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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引言

-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1)

-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2)

-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3)

-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4)

-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5)

-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6)

- 第二章 书生意气(1)

- 第二章 书生意气(2)

- 第二章 书生意气(3)

- 第二章 书生意气(4)

- 第三章 峥嵘岁月(1)

- 第三章 峥嵘岁月(2)

- 第三章 峥嵘岁月(3)

- 第三章 峥嵘岁月(15)

- 第三章 峥嵘岁月(16)

- 引言

- 第一章 积极的开拓(1)

- 第一章 积极的开拓(2)

- 第一章 积极的开拓(3)

- 第一章 积极的开拓(4)

- 第一章 积极的开拓(5)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1)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2)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3)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4)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5)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6)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7)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8)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9)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10)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11)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12)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19)

-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20)

- 插国(1)

- 插国(2)

- 插国(3)

- 插国(4)

- 插国(5)

- 插国(6)

- 插国(7)

- 插国(8)

- 插国(9)

- 插国(10)

- 插国(11)

- 插国(12)

- 插国(13)

- 插国(14)

- 插国(15)

- 插国(16)

- 插国(17)

- 插国(18)

- 插国(19)

- 插国(20)

引言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1902年开始入私塾启蒙，1910年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1911年到长沙，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新军。1912年退役，以第1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不久退学自修。1913年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与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是年毕业。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1)

芙蓉国里的韶山冲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毛泽东的故乡。 在滔滔长江的南岸，镶嵌着我国最大的湖泊——洞庭湖，洞庭湖波澜壮阔，绵延无际，素有“八百里洞庭”之称。 湖的南面，铺展着一块21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地，湖南省便是因此而得名。 1961年，毛泽东在给他早年求学时的学友周世钊写的一首《七律&#8226;答友人》的诗中，对故乡湖南做了如下的描绘：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九嶷山下，斑竹之乡的湖南，是中国最秀丽、最富足的省份之一，与湖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等省接壤。境内风景宜人，高山耸立，水陆交通发达，流淌着湘、资、沅、澧四条河流，其中以湘江为最大，因此湖南省也简称“湘”。 湖南古迹众多，蜿蜒的雪峰山、武陵山和著名的南岳衡山，均是旅游胜地。省内虽然山多，但四通八达，山间谷地，自古以来是与邻省交往的要道。其中醴陵——宜春夹道，沟通湘赣两省；著名的零陵——桂林谷地，即湘桂夹道，是自古以来通向广西的交通要道。京广、湘桂、湘黔、枝柳等铁路与公路干线纵横交错，形成比较均匀的水陆交通网，兼有从长沙到北京、上海、广州、贵州、沈阳等地的航空线，与地面交通结合，构成立体交通网络。 湖南盛产木芙蓉，故有“芙蓉国”的美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覆盖着茂密的树木、茶山；铺排着整齐的稻田、果园等，是我国盛产粮食的重要地区，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 湖南境内居住着汉、苗、土家、侗、瑶、回、壮、维吾尔等民族。在20世纪初已有3000多万人口，现在达到6000多万人。境内民风勤劳、朴实、倔强，多爱吃辣椒，具有爱国、爱乡、勇于反抗的优良传统。 在湖南，早有“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说法。近代以来，确实人才辈出，功业鼎盛，举世无出其右。其中像思想家王船山、魏源，变法维新领袖谭嗣同、唐才常，辛亥革命先驱陈天华、秋瑾、宋教仁以及黄兴、蔡锷等，无不是一时人杰，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曾轰动过大半个中国。 湖南省会长沙，位于湘江下游，有岳麓书院、船山学社、爱晚亭、橘子洲头等名胜，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求学、会友、流连的地方。他常常约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学侣，在此畅谈救国大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从长沙往西南，转上湘黔铁路，则到湘江流域的湘潭县。它位于湘江与涟水的汇合处，有雨湖公园、关圣寺、万寿宫等名胜。 湘潭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商周以前就有了古老文明，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近代以来，又有了“金湘潭”、“小南京”、“湖南巨镇”等美名。境内交通发达，土地肥沃，历来是楚南的粮仓，素有“天下第一壮县”之称。 鸦片战争之后，洋货打进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湘潭也不能幸免。在19世纪末叶，湘潭一度成为洋货深入中国内地的中转市场。那时，凡是外国运来的货物，到广东上岸后，就先运到湘潭，再由湘潭运到国内各地。英国太古公司、日本怡和公司等，专门制造一批浅水轮，驶往湘潭、长沙等地。中国的蚕丝、茶叶运出国外，也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往广东出口。当时湘潭和广州之间，商务活动繁忙，陆路肩货的工人不下10万人。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也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趋于破产，而极少数人则走上富农经济的道路。 湘潭县西北90里的地方，有一条著名的山冲——韶山冲，那便是毛泽东的故乡。 相传在远古时代，虞舜帝南下，曾到苍梧之野巡视。他由京城蒲坂出发，过黄河、跨长江、涉洞庭，经过湘中的山野，看到处处是苍松翠竹、山清水秀，心旷神怡，就在湘江流域的湘潭县韶山冲边一座不高的山上奏起《箫韶九成》，引来凤凰起舞，当地的许多地名便由此而得名。因为舜帝的音乐叫“韶乐”；因此他到过的山就叫“韶山”；山间潺潺的小溪叫“韶水”；山峦绵亘下的山冲叫“韶山冲”；山上陡峭的山尖叫“韶峰”。韶峰海拔500多米，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也是韶山八景之一。韶山八景亦有许多动人的传说。相传在韶峰旁边住着三位俊秀的姑娘，她们日耕夜织，辛勤劳动。一天从彩云上飞来一只金色的凤凰，3位姑娘就骑着凤凰上天，成为仙女。她们留下了许多遗迹，就是现在的韶山八景：凤仪亭址、胭脂古井、仙女茅庵、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塔岭晴霞、石壁流泉、韶峰耸翠。韶峰又名仙女峰，有诗云：“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 美好的传说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声。但传说终究是传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韶山同中国多数农村一样，长期和贫穷、落后相伴。那时候，这里没有铁路、公路，也没有通船的河道。若去湘潭县城，就要?天亮走到天黑；若去省城长沙，就要走一天半路，或走一段路再搭船。韶山冲山清水秀，冲里有稀稀落落的房屋，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以毛姓最多。他们忠厚、朴实、勤劳、善良，但生活穷苦。人们常说：“禾镰上壁，没得饭吃。”韶山还流传着这样的民歌：“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还有一首是：“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韶山好像一座锦屏，起伏绵亘约20里长，它的落脉处是一座小山，草木茂密，称韶山嘴。在韶山嘴的对面，就是山环水抱的南岸。南岸上屋场有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叫一担柴式的房子。公元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2)

农家伢子小石三 毛泽东诞生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点上，山外的世界在剧烈地动荡着。 就在毛泽东出生7个月后，即1894年7月，日本悍然出兵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在历时8个月的战争中，大清国的陆军和海军连连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失利，日军侵占了整个朝鲜和中国的辽东半岛。一向自诩为天朝大国的大清王朝，竟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就在同一年，来自广东香山农家的青年孙中山，揣着长篇改革建议，来到直隶总督府，递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遭到李鸿章的拒绝。于是，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就转赴檀香山，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第1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呼声。次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提出了中国第1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1895年4月，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这一条约的每一款都由日本政府提出，每一款都令人触目惊心：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予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万万两；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等等。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接受了十多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澳门被英、葡所占，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给了沙皇俄国。 《马关条约》签字之后，中国人忍无可忍了。5天之后，即4月22日，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合上书都察院；接着，各省举人也纷纷上书。5月2日，正在北京应试的康有为等18省举人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呼吁变法自强，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然而，光绪皇帝和他的支持者“帝党”，多是没有实权的文人，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却执掌着兵权。于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四处奔波，大声呐喊，古老的封建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 韶山冲虽然偏远、闭塞、贫困，却非常宁静。 山外的狂涛巨浪，还没有波及到这深深的胭脂古井。 对于毛泽东的父母毛顺生和文七妹来说，儿子的诞生就是天大的喜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和韶山冲的人们似乎没有多少关系。毛顺生和文七妹结婚8年了，曾经生过两个男孩，可惜都在襁褓中夭折了。如今，有了这个体格健壮、声音洪亮的婴儿，真和自己的心肝宝贝一般。做“三朝酒”的那天，一位有学问的长者，给这个男孩取了1个特别响亮的名字：毛——泽——东！根据旧时的习俗，还要取1个表字，这位老先生就叫他润之。 母亲文七妹还有点不放心，生怕毛泽东“根基不稳”，到了孩子满月之后，就带他回到湘乡娘家。外婆文贺氏是个有经验的女人，她十分疼爱这个宝贝外孙，请算命先生看了八字，说是小官人命大福大，要拜个长寿的干娘，才能易养成人。谁的寿年最长？外婆想到了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大石头，千年万年，最长寿了。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备齐了香烛酒醴，抱着刚满月的毛泽东，让他作了三个揖，这大石头就成了毛泽东的“干娘”，并且取了个乳名叫石三，人们按当地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后来，毛泽东在革命活动中还用过这个化名，有时用“石山”做笔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亲属们还叫他“主席三哥”、“主席三叔”等等。 外婆文贺氏很相信天王菩萨，拜过“干娘”之后，还是不放心。她总是说韶山冲上屋场的风水不好。要不，为什么前面两个外孙都没有保得住呢？她就硬不肯放石三伢子回韶山冲去。 就这样，石三伢子寄居在唐家外婆家，没灾没病，长到了4岁。 人们发现：石三伢子特别聪明。 过年的时候，外婆给他换上了一套新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红风帽，高高兴兴地和小朋友在禾坪里玩耍。唐家有一位白胡子老阿公，喜欢跟小孩子们逗乐。他故意板着脸，翘起白胡子，吓唬小孩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玩耍？不准玩，我要割掉你们的耳朵。”

小朋友们一听，吓得飞快跑掉了，只有戴红风帽的石三伢子不跑，站在那里不动。 白胡子老阿公奇怪地打量他：圆圆的脸庞，高高的前额，清亮的眼睛，很逗人喜爱，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跑？你不怕割耳朵么？” “老阿公，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石三一点也不怕，反问他一句。 老阿公还是不笑，瓮声瓮气地说：“我喜欢呀！我要割下你的耳朵做下酒菜。” “1个人要讲道理。”石三学着大人的口气说，“老阿公，你讲不讲道理？你有道理，我的耳朵就给你吃；你没有道理呢，我就扯掉你的胡子。”说着，就笑眯眯地望着老阿公，并且主动地把红风帽的扣子解开，把耳朵露在外面。 白胡子老阿公大吃一惊！这个4岁的细伢子，有这样的智力和胆量，确实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时，他亲热地把石三伢子抱在怀里，连声说：“聪明！聪明！” 毛泽东的二舅父文玉钦，排行第八，?泽东喊他八舅。他虽是个做田汉子，但读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墨，曾经手抄一本《家范箴言》，还在家里开设蒙馆，教文家子侄们读书。4岁的石三伢子也跟着去当“旁听生”。他和表哥文运昌、文南松他们一样，端端正正坐着，不吵也不闹，睁着眼睛，听八舅给表哥们讲书。除了《家范箴言》，还有《百家姓》、《三字经》……点过书以后，八舅就限定时间，要表哥们背书。哪晓得表哥们只会贪玩，碰到背书的时候，书都忘得干干净净了，1个个憋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这时候，毛泽东就站起来，说：“八舅，我晓得背书。”文玉钦以为他是讲得好玩的，就说：“你还没有读书，晓得什么！”毛泽东却说：“不信？你听。”就从“赵钱孙李”背起，一直背下去，没有背错1个字。文玉钦十分奇怪，就对母亲和哥哥嫂嫂们说了这件奇事。大家听了，也很是惊奇。外婆文贺氏自言自语地说：“我看石三伢子是有点与众不同，怕莫是天上的文曲星下了凡？” 毛泽东6岁那年就开始了田间劳动。当然，那只是在插秧的时候用小畚箕送秧苗，割禾的时候跟在大人后面捡禾穗。 放牛，更是农家孩子的一门主课。 毛泽东很会放牛。他经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理，使牛毛里面不藏虱子。牛栏和猪栏也扫得很干净。 小孩子放牛的时候，常常贪玩误事，有时候牛没有吃饱，有时候又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怎样才能既让牛吃饱，又能玩得痛快呢？早熟而冷静的石三伢子想了个办法：把小朋友“组织起来”，一班人放牛，一班人采野果子、割青草。到时候，就把牛拴起来，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小朋友们就集合在一起，做游戏，讲故事。 一年秋收时候，韶山冲里家家都在割禾，金色的稻谷，晒满了各家的禾坪。 秋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刹那间，天上布满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了瓢泼大雨。冲里的男女老少都急了，都飞一样跑回禾坪，抢收稻谷。 毛顺生家里，也在紧张地抢收稻谷。那暴雨哗哗地泼下来，有一些稻谷冲走了。花了很大功夫，总算用晒簟把谷堆盖了起来。不一会儿，雨渐渐停了，损失还不算太大。 这时候，10岁的毛泽东回来了，只见他浑身水淋淋的，没有一根干纱。父亲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回答说：帮邻居收谷子去了。父亲非常生气，大声呵斥：“哼，自家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帮别人家去收！”说着，扬起手要打他。毛泽东却站住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佃了东家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 父亲冒火了：“你说没有关系，你还吃饭不吃？” 毛泽东却笑着说：我每餐少吃一口，也就还给你了。 父亲还在生气，慈祥的母亲连忙出来劝解，父亲也就不做声了。 这样的小事，慢慢地在韶山冲和唐家传开了，大家都说石三伢子格外的聪明，怕真的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呢。有些懂点文墨的人就说：毛润之是1个天才。 到底有没有天才，人们曾为此争论不休。毛泽东本人就反对称“天才”，他说，我小时候到南岳去拜过菩萨，我不是什么天才！ 的确，毛泽东不是天才，他是1个平凡的人。但他确实很聪明。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3)

