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引言

- 第一章 少年时光(1)

- 第一章 少年时光(2)

- 第一章 少年时光(3)

- 第一章 少年时光(4)

- 第二章 南开骄子(1)

- 第二章 南开骄子(2)

- 第二章 南开骄子(3)

- 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1)

- 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2)

- 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3)

- 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4)

-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1)

-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2)

-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3)

-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4)

- 第五章 旅欧岁月(1)

- 第五章 旅欧岁月(2)

- 第五章 旅欧岁月(3)

- 第五章 旅欧岁月(4)

- 第五章 旅欧岁月(5)

- 第五章 旅欧岁月(6)

- 第五章 旅欧岁月(7)

- 第五章 旅欧岁月(8)

- 第五章 旅欧岁月(9)

- 引言

-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

-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

-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

-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4)

-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5)

-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6)

-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7)

-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8)

-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9)

-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0)

- 插图(1)

- 插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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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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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周恩来，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的主要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第一章 少年时光(1)

三母育大鸾 母亲是伟大的，伟人的母亲更是伟大的。作为世界伟人的周恩来，一生都怀念生他、养他的3位母亲。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历史悠久的古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县）。淮安，处在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处。在铁路兴建之前，淮安是南北交通水路的要津，也是苏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经济文化都比较繁荣。淮安府境内，曾诞生了许多著名的人物：西汉军事家韩信、西楚霸王项羽、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民族英雄关天培……地灵人杰，再加上经济、文化的发达，给降生于世的周恩来提供了独特的社会环境。江浙文化对祖辈、父辈的影响，延伸到周恩来的身上。 周恩来是祖父周殿魁的长孙，父亲周贻能的长子。长子、长孙出世，周家充满了喜气。在母亲心中，更是充满了慈爱。周恩来的生母姓万，小名冬儿。在万家排行十二，因此大家习惯称她为万十二姑。万十二姑的父亲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与周恩来的祖辈一样，也是师爷出身，后来在淮安府的清河县（后为淮阴县）做了30年知县，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有名望的人物。万十二姑美丽、善良，读过五六年家塾，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家庭的影响，十二姑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嫁到周家后，更是贤惠能干，周家的许多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她也热心、乐意地尽力帮助别人摆脱困境。然而，到周恩来父亲这一辈，原本兴旺的周家已走向衰败，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长子、长孙的出世，多少给这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带来了一线生机。 父亲与十二姑商量以后，给孩子取名为“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象征吉祥、幸福。无论有没有这种鸟，父母总是希望长子有出息，将来振兴周家。 周恩来不满一岁时，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膝下无子女。按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倘若就这么死去，不仅祖宗的祭坛上不能放他的牌位，而且遗留下来的寡妇也永远被家族内外的人看不起。这时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给贻淦的妻子陈氏出“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们，就能冲喜消灾，贻淦的病也会好起来的，你也可以免除无后之苦……”陈氏左思右想，觉得也只好如此。 过继之事与周恩来父母商量后，父亲起初很是为难。他需要长年在外面做事，挣点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刚有这么个儿子，就要送给别人，的确舍不得。但生母是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之人，她自从嫁到周家，就目睹四弟贻淦被肺痨折磨的惨状，更理解弟媳陈氏的苦衷。为挽救小叔子的生命，也为弟媳今后的生活着想，万十二姑忍痛把大鸾过继给了贻淦和陈氏。 然而，收继子的喜悦并未给贻淦的病带来转机。两个月后，贻淦去世，周恩来由嗣母陈氏精心抚养。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的秀才，还学过一点医学，稍通医术。在这样的家庭中，陈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自幼喜好诗文书画，有较广博的学识和文学修养，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才女。她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由于年轻守寡，她很少出门，终日守在家中与养子大鸾相依为命，把全部的感情、心血和学识都倾注在对大鸾的抚养和教育上。嗣母丧夫的悲痛心情得到了安慰，而周恩来也从小受到了良好的熏陶。 周恩来过继给陈氏之时，生母万十二姑又怀上了他的弟弟恩溥。周恩来改称生母为“干妈”。称养母陈氏为“娘”。为了哺育养子，陈氏又托人在当地农家为他找了一位乳母蒋江氏，3人一同生活。乳母同样慈爱、淳朴、宽厚，她在哺养周恩来之时，也把劳动人民勤俭朴实、行善积德的美德，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乳母也很有感情。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遭遇，周恩来与别人不同，有了3位不同意义上的母亲：生母、嗣母、乳母。 周恩来从4岁时起，便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5岁时候，嗣母又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这时，周恩来正式取学名为恩来，字翔宇。这一名字，同样包含了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和厚望。之后，他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书籍，虽然不能全读懂，但对他的思维个性，却是最早的熏陶。 从家塾回到家里，嗣母不仅进一步辅导他学习，而且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等。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旧忆旧》一文，还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故事具有“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 在与乳母蒋江氏的共同生活中，周恩来也听到了许多劳动人民的事情，如播种、插秧、收割、舂米等等。乳母带他到乡下家中去玩，他不仅结交了乳母的亲生儿子等穷苦朋友，而且亲身体会了农民耕耘的艰辛，从中他也理解了嗣母经常给他讲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的真正含义。乳母虔信神明，还经常带周恩来去烧香拜佛，求东岳大帝保佑。虽然幼小的周恩来不理解乳母为什么要去拜佛，也不知道神明是什么，但是，乳母与人为善、慈爱宽容、大公无私的品格，在周恩来心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后来他对佛家慈悲为怀的教义也有了充分的理解，并善于与不同思想信仰的人和平相处。1963年10月20日，他在回答亚洲佛教界人士关于“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的提问时，还客观地说：“思想上的不同，可以保留，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员就一点也不唯心了。不要说1个国家，就是1个家庭，也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如我的父母信佛，我是共产主义者，这方面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周恩来与他乳母在慈良、无私等方面，也是一致的。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江苏省淮阴市）外祖父家居住。早在周恩来出世不久，外祖父万青选就病逝了，但他却给万家留下了一大家子人和满书房的书。这些书，有诗词歌赋、通鉴野史，还有很多小说，正好满足了周恩来的求知欲。起先，生母和嗣母送他到万家的塾中继续读书，但他嫌教书先生讲得不过瘾，没有外祖父藏书里的东西精彩，便抽时间跑到书房里去如饥似渴地阅读。生母和嗣母知道以后，只好针对他的情况，专门找了1个老师单独教他，并鼓励他读了大量的小说。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淮阴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这里面的神话故事，对他开阔思路，发挥想像力，有很大帮助。他从中也明白了为了探求真理不畏艰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道理。再加上嗣母的讲解，他对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更感兴趣。直到40年后，周恩来还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盛世危言》等等，也是他非常喜欢读的。

第一章 少年时光(2)

这一时期，嗣母一方面继续教周恩来背诵唐诗宋词以及历代名家诗句，另一方面，开始教他吟诗作对。嗣母把自己做的一些诗拿给周恩来参考，对他加强诗词方面的修养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爱嗣母的诗，以至后来到东北、到天津、东渡日本，都随身带着这些诗稿。善于与人相处，爱交朋友的周恩来，在清江浦的外祖父家与同辈的孩子们也相处得很好，经常在一起玩耍。在这里，他的童年是比较快乐的。 但是，家境越来越破落。周恩来的父亲为人老实、胆小、能力较差，在清江浦只谋得1个薪水很低的小差事。家里经常只能靠借债度日。外祖父家的一大家子人，也经常发生纠纷。由于万十二姑贤慧、善良、办事公道，也很有办事能力，因此常常担当调解纠纷的角色。生母总是带着周恩来同去排难解纷。周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母亲先耐心听取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的办法，更叹服母亲经过耐心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本事。周恩来从生母那里学到了许多办事的方法，对日后他的办事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过度劳累，生母积劳成疾，再加上愁闷，很快就一病不起。1907年春天，周恩来的生母万十二姑离他而去。后来周恩来回忆道：“母亲在35岁时即患肺疾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生母去世，给他打击很大，生活的一根顶梁柱倒了。这时父亲经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了。好在还有嗣母陈氏。嗣母对周恩来更加关心爱护。但她极少出门，性格好静，因此身体也渐渐消弱。1907年夏天，周恩来陪伴嗣母到她的家乡江苏省宝应县治病，住在堂舅家里。但嗣母病体仍未起色，两个月后，她又带着周恩来回到了清江浦镇。 在清江浦镇，嗣母经常给周恩来讲淮阴侯韩信的故事： “韩信勇敢胆大，他从不吹牛。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一次，有个屠夫带着一帮恶棍要羞辱韩信，令他从其胯下爬过去。韩信明白，若不从命，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真的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在场的人笑话韩信怯懦，但韩信心中明白，他要成就大事业，必须忍辱负重。后来，他果真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将军。当他再遇到那位屠夫时，不仅没有杀他，反而还奖励了他，谢谢他给了自己一次很好的教训……” 周恩来听得入迷，记住了韩信胸怀大志、忍辱负重的精神。 不幸的是，一年以后的1908年夏天，嗣母也被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痨夺去了生命。嗣母的去世，给周恩来的打击最大。他对嗣母感情最深，直到嗣母去世前，他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周恩来在极度悲痛之中，给嗣母办完了丧事，并带着两个弟弟，护送嗣母的灵柩回淮安老家，与叔父合葬。为纪念自己最亲爱的嗣母，周恩来写了一篇《念娘文》，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内心对母亲的感情。 接连失去两位母亲，周恩来艰难地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小叔父早逝，三叔父贻奎又是个身体偏瘫的残疾人。在周家同辈人中，年龄最大的当属周恩来了，因此他又担当起主持家政，维护这个濒于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重任。这个家已是债台高筑，周恩来不得不强装笑脸继续去典当借债度日。这一时期，是他最困苦的少年时期。但是母亲以往的言传身教，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当家的生活，给了他许多锻炼。几十年后他曾回忆说：“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六十年代，在苏联逼我国还债时，周恩来号召人们艰苦奋斗，还讲过自己从小的经历：“我常说，我这个人这一点经验最深刻。我小的时候，是1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子弟，只有十一二岁，母亲死了，父亲在外谋事。我就是靠天天借债过日子，最不好受了，借了债还得给人家去磕头，拜圣人，跟大观园的生活差不多，最没有意思。” 在这种艰难的生活中，乳母蒋江氏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帮他照看两个弟弟，替他解决一些生活难题。 对周恩来的不幸，远在奉天（今辽宁省）谋事的伯父周贻赓早有耳闻，也经常有书信往来。1910年春天，伯父托回乡探亲的堂伯父周贻谦，把周恩来带出了淮安，到东北去生活、求学。他后来回忆道：“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离开淮安之前，乳母给他添置了新衣，为他准备临行的衣物，叮嘱他路上要小心，照顾好自己。他走前还到母亲墓前去拜祭，为母亲扫墓。走时，他随身带上了嗣母留下的诗文。乳母含着泪对他说：“现在你真的要到天上去飞翔了。” 这一走，他一步一回头。没想到，此后一生中他再也没回淮安。他始终把对三位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在东北读书时，乳母曾托人捎信给他。他到南开学校读书时，乳母还亲自到天津看望过他。对生母和嗣母，他的怀念更深。每年母亲的祭日，他都要独自1个含泪焚香静坐，表达对母亲的思念。 周恩来的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事等等方面，都受到他母亲的影响。三位母亲的教育和启蒙，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旅欧时期，他写的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说：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都与三位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过：“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第一章 少年时光(3)

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3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来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人询问乳母一家的情况，并请有关方面帮助查问一下乳母家里还有无后人在世。 3位母亲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日后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 “感谢你们东北的大风、黄土、高粱米” 周恩来12岁的时候，他的大伯父周贻赓在奉天（今辽宁省）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俸饷科已升任科员，生活稍有安定。于是，大伯父托在东北做事的周恩来的三堂伯周贻谦借回乡探家的机会，将周恩来带到东北，跟随自己生活。同时，还写了一封信叫周贻谦转交周恩来。 周恩来对大伯父有很深的感情，在他父亲兄弟4人中，大伯父颇有才学，见多识广，对人很热心。周恩来平时常同他通信，家里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总是写信同伯父商量，周贻赓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喜爱自己侄儿的才学，也很同情他的处境。周恩来在看过大伯父的信后，便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去东北的决定。 周恩来处理了一下家事，又去祭扫了母亲的坟墓，告别了朝夕相处的亲人和小伙伴，跟着三堂伯离开了家乡。经过长途旅行，1910年春天他到达了东北奉天。 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革命。帝国主义列强恣意蹂躏中国的土地，瓜分中国的版图。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在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1910年，也就是周恩来来到东北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更使东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为拯救中国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开始了他在辽东的求学生涯。 从江淮平原的故乡，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这是周恩来生活重要的转折点。正如他后来说过的：“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初到东北时，奉天府（今辽宁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所以又随三堂伯转赴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进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 伯父周贻赓为了让周恩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学得“新知识”，1910年秋天，将周恩来接到奉天府自己家里，并把他送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这所学校位于奉天古城大东门外，它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刚刚开办的比较新式的学校，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开设了修身、图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十门课程。 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国难当头的年代里，周恩来那颗富有感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他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养成了坚持读报的习惯。他自己订了当时出版的《盛宗日报》，“关于人生生活、时事政务要项，必标点特记，持久不懈。”有一天，在报上看到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一次在课堂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助父亲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惟有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为了实现远大的志向，周恩来在学校中学习认真，有礼貌，守纪律，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在校两年，“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国文成绩尤为突出，深受老师、同学赞许。国文老师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周恩来的作文常常被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供同学们观摩。 周恩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思想的敏捷，引起了教历史的高戈吾老师的注意。高老师很富于正义感，经常向学生鼓吹反清革命，慷慨激昂地讲述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事迹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史实，并向思想进步的学生推荐进步书刊。

