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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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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号”的始作俑者（1）

- “76号”的始作俑者（2）

- “76号”的始作俑者（3）

-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1）

-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2）

-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3）

-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4）

-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5）

-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6）

-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7）

- 乞求日本支持（1）

- 乞求日本支持（2）

- 乞求日本支持（3）

- 乞求日本支持（4）

- 勾结汪精卫集团（1）

- 勾结汪精卫集团（2）

- 勾结汪精卫集团（3）

- 勾结汪精卫集团（4）

- 勾结汪精卫集团（5）

- 勾结汪精卫集团（6）

- “76号”的建立（1）

- “76号”的建立（2）

- “76号”的建立（3）

- “76号”的建立（4）

- “76号”的建立（5）

- “76号”的建立（6）

- “76号”的建立（7）

- 暗杀“维新政府”官员（1）

- 暗杀“维新政府”官员（2）

- 蒋汪特工战（1）

- 蒋汪特工战（2）

- 蒋汪特工战（3）

- 蒋汪特工战（4）

- 蒋汪特工战（5）

- 蒋汪特工战（6）

- 蒋汪特工战（7）

- 蒋汪特工战（8）

- 蒋汪特工战（9）

- 蒋汪特工战（10）

- 蒋汪特工战（11）

- 蒋汪特工战（12）

- 蒋汪特工战（13）

-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1）

-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2）

-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3）

-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4）

-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5）

-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6）

-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1）

-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2）

-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3）

-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4）

-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5）

- “美人计”除奸（1）

- “美人计”除奸（2）

- “美人计”除奸（3）

- “美人计”除奸（4）

- 功败垂成（1）

- 功败垂成（2）

- 悲壮献身(（1）

- 悲壮献身(（2）

- 悲壮献身(（3）

- 丁默邨遭遇红颜祸水（1）

- 丁默邨遭遇红颜祸水（2）

- 郑苹如的后继者（1）

- 郑苹如的后继者（2）

- “76号”第一杀手（1）

- “76号”第一杀手（2）

- “76号”第一杀手（3）

- “76号”第一杀手（4）

- “76号”第一杀手（5）

- “76号”第一杀手（6）

- “76号”第一杀手（7）

- “76号”第一杀手（8）

- “76号”第一杀手（9）

- 黄金劫案与毙命苏州（1）

- 黄金劫案与毙命苏州（2）

- 黄金劫案与毙命苏州（3）

- 黄金劫案与毙命苏州（4）

-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1）

-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2）

-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3）

-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4）

-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5）

-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6）

内容简介

象征着阴森、恐怖、暗杀、绑架的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是人人谈虎色变的人间魔窟。一个小人物用什么手段使“中统”、“军统”在沦陷区遭受灭顶之灾，《色戒》中的“易先生”和“王佳芝”有没有生活原型？打入“76号”的中共女党员为何在建国后命运多舛？天才女作家张爱玲怎样深陷与汉奸胡兰成的情网之中不能自拔？在特务组织中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潜伏“故事……本书根据当事人的回忆，生动具体地介绍了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属下“76号”特工机构的情况。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纠集一批认贼作父的汉奸，在日寇的卵翼下组建其特务机构——“76号”特工总部，从事破坏抗战、镇压沦陷区抗战力量的罪恶活动。其特务头目李士群、丁默邨为虎作伥、心狠手辣，其行为令人发指。本书详细介绍了这一特工组织的组成、演变，以及在沦陷区与军统、中统的特工战，汉奸集团的内部倾扎，等等。揭示这一汉奸特务组织鲜为人知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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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第一章汪伪特工组织的建立1.“76号”的始作俑者2.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3.乞求日本支持4.勾结汪精卫集团5.“76号”的建立6. 特工总部的组织机构第二章惊心动魄的特工战1.暗杀“维新政府”官员2.蒋汪特工的争斗3.“中统”、“军统”惨遭破坏4.针对汪精卫及“76号”的暗杀行动第三章魔窟“76号”1.残害民众2.积极反共3.骇人听闻的银行惨案4.轰动一时的司法丑剧5.组织租界突击队2.争夺租界法院管辖权第四章“桃色事件”1.“美人计”锄奸2.功败垂成3.悲壮献身4.丁默邨遭遇”红颜祸水”5.郑苹如的后继者第五章“76号”及汪伪汉奸的内讧1.特工总部的三角矛盾2.丁、李争斗的牺牲品3.李士群赶走丁默邨4.汪伪汉奸的内部倾轧第六章李士群与汪伪“清乡”1.日汪“清乡”2.五光十色的“清乡”机构3.李士群借“清乡”自肥4.居心叵测的“清乡干部学校”第七章从阶下囚到座上客1.吴开先被捕2.肮脏的“交易”3.释放吴开先4.“脱险”真相第八章杀人恶魔吴世宝1.“76号”第一杀手2.黄金劫案与暴死苏州3.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第九章毒毙李士群1.李士群四面树敌2.激怒日本人3.毒杀李士群的经过4.周佛海与李士群被杀内幕5.鲜为人知的故事6.死后余波第十章“76号”的末路1.树倒猢狲散2.“76号”寿终正寝3.丁默邨的末日主要参考书目