家分“两党” 对毛泽东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他的父母亲。就思想性格的某些方面而言，毛泽东的父母亲组成的是1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家庭。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年轻时因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多年。但毛顺生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且克勤克俭，回乡后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做些小买卖等营生，很快积攒了一些钱，富了起来。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每年还有剩余，成为韶山冲一户比较富裕的中农。这时，他又利用剩余的稻谷做起米生意来。开始是少量的贩运。后来得到岳父家的贷款帮助，得以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运往城里卖给商人。他雇了1个长工，并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他则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同时，他还贩卖耕牛，饲养生猪。这样，毛顺生的家境继续富了起来，成为当地的1个“富农”。 毛顺生靠勤劳起家，但却是1个自私和刻薄的人。他做米生意，荒年时却不肯将米平粜出去。堂弟毛菊生家境贫寒，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七亩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7亩地，毛泽东和母亲不同意，毛顺生就嚷着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 毛顺生又是1个脾气暴躁和专制的人。193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1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1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做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毛泽东的母亲没有念过书，连正式的名字也没有，只因在文家排行第七，家里昵称“七妹”，所以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称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斯诺按其音记下了这个名字，中文误译为“文其美”。七妹娘家在湘乡四都唐家（后改称棠佳阁），与韶山冲隔一座云盘大山，相距10多里。文家祖坟在韶山冲，每年清明要到韶山冲扫墓。为了扫墓时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把七妹许给韶山冲毛家。七妹13岁时与小自己3岁的毛顺生订婚，正式结婚时18岁。 与毛顺生迥然不同，文七妹则是1个性情温和、仁慈善良、乐于助人的妇女。 七妹信佛，博爱纯朴，极富同情心，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灾荒年月，她常常背着丈夫，送米给逃荒的穷人。毛顺生要买堂弟菊生的田，七妹同情菊生的苦楚，反对丈夫这样做。到年关时，她又瞒着毛顺生，给菊生家送去白米、腊肉。1904年，毛泽东在关公桥私塾读书时自带午餐。有一次，毛泽东得知1个家庭贫苦的同学没有带饭，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了一部分给他。回家后，毛泽东把情况告诉了母亲，得到了母亲的赞扬。从此，七妹每天就给儿子多带些饭菜。在韶山冲，长时间里流传着文七妹乐善好施、周济穷人的故事。 毛泽东就是生活在这样1个性格迥异的家庭中。父亲暴躁、专制而又自私，母亲温和、善良而又无私。这样1个在思想性格上似乎冰炭不可相容的家庭，却从正反两个方面锻造了少年毛泽东的品格。 对于父亲的暴躁、专制和自私，毛泽东是1个“逆子”。这锻造了他对父亲的“恨”。锻造了他叛逆的性格。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1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利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善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1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我们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忤逆不孝”是抗婚。14岁时，父亲按照封建陋习，给他娶了1个18岁的媳妇罗氏。但是毛泽东坚决拒绝，一直不承认这桩“婚事”。父亲虽然不满意，但也只是徒呼奈何。 毛泽东对父亲的“叛逆”，并不是一般纲常伦理意义上的反叛，而是对父亲身上所表现出来 的压迫人甚至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观念的反叛，表现了少年毛泽东对一种平等、美好社会生活的朦胧追求。在少年毛泽东身上，的确有一种非凡气质。这就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理想色彩。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发展，使毛泽东一步步走上要立志改造整个旧社会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与堂弟毛泽连谈到此事，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对母亲的博爱无私，毛泽东又是“孝子”。母亲的高尚风范，像雨露滋润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田，从而在他心灵深处，刻下了对穷苦人深深的同情。母亲对他的这种影响，从当时的家庭关系上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和母亲、弟弟一起，组成了家庭中的“反对党”。而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对母亲深深的热爱、敬仰之情，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1919年10月5日，七妹不幸因病逝世，终年52岁。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得到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书，毛泽东焦急万分，带着小弟泽覃，日夜兼程赶回韶山。可是，当他赶到上屋场的时候，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 当他听说母亲临终时还在喊着他的名字时，心里更是悲痛难忍。那几天，他一直守在母亲的灵位前。回想母亲的高风亮节和深恩厚泽，他不禁思绪万千，和泪写下了《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二，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欲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不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亲友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小大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心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亲！亲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4)

《祭母文》把青年毛泽东对母亲的一片深情，尽情流于笔端；母亲的博爱高风和对子女的殷殷之情也跃然纸上。毛泽东言犹未尽，同时作泣母灵联两副： 病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按照农村的古老风俗，直到过了“头七”，毛泽东才带着满腹悲痛，带着小弟泽覃，离开韶山，回到长沙。不久，毛泽东在给同学的信中，深情地赞扬母亲的品格。他说，世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正是这后一种人。 在母亲的熏陶下，少年毛泽东就是1个对穷苦人极富同情心的人。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后来的著名诗人、作家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记载了毛泽东少年时代关心和帮助别人的几则故事： 1个冬天，毛泽东在去学校读书的路上，遇到1个穷苦的青年在风雪里只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浑身直打颤。毛泽东立即过去亲切地询问他家中的情况。当了解到他家境贫寒时，非常同情，毅然脱下自己的一件夹衣给了这位青年。等到假期回家，母亲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问其原因，毛泽东才把情况说了出来。 又是1个冬天，毛泽东和他的叔叔一起从学校回家，半路上在一家客店里歇宿。同住在客房里的1个客人，第二天天没亮就走了。毛泽东起床时，找不到自己的棉裤。他的叔叔马上去追那个客人，发现果然是被这个人偷去的，就把他捉回来，骂他。当毛泽东了解到这是个失业工人，大雪天只穿了一些单衣服，而且身上没有一文钱时，就把自己的棉裤送给了他，并且留他在客店里吃了早饭，还送给他一串铜元作路费。 1个旧历的年底，父亲叫毛泽东去人家取回一笔卖猪钱。回家的路上，他碰见了一些衣服褴褛的穷苦人，就把手里的现钱都给了他们。 1个人的少年，家庭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家庭实际上是社会环境的缩影，尤其是处在封闭的乡村。毛泽东就是在这样1个环境里造就着自己。父亲的刻薄，造就了他对自私、专制的“恨”，造就了他对旧社会的叛逆性格。母亲的仁慈，造就了他对穷苦人的同情。而这些，又水乳交融般地联系在一起。这的确是1个耐人寻味的环境。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家庭时说道：“我家分成两‘党’。1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当然，毛泽东对父亲的“恨”，只是他情感的1个方面。他恨的是父亲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刻薄的品格。作为生他养他的亲人，毛泽东在心灵深处一直对父亲有着深深的爱。更何况，后来父亲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改变，支持他外出求学。1919年，毛泽东在母亲去世后，曾把父亲接到长沙居住，同去的还有他的伯父。毛泽东还特地和父亲、伯父、弟弟泽覃一起合影。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园韶山。在旧居里，他深情地站在两位老人的遗像面前，默默地凝望着，然后对身旁的人说，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原来他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父亲得的是重伤寒病。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急急地来到父母坟前扫墓。没有纸花，他把工作人员扎成的松枝献到父母的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轻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住地，他又对陪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得去看他们两位。”

“六年孔夫子” 1902年，9岁的毛泽东回韶山入学。最先就读于南岸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先教他《三字经》，接着点读《论语》、《孟子》。邹春培也和当时许多塾师一样，教学生背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背诵时，邹春培老师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背着他站立，气氛相当紧张，初入学的儿童望而生畏，往往已熟读的课文也吓得背不出来。轮到毛泽东第一次背书时，他不按规矩肃立，依然端坐在自己的课桌上。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起来，他回答道：“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先生无法，告诉毛顺生。毛顺生说：“他兴许是背不出来！”但邹先生却说他读几遍便能记住。毛顺生将信将疑，晚上问孩子，果然背诵如流，父母暗中欢喜。 毛泽东酷爱游泳，邹先生担心出事，有一次，邹先生因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但回馆却见几个学生在池塘戏水。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处罚方法：让他们对对子，对不出，再打手心。他出的题是“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以“修身”。老师不禁连连点头。 毛泽东对体罚很?感。有一次，邹先生打了1个学生，毛泽东十分气恼，背起书包往外走，但又怕父亲责打自己，便朝着想像中的县城方向走去。他在崎岖的山道上转了3天，当家里人找到他时，他发现自己离家还不到8里。回到家里，出乎意外，严厉的父亲却没有责打他，邹先生也显得比往日温和。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时，风趣地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啊。” 1904年秋，他转到关公桥私塾，塾师是毛咏生；1905年春，又转到桥头湾，塾师是周少希。在这两处，他继续攻读《四书》、《五经》。虽然学习方法依然是死记硬背，不讲经义，但聪颖的毛泽东还是能领悟不少。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致力于书法，初学欧阳询，后改学钱南园；成年以后，兼采各家笔法，尤得力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家。 1906年秋，他转入井湾里私塾，老师是毛宇居，课读《春秋》、《左传》。从此，他开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与日俱增，到老都没有衰竭。通过读史，他熟悉了不少战史战例，为他后来钻研军事辩证法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 毛宇居与毛泽东是同1个辈分，只不过年长6岁。毛泽东按排行称他为大哥。1959年返回韶山时，他邀请毛宇居和一些老人共餐，并举杯敬酒。毛宇居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主席紧接着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1907年，毛泽东因与父亲发生冲突，曾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1909年，他在克服了父亲的阻挠以后，又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为时一年。乌龟井的塾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东茅塘的塾师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又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供过职，见识较广。这一年中，毛泽东读了《史记》、《纲鉴》和《日知录》。毛泽东后来在《讲堂录》（1914年）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以发为文章，成《史记》130篇。毛泽东嗜读《史记》，司马迁的学问、道德、文章，都使毛泽东深为倾服。《纲鉴》是明人王世贞依据《紫阳纲目》所编写的一种通史课本。这本书使毛泽东对中国历朝史事有了1个轮廓的印象。《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终身精诣之书，他提倡实地考察，遇事穷源探本，其治学态度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有深远影响。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5)

毛泽东在韶山六处私塾，先后上了6年学，他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对这6年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事从北京往上海活动，虽然一贫如洗，还是不避艰辛，绕道去曲阜和邹县拜谒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后来回忆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1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从这段历史如绘的追叙，可以依稀看出：青年毛泽东访问孔孟故乡时，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转变。孔孟的绝对权威被否定了，但《四书》、《五经》的影响并未消失。作为1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努力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而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他所最熟悉的又莫过于孔孟之书。所以，他后来的著述，无论延安时期的皇皇大著，抑或晚年的即兴讲话，往往还是喜欢征引一些孔孟的话。而且，他并不满足于早年熟读的《四书》、《五经》，直到晚年，他还在不断扩大研读古籍的范围。如他读过的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重要章节他不仅自己读，还批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读。他的房间里，满框满架都是线装书，连那个特大的木板床都被古籍占去了半榻之地。谁若是根本无视中国传统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那是幼稚可笑的。 少年毛泽东曾一度是孔孟的信徒，却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虔信者。他在私塾读“经”时，就萌发了许多“异端”思想。十二三岁时，他已有相当自学能力，爱读被塾师视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隋唐演义》等历史小说。毛泽东正处在记性最好的少年时代，书中的英雄人物又对他具有一种艺术魔力，所以读过以后，印象极深。不但当时曾绘声绘色地讲述过书中故事，而且历久不忘。几十年后，他讲哲学、讲军事，引述书中故事，信手拈来，总是恰到好处。 在阅读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思索一些重要问题。他回忆道：“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1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段话表明，毛泽东不但杂学旁收，而且善于独立思考，那么小的年纪，就朦胧地意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为造反者抱不平 1910年春上的一天，毛泽东和同学们在私塾外面，看见一些卖开花蚕豆的湘乡小贩，从长沙回来。他问这些人为什么离开长沙，小贩们告诉他，省城里发生了饥民暴动事件。 原来，1909年夏，素称湖南“粮仓”的洞庭湖区各县发大水，一直持续到秋冬之间，大批饥民源源不断地流入长沙附近各县，仅长沙一地就有饥民1万多人。而官绅地主和投机商人却乘机囤积谷米，牟取暴利；外国洋行商人，也勾结反动政府，携带巨金，到处抢购谷米。这样一来，米价由每升26文猛涨到80文。长沙南门外有个靠卖河水为生的工人叫黄贵荪，好不容易积了80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店主说其中混有不通行的钱币数文，拒不出卖。傍晚，她向邻居借了几文通行币，凑足80文，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满含悲愤跳进了湘江。丈夫闻讯，悲痛万分，感到在这世上无法再活下去，也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一起投塘自尽了。 这件事在长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面临死亡威胁的饥民们，派出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求按平价粜米，并进行赈济。可是，巡抚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并且胡说什么：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多得很嘛！我就经常吃得饱饱的。米卖什么价钱，那是米店老板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不交租税，我哪有东西来赈济！饥民们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冲进衙门，砍断旗杆，砸毁照壁和石狮。一夜之间，城厢各处碓房的存米，全被抢劫一空。随后，饥民们又赶走巡抚，焚烧衙门，捣毁或焚烧帝国主义在长沙的领事署、洋行、教堂、趸船、堆栈等。他们怒吼道：“官逼民反，只有烧尽而已。”清政府慌忙调集军队，英、美、日、德、法等帝国主义，也从汉口、上海等地派来10余艘兵舰，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次饥民暴动，把长沙城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在中外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下，最后惨遭失败，被杀、被捕的饥民不计其数，很多人被枭首示众。 这个事件，深深地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他和同学们议论了好几天，为造反者的悲惨遭遇深感不平，对镇压饥民的反动统治者无比愤恨。后来他曾经感叹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就在长沙饥民暴动后不久，毛泽东听老人们讲起了韶山冲发生过的反叛事件。冲里的哥老会和1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地主到官府告状。那时的官府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地主有钱有势，贿赂了官员，轻而易举地打赢了官司。哥老会败诉后并不屈服，跑到山里建起寨堡进行反抗。反动政府派官兵去攻打，寨堡被攻破，哥老会惨遭失败，反叛者的领袖庞铁匠最后被官府抓去杀了头。当时，地主乡绅都说庞铁匠是“强盗”、“土匪”，而毛泽东听后却非常同情这一次反叛，觉得庞铁匠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年，韶山冲闹饥荒，穷人无米下锅，子啼母哭；富人却囤积谷米，不肯平价粜出。穷人们发起了“吃大户”运动。饥饿的人们成群结队涌进富人家里，打开粮仓，倒出谷子，就地碾米煮饭吃，吃了这家吃那家。家境富裕的毛顺生也受到了冲击。在粮食异常紧张的时候，他仍然把谷米运到城里去卖。有次，运出的谷米被穷苦的乡亲扣留，他气愤极了。后来，家里囤积的粮食又被哥老会抢了，他更是恼火。他的妻子对这种做法也觉得接受不了。而毛泽东却站在穷人一边，对父亲毫不同情，说：抢得好！人家没有米嘛！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给年轻的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穷的这样穷，富的那样富？为什么财主、贪官为非作歹得不到惩罚，而勤劳善良的百姓却惨遭欺压和屠杀？反抗的种子开始在他心灵里发芽。 在此期间，1个维新派教员回到了韶山冲，对毛泽东的思想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教员名叫李漱清，是1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人。他常给村里人讲述在外面的许多见闻，尤其喜欢讲述那些爱国志士奔走呼号的动人事迹。他还劝人们不要求神拜佛，主张把庙产用来兴办学校，以便传播科学知识。村里不少人激烈地指责他，毛泽东却赞佩他，支持他的许多主张，并经常向他请教。 随着见闻的不断增加，毛泽东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当他看了一本叙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更是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自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了投资、夺取租界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大竞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英、美、日、俄、德、法、意、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对中国人民进行野蛮的屠戮和疯狂的掠夺。东三省、胶东半岛、长江中下游一带和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分别被沙俄、德、英、法、日等国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痛苦和灾难。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愤怒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亡国的危险像1个可怕的魔影，笼罩着中国人民的心头。 毛泽东打开那本小册子，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句触目惊心的话：“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他从书本中看到了帝国主义如何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主权的种种事实，心中如同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想到国土要被瓜分，人民将过殖民地的奴化生活，他忧心如焚，开始意识到：救国救民是每1个中国人的天职。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6)

