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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序一

- 序二

- 开场白（1）

- 开场白（2）

- 开场白（3）

- 第一章 少年任侠（1）

- 第一章 少年任侠（2）

- 第一章 少年任侠（3）

- 第一章 少年任侠（4）

- 第一章 少年任侠（5）

- 第二章 千古拂臣（1）

- 第二章 千古拂臣（2）

- 第二章 千古拂臣（3）

- 第二章 千古拂臣（4）

- 第三章 贫贱之交（1）

- 第三章 贫贱之交（2）

- 第三章 贫贱之交（3）

- 第三章 贫贱之交（4）

- 第四章 神秘身世（1）

- 第四章 神秘身世（2）

- 第四章 神秘身世（3）

- 第四章 神秘身世（4）

- 第五章 步入仕途（1）

- 第五章 步入仕途（2）

- 第五章 步入仕途（3）

- 第六章 慧眼独具（1）

- 第六章 慧眼独具（2）

序一

一部充满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史书

汉王朝是我国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建立后，出现的第一个历史高峰，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汉族、汉人、汉语、汉学、汉隶、汉赋……这些永久定性和永远传承的汉文化，都是由于汉王朝的出现而确立的。两汉（西汉、东汉）合计共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由汉代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不仅对中国后世有深远影响，而且对世界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饮水要思源！

对于创建汉帝国的高祖刘邦，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中国人的厚爱与尊重。但是，学术界对刘邦的评价还不一致，这是应该予以澄清的问题。

中国史学界对刘邦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如安作璋、孟祥才在其所著《汉高帝大传》中说刘邦是“布衣皇帝，雄视百代”；还说刘邦具有“作为封建帝王的雄伟气度，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军事上的多谋善断，以及长于识才，善于用人，虚心纳谏，勇于改过等优良品质”。并且说“作为时代的幸运儿，他以自己辉煌的实践创造了赫赫扬扬的不朽业绩，给当时的历史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给后来的历史留下深远的影响。而他的名字也就永远同大汉皇朝结合在一起，作为时代的里程碑雄视百代”。不过，安、孟二位先生也承认，在刘邦身上还存在不可避免的缺点和失误。

应该说，从总体上看，安、孟二位先生对刘邦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也是非常公允的，在中国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然而，在某些非历史读物中，对刘邦的评价却颇有微词，甚至恶意中伤，如把刘邦说成是“无赖”、“流氓”、“不学无术”、“贪财好色”、“阴险毒辣”、“不守信用”、“小混混”等等。

这其中有对古今语言不同含义的误解，也有对历史事件理解不深的问题。

如对“无赖”一词，在秦汉之际本是指没有专业技能、无所依赖谋生的人。如果把秦汉人所说的“无赖”，与现在人所说的“无赖”等同起来，那当然会得出很坏的认识。

再如，当项羽要烹刘邦的父亲太公时，刘邦不仅不痛心疾首，反而对项羽说“要分一杯羹”，就以为刘邦不顾父子亲情，大不孝，缺乏人性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当时，刘邦面对项羽要烹太公的威胁，如果表现出儿女心态，恐慌不安，稍示软弱，那就会使项羽真的把太公烹了，然后再把吕雉抬出来要挟刘邦。如此，刘邦除了投降别无出路。

然而，刘邦满不在乎地对项羽说“要分一杯羹”，却使项羽无计可施。因为他知道即使烹了太公也无济于事，只好放弃威胁，继续与刘邦作军事周旋。

在处理烹太公的问题上，正反映出刘邦的大智大勇不平凡之处。就是退一步说，像古人所说那样“成大事者不顾家”，刘邦为实现建立汉朝大事，而不顾自己的小家。以此标准评价刘邦，也是无可非议的。

对于推儿子孝惠、女儿鲁元小车之事，也应作如是观。至于对诛除韩信、彭越等异性诸侯王事，固然有残酷、违背人情的一面，但站在历史主义高度来评价历史事件，就会看出消除封建割据势力，对于汉初以及后世的社会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足以说明问题。

陈瑞红先生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且有使命感。他写《大风长歌 仁者无敌》是站在民族大义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刘邦。认为刘邦“宽厚仁慈，坦诚直率，豁达大度，天下为公”，“与日月合其明”，“与天地合其德”。认为刘邦“无私仁爱，气度恢弘，推利及人，始终以万民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从而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认为“刘邦是我民族之魂，是我们民族发展壮大，并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旗帜”。

总之，瑞红先生是全面肯定刘邦的，是目前已出版的有关刘邦传记和中国古代史著作中，对刘邦评价最高的一部专著。

《大风长歌 仁者无敌》文字流畅，语言生动，且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作者认为刘邦乃“汉族汉文化”的缔造者，写刘邦就是弘扬汉文化，所以要让所有华人都能读懂。

本书观点新颖，与一般刘邦传记有所不同。对秦末汉初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对于影响后世历史的大事件和风云人物，都有论及，且有独到见解，是一部充满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专著。

如对鸿门宴，一般人都认为项羽是失败者，不杀刘邦最终导致失去天下，然而，本书作者却认为项羽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不战而屈人之兵，仅通过一次宴会就换得了义军最高统帅地位及胜利果实的分配权。

又如对楚汉战争的胜败原因，一般人都认为是由于刘邦善于用人，作者认为那仅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应在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甘为刘邦所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刘邦“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仁而爱人”，才能胸怀人民，以天下为己任，才会百折不挠；“常有大度”，才能容人，用人，使人甘为己用。

另外，对楚怀王在农民战争中的功绩；张良为什么与刘邦一见如故，始终追随之；刘邦为什么欲废太子等等，作者都有与众不同的见解，颇能发人深省。

本书资料翔实丰富，广征博引，言必有据，仅引用相关的诗、词、赋就多达一二百多首，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我与瑞红原来素不相识，经过多次通信及他来家访问一次，才成为忘年交。从来信及谈话中，我发现瑞红是一位颇有抱负，进取心很强的青年，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他对刘邦的认识和评价，我基本表示同意，但我也对他说“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角度出发，是否能看到刘邦也有某些不足之处，在评价用词方面是否也有拔高之处，请考虑”。

瑞红在《大风长歌 仁者无敌》完稿之后，向我索序，我欣然同意。是为序。

朱绍侯于雏飞书屋

2008—09—27

朱绍侯（1926~），男，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新民人，历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199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军功爵制研究》《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与阶级关系》《朱绍侯文集》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主编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中国古代宰相传略》等多部教材和史学著作。

序二

秦汉史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

大汉皇朝的缔造者汉高帝刘邦，不仅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而且在全世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他由一个秦朝微不足道的基层小吏泗水亭长，在风云际会的秦末农民战争中脱颖而出，七载奋斗，一朝辉煌，蹑足九五，登上了大汉天子的宝座。他的奋斗史经过史书的记载，小说的演义和戏剧舞台上的再创造，深深地嵌刻在中国老百姓记忆的简版上。

二是他经历中险象环生的传奇故事和这些故事所展示的一代雄主的独特性格与人格魅力，作为一种历史遗产，具有永恒的美学价值，从而产生了永不衰竭的吸引力。特别是他创立的汉皇朝在其子孙后代手上绵延了400多年的悠长岁月，创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成为东亚无可争议的文明中心。在那个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汉字、汉语也成为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语言文字系统。当大汉帝国的王旗在帕米尔高原的雪峰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清脆的驼铃声也昼夜响彻“丝绸之路”的上空。东西两大文明越过西域的浩瀚戈壁、中亚的崇山峻岭和地中海的汹涌波涛第一次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流。

这样，刘邦和他创立的大汉王朝就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铸就了万古不灭的民族记忆。正因为如此，刘邦和他的事功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和文学家与戏剧家的创作素材。

但是，由于刘邦的事功和历史影响本身就是复杂的，他的性格也是复杂的多面的，更由于研究者和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所角度不同，所持理念各异，对历史文献资料的理解和解释必然歧义纷呈，对刘邦的评价、诠释自然也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历史学家笔下的刘邦，文学作品尤其是戏剧舞台上的形象，自然也就可能大不相同。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允许的。因为只有允许学术充分发挥它的求异功能，对真理的探求才能不断深入。

这里，一部名曰《大风长歌 仁者无敌》的书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它是秦汉史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肯定可以为并不寂寞的这一领域增添更多的热闹。它的作者陈瑞红并不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他大学读的是数学系，研究生读的是管理科学，工作单位是基层乡镇。

但是，近20年来，由于兴趣的牵引，他却将业余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了对刘邦的研究。他几乎搜集和读遍了所有有关刘邦的原始文献资料、后人歌咏的诗文和近代以来的研究论著，并在此基础上，以炽热的情怀，华美流畅的文字，写下了这部著作。

作者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对刘邦的一生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和评价。同时对此前一些论著所表述的观点有意识地做了回应。其中特别对相当一批论著对刘邦的贬斥，如年轻时的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偷鸡摸狗、贪财好色、浪荡成性、吃喝嫖赌，楚汉战争中的为自己逃命而推子女下车的自私，在项羽要烹杀其父时要求“分一杯羹”的无耻，建国后对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的杀戮的残忍，等等——进行了新的诠释和旗帜鲜明的全面的辩护。所有这一切，基本上凸现了本书在学术上的亮点。

在结构安排上，作者有意识地吸取了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优点，每一节讲一至两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再穿插上自己的评判，叙议结合，前后呼应，从而大大增强了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相信它会拥有一个较广泛的读者群。

《大风长歌 仁者无敌》的出版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的作者陈瑞红作为突然闯进史学领域的一匹黑马，在刘邦和秦汉史的研究中给学者和读者提出了一些需要重新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显然能够推进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我本人并不完全认同作者书中所表述的观点，但对他勇于探索和放言高论的胆识还是持肯定态度，因为这应该是以探索真理为最高追求的学者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格。

孟祥才

2008年中秋节于山东大学南山小区寓所

孟祥才（1940~）：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临沂人，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先后出版专著十余部，论文百余篇。代表作如《中国政治制度史&#8226;秦汉卷》《齐鲁思想文化史&#8226;先秦秦汉卷》（与胡新生教授合著）《先秦秦汉史论》《中国农民战争史&#8226;秦汉卷》《王莽传》《刘邦评传》（与安作璋教授合著）《汉高帝大传》（与安作璋教授合著）《汉光武帝大传》（与安作璋教授合著）《新朝旧政&#8226;新帝王莽》等专著，以及《论荀彧》《扬雄述论》《角色错位的悲剧——评刘歆》《论孔融的悲剧》等人物专论。由于教学和科研成绩突出，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开场白（1）

谁是谁非

刘邦是谁？

也许有人不知道，但说起汉族、汉字、汉语、汉文化，哪个炎黄子孙不知道？

刘邦与他所创建的大汉王朝就是汉族、汉字、汉语、汉文化的肇基者。生生一个“汉”字，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的代名词！

一个朝代的名称，竟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记号。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仅有的一次殊荣！也是唯一的一次殊荣！更是永恒的一次殊荣！

汉朝，一个伟大的称号！它是炎黄子孙的自豪，它散发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光与热！

那是一个无所畏惧、敢于挑战世界的时代！那是一个雄伟壮丽、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的时代！那是一个“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的时代！那是一个传奇的、令人无限向往的时代！

汪洋恣肆、铺张扬厉的汉赋，气势磅礴、恢弘壮丽的汉式建筑，长袖飘飘、衣裾渺渺的汉服，古老神秘的汉字，积极进取、勇于事功的汉人——构筑起浑厚博大、质朴凝重的大汉雄风，大汉雄风如黄钟大吕之铿锵、如黄土高原之厚重、如九曲黄河之绵长，支撑着一个优秀民族两千来始终屹立天地之间。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从公元前202年大汉王朝建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对于漫长的历史长河来说，两千年只是一朵翻起的浪花，转瞬即逝。但对于行走匆匆的人类社会来说，两千年已足以使一切都变得漫漶不清或难以想象了。

俱往矣。

先民们朝气蓬勃、如火烈烈的身影，已经模糊、消失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显得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陌生。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回溯历史，抚今追昔！我们更感到创建大汉王朝的刘邦功勋之伟大。

田人隆先生说：刘邦创建的不是一时之功，而是万世之功。的确如此！当我们纵观历史时就会看到，刘邦这位巨人的高度在千年历史大地上的投影，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功成名就的帝王将相都笼罩于其中。

所以，司马迁把刘邦誉为圣人，与尧帝相媲美。毛泽东称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英国著名史学大师汤因比说，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心悦诚服地表示：“若逢高皇，当北面事之，与韩（信）彭（越）竞鞭争先耳。”宋人苏轼曰：“古之英主，无出汉高。”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则感叹：“汉祖之神圣，尧以后一人也。”清人王正诗曰：

汉皇千古一英雄，休笑当年马上功。

试问后来为帝者，谁人曾出范围中。

然而，这样一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近一百年来，对他的评价不仅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那种高度，反而把他的形象弄的十分灰暗，竟然把他说成了“无赖”、“流氓”，脸皮最厚、心肠最黑，是厚黑集大成者。

这不但对刘邦相当不公正，而且违背最基本的历史史实。

为什么说近一百年对刘邦评价较低呢？

笔者查阅了孟庆华先生主编的《刘邦评论》一书，里面记载了汉初至20世纪三百多位政治家、历史学家与文人对刘邦的评价。这本书中存在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20世纪以前中国人对刘邦的评价非常高，20世纪对刘邦的评价出现较多不和谐的声音；二、政治家、历史学家大多推崇刘邦，文学艺术家对刘邦的评价相对较低。

笔者又作了调查，目前市场上关于刘邦的书籍，大多对刘邦的人品评价较低。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更是极尽对刘邦丑化、讽刺之能事。可以这样说，在那些作者的笔下，刘邦就是一个流氓，一个无赖，一个地痞，不学无术，贪财好色，阴险毒辣，不守信用，滥杀功臣。

所以，我们认为，近一百年国人对刘邦的评价总体较低。

对刘邦的评价，尤其是对他人品的评价，分歧极大，几有水火无法相容之势。这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价值观念的反差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刘邦一生作为的斑斓多彩。

自上世纪初至今，对刘邦评价最低且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谁呢？

一是民国奇人李宗吾先生，另一位就是今人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

李宗吾是民国初期的一位奇人，他以《厚黑学》名满华夏大地。近百年来，《厚黑学》一书畅销不衰，可见其影响之大。

李宗吾在《厚黑学》中对刘邦有淋漓尽致的责骂：

“（刘邦）亲生的父亲，身在俎上，他要分一杯羹，亲生儿女，孝惠鲁元，楚兵追至他能够推他下车；后来又杀韩信、彭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请问刘邦的心子，是何状态？岂是那“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项羽所能梦见？太史著本纪，只说刘邦隆准龙颜，说项羽是重瞳子，独于二人的脸皮之厚薄，心子之黑白，没有一字提及，未免有愧良史。

刘邦的脸，刘邦的心，比较别人特别不同，可称天纵之圣。……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他那厚黑的余气，方才消灭，汉家的系统，于是乎绝了……”

在李宗吾的笔下，刘邦是皮厚心黑的代表人物，因为“厚黑”彻底，所以才取得成功。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之后，一举成名，迅速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以，一些人称赞他为“当代大儒”。

也许易先生是“当代大儒”，也许不是。但是，易先生对刘邦的评价却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易先生讲课通俗易懂，诙谐幽默，又占据了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所以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李宗吾先生。

在易先生口中与笔下（《汉代风云人物》一书），刘邦是个“无赖”、“地方小混混”、“愣头青”、“大流氓”、“游手好闲，只知道吃喝嫖赌”、“成天只知道找女人”，是靠“运气好”、“胆子大”才当上皇帝的。

开场白（2）

易先生这些观点对吗？值得商榷。

但是，易先生却是非常自信，说：“只要起点不错，逻辑不错，对我讲述的问题，就有足够的把握，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我错了，那该枪毙的是司马迁！”

作为普通老百姓，大家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搞清真实的刘邦是什么样子，既然有名满天下的“大儒”信誓旦旦地拍胸脯保证，坐在电视机前的市民百姓自然会坚信不疑。

所以，我们判断，易先生对刘邦的评价正影响着当代人并不是夸张。

易中天先生说，他本来就是外行说历史，他是学中文，美学的，而非历史学家。

既然如此，我们也不便在历史知识上对易先生过多苛求。但是，易先生的历史知识，的确令人不敢恭维。仅举一例，易先生在《窦婴与外戚》一文中讲述了汉文帝即位的情节，在百字的叙述中，就有五处严重错误，全部是“硬”伤。这里实在懒得叙述。

易先生说，刘邦“经常被父亲称作‘无赖’”，又说：“他爸——就是刘大叔——一天到晚骂他是无赖！不如他哥刘仲会干活，会挣钱，会置家当。”

刘大叔是否“一天到晚骂他是无赖”，无考！“无赖”之说，只有一个出处。

据《史记&#8226;高祖本纪》，未央宫建好后，刘邦大宴群臣，置酒未央前殿。刘邦给刘太公敬酒，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由此可以看出，刘邦是个“无赖”，似乎没有问题。但，什么是“无赖”？却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将刘邦演绎为“流氓”的重要依据。对“无赖”一词的理解，是个语文问题。

与中文系的教授易中天先生谈语文问题，实在难为情，但是不谈又不行。

《诗经》注：“赖，恃也”。有赖——有所恃；无赖——无所恃！《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注解说，无赖即无所恃以为生。

刘邦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刘太公认为他没法生活，才说他是“无赖”。“无赖”一词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流氓”、“地痞”。（我们在《少年任侠》中有详尽的阐述）

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所使用的词汇往往与后代不一样。所以，阅读古文时，要了解古今词义的变化，切忌望文生义，以今释古。这是中文系最基本的常识吧？

易先生对“无赖”一词作出错误理解，又据此演绎、推理出刘邦是个“流氓”、“大流氓”。这样一来，在易先生的口中，刘邦当上了“流氓皇帝”，并且借助于今天发达的传媒手段，漂洋过海。很快，“流氓皇帝刘邦”的名声飞到大西洋彼岸的异国他乡。

易中天先生又说：“在整个灭秦和楚汉战争中，没有一座城池是刘邦攻下的，没有一个计谋是刘邦策划的，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我该怎么办？”

易中天先生这段话简直是对基本历史知识的无知！

刘邦的作战能力当时属于一流，除了项羽、韩信能与之媲美外（刘邦更擅长战略，项羽更擅长战术），包括英布等在内的一批英雄豪杰皆畏惧刘邦的军事才华。在张良、陈平、韩信没有投靠刘邦之前，刘邦斩杀了秦朝泗水郡守壮，这是史料记载的起义军斩杀的秦朝最高地方官员——

对于刘邦的成功，易先生归结为刘邦“运气好”、“胆子大”。这种观点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毛泽东总结楚汉战争时说：“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结论，与易先生的结论有天壤之别！

至于易中天教授讲述的其他问题，我们在后面都有科学、严谨的阐述分析，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除了李宗吾先生和易中天先生外，还有一些大学者热衷于探讨“痞子文化”，也认定刘邦是“流氓皇帝”（如台湾李敖），更将楚汉战争中刘邦胜利的结果作为痞子文化的源头，似乎若非如此，中国的文化将走向另一个方向。

