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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型：李大钊（1）

- 奉献型：李大钊（2）

- 奉献型：李大钊（3）

- 奉献型：李大钊（4）

- 实践型：胡适（1）

- 实践型：胡适（2）

- 实践型：胡适（3）

- 实践型：胡适（4）

- 实践型：胡适（5）

- 情感型：梁启超（1）

- 情感型：梁启超（2）

- 情感型：梁启超（3）

- 观察型：王国维（1）

- 观察型：王国维（2）

- 观察型：王国维（3）

- 观察型：王国维（4）

- 质疑型：郁达夫（1）

- 质疑型：郁达夫（2）

- 质疑型：郁达夫（3）

- 质疑型：郁达夫（4）

- 享乐型：徐志摩（1）

- 享乐型：徐志摩（2）

- 享乐型：徐志摩（3）

- 享乐型：徐志摩（4）

- 享乐型：徐志摩（5）

- 支配型：陈独秀（1）

- 支配型：陈独秀（2）

- 支配型：陈独秀（3）

- 支配型：陈独秀（4）

- 支配型：陈独秀（5）

奉献型：李大钊（1）

李大钊（1889~1927）的个性，基本上属于奉献型（the giver）。

李大钊最感人处，是他忠厚、诚恳、坦荡、积极奉献的人生观。无论在时间、精力和事物三方面都表现出主动、乐于助人、普遍乐观以及慷慨大方。他真诚地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没有“乐”，而是习惯于“先人后己”。由于他不容易承认自己的需要，也难以向人呼求帮助，所以他总是无意识地通过人际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在自己最为人所需的时候感到最快乐。

他对别人的需要和感觉非常敏锐，刚好表现出能吸引别人的那部分个性。

要养成这样高尚的人格，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家庭、他成长的环境，都必须具有一种忠厚、诚恳、坦荡、慈爱的氛围。

他善于付出、更胜于接受。有时候会操控别人，为获取而付出；有时候是天生的照顾者和支持者。为了使别人成功、美满，李大钊能运用他天生的同情心，给对方真正需要的帮助。

奉献者的原型，就是自我牺牲且坚强有力的母性。

他对于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执著顽强，百折不挠。

（觉悟的）心理学概念，指本人已经达到自觉而能够自我认识、醒悟的。李大钊是充满爱心和同情心、能真心支持并适当给予的人。不论对待朋友、上司或权威人士，他都是觉察力强、配合度高、忠诚而无私的好帮手。

第二辑九型个性文化名人的个性一、李大钊给人们的奉献型印象

李大钊在绞刑架下就义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坦然自若，“国”字形方正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又沉重的铁链……

老前辈回忆说：“八国联军入侵，使清朝专制皇权临近崩溃。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他在生产力发达的日本国所见，与神州故园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归国后他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却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也要点燃革命烈焰，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李大钊也受此风熏陶。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不惜解衣推食相助。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其将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

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青年毛泽东来到位于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高个儿青年见识不凡，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八块大洋。毛泽东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唯有李大钊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属员的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给他，并介绍了陈独秀、胡适等名师。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建党之初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这些人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

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继续领导斗争。

1927年，鲁迅在广州想到北京被捕的李大钊：“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李大钊殉难的噩耗传来，鲁迅悲痛地说：“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

鲁迅缅怀李大钊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鲁迅：《守常全集》题记，载《南腔北调集》。

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的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西郊万安公墓下葬，虽有凶狠的宪兵三团镇压，甚至向送殡队伍开枪，但是北平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却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可见李大钊品格风范深入人心！

二、李大钊的奉献型（the giver）个性特点

（一）艰苦奋斗，先人后己；

（二）忠厚耿直，见解朴实；

（三）能者多劳，不辞辛苦；

（四）顽强、执著、不屈。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艰苦奋斗，先人后己

“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兼教授。他在东城红楼（北大一院）上班，却在西城租房子住，因为当时西城房租便宜些。1920年至1922年，李大钊全家五口人住在西城区南边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新文化街文华胡同24号）一座普通三合小院的平房。1923年春，又搬家到西城铜幌子胡同，离北大稍近一些。

每天清晨上班，从西城到东城，李大钊教授都要步行一大段路，不乘人力车。中午他经常不回家吃饭，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办公室里，有时一张大饼，有时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白开水下肚。人们对他的生活归纳成十六字：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

他家的家常便饭就是大饼夹根大葱。有人去李大钊府上拜访，见他的幼女炎华，身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的，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北大教授的女儿。亲戚对此很不理解，有次问起李大钊，他只是淡淡一笑说：“点种。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点什么种？”意思儿女要从小立好独立的根苗。“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

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北大教授中罕见。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张尔岩回忆，他曾劝李先生要注意营养，李大钊听后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但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陈独秀说：他（李大钊）对同志的真诚，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将自己的新制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他都热情地招待饮食）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起初月薪120块银圆，后增加到240块银圆。但他把三分之二的钱用在事业上，剩下三分之一也不完全用于家庭生活，还要拿出一部分接济贫困学生。李大钊夫人常因生活费不够而发愁。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后，曾对会计科说：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以免李家“难为无米之炊”。

奉献型：李大钊（2）

（二）忠厚耿直，见解朴实

李大钊常说：人生最高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他也如此实践了。“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陈独秀谈《新青年》旧友（濮清泉回忆）：有一次谈到李大钊（守常），他说，非常钦佩，十分敬仰，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段祺瑞制造“三&#8226;一八”惨案，他曾亲临前线；张作霖要逮捕他，事先他有所闻，组织上曾劝他离开，但他坚持岗位，不忍搁下工作。最后视死如归，为党捐躯，慷慨就义，面不改色，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

李大钊以朴实精辟的见解和坦诚的态度，赢得孙中山的信任，称赞他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宋庆龄后来也回忆说：“孙中山特别尊敬和钦佩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回忆：“先生（孙中山）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遂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

鲁迅缅怀李大钊说：“《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鲁迅：《守常全集》题记，载《南腔北调集》。

李大钊说：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李大钊选集》

（三）能者多劳，不辞辛苦

李大钊最欣赏的一副对联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说：“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工作。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看重，亲自邀请李大钊出席国民党一大，并请他担任了预算委员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四个委员和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是当时大会165名代表中担任职务最多的一位。

（四）顽强、执著、不屈

有人问陈独秀，人们说“南陈北李”，你（陈）比他如何？陈独秀说：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友人问：自谦乎？陈独秀说：真言实语，毫无虚饰。

多年以来，陈独秀所结交的朋友，随他的政治主张而变换，但是据郑超麟说：“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

李大钊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说：“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每周评论》第24号。

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后和直系军阀勾结，大肆逮捕、杀害进步人士。李大钊等人遭到通缉，遂避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兵营。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悍然出动了300多名警察、特务包围了李大钊所在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60（一说80）余人，关押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内。李大钊在狱中22天，军阀对他多次秘密审讯，百般折磨。坐电椅、坐老虎凳，用竹签插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残酷地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酷刑只能折磨他的肉体，却无法动摇他的意志。军阀又让李夫人赵纫兰带子女与李大钊相见，想用亲情打动他。据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后来回忆说：“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安定、沉着。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的身上，而是被另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 个力量就是他平时对我们讲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三、李大钊（奉献型）的生平经历

要养成李大钊这样高尚的人格，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家庭、他成长的环境，都必须具有一种忠厚、诚恳、坦荡、慈爱的氛围。

李大钊于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原名耆年，后来自己改名大钊，字守常。李大钊出身非常凄苦：他尚未来到人间时，父亲李任荣就身患肺病，年仅22周岁去世，后七个月李大钊降生，是遗腹子。母亲周氏忧虑成疾，生下李大钊不满16个月时也因感伤过度而病逝了。

乐亭在滦河下游，闯关东、做买卖是当地人的主要谋生之道。李大钊的大爷爷（伯祖父）李茹珍就曾在长春万宝山等地经营过杂货铺。李茹珍也是读书人，并获得“从九品”（最低一级）官衔。李茹珍无子，过继了二弟李茹珠的二儿子李任荣为嗣子。李任荣就是李大钊的父亲。刚过周岁的李大钊成了孤儿，只能依靠他60多岁的大爷爷李茹珍。李大钊曾在《狱中自述》写道：“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唯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正是孤苦艰辛的身世，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顽强、执著、不屈的性格。李茹珍知书达理，忠厚耿直，这对李大钊影响很大。他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对孙子的培养。孙子三岁时就开始教他识字，四五岁时已能熟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到五六岁时，已经有了过目不忘的本领。

奉献型：李大钊（3）

祖父李茹珍，平时管教李大钊甚严，不准他外出去看赌博，更不许他骂人、打架，否则就要他接受大热天上房顶举着沉重的木杈翻麻等处罚。如此严格的家教，对李大钊的成长影响很深。李大钊自己做父亲后，从祖父的家教中受到启发，同样对子女加以严格的教育。

1905年9月考入了永平府学堂（现在唐山一中的前身），成为中国科举制最后一批考生，又是新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永平府即现在的秦皇岛市卢龙县城。在永平府中学堂李大钊开始接触西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是出名的好学生。同时，他积极汲取先进思想，同学韩湘亭回忆：“受课之余，最喜梁启超的文章，手把一编，日无暇息。”

1907年夏，李大钊利用假期到天津求学，当时天津有三所学校招生，一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军医学院。李大钊本是为“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而来，他毅然选择考取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为了激励自己，把名字改为钊，字守常。

1913年李大钊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冬，在汤化龙、孙洪伊资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9月，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8月，结识了在东京主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1915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代表留日学生总会发出《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全国，号召国人“众志成城，保卫锦绣之河山”。

1915年冬，李大钊等在日本留学生中发起组织了秘密革命团体“神州学会”，出版发行《神州学丛》。1916年3月袁世凯下台后，各系军阀乘机而起。5月，李大钊辍学归国，回到上海，正如他在《狱中自述》中所说：“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

1916年7月李大钊受汤化龙的邀请到北京，创办《晨钟报》，任主编。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参与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又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讨论。

1920年3月李大钊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1923年，李大钊又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释疑》《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章，并以此内容进行讲演，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厦门、武汉、郑州等地。

1920年年初，当时陈独秀留在北京已经很不安全，李大钊与他商量，要陈独秀化装成要结算债务的账房先生，李大钊自己扮成车夫，用一辆骡车送陈独秀离京到天津，然后搭轮船去上海。途中，二人交换了意见，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等人创办了《劳动者》月刊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此后每年五一劳动节，李大钊都要到工人群众中去讲演，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1年8月李大钊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次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在孙中山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改组委员，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1924年1月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并参观访问五个月。11月返回北京，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李大钊与赵世炎等在北京组织“沪案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李大钊协助革命军人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

因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进驻北京，残酷迫害进步的文化人，李大钊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继续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但是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不足而未转移。

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在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绞杀延长了40分钟，以延长痛苦。但李大钊直呼“天啊！”毫无呻吟之声。时年38岁。

遗著编为《李大钊文集》。

四、李大钊奉献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李大钊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李大钊忠厚、热心、赤诚、乐群；他思考能力强，不是特别聪明，但富有才识；他情绪稳定、态度温和、不易冲动，温情、谦逊、随和、顺从；他遇事沉静、严肃、审慎，热情而并不活泼；他自觉、负责任，有强烈的道德感，不敷衍，重视规则；他胆大、敢作敢当，不退缩、不犹豫畏却；他并不敏感、不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着重实际、理智、自我克制；他绝不刚愎自用，善于接受和容纳他人的意见；他不幻想、不狂放，而是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而精明能干，同时坦率、朴实、天真；他不烦恼、不抑郁、不焦虑，而是自信、安详、沉着、满足；他求新，思想自由，不守旧；他自立、当机立断，同时依赖群体；他严于待己、受约束、不任性、不松懈，他没有紧迫感、不困扰，无拘束、镇定、放松自如。

奉献型：李大钊（4）

李大钊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李大钊的奉献型个性因素表

因素特征乐群性(+)外向与热心——冷漠与刻薄（－）聪慧性（＋－）聪明与思考能力强——愚钝与思考能力弱（－）（情绪）稳定性(+)沉静与情绪稳定——不稳定与易激惹（－）恃强性（－）武断与好斗——温顺与随和（＋）兴奋性（－）兴奋、热情、活泼——沉静、严肃、审慎（＋）有恒性（＋）自觉与道德——玩世不恭与漠视规则（－）敢为性（＋）胆大与冒险——退缩与犹豫（－）敏感性（－）富于幻想与敏感——讲求实际与自恃其力（＋）怀疑性（＋）怀疑与警觉——信赖与接纳（－）幻想性（－）想象与心不在焉——现实与脚踏实地（＋）世故性（＋）老练与精明——坦率与朴实（＋）忧虑性（＋）不安与焦虑——自信与满足（－）求新性(+)思想自由与求新——保守与传统（－）独立性（＋）自立与足智多谋——依赖群体与遵从（－）自律性（＋）受约束与强迫——任性和松懈（－）紧张性（－）紧迫感与紧张——无拘束与沉着镇定（＋）