第一章 少年时光(4)

在高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周恩来阅读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扬州十日记》等革命书籍，从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民族危机的情况和反清革命的道理，使他的朴素的爱国救民的感情不断得以升华。在高老师的影响下，周恩来热烈地同情革命。为了洞悉社会，暑假中，他到同班同学何履桢家去做客，那里是奉天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几年前日俄战争的战场之一就在那里的烟龙山。当周恩来来到烟龙山战场遗址，听到当地老乡们血泪斑斑地诉说沙俄军队血洗村子的悲惨情景，看到象征着帝国主义罪恶和中华民族耻辱的“沙俄碑”和“日本塔”时，周恩来满怀悲愤地大声疾呼：“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表达了他强烈的爱憎之情。 1911年10月10日，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周恩来备受鼓舞。他找来一把剪刀，带头剪掉了象征奴役、屈辱的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他成为学校里第1个剪辫子的学生。在周恩来的带动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周恩来以极大的热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活动。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演讲会上，他发表了禁烟救国的演说。他讲演道：“某些人每日烟钎子、烟板儿不离手，烟枪烟炮不离口，自己对自己开火，如此，国焉能富，民焉能强，不禁毒焉能救国？”他号召大家抵制鸦片，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 1912年10月，周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就读时，写了一篇题目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作文。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从教育这一根本抓起。周恩来在文中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对校长和教师，他恳切要求道：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堕行检，以失人则放；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 文中，周恩来对教育的目的和师生的责任也作了比较好的阐述。他虽然当时只有14岁，却已表现出高尚的志向和引人注目的才能。这篇作文抛弃了八股的文风，立意新颖，言简意赅，论说精辟，语重心长，并以新思想贯穿其间。因而，得到了教师的夸奖。国文教师看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卷末批写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 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第二年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从1910年春天到1913年2月，周恩来在东北生活了整整3年。这3年中，他不仅在学业和思想上有很大的长进，而且还有1个重要的收获，就是把身体锻炼好了。童年时，周恩来的体质是比较弱的。东北气候寒冷，风沙漫天。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他一直坚持在凛冽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1962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的谈话中，回忆他求学辽东的生活时说：“到东北有两个好处，1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1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胃肠，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后来，他还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过：“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大风、黄土、高粱米，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第二章 南开骄子(1)

“南开最好的学生”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搬到天津。到天津后，他首要的事情就是准备报考南开学校。 南开学校是由两位较为开明的有志之士于1904年创建的。一位是做过清朝的翰林和学部侍郎的严修，他认为要把中国和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主张教育救国；另一位是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很有名气的中国教育学家张伯苓。这是一所闻名国内、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它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教学作风比较民主，并以管理严格著称。 南开学校的考试采取淘汰的管理法，而且学费昂贵，因而考取入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课目有英文、国文、数学3门，尤其重视英文的成绩。为此，周恩来先在天津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考学。 8月16日，他参加了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录取后，编在一年级乙三班（后改为丁二班）。 此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度过了中学时代。从15岁到19岁，正是对1个年轻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时期。因此，南开学校的教育对周恩来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国文和数学的成绩尤为突出。入学初期，国文成绩“早露头角”。后据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对周恩来的介绍：“善演讲，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学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到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南开学校对国文十分重视。每两个星期做一次作文。周恩来文思敏捷，作文不打草稿，往往是提笔直书，一气呵成。 当时，天津每年举行一次全市中等学校演讲比赛，周恩来曾两次被推为学校的3名代表之一，并且这两次南开学校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从1915年3月到1917年毕业的两年多时间里，周恩来获得了国文传观、化学考试第一，全校数学速赛、全校国文特试第一，默国文考试第一，全校习字比赛行书优秀奖等十多项荣誉，毕业时获得国文最佳奖。 1916年5月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各个班级都推选出作文优秀的5名代表参加。比赛规定，同一标准评卷，共取40名。当时出了两个作文题目，周恩来选的题是《诚能动物论》。他在作文中写道：“浩浩乎大地之上，集无量数生物分子以成人。人者，万物之灵也。各具本能，感拥仁智，发挥其固有之天性，以角逐于天演界中。”“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对当时混乱的现实，周恩来抒发了强烈的感情，他在文中写道：“且吾窃怪以今人之明，而终不免于欧洲血战，华人自争，使世界无宁日。丧无量数人之生命脑力，以供彼一二私人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 这篇精彩的作文得到了全体国文教师的一致好评。他们评价道：“以孔、耶、释之教诂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言。少陵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作者实得其妙诀。而通体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绵密，尤征功候之纯。冠冕群英，断推此种。”“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周恩来这篇作文评为全校第1名。 由于周恩来品学兼优，入学第二年，以老师推荐，学校破例免去他的学杂费，成为全校少有的免费生，这种情况在私立学校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之所以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是与他勤奋用功的学习态度分不开的。 刚入校时，他的英文基础较弱，苏北口音较重，而使得他“英文非佳”。为了攻克这一难关，他每天早起，并利用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刻苦学习英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入二年级时，他的英文就相当好了。后来，他还常常看一些原版英文书籍，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英文阅读能力。 周恩来并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他还读了很多课外书。其中有中国历史方面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汉书》、《三国志》等。也有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周恩来常常把他们的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他的这种融古今中外为一体的比较式的读书研究方法，对于正确地理解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国情评价其适用性，是十分独到和有价值的。 周恩来还坚持阅读当时出版的《民权报》、《民主报》、《大公报》等进步报刊。课外的读书生活，使周恩来拓宽了知识面，开阔了他的视野和思路。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1个重要收获，是道德修养的日臻完善。他从这时候起，就把思想品德的修养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他认为，1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志向。在作文《尚志论》中，他这样写道：“故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抢无穷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则其结果不致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何志是也。”“然则志固尚已，而弊亦随之生焉。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第二章 南开骄子(2)

周恩来认为，人立足在世界上，不能像禽兽草木那样只为自己生活，必须依赖于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因而，周恩来对集体和老师、同学格外依赖。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祝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们为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评语：“君性情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他与老师的关系也极为融洽。每隔一段时间，周恩来则利用休息日到校长张伯苓家拜访。张伯苓非常喜欢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总是留他吃饭。张伯苓常对家里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周恩来确实如此。他处处与人为善，温和诚实。尽管他品学兼优，各项活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但周恩来从不骄傲，从来不是锋芒毕露，盛气凌人。无论对同学、友人，总是肝胆相照，真诚相待。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同学解答疑题，辅导功课，总是那样“温和诚实”。他在《论名誉》这篇作文中写道：1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做“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那种“邀名之心”，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他愤激地说：“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 敬业乐群会 1914年3月，在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与张瑞峰、常策欧等同学发起组织了1个学生团体，起名为“敬业乐群会”，表示“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他们定办会的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辅教科之不及。”“敬业乐群会”会员最初为2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会员中不仅有低年级同学，也有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也有校外的会员，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校长张伯苓对“敬业乐群会”一开始就很支持，校方在经济上也给予资助，为该会的活动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敬业乐群会”成立后，建立了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下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创办了会刊《敬业》。起初，该会会长由张瑞峰担任，周恩来担任智育部部长，他还担任过稽古部部长。1915年9月周恩来当选为副会长，12月当选为会长。 周恩来领导智育部的第一次工作是发动会员捐献书籍，办起了“敬业乐群会”图书馆。他带头一次就捐献了《大同报》、《立国根本谈》、《东方杂志》等16本书刊。这个图书馆便于同学们课外阅读书籍，能弥补课堂所学之不足，因而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智育部把每周一、三、四、五的课余时间定为会员活动时间。经常聘请老师作专题学术报告，如“荀子的哲学思想”，“司马迁的《史记》”等等。有时还邀请校外的知名人士来演讲中外大事，吴玉章、蔡元培、黄炎培等人都曾到校作过演讲或与同学们座谈。 “敬业乐群会”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如每周一次的茶话会，就很受同学们的欢迎。茶话会的内容，或由会长报告会务，或讨论时事政治和学校大事，然后进行各种游艺和联欢活动。周恩来表演的趣语和伉乃如老师表演的相声都是茶话会的保留节目，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组织会员走向社会，接触实际生活，是“敬业乐群会”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1915年10月，“敬业乐群会”由周恩来出面组织了会员参观团，到天津的水产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及几所小学参观，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参观后，他们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观点展开讨论。 1916年5月，该会又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农业实验场、工业试验厂和农事讲习所，接触到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这些活动使周恩来和其他同学们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感到收获很大。 在“敬业乐群会”的活动中，周恩来还负责主编会刊——《敬业》。《敬业》学报为半年刊，每年3月和10月出版，自1914年10月创刊，先后出版了六期。《敬业》学报的创刊词中写道：“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机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了进步青年拯救中华的志向。学报的内容主要刊登会员对时政的评论，学习的心得和报道会内组织的各种活动。在周恩来的主编下，这份刊物办得生动活泼，文字清新，内容丰富。据《同学录》记载：周恩来“热心从事学报，尤倍竭其力，编辑印刷之习，遂为全校冠。”又据南开校报记载：《敬业》学报“材料丰富，外观亦异常精美，颇蒙校内外欢迎，共销至一千数百份之多，阅者无不交口赞谀，可为出版之特色。”在《敬业》学报上，周恩来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许多诗歌、评论、小说、杂感。主编《敬业》学报使周恩来在两方面得到了锻炼：一是积累了编辑、印刷、出版等办刊的经验，一是通过撰稿进一步提高了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 创办“敬业乐群会”和组织该会会务活动的经历，使周恩来的组织才能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初步的显示，为他日后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打下了1个良好的基础。 《校风》总经理 1915年8月30日，南开学校校刊——《校风》周刊创刊。这份校刊当时由学生主办，周恩来初为该刊成员，负责选录课艺及经理各会事务栏（即选登学生作文及报道学生团体活动）。 1916年1月4日，周恩来担任《校风》文苑部部长，3月起兼纪事类编辑，9月担任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第二年初，因临近毕业，周恩来辞去了总经理职务。 周恩来担任《校风》总经理期间，负责刊物的财务收入、印刷、校对、发行等事宜，工作既繁重又琐碎，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除此以外，他还为该刊撰写了很多文章。他的文章题材范围广，论述方面多，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地理、风俗，以及国内外大事，都有所记述和评论。这些文章由于文字和内容都比较好，所以同学们都争相阅读。 其中最著名的有发表在1916年11月第45期上的《中国现时之危机》和1917年5月至6月第63期至69期上连载的《本社之责任观》。 《中国现时之危机》一文是根据周恩来在全校演说大会上的演讲稿改写的，那次演讲他获得了全校第五名。这篇文章突出地表现了他对当时政治时弊的透辟见解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第二章 南开骄子(3)

周恩来认为，中国现实之危机，可分作两层观。第一属于事实的，第二属于精神的。就事实的危机而言，文章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演变，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内忠言，国内无何种事业，当其兴也，如火如荼，及其渐也，无声无息。考其弊，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姑息手段以养成之。”他以辛亥议和、二次革命、云南反袁起义等事实为例，说明“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姑息、妥协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后患无穷。“总上原因，何一非因政治之不良，有以致百事之停滞。政治之不良又何作？敷衍姑息，有以养成之也。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旧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村不垦殖，以肇今日之危险时代哉！”就精神上的危机而言，“吾国国民之道德，可谓已达沦丧之极。江河日下，挽救无人。”周恩来在文中列举了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颓靡之气，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认为“凡此种种，无非泯国性，丧国魂，使国果亡也”。在文章的最后，周恩来呼吁青年学生们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应“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即将在南开毕业之际，周恩来写了一篇长文，题为《本社之责任观》。这篇文章总结了《校风》的办刊经验，提出了办刊的基本责任，并对如何办好《校风》提出了许多建议。 周恩来认为，作为由学生自己主办的校报，应当担负起学生对于学校的责任，“则学生于学校之责任，舍读书励行健身之外，尤有建议之义务。”周恩来还认为，今日之学生是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只有在学校期间养成关心学校、热爱集体的优良作风，才能担负起对未来社会的责任。周恩来提出，办好校刊要依靠全校师生，他写道：“优劣之权，固不在《校风》主事者，而在吾千人师生之掌握矣。不仅师生，而并在校外阅者，诸君子提倡与否卜之焉。”“未来之兴腾荣耀，固以吾及千人师生阅者诸君子负共同之责。”周恩来对南开学校和《校风》周刊充满依依不舍之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对《校风》新的编者与读者赠言：“愿董吾《校风》之事者，勿苟安，勿自诿，勇往直前，百屈不挠。勿临渴掘井，勿缘木求鱼。预备于先，持久于后，为《校风》谋与校俱长与日俱存之念。勿囿于目前，致贻事后之悔。勿姑息俯就，致弊重而难返。发扬增长非诸公之力莫措，精美丰富非诸公之力莫致。今日辛勤，图《校风》巩固，他日觇学校精神者，追论中兴人士，固亦非诸君莫属矣。阅者诸君子乎，吾愿各本其责任之心，扶持掖助，使《校风》稿件日益盈，经费日益充。存相与共始之念，勿存相与偕终之心，则《校风》之增长赖诸君以传之无尽，而诸君之精神亦赖《校风》扬之永久。异日论《校风》维繁之功者，又舍诸君其谁与归哉，其谁与归哉。”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良的成绩在南开学校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学校特别奖。