至于一些名气不大或没有名气的文人，他们之中大骂刘邦者也不在少数。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无赖刘邦能成为开国皇帝》，作者王从圣。

王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有必要在这里解读一下。

王文说：“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因为刘邦打败了项羽而愤愤不平。”（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前面已讲。）“刘邦的人品与项羽相比的确让人不敢恭维。”并列举了刘邦的几件“缺德”事：

一、刘邦被追兵所迫，为了减轻车载重量，刘邦便几次将自己的女儿鲁元公主和儿子推下车子，只顾自己逃命。

二、项羽抓到了刘邦的父亲，将他押到了两军阵前来要挟刘邦，哪知刘邦根本不予理会。刘邦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杀你的父亲，也分给我一杯汤喝。

三、刘邦当了皇帝以后，一个大臣去见他，刘邦正搂着一个女子在那里戏耍，全然不顾大臣的光临，气得大臣回头便走。刘邦放下女子便去追那大臣。追上大臣后，刘邦将大臣按在地上，骑在大臣的脖子上，问：你看我如何？大臣说：我看你就是桀纣一类君主。

四、刘邦瞧不起儒生，竟拿起儒生的帽子往里面撒尿。

王文圣先生最后得出结论：为什么像刘邦这样的无赖能成为开国皇帝？

是因为他不遵守道德约束，而项羽的失败是由于“有着严格道德戒律束缚”。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陕西电视台请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录制节目，他们也认为项羽是个大英雄，要让自己的孩子学项羽，做项羽式的人。

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对孩子的误导！

先说第一件事情，刘邦在逃跑时把儿女推下车。

刘邦将孩子推下车，是为形势所迫，是无奈之举。当时，楚兵在后面紧追不舍，汉军将士拼命抵抗已经牺牲了很多人。有个孩子在车上，影响了逃跑的速度，如果把孩子推下车，那么车子可以跑得更快，保护刘邦的将士则可以少死一点，刘邦此举，是用自己孩子的性命换取将士性命，这不是凸显了其人格中的“仁义”的一面吗？如果为了自己的孩子而牺牲更多的将士，就应该吗？这值得表扬吗？

这是其一。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果让项羽的追兵赶上，刘邦必然是死路一条，两个孩子也会死于乱刀之下，试问，这种结局就好吗？刘邦舍弃孩子而自逃，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这是其二。

“为天下者不顾家”，在生死关头，人总要有一个选择，刘邦选择了事业，牺牲自己的儿女，这凸显了一个政治家的胸襟。古往今来，这样的事情并非没有，为什么偏偏指责刘邦呢？

这是其三。

所以，刘邦此举不仅不是无情无义，反而显示了他“仁爱”的品质。他对自己的儿女无情，是为了保护他手下的将士，是为了天下大业。一句话，为了他人的利益和天下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这件事情我们在《大德胜天》中要专门阐述，这里不再多讲。

第二件事情，刘邦要分一杯羹。

项羽与刘邦在广武战场对峙，刘邦坚壁清野，不与项羽交战。楚军缺粮少草，急于和汉军在战场上决一雌雄。项羽就把刘太公绑在肉板上，威胁刘邦，逼迫他投降。

试问，刘邦能投降吗？不可能！如果投降了，不仅救不出刘太公，而且刘邦自身难保，更对不起跟随刘邦浴血奋战的数十万汉军将士。

刘邦要“分我一杯羹”，非但不足以证明刘邦不讲什么道德，相反还表现了刘邦“为天下者不顾家”的政治家的博大胸襟，以及临危不乱的机敏智慧和策略。

刘邦讲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德！刘邦不是不孝顺，刘邦之举是人间“大孝”。

那些为了自己所谓的孝道而牺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人，怎么能与刘邦相提并论？

一个人为人处世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在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要有牺牲亲情的胸襟与气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此事将在《分一杯羹》中专门解读，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刘邦骑在大臣脖子一事，牵扯问题较多，我们在《东宫惊变》中有专门的讲解，请大家在那里探讨。

第四，刘邦瞧不起儒生，竟拿起儒生的帽子往里面撒尿。不要说没有此事，就是确有此事，刘邦这样做也并不过分。

为什么呢？秦始皇以法家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认为“儒以文乱法”。这样一来，儒生就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当然被社会看不起。刘邦对他们有偏见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奇。此事在《扶义西行》中专门讲解，请大家关注。

由此可以看出，王文说刘邦不遵守道德约束的论据全都站不住脚。司马迁在《史记》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刘邦是“仁而爱人”，不讲道德、残暴不仁的恰恰是项羽，这是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开场白（3）

刘邦以宽仁定天下，“一夫之饥犹己饥之，一夫之寒犹己寒之”，在军书旁午、鞍马劳顿的日子里，随时随地关心百姓疾苦，制定一些惠民政策。

进入咸阳后，刘邦封闭府库，还军灞上，同关中人民“约法三章”。公元前205年，汉军重新夺回关中后不久，刘邦即下令“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初步满足了关中部分少地和无地农民的要求。同一年，关中发生饥荒，刘邦又“令民就食蜀汉”，使百姓不致因自然灾害而大量死亡——

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恕不一一列举，我们后面都会讲到。

所以，刘邦被人称为“大人长者”。

什么意思呢？

大人：是德性高尚的人。《易&#8226;乾》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荀子&#8226;解蔽》曰：“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

长者是什么意思？《韩非子&#8226;诡使》上说:“重厚自尊，谓之长者”。怀王诸老将曰:“独沛公素宽大长者”。

所以，王文《为什么无赖刘邦能成为开国皇帝》中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刘邦是大汉王朝的肇基者，他的人格基因流淌在汉文化的血液中。他建立的不是一时之功，而是万世之功，理应得到我们全体炎黄子孙的尊敬，即使他有缺点，也应客观公正地指出来，这也无可非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却不能违背最基本的历史史实，缺乏最基本的逻辑推理，丧失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黄沙漫漫漫无天，河波层层层不断”。大汉王朝是一个创世的时代，一个打拼的时代，一个令十几亿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时代。研究汉文化，探讨汉文化的内涵，弘扬传承汉文化，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重要而现实的深远意义。而对汉文化肇基者刘邦的不公正评价既影响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也不利于弘扬汉文化。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一曲《大风歌》传唱了两千年，传颂出古老中国雄浑博大的情怀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也传唱出每个炎黄子孙内心焦灼的呼喊：

“我愿重回汉唐，再奏角徵宫商；

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

我愿重回汉唐，再谱盛世华章；

何惧道阻且长，看我华夏儿郎。”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是：找回祖先的骨气与自尊，找回祖先的质朴坦诚与仁义忠信，找回博大凝重的泱泱汉风。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拂去历史的灰尘，还原大汉帝国的真相。试想，一个连历史真相都模糊不清的民族，就妄谈民族复兴，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作为大汉帝国和大汉文化的肇基者，刘邦无疑是我们研究的重中之重。没有刘邦，就没有大汉王朝，就没有大汉雄风。在那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之所以能灭秦剪项、一统天下，名垂青史，靠的不是“运气好”、“胆子大”，靠的是过人的学养，靠的是那些隐藏在冰山下面的优秀素质。司马迁是一代大师，他用了仅仅十个字，就把刘邦的优秀素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哪十个字？“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这十个字纲举目张，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刘邦的人格尊性、如姚苎说：“一篇提纲语。”所以，刘邦的胜利是仁者的胜利。他的胜利，对于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有着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刘邦的一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青少年时代、亭长时代、沛公时代、汉王时代、皇帝时代。

刘邦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国末期渡过的，亭长时代是在秦王朝治下渡过的，沛公时代指秦末起义时期，汉王时代大体上是楚汉战争时期，皇帝时代指即大汉皇位后。

关于沛公时代、汉王时代、皇帝时代，后人研究的较多，但是关于刘邦的青少年时代和亭长时代，学者们缺少相应的关注。这样不仅人为地割裂了刘邦的人格形象，而且严重影响了对刘邦的客观认识。为什么呢？

因为刘邦起义反秦时四十七岁，人生已过去四分之三。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基本上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塑造而成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性格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易改变。刘邦的思想与性格无疑是在战国时代形成的，并深深打上秦帝国的烙印。所以，对研究刘邦的学者而言，有意或无意忽略战国时代和秦帝国时代的刘邦，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在成长发育阶段所形成的自我个性，会深深影响他将来的事业、婚姻和家庭。

那么，刘邦他的青少年时代是什么样子？青少年时代的人格塑造对他的一生有什么影响？

欲知详情，请看第一章——少年任侠。

第一章 少年任侠（1）

我们上一章讲到，刘邦年轻时究竟干什么。他是如何度过自己骚动的青春时代的。

关于刘邦青少年时代的事迹，司马迁没有详细的叙述。班固的《汉书》基本上照抄《史记》，没有增添新的内容。后人关于刘邦的传记出了不少，良莠不齐，林林总总，但对青少年时代的刘邦总是缺少关注，从而忽视了青少年时代对刘邦人格塑造的深刻影响，以至于不能全面认识刘邦，更有甚者，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污蔑刘邦。这固然有个人心理因素的原因，但也和缺少史料有关。

《史记》中涉及刘邦青少年时代的记载主要有五处：

一是《史记&#8226;高祖本纪》。司马迁说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其父刘太公说他是“无赖，不治生产”。

二是《史记&#8226;韩信卢绾列传》，刘邦“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

三是《史记&#8226;萧相国世家》，当刘邦犯法时，萧何则“数以吏事护”之。

四是《史记&#8226;项羽本纪》，范增认为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

五是《史记&#8226;齐悼惠王世家》，司马迁在本篇中记载，刘邦有一个婚外生儿子刘肥，其母曰曹氏。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一些人便给早年的刘邦勾画出一副“流氓”形象：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坑蒙拐骗，贪财好色。一个地地道道的黑社会分子，一个纯纯粹粹的痞子无赖。

单从字面意义上去认识，刘邦年轻时的形象大抵就是如此。然而，如此考察事物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即忽视了秦汉时期的历史环境。考察任何人物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要“历史地对待历史”，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环境之中去考察。

历史环境并不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场景，并不只是一个年代的坐标，而是一个丰富而又生动的现实社会。在历史环境中，人物是历史的人物，历史是人物的历史，两者就像融为一体的鸡尾酒，无法抽离出任何一个单独品尝。

所以，我们只有深刻了解秦汉时期的社会背景、风俗习惯，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问题，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真实的结论。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的分析，对秦汉时期的社会背景缺乏深刻的认识，忽视了时空转变对字意、词意的重要影响，就很容易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甚或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

为了比较清晰地还原刘邦青少年时代的真实面貌，我们把刘邦行为“不端”的证据一一列举，并以一颗敬畏与感恩的心阅读《史记》等经典著作，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作深入的阐释和分析，对秦汉时期人的精神气质进行一次更深的沉潜和更新的体悟，就会见别人之未见，得别人之未得。

首先，刘邦是不是无赖？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刘邦称帝后，“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刘邦一时高兴，给父亲祝酒，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意思是，父亲大人时常说我是无赖，不会操持家业，没有二哥刘仲的本事大，你现在比一比，是二哥的家业多，还是我的家业多？

这段故事被某些人大加渲染，成为批评刘邦的“铁证”。在这些人的思维意识中，刘邦的老爹说他是无赖，刘邦自己又承认，显而易见，刘邦不是无赖是什么！

这种演绎推理看似无懈可击，其实存在一个致命错误。什么错误呢？忽略了时空转变对词意的影响！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地球在运动，宇宙在运动，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不例外。语言是发展的，词义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同是一个词就有了古义与今义的差别。这种形同而意思古今不同的词，在阅读古书时很容易引起误解。

所以，注意区分古义与今义的不同，就成了我们准确理解古人语言的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今天的“无赖”几乎等同于流氓，欺男霸女，游手好闲，甚至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那么，古代的“无赖”一词是什么意思呢？

辛弃疾有一首很有名的词《清平乐&#8226;村居》，是这样写的：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斗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这里的“无赖”是活泼可爱的意思，是褒义词，完全与今天的词义不同。《史记&#8226;高祖本纪》中的“无赖”一词作何解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注解说，这里的“无赖”是指无所恃（zhi）为生，没有一门吃饭的手艺，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没出息”。

显而易见，古今书写相同的词，其词义并不尽相同。所以，我们阅读古文时，要了解古今词义的变化，切忌?文生义，以今释古，唯其如此，才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古书中的内容。

也许朋友会问，刘太公为什么说刘邦没有出息呢？这必须考虑父子二人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的差异，我们下面会讲。

第二，刘邦是否贪财？

回答是否定的。那些说刘邦贪财的学者专家简直是对基本历史事实的无知。司马迁在《史记》中，班固在《汉书》中一致评价刘邦“仁而爱人，喜施”，这样一位喜爱施舍，视钱财如粪土的人，怎有贪财一说？

第三，刘邦是否游手好闲，不读诗书？

唐人章碣曾作《焚书坑》一诗，曰：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是一首讽刺诗，有力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虐和愚昧，指出秦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施行暴政，焚书坑儒并不能阻止人民造反。这首诗议论精警而有新意，语言看似委婉平淡，却机智、冷峻，出之于调侃的口吻，包含着鲜明的态度和强烈的感情。

由于这首诗浅显易懂，所以流传很广，影响非常大。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刘邦不读书的粗野村夫形象就定格了。然而，章碣的这首诗与历史事实有着一定的出入。

虽然《史记&#8226;高祖本纪》中没有正面记述刘邦“学历”的文字，不过在相关史料中仍可找到某些证据：

一证，《史记&#8226;韩信卢绾列传》载，“高祖、卢绾同日生”，及壮，“俱学书”。

二证，刘邦在《手敕太子》一文中表白：“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以自辞解”。

所谓“不大工”，指文章写得不太好；所谓“自辞解”，指看得懂，写得出，不需要秘书代劳。他的儿子刘盈是自小读书的，但刘邦与儿子比较后，说了句实话，现在看你写的文章，还不如我哩。

刘邦对自己的文化水平，一贯低调估计，不事吹嘘。他能批评在皇宫受教育的刘盈，可以想象他在这方面的水平不低。

三证，刘邦在晚年能写出文辞并茂的《大风歌》，足以证明其文化修养非常高：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第一章 少年任侠（2）

这首诗歌意蕴深远，气势恢弘，节奏明晰，音律铿锵，毫无雕琢之感，乃千古绝唱，历代诗文品评家无不对此推崇备至。

大文学评论家刘勰称赞它为“天纵之英作”，宋代陈岩肖说：“汉高帝《大风歌》不事华藻，而气概远大，真英主也！”明代胡应麟更称誉它是“千秋气概之祖”。凌稚隆引朱熹曰：“自千载以来，人主之词未有若是壮丽而奇伟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刘邦并非人们心目中不通笔墨的文盲，其文化修养是相当高的！

第四，刘邦是酒色之徒吗？

在《史记&#8226;高祖本纪》中，司马迁说刘邦“好酒及色”。

关于好酒，我们稍后再讲，先说好色。

《史记&#8226;齐悼惠王世家》记载：

“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

这条史料表明，刘邦在与吕氏结为夫妻之前，有一个情人，并生有一子刘肥，刘邦称帝后立刘肥为齐王。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主人公不是道德败坏，就是作风不好，定会被千夫所指。即使在性观念开放的美国，也会成为舆论批评的靶子。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判断刘邦是个好色之徒呢？

不能！

为什么？因为秦汉时期的节烈观念比较淡薄。

翻开秦汉史籍，每每可以发现婚外发生性关系的记载。在汉代，女子可以公开姘纳情夫（面首），如汉武帝女鄂邑盖公主通奸丁外人，武帝姊馆陶公主宠幸董偃，人所共知。公主不讳私夫，天子安之若素，朝野司空见惯。上层社会如此，民间的情况同样令人吃惊。我们知道，西汉有两位著名的抗击匈奴的大英雄——卫青与霍去病，他们都是基层官吏与奴婢的私生子。

如果把时间稍微上溯一点，还可以看到更惊人的例子。像在秦国历史上左右政局达41年之久的宣太后，便曾公开与戎王义渠姘居，还生有两个儿子；她临死时，竟又嘱咐把男宠魏丑夫殉葬。秦始皇母亲与吕不韦、嫪毐的关系，也反映了当时两性关系的轻率。

秦汉时两性关系少节烈观，还反映在妇女再嫁上。

当时寡妇再嫁及男子娶再嫁之妇，都是极其平常之事。甚至贵为皇帝、太子，亦不讳娶再婚之妇，如成帝将已适人之王凤小妇弟张美人纳后宫，景帝为太子时纳已生育的金氏妇等。鲁迅先生曾指出说：“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

每一个时代，因为某种特定的社会风气，都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当一种风气弥漫在社会之中，人们有意无意地进行模仿。用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来说，这几年流行吊带背心、露肚脐的裤子，风靡一时，不论是在大街小巷，还是在公园商场，几乎每个青春少女都如此着装，这是一种风气。

所以，在两性关系开放的秦汉时期，刘邦有一个情人曹氏，并不是什么花边新闻，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毫无谴责之处，更谈不上好色。

第五，少年刘邦为何常常惹官司上身？

《史记&#8226;萧相国世家》和《史记&#8226;韩信卢绾列传》都记载，刘邦为布衣时，曾多次因吃官司而逃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是他的难兄难弟；后来成为大汉第一任相国的萧何，则时时利用手中职权庇护他，是刘邦的保护伞。

难道是刘邦寻衅滋事，打架斗殴，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抑或是欺行霸市，敲诈勒索，丧尽天良，残害无辜而触犯法律？

如果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目光瞄向先秦时期那个伟大的群体——任侠！

要弄清楚什么是任侠，首先得辨一辨什么是侠。

什么是侠？历来有多种解释，但这些解释往往局限在“武”字上。这可能因为韩非子的《五蠹》篇中有“侠以武犯禁”、“游侠私剑之属”等的话头。实际上，最早被称为侠的人并不以“武”闻于世，司马迁在《史记&#8226;游侠列传》中所标举的延陵季子、战国四公子，还有朱家等人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再如张良，拔剑不能举臂，登车不能扶轼，长着一副“妇人好女”的相貌，但却侠气难忤，为报灭国之仇，与力士击秦始皇子博浪沙中。

所以，侠并不仅是以个人勇力见长的一类人，也不仅是“玉剑膝边横，金杯马上倾”的武林高手。他们是忠于国家义无苟且，或忠于知己不惜身报，临强敌而无畏，持高节而不迴的大英雄，是乱世中道义的风向标。

他们追求公平与正义，靠的是一种舍我其谁的心力和勇气，靠的是一种排除生死、义无反顾的超人般的意志。“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

第一章 少年任侠（3）

中国古代的侠者，最初诞育于风云■洞的大变革时代。由春秋至秦初，天下纷纷，治乱相替，中国封建社会在战火中摸索着自己的前途，摸索着由无序走向有序的道路。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入历史舞台，在沧海横流中，开始他们的人生历练的。

侠的出身很复杂，主要有三种情况：

首先，侠从先秦社会的“士”中分化出来。

“士”是先秦社会最为重要和最为活跃的一个社会群体，它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以后几千年中国的社会文化的面貌。