实践型：胡适（1）

胡适（1891~1962）的个性基本上属于实践型或行动型（the performer）。

胡适是精力超强的工作狂，他奋力追求成功，以获得地位和赞赏;他具有竞争性，自认为这是一种友爱的挑战；无论处在何种竞争场合，总是把目标锁定在成功之上，他会是——成功的好教师、好同事、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好玩伴，能够顺应身边的人们而变换形象。一旦受到要求，他都可以表现出适当的感觉。

在多数人的眼中，他是“老大哥”。大家都认为他和蔼可亲，招人喜欢。他注意细行，拘泥小节，与人为善，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爱人以德……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实践，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团队，将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

胡适善于交友，以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我国文化界的一个习惯用语、一个典故。

他重视“一点一滴的改良”，注重实效而厌恶空谈。他主张“多解决问题、少空谈主义”，主张“持之以恒”、实事求是地渐进。

胡适若认定追求一个目标，就全心全意，而且永不厌倦。他成为杰出的团队领袖，鼓舞他的朋友们和学生们相信：“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胡适的实践型或行动型个性，也促成他接受并推行“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

一、胡适给人们的实践型印象

蔡元培非常器重胡适。他回忆：我到校（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那时候因《新青年》上鼓吹文学革命，而我得以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适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第二辑九型个性文化名人的个性当时在北京大学念书的张中行说：胡适博士1917年留美学成归国、来北京大学做教授的时候，不过27岁。到30年代，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经常穿长袍，好像他的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气色虽然不甚红润，不像养尊处优的老爷，但也不像梁漱溟那般的瘦马相，只有一点青白气色，这大概是他灯下用功、夜晚加班的痕迹。穿着虽不讲究，也不故表名士气。相貌堂堂，确实可以令佳人倾心：大眼睛、高鼻梁，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嘴唇丰满，而常带着幽默的踪影。他的悟力极敏锐，你说上句他已懂到下句了。笑声不是像岂明（周作人）的低微，是呵呵式的。

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白发）；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似的；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还算是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优裕”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适博士是由世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世俗人。

他善于不仅用言辞、而且用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来说服人们。不尚空谈，见诸行动。“观其言察其行，人焉搜哉？！”实践、实践、再实践——这就是胡适的人格魅力所在。

二、胡适的实践型（the Performer）个性特点

（一）与人为善、平易近人；

（二）经常讲“容忍”，挨骂从来不生气；

（三）聪明努力，谦虚谨慎；

（四）“不疑”，不瞎猜测，自信心特别强；

（五）慷慨资助青年人；

（六）交友广、爱人以德；

（七）在政治（体制）之外谈政治。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与人为善、平易近人

梁实秋说：胡先生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

温源宁说（原文是英文写的、林语堂译）：胡适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公开。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猖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因此，他遂少写了许多文字，而往往只做“上卷”书。胡适的家就是个社交场所，“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他，有教无类的精神是尽人皆知的。在上海中国公学，他在校长办公室不时的被学生包围，大部分是托着墨海（砚池）拿着宣纸，请求先生的墨宝。来者不拒。谈笑风生，顾而乐之，但是也常累得满头大汗。一口气写二三十副对联是常事。先生自知并不以书法见长，他就是不肖拂青年之意。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他的宾客太多，无法应付，乃订于每星期六上午公开接见来宾，亲朋故旧，以及慕名来访的，还有青年学子来执经问难的，把米粮库四号先生的寓所挤得爆满。……乐于与青年学子和一般人士接触的学者，以我所知，只有梁任公先生差可比拟，然尚不及胡先生之平易近人。

在少数人眼中，胡适博士不是老练的敌手，就是很好的朋友。在多数人的眼中，他是老大哥。大家都认为他和蔼可亲，招人喜欢，甚至他的死敌也这样看。他并非风流绅士，却具有风流绅士的种种魅力。交际界，尤其是夫人、小姐们，所欣赏的是“有一搭、没一搭，说些鬼话”的本领，看似区区小节，实则必不可少。在这方面，胡博士是一位老手。他有个妙法，能叫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傲慢的人，受到他的殷勤款待就高兴；愚拙的人，看他平等待客也觉得舒畅。他颇有真正的民主作风，毫无社交方面或才智方面的势利眼。

实践型：胡适（2）

胡适自述，他在大家庭中生活日久，“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既然体会到看脸色的痛苦，就终生努力不让人看他的脸色。

胡适曾对妻子江冬秀说，他的脾气是，即使做的是“受罪”的事，“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人家看我的鬼脸。我总要大家感觉我不是‘受罪’，我总不要大家跟着我‘受罪’。”胡适致江冬秀的家书，1941年4月10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80页。

他晚年说，“我受了社交生活的训练，总不叫客人坐着有间歇的时间。话说完了不再说下去，等于叫客人走路，所以我总要想出话来说。”胡适不仅努力维持自尊，也尽量给别人留面子。《四十自述》，61页。

（二）经常讲“容忍”，挨骂从来不生气

容是宽容，忍是忍耐，一个人既能宽容，又能忍耐，确实很不容易了。

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也有尝试的自由。”

胡适曾被鲁迅骂为“焦大”，但是鲁迅去世后，胡适说：“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并非胡适忘记了鲁迅生前对他的“狺狺攻击”，但胡适自有他的原则和器量，就是容忍。

傅斯年1920年从英国写信给胡适。这是一封经常被人引用的书信。傅斯年对他的老师提出忠告：“先生现在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已高，因此事件必多，分神的地方不免。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可免而又可凭以施行所期的现象，但从将来的大成上看，不免反为魔障。人的幸福我以为全在学问与事业之进行中，而不在成就之后。但凡觉到了成就，顿时意趣索然。以先生之识与力，自必精勤继续未竟之业。总之，为个人言，古来成学业者，都是期于白首，而不隐于才华；为社会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社会上的名望，我常到转说，‘不可怀也，亦可畏也’。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破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

“这些话都不是说先生如此，乃谓名成之下更危险，不可不预防。易多牵连，便多危险。先生不要误会，此非言已有此象，乃谓有不可不防者——预防社会止住自己的进化。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大，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

傅斯年反复申明“不是说先生”，不是“已有现象”，但他是在说他的老师，是在指出“已有此象”，以教训的口吻说话。这自然出于他少见的率直，所谓爱之愈切，言之愈重。但傅斯年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凭了他对胡适的信任，信任胡适的宽容度，信任胡适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理性，信任他推己及人敢于用平常教训学生的话来“反求诸己”的勇气。胡适的交游，多直谅多闻的“诤友”，少以利聚散唯唯诺诺的“密友”，实有赖于此。傅斯年一生受惠于胡氏者固然很多，1920年往欧洲留学，即由胡适大力促成。但比较起来，胡适受惠于傅斯年的地方更多。傅斯年非常敬重胡适，但决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立场，而经常和老师“抬杠”；可当别人反对胡适时，他又总是胡适强有力的支持者。在许多学术、政治和人事问题上，傅斯年的提醒和坦率的不同意见，都深深影响了胡适。所以傅斯年1950年因脑溢血于台湾去世时，在美国的胡适给傅斯年夫人俞大彩发唁函，说傅斯年是“世界稀有”的“领袖人才”，“可怜我现在真失掉了我的Best critic and defender（最好的批评者和保护人）了”，“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给毛子水的信甚至说?傅斯年去后“眼中人物谁与比数”！

温源宁说（林语堂译）：别看他笑得那么好……胡适之是个寂寞的人。其时这年头儿，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没有不寂寞的，何况是有个性的人呢？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个性、观点与气焰。他有不少intellectual arrogance，有人骂他是“学阀”，至少我是赞同的，我不觉得这词儿有什么讥贬的意味。相反的，对这些只会浮议骂惯了，他才不在乎这些，有的甚至写洋洒千言的专书骂他，他只觉得好玩。

邓广铭说：在一般青年人中，表面上看胡先生的影响在逐渐变小……尽管如此，我以为胡先生的影响或作用，不能专在有形的方面作估计，有些不是能用计量学计算出来的。邓广铭：《我与胡适》。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个性，我更替他们不安”。

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欢迎海外院士的酒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他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动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动，即请海外回来的各位去看立法院、检察院等处批评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论自由。又请大家看台湾的二百多种杂志，也“表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说到此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

实践型：胡适（3）

（三）聪明努力，谦虚谨慎

胡适曾自谓：“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而这方面的外人并不知道，“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是想象力略成系统。”这最能表明胡适“自我”中的“超我”部分有时故意要掩盖他“本我”的一面，而他所努力造成的形象（image）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在胡适，是少小就已从其母子的微妙处境中有意无意间领会来的。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20世纪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听讲者众多。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仅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回忆胡适的文章说：“一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谦谦君子，光明磊落。看他的文字的时候，总觉得他就在身边，谈笑风生。和蔼可亲，不说空话，不喊口号，不卖弄学问，不悲观，不泄气，总在一点一滴地努力。”

曹云祥筹办清华研究院，曾与胡适磋商，并请他担任导师。胡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可见至少在国学研究的领域，发表了革命性宣言的胡适还不敢妄自称雄。

（四）“不疑”，不瞎猜测，自信心特别强

胡适曾说，“天下古今多少社会革新家大概多有头脑简单的特性；头脑太细密的人，顾前顾后，顾此顾彼，决不配作革命家。”胡适自己确实当得起“头脑细密，顾前顾后”这几个字，但他的性格又有反叛的一面，提倡怀疑，讲究率性，喜欢立异，且因少年以来的成功而自信心特别强，结果是“旁意斜出”的胆子比大多数人都要大；更由于从小养成的防卫心态，遇压力就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胡适自己知道，“我有种种的病，但没有客气的病。我是最不客气的。”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曾当面说胡适修养高。胡适说，“我的脾气也坏，你不看我在文章里也大骂人吗？”《胡适谈语录》，231、137页。

胡适有一句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所谓“不疑”，是不瞎猜测，不无端地不信任别人，不整天防范人家，不苛求，不像古今无数大大小小理学家那样，做尖酸刻薄的诛心之论；他是叫人宽以待人，是在重复“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那句老话。

胡博士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这儿——在他的著作里，谈话里，作风里。他一点不想有所隐瞒。他没有神秘之处，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无暗影。

胡适注意细行。自己确实一向对很细小的地方都能注意到。胡适留学回国后返乡时，穿夏布长衫而不是西装，在当时即颇出人意料，被看做是他的美德。而这样注意细行是有好报的。

（五）慷慨资助青年人

林语堂1975年在《八十自述》中回忆：由于在北京清华学校教书，我获得了“庚款”的半额奖学金，每月美金40圆。我进了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由于北京大学胡适先生和我有个约定（胡适做担保），我一直跟他保持联系。……我曾两次打电报给胡适先生，每次请寄给我一千银圆。其实胡适先生寄给我的是他自己的钱，不是北大的公款。等我回国以后，才发现这个秘密。我去见蒋梦麟校长，为两千圆的事向他道谢。蒋梦麟校长感到意外，反问我：“什么两千圆？”后来他说：“那是胡适私人的钱”。于是我才明白胡适对于我的友情。在年底之前，我就把钱还给了胡适先生。我现在正式记下这件事，用以显示胡适先生的慷慨和气量。这件事从来没有向外人说过。

再如，胡适曾借给青年学子陈之藩一张400美金的支票，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后来陈之藩汇款还给胡适并写信致谢。胡适回信说：“之藩兄，谢谢你的来信和汇票。其实你不必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陈之藩回顾：“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六）交友广，爱人以德

自古及今，文人交游之广如胡适者，确属罕见。现代文人，稍微出名的，都有不少朋友，然而多数很有限，被各种“圈子”圈住了。胡适也有他的朋友圈子，但比别人的更大，更松散，更能容纳异己，更能消除人与人之间难以避免的嫌疑、隔膜、怨恨、敌对。不管后来那些曾经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的人是否“看清”了他，疏远了他，背弃了他，至少在当时，胡适能做到旁人做不到的事情，能克服旁人克服不了的困难，能吸引更多的人，团结更多的人。胡适交朋友，很少随随便便，而是作为很严肃的事情，真心诚意，花大力气去做。广结善缘，认识各方面朋友，差不多成了他事业的一半，另一半，自然是他的著作。深一点推求，胡适好交际，是和他的根本思想相关联的。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自了汉”，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他的“宗教”——不断转换为社会价值的“不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不为世俗权益交朋友，而是为类似宗教的人生信仰交朋友。

吴相湘说：胡适生平最重视友爱、情谊。早年留学美国时，经集会交往而结识的朋友，大多相互维持友情终生不渝。回国后任北平大学教授，与同事及学生的接触又在学术教育界增加很多朋友。《新青年》《努力》《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期刊先后问世，这些刊物是当时国家内乱外患交相逼迫下，胡适与若干朋友论学论政的结果。大家由于本身专业训练及个性不同，对学术或时政的见解自然也有异同，但彼此都能相互尊重，独立发表意见。