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1)

东渡日本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结束了4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周恩来选定了毕业后的去向——到日本留学。他的选择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想学习一些救国的道理，了解日本明治维新后富强起来的原因，从而思考如何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一是由于家境贫寒，难以支持他在国内继续求学深造，而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1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 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周恩来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赴日路费。行前，他北上奉天探望已由天津调回奉天任职的大伯父周贻赓，并回奉天母校同老师、同学相见话别。他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上东渡的轮船。登轮前夕，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抒发救国救民志向的七言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相当多，其中不少是周恩来的好友。一些先期到达的同学，还在东京组成了南开同学会，初到日本的周恩来，得到他们不少的帮助和照顾。 日文是在日本生活和求学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也是周恩来遇到的最大难关。1917年10月，刚到日本不久的周恩来就进入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深知到日本求学之不易，为自己制定了紧张而周密的学习计划，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时时刻刻去用功”，“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在准备考试的同时，周恩来还尽力对日本社会进行观察和了解，他经常阅读日文报纸，并注意从接触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知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周恩来对日本社会的认识有了变化。在国内时，他曾受到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太弱了，日本那样的“军国”道路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到日本实地观察之后，他得出了新的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第1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恐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在探索中国出路的过程中，周恩来不断发现和摒弃着谬误，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他一步步接近了真理。 1917年底到1918年初，由于个人的境遇和家庭的景况，周恩来一度陷入了严重的思想苦闷之中。首先是学业上的进展不顺利。他的日文基础较差，虽经努力却进步缓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考期一天天临近，周恩来不免焦急万分。恰在此时，他又接到堂弟的来信，告诉他在家久病的三叔父周贻奎去世了。接踵而至的不如意和不幸，使周恩来情绪十分低落。他在1918年1月8日及其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想起家中1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指周贻奎）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1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他还写道：“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指周贻赓）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指周劭纲）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在思索解脱苦闷方法的过程中，周恩来曾考虑能否用当时在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痛苦。摆脱与世间凡事的关系。但是，宗教教义自欺欺人的说法，对周恩来这样1个对祖国、对亲人怀有浓厚感情的青年来说是完全无济于事的。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一想法，并从苦闷中勇敢地走了出来? 1918年2月11日，正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接着他写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的三项打算：“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常识要真切。”

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2)

以后的几个星期，周恩来集中精力投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入学考试的准备。3月4日至6日，他参加了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门课程的考试，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次考试的失败，对周恩来自然是1个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精神沮丧，而是准备全力以赴投入下一次的考试。他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计划：每天读书十三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三小时半，睡眠七小时。 《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早期主要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极广泛的巨大影响。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虽在书铺里买来看过，但不过是随便浏览了一下，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这件事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在周恩来从天津动身赴日本求学的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将这本杂志带在身边，赴日途中开始阅读，渐渐对它喜欢起来。 到日本东京后，正在周恩来由于学业上的不顺和家庭状况恶化而感到内心苦闷、情绪一度低落的时候，他在朋友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新青年》上的文章，有些他从前也读到过，但此时重读，却感到颇受启发，其中宣传的新思想使他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完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1个新纪元才好呢！”那几天的日记中，周恩来连续兴奋而激动地记述着他的这次“大领悟”，他写道：“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他还用两句诗来记述这次的思想变化：“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新青年》宣传的新思想使周恩来树立了新的信念。他开始认识到，世间万物都在合乎自然地、永不停息地进化演变，每个人的思想、学问和事业都要不断弃“旧”求“新”。在《新青年》的巨大影响下，周恩来的思想升华到了1个更高的境界。 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政府为阻遏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及扩大其在远东的势力，寻找借口于1918年3月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提出了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要求，妄图直接控制中国的军事基地，并准备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正按照自定的学习计划，埋头用功，准备迎接7月间进行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大约是在4月初，中日间即将签订军事协定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立即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周恩来也马上注意到此事，他4月3日的日记记载：“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5月2日，他又在日记中写到此事：“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 为表示对日本政府无理要求的强烈抗议，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号召全体留日中国学生罢学回国，他们的主张很快得到各地留日学生的一致响应。 5月5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成立了“大中华民国救国团”。第二天，正当救国团成员四十多人在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举行秘密会议时，突然遭到日本警官和侦探的突然袭击，将全部到会学生双手反缚，押解到西神田警署。留日的中国学生得知日本警方逮捕救国会学生的消息后，立即赶到中国驻日公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结果又被日本军警以武力驱散。 5月10日，报上登出了著名报人彭翼仲本月20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的消息，周恩来十分震惊。尤其是彭翼仲的绝命诗中“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两句，使他受到很强的刺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录下了这两句诗。 5月16日，段祺瑞反动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北京等地发生了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留日中国学生更是义愤填膺，许多人以罢学归国来表示抗议。 周恩来在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面前，胸中激荡起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再也无法静下心来按照原定的计划准备入学考试。周恩来全然不顾地投身于爱国运动，为救亡图存奔波。他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5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在入会仪式上发表了一篇讲演。 他说：“我们中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两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吗？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的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新中学会的成员主要是留日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该会会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会员每星期日上午举行座谈会，讨论国家大事或个人学习心得。他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企图，谴责国内军阀政客的分裂卖国行径，探求挽救祖国危难的方案。从周恩来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积极参加了新中学会的许多活动，这些活动对他的思想发展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参加爱国运动和新中学会的活动，使周恩来复习课程的时间大大减少，结果他在7月2日至3日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考试中成绩不佳，又一次未被录取。他心中自然感到很难过，下定决心准备明年再考。7月28日，周恩来利用暑假离东京回国探亲。

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3)

“二十年华识真理” 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10月，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特别会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 11月7日，彼得堡的工人、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次日宣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工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到1918年2、3月间，俄国各地起义不断胜利，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周恩来初到日本的时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夕。他不断从报刊的消息中了解到一些有关十月革命的情况。 1918年4月23日晚，他到东京堂去买书时，在《露西亚研究》杂志中偶然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他的印象很深，也引起了他相当的注意。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凭记忆写下了文章的概要，他写道：“政府越压制的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紧固。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皇帝的位子推翻了。”“1个叫做社会民主党。这党中分做两派，一派是‘过激派’，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即列宁）。还有一派是温和派，他的主义是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资产阶级的破除须与有资产的人接近。”“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 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1个试验场了。” 1918年9月4日，回国探亲的周恩来又返回了东京。就在他离开日本的1个多月时间里，发生了席卷全日本的米骚动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由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军米，引起米价暴涨，严重影响人民生计的维持。从7月下旬开始，一些生活无着的人民开始骚动，他们袭击米店抢走粮食。这场骚动迅速波及全日本，57天内，全国共有33个县，四分之一的人口卷入。最后，日本政府出动军队以武力平息了这个事件。这样大规模的社会骚动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暴露出日本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同时也给各种社会学说，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周恩来为日本这场巨大事件感到震惊，他逐步认识到，过去他和许多留日学生都把日本看做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其实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那样理想。救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周恩来很自然地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俄国，对十月革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周恩来利用当时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介绍各种社会学说的书籍较多，自己又能够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有利条件，读到了不少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8226;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 1919年1月，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创刊。该刊第一册到第三册连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介绍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河上肇在文中写道：“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第四册上登载了河上肇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全文。周恩来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他细心阅读，认真思考，将其与其他各种学说进行比较，结果是思想上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一时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周恩来自己是感觉欣喜的，他在191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就曾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京都诗情 周恩来到日本留学，原本是想通过亲身考察和学习，仿效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来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案。然而，日本国内阶级压迫的严酷现实使他对日本社会越来越感到失望，加之十月革命开辟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他的影响，使他继续留日的打算渐渐有了改变。 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母校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毅然下决心放弃留日深造，准备回国学习。 3月间，周恩来离开东京。临行前，他的好友，南开学校的同学张鸿浩等人设宴为其饯行。张鸿浩与周恩来在日本期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这时，他已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好友即将分别，他请周恩来题诗留念。周恩来欣然提笔，将他第一次东渡时所写“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抄赠，并在诗后附言：“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慕天，醉罢此书，留为再别纪念。”周恩来还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究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4)

1919年4月，周恩来回国途中在京都停留了一段时间，看望了在那里读书的南开同学。在此期间，他还游览了京都著名的岚山和圆山公园，写下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4月5日）、《雨后岚山》（4月5日）、《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4月5日）、《四次游圆山公园》（4月9日）四首诗。《雨中岚山》全诗如下：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 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 绕石照人。 潇潇雨， 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借景抒情，以诗言志。周恩来这首诗中所蕴含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只有了解他一年半旅日生活，尤其是他探索拯救中华道路的痛苦、彷徨和重新燃起希望的心路历程，才能够真正理解。置身于如画的秀丽景色之中，周恩来思索着自己思想上经历的许多艰难和曲折，回忆着一件件难忘的往事。他觉得朦胧的雨雾正像纷乱的世界，让人感到渺茫，感到失落，而那穿云透雾的阳光，正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给人带来光明与希望。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和认识这个真理，但对真理的发现已使他精神振奋，感到格外欣喜。这首诗和其他几首诗一起，后来都发表在1920年1月20日出版的《觉悟》创刊号上。 4月间，周恩来由神户乘轮船返回中国。在他随身的行李中，还带有河上肇写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1)

投身“五四”爱国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的思想界和爱国知识分子以巨大影响，也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觉醒了，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1919年1月，美、英、法、日、意、中等27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在美、英、法等列强操纵下，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悍然决定将德国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卖国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站在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正在这时，周恩来回到了中国。他先在大连上岸，去奉天看望了伯父，又到哈尔滨东华学校看望了南开校友。约在4月底，他回到天津后，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各种爱国活动中。 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首先喊出了“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的口号。他们在示威游行后，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北洋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镇压手段，拘捕了30多名爱国学生。这一事件立刻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7日，天津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23日，15所大中学校的1万多名学生罢课。25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天津的爱国学生组织讲演队，到公共场所做宣传，痛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经过，揭露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天津各界奋起救国。6月以后，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27日，马骏、刘清扬等10名天津代表在北京参加向总统府的请愿，要求政府拒签和约。28日，在全国人民和留法学生、华工的强烈抗议和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出席巴黎会议的中国代表，被迫拒绝了在和约上签字。 刚刚回到天津的周恩来，虽然还没有进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只有1个南开校友的身份，但他天天到南开学校去，与那里的学生领袖共同筹划救国大事，参加各种活动。5月17日，他参加了“敬业乐群会”的茶话会。6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人赴京参加请愿，他前往火车站为代表送行。他还积极参与领导了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捐款和让其担任校董的斗争。卖国贼曹汝霖在北京赵家楼的住宅5月4日被愤怒的爱国学生火烧之后，逃往天津，躲进了租界。他装出一副关心教育的样子，表示愿捐巨款给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此时校长张伯苓正在筹措大学部的经费，遂准备接受其捐款并聘其为南开学校校董。听到这一消息，周恩来和南开的学生领袖们感到问题严重，必须设法阻止此事，以维护学校的声誉。为了广泛联络已经毕业的南开同学声援这一斗争，周恩来很快给留日南开同学会去了信。他在信中写道：“南开的事体，我是不愿意冒昧说，冒昧管。现在我从各方面看，我说一句，实在是危险得很。”“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而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哪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留日南开同学会接到周恩来的信后，于5月21日将信节录抄寄给留美南开同学会。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南开学校的毕业同学一致议决，如果张伯苓执迷不悟，就全体宣布与南开学校、与校长断绝关系。经过爱国师生的坚决斗争，最后校长张伯苓宣布拒绝了曹汝霖的捐款。 7月初，天津各学校决定提前放假，并推迟开学，目的是使学生分散，平息学生运动。为了将运动坚持下去，学联鼓励学生中的骨干搬进南开学校居住，集中开展活动。周恩来此时已经住进南开学校。7月7日，他和部分留日归国的学生代表一起，出席南开学校慰劳假期中在校坚持斗争的同学的茶话会，并在致词中对下一步的斗争提出了重要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2)

