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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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1）

- 目录（2）

- 目录（3）

- 开篇

- 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1）

- 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2）

- 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3）

- 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4）

- 透露了婚外恋（1）

- 透露了婚外恋（2）

- 透露了婚外恋（3）

- 透露了婚外恋（4）

- 因“泪浪”结怨（1）

- 因“泪浪”结怨（2）

- 因“泪浪”结怨（3）

- 因“泪浪”结怨（4）

- 因“泪浪”结怨（5）

- 因“泪浪”结怨（6）

- “夕阳楼之争”（1）

- “夕阳楼之争”（2）

- “夕阳楼之争”（3）

- “夕阳楼之争”（4）

- 吃喝交谈的聚餐会（1）

- 吃喝交谈的聚餐会（2）

- 吃喝交谈的聚餐会（3）

- 徐志摩骑着“拐腿瞎马”追爱（1）

- 徐志摩骑着“拐腿瞎马”追爱（2）

- 徐志摩骑着“拐腿瞎马”追爱（3）

- “诗翁”泰戈尔来了！（1）

- “诗翁”泰戈尔来了！（2）

- “诗翁”泰戈尔来了！（3）

- “诗翁”泰戈尔来了！（4）

- “诗翁”泰戈尔来了！（5）

- “诗翁”泰戈尔来了！（6）

- “诗翁”泰戈尔来了！（7）

- “诗翁”泰戈尔来了！（8）

- “诗翁”泰戈尔来了！（9）

- “诗翁”泰戈尔来了！（10）

- “诗翁”泰戈尔来了！（11）

- “诗翁”泰戈尔来了！（12）

- “诗翁”泰戈尔来了！（13）

- “诗翁”泰戈尔来了！（14）

- “诗翁”泰戈尔来了！（15）

- “诗翁”泰戈尔来了！（16）

- “诗翁”泰戈尔来了！（17）

- “诗翁”泰戈尔来了！（18）

- “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1）

- “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2）

- “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3）

- “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4）

-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1）

-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2）

-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3）

-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4）

-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5）

- “新月”的一对夫妻（1）

- “新月”的一对夫妻（2）

- “新月”的一对夫妻（3）

- “新月”的一对夫妻（4）

- “新月”的一对夫妻（5）

- “新月”的一对夫妻（6）

- “新月”的一对夫妻（7）

- “新月”的一对夫妻（8）

- “新月”的一对夫妻（9）

- “新月”的一对夫妻（10）

- “绅士鬼”和“流氓鬼”（1）

- “绅士鬼”和“流氓鬼”（2）

- “绅士鬼”和“流氓鬼”（3）

- “绅士鬼”和“流氓鬼”（4）

- “绅士鬼”和“流氓鬼”（5）

- “绅士鬼”和“流氓鬼”（6）

- “绅士鬼”和“流氓鬼”（7）

- “绅士鬼”和“流氓鬼”（8）

- “绅士鬼”和“流氓鬼”（9）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1）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2）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3）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4）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5）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6）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7）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8）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9）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10）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11）

-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12）

- 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1）

- 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2）

- 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3）

- 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4）

-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1）

-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2）

-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3）

-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4）

-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5）

-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1）

-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2）

-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3）

-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4）

-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5）

-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6）

- 新月社的《晨报副刊》（1）

- 新月社的《晨报副刊》（2）

- 新月社的《晨报副刊》（3）

- 新月社的《晨报副刊》（4）

-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1）

-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2）

-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3）

-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4）

-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5）

-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6）

-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1）

-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2）

-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3）

-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4）

-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5）

-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6）

- 新月派的开端（1）

- 新月派的开端（2）

- 新月派的开端（3）

- 新月派的开端（4）

- 新月派的开端（5）

- 新月派的开端（6）

- 新月派的开端（7）

- 新月派的开端（8）

- 新月派的开端（9）

- 新月派的开端（10）

- 新月派的开端（11）

- 新月派的开端（12）

- 新月派的开端（13）

- 新月派的开端（14）

- 新月派的开端（15）

- 新月派的开端（16）

- 新月派的开端（17）

- 新月派的开端（18）

- 新月派的开端（19）

- 新月派的开端（20）

- 新月派的开端（21）

- 新月派的开端（22）

- 新月派的开端（23）

- 新月派的开端（24）

- 新月派的开端（25）

- 新月派的开端（26）

- 新月派的开端（27）

- 新月派的开端（28）

- 新月派的开端（29）

- 新月派的开端（30）

- 新月派的开端（31）

- 新月派的开端（32）

- 新月派的开端（33）

- 新月派的开端（34）

- 新月派的开端（35）

- 新月派的开端（36）

- 新月派的开端（37）

- 新月派的开端（38）

- 新月派的开端（39）

- 新月派的开端（40）

- 新月派的开端（41）

- 新月派的开端（42）

- 新月派的开端（43）

- 新月派的开端（44）

- 新月派的开端（45）

- 新月派的开端（46）

- 新月派的开端（47）

-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1）

-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2）

-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3）

-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4）

-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5）

-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6）

-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7）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2）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3）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4）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5）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6）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7）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8）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9）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0）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1）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2）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3）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4）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5）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6）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7）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8）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9）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20）

-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21）

-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1）

-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2）

-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3）

-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4）

-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5）

-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6）

-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7）

- 新月书店的始末（1）

- 新月书店的始末（2）

- 新月书店的始末（3）

- 新月书店的始末（4）

- 新月书店的始末（5）

- 新月书店的始末（6）

- 新月书店的始末（7）

- 新月书店的始末（8）

- 新月书店的始末（9）

- 胡适任性“闹”退出（1）

- 胡适?性“闹”退出（2）

- 胡适任性“闹”退出（3）

- 胡适任性“闹”退出（4）

- 胡适任性“闹”退出（5）

目录（1）

开篇第一章徐志摩、胡适的聚餐会徐志摩和梁实秋：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徐志摩和胡适：透露了婚外恋徐志摩和郭沫若：因“泪浪”结怨胡适和郭沫若：“夕阳楼之争”石虎胡同7号：吃喝交谈的聚餐会第二章从“新月社”到“新月俱乐部”徐志摩骑着“拐腿瞎马”追爱“诗翁”泰戈尔来了！1、“想做戏”成立新月社2、徐志摩和泰戈尔：“诗人”和“诗哲”3、“驱泰行动”和胡适的矛盾4、徐志摩的“捧杀”松树胡同7号：“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第三章新月社&#8226;现代评论社&#8226;周氏兄弟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陈西滢和凌叔华：“新月”的一对夫妻 1、凌叔华，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2、陈西滢—凌叔华；徐志摩—陆小曼周作人心里的“绅士鬼”和“流氓鬼”许广平、凌叔华：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1、因为许广平，鲁迅介入“女师大风潮”2、凌叔华，“抄袭和剽窃”论战中的焦点人物论战中的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

目录（2）

第四章《晨报副刊》，徐志摩的“喇叭”由鲁迅《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徐志摩的，也是新月社的《晨报副刊》“苏俄仇友”之争：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晨报副刊&#8226;诗镌》：新月派的开端1、闻一多和梁实秋：“清华”出身的“新月”人①一对清华新诗人②联手“反”胡适③和创造社的分分合合④同办“大江会”2、徐志摩和闻一多：新月派的一双柱石①徐志摩为闻一多介绍工作②闻一多借徐志摩之力办《诗镌》③徐志摩和闻一多的分歧3、徐志摩&#8226;闻一多&#8226;“四子”①刘梦苇：被遗忘的“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②“四子”之朱湘：中途退出《诗镌》之谜③“四子”之饶孟侃：另类的“新月”政治诗人④“四子”之孙大雨：“音组”理论的最早倡导者4、徐志摩宣布：《诗镌》“放假”《晨报副刊&#8226;剧刊》：“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张家铸：四条汉子的国剧运动2、提议创办《剧刊》的张嘉铸：曾是徐志摩的妻弟3、《剧刊》灵魂：“戏剧”的徐志摩4、徐志摩说，余上沅是《剧刊》的编辑苦工5、徐志摩宣布：《剧刊》终期第五章新月书店：一个股份制的出版公司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新月书店的始末胡适任性“闹”退出

目录（3）

第六章《新月》月刊：从文学到政治《“新月”的态度》的态度凌叔华、沈从文：两个“新月”小说家1、“布卢姆斯伯里的中国成员”凌叔华①“珞珈女杰”爱上了英国诗人②与弗吉尼亚&#8226;伍尔夫等人的交往2、“不依附于任何作家集团”的沈从文①徐志摩的知遇之恩②因丁玲而被鲁迅误会徐悲鸿、刘海粟：两个“新月”美术家1、徐志摩和徐悲鸿的一场艺术争论2、徐志摩和刘海粟的至纯友情潘光旦：唯一的“新月”优生学家叶公超、梁实秋：“新月”文艺评论“双璧”1、叶公超说鲁迅，“人归人，文章归文章”2、鲁迅说梁实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胡适和罗隆基：在《新月》“人权风波”中沉浮1、《平论》流产，《新月》“替补”论政2、“人权风波”：胡适辞职、《新月》被禁3、罗隆基被捕，胡适积极营救第七章《诗刊》，《诗镌》之后的诗歌刊物徐志摩和陈梦家：接力办《诗刊》方令孺和方玮德：“新月”诗人中的一对姑侄徐志摩和邵洵美：“诗坛双璧”第八章《学文》，《新月》的继承者叶公超和《新月》的最后岁月叶公超和《学文》及卞之琳、季羡林、钱锺书末篇后记

开篇

“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这是胡适说过的一句话。显然，他是不屑做“狐狸”和“狗”的，也鄙视成群结队。以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崇尚独来独往，有心成为孤独的、高傲的“狮子”和“老虎”。然而，他为标榜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在情急之下所说的这句话，却让他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设想：让老虎和狮子打一架，看看究竟谁赢谁输，谁才是真正的百兽之王。这样的较量，理应是一对一的，一只狮子对一只老虎，这样才能比出真正的高低。如此狮虎斗的设想，原本就是人们主观的意愿，客观上不大可能有实现的一日，原因是，老虎固然擅长单打独斗，而狮子，却是成群结队的。事实上，胡适独来独往的理想只停留在了书面上，或者口头上。生活中，他从来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老虎”。他的身边永远聚集着一帮朋友，不知有多少人将“我的朋友胡适之”视作荣光和骄傲。他的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新月”成员之一的梁实秋就曾说，“新月”时代，他们几乎每个星期六都要在胡家聚会。不经意间，胡适像……那样，像……那样，像……那样，时时成群结队。反对拉帮结派，不愿意成群结队，似乎是那个时代像胡适那样以自由和独立为立身根本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处事准则。就算是“新月社”实实在在地成立了，“新月派”不折不扣地存在着，“社”里的人，“派”里的人，也都不想、不愿承认，甚至完全否定以撇清自己和“社”和“派”有任何瓜葛和联系。梁实秋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一口咬定：“新月根本没有派”。叶公超说，“新月社”不是一个正式的社团，而只是一个定期聚餐的一种集会。闻一多曾抱怨说：“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新月”后期诗人陈梦家在五十年代“大鸣大放”期间，这样说：“现在还有人喜欢把过去的招牌挂在别人头上，比如‘新月派’诗人陈某某等。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太合适，当时我只不过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也许“拉帮结派”这个词贬义的成分更大一些，但成群结队、结社成团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不为过。在中国文学史上，在“新月”存在的那个年代，社团繁杂，流派众多，组社团成流派一时间成为潮流。早先，有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派”；有创造社，“为艺术派”。之后，有语丝社，“语丝派”；有湖畔诗社，“湖畔诗派”。那么，新月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社？新月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派？“新月”的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却也耐人寻味；“新月”的人，进进出出，林林总总。这一切，都值得后人追忆。

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1）

徐志摩和梁实秋：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崇尚“父母在，不远游”古训的徐志摩好好远游了一次。1918年，他21岁的时候，在拜师梁启超两个月之后，从上海出发远赴美国，先入克拉克大学研习历史，后为实现其父设定的日后成为金融实业界大亨的理想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但他却热衷于政治、民主、劳工等问题的探寻，更“顺便”研究了一下社会主义理论，然后以一篇与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都能搭上边的论文《论中国的妇女地位》获得硕士学位。这个过程，他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不仅如此，他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辛苦地不知疲倦地却又愉悦快乐地吮吸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渐渐地，在庞杂纷乱的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中，徐志摩的倾向集中在了尼采，转而罗素的身上。尼采让他“登”上了哲理的山峰，他的肺里回旋着高空的清气；罗素让他懂得如何在逆境中坚持自我，如何抗拒世俗。于是，他要到英国去，“从罗素”。为此，他抵制住了即将到手的哥大经济系博士学位的诱惑，又将老父的殷殷嘱托和满心期待置于了脑后，兴冲冲地投奔罗素去了，立志跟着这位“20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这一转变，使原本很有希望成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徐志摩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当初“实业救国”的伟大崇高目标也随之转向，他最终的身份被定格为自由文人、浪漫诗人。当然，这个转变并不是在他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发生的。不巧的是，在他想要追随罗素抵达英国时，罗素正在去往中国的路途中。他没有能够如愿亲近偶像，聆听大师的教诲，自然也不能师从这位哲学伟人认真念一点书。他迷茫了一下，随即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的政治学家哈罗尔德&#8226;拉斯基教授，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因为拜罗素为师不成，只好仍滞留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内。这似乎是他的无奈之举，但着实让家乡的老父亲感到欣慰。可是，好景未长。徐志摩只在拉斯基教授身边倘佯了半年，就又跳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框，在文学这个广袤天地中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我存在的真正价值。由在剑桥（康桥）大学的学者G&#8226;L&#8226;狄更生介绍，得以进入该大学的国王学院并获得了一个特别生的资格。从此，他的思想和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在他看来，他的眼睛，是康桥教他睁开的；他的求知欲，是康桥激发的；他的自我意识，也是康桥启蒙的。具体地说，他睁开的眼睛，在文学面前发光；他的求知欲的对象，是文学；他的自我意识，更准确地说，他的文学意识，开始觉醒并且蓬勃生发。如果说，学经济，是现实的话，那么，学文学，则是理想的。徐志摩原本就应该是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人，如他自己所说：“我如学商，竟可以一无成就，也许真的会败家；我学了文学，至少得到了国内的认识。在这私欲横流的世界，我能抱定坚真的意志，不为名利所摇撼。”也许可以说，他的转变是受了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如果说这是他的天性使然，似乎更准确一些。

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2）

未出一年，徐志摩在剑桥国王学院由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之前在美国，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先后在克大、哥大分获一等荣誉奖和硕士学位，然而在英国，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仅仅让自己的身份由“特别”上升为“正式”而已，不要说他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甚至没有完成一篇象样的论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浑浑噩噩庸碌无为，除了他已经由初出国时的意气风发的爱国青年走上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诗人的道路之外，他也确立了“生活是艺术的”艺术人生观。之后，1922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五&#8226;四”运动爆发时，梁实秋刚刚16岁，却已经是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的学生了。运动中，他也曾和同学一道上街游行，在街道架起凳子演讲，怒斥无能的政府，怒斥卖国的官吏，眼见平时道貌岸然、凛然不可侵犯的校长一个接一个地被同学们赶出校外，那种打破权威的感觉真令人痛快！在学潮中，清华学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评议会和干事会，要求自治并参与校务。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梁实秋连续几届被推选为评议会成员。与此同时，他满怀激情地拥抱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接受着、体认着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和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和萧伯纳，罗素和博格森，泰戈尔和王尔德，胡适的实验主义，易卜生的戏剧、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等等，几乎不分肥瘦腻淡，只顾囫囵吞下。在这个方面，他和徐志摩有相似之处。虽然他当时学力未充，鉴别力有限，但此乱读，却大大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起到了为将来治学做准备的作用。那时的清华和北大一样，学生社团多不胜数。自幼爱好书法、又写得一手好字的梁实秋发起组织了一个练习书法的组织，他为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清华戏墨社”。每天早晨六点，他和几位同好走进自修室，磨墨铺纸，竖笔而书。这样不分寒暑，一直坚持了两年之久。当然，对于也爱好文学，而且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的梁实秋来说，组织文学社，更是一种必然。“小说研究社”就这样诞生了。因为这个社，他结识了高他两级的闻一多。听从闻一多的建议，“小说研究社”更名为“清华文学社”。文学社吸引了不少同学，比如有后来出名的“新月派”诗人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等。看得出来，新月社的许多成员，之前都曾加入过清华文学社。但是，虽然人员有交叉，但清华文学社并不是新月社的前身。清华文学社有同学提出邀请一些名家来校演讲，一定会受欢迎，众人都觉得这建议好。最先被请来演讲的名家，是周作人，他演讲的题目是《日本的小诗》。这个题目似乎更适合用于做论文，而不适合用于演讲。事实上，除了内容的枯燥外，周作人声音过低、乡音过重，使听众听得吃力，演讲效果大打折扣。严格算起来，这是一次无趣的、失败的演讲。

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3）

之后，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了。他回国后参与的第一次社会活动，就是被清华文学社邀请去演讲。显然，这个时候的徐志摩已经被视为“名家”了，至少在清华文学社的梁实秋他们眼里，他就是名家。之所以如此，一来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大弟子——不是什么人都能拜师梁任公的；二来徐志摩是留洋硕士——既是哥大硕士，又是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材生；三来徐志摩为追求自由和真爱，不理世俗，大胆地毅然决然地“抛弃”结发妻子的行为，使他名声大噪；四来徐志摩创作了大量新诗，以其特有的自由排列的形式，以及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和奔涌飞扬的激情，使他迅速引起文坛前辈的关注和文学新人的景仰。简单地说，此时的徐志摩，才名满天下。因此，清华学子们都极想一睹他的风采。出面邀请徐志摩的是梁实秋，不过，梁实秋并没有亲自去和徐志摩面对面接洽。这倒不是因为徐志摩是名家，而身为学子的梁实秋不便莽撞地找上门去。当初文学社邀请周作人，就是梁实秋亲自摸到周府直言相邀的。再说了，梁实秋也不是那种仰视名家、畏惧权威的人。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弟子，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于是，梁实秋通过梁思成去和徐志摩商量。据梁实秋事后回忆，徐志摩立刻就答应了。徐志摩如此爽快，也不完全是因为梁思成。他天生好动、乐于交往、热衷参与，而且个性张扬、喜好表现。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学了文学，至少得到了国内的认识”。显然，他是很看重“得到国内的认识”的。初归国，他满腹的才情，急于要表现；他已经确定的艺术人生观，急于想引起共鸣；他对于他的诗，他的文学理论，甚至他这个人，也急于要“得到国内的认识”。这次演讲，是日后新月社两位主将徐志摩和梁实秋的第一次见面。梁实秋用“飘然而至”形容徐志摩的到来。这个词的确很符合诗人的气质。他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下巴很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外面是一件小背心，缀着几粒闪着金光的纽扣，脚上是一双黑缎鞋，尽显文质彬彬和潇洒神态。清华小礼堂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人数不比听周作人的少，黑压压一片。梁实秋说的不错，与其说他们是听众，不如说他们是观众——大多数人都是为“看”而来。走上讲台，徐志摩旁若无人地自怀中掏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用打字机打好的，全英文的，然后坐了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后，准备开讲。听众（观众）们首先就被他手上的那一叠稿纸弄糊涂了：他这是要演讲，还是照本宣科？徐志摩解释道：“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andLife，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这一下，学生们躁动起来。既然按照牛津的方式，那么，肯定是用英语的。之前，从来没有人直接用英语演讲过。这是一个不习惯。另外，按照牛津的方式，他是“宣读”，而非演讲。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显而易见，演讲更随意些，而宣读则太正经。

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4）

“牛津的方式”，注定徐志摩的这次演讲是失败的。他的演讲（实则宣读）一开始，就有人退场。虽然他的口齿较周作人伶俐，乡音也不像周作人那么浊重，声音也够洪亮，但大多数人听不太明白。就连梁实秋，也自认“没有听懂他读的是什么”。徐志摩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自我陶醉着，尽管他坚持宣读，但语调变得夸张，手式也多了起来，表情更加丰富。于是，演讲显得有趣起来。但是，这个“有趣”，并非演讲本身，而是外在形式。当然，这样的有趣终究没有办法改变演讲失败的命运。徐志摩自然不会在乎演讲的成功与失败，在他看来，能够完整全面地将他在留学生涯中特别是在剑桥所接受的西方社会思潮和文艺理论进行总结后“推销”出去，就是成功。按牛津的方式，学者们的宣读讲稿，在演讲完之后，是可以直接付印成书的。徐志摩的《艺术与人生》随后经挚友郁达夫之手，刊登在“创造社”的《创造季刊》第二期上，仍然是英文的。梁实秋没有完全听明白，却完全看明白了。徐志摩认定眼前的中国社会“是一潭死水……一个由体质上的弱者、理智上的残废、道德上的懦夫以及精神上的乞丐组成的堂皇国家”。他用列举的方式，通过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雪莱、米开郎基罗、达芬奇、瓦格纳、贝多芬等西方文艺大师的艺术成就，指责东方文化的贫乏，他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所以我们没有艺术。”可以想见，他的这番见解肯定会引起那些固守传统、拒绝接受外来文化和思想的老学究们的极大反感和不满。他的言辞固然激烈了一些，观点不免偏激了一些，理论也显得空泛了一些，但不能说他说的不是事实。尽管梁实秋只把《艺术与人生》当作通俗性的一般文章，而非学术研究论文，但他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还是很认同的，特别是他对徐志摩在文章中透露出的反叛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忧虑以及因此忧虑而提出的“要丰富、扩大、加强、激化我们的生活，赋予它精神上的意义，恢复我们的审美直觉和创造活力”的主张，是极为赞赏的。这也许是他俩日后能够共同参与新月社的思想基础。

透露了婚外恋（1）

徐志摩和胡适：透露了婚外恋在胡适的眼里，徐志摩是一个可爱的人，是“一片春光”，是“一团火焰”。在徐志摩的眼里，胡适是一个温暖敦厚、令人尊敬的师长，也是一个可以在一起“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的亲密伙伴。如果说徐志摩是日后新月社的灵魂的话，那么，胡适就是新月社的领袖。当然，在新月社之前，他俩只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挚友，一对能够宽容彼此的密友。“新月”之前徐志摩和胡适相交的基础，除了对白话诗的共同迷恋外，恐怕应该算是对政治的共同喜好。当然，这个“喜好”，有程度上的大不同。和徐志摩一样，胡适也曾留学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徐志摩取得了硕士学位；胡适虽然提交了博士论文，也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笔试与口试，却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拿到博士学位。自美返国后，他一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于是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在一个原本就对政治没有兴趣、不屑谈政治的人的眼里和心里，是不会有“政治”这个概念的，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宣称。由此看来，他原本就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而且很愿意谈政治的人。果然，不要说“二十年”，甚至不到两年，胡适就将他的誓言甩在了脑后，忍不住要谈政治了。1919年6月，他在陈独秀被捕后接办《每周评论》，不满于国内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高潮盖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写了一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客观地说，那个时候，他谈政治，并非一心求官，而是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如果说，“问题和主义”是他谈政治的开始的话，那么，他在1921年5月组织“努力会”，一年之后创办《努力周报》就成为他谈政治的明显标志。从此，《努力周报》成了他谈政治的阵地，也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政提供了一个平台。徐志摩在哥大经济系就读时，选修课程偏重政治。那时，他不仅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也对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颇感兴趣，又研究了一番社会主义，于是他的书架上多了几本“讲苏俄一类的书”。事实上，他对政治的兴趣，和胡适对政治的兴趣，是不一样的。他的心思活，感情充沛，对所有“新”的东西充满探寻的欲望。因此，当他由美抵英后，又开始欣赏起英国政治来了，自认是“恭维英国政治的一个”。他不仅赞美英国政治，甚至幻想中国也能走英国政治的道路。从徐志摩对政治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他对政治的兴趣实际上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而没有进入政治的核心，因此成不了一个冷峻的政治家。他刚刚回国就遇到了一次政治事件，以他当时激情四溢充满理想主义的状态，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亟欲纸上谈兵一下的。这次政治事件，简单地说，就是财政总长罗文干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遭逮捕。实际上，事件背景很复杂。

透露了婚外恋（2）

胡适在《努力周报》创刊时特别写了一首《努力歌》：“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在这里，胡适第一次用了“好人”这个词。这个时候，他正怀有要建立“好人政府”的理想，意即政府要由一帮“好人”组成，并且经过这些“好人”的奋斗而出现“好政府”。两个月以后，他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叫“好政府主义”。之后，他应邀为“双十节”写了一首诗，名为《双十节的鬼歌》，诗中有这样一句：“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为了这个“好人政府”，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成一篇《我们的主张》。这实则一篇呼吁政治改革的宣言，引起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蔡元培、罗文干、梁漱溟、陶行知、王宠惠、李大钊、汤尔和等人的积极支持，并重新定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政治改革的目标是确立“好政府”；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是号召“好人”们出来干政治，组织政党。很明显，胡适的“好人”组成“好政府”，从而建立“好人政府”的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但是，有意思的是，胡适的“好人政府”的理想真的实现了。就在徐志摩由英启程回国的时候，“好人政府”成立了！“好人”王宠惠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好人”罗文干任财政总长；“好人”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为此，胡适着实兴奋了一下。为什么说“一下”呢，因为这个“政府”太短命，只维持了几个月而已。新内阁的后台是吴佩孚，而国会的后台是曹锟。新内阁的成立，自然是针对国会的，因此两方不可能没有矛盾而和平相处。因在经费分配和借款等问题上，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原本就潜在的矛盾完全公开了，最后导致决裂。由参议院院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等一手策划，人为制造了罗文干“卖国纳贿”丑闻，在取得总统黎元洪的手令后，将其逮捕。但因证据不足，罗不久被释放。但是，教育总长彭允彝为讨好吴、张，在国会会议上又提议，将“罗案”交由法院处理。就这样，罗文干重新被捕。罗文干的被捕，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罗任教的北大。作为北大校长、罗文干的密友，蔡元培更公开断言这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同时，他称他坚信罗文干的操守。为斥责这种卑劣行为，也为声援罗文干，蔡元培提出辞呈，并发表声明表示对北洋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随即离京。接着，北京学联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惩办“罗案”制造者，释放罗文干。不用说，在这次政治事件中，胡适肯定是站在罗文干这一边的。他在192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写了这么一句话：“今天突起一大政潮，颇骇人听闻”，并且在日记里粘贴了两份刊登着这则事件的报纸，一份是《北京晚报》，一份是《京津晚报》。随后，在次年1月份他主编的《努力周报》上，连续编发了几篇倾向性很明显的政论。他自己在文章中直言不讳道：“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这一个无耻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体的攻击……彭允彝代表‘无耻’。”“代表无耻”这句话，成为胡适的“名言”。

透露了婚外恋（3）

另外一篇是徐志摩撰写的《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公平、道义、人格的立场对蔡元培的行为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认为蔡元培是在“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因而极具牺牲精神，令人感佩。他以他一贯的充满激情地、又不免偏激地总结说：“从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从个人行为上看，中国人大多数是无耻的个人。”他又说：“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衷心的同情。”所以，他号召“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淹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看得出来，此时的徐志摩满怀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勇气，又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徐志摩是在什么时候和胡适相识的？目前似乎已经很难确定。可以推断，在徐志摩发表这篇文章之前，胡适对“徐志摩”应该有所耳闻。至于“胡适”这个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大名，对于徐志摩来说更应该如雷贯耳。也可以揣测，正是因为徐志摩的这篇文章，两人得以结识，并一见倾心，随后共同组织了聚餐会和后来的新月社。徐志摩的那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的文章刊登在1923年1月28日的《努力周报》上。然而，“徐志摩”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却是在8个月以后的9月28日。这天，他应徐志摩之邀，赴浙江海宁观潮。之前，4月份，胡适利用到上海开会的机会，顺道杭州游历，美其名曰“休假”，实则探望他的小表妹、隐藏在他心底的恋人“娟”。“娟”的大名叫曹诚英，字佩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样说来，她是胡适表妹的说法不尽准确。胡适和发妻江冬秀举行婚礼时，曹诚英是伴娘，两人因此结识，之后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渐渐地，他俩的感情由兄妹而变得暧昧起来。6月下旬，胡适住进杭州西湖的烟霞洞。不久，曹诚英也频繁出入烟霞洞。从6月到9月，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渡过了一段“神仙眷侣”般的生活。这个时候，胡适是有妇之夫。但是此时，在友人面前，他似乎并不刻意隐瞒他和曹诚英的关系。当徐志摩邀胡适赴海宁观潮时，胡适大大方方地带着曹诚英一同去赴约。当然，除了他们几个，还有马君武、陶行知、汪精卫、朱经农、任叔永、陈衡哲等。混在人群中，反而显不出他俩关系的异样了。28日这天，一群人乘观潮专号来到海宁，又分乘两只小船前往盐官。途中休息时，大家挤在一条船上吃饭，挤得连膀子都伸不开。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艿。徐志摩特别为曹诚英蒸了一个芋头。大家吃得很高兴。

透露了婚外恋（4）

回到杭州，徐志摩又和胡适、曹诚英等结伴出游了几次。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徐志摩看出了胡、曹关系的不寻常，但他忍而未发。返回上海后不久，两人坐而谈诗，胡适将他的《烟霞杂诗》拿给徐志摩看。诗中充盈着浓浓情意使徐志摩阅后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便直问胡适：“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适也直言：“有，但不宣。”很明显，胡适多少还是有所顾忌的。也许是本就不想隐瞒徐志摩，也许是既然已被徐志摩看穿也就没有必要再遮掩，更重要的是，胡适深知徐志摩能够理解，很快就畅开了心扉。当天，徐志摩在日记里，这样记道：“与适之谈，无所不至。……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对于胡适的婚外情，徐志摩很能理解，这是自然的。就在不久之前，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他与胡适不同。胡适顾虑重重，而他果敢决绝；胡适始终让他和“娟”的感情在地下发展，而他大胆追求他的真爱。有一点，两人相似，那就是都为了不辜负自己的真情而向结发妻子提出离婚，只是结局有所不同：徐志摩不顾刚刚怀孕的妻子，坚持离婚，一意孤行得近乎绝情，而且还惊世骇俗地发布“离婚通告”，成功地挑战了一把旧式婚姻制度；胡适则刚刚战战兢兢地提及“离婚”二字，就被妻子挥舞的菜刀给吓住了。至于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是如何知道丈夫婚外情的，目前有一种说法，说正是徐志摩透露出去的。既便真的如此，那也可以想见，徐志摩并非故意而为。就他热情感性又有些冲动的性格来看，是不太容易守得住秘密的。胡适也因此不可能责怪他，相反，他倒有可能感激徐志摩“多言”，替他捅破了窗户纸，使他终于有勇气像徐志摩那样，说出“离婚”二字——尽管他没有离成。有人说，“海宁观潮”既显示了徐志摩的组织交往能力，也奠定了他和胡适的情感基础。确切地说，这个基础，是基于对彼此情感的理解和尊重。如果用传统卫道士的话说，是纵容对方感情背叛。徐志摩对胡适如此，胡适对徐志摩，又何尝不是？徐志摩意外坠机死亡后，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重提徐志摩离婚一事时，这样说：“这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理解了他俩友谊的基础，也就明白他俩何以能够在一起组织聚餐会，建立新月社了。

因“泪浪”结怨（1）

徐志摩和郭沫若：因“泪浪”结怨新月文人中，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都曾与创造社，与郭沫若有过交往，而且交情一度匪浅。当然，这个时候，用“新月文人”这个词，似乎不太妥当。因为在1923年的时候，尚没有新月社。创造社是存在的，它成立于1921年的东京，主要成员除了郭沫若，还有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在新月社之前，大小文学社团已经多如牛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由周作人、郑振绎、孙伏园、沈雁冰、许地山、王统照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之外，就是创造社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鲜明地受到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接受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而后者则倾向于欧洲浪漫主义思想。因此，周作人们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现象，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而郭沫若们则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简单地说，它们一个是“为人生而艺术”，一个是“为艺术而艺术”。如果说成群结队的只能是同类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追随文学研究会的，也是为人生派，而欣赏创造社的，就是为艺术派。然而，徐志摩在回国后到创办聚餐会前，即1922年底到1923年底的一年时间里，既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也和创造社“眉来眼去”，使外人不能辨清他究竟倾向什么派别。或许可以说，此时的徐志摩虽然也有自己的文学艺术主张，但这个“主张”是模糊的，是不确定的。其表现便是“脚踏几只船”。另一方面，就他感性而情绪化的性格而言，欣赏这个派的某一点，倾心那个派的某一点，是大有可能的。况且，他是个单纯的人，少有“成群结队”之想，而只有“为文艺想”。这一切，都使他留连这个“会”，又在那个“社”里倘佯，而不承认他隶属哪个会，哪个社，哪个派。他在《天下本无事》一文中，这样写道：“政治上我似乎听说有什么交通党国民党安福党研究党种种的分别，教育上也似乎听说有南派北派之不同，就连同声高呼光明自由的新文艺界里，也似乎听说有什么会与什么社——老实说吧，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畛畦。我所见的只是热心创造新文学新艺术的同志。我既不隶属于此社，也不曾归附于彼会，更不曾充何报的正式主笔。”但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曾料到，不久之后，他就隶属于他自己组织的聚餐会，归附于他自己参与创办的新月社，而且还做了《晨报副刊》的主笔了。

因“泪浪”结怨（2）

严格地说，徐志摩“不隶属于此社，也不曾归附于彼会”的说法并不准确。1923年夏，他正式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会员登记的号码是“九十三”。不仅如此，他频繁地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上刊登文章和译文。仅当年，他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曼殊斐儿》、《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的确期》、《两姊妹》、《沪杭车中》、《她的名字》、《窥镜》等文章，以及《理想的家庭》等多篇译文。尽管他后来组织了自己的新月社，但他和《小说月报》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他意外死亡之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和研究会的人员，比如周作人等没有矛盾和分歧。当新月社成员陈西滢和周作人等发生论战时，他很自然地站在了陈西滢一边。相对而言，徐志摩和创造社的关系更为亲密。首先，他和创造社的郁达夫是中学同学，交情甚好。回国后，通过郁达夫，他结识了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对他们的艺术成就很欣赏。其次，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风，更合他这个浪漫诗人的口味。这是最重要的。这一切，都从他于1923年6月写给成仿吾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兄评衡立言有方，持正不阿，亦今日所罕见。”与此同时，创造社同仁也对这个刚刚从欧洲“浪漫”回来的诗人表示了极大好感。当徐志摩在清华的那份演讲稿《艺术与人生》经郁达夫之手在《创造季刊》上刊登之后，他就收到了成仿吾的赞赏信。这让他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连忙回信：“承赞，愧不敢当。”然后，他真诚地表达了他加入创造社的意愿：“贵社诸贤向往已久，……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如此一来二去，双方的友谊就建立起来了。有一个现象令人疑惑，徐志摩在《艺术与人生》中表达的思想，应该是“为人生”的，即艺术是人生的反映，人生为艺术负责，所以他才会说没有艺术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真正充实的生活。这种“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应该是和文学研究会相契合的，而和创造社“为艺术”的追求相悖。事实上，徐志摩的这篇文章却刊登在创造社的《创造季刊》上，而且还引来成仿吾的赞赏。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或许已经预示了徐志摩日后必定会和创造社闹翻。因为总的来说，他们之间是存在着分歧的。文人之间，好起来热情似火，互相吹捧互相抬举，但往往又很容易一言不慎就翻脸不认人就恶言相向。一向好人缘，处处与人为善，而且从不刻意与人交恶的徐志摩，竟也会有一天一个不小心，惹火了创造社，和郭沫若，和成仿吾结下了怨。事情的起因是因为郭沫若的一首诗。其实，这首名为《泪浪》的诗是首旧诗，创作于两年前的1921年10月。诗的结尾，有这样几句：

因“泪浪”结怨（3）

飞鸟有巢，走兽有穴，游鱼有港，人子得不到可以安身的地方。我被驱逐了的妻儿今在何处？抑制不住呀，我眼中的泪浪！另有一种说法，这首诗名为《重过旧居》，其中有这样几句：我和你别离了有百日有寄，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我禁不着我的泪浪滔滔，我禁不着我的情涛激张。无论如何，最终引起麻烦的是“泪浪”或“泪浪滔滔”。其实，即便不了解郭沫若创作这首诗时的背景，不管是从《泪浪》中的那四句，还是从《重归旧居》中的那四句，都能体会到诗中所蕴含的缠绵悱恻的浓情和无限凄楚的悲凉。当时，创造社刚刚创办，郭沫若从上海返回日本。他压抑着思乡的急迫心情来到旧居，深情地呼唤着妻儿的名字，无人应答。他惊讶地发现，人去楼空。原来，因为交不起房租，妻儿早已被房东赶了出去，寄居在离旧居不远的一处民宅。郭沫若经人指点，来到新址，只见大儿子蓬头垢面，正坐在破败的院中独自玩耍。过了一会儿，外出做工的妻子安娜领着小儿子回来了，憔悴而狼狈。见此情景，郭沫若忍不住“泪浪”横流。然后，他领着儿子去理发，经过旧居时，又忍不住“泪浪滔滔”。过惯了富足生活的人也许很难体会郭沫若当时的心情，徐志摩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幼环境优裕，丰衣足食，生活平顺，天天阳光，日日灿烂，他没有交不起房租的尴尬，没有拖儿带女辛苦做工村妇一样的妻子，也没有连头发都没有钱理的儿子。因此，他无法理解郭沫若的“泪浪”，更惊诧“泪浪”如何“滔滔”。于是，就像郭沫若忍不住涌出“泪浪”一样，徐志摩忍不住“跳”出来挑剔一番。5月6日，他在《努力周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坏诗、假诗、形似诗》。他以一种近于嘲讽的口气，对郭沫若的这首诗进行了批评：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地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

因“泪浪”结怨（4）

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徐志摩是在就“坏诗、假诗、形似诗”进行议论评说之后，才提到郭沫若的这首诗的。他觉得“人有真好人，真坏人，假人，没中用的人”，而“诗也有真诗，坏诗，形似诗。”他认为的“真好人”是“人格和谐了自然流露的品性”，而“真好诗”是“情绪和谐了（经过冲突以后）自然流露的产物。”因此，他认为郭沫若《泪浪》这首诗属于形似诗，即非好诗。生活境遇的不同，使得徐志摩不能理解郭沫若泛滥的情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可理解的是，作为一个非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如何不能接受“泪浪滔滔”这样夸张的写法呢？难道他不知道“夸张”和“想象”是浪漫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难道他不知道他认为的“雨骤”、“泉涌”也是一种夸张手法？泪能成雨，能成泉，为什么不能成浪？能“骤”能“涌”，为什么不能“滔滔”？很明显，徐志摩对“泪浪”的批评不能令人信服。况且，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戏谑和嘲讽，几乎将郭沫若为亲人的悲苦而伤心等同于“踹死了一个蚂蚁”。这不仅使他的批评偏离了正常文艺批评的范畴，也使他人不免怀疑他撰此文的真正目的。更重要的是，此时，他似乎完全忘记了他曾经对郭沫若的无限赞美，也忘记了他和创造社交好不过才两个多月。他这样一个情绪化的人，是不会有太多顾忌的。因此，他赞美过后转瞬批评的行为，就让人，特别是创造社的人不能理解，而且深恶痛绝了。创造社的洪为法首先发现了徐志摩的这篇“骂郭沫若”的文章，他立即给郭沫若写信“告状”。郭沫若读罢徐的文章，气愤之情是可以想象的。他没有即刻撰文反驳，而是将此事转告成仿吾。成仿吾不愧“黑旋风”（鲁迅语）之誉，随即高举起大刀长矛和梭镖，直向徐志摩而去。

因“泪浪”结怨（5）

5月31日，也就是徐志摩的那篇《坏诗……》公开发表后二十来天，成仿吾给徐志摩写去一封“绝交信”，几乎将徐志摩视作小人而大加痛斥，指责他不久前写信表示友好的行为是卑劣的，说他一方面虚与周旋，一方面暗射冷箭。他还说他知道徐志摩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和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最后，他得出结论：徐志摩是虚伪的，是十足的假人。然后，他义愤填膺地宣称：“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地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几天后，《创造周报》上刊登了成仿吾的《通信四则》，其中一封是洪为法的“告状信”，一封是成仿吾写给徐志摩的“绝交信”。还有两封，竟是之前徐志摩写给成仿吾的赞美郭、成二人，以及向创造社“投怀送抱”的信。成仿吾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要用这两封信揭露徐志摩的虚伪，撕开徐志摩的画皮。徐志摩的批评固然值得商榷，但创造社的反应未免过激了一些，特别是成仿吾的态度，更有些过火。如果说徐志摩的批评偏离了文艺批评的范畴，那么，成仿吾的大加讨伐，则多少有人身攻击的意味。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徐志摩惊诧莫名。从他本意上说，他绝无污辱郭沫若，污辱创造社的故意。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自信我的天性不是爱衅寻仇的，我最厌恶笼统的对人的攻击。”之前，他赞美郭沫若（包括成仿吾），是真心的；之后，他批评郭沫若的诗，也是诚恳的——尽管某些说法不够严谨。如果说他有不是，那就是做事稍稍有些草率。这其实又与他的个性相符。成仿吾公开徐志摩的那两封信，果然对徐志摩相当不利。在其中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沫若先生已归，至喜。……雅典主义，手势戏——我笑到今天还不曾喘过气来，且看那位大主笔怎样来答辩！创造此地颇不易买到，能再寄我两份否？至感。”很明显，他对“创造”很讨好很“巴结”，而对“雅典主义，手势戏”，以及“那位大主笔”极尽嘲笑。“那位大主笔”是谁？是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的编辑郑振绎；何为“雅典主义”、“手势戏”？指的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译文中的一个小错误。这么一来，徐志摩在外人眼里，似乎真的很虚伪——他一方面向创造社示好，一方面嘲笑文学研究会，按照文学研究会的说法，他以此“取媚创造社”；在向创造社示好的同时，又嘲笑郭沫若的诗，“污辱”郭沫若的人格。于是，他既得罪了创造社，也惹恼了文学研究会。

因“泪浪”结怨（6）

“最厌恶笼统的对人的攻击”的徐志摩没有就成仿吾的“攻击”而反攻击。他虽然也撰文“致成仿吾的公开信《天下本无事》”进行了自辩，但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语气是和缓的。他抛开激烈和仇恨，和风细雨地娓娓解释了一番：“我如其曾有过评衡的文字，我决不至于幼稚至于以笼统的一个人为单位；评衡的标准，只是所评衡的作品的自身。为的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人在行为上可以做好，也可以做坏；作者的作品也可以有时比较的好，有时比较坏。……很不幸的引用那‘泪浪滔滔’固然因为作文时偶然记到——我并不曾翻原作……我乘便声明的，我回想那篇杂记通篇只是泛论，引文却就只‘泪浪滔滔”那四字。……我很盼望沫若兄的气没有仿吾这样的像湖南人那样急法。……我说的话我句句都认账的。我恭维沫若的话，是我说的。我批评‘泪浪滔滔’这一类诗的疏忽，是我说的……但我恭维沫若的人，并不防碍我批评沫若的诗；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说‘泪浪滔滔’这类句法不是可做榜样的，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若在新文学里最有建树的一个人。”虽然这不是一封真正意义上的道歉信，但仍然可以感受到徐志摩并不想就此和创造社和郭沫若和成仿吾结仇断交，而是希望重修旧好的良苦用心。然而，创造社没有报以积极的态度。这就又让徐志摩纳闷了：不就是评论了一首诗中的一个词嘛，有必要如此揪住不放，而且还大有要将他打入地狱的意思？就算是批评错了，你们再反批评就是了，何苦把事情上升到“污辱人格”这样的高度，而且还摆出一副从此势不两立的架势。单纯的徐志摩终于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其实是有原因的。创造社对他的怨恨和怒火，并不只是针对“批诗”本身。换句话说，“批诗”只是导火索而已。他惹火创造社的真正原因在于，在创造社看来，徐志摩和胡适是成群结队的一伙的，而胡适和创造社早有裂隙。

“夕阳楼之争”（1）

胡适和郭沫若：“夕阳楼之争”胡适和郭沫若最早见面是在1921年的夏天，当时，徐志摩正在英国陶醉在他的“康桥之恋”中。胡适对郭沫若最初印象似乎不太好，他认为郭沫若在新诗方面的确有才气，但思想不清楚，“工力也不好”。反过来，郭沫若对胡适，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在十年后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两人的见面：“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之后，郭沫若和书局打交道屡屡碰壁，他的译著被商务印书馆拒绝，创造社的出版物又被“中华”、“亚东”等书局“退货”。与之相反，胡适被商务印书馆奉若上宾。就在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将胡适从北京盛请接到上海，恳请他就任要职的时候，郭沫若正为让一家小书局出版创造社的刊物而屈辱地忍受着经济剥削。这样的境遇，注定胡、郭二人不可能并行在一条道上。一旦有机会，他们的分歧就会暴露出来。就在徐志摩回国途中，胡适和创造社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这被外人称为“夕阳楼之争”。当时，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夕阳楼日记》的文章，指称余家菊翻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错误甚多。余的这篇文章刊登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上。如果郁达夫只是针对翻译问题而进行讨论的话，也许可以将此事归于正常的学术评论。但是，郁达夫在文章中，含沙射影地嘲弄胡适之流“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他所说的“外国的新人物”，应该指的是杜威——胡适崇拜的美国教育家。正像成仿吾对徐志摩一样，郁达夫对余家菊（包括胡适），也由文学批评“上升”到了人身攻击，总不能做到就学术而学术。也许按照他们的理解，学术是由人表达的，学术的浅陋意味着人品的低下。即便对人品有看法，似乎也不应该用“粪坑里的蛆虫”这样粗鄙的语言。看到这样的语言，胡适生气了。随后，他在《努力周报》上撰文《骂人》，指责郁达夫“浅薄无聊而不自觉”。紧接着，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上写了一篇《学者的态度》作为对胡适的回击。他说：郁达夫骂人是骂昏了头的，他的“蛆虫”、“肥胖得很”的确是不对，谁也不能说他对，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不也是跟着感情这条恶狗，走到邪路上去了吗？与此同时，时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参与进来，写了《回响之回响》，发表在《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作为对郁达夫、成仿吾的声援，用以反驳胡适。

“夕阳楼之争”（2）

不能说是胡适先败下阵来，但的确是他先偃旗息鼓的。在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这样写道：“《努力》第二十期里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工夫来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的评论。”尽管他表示不再予以回应，但他在这段话中透露出来的对英文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以及毫不掩饰对“不通英文的人”的蔑视，更加激怒了创造社。郭沫若在《创造季刊》二卷一期上撰文《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继续反驳，而且措辞也愈发激烈起来：“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有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在那期间，郭沫若和郁达夫又分别创作了历史剧《卓文君》和故事新编《采石矶》，又共同刻薄了一回有考据癖的“考据家”胡适。也就在胡适和创造社的笔墨官尚未消停时，不明就里的徐志摩不合适宜地就郭沫若的“泪浪”高谈阔论了一通，而他的文章恰恰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胡适的“箭”都是从《努力周报》上“射”出的。因此，《努力周报》实则胡适的战斗阵地。如今，徐志摩的“箭”也通过《努力周报》“射”出来。无形之中，他成了胡适“同伙”。在创造社看来，他其实就是帮着胡适一同对付他们的。这样一来，徐志摩便在猝不及防间，成为一方面和创造社交好，一方面又和创造社的对头胡适往来无间，而且替胡适出头“攻击”创造社的“虚伪”的“假人”。徐志摩无意之中的“卷入”，大有扩大胡适和创造社之间裂隙的意味。已经厌倦纷争的胡适意识到如果继续下去，真的是“浅薄无聊”了，便决定住手。他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说他对二位“在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说到《骂人》一文，他说他“只有诤言”，然后他解释他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他“骂”他们“不通英文”，他诚恳地道了歉：“我希望你们宽恕，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不过，他又说：“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恨或仇视的恶意。”最后，他这样写道：“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夕阳楼之争”（3）

看得出来，胡适所作的和解，并非毫无原则地退让和妥协。他既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对方，态度是诚恳的。因此，郭沫若在随即的回信中，表示“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但是，话虽如此，他们的新旧友谊早已因争辩、指责、嘲讽、攻击等等而蒙上了难以除去的阴影。如果说，郭沫若的回信多少存有做做表面文章的意味的话，那么，郁达夫连表面文章也难得做。他在回信中，不无讥讽道：“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郁达夫们是否真的因此“多读一点英文”，徐志摩无从了解。他更不知道，就在胡适和创造社的论战由盛及衰时，他冒冒然地一头“闯”了进去，再次搅扰了那一池浑水，不仅又挑起了“战火”，也让外界，特别是创造社，更将他和胡适并为一谈，视他们为“一伙”。于是，主观上，客观上，徐志摩和胡适越走越近了。这个“近”，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俩成了创造社共同的“敌人”。当然，他俩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一致，也是重要原因。比如，在对待“纠纷”方面，徐志摩和胡适都认为大家其实都是一家人，大可不必如此吵吵闹闹，互相揭短，彼此攻击，既伤和气，也与正常的文艺批评相左。因此，徐志摩在《天下本无事》一文中，诚恳乞盼：“悉心侦候与培养的是纯正的萌芽，应该引人注意的只是新辟的纯正的路径；反之，应该爬梳与暴露的只是杂芜与作伪。我们的对象，只是艺术，我们若然决心为艺术牺牲，哪里还有心意与工夫来从事无谓的纠缠，纵容嫉忌鄙陋屈强等等应受铲灭的根性，盲干损人不利己的勾当，耗费可宝的脑力与文才，学着老妈子与洋车夫的谰骂。”归根结底一句话，徐志摩和胡适一样，都希望大家放弃意气之争和党同伐异的陋习，共同开创新文艺的新天地。胡适主动分别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信，结束了他和创造社之间的笔墨官司；徐志摩致成仿吾的一封公开信《天下本无事》，熄灭了他和创造社之间的文字战火。很明显，主动求“和”的总不是创造社。无论如何，胡适和徐志摩是宽容的、大度的，是真心只为艺术的。郭沫若、郁达夫能够给胡适回信，成仿吾在徐志摩发表公开信后沉默了，似乎都表明他们应和了他俩的求“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消弥了对胡适、徐志摩的怨怼。胡、徐二人不仅在言语上，也在行动上向创造社求“和”。1923年秋，在他们赴海宁观潮之后北返途经上海时，曾一同前往民厚里拜访郭沫若。随他俩同行的还有好友朱经农。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述：“饭后与志摩、经农……又同去民厚里692访郭沫若。”徐志摩则在日记里说：“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两人都郑重其事地记录了此事，只是郭沫若住宅的门牌不同，一个是“692号”，一个是“121号”。

“夕阳楼之争”（4）

民厚里是条背街小弄堂。三人找了好久才找到。胡适老成持重，朱经农没有参与和创造社的笔战，因此极有可能就是徐志摩，很急迫地叩响了门铃。出来应门的，正是郭沫若。他怀里抱着个婴儿，赤着脚，穿着一件扣子几乎掉光的旧学生服，显得很落魄，面容也很憔悴。然而，用徐志摩的话说，他“度额广颐，怡和可识”。郭沫若看见来客，没有惊喜，也没有不悦，很平和地将他们引入室内。进了屋，三人发现屋里还有客，是田汉，也抱着个小孩。田汉似乎无意和胡适等三人对话，随即起身告辞而去。坐定，徐志摩仔细打量了一下屋子，他发现房子很逼仄，陈设也很凌乱。几个孩子嚷嚷着在屋里乱窜，一会儿这个摔倒了，一会儿那个哭了。郭沫若一会儿扶起这个，一会儿给那个擦试眼泪鼻涕，不停地哄劝着他们。大家都说日语。看得出来，孩子们都不会说中文。其间，徐志摩听见从厨房里传来木屐声。他猜一定是郭的日本妻子。这时，从楼上走下来一个人。他就是大骂徐志摩“虚伪”的成仿吾。胡等三人连忙起身打招呼。成仿吾很冷淡。双方话不投机，彼此都感觉到了尴尬和不安。胡适搜肠刮肚找寻话题，却引不起共鸣。朱经农一言不发，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徐志摩也坐立不安，他明显地感到“主客之间好像结了一大块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冰”不仅没有融化，反倒是越来越硬实了。其间，郭沫若“时含笑睇视”，徐志摩却“不识何意”。这样的见面，的确很古怪。从郭家出来后，胡适对此次拜会之窘非常惊讶，他对徐志摩和朱经农说他曾经和郁达夫一起拜会过郭沫若，那次的谈话非常融洽，而且郭的住所、穿着打扮也“很整洁”，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其实，除了朱经农，胡适和徐志摩对造成此次双方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原因，心里明镜似的非常清楚。笔墨官司是横隔在他们之间、阻碍他们恢复旧有友谊的最大障碍。对于心胸狭窄的人来说，不要说嘲讽、谩骂、指责和人身攻击，就是正常的文学批评，也是不能接受的。胡适批评了郁达夫，徐志摩批评了郭沫若，换来了创造社的大力讨伐，甚至人身攻击，尽管他们宽容、大度，不计较，却已经无法得到实质上的回应。两天后，郭沫若回访胡适。胡适将他几天前做的一首诗拿给郭沫若看。这首诗，他自觉不好，徐志摩也说不好。眼下，郭沫若看了，也觉得不好。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诗的认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当晚，郭沫若请客吃饭，在座的除了胡适、徐志摩，还有成仿吾、田汉等。不知是因为双方面上和解后心情大好，还是心底仍有疙瘩须以酒盖脸，大家都狂饮，连平时酒不沾唇的胡适也破了戒。醉醺醺的时候，谈到郭沫若的《女神》，胡适说他“曾取《女神》读了五日”，郭沫若听后大喜，竟扑过去，抱住胡适，忘乎所以地和他接吻。接吻的胡适和郭沫若，并不因为有此亲昵的举止而彼此真心契合。实际上，胡适对郭沫若除了《女神》之外的诗，始终不以为然。他对徐志摩说，郭在《女神》之后，渐呈江郎才尽。徐志摩也以为然。与其说胡适、徐志摩和创造社的芥蒂是因为“为文”，不如说是“为人”。相对而言，胡、徐更温和，创造社更激烈；胡、徐更绅士，创造社更平民。这与他们的出身、经历、所受教育、所处环境等不同有关。也正因为如此，徐志摩和胡适能够成群结队，而与郭沫若、成仿吾为代表的创造社渐行渐远。

吃喝交谈的聚餐会（1）

石虎胡同7号：吃喝交谈的聚餐会提及新月社，不能不说聚餐会。就新月社的来历，徐志摩明确说过：“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因此，既可以说聚餐会是新月社的前身，也可以说新月社是由聚餐会发展而来。换句话说，聚餐会是新月社历史延革的起始。与其说徐志摩留洋归国后参与的一次重要社会活动是组织了新月社，不如说他归国后的第一次重大社会活动是组织了聚餐会。当然，聚餐会这个活动形式，并非徐志摩首创。自20世纪20年代初起，北京自政界和商界开始流行以“联络感情和壮大自己势力”为目的的生日会、聚餐会、消寒会、消暑会等。虽然，这些“会”很快有向各阶层蔓延的趋势，但总的来说，主要还是风行于上流社会。渐渐地，最醉心于此又最为活跃的是一些大学教授和欧美留学生。他们时常以生日会、聚餐会等名义，相聚一堂，或在酒楼吃吃喝喝，或成群结队踏青郊游，或以胡适的说法，“辟克匿克”（PICNIC即野餐）。吃喝之余，他们畅谈国事、时局、政治、教育、生活等等，彼此联络了感情，交流了心得，更渲泻了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忧患郁闷，以求得精神上的慰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流行风尚之下，徐志摩也组织了聚餐会。那么，他的这个聚餐会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目前尚存争议。一种说法是1923年初，也就是在他回国之初。具体地说，是在这年的3月。甚至有人干脆说，新月社成立于此时；一种说法是1923年年底，即他回国一年之后。徐志摩1922年深秋返回国内，随即应邀四处演讲，除了在清华演讲《艺术和人生》外，他还在文友会上做题为《我对威尔斯、嘉本特和曼殊斐尔的印象》的英文演讲。次年1月，他在“罗文干事件”中撰文支持蔡元培；春天，他经恩师梁启超介绍，在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梁启超任馆长）英文部谋到了一个英文干事的差事，他自己，就寓居于此。如果第一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在这个时候，组织成立了聚餐会。准确地说，徐志摩是在1922年10月15日抵达上海的。到次年3月，他返回国内不过5个月。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他应该更多地忙于结识不同的人、建立各种关系。他做文、翻译投稿给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又在创造社的《创造季刊》上发表《艺术和人生》，更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和《坏诗、假诗、形似诗》等，都是他用于结识人、建立关系、扩大自己知名度的方式。在根基未定、影响力尚欠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挑头组织自己的聚餐会。

吃喝交谈的聚餐会（2）

当年5月，徐志摩“得罪”了郭沫若，由此和创造社交恶。他在《天下本无事》中颇有义正辞严味道地宣称：“我既不隶属于此社，也不曾归附于彼会。”如果之前的3月份，他已经组织了聚餐会，那么，他何来此言？而此事件最直接的后果，是他和胡适走得更近了。聚餐会最早的成员，除了徐志摩，就是胡适。也就是说，徐志摩和胡适是聚餐会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两个人。如果有人说，聚餐会是由徐志摩和胡适共同组织的，似乎也不为过。在1923年底之前，徐志摩向创造社示好，又加入文学研究会，都表明他尚无意于自组“社”或“会”。严格地说，他也尚不具备自组“社”和“会”的能力。他和创造社结怨后，又不经意间开罪了文学研究会，使他认识到，他其实和他们无论是在艺术主张方面，还是在为人处事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可以说，他与他们是不能结成群的。他在胡适身上，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平和、诗性、唯美和绅士。显然，他与他是可以为伍的。因此，在参与了种种活动，在与各种“社”和“会”里的人打了交道，特别是和创造社有了过节之后，徐志摩的身边渐渐聚拢了一些胡适般志同道同的“同志”，形成了一个有相近出身、相近阅历、相近教育背景、相近志趣、相近文艺追求的自己的小圈子（或称小团体），有了这样的小圈子或小团体，徐志摩才会自然而然地组织成聚餐会。最早的聚餐会地点以徐志摩生活、工作场所——石虎胡同7号的松坡图书馆为主。因此，这里也就成为新月社的发祥地。最早的聚餐会成员，除了徐志摩、胡适，其他人员并不多。他们半个月聚餐一次，也不固定在“7号”，有时轮流在胡适等其他成员的处所，或聚在饭庄、酒楼。当然，这里的“聚餐”，并不限于吃吃喝喝，也在吃喝之余诵诗作画、浅吟小唱。此时，徐志摩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醉心于京剧、昆曲等戏曲，因此，他又将聚餐会称为“双星社”。显然，聚餐会以娱乐活动为主，充盈着温情、浪漫，与自然很接近，有着世外桃园般的与世无争的情调，较少谈政治。

吃喝交谈的聚餐会（3）

这从徐志摩的一首名为《石虎胡同七号》的诗中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黄狗在篱边，守候熟睡的珀儿，它的小友，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雨后的黄昏，满院只美荫、清香与凉风，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一斤，两斤，杯底喝足，满怀酒欢，满面酒红，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做一个“神仙似的酒翁”，是快乐而逍遥的，但却不是徐志摩、胡适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如徐志摩在《天下本无事》一文中所说：“我们决心要为艺术牺牲”。也就是说，他的人生目标是要为艺术的，他不可能长久沉浸在荡漾着无限温柔的“小园庭”中。于是，在聚餐会基础上成立的新月社，便有了明确的艺术宗旨和人生追求。

徐志摩骑着“拐腿瞎马”追爱（1）

在回国后到聚餐会成立的近一年时间里，总的来说，徐志摩的心情是有些阴霾的。这倒也不完全是他诗人的气质造就的与生俱来的忧郁和苦闷，更多的是他实实在在地遭遇了种种不顺。前一年，他惊世骇俗地公告与结发妻子离异，他自己，虽然笑解了烦恼结，但是给世人留下了话柄。从他刚刚踏上国内土地始，就分明感受到了冷眼和指责。尽管他不是一个在乎别人议论的人，但多少还是有芒刺在背之感。接着，他和创造社结怨，经历了一场在他看来有些莫名其妙的笔仗，又被人斥为“虚伪的假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他原先雄心勃勃订下的一系列计划，都未能实现：两次对英国20世纪20年代极负盛名的新派画家、罗杰&#8226;弗莱和英国历史学家G&#8226;L&#8226;狄更生的访华邀请搁浅；计划经济学家约翰&#8226;梅纳德&#8226;凯恩斯来华也落了空；有心将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译成英文；一直想办一份类似英国伦敦的《国民》杂志那样的刊物——连刊名都想好了，就叫《理想》——也只是纸上谈兵了一下。而最让他郁闷的，是追爱不成。说到徐志摩何以突然决定回国，从他写的一首题为《为要寻一个明星》的诗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向着黑夜里加鞭，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个明星；——为要寻一个明星，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这“一个明星”是谁？也许可以理解为目标、向往和理想，但在这里，更应该是一个女人，一个红颜知己，一份刻骨铭心的“爱”。这个女人，就是使徐志摩毅然决然抛弃发妻追求浪漫之爱的名门淑媛林徽音（后改名徽因）。1931年秋，徐志摩意外撞机身亡。他死后，围绕着他遗留下的一只存放着日记、书信、遗稿的“八宝箱”，引发了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这两个女人，一个是凌叔华，一个就是林徽因。徐志摩在生前，将八宝箱存放在好友凌叔华那里，而林徽因急于索回箱子里的几册徐志摩的“康桥日记”和“雪池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徐志摩和林徽因相识相知

徐志摩骑着“拐腿瞎马”追爱（2）

初期的一些事情，以及两人在雪池住所的一段情感隐私——11年前的秋天，在徐志摩刚刚由美抵英，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意外结识了林长民和他的女儿林徽因。貌美如花又受过良好教育与艺术熏淘的林徽因让情感丰沛的徐志摩一见之下，怦然心动。林长民的父亲叫林孝恂，是满清翰林，先后在金华、孝丰、仁和、石门等州县为官。他懂医道，爱习武练技，思想也比较开通，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并不排斥。林长民自小接受了良好教育。光绪廿三年，他考中秀才，但随即放弃了科举之途，分别请了外籍教师在家教授英文和日文。而后他两次东渡日本，最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民国建立后，他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秘书长、众议院秘书长兼宪法起草委员、参政院代理秘书长、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等职。1919年，作为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的林长民，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约，后又以悲愤的心情亲撰短讯《山东亡矣》刊登在北京《晨报》上。此文成为引发“五&#8226;四”运动的一颗火星。徐志摩结识林长民，牵线人是恩师梁启超。林长民和梁启超在日本相识，后来在公在私都成为好友。1920年，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赴欧洲游历，一路随行的是女儿林徽因。林长民称她为“徽徽”或“宝宝”。抵达伦敦后，林长民有一次在国际联盟协会的演讲会上发表演讲。徐志摩去听演讲。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林长民。随后，由梁启超介绍，两人相识，并一见如故，彼此欣赏。对唯美、浪漫的共同追求，是他俩交好的思想基础。徐志摩喜林长民的风雅情趣，林长民爱徐志摩的灵敏聪慧。徐志摩与他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介绍人狄更生认识，也是林长民介绍的。23岁的徐志摩和16岁的林徽因很快相熟。这个时候，徐志摩已有妻室，发妻张幼仪，虽然也出身不俗，才学风度不输林徽因，徐志摩对她也有不薄的感情。但是，他俩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点，让追求自由与完美的徐志摩心存遗憾。他不能忍受缺少天生自然的那种感情和婚姻，他认为那是人工嫁接的枝条，他要的是自由恋爱婚姻所有的那份纯真、自然、热切和激情。而他在林小姐的身上，更清晰更具体地看见了一个他理想中的完美世界。林徽因对徐志摩也颇有好感。徐志摩的飘逸浪漫纯真热烈和温文而雅极具绅士风度，很容易吸引情窦初开的少女。她在进入爱丁堡大学后，经常与徐志摩在一起。两人之间那份分不清是友情还是爱情的情感与日俱增。慢慢地，林长民也发现这两个年轻人眉目间有异，于是立即把女儿带回了国，以隔绝两人的来往。他这么做，并非不喜欢徐志摩，甚至很可能恨不得浑身洋溢着热情和才气的徐志摩能够成为他的女婿的。只不过，他早就答应了梁启超，日后将徽因嫁作梁家大儿媳，更何况徐志摩有妻有子。

徐志摩骑着“拐腿瞎马”追爱（3）

有人说，徐志摩下决心提出离婚，是林徽因“逼”的。据说，林徽因当时向徐志摩提出，只有他先离婚，她才能和他相爱。就林徽因所接受的西方民主思想和现代婚姻观念，她当然不能忍受“妾”的身份。但是，说她因此给徐志摩下“通牒”似乎也不太可信。徐志摩一方面的确在为追求他自认为的浪漫之爱而深深迷恋林徽因，一方面为和妻子张幼仪之间越发不和谐的关系而苦恼——这时，张幼仪也到了英伦，陪伴在徐志摩身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和苦恼之后，他终于决定冲破种种阻碍和张幼仪离婚。他也接受的是西方民主思想和现代婚姻观念，他也不能容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婚姻关系以外的女人示爱，他认为这不仅是对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尊重，也是对妻子的不尊重。然而，婚离了——掀起轩然大波，恢复自由身的徐志摩本以为可以大大方方地追求他的浪漫之爱了，却不曾料到，林徽因随父不告而别悄然归国了。这对徐志摩来说，打击相当大。胡适说过，徐志摩的人生观只有三个：爱、自由、美，他梦想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但是，此时，他追求到了自由，却失去了爱。很多年后，作家谢冰心曾这样说，徐志摩和林徽因相好时，林只有十六岁，她出身大家庭，对恋爱婚姻有自己的打算，似不可能答应嫁给徐志摩。的确，在她眼里，浪漫温情的徐志摩的确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正因为如此，他似乎只能成为在她身边让她体味浪漫温情的爱的伙伴。作为丈夫，他不够老成持重，缺乏坚实力量，不能像大树一样可以依靠。做情人，是一回事；做夫妻，又是一回事。她可以享受他的浓情蜜意，但她不会将自己的一生交给这样的人。从徐志摩离婚，到他归国，其间有5个月的时间。那段时间，回了国的林徽因杳无音讯。徐志摩被无限的忧郁所包围。他说：“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也在这几个月里，被爱折磨的他诗情如山洪暴发，“不分方向乱冲”。他写了大量的诗——他终于成为了一个诗人。为追随心中的女神，为了爱和自由的人生目标，徐志摩突然决定回国，回国找寻林徽因。然而此时，林徽因已经和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订下了婚约。徐志摩“骑着拐腿的瞎马”一路追爱，当然追不上。有人断言，徐志摩之所以发起组织聚餐会，除了有顺应时尚的原因之外，不排除以此作为因无法得到林小姐芳心而排解愁闷和苦痛的方式。也许，在高谈阔论时，在觥筹交错间，他真的可以暂时放下私爱。在经历了种种不顺之后，在聚餐会成立不久，徐志摩终于迎来了一件在他看来是不能再大的大喜事——泰戈尔即将访华。这件事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聚餐会，因为之后的新月社，因为泰戈尔，他居然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林徽因相处。说林徽因是聚餐会最早的成员并无实据，但她是新月社的成员，这是可以确定的。徐志摩虽然不能和林徽因共续情缘，却能因了共同的“为艺术”的理想而共同营造新月社，对他来说，这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诗翁”泰戈尔来了！（1）

“诗翁”泰戈尔来了！1、“想做戏”成立新月社1924年5月8日的晚上，在北京东单三条的协和小礼堂里，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正准备进行。灯光暗了下来，观众们也停止了窃窃私语。幕布缓缓拉开，舞台中央的一个婀娜的少女身影缓缓进入人们视野。舞台是黝暗的，只有布景上的一轮圆月透着神秘的幽光。聚光灯慢慢地亮了，少女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她身着印度古装，伸展着双臂，高昂着头颅，仰望着那圆月，目光痴迷神情虔诚。整个造型极具雕塑感。这个“少女”正是林徽因。这样的造型寓意什么？那一轮夺目的圆月，是新月，是“新月社”的标志。它告诉观众：这台演出是新月社同仁组织的，用来招待以《新月集》闻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这场演出，演的正是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新月社的成立，和“诗翁”泰戈尔大有关系。关于新月社成立的时间：“新月”成员之一的陈西滢曾经回忆说：“泰戈尔来华之前，志摩便有成立‘新月社’的提议。”泰戈尔正式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24年4月。实际上，他早在1923年10月就准备登程了，后因身体抱恙而推迟到次年2月，又因故延后了两个月。泰戈尔访华，是徐志摩请求讲学社出面邀请的（讲学社名义上是蔡元培、汪大燮、林长民等发起，梁启超是实际上的主持人，蒋方震任总干事）。徐志摩为迎接泰戈尔做了充分准备，其中包括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新月社。在泰戈尔抵华后，陪同接待的便是以徐志摩、胡适、林徽因等为首的新月社同仁。关于新月社之名的来历：既然新月社的成立和泰戈尔有关，那么，人们很自然地将“新月社”和泰戈尔的《新月集》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徐志摩似乎很偏爱“月”。他非常喜欢陆放翁的一句诗：“传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趁晚凉。”他自己，也写过不少“月”诗。在《月下待杜鹃不来》中，有“月儿，你休学新娘羞”；在《月下雷峰影片》中，有“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和“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在《月夜听琴》中，有“那边光明的秋月，已经脱卸了云衣”；在《诗句》中，有“啊明月！你不减旧时的光辉……啊明月！我也不减旧时的伤悲”等。1923年秋，徐志摩和胡适等人同游杭州。中秋节那天天刚转黑，他就力邀胡适出门观月。可那晚，天空乌云满布，始终不见月色，徐志摩为此懊丧不已，甚至“心酸得比哭还难过”。9点钟时，乌云竟然散了，月儿露了脸。徐志摩大喜，立即拉着胡适坐车赶到西湖边的楼外楼。当他在楼窗上望见湖光渐渐地由黑转青、青中透白、湖面东南角上已经开朗时，居然像个突然看见了玩具的孩子似的高兴得大叫大嚷，兴奋得连一向冷静的胡适都被感染了。

