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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1）

-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2）

-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3）

-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4）

- 书摘一：作为统治者，铁木真开始建立新的制度

- 精彩评语

- 书评（1）

- 书评（2）

- 书评（3）

- 目录

- 学术也可以很轻松

- 1一块凝血（1）

- 1一块凝血（2）

- 1一块凝血（3）

- 1一块凝血（4）

- 1一块凝血（5）

- 1一块凝血（6）

- 1一块凝血（7）

- 1一块凝血（8）

- 1一块凝血（9）

- 2三河传说（1）

- 2三河传说（2）

- 2三河传说（3）

- 2三河传说（4）

- 2三河传说（5）

- 2三河传说（6）

- 3可汗之战（1）

- 3可汗之战（2）

- 3可汗之战（3）

- 3可汗之战（4）

- 3可汗之战（5）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1）

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蒙古帝国史的研究，需要涉及太广袤的地域、太漫长的时间段、太多语种的文献资料，而漠北草原深处的游牧政治与文化所留下的详实记载又太过稀少，这就迫使绝大多数学者只好根据自身的兴趣与擅长，而把各自的学术探索聚焦于被进一步分割开来的诸多狭小而专门的分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读者想要通过直接阅读一大堆过分专精深奥、过分细部化的专业性著述，从而求得对这段历史的比较深入通贯的理解，也就变得格外困难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大手笔的蒙古史名家；他们力图在创造性地对各种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清理、吸纳和消化的基础上，整体地、准确地展现出蒙古民族历史变迁的宏伟图景。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不但赢得了大量非专业的读者，而且至今仍是从事相关课题的专业工作者必须备置案头的重要参考书籍。

就其总的写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上面提到的那几部名著可以说略有相似之处。为了读懂《蒙古秘史》这部用汉字记音方式传承下来的十三世纪的伟大蒙古史诗，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检阅了“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献资料。本书收采史料的范围，包括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撰写于蒙古征服时代的珍贵的叙利亚编年史《巴尔赫布勒斯》，以及穆斯林世界的伊本阿昔儿《编年史》、术兹札尼书等。虽然还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方面存在最大问题，是作者似乎不能直接阅读汉语文献），但是作者在发掘史料和广泛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不倦努力，确实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过，它不同于多桑、格鲁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显。作者念念不忘的，是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出发，对蒙古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作出某种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他尤其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予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不妨称之为对蒙古帝国史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在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作者是如何凭藉着人类学视角的观照来窥穿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涵意的。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所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接下来追击溃部的战斗中被打散了。他颈脉被创，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已经流尽，口里干渴难忍。于是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只身闯入对面的敌营，去为成吉思汗找寻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蒙古秘史》的汉文旁注在这里写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脱着，独裤有的赤裸，相抗拒着立着敌人里面走着”（按此语大意为：者勒篾脱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只穿着内裤，朝驻扎在对面的敌方营垒里走去）。他虽然没有找到马奶，可还是从敌营中带回来一桶马酪，使成吉思汗从重伤中获得稍许的恢复。这段故事是每个研习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许此前还没有人认真想过，为什么者勒篾在闯进敌营时需要裸露着自己的身子？本书作者对此解释说：“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看来这确是一个身处险境的陌生人避免别人注视自己的好办法！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就这样获得了十分贴切的说明。

也许会有人以为，者勒篾为何要赤裸着身子进入敌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它刨根问底。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人类以往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想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能够从五花八门的片断资料中找回对过去时代的触摸肌肤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无法真切地“看见”他想追寻的那段历史。“不拘细节”或以“不拘细节”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码是不能成为像样的历史学家的！

当然，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资料并没有直接提到过者勒篾为什么要那样做。那么作者是从哪里获得这项有关知识的呢？他曾经广泛地游历过古代蒙古人所到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 “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及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抵达威尼斯”。不过，光靠这种走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断然还无法写得出像现在这六的一本书；尽管连作者自己对此也一度估计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为结束本课题研究而安排的这次“收尾式的短暂旅行”，却变成了另一项长达五年之久的研究。这位文化人类学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觉：这是长期与“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带给他的最大收益。对于自己的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满敬意地写道：

“他们之间总是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判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驻宿，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宜冬季下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击地的回声因而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在冻结的江面上，需要多厚的冰层才能让人骑着马走过，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在上面步行，或者必须破冰涉水而过”。

人类学家总是力图从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他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蒙古秘史》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识”的基础上。他说，除非把文献读回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现代的人们将难以理解史诗叙事的来龙去脉和它作为一部传记史的意义。散见在本书中的诸多新鲜见解，颇多得益于作者被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坚持的这一特殊学术取向。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2）

书中另有一个例子也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在他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尔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当时叫做铁木真）所在的孛儿只斤家族被他们的近亲泰亦赤兀惕部落驱逐出去以后，铁木真在非常孤立无援的生存环境中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发生了冲突。结果他残酷地杀害了别克帖儿。《蒙古秘史》在叙及两人不和时，仅提到别克帖儿曾先后夺走过铁木真捕得的一只云雀和一尾咸水鱼。在一个亟须同心协力以应付危机的时候，为一点小事而害死了自己的亲属，铁木真的此种行为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本书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继婚”习俗，即在一家之长死去以后，由其成年的长房长子继承家长地位，后者并有权利将其生母以外的父亲其他庶妻收娶为自己的妻子。作者写道，在也速该被毒死之后，别帖克儿“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不仅如此，“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按，此即铁木真的母亲）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铁木真的失常行动由此似乎获得了相当圆满的解释。

不过，作者的这次尝试却不能算是成功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别克帖儿并不具备长房长子的身份！

我们不知道别克帖儿的准确年龄。但是他的同父同母弟弟别勒古台一直活到1251年之后；

即使后者是死于1170年或1171年的也速该留下的遗腹子，那时他也已经八十岁开外了。这就是说，既然别勒古台的出生年代不至太晚于1171年，则比他略年长的哥哥别克帖儿本人的生年，也不大会早过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所以他极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至少不存在任何证据可以让本书作者宣称说：“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

更加重要还不是两人年龄孰大孰小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别克帖儿的母亲属于也速该的长房之妻。《蒙古秘史》没有提起过别帖克儿母亲的名字。清代的蒙古史书《蒙古源流》称她为“特克什哈屯”，意谓特克什夫人。但所谓“特克什”其实也不是一个专门的人名，它是tagha这个蒙古语词的派生词。蒙语tagha译言“依从、随、从”；所以所谓特克什夫人，就是“从夫人”，或者汉语中“如夫人”的意思。本书没有采纳《蒙古源流》关于别克帖儿之母名为特克什哈屯的说法，而是根据另一部蒙古史诗，即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把她叫做“索济格勒”。但《黄金史》的记载同样不能证明那位“索济格勒”具有长妻的身份。我们甚至可以说，别克帖儿的母亲也可能名叫“特克什哈屯索济格勒”，也就是“如夫人索济格勒”的意思。

当然，即使别克帖儿不是长房长子，本书作者所构想的那种导致家庭冲突的深刻原因似乎也未必就不存在；但它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有趣的猜想而已。问题并不出在作者所采取的人类学视角，而在于他对历史资料的阅读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到位。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3）

倘若不揣冒昧，这里或许应当补充说，本书叙述中欠于精确的地方，看来还远远不止是个别的。朝鲜半岛在成吉思汗建国前早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氏高丽王朝；但作者却把它的建立归因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在蒙古帝国之前，中国和欧洲，尤其是中国与西欧之间的确长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沟通；可是由此便断定“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就又显得有点鲁莽了。蒙古人称驿道系统或驿道中转设施为jam。事实上，汉语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来音译蒙语的jam一词之后，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转运地点”这样的含义的。本书把驿站称为“牙木”(yam)，指的是突厥人对这个词的读音，这是不错的。但它同时又说，驿站亦名为ortoo。蒙古语里恐怕没有这个词语；作者所指，或即ortoq一词，元代汉语将它音译为“斡脱”。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权利替蒙古贵族贸易生息的“官捣”，其中以中亚和西亚的外来移民居多。他们做生意时，很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利用驿站系统，但是“斡脱”一词从未变成过驿站本身的别名。

再举两个略微复杂一点的例子。一是本书对蒙古部落的原初经济文化形态，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独特的见解，即把蒙古部的生存环境定位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藉以突显出森林狩猎型文化对蒙古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由此便推断说，他们与真正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人，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这个说法，似乎对蒙古人围猎方式与其惯用的军事战略及其它社会动员手段之间的相似性，给出了某种很完美的解释。或许是出于专业性的直觉，他很灵敏地感悟到，较晚才从大兴安林迁移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部，其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发达程度，与乃蛮、克烈等部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使我想起乃蛮王妃对蒙古部的讥讽；她曾骂他们是一帮“歹气息、烂衣裳”的乌合之众。但是，如果作者所说的“蒙古人”也包括像泰亦赤兀、主儿乞惕等较富裕强大的部落在内，那我们就不能否认，十二世纪的蒙古文化从总体上说其实早已演变为游牧的文化了。不应该把铁木真氏族因被他们所属的大营盘驱逐出去而陷入的艰难处境，看作是蒙古部落整体生存状态的写照。另外，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即使起源于森林狩猎民的传统，也早已转变成了草原游牧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没有必要硬将它看作是只能属于森林狩猎民的技术。

其二，书里说到：“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它又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阿拉伯和印度数学之被引入当日中国，既不出于“蒙古官员发现”云云，也不是因为“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只不过是从穆斯林世界大批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知识人很自然地将他们早已熟悉的一种技术随身带到了中国而已。事实上，这些数学知识基本上也只在他们中间流行和应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遗址中发现过一块铁板铸造的“方阵图”。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别在其中刻铸从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数目字；每个直行或横行的六个数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这是包含零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最早实证，但它并不能证明上述方阵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时从域外传入中国的。因为在南宋末年钱塘人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一书里，已经出现了比安西王所藏更复杂的方阵图；它横竖各十格，内中填有一至一百共一百个数字，每横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为五百零五。倒是类似现代算术里用竖式计算多位数与多位数乘积的方法，明代称为“铺地锦”或“格子算”，则很可能是在元代经由中亚细亚穆斯林世界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技术。除了像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在元代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目字、阿拉伯与印度数学，包括经由阿拉伯中转的欧洲数学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接纳到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

上面提到的这些缺憾足以提醒读者，哪怕是对一本写得十分精彩的书，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其中所讲的一切内容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这又使我想到，在本书再版的时候，能不能在书中增加一些附注，既用来表彰该书所独有的精当新颖之处，也对那些叙事还不够精审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证或说明。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猜想，这本书注定会在中国成为读者面极其广泛的畅销读物。层出不穷的“戏说”作品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想进一步追问：“真的”历史，也就是演绎出诸多“戏说”故事的这段或那段真实历史过程，究竟是如何在过去的岁月中现实地发生的？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的兴趣及其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所以在今日中国，由貌似高深的大部头“专著”所装点的“学术繁荣”已甚有过度之势，惟图书市场又最缺少“企鹅丛书”或“岩波新书”、“中公书库”一类具有极高专业水准的普及本读物。

其实，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学术准确性，或者以辜负读者的高智商作为代价。正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学术品格形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想把一本书写得让人读不懂，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专门化的问题表述得使缺乏专业基础的人也能理解、并且还要使他阅读得饶有兴趣，那就十分困难了。在如何将历史知识转化为一般人们的最大程度的共识方面，本书作者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对所谓“普及性”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说某书具有普及读物的性格，决不意味着它就不值得被专业工作者阅读。专业工作者不但需要广泛接触其所从事领域之外的许多“普及性”读物，而且也完全可以从同一领域的优秀普及读物中获得某些专业上的启发。除了对新近解除禁闭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区的有关信息，本书所提到的绝大部份历史事实是我原来就已经了解的。但是很诚实地说，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在某种新鲜感的推动下，几乎一口气看完了这部著作。书里不时闪现出来的许多锐利见解和生动而流畅的议论，经常会以崭新的观念化的形式将旧有的实证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触发一系列新的细部考察，并由此在很多方面推进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足见外在形式十分平易的历史叙事，也可以被写得具有高度的学术张力。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4）

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但就旧大陆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维持了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全面研究过这个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本书力图追寻的，则是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作者用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笔调写道：“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历史经常喜欢以“吊诡”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面貌。蒙古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依然感到不寒而栗。在把对各地的军事占领转变为持久统治的过程中，蒙古人也施行过不少暴政，做过许多愚蠢和不识时务的事情。本书说他们“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又说南宋军民“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要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更多”。这显然已属于太过离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超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别一种样子了！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它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

本书简略描绘出，包括科技、战争、衣着、 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而“对蒙古人的诅咒”，则成为批判“亚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说之一。此种欧洲中心论的幽魂后来又奇怪地与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贴附在一起。就这个意义来说，作者的有关阐述似乎还是有所针对的。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说来，他们对历史上的游牧人与定居农耕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较多的是集中在沿“长城南北”这一轴线而伸延的那个层面上。因此，本书按内陆欧亚草原带的东西轴线来铺展的宏伟画卷，也一定会在体察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联系方面，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认识和启发。

最后，我要从个人专业的角度说一点题外的感想。这本由人类学家撰写的蒙古史著作又一次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学研究固然应当充分发挥其人文取向的原有传统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同各种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保持全方位的沟通和相互渗透。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大都在1980年代才重新建立起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历史专业教学，在对于如何吸纳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上，至今仍缺乏最基本的意识。就如同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的：“我们都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诸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和各种名目的量化指标，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一代专业工作者逼得根本没有再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给下一代树立了很坏的榜样，造成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本书作者叙述自己计划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变作“另一个五年的研究”时，我心中顿时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的感动！这不是一本十全十美的书。但是凭着作者在当年心甘情愿地开始“另一个五年”的精神，我就情愿相信，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去读的书。

书摘一：作为统治者，铁木真开始建立新的制度

大多数领导人，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是从有关国家的某种内部制度中崛起的。他们的成就通常包括对那些制度和庇护他们的国家所作的改变或复兴。然而，成吉思汗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创建国家并建立所有必要的制度的，这一全新的基础，部分是他借自以前的部落，而部分是由他自己所创造。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而言，对于以军队起家取得政权的成吉思汗来说，他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他必须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更加中央集权化。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牧牛者、牧羊人及放牧骆驼的人都被提升为将军，驰骋在由成千上万勇士所组成的军队的最前方。每位年龄在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健康男性，都是军队的活跃成员。正如他在第一次被推举为部落可汗时所做的那样，他任命最忠诚的部下为千户首领，而他那资格最老的追随者，例如博尔术，则负责掌管万户。基于部下的功绩和他们在战场上或战场下所显示出的对他的忠诚，成吉思汗奖赏了那些来自黑骨头世系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地位。相较于他授予忠诚的朋友以万户而言，成吉思汗分配给他自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军队人数则比较少——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及两个小儿子窝阔台和拖雷，每人只分配到五千人。即便他的长子、次子也并没有得到足额的万户，术赤只有九千，而察合台则只有八千。成吉思汗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监视几个家族成员的行政管理，尤其是对他的母亲诃额仑、幼弟帖木格以及儿子察合台。他通过声明察合台是“一个顽固而又心胸狭窄之人”的方式，来解释说这样的监视是必需的。他提醒谏言者们要“经常对他提出忠告。”

为了在这个巨大的，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但又多民族的部落集合体内维护和平，成吉思汗迅速地颁布了新的法令，抑制部落世仇和战争的传统因素。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①，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立法者的法令。他并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上帝启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任何源自古代定居文明法典的基础之上。他从游牧部落维持了数个世纪的习惯和传统来强化“大札撒”；然而，当老惯例妨碍了新社会的机能时，他就会迅速地废除它们。只要不与“大札撒”——对所有人发挥作用的最高法和普遍法——产生冲突，他还允许一些部族在他们自己的地域内实行传统的法律。

然而，“大札撒”并不代表单一的法律汇编，甚至也说不上是一部正在形成中的主要法律著作，成吉思汗要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来继续完善它。成吉思汗的法律并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他是用这一法律来管制最棘手的方面。只要有男人劫夺女人的事情发生，草原上就会有世仇。据说成吉思汗的首部新法律是禁止劫夺妇女的，这几乎无疑是对妻子孛儿帖曾遭劫夺而作出的一种反应。由此种劫夺而引发冲突的持久性潜在力，仍然困扰着成吉思汗。在他的家族内，长子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他，还是孛儿帖的劫夺者呢？这种不确定性在困扰着他，而且这种不确定性还在成吉思汗渐渐老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在用法律来结束劫夺女人的同时，他也禁止诱拐和奴役任何蒙古人。从自己被泰亦赤兀惕人所俘获和奴役的经历中，他尝过被诱拐和被当作奴隶而强迫劳动所带来的个人身体的痛苦，而且他也认识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惯例是多么地有害，草原部落中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是多么地强烈。

成吉思汗试图在整个社会中祛除内部纷争的所有根源。基于自身的体验，即对围绕孩子身份合法性问题而产生的分裂，他宣布所有的孩子，无论是由妻生还是由妾生，都具有合法身份。由于对妻子价值（似乎她们是只骆驼一样）的争论，会在他的部众中间激起不断的纠纷，他禁止将妇女的贩卖带入到婚姻之中。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宣布通奸行为是不合法的，蒙古人对这一行为的界定有其独特性。通奸行为并不包括妇女与她丈夫近亲之间的性关系，也不包括丈夫与女仆或与家族内其他人的妻子发生关系的行为。与成吉思汗的法律声明相一致的是，毡帐内的事情应在毡帐内解决，而草原上的事情则应在草原上解决，通奸行为适用于不同家族已婚人之间的性关系。只要它不会在家族间引起公众的冲突，就并不会被视为犯罪。

偷窃牲畜的行为通常总被认为是违法的，但这一行为在草原的抢劫文化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它也被视为是仇恨与不和的根源。大概是记得八头牲畜被盗而给他的家族造成的巨大伤害，成吉思汗对偷盗牲口的行为处以死刑。此外，他要求任何人发现丢失的牲口，都要将其物归原主。为此，他设立了大规模的失物招领制度，并且随着帝国的扩展而对它不断加以完善。任何人要是捡到丢失的货物、金钱或牲口而不把它们交给有关的上级管理者的话，就会被当作是盗贼，将按偷窃行为论处。

除对丢失的牲口发生争议外，草原部众也经常对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发生争议。成吉思汗禁止在三月到十月间——动物的繁殖期——打猎，并将这一想法付诸法律条文。成吉思汗不仅在夏季保护动物，而且还给它们提供安全的过冬环境，猎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猎杀所需食物的行为加以节制，有的甚至不再打猎。法律具体规定了打猎的数量，也详细说明了滥杀的行为，以便不会出现浪费现象。

除认识到性、财产及食物的重要性外，成吉思汗也认识到相互竞争的宗教所具有的潜在破坏力。事实上，从佛教到基督教，或从摩尼教到伊斯兰教，每一种宗教都在草原上拥有自己的信徒，并且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声称自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惟一的。在他的这部（或许是世界上第一部针对宗教的）法律中，成吉思汗宣称，人人都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尽管他仍然信仰家乡的神灵，但他并不允许将那些神灵用于国家的祭祀。

为支持各种宗教，成吉思汗对宗教首领及其财产实行免税，并且免除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为支持各相关职业，他后来还扩大免税范围，对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给予同样的免税待遇，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殡仪事务承办人、医生、律师、教师及学者。

精彩评语

欧洲人称其为“世界之鞭”……其实他是名副其实的“人类之王”。世界秩序因他而改变。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

——华盛顿邮报

起于灾难而终于卓越，除了耶稣，恐怕再难有人与成吉思汗匹敌。

——哈珀斯杂志

威泽弗德是一个天才演说家……他从自己领悟的深度，成功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形象。威泽弗德的记述，从利弊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先沁人心脾的观点。

——出版家周刊

成吉思汗的成就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典范，他把企业追求卓越与员工的忠诚有效地结合起来，因此受到企业家和普通员工的青睐。

——华盛顿邮报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马可波罗得到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

——法国东方史学家 格鲁塞

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

——著名元史专家 韩儒林

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的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塑造出了伟大的成吉思汗……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关系新秩序。

——韩国前总统 金大中

蒙元史专家威泽弗德并没像以前西方人那样把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个冷酷嗜血的暴君，而是认为，他统领着自己的军队，把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带到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觉醒。对成吉思汗评价如此之高，恐怕是所未有的。历史当然不该是任人随意装扮的小姑娘，但变换视角去看或许能获得新的启示。

——中华读书报

书评（1）

谈《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葛剑雄

我从小喜爱历史，从1978年报考历史学的研究生后更离不开历史，但我有自知之明，对蒙古和元朝历史总是敬而远之，能不碰尽量不碰。实在回避不了时，如我写《中国人口发展史》，讲人口发展总不能缺蒙元一段吧，我也尽量参照已有研究成果，再做分析推断。

我想，在历史学界像我这样的人大概还不少，整个社会上就更多了。这倒不是我不重视蒙元这一段历史，其实在1978年前，或者在我读小学、初中上历史课时，就知道有成吉思汗，有蒙古大帝国，有元朝。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毛泽东那首著名的《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词句背得很熟。“反修（苏联修正主义）”学习时，《九评》中曾经引用鲁迅的话批驳“苏修”的“攻击”。针对“苏修”以蒙古军队曾经侵略东欧一事指责中国历史上好战，中方的驳斥是中国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一样，是蒙古军队侵略的受害者。到了“文化大革命”是批“苏修”称中国历来以长城为边界时，又得强调中国历史上的边界远远在长城之外，蒙古也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文天祥传》和他的《过伶仃洋》早已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文天祥的对立面元朝自然只能留下负面的印象。

不过，非专门研究人员要了解正确的蒙元历史，还真不容易。一般人未必看得懂《元史》，看《蒙古秘史》又不见得有兴趣。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等虽然在学术界久享盛名，但对中国的一般读者来说，毕竟相距甚远。据我所知，就是专业人员，也遇到直接史料太少的难题，所以不少方面无法深入，甚至根本不了解，另一方面又不能将史实叙述得生动活泼。公众对蒙元史的忽视与误解，与专业人员无法提供对有吸引力的历史书不无关系。

所以在友人告诉我美国人类学者杰克·威泽弗德所著《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值得一读后，我立即看了起来。我为作者写这本书所付出的异常努力所感动，惊叹一位人类学者居然能如此细致入微地复原出已经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也庆幸蒙元史增加了一本适合公众阅读的佳作。