“76号”的始作俑者（1）

“76号”的始作俑者沦陷时期的上海沪西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是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它象征着阴森、恐怖、暗杀和绑架，是破坏抗战、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罪恶渊薮，是人人谈虎色变的人间魔窟。提起汪伪特工总部“76号”，就会使人很快地联想到李士群这个恶魔。李士群既是个野心勃勃的政客，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特工。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被捕后贪生怕死，自首叛变，成了CC系特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又与日本侵略者挂钩，卖国投敌，充当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李士群是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没有李士群，或许不会有“76号”。所以谈到“76号”，就该先从李士群说起。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清光绪33年）4月20日。幼年丧父，与胞妹靠母亲种田为生，由于经济拮据，常靠他人接济生活。李士群自幼在私塾读过几年书，20年代初到上海，先是应考交通大学名落孙山，后于1926年春进入上海大学。在第一次国民革命高潮的影响下，李士群追求进步，经同学方本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由上海地方党组织派往苏联东方大学读书三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回国的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不久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移交给国民党方面，他托人走通了上海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名瑞庭，无锡人）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士群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遂昌人，生于1904年，其父叶泽梦曾任山东学政，进入民国之后在上海经商，家里拥有数十万财产。叶吉卿从小长得眉清目秀，粉妆玉琢，聪明伶俐，又善解人意，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由于是富家千金，又是独女，父母从不拂逆于她，因而形成强悍霸道性格。叶曾在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法政学院读书，她与李士群的相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关系的确定是在参加革命以后（叶早年也参加过共产党）。由于叶的家庭条件优越，李在上海的生活费用，可说是完全仰仗于叶吉卿的接济，李后来为CC特务逮捕，叶为救李四处奔走，极力营救，对李可说是出过死力的，所以，李士群在汪伪政府沐猴而冠的时候，事无大小，莫不受制于叶。甚至在一般夫妇关系上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李对叶也能极力隐忍下去，这都是有原因的。

“76号”的始作俑者（2）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采取残酷的“屠杀”政策，一些意志薄弱者脱离了党组织。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国民党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进步团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逮捕。这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斗争正处于艰危的状况下，李士群贪生怕死，很快投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手下当情报员，与另外两个革命叛徒、后来也参加汪伪“和平运动”而成为汪伪特工头目的丁默邨、唐惠民一起，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今凤阳路）同春坊书局编辑出版《社会新闻》杂志。这个刊物由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主办，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主要是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国民党“改组派”）进行污蔑和攻击。为逃避共产党人的纪律制裁，李士群利用旧关系，向共产党表示“忠贞”，说他的投降，只是为应付环境，并非真的背叛革命，若能“深入虎穴，竟得虎子”，反而对革命有利。党组织为了考验他，便让他做一些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准备工作。因为丁默邨叛变革命后，出卖组织和同志，给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李士群并不因组织对他信任而幡然悔悟，忠实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相反，却将此秘密向丁默邨和盘托出，以此作为加深他与丁私谊的礼物。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李士群对党交给他的任务，不能不有所表示，他与丁默邨想出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以代丁默邨。如果党组织追究责任，李士群就说自己指认时并没有错，而是执行的人弄错了，以此推诿责任，企图继续维持党组织对他的信任。193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马绍武与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牌、吃花酒后，醉眼朦胧的马绍武与丁默邨两人从弄堂里踉踉跄跄地踱将出来。按照事前的约定，潜伏在外面的李士群走上去，暗暗在马绍武肩上轻轻一拍，便有人向马开枪，马应声倒地，丁默邨则拔腿飞奔，逃脱了对他的制裁。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国民党特务马绍武，虽迟早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竟如此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马绍武死后，南京调查科饬电上海区限期破案。经过多方侦查，丁默邨、李士群两个人作为重大嫌疑犯一并被逮捕。上海区对丁、李两人几度侦讯，向南京调查科作了汇报，丁默邨因有他的至友、CC系高级干部、时任上海市社会局长的吴醒亚力保，留押在上海区，后仍由吴保释；李士群因无靠山，没有人替他说话，被解到南京，先押在瞻园路“调查科”的特工总部内，由总部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会同刑审，尔后关押在走马巷侦查股办事处。特工总部过去专门用以对付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皮鞭、老虎凳、电刑和灌辣椒水等酷刑，李士群也都一一领教了。