1919年6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为进一步唤起民众，把运动引向深入，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在南开学习时，曾先后主办过《敬业》和《校风》，他这方面的才能为许多人熟知。所以学联会长谌志笃和副会长马骏出面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当即表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我之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创办一份报纸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经费，没有印刷厂，没有纸张，还要向警察厅立案。周恩来精心筹划，四处奔走，克服了1个又1个困难，终于在短期内做好了《会报》的筹备工作。 《南开日刊》1919年7月12日发表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这是周恩来在《会报》发刊前为扩大宣传而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在世界上可以说很不希罕，但是在我们东亚，实在是不甚多见。日本的米骚动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和事迹。”文中还列出了20条办报宗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等等。天津各报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会报》创刊前一天，订户已近两万，其中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铁路员工、邮电职员、爱国资本家和家庭妇女，不仅有天津的订户，还有北京、保安、南京、上海等地的订户。 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号召。马骏看后曾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 《会报》最初为日刊，9月22日因警方干涉一度停刊，10月7日复刊后为三日刊，出了两期后又恢复为日刊。该报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等八个栏目，而以主张和时评为重点。《会报》根据天津爱国运动和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提出斗争口号，引导人们关心和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推动着爱国运动向前发展。 8月初，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8月6日，《会报》发表了周恩来写的《黑暗势力》一方，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8月9日，《会报》发表《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写道：“单靠打电报、发宣言、上请愿书，是不能去掉安福派的。”“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并且响亮地提出：“黑市！黑市！不纳税！罢课！种种的举动，那才真是足以致安福派的死命。” 8月23日，刘清扬、郭隆真等10名由天津赴京请愿的代表，和北京代表15人一起被北洋政府出动的军警全数逮捕。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却冷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很快，《会报》的号外出来了。人们奔走相告。8月26日，北京、天津学生三四千人，齐集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28日遭到军警驱赶毒打，请愿队伍的现场总指挥马骏等人又遭逮捕。周恩来等闻讯即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30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了两次被捕的全部学生代表。 《会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恐惧。8月底，北洋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会报》。9月22日，天津警察厅派出军警，武力逼迫印厂不准承印《会报》。《会报》被迫停刊，周恩来写了紧要启事，说明真相，并宣布报社继续办公，力争继续出版。 经过一番努力，仅停刊半月的《会报》又于10月7日复刊了。在复刊的《会报》上发表了周恩来所写的《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布政府当局“不能禁止我们人民存在”，说明复刊后的《会报》将“集世界的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并将“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社会各界对《会报》的斗争精神非常钦佩，对《会报》的评价也很高。南京的《少年世界》撰文说：“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杂志撰文说：“《会报》的主张与评论两个专栏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到1920年初终刊，《会报》共出版了100多期。《会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大都由周恩来主笔。由于人手少，《会报》从收集新闻到编排校对，从印刷到发行，都由周恩来一人主持。为办好这报纸，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超量的劳动。《会报》作为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在全国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对组织、联络京津等地广大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推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创建觉悟社 1919年8月底，为营救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遭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学生代表，周恩来等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经过与北京各界代表的联合请愿斗争，终于迫使军阀政府于30日释放了被捕学生。9月2日，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谌小岑等人在胜利返津的途中开始酝酿成立1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也就是后来的觉悟社。 在中国，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同校，更不能在同1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分成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在爱国运动中虽能相互支持，但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1个统一的领导核心。随着实际斗争的发展，男女学生的界限一步步被冲破，两大团体联合已成必然趋势。在列车上，周恩来等人总结请愿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如何更好地开展学生爱国运动。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名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1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周恩来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回到天津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和两大团体的骨干分子协商，筹备成立新的团体。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新的团体——觉悟社的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起草觉悟社宣言。为了表示男女平等，觉悟社最早的会员男女各十人，合计二十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都是在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会议决定觉悟社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社内实行委员制，并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觉悟社成立后开展的第一项活动，是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请“五四”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到社演讲。9月21日，李大钊来到天津，和觉悟社的会员们亲切交谈，指导觉悟社的活动。他对觉悟社打破男女界限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等做法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此后觉悟社还邀请不少专家学者来社演讲，如请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和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3)

觉悟社还经常召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叫“忏悔”）。觉悟社会员的思想当时大都处于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在众多的新思潮中艰难地探求真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尚未在国内出版，只是《新青年》等刊物发表过一些介绍性的文章，所以会员中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很少。讨论中各人的想法不同，对各种思潮和主义的认识也不明确，不肯定，严格说来仍缺乏统一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周恩来出色的组织才能，这些讨论会常常是既严肃又风趣，引起会员们极大的研究兴趣。觉悟社的会员还将各人的图书杂志集中，设立共同的图书室，由图书委员管理，备大家阅读。 觉悟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项工作是出版刊物。1920年1月20日，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第一期出版了。这本杂志有百余页，将近十万字。仅周恩来一人就在上面发表了《觉悟》、《觉悟的宣言》、《有什么分别》三篇文章和《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雨后岚山》等五首白话诗。当时觉悟社员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各人的号码。在《觉悟》上发表文章时，姓名就用号码来代替。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所以他的文章就使用了“伍豪”的代名。周恩来撰写的《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人’的生活。”在《觉悟的宣言》一文中，周恩来写道：“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产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觉悟社的活动和《觉悟》杂志，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注意。北京《晨报》载文称觉悟社为“天津的小明星”，并说：“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上海《新人》杂志评价《觉悟》杂志：“讨论的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 1920年1月，在觉悟社领导青年学生开展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和抑制日货的斗争中，周恩来、郭隆真等人遭军阀政府逮捕，关押至7月。《觉悟》杂志原已收到40多篇文章，准备出版第二期，也因周恩来被捕而停刊。8月间，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觉悟社一部分成员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以后，觉悟社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铁窗生活 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周恩来进入大学部文科学习。几天后，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11月25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9月份开学后，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为继续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上海、山东等地的学生代表于10月1日再度前往北京，到总统府请愿，结果全部被捕。周恩来这次也同代表们一起到北京，负责宣传和联络工作。7日，被捕代表获释。10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的纪念会。会后的游行遭到大批军警的阻拦，冲突中邓颖超等11人被殴伤。游行队伍继续行进到警察厅，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13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17日又宣布继续罢课两天。由周恩来起草的停课宣言，揭露当局镇压群众的暴行，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奋起反抗。 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福建学生罢课抗议，各省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了抑制日货的高潮。 12月10日，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抑制日货。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代表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抑制日货的具体措施。20日和27日天津各界两次召开国民大会，当场焚烧日货，并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天津警察厅下决心对爱国运动进行更严厉的镇压。 1920年1月23日，学联调查员检查日货时遭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时，当局非但不惩办日本浪人，反而派军警殴打学生，并逮捕了马千里、马骏等20人。随后又查封了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但是，镇压并没有吓倒爱国的学生。1月29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群众公推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四人为代表去见省长，竟全部遭到逮捕。随后军警又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用枪托刺刀横击直刺，重伤学生50余人，制造了天津“一&#8226;二九”惨案。 周恩来等人被捕后，和原先被捕的学生代表一起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以后又被转押到警察厅的监狱。反动当局对他们既不交法庭“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延了两个多月。4月2日，周恩来经过和狱中难友的秘密联络，决定发动一场抗议斗争。他们向警察厅宣告：被拘70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他们提出：限警察厅三日内举行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4月5日，天津学联会派谌志笃、邓颖超等24人到达警察厅，配合狱中斗争，提出“把我们二十四人留下，把他们二十四人放出去”。由于被捕的人当中不仅有学生，还有商人、教员，所以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之天津各界爱国人士也在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以营救被捕代表，反动当局迫于压力，只好在7日将被捕代表移送检察厅。 周恩来等被捕代表被转押天津地方检察厅后，经过一番斗争，拘留条件有所改善。大家可以同住一处，相互间自由往来，准许购买书报杂志，并增加了探监次数。于是，周恩来和难友们开始了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商定：每天做早操，每晚开会体会，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星期一、三、五开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演讲会。 周恩来积极热情地主持和参加了被捕代表们组织的各种学习和活动。由于他在日本时已对马克思的学说有所接触和了解，就担负了这方面的讲演任务。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周恩来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题目为：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等，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等等。在当时的中国，能系统讲演马克思学说的人为数极少，这也说明周恩来是“五四”时期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7月6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罪名是“骚扰罪”。刘崇佑律师在法庭上为被捕代表作了有力的辩护。但是，到7月17日开庭审判，审判长宣读的所谓“判决书”仍以“骚扰罪”判处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以羁押日期折抵，两日抵一日，于是，法官宣布被捕代表期满释放。 1月29日至7月17日，周恩来度过了半年时间的铁窗生活。这期间他重新认真思考了许多问题，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周恩来在后来写的一封讲到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还说过：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出狱以后，周恩来逐步由1个爱国学生的领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狱中，周恩来还根据个人日记和被捕代表的回忆，写了一篇《警厅拘留记》，对监禁生活和狱中斗争做了真实记录，并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和镇压人民的罪行。此文于12日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4)

初遇邓文淑 正是盛夏的炎热天气。鸣蝉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人们手挥纸扇，汗水直透衣衫。天津南开学校礼堂几百名青年学生却坐着动也不动地听着讲台上一位女同学的讲演。 她就是邓文淑，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S髻，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热情地看着台下的同学，满怀激情地在讲着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团在天安门前等了3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军警毒打和逮捕……她声泪俱下地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这时，讲台旁站着一位神采英俊的青年学生。他中等身材，穿着一件蓝色长衫，虽然陈旧，却很整洁。他脚穿一双白色胶鞋，乌黑的浓眉下，一双又大又黑又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看到这场面，显然感动了，拿起笔来，在一本练习本上飞快地写着、写着。他悄悄问身旁一位学生，讲演的人叫什么名字？那位学生小声回答：“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青年学生沉静地听着，微微点头，在练习本上迅速写下：“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他抬起头来，看到了邓文淑又大又圆的眼睛，那眼睛因激情闪耀着奇异的动人光彩！这位青年学生，就是周恩来。 他比邓文淑年长6岁，思想上也成熟得多。现在，他正以《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负责人的身份，来南开礼堂收集材料。集会结束了。邓文淑和女师同学，正要离开会场，周恩来快步走上前去。他彬彬有礼地向她们致意：“你们讲得真动人啊！”邓文淑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位英俊的青年，浓眉下一双又黑又亮含笑的眼睛。两个月群众运动的锻炼，已一扫她在女师学习时的羞怯腼腆，她大大方方地一笑：“讲得不好，请多指教。请问先生贵姓？”“我叫周恩来，南开学校毕业，《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记者。”周恩来总是这样谦虚，明明是《会报》负责人，他却自称记者。“周恩来，南开学生，”邓文淑眼睛一亮，调皮地笑了起来，“我们早就认识你了。”周恩来十分诧异，浓眉微耸，轻轻说：“对不起，我可是一点也记不起来。”邓文淑的好朋友，胖胖的王贞儒格格地笑着说：“周恩来，周恩来，是的，我们早就认识你。”几个女师同学，一齐笑了起来。周恩来被这几个顽皮的年轻姑娘，笑得莫名其妙。他虽十分干练，当时毕竟男女社交刚刚公开，他不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细心的邓文淑看出他的窘态，连忙说：“我们认识你，你不会认得我们。两三年前，我们在南开礼堂，看过你演的新剧。”原来，直隶女师的功课十分繁重，校规又严。她们最大的快乐，是星期六晚上，赶到南开学校礼堂去看新剧。南开的新剧很有名。邓文淑和同学们看了周恩来主演的《一元钱》、《华娥传》、《仇大娘》。南开是个男校，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周恩来生得俊秀，他扮演《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扮相秀丽，演技逼真。他演的“华娥”，赚得女学生许多眼泪。她们自然记住周恩来这个名字。听到邓文淑她们看过他演的新剧，周恩来轻轻哦了一声，自然也就摆脱了窘境。年纪虽小，心思却缜密的邓文淑忽然想起，女界爱国同志会要为开办平民女校筹措经费，准备组织游艺晚会。直隶第一女师同学正在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她演主角安重根和花木兰，正担心演不好。善演新剧的周恩来正好在眼前，这不是现成的老师吗？她见周恩来要走，连忙说：“我们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向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周恩来站住了。邓文淑微笑着说：“我们女界爱国同志会想办1个平民女校，免费招收一些穷苦人家的妇女读书。为了筹募办学经费，我们打算组织游艺会，义演两天。游艺会上有我们女师的节目。我们正在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只是我们从未演过新剧，这次又是登台义演，实在很怕出丑。请你帮帮忙来指导我们。”另外几名女师同学，也都一齐上前请求。周恩来谦虚地说：“指导，不敢当。帮忙完全应该。你们什么时候排练，我一定来。”文淑说：“我们明天下午在广东会馆彩排，不知你可有空？”“明天下午。”周恩来沉吟一下。他要赶回去写稿、发排，还要编辑和校对《会报》的全部稿子，赶着明天一清早出版。不过，既然答应她们，再忙，也要挤出时间。他爽快回答：“明天下午，我一定赶到广东会馆。”天津的广东会馆是1907年修建的，建筑雄伟。会馆里有一座精致的戏台和剧场，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果然赶到广东会馆，来到剧场。他没有坐在池座，也没有坐在包厢，而是悄悄坐在楼上后排，看邓文淑她们的演出。舞台上先演《花木兰》，后演《安重根》。邓文淑那双灵活的眼睛，扫了一下池座，没有看到周恩来。她又瞄了一下两侧的包厢，还是没有看到周恩来。她不禁生气了：这个周恩来，怎么言而无信呢？她正在后台卸装。“你们演得不错嘛！”一声略带江苏口音的浑厚男中音，在她身后响起。回头一看，周恩来一身整洁的蓝衫，潇洒地站在她身后。她连忙站起，扑哧一笑说：“你在哪里躲着？怎么没有看到你？”周恩来微微一笑：“我在后排楼座。想听一听你们的台词，能不能清清楚楚，传到最后一排。”邓文淑忙说：“演得不好，请多指教。尤其是我，只怕表达不出刺杀伊藤博文的高丽爱国志士安重根和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的英雄气概。” 周恩来诚恳地说：“你们初次演新剧，演得那样，很不错了。要说不足之处，你念台词就像发表演讲一样，慷慨激昂有余，不够自然。安重根和花木兰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在发表讲演。要掌握剧情和剧中人的身份，平时说话声调自然平淡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放开感情，说得慷慨激昂。”邓文淑和同学们听得入神，1个个点头称是。“再一点，”周恩来停顿一下，接着说，“你们的吐字还不够清楚。念台词是要下功夫的。要念到每1个字，都能够清清楚楚地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他又对邓文淑说：“请把《安重根》的剧本给我。我到舞台上试着念一下。你们请到楼座后排去听听。”邓文淑把剧本交给周恩来，她和几个同学跑到剧场楼座最后一排。只听周恩来在舞台上朗诵剧本。他念得声调铿锵，每1个字，清清楚楚，传到她们耳中。她们回到后台。邓文淑兴高采烈地对周恩来说：“你念得好极了。我们听得可清楚啦。请你教教我们，怎样念好台词吧。”周恩来告诉她们，怎样吐词运气，掌握台词的节奏，控制音量的大小高低。邓文淑生性聪敏，跟着周恩来念了几遍，果然大有进步。周恩来又跑到楼座，听她们念了一段台词。他轻快地走回舞台，高高兴兴地说： “这回好多了。再练习几次，效果一定更好。”他抬头仔细观看了戏台的圆形拱顶，赞叹说：“这个圆顶结构太巧妙了，自然地起到扩音作用。”他对邓文淑说，“念台词不要过分用力，尽量说得自然。最重要的是你要体会剧中人的感情，将感情倾注到台词和形体动作中去。你演男角还有点放不开。你多想想马骏、谌志笃他们的动作。他们是当今中国的安重根呀！” 一句话，提醒了邓文淑。她苦于找不到高丽爱国志士安重根的原型，只凭自己的想象揣摩。现在，周恩来提到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副会长谌志笃、马骏，她十分熟悉他们。谌志笃一次讲演时为了激励国人，曾剁下自己一截指头。马骏在北京天安门前英勇苦斗，得了“马天安”的外号。想到这里，她心中豁然开朗。 1919年8月20、21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广东会馆，举办了两场游艺会。15岁的邓文淑，主演《花木兰》和《安重根》。她自小熟读《木兰辞》，一向钦佩花木兰这个传说中的女英雄。她的思想感情和花木兰一脉相通，演出惟妙惟肖，充分表达了花木兰的英雄气概。头脑中有了马骏、谌志笃的活脱脱的形象，她演安重根也演得活灵活现，只是身材显得瘦小些。演出十分成功。她们的门票收入，竟得了七八百元。平民女校的经费有着落了。 邓文淑多么感激周恩来对她们的帮助啊！几十年后，她还对文艺界的朋友谈起当年周恩来怎样帮助她们排练新剧哩。