那么，“士”的概念是什么？

起初的士一般指武士，在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在周天子领地或诸侯国中的基层行政机构内担任职事官，以及卿大夫家中的家臣。士从身份上说，是最低一个等级的贵族，其地位与职业是世袭的。他们为官作吏，或能分得一块土地，或能有俸禄足以“代耕”，这是“士”在周初的情况。

西周中叶以后，随着“礼崩乐坏”，“强凌弱，众暴寡”，周初分封的贵族秩序被打乱，士就从原先那个政权金字塔中剥离出来，既脱离了原来曾经拥有的固定的生活资料，又脱离了原本十分稳定的职守及法定的社会关系，“降在皂隶”，“于今为庶”，朝夕间如飘忽之浮云，无根之转蓬，成了社会的游离分子。

最初的侠便是从游士这个阶层中分离出来（或者也可以说是未分离出去）的武士。这些武士仍保持着朴素的、源于史前时期华夏初民习武尚武的传统，保持着勇猛强悍的民族特质，并不断汲取民间社会的文化营养，按照武士所特有的传统和风格向前发展。

因此，萌芽状态的“侠士”便产生了。

其次，侠还来源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部分民众。

引导我们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是司马迁的《史记&#8226;游侠列传》，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说：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同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司马迁在文中所列诸位有道仁人尚且如此，那么，一般平民百姓遭逢乱世，自然有更多厄运。这里，太史公给我们留下两个问题：

其一，这些人的厄运是怎么产生的，是个体的主观招惹，还是外界的压迫？

其二，当人们遭受厄运亟须帮助时，国家政府能否伸出援助之手？如果不能，百姓又能指望什么人？

显而易见，在政治清明、世道祥和的社会里，法律完备，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即使有局部不能调和的利益冲突，也可以通过秩序化的改革措施加以解决。某些社会成员即使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遭遇厄难，国家机关自会为其主持公道，赈济抚恤。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个人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侠这个群体也就不可能形成。

但是，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乱世之秋的中国人，就没有那么幸运。

中国历史自春秋开始至于秦始皇统一天下，整整五个半世纪，几乎都是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度过的。五霸争强，七雄角力，历史在刀光剑影中步履维艰，百姓在惊恐和死亡的威胁下苟延残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各诸侯国无意或无力履行自己的责任，顾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庶民黔首，千百万黎民百姓成为爹不管、娘不养的政治弃儿。

所以，当他们受到强权的摧残，受到恶势力的压迫，以至尊严遭到戕害，生存变得困难，乃至失去希望时，他们中的某些人就基于一种急公好义的天性，秉着一种社会良知，在内心道德信念的指引下，自觉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如陈继儒在《侠林叙》中所说：“贫贱非侠不振，患难非侠不脱，辟斗非侠不解，怨非侠不报，恩非侠不酬，冤非侠不伸，情非侠不合，祸乱非侠不克。”这也是人们给予侠者同情与期待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在心底里对侠的同情与期待，又反过来刺激和鼓励一些人义无反顾地步入侠的行列。即所谓“欲除天下不平事，方显人间大丈夫”。

再次，侠来源于各诸侯国内的贵族卿大夫。

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极其激烈，为了在争夺战中取胜，至少要使自己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一些有眼光的贵族卿大夫就千方百计地招徕有一技之长的游士，替他们妥善处理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这些养士的贵族也是最初的侠者，如战国时期的四公子等。

虽然我们指出侠来源于上述三种集团，但实际上，一个人为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简单地用平民、贵族，抑或游士、富豪的标准来区划。因此，拘泥于侠出生于哪个社会集团，没有太重要的意义。

与其说侠是一特殊的社会集团，不如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气质的社会人群。还有的学者把侠比喻倚瘦马、仗残剑、披破布去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的堂吉诃德，当然没有堂吉诃德那样荒谬不经。

第一章 少年任侠（4）

这样的解说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也切合事理与人情。当社会处于大变革时代，所谓风雨■洞之际，最容易产生社会角色的错位，社会各阶级、阶层都会发生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层级变化，任何一个阶级阶层的人，都可以因这种变化而加入到为侠者的行列。再者，行侠就其本义而言，是一种付出的行为，而非世俗间以得利或生利为目的的获得性行为。他们如歌中所唱“常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没有哪一类人可以专门赖此为生，或非得行此才能生存，自然也就没有哪一类人可以专擅其美。

由于游侠最初的集团构成很复杂，所以就直接影响了侠的人群特征和人格特征的建成。

品格高尚者刚毅坚忍，尚友重信，严于律己，爱名重节，甚至为求社会的公正不惜身陷法禁。恶劣者呢？或呼朋引类，招摇撞骗，或武断乡曲，称霸一方，等同于盗匪和草寇，成为危害地方的罪魁祸首。

司马迁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史记&#8226;游侠列传》中对真正的游侠大加赞赏，认为他们“私义廉洁退下”，“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们，不惜触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观念，“有足称者”。而对于假游侠，他是痛加指责，“至如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决，游侠亦丑之”。

为了便于区分真、假游侠，我们把那些假侠称之为流氓，那些真正的侠则命名为任侠。“任”字是什么意思？《墨子&#8226;经》上云“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韩兆琦先生认为“任侠”是以他人急难为己任，即好打不平的意思。

据《史记&#8226;留侯世家》，张良“居下邳，为任侠”；《史记&#8226;季布栾布列传》说季布“为气任侠”；季心“为任侠”等等。

至此，我们简要介绍了侠的起源、构成与秉性。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看，刘邦是任侠，还是流氓？

任侠一般有三个特点，哪三个特点？

一、轻财傲物，平等待人。

翻开历史典籍，我们就会发现，任侠大都有一个特点，不事生产，轻财傲物。

对人亮直无伪，胸怀坦荡，以平等之心待人，虽然出身各异，仍可为兄弟，做朋友。所谓“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沽亦与群，不问君是谁”。所谓“八方异域，异姓一家”，不论“帝王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

张良是原韩国贵族，有家僮三百，弟死不葬，并将全部家产变卖出售，广交天下豪杰。刘邦呢？“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喜施（舍），意豁如”，视钱财如粪土。再者，刘邦“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故”，不论是对守门人，还是站岗的士卒，刘邦皆一见如故，毫无歧视之意。

二、具有无所畏惧、敢于冒险的胆气。

所谓“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这种血性气质，决定了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胆量和坚定的意志。当面对强敌，或身濒绝境，他们从不顾虑危险，依然披荆斩棘，冲锋陷阵，所谓“气高轻赴难”，正是这样一份从容镇定的真实写照。

荆轲歌罢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明知一去不复返仍义无反顾前往；在秦始皇面前，当秦舞阳吓得面无人色，他却镇定自若，图穷匕首现；事败身残，尚依柱而笑，箕倨而骂，是何等的胆量。

刘邦何尝不是如此？秦末农民起义中，当楚怀王心选择西征军将领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人关”，骁勇善战如英布等人也做了缩头乌龟，刘邦凛然不畏强暴，领兵西征，亲手撕下秦王朝的最后一页日历。

三、铁肩担道义，热心救苍生。

任侠临危不惧，威武不屈，敢于担当，敢于冒险。那么，他们这些超强人格的动力来自何处？一言以蔽之，就是“义”。或者说，他们之所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正是为了维护这个“义”字。

义是什么？历来颇多异说，而且“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但不管怎么说，很多人同意“义”是区别侠之真伪的分水岭。

在人格心理学上，有一个“超越性动机”的概念，它是人受存在价值而不是基本需要的支配走向自我实现的动力。

汪涌豪先生认为，如果用在对侠的分析上，“义”就是一种“超越性动机”，所谓“至行过人”之义，它不仅指人的思想行为应该遵守的一般社会原则，和人们判断是非的一般评价能力，更是指人在走向自我实现过程中，必须遵奉的不计功利的纯道德或超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对真、善、美这些崇高理想的忠于与守望。小而挺身维护他人利益，大而拯百姓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独任天下之重而无所回避。

这“义”就远远超出了一般社会人群所认可的当然的适宜程度，表现为?种超道德的特征。冯友兰据此认为，它“比其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高”。

如春秋时的曹沫，在鲁庄公向齐桓公割地求和的盟会上孤身短剑，绑架了不可一世的齐桓霸主，迫令其无条件退还所侵占的鲁地。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称赞，“曹子一怒以安国家、定社稷，伟哉，旷古之奇功也”；因而将曹沫标举为“其千古武士道之模范矣”。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刘邦“仁而爱人”，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如在为秦朝官府送徒咸阳中纵徒。再如毅然担任沛公一职，沛县起义后，萧何、曹参等人皆“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不愿担任起义的首领，只有刘邦“非敢自爱”，为“完父兄子弟”大事，绝弃庸常的情怀，不以一身一家为念，毅然决然挑起义军的大梁，高举起反秦的大旗。

第一章 少年任侠（5）

至此，我们就豁然开朗，明白了刘邦年轻时为何常常招惹官司。

原来，少年刘邦要做一个扶危济困，声名远扬的任侠。所谓“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所谓“欲除天下不平事，方显人间大丈夫”。这种对人间正义的信仰，这种对道德情感的追求，使刘邦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持久地占据着他的情感世界、价值世界。只要他人蒙受不公正待遇，刘邦总要用舍身忘己的努力，去讨回一个公道，甚至不惜触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观念，可能从此只能亡命他乡。

更何况，在刘邦早年生活的战国末期，政治环境险恶，社会风尚浅薄，诸侯混战，纲纪废弛，礼崩乐坏，上至人君，下至一般官吏，人人怀自利之心，又有谁去关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黎民百姓？

当他们遭遇厄难时，国家不能给予赈济，受到欺凌时，法律不能替其讨还公道。他们唯一寄予期望的就是刘邦这样的任侠，愤起代天下人厉行公道，主持正义，使善良的人们得伸冤气，暴豪之辈有罪难逃责罚。

侠之行义，不论对象，不问亲疏贵贱，义之所在，即身之所在，人之所在，即命之所在。正因为刘邦追求这“正义”两字，敢于抗击强暴，不畏权势，所以才得到了大多数普通人的敬重。心底坦荡的樊哙、憨厚正直的周勃等人都成为刘邦早年的患难之交，更有时时刻刻追随刘邦的卢绾，常常利用手中权利袒护刘邦的萧何。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纪信和陵母，纪信在荥阳之中甘愿为刘邦献身，最后惨死；白发苍苍的陵母为坚定儿子王陵跟随刘邦的决心，不惜以身伏剑。这两个彪炳千秋、流芳青史的故事不是昭示了人心之所向吗？

刘邦这类任侠的出现，一方面表明战国时期社会的极度动荡和混乱，非世道之幸，非国家之幸，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万民之幸，社会之幸。

在那个万马齐喑、风雨如晦的乱世之中，他们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们，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用自己慷慨而壮烈的生命给当代和后世留下光辉的榜样，他们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是中国人的“社会良心”。

至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刘邦为什么“好酒”了。

作为一个男人，喜欢喝酒算不上什么缺点，这是个人的爱好。就像有人喜欢吃汉堡包，有人喜欢吃烧饼油条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一旦遭逢知己，感人恩重，便会想到一醉尽心，如此“然诺杯酒间，泰山心不移”，如此“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实际是一个人性情豪放和磊落的生动体现。

“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说的是酒与侠的内在联系，少年刘邦是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的任侠，唯英雄好汉才饮酒，这是侠客的通识。酒精的作用与磊落的意气相结合，更能激发其天性中本有的豪纵和开张。酒与侠是一种天然的契合，一个年少轻狂，刚肠激烈；一个质朴热辣，正配入其刚肠而增其色。

所以，“少年喜任侠，见酒气已吞”，所以“相逢意气为君饮”，“新丰美酒斗十千”。因此，刘邦喝酒乃性情所至，不足为奇。

即使这样，史书中却没有刘邦喝酒误事的记载。

那么，少年刘邦为什么要做任侠？

从心理学上讲，人的性格形成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先天遗传，二是后天环境。先天遗传是不可改变的，如果先天遗传不足，那就在起跑线上比别人短一截，而后天环境对性格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成长中的青少年总是模仿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的英雄人物（他们认为是英雄人物）。所谓直接接触就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联系，所谓间接接触就是通过道听途说或读书等其他方式而获知，孙中山不认识洪秀全，但他是通过村中老人所讲的故事而接触了洪秀全，从而以他为榜样，自诩为“洪秀全第二”。

其实，每个人（特别是青少年）心目中都有自己的榜样，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讲，就是偶像。少年刘邦也有一个人生偶像，毕其终生，刘邦都对这位偶像崇敬不已。历史证明，这位偶像对少年刘邦的人格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这位人生偶像是谁？他对刘邦究竟有哪些关键性的影响。欲知详情，请看下章——千古拂臣。

第二章 千古拂臣（1）

我们上一章讲到，少年刘邦有一个青春偶像，这位偶像对他影响终身。即使他蹑足九五，君临天下之后，举手投足间仍能折射出青春偶像的历史投影。

那么，这位青春偶像是谁呢？

他就是信陵君——战国末期魏国公子魏无忌。

我们上一章讲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旧的体制解体，“士”这个阶层剥离出来。由于这个阶层的人大多有一技之长，他们或以超人的智谋，或以过人的胆识，甚至以刺探暗杀、鸡鸣狗盗等“奇计异巧”，影响着那个时期的政治和军事。

因此，社会上兴起空前的养士之风，一些王公贵族更是广开门路，兼收并蓄。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四个人，哪四个人？

他们是魏国公子魏无忌，史称信陵君；赵国公子赵胜，史称平原君；齐国公子田文，史称孟尝君；楚国公子黄歇，史称春申君。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大公子，名满一时，海内皆知。

不过，看似人气指数差不多的四大公子，不论在当代还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截然不同，论者往往对信陵君更为垂青。

据《史记&#8226;魏公子列传》，“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意思是，刘邦早在青少年时就一直听说信陵君的故事，甚是仰慕。等当上皇帝后，每次从魏国故都大梁经过，都要去信陵君的纪念馆（祠）虔诚祭祠。“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刘邦为信陵君安排一批看守坟墓的专业户，让他们世世代代奉祠他。

这样做，刘邦感到犹未表达出自己的敬意。还能怎么做？每次经过大梁，他还要亲自安排当地百姓，不要断了信陵君的香火，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纵观《史记》《汉书》等史料，我们得知刘邦是一个不拘小节、豪爽坦荡之人，“意豁如也”，说话直来直去，讨厌繁文缛节。当皇帝后，叔孙通制定朝仪，刘邦告诉他，你千万别搞的太麻烦，“度吾所能行为之”，考虑到我能做得到。

对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素昧平生的陌路人，刘邦却一反常态，不厌其烦地安排了又安排，嘱托了又嘱托，表现的有点啰里啰唆，婆婆妈妈，完全不是平日作风，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怎么解释这一反常事件？唯一答案就是，刘邦乃信陵君的忠诚粉丝，一生一世皆崇拜不已。

其实，不仅是刘邦，司马迁也是信陵君的粉丝。司马迁为平原、春申、孟尝三君立传时，皆以封邑系，如《平原君列传》、《孟尝君列传》、《春申君列传》，独对信陵君尊以国系，作《魏公子列传》，在传中司马迁言必称“公子”，共一百四十多处；并且以魏国灭亡缀于传末，以示其一身生死有关一国之存亡。其景仰之情，溢于笔端。

信陵君究竟有何人格魅力，竟令泱泱大汉开国帝王毕生仰慕，竟使一代宗师司马迁用饱蘸强烈爱憎的巨椽去讴歌，去赞颂？

据《史记&#8226;魏公子列传》，魏公子无忌是战国末期魏国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xi）王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元前277年（魏昭王十九年），魏昭王卒，安釐王即位，封无忌为信陵君。信陵君出身王室，天潢贵胄，但他对任何人，不论是帝王神孙，富豪将吏，还是贩夫走卒，渔户猎人皆毕恭毕敬，真诚接纳。所谓“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所以“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

在信陵君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窃符救赵。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56年（魏安釐王二十年）。这一年，秦昭王挟长平之战胜利之余威，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此时的赵国已不是昔日虎视眈眈，问鼎中原的军事强国，经过惨烈的长平之战，赵国的野战兵团损失殆尽，四十万士兵被活埋，丧失了整整一代青年人，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现在，国都被秦军围困，危在旦夕，赵国君臣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派出使者四处寻求援助。于是，一封封求救信飞檄于关东六国，一批批使者来往奔波于中原大地。与赵国唇齿相依的魏国自然也接到要求出兵帮助的使书，不过，这封信是一位女人写的。

什么原因？

原来，魏国与赵国还有点亲戚关系。此时赵国的君主是赵孝成王，是已卒赵惠文王的儿子，赵孝成王的婶母（即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信陵君和魏安釐王的姐妹。《史记&#8226;魏公子列传》载：“公子姊为赵惠文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面对虎狼之国秦国的蚕食攻掠，魏、赵两国是一脉相承，唇亡而齿寒。所以，“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

秦军围困邯郸多时，指日可下，魏军驰援势必会打乱其战略部署，使其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因此，秦昭王得知魏国的消息后，马上派使者警告魏安釐王：赵国已是我的囊中之物，谁敢多管闲事，等我收拾完了赵国，就去教训它，完全一副霸主的口气。

秦国是当时的头号军事强国，世界警察，拳头硬，态度自然蛮横。吓得魏安釐王马上命令部队留住邺城，按兵不动。“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

第二章 千古拂臣（2）

再说邯郸城，被秦国大军团团围住，水泼不进，针插不入，外无援兵，内乏粮草，饥饿难耐的百姓已处于崩溃边缘。为了活下来，那些天真无邪，童稚未泯的无辜孩子就做了牺牲品，成为人们赖以果腹的食物。这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吃人悲剧记载于《史记&#8226;平原君虞卿列传》：“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凶猛残忍的老虎尚且不吃虎崽，更何况素有万物灵长之称的人类。良知未灭的邯郸百姓不忍心把屠刀砍向自己的孩子，只好易之而食，你吃我的儿子，我食你的女儿。这一出出悲剧血淋淋地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冷漠。

信陵君忧心如焚，“数请魏王”。然而，尽管信陵君使出千般本领，万种手段，手下宾客也鼓动如簧之舌劝谏魏王。但“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

信陵君“自度终不能得计于王”，彻底绝望了。

悲愤感慨之下，信陵君侠肝义胆油然而生，他不愿苟且偷生，坐看赵国绝援灭亡，遂决定倾其所能救助赵国。信陵君没有兵权，指挥不动军队，又如何救援赵国？

据《史记&#8226;魏公子列传》，信陵君“乃请宾客，约车骑百馀乘，欲以客往赴赵军，与赵俱死”。靠区区几百人去对抗数十万“虎狼之师”的秦军，这显然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无异于飞蛾投火，自寻死路。然而，信陵君计无所出，只能行此下策。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前途渺茫，但信陵君还是义无反顾，决然而行，其勇气、豪情实在可歌可泣。

信陵君离国赴死他乡，率宾客途径大梁城东门时，仍未忘记拜别好友侯生。信陵君见到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一事，作最后的诀别。出乎意料，侯生闻听之后，神情冷漠，既无安慰勉励之词，更无同赴患难之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