“76号”的始作俑者（3）

曾在上海区做过中统情报员的李妻叶吉卿闻讯后，带了大批珠宝首饰，在上海区侦查股副股长张逸之（又名仇一帆）陪同下设法营救李士群。叶吉卿到了南京后，把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要他们对李士群多多关照。马啸天、苏成德得了叶吉卿的珠宝首饰，自然对李士群另眼相看；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仅对李士群停止刑讯，还陪同叶吉卿去见当时的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徐是有名的色鬼，叶吉卿虽非生得千娇百媚，可也颇有几分姿色，何况叶又有求于他，所以施展出全身解数，焉有不获这个色中饿鬼垂青之理？叶吉卿靠出卖自己的色相，走通了他的门路，李士群是否与杀马绍武有关，甚至是否是个主犯，都变成了次要问题。徐恩曾一纸手谕，将李士群从关押地释放，并被派在马啸天的侦查股当侦查员，但不能擅离南京。至于那件震动整个CC系的马绍武被杀案，便在叶吉卿的努力下，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也不了了之。由于曾经有过留苏的经历，1933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当副主任，并兼任留俄同学会理事。上海沦陷前夕，在沪的国民党特务除部分潜伏下来外，纷纷撤离上海。撤出上海的李士群被派往南京作所谓潜伏工作，与石林森、夏仲高三人一起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76号”一幢小洋房里。南京沦陷前夕，他们三人也逃到汉口，被安顿在旧日租界中统局职员宿舍，平时办公则在黄陂路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和大片国土的沦丧，李士群对抗战完全失去信心，强烈的权力欲与政治野心使他决定乘国难之机，改换门庭，自立门户。他曾露骨地对手下心腹说过：“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只有依靠日本人了。”1938年夏秋之交，原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的遗缺由李士群充任。李士群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领到一笔川资与特务费用后，给了叶吉卿一部分钱，要她火速回遂昌老家，自己则席卷余资，由广西、云南经越南的河内、海防逃到香港，并通过原在南京时的“女佣”关碧玉（台湾籍，日本特务）搭上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地生疏，起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李士群到上海见过清水后，清水就叫李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活动，李满口答允。于是，由革命叛徒变为中统特务的李士群，再变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叛国投敌的汉奸了。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1）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李士群到上海后，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的一幢洋房里。选租这幢房子，李士群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煞费苦心的。当时，上海租界尚未为日军占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汉奸们还不敢在那里公开活动。同时，就在伪“维新政府”成立前后，上海暗杀之风盛行，除了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与日本侵略者豢养的青帮流氓常玉清的“黄道会”暴徒互相厮杀，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外，国民党特务分子还对附逆的汉奸进行暗杀。从1937年底至1938年下半年，文化汉奸余大雄、旧军阀周凤岐以及与日本勾结准备重新出山的唐绍仪等先后被国民党特务刺杀。李士群对这种情况看得十分清楚，他深知自己的处境。而此时他只是单枪匹马为日本方面搜集情报，尚未取得日本侵略者的完全信任，仅给他每月3000日元的活动经费，甚至连一只破枪都没有给他。为了站稳脚跟，不使自己成为上述汉奸之续，李士群不得不谨慎行事。在他看来，大西路67号是个理想的活动据点，因为这幢房子对面是云飞汽车行，门前有一条十几个门面长的墙头，在墙边的人行道上，刺客是难以隐蔽躲藏的，它西临69号，是不法商人、经济汉奸谢筱初的住所，更可不必顾虑。它的东邻65号，是美国驻沪兵营，门前有武装士兵日夜守卫，李士群认为，重庆特务绝不敢因为自己而去惊动美国人。因此，李士群租定了这幢房子，自己的安全还是有一定保证的。李士群经常对到67号的人夸耀说：“别人坐的是保险汽车，而我住的却是保险房子。”李士群住进大西路67号后，立即着手进行情报活动。他利用三十年代在上海编辑《社会新闻》时的老关系，引诱“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翦建午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人下水，通过他们，既拉起了一支情报队伍，又可以与国民党某些要员保持联系，有利于自己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开展。李士群虽住进了“保险房子”，但总觉得自己不可能一直待在房子里，总要外出活动，而一旦离开了“保险房子”，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不够保险，于是他通过章正范结交上了汪曼云。章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是幼年时的拜把子弟兄，而汪又是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得意门生，与军统、中统、青帮、红帮也都有广泛联系，他在上海市特别党部和军统、中统、青帮、红帮五处同时拿薪金，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党棍、恶霸、地痞流氓、土匪特务、马路政客、失意军人中，是一个一呼百应的人物，如能与他们勾搭，不仅有助于自己的安全，还能为日本主子搞到重要情报。就这样，通过章正范的牵线，李士群与汪曼云在大西路67号见了面。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2）

汪曼云与李士群素不相识，其之所以愿意与李见面，同样也有自己的考虑。当时上海租界虽由英、美、法维持原状，但租界四周毕竟已为日军所占领，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对日军不无顾忌。日军要在租界里抓人，虽需通过一些规定的手续，但却总能办得到。因此，国民党留沪的一些所谓“抗敌工作者”认为，虽以租界为依托进行活动，风险相对较小，但还是面临着随时被抓的危险，都想找到一条可向敌人疏通的门路，一旦被抓，有门路可寻。汪曼云既有这种打算，经章正范一谈，正中下怀。汪曼云随同章正范到了李士群租住的大西路67号，李士群与汪曼云见面后，并不讳言自己在为日本人做事。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过去CC对我的手段太辣，我这样做，也是想借此报复一下，出出心中的怨气。同时也是因为太穷，想在日本那里骗上20万块钱，等钱到手后，就滑脚溜走。”他希望汪曼云能了解他的苦衷，如果有对他不谅解的人，则请汪代为解释。总之，如能照顾的地方，尤望多多关顾。汪随即问李：“现在有谁在帮你搜集情报？”李说：“你认识的恐怕只有唐惠民。”李看汪曼云有些怀疑，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唐惠民所写的亲笔收据，上面写有“收到某月津贴三百元”的字样，以示并不相骗。汪曼云当时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唐惠民是中统系统在上海的情报员，又怎么会给已经投敌的李士群搜集情报呢？汪又问李：“我们市党部的情报，由谁在替你搜集？”李说：“刘坦公。”说来也巧，这时门铃响了，李士群和汪曼云隔着纱窗帘向下一望，在门外按电铃的，正是刘坦公。望着有点发愣的汪曼云，李叫其手下张鲁下楼告诉刘坦公，就说李士群外出，要他明天再来。刘坦公始终不知道，李士群已把他搜集上海市党部情报的秘密出卖给了汪曼云。汪曼云为李士群的“诚恳”所感动，除全部接受李的要求外，也直言不讳地向李提出：“上海租界已成孤岛，万一我被日本人抓住，老兄（指李）将何以善我后？”李说：“简单得很，你就说‘大使馆的清水书记官和你有关系’。要是问你什么关系，你就说与我有关系就行了。”汪曼云又问：“你在他们（指日方）那里担任什么名义？”李竟然撒谎回答：“特务机关长。”李的答复出乎章正范、汪曼云两人的意料，因为他们知道日本设在各地的特务机关长都由日本人担任，怎会叫一个小汉奸来充当呢？显然，李士群是在吹牛，欺骗他们是“外行”，可又不好意思当场戳穿，只是相对一笑而已。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3）