胡适多朋友，并不说明他多知音；胡适的主观与客观、内与外，并非没有矛盾，他决不是个开朗至极、一清如水的存在。相反，他的多交朋友，很可能是因为实际上缺少朋友；清浅易懂，很可能是因为某种深刻的隐晦难懂，这才努力以清浅直白的语言诉说自己，求得了解。

曾经有许多人提起过胡适之的“捉摸不透”，说得最精彩的莫过于鲁迅：“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杆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着一条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真是一语道破。正面触及胡适密如蛛网的交游圈子，而且愿意“侧着头想一想”，往往就能看出许多有趣的事情来了——虽然未必尽和鲁迅所看到的相同。

实践型：胡适（4）

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胡适在北大共事；后来政治主张相悖，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陈独秀一生遭绑架一次，被捕四次。遭绑架时胡适跟他还不相识。后来陈独秀的四次被捕，胡适均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回归趋于跟胡适一致的一面。

1938年，中国北部、东部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平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汉奸），消息也飞到西方。那时候胡适博士在伦敦，就给周作人寄来一首白话诗：“藏晖（案，为胡适化名）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作人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适博士的一片情。

（七）在政治（体制）之外谈政治

胡适一生坚持在政治之外谈政治，这绝非自命清高。因为有时候，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往往两方面都不讨好，哪里清高得起来。他只是想保留一点独立自由，以便更好地参与政治，更不受牵制地宣传自己的主张。

政治对人的约束、压迫、变形，政治施加在从政的知识分子身上的痛苦，他是很能够理解的。所以他并不鄙薄政治家，也不歧视一般并无劣迹的政客，甚至热情鼓励自己的学生朋友从政，以便造就一个“好人政府”。他的朋友，很多是庙堂中人，他和这一类人交往，如鱼得水，轻松自在，传统文人是难以做到的。他朋友圈子大而松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指出：“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自己说过的一段话最耐人寻味：“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梁实秋曾做过猜测：“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

“大凡真有才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面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梁实秋：《回忆胡适》。

胡适去世那年（1962），本计划好要到美国去，后来因事推延，表面上说是医生劝他不去。其实，如他自己所说：“我会被医生劝阻得住吗？我是为了（中央研究）院里没有人主持，不能离开，才说接受医生的劝告。”可知胡有些话不过是婉转出之而已，不能全从字面看。《胡适谈话录》，196、227页。

三、胡适（实践型）的生平经历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1891年12月17日生于安徽绩溪上庄村。后来读了《天演论》，根据“万物竞争、适者生存”的演化论原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

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读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系。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这是胡适生平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跟蔡元培、陈独秀等并肩奋斗，一起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两年多；又与张君劢等展开“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这又是胡适生平的一个转折点。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2岁。

胡适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

就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母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人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将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和懦弱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这种“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虽然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对于“儒”在殷时代就有的假设，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证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胡适：《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常”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胡适：《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实践型：胡适（5）

四、胡适实践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胡适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胡适善于交际、赤诚、乐群，他不惯孤独、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平时情绪稳定、态度温和、不易冲动；他好胜心强，但不武断、不好斗，而是温情、谦逊、随和；他热情，但又沉静、审慎；他自觉、负责任、讲道德、不敷衍、遵守规则；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但不冒险、不退缩、不犹豫畏却；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警觉，但决不刚愎自用，他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不狂放，而是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世故、精明能干，但又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安详、沉着、满足；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当机立断、自有主张，不随大流；他严于待己，受约束、不任性、不松懈，重视细节；他一般很少紧迫感，不困扰，无拘束、镇定、放松自如。

胡适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胡适的实践型个性因素表

因素特征乐群性（＋）外向与热心——冷漠与刻薄（－）聪慧性(+)聪明与抽象思考能力强——愚钝与抽象思考能力弱（－）（情绪）稳定性(+)沉静与情绪稳定——不稳定与易激惹（－）恃强性（－）武断与好斗——温顺与随和（＋）兴奋性（－＋）热情与活泼——冷静与严肃（＋）有恒性（＋）自觉与道德——玩世不恭与漠视规则（－）敢为性（＋）胆大与冒险——退缩与犹豫（－）敏感性(-)富于幻想与敏感——讲求实际与自恃其力（＋）怀疑性（－＋）怀疑与警觉——信赖与接纳（＋）续表因素特征幻想性（－）想象与心不在焉——现实与脚踏实地（＋）世故性（＋－）老练与精明——坦率与朴实（－）忧虑性（－）不安与焦虑——自信与满足（＋）求新性（＋）思想自由与求新——保守与传统（－）独立性（＋）自立与足智多谋——依赖群体与遵从（－）自律性（＋）受约束与强迫——任性和松懈（－）紧张性（－）紧迫感与紧张——无拘束与沉着镇定（＋）

情感型：梁启超（1）

梁启超（1873~1929）的个性，基本上属于浪漫型（the romantic），或曰情感型。

鲜明的外向个性、热情洋溢，具有强烈的浪漫气质。他的特点就是情绪化、兴趣化、理想化。他受到崇高、深切的情绪性经验的吸引，表达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在任何领域，他的生命反映出对重要意义的追求。他很容易陷入自己的情绪，却能表现出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梁启超的个性具有活跃、年轻的魅力，充满旺盛的创造力。个性机智、多变、随和、无成见，但不能持之以恒。善变，是梁启超与生俱来的特质。

梁启超的气质很明显地属于多血型。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诸多失败”。

梁启超兼有政治家和学者两重身份，他的一生以1917年底辞去民国财政总长职务为分界，划分为政治界与学术界两段生涯。尽管作为政党领袖与大学教授需要面对不同的群体对象，梁启超却能够始终如一的襟怀坦白、以诚感人。无论写什么文章、作什么讲演，梁启超的富于感情的鲜明个性总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梁启超给人们的浪漫型、情感型印象

郑振铎对梁启超的印象：“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译：《梁任公先生》。

1943年1月，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的评价：“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 —— 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第二辑九型个性文化名人的个性“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无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锐，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二、梁启超的浪漫型（the romantic）、情感型个性特点

（一）新——新颖、新奇、新创、新潮；

（二）敏——敏锐、敏捷、敏感；

（三）变——应变、善变、多变；

（四）趣——趣味、兴趣、志趣；

（五）广—— 务广而荒、疏而不精。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新——新颖、新奇、新创、新潮

1901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下《自励》诗二首，满怀“著论求为百世师”“十年以后当思我”的自信、乐观与远见。他于20世纪初年问世的《少年中国说》一文更是豪情满怀，给“老大古国”“东亚病夫”注入了“少年”的新鲜朝气。开篇一连串比喻：“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白兰地）酒；……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新颖新奇，倾倒人心。而这篇著名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理想描述，带有“新人”梁启超意气风发的个人印记。

梁启超整个生命处在不断创新的流程中，一生离不开新学、新人、新事、新文化、新知识。如就见解新颖而言，梁启超不愧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但若以学养深厚而论，梁启超则略逊一筹。

梁启超去世后，吴宓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二）敏——敏锐、敏捷、敏感

无论是从政还是治学，梁启超的特异处是感应敏锐、敏捷，并能“发皇于外”。

梁启超的政治敏感、对于时代潮流的敏锐性，令人惊叹。维新运动使梁启超声名鹊起，康、梁并称，与其师平分秋色。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政见与新起的革命派对立。但他敏锐地批判封建皇朝专制制度，敏锐地研究和传播西方宪政学说，敏锐地实践政党政治，不愧为“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几经政坛沉浮，梁启超最终退出政界，专心学术；而在学术思想上的敏锐性，尤其突出。

梁启超经常“开风气之先”。当年胡适为清华学校策划兴办国学研究院，主张采取英国的导师制度，校方遂请胡适本人出任导师，谁知这位留洋的博士却自认才疏学浅，声称当今之中国非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诸公不足以担此重任。结果敏锐的梁启超欣然赴任，章太炎却因不愿与“保皇党”共事而拒接聘书。

梁启超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三）变——应变、善变、多变

梁启超以善变、多变而闻名。

说梁启超“多变”，一般是指政见。梁启超虽因言论多变而受到“反复无常”的责难，但处于急剧转化的过渡时代，他的“善变、多变”使得他总是走在社会改革的前列，没有落伍。

梁启超的“善变、多变”，表现在他逐步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孔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梁启超开始转变思想。

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梁启超的政治观点变化，最著称者莫过于从“保皇”到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檄文，坚决反对帝制。1916年元旦，袁世凯登基称皇帝。在梁启超的策动和他的学生蔡锷讨袁的影响下，各省纷纷竖旗倒袁，最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暴死。这时的梁启超，已认清新时代的潮流：中国不可能再搞“家天下”，不可能再有皇帝。“大抵专制政体，最足以锢人民之良知良能。”康有为帮助张勋为宣统皇帝（溥仪）复辟，而梁启超宣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毅然加入讨伐张勋、康有为的大军。

情感型：梁启超（2）

又如：梁启超对于科学的态度，常被归入“玄学派”，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有过激烈的看法，把科学视为祸乱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讲《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揭露“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今日重温这个观点，不能不佩服梁启超对于中国社会观察之深刻。梁启超“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科学精神)，再放异彩！”他这时已变为科学主义者了。

作为新型知识分子，梁启超没有封建士大夫“从一而终”的烙印，他的思想观点与时俱进，这种改变，于国于民均为有利，不是坏事，而是大好事，应该赞扬。

（四）趣——趣味、兴趣、志趣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一开头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他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

梁启超后来认识到：“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透劝皆如击空也。”于是对于政界不再感兴趣，而他的志趣转向学界。

梁启超对学问最有趣味。他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五）广—— 务广而荒、疏而不精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完稿于1920年）一书中，对于自己，也客观地坦诚自责，加以评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梁启超的特长，就是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理解力，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井井有条、条条有理。但他的缺陷随之而生，就是不够深刻、难以发掘深层的本质；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相比，梁启超“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

梁启超习惯了写报纸文章，“笔底常带感情”，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梁启超一支笔惊醒了”，却没有集中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三、梁启超（情感型）的生平经历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又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农历正月十六日出生在广东新会县茶坑村。那是个贫苦家庭，只有几间房屋。他祖父梁维清（秀才）和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

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1876年，梁启超四五岁时，他的祖父开始教以《四书》《诗经》。1877年五岁入塾就学。天资聪颖，机智过人，很早便表现出不寻常的才华，被誉为“神童”。

1884年梁启超十二岁赴广州应试，考取秀才(补博士弟子员)。

1885年入华南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读书，1887年肄业。

1889年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以内阁大学士衔典试广东，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参试，以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李端棻的赏识而中举。

1890年会试落榜。经陈千秋引荐，于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从此，梁启超就学于康有为门下，听其教诲，整整四载。

1891年就读万木草堂，并于这一年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结婚。李蕙仙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1894年至京师与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交往。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梁启超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并参与创办《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强学书局成立，被任为书记。

4月22日康、梁与广东、湖南两省举人首先联名上书要求拒签对日和约。

5月1日再次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名举人集合于松筠庵，公推康有为草拟奏议，上书朝廷。向清政府提出了以变法为宗旨的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这场震惊朝野的公交车上书，实为清朝二百年未有之大举，为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

1896年梁启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较系统地阐述了变法维新理论，蜚声海内外。

1897年梁启超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讲席。培养出一班四十名学生，其中有林圭、李炳寰等“庚子六君子”及蔡锷。并与谭嗣同合办《湘报》《湘学新报》。

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师徒并称的最大表现，为光绪廿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世称“康梁”维新派。

1900年春天，梁启超因为变法失败而走向革命。他们在汉口起义，殉难者三十余人。这一年，孙中山也在湖州起义，一样失败了。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合法公平的贸易权利，与世界各文明民族一律平等的地位”，在国内问题上则是“鼓励人民要求内政改革”。

变法失败后，在日本政府的帮助下，梁启超逃往天津，从大沽乘日舰大岛号赴日本，此后共亡命十四年，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

1898年10月梁启超创刊《清议报》旬刊，设有一些政论专栏。出至一百期时，报馆遭火灾，只得停刊。1899年应保皇党之邀，到夏威夷檀香山去做宣传工作。

1900年一度由日本回上海，旋赴南洋。

1901年仍在日本。1902年创办杂志《新民丛报》半月刊，一方面继续鼓吹维新运动——立宪保皇、君主立宪，倡言破坏主义；另一方面积极介绍日本的国情民风，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并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日语、勤读日文书。影响甚大。

情感型：梁启超（3）

《清议报》上发表《少年中国说》，《新民丛报》上发表《论进步》《论自由》。在1898至1903年间共发表八十多篇论述。

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1902年出版《饮冰室文集》，其《三十自述》一文，备述前面所写的各种活动。

1903年游美洲，著《新大陆游记》。

1905年著《开明专制论》，坚持君主立宪，与革命党相对峙。

1907年在日本，因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笔战不利谋妥协，黄兴不许。

1908年著《中国古代币材考》。

1910年主编《国风报》等，鼓吹革新政治。

中华民国成立后，返国拟抢在革命党之前掌握政权，失败后又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

1912年从日本回国，结束十四年的流亡生活。袁世凯以司法次长相召，未就。

1913年成为共和党首领，旋任进步党理事，支持袁世凯。二次革命后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为袁世凯当选终身总统卖力。