作者并不因为他只是想“讲述”成吉思汗的“故事”而满足于现有的史料，而是首先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作者穿越了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他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路线行走，从蒙古远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亚，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当他于1998年到达蒙古时，本以为这是一个收尾和短暂的旅程，结果却长达5年！在此期间，他与蒙古的考古、军事、语言、地理学者紧密合作，将来自12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蒙古秘史》中的记载进行比较。然后他们对照《秘史》，尽可能复原出历史场景，将断续的故事联系起来。通过大量具体而微的考察，作者比其他学者更深刻地理解了仅有的史料。例如他指出：

尽管我们对成吉思汗出生地——斡难河边的小山丘——的准确特征存在争议，例如，显然，有很多沼泽而又长着繁茂树木的河流地带，与宽阔空旷的草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草原是大多数游牧民生活的地方，也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同的成吉思汗的成长地。这种区别使得他与其他的游牧民之间的差异变得相当明显。我们随即就可明白，为什么《秘史》在成吉思汗的童年时期经常提及的是狩猎而非放牧。地理条件本身将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与西伯利亚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秘史》所言蒙古人即发源于这种文化，而不是与空旷平原的突厥部族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这些信息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成吉思汗战争方式的理解，并影响了我们去认识他是如何将敌对平民视作被驱赶的牲畜，而又如何将敌方士兵视如被追捕的猎物的。

但是作者与合作者五年间的所经历的艰辛也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

2001年1月，我们来到霍洪纳（Khorkhonag）草原，那里的气温变化幅度超过80℃——从没有遮蔽的广阔地面的38℃左右高温，到－46℃的低温。在这样的地区，我们经历着旅行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灾厄与幸运。我们的交通工具被围困在冬天的冰雪中，被阻滞在春季的泥淖里，或者陷入夏季的沙石中；甚至有一次被暴发的山洪冲走。很多次，我们的帐篷被风雪破坏，有时也被烂醉的狂欢所毁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的几个夏季，我们尽情地享受无限的牛奶、羊肉。然而，在本世纪的头一年里，工们也经历了牲畜饿毙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年份，这个动物饥荒称为“阻德”（译注：zud，蒙古语，指自然灾害，或更准确地说，是指牲畜长时间无法靠近牧场的各种自然灾害的组合），那时我们周围的马和牦牛全部倒毙，夜间所有的大小动物都直挺挺地被冻死。

正因为如此，作者对很多原来无法依靠文献无法解决的疑问作出了合理解释，在此基础上，作者最终回答了书名提出的问题：“虽然成吉思汗出现在古老的部落时间，但他却塑造出现代世界的商业、交通和大量长期存在的国家，仅这一点就超过其他任何人。在动员专业化战争、促进全球商业和制定持久的国际法准则方面，成吉思汗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人。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认识到不同生活方式后，成吉思汗变得更有远见，他努力为他的人民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更美好的东西。通过拆除那些使一个个文明隔绝开来的城墙，并将各种文化结合在一起蒙古军队破坏了周边文明的单一性。”“成吉思汗离开历史场景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正如姚大力教授在中译本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并非十全十美。在如此有限的史料条件下，要完全准确地重建蒙元历史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作者本身的局限，例如他与他的合作者显然还不大理解中文，对中国和元朝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而且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他对历史的理解也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过，读者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和结论，甚至可以推翻他精心构成的故事，却不能不相信他的真诚——他绝不会像某些“戏说”的作者那样，自觉地糊弄读者，至少他自己是极其认真地写出了书中的每句话，他的学术良心对得起读者。

书评（2）

两点题外的感想

——读《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李学勤

春天有朋友送给我几本书，其中一种是《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大概是由于前不久看过电视剧《成吉思汗》的缘故吧，这本书引起我的兴致，不仅细读了一遍，为了弄清几个问题，还找来英文原本对看。

作者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 Ford），是专门研究部族社会的人类学家，曾来中国及蒙古、俄罗斯访问考察。《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是他在这样经历的基础上，在2004年出版的新作。一年以后就有了中文译本，应该说是介绍得相当快的。

我的专业同蒙元史没有什么关系，没有资格对威泽弗德这本书说长道短，这里只想写两点题外的感想。

文笔清晰流畅，一气贯通，是这本书突出的长处。威泽弗德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色，《洛杉矶时报》对他另一本书曾评论说：“这里毫无人们在学术著作中常见的那种陈腐的艰涩”，也刚好用来形容这本讲成吉思汗的书。即使对蒙元史等没有知识准备的人，读来也不会感觉有多少障碍。特别是正文全无引文（在文本卷末有注释、词汇和参考书目），大家可以怀着轻松的心情翻读下去。

其实学术著作就不能写成这样吗？上世纪40年代童书业先生受顾颉刚先生之托，写出一部《春秋史》，除开头的一章“西周史略”外，便没有引文、注释。我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做文史不分，好的史书应该富于文采。许多人熟读“老三篇”，对司马迁的印象首先是文学家，自然绝非过誉。

美国《出版家周刊》说：“威泽弗德是一个天才讲说家……他从自己领悟的深度，成功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形象。威泽弗德的记述从利弊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和沁人心脾的观点。”提供真实属于史，塑形象则属于文，所以外国人的评说也是兼顾文史两方面的。对历史事实的考订不管如何细致精确，要把古代的人和事活生生地复现出来，还是需要通过精神体会来塑造，才能有公众喜闻乐见的学术作品。套用古语，即“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另外，我觉得书中最后一章“帝国的影子”相当值得一读，我指的是这章后半叙述欧洲近代对蒙古人和“蒙古人种”的看法的那部分，可惜只有中译本第266至272页这样短短的段落。威泽弗德从“哥伦布为找到蒙古人而开始了他的航行”开始，先提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亚洲精神”，列举孟德斯鸠、伏尔泰等的观点，一直说到十九世纪“对亚洲的畏惧情绪在欧洲不断增长”，引用了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索洛维耶夫（Vladimir Sergeevich Soloviev）1894年的诗篇。

令人惊奇的是，威泽弗德认为：“对亚洲劣根性进行最恶毒攻击的，不是欧洲的哲学家和艺术家，而是科学家——启蒙运动所孵化出来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其具体例子有法国的博物学家、德国的动物学家、英国的医学家等等。他甚至说：“在人种进化和智障理论中，科学界试图提供可靠的、尽量不带偏见的证据，以说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政治煽动者、报纸编辑们所谓的‘黄祸"到底是什么。”

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些只能说是错误的种族歧视观点在科学界造成的影响。但是，这也给我们一点启发，在考察西方对亚洲、对中国研究的历史进程时，眼光须放得更广阔些，要看到学术界的全貌，毕竟科学也是学术文化的一个方面。

书评（3）

温海清/文

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者，杰克·威泽弗德（JackWeatherford）在叙述成吉思汗及其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成长与发展史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纯粹历史学者或一般传记作家的研究和撰述风格。作者既曾实地探察过那些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又广泛搜罗和研读了相关的中、西方蒙古史研究的资料和著述，加上其深厚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知识背景，这就为他写作此书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条件和机会。

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不再窠臼于对历史人物的成长过程作简单叙述，也不再拘泥于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影响意义等作枯燥探讨。就如本书对成吉思汗一生的描绘，作者抛弃了对人物形象或人物关系作平铺直白式的简单勾画，而是紧紧抓住成吉思汗成长的家庭环境及其家族所处的游牧部落社会环境在塑造其性格特征中所起的作用，深刻解析出成吉思汗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权力颠峰的。因不愿忍受兄长别克帖儿的欺负，他弑兄夺权；面对劫掠盛行、世仇不断的草原部落社会环境，他不得不选择过一种草原勇士式的生活，以求在人不安生的险恶环境中生存下去。至亲的血族长兄别克帖儿并没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结拜盟誓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安答”札木合背叛他，而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泰亦赤兀惕氏族却又抛弃他的家族，所有这些使得他对视血缘关系高于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草原社会习俗心生厌恶。他不再依凭血缘关系来分辨敌友，他更加重视的是朋友间的忠诚，就如博尔赤和者勒篾，虽没一点血缘关系，但他们却忠诚不贰。这些环境塑造了他的性格特征和行事风格，而性格特征和行事风格后来又投射到他的东征西伐中去，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界，正如作者所言：“他的个人目标、期望与忧虑吞没了整个世界”。威泽弗德正是从这样的一些角度来描述成吉思汗，使我们对成吉思汗有了一个更加深刻而又清晰的印象。

而本书对战争，特别是对蒙古军队战术策略的描述，则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在给我们提供许多新鲜信息的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鲜活的场景。蒙古军队纪律严明，协调一致，极为机动，攻击形式多样。在草原上作战，他们不是与对手列阵撕杀，而是娴熟于兵不厌诈的策略，诱敌深入，适时反击；在攻城战中，他们不仅使用弹射器、抛石机和火药等攻城武器，还深谙于应用心理战来摧垮敌人的意志，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就可窥见一斑：

蒙古人俘获了一支前去大定城解围的护送队和一名高级官员。一位蒙古人穿上这名女真高级使臣的衣服，带着官方文书，乔装进入敌军城市。当他到达的时候，按照预先安排，蒙古军队就解除包围并且撤走。一到城内，这个蒙古冒充者就哄骗当地官员们相信，他们刚刚打败蒙古人。蒙古冒充者随后检查辛苦拆除的城市防御设施，并且监督城内军队的撤离。在解除武装几周之后，这位蒙古冒充者就通知了蒙古人，蒙古人如闪电般杀回，轻易地就夺取了该城。

蒙古人不仅利用这样的诡计，而且还无情地使用宣传手段，在敌军中散布谣言，来引发焦虑和恐惧。蒙古人散布虚假的信息，在敌军中造成忧虑，他们说要是女真守军愿提供给他们大量的猫和鸟作为战利品的话，他们就会答应从被围城市撤军。据载，饥饿的居民急切地搜集了这些动物，并把它们交给蒙古人。在得到所有这些动物之后，蒙古人就在它们尾巴上系上点着的火把和旗帜，随后便放了它们，于是，受惊的动物又迅速窜回到城里，焚烧城市。

书上类似这样的对蒙古人战术策略的叙述比比皆是，读来令人倍感新奇。

威泽弗德是位文化人类学者，他很重视从草原游牧部落自身的文化习俗来解析众多的历史现象。例如，作者深刻地观察到“气味”在草原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人们见面或分别的时候可能是拥抱或亲吻；而草原游牧民则是用一种很像是在亲吻面颊的方式——彼此用鼻子来吸嗅对方的气息。这种相互吸气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带有不同的深重情感意味：从父母与孩子间的互相闻气，到爱人间的情欲闻气，这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气息和独特的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人的心灵的一部分。”由此，我们便可理解蒙古历史上的一系列现象或行为：蒙古人在作战中为何总是尽力避免与敌人近距离接触呢？那是因为敌人的呼吸和气味带有人的灵魂。诃额仑为何要将自己的衫儿抛给赤列都呢？那是因为衫上有她的气味，将衫儿抛给丈夫就是在把饱含深情的爱献给恋人。铁木真与札木合结拜盟誓成为“安答”时为何要互换衣服呢？那是因为可以分享彼此的气味，承接对方的灵魂，等等。这正是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解析历史现象的一个最好表现，类似这样的解释还有很多，读者自可一一体会。难怪有西方读者曾这样说道，要是所有的历史都这样写的话，我会对历史更感兴趣。

作者所描述的成吉思汗不再只是个一味杀伐的嗜血野蛮人和破坏者，蒙古帝国统辖下的广大地域也非巨大的牢笼。成吉思汗及其后世子孙所建立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帝国境内广立的驿站，便利了诸文明间的交流；蒙古人建立起一种普遍的国际法则，实行外交豁免制度；对各种宗教持开放的态度，以蒙古为代表的东方势力，与西方教廷之间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蒙古军队残破各地域的同时，在文化交流、贸易拓展和文明进步诸方面均起了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蒙古人给欧洲带去巨大的震动，欧洲人在接受东方先进科技知识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去发掘自己的优秀文化，文艺复兴就是这样被慢慢催生出来的。从以上这些层面上来讲，成吉思汗及其后世子孙确实在今日世界的形成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然，威泽弗德从唤起全球性觉醒的角度来积极正面评价成吉思汗及其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也绝非只是在夸耀蒙古人的武功，作者的解说还是颇具说服力的。那么，成吉思汗及其建立的蒙古帝国是否与今日世界的形成有莫大的关联，或者说究竟有多大程度上的关联性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但无论如何，作者所提出的这一命题还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这也正是我们译介此书给广大读者的一个原因。今年适逢蒙古帝国建立八百周年，跨越八百年的时空隧道，我们与威泽弗德先生一起来再次咀嚼那段逝去的历史，定当别有一翻滋味。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目录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

导言：消逝的征服者

第一部分

统一蒙古：1162—1206

1.一块凝血

2.三河传说

3.可汗之战

第二部分

蒙古人的世界征战：1211—1261

4.唾弃黄金可汗

5.算端与可汗的较量

6.发现欧洲、征服欧洲

7.权力场上的皇后们

第三部分

全球的觉醒：1262—1962

8.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

9.他们的“金光”

10.帝国的影子

结束语

不朽的成吉思汗精神

学术也可以很轻松

学术也可以很轻松

撰稿/黄卫平

美国学者眼中的成吉思汗——卓越的统治者，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者。

通俗的讲述，专业的学术研究，让读者轻松获得专业知识。

在重庆出版社06年版《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的基础上修订再版，内容更完善，装帧更精美，值得珍藏。

说起成吉思汗，历史课本上学到过，毛泽东的诗句中提到过，或许也在网络游戏帮助过他征服世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被西方崇拜者称为“全人类的帝王”，曾经拥有无人可比的广阔疆土，政权横跨欧亚大陆……这么多笼统概括的称誉之后，真正的成吉思汗，如何去了解，又能了解多少？

历史不会重复，逝去的东西无法还原，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却回不到真正的历史中。想要了解更真实的历史，面对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时却似乎无从下手，而那些佶屈聱牙的专业书籍，更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现象，专业书籍就是为专业研究者而作，普通读者更多是通过阅读通俗文学作品、观看影视等一些娱乐性的方式来了解想知道的历史知识。

这就像姚大力在序言中所说：“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的兴趣及其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

“其实，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学术准确性，或者以辜负读者的高智商作为代价。正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学术品格形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想把一本书写得让人读不懂，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专门化的问题表述得使缺乏专业基础的人也能理解、并且还要使他阅读得饶有兴趣，那就十分困难了。”

这本由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著作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从人类学角度，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成吉思汗如何从一个被驱逐的孩子成长为一代君王，带读者轻松走近成吉思汗这个熟悉又遥远的统治者的生活。

“在如何将历史知识转化为一般人们的最大程度的共识方面，本书作者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1一块凝血（1）

蒙古人征服过数以千计的城市，然而成吉思汗屈尊进入的城市，历史上仅仅提到一座。通常，当胜利得以确保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朝臣侍从撤回到远方更舒适的营地，而由他的勇士去完成剩余的任务。1220年（即龙儿年）3月的一天，这位蒙古征服者打破他独特的传统，带领骑兵进入新征服的布哈拉城。该城是花剌子模算端（今译“苏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尽管布哈拉城既非首都，也非主要的商业城市，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它占据了崇高的情感地位，被视为“高贵布哈拉”。因具有“为所有伊斯兰教徒带来荣耀与欢愉”的称号而知名于世，该城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成吉思汗非常清楚，通过征服并进入该城市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宣示意义，因此他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城门，经过一片遍布着木房与小贩货摊的拥挤区域，来到位于城市中心的巨大砖石建筑群之中。

在或许是军事史上最大胆创新的成功突袭之后，成吉思汗进入布哈拉城。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蒙古出发，沿着直线正面攻击算端的边境城市；而他自己则与辎重同行，率领另一支部队长距离远征，这一距离比任何其他军队行进的路线都要长——需要穿越三千二百公里的沙漠、山川及草原。最后，他们几乎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敌方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即便是商业旅行队也会绕道数百公里，避开克孜勒库姆沙漠，即传说中的“红沙漠”；不过这正好是成吉思汗选择从那个方向进攻的原因。通过与那个地区的游牧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成吉思汗得以率领他的军队，沿着至今仍未能确知的路线，穿越那片沙漠地带。

他的目标布哈拉城，矗立在阿姆河一条支流两岸的肥沃绿洲中部，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塔吉克人或波斯人，但却被新建立的花剌子模帝国的突厥部落所统治，花剌子模帝国是那个时代众多短命帝国中的一个。花剌子模算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他劫掠了蒙古商队，并把派去进行和平商业谈判的蒙古大使毁容，这一行径激怒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虽已年近六十，但听到部属受到攻击时，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他那支纪律严明、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再次跨上战马，兴师问罪。

几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支重要军队，蒙古军队是轻装上阵，没有补给供应的。即便等到最冷的月份横跨沙漠，人和马畜也仅需少量的水。因为这样的季节有露水，可以刺激部分草的生长，这些草可供牧马，并可吸引到猎物，那是以狩猎为生的人所需要的。蒙古人不是动作缓慢地运送攻城武器和重型装备，相反，他们带有快速机动的工兵部队，能当场使用可获得的材料，建造任何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跨越广阔的沙漠之后，蒙古人遇到第一片林子，他们就将其伐倒，制作攻城的梯子、武器及其他攻击器械。

当先头部队走出沙漠，发现有第一个小部落时，快速行动的特遣部队立即会改变速度，慢慢运行，动作迟缓，仿佛他们是来贸易的商人，而非快速攻击的勇士。在居民们意识到他们是谁，并在听到警报之前，蒙古军队已若无其事地漫步在城镇的门口。

出人意料地从沙漠中出现之后，成吉思汗并没有立即行进，并趁势攻击布哈拉。他知道，敌方没有援军能从正受到他的部队进攻的边境城市赶来，因此，他可以从容地运用一种令人痛苦的方式，左右布哈拉民众的忧虑和希望。这种策略的目标很简单而又往往是相同的：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用恐吓手段迫使敌人投降。起先通过夺取邻近的几个小城镇，成吉思汗的部队释放了很多当地的平民逃往布哈拉，逃亡者不仅充斥该城，而且大大地加剧了城内的恐惧氛围。蒙古人在敌军防线背后的侵袭，立即给整个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慌。正如波斯编年史家阿塔篾力克·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当人们看到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乡下居民时，他们“被骑兵和骑兵带来的暗如黑夜的灰尘窒息住了，惊吓和恐慌压倒了他们，而且担忧和恐惧盛行。” 成吉思汗从给予民众两种选择开始，着手准备对一座城市展开心理攻势。他给城外的民众提供宽待的投诚条款，若他们接受条款就可加入到伟大仁慈的蒙古人之中。用志费尼的话来说，“无论谁屈从于他们都可获得安全和自由，并远离严酷的恐怖与耻辱。”对那些拒绝接受苛刻条款的俘虏，蒙古人就会在下一次进攻中，将他们置于军前，充当战争的炮灰。

这种策略使布哈拉的突厥守军感到恐慌。仅有五百名士兵留下来支持布哈拉城堡的长官，其余的两万名士兵则赶在蒙古主力军队到达前，四处逃散。他们丢城弃甲，如鸟兽散，这正好掉进了成吉思汗的陷阱，蒙古勇士早已停驻在外等候逃兵，从容地将他们处死。

布哈拉的平民投降了，并且打开城门，但仍有小股负隅顽抗的士兵留在内城的城堡之内，他们寄希望于厚实的城墙可以帮助他们阻止任何围攻。在仔细评估了整个形势后，成吉思汗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进入该城！他的第一项举动就是来到布哈拉城中心，接受所有人的投降，并号召降民给他们的战马提供草料。供养蒙古军队和马匹，被认为是对征服者表示降服的标志；更重要的是，通过接受粮草，成吉思汗将降服者视作自己的部属，授予他们蒙古人的保护，同时，也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

从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开始，我们就有了关于六十岁左右的成吉思汗的少数几种书面描写。波斯编年史家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他对蒙古人的描写远不及志费尼那么温和，他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身形高大、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人，头发稀疏发白，有一双猫儿眼，有着专注的活力、洞察力和惊人的天赋及理解力、令人生畏的攻击力，他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仇敌的颠覆者，无畏、血腥并且残忍。”由于成吉思汗具有摧毁城市和战胜数倍于己的敌军的离奇能力，术兹扎尼还断言成吉思汗“熟悉巫术并且诡计多端，以魔鬼为友。”

1一块凝血（2）

据目击者称，成吉思汗抵达布哈拉城中心时，骑马来到大清真寺，并问及这座城内的最大建筑是不是算端的官邸。当被告之那是上帝的居所而非算端的官邸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对蒙古人来说，惟一的上帝就是“长生天”，她延伸四方，无边无际。上帝主宰整个地球；上帝不可能像个囚犯或笼中的动物一样，被禁锢在石室之内，而且与城市居民所说的恰恰相反，他的言语也不能被限定在书本内。在自身的体验中，成吉思汗常常在家乡广阔天空之下的山岳间，感知到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听到上帝直接跟他说话的声音。追随着这些上帝的言语，他成了无数名城旺邦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下马，步行进入大清真寺，只有这样一些为他所知的建筑，他才曾进去过。一进入，他便命令学者和神职人员给他喂马，这意味着要把他们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并由他保护，他要将几乎所有的宗教人员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接着，他把城内两百八十名最富有的人召集到清真寺来。尽管在城内的经历有限，但成吉思汗还是能深切地理解人类情感的活动。在清真寺聚集的人群前，他拾级而上，来到讲道坛，然后转身面对布哈拉的精英。通过翻译人员，他严厉地训斥了算端和精英们的过失和罪行。他不是把失败归咎于平民大众，而是相反，“这是你们的重要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没有犯下这些罪行，上帝就不会像我一样惩罚你们。”随即，他逐个把富人分赐给他的蒙古勇士，供他们任意差遣，这些蒙古勇士跟着富人去搜集财宝。他劝告富人囚犯们要将财富悉数交出，不要玩猫腻；即便没有协助，蒙古人也能找出所有的财宝。他只要求富人们把蒙古人带到他们的藏宝地。

在对该城完成了有计划的劫掠之后，成吉思汗将注意力转移到被围困在布哈拉的内堡之中而仍在负隅顽抗的突厥勇士身上。虽然对蒙古人特别不熟悉，但对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的中亚绿洲城市内的居民来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目睹过许多野蛮军队的来来往往。以前的部落军队无论怎样勇敢或纪律严明，也从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只要城市守军能找到食物和水，他们就能躲在内堡厚实的围墙之后，进行长期的抵抗。蒙古人用尽各种方法，仍无法对付在布哈拉所遭遇到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尽管蒙古人通常都有一流的弓矢，但每个人都得自备武器给养，因此制造技艺的质量也就千差万别。同样，蒙古军队是由部落的全体男性成员所构成的，他们靠粗野的放牧方式进行训练；虽然他们耐劳、纪律严明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中去，但他们还是缺乏像布哈拉守军所经受过的那种专业选拔和训练。堡垒厚实的石墙，有利于守军躲藏其后，最重要的因素是，从未有过游牧部落的军队曾掌握围城战的复杂战术。但是成吉思汗有办法来对付他们。