信陵君“行数里，心不快”，心想，我对侯生仁至义尽，天下皆知。如今即将客死异国他乡，侯生却无一言半语送我，难道我有什么失德之处？这样思忖着，信陵君“复引车还，问侯生”。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信陵君苦思多日，不得救赵之良策，不料这一回头，不仅解开了郁于心中的疙瘩，而且得到一条救赵的锦囊妙计，从而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历史。

那么，这位侯生是何许人也？他和信陵君是什么关系？信陵君此番究竟得到什么破秦救赵良策？

据《史记&#8226;魏公子列传》，侯生姓侯名羸，是魏国的一名隐士，侯生家境贫寒，晚年落魄到以看大门为业，维持生计。他看守的大门是当时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的夷门，即东城门。侯生虽然穷困潦倒，但在江湖社会、游侠民间却很有声望。信陵君听说后，“往请，欲厚遗之”。

然而，侯生一身骨气，人穷志不短，婉言谢绝信陵君的卑辞厚礼。

信陵君求贤若渴，决定用更隆重的礼节招待侯生。

一天，信陵君在家置办宴席，大会宾客。不用说，大梁城内的王公贵族，豪杰缙绅，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皆蜂拥而来，济济一堂。众宾客“坐定”，信陵君并没有举杯开宴，而是亲自驾车出去接侯生。

回到府中，信陵君引侯生坐上座，向侯生一一介绍众宾客。“宾客皆惊”，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大庭广众之下，信陵君亲自驾车迎接的竟是一个抱门闩、守城门的糟老头子。

信陵君的一片诚心感动了侯生。此后，侯生成为信陵君的座上宾。侯生又把朱亥介绍给信陵君，信陵君多次拜访，朱亥却不回谢，令信陵君好生奇怪。

前面说到信陵君掉转车头，再次来见侯生。侯生抚掌大笑，说，我知道公子要回来的。公子礼贤下士，名闻天下。今遭困厄，无计可施，只好赴秦军决一死战，这譬如以肉投饿虎，何功之有？公子待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是以知公子恨而复返也。

信陵君明白侯生已腹有良策，“再拜”，向其请教。侯生屏退众人，向信陵君如此如此一番，信陵君大喜。那么，侯生向信陵君献出什么妙计呢？

战国时代，军权集中在诸侯王手中，诸侯王用兵符作为调兵遣将的凭证。兵符一般用铜制作，铸成虎形，逢中一分为二，右半符留在诸侯王手中，左半符授予领兵出征的将军。诸侯王要想调遣部队，要书写王命，同右半符一道交付使者。使者到军中宣读王命，同时将所持右符与将军所持左符合在一起，验证生效，即可调兵遣将。

侯生建议信陵君盗出虎符，矫诏王命，调动部队破秦救赵。如何偷出虎符呢？虎符常放在魏王卧室内，寻常人等接近不得。谁能偷出来？

如姬！如姬是魏安釐王的一个宠妃，其父遇害，魏王派人追查凶手，三年毫无结果。如姬找信陵君帮忙，信陵君“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感激不尽，希望能有机会报答信陵君。所以，侯生让信陵君去找如姬。

信陵君“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真盗出虎符！

据《史记&#8226;魏公子列传》，信陵君持兵符再次向侯生辞别。侯生说，你光有兵符还不行。万一晋鄙心生怀疑，反过来向魏王请示，事情就危险了。怎么办？侯生推荐朱亥，与信陵君一起前往军中。朱亥是位大力士，善使一把铁锤。如果晋鄙交军权，更好；如果晋鄙拒绝，就让朱亥当即打死他。

信陵君闻言，泪流满面。侯生问，公子害怕了，怎么哭了？信陵君说，晋鄙是足智多谋，久经战场的老将，我去了他恐怕不会听从，必定要杀死他，我因惋惜失去一位战功显赫的老将而流泪，怎么会害怕呢？

信陵君请朱亥一起同行，朱亥笑曰：“我本是一市井屠夫，承蒙公子多次厚爱关照。之所以我不回谢，因为那是小礼节，不必拘守。今公子有急，该是我效命的时候了。”遂与信陵君同行。

果然不出侯生所料，晋鄙合过兵符后，表示怀疑，拒绝移交兵权。朱亥早有准备，用藏在袖中的铁锥，“锥杀晋鄙”，使信陵君顺利掌握了军权，成功解救了赵国。

信陵君临行前，侯生又告诉他，“我应该跟着公子前去，但年纪大了，不能相从。公子至军中之日，我将北向自刎，以送公子”。果然，信陵君到晋鄙军中时，侯生北向自刎身亡。

对侯生士为知己者死的壮举，后人颇为赞颂。大诗人王维在《夷门歌》中热情洋溢地歌讴道：

七国雌雄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

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为羸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

亥为屠肆鼓刀人，羸乃夷门报关者。

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兼将身命酬。

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窃符救赵”这一事件，充分表现了信陵君急人之难、舍己救人的高尚风格，也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侯生、朱亥“意气兼将身命酬”的慷慨豪情。

但是，也有不少人严厉批评信陵君窃符救赵一事，如明人唐顺之。他在《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中，指责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行为是蔑视魏王的威望和权力，是人臣植党，背公卖恩。

唐顺之从君臣相处之道批评信陵君，是失之大矣！

其实，对这个问题，与信陵君同时期的荀子早就作过回答。

荀子著有《臣道》一文，在文中荀子指出，当国君做错事而将危及社稷安危之时，能够拯救国难的只有四种大臣：谏臣、争臣、辅臣与拂臣，什么概念呢？

谏臣指以礼劝谏之臣，国君用则留，不用则去。

争臣指以生死进谏之臣，国君用则生，不用就死。

辅臣指矫辅之臣，人臣合力匡正国君，即使国君不情愿，也不得不接受，从而安国家于危难之时。

第二章 千古拂臣（3）

拂臣指拂弼之臣，人臣违抗国君意志，窃取、代行国君权力，纠正国君错误，最终挽狂澜于既倒，解黎民于倒悬。

信陵君窃符救赵是什么形势？危在旦夕！

此时此刻，赵魏唇亡齿寒的大局已经非常明朗，而魏王却首尾两顾，狐疑不决，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必将陷魏赵两国于万劫不复之地。信陵君先“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因为魏王“终不听”，他才万不得已，“往赴秦军，与赵俱死”。最后采用了侯生的计策，承受欺君杀将的罪名，冒着极大风险，才夺得晋鄙的兵权，击退强秦，保卫了赵、魏的安全。功成之后，信陵君遣军交还兵权，自己却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只得客居异国他乡，过着政治流亡生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臣道的根本是从道不从君，与社稷江山相比，国君的威望权力是次要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成功，延缓了秦国吞并六国的时间，魏安釐王生前免作秦军的俘虏，魏都大梁免于早成废墟，不可谓不是信陵君的功劳。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信陵君就是这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举，建非常之功。所以，荀子认为，信陵君是居四臣之峰巅的拂臣，是社稷之臣，是国君之宝、国家之大幸，此种观点见解精辟，毫无夸张。

信陵君工于谋国不工于谋身，其气节、胸襟囊括宇宙，不愧为千古拂臣，是我们民族的自豪与骄傲！

据《史记&#8226;魏公子列传》，信陵君羁留赵国时，听说赵地有两个高士，毛公和薛公，“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信陵君欲见两人，两人却四处躲藏，不肯见。后来，信陵君打听到两人躲藏的地方，便私自悄悄步行前往，与毛公、薛公把酒言欢，结为密友。

这件事被信陵君的姐夫平原君知道后，指责信陵君有失身份，荒唐可笑。信陵君不但不羞愧，反而反驳道：看来平原君交朋友，只是摆阔气而已，不是真心诚意访求人才。我在魏国的时候，就听说这两个贤士。到了赵国，还担心不能见到他们。以我如今的处境与他们交往，尚且怕他们不理我呢！如今平原君却觉得这是件丢人的事，可见平原君是不值得交往的。于是，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赵国。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平原君脱掉帽子赔礼道歉，信陵君才留了下来。

此事传开后，影响很大，平原君的门客有一半离开平原君而改投归信陵君，天下贤士豪杰更是纷纷归附信陵君。

司马迁在《自序》中云：“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之，作《魏公子列传》”。在战国四公子中，真正能礼贤下士，靠尊重士人的人格来赢得他们的信任与依附的，只有信陵君一人。其余三人主要靠物质刺激，孟尝君让他的上等门客天天吃鱼吃肉，出门还有车坐；平原君让门客用珍贵的玳瑁簪来绾头发，拿着用珠宝镶饰的刀剑鞘子；春申君给上等门客穿的鞋子，都是用珠宝做的。

信陵君养士，固然也花了不少钱，但他更注意尊重士人的人格，进行心灵的沟通，使他们有知己之感，进而达成精神的完全契合。所谓“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养士也是这样。战国时代王公贵族喜欢养士，用意虽然复杂，但大多出于一己私利，通过养士来培养个人势力，对国家命运和百姓安危却不怎么关心。孟尝君“狡兔三窟”的故事众所周知，但透过这段佳话，我们不难看出孟尝君是处处为自己打算，借养士来加强自己在齐国政界的地位，一旦他的地位受到威胁时，甚至不惜带领他的门客背叛祖国，与秦、赵、燕等国联合攻打齐国。信陵君的品德高尚之处在于，他折节下士，广交博纳，不是为私，而是为了尽众宾客之才效力国家。

如明人王世贞说，孟尝、春申、平原三公子喜欢养士，目的是扩张个人势力，而魏公子信陵君喜欢养士，是用来保卫魏国，岂可同日而语、等量齐观呢？

清人洪亮吉也持同样观点，他在《历代史案》中指出，“信陵君一身攸关六国之存亡，岂若孟尝、平原、春申诸君，竟以食客人自喜，略无关国是哉”。李晚芳《读史管窥》讲得更具体：

“战国四君，皆以好士称，惟信陵之好，出自中心——余三君，孟尝但营私耳，平原徒豪举耳，黄歇愈不足道，类皆好士以自为，而信陵则好士以为国也。好士为国，故其得士之效，亦动关乃国之奠定”。

信陵君不仅具有承担拯救社会责任的胆识与豪情，而且还有一种难得的素质，那就是知错必改，勇于改过。

据《史记&#8226;魏公子列传》和《战国策&#8226;魏策》，窃符救赵后，赵孝成王非常感激信陵君，打算把五个城池送给他。信陵君听到消息后，自以为功劳大，有骄矜夸耀之意。

门客唐且对他说：“（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问，何意？对曰：“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愿君之忘之也”。

信陵君听后，“立自责”，羞愧得无地自容。后来赵王为他洗尘时，他百般谦让，以至赵王陪他饮酒到傍晚，也没好意思说出献给他五城的事。

信陵君流亡赵国，一住就是十年。秦国听说信陵君在赵国“政治避难”，就发兵攻打魏国。魏王着急，派使者来赵国请信陵君回去。

信陵君担心魏王犹记前嫌，就告诫门下宾客，有胆敢替魏王使者来通报的，杀无赦！众宾客都不敢劝谏，毛公、薛公不怕死，去见信陵君，说：“公子之所以受到赵国的尊重，声名远播诸侯各国，是因为魏国的存在。现在秦国攻打魏国，魏国危在旦夕，公子却坐视不救。万一秦国攻陷大梁，铲除魏国先王的宗庙，公子当以何面目立于天下？”

二人的话还没有说完，信陵君就意识到自己错了，脸上立刻变了颜色，吩咐赶快备好车马，回去解救魏国。

第二章 千古拂臣（4）

刘邦成为任侠时，信陵君已经辞世。然而，“当是时，公子威震天下”。有关他的传奇故事必定流传很广很广；少年刘邦所听到的，应该比我们讲述的还要精彩生动。从刘邦对信陵君保持终生崇敬这一点上分析，这位青春偶像对少年刘邦的人格塑造起了关键作用。司马迁在《史记&#8226;魏公子列传》中，两度叙述刘邦对信陵君爱慕、景仰之举，用意颇深！

一般来讲，偶像崇拜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表层次欣赏，其突出特点是重点欣赏偶像人物的外在形象和流行性特征。二是实质性欣赏，其突出特点是重点欣赏偶像人物的人格和气质特征。前者重表，后者重里；前者重欣赏，后者重认同，这反映出人们在偶像崇拜中的不同取向。

刘邦对信陵君的偶像崇拜是哪个层次？第二种。

我们可以从《史记》和《汉书》等大量历史典籍中发现，不论是在“欲除天下不平事，方显人间大丈夫”的任侠时代，还是在“存亡定危，救败继绝”的战争岁月，抑或是在蹑足九五、君临天下之后，刘邦的言谈话语、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折射着青春偶像的历史投影。所以，南北朝人谢灵运曰：“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观史叹古，钦兹盛美。”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信陵君究竟在哪些方面对塑造刘邦的人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呢？

很多！我们可以简单扼要地归纳为四点：

第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胸襟与品格；

第二，存亡死生、不吝其躯的豪举与胆识；

第三，坦荡磊落、诚恳待人的性情与节操；

第四，从善如流、知错必改的风范与气度。

这几点，我们在后面都会讲到。

刘邦无缘亲自投归信陵君门下，常引以为憾，但有一个人可以满足他崇拜偶像的需要。这个人是谁？张耳！

张耳和侯生、朱亥一样都是信陵君门下比较知名的门客。他的活动，从战国末年一直持续到西汉初年，是那段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历史的见证人。据《史记&#8226;张耳陈馀列传》，“张耳者，大梁人也”，曾为信陵君的门客。公元前243年，信陵君去世，门下宾客尽皆散去。张耳失主，亡命到外黄（县治在今河南省民权西北）。

外黄城里有一位心高气傲、美丽漂亮的奇女子，出身富豪之家。出嫁之后，她发现丈夫庸俗无能、毫无大志，实在不堪忍受，遂离家出走，暂时投靠到父亲的一位宾客那里。恰巧这位宾客了解张耳，就对外黄美女说，“必欲求贤夫，从张耳”。意思是，一定要找前途无量的丈夫，除了张耳没有别人。外黄美人同意，就请宾客当见证人，解除了与丈夫的婚姻，嫁给了张耳。

张耳娶美人在外黄安家落户后，内有心高气傲的妻子的期待督促，外有女家重金厚财的大力资助，如鸟飞蓝天，龙入大海，广交豪杰，仗义疏财，接续信陵流风遗韵，一展任侠风采，“以故致千里客”。随着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张耳又被魏王任命外黄县令，“名由此益贤”，成为各国间遐迩闻名的豪杰。

少年刘邦听说后，热血沸腾，景仰慕从，决定前去投奔。

刘邦结交张耳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史书没有确切记载，据我们推测，大约是在刘邦13岁至31岁之间，即公元前243年至公元前225年之间的战国末年。公元前243年，信陵君卒，张耳失主流落外黄；公元前225年，秦军水灌大梁，魏王假投降。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的秦，打击游侠势力，张耳遭秦政府通缉，流落到陈县。所以，我们推测，刘邦是在13岁至31岁之间与张耳结识的。

从地图上看，刘邦的家乡是丰邑，属于楚国，外黄属于魏国，中间有数百里之遥。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少年，独自一人从今天的江苏省丰县徒步走到今天的河南省民权县，可以说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结识一个自己景仰的名人，其热情、意志和决心，岂能是平常人所具备的？

张耳是如何接待刘邦的？他们当初的关系又如何？

史书上没有记载。据《史记&#8226;张耳陈馀列传》，“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据此，我们可以判断，二人一开始相处是很融洽的，以至延续不断，终生不渝，到后来二人共同称王，且结为儿女亲家。

刘邦“数从张耳游”，满足了偶像崇拜的心理需要，但实际意义还不止于此，外出游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刘邦性格与禀赋的磨炼。司马迁说张耳那里“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这些宾客中一定会有与刘邦投脾气的人，他们凑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流信息，肯定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维，对少年刘邦的成长定然大有裨益。

仰慕信陵君折节下士的风范，又耳闻目睹了张耳广交天下豪杰的气度，那么，以信陵君自居的少年刘邦将如何结交朋友？他的贫贱之交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对刘?充满传奇的一生起了什么作用？欲知详情，请看下章——贫贱之交。

第三章 贫贱之交（1）

我们上一章讲到，信陵君是少年刘邦崇拜不已的青春偶像，信陵君对少年刘邦的人格塑造是决定性的、关键性的。终刘邦一生，其言谈话语，举手投足无不折射出青春偶像的历史投影。

简单扼要地说，信陵君对刘邦的影响主要在四方面：一是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胸襟与品格；二是存亡死生、不吝其躯的豪举与胆识；三是坦荡磊落、诚恳待人的性情与节操；四是从善如流、知错必改的作风与气度。

而在刘邦早期的人生历练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交往的朋友。

古人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荣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交朋友的质量。曾国藩在给其弟的家书中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所以，在结交朋友时，不可不谨慎。

那么，少年刘邦交些什么朋友呢？这些朋友对他一生事业成功有什么影响？刘邦的朋友中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萧何，有肝脑涂地、至死无悔的纪信，还有铮铮铁骨、忠贞不渝的樊哙，等等。感谢司马迁以饱蘸强烈爱憎的笔，为他们建起了一道辉煌的历史画卷长廊，让这些各具神韵、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让我们藉此打开古老的历史之门，触摸那些光辉忠烈的灵魂吧！

萧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萧何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即使蛰居穷乡僻壤的老人与孩子也多知道“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西方管理理念与文化没有传入中国以前，众多的国人正是从这段故事中体味到识才、用才的重要性的。即使今天，在中国人看来，哈佛大学MBA课程中的人才管理案例，也没有这段故事生动精彩。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更是人们脱口而出的成语。

故事也好，成语也罢，述说的都是萧何与韩信的恩恩怨怨，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唐人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致使许多英雄人物淹没在滚滚历史洪流中，枉自嗟叹。世上并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识才用才之人。如果把韩信比喻为千里马，萧何则是伯乐。正是由于萧何不遗余力的推荐，韩信才能平步青云，从一个背负恶名、默默无闻的小卒一跃成为大将军，继而在秦末汉初那段云谲波诡的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一酬平生志。

既然萧何如此欣赏、器重、栽培、提携韩信，那么，他后来为何又与吕后合谋设计斩韩信于长乐宫呢？要揭开这个疑团，必须先考察刘邦与萧何的关系。

据《史记&#8226;萧相国世家》，“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与刘邦同为秦帝国治下沛县丰邑人，年轻时“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

主吏掾即功曹，其职能相当于今天的县人事局长或组织部长，权力炙手可热。“文无害”什么意思？历来史家的解释分歧很大，但大都着眼于才干和品德。现在人们通过对云梦秦简的发掘研究，已经有了定论。“文无害”是特指对各项法律令文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障碍，属工作技能范畴，与品德没有关系。

刘邦与萧何二人早年就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时间可以追溯到战国末年。两人都是在楚国治下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属于楚人。

从内在秉性上分析，刘邦与萧何二人非常相似，皆仁而爱人，正直无私，天性淳朴，疾恶如仇。但在外在性格上，两人却完全相反。刘邦外向热烈，敢作敢为，萧何内向严谨，三思后行。

由于外在性格的差异，二人在战国末期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刘邦游离在体制外，崇拜信陵君，要做一名仗义执言的任侠，铲除人间不平事。萧何谨小慎微，没有刘邦的那份豪迈与高旷，遂在楚国政治体制内做了一名小小的基层干部。