1914年任币制局总裁。遭遇困难，始知袁世凯不可合作，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表示愿从事学术，放弃政治。

1915年拒绝袁世凯的威逼和利诱；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氏称帝；并间道至云南参加护国之役。

1916年任肇庆府抚军等职，袁世凯死后，组织“宪法研究会”跟段祺瑞合作，同年出版《盾鼻集》。1917年以“代段祺瑞讨张勋复辟通电”，痛斥复辟，并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之役。

张勋复辟，以康有为出力最多。至此康、梁乃彻底分家。

1917年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等职，支持段“武力统一”政策。而他的一生以1917年底辞去民国财政总长职务为分界，划分为政治界与学术界两段生涯。

梁启超一生于政治主张虽时变而有原则。他唤起“求变”的思想，诱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苏醒和自觉；他的“先破坏后建设”（先破后立）的革命理论，点燃了革命运动的火种；他维护共和的坚决和执著，使袁世凯的帝制与张勋的复辟——烟消云散。

五四运动后，梁启超仍鼓吹改良主义，抵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1918年年底梁启超赴欧洲考察，撰写《欧游心影录》。1919年出版《饮冰室丛著》。

1920年初，梁启超自欧洲考察返国，决定自此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国民实际基础之教育事业，如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等。他自己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

1920年著《翻译文学与佛典》《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1921年著《墨子学案》；1922年著《陶渊明》《大乘起信论考》；1923年著《戴东原先生传》《人生与哲学》《国学入门书要目》；1924年著《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1926年起，讲学于清华研究院，同时兼南开等几所大学的教授。

1926年2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协和医院，施行手术。不料糊涂医生却把好肾切除，留下一颗坏肾。作为一名受害者，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协和医院，反而在徐志摩等人对协和医院口诛笔伐时，还写文章为协和医院说话。因为他怕因这件事，使得社会上的人们失去对西医的信任，因为他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

梁启超做文言文时，初学桐城派，后学魏晋。办报时，融合俗语、骈语、韵语、外国语法，号为“新民丛报体”，由“半文半白”逐渐走向完全的白话文。林志钧所编《饮冰室合集》，汇集梁启超几乎所有的专著散论，但仍不全。

梁启超在学术上为一代宗师，生平著述，不下一千四百万言。著有《饮冰室文集》《中国佛教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曾倡导文学改良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开白话文风气之先。又提出“史界革命”，批判否定“帝王中心论”。

1928年著《辛稼轩年谱》，未竟。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

四、梁启超情感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梁启超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梁启超天性外向乐观，善于交际、赤诚、乐群，他不惯孤独，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情绪比较稳定，但是他也易动感情，从个人兴趣出发；他好强，但不武断；好胜，但不好斗；他温情、谦逊、随和、却不愿顺从他人；他易兴奋、热情、活泼，但在研究学问时可以冷静、客观、严肃、审慎；他自觉、负责任、遵守道德，不敷衍、不权宜，重视规则；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不退缩，但有时犹豫不决；他敏感、富于幻想、感情用事，但同时也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有怀疑精神、警觉，但也能接受、容纳别人的合理建议；他想象力丰富，同时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世故、精明能干，同时也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安详、沉着、满足；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有主见、当机立断、足智多谋，不随大流；他严于待己、不任性、不松懈；他不困扰、无拘束、遇事镇定、放松自如。

梁启超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梁启超的情感型个性因素表

因素特征乐群性（＋）外向与热心——冷漠与刻薄（－）聪慧性（＋）聪明与抽象思考能力强——愚钝与抽象思考能力弱（－）（情绪）稳定性(+)沉静与情绪稳定——不稳定与易激惹（－）恃强性（－）武断与好斗——温顺与随和（＋）兴奋性（＋）热情与活泼——冷静与严肃（－）有恒性（＋）自觉与道德——玩世不恭与漠视规则（－）敢为性（＋）胆大与冒险——退缩与犹豫（－）敏感性(+)富于幻想与敏感——讲求实际与自恃其力（－＋）怀疑性（－）怀疑与警觉——信赖与接纳（＋）幻想性（＋）想象与心不在焉——现实与脚踏实地（－）世故性（＋）老练与精明——坦率与朴实（＋）忧虑性（－）不安与焦虑——自信与满足（＋）求新性（＋）思想自由与求新——保守与传统（－）独立性（＋）自立与足智多谋——依赖群体与遵从（－）自律性（＋）受约束与强迫——任性和松懈（－）紧张性（－）紧迫感与紧张——无拘束与沉着镇定（＋）

观察型：王国维（1）

王国维（1877~1927）的个性，基本上属于抑郁质、观察型（the observer）。

王国维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人，是一介寒儒知识分子的不寻常的典型，他的一生留下了诸多引人深思的谜团。他所处的时代是局势纷乱的时代，也是精神断裂的时代，而他本人又极具敏感的气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对于社会众生相，表面上是冷峻地袖手旁观，但他的内心世界经常充满矛盾而感受深切的痛苦。他外表冷峻之中蕴涵有内热的一面。

内向型、抑郁型的主体性格：追求完美而难以达到理想；喜欢幽居独处，不爱热闹；感情细腻，内心活动丰富；平时好像总是忧郁不乐，烦闷压抑时，别人很难使他高兴；不善于交际，不愿意出头露面，心里有话不愿说出来，碰到陌生人就觉得拘束；一点小事却常能引起情绪波动；热爱知识，习惯于独立自由地思考问题，详尽细致地整理资料，反复思索、验证、钻研；对于新的事物理解比较迟缓，但体会比较深；遇到难题总是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碰到危险情境，常有恐惧感。

内向、抑郁型、观察型的个性，适合坐冷板凳，研究复杂的学问，可以成为大学者，在学术上取得伟大的成就，作出常人难以超越的贡献。但是面对激烈动荡、错综复杂的社会巨变，他宁愿躲避到象牙塔上或钻进牛角尖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悉心营造自己钻研学术的安乐窝。而一旦确信“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威胁，则表现出“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气节，令人扼腕叹息！

第二辑九型个性文化名人的个性一、王国维给人们的抑郁质和观察型印象

1906年6月王国维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第129期上，刊登了他自己的半身照片，说明是：“哲学专论者社员王国维君”。这就是至今（百年后）常见的标准像：戴近视眼镜，着圆帽、长衫。头上留着辫发。形象朴实、执著，有点“冬烘”味道。

王国维是个不重仪表的人，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只穿布鞋而从不着皮鞋、西装。用他女儿的话说：“辫子是父亲外表的一部分，他自日本返国后，如在其中任何一时期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那决不是他所希望的。”

1898年2月，王国维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时务报》谋求了一份工作，他的职务是司书、校对。他的生活十分简朴，依旧是在海宁的那身打扮：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身着青马褂、蓝长衫，布鞋布袜，身后拖着一条辫发。除了吸烟以外，他几乎没有其他一点嗜好。看上去老实巴交的王国维，面黄肌瘦，行动迟缓。他不讲究衣着，更不善于交际。

1898年秋戊戌变法惨败后，他的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记载：“与静（王国维）谈近事，颇有扼腕捶胸、搔首问天之慨。”可见他内心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正义感。

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中，记述了在哈同花园里对于王国维的印象：“对人不很会讲应酬话，更不会客气。假使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假使说是‘靠不住的’，那个人无论找出一些话来……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是‘靠不住的’四个字的答复，也不附和人，也不和人驳难。……有时姬觉弥要和他解决一个字义，他只嘻嘻地一笑，或者有机会更跑远一些。不肯多所非难，引起无聊的误会。”

王国维的研究生姚名达回忆：“名达始识静安先生，以乙丑八月十一日，即1925年9月28日午后4时，清华研究院第一次师生茶话会……见有布袍粗褂，项后垂辫者……聆其声，望其貌，盖忠厚人。”姚名达：《哀余断忆》，载《国学月报》纪念号。

吴世昌（1904年生，于1925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为王国维与梁启超先生招收的首届研究生）曾回忆：“从外貌看来，中年以后的先生，肤色黧黑，颌上留两撇八字胡须，秃顶，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发，说话时露出两个门牙，其余的牙齿脱掉很多，经常穿一件长袍，外面套上马褂。初次看到这位鼎鼎大名的学人，是不免使人感到失望的。”

另一研究生徐中舒回忆：“民国十四年（1925）秋，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成立……颇闻先生尚留辫发，至是验之而果然。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徐中舒：《追忆王国维》，200页。

采菊轩主人说：“余每访先生于清华园，校仆必低语曰，彼留辫之先生，是此校第一学者也。”王国维那时留着辫子，戴着棉布瓜皮帽，穿着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一位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

晚年胡适对于王国维，回忆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这真是对“人归人，文章归文章”的一处绝妙而有力阐释。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二、王国维的观察型（the observer）个性特点

（一）最具独立个性、思想自由；

（二）自尊心极强，不愿受辱；

（三）最大的兴趣——求知欲；

（四）性格忧郁，感情丰富、细腻、敏感；

（五）自奉淡泊，恩泽学子。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最具独立个性、思想自由

王国维是最具独立个性、思想自由而且最有创意的知识分子。

他始终清高、倔强，跟社会现实保持距离，避免使情绪受到干扰，实际上他并不参与具体的政治行动。他是需要高度隐私的人，如果得不到属于自己的充分时间，会感到枯竭、焦虑，因为他用这种方式来反思并体验在日常事物中难以感觉到的安定情绪。他不喜欢预定的例行公事。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王国维就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学术经典》，98页。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王国维曾受聘北大，后来又辞去北大教职。1922年他同意担任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通信导师（研究教授），却又于两年后挂冠而去。个中原因，显然是坚守学术独立，有意识地疏远政治。对于“个人的学术思想自由”，王国维力行不辍。

1924年王国维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王国维全集&#8226;书信》，394页。

观察型：王国维（2）

（二）自尊心极强，不愿受辱

王国维的自尊心极强，不愿受侮辱。他最看重个性的尊严，奉行“士可杀不可辱”的原则。

他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447页。他对于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十分珍惜，恪守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和礼义廉耻的儒家观念。

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前，（农历五月初二日）对来访的门生姜亮夫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就是表明心志：士可杀不可辱！

（三）最大的兴趣——求知欲

王国维毕生最大的兴趣、爱好、欲望，就是求知欲、做学问。钻研知识、寻求真理，就是他的生命。对于王国维说来，读书、思考、搜集资料、探求历史真相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要。

他充满对传统文化、经典和史料的热爱，他是孜孜不倦的一系列专门领域的研究者。1911年辛亥革命后，尽管他与溥仪小朝廷有着联系，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并没有因这一身份羁绊了自己的研究兴致。他重视客观的学问、观察、考证更胜于直接的参与。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他一生做学问、追求完美的亲身体味。

胡适1922年夏天在日记中写道：“现今中国学术界真是凋敝零落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太炎）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日记》，1922年8月28日。胡适敏锐地看到了当时王国维在国学事业中的领军地位。

（四）性格忧郁，感情丰富、细腻、敏感

王国维体质羸弱、性格忧郁，而感情丰富、细腻、敏感。一方面，在传统文化熏陶下，他的情感倾向更明显；另一方面，他接受了西方哲学中强调理性、注重逻辑分析的理性精神。情理兼具，他在解释“性”“理”“命”等哲学范畴的过程中感到困惑。王国维的一生是困惑和痛苦的一生，也是寻求解脱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钱剑平：《一代学人王国维》，76页。王国维饱受传统文化熏陶，受西风东渐的影响，但传统的名教纲常意识一直留存着。

他述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这种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使他感到迷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发表前一年，曾自叙：“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王国维对自己崇信的西方学说（包括康德、叔本华哲学）都有过质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的怀疑精神陷入不可解的一团矛盾之中。

梁启超认为：王国维是“情感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是“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梁启超：《国学论丛》。罗振玉对于王国维最初的印象是：“平生与人交，缄默不露圭角，自恃顾甚高，……抑郁不自聊。”罗振玉：《王忠玉悫公传》。

（五）自奉淡泊，恩泽学子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到学生住的地方去跟学生交流，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他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的。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学很忙，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华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王国维不喜交游，看似性格孤峭冷僻，其实他也是很喜欢同朋友、熟人们谈天的，对学生也隐含热情，对国内外时事消息和政治动向也是关心的，但并不积极参与。

1926年12月3日是王国维50岁生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研究生们来导师王家拜寿。7天后，王国维在工字厅设宴招待弟子们，席间还展示了他所藏历代石经拓本。弟子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大家看到了他冷峻之中含有热情的一面。