进攻被设计成一次势不可挡的兵力展示，观众不是布哈拉已被征服的民众，而是远方的军队和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城市——撒马尔罕的民众。蒙古入侵者展示了他们新造的围攻武器——弩炮、投石机，这些器械作为武器，已被围攻部队使用了几个世纪，它们不仅能投掷出石头和火焰，还能射出燃烧的液体、爆炸装置和燃烧物质。他们调来了装在轮子上的巨大弩炮，而大队大队的人马则带着可伸缩云梯攻上塔楼，从塔楼那里，他们能够击中内城中的守军。从城市上空进行攻击的同时，坑道工兵们开始在墙底挖地道。在展示空中、地面和地下令人生畏的技术威力的同时，某些情况下，成吉思汗还逼迫已被俘的内堡守军的同伴去攻城，有些囚犯冲锋在前，尸积城壕，有些则推着武器冲入到城堡之内。通过这种方式，成吉思汗加剧了守军的心理紧张。

蒙古人从曾经接触过的不同文化中吸收经验，发明和使用各式武器；而且通过这种知识的积累，他们还创立了全球性的武器库，能够适应所遭遇到的任何形势。蒙古人试验成功了会喷火或爆炸的武器，这些武器后来发展为迫击炮和加农炮。在志费尼的描述中，我们对其准确讲述他们周围发生过什么的证据感到困惑。他将蒙古人的进攻描写成“就像炽热的火炉吸收了坚硬的木头，火势更盛，从炉腰将火花射向空中”。成吉思汗军队将草原勇士所具有的凶猛与速度，和中华文明的最高科技智慧结合在一起。成吉思汗使用快速机动并训练有素的骑兵去对付地面上的敌军步兵，而通过使用新型的火力轰击技术和空前的破坏器械，减弱了内堡城墙的防护威力，使蒙古军队得以突破要塞，从而胁迫城堡守军。随着炮火和死神纷纷降落到城堡内的守军身上，用志费尼的话来说，算端的勇士很快便“淹没在完全毁灭的汪洋大海中”。

成吉思汗认识到，战争不是一场身体的比赛，或仅仅是对手间的竞争，它是一种人反对另一种人的总体事业。胜利不会倾向于那些按规则行事的人，它垂青于制造规则并将规则强加给敌手的人。胜利不可能是局部的，它是完全的、全部的，而且也是无可否认的——或者什么都不是。战争时期，这意味着对恐怖和突袭的肆意使用；和平时期，它则意味着对一些基本而又不可动摇的原则的坚定遵守，这种原则可以在平民大众中间建立忠诚。抵抗将面临死亡，而忠诚者则得以安全。

成吉思汗对布哈拉的进攻，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成功，不仅因为那个城市的民众投降了，而且还因为当蒙古人攻击的消息传到首都撒马尔罕时，那里的军队也投降了。算端弃国而逃，蒙古人所向披靡。成吉思汗带领主力部队，翻越阿富汗山脉到达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而另一支分遣部队则绕过里海，穿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到俄罗斯平原。从1220年开始的那天起，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维埃主义兴起时，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布哈拉城的可汗和埃米尔，统治了该城正好七百年的时间，这是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家族王朝。

成吉思汗操控民众的才能和他的作战技术，是他四十余年持续不断的战争经验和知识积累的结果。在他的一生之中，没有哪一次重要关头是因为突发奇想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有能力激起部众的忠诚，或者说他有全球规模的空前组织能力。这些能力不是得自顿悟的启发，或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得益于独特的自我控制精神和专注意志的驱使，这些能力来自于持续不懈、周而复始的实际学习、经验性的适应，以及对此的不断修正。他的戎马生涯始于很早以前，要比大多数征战布哈拉的蒙古勇士出生还早，而且他在每一次战争中都能学到某些新的东西。在每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他都能获得更多的部众，学到更多的作战方法。在每一次斗争中，他都能将全新的思维与一整套随时变换的军事战术、策略和武器结合起来。他从不重复同一 种战术。

1一块凝血（3）

这位注定要成为世界最伟大征服者的男孩的人生之旅，始于蒙古人征服布哈拉之前的六十年。故事发生在广阔的欧亚大陆最偏远的地方之一，靠近现代蒙古与西伯利亚的接壤处。根据传说，蒙古人起源于山林之间，是苍狼与白鹿在一个大湖泊的岸边交配的结晶。因为蒙古人对外人永久地封闭这一故地，所以当成吉思汗去世时，我们没有关于该地区的历史描述。那里的河流和山川名称，事实上在历史文献中是未知的，甚至现代地图对该地区的特征，提供的也是相互矛盾的名称，使用着多种多样的拼写形式。

这个蒙古部落的活动范围，只占今蒙古国家东北部的一小部分。现在该国的大部分区域横跨中亚北部高原，不在太平洋湿润季风范围内，这种季风产生的水灌溉了繁华的亚洲农业文明所分布的滨海平原。相比较而言，到达蒙古高原的湿润季风，大部分来自西北部的北极地区。这种季风释放了带到北部山脉的少量水分，而给蒙古南部留下的则是干燥，这一干燥地带就是通常所说的戈壁。荒芜的戈壁与中度湿润山脉之间的北部地区，横亘着一大片广阔的草原，若夏季雨量充沛，草原就会变绿。夏季，牧民正是沿着这一草原地带迁移，寻找草场。

尽管海拔高度仅约三千米，但蒙古的肯特山脉由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高山所组成。与仅通过使用登山工具就能攀登的、连绵起伏而又年轻的喜马拉雅山脉不同，古老的肯特山脉曾被百万年的侵蚀所削平。因此，在夏季，一人一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几乎所有山峰。沼泽地遍布其侧，在漫长的冬季，这些沼泽冻成一块。冬季，山脊上深深的沟壑汇集了凝结的雪水，看上去就如冰河一样。但在短暂的夏季，它们又变成了美丽的钴蓝之湖。春季消融的冰雪充溢湖间，而从山上奔流而下的雪水则汇成条条河流，泛溢草原。夏季气候好的时候，翠绿的草场熠熠生辉，但在夏季气候糟糕的时候，则会连续好几年呈现干燥赭褐的景象。

源出肯特山脉的河流都比较小，并且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冰冻状态。即便是在五月份，厚冰通常也足可支撑一支负有装备的马队，有时甚至可以支撑一辆载重的吉普车。广袤的草原沿着江河延伸，被当作是蒙古通往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交通孔道。这一草原的边缘西达东欧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东则到达中国东北，如果不是被一段切断朝鲜半岛的狭长沿海山脉所隔绝的话，它将东及太平洋。在戈壁的南端，草原再次会合，连接起亚洲大陆的腹地，将粗放耕作的黄河平原连接起来。

尽管这一地带起伏平坦，但气候恶劣，而且变化无常。这是一片自然条件极为严酷的地带，那里的人畜都得面对来自气候的不断挑战。蒙古人常说，在肯特山区，你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四季的变化。甚至在五月份，马都有可能深陷雪坡，以至无法昂首飞奔。

这个注定要以成吉思汗的称号而闻名于世的男孩，就出生在斡难河沿岸的这片土地上。与该地的天然美景不同，在人类历史中，这里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斗争不断、困苦不已的地区之一。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的春季，那年在亚洲历法中称为马儿年。在一座可眺望远处斡难河的孤立而又光秃的小山丘上，一位被抢夺来的名叫诃额仑的年轻女子，艰难地生出了她的第一个孩子——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周围都是陌生人，诃额仑在远离抚育过她的家庭和她所熟悉的世界里分娩。这个地方不是她的家乡，如今将她迎娶为妻的男人，并不是原先那位早已与她完婚的男人。

在不久前，她的命运就变得如此迥异。她曾是另一位年轻勇士、篾儿乞惕部落人赤列都的妻子。他经过草原东部时，遇到了来自以盛产美女出名的斡勒忽讷部落的诃额仑，于是就追求她。按照草原传统，在娶诃额仑回部落之前，他要给她的父母提供聘礼并为他们干几年活。刚一完婚，两人便独自开始跋涉数周的路程，返回他的家乡。根据《秘史》记载，她坐在一辆由一头公牛或牦牛拉着的黑色幌车上，而她那引以为荣的丈夫则骑着褐色的马，伴随在车旁。诃额仑那时可能还不满十六岁。

他们沿着斡难河轻松愉快地穿越过草原，而且随即准备进入把他们与篾儿乞惕领地隔开的多山地区。仅需几天路程便可穿越横亘在前的孤立山谷，并可顺势下山进入篾儿乞惕人放牧的肥沃草场。年轻的新娘坐在她的黑色幌车前，并未觉察正向她猛扑过来的骑马者。这场凶暴的攻击不仅将永远地改变她的一生，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个独自带着猎鹰外出打猎的骑马者，从悬崖附近一处不太令人注意的高地看到了诃额仑和赤列都。诃额仑和她的幌车看来是个大猎物，比他所能取得的任何猎物都要重大。

没等这对新婚夫妇注意到他，这位猎人就策马飞奔，回到营地，找到他的两位兄弟。也许是太贫穷，拿不出为迎娶诃额仑这般的女子为妻所必需的聘礼；也或许是因为不愿对她的父母履行新郎应服的传统家内役，这位猎人选择了草原上获取新娘的第二种普通的方式——抢婚。三兄弟出发径直去寻找他们的猎物。当他们迅猛扑向这对夫妇的时候，赤列都立即策马急行，将攻击者从幌车旁引开，果然如其所料，三兄弟跑去追赶他。他环绕山岭，试图设法摆脱他们，但却是徒劳的。赤列都又回到新娘的身边，但在那时诃额仑明白，她的丈夫是无法骗过攻击者的，他们不在自己的领地内，攻击者很快便会回来。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但为救丈夫一命，她决定呆在原地并向抢劫者投降。如果她与赤列都一起骑马逃走，他们将会被俘，而且赤列都将会被杀。但如果让赤列都独自逃走的话，那么就仅有她一人被俘而已。

按《秘史》的叙述，为说服丈夫配合她的计划，她对赤列都说：“如果你活着，每个方向、每个毡车里都有少女等着你。你能找到另一位女人做你的新娘，你可以将再娶的妇人称为诃额仑来代替我。”诃额仑迅速地脱下身上的衫儿，并敦促她的新婚丈夫“快速逃离”。她将衫儿抛到他脸上作为分别的表示，并说：“随身带着这个，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可以闻到我的气味。”

气味在草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人们见面或分别的时候可能是拥抱或亲吻，而草原牧民则是用一种很像是在亲吻面颊的方式——彼此用鼻子来吸嗅对方的气味。这种相互吸气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带有不同的深重情感意味：从父母与孩子间的互相闻气，到爱人间的情欲闻气，这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气息和独特的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的心灵的一部分。通过将衫儿抛到丈夫身上的方式，诃额仑将她饱含深情的所余之爱献给了赤列都。

自那天之后，等待诃额仑的将是历经波折的漫漫人生之路，而且她已注定不能再见到她的初恋丈夫。在抽身逃离绑架者的时候，赤列都抓起脸上的衫儿，亦步亦趋，无数次回首张望诃额仑。他的黑色长辫像是鞭子一样，来回地抽打在他的双肩与胸膛之间。眼看着丈夫跨过关口，永远地在她眼前消失时，诃额仑发泄了积郁在心底的所有感情。《秘史》记载道，她仰天嘶吼，以至于“搅动了斡难河水”，而且“震动了林间山谷”。

抢夺她的人——这位注定要成为她新丈夫的男人，就是也速该，他属于一个弱小而且不重要的氏族群体，这一群体后来就是以蒙古而闻名的。但在此时，他只不过是孛儿只斤氏族的成员，而此时的孛儿只斤氏族依附于势力强大的泰亦赤兀惕部落。令诃额仑头痛的不是也速该的地位，而是他已有一个妻子，名叫索济格勒（Sochigel），并育有一子。诃额仑将不得不在家族内为争夺她的地位而努力。有穹顶帐篷的住宅是用毛毡环绕，扎在格式框架上构成的，如果幸运的话，两位妇人大概会生活在各自的帐篷内，但即使不在同一个帐篷内，她们仍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诃额仑是在广阔的草原上长大的，那里是一望无垠。夏季，成群的马匹、奶牛、绵羊和山羊在那里吃草并且长膘。她习惯于草原生活提供的丰盛肉食和奶制品。与此不同的是，她的新丈夫所属的小部落却生活在游牧世界的北部边缘地带，在那里，草原迫近森林地带，没有足够的草场可供喂养畜群。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粗糙的猎户食物：旱獭、老鼠、鸟、鱼，或偶尔吃上鹿肉或羚羊肉。蒙古人声称，草原部落中没有古老光辉的历史。他们被当作是食腐动物，与狼一起竞争，去抓捕小动物，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从草原牧民那里偷盗动物和劫掠妇女。诃额仑仅仅被当作稍优于被捕获的奴婢来对待。

根据一项常被反复提及的记述，诃额仑的第一个孩子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右手手指里紧紧地握着某种神秘而又富有某种征兆的东西。年轻的母亲轻轻地但是焦虑地逐个扳开他的手指，发现了一块与指关节骨一般大小的黑色凝血。在他母亲温暖的子宫内，这个孩子就已紧握着一块凝血，并且带着它从那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涉世不深、没有文化而且又非常孤独的年轻姑娘，她怎能理解儿子手上这个奇怪的标记呢？八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仍在设法解答的，正是她当日所要问的那些问题。这块凝血象征一种预言或是一个咒语？它预示着好运还是不幸？她该引以为豪还是该惊慌失措？该满怀希望还是该心忧如焚？

1一块凝血（4）

在十二世纪，许多具有游牧民特征的部落和氏族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游移不定地结合在一起。在所有的草原部落中，与蒙古人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东部的塔塔尔人、契丹人和更东面的满族人，以及西部的中亚突厥部落。这三个民族与西伯利亚的某些部落，拥有一种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位于塔塔尔和突厥部落之间的蒙古人常常被外人混淆，他们有时被称为蓝突厥，有时被称为黑塔塔尔。作为说阿尔泰语的人，则因阿尔泰山脉位于蒙古西部而得名，他们的语言和朝鲜语、日本语相比，具有较远的相似性，但与汉语或亚洲的其他有关语言，则毫不相关。

尽管突厥部落和塔塔尔联合成了几个部落联盟，但蒙古人却被分成很多小的、各自由一位领袖或可汗领导的群体，并且松散地建立在血族纽带的基础上。蒙古人声称他们与突厥和塔塔尔部的身份截然不同。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其直系祖先是匈人，三世纪时，他们在蒙古高原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匈”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指人类，他们称匈人的祖先为匈奴，是太阳的子民。四至五世纪时，匈人从蒙古高原向外扩张，征服了很多国家，从印度直到罗马。但他们无法在许多不同部落间维持联系，很快便被他们所征服的文化所同化。

在掠得诃额仑之后不久，也速该发动了对塔塔尔人的战争，并杀死塔塔尔的一个名叫帖木真兀格的首领。儿子刚出生不久，他返回营地，并给这个男孩取名为铁木真。因为草原民众认为人一生只有一个名字，这一名字的选择包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一名字赋予这个孩子以个性、命运和定数。取名“铁木真”也许强调了蒙古人和塔塔尔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仇恨，但很多学术的和虚构的讨论，都围绕着“铁木真”之名的准确含义，以及他父亲要通过这样的取名赋予儿子什么而展开。最好的暗示来自于也速该给他其他几个孩子取名的特征，这些孩子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词根。铁木真之后，在诃额仑相继生育的四个孩子中，小儿子名为帖木格，最小的孩子也是惟一的女儿取名为帖木仑。这三个名字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词根源“帖木勒（temul）”——该词根出现在几个蒙古语词汇中，意指向前冲、被鼓舞、有创造性的思想，甚至指带有幻想的飞跃。正如一位蒙古学者向我解释的，该词最好的解释便是：“正在纵情奔跑的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驾驭者。”

1一块凝血（5）

虽然蒙古人的世界孤立隔绝，但生活在那里的蒙古部落并未完全与世界时事切断联系。成吉思汗出生前的数个世纪，汉文明、穆斯林文明、印度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已渗透进蒙古本土，然而，这些文化很少被证明能适应高原草原的恶劣环境。游牧部落与中国和中亚境内不断变化且疆界各异的国家，有着并不密切但却复杂的商业、宗教和军事联系。生活在如此偏北的地方，蒙古人基本上处在商贸路线的范围之外，这条路线即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该路线穿越戈壁南端，它很脆弱，但却又时断时续地将汉文化和穆斯林文明连接在一起。然而，由于如此多的货物向北方扩散，这使蒙古人意识到：南方遍地黄金。

对游牧民来说，与近邻的贸易及征战，构成了每年生活有规律变化的一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就如春季照管雏畜、夏季寻找牧场和秋季烘烤肉类与奶制品一样，如此平常，如此按部就班。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正是狩猎的好季节。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离家外出，徘徊在山野间，或进入森林猎取野兔、狼、貂、麋鹿、野生山羊、原羊（即野生绵羊）、野猪、野熊、狐狸和水獭。有时全体成员参加狩猎，他们尽可能在那里围上一块大的区域，并将猎物赶向一个中心的屠杀点。这些动物不仅提供了肉食和毛皮，而且还为游牧民提供制作各式工具、武器及装饰品所必需的鹿角、羊角、长牙、牙齿和骨头，以及药用的风干的动物器官。森林还供给其他产品和日常生活资料，包括从鸟巢里掏雏鸟的猎鹰。

游牧民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或在帐篷与帐篷之间交换森林产品，甚至还往南方去交换森林产品。同时，诸如铁和纺织品一类的制成品，则从戈壁南端的贸易中心慢慢地传往北方。蒙古人几乎生存在地球的最北边缘，正好处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他们在森林中以狩猎为生，这与在草原上放牧为生是不一样的，体现了两群人完全不同的特性。蒙古人紧紧抱住脆弱的贸易线，将北部的冻土地带和草原，与南方的农业耕地和手工作坊连接起来。流入遥远的北方的货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蒙古人中间，据说有一双铁马镫的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最高的贵族。

某些年份猎物匮乏，人们在刚一入冬的时候就将面临饥馑，没有森林产品用于贸易。在那些年份，蒙古人仍旧要组织狩猎聚会。只是他们并非向北方前进，去森林里猎取动物，而是越出草原去抄掠异族。如果蒙古人没有物品拿来贸易，他们就在草原上或绝谷中袭击所能找到的牧民。蒙古攻击者用以对待动物一样的策略，来对付“猎物”，他们先发出攻击信号，此时“猎物”通常就会四处逃窜，留下大部分的牲畜、家中财物及攻击者所想得到的其他任何东西。因为攻击的目标就是为获取货物，所以蒙古攻击者通常只是抢劫帐篷并围捕牲畜，而不是去追击逃亡之人。蒙古袭击者想要的只是货物，因此在这类争斗中，死伤比较少。年轻的妇女被劫掠为妻妾，男孩则被掳掠为奴。年老的妇女和最幼小的孩童通常可免受伤害。适于打仗年龄的青壮年男子通常骑着健壮的马迅速逃离，因为他们最可能被杀，而且整个群体的未来生计得完全依赖他们。

如果逃脱的男人们能尽快设法召集到同盟者，他们就可沿着攻击者的足迹去追击他们，而且还可夺回自己的货物。如果不这么做，失利的部落男子就会像他们的许多牲畜一样被围捕，他们得设法躲避追捕者。然而，他们也有适时进行反击以便重新组织新生活的计划。

对于蒙古人而言，发动这样的战斗只是一种抢劫的循环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战争，也不是出于长期的部落世仇。报仇常被当作抢劫的借口，却很少作为真正的动机。战斗中的成功给胜利者带来威望，这是因为他带回了货物并与家人、朋友分享。战斗并不是以战场上抽象的荣誉为中心。获胜的勇士引以杀敌为傲，并记住那些死去的敌人，但他们没有炫耀斩获了多少首级，也没有刻上痕迹或其他标志来表示他们在战斗中杀了多少人。关键只是货物，而不是杀人。

狩猎与贸易、放牧和战争，在蒙古部落的早期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存活动网。从学会骑马之日起，每个男性成员就要开始学习追捕的技术，而且没有一个家庭仅靠一项活动就能生存下去。抢劫遵循的是源自北部的地理模式。南部的各部落，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商贸城镇附近，他们总是比遥远的北部部落有更多的货物。南部人拥有最好的武器，北部人要取得胜利的话，就要具有迅捷的行动、精明的思维，并且作战要更勇猛。这种贸易和抢劫交替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缓慢但稳定的交流方式，铁制品和丝织品渐渐往北部移动，那里气候恶劣、牧草稀少，而人又非常粗犷并且崇尚暴力。

1一块凝血（6）

有关铁木真童年时代的细节描写，仅有很少的部分残存下来，然而即便是这些残存下来的少量描写，也并未表明他的父亲曾对他寄予过厚望。当他们向另一个营地迁移时，他的父亲曾意外地将他弄丢。泰亦赤兀惕氏族发现了他，他们的首领塔儿忽台——胖可汗——将他带回自己的家里，并且留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当铁木真势力变得强大的时候，塔儿忽台吹嘘道：他曾细心地关怀铁木真，并用仁慈的戒律来训练他，就如训练牛犊一样，这是牧人最珍惜的东西。我们不大清楚其中的具体细节和故事怎样开场，又如何收尾的，但最终，这个男孩和家人团聚了。或许是因为这位胖可汗归还了这个男孩，或许是铁木真一家加入了这位胖可汗的阵营。

铁木真人生当中所发生的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当他在按蒙古计岁法刚满九岁，而按西方计岁法仅有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他去寻找妻子。父子俩前往东部的诃额仑家族，也许这是因为诃额仑希望她的儿子能娶她自己部落的女人为妻，或者至少是要他娶个了解她家族的女子为妻。然而，与诃额仑的初衷不同，也速该似乎想摆脱铁木真。也许是因为这位父亲意识到，将来会在他的两个儿子——铁木真和别克帖儿之间爆发争斗。别克帖儿是他的长子，是他的第一个妻子索济格勒所生。在这么小小年纪的时候就将铁木真带走，父亲也许是试图阻止斗争的完全爆发，因为这一斗争将会使他的家族陷于困境。