从此，汪曼云、章正范、李士群之间，不时有些酬酢往来。李每次外出见客，都要带上张鲁，可是张总是另行坐开，从不与李同桌吃饭。原来是李士群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让张鲁担任警戒任务。大西路67号有汽车间，在大门内的院子尽头，里面经常停放着一辆汽车。除下雨外，汽车间的门早晚都是敞开着的，李士群出门都是临时雇车，从未坐过自己的汽车。汪曼云问其缘故，他说：这是一种隐蔽手法。汽车停放在停车间，表示车主人在家里，并未外出，使外人无从捉摸其行踪。有时汪曼云或章正范要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去，他也从未接受。这说明李士群对汪、章两人的信任，还有一定限度的。李士群自做了汉奸后，天天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他虽然找到67号这幢保险房子，并通过汪曼云代他向各方面疏通，但总觉得意犹未满。因为那时蒋介石在上海的特务系统，一为中统，一为军统。李士群本人是中统特务出身，对中统的情况比较熟悉，况且唐惠民虽也在帮他搞情报，但仍未脱离中统系统。要是中统对他有什么举动，还能事先得到一些线索，可以预作应付。但军统方面，他却一点路子都没有。虽然刚刚勾结上汪曼云，但汪只是因杜月笙的关系才与军统在上海的上层分子有些接触，并无组织或工作关系，军统如对李士群有什么举动，汪不可能预先知道；而况汪曼云本身属于CC派，军统对汪毕竟有些顾忌。因之，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安全，仍然是难以保障的。如果能够直接与杜月笙发生关系，安全问题就会更有保障。杜月笙，原名月生，后改名镛。他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生于1888年（清光绪14年）8月22日（阴历7月15日），从小混迹于上海滩，后与著名大流氓黄金荣、张啸林结为兄弟，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三大亨”。三人狼狈为奸，买卖鸦片开设赌场，并依靠帝国主义势力，广收门徒，结交权贵，成为上海滩上无人敢碰的恶势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与黄、张等人受蒋介石的指使，盗用辛亥革命时“共进会”的名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镇压革命的急先锋，因而为蒋介石看中，先后被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并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字雨农）是拜把子弟兄。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相勾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力支持戴笠组建苏浙行动总队（后改名忠义救国军）。上海沦陷前夕，杜月笙逃亡香港，但他在上海滩仍留有很大的势力。李士群深知杜月笙的潜在力量，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与杜月笙拉关系。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4）

“欲取先予”，这是李士群的处世哲学。以李士群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想与青帮大亨杜月笙套近乎，没有一件像样的“见面礼”是不行的。正当李士群为此事犯愁的时候，一天，日本方面送给他一份材料，题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它是由杜月笙一手扶植起来的上海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秘书长张师石写的。而这份材料，对李来说，正是天假其缘，是大有用处的，于是约汪曼云会晤。汪曼云与章正范到了67号，李士群一见面便装作气愤地说：“汪兄，我因激于义愤，才把你请来的。我觉得张师石太没有良心，老杜（杜月笙）待他不错，他却把老杜出卖了。你看这份东西，就是他写给日本人的。”说着李便把手里那份厚厚的材料递给汪曼云。李接着又说：“我因看不过张师石这种卖友行径，所以才不管他与你们的关系怎样，我把他的衣裳剥掉，给你看看。”这份材料很厚，当然不可能仔细地从头看起，汪曼云与章正范先后翻了一翻小标题，粗略地看了看内容，这份材料介绍了杜月笙的出身，法租界烟赌业和杜的关系，杜与上海地方协会以及杜与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杨虎、陈群、徐采丞、杨志雄、杨管北的关系等等，也罗列了杜月笙手下一批人，如金廷荪、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陆京士、汪曼云、王先青、吴绍澍、徐懋棠、章荣初、徐大统、万墨林等的情况。这份材料还特别强调了杜与戴笠的关系。李士群见汪、章两人还在继续翻看，便说：“东西太长，你们带回去看吧！不过你们看过后，应将原件还我，因为这上面已有日本人签字，一旦要时还得把原件还给他们。”接着李士群加重语气说：“你看得时间长一些，甚至要抄一份给老杜都可以，不过原件千万不可遗失。”汪曼云问道：“能否把原件让我带到香港给杜看一看？”李说：“也可以。”或许李士群早已料到汪曼云要走这棋，所以汪一提出，他便满口应允。汪曼云拿到这份东西，如获至宝，马上动身去香港，把它送给杜月笙过目，并说明了经过。杜把这份材料交给他的秘书王幼棠，王关了房门整整抄了三天，才把原件交还给了汪曼云。杜对李士群此举甚感满意，他对汪说：“我们也表示表示好感，你回去时买些东西送给他（指李士群）吧。”汪当然照办，便在香港买了只两面透明的金挂表和两套西装料，说是杜月笙送给李士群的。那本辗转千里的材料，当然也原物归还。自此，汪、李之间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5）

