州政府。时广州政府政情复杂，无暇认真考虑立即北伐问题，以实力不够，难以取胜为由，否定了李宗仁的做法，主张推迟北伐。李宗仁对广州政府的意见不满，来个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6)

3月初，唐生智向长沙进发，赵恒惕自知形势复杂，不是对手，未战即通电辞去省长职。3月17日，唐占领长沙，30日占领岳州。4月，吴佩孚见时机成熟，便调兵南下，向唐生智出击。吴军训练有素，唐军远非其对手，一经交战，立即溃败。

4月底，从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逃，并急电向李宗仁求援。李早有准备，接电后立即发兵进击，在衡阳与吴军交手。李的部队，在统一广西的岁月中已经磨练得善战骁勇，几个回合，便将吴军赶出衡阳。唐生智见衡阳被李军掌握，遂收残兵返回，与李部合力追击吴军。吴佩孚毕竟兵力雄厚，不易攻垮，双方遂在衡山、衡阳间相持。

湖南局势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因此他对立即北伐充满了信心。然而当时的广州政府，笼罩在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不安定的政治气氛中："三二○"

事件，蒋介石公开反对共产党，并排斥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势力，5月初，又酝酿拟订了"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企图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哪有心思北伐？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李宗仁提出广州政府应立即北伐，并反复陈述了理由。李终使中央政府同意立即北伐，并据李宗仁的坚决推荐，任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1926年6月初，国民党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建立前敌总指挥部，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

7月初，李宗仁取道桂林，亲率12个团由黄沙河下衡阳。与此同时，他又电令七军向吴佩孚重兵把守的长沙挺进。7月4日，兵分三路同时发动攻击，冲破吴军抵挡，7月11日，光复长沙。

长沙之战，李宗仁威名远扬，蒋介石也在这胜利声中举行了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职仪式，正式出师北伐。7月27日，蒋介石率第一军一、二两师由广州北上。

长沙之役虽打出了北伐军的威风，但毕竟是第一仗，对北伐军来说，各路军阀的兵力10倍于己，日后的征途还很艰难。李宗仁主张首先乘吴佩孚军疲于南北奔命之时，用速决战的方针，将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在武汉站稳脚跟，这样北可进攻中原，东可进长江，包围孙传芳，厘定东南，则易如反掌。否则将两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8月下旬，李宗仁领兵进发武汉，只用了12天的时间，经过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诸战役，即打到武汉。

正当李宗仁领兵自汨罗江向武汉疾进时，吴佩孚邀请孙传芳前往湘、鄂助一臂之力，以夹击李军。孰知孙氏却打着如意算盘，坐山观虎斗，企待两军俱伤，他来收拾残局。北伐军利用孙传芳的这一侥幸心理，长驱北进，如疾风扫落叶，一举攻下武汉；并按原定计划，迅即挥师东进，锋转江西。东进之师兵分三路。第一路为右翼，由蒋介石指挥，以夺取南昌为目的，第二路为中路军，由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趋德安，以断南浔铁路，李宗仁率第七军2万余人担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经阳新、武穴、瑞昌，直取九江孙传芳的总司令部。

9月10日，蒋介石命李宗仁入赣作战，将武昌围城之任交第四军接替。李宗仁接到命令后，随即向大冶集中，兼程入赣。9月14日李宗仁领兵进驻阳新。9月29日攻下箬溪。10月2日，率部东进，在德安、王家铺与敌展开异常激烈的遭遇战，皆获大捷。10月中旬，执行蒋介石的"肃清江西计划"，势如破竹，节节胜利。11月2日攻下德安，3日克复马回岭；4日占领九江；6日下午率部与右翼军会师南昌郊外，不日攻克南昌。至此，江西之敌基本肃清。

打下南昌不久，北伐军立即组织东征，李宗仁任中路军总指挥。1927年3月18日在安徽省长陈调元的配合下，平定安庆。

3月下旬，蒋介石自九江到达安庆。26日，李宗仁随蒋由安庆赴沪。此时的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革命形势很好。李宗仁对这种形势却感到担心，认为"工会气焰熏天"，是共产党要取代国民党的表现，特别是工会拥有武器，认为这是心腹大患，如不加抑制，国民党前途不堪设想，因此在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与白崇禧会晤后，立即往见蒋介石，谈了自己的想法。蒋听了十分高兴。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7)