“诗翁”泰戈尔来了！（2）

这还嫌不过瘾，徐志摩又怂恿着胡适奔到白堤上赏月。月有三大圈的彩晕，呈现出月华。然而，月出不多久又被乌云遮住了。徐志摩满怀期盼地等待着，他自认月儿“有扫荡廓清的能力”，能“尽量地开放清辉，给他们这些爱月的人以深沉的陶醉”，更能“把掩盖住青天的妖魔，赶到天的那边去”。相比太阳的热烈激情，清冷的月儿显得含蓄而羞答答，因此更具浪漫气息。作为浪漫诗人的徐志摩偏爱“月”，是自然的。如果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这三个文艺团体的名称做比较，很明显，“新月社”更符合徐志摩的诗人的浪漫气质。但是，如果仅以此理解他取名“新月社”的原因，那就太狭隘了，也低估了他“为文艺想”的文艺追求。关于新月社的宗旨（按照徐志摩的说法，非宗旨而是“想望”），新月社的几位同仁有不同的说法。1980年7月13日，叶公超在台湾“文复会文艺研究班”发表了一次“关于新月”的演讲，在谈到新月社的历史和宗旨时，他这样说：“新月”不是一个正式的社团，最初是民国十三年在北平的一些教授们，其中包括胡适、徐志摩、饶孟侃、闻一多、叶公超等人定期聚餐的一种集会。虽然是由徐志摩所集成，但是他这个人既不会反对什么，也不会坚持什么，只是想到要做，就拉了一些朋友，一些真正的朋友。因此，没有领袖，也没有组织，七八个人，几乎是轮流着到各人家里聚会谈天。渐渐地，由于苏联文学势力的进入中国，南方上海的左派力量的扩大，“新月”同仁感到需要加以抵制，因此计划办杂志，开书店，设茶馆，供大家谈问题。叶公超的这段回忆，与事实有所出入。首先，新月社初起时，尚没有饶孟侃、闻一多，和他自己。他们都是后来加入的。其次，他将新月社视为政治团体，是为了“抵制”苏联的文学势力和上海的左派力量。因此，他才会说徐志摩“既不会反对什么，也不会坚持什么”。因为如此，他认为新月社最终失败是因为徐志摩不善于“与凶狠的共产党作文字斗争”。他这样批评道：“要他们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建设，也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而要他们与凶狠的共产党作文字斗争，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最终，他总结说：“‘新月’，总是中国第一个反共的文学团体。”他如此从政治的角度草率地给新月社下这样的政治性结论，既有违事实，也是对徐志摩这个人的不负责任。从徐志摩最早组织吃喝交谈的聚餐会，到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的早期新月社，其实都与政治毫不相关。叶公超是混淆了早期和后期“新月”。

“诗翁”泰戈尔来了！（3）

还是在1980年，7月21日，也就是在叶公超“关于新月”的演讲一周后，梁实秋也关于“新月”与友人谈过一次话。他这样说：“新月”本来是北平北海公园的一个小个俱乐部，由胡适、徐志摩和几个银行家组成，最初只是大家常聚在一起聊天玩玩，当时我在美国没有参加，我回国的时候，因为北方形势不稳，徐志摩、胡适等人到了上海，新月就解散了。以梁实秋的理解，他没有参加的早期的新月社，只是一个“大家常聚在一起聊天玩玩”的俱乐部。在此，他又混淆了新月社和之前的聚餐会，以及和之后的新月俱乐部之间的关系。的确，新月社是在吃喝交谈的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但是，和聚餐会“聊天玩玩”不同，徐志摩组织新月社，有明确的“想望”。他将他的艺术主张和文艺理想寄托在了新月社的身上。他自己这样说：……我是发起这志愿最早的一个人，……组织是有形的，理想是看不见的，新月初起时只是少数人共同的一个想望，……我们当初想望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们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之所以叶公超、梁实秋和徐志摩对于新月社的宗旨说法不一，很大程度上在于新月社初起时的确没有明确的、统一的一个得到大家认同的宗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徐志摩没有自己的“想望”。从他那一段话中可知，他的“想望”是借新月社这个平台“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自演”，即“做戏”，也就是提倡戏剧。提倡戏剧的目的是什么？树立新风气、宣扬新思想，对社会起到引导、教育的作用。徐志摩“想做戏”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从清末到明初，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五&#8226;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戏剧作为强有力的宣传工具被进步知识分子们广泛运用，它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留日学生在日本组织的“春柳社”、茅盾、郑振铎等组织的“民众剧社”、田汉等组织的“南国社”等。不过，不能就此认为徐志摩意图将新月社打造成像南国社那样的纯粹戏剧团体，这是因为他“做戏”只是实践其文艺理想的起步。他想的是，以做戏而开始其他文化活动，从而在文化艺术界里开辟出一条新路。而且，这还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更想的是，由文艺而推广开去，并且直接深入到政治生活之中。这也就是他一贯强调的“露棱角”的本意。简单地说，他要用文艺影响文化，继而用文化影响政治。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徐志摩并非只是一个沉浸在风花雪月中的浪漫诗人，他也像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想做戏”的徐志摩成立了新月社。新月社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活动，也是早期新月社5年存续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活动，就是为招待泰戈尔而排演的泰戈尔名剧《齐德拉》。

“诗翁”泰戈尔来了！（4）

2、徐志摩和泰戈尔：“诗人”和“诗哲”徐志摩曾直言，他崇拜伟人。他说：山，我们喜欢高山；人，为什么我们不愿接近伟大的人呢？他眼中的伟人，可以是尼采，可以是罗素，也可以是泰戈尔。然而，当他在英国无限崇拜伟人尼采和罗素时，泰戈尔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他太多的关注。其实在这之前，泰戈尔的作品已经被引入中国，各种版本的翻译作品多达300多种，因此在新文学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徐志摩之所以不太注意泰戈尔，是因为他对泰戈尔的诗不感兴趣，或者说，对他的诗颇有些不以为然。然而，未过多久，他却突然视泰戈尔为伟人了，而且不吝赞美之辞地称他是“世界上一位无比的人物”，并自认认识他是“一生最大的幸福”。这是为什么呢？1923年初，也就是徐志摩归国后不久，泰戈尔的朋友兼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到北京。徐志摩等人出面招待了他。闲谈中，恩厚之透露泰戈尔有意访华。这个时候，泰戈尔的大名响彻东西方。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这位在印度被尊为诗哲的诗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直以来都是东方人的骄傲。然而，在徐志摩看来，中国知识界对他却认识不足，热情不够。他的访华，对此当然会有很大改善。因此，徐志摩闻讯，高兴极了，随即将此事转告讲学社，有意由讲学社出面作为邀请方。讲学社同意了，并通过恩厚之向泰戈尔发出了来华访问、演讲的邀请。与此同时，讲学社委托徐志摩主理此事。所谓“主理”，即负责接待、陪同，以及具体的翻译工作。泰戈尔欣然接受了邀请。消息一出，中国知识界反响强烈，很多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泰戈尔的种种讯息，及以此为题的文章。《小说月报》专门出版了《泰戈尔专号》上下卷。其中有泰戈尔作品，郑振铎、王统照等撰写的泰戈尔生平传记和作品评论等，还有以欢迎为主的文章，如郑振铎的《欢迎泰戈尔》等。徐志摩一个人就写了三篇：《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的确期》。徐志摩对泰戈尔来华抱着异常的热情，从他写给泰戈尔的信里，以及为欢迎泰戈尔而写的几篇文章中，都可以看出来。他以他一贯的略有些浮夸和矫饰的文风，以诗人特有的奇语妙言，极尽赞美。然而事实上，他原本对泰戈尔的诗是不太认同的。但是，他在给泰戈尔的信中，却这样写道：“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译本。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您的影响使人想到春回大地的光景——是忽尔而临的，也是光明璀璨的。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蓓蕾，只侯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你的诗作替我们的思想与感情加添了颜色，也给我们的语言展示了新的远景，不然的话，中文就是一个苍白和僵化的混合体了。如果作家是一个能以语言震撼读者内心并且提升读者灵魂的人物，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比你更能论证这一点。”

“诗翁”泰戈尔来了！（5）

徐志摩说泰戈尔的著作大部分被翻译成了中文，这和事实是不符的。被引进中国的泰氏作品，只是他全部作品中的很小一部分。也许徐志摩只是出于客气的恭维，但毕竟有些过火，不免有“吹捧”、“讨好”之嫌。而徐志摩在《泰戈尔来华》等几篇文章中，却并没有向中国读者推荐、赞美泰戈尔的诗，甚至对他的诗，他的思想，他的哲学所达到的高度，都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只是对泰戈尔这个人大唱颂歌。在《泰戈尔来华》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泰戈尔在世界文学中，究占如何位置，我们此时还不能定，他的诗是否可算独立的贡献，他的思想是否可以代表印族复兴之潜流，他的哲学是否有独到的境界——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答的能力。但有一事我们敢断言肯定的，就是他不朽的人格。他的诗歌，他的思想，他的一切，都有遭遗忘与失时之可能，但他一生热奋的生涯所养成的人格，却是我们不易磨翳的纪念。这段话可以用来解释徐志摩何以由对泰戈尔的忽视一改而将他视为伟人加以崇拜。他赞美的仍然不是泰戈尔的诗，甚至不是他的思想和哲学，而是他的人格。在徐志摩看来，泰戈尔不是凭借着他的诗，他的文，他的哲学思想，而是凭借着他巨大的人格力量影响着东方文化，甚至影响着世界。因此，他明确说：“我们所以加倍的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在他看来，泰戈尔的人格可以“给人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人们原来瘀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人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使人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人们入完全的梦境。”那么，徐志摩所认为的泰戈尔的人格是什么呢？他以为是“不断的斗奋与冲锋”，“顽固斗奋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他还以为是“博大的温柔”、“无边的想象”、“辽阔的同情”、“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诙谐与智慧”、“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为人道不厌的努力”等等。从徐志摩对泰戈尔人格的崇拜，可以窥见他自己的价值观，那就是崇尚奋斗、进取、创造、自由、和平、教育、温柔、想象、同情、博爱、坚韧、诙谐、智慧、慈祥、纯爱；反对怀疑、猜忌、卑琐、暴烈、武力和物质主义。他崇尚的，正是一个社会的人、一个文明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道德的人所应当具备的品质。反过来说，也许正是因为泰戈尔的人格契合了徐志摩的价值观，所以他才会用尽华丽词藻狂热地甚至不避嫌肉麻地赞颂泰戈尔。

“诗翁”泰戈尔来了！（6）

这也就是徐志摩对泰戈尔的访华如此异乎寻常的积极的缘故。他的积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泰戈尔此次访华，不在于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于宣传他的宗教哲学或玄学思想，而是来给中国的青年以深刻的启示的，因为“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卑琐的泥溷。他更不能相信中国的青年也会沾染不幸的污点”。所以，“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对于即将出面招待泰戈尔，以及担当泰戈尔的翻译，徐志摩充满期待，也不免有诚惶诚恐之感。他在给泰戈尔的信中，这样说：“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而要为一个伟大诗人做翻译，这是何等的僭妄！这件事要是能做得好，人也可以试把尼亚格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热情歌唱翻译为文字了？还有比这更艰困的工作或更不切实际的企图么？”正是为了迎接泰戈尔，徐志摩将松散的聚餐会“升级”为新月社。只不过，此时的新月社只是口头上的一个组织名称，并未正式挂牌，但是，活动已经开始了。这个“活动”，就是全力迎接泰戈尔；而这个“迎接”，既包括在生活上做准备（比如，徐志摩曾想借用故宫内对着三海的圆城作为泰戈尔的下榻处，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在城西租了一间有暖气和现代设备的私宅），也包括安排行程，更包括排演泰氏名剧《齐德拉》。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热田丸”号抵达上海，随行的除了秘书恩厚之和葛玲，还有三位大学教授，一位是梵文学者Kalidas&#8226;Nag，一位是美术家Mr&#8226;Bose，一位是宗教学者Mr&#8226;Sen。此前，徐志摩已先行到了上海，做好了一切准备。当天早晨，他和瞿菊农、郑振铎、张君劢，以及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的代表，还有《时事新报》报馆的记者、日本记者、在沪的印度人士等一起在轮船到岸前赶到汇山码头接船。徐志摩在写给王统照的一封信里，详细说明了泰戈尔的日程安排：抵达当天，入住沧洲饭店。下午，游龙华古寺、看桃花。13日，下午，参加旅沪的印度人在闸北举行的欢迎集会；傍晚，赴慕尔鸣路37号张君劢家参加茶话会，并演讲。14日-16日，前往杭州游西湖，并在灵隐寺演讲《飞来峰》。16日，中午，在商务印书馆图书馆大厅参加上海文学研究会、江苏教育会等20多个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讲。随后，泰戈尔到南京、济南，做了两场演讲。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徐志摩始终陪伴在泰戈尔左右，既充导游也当翻译。也许是因为心情万分舒畅，又也许是有“诗哲”的光辉照耀，徐志摩诗意大发，在杭州游历时，他有一晚竟然彻夜不睡，坐在海棠花下，通宵做诗。

“诗翁”泰戈尔来了！（7）

4月23日，徐志摩又陪着泰戈尔坐火车从上海来到北京。前往前门火车站接车的有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林长民、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鸣、熊希龄、范源廉等。然后，泰戈尔分别在北京文化界和几所大学举行的欢迎大会和最后的欢送会上，做了6次演讲，仍然由徐志摩任翻译。与在上海时只有徐志摩担任导游和翻译不同，泰戈尔在北京时，身边多了一个导演兼翻译，那就是林徽因。新月社和泰戈尔的交往，除了徐志摩自始至终担任陪侍和翻译外，还有三件事特别值得纪念：一，泰戈尔初抵京时，北京知识文化界在天坛草坪举办了一个盛大欢迎会。泰戈尔出场时，他的身旁分别是徐志摩和林徽因。林小姐更是细致体贴地搀扶着泰翁。鹤发泰翁在一对金童玉女的映衬下，童颜尽显。看到这样的场景，会场里所有的人都情绪高涨兴奋无比。之后，吴咏在《天坛史话》里这样记载道：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二，5月8日，恰逢泰戈尔的64岁生日，徐志摩等人特别为他举办了一个祝寿会。祝寿会由胡适主持，他代表中国知识界，将十多张名画和一件古瓷作为寿礼送给了泰翁。之后，他们又为泰翁举行了一个赠名典礼。典礼由梁启超主持。泰戈尔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梁启超对这个名字做了解释：“震旦”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泰戈尔的名字拉宾德拉的意思是“雷”与“太阳”。“震旦”便是泰戈尔之名的中译。至于“竺”姓的来历，由于印度国名为“天竺”，泰戈尔是印度人，即以国名为姓，所以得名“竺震旦”。梁启超随后将一方印有“竺震旦”的鸡血石印章送给泰戈尔。泰戈尔欣然接受了中国名字与印章。与此同时，徐志摩也得到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是泰戈尔取的，以此作为他和徐志摩友谊的见证。三，还是在5月8日，还是为给泰戈尔祝寿，新月社同仁在协和礼堂演出了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又译成《齐特拉》或《契玦腊》）。这个故事，是泰戈尔由印度史诗摩诃德婆罗多演绎而成。剧情大意是：马尼浦国王齐德拉瓦哈那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齐德拉，不得已将传宗接代的希望寄托在齐德拉的身上，因此将她当儿子看待，准备让她日后继承王位。齐德拉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王子训练，长大后成为一个平定盗贼的女杰，还被立为储君。邻国的王子阿俊那来到马尼浦，一天在林中坐禅时睡着了。入山行猎的齐德拉发现了阿俊那，将他唤醒，两人一见钟情。长相一般的齐德拉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容貌而自卑，祈求爱神赐她美貌。爱神答应给她一年的美貌。齐德拉如愿赢得阿俊那的心。两人结为夫妇。但是，阿俊那心里爱的是女杰齐德拉，并不是美貌的齐德拉。他并不知道妻子正是女杰。在齐德拉的祈求下，爱神还她原来容貌。

“诗翁”泰戈尔来了！（8）

排演这出戏的意义有三：首先，它是新月社第一次以新月社的名义公开活动；其次，它开创了全英文演戏的先例。从中也可以发现，新月社同仁大多留学英美，都有不浅的英文功底。再次，它让徐志摩对林徽因再燃爱火。也可以说，两人似乎旧情复炽。因此，它对徐志摩来说，又有着特别的意义。在剧中，林徽因扮演齐德拉，而扮演阿俊那的却并非徐志摩，而是张歆海。徐志摩和林长民分别扮演爱神和春神。当年，徐志摩在和发妻张幼仪离婚后，高调宣称：“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当他骑着“拐腿瞎马”从英伦一路追爱到国内时，他心目中“惟一灵魂之伴侣”其实已经离他而去了。然而，他并没有认命，他依然孜孜以求，他不肯放弃。对于林徽因来说，与徐志摩在国内重逢，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徐志摩还是那样的温情，那样的浪漫，那样的痴心。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哪有女人能够做到无动于衷。一时间，她陷于矛盾之中。在情感的漩涡中，她有些挣扎。不认命的徐志摩“很不识相”。那时，林徽因已是个有婚约的人，和未婚夫梁思成出双入对。他们经常的约会地点就是徐志摩聚餐会所在地松坡图书馆。可以想见，那时，林徽因很可能已经参与了聚餐会的活动。所以，她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月社一员。每当他们约会时，徐志摩总是以朋友的身份，毫不见外地“插”在他俩中间，一起阅读，一起闲聊。这样奇特的三人“约会”，徐志摩似乎从来没有感到不适，林徽因也乐意享受。难受的只有一个梁思成——他知道徐、林的关系。暗示，显然不能阻止任性的、纵情的徐志摩，于是，梁思成干脆明示——他在门上贴一张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Loverswanttobeleftalone”（即“情人不想被打扰”）。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志摩已经感到重新追回林徽因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就在他快要死心的时候，泰戈尔来了。无意之中，他给了他俩机会。虽然不能说新月社排演《齐德拉》是徐志摩为了和林徽因重续情缘而故意作为，但客观上，这样一出绝美的爱情传说，的确牵动了他俩渐已麻木的爱的神经。外界也因为这出戏对他俩的关系产生了诸多揣测。梁家也开始有些不满了。这一切，都给林徽因相当的压力。她终于退缩了。演出《齐德拉》之后，徐志摩又陪同泰戈尔去了一趟山西太原。泰戈尔此行的目的是与阎锡山商讨农村建设和教育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在当时是秘而不宣的，知悉详情的，除了泰戈尔和他的秘书外，中方只有徐志摩、张彭春和瞿菊农。据说，阎锡山答应划出晋祠一带地区作为泰戈尔农村建设计划的试验基地。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诗翁”泰戈尔来了！（9）

5月底，徐志摩随泰戈尔去了一趟日本。此行对于徐志摩来说，收获最大的是他写成了《沙扬娜拉十八首》，其中最后一首《赠日本女郎》中的最后一节，至今流行不衰：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与其说徐志摩是在和日本女郎道“沙扬娜拉”，不如说他在跟他“惟一灵魂伴侣”说“再见”。他是否想起了不久前的离别情形呢？那天，他和泰戈尔即将乘火车去太原。新月社的同仁都来送行，林徽因也在其中。火车下的他们和火车上的泰戈尔依依话别。火车上的徐志摩没有和大家告别，他甚至不敢探头出车窗，——他怕和林徽因对视。就在几天前，林徽因告诉他，她即将和梁思成去美国读书。也许，当他结束接下来的太原之行、汉口之行、日本之行、香港之行，然后将泰戈尔送走之后回到北京，她已经走了。离别的惆怅像蛇缠绕着他。就在一片告别声中，他憋不住满腔的离愁别绪，掏出纸笔奋笔疾书——给林徽因写信：“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信还没有写完，汽笛响了，火车启动了。徐志摩跳起来扑到窗口，他终于要向林徽因告别了。可是，正如他信中所言，他不知道要说的是什么话。站台上，胡适说了一句话：“志摩哭了。”火车上，徐志摩难抑伤悲。恩厚之为免他触景又生情，将他那封没有写完的信藏了起来。于是，这封信永远没有继续写下去。从此，徐志摩只能把林徽因当作新月社的一个同志了。3、“驱泰行动”和胡适的矛盾泰戈尔回国后不久给徐志摩写来一封信，信中说：“从旅行的日子里所获得的回忆日夕萦绕心头，而我在中国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中，你的友谊是其中之一。”这话是送给徐志摩的最珍贵的礼物。的确，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态度最积极，行为最热忱，情感最真挚，而且由始至终。

“诗翁”泰戈尔来了！（10）

在提到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曾有人说：“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泰戈尔来到中国，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句话与事实有出入。泰戈尔访华，受到过热烈欢迎，但远没有达到“无不”的程度。不仅如此，他甚至受到了批评、反对、指责，更有激进人士呼吁要赶他出国，甚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比较浩大的“驱泰行动”。直接后果是泰戈尔不得不临时取消事先准备好的几场演讲，提前匆匆离开北京。从泰戈尔在华的具体活动可以看出，热烈欢迎他的主要就是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林长民等人为主的新月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对泰戈尔大加推崇，无非因为双方存有文化认同感、思想契合感。这里的“文化”和“思想”是什么呢？郭沫若认为是：“‘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对于同一个人和同一个思想，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赞成的，如徐志摩们；反对的，是其他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人士，比如陈独秀、瞿秋白、茅盾、郭沫若和鲁迅。陈独秀等言辞激烈地表示要“送他走”。茅盾在泰戈尔抵达上海当天就写了一篇《对泰戈尔的希望》一文，后来又写了《泰戈尔和东方文化》，分别发表在4月24日和5月16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正如徐志摩最欣赏泰戈尔的人格，茅盾对泰戈尔的人格也没有异议。他说他敬重泰戈尔，就是敬重他清白的人格，也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富于同情心和人道精神的诗人，更敬重他鼓励青年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情怀。从这个方面说，他是欢迎泰戈尔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泰戈尔的全部思想。他对泰戈尔“高唱东方文化”、“创造诗的灵的乐园”、“非暴力思想”是大力反对、大加批评和指责的。他认为泰氏创造的诗的灵的乐园，是“让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冥想去慰安”；而他倡导的非暴力思想，是“为人类提供了比克鲁泡特金还要空灵的第三期之世界”。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也许就不难理解茅盾何以如此反对泰戈尔了。就像茅盾所说“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于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面对这样被压迫的现实，中国青年怎么能够崇尚“非暴力思想”而“潜”入诗的灵的乐园，去陶醉去冥想去慰安？简单地说，就是怎么能够逃避？那么，应该怎么办？茅盾说：“唯一的出路是中国民族的国民革命。”也就是说“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吴稚辉语）。更简单地说，就是需要一点“暴力”的。和茅盾思想来源相接近，郭沫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中，这样说：“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平和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

“诗翁”泰戈尔来了！（11）

有一个现象颇耐人寻味：郭沫若反对泰戈尔，是泰氏“‘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的思想；徐志摩他们赞颂泰戈尔，恰恰也是泰氏的这个思想。也许可以理解为，郭沫若他们是站在现实的角度反对“梵”“尊严”和“爱”的；而徐志摩他们是站在人类的高度赞颂“梵”“尊严”和“爱”的。人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梵”“尊严”和“爱”，但在郭沫若他们看来，在残酷血腥的现实面前，谈“梵”“尊严”和“爱”，是奢侈的。对此，鲁迅一言以蔽之：“神仙和凡人”。也就是说，只有神仙才有资格谈“梵”“尊严”和“爱”，而凡人，哪来的这个权利？如果说茅盾的批评、郭沫若的指责尚有现实意义的话，鲁迅的发难则不免有人身攻击的意味了。1924年11月11日，也就是泰戈尔离开中国之后，鲁迅在《坟&#8226;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回顾数月前泰戈尔访华时的热闹，极尽讽刺地写道：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看得出来，在这里，鲁迅把泰戈尔和“几位先生们”如徐志摩等一起讽刺了个痛快。有意思的是，鲁迅早期的“任个人而排众数，重灵明而非物质”的观点与泰戈尔思想中的“打破物质主义”是不谋而合的。泰戈尔初抵上海时，曾在一次演讲中，这样阐明他访华的目的：“此番来中国，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道者，带着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好像是一位进香人，来对中国古文化行敬礼。”因为，中国的古文化当时正遭受西方物质主义、工业主义的残害。所以，他呼吁：“你们应当竭力为人道说话，与惨厉的物质的魔鬼相抗。不要为他的势力所降服，要使世界入于理想主义，人道主义，而打破物质主义！”然而，在泰戈尔访华时，鲁迅“非物质”的思想似乎已经有了改变，而趋向认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反传统，重物质”观念。于是，他就对泰戈尔不客气起来了。反泰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更夹杂着驱泰呼声。泰戈尔在北京的第一次演讲，就遭遇了难堪：有人在会场里散发传单，说他的思想“重精神、反科学”，又说他宣传的东方文化，是“亡国奴哲学”，所以，他们一致要“撵他走”。为此，泰尔戈很尴尬，主办方很生气。徐志摩作为泰戈尔的私人翻译，更怒不可遏，以罢译作为抗议。又有一次演讲，本来就处于不利地位的泰戈尔竟然迟到半个小时，这给了反对者以口实。一家报纸就此狠狠批评了一番，又“引申”开去，说他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对酒当歌才是”等等。

“诗翁”泰戈尔来了！（12）

就这样，“保泰”和“驱泰”这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形成了。身为“保泰”方的代表人物，徐志摩极力为泰戈尔辩护。5月12日，在北京的真光剧院，泰戈尔准备在京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演讲之前，徐志摩先发了言，仍然极力夸赞，说泰戈尔的演讲“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士们的讲道”，又说“他的心府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罅里，不住地啸响；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这样的赞美，词藻虽然华丽，感情虽然充沛，但不免空泛，很不具有说服力。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很快“切入正题”。他接着说：“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究竟为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接着，他对“驱泰”派进行了批评：“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激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60年的生活只是不断的斗奋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斗奋。……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最后，他呼吁：“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如果说徐志摩的“保泰”，情感的成分更浓烈的话，那么，胡适的“保泰”，则更理智一些。两天前，也是在真光剧院，也是在泰戈尔发表演讲之前，胡适先发了言。他对针对泰戈尔而产生的支持派与反对派，都抱着理解的态度。不过，他认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应当先了解泰戈尔这个人。他认为，泰戈尔“为印度最伟大之人物”。然而当时，反对者们没有理睬他。在徐志摩为泰戈尔进行了一番辩护后，胡适就“驱泰”传单中列举的几个问题也进行了解释。他开门见山地说：“前天会场中发现‘送泰戈尔’的传单，我见了很感觉不快。”从这些传单的内容中，可以找到“驱泰”派何以驱泰的主要原因。传单中说，研究系因为在去年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中失败了，所以请泰戈尔这位“老祖师”来替他们解气。这里所说的“研究系”的代表人物是徐志摩的恩师梁启超。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国会恢复。担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握有实权，与黎元洪发生“府院之争”。当年9月，梁启超等人组织了“宪法研究会”，支持段祺瑞。这个“宪法研究会”被人称为“研究系”。

“诗翁”泰戈尔来了！（13）

关于“玄学和科学”的论战，起因于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作的一次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他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当时，国内正兴起对科学的无限崇尚。张君劢的演讲，实则婉转地批评了这种风尚。他话音刚落，立即招来批评。地质学家丁文江率先指出：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学问，都能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和研究。于是，论战开始了。在这场论战中，胡适是倾向“科学派”的。也就是说，他是支持丁文江的。其实早在一年前，他就曾做过“科学的人生观”的演讲，就梁启超的“科学破产论”进行过大肆讨伐。梁启超认为，欧洲文化的破产缘于迷信科学。胡适则认为，中国的现状正是因为“科学的提倡不够，科学的教育的不发达，科学的努力不能扫除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一直以来，以胡适、陈独秀为首的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和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宣扬东方文明的知识分子，始终就科学与玄学、东方的精神文明与西方的物质文明争论不休。因此，由“玄学和科学”引发的论争，很自然地发展为东西文化的争辩。国内之所以反对泰戈尔，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可以引用茅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因此，简单地说，“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和一贯鼓吹东方文化的梁启超“玄学派”是声息相通的。泰戈尔访华，恰好是梁启超的讲学社邀请的。泰戈尔在华的新闻、宣传，大多刊登在《北京晨报》上，这份报纸恰好又是梁启超的研究系的机关报。这样一来，便有了“驱泰”传单上的“请泰戈尔这位‘老祖师’替他们解气”的说法。胡适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认为：“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他解释说：“去年玄学、科学的论战起于四月中旬，而泰戈尔的代表恩厚之到北京也在四月中旬，那时北京大学因为种种的困难不能担任招待泰戈尔的事，所以恩厚之才同讲学社接洽。……我也是去年参加玄学、科学论战的一个人，我可以说，泰戈尔来华的决心定于这个论战未发生之前。他的代表来接洽，也在这个论战刚开始的时候。”胡适是以参战人的身份，“替我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这就令人费解了：胡适是“科学派”，和“玄学派”是对头，是对立面，为什么要为“玄学朋友们”开脱？这又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作为“科学派”的胡适，理应是反对那些“高唱东方文化”的人的。泰戈尔是“高唱东方文化”的人，所以，胡适理应也反对泰戈尔。事实是，起初，他的确如此。他自己这样说：“吾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看得出来，虽然同为新月社的成员，但在对待泰戈尔访华这个问题上，徐志摩和胡适的态度截然相反。

“诗翁”泰戈尔来了！（14）

也确实，胡适对泰戈尔在欧美演讲广泛宣扬东方文化很不认同。他甚至认为泰戈尔之所以在西方世界那么受欢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和他极力提倡东方文明有很大关系，因为他如此行为，满足了西方人对古老东方的猎奇心理。胡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他在欧美人的心目中，肯定不如泰戈尔受欢迎，因为他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他更直言，“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写了篇文章，“指责东方文明是完全唯物而又没有价值的”。那么，泰戈尔来华后，胡适的态度和行为又如何呢？这从他配合徐志摩为泰戈尔辩护中已经能够略窥一二。可以说，在泰戈尔于北京参加的各种大的活动中，都可以看见胡适的身影；在报刊有关泰戈尔访华的报道中，“胡适”的大名出现的频率并不比“徐志摩”少。泰戈尔抵达时，他去接车；泰戈尔离开时，他去送行。他参与陪泰戈尔游历京城名胜，伴泰戈尔草坪散步。他还是欢迎茶会的积极分子，更主持了泰戈尔的生日宴。在徐志摩为抗议“驱泰”行为而拒绝担任翻译时，胡适自告奋勇为泰戈尔翻译演讲。这个时候，他显然是“保泰”一员，和徐志摩一起成为泰戈尔身边的“一对”。这前后的反差，让胡适这个人充满了矛盾。细究原因，并非胡适一夕之间转变了观念，也成了“高唱东方文化”的一人，而是，一为“礼仪”，二为“容忍”，三为“重新认识”。关于“礼仪”。在胡适看来，中国自称为礼仪之邦，中国人应当礼仪待客。无论泰戈尔为人如何，思想如何，观念如何，他满怀热忱地来到中国，他的身份首先就是一个客人。身为主人，行为必须符合待客之道，而真诚和热情是最起码的要求。反之，驱逐、高呼“让他走”，是有违待客之道又自损礼仪之邦形象的。胡适深受西方文明浸染，却并不丢弃东方文明；他反对如泰戈尔般高唱东方文明，又主张西化，但在行为处事中，也还保留着一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固守的“礼”的儒家思想。关于“容忍”。胡适晚年信奉的一句话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出自他留学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史学大师布尔嘴中，后来成了胡适著名的格言了。显然胡适是不反对自由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来说，民主、自由、独立是他最看重的追求。然而，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他也强调容忍。这个“容忍”，并非胆小怯懦——外界曾戏谑他为“胆小君子”——而是克制，是大度地给予他人说话、行事的权利。对于泰戈尔，反对他的确有反对他的理由，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剥夺他说话权利而“驱逐”他的借口。一个君子，可以不认同他人的思想，可以对他人的思想提出批评，但不可以堵住他人的嘴、不允许他人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不是士及君子所为。声言要驱逐泰戈尔的人，是不能容忍人的非君子，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专制。胡适对泰戈尔的欢迎，甚至客观上成为“保泰”一员，就是他“容忍”的体现，因此是自然的。

“诗翁”泰戈尔来了！（15）

关于“重新认识”。胡适说，对于泰戈尔，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成，均需先了解这个人。这是很重要的。不了解这个人，凭什么赞成？又凭什么反对？胡适对于泰戈尔这个人，应该说，起先也不完全了解。或者说，他对泰戈尔的思想的理解，并不全面而存在着偏差。比如，就“高唱东方文化”问题，泰戈尔的确在很多场合宣称“东方文明，最为健全”，从而埋怨东方青年一味否定自己的东方文化而崇拜西方文化，为此，他呼吁青年们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抵制西方的物质文明。胡适和反对派误以为泰戈尔将东方的精神文明和西方的物质文明完全对立了，从而只重精神而反物质和科学。事实上，胡适们没有了解到，泰戈尔也是拒绝抑制科学文明的急先锋。为此，他在自己的国家长期得不到理解和谅解。胡适们也没有了解到，几年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冯友兰曾经征询泰戈尔拯救苦难中国的良方，泰戈尔直言：“一句话，快学科学！”显然，他并不是一个一味排斥西方科学文明的人。他曾说过：“我们现在要和西方竞争，要抵制他们的侵略，除非也把他们的科学学会。”他还说：“若要求得真理的厚赠，我们一定先要学会那必要的科学。”他也说：“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这一切，都表明了一个问题：如果说，泰戈尔过度高唱东方文化的话，他高唱的，也是东方文化中值得赞美的精华；如果说，他也抵制西方物质文明的话，他抵制的，只是对物质的盲目崇拜；如果说，他反对科学的话，他反对的，是滥用科学，反对将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视科学为一切，而不顾精神文明。简单地说，他并不反对物质本身，更不反对科学本身。在对泰戈尔有新的认识后，像胡适那样明智而理性的知识分子们自然对他的态度有所改观。他们惊讶地发现，在泰戈尔的身上，也有他们的影子；而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也有泰戈尔的零星思想。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是彼此契合的。对此，许多年后，恩厚之这样回忆说：“当我们与北京的学者相会时，中国进步分子突然感到他们与泰戈尔思想有着巨大的一致性。……一位激进的中国学者从饭桌的另一端跃起，拥抱泰戈尔，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现在，他不仅同泰戈尔一道分担共同经历的痛苦，而且也分担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亲手制造的苦痛。”特别是，泰戈尔宣扬用口语作为文学语言，即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最朴实的思想，这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不谋而合。因此，胡适由反对而至欢迎泰戈尔的转变，看似矛盾，其实并不奇怪。

“诗翁”泰戈尔来了！（16）

4、徐志摩的“捧杀”胡适对泰戈尔态度的转变，还因为他秉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礼”。而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像他那样固守礼仪并且对人宽容的人，似乎并不多见。所以，他的转变，也就成为个别现象。大多数人对泰戈尔的态度，赞赏的还是赞赏，反对的还是反对。事实上，反对泰戈尔的，只是出于对泰戈尔思想中的某些方面的不赞成。但是，直到现时，很多人仍然认为，泰戈尔访华，之所以遭遇如此尴尬，很大程度上缘于徐志摩、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捧杀”早在当时，曾与泰戈尔有过相近思想的鲁迅，因为思想观念的转变也站到了反对泰戈尔一派的阵营。不过，与其说他反对泰戈尔，不如说他厌恶徐志摩、梁启超等人对泰戈尔的“吹捧”。在他看来，这种“吹捧”，近乎巴结、谄媚。于是，他以其特有的讽刺、挖苦的笔调，对徐志摩们进行了淋漓尽致地讥嘲。比如，在《华盖集续编&#8226;马上日记之二》中，他这样写道：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意思就是泰戈尔在中国的失败（一塌糊涂），就是被徐志摩他们（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捧”（弄）的。他始终坚持这种观念，甚至10年以后，他还在《骂杀和捧杀》一文中，继续这么认为，而且将“捧杀”解释得更清楚更明了：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诗翁”泰戈尔来了！（17）

尽管可以说鲁迅说话不免刻薄，但不能不说他用词精准。这里所用的“唵”这个字，是有所指的。它是梵语Om的音译，是佛教咒语的发声词。这里所说的“各各头戴印度帽帽”也是有所指的。泰戈尔来时，身穿白色长衣，头戴印度黑绒帽。陪伴在泰戈尔身边的徐志摩居然也身着长衫，头戴印度黑绒帽。不仅如此，他还订做了好几顶同样款式的印度黑绒帽，分送给朋友们，千叮咛万嘱咐地让他们都戴着。他对泰戈尔的崇拜，几近狂热。仅就这一点，鲁迅就十分看不惯。因此，他认为，是徐志摩们将泰戈尔“塑造”成了天上的神仙，所以地上的凡人们都离开了。由此一来，人们便将矛头对准了徐志摩们。于是，徐志摩们成了使泰戈尔访华失败的“罪魁”。也许正是有“思想旗手”的鲁迅的先入之见，后人便也都“循声望去”。他们有的说是徐志摩用华丽的包裹罩住了泰戈尔，使外人不能明辨泰氏真实面目；有的说是徐志摩用绚烂词藻极尽渲染，误导了外人对泰氏访华真实目的的理解；还有人说，徐志摩为了博得泰戈尔的好感，不惜谎言连篇，等等。就连台湾某些学者，也这么认为。梁锡华在他所著《徐志摩新传》中就曾说：“泰戈尔访华的不愉快后果，徐志摩要负相当责任。”论及原因，他说：“徐志摩为了顺应诗哲的心情，不惜侈言中国青年倾羡泰戈尔。事实上他所说的青年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如徐志摩自己）。”客观上，徐志摩对泰戈尔的确竭力“吹捧”——如果把真诚赞美也视为吹捧的话。他不仅用足了华丽的、绚烂的词藻歌颂泰戈尔的人格，又不仅视泰戈尔为“伟大的人物”，还奉他为“圣人”，甚至拜他为“干爹”，当然更让许多人憎恶。徐志摩对泰戈尔其人除了怀有一种“孺慕”的情感外，两人在思想上也不乏“略同”的“所见”，比如在关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问题上，他在《我过的端阳节》中，有这样的语言：什么是文明人：只是腐败了的野兽！你若然拿住一个文明惯了的人类，剥了他的衣服装饰，夺了他作伪的工具——语言文字，把他赤裸裸的放在荒野里看看——多少“寒村”的一个畜生呀！恐怕连长耳朵的小骡儿，都瞧他不起哪！……文明只是个荒谬的状况：文明人只是个凄惨的现象。……什么是现代的文明：只是一个淫的现象。淫的代价是活力之腐败与人道之丑化。前面是什么，没有别的，只是一张黑沉沉的大口，在我们运定的道上张开等着，时候到了把我们整个吞了下去完事。

“诗翁”泰戈尔来了！（18）

在被视为为泰戈尔辩护的《泰戈尔》一文中，徐志摩也就“文明”这样说：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飓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芜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徐志摩的关于“文明”的认识，使他遭来猛烈的轰击，更有人引用成仿吾的话，指责他是“虚伪的假人”。因何如此？从文字上看，徐志摩应该是反感西方现代文明的，甚至用了“腐败了的野兽”、“淫的现象”、“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倾覆”、“毁灭”等颇为激烈的骂词。然而，有人“揭穿”道：如果他赞颂泰戈尔是出于真诚的话，那么，他也曾真诚地赞颂过“文明的”英国政治，真诚地赞颂过“文明的”康桥文化。这又如何解释？难道他也和胡适一样，在对待泰戈尔访华这个问题上，充满了矛盾？正如胡适的行为看似矛盾、实则另有情由一样，徐志摩的“矛盾”行为，也并非不能找到解释的理由。他又说过这样的话：“哲人和诗人，有双层的生命。在物质生活的背后另有一种活动，随你叫它‘精神生活’或是‘心灵生命’或是别的什么，它的存在是不容疑惑的。”这个“它”，指的是什么？是爱，是美，是自由——正如胡适所说，这正是徐志摩的人生观。由此可以梳理出徐志摩的“矛盾”思想：他憎恶的并不是“现代文明”本身，而是伴随着现代文明泥沙俱下的贪婪、自私、欺骗、争斗、冷漠、虚伪和无限的物欲；他赞颂的也不是“精神文明”本身，而是蕴含其中的爱、美和自由，以及由此延伸的博大、无私、善良、友好、同情、道义和无限的仁慈。这其实和泰戈尔“既高唱东方精神文明，但也不排斥西方物质文明；既主张物质，也反对将物质置于高于精神地位”的思想相近。因此，徐志摩对泰戈尔的赞美系出于真心。作为一个浪漫诗人，徐志摩为人、为文都不免言过其实、夸大矫饰，但也不能就此认为他的颂扬遮蔽了世人、特别是青年人的耳目，甚而将泰戈尔访华遭到攻击的缘故归结于他的口舌。至于说徐志摩“侈言中国青年倾羡泰戈尔”，使泰戈尔在不辨真相的情况下盲目来访，从而遭致失败，似乎也太低估泰翁的智商了，而徐志摩只说“中国青年”，并未说“全部中国青年”，也未说“大部分中国青年”。他自己，也是中国青年呀。像他那样崇拜泰戈尔的中国青年，也并非极小部分。他这么说，似无大错，何况他也并没有隐瞒真相的故意——无非出于他对泰戈尔的热爱，以己度人，认定青年都与他一样。“驱泰”派反对的是泰戈尔的某些思想观念，而这思想观念显然与徐志摩，还有梁启超等人的“吹捧”无关。也就是说，有没有他们的宣传，泰氏的思想也总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泰氏的这些思想，与梁启超的思想几乎一致，与徐志摩的思想接近。因此，与其说反对者反对的是泰戈尔，不如说反对的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和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社”。换句话说，泰戈尔实际上成了反对者借用的“靶子”，成了“替罪羊”。梁启超、徐志摩等为泰戈尔摇旗呐喊的人，才是被反对者们真正反对的对象。说到底，“保泰”和“驱泰”之间的交锋，是不同的两种思想的对决，是不同的两种观念的交击，是不同的两种志趣的碰撞。这次事件，使徐志摩第一次以新月社成员的身份亮相，也使新月社暴露了它与其他文学社团，特别是与左翼之间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1）

松树胡同7号：“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对于新月社很重要的两个地名，后人很难辨明很易混淆：一个是石虎胡同七号，一个是松树胡同七号。问题出在都是“七号”。准确地说，前者是新月社前身聚餐会所在地；后者是新月社挂牌的地方，是新月俱乐部的活动场所。徐志摩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时的新月社只是个口头的名称，与现在松树胡同七号那个新月社俱乐部可以说并没有怎样密切的血统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即新月社和新月俱乐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彼此毫无关系。此言不确。他的前半句话说的是事实，即在泰戈尔访华前夕，以及泰戈尔访华期间，新月社的确只是一个口头名称。它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完备的章程，没有记录在册的成员，没有固定的活动经费，没有明确的活动场所。泰戈尔访华后，新月社正式挂牌——挂在松树胡同七号。新月社成员之一的陈西滢曾这样回忆说：“新月的成立是在Tagore访华以后。泰戈尔是在1924年来游中国。四月到上海，月底到北京，五月底由上海到日本。在北平的时候，在史家胡同租了一栋洋式房子请他住，所以新月社那时还没有成立，要是已成立的话，不会不请他去参加集会的。新月社成立大约离泰戈尔离华不久以后。《志摩全集》的年谱也说新月社在这一年成立，没有月份。……泰戈尔来华以前，志摩便有成立‘新月社’的提议，只是房子一下子找不合适，所以在泰走后，方才成立。”这里需要搞清楚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成立”和“挂牌”。陈西滢所说的“成立”，应该是“挂牌”的意思。事实上，新月社“成立”于泰戈尔访华以前，“挂牌”于泰戈尔访华以后。然而，新月社虽然在松树胡同七号挂牌，松树胡同七号却并不是新月社这个“组织”所在地，而是新月俱乐部的活动场所。简单地说，新月俱乐部是新月社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新月社并不等同于新月俱乐部，但它们之间彼此交融、密不可分，有着“密切的血统关系”。徐志摩自己也就“聚餐会”、“新月社”、“新月俱乐部”的关系，这样说：“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和聚餐会相比，新月社似乎有了一点儿组织性质。如果说聚餐会是松散的话，那么，新月社则紧密了一些。聚餐会没有固定的组织经费，轮流在各人家里聚餐，或共同出资聚在酒楼茶社。新月社之所以能够挂牌，新月俱乐部之所以能够成立，依赖于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和银行家黄子美。徐志摩出身于浙江海宁硖石镇的富商之家。徐家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正德年间，传到徐申如这一代，家业已经扩展到酱园、钱庄、绸庄、电灯厂、蚕丝厂、布厂、票庄银号等，可谓家大业大。徐申如曾任硖石商会会长，在江南一带的金融实业界颇有号召力。他将徐志摩送到美国去读书，目的就是想让儿子继承家业，日后能够成为名震天下的金融实业家。徐志摩也曾立下宏愿，雄心勃勃地想要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只不过后来“迷”了路，走进了诗的灵园。

“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2）

对于儿子的“背叛”——这个“背叛”，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来由经济转为文学；二来抛弃了他们为他谋划的婚姻——徐申如虽然失望又遗憾，但也没有拼尽全力加以反对。他本就是个开明的人，头脑灵活、思想活跃，好结交名流。于是，当徐志摩有意组织新月俱乐部时，徐申如也就很大方地出钱。有徐申如、黄子美的支持，新月俱乐部总算在松树胡同七号落了脚。徐志摩是激动，他说，“房子不错，布置不坏，厨子合适，什么都好”。事实上，并非“什么都好”，最不好的，就是活动经费。其实，徐申如、黄子美并非“出资”，而是“垫资”，当时说好，新月社日后是要偿还的。那么，以何偿还？凭成员们每月交纳的会费。就成员而言，新月社除了徐志摩、胡适，以及丁文江、林长民、张君劢、黄子美等最早参加聚餐会的成员以外，又有更多的名士加入。如果说聚餐会的成员组成相对比较单纯的话，那么，新月社的成员组成就复杂了许多。它们中有像徐志摩、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更有政客、银行家、社会活动家。因为如此，在外人的眼里，新月社究竟是什么，说不清楚。有人因为社里有银行家，就认为新月社是资本家的机关；有人因为社里有政客，就认为新月社是某党某系的机关；有人因为社里有北大教授，就认为新月社是北大学阀的机关；有人因为社里有男有女，就认为新月社是过激派。新月社里的政客、银行家、社会活动家们一度大大超过社里的知识分子，使得新月社似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名流团体，而非文化团体；也使得新月俱乐部成为一个交际场所，而非文化活动场所。按照徐志摩当时的设想，“往常费当然单告社员的月费”。如果每个成员都能如期如数地交纳会费（每月五元），维持新月社和新月俱乐部，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尽管成员们个个有来头，人人有身份，却不能按时交纳会费——显然，并非他们交不起，而是不当回事。当然，“没有会计在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没有会计在收”这句话，是陈西滢说的：“社员不能将钱交给志摩，也不便交给听差，总之社月费全不像外国的俱乐部，没有一个干事负责办理。”这样说来，会费收不全，并非会员不交，而是不知道该交给什么人。从“没有一个干事”可以发现，徐志摩发起组织了新月社，但他却不具备管理新月社的能力。正如陈西滢所说：“一月交五元，也许起先有这主张，以后恐难做到。”交会费，只停留在了规划上。新月社的成员究竟有多少人，恐怕连徐志摩自己也无法说得清楚。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徐志摩不是一个计划性、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处事太随意，东拉一个西扯一个，遇到一个能谈得来的人，他就拉他“入伙”。因此，社里人员流动很大。陈西滢回忆说：“我没有看见过社员名单，所以谁是社员、谁是客人也无从知道。”也有人干脆说：新月社是徐志摩朋友的团体；俱乐部也就成为徐志摩朋友的活动场所。

“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3）

一方面，经费收不上来；一方面，支出有增无减。新月俱乐部成立短短两个月，就已有“百数以外的亏空”（徐志摩语）。陈西滢说新月社“没有一个干事”似乎也不确。其实，一开始，社里的“总管事”是黄子美。徐志摩说：“黄先生替我们大家当差，做总管事，社里大小的事情那一样能免得了烦他。”凌叔华也曾说过，最初就是黄子美负责收取会费的。本来，俱乐部就是由黄子美参与垫资的，后来不但收不回垫资，而且亏空越来越大，就连徐志摩也不好意思了，他说：“他（指黄子美）不向我们要酬劳已是我们的便宜，再要他每月自掏腰包贴钱，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于是，渐渐地，黄子美也不大过问社里的事了。新月社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其成员也并非社里的全职研究员。“新月社”的牌子虽然挂在松树胡同七号——一栋花园平房，但那里，常常见不到一个人，除了徐志摩。整栋平房里，有一间类似客厅一样的大房子，有一个听差，负责招待来客；一间只能摆下一张圆桌的小饭厅，有一个菜烧得很好的大厨，负责在有宴请时准备佳肴；里面还有一间房间，那是徐志摩的睡房兼书房，他常在那里写信、做文、会客。因此可以说，新月社代表徐志摩，徐志摩代表新月社。或者说，新月社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新月社。有人说，新月社每两星期定期聚餐、游艺。按照陈西滢的说法，这“两星期聚餐”，也只是规划之一。实际上，成员们能够偶尔聚餐一次就已经不错了，根本不可能做到“两星期”一次。俱乐部里只有一个厨子，又只能办一桌酒席，因此需要聚餐的话，必须事先预备。关于游艺，徐志摩承认，他们在新年时开过年会，元宵节时办过灯会，除此之外，有过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等。然而，尽管俱乐部里“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徐志摩语），又有各种“会”，却并不能让徐志摩心满意足，甚至让他郁闷和烦恼。“新月社”是什么？为什么成立新月社？在徐志摩的设想中，它不只包含一个躺沙发、吃饭菜、看书报、办游艺的俱乐部。徐志摩说得更直接：它“决不是真正新月的清光，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棱角。”那么，这个“棱角”是什么？无论是徐志摩，还是胡适，都不曾直言。但是，从他说过的“我们想做戏”可以看出，他们的“棱角”，也许不一定是在政治上有所进取，更多的是想在文艺上有所建树，简言之，“做戏”。事实上，新月社只在泰戈尔访华时做了一回戏——排演了《齐特拉》，之后，即在新月社正式挂牌之后，他们反而没有做成一出戏。当然，他们是想做的——准备排演几出丁西林编剧的小戏，但最终没有成功。因而，徐志摩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几个创始人得承认在这两个月内我们并没有露我们的棱角。在现今的社会里，做事不是平庸便是下流，做人不是懦夫便是乡愿。这露棱角（在有棱角可露的）几乎是我们对人对己两负的一种义务。

“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4）

“棱角”露不出来，新月社的存在越来越向供一小撮富人消遣的娱乐场所沦落，也就越来越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俱乐部了。“富人”们和他们的太太、女友哪有什么棱角可露，他们既不关心政治，也不热心文艺，到俱乐部来，只为了躺在舒服的沙发上喝喝小酒、吃吃小点、听听小曲，只为打打弹子、搓搓麻将、翻翻书报，只为会友、谈天、交际。这一切，都让徐志摩不免痛心，他长叹：“我们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他分明感受到了俱乐部里充斥着小资产阶级的腐败气味。他很受不了，也极其感伤。他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这样感叹道：“假如我新月社的生活继续下去，要不了两年，徐志摩不堕落也堕落了。我的笔尖再也没有光芒，我的心再没有新鲜的跳动，那我就完了——‘泯然众人矣’！”尽管如此，徐志摩仍然不减信心。1925年3月，他赴欧游历。在《欧游漫录——第一函给新月》一文中，他充满豪情地说：“跳蚤我们是不怕的，但露不出棱角来是可耻的。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新月便是用纸版剪的不成？”这表明，他想重振新月。他以为有几个爱做梦的人，又有创作的能力，而且还有一股不服输的傻气，就能做成任何事业。可惜事与愿违，最终，他没能成功。对于新月社挂牌、摘牌的准确时间，目前已很难说得清楚，只知挂牌大约是在1924年，摘牌大约于1927年。实际上，在1925年春，徐志摩游欧后，新月社就已经社不成社了。随后，当年10月，徐志摩接掌《晨报副刊》，更无暇顾及新月社。到1926年，新月社基本上名存实亡。1927年，时局发生重大变化，胡适等人纷纷离京避走上海，新月社正式摘牌。在徐志摩“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的自嘲中，新月社悄然落幕。回顾新月社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新月社似乎没有以“社”的名义进行过大的活动。只是大概新月社成立那天，林长民发表了一通含有政治意味的演说。从此以后，连类似这样的演讲，都不曾有过了。因为成员来来往往不固定，所以没有正式举办过讨论会，也就没有郑重其事地讨论过什么、研究过什么。也许对于徐志摩而言，他组织新月社，本没有要讨论什么、研究什么的想法，而只想做戏。一旦戏做不成，新月社似乎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陈西滢就说：“‘新月社’成立，并没有多少人聚集开会，讨论名称宗旨等等。”这说明，新月社这个组织——姑且称其为组织——并不是许多人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而联合起来成立的。它的名称，是徐志摩确定的；它的宗旨，只有徐志摩以为是“要做戏”，而其他人，未必这么想。因此可以说，新月社只是徐志摩一个人的。所以，当他准备游欧时，便有人替新月社担心。他们说，这一来，新月社必受影响，即使不至于关门，恐怕难免狼狈。徐志摩的人格魅力，使得身边聚集了一批像胡适、陈西滢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自然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至少也会有相近之处，比如对政治的见解，对文艺的看法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差异，没有分歧。何况，各人又各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学术领域。一旦环境有变，正如徐志摩所说，人散了，心散了。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1）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依一般人的理解，徐志摩是无法和鲁迅并为一谈的。“并为一谈”是鲁迅的语言。他曾为他人将他和梅兰芳“并为一谈”感到异常忿懑。可以想象，他一定也很讨厌他人将他和徐志摩“并为一谈”。在他的眼里，梅兰芳、徐志摩都和他不是一个道上的人。他忿懑于与梅兰芳并为一谈，是因为他不喜欢梅兰芳这个人，他讨厌与徐志摩并为一谈，也是因为他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不喜欢梅兰芳这个人，是因为他不喜欢京剧，不喜欢梅兰芳唱的戏；他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倒也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诗，而是他不喜欢徐志摩写的诗。然而无论鲁迅如何不愿意，外人总还是要将他和徐志摩放在一起比较比较的。表面上看，他俩似乎并不具有可比性：一个现实，一个理想；一个冷峻，一个浪漫；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一个不依不饶，一个温和大度；一个随时随地竖立着利刺，准备战斗；一个朝夕晨昏沉浸在诗的灵园，不倦歌唱；一个是闪着寒光的“匕首”，一个是新月下的“夜莺”。尽管如此，他俩并非不能并为一谈。相反，在20世纪初的启蒙思潮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他俩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担当了启蒙的重责大任。只不过，鲁迅是思想启蒙，而徐志摩，则是美的启蒙。在“积仇的第一步”之前，徐志摩视鲁迅为同道，鲁迅对徐志摩也还算客气。两人虽然不至于亲密无间，但也像朋友一样你来我往。1923年底，鲁迅主动将他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送了一本给徐志摩。徐志摩很珍视，他在扉页上郑重其事地记了一笔：“著者送我的，十三、一、一、”。一个月以后，徐志摩在给英国友人、汉学家魏雷写的一封信中，极力推荐《中国小说史略》，说：“我们一个朋友新出了一本《小说史略》（鲁迅著）颇好，我也买一本寄给你。”从“我们一个朋友”可以看出来，此时，徐志摩是把鲁迅当作朋友的。然而，仅仅几个月以后，两人闹翻了，积了仇。首先缘于泰戈尔访华，鲁迅因为思想、趣味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憎恶徐志摩对泰戈尔“巴结”、“谄媚”的肉麻态度，并没有看在他俩曾经的友谊份上手下留情，撰文对徐志摩加以讽刺。徐志摩没有反击，甚至没有为自己辩解几句，大有“让他骂去吧”的意味。如果说徐志摩撰写的《泰戈尔》是“为辩解”的话，那也是为泰戈尔这个人做的辩解，而不是为他自己，更不是针对鲁迅的。《泰戈尔》作于1924年的5月，而鲁迅最早的一篇讽刺文章《坟&#8226;论照相之类》作于《泰戈尔》发表半年之后的11月。鲁迅的“狠”，并没有在徐志摩的心中留下芥蒂。徐志摩仍然以他惯有的天真和热情积极地往鲁迅身边“靠”。就在《坟&#8226;论照相之类》一文发表的当月，也就是1924年冬，又一个文艺社团成立，它就是“语丝社”。该社的文学倾向和文学研究会相接近，主力成员是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林语堂、章川岛、孙伏园等。鲁迅更被称为语丝社的主将。和文学研究会有自己的刊物《小说月报》、创造社有自己的刊物《创造季刊》一样，语丝社在成立的同时，也办了一份自己的刊物《语丝》周刊。该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幽默泼辣的“语丝文体”而获“语丝派”称号。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2）

此时，新月社已经挂牌，它的主旨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都有所不同。徐志摩是“想做戏”。因此，新月社成立后，并没有仿造其他社团也创办自己的刊物。在文学上，徐志摩一向没有派别之分、门户之见。就像他身为新月社的人，却还是经常给《小说月报》、《创造季刊》投稿一样，在《语丝》创刊后，他也积极给它投稿。殊不知，此时的鲁迅，对他正怀有一肚子不满，又有视《语丝》是“自己的”的意味，因此不能容忍讨厌的徐志摩触碰，何况徐志摩投到《语丝》的文章，既不幽默，也不泼辣，更不针砭时弊——尽管《语丝》编辑方针是兼容并包，不局限于体裁。徐志摩投给《语丝》的是一首译诗，刊登在《语丝》第三期上。这首译诗，题目是《死尸》，作者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死尸》选自波特莱尔风靡全球的诗集《恶之花》。当然，引起鲁迅和徐志摩“结仇第一步”的不是《死尸》本身，而是徐志摩在译诗之前撰写的“题记”首先，他又以其惯有的夸张矫饰的文风，对波特莱尔及其诗作极尽颂扬——像颂扬泰戈尔和他的人格一样。然后，他对诗的音乐美进行了阐释。他说：“真音乐原只要你听……你真能听时，这‘听’便是‘懂’，那虫叫，那燕语，那水响，那涛声，都是有意义的，但他们各个的意义却只与你‘爱人’嘴唇上的香味一样——都在你自己的想象里。所以，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激着也许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像恋爱似的，两对唇皮的接触只是一个象征，真相接触的，真相结合的，是你们的魂灵。”他还说，他虽是乡下人，可是爱真正的音乐，有音的与无音的音乐。然后，他这样写道：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磷，巷口那只石狮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你能数一二三四能雇洋车能做白话新诗或是能整理国故的那一点子机灵儿真是细小有限的可怜哪——生命大着，天地大着，你的灵性大着。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3）

几乎所有人都说徐志摩的这篇文字充满自然主义的神秘感，换句话说，他写得神乎其神又玄乎其玄。其实，这不过是他对音乐的真实感悟而已，只是极富想象力。在一个悲观的人眼里，太阳也是在狞笑着的，阳光中隐含着毒剑；在一个乐观的人眼里，雷电是欢笑的声音，阴霾中也潜藏着光亮。徐志摩虽然也时有悲观的情绪，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对未来始终充满希望的乐观的人。因此，世间万物在他的耳里，什么都能成为美妙的音乐，哪怕是“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磷”。如果单从文字上来看，他也不过是运用了夸张的手法罢了。由他平时的为人，平时的为文，写出这样的文章，也不奇怪。是什么引起了鲁迅的反感？是自然主义的神秘感？是盲目地乐观？是对残酷现实视而不见的冷漠？是矫饰夸张的文风？是自恋、自负又含有俯视众生的傲然态度？也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让鲁迅奋而讨伐的原因。在《语丝》第五期上，鲁迅发表了一篇专门针对徐志摩的文章，题为《“音乐”？》，把徐志摩大大讽刺和挖苦了一番：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显然，在这里，鲁迅将徐志摩看作是“小雀儿”。所谓“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应该是指徐志摩“不知趣”地“飞”到《小说月报》，“飞”到《创造季刊》，如今又“飞”到了《语丝》，并且嘲弄他“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地到处作文。这样的揶揄，完全不是以理服人的，而且极其伤人，甚至有侮辱人之嫌。这样的为文，也不能视同于幽默，只能视为刻薄。这样的笔调，用在敌对势力身上，也许可以大快人心，但用在还算是朋友的徐志摩身上，则不免失之和善。鲁迅还就徐志摩文中“耳轮太笨”和“皮粗”的说法，这样调侃道：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子，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自己可要拼命反对，尽力呼冤的，——虽然将音乐送进音乐里去，从甘脆的Mystic看来，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4）

鲁迅不愧为讥讽高手，他还模仿徐志摩的笔调，写了一段充满自然主义神秘感的文字：……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唵，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洋的彤海里起来。Brrrrtatatatanital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的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黯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如果抛开背景和寓意，单看此文，它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奇文，语言漪丽，生动妙趣，想象丰富。可惜的是，它是鲁迅用来戏谑徐志摩的，因此透露出阴冷的黝光，让人很不舒服，也显得作者不够与人为善。本来，徐志摩的那篇序文，不过有感而发而已，是自己内心真实思想和情感的反应。无论认同还是反对他的思想，共鸣还是反胃于他的情感，尽可用说理的文字、善意的调侃加以批评，而不应如此阴阳怪气，逞一时体快，把人鞭笞得体无完肤。这样，反而显出自己有失风度，不够君子。当然，徐志摩时时处处流露出来的不识人间烟火般的超越感，也的确令很多人不满。他在将“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磷”也视作音乐的时候，他难道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炮火下丧生？不知道有多少鬼磷中幽幽地透着冤屈？不论他是一个多么乐观的人，他超越现实漫无边际的所谓“想象”，终究难以被大多数现实中的凡人所认同。“语丝社”的刘半农也著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配合鲁迅对徐志摩进行了批判。相比鲁迅的嘲讽、戏谑，他行文更直接，更尖刻：到徐先生同泰戈尔一样高名高寿之后，万万一旦不讳，而彼时我刘复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至少也须是两个耳轮，能连同他的细皮，自然更好。我研究完了，决不会将他丢到荒野中去喂鸟（因为这不是一件鸟事），一定像德国人处置康德的头颅一样，将他金镶银嵌起来，供在博物馆里。“语丝派”本就以幽默泼辣文体著称。他们写起尖酸的小品文来，谁敢跟他们叫板？任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徐志摩就更不在话下了。徐志摩也知趣，对鲁迅的讽刺、刘半农的刻薄，未回一嘴。当初，他跟创造社结怨，还能心平气和地写一封“致成仿吾的公开信”加以解释；如今，面对鲁迅、刘半农的讥嘲挖苦，他自知，那不是“公开信”所能解释得了的。何况，他又能解释什么？你不认为“无一不是音乐”，而我就是认为“无一不是音乐”，那能怎么办？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5）

徐志摩能做的，就是再也不往《语丝》“飞”了。之后，他只在《语丝》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却不敢乱发议论了。一年以后，周作人约他为《语丝》写稿，他战战兢兢地表示“我不敢自信，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语丝》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而婉转地拒绝了周作人的请求。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他颇有些委屈的抱怨道：“令兄鲁迅先生的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原来，徐志摩连“开罪所在”都不知道，就被鲁迅骂了个狗血淋头，心中自然委屈。不过，委屈归委屈，他倒没有你给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显得大度而宽容。那么，鲁迅究竟因何讨厌徐志摩呢？“音乐事件”十年后，他在《集外集&#8226;序言》中旧事重提，挑明了他当时的心理：我其实是不喜欢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干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徐志摩早在3年前就不在人世了，此时只怕是墓木已拱了，鲁迅却在这个时候说他当时对徐志摩的讥讽，不过是“开一通玩笑”而已！如果算是玩笑，那么对于徐志摩来说，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徐志摩至死可能都不知道，鲁迅对他的不喜欢，是因为他写的诗，并且拿着这些诗“各处投稿”。鲁迅的目的就是阻止他再在《语丝》上发文。同为“语丝派”，既有鲁迅、刘半农这样不喜欢徐志摩的人，也有对鲁刘不喜欢徐志摩不以为然的人。就“音乐事件”引起的纷争，鲁迅自己就说：“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语丝》所追求的风格，是“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挤”。徐志摩的那篇“序文”，显然不属于“有害于新的旧物”，不应当被排挤，却也被鲁迅排挤，语丝社其他同人“很不高兴”，是自然的。何况，《语丝》的宗旨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徐志摩无所顾忌的任意而谈，却被排挤，显然有违宗旨。其实，鲁迅不喜欢，甚至讨厌徐志摩，不仅仅是因为徐志摩的诗，也不完全是徐志摩这个人。周作人说：“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知兄莫若弟，“阶级”二字，可谓一语中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之后，鲁迅和新月社之间，才又爆发过多次针锋相对的论战。双方数番“厮杀”，各自气喘吁吁、精疲力尽，实则也分不出高下。这次的“音乐事件”，鲁迅称之为他和新月社，和徐志摩“积仇的第一步”。

“新月”的一对夫妻（1）

陈西滢和凌叔华：“新月”的一对夫妻1、凌叔华，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人们对陈西滢的认识，缘于他的《西滢闲话》，以及由“闲话”导致与周氏兄弟结怨从而引发的多场大论战；人们对凌叔华的认识，缘于她是陈西滢的妻子。作为“新月”的一对夫妻，陈、凌的婚恋，虽不如徐志摩与陆小曼那样爆闻于世，但在当时也算是一桩很轰动的社会新闻，为众人津津乐道。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他生于1896年，年长徐志摩一岁。幼时，他先入上海文明书局附设小学就读，后转学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1911年毕业。民国初年，他受表舅吴敬恒的鼓励赴英国求学。在英国，他发愤苦读，修完中学课程后，先进爱丁堡大学，继而转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学，最后以博士衔学成归国。从这段简历中可以看出陈西滢和徐志摩的共同点：都曾留过洋，而且都曾留学英国，都曾在伦敦大学就读，专业都是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陈西滢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徐志摩没有。还有一个不同，徐志摩是先留学美国，后转入英国的，而陈西滢不是。徐志摩转到英国时，陈西滢早已是“老”留学生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徐志摩在很多方面都得到过陈西滢的帮助。徐志摩和陈西滢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相识的。那天在学校的饭厅里，徐志摩看见了一个年轻的、笑容灿烂的中国人。跟他一起由美赴英的留学生刘叔和很惊喜地说：“那不是小陈吗？”想来当时陈西滢身边有人，小刘不便给介绍徐志摩与小陈认识。不久，徐志摩与陈西滢又在校园里撞见了。徐志摩主动上前打招呼。两人互致问候，又自我介绍，就成了朋友。后来，徐志摩得以结识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就是由陈西滢介绍的。1922年，两人先后回国。回国后，徐志摩先在松坡图书馆任英文干事，一年后，才在胡适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大学，在英文系任教授。陈西滢一回国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也在英文系。依徐志摩和陈西滢早在英国就建立起的友情，陈西滢自然也是早期新月社的成员之一。凌叔华加盟新月社，是因为泰戈尔访华。也就是说，泰戈尔访华，促成徐志摩和凌叔华相识，也促成陈西滢和凌叔华这一对“新月”夫妻的姻缘。凌叔华比陈西滢小4岁，1900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官宦人家，原名叫凌瑞棠。“叔华”、“素心”都是她的笔名。她是其父与三姨太的女儿，生得明眸皓齿、柳眉樱唇，是典型的东方美人，特别是她那双眼睛，苏雪林形容道：“叔华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喜欢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新月”的一对夫妻（2）