1939年的元旦前夕，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来到杜美路（今东湖路）11号汪曼云的家里。此人叫于松乔，也是杜月笙的学生，原是黄色上海邮务工会委员，当时担任军统上海区行动股长。于松乔与汪曼云本来相识，一见面，于便开门见山地说：“我来看你，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最近我奉命要执行李士群，但我不相识李士群，手下又没有认识他的人，知道你和他相熟，特来请你帮忙。你手边如有李的照片，请借我一用，要是没有，可否到他家里去偷一张来？”汪说：“李士群与我虽非深交，但他对我们老师（指杜月笙）不错。”汪便将张师石写材料给日本人和李士群将那份材料转交给杜月笙的详细经过告诉了于松乔。汪又说：“人家把我们当朋友，我们怎能将朋友出卖？再说偷东西的行径，我从来未做过，实在无法效劳，请你原谅！”。于松乔走后，汪曼云决定投桃报李，把这个情况告诉章正范，章又用电话通知了李士群，提醒他多加注意。据说，就在章通知李的第二天，在67号马路对面汽车行墙角的人行道上，新增了一个测字摊。细心的李士群发现这个新情况后，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便叫张鲁出去对那个测字先生说：“这里风大，你要做‘生意’，不妨请到对面房子（指67号）里去。”听了张鲁的话，那个测字先生先是一愣，很快收了摊子，踉跄而去。1939年初的一天，汪曼云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章正范家里探望章。章对汪说：“我正想找你。丁默邨到了上海，很想请你去谈谈。”汪听了一愣，因为汪知道丁默邨早已离开上海到内地了，便问：“他来上海干什么？”章说：“据说，他是奉（陈）立夫之命而来的。他的行踪，目前还不能公开，至于他来干什么，见了面他会和你仔细谈的。至于见面的时间，等我约好后再通知你。”丁默邨，又名丁勒生，字聚川，1903年出生于常德市一个裁缝兼裱画店家庭，自幼就读私塾。“五四运动”席卷常德时，他在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附小读书，加入“常德学生联合会”，进行革命活动，次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1年秋，丁去上海，结识施存统，由施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与中共湖南党团组织取得联系，被派回常德，开展建团工作。次年初，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丁自任组长。6月，正式成立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10月，被选为书记。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6）

1924年，丁默邨在上海加入国民党。1926年，丁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办事员，并参加国民革命军，官至上尉主任秘书，后改做情报工作。国民革命失败后，丁改投“二陈”的CC系，在上海文化界从事特务工作，曾任《社会新闻》主编，并一度担任江南学院的院长。1934年，丁出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邮电检查）处长，与第二处（特务）处长戴笠、第一处（党政）处长徐恩曾可谓平起平坐。1938年4月，丁一手策划了原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叛党事件。张叛党之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此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内引起不小的震动。然而，丁默邨由于锋芒太露，令戴笠深感不安。同年8月，戴向蒋介石告御状，说丁默邨在策反和招待张国焘的问题上存在贪污行为，丁因此受到追查，被强令反省。丁内心不服，态度消极，满腹怨气无处发泄，躲在重庆家里称病闭门不出，整日借酒消烦。武汉会战后，蒋介石把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扩大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由原处长徐恩曾任局长；将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戴笠升任局长。而由丁担任处长的第三处不仅机构被撤销，处长丁默邨也没做任何安排，只空挂了原军委会“少将参议”和武汉市政府参事的头衔。眼见身边的同事个个升迁，自己不仅什么也没捞着，连少将参议的薪水也难以准时领到，还以他有肺病为由，被送到昆明“休养”。丁默邨心中郁闷，便以养病为名，到香港尝试着做生意，赚点花销。无奈不谙经商之道，不仅没有赚到钱，连本钱也打了水漂。正在处境尴尬之时，李士群派人来香港找他，拉他下水当汉奸。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丁默邨来到上海。李士群立即上门直截了当地说：“听说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乱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誉不名誉，实不相瞒，我已经在日本人那里挂了钩，怎么样，一起干吧？”说罢，李士群将一把手枪和一叠钞票放在丁的面前，“愿意干就把钱拿去开销，你仍然是我的上司，一切听你指挥，不干呢，也不要紧，你就用这支手枪把我这个汉奸打死，也落个好名声！”骨瘦如柴的丁默邨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阴险冷酷地收起了钱，拿起了枪，当仁不让地做起了特务组织的老大。翌晨，汪曼云便接到章正范的电话，约汪当晚到他家吃晚饭。汪如约到了章家。饭后，章对汪说：“我已替你约好默邨，稍待我就陪你去看他。他这次到上海，是士群把他找出来的。因为日本方面要士群兼做行动，他自知在蒋介石的特务圈子里，声望与地位均不足与以号召，因悉默邨先在昆明养病，后来到了香港，就请翦建午（丁默邨的同乡，过去是CC特务）去邀请他，说明士群自愿退居幕后，让默邨做前台经理。这时陈立夫正要默邨来上海活动，无从着手，而翦建午之来，无异天假其便，所以默邨便来到上海。因之，默邨之来，与其说是应士群之邀，毋宁说是奉了陈立夫之命。”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7）