蒋介石在得到李宗仁的军事上支持外，又得到上海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经济上的支持，于4月12日，发动了政变。一个星期后，4月16日在南京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

4月，武汉军分兵两路，东征讨蒋，南京危急，李宗仁立即回师，并派参谋长王应榆往武汉游说，要武汉方面以北伐为重。武汉方面接受李宗仁的建议，表示先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后再和平解决宁、汉纠纷。于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宁汉之战，竟消于李宗仁的一番苦心之下。

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达成了"互相理解"的协议，5月21日，武汉汪精卫发动###事变。武汉行动，南京立即表示支持，李宗仁也于8月18日通电，表示对武汉以前"容共"表示谅解，并称武汉分共后，"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欢迎汉方重要人物赴宁柄权。"李宗仁通电不久，汪精卫立刻作出反应，也致电李宗仁，表示"对共产党防制过迟"，"至深内疚"。不难看出，此时的李宗仁是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军人，他的政治活动和态度，对稳定初建的蒋介石政权起到了其他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军阀混战何时了李宗仁退回广西后，与白崇禧积极开展军事活动，对来自湘、粤蒋军采取守势，而以全力将滇军逐出桂境李宗仁虽全力支持蒋介石，但蒋不愿李宗仁手握重权，因此定都南京后，蒋千方百计要削弱李的军权，从此两人交恶，演出了一出助蒋又反蒋的闹剧。

1929年1月，在蒋介石的旨意下，"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这个会议的矛头是对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而主要是李宗仁。混乱岁月，李视军队如命根，要他削减军队显然办不到。会议遭到了李宗仁的强烈反对。这使蒋很恼火，对李耿耿于怀。政治手段解决不了，蒋决心以武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一期北伐胜利后，李宗仁的桂系势力大增，白崇禧部驻扎华北；张定潘控制上海，黄绍?f占据广西，李宗仁亲率第四集团军驻防武汉。此外，与李宗仁过往甚密的李济深控制广东。桂系控制这些地盘，使蒋介石心怀不安。蒋曾与冯玉祥在汤山洗澡时的一席话，颇能说明他的这种心理："常话说，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里头了。"

李宗仁势力的庞大和发展，对独裁的蒋介石有着严重的威胁。于是，蒋决心首先除掉他。

1929年2月初，蒋派人秘密运送大批弹药，取道江西，接济湘南的鲁涤平及其第二军，以便对武汉的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用兵时取两面夹攻之效。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一秘密被李部将领夏威、胡宗泽、陶钧发觉，夏、胡、陶年轻气盛，又仗着部队战斗力强的优势，在没有征得李宗仁同意的情况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以武汉政治分会会议的名义罢免了鲁涤平的职务，以何键取而代之，并对湖南用兵。夏、胡的行动，在南京的李宗仁还蒙在鼓里。21日凌晨，李宗仁闻讯后知道部下闯下了弥天大祸，当即化装出走上海。

武汉的军事行动，使李遭到了舆论界的诋责，李无奈，遂于3月1日，在上海发表谈话，声明拥蒋，"促进统一"。然而蒋介石却把胡、夏、陶在武汉的举动看作借口消灭李宗仁势力的好机会，因此不肯罢休，从而演出了蒋桂战争的独幕剧。

3月15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发表演说：有人认为两湖事件是局部问题，此乃错误认识。地方军人，目无中央，骄恣成习，积而有此重大违法之举。蒋的话实际上宣布了李宗仁的罪状，也表明了他对桂系用兵的决心。21日，蒋介石把李济深软禁于汤山。李济深被软禁，李宗仁感到上海不是栖身之地，继续呆下去极为危险，决定避回广西。3月27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中央委员会开除了李的党籍。同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李宗仁。

对于蒋介石的军事###，李宗仁早有所料，他在逃离上海前，已电告汉口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命何键为第一路司令，守湘东；叶琪为第二路司令，守武长路；夏威为第三路司令，守黄陂、祁家湾一线；胡宗泽为第四路司令，守阳逻；陶钧为第五路司令，守三、四两路军的中间地带。双方的军事部署，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决战。由于蒋介石军队人多势众，加之李宗仁手下的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被蒋介石收买，4月4日，蒋军占领武汉。4月15日，胡宗泽、陶钧、夏威在蒋军的追击下，通过孔庚向蒋投降，通电下野，部队全为蒋收编。李宗仁在北伐后期统领的第四集团军在短短3个月中就化为烟云。蒋介石在解决了武汉桂系部队的同时，又通过重新起用的唐生智，领兵向平、津白崇禧部进攻。大兵压境，且唐部绝非孤军作战，白知处境不妙，即弃部逃亡，由天津经海路往香港，与李宗仁"作伴"。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8)