第五章 旅欧岁月(1)

远航三万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留学的爱国教育家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学生到法国半工半读。“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爱国青年学生受到世界新思潮的影响，同时他们在斗争中愈来愈认清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为祖国的前途担忧，渴望寻求救世济民的真理，于是全国各地有许多学生响应号召，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在天津监狱之中时，就萌发了赴法国留学的想法。1920年6月初，觉悟社女会员李愚如在狱中探望周恩来，告知她即将赴法勤工俭学时，周恩来写了《别李愚如并示述弟》的送别诗，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出狱后，周恩来立即又投身于各项革命活动中间。8月初，他主持觉悟社的年会，作了一年多来天津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总结。他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8月16日，周恩来同觉悟社会员11人到北京，邀请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和人道社四团体的代表共20余人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商讨救国运动的方向。会上，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主张作了说明。李大钊到会并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他认为确定“主义”十分重要：“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8月18日，参加陶然亭聚会的五团体代表，又在北京大学召集会议，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改造联合约章》，其中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陶然亭聚会使周恩来受到新的启发，李大钊须标明主义的主张，使他更坚定了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决心。他开始为赴欧求学做积极的准备。 周恩来由于入狱已经失去了南开大学的学籍，但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仍然全力推荐他出洋留学，并资助500元，供他做赴欧的费用。为了补贴旅欧期间的生活费用，周恩来还与天津《益世报》商定，做该报的旅欧记者，为报纸撰写通讯。 10月8日，周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同到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证明。10月中旬，他离开了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1920年11月7日，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驶离上海。这是一艘两万吨级的巨型邮船，上下共分十层。周恩来和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197人住在最底层的统舱里，他们是法华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 “波尔多斯”号的航程长达36天，经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旅途中，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在英、法殖民地国家，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掳掠，过着苦难的生活。他也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在国外处处受人欺侮，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低。由于航船的颠簸，同行者很多都在舱里静卧休息，周恩来却经常坐在船头的甲板上，手不释卷。他在航程中还写出了《〈检厅日录〉的例言》。到法国后不久，《检厅日录》全部脱稿，周恩来将书稿寄回天津，托马千里修正和补充，于1921年春连载于天津《新民意报》。 12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登岸时，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了留法法华教育会学生部干事的迎接，并帮他们换乘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巴黎时，李愚如等先期到达的南开同学在火车站迎候。 赴欧求学，是周恩来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抉择。周恩来为什么目的而去欧洲？他到达不久之后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周恩来在日本和中国已经接触到马克思学说，现在他在去马克思的故乡欧洲作一番实地考察，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 考察英国工人运动 1920年底，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欧洲，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而又新鲜的。和他当初想象不同的是，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而是欧战后各国社会生活的严重动荡不安。当时，英国煤矿工人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成为英国各界注目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发生这个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战后英国发生了经济危机，矿业资本家为转嫁经济损失，采取了降低工人工资和解雇工人等措施，引起了煤矿工人以联合罢工行动来反抗。 周恩来原本打算只在法国做短暂停留，他要转赴英国伦敦，准备在英国求学，并考察英国社会生活。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就在巴黎住了半个来月。1921年1月5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首都伦敦。关于为什么要到英国，在他从伦敦写给堂伯父周贻鼎的信中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惟此地是赖。”“故?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在不久后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的留学计划：“弟在此计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察，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 周恩来一到伦敦，立即被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所吸引。于是他开始对这个运动进行认真的考察。2月1日，周恩来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他在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他看到由于欧洲的社会组织是高度集中的，因此战争造成的破坏是全局性的，仅苏格兰一地即有失业者百余万。后来，周恩来虽然离开英国回到了法国，但他仍然继续着对英国煤矿工人运动的研究和考查。1921年4月以后，英国煤矿工人运动高潮又起，有上百万人参加了总罢工。周恩来对这次长达80余日的罢工风潮进行详细考察，从4月13日至6月20日，他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九篇通讯，共约3.5万字，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这些通讯向国内介绍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并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对英国煤矿工人运动的考察和研究，是周恩来赴欧后所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通过这次考察，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才是真正能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周恩来在2月中旬就返回了法国，前后在英国仅居住了五周时间。初到英国时，由于伦敦生活费用太贵，周恩来曾准备到生活费用稍低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大学就学。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试英文，但考期在9月，还有半年之久的等待。当时在法国居住生活费用要低得多，加之留英学生仅有200人，而留法学生达2000人之多，所以周恩来改变了留英的主意，又回到了法国。

第五章 旅欧岁月(2)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了”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产生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爱国运动中逐渐与工人阶级和斗争建立了一些联系。这种初步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成为一种客观的要求。1920年4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曾派维经斯基到中国，他与李大钊、陈独秀讨论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并开始了建党的准备工作。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以后不久，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与国内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几乎同时，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也在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各种主义的“推求”和“比较”，逐步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1921年2月中旬，周恩来从英国重返法国后，住在巴黎拉丁区，入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学习之外，他还进行社会调查，常常通宵达旦地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通讯。但是，他这一时期放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研究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画重线，写眉批，记笔记。一本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当时读过的英文版《卡尔&#8226;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中，他在马克思一些话下画了着重线：“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因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周恩来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他经过冷静的分析和观察，得出了结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和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1920年12月27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张申府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十分活跃。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刘、张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法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相遇，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85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周恩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 周恩来确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前后经历了3年多时间。他在日本留学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接触，以后经过“五四”运动和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实际考察并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推求，才最后作出这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从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由于德国的生活费比法国更低廉，1922年3月初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又移居德国，住在柏林南郊的1个小镇上。到柏林不久，国内传来了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斗争中被军阀杀害的消息，周恩来无比愤慨。在三月间他寄给觉悟社社员一封信和悼念亡友的诗《生离死别》，表达了他的心态和悼念之情。信中周恩来又一次表示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争取生存权、求学权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有不少曾是“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其中有些人在国内时已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法国后，又自己组织起社团，开展各种活动，维护勤工俭学生的合法权益。经过一段时间，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活动逐渐形成了两个中心：一是巴黎南面卢瓦雷省的子城镇蒙达尼。这里的中国学生有140多人，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向警予、蔡畅等人，大多是蒙达尼公学和女校的学生。一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邹。这里的中国学生都在工厂里做工，包括赵世炎、李立三、邓小平、刘伯坚等人。 1921年2月中旬，当周恩来从英国返回法国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正在进入高潮。这场斗争的起因是，华法教育会1月中旬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留法中国学生三分之二以上都没有找到工作，维持费的停发，无异于将这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困的学生推入绝境。蔡元培等人向北洋政府发出请款救济之电，遭到无理拒绝。加之又传出法华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救济学生的捐款的消息，更使这些学生忍无可忍。2月28日，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人领导下，400多名中国留学生前往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前请愿示威，学生们高呼争取生存权、求学权、工作权的口号，并提出要求：由政府发给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中国学生自由入校。法国当局派上百名警察，出动马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对“二二八”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后，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了这场斗争的始末。他在文章中对参加斗争学生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也对他们的某些要求和做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二次大规模斗争，发生在6月至8月，是围绕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专使向法国秘密借款而展开的。6月初，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为专使，和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起到巴黎，秘密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事情在当月16日的巴黎各大报上报道出来。周恩来看到消息后，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周恩来还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讯社、旅欧周刊社六个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 6月30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集拒款大会，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同一天，周恩来撰写了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文章指出这次借款“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禁死断无予以‘可’字者。”文章认为，这次斗争与“二二八”斗争相比，“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中法之间被迫暂时中止了对借款问题的讨论。到7月25日，《巴黎时报》又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商妥草签的消息，旅法华人顿时群情激愤，于25日和29日两次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30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

第五章 旅欧岁月(3)

8月13日，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会议要求驻法公使陈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本人不敢到会，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王曾思态度蛮横，遭到愤怒学生的痛殴，被迫代表陈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声明中说，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的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拒款委员会将此声明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法国外交部一份。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周恩来于16日撰写的《中法大借款案之迫讯》向国内报道了这一情况。 9月间发生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把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推向了又1个高潮。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进入该校学习，而校方却寻找借口不愿接受他们入校。校长吴稚晖公然宣布要在国内另行招生，并决定于9月25日开学。驻法使馆也因对勤工俭学生发动的拒款事件不满，在8月20日布告停发在二月事件后改由使馆发放的勤工俭学生生活维持费。这两件事，使很多勤工俭学生感到求生和求学都看不到希望，实际上把他们逼上了一条绝路。 9月17日到19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一致决定派学生去争回里昂大学。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提出，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是复杂的，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这个提醒和建议的重要很快为事态的发展所证明。 9月21日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100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中法大学。但由于学校早有防备，将所有教室和宿舍的门都上了锁，无法进入。“先发队”的学生们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同校方进行交涉。校方不仅拒绝与学生代表交涉，而且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派出大队武装警察，包围和拘捕了全部“先发队”的学生，押送他们到一座法国兵营囚禁。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后，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一起，立即四处奔走，展开了营救活动，但未能奏效。 在兵营中囚禁20多天之后，到10月13日，法国当局又派出200多名武装警察，将这批学生押送到马赛。中法两国政府相互勾结，决意驱逐被捕学生104人，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赵世炎在别人帮助下借机逃了出来。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出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反动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迫害经过。文中疾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昂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为了团结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骨干，周恩来、赵世炎于这一年年底，（或次年初）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和李维汉到巴黎的一家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议定几方面分头做筹备工作。就这样，经过几场尖锐和复杂的斗争后，留法勤工俭学生终于走上了大联合的道路，旅欧革命青年即将团结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更有力地开展新的斗争。 领导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上，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18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香年、萧子章、刘伯坚、傅钟、余立亚等。代表们之间有的是久别重逢，有的是初次相识，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普通的朋友间的聚会。 会议主持人为赵世炎，他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会议共开了3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党部就设在赵世炎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家小旅馆内。经常在党部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周恩来会后返回柏林，向旅德党组织汇报了代表会议的情况，然后就着手开展在德发展组织的工作。就在这年的10月下旬，周恩来在柏林的住所里接待了为寻求真理和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朱德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表示同意他的申请。11月，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世炎和周恩来在旅欧革命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两人有不少相似的优点：坚定、机智、待人诚挚，富有组织才能。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说过：“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第五章 旅欧岁月(4)

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5人当选为委员。11月2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他们筹集了一年路费，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说明已向国内团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1923年1月，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了指示。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42人，代表着在法、德、比三国留学的72名少共党员。在赵世炎的主持下，临时代表大会经过4天的会议，讨论了少共成立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改组案等20项提案。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其中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章程还明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12人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会议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江泽楷、肖朴生5人，候补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3人，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会后不久，正式收到了团中央1月29日同意他们加入组织的公函。3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报告第一号》，向团中央汇报了二月临时代表大会的情况。其中写道：“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国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1923年夏天，周恩来从柏林迁回巴黎，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处——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3楼第16号房间。这里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和《少年》杂志编辑部。 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正如赵世炎在到达莫斯科后向中共旅莫支部汇报的：“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员。”聂荣臻也曾回忆说：“在整个欧洲，也只有1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 在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谈到了旅欧共青团的主要活动内容。报告中说：团的主要任务“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为此，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旅欧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并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团员。他们不但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进行工作，还通过袁子贞担任书记的华工总会，注意在旅法华工中间开展工作。 周恩来等人领导的旅欧党、团组织，团结了当时留法、留德和留比的勤工俭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培养了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坚强的革命领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少年》撰稿人