自从发生了于松乔欲行刺李士群事件以后，汪曼云已久未光顾李士群的这幢“保险房子”。汪与章正范来到67号后，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房子的墙上挂有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当中还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自上海沦陷后，尤其在私人的家里，这种情景是很难看到的。正在惊异之间，丁默邨已踱进了房间，大家本来都是熟人，一见面便欣然道故。丁旋即指着墙上挂的国旗与孙中山先生遗像说：“这些都久违雅教了吧？”接着又说：“我这次是奉立夫之命而来的，因为在里面（指大后方）大家看到抗战如此进行下去，总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是要抗垮国民党，是唯恐中国不乱。为了国家（意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前途，立夫要我来上海‘开路’，一俟时机成熟，他也要来的。不过在未成熟时，我们应当代立夫保密。至于日本人那里，我已和他们交涉过，允许我们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丁的此番所谓“奉陈立夫之命来上海打前站”的表白，其实是在为自己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寻找借口，如前所述，他是在穷途末路之时，受李士群的拉拢而投靠日本的，与陈立夫毫不相干。而章正范、汪曼云竟信以为真。丁边说边笑着问汪：“老兄有何意见？”汪曼云说：“这是一件大事，但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是不够的。由于你过去工作环境与条件的限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派骨干，也很少有人晓得。所以这件事，在你倒不是才的问题，而在号召力方面。为求事业迅速成功，我觉得应速接上汪精卫的关系，他已在河内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能事倍功半。”丁说：“对此，我也有同感，汪（精卫）先生方面，我可以派人去联系。”汪又问丁：“你现在有多少人？”丁告诉汪曼云：“并不多，最早发起人有七个，除了我和正范兄外，还有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翦建午、叶耀先。”（这七个人，就是后来所传说的“七人委员会”。但据马啸天回忆，后来李士群曾告诉他，“七人委员会”中并没有章正范、翦建午、叶耀先三人，除了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和茅子明外，其他三人分别是李志云、杨杰与张鲁。）接着又谈了一些上海的风花雪月，作为收场。这次谈话，李士群没有参加，他已将丁默邨推到前台，自己则退居幕后，干脆不露面了。

乞求日本支持（1）

乞求日本支持丁默邨、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时上海早已沦陷，如果得不到日方的支持，即使建立起特务组织，也很难生存下去，更谈不到发展。为寻求得到日本方面的支持，1939年2月初，丁、李在清水董三的引见下，拜会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中将及其助手晴气庆胤。土肥原，日本冈山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十六期优秀生，进入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毕业。1913年奉派到中国，在关中军中服役，历时十余年，先后担任中国奉天督军顾问、日本步兵驻中国第十三联队队长、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等职。由于长期在中国从事谍报工作，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狡诈、阴险、凶残是其本性，又长于谋略，被称作“东方的劳伦斯”。后来，他积极参与和策划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曾以日本政府代表身份赴天津，把已经被罢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诱骗至长春，充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1933年热河战事爆发，1935年5月的丰台事件、冀东伪组织之袍笏登场、11月的香河流氓暴动以及冀察特殊化等均是土肥原的杰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担任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长的同时，又在上海建立土肥原特务机关，加紧从事特务活动，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时期的第一号特务头子。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土肥原为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会见在重光堂举行。此时，土肥原策划的由吴佩孚、唐绍仪出马组织亲日的“中央政府”的计划因唐绍仪遭军统特务暗杀和吴佩孚坚持以侵华日军全部撤离为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而面临搁浅的危险，亟谋新的出路。因而他对丁默邨、李士群的到来，表示十分欢迎，他按照中国人的方式，亲自给他们递了香烟，还有“礼貌”地一个个点了火。这个为中国人所咒骂、憎恨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和特务头目，为了笼络人心，对丁、李的来访，“流露出招待客人的真心实意”，双方在“亲切的气氛中感情融洽在一起”。

乞求日本支持（2）

“这两位是我们的同志。据说他们想就日华两国的发展趋向，听听阁下的高见。”清水董三首先向土肥原说明了丁、李的来意，然后将两人的情况向土肥原作了简单介绍。在丁默邨向土肥原表示他要为“争取东洋的和平与繁荣”，同日本“携起手来”的愿望后，土肥原问丁默邨：“丁先生，中国人的暗杀活动太残酷了。对上海出现的恐怖活动，也得想个办法。”丁默邨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土肥原一提出这个问题，他便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在幕后指使凶手进行现场活动那些家伙。毫无疑问，这就是重庆特务工作队的蓝衣社地下组织”，“在蓝衣社的服务大纲中，写着蓝衣社进行恐怖活动的目的，那就是‘为了防止毫无爱国心的冷血汉、奸商、卖国贼的猖獗活动，杀害他们，使民众陷入恐怖之中……’这不过是为了达到其特工（特务工作）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特务工作实际上就是政治活动，它通过组织力量，从幕后来推行政府、政党和社团的政策。上海的恐怖活动，其罪魁祸首是敌人的特工，所以要取缔这种恐怖活动，必须粉碎敌人的特工组织”。“我们想在上海开展救国运动，但首先必须同敌特活动进行斗争。干哪行的通那行。好在我们对敌人的力量和弱点都了如指掌，一定能够战胜他们。希望日方理解，我们开展这个运动的目的决非抗日。如有可能，还希望日本方面对这个运动予以领导和援助。”听完丁默邨的话，土肥原满意地点点头说：“谢谢，丁先生的这些见解对我有很大参考价值。”他表示：“我很想对你们的运动进行援助，可是十分遗憾的是，实在不能以个人意见马上作出回答，然而，我打算设法进行妥善处理，请稍等一段时间。”虽然土肥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和援助他们的计划，但土肥原却希望丁、李以后再去同他联系。土肥原的态度，使丁默邨、李士群“感激”万分。李士群事后回忆这次会晤的情景时曾说：“土肥原先生是位那样和蔼的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丁默邨更是受宠若惊，他说：“没想到，土肥原将军非常热心地听取了我们说的话。请想象一下我们是多么地喜出望外呀！我们见到了土肥原将军才对日本人第一次感到亲切和尊敬。”第二天，奉土肥原之命，晴气庆胤前去会晤丁默邨、李士群，向他们进一步了解组织特工队伍的组建情况，以便掌握详细材料，向日本大本营和政府汇报，决定对策。