也速该仅仅带着一匹额外的、用于赠送给未来新娘父母的马，他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铁木真为劳力而为他们干几年活的家庭，以此作为对他们将女儿许配给他儿子的报答。对铁木真来说，这次旅行大概是他生平第一次冒险沿斡难河离开故乡。在不熟悉的地盘上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旅行者要面对来自野生动物、恶劣天气，特别是其他部族人三方面的危险。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父亲并没有将铁木真直接带到诃额仑的家族。他们沿着那条路前行，停留在一户人家里，那家人有个女儿，名叫孛儿帖，年岁仅比铁木真稍大一点。两个孩子明显地相互喜欢对方，而且双方的父亲也同意他们订婚。在学徒期，或者说在“家内役”期间，他的父亲期望铁木真能在亲家的监护下生活与劳动。渐渐地，这对已订婚的夫妇变得更加亲密。因为女孩通常比男孩大一点，就如孛儿帖与铁木真那样，她将给他传授适于他们两人的适时而又适度的性行为知识。

在也速该离开铁木真之后的归途中，正好遇到一群塔塔尔人在一个营地进餐。《秘史》记载，也速该与他们共同进餐，然而他同时也明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塔塔尔人的敌人，早在八年前的战斗中，他曾经杀死他们的同族帖木真兀格。虽然他试图隐瞒，但还是有人认出了他，并对他秘密下毒。尽管毒性非常厉害，也速该还是设法逃离了塔塔尔人，并返回到他的家族所在地。随即，他立刻派人把铁木真接回来。铁木真丢下孛儿帖，迅速回到他临终父亲的床边。

等他返回家族营地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也速该留下了两个妻子和七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那时候，铁木真一家仍寄居在斡难河沿岸泰亦赤兀惕氏族的屋檐之下。泰亦赤兀惕氏族已经支配了也速该最近三代的孛儿只斤氏家族。失去了能帮助他们打仗与狩猎的也速该，泰亦赤兀惕氏族认定这两个寡妇及其七个孩子已毫无用处。在斡难河沿岸残酷的生存环境中，泰亦赤兀惕氏族不可能给额外的九个人提供食物。

按照草原传统，协助也速该抢夺诃额仑的一个兄弟应该收继诃额仑。在蒙古的婚姻体系中，甚至在也速该与另一个妻子索济格勒所生的儿子之中，如果年龄足够大并且能赡养家庭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诃额仑理所当然的丈夫。蒙古妇女常常和已故丈夫家族内的更年轻的男人结婚，因为这给年轻人提供了拥有一位有经验妻子的机会，而不用给她的家庭提供一批精致的聘礼，或要求数年艰辛的“家内役”。虽然还是个年轻妇女，大概只有二十几岁，但对大多数男人而言，诃额仑已有太多的孩子需要抚养。作为一个远离故乡被掳掠而来的妻子，她既不能给未来丈夫提供家庭财富，也不能给他提供有益的家庭关系网络。

随着丈夫的去世，而且又没有别的男人愿意收留她，诃额仑一时处在泰亦赤兀惕家族之外，没人有任何义务去救助她。她很快得到消息说，她已不再是这个氏族中的一员了。蒙古人通常是通过食物分配的方式来象征亲戚关系的。这是在一个春季，当时，前可汗（俺巴孩）的两个寡妇老太婆，组织了一个祭祀祖先的年度典礼，他们没有通知诃额仑，因此他们不仅剥夺了她获得自身那份食物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她在家族内的成员资格。从此，她和她的家庭只有自食其力，自我保护了。当泰亦赤兀惕氏族沿着斡难河向夏季牧场迁移的时候，他们试图留下诃额仑和她的孩子们。

根据《秘史》记载，当这个部族收拾营盘出发时，他们抛弃了这两个妇女和七个孩子，族人中仅有一位出身低微的老人站出来大声抗议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一件事显然给铁木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泰亦赤兀惕人怒吼着走到老人身旁，斥责他并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并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将老人刺死。不到十岁的铁木真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幕，据说他曾冲上前去，试图救助这位快要死的老人；但他无能为力，只是带着悲痛和愤怒，含泪作别。

诃额仑早在十年前被绑架期间就表现得非常镇定自若，面对眼前的这次危机，她表现得同样坚强有力。她做了一次激烈而又带有挑衅性的最后努力，希图使泰亦赤兀惕人因羞愧而带她们一起离开。当泰亦赤兀惕氏族弃营地而走时，诃额仑骑马持鬃，挥舞着她已故丈夫的精神之旗，去追赶那群抛弃他们的人。高举过头顶的精神之旗在空中迎风飘扬，她骑马环绕着这群正要离去的族人。诃额仑在泰亦赤兀惕部落前挥舞着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这不仅仅只是在挥动着丈夫的象征，而更是在展示其丈夫的真实灵魂。在他的灵魂面前，他们确实感到羞愧，而且还担忧可能遭到神的报应，因此他们暂时返回营地。但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带着家族的牲畜，一个个偷偷溜走了。在这样的冬季，这样做几乎是将两位寡妇和七个孩子置于死地。

然而，这个家族并没有消亡。经过诃额仑巨大的努力，整个家族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正如《秘史》记载的，为养活五个孩子，她盖住头，卷起裙摆，日夜沿河奔波，寻找食物。她采拾小果类，并用一根杜松树枝来挖掘生长于河边的植物草根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箭，在草原上捕捉鼠类，他还将母亲缝纫用的针弄弯，制成鱼钩钓鱼。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所获取的猎物也越来越大。在距此五十年之后，曾拜访过蒙古人、并且撰写过最早一部有关铁木真生涯著作的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他在书中写道，这个家族“穿着用狗皮和老鼠皮制成的衣服，而且他们的食物就是那些动物的肉，以及其他无生命的东西”。不管准确与否，这种描写还是表现出了那些处在饥饿边缘、被社会所遗弃之人绝望而无助的挣扎。就像他们周围的其他部落一样，他们过着几乎与动物一样的生活。在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带，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草原上最低的生活水准还低。

1一块凝血（7）

一个被驱逐的孩子，是怎样从如此低微的地位而成长为蒙古人的大可汗的呢？通过考察《秘史》中有关铁木真进入成人期的叙述，我们找到了有关这个强悍角色的极为关键的线索，在塑造其性格特征及其走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那些早年留下的创伤事件必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家族所经受的悲惨境况，慢慢地影响到他那意义深远的决定：藐视草原上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向命运发出挑战，并且依赖于值得信赖的伙伴，以这些人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与他们、而不是与自己的家族或部落结成联盟。

第一个强大的联盟，是跟一位比他稍长的名叫札木合的人联合而成的。札木合的家族多次扎营在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地方，而作为札只剌惕氏族的成员，他们又与铁木真父亲的氏族具有远亲关系。在蒙古人的观念中，血族关系凌驾于所有其他社会原则之上。任何处于血族关系网络之外的人，自然就是敌人，血缘越近，关系就越近。铁木真跟札木合是远亲，但他们希望更亲近，于是就结拜为兄弟。在他们的孩提时代，铁木真和札木合曾两度盟誓保持永久的手足情谊，按照蒙古传统，他们成为血亲般的兄弟。这一命中注定的友谊事迹，以及铁木真人生早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揭示出很多的细节。它们反映出铁木真从逆境中崛起以及整合各种资源的非凡能力，他极其需要那些资源，以便能最终平息主导着当日草原的部落战争。

铁木真和札木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一起打猎、钓鱼，一起操练能提高他们日常技能的各种游戏。蒙古小孩，无论男女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从幼年时代起，他们就要随父母或兄弟姐妹学习骑术，过不了几年，他们就要努力自己握住缰绳，并且独自骑马。通常，到四岁的时候，小孩就已掌握了不用马鞍的骑术，也最终掌握了如何站立在马背上的技能。他们时常站立在马背上互相进行枪术比试，看谁能把对方击倒。当他们的腿长得够长，可以够得着马镫的时候，他们还要训练在马背上射箭和用套索捕捉牲口。皮革囊制成的靶子被悬挂在竿子上，迎风吹拂摇摆，年轻人以不同的距离和速度从马背上练习击中靶子。这样的马术技能，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将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价值。

其他的一些游戏包括玩跖骨的游戏，一种用羊的踝骨制成的骰子。每个男孩都随身带着一套四个跖骨，它们可以用于占卜未来、解决争执，或者只是简单地当作有趣的游戏玩。此外，札木合与铁木真还在结冰的河上玩一种比较活泼的游戏，有点像苏格兰冰上掷石游戏。虽然《秘史》并没有提及他们使用的冰鞋，但在随后一个世纪里，曾去过那里访问的一位欧洲人写道，这个地区的猎人经常将兽骨绑到脚上，他们能在结冰的湖面或江面上飞奔，进行体育活动或追赶动物。

这些技能将在日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不同于几乎所有其他的敌人，蒙古人能在结冰的江面和湖面上纵马飞奔，甚至作战。欧洲人所依凭的能抵御入侵的结冰河流，如伏尔加河和多瑙河，对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通途，使他们能够直达城下，而在这样的季节，欧洲人是毫无防备的。

铁木真用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来帮助维持家族生存。铁木真和札木合在斡难河上所玩的游戏，在所有有关这位后来成为伟大征服者的男孩一生的记载里——是惟一提及，并且众所周知的轻松娱乐。铁木真与札木合第一次誓言彼此忠诚时，他才十一岁。两个孩子交换小物品作为誓言的象征。札木合给铁木真的是一个雄獐的指骨，而铁木真给札木合的是一块镶嵌有小片铜块的、来自远方的珍宝。第二年，他们交换了成年人之间歃血为盟的礼物——箭头。札木合将两块洞穿的小牛角作为响箭送给铁木真，同样，铁木真也送给札木合一个用柏木精心制作成的雅致箭头。正如一代代猎人们所做的那样，铁木真很早就知道如何使用能发出哨响的箭头进行秘密交流。这种通过声音交流的方式，其他人容易忽视，完全不能辨认。

作为第二次宣誓仪式的组成部分，男孩们通常要歃血为盟，以此达到心灵相通。《秘史》引用札木合的话来说明铁木真和札木合之间的情形，两人彼此誓言永不相忘，并且一起吃下“难以下咽的食物”，但无法得知那到底是什么。伴着誓约，两人成为“安答”（andas），这一联合被认为比血族兄弟间的关系还要牢固，因为“安答”是可以自由选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札木合是铁木真人生中仅有的一位“安答”。

在随后的那个冬季，札木合的氏族并没有返回到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彼此也毫无音信。然而，这一童年时期铸就的联盟，将是铁木真后来问鼎草原的路途上最主要的财富，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障碍。

1一块凝血（8）

不同于和札木合共处时的亲密无间，在家里，铁木真时常为异母兄长别克帖儿的强压而愤恼，随着两人渐渐地长大，兄弟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剧烈。通常，严格的等级划分支配着蒙古牧民的家庭生活，现今仍是如此。面对家常便饭般的来自猛兽与恶劣气候的威胁，蒙古人形成了一种孩子须绝对服从父母的制度。父亲要是不在，无论为期仅几个小时或几个月，他的角色便由长兄担当。兄长有权力支配各项行动，分派任何任务，处置任何他所喜欢的东西。兄长行使全部的权力。

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父亲被毒死之后，他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仅从《秘史》里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铁木真的愤恨，是在一件起初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爆发的。别克帖儿抢夺了铁木真打中的一只云雀。别克帖儿本无须其他理由就可得到它，而不必以家长的姿态强行这样做；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很好地处理此事，而不会用自己的权力来欺负铁木真。那之后不久，铁木真和他的亲兄弟哈撒儿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坐在斡难河边钓鱼。铁木真钓到一尾小鱼，但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夺去。愤怒与失望交织在一起，铁木真和哈撒儿跑回到母亲诃额仑身边，向她申诉。然而，诃额仑不是站在自己的儿子一边，而是站在别克帖儿一边，她告诫他们，应该谨记在心的，是曾经抛弃他们的敌人——泰亦赤兀惕人，而不是与兄弟失和。

诃额仑一直支持别克帖儿，这使铁木真难以忍受。作为长子，别克帖儿不仅对弟弟们颐指气使，而且还扩大特权，包括除生身母亲之外，对父亲其他遗孀在性方面的使用权。作为寡妇，诃额仑没有被已故丈夫的兄弟所收纳，她的最可能的伴侣将是别克帖儿，因为他是由诃额仑丈夫其他的妻子所生。

在这个家庭关系极度紧张并暗藏分裂危机的时刻，诃额仑愤怒地向自己的儿子讲起阿兰豁阿的美丽传说。阿兰豁阿是蒙古人的女祖先，她在丈夫去世后还生了几个儿子，而且和一个养子生活在一起。这则美丽传说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因别克帖儿问题而与母亲出现感情冲突之后，铁木真用一种在蒙古文化中深具强烈冒犯性的手势，甩开门帘，愤怒地夺门而去，弟弟哈撒儿也接踵离去。

两兄弟发现别克帖儿静静地坐在一座小山上，眺望草原，他们就穿过草地小心地接近他。铁木真授意家中最好的射手哈撒儿从小山前面直接挺进，而他本人则爬到小山的背后。他们蹑手蹑脚地接近别克帖儿，就像是打猎时潜近正在休憩中的小鹿或正在吃草的瞪羚。当他们接近到易于攻击的范围内时，就悄悄地搭箭上弓，随即，带着抽出的箭，猛然从草地中冒出。别克帖儿并没有逃跑或试图自卫，在弟弟们面前，他不愿屈尊就范，露出怯意。他用铁木真母亲一样的话劝告他们，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泰亦赤兀惕氏族，据说他曾这样说道：“我不是你们的眼中钉、哽中刺，没有我，你们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他盘腿而坐，等待着他们的慢慢靠近。别克帖儿清楚地意识到前头的命运会如何，但他仍未反抗。相反，他向他们提出了最后的要求，请求他们饶恕他的亲弟弟——别勒古台。

他们与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铁木真从背后攻击，哈撒儿从正面进攻，他们将箭直接射向别克帖儿。他们没有动手处理他，担心沾染到遍地流淌的血，就转身弃别克帖儿而去，让他一人孤独地死去。《秘史》的作者并未叙述他是立刻死去，还是鲜血流尽而慢慢死去。按照蒙古传统，提及鲜血和死亡是触犯禁忌（taboo）的，但是这次谋杀被认为对铁木真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记载甚详。

铁木真和哈撒儿一回到家里，据说诃额仑马上就从他们的表情中猜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她冲着铁木真厉声大叫：“破坏者！破坏者！你一出生，手中就握着一块凝血。”并转身责备哈撒儿：“你就像是一条咬着自己胞衣的野狗。”她冲着铁木真喷发着歇斯底里般的愤怒，在《秘史》里是用全篇最长的几段独白之一表达出来的，诃额仑不断地辱骂，并将她的儿子比作野兽——“像攻击的豹子，像失控的狮子，像吞噬被捕食动物的怪兽。”最后，她筋疲力尽，不断地反复述说着别克帖儿早前的警告，好像是咒语一般：“现在，你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了。”

如此年纪轻轻，铁木真就已经以命相搏，这不仅仅是为了荣誉或威望，而是为了赢得胜利。他潜身靠近自己的兄长，就像在捕猎一只动物，正如后来他所显示的天才一样，他将狩猎的技能转变为战争的策略。将更好的射手哈撒儿置于前面，而将自己置于断后的位置，这同样也显示出他的战略才智。就像一匹必须在任?竞赛中都处于领头位置的马，铁木真决心要做个领导者，而不仅是追随者。为了获得首要的地位，他要证明自我：打破传统，反抗母亲，并且要除掉任何挡住他前进道路的人，即使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

虽然谋杀别克帖儿使铁木真从他异母兄弟的掌控中解脱出来，但他触犯禁忌的行为，将家族推到了巨大的危险处境。他们不得不立即逃离该地。按照蒙古传统，他们将别克帖儿的尸体抛于旷野，任其腐烂消亡，只要那里仍可能留有任何别克帖儿的痕迹，就会避免再回到那个地方。正如别克帖儿和诃额仑曾经训诫过的那样，铁木真现在才发现，除了自己，已没有了保护者或盟友，而且自己不久也会被捕捉。他是一家之长，但也是作为一名陷于险境的背叛者。

直到这个时候，诃额仑的家族还是一群被驱逐的群体，只不过不是作为犯罪者。谋杀事件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并且使任何人都有借口对他们穷追猛打。泰亦赤兀惕人自认为是斡难河上的贵族世系，因为铁木真在他们的领地杀了人，他们就派一部分勇士去严惩铁木真，并阻止他下一步的所作所为。由于在空旷的草原上无处藏身，铁木真逃向安全的山区，但追捕者还是逮住了他。泰亦赤兀惕人将他带回大本营，想在那里设法摧垮他的意志。他们用一种像牛套一样的枷将他锁起来，那样就使他只可步行，但双手不能动弹，使得他无法靠自己进食甚至喝水。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庭来承担看护他的职责。

泰亦赤兀惕群体中有几户从属的家系，也是在战争中被俘的，作为奴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铁木真作为囚犯就是被移交给这些奴仆家族看守的。与蔑视他的泰亦赤兀惕人不同，他在这些家族中得到同情和安慰，晚上的时候他们将他带到帐篷内。这些人在泰亦赤兀惕首领看不见的情形下，保护着铁木真，他们不仅分与他食物，而且《秘史》里还强调了一段情节，一位老妇人细心地护理他的伤口——那是被枷嵌入颈脖所致。这个家族的孩子们也劝说他们的父亲抗令行事，夜间移开枷锁，让铁木真休息得更舒适。

有关铁木真从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地里逃脱出来的故事，进一步展现出他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将深刻地影响着他今后的崛起。有一天，趁着泰亦赤兀惕人都烂醉如泥，而铁木真又恰巧被一位呆头呆脑、又身体孱弱的年轻人看守，他突然急转身，猛烈地摇动枷锁，朝看守者的头部打去，将其击倒。戴着枷锁徒步穿越草原是必死无疑的，他没有那样做，而是躲到了河边附近的草丛中。不久搜索马上就开始了，很快他便被曾善意相待过他的那家主人发现。老人并没有鸣响警报，相反却提醒他趁夜幕降临的时候逃走。天黑之后，铁木真离开那条河，但并没有急于逃走。他慢慢地朝老人的帐篷前行，并走了进去，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是极为惊骇和危险的。冒着全家人生命的危险，不太情愿的主人还是给他卸下了枷铐并烧毁了它。第二天，他们将铁木真藏在一堆羊毛里，泰亦赤兀惕人那时正在继续追捕他。那天夜里，他们将铁木真送走，尽管贫穷，他们还是煮了羊肉来款待他，并送给他一匹马。骑着那匹马，铁木真设法躲过追捕者，长途跋涉逃回母亲那遥远而又孤立的营地。

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能冒险相助一个陌生人并送给他如此贵重的东西，说明铁木真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或能力。同时，这个地位卑贱的家庭必定也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与他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泰亦赤兀惕氏族，曾经抛弃过铁木真的家族，听任其自生自灭，现在又急切地想除掉他。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家庭，却甘愿冒死相助。这一事件灌输给铁木真的不仅是对位居更高阶层者的不信任，而且还有对某些人——即便是那些自己氏族之外的人——的信任，他们的确值得信赖，甚似家人。在其后的人生之路中，他主要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他人，而不再根据他们的血缘纽带。这是草原社会里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观念。

蒙古的口头传说和原始资料认为，铁木真一生仅有这样一段短暂的被俘和被奴役的时期，但当代中国编年史家的著述却认为，铁木真在被奴役中度过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多次被奴役，或者说这一事件持续的时间，也许比《秘史》中所显示的时间要更长。有学者认为，如此长的奴役时间，正好解释了有关他童年时期明显缺乏详细资料的原因。多年以后，这段被奴役的时期，对成吉思汗来说是耻辱的；但甚至更重要的是，对于曾经奴役过他的那些家族的后代来说，提及此事将是极为危险的。事实上，每个与奴役事件有关的人都非常清楚，对这一事件要保持缄默；而且，尽量缩短铁木真的这段被奴役的时间，将会更符合蒙古人的情感，这种情感要求只可稍涉负面的东西，与此相反，要强调铁木真英勇的逃逸。

1一块凝血（9）

1178年，铁木真十六岁。自他父亲七年前去世以来，他已很久没见到未婚妻孛儿帖了，但他在这件事上自信十足，认为完全可以再次找到她。他带着异母弟别勒古台，沿着客鲁涟河（今克鲁伦河）而下，去寻找她的家族。当他们找到属于孛儿帖父亲德薛禅的营帐时，铁木真高兴地发现孛儿帖仍在等着他，甚至尽管她已十七或十八岁，早已过了适婚的年龄。德薛禅知道铁木真与泰亦赤兀惕氏族交恶，但仍然履行前约，将女儿许配给他。

铁木真和别勒古台带着孛儿帖返回。按照风俗，当新娘要和他们一起生活时，她就要带上一件衣服作为礼物，送给她丈夫的父母。对于游牧民而言，赠送大的礼物是不实用的，但质地优良的衣服则意味着很高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发挥有价值的实用功能。孛儿帖带了一件草原上最珍贵的毛皮外套——黑貂皮外套。在正常情况下，铁木真要送一件同样的礼物给父亲，但父亲早亡，他想到了一个处理外套的更好方法。他决定用这件黑貂皮外套来重新恢复他父亲的一份以前的友谊，以便缔结同盟，给他和他逐渐兴盛的家族提供某些安全保障。

这个人就是脱斡邻勒，后来更常被称为汪罕（Ong Khan），属客列亦惕部落。该部落生活在蒙古中部最肥沃的草原上，位于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沿岸丛林密布的“黑森林”之间。与蒙古人世系和氏族的分散不同，客列亦惕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包含许多部落，并处于一个可汗的统一之下。此时，戈壁荒原北部的广阔草原分别为三个主要部落所控制。中部地区由汪罕和他的客列亦惕部落控制，支配西部地区的是处于太阳汗统治下的乃蛮部落，而由阿勒坛汗统治的塔塔尔人，则作为北部中国金朝的附庸，占据了东部地区。三个大部落的统治者，沿着他们的边界纵横捭阖，对弱小的部落或盟或战，并不断设法从这些弱小部落中征募军队，以便发动对更重要敌人的征战。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尽管与客列亦惕人没有血缘关系，却曾一度与汪罕结成“安答”，并肩作战。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仅作为保护人或仆从间的那种关系要牢固得多，因为当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也速该就助汪罕夺得客列亦惕人的汗位，推翻了汪罕的叔叔——菊儿可汗，即最高的统治者。此外，他们共同对付篾儿乞惕人，并在铁木真出生的时候结成联盟，而那时，也速该也正在与塔塔尔人作战。

按照草原文化，男性血族关系操控所有事务。如果人们要结盟，就必定要同属一个家族，因此，如果没有亲缘血统关系，他们就不得不通过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亦即虚拟血缘关系，来建立联盟。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与立志成为客列亦惕领导人的汪罕两人，是作为“安答”的结拜兄弟，铁木真现今就是要试图成为这位年长者的儿子。通过赠送结婚礼物给汪罕的方式，铁木真认他为父；要是汪罕接受的话，他就可作为铁木真的父亲，并向他提供保护。对大多数草原人来说，这种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可作为真正血缘关系的附属，但对铁木真而言，他的选择表明，这种虚构血缘关系比真正的亲缘关系要有用得多。