这时，父亲不想再让他上学，决定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去当学徒，将来好当自己的帮手。湘潭县城，是毛泽东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因此，起初他并不反对，觉得这或许是很有兴味的事。可是不久，表兄告诉他：湘乡有一所新式学堂，注重西方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维新”的。胸怀大志的毛泽东马上被这个学校吸引住了，决意到那里去求学。但是父亲不同意。为了说服父亲，他想了许多办法。有一次，他利用父亲请客的机会，请亲戚和村里有名望的老人帮他劝说。亲友们以毛泽东聪明、会读书为理由，劝他父亲说：如果让润之去上“洋学堂”，将来大有造化，可以赚大钱。父亲终于动了心，同意他到外地去上学。从此，毛泽东走向了1个新的天地。 学校来了一名建国才 毛泽东是1910年秋到东山书院求学的。这是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韶山。当时，在废科举、兴学校的思潮影响下，东山书院已改为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李元甫，是1个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人士，教员也多数是维新派，还有在日本留学受过明治维新影响回来的。学校开设有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体操、图画、音乐、英文等课程。从开设的这些课程可看出，这所学校在当时来说，是属于时髦的新学堂。

入学那天的早晨，毛泽东在家吃了团鱼，满心高兴，脚穿草鞋，自挑行李，走了几十里山路，傍晚时分，到了东山高等小学堂。 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言志》。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大都写的是些尊孔读经，表示要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等庸俗内容。而毛泽东却与众不同，他联系农民的痛苦，社会的时弊，民族的危机，祖国的前途，一气呵成，纵情地抒发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校长和监考的国文教员，看了这篇激情洋溢的文章，频频点头，连声称赞，惊呼：我们学校来了一名建国才。录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谁知口试却出了波折。原来毛泽东是湘潭口音，而学校规定是不收湘乡以外籍贯学生的。于是，在收不收毛泽东入学的问题上，教员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由于校长的力争，他才被破例地收下了。 毛泽东学习非常刻苦。大部分时间是在自修室里度过的。他最喜欢的是国文、历史、地理。学校后斋有1个藏书楼，收藏了许多中外古今的书籍。在学校读书的，绝大多数是所谓缙绅和豪富人家的子弟，很多人连正课也懒得学，哪里还有什么兴致光顾藏书楼呢？而毛泽东一来学校，就成了藏书楼的常客。他还经常向同学和校外的亲友借书看。现在保存着的一张他向亲友归还《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11本书的借书条子，据分析考证，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求学时写的。他的学习成绩好，作文更是全校首屈一指。他写的论说文，立论新颖，气势磅礴，教员看后，几乎每次都要在班上朗诵，并加圈加点，批给全班同学“传观”，深受同学们的赞许。解放后还健在的1个当年与他同班的同学舒融春，很佩服毛泽东的文笔，几乎把他“传观”的文章都抄下来当做范文背熟。解放后，有人访问过他，他还能记忆起毛泽东当年文章中的一些语句。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滔天。”“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苟畏难斯落伍矣”，等等。毛泽东的另1个同班同学谭世瑛，其父就是当时班上的国文教员，他回忆说：有一次他父亲出了个叫《宋襄公论》的作文题。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文笔独特，见解迥异于流俗。有人看了说不好，而他父亲却特别赞赏，在该文后面写了一段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而且，毛泽东的字当时就写得很有功力，他的草书被称为全校“两绝”之一。学校没有开生物课，但是，毛泽东的动植物学知识也比别人丰富。比如，有些植物的学名和用途，别人不知道，他却晓得。当然，这些并不是由于毛泽东是什么“天才”，而是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博览群书；也与他在家务农多年分不开。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的时期，也是他进一步立志以天下为己任的时期。据萧三回忆，当时毛泽东向他借过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书，看得很仔细。在还书时他对萧三说：我们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至蹈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有句古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给自己取了1个名字，叫“子任”，意思是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要担负这种责任就要有各方面的知识才能。这就是毛泽东早年刻苦学习的动力。 为了使自己担负救国救民的大任，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就很注意锻炼身体。那时，学校虽有体操课，但并不重视，连个运动场所也没有，还禁止学生在便河中游泳，平时也不准过石桥。毛泽东就抓住午休时间，在学校墙后无人处下便河游泳，总要游个痛快才上来。他除星期天总是要邀集两三同学到东台山上去读书，还坚持每天没有打起床钟就起床，先围着学校的围墙跑上几圈，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爬上东台山的凤凰亭，极目远眺。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有1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很同情和关心劳动人民。这个特点在东山高等小学堂也表现出来了。解放后，学校附近的一些老人讲了许多他当年热爱劳苦群众、关心和帮助劳苦群众的故事。那时，东山高等小学堂围墙边的小屋里，住着一家姓易的佃户，男的叫易三老倌，自己无田无地，非常贫苦，只好常年租学校的田种。解放时易三老倌已经去世，易三奶奶还在。一天，她听毛主席的名字叫毛泽东。她连忙问：是不是就是东山学校读书的那个毛泽东？别人说：正是。她就情不自禁地谈起了毛泽东当年来她家的情景。她说：那时毛泽东经常来我家问寒问暖，问我家有多少人，每年能收多少谷，要交多少租，够不够吃。问完就帮我们挑水劈柴。那时我们就想，这样的“相公”真少见，多好呀！易三奶奶还指着旁边的一只水桶说，这就是毛主席挑过的水桶。现在，这担水桶已作为珍贵的文物，放置在学校的陈列室里。 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疾苦，至今流传这样1个故事：1个星期天，毛泽东和几个同学约好到城里去。因为下过大雨，河水突然猛涨，渡船没法过去。这时，有人提出花钱过“划子”。毛泽东掏尽身上的钱，一看刚够坐一次划子的。正要上船，突然后面急急忙忙跑来1个妇女，一看渡船过不了河，就放声大哭。大家只是惊愕，毛泽东却赶紧走近她，很亲热地问她为什么哭？原来她家里的小孩得了急病，要过河请郎中，又没有过划子的钱。毛泽东立即把自己的钱掏给她，带她到划子上，对同学们说，你们去吧！我不过河了。并招呼同学注意这位妇女的安全。为了使这位妇女能够“打转”，又把自己一条好的裤子脱下来交给划子老倌作押金。划子老倌不肯收，说：“你这位先生做的好事不少，打转，我不要她的钱了。”毛泽东说：“你也是穷人，这条裤子就送给你。”那妇女对毛泽东连声道谢，他挥挥手说：不用谢，快过河吧！救人要紧。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1个学期后，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认为他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过学校的教学要求，就劝他到长沙去报考“湘乡驻省中学堂”。毛泽东也渴望着更广阔的新天地。于是，1911年春来到了长沙，揭开了他生活史上更新的、也是更富有意义的一页。

第二章 书生意气(1)

新军中的“秀才”兵 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取了湘乡驻省中学堂。有一天，湖北革命军的一位代表，到湘乡驻省中学堂报告武昌起义的情况，鼓动反对清朝政府。人们全神贯注地谛听着，会场里格外安静。激动人心的演讲，使毛泽东异常兴奋。他认为，全国人民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的愿望，不久就可能实现，对于这个革命，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为它贡献力量。当时，清朝政府还在作垂死挣扎，派遣军队，围攻武汉，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毛泽东意识到，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斗争，迫切需要有更多的人站到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去。于是，他决定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革命军，当兵打仗去！ 几天之后，毛泽东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些钱，准备动身去武汉。他听说武汉街道很潮湿，必须穿雨鞋，就决定到1个在新军中干事的朋友那里去借一双。这支军队驻扎在长沙城外，他出了城后，半路上看到士兵们正在向城里进发。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已经策动新军举行反清起义。在城内起义者的配合下，新军很快攻下了城门。当毛泽东迅速返回去的时候，城门已被工人占领。他在1个工人的帮助下，进了城，立即爬到1个高地方去“观战”，一直看到新军攻占了衙门，才回学校。毛泽东深深地为革命军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所感动。这时候，湖南有许多学生纷纷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成。毛泽东不喜欢学生军，决定参加正规军。但他改变了原来去武汉当兵的打算，就在长沙参加革命军，当了一名普通的列兵。 进入新兵连以后，毛泽东为了做好支援武汉的准备，练好到前线打仗的本领，对出操、上课都非常认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很快地掌握了军队里的一些基本训练课目。毛泽东曾经回忆说：我们新兵连，后来虽然没有开到武汉去打仗，我却受到了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 在兵营里，毛泽东和营长、士兵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新兵连的士兵，大部分是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有农民，有挖煤工人，也有铁匠、木匠等手工业工人。毛泽东喜爱他们忠厚朴实的品质，高兴和他们接近，经常同他们拉家常，谈生活。士兵们都很尊重毛泽东，钦佩他的博学和多才，有事就找他帮忙。有些士兵接了家信不会认，想回信不会写，毛泽东就耐心地念给他们听，代他们写。同时，还经常给他们念报纸，讲时事，引导他们关心祖国的前途。毛泽东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从书报中，我进一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和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以我能够满足士兵们的要求，为他们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增强他们对推翻清王朝的信心。士兵们都感到毛泽东是个热心、诚恳和肯帮助别人的青年。1个矿工出身的士兵和1个铁匠出身的士兵，不久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那时军队里的饷银是每月7元钱。毛泽东从不乱花一文，除了花两三元钱吃饭和买水之外，其余的钱，几乎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每天操练或值班之后，他就坐下来仔细地阅读书报，联系社会实际，研究和思考政治问题。 辛亥革命时，中国的思想界，一时颇为解放，报刊宣传也很活跃，有新闻、政论、宣言，还有介绍世界各种新思想的文章，内容十分丰富。有一天，毛泽东从报纸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他虽然不明了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但觉得很有意思，便立即和士兵们讨论起来。随后，他又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便热心地写信告诉老同学，和他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的介绍，是少得可怜的，宣传的内容也是比较混乱的。在宣传和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不少人是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去曲解社会主义的。如江亢虎的社会党，虽然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并不懂得社会主义为何物，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社会改良主义而已。但是，这些非常肤浅、甚至有错误的文章和小册子，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却是非常难得的。他以很大的兴趣和别人研究讨论。对新鲜事物的如此敏感和追求，这是青年的毛泽东的1个特点。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暴露出来了。一些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乘机混进了各地新建立的政权中。 在革命还未定局，清王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的情况下，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已经在积极策划篡夺革命胜利果实。他一面用“逼宫”的办法迫使清朝皇帝“让位”；一面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诱使革命党人接受他的“和平建议”，承认他的领导地位。许多地区的人民起来反对袁世凯。人们都说，湖南免不了要爆发第二次战争。可是，当湖南人民正要开始行动的时候，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让步，主张在南京成立的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在北京成立的以袁世凯为首领的临时政府“议和”，实行中国“统一”。不久，孙中山和袁世凯议和成功，南北统一了，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了。但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也随之解散，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就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这时，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退出军队，回到学习生活中去。1912年春，他谢绝了军队中一些连排长们的挽留，离开兵营，重新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活。 “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毛泽东离开兵营后，希望很快就能继续读书，但是接连换了几个学校都不如意。这时，一位国文教员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读了以后，觉得很有收获。他联想到在韶山冲、东山小学、湘乡驻省中学堂和兵营里自学的情况，便得出了1个结论：如果自己看书，自己研究，或许会比读现在这种刻板的课程更有益些。于是，学期结束以后，他便在新安巷湘乡会馆暂时居住下来，开始了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湖南图书馆，在离新安巷大约三里路的定王台。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丰富，楼上是藏书房，楼下是阅览室。毛泽东初到图书馆时，看到各种中外书籍，琳琅满目，有许多书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不知从哪里读起。他下定决心，尽量多读一些书。这时，图书馆刚开办不久，去读书的人也不多。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总是第1个走进馆里来，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1个离开。只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出去买两块糕饼当午餐。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毛泽东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

在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的严寒季节，坐久了脚冻得发痛，毛泽东除了活动活动两脚，仍然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书本上。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每读一本书，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自学生活时，饶有风趣地说：那时，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浩瀚的海洋，源自涓涓细流；渊博的知识，在于点滴积累。毛泽东看的书，数量既多，种类也广，而他感到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社会科学著作。他认真地学习和研究18世纪、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8226;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8226;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以及世界地理、历史书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这些书，大多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文化是对立的。年轻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并联系社会实际，比较、分析、研究、思考，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更加丰富了自己的头脑，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不断提高，思想境界也越来越宽广。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大地图。毛泽东过去只看过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每天走到世界大地图前，总要停下来，仔细地看一看。他久久地凝视着地图，联想着社会的黑暗，思虑着人民的痛苦，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感到青年一代的责任无比重大！当时的情景，在毛泽东记忆的长河中，是永远鲜明、不可磨灭的。40个寒暑后的1951年秋天，几个正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他，谈起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学习的情景时，毛泽东十分兴奋，他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第二章 书生意气(2)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正因为有了这样宽阔的胸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坚信世界一定会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会过幸福的生活，并决心为之奋斗终生。 怎样实现这种抱负呢？毛泽东开始了更加艰苦的探索和追求。 师范生“毛奇” 1913年春，毛泽东的生活出现“危机”，父亲不赞成他自修，断绝了经济供给。同时，湘乡会馆内除了住有许多学生外，还住着不少退伍或被遣散的士兵，打架、斗殴的事不断发生。这种环境也不允许他继续过自修生活了。于是，毛泽东重新选择求学的道路。这一年春，他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转入一师学习，前后做了5年师范生。毛泽东曾一往情深地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1个动人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读到它的好处时很感兴趣：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我的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意图写信告诉家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是看做是事关友谊而已。 “我在师范学校当了五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认为它是极端无聊的。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1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 “学校里有1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1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1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1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1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1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一直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求知欲非常之强，肯用苦功。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到了，他就在寝室里继续读书。学校吹号熄灯了，他就在那通夜不灭灯的走廊等处看书。他也曾自备一盏灯，下面用一?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有时通宵不眠。毛泽东在学校里虽也照例上课，但他有自己的读书计划，他注重自修，反动死读书，一些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他根本不去上课，学校碍于校规，认为他品行不正，几次想开除他，都经喜爱他的教员说情后，才留下来。当时送给他1个雅号叫“毛奇”。 毛奇是世界近代史上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聪明过人，精通7国语言，又很会打仗，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曾与首相俾斯麦、国防大臣罗恩并列为普鲁士帝国3巨头。同学们戏称毛泽东为“毛奇”，不仅仅因为他姓毛，也不仅仅因为他也能写出一手气势磅礴的好文章，更重要的是这个从韶山冲走来的农村青年，是师范生行列中1个引人注目的“志向非凡，与众不同”的奇人。