乞求日本支持（3）

双方见面后，丁默邨立刻交给晴气两份材料：一份是《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该表由李士群调查编制，对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下属的十几个党部及学校、工会和文化团体等组织中的特别党部；对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抗日锄奸团以及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抗日救国会、人民阵线等；对指挥上海周围地区“游击队的统治机关”江南游击队总司令部；对国民党特工组织蓝衣社、CC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各团体的组织机构、领导人、势力范围和经费情况，都有详尽的记述。同时，该表还介绍了沪宁杭地区军统局情报网的发展情况：以上海法租界为中心，已经扩展到南京、杭州，遍及维新政府内部和上海特别市政府、工部局、铁路、码头、电话局、市场、娱乐场所以及主要百货公司，以侦知日中要人的行动，民众的动静，掌握局势的变化。这是当时日本方面无法搜集到的情报。另一份是《上海特工计划书》，由丁、李合作制订。这份计划以获得日本的经费、武器援助为前提，详细写明了发展特工组织的方针、要领、工作据点的开辟、情报活动的开展、人员的网罗、行动队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的运用、武器的保管和维修、防谍、纪律守则等项目。通过这两份材料，晴气对丁、李的工作进展情况和今后的行动方案，都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由于此时晴气只是奉土肥原之命，了解丁、李的基本情况，至于是否支持他们的特工组织，尚需得到日本政府、特别是军部的同意，因此，在此之前，晴气不便表态。据晴气回忆，为消除日本方面的疑虑，充分表达自己的“诚意”，尽快得到日方的信任与支持，将已经组织起来的特务系统置于日本的卵翼之下，李士群甚至愿意将自己的儿子送给晴气做人质，令晴气深感吃惊。

乞求日本支持（4）

几天以后，晴气庆胤前往东京，就特工组织的基本情况向日本政府和军部汇报。丁默邨、李士群的计划受到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影佐祯昭等人积极赞成。通过影佐等人的争取和活动，2月2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向晴气发出指示和“训令”，决定由他具体负责特务工作，“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并决定“自3月份以后，每月贷与30万日元，借与枪支500支，子弹5万发以及炸药500公斤。”同时要求这支已经初具规模的特务组织“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几天后，30万日元分装在两大柳条筐中送到了丁、李手中，晴气的助手塚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也赶来上海，专门负责与丁、李联络。当时，华中派遣军的司令部设置在南京。要进行特务工作，就应先取得华中派遣军的合作与帮助。如果不能妥善地与华中派遣军接上关系，那就会重蹈土肥原机关对吴佩孚工作的覆辙。2月15日，晴气到南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征得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对丁、李组织特工的支持。有了钱和枪，又有日本侵略者做靠山，丁默邨、李士群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不分昼夜四出活动，网罗党棍恶霸、地痞流氓、马路政客、失意军人，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忙得不亦乐乎。期间，李士群通过季云卿的介绍，收买了以吴四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兄弟”收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而丁默邨则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其核心成员，除了丁、李两人外，还有唐惠民、茅子明、翦建午、叶耀先、章正范，即所谓的“七人委员会”。未几，土肥原调任他职，土肥原机关撤销，代之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丁、李特工组织改归“梅机关”指挥，但仍由晴气直接负责。随着它的羽翼渐丰，按照日本的“训令”，开始酝酿与汪精卫集团合流。

勾结汪精卫集团（1）

勾结汪精卫集团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整个抗战时期，日本方面一直在对蒋介石政府进行着诱降活动，而蒋介石也始终未停止过向日本的“谋和”行动。据汪曼云回忆，当蒋介石放弃南京逃到汉口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曾密电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找寻对日“和平路线”。于是，市党部留沪委员（大部分已逃走）汪曼云纠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立中法工业学校校长褚民谊，孔祥熙代表、曾任全浙印花烟酒统税局局长樊光，高宗武的胞兄高公度，曾任留日学生监督的陈次溥，以及国民党中宣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分头钻营，不时聚会，交换活动情况，可是都不得要领。后来樊光主张通过公共租界工部局律师、美国人樊克令作为第三者进行此事。遂由樊光、汪曼云、章正范三个人出面，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樊光家里宴请樊克令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对于他们所托之事，樊克令满口应允，还说要他力所不逮，可以请他的老同学、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不过樊克令提出条件，为了使他便于讲话，最好由国民政府或行政院聘他为律师顾问。对此，大家都不能做主。经商量后，各人分别向自己的上司汇报，因为他们的活动都是按照“上面指示”而进行。结果，只有樊光得到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复电，问顾问的待遇怎样？樊光回电说每年两万美金。至于这个数字是出自樊克令抑或由樊光斟酌决定，大家也没有进一步追问。此回电发出后，孔祥熙却再也没有下文了。1938年12月29日，脱离抗战阵营的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三原则”，呼吁重庆的国民党停止抗战，对日议和。当时，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为了解“艳电”发表的真相和重庆当局的反应，曾电中央党部秘市长朱家骅，请示上海市党部对汪精卫发表“艳电”应取的态度，但迟迟没有下文。又电上海“党皇帝”、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亦石沉大海。于是，市党部的一些人，认为这等机密的事，怎能在函电中明确指示？内幕如何，局外人都看得出来，为什么还要请示？盖以过去中央要他们寻求对日“和平”路线的来电，无异是对“艳电”已明白“指示”在先。