客列亦惕部，以及乃蛮以西地区，不只意味着几个很大的政治联合体，而且还代表更发达的文化。早在数个世纪前，通过东部亚述教派传教士，该地区因为皈依基督教，曾经一度被整合到中亚的商业和宗教网络中。游牧民中没有教堂或修道院，部族的基督教分支声称他们是托马斯使徒的后代，而且要靠游方僧来传教。他们在位于帐篷内的圣堂里做弥撒，他们不重视宗教信仰的制度和信仰的严格性，喜欢各种各样的、与一般医疗保健相结合的基督教经文读物。耶稣对游牧民发挥着强大的魅力，因为他能救死扶伤。因为只有此人可战胜死神，耶稣被当作一位有强大威慑力的萨满教士，而十字架则被圣化为天地四方的象征。作为游牧人，草原部落觉得放牧习俗和《圣经》里提及的古代希伯来部落的信仰，非常适合他们。或许最重要的是，与吃素的佛教徒不同，基督徒可以吃肉；与节制的穆斯林不同，基督徒不仅可以纵情狂饮，他们甚至将此规定为一种强制性的礼拜仪式。

铁木真将新娘孛儿帖和母亲留在营帐内，他则与弟弟哈撒儿、异母弟别勒古台，带着那件外套去见基督徒汪罕，他热心地接受了礼物，因此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过继儿子。汪罕在传统体制内，安排铁木真做一个处于其他年轻勇士之上的地方领导者，但很明显，后者对此没有兴趣，于是就拒绝了。他似乎只是想为家族争取到汪罕的保护，在得到保证之后，他和弟弟们就返回客鲁涟河边的营地。在那里，年轻的新郎可以与新娘和家族在一起，度过辛苦而充实的时光。

铁木真早年的诸多危机似乎都已被抛诸身后，家族里的所有孩子都已长大，在某个方面发挥着作用。除弟弟们外，铁木真家族吸收了其他两个年轻人。博尔术是在一次与铁木真的偶然相遇之后加入到那个家族的，当时铁木真正在追寻失踪的马匹；而者勒篾显然是被他父亲交给铁木真的，尽管《秘史》对此并未加以解释。加上这两个外来者，该营地由七个十来岁的孩子所组成，他们一起狩猎，并守护着这个群体的安全。除了他的新娘孛儿帖，铁木真家族还包括他的妹妹和三个年长的妇女：母亲诃额仑，是位女家长；索济格勒也是女家长，她是铁木真异母弟别勒古台的母亲；另一位被收容的来历不详的老妇人，也和他们呆在一起。

按照《秘史》记述，铁木真更倾向于只作为这个亲密无间部落的领导者，但是，在周遭部落互相攻伐、变化多端的世界里，并不可能允许存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如果时间的车轮倒转数百年，我们便很容易发现连续好几代，草原部落一直在进行着相互间无情的劫掠。往昔的犯罪记忆仍然存留着。部落内部任何家族所受的伤害，都可当作是一种报应，而且，即便是很多年以后，也可当成是报复袭击的一个借口。在这个混乱频仍的世界中，不管人们生活的地方多么偏僻，也没办法摆脱大家的注意，铁木真家族也不例外。

尽管他的家族已经遭受磨难，但十八年之后，当年曾被人从自己手里夺走了诃额仑的篾儿乞惕部落，对于这件耻辱之事仍耿耿于怀，他们决定设法复仇。篾儿乞惕人并不要求归还寡妇诃额仑，她已经为拉扯五个孩子而变得苍老不堪。他们觊觎的是铁木真的年轻新娘孛儿帖，掳掠孛儿帖可以当作对铁木真父辈劫夺诃额仑的一种报复。铁木真如此狡谲地与汪罕建立的联盟，在他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显示出了决定性的意义；而篾儿乞惕人的挑战也将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争夺。这一争夺将铁木真推上了成就伟大之路。

2三河传说（1）

日清晨拂晓时分，铁木真一家人正在一个孤零零地扎营于客鲁涟河上游区域草原的帐篷内熟睡着，一伙准备打劫的篾儿乞惕人正迅速地向他们扑来。那位来历不详、寄居于他们家族的老妇人，头枕地面躺着，正如其他老年妇女经常会出现的状况，她的许多凌晨时光都是在辗转反侧、半醒半睡中度过的。当马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她感觉到了马蹄震动地面的声音。突然，她猛地从朦胧中惊醒过来，惊恐地唤醒其他人。七个男孩从睡梦中惊跳起来，疯狂般地慌乱套上靴子，冲向附近拴着的马匹。铁木真和他的六个同伴、母亲、妹妹一起逃走了，然而他的新娘、继母索济格勒和那位救过所有人的老妇人，却没来得及逃走。在险象环生的部落世界中，日常生活随时面临灾祸或灭绝，没有人会对矫揉造作的骑士行为规则感兴趣。在快速权衡利害得失的决定中，他们将这三个女人留下作为劫掠者的战利品，以延缓劫掠者的脚步，使其他人得以有时间逃脱。对铁木真这群逃亡的人来说，空旷的草原无法避难，他们不得不快马加鞭，向北部安全的多山地区疾驰而去。

劫掠者们到达那个帐篷的时候，铁木真和他那一小群逃逸者已经消散于黎明前的黑暗中，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孛儿帖藏在一辆由那位老妇人驱赶着的牛车上。篾儿乞惕人在附近四处搜寻，那几天对于铁木真他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日子，他们日夜兼程，沿着不儿罕·合勒敦山的斜坡和树木繁茂的山谷潜行。最后，篾儿乞惕人放弃四出搜寻，转而向西北方向行进，向他们位于色楞格河边的遥远家乡前行。色楞格河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一条支流。由于担心篾儿乞惕人的撤退可能是个诱敌圈套，铁木真派遣别勒古台和他的两个朋友博尔术、者勒篾去侦察了三天，以确定他们是否确实离去，而不再返回突袭。

铁木真藏于不儿罕·合勒敦山的森林中，他面临着人生的关键抉择：面对妻子被劫夺该怎么办呢？他本可放弃夺回孛儿帖的任何希望，那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过程，因为他们那个弱小群体，是绝然无法对付比他们强大得多的篾儿乞惕部落的。合适的时候，铁木真可以再找个妻子，但就如他父亲对他母亲所做的那样，他也必须去劫掠她，因为没有哪个家族会自愿将他们的女儿许配给已经被更强大者夺走妻子的人。

在过去，铁木真依靠自己的敏捷智慧选择搏斗或逃亡，但那些决定是对突发危机或偶然机遇的一种本能反应。现在，他不得不权衡再三，做出将影响他一生的行动计划。他必须对自己的命运作出抉择。他信任曾拯救过他而此时又再度藏匿其中的不儿罕山，他向山神祈祷。与草原上其他部落所信奉的拥有宗教经典和有神职人员等传统的佛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不同，蒙古人坚持万物有灵论，向周遭的圣灵祷告。他们尊崇“长生天”，崇拜“太阳金光（即天光）”，也崇拜大自然无穷的精神力量。蒙古人将自然世界分成两部分：天与地。人的灵魂不只包含在身体静止的部分里，而且还包含在血液、呼吸和气味等流动的生命体内，因此，地之灵魂也包含在流动的水中。穿流地上的川流就如人躯体内循环流动的血液，而那三条河流正是发源于这座山。因为不儿罕·合勒敦是最高的山，确切地说是“圣山”，是这个区域的“可汗”，是世界上最接近“长生天”的地方。作为三河之源，不儿罕·合勒敦山也是蒙古人世界的神圣中心。

《秘史》叙述道，铁木真对自己能从篾儿乞惕人手中死里逃生深怀感激，他首先向保护他的山和穿越天际的太阳，做祷告致谢。他特别地感谢了那位被俘的老妇人，她那鼬鼠般的听觉拯救了其他的人。他还感谢所有环绕着他的神灵，按照蒙古人的惯例，他将马奶洒入空中和地上。他从长袍上解下腰带，环挂在颈脖上。肩带或腰带，传统上只有男人穿戴，那是蒙古男人身份的核心代表。对铁木真而言，通过解下腰带的方式，他对环绕着他的众神表示毫不反抗的顺从，以及自己是如何卑微无力。然后他又摘下帽子，手置胸前，在太阳和圣山面前，九次下跪叩头。

对于草原部落来说，政治与世俗的权力不可分离地来源于超自然力量，因为它们都有共同的来源——“长生天”。为了寻求成功并战胜他人，人们必须得到神灵世界授予的超自然力量。如果精神之旗能引导胜利并带来力量，它首先就必须被注入超自然的力量。铁木真躲藏在不儿罕·合勒敦山时，三天的祈祷，标志着他与圣山之间一种恒久而又密切的精神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将长久地维持下去。而且他相信，圣山会给他提供特别的保护。此山将成为他的力量之源。

不儿罕·合勒敦山不仅仅给予他力量，它起先似乎是在用一种艰难的抉择来考验他。每一条源自此山的河，都给他提供一份行动的选择。他可选择东南方向，顺客鲁涟河而下，他曾在那里的草原上生活过，但是作为一位牧民，无论他设?蓄积了多少牲畜或女人，总也难免陷于篾儿乞惕人、泰亦赤兀惕人或任何其他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的袭击威胁之下。他本人是在流向东北方的斡难河沿岸出生的，该河给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比起客鲁涟河，在它蜿蜒穿流的地带，树木更加繁茂，人迹罕至。斡难河可提供更多的躲藏所，但它缺乏适宜放牧的草场。正如他童年时期那样，在那里生活，需要整个家族通过捕鱼、诱捕鸟类或捕杀鼠类和其他小哺乳动物来勉强维持生计。在斡难河边生活虽安全，但却没有繁荣或尊严可言。第三种选择就是沿着流向西南的土拉河而行，去寻求汪罕的帮助。铁木真曾赠送给他黑貂外套。那时，铁木真曾拒绝汪罕提供给他的寄人篱下的次级首领职位。仅仅一年之后的现在，尽管铁木真曾选择过被篾儿乞惕袭击者驱逐的生活，但他似乎仍不愿投入到可汗间互相残杀的斗争中去。而除此之外，似乎又没有其他的方式可夺回他的新娘。

虽然他曾找寻到远离混乱频仍的草原争战而又与世无争的生活，但篾儿乞惕人的袭击告诉他，那样的生活并不真正存在。如果不想受到袭击者任何掳掠的摆布，不愿过一种穷困潦倒、被驱逐排斥的生活，那么他现在就必须为其在草原勇士阶层中的地位而战，他不得不加入到曾一度远离的、残酷无情的持续争夺中去。

撇开所有的政治事务、等级制度和精神力量之类的问题不谈，铁木真流露出来对孛儿帖的无限思念之情，在那短暂而又灾祸不断的日子里，她曾带给他幸福。尽管蒙古男人被要求在公众面前不得显露情感，特别是在其他男人面前，但铁木真还是表露出对孛儿帖的强烈爱恋之情和失去她的痛苦情状。他不仅悲叹袭击者将他的家室洗劫一空，而且还痛恨他们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创伤。

铁木真选择了战争。他要找回妻子，要不就死在寻找的路上。经过在圣山之上仔细权衡、虔诚祈祷和周密筹划的三天煎熬之后，铁木真沿着土拉河而下，去寻找汪罕的营地，并寻求他的帮助。铁木真将不再是个孤独的流浪者，而将被当成是个正式的儿子，因为他曾送了一件珍贵的黑貂外套给有势力的汪罕，并且效忠于他。

当铁木真找到汪罕并向他说明自己想对篾儿乞惕人发动袭击时，汪罕立即应允帮助他。要是汪罕本人不想战争的话，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推脱，并且从自己的营地里挑选另一位妇女给铁木真作妻子。然而，汪罕原本就跟篾儿乞惕人有世仇，而铁木真的请求恰为他提供了再次攻击和抢劫篾儿乞惕人的借口。

汪罕还派铁木真去寻求另外的支持，这一支持来自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蒙古同盟者，他已经显示出作战经验丰富的勇士本质，而且他已经吸引了大批的拥护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与铁木真结拜盟誓的“安答”——札只剌惕部落的札木合。札木合欣然接受了汪罕的召唤，来帮助他年轻的血族兄弟，共同对付篾儿乞惕人。他们联合一起将组成草原上完美的军队，汪罕带领右（西）翼，札木合率领左（东）翼。汪罕和札木合的军队及铁木真的族人，集结在不儿罕·合勒敦山附近斡难河的源头，从那里出发，他们翻山越岭，沿河而下，直达草原之上，朝贝加尔湖方向而去，进入色楞格河沿岸篾儿乞惕人的领地。

2三河传说（2）

铁木真在此前的人生之路中，已经经历过很多苦难窘境，但从没有参加过一场真正的袭击。尽管这次袭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场袭击，更准确地说来只是敌人的一场溃逃，但他仍将在这次袭击中充分地证明自己。夜间还在山中狩猎的部分篾儿乞惕人，看到袭击者的军队，急忙奔回营地报信，他们仅比入侵的骑兵提前一会儿到达。篾儿乞惕人朝安全的下游地带逃离，恐慌弥漫了整片营地。当袭击者开始劫掠篾儿乞惕人时，据说那时铁木真就在那些营帐间奔跑，并且大声呼喊孛儿帖的名字。但是，已经成为一位年长的篾儿乞惕勇士之妻的孛儿帖，登上了一辆大车，被送到了远离战斗的地方。她不知道是谁在袭击她的新家，而且也不想再度遭绑架；她更没有理由猜测这次袭击是为了营救自己。

《秘史》详细地记载道，孛儿帖在混乱中突然听到了高呼她名字的声音，并且立即辨别出那是铁木真的声音。她跳下大车，在黑暗中循声而往。铁木真坐在马鞍上焦虑不堪，在黑夜中搜寻她，而且还在一遍一遍地呼喊她的名字。铁木真如此地发狂，以至于不知道孛儿帖正向他奔来，当她拉住马的缰绳并把它从他的手里抓过来时，铁木真一时还没有认出她，几乎就要出手攻击她。他们“猛扑在一起”，深情相拥。

尽管还有另外两个女人未救出，但由于铁木真已经重新夺回了妻子，其他事情已不再重要。他已经让篾儿乞惕人尝到了同样的痛苦，因而准备打道回府。《秘史》引述他对袭击部队的话说：“我们掏空了他们的心窝……端了他们的老巢……让他们断子绝孙……抢夺走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人……篾儿乞惕人正如鸟兽散，让我们撤退吧。”

在对篾儿乞惕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在孛儿帖与铁木真两人的情感复合之时，这对刚刚重圆的夫妇仍不到二十岁，原本希望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哪怕是片刻也好。但正如生活中常常出现的情形那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又会滋生出另一个新的问题。铁木真发现孛儿帖怀孕了。《秘史》没有接着叙述这对夫妇在一起的美好幸福生活，此书对孛儿帖怀孕期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事情保持沉默。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中，这种沉默将在蒙古的政治事务中引起反弹，他们长期地争论孛儿帖长子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孛儿帖于1179年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铁木真给他取名为术赤，意思是“来访者”或“客人”。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铁木真并不相信孩子是他的，但他取那个名字可能是为了表示，在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全都是札木合家族的客人。

《秘史》此次所详尽地记述了铁木真与札木合之间的关系，这是他们之间忠诚的重续。在这次戏剧般地营救出孛儿帖之后，铁木真决定带着他的小集团，加入到札木合那个更大的追随者群体中去。铁木真带着他的族人来到札木合的营地，该营地处于广阔而又肥沃的地区，被称为霍洪纳格（Khorkhonag）山谷，该山谷位于铁木真祖先的发祥地，处在斡难河和客鲁涟河之间。

这是铁木真和札木合两人年轻生涯中的第三次盟誓，他们又一次结成金兰之好。这次他们是以已成年男性的身份，在一种公开的仪式上盟誓结拜的，并且由追随者作为见证人。站在悬崖边的一棵大树前，他们交换金色的腰带和健壮的马匹。他们互换衣服，分享彼此的气味，承接对方的灵魂；而互换腰带，则象征着他们已经成年。他们公开誓言“让我们互相爱护”，共同生活，永不抛弃对方。他们设宴庆贺这次结盟，宴饮狂欢。为展现两人的亲密无间，铁木真和札木合两人共被而眠，就如亲兄弟在同一张被毡下长大。

铁木真家族走出山区的保护，进入草原，跟札木合集团生活在一起。铁木真改变了生活方式，由猎人变成为牧人。尽管铁木真一生酷爱狩猎，但作为札木合集团的分子，他的家族已不再过一种仅能维持生计的生活，而是过一种更高标准的生活——有可靠的肉类和奶制品供给。铁木真从札木合的部民中学到很多有关放牧的生活方式，如，用确定的习俗来管理一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习有关如何正确地管理母牛、牦牛、马、山羊、绵羊和骆驼等牲畜的知识，蒙古人称这些牲畜为“五喙”，因为他们将牦牛和母牛计算在一块。除作为食物外，所有的牲畜都是极重要的生存财富，马是它们中的贵族，它除当坐骑外，不会用于其他劳作。

当然，要是氏族间争斗不断的话，在与札木合的联合中，铁木真也就要选择接受草原勇士式的生活，在草原勇士的角色中，铁木真将出类拔萃。他们之间的“安答”关系，给予铁木真在更大的集团内以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追随者加入其中，《秘史》说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铁木真似乎很满足于接受札木合的领导，并向他学习。但是对于一个宁愿将自己兄长杀死，也不愿受人控制的年轻人来说，任何这样的安排都将无可避免?使其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草原社会等级传统也就开始起作用了。

在亲属等级制度下，每个世系都被称为一种骨头。血缘最近的、不得近亲结婚的那些世系，被认为是“白骨头”世系。可以互相联姻的、关系较远的亲戚则被认为是“黑骨头”世系。由于他们全都相互关联，每一世系都宣称其祖先来自某个重要人物，但这种主张的说服力得依赖于他们所展现的能力。铁木真和札木合是较远的表亲，但骨头不同，因为他们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同一位女性，而这位女性又有两位不同的丈夫。札木合追溯他的祖先是她的第一位丈夫，是草原上的牧人。铁木真追溯他的祖先是一位森林猎手，在他们的口述历史中，被称为“莽汉孛端察儿”，他将那个女人的丈夫杀死后，劫走了她。按照这种血统，札木合得以宣称他的世系更高等，因为他的祖先是初生的长子，并且其亲生父亲是草原牧人。必要的时候，这样的故事在草原社会中常常被用来强调联合，但它们同时也有可能提供了仇恨的理由。在铁木真与札木合的关系中，有关他们亲属关系的故事同时具有这两种作用。人们大多可以普遍地通过虚构的血统关系，而不是真正的亲属关系的言说，来实施自己的社会主张。

只要铁木真是札木合集团的一部分，札木合家族就处于白骨头的地位，而铁木真家族则是其远亲、是黑骨头亲戚。只有他亲手建立起自己的群体，而且使他的世系处于中心位置，他才可成为白骨头。当铁木真接受了札木合几个月的领导之后，《秘史》里的叙述表明，札木合开始很少将铁木真当作“安答”对待，只是将他当作小老弟；而且札木合还强调自己的氏族源自于他们共同祖先的长子。正如在他自己的家族关系内已经证明的那样，铁木真不是一个会接受被长期当作位居人下者来看待的人，很快，他便不会再接受这种情形。

《秘史》叙述道，1181年5月中旬，札木合要求拆除冬季营地，向更远的夏季牧场迁徙。跟往常一样，札木合与铁木真并驾齐驱，处在追随者和牧群的长长队伍的最前头。但也就在那天，札木合决定不愿与铁木真一起分享他的领导位置。或许札木合意识到，铁木真已经在那个群体的其他成员当中深得人心，也可能札木合只是对于铁木真的存在已经感到厌倦。他对铁木真说，他本人该带着马匹在靠近山坡的地方安营扎寨，而铁木真则应带着并不重要的绵羊和山羊，在靠近河边的地方建立另一个营地。白骨头的札木合似乎在表明，他的权力就如牧马者一样，要比黑骨头的铁木真——被视为牧羊娃——的权力更大。

2三河传说（3）

根据《秘史》记载，接到这一命令后，铁木真就后移到正在行进中的自己家族和牲畜所在队伍的尾部，去征求诃额仑的意见。他似乎困惑不已，不知道该如何作出反应。然而，一听到铁木真向母亲讲述的这一情形，孛儿帖便打断他们的谈话，愤怒地坚持说，丈夫与札木合的关系已经破裂了，并且认为无论谁都得走属于自己的路。夜里，当札木合停下来安营扎寨、过夜休息的时候，铁木真和他的小部分随从秘密地潜逃了，为了能与札木合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以避免他追赶，他们彻夜不断地前行。按照计划或出于自发性的选择，札木合的许多部下追随铁木真逃走了，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畜群。尽管这是在分裂他的部族，但札木合并没有去追赶他们。

在1181年夏初的一个夜晚，两位年轻人间的分裂后来发展成为二十年的战争，这一战争既使铁木真和札木合都成为蒙古勇士的领袖，也使得他们成为冷酷相待的死敌。与札木合分裂后，年仅十九岁的铁木真似乎已决心要成为勇士领导者，他要吸收自己的追随者，并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名可汗，成为难以驾驭的蒙古部落的领导者和统一者。在那一追求中，他的首要对手将是札木合，而在这场内战中，他们的长期敌对状态，也将逐渐把全体蒙古人卷入其中。两位竞争者将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相互掠取畜群和妇女，袭击并残杀彼此的追随者，他们将一决雌雄：到底谁将最终主宰全体蒙古人？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在从朝秦暮楚般的结盟到死心塌地般的忠诚之间不断变化的情形中，札木合和铁木真各自在蒙古人中争取到一批家族和部落；然而，两者都没能将所有的蒙古世系统一到一个像客列亦惕、塔塔尔和乃蛮那样强大的部落之内。根据蒙古人的口述历史，他们曾一度处于一位可汗的统一之下，但在最近的几代，没有人能再重新统一他们。1189年，即鸡儿年夏天，也就是在跟札木合决裂八年之后，二十七岁的铁木真决心争夺可汗，即蒙古人首领的称号。他希望，一旦宣称拥有那个头衔之后，他将能吸引更多的札木合的追随者，并进而将这种宣称变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一宣称至少可能会在两人之间挑起一场决战，而且可能更具决定性地解决两人间的对抗。