第二章 书生意气(3)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在第一师范的自修室里，楼上楼下灯光之下，人们都在咿唔念书的时候，你只要到那时学校里设在一头的阅报室去，总可以遇到毛泽东在那里看报。他注意的是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看报的时候，他带着地图去，对着看。 第一师范的校舍后面有操场，有不高的山丘。出学校的大门，往左边不远，有修好不久的粤汉铁路的一段——长株路。晚饭过后，同学们常到山上或者顺着铁路去散步，看火车开过去。有时他们往前面走到湘江的岸边，看水陆洲，看打鱼的划子、渡船……在散步的时候，毛泽东对同伴们讲述中国以及世界的新闻，有条有理，了如指掌。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时期，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湖南曾经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对中国的侵略一天天加紧。国际上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打得很激烈的年代。毛泽东经常仔细地读了报之后，就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皇威廉二世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你的脑子真特别”，同学们惊叹地说，“我们同样也看了报的，为什么我们不如你分析得清楚呢？” 是的，毛泽东的政治头脑在这时候已经很敏锐了。他善于分析、善于总结、概括、归纳——这又是科学的头脑，学者的头脑。他给同学们说时事问题的时候，常常联系到中国的历史，以及近年来中国的事变。 第一师范订了上海和长沙的两份报纸，人数多，报纸少。毛泽东于是自己订阅一份。把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之后，他还裁下报纸两边或四周的白纸条，用绳线钉好。在那些不宽的，长长的纸条上，他把报上见到的地理名字1个个都写上，然后对着地图看。写的是英文。同学问他：“你这是做什么呢？” 毛泽东回答说：“我学看写英文；再则，我把世界各国所有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都记熟。还有，最重要的，报纸是活的历史，读它可以增长许多知识。” 毛泽东读报很仔细。有时一张报，他可以看几个小时。报纸旁边一本中国地图，一本世界地图，每个地名都查得很清楚，并且牢牢地记住。他回忆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正因为如此，第一师范的同学都称他是“时事通”，面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时，他都看得十分清楚，而且说起事情的来龙去脉头头是道，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也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师生情 毛泽东历来尊师敬老，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遇到了对他一生都影响至深的一批优秀的老师。直到晚年，他仍不时地提起这个难忘的学校和他敬重的那些老师们。 杨昌济，又名杨怀中，湖南板仓人。书香门第出身的杨昌济早年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并考察游历过德国、瑞士。学成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立志培养国家有用之才，改造贫困的中国。来到第一师范后，他教授修身、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他教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往往是一字一句地照念讲义，既不重复，也不讲解，唯一的要求是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学生们开始很不适应，耳闻的这位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优秀教师只会念讲义，说话又欠流畅，不禁兴趣索然。然而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听杨先生的课时尤其认真。单是杨先生的《西洋伦理学史》，他就工工整整写了七大本笔记。他认为杨先生虽然不善辞令，但其讲义却很有价值，言简意赅，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常常去拜访他，向他求教。杨昌济也十分欣赏这位思想活跃、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尤其是对国家大事乃至国际大事都很关心的学生。 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风靡一时。杨昌济便把陈独秀主办的刊物《新青年》送给毛泽东看，并鼓励毛泽东多投稿给《新青年》。毛泽东也正是在这时开始了解和接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1920年，杨昌济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作为学生，他努力地尽了自己晚辈的责任。这位他在学生时代与之感情至深的老师，成为他日后无比怀念的人。 另一位对毛泽东学生时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师便是徐特立。这位当年在湖南赫赫有名的教育?，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他曾创办长沙市第一所平民夜校和长沙县第一所小学。辛亥革命后，他在既无经费，又少房屋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兴办了长沙师范学校。后来长沙县的小学教师大都出自其门下。他还创办过女子师范学校，对失学的女孩子给予免费照顾，并兴办了一所孤儿院，亲任院长，招收孤苦儿童，教他们学习。对这样一位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老师，毛泽东是非常钦佩的。他和徐特立交往很多，并一直虚心地向徐特立请教。徐特立曾告诫毛泽东“不动笔墨不看书”，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毛泽东自此严格按照徐特立先生的要求去做。每读一本书，他都要在重要的地方做笔记和批语，读完后还要写心得体会，认真思考，形成了习惯。仅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所写的各种摘记、读书笔记和日记等就有很多，更不用说后来的中南海丰泽园内几万册书上的眉批了。这一习惯，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在他离开学校，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也依然惦念着这位恩师。 1927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革命者的白色恐怖面前，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徐特立做出过重要贡献。1937年1月，毛泽东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在延安为徐特立先生祝贺60寿辰。他特意按照湖南的风俗习惯，亲自为徐特立先生戴上1个红布锁，并说：“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在读他为徐特立先生写的祝寿信时，毛泽东念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第二章 书生意气(4)

毛泽东素以中国文史知识的渊博、诗词书法的豪迈而为中外人士所称道。然而言及这位伟人在古诗词和书法方面的博大精深，不能不提及一位在他学生时代对他要求非常严格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这位性格急躁、严格得有点偏执的袁吉六先生，人称“大胡子”。他早年曾是湖南省保靖县的一名举人，在当地设馆教学时，由于博学多才，精通古文，写得一手好字而有着很高的名望。1912年袁先生举家搬迁新化县，出任第一师范国文教员。这位注重古文教学，学识渊博，讲解精辟的国文教员非常喜欢毛泽东写的文章，常常把毛泽东写的作文批上“传阅”二字让同学们学习。正因为袁先生钟爱自己的这位优秀学生，所以对他格外严厉。 毛泽东为记录下自己的思想发展，总是习惯于在他写的作文结尾处注上日期，以作为自己理解社会能力的一种记录。然而袁先生由于不理解毛泽东的用意，所以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学生的作业只要先生改过就行了，无须再保存下来留作记录。他要求毛泽东将写有日期的作文一律撕掉重抄一遍，毛泽东未予理会。他当即怒从心头起，气冲冲地将毛泽东的作文撕了下来。毛泽东也厉声质问，要拉他去校长室评理。一场冲突过后，学生们都认为袁吉六先生的做法不尽情理，不时地在袁先生的课上表现出对他的不满。毛泽东却并未因此而全盘否定袁吉六先生。他喜欢上袁先生的国文课，深深地为他的国文素养所吸引，依然表现出对他的尊敬。后来毛泽东的同学周谷城回忆说：“袁先生讲课很神气，但毕竟扣分太紧，学生不喜欢。毛泽东对这位先生却有好评。当时学校的学生由于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都竞相模仿他们的文体写作。袁吉六先生称这种半文半白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认为作文之道，首应固本，完全模仿康、梁，实非所宜。他告诫毛泽东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他还经常将毛泽东叫到自己的卧室，为他精讲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借给毛泽东各种不易借到的善本书。毛泽东深受教诲，开始认真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变文风，学写古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毛泽东的国文基础和文章都大有长进，连很少夸奖人的袁吉六先生对毛泽东也大为赞赏，他说毛泽东的文章已‘大有孔融笔意’。” 1915年，毛泽东参加了第一师范学校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他带头写出了一份痛斥校长办学无能、贻误青年的宣言张贴出去，提出赶走张干的要求。后来有人告密，张干为此要开除这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袁吉六先生知道后，同杨昌济、徐特立等人极力表示反对，并多次出面为毛泽东担保。他评价毛泽东为“挽天下于危亡者”，再三要求张干收回成命。张干迫于压力，只好作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并未忘掉当年曾担保过自己的这位国文老师。他在百忙之中曾4次打听老师的下落，当知道袁吉六先生早于1943年就去世时，深为悲痛。1952年，他特意为这位严厉的国文老师的墓碑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遒劲的大字。他还多次托人给患病的袁师母捎钱，希望她能过1个幸福的晚年。1965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郭沫若、章士钊等人。席间追忆起袁吉六老师，章士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师的身份。”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曾求教于一位年轻的历史老师。他和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潭人，虽然在名份上是师生，但此人却只比毛泽东大3岁。年轻人共同的锐气和志向使毛泽东和这位历史老师交往甚密。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时事，研究学问，成为挚友。这个人便是黎锦熙。他虽为毛泽东的历史老师，但他和毛泽东讨论问题时却无所不谈，从读书的方法到改造社会，莫不渗透着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注。毛泽东曾在一封致萧子升的信中这样评价黎锦熙：听说黎邵西先生好学，我前往征求意见，很多问题我们都很谈得来，而且有条理又详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也极为完备。我和黎先生感情很深，从我有生以来到现在，能见到这样有造诣的人，只有他1个。 1915年9月，黎锦熙调往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任职。分手之后，两人并未因路途的遥远而中断联系。黎锦熙一到北京，即托人带信给毛泽东，告知北京的情况。当时袁世凯正四处收买政客准备复辟帝制。毛泽东担心黎锦熙被拉下水，急忙写信给黎锦熙说：目前鼓吹帝制的舆论正在高涨，而正义则遭到阻止和压抑，人们正面临袁世凯要称帝的不好时机，仍须待时机成熟，才可以急图进取。黎锦熙回信解释说：他并未卷入复辟派之流，而是专心发起国语运动，志在民主和富强。毛泽东看信后很是高兴，后又写了一封2500多字的长信，将胸中的见解都说了出来。两个共同的志向和情趣，通过不间断的书信往来，使友谊也日渐深厚久远。黎锦熙在?罢毛泽东的信后曾说：“大有见地，非庸碌者。”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黎锦熙知道毛泽东生活清苦，薪金微薄，便在节假日接毛泽东到他家“打牙祭”。两人久别重逢，热烈地谈论起时局和事业。 此后毛泽东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创办文化书社，领导新民学会，建立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开辟革命根据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击日本的侵略，解放全中国，领导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成功。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毛泽东一直没能和黎锦熙联系，双方的信件来往一度中断。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师，他在延安遇见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马师儒时曾请马先生“问候我的老师黎邵西先生”。1948年，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接到通知，让他速乘飞机去南京。黎锦熙撕掉了信函，坚定地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的一天，一辆汽车开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车上走下了一位身材魁伟的人，他一见迎候在门口的黎锦熙，便迅速迎上前去，激动地连呼：“黎老师，您好！”黎锦熙见毛泽东如此谦逊和善，连连回答：“不敢！不敢！”师生见面谈笑风生。老友重逢，亲切叙旧。当年湘江岸边、岳麓山下，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畅谈宏伟志向的情景仿佛又出现在眼前。自那以后，毛泽东经常接这位年龄相当的师友到中南海做客叙谈。黎锦熙也不辜负毛泽东的嘱托，兢兢业业地为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不懈地工作。 黎锦熙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每当我回顾毛主席早年度过的峥嵘岁月，心中总是激起无限敬佩和怀念的深情。”作为他的学生的毛泽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第三章 峥嵘岁月(1)

水浴、日浴、风浴、雨浴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他进行体育锻炼的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以及体操和拳术等。他善于利用各种自然条件进行锻炼，又习惯于把自己的各种活动与磨砺意志有机地结合起来。 学校的浴室旁边，有一眼清凉的水井，毛泽东常来这里进行冷水浴。每当清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同学们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即起床，带着罗布浴巾，来到水井旁，用吊桶打上井水，一桶一桶往身上淋，然后用浴巾洗擦全身，擦后又淋，淋了再擦，反复一二十分钟，直至全身发热发红为止。然后，再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他最初试行冷水浴是在夏天，经历秋季，到了冬天，纵然是天空下雪，池水结冰，仍然坚持进行。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一来可以锻炼身体，二来可以练习猛烈与不畏。严冬季节，把冰冷的水一桶一桶地向身上淋，没有勇气的人是做不到的。有几个同学曾跟着毛泽东进行冷水浴，但都没有像他那样坚持到底。他们对毛泽东说，天寒地冻，我们把冷水往身上泼，觉得很难受，你是否也感觉难受呢？毛泽东说，最初几次是难受，但下决心突破困难，就习惯成自然了。 毛泽东还利用风、雨、太阳等自然条件进行锻炼。夏天烈日当空，他常穿条短裤，站在室外晒太阳，游泳后，也常躺在沙滩上让阳光照射，叫做“日光浴”；冬天寒风凛冽，他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空旷处进行“风浴”；下大雨的时候，他冒雨跑步，进行“雨浴”。这些在一般人看来不可理解的行动，他却进行得那样认真。 第一师范前面的湘江，江宽水深，是游泳的好场所。毛泽东经常邀集同学，到湘江中的橘子洲头附近和南湖港一带游泳。由于他从小就喜爱游泳，所以技术好、胆量大、坚持力强。他不但能横渡湘江，还能从猴子石游到相距近10里的牌楼口去。他也能在别人穿棉衣的天气，在江中游泳。有一次他和罗学瓒等几个同学，不顾北风呼啸，天气寒冷，毅然去江中游泳。罗学瓒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即橘子洲头）泅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不过，也发生过危险。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将要达到对岸时，被大浪冲入木牌下，幸好被1个同学救了出来。解放后，与老同学谈及此事时，他诙谐地说：那次如果不是亏了1个同学搭救，我险些“出了洋”。虽然如此，但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坚持锻炼。 登山，也是毛泽东经常性的运动项目。与第一师范隔江相望的岳麓山，踏满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足迹。有一次，当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和蔡和森等，健步登上了山巅。不久，突然冷风四起，空气清新，他们乘机作“空气浴”和“大风浴”。极目远眺，四面起伏的绿浪，天际灿烂的彩霞，江上往来的白帆，大自然的瑰丽风光，尽收眼底。这时，他们想起山顶云麓宫前望江亭上的一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体味着其中的意境，顿觉胸怀开阔，旷然有凌云之概。还有一次，在1个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的夜晚，毛泽东鼓起勇气，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遍体湿淋淋地来到了山下蔡和森的家里。蔡伯母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情趣，并借以锻炼身体和意志。 野外露宿是一种锻炼勇敢和胆量的好办法。毛泽东经常邀集朋友，到学校后山的君子亭，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和湘江中的橘子洲头等处露宿。当夜幕降临，游人散尽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高谈阔论，直至夜阑，大家都疲倦了，才各自找个地方，相隔一定的距离，露宿到天明。有一天早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一条长板凳上睡着1个人，头脚都用报纸盖着。游人吵醒了他，他动了一动，翻过身，收拾好报纸，起身就走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原来，山上夏夜蚊子多，他只好用报纸盖着身子睡觉。这种露宿活动，甚至到了下霜的日子，他们还在坚持。 毛泽东还爱好长途步行。他说，这种活动，既可以培养身体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又可以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1917年9月1个晴朗的星期天，他刚从农村调查回来不久，又和张昆弟等步行去50里外的湘潭县昭山。张昆弟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三人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不及股，止。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时晚，欲在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树丛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门前，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不仅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而且总结自己的丰富实践，作了理论上的著述。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他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28笔画）署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章列举历史上的事例说，明末清初的颜习斋和他的弟子李刚主，主张文而兼武，他们都能长寿；清代学术大师顾炎武，也爱好运动，到了老年尚能漫游天下。而汉代的大学问家贾谊，很有才华，只活了33岁；唐朝初期的文豪王勃，仅活了28岁。因此，他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强调进行体育锻炼，以收到“健身卫国之效”。