少年刘邦以信陵君自居，常常抱打不平，行侠仗义，这样一来就难免会触及楚国的法令。此时此刻，有两个朋友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身旁。

一个是卢绾，另一个就是萧何。

萧何经常利用手中职权袒护刘邦，消灾解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史记&#8226;萧相国世家》载：“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

可以说，萧何是刘邦早年的患难之交。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打击游侠势力。刘邦的“任侠梦”破灭，遂在萧何等人的帮助下，从体制外转入体制内，在秦帝国治下沛县境内出任泗水亭长（至于刘邦怎么当上泗水亭长的，我们后面专门介绍）。

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勤政为民，免不了和一些庸官昏吏发生矛盾、出现冲突。此时，萧何又成了刘邦的保护神。据《史记&#8226;萧相国世家》，“高祖为亭长，（萧何）常左右之”。刘邦押送刑徒民夫到咸阳服役，县中小吏凑份子，每人三百文，而萧何给刘邦五百文。

由此可见萧何与刘邦的特殊交情。

平定天下后，刘邦论功行赏，额外多封给萧何两千户，用以报答当年多送二百钱的恩惠。从简单的数字上说，二与二是对等的，但二百钱与两千户绝不是等价的，而是相差千万倍。这件事即显示刘邦富贵不忘故交，同时也表现了萧何的富有远见。

萧何作风严谨，工作认真，精通业务，在泗水郡组织的属吏考核评比中，其才干与成绩均居第一。

第三章 贫贱之交（2）

萧何才华出众，颇得一个人的赏识。谁啊？泗水郡的监郡御史。

在秦代官制中，监郡御史直接对朝廷中的御史大夫负责，御史大夫是三公九卿中的三公之一。监郡御史作为御史大夫的直接派出机构，有两项职责，一是负责对全郡的官吏进行考核，二是向朝廷推荐优秀人才，其职能类似今天地方上的纪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监郡御史是个伯乐，很器重赏识萧何这匹千里马，决定把他推荐到秦中央政府。

从偏远的沛县到繁华的秦都咸阳，从基层政府到帝国的权力中枢，这对一个基层官吏来说，就是鲤鱼跳龙门，无疑充满着巨大吸引力。一般的说，面对这样飞黄腾达的机遇，当事人自然喜不自禁，感恩不尽。

然而，出乎意料，萧何竟断然拒绝了监郡御史的一番好意。据《史记&#8226;萧相国世家》，“何固请，得毋行”。看样子，监郡御史是诚心诚意提携萧何，也没少做了他的工作，以至于萧何“固请”，才得以幸免。

萧何的反常态度，令当世之人大惑不解，也给后人留下种种疑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封建社会，官吏辛辛苦苦、恪尽职守的一个目的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吗？更有不少人为此削尖脑袋，不惜踩着别人的肩膀，不惜出卖良心、灵魂、道德往上爬。

那么，萧何的选择为什么与众不同？

事实上，作为一名基层小吏，萧何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何尝不希望出将入相，光耀门楣？但是，萧何不是泛泛的平庸官吏，更不是只为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此人秉持正义，富有良知，且目光如炬，高瞻远瞩，能见常人所不能见。

萧何在楚国做过小吏，又在秦帝国治下担任多年基层干部。在多年的行政生涯中，萧何精通自己分管的政务，对楚国和秦朝的法律法规做过分析：相比之下，秦帝国的各项制度要比楚国的制度完备全面、高明精细。

但萧何也看到了另一方面，即秦帝国的横征暴敛和整个官僚机构的腐化堕落。戍五岭、筑长城、修骊山墓，“收泰半之赋，发阊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致使“赭衣半道”，百姓亡聚山林者不可胜数。

而官僚机构的腐化堕落无异于火上加油，进一步加深了百姓与秦帝国的矛盾。

萧何作为基层官吏，对种种现状耳闻目睹，深有感触。当被一片颂歌包围住的秦始皇梦想着江山传之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的时候，生活在社会基层的萧何敏感地意识到：秦帝国已坐在火山口上，即将喷发的炙热岩浆会把整个帝国大厦化为灰烬。萧何向来谨慎，自知无力回天，挽狂澜于既倒，更没有必要到深不可测的朝廷中充当无谓的牺牲品。

所以，萧何拒绝了监郡御史的推荐，继续在沛县做他的“主吏掾”。

如果说拒绝去咸阳表现了萧何的远见卓识的话，那么，另一件事则说明他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什么事情呢？收藏秦帝国中央政府的图籍档案。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206年10月。此时，刘邦率西征军攻入咸阳，为秦帝国画上一个句号。来自穷乡僻壤的将士一进入秦宫室，宛如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只有萧何知道，对于即将建立的新王朝来说，还有比金帛财宝更珍贵千万倍的东西，“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萧何收藏图籍档案的举动备受后人赞颂，明人李贽认为此乃天生宰相材料的标志。

后来的历史证明，萧何的这一做法，不仅在楚汉争雄中，而且在大汉建国以后，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司马迁说，“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自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沛县起义后，萧何“常为丞督事”，赞襄帷幄，筹措军需。萧何长于组织规划，精于细致安排，但缺乏雄才大略和果毅勇断，他的所短正是刘邦所长，他的所长正是刘邦所短。他和刘邦是历史造就的最佳互补型搭档。

战争年代，他们一个在前线指挥千军万马拼死鏖战，一个镇守后方、署理民政，全力支持前方的战争，君臣虽分离，但两地一心。两人的政治生命息息相关、互为依赖、互为条件。没有刘邦，萧何只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基层小吏，虽然可能随其他义军走出沛县，但很难像在刘邦手下那样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同样，没有萧何在后方的努力工作，刘邦就不会在军事上迅速屡挫屡起。刘邦称帝，论功行赏，萧何为第一，“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并被任命为第一任相国。

建国以后，刘邦为镇压叛乱，常常南征北战，驰骋疆场，萧何则坐守关中，主持政务，日理万机，与刘邦一起支撑起汉帝国的巍巍大厦。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萧何为什么与吕后合谋斩韩信的问题了。萧何深知，自沛县起义后，他的命运就与刘邦拴在一起了，所以始终保持对刘邦和汉帝国的忠诚。

他急如星火地追回韩信，郑重其事地推荐韩信，是因为他看中了韩信的军事才干，出于战胜项羽、一统江山的目的。他所以精心谋划擒杀韩信，是因为韩信此时已变成反叛分子，威胁到大汉王朝的安全（关于韩信谋反等相关事件，我们后面有专门论述）。

这其中变化的是谁？是韩信！而在两件截然相反的事件中始终不变的是什么？是萧何的那颗对大汉王朝的赤胆忠心！

萧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冠群臣”，功德巍然，但他始终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专横跋扈，也没有贪墨受贿，腐化堕落，有一件事足以证明其人格的皎洁昂然。

据《史记&#8226;萧相国世家》，作为大汉王朝的第一任相国，萧何为子孙后代的谋划与众不同。“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墙”。意思是，萧何为子孙买房置田，总是选择穷乡僻壤，而不是去繁华热闹之处。别人不理解，问原因。萧何说：“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在两千年前的封建社会，萧何对子孙作如此明智安排，实在令人佩服。

后人对萧何非常推崇，西晋的陆机曾写了一首诗《萧何颂》，专门赞扬萧何：

堂堂萧公，王迹是因，绸缪睿后，无兢维人。

外济六师，内抚三秦，拔奇夷难，迈德振民。

体国垂制，上穆下亲，名盖群后，是谓宗臣。

萧何作为一代名相，对这些崇高的评价是受之无愧的！

安作璋先生与孟祥才先生非常推崇刘邦与萧何二人的关系，他们在《汉高帝大传》中谈到：就刘邦、萧何君臣二人之间的关系来说，除了公元前195年那一场近乎误会的冲突外，他们一直保持着坦诚相待、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关系。

可以说，刘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皇帝，萧何作为他的第一任布衣相国，他们相知于细微，共患难于战乱，相倚重于建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辉煌典范，是后世效仿的千古榜样。

纪信——肝脑涂地 至死无悔

第三章 贫贱之交（3）

河南荥阳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古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两千多年前既已设制立县；这里人杰地灵，山川秀美，有荥阳关、虎牢关等险关要隘，有广武山、鸿沟等峻山名川，为历代政治要区和军事重镇。

历史上的荥阳，记载了一个极其忠厚的故事，这古老的故事，比荥阳城还要更深刻地烙在中华民族历代人的心灵上。

公元前204年（汉三年）5月，楚汉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西楚霸王项羽在中原战场投入数十万精兵强将，务必要一举攻下荥阳，活捉刘邦，一泄心头之愤！汉军外无援兵，内绝粮草，面对楚军一波强似一波的进攻，荥阳城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刘邦及其谋臣张良、陈平一干人等束手无策，只好坐以待毙。此时此刻，一位将军毛遂自荐，甘愿李代桃僵，冒充刘邦向项羽诈降，吸引楚军的注意力，以便刘邦逃出荥阳。此人是谁呢？纪信！

纪信的年龄、面貌、身材与刘邦十分相似，都长着一幅美髯须，高大魁梧，风度翩翩。所以，纪信要顶替刘邦去楚营中诈降。

虽然是诈降，但还要做出一副真投降的架势，以蒙蔽楚军。由于汉军在战斗中严重减员，丁壮资源特别珍贵。怎么做？陈平实施瞒天过海之计，让城内妇女穿甲戴胄，装扮成汉军。

这一夜，长期紧闭的荥阳城东门缓缓开启，一队队女扮男装的汉军鱼贯而出，接着，装扮成刘邦的纪信乘车驶出城外，旌旗导引，羽幢高擎，不失王者之气。楚军大呼万岁，争先恐后拥到东门，观看汉王“刘邦”衔璧投降的狼狈相。

纪信长相酷似刘邦，又穿着汉王的王服，没引起楚军将领的怀疑。所以，对他进行搜身和软禁后，等待项羽前来受降。趁此机会，刘邦带着张良、陈平等数十名骑兵，从荥阳西门悄无声息地遁出，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假汉王被楚军送到项羽面前。

项羽曾与刘邦并肩作战，抗击秦军，并“约为兄弟”，一眼便认出纪信是冒牌货，马上厉声问：“汉王何在？”

纪信神态自若，从容不迫地答道：“汉王已出矣”。

项羽勃然大怒，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将纪信活活烧死。

在《史记》这部鸿篇巨制中，纪信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鸿门宴中，是保护刘邦从小路逃跑的四个将军之一。但他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却是在荥阳，冒充刘邦吸引楚军的注意力，最后惨死。

然而，即使在这一“纪生不向荥阳死，争有山河属汉家”的彪炳史册的功绩中，我们也看不到一点点有关他的音容笑貌的记载，遑论他的所思所想与心理意念了。纪信更多的像一个符号，一个棋子，而且是一个明知必死的棋子，他却义无反顾、毫无怨言地跨出坚定的一步。

大汉建国以后，刘邦要追封纪信。但是，纪信既没有妻子儿女可以荫护，也无兄弟姐妹受赏，甚至连需要刘邦代尽儿子赡养责任的父母也没有。刘邦派人寻访多年，还是毫无结果。直到临死那一年，刘邦大概意识到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才封了一个“纪信侯”了却心愿。在刘邦的封爵名单中，用人的姓名作为封号的也许只此一例，表示永远缅怀之意。而实际受封的人叫陈仓，或许他同纪信沾亲带故，或许他同纪信关系要好，追封的目的是让他担负起一年四季祭祀纪信的责任。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刺秦王，身死而事败，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那么，纪信轻身赴死难的动力来自哪里？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吴起。

据《史记&#8226;孙子吴起列传》，吴起身为大将，与士兵同甘共苦，“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羸粮，与士卒分劳苦”。在行军途中，他看到一个士兵肩膀上长着疽疮，已经化脓了。吴起立即亲口为那个士兵吸吮脓血。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失声痛哭，说“吾儿必死”。

这位母亲并不是记恨吴起用嘴为他儿子吸吮脓血。她非常清楚，从此以后，他的儿子就会为吴起卖命，战死疆场。因为她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她的丈夫也曾是吴起手下的一个士兵，身上也长过化脓的疽疮，也是吴起为他吸的脓血，之后便冲锋陷阵、赴汤蹈火，战死沙场。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一个叱咤风云、威风凛凛的将军，为一个卑微的士兵吸吮脓血，心存感激的士兵只有奋勇杀敌，以死报恩。所谓“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

我们很容易想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纪信这个孤儿饱受人生艰辛，遍尝世态炎凉，他在人世间感受到的唯一温暖是刘邦给予的。所以，当刘邦面临困境，命悬一线之时，重情重义的纪信挺身而出，虽肝脑涂地，灰躯糜骨也无所怨悔。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千百年来，那些血性男儿为了报答他人的知遇之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人的气节、人的忠义和人间道义。

他们明白做人的真谛所在，对人生价值的衡量完全以崇高的精神为标准，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横贯日月的浩然正气，永远让人感佩仰慕。

樊哙——铮铮铁骨肝胆相照

在刘邦的贫贱之交中，有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此人就是大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樊哙。据《史记&#8226;樊郦腾灌列传》，“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

后世之人多拿他作典型而小瞧刘邦集团的出身。。

樊哙虽然出身市井，但为人胸怀坦荡，正直无私，疾恶如仇，敢作敢为，在他身上始终闪烁着草莽英雄的可贵品质。

樊哙是刘邦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刘邦在丰西私自放走刑徒，藏于芒砀山时，樊哙与之“俱隐”。在刘邦谋划反秦的过程中，他在刘邦、萧何、曹参之间往来联络，传递消息，起了重要作用。陈胜在大泽乡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他奉萧何、曹参之命迎接刘邦一行至沛城，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沛丰起义。之后，樊哙跟随刘邦转战大江南北，参加了一系列战役，为大汉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其对大汉王朝的绝对忠诚、世罕其匹的勇敢和粗犷豪放的性格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在樊哙充满传奇的一生中，有许多值得一提的故事，其中有三件事需要大书特书。哪三件事呢？

第三章 贫贱之交（4）

第一，咸阳城劝谏刘邦。

当刘邦进入咸阳，陶醉在胜利之中想享受一番的时候，樊哙第一个站出来进行义正词严的劝谏，要他离开秦宫。樊哙一介屠夫，在胜利面前能保持清醒头脑，在关键时刻能向刘邦进上一言，送上一副清醒剂，显示了其非同寻常的精神境界。

第二，鸿门宴指斥项羽。

在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上，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关键时刻，樊哙仗剑持盾，强闯营门，切食生肉，旁若无人。并慷慨陈词，指斥项羽，说得项羽无言以对。后来，樊哙与纪信等四人保护刘邦从小路逃回灞上。

鸿门宴彰显了樊哙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凛然不畏强暴的品格，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第三，未央宫“排闼直入”。

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谋反，军情十万火急，但刘邦病重，“恶见人，卧禁中”，大臣非得诏不能见，周勃、灌婴等文臣武将“莫敢入”。

这样过了十余日，樊哙实在忍不住了，就拿出当年硬闯鸿门宴的劲头，摩拳擦掌，攘袖奋臂，一下子推倒持戟守卫的士兵，“排闼直入，大臣随之”，径直进入刘邦居住的未央宫。

眼前的景象令群臣震惊，昔日豪气冲天的刘邦面带病容，把一个宦官当枕头，神气恹恹地卧在床上。众人无不心酸。樊哙涕泪交流，对刘邦说：“当初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重，不议朝政，大臣震恐。难道就这样让一个宦官陪着离开人世？陛下忘记了赵高之事吗？”

樊哙的话可谓情真意切，气贯云霄，忠贞之情，溢于言表。刘邦面对群臣那希冀的目光，听着樊哙至忠至诚的话语，仿佛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遂大笑一声，豁然而起，强撑病躯，亲征英布，为自己的戎马一生再创辉煌。

可以说，樊哙一经跟定刘邦，就始终忠诚于汉王朝的千秋大业。对于妨碍或有损这一千秋大业的任何人和任何事，即使是刘邦本人，樊哙也绝不通融，与之作坚决斗争。在樊哙身上，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是非观念和朴素的政治本色。

对刘邦来说，樊哙不仅是忠臣，更是诤友，铮铮铁骨，肝胆相照。

除了萧何、纪信、樊哙之外，刘邦的贫贱之交还有可以托生死之任、寄千里之命的曹参；重厚少文、可嘱大事的周勃，忠诚勤朴、义薄云天的夏侯婴等人。

当我们打开厚重的历史之门，展开千年沧桑画卷，审视秦末汉初那段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时，我们的目光不得不聚焦于沛县。两千年前的风云际会，竟然从沛县布衣黔首中间，走出帝王将相——一个王朝的领导班子。延续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从这里迈开了第一步；泱泱伟岸的中华民族，从这里掀开新的一页。

从此，我们有了一个骄傲自豪的名字——汉！从此，我们拥有了绵延至今的汉字、汉语、汉文化。

毋庸置疑，这个王朝领导班子的核心是刘邦，一切因刘邦而起。明人王阳明说：“丰沛之间，自昔多魁。若汉之萧、曹，使不遇高祖，乘风云之会，固将老终其身于刀笔之间。”可以说，没有刘邦，萧、曹等人或许能建树功业，但绝不会像这样名垂青史。

如果说刘邦是大汉王朝的一面旗帜，萧何、曹参、周勃等人无疑是汉王朝的擎天巨柱、架海金梁。他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我们嫉妒上苍对沛县的垂青，为何把人间精英全部撒播在这片并不富裕的土地上？同时，我们不得不深深思考一个问题：刘邦靠什么把这些出身不同、性格迥异的一群人团结在自己周围？

学者赵良从心理学上分析了这个问题，他在《帝王的隐私：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传记》中指出：

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有一种卓越的品质——近情。所谓近情，顾名思义就是近人情或符合情理。“情”代表着活动着的人性因素，而“理”则代表着不变的宇宙法则。

赵先生认为，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刘邦无疑是最近人情的一个。近情精神占据着他的头脑和整个躯体，使他的思想人性化。近情精神作为刘邦天性的一部分，在他的人生的各个时期都有鲜明的反映。

赵先生的回答无疑解决了我们心中的困惑。由于刘邦浑身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豁达大度，仁而爱人，扶危济困，秉持正义，“与天下共利”，自然会赢得朋友们的尊重与敬仰，他们的友谊自然会持久绵长，直至“死生相托，患难相扶”。

刘邦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仅仅七八年的时间，他就在秦末汉初那段波谲云诡、气势磅礴的历史风云中脱颖而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在没有起兵之前，他只是秦帝国大厦最基层的一块石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秦帝国服务着。

不料，后来发生变故，刘邦只好弃官而逃，亡命天涯。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在大泽乡点燃起义的大火，刘邦顺势而动，拉?一支队伍闹革命，诛秦翦项，再统华夏，荣登大宝。

由于人们不适应刘邦人生角色的急剧转变，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编撰了许多神话美化刘邦，为刘邦登基称帝寻找理论依据。关于刘邦的身世，司马迁说他不是人，是他母亲与龙交配而生的“龙子”。