为了彻底打垮李宗仁的势力，蒋介石在4月19日发布"以根本铲除桂逆之目的，拟即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的命令。李宗仁到香港后，并未耽搁，即与白崇禧入广州。5月初又由广州返回广西梧州。5月5日，李宗仁组织了南路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发出反蒋通电，命白崇禧、黄绍?f领兵分两路进兵广东。但李宗仁兵力有限，经不起蒋介石部的反击，于6月初败回梧州。6月下旬，粤军在蒋介石的军事配合下，先后攻占桂林、梧州。李宗仁在广西无立足之地，再次逃亡香港。

蒋桂战争未了，冯玉祥预感到蒋在打败李宗仁后，将会锋转西北，对准自己。为了"自我保护"，冯于5月15日，在郑州扯起了"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的旗帜从平汉、陇海两线发动反蒋战争，于是蒋冯大战迫在眉睫。不久李又率八桂兵再度入湘作战，参加倒蒋战役。

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反映了蒋介石急于消灭异己的思想。为防止被蒋各个击破，1930年初，阎冯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4月，阎锡山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积极响应，并与冯玉祥、张学良一起，就任副总司令。

5月1日，蒋介石命部队做好一切作战准备。11日下达攻击令。李宗仁召集白崇禧、张发奎在南宁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李考虑兵寡不能相顾，决定放弃广西，倾巢而出，攻取武汉，与阎、冯部会师中原。计划既定，5月中旬，李领部出发。为了迷惑蒋介石军队，出发前，李故意派小部兵力骚扰平南。蒋部果然中计，陈济棠、朱绍良出动主力向桂平大举进攻，李宗仁速将集中在桂东主力分三路入湘，出衡阳，攻长沙，何键军望风而逃，遁入湘西境内。6月8日，李宗仁的一、二路军占领岳州，前锋进入湖北境内。此时黄绍?f的后续部队和辎重已向衡阳跟进，李宗仁很振奋，感到重新夺回武汉，实现与冯、阎会师指日可待，于是他本人进驻岳州，指挥北进。孰知6月10日，衡阳竟为粤军蒋光鼐夺占，顿时李宗仁部处于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之势。情势危急，李当即挥师南归，打算攻克衡阳后再北进。然而部队给养中断，军心不稳，加以缺乏重武器，衡阳久攻不克，而蒋军援兵云集，李宗仁见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遂率军撤回广西，狼狈不堪。

李宗仁退回广西后，与白崇禧积极开展军事活动，对来自湘、粤蒋军采取守势，而以全力将滇军逐出桂境，至10月中旬，解脱了南宁之危。西线平定之后，李宗仁正待回师进击入桂境的粤军，广东与南京的蒋介石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因此粤军与桂军通款言和，不但从广西撤兵，而且还派代表到南宁与李宗仁商议合作反蒋。

原来，7个月中原之战，蒋介石以为异己力量已不能东山再起，遂主张召开国会，制订训政时期约法，企图从法律上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他的行为遭到了国民党内###派的反对，其中胡汉民最为激烈。蒋为了达到目的，竟把胡汉民囚禁于汤山脚下，企图镇一儆百。蒋的行为在国民党内掀起了巨大的反蒋波澜，中央要员纷纷南下，以示抗议，并要蒋下野。至此广西形势峰回路转，变得平静了。5月28日，广州政府成立，两广军队恢复国民革命军编制，李宗仁归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广州组府后，宁粤对峙的局面相持约四五个月。1931年秋，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这一震惊世界的侵略行为，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之情，各界纷纷电宁、粤双方息争对外，一些社会知名人士还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南北之间。粤方坚持以释放胡汉民和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迫于形势，蒋于12月下野，由孙科组阁。蒋下野后，仍操纵着政府军政大权。孙科上台后，政府财政无比困难，不到1个月便辞职了。孙辞职后，蒋介石在汪精卫势力的支持下，于1932年1月重新执政。蒋上台后，对日本采取忍辱的态度，对内继续搞独裁统治。