第三章 峥嵘岁月(2)

当时，第一师范虽然也设置了体育课程，但只是徒具形式，不务实际，教师敷衍应付；学生不感兴趣。每周两小时的体操课，不外是走步、操木棒、举哑铃。每天上午10分钟的课间操，也过于死板。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更是冷冷清清。除了少数体育爱好者开展运动外，多数同学都在寝室里谈笑议论。学生的身体被繁重的课程压垮了，有一年，竟病死了7个同学。毛泽东对这种状况极为愤慨，在为死者举行追悼会时，他写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7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即课间操）。”以此抨击学校当局不重视体育，同时唤起广大同学对体育锻炼的自觉性。 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实际负责人）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主要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一是体育锻炼。 毛泽东由于坚持刻苦顽强的锻炼，体质逐渐强健起来。在陕北时，他曾回忆说：体育锻炼确实对于我有不少的帮助，使我后来在转战南北的行军和长征中，受益不浅。1951年秋天的1个夜晚，他接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又谈到了自己当年在第一师范时锻炼身体的好处。他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1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两个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贾宝玉是阔家公子，饮食起居都要丫头照料，自己不肯动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爱哭泣，只能住在大观园的潇湘馆中，吐血、闹肺病。这样的人，怎么能革命呢？你们办学校，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 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常对同学说，读书，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要会读“无字之书”。这活的书本，这无字之书，便是群众，是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力求做到“周知社会”。所以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所谓“游学”，本是旧社会一些有志读书人，用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式。但也有一些落魄文人，利用“游学”给人家写字作对联以为生，是一种变相的行乞。毛泽东用它来进行农村考察，以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在第一师范期间，他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 1917年7月中旬，他邀同学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进行了一次游学。他们从长沙小西门渡湘江，徒步经长沙白若铺，到宁乡县城。在同班学友王熙家聚居两宵。走访了劝学所、玉潭高小，游历了香山寺，给劝学所所长喻士龙送了一副对联。还到了宋家潭，找农民宋冬生等了解了生产、生活情况，走访了一位姓张的老先生，并共同讨论了经书。上了回龙山，给白云寺的和尚送了对联。到了云山书院旧址云山学校。在黄材镇了解了当时农村小市镇的贸易情况，替一些店铺书写了招牌。后经横山湾抵杓子冲何叔衡家。在何家住了几晚，看了猪栏、牛栏、菜园和稻田，座谈何家的经济收支与生活及家庭历史情况，走访了何叔衡的堂兄弟和附近的农民。他每天清晨早起，在野外做“六段操”，看书，追记笔记。 离别何家后，经沙田到巷子口，在1个姓王的老头家里交谈许久。老头问，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么子？毛泽东说，我们都很穷，又想旅行，没有路费，只好“游学”。老头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往往是些正直、老实人，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我曾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得多，谁就可以赢，这就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人的话引起了他的联想，深感世道的不平。后来一路上，他还与同行的二萧热烈地讨论着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三人行至宁乡沩山密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理论。在这一带，还了解到张三元举起义旗造反的历史故事。 他们离开宁乡抵达安化县的司徒铺，到了雷鸣洞萧蔚然家。毛泽东、萧子升二人继续“游学”，来到伏口罗驭雄同学家。当时毛泽东穿浅蓝色单长衫，手拿雨伞，背上背着1个略现蓝印花的灰白色包袱。在罗家吃中饭后，上横坡仑去久泽坪，给当地秀才吴幼安送了一副对联。又经清塘铺、太平段去梅城，在路上，曾露宿河堤。毛泽东还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并指着身边的一棵老树说，这就是衣柜，顺手将包袱、衣服挂于树枝。睡前，萧子升要去河边洗脚，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那绅士的习惯啦！你是1个要饭的绅士哩！ 第二天，他俩在途中一家小店吃饭时，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的苦难遭遇，并知道附近有一刘邦庙。二人对刘邦的评价问题进行了讨论。两个边论边走，不觉到达安化县城——梅城。毛泽东在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学校背后（现安化一中后面）一些贫苦农家走访，到安化县劝学所拜会了安化饱学先生、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夏时年64岁，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经、史都好，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夏先生喜吟诗作对，性格高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毛泽东求见，两次被拒。他并不灰心，复而第三次登门。夏只得开门相见，并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见后，即书属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看着他写完，大吃一惊，觉得对边胜过出边，还带有火辣辣的批评味道，自感有愧，连声赞好，并留餐宿，昼夜长谈，还赠给毛泽东8元银洋。 毛泽东这次在梅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

“铜壶滴漏”，并在北宝塔第七层塔壁上，用墨笔题词：“伊水拖篮，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还给县城的“鼎升泰”、“谦益吉”、“云集祥”等商店送了对联。 离开梅岭，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塘、桃花江，到达益阳县城。游览了市容，走访了一些学校和人士，其中包括当时的县长张冈夙（原一师教员）。在此3天后去沅江。 当到沅江县城时，正值涨水，街道被淹，行走不便，于是二人乘船返长沙。

第三章 峥嵘岁月(3)

8月16日，回到长沙楚怡学校。放下包袱，打开一看，还有两块多钱的剩余。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两人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这次“游学”，毛泽东到过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历时达月余，写下了许多笔记。 后来，毛泽东还回忆说：一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1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却“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 1917年寒假，他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在学友陈绍休家住了几天。他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并针对当地没有栽树的习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果树，后人吃果实”，劝大家植树，为子孙造福，而且自己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这次，他还到了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 1918年夏初，他还同蔡和森赴洞庭湖滨部分地区游历。 这些“游学”活动，使他更加了解了民间，了解了群众的疾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是读“无字之书”。 二十八画生与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个“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的团体在长沙宣告成立，它就是我国五四时期发起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社团之一——新民学会。青年毛泽东为这个团体的发起、创立并使之发展成为具有纯洁性、严密性和战斗性的革命团体，倾注了大量心血，充分显示了他探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 1915年，随着《新青年》的创办，自辛亥革命后一度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又逐渐活跃起来，并掀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新奇事物不断出现。就在这年秋天，长沙城内的一些学校和城门口，都张贴了一份古典文体、手书刻印的《征友启事》，表示“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大意是：愿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 对于这份启事，人们有的赞赏，也有的讥讽，而真正理解它的人却并不多。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马校长，竟然以为这则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谈恋爱的，决心追查。他见启事写着“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就找到陈章甫和一师校长了解情况，才知道发出启事的是一师一位品学兼优、受到师生称赞的好学生，真名叫毛泽东。因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字共二十八画，故自称“二十八画生”。 原来，毛泽东在学识卓绝的教师杨昌济等教诲下，开始接受西方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并很快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视野开阔，非常喜欢交朋友，但择友甚严，认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他在同学中结交了蔡和森、陈昌、张昆弟、何叔衡等一些志趣相同的朋友，经常聚集在一起研究治学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等问题。 然而，毛泽东仍觉得自己活动的范围太窄，身边能与之畅谈国事的朋友不多，“友不博，则见不广”，必须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求得更多的学问，干一番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事业。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又怎么个找法？他想出1个大胆的办法，用征友启事的方式公开征友。 征友启事发出后，毛泽东怀着殷切的期望等待了一些日子，得到了五六个人的响应。他先后约这些应征者会晤，就读书、理想等问题交换看法，从中挑选可与之为友的青年。1915年11月9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毛泽东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朋友，其中主要有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萧子、罗章龙等十几个人。 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一些是长沙各中小学的青年教师，他们多数来自农村，深知人民痛苦，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愿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是一批“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我的朋友和我只愿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就是这样一群富有朝气、充满理想、“真心求学，实意做事”的年轻人，逐渐成为组织团体的核心力量。

在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满怀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豪情壮志，努力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 他们经常聚会，就“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治学修身、处世为人、人生价值、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等等，无不涉及。从1915年到1917年冬，这样的讨论达百余次之多。在与朋友们的反复讨论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1个更严密的组织”，以“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有了组织学会的提议，并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 从1917年冬起，毛泽东积极参与了学会的筹备工作。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分头深入省立一师、楚怡小学、第一联合中学、修业小学、周南女子中学等学校，暗中物色会员，很快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组织团体的基本队伍。接着，毛泽东和邹鼎丞负责起草学会章程。水到渠成，建立组织的条件成熟了。 1918年4月14日，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趁着星期天，在长沙一些学校就读或任教的萧子升、萧子、陈绍休、罗章龙、毛泽东、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叶光祯、罗学瓒、李维汉等，相约渡江来到坐落在岳麓山下、湘江西岸的蔡和森家中。从围坐在堂屋中的10几位青年那一张张神情严肃而又兴奋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正在议论着非同寻常的事情。 毛泽东介绍学会的筹备情况，他说：“发起组织这个学会，酝酿时间很长。为什么要组织学会，发起诸人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首先，大家都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迫切；其次，当前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已经发起，旧思想、旧伦理与旧文学，在诸位眼中已一扫而空，使大家都觉得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无聊，引发了对动的生活和团体生活之追求；第三，在座诸位对杨怀中先生所作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之教诲念念不忘，决心身体力行。不知这几条是否能反映大家的想法？” 蔡和森大声说：“润之兄所谈的这几条，正是我们之所以结成团体的原因。”其他与会者也纷纷表示赞同。 接着，毛泽东谈到学会名称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团体，最初拟名为新学会，意即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我们要共同学习和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子升兄则建议改为新民会。” “是啊！”萧子升接过了话头：“梁启超先生取《大学》新民主义，创办了《新民丛报》，发表了《新民说》，他认为中国积弱不振，是由于人民没有爱国心，没有自治力，因此，必须把‘新民’当做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我认为，梁先生之论颇有道理，所以主张我们的学会取名新民会，以提高和增强民德、民智、民力，走自新、自救、自立的道路为学会的奋斗目标。” 萧子升话音刚落，引起一阵议论：

第三章 峥嵘岁月(15)

“教育国民，使其日新其德，新民会好！” “我们都处在修学储能时代，个人的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叫新学会更贴切。” 与毛泽东一同起草会章的邹鼎丞这时发言了：“新学会、新民会各有道理，润之、子升已作商量，合二为一，就叫‘新民学会’”。在一片叫好声中，“新民学会”这一名称获得一致通过。 接着，毛泽东将起草后几经修改的会章逐条宣读、解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会章内容进行增删、修改，并逐条表决，最终形成了11条明确、简洁、可行的新民学会会章。 会章规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必须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5条纪律；如有不正行为和故意违犯会章，经多数会员决议，令其出会。 会议推举萧子升为学会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1个由志愿救国救民的青年知识分子集合而成，组织严密、充满勃勃生机的进步团体诞生了。 求主义结合的真同志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由于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成为学会的实际负责人。毛泽东充分施展自己的组织才干，领导会员刻苦钻研学问、孜孜探求真理、积极投身斗争实践，使学会不仅在思想上、组织上日益纯洁和严密起来，而且逐步发展为五四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之一。 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是新民学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1918年6月，当杨昌济老师来信告知北京正在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时，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扩大学会影响、培养造就人才的好机会，认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各方面的阵地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毛泽东曾先后赴北京、上海为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而奔波。至1920年冬，赴法新民学会会员达18人之多。作为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毛泽东本人却没有出国，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因此决心留在国内，立足于自己土生土长的这片土地，探求民族振兴之路，同时也为新民学会在国内的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他不仅领导新民学会会员“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而且为学会的组织、作风和思想建设花费了很大精力。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率领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参与和领导了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毛泽东不断将一些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骨干分子吸收到新民学会中来，使学会的组织迅速壮大，会员由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1921年初的七八十人。 新民学会如何发展，是毛泽东着重考虑的问题。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召集会友举行会议，讨论学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发表了许多主张和意见。根据讨论结果，会议形成6项主要决议，规定吸收会员“务宜谨慎”，新会友入会应该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学会工作必须坚持“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会友之间要“互助互勉”。半淞园会议为把新民学会建设成“1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新民学会以其组织严密、作风潜在切实、注重实践等特点而影响日益扩大。但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毛泽东日益深切地感受到：仅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是不够的，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后，即着手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一师附小和一师校友会会址成为他们经常开会学习的地方。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大家就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潮反复研究、比较和鉴别，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

为了“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进一步巩固新民学会组织，从1920年冬开始，毛泽东先后主编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共3集，编写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共2号，印刷后发给会员人手一册，促进了会员之间的思想交流。蔡和森、毛泽东关于“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共产党”等思想观点，正是通过这种通信交往而不断清晰，并逐渐为大多数会员所认识、所接受。 为了把新民学会会员引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发起，1921年元旦在长沙的会员举行了新年会议。 1月1日这天，长沙城大雪纷纷，寒风刺骨，18名新民学会会员顶着风雪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家围绕着学会的方针和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泽东首先介绍了留法会员讨论这些问题的情况。他说：“去年7月，和森、子升集合在法会友，在蒙达尼召开了为期5天的会员大会，他们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但对改造的方法却有两种意见，和森等人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像俄国那样，组织共产党，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急进方式，通过彻底革命，以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子升等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 当开始讨论学会的方针时，熊瑾玎连忙发表自己的看法：“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持这种主张，我看这个问题就不必多讨论了”。 毛泽东则认为：“我看还是有讨论的必要。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一派主张改良，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一联系到社会上的主义与道路之争，与会会员很快打开了思想闸门，纷纷发言，各抒己见，有的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有的主张改造世界；有的则主张改造东亚，认为改造世界太宽泛。 毛泽东就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提出‘世界’是国际的，可以表示学会的主张；提出‘中国’就能明确我们改造从何处下手。” 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会员们兴犹未尽，何叔衡只好宣布改日再议。 1月2日和3日，长沙城仍是银装素裹，新年大会还在继续进行。当讨论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时，毛泽东将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5种，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何叔衡第1个发言，他说：“我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一次扰乱，抵得20年教育。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远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其他会员也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三章 峥嵘岁月(16)

在毛泽东循循诱导下，到会会员有12人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要根本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的，就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求索，毛泽东不仅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帮助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一批“主义结合”的真同志。 1920年春夏，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当时毛泽东正在上海，了解一些有关的情况。毛泽东回到长沙以后，着手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建立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筹划各地的建党工作，湖南由毛泽东负责。这时，毛泽东接到在法国的蔡和森来信，也提出要做好建党的组织准备。11月间，毛泽东在给向警予、李思安等人的信中，一再明确表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他正在集中精力主持建党工作。十一二月间，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活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引言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57年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但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改变了这一论断。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久，开始纠正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959年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