后来姜亮夫谈起：“谓清华研?生何士骥劝其剪辫，马叔平劝其避天津，时北伐军已至济南，梁任公于研究生集会时，邀其同往津，因此刺激，遂萌短见。亮夫尝见其有马克思《资本论》德文原本，细加批点，死前不知丢向何处，以后遍觅不得。又尝乙去文集及《人间词》中有新思想各作。陈寅恪谓其死由理想与感情之矛盾。康德、尼采、普希金，皆由彼首次介绍入中土，而晚年受刺激，乃甘为落伍者而不悔，当时无朋友扶持，亦其一因。”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55年8月13日。

三、康德对抑郁质的分析符合王国维的个性

王国维受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的影响很大。他在日本的几年里面，最关注、最努力钻研的是康德、叔本华的哲学。

康德指出：“不要以为抑郁质的人不懂生活乐趣，总是陷于苦闷中，不，只是在受到外来影响或内在影响时他比别人更易陷入这种境地而已。这种人具有一种突出的崇高信念。享受给它带来的乐趣具有一种严肃的味道。然而乐趣却不会因此而淡薄。他与人为善，坚贞不渝，对不公正的事情反映强烈。他的感情服从于原则。因此他不受他人看法的左右，他只以自己的见解为出发点。

“抑郁质性格的人善于保守自己的和他人的隐秘，痛恨虚假和做作。他具有深刻的人类尊严感。他懂得自己的价值并把人看做是值得尊重的生物。

“他不能容忍任何时候奴颜婢膝。他把自由当作最高尚的美德。从佩戴的金项链到沉重的锁链，所有的东西都使他反感和厌恶。他对自己和别人都同样是一个严厉的法官，他往往既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世界。这种类型的人对自由的渴望是极其强烈的。”

本我操纵下（未觉悟）的王国维是退缩、猜忌、恃才自傲的人，他对事务不轻易承诺，而且与周围世界很少联系。

而超我引导下的（觉悟的）王国维，是敏感、聪慧、专注、客观而富创造力的思想家，能结合他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技巧，展现出智慧的特殊洞察力。

这些描述，很符合王国维的个性。

观察型：王国维（3）

四、王国维（抑郁质和观察型）的生平经历

王国维字静安，晚年号观堂，1877年（清光绪三年）生于浙江海宁县城的书香门第，世代清寒。他不满3足岁时，生母凌氏就病故了。此后由姑祖母和叔祖母抚养，自小缺乏父母之爱，11岁时父亲才从溧阳回来照顾家庭，而对待王国维过分严厉、苛求。

王国维从幼年就体弱多病，性喜寂静独处，有些孤僻，然而聪慧好学，求知欲特别强烈。7岁入私塾读书，家有藏书五六箧，每日放学回家都要翻阅。11岁学作诗文，并爱好金石书画。16岁考取秀才、入州学，开始读前四史。17岁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此后，屡应乡试不中，而愈致力于古诗文。20岁成婚，娶妻莫氏。其时家中经济日渐困乏。21岁再次赴杭州应乡试，仍不中，遂回乡教家馆（在人家里当私塾教师）。而他非常喜欢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关心时局和新学。

1898年，22岁的王国维进入上海《时务报》报馆任文书（一说校对），月薪仅12银圆，生活清苦，但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同年，罗振玉（1865~1940，比王国维年长12岁）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聘请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为教授。《时务报》报馆主汪康年允许他每日下午去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同年，王国维谒见了康有为。7月间，王国维患脚疾，回海宁家中休养，年底病愈返上海时，《时务报》报馆已关闭，罗振玉便请王国维任东文学社庶务，免去了他在东文学社学习的一切费用，并请他帮助编译《农学报》旬刊，撰写社论。

1899年，东文学社所授的史、地、理、化各教科书，均由王国维等人译成汉文，付印后销行甚广，东文学社遂得以发展起来。后来罗振玉任命王国维为学监。这时，王国维又以日人教授为师，专心学习英文。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国维回家学英文。秋后又去上海，住在罗振玉家。年底王国维去日本留学，进了东京物理学校，四个月后患脚气病不得不回老家海宁治疗。这时罗振玉应张之洞召，到武汉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学堂监督。1901年，王国维应罗振玉之邀，参与译述农书。不久，罗振玉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请王国维担任编辑。7月，王国维译《日本地理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02年张之洞委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教育，王国维同行，担任翻译。

1903年初，王国维应张謇之邀，任南通通州师范学堂教师。

1904年，王国维以西洋文学原理研究中国文学，写成了《红楼梦评论》等篇。这一年，他到了苏州，在江苏师范学堂主讲伦理、文学、历史等课程。

1906年，罗振玉被清政府学部尚书荣庆奏调为学部参事，举家进北京，并约王国维同行。到北京后，王国维仍住罗宅，这时他30岁。

1907年春，由罗振玉举荐，王国维受命在学部（即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馆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宜。7月，夫人莫氏病逝，王国维回家处理丧事。

1908年2月，继母去世，王国维又奔丧回海宁。3月，续娶潘氏为妻，4月携家眷北上，租住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至此，他才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这时他致力于词曲研究。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宣统皇帝退位，一些遗老逃往海外。王国维携生平著述手稿、带着家眷随罗振玉一家东渡日本京都，旅居日本达五年之久。吴世昌说：“清帝逊位后，罗振玉逃亡日本，先生也随罗东渡。先生的辫发本早已剪去，且平居西装革履，俨然是一新少年。”这一时期，王国维的治学兴趣由哲学转为文学，又由文学转向经史考据，尤醉心于考据古文字、古器物、古代史实等，这是他远离人生、自我解脱的方法。当时他的生活很是艰苦，依靠罗振玉接济。

1913年初，王国维写成《宋元戏曲史》一书，这是为商务印书馆写的，是他四五年间研究所得。当时日本人办了《盛京时报》，邀王国维写些札记随笔，在报上刊载。王国维37岁时已被学界公认为成绩卓著的大学者。他同罗振玉等一起研究甲骨金文，编订《流沙坠简》。

王国维的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也是靠着跟随罗振玉一起，渡过难关。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爱新觉罗&#8226;溥仪：《我的前半生》。

1916年初，王国维40岁时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为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主编《学术丛编》，2月间移居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日常生活依旧清贫，跟当时的一般学生差不多。

1917年1月，王国维应罗振玉函招，又去日本，2月5日又回到上海。由于经济支绌，他准备为蒋孟苹编藏书目。

1918年，蔡元培慕王国维之名，拟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王国维婉辞不就。日本大学也欲聘他为教授，他也谢绝了。不过，1918年，他却兼任哈同在上海办的金圣明智学校教授。

1922年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长，聘请校外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一般误作“通讯教授”，实际上函授导师包括教授与讲师）。8月王国维退回修金200银圆，并致函马衡。中间曾做过“通信指导”研究工作，但终于在1924年辞去了这个头衔。

1923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王国维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7月14日，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

1924年秋，清华学校拟创办研究院，聘请海内名流，胡适推荐王国维。校长曹云祥前去敦请，王国维婉辞。同年11月，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逐出宫，住进醇王府，王国维随行。

观察型：王国维（4）

1925年2月，清华学校创办了研究院，胡适出面邀请王国维担任国学门“研究教授”，被谢绝。胡适便又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答应去清华。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进了客厅，见到王国维，恭敬地三鞠躬，然后才说明来意。后来王国维对别人说：原以为来者必是西服革履、握手对坐的少年，这样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才决定受聘。

王国维任经史小学导师，普通演讲讲题有：《古史新证》，每周1小时；《尚书》，每周2小时；《说文》练习，每周1小时。指导门生研究范围有：《尚书》本经之比较研究（含句法比较、成语比较、助词比较）；《诗》中状词研究（含单字、连绵字、双字、双声字、叠韵字、其余）；《左传》礼器之研究；《说文》部首之研究；卜辞及金文中地名或制度之研究；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元史》中蒙古色目人名之划一研究；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反切与《切韵》反切之比较研究。

清华教授的待遇很高，王国维、梁启超当然是最高者。薪俸待遇虽高，但王国维家有子女8人，求学等费用就很可观，所以生活仍不丰裕。

1927年春夏之间，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山东一带，北京的遗老遗少们感到惶恐，梁启超、王国维尤怕发生湖南那样摧残知识分子的事，因而忧心忡忡。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50岁“知天命之年”人生学术鼎盛之际，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临死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于饿死也。五月三日，父字。”

王国维是追求完美的智者，“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早已是他无奈的感叹。“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他感受人世的悲凉。一个如此认真工作、严肃对待生命的人，面临风诡云谲的变局，不可避免的无力和荒唐感，更易产生决绝的大勇气。真正的智者往往超越自身的存在，不像普通人那样贪生怕死，王国维的自杀由是可以理解。世界上不少智者以自杀告终，也许都有类似的因素。

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墓志铭，值得后人深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五、王国维观察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对于王国维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迫性（＋）。

王国维不善交际，平时缄默、孤独、冷漠；他富有才识，但大智若愚、反应迟钝；他态度温和、沉静，但情绪不太稳定、易波动；他内心倔强好胜，但外表温情、谦逊、随和、顺从；他态度不活泼，严肃、审慎；他自觉、负责任、严守道德；他胆小、不敢冒险，遇事退缩、犹豫、畏却；他敏感，富于幻想，重感情；他能够自我克制；多疑、警觉、不轻信；他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不老练、不精明而朴实天真；他有时陷入不安、烦恼、抑郁、焦虑；他思想自由、求新、爱批评探索而又传统、守旧；他思想自立，但不能当机立断，也不随大流；他严于待己，受约束、不任性、不松懈、拘泥小节；他遇事常有紧迫感、困扰、紧张，难以镇定、放松自如。

王国维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王国维的观察型个性因素表

因素特征乐群性（－）外向与热心——冷漠与刻薄（＋）聪慧性（＋）思考能力强、反应迟钝（－）（情绪）稳定性(+)态度温和、情绪不太稳定、易波动（＋－）恃强性（－）武断与好斗——温顺与随和（＋）兴奋性（－）热情与活泼——冷静与严肃（＋）有恒性（＋）自觉与道德——玩世不恭与漠视规则（－）敢为性（－）胆大与冒险——退缩与犹豫（＋）敏感性(+)富于幻想与敏感——讲求实际与自恃其力（－）怀疑性（＋）怀疑与警觉——信赖与接纳（－）幻想性（－?想象与心不在焉——现实与脚踏实地（＋）世故性（－）老练与精明——坦率与朴实（＋）忧虑性（＋）不安与焦虑——自信与满足（－）求新性(+)思想自由与求新——保守与传统（－＋）独立性（－）自立与足智多谋——依赖群体与遵从（＋）自律性（＋）受约束与强迫——任性和松懈（－）紧张性（＋）紧迫感与紧张——无拘束与沉着镇定（－）

质疑型：郁达夫（1）

郁达夫（1896~1945）的个性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 questioner）。

本质上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

他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而不是思辩的人。

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

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过分的天真坦白。

他身体不健康，感觉非常灵敏。

郁达夫把世界看做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

（未觉悟）心理学概念，指在人尚末达到自觉而尚末自我认识，尚末醒悟的。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者。

（觉悟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象力，他是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朋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

第二辑九型个性文化名人的个性一、郁达夫给人们的质疑型印象

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但是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

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

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

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

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

二、郁达夫的质疑型个性特点

（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

（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

（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

（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

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

“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

“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辨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

质疑型：郁达夫（2）

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候，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

（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

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郁达夫被推荐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

自我暴露，在郁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郭沫若：《论郁达夫》。

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

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

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

（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

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 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

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穿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

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账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账，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

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做他是“神经病发作”。

（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

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

三、郁达夫（质疑型）的生平经历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杭州富阳的一户“中产之家”。长兄郁华（字曼陀）比他大12岁，二哥郁浩（字养吾）比他大五岁，姐姐郁凤珍比他大两岁。他不幸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他说：“我所经验到的最初感觉，便是饥饿。”

他的恋母情结很强。母亲一直没有给他断奶，直到七岁上小学的时候，仍然服食母乳。胆小怕事，缺乏独立自主的训练。

质疑型：郁达夫（3）

郁达夫回忆：大约在宣统二年（1910）的春季，离开故乡的小市。当时还是初出茅庐的一个未满14岁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浙江省会杭州府中学堂，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只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的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

少年时期，有件事令他刻骨铭心，影响了他一生的性格。就是郁达夫初进县立高等小学堂的那个年底，他因平均成绩超出八十分以上，跳过一级，升两年班。于是他向母亲提出要求：买新皮鞋穿。幼年的他“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地在石板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哪知为了凑学费，母亲已竭尽全力，没有多余的钱替他买皮鞋，但又不忍伤儿子的心，便领着他上大街的洋广货店去赊账。从下街一直走到上街末隆兴号店，每个店主都拒绝了。母亲只能回家整理了一大包衣服，想送去当铺抵押。幼年的郁达夫心酸极了，哭喊着说：“娘！您别去当铺罢！我不要皮鞋穿了！”