铁木真将追随者召集到靠近名叫“心形”山麓的蓝湖旁边的草原上，在那里他们举行了称为忽里台的传统议事会。所有与会的家族、世系和氏族，都只是为参加选举而来。他们的出席将表明他们正式承认铁木真为可汗；但出席这个会议并不是来投票反对他。只要能吸引到一个法定与会人数就是胜利。在这样的特殊时刻，通常会列有一份出席名单，并被保留下来以作为确认选举的一种形式，然而此次没有记录留存下来，这或许表明到场的人数不多。属于蒙古部的许多草原氏族，也许是其中大部分氏族，仍然支持札木合。

铁木真的部落现在由他自己的家族、一伙“伴当”或朋友，以及部分离散的家族所组成，相对于其他草原部落来说，它是很小的，而且铁木真仍然臣服于汪罕。为表明他的新头衔并不是在挑战汪罕，铁木真派遣一位使者到客列亦惕领导人那里，重申效忠汪罕，并请求他的批准。使节仔细地解释说，铁木真所追求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汪罕和客列亦惕部落的领导下，将分散的蒙古氏族联合起来。既然他们仍旧维持对自己的忠诚，汪罕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解释，但对蒙古人的统一似乎还是有点担忧。他希望臣服的蒙古人保持分裂状态。他对两位年轻人的雄心都给予鼓励，却又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企图让他们都处于弱小状态，并为客列亦惕可汗所控制。

铁木真自认为足以胜任一个小集团的可汗，在获得支持之后，他在自己的部落内，开始了确立一种独特权力结构的基本过程，并要求民众以他青年时期的教训为戒。首领的综合性大帐篷，被当作部落中心或第一宫廷，称为“斡耳朵”。在大部分草原部落中，可汗斡耳朵的成员由他的亲属和各部落贵族所组成，并由他们来管理和领导斡耳朵。然而，铁木真却根据个人能力和忠诚，而不是血统关系，将大约十二种职责分配给不同的追随者。作为他的个人助手，他给最早的两位追随者——博尔术和者勒篾——以最高的地位，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们都表现得忠诚不贰。铁木真可汗运用他杰出的才能，来评价一个人的才干；并且根据个人的能力而不是血统，来恰当地指派适当的任务。

首要的任命便是要选定可信赖的人充当厨师，其职责包括大量宰杀牲畜、切割肉食和搬移煮肉的大锅，铁木真认为这是他的第一防线，因为他担心发生类似他父亲那样被人下毒的情况。其他的追随者则要成为弓箭手，并要有数人来掌管护卫牧群，因为它们常常被带到远离主营的地方放牧。他任命魁梧而又强壮的弟弟哈撒儿为勇士，护卫?地；任命异母兄弟别勒古台掌管大量后备的被阉割的牲畜，它们作为供骑用的动物，呆在靠近主营的地方。他还建立一支由一百五十名勇士所组成的精英护卫队：七十人白天当值，八十人夜晚当值，环卫在他的营帐周围，全天守卫。在铁木真的控制下，萌芽状态的蒙古部落行政机构，成了铁木真自己家族势力的延伸。

尽管铁木真在逐渐被承认为可汗，而且他在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札木合仍然命令自己的部下，坚决地拒绝承认铁木真为全体蒙古氏族的可汗。对札木合和贵显的白骨头世系来说，铁木真不过是个被黑骨头所极端崇拜的粗野爆发户而已，应该给他以教训，将他赶回原地。1190年，就在铁木真被推举为汗刚刚一年之后，札木合的某个男性同族，在一场抢夺铁木真所部牲畜的袭击中被对方杀死，以此为借口，札木合召集部下，起兵攻打铁木真。双方各纠集了一支军队，或许双方人数都不过数百人，不过这一估计只是猜测而已。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札木合的军队在草原上击溃了铁木真的部队。为防止后者重新集结来反对他，札木合用一种极其残忍的手段对战俘加以报复，这种手段在草原上是前所未闻的。首先，他砍下了一位被俘首领的头，并将这个头颅系在自己的马尾上。淋淋鲜血沾污了头颅，沾污了身体最神圣的部分，亵渎了死者的灵魂；而将头颅系在马的最污秽的部位，则羞辱了被俘者的整个家族。

据说，札木合用七十口大锅来煮年轻的男性俘虏，这种处死方式是想摧毁他们的灵魂，从而完全消灭他们。因为对蒙古人而言，“七”是个代表不祥的数字，该情节提及的七十口大锅这个数字，可能有一点用夸饰之词以求引人注目的意思，但《秘史》清楚地表明，札木合确实做了锅煮战俘这件事。在这场胜利之后，札木合确实使人们对自己的畏惧大增，但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札木合所表露的这种极不应当的残忍，进一步突显出旧贵族世系与底层世系之间的分化，旧贵族世系立于世袭权力基础之上，而受凌辱的底层世系则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和忠诚的基础之上。这一事件对铁木真而言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他虽失去了这场战争，但却在蒙古人中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和同情，蒙古人对札木合的残忍渐趋恐惧。铁木真的勇士们被击溃了，但他们将会逐渐集结起来，再度支持年轻的可汗。

2三河传说（4）

与札木合之间的敌对还没有获得解决，1195年，铁木真三十三岁的时候，另一个对外袭击并且获利丰厚的意外机会出现了，这一机会将大大增强他在蒙古人中的军事声望和经济势力。在戈壁的南方，汉化的女真统治者们，希望维持蒙古部落间的彼此杀伐，以削弱其实力，以免威胁到女真政权，他们往往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深入研究草原的政治事务。虽然塔塔尔人是女真人传统的盟友，但女真人担心塔塔尔人羽翼渐丰，因此，他们就煽动汪罕起兵攻打塔塔尔人。在快速策划与女真黄金汗联盟的过程中，汪罕再度获得铁木真的帮助，因此他们得以共同攻击并洗劫更富有的塔塔尔部落。

1196年冬，客列亦惕首领汪罕及带领着蒙古部众的铁木真，发动了针对塔塔尔人的战役；他们袭击时所实行的策略，与草原袭击中所使用的典型策略完全相同——速战速决。铁木真深深地为战争所带来的丰富战利品所打动。由于塔塔尔人接近女真金国，而且接触到中华帝国非常精良的手工制品，因此他们拥有的贸易货物，要比草原上任何其他部落所拥有的都多。在被掳获的这些货物中，《秘史》提到，一个由金丝线与珍珠镶边的丝织毛毯覆盖的用银雕饰的摇篮，给蒙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摇篮里那个被俘获的塔塔尔人小孩，都穿着以金丝线装饰的绸缎衣服；有一个小孩的鼻子上和两个耳朵上都带着金圈。衣衫褴褛的蒙古人从未见过任何人，更不用说一个小孩子，都穿戴过如此奢华的衣饰。

铁木真清楚地了解，强大的女真金国是怎样利用边境部落间的相互攻伐的。今年他们可以和塔塔尔人结盟反对客列亦惕人，但在来年他们就可能与客列亦惕人和蒙古人结盟来反对塔塔尔人。今天的盟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就如铁木真与札木合的情况那样，而且，在连续不断的战争和长期争斗的循环中，今天的征服部落明天必将会一次次地被征服。没有永久的胜利，也没有永久的和平。这一教训将最终深刻地影响这个新世界，不过，当前这场特殊战争的形势变化，却给他的部众带来空前数量的货物，并提高了他们的身份地位，从而使铁木真更能适应这种大混乱。

为争夺对蒙古人的控制权，铁木真仍然要与挡住他前进道路的札木合进行殊死较量。从塔塔尔人那里掠夺的财富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他已开始在提升自己控制其他蒙古氏族的权力，并且将势力延伸到其他蒙古氏族的领地上。他虽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到更强大部落的范围之内，但他可以撵走更小的部落，例如主儿勤，这是个位于客鲁涟河沿岸、紧邻铁木真集团南缘的蒙古小氏族。

当铁木真已答应进兵塔塔尔人的时候，他曾争取到主儿勤亲戚的帮助，他们起初答应加入到铁木真的行列。到准备出发进攻时，铁木真一连等了六天，可他们根本就没来。就如忽里台会议那样，到那里出席被认为是在投票支持，而不是前来抢劫，反对铁木真的。主儿勤人与铁木真追随者们之间的关系，在此前就颇为紧张。主儿勤氏族的地位要高于铁木真氏族，而且他们又常常轻蔑地对待铁木真和他的支持者。《秘史》里记述的一个生动故事显示，两集团间的敌意渐渐滋生。

在发动对塔塔尔人的战争之前不久，铁木真曾设宴款待主儿勤人，但发生了一场混乱的争吵，当时铁木真的异母弟为一种特别失身份的举止所伤。别勒古台负责守护铁木真部族的马匹，当宴会进行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看守马匹。当时，一位显然是来自主儿勤氏族的人，试图偷窃其中的一匹马，别勒古台上去追捕他，但是被另一位名叫孛里的摔跤手所阻止。作为一种姿态，别勒古台脱去上衣，裸露上半身，站在那里准备迎战孛里。但与摔跤手别勒古台不同的是，孛里没有遵循以比试摔跤来解决争执的惯例，他根本就不把别勒古台放在眼里，拔出剑来刺伤了别勒古台的肩部。用这种行为致人流血，即便是很小的伤口，也构成了一种严重的侮辱。当意识到外面所发生的一切时，宴会中喝得酩酊大醉的宾客们也大打出手。作为惯例，他们未带武器进入宴会场。于是宾客们就开始互扔餐具，而且还把搅拌器——用于搅拌他们大肆畅饮的已发酵马奶——当棍棒用，殴来打去。

主儿勤人不但没有加入到反对塔塔尔人的铁木真队伍中，相反，他们还趁铁木真远征的时候，抢劫了他的大本营，杀了铁木真的十余位部下，并且剥去留守者身上的衣服和其他财物。因此，当铁木真战胜塔塔尔人之后，他要寻求扩大领地并加以统治的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主儿勤人。他在1197年发动了对主儿勤人的战争，作为一名勇士和指挥者，现在他已变得训练有素、技艺娴熟了，主儿勤人很快被击败。此刻，铁木真在他的统治风格中开始了第二项根本转变——他的第一项转变就是在近侍中的重要位置上，指派忠诚的伙伴担任要职，而非家族成员——这是他渐渐崛起的标志。

在漫长的草原战争史上，失败的部落被劫掠，部分成员被俘为囚，而其余部众则多任其自流，没有人再会关注他们。失败的集团往往会重新组织起来并伺机反击，或四处逃散，加入到战胜者的部落中去。然而，在击败主儿勤人的行动中，铁木真采行全新的政策，这一政策显示出他的雄心，即要从根本上改变进攻或反击、结盟或分裂相循环的情形。他召集部众参加忽里台会议，并主持公审主儿勤贵族首领的罪行：背信弃义，未履行参加战争的承诺；而且还趁他不在的时候，洗劫他的营盘。通过揭露他们的罪行，作为一种涉及同盟者忠诚价值的教训，铁木真处决了他们；而且，作为对所有氏族贵族的一种清楚的警告，铁木真将不再会授予他们以特权或特殊的待遇。随后，他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占据了主儿勤人的领地，并在他自己的部落家族内，重新分配主儿勤集团的其余成员。尽管两个氏族中都有人明显认为，这是在将主儿勤人当作奴隶，这样做本来是更符合草原传统的；但根据《秘史》的叙述，铁木真并未将他们当奴隶看待，而是将他们视如自己的部落成员，给予同等的待遇和较高的地位。作为一种象征，铁木真从主儿勤人的营盘里收养了一位孤儿，并将他送给母亲诃额仑，由她在帐篷内抚养，他是作为诃额仑的养子而不是作为奴隶。当母亲收养这个主儿勤男孩时，铁木真已从被击败的篾儿乞惕人、泰亦赤兀惕人和塔塔尔人中各收养了一个男孩，他都将他们当弟弟看待。无论这种收养是出于感情因素还是政治因素，铁木真都显示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热心之情，而且，使用虚拟血族关系来团结部众，也显现出了实际的好处。他将这些孩子视为自己的家人，同样地，他也会适当接受被征服的氏族成员进入自己的部落内，他们将共享未来的战利品和军队的胜利。

新政权在这次主儿勤人事件中的最后表演，就是以铁木真设宴的方式来结束的，这既是为胜利的蒙古人，也是为他们新收纳的亲戚世系而设。宴会中，他把一年前曾在宴会上砍伤过别勒古台的摔跤手孛里传唤来，命令他俩进行摔跤较量。没有人击败过孛里，但由于担心激怒铁木真，他假装被别勒古台摔倒。通常，此时比赛就已结束，但铁木真和别勒古台显然另有谋划。别勒古台抓住孛里的肩膀，像骑马一样跳到他的臀部，并且一接到铁木真的暗号，别勒古台就用膝盖压到孛里的背上，猛然地折断了他的脊骨。接着，别勒古台将孛里瘫痪的躯体拖到营盘外，让其独自死去。

铁木真除掉了全部的主儿勤首领。对草原上所有的氏族来说，信号非常明显：忠诚地追随铁木真的人，将获得回报和善待；对敢于攻击他的人，铁木真将毫不留情地给予回击。

击败主儿勤人之后，他带着部众向客鲁涟河的下游开拔，进入到主儿勤人的领地。铁木真在较小的桑沽儿河（Tsenker）与客鲁涟河的汇流处附近建立了主营。最终，这里成为他的首都，称为曲雕阿兰（Avarga）①，但在此时，它仅是个边远的营地。两河之间的地域被称为“阿尔拉”（aral），在蒙古语里意为“岛”。由于桑沽儿河与客鲁涟河之间的土地提供了一块开阔的牧场，他们称之为阔答阿岛（Khodoe Aral），它在现代蒙古语里意思是“乡间岛”，但在古典蒙古语里则带有“荒岛”的意思。对于处在广阔空旷、没有树木的牧场中间、而又与世隔绝的那个地方来说，那个名字是很恰当的形容。

荒芜的曲雕阿兰，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草原牧民理想的故地。为通过入口获得南面太阳的光和热，并阻挡北部冷风的进入，牧民们要将帐篷口朝向南方。他们希望对着水源生活，但又不想靠得太近。离河步行三十分钟的路程似乎是合适的距离，这样可以避免过多的人类污染。那一距离也给他们提供了保护，可远离夏季的蚊虫和防止不时地沿着河流平原汹涌而来的暴涨洪水。此外还有一些有利因素，那就是曲雕阿兰靠近铁木真的出生地和圣山不儿罕·合勒敦，它矗立在离客鲁涟河上游源头处大约二百二十公里的地方。曲雕阿兰提供了所有的这一切，从1197年直到他去世，这里一直作为铁木真的指挥基地。

2三河传说（5）

铁木真的部众在他们新的家乡发展繁荣了四年，部落规模也在持续扩大，但札木合仍然拒绝承认他的领导地位。贵族氏族重整的势力正在抬头，他们并不喜欢铁木真给他们带来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1201年，鸡儿年，在部众的支持下，札木合开始策划获取全体蒙古人统治者的地位。这对铁木真与汪罕两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札木合召集忽里台会议，该会授予他古老而又尊贵的头衔——“古儿卡”或“古儿汗”，它的意思是指所有首领的首领或所有可汗的可汗。他的部众发誓效忠于他，并且，他们还宰杀了一头牡马和母马用于祭祀，将这一誓言神圣化。

札木合选择那个古老的头衔，不仅仅因为它的古老，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邪恶动机。具有“古儿汗”这一头衔的最后一位可汗是汪罕的叔父，他曾经统治过客列亦惕民众，直到汪罕反对他，并将他和他的兄弟们杀死。在这一反抗中，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成了汪罕的盟友。选择这一头衔，札木合就是在公然地挑战汪罕和他的下属铁木真。

如果札木合能赢得战争，他将成为中部草原的最高统治者。他有地位重要的贵族部落的支持，例如泰亦赤兀惕部落，铁木真的家族曾屈从于它，而且泰亦赤兀惕人也曾奴役过童年时候的铁木真。两个蒙古派系间开始形成的争斗，不只是着眼于一系列劫掠和俘获的袭击；它将是札木合与铁木真两人之间，为争夺对蒙古人的领导权而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作为铁木真的保护者，汪罕也将组织起他的勇士，并将亲自领导反对札木合的战争。

这些战争的首要目标，根本不是真正的作战行动，而是通过压倒性的力量来恐吓对方，使敌人四处逃散。为引发这种恐惧，草原勇士们可依靠多种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展示敌方领导人或他们祖先的精神旗帜。战斗前，勇士们在精神旗帜前杀牲祭祀，作为给予他们精神指引的一种奉献物，以及作为对祖先的贡献物。这种精神化的戏剧场面可激发起情感，增强紧张氛围。如果另一方的同族展示出他们共同祖先的精神旗帜，那么此方世系就将会感到难以抵抗。因为那等于是在攻击他们自己的祖先。

战前的宣传还包括萨满巫师，他们带着鼓和用于宗教仪式的随身道具。在战斗开始前，通过认读烧焦的羊肩胛骨上的裂纹，巫师可以预测未来。有巫师在场表明其已经预测了己方的胜利，巫师预测的权威，依赖于他在过去的占卜中推算谁将是赢家方面所获得的名声。铁木真曾吸收了一大批的萨满巫师，他们给他解析梦境，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帖卜·腾格里的萨满巫师，他在后来起了重要的作用——萨满巫师爬上一块高坡，连续敲打他的鼓并敲击神秘的岩石，巫师就可以得到神灵的支持，并可控制天气的变化，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增加不少获胜的机会。这种宣传的目的就是要诱使敌方的勇士们背叛上级或者逃跑。

当札木合的军队与客列亦惕人为敌的时候，汪罕和铁木真显然具有人数上的优势。铁木真成员中受人尊重的萨满巫师所具有的心理优势，加强了他的地位，特别是在一场雷电交加的大暴雨突然降临之后，双方都认为这归因于上述萨满巫师的魔力。札木合的部众惊恐地逃散了，这迫使札木合撤退。汪罕让自己的部众去追逐札木合及其主力部队，并且命令铁木真去追击正向斡难河方向逃窜回去的泰亦赤兀惕人。铁木真就是在斡难河边长大的，他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当铁木真追赶上泰亦赤兀惕人的时候，他发现敌人要比预料的更难对付。草原的作战模式主要由以下几种方式构成：或从马背上用弓箭射击，或从起保护作用的岩石背后的固定位置互相射击——或者，在树木繁茂的斡难河流域，从急速立起的保护性木栅的背后相互射击。战斗中，草原勇士尽力避免发生鲜血溅身的情况，因此他们很少近距离进行白刃战。敌人的呼吸和气味带有他部分的灵魂，也正因为如此，勇士们竭力避免污染物，甚至是敌人的气味。进攻者骑着马涌向敌人，当他们接近时就快速地射箭，并且随即改变方位，继续射击逃跑者。有时，防御者可用长杆躲过劫难，他们可用长杆尽量将对手挑下马，或者当敌人被绊倒的时候，随即就可以进行攻击。

铁木真的部队与泰亦赤兀惕人整天作战，尽管他的军队给敌人施以巨大的失败恐惧，但仍没有哪一方获得明显的优势。根据《秘史》记载，那天黄昏，一支箭射中了铁木真的颈部。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敌对双方的士兵枕戈而眠，并且在白天交战的同一块旷野上安营扎寨，彼此靠得很近。尽管这似乎很奇怪，但在夜里彼此靠近的话，他们可以更加有效地监视对方，防止突袭。

虽然铁木真的伤势并不是很严重，但太阳落山后，他就失去了知觉。这种伤具有高度感染的危险，或许箭上还可能涂有毒药。忠诚的部下——第二指挥官者勒篾，彻夜守卫在他的身边，并用嘴?他伤口的污血吮吸掉。为防止把血溅到地面而冒犯土地，者勒篾力图将它都吞咽下去。他的这一行为除有宗教的原因外，也有实际的价值，那就是可以不让其他的勇士们看到铁木真失了那么多的血。只有当者勒篾不能再吞咽下更多的血并且他自己的嘴角开始一滴滴地渗出血时，他才开始把血吐到地上。

午夜过后，铁木真暂时恢复了知觉，他想要喝阿亦拉可（airak），即发酵的牛奶。因为在战地露营，者勒篾只有一点水，但他知道，泰亦赤兀惕人有几马车的马奶，储备在防御圈内。他脱下衣服，悄悄地通过战地，裸着身体摸向敌营去寻找马奶。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要是有泰亦赤兀惕人夜间看到有人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以免羞辱到自己的勇士。要是他们看得仔细并认出了他，者勒篾就会假装投降，并声明他是因为遭到蒙古同伴剥去衣服的羞辱而逃到泰亦赤兀惕人这边来的。他们或许会相信他，因为没有哪个蒙古勇士会故意让自己裸体被俘的。

泰亦赤兀惕人并没有醒过来，虽然者勒篾没能找到马奶，但他还是侥幸地发现了一桶发酵的乳酪。他将带回的乳酪用水调开，慢慢喂服给铁木真。晨曦初现的时候，铁木真的视力变得清晰了，看到四周的血迹和半裸的同伴，他很困惑地问发生过什么事情。听到关于夜里情形的说明，看到地面的血迹如此地靠近自己，他还是显得很不舒服，并责问道，“你不能将它吐到别的地方吗？”尽管明显没有感激之情，但铁木真永远不会忘记，是者勒篾把他从泰亦赤兀惕人手中救出，而且在后来，他还把蒙古征服者一些最重要的远征任务交付给者勒篾。

颈部受伤事件是这个情感深厚的忠诚集体的象征，铁木真似乎很有激励人的天才。尽管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至少在被挑拨的情况下，草原部落会改变派系立场，而且战士们也会抛弃他们的领导者，但作为一名勇士，在整整六十年的生涯中，没有一位得力干将抛弃过铁木真。反过来说，铁木真也从未惩处或伤害过任何一名得力干将。在历史上的伟大国王和征服者们中间，这项忠贞的记录是独一无二的。

泰亦赤兀惕人并不知道铁木真已受伤，夜里，他们中的很多人偷偷地逃离了战场。次日，大部分战士已经逃走，铁木真派部队前去追击。正如在击败主儿勤人后所做的那样，铁木真处决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首领，但也接收了其余成员作为自己的部众。在被泰亦赤兀惕人初次俘获并被用枷监禁的三十年之后，铁木真报答了曾帮助他脱离奴役的那个家族。

当铁木真击败泰亦赤兀惕人的时候，札木合却从汪罕军队手中逃脱了。尽管札木合失去了泰亦赤兀惕人，但仍有其他部族效忠于他，即便躲到草原偏远的地带，他一样能赢得新同盟者的支持，吸引他们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他和铁木真之间最后的摊牌尚未出现。