第一章 积极的开拓(1)

总结十大关系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有了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我们党的面前。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从1955年底起，刘少奇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1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许多经济部门的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些汇报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毛泽东在4月25日举行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形成的过程，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1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当时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把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多方面地体现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中。在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对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也就是毛泽东多次谈到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别结合各个方面的建设事业。就这个讲话的原则精神做过论述和发挥。这些，都在实际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从1958年开始，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了“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干扰。在6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关于十大关系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又重新提出和实行，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教育全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刘少奇于1965年底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这个讲话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同年12月27日，中央写了1个通知，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 当时印发的《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的内容，如对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对斯大林的态度等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评，对我国国内工作中过高地估计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工业，以及在行政措施上照搬苏联的做法等缺点的批评，没有整理进去。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关于《论十大关系》一文，曾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最后在胡乔木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讲话的主要精神（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做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整理稿于7月10日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即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1976年12月26日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就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订的这个整理稿。 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多次说到的，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又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原则，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在长时期内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重要的指导思想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 谈双百方针 1957年3月17日正好是星期天，下午2时，市委办公厅值班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在电话中说，立即通知塘沽区和4个郊区区委书记来办公厅待命，并要办公厅通知全市党员干部到礼堂开会。因为事情来得突然、紧急，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下属工作人员都赶来，四处找人通知开会、安排会场，忙得不可开交。 晚上，市人民礼堂里气氛热烈。千余名干部坐定不久，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会场内灯光格外明亮起来。在热烈掌声之后，黄火青说：“同志们，现在我们请毛主席讲话。”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就座后亲切地向台下问：“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人提出什么具体问题。毛泽东就说，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

第一章 积极的开拓(2)

要成为建设的内行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他说：过去我们党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过去几十年主要工作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打败蒋介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还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从我党建立以来，一直到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从1840年反对帝国主义的鸦片战争算起，到去年——1956年就达116年之久，才把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把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这是1个很大的斗争。过去做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在开头对我们是不相信的，不相信我们能成功。现在，我们赢了，人们相信了，说我们是好汉。现在人们都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行在什么地方呢？说政治你们行，军事你们行，你们有这两门。建设呢？现在要搞建设，共产党行不行？历来人们就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我们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没有搞建设。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因为过去抓阶级斗争时，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的学了一点。但是，搞大规模建设，盖大厂，搞设计、施工、安装，我们就不会了。不过，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像我们过去从不会抓阶级斗争到会抓阶级斗争一样。 毛泽东在讲话中向党员干部提出，要学科学，要学会当教授，学会当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学会当医生，要跟自然界做斗争。 毛泽东在讲这个问题时，他的目光投向台下，幽默地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大学教授？台下只有两人举起了手。一位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另一位是津沽大学、南开大学的教授王金鼎。黄火青说：可能还有的没有举手，毛泽东说：是啊！你们的势力不大，就不敢举手。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这个问题的现状，他说：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在大学教书不行，在医院当医生不行，在工厂里头搞工业当工程师、技术员不行。我们党内没有什么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在中学里头当教员的也少。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也是三七开，优势还在党外。共产党在学校名为领导，实际上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嘛。所以应该承认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他们只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共产党也能领导，他们没有讲。为什么能领导呢？我们可以领导他们，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做出什么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在这方面领导他们，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还有什么一条可以领导他们呢？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去领导他们。就具体业务讲，我们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发展来讲，我们能领导。 毛泽东联系新的形势提醒大家：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我们在建设、科研、办学校方面不懂，人们原谅我们这方面的缺点，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在大学怎么教书？医院里怎么开刀？科学研究怎么解决？……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要1个时间，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至少15年才会有1个改变，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现在的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再过15年，他们就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也许不要15年，还有现在的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中学教员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条件适合的也可以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党。再有三个五年计划是可以学到的。有些人看不到这种变化，认为共产党可能永远学不到。我看是可以学到的。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经济建设问题的精辟论述，使听讲的党员干部们折服。他们懂得，毛泽东要求自己不仅要会搞阶级斗争，还要学会科学、技术，要成为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内行。 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要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就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鉴于人们当时并不十分理解这个方针，还存在一些疑虑。毛泽东开导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竞赛。放出坏事来怎么办？现在有好多坏事，有许多怪议论，我说不要紧。有些怪议论批评它就是了。人们很怕开出的花不好看，怕它有毒，说百家争鸣中国共产党只有一家，其他99家把我们包围了，没办法…… 毛泽东说，对于社会上许多不同的意见，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讨论辩论中去解决，分清是非。我们只有这样一种办法，别的方法都不妥。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想继续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或者叫“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就正军法，拉出去砍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其实对付阶级敌人也不是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待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大学教授、医生等等，这个简单方法就更不行了。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科学方面，不论我们懂不懂，我们现在不懂将来懂了，都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能“军法从事”。一门科学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鸣。经过争鸣，就能出真理。社会科学也是这样，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对思想、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宗教、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 毛泽东强调，实行“双百”方针，对不同的意见就要说服而不要压服。他说，有两种方法：一是压服，一是说服，我们采取哪种方法？现在有些人等不及了，想压一下。压是压不服人的，最终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你为什么用压服办法对付科学、文化、宗教以及不同的意见？如用压服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就输了。要学会做说服工作。我们南方有句话：叫花子打狗。叫花子是讨饭的，要学会打狗。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理论文章，学会做说理的报告。有一位同志对我说，“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就这一冲呀？你三冲两冲还是不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做有说服力的报告。 毛泽东针对干部的思想顾虑，解释说：至于各种错误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开座谈会，发议论，会不会把我们天下搞乱，把人民政权搞垮？我说完全不会。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多数人是如此。有极少数人仇视我们，也不是特务分子。许多人完全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学了一点，但是实际上不相信。再有一些人，相信了一些，不完全。我们党内也有一些这样的人，没有完全想通马克思主义，还不懂。两种片面性的人都有：教条主义的，肯定一切的，别人说不得坏话，本来我们有缺点，不允许人说一说；也有另外一种人，什么都是坏的，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这两种形而上学，是存在的。

第一章 积极的开拓(3)

要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要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他以内部发行《参考消息》为例说：在座同志都看《参考消息》，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要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看看敌人怎样骂我们，他们的家里又是1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人怕《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会使敌人气焰嚣张，很危险。黄火青同志告诉我，你们这里有位同志主张每条国际消息都加1个按语。那就麻烦了。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去思考，去辨别。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斗争还要发展。我们在中国办事情，如果不发展，我们的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要按具体情况来具体解决。对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对人民政权可不可以批评，对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怕批评。老干部那么一批评就倒了，吹一口气就倒了？除非12级台风。12级台风吹倒树，吹倒房子，但是吹倒老干部也不易，只要你是正确的。至于你有错误，正需要有点风吹一吹。我过去用洗脸打比方，你们三天洗一次脸还是一天洗一次脸？为什么要一天洗一次甚至洗两次呢？就是因为有灰尘。那么党就不需要洗脸吗？党也需要洗脸。毒草并不可怕，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还有作用。需要这些东西跟我们见面，以便和它们做斗争，使我们发展起来。牛痘是什么？是一种病毒，也是一种微生物，给人种那么一点，就产生了免疫力。一辈子不害病的人是很危险的，有一天他害病就受不了，因为没有同细菌做过斗争。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马克思主义要同非马克思主义做斗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各种艺术的发展需要互相竞争，互相比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竞争，批评讨论，正确的东西才能发展起来。 元代诗人杨维祯诗云：“二月春光如酒浓”。毛泽东在早春二月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犹如催红唤绿的春风，使海河两岸春光灿烂，春回大地。虽然后来历史发生了曲折，使“双百”方针在一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能贯彻执行，但也正是历史曲折发展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客观需要。毛泽东1957年2月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至今仍熠熠生辉！ 八大的思路 1956年前后，我们党破除了对斯大林理论观点的迷信，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构想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拟定方针政策。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多次指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

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从现在的认识看，虽然不能说在1956年已找到了一条我们现在理解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路线，但是1956年的探索在许多方面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获得了许多好的思路、思想观点和实践经验。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农业问题和工业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找了华北九省的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34个部长了解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为准备八大政治报告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参加了这些汇报会。 中央领导人初步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从1956年1月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开始讲的“一穷二白”的形象说法。不仅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当时考虑问题的思路是，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改变落后。“一穷二白”的概括，从主导方面看，旨在激励中国人民奋起改变落后面貌的革命精神，强化中华民族为世界多做贡献的赶超意识。（当然，后来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它的主旨精神有了某些改变。） 党的八大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虽然是对我国政治形势的估量，但实际上是对国情的进一步认识。如果说“一穷二白”是对国情的历史基础的表层概括；那么对主要矛盾的论断，则是对国情的现实关系的动态分析。它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为确定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1956年前后，党中央确定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第一步，用大约3个五?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打下现代工业化的基础；第二步，用10个五年计划至20个五年计划，即50年至100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在1956年前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方针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上，有的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有的将一些零散经验开始系统化为规范理论。

第一章 积极的开拓(4)

工农业关系。在1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党把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作为两条对立的工业化道路来认识。苏联重工业的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市场供应一直处于短缺的紧张状态就是苦果之一。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办法，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党中央认为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工农业关系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对工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思想。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个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 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过去斯大林有1个论点，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受这个观点的影响，再加上朝鲜战争还进行，在“一五”期间强调了内地工业、国防工业的比重，影响了工业布局和资金投向。朝鲜战争结束后，经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我们党逐步感到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共二十大也提出了1个新观点，即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1956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占我国工业的70%，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发展。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捷克就不要建设了。还批评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打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与此相联系，还涉及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指出：既然设想可能有1个和平时期，国防工业步子可以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非要下这个决心不可。不能再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如果算错误，大家一道犯，到时候将功折罪，戴罪立功。实践证明，这是1个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表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预见。 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在1955年到1956年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条对立的思路。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尽管其理论论证是“辩证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强调反对右倾保守，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主张经济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将此精神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之一。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周恩来在主持审定“二五”计划的建议草案过程中，将“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了。随后，党的八大通过了这个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并说还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对于1956年上半年开展的反冒进，尽管思想上有保留，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的意见；对于八大的这个精神，他也是同意的，并主持修改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审定了周恩来的报告。正因为这样，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才顺利地得到了纠正，并使“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综合平衡。这是党中央在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由陈云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鉴于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招收了100万职工，农贷和其他贷款过多，使财政信贷多支出近30亿元，引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的教训，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同年11月，陈云在关于商业工作的讲话中分析了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认为这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到了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 以上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虽还不很成熟，但却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有的直到今天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重要影响。 创立两类社会矛盾学说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随后爆发波兰、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有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在我国，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基本解决，但人民内部的许多其他矛盾却突出起来了。由于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实际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等弊病，在一些地方闹事的情况增多起来了?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先后大约有10000工人罢工，10000学生罢课。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矛盾迭起的情况下，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成为毛泽东着重并反复加以思考的重大课题。毛泽东一方面批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又研究和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思考如何使社会主义社会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党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进行批评并总结经验。为了把我国建成1个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其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许多重要思想。接着，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把空气搞得活泼一些。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内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的分析，关于工作重点转移以及进一步发扬民主等决定，毛泽东是同意的。在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1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1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随后，经毛泽东修改于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正式地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概念，虽然当时是就国际范围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有两类社会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1个总题目。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以后，继续发挥了讲话中提出的基本思想，并对讲话作了修改、补充。3月，毛泽东批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其中批评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官僚主义是造成这类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和扩大民主。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讲话，主要论题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篇讲话提纲，其中明确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且批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种转变，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要求全党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

第一章 积极的开拓(5)

从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的发展看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是他经过反复酝酿、深思熟虑的成果。它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的新问题。虽然说，肯定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点并不是毛泽东最先讲的，但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作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全社会的现实的政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加以研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1个总题目，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确实还是由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在我们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党的特殊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以及镇压反革命等对敌斗争任务的完成，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大规模的敌我斗争就不再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人民内部矛盾跃居突出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新问题，从理论上做了概括和分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这篇重要著作，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中心内容，或者说总题目，包含着广泛的思想内容，主要的有下面几点： 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了矛盾的，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毛泽东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 二、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划分两类社会矛盾的界限。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 三、明确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这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一次说，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四、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强调要普遍提倡和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如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的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并找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搞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解决这些矛盾时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 无论从这篇著作发表前毛泽东有关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从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内容来看，都应该肯定，这篇著作的主导思想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讲话和文章把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说成是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论证；林彪在党的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甚至说这篇著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完全歪曲了这篇著作的本意。当然，这篇著作在发表前的修改过程中，不能不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形势的影响，因而加进了诸如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样一些同原来讲话的精神和倾向不协调的论述。虽然如此，从这篇著作的整体来说，发表稿仍然保持了原讲话稿的基本精神，并且增补了一些重要内容，增强了一些理论分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这一基本思想仍然贯串全书。应该说，这才是这篇著作的主要价值，也是它所以值得充分肯定并对今后具有指导意义的主要根据。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恢复了这篇著作的本意，讲话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说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本来可以成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遗憾的是，由于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一著作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大规模地混淆两类矛盾，即使对于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未得到正确处理。十年内乱的教训，从反面说明了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完全正确的。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1)

整风和反右斗争 最初的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的党，已经在国家全部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常常表现在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往往采用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月15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这三风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并且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用武力来解决。”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党要整顿三风，并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1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在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会后，毛泽东南下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又多次谈到了整风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等。20日他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还乐观地说：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 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及各方面党外人士共44人。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方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谈话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决定开展全党整风，完全是为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以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所采取的措施，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及所规定的方法就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认为，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对整顿三风、改进工作极为有益，而能否正确对待这些批评，是关系到整风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整风初期，他大力倡导公开批评，并再三告诫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张奚若在发言中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二、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鄙视既往。忽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做封建，都要打倒。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提出，希望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刘斐在发言中说，现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特别是县以下，就有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不正常。黄鼎臣在发言中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部署工作，今?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还有一些党外人士在发言中提出了应加强法制建设，改进统战工作，重视发挥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作用等方面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批评或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是以切实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2)