凌父是旧式文人，于光绪年间曾与康有为同榜中进士，又同为翰林。因此，凌家往来的多为当时的社会文化名流，诸如康有为、俞曲园、齐白石、辜鸿铭、姚茫父、陈半丁等，都常是家中座上客。凌叔华曾外祖父是粤中书画大家，父亲很希望子女中有人能传先人衣钵。偏巧，凌叔华自幼喜爱画画。为此，父亲请来曾进宫为慈禧画过像的名画家缪素筠为她启蒙。后来，她又正式拜山水名家王竹人、郝漱玉为师习画。平时，齐白石、陈半丁也时时加以指点，使她的画技突飞猛进。学画同时，她还跟康有为学写字，跟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学英文和诗词。中学毕业后，凌叔华考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她的作品一如其人，细腻而温婉，像一位大家闺秀。课余，她还一直坚持绘画，工笔写意均运笔自如。她的画清雅高洁，也很受人赞赏。凌家有女初长成。渐渐地，凌叔华在文教界有了点名气。她内承文化气氛浓厚的庭训，外受名师大家的教育的结果，使她外在的美有了丰富的内涵，因而一度与林徽因、韩素梅、谢冰心并称为文教界的“四大美女”。泰戈尔来华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材生了。她成绩好，交际能力也很强，校内、校外都很活跃。泰戈华访华，除了徐志摩担当泰氏的贴身翻译外，陈西滢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凌叔华则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氏的代表。就这样，三人结缘。大概就是因为泰戈尔于无意间充当了凌、陈相识相恋的媒人的缘故，泰戈尔给凌叔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87年，八旬高龄的凌叔华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泰戈尔到她家喝杏仁茶的情景：那时正是初春，陈师曾、齐白石等组织的北京画会正式成立，但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提议到凌叔华家去。于是，泰戈尔、徐志摩、陈西滢等一起到凌家赴画会。那天的画会，凌叔华听从母亲安排，提前订了百只新鲜玫瑰老饼和百只新鲜藤萝花饼，又在家里自磨了杏仁茶。这应节的茶点很合诗人们、画家们的趣味。大家吃得开心，谈得尽兴。之后，徐志摩、陈西滢就常到凌家，有时还带来几个新朋友，高谈阔论，一直到太阳西下，也不肯走。这时，凌母便招呼大家留下吃饭。吃了饭，他们也不好意思不走了。有一次，徐志摩来了说郁达夫本来也要来的，可临走时发现他唯一的一件棉袍被他的一个学生穿走了。困厄中的郁达夫一时无钱再买新的而出不了门。于是，大家一起哄徐志摩，要他为郁达夫买一件新棉袍。郁达夫原先的那件棉袍原本就是同事们凑钱买的，如果再给他买一件，难保哪一天又让人穿走了。丁西林就说：“我看我们应该出钱连做三件，一件不见了，穿第二件，第二件不见了，穿第三件，这样一来，便无问题了。”陈西滢问：“那么谁出钱呢？”不知是谁叫了一句：“当然是徐志摩了。”徐志摩连忙叫道：“你们都来欺负我，我老徐不是傻瓜，惹急了会打人的，知道吗？”

“新月”的一对夫妻（3）

凌叔华这样说众人对徐志摩生气的反应：“谁也不当作一回事”。徐志摩也说归说，还是在一个大雨的早晨，一个人巴巴地跑到前门估衣铺，为郁达夫买了一件新棉袍，又巴巴地给郁达夫送去。郁达夫自然感激涕零，否则，他连门都出不了，更别说去学校上课了。因为当时的天，实在很冷。徐志摩说过：“没有女人，哪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哪里寻找诗、寻找美？我生来就爱美，美在哪里，在自然，自然中最美的是什么，是女人！女人是上帝最得意的作品。我不是神仙，对女人，我的爱慕有着情欲的成分，这个我承认，但更重要的是，那美丽女人的身上，寄托着我那‘爱、自由、美’的理想。”林徽因是美丽女人，徐志摩对她自然有理想寄托。凌叔华也是美丽女人，她和徐志摩的关系，用“红颜知己”这个词，也许最恰如其分。泰戈尔走后，徐志摩的心情由持续亢奋而趋于平静，平静中又蕴含着寂寞和忧郁——他终于失去了林徽因，他彻底失了恋。当年7月，他和张歆海一起上了庐山。从他当时写给朋友郭子雄的一封信里，可知他当时的心情很糟糕。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生亦不见得一路有阳光的照亮。”没有林徽因的日子，在他的眼里，就像是没有阳光的黑夜。下了庐山，在回家乡浙江硖石的的路上，徐志摩一路所见兵荒马乱。这时，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激战正酣，到处都是逃难的贫民。回到家不久，他的表兄死了。他返回北京后，又接二连三地接到家书传来的噩耗，先是堂弟媳死了，然后是伯母死了。得不到的爱情，纷乱的世事，相继离世的亲友，绞缠在一起，让徐志摩郁闷不堪。即便他在此后不久，由胡适介绍，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授，也一时不能唤起对生活的热情，而时时对生，对死有了新的感悟：“我每次想到生与死的究竟时，我不定觉得生是可欲，死是可悲，我自己的经验与默察只使我相信生的底质是苦不是乐，是悲哀不是幸福，是泪不是笑，是拘束不是自由。因此，从生入死，在我有时看来，只是解化了实体的存在，脱离了现象的世界……”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很需要有一个渲泻的通道。纵情诗海，是其中之一——他一口气写了《毒药》、《白旗》和《婴儿》三首散文诗。另外，他找到了凌叔华这个理想的“通信员”。在和林徽因分手之后、和陆小曼恋爱之前，徐志摩的感情一度处于真空。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活力四射、激情满怀的浪漫诗人，对人、对事、对感情，心里永远储满了块垒，时时需要化解，需要倾吐，也时时需要安慰。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通信的对象。信中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凌叔华应允了。

“新月”的一对夫妻（4）

自此，凌叔华与徐志摩由熟人关系更进了一步。最终两人进入到什么关系，这是一个谜。一个风流倜傥的诗人，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常情下似乎应该成就一段爱的浪漫曲的，在林徽因走后，家世、才学、相貌都不让林徽因的凌叔华是否填补了徐志摩的情感空白？对于与徐志摩的恋爱关系，凌叔华对外一直坚辞否认——从刚刚事过一直到老。1925年1、2月间，针对外间纷起的徐志摩与她、与陆小曼绯闻的传言，凌叔华写信给胡适道：“……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地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自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朋友。”“我对志摩除了相当朋友的同情，并可惜他的被诬外，一些关系都没有，我永远不信他会与我有什么关系。”1983年，垂暮之年的凌叔华写信给陈从周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凌叔华的话看来是真的，虽然她与徐志摩关系密切时，尚未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也还没有成为她的知己朋友，但以她那样的出身，那样的才貌，还有在那样的年华（25岁），“自视甚高”几乎是必然的。何况她与徐志摩“好”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也就3、4个月时间，陆小曼就走进了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带着公主般的矜持的凌叔华，不大可能与徐志摩发生烈火干柴的事情。而且，如果徐志摩与凌叔华情焰已炽，就不会有陆小曼的故事了。要有，时间也会延后。这也是徐凌未真正进入恋爱阶段的旁证。所以凌叔华的话看来的确是真的，她确有可能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因为老天没给她时间——假如陆小曼没有及时出现，任徐凌二人友情发展，那么结果就很难说了。因为从徐志摩写给凌叔华的那些信的内容来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已经到了爱情的悬崖边边上了！那些信，开头没有称呼，结尾没有署名，文中又总是用暖昧的“X”代替。这批信件在1935年的时候，由凌叔华以《志摩遗札》为题，交给《武汉日报&#8226;现代文艺》公开发表。为此，她不但略去了收信人、写信人的姓名和写信日期，更将徐志摩对她的称呼改为“X”。这个“X”应该是徐志摩对她的昵称：

“新月”的一对夫妻（5）

……X，您背上有翅膀没有，有就成，要是没，还得耐一下东短西长！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的了，管您有兴致听没有，我从没有说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X教给我的，多谢你。我给旁人信也会写得顶长的，但总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不是怕形容词太粗，就提防那话引人多心，这一来说话或写信就不是纯粹的快乐。对你不同，我不怕你，因为你懂得，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尖，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此时的徐志摩已经是北大教授了，而凌叔华还只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虽然他俩一个师一个生，差着辈，但毕竟只相差3岁，是意气相投的同龄人。徐志摩这样昵称凌叔华，写这样的信，满纸的温情，满腔的信赖，是像将她只当作“通信员”的情形吗？多情如徐志摩，如凌叔华，彼此这样通信，如何能够一直保持单纯的友情而不使它发酵？且不论凌叔华对徐志摩如何，至少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情感偏离了通常的友情。这又从徐志摩的另外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来：准有好几天不和你神谈了，我那拉拉扯扯半疯半梦半夜里袅笔头的话，清醒时自己想起来都有点害臊，我真怕厌烦了你，同时又私冀你不至十分的厌烦，X，告诉我，究竟厌烦了没有？平常人听了疯话是要“半掩耳朵半关门”的，但我相信到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不瞒你说，近来我的感情脆弱的不成话：如其秋风秋色引起我的悲伤，秋雨简直逼我哭。我真怕。关于凌叔华与徐志摩的关系，两个人提供的说法尤其值得重视，一个是凌叔华30在年代的情人、与徐志摩在性情上有几分相像的英国诗人朱利安&#8226;贝尔，一个是凌叔华女儿陈小滢。前者说“凌叔华曾和徐志摩热恋”——这当然是凌叔华告诉他的；后者说她母亲曾经“追求过徐志摩”，而她觉得徐志摩只是把凌叔华看作红颜知己。当然这又是一个疑窦。不管实际情形怎样，凌叔华用“纯粹的慈善心肠”，胜任了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她“用恬静的谐趣或幽默来湿润”徐志摩“居处的枯索”（徐志摩语），使他在精神上得到切实的安慰，奔突的热情得以相对平稳地由林徽因过渡到陆小曼身上，这是肯定的，而凌叔华，自也有她的真命天子在前方等待着她。说起她和陈西滢的恋爱，不能不提到“现代评论社”和《现代评论》杂志。2、陈西滢—凌叔华；徐志摩—陆小曼新月社，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月派，与现代评论社，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评论派之间，存在着错综但并不复杂的关系。

“新月”的一对夫妻（6）

说错综，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史时，有人将它们混为一谈。有的说，二者实为一体，“新月”在前，“现评”在后。如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其所著《中国新文学史》中说：“‘现代评论’实可看作‘新月社’的继续和发展。”有的却说，“现评”在前，“新月”在后。如传记作者胡凌芝在其著《徐志摩新评》中说：“一种相当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新月派的前身是现代评论派。”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两“派”人员有交错：新月社的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也是现代评论社的成员。但此并不能成为理由，因为新月社的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潘公旦等，却与现代评论社无关，而现代评论社的王世杰、周鲠生、皮皓白、高一涵、燕树棠、彭浩徐、唐有壬、刘光一等又与新月社无关。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人认为，两者同时在北京挂牌，即在泰戈尔访华后的1924年6月。准确地说，泰戈尔是5月底离京的，随后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又去了日本，然后去了香港。徐志摩将泰氏送回国，自己回国时，已经是7月了。这样说来，它们不可能同时挂牌。如果从“聚餐会”算起的话，新月社起始于1923年底，正式成立是在泰戈尔访华之前，在1924年7月后，即现代评论社挂牌一个月后挂牌。因此，论成立，“新月”早于“现评”；论挂牌，“现评”早于“新月”。新月社后来有《新月》月刊；现代评论社后来有《现代评论》周刊。如果论杂志的创刊时间，《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年底；《新月》创刊于1928年3月。显然，《现代评论》早于《新月》。说不复杂，是因为它俩各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各有办社宗旨，所办刊物也各有文艺主张。现代评论社基本上以《现代评论》的活动为起始。该刊创刊4年后，于1928年12月出了最后一期。新月社曾于1927年结束，次年重新恢复，以《新月》月刊面目面世。同一年里，一个结束，一个开始，难怪会有人将“新月”误为“现代评论”转世般的延续。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陈西滢说：两社人员“都是自命的自由主义者，但门户不同，不容易合起来。”徐志摩、胡适、陈西滢这三个新月社最主要的成员，在现代评论社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呢？早期有人说，他们都是《现代评论》周刊的编辑，但这只是一种猜测，因为该周刊从未明确标注过“编者”。事实上，徐志摩、胡适从未担任过《现代评论》的编辑工作。至于陈西滢，他的确看过该刊前两卷的文艺稿件，但仅此而已。就此认定他是编者之一，也不确切。据考证，《现代评论》最初的经理是刘叔和，从第三卷起，负责编辑文艺稿件的是杨振声。从筹办到终刊，主要负责人是王世杰。参与过编务工作的，还有燕树棠、周鲠生、钱端升、彭学沛等。后来，也是新月社成员的沈从文也参与过《现代评论》的事务工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徐、胡、陈参与了《现代评论》的创办。

“新月”的一对夫妻（7）

很明显，新月社并不等同于新月派，现代评论派则由《现代评论》而得名。给《新月》撰稿的，并非全是新月社或新月派成员；给《现代评论》撰稿的，也并非全是现代评论社或现代评论派成员。比如，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著名的《七子之歌》，以及《洗衣曲》和《我是中国人》的闻一多，就不是“现代”的成员。对于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的关系，陈漱渝的观点相对客观：一、胡适是这两彪人马的共同精神领袖。二、徐志摩、陈西滢既是《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也是“新月派”的骁将。……三、两派具有共同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倾向。总之，两派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胡适是两派的精神领袖，徐志摩、陈西滢是两派的“纽带”。就徐志摩、陈西滢而言，他们对“新月”和“现代评论”倾注的力量也不均衡：徐志摩和“新月”的联系更密切；陈西滢和“现代评论”联系得更为紧密。因此又可以说，徐志摩是“新月”的代表人物，陈西滢则是“现代评论”的代表人物。陈西滢不仅参与创办了《现代评论》，更负责其中的“闲话”专栏。在其后的三四年间，他在这个栏目上，发表了不少杂文式短文，内容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著名的《西滢闲话》一书就是他那些文章的合集。他以精到的论事与畅达的文笔吸引了不少读者，“陈西滢”这个名字，也由此越来越响亮了。正如徐志摩等新月社成员也是《现代评论》撰稿人一样，凌叔华作为新月社成员，也在《现代评论》上也发表过不少很有份量的小说作品。其中一篇《酒后》，显示了她小说创作方面的功力，奠定了她的文坛地位，更引起陈西滢对她的关注。此时，陈西滢和徐志摩一样，是北大教授，而凌叔华仍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她和陈西滢，也如和徐志摩，是师生关系。陈西滢对凌叔华，也就有老师对学生的那份疼惜和怜爱，而凌叔华对陈西滢，自然也就有学生对老师的那份崇敬和仰慕。两人都有很好的英文功底，也有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和追求。作为学生，凌叔华常向陈西滢请教；作为老师，陈西滢常对凌叔华进行指导。在很长一段时期，陈、凌双鱼回游，尽管信中大多谈的是文学艺术，并不涉及情爱，但除了未谈过恋爱的和不懂爱的人以外，有谁相信他们仅仅是在谈论文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俩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三年，不仅双方家长压根不知有其事，就连他俩共同的朋友、各自的朋友也都被蒙在鼓里。这里固然有恋爱者通常怀有的隐蔽心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凌叔华的父亲是个非常守旧的人。

“新月”的一对夫妻（8）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把封建婚姻的一套，诸如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视为天经地义。凌叔华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自己的掌上明珠竟做出“私订终身后花园”的事来，一定气得白胡子上翘，于是打算等她大学毕业后再说。从燕京大学毕业时，凌叔华还荣获了学校专颁给杰出学生的“金钥匙”奖，她与陈西滢精心培育的爱情之果也到了收获的季节。两人一合计，找到凌家的一位世交，央求他去凌父那儿说媒。这位抱着成人之美君子心的说客，颇懂一点儿谈话艺术。他先从自家门庭谈起，再向凌父询问凌家子女情况；谈到凌叔华的学业时，又很自然地“关心”起她的终身大事。接着就大谈陈西滢的才华为人、名誉地位，却只字不提二人的自由恋爱。凌福彭在此之前也曾耳闻北大有这么一位教授，他本来对陈并无什么特别的恶感，只是从传统文人、官宦的观念想来，觉得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个个思想怪异，又觉得陈西滢风头太健……但经不住老友的一番唇舌，终于首肯了这门亲事。在凌福彭面前为凌陈联姻说项的，至少还有凌叔华的表兄。凌叔华写信告诉胡适，说“老父允说商量，这事就有边儿了”。1926年，也就是凌、陈两人相识两年后，终于成婚。胡适作了他们的证婚人，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婚筵上，他演说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这一通“婚姻哲学”赢得一片掌声。假设没有陈西滢，没有陆小曼，凌叔华对于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的身份是否会改变？无人能知。事实是，因为有陈西滢，因为有陆小曼，凌叔华和徐志摩的情感——如果两人之间亲密无间的通信算是一种情感的话——戛然而止。更确切地说，徐志摩遇到了陆小曼而收回了他险些泛滥在凌叔华身上的那份暖昧情感。随即，他将对林徽因的爱恋转移到了陆小曼的身上，他重新找到了感情寄托。凌叔华也就完成了“理想的通信员”的使命。在优裕的家世、多才多艺、美丽的外表等方面，陆小曼和林徽因、凌叔华有相似之处。她1903年出生于上海的书香之家，父亲陆家（字建三）是前清举人，后赴日本就读于帝国大学，与曹汝霖同学，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弟子。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司长、中华储蓄银行经理等职。陆小曼自小也接受了良好教育，诗琴书画皆能。民国前一年，她随家人由沪迁京，进入法国圣心学堂就读。这个时候，她虽然天生聪慧，却并不用功，让父亲大伤脑筋。终于有一天，父亲给了她一巴掌，似乎一掌惊醒梦中人，她从此学乖了。不几年，她的英文出众，法文流利，加上能诗能画，又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舞跳得极好。当时，北京的上流社会举行舞会。陆小曼频频出入，俨然一个“舞后”。这一切，都使她在京城出了名，有人这样形容她：“仪态万方，无以伦比”。

“新月”的一对夫妻（9）

这样一个小姐，自然是名士商贾追逐的对象。也许是为避免烦扰，在她17岁（一说19岁）的时候，父母做主，将她嫁给了比她年长7岁的王赓。王赓也非等闲之辈，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就读普林斯顿大学哲学专业，后转学到西点军校攻读军事，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是同学。1918年，他由美归国，在军部任职。次年，他以武官、外交部外文翻译的身份随顾维钧一同前往法国出席巴黎和会。外界因此评价他：“此子前程远大，不可限量”。徐志摩和陆小曼何时相识，有人说是在泰戈尔访华期间；也有人说是1924年7月之后，也就是徐志摩将泰戈尔送回国返回北京之后。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徐志摩对陆小曼并非一见钟情，或者说，他不能一见钟情，因为他跟王赓是老相识，说两人是朋友也不为过。对于朋友的妻子，他不得不小心收敛着情感。何况那时，他的心里还满是林徽因。至于他俩何时开始产生感情的，更是个很难以说清的问题。陆小曼嫁了不久，王赓升为陆军上校，之后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又升为陆军少将。1924年年底，在王赓的官职是哈尔滨警察厅厅长时，妻子红杏出墙了——爱上了自己的朋友徐志摩。于是，有人将王赓荣任警察厅长和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恋联系在了一起。陆小曼随王赓赴哈尔滨就职，但她对那儿的生活非常不适应。天生任性的她自顾自返回了北京，独居娘家。夫妻分居两地，并不能成为她爱上徐志摩的理由，只是给徐志摩提供了照顾她、开导她、温暖她的方便。对于陆小曼这样一个佳人，徐志摩爱上她恋上她，应该是不奇怪的。一方面，陆小曼身上有林徽因的影子。另一方面，陆小曼和林徽因又有不同：林徽因含蓄内敛，陆小曼活泼外向。林徽因是端庄贤淑的大家闺秀，陆小曼是风情万种的交际名媛。徐志摩这样一个一心一意追求浪漫之爱的浪漫诗人，恐怕后者对他更有吸引力。也正因为陆小曼是这样的女人，所以她不可能满足和王赓维持着一本正经，甚至刻板呆滞的生活。王赓的军校出身，使他的身上少有浪漫和温情，多的是军人特有的严肃和原则。就连在家庭生活中，他也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军事化作风，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就寝，像闹钟一样准时。每周一到周六，是他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陆小曼难以接受的。尽管王赓对陆小曼很疼爱，但他更像是一个兄长，陆小曼在他的身上，找不到她想要的。王赓的“悲剧”在于他以为外人可以替他给予妻子想要的东西。当他为工作而不能陪伴陆小曼，又知道陆小曼需要人陪伴时，他就请徐志摩“替”他。于是，徐志摩常常“应邀”陪在陆小曼身边，伴她出游，为她解闷，更成为她全心倾诉心中苦闷的发泄渠道。就在这一来二往中，徐志摩的温情浪漫深深打动了陆小曼，她发现他和丈夫的不同，也发现他才是自己想了很久的人。

“新月”的一对夫妻（10）

无疑的，徐志摩是纯真的，陆小曼是勇敢的，但是，这份纯真和勇敢并不能因此改变世俗。他们的行为与礼教不合，与伦常相悖，只因为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崇尚爱情之上，宣称“主的面前，爱是惟一的荣光”的徐志摩一生都在追求浪漫之爱。早年，他追求林徽因，是如此，如今，他追求陆小曼，也是如此。在他的眼里，爱是一切，浪漫之爱更是一切。在这“一切”面前，他大可以置礼教、风俗、伦常于不顾。什么是他的“浪漫之爱”？梁实秋下的定义似乎不免有点简陋，就是“与他所爱的一个美貌女子的自由结合”。从另一角度说，徐志摩对爱、自由和美的不懈追求，固然是受到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浸润，但也可以说是他对传统旧道德旧观念的抗争。很难想象，他那样一个浪漫诗人，会有那样强烈的反抗斗争性。他在给陆小曼的一封信中，这样“狠狠地”说：“阿呸，狗屁的礼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会，去你们的，青天里白白的出太阳，这群人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也因为如此，在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他坚定而执着。他还这样鼓励陆小曼：“你这样一朵希有的奇葩，决不是为一对不明白的父母，一个不了解的丈夫牺牲来的。你对上帝负有责任，你对自己负有责任，尤其你对于你新发现的爱负有责任……”徐志摩曾说：“万事只要自己决心，决心与成功间的是最短的距离。”和陆小曼的婚恋，徐志摩付出了真正的决心，因此赢得了成功。1925年深秋，陆小曼和王赓离了婚。次年8月14日，徐、陆在北海公园举行了订婚仪式。10月3日，还是在北海公园，两人举行了婚礼。徐父徐申如是在友人们的劝说下才勉强答应这门婚事的，他答应的条件之一是要求证婚人由梁启超担任，胡适做介绍人。他自己，没有参加婚礼。梁启超尽管为徐、陆证婚，却仍然对两人的“大逆不道”深为不满。就在婚礼上，他斥责徐志摩“性情浮躁”、“用情不专”，之后在给女儿的信中，视陆小曼为“祸水”、“妖妇”。他一方面认为陆小曼离婚再嫁，是“极为不道德的”，一方面为爱徒徐志摩担心，担心“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更担心他“将来被陆小曼弄死”。他对离婚再嫁的不以为然，固然是他传统保守思想作祟，但他对陆小曼日后“弄死”志摩的担心，从日后的情形看来，也并非杞人忧天。徐志摩如愿追求到了他的浪漫之爱，却不知道，生活中仅有浪漫是不行的。也可以说，他追求的这份浪漫之爱，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绅士鬼”和“流氓鬼”（1）

周作人心里的“绅士鬼”和“流氓鬼”现代评论社的大部分成员居住在北京的东吉祥胡同，因此外界戏称现代评论派为“东吉祥胡同派”。如胡适所说，只有狗和狐狸才成群结队。简言之，只有同类才能成群结队。胡适、徐志摩他们之所以能够组织新月社，是因为他们虽然有差异，但更多的是有共同之处。现代评论社的成立，也是同样道理。若论共同之处，最明显的莫过于他们都有英美留学的经历。因为有相同的文化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语言和相近的思想认识。比如，他们倡扬科学、文明、公理、正义、自由、法治，为人主张平和、中正、豁达、稳重、容忍。在二三十年代社会动荡、思想混乱、“革命”旗帜四处飘扬的时局下，他们的倡扬，他们的主张为很多人所不屑。郭沫若就斥为“太绅士气了”。相比郭沫若，鲁迅对这帮“绅士”更加反感，反感程度相当强烈，大有“不共戴天”的味道。就他们倡扬“公理”和“正义”，他讥讽他们是“正人君子”。在《野草》里的一些篇章中，这样写道：“他走进无物之阵……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种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之后，他果然“举起了投枪”，和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的“绅士”们进行了拼死厮杀。鲁迅的态度可以用“旗帜鲜明”来形容，而周作人的态度，则颇有意味。与鲁迅自始至终的“誓不两立”不同，周作人和“绅士”们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亲近——疏远——激战——再亲近的过程。论及原因，周作人自己剖析说：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地道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运命之不可测就是如此。也就是说，当心里的“绅士鬼”占了上风时，周作人便也很绅士地和新月和现代评论诸绅士们过往甚密；当心里的“流氓鬼”占了上风时，他便不很绅士地和绅士们翻脸，而且更不绅士地破口大骂。照此说来，鲁迅的心里始终只有一个“流氓鬼”的，所以他从来就翻脸，就破口大骂。这是他们兄弟俩的不同。也许因为如此，他俩才会有失和的一天。另一方面，胡适他们的心里似乎只有“绅士鬼”，而没有“流氓鬼”，因此时时处处都要表现得很“绅士”，尽管他们的某些行为其实也不“绅士”。翻看周作人的日记，可以发现，在1923年底到1925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周作人一直由“绅士鬼”支配着。他和徐志摩、陈西滢他们也因此维持了一段“绅士”地交往。而这段期间，鲁迅和徐志摩已经有了积仇的第一步。周作人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绅士鬼”和“流氓鬼”（2）

1923年11月3日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即张歆海）、林玉堂（即林语堂）、丁燮林（即丁西林）、陈源（即陈西滢）、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1923年11月17日午至来今雨轩赴张欣海、陈通伯（即陈西滢）、徐志摩约午餐，同座者八人。1924年6月24日往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1924年7月5日下午风举同通伯来谈，通伯早去。1924年7月30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卷，阅五十本。1924年8月18日全家与陈通伯、丁燮林等同游卧佛寺1925年1月30日赴现代评论社约餐1925年2月12日下午同丁燮林、陈通伯、凤举等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登玉皇顶、又至香山香露旅馆饮茶，六时返家。看得出来，这时，周作人和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关系相当密切，以至同饭同饮同游。然而，“登玉皇顶”后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周作人心里的“流氓鬼”露了头，使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开始翻脸而破口大骂了。诱发“流氓鬼”的，就是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引发“女师大风潮”的关键人物是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杨荫榆是在1924年许寿裳辞职后继任校长的。她早年留学日本，1914年回国后在女师大任教。之后，她在教育部资助下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获得硕士学位。1923年，她学成回国，返回女师大，在英文系执教。

“绅士鬼”和“流氓鬼”（3）

杨荫榆留日又留美的教育背景，使她在荣任校长后，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她上台后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未能引起共鸣，反遭诟病。比如，她未经校评议会同意，将女师大恢复为女高师，被认为“背离了女师大的办学方针”。又在如何支配俄庚款问题上，她与部分教员产生分歧，引致15名教员联名辞职。当年11月，国文系预科二年级三名学生以“阻于东南战事”为由未能按时返校，被杨校长勒令停学。同时，哲学系预科也有两名学生同样未能按时返校，却并未受相同处分。为此，国文系预科其他学生心生不满，提出抗议，强烈要求杨校长本着公正和公平的原则让他们系的三名同学返校。杨荫榆拒绝，而且态度强硬。双方矛盾激化。1925年1月18日，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否认杨荫榆的校长资格。对此，全校10个班级，有7个赞同，3个保持中立。对于此次学生风潮，最早介入的不相干的“外人”，就是既是新月社成员，也是现代评论社成员的“闲话”作者陈西滢。2月7日，他在《现代评论》第九期上撰文，说：“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于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显然一开始，他就对学生运动抱有不支持的态度。其后介入的，就是周作人。当然，他不是不相干的“外人”。此时，他是女师大教授。2月28日，他的日记这样记载：“女师旧生田、罗二女生来讲，为女师大事也。”这两个女生以中立者的名义，请求周作人出面斡旋，认为只要能做到更换校长，女师大风潮便可以平息。当晚，周作人打电话给教育部次长马叙伦，转达了学生意见。马叙伦表示校长可以更换，但由谁担任新校长，不能由学生说了算。对此，周作人不置可否。从周作人甘愿充当学生的说客可以发现，从一开始他就站在学生这一边。这和陈西滢正好相反，也就为他俩的论战埋下了伏笔。3月，陈西滢又说“闲话”。他在《现代评论》第15期上以“一个女读者”之名撰文，继续站在杨荫榆一边指责“闹事”的学生，直言：“那些宣言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大都不能成立。”如果说，他的这句话是因为“杨氏的罪名”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支持，而尚属客观的话，那么，他接下来的一句话，主观臆测的成份就大了许多，而且颇有指桑骂槐的意味。他说：“女师大中攻击杨氏的学生，不过是极少数的学生，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展，校内外尚有人在那里主使。”当时的许多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的确很复杂，甚至不排除隐藏在其后的政治势力。陈西滢“有人主使”之说，即有所指。但是，女师大风潮的发生，究竟是单纯的学生抗议，还是隐含着政治因素的学生运动，陈西滢并没有握有“把柄”。因此，他这么说，反倒授人以柄。如果按照马叙伦跟周作人所说，杨荫榆似乎真的有被更换的可能。然而，此事因内阁改组而被暂时搁置。内阁改组成功，章士钊担任教育总长。章总长的上台，一下子扭转了杨荫榆的命运，也使得女师大风潮继续向纵深发展。

“绅士鬼”和“流氓鬼”（4）

5月9日，杨荫榆以校长和校评议会的名义贴出布告，宣告开除六位学生自治会干部。这样一来，风潮升级。10日，鲁迅发表《忽然想到》一文，直言不讳地将章士钊和杨荫榆比作“凶兽样的羊”和“羊样的凶兽”，又给学生们“出谋划策”，说“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这给了学生极大的鼓舞。11日，学生们集会，决议彻底驱逐杨荫榆，然后将校长办公室和秘书办公室等都贴上了封条。同时，学生自治会大张旗鼓地公布《恳请本校主持公道之诸先生出面维持校务书》。27日，由鲁迅拟稿并签名，周作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君默、李泰棻、沈兼士等其他六名女师大教员参与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在《京报》发表。“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此前，周作人和鲁迅已经失和。然而，在女师大风潮之际，兄弟俩又联合了起来。周作人心里的“流氓鬼”更压倒了“绅士鬼”，高昂起了脑袋。两天后，陈西滢再说“闲话”。《现代评论》第25期上刊登了他写的又一篇针对“女师大风潮”的《闲话》（后来结集出版时重新加了题目《粉刷毛厕》）。尽管说法不同，措词不同，但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与其说是反对学生运动，不如说是反对被某种势力操纵的学生运动。他这样写道：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针对这篇“闲话”，周氏兄弟同时进行了反击。先不论鲁迅，单看周作人，他就陈西滢所说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而撰写了《京兆人》一文，反驳道：“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的心理实在可怜极了。”

“绅士鬼”和“流氓鬼”（5）

这短短两句话，包含了三层意思：一，他对号入座，认为陈文中的“某籍某系的人”暗指他和兄弟鲁迅。陈西滢用“某籍某系”暗指鲁迅，是大有可能的，但是否也包括周作人，值得怀疑。就之前他和周作人的亲来密往，以及周作人在“绅士鬼”露头时所表现出来的和他们相同或相近的绅士气，他应该不会认为周作人也会做出“背后主使”、“暗中鼓动”这样的事来的。二，他直言，这样的说法完全是在造谣，在散布谣言，因此是“卑劣的”。此时，他似乎已经将他们之前的亲密交往置于了脑后，心中充斥着愤恨。三，他既然已经将陈西滢归入“卑劣的”流言制造者的行列，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和陈西滢翻脸了。说到周作人和陈西滢的论战，不能不提到徐志摩。可以想象，同为新月社的战友，同为现代评论社的同志，徐志摩倾向陈西滢，应该是自然的。然而，在周、陈论战初期，徐志摩却是以“公允”的姿态出现的。起初，陈西滢的“闲话”发表在《现代评论》上，而关于“闲话”的论争，则多发表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语丝》上。换句话说，《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是陈西滢一方的主要阵地；《京报副刊》和《语丝》则是鲁迅、周作人的主要阵地。“女师大风潮”时，徐志摩正在欧洲游历，7月回国，10月接手主编《晨报副刊》。也就是说，陈、周关于女师大风潮的论争，徐志摩不但没有直接参与，甚至恐怕连前因后果都没有弄清楚。周作人对陈西滢的“翻脸”，并没有使徐志摩对周作人“翻脸”。他以客观的、不掺杂个人好恶的态度，在《晨报副刊》上既不“添油”刊登陈西滢“攻周”文章，也不“加醋”刊登周作人的“攻陈”文章。也就是说，他只提供论战平台，而不偏袒任何一方。不仅如此，他对周作人，仍然很亲近。1925年12月16日，《晨报副刊》上刊登了一篇翻译文章《接吻发凡》。周作人发现译文中有错误，就写了一封信给徐志摩。仅隔了5天，徐志摩就以《周作人先生来函》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封信，而且还加了一段“附复”，又以他娇饰夸张的文风，真诚赞美道：“我接手编辑以来也快三个月了，但这还是第一次作人先生给我们机会接近他的温驯的文体，这虽只是简短的校阅，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人为学的勤慎与不苟。……那光彩便是作人先生的幽默与‘爱伦内’——正像是镂空西瓜里点上了蜡发出来的光彩，亮晶晶，绿滟滟的讨人欢喜。”然而，徐志摩和陈西滢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的战友和同志，之所以能够双双成为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的“纽带”，是因为他们具备了“成群结队”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学识的、思想的、为文的、为政的、为人的等等方面。简单地说，具有相同的“绅士气”。相对而言，他和陈西滢的共通之处，是大于和周作人的。因此，他不可能在陈、周的对抗中自始至终保持一种事不关己的中立。于不经意间，他就站到了陈西滢一方，和周作人形成了对立。这也许不是他的主观故意，但事实就这样发生了。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本是为陈西滢赞美法国小说家、文艺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郎士而写的一篇“闲话”（结集时加题目《法郎士先生的真相》）一文捧场的，当然免不了对陈西滢极尽赞美。比如，他在文中说：

“绅士鬼”和“流氓鬼”（6）

西滢……写了一篇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西滢是分明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士派的‘兄弟’们。……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对于徐志摩对陈西滢学问文章及品格的恭维，周作人极度反感，他当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题目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然后寄给了徐志摩，说“晨副要登也可以”。实际上，他的目的就是让徐志摩将此文刊登在《晨报副刊》上，以便让更多不明真相的人看清陈西滢的“真面目”。否则，他大可不必费脑伤神地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地写就这样一篇措词激烈态度强硬的大文。徐志摩不仅将周作人此文全文刊登在了1月20日的《晨报副刊》上，自己还配附了一篇《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此文一开始，他就“亮”出他对周作人一文的态度：“今晚从清华回来，心里直发愁，因为又得熬半夜凑稿子，忽然得到岂明先生的文章好不叫我开心：别说这是骂别人的，就是直接痛快地骂我自己的，我也舍不得放它回去，也许更舍不得了。”也就是说，周作人此文并非骂徐志摩的“捧”，而是骂陈西滢这个“人”。他不但骂，更毫不客气地“揭露”道：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总是学者绅士罢了。……我虽不是绅士，却觉得多讲他们的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一句粗野话，即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认他是一个人。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一，有两位名人名教授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样的话。“两位名人名教授”是谁？周作人没有点明，但其中一人应该指的是陈西滢。这是篇骂陈西滢的文章，指向明确。总不至于主骂着陈西滢，又兼骂着不相干的“两位名人名教授”吧。只是周作人并不承认他说的就是陈西滢。“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意思是，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当娼妓。二，说龌龊话的所谓绅士是没有“一点人气”的。陈西滢说过这样的龌龊话，所以，他不是真绅士，只是所谓绅士，而且没有一点人气。三，周作人自谦“不是绅士”。也就是说，此时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了“绅士鬼”，有的只是“流氓鬼”了，这从他对陈西滢大胆“揭露”便可以发现。如果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这样的“揭露”倒也情由可原。问题是，他并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陈西滢说过这样的龌龊话——后来也证实，陈西滢确实没有说过。既然如此，周作人的“揭露”倒真的有些龌龊了，像泼妇在不分青红皂白地骂街泼脏水，像一个造谣生事者在造谣生事，也就真的不像个绅士了。

“绅士鬼”和“流氓鬼”（7）

面对周作人近于诽谤、诬蔑的“骂”，像胡适、徐志摩那样崇尚容忍的陈西滢也不能容忍了。他立即写信给周作人，认为周文中的两个“名人名教授”中的一个，说的就是他，他要求周作人公开澄清并道歉。不知周作人出于什么心理，在文章刊登后第二天，他写信给陈西滢，解释文中的“两位名人名教授”另有其人。但显然陈西滢不接受，而将周作人的几封信，以及他自己和徐志摩、张凤举等人关于“叫局”一事互相往来的一共12封信，以《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为总题，刊登在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徐志摩还写了一篇名为《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的评论。这批信，后来被称为“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的专号”。与此同时，周作人将陈西滢的信以《陈源先生的来信》为题，刊登在2月1日的《语丝》第64期上，并加了一段附记，更进一步解释他所说的“两位名人名教授”，“一个是A君，我们间接从B君听来的，但B君现在往欧洲去了，无从再去问他。一个X君，C君听D君转述他的话，但可惜X君的真姓名C君说已经记不起了。A君与陈源先生是别一个人，X君的姓名虽然忘记，惟据C君说也不是陈先生。所以我就于廿二日写一封信给陈先生，告诉他在所说的两个人里面查得并没有他。”周作人所指，究竟是不是陈西滢，如果不是，那他为什么会在骂陈西滢的文章中写这么一段？如果是，那他为什么事后又向陈西滢澄清？他在给陈西滢的解释信中所说的“C君”应该是张凤举。之前说那龌龊的话系出自陈西滢的，正是张凤举。可是事后张凤举却又不承认了，说忘记了X君的真姓名，又说X君并不是陈西滢，这就陷周作人于被动地位，所以他要急忙向陈解释。3月1日的《语丝》第68期上，有一篇署名川岛的写的“说明”。他说：“我也听说是陈源教授所说，在14年5月30日午后6点的时节，北京十刹海会贤堂楼窗口张凤举先生和我说的。”川岛既举出张凤举所言明确的时间地点，似足以为周作人解脱了，但充其量也只能解脱他“造谣”的干系，并不能逃得了“传谣”的干系。以他那样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教授，居然轻信谣言，还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作为攻击别人的武器，实在有辱知识分子的名声。徐志摩大概是最早看出陈西滢和周作人流于无益、无聊的人，所以他疾呼：“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他两次致信周作人，表示：“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周作人很积极地回复徐志摩，说：“关于这闲话事件，别人骂我的话我都不介意……倒是老兄和陈先生恭维我的话，我听了有点痛心，如说我是‘正人君子’啦，什么文学啦，博学啦，这比说我是猴子还厉害。”他的“痛心”，只是因为单纯地被“恭维”吗？显然不是，而是被他原先那么看重的“绅士”朋友“恭维”。这说明，他还是很看重他和他们曾经的友谊的。

“绅士鬼”和“流氓鬼”（8）

他接下来的一段话，更能说明问题：“女大的公理维持会出现，我也说过好些嘲讽的话，虽然那会里边有几个北大的同事，我始终对于他们个人怀着‘厚意’。现在事情过去了，嘲讽的意思也随着过去，厚意却不妨保有其原来的程度。”“公理维持会”是由陈西滢等参与组织的，以“公理”的名义支持教育总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反对女师大师生复校。看得出来，他对徐志摩、陈西滢“个人”还是怀有情意的，并不因为“闲话之争”而丢失这份厚意，并且还存有继续保持这份厚意的愿望——他心里的“绅士鬼”又冒头了。然而，“闲话”并没有结束，“废话”也没有结束。闲话和废话，在继续。1926年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张作霖的奉系军发生战事，冯军略占上风。日本人眼见奉军节节败退，遂出兵援助，于12日派出两艘军舰驶往大沽口，并炮击冯军。冯军还击，也炮轰日军。日方一方面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一方面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持《辛丑条约》，于16日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停止在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并撤除防务，还蛮横地限定48小时内答复。这样一个侵犯主权的行为，自然引起北京各界的抗议。18日，民众在天安门集会，然后赴段祺瑞政府请愿。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致数十人死伤。此即著名的“三&#8226;一八”惨案。与其说再次引发周作人和陈西滢笔战的是惨案本身，还不如说具体是因为在惨案中丧生的一个叫刘和珍、一个叫杨德群的两名女师大学生。陈西滢又开始了连篇闲话。他一方面对段政府的暴行深恶痛绝，颇有些激愤地说：“这主谋的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希望特别法庭即日成立，彻底的调查案情，严重的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一方面却又说群众领袖也应该对惨案负责。他说：“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这样的说法，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道理，至少指出组织者欠缺斗争经验，但是客观上转移或分担了施暴者的罪责，自然让人心生不满。接着，他又主观地认为，刘和珍、杨德群的惨死，与女师大某些教员的驱使大有关系。从“女师大风潮”到“三&#8226;一八”惨案，他始终认为学生的背后有一股政治势力，或是无形的力量。他们麻痹了学生，操纵了学生，驱使了学生，让学生充当了替罪羊、牺牲品。他说：“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武断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信条，在我们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何况叫他们去参加种种他们还莫名其妙的运动，甚而至于像这次一样，叫他们去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这话如果放在平时，作泛泛而论，想必不会引起太大反应，甚至一定还会有人觉得他说得在理。但是，在惨案刚刚发生后的非常时候，他这么说，不仅有“是非不分”之嫌，而且给人以冷漠之感，因此遭来一片声讨。

“绅士鬼”和“流氓鬼”（9）

周作人立即著文《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写道：“陈先生所说实系利用死者以发表其阴险之暗示。……有朋友对我说，在这样社会里与那样阴险的人去为难，是颇危险的。自然，我也知道，但这是我的坏脾气，喜欢多说话，一时改不过来。至于危险呢，或者就是通缉吧？因了言论而被通缉，倒也是很好玩的。”他又将陈西滢视为“阴险的人”了。双方论战，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看你站在何种角度。有的时候，文人之间，一方攻击另一方，表面上攻击的是“文”，实则攻击的是“人”。换句话说，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对对方这个人的看不惯。周作人对陈西滢的指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自己说过的话，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我轻陈源，与他之是否文人毫不相关，我只轻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1926年6月，《语丝》第82期上发表了北大英文系学生董秋芳写的一篇题为《陈源教授的报复》的“读者来信”，他说他因为反对陈西滢关于“三&#8226;一八”惨案的有关言论，而遭到陈教授“不准其听英译中对译课”的报复。为此，周作人评价陈西滢：“是拿了章士钊的一千元为虎作伥的现代评论社的第一角色。”在周作人的眼里，陈西滢是为章士钊所用，而他一向反对章士钊，自然和陈西滢形成了对立。在周作人和陈西滢的论战中，鲁迅等人也曾参战。相对而言，陈西滢对鲁迅，要刻薄得多，而对周作人，则宽容一些。更多的时候，他有意绕开周作人，显然不想跟他死拼，却紧紧抓住鲁迅穷追猛打。原因自然很简单，鲁迅的心里，只有“流氓鬼”；周作人的心里，“绅士鬼”和“流氓鬼”是经常打架的。尽管论战之后，周作人和陈西滢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但周作人在晚年和友人重新谈到陈西滢这个人时，曾说：“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唯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段，妄费许多力气，亦深可惜也。”表面上看，他是在为陈西滢惋惜，实际上，他也未必不在为自己当年“妄费许多力气”而叹息。对胡适、徐志摩等新月社（或现代评论社）的其他“绅士们”，周作人仍然保持着厚意。在论战进行得难解难分时，胡适曾经写信给周作人，说：“这是我们一家人的一点子小误解，一点子小猜疑。”这“一家人”很能说明问题，胡适就不会将鲁迅划为“一家人”。在周作人的身上，多少存有和胡适他们一样的绅士气。他们把他是当作“一家人”的，他们也应当能够成为“一家人”。在徐志摩意外丧生后，周作人特别撰文《志摩纪念》，称志摩这个人“很可爱”，令人觉得“很亲近”。这在鲁迅，是不可能做到的。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1）

许广平、凌叔华：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著名的《西滢闲话》一共收入了陈西滢刊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闲话”78篇。粗略算来，大约分为三大类：文化批评、时事评论、外国文化推介。相对而言，时事评论所占比例最小，却最具影响力。因为它，引发了轰动一时、至今仍被学界反复评说、争论的“闲话之争”。一方，自然以陈西滢为首；论争另一方的首席代表，是鲁迅。著名的《华盖集》里有将近一半的篇幅、著名的《华盖集续编》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都“献”给了论战。鲁迅这一生，树敌很多，介入的论战也不计其数。有人在对他的论敌、对他参与的论战进行梳理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闲话之争”是他所有论战中的第一次，也是全方位、大规模论战的第一次；陈西滢是他的第一个论敌，也是第一个能够称得上强力对手的论敌，更是他坚奉“一个也不饶恕”中的绝不饶恕的其中之一。这次论战，牵涉范围广，参与人数多，激烈程度堪比一场战争。有意思的是，在他们刀光剑影、铿锵对决中，有两个女人不容忽视。也许不能说，是她们直接引发了论战，但可以说，她们加剧了论战的激烈程度。1、因为许广平，鲁迅介入“女师大风潮”陈西滢和周氏兄弟的论战，起于“女师大风潮”。“风潮”爆发之初，周作人很快就介入了，而鲁迅却一直默不作声。有人说，这符合鲁迅一贯的处事作风，即凡事都慢半拍。其实，此时的他未动声色，倒也不完全是因为“慢半拍”，而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他向来不主张学生动不动就游行请愿示威。另一方面，他教育部官员的身份也使他行事不能毫无顾忌：支持学生，意味着“背叛”政府；支持杨荫榆，又意味着“出卖”学生。当时在女师大国文系，鲁迅深受学生爱戴。学生恶评这个，恶评那个，却从来没有恶评过鲁迅。当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以“一个女读者”的名义，撰文《女师大的学潮》，说“女师大是中国唯一的女子大学，杨氏也是充任大学校长的唯一的中国女子……我们应否任她受教育当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挤攻击？我们女子应否自己还去帮着摧残她？”又暗示风潮是由校内外的人指使时，鲁迅没有说话，其实他和其他很多人都清楚，陈西滢所指是谁。这几乎算得上是挑衅了。但是，他就像一个冷静沉着的武林高手，轻易不出手。那边，陈西滢已经和周作人“论”起来了。从“风潮”1924年底开始，到1925年初夏，其间数月时间，一直没有鲁迅的声音。5月，鲁迅突然开口，在《忽然想到》一文中，发表了关于“凶兽”和“羊”的高论。细究鲁迅介入的原因，不能不提到许广平。当时，许广平正在女师大就读，而且还是学生自治会的干部。那时，鲁迅正在女师大国文系兼职，每周讲授一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风潮”初起时，也许是受到鲁迅的影响，许广平的态度也是十分谨慎的，而她对学校教育，对杨荫榆的管理是有不同看法的，并且在给鲁迅的信中坦陈过。为此，鲁迅还曾开导她说：“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2）

不久，杨荫榆因为有新上任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突然又强硬起来。为配合章士钊“整顿学风”的决议，杨荫榆在5月7日组织了一次演讲，以巩固她的校长地位，接着就宣布开除六名学生自治会干部。其中之一，便是许广平（另外五人是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姜伯谛）。这个时候，已经和许广平由相识、相交到相恋的鲁迅，按捺不住了。他在《忽然想到》中第一次就“风潮”发表评论：“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然后，鲁迅联合其他六名教员发表了《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特别对开除六名学生表达了强烈不满，并试图在学业、品行等方面为她们辩护：“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很明显，鲁迅的参与，至少在表面上看，和许广平被开除有关。说他为女友打抱不平，似也不为过。可以说，陈西滢的《粉刷毛厕》就是针对《宣言》的，他认为他们“未免偏袒一方”，而他的那句“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就是针对鲁迅、周作人的。因为发布宣言的七名教员中，除了李泰棻，都是浙江人和北大国文系教授。既然已经开了口，鲁迅立即显现出其本来的“斗士”形象。陈西滢的“闲话”话音刚落，鲁迅便以《并非闲话》迎击。就“某籍某系”，鲁迅反驳道：“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这里，他说的“给同籍的人帮忙”，暗指陈西滢给杨荫榆帮忙，因为他俩同籍，都是江苏人。接着，鲁迅又道：“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都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陈说鲁“某籍某系”，鲁说陈“同籍”，又一句“狗屁”，一句“忘八”，都让外人觉得，论战不是论战，而是对骂。或者说，论战从对骂开始。关于“某籍某系”，鲁迅又特别撰文《我的“籍”和“系”》，说：“至于‘某籍’的人说不得话，却是我近来的新发见。……我确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一个的籍，不足为奇。但是我是什么‘系’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这样的一个‘系’。”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3）

如此“籍”来“系”去地纠缠不清，虽然不能说无聊，但似乎也无多大意义。鲁迅为此还洋洋洒洒著就一篇大文，无非说得尽兴，骂得痛快。至于“系”，他用一个“既非研究系”，将他在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之间划清了界限，表明他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人。鲁迅将他和徐志摩的“音乐之争”称为“积仇第一步”。与其说这是他和徐志摩之间的“积仇”，不如说是他和“新月”的“积仇”。鲁迅和陈西滢的“闲话之争”，便可以看作是他和“新月”的“积仇第二步”。鲁迅与陈西滢之所以积仇，还是因为彼此在对待学校教育、老师和学生关系这些问题上认识大相径庭。陈西滢为什么要求“粉刷毛厕”？是因为他觉得“教育界”这个“毛厕”已经被学生“闹得太不像样了”。他举出三个在女师大风潮中发生的事实加以说明：一，“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二，“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三，“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在他的笔下，人们看到了一群“造反”的学生，一个混乱的学校。于是有人斥责他的本意是想让学生成为听话的绵羊，是想让学校成为死气沉沉的修道院。这样的“帽子”显然扣得有些牵强。陈西滢所要的，不过就是还学校一个秩序。鲁迅的认识正好相反，他非但不觉得学生“闹”，反而说：“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则其为婆婆无疑也。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在他的眼里，校长和学生关系已经变成了婆婆和童养媳的关系。陈西滢认为，学生在闹事，在捣乱，在造反，“驱杨”行动便是证明；鲁迅则认为，校长及其背后的政府当局在迫害学生，“开除许广平等人”行为，就是证明。这样一来，论争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一个动荡的、需要用“革命”打破旧制度的社会中，谈“秩序”是没有意义的，它会被人视为固守传统、维护封建统治。刚刚经历了“五&#8226;四”洗礼的人，脑海里充斥着的是“砸碎”。砸碎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砸碎旧观念，建立新观念。那么，陈西滢的“秩序”是旧是新？这又牵涉到了理解问题。像他那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最尊崇的是法治，而法治中就包括着秩序。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4）

尽管陈西滢在《粉刷毛厕》中进言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但是，在反对派的眼里，他不过是貌似公正，实则还是偏袒。或者说，那时谁都不承认有“公正”一方。在“学生”一方看来，只要不旗帜鲜明地站在他们这一方，就是偏袒校长和当局的。甚至有人仅抓住“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这一句话，就武断地认为陈西滢支持当局镇压迫害学生，是站在反动当局一方的，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如果过在校长……”这一句话。也许陈西滢主观上的确偏向杨氏，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是“同籍”，而是他认为学校只应该是单纯的教育园地，是单纯的学习场所，而不能沦为不同政治势力斗争的场所，学生更不能沦为斗争的牺牲品。从《闲话》到《并非闲话》，从《粉刷毛厕》到《我的“籍”和“系”》，从“女师大风潮”到“五卅”惨案再到“三&#8226;一八”惨案，鲁迅开始了和陈西滢，继而和徐志摩等一群人的针锋相对。1925年8月，章士钊下令强行解散女师大。12月，陈西滢等人组成“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大，反对女师大复校。就“公理”一说，鲁迅撰文《“公理”的把戏》；陈西滢曾多次就“多数和少数”问题发表过言论，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意即参与女师大风潮的，不过少数人而已。在“五卅”惨案后，他又说：“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就“多数和少数”一说，鲁迅撰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1926年初，当“女师大风潮”平息，陈西滢表示“以后永远的不管人家的闲事”，为此，鲁迅撰文《杂论管闲事&#8226;做学问&#8226;灰色等》，如此等等，可谓你说一句，他还十句；你说什么，他驳什么。就周作人暗指陈西滢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话，陈西滢给他写信，义正辞严地让他公开澄清，并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显然，他认为鲁迅也参与制造了这个“流言”。这多少有胡乱猜疑的味道。鲁迅倒也没有回敬他诽谤，他在《不是信》一文中，说：“不禁好笑。人就苦于不能将自己的灵魂砍成酱，因此能有记忆，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刑名师爷”这个词，针对的是陈西滢说过的一句话“鲁迅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因为积了仇，所以疑心愈重、误会愈深，架也因此有得吵。陈西滢说鲁迅参与散布了关于“叫局”的谣言，他还说鲁迅又散布他和杨荫榆有亲戚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的谣言，而他与杨“非但不是亲戚，简直就完全不认识”。反过来，鲁迅又认为陈西滢散布了关于鲁迅“散布和杨有亲戚关系”的谣言。他说：“杨荫榆女士的善于请酒，我说过的，或者别人也说过，并且偶见于新闻上。现在的有些公论家，自以为中立，其实却偏，或者和事主倒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等关系，甚至于叨光了酒饭，我也说过的。……至于陈教授和杨女士是亲戚而且吃了酒饭，那是陈教授自己连结起来的……”就为这么一点“怀疑”，一点“误会”，双方怒气冲天，怨气满腹，而且你来我往大打笔仗，不惜浪费时间精力，不怕折损了自己的形象。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5）

原本，论战的只是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可是，论着论着，战着战着，更多的人被卷了进来，其中之一就是徐志摩。徐志摩的那篇赞美陈西滢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可以说，这是徐志摩对陈西滢的“吹捧”。反过来，陈西滢也“吹捧”徐志摩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为此，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不无讽刺地说：“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其实，徐志摩是无心参战的。在他于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刊出所谓“攻周专号”时，附记了一篇《告读者们》，说他为登不登这些“骂信”而“踌躇了一晌”，他自认“生性所近，每每妄想拿理性与幽默来消除意气”。1926年2月3日，他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他和李四光的通信。李四光指责鲁迅“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徐志摩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给李四光回了信，大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喝猛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然而，鲁迅仍然不肯“带住”。他随后写了一篇《我还不能“带住”》，回击徐志摩“少装些假面目”，又直言：“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论战双方都不肯“带住”的后果，便是不顾身份地粗话上场和人身攻击了，什么“狗屁”，什么“忘八”，什么“鸟相干”等。在混战中，鲁迅“送”给陈西滢一个“叭儿狗”的“雅号”，后来，这个雅号泛指献媚的帮闲文人。对此，林语堂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陈西滢写信告诉徐志摩，让他看，还说：“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现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么。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又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他常常‘散布谣言’和‘捏造事实’，……他常常无故骂人，……”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6）

鲁迅也毫不客气，以其最擅长的讽刺挖苦笔调，作了淋漓尽致地回击：“我的镜子真可恨，照出来的总是要使陈源教授呕吐的东西，……一关涉陈源两个字，你总不免要被公理家认为‘某籍’，‘某系’，‘某党’，‘喽罗’，‘重女轻男’，……绅士的跳踉小丑，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不是信》）又说：“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我还不能“带住”》）新月社的丁西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最爱看的，是两个超等的批评家相骂；我怕看的，是两个劣等的批评家讲规则。”超等的批评家相骂，固然精彩，却到底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像极了泼妇撒泼、骂街；而即便是劣等的批评家讲规则，总也是正经的、有益的。鲁迅、陈西滢都算得上是超等的批评家，所以他们的“相骂”，丁西林等人看得津津有味，很觉有意思。实际上，就像徐志摩说的，“双方的怨毒愈结愈深，结果彼此都拿出本性里的骂街婆甚至野兽一类东西来对付”。将“超等的批评家”和“骂街婆”、“野兽”联系在一起，不能不说是对“超等的批评家”的极大讽刺。2、凌叔华，“抄袭和剽窃”论战中的焦点人物论战中涉及到的另一个女人，是凌叔华。相对于许广平，凌叔华在“闲话”论战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严格说来，鲁迅介入“女师大风潮”并由此开始和陈西滢的笔战，“许广平被开除”只能算作导火索，而论战中周作人表现出来的与往常的绅士风度极其相悖的异乎寻常的震怒，以及陈西滢和鲁迅就“抄袭”和“剽窃”的激辩，都和凌叔华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凌叔华是引发周作人暴怒的潜在因素，更是“抄袭和剽窃”事件的中心人物。周作人陈西滢论战，起初只是因为对“女师大风潮”有不同认识。如果说因为双方政治见解相异和思想方法相左而导致论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之后，随着论战的不断深入，双方的火气越烧越旺，论战也就逐渐演变为泄愤，不负责任的揣测、怀疑、诽谤、人身攻击等等也随之出现了。周作人暗指陈西滢说“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就是其一。就周作人平时的为人和为文，大都是温文尔雅的，与他的兄弟鲁迅的性格和文风大不相同。所以，他在论战期间竟然将道听的谣言当作武器，说出那样含有诽谤意味的话，尽管他没有点名，也着实让人瞠目。于是，就有人往深层挖掘，试图挖出原因。挖来挖去，就“挖”出了凌叔华，“挖”出了凌叔华和周作人的一段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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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凌叔华和周作人的关系，就像她和徐志摩的关系，像她在恋爱前和陈西滢的关系，是很纯粹的师生关系。早在1922年初秋的时候，她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而且还不叫凌叔华，而是“凌瑞唐”。这时，陈西滢和徐志摩都还没有回国。周作人当时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在燕京大学兼课。凌叔华听过周作人的课，对他应该是崇拜的，否则也不会主动给他写信了。那时，女子受教育的少，受好的教育的更少，而既有显赫家世，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就更少了。在一般人看来，她们的思想都是开明的，行为也都是前卫的。凌叔华应该算是这样的女子吧。这从她主动给周作人写信便可见一斑了。凌叔华是因为那学期选修的课程已满、不能再选修周作人的课，而给周作人写信的，目的是请求周作人能在课外收她为学生。她这样写道：“冒昧的给您写信，不知您肯在课外牺牲些光阴收一个学生吗？”当时大多数教授都以扶持青年为己任，周作人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样一来，当时叫凌瑞唐的凌叔华就成为周作人课外的一个学生了。师生关系一确立，凌叔华立即开始向老师求教。她寄了一些习作给周作人“请加改削”，而且还很诚恳地表示：“我是第一次写语体长文，这册子内误谬不对的地方一定非常之多。”然后，她谦虚地讨教：“英文点句法我曾学过，中文新圈点法我是外行，不知道究竟一样不？”不用说，周作人对凌叔华是勤加指点的。凌叔华本来基础就不错，如今在周师的指点下，进步更显。周作人也发现这个学生的文章写得越来越有样子了，其中不乏能够作为范文的佳作。于是，他挑出一篇寄给《晨报副刊》。那时，该“副刊”的主编还不是徐志摩，而是周作人的学生、文学研究会的孙伏园。1924年1月13日，《晨报副刊》上刊发了凌叔华的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这是她的处女作。从此，她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生涯，日后成为“新月”的小说家代表。小说发表后，反响强烈——不只是一片褒奖声，也有不和谐之音。有人以“知情人”的身份匿名给《晨报副刊》写了“三篇文字”，说是让外人了解凌瑞唐这个人，其实说穿了就是揭凌叔华的“老底”。文中说，凌瑞唐是个结过婚又离了婚的女人，她的“前夫”是前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儿子，等等。这样牵涉到个人隐私的文字，孙伏园觉得不能轻易刊登出来。他把信又寄给周作人，意思是让他代为核实一下。既然要核实，自然要找当事人。周作人便将信寄给了凌叔华，并希望她能“说清楚”。凌叔华随后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进行了解释。原来，凌父和赵秉钧同在日本留过学，而且结过拜把兄弟。凌家和赵家也确有过日后结儿女亲家的意愿，但在赵秉钧死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这么说来，这“三篇文字”实属无中生有，如果公之于众，势必对凌叔华的名誉造成极大的伤害。周作人在弄清楚原委后，又给孙伏园写信，说明一切，特别恳请不要刊登那些文字。孙伏园照办了。“三篇文字”被压了“箱”底。凌叔华就此保住了清白名誉。不用说，在这件事上，周作人的作用可谓大矣。虽然孙伏园比较慎重，在发表之前先请周作人过目，但是，正因为凌叔华的稿子是周作人介绍来的，凌叔华这个人又是周作人的学生，孙伏园正是看在周作人的份上，才会那么小心谨慎的。事后，周作人又关照孙伏园“压”下稿子，从而使凌叔华彻底“安全”了。因此，凌叔华对孙伏园，特别是周作人，深怀感激。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8）

《女儿身世太凄凉》之后，凌叔华又接二连三地在《晨报副刊》刊登小说，有《资本家的圣诞》、《我那件事情对不起他》等。在1924年底《现代评论》创刊后，她又连续发表了《酒后》等颇有份量的小说佳作，因此在文坛有了不小的名气，也因此引起陈西滢的赏识，从而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成名后的凌叔华自然不会忘记周作人对她的提携。这份提携，不仅体现在指点作文、推荐发表、爱护名誉等方面，还表现在对她专业方向的指导和帮助。她在燕大原来读的是动物系，后来在周作人的帮助下转入了英文系。不仅如此，她的日文也得到周作人的指点。对此，她一直铭记在心，晚年时曾这样回忆：“当时周作人老师对我也真帮忙，完全是那种望子成龙的态度，他为让我顺利转成，特别让我把日文列为副科，当时燕大外文系除有两种语言为正修外，尚需有两种副修，而当时燕大尚无日文科，周作人破天荒赠我三四尺高的日文书恶补。”为什么是“破天荒”？因为周作人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对待过一个“外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同事。也许正因为这样，周作人对当年提携凌叔华记忆深刻。晚年，他这样回忆说：“她的小说出我的介绍在副刊上登载，引起了无端的诽谤，这是很对她不起的事。然而在别的方面却也有意外的发展，她的文名渐渐为世上所知，特别是现代评论派的赏识，成为东吉祥的沙龙的座上宾了。”这段话，既有他对提携的得意和自夸，也有对凌叔华后来“成为东吉祥的沙龙的座上宾”的不满和冷嘲。凌叔华在“成为东吉祥的沙龙的座上宾”之后，特别是在和陈西滢恋爱后，的确不大和周作人来往了。她是“新月”和“现代评论”的人，而周作人是“语丝”的人，双方所属文学社团不一样，主张也就大不同，渐渐疏远当在情理之中。何况，她和陈西滢恋上了。身边有了一个特别关系的男人，自然也就疏远其他男人了。周作人尽管心里有些不舒服，而且还有些怨怼，但也不好说什么。如果不是徐志摩的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或许周作人也只能将不良的情绪埋藏在心里，而永远不为人所知了。与其说引起周作人强烈反应的是因为看不惯徐志摩对陈西滢的极度吹捧和抬举，不如说是《“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中的一段话，触到了他敏感的神经。这段话，徐志摩是以一种轻松诙谐的笔调写的：西滢是个傻子，他妄想在不经心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人情的准则。他想用讥讽的冰屑刺灭时代的狂热。那是不可能的。……好容易他有了觉悟，他也不来多管闲事了。这，我们得记下，也是“国民革命”成绩的一斑。“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你趁早把你自己的东西，”闲话先生回答说，“点清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向我阿哥报虚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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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一，在女师大风潮期间，1925年5月7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严令禁止学生举行纪念“国耻”活动，遭到学生的强烈抵制。学生们冲进章宅质问，双方发生冲突。章家被人点火，不少物件被毁。为此，章士钊不得不避走天津。当年11月28日，北京民众为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政府而举行示威游行。章宅再次成为“靶子”，又被焚烧，特别损毁了不少图书。事后，章士钊撰文《寒家再毁记》，称：“……一拥而入，遇物即毁，……家中所有，以中西书籍为第一项。”徐文中的“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便有所指。二，“阿哥”指的是陈西滢，“妹妹”指的是凌叔华。三，就风潮中的“焚章宅”一事，有人传言，学生是受了周氏兄弟的挑唆。也就是说，鲁迅和周作人是“烧家”的背后指使者。凌叔华对陈西滢说的“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里的“人家”，就应该暗指周氏兄弟。四，如果凌、陈之间，真的有过这样的闲话，那么可以推测，陈西滢也许当作玩笑说给了徐志摩听，徐志摩便这样写了出来。当然，就徐志摩丰富无比的想象力，这段阿哥、阿妹的闲话，完全是他原创的，也不是不可能。周作人可能就认定凌叔华说过这样的话，怒从心中起。的确，如果凌叔华真的这样说，那么，对周作人来说，是极大的伤害。要知道，周作人是她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她的恩人。她有了新欢，就能背弃旧师吗？他在难抑心中忿懑的情况下，有失理智地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中“揭露”陈西滢说过“……叫局”的话。陈西滢一边和周作人论着“叫局”问题，一边又和鲁迅打起了“抄袭和剽窃”的笔墨官司。在陈、鲁所有论战中，此次争论可以说最激烈、最意气，最伤和气，也就最没有价值和意义。正如“女师大风潮”的论战是由陈西滢的《粉刷毛厕》挑起来的一样，“抄袭和剽窃”论战也是由陈西滢引发的。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他是为了“公理”，后者则是为了“私心”，为他的恋人凌叔华。1925年10月，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任主编。由他任主编的第一期《晨报副刊》的报头，是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这幅作品的作者是英国画家琵亚词侣。但是，《副刊》在这幅画下并没有署名，在发刊词中也没有说明此画作者。如果仅此而已，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日，《副刊》还刊载了凌叔华的一篇小说《中晚秋》。其实这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徐志摩为这篇小说所写的“附言”，全文是：“为应节起见，我央着凌女士在半天内写成这篇小说，我得要特别谢谢她的。还有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副刊篇首广告，并无别的图案，他所说的“图案”，就是那幅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是徐志摩太粗心，还是他没有办报经验，也许只是他用词不够精确，总之，他的一句“也都是凌女士的”，惹了大麻烦。什么叫“是凌女士的”？这个“是”，是凌叔华原创的？临摹的？翻刻的？事后证明，是“摹下来制版的”。然而，当时，他却没有解释清楚。一周后，《京报副刊》刊登了署名“重余”（本名陈学昭）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有理有据地指出，尽管《副刊》上的画和原画略有差别：原画有一小块林木的黑影，现画上没有，但是，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凌叔华剽窃了琵亚词侣的作品。这一来，凌叔华不由得大窘，徐志摩不由得大惊。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10）