2三河传说（6）

1202年，狗儿年，也就是铁木真击败泰亦赤兀惕人的次年，汪罕派铁木真发动了另一场劫掠东部塔塔尔人的战役，而衰老的汪罕本人却呆在离家乡更近的地方，发起了一场针对篾儿乞惕人的战役。

在针对塔塔尔人的这场战役中，铁木真对曾长期支配草原生活的一些惯例，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这些改革既是为了对抗部分追随者和那些贵族氏族，也是为了加深更多的人对他的忠诚，如那些地位较低的氏族，他要通过改革分配物品的方式，使他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一场又一场的劫掠使铁木真意识到，对失败者帐篷的抢劫突袭，是有碍于保证战斗的完全胜利的。攻击者不是去找出遭劫营地的士兵，而是任凭他们四处逃散，攻击者们通常关注的仅是如何最快地完成对敌营的抢劫。这一方式使很多战败勇士逃走，而最终他们又会重新出现，进行反击。因此，在这次针对塔塔尔人的第二次征服战中，铁木真下令所有的劫掠必须等到对塔塔尔军队取得完全胜利之后才能进行；随即，劫掠以一种更有组织的方式展开，所有的物品由他一人集中控制，并且，掳获物由他本人在部众中进行适当的重新分配。他按照森林猎手在群猎之后分配猎物的传统方式，进行物品的分配。

在另一项改革中，他下令，按份额接受掳获物分配的对象，要包括每一个在劫掠中丧身士兵的遗孀和孤儿。或许是出于塔塔尔人杀死其父而对其母亲造成困境的记忆使然，或许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目的，他这样做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政策不仅确保了他获得部落中最底层部众的支持，而且还在士兵中激发了忠诚，他们认识到，即便战死沙场，他们的家属也将得到照顾。

打败塔塔尔人之后，铁木真的部分下属违反了不得私自进行劫掠的命令，他采取了强硬的、而不是温和的惩戒措施，来显示出他对这项正在实行的改革的严肃态度，他剥夺了所有这些人的财产，并且没收了他们在这场战役中所获得的物品。铁木真通过控制所有战利品的分配权，并由他主导在所有的部属间进行分配，他再次侵害了贵族氏族的传统权利。这一改革触怒了许多人，部分人脱离铁木真加入到札木合的军队中，这就进一步在地位较高的世系和普通牧民之间加深了隔阂。此外，他曾经表明自己不依靠血族关系或传统的盟约，而今他的部落成员就可以得到铁木真的直接支持；伴随着这一步骤，铁木真大大地集中了统治权力，但同时也增加了部众们的义务。

尽管在蒙古阶层内部引起了少数不满，但铁木真的新体制很快便显示出了效果。通过延迟到战后再进行劫掠的方式，铁木真的军队积聚了比以前更多的货物和牲畜。但新的财富体制也引起了新的问题：蒙古人不仅击败了塔塔尔人，而且还几乎获得了完整的军队和全部的平民。

在传统的草原思维体系中，血族关系网络外部的每个人都是敌人，并且永远都是敌人，除非通过收养或婚姻的方式，使他们成为一家人。铁木真试图结束这些不同部族间的持续战争，他还希望使用与处置主儿勤部落及泰亦赤兀惕部落一样的方式来处置塔塔尔人——处决其领导者，同时吸收其所有的遗族和所有的货物及牲畜。然而，虽然这一政策在对人口数以百数计的氏族曾起过作用，但塔塔尔人却是一个人数达到数以千计的大部落。要对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进行转变，铁木真需要部众们完全的支持，并且需要赢得他所召集的、由获胜勇士们参加的忽里台会议的支持。

忽里台的成员们赞同这一计划，决议尽诛身高超过马车轮楔的男性塔塔尔人。马车轮楔不仅是成年的量度标准，也是草原国家自身的一种象征性标志，同样，近海民众也常用船来作为他们国家的象征。再一次与杀戮不同的是，铁木真打算将幸存的塔塔尔人作为本部落完全意义上的成员加以接收，而不是将他们作为奴隶。为强调这点，他不仅让母亲收养另一位塔塔尔小孩，而且还鼓励联姻。直到此时他只有一位正式的妻子——孛儿帖，她为铁木真生育了四个儿子和数目不详的女儿，但现在，他要收娶塔塔尔贵族女子也速干和她的姐姐也遂为妻。塔塔尔人曾经拥有比蒙古人更大的名声，经历这次战役之后，蒙古人吸收了如此多的塔塔尔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蒙古帝国中获致高位，并且非常著名，“塔塔尔”这一名称与“蒙古”名称是同义的，但在很多已知的事例中，“塔塔尔”甚至要比“蒙古”这一名称还更常用，数个世纪来，造成很多历史上的混淆。

然而，铁木真要达到将两大族群统合为一的目标，仅有联姻与收养是不够的。如果有亲属关系的各群体被允许保持原貌，那么这个大群体终究还是一盘散沙。因此，1203年，即征服塔塔尔人的第二年，铁木真下令对蒙古军队和部落进行另一项更具根本性的改革。

他将勇士们组编进各个班，或谓十户（arban），十个人间彼此以兄弟相待。不论他们的血族群体或部落来源，他们都被要求像兄弟般忠诚地生活和战斗在一起；最可判断血族关系的是，没有人会在战斗中将他人丢下，听任其被俘。正如有很多兄弟的家族一样，最长者掌管一切，在蒙古的十户中，最长者居于领导地位，而且他还可以自行选定接班人。

十班形成一队，或谓百户（zagun），由一百人组成，他们自行选定他们的领导者。并且，正如来自不同氏族的扩大的家族联合一样，十个蒙古队组成一个营，或谓千户（mingan），由千人构成。十个千户组编成一个万户（tumen），一支一万人的军队；万户的长官由铁木真选定，他清楚这样的领导位置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实际上，他允许父子和兄弟呆在一起，通过将他们强行安排进新单元的方式，没有人能够逃跑或改变，违反则处以死刑。他打破了世系、宗族、部落和民族的旧权力体系。在进行整编的时候，据说他有九十五个千户，千户是一千人的单元，但是因为有些单元并不满员，军队总数可能少于八万人。

整个蒙古部落被用军队的方式加以整合。在这一全新的体制下，全体部落成员——不论年龄或性别——都不得不从事一定量的公共服务。如果不能在军队里服役，他们就要被迫为公共项目和可汗提供相当于每周一天的劳役。这包括照看勇士的牧群、收集牲畜粪便作为燃料、做饭、制毡、修理武器，甚至唱歌及犒劳军队。在这一新的组织中，全体成员属于同样的骨头。由于出身低微，少年铁木真曾面对过多次的排斥，而今他废除了黑骨头与白骨头间的区别。现在全体部众“骨头”一致。

关于铁木真如何采用十进制单位来组织民众的问题，历史的推测很多。部分早期突厥部落曾使用一种建立在以十为单元基础之上的相同的军事组织，或许铁木真就是从他们那里延袭的。然而，铁木真不仅利用这一体制作为战时的军事组织，而且还作为整个社会的永久性结构。

铁木真的解决方案，跟差不多两千年前的雅典立法者克里斯梯尼（Cleisthenes）的方案如出一辙，尽管没有理由相信铁木真曾听说过这段历史的只言片语。为对付雅典境内的传统敌手和世仇，克里斯梯尼废除了部落组织，并将每个人都重新分配到十进制单元内，由此将一个部落城市改造成城邦，成为地中海东部沿岸最强大的军事、商业、艺术和思想的强国。事实上，对于亚洲内陆草原上的蒙古人而言，同样的改革带来了更令人惊讶的结果。

在整编军队之后，铁木真开始了一项进一步的改革，这一改革似乎不太重要。在将主营继续设在客鲁涟河边曲雕阿兰的同时，他决定在源自圣山不儿罕·合勒敦的斡难河、客鲁涟河和土拉河的上游源头处，设立一块秘密领地作为蒙古部落的故土，他曾在那里躲避过篾儿乞惕人。他下令“任何人不得在三河之源设立营盘”。伴随着那一命令，蒙古故地对外人一概封闭，只有蒙古皇室例外——他们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被安葬在那里，并且，他们返回那一领地，进行家族祭祀，以及召开没有外人参与的秘密家族会议。蒙古人常常将三河之源的山川视作他们的故地，但是，伴着这一新的规定，它将最终成为蒙古帝国举行秘密典礼的中心。不儿罕·合勒敦山周边的领地现在成了蒙古人宇宙观中的圣地，它不仅是地球的中心，也是宇宙的中心。

铁木真没有使用一个单一的种族或部落名称来指称他的部众，而是渐渐地把他们视为“毡墙民”，毡是他们制造帐篷的原料。击败塔塔尔人之后对这一名称的采用，或许提供了最早的暗示：他有统一草原所有部族的雄心。

击败并且整合了势力强大的塔塔尔人和较小的泰亦赤兀惕及主儿勤人，铁木真在草原世界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对于他长期的最高统治主汪罕来说，这一权力地位是他未曾预料到的。在铁木真加强对其不断扩大的部众进行统治的同时，他也日益面临另一项巨大的挑战，他的新体制由此将面临更具决定性的检验。铁木真的下一步骤，将迫使其一生的对手札木合与他的义父汪罕结成联盟，以对抗他日益增长的权力和声望。

3可汗之战（1）

有人都意识到汪罕的时代即将结束，但没有人知道谁将取而代之。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之后，铁木真掌控了大部分的蒙古人，但他仍未战胜他的对手札木合。尽管汪罕通常是支持铁木真的，但他依旧在两位次级可汗之间挑拨离间。1203年，猪儿年，也就是在对塔塔尔人取得胜利之后的次年，铁木真决定通过求婚（请求汪罕将女儿许配给他的长子术赤）的方式，将他们之间的问题公开，并试图解决它。倘若汪罕接受这一求婚，就是承认了铁木真为高于札木合的心腹。

由于亲生儿子桑昆（此人毫无才干，又没有自己的追随者）的反对，汪罕傲慢地拒绝了这桩婚事。尽管铁木真将自己的部众视为“毡墙之民”，并且拒绝承认诸部落间的差别，但在贵族客列亦惕王室家族眼中，无论铁木真对他们如何有用，他也只是个普通的暴发户而已。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马可·波罗认为铁木真是在为自己求婚，按照蒙古人后来对汪罕描述的语气，他是这样来回答铁木真的：“成吉思汗向我女儿求婚不会觉得羞耻吗？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是我的部属和奴仆吗？回去告诉他，我宁愿把我的女儿推入火坑，也不会给他做妻子。”

可是，这位上了年纪的可汗很快便对自己的贸然相拒感到懊悔，而且也渐渐担忧铁木真将作会出怎样的反应。毫无疑问，铁木真此时已被视为草原上最优秀的军事统帅，而且汪罕也明白自己在战争中并不能对铁木真形成威胁。于是，他想通过欺骗的方式，企图设计除去铁木真给自己带来的潜在威胁，就如塔塔尔人曾经害死铁木真父亲那样。汪罕派人送信给铁木真，告诉他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并且乐意接受两个家族间的联姻。他定好日子，邀请铁木真带家人来为儿女们举行婚礼。显然，铁木真是信任他这位二十多年来的义父的，他留下军队，带上少数随从，前往指定的聚会地点参加许婚筵席。如果能顺利结成这桩婚事，把已处于自己控制之下的全体部民和汪罕控制下的客列亦惕人合并起来，他就可达到人生的顶峰，而且这桩婚姻还将使他在继承汪罕、作为中部草原统治者的争夺中，处于最强有力的位置上。

在距离汪罕帐廷仅一天骑马行程的地方，铁木真获悉许婚筵席只是个陷害他的密谋而已。汪罕已经秘密地调集好军队，企图加害铁木真并且扫灭他的家族。就在铁木真盘算着胜利的时刻，他才发现不仅合并不会发生，而且即将到来的事变还将危及到他自身的性命以及家族的生存。由于仅带有一小部分随从，并且又远离自己的主力部队，铁木真不能冒险一战。于是，铁木真采取草原人在面对寡不敌众情形下所常采行的措施：命令随从迅速向四方散开，而他本人则赶在汪罕军队开始追捕之前，带着几个心腹，快速向东部逃奔。

铁木真此次面临的危机将是对他才能的最大考验。这次在汪罕勇士们面前的逃跑，很像二十年前他在篾儿乞惕人劫掠孛儿帖时的逃亡。循环的草原袭击看来永无止境。尽管他一生所做甚多，但他能真正改变的却很少，他要再次从那些社会地位远比他高、而政治势力又远比他强大的人那里逃亡奔命。

由于根基未稳的首领正在逃亡，铁木真新近整合的部落“毡墙之民”，初次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这一整合能继续下去吗？如此众多来自不同部落和家族的人，现今还会效忠并且信任无论逃往何方的铁木真吗？他们会逃回自己的故乡，或者草率地准备寻求汪罕或札木合的保护吗？作为铁木真人生中最大的考验，同时也作为他最大的胜利，接下来的逃亡事件，在蒙古人中间成为传奇性的故事。

经过数日疲惫而又缺乏给养的不断逃亡之后，铁木真来到了遥远泥泞的巴泐渚纳湖岸①。他察看身边幸存下来的逃亡者人数，清点下来只剩十九人，而今在这个遥远的逃亡之地，他们将会面对饥饿。正当他们在巴泐渚纳湖岸旁停歇下来稍事休整，并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候，突然从北方出现一匹野马，铁木真的弟弟哈撒儿赶上前去追捕它。哈撒儿把马击倒，大家迅速剥了马皮。没有柴火烤肉，也没有锅来煮，他们只有依靠古老的烹饪技巧。剥了马皮之后，他们切碎马肉，并用马皮制成装肉和装水用的大皮囊。他们收集干畜粪便生火，然而又不能将大皮囊直接放到火上。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把石头丢到火中加热，等到石头炽热的时候，随即便把滚烫的石头丢到肉和水的混合物中去。石头把水加热，而水却可以防止石头烧穿皮囊。数小时后，饥饿难耐的人们便大享煮熟的马肉了。

除哈撒儿外，和铁木真聚集在一块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而非亲戚。有些家族成员暂时在草原上失去了联系，而其他亲戚则抛弃铁木真，加入到汪罕或札木合的部族中去了。尤其是他的叔父，曾帮助也速该从篾儿乞惕人手中抢夺铁木真的母亲的两个兄弟之一，已经加入到汪罕的麾下，来反对自己的侄子。

精疲力竭的人们没有安慰自己或对未来抱以希望，他们将野马现身当成是神的恩赐，而不仅仅只是视为裹腹的食物。作为蒙古人社会中最重要和最受尊敬的动物——马，它可以用于隆重的庆祝场合，也可作为神的介入和支持的象征。马，象征铁木真的命运之神，而作为任何主要战争之前或忽里台会议上的祭品，它不仅作为食物提供给人们，而且更进一步说，是在赋予铁木真的精神之旗以权威。在马肉会餐的最后，只有巴泐渚纳浑水可饮，铁木真可汗一只手高高举起，另一只手则用敬酒的方式，举着装有巴泐渚纳浑水的革囊。他对部下的忠诚表示感谢，并且誓言永不忘却。大家同饮浑水，并且发誓永远效忠于他。在复述这段情节的口述历史中，它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巴泐渚纳誓约”，作为铁木真可汗军事生涯的最低潮，而且，作为产生蒙古帝国特征和形态的关键性事件，它还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光环。

这一事件对各阶层的蒙古人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蒙古人是建立在互相承诺和互相忠诚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承诺和忠诚是超越血缘关系、种族区分及宗教信仰的。这十九人和铁木真可汗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大概只有铁木真和他的弟弟哈撒儿来自蒙古部族。其他人则包括有篾儿乞惕人、契丹人及客列亦惕人。尽管铁木真是一个崇拜“长生天”和不儿罕·合勒敦山的虔诚的萨满教徒，但在这十九人中却包括有几个基督徒、三个穆斯林和几个佛教徒。他们团结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誓言效忠于铁木真，并且也宣誓忠诚于彼此。巴泐渚纳的宣誓建立了一种手足情谊，并且超越了血缘关系、种族区分及宗教信仰，它接近于形成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和彼此忠诚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一关系在铁木真部众中成为一种新型共同体的象征，这最终将作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基础，并处于支配地位。

在巴泐渚纳躲藏期间，铁木真制定了反击计划。当汪罕仍然沉浸在已永久地除去了铁木真威胁的自信中的时候，铁木真知道自己必须迅速行动。铁木真向草原上被驱散的部众们发出反攻计划的消息，并且还公布了包含有神奇野马现身传闻的所有细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从一定程度上说，连铁木真自己大概都未曾预料到，他那不久前以十百相率而组织起来的军队，又在整个草原上重新集聚起来了。当铁木真从巴泐渚纳向西进军，朝汪罕的领地返回时，他的部众也从四面八方重新聚集到他的麾下。此外，通过他母亲或通过他的妻子孛儿帖，有些曾是汪罕忠诚追随者的铁木真的亲戚，现在也抛弃他们客列亦惕领导人，前来投奔铁木真。

在此期间，为庆祝战胜铁木真，汪罕仍毫无疑虑地在他走到哪里就架设到哪里的宫殿似的金帐内筵宴。由于过分自信于自己对本部众的控制能力，而且也没有察觉到草原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汪罕错误地认为铁木真的部众已被驱散，而且还认为铁木真本人也仍在遥远的东部。

3可汗之战（2）

铁木真的军队朝宴会地点迅速挺进。忠诚的部众已跑到他们的前头驻扎，去预备马匹，以便更换疲惫的战马。由于这些新马的补充，他的军队毫不停顿，迅速行进，铁木真称之为“打火前进”。铁木真并不是穿越草原直接向客列亦惕人的宫廷逼近（此为便捷之途），而是带着他的部众跨越遥远而又艰难的险境，因为他知道那里也许毫无防备。

本以为远在好几天骑马行程之外的铁木真，猛然扑向饮酒狂欢的人群。他的部众迅速包围了整个营地。经过接下来的三天鏖战，客列亦惕人在铁木真士气高昂的军队前弃阵而逃。汪罕的许多追随者逃奔到铁木真的旗下，并且，就如他那著名的政策，只要他们除抛弃汪罕而加入铁木真的队伍之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叛逆的事或伤害过他们的前首领，铁木真就会接纳他们。

汪罕的军队与其说是被铁木真的军队所击败，不如说是被铁木真的军队所吞没。客列亦惕的朝臣们四处逃窜，各自顾命。汪罕的儿子向南逃奔，随后便被其仆从所抛弃，渴死于沙漠之中。而札木合则与他那衰落的部众，向西逃往乃蛮的领地，乃蛮是尚未被铁木真所击败的三大草原部落中的最后一个。汪罕也设法单独前往乃蛮部落避难。

由于没有抓获敌人的首领，也没有抓住那位上了年纪的可汗的儿子，蒙古人不得不将此视为一种失败，并竭力消解这件事的影响。铁木真的支持者们散布传言来诋毁汪罕，并且向部众保证说他已经死去，因而再也不是一种威胁了。据蒙古人的传说，当汪罕安全地来到乃蛮边界后，遇到一位边境守卫者，守卫者并不相信这位孤独的老人就是著名的勇士——客列亦惕之汗，便把他杀死了。据说为了对杀害汪罕而赎罪，乃蛮王后取来汪罕的头颅，放置在帐幕后部用于祭拜鬼神处的一块白色神毡上，头颅的正面对着帐篷门口。于蒙古人的情感而言，没有什么比将血淋淋的头颅放置在家中更具冒犯性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留驻有汪罕灵魂的头颅更危险的了。然而，根据传言，乃蛮王后命令一位乐师奏马头琴，而她的儿媳妇们则为头颅载歌载舞，她本人也用酒致祭，仿佛汪罕仍然活着，并且是她帐篷内的贵宾。当乃蛮的统治者太阳可汗走进来看到这个头颅的时候，那个头颅冲着他微笑，太阳可汗恐慌万状，愤怒惊叫。随即，他就把头颅从白色神毡上踢下，用脚踏碎。

这些传言宣称那位老可汗确实是死了，同时，他们大肆地羞辱和指责铁木真的下一个征战目标——乃蛮宫廷。宣传和左右公众舆论正迅速成为铁木真选择的主要武器。蒙古人在他们的支持者中间散布流言，宣称上了岁数的太阳可汗已蜕变为蠢蛋和怯懦者，连他的妻儿也在公开的场合轻视并且羞辱他。为在部众中间激起对敌人的愤恨，蒙古领导人散布谎言说乃蛮王后蔑视蒙古人，把蒙古人视为肮脏发臭的野蛮人。他们还把流言蜚语当作树立部众自信和削弱敌人决心的手段，传言太阳可汗的儿子嘲笑太阳是“泼妇太阳”，说太阳顶多像个怀孕的妇女，只敢出门小解，而不再敢于冒险远离他的帐篷半步。

在散布这些有关乃蛮宫廷的奇怪谎言的同时，蒙古人还用谎言来编织乃蛮人有多么害怕他们的故事，以此来鼓舞自己的士气。自札木合加入乃蛮部以来，有关他如何用描绘铁木真勇士的方式来恐吓乃蛮人的言辞，就已散布开来了。《秘史》得意地细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蒙古人的形象：“他们有錾鼻锥舌，饮露而活，御风而奔。”他们把铁木真比作一只饿鹰，而且还说“他浑身穿着紧密地牢扣在一起的铜衣铁甲，利锥不入。”

但与这一描述截然不同的是，乃蛮人所俘获的第一位蒙古军队的前锋，却骑着羸弱的马，蹬着粗糙简单的马鞍。乃蛮捕捉者将马和鞍送到各营地传看，嘲笑他们的对手蒙古人已经变得如此可怜。铁木真对被俘骑兵事件是以另一种诡计来回应的。由于他的兵马人数要远远劣于乃蛮人，铁木真命令部下，各自在本部军队扎营的山头，每晚各点五处营火。从远处看，这支人数很少的军队就变得庞大起来，看起来他们“夜间点的火比空中的繁星还多。”

1204年，鼠儿年，这一年是控制蒙古的决战年，决战大约发生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以西四百八十公里远的地方。在战前的那段日子里，铁木真检验了以十进制为基础的新军事组织。他不是把部队投入到全方位的战斗中，那样的话就会因为兵员少而易败，而是采用出人意料、打则跑的小遭遇战来对付乃蛮人。在战争开始阶段，铁木真命令部队在黎明破晓前以一种被称为“移动灌木”或“风滚草编队”的方式向前行进。军队不是以大部队迅速行进的方式发动攻击，而是以各自分散独立的十人小分队悄悄地从不同方向前进，去攻击敌人，同时，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猫着身体潜行。这样就使得敌人看不清那里有多少人，也使敌人难以准备应对来自一个方向的进攻。完成攻击之后，小?队就向四方疏散，敌军被击伤却又不能在攻击者消失前加以回击。