“事情正在起变化”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放肆地向党发动进攻。他们说“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国内形势是“一团糟”，“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他们甚至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煽动和阴谋活动，加上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某些报刊也传播一些错误言论，一时间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听到李维汉向他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谬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写成后，没有立即下发，而是到反击右派开始后的6月12日才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这些社论，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 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并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一场反右派斗争随即按照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应当看到，当时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能量却不小。他们的言行在一部分人中间具有较大的煽动作用和欺骗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思潮。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避免全国性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右派的进攻给予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毛泽东在这时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他几个月前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鲜明地指出极少数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危险性，但另一方面，他又过分夸大了右派势力和力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认识上的错误。另外，对极少的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采取先纵后抑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当右派言论出现以后，即在适当的范围，采取适当的形式给予批驳、反击，并辅之以正面引导和其他转化工作，就有可能避免后来出现扩大化的错误。 走入误区 在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阶段，斗争在规模上和形式上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主观上还是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1个相当的范围内。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发动时曾提出：反右派的“整个过程，做得好，有1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使反右派斗争步步升级，采用了大规模群众阶级?争的方法，扩大化的错误逐渐严重。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违背了自己刚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有过激言词，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3)

7月1日，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的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并肯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9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说：右派骨干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千人，而是大约有8千人。从估计全国极右分子约4千人，到估计约有8千人，其间相隔仅短短10天。 7月17日至21日，中央在青岛召开了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强调：“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1个政治战线上和1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毛泽东还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国城乡普遍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篇文章于8月2日印发给党内，使已经日趋严重的反右扩大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5月份以来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青岛会议以后，反右派斗争一方面在上述单位继续深入展开，一方面推向地、县两级，并逐步推向全国各地区、各界和部门。随着这场以反右派斗争和批判错误思想言论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整风”的开展，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更迅速地蔓延开来。 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规定了划为右派分子的6条标准，其中主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应划为极右分子的主要是右派活动中的主谋和骨干分子。《标准》还指出了“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6种情况。应当肯定，这6条标准，政策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存在空泛和不易掌握的缺陷。再加上当时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已成气候，这样的标准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到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12月8日，毛泽东又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他说：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并说这样做目的一为争取中间分子，二为分化右派。 12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从《原则》附录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统战部处理右派的典型材料看，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人受到较重处分的占大多数。《原则》中规定了处分办法，即便对于真正的右派分子，打击也是过重的。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终于没有得到遏止，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首先，一大批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因而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和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和不幸。其次，使全党整风背离了原来的意义，党中央、毛泽东预期的整顿三风的目的未能达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虽然也指出要继续整风，并把反右派只作为整风四个阶段中的1个，但在实际过程中，反右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整风运动已不可能收到实效，落到实处。相反，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却在反右斗争中及以后大大发展了。第三，助长了毛泽东在国内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产生了“左”的错误。毛泽东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中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导致了后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9月党中央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复查，进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结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除极少数以外，绝大多数得到了改正，使这个拖延达20余年的严重政治错误终于得到了彻底纠正。这是党中央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结论。这个结论是科学、公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4)

严厉批评“反冒进” 195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指吴冷西）到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相传清末西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准备重建办公楼。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工程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是一块平地，只在附近盖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号楼。 书记处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同志递给我1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是毛主席亲笔这样写的：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昆、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篇社论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是根据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写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问题。接着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后，《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两篇较有分量的社论。一篇是11月18日的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高潮，还会带来工业生产高潮，出现生产大跃进。这是在我们报纸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大跃进”这个后来震动国内外的名词。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写的，我看大致没有什么问题。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论，是论述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一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亲自修改定稿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听了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其中谈了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报纸和通讯社。我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说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胡乔木的神态似乎流露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谜一直到南宁会议上才逐步解开。 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建国8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这样，南宁会议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准备的会议。 毛主席认为，1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1个因由。 散会后我马上找乔木同志，问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完全清楚。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1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做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做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做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毛主席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5)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要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念完这段话后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毛主席再念了社论的一段话：“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 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主席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毛主席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1个指头的东西当做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做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主席详细地讲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1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牙齿稀疏不整齐，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在15日的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做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6)

接着，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对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3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做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这时，毛主席转向我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同志主要谈了他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并说主席批评他浅、软、少是对的。他只简单地谈到1956年6月《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概情况，并说他那时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主席说，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我不看了”4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后来乔木同志在会议上只检讨1957年的事，没有谈1956年的事。 谈话进行了将近2个小时，毛主席毫无倦意。最后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在会议上的讲话，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1月16日）上午，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主要谈学习问题。他开头就说，任何1个部门，任何1个省委，任何1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毛主席说，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映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毛主席又说，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历史表明，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反冒进是对的，根据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思想撰写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也是对的。把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讲话，作为历史教训，记录下来，看看毛主席50年代后期起的错误指导思想是如何发轫的，我以为还是有益的。至于他在这次会议期间关于如何办好报纸的意见，无疑是仍然值得我们重视的。 全民大办钢铁 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毛主席希望加快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我（指薄一波）是在1956年初组织34个部委汇报时就有所察觉的。1956年2月16日，毛主席听重工业部（当时还没有冶金工业部）汇报时，他就主张钢产量每5年翻一番，今后就采用这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 1957年11月初，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随后并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11月18日，毛主席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12月2日，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从此，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1个重要口号。 1958年2月3日，我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增长17%。这个指?是对各项生产条件进行综合平衡之后提出来的，也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的目标。这个指标后来就称为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一本账。 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在部署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时，也考虑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问题。他抓的1个重要题目，就是要求地方工业产值限期超过农业产值。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规定：“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定计划，今年7月1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4月23日，毛主席又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叮嘱他们立即连夜加班，研究本省市自治区到1962年时，地方工业产值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做1个表，于5月5日来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时带来。这个部署对于后来地方工业“遍地开花”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7)

于4月14日汇总报告党中央，这就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二本账。 这以后，钢产量指标长得很快。这同当时大家认为赶英国的时间可以缩短再缩短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3月20日向党中央、毛主席的两个报告，特别是有关钢铁工业的报告，提出了可以缩短的见解。 根据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以来提出的关于要又红又专、虚实并举、“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红’了，钻到里边出不来”等一系列指示，王鹤寿同志于3月初，组织冶金部党组同部分大企业负责人一道，连续“务”了8天的“虚”，写出了两份报告：《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后1个报告提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吨～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报告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在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大的改变。我国实行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建设时又实行投资包干，完全证明建设速度可以快一倍，投资可以省一倍（半）。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路线下，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而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不久前（1月19日在南宁会议上），我们说1962年可以达到1500万吨，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建设速度快一倍、投资省一倍（半）这样大的潜力。”如果1962年达到1700万吨到2000万吨，则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小基地，初步在全国铺开了。在全国有了几十个大小基地之后，1967年达到产钢3500-4000万吨，“就不是不能设想，而是比较现实的了，”“因为每个5年都会有新厂建设，而原有的几十个基地的生产力也会发展，只要是10年超过英国，再有10年赶上美国也是比较现实的设想。” 王鹤寿同志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写了分量很重的批语。3月22日、25日两天，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又三次给予表扬，肯定报告“不但鲜明地指出了冶金工业的发展方向，而且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做了尖锐的批判。”毛主席号召其他部门也要像冶金部一样，“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右倾保守倾向和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5月29日，毛主席在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讲话中，更称王鹤寿同志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4月15日，毛主席写了《介绍1个合作社》一文，根据王鹤寿等同志报告中的观点，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在送出此文时给少奇、恩来、小平、陈云、乔木、吴冷西各同志写的一封信中还写道：“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至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5月5日至23日，八大二次会议开会，提交会议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本账，是由国家计委汇总、经过中央财经小组讨论的。第二本账的各项指标，都有两个方案，其中：1962年的钢产量指标，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同1956年八大的建议数（此时称“二五”计划第一本账）1050～1200万吨比较，增加108％～138%；第二方案3000万吨，同1956年八大的建议数比较，增加150％～186%。李富春同志在会上作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他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同志在大会发言时，论证了第二方案钢产量指标的依据。他说：冶金部再次和各省、市、区研究了钢产量的发展速度后，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8)

5月7日，毛主席在大会讲话，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苏联是20年加半年（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到苏德战争爆发），把钢产量从400万吨（1913年的产量）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那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5月18日，毛主席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采纳李富春同志的意见，稍加变通，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 鉴于设想赶上英国的时间在逐步缩短，“二五”计划期末的钢产量指标在逐步提高，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第48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改定为800万吨到850万吨。这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三本账。 6月5日，王鹤寿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拟出1958年6月到1960年6月两年内，将钢的年生产能力达到3600万吨水平的规划方案，交给少奇同志。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一规划方案。 6月7日，冶金部向党中央报送《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规划预计，1958年钢产量为820万吨；1962年指标定为6000万吨，比向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中第二方案的指标又提高了一倍。 6月12日，国家经委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地方冶金工业的“跃进”指标，已经大大超过“二五”计划第二本账。计划今年兴建小高炉12694座，大部分年内可投入生产，地方铁产量今年可达440万吨，比去年增长7.9倍；兴建转炉220座，电炉43座，地方钢产量今年可达200万吨，比去年增长2.5倍。根据地方冶金工业的飞跃发展，估计明年全国钢铁产量可以比今年预计完成数翻一番。 6月中旬，由国家计委汇总，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后，李富春同志向党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估计，1958年钢产量可能达到850万吨到900万吨。《要点》认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1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例如工业方面，钢产量超过2000万吨，争取达到2500万吨，超过日本，超过英国。”“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3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3年基本实现。”当时，正值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刘伯承等同志在军事院校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6月17日，毛主席读完《要点》后，批示： 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1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破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该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6月17日下午3时，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听取我作的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谈到钢铁生产时，我说，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初步安排，明年计划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在讨论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同志同意我的估计和建议；另一些同志认为今年钢产量不只900万吨，明年的指标还可以更高一点。会议到23日才结束。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除毛主席缺席外，其他常委同志都参加了。

6月18日晚8时至11时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全体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谈话。谈的内容比较广泛。关于钢铁生产，毛主席表示，他赞成提高钢指标。那时，我的脑子也很热，而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刚就反冒进问题做过检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便坚持，因此，我也同意把钢指标提高。经过研究，1958年的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1000万吨，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2500万吨。会后就按这个数字重新修改我的《汇报提要》。谈话时，毛主席曾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就按这么办。他认为，机械工业也很重要。接着就议论起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了，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因为，我在修改《汇报提要》时，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基本建设投资首先保证两个‘纲’和两个‘先行’部门的?要。两个‘纲’就是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两个‘先行’部分，就是电力和铁路。纲举目张，其他一切东西都带动起来了。这是工业部署上的战略问题，必须有统一的看法。”7月1日，《人民日报》就闻风发表一篇《以钢为纲》的文章，后来广泛使用的“以钢为纲”、三个“元帅”（钢铁、机械、粮食）、两个“先行”之说，皆出于此。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意见，我对《汇报提要》做了重要修改。改后的《汇报提要》提出：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将比今年有1个更大的跃进，经过3年苦战，我国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方面将实现水利化，达到“四、五、八”的要求。《汇报提要》改好后，我于6月20日下午报送毛主席。20日晚，中央办公厅将修改后的《汇报提要》铅印出来。21日晚，我就出发到东北去了。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9)

6月22日，毛主席对我的《汇报提要》作了指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主席在写这条批语的时候，对《提要》的题目也作了修改。我6月20日改好的稿子，题目就叫《汇报提要》。毛主席改用正副两道标题，正题是《两年超过英国》，副题是《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的报告》。 《汇报提要》上，1958年的钢产量预计为1000万吨，那么，后来公开发表的1070万吨这个指标又是怎样提出、怎样确定的呢？据陈云同志1958年8月21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传达，是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确定的。陈云同志说：“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1100。”内部决定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即以1957年产量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外界传说，在游泳池的上述对话，是毛主席跟我进行的，这是误传。如前所述，当晚，我正在加紧修改《汇报提要》，准备交卷后去东北。游泳池的这次聚会，我不在场。 毛主席下“一○七○”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出于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王鹤寿同志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影响。我6月17日的汇报、18日的谈话，头脑不冷静，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响。但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还是来自柯庆施同志。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我没有参加这几天的协作区主任会议，柯庆施同志在毛主席面前怎样吹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响。这有毛主席后来多次的谈话为证。例如，1958年11月30日，在武汉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对柯庆施同志说：“你过去干劲冲天，条件没有，”说华东搞600万吨到800万吨，“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么搞法！”又如：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闯“一○七○”这个祸时说：“第1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1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百万吨，我全国只搞一○七○万吨。”毛主席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是柯庆施同志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把柯称为“土法炼钢的干将之一”（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第335页），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1958年6月21日，即毛主席定下“一○七○”的指标两天之后，冶金部向党中央报送的一份《产钢计划》中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1个极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1个新的水平。”根据华东区可能达到的指标，我们研究了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这是第一次提出1959年产钢3000万吨、1962年产钢八九千万吨的指标。22日，毛主席将冶金部的《产钢计划》批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央军委会议各同志。从冶金部的这个《产钢计划》，更可以看到华东协作区对钢产量的高指标所起的推进作用了。 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10)

6月22日，毛主席还对冶金部《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产量上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这里是1个简单的表，很容易看。” 1958年产钢1100万吨的任务，虽然在6月20日就做了布置，但7月间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7月份只产钢70万吨，1月到7月底，累计生产钢380万吨稍多一点，同1100万吨的年计划比，相差约700多万吨。8月16日，即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的前一天的预备会议上，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因此，王鹤寿同志1958年10月29日在向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讲到：“今年，在钢铁工业发展上（也在整个工业发展上），有两个伟大的日子，”1个是6月19日，毛主席提出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1个是8月16日，毛主席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的头几天，大家分析了6月19日以后钢铁生产未见起色的原因：第一，从部到相当多的工厂，根据南宁会议后下达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要求，把注意力都放到编计划（五年计划和明年计划）方面去了，部长、副部长都在外面参加各协作区的计划会议，忽视了抓生产；第二，由于小高炉生产不稳定，农民工不熟练和大批工厂领导关系改变（5月29日闭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到6月15日24时止，大批中央部直属厂转交地方领导），主管部门和地方忙于办交接手续，生铁调度不灵；第三，钢铁冶炼需要的设备供应不上，6月间安排生产的一批冶炼设备，有的被计划外的东西冲掉了，有的还没有安排落实。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之后，打电话给陈云同志，作了8点指示：一、国家经委主要抓生产（此后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交归计委，基本建设交归由陈云同志任主任的新建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二、原材料调配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既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三、抓紧冶炼设备的生产的安装；四、机械厂收到钢材后，第一是用来制造炼钢炼铁轧钢的设备；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六、加大保险系数，冶金部直属钢铁厂今年增加50万吨钢的新任务（因此，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实为1150万吨。——作者注）；七、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的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八、立即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后简称工业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8月21日，由陈云同志向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 陈云同志在传达时说：我们今年要生产1100万吨钢，已经传到国外去了（小平同志插话：给赫鲁晓夫打了保票的）。7月31日到8月3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期间，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讲：我们今年生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2500万到3000万吨。赫鲁晓夫不大相信，说中国的同志提出来的计划大概我们相信可以完成，究竟具体情况怎么样，他不问，那是很大的怀疑。陈云同志还说：赫鲁晓夫那天签公报的时候，他的总顾问，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跟赫鲁晓夫一起来了。我跟他讲，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他不回答，笑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九十也是很好的。他是没有信心的。陈云同志介绍的阿尔希波夫这几句话，曾引起大家的愤慨。我记得那天在走向宴会厅时，阿尔希波夫跟我走在一起，他讲：“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我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他苦笑了一下，说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 毛主席提出的工业书记会议，8月25日在北戴河开幕，由我主持。主要是研究在年内怎样完成以115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任务的问题。陈云同志两次到会讲话，李富春同志作报告，我作总结。 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1个时期。我在总结发言中，提出“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以115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跃进计划而斗争”的口号。我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1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在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们思想统一后，8月30日下午，我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主席那里，1个1个向他当面担保。尽管不少同志慷慨激昂，保证完成任务，但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4个月，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从8月17日到30日，毛主席在扩大会议、协作区主任会议和接见工业书记们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钢铁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话，除前面已经引述的以外，大体还有以下几个要点： ——讲重要性。说年内生产1100万吨钢，明年搞2700—3000万吨钢，苦战3年，达到50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是一场大战。 ——讲工作重点转移。说农业问题已经解决，要求第一书记从现在起把工作重点转到工业上来，抓工业主要是抓钢铁。 ——做自我批评。说题目是他出的，但他一直没有抓，如果实现不了，他要做检讨。 ——强调要大搞群众运动。说资产阶级和苏联的一些人，说我们在工业方面搞群众运动是“游击习气”、“农村作风”，其实我们这一套正是正规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11)