当然，以今天科学的眼光看，龙是中国人的图腾，是不存在的动物，更不可能与人交配。

不过，一些学者却根据司马迁的神话推测，刘邦是其母与人野合的私生子。学者们讲的惟妙惟肖，有理有据。那么，刘邦是到底是不是私生子呢？欲知详情，请看下章——神秘身世。

第四章 神秘身世（1）

上一章讲到，一些学者推测刘邦是其母与人野合所生的私生子，事实果真如此吗？值得商榷。

首先分析一下人们为何产生这种观点，为什么呢？因为从赤手空拳到口含天宪，从敛首低眉的布衣到君临天下的皇帝，从穷乡僻壤的泗水亭到金碧辉煌的咸阳宫殿，当人们还没有适应过来时，刘邦已在短短的七年之内，完成了人生角色的巨大转换。所以，晋人阮籍愤愤不平，在广武古战场上长叹一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而萦绕在刘邦身上美丽动人的传说，光怪陆离的神话，又给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多次在《史记》中描述刘邦身上的“符瑞征兆”，以示刘邦身上的“帝王之气”。

关于刘邦的出生，司马迁在《史记&#8226;高祖本纪》中写道：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这条记载表明，刘邦不是普通凡人，是其母在“雷电晦冥”时，与蛟龙交合后产下的龙种。

下面的记载印证了这个观点：

一、刘邦“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

二、刘邦丰西泽纵徒后，在逃往芒砀山的路上，拔剑斩了一条巨蛇，后面跟来的人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边哭泣，问她原因。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一条蛇，躺在路中，结果被赤帝子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说完，老婆婆就不见了。

三、刘邦漂泊不定地藏身芒砀山中，吕雉从几百里之外的丰邑来找他，每次都能找到。刘邦感到很奇怪，问她原因。吕雉说，你住的地方，天上常有云气，看着云气来找你，都能找到你。

四、刘邦的相貌，“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如果说一个人高鼻梁，前额突起，有一副漂亮的胡须，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则迥异于常人了。

五、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兵败彭城，被楚军团团围住，眼看成瓮中之鳖，忽然一阵狂风从西北刮来，折木发屋，飞沙走石，令天地晦冥，楚军大乱，从而使刘邦乘机逃生。

文字作为一种符号，通过其所具有的记叙、表达和结构的能力，充分展现了无穷的修饰威力和魅力，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威力可以使清晰的事件变得模糊，也可使真实的事件变得不真实，还可以使无意义的事件变得有价值、有意义。

刘邦的一生原本斑斓多姿，经过司马迁神来之笔的刻画，则又增加了一道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品味起来的确饶有风趣，但也平添了几分不可抗拒的宿命色彩。

所以，自司马迁以来，不少人认为刘邦称帝乃天命所归，非人力所能为。

如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天命诏》曰：

“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

又如雄才大略的李世民，他说：

“丹鸟呈祥，周开七百之祚；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者矣”。

时至今日，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刘邦究竟是人还是龙？冥冥之中果真有神灵在保佑刘邦？

“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我们把这句话引申开去说，要想揭开围绕着刘邦的种种神秘色彩，必须追根溯源，探究刘邦的家庭出身，从中寻求破解疑问的答案。况且，自古以来，一个人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功，总和他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我们填写一个人的履历时，要填写姓名、籍贯、民族、出生年月、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在上个世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还要填写家庭成分，甚至还要上查祖宗三代。我们既然讲真实刘邦，这些东西自然是绕不过去的。

长话短说，就让我们查看一下刘邦的详细履历吧。

第一，姓名：刘季。

刘季就是刘老四的意思。在古代，伯、仲、叔、季是兄弟排行的通称，也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意思。刘季，刘老四这个名字很平常，平常得跟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样。

那么，刘季为什么又叫刘邦呢？在《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都没有刘邦名“邦”的记载。由此可见，这个名字是日后才取的。

在《汉书&#8226;音义》中，苟悦诠释道：“讳邦字季，邦之字曰国”。“邦”是“国”的意思，也就是日后事业成功之后，刘邦才自己取了“邦”这个名字，究竟是当汉王的时候，还是即帝位以后才有的，就无法考证了。刘邦，安邦定国，比刘老四的含义气派多了。

刘季的名字是按伯、仲、叔、季排行而叫：大哥叫刘伯，二哥叫刘仲，按照这样理解，刘邦还应该有一个三哥叫刘叔。然而，对这位老三，史书却没有记载。?《汉书》中，刘邦还有个姊姊，先已追谥为“宣夫人”，高后七年（前181年）再加封“昭哀后”，也许这位姊姊排行为三。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起名字时并没有严格按伯、仲、叔、季排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不少，如：《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中的兄弟二人，哥哥叫郑伯，弟弟叫共叔段。

此外，刘邦还有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刘交。

从刘邦兄弟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到他父亲一代，其家庭实在是普普通通得很。

第二，籍贯：秦朝沛县丰邑中阳里，即今江苏省丰县赵家庄镇金刘寨村。

《史记&#8226;高祖本纪》中有这样的介绍：“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沛指秦时泗水郡沛县，即今天的江苏省沛县。丰邑是沛县所属的聚邑，类似于今天的乡镇，中阳里是丰邑所属的基层单位，类似今天的村庄。

在汉代，行政区划变动，丰邑从沛县剥离出来，建县制，遂称丰县。

该地区西周初年属于宋国，是商代遗民的封地。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掉商朝后，分封天下，商纣王的庶兄微子被封为诸侯，建立宋国，领土在淮北的泗水与睢水一带。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弱肉强食，宋国和其他弱小的诸侯国一样苟延残喘于大国的争夺之间。公元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沛县并入齐国。两年后，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合进攻齐国，齐国国都临淄失陷，差一点儿亡了国。齐国所鲸吞的宋国的土地，一部分被魏国占领，一部分被趁火打劫的楚国兼并。

沛县，几经反复，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直至公元前224年，秦军攻取淮北，沛县城头插上秦王嬴政的大旗。此时，刘邦已经32岁。

所以，刘邦和他的对手项羽一样同属楚国人。

第四章 神秘身世（2）

第三，生卒年月：生于公元前256年，卒于公元前195年，享年62岁。

在我们的印象中，往往把刘邦和秦始皇看做是两个时代的人。

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刘邦还是行走于乡曲间，抱打不平、仗义执言的任侠。

秦朝立国后，秦始皇北筑长城，南戍五越，西祭先祖，东巡大海，“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进一步巩固秦帝国的根基，“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刘邦呢？则是秦帝国官僚体制下的一名微不足道的泗水亭长，终日里抓捕盗贼，迎来送往，间或押送徒役去咸阳。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于河北沙丘时，刘邦已经四十六岁，同千千万万的基层官吏一样，依旧毫无过人之处。直至秦始皇死后的第二年，刘邦才举兵起义，经过三载奋斗，歼灭暴秦，四年鏖战，打败项羽，建立大汉帝国。

由此可见，秦始皇与刘邦的确是活跃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

然而，只要我们深入考察历史，就能发现，秦始皇与刘邦又确确实实为同一时代的历史人物。

公元前256年，刘邦出生，以周天子的历法计算是周赧王五十九年，以刘邦所在的楚国计算是楚考烈王七年，如果以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国的历法计算的话，则是秦昭王五十一年。这一年，秦始皇刚满3岁，与其母亲一道生活在赵国首都邯郸。

秦始皇卒于公元前210年，享年50岁；刘邦卒于公元前195年，享年62岁。两人曾经在同一天空下生活了47年。

相对而言，秦始皇是少年早成，13岁登基，39岁统一天下，在壮年就创建了丰功伟绩。刘邦呢？则是典型的大器晚成者：三十多岁才入仕当亭长，48岁起兵，56岁当皇帝，实现了“大丈夫当如此”的梦想。

第四家庭成分：中农。

刘邦的家庭条件如何呢？我们从现存的历史材料分析，至少到他父亲一代，其家境还不是很差。我们有几个依据：

其一，刘太公至少有两房妻室，或一妻一妾，一位是刘邦的亲生母亲，另一位是刘交的母亲；

其二，刘邦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并被推择为吏，而秦法规定，“贫而无行，不得推择为吏”；

其三，他的弟弟刘交可以远离家乡，负笈向当世名儒浮丘伯学《诗》。

以上几个方面表明，刘邦的家庭不太贫穷，如果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刘家应当算作是一个“温饱户”；如果按照阶级观点来搞土改的话，刘家则可以算作是“中农”的样子，范文澜先生也在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说“刘邦是个中农”。既不会因为生活贫困，而受雇于他人，受人剥削，也不需要雇长工，剥削别人。

第五，刘邦与家人的关系。

据《史记》记载，刘邦的父亲“曰太公”，其母“曰刘媪”。什么意思呢？太公是农村中对老年人的一种称呼方式，即大伯、大叔的意思；同样，“刘媪”也是“刘大娘”、“刘大婶”一类的称呼。刘邦的父母亲都没有留下正式的名字。

刘邦的生母对刘邦寄予厚望，但她的命运很凄惨。据《史记正义》等文献记载，刘老太太是随刘邦起兵反秦，率部队与敌军交战时，死在小黄城的。小黄城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县东北约三十里处，时间大约在在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9年）与三年（公元前208年）之际。

导致刘老太太客死黄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饥饿，抑或死于乱兵之中，不得而知。

公元前202年，即汉五年的二月初三，刘邦在汜水北岸登皇帝位，所发布的第一批诏令，就是尊王后吕稚为皇后，立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追尊母亲为昭灵夫人。刘老太太死时正处于战争期间，戎马倥偬，刘邦只得草草就地葬母。待战争结束后，小黄乡已被战火改变了模样，刘邦无法找到母亲的葬地，更找不到母亲的尸骸。无奈之下，就在小黄城用梓宫为母亲招魂，“梓宫”，即皇帝级别的棺椁，并就地营建陵庙，以纪念母亲。

清人史梦兰拟西汉宫词：“昭灵幽怨隔黄乡，广漠魂归枕席凉”。可怜这位老母亲，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仍跟着儿子转战南北，不幸客死他乡，以至连尸骸也无法找到，魂魄不能回归故里，孤零零地游荡于荒郊野外。抚今追昔，刘邦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

父亲刘太公不喜欢刘邦。

在四个孩子中，大儿子刘伯死的早，刘太公比较喜欢二儿子刘仲，因为刘仲能治产业，勤于稼穑，善于经营，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对没有远大抱负的刘太公而言，刘仲自然是好孩子，是个楷模。他也希望刘邦能务实守己，或者经商，或者种田，置一份家业，像刘仲一样做个殷实的自耕农。

刘邦呢？偏偏自幼胸怀大志，以信陵君为人生榜样，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不屑于世俗的功利思想。父亲认为儿子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儿子感到老子刻板、守旧、固执和不开化。

这就是?理学上所说的时代隔阂，套用一句现代语言，即所谓“代沟”。

自从人有老少之分，老一代与少一代之间就有一道沟，可能是难以飞渡的深沟天堑，也可能是一步迈过的小渎阴沟，总之是其间有个界限。代沟两侧的人轻则互不理解，相互看不顺眼；重则抱有敌意，也许吹胡子瞪眼，也许拍桌子卷袖子，也许口出恶言。

反观我们自己，与父辈的人生观念差异不是很大吗？其主要原因是时代发展变化，上下代年龄不等，生活圈子不同，接触的人物、事物各异，因此价值观念和行为也有差别。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刘邦父子的关系了。刘太公希望刘邦能多治产业，撑出小康局面，光大刘家门户。少年刘邦要做“信陵君”，仗剑行天涯，背离了父亲所期望的人生轨道。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导致父子二人之间存在深深的代沟，所以，刘太公说他是“无赖”，没有出息，不能像刘仲那样持家过日子。

第四章 神秘身世（3）

虽然刘邦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上与父亲格格不入，但对父亲还是很孝顺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1）刘邦在沛县起义后，即安排二哥刘仲与郦食其服侍刘太公。汉元年（前206年)九月，又专门派遣将军王陵等人营救刘太公，这说明刘邦对其父照顾备至。

（2）楚汉战争中，项羽在战场上以刘太公要挟刘邦投降。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刘邦孝顺在当时人所共知。不然，项羽为何要以太公作筹码要挟刘邦呢？

（3）刘邦称帝后，五日一朝太公，可见尊敬之至。后来，刘邦又封太公为“太上皇”。

（4）迁至长安的太公，生活优裕，但常来看望父亲的刘邦发现太公“时凄怆不乐”，便洞察其意，依照丰邑原貌修建一座新丰城，把故乡亲朋好友都迁来。如此一来，太公与家乡故友能朝夕相处，心情自然舒畅。

此事在《史记正义》和《西京杂记》中都有记载。

时隔两千多年的考古发掘印证了此事。据中新社消息：临潼发现秦骊邑、汉新丰宫。湮没2000年的秦代骊邑、汉代新丰宫遗址，最近在临潼骊山北麓重新发现……新丰是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定都关中咸阳后，因其父思念故人——江苏丰县情景，乃令建筑师以丰邑为蓝图改建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两千年来，新丰宫在这片荒山野岭中，任狂风封嘴，任黄沙掩埋，似乎一刻不曾昏睡，它用无声的语言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一个伟大帝王与其父亲的跪乳反哺之情义。

刘邦讨厌大嫂。

刘邦是人，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在和家人相处时难免有磕磕碰碰。在兄弟四人中，大哥刘伯死的早，但刘邦对他印象很好。歼灭项羽后，还没有称帝，就下诏追封他为武哀侯了。由此可见，这位大哥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然而，刘邦对大嫂却另眼看待。

为什么呢？这源于早年的一个故事：

少年刘邦常以信陵君自居，扶危济困，抱打不平，仗义疏财，广交豪杰。价值观念与刘邦不同的刘太公自然看不惯，便采取从经济供给上卡住刘邦的措施。

刘邦怎只好转向兄嫂寻求后勤保障。时不时带一帮难兄难弟到哥嫂家打秋风，蹭饭吃。二哥二嫂没有什么不满，但时间一长，大嫂心生厌烦。

一天，大嫂远远望见刘邦又呼朋唤友带人前来吃饭，忙走到灶前，拿其勺子猛刮锅沿，故意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暗示饭已经吃完。估计当时脸色也不好看。一帮朋友见此情景，也挺识趣，纷纷找借口告辞。朋友走后，刘邦到灶台一看，饭菜尚在。刘邦长叹一声，扭身就走，“由此怨其嫂”，害得他在朋友面前失去面子。

刘邦当上皇帝后，分封宗亲勋臣，这位大嫂被封了一个阴安侯，而其子刘信却迟迟未封。刘太公问其故，刘邦说：“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说归说，该封还是要封的。汉七年，刘邦封刘信为羹颉侯——“羹颉”就是刮饭锅响之意。可见刘邦对此事仍耿耿于怀。

那么，大嫂的举动是对刘邦的歧视？

值得探讨。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趋炎附势、亲富贵厌贫贱是许多人的共性，胸襟宽广、德行高洁、对人无论贵贱一体相待的只是少数。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其鼠目寸光的价值观念显然不同于胸怀大志的刘邦，理所当然看不惯刘邦施舍的行为，有此态度实属正常。我们举一个例子：

陈平年轻时家贫，喜欢读书交游，同哥哥陈伯住在一起。陈伯平常在家种地，听任陈平出外求学。陈平相貌堂堂，身材魁梧。有人问，陈平家里那么穷，吃什么长得这么富态？陈平的嫂子恼恨陈平不从事劳动，回答说：“也不过吃糠咽菜罢了，有这样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

陈伯知道后，一纸休书，赶走了他的妻子。

从上面的材料中我们很容易得知：大嫂并非故意歧视刘邦，是人性使然也。

司马迁说刘邦“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而刘邦对此事却始终不能释怀，足见对其刺激之大，不是笔墨所能形容。这也从侧面证明，刘邦家境一般，并不富裕，没有大把大把的闲钱供其交友。

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他出生于豪门贵胄之家，别说是凤子龙孙，就算是一般官宦家庭，即使长年不事生产，也不用担心衣食问题，也不会有这样难堪的故事。

当这些豪门子弟招贤纳士、广交朋友时，估计人们也不会说他没有出息，相反还可能会说什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什么小小年纪有先祖遗风，志在千里，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刘邦在这样的环境中能绝弃庸常的情怀，不为世俗观念所动，矢志不渝追求自己的梦想，其志气、其毅力、其决心，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

刘邦与二哥、二嫂的关系还不错，二哥、二嫂经常接济他。但刘老二没有什么抱负，只喜欢伺候庄稼，做个小生意?建国以来，刘邦封二哥为代王。

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刘交一直是刘邦的坚定追随者，是刘邦的重要助手之一。年轻时广泛交游，曾拜大学者浮丘伯为师，学习儒学，与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穆生、白生、申公等人是同学。刘邦在沛县起兵后，刘交一直跟在身边，与卢绾一起充当联络内外的机要秘书。其后刘邦转战南北，挺进关中，攻取咸阳，鏖战项羽，刘交无役不从。后来，刘交被封为楚王。

第四章 神秘身世（4）

第六，刘邦到底是不是其母与人野合的私生子呢？

笔者作过简单调查，持有此观点的学者主要：徐州师范大学王云度教授、日本就实大学李开元教授、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中国学者完颜绍元等等。这其中除了王教授的观点是经过一番论证外，其他人都是文学艺术作品，哗众取宠，自然不足为信。

王云度教授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刘邦身世辨析——纪念刘邦逝世2190周年》一文中。王教授考证刘邦非刘太公之子的三条论据是：首先，刘邦为何能形成反抗性格，成就帝业；其次，刘邦的母亲何以会死两次；第三，西汉前期同姓王谋反问题。

对王教授的推论，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这里拟以历史文献为基础，提出不同看法。

关于第一点，刘邦为何能形成反抗性格，成就帝业。

王教授的结论是，刘邦在家备受歧视，得不到刘太公的喜爱，而老二刘仲“能治产业”，为刘太公所偏爱。刘邦由于在家庭得不到温暖，就促使他投身社会，广交朋友，“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为有远大抱负的人。

王教授分析：刘太公、刘邦大嫂都歧视刘邦，刘邦对刘太公也不孝顺，与家人关系不融洽。

事实是这样吗？不是！

我们刚才已经过了，刘太公不喜欢刘邦是因为二人价值观念的差异，这种事情在父子两代之间经常发生，实在很正常，谈不上歧视。至于刘邦大嫂的举动，也是人之常情，也不是什么歧视。至于说刘邦不孝顺，更是不尊重历史。

关于王教授提出的第二点，刘邦的母亲为何死两次？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实行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就是男人可以娶多个妻子，只要你有那个能力。其中有妻妾之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老婆、小老婆。妻是正房，地位高贵；妾是侧房，地位较低。刘太公有两房妻妾，一个是刘邦的生母，一个是刘交的生母。二人死的时间不一致，自然要死两次了。

关于第三点，西汉前期同姓王谋反问题。

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冲突，这在历史上见怪不怪。为了争夺皇位，多少兄弟反目为仇，骨肉相残。李世民玄武门政变，杀兄逼父，难道能据此推测李世民不是其父李渊的亲生儿子，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不是亲兄弟？

所以，西汉前期同姓王之所以谋反，主要是因为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国的利益冲突，血缘关系在这里不起作用。