当天，徐志摩就给《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写信，解释道：“这回《晨报副刊》篇首的图案是琵亚词侣的原稿，我选定了请凌叔华女士摹下来制版的。我谢了她，却没有提画的来源。重余先生不耐烦了。该的。他骂了。幸亏我不是存心做贼，一点也不虚心，……那天出了报以后我的朋友就问我为什么没有声明那是琵亚词侣的原画；叔华更是着急，她说又该人家骂了！我说不忙，我正想长长的做一篇说明我为什么选用那个姿态，我正在着忙寻一本卡图勒斯Catulius的集子哪。琵氏原画是像图解卡图勒斯一节诗的，那诗的内容我不知道，所以我得看了书再写。我问了好几个朋友都没有那书。同时我忙着编稿，就搁了下来，直到今天一早一个朋友摇电话给我，把我从暖被窝里挖出来，告我说有人骂了。该的！可不要错怪了人，这疏忽的份全是我的。……”尽管他一再说“该”骂，但从文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不以为然。他花了那么多的篇幅解释他没有及时说明的缘由，这番“解释”实际上是他在为自己辩解，而不是道歉。这种辩解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主编，他都应该在画下注明原作者、摹画者。作为有着西方文化教育背景、崇尚西方文明法治的他来说，理应有很强的版权意识，应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尊重作者。所谓准备做一篇长长的文章、忙着寻一本集子、问好几个朋友要书等等，都不能成为弃版权于不顾、不及时注明作者的理由。而事后所要做的，只能是道歉，而不是解释。解释得越多，越表明当时的疏忽不是偶然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月后的11月7日，凌叔华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48期上又发表了一篇小说《花之寺》。一周后的11月14日，一个署名“晨牧者”的，在《京报副刊》上撰文《零零碎碎》，说凌叔华抄袭。当然，他没有直接点名，而是说：“挽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吗？”紧接着，刘半农也应和，指责《花之寺》存在抄袭。短短一个月内，先后两次被“揭露”抄袭和剽窃，对于一个初入文坛的凌叔华来说，所受打击之大、伤害之深不难想见。此时，陈西滢和凌叔华已经恋爱了。他对恋人被人指责所产生的愤怒情绪，恐怕还要大于凌叔华。此时的凌叔华，更多的是伤心、委屈，而陈西滢，则更多的是忿满、气恼。怒火中烧的他，一时间丢弃了绅士风度，丢弃了容忍准则，丢弃了平和心态，浑身一下子竖起了无数利刺，直向鲁迅冲去。这又关鲁迅什么事？陈西滢认为，什么“重余”，什么“晨牧野”，统统是鲁迅的化名。在他看来，鲁迅化名这个，又化名那个，明指凌叔华“剽窃”琵亚词侣，暗指凌叔华“抄袭”契诃夫，目的都是为了报复他陈西滢。他向来反对报复，厌恶报复，认为那不是君子所为。而当面对他所认为的鲁迅的“报复”，以君子自许的他，却也要进行报复了。他的报复便是也指称鲁迅也曾抄袭和剽窃。按照以往鲁、陈的论战模式，鲁迅总是明刀明枪、直插要害，而陈西滢习惯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对人指责凌叔华的“抄袭和剽窃”，陈西滢一开始的反驳，也采取了迂回战术，他写了一篇《剽窃和抄袭》，先对“剽窃和抄袭”之风在当时盛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对批评剽窃和抄袭的“宏博的批评家”，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11）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总之这些批评家不见大处，只见小处；不见小处，只见他们自己的宏博处。陈西滢似乎并不急于为凌叔华澄清，却去指责批评家的明察秋毫之末不见舆薪，似乎想用别人的“大处”来说明凌叔华“小处”的微不足道。而所言并不能证明别人的“大处”，反倒有坐实凌叔华“小处”的危险。陈西滢又写道：至于文学，……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把好花来比美人，不仅仅中国人有这样的观念，西洋人，印度人也有同样的观念，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人类的悲欢离合，总不出几个套数，因为两种作品的套数有些相同，就指为“抄袭”，这种批评家的宏博也不亚于……小孩。“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他们心灵受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陈西滢不是从故事情节、叙事结构、文字表述等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比对，再做出结论，而是用泛泛之论来驳《花之寺》抄袭的观点，说服力就比较弱了。而他又偏偏用“伟大的天才”都曾有过“偶然的剽窃”来为凌叔华开脱，这就再一次坐实了《花之寺》的“剽窃”。真是帮倒忙。一句“思想界的权威”，透露了陈西滢文章的矛头指向，那就是鲁迅。陈西滢将矛头指向鲁迅，不能不说是他的疑心病在作祟。说他疑心成病，是因为他不仅疑心，而且将怀疑当真，将鲁迅当作造谣的人，并且进行“报复”，具体为公开指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抄袭剽窃之作。在著名的“攻周专号”里，有一封是陈西滢写给徐志摩信，信中有这样一段：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12）

这段话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说鲁迅曾经痛骂一个抄了郭沫若诗的学生；第二个就是他断定鲁迅抄袭了盐谷温的作品。事实上，鲁迅既没有痛骂过那个学生——骂学生的另有其人，也没有抄袭过盐谷温的作品——连胡适都可以作证。这样说来，陈西滢公开指责鲁迅，从法律层面上说，是冒了“诽谤他人”危险的。誓言“谁都不饶恕”，也从来没有标榜过“容忍”的鲁迅，自然毫不客气地要痛加反击。对待论敌，他曾经狠狠地表示：“……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地掷过去，要是他掷来。”如今，陈西滢既向他掷来了“秽物”，他也必定照样掷回去。在《不是信》一文中，他一一进行了驳斥。就骂学生一事，他说他“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不怎么看郭沫若的诗，既然如此，又如何知道他人是否抄了郭的诗呢？他认为，陈西滢这么说，是“捏造事实”，是“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他更嘲笑陈西滢是“发热”，而且“热度太高，发了昏”。就抄袭盐谷温一事，鲁迅承认他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盐谷温的书是参考书之一，但仅限于参考而已，况且只是28篇中的第二篇，参考了一下，不过，“大意，次序和意见都很不同，其他26篇，都有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然后，他又嘲笑陈西滢：“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在当时，想必陈西滢是听不进鲁迅的辩解的。或者说，鲁迅只是自辩，一家之言而已。十年以后，鲁迅旧事重提，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后记》中，说：“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这样的骂词，骂的人当然痛快，可是从一个文化人嘴里出来，总还是有失身份的。也许正因为鲁迅背负了十年的恶名，他一生都没有原谅陈西滢。

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1）

论战中的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鲁迅这个人，从不委屈自己，不压抑自己，有话说话，该骂就骂，对论敌从来不客气，甚至很尖刻。陈西滢和鲁迅，两人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回国后都担任大学教授。因此，关于他俩论战的原因，总结起来，无非各人所受教育不同，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为人处事的态度不同，价值观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思想方法不同等等。陈西滢（包括徐志摩、胡适、梁实秋等新月和现代评论的成员）非常看不惯鲁迅的尖牙利齿，以及因为尖牙利齿而表现出来的不饶恕、不容忍；鲁迅则非常看不惯他们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背离国情的绅士风情，他更讨厌他们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正人君子”这个词，在鲁迅看来，不过是戴着假面具跳舞的假人而已，极具讽刺意味。他常常不无嘲讽地称他们为“东吉祥的正人君子们”，或是“中国的文士们”。的确，陈西滢、徐志摩他们都是“欧美派”，常以此为傲。徐志摩在《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曾谈到他和陈西滢、丁西林在观看中国演员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时的心态，这个心态是自大自傲的、是沾沾自喜的，也是令人讨厌的：“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陈西滢也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对于一般人而言，他们对徐志摩们的自我炫耀的反应多半是，你们喜欢英国也好，喜欢莎士比亚也好，且由你去，与我无关。鲁迅却不同，他对他反感的，不肯停留于不屑、不理，他要手执矛枪，毫不留情地戳穿画皮。既然谈到莎士比亚，他说：“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从“女师大风潮”开始的论战，与其说是双方对“风潮”的理解不同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双方对某一个人的支持与反对形成了对立，从而对“风潮”产生截然不同的态度而造成的。这个人，就是教育总长章士钊。显然，鲁迅和周作人之所以能在失和以后还能在“风潮”中走到一起，也是因为对章士钊这个人有着共同的反感。周作人明确说过他之所以“轻”陈西滢，就是因为陈西滢“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在“风潮”中，北京大学反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宣布脱离教育部时，北大17名教授联名《致本校同事公函》，直言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周作人也称“章（士钊）刘（百昭）这些东西本是代表无耻者。”由此看来，周氏兄弟和陈西滢论得热火朝天，战得如火如荼，或许也包含针对被陈西滢“捧”的章士钊。

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2）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青桐，后改秋桐，又称孤桐，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活动，民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广东军政府秘书长等职。“女师大风潮”前，他在段祺瑞执政政府里任司法总长，“风潮”爆发后，兼任教育总长。与此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用鲁迅的话说，该周刊是章士钊“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陈西滢则赞美《甲寅》“有生气了”。仅就这一点，便可以看出鲁陈的观点不一。陈西滢一直尊称章士钊“孤桐先生”；章士钊在《甲寅》第一卷第二号发表的《孤桐杂记》中赞美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确是当今通品。”这样的评介，鲁迅很看不过眼。他用“通人”加以嘲讽，说：“……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又说：“……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徐志摩虽然在论战中基本上是倾向陈西滢的，但他对章士钊这个人，似乎也没有多少好感。作为新文学的倡导者之一，他对章士钊倡行复古深恶痛绝。1925年10月，也就是他接手主编《晨报副刊》的当月，写了一篇文章《守旧与“玩”旧》，直接针对的是章士钊发表在《甲寅》第17期上的《再疏解恽义》。章在这篇文章中，为自己的复古行为做了自辩。因此，徐志摩讥讽道：“我敬仰他是个合格的敌人。在他身上，我常常想，我们至少认识了一个不苟且，负责任的作者，在他的文字里，我们至少看着了旧派思想部分的表现。……在他的思想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传统精神的秉承者，牢牢的抱住几条大纲，几则经义，决心在‘邪说横行’的时代里替往古争回一个地盘。”那么，陈西滢和章士钊为何如此亲近呢？为什么在“风潮”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章士钊这一方呢？1925年10月2日，《猛进》周刊第31期上，有一篇署名“蔚麟”的通信，信中说：“《现代评论》因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除此之外，1926年3月1日的《语丝》第68期上，也有类似说法：“据说现代评论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对此，陈西滢曾经做过辩解，但他有些避重就轻，只说他自己从未“每月领到三千元”，甚至连三毛都没有。至于《现代评论》是否收受过段、章的几千元，他却避而未谈。这反而给人“此说的确是真”的感觉。要说陈西滢完全是因为“钱”的问题而在“风潮”中支持章士钊从而反对学生运动，似乎也不是事实。这总归涉及到思想、观念、态度等等。就如鲁迅，他反对章士钊，肯定不会是因为他跟章士钊之间没有金钱关系，更多的还是因为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比如，章士钊宣扬农业救国论、反对新文化运动，特别不提倡白话文，固守文言文等，还曾将陈西滢的一篇“闲话”《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翻译”成了文言文。

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3）

说到白话文，不能不提胡适。胡适曾就章士钊反对白话文而着文《老章又反叛了》，“揭露”章士钊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也曾写过白话文，他将“老章”并称为“同是曾开风气人”。对此，章士钊在《答适之》一文中，解释道：“二十年前。吾友林少泉好谈此道。愚曾试为而不肖。十年前复为之。仍不肖。五年前又为之。更不肖。愚自是阁笔。”胡适和章士钊在文言、白话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影响到两人在“女师大风潮”中某些观点的一致。当北大决议脱离教育部时，胡适和陈西滢一道，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由，表示反对。章士钊为此称赞胡适等人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这个时候，胡适也和章士钊站在了一起。但是，这又不意味着胡适完全支持章士钊的行为。他既对反章派不满，也对章士钊本人颇有微词。他曾在给北大同事的一封信里说，他很反感章士钊许多浮夸的政策和轻躁的行为，只不过，他主张以个人或者私人团体的名义反对章士钊，而不要动辙用学校的名义。对于陈西滢和周氏兄弟的论战，与徐志摩相比，胡适的态度似乎更超然一些。尽管徐志摩在论战后期，以“致李四光信”的名义，呼吁“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但在论战期间，他的倾向性很明显，他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就清楚表明了他对陈西滢的偏向。他一边说自己“生性不爱管闲事，懒，怕烦”，一边却在周作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之后，撰文《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说是解围，实则各打五十大板。他说：“现在教育界分明有一派人痛恨痛骂章士钊，又有一派人又在那里嘻笑怒骂骂章行严的人。好了。你退远一步，再退远一步看看，如其章某与骂章某的人的确都有该骂的地方，那从你站远一点的地位看去，你见的只是漆黑的一团，包裹着章某当然，可是骂他的也同样在它的怀抱中。”他一方面宣称“我来做一个最没出息最讨人厌的和事佬”，一方面却又将12封通信集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客观上形成了对周作人的“围攻”。一个人，除了毫无倾向，否则无论如何也难以保持绝对的中立。徐志摩便是如此。当然，尽管他有倾向性，但他还是反复多次地试图“解围”，想做“和事佬”，规劝双方出于为国家、为人道、为真正的友谊着想，“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的放大你私人的意气”。他曾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拟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两面的朋友”是谁？胡适算不算是一个呢？在“风潮”之前，胡适和鲁迅也还算是朋友，两人有过一段比较融洽的交往。目前看来，他俩友谊终止于1925年，而这年恰恰是“风潮”爆发时，也是陈、鲁大打笔仗时。笔仗后期，双方都不免气急交加，就理说理之外也有了人身攻击的味道。这让胡适心里非常不安，也让他这个向来以平和温敦示人的人有些为难：他和陈西滢同属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按道理他应该站在陈这一边，但是，站在这一边，必定会伤害另一边，而“另一边”是他仍然视为朋友的周氏兄弟。他更不能支持周氏兄弟，反对陈西滢，因为他对鲁迅的尖酸刻薄，也不喜欢。就论战的内容而言，胡适认为陈西滢与周氏兄弟都是有理也无理。

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4）

那么，胡适作为“两面的朋友”要出来劝和，就只能继续宣扬他的“容忍”了。他给陈西滢、鲁迅、周作人写了信，信中这样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让我们都学学大海……”胡适的这封信恰似他温和宽容的性情人格。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就更遭鲁迅嗤之以鼻。鲁迅是个爱憎分明又有很强原则性的人，自然最痛恨含糊不清是非不分的人，何况他此时对胡适早已失望大于敬爱，所以不但不能体会胡适的良苦用心，反而对胡适多了份反感。这份反感加剧的原因，还是陈西滢。陈西滢在论及胡适和鲁迅时，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对胡适，他极尽夸赞，无论是胡适的为人还是治学；对鲁迅，他多的是挑剔、批评，甚至讽刺挖苦。这样一来，在鲁迅看来，胡适和陈西滢是“一伙的”。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一信中，这样说：“今天寄到一本《红玫瑰》，陈西滢和凌叔华的照片都登上了。胡适之的诗载于《礼拜六》，他们的像见于《红玫瑰》，时光老人的力量，真能逐渐的显出‘物以类聚’的真实。”这里的“物以类聚”，几乎等同于胡适所说的“成群结队”。试图以公正、中立形象出面调和论战的胡适，自充“和事佬”，苦口婆心地规劝双方要容忍。可是，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容忍”这个词，论战也就不会发生了。正因为他们不容忍，所以才论战，才相骂。论得正欢，骂得正劲，胡适此时来说容忍，谁能听得进去呢？不要说从不容忍的鲁迅，就是也崇尚容忍的陈西滢，此时也早就把容忍抛之脑后了。胡适无功而返，没有做成和事佬。这实际上也可以看出，尽管胡适和陈西滢、徐志摩同是“欧美系”，又同属一个社，一个派，彼此却并非没有认识上的分歧。纵观这场论战，最初是由陈西滢挑起来的，鲁迅是应战。之后，则是鲁迅处于主攻地位，而陈西滢被动招架。鲁迅越战越勇，步步紧逼；陈西滢则边打边退，时不时地还流露出厌战情绪。鲁迅却穷追猛打，不给对手一刻喘息机会。鲁迅与陈西滢在这场论战中，都有所失。对于鲁迅来说，是给人们留下了对人有失大度、宽厚的印象，尽管在他自己，也许并不在乎。陈西滢在论战中所受的伤害要大一些，据说，有人曾经问陈西滢为什么在论战后少有创作，他说被鲁迅骂伤了心，决心远离文坛了。论战后，他确曾对胡适说过：“最希望的是能弄到一笔小费，到欧洲去住二三年，也可免了被卷入种种的漩涡。”也许鲁迅不会承认，但客观上，论战使他们都身心俱疲。从某种角度来看，论战并非一无意义，意义当然不在于最终是否论出了对错和是非，而在于论战本身，使他们切实地体验了一次“自由”，也使后人真正感受到了当时的“自由”。这是言论的自由，学术讨论的自由，时事争议的自由。在自由的空气和环境下，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可以直抒胸臆。当然，过分的自由也不可避免带来了恶言相向和人身攻击。胡适晚年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其实，没有自由，又何来容忍？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1）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不用说，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这句话时，彼此一定正情投意合。关系融洽时，三个人中，鲁迅和周作人，鲁迅和胡适，胡适和周作人都不存芥蒂地和睦相处着。在每一个人的日记里，都可以看到其他两人的名字。有意思的是，日记记得最全、最详细的胡适，最早记录周作人，是在1921年；最早记录鲁迅，是在1922年，而早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相识，并且有很深的交往了。周作人在1917年9月19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载：“同君默往看宿舍，遇胡适之君。”这一天，应该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这年4月，周作人由老家绍兴北上进京，受聘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三个月后，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同样受聘北大任文科教授。9月这天，他们没有相约却意外地同时出现在北大，“往看宿舍”。这里的“宿舍”，是北大文科教员预备室，俗称“卯字号”。两个月之后，“胡适”再次出现在周作人的日记中。11月13日，他记道：“往校研究所开会，遇胡适之、刘半农二君。”不久前，北大文科研究所划分了哲学、中文、英文三个研究室，每个研究室下设各研究小组，然后让教员自己拟定研究课题。周作人和胡适又没有相约却意外地同时报名参加了“小说”研究组。周作人曾经回忆，小说组举办过10次活动，他和胡适、刘半农都曾宣读过自己的研究论文。这个研究小组的研究活动，后来被认为是“建立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最初尝试”；胡适和周作人在小说组对小说的共同研究，被认为是“在新文学事业上的第一次合作”。鲁迅在日记里第一次提到胡适，是在1918年8月12日。这天，他记道：“收胡适之及二弟信。”从这句话可知，之前，他与胡适已经有了往来，因为两人信来信往了。此时，鲁迅供职于教育部，干着闲差，住在北京绍兴县馆的补树书屋，每天除了按时当差应卯，余暇时，就抄抄古碑，看看佛经，逛逛硫璃厂，过着闲散但很苦闷的生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心平气和地和胡适交往着。那么，胡适和鲁迅究竟如何结识的？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有人认为自然是周作人从中牵线，大多数人则认为是因为《新青年》，以及由《新青年》而掀起的新文学革命。新文学革命的主将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鲁迅在钱玄同的介绍下，走入了这个群体，从而认识了胡适。可以推测，在这之前，他应该看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可以推测，此时，他对胡适是尊敬的、欣赏的。这应该是他俩相交的基础。胡适和周作人的关系，相当于周作人和新月社、现代评论社的关系，都经历了合作—疏离—再合作的过程；胡适和鲁迅的关系，则只有从合作到疏离。在共同编辑《新青年》的时期，也是他们三人的思想最为接近的时期。那是因为有对文学革命的共同追求，对思想革命的共同向往，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的共同唾弃。三人思想最接近的表现，则是关于“贞操问题”的讨论。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2）

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有一篇日本著名女作家与谢野晶子撰写的文章，由周作人翻译，中文题目是《贞操论》。此文主张“舍掉一切没用的旧思想、旧道德”，宣扬新的婚姻观和贞操观。具体地说，仅有“性交”的“接续”而“精神上十分冷淡”的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因此，“爱情相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破裂，只须离散”。为此，胡适率先著文《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5卷第1号），激烈批判封建婚姻观和贞操观，认为《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一件极可贺的事”，然后指出：“贞操问题之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鲁迅紧随胡适之后，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节烈观》（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抨击节妇烈女的不人道行为。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白话诗《我的儿子》，反对愚孝。三个月后，鲁迅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新青年》上刊出，一样是对封建孝道的鞭挞。当胡适喊出“打倒孔家店”后，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还是在《新青年》，当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提倡个人本位主义后，周作人也发表了《人的文学》，强调人道主义，建立“人”的文学。由此引发了傅斯年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四部作品被视为“五&#8226;四”新文学革命的“宣言书”。可以说，在反人性、反封建的战斗中，他们三人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共同作战，配合默契。与胡适和周作人共同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不同，胡适和鲁迅之间，更多的是就翻译问题、文学创作，以及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的编撰等方面进行讨论和借鉴。当胡适感慨中国小说向来无史，并准备用科学方法做一部《中国小说史》时，鲁迅已经开始编写《中国小说史大略》了。胡适在对《西游记》考证时，曾委托鲁迅帮助找寻材料；在作《三国演义序》时，他参考了鲁迅的《小说史讲义》。反过来，鲁迅在撰写《中国小说史大略》中有关《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时，参考了胡适的考证材料。两人更互相赠书：胡适将《读书杂志》、《西游记考证》、《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书赠给了鲁迅；鲁迅则回赠胡适《中国小说史大略》、《呐喊》等。胡适在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中，和鲁迅的关系更疏远；然而当初，却是和周作人先发生分歧的，而且有过数次比较大的争执。“五&#8226;四”时期，周作人非常热衷于“新村运动”，而胡适却不以为然。为此，他还特地写了一篇《非个人主义的生活》，明示“新村运动”不过就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独善的个人主义”，目的是“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现实生活的理想生活”。因此在他看来，这是逃避现实，逃避生活的表现，有违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知。周作人不认同，撰文《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加以辩解，说该运动与“归隐”不同，它其实是“积极的实行他们泛劳动的主义”。应该说，这是他俩的第一次分歧。从这个分歧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他俩处事的不同：胡适是积极的，周作人有些消极；胡适很愿意参与社会，周作人的潜意识里，确有归隐和逃避。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3）

随后，1920年初夏，针对《新青年》的办刊方针，胡适和周作人又现分歧。此时，周作人和鲁迅倒是兄弟齐心的。胡适提出《新青年》应该“发表宣言说明不谈政治”。周作人和鲁迅都表示反对，不仅口头上反对，更在行动上支持陈独秀。从第8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刊物渐显分裂迹象。1920年5月11日，周作人的日记记载：“至公园赴适之约，共议《新青年》8卷事。”显然，胡适之所以主张发表宣言，是不想让《新青年》就此分裂。但是，周氏兄弟却认为：“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胡适无力阻止，《新青年》就“分”了，逐渐成为上海共产主义的机关刊物。胡适不再给它投稿了，而周氏兄弟却相反，继续为它撰稿。这连续两次的分歧，并没有让胡适和周作人疏离。1921年，燕京大学想改良国文部，校长司徒雷登有意请胡适去任教。胡适婉拒之余，推荐了周作人。他认为周“在北大，用违所长，很可惜”。司徒校长就去请周作人，周作人答应了。后来，周作人病了，赴燕大就职一事就耽搁了下来。一年后，旧事重提，胡适还是力荐周作人。这次，周作人顺利在燕大执教。不仅如此，胡适对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也给予很高评价。“周作人”在他的日记里第一次出现，是在1921年5月7日：“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常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在他的努力下，周作人和鲁迅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周作人、鲁迅、周建人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得以顺利出版。这一切，都使周作人对胡适充满感激。然而，感激归感激，私谊归私谊，却并不妨碍他对胡适在某些问题上的不认同。时不时地，两人依旧会出现分歧。1922年4月24日，胡适日记这样记载：“昨天《晨报副刊》注销仲密（即周作人）的一篇杂感。他曾把这个意思告诉我，我说这是不消悲观的。不料他仍作这样一篇很忧虑的文章。我今天做了一篇文章答他。”周作人的“很忧虑的文章”的题目是《思想界的倾向》。他说：“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仅从胡适日记中就可以看出来，胡适对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思想，很不赞同。他做的一篇“答他”的文章，题目是《读仲密君的“思想界的倾向”》，用了一个笔名“Q.V.”。他把周作人担忧的所谓复古现象，比如“京沪各处有人提倡孔门的礼乐、《学衡》的出现、章太炎提倡整理国故”等，认为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因此，他觉得“国粹主义差不多成了过去”，所以不必“抱杞忧”。之后，两人又维持了一段平和的关系。1922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写下了“周氏兄弟最可爱”。对他俩分别做出评价：“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即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即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两年后，冯玉祥的“北京政变”爆发。当胡适听说“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自行选择住居”等修正决议之后，立即致信当时的北方政府，提出抗议。他认为“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言一出，即刻招来一片质疑和反对，几乎无一人响应，只有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表达了对他的支持，赞赏他“说出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4）

周作人是众多反对胡适中的一个态度比较坚决的人，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这些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上了他们的老当。清室既然复过了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只因当局的妇人之仁，当时不即断行，这真是国民的最可惜的愚事之一。”针对胡适“反对暴力”之说，周作人又说：“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也就是说，胡适反对用暴力手段驱逐末代皇帝出宫，而周作人则认为适当的暴力是可行的，特别是在这件事上，用暴力是“极自然极正当的”。胡适和周氏兄弟最大的分歧，产生于“女师大风潮”中的不同态度。甚至可以说，也就在这个时候，胡适和鲁迅中断了交往，日渐成为陌路。就胡适既反对反章派，也反对章士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周作人表示气愤，他写了《〈国魂〉之学匪观》及《忠厚的胡博士》两篇文章，批驳道：“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什么中立、公平等等物事。”他认为胡适貌似公正，实则“假装超然，实在的意见及行动还是暗地偏袒一方的”。就胡适不住地呼吁“容忍！容忍！”，他也呼号：“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哉！可不戒欤？”那一边，鲁迅更与陈西滢战得火热。于是，当胡适给兄弟俩写信，恳请停止论战时，他们谁都不理，也就不奇怪了。从此，鲁迅对于胡适，便满是讥讽和嘲弄了。他在《杂论管闲事&#8226;做学问&#8226;灰色等》一文中说：“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篇，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例如……胡适教授的《译诗三首》呀，徐志摩先生的译诗一首呀……但是，翻下去时，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见灰色了，于是乎抛开。”他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胡适、陈西滢、凌叔华等人是“物以类聚”。不仅如此，他似乎忘却了他曾经为胡适考证《西游记》出过力，在友人面前不屑地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什么”。在《文摊秘诀十条》中，他又说：“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上‘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面对鲁迅的讥笑，胡适没有反讥笑。只不过，两人不再来往了。胡适和周作人，却一直没有中断联系。两人信来信往，不是论文，就是谈政。当1929年胡适因“人权问题”被国民党惩处时，周作人致信劝他不要将精力耗费于别的不相干的事情上，而应该静下心来教书写书。胡适看了信，很有感触，他在给周作人的回信中，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看得出来，尽管此时鲁迅对他已经恶言大于好语，周作人也时时与他有分歧，但他仍然很“容忍”地对周氏兄弟充满“敬爱”，由此可见他的度量。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5）

随后十几年，胡适和周作人始终保持着时而亲密时而疏离的若即若离的关系。观念一致时，两人亲密；意见相左时，两人疏离。总的来说，亲密多过疏离。在他俩的关系上，很能体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传统。六十年代中期，在台湾的胡适去世后，在大陆的周作人在给香港友人的通信中，对他俩的关系，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总结：“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者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鲁迅和周作人之所以兄弟失和，是因为他俩有很大的不同。正因为他俩不同，所以胡适与他们的交往，也就有了不同。在鲁迅眼里，胡适是讥讽的对象，痛骂的对象。胡适和周作人则在吵吵好好、分分合合之中，总也不脱自由知识分子之间常有的自由批评的范畴，有分歧也有一致。胡适应该不会后悔他早先说过的“周氏兄弟最可爱”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在任何时候来看都不错，因为这句话可以作多种譬解。只是在胡适的心目中，时刻竖着利刺处于战斗状态的鲁迅，与老僧一般的周作人，两人的“可爱”应该是不同的吧？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1）

由鲁迅的《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重新审视陈西滢和鲁迅、周作人的论战，表面上看，那是他们个人之间因价值观不同而造成的分歧，实际上，可以说是新月社、现代评论社和语丝社团体之间社会主张相异而造成的隔阂。于是，整个论战客观上形成了两大阵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语丝社。现代评论社有自己独立的刊物《现代评论》；语丝社也有自己独立的刊物《语丝》。自然地，《现代评论》上有陈西滢的“闲话”，《语丝》则成为周氏兄弟的反击园地。此时，新月社没有自己独立的刊物。但是，徐志摩是《晨报副刊》的主编，他便利用此便利将其作为论战的一个载体。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他何以能担当此任，或者说，他担当此任的背景如何；二是《晨报副刊》和新月社究竟有何关系，它们是彼此独立的，还是彼此相联系的。换句话说，主编《晨报副刊》，是徐志摩个人行为，还是应该看作是新月社的一个重要活动。一直以来，《晨报副刊》被认为是“五&#8226;四”时期中国的四大报纸副刊之一（另三个分别是《京报副刊》、《民国日报&#8226;觉悟》、《时事新报&#8226;学灯》）。就《晨报》而言，它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大报之一。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该报担任了主要宣传工作，原因是它是“研究系”的机关报，而邀请泰氏访华的就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很显然，《晨报》的创始人是研究系的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初创时，即1916年8月，它叫《晨钟报》。在该报第七版，主要刊登小说、诗歌、小品文、演讲录等文艺方面的作品。简单地说，该版是文艺版。它因随《晨钟报》附送，所以被称为“副镌”。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副镌”之名。1918年9月，《晨钟报》因披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的消息而被查封。同年12月复刊后更名为《晨报》，第七版的文艺版继续保留。1919年2月起，该版由李大钊主编，成为“五&#8226;四”新文化运动言论的主要阵地之一。1920年7月始，又改由北大毕业生、“新潮社”的孙伏园编辑。一年后的1921年10月12日，该版从《晨报》中分离了出来，宣布独立，并根据鲁迅的提议，正式定名为《晨报副刊》。在印行时，《晨报》总编蒲殿俊习惯性地题写为《晨报副镌》。不过，出于尊重鲁迅考虑，报眉仍题为《晨报副刊》。这是一份日出的、四开单张的综合性文艺报纸，当时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曾在上面发表过作品和文章，其中有鲁迅的《阿Q正传》。因此，该报颇具影响力。看得出来，鲁迅既给《晨报副刊》定名，又将自己的作品登载其上，显然对该报很看重。其中原因，恐怕跟该报编辑孙伏园是他的学生，又是浙江绍兴同乡有一定关系。孙伏园对鲁迅，也尊重有加，特别给予优厚待遇。曾经有人传说，鲁迅是“特约撰述，无论投稿多少，每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对此，鲁迅是否认的，不过他承认他是副刊“颇受优待”的作家之一。他曾经回忆说，那时“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2）

在和陈西滢的论战中，鲁迅曾表现出对研究系的非常不屑和厌恶。虽然《晨报副刊》后来是独立的一份报纸，但它早先毕竟是《晨报》的重要栏目，是在《晨报》上立下根基的，是从《晨报》中分离出去的，因此，与《晨报》不可避免地沾亲带故。况且，《晨报副报》虽然是独立的一份日报，但它的后台老板仍然是《晨报》。《晨报》还是“研究系”的机关报。如果细究起来，鲁迅岂不也和《晨报》有瓜葛，和研究系有牵连？鲁迅和《晨报副刊》的关联，使得《晨报副刊》的办刊方针、主张和内容等都不会合研究系、以及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的口味。不过，它没有妨碍到他们，他们也就不好说什么。而一旦与他们有所牵涉，他们也就不客气了。说“他们”，范围大了一些，准确地说，是徐志摩。自英返国后不久，徐志摩路过上海时，《时事新报&#8226;学灯》的柯一岑向他约稿，他说没有新作品，只有在国外时写的一些“烂笔头”。应柯的要求，他取出一包稿子，请他自选。柯看中了《康桥西野暮色》。徐志摩自认“这诗很糟，只是随口曲，前面一段序，也是无所谓的。”不过，柯一岑还是拿走了，并陆续刊登在《学灯》上。徐志摩所说的“无所谓的一段序”里，开头是这样一句话：“我常以为文字无论韵散的圈点并非绝对的必要。”有人对这句话断章取义地下了这样的结论：“徐志摩主张废弃新圈点。”这样的结论被公开在《晨报副刊》上，引起徐志摩的强烈不满，他当即给孙伏园写了一封信，解释说他从来不曾主张无条件地废弃圈点，甚至自己还是实行圈点的一个人。他还夸张地声明：“我来反对干什么，我连女子参政，自由恋爱，社会主义……都不反对哪！”他认为说他主张废弃新圈点的文章，纯属胡言乱语。他对孙伏园刊登这样不负责任的文章颇为不满：“选稿时应得有一个标准：揣详附会乃至凭空造谎不碍事，只要有趣味——只要是‘美的’——这是编辑先生，我想，对于读者应负的责任。”对于徐志摩的指责，孙伏园也大不满，他在将徐志摩的这封信以《一封公开信》之名全文刊登在《晨报副刊》上的同时，自己还写了一篇“附记”，开头写道：“辩论而至于教训记者，这是下下策。说到底，所教训的也无非是‘标准’不标准的问题。”他认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总是放低标准，而对于别人的，总是认为标准已经太低了。最后，他写道：“徐志摩先生如果能平心一想，不必我劝慰，盛气自然会平和下去，知道劝记者定选稿的标准一句话，已落了平常作者被人驳倒无可声诉却迁怒于编辑人的窠臼，大文学家是不屑为的。”这一来一去的口角，表面上看是只针对徐志摩是否主张废弃新圈点这个具体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将之归于对编辑方法认同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也许是日后导致孙伏园被新月社的刘勉己取代，后又被徐志摩取代的主要原因。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3）

在徐志摩之前，《晨报副刊》的主编是刘勉己，不过，他的头衔只是“代理主编”。让刘勉己代理“副刊”的主编，实际上是研究系用以削弱孙伏园势力的手段，表明他们已经无法容忍“副刊”在孙伏园的主编下，逐渐倾向鲁迅一方。此时，刘勉己刚从欧洲留学回来。鲁迅这样分析刘勉己“上台”原因：“……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在开手看AnatoleFrance（即法国作家法郎士）的小说了。”看得出来，双方已经潜伏了矛盾。矛盾终于激化的原因与鲁迅有关。当时，鲁迅写了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交由《晨报副刊》发表。像以往一样，孙伏园看过稿子后，几乎没有犹豫就签字发排了。随后，他外出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孙伏园有过很详细地回忆：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篇，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他大骂一顿。对于这首诗的创作动机，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他说得更具体：“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尽管这是首打油诗，但也总是出于灵感。他的灵感来自哪里？诗是这样写的：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找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找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4）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这首诗却没能刊登在《晨报副刊》上，后来，《语丝》创刊，它便发表在《语丝》第四期（1924年12月8日）上。不过，与原诗不同，鲁迅又加了一小节：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从诗的形式上看，正如鲁迅自己说，它是“拟古的新打油诗”。这里的“拟古”，拟的是东汉文学家、天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该诗共四首，每首都以“我所思兮在XX”开始，以“何为怀忧心XX”结束，也有“美人赠我XX”的句子。以第一首为例：“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从诗的内容上看，鲁迅自己说是在“开玩笑”。那么，他开的是谁的玩笑？一句“赠我百蝶巾”，一句“赠我双燕图”透露了“玄机”。他开的是徐志摩的玩笑。诗里的“我”，即徐志摩；“她”，即林徽因。林徽因曾经赠过百蝶巾、双燕图给徐志摩。就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关系来说，的确是徐志摩苦追林徽因，所以诗中才有不断地“想去寻找”。最后一节“我的所爱在豪家”，当然是指林徽因已嫁作梁家妇了。许是诗中的讽刺意味，刘勉己顾不得和孙伏园商量一下就擅自撤了稿。为了一首诗是否发排，就“气极”，就“打嘴巴”，就“追着骂”，显然，发不发排这首诗只是表象。孙伏园的心里，其实早已有“按捺不住”的怒气。刘勉己的行为，只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他压抑许久的怒火。或许，安排刘勉己代理主编时，孙伏园就已经气极而想打人嘴巴了。眼下，他也知道，这个嘴巴和这顿骂，将使他无法再在《晨报副刊》待下去了。很快，他提出辞职。自然地，他的辞职很快被接受。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5）

也就是继孙伏园、刘勉己之后，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的主编。从后来他写的《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中，可以分析推测，当初之所以安排刘勉己代理主编，而不是正式主编，是因为《晨报》的负责人陈博生和黄子美本来属意徐志摩，只是徐志摩坚辞不干，又为了在《晨报副刊》中安排“自己人”，以钳制孙伏园，这才暂让刘勉己代理。徐志摩是在认识陈博生后，才开始往《晨报副刊》上投稿的，当时是1924年。这个时候，《晨报》已经对孙伏园有所不满，而有意调整《晨报副刊》的主编。早期新月社成员黄子美提议不妨由徐志摩来当主编，他认为徐人缘好，又善良，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知道徐志摩这个新月社的灵魂早就想办一份属于新月社的刊物，恐怕也是原因之一，他想给他这个机会。因此，他以为徐志摩会很爽快地答应。不料，徐志摩一口拒绝。拒绝的原因，他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这样说：“在这个社会上办报本来就是没奈何的勾当，一个月来一回比较还可以支持，一星期开一次口已经是极勉强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垃圾还可以当肥料用，拿泻药打出来的烂话有什么去路！”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这边，徐志摩刚刚答应了要当《晨报副刊》的主编；那边，《晨报副刊》的孙伏园和刘勉己就“打”起来了。好像专为徐志摩让道似的，孙伏园提出了辞职。于是，有人怀疑“《我的失恋》事件”是刻意安排好的，目的就是逼孙伏园辞职，好让徐志摩名正言顺地接任，否则，哪有那么巧。其实，事实并非如此。鲁迅的《我的失恋》创作于1924年10月3日。11月17日，《语丝》周刊创刊。这份刊物正是由孙伏园提议创办的，他是主要编辑之一。这个时候，他刚刚从《晨报副刊》辞职。对此，鲁迅回忆道：“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这样说来，“鲁迅和孙伏园在北京因被晨报馆所压迫而创办《语丝》”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此，“《我的失恋》事件”看似平常，平常的背后却是波涛汹涌，充满了派系之间的算计和暗战。既然如此，孙伏园的辞职正合陈博生他们的心意，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也就是说，孙伏园应该是在1924年10月底，或者11月初辞职的，而徐志摩直到1925年10月才上任，其间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我的失恋》事件”、孙伏园辞职，和徐志摩继任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只可以说，在孙伏园辞职后，陈博生、黄子美他们更加下定了让徐志摩担任主编的决心。换句话说，极有可能是在孙伏园辞职后，他们才开始力劝徐志摩的。

《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6）

1925年3月，徐志摩准备到欧洲旅行，一班朋友不放他走，陈博生和黄子美更竭力阻止。他们不死心，几番游说徐志摩，请他“出山”。徐志摩态度坚决，死活不肯。眼下，他们担心徐志摩一旦去了欧洲，就更没有希望了。徐志摩无奈，央求道：“你们放我走，我回来时替你们办副刊。”本来他的意思是随便这么一说，也算是权宜之计，不料他们把他的这句话当成了承诺，很开心，不但愿意放他走，而且在他走之前，还摆了宴席为他饯行，只盼着他早点回来实践诺言。徐志摩呢，暗自好笑，他在心里盘算着到了欧洲，“孝敬他们几封通信”，也许就能打消他们的念头了。可是，当他7月回国后，陈博生、黄子美他们还是“逼着要履行前约，比上次更横蛮了，真像是讨债”。说是“横蛮”，是“讨债”，其实，陈博生在《晨报》报馆又设了宴席，不但邀了“主角”徐志摩，也请了现代评论社的陈西滢、张奚若等一帮朋友，他们当然是被要求当说客的。有意思的是，席间，并非你一言我一语地全都是劝，更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徐志摩是主编的最佳人选，居然有人反对他，说他“不配”，更说像他那样的人，“只配东飘西荡的偶尔挤出几首小诗来给他们解解闷也就完事了”；还有人说他不仅反对徐志摩办副刊，甚至认为连“副刊”这个东西，都应该取消，“早就该死了”。于是，原本应该是众口一词地力劝徐志摩，变成了喋喋不休、面红耳赤地争论。说到副刊“该死了”，一直没有发言的陈西滢开了口。他说他本来也不赞成徐志摩办副刊，因为他也最厌恶副刊。但是，他认为，为了“要处死副刊，趁早扑灭这流行病”，所以，他又支持徐志摩办副刊。他对徐志摩建议道：“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这一席话，让包括徐志摩在内的人大笑不已。笑声中，徐志摩有些动摇了。他不知道，这其实是陈西滢他们联合起来演的一出“戏”。接着，陈博生“威胁”加“利诱”，苦口婆心地又劝：“你还不是成天想办报，但假如你另起炉灶的话，管你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你就得准备贴钱，对不对？反过来说，副刊是现成的，你来我们有薪水给你，可以免得做游民，岂不是一举两得！”这番话，更让徐志摩心动。不过，他一想到每天都要出一份报，实在太麻烦，因此脑袋就发胀，便说：“我也愿意帮忙，但日刊其实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我总可以商量。”陈博生一听，有戏，连忙答应：“好，我们为你特别想办法，你就管三天的副刊，那总行了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徐志摩再也不好拒绝了。徐志摩在《天下本无事》里，曾经那么自豪地宣称：“我既不隶属于此社，也不曾归附于彼会，更不曾充何报的正式主笔。”如今，他却既隶属于新月社，也曾归附于文学研究会，更充《晨报副刊》的主笔了。这是讽刺，还是事过境迁后的不得已和无奈呢？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新月社的《晨报副刊》（1）

既是徐志摩的，也是新月社的《晨报副刊》徐志摩三番四次地拒绝出任《晨报副刊》的主编，多少有些娇情的味道。他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时时有参与社会活动之心，更有表达个人观点的欲望。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拯世救生的强烈愿望。他创办新月社的目的，是要“露棱角”。虽然他从来没有明确表示他的“棱角”是什么，但不难看出，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主张。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露棱角”的机会来了却又拒绝呢？事实上，他早有办刊物的打算。正如陈博生说他的：“成天想办报”。可以说，创办自己的刊物，独立地办一份刊物，是他“露棱角”的方式之一，是他无数愿望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望。他也曾多次试图付诸行动，只不过总是失败而已。早在1923年3月，也就是他刚刚自英返国后不久，《时事新报》进行改组，创办了《学灯》副刊。当时，梁启超有意推荐他主编。他也跃跃欲试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可惜的是，他没能如愿。这恐怕与他当时刚刚回国、根基不牢、无大名气和地位有关。这年年底，张君劢组织成立了理想会，打算办一份《理想》月刊，邀徐志摩参加，并向他约稿。他兴致很高地挥就一篇《政治生活和王家三阿嫂》。可是他左等右等，不见《理想》创刊，也就更不可能看见他的理想在《理想》上实现。对此，他非常失望。直到第二年一月，《京报副刊》的孙伏园向他要稿，他说没有新作，只有旧文。孙伏园说旧文也可以，只要加一点新注解就可以了。于是，徐志摩翻出这篇文章，给了孙伏园。1月4、5、6日，《京报副刊》分三天连载了该文。最值得一看的，是他新加的注解，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理想》夭折的大失望，甚而有些愤怒的心情：我这篇《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是去年冬天在硖石东山脚下独居时写的。那时张君劢他们要办一个月刊，问我要稿子，我就把这篇与另外两篇一起交给了他。那是我的老实。那月刊定名叫《理想》。理想就活该永远出不了版！我看他们成立会的会员名字至少有四五十个。都是“理想”会员！但是一天一天又一天，理想总是出不了娘胎。我疑心老实交过稿子去的就只我。后来我看情形不很像样，所谓理想会员们都像是放平在炉火前地毯上打呼的猫——我独自站在屋檐上竖起一根小尾巴生气也犯不着。理想想没了，竟许本来就没有来。伤心！……伤心的徐志摩并不死心。和别人合作的《理想》没有了，他雄心勃勃地要创办自己的《理想》，而且有意将它办成像伦敦的《国民》那样的杂志。为什么刊物仍取“理想”之名？他在用英文给英国汉学家魏雷的一封信里，这样说：“中国现状一片昏暗，到处都是人性里头裹着卑贱、下作的那一部分的表现。所以一个理想主义者可以做的，似乎只有去创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魂的挖苦武器，借此跟现实搏斗……”然而，这个计划又流产了。至于原因，正如他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所说：“心不定”。

新月社的《晨报副刊》（2）

心不定的后果，不仅使他自己也没有实现《理想》的理想，同时没有让他办成新月自己的刊物。泰戈尔在访华时，曾向徐志摩提议办一份英文季刊，目的是通过它构造起中国知识界和世界知识界的桥梁。送走泰戈尔后，徐志摩积极行动起来，为此事还特地邀请金岳霖担任杂志的编辑工作。这时，“新月社”正式挂牌。他想着不如就以“新月”之名，办一份《新月》周刊或月刊。但是，此事最终又不了了之了。按照他的说法，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人，还是因为心不定。徐志摩的心始终不定，是事实，也符合他率性的性格。他浪漫诗人的身份，注定他是感性而非理性的。所以，有人称他为“云中鹤”，有人说他“脚跟无线如蓬转”，他自己，也总是处于“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无目的忙碌状态。反复多次地想办刊，又反复多次地办不成，在徐志摩的心里不断留下遗憾。就他一贯地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来说，他是不可能死心的。或者说，他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如今，《晨报副刊》给了他这个机会。尽管该刊并非他独创，也并非专属于新月社，但至少能让他弥补遗憾，更可以让他以此作为平台，露他的棱角。从这个角度说，他多次拒绝之后，而最终应允，并不出乎人们意料。抑或他的拒绝，并非出于矫情，而是出于聪明——以拒绝的方式，使得陈博生他们在不得不屡次央求的情况下，很轻易地答应他的条件。他的“条件”，并非由日刊争取到每周“只管三天”（后来陈博生说三天实在转不过来，至少得四天。徐志摩就说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份，这就管了四天）那么简单，那么无意义。当他终于点头同意接办“副刊”后，很严肃地说陈博生说：“我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你不可以怨我。”同时，他又说：“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闇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他的这些要求，或称“条件”，很符合他这个自由知识分子对自由和个性的崇拜和追求。这个“自由”，可以视为徐志摩编刊主张的外在表现，内在的则是他“有一个愿心”。这个“愿心”是：“我想把我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我的读者们，我心目中的读者们，说实话，就只这时代的青年。我觉着只有青年们的心窝里有容我的空隙，我要偎着他们的热血，听他们的脉博。我要在我自己的情感里发见他们的情感，在我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并不只是“他们的”，更应该是徐志摩他自己的。或者说，他要表达的是和“他的”思想相一致的“他们的”思想。于是，《晨报副刊》客观上就成了他的“喇叭”和“镜子”。他接掌《晨报副刊》，实际上举起了一只喇叭，自由地吹弄着他自称为“古怪的不调谐的音调”，也举起了一面镜子，自由地映照出他自称为“古怪的不调谐的形状”。

新月社的《晨报副刊》（3）

尽管《晨报副刊》被徐志摩视为他的“喇叭”和“镜子”，反应着他的思想和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办该刊只是徐志摩游离于新月社之外的个人行为。它与新月社有关，更可以说是新月社存续期间的一次重要活动。甚至说，新月派这个文化流派的最终确立，都与《晨报副刊》有密切关系。最先提议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的，是黄子美，他是新月社最早成员之一。徐志摩很可能在他面前多次表达他想为“新月”办一份刊物的愿望，对此，黄子美极有可能是积极支持的。所以，当陈博生找寻能够替代孙伏园的继任者时，黄子美很自然地想到了徐志摩。从他早几年宁愿自己垫钱、贴钱也支持徐志摩办新月俱乐部，可以推测，他不是没有让徐志摩就此将《晨报副刊》办成“新月”刊物的想法。如果说孙伏园时代的《晨报副刊》，鲁迅是主要写手的话，那么，徐志摩时代的《晨报副刊》，主要写手就是新月社的同仁们了。比如梁启超、胡适、陈西滢、丁西林、张歆海、凌叔华、张奚若、陶孟和等。除此之外，他还邀请到“从天上的星到我们肠子里的微菌，从广东话到四川话，从音乐到玄学，没有一样不精的”赵元任谈语言；请姚茫父、余越园谈中国美术；请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谈西洋艺术；请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请闻一多谈文学；请翁文灏、任叔永谈科学；请萧友梅谈西洋音乐；请李济之谈中国音乐。他更写信到上海，向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约稿；写信到武昌，向他的老朋友郁达夫约稿。这些人中，除了郭沫若可能因为前几年的“泪浪”之怨而不加理睬，也没有给“副刊”写过一字半句外，其他人都给面子。一时间，“晨副”相当热闹。有人说，“《晨报副刊》实则被‘新月’控制了。”所谓“控制”，并不是指“晨副”主要刊登新月成员的文章，实际上，大多数文章还是新月以外的作者撰写的。因此，这里所说的“被新月控制”，应该指的是被徐志摩控制了。除了他是主编以外，他自己还撰写了大量文章。他自己撰文同时，更喜欢在别人的文章后写“附记”或“注解”。这是那时的“晨副”的一大特色。

新月社的《晨报副刊》（4）

常常地，徐志摩的“附记”或“注解”之长，竟然超过了原文。比如，张奚若写了一篇只有一千字的《副刊殃》，徐志摩为此写了一篇字数两倍于《副刊殃》的附注，连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说：“长得荒谬的大长尾巴，往往因为太长了拖在背后其实不像样……”他的这个“爱好”，是跟章士钊学的。章士钊在他的《甲寅》里，常常在每篇来稿的背后加几句话。对此，徐志摩称为“爱替人家装尾巴”。谁知道，当他自己办了刊后，也染上了这个毛病，而且“病”得比章士钊还重。他自己也承认：“孤桐还只替人家装短尾巴，我的不得了，……”但是，他的肠子太热，血温太高，实在有太多的话要说。于是后来，他干脆将他的“附注”作为独立的文章单列出来。比如，刘海粟写了一篇也只有一千字的短文《特拉克洛洼与浪漫主义》，徐志摩就写了一篇三千字的《唈死木死》，作为单独成文的附注。虽然他用这种方式掩盖他的“大长尾巴”，不少读者还是很反感，给他写信提意见。他还算谦虚，一方面在“编者的话”里向读者道歉，一方面也确实大大减少附记和注解了。不过，他要表达的思想，还是忍不住要尽情表达的。从这个角度说，《晨报副刊》似乎又确实只是徐志摩个人的，而非新月社的；似乎也不能认为“晨副”所表达的思想和主张，既是徐志摩的，也是新月社的。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是新月社的。徐志摩的思想自然不能替代整个新月社，但至少涵盖了新月社的部分理想。特别是，在他主编“晨副”半年后，一个新的栏目诞生，那就是《晨报副刊&#8226;诗镌》。它是“新月派”存世的最显著标志。因此，《晨报副刊》与新月社大有关系的说法，便更有了依据。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1）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一个是“新月”的精神领袖，一个是“新月”的灵魂人物，又是同样地对自由、民主无限崇拜和向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和徐志摩的关系，无疑是亲密无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分歧。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甚至矛盾是激烈的。两人初识时，针对诗的原理，胡适主张诗的主要条件是“明白”和“有力”，而徐志摩则不以为然，他推崇“厚重的”和“魁伟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胡适一方面觉得徐志摩对于诗的见解甚高，学力也好，但他认为徐志摩早期作品与他的天才学力不很相称。比如，徐志摩有一首《铁柝歌》，他自认为是精心结构之作，颇为得意，但胡适却很不认同。他建议徐志摩，应当打破时代的枷锁镣铐，朝自由奔放的方向发展。不久，徐志摩又一篇新诗问世，取名《灰色的人生》。果然，它是自由奔放的：我想——我想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的整齐的袍服，露出我的胸膛，肚腹，脊骨与筋络；我想放散我一头的长发，像一个游方僧似的散披着一头的乱发；我也想跣我的脚，跣我的脚，在巉牙似的道上去，快活地，无畏地走着。……对于这首诗，胡适是很满意的，始觉徐志摩的诗和他的天才学力终于相契合了。得到胡适的夸赞，徐志摩也很高兴，他承认之所以采取这样自由奔放的诗体，是听从了胡适的建议。于是，胡适很得意地说，志摩被我“逼上梁山”了。换句话说，这个时期，徐志摩在诗风上的某些转变，是被胡适“逼”出来的，而他之所以能被“逼”，总是他愿意的。而在有些问题上，徐志摩却不那么乐意顺从，他坚持己见，而且还和胡适大唱反调，甚至义正辞严地反对胡适。这又是徐志摩反过来“逼”胡适了。比如如何对待“苏俄”的问题上。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2）

徐志摩最早发表与苏俄有关的文章，是于1920年撰写，1921年刊登在《创造》季刊第三卷第十期的两篇文章《罗素游俄记书后》、《评韦尔思之游俄记》。尽管他那时十分崇拜罗素，但他对罗素在访苏前、访苏后前后态度的变化十分不满，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罗素访苏前，不但在不同场合大谈社会主义，而且十分赞同苏联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然而，访苏后，罗素改变了观念。针对于此，徐志摩在《罗素……》一文中，间接说：“今国内新青年醒矣，吾愿其爱红竟红，爱白竟白，毋为人白而我勉为白。”在《评韦……》一文中，直接说：“罗氏未赴俄即慕共产制度，悠然以俄土为天国；及一即事实而设想全虚，则心灰意懒，复为和平之劝。”徐志摩的这两篇文章，主要针对的是他人对苏俄的态度。那么，他自己，此时对苏俄，对革命是何态度呢？他说：“故法国革命，英国不必革命，非英国人不知自由平等友爱也。……使俄以共产而民安之，英留王室而民亦安之，则自有史乘民族殊特之关系，不可得而齐也。就使俄革命一旦完全败灭，非必共产之遂不可复行于他国，亦非必其败亡之原因在于共产制自身之不可行也。天下偾事之多，举二谚足以概之，‘削足纳屣’、‘因噎废食’是矣。”显然，他虽然没有旗帜鲜明地赞同苏俄，赞同革命，赞同共产，但至少，他对“共产制自身”并没有强烈反对。或者说，他的态度是中立、客观而平和的。三年后，1924年，列宁去世。徐志摩特地写了一首诗《悼列宁》（原作已失）。尽管无法确知此诗的具体内容，但从他当时的思想倾向推测，此时，他对苏俄，特别是苏联革命无所谓好感恶感。其中原因，恐怕更多的是因为他对苏俄还不了解，对“革命”也没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因此，《悼列宁》很可能只是对一个伟人的去世而本能地产生的一种想法，一份感触而已，与政治可能没有什么关联。也在这年，十月份，徐志摩在苏联大使馆参加了一次苏联人的升旗仪式。随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说过这样的话：“加拉罕（苏联大使）站在台上，微微的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着他的头看旗上升时，我觉着了他的人格的尊严，……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我个人从这两件事情——俄国革命与日本地震——感到极深刻的感想：一件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牺牲，那表面紊乱的背后坚定的站着某种主义或是某种理想，……”这恐怕是他第一次正面理解苏联和苏联革命，其中也包含了认同和赞美。然而徐志摩也终于转变观念，从对苏联革命的认同，转而反对，甚而激烈反对了？这要从他“欧游”说起。促成他下决心游欧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泰戈尔的盛情邀请，一是和陆小曼的恋爱受阻。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3）

泰戈尔访华期间，就曾邀请徐志摩访欧，当时，徐志摩欣然答应。1925年2月，徐志摩收到恩厚之从南美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泰戈尔即使身在病中，也还没有忘记中国的素思玛，更没有忘记他在中国时，素思玛对他事无巨细地周到照顾，因此，他很盼望能和素思玛在欧洲再相会，以解其相思之苦，也慰其劳瘁之心。一向感情充沛的徐志摩，捧读这封信，几乎热泪纵横。情不能已之下，他当即回了封信：“我自己是不愿意离开北京的，但一想到我的老戈爹有病，需要我的帮助，我往往禁不住眼中蕴泪，人也变得坐立不安了。”这时候，徐志摩眼中的“泪”，不太单纯。它固然有对泰戈尔如此珍视和他的情感的感动和感慨，更有内心多日以来因辛苦恋爱、面对外界重重压力的郁闷和伤感。泰戈尔哪里知道，他日夜思念的素思玛正日夜思念着他的新恋人陆小曼，偏偏陆小曼是有夫之妇，使得这场恋爱变得复杂起来。事实上，他俩的恋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是，陆小曼还是幻想着不要让外界认为她是因为徐志摩才和丈夫王赓离婚的。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她和王赓离了婚，她和徐志摩的感情和婚姻，就一定会被所有人接受，他们两人也就不会背负“不道德”的恶名。出于这样的考虑，她劝徐志摩答应泰戈尔的邀请，赶紧离京以避风头。徐志摩信中所说“我自己是不愿意离开北京的”，的确是真的。他正爱得热烈，怎么会愿意离开北京？而显然他的不愿意离开北京而离开，并不是完全为了前去探望“老戈爹的病”。总而言之，徐志摩此次离京游欧，心情是沉重的。也许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心情下，才使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1925年3月，徐志摩辞去北大教授之职，启程出国。回顾他的行程：他从北京出发，经沈阳、哈尔滨，然后到苏联的赤塔、西伯利亚、莫斯科。在苏联，他去克鲁泡特金、契诃夫的陵墓凭吊，瞻仰了列宁遗容，还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这时，他接到噩耗，他的次子徐德生在柏林病死，便随即赶往柏林为子办丧事，还作了悼文《我的彼得》。离开德国后，4月，他抵达法国。在法国，他先后到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曼殊斐尔的陵墓致哀。这时，他获悉泰戈尔已经返回了印度，遂离开法国，绕道伦敦抵达意大利，又重返法国。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翡冷翠的一夜》。7月，他在英国见到了著名小说家、诗人汤姆生&#8226;哈代。与此同时，陆小曼为与徐志摩恋爱一事，和家人“闹”翻了。徐志摩接到陆小曼急催他回国的电报后，迫不及待地回了国。从这份行程表中可以看出，徐志摩游欧的第一站，就是苏联。更具体地说，他对苏联的认识，是从西伯利亚开始的。他在《欧游漫录》中这样说：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4）

西伯利亚：这个地名本来就容易使人发生荒凉的联想，何况现在又变了有色彩的去处，再加谣传，附会，外国存心诬蔑苏俄的报告，结果在一般的心目中这条平坦的通道竟变了不可测的畏途。其实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西伯利亚只是人少，并不荒凉。天然的景色亦自有特色，并不单调；贝加尔湖周围最美，乌拉尔一带连绵的森林亦不可忘。天气晴爽时空气竟像是透明的，亮极了，再加地面上雪光的反映，真叫你耀眼。这个时候的徐志摩，以其浪漫诗人特有的敏感和多情，尽情赞美着西伯利亚的自然风光。这美丽绝伦的大自然，竟让他认为外界对苏联近况的描述都是“谣传”、“附会”、“存心诬蔑”。也就是说，他对苏联的态度，此时还是温和的。或者说，他被自然风光迷惑了，不知道它掩盖了生活的真实。随着访问的深入，他接触到的人和事越来越多，他的观念也在一点一滴地发生着变化。正如他所说“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抵达莫斯科后，他越发感受到“人民的苦况”。在这之前，他对莫斯科这个城市的外相，印象也十分不好。他认为：“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那么，他所说的“人民的苦况”究竟是什么？以人的基本生存论，苏联人民此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贫穷，饥俄使他们看起来面有菜色；寒冷让衣不遮体的他们像是挣扎在陆地上的鱼。也许，这并不是徐志摩感受最深的，最让他触目惊心的是“全没了”：那“原来的俄国，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旧制度”等等，全没了；还有那“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徐志摩无比熟悉的托尔斯泰小说中的那个社会，也全没了。更关键的是，人们似乎也全没了精神世界。说到托尔斯泰的小说，徐志摩听说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真实新闻。有一个俄国老太太到法院去起诉，控告托尔斯泰，而此时的托尔斯泰，按照徐志摩的说法，“骨头早腐了”。老太太在诉状中称，托氏的小说，代表了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是不相容的。她说列宁临死前曾嘱咐她一定要想法取缔托氏，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所以，她请求法院取缔托尔斯泰所有的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院最后居然判决老太太胜诉，要求销毁托尔斯泰的书。用这些书化成的纸浆重新造纸，印刷列宁的书。于是，在书店里，徐志摩找不到托尔斯泰的书，也找不到屠格涅夫的书。当他和托氏的女儿见面时，他问她“现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时，她淡淡地说了一句：“全跑了。”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5）

旧文化是没有了，可是，徐志摩没有感受到新文化。这一切，让徐志摩万分震惊，也不免有些恐惧。他起了疑惑：这就是革命？有人认为，面对苏联对旧制度的全面砸碎，从而消灭了上流社会、贵族、奢侈、淫靡的这一切，徐志摩似乎隐约预见到了自己的将来。因为他是上流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所以他害怕，害怕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一样，将他的“命”革掉，于是便对苏联革命产生了仇视。这样的理解不免偏激和主观，也是从阶级观念出发的。事实上，徐志摩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无所谓上流和下流；他也是人道主义的推崇者，反对以暴制暴从而血流成河的所谓革命。他不反对革命本身，只是他认为的“革命”应该是涓涓细流般的渐进改良。苏联“全没了”的东西，或许是旧的。那么，苏联人“新”的生活又怎样？身在莫斯科的徐志摩无意中亲身体验了一下。他在抵达莫斯科之前，做好一份计划，比如，“上午看这样，下去到那里，晚上再到那里”。谁知道，他的这些计划只是因为一个人，就全部泡了汤。他在《欧游漫录》中回忆道：“我的运气真叫坏，碰巧他们中央执行委员那又死了一个要人，他的名字像是叫什么‘妈里妈虎——’他死得我其实不见情，因为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了。”在一心追求民主、自由的徐志摩的眼里，这样的莫斯科，是专制的，是不人道的。此时，徐志摩对“革命”一词，似乎有了新的理解：“莫斯科，集中你那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比如说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里，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他还说，苏联的革命者“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简单地说，就是“杀人放火”，就是“破坏”。在这样的新的思想支配下，徐志摩看苏联的眼光全变了。他认为苏联政府保存列宁遗体，“无非是一个像活的死人放着做广告的”；他将一位宣传马克思、列宁、国际主义的革命干部视为“枯髅先生”，认为“再要可怖的面目是不容易寻到的”。他在《欧游漫录》里，详细记录了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也尽情抒发了他对苏联革命的新的认识。这一切，都使他的《欧游漫录》被认为是在恶毒攻击苏联革命，甚而恶毒攻击中国革命。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6）

这个时候，很多人，包括徐志摩自己，都想到了罗素，想到了几年前他对罗素“到俄国前是一个共产党，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进行的批评：“……且罗氏不尝言应付代价以致革命乎，不尝言应忍不幸以全革命乎。俄国之有内乱外患，罗氏知之；苏维埃之为初次试验，罗氏知之；俄民之濒水火灾馑，罗氏知之。乃至屈老次基编红军杀白将，此欧美五尺童皆知之，罗氏必知之。共产党之专制，罗氏知之；苏俄尚在过渡而非共产主义完成时期，罗氏亦知之。其国内之不幸，原因于举世波淇洼政府之反抗，罗氏亦知之。……罗氏既游欧当益坚其所尝确信者，而不当讶其所见之新奇。”然而，很多人，包括徐志摩自己，都不曾料到，几年后的今天，他的批评声言犹在耳，他却已是“罗素第二”了。此时，他不但理解了罗素，更有自己的一番解释：“这回我自己也到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不向后转。我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这段话很能表明徐志摩对苏联的态度之所以发生逆转的真实心态，那就是对地自由的恋恋不舍。他承认，当时，他们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确很自由，也非常享受自由。他说：“我们在中国别的事情不说，比较的个人自由我看来是比别国强得多，有时简直太自由了，我们随便骂人，随便谣言，随便说谎，也没人干涉。”尽管“随便骂人，随便谣言，随便说谎”是滥用了自由，但不可否认，这样的自由，的确很难得，很可贵。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1）

“苏俄仇友”之争：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了解了徐志摩对苏联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他何以在其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起了一场关于“苏俄仇友”的大讨论，更不难理解他在这场讨论中有很明显的倾向，当然也理解他为什么会和胡适产生分歧和矛盾。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期间，与之前相比，“晨副”的确大不同，它始终激荡着对公理、道义、民主、自由的呼唤，这不仅从编发的文学作品中、一般社论中，甚至从它参与的两场声势浩大的论战中，都可以感受得到。这两场论战，一场就是“闲话之争”，另一场就是“苏俄仇友”之争。“苏俄仇友”的大讨论，是由徐志摩的朋友，人称“大炮”的张奚若引发的。1925年10月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的“社会”版上，刊登了一篇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该文赞美了苏维埃，并且认为苏联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也就是说，陈启修不主张将苏联视为帝国主义，更不主张将苏联视为敌人。这篇文章实则将矛头指向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因为他们的论调是：苏联同样是帝国主义。显然，徐志摩是不会赞同这个观点的。此时，他刚刚接手“晨副”，却刊发了这样一篇和他的观点主张相悖的文章。这一方面可以发现“晨副”的民主自由性，更能感受到徐志摩这个民主自由的崇拜者正在积极实践着民主和自由。他没有打压异己言论，而是以自己的行为，散布着言论自由。陈启修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张奚若是其中之一。他当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交给了“晨副”。10月8日，文章刊登在《晨报副刊》的头版。他认为苏联“假共产为名，为自己的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智识寡浅的学者，和唯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他又说：“陈先生说苏联虽不是帝国主义的敌人，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此文的针锋相对，终于引发了一场耗时两个月的大讨论。在张文发表一周后，徐志摩在“文艺栏”特设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两个专栏，集中刊发了不同主张两方面的文章。有人统计，此类文章将近30篇之多，参与讨论的作者除了张奚若、徐志摩，还有刘勉己、梁启超、张慰慈、刘侃元、陶孟和、丁文江等。看得出来，其中有不少新月社成员。不用说，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反苏”。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2）

那么，在这场讨论中，徐志摩的态度又如何？他是“晨副”主编，他刊发争论双方截然不同的文章，他所处的地位，理应是公正客观冷静而不偏不倚的，他显然也知道自己应该如此，所以，他不断地表示：他是中立的。比如，他在《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勉己先生来稿的书后》一文中，说：“自由说话不仅是我认为我的特权并且也是我的责任。”他在《记者的声明——“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讨论的前言》一文中，说：“我第一要声明的是本副刊（每周星一星三星四星六是志摩主编的，此外不关我的事）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晨报》本身的主张我绝对不与闻，我也管不着，也不想管。……这回在讨论中的中俄问题，我个人自信是无成见的。我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我恨一切私利动机的活动，我恨作伪，恨愚闇，恨懦怯，恨下流，恨威吓与诬陷。我爱真理，爱真实，爱勇敢，有坦白，有一切忠实的思想。”可以说，他的“恨……”，他的“爱……”，才是他的“标准”。表面上看，徐志摩的确在“晨副”上不偏不倚地既刊发张奚若、刘勉己等人的“反苏”文章，也刊发“亲苏”文章，其中有张慰慈的《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陈翰笙的《论苏联的理由》，还有陈启修的《苏联的国际地位》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偏不倚地既不支持“反苏”一派，也不反对“亲苏”一派。就像他在“闲话之争”中的表现一样，一方面扬言要做和事佬，也煞费苦心地规劝论战双方“有息争的必要”，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他的倾向。先不论其他，仅在刊登争论双方的文章数量方面，徐志摩就已经不能做到“不偏不倚”了。尽管他表示“不拒绝反驳文章，只要来者合我的标准”，也声明“有一部分我不刊出的来稿，是为它本身没有什么新发见，或是写得太不清楚，但我决不以正反定取舍”。但是，事实上，他刊发的“反苏”一派的文章，明显多于“亲苏”派。有些“没有什么新发见”的“反苏”派文章，他也刊发了。比如，署名“陈翔”、“陈均”的两篇来稿，连徐志摩自己都说“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刊出的原因也许不能说它是“反苏”的，他的理由堂而皇之：“他的意思是极恳切的。”“极恳切”这个词，昭示了徐志摩的倾向。难道“亲苏”派的文章，不“恳切”吗？这样评价“反苏”派文章，恰好证明他是赞同文章中所持的观点的。就像他赞美陈某“极恳切”一样，徐志摩赞美张奚若“是个‘硬’人，身体是硬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意志更是硬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相反，他认为，陈启修的那篇文章是以“巧妙的宣传文字大踏步跨入我们严密的学术性的门墙，就只为它来的时候穿上了一件科学，哲学，或是旁的什么学的外衣”。为了这句话，他还此地无银地重申：这话“并不反射到启修先生那篇论文，只是泛论。”事实上，他的指向很明确。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3）

从文章刊登的位置上看，徐志摩也不是不偏不倚的。“反苏”派的文章，总是“很巧”地被刊登在头版头条，或副刊的显着位置。与此相对的，“亲苏”派的文章，则总是屈居其后。客观上，便形成了一正一反的局面。“正”的是“反苏”的，“反”的则是“亲苏”的。这也许是徐志摩疏忽。然而正是这样的疏忽，才真实地反应出他的心态。他这样一个情绪化而感性的人，是不太容易掩饰得住自己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的。至于从文字方面，那就更可以看到徐志摩的倾向了。在《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勉己先生来稿的书后》一文中，他说：“在我看来，中国对苏俄的问题，乃至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国内共产党一类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着与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在《记者的声明——“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讨论的前言》一文中，他说：“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的。”在《关于苏俄仇友问题讨论的前言》一文中，他说：“我登陈翔君（即陈翔、陈均）的来稿，……我猜想陈翔君还是年纪不大的，所以有这样愤慨的真。平常人说年轻人意志不定，易受诱惑。倒像是年纪就是强固的意志！”这个期间，徐志摩翻译了一篇英国作家马莱尼创作的小说《生命的报酬》，刊登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时，他自己加写了一篇长长的“按语”，取名《从小说讲到大事》。文章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反对共产党左翼的玛利亚极具赞美：“小说里的玛利亚不仅是代表人的意志的贞，品格的洁，与灵魂的勇敢，她也代表，我们可以说，意大利或任何大民族不死的国魂。……玛利亚只是个极寻常的女子，她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她只是个工女，但一个单纯理想的灵感就使她的声音超越的代表意大利民族的声音，高傲的，清越的，不可错误的。”那么，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他所说的“大事”是什么呢？有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其实你只要此刻亲自到广东去就可以知道人类烈情压住理智时的可怖——就是在政治上。”这句话被认为是恶毒攻击广东北伐军。也许说“恶毒攻击”言过其实，不过，他对“红色”的确是无甚好感的。他这样讥嘲道：“还有一班专赶热闹的在红色得意的日子就每晚穿上‘红绸子衣服戴着大红花上共产党跳舞会去跳舞’，回头红色叫黑色打倒了的时候他们的办法还是一样的简单，他们就来欣欣的‘剥下了烈焰似的红衣换上了黑绸的衬衫’！他们会有一天‘认真’吗？”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4）