铁木真先以“湖泊阵形”攻击，其次再实行“移动灌木”式的零星攻击，“湖泊阵形”的攻击是由前面一长排士兵放箭，随即又由下一排士兵取而代之。他们如波浪般击打敌人，快速出现，随即又快速消失，返回后方之后又组成另一波攻击，每波轮流上阵。“湖泊阵形”的使用，使得乃蛮人拉长了战线，他们以漫长而又薄弱的战线来与进击者的漫长战线进行交战。而一旦乃蛮人分展开来，铁木真就会随即转到他的第三战术上去。他把小分队一个挨一个地重新编制，组成一个 “凿子阵形”的战术编队，尖头分队跨越前线并且深入到敌人的纵深处，使进攻者得以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一点上，攻击此刻势单力薄的乃蛮战线，撕开他们的防线。

这些战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老式的作战手段和狩猎策略；然而，茫然不知所措的敌人始终无法对这一战争形式作出有效的反应，这表明铁木真对这些狩猎策略进行的全新改革，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铁木真创建了一支新型的草原军队，该军队建立在独特的战术基础之上，而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彼此密切协作和完全服从指挥的基础之上。他们不再是一群攻击的个体，而是一个统一的兵团。铁木真采用的一套战术策略，每人都必须明白，并且要毫不犹豫地准确执行。蒙古人有句谚语：“他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万死不辞。”谚语反映的不仅是理想，也是新的蒙古战争的现实，新的蒙古战争很快就消灭了乃蛮人。

蒙古人正在取得优势，但铁木真并没有急于求胜。天色已晚，人人期望的都是决战，但铁木真却命令部下好好地睡上一觉。在敌方，混乱、迷惑及战线联络中断交织在一起，乃蛮人开始趁夜逃走。然而，铁木真制止了士兵前去追击。那天没有月光，夜色漆黑，仅有的一条逃亡之路就在陡峭的山脊上。由于看不清路途，逃亡的人和马纷纷跌落山谷。用《秘史》的话来说，他们如“朽木”般尸积崖底。

第二天早晨，蒙古军队轻易地击败了少数残存的乃蛮人，并且“消灭了太阳可汗”。在成功逃亡的勇士中间，太阳可汗的儿子古出鲁克逃到了遥远的哈剌契丹所属的天山山脉，而札木合则消失在森林之中。札木合所找到的避难之所，是一处没有人生活的地方，他的末日将伴随着低声的呜咽哀诉而来，而不是伴随着一场高潮迭起的决斗而来。几帮残余的篾儿乞惕人被势力渐长的蒙古民族迅速吞没，而年约四十岁的札木合则与一小群追随者，以狩猎为生，过着被驱逐的强盗般的生活。在不定的命运逆转中，曾经高贵的札木合，已经降到了与幼年铁木真丧父时所面对的相同的生存状态。1205年，牛儿年，即战胜乃蛮人的次年，几个因绝望而又甘心认输的札木合部下，把札木合捆缚起来，交给了铁木真。尽管两人之间有仇恨，但铁木真仍视忠诚高于一切。铁木真并没有奖赏把札木合抓来献给他的那些人，而是当着他们所背叛的首领的面，将其全部处决。

彼此争斗了二十多年的两个人，他们之间的最后会面构成了《秘史》中情感的最高点。铁木真并没有伺机向札木合报仇，而是对他摆出了威胁的姿态，提议两人再次结盟：“让我们做同伴。如今我们再次相合，我们应该彼此记起我们所忘记的事情。睡着时共唤醒。即便你要离我而去，你依然是我有福有吉的安答。想必在那些杀伐的日子里，你的胸口定为我而痛。想必在那些厮杀的日子里，你的心绪也为我而痛。”

札木合似乎为这一恳求和往昔年少同伴的感情所感动，铁木真曾是札木合的下级同伴，而今却统治了他曾经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他好像一度陷入了铁木真对他们青年时代手足情谊感伤的怀旧之情之中。札木合回答说：“我们同食难以下咽的食物，我们彼此共言不可忘却的言语”，并且“共被而眠”。札木合接着将他们的分离归咎于是受到另一位未指名的人的影响：“我们遭人挑拨。我们为人所唆使。”

3可汗之战（3）

《秘史》提供了札木合所作的一份冗长的忏悔，然而，该记录的夸张言辞和详情叙述，都使我们对其准确性产生怀疑。“现在，世界是你的，”原文引用札木合的话说，“我做你的同伴对你有什么用呢？相反，我的安答呀，我会使你寝食难安。我将会是你衣领上的虱子，你门板上的刺。”

札木合反省了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就像是一位现代律师基于心理问题和情感缺陷为理由来为被辩护者恳求宽恕，他寻找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被铁木真所吸引，而且又为什么会背叛他。札木合简洁地解释说，他从小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或值得信任的同伴，而且还娶了个泼妇为妻。但札木合最终并没有请求宽恕，而是只求一死，他只有一个请求——要求他们以高贵的方式来处死他，不要使他的血流到地面上，或暴露在太阳和天空之下。

尽管札木合活着的时候辜负了铁木真，但他死时却要作铁木真的好朋友。他誓言，倘若铁木真把他的尸骨置于高处安葬，他将护佑铁木真和他的所有后代：“杀了我，把我的尸骨埋在高地上。我将永远保护你的子孙，成为他们的护佑者。”传说铁木真用金带来厚葬札木合，那条金带是他们誓言结成“安答”的时候，由铁木真送给札木合的。

札木合曾是铁木真的第一个对手，而今作为反对他的最后一个蒙古贵族，被铁木真处死了。在寻求对蒙古部族控制的漫长征程上，铁木真击败了草原上的每一个部落，而且通过消灭他们的男性成员，并且娶他们的妇女为妻的方式，除掉了所有贵族氏族的威胁。他对地位高于他的任何人的权威都感到恼怒。他杀死别克帖儿得以支配整个家族。他消灭篾儿乞惕人，因为他们夺走他的妻子。他消灭曾害死他父亲、并且蔑视蒙古人如草原鼠般的塔塔尔人。他打倒了蒙古人的贵族，并且逐个消灭了像泰亦赤兀惕和主儿勤这样的最高等蒙古部族。当他自身的盟友和长辈拒绝与他联姻时，他就消灭了汪罕及其部落。当乃蛮王后将蒙古人视如自己的下级一样加以藐视的时候，他就攻击乃蛮部落，杀了她的丈夫，而且还把她赐给他的部下做老婆。最后，他杀死了生命中最热爱的人之一——札木合，因而，他也就消灭了贵族氏族札只剌惕部。

铁木真现在作为辽阔土地上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控制了从南部戈壁到北极冻土地带、从东部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到西部阿尔泰山山脉的所有一切。他的帝国领土是草原，其中所拥有的动物要远远多于人类。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单独地赋予统治的合法性，只有忽里台大会上得到境内所有代表的公开承认时，它才具有合法性。如果有部族不派人参加忽里台大会，那他们就是不接受被称为可汗的人的统治。可汗就不能声称统治了他们，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能要求得到可汗的保护。

在召开忽里台会议、举行就职典礼之前，铁木真考虑在来年要恢复和平，修复各种关系。1206年，虎儿年，铁木真返回圣山不儿罕·合勒敦附近的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这或许是草原历史上曾经召开过的最大和最重要的会议。附近放牧的好几万头牲畜，为盛宴提供牛奶和肉食。数列营帐从铁木真营地的四周向外延伸出好几公里远，营帐中央竖立起马鬃旗——“苏勒德”，这面精神之旗把铁木真引领到这一重大事件上来。数天隆重而又庄严的大典礼与数天的庆典、运动比赛及吹拉弹唱，轮流登场。白天由包括帖卜·腾格里在内的宫廷萨满巫师敲鼓吟唱，而傍晚则由乐师来担当这一角色。夜空中充斥着令人迷惑的嗡嗡声，这是一种独特的由蒙古人的喉咙所发出的歌声，或谓泛音歌声，这种声音由男人的腹腔发出，可以同时带出两种和声。就如每次重大的政治活动一样，年轻人都要进行摔跤、赛马及射箭比赛，蒙古的这种传统游戏被称为“那达慕”（naadam）。

铁木真控制的广阔领土几乎与欧洲大陆的大小相当，但在他的统治下，仅有大约一百万来自不同游牧部落的人口，和大概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头的牲畜。他不仅作为塔塔尔人、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的可汗统治着他们，他还是所有“毡墙之民”的统治者，他从源于自己部落的名称中为这个新帝国选择了一个全新的名号。他称之为“大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铁木真统一了所有草原部族之后，在所有的世系、氏族和部落中废除了世袭贵族的权利。所有官职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或家族，并且他的部众要按新统治者的意志来进行分配。对铁木真本人来说，他不接受如“古儿汗”或“太阳汗”这样的古老部落头衔，而是选择了自己部众可能已经称呼过他的头衔——Chinggis Khan，这个后来在西方世界闻名的名字，通过波斯语拼写成Genghis Khan①。蒙古语chin的意思是强壮、坚硬、不可动摇及无畏，它还接近于蒙古语中的“狼”这个词，即chino，这是他们所宣称的始祖。这一头衔对?可汗来说，显得朴素而又恰当。

与大多数成功的统治者一样，成吉思汗知道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所具有的潜在政治意义。但不同的是，大多数统治者把举行就职典礼的地方限制在诸如宫殿或庙宇之类的建筑物之中，而成吉思汗的就职典礼是在开阔空旷的大草原上举行的，那里可容纳无数的部众。

蒙古人的公开典礼，给详细叙述他们的来访者和编年史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保存至今的、较有价值的最完整的记述，来自于十七世纪的法国传记作家克鲁瓦，他使用了现今已佚的那个时代的波斯语和突厥语文献。根据克鲁瓦的记述，成吉思汗的部下“把他置于一块铺在地面上的黑毡毯上；有人受命发布‘人民的心声’，向他大声宣布‘人民的意志’。”说话者训诫成吉思汗：“授予他的所有权威都是来自于上天，如果他能充分公正地管理民众，上帝将保佑他的蓝图得以成功；若非如此，如果他滥用权力，就将一败涂地。”

这一典礼将部众对他的支持明确地显示了出来，他们将成吉思汗高举到过头顶的毡毯之上，并将他送上王位宝座，这一行为公开地表明了他们的臣服。然后，他们“在新皇帝面前九次下跪叩头，显示他们遵守自己对成吉思汗所许下的誓言。” 正如每一氏族的出席就表明他们支持成吉思汗一样，每个萨满巫师的到场，则表明他的灵魂与梦想指示他要支持成吉思汗。作为一种无组织的宗教信仰，萨满巫师给这一重大事件赋予了神的祝福，使得这次典礼不只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事件而已。由于巫师们的存在，这一事件成为铁木真承受“长生天”之命的一种宗教宣告。

萨满巫师敲着鼓，颂扬大自然之魂，并将马奶洒向空中和地面。群集的民众排着整齐的队列站着，手心向上，朝“长生天”做祈祷。他们以古老的蒙古习语“呼累、呼累、呼累”来结束祈祷，并把祈祷送向天空，就如基督徒用“阿门”来结束所有的祈祷一样。这种宗教行为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选举的一员，而且不仅在他们自己与他们的领导人之间，还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打上了一种宗教圣约的烙印。

3可汗之战（4）

大多数领导人，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是从有关国家的某种内部制度中崛起的。他们的成就通常包括对那些制度和庇护他们的国家所作的改变或复兴。然而，成吉思汗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创建国家并建立所有必要的制度的，这一全新的基础，部分是他借自以前的部落，而部分是由他自己所创造。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而言，对于以军队起家取得政权的成吉思汗来说，他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他必须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更加中央集权化。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牧牛者、牧羊人及放牧骆驼的人都被提升为将军，驰骋在由成千上万勇士所组成的军队的最前方。每位年龄在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健康男性，都是军队的活跃成员。正如他在第一次被推举为部落可汗时所做的那样，他任命最忠诚的部下为千户首领，而他那资格最老的追随者，例如博尔术，则负责掌管万户。基于部下的功绩和他们在战场上或战场下所显示出的对他的忠诚，成吉思汗奖赏了那些来自黑骨头世系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地位。相较于他授予忠诚的朋友以万户而言，成吉思汗分配给他自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军队人数则比较少——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及两个小儿子窝阔台和拖雷，每人只分配到五千人。即便他的长子、次子也并没有得到足额的万户，术赤只有九千，而察合台则只有八千。成吉思汗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监视几个家族成员的行政管理，尤其是对他的母亲诃额仑、幼弟帖木格以及儿子察合台。他通过声明察合台是“一个顽固而又心胸狭窄之人”的方式，来解释说这样的监视是必需的。他提醒谏言者们要“经常对他提出忠告。”

为了在这个巨大的，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但又多民族的部落集合体内维护和平，成吉思汗迅速地颁布了新的法令，抑制部落世仇和战争的传统因素。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①，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立法者的法令。他并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上帝启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任何源自古代定居文明法典的基础之上。他从游牧部落维持了数个世纪的习惯和传统来强化“大札撒”；然而，当老惯例妨碍了新社会的机能时，他就会迅速地废除它们。只要不与“大札撒”——对所有人发挥作用的最高法和普遍法——产生冲突，他还允许一些部族在他们自己的地域内实行传统的法律。

然而，“大札撒”并不代表单一的法律汇编，甚至也说不上是一部正在形成中的主要法律著作，成吉思汗要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来继续完善它。成吉思汗的法律并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他是用这一法律来管制最棘手的方面。只要有男人劫夺女人的事情发生，草原上就会有世仇。据说成吉思汗的首部新法律是禁止劫夺妇女的，这几乎无疑是对妻子孛儿帖曾遭劫夺而作出的一种反应。由此种劫夺而引发冲突的持久性潜在力，仍然困扰着成吉思汗。在他的家族内，长子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他，还是孛儿帖的劫夺者呢？这种不确定性在困扰着他，而且这种不确定性还在成吉思汗渐渐老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在用法律来结束劫夺女人的同时，他也禁止诱拐和奴役任何蒙古人。从自己被泰亦赤兀惕人所俘获和奴役的经历中，他尝过被诱拐和被当作奴隶而强迫劳动所带来的个人身体的痛苦，而且他也认识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惯例是多么地有害，草原部落中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是多么地强烈。

成吉思汗试图在整个社会中祛除内部纷争的所有根源。基于自身的体验，即对围绕孩子身份合法性问题而产生的分裂，他宣布所有的孩子，无论是由妻生还是由妾生，都具有合法身份。由于对妻子价值（似乎她们是只骆驼一样）的争论，会在他的部众中间激起不断的纠纷，他禁止将妇女的贩卖带入到婚姻之中。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宣布通奸行为是不合法的，蒙古人对这一行为的界定有其独特性。通奸行为并不包括妇女与她丈夫近亲之间的性关系，也不包括丈夫与女仆或与家族内其他人的妻子发生关系的行为。与成吉思汗的法律声明相一致的是，毡帐内的事情应在毡帐内解决，而草原上的事情则应在草原上解决，通奸行为适用于不同家族已婚人之间的性关系。只要它不会在家族间引起公众的冲突，就并不会被视为犯罪。

偷窃牲畜的行为通常总被认为是违法的，但这一行为在草原的抢劫文化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它也被视为是仇恨与不和的根源。大概是记得八头牲畜被盗而给他的家族造成的巨大伤害，成吉思汗对偷盗牲口的行为处以死刑。此外，他要求任何人发现丢失的牲口，都要将其物归原主。为此，他设立了大规模的失物招领制度，并且随着帝国的扩展而对它不断加以完善。任何人要是捡到丢失的货物、金钱或牲口而不把它们交给有关的上级管理者的话，就会被当作是盗贼，将按偷窃行为?处。

除对丢失的牲口发生争议外，草原部众也经常对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发生争议。成吉思汗禁止在三月到十月间——动物的繁殖期——打猎，并将这一想法付诸法律条文。成吉思汗不仅在夏季保护动物，而且还给它们提供安全的过冬环境，猎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猎杀所需食物的行为加以节制，有的甚至不再打猎。法律具体规定了打猎的数量，也详细说明了滥杀的行为，以便不会出现浪费现象。

除认识到性、财产及食物的重要性外，成吉思汗也认识到相互竞争的宗教所具有的潜在破坏力。事实上，从佛教到基督教，或从摩尼教到伊斯兰教，每一种宗教都在草原上拥有自己的信徒，并且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声称自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惟一的。在他的这部（或许是世界上第一部针对宗教的）法律中，成吉思汗宣称，人人都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尽管他仍然信仰家乡的神灵，但他并不允许将那些神灵用于国家的祭祀。

3可汗之战（5）

为支持各种宗教，成吉思汗对宗教首领及其财产实行免税，并且免除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为支持各相关职业，他后来还扩大免税范围，对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给予同样的免税待遇，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殡仪事务承办人、医生、律师、教师及学者。

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以防止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按照法律，可汗无一例外地必须得到忽里台大会的推举。任何家族成员未经推举而攫取汗位，都要处以死刑。为防止竞争的候选人互相残杀，他规定只有通过全体家族成员都参加的忽里台大会，而不是通过任何个别的成员，才可对家族成员判处死刑。这样做，他是在宣布自己最初夺权的手段——杀害自己的异母兄长——是不合法的。

成吉思汗所汇编的蒙古法律，规定了人们的责任和罪行。单独的个人若处在家族之外或不属于大群体，他就不能合法地存在；因此，家族对保证其成员的正确行为负有责任。一人犯罪会导致众人受罚。同样，一个部落或一个小分队的士兵对彼此的行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整个国家，不管军政或民政，都要对维护和执行法律负责。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蒙古人，他必须被纳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法律的执行和责任的承担始于最高层，即可汗本人。据此，成吉思汗颁布了对任何个人，甚至是最高统治者都有效的至高无上的法规。通过使统治者服从法律的方式，他取得了其他文明尚未实现的某些东西。不同于其他文明——最独特的是西欧，在那里，君主被上帝的意志所支配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成吉思汗解释的“大札撒”既严格适用于统治者，也严格适用于任何其他人。然而，他的子孙后代对这一规则的遵守却没能超过在他去世之后的大概五十年的时间。

为在总体上管理整个帝国，而且最为明确地是为了记录法律和管理现今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广阔国土，成吉思汗下令采用一种书写系统。尽管文字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由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引入草原，但本地的人们基本不会，即便是最高度发展的部落，如在塔塔尔、乃蛮及客列亦惕部落中，也没有人学会它；就目前所知，没有蒙古人学会过书写。在1204年征服乃蛮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发现太阳可汗有一位书记官，书写太阳可汗的公告，并在公告上盖上官方的印玺。这个书记官出身于畏兀儿族。畏兀儿人起源于蒙古草原，但在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移居到现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绿洲之中。畏兀儿语与蒙古语密切相关，并且其字母相对比较容易用来书写蒙古语。这一书写系统源自于古叙利亚语字母，这些字母是由在草原部落传教的基督教僧侣所使用的。书写系统由字母构成，但它如同中文一样，垂直纵排下来，书写在纸上。

为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成吉思汗任命由他母亲收养的弟弟失吉忽秃忽担任最高法官的职务，失吉忽秃忽是成吉思汗征服塔塔尔时发现的小男孩——当时戴着金耳环和环形鼻饰，成吉思汗将他交给母亲抚养。成吉思汗让他负责“惩罚盗贼和纠正诈伪事件”，同时要将他的各种判决写在“青册”上，“青册”的颜色正是“长生天”的神圣颜色。在成吉思汗的行政管理中，书写和记录法律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或许解释了蒙古语nom这个词用来代表“书”的意思的原因，nom源于希腊语nomos，意为“法律”。在十三世纪的蒙古社会中，法律和书写的词完全是一回事的。

为在巨大的国家机构中保持忠诚和凝聚力，成吉思汗改革了古代扣留人质的政治传统。他要求每个千户长和万户长都要把他们的儿子和儿子们的伙伴送到他那里，以组成他本人的万人部队。倘若他们的亲人行为不轨，成吉思汗不是以处死他们来相威胁，而是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成吉思汗把那些将要成为人质的人培养成行政官，并且将他们当作储备人才，以备随时取代任何无能或不忠的官员。比起亲人可能被处死的威胁，这种被取代的潜在威胁很可能更能确保忠诚。因此成吉思汗改变了人质的身份，将他们转变成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几乎使每个家族都与宫廷建立起直接的和私人的联系。

成吉思汗将这个精英部队分成日班护卫和夜班护卫。正如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要永久地保护成吉思汗和他的营地，但他们并不只担当护卫的角色。他们管理在宫廷内服役的男男女女，并且还要把放牧不同牲畜的牧人组织起来。他们监视营地的活动，管理国家的所有武器和部队装备：旗帜、枪矛和鼓。他们还要管理餐具和负责宰杀牲畜，并要确保肉食和奶制品的适当分配。卫队要帮助裁决合法的审讯，实施处罚，并且通常还要执法。由于他们控制了跻身于皇室营帐之内的机会，因此，他们也就构成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

成吉思汗嫡系部队的所有成员，其地位都要高于其他九支万人部队的成员，因此，嫡系部队成员可以对非嫡系中的任何人发号施令，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与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地位的其他军队不同，在蒙古军队中，整个部队具有一种地位。成吉思汗嫡系万人部队级别最低的人的地位，也要高于其他万户中级别最高的人。同样，在各个万户内部，万户长嫡系千人部队的每个成员的地位，也都要高于其他九支千人部队中的所有人。

成吉思汗依靠被称为“飞箭信息”的快速乘驿系统，便利了消息的传达，使指定的接受者可及时接获命令。军队提供骑乘，而当地的民众则供给驿站。对蒙古人来说，邮驿事业与军事列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一部分蒙古人还被允许在邮驿系统里任职，以代替正式的兵役。取决于各地区的地形，每大约三十二公里设有一个驿站，每个驿站需要大约二十五户人家来维护和管理它。尽管驿站向公众开放使用，但个别驿站中的许多信息，以及任何特定时间里的驿站总数都要严格保密，因此相关的准确信息并不存在。然而，我们仍可以借助十八世纪存留下来的邮驿系统而了解它的大致情况，那时从西部阿尔泰山山脉到东部穿越长城进入中原汉地的入口处，跨越整个蒙古的这个邮驿系统，仍然在运行着，并且需要大约六十四个驿站。

对于较短的距离，成吉思汗则采用了多种古老的通讯方法，例如使用火把、响箭、狼烟、闪光信号或旗帜，因此在演习、狩猎或军事调遣期间，信息传送更加迅捷。牧民们很早就创造出一种复杂的军事信号系统，这种信号在听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外仍能使用，而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这些信号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精细、迅捷而又有效的通讯系统，用于战斗或军事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