6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联合致电蒋介石，联合行动，抗日反蒋。蒋介石不敢贸然下令###，便用收买分化的手段，使陈济棠在广东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7月13日，南京军委会明令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9)

李宗仁却软硬不吃，使蒋介石大为恼怒。7月底蒋命顾祝同指挥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自高州一带逼进桂南，何键则取道湖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四五十万大军从四面遥逼广西，大有扫尽荡平之势。对李宗仁来说，此时只有一条路，就是全力抵抗。于是李宗仁与白崇禧商定，一方面约请息居梧州的李济深来邕，研究抵御之法，一方面动员全省力量，扩建部队，由原来的14个团增加到44个团，号称10万大军，拟与蒋介石军决一雌雄。另外，在李宗仁的动员下，全省军民作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

士可杀不可欺，广西的高昂士气，南京方面了解得一清二楚，感到广西不可轻取，遂放弃武力解决的途径。适此时，冯玉祥由南京上庐山，乘机向蒋介石进言，劝毋斫丧国家元气。蒋介石也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交锋，将不可收拾，决定采取和平解决方针。经过双方商谈，达成8项和议。9月5日，蒋介石在程潜寓所会见赴邕三代表后，指示陈诚撤兵，重新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职务。6日南京政府发出任命令。当天李即电蒋，定于16日就新职。

9月中旬，蒋介石由南京飞抵广州，电召白崇禧飞穗一晤。白接电后，疑虑重重，踟躇不决，且白夫人坚持不让白去。李决定自己亲赴穗一趟。9月17日，李只身飞赴广州，当晚下榻东山陈维周的"继园"。李原定于18日去黄埔见蒋，哪知蒋已破惯例，于18日上午9时到"继园"拜访李宗仁。这是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李第一次与蒋会面。双方寒暄一番后，未及其他。这次会晤，标志着李与蒋7年来的敌对消失，李宗仁的政治生活步入了一个稳定时期。

五、徐州会战彪史册台儿庄会战，击溃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会师武汉，把徐州作为他们攻取的首要目标。

南京政府鉴于徐州战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事，决心全力防守，在此进行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以徐州为中心，史称徐州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指挥津浦路沿线作战。

李宗仁受命后，即选派徐祖贻任战区参谋长，组织战区司令长官部。11月初，李宗仁奔赴徐州前线。投入这次会战的中国军队有数十万人，但部队战斗力强弱差异较大。李宗仁调兵遣将，按其所长，作了细致部署。第三十一军军长刘毅辖一三一师、一三五师、一三八师，军中班排长以上干部，均系李宗仁亲自从广西征调而来，颇有作战经验，指挥也得心应手，因此李宗仁将其部署在海州，以防敌人在该处登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部的十二军、五十五军，训练、装备以及人员素质较差，李遂让其驻扎山东境内，五十七军军长缨潋流，辖一一一师和一一二师，该部装备尚可，但战斗力不强，李便命其部驻防苏北，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一一三师、一一四师，战斗力较强，李命其在临沂方面堵截日军前进。部署就绪，李宗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

徐州会战分两期，第一期是津浦路的初期保卫战，第二期是台儿庄会战。第一期的津浦路保卫战是从1937年12月中旬开始的。日军以津浦路南端为主攻，北段为辅攻，分别南北向徐州推进。

南端敌军指挥官（?x）俊六大将，于12月中旬，指挥8个师约8万之众，先后自镇江、南京、芜湖渡江北上。日军第三师团主力攻陷滁县后，循津浦路正面北进至盱眙、张八岭附近；另一部分攻占扬州后，即进击邵伯、天长一线，以掩护镇江防线，第九师团一部攻陷裕溪口后，循淮南铁路北进至巢县、全椒，企图直趋蚌埠。日军以为拿下蚌埠已是易如反掌之事，孰料行至明光以南，即为李宗仁部署的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利用淮河、淝河、汇河等地形堵截，双方血战月余，不能前进。李宗仁又指挥部队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将日军阻滞在淮南，敌我形成双方形成胶着对峙局面。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10)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艰难抵抗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但韩复榘连连丧城失地，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线长驱直入。为此，韩被蒋介石枪毙，由孙桐萱代任其职。

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向运河以西推进，袭取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李宗仁在这一线布置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北段南下之敌，使敌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定了战局，摆脱了危机。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坂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坂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来势凶猛。3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坂垣第五师团，自1月12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矶谷的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