总之，刘邦不是其母与人野合的私生子，他就是刘太公的儿子。

既然如此，一贯“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又为何在《史记》中神化刘邦呢？

这主要由于刘邦出身农民，没有高贵血统，这对于统治天下的刘氏皇族来说是件莫大的憾事。因此，为了寻求刘氏统治天下的根据，适应政治需要，司马迁便在《史记》中炮制了刘邦出生的神话。既美化了开国皇帝的出生不平凡，是龙的后代，又确定了刘汉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史记》还有其他一些部族先祖出生的神话。如《殷本纪》记载殷的先祖契，是其母吞食玄鸟卵而生；《周本纪》记载周的先祖，是其母践巨人脚印而生；《秦本纪》记载秦的先祖，也是吞玄鸟卵而生。这些神话的原则，就像编《说文解字》的许慎所言，“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至于后世诸多史书中关于皇帝出生的神话，有很多更甚于《史记》《汉书》中对刘邦出生的记载，王教授认为如此神化刘邦是史书中绝无仅有的，当然不足为凭。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要对刘邦进行科学的评价。对他的血亲关系，亦要通过科学历史的方法，进行正确的分析，特别是史书中的神话，我们要综合考虑其背景，细致地研究其历史缘由，才能做到既不高扬，也不贬低，从而更好地认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成就帝业的特殊人物。

少年刘邦出身农家，深受信陵君的影响，立志要做“信陵君”式的任侠，仗剑行走江湖，铲除人间不平事。然而，事与愿违，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亘古未有的大事，这件事碾碎了他的青春理想。侠客梦成为“孤独月光里的忧伤”，成为“寒冷冬夜里的彷徨”。刘邦不得不重新选择人生道路。

正如刘欢《从头再来》歌中所唱：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

那么，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站在十字路口的刘邦又将何去何从？欲知详情，请看下章——步入仕途。

第五章 步入仕途（1）

我们上一章中讲到，少年刘邦心中有一个梦，那就是要做“信陵君”，行走江湖，广交朋友，扶危济困。如果社会没有变化，那么终其一生，刘邦也只能以布衣大侠的身份落下人生帷幕。

然而，滚滚的历史车轮碾碎了他童年的遐想，浩荡的时代潮流淹没了他青春的梦幻。做任侠的理想成为“青春童话里珍藏的鉴，尘封往事中拨动的弦”。

这一切源于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什么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

秦灭六国后，立即在秦国原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创建了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新的国家机构，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治措施。其中之一的措施就是打击游侠势力。

在秦王朝的重拳出击下，侠客分化瓦解：

一部分是遐迩闻名的侠客，他们或者被逮捕杀戮，或者远走高飞，隐姓埋名于他乡。如张耳和陈馀，他们隐姓埋名，栖身于陈县，以给一个里巷看大门为生。

还有一部分行走于乡曲间的布衣之侠，他们知名度低，影响力弱，没有上秦王朝的黑名单。这一部分或者从体制外转入体制内，成为秦王朝基层政权的官吏；或者收敛自己的言行，折节而为农、为商、为工。

面对时局的变换，刘邦将如何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呢？

当然，刘邦仅仅是个布衣之侠，只是在沛丰地区小有名气，不像张耳那样名闻四海。所以，他既没有招致杀身之祸，也不用埋名隐姓，逃避他乡。摆在刘邦面前有四条道路：入仕、务农、经商、务工。

司马迁说刘邦“喜施（舍）”，轻财傲物，“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从他的性格分析，刘邦不可能去务农、经商或务工，唯一的选择是进入仕途。

那么，刘邦如何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秦朝的官制结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官僚体系，成为中国封建官僚制度的早期楷模。《汉书&#8226;百官公卿表》云：

“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

秦王朝在中央设有三公九卿，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指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在地方上，建有三十六郡，每郡设有郡守、郡尉、郡御史。

郡下设县，一县之主称为县令或县长。

县令手下有县丞和县尉。县丞主何职责？在县的地位比较高，类似今天的常务副县长，主管仓、狱等等。县尉负责什么？巡行境内，职主禁盗贼，类似于今天分管政法部门的副县长。

除了县丞与县尉外，县廷还有许多属吏，如主吏掾、狱掾、主簿、主记、列曹、书佐、小史等等。类似于今天县政府内各个科局长、股长及办事员。

从全国范围来说，县是基层的行政单位，故中央任命官吏至县而至。但真正的最基层却是乡、亭、里等组织。

乡里基层官吏虽不是朝廷的正式命官，但乡官、里吏之名在秦汉时期已经流行了。其地位至为重要，举凡国家赋税、徭役及地方教化、治安等事，无不由里乡官吏直接承担。

据《汉书&#8226;百官公卿表》，

“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微。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微循，禁贼盗。……皆秦制也”。

三老不是在编的乡官，亦无俸禄，他们是从50岁以上德高望重的人中选出来的，是有影响的地方人物，负责社会的教化工作。三老是统治者在地方上树立的道德化身，通过他们对人民进行封建思想教育。

乡中主要的官吏是谁？

是啬夫（包括有秩啬夫）！主管一乡的一切行政事务，“啬夫职听讼，收赋税”。类似于今天的乡镇长。

游徼呢？则负责治安，抓捕盗贼，是县里的派出机构。

乡下面有里，里就相当于今天的村庄。里有里正（或称里魁），相当于今天的村长。

除了乡、里之外，县下面还有亭。

亭和乡、里是不同性质的地方行政组织，因而也不属于一个行政系统。亭和乡都是地方行政组织，亭的主吏是亭长，亭长的职责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维持治安，求捕盗贼，候迎护送过往境内的官吏，以及负责官府文书的承传转递工作等等，不主民事。所以亭长上不隶属于乡官而“承望都尉”，下不辖里而只与“邮”发生关系。

以上简单介绍了秦朝的官制结构，下面谈谈庶民入仕的途径。

据黄留珠先生研究，秦帝国的吏道入仕途径主要是推举，对被推举者有比较严格要求。

有什么要求？主要四条：

其一，被推择者需有善行，有良好的品质。韩信因为“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就是一个例子。

其二，有一定年龄限制。根据秦律《内史杂》规定，“除佐必当壮以上”。《礼记&#8226;曲礼》?：“三十曰壮”。可见，秦时为吏者必当壮（30岁）以上。

其三，家贫者不得被推择，如上面提到的韩信，他不仅“无行”，而且家贫。据秦简《法律答问》可知，秦基层官吏系由豪帅担任，一般贫民并无进身之望。

其四，实行保举制，即推举选择者和任用者要对被“推举选择”者承担法律责任。据《史记&#8226;范雎列传》，范雎保举郑安平任将军率领秦军击赵，结果郑安平投降于赵，范雎因此受到牵连，“罪当收三族”。

据《史记&#8226;高祖本纪》，刘邦被推举沛县泗水亭长。那么，是谁推举了他呢？

我们认为有两方面：

第一，下有邻里百姓的推举。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少年刘邦时时以“信陵君”自居，“仁而爱人，喜施（舍）”。经常扶危济困，抱打不平。所以，他在当地百姓口碑很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乡、里父老兄弟推举刘邦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二，上有萧何等人的保举。

沛县远在楚国统治时期，萧何就已经入仕做小吏，那么，秦征服楚国后，萧何是否继续为官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秦国对楚国的兼并，主要决定于平舆和蕲南两大战役，经过这两大战役，楚军有生力量遭到歼灭。其后，秦军再未遇到稍具规模的抵抗，基本上是以胜利接收方式进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新政权缺乏充足的接任官吏，另一方面为了减少抵抗力量，取得原先官吏的积极合作以保证政权的顺利接受，所以新政权势必要大批留用旧政府工作人员。

萧何继续为官，只不过换了主人，原来是楚国，如今是秦帝国。早在楚国时期，萧何与刘邦就是莫逆之交，经常利用手中职权庇护刘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次，推举刘邦做亭长，萧何自然要不遗余力了。

就这样，下有百姓的拥护，上面有萧何等人的提携，刘邦就理所当然的坐上了泗水亭长的位子。

秦时任用官吏还规定，对刚进入仕途者要试用一年，有一个见习期。称职者，方能正式任用。经过一年的试用期，刘邦转正，正式成为秦帝国统治下的一名基层小吏，在泗水亭任亭长一职。

第五章 步入仕途（2）

泗水亭在什么地方呢？

据《史记正义》引录《括地志》，泗水亭的位置在沛县县城以东约一百步的地方，《括地志》是唐代初年萧德言等人编撰的一部地理著作，其说应该有一定道理。明代诗人王与曾作《宿沛县泗水亭驿》，诗中写道：

“维舟当泗水，凉雨洗炎蒸。砧杵孤城月，渔舟别浦灯。

客忧秋更甚，乡梦远难凭。千古龙飞地，令人感废兴。”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天地之间，岁月悠悠，时光就像河水一样日日夜夜不停地流去，再也不复返了。昔日泗水亭历尽两千年的沧桑岁月，也早已毁于水患兵灾，只留下让人感叹万千的遗迹。

沛县现存的泗水亭是后人为纪念刘邦而修建的，那长长的游廊中镌刻着班固的《泗水亭赋》，“皇皇圣汉，兆自沛丰”，“源清流洁，本盛木荣”，“根深叶茂，旧邑是仍”——犹能让人回到那久远的年代，聆听历史的脚步声。

刘邦顺应时代潮流，从仗义执言的任侠转变为秦帝国治下的小小亭长，从一个布衣黔首变成握有一定权力的基层官吏。那么，刘邦是个什么样的官吏？

1993年连云港《尹湾汉墓简牍》证明：“亭”主要是禁盗防盗，负责护送来往境内的官吏，及官府文书的承传转送工作等等，不主民事。主民政、收赋税的是乡里的平部。“啬史职听讼，收赋税”。

据《史记&#8226;高祖本纪》，刘邦很珍惜自己的职位。当上亭长之后，自己特地设计了一顶竹皮冠，又专门派亭内的助手“求盗”远赴做冠手艺一流的薛县去定做。史载：“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

据此看来，刘邦未做亭长前，是不能戴帽子了？

的确如此。

在古代，一般平民百姓是不戴冠的，用布包头或束头发，称为“帻”或者“巾”，应劭《汉官仪》曰：“帻，古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巾、帻的名称很多，颜色、束扎的方法也诸多不同。

冠是“礼”的一种象征，是等级区分的标志。本来冠这东西实用性并不大。《淮南子》曰：“冠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弗能鄣，暴不能敌，然而戴冠屐履者，其所自托者然”。

意思很明显，“自托者然”，无非是表明自己的一种身份。

与冕冠相配套的，还有“衣裳玉佩备章采”，因而《舆服志》中还有佩、刀、印、绶等一大串表示身份等级的佩带物，所谓“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

佩玉、佩刀、佩印都有具体规定，作为官印上的带子称为绶，有黄赤绶、绿绶、紫绶、青绶、黑绶、黄绶等多种，规定很严。公、侯、将军紫绶，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千石、六百石黑绶，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百石青绀纶绶，带子的织法、长短等均有规定。

刘邦作为泗水亭长，俸禄充其量三百石，也可能百石，或不足百石，只能配黄绶或青绀纶绶。

刘邦专门派人到做冠手艺一流的薛县做冠，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呢，戴几天就扔掉了呢？

不是。

司马迁说他经常戴着，“时时冠之”；即使后来当了皇帝，仍经常戴着，“及贵常冠”，并命名为“刘氏冠”。汉八年，刘邦下诏规定：“爵非公乘以上不得戴刘氏冠”。

一顶帽子竟然陪伴刘邦后半生，足见其个性执著与厚重，绝非浅薄轻浮、浪荡成性之辈。

刘邦为什么对“刘氏冠”如此钟情，以至后来把它作为一种荣誉赏赐给部下？

有一个成语叫“爱屋及乌”，出自汉人刘向编撰的《说苑&#8226;贵法》。周武王大败殷商，召见姜太公，问，该怎样对待商朝的那些人员？太公答，我听人说，如果喜欢那个人，就连带喜欢他屋上的乌鸦；如果憎恨那个人，就连带杀光他的仆从家吏。

这就是“爱屋及乌”故事的来历。

我国古代流行一种迷信，认为乌鸦是不祥之鸟，是丧门星。他落到谁家屋上，谁家就要遭遇祸事。如《诗经&#8226;小雅》曰：“瞻乌爰止，于谁之家”。可见人们多么讨厌乌鸦。所谓“爱屋及乌”，即由于爱一个人，连他家屋上的乌鸦都不认为不吉祥，不觉得讨厌了。

这句成语，一向被人们用做推爱的比喻。因为深爱某人、某物，从而喜欢与之相关的人与物。唐代诗人杜甫曰：“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宋周敦颐的《濂溪诗》中有：“怒移水中蟹，爱及屋上乌”。同为宋人的陈师道的《简李伯益》一诗中也有“时清视我门前雀，人好看君屋上乌”。都是引用的“爱屋及乌”这个成语典故。

通过这个成语，我们就可以分析刚才的问题：刘邦为何自己要亲自设计一顶竹皮冠，并让人专门跑到薛县去制作了。因为刘邦非常珍惜泗水亭长这一职位，对工作充满荣誉感和责任感。很难想象，一个对工作冷漠淡然、毫无热情的人会亲自设计冠帽；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责任心?没有事业心的人会把自己的冠帽看的如此之重。

从管理学上讲，一个人做好工作的基本前提是态度端正，有责任感、有荣誉感；否则，一切免谈。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资料翔实的历史典籍，也是一部文采飞扬的传奇史诗。作品的历史性强，小说的因素也强。小说因素主要用于细节描写，从而更增强了历史本质的真实性，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更生动、更感人、更有说服力。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人们的品格。司马迁用细腻的笔墨叙述“刘氏冠”的故事，其洞察入微的才智，其泼墨传神的慧识，千载已降，犹让人敬佩不已。

据《史记&#8226;高祖本纪》，刘邦任职的泗水亭位于沛县城东门口外，这里由于地处要冲，稍有人气而聚集为小小的市口。一位姓王的大娘（王媪）和一位姓武的大娘（武负）在这里开了两家小酒馆，招待南来北往的客人。

刘邦“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刘邦喝酒不付现银，让酒店记账，到了年底，两个老板“折卷弃责”，把账一笔勾销了。秦时还没有纸张，记事用竹简，所以说“折卷弃责”。券指赊欠的字据。责：同“债”。

后世不少文人骚客据此指责刘邦滥用职权，喝酒赖账，欺凌百姓，并推断出刘邦痞性十足，是个流氓恶吏。

果真如此吗？

其实，文人们误读了这个故事。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折卷弃责”写了两个原因：

其一，刘邦“醉卧”时，王媪与武负“见其上常有龙，怪之”。这显然是神化刘邦，不足为凭。

其二，刘邦“每酤留饮，酒雠数倍”。“雠”是“酬”的意思。《史记索隐》注解曰：“乃谓贳饮而偿厚价，则下文‘折券’句又何说也”。

意思是：刘邦虽然经常赊账，但他为人大度，当手头有钱时，就数倍偿还。这样一来，年底自然就不该再讨账了，又何来白条一说？

清人郭嵩涛读史至此，感慨良多，说：

“举此小节，以壮其喜施（舍）之（慷）慨。两家折卷弃责，亦为其饮酒常雠数倍，所得固已多也，而高祖豁然都不计较，自是英雄本色如此”。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赞扬刘邦“仁而爱人，喜施（舍）”。这样一个人岂能与平民百姓斤斤计较蝇头小利？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判断！所以，认为刘邦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多吃多占真乃是无稽之谈！

当时的官场的确存在吏风败坏、官员腐化的现象，官吏鱼肉百姓、为非作歹、祸害乡里的事情层出不穷，但那不是刘邦。恰恰相反，刘邦却凛然不畏强暴同这种歪风邪气作斗争，彰显了其浩然品格。

第五章 步入仕途（3）

我们不是毫无根据地乱说一通，是司马迁告诉我们的。司马迁在《史记&#8226;高祖本纪》中说，“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廷中吏无所不狎侮”。

刘邦为什么看不起这些官吏，并时常捉弄这些他们呢？

刘邦“仁而爱人”，即使守门人和站岗的士兵，也能一见如故。正因为刘邦有这种坦诚相待的亲和力与凝聚力，刘邦才如磁石般吸引了那么多好朋友。无论是吹鼓手、屠夫，还是织曲贩履者，抑或是穷得娶不上老婆的光棍汉，刘邦绝无轻视之意，他们都成了刘邦的莫逆之交。

这也向我们解释了荥阳之战时，纪信为什么愿意为他献身，这也向我们解释了，屠狗的樊哙、织薄曲的周勃等人为什么对刘邦忠贞不贰、至死不渝。

然而，这样一位“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沽亦与群，不问君是谁”的豁达大度之人，怎么偏偏蔑视官吏，并挖空心思耍弄他们呢？

问题出在这些官吏身上！

这些人不是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的循吏，而是对百姓敲骨吸髓、中饱私囊的贪官庸吏。他们连普通老百姓的操守也不如，更甭提“当官要为民做主”了。

如沛县令，他借口老朋友来沛县定居之机，通知县里头面人物和群吏前来祝贺。这些人不会空手前来，拿多少钱呢？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由于来人太多，主持宴会的萧何便宣布，拿一千钱以上的坐在堂上，拿一千钱以下的坐在堂下。以一千钱为标准划分客人，可见，当时所来的客人拿钱绝不会是几十钱，而是几百钱或几千钱。

敛财的机会当然不止这一次，名目繁多，借口无所不有。那么，这些钱从那里出呢？是这些官吏自己掏腰包，还是秦政府买单，或者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老百姓呢？

据陈梦家先生《汉简所见奉（俸）例》一文论列，西汉时令史、啬夫、亭长、书佐这些级别上的小吏，也就是萧何、曹参、刘邦、夏侯婴这种秩别的人，每月俸钱为六百到一百不等，秦朝的标准，大体相同。像萧何这种“主吏”，大约是六百钱一月；曹参次之，五百到五百七之间；刘邦则充其量也就是三百。

如果按照《史记》上介绍的每人送钱那么多，则有的人就拿不出来，有的人拿出来后一家大小就要喝西北风了。

秦政府是否会埋单？也不是。

中国自秦朝首创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各级地方财政的收支都受中央严格控制，留存地方用于行政支出的部分财政预算，主要就是按官吏人数编制支付的俸禄，用为办公经费的数额微乎其微。

所以，这些钱只能是从老百姓身上出，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基层小吏们总要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中饱私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

对这种官吏，刘邦从内心鄙视、憎恶，但身为泗水亭长，芝麻粒一样的小吏，人微言轻，又能奈何？既无权开除他们的官籍，也无权查办他们，把他们投入监牢。

按照刘邦的禀性，他绝不会对此视而不见，所以只有找机会耍弄这些贪官庸吏，以泄心中之愤。即如司马迁所说“廷中吏无所不狎侮”。甚至于县令，他也要捉弄。也是机缘巧合，刘邦因为耍弄县令，竟然阴差阳错、弄巧成拙，娶回一房娇妻，讨来一个“林妹妹”。这个故事我们后面专门讲。

来而无往非礼也。刘邦既然看不起那些昏官庸吏，并时时戏弄他们，自然招致他们的怨恨，这些人视刘邦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在封建官场，有一个“逆淘汰”现象，什么意思呢？