还是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以一种调侃的口吻，明确地展示了他的倾向：“这次我碰着不少体面人，有开厂的，有办报的，有开交易所的，他们一听见我批评共产，他们就拍手叫好，说这班人真该死，真该打，成心胡闹，不把他们赶快打下去这还成什么世界？”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他是“反共产”的，二支持他的人不在少数。虽然这次“苏俄仇友”的讨论，并不是徐志摩有计划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但在客观上，他组织了这次论争。因为他没有站在纯粹中立的立场，而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论讨表面上是对某一个问题的争论，实则有成为一场反共产、反苏联的政治宣传的意味。讨论大幕已落下，徐志摩却似乎仍意犹未尽。1926年1月21日，《晨报副刊》上又刊登了一篇他撰写的《列宁忌日——谈革命》。这是他针对陈毅在列宁学会的讲演《纪念列宁》的有感而发，全面论述了他对“革命”的理解，也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他《欧游漫录》中的观点，以及“苏俄仇友”讨论中有关思想的延续。首先，他认为，革命，归根结底是求得“真的人的生活”和“活的文化”。换句话说，这才是革命的最终目标。至于由谁来革命，在他看来，其实并不重要。他这样说：“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力量，只要他能替我们移去压住我们灵性的一块昏沈，能给我们一种新的自我的意识，能启发我们潜伏的天才与力量来做真的创造的工作，建设真的人的生活与活的文化——不论是谁，我们说，我们都拜倒。列宁，基督，洛克佛拉，甘地，耶稣教，拜金主义，悟善社，共产党，三民主义；——什么都行，只要他能替我们实现我们所最需要最想望的——一个重新发见的国魂。”那么，“真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简单地说，就是个性解放，人性的张扬。他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他的观点是用人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自从马克思的发现以来，最时行的意识论不再是个人，不再是民族，而是阶级的了。阶级，马克思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到处看得见的形象；阶级，按他说，往往分成压迫的或被压迫的两种，这俩永远是在一种战争的状态，有形或是无形。……”他认为，俄国革命如果说成功的话，那也不是马克思阶级学说的胜利。这是因为，俄国不存在中产阶级。那么中国呢？他否认阶级的存在，他说中国“只有职业的阶级士农工商，并且没有固定性”。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5）

不难看出，徐志摩的人性论是他的理论关键所在。他否认阶级，他强调人性，他认为的社会的最佳状态是“真的人的生活”——“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他这样一个视自由为理想，视人性为崇高的自由主义者，从来以张扬人性为己任，唾弃压抑、专制。如果站在人类的高度，他的理想极具存在价值，但在当时那个充满纷争、思想混乱、党派争斗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他对个性自由的追求，显得很苍白，很奢侈，也就很难为人所接受。颇有意味的是，在许多新月社成员参加的“苏俄仇友”讨论中，胡适未发一言。当时曾有人力劝他参与讨论，但他拒绝了。他认为，当时国内对于“赤”的理解不免偏面而狭窄。这时，他信奉的是实验主义。在他看来，苏联革命其实和他主张白话文一样，都是体现“实验”的方式，是正当的。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徐志摩和胡适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而非“砸碎”。但是，在对苏联的看法上，他们却有着很大的分歧。1926年7月，胡适去往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中途，他绕道去了一趟苏联，参观了监狱、博物馆。与徐志摩接触苏联后的感想不同，胡适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临离开苏联时，他又意外地和中共早期理论家蔡和森见了面。两人就国内的政治问题，有所交谈。蔡和森诚恳地希望胡适“出来组织政党”，而胡适表示他是“不做政治活动的”；蔡和森希望胡适支持社会主义，而胡适表示他“不主张阶级斗争，不过可以考虑组织‘自由党’”；蔡和森认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而胡适认为“历史自由主义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是17、18世纪贵族阶级争自由，然后是19世纪资产阶级争自由，现在是20世纪无产阶级争自由”。随后，两人在交谈中有所争论。胡适承认，他几乎快要被蔡和森说服了。“被说服”的表现，就是胡适在离苏的火车上，真的考虑起组织一个政党的事来了。不过，他想组织的还是一个“自由党”，以此实现有计划的政治，同时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随后，胡适在报纸上公开他对苏联的新认识，他在给张慰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的感情与志摩不同。”他说：苏联“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胡适对苏联的态度使徐志摩大为惊讶。他在将胡适致他的信、致张慰慈的信一并发表在9月11日的《晨报副刊》上时，加了一段按语，直言不讳地批评胡适是“出于非逻辑的感情作用的态度”，认为：不能因为“崇拜俄国革命精神而立即跳到中国亦应得跟他们走路”，更“不赞成中国行共产制而至于抹煞俄国革命不可磨灭的精神与教训”。

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6）

他又写信给胡适，一口气质问了三个问题：一，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二，苏联革命的方法对不对，这种方法有无普遍性？三，除此以外，难道没有比较平和，而且牺牲小的路径可走？胡适答辩道：“世界上有几个制度在学理上有充分的根据呢？苏联不主张私有制，但不能否认他们在努力！……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又都没有普遍性。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学问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反之，议会制度，总统制都只足以养猪仔，拥戴冯国璋、曹锟。……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的方法，即不是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而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最后，他将他的这一系列主张命名为“新自由主义”，或者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胡适由原先和徐志摩相同的“自由主义”转到了“新自由主义”，徐志摩自然是难以接受的，而他的这些主张却引起了李大钊的极大关注。是不是他由胡适同情苏联革命，从而揣想他或许也是一个可以被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呢？不得而知。总之，他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然而此时，胡适早已离开了苏联，去了英国。实际上，他早已明确他的主义是“新自由主义”。这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仍然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徐志摩说他怀疑共产主义，怀疑党化教育，是为“顾恋一点点的私人自由”。有人就此认为他反对俄国的共产党，反对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反对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反对中国实行共产制，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他那“一点点的私人自由”被剥夺。他也因此被认定是极度自私，只唯个人利益是图的小人。这样的评价，有失偏颇，也很狭隘。他宣扬的自由，与人性有关，与自私无关；自由的确涉及到个人利益，但自由本身并不等同于个人利益。长期以来，徐志摩给人的印象是多情的、浪漫的、感性的、爱情至上的，永远沉浸在风花雪月之中，躲藏在紫檀罩里而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似乎他只讲爱，只论情，而不管时事，不问政治。然而，仅从他组织“苏俄仇友”讨论，以及在讨论中所透露出来的思想来看，人们对他的认识是偏面的。他的世界里，不只有爱恋情感、诗情画意，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是个“有思想的动物”，尽管他的所思所想，与当时的“左翼”相悖，不合当时的“革命”潮流，但至少，他始终没有丢弃一个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忧虑国家、引领民众的基本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他大力张扬个性人性，呼唤民主自由，其实就是他尽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新月派的开端（1）

《晨报副刊&#8226;诗镌》：新月派的开端1、闻一多和梁实秋：“清华”出身的“新月”人①一对清华新诗人若论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期间的大贡献，非创办《诗镌》莫属。《诗镌》的诞生，简单地说，是为了推行格律诗运动，而格律诗是由新月成员倡行的。因此，以“格律诗”为标志的新月派便发端于《诗镌》。提及《诗镌》，不能不提及其核心人物闻一多。以《诗镌》为界，回首闻一多的生活、经历、性格，以及他的诗，他的诗论，都不能不提到清华、留美，也就不能不提到梁实秋。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不是以一个诗人，而是以一个爱国民主斗士的身份，被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派人暗杀。消息传到梁实秋那里时，他正在同朋友下围棋。之前，他悠闲自得、神情怡然；之后，他血脉贲张、咬牙切齿，激愤之余竟拳击棋盘。哗啦啦，白棋黑子撒落满地，其中一子径直滚落到了地板缝里，像是为了作永久纪念一样，此子无论如何也无法抠出来。从历史上看，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每一次思想的解放、精神的开枷解锁，都伴随一次诗歌的大爆发。猜其缘故，大概是诗歌最能直抒胸臆，最适宜呐喊泄情吧。“五&#8226;四”新文化运动，更引发了诗界革命。胡适除了大力提倡白话文外，还躬亲实践，写了大量的白话诗。在周作人、鲁迅等人的推波助澜下，白话新诗渐成时尚，郭沫若、汪静之、康白情、俞平伯等新诗人崭露头角。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在清华读书、热爱文学的梁实秋也手儿痒痒。此时的他正处于“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的青春期，出手便自然多是情诗了。他的一首灵感得自清华校内荷花池畔的诗《荷花池畔》很快就写成了。这首诗很得闻一多的赞赏，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一卷四期上。梁实秋也因此诗而获得了一个“荷花池畔诗人”的雅号。此后，他更诗意迸发，三四年时间，就又创作了几十首新诗。他将它们整理成集，准备交给上海泰东书局出版，集名就叫《荷花池畔》，还请闻一多写了序。只可惜，不知何故，此诗集始终未能面世，他曾经做着的诗人梦也就仅仅是一个过去了的梦而已了。可以说，梁实秋对新诗的创作及批评，都深受闻一多的影响。他认为，早年写新诗比较卓有成就的，一个是徐志摩，一个就是闻一多。

新月派的开端（2）

在新月社成员中，闻一多的身份最复杂。在抗战之前，他是“新月派”诗人、学者，典型的知识分子，生活基本上是平静安定的。抗战激发了他的爱国心，使他逐渐成为了一个民主斗士。所以，梁实秋说，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闻一多身份的前后变化，也使他和新月社其他成员有很大的不同。那么，他是如何进入新月社，又是如何创办《诗镌》的呢？这不能不从他以往经历说起。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镇陈家大岭的一个乡绅大家庭，原名“亦多”。他在清华读书时，改单名“多”。“一多”之名，是他在“五&#8226;四”以后新改的，从此一直延用。他有钱又开明的乡绅家庭出身，使他能够在改良以后的私塾就读。闻一多在这样的“新”私塾里，既读“子曰诗云”，也读算术、美术、博物等新课程，而且还用上了新教材。因此，他受的是新旧交杂的教育。他11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不少新潮书刊，比如《东方杂志》、《新民丛报》之类。少年时的闻一多，就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气质，他自己也偏爱美术和读书，画得一手好画，作得一手好文。13岁时，也就是1912年，他考上了清华。梁实秋说：“闻一多的家乡相当闭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导他考入清华读书，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其实，说不寻常也寻常：寻常的是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寻常的是家长开放的思想和过人的眼光，使子女得以透过一丝光亮看到外面的世界，并走出闭塞的家乡。当年，清华在湖北只招4人。非常有意思的是，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多闻阙疑》，“多闻”反过来就是“闻多”。这或许就是他在入清华后自改名为“闻多”的原因之一吧。虽然只有十来岁，但闻一多早已读过梁启超的书，写出来的文章带些梁氏之风，因此颇受考官好评。不过，他其他的课目成绩一般，特别是英文。因此，他只被录取为“备取第一名”。清华是美国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3月创办的。次年，也就是闻一多入学那年，正式定名“清华学校”。用梁实秋的话说，“这是一个奇特的学校，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比正规的大学少一两年，其目的是准备派遣学生往美国游学。学校隶属于外交部，校长由外交部遴派。”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学生在清华的学制是八年。然而，闻一多的同班同学罗隆基曾自诩“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意即他在清华呆了九年，而闻一多在清华足足呆了十年。他说：“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留”，即“留级”。他入校第一年，因为根本没有读过英文，英文成绩跟不上而留了一级；后来，因为闹学潮，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学生都留了一级。十年的清华生涯，对于闻一多的一生，有很大影响。在那里，因广泛涉猎艺术和文学而打下的基础，使他最终成为诗人和学者；因清华宽松、民主、自由的环境造就了他的民主自由观念。在清华时，他不谈政治，一是因为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二是他生性腼腆，又不善演说。但是，他很容易激动。梁实秋说他紧张的时候，往往满脸涨得通红，却反倒说不出话来。其实，“容易激动”正是诗人、艺术家的特质，也是他成为“斗士”的个性基础。

新月派的开端（3）

但是，闻一多对清华却有诸多尖刻的批评。他在《美国化的清华》一文中，认为清华太美国化。显然，他对“美国化”是厌恶的。他眼里的美国化是“物质主义，零碎的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他还说：“除了经济，美国文化还有什么？……他们除了衣食住的‘用’外，还知道什么？他们的思想在哪里？他们的主义在哪里？他们对于新思潮的贡献在哪里？他们的人格理想在哪里？他们的精神生活又在哪里？”由于反感清华的美国化，所以在闻一多看来，清华的学生大多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于是，他呼吁：“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的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他似乎是一个高唱东方文明、拒绝西方物质文化的人，这使他和胡适在思想认识上有很大不同。这也大概就是虽然同为从清华走出来的学者，同为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又同为新月社成员，闻一多却难容胡适，对胡适的诗，对胡适这个人都欠缺好感，以及最终持有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原因了。尽管闻一多对清华有太多的批评，对同学有诸多看不顺眼，但他在校园里，并不是一个孤立独行的人，他参与了《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参加了“清华学生会”、“清华文学社”等社团。“清华文学社”之名，就是他提议梁实秋由“小说研究社”更名而来的。闻一多和梁实秋是在“五&#8226;四”以后结识的。正如梁实秋所说，“‘五&#8226;四’运动发源在北京城内，……爱国运动是一回事，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的兴起）又为一回事，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风潮则又为一回事。这三件事差不多同时发生，形成一股庞大的潮流，没有一个有头脑有热情的青年学生能置身事外”。闻一多作为一个“有头脑有热情”的学生，自然也是如此。一向好静又不善于演说的他，在运动中并未做学生领袖，而只是“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对于“五&#8226;四”运动，闻一多自认给他的影响太深。这个“影响”，既有激情澎湃中的爱国情怀，也有在砸碎旧时代中产生的背叛欲望的强烈释放，特别地，他从中感受到了一股超然的浪漫主义气息。也许正是在浪漫主义情绪支配下，“五&#8226;四”之后的闻一多，在文学方面，尤其在新诗创作方面，非常活跃。按照梁实秋的说法，那时，闻一多对于新诗的爱好，“几近狂热的地步”。几乎所有的新诗，他都认真地读，仔细地研究，详尽的赞美或批判。1921年到1922年，也就是他在清华的最后一年，他的全部生活似乎只围绕着一个字，那就是“诗”。梁实秋回忆道：那时闻一多“不用上课，所有的时间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一多独占高等科楼上单人房一间，满屋堆的是中西文学的书，喜欢文学的同学们每天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也毫不客气的批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励，……”在这最愉快的一年里，他写了很多的诗，大部分发表在《清华周刊》的“文艺增刊”上，后来集结成册，取名《红烛》。这是他的第一部诗集，也是最著名的一部诗集。

新月派的开端（4）

②联手“反”胡适在受闻一多鼓励的同学中，梁实秋也是其中之一。这时，梁实秋也处于对新诗的热恋中。他俩对于诗歌有许多观点都相同，比如都不大赞同胡适的诗理论。在新月社成员中，闻一多和胡适的关系很微妙。依常理看，胡适是中国新诗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闻一多既然对新诗如此热爱，理应对胡适有一分崇敬。再者，他俩都是从清华走出来的，又都曾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应该是有共同语言的。然而，事实相反。现在回头看，他俩之所以最终走了不同的路，恐怕是注定的，这仅从他俩对新诗的认识态度不一便可窥见其中原因。胡适曾经写过两篇关于新诗研究的文章，一是《我为什么要做新诗？》，一是《谈新诗》。后者被朱自清认为“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胡适在《谈新诗》中，提出了新诗的创作方法，即“诗需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他认为的“好诗”，就是“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句话，表面上看，跟闻一多日后提出的诗的“绘画美”似乎异曲同工，实则不然。胡适在论及“具体的做法”时，举例说：“‘绿垂红折笋，风绽雨肥梅’是诗，‘芹泥垂燕嘴，蕊粉上蜂须’是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是诗。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五月榴花照眼明’是何等具体的写法。‘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何等具体的写法。”也就是说，他强调客观地呈现客观（包括客观的景物和事物），以形成“影像”。闻一多既然要谈新诗，就不能不谈到胡适，以及这两篇文章，特别是《谈新诗》。他在谈到这些时，口气多是轻蔑。在他看来，如此“客观地呈现客观”，虽然客观上达到了“产生影像”的目的，但是因为是机械的呈现，所以缺乏想象力（闻一多称之为“幻想力”）。他批评道：“现今诗人除了极少数的——郭沫若君同几位‘豹隐’的诗人梁实秋君等——以外，都有一种极沉痼的通病，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的确，“想象力”问题，是当时新诗创作的通病。对于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以及胡适在为这部集子做宣传时极力宣扬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诗创作主张，闻一多不仅不屑，简直是愤怒了。他几乎捶胸顿足地说：“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先生啊！你在创作界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了吗？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支持闻一多反对胡适的，就是梁实秋。一向为人温和的他，面对诗坛“非诗化”倾向，也动了怒。他说：“我们以为诗可以用白话写，但白话并不等于诗，诗还是要有诗意才行。像胡适先生的‘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那样的白话诗，我们就不大欣赏。”当然，他们不欣赏，自然有人欣赏。诗人俞平伯、康白情就是胡适“白话诗”的追随者。梁实秋认为：“像俞平伯先生的‘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怎能不想起人儿远呢……’或康白情先生的‘早起，如厕是第一件大事……’这一类的句子更不像是诗。”

新月派的开端（5）

当时，新诗初起，对于何为新诗，什么样的诗才能叫新诗，尚处于探索阶段，诗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俞平伯在胡适的诗主张基础上，主张诗要具有平民风格。闻一多和梁实秋则坚持诗的艺术性，包括想象、情感，以及外在形式的美，而不赞成过分强调诗和平民大众的关系。这样一来，双方便产生了分歧。当俞平伯、康白情的诗集《冬夜》和《草儿》出版并得到胡适等人的称赞时，闻一多和梁实秋都大不以为然。闻一多写了篇《冬夜评论》寄给《晨报副刊》，可是未见刊出，稿子也不见退回。梁实秋很生气，以为刊物故意“留中不发”，遂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向父亲要了一百多块钱，将两篇论文合成《冬夜草儿评论》，交琉璃厂公记印书局排印，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自费出版。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就俞平伯认为“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的……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的本意无关”的作诗观点，批评道：俞君把作诗看得这样容易，这样随便，难怪他作不出好的诗来。……诗本来是个抬高的东西，俞君反拚命地把他往下拉，拉到打铁的抬轿的一般程度。我并不看轻打铁的抬轿的人格，但我确乎相信他们不是作好诗懂好诗的人。不独他们，便是科学家哲学家也同他们一样。诗是诗人作的，犹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这段话，很能表现他对诗的见解。与俞平伯他们把诗作得过于浅俗不同，闻一多又让诗高高在上。对于诗的技术性，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又将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了“靶子”，批评道：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音节。音节之可能性寓于一种方言中，有一种方言，自有一种‘天赋的’音节。声与音的本体是文字里内含的质素；这个质素发于诗歌的艺术，则为节奏、平仄、韵、双声、叠韵等表象。寻常的语言差不多没有表现这种潜伏的可能性的力量，厚载情感的语言才有这种力量。显然，闻一多对于诗，除了强调艺术性外，也很讲究技术特别强调音节、节奏和韵律。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在加入新月社后为什么会大力推行格律诗运动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做着技术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不用说，梁实秋在对诗的理解方面，是和闻一多一致的，这在他的《草儿评论》中有所表现。《草儿》共收入康白情作于1919年至1920年的新诗53首，另收旧体诗59首。梁实秋对新诗中的某些写得不像诗的诗，提出了批评。比如：他认为《别北京大学同学》写得像演说词：“我们想，/所贵乎做同学的应该怎么样？/不是说要互劝道德，互砥学问，互助事业么？”

新月派的开端（6）

他认为《日光纪游》写得像记事文：“于是有寿椿，有日癸，有俶新，有彦之，有/白情，熟路的老朋友有善征，/我们一道儿去逛日光去。/我们一火车直坐到日光驿。”他认为《庐山纪游》写得像日记：“后来我又问了她些庐山的事，/后来她又问了我些北京大学男女合校的事。/后来她又许我送我的书，/后来我又许她介绍她和我的朋友研究/宗教学的江绍原通信。/后来我要走了，/……”还有的，他认为像格言，像小说，等等。因此，他说康诗感情太脆弱，想象力太不足，而且忽视诗的音节和韵律。和闻一多一味批评不同，梁实秋对康诗中的某些写景诗予以了肯定，认为从诗的角度说，像《日观峰看浴日》、《江南》、《晚晴》等都能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其实对于当时如俞平伯、康白情等新诗人的新诗创作，理应这样看：虽然单纯从艺术上来讲，创作固然要符合体裁本身的要求，但文学创作若是带有社会背景的，自然就不能单单从艺术的角度来评判了，否则就会失之偏颇。他们的新诗创作产生于文学语言由文言、半文言向白话文转变的时期，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的创作符合时代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语言的转变。这是积极的方面。同时，新诗又因为是新生事物，幼稚可笑是难免的，矫枉难免过正，所以也不必苛责，要允许它有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当然，这并非说闻一多、梁实秋对俞、康，甚至胡适的批评完全没有益处，因为在时代潮的冲击下，人们往往会头脑发热，犯了毛病尚不自知。此时，闻、梁的批评便如一剂清凉剂，促人清醒，使人自省，从而存利去弊，有利于新诗创作健康地发展。③和创造社的分分合合《冬夜草儿评论》于1922年11月面世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批评的，有冷嘲热讽的。因为它也针对了胡适，所以由胡适主持的《努力周报》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一篇署名“哈”的文章，矛头直指闻一多和梁实秋，对他们的批评进行了措辞激烈的反批评。对此，闻一多在给家乡的父母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不妥协态度：“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报》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闻一多的坚持，固然有自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他和梁实秋的身后，并非完全没有支持者。特别的是，在这些支持者中，有他们崇敬的诗人郭沫若。所以，他对父母又说：“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足见他是多么看重郭沫若的赞成和支持。在对《冬夜草儿评论》的一片指责声中，闻、梁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这封信让他们精神振奋。这是郭沫若写来的一封信，信中，他热情地称赞道：“……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天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者之跫然。”显然，郭沫若将闻一多、梁实秋视为同道。同样地，他俩也将郭沫若视为知音。

新月派的开端（7）

新诗人中，闻一多最欣赏郭沫若，他奉郭为“现代第一诗人”；在新诗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郭沫若的《女神》。他曾在给友人顾毓琇的一封信中，这样剖白自己：“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的人格之影响最大。”他特别推崇《女神》里《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中的一段：“啊，我与其学做个泪珠的鲛人，/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泪偷生，/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就好像那个堕落了的星辰，/曳着带幻灭的美光，/向着“无穷”长殒！”这首诗无论从感情、文字，还是从技术、节奏上来说，都符合闻一多对诗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他认定这是首好诗，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好的白话诗。郭沫若的诗对他起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对此他从不否认。他曾在给兄弟闻家驷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近来的作风有些变更，从前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如《春之首章》、《春之末章》等诗便是，现在则渐趋雄浑、沉劲，有些像沫若。你将来读《园内》时，便可见出。”之后，在美国留学时，闻一多曾专门就《女神》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评论，写了《女神之时代精神》的文章。他认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与其说这是他对《女神》的最高礼赞，不如说是他对新诗的理想追求。如今，《冬夜草儿评论》被郭沫若称赞，闻一多自然欣喜万分。他对梁实秋感慨道：“我们应该满意了。郭沫若来函之消息，使我喜如发狂。我们素日赞扬此人不遗余力，于今竟证实了他确是与我们同调者。”既然是知音，是同调，闻一多很自然地在一个外国刊物正在组织的评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的活动中，投了郭沫若一票。可以说，一篇《冬夜草儿评论》，一封郭沫若的来信，使闻一多、梁实秋和创造社结下了情谊。尽管不久之后，闻一多就出国留学去了，但他最先寄回国内的稿件，就是投给《创造季刊》的。后来，他的诗集《红烛》得以出版，郭沫若帮了大忙，是他将此诗稿推荐给上海泰东书局的。巧的是，正在这个时候，徐志摩从英国留学回来，也和创造社过往甚密。不同的是，闻一多、梁实秋是真正的推崇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而徐志摩则有些不确定，他一方面在《艺术和人生》中表达了“为人生”的观点，一方面似乎也不反对创造社的“为艺术”的主张。从闻一多、梁实秋最终加入新月社也可以发现，他们和创造社的关系，就像徐志摩和创造社的关系一样，在经历了一段甜腻的蜜月期后，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自然是主张与追求发生了变异，而之所以造成这些变异，还得归结于生活经历的不同，生活境遇的差异等。更重要的是，新月社的“绅士”性，创造社的“平民”化，使他们不可能长久地并肩而行。

新月派的开端（8）

“蜜月”期间，除了彼此通信，闻一多、梁实秋的文章还被频繁刊登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当时，在创造社的刊物《创造报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上，主力作者除了创造社的核心人物外，就是闻一多和梁实秋。仅就梁实秋而言，他曾一次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5首新诗；在《创造周报》上六次发表作品。这在一贯孤立排外的创造社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显然，创造社已经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而在外人眼里，他俩俨然也是创造社麾下大员。事实上，他俩的确也曾口头答应过要加入创造社。不仅口头承诺，他们更在行动上支持。比如，梁实秋对创造社“死对头”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进行批评等，都被看作是和创造社的配合作战。闻梁之所以如此“亲近”创造社，除了他们仰慕郭沫若，赞佩他的诗，也欣赏创造社成员的艺术才华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想联合创造社的力量，“对抗”以胡适为首的“新”诗人。他们以为和创造社能够结成联盟，共同致力于新诗的开拓。除此之外，他们也还另有算盘，那就是借创造社之势，积蓄自己的能量。当然，在他们和创造社交往初期，并不存此“私心”，后来渐渐感觉到，他们和创造社之间，到底还是有分歧的，而且分歧还不小。闻一多在自美国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这样说：“迩来复读《三叶集》，而知郭沫若与吾人之眼光终有分别，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即便对于他曾经无限崇拜的《女神》，此时，他也有了微词：“盖《女神》虽现天才，然其technique（技术，技巧，方法）之粗糙篾以加矣。”当他听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针锋相对的大论战，颇有些不满，在给闻家驷的信中，说：“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实际上，闻一多在写赞美《女神》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同时，也写过一篇批评《女神》的《女神之地方色彩》。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郭沫若其实并不了解中国文化，也许正因为如此，《女神》的语言过于西化而欠缺中国本土气味。不过当时，他却只投寄了前文，而保留了后文。因为那时，他和创造社正处于表面上的情投意合状态，也不排除他以此作为对郭沫若助他出版《红烛》的回报。从中可以看出，文人的交往，不免也动用了一些technique。梁实秋从清华毕业后，按惯例也准备去美。在上海逗留期间，他更与创造社密切往来，几乎朝夕相处。大家谈诗，谈文学，谈艺术，谈生活，真可谓相谈甚欢。有一天，梁实秋在郁达夫的陪同下，去拜访郭沫若和成仿吾。谈话间，梁实秋说他患了甲状腺肿，很烦恼。学过医的郭沫若马上说：“我是医生，我来给你看看。”然后，他真的像一个医生一样给梁实秋检查检查起来，也郑重其事地指出病源和医治方法。梁实秋对郭沫若，又多了一层佩服。谈到中午，郭沫若盛情留饭。虽然不过是粗茶淡饭，但梁实秋从中还是感受到浓烈的友谊和深情。饭后接着谈，一直到晚上，一行人又转移到会宾楼，畅怀痛饮。那天，梁实秋喝得大醉。

新月派的开端（9）

也就在这期间，创造社竟然向梁实秋提出，有意将《创造季刊》的编务工作转交他和已经去美的闻一多主持。梁实秋未置可否。因为也就在上海，他发现他和创造社，其实大不同。这个“不同”，倒也不是艺术主张的差异，而是体现在生活方式和精神层面上。他这样回忆道：我有一次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这段话，最能体现“平民”和“绅士”的区别。在郁达夫看来，吃黄酒，追野鸡，打茶围或许够得上名士作派，至少有侠气，而在梁实秋看来，这无疑是荒唐的颓废行为。他不能认同他们以这种极端方式表达失意心态和对社会的叛逆，因此他也不可能理解他们的精神苦闷。像他这样绅士气浓重的“清华学生”，注重行为的规范，举止的温和，语言的典雅。在生活清苦极具平民化的创造社眼里习以平常的“粗野”行为，在梁实秋的眼里也就成了“恐怖”。这又让梁实秋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就在不久前，郁达夫游北京，向作陪的梁实秋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参观园明圆，二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第一个要求，梁实秋自然满口答应。对于第二个要求，梁实秋惊骇不已。“逛窑子”已经不像是当代文明人了，更何况还要逛“四等窑子”，那就更让他这个“清华学生”不可想象了。他以“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为由拒绝了。梁实秋总是将“清华学生”挂在嘴上，不免清高。不论清华学生逛不逛四等窑子，梁实秋是不逛的。他的“不逛”，也就意味着他不能理解郁达夫的“逛”。仅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人生价值观不同，当然也就造成文学主张不同，艺术追求不同。有的时候，文学主张、艺术追求有时会改弦更张，但是，由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生活经历、人生际遇所造就的精神气质，却是难以转变的。他们日后的分手，是必然的。其实，就闻一多、梁实秋这样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又崇尚自由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可能甘愿依附于创造社的。尽管他们表面上和创造社成员你来我往，又频繁地在《创造》刊物上发文，但私底下他们却早已萌生独立于创造社、自行筹办刊物的准备。闻一多曾写信给梁实秋说：“我看倒不如将其材料并入杂志而扩充杂志为季刊，以与《创造》并峙称雄。”这透露出了闻一多的“野心”。他们计划的刊物，取名《河图》，初时准备办成月刊，后有意改为季刊，最后又改为半年刊，连创刊号的稿子都备齐了，但最终还是流产了。无论是创办这份刊物的宗旨、编辑思路、审美取向，还是作品内容、作者阵容等，从《河图》身上都可以看到日后《新月》月刊的影子。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新月》月刊主要是徐志摩、胡适创办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闻一多、梁实秋早已孕育的文艺思想。可以肯定的是，徐志摩的主张从“为人生”到“为艺术”，有过迂回，而闻、梁的理想却是一脉相承的。

新月派的开端（10）

虽然在这个时期，闻一多和梁实秋总是并肩战斗的，但他俩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闻一多和创造社的“亲近”，多少有借《创造》表达他自己的文学艺术观的意向，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他就会舍弃“母体”而独立。日后，他加入了新月社，也是借《晨报副刊》这个阵地，创办了符合他的审美趣向和文艺主张的《诗镌》。相对而言，梁实秋和创造社分手，则更多的是出于彼此不合。梁实秋离国赴美时，郭沫若抱着幼子和成仿吾、郁达夫一起将他送到码头，双方依依惜别。然而，几年后，梁实秋回国时，他直言和郭沫若“道不同不相为谋”，更在《“文人有行”》一文中，斥责郁达夫“无行”，说：“无行的文人中之最无行者，就是自家做了无数桩的缺德事，然后倨傲的赤裸的招供出来，名之曰忏悔。忏悔云云，并不是悔过的表示，只是侮慢社会的公认的德行，不以可耻的事为可耻，一五一十的倾倒出来，意若曰：‘我做下这等事了，你们来表同情与我，你们快来赞叹我！我敢作敢当，你们平庸的人敢做这等事吗？做了敢于承当么？’这样的论调时常就可以震慑住一般的人，于是在一片忏悔声中无行的文人就变为真诚的英雄了。”此时，他与郭沫若，与创造社已形同陌路。④同办“大江会”前后脚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和梁实秋继续保持着来往。初抵美国时，闻一多在芝加哥的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开始时，他很努力，但时间长了，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实在无法忍受一个石膏素描一画就画了一年的寂寞和枯躁。其实，他并非厌倦了绘画本身，而是更热衷于文学和诗。他学画，也没有日后当一个画家的打算，而是预备做一个美术批评家。何况他自信他有美术方面的天才，因此认为，学与不学没有区别，而且即便是学，也不一定非在课堂不可，更非在美国的课堂不可。重要的是，他人在美国，心却时刻向往着祖国，他对美国始终无法建立起好感。白人对黄种人无处不在的歧视，更让他想念祖国以至心痛。他在《忆菊》这首诗里，高呼“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已经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这种爱国思想，在他《洗衣歌》诗中表现得最强烈。因为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留美学生经常被美国人问“你爸爸是洗衣裳的吗”，似乎中国人除了洗衣再也不会干别的事了，而以洗衣为业的华侨待遇之低，令多愁善感又爱国的闻一多愤笔写下《洗衣歌》：（一件，两件，三件，）洗衣要洗干净！（四件，五件，六件，）熨衣要熨得平！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新月派的开端（11）

梁实秋到美国后，来到科罗拉多温泉（简称珂泉），进入了一个规模很小、只有几百个学生的大学（简称珂大）。它虽然小，却也是哈佛大学所承认的西部七个“小”大学之一。这里最吸引人的，是绝美的风景，宜人的气候。刚刚安顿下来，梁实秋就给闻一多写了封信，信中夹着12张珂泉风景明信片。他在信中，故意说：“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他知道闻一多在芝加哥过得不愉快，想以此逗逗他。没想到，几天后，闻一多竟拎着随身行李，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珂泉——他放弃了芝加哥美术学院的学业，转学到了珂大艺术系，也选修了梁实秋选修的“丁尼孙与伯朗宁”和“现代英美诗”两门课程。于是，两人又成了同学。从此，闻一多更加冷淡他的绘画专业，而一心扑在文学上。两人在留学期间的大收获，除了学业上的，还有学业以外的。比如，他们创办了“大江学会”，他们投身戏剧而创排了话剧，并在美成功公演。这都为他们日后回国加入新月社、实践自己的理想而做的演习。1924年暑假，从珂大毕业的梁实秋准备到哈佛求学，闻一多则要到纽约去，二人搭伴同行。途经芝加哥时，他们依约下车赴会。聚会的地点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一条名叫Drexel的小街尽头的一家小旅馆。房子很陈旧，设备很简陋，规模很狭小，租金也很便宜。就在这家几乎没有其他房客的小旅馆里，一帮爱国青年为国家民族的崛起精心策划。经过一连数日的交换意见，大家最终归纳出几项共同的看法：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处境，不应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在达成共识以后，他们接着讨论组织问题。既然是组织，自然得有名称，大家争来嚷去，最终定名“大江会”。随后，大江会的成立典礼在这家小旅馆的客厅里举行。他们面对一面长达一丈的大国旗，庄严宣誓：“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显然，“国家主义”是大江会的宗旨，其核心内容是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从此，闻、梁便以“国家主义者”自居了。按照梁实秋的说法，大江会“不是政党，更不是革命党，亦不是利害结合的帮会集团，所以并没有坚固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尽管如此，大江会在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努力经营下蓬勃发展，人数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到三五十人。他们还策划发行了《大江季刊》。闻、梁分别在该刊发表了多篇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文，比如闻一多的《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七子之歌》等；梁实秋则创作了爱国主题的小说《公理》。可惜的是，由于大江会中部分骨干成员先后学成回国，《大江季刊》只出了两期就不得不休刊了，大江会也随之解体。

新月派的开端（12）

梁实秋说，“很多有涵养的人到了美国真正做到了宾至如归的境界，一多则异乎是”。有着一颗浓重爱国心，又眷恋家庭而不适合长期羁旅的闻一多，在通过与余上沅梁实秋共同创办的中华戏剧改进社，和徐志摩及新月社建立了联系后，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活，返国。此时是1925年6月。随后，他加入了新月社。一年以后，梁实秋回国，也加入了新月社。那时，由闻一多参与创办的《诗镌》在只维持了两个月之后，刚刚停刊。2、徐志摩和闻一多：新月派的一双柱石①徐志摩为闻一多介绍工作有一个学生这样回忆他的老师给他们上课时的情景：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作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他涉猎很广，但是对哪一个“面”或哪一个“点”也缺少钻研。他讲西方诗，特别是英国诗，应说是当行，讲起来也时有精彩的体会，却多借题发挥，跑野马，有时候引了大段至整篇原文，有时加上译文，作为课堂讲义也不合格。他讲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尔固然有些隔靴搔痒，他讲英国浪漫派大家拜伦也废话太多，……另外有一个学生这样回忆他的老师给他们上课时的情景：那是初夏黄昏，……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披着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眼镜，穿着黑色长衫，抱着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搞抄本，昂然走进教室来。当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匝，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他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神秘的面容。——显然，他像旧中国许多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课精彩。不知道的，一定以为他们所说的是同一个人，一样的博学，一样的潇洒，一样的无拘无束，一样的浪漫无羁，一样的具有独特的艺术家气质。当然，他们所说的不是同一个人。前者的“老师”是徐志摩；后者的“老师”是闻一多。

新月派的开端（13）

作为新月派的一双柱石（苏雪林语），他们自然有颇多相似之处。从家庭来说，他们都家境优裕，生活富足：徐志摩出身富商，闻一多出身乡绅；从年龄来说，他们算得上是同龄人，徐志摩只比闻一多年长两岁；从所受教育来说，他们幼时都读过私塾，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成人后，他们都曾留学美国，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迷恋新诗。“诗人”的身份，艺术家的气质，应该是他们最主要的共同之处。不过，他俩的差异，似乎更明显和突出。徐志摩出身于浙江，气质上不可避免地具有锦绣江南特有的温和和绵柔；闻一多出身于湖北，在楚文化的熏陶下，性格中有坚毅果敢和不屈不挠的成分。徐志摩的求学经历比较复杂，他1915年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随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又肄业于上海浸信会学院，同年秋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又一年，因北洋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他转入北大法科，一年后赴美。闻一多的求学经历很简单，他直接从武昌两湖师范附属小学考入清华学校，十年后赴美。同样留学美国，徐志摩起初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而闻一多学的是绘画。同样由别的专业转入文学，不同的是徐志摩由美抵英，在英国改学文学，而闻一多没有到过英国。因为徐志摩学过政治经济学，又深受英国康桥文化的影响，在政治上，他推崇英美政治；在文学上，他崇尚自由；闻一多自始至终憎恶美国文化，推崇国家主义，主张爱国情怀和艺术主张相结合。徐志摩被定义为“浪漫诗人”，闻一多则被认为是“爱国诗人”。另外，对于胡适的不同态度，也是他俩明显的差异所在。徐志摩尽管并非赞同胡适所有的观点和主张，但总的来说，他对胡适是极为推崇的。他们也有许多相投之处，比如，在政治上，他们都赞成和平改良，反对暴力等，两人的友谊维持了一生；闻一多则对胡适冷淡甚或反感。徐、闻两人的异同，使他们能够携手共创《诗镌》，在共同的主张和追求中携手，却也在携手中产生分歧和矛盾，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徐志摩派”和“闻一多派”。无论如何，这两个“派”都属于新月派。也就是说，新月是派中有派。有意思的是，在“诗镌”时期，徐派和闻派势力并不均等。闻派明显属于强势，他们推行了“格律诗”。在创作格律诗方面，徐志摩是被影响的一方。但是，身为《晨报副刊》的主编，闻一多又必须倚重徐志摩。于是，他俩的关系，也就饶有意味了。有人说，一提起闻一多，很自然地会想到新月派；反之，一提到新月派，很自然地会想到闻一多。仿佛闻一多和新月派是连体儿似的。闻一多原先被认作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新月派的文艺理论家”、“新月派的主将”、“新月派格律诗的奠基人”，似乎并无疑义，然而一旦成为著名的民主斗士与爱国主义者，便有人十分不情愿他和新月派有什么瓜葛了，甚至极力想撇清他和新月派的关系，以使“清白”。

新月派的开端（14）

剧作家熊佛西在1946年闻一多被暗杀后写的《悼闻一多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那就无异说，你是一位专咏风花雪月，而不管人民现实痛苦躲在象牙之塔里的诗人。这我要为你抗议。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你比新月派的诗人伟大，你比他们更爱国，更爱人民，更了解人民。……与其说你是新月派的诗人，毋宁说你是爱国派的诗人。”在他眼里，新月派诗人是“专咏风花雪月，而不管人民现实痛苦”的。显然这是对新月派的误解，对新月派诗人所写的诗的误读。熊佛西作为一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专业学成归来、曾任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的这样一位从事文艺研究的学者型作家，产生这样的误解误读，颇有意味——是什么缘故使他下此明显错误的论断？是出于隔行的隔阂，还是出于派别的偏见？熊佛西“与其说”“毋宁说”地亟欲将闻一多从“新月派”里拉出来又纳入“爱国派”，也许他以为这是为闻一多好吧？闻一多曾经在1937年的时候，愤愤地对学生臧克家说过：“‘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由此也略可一窥新月派当时及之后的声名。和有些人连闻一多加入过新月社都不肯承认相比，熊佛西好歹在《悼闻一多先生》中这样说：“你曾加入过新月社，但你之加入新月社完全是由于你和徐志摩私人的感情关系，你的人格和文格都和他们不相同。”虽然他在这段话中，武断地认为闻一多的“二格”高于徐志摩们，但到底没有否认闻一多加入过新月社这个基本事实。当然，他也不忘强调一下他加入的原因。闻一多加入过新月社是毋庸置疑的。他在1925年8月11日写给弟弟闻家驷的一封信中，明确说：“我等已正式加入新月社，前日茶叙时遇见社员多人，中有汤尔和、林长民、丁在君（话间谈及舒天）等人。此外则北大及北大外诸名教授大多皆社员也。”他所说的“北大……名教授”应含胡适。在出国前，他对胡适是不屑的。他对胡适的为人、为诗都不以为然，却也加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新月社，是为什么？熊佛西所说的“完全是由于和徐志摩私人的感情关系”，也许是事实。闻一多在回国以前，徐志摩似乎并没有见过他。徐志摩回国后，应梁实秋为首的“清华文学社”之邀到清华演讲“艺术和人生”时，闻一多刚刚去了美国。可以推测，此时，他听说过闻一多这个人，因为闻一多是清华文学社的老大哥。不仅如此，他当时演讲的不成功，除了梁实秋所说的“牛津方式”等因素外，闻一多对清华文学社潜在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徐志摩的洋作派，以及否定中国传统，高举西洋大旗的行为，对于那些曾经是闻一多的“追随者”的清华文学社同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和认同的。

新月派的开端（15）

1923年秋，徐志摩组织新月社前身聚餐会时，闻一多的诗集《红烛》出版。徐志摩读了之后，大为赞赏，认为作者是“继郭沫若之后新诗坛上的又一个希望”。由诗及人，这个时候，他对闻一多这个人，有了一定的了解。与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他们在美国听说了新月社的活动的同时，在国内的徐志摩也听说了闻一多们成立了中华戏剧改进社。之后，双方开始了联系。闻一多是1925年5月回国的，这时，徐志摩正在欧洲游历，两个月以后回国。从闻一多写给闻家驷的那封信中可知，他在8月11日之前，也就是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加入了新月社。的确和徐志摩有关。1926年1月23日，闻一多给尚在美国的梁实秋写了一封信，说：“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次之则邓以蜇、赵太侔、杨振声等。”有人从这句话推测，那时的闻一多和徐志摩的关系只能算是一般，不但不亲密，而且交往甚少。尽管他在信里还有一句话，“新月社每两周聚餐一次。志摩也常看见”，也还是有人认为“常看见”并不意味着他俩有很深的私交。实际上，在闻一多和徐志摩先后回国初期，两人有过一段还算亲密的交往。这主要表现在徐志摩很热心地为闻一多介绍工作。当时，《晨报副刊》正在和徐志摩接洽让他接掌事宜，徐志摩一直在犹豫。从闻一多还是在8月11日写给三哥闻家骢的一封信中可知，徐志摩有意让闻一多顶替他接办“晨副”。信中他写道：“徐有意将《晨副》事让弟办理。据徐云薪水总在二三百之间，大约至少总在百元以上。”徐志摩为什么会想到让闻一多来办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闻一多曾经让他帮忙找工作。有一天，徐志摩问闻一多：“谋到饭碗否？”闻一多据实回答：“没有。”随口也就向徐志摩请求道：“可否替我想想法子？”后来，两人谈到了“晨副”，徐志摩就说：“一多，你来办罢！”对此，从内心来说，闻一多是极愿意的。那个时候的年轻知识分子，都有结社办刊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闻一多尤其如此，他不是早在出国之前就和梁实秋谋划过办一份能跟《创造季刊》并峙称雄的刊物吗。眼下，有这样的机会，理应求之不得。不过当时，他没有立即应允，其中原因不是不愿，而是“不便”。他是个细致的人，也很敏感，他在信中这样解释道：“弟因徐意当时还在犹夷，不便直接应诺。”“犹夷”一词，表明徐志摩脱口而出让闻一多“办”，有些冲动。他自己，并非完全不想接受此任。他之所以这么说，的确善良热心，出于为闻一多多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工作着想。闻一多一方面没有直接应诺，一方面计划稍过时日，如果徐志摩自己不再提的话，他将请余上沅和赵太侔他们向徐志摩提一提。他对闻家骢说：“想不致绝无希望也。”看得出来，他对于出任“晨副”主编颇有信心。这信心除了来源于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外，还因为他认为此时的“晨副”代理主编刘勉己对他很看重。在信中，他又这样说：“刘勉己与弟已有来往，昨日来函约为特约投稿员，稿费每千字在二元以上。刘初次遇弟时，甚表敬意。刘亦属新月社。大约弟担任《副镌》（即‘晨副’），刘之方面亦不致有异议。”

新月派的开端（16）

然而，事情的结果没能如闻一多的愿，最终还是由徐志摩当了“晨副”主编。也许还是出于热心，也许是为了补偿，徐志摩又介绍闻一多和余上沅、赵太侔三个人到刘百昭执长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闻一多的职务是教务长。刘百昭是章士钊的部下，刚刚接手艺专任校长，急需人才。他很信任徐志摩，对徐介绍的三个人，没有多考虑就全部聘任了。除了闻一多任教务长外，赵太侔任戏剧系主任，余上沅被聘为教授。工作终于落实了，而且还有了个一官半职，闻一多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自知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又不喜欢在刘百昭手下任职，只不过，正如梁实秋所说，“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他也只能勉为其难地就职上任了。苦熬了一段时间，他越来越懊丧。他给梁实秋写信，说：“当教务长不是我的事业，现在骑虎难下真叫我为难。”他不但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务长，后来，还差点儿当上了校长。他向梁实秋诉苦道：“现在为校长问题学校不免有风潮。刘百昭的一派私人主张挽留他，我与太侔及肖友梅（音乐家）等主张欢迎蔡孑民先生，学校教职员已分为两派。如果蔡来可成事实，我认为他是可以合作的。此外无论何人来，我定要引退。今天报载我要当校长，这更是笑话，‘富贵于我如浮云！’我只好这样叹一声。”不管怎么说，闻一多能找到工作，是徐志摩帮的忙。可以想见，闻一多是感激徐志摩的。但是，这个工作却又不是闻一多喜欢的——他喜欢的工作，应该是接办《晨报副刊》，而这个工作恰恰又是属于徐志摩的。他对徐志摩的感激，因此多少会掺杂一些遗憾。②闻一多借徐志摩之力办《诗镌》让闻一多懊丧的不仅仅是从事着自己不喜欢的行政工作，也在于回国后的八九个月内因诸事繁杂而只写了两首诗。这让嗜诗如命的他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诗写得虽少，但诗谈得并不少。他与“四子”过从甚密，，在一起谈什么？谈诗。闻一多初回国时，和余上沅、陈石孚在西城的梯子胡同赁屋而居。后来，他将妻女接到北京，便迁居到西京畿道三十四号。不知是从梯子胡同起，还是在西京畿道三十四号，“四子”，还有其他年轻诗人频繁出入闻家。渐渐地，发展到大家定期在这里举行诗会。谁有了新作，就当众朗诵，由其他人评品。那段时期，闻一多的家成为这帮年轻新诗人的一个诗的世外桃园。闻一多提到的“四子”，究竟是哪四子？目前说法不一，有人说，指的是饶孟侃（子离）、朱湘（子沅）、杨世恩（子惠）、刘梦苇。也有人说，是饶、朱、杨和孙大雨（子潜）。准确地说，后者是“清华四子”，亦即他们四人都曾是清华文学社的成员，因为都是诗人，名号中又都有个“子”字，被称为“四子”。至于为什么刘梦苇“替”下了孙大雨，恐怕是因为闻一多曾在一封给梁实秋和熊佛西的信中，这样写道：“《诗刊》（应该是《诗镌》）重要分子当数朱、饶、杨、刘。四子中三人属清华，亦又怪事也。”事实上，孙大雨也是参与其中的。在《诗镌》时期，孙大雨的新诗创作和对于新诗的理论，也都有大贡献。至于闻一多在信里为什么没有提到孙大雨，大概和孙大雨在诗的“音节”问题上的主张与他们不太一致有关。

新月派的开端（17）

颇有意味的是，此时，徐志摩并不在其中。换句话说，闻一多是撇开徐志摩这个在当时已负盛名的诗人而另外聚集了一帮诗人开展诗的活动的。也就是这群新诗人，撑起了《诗镌》的一片天。当然，《诗镌》得以创办，离不开徐志摩的支持，因为他是《晨报副刊》的主编。回国初时的闻一多，加盟新月社，又在徐志摩的介绍下找到了工作，应该说，他俩是有过频繁交往的。但是，这样的交往，并不意味着他俩真的情投意合。更准确地说，不意味着闻一多对徐志摩有更多的好感，他似乎无意将徐志摩视为知己。反过来，徐志摩对闻一多则更主动地表示亲近。所以有人说，不是闻一多主动攀附徐志摩，而是徐志摩主动攀附闻一多。这样说来，徐志摩似乎处于比较低的地位，而闻一多在徐志摩面前却有点傲气。事实上当时，徐志摩名声更大一些，而且还是北大的教授，而闻一多刚刚留学回来，资历尚浅。闻一多对徐志摩何以如此冷淡，以至于连诗人们的聚会都要撇开他呢？梁实秋做了解释：“我没有参加过北平的新月社，那时候我尚在海外，一多是参加过的，但是他的印象不大好，因为一多是比较的富于‘拉丁区’趣味的文人，而新月社的绅士趣味重些。”表面上看，是“拉丁区”与“绅士”趣味的不能兼容。而实际上闻一多的身上并非毫无绅士气。或者说，在成为“斗士”之前的闻一多的身上，具有相当强烈的绅士气。早在1922年，闻一多出国后，在写给梁实秋、吴景超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批评之态度宜和平。实秋讲话太多锋芒，宜稍隐藏，不可逞一时之痛快以自失身份也。”什么人最讲究身份？绅士也。还有一次，闻一多写信给他过去的一个学生、诗人陈梦家，称呼他为“梦家吾弟”。陈梦家在回信时，称呼他为“一多吾兄”，这让他大怒，把陈梦家好好训了一顿。梁实秋感叹道：“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什么人最讲究礼节？绅士也。也许闻一多的绅士趣味的确不如徐志摩浓重，但他并非毫无绅士趣味，由此认定他因此对徐志摩、对新月社“印象不大好”，尚缺说服力。这只能从别处找寻原因。从为人来说，闻一多这个人一向比较高傲，独立性极强，不太愿意依附于他人的羽翼之下。他回国之初，的确“难为择木之鸟”，因此不得已才在徐志摩的介绍下到艺专工作，而且还不大情愿。从他早在出国之前就准备自办刊物，到他在美国时创立“大江会”，都可以看出，他始终有自挑头办刊结社的意识。尽管他一回国就加入了新月社，但严格说来，那只是口头上，或是形式上的加入，因为那时的新月社更像一个俱乐部，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就他的性格而言，他是不甘心仅仅做一个俱乐部性质的新月社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成员的，因此，他加入新月社的动机，更可能是为了依托这个平台，寻找机会，或者说，等待机会。

新月派的开端（18）

对于徐志摩这个人，闻一多并不喜欢。其实真正喜欢徐志摩这个人的，并不是很多。他虽然热情、善良，从来都与人为善，但他冲动、情绪化、感情至上，因而显得轻浮，欠缺沉稳，给人以不安定之感。早在泰戈尔访华时，闻一多对徐志摩表现出对泰戈尔的极度崇拜就很不以为然，甚至很反感。这时，他正留学美国，在听说了国内由徐志摩等人掀起的“泰戈尔热”后，写了一篇“反面”文章《泰果尔批评》，寄回国内发表。文章提醒人们在欢迎泰戈尔的时候，“要的是明察的鉴赏，而不是盲目的崇拜”。也就是说，他针对徐志摩唱起了反调。仅从这件事上便可以看出，在有些方面，他们意见相背，观点相左。如果说，闻一多对徐志摩还有些兴趣的话，恐怕在于对徐志摩的诗尚有些好感。闻一多最欣赏的诗人，是郭沫若、田汉和徐志摩。但是，就像他对郭沫若的《女神》在极力赞美的同时，也有冷静的批评一样，可以想见，他对徐志摩的诗，一定也不全都是夸赞。特别是他在美国写了《洗衣歌》这样的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诗以后，对徐志摩充斥着个人情爱、私人呓语的诗，很可能就会不屑和厌烦了。更何况，徐志摩的诗，是典型的自由体的，而闻一多则已经开始讲究起诗的格律了。从这个方面说，闻一多越发视徐志摩为“异己”了，渐渐地，又另聚了“闻一多派”的诗人们。后来，徐志摩又进入了闻一多他们这个圈子。他在于1926年3月30日为《晨报副刊&#8226;诗镌》写的发刊词《诗刊弁言》一文中，说：“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见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这段话，很能说明闻一多他们的确是背着徐志摩建立了一个“新诗人的乐窝”，而徐志摩直到《诗镌》要刊行了，才得以进入这个乐窝。他既惊讶于这个乐窝竟早已存在，也惊讶这个乐窝的奇特，他将它比作秦始皇的宫殿，称为“阿房”：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的情调。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不消说，当然是米鲁薇纳丝一类的雕像。他的那个也够尺外高，石色黄澄澄的像蒸熟的糯米，衬着一体黑的背景，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看了叫人想起一片倦阳中的荒芜的草原，有几条牛尾几个羊头在草丛中掉动。这是他的客室。那边一间是他做工的屋子，基角上支着画架，壁上挂着几幅油色不曾干的画。屋子极小，但你在屋里觉不出你的身子大；带金圈上的黑公主有些杀伐气，但她不至于吓瘪你的灵性；裸体的女神（她屈着一支腿挽着往下沉的亵衣），免不了几分引诱性，但她决不容许你逾分的妄想。白天有太阳进来，黑壁上也沾着光；晚快黑影进来，屋子里仿佛有梅斐士滔佛士的踪迹；夜间黑影与灯光交斗，幻出种种不成形的怪像。这是一多手造的阿房，确是一个别有气象的所在。……

新月派的开端（19）

《晨报副刊&#8226;诗镌》是1926年4月1日正式刊行的，所以在3月30日，徐志摩以《晨报副刊》主编的身份写下了这篇发刊词。仅在几天前，他才得以进入闻一多的“阿房”。也就是说，徐志摩最终走进“闻一多派”诗人的圈子，并不是因为闻一多他们很热情地主动邀请他、接纳他，而是因为《诗镌》，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要利用《晨报副刊》这个平台，作为他们实践格律诗的实验基地，想要利用《晨报副刊》，当然不得不求助于徐志摩。起初，闻一多他们是准备自己办个《诗刊》的，但面临着两个问题。据当时也是“阿房”中的诗人蹇先艾回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印刷费无着，一个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当权，办刊物要‘呈报’备案，段祺瑞一向视新文学运动为‘洪水猛兽’，报上去，肯定会石沉大海，因此，大家又皱起了眉头来。”光皱眉头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出点子想办法。不知是谁提议：“不如借哪家报纸副刊的篇幅出一个周刊，这个办法简单，只要副刊的编辑同意就行了。”其他人一听，都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当时北京的报纸副刊，除了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就是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了。闻一多他们分析了这两家副刊，觉得《京报副刊》已经有了好几份周刊，如果再让他们出一份《诗刊》周刊，可能会比较困难。既然如此，他们便将眼光盯在了《晨报副刊》上。相对而言，《晨报副刊》也更适合，因为徐志摩本人就是一个诗人，而且闻一多又是新月社的人，与徐志摩也有些交情。加上蹇先艾的叔父和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老朋友，而蹇先艾自己，早在徐志摩回国初住在石虎胡同松坡图书馆时，就和徐志摩相识了。在徐志摩任《晨报副刊》主编后，包括闻一多、蹇先艾、饶孟侃、朱湘在内的诗人们经常投稿，都与徐志摩不陌生。于是，闻一多和蹇先艾一同去找徐志摩，说明了来意。徐志摩答应得相当爽快，按照蹇先艾的说法，“没有作任何考虑”。徐志摩答应得爽快，恐怕有四个原因，一是他本人是诗人，对于办专属于诗人，专属于诗的刊物自然是本能地积极支持的；二是他这个人确实比较随和，像胡适说的，“他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像沈从文说的，他“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有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这都使他很容易地接纳他人，顺从他人，尊重他人。三是他组织新月社，接掌《晨报副刊》，都有“露棱角”、实践自己艺术主张的强烈意识。新月社越来越像一个社交团体，一个俱乐部，而非他“想望”的纯粹文化团体，这让他很痛心；《晨报副刊》虽然能作为他的“喇叭”，用它吹奏他的音调，但它毕竟只是报纸副刊，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刊物。四是闻一多、蹇先艾在说服徐志摩的时候，一定会将他们推行格律诗的打算告诉他，而他也有探求新诗形式变化和发展的愿望。这都使他们可谓一拍即合。《诗刊弁言》是徐志摩撰写的，更多的表达的是徐志摩的理想，虽然不能完全涵盖闻一多等人的全部思想，但也包含了他们的部分主张：

新月派的开端（20）

我们的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再说具体一点，我们几个人都共同着一点信心：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搏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最后我们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是有一个伟大美丽的将来的。《诗镌》虽然不是新月社的社刊，但不能说和新月社毫无关系。闻一多利用《晨报副刊》创办了《诗镌》以推行其格律诗的主张；反过来，徐志摩也借《诗镌》实现他的新月社未能实现的理想——不论这个理想最终是否真正得以实现。因此，《诗镌》一方面是徐志摩和新月社以外的不同于新月社绅士气、却又在艺术上有相近志趣和追求的诗人们的一次合作，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新月社的一次艺术活动。尽管有人不赞成将《诗镌》和新月社联系在一起，也不认为从《诗镌》开始，新月派逐渐形成，但是，不可否认，新月社是新月派的前期社团。虽然“新月派”，包含了太多，可能很复杂，并非仅限于格律诗，但也不可否认，格律诗是新月派这个文学流派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说来，新月派起始于《诗镌》的说法，也是说得通的。有人说，闻一多与《诗镌》的关系，远胜于他跟新月社的关系。如果将新月社和《诗镌》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的话，那么，这么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诗镌》是由他一手创办的，尽管它的创办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徐志摩的支持，但显而易见，他的作用是大于徐志摩的。他对《诗镌》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第一期的《诗镌》刊头，由他亲自设计：一匹神马，展开双翼，正在腾空跃起。马的后腿下面，是一个圆圈，里面写着醒目的两个大字：诗镌。他还在给梁实秋、熊佛西的信中，不无自负地宣称：“……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

新月派的开端（21）

③徐志摩和闻一多的分歧苏雪林说徐志摩和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一双柱石”，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月派是自《诗镌》开端的，因为办《诗镌》是两人的第一次携手合作。虽然严格来说，《诗镌》是闻一多和“闻派”诗人们“创”的，但创了之后的“办”，徐志摩则倾注了不少心血。所以有人说，在《诗镌》时期探求格律诗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除了闻一多，就是徐志摩。起初，《诗镌》同人决定采取主编轮流制，每人编两期。因为是周刊，所以，每半个月换一个主编。由徐志摩负责编辑第一、二期。第三、四期由闻一多主编，接着是饶孟侃……，以此类推。同时，他们还议定每两周聚会一次，主要是互相传阅稿件并进行讨论，为下一步的出刊做准备。这“每两周聚会一次”，跟新月社“每两周聚餐一次”很相像，也许正是延袭了新月社的一贯做法吧。不同的是，《诗镌》的聚会，是为了出刊；新月社的聚餐，更多的是为了结友交际。《诗镌》前四期按计划由徐志摩和闻一多分别主编，很顺利。第五期由饶孟侃主编，之后，就又由徐志摩主编了。两个多月后，也就是《诗镌》出过第十一期后，按照徐志摩说法，《诗镌》放假了。在这十多期《诗镌》上刊发诗作、诗论的，有徐志摩、闻一多，以及“四子”，即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还有刘梦苇、刘大楠、蹇先艾等。很明显，大多数都属于“闻一多派”。因此，《诗镌》更多体现的是闻一多的办刊思想，而与徐志摩所理解的和期望的，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异。前已叙及，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曾经发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苏俄仇友”的讨论，而他的思想倾向也不含糊。闻一多没有参加辩论，他的“不说话”，也许不能表明他是赞同徐志摩的，但至少可以说，他是不反对的。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在他给梁实秋的一封信里可以获知：“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为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在他回国后，和主张国家主义的李璜关系很好。后来去了台湾的李璜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有一次，闻一多对他说：“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对于文艺，徐志摩与闻一多有着不同的态度。徐志摩是单纯为文的探索，而非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他在《诗刊弁言》中即说：“我如其胆敢尝试过文艺的作品，也无非是在黑弄里弄班斧，始终是其妙莫名，完全没有理智的批准，没有可以自信的目标。”闻一多则不然，他头脑清醒，目标明确。在《诗镌》创刊号上的《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一文中他说：“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刊就诞生了，本是碰巧的事。但是谁能说诗刊与流血——文艺与爱国运动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文艺与爱国运动应当结合在一起，文艺应当反映爱国思想，进而反映政治态度。所以他“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

新月派的开端（22）

尽管第一期的《诗镌》是由徐志摩主编的，但将该期定名为“三&#8226;一八纪念专号”，则更多地体现了闻一多的主张。正因为是纪念专号，所以该期登载的纪念诗文包括闻一多的《文艺与爱国》和《欺负着了》；饶孟侃的《天安门》；杨世恩的《“回来啦”》；蹇先艾的《回去！》；刘梦苇的《寄语死者》；于赓虞的《不要闪开你明媚的双眼》。像这样专门以“专号”的形式登载带有明确政治性的诗文，在新诗运动以来，是不曾有过的。就连徐志摩也一改执着于情爱和个人感受的为诗风格，特别为“惨案”写了一首《梅雪争春》。当然，徐志摩并非自此才开始创作具有爱国情怀的诗歌的。之前，他写过同情劳动大众的《先生！先生！》、《盖上几张油纸》、《叫化活该》、《谁知道》等；写过控诉军阀的《“这年头活着不易”》、《庐山石工歌》等。从这个方面说，他和闻一多是有相近之处。徐志摩在《诗镌》时期，受到过闻一多的影响。写纪念诗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由自由诗体转向格律诗体的尝试。1931年，他在出版《猛虎集》时，说：“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如果说《诗镌》也体现了徐志摩和闻一多共同的思想，那就是对格律诗运动的倡行。正如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说的“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诗运动，在格律诗之前，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白话诗人打破了文言和旧诗词格律的束缚，开创了以白话文作自由诗的先河；二是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自由体诗。白话诗也好，浪漫诗也好，最显着表现“新诗”特点的，就是自由。然而，过度的自由又带来诗歌散文化，甚至浅白直露，通俗到低俗的恶果。于是，对于诗歌是否要讲究意韵、格律，便引起了诗人们的思索。在《诗镌》之前，诗人宗白华、刘半农、赵元任等就已经提出了“重造新韵”的构想。因此可以说，闻一多等新诗人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了格律诗的主张。就格律诗的理论而言，最先在《诗镌》上关于诗的形式问题发表文章的是饶孟侃，他在该刊第四期上登载了一篇《新诗的音节》，意在唤起诗人们注意诗的音节。随后，在该刊第七期上，闻一多发表了著名的《诗的格律》。这篇文章占据了该期一半篇幅，详细论证了“格律”。他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自由美的不尽完善需要艺术美来补充，而格律是艺术美的先决条件，“精缜的格律便是精缜的艺术”。他认为：“越有魄力才情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他还不无讽刺道：“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做诗的，格律便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格律便成了表现的机器。”

新月派的开端（23）

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按照他的说法，是form（形状、形态、外形、形式），而不是单纯的rhythm(节奏、韵律)。因此，这个“格律”，不同于旧体诗中的格律，而是由诗作者自己创建的、和诗的内容相结合的、可以不断翻新的一种新的节奏形式。总结而言，就是“诗之三美”，即音乐美（包括诗的音韵和节奏，即音节）；绘画美（包括诗的遣词和造句，即词藻）；建筑美（包括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不论从何种角度说，他的这个诗的理论，对于处于不断摸索阶段的新诗，具有改变观念、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在“三美”中，闻一多尤其重视音乐美，即音节，他称之为“音尺”。比如：“孩子们惊望着他的脸色/他也惊望着炭火的红光”这两句诗，可分别分为四个音尺，即“孩子们”、“惊望着”、“他的”、“脸色”和“他也”、“惊望着”、“炭火的”、“红光”。他分析道：“这里每行就可以分成四个音尺，每行有两个‘三字尺’和两个‘二字尺’，音尺排列的次序是不规则的，但是每行必须还他两个‘三字尺’两个‘二字尺’的总数。这样写来，音节一定铿锵；同时字数也整齐了。所以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在他那首著名的《死水》一诗中，也可以发现这样的音尺。以第一节为例：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二字尺、二字尺、三字尺、二字尺）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二字尺、三字尺、二字尺、二字尺）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二字尺、三字尺、二字尺、二字尺）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二字尺、三字尺、二字尺、二字尺）相对于闻一多格律诗理论表述的深奥，徐志摩对诗的音节的理解显得较为通俗，他说：“一首诗应该是一个有生机的整体，部分与部分相关连，部分对全体有比例的一种东西。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匀整与流动。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们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也就是说，他虽然也很强调音节、讲究音节，但他所认为的音节，不像闻一多那样谨严到有整齐的字数和固定的音尺。正如他具有“最不受羁勒的野性”一样，他也注重形式美和音节美，也就是说，他也推崇格律，却仍不脱自由。不过，徐志摩到底还是受了闻一多和格律诗的影响，在创作中，多少收敛了一些“不受羁勒”的野性自由。比如，他两年前写的《毒药》是这样的：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像坟堆里的夜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口音像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

新月派的开端（24）

显然，这首诗是无拘束而自由的。到了《诗镌》时期，他发表在《诗镌》上的几首诗，《梅雪争春》（第一期）、《罪与罚（一）》（第四期）、《再休怪我的脸沈》（第五期）、《望月》（第六期）、《又一次试验》（第七期）、《新催妆曲》（第七期）、《半夜深巷琵琶》（第八期）、《偶然》（第九期）、《战歌之一、二》、《“拿回吧，劳驾，先生”》（第十期）、《两地相思》（第十一期），就再也没有《毒药》般自由奔放了，更多了音节的讲究。然而，他对于音尺的安排，并不像闻一多那样强调规整。以《偶然》为例：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很明显，这首诗有音尺，但很随意，不像闻一多的《死水》那样在二字尺、三字尺上来回游移，使得每一句的总字数都是相同的。它既有二字尺，也有三字尺，甚至还有四字尺、五字尺，却又并非随心所欲，仔细辨别，它还是有讲究的。比如，第一节的第一、二、五行和第二节的第一行，都是二字尺、三字尺、四字尺的组合；每节的第三、四行，都是二字尺的组合。这样一来，这首诗虽然字数不整齐，但音节一样铿锵。所以，卞之琳赞它为“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诗。应该说，闻一多的整齐美，是一种美，但不可否认，参差错落，也是一种美。如果过分强调整齐，那么也会将诗引向死胡同。外界就曾将“音尺对称”理论视为“麻将牌式”和“豆腐干体”。徐志摩也许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虽然支持格律诗运动，也曾创作过几首完全符合闻一多要求的严格的格律诗，但他并不将闻一多的格律理论奉为圭臬，不肯放弃诗中的自由。在格律诗理论方面，徐志摩的确不如闻一多，并没有太多的建树。朱自清曾说：“《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用理论来领导别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徐志摩没有理论认识。一方面，他颇含谦逊地说，“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一方面，他针对在试验格律诗中产生的“麻将牌”、“豆腐干”问题，在《诗镌》第八期上特别编发了钟天心的文章《随便谈谈译诗与做诗》。这篇文章表达了对新格律诗运动的不同看法：