——强调纪律。针对当时生铁供应紧张，调度不灵，个别地方赶着大车去鞍钢要铁，不给不走，毛主席一再强调：“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对“一○七○”能否完成有怀疑。每讲到钢铁时，他几乎都要扳着指头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督促大家切实抓紧。直到8月30日，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账派，”今年能否搞到1100万吨钢？“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提醒大家：“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写上1958年力争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的主意。当时，我对“一○七○”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由于考虑到此事已经捅到国外去了，毛主席又强调一吨不能少，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8月30日下午在毛主席那里，看到大家都说能够完成，我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表示赞成。我马上拿起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讲了，把“一○七○”写到公报上。结果，后来发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就写了这样一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大办钢铁的决定，除在会议公报中写上“一○七○”以外，还在会议通过的《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中规定：1959年计划生产钢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并批准国家计委以这个钢产量指标和8000亿到10000亿斤粮食产量指标为纲编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1960年生产钢5000万吨左右；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并批准国家计委以这个钢产量指标和15000亿斤粮食产量指标为纲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9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发表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5日，发表第二篇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8月以前，全国已建成一批年产量10万吨以下的土高炉、小高炉，9月后新建了几十万座。除主管的冶金部门之外，地质、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等部门，为配合完成“一○七○”，也广泛开展了群众运动。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由党委书记带领群众上山，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投入运动。煤炭部门提出“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高炉”；“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成千上万的农民，背着镢头，带着锅灶，上山挖煤。据后来统计，1958年，全国共建手工操作（即所谓“土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121.5万个，共有工人（大部是农民）2489万人；主要作业用机器操作（即所谓“洋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7.5万个，职工840万人，两项合计小企业129万个，3329万人。大中型企业也开展群众运动。当时，把主要作业采用机械化方法生产的大中型企业的群众运动称为“大、洋、群”；把采用土法生产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小型企业或生产点的群众运动称为“小、土、群”。投入各类“小、土、群”的农村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6000万以上。

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人民日报》12月22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七○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消息说，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这个统计数字包括土钢，下同——作者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挂零。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钢产量为1108万吨。 由于预计“一○七○”可望完成，在钢的总产量方面两年赶上英国被认为“不成问题”，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还讨论了15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问题。据当时掌握的资料，估计15年后，即1972年，英国人均钢产量可能在500公斤左右，我国1972年按8亿人口算，人均500公斤，钢产量就要达到4亿吨。因为，这次会议拟订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规定：到1972年全国钢产量达到4亿吨。头脑热度最高的时候，也是开始转向冷静的时候。是毛主席第1个开始做冷静的思考。他对1972年搞4亿吨钢可不可能，需不需要，提出了怀疑。提议：这个纲要草案先放一放，不公布，也不正式提交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只在地下管道流通一下，让领导干部知道”。 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的指标，后来做了调整。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12)

九个指头与1个指头 1958年11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天已蒙蒙黑，天气阴冷，空中飘着毛毛雨。河南省遂平县委书记和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正坐在一辆拖拉机上，朝遂平火车站匆匆赶路。 原来，正在岈山检查工作的遂平县委书记刚刚接到县委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要他立即风雨无阻地和管理区党委书记一起赶往指定的地方，准备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临时找不到更好的交通工具，只有坐拖拉机赶路。 到了车站，只见遂平县长、县委书记处书记2人已经在等候了。好在并没有耽误时间。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们，专列现在还没有到，还要等一会儿。 4个人便在小小的候车室里坐了下来，心里都在琢磨，毛主席会问些什么事？从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成立至今，这里的举动一直颇受中央决策高层的关注。公社成立的一幕幕，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第一公社在这里诞生 在岈山有关负责人候车的时间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遂平卫星人民公社诞生的经过吧。 在中国当代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到遂平的岈山。 1958年4月15日，因为庆贺岈山脚下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专员公署专员、遂平县委书记、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聚到一起。闲谈之中，说起现在农村小农意识浓厚，存在本位主义现象，使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开展多种经营、互助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矛盾很多。有没有办法把他们携起手来呢？ 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他顿了顿，又说：“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原来都是老三区的，现在要是再把它们合并一块，不是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的指示精神吗？” 信阳专员公署专员对他的建议感觉心里没底。而第二天，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让遂平县委农工部长安排的四个乡书记会议就召开了，并做出联大社的决定。当这个情况汇报到公署专员那里时，他还是拿不定主意。长途电话挂到了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的办公室，对于这个请示，信阳地委书记沉默一会儿，表了态：“中央有精神，按上级意图办吧！” 4月19日，四乡联社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结果。决定社名叫“岈山大社”，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模、原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四个乡的党委书记、社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还有专管和外面打交道的外交部。随之，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这样的大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的性质了，它已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还能叫“岈山大社”吗？ 有人建议，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叫集体农庄？遂平县委副书记补充说，再反映出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4月22日，“岈山大社”改名“卫星集体农庄”。 这一信息很快反馈到河南省委书记处，又汇报到中央。 5月5日，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在郑州的河南省委会议室被安排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情况。 “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呢？你说这个情况，已经不是集体农庄了，你们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比苏联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谭书记认为，它实际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机构，又包揽经济，是政法合一的组织。 谭书记表示，叫农庄还是叫公社，自己做不了主，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后，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马上就通过电话指示遂平县委办公室当晚把全县8个农庄全部改称公社。 第二天，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编辑李有久来此搞调查，他对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建议，你这个公社要带个地名。又问：“这儿什么地方最出名？”公社书记说，岈山。但那是个小村庄，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里不行。李有久说，社址可以建在其他地方。又问：“这是谁的公社？”公社书记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应该加上‘人民’二字。”李有久很赞同。 这是中国大地上第1个农村人民公社。距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相隔整整87年。 公社成立后不久，6月的夏收中，在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就放出了小麦亩产3521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8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布这个新闻。不久，《人民日报》又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经过复打，韩楼大队每亩又加产300斤，实际亩产3821斤的消息，震动全国上下。8月上旬，遂平全县合并为1个“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那亩产3521斤是以20亩地的总产10210.9斤按2.9亩计算出来的。对此，毛泽东是不会知道的。但见了面，毛?东会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一列火车由远而近缓缓停靠站台，毛泽东来了。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把遂平县委书记一行人请到车厢内靠桌边坐下。 在史向生递来的一张白纸上，他们依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向生又在上面分别添写上他们的职务，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拿进另1个车厢内。 不一会儿，那边请他们进去。 这一节车厢收拾得干净明亮。白色的四壁与窗帘，灰色的地毯，一长条桌旁放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由其他几位领导人陪着从住的包房里走出来。握过手，问过好，大家便围着长桌坐下来。除了被接见的心情颇为紧张的岈山有关负责人，还有史向生、谭震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在场。 毛泽东拿起名单，一一问到岈山有关负责人的情况，还问到：“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县委书记答：“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缺少机械。”毛泽东便在白纸上写下“机械”二字。 接下来，毛泽东问到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情况：“你们社里每个社员一年吃多少粮食？” 县委书记说：“每人一年吃500斤。” “500斤社员吃得了吃不了？”他又问。 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开口说：“吃不了。” 毛泽东道：“群众高兴吗？” 县委书记处书记说：“群众可高兴了，每顿吃4个菜，还有1个汤，群众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 毛泽东有点怀疑：“是不是像你说得那样？”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19)

岈山党委书记接过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话题说：“群众吃的有小糖糕、油馍、点心。我们在张店还开了现场会，谁搞得好，就拿出来展览。” 毛泽东听后笑道：“好，好。”他详细询问人民公社的组织管理、群众生活、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的问题后，又问社里养了多少猪？ 县委书记答：“全社养12.6万多头。” 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补充说：“岈山管理区养9万多头猪，过八月节吃一部分，卖给国家一部分，现在还有2万多头。明年计划发展到15万头。” 毛泽东听后，表示怀疑说：“不可能吧？” 对方说：“1个母猪一窝下14个猪崽，有可能。”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转而问岈山人民公社的人口情况。他们介绍，有9369户，43263人。又讲到，原来叫农庄，后来在省里给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 谭震林在一边插话说：“那时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决定，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屈指算了算：1871年到1958年共87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1个公社，遂平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现在全国都有公社了。的确如此，自这一年八九月份他巡视大江南北之后，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迅猛发展，有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毛泽东向他们说：“你们放出了小麦、公社卫星。”他对报纸的一切动向了如指掌。 县委书记说，还是主席指示的公社好。 毛泽东听后，指着史向生说：“还是他跟我说的，啥时间来参观的人多？” 毛泽东指的是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热潮。最多时，韩楼村一天接待3万多人。井水喝干了，村干部只好组织妇女、孩子到河里挑水供参观者解渴。 岈山管理区常委书记说：“9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有3万多人。9月1日，开发工资大会，有16个单位来参观。” 毛泽东笑道：“他们是来看你们发了没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来了没有？” 管理区党委书记回答：“除了西藏没有来，其他省都来过了。” 毛泽东说：“西藏没有来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土改，地主还当着家哩。现在还有多少人来参观？” “还有500多人。” “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回去都干起来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看看表：“哟！1个半钟头了，耽误你们工作了，麻烦你们了。”这表示，接见临近尾声。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毛泽东最后问。 “俺缺机器。”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爽直地说。 一边有人又补上一句：“俺医院缺电机。” 毛泽东笑着指史向生：“机器嘛，跟你们书记要。”又指廖鲁言：“他是农业部长，向他要。” 毛泽东站起来，把客人送出办公车厢。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他称之为“1个指头”。 对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有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作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1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奇怪吗？一切都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然而又是那么寓于情理之中。 且不论这个小生产是一片汪洋大海国家的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第二章 在“三面红旗”下(20)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作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有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乎小心翼翼地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确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他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九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1个指头的问题就否认九个指头的存在呢？ 许多年后，有人撩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岈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岈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又何止岈山1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纠正高指标 1959年3月25日到4月5日，党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我（指陶鲁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毛主席主持下，把讨论和确定钢、煤、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主要是钢铁指标，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在讲话中多次提到陈云同志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在这次会议前召开的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上，陈云同志曾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1959年的钢、煤、粮、棉4大指标。1959年1月上旬，陈云同志又一次提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在这次上海会议开头，分管工业、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提出的生产指标，仍然是武昌会议公布的：钢2000万吨，粮10500亿斤，而且事先没有同各省、市、区商量，就在大会上宣布各省、市、区的具体指标，并指名要求表态。我记得当时会场上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闷，因为大多数省、市、区的同志都感到指标过高，但又不便明确表态，有些同志只是语焉不详地讲了讲完成本地区任务有困难的实际情况。当时在主席台上的除有分管工、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外，还有大区中央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等，他们用1个腔调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既定的指标，我还记得李井泉同志说，你们完不成粮食指标，四川可以再分担些，无非多增产红薯，允许一斤红薯顶一斤粮（按国家规定，4斤红薯折一斤粮——作者注）。柯庆施也说，你们完不成钢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些。他们这样一说，确实使人有两难之感。不接受吧，似乎有右倾之嫌，接受吧，又确有难处。这种情形为中央领导同志所察觉，所以在散会后，部分中央同志便分头到各小组进行说服工作。例如，说服我要山西完成钢100万～120万吨，如确有困难，可以仍按1958年那样，再完成20万吨土钢来补足；完成粮180～220亿斤，如确有困难也可多种红薯来补足。当时我通过电话同在家的省委常委商量，大家一致认为，我省1958年实产钢42万吨，粮食实产也只有92亿斤，1959年钢、粮指标定得那么高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因此都主张建议中央把指标降下来。在会内我接触到的一些其他省的领导同志都有同感。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一天，毛主席召集6个大区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处座谈，通知的名单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时正赶上吃午饭。在餐桌上我正好坐在毛主席的对面。由于我对高指标心里很不踏实，就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个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毛主席就对着王任重同志说：“你有同情者了。”这时我才知道，饭前开的座谈会已讨论过指标问题，而且知道任重同志也是不同意这样高的指标的。毛主席的话音刚落，柯庆施同志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对柯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这时李井泉同志又对着我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我对李说：“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曾希圣又帮腔说：分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再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对曾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1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要搞亩产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请问，指标过高能够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吗？ 在我们争论过程中，我看到毛主席捂着嘴在一边笑。最后他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尽管毛主席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却说明他察觉到在指标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这就使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到会之前，在座谈会上柯庆施等同志也以大话空话压人，王任重同志也同他们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辩。 最后，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钢产指标由2000万吨，调整为1650万吨，粮食指标未动，仍然为10500亿斤。我背回的中央分给山西的指标钢降为83万吨，粮仍然是180～220亿斤。 八届七中全会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毛主席对七中全会决定的钢、粮计划指标能否实现仍在继续考虑之中。当年5月3日，中央财经小组根据书记处的指示，在陈云同志主持下，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对调整钢产指标问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中央政治局很快开会讨论并同意了陈云同志关于把1959年的钢产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的意见。会后陈云同志针对有些同志不同意调整指标的意见，给毛主席写信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是否一定会泄气，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当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有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毛主席主持的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了1959年的钢产指标为1300万吨。当年实际完成1365万吨。 现在回头来看，1959年的钢产指标由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1650万吨，最后降为1300万吨，才比较接近实际，做到实事求是，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多么不易啊！且还应当看到，1959年全国钢产指标的超额完成是在“一马当先”、“全民保钢”的条件下实现的。就钢本身来说是个胜利，但就国民经济全局来说，却有失误的一面。它破坏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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