如果一个官吏清正廉洁，不肯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那么，这些腐败分子就会结党营私，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排除异己，或造谣中伤，或恶毒攻击，能拉拢来的就收买拉拢，否则就撵出去，或者陷害致死。这就是“逆淘汰”定律。

这种现象导致正不压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小人得志，君子受气，它向我们揭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与邪恶，也向我们揭示了历史上“青天大老爷”寥若晨星的根源。

学者季正矩先生分析：

“皇上若是开明君主，励精图治，官场政治就会好一些；若皇上是个昏君、暴君，那一定是亲小人，远贤臣，出现政治家的‘道德逆向淘汰’，弄得官场奸臣当道，指鹿为马。老百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以孔孟之道的要求看，古代的皇上不但不是“哲人王”，而是中国专制社会“逆淘汰”结果产生的“强盗王”，所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话放在古代官场很适用”。

刘邦作为沛县的一位小小泗水亭长，不自量力，公然与整个黑暗官场相对抗，会有什么结果？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据《史记&#8226;樊郦滕灌列传》，刘邦与好朋友夏侯婴推搡嬉闹，一不小心，伤着了夏侯婴。此事被好事者告发，说刘邦打伤了夏侯婴。刘邦时为亭长，怕犯伤人罪，一概不承认。传讯夏侯婴，他也为刘邦作证，说刘邦不曾打伤自己。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刘邦与夏侯婴都否认，也就不了了之。然而，有些官吏抓住这件事不放，一定要追究刘邦的责任。所以，反复提审夏侯婴，“后狱履”，要他承认刘邦是故意伤害他。一来二往，反反复复，竟然把夏侯婴关在牢里一年多，其间屡受肉刑，“掠笞数百”，吃尽苦头。

可以想象，萧何、曹参等人定会为此事奔走呼号，开脱讲情，但毫无作用。据《史记&#8226;曹相国世家》，“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主吏即功曹，在县属吏中地位最高，对上可以代表县令长，对下可指挥游檄、亭长，足见其地位和职权之重。曹参是“沛狱掾”，主管刑狱，犹如今天之县公安局长。

萧何与曹参“居县为豪吏”，属于那种“一跺脚地面乱颤”的人物，对此事竟然束手无策，看来想整治刘邦的人物非泛泛之辈，一旦抓住机会，定要“重拳”出击，必欲置刘邦于死地。

为什么呢？

是不是这些人清正廉洁，秉公办事，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呢？当然不是！除了上面沛县令收受礼金的例子外，我们再举个例子。

项羽有一个叔叔，叫项梁。据《史记&#8226;项羽本纪》：曾经因犯罪被栎阳县逮捕的项梁，仅通过蕲县狱掾的一封信，就被释放，案件不了了之。

后来，“项梁杀人，与（项）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

一个到吴中避难的杀人犯，竟然堂而皇之主持当地的徭役及丧事，这显然离不开官吏的庇护。秦朝吏治败坏可见一斑。

天下乌鸦一般黑，沛县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当陈胜起义后，沛县令也想起兵响应，萧何、曹参对他说，“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由此看出，官吏在民众中已失去了威信，人们对官吏充满仇恨。

毋庸置疑，这些官吏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就因为刘邦“素易诸吏”，“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刘邦看不起别人，戏耍别人，别人又岂能放过他？当然会睚眦以报，以泄私愤。

无奈，夏侯婴咬紧铁嘴钢牙，坚决不改口供，“终以是脱高祖”。

可怜小小的泗水亭长刘邦，因秉持正义、疾恶如仇而差一点儿丟官去职，锒铛入狱。悲也，哀也！

刘邦看不起那些昏官庸吏，和他们关系紧张，生发矛盾，就苦了一个人。

谁啊？萧何。

我们在前面讲到，萧何“素恭谨”，遇事三思而后行，他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像刘邦那样敢说敢干，仗义执言。但萧何绝非唯唯诺诺的昏官庸吏，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和事佬”，更不是欺上压下、中饱私囊的贪污腐化分子。

此人性情宽厚，目光如炬，对官场上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心中明明白白。对刘邦的言行举止，萧何从内心是赞成的、是敬佩的。作为一个相知多年的老朋友，也作为刘邦的上司，萧何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他。

据《史记&#8226;萧相国世家》，“高祖为亭长，（萧何）常左右之”。左右即是帮助、庇护之意。

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萧何的帮助袒护，就刘邦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不屑于和昏官庸吏同殿为臣的性格，就刘邦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志豪情，他是不可能在黑暗的官场中生存下来的，恐怕早就身陷囹圄、死无葬身之地了，又怎能在泗水亭长的职位上一干就是十多年？

刘邦后来对萧何那么信任，与此时的患难与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通过以上几件事情，我们可以断定；刘邦在官场是不得意的，受到排挤与打击。对那些昏官庸吏来说，刘邦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对百姓来说，刘邦是主持正义、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对秦王朝来说，刘邦是尽心尽责、忠于职守的清官廉吏。

出土的云梦秦简有《为吏之道》一篇，其中提出了官吏应该追求的五条善行：

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

从刘邦的所作所为上看，刘邦身体力行地实践的这五条，应该被评为“良吏”。对此，安作璋先生与孟祥才先生说，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是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地为秦皇朝服务的。

我们刚才讲到，刘邦因戏弄县令，竟然娶得一房娇妻，相人无数的吕公一顿饭的工夫就把“奇货可居”的女儿许给小小的泗水亭长，并预言他贵不可言。不出吕公所料，刘邦后来果然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宏图大业。

这是偶然巧合，还是宇宙中确实存在可以预测未来的神秘“相术”？真也？假也？欲知详情，请看下章——慧眼独具。

第六章 慧眼独具（1）

我们上一章中讲到，刘邦与吕雉的婚姻充满神秘色彩，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刘邦凭着一句捉弄人的大话竟然忽悠到一房娇妻，相面大师吕公与刘邦只有一面之交，却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将女儿嫁于刘邦，并预言刘邦贵不可言。果然不出所料，刘邦后来建树了一番空前绝后的伟业。

这是偶然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真有深不可测的神秘力量在作祟，在支配着这个世界的一切？即使千载以降，仍令人产生无穷无尽的遐想。

引发我们沉思的是刘邦与吕雉的婚姻。

据《史记&#8226;高祖本纪》，刘吕婚姻的始作俑者是吕雉的父亲，他是一位相士。司马迁说他是单父（今山东省单县）人，称他为“吕公”，没有名字。而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录《相经》曰：“魏人吕公，名文，字叔平”，看来是名字俱全的。单父在春秋时属于鲁国，到了战国时代，落入魏国版图。

所以，司马贞说吕公为魏人是不错的。吕公既然能名载《相经》，表明此人已小有名气，不是那些亮起神算的招牌，四处招摇撞骗、捕风捉影、察言观色、信口胡诌的江湖骗子。

相术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古代的朴素的人体信息学。它主要通过对人们言行举止、体貌特征等外在的观察，来预测人的富贵贫贱、福祸吉凶等未来的前途与命运。从事相术活动者叫相士或相工。

吕公就是一位民间职业相士，凭着这套本事养家糊口。吕公家在单父，怎么和刘邦结识的？

原来，吕公在家乡和人结了冤仇，怕遭仇人报复，就想到任沛县县令的老朋友，举家迁往沛县避难。大体上是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之间的事情。

在古代封建官场，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一个人在某地当了官，如有朋友亲戚前来投靠，总得设法资助若干，这就叫“打秋风”。一般的官员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而是将此负担转嫁到属下，通常的办法是用给亲朋接风洗尘的名义，邀请众人陪客。被邀请的下属心领神会，明白长官的意思，遂以见面礼的名义，送上钱物。这样一来，官员“打秋风”的开销落实了。下级官吏也和上司拉近了距离，加深了感情，更为搜刮百姓找到了借口。一举多得！

沛县县令自然深谙此道，早早放出风声，要为吕公大摆接风宴。

由于是县令的贵客，所以，不仅当地官吏蜂拥而来，那些有头有脸的社会名流如王陵、雍齿也闻风而至。史载：“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一时间，县衙内宾客云集，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热闹异常。

来人太多，堂上容纳不下，怎么办？在县令的授意下，负责收受礼金的萧何便制定了安排座次的标准，对大家说，来人礼金超过一千钱的，坐在堂上；不足一千钱的，只好坐在堂下。

泗水亭长刘邦前来赴宴。那么，刘邦拿多少见面礼？

不要说一千，连一文也没有！

我们搞不明白，刘邦为什么要这样行事？

在封建官场，高官为主，小官为仆，等级森严，差别悬殊，丝毫不得僭越。官，不仅仅是一种职务，更是一种政治地位高低和权力大小的象征，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官吏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对上司无不诚惶诚恐地奉承，挖空心思地巴结，极尽所能地投其所好，唯恐稍一不慎，得罪于他，误了自身做官的前程。

沛县县令虽然是个“芝麻官”，在秦国中央政府充其量是个蚂蚱，但在沛县境内，却是威风凛凛的大哥大，谁敢与之分庭抗礼？因此，当沛县令为吕公设宴接风时，沛中豪桀吏“皆往贺”。其目的无非是送上红包，借机巴结沛县令，求县太爷拂照一二。

身在官场的刘邦难道不懂这些“潜规则”？恐怕未必。或者刘邦手头拮据，拿不出钱来？恐怕未必。在常人眼中，亭长负责抓捕盗贼，又兼管迎来送往，吃喝招待，是一个实权职位，应该有油水。即使是清水衙门，再穷也不能穷上司啊！“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上司决定你的锦绣前程，甚至身家性命，岂能怠慢？

刘邦的行为有悖于常理。

那么，刘邦为什么分文不拿，空麻袋闯席？这必须从他的性格和秉性中寻找答案。

我们前面介绍过，刘邦是个有志向、有抱负的人，也是个疾恶如仇、一身正气的人。他忠于职守，为官清廉，爱民如子，鄙视敲诈勒索、搜刮百姓的贪赃枉法之人，自然不会行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之事了。再者，刘邦“仁而爱人，喜施（舍）”，领取的微薄俸禄还不够周济穷朋友，自然是囊中羞涩，一贫如洗。

还有，即使刘邦经济上富裕，他也不会给县令送红包，为什么？因为刘邦从内心看不起这些浑浑噩噩、蝇营狗苟的贪墨官吏，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刘邦空手赴宴已是出乎意料，但令人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他竟然在众目睽睽、大庭广众之下?弄县令！

据《史记&#8226;高祖本纪》，刘邦来到县衙后，“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绐，诈说。谒，又称刺，是一种木简，起到名片的作用。根据汉墓中出土的实物，一般长约20～24厘米，宽3．5厘米，厚1厘米，上书持谒人的姓名、官爵及郡县乡里。因为这是递名片祝贺吕公来沛县定居，所以还要在谒上书明礼金数额。

刘邦一文钱没拿，只身闯席，却大大方方地说，拿礼金一万。刘邦此举惊动了一个人。谁啊？吕公。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为什么吕公如此吃惊呢？因为一万钱是个天文数字。

据《史记&#8226;货殖列传》，马：每匹四千钱；牛：每头一千一百九十七文，不满一千二百钱；猪：每只八百钱；鱼：每石二百钱；桑竹：每亩二百钱；酒或酱：每瓮二百钱（这还是“通都大邑”的市价）；谷物：一钟二百钱，一钟为六斛四斗；奴僮：一口二千钱。这批价格是在国民经济开始趋向好转的汉武帝时代，和秦末农民起义还未爆发的时期相比，同样名目的物价应该差不多。

我们再看看当时刘邦的俸禄是多少呢？充其量也就是三百钱。

所以，当时“一掷千金”已是相当可观，一掷万金则属旷古未闻。无怪乎“吕公大惊，起，迎之门”了。

吕公亲自出门迎接，显然把刘邦看得很重。这时候，急坏了萧何。

因为萧何太了解刘邦了！他哪有什么“万钱”？一定又在耍弄人。但这次戏弄的对象是县令，堂堂正正的一县之主。事情做得过分了，谁也救不了他。

怎么办？萧何急中生智，想出一个挽救的办法。

据《史记&#8226;高祖本纪》，萧何对出门迎接刘邦的吕公说：这个刘季牛皮哄哄，经常说大话，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言外之意，吕老先生，你千万别把刘老四的话当真，他是在开玩笑，哪有什么万钱。

第六章 慧眼独具（2）

然而，吕公对萧何的话置若罔闻，不仅把刘邦亲自迎候到堂上，而且态度是毕恭毕敬，万分虔诚。史载：“重敬之，引入坐。”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吕公的举动引来众人窃窃议论。大家不理解，吕公为何对刘邦如此尊敬。是为了那一万钱吗？恐怕不是。萧何已经坦言相告，吕公自然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

原来，吕公犯了职业病。

吕公是民间职业相士，见人总要打量几眼，预测他的贫贱富贵，吉凶祸福。此次见了刘邦，自然免不了上上下下仔细观察一番。吕公一看，大吃一惊，只见刘邦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带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饱含无可抗拒的王者风范，一时间顿生敬意，遂恭迎刘邦入室。《史记&#8226;高祖本纪》载：“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饮食文化同样源远流长，饮食礼仪自然是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排座次则是整个饮食礼仪中的核心。古往今来，由于桌具的演进，座位的排法也相应变化。但总的来说，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官价高、辈分长的人居上席，反之，居末席。其余人等依此类推，该坐哪儿坐哪儿，各得其所。如果居末席者坐在上座，就是僭越，会引发众怒。

县令设宴给吕公接风，沛中豪桀吏“皆往贺”。县丞、县尉、萧何、曹参等大小官吏，王陵、雍齿等一干地方豪强悉数前来。开宴前，众人自然会为座次问题谦让一番，拉过来扯过去，争过来让过去，争的脸红脖子粗。不用说，推让的结果是，县令、吕公、县丞、县尉、王陵、雍齿等人坐到首席，依此类推，各自入座。

刘邦坐在哪里？

论官秩，刘邦上面有县令、县丞、县尉等官吏；论社会势力，刘邦远不如王陵、雍齿等“沛豪”；论礼金，刘邦毫无分文，别人则千钱以上。这样说来，刘邦能在堂上混个座位就算不错啦。

又一次出乎意料。

刘邦竟然旁若无人、大大方方地坐在上座。《史记&#8226;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

无所诎是什么意思？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客气、不安。

吴见思读史至此，拍案叫绝，说，“高祖气度，已有笼盖万夫气象”。史珥则赞叹曰：“气概豪上，屡败不挫，卒以有成，于此可证。”

宾客到齐，酒宴开始。经过一番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大部分客人纷纷告辞而去。刘邦酒足饭饱，也要回去。然而，吕公却给他使眼色，一再暗示他不要走。

刘邦心领神会，继续喝酒。

吕公单独留下刘邦有什么事，是给他要许诺的一万钱，还是另有隐衷？

酒席已散，众人皆走，只剩吕公与刘邦二人。吕公对刘邦说：我从小喜好给人看相，看了许多人，没人能比得上你的相贵。刘邦历来自命不凡，胸怀大志，自信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只是这么多年，无人夸赞他。为此，刘邦倍感孤独与寂寞。今天吕公这么一说，刘邦定会有找到知音的感觉。

吕公又说：“愿季自爱。”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吕公在教导刘邦：要好好过日子，不能再坑蒙拐骗、打架斗殴、寻花问柳、偷鸡摸狗了。

这样理解是不对的！

陈仁锡对此理解颇深，他说：“……愿季自爱，爱天下。”陈仁锡认为，吕公此时已经看出刘邦具有浩然正大之气、刚直不阿之节、勇猛进取之心，定能成大器。所以，更进一步勉励刘邦以天下苍生为念。

吕公接着说：“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息：生。息女是亲生女。箕帚妾是指打扫卫生的使女。在这里是许以为妻的谦说。大家可能会问，吕公自称“臣”，难道他预测到刘邦一定能黄袍加身？

非也。

这属于时代语言隔阂造成的误会。“臣”在这里是谦虚的说法，《史记会注考证》引顾炎武的说法：“汉初人对人多称臣，乃战国之余习……至文景以后，则此风渐衰”。张晏《汉书注》曰：“古人相与语多自称臣，自卑下之道”。如鸿门宴时张良对刘邦、项伯俱称臣，樊哙对张良亦称臣。

刘邦是个豁达之人，见吕公如此看重自己，当然感戴有加，立即应诺下来。

据《史记&#8226;高祖本纪》，吕公的做法，惹恼了吕老太太，她没看出这个小小的泗水亭长有哪些尊贵相，感到此事荒唐之极。刘邦走后，吕老太太愤愤指责吕公说：你平时一直认为这个女儿不寻常，要把她嫁给贵人为妻。沛县令和你关系那么好，他来求婚你都没有答应，你怎么盲目地把女儿许嫁给刘老四呢？

面对老婆的指责，吕公不以为然，说，你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懂得的什么！“此非儿女子所知也”。估计老两口为此事没少动了口舌。

结果，吕公不顾老太太的反对，毅然把女儿吕雉嫁给刘邦为妻。

婚姻不是儿戏，无论在封建社会?是在今天，都是人生大事。做父母的更是为孩子的婚事操碎了心。君不见，为了给儿女寻觅到美满的婚姻，多少白发苍苍的父母找熟人、托朋友、求亲戚。真是“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古今同理，吕公也为女儿的婚姻大事殚精竭虑，费尽心血。为了能让女儿嫁“与贵人”，甚至不惜把她熬成老姑娘。

史家考证吕雉生于公元前241年，她的儿子刘盈生于公元前211年，刘盈有一个姐姐即鲁元公主。古代不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无采取节育措施。这样说来，鲁元公主的年龄比刘盈也就大上一岁。

因此，吕雉和刘邦结婚的时间假定在公元前213年是没有问题的。那时吕雉已近30岁，刘邦43岁。30岁的女人不结婚，对现代人来说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秦汉时期，三十岁则肯定算是老姑娘了，这体现了吕公惜嫁。

有人推测，是不是吕雉相貌丑陋，嫁不出去，才待字闺中，熬到30岁呢？不是。吕雉虽无“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但从县令欲“求之”为妻妾一事分析，吕雉应是有几分姿色的小家碧玉。

仅仅一顿饭的工夫，吕公就把寄予厚望的女儿许嫁给小小的泗水亭长，这件事情，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足令人惊愕、疑惑，茫然不知所解。

刘邦的确是贵人，他以三尺剑斩蛇起义，亲手创建了雄风长存的大汉王朝，被司马迁赞誉为圣人，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后世对刘邦顶礼膜拜者不可胜数。吕雉也是贵人，贵为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后，更贵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际的女性皇帝，其历史功绩不逊色于武则天。刘邦与吕雉的联姻不仅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刘邦抱负宏大，傲然卓立，所以，一直到四十多岁仍未成家立业。现在，吕公慧眼独具，把女儿许嫁给他为妻，刘邦自是喜出望外。然而，刘邦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刘邦继续做泗水亭长，抓捕盗贼，迎来送往，间或送役咸阳。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时光流逝的平平静静。在流淌的岁月中，刘邦有了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种淡而无味、周而复始的生活与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

就在刘邦临近“知天命”之年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无情打破了刘邦的平静生活，彻底改变了刘邦的人生命运。害得他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只得亡命天涯，落草为寇。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欲知详情，请看下章——丰西释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