新月派的开端（25）

近来诗风，显然是大大的变了。从前长短不齐的句子，高低不平的格式渐渐不见了，渐渐代以整齐的句子，划一的格式了。从前认为无需有的韵脚，现在又渐渐地恢复了。许多人说，这是新诗入了正轨后必然的现象。我自然也希望这不只是一种猜想。可是我觉得这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吧。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恐怕还有一个很不良的背景吧。你只看近来的诗，有许多形式是比较完满了，音节是比较和谐了，可是内容呢，空了，精神呢，呆了！从前的新鲜，活泼，天真，都完了，春冰似的溶消了！这个病源若不速行医治，我敢说，新诗的死期将至了！……他们以为……就是多多地做好诗，做好诗的方法，就是把诗的形式弄规矩一点，诗的音节弄好听一点，至于当时自己是否有灵感，是否有真实的感情是不管的。这样的说法虽然不免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过分强调音尺、注重格律，以至流于呆板僵硬的新诗创作敲了一下警钟，不失为热浪中的一帖清凉剂。徐志摩编发这篇文章，一定不会是没有目的的。编者编发文章，总是有意无意地会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这在他为这篇文章写的“附记”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他没有正面应和，但还是能够感受得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写道：“关于论新诗的新方向，你的警告我们自命做新诗的都应得用心听。”在《诗镌》休刊、徐志摩为此写的《〈诗刊〉放假》一文中，他明确阐述了他对“格律”的理论认识：“……这原则却并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诗某式才是诗，谁要是拘拘的在行数字句间求字句的整齐，我说他是错了。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的决定，全得凭你体会到的音节的波动性；……否则就容易陷入一种新近已经流行的谬见，就是误认字句的整齐（那是外形的）是音节（那是内在的）的担保。实际上字句间尽你去剪裁个齐整，诗的境界离你还是一样的远着。……说也惭愧，已经发见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谁都会运用白话，谁都会切豆腐似的切齐字句，谁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节——但是诗，它连影儿都没有和你见面！”虽然不能说徐志摩对格律诗运动是悲观的，但的确不能和闻一多的乐观相提并论。闻一多曾放言道：“新诗的音节……确乎有了一种具体的方式可寻。这种音节的方式发现以后，我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了。”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他俩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注定他俩因《诗镌》而携手是短暂的。其实，《诗镌》同人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并不仅限于徐志摩和闻一多。闻一多和朱湘、朱湘和徐志摩、饶孟侃和徐志摩、孙大雨和闻一多等之间，也存在着歧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镌》的正常刊行，加上外界对格律诗的种种责难，同时，伴随着种种矛盾的显现，新诗人们的办刊热情大大减低。与此同时，《诗镌》的中坚力量刘梦苇病逝，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因形势所迫相继南迁。在这种情况下，《诗镌》也就不得不休刊“放假”了。

新月派的开端（26）

3、徐志摩&#8226;闻一多&#8226;“四子”①刘梦苇：被人遗忘的“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将刘梦苇说成是“四子”之一，实在有些勉强。后人之所以都延用这个说法，唯一的理由就是缘引了闻一多所说的“《诗刊》重要分子当数朱（湘）、饶（饶孟侃）、杨（世恩）、刘（梦苇），四子中……”。但是，闻一多又说过另一句话“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在这里，他没有明确“四子”是谁？依常理推断，应该指的是他在清华时的学弟：朱、饶、杨、孙（大雨）。这样一来，他前后两次所说的四子，并不一致。于是，有人武断地做出结论：朱、饶、杨、刘是“新月四子”；朱、饶、杨、孙是“清华四子”。“清华四子”的说法，的确有事实根据。他们四个人都是当年清华文学社的成员，名号中又都有“子”字，所以人称“四子”。“新月四子”的说法，则是推衍而来，缺乏依据。首先，将孙大雨排除在新月四子之外，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参与了《诗镌》时期的新诗创作，更在格律诗运动中有独创见解；其次，既然被认为是四子之一，那么，刘梦苇的名号中也应该有一个“子”字。但是，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他的含有“子”字的名号。虽然梁实秋说过：“刘梦苇的别号也是一个‘子’字起头，我忘记是子什么了。”但他究竟是“忘记”，还是误记，很难说。其实，出身于清华的闻一多和清华四子是一个群体；另一个群体是在刘梦苇周围聚集的一批生活比较贫困、没有留学经历的年轻诗人。出于对新诗的共同爱好，两拨人渐渐走到了一起，共同写诗、谈诗，然后融合成一个沙龙组织。显然，他们一个是以闻一多为首，一个是以刘梦苇为首。流传很广的“闻一多是这个沙龙的领袖和‘龙头’大哥”的说法，不免有人为抬高闻一多之嫌。现在说起倡行格律诗运动，人们总将功劳归于闻一多和徐志摩。单就他俩而言，闻一多的影响力是要高于徐志摩的。然而，闻一多的“诗之三美”理论固然独有建树，却是在刘梦苇致力于“新诗形式建设”理论基础之上产生灵感或受到启发的。刘梦苇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在谈到《诗镌》时，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它是闻一多和徐志摩创办的，很少有人知道，它恰恰是刘梦苇提议的。如果说《诗镌》对中国新诗建设有所贡献的话，刘梦苇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孤傲得连徐志摩都不放在眼里的朱湘却由衷地说刘梦苇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有人认为，徐志摩在刘梦苇早逝后，“没有尽力纪念他”，其原因是刘梦苇没有加入徐志摩他们那个上流社会的文艺圈子。这种说法有失公允。实际上，徐志摩对刘梦苇的评价甚高，更想“尽力纪念他”。在1926年7月“四子”之一杨世恩（子惠）、9月9日刘梦苇先后病故后，徐志摩特别在《晨报副刊》上发布了《一个启事》：梦苇的身世，最是可怜，他既无父母，又无同胞，流寓在北京，在呕血与苦工间挨度光阴；他病时少人护持，他呼号，有谁听得，但天佑他热烈的诗魂，这“孤鸿”如今实现了最后的自由，更不在人间啼叫了！徐志摩接着恳请：“如有追悼梦苇与子惠作品，不论诗文杂件，请于二星期内寄交志摩，当为汇集，选择发表，以为纪念”。也许最终这样的“纪念汇集”没能如愿面世，但至少反映了他有纪念之心。不仅如此，他甚至将《诗镌》复刊的没有希望，归结于刘梦苇的早逝。他在《〈剧刊〉终期》中这样说：“刘君梦苇与杨君子惠最可伤的夭死，我们的《诗刊》看来也绝少复活的希冀。”

新月派的开端（27）

徐志摩在《一个启事》中提到了刘梦苇的身世，虽然简短，但“可怜”一词，足以涵盖一切。1904年4月26日，刘梦苇出生于湖南常德安乡县城关驿门口，原名刘国钧，后用笔名孟苇、孟韦、梦苇。他的“可怜”之一，便是3岁丧父，又遭母亲遗弃。他在《生辰哀歌——遥寄我底妈妈》一诗中，有这样一句：“三年，我便离去了您孤身到处飘零”。为此，他质问母亲：“既生了就该永恒不该让我离开您底身，/为什么早把我抛弃？那时尚行步不稳！”随后，刘梦苇的生活，有两种说法，一说由祖母抚养，一说过继给了父亲的一个亲戚，如朱湘所说，从此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如无根之蓬漂泊”。此时说“漂泊”为时过早，事实上，他按部就班地读了小学和中学。能有书读，至少说明他当时的家境还可以，但不意味着他生活在幸福中。他的同学后来回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个没有父母、寄人篱下的孩子，当然不会有好日子过。为此，在1918年，也就是他14岁的时候，有心赴法勤工俭学，于是进入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就读。也许是因为经济因素，他没有能够赴法，而是回到湖南，就读免费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这个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刘梦苇受新思潮影响，爱好新文学又关注时事，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他与同学沈仲九、杨人梗、李木第、孙俍工等组织发起进步团体“安社”、选编再版了《民声》、参加该校师生组织的“文学研究会”、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社团“飞鸟社”，出版了《飞鸟》月刊和《青年文艺季刊》。也因此，在论及湘人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时，总会提到刘梦苇的名字。与此同时，刘梦苇开始进行创作，除了写小说和话剧外，还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湖南女校底复古》，在《大公报》上发表新诗《游岳麓山》、《吊父亲》等。在湖南军阀赵恒锡杀害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后，他在悲愤的心情驱使下，写下《自由之花——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午夜闻爱友黄爱、庞人铨死耗》的纪念文章。他的创作力得到一师教员夏丏尊、孙俍工等人的赏识。1923年5月，也就是刘梦苇即将毕业之际，他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代表新诗《吻的三部曲》。这也是他的成名作。它模仿的是17世纪英国诗人安德鲁&#8226;马伏尔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但感情更浓烈更激情，加之内容是反封建礼教的，所以反响强烈，特别在青年学生中极有口碑。诗人蹇先艾就是因为这首诗而知道刘梦苇这个人的，他赞刘梦苇道：“我真佩服你的大胆，那是作家们一向所不敢道的话，所不敢披露的情绪，你居然能够痛快淋漓地写出来，真不能不说是奇迹。”之后，刘梦苇自一师毕业，从此开始了漂泊的人生。就像朱湘所说，他“幽灵般自长沙飘来北京，又去上海，又去宁波，又去南京，又来北京，来无声息，去无声息，孤鸿般的在寥廓的天空内，任了北风摆布，只是对着在你身边飘过的白云哀啼数声，或是白荷般的自污浊的人间逃出，躲入诗歌的池沼，一声不响的低头自顾幽影，……”1924年，在南京，刘梦苇和朱湘相识，成为挚友。也在这年，他出版了诗集《青春之花》。有人说他到北京是为了读大学，但从结果看，他似乎没有如愿，而是在适存中学任教。任教对他来说，只是谋生手段，他将全部思想和精力都用在了新诗创作上，一连写下了《铁道行》、《宝剑的悲歌》、《写给玛丽娅》等诗篇。

新月派的开端（28）

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新诗形式的建设问题。之前，新诗革命强调诗体大解放，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们都认为，过去的文言文学是“死的文学”，白话文学才是“活的文学”。对此，刘梦苇深以为是，他也说：“文学革命是近年的中国文坛上一大破坏的巨炮，它底爆发，吐出了中国文学底新的机运。”但是，就新诗而言，在打破旧诗的同时，谁也没有提及关于新诗的规范性建设。刘梦苇很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要捉到文学革命澈底的或比较地圆满的成功，破坏自是要图，建设恐怕更是一肩重任。”他呼吁大家不仅要从事旧的破坏，也要从事新的建设。具体而言，他在《中国诗底昨今明》这篇诗的理论文章中，说诗“要有真实的情感，深富的想象，美丽的形式和音节，词句……”。若论刘梦苇对新诗的最大贡献，便在于他对新诗形式的建设，比如讲究音韵和音节。从这个方面说，他有开创之功。朱湘恐怕是最推崇刘梦苇的，他曾说：“郭沫若我从前称赞他有单调的想象，近来翻看whitman（惠特曼），发现了他是模仿这美国诗人，不觉敬意全消。如今我的评语是：闻一多、刘梦苇最好，汪静之、郭沫若次之，徐志摩又次之。”他对刘梦苇的极力褒扬，还表现在《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一文中。他说在“音韵、诗行、诗序”三个方面，最初作出成绩的，就是刘梦苇。因此，他将刘梦苇和他的诗推荐给了闻一多。刘梦苇在诗的分行、音节、押韵等形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引起了闻一多的极大关注，也引发了他著名的“诗之三美”理论。在闻一多的“阿房”出现之前，闻一多和四子等诗人常常聚首在刘梦苇的家里。诗人蹇先艾这样回忆道：“……我认识了湖南的刘梦苇，我是久仰他的大名的，因为我在《创造月刊》（应为‘季刊’）上读过这位浪漫诗人的《吻的三部曲》，我很佩服他的大胆。有一天在他的屋里，又遇到了闻一多、朱湘和饶孟侃。这几位诗人常常来梦苇的小屋聚会，互相传阅和朗诵他们的新作，间或也讨论一些新诗上的问题，他们正在探寻新诗的形式与格律的道路。”而当时，刘梦苇已经身患肺病，身体羸弱，甚至还时常吐血，但这丝毫未能减低他的诗兴。在《诗镌》创刊前，有一天，诗人们又聚在刘家，互相传阅着刘梦苇手抄的近两年的诗作品《孤鸿集》——他正准备结集出版。脸色苍白的他以沙哑的嗓音对大家说：“1922年，朱自清、刘延陵、叶绍钧几位办过一个《诗刊》，可惜到第二年就夭折了！真可惜。我们这几个朋友凑拢来办一个《诗刊》好不好？”他虽然声音低沉，却极具振奋力。在场的人，包括新加入的诗人于赓虞、朱大枬无不兴奋莫名，对此倡议表示积极支持。这就是《诗镌》的由来。刘梦苇的诗，大多数是爱情诗。然而，人们在他的诗里却很难体会到爱情的甜蜜和浪漫，更多的是悲苦和绝望。他的短暂人生始终处于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之中，他的作品少有欢悦和乐观，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一生追求真爱，向往爱情，唯爱至上，认为爱情是支撑生命的基石，没有爱情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比如，他在《吻之三部曲》中写道：“人生既是一刹那一刹地过去，/在个中你我可不要随意地辜负；/但只要一刹那中有一个亲吻，生之意义与价值呀——已经寻出。/莫计算生活过了多少刹那，/只问你一生接了多少吻？/生到死的距离之中我们底接吻未停，/只有一刹那的寿命呀——也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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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这样一个“唯爱主义者”，却得不到他向往的真爱。因此，有人说，他的早死，固然有疾病的缘故，却也有失恋的因素造成的对生活的自我放弃。那么，他生命中的那个女人究竟是谁？这很值得探究。据分析推断，她很可能是才女龚业雅。朱湘在刘梦苇死后写的一篇悼念文字《梦苇的死》中，有这样一段话：“你死后，我才从你的老相好处，听到说……。你的安葬，也是他们当中的两个：龚君业光与周君容料理的。”他说的“老相好”是龚业雅吗？其中的龚业光是龚业雅的弟弟，也是刘梦苇在湖南一师的的同学兼“飞鸟社”同人。也许正是通过龚业光，刘梦苇与龚业雅相识，然后迷恋上了她而不可自拔。又也许，刘梦苇死后，龚业雅不便出面，便委托龚业光代为料理了刘的后事。龚业雅也是湖南人，出身名门，后来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刘梦苇曾坦言，他在整理《孤鸿集》诗稿时，龚业雅帮了不少忙。所以，在《〈孤鸿集〉自序》中，他不但将她也作为要感激的人之一，更摘引了他俩的通信，明示暗示了他对她的一往情深。就现存资料而言，很难确知龚业雅对刘梦苇的真实态度。后来，她嫁给了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吴景超。从刘梦苇的一首诗《铁道行》中，似乎可以感受得到他和她不能携手的痛苦：“我们是铁道上面的行人！/爱情正如两条铁轨平行。/许多的枕木将它们牵连，/却又好像在将它们离间。”那么，他们又缘何不能并行呢？很大程度上在于刘梦苇的病。他患有在当时看来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尽管他的感情如洪水决堤，但并示丧失理智。他的理智告诉他，他只能远离爱人。然而，远离的结果，是他“憔悴不成人形”。这是他在临死前的1926年5月21日写的一首诗《示娴》中的一句诗。娴和雅才能组成“娴雅”。因此，有人认为这首诗的“娴”，其实就是写给“雅”（龚业雅）的。于是，在刘梦苇死后，他的朋友为他打抱不平，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龚业雅。对此，朱湘很冷静地在给朋友赵景深的一封信中说：“王以仁自杀事同刘梦苇的病死也有点像：刘也是失恋。刘肺病是起于认识女子前还是后，这很值得研究。……我觉得都不能推到女子身上。刘、王实在是一种为荒谬学说的牺牲。即使承认恋爱是人生的最大事，也不限定要结婚，他们两个把结婚看得这般重大，还是旧思想在内作怪，……”《最后的坚决》这首诗，最能体现刘梦苇“唯爱至上”、“唯爱主义”、“非爱即死”的有些偏激的悲切爱情观。其中有这样一段：“您的爱给了我才有生的喜悦；/——可爱的姑娘，请与我怜悯，/莫要把人命看同鹅绒轻！——/您的爱不给我便是死的了结。”当然，除了爱情诗，刘梦苇的诗中，也有反映现实和表达抗争意识的内容。比如，就“三&#8226;一八惨案”，他写了《写给玛利雅》、《寄语死者》；《生辰哀歌》则是对黑暗现实的控诉；《宝剑的悲痛》表达了报国无门的悲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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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在贫困和疾病中挣扎的刘梦苇尽管有着无爱情毋宁死的诗情，可当死神真正临近时，他还是本能地感到悲哀和不舍。那天，朱湘到医院看他，只见他的头发蓬乱，胡茬参差，两腮深凹，只剩下一个很尖的下巴，黧黑的脸上，那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但眼神却是呆滞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刘梦苇，朱湘愣了。刘梦苇淡淡地对他说，三天没有进食了，这病房又是医院里最便宜的，吵闹不堪，晚上根本没法入睡。听了这话，朱湘无语。刘梦苇又指了指旁边的一张空床，告诉朱湘，这张床上的那个人，刚刚死了。他说：“就是这样，人家把他从那张床上抬了出去。医院里的人，照旧工作，病房同住的人，照常说笑。他的一生，便这样淡淡的结束了。”朱湘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一种哀伤，一种悲苦，一种对世态人情的失望，也有一种对生的留恋。他在心里问：“你对生有何可恋呢？它不曾给你名，它不曾给你爱，它不曾给你任何什么！”没有名，没有爱的刘梦苇也并非什么都没有，他有诗。在他临死前一天，朱湘又去看他，给他看他写的悼杨子惠的诗，他想让他看过这样的诗之后，能把长久郁积的情感借此发泄一下，并且在精神上能得到一种安慰。一生爱诗的刘梦苇捧读着这首诗，兴奋莫名，他颤抖着，流着泪，似乎在诗里回望着自己的人生。朱湘担心他过于激动，便想拿回那首诗。刘梦苇紧紧攥着，嘴里说：“不，不，我要！”他要的是什么？诗和生命。刘梦苇的生命消失了；他的诗，长存于世。②“四子”之朱湘：中途退出《诗镌》之谜在新月诗人中，朱湘这个人，似乎最复杂。关于他，涉及到三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公案”，第一个是他究竟属于哪个文学团体，是属于新月派的诗人吗？第二个是他在《诗镌》只刊行到第三期时就任性地宣布退出。他退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第三个是他选择了投水自尽的极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关他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从朱湘名字中的“湘”，和他的字“子沅”，便可以推断，他是湖南人。事实上，他的祖父原籍湖北，后来迁居安徽太湖县。他的父亲朱延熙，是清光绪年间（1886年）翰林，后被派往湖南为官，先做了一年的学台，又做了七年的盐运使。1904年，朱湘出生于湖南沅陵县。他的岳父姓刘，也是翰林，和朱延熙交情甚好。朱湘和夫人刘霓君的婚事，是双方长辈在长沙指腹为婚的。朱湘一直住在长沙，所以自视为长沙人。他3岁丧母，6岁启蒙，读《诗经》、《四书》、《左传》等典籍，11岁进高小，开始读一些旧小说，并且极有兴趣，曾与同学计划合作撰写一部“彭公案”式的侠义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在他12岁时写成了，不过不是侠义小说，而是受孙毓修的《童话》影响，写的一部童话，说的是一只鹦鹉在一个人家的所见所闻。接着，他来到南京，进入工业学校就读，又到青年会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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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也就是他17岁时，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和闻一多、梁实秋成为同学，并加入他们发起组织的清华文学社。入社次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数篇新诗《废园》、《荷叶》、《死》、《地丁》、《春》等。这些诗后来被收入到他的第一本诗集《夏天》（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第二本诗集《草莽集》出版于1927年留美之际，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他在美国期间，每周给夫人写一封情书，共写了106封。其中的90封后来结成集子《海外寄霓君》，于1934年12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之后，又有《石门集》、《永言集》两部诗集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不过此时，他已不在人世。朱湘早期的诗多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社刊《小说月报》上，他的两部诗集《夏天》和《石门集》都是以“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名目出版发行的。因此，他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非同寻常。事实上，他和徐志摩一样，也曾正式加入过文学研究会，有人就此认为，朱湘只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梁实秋又说过朱湘和新月派没有关系的话，更易导致人们的误解。虽然朱湘没有自始至终参加新月社、新月派的活动，又加入过文学研究会，但是，正如不能否认加入过文学研究会的徐志摩，也实实在在是新月派成员一样，不能因此就断定文学研究会的朱湘不是新月派。新诗主要流派之一的新月派发端于《诗镌》，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将参与《诗镌》的创办，以及在《诗镌》上刊登诗文看作是新月派的活动的话，那么，朱湘无疑是其中一员。早在《诗镌》刊行之前的1925年，在南京，他最早和刘梦苇相识。后来，他进入清华加入清华文学社，又与闻一多等相知。当诗人们聚集在刘梦苇家谈诗论诗时，朱湘参与其中；当诗人们聚集在闻一多的“阿房”谈诗论诗时，朱湘也在其中。当刘梦苇提议办《诗刊》时，朱湘是积极支持的。所以闻一多才有“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诗刊》重要分子当数朱、饶、杨、刘”之说，更肯定了朱湘对于创刊《诗镌》所起的作用。《诗镌》正式出版后，朱湘连续刊发诗文：在创刊号上，他写了《评胡适的〈尝试集〉》；在第二期上，有他的诗《昭君出塞》和诗评《郭沫若君的诗》；在第三期上，他发表了著名的诗《采莲曲》和诗评《草儿》。从第四期起，他的确退出了《诗镌》，但在30年代初，作为《诗镌》的延续，徐志摩主编了《诗刊》，朱湘又在第一期上发表了一首诗《美丽》。显然，朱湘是《诗镌》的重要分子。1931年，新月派新一代诗人陈梦家编了一本《新月诗选》，选取了徐志摩、闻一多等18个诗人的80首诗，其中就有朱湘的4首诗。这本诗集，是新月派诗人诗作的一次集中展现。也就是说，在新月诗人看来，朱湘和他们同属于新月派。当然，判定一个作家属于哪一个流派，更重要的一点是确定他的创作风格。陈梦家在《新月诗选》“自序”中，曾经总结了新月派的诗风，他说：“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他所说的“本质的醇正”，意即“为艺术而艺术”。在这个方面，朱湘和新月派似乎存在着差异，他不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说：“我作诗不说现在，就是从前也不是想造一座象牙塔，即如《哭孙中山》、《猛诰》、《还乡》、《王娇》，就是例子。”这也容易使人将他归入“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不过，这并非意味着他所有的诗都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他的有些诗，也表现出空灵、不踏实。比如，他在《葬我》中有这样几句：“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绿荷叶的灯上，／萤火虫时暗时明——”

新月派的开端（32）

从“技艺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方面说，朱湘的诗风则属于典型的新月诗风，特别是他的格律诗，很符合刘梦苇、闻一多、饶孟侃等对格律诗的主张。甚至可以说，他和刘、闻、饶等一起倡行了格律诗。当时，正是他向闻一多推荐了刘梦苇，提醒他关注诗的形式建设。他在《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一文中，说：“我还记得当时梦苇在报纸上发表的《宝剑之悲歌》，立刻告诉闻一多，引起他对此诗形式上的注意。后来我又向闻一多极力称赞梦苇《孤鸿集》中《序诗》的形式音节。以后闻一多同我很在这一方面下了点工夫。”他和刘梦苇一样，也主张诗的内容、外形、音节三者并重，特别强调音节，主张“音乐美”。同时，他也提倡“形体美”。无疑地，这与闻一多的“诗之三美”理论相契合。尽管朱湘关于格律诗的理论建树不如闻一多、饶孟侃，但他也是格律诗的实践者。在他的诗中，很容易发现闻一多的三美，以及饶孟侃强调的音节。比如，他有一首哲理小诗《当铺》。诗中写道：“‘美’开了一家当铺，／专收人的心，／到期人拿票去赎，／它已经关门。”这首诗是典型的格律诗：第一、三行是7个字，第二、四行是5个字，韵脚是abab式的，即第一行的“铺”（u）、第二行的“心”（n），第三行的“赎”（u），第四行的“门”（n）。朱湘最能体现闻一多严整音尺要求的是《猫诰》，基本上都是每句三个音尺：有一只老猫十分的信神，连梦里他都咕哝着念经。想必是夜中捉老鼠太累，如今正午了都还在酣睡。……在严格遵守格律的同时，朱湘的诗也有自己的独创，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吸收旧诗词的意韵，一方面吸收了民歌的风味。比如，以他的名诗《采莲曲》为例：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绿伞，荷花呀人样娇娆。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左行，右撑，莲舟上扬起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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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美”方面说，这首诗在音节上十分讲究。饶孟侃在《诗的音节》中特别说到这首诗中的一句“杨柳呀风里颠摇”，以音节而言，它是“平仄平平仄平平”，因为“平仄是调和的，所以念出来很动听”。从“绘画美”方面说，诗里有轻漂着的小船、有摇曳的杨柳、有绿伞般的荷叶，以及娇娆的采莲人，还有日、波、河等，构成了一幅生动的采莲画面。从“建筑美”来说，诗句不像《猫诰》那样有严整但也显得呆板的音尺，长短错落参差有致，排列又不失对称。当然，新月派诗人在推崇格律诗的同时，也主张在内容和形式不能兼顾时，可以牺牲格律。他们认为：“格律在不影响内容的情况下，我们要它，好像画不拒绝合适的镜框，但我们绝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里不容许格律时，还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朱湘的诗，也体现了这点。比如，他的《热情》，完全是自由、舒畅的：我们发出流星的白羽箭，射死丑的蟾蜍，恶的天狗，我们挥慧星的笤帚扫除拿南箕撮去一切污朽。我们把九个太阳都挂起，我们拿北斗酌天河的水。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朱湘是新月派诗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提及《采莲曲》，就不能不说到朱湘中途愤而退出《诗镌》一事。事件的原因，也许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但导火索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采莲曲》在《诗镌》上的排序。有人说：“据说是《诗镌》第三号将朱湘最为得意的《采莲曲》排在第三篇，位于饶孟侃之后，引起朱湘不满。”也有人说：“因自《晨报&#8226;诗镌》将《采莲曲》刊于第三位之后，朱对徐十分反感。”还有人说：“第三期上发表的《采莲曲》是他得意之作，他原想排列首篇，但发表时首篇却是闻一多的名作《死水》。第二篇是饶孟侃的《捣衣曲》，第三篇才是朱湘的《采莲曲》。朱湘很刻苦也很孤傲，他以为这是志摩对他的不恭，所以……”这几种说法，虽然表述不一，但结论其实是相同的。简言之，朱湘对《采莲曲》被排列在第三篇而感到不满，一气之下退出了《诗镌》。按照“诗镌”同人事先安排好的计划，第一、二期由徐志摩主编，第三、四期由闻一多主编。也就是说，将《采莲曲》排在第三的，并不是徐志摩，而是闻一多。闻一多将自己的《死水》排在第一，将跟他关系最亲密的饶孟侃的《捣衣曲》排在第二。于是，朱湘一心想将《采莲曲》排在首篇的愿望就落了空，只能顺延到第三了。这样说来，朱湘的退出，不是对徐志摩不满，而应该是对闻一多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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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徐霞村却这样回忆说：“《诗镌》刚出几期，朱湘便退出编委，告诉我他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徐志摩，声明自己与《诗镌》脱离关系。我一问原由，才知道是因为朱湘不满于徐志摩的不严肃的编辑态度，不容忍于徐志摩利用编选权力，搞文人间的互相吹捧的油滑的市侩作风。”这么说来，朱湘的退出，似乎还是因为对徐志摩不满。但是，徐霞村的这个说法似乎不足以让人信服。首先，他是在事发几十年后的八十年代说的，难免没有记忆之误，而且他说这话时，又处于大扬闻一多大贬徐志摩的背景之下，倾向性是明显的。再者，何为“不严肃的编辑态度”？徐志摩又是如何利用编选权力搞……作风的？这是朱湘当年的原话吗？总而言之，朱湘的退出，涉及到徐志摩和闻一多。也就是说，在此事件中，有三个当事人。那么，当年，他们又是如何解释退出原因的呢？从朱湘的角度，徐霞村说朱湘曾经就退出一事给徐志摩写过一封信。可惜的是，这封至关重要的信，谁也没有见到过。徐霞村又说朱湘曾经对他说过退出原因是因为徐志摩，也可惜没有别的旁证，很难判定它的真实性。不过，在朱湘撰写的《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终于与《诗刊》决裂了。关于此事，我曾经同梦苇用函件往返讨论过多次。他有一封信写得极其诚恳，里面说他也知道徐志摩油滑，不过逼于形势，不得不继续下去——可怜的梦苇，他哪想得到那班知道《诗刊》内情的人不单不肯在他死后把《诗刊》真相公布出来并且还有人要否认他作诗人呢？这段话暗示了几个事实：一，刘梦苇“也知道徐志摩油滑”的“也”字，表明朱湘是认为徐志摩油滑的。这为朱湘是因为讨厌徐志摩而退出《诗镌》的说法作了注脚。二，在退出之前，朱湘和刘梦苇信来信往多次。这说明，他早有退出之想。三，朱湘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其实是为刘梦苇鸣不平。他在文章开头说：“我看了（赵）景深兄的《小说史中谈到诗人》一文，里面说有人讲刘梦苇不配算作诗人，这教我忍不住要插一句嘴。”这里的“有人”指的是谁？应该是朱湘说的“那班知道《诗刊》内情的人”。谁又是知道内情的人？徐志摩肯定是其中之一，闻一多也肯定是其中之一。这样说来，朱湘的退出，除了他自己和徐志摩、闻一多不和外，不排除还有为刘梦苇打抱不平的因素。从徐志摩的角度，他在为《诗镌》休刊而写的《〈诗刊〉放假》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但是间接的，而且语气也是轻描淡写的：朱湘君，凭他的能耐与热心，应分是我们这团体里的大将兼先行，但不幸（我们与读者们的不幸）他中途误了卯，始终没有赶上，这是我们觉得最可致憾的，但我们还希冀将来重整旗鼓时，他依旧会来告奋勇，帮助我们作战。

新月派的开端（35）

以徐志摩一向平和的心态和新月文人惯有的绅士风度，他没有直言朱湘的退出原因，更没有责怪、怨怼，甚至还满怀着期望，希冀双方重归于好。看得出来，他是大度的，不斤斤计较的。从闻一多的角度，他完全不像徐志摩那样心平气和，他的反应激烈得多。1926年4月15日，他在给梁实秋和熊佛西的信中，说“《诗镌》重要分子当数朱、……”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和朱湘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只过了不到两个星期，他在给梁、熊的又一封信中，口气完全变了：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说瞧徐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要打倒饶杨等人的上帝。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他同疯狗一般……这个人只有猖狂的兽性，没有热烈的感情。至于他的为人，一言难尽！可能是因为这是一封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而不是一篇公开的文章，所以闻一多毫无顾忌地痛斥朱湘，甚至连用了几个明显带有人身攻击的骂词，当然也反映了他对朱湘痛恨的程度。他不是说“和我大翻脸”，而是说“和我们大翻脸”，这表明，朱湘和闻一多，和徐志摩，甚至还有《诗镌》的其他同人，都翻脸了。那么，“翻脸”的原因是什么呢？从闻一多的那段话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比如，他说朱湘说徐志摩“那张尖嘴”，不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这其实明白无误地说出了这样一事实，那就是朱湘讨厌徐志摩，对闻一多也很不满，所以，他“走”了。朱湘对徐志摩的不满，由来已久，最早应该是在筹办《诗镌》时。他在《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一文中，说：“《诗刊》之起是有一天我到梦苇那里去，他说他发起办一个诗的刊物，已经向《晨报副刊》交涉好了。他约我帮忙，我当时已经看透了那副刊的主笔徐志摩是一个假诗人，不过凭借学阀的积势以及读众的浅陋在那里招摇。但是我看了梦苇的面子，答应了。”在这里，他断定徐志摩是“一个假诗人”，既然是假的，所以在“招摇”。这样的说法，毫无道理。诗也许有好坏之分，诗人无所谓真假。写得出诗的人，叫诗人；写不出诗的人，不叫诗人。徐志摩写得出诗，甚至写得出好诗，他当然是诗人，如何“假”得了呢？显然，朱湘对徐志摩早有偏见。可朱湘为什么会对徐志摩有偏见呢？有人认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厌恶，有的时候是没有缘由的。事实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厌恶，不可能没有缘由。朱湘对徐志摩，也是如此。首先，从生活作风上说，朱湘很厌恶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一批新月文人的贵族生活作风。朱湘在清华时的同窗好友罗念生曾说：“朱湘有一次告诉我，他在徐志摩家里吃过一回早点，单是水饺就有各式各样的花样。”这样近于奢侈的生活，其实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生活贫困却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所看不惯的。在朱湘等人厌恶“贵族气”的徐志摩的同时，和徐志摩“一伙”的梁实秋也很厌恶“以贫骄人”的文人，他说“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似的。生活价值观的不同，朱湘又不能容忍，于是便直接将厌恶表现了出来。

新月派的开端（36）

其次，从对新诗人和新诗的看法上说，朱湘对白话诗的首倡者和实践者胡适是相当不屑的。在《诗镌》前三期上，连续刊登了朱湘三篇《新诗评》。在《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新诗评中，他以胡适的《尝试集》作为靶子，毫不留情面地进行了批评，直斥《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又说“胡君的诗，没有一首不是平庸的”，他甚至嘲笑胡适的主张是“浅薄可笑的”。当时，胡适和朱湘的地位是相当悬殊的。朱湘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如此对待胡适，有砍大树以成名的嫌疑。当然，在那时那样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文艺氛围中，朱湘的偏激行为，并未被视作出于阴暗心理的举动。在朱湘眼里，胡适究竟哪些主张是浅薄可笑的呢？是“现代诗应当偏重抒情的一面”。朱湘认为：“抒情的偏重，使诗不能作多方面的发展。”而徐志摩的诗，恰恰是“抒情的偏重”的。照理，朱湘对徐志摩的诗，自然也是要批评的。然而，在《诗镌》创刊之前的1926年1月，朱湘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一号上刊登了一篇评论徐志摩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的《评徐君〈志摩的诗〉》，对徐志摩的诗，并非全盘否定，甚至在结尾处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徐君的第一本诗已经这样不凡，以后的更是可想而知，我们等着，心中充满了一腔希望的等候着罢。”到徐志摩的另一部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出版时，他竟然这样说：“那知道看下去，一首疲弱过一首，直到压轴一首《罪与罚》，我看了简直要呕出来。”显然，这个时候，他的诗评已经脱离了正常的文艺批评的范畴，更多的渗杂了个人情绪，沦为渲泻个人好恶的工具了。朱湘对胡适的不屑，连带对徐志摩产生不满。而这只是他退出《诗镌》的潜在因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诱因。他的退出，不是在权衡得失利弊深思熟虑之后退出的，而是在一愤之下退出的。一定是某个突发的冲突，才能引起“愤”。结合闻一多写给梁、熊的那封措辞激烈的信，可以推测，朱湘很可能是在和闻一多产生冲突后，加上本来就对徐志摩不满，这才愤而退出的。长期以来，因为历史的原因，学界一向“为尊者讳”。对于作为民主斗士的闻一多的一些未必是污点的“缺点”，也总是淡而化之，或者干脆避而不谈。在朱湘和徐志摩、朱湘和闻一多的关系上，在抑徐扬闻的时代，基本上是同一个声音，那就是极力夸大朱湘和徐志摩的不和，弱化朱湘和闻一多的矛盾，人为地将朱湘和闻一多置于有理一方，而将徐志摩抛向反面。比如，朱湘的朋友罗念生说：“1926年，朱湘同刘梦苇、闻一多、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以及徐志摩轮流主编北平《晨报》的《诗镌》，因此被人称为‘新月派’，其实当时‘新月派’尚未出生。朱湘早就不满意于徐志摩的‘学阀积势’，，……他就和徐志摩决裂了。……他同闻一多……等人也相处得很好。”又比如，钱光培在《朱湘散论》中说：《诗镌》“刚出版不久，就落入了徐志摩手中，与此同时，徐志摩又把发起新诗形式运动的桂冠戴到了自己头上，并扬言他一手奠定了中国诗坛。于是，朱湘很快就同《诗刊》决裂了，并开始作文对徐志摩大表不敬。于是，他们遂成仇敌——朱湘怎么可能钻进徐志摩的新月里去呢？”

新月派的开端（37）

相对于朱湘对徐志摩一贯的不满，朱湘和闻一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亲密到决裂的过程。在朱湘加入清华文学社时，闻一多已经到美国去了。他们的交往从通信开始。朱湘写过《为闻一多〈泪雨〉附识》一文，特别对闻一多的《渔阳曲》极表佩服。闻一多初回国时，起初住在梯子胡同一号。当时，朱湘和饶孟侃也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大家有时聚在刘梦苇家，有时聚在梯子胡同闻一多的房间。后来，闻一多搬迁到西京畿道三十四号。朱湘见证了“阿房”的诞生过程。他说：“七年前，他住在北京，住房一觅妥了，头一件事，当然，是布置。……至于绘制图案，我当场看见的，他提起笔来便成功了。”应该说，在《诗镌》诞生前，他们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朱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闻一多产生不满的？据推测，应该就是为了《诗镌》。一方面，朱湘也和闻一多、刘梦苇他们一样非常希望能创办这样一个诗的专门刊物；一方面，他因为不喜欢徐志摩而很不情愿和徐志摩合作。但是，徐志摩是《晨报副刊》主编，他们欲借“晨副”这块阵地，又不得不依靠徐志摩。这可能让朱湘感到很不舒服。在《诗镌》终于如愿创刊后，朱湘发现闻一多和徐志摩的合作是诚心的。他可能觉得，闻一多越来越靠向他那么不喜欢的徐志摩，而离他则越来越远了。这让他感到更不舒服。从闻一多这方面说，他可能没有觉察出朱湘对他的不满，因此一会儿说“时相过从的朋友以……”，一会儿又说“《诗刊》重要分子当数……”，不是将朱湘归入朋友之列，就是说他是重要分子。但是，在对格律诗的逐步探求中，闻一多发现他和饶孟侃越来越志同道合。在某些问题上，他俩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因此闻一多由以往对四子的同样看重，渐渐转向更看重饶孟侃。朱湘由此对闻一多的不满，更显而易见。于是，矛盾一触即发。1926年4月22日，《诗镌》第四期如期刊行。在这期上，没有了朱湘的诗文，倒有一篇《朱湘启事》：我的新诗集《草莽》已经付印，内有一篇几百行的长诗《王娇》，两篇各长百行的叙事诗《月游》《还乡》与《猫诰》的二稿，以及许多没有发表过的诗和发表过的诗之二稿。我的《新诗评》决定和《新诗选》合出一册。这本《新诗评》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分评，除去已经发表过的几篇以外，还有《闻君一多所作诗的攻错》（先登《小说月》）《湖畔社》《刘君梦苇的诗》等几篇。下编是总评《新诗的途径》。书出来的时候，会在《小说月报》和本京的各报纸杂志上面通知的。有人将此“启事”视作朱湘退出《诗镌》的宣言，说这话的，不是明眼就是深知内情的人，因为从“启事”文面上看，它并无一字说“退出”。但在字里行间，隐晦地表露出他退出的原因。那就是，他和徐志摩、闻一多闹翻了。所以，他才会郑重其事地在这份“启事”中详细地说他将出新诗集《草莽》，内有……，还有……。

新月派的开端（38）

论出诗集，以他们三人为例，最早出诗集的是闻一多，他在1923年出版了《红烛》。随后，1925年1月，朱湘出版了《夏天》。这年8月，徐志摩出版了《志摩的诗》。如今，朱湘又要出第二本诗集《草莽》了。他想以此说明什么？说明他朱湘，在为诗方面，不输徐、闻二人，甚至于他已经超越了他俩。还有一点，他特别提到《闻君一多所作诗的攻错》。这篇文章，正是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熊佛西信中所说的痛击他的“七千言的大文章”。朱湘是否以此方式向读者表示，他已经和闻一多闹翻，所以才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他？就朱湘和闻一多之前的亲密关系，他不可能无缘无故作这样一篇痛击文章，他一定是针对闻一多对他的“不好”进行的反击。闻一多如何对他不好？那就是在编辑第三期《诗镌》时，对文章排列不公，将饶孟侃的《捣衣曲》排在了他的《采莲曲》之前。有人认为，这并非是理由，因为就在这期上，徐志摩的《西伯利亚》被排在第七，所以，朱湘不可能因为《采莲曲》被排在第三而有所怨言。又因为在第四版上，几乎整版刊登了他的《新诗评》。因此，他就更不可能会为排序而闹情绪了。事实上，徐志摩的诗被排在第七，并不意味着朱湘不会为自己的诗被排在第三而生气。这是两回事。他本来就不喜欢徐志摩，也许从来不认为他的诗在徐志摩之下，他甚至可能认为，徐志摩的诗就应该排在他之后。另一方面，他也许不会为闻一多的《死水》排在第一而不满，但他肯定会不服气饶孟侃的《捣衣曲》排在他之前的第二。至于第四版几乎整版都是他的《新诗评》，也不会稍减他的不满。诗和诗评是两种文体，不能等同视之。他要的，是诗和诗之间的对比。是作为诗人的他和同样作为诗人的闻一多和饶孟侃的对比。“启事”刊登两天后，在《晨报副刊》上，徐志摩编发了朱湘的《我的读诗会》。所谓“读诗会”，也就是在公共场合的诗的朗读会。朱湘准备举行一个他个人的读诗会，作为一次“试验”。他号召，“文艺的爱好人呀，你们当中如有想听的，便请来听一个孱弱的声音读他音节上的试验作品”。然后，他明确注明了读诗会的时间和地点：5月1日下午三时半，在东四牌楼五显庙他所执教的适存中学。简单地说，徐志摩利用他是“晨副”主编的身份，为朱湘做了一次广告。有意思的是，朱湘最厌恶徐志摩“利用编选权力，搞……的市侩作风”。《我的读诗会》虽然发表在“闹翻”之后，但很可能在这之前，朱湘就已经将稿子给了徐志摩。徐志摩并没有因为“闹翻”而拒登，他甚至在“附识”中依然诚恳地说：“朱湘先生是最不苟且最用心深刻的一位新起作者，他这初次读诗会应分是新文学界的一个愉快！注意新诗的人们不可错过这机会。”然而，到了5月1日，朱湘并没有如期举行他的读诗会。对于他来说，是失约；对于徐志摩和《晨报副刊》来说，就是失信了。而他们的失信，又是朱湘的失约造成的。这让徐志摩相当被动。探究朱湘失约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准备不足或其他原因不得不临时取消，另一方面更可能是朱湘意气用事。据推测，他是在闹翻之前准备举行读诗会的，所以让徐志摩登了广告。可是，5月1日前，他们就闹翻了。在这种情况下，在那种心情下，他也就无心再开什么读诗会了。

新月派的开端（39）

不论是什么原因，取消计划是可以的，不可以的是不事先解释和说明。徐志摩直到5月1日下午才拿到朱湘的取消声明，他怎么来得及在“晨副”上作更正？直到5月3日，“晨副”上才刊登了徐志摩撰写的《关于朱湘读诗会的声明》：有一件该得道歉的事。早几天朱湘先生借本刊公布他的“个人读诗会”，定在五月一日。谁知朱先生临时“回”了，他寄来的第二条声明读诗会暂缓举行的，到今天下午（五月一日）才到我的手里！我很怕一定有人白跑了；如其有，我十分觉得抱歉，因为不能及早把“回”条贴出。还有朱先生来条上说他要等他的诗集于印出后再来“公开念”，一并代为声明。说是“声明”，其实是“道歉”。不过，徐志摩也很精明，表面上他是在道歉，实际上他也不太客气地告诉了读者，责任在朱湘身上。至于闻一多，他在闹翻后对朱湘的态度，不止不客气，甚至更激烈。在5月27日的《诗镌》上，他写了一篇杂文《诗人的蛮横》。文中说：“有的诗人写了诗，要是编辑、手民、或读者，不管哪一方面对他大意了一点，他便又要大发雷霆，骂这世界盲目、冷酷、残忍、蹂躏天才，这种行为不是蛮横是什么？再比如你好心好意对他这作品下一点批评，说他好，那固然算你没有瞎眼睛，你要是敢说他半个坏字，那你可触动了太岁，他能咒到你全家都死尽了。你说这不是蛮横是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他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朱湘。这其实又说明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朱湘和一干人闹翻，恐怕也有朱湘不满他们对他的诗的批评的原因。朱湘中途退出《诗镌》，不能不说是《诗镌》的损失——尽管《诗镌》在他退出后又“运行”了8期。这次事件也暴露了《诗镌》同人之间的不和与矛盾，印证了新月派派中有派的说法。之后，朱湘对徐志摩一如既往地蔑视。他在《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中称徐志摩为“梁启超的高足”，嘲笑他读别字、写别字。他以《翡冷翠的一夜》中《大帅》为例，说：“诗中原用‘掷’字协‘坑’字，我当时告诉了梦苇，大家开了一阵玩笑，一年后我又告诉于赓虞，便这样间接的由诗人改了。再过一年，《翡冷翠的一夜》出版，诗人自署的书签当中又把个‘冷’字都写错！‘冷’字右旁从‘号令’的‘令’，不从‘古今’的‘今’……”这样的批评，只能用挑剔来看待了。不过，在徐志摩于1931年意外坠机身亡后，朱湘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悼念。颇有意味的是，在种种悼诗悼文中，不见闻一多的只字片语。另一方面，朱湘对闻一多的态度，似乎缓和得多。他写了一篇评诗集《死水》的《闻一多与〈死水〉》，极尽赞美，特别提到《死水》、《一个观念》、《你指着太阳起誓》这三篇，说：“譬如我现在要选一部新诗，这部诗选或许只有十篇诗，而在这十篇之内，毫不疑惑的，我会拿上述的三篇诗抄录进去。”又说：“要是我现在担任‘中国文学系’里的‘新诗’一种课程，那么，这许多首诗我便会教全班都拿来细读。”

新月派的开端（40）

事实上，之后，朱湘和闻一多的确偶有来往，还一起参与《新月》月刊的编辑工作，一起给《诗刊》供稿。但是，因为有“闹翻”的阴影存在，他们的关系无论如何也恢复不到“时相过从”的地步，甚至在1933年，也就是朱湘临死前的时候，他们已经无话可说了。闻一多在给饶孟侃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子沅恐怕已经是‘疯’了。今天特从城里跑来，一句话没讲，在我家吃了一顿饭，等我下课回来，人已经走了。”不可思议的是，这时候的朱湘穷困潦倒，饶孟侃曾想给他寄点钱，问闻一多可不可以。闻一多居然让他不要寄。在朱湘死后，闻一多想起这事，心里多少有些不安。他在给饶孟侃的又一封信中说：“当然寄了给他，不见就救了他的命，但我总觉得不安，仿佛我给你建的那议应负点责任似的。理智的说法，诚然这不是事实。但朋友死了，而且死的那样惨，总不免令人动感情。”看得出来，他对朱湘的情感，有些复杂。造成朱湘和徐志摩、闻一多的矛盾的，固然有种种客观因素，但不排除也有他自身性格原因。甚至可以说，他的个性使他不能容于人，也使他不能容于世。从这个角度去探测，也许还能找到他投江自杀的部分原因。朱湘之死，轰动一时，有人颇为极端地说它开创了中国新诗人自杀先河，更将他的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着深层反思。既然是自杀，总是因为厌倦了世界厌倦了生命。就朱湘而言，何以如此厌倦到决绝地抛妻弃子舍下自己的生命？最为普遍的说法是“社会逼死了他”。何家槐在《朱湘之死》（1933年）中认为现实的黑暗残害了诗人，他更说这种残害对知识分子具有普遍性。余文伟在《悼诗人朱湘》（1933年）中说：“朱湘先生的死，正是现代社会黑暗的反映，也正是现代社会不尊重文人的表现。”朱湘的好友罗皑岚说：“我们有钱供纨袴去海外调查杨梅，我们有钱养一批坐食的废物，……我们却无机会让一个诗人去自食其力，我的天，这是一个‘人’的社会吗？”除此之外，梅庄、曹聚仁、森堡、顾凤城、谢冰滢等人也都持相同或相类似的观点。那么，社会是如何逼他的呢？何家槐说：“虽然不能像外国的桂冠诗人一样，有什么封号，起码也应该使他生活得舒服一点，使他有心情写诗，可是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不但不给他舒服的生活，而且简直不给他生活，这样冷酷他自然是感到的。”余文伟说：“生活的不安，社会对他的漠视，……他不知道现在社会，只认得金钱，只认得势利，只认得权力，……朱湘既不会蝇营狗苟，亦不懂得争权夺利，所以在这黑暗的社会中，只得牺牲一生了。”何、余的这两段话至少道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朱湘生活的不舒服、生活的不安定。从1932年夏天起，离开安徽大学的朱湘失业了，他只靠卖文生活。可是他写的稿子大多是诗歌、诗论，获得的稿酬很少，连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更谈不到养妻子育孩子，以至于他刚出生不满一年的孩子被活活饿死了。与他在安徽大学同事过的女作家苏雪林在《沉江诗人朱湘》一文中，详细描写了朱湘那时候的穷困生活：

新月派的开端（41）

朱湘生活的不顺，是客观存在，但这是否就是社会逼迫的，责任是否全在社会，值得讨论。梁实秋就很不赞成社会逼死朱湘的说法，他说：“若说‘社会’偏偏要和文人作对，偏偏不给他生活，偏偏要逼他死，则我以为社会的‘冷酷’，尚不至于‘冷酷’至此！”有的时候，究竟是社会不给文人生活，还是文人不向社会要生活，很难说。对于很多自视颇高的知识分子来说，正如梁实秋所说，“有一种毛病”，那就是“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作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作为社会的人，他们要求有舒适的生活，哪怕是有基本生活保障，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是一个固定存在。每个人在这个“固存物”面前，不同的选择也就有不同的境遇和结果。能作诗，能写小说，能作批评，并非必然“生活得舒服一点”。正如朱湘愤而退出《诗镌》，以及他和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产生矛盾的原因，既要从别人身上寻找，也要从他自身寻找一样，他的死因，除了斥责社会的混乱和黑暗外，更应该在他身上挖出根源。因为，同样置身于混乱而黑暗的社会之中，像朱湘那样选择自杀的人——即便是脆弱的知识分子，终究还是极少数。仅从这个角度说，将责任全部推向社会，并不合理。朱湘的个性，以最简单的词汇概括，那就是孤傲、清高、暴烈，甚至有怪癖，这从他在清华读书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不是从清华毕业的，而是被清华开除的。开除一个学生，这在清华几乎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况且朱湘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因此此事颇为轰动。他被开除的原因，是因为不满清华斋务处吃早饭时点名的制度，因此经常故意不到。殊不知，这是学生应该遵守的校纪校规。按校规，三次不到记一小过，三次小过记一大过，记满三个大过就要被开除。他明明知道这个规定，却偏偏故意违规，以至在记满三个大过后终于被开除了。这样的行为，是常人能够理解的吗？其实，他似乎早就盼望着被开除了。当罗念生写信问他为什么不在清华好好地把书读完时，他回信说：“我可以简单回答一句：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而清华只钻分数；人生是变换，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是隔靴搔痒。……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个假，娇揉。”他厌恶他不喜欢的功课，为此曾经写过一首诗《小河》，发表在清华的纪念增刊上。他在诗里自比“小河”：“我流过宽白的沙滩，……我流过俯岩的面下，……”他把河面上的冰象征功课，意即冰层虽厚，但冰下的河水永远是流动的。他甚至不无偏激地对人说，若要报复仇人，就一定劝仇人送儿子进清华，这样才害得死人。可见他对清华充满偏激的仇恨。如果将清华比作一个社会的话，那么，从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朱湘的有悖常人的举止和性格使他难以融于社会。离开清华后，朱湘先在北京过了一段苦行僧式的生活。据徐霞村回忆，他每月用在公寓房租和公寓包饭的开支，不超过八、九元。为了省钱，他不抽烟，不喝酒，不逛街，也就是说，不乱花一分钱，然后将省下的钱寄给他的新婚妻子。

新月派的开端（42）

对朱湘颇为了解的罗念生又说朱湘的弱点是“个人奋斗，孤军作战必然归于失败”。为了实现个人理想，愤而离开《诗镌》的朱湘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取名《新文》。这是一个三十二开的小刊物，从刊头到版面都由他独立设计，每期的内容基本上全是他自己的文章，诗歌、诗论、文艺评论等，大约一万多字。创刊号出版时，他亲自跑印刷厂，亲自校对，亲自将刊物送到书摊寄售。这是一个特别。另一个特别是，他所有的文章都用他自己预定的标点符号。试想，这样的刊物会有市场吗？朱湘自己似乎也知道刊物的命运，不过，他本来就不指望刊物盈利。他计划每期只印五百份，成本在十六、七元，只要能全部售出就能保本。他对徐霞村说，只要能保本，他就继续办下去。事实是，除了徐霞村等一些文艺青年对朱湘如此执着的行为表示无限赞佩，以及有人将此刊认作是新文化一类的刊物而寄了一篇个人性史让人痴笑外，可以说，《新文》别无收获，更无利润可言，反而让朱湘倒贴不少。勉强支撑出了三期后，连一个停刊启事都没有来得及刊登，《新文》就无声无息地夭折了。为了生存，在《新文》创刊后不久，朱湘离京南下到了上海。之前，他在清华的同学、“四子”之一的孙大雨给在上海的老母亲写了封信，让家人好好接待他的这位学友。这样一来，朱湘在上海便有了一个安顿之所——南市老城隍庙附近的孙家。孙大雨家算是小康，家里有专门的厨师。孙母也很热心，细致周到地照顾着朱湘的生活，甚至安排厨师特别为他服务，每餐都是四菜一汤。就这样，朱湘在上海过了一段舒适的生活。有一天，厨师不小心犯了“大错”。当晚餐的四菜一汤端到朱湘面前时，朱湘脸色大变，竟一言不发就将饭菜倒扣在饭桌上。原来，晚餐和中餐重复了——以往，餐餐花样翻新。就这么点小事，他居然不顾自己客人的身份，用这样极端的方式给主人难堪。这不能不说他个性有问题了。孙母自然很不高兴。孙大雨很无奈，其实他是了解朱湘的。还是在清华时，他就知道朱湘这个人行为古怪。有一次，朱湘不留情面地叫大司务请饶孟侃离开饭桌，理由是他要坐在这张桌上写作。朱湘没钱吃饭时，孙大雨曾经当掉他的一件黑缎万字花纹皮马褂，又借钱替他支付伙食费。如今，他却这样不留情面地对待孙大雨的家人。当然，他也并非完全冷酷绝情的人。一年多以后，他在写给孙大雨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前在沪上寄寓府上时，蒙伯母大人备加帮助，感激之至。祈于函中代为问好，并蒙代垫甚多，希望能于暑假前归赵吾兄也。”既然孙大雨了解朱湘，对他的“怪”行为也就见怪不怪了。他觉得朱湘这样四处漂泊不是办法，于是极力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求请让朱湘回校复学。罗念生也一再请求校长。终于，校长心软了，同意让他复学。朱湘得知这个消息，没有欣喜，没有感激，而是面无表情。秋季开学前，朱湘给罗念生打电话，说郑振铎对不起他，没有及时给他寄稿费，所以他连到清华的车资都没有，所以他不能来了，而是要到杭州去教书挣钱。罗念生担心失去这个机会，苦劝他，甚至把手中的钱全都给了他，才好不容易说动他。而朱湘决定回校，想的是熬到毕业好顺理成章地出国留学。

新月派的开端（43）

朱湘的确是才子，读书又多，也很刻苦，成绩很好。他的英文课，教授叫他不必上课了，大考时交一篇作文就行；莎士比亚这门课，教授也叫他不必上课了，大考时交一篇作文就行。他骄傲，倒也有骄傲的资本。不过，有的时候，他骄傲得实在过了头。当他听说有一个教授要给他们上英文课时，他四处放风说：“我教他还差不多！他来教我，我就退学。”除了英文，他也学过英德法文和拉丁文希腊文。因此，他对翻译这一门，很自负。他在《番石榴集》里将“莎士比亚”翻译成“莎士比”。罗念生向他提意见，他后来干脆将“莎士比”改成“施士陂”。罗念生说：“他生成了一种‘跳水’的硬脾气，从来不肯接受批评。”1927年8月，朱湘公费赴美留学，期限应该是五年。他先在威斯康星州的劳伦斯大学插入四年级，读拉丁文、古英文和法文，后来又到芝加哥大学，再转学俄亥俄大学。他在三所大学只读了两年，就回国了。其实早在劳伦斯大学时，他就准备读完一年就回国，他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将学位视作粪土，根本不在乎。他在给妻子刘霓君的一封信里说：“只要衣食不愁，何必考什么博士。老实一句话，博士什么人都考得，像我这诗却很少人能作出来。”这句话从理论上说不无道理，但他的理解不免偏狭，获得学位不是读书的目的，取得学位的过程却也是读书的过程。作诗固然需要天份，天份却不是唯一。一个诗人若要成为好诗人，仅靠天份是不够的。然而，朱湘却不这么认为。他的好朋友罗皑岚和罗念生又是一番苦劝，终于打消他回国念头。不过，他还是坚持不为拿学位而读他不喜欢的功课，甚至于干脆弃功课于不顾，专心翻译起中文诗来。他的这个行为，无异于“怪”。许多同学将他视作“怪人”。有一位从美国得了博士学位的人回国后对罗皑岚说：“你学文学的，最好到美国后，不要学朱湘。”书，继续读着。可是不久，一个意外事件，终于还是让朱湘离开了劳伦斯。那天上法文课，教授读了一篇法国作家杜德的小说。小说中有一句话形容中国人像猴子。听到这句话，美国学生都笑了，中国学生都气了，特别是朱湘，更是愤而离开教室。尽管事后教授向他道歉，但他还是消不了气，坚持离校表示抗议。这固然可以理解为他太爱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但也可以说他太冲动太沉不住气。其实他在美国，一直都有自尊心受伤害的感觉。他给妻子写信诉苦道：“一个人到外国念书，举目无亲，加上外国人向来对中国人是看不起的，你出去一不小心，就要受人欺负。……我们中国人并非天生得不干净，不必他们见了中国人就擤鼻子。说起来你也不知道，我上课时候，出去时候，甚至走路时候，受这种气，受这种辱，也不知道受了多少。”这样的屈辱感，在一般人看来，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但对于朱湘来说，是痛苦的无法忍受的。特别是当“看不起”和“歧视”由泛泛的而具体化后，他就更加不能容忍了。这是他在转学芝加哥大学后发生的事。当初，他就知道给他们上课的教习很不喜欢中国人，很不愿意中国学生听他的课，但倔强的朱湘不理，偏偏就要上他的课，他也无奈。他发了几本书给学生，朱湘也拿了一本。看完后，他就还掉了——他的“还”不是亲手交到教习的手上，因为他不愿意搭理他，而是将书放在教习的桌上。然而不久之后，教习认为有人没有还书。朱湘认为教习是在怀疑他，矛盾就爆发了。从此，他专和这个教习“斗”，故意挑他的错，有几次他还抢话，将教习没有来得及讲的话抢先讲了，让教习好不难堪。教习在课堂上大骂亚洲人，朱湘就故意缺课。如此等等，斗来斗去，最后，他还是离开了芝大，转去了俄亥俄。

新月派的开端（44）

从这些事情上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朱湘的个性：独立有主见，不趋炎附势不苟且不软弱，反抗斗争性极强，但也很冲动很任性，不知变通，不懂得生活处事的技巧。这在他回国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是将它一步步逼向绝路的一个方面。朱湘回国，原是应闻一多之邀赴武汉大学任教的，他很高兴地给妻子写信说，“每月有三百块以上的薪水”。此时，闻一多早已经和朱湘交恶，却还惦记着给远在美国的他介绍一份工作，看得出来，他对他还是留有一份情谊的。朱湘也一改逆反心理，欣然接受邀请回国执教。从美国回到上海后，朱湘遇到了几位熟朋友，他们拉他去安徽大学。他的好朋友谢文炳也在安大，而且安大给予的待遇不输武大，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朱湘的祖籍是安徽。可以说，那儿是他的老家。就这样，朱湘临时改变主意，转去了安大。就目前资料而言，不知道闻一多对此是否有怨言。不过，从朱湘这个角度，他自有选择的权利。在安大落脚后，四处漂泊的朱湘总算安定了下来，最起码每月三百元的薪金让他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有了闲钱购买古董，如新出土的陶马、郑板桥的墨迹（后来被鉴定为仿制品）。他最喜欢陶马，常将自己写的一句诗“黄土的人马在四周环拱”挂在嘴上。他每周有九个课时，教三门课，还兼任外文系主任。据徐霞村回忆说，他的课上得很好，很受学生欢迎，连别的系的同学都来听他的课，经常把整间教室挤得满满的。但奇怪的是，在新学期开学前，他却没有接到聘书。朱湘的朋友、同在安大任教的谢文炳回忆说：“1932年暑假，安徽大学大改组，……我以为朱湘也接到了聘书，殊不知并没有。”还有一种说法，朱湘没有被安大续聘，责任并不在学校，而在于他自己。有人说，朱湘曾经将自己在上海文艺界的几个朋友介绍到安大执教，但安大没有接受。于是，他很意气地表示如果不接受他的朋友，他也不想在安大待下去了。结果是，安大坚持己见，而他也只得离开。他似乎一向不喜欢解释纠纷原因，就像他当年离开《诗镌》时，从不跟朋友提及离开原因一样，此番离开安大，他也只跟朋友说他离开了，却并不提离开原因。从此以后，直到他投江自杀，始终没有找到工作。于是有人疑惑，像他这样有学历有才学又有留学背景也有教学经验的人，怎么会找不到工作？社会真的冷酷到死活不给他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非要将他逼死吗？似乎不太可能。他朱湘不过一介书生，社会有何理由只逼他，而不逼其他人？这还是得从他自身寻找原因。一个人不能没有原则性，但有的时候，太有原则性，就会显得太固执，太钻牛角尖了。当朱湘找不到工作时，罗皑岚问他：“你与新月社交往多，为什么不去北大教书？”他回答说：“北大是胡适之一股学阀在那里，我去求他们犯不着。”且不说胡适究竟算不算“学阀”，他这样以一己之见随便给他人贴标签，然后又以此作为划清界线的理由，实在不值。何况，到北大工作，与胡适是否学阀也没有关系。再说，他可以正当方式谋职，无所谓求与不求。因此可以说，他的偏见，他的过度的自尊心让他逐渐走向死胡同。

新月派的开端（45）

我撑着│一只│小小的│船儿，我曾经│走过│许多的│地方；真│说不尽│看过│几多│风云。也│数不尽│踏过│多少│波浪。饶孟侃和闻一多在对格律诗方面之所以有共同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如朱自清所说的那样“都深受英国影响，不但在试验英国诗体，艺术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国诗”。在“深受英国影响”方面，闻一多除了喜爱济慈外，又和饶孟侃一样都深受英国诗人霍斯曼的影响。梁实秋在评价闻一多的《死水》时，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整齐的形式，有规律的节奏，是霍斯曼作风的影响。”朱湘也说：“记得他（闻一多）回国所带的文学书籍完全是现代的诗集，英文原本的。哈代的沉郁，霍斯曼的简洁，照想起来，应当是与他最为接近。”饶孟侃虽然没有出过国，但他也对霍斯曼情有独钟。除了大量阅读霍斯曼的诗以外，他还大量翻译霍斯曼的诗。他这一生，公开发表的译诗共19首，其中霍斯曼的诗有14首，可见他对霍斯曼是如何偏好了。还有两首，即《“从十二方的风穴里”》、《山花》，是饶孟侃和闻一多共同翻译的。以“对话体”的方式写诗，是饶孟侃诗的一大特色。比如，他的《“三月十八日”——纪念铁狮子胡同大流血》的风格是这样的：“平儿，你回来了！”“是的，母亲。”“我为什么走路卷着大襟？”“啊！那是路上弄脏了一点，不要紧，让我进去换一件。”“兄弟呢，怎么没同你回来？”“他，他许是没有我走得快；没什么，母亲，没什么；他，他自己难道还不认得回家？”……“不是，我昨晚梦见你兄弟，一起来又听见乌鸦在啼；……”……如果说饶孟侃和闻一多除了在新诗理论方面有共同认识外，在创作方面也有共通性的话，那么，这个“共通性”就表现在都倡导文艺运动和爱国运动相结合。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诗里，总是渗透着明显的爱国情怀。这是他俩区别于其他新月派诗人的重要之处。《诗镌》创刊号又是“纪念三&#8226;一八惨案专号”，饶孟侃在这期上发表了一首《天安门》。颇有意味的是，闻一多也写了一首名为《天安门》的诗。

新月派的开端（46）

另外，就像罗念生所说的，朱湘总是在“个人奋斗、孤军作战”。其中原因，有他主观意愿，也有客观因素而造成的被孤立被冷落。比如，他自信到自负，为人处事冲动而直率，该说就说，该骂就骂。更多的时候，按照他的好朋友柳无忌的说法，他“太易感触，太多猜疑”。因此，罗念生也说他“得罪的人太多”。早在清华时，四子之间其实并不和睦。罗皑岚回忆说：“那时他正和北京晨报诗镌的作家孙子潜、饶孟侃、余上沅诸人住在一块，我和念生在他们那儿吃过一次饭。他们似乎在闹一点小意见，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融洽，……闹的甚么意见，朱湘始终没对我们说过。”其实说到底，他们不融洽的原因在于四子中，除了杨世恩，其余三人的脾气都很急躁，尤其是朱湘。饶孟侃就曾当着罗念生的面，指责朱湘“脾气太坏”。罗念生在《给子沅》中说：“子潜（孙大雨）和你竟因一个最细小的缘由起了隔膜，他原是为你好，叫你不要看那种不正经的书，免得伤害你的身子。”在编辑《诗镌》期间，朱湘曾经无中生有地指责杨世恩不应该将他的作品排在别人的后面。事实上，这跟杨世恩毫无关系。如果杨世恩计较起来，他俩的关系也将受到冲击。后来，杨世恩早逝，他这才有些后悔。朱湘和朋友的关系如此，和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坏。在作于1928年2月至1929年8月的《海外寄霓君》的94封信（也可称作情书）中，可以发现，他们的夫妻感情似乎很不错。这些信除了朱湘在称呼上比较亲昵外，诸如“霓妹，我的爱妻”、“最亲滴滴霓妹妹”、“霓妹亲亲”、“霓妹妹我的爱妻”、“爱妹爱妹”、“爱妹霓霓”、“霓妹亲爱”外，并没有一般情书那样充满柔情蜜意，多的是家常里短琐琐碎碎，甚至朱湘还在信里提到他给妻子邮寄卫生棉条，但从中还是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夫妻之间互相牵挂互相体贴的那份恬淡如水的温情。他对妻子说：“预备将来回国的时候，把我们两人来往的信对着看，那一定十分有趣。将来老年，我们回头观看的时候，这些信便是我们的爱情日记。”然而，他没有等到“将来”，没有等到“老年”。也许不能将一切都归于他们的婚姻是封建的家长包办婚姻，但这样的婚姻的确使他们欠缺爱情基础。表面上看，他们夫妻出双入对，给朋友们的感觉是很融洽很和睦，但罗皑岚始终很怀疑，因为朱湘在给他的信中，多次提到旧式婚婚如何不好，如何坏。当罗皑岚准备服从家里的安排结婚时，朱湘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力劝他逃婚。那么他们夫妻之间，究竟如何不睦，以朱湘的性格，他是不会对人说的。不过，在他的一封信中似乎可以寻出端倪。他有些痛心疾首地写道：“我们两人的爱情是天长地久，同偕到老。将来我先闭眼，我就求你顾身子，拿小孩子们带得好好的，不要自寻短见；万一你先闭眼，我发誓决不再取，作负心郎，皇天在上，我家祖先在上，朱湘如不守约，就天打雷劈。妹妹，这些伤心的话，我本不想说，不过要安你的心，因为你有时还不免疑心我。”