由此激励郁达夫发誓拼命攻读，以求上进。他爱跟贫苦同学往来，而对富豪产生仇视感。这造就了他乖僻的性格：内向、畏缩，以至于低调、沉沦。

1913年秋，郁达夫在北京供职的长兄被派赴日本考察，决定带他同去。于是郁达夫跟长兄赴上海准备东渡。他眼前的上海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最初的印象即去天蟾舞台看迷人的戏剧，“四围的珠玑粉黛，鬓影衣香，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息到回不过气来；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在日本留学的十年间，郁达夫在接受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受到了日本国重“性”氛围的影响。

1921年7月，郁达夫跟郭沫若、成仿吾等留日同学发起组织创造社。

1922年郁达夫26岁时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启程回国。

以后他在执教同时，还编辑了创造社的第一个刊物《创造季刊》。

郁达夫成为鲁迅的座上客，而且跟胡适、徐志摩都友好往来。他是创造社左翼中，唯一同时跟语丝社、新月社都保持友谊的人物。

1938年3月，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邀请郁达夫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到武汉就职。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文协”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和《抗战文艺》编辑委员。此后，他辗转于台儿庄、徐州、山东、江苏、河南、浙江、皖南各地劳军视察。7月中旬武汉告急，郁达夫携眷到常德、汉寿。8月1日，郁达夫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8226;星座》创刊号发表《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12月8日，郁达夫偕妻王映霞、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此后，郁达夫一直在海外活动。海外流亡期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亡，发表了大量文章。

从1939年1月9日起，郁达夫应邀接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晚版的《繁星》副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散文、杂文、文艺评论和分析时局促进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的政治评论。2月5日，他又接编《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双周刊。

1941年12月8日，日机突然轰炸新加坡，日军在马来亚哥达峇鲁登陆。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心的新加坡，遂掀起了抗敌保卫星马的群众运动热潮。文艺界同人迅即成立了星洲(新加坡)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战时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开办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等。郁达夫每天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白天眼中带着红丝，声音沙哑地对着青训班作朝会讲话。

日机不断轰炸，郁达夫同队员们一起穿梭于晋江会馆、南洋师范学校、战时工作团团部、青训班驻地和学校之间。为了一心一意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把13岁的儿子郁飞托朋友转道送回国内，为的是再无后顾之忧。(他已于3月间同王映霞协议离婚)

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渡海撤退到荷属小岛——达峇来吉星汶。他开始蓄须，学习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1942年5月，郁达夫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雅，此后，郁达夫化名赵廉，租了一幢别墅，开办了赵豫记酒厂。1943年9月与广东华侨何丽有结婚，这是郁达夫第三个妻子。

不料在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正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谈，来了个讲印尼语的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但此后就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殉难时年仅50岁。关于郁达夫被害的具体史料，至今仍在核实、研讨中。

四、郁达夫质疑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郁达夫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质疑型：郁达夫（4）

郁达夫的个性充满矛盾，他本质内向，但表面上善于交际、赤诚、乐群；他有孤独感，冷漠而脆弱；他聪明、富有才识、思考能力强；他情绪并不稳定、易冲动、激惹，但表面态度温和；他好强、武断，但同时又温情、谦逊、随和；他兴奋、热情，同时又沉静、审慎；他玩世不恭、漠视规则、不负责任、道德观念差；他胆小、不敢冒险、退缩、犹豫、畏却；他敏感、富于幻想、感情用事不着重实际、难以自我克制；他怀疑、警觉，但又轻信别人；他富于想象、狂放、心不在焉，不能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不老练、不世故、也不精明能干，但是坦率、朴实、天真；他经常不安、烦恼、抑郁、焦虑，缺乏自信、难以安详，也不沉着；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保守、蔑视传统；他自立，但不能当机立断，也缺乏智谋、有时随大流；他不受约束和强制，任性、散漫、不拘小节；他经常处于紧迫感之中、困扰、紧张，很少放松自如。

郁达夫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郁达夫的质疑型个性因素表

因素特征乐群性(+)外向与热心——冷漠与刻薄（＋－）聪慧性(+)聪明与思考能力强——愚钝与思考能力弱（－）（情绪）稳定性（－）沉静与情绪稳定——不稳定与易激惹（＋）恃强性（＋）武断与好斗——温顺与随和（＋）兴奋性（＋）热情与活泼——冷静与严肃（＋）有恒性（－）自觉与道德——玩世不恭与漠视规则（＋）敢为性（－）胆大与冒险——退缩与犹豫（＋）敏感性(+)富于幻想与敏感——讲求实际与自恃其力（－）续表因素特征怀疑性（－）怀疑与警觉——信赖与接纳（+）幻想性（＋）想象与心不在焉——现实与脚踏实地（－）世故性（－）老练与精明——坦率与朴实（＋）忧虑性（＋）不安与焦虑——自信与满足（－）求新性（＋）思想自由与求新——保守与传统（－）独立性（＋-）自立与足智多谋——依赖群体与遵从（－）自律性（－）受约束与强迫——任性和松懈（＋）紧张性（＋）紧迫感与紧张——无拘束与沉着镇定（－）

享乐型：徐志摩（1）

徐志摩（1896~1931）的个性，基本上属于活跃的多血质享乐型（the epictur）。

他的生命虽然只有35岁，然而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个非常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多少年来，对于徐志摩的诗品、文品、人品的评价，众说纷纭，观点分歧。但是一谈起他的个性特色，跟他熟悉的朋友们却是异口同声，看法基本一致。

徐志摩的心灵洋溢着“美与爱”的感情。他十分外向、活跃、乐观，有充沛的精力、魅力，但有些难以捉摸。他的兴趣广泛而难以专一。他好动，喜欢快活、热闹和变化多端。亲友的好事会给他带来由衷的愉快，但是徐志摩的道德感却没有一定之规，因此并不稳固。

倘若朋友、熟人遭遇不幸，徐志摩立即会真诚地表示同情，而且他的同情感是天真的、不易消失的。徐志摩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但有时忘记自己的义务。这种性格一旦败坏，他就会变得浮躁、任性、低俗，甚至胡作非为。

他痛恨受强力控制、被环境束缚，而且尽可能保留许多愉快的选择。在不如意的情况下，他会从心理上逃脱到愉快的幻想中。

由“本我”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的徐志摩，是自我中心、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者，在他要求体验每件事的过程中，却容易感到沉闷。他也是叛逆的、无法专一的人，容易走向自我毁灭。在“超我”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中的道德部分。徐志摩是充满爱心、同情心、包容心的，富于想象力、创造力、感知力，且善于照顾他人。

第二辑九型个性文化名人的个性一、徐志摩给人们的享乐型印象

（一）男人眼里的徐志摩

徐志摩的初中同学郁达夫回忆：大约是在宣统二年（1910）的春季，郁达夫还是初出茅庐的未满14岁的乡下少年，离开故乡的小市，突然间闯入（浙江）省会的杭州府中学堂，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在宿舍里、课堂上，郁达夫同蜗牛似地蜷伏着。但是同这种畏缩的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遇到了同年的奇人徐章垿（志摩）。

少年郁达夫印象中的徐章垿，是一个“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的密谈着、搞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尤其使人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得最多的一个。”郁达夫：《回忆徐志摩》，载《徐志摩纪念专辑》。

十几年以后，在民国十三、四年（1924~1925）之交，郁达夫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有一天风定日斜的午后，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里遇见了徐志摩。仔细一看，他的头、他的脸，还是同中学时候一样发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长大了，和他并立起来，简直要比郁达夫高出一两寸的样子。“他的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还是和孩时一样，不过因为历尽了欧美的游程之故，无形中已经锻炼成了一个长于社交的人了。笑起来的时候，可还是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郁达夫：《回忆徐志摩》，载《徐志摩纪念专辑》。

梁实秋结交徐志摩是在1922年的清华学校时期。27岁的徐志摩刚从欧洲游学回来，诗名满京都。清华文学社想请他来讲演。由于徐志摩跟梁启超有师生之谊，梁实秋就委托同班好友、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代邀徐志摩。正当秋令，水木清华风物灿然，梁实秋初次见到这位风流才子，留下极好的印象：“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蹬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无人。” 梁实秋：《回忆徐志摩》，载《徐志摩纪念专辑》。

此后，梁实秋去了美国，徐志摩则在北京热心于“新月社”俱乐部活动，并且由于同陆小曼的恋爱闹得沸沸扬扬。彼此再没发生直接交谊。但有一件事给梁实秋留下了极大好感。当时，梁实秋受白璧德影响，一连写了好几篇抨击浪漫主义的论文，他虽明知“和志摩的文学作风不是同调”，但还是都直接投寄给了他所主编的《晨报副刊》，而徐志摩不以为忤，居然都给刊登了出来。对比当时另一些人排斥异己的作风，梁实秋深有感慨，说：“志摩及其一伙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胸襟相当开阔，有相当容忍的器量——主张归主张，友谊归友谊。”

（二）女人眼里的徐志摩

在当时的女人们眼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苏雪林说：“他的身躯是颀长的，脸儿也是很长很长的，额角则宽而广，皮肤白皙，鼻子颇大，嘴亦稍阔，但搭配在一起，却非常的和谐。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好像蒙着一层朦胧的轻雾，永远带着神秘的神态。”苏雪林：《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1920年，苏雪林尚在北京读书。徐志摩回国打算与张幼仪离婚。苏雪林听同学们谈论徐志摩说：徐禀赋很高，清高孤傲，不染尘俗，为许多女子所倾心。

1931年，徐志摩去世的第三天，方令儒、张奚若等人聚集在凌叔华的家里，甚为悲伤。张奚若的夫人垂泪说：“我们这群人怎么能缺少他呢？”沈性仁（陶孟和夫人）黯然说：“这都是造化的安排！”后来，方令儒写文章纪念徐志摩，文章题目就是《志摩是人人的朋友》。由此可以看出，徐志摩在女友们中间是很受欢迎的。

再听跟徐志摩有感情纠葛的三个女子怎么评价他、对待他。

发妻张幼仪

徐志摩16岁的时候，张幼仪13岁。因徐志摩才智过人，在江浙一带已小有名气。张家的家长遂私自与徐家定亲。这是父母包办婚姻，并未经过徐志摩的同意，所以，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种子。像徐志摩这样感情丰富的诗人，是不能接受旧式婚姻的。

但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张幼仪一直很爱护徐志摩的。张幼仪把徐家的独苗抚养成人，一直供读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与徐志摩同校、同学位——作者注），且为死后的徐志摩树碑。《徐志摩全集》也是张幼仪暗中相助才得以出版（因无夫人名分故未露面），这些可以说明张幼仪始终对得起徐志摩。

享乐型：徐志摩（2）

才女林徽因

林徽因16岁时在英国跟徐志摩的恋情，是谁先主动，难以讨论。1927年3月15日，林徽因写信给美国的胡适说：“请你告诉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遇多了。只有盼着他原谅我以前的不了解。”原谅什么呢，不言而喻。而徐志摩也是因为想赶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礼堂的演讲，而坐飞机殒命。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梁启超的名气实在太大了，梁、林两家又为世交，门当户对。当然，从事建筑的梁思成非等闲之辈，深谙文学的林徽因也做从事建筑学的专门研究。两人琴瑟好合、比翼齐飞，双双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1年11月徐志摩死后，梁思成去济南探望。回来时带回一片飞机残骸，林徽因毫不犹豫地将这片残骸挂在床头，留作纪念。

徐志摩飞机失事两周之后，林徽因在《悼志摩》中写道：“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志摩是死了！……关于他的事，动听的，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个性存在，实在是太多——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志摩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比这生苦。——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是这永远的沉寂。”“诗人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我们新诗的历史才这样短暂，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原载1931年12月7日《北平晨报》第九版。

后妻陆小曼

陆小曼未遇徐志摩前，已和王庚结婚。这王庚是留美的军事专家，他和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校友，王庚不到30岁就有少将军衔，官职不小。若不是徐志摩的介入，陆小曼可以有一个圆满的人生。

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的婚礼上致祝词说——

“陆小曼，你既已和志摩作伴侣，如何的积极的鼓励他，作他应作的事业，我们对于你，有重大的期待和责备，你知道吗？……”

从陆小曼能接受梁启超大人的这一番祝词来看，她是很有胸襟的女子。公道一点说，陆小曼也不是一般的“花瓶”。至于说花钱大手大脚，这由不得她。她的父亲是北洋政府制币局局长，她家本来就是印钞票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随性花钱，那也一时改不了。有些人说徐是为了拮据的生计而坐飞机丧命，就是说陆小曼花钱太厉害了，徐志摩要拼命地赚钱供养她，以至于把命都赔上了。但在徐志摩坐飞机之前，陆小曼是打电话叮嘱他不要坐飞机去北平的，但徐志摩不听，硬要坐飞机赶去听老情人的演讲。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常年素服，不施粉黛，深居简出，整理徐志摩的遗著、遗物。一年后的清明（1933年春），陆小曼去硖石为徐志摩上坟，赋诗一首：琴焚肠断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

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二、徐志摩的享乐型个性特点

（一）追求“爱、自由、美”的三位一体；

（二）富于持久的宽厚的同情心；

（三）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四）讨人欢喜，敏于交际；

（五）恳切、真诚，最恨虚伪，最恨敷衍。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追求“爱、自由、美”的三位一体