2月，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2月下旬，临沂告急。该地是鲁南军事上的必争之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李宗仁令守防海州的庞炳勋军驰往临沂解救。虽说庞氏统有1个军，其实兵员不足，只有5个步兵团，但庞氏在部队中威信极高，指挥灵便，部队战斗力强。刚到临沂县城，还未来得及休息，庞部便与日军展开激烈攻防战，日军以1个师团的优势兵力，配以山炮1团，骑兵1旅，向庞部猛扑，夜以继日，反复冲杀。临沂城墙高大而又坚固，野山炮也打不穿，庞部凭借这种优势，据城死守，城下敌尸枕藉。庞部的成功据守，是不可一世的日军所始料不及的。

李宗仁担心庞部势孤不能长守，于3月11日，令五十九军张自忠部由滕县增援临沂。张接到李的命令后，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赶到临沂。临沂的庞部见援军到，虽筋疲力竭，但士气旺盛。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骤雨向坂垣反击，坂垣从宫县增兵2000人，以飞机大炮掩护，配合坦克、装甲车进攻。庞、张两部咬紧牙根，坚决顶住，与日军激战数日，反复肉搏，击溃坂垣师团一旅，敌死伤过半。3月17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合力穷追一昼夜，日军一退90里，缩进莒县城内死守。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临沂之战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为台儿庄会战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创造了条件。

坂垣败绩累累，矶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矶谷比坂垣更凶，李宗仁急调自郑州来的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四十一军孙震赶往滕县，拒敌南下；孙部刚在滕县部置就绪，3月15日，矶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二十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援。汤的主力八十一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滕县，20日攻占郅县，并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对矶谷军事行动的后果，李宗仁有着充分的估计：此次台儿庄一失，不但前功尽弃，士气、民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国内恐日病大涨，而且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为了确保台儿庄，他制订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李考虑到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最善防守，即令孙派3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李判断矶谷前次战役占了上风，骄狂不可一世，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便会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因此，李便决定设圈套，请其入瓮。于是，他命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2个师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矶谷直扑台儿庄后，再回头撇敌之背，与孙连仲一起将敌围而歼灭之。事态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敌人从滕县南下，舍汤恩伯军不顾，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4万，拥有七八十辆坦克，百余尊山野炮和重炮，重轻机关枪更是不计其数。3月23日，矶谷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炮声可闻，台儿庄会战的战幕正式拉开。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11)

3月24日，敌军采用上次攻打滕县的战术，先猛烈轰击孙连仲军的防御工事，接着以坦克为前导，向孙部阵地推进。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摧毁，敌人步步逼进。日军的这种凌厉攻势，孙连仲部在一无平射炮，二无坦克的条件下，无法反击。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因此以血肉之躯与靠近的日军拼杀，与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尽管孙部士兵英勇抵抗，日军还是冲入了城内，孙部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作战的汤恩伯军团，在峰山、枣庄一带同日军作战后不久，置台儿庄危急于不顾，转移到姑婆山区躲起来，在李宗仁几番严令下，才南下增援。

然而，此时台儿庄孙连仲部守军已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地盘为日军占据，他们一面在电台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一面调集重炮、坦克疯狂冲击，企图一鼓作气，完全夺下台儿庄。孙连仲意识到再孤军死守，将全军覆亡，因此4月5日直接与李宗仁通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让他的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清楚台儿庄的重要性，他估算汤恩伯军团第二天中午可赶至台儿庄北部，因此限令孙连仲务必守至第二天拂晓，并悬赏10万元，让其组织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4月5日午夜，敢死队分组向敌出袭，冲击敌阵。血战经旬的敌军，早已筋疲力竭，堕入梦乡，听到不知从哪来的枪声，顿时乱作一团，一面仓皇应战，一面后退。经数日血战为敌所占的台儿庄各街，竟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此时，李宗仁不但得报孙连仲夜袭成功的喜讯，又得汤恩伯部翌日天明前可赶到台儿庄的消息，高兴极了，他立即率随员，连夜亲自赶到台儿庄郊外，准备亲自指挥对矶谷师团的歼灭战。

6日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矶谷知已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4月6日晚，李宗仁亲自指挥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发，命令一下，杀声震天。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矶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

台儿庄会战，击溃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李宗仁因此一时名声大振，社会把他看作是国民党内抗战的象征。

功高震主，1943年9月，李宗仁被蒋介石用明升暗降的手法，从五战区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