新月派的开端（47）

按照罗皑岚的说法，刘霓君是旧式太太。旧式太太总是猜忌的、疑心的，她时时担心丈夫出轨有外遇。不在一起时，两人也许还能因为相思而恩爱不绝；一旦生活在一起了，争吵便就无休无止。罗念生回忆，在安大时，朱湘和妻子经常吵架，一吵架就将家里的东西摔碎。第二天和好后，两人又不得不去买新的。曾经有一次，两人为儿子将来的职业吵了起来，罗念生说夫妻俩“竟会比武”。谢文炳也回忆说：“他和夫人有时口角，往往是请我和陈纲（谢之夫人）去调停的。”投江那天，他也是和妻子吵了架后出门的。其实，就算是朱湘的婚姻不是指腹为婚的，可以推测，他的婚姻可能也会出问题。他对罗皑岚说，“任何婚姻都是与艺术不两立的”。他这样一个视诗为一切，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是不能生活在俗世中，更不能生活在俗的婚姻中的。他自己也说，做文章误了他一生。离开安大后，朱湘一方面断了生活来源，一方面因为得罪朋友太多，自己的诗文竟找不到地方发表。原先，他的散文能卖千字三元，诗能卖每二十行五元。如今，他的诗，甚至被人讥笑为“不如程艳秋的戏”。他的《草莽集》出版后，销路也一直不好，除了朋友赵景深写过一篇《朱湘的短诗》外，没有人对他的诗进行研究和分析。在他看来，没有人关注他的诗，他似乎被遗忘了。在他的新诗集《石门集》里，充满着厌恶、潦倒、悲观的情绪。比如，他写道：“朱湘，你是不是拿性命当玩，/这么绝食了两天，只吞水，气，/弄得头痛，心怔忡，口里发酸。”他又写道：“三十年的旧账一笔勾销，/金贵的是光阴，不能浪费/在簿上，去查米是便宜，贵。/油，盐，菜今天是吃了多少。”他还写道：“完结了，这丑陋的生活！/这个不能责备环境……/除了人，环境还有什么？/唯有懦夫才责备旁人！”朱湘曾经在给柳无忌的一封信里说：“若是一条路也没有，那时候，也可以问心无愧了。”他又在《我的诗神愚夫听到我叫你》一首诗中，感叹道：“我的诗神！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在这紧急的关头……”。这一切，似乎可以视为他自杀的先兆。1933年12月1日那一天，朱湘向他一直最信任的二嫂薛琪英借了点儿钱，说是要去南京。然后，他乘船离开上海。奇怪的是，他是在安徽采石矶附近跳的江。按理说，从上海到南京，是不会经过采石矶的。据说，次日清晨，朱湘在船上喝了半瓶酒，借着酒劲，他高声朗诵了一首德国诗人海涅的原文诗。酒加诗，激发了他心中的忧伤和悲愤。又也许，醉意朦胧中，他仿佛看见了他最崇拜的屈原正在江下向他招手。他的耳畔依稀回响着这样一句话，“他的名字写在水上”。这是英国人为他们的一个短命的英国浪漫诗人写的。对于朱湘而言，他不仅要将他的名字也写在水上，他更要将他的生命交给，水。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1）

前面那空地就叫天安门，你瞧，都是谁家的小孩儿，好孩子，你要害怕就别做声，不才十来岁儿吗？干吗的！人家说这里听得见鬼哭，脑袋瓜上不是使枪扎的？一到晚上就没有走路的人。先生，听说昨日又死了人，新的鬼哭，旧的鬼应；管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要是听着真吓死人！…………怎么走着走着瞧不见道。不知道爱国犯了什么罪，怨不得小秃子吓掉了魂，也让枪杆儿打得认不得人？——劝人黑夜里别走天安门。身上是血，脸上发青得！就算咱拉车的活倒霉，好不容易长成个人！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也在这期创刊号上，闻一多写了一篇《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的号角性文章。在“三&#8226;一八惨案”发生后一个星期，饶孟侃就写了那首《“三月十八日”——纪念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也许闻一多的这篇文章是受了饶孟侃这首诗的启发。在文艺运动与爱国运动相联系的这个问题上，他俩不但思想统一，行为一致，更密切配合，彼此关照，共同行动。朱自清说：“他（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他又说：“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说闻一多是爱国诗人，是因为他的确写过多首爱国诗，比如《醒呀》、《洗衣歌》、《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七子之歌》等。但是，说他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则不免溢美，因为至少饶孟侃也可以说是爱国诗人。他在《天安门》、《三月十八日……》之后，又写了痛斥隐瞒惨案真相的《无题》，接着又有《走》、《山河》（原名《战歌》）、《叫卖》等爱国诗。他的《捣衣曲》、《莲娘》、《弃儿》等诗充满了反封建精神，对劳动者充满同情和关注。周良沛曾经这样总结道：“饶孟侃，不像当年左翼作家，以革命思想为基础而创作。而且，他还以‘不空谈政治’抵制‘新月社’某些人的政治。然而，他那些歌颂爱国运动、同情劳动人民的诗行，也离不开政治，就是他以‘不空谈政治’所抵制的某些反共、反对进步文艺的政治，诗人尽管可能是不自觉的，实际上也是很强烈的政治。”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2）

《诗镌》时期，新月诗人在该刊上共发表了105篇诗文，其中文17篇，诗88首。发表诗文最多的，就是饶孟侃，共16篇，其中文6篇，即《新诗的音节》、《再论新诗的音节》、《新诗话（一）》、《新诗话（二）》、《感伤主义与“创造社”》、《情绪与格律》；诗10首，即《天安门》、《寻找》、《捣衣曲》、《家乡》、《莲娘》、《春游》、《走》、《无题》、《招牌》、《辞别》。在他之下，方才是闻一多和徐志摩，各发表诗文11篇，其中文各4篇，诗7首。因此徐志摩才会说饶、闻贡献最大，更说“孟侃从踢球变到做诗，只是半年间的事，但他运用诗句的纯熟，已经使我们老童生们有望尘莫及的感想，一多说是‘奇迹’，谁说不是？”《诗镌》结束后，又有《新月》月刊，饶孟侃不仅继续发表诗文，更参与编辑工作。然后就是《诗刊》，饶孟侃在第三、四期上发表了《惆怅》和《山河》。1934年，叶公超、闻一多主办了《学文》，饶孟侃发表了三首诗《懒》、《客人》、《和谐》。曾经有人批判《学文》充满了酸霉气，而饶的这几首诗是“酸霉气”的代表——当然，这是站在政治角度，非站在艺术角度上的评价。在《和谐》之后，饶孟侃告别了文坛，专心教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北京外语学院、外交学院任教。1950年12月，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本《新月》第一卷第五期。他在扉页上写道：“我一眼瞥见他，就像见了多年阔别的亲人一样，说不出心头是如何高兴。这确是真感情，哪怕只有电光一闪的存在，我怎能不重视它呢？”可见他对《新月》，对“新月”的深情。1967年4月2日，他在北京病逝。④“四子”之孙大雨：“音组”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如今提及新月派倡行的格律诗，从理论上说，习惯以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闻一多的《诗之三美》——孙大雨的“音组”作为发展顺序。实际上，孙大雨的“音组”说早于饶、闻的这两篇诗论。只可惜在当时，他只有对“音组”的直觉认识，而没有将它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进行系统总结。这样他的新见就被误解为是建立在饶、闻新诗理论基础之上的了。仅就“音组”理论而言，诗人卞之琳在1989年写的一篇《我和叶公超》文章中说：“现在读到公超1937年发表在孟实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的《论新诗》一文，发现更多深获我心的见解。例如新诗建行单位不应以计单字数而应计语音的音组，比孙大雨先生通过长期实践到30年代开始译莎士比亚才提出‘音组’说法似还早一步。”在这里，他认为孙大雨的“音组”说是在30年代才提出的。实际上，准确地说，孙大雨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进行“音组”的理论总结的。1934年下半年，孙大雨接受胡适主持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开始了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浩大工程。他最先选定的莎剧是《黎琊王》（又名《李尔王》）集注本。这之前，他已经开始了莎剧的试译。试译和正式译的区别在于试译时，他对莎剧中的“音步”还不能熟练掌握；正式译时，他运用多年对“音组”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用此方法对应莎剧中的“音步”，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将原作中的五个“音步”，变换成五个“音组”。14个月以后，翻译工作全部完成。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3）

在翻译过程中，孙大雨对“音组”的理论又有了更进一步地认识。于是，他便想写一篇关于“音组”的理论文章。不想，一开笔就收不住，洋洋洒洒写了十多万字，终成《论音组》专著。又是一个可惜，因为随即爆发的抗日战争，他的《黎琊王》和《论音组》都未能及时出版。5年后，即1940年，《黎琊王》终于付印。几个月后，他由港返渝，便将《论音组》原稿和《黎琊王》清样留在香港友人家里。谁知道，香港失陷时，两部稿子全部被毁。幸好《黎琊王》已有打印好的纸版，而更珍贵的《论音组》则终得未见天日。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由孙大雨翻译的《黎琊王》集注本（上、下两册）由上海印书馆出版。在“序言”中，人们发现了“音组”这个词。他这样解释道：“韵文的先决条件是音组，音组的形成则为音步的有秩序、有计划的进行。”这是他第一次以正式的书面方式提及“音组”。这恐怕就是卞之琳断言他的“音组”说诞生于三十年代的主要原因。作为新月派“四子”之一，孙大雨对《诗镌》也有不小贡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人们对格律诗进行努力试验时，找到了一种新诗的格律，也就是以两个或三个汉字为常数的有各种不同变化的“音组”。孙大雨祖籍浙江诸暨，1905年1月11日出生于上海南市，原名孙铭传，字守拙，号子潜。他的父亲孙廷翰，字问清，是清代末科翰林，有学问，也有家产。母亲戴氏是苏州人。他兄弟姐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孙廷翰很正直，看不惯官场上的“聪明人”，便给大雨起名“守拙”，意守拙若愚。守拙自幼聪明，5岁时入了私塾，很快就能读《论语》、《孟子》。9岁时，他跟着表兄开始学习英文。后来，他进入上海青年会中学完成了附小和初、高中的学业，1922年顺利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在中学时，他以“守拙”之名在康白情、王光祈等人主编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发表处女作《海船》，同年又在《时事新报&#8226;学灯》上发表《水》。这是他接触新诗、创作新诗的开始。既爱新诗，又是清华一分子，孙大雨自然是要加入清华文学社的。从1922年10月27日已经去了美国的闻一多写给还在清华的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可以发现，孙大雨应该是在此之前加入文学社的。在信中，闻一多有这么一段话：“又听说我们加入了两位新会友——郑君骏全同孙君铭传。我很诚恳地向他们毛遂自荐，愿列于他们的文字之交之末；我又用我的旧社友底头衔对他们表示无量的欢迎！”若说孙大雨在清华文学社时的最突出表现，无疑是经他的努力，使得因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相继留美而停刊多时的《清华周刊》得以复刊。他因此当选周刊文艺栏主任。在任期间，他一共编辑了四期《文艺增刊》，他自己，则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秋夜》、《荷花池畔》、《舞蹈会上》等诗，也连载了长篇论文《郭沫若——〈女神〉与〈星空〉》（未完）和《十四行诗和连锁韵》，认真探讨了新诗自“五&#8226;四”以来在创作方面的得失。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4）

也就在此期间，他有感于新诗形式的过于松散和自由，开始关注诗的格律。后来，他回忆说：“1922年夏考上清华学校后，我的兴趣朝诗歌方面发展，特别是英文诗歌。我向往雪莱的高渺幽微的激情遐思和密尔顿的崇高浩瀚的气魄意境，向往于诗歌里情致的深邃与浩荡，同格律声腔相济相成的幽微与奇横。”他觉得那时候的新诗意境太淡漠空泛、粗疏平淡，声腔节奏几乎和白话差不多，想要寻找一种新的格律。在清华求学期间，四子同住在梯子胡同的两间屋里，读书作诗写文章，谈诗论诗寻格律。这也许是吸引闻一多在回国之初也住进梯子胡同的原因之一。闻一多回国时，孙大雨也自清华毕业了。按规定，他在赴美留学前可以在国内游历一年。这时，他正苦苦寻思新格律，便利用这个机会来到浙江普陀山，入住佛寺圆通庵客舍。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白天，他游山逛水，领略自然；晚上，他对着皎洁的月光吟诵名诗。同时，他读书，写诗。终于，他摸索出了一种新诗的格律形式，那就是，音组。以《黎琊王》中的一段译诗为例：听啊，│造化，│亲爱│的女神，│请你听！要是你│原想│叫这│东西│有子息，请拨转│念头，│使她│永不能│生产；毁坏她│孕育│的器官，│别让这│逆天背理│的贱身│生一个│孩儿│增光彩！很明显，它由两三个汉字为常数进行变化、每句都有五个音组。他认为构成一首诗的因素主要是情致、意境、风格和音组。如果把诗来比人，情致“相当于精神和生活”，意境“如同肢干轮廓”，风格“仿佛仪态丰姿”，音组“好似声音行动”。当他发现了这个新的格律后，非常激动地从普陀山返回北京，和闻一多等诗友们交流。随后，他用音组理论创作了一首十四行诗《爱》（刊登在1926年4月10日的《诗镌》上）。这也是他有意识地撰写格律体新诗的首次实践。自此以后，他以此方法创作和翻译了约三万行左右的诗。就在孙大雨执着于对音组的理论探求和创作实践时，饶孟侃在《诗镌》上发表了《新诗的音节》，随即，闻一多发表了《诗的格律》。从他俩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他们似乎并不接受或认同孙大雨的音组说。相对而言，“诗的音节”，特别是“诗之三美”，对当时的格律诗运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音组”则少为人知。孙大雨因为对格律诗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所以对饶、闻的理论阐述中的某些观点，也持有异议。比如，饶孟侃认为：“用单音的文字来写无韵诗，虽不敢说是绝对的不可能，但是我相信至少我自己这辈子决看不到它有成功的可能。”对此，孙大雨的观点恰好相反，他主张诗可以不押韵。他的代表作之一《自己的写照》，就是一首典型的长篇无韵体诗，每行四个音组。以前五行为例：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5）

森严的秩序，紊乱的浮嚣。今天一早起街顶上的云色呈着鸽桃灰，满街人脸上有一抹不可思议的深蓝。我说你这个大都会呵，大都会！这首诗被后期新月诗人陈梦家赞为“是一首精心结构的惊人的长诗，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台湾诗人痖弦评价它“确是中国早期新诗坛一座未完工的巨大纪念碑。”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孙大雨用音组理论和不押韵的观点进行的创作，是成功的，更可以在诗创作中可以被广泛运用。从构成上说，闻一多的“音尺”和孙大雨的“音组”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区别在于，闻一多以音尺为基础从而要求达到“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的建筑美的目的。在实践中，这样对音尺的过度强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麻将牌式”和“豆腐干式”的形式僵硬的诗作。对此，孙大雨是不以为然的。他在一篇回忆朱湘的文章中，这样说：“朱湘也是格律体新诗的赞同者和实行者，但他囿于所谓‘建筑美’而创立的一种每行字数划一的诗体则被后人诟病为‘豆腐干诗’。”而按照他的音组理论进行创作，虽然强调每行的音组数相同，但并不要求每行字数相等。这样就避免了“麻将牌”和“豆腐干”。看得出来，在对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方面，闻一多和饶孟侃、朱湘等是一致的，和孙大雨则是不同的。这也许就是闻一多之所以说“《诗刊》重要分子当数朱、饶、杨、刘”，而将孙大雨排除在外的主要原因。又也许，正是因为他被“排除”了，所以他才会中途离开了《诗镌》。当然，他的退出，和朱湘不同。朱湘是负气，而他，更可能是因为和他人的意见不合。徐志摩在《〈诗镌〉放假》一文中，带有指责的口吻说：“杨子惠孙子潜两位应受处分，因为他们也是半途失散，不曾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他们此时正在西湖边乘凉作乐，却忘了我们还在这大热天的京城里奋斗。”“应受处分”的两个人，在“西湖边乘凉作乐”后返回北京不久，杨世恩（子惠）患伤寒突然病逝。一个月以后，孙大雨（子潜）乘上麦金利总统号海轮启程赴美留学。提及留学，很自然地会说到他的一些往事，从中很能发现他的个性和为人。早在基督教会创办的青年会中学就读时，孙大雨就曾因为“不听话”险些被开除。当时，他在学生会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学生呼》，自任编辑，每期发表社论、时评、新诗，还刊登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消息。这时，正值“五&#8226;四”运动风起涌之时。显然，他深受影响，思想先锋也有些激进。由于是教会学校，按校规，师生每天早晨都要在礼堂集合诵经，然后由校长训话。他正研读达尔文的进化论，觉得基督教“人是由上帝创造”的观点与进化论相悖。于是，他一方面在《学生呼》上撰文，大力宣扬进化论，一方面给校长写信，阐明他对人是如何而来的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6）

校长看了《学生呼》上的文章，大怒，又看了孙大雨的信，大愤。暑假前，他给孙大雨家发去两封信，一封是成绩通知单，一封是开除通知书。孙大雨不忧不惧，竟然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质疑校长。迫于形势压力，校长只好派副校长赶到孙家收回了开除通知书。就这样，孙大雨依靠自己的办法，重又回到了学校。中学还未毕业，孙家就为大雨筹办婚事了。照例，家人不会尊重孩子的意见，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方式为大雨说了一门亲。女方家是当地的富族，孙家此时已经家道中落，因此很希望这门婚事能振兴孙家，更和对方约定，将来送大雨出国留学。孙大雨了解详情后，由于受到新式婚姻思想的影响，坚决不从。在订婚前，他给女方父亲写了一封信，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就这样，婚事告吹，家人很恼火，他的一个叔父更大骂他是“过激党”。既然不能让婚姻帮助自己出国，那么就只有靠自己的努力了。就这样，孙大雨考上了清华，圆了留学梦。来到美国后，他进入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哈诺阜镇的达德穆学院，插入三年级，主修英国文学，兼修西欧哲学史及美术史。两年后，他自该校毕业。随后，他只身来到纽约，进入耶鲁大学研究院二年级，还是主修英国文学。学习之余，他跟朱湘始终保持着信来信往，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新诗发展。他自己，课余也写诗，有一首《纽约城》后来刊登在1928年10月的《晨报副刊&#8226;辰星》上。他也知道，此时，新月文人们，包括徐志摩、闻一多等，都早已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晨报副刊》。1930年，孙大雨回国。次年初，徐志摩在上海又创办了《诗刊》，孙大雨参与稿件的编选，也发表了《诀绝》、《回答》、《老话》等几首十四行诗，均为商籁体。徐志摩评价道：“大雨的三首商籁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竟许从此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后来，徐志摩的《猛虎集》出版，他送了一本给孙大雨，称大雨是“大雨元帅”，签名为“小先锋志摩”。《诗刊》上还刊登过孙大雨的一首共318行的长诗《自我的写照》。苏雪林评价孙大雨是继徐志摩、闻一多“一双柱石”之后的“新月”之中一员出色的诗人。抗战中，孙大雨在大后方教书；胜利后，他加入民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干事会主席，参加了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任主任。在“五七”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大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然后调入华东师大外文系。1997年1月5日，他在上海去世，享年92岁，是最后一个离世的“新月”人。4、徐志摩宣布：《诗镌》“放假”茅盾曾在《徐志摩论》中说徐志摩的诗“是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这段话虽然是明指徐志摩的，但徐志摩却是新月派诗人的代表，因此并非不可以将其理解为对新月派诗风的总体评价，即形式大于内容。

天安门（饶）天安门（闻）（7）

就格律诗运动本身来说，正如闻一多对它的评价：主要功绩之一就是发现了新诗的音节，即格律，也就是“形式”。徐志摩在《〈诗镌〉放假》一文中也说：“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匀整与流动。……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正因为他们过于强调音节，所以徐志摩又说：“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澈底的‘音节化’（那就是诗化）才可以取得诗的认识，要不然思想自思想，情绪自情绪，却不能说是诗。”然而，如果就此断定新月诗人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则有失公允。严格说来，没有纯粹的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诗。何况仅从《诗镌》创刊号“三&#8226;一八惨案专号”上刊登的数首纪念诗篇，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仅重内容，更有以诗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强烈意识。将文艺运动与爱国运动相统一，固然可以认为诗有内容，除此之外，生活中的点滴，以及情感、情绪，甚至感伤，也都不能不算是一种“内容”。因此，指责新月派的诗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是毫无道理的。其实徐志摩也意识到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他在《〈诗镌〉放假》中说：“我们学做诗的一开步就有双层的危险，单讲‘内容’容易落了恶滥的‘生铁门笃儿主义’或是‘假哲理的唯晦学派’；反过来说，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就我们诗刊的榜样说，我们为要指摘前者的弊病，难免有引起后者弊病的倾向，这是我们应分时刻引以为戒的。”由此可见新月派倡导格律诗对新诗发展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朱自清对新月派提倡格律诗运动评价甚高，他说：“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徐志摩自己也对他们在这段期间所做的格律诗尝试，做了总结：“第一在理论方面，我们讨论过新诗的音节与格律。我们甘脆承认我们是‘旧派’——假如‘新’的意义不能与‘安那其’的意义分离的话。想是我们的天资低，想是我们‘犯贱’，分明有了时代解放给我们的充分自由不来享受，却甘心来自造镣铐给自己套上；放着随口曲的真新诗不做，却来试验什么画方豆腐干式一类的体例！”如果《诗镌》不“放假”，徐志摩、闻一多他们继续在格律诗方面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挖掘，相信格律诗会有更大发展。不过，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仅仅11期的篇幅中，新月派发表的创作和理论，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史上，仍然占有一定地位。同时，它也因为区别于之前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艺社团的思想见解和艺术特色，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的新的诗歌流派。说起《诗镌》“放假”的原因，徐志摩在《〈诗镌〉放假》一文中做了解释：“一为在暑期内同人离京的多，稿事太不便，一为热心戏剧的几个朋友，急于想借本刊地位，来一次集合的宣传的努力……”这个“宣传的努力”就是在“热心戏剧的几个朋友”共同参与下，创办了《剧刊》。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

《晨报副刊&#8226;剧刊》：“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张嘉铸：四条汉子的国剧运动与其说《诗镌》“放假”，是因为几个热心戏剧的朋友想借《晨报副刊》的版面创办《剧刊》，不如说，《剧刊》的创办填补了《诗镌》“放假”后的“晨副”空白。《诗镌》在1926年6月10日终刊，《剧刊》紧随其后，在6月17日创刊。《诗镌》维持了两个多月，《剧刊》坚持了三个多月，到9月23日终刊。这两个“副刊”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徐志摩。《诗镌》时期，围绕在徐志摩周围的，是以闻一多为首的新诗人；《剧刊》时期，团结在徐志摩身边的，是以余上沅为首的一批对戏剧充满热爱和理想，又致力于国剧运动的戏剧人。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是“五&#8226;四”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曾经爆发过一场有关戏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的焦点是全盘否定旧剧，还是全面继承旧剧。针对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郑振铎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在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猛烈抨击的同时，对戏曲也进行了全面批判。郑振铎说：“旧戏曲不是‘色情迷’，就是‘帝王梦’，就是‘封建欲’，且多颂圣之语。”对旧戏曲的形式，他们也颇多微词。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虚无主义冒了头，以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对旧戏曲从内容到形式，主张全盘否定。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将戏曲列入“非人的文学”，认为“没有丝毫继承的价值”；傅斯年在《戏曲改良各面观》一文中说戏曲“实在毫无美学之价值，不能不推翻”；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说“均当一扫而空”；钱玄同在《寄陈独秀》一文中说戏曲“无一足以动人感情”，又在《随感录（十八）》一文中提出要“全数扫尽，尽情推翻”。在全盘否定旧剧的基础上，他们主张“全盘西化”。胡适视西洋戏剧为“惟一先进的戏剧”；钱玄同则说“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脸谱’派的戏。”全盘西化的结果是“引进西方戏剧理论与舞台艺术方式以研究戏剧艺术，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国剧’取而代之”。这一论点遭到反对派的强烈反驳，他们认为所谓“国剧”，应该指的是“上自院本、杂剧、传奇，下至昆曲、皮黄、秦腔等中国旧有戏剧”，从这个角度说，对待国剧，应该“全盘继承，完全保存”。“国剧”一词由此而来。率先提出“国剧运动”这一口号的，就是一批正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熊佛西、张嘉铸。就像徐志摩创办新月社，是“为做戏”一样，在美国的闻一多和梁实秋也很看重戏剧的作用。早在清华时，梁实秋就是学校戏剧社团的积极分子，他演过多出戏，还在毕业晚会上反串了话剧《张约翰》中的女角。到美国后，他省吃俭用，将省下的钱都献给了戏剧。有一天，在哈佛的梁实秋接到在纽约的闻一多的来信。闻一多在信里，很兴奋地告诉他：“近来忙得不得开交，……但是戏仍旧还无头绪。眼看排演日期马上就到了，五幕戏只练了一幕。化装布景虽是画得了，但还没有动手制造。三十余件古装……本拟请一个姓杨的画，后来他神气起来了，说一笔也不能改。我就比他更神气，要求当局人把他开除了。如今artdepartment的事只我一人包揽。……老余要辞职，昨天刚说好了的。”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2）

信里所说的“戏”，是指闻一多和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合作正在排练的古装大戏《杨贵妃》（又名《此恨绵绵》）。“老余”指的是余上沅，之前他在匹茨堡卡内基大学学习戏剧，此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闻一多在信里没有提到，他就是在纽约学习舞台图案的赵太侔。余、赵二人是这出戏的创作骨干。闻一多是学绘画的，他的任务是在绸质服装上画出锦绣黼黻的图案。还有一位美术艺术批评家张禹九（即张嘉铸，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八弟）参与艺术指导。这样的阵容，无疑是相当厚实的。因此，这出戏的最终结局，也就毫无悬念。此时，熊佛西刚刚抵达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戏剧与文学，他没有直接参与此戏。就他的专业而言，不久之后，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是顺理成章的。大约是在1924年夏天的时候，也就是在《杨贵妃》排演之前，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张嘉铸聚集到了纽约，“挤”进了余上沅的处所“万国公寓”。按照余上沅的说法，原先他们并不相识，只是纽约的留学生团体组织演戏，他们这才聚到了一起，然后合作排演过一出洪深编的《牛郎织女》。这应该是他们的初次演出实践，但影响不大。那时候，几个人都是穷学生，经济拮据。特别是余上沅，他因为不肯按同乡父执辈的要求改学政治，而是坚持个人爱好学习戏剧，从而失去了经济来源。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观戏机会。纽约是个大都市，有不少著名的剧院，更经常上演著名的剧目。在温波小剧院、韩卜敦剧院、百老汇剧场，他们如饥似渴地观摩着被他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好看的戏剧。观剧同时，他们更多地是总结，是思考，试图“洋为中用”。余上沅为此撰写了一组剧论，以《芹献》的总题，寄回国内的《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后来，这组文章分期刊登出来，被认为是最早的“国剧的戏剧主张”。观摩了，总结了，自然就要进行实践了。于是，这年冬天，由剑桥同学会发起，由华侨给予经济资助，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张嘉铸等人自编自演了英文版中国戏《杨贵妃》。此剧取材于中国古典名剧《长生殿》。余上沅在改编时，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戏曲，特别是京剧中最具特色的写意手法。经过多次排练，如期在万国公寓的礼堂公演。这次公演，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除了这出戏外，当时还有住在公寓里的外国学生所表演的具有他们国家特色的戏剧。也就是说，公演带有竞赛的性质。这个时候，中国戏剧演员从来没有在美国本土上演出过中国戏——梅兰芳直到1930年才将中国京剧带去美国。因此，《杨贵妃》就不是单纯的一部戏那么简单，而成为中国戏剧的代表。演出那天，连公寓的主人洛克菲勒家族成员都来到了现场。《杨贵妃》里精致的布景、华丽的服装、动人的故事、独特的人物性格，特别是对于美国人来说难得一见的写意的表演手法，无不打动着每个观众的心。演出结束后，观众掌声不断，他们对它的评价是“胜过其他各国”。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3）

这次演出的大获全胜，给了余上沅他们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当天晚上，余、闻、赵、张四个人聚集在余上沅的房间，具体地说，是他家居所的厨房里，兴奋得彻夜不眠。也就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下，他们提出了“国剧运动”这个词。余上沅在给张嘉铸的一封信中，说：“这是我们四个人在我厨房里所定的口号。”何为“国剧”？梁实秋后来解释说：“所谓‘国剧’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京剧’或‘皮黄戏’，也不是当时一般的话剧，他们想不完全撇开中国传统的戏曲，但要采纳西洋戏剧手段；不只理论上的探讨，他们还希望能有一个‘小剧院’来做实验。”余上沅对于“国剧”，解释得更清楚明了：“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对于“国剧运动”，余上沅又解释道：“仿佛提倡国货就非得要抵制外货，国剧也许可以惹出极滑稽的误解。好事之徒，或者旁征曲引，上自院本、杂剧、传奇，下至昆曲、皮黄、秦腔，说它是中国的国粹，我们应该如何去保存，如何去整理，举凡犯有舶来品之嫌疑的，一概予以排斥，不如此不足以言国剧。这样主张，未免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要在戏剧艺术上表现，我们哪能不另走一条新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热忱，……这样的希望，这样的热忱，我们名之曰‘运动’。”简单地说，他们所倡议的国剧运动，就是以中国传统戏剧为基础，吸收西洋戏剧元素，创造出一种新的，但仍不失为中国特色的戏剧。从专业的角度说，就是应该兼取“重写实”的西方戏剧和“重写意”的中国传统戏曲之长，又偏向写意。早在这之前，余上沅就曾撰文《表演的艺术》，将表演分为“写实”和“写意”。他自己，是倾向写意的。他认为中国话剧不妨一试的途径，是“把旧戏去掉唱的部分，只取白，是说也好，是诵也好，加上一点极简单的音乐，依然保持舞台上整个的抽象、象征、非写实。一方面免除了昆曲的雕琢，一方面免除了皮黄的鄙俗，把戏剧的内容充实起来，叫它不致流入空洞。”《杨贵妃》其实正符合余上沅的戏剧观。换句话说，他就是在这种戏剧思想的指导下，创作了《杨贵妃》。那么，既然国剧运动的口号是伴随着《杨贵妃》的成功而呼喊出来的，那么，便可以将它视为国剧运动的一次实验。《杨贵妃》的成功，既让哈佛的包括梁实秋在内的中国留学生心儿痒痒，也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于是，他们也排演了一出明初高则诚写的戏《琵琶记》，由顾一樵编剧。和《杨贵妃》一样，这也是一出典型的中国传统戏，说的是中郎蔡伯喈上京赴考中选后发生婚变的悲剧故事，宣扬传统的伦理观念。原剧共二十四出，顾一樵撷取其故事骨干，压缩成三幕，用口语体写出，由梁实秋翻译成英文。演员问题可费了不少周折，女主角大家一致推荐在波士顿附近的威尔斯女子学院学习的谢文秋。她是上海人，风度好，口齿伶俐，但她活泼外向的性格并不合适出演剧中女主角赵五娘，然而除了她又实在没有其他选择，也就只好难为谢文秋了。男主角的问题更麻烦，虽然有不少或才高志大或风流倜傥的男生主动请缨，但无一适合，最后经大家商议，还是由梁实秋出演最好，他也乐意。其他角色，如丞相由顾一樵扮演，丞相之女则请来了谢冰心。当时冰心和谢文秋在一个学院读书，因为学院离哈佛只有一小时路程，所以冰心和梁实秋他们来往很密切，不是她来哈佛做客就是梁实秋他们去看望她，常邀她共同出游。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4）

至于服装、布景，大家商量后干脆向余上沅、闻一多他们的《杨贵妃》剧组借用。在技术方面，他们特别邀请了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担任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终于准备正式上演了。为慎重起见，他们又做了一次预演，特请波士顿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亲临指导。这位教授果然认真负责，不放过一丝一毫的毛病。当演到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冲着梁实秋大叫：“走过去，和她亲吻，和她亲吻！”梁实秋哪敢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谢文秋，尽管是演戏，他也鼓不起勇气，只是发愣，最后不得不耐心向导演解释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导演只好摇头作罢。正式演出很顺利，和《杨贵妃》一样，赢得不少掌声。演出后，闻一多特别作了一首诗，送给梁实秋：“一代风流薄幸哉！/钟情何处不优俳？/琵琶要作诛心论，/骂死他年蔡伯喈！”许地山在得知梁实秋出演蔡伯喈后，给顾一樵的信中调侃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当饰演赵五娘的谢文秋和同学朱士明订婚后，冰心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开玩笑道：“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这时，梁实秋正在为《青光》副刊赶写短文，见信突发灵感，从此用“秋郎”作为笔名之一。相对而言，梁实秋此次排演戏剧，更多的满足了自己长久以来对戏剧的热爱，过了一把戏剧瘾。而闻一多此次排演戏剧，则让他和余上沅、赵太侔一起萌生了更大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国剧运动”。正如余上沅在致友人张嘉铸的一封信中所说：“《杨贵妃》公演完了，成绩超过了我们的预料。我们发狂了，……彼此告语，决定回国，‘国剧运动！’这是我们回国的口号。”《杨贵妃》和《琵琶记》这两出戏，使得这两拨都对戏剧情深意切的人马聚合到了一起。1925年1月，留美的学生戏剧爱好者，包括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张嘉铸、熊佛西，以及梁实秋、顾一樵，还有梁思成、林徽因、瞿士英、熊正瑾等十多人共同组建了中华戏剧改进社，并发下誓言：“均愿以毕生全力置诸剧艺，并抱建设中华国剧之宏愿。”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差距很大。愿望是美好的，誓言也是容易立下的，真正行动起来，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既然计划开始国剧运动，那么，在余上沅、闻一多他们看来，这个“运动”应当包括各个方面，比如创办出版物、演剧等，最重要的，是创办剧院。为此，他们跑遍纽约的大小剧院进行调研，了解筹建过程。他们更从细节入手，又跑颜料店、电器店、玻璃店、布料店、成衣店、珠宝店、影像器材店、建筑材料店，甚至还有演员常常聚餐的餐馆等。这样跑下来，他们不免有些灰心，因为他们惊讶地发现，费用太庞大了。与此同时，他们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经过十多次的修改，共同起草了一份《北平艺术剧院计划大纲》（这篇文章后来于1926年9月16日、23日分两期刊登在《晨报副刊&#8226;剧刊》上），设想筹建北平艺术剧院、演员学校、戏剧图书馆、博物馆。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5）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中的第三点，是他们热情地邀请新月社诸君子加入他们的戏剧改进社，共同建设中国戏剧。余上沅在信的结尾，真诚地说：“敬祝先生健康。北大诸先生、新月社诸先生均此。”这可以说是余上沅、闻一多他们第一次主动和新月社联系。尽管他们的呼唤并没有得到胡适的响应——的确，开设戏剧传习所，建筑北京艺术剧院这样的大事，不是说开设就能开设，说建筑就能建筑的，何况胡适此时不过是北大的教务长而已。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想法不免天真——但他们从此和新月社建立了联系。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由此结交了对戏剧同样热心的徐志摩（张嘉铸原是徐志摩妻弟，自应以前就相识）。这也是他们返国后加入新月社的基础。在等待胡适、新月社回复同时，戏改社也没闲着，继续着他们的戏剧梦——筹划办刊。考虑到办剧院、开传习所，甚至演剧等必须回国后才能办理，目前尚在美国的他们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创办刊物。原本，他们的计划是创办一份专门谈戏剧的刊物，但又担心没有那么多稿件支持，日子长了很可能难以为继。为避免尴尬局面出现，他们最终决定办的刊物，不以戏剧而以艺术之名，又侧重戏剧。至于刊名，有人提议《雕虫》，有人提议《河图》，但闻一多都不满意。刊名虽未最终确定，却排好了四期目录，参与的作者除了戏改社的成员外，还有社外人员，如陈师曾、杨廷宝、潘光旦、郭沫若、赵元任、陈西滢、郁达夫、刘奇峰、罗充、张歆海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期的目录上，有鲁迅的名字，只不过，也许是他们的手上并没有拿到鲁迅的作品，所以只用了一个“短篇”代替，意即他们想编发一篇鲁迅的短篇。之所以这样安排，无外乎表达了他们的一个愿望，至于能否真的拿到鲁迅的作品，他们其实并无把握。相类似的，还有赵元任，目录中只是“音乐散文”；陈西滢，目录中只是“散文”；郭沫若，目录中只是“诗”；徐志摩，目录中只是“散文”；冰心，目录中只是“短篇”。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说：“非我辈接近之人物如鲁迅、周作人、赵元任、陈西滢或至郭沫若、徐志摩、冰心诸人宜否约其投稿。我甚不愿头数期参入此辈之大名，仿佛我们要借他们的光似的。”事实上，这段话恰恰显示了他或他们从内心深处来讲，多少还是有“借光”想法的。然而，无论是《雕虫》，还是《河图》，从后来结果看，都没有办成。这年夏，闻一多和余上沅、赵太侔回国。朱湘在《闻一多与〈死水〉》一文中说，他们三个人结伴回国，便是计划着复兴中国话剧。他又说：“戏剧这一方面的兴趣，就了《死水》各诗的排列方法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仍然存在于他（闻一多）的胸中。”这个时候的闻一多，怀揣着的是戏剧梦想。却不想，他回国后先参与创办了《诗镌》从而进行了格律诗的尝试。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国剧运动被延期了，直到《诗镌》“放假”。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6）

2、提议创办《剧刊》的张嘉铸，曾是徐志摩的妻弟《剧刊》的第一个发起人，不是闻一多，也不是余上沅，更不是徐志摩，而是国剧运动发起者之一的张嘉铸（字禹九）。提起张嘉铸，不能不说到张嘉鈖（又名幼仪）——徐志摩的前妻。张家兄妹十二人，在历史上留名的有二兄张嘉森（又名君劢），曾留学德国。当年“玄学和科学”的论战，严格说来，就是由他引起的。他是宪法学家，《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曾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四兄张嘉璈（又名公权），曾留学日本，是著名的金融家，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与梅兰芳交谊颇深，一度是梅创排梅派新戏、出访国外的经济支柱。小妹妹张嘉蕊，是社会活动家，和曾是梅兰芳妾的名伶孟小冬关系甚好；八弟就是张嘉铸（他在张家兄弟中排行老八，人称“八爷”或“老八”，实为张幼仪第三个弟弟）。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婚事，是张嘉璈牵的线搭的桥。张幼仪于1900年12月29日出生于上海宝山县。她的父亲张祖泽是个大夫，曾在苏州曹沧州学医，后到上海行医开诊所。张家很封建，虽有12个孩子，但老祖母说起家里的孙辈，总是自豪地说“我们家有8个孙子”，却从不提还有4个孙女。在姐妹中，张幼仪排第二。按照算命的说法，张大姐必须在25岁以后才能出嫁。这样一来，第一个出嫁的，就应该是幼仪。民国后第二年，也就是张幼仪13岁的时候，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的张嘉璈看上了徐志摩。当时，徐志摩正在杭州府中（今杭州第一中学）读书。张嘉璈在以秘书身份视察该校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篇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作文。一读之下，他笑了起来。其时，校长给张嘉璈拿来了一批学生作文，在创作风格上，大多数都是模仿梁启超的——那是潮流和时尚。但是，唯有《论小说……》这篇作文，给张嘉璈留下深刻印象。若说梁启超的为文风格是优雅的文言文和舒朗的白话文巧妙地间杂，那么，《论小说……》的文风，也是如此，又特别像极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很多时候，模仿也是需要功力的，它毕竟不同于抄袭，总还要融入自己的见解，包括文字的、内容的、思想的。细细看，张嘉璈发现这个学生字也写得不错，很有书法功底，而且有一种“骨”气。打听之下，张嘉璈了解到这个学生名叫徐志摩，是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之子。他马上就想到了妹妹，想到了妹妹的婚事。他做事一向果断，在这件事上，也是如此。他当即给徐申如写了一封信，说是“提议”两家结亲，实际上也就是为妹妹“提亲”。徐申如接到信，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他的回信表明了他何以如此匆忙决定的原因：“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关于徐、张婚事的牵线人，还有一种说法，是蒋百里。硖石有两大家族，一为徐家，一为蒋家。据蒋百里回忆，不知是哪一年，他住在上海的二马路的三泰客栈，因为同乡关系，也在上海的徐家父子常来常往。徐申如因此结识了张君劢，张君劢也认识了徐志摩，很喜欢他，便想将妹妹嫁给他。蒋百里这样说：“志摩父亲，一知道公权、君劢在社会上地位，也起了心，而且想成就这一段亲事。志摩从小是富于感情的人，被他父亲这么一说，那么一劝，也没有什么坚决的表示。”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徐申如太看中张家兄弟的社会地位，从而牺牲了儿子对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追求。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7）

从命理方面说，徐志摩和张幼仪是不般配的。因为徐志摩属猴，张幼仪属鼠，“猴、鼠不容”，因此算命的拿着两人的生辰八字直摇头。也不知道是张母急于让女儿出嫁，还是看中了徐家的财势和徐志摩的才学，总之，她为了促成这桩婚事，居然擅自将幼仪的出生时间提前了一年，变成了1899年。这样一来，幼仪就属狗了。“猴、狗相容”，徐志摩、张幼仪的婚事就这样由父母、兄长做主，定了下来。从后来的结果看，这样的决定是个错误。事实上，徐志摩对婚事，也很不满，一来他很想读书，又怀揣着大理想，不想那么早被婚姻束缚；二来他对张幼仪不甚满意——虽然他对她一无所知，只看过一张照片，问题恰恰出在这张照片上。婚后，徐家的一个佣人告诉张幼仪，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时，嘴角往下撇了撇，不屑地说了一句：“乡下土包子。”如果说出生在上海宝山县的张幼仪是土包子的话，那么，出生在浙江海盐县硖石的徐志摩，不也同样是一个土包子吗？胡适就曾说硖石“那个小地方”。当然，说“土包子”，表达了徐志摩对张幼仪的一种态度。徐志摩18岁，张幼仪15岁那年，两人结了婚。婚礼很奢华，幼仪的嫁妆都是张家专门派六哥赴欧洲采买回来的。估计就在这个时候，徐志摩和张嘉铸相识。婚后，徐志摩继续读书，张幼仪留在硖石婆家。1918年，他们的长子徐积锴出生。当年，经张君劢介绍，徐志摩拜在梁启超门下。还是在那一年，他赴美留学。1920年秋，他转赴英国，结识了林徽因。当年冬天，张幼仪赴英与他团聚。次年，为了林徽因，徐志摩狠心向已怀有身孕的张幼仪提出离婚，更在正式离婚时，发布“离婚通告”昭告天下。这件事从此使他背负了“不道德”的恶名，留下人生中一个抹不掉的瑕疵。照理说，徐志摩负了张幼仪，是张家的“罪人”。就连徐申如也不能原谅儿子的朝秦暮楚背信弃义没有良心，他一来实在舍不得幼仪这个好儿媳，一来也是为儿子“赎罪”，在他们离婚后，认幼仪为干女儿，继续留她在身边生活。按常情，张家似乎更应该视他为“仇人”，从此断绝关系。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徐志摩在提出离婚后，就突然“消失”了，张幼仪挺着个肚子，孤独地在异国他乡默默等待着已经断情绝义的丈夫。想想总是这样不是个办法，她写信给正在巴黎的张君劢。张君劢的回信，颇有意味，他对妹妹说：“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他还要求妹妹千万不能堕胎，表示“兄愿收养”，又让她“抛却诸事，前来巴黎”。就这样，张幼仪收拾了一些简单行李，独自由英国去了法国，在张君劢那里安顿了下来，不久又随七弟去了德国。在那里，她生下了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儿子德生。从张君劢对张幼仪说的那句话可以看出，他或张家对徐志摩背弃幼仪似乎只有痛心，而没有仇恨，甚至还因为失去徐志摩这样的“婿”而深感惋惜。这在一般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从封建性的角度去观察，一个女人被丈夫“休”了，总是女人的耻辱，而不是丈夫的冷酷无情。张家老祖母的封建思想，可能多少会影响了张家子孙。当妹妹被“休”时，张君劢也只是痛心地将妹妹接走，仅此而已，对“负心汉”徐志摩却没有多少指责。另一方面，张家兄弟都有留学欧美背景，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西方的文明思想，对婚姻也有不同于中国传统观念的新认识。尽管他们欣赏、喜欢徐志摩，但他们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他和妹妹的婚姻是封建的，按照徐志摩的说法，的确是“不道德”的。在这一切复杂的心理状态下，他们对徐志摩为追求自由真爱而抛弃张幼仪的行为，虽然不能说完全地、心甘情愿地接受，但至少也默认了。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8）

倒是梁启超对弟子的行为大为不满，他致信徐志摩：“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应该说，自由是相对的，追求自由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他人作为代价？梁启超的这段话给予了回答，用最通俗的说法，那就是，不能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这样的幸福，未必比封建的婚姻更道德些。“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这句话可以算得上是至理名言。封建的婚姻自有被消灭的理由，现代的自由婚姻又岂是十全十美？就徐志摩而言，他抛弃了家长包办婚姻中的张幼仪，自由恋爱上了陆小曼，结果怎么样？恰恰不幸被梁启超言中。徐陆一度被世人视为才子佳人绝配的婚姻，终以徐志摩搭上性命而告结束。可在当初，一心追求自由的徐志摩哪还顾得上恩师的劝告，他给老师回信道：“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离婚后的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关系很是奇特。他仍然和张幼仪保持往来，两人共同抚育孩子，又共同经营“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甚至还为徐家二老养老送终。后来，她接受张嘉璈的提议，出任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副总裁。晚年，在她的帮助下，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得以出版。与此同时，她的侄孙女、张嘉铸的孙女张邦梅用英文撰写的传记《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一书也得以面世。无论从哪方面说，张幼仪虽然在1953年于香港又重新嫁人（丈夫苏季子是个医生，1974年去世），但可以说，她一生都没有走出徐志摩的世界。她自己也承认：“在他（徐志摩）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其实，不是“说不定”，而是“肯定”。可以说，徐志摩负了一个最爱他的女人，苦苦追求的所谓真爱却是虚幻的、飘忽不定的。这体现了他的无畏和勇敢，也表明了他的幼稚和愚蠢。离婚后的徐志摩也仍然和张家兄弟保持着往来，特别和张嘉铸的关系，尤为紧密。在五十年代张幼仪和苏季子结婚时，张嘉铸参加了姐姐的婚礼。有意思的是，在二十年代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张嘉铸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前者，可以理解，新娘是姐姐；后者，就有些不可思议了，新郎是曾经抛弃他姐姐的前姐夫。他是唯一一个参加了徐志摩再婚婚礼的张家人。也许他这么做，并非故意跟姐姐作对，故意让姐姐伤心难过，他只是太爱徐志摩。确实，徐志摩这个人，是个讨喜的人，他很容易让人喜欢。梁实秋说过：“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欢喜。”胡适说过：“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周作人说过：“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他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直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9）

也许正因为如此，张嘉铸对徐志摩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憎恨。除了他态度积极地、又郑重其事地盛装出席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外，在晚年时，当他得知孙女张邦梅着手撰写《小脚与西服》，并有意在书中斥责徐志摩的无情无义时，态度坚决地要求她手下留情。显然，他对徐志摩的“背叛”行为，很能理解——尽管他背叛的是他的亲姐姐。更有意思的是，在他弥留之际，他留下了一份奇特的遗嘱：丧礼上，要高声诵读几首徐志摩的诗——不知道他的这份遗嘱，后来是否得到了忠实执行。以张嘉铸对徐志摩一贯的友好态度，徐志摩欣然接受他的提议，利用《晨报副刊》的版面创办《剧刊》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延续了《诗镌》的《剧刊》，固然是徐志摩、余上沅等共同培育和经营的，但从提议创办这个角度说，张嘉铸的作用显然也是不可忽视的。3、《剧刊》灵魂：“戏剧”的徐志摩徐志摩在《〈剧刊〉始业》一文中，很诚恳地说：“说来我自己真叫是惭愧，因为我始终只是一介摇旗呐喊的小兵。我于戏是一个嫡亲外行，既不能编，又不能演，实际的学问更不必问：我是绝对的无用的一个。”这段话，可以认为他说的是实情——在外人眼里，他以诗见长，他准确的身份，还是一个诗人，尽管叶公超认为他的散文写得比诗还好。“戏剧家”的帽子，无论如何也戴不到他的头上。不过，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他是谦虚——他能演，演过《齐特拉》，不论演得是不是像一个真正的演员；他也能编，他和陆小曼合作编过一出《卞昆冈》。他对戏剧，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因此写过戏评。他创办新月社，目的就是“为做戏”。如此说来，他于戏，并非“外行”。如果以时间顺序梳理徐志摩在创办《剧刊》之前的戏剧活动，那么，应当从1923年4月3日他写的一篇影评《看了〈黑将军〉以后》开始。这是部德国人拍摄的无声黑白电影，改编自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自认对莎士比亚戏剧颇有研究的徐志摩对《黑将军》显然不甚满意。当时，因为偏爱莎士比亚的缘故，他冒着大雨兴高采烈地去看《黑将军》，看完后，是“一百二十分的失望，在大雨里饱受了一肚子气回家。后来愈想气愈大”。他的不满意，最主要的是他觉得这部影片远离了原著的精神。他更痛恨的是，它歪曲了原著。比如，影片中的奥赛罗被曲解成了长相又丑又蠢的蠢物，而且残忍、轻信、莽撞。另外一个角色挨各则被描绘成“像个神通广大闹天宫的猴子”。因此，他对全剧的印象，只有两个字：不真。不真在于“原来是庄严的悲剧，如今却变成了流血的谐剧，……只是原作的滑稽化，悲剧的意味与价值全没有了”。一番细致的评论后，他痛下这样的结论：“全剧被删改得几于不可认识原有的精神不必说，就是情节的脉络也被生生的割残。这分明不是莎士比亚而他们偏要利用莎士比亚之名来骗我们的时间与钱，岂不是诈欺取财，应肥刑事审判？”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0）

徐志摩在这篇影评里透露出了他的戏剧观：一，无限夸大悲剧的力量，认为“真粹的悲剧是表现生命本质里所蕴伏的矛盾现象冲突之艺术”。二，过分崇拜莎士比亚戏剧，认为它“是文学里最颠扑不破的杰作，同时也是戏台上最颠扑不破的杰作”。三，认为中国传统戏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原因在于一般的中国人，“和平习惯成性，根本上就懂不得悲剧的意义与价值”。对于中国戏剧，徐志摩一方面说他并不否认中国戏剧，无论是昆曲、皮黄，还是音乐、绘画，的确都是艺术，而且不乏是精美的艺术，另一方面，他又抱怨中国“艺术范围之浅之狭”。所谓“之浅之狭”，简单地说，就是戏剧价值不高。之所以如此，他认为“在于剧本材料不高”。而剧本材料不高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生命的浅薄。“浅薄的生命，产生了浅薄的艺术，反过来浅薄的艺术，又限制了创造的意境，掩塞了生命强烈的冲动”。在趣味性上，在情节的穿插上，他承认有时“比欧美的结构更有趣些”，却少有“一民族能表现天下最集中的仪式”（歌德语），即悲剧。因此，他发问：“我们的悲剧在哪里？”总的来说，他对中国传统戏剧，不甚满意。在看了、评了《黑将军》之后不久，当月的29日，徐志摩又看了、评了一部话剧——英国霍路会剧团在北京平安戏院演出的得林克华德（英国现代著名诗人）的话剧《林肯》。那天晚上，前往看戏的还有梅兰芳，以及新剧家陈大悲。梅兰芳是个内敛的人，喜怒哀乐不常形于色。陈大悲则不同，他几乎忘形：“乐疯了，口里不住的遏着气，嚷好，忘情之极，甚至使劲的踢脚，踢得他前排看客的腰背都痛了！”徐志摩虽不至于“乐疯”，但他对这出剧评价甚高，认为是一部“认真的戏”，是“近代作品中之可为法典者”，是“真纯的艺剧”。显然，对于一部戏，一部剧，是否是好戏，好剧，徐志摩自有评价标准。他说过这样一段话：“真纯艺术——戏剧亦艺术之一——最高的效用，在于扩大净化人道与同情，戟动，解放心灵中潜伏的天才，赋予最醇澈的美感，使于生命自觉中得一新境界，于人生观中得一新意趣。”这既可以用来作为他认为《林肯》是好剧的理由，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他的戏剧观。徐志摩以他对戏剧的见解，对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新剧，基本上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不少新剧总是主题先行，大谈“主义”，将主义置于艺术之上，甚至将艺术作了主义的传声筒，难免使他认为“主义都是浅薄的，至多只是艺术的材料”。1923年5月5日，他在新明戏院看了一场由北京女高师学生演出的改编自易卜生的新剧《娜拉》。那晚，有不少戏未散就“戴帽子披围巾走的看客”，而徐志摩、陈西滢也在其中，因为实在看不下去。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1）

5月11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仁陀”的文章《看了女高师演剧以后的杂谈》，后两日，又连载了署名“芳信”的文章《看了娜拉后的感想》，却都对此剧大加赞赏，而对中途退场的人大加指责，认为他们“不配看有价值戏”，“不懂得艺术的名著”，更措辞激烈地说他们“脑筋里没有人格两个字”。陈西滢生起气来，撰文《看新剧与学时髦》进行反击。他的基本论点是“戏剧的根本作用在于使人愉快”。这其实也是徐志摩的戏剧观。于是，他紧随其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附和陈文的《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强调“艺术，不论那一种，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作品自身能创造一整个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能感觉到“审美的愉快”。他说，这就是艺术神秘的效用。他承认，易卜生的《娜拉》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价值”不在于道德观念，不在于解放不解放，不在于人格不人格，而在于“艺术”。女高师演出的《娜拉》，在他看来，“只是道德的教训，只是人格不人格，解放不解放，我们也许看到了戏里的主义，却不曾看出主义里实现的戏（艺术）。”6月12日，“芳信”又在《晨报副刊》上撰文《“看”音乐与学时髦》，针对徐志摩、陈西滢等人推崇西洋戏剧，批评中国新剧“幼稚拙劣”而“别无一点扶助的精神”的观点进行批驳。显然，徐志摩、陈西滢与仁陀、芳信的争论，是两种戏剧观的冲突。徐、陈强调的戏剧艺术，原应包含戏剧的思想性的——在他们眼里的“好戏”，有哪一出缺少丰富的思想性呢？但他们并未对此加以阐明。这是比较可惜的，也因此给人留下更多的批驳的话头。中国的新剧有时代（战争）的原因，更有观念上的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有相当多的作品都是主义当头、艺术靠后的，也使得它就像一个心智发育迟缓的孩子，长久地停留在“幼稚拙劣”的层次上。而早在20年代，徐志摩们就指出了戏剧不应为主义服务的问题，而呼唤戏剧的艺术性，不能不说是有眼光、有积极意义的。徐志摩非常崇尚西洋戏剧，自然热衷于将西方戏剧家的戏剧作品介绍到国内来。他介绍最详细的，是意大利的戏剧家丹农雪乌。早在他留学英国，就读剑桥时，就曾读过丹农雪乌的作品《死城》，认为是“无双的杰作：是纯粹的力与热；是生命的诗歌与死的赞美的合奏”。他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读后感，用尽了华丽词藻。当时，徐志摩看的是英译本，而丹农雪乌作品的英译本多半已经绝版。除了《死城》，还有《乔康达夫人》，以及诗《弗朗西斯卡&#8226;雷米尼》。对这三部作品爱不释手的徐志摩，很快下了决心：将它们全部翻译成中文，作为一份留学的纪念，也作为一件归国的礼物。随即，他开始着手翻译《死城》，“花了六个下午与黄昏的工夫，也不顾腕酸与背痛”。完成后，在一个月内又连续翻译了丹农雪乌的小说和诗文，还写了一篇介绍性文字《丹农雪乌》。三年后，也就是1925年，他在全文之前又加了一段“绪言”，分7期发表在5月份的《晨报副刊》上。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2）

徐志摩显然读过丹农雪乌的所有六部长剧和两部著名的短剧。他认为：“他的戏剧里所表现的主义与艺术还是他的小说里的主义与艺术，美，恋爱，死，总是他做文章的骨子。”他以《死城》为例，对丹农雪乌的戏剧作进一步的分析，提醒人们最应该注意的是丹农雪乌的写法、他的艺术。他承认他的故事本身没有多大意味，但“这故事是极非常的故事”。总之，他大力介绍丹农雪乌的目的，意图“供给热心的青年一些美感的兴奋与艺术的戟刺”。在这里，他强调的还是，艺术。《丹农雪乌》写于1922年，直到1925年才公开发表。在这之前，徐志摩“想做戏”而创办了新月社，他也因此做了一回戏——排演《齐特拉》。有意思的是，前一年，他对宣扬“主义”的《娜拉》颇有微词，而《娜拉》却十分轰动。应该说，它轰动的原因，肯定不主要在于“艺术”，更应该是戏中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及其思考。如今，他排演了《齐特拉》，是注重艺术性的，然而社会反响却十分微弱。说到原因，林语堂回忆说：“……跟人家去看，但不过也是赶热闹而已，觉得此戏剧一样的Sentimental（令人感伤的），mawkish（令人厌恶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文学价值。”也就是说，不要说它缺乏深刻的思想性，恐怕连一般的艺术性，也没有达到。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徐志摩因为偏爱泰戈尔，又为了迎合泰戈尔，而不顾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国人欣赏口味。从演出本身来说，徐志摩无疑是失败的。不过，像他这样的文化名人亲自走上舞台进行新剧实践，又因此吸引了胡适等其他文化名人前往观看，这在客观上又促进了新剧发展，连带着对中国戏剧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综观徐志摩一生的戏剧活动，最重要的，除了演出《齐特拉》以外，就是创办了《剧刊》——尽管该刊的创办并非由他提议，但他到底是该刊的灵魂。还有就是和陆小曼合作编了一出戏《卞昆冈》。这是徐志摩唯一的一次戏剧创作。不谈译作，它也是后来徐志摩一手创办的新月书店出版的唯一的一部戏剧作品。因此，这部戏，对于徐志摩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说到戏剧创作，徐志摩在1927年1月6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年我要出一本文集一本诗集二篇戏剧。”这说明，他一直有戏剧创作的计划。1928年6月17日，他在给陆小曼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对于话剧是有无穷的愿望的，你非得大大的帮我忙。”就在两个月前，他们合作创作了五幕话剧《卞昆冈》。也许是因为这次的戏剧创作勾起了他更大的兴趣，所以他才有接着创作第二部的念头，并希望陆小曼“大大的帮忙”，他甚至还想为梅兰芳创作一部戏。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3）

《卞昆冈》主要说的是卞昆冈父子和奸夫淫妇尤某、李七妹之间的善恶争斗和矛盾纠葛，宣扬了真情真意，鞭挞了凶残丑恶。作为一出戏而言，它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又有泾渭分明的是非善恶观，对白精炼，既有生活化气息，又不失舞台语言的典雅，而且富有诗意。余上沅就说：“志摩根本上是个诗人，这也是在《卞昆冈》里处处流露出来的。”就初次涉猎戏剧创作的徐志摩而言，这出戏的确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可以说起点颇高。余上沅在为《卞昆冈》写的“序”中认为，徐志摩显然是受了丹农雪乌《死城》的影响，有意大利气息，虽然不是杰作，但也够得上是新戏剧的“起点”。这样的评价其实并不客观，大有抬举徐志摩之嫌。其实，这出戏的缺陷还是很明显的。比如，就人物形象来说，剧中的主角卞昆冈只是个石匠，依常理，这样一个身份的人，肚中墨水不会太多。然而，在徐志摩笔下，他却更像是一个具有充沛情感、胸中始终翻江倒海、想得多而做得少的知识分子。又比如，剧中的阿明在他的笔下冷静成熟得不像是个只有5岁的孩子。无论是卞昆冈，还是阿明，在人物性格刻划上，显然是失败的。当然，剧本局部的瑕疵也不足以否定《卞昆冈》的全部艺术价值。就在这出戏完成同时，徐志摩在上海又创办了新月社的标志性刊物《新月》月刊。于是，《卞昆冈》分两期刊登在该刊的第一卷第二号和第三号上。之后，1929年，在余上沅的提议下，创办于《新月》月刊之前的新月书店为《卞昆冈》出版了单行本。余上沅写了“序”，徐志摩写了“跋”。余上沅不但力主该剧出版单行本，更积极想将它搬上舞台。徐志摩也有此心愿。他在1928年5月13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慰劳会要排演卞昆冈，拟以毛剑佩去李七妹，王泊生去卞昆冈，顾宝莲去阿明，萧英去老敢，郑正秋去瞎子，请上沅导演。”一个月后的6月17日，他又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这样写道：“……再泊生他们果真演，来请你参观批评的话，你非得去，标准也不可太高了，现在先求有人演，那才有看出戏的可能性，将来我回来，自然还得演过。”可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出戏终究没能搬上舞台。这应该算得上是徐志摩的一个遗憾吧。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出于对诗的热爱，当闻一多、朱湘等一帮年轻的新诗人想借助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创办《诗镌》以实现他们对新诗的梦想时，他欣然允诺；同样地，作为戏剧人的徐志摩，出于对戏剧的热爱，当张嘉铸、余上沅等一帮年轻的戏剧人想借助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创办《剧刊》以实现他们对国剧的梦想时，他也毫无犹豫地答应了。表面上看，他似乎总是在为他人做嫁衣，事实上，他也将对新诗的追求，对戏剧的理想寄托在了《诗镌》和《剧刊》上。理解了这一切，也就理解他何以如此积极地创办《剧刊》了。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4）

4、徐志摩说，余上沅是《剧刊》的编辑苦工《诗镌》的运行模式是由闻一多组稿，徐志摩编辑、发行；《剧刊》的运行模式和《诗镌》相仿，主要是由余上沅组稿，徐志摩编辑、发行。就像《诗镌》的灵魂是徐志摩，核心人物是闻一多一样，《剧刊》的灵魂是徐志摩，核心人物就是余上沅。1935年，梅兰芳准备出访苏联。苏方为迎接梅兰芳，特别组织了一个“招待梅兰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文化层次很高，它包括苏联戏剧、电影、文学界的名流以及外交界的高级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梅兰芳认为中方代表团成员也应该是文化精英。经胡适推荐，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教授、南开中学校长、南开校长教育家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出任梅剧团的总指导。除了张彭春，胡适又向梅兰芳推荐了余上沅。余上沅曾是胡适的学生，二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来赴美研究戏剧。据说他之所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一是出于对梅兰芳艺术的欣赏，另一个原因便是胡适的极力游说。于是，梅剧团的副指导便是余上沅。在苏联访问期间，余上沅一直陪在梅兰芳身边。两人一同拜访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苏联著名戏剧家，又一同参加了苏联文艺界组织的戏剧座谈会，对世界各国戏剧，特别是中国戏剧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也就是在这次访苏后，戏剧界有了“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的说法，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德国戏剧家）、梅兰芳是这三个表演体系的创始人。斯氏的戏剧理论是“演员要进入角色，与角色浑然一体”，而布氏的戏剧理论正好相反，即“演员不能进入角色，有时还要站在角色的对立面”。梅兰芳呢，则要求演员在保持头脑高度清醒的同时，有时也需要适当地或深入地进入角色，用真情实感去感动观众，力求做到“有我”与“无我”、“似我”又“非我”的辩证统一。用戏剧界流行的概念“第四堵墙”分析，更可以清晰地区分三者的区别。所谓“第四堵墙”，通俗地说，就是匣形的舞台的左、右、后用布景构筑的内景所形成的三堵墙。斯氏理论认为：演员和观众之间，也就是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应该有一道第四堵墙，它隔断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布氏理论认为：要打破这第四堵墙，让演员和观众之间能够产生交流；梅兰芳戏剧理论认为，这堵墙根本不存在，也就无所谓打破不打破。这个时候，已是三十年代中期了。然而，早在十年前，余上沅就曾关于演员、角色、第四堵墙、写实、写意的问题进行过阐述。他在《旧戏评价》一文中认为演员的表演有两种技巧：一种是扮什么人便像什么人（即斯氏认为的演员和角色浑然一体）；一种是无论扮什么人都脱不了他自己（即布氏认为的演员和角色始终保持距离）。他说：“这两种技巧虽然不同，而所得的结果却是一样。这个结果是剧场里的病症，它的名字便叫做写实。”与此相对的，就是第三种演员，“他老实承认他不过是一个演员，台下有许多人在看他，他的目的只是要用他的艺术去感动这些人。”他称这样的演员为：“非写实派”或“写意派”。显然，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剧便属于此，梅兰芳的表演则是写意的。至于第四堵墙的问题，余上沅说：“自从舞台变为写实以后，名为打破了第四堵墙，其实在演员与观众之间，反添了一堵更利害的墙。”如此说来，他便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写实的中国表演，是与纯粹艺术相近的，应该认清它的价值。梅兰芳是以表演来体现理论的；余上沅则是为中国传统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反过来说，他的这个总结又符合梅兰芳的表演。布莱希特在苏联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惊讶地感叹：“多年来所朦胧追求而尚未达到的，在梅兰芳却已经发展到极高的艺术境界。”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5）

访苏之后，余上沅又陪梅兰芳游历欧洲，对波兰、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地的戏剧进行了细致考察。如果说梅兰芳此番出访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收获匪浅的话，那么，余上沅可谓功不可没。和闻一多一样，余上沅也是湖北人。和徐志摩一样，余上沅也出生于1897年，比徐志摩小9个月。和闻一多、徐志摩不同的是，余上沅的家境比较贫寒，无房无地，父亲余晓臣只是布衣店店员。他们三人都曾留学美国，只不过留学的途径不同：徐志摩是自费出国的；闻一多是以清华学生的身份官费出国的；余上沅则是于1922年自北大毕业后到清华任助教，后以助教的身份半自费半官费出国的。新月社成员中，余上沅最早结识的是新月“领袖”胡适。大概因为父亲是店员的缘故，余上沅13岁时也入布店当学徒，但他自幼爱读书，7岁时曾在邻居老中医老秀才刘寿林处附读，初露文才，深得老秀才的赏识。后来因家境所迫，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当了学徒，但他颇不甘心，15岁时毅然离家出走，自谋生路去了。他先考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书院，因成绩突出而获免费待遇，就这样一直从中学读到大学二年级。这时，“五&#8226;四”运动爆发，作为文华书院学生会的负责人，余上沅邀请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等名流到武汉演讲，因此结识了陈独秀。由陈独秀牵线搭桥，余上沅和胡适相识。又在胡适的帮助下，他转学进入北大英文系，成为胡适的学生。当然此时，新月社还未成立。两年后，即1922年，余上沅自北大毕业，来到清华，在教务处当职员，兼任翻译教员，因此结识了新月社的另一个成员，梁实秋。此时，闻一多刚刚毕业去了美国，而梁实秋尚未毕业，继续负责“清华文学社”和《清华周刊》的工作。余上沅给梁实秋上过翻译课，也给“周刊”投过稿，两人因此相识。可以说，胡适对余上沅来说，且师且友；而余上沅对梁实秋来说，也是且师且友。1923年，余上沅和梁实秋以及他们班上的其他几十名同学同船赴美。到了美国，余上沅反而和梁实秋来往少了，在和闻一多、赵太侔结识后，和他们的来往多了。不久，他又结识了张嘉铸。那一天，刚到匹兹堡不久的余上沅被带到“中国城”的一个饭馆里参加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聚会。很多人都是初次见面，彼此打听对方的情况，又做着自我介绍。张嘉铸走到余上沅面前，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问他：“你好，你研究哪种学科？”余上沅回答：“戏剧。”张嘉铸一下子来了兴致，追问一句：“戏剧？”余上沅反回他：“你呢？”张嘉铸回答：“美术批评，也学一点儿经济商业之类的东西。”从此，余上沅又多认识了一个戏剧爱好者。在纽约的一年时间里，他们这一群人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留着飘逸的长发、系着宽大的花领结、常常把酒言欢。余上沅稍微保守一些，不论他们如何劝说，始终不肯留长发。但他也有把持不住的时候，开始他还保留着“食不语”的中国传统习惯，可其他人总是边吃边大谈戏剧大谈美术，最终被“拉下水”。当时的美国，喝酒是禁忌，夜晚还有一段禁酒期。他们却不管不顾，兴致起时，呼朋唤友躲起来狂饮烧酒。如今，对于余上沅身份的界定，是著名戏剧家、中国话剧的拓荒者。他在美国排演新剧、成立“中华戏剧改进社”、喊出“国剧运动”的口号，是拓荒行为之一；回国后，他发起组织“中国戏剧社”，又积极参与创办《剧刊》，从理论上探讨国剧的发展并尝试“小剧院”的试验，也是拓荒行为之一。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6）

“回国去发起国剧运动”是余上沅和他的戏剧朋友闻一多、赵太侔匆匆结束留学生活匆匆回国的主要原因（张嘉铸因任赴欧考察专使暂未回国）。谁知道，他们刚入国门，就遭遇了“五卅”惨案。余上沅给张嘉铸写信说：“我们亲眼看见地上的碧血。一个个哭丧着脸，恹恹失去了生气，倒在床上，三个人没有说一句话。在纽约的雄心，此刻已经受了一番挫折。”洪深和欧阳予倩劝他们还是留在上海比较好，说“北京去不得”。他们想想，觉得北京到底是人文荟萃之地，要想实行国剧运动，只有北京才能成为该运动的中心。除了戏剧人才多集中在北京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新月社能够成为他们的后盾，因为徐志摩他们已经对建立北京艺术剧院的计划表示了支持。返回北京后，两拨人立即聚合在了一起，就为了“戏剧”这个目标。闻一多在给弟弟闻家驷的一封信（1925年8月11日）中，这样说：“徐志摩约今日午餐，并约有胡适之、陈通伯、张歆海、张仲述、丁西林、萧友梅、蒲伯英等在座，讨论剧院事。近得消息谓萧友梅（音乐家）与某法国人募得四十万资本，将在北京建筑剧园。故志摩招此会议，商议合作办法也。”在同一封信中，他还有一句话：“新月社已正式通过援助我辈剧院之活动。徐志摩顷从欧洲归来，相见如故，且于戏剧深有兴趣，将来之大帮手也。”随后，闻一多又在给三哥闻家骢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顷自新月社归来，关于筹划剧院事已有结果。……昨日到会者有徐志摩、胡适、张歆海、蒲伯英、邓以蛰、丁燮林、陈通伯以及萧友梅。萧君已筹得可靠款项二十万元，拟办一国民剧场。……弟等所拟计划与彼等之计划大同小异，故今日双方皆愿合作。照此看来，剧场事业可庆成功矣。”从这两封信中可以得知，余上沅回国前在美国给胡适写的那封恳请帮助的信，是有一定效果的。也就是说，胡适对余上沅在信中所提议的建剧院等规划，是认可的。只不过，他似乎无意以北大的名义，而有意以新月社的名义筹办。事实上，徐志摩等新月社成员也已行动起来，这才有萧友梅已筹款四十万（或二十万）之说。其实，与其说胡适、徐志摩积极支持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他们的戏剧计划，不如说他们早有此想，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然而，总还是因为经济因素，剧院并没有建成，大家的希望落了空。特别是余上沅，失望透顶。他在给欧阳予倩、洪深、汪仲贤的一封信中，颇有些悲愤地诉说道：“我和太侔、一多，撞了无数的木钟，结果依然是有心的无力，有力的无心；我的旧梦又翻成了新梦，实现之期，也不知在哪一年了！为戏剧艺术努力的朋友们！……唉，我又有什么可说的话呢！”这个时候，一方面，他们三人刚刚回国，一时职业无着落，生活很成问题；一方面，北京艺专刚刚筹建，急需戏剧人才。在徐志摩的推荐下，三人同时进入艺专工作。而进入艺专，一方面解决了他们的工作问题，一方面也给了他们继续梦想的机会——他们向教育部提议，在艺专添设音乐系和戏剧系。戏剧系总算是设立了，赵太侔当上了系主任，余上沅是该系的教授。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正式学校里开设戏剧系，也是余上沅献身戏剧教育事业的开始。正如梁实秋所说：这“在我国是创举，也是上沅走上戏剧运动的第一步。”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7）