胡适说徐志摩：“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二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胡适：《回忆徐志摩》，载《徐志摩纪念专辑》。

胡适又总结说：“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若以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梁实秋说徐志摩的“三位一体”的单纯理想落到实处是“与他所爱的一个美貌女子的自由结合”。

享乐型：徐志摩（3）

周作人同意胡适的看法：“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稀有的奇人了。”周作人：《回忆徐志摩》，载《徐志摩纪念专辑》。

（二）富于持久的宽厚的同情心

林徽因说：“我们寻常人就爱说了解；能了解的我们便同情，不了解的我们便很落寞乃至于酷刻。志摩则不然——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之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他觉得人类各种的情感动作全有它不同的，价值放大了的人类的眼光，同情是不该限于我们划定的范围内。”“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但是他自己却未曾为这个而鄙吝他给他人的同情，他的性情，不曾为受了刺激而转变刻薄暴戾过，谁能不承认他几有超人的宽量。”林徽因还说“我们生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徐志摩“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事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林微因：《回忆徐志摩》，载《徐志摩纪念专辑》。

（三）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徐志摩自己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民主）的意义只是普通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和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函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徐志摩:《自剖》。他的信仰——以个人主义为基点，要求个性解放，主张性灵的自由发展。这种信仰贯穿于他短暂的人生历程与作品。

徐志摩对梁启超说：“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

在《自剖》一文中，徐志摩自述：“我是一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跟着跳荡。……是动，不论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徐志摩的诗歌独抒性灵。徐志摩自己阐述道：“我要的是筋骨里迸出来的、血液里激出来的、性灵中跳出来的、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的思想。”

朱自清指出：“作为诗人论，徐氏更为世所知。他没有闻氏指闻一多。那样精密，但也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

对于离婚，徐志摩的理由是：“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残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个性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恋爱确是可遇不可求，但不能不求。我将於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钱杏邨在《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一文中指出，由于徐志摩耽迷于个人主义理想，以致睁着眼睛做梦终被现实粉碎，于是堕入浓重失望的痛苦之中难以解脱。

（四）讨人欢喜，敏于交际

郁达夫说：“凡见过他一面的人谁都不容易忘去他的面貌与音容。”而后郁达夫又这样具体地描述：（徐志摩）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姝，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时候，只教经他用了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的声音，‘喂！老，今天怎么样？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会把一切的心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光耀同化了过去。郁达夫：《回忆徐志摩》，载《徐志摩纪念专辑》。

梁实秋说：“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团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现，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里藏着一札有趣的信札，传示四座；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志摩有六朝人的潇洒，而无其怪诞。”梁实秋又说：“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欢喜。讨人欢喜不是一件容易事，须要出之自然，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必其人本身充实，有丰富的情感，有活泼的头脑，有?锐的机智，有广泛的兴趣，有洋溢的生气，然后才能容光焕发，脚步矫健；然后才能引起别人的一团高兴；志摩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陈西滢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吵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黏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

叶公超说：“他对于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林语堂以文言小品的笔法写道：“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任西洋语句，了无痕迹。然知之者皆谓其人尤奇。志摩与余善，亦与人无不善，其说话爽，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间；乍愁乍喜，愁则天崩地裂，喜则叱咤风云，自为天地自如。不但目之所及，且耳之所过，皆非真物之状，而志摩心中之所幻想之状而已。故此人尚游、疑神、疑鬼，尝闻黄莺惊跳起来，曰：‘此雪莱之夜莺也’。”

享乐型：徐志摩（4）

（五）恳切，真诚，最恨虚伪，最恨敷衍

何家槐说：“他（徐志摩）那样恳切，那样真诚，真叫我感动。……志摩先生待人，真是再温柔再诚心不过的。不论老小男女，谁都爱他的脾气。我怎能忘了他那又活泼，又天真，又洪亮的笑声！”“他最恨虚伪，最恨敷衍。他时常说：‘下次客气话不准再说了，况且我并没有帮你什么忙。只要你诚诚心心把我当一个老阿哥看，我就快活……’他就只要诚诚心心。当着他那真诚的笑容，谁能说一句假话？他从容的时候虽很从容，一急却还急。他那股天火似的热情，不允许应做的事有一刻迟缓。”何家槐：《回忆徐志摩》，载《徐志摩纪念专辑》。

赵家璧回忆说：“我第一次认识徐志摩是我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念书的时候，那是1927年的初冬，他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有一天，他通过一位高年级大学同学把我叫到大学教员休息室去谈话，开始害我吓了一跳。见到这位和蔼可亲的年轻教授，白皙的脸，大阔嘴，长下巴，一个大鼻子上架了一副玳瑁眼镜，话说得那样娓娓动听，我一下子被他迷住了。……

“我在1928年进入大学，读的是英国文学系，凡是徐志摩开的课，能选的都选了。选读他课的同学都感到这位诗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充满着蓬勃的生气、活泼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他踏进课堂，总是把隐藏在他长袍袖底的烟蒂偷偷地吸了最后一口，向门角一丢，就开始给我们谈开了。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他的教学法不同一般，他教英国散文、诗、小说都没有指定的课本，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教，而是选他自己最欣赏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念给我们听，一边讲课文，一边就海阔天空地发挥他自己的思想，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了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他用他诗人的气质，企图启迪我们性灵（他常用这个词，意指inspiration）的爆发。他确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好老师。”赵家璧：《回忆徐志摩》，载《徐志摩纪念专辑》。

仔细品味这些描写，让人感到，徐是热情真挚、个性凸显、气质高雅、具有君子风度的活跃型文化人。

三、徐志摩（享乐型）的生平经历

徐志摩本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商人之家。父亲是当地商会会长。

徐章垿是徐门的长孙独子，过着舒适优裕的纨绔子弟的生活。从小在家塾读书，11岁进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先生，打下了古文根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徐章垿满14岁，离开家乡来到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第一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

1915年夏，徐章垿毕业于浙江第一中学，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的前身）；同年10月，19岁的徐章垿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的爱女张幼仪完婚。张幼仪比他小三岁，是个贤惠淑女，但是两人之间缺乏爱情。

生性好动的徐章垿并没有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他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章垿也随着转入北大预科就读。在华北读书的两年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燃起他对文艺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介绍，拜梁启超为师，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典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很大，他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从上海启程赴美国，（21岁时）赴克拉克大学历史系留学；“志摩”是在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他入学10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1919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进修银行学，一年后获文学硕士学位。徐志摩的《〈猛虎集〉序文》中说：“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HAMILTON！”HAMILTON，美国银行家、政治家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总统的财政秘书，同时涉足金融和政治两界，在当时声名昭著，对社会影响很大。

（一）赴英国留学、结识林徽因，是徐志摩命运的一大转折

1921年徐志摩24岁时赴英国留学，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又作因），并由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8226;狄更生。由狄更生的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政治经济学，还选修自己喜爱的课程。

在剑桥两年徐志摩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派诗人的影响。剑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留给他许多美好的记忆。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这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婚姻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

享乐型：徐志摩（5）

金岳霖晚年回忆道：“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不禁为之倾倒，竟然下决心跟发妻离婚，后来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头追求陆小曼。金岳霖谈了自己的感触：“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当然不是说他滑头。”他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他接着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金岳霖：《回忆徐志摩》，载《徐志摩纪念专辑》。

1922年徐志摩返国后，在教书之余，负责编辑《晨报副刊&#8226;诗镌》，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并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他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二）在北京结识陆小曼，是徐志摩命运的又一大转折

1924年4月，徐志摩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

1925年3月11日，非常矛盾的徐志摩启程，赴欧洲、游历苏联、德国、意大利、法兰西等国，想暂时摆脱苦闷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萨）住了一段时间，将他的伤悲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

1927年春，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处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沅、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创办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沅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

1930年徐志摩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

同年11月19日，他应邀赴北平参加林徽因的讲座，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享年35岁。

四、徐志摩享乐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徐志摩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迫性（＋）。

徐志摩天性外向乐观，善于交际、赤诚、乐群；他不惯孤独，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但是他情绪不稳定、易冲动、激惹；他温情、随和；他兴奋、热情、活泼，不审慎；他任性，有些玩世不恭、并不自觉，有时不负责任、不遵守道德；他胆小、遇事犹豫不决、退缩、畏却；他敏感、富于幻想、感情用事；他不刚愎自用，轻信别人；他想象力丰富、充满幻想、狂放而心不在焉；他经常不以常规办事；他坦率、朴实、天真、胸无城府；他有时抑郁、焦虑，不够自信、不够安详沉着；他思想自由与求新，不保守；他缺乏当机立断的能力，而是依赖群体、遵从集体意见、随大流；他任性、松懈、无约束力，不拘小节；他有时感到困扰与紧张拘束，不镇定、不能放松自如。

徐志摩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徐志摩的享乐型个性因素表

因素特征乐群性（＋）外向与热心——冷漠与刻薄（－）聪慧性（＋）聪明思考能力强——愚钝思考能力弱（－）（情绪）稳定性（－）沉静与情绪稳定——不稳定与易激惹（＋）恃强性(+)武断与好斗——温顺与随和（－）兴奋性(+)兴奋与活泼——冷静与严肃（－）有恒性（＋）自觉与道德——玩世不恭与漠视规则（－）敢为性（＋）胆大与冒险——退缩与犹豫（－）敏感性（＋）富于幻想与敏感——讲求实际与自恃其力（－）怀疑性(-)怀疑与警觉——信赖与接纳（＋）幻想性(+)想象与心不在焉——现实与脚踏实地（－）世故性(-)老练与精明——坦率与朴实（＋）忧虑性(+)不安与焦虑——自信与满足（－＋）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保守、传统、守旧（－）独立性（－＋）自立与足智多谋——依赖群体与遵从（＋）自律性(-)受约束与强迫——任性和松懈（＋）紧张性(+)紧迫感与紧张——无拘束与沉着镇定（－）

支配型：陈独秀（1）

陈独秀（1879~1942）的个性基本上属于支配型、领袖型（the boss）。

他有魄力、有魅力，倔强、独断、性格暴躁，具有攻击性，对生命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态度，坚定的意志，高尚的情操。陈独秀的个性一向以急躁、激烈、直率闻名。

一、陈独秀给人们的支配型印象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一匹“回头之草不啮”的“不羁之马”，且“志大心雄，有一种‘不峻之坂弗上’的斗志”；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友人回忆：“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他通常是领袖，或极端孤立者，朋友和人们在他的照料下相当受到保护。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关心正义和公平，并且手段强硬，乐意为此而战。

陈独秀会忠诚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并毫无倦怠地支持有价值的事件；能觉悟权力所在之处，让自己不受到他人的控制，而且具有支配力。

第二辑九型个性文化名人的个性二、陈独秀的支配型个性特点

（一）独——过激派、少数派、永远的反对派；

（二）犟——倔强、执拗，但并非顽固不化；

（三）坦——从不讲假话，喜怒形于色，坦率直言；

（四）暴——脾气暴躁，争论时态度粗暴；

（五）重友——各有志趣但很融洽；

（六）讲理——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

（七）吃苦耐劳，不怕坐牢。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独——过激派、少数派、永远的反对派

陈独秀的个性，表现在一“独”字。他一生“甘居少数派”地位，他自己说：“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第三国际；对于第…原文如此。国际亦然。”又说:“我决计不顾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青菜豆腐、不痛不痒的话。”老友汪孟邹称他，与人辩论动辄拍桌子打板凳，又曾调侃曰：“这家伙若掌了权不得了！”这表明他的许多性情确实应了“秀才造反”这句箴言。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创刊早期，大多是陈独秀自己一个人写稿，这也是他养成独断专行风格的一个原因。

高一涵说：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后，引发了全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段祺瑞执政集团对北大教授具有前进思想的，都称之为“过激派”；称陈独秀、李大钊为“过激派”首领。陈独秀确实为“过激派”，他的性情一贯偏激，反对北洋军阀尤其激烈。

李达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

陈独秀不怕当“少数派”，曾说：“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社会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

他很赞赏易卜生和尼采，易卜生认为思想家先世人道出真理，言人之不敢言，世人不能接受，于是群起而攻之，等到时代进展，人们认识到他的真理，又为他树起丰碑。丰碑树立之时，新的思想家又出来道出新的真理，同样又遭到攻击，后来又为他树立丰碑。易卜生和尼采认为“对的是少数人，错的是多数人”。陈独秀说，这是至理名言。列宁批评易卜生是小资产阶级偏见。陈独秀说，不管列宁批评过没有，我认为易卜生是对的。从思想启蒙这个出发点来说，易卜生是对的。有史以来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过同样的遭遇。

陈独秀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傅斯年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二）犟——倔强、执拗，但并非顽固不化

1928年中共“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他从武汉秘密地到了上海，闭门深居，过着隐士生活。他想潜心研究喜爱的文字学，不再参与政治。那时他还保有党籍，本不应如此消沉，但他这个人非常偏颇，而且相当自负，要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难以办到的。他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