第五章 旅欧岁月(5)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后，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6月会议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会后周恩来即着手刊物的筹办。 《少年》月刊创刊于1922年8月1日，编辑部设在巴黎戈德弗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那里同时也是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的办公处。这个刊物最初为16开本，每期30页左右。从第7号起改为24开本，每期42页。第10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少年》作为旅欧少共的机关刊物，其任务是“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以发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译文、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文件和消息为主要内容。 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吗？》等文章。 《少年》第二号（1922年9月1日出版）上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3篇文章。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周恩来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阐明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写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并非加以抑止，加以修正，加以和缓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私有制不消灭，任何改革都归于无效，而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为打破私有制，建立共产制。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目前在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周恩来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言论，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在《告工友》一文中，周恩来针对旅法华工在华侨教育经费问题上与勤工俭学生之间存在的误会，指出：双方“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只有无条件地携手，不当有丝毫的误会，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他还指出：华工之所以沉沦于人类困苦的最下层而无法解脱，原因即在于缺乏“声势浩大”的“有团结有组织”的斗争。 在《少年》第五号（1922年12月1日出版）上，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十月革命》一文。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指出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文章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完成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的。但并不是说，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 相反，工业后进国在共产革命发生后，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其成效当超过有产阶级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因此，把握无产阶级易于革命，易于夺取政权的时机是不容忽视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易促成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文中写道：“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的1个领路者了，工业后进之国焉得不从而效法？又焉得不看清马克思学说的真实价值？” 在《少年》第六号（1922年12月15日出版）上，周恩来又发表了三篇文章：《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吗？》、《评胡适的“努力”》。在《论工会运动》一文中，周恩来论述了工会的性质、组织、工运目标，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只是要做成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来率领劳动群众。他本应除掉工人利益而无其他利益，他的行为如能获得工人的信任，则工会对他自不论政治的经济的策略都能一致接受。”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前，工会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掌握政权后，工会则参与社会经济管理，建设新社会。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吗？》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由旅法中国青年中无政府主义团体——工余社主办的《工余》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署名“三泊”的文章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并认为俄国施行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在俄国试验失败”的佐证。周恩来在文章中写道：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决非能作共产主义失败的佐证，相反它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他认为：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和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呢！“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争斗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指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吗？”他在文中还强调了革命军队的重要，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从1922年8月创刊，到1923年底终刊，《少年》杂志共出13期（以后改出《赤光》半月刊）。周恩来发表在《少年》上的许多文章，不仅对加强旅欧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同时，也可以看到1个特点，即周恩来等人当时的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基本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更具体的研究，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期的历史特点，也与他们身处海外的客观环境有关。 国共合作的先期倡导者

第五章 旅欧岁月(6)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很快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首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而这个艰巨的任务的完成，只靠少数人不行，应当联合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力量共同奋斗。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要同“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1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原则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1923年6月中共党的三大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很快传到了旅欧党团组织。1922年9月1日，《少年》第二号上发表了张申府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1923年初，孙中山派王宗歧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宗歧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后因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他重到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了联系。3月10日，周恩来主持旅欧共青团常务会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4月25日，王宗歧致函国民党本部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并报告了旅欧共青团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6月16日，周恩来和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王宗歧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 8月，周恩来在写给将要回国述职的王宗歧的信中，谈到了旅欧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说：“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 由于旅欧共青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在成员扩及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总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11月25日，在里昂召开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宗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宗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旅欧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着重批评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说：“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内部伏莽之患。”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了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议消息很快传到法国，周恩来在2月15日出版的《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但我们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中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为了回答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周恩来在6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上又发表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他写道：“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周恩来在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改组所寄予的希望，论证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些文章也显示了此时周恩来已经具备了动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能力。周恩来以旅欧共青团负责人的身份，在推动和领导旅欧国共组织合作的工作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7月20日，周恩来即将归国的前夕，他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后的工作开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临城劫车案”引起的波澜 1923年5月6日，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一列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途经山东临城时被武装土匪劫持，乘车旅行的30多名英、法、美、意等国旅客和200多名中国旅客被土匪绑架，作为进行要挟的人质。案发后，北洋政府交通部连夜开会商讨对策，交通总长吴毓麟亲赴临城与土匪交涉。6月12日，被劫持的外国旅客已全部获释。帝国主义列强却仍然在此事上大做文章，竟然提出了“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无理要求。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誓死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 7月2日，法国《巴黎时报》刊载消息：列强鉴于中国5月间发生外国旅客被劫持的山东临城劫车事件，准备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旅法华人闻讯，无不愤慨。在周恩来、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人领导下，旅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也开展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

第五章 旅欧岁月(7)

7月3日，周恩来以《少年》杂志社代表身份，发起并出席旅法华人各团体代表为开展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斗争而在巴黎西郊华侨协社召开的集会。8日，周恩来等人又代表22个旅法华人团体在巴黎中华饭店集会。会议通过了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六项具体办法，决定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并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会议推选周恩来为临时委员会中文书记。当晚12时，周恩来以临时委员会的名义向上海《申报》、北京《晨报》拍发了《致国内各界公电》。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次日，又连续发出《致中国旅欧、日、美、南洋工商学各界电》、《致中国驻外各公使函》，大声疾呼：“交通命脉，落入人手，民族一线生机，势将断绝，此而不争，何以图存？” 7月15日，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召开。这次大会参加者多达600余人。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他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败坏到今天这样地步，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会上还散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文中写道：铁路共管的借口之谈，是说中国的土匪猖獗，政府无能。然在事实上，土匪的来源，实由于变兵和游民之增多。军阀的互相争霸，虽足以直接造成变兵和游民，但间接的责任，却应落在勾结军阀榨压中国人民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身上。文中号召：一致起来，誓死力争，推翻扰乱中国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打倒妨碍中国和平统一的万恶军阀！当时，旅法华人各团体代表又集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经过投票选举，周恩来、徐特立、郭隆真、许德珩、袁子贞等当选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仍担任中文书记。 经过一段筹备工作，7月31日，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巴黎24家报馆记者和一批法国进步人士出席。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代表用法语宣读了演说辞，介绍了列强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起因、真相、危害和中国人民反对共管的决心，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次日，法国各家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报道，对旅法华人爱国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 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各方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驻北京的16国外交使团于8月10日向北洋政府提出的照会中，未敢正式提出由各国“共管”中国铁路的要求。这场斗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通过领导这场斗争，周恩来等人和旅欧中国共青团在旅欧华人中的威望增强，他们所团结的爱国民主力量也更广泛了。 战斗的《赤光》 1924年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这一改变是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而做出的。《赤光》与《少年》的不同点在于，它将办刊的重点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介绍和研究转向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具体方针的探讨，即“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赤光》由周恩来负责主编，邓小平等人参加编辑和刻印等工作。该刊为半月刊，16开本，每期约12页，出版起来比较迅速和灵活。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 1924年2月1日，《赤光》创刊号出版。在发刊词《赤光的宣言》中，阐明了该刊的宗旨：“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要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 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发表的文章多达30余篇。其中较重要的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关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1个确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基本问题，都已有了比较清楚和符合实际的认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赤光》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文章指出：“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并预言“国民革命运动亦将兴起了”，“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这一期还发表了周恩来、王若飞合写的文章《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文章指出：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盐税共管之后，有铁路共管、江河共管，不久将有无线电共管，最后财政共管一出，列强共管中国的阴谋便完全成功了。“到那时共管中国的事实便由这先画龙后点睛的手法中完全实现了。亲爱的国人！尚想酣睡到几时啊！” 《赤光》第二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革命救国论》一文。文中写道：“凡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灭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屋闾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何能忍此！”文章还分析了中国革命中敌、我、友三方面的力量，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而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帝国主义列强、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官僚买办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1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赤光》第三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一文。 文章驳斥了将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诬为“排外举动极盛”、“拳祸将再发生”的谬论，强调指出：我们倡言救国运动“决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为救国而倒军阀、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我们心中却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并且我们若认清事实，果想将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 《赤光》第八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北洋军阀的内哄》一文。 文章分析了中国各派军阀间内哄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只有经过国民革命，才能结束军阀割据，拯救国家。文章还提出：“军阀内哄是他们自身的事，一旦国民革命派苟稍抬头，他们必会捐弃前嫌一致来压迫国民革命势力，正如资产阶级在彼此的竞争期中时刻会转来一致压迫工人阶级一般。”因此，国民革命派需要严密的战线，严防其敌人——军阀和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破坏，才不致为敌所乘而打散革命派的集中势力。 周恩来在《赤光》第十期上发表的《太平洋上的新风云》一文中，通过分析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文章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谋中国独立的战士，当兹风云起后，波涛涌起，切不要如欧洲大战时一般地逃避港中希图幸免。要切实地预备，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联合起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携手冲上潮头，争先去做弄潮儿！” 此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也在其中。 7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委会，为选送干部回国作了准备。7月下旬，周恩来与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从法国乘船归国，转而投身到国内更加艰巨繁重的革命之中！

第五章 旅欧岁月(8)

介绍朱德入党 1922年10月，在巴黎开往柏林的国际列车里，坐着一位30多岁的中国人。他那宽阔的双肩、丰厚的胸膛、挺直的腰身，处处显露出威武的军人气概。浓密的剑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宽阔的前额上已经开始布下细细的皱纹，这是多年驰骋疆场刻下的印记。 他时而沉思地望着闪过眼前的异国土地，时而同身旁另一位中国人轻声热烈地交谈。他讲一口乡音很重的四川话，语气刚毅、坚定，显然是位豪爽、勇敢的人物。他就是朱德。坐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好友孙炳文。 他们正乘车由巴黎赶往柏林，去寻访一位青年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 朱德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了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1886年12月1日，他出生在一户佃农家庭里。1909年，他考进了云南讲武堂。在这里，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911年，他刚从讲武堂毕业就参加了辛亥云南革命军起义，率领所部参加攻打云、贵总督衙门，活捉清朝总督李经羲，立下了战功。以后，在数不清的战斗中，他都身先士卒，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后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他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云南护国军，担任团长。1921年起先后担任昆明陆军宪兵司令和警察厅厅长。但是，长期的战争生活使他陷入苦闷：灾难深重的中国，依旧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哪里才有救中国的真理？他在苦闷和追求中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眼前豁然开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他毅然拒绝了四川军阀要他担任师长的邀请，到上海、北京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他先去上海，又到北京，都没有找到共产党。他又返回上海，终于找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他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向陈独秀表达了自己急于加入共产党的心情。可万万没有想到，陈独秀却给他火热的心上浇了一盆冷水。陈独秀说：像你这样“行伍出身的军人，没有资格革命”。这时候，孙中山劝他回家乡重整旗鼓，或者去美国留学，他都拒绝了，一心要奔往欧洲，奔往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就这样，他和好友孙炳文一道来到了巴黎。他急切地四处打听消息，终于知道了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叫周恩来，住在柏林康德大街。 他一刻也不能等待，立即登程赶往柏林…… 柏林到了。 朱德和孙炳文找到周恩来的寓所，在门前，他又犹豫了。他不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接待，会不会依旧是陈独秀式的一瓢冷水？ 门开了。迎接他们的是一位面貌清秀、两眼有神的青年。他紧握住朱德的双手，热情地说：“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帮忙吗？” 朱德的疑虑立即烟消云散。他激动地诉说了自己生平的经历和革命志愿，表达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愿望。 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他的讲述，为他的革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所感动。他们在那间柏林的小屋里整整长谈了一夜。 周恩来坚信朱德会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毫不犹豫地介绍他入党。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朱德和孙炳文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与“小超”盟订终身 1923年春天。邓颖超正在达仁女校小楼上她的宿舍里，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1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 “邓先生，”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马千里6岁的女儿马翠官跳跳蹦蹦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 “是翔宇来信吗？”李峙山、谌小岑也凑过来看信。都是觉悟社社员，海外来函一向大家传看。 邓颖超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不禁奇怪起来。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的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 李峙山和谌小岑把明信片拿过去看了。看着、看着，李峙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呀！” “表示什么呀？”有点迟钝的谌小岑问。 李峙山瞪了丈夫一眼：“你问问小超吧。” 一向能言善辩的邓颖超，此刻心慌意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比邓颖超年长8岁、已结婚好几年的李峙山像大姐姐似的拍拍邓颖超的肩膀，笑着说： “小超，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啊！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你赶快给他回信吧，我和小岑先走啦。” 李峙山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4年的回忆中。 她想起，4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初识周恩来的情景。他英俊潇洒，浓眉下一双又大又黑又亮的眼睛，含笑看着她，他身上有着一种吸引人靠近他、相信他的力量。 她想起，他帮助她们排练新剧《安重根》和《木兰从军》，态度那么诚恳，又那么谦虚。 她想起，他带头组织觉悟社，那一次次内容深刻、条理分明的发言，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她想起，1919年双十节庆祝大会，他们被军警包围殴打，她受伤吐血，幸亏他带着宣传队乘卡车及时赶到。她想起，1920年1月31日他被捕，她和谌志笃他们背着铺盖要去坐牢顶替，警察厅花园里，她看到他苍白的脸上那双眼睛依然光彩照人。她想起，北京陶然亭的聚会，他提起联合、改造、救中国…… 后来，他远渡重洋，到了法国、英国、德国。越过万里波涛，他常写信给她。信中告诉她，他决定不上学了，而是留在欧洲，就近考察欧洲的社会情况、工人运动和各种政治派别和思潮，严肃思考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拯救中国、改造社会。后来，她收到他从德国寄来的一封很重要的来信。他告诉她，经过反复的学习、观察和思考，他终于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这封信给她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她给他回信，热情地谈到她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阅读进步书刊，她同样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她非常赞同他的信念和理想，愿和他一起共同奋斗！ 两颗心因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而更加贴近。 1922年秋天，到法国勤工俭学、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李维汉到天津看她，带来周恩来给她的信。李维汉告诉她周恩来在欧洲活动的许多情况，临走时笑嘻嘻地对她说： “我常听恩来谈起你在‘五四’运动中，斗争十分勇敢，而且坚忍不拔。他对你的印象很深很深啊。这次，是让我当一回传书的红娘吧。” 她听了脸上一红，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第五章 旅欧岁月(9)