这段话中的“戏剧是艺术的艺术”是关键，也是《剧刊》存在的意义所在。当时，中国戏剧（主要指话剧）在经历了文明戏和“爱美剧”（amator，即非职业的）之后，正走向艺术化道路。也就是说，中国戏剧向来地位低下，不能进入庙堂，如今正努力摆脱卑微跻身艺术行列。针对在艺专设立戏剧系，洪深就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兴奋地说：“这是我国视为最卑鄙不堪之戏剧，与国家教育机关发生关系之第一朝，是中国戏剧运动发展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如果说戏剧系的设立，是从戏剧教育方面促使戏剧艺术化的话，那么，创办《剧刊》，则是从戏剧理论方面将戏剧确认为“是艺术的艺术”。从这个方面说，《剧刊》的创办，并不只是一群戏剧爱好者一时兴起的游戏，客观上对中国戏剧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具有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可惜的是，《剧刊》不过只维持了三个多月，共15期。在《剧刊》存续期间，共发表了25篇戏剧理论文章，8篇介绍国外戏剧的文章。在戏剧理论文章中，又多侧重国剧讨论，其中有余上沅的《旧戏评价》、《演戏的困难》、《论戏剧批评》、《论表演艺术》，赵太侔的《国剧》，闻一多的《论戏剧的歧途》、梁实秋的《戏剧艺术辩证》等。其中余上沅的《旧戏评价》和赵太侔的《国剧》还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认为他们是在宣扬“旧”，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因而不符合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新思潮。面对指责，余上沅不得不出面澄清，说他的意思是所以不避讳、不迟疑地讨论所谓旧戏，是为要认出它的价值，从而引起重视，其目的也还是在提倡“国剧”，学习“旧戏中的写意精神”。除此之外，《剧刊》又用了相当的篇幅探讨戏剧形式和技术技巧，如《国剧》中之论“程序化”，《戏剧的歧路》中之论“纯形”，《中国语言与中国观众》中之论“介体”等。作为《剧刊》的核心人物，余上沅的戏剧思想充分体现在《剧刊》中。他的戏剧思想，简言之，即“纯粹的艺术”。然而，这个“纯粹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又有所不同。他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却更是对生活的提炼，而且是高于生活的。他和其他新月作家一样，都很强调人性，但他和他们又有所不同。他一方面不否定戏剧的娱乐性、艺术性，一方面也认为戏剧起着教育作用。这个“教育作用”并非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即“提高观众的文化水准，并且，从这里得到向上的启迪和鼓舞，同时，又是国家民族文化的集体表现”。徐志摩说余上沅在《剧刊》时期“功劳不容掩没”，恐怕不只是指他努力组稿精心编稿勤奋写稿，更应该指他以其独特的戏剧见解和理论对戏剧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新月”移师上海后，余上沅又和徐志摩共同创办了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担任了书店首任经理，参与了月刊的编辑工作。1935年，他出任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1949年初，他到英国讲学，拒绝留英邀请毅然回国。上海解放前，他拒绝赴台，退还了教育局长送给他的赴台机票，选择留在了大陆。然而，五十年代，他却受所谓“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案”的牵连，受到审查。之后，他调入上海戏剧学院。“文革”中，他受尽折磨，于1970年4月30日去世。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8）

既然无力一下子实现自己更远大的目标和理想，就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创建一个专门研究戏剧的戏剧系聊以安慰了，因此在余上沅看来，在艺专开设戏剧系，只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即便如此，他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实践他的计划，即由学校出资购买舞台用灯等设备、更多地招生，尤其要招收女生、侧重歌乐剧等等。还是因为经费原因，戏剧系开设了大半年，还是一无所有，原先还有29个学生，半年下来可能是觉得无甚前途，又走了几个，只剩下20人了，其中还有几个毫无戏剧天份的。面对此情此景，余上沅自己说，“真要作楚囚之对泣了”。计划开办戏剧系的时候，余上沅他们是想在培养戏剧人才的同时，能够借助戏剧系乃至艺专这个平台开办剧院。他认为：研究化学没有实验室，还谈什么化学；研究戏剧没有舞台，还谈什么戏剧？然而，戏剧系是有了，艺专也维持着，他心目中的剧院却始终只是一个念想，而无法化为现实。他对张嘉铸说：“这种痛苦，你虽不曾身受，也总能想见一般罢。”张嘉铸当然很理解余上沅，也许正因为理解，他这才提议创办《剧刊》，希望先在社会上形成一个戏剧的氛围，然后再借助社会的力量。余上沅接受了这个提议，感叹道：“学校，既然不能发展，我们只好申诉于社会了。”《剧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刊了。《诗镌》创刊时，徐志摩作了一篇发刊词《〈诗刊〉弁言》；在《剧刊》创刊时，徐志摩也作了一篇发刊词《〈剧刊〉始业》。在这篇文章中，他承认他们一群人“是梦人，是傻子，在完全决别梦境以前，在完全投降给绝望以前，又捞着了一把希望的鲜花”。他对创办《剧刊》的目的进行了阐释：戏剧是艺术的艺术。因为它不仅包含诗，文学，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各类的艺术，它最主要的成分尤其是人生的艺术。……我们想合起来做一点事。这回不光是“写”一两个剧本，或是“做”一两次戏就算完事；我们的意思是要在最短的期内办起一个“小剧院”——记住，一个剧院。这是第一部工作；然后再从小剧院作起点，我们想集合我们大部分可能的精力与能耐从事戏剧的艺术。……第一是宣传：给社会一个剧的观念，引起一班人的同情与注意。……第二是讨论：我们不限定派别，不论那一类表现法，只要它是戏剧范围内的。……第三是批评与介绍：批评国内的剧本，已有的及将来的；介绍世界的名著。第四是研究：关于剧艺各类在行的研究，例如剧场的布置，配景学，光影学，导演术等等。同时我们也征求剧本。……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19）

5、徐志摩宣布：《剧刊》终期为《剧刊》撰稿的，除了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另有《光影》和《布景》）、梁实秋，还有陈西滢（《新剧与观众》）、邓以蛰（《戏剧与道德的进化》和《戏剧与雕刻》）、杨振声（《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熊佛西（《论剧》）、张嘉铸（评艺专习演）、叶崇智（评辛顿）、顾颉刚（《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恒诗峰（《明清以来戏剧的变迁说略》）、马楷（《小戏院之勃兴》）、杨声初（《兵变之后》）、俞宗杰（《旧戏之图画的鉴赏》），还有冯友兰翻译的狄更生的论希腊的悲剧等。原本，徐志摩还有意邀请“几位真学问家真在行家”，比如丁西林、王静庵、红豆馆主（本名傅芸子，又名青夫）为《剧刊》写稿，不知为什么，未能如愿。徐志摩在《〈剧刊〉终期》一文中哀叹道：“我们只是太妄想了。”其实，不要说丁西林他们，就是徐志摩，也没有为《剧刊》写稿。在这份作者名单中可以发现，没有徐志摩。的确，徐志摩虽然身为《剧刊》的灵魂，却没有为《剧刊》写过一篇关于戏剧方面的文章。为此，他自己过意不去，在《〈剧刊〉终期》一文中，半解释半道歉地说：“我自己忝算剧刊同人的一个，但是说来惶恐，我的无状是不望宽恕的；在剧刊期内有一个多月我淹留在南方，一半也为是自顾阙然，不敢信口胡诌，一半当然是躲懒，他们在预定的计划上派给我做的文章，除了最初闹场（即发刊词《〈剧刊〉始业》）与此次收场（即终刊词《〈剧刊〉终期》）而外，我简直一字也不曾交卷！”三个月前，徐志摩只说《诗镌》“放假”，而不说《诗镌》休刊。他之所以这么说，显然是准备过一段时间后让《诗镌》重新“开学”的。《剧刊》既然是用来填补《诗镌》空白的，那么，他们起初的打算肯定是在《诗镌》“开学”后，《剧刊》自动让位，就像徐志摩在《〈剧刊〉终期》中所说，“《剧刊》的地位本是由《诗刊》借得，原意暑假后交还”。然而，《诗镌》迟迟无法“开学”。徐志摩在《〈剧刊〉终期》一文说，提到《诗镌》复学无望的原因，除了将“责任”归于刘梦苇和杨世恩“夭死”以外，又说：“闻一多与饶孟侃此时正困处在锋镝丛中，不知下落。孙子潜已经出国。我自己虽则还在北京，但与诗久已绝缘，这整四月来竟是一行无着，在醒时或在梦中。”既然支撑《诗镌》最重要的刘梦苇、闻一多和“四子”都或死或走地离开了《诗镌》，那么，徐志摩也只能无奈地宣布：“诗刊是完了的。”《诗镌》完了，《剧刊》也就不需要“交还”了，从版面来说，它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但是，结果却不是这样。那么，它又何以不能维持呢？还是人的问题。徐志摩解释道：“《剧刊》同人本来就少，但人少不碍，只要精神在，事情就有着落；剧刊初起的成功是全仗张君嘉铸的热心；他是我们朋友中间永远潜动着的‘螺轮’，要不是他，笔懒入骨的太侔，比方说，就不会写下这许多篇的论文。上沅……，这十几期剧刊的编辑苦工，几乎是他单独抗着的，他自己也做了最多的文章，我们不能不感谢他。但他也要走了。太侔早已在一月前离京；这次上沅与叔存（即邓以蛰——引者注）又为长安的生活难，不得已相偕南下，另寻饭陬去。所以又是一个‘星散’；留着的虽还有嘉铸与新来的佛西，但我们想来与其勉强，不如暂行休息。”他虽然用了“暂行休息”这个词，试图为日后复刊留有余地，但是，他却在写终刊词时，又用了“终期”这个词，表明其实《剧刊》和《诗镌》一样，也是“完了的”。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20）

不要说徐志摩没有为《剧刊》写过一篇戏剧理论文章，就是为《剧刊》终期写的那篇终刊词，也只写了一半，余下的一半，由余上沅代为完成。这也是徐志摩在《〈剧刊〉终期》中所说“我们不能不感谢他”的原因之一。余上沅有些无奈，又有些自嘲地说：“在‘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的时候，志摩已经找着了一条出路，碰上这天上地下都团圆的清夜，不免痛饮到了陶醉。剩下的未尽之意，只好由我来勉强续完了。”余上沅的这段话，是有所指的。所谓“一条出路”，所谓“天上地下都团圆”，说的是徐志摩在经历了道德枷锁的束缚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后，终于“成功地”抛弃了结发妻子。除了之前他们在国外签定的“离婚文书”不算，在《剧刊》期间，他完成了被中国传统所认可的离婚手续——得到了父亲大人的同意。随即，他和陆小曼订了婚。在《剧刊》终期后不久，他们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徐志摩欢欣鼓舞地团圆去了，对《剧刊》进行总结的，是比徐志摩更看重《剧刊》的余上沅。他不认为《剧刊》是失败的——从《剧刊》这个刊物本身的角度；他又认为《剧刊》是失败的——从社会对戏剧的觉醒这个角度。他在给张嘉铸的信中感叹道：“社会既不要戏剧，你如何去勉强它？”不过，他并没有一味地谴责社会，他也很冷静地从自身出发，承认“从前走的路不是最好的一条路”。说到原因，他对张嘉铸这样分析道：第一，我们不应该只拿北京做国剧运动的中心。一种运动，假使不是各处都有了充分的理解和情感，即或在一地成功，它决不能普遍。漫说北京没有成功，就是有了成功，各处不能响应，也达不到国剧运动的最终目的。……我们从前希望先有剧院，即使不是错误，至少在目前的状况之下，没有实现的可能。第二，我们终究是年轻人，一方面固然是要做事业，一方面更是要做学问。……做不出什么运动还算是小，读不成书那不成话。……也许换了一个方法，国剧运动的根基更加巩固些。……至于换一种怎样的方法，余上沅没有明说。《剧刊》结束三年后，余上沅在北京终于实现了一个梦想——和赵元任、丁西林、熊佛西等人组织了业余的“小剧院”，他自任院长，熊佛西任名誉秘书兼副院长。小剧院惨淡经营了三年，在这期间，他们借协和医院礼堂演出了余上沅创作的《兵变》、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求婚》，还有小仲马的《茶花女》等。由于“小剧院”的演出风格很特别，形式又新颖别致，很受欢迎，戏票总是一抢而空。陪梅兰芳访苏后，他又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在南京筹办了国立戏剧学校，自任校长。可以说，《剧刊》时期的国剧运动，并未引起社会太多的关注。它有社会的原因，有国剧运动本身的因素。直到1931年，北平的“国剧学会”成立，才真正将国剧运动推向高潮。这时的“国剧”概念，又有了新解释，即不再是保持原状的国剧，而是以京剧为主兼及昆曲的中国旧剧。梅兰芳更进一步将其界定为“代表中国最好的水准的戏剧”，实际上指的就是“京剧”。这时的国剧运动，也就是要走一条以旧剧为基础，使它适时代潮流而进行不断革新的道路。

“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21）

相比早期国剧运动的松散，此时的国剧运动有了一定的组织性。国剧学会在总会的基础上划分了四个组，即教导组、编辑组、审查组、总务组，还设立了国剧传习所，编辑出版了《戏剧丛刊》和《国剧画报》。国剧传习所开学时，作为国剧运动的最早倡导者，余上沅被邀请去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国剧传习所的意义”。维持了一年的国剧学会为戏剧理论研究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它到底是建立在早期的国剧运动之上的。从这个角度说，作为早期国剧运动的宣传阵地，《剧刊》所具有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诗镌》没有了复学的可能，《剧刊》也终期了，徐志摩在《晨报副刊》的日子也走到了尽头。说他没有为《剧刊》写过稿，只是说他没有写过戏剧理论方面的研究论文，其实他在《剧刊》（1926年9月6日，第14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托尔斯泰论剧一节（附论“文艺复兴”）》。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表面上谈的是“文艺复兴”，实则对新月社在“晨副”期间所做的文艺活动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不成话”，原因是“新诗——早没了；画，有几张，野狐禅属多；雕刻：零分；建筑：零分；音乐：零分又零分；文章：似乎谁也不愿意写，多半是不能说实话；戏剧：勉强一个未入流。”既然如此，他认为很“惭愧”。也许的确不能说他完全是在谦虚：推行格律诗，可以说，他们只进行了一半，因为《诗镌》不过维持了两个多月；开展国剧运动，正如余上沅所说，“失败”，不仅仅因为《剧刊》只坚持了三个多月。至于其他，雕刻、建筑、音乐等，无一有所建树。这不能不说到原因，徐志摩说：“年来那几朵小花，是烤出来的，不萎怎么着。”那么将来呢？他说：“将来究竟能出品多少，如何质地，我愁没有人敢猜度，不说担保。现在的关键不在文艺本身，得看生活他老先生的意思了。”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那就是：“动了这半天，也该静了。”“静”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在1926年10月，即《剧刊》终期不足一个月，宣布辞去《晨报副刊》主编一职。13日，“晨副”刊登了一则《志摩启事》：我告假回老家去几时，《晨副》的编辑自本月初起请瞿菊农先生担任，他家住后内东板桥西妞妞房五号，有事请径与瞿先生接洽可也。表面上看，离开“晨副”，似乎是徐志摩的个人行为，实际上，他的离开，标志着新月社停止了在北京的活动。以此为界，早期新月社就此终结。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1）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无论是《诗镌》还是《剧刊》，它们终结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散”。造成人散的因素，有主观意愿，也有客观环境所逼。总之，包括徐志摩在内的新月人在1926年底到1927年初的这段时间里，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纷纷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自然又有新人加入其中。1、徐志摩和胡适徐志摩和陆小曼，未婚就同居了——不是他们不想结婚，而是一时结不了，因为父亲徐申如还没有点头。尽管他和张幼仪在德国柏林时就已经签署了离婚文书，他又在回国初煞有介事地公布了一份“离婚启事”，但是，这一切在大多数人，包括徐申如的眼里，不值一文，根本没有用。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签署离婚文书，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是闹着好玩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经回忆说：当时的国外留学生“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徐志摩吵着嚷着要离婚，除了他迷恋上了林徽因以外，不能不说受了风气的影响。张幼仪怀孕三个月时，徐志摩提出离婚。张幼仪把孩子生出来了，徐志摩逼着让她签署离婚文书。签好了字，两人却又像一对恩爱小夫妻一样，一起去看望还在医院育婴房的小儿子。签了离婚文书，林徽因却又没有追到，用“鸡飞蛋打”形容这个时候的徐志摩，也许并不贴切。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即便追不到林徽因，似乎也要和张幼仪离婚。他看中的只是“离婚”，至于和谁离婚，并不重要。于是他一回国，就开风气之先地在《新浙江》副刊“新朋友”的“离婚号”上发布了《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有理有据地论证了一通自由道德和新婚姻，颇有些道貌岸然的味道。他是痛快了，哪还顾得上张幼仪的名誉，她的苦痛。也许徐志摩意识到他们自作主张擅自离婚的行为无法得到家人的同意和世人的理解，于是在这份“离婚通告”中，明确表示“固然能得到家庭同意最好，但非必要”。他还说：并不是离婚不经过家庭就不成功，好像没有糯米裹不成粽子，没有豆板做不成豆腐。只要当事人同意负责，婚姻离合的原素就完全。若说反对更是笑话。屋子里失火，子女当然逃命，住在城外的父母说不行，你们未得家庭同意，如何擅敢逃命，这不是开玩笑吗！解除辱没人格的婚姻，是逃灵魂的命，爱子女的父母，岂有故意把他们的出路堵住之理，并且他们也决计堵不住。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2）

与其说他这是在就婚姻自由这个大命题洋洋洒洒地做着一篇大论文，不如说他借此向父母，以及其他为人父母的进言，甚至可以说是“警告”，意即“你们是管不着的”。事实上，徐申如对儿子的行为，一方面气急交加，心疼儿媳，一方面的确也无可奈何。不管是不是封建家长制的心理作祟，总之，他坚决不同意儿子离婚。在徐志摩又爱上了有夫之妇陆小曼之后，他更是态度明确地大加反对，更不容许他们结婚——即便陆小曼已经离了婚。有人说过，父母是永远斗不过子女的。徐申如是很疼受张幼仪，但张幼仪毕竟是他的儿媳，而徐志摩才是他的嫡亲儿子。在徐志摩和陆小曼“毅然”同居后，徐申如自知木已成舟、米已成饭，无论如何也难以挽回了。不过，他一个堂堂大家长，是不能主动低头的，总还要找一个台阶下。于是，他对徐志摩说，只要张幼仪真的同意离婚，而且不反对他和陆小曼的婚事，他也就可以让他和陆小曼结婚。徐申如找的这个“台阶”实在恰当。试想，张幼仪能不同意吗？离婚文书，她都签过了；徐志摩的“离婚通告”早就昭告天下了，还由得她同意不同意吗？不过，她是善良的，知道徐申如是在给她面子。况且，这些年她在德国，学费、生活费都是这个前公公资助的。老头儿给她面子，她不能不给老头儿面子。不久，她在离国5年后返国，随即来到上海，来到徐申如和徐志摩住的旅馆，商量离婚事宜。从事实上说，他们的婚早就离了，如今，却又坐在一起谈离婚，实在有些可笑。这时，距离他们签署离婚文书，已经过去了4年，要说张幼仪原先还有棱角的话，现在早已经磨平了。她很平静地表示，她同意离婚，并且不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就这样，徐志摩和陆小曼在订婚两个月后正式结婚。订婚之后，徐申如在老家硖石镇干河街路北为儿子和新媳妇盖了一栋新房。婚礼之后，徐志摩携新婚妻子返回硖石——这是徐申如同意他们结婚的条件之一。这时，是1926年的11月。他们在老家没有待多久，因北伐军逼近浙江而不得不匆忙离家去了上海。至于徐志摩为什么不回北京，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在北京教书是没有钱的，《晨报副刊》我又不愿意重去接手（你一定懂得我的意思），生活费是省，每月二百元总得有是不是？另寻不相干的差事我又是做不来的，所以回北京难。”也就是说，他若要回北京，只有两条路：一是在学校（当然是大学）教书，一是回《晨报副刊》。北京的大学欠薪是常态，因此徐志摩才会说“在北京教书是没有钱的”，而此时的他非常缺钱：一来父亲的生意因战事影响大不如前，二来新妻陆小曼花钱如流水。说到接手《晨报副刊》，当初他是主动辞去主编一职的，辞职的原因，一来是要结婚，二来不排除他已经厌倦了这份工作。他在“晨副”待了一年，举办过“苏俄仇友”大讨论，创办过《诗镌》和《剧刊》，可以说，他用尽了才华、倾尽了心思。重回“晨副”当然也就不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徐志摩没有对胡适说，那就是有占卜者为他算命，说他不宜北上，否则怎么样怎么样。他并非十分迷信，但抱着宁信其有的心态，也就听从了。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3）

在上海又如何生存？一介文人，还得靠教书。徐志摩在光华大学谋到了一个教职。但是，他并不安心，不安心在上海住，不安心在光华大学任教。他对胡适又说：“留在上海也不妥，第一我不喜欢这地方，第二急切也没有合脾胃的事情做。”那么，他向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是和陆小曼一道出国。徐志摩的老朋友、曾任泰戈尔秘书的厚恩之从正在欧洲的胡适那里了解到徐志摩的想法，表示很愿意帮他的忙让他尽快到英国去，不仅如此，他还给徐志摩寄来250英镑。收到钱的徐志摩，却并没有出国，原因一来是这笔钱不足以支撑他和小曼两个人在英国的费用，而他又没有办法筹措到更多的钱，在英国的生活也不能一直靠厚恩之接济；二来陆小曼身体欠佳，徐志摩担心她长途旅行吃不消。如此一来，北京不想去，英国去不成，徐志摩也就只能滞留在上海了。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上，胡适是帮了忙的。他和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也和徐志摩和张幼仪一样，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为感同身受，所以他对徐志摩决然打破旧婚姻的行为自然是赞赏和支持的。其实他自己也有心效仿，也曾为了和表妹的情事大着胆子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不像张幼仪，说她狠也好，说她蛮也好，总之不是好惹的，一番舞刀弄棒后，胡适败下阵来，从此绝口不提“离婚”二字，至少客观上和江冬秀白头偕老了。胡适的心里，对徐志摩能够和心上人双宿双飞，羡慕得不得了。当陆小曼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女儿和徐志摩的婚事，徐志摩求助胡适时，他居然连身份也不顾了，跑到陆家，对陆母左说右劝，说尽了徐志摩的好话。尽管他无功而返，徐志摩还是对他感激万分。后来，他又极力说服徐申如，总算起了一点作用。徐申如同意儿子结婚的条件之一，就是让胡适做介绍人。为了胡适当这个介绍人，江冬秀没少跟他吵闹。若说江冬秀一辈子最痛恨的人，不要说，一定是狐狸精样的抢别人老公的女人。就她单纯而耿直的个性而言，她既痛恨徐志摩抛妻弃子的薄情寡义，也痛恨陆小曼红杏出墙的不知羞耻。让她祝福徐、陆，那是不可能的，她又怎么可能赞成丈夫为他们做介绍人呢。她常常为此责备胡适，甚至有一次当着胡适朋友张慰慈和访华的美国教育家孟禄的面，恨恨地对胡适说：“你要做这个媒，到了结婚的台上，我拖都要把你拖下来。”听了这话，张、孟很尴尬，胡适更尴尬。之后不久，胡适出国了。1926年8月，就在徐志摩在北京北海举行订婚典礼的时候，胡适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来到了英国。这让他避免以介绍人的身份参加徐、陆的订婚和结婚礼，也就避免了被江冬秀“拖下来”的局面——他知道，江冬秀说到做到。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4）

这趟出国，胡适游历了苏联、英国、法国，最后到了美国。这时是1927年1月。在美国，他回到母校补交了拖延了多年的博士论文，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他读书、演讲、访友，过了一段惬意的日子。4月12日，蒋介石实行“清党”。巧的是，就在那天，胡适离开美国返国。当他乘坐的船抵达日本时，他接到国内朋友的来信，告诉他国内时局不好，还是暂时不要回国为宜。丁文江劝他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高梦旦告诫他“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因此也主张他就待在日本或做一些讲演，或研究哲学史，“最少住数月”。顾颉刚虽然不反对他回国，但力劝他不要回北京。他的理由是，此时梁启超、丁在君、汤尔和等已经是北京内阁中人，是被视为“反革命”的。如果胡适回京，万一被他们拉拢，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他的意思是，要回国，就待在上海吧。胡适最终采取了折衷办法，在日本待了23天，然后回到了上海。其实，不谈时局因素，他在这个时候也是愿意待在上海的。他正着手考虑英国庚款退款委员会的人选，早已想到了蔡元培、褚民谊、王亮畴等，而他们不是在上海就是在南京。另外，他还有几本书，正准备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有几篇文章，正准备交由上海的几家刊物发表。做这一切，当然是待在上海比较方便。于是，他在静安寺极司斐尔路49号安顿了下来，也将江冬秀接了过去。当然此时，徐志摩正好也在上海，两人又时常往来了。2、梁实秋和余上沅准确地说，梁实秋并不是前期新月社的成员，也许是因为他跟徐志摩早已相识，又和闻一多关系密切，所以他和新月社始终保持着往来。在《诗镌》创办时，他投给《晨报副刊》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被视为吹响了“诗镌”的号角。其实，他在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文艺思想已经和他当初出国时有所不同，也和徐志摩相左，那就是对“浪漫”的批评。也就是说，此时，在文学上，他已经由奔放的浪漫主义向传统的古典主义复归。这是他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事实上，与其说他是被白氏理论所打动，不如说是白氏理论和他心底隐藏的传统古典思想一拍即合。就这样，梁实秋以与出国时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和逐渐成熟的文艺思想，于1926年7月回到国内。这时候，国内局势已经动荡不安，战事频繁，先是军阀混战，再是国民革命军和军阀激战于华南华中一带。对于梁实秋来说，战争离他还很遥远，他迫切要解决的是工作和结婚，有了工作才有饭吃，有饭吃才能与爱人——三年前自由恋爱的程季淑——结婚。在上海下船后，梁实秋没有立即回北京，只给正在北京香山慈幼院教书的程季淑去了信，约她在天津会晤。然后，他怀揣梅光迪的介绍信，赴南京会见国立东南大学校长胡先骕，顺利地取得东南大学的聘书，成了一位年轻的教授。程季淑没有如约赴天津，理由是“名分未定，行为不可不检”，这让梁实秋对她爱恋之余更多了份敬意。工作刚有了，爱人早有了，梁实秋心满意足。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5）

这年秋天，余上沅也应聘来到了东南大学，和梁实秋成为同事。徐志摩在《〈剧刊〉终期》中提到余上沅离开北京、离开《剧刊》的原因时，这样说：“为长安的生活难，不得已……，另寻饭陬去。”的确，北京的学校欠薪太甚，教员们的生存几乎都没有了保障。余上沅的“走”，一方面固然是为生计着想，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抱以大希望的艺专戏剧系始终不见起色，甚至于，有很多受“五&#8226;四”新文化思潮影响的学生对戏剧系非常抵制，认为所谓“国剧运动”是和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在这种情况下，余上沅他们的工作相当艰难。无奈之下，他只有选择离去。临走前，他万分不舍地将戏剧系转托给刚刚学成归国的熊佛西。起初，熊佛西对于是否接手这个“烫山芋”有些犹豫，觉得教学、行政工作一肩挑，负担太重，而且他也知道戏剧系的处境，更怕辜负了余上沅和也要离职的赵太侔。但是，他到底是学戏剧出身，对戏剧的挚爱终究盖过了种种顾虑。他在白色宣纸上写下了一个英文单词，insist（坚持），然后对余上沅说：“君请去，吾将一人独办戏剧系。吾则起始唱独角戏矣。”南下南京后不久，余上沅和北京师大中文系学生、后来毕业于北京女大的陈衡粹结了婚。同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和余上沅夫妇、张景钺夫妇共同在学校对面的一条小巷里租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一共有四间房，两对夫妇各占一间，梁实秋占中间的一间，另外一间作为客房。住进去时，房里四壁空空，而梁实秋又准备用这间房作为新房，于是不得不四处奔走购置家具和生活用品。一切忙定，他站在被涂刷成粉红色的卧室里想到即将要作新郎，不禁喜滋滋的，连忙写信给程季淑：“新房布置一切俱全，只欠新娘。”美中不足的是，房子后面是一大片稻田，施肥的时候臭气熏天，必须把窗子紧闭才行。1927年2月，梁实秋返回北京老家结了婚。婚后不久，时局再起变化，北伐军逼近南京。显然，南京是待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梁实秋夫妇和余上沅夫妇结伴匆匆逃离南京，来到了上海。就在他们离开南京不久，东南大学被解散，随后改组成中央大学。梁实秋、余上沅明白他们暂时回不去了，只好在上海长住了下来。梁实秋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谋到了主编一职，也在暨南大学兼课；余上沅则在暨南大学、光华大学两所学校同时兼课。他俩的生活，在上海，暂时安定了下来。3、闻一多和饶孟侃自1925年初夏归国的闻一多，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加入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进行了短暂的国家主义活动；二是参与创办了北京艺专戏剧系；三是参与创办了《诗镌》和《剧刊》。作为新月成员之一，显然后两项活动对他来说更重要一些。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6）

在艺专戏剧系，闻一多是教务长，在油画系主任徐悲鸿未到任前还兼任该系系主任。起初，他信心十足，立志以戏剧系为基地大力培养新戏剧人才和创办剧院。在招生方面，他不但亲拟招考说明书，还力主招收女生。田汉的妻子安娥就是这样考入艺专戏剧系的。但是，在那样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就像他在《闻一多先生的书桌》这首诗中所写的一样，“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他的能力无法掌控变幻莫测的政局和权利争斗。段祺瑞扶植的章士钊出任教务总长后，艺专校长刘百昭不得不提出辞呈。教育部拟派林凤眠接任校长，遭到艺专大多数教员的反对，闻一多是其中之一。然后，针对他，又谣言四起，说他想当校长。戏剧系的工作也进行得并不顺利，遭到所谓进步学生的抵制。《诗镌》结束的原因，按照徐志摩的说法，是“暑期内同人离京多”，闻一多是其中之一，也是因为时局因素。奉系军阀攻入北京后，立即以“赤色”为名逮捕了《京报》主笔邵飘萍。随后不久，邵被杀。北京国立九所学校遭到搜查，文化人士因此纷纷离开北京。在这种情况下，闻一多坚持挨到学期终了，然后匆匆辞职，并离开北京返回湖北老家。此时，距他到艺专工作，不足一年。虽说闻一多也是《剧刊》的创办人之一，但他除了给《剧刊》写过稿以外，并没有直接参与编辑工作，因为在《剧刊》的三个月存续期间，他基本上不在北京，而是“隐居”在湖北老家。《剧刊》终刊后，也就是当年秋天，他来到了上海，“投奔”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潘光旦。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很热情地将闻一多留在自己的家里。当然，住在朋友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生存，闻一多通过关系进入位于上海吴淞的一所国立政治大学。他的“关系”，既是张嘉铸，也是潘光旦，还是瞿菊农。这所大学的校长是张嘉铸的二哥张嘉森（君劢）；其时，张嘉铸和潘光旦、瞿菊农都在该校任教。关于这所大学，张君劢在《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这样回忆说：“杜氏（杜里舒）离华，余以韩紫石之托，并政治大学于上海，乃立延东荪主哲学讲席；其兄孟劬与孙德谦并私淑章实斋，则分主子史讲席；自余海外留学归来潘光旦、吴经熊、闻一多、金井羊、陈伯庄、瞿菊农、吴国桢、陈石甫（孚）诸君子，亦各就所学讲授。一时称为得人，校誉鹊起。”至于闻一多为何从家乡出来后不返回北京，据推测，多半也是不堪忍受北京大学欠薪严重，加上学校风潮迭起，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可以摆下“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梁实秋就在《谈闻一多》一文中说：“那时候北平的国立八校经年欠薪，学潮常年起伏，教育界人士都袱被出都，彷徨无主，很多人都聚集到上海来。一多是这流亡群中的一个。”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7）

在政治大学，闻一多并非如张君劢所说“就所学讲授”，而是担任了训导长一职。就像他不喜欢担任北京艺专的教务长一样，他也不喜欢担任训导长。只不过，或许此时的他已不是“难为择木之鸟”了，但环境造成的栖木难寻，他也不得不抑制住挑剔之心，勉为其难了。不容易得来的工作，闻一多也没有干多久，因为只有5岁的爱女夭亡，他不得不离开政大，重新返回湖北老家。1927年2、3月间，他应邓演达之邀，赴武汉，在武汉政府政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任艺术股长。据梁实秋回忆，他对这个工作似乎不太满意。离开武汉，他又回到了上海。也就是说，闻一多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漂泊后，暂时“停”在了上海。“四&#8226;一二”惨案后，5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首译自美国诗人曼斯菲尔德的诗《我要回海上去》，译者是闻一多和饶孟侃。那么，饶孟侃在离开《诗镌》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他在未刊手稿《关于新月派》一文中，回忆道：“在大革命初期，曾一度参加国民党，不久即割断关系，后未参加任何组织。大革命爆发之后，我与闻一多看到那个还在筹备中的南昌中山大学已无开学之望，便决计同去上海。但是我们早已囊空如洗，并淹滞在九江一个多月，后来好不容易才借到一点钱坐船到上海，成为施高塔路恒丰里潘光旦家中的食客。这时已经是1927年9月底。”他所说的“1927年9月底”可能存在记忆之误。事实上，在这之前，他已经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外文系执教，和梁实秋、余上沅、叶公超同是外文系的同事。也就是说，到1927年上半年的时候，原北京新月社的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余上沅等齐聚上海，和此时也在上海的梁实秋、叶公超、潘光旦等重新组合成了一个团体。这个新团体，从他们后来的行为——创办新月书店、《新月》月刊——来看，完全可以将其视为新月社的延续。

新月书店的始末（1）

关于新月书店如何创办，在什么时候创办，什么人创办等一系列问题，留下回忆最多、记述最详细的应当是梁实秋。他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这样写道：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南京，当时局势很乱，我和季淑方在新婚，匆匆由南京逃到上海，偕行的是余上沅夫妇。同时北平学界的朋友们因为环境的关系纷纷离开故都。上海成为比较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人都集中在这地方。“新月书店”便是在这情形下在上海成立的。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他又在《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一文中，这样写道：民国十六、七年，国内战乱频仍，各地不少人士聚集在上海租界。胡适、徐志摩、丁西林等来自北平，余上沅和我来自南京，潘光旦、刘英士、饶子离等原在上海。这些人聚在一起，经志摩的热心奔走，遂组成了“新月”。……当时由大家认股，大股100元，小股50元，凑足近5000元，“新月书店”就在望平街开张了，后来移至四马路。另外，他在《忆“新月”》一文中，有这样两段话：我和上沅到了上海之后立刻就找到了我们所熟识的朋友们。我起先住在旅馆，随后住到潘光旦家里，终于在爱文义路租到了房子。有一天遇到余上沅，他告诉我他也有了住处，可是地点尚未确定，这话说得有些蹊跷，原来是徐志摩胡适之几位想要在上海办一个杂志并且开一爿书店，约他去代为经营，想物色一幢小小的房屋，楼下作为办事处，楼上由他居住。后来选中了法租界环龙路环龙别墅4号。说到新月书店，也是很有趣的。我们一伙人如何会经营商店？起初是余上沅负责，由他约请了一位谢先生主持店务，谢先生是书业内行，他包办一切，后来上沅离沪，仍然实际上由谢先生主管，名义上由张禹九当经理，只是遥领，盖盖图章而已。书店设在闹区之望平街，独开间，进去是黑黝黝的一间屋子，可是生意不恶。这书店的成本只有4000元，100元一股，50元半股。……虽然我是书店的总编辑，我不清楚书店的盈亏情形。……

新月书店的始末（2）

总结梁实秋的这几段回忆，可以归纳为：一，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的上海；二，参与创办的，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饶孟侃、潘光旦、张嘉铸、刘英士、丁西林等；三，徐志摩最热心。余上沅和他约请的谢某，以及张嘉铸担任过书店经理；四，梁实秋担任过总编辑；五，书店的店址，他说了三个：环龙路环龙别墅4号、望平街、四马路；六，大家集股投资，每股分别100元和50元，总股本2000元、4000元或5000元。由于梁实秋是新月书店、《新月》月刊时期很重要的一个新月成员，因此人们对他的回忆一般而言是坚信不疑的。根据他的回忆，后人在提到新月书店时，多半引用或参照了他的这些说法。然而，不幸的是，他所说的这一切，有的是事实，比如，新月书是在1927年创办的（但他没有说明具体月份），也确实是在上海；徐志摩是最热心的一个；余上沅、张嘉铸担任过书店经理；书店是股份制。其余，存在记忆之误，比如，梁实秋他自己，从来没有担任过书店总编辑，他只参与编辑过《新月》月刊。显然，他将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混为一谈了。至于店址，他说的也不尽准确，而总股本数，他也有两三种不同说法。关于最重要的是哪些人参与创办了新月书店的问题，有多种说法。陈从周在1949年出版的《徐志摩年谱》中说是“胡适、邵洵美等筹设”；余上沅夫人陈衡粹在《余上沅小传》中说是“胡适、邵洵美、徐志摩、梁实秋、饶孟侃等办”。之后，又有人说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邵洵美、张嘉铸、饶孟侃、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等；还有的只说是徐志摩和梁实秋开设。总之，说法林林总总，不尽相同。如果不以当事人的回忆，而只以原始记载为依据，那么，最早记录新月书店的，是1927年6月21日出版的上海《时事新报&#8226;青灯》。当天，它刊登了一篇题为《新月书店》的文章，署名“小圃”。文中说：胡适之、徐志摩等创办之新月书店，闻已租定法界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为店址，现已付印之新书约十余种，正在整理待印者尚有四十余种之多，店址不广，但布置甚佳，开张之日，传说有要略备茶点之意，而此种茶点，又传说有要作为招待来宾之用意。书店总经理已聘定余上沅先生。余先生者，戏剧专家也，对于人生，有深邃之了解，对于艺术，更有精湛之研究，今总理书店，如烹小鲜，措置裕如。闻沪上各界，纷纷要求认股，而定额早已超出数倍，无法应付云。诗人闻一多，亦该店要人。诗人工铁笔，近为该店雕刻图章一枚，古色斑斓，殊为别致。

新月书店的始末（3）

看得出来，这篇文章带有很明显的广告性质。它提供了如下信息：一，新月书店的创办人至少有胡适之、徐志摩，或者说，他俩是最基本的创始人；二，新月书店最初的店址在法租界麦赛而蒂罗路159号（这与梁实秋所提到的环龙路环龙别墅4号、望平街、四马路无一相同）；三，总经理是余上沅（这与梁实秋的说法相一致）。有意思的是，据考证，写这篇“广告”的“小圃”，很可能就是梁实秋。证据之一：他在1927年5月1日至8月9日期间，负责主编《青光》。就他跟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关系，借用《青光》版面为即将开业的新月书店做广告，是大有可能的；证据之二：在主编《青光》期间，他大多数时候用“秋郎”的笔名撰稿，除此之外，他在7月5日、15日分别用“王小圃”这个笔名写了两篇文章《戒烟》和《是热了！》。之所以认为这两篇文章由他所写，是因为他在后面出版的《骂人的艺术》杂文集中收录了这两篇文章。“王小圃”是梁实秋。“小圃”当然极有可能就是梁实秋。五天后，即6月27、28日，上海《申报》连续两天刊登了一则《新月书店启事》。我们许多朋友，有的写了书没有适当的地方印行，有的搁了笔已经好久了。要鼓励出版事业，我们发起组织新月书店，一方面印书，一方面代售。预备出版的书，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贩来代售的书，也经过郑重的考虑。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荣幸了。创办人：胡适宋春舫张歆海张禹九徐志摩徐新六吴德生余上沅同启。新月书店的创办人，在这份“启事”中一目了然。这又产生了一个疑问，梁实秋、闻一多、饶孟侃、潘光旦、邵洵美、叶公超他们都不是创办人吗？邵洵美不是创办人，是肯定的。他是在1931年5月才在徐志摩的恳请下加入其中的。叶公超也只是参与了《新月》月刊的编辑工作，而没有参与创办新月书店。那么其他人呢？梁实秋在不同的文章中都说他当时认了股，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中说“我是属于较为贫穷的一类，只认股50元”；在《忆〈新月〉》中说“我只认了半股（即50元）”。闻一多有没有认股，认了多少，不得而知。闻氏后人闻黎明在《闻一多传》中介绍说，“董事长为胡适，经理兼编辑主任为余上沅，闻一多与徐志摩、梁实秋、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刘英士、胡适、余上沅11人为董事。书店股本2000元，出于节制资本，每人一股，大股100元，小股50元。闻一多为书店开幕纪念……。”他一方面明确说闻一多是董事之一，一方面却又没有明确说他是否参股，参了多少。

新月书店的始末（4）

饶孟侃在他撰写的未刊稿《关于新月派》中，也没有提及他是否认股。他这样说：“许多熟人……，潘光旦……，梁实秋……，他们原来早已得到了一些上海寓公如胡适、徐志摩、邵洵美等等的支持，正在商议创办一个‘新月书店’和一个《新月》月刊，并推定了将任经理的余上沅着手筹备。我们（指他和闻一多——引者注）的到达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因为大家都认为《诗镌》有成绩，便决定由徐志摩、闻一多和我来编这个纯文艺的《新月》月刊。”从他的这段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和闻一多似乎根本就没有参与新月书店的创办，而只参与后来的《新月》月刊的编辑工作。这样说来，他俩都不应该是书店的董事。梁实秋既然认了股，就应该是创办人之一，何以在“启事”里创办人的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呢？据推测，“启事”所列的八位创办人，可能每人的认股数都在百元以上。仅就胡适而言，他自认了一股，即100元，又“拉”来了三股，即夫人江冬秀一股，100元；儿子胡思杜一股，100元；友人张慰慈一股，100元。这三人的股数如果都算在胡适的头上，那么，他一个人就占有4股。据梁实秋说，当时为了节制资本，每人最多只能认购两股。这样说来，胡适就是最大股东了。都是大股东，有可能组成了“董事委员会”。如果真的有董事会的话，那么，梁实秋说他“贫穷”，所以只认了小股，自然没有资格进入董事会。按道理，余上沅也不算富裕，他不可能认大股。至于他被列入“创办人”，很可能是因为他被聘为新月书店第一任总经理的缘故。“启事”除了提供了一份详细准确的创办人名单外，还明确了新月书店的创办源起，即为了出版自己人写的书，以及目的，即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同时，它还告诉人们新月书店的性质，即出版、发行和代售。陈从周在《徐志摩年谱》中说：“书局设华龙路，总发行所设四马路，编辑所设麦赛而蒂罗路。”显然，新月书店设有书局、总发行所、编辑所。那么，这三个部门究竟在哪里？6月29、30日，7月1日，《申报》连续几天刊登了《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之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定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小圃”在《新月书店》一文中，明确说“法界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为店址”；这则《新月书店开张启事》中，也说“本店设在……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可见新月书店最初的地址应该就是在这里。事实上，新月书店的确是在7月1日如期开张的。第二天，即7月2日，《时事新报&#8226;青光》上刊登了一篇《新月书店参观记》，作者叫严家迈，他详细记录了前一日他在书店所看到的一切：

新月书店的始末（5）

这篇参观记也指明书店，包括发行所和编辑所都在麦赛而蒂罗路。这样说来，梁实秋说新月书店在望平街开张，就是不对的了。不过，由于业务不断扩大，原址地方不够用，便将发行所迁出，至望平街一六一号，当年12月22日正式开张。至于梁实秋回忆中提到的“环龙路环龙别墅四号”和“四马路”，也的确和新月书店有过关联。书店和编辑所从麦赛而蒂罗路迁出后，先迁至环龙别墅，后迁至四马路中市九十五号。1931年5月1日，也就是新月书店进入后期阶段时，又迁址。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的《新月》月刊刊登了一则《新月书店编辑部迁移启事》：“敝处成立以来，甫经数月，现因内部更事扩充，原有地点不敷应用，特于五月一日起开始入九江路四川路转角中央大厦二楼十九号内。自后倘蒙明达，不吝教诲，或惠赐大作，均请径寄该处，以免贻误，无任感盼。”由于“参观记”又刊登在梁实秋任主编的“青光”上，而且记录得又过于详细，比如，他不但告诉人们书店在麦赛而蒂罗路上，而且还细致地标明方位，甚至连乘电车在哪里下车都加以明示，因此让人疑心这是为新月书店做广告。而“严家迈”多半是个化名，他其实是新月书店内部的人，有人猜是梁实秋，有人猜是潘光旦。无论“严家迈”究竟是严家迈，还是梁实秋、潘光旦，抑或是其他“王婆”，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参观记”提供了关于新书书店的不少信息。除了指明店址外，它还提到三点：一，新月书店的首任经理是余上沅：二，新月书店首批出版的新书有梁实秋的《浪漫的与古典的》、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等；三，新月书店开张时，曾发行了一份开幕纪念册，纪念册的封面是闻一多绘的一幅画：一个女人骑在新月上看书。关于新月书店经理。余上沅是新月书店的首任经理，这是确定无疑的。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提到了一个“谢先生”，说是由余上沅约请他主持店务，而且包办一切。在余上沅离任后，名义上的经理是张禹九，实际上仍由谢先生主持工作。他还在《忆〈新月〉》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书店在光旦的长兄潘孟翘先生强勉支撑中也不见起色”，书店就结束了。就他的这些说法，新月书店的经理按就任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是余上沅、张禹九、潘孟翘，其中在余、张任经理时期，一直由“谢先生”主办。

新月书店的始末（6）

这个“谢先生”，名叫谢家崧。他在《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中回忆说：新月书店开办时，一共有四个工作人员：经理兼编辑余上沅；会计陈衡粹（余上沅夫人）；出版兼校对蒋家佐；发行谢家崧。他还说他“是新月书店股东和创业人员之一”。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和梁实秋一样，因为入了小股而没有被列入“创办人”。显然，他是知情人之一。按照他的说法，新月书店经理，分别是余上沅、潘孟翘、张禹九。他更具体地说张禹九是在1931年才担任经理的。在由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七期（即1928年9月）上，刊登了《余上沅启事一则》：“启者上沅现已辞去新月书店经理及编辑主任嗣后一切事务请迳向各负责人接洽为盼此启”。也就是说，余上沅是在新月书店开张一年多后卸任经理一职的。接着，从1928年到1930年，出任经理的是潘孟翘。然后，才是张禹九。不过，新月书店也不是在张禹九手上结束的。1931年5月，邵洵美任经理，此时，新月书店已进入尾声。徐志摩在5月17日写给友人郭子雄的一封信中说：“新月书店颇见竭蹶，邵洵美加入，更图再起。”尽管邵洵美竭尽所能，但终究还是没有能让书店“再起”。其实，除了余、潘、张、邵之外，新月书店还有一位经理，他叫林微音，是邵洵美创办的第一出版社的同事。邵洵美一边接管着新月书店，一边还要操劳他自己的事业，多少有些应顾不暇，于是就请林微音代劳。林微音便成为事实上的经理。不过，谢家崧在《新月社始末我见》一文中说，林微音于“1932年虽曾由邵洵美的介绍在新月书店任过几个月的经理，但他不是新月社的成员。”林微音、林徽因，外人很容易将两人混淆，而将不是新月社成员的林微音认作新月社成员的林徽因。这让林徽因很不高兴。林微音有取名“林微音”的自由，林徽因愤而将名字由林徽音改为“林徽因”，也是她的自由。不过，她因此迁怒于邵洵美，这就没有道理了。关于新月书店出版的新书。“严家迈”提到的《浪漫与古典的》和《翡冷翠的一夜》，显然在新月书店开张前就已经排版、校对了，那么，新月书店出版的第一批书，就是这两种吗？《浪漫的与古典的》的作者是梁实秋，如果这是新月书店出版的第一本书，那么他应该不会忘记。然而，他在《忆〈新月〉》一文中，却说：“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是新月书店出的第一本书，也是最畅销的一本书。”上海学者瞿光熙则认为，新月书店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徐志摩的《自剖》，他的理由是该书出版于1927年5月，也就是在新月书店正式开张之前。虽说7月1日是新月书店开张的日子，但这个“开张”只是形式上，或是程序上的，并非实体上的。事实上，在这之前，新月书店已经成立并运行了。从这个角度说，可以认为《自剖》是“第一”。但如果以正式开张为界，那么，“第一”应该是梁实秋的《浪漫的与古典的》和徐志摩与沈性仁合作翻译的《玛丽玛丽》。在1927年8月26日的《申报》上，有这样一则“出版界消息”：“新月书店已有新书两种出版，第一种为梁实秋着之《浪漫的与古典的》，内涵文艺批评九篇，装订精美。第二种为徐志摩、沈性仁合译之《玛丽玛丽》，都八万言。”从两本书上的版权页上可知，它们都出版于该年8月。

新月书店的始末（7）

从《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四五期（即1927年9月17日）上的一条新书广告中可知，同时在8月份出版的还有一本书，就是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几种书之所以能够在书店开张仅一个月之后同时出版，显然在书店正式开张前就已经着手编发了。至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他在10、11月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八九万字。之后的12月3日，他在《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五六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白话诗人王梵志》。这是他发现的新材料，便单独作了这篇文章。该书正式出版，是在第二年的5月。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月书店存续的6年时间（1927—1933）里，共出版了百余种图书，平均每年出版十多种。在当时的出版界，这样的成绩算是不错的了。可能是因为“新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于“反面”地位，所以有人曾不屑地讥嘲新月书店“作为不大”。瞿光熙撰文指责新月书店“好虚张声势，很沾染了一些商业习气”。他列举的事例，一是“他们虽有三处地方，也不过一间门面，或一幢房子，就将三处地方都登在广告中”；二是“在预告书目上，如在一九二七年就预告‘在校印中’的余上沅的《可敬的克莱登》、陆小曼译的《海市蜃楼》、陈衡哲的诗集《梦与希望》等书，有的过了很久才出版，有的迟迟未见出书。他们在《新月》第四卷第一期中预告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的书目，整整五十种，着译者姓名之上都加了博士、硕士、教授、系主任、院长、大学校长的头衔，但后来见到书的只有十种左右。《英文名著百种丛书》，在一九二九年开始出三本书时就用红纸登了大幅广告，公布了十二种的书名和译者，除已出三种外，其他九种‘正在印刷或翻译中’，译者是胡适、饶孟侃、徐志摩、梁实秋这批人，直到一九三三年书店关闭为止，一共似乎只出了几种。在书籍预告广告中，常把某书列为某某丛书，以壮声势，到出版时却又不标丛书之名，如凌叔华的《花之寺》，广告中列为《现代文艺丛书》第四种，《西滢闲话》列为第五种，在书籍出版时，却都未列丛名之名，也不知道这套丛书的第一、二、三种是什么。徐志摩、陆小曼合作的剧本《卞昆冈》，在预告时列为《中国戏剧社丛书》之一，出版时也未标明是丛书”。新月书店既然有三处地方，那么自然要将三处地方登在广告中，这是事实，似乎谈不上“虚张声势”。至于预告的书目和实际出版的不相符合的问题，其实也是自然的：预告的是计划，既然是计划，就有最终完成和没有完成之分。没有完成，可能有多种可能。比如，书稿没有写成；或者，书稿虽然写成了，但不符合出版要求；又或者，因为经费、市场、印刷等其他原因，没有能够如期出版。另外，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动荡，不是所有的计划都能实现。如此等等，这似乎也谈不上“虚张声势”。反过来看，新月书店的志向是远大的，计划是宏伟的。比如，他们准备出版50种之多的《现代文艺丛书》、100种之多的《英文名著丛书》以及《现代文艺丛书》。尽管他们没能如愿，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努力实践着他们在创办新月书店时所立下的誓言，那就是“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关于闻一多的绘画。

新月书店的始末（8）

闻一多曾写信对饶孟侃说：“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自北京南下上海后，他一度又爱上了篆刻，天天躲在潘光旦的家里刻图章。他给梁实秋刻过一枚闲章，文曰：“谈言微中”。因为篆刻，他连诗也不写了。在给饶孟侃的信里，他又说：“最近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就在他迷恋刻章时，新月书店开张了。其实，新月书店并不需要他刻章。总的说来，闻一多对新月书店的编辑发行等工作出力并不多。闻黎明在《闻一多传》中也说他“为书店的工作费心较少”。如果说他对新月书店多少也有贡献的话，那可能就是为书店出版的图书担任封面和装帧的设计工作。换句话说，他实际上担当了图书设计师的职责。除了为书店开张纪念册绘制了“一个女人骑在新月上看书”的封面外，闻一多用他正在精心钻研的篆刻技术，为梁实秋的《浪漫的与古典的》设计了封面：“整齐地排列了‘浪漫’与‘古典’二字刻成的白、朱文印章，占满全页，以粗犷的和纤细的刻划，突出了本书的主题。”他为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设计的封面是：“以浓重的夜色为底，零乱地画上凝目、侧耳、、鼻子，以及纤细的手指、长腿、懒足，以启示本书的内容是从各个角度反映巴黎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他为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设计的取名《对镜》的插图是：“画面上有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冯小青背对画面，从镜子中反射出疲倦和惊恐的表情，耐人深思，耐人寻味。”之外，徐志摩和沈性仁合译的《玛丽玛丽》，梁实秋的《骂人的艺术》、《文学的纪律》，张君励的《苏俄评论》等书的封面，也都由他设计。他的设计看似简单地涂涂划划，却多含义深重深刻，有的极具抽象意味，又有些阴郁。这恐怕与他的诗人气质有关。新月书店的结束，固然有它本身难以为继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经费的问题。因为如此，徐志摩才在1931年请出了邵洵美，希望他能创造奇迹。但是，奇迹没有发生。又不幸的是，这年11月，徐志摩意外坠机丧命。作为“新月”的灵魂人物、新月书店的主要创办者和支撑者，他的死，更加速了新月书店的消亡。还有一个时局的问题，其实在三十年代初期，大部分“新月”人又纷纷离开了上海，加上主要维持新月书店生存的《新月》月刊内部人员的矛盾和分化，使得该月刊由文学走向政治后终于衰败。在这种情况下，新月书店也只得关门。梁实秋在《忆〈新月〉》中回忆说：“胡先生有一次途经青岛时便对我们说起结束新月的事，我们当然也赞成，后来便由胡先生出面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商洽，由商务出一笔钱（大约是七八千元）给新月书店，有这一笔款弥补亏空新月才关得上门，新月所出的书籍一律转移到商务继续出版，所有存书一律送给商务，新月宣布解散。”他的这个说法，是目前为止现存资料中关于新月书店关门的最为清晰详细的一家之言。

新月书店的始末（9）

对新月书店的评价，曾经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叶公超在《关于新月》一文中说：“谈‘新月’的活动，固然以《新月》杂志为主，书店也不能忘记。”胡适引用佛书上的一句话，说“功不唐捐”，意思是“努力必不白费”。的确，无论是从中国文学史上（书店出版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还是中国出版史上（书店出版了百余种专着和译作）来说，新月书店都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意义。鲁迅曾在给章廷谦的一封信中不无讥讽地说：“新月书店我怕不大开得好，内容太薄弱了。虽然作者多是教授，但他们发表的论文，我看不过日本的中学生程度。”就他跟新月文人之间互相对立的关系，他这么说，不足为奇。但客观地说，他的这个说法有失公允，也太有个人偏见，大有踩踏、贬低他人之嫌。他当然不会料到，他对新月书店所下的结语，给新月书店在历史上地位的奠定，一度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解放后，他是“旗手”，因此，被他反对的、嘲弄过的“新月”，包括新月书店，就一直被打压，被批判。他在天上如果得知了这一切，不知是否觉得很满足？

胡适任性“闹”退出（1）

胡适任性“闹”退出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不顾事实的话：“新月同人一直和谐无间，从没有起过什么争执。”以绅士自居的新月文人们，崇尚谦抑忍耐，追求理性宽容，怎么可以不和谐、起争执呢？或许在他看来，他们之间产生过的矛盾和分歧，并不算是争执和不谐。事实上，新月同人之间，不但有矛盾和分歧，更起过争执，以至于“新月”领袖胡适被气得要退出。新月书店开张仅半年多后，1928年1月28日，胡适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言辞激烈地表示“要撤股”，也就是说，要退出新月书店。信是这样写的：志摩兄：新月书店的事，我仔细想过。现在决定主意，对于董事会提出下列几件请求：（1）请准我辞去董事之职。（2）请准我辞去书稿审查委员会委员之职。（3）我前次招来的三股——江冬秀、张慰慈、胡思杜——请准退回给我，由我还给原主。（4）我自己的一股，也请诸公准予退回，我最感激，情愿不取官利红利。（5）我的《白话文学史》，已排好三百五十页，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请诸公准我取回纸版，另行出版，由我算还排版与打纸版之费用。如有已登广告费或他种费用，应由我补偿的，我也愿出。此五项，千万请你下次董事会提出。我现在决计脱离新月书店，很觉得对不起诸位同事和朋友。但我已仔细想过，我是个穷书生，一百块钱是件大事，代人投资三百元更是大事，我不敢把这点钱付托给素不相识的人手里，所以早点脱离。这是我惟一的理由，要请诸公原谅。胡适的这封信，写得干净利落，条理清楚、请求明晰、态度坚决，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愤懑。胡适的这一切要求，他应该知道，对于新月书店来说，打击可能是致命的。比如撤股，他一撤就是四股，400元，新月书店的总股本，按照梁实秋的不同说法，以4000元计，他撤掉的便是十分之一；以2000元计，就是五分之一。他要求还回《白话文学史》。“胡适”之名，是招牌，他的书一定是新月书店最畅销的，也就是书店利润的最大来源。事后证明，还是按照梁实秋的说法，这本书的确是最畅销的。问题是，胡适为什么这么做？在这封信的最后，胡适其实已经道出了原因：“我不敢把这点钱付托给素不相识的人手里。”“素不相识的人”究竟是谁？徐志摩、闻一多、张禹九这些北京新月时期的老新月人，肯定不算；余上沅不仅是老新月人，更是新月书店董事会聘请的总经理，应该也不是他。环视参与新月书店事务、又在一起酝酿《新月》月刊的人，剩下的就只有梁实秋和潘光旦了。

胡适?性“闹”退出（2）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这样说：“我认识胡先生很晚，亲炙之日不多，顶多不过十年，而且交往不密，连师友之间的关系都说不上。”胡适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前往美国的，有人据此断言梁实秋所说的“十年”，应该就是从1927年到1937年。1927年正是他们创办新月书店的时候。也就是说，胡适是在这个时候认识梁实秋的。1949年他俩都去了台湾，在胡适于1962年去世前，他们一直保持着往来。由此推测，“十年”并不是一个连续的时间概念，而是累积起来的一个粗泛的时间。从梁实秋在新月书店创办前的经历来看，他是在1926年夏回国的，他说“认识胡先生很晚”，可以推知，他应该是在创办新月书店前不久结识胡适的。之前，可以说，他们“素不相识”。同样地，从潘光旦在新月书店创办前的经历，也可以发现，他和胡适原本也是“素不相识”的。他1913年入清华，1922年赴美留学，1926年8月才回到国内。之前，他和胡适没有机会碰面，直到此时大家都聚集在了上海。他和闻一多、梁实秋是老同学、老相识，在清华时，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在美国时，他参加过闻、梁组织的“大江会”。闻一多、梁实秋在上海时，都曾在他家里住过。他跟闻一多的关系更密切，两人又一起在吴淞政治大学任教。或许正是通过闻一多，他才得以进入新月这个团体，得以结识胡适。在计划创办新月书店时，胡适和梁实秋、潘光旦就已经“素不相识”了，如果他不愿意和素不相识的人合作，那么，他应该在那时就拒绝参股新月书店，何以会等到书店办了半年多后才以此作为理由要求退出呢？“素不相识”本身，当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胡适跟这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之间，产生了矛盾。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得罪”了他。新月书店顺利开张、并且连续出版了几种图书后，大家酝酿编一本刊物，杂志还未正式出版，甚至还没有取名，同人之间就先闹了意见。还是梁实秋的回忆最详细。他在《〈新月〉前后》一文中说：“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子离等表示异议。”在这里，他只提到表示异议的是闻、饶，而没有说是他和潘光旦。在《忆〈新月〉》一文中，梁实秋说得更具体了：胡适和徐志摩“两个人办不了一个杂志，于是徐志摩四出访友，约集了潘光旦、闻一多、饶子离、刘英士和我。那时候杂志还没有名称。热心奔走此事的是志摩和上沅，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经理。此外我们几个人对于此事业并无成见，以潘光旦寓所为中心，我们经常聚首，与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倒不如大家拼拼凑凑来办一个刊物，所以我们同意了参加这个刊物的编辑。上沅传出了消息，杂志定名为《新月》，显然这是志摩的意思，……后来上沅又传出了消息，说是刊物决定由胡适之任社长，徐志摩任编辑，我们在光旦家里集议提出了异议，觉得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由大家商定，……”从这段文字中，还可以看出梁实秋是带有情绪的——大家筹办《新月》，可是梁实秋们只有听消息的份儿，一会“上沅传出了消息”，一会儿“上沅又传出了消息”。

胡适任性“闹”退出（3）

这便是矛盾所在。简言之，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饶孟侃等反对胡适任社长、徐志摩任编辑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是“独断独行”的行事方式。当余上沅第一次“传出消息”，说是将杂志定名为《新月》时，梁实秋他们就已经不太高兴了，否则他也不会说“这是志摩的意思”。“新月”之名来自于“新月社”，这是毫无疑问的。梁实秋没有参加过新月社的活动，他对新月社不会有太多的感情。在他看来，新月社不过就是一个由一些文人和开明的政客与银行家参加的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和他们马上要创办的杂志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刊物仍取《新月》，似乎不太妥当。尽管他们不是太乐意，但他们没有反对，还是接受了这个名称。至于理由，梁实秋说：“这名称，至少在上海还是新鲜的，并不带有任何色彩。”不过，在他们的心里，还是存有疙瘩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徐志摩他们已经表现出独断独行了。当余上沅又一次“传出消息”后，梁实秋等人终于不能容忍胡适、徐志摩他们又一次的独断独行。这次，他们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主张“民主化”。所谓“民主”，即不能由一人任社长，一人任编辑，而是“轮流坐庄”，说好听点儿，就是集体编辑。《诗镌》时期，不就是一个人负责几期，每人都是编辑吗。对此，为人“一团和气”的徐志摩立即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可对徐志摩的“从善如流”，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中评价他“是何等圆滑的人”；在《忆〈新月〉》中则断言他“是何等明达的人”。那么，胡适的态度呢？梁实秋没有提及，胡适在其他场合也没有明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圆滑”也不“明达”。他有些不高兴，不高兴的表现便是要撤股，要辞职。这是目前为止关于胡适要求退出新月书店原因的最普遍的说法。反对胡适任社长、徐志摩任编辑的不只是梁实秋和潘光旦，闻一多、饶孟侃等人都反对了，胡适何以在信里只说他不想把钱“托付给素不相识的人”呢？“素不相识”是指包括梁、潘在内的一伙人，还是另有含义呢？有人将胡适的举动归结于他在那个时期因为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对他的某些言论不满，他两边不讨好，因此生活不顺、心情不好，加上自视颇高而不能容忍梁、潘这些年纪比他轻、学问比他差、资历比他浅、名声比他低的人的“蔑视”——如果把反对他当社长当作蔑视的话。于是，他就发怒了。这样的说法，实际上看低了胡适这个人。即使是梁实秋，也曾真诚地说胡适“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是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这样一个崇尚容忍的温和的人，怎么可能只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而有人反对他这样的小事就如此不顾身份地勃然而怒，然后拂袖而去呢？也太失绅士气了。何况，他虽然愿意并且喜欢谈政治，但也不是那种领袖欲极强的人——《新月》月刊社长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权力。就在他要撤股前两个月，他在接受《生活》周刊编者采访时，还曾表示“不要做大人物”。一个不要做大人物的人，会那么在乎一个刊物社长的位置吗？

胡适任性“闹”退出（4）

两个多月后的4月4日，胡适和儿子胡祖望，以及友人、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等一同前往庐山。之前一个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的刊物《新月》已经正式出版了。在轮船上，高梦旦告诉胡适，他已经无法忍耐下去了，下决心向商务印书馆递交了辞职书。在高梦旦之前，已经有人辞职了。高梦旦愤愤地说：“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胡适是了解高梦旦辞职的真正原因的，那就是近年来，商务印书馆的内部人员矛盾重重，“意见甚深”。对于高梦旦的牢骚，胡适产生了共鸣。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大发感概：“此语真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考试是人自为战的制度，故行之千余年而不废；政党是大规模的组织，需要服从与纪律，故旧式的政党（如复社）与新式的政党（如国民党）都不能维持下去。岂但不能组织大公司而已？简直不能组织小团体。前几天汪孟邹来谈亚东的事，便是一例。新月书店与霓裳公司便是二例。这样小团体已不能团结，何况偌大的商务印书馆？”胡适的这段话，证实了他辞职、撤股撤书的想法，确系出自与梁实秋们的“不团结”。造成不团结的原因，在胡适看来是“不服从”，在梁实秋等人看来是“不民主”。这种源于各人认识上、观念上的差异，本已难以消弥，而“老爷不听老爷叫”的原因，又与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过度追求所形成的不肯听命于人、只愿自主的处事态度有关。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中就曾说过：“《新月》一批人每人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他在《忆〈新月〉》中更说：“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团结”是必然的。在“不为谋利”上，也许大家不存在太大的分歧，自由知识分子毕竟不是商人，“利益”观念相对淡薄，而更注重精神。但是，很难说人人都“没有别的用心”。有人的“用心”是只想办个杂志而已，就像梁实秋所说，哪个喜欢摇摇笔杆的人不想办个杂志？有人的“用心”是只想用它来讨论文学，闻一多就是如此。闻黎明在《闻一多传》中说“闻一多最初的想法，是把《新月》月刊办成一种文艺刊物”。有人的“用心”是将其作为谈政治的阵地，作为自己的“喉舌”，胡适和后来加入其中的罗隆基，就是如此。如此一来，大家就“不团结”了。

胡适任性“闹”退出（5）

胡适一向是以冷静温和不忧不惧形象示人的，徐志摩就曾戏称他为“胡圣”，即姓胡的圣人。然而，在退出新月书店这件事上，他却一反常态，也将挂在嘴上的“容忍”抛却，这不免让人有些难以理解。新月书店即便不怎么团结，也犯不着如此大动肝火又是撤股，又是撤书的。不过反过来说，他的这个看似任性的行为，恰恰透出他为人率真的一面。仅就这件事而言，他可能不如徐志摩“明达”，但也不像徐志摩“圆滑”。他坚持自我，不随意附和，兴之所致，大家就在一起愉快地合作；兴之所尽，他也不勉强，走人就是。这让人看到了胡适“圣人”外表背后“真人”的一面。那么，这事的结局如何呢？徐志摩收到胡适的这封信，很是意外和震惊。作为早期新月社的领袖、如今的新月书店（包括《新月》月刊）的创办人，胡适的作用非同小可。同样的道理，他一旦退出可能造成的后果，也不可低估。但是，徐志摩已经很爽快地答应了梁实秋他们的“民主化”要求，于是，他能做的，也只能是一方面不把信转交给梁实秋他们，以免激化矛盾，一方面极力说服胡适。至于他是如何说服的，不得而知。总之，胡适听从了，妥协了，他收回成命，而且同意了“轮流坐庄”的编辑方法。不过，他心里的皱纹并未熨平，以至于在几个月后还有“余愤”，并在日记里记下几多感概。胡适言退风波终究没有闹大，被“圆滑”又“明达”的徐志摩悄悄化解了，这是“新月”的幸运，也可见新月同人之间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