1928年底，第三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并给他东方部长的职位，他严词拒绝。他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是叛卖革命，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

有人说：在这点上未免过于顽固了。陈独秀说：“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执拗的性格，我是有的。小时候，母亲骂过我是“小犟牛”，但是如果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要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中共代表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但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支配型：陈独秀（2）

他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的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那刚强的个性也会一变而为刚愎自用，很难回头。

（三）坦——从不讲假话，喜怒形于色，坦率直言

朋友们都知道：陈独秀不讲假话。他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他身体很好，从不休息，不是同人谈话就是写作。

沈尹默回忆：“光绪末叶，陈独秀（那时名仲甫）……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作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沈尹默：《我和陈独秀》。

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虽多了几分洋气，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蒋梦麟：“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梦麟答：“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独秀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梦麟于是作了一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刘海粟在监狱探望陈独秀，索字留念，陈独秀赠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一语道破，陈独秀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

谈到私生活，陈独秀神色坦然自若，毫无赧颜。朋友说，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娼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陈独秀最初听了默无一言，似有愧色。但听了小报所说，他火起来了。他说，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朋友说，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他自知理屈，沉默良久，然后说道，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我说，这位潘女士（潘兰珍）从哪儿来的呢？他说，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他待人处事，胸怀坦诚，但脾气暴躁，喜怒形于色，也难以容人。他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像他这样个性的人或许并不适宜于担任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革命舞台的重要地位。

（四）暴——脾气暴躁，争论时态度粗暴

1921年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后，他的毛病——作风粗暴、生硬，更加表现出来了。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那么个火暴的脾气。李达批评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这个批评不免失之偏颇，但作风粗暴伤害同志的自尊心，这对于一位书记来说，确是一大缺点。

多年老友章士钊说：陈独秀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但他从不玩手段耍诡计。他认为“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做过的大买卖，而是我所深恶痛绝的。”章士钊（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1926年1月30日。

（五）重友——各有志趣但很融洽

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两人，他们三人住在一个贷家里（即几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说一人一个性格。他自己专攻西方民主学说，酷爱西方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同时他自认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生都研究不辍。

他说苏曼殊是个风流和尚，人极聪颖，诗、文、书、画都造上乘，是大有情人、是大无情人；有情时他也谈恋爱，无情时他当和尚。他说，章士钊和他俩不同，不爱文艺而致力于政法，是一个十足的官迷。他说他们三人虽各有各的性格，毫无芥蒂，可以称得上挚友。除这两人以外，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他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

多年以来，陈独秀所结交的朋友，随他的政治主张而变换，但是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就是李大钊。陈独秀对于李大钊充满了敬爱之心。

“五四”运动前期，陈独秀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是文学知交，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当时人们称为陈、胡、钱、刘四支大笔。陈独秀入狱后，胡适念当年旧交，曾到监狱探访；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如罗家伦、段锡朋等，也去过监中看望。

濮清泉回忆：“我很尊重他，我们都喜欢彼此的性格。我是读书人，他好比是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他的话。”

（六）讲理——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他在《自传》中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罢。”

陈独秀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谁是谁非。他说：“我们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别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也不要紧。”并指出不要攻击别人，反对谩骂。

陈独秀并不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对于知错认错者，他是很大度的。这由“林纾事件”可以看出来。

1919年2、3月，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林纾写的《荆生》《妖梦》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张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读书）。这两篇文言小品将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陈独秀）、教授（胡适、钱玄同）拟作假名指桑骂槐，挨个丑化一通。当时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大本营，白话文学的主张由《新青年》倡导发展到师生们普遍参与。林纾的文言小品一发表，舆论大哗，一时群情激奋。张厚载距毕业仅有数月，但众怒难犯，被北京大学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林纾惹了祸，既愧于连累学生，也觉得辱骂和恐吓不是君子之道，于是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

陈独秀对林纾的道歉给予积极回应：“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林纾研究资料》，193页。林纾当时68岁，如此敢作敢当，非真性情者不能也。

跟人打交道，陈独秀剑拔弩张，胡适温厚平和。但是这两人私下交往中，有时情形恰恰颠倒过来，倒是胡适主动跟他争论，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的声音却低了下去，像忠厚长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静静地听。

支配型：陈独秀（3）

（七）吃苦耐劳，不怕坐牢

1904年，25岁的陈独秀背了一个小包袱，带了一把旧雨伞，住在安徽科学图书馆楼上的《安徽俗话报》办公室，倡言排满革命。蔡元培回忆说：“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和危险而散去了，独有陈仲甫一人支持下去——当时他每天吃的只是两顿稀饭。”

后来《苏报》案发，陈独秀急趋上海，与章士钊合办《国民日报》以替之。数年后章士钊回忆说，当时两人通宵达旦地工作，陈独秀衣服上长了虱子。

“五四”运动期间，许多学生被逮捕入狱。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发表《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将监狱和研究室合而为一，极少有人能够做到，但陈独秀确实做到了，他一生坐过四次（一说五次）牢房，高尚优美的精神，登峰造极。

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连夜到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11日，陈独秀亲自到新世界游乐场去散发传单，遭军警逮捕。这一事件轰动全国，经过社会各界呼吁营救，陈独秀被关押98天后，获取保释放。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造成最后死亡的病根。

李达说：“我们对他（陈独秀）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

1922年10月，担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入狱，后被营救出狱。

过了整整10年，到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遭逮捕，政敌呼吁国民党“立即处决”。陈独秀作为要犯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在沪宁车上，陈酣睡如常，一时传为佳话。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8月，陈独秀被减刑三年提前释放。

三、陈独秀（支配型）的生平经历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生于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陈独秀自幼丧父，跟随祖父（人称“白胡爹爹”）学习四书五经，祖父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早年参加县试、乡试，由此认识到科举制度的腐败。后来他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1896年考中秀才。

陈独秀受他母亲影响很大。他说：“母亲之为人，很能干而疏才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一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拥护戊戌变法。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此后曾五次东渡日本。与张继、苏曼殊等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

1903年参加运动，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

1905年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5年联络大批革命志士，为同盟会在安徽的发展打下基础。武昌起义前后，在杭州活动，曾起草革命檄文多篇；旋回安徽，先后在孙毓筠、柏文蔚都督府担任秘书长，大力改革官僚政治。失败后，又追随柏文蔚讨伐袁世凯，遭挫折，逃亡上海，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和好友章士钊、苏曼殊三人合租一屋，结下了终生友谊。

1909年冬，陈独秀曾在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回国，到安徽芜湖第五中学当过国文教员；苏曼殊在同校当图画教员，很得学生景仰。陈独秀和苏曼殊常以诗文自娱，多有唱和，苏有一首《东行别仲兄》：“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就是写给陈独秀的，还有一首《过若松町访仲兄》：“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水。”也是写给他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发行量一千余册，后来增加到一万多册，影响全国。《新青年》首次明确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早期大多由?独秀独自写稿。

1917年1月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特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学长。推行课程改革，以白话文教学。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如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1918年12月与胡适、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陈独秀前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为“南陈北李”，同时跟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

1920年8月，《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翌年休刊。

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来几年连续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2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圆的津贴和《独秀文存》的版税、稿费维持生活。

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三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

支配型：陈独秀（4）

延年、乔年稍长成，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做工谋生，晚上就寄宿在《新青年》发行部的地板上，两人面黄肌瘦。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落泪，想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

此后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费。兄弟两人在父亲的熏陶与严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中共旅法支部。回国后兄弟两人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曾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

1925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领导五卅运动。10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陈独秀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后又多次提出这个主张，均被共产国际否决。后在主持中央工作中，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在“中山舰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上，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向蒋介石退让。

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并取得胜利。4月5日，就所传蒋介石要袭击工人武装一事与汪精卫交涉，并与汪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翌日赴汉口，反对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过火”行为。7月辞去总书记职务。1927年“八七”会议上离开中央领导岗位。9月秘密返回上海。11月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遭中央驳斥。

当时革命者们普遍称颂陈延年，他工作极刻苦，顾不上成家，一副工人打扮，吃住都能与人力车夫打成一片。在政治上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认为“老头子”右倾。1927年6月延年被捕，1928年2月乔年被捕，先后不屈就义，为父终生伤感。

1929年11月，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作“拥护苏联”的说教式宣传，被中央拒绝。因为他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纲领”；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寓所被工部局巡捕逮捕，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接着蒋介石命令将陈独秀等同案10人押解南京，交军政部军法司审理。全国各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国内和国际著名人士如蔡元培、杨杏佛、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人都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蒋介石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批示，由军法司移交地方法院审理。

友人章士钊自愿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

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由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进行三次公开审讯。

陈独秀在第三次审讯时对所谓犯罪证据进行了抗辩。

公审陈独秀时，法院旁听席拥挤不堪，法庭外也挤满了人。这些人不仅来自南京，还有从上海、苏州、杭州、镇江等地乘车、坐船赶来旁听的，以学生最多。

起诉书认定陈氏犯“危害民国罪”，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出公诉。

陈独秀自辩：“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决非‘共产邪说’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予主张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耶？若谓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所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政府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已两次叛国矣！荒谬绝伦之见也。”

陈独秀继续说：“余固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予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许工农，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强加予罪，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也。法院欲思对内外保持司法独立之精神，应即宣判予之无罪，并责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物质上精神上的损失。”章士钊：《陈案书状汇录》，上海亚东图书馆。

接着，章士钊从辩护人席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他说：“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乎？若宣传共产有罪，本律师不得不曰龙头大有人在也。现政府正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今侦骑四出，罗网大张，必欲使有志之士瘐死狱中，何苦来哉？为保存读书种子，予意不惟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焉。总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

陈独秀听到章士钊的辩护词中，与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不合之处。故章氏发言毕，他立即声明：“章律师的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

陈独秀和章士钊的辩护状，国民党以“不得为共党张目”为理由，禁止各报登载。

但是，章士钊回到上海后，将检察官的起诉书、陈独秀的辩护状、自己代陈独秀辩护的辩护状汇集成册，定名为《陈案书状汇录》，交给与陈氏有密切关系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印了一百多册，分送有关人士。

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二庭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判决陈独秀徒刑13年。陈独秀坚决不承认有什么罪名，于6月15日上诉。抗辩措词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1934年6月30日江苏高等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陈独秀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

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九版，先辈蔡元培居然公开出面，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序文如下——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仿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中华民国二十二（1933年）年四月蔡元培。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减刑三年提前释放，1937年8月23日出狱。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宣布：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

支配型：陈独秀（5）

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并撰文抨击中共执行的农村游击战争的抗日战线。

7月入川。晚年贫病交加，仍不断撰文谴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根据事实的教训，彻底否定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赞扬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表示要彻底推翻“我辈以前的见解”，认为列宁、托洛茨基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俄国和西欧。

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他给朋友的六封信和四篇文章，后来经胡适编辑写序，题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在香港出版。这些著述，反映了陈独秀的远见卓识，是光辉的历史文献。

1942年5月27日，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四、陈独秀支配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陈独秀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情绪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陈独秀属于胆汁型气质，是领袖型、支配型的个性。他外向、豪爽、有魄力、有魅力，善于交际，赤诚、乐群；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有时情绪不稳定，但是可以制约自己保持沉静，易冲动、激烈；他好强、好胜、好斗、武断，具有支配欲和攻击性，不随和、不顺从；他容易兴奋，但也可以沉静、严肃、审慎；他自觉、负责任、不敷衍；他胆大、敢于冒险、敢作敢当，不退缩、不犹豫、不畏却；他敏感、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怀疑、警觉、刚愎自用，不轻信、不易接受容纳别人的意见；他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世故、精明能干；他自信、安详、沉着；他激进、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保守；他自立、当机立断、足智多谋；他任性、不拘小节，无拘束、遇事镇定、放松自如。

陈独秀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陈独秀的支配型个性因素表

因素特征乐群性（＋）外向与热心——冷漠与刻薄（－）聪慧性(+)聪明与抽象思考能力强——愚钝与抽象思考能力弱（－）（情绪）稳定性(+)沉静与情绪稳定——不稳定与易激惹（＋）恃强性(+)武断与好斗——温顺与随和（－）兴奋性(+)热忱与兴奋——冷静与严肃（＋－）有恒性(+)自觉与道德——玩世不恭与漠视规则（－）敢为性（＋）胆大与冒险——退缩与犹豫（－）敏感性（－＋）富于幻想与敏感——讲求实际与自恃其力（＋）怀疑性(+)怀疑与警觉——信赖与接纳（－）幻想性（－）想象与心不在焉——现实与脚踏实地（＋）世故性（－＋）老练与精明——坦率与朴实（＋）忧虑性(-)不安与焦虑——自信与满足（＋）激进性（＋）思想自由与求新——保守与传统（－）独立性（＋）自立与足智多谋——依赖群体与遵从（－）自律性（－）受约束与强?——任性和松懈（＋）紧张性（－＋）紧迫感、困扰、紧张——无拘束与沉着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