现在，这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已透露了恩来对她的真挚情意。少女的心，第一次受到爱情的撞击，她禁不住心慌意乱。她还有些疑虑。她知道他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又为什么对她那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峙山、谌小岑要建立1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非常赞同他们组织1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 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1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性格脆弱，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惟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的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 她和相依为命的母亲商量。周恩来到过她家里，杨振德见过他，很赏识他的才华、思想和品德。只是，她自己婚姻上的悲剧，使她对爱女的终身大事，不能不极其慎重。 她对女儿说，等恩来回国后再决定吧。 周恩来又来信了，更加热烈而迫切地等着她的答复。邓颖超不禁笑起来了。一向沉着、冷静的周恩来，在恋爱中也变得沉不住气了。 她想，母亲的话并没有反对和干涉的意思。既然深深爱他，何必要让他在等待中焦急？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发信后她告诉了母亲。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自然是默许了。 1923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这些话，可以说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从这时起，她和周恩来结成生死不渝的伴侣。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惊涛骇浪，度过许多美好时光，也经历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终身相亲相爱，给人间留下永远传诵的佳话。

引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以非凡的工作才能始终为党和国家勤奋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动乱带来的损失，为保护党内外干部，为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建立中美、中日之间正式外交关系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

1966——当狂飙袭来时 1966年，正当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准备执行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全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宣扬“只要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为了维系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而不至于全面瘫痪，作为共和国经济“总管”的周恩来总理，在“苦海”（周恩来语）中进行了艰难的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嘘一口气了。到1965年底，全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1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国家建设成为1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5个县、6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待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1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8省市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月4日至26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当大串连的狂潮涌来时，周恩来组织起草了两个限制性文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学生可以免费乘车去北京大“闹”一场。 8月16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大会上对学生的串连行动公开作了肯定和赞扬。他说：“你们不怕大风大雨，到无产阶级革命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你们的行动很好。”8月18日，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天安门对来京串连的全国各地红卫兵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打垮、打垮”。 陈伯达、林彪的讲话，无疑是号召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总动员令。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离开学校，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8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师生就有212.4万人次。 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给本来就严重不足的交通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突然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工具和运输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火车车厢的底盘弹簧被压坏，列车不能按时运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铁路交通管理部门的职工也外出串连，停业闹革命。全国铁路交通一片混乱，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生产建设，一些工矿企业因得不到必需的原材料供应而不得不停工。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他担心大串连这样发展下去，会导致铁路交通的停断。而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随之瘫痪。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试图制定一些规定，对运动作某些限制。 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人起草了1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站段、港务局和码头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列为国家“要害部门”，强调对这些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革命群众不应冲击这些要害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 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

9月初，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其中在红卫兵串连问题上，强调要保障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红卫兵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连，“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意见》还强调，必须向广大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定稿，立即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通过。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但是，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10个问题（注：《意见》一共包括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说：发通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在欲以正式文件试图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为了维护起码的铁路交通，保证最低限度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恩来又通过有关具体负责同志在具体工作中贯彻他的一些意图。他找到当时调任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建设口子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对他们指示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他还忧心忡忡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和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革”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一些工人、农民也纷纷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大批的领导干部被当做“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揪斗，各级生产业务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针对这种态势，9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也要保证生产，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1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大会和在中国科学院辩论会上，都强调要好好学习这篇社论。在中科院辩论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的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所写的《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继续看着这种情况下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几天后，一份由秘书整理的《要事汇报》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上面记录了黑龙江双城县人委的情况反映和提出的一些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跨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 这样的情况，绝不仅仅是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告急。 周恩来心急如焚。他立即召集中央碰头会。会上，拟定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进行，学生和红卫兵均不能到县以下各级机关的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秋收秋种，“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县以下各级领导班子有些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与此同时，鉴于工矿企业也出现了混乱现象，周恩来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拟定了1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生产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各生产企?、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职工，应当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外出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工矿企业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在党委的领导下，迅速成立抓革命和抓生产业务两个班子；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生产任务又重的，文化大革命可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企事业单位，应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

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和农村之外，以保证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周恩来对文件作了最后的审定后，连同反映农村、工矿生产的有关材料送毛泽东阅批。9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这两个文件。 为了减少红卫兵大串连对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冲击，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放假闹革命，要求他们不要去影响工人、农民的正常生产。 9月10日，周恩来对即将去全国串连的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说：你们去工厂参观，不要妨碍工人的生产，不能硬闯入生产车间。农村，现在正是秋收、秋耕、秋种季节，我们应该积极支持这个“三秋”工作，不要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十六条讲了，是文化教育机关和党的领导机关，工厂、农村、服务性行业不能像学校里一样，放假闹革命。你们也不要像在学校里一样，强行冲进去，否则，生产秩序就要受影响。 对那一部分即将去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周恩来告诫他们：上海是1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上海担负着很大一部分物资出口业务。还要供应全国需要的东西，生产任务很重。希望你们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强调红卫军串连不要干扰正常的工农业生产。他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红卫兵小将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那些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红卫兵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在背后指使攻击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伊春木材不就减产了吗？东北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呢？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连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不能因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不能放假搞运动。周恩来还对在场一些各部委负责人说：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学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起草1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看了《紧急指示》的草稿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10月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批发了《紧急指示》。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单位，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炮打”，被揪斗，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国民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而这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有感而发?“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另一方面，他还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向他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污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在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操纵下，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使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当即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决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车站的上海工人，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1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在与工人座谈时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的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工人同志的行动“完全是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的纵深蔓延。 就在安亭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辞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王力提出：“社论稿是不是请江青同志看一下再定？”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4)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就这样定稿，送主席批阅后明天立即见报！”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1个整体，工业生产是1个整体，1个环节扣1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1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生产，促生产》的第三天，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1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1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工交座谈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11月17日，有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7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上，各地的负责人都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他们对工厂出现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中串连都表示担心。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更是拍案而起，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他还告诫大家：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人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了1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对此，陈伯达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叫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要余、谷二人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而后，又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次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并要谷牧带1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工人的意见，对《十五条》作进一步修改。 会议桌前的较量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1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12月4日至6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还未等谷牧讲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地发难，大叫：“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用手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其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 这时，一直沉默不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6日的会上，王力跳了出来，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说：“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指周恩来主持制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抗争，周恩来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会上，他作了“掩护”式的发言。他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的，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1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是正常的。倘若“反对”就是敌我矛盾了。 周恩来对那些受到指责的干部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包括前面犯过‘错误’的同志，要负起责任来，既不要诚惶诚恐，也不能掉以轻心。”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1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个革命席卷每1个领域。”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由陈伯达等人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工矿、农村与学校、机关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否定了党委的领导。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全面进入了广大工矿和农村。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周恩来对国民经济这一大关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他继续着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5)

镜头一：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在10月份下文件，叫农村和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没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 镜头二：12月10日，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周恩来把被红卫兵揪来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20多位省委书记召集在一起。省委书记反映说：农村层层揪“走资派”，一直揪到生产队长，冬季生产和春耕准备工作无人管。 周恩来严肃地说：“基层干部就是要抓好农业生产，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要制止他们到农村串连。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国民经济就要遭到破坏。”他对派往各部门的联络员说：“告诉红卫兵，乱揪各省同志到北京，是不对的。各省的领导同志三天内回省，不许阻拦。” 镜头3：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火了：“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大怒：“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1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 周恩来也很激动：“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具体事务。主席接见1000多万红卫兵，中央文革没住1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 殚精竭虑护精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从对人的批判而开始的运动，一些对这场运动持怀疑和反对意见的人不可避免地被推进被斗争的行列。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周恩来自身也曾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但他始终巧妙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一些同志。他提出应该避免延安整风运动初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做法再度出现。 “文革”一开始，最早遭受迫害的是吴晗，周恩来曾想为他调换1个工作，避免受到直接冲击。在工作组受到批评之后，他站出来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在以后，周恩来又多次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文件中强调指出：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倒；党内斗争是路线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应该正确区分。并多次发表不同看法，提出对犯了错误的领导同志不能一概打倒，不应实行体罚。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周恩来等所做的一些努力失去了对运动中狂热分子的约束，周恩来于是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对一些受到冲击的领导同志加以保护。 1966年12月初，周恩来得知江青策动一伙人抓走了彭真、刘仁、万里等负责同志，焦虑不安，立即指示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人迅速抢回来，“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照周恩来的指示，傅崇碧把人送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周恩来又命令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 1966年12月下旬，在江青煽动下，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等前往四川绑架彭德怀。周恩来立即向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和直接责任者做了如下指示：第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第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彭德怀到北京后，最初先被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头头王大宾押去，后经好一番交涉才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但林彪、江青一伙在1966年12月28日作出了逮捕彭德怀的决定。进入北京卫戍区营房后，实际就开始了彭德怀的监护生活。周恩来也就无能为力了。 1967年2月20日，“批朱联络站”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并准备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周恩来再次挺身而出，表示如果要批斗朱老总，他将前往陪斗。这次大会因周恩来的干预而流产了。 1967年1月，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清华大学的学生上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他们打电话给刘少奇夫妇说他们的女儿平平的腿被车压断，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等待家长签字，刘少奇夫妇不顾周恩来不让他们离开中南海的忠告前往医院，到达那里方知被骗，王光美被“造反派”押往清华园。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处理，在他的亲自干预下，王光美才被放回。不久以后，“造反派”们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周恩来始终坚持可以“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你们不能要求把他们交给你们”。在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当听到有人高喊“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时，立即转过身背向听众，以示抗议。等他们改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才转过身来。1967年3月以后，“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进攻日趋激烈，毛泽东指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任何公开表露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情都是非常危险的了。周恩来虽然努力保护这些同志，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们已经行动了，不久之后，首先是王光美，再接着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拉到大会上被批斗去了。7月18日晚，北京100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在中南海墙外展开围攻。墙内刘少奇夫妇则分别被揪到两个食堂批斗。第二天，全国各地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周恩来非常担心墙外这些人冲进中南海。周恩来在门口出现紧急情况时，出面劝说。但江青、陈伯达却在背后做着煽动工作。有一次，上百个人喊着口号，冲进了大门，周恩来立即赶到，非常严厉地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吧！”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崇高威信，这次风波冲击才平定下来。但不久后，刘少奇在中南海被软禁起来。1968年夏的1个晚上，刘少奇突然发烧，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转成肺炎。此后，刘少奇的身体日益恶化。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动员说服了北京医院2名护士前来照顾刘少奇，但他无法护理刘少奇的精神创伤。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6)

“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开始后，除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升级外，对其他一些高级领导同志的迫害也逐步升级，特别是对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迫害更加严重。周恩来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他左支右撑，努力保护身边这些同志。周恩来把谭震林转移到安全地方，不让他公开露面。他又用蒙混、拖延的办法保住了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石油部长余秋里。周恩来组织1个周密的方案来保护那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其中一些人已经受到了红卫兵的摧残、殴打和侮辱。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周恩来曾在夜深人静时，带着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军委办公厅所在地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周恩来与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专门的保护措施，将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2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这期间，北京的“造反派”组织了许多“纠批联络站”进行迫害老干部的活动，在批判陈毅、贺龙、谭震林、李先念等人时，周恩来都曾亲自到场陪着，以便随时加以保护。 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周恩来五次接见了外交学院的“造反派”，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同志。传说，在一次红卫兵批判陈毅的大会上，陈毅站起来发言，按照当时的习惯，手拿“红宝书”，高声读道：翻到第271页。（注：语录本只有270页）在会场一阵沙沙的翻书声和突然的静息之后，陈毅又高声颂道：“陈毅是个好同志！”当时在场的周恩来证实确有此话，平息了场上的哄闹。后来，周恩来感到政府的工作独力难支，许多部门的领导被揪斗不能脱身，长此下去，工作势必有瘫痪的危险。周恩来于是劝说陈毅带头做个检查，以便早日脱身。陈毅最初死活不肯，但后来还是被周恩来所感动，同意用这个办法。1967年1月24日下午时，人民大会堂里，周恩来安排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陈毅宣读了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周在陈讲完后做了总结，说陈毅“为党工作了40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周恩来的讲话赢来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直到掌声停止，他又凑近话筒，说道：“感谢大家的支持！”语调诚挚深情。陈毅这样便成了第1个被解放出来的副总理。 “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开始后，陈毅又被推到风口浪尖上。1967年4月1日，北京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5月12日，周恩来向他们的代表明确表态：“不同意打倒陈毅”。8月11日，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中央文革再次策动召开批判陈毅大会。会间，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周恩来劝阻无效，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后来造反派又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批斗陈毅。周恩来立即表示：“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在周恩来的坚决抵制下，此事方没能发生。此后，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陈毅又一次次避开“造反派”的围攻。 周恩来费尽心力保护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将他们接到中南海或安置在可靠的地方。针对各地、各部门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的情况，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二三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轮流住进中南海，并且把当时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的书记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安置了可靠的地方。江青一伙再三追问这些人的下落，周恩来严厉回斥道：“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敢保证吗？”坚决顶回了他们的要求。 周恩来还多次出马解救那些被前来批斗的群众围攻的老干部，使他们脱离了危险。如1967年7月，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陈再道被诬陷为要搞兵变。陈再道与钟汉华等被通知到北京谈有关问题，周恩来让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实际上是保护起来。林彪、江青一伙煽动一伙人冲京西宾馆。有一天，7000多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周恩来命令傅崇碧等立即赶到现场，并指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按总理同意的方案，陈再道等同志被藏进1个不常用的电梯里，把电梯在八、九层之间停下，告诉他们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信号才能出来。周恩来又将带头煽动的戚本禹找去，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迫使他们有所收敛。 周恩来一次又一次地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要保护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如宗教界代表班禅，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等，以及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当时，有位在革命时期帮助地下党为我们党作出过特殊贡献的熊老板——熊谨汀和他的夫人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大老板。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特意记着他的生日，并带着两瓶酒前往祝寿。见到总理，两人愣住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呀！”总理说：“同事嘛，怎么能不来！我来看看你们，并给老板过个生日嘛。”“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总理马上接过来说：“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嘛，老板娘！还有炒花生米，这总有吧？”亲切的话语让这位老板娘流出了眼泪，她兴奋地说：“有，有，我这就去炒。” 在周恩来的保护下，一大批为我们党、国家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老朋友安全平稳地度过这场动乱。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7)

鞠躬尽瘁入苦海 在“文革”发动之初，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周恩来极力想在思想上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并努力想把这场运动引上正确的路线。他对社会上的无政府状况不能容忍，于是提出一系列对群众运动的限制性的具有约束作用的措施。并且他始终大谈抓生产。这些言行，同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动是完全相反的。于是，造反派们迅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特别是在“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开始后，周恩来被当做“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受到林彪、江表一伙的猛烈攻击。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题为《给周恩来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表示反对周恩来，但他们立即遭到拥护周恩来的广大群众的反击。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揭露和批判了炮打周恩来的学生张健旗。但张健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声明“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这些人最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被迫暂时收兵。 时过不久，1967年5月初，北京大学出现了1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1个“火线纵队”，也以周恩来为斗争对象。5月底，张健旗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张健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随后向周恩来及在其身边工作的同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由于群众的强烈反对，他们的行动被顶了回去，中央文革也不得不派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恩来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反对周恩来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五一六兵团”只得暂时隐退了。 到了1967年8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长陈毅的权，并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受到了严重冲击。这一事件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他认为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动。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表态，表示拥护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中。并且他的身体状况也十分不良。 早在1965年冬天，就发现周恩来患有心脏病，并得出结论是劳累、紧张所致。大夫提醒总理要注意休息。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周恩来终究没法摆脱紧张、繁忙、劳累的工作。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的纠缠，也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7年春天在广州，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不许开。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轮流找红卫兵谈话。一连30多个小时没睡觉，接着又连续70多个小时没好好休息，极度的劳累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了。总理只得开始用药、吸氧。 随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周恩来也被卷入了可怕的风暴之中。周恩来频繁接见红卫兵，做说服引导工作，费心尽力保护老干部。他自己本身也多次受到围攻。1967年8月26日，林彪、江青一伙挑唆“造反派”围攻周恩来，致使他连续八小时不能吃饭休息。他还几次冒雨接见红卫兵，多次为保护老干部而亲自陪斗。 这期间，周恩来已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明显地消瘦了。他的身体状况让人感到非常痛心。他身边的人被迫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提醒他注意休息。1967年2月3日，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大姐〔指邓颖超〕加）情况，从而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常到总理那里的中央领导同志，如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一共有20多人签了名。后来，邓颖超又写了几条补充的具体意见，写成1个小条，贴在了大字报上面。这张大字报被贴在总理的办公室门上。总理看后微笑着在上面批了8个字： “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但后来总理又无奈地说：“我不能休息，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情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周恩来除了许多工作要做外，还得随时应付来自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江青曾说过：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外，都可以打倒。总理自然是在这可以打倒之列。 周恩来没办法去好好休息了！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10年。”1967年夏，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 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一年之后，总理办公室又被迫撤销，只留下2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亲自动手。这样他更没办法好好休息。 有一次，周恩来对身边的一位老同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个行业开展起来后，全国的混乱已经使国家的经济和政府的威信遭到严重的破坏。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同时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常常一口气工作30或30多个小时，有时忘了吃饭；有时一边继续工作一边喝几口稀饭就一点蔬菜。 周恩来除关心当时的政治形势外，还十分关心经济工作，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1966年9月15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周恩来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稳定经济领域的形势。 10月，针对林彪发出的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所引起的全国范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周恩来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以此作为尚方宝剑，同“停产闹革命”的论调做斗争。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提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各生产单位的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地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966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上再次在谷牧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写出的修改稿《十五条》上重申了“业余闹革命”的精神。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但没过几天，陈伯达搞出1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达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而无法挽回经济上的混乱倒退的形势。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开始后非常混乱，到12月27日，仍然没有结果。周恩来感到非常疲惫。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3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1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在1969年第一季度快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其中针对林彪、江青等人搞的形式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语录已发行了7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8)

这期间，周恩来费尽力气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行动做斗争。1969年7月，周恩来出面制止了林彪要将一原子能工厂从一线搬迁到三线的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灾难的破坏性计划。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3月份，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1969年起，全国工农业生产状况稍有好转。但“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 到了1970年，党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复杂。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于是，图谋提前接班。 1970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三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一伙突然打乱会议原定议程，提出要讨论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的野心充分暴露。这个问题成了1个十分紧要的问题。周恩来再次在党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又开始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有一回因连续工作达36个小时之久而昏阙过去。苏醒后他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他主持华北组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随后又投入更为紧张的工作，最终粉碎了林彪的夺权阴谋。 1972年，周恩来被查出了膀胱癌，一直拖到1973年才治疗。这之后，周恩来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没能认真地停下来治疗疾病。在医院里还不断地找人谈话、听汇报、作指示。1975年8月至9月间，周恩来在一次手术后对他的老卫士乔金旺说： “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听之令人心酸。 在总理病重住院之后，江青一伙再次对他发动了围攻。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在天津，江青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给1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要“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其用意十分明显。 1974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重新起用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于是邓小平又再次成为江青一伙的围攻对象。江青利用“风庆轮”事件发动了攻击。周恩来又一次被他们推到了“绞刑架”上。 有一次，周恩来对一位前来探望他的烈士的子女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保护贺龙元帅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此，我（即薛明）家就没有安宁过。家被抄，孩子们也躲到亲友、同事家里去了。 1966年12月24日，体委造反派斗荣高棠那天，贺龙去接周恩来一块去体委。见面后，总理亲切地握着贺龙的手说：“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我们深知总理是为了保护贺龙才提了这个建议的，但由于贺龙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对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觉得不应该休息。他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怎么怕群众呢？把我保起来不行，还是想工作。总理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他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体委的造反派对贺龙也是纠缠不休的，听了总理的指示不敢违抗，也就同意贺龙休息。 1966年12月25日晚，总理派人把贺龙和我安排在钓鱼台住。我们刚住了1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来的电话，叫我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按总理安排，我们转到新六所住。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又跟踪而来，整天闹得不可开交。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贺龙很气愤，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我对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花厅见到周恩来，讲明情况后，总理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个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总理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总理又对贺龙说：“不去，不管他，你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当时正是“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总理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龙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龙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寒冷，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龙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龙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龙说：“你就安心住着吧。”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龙：“你看过报纸了吧？”贺龙说：“看过了。”“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我说：“我念得慢啊。”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总理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1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贺龙和我虽然并不了解周恩来与林彪一伙斗争的内幕，但知道周恩来的处境太难了。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难舍难分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了停，周恩来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贺龙怎么也没想到，此去道路坎坷，荆棘载途。他更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周恩来最后的诀别！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9)

1967年1月20日凌晨3点钟，我和贺龙离开了西花厅，由杨德中和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红旗轿车朝玉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我及护送我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边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我2个人。 我们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打探贺龙和我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都遭到了周恩来义正词严的回绝。2月18日，周恩来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周恩来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不断代表周恩来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龙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杨：“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周恩来对我们的问候：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龙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学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周恩来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会习惯的。你若有事，找总理。自此，贺龙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1967年国庆节后，贺龙高烧至40度，吃饭总吐。周恩来知道后嘱速送301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发送到267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267医院归警卫1师管。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1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又去看了贺龙，同时带来了周恩来亲切的关怀和问候。周恩来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周恩来是怕贺龙再感冒。贺龙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贺龙非常感激周恩来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后，我们和周恩来的联系就中断了。 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林彪一伙更加紧了从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们的迫害。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整贺龙1个人，是在整周恩来。在临离西花厅时，我悄悄地把西花厅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周恩来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周恩来断了联系后，才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贺龙曾叫我悄悄地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我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周恩来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在此，我们一直住到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贺龙去世后，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贺龙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 贺龙含冤去世后，我又回到了象鼻子沟。林彪一伙对我的迫害并未终止。他们先用木板把窗子钉死，不让阳光透进来，日夜用大灯泡照着我，不能入睡。而后又把我押送到颐和园旁边的北京卫戍区警卫1师4连。继之又把我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进行了残酷摧残。 约在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1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1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恩来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恩来派他们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他们告诉我：“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龙最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恩来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我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来以后，我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1978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有一次，邓大姐听我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我住在新疆办事处。周恩来派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来看我。他说：“我代表总理，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不久，我和失散5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1个挨整的印象，而是觉得心里踏实了，觉得贺龙平反有希望了。 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的平反昭雪问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讲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1974年毛主席和邓小平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贺龙平反前，周恩来让邓大姐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找一找贺龙的骨灰在哪里！”作为贺龙的亲人，我是多么?望能够找到啊！此后，邓大姐还曾两次来我家中。第一次来，了解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明说要给贺龙平反，但邓大姐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邓大姐第二次来我家，带来了周恩来的问候，希望我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邓大姐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我说：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那天，周恩来抱病去参加了。事先，邓大姐来电话打过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我将邓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我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在休息室外周恩来的声音。他大声喊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恩来走进来，我急忙迎上去。周恩来紧紧地搂着我，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我望着周恩来那被病折磨得瘦削的脸颊，激动地只说了一声：“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这时，我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恩来严肃地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连续鞠了7个躬。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为贺龙同志致悼词。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是1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听到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贺龙，总理了解你，人民爱戴你，党信任你。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0)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新疆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陆续派了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1942年，在国民党反共高潮影响下，盛世才投靠蒋介石，逮捕、关押了我党一大批在新疆工作的同志。1945年，国共两党达成《双十协定》，其中有一条是释放政治犯。协定签订不久，张治中被蒋介石派往新疆解决三区的暴动问题。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在张治中离渝前夕，亲自到上清寺张公馆，请他依协定精神释放在新疆的这批同志。张治中欣然答应。到新疆后，在屈武协助下，这批同志不仅获释，而且在张治中派人护送下安全回到延安。为此，朱德曾写信给张治中表示感谢。 对林、江反革命集团这种无视历史真相的做法，周恩来非常气愤，他挺身而出，指出新疆这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由他出面向张要求，由张的部下送回延安的。同时，他多次列举张治中三上延安的历史，说明张治中与我党团结合作的关系。 周恩来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疯狂岁月中，能排除各种阻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能在极度混乱中为民主人士排忧解难，是与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也必然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原则分不开的。周恩来认为：我们与党外朋友既然过去一道共事，现在进行建设，就应该继续团结下去，社会主义建设搞成以后，将来一同进入共产主义。“文革”中，他坚持这一认识，他在多次谈到要保护这些人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周恩来提出保护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周恩来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解放后，他多次讲过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 周恩来在“文革”中坚持了“统一战线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讲：使许多朋友理解和原谅了我们的许多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念。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保护的朋友和他们身后一大批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台工作的舞台上时，心中不禁升起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大树阴深荫弱苗 周恩来和张文白（治中）先生是老朋友，从大革命开始，几十年来基本没有中断联系。1945年，在张治中先生第二次赴疆与三区革命人民代表进行和谈的前夕，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到上清寺桂园张的家中当面嘱托，请他到新疆后设法营救、释放我党在那里被捕的一批干部。张治中完成了周恩来的嘱托。解放以后，周恩来和张治中来往依然十分密切，“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又很好地保护和照顾了张治中先生。我（即余湛邦）是张治中先生30年的机要秘书，亲自经历了这样几件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恩来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做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8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恩来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区派了1个连队和1个营部住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做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很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恩来！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张老被抄家后，周恩来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1967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康生在某场合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康生之流明明知道这件事是总理出面委托张老办的，硬要这样做，实际就是要利用这件事整总理。所以张老虽然被保护起来，他们仍不死心。他们知道我和张老的关系，就把矛头对准我，想从我这里找到整张老和总理的材料。那时我每天去301医院向张老汇报情况，送报纸。他们就派人跟踪我，找到我的家。抄了家之后又把我揪到学校，让我交代历史，最后又以所谓公安六条精神为理由坚持要赶我走。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只好给总理办公室值班室打电话，并请张老给总理写了信。总理立即派一名联络员给红卫兵做工作，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这样，我才被保下来。同时，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讲话中驳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蔑之词，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他还提到：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总理不仅保护了革命干部，也保护了张老，保护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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