勾结汪精卫集团（2）

次年1月，为了与汪精卫集团搭上线，汪曼云去了一趟香港。汪原是市党部的一个小职员，自当上了上海市党部委员后，政治野心水涨船高，还想继续向上爬。可是，原来与他同为市党部委员的吴开先、潘公展乃至陶百川等人都已爬在他的前面，成了他晋级的绊脚石，深感自己的政治前途阻力重重，亟思改途易辙，另谋门路。适逢汪精卫在河内发出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汪曼云认为这是蒋、汪合演的一出“双簧”。在当时的情况下，虽无法接近蒋介石，但若能因此而靠拢汪精卫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因此，他对汪精卫的连襟褚民谊多方拉拢，不遗余力。可是，汪精卫对他的这位连襟并不重视，除陈璧君从河内寄来一份铅印的“艳电”外，并未另附片纸只字。褚民谊收到早从报上看过的“艳电”后，对汪精卫的活动和今后的发展，仍摸不着头脑，于是写了两封信交给汪曼云，一封要汪到香港《南华日报》馆交给林柏生，另一封是要汪通过林柏生问明陈公博的下落后面交陈。因为汪曼云与陈公博虽然认识，但不知道陈在香港的详细地址；汪与林柏生并不相识，但林知道陈公博的地址，所以，褚民谊先介绍汪曼云去找林柏生，然后通过林去访陈公博。汪曼云到了香港，找好住处，时间尚早，报馆还未办公，便去逛皇后道。走不多远，忽见许多人围着一个圈子看热闹，汪也凑了上去，看到一个身材矮胖身穿西装的中年人，给人用铁器打破了头，躺在路上，血流不止，凶手早已逃之夭夭。汪又在高罗士打坐一会，吃些东西，等到了上班时刻到《南华日报》馆去找林柏生时，始悉方才在皇后道给人打破头的那个矮胖子，就是林柏生，此时林已被送往山上玛丽医院。报馆里的人，劝汪曼云不要去医院，因为巡捕房已派人驻护，去了也见不到人，反添麻烦。当汪得知林柏生被打，是因为《南华日报》首先刊登汪精卫的“艳电”后（《南华日报》是汪精卫在香港的私人报纸，林柏生任社长），吓得他不敢再去看林，只得带着这两封信，跋涉千里，怏怏地回到上海交还褚民谊。

勾结汪精卫集团（3）

原来，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自发表汪精卫的《艳电》之后，汉奸色彩日浓。戴笠亲赴香港，决定以陈璧君、林柏生等为狙击对象，给汪精卫汉奸集团以警告。当时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携带枪支限制极严，进入香港的军统人员携带枪支困难，同时考虑到枪声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杀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幸亏林柏生头上戴着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后来在汪伪群奸中流行一种说法，林柏生在汪伪“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甚至压倒了汪精卫、陈璧君的亲属如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益于头上这两块伤疤。汪曼云虽未从褚民谊那里走通汪精卫的路线，却与章正范通过陈次溥的牵线，与周佛海拉上了关系。陈是梅思平的老师，汪精卫到了河内后，曾派遣周佛海与梅思平先行到香港，陈次溥在香港见到梅、周，便把沆瀣一气、臭味相投的汪曼云、章正范介绍给了周佛海。1939年春，国民党在重庆开办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蒋自任“团长”。凡是受过训练的人，都算是蒋介石的学生，以资拉拢。第一期在北碚，第二期搬到浮图关（后改为复兴关）。1939年4月，重庆方面要汪曼云参加第二期受训。行前，丁默邨叫章正范约汪与他见面，地点仍是大西路67号。丁默邨见到汪曼云后说：“知道你即将远行，特请你来谈谈。”在问明启程日期与受训时间后，丁从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对汪说：“这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请收下，聊壮行色。”汪推辞了一番，就收下来。丁说：“我这里的情况，在重庆务必严守秘密。如果见了（陈）立夫，千万不要提起，免得戳穿他与我的关系，使他不好意思。”随后又拿出两张铅字印好的表格，对汪说：“为了彼此信任，我请你也加入我们的组织。至于你与周佛海的关系，正范兄和我谈过，并不冲突。这份志愿书与誓词（即那两张铅印的表格）请你填一填，这是手续，我与正范兄也都填过的。”这时坐在旁边的章正范也点头承认。汪觉得要讲的话，都已给丁讲在前头，堵住了喉咙，且自己勾搭了周佛海，现在加上一个丁默邨，事情还不是一样的?于是就依式填好了志愿书和誓言。丁又说：“至于唐惠民，我敢保证，绝不使他老兄再开你的玩笑。”誓词的内容是：“余誓以至诚，参加和平反共建国运动，绝对保守秘密，遵守组织纪律，如有违背，愿受严厉制裁。谨誓。”汪在宣誓人下面填上了自己的名字，旋即举行宣誓仪式。监誓人是丁默邨，介绍人是为章正范。他们在誓词上也分别签名。接着丁又对汪说：“你此次赴渝，道经香港，势必与周佛海见面，过去我曾叫（翦）建午去找他，建午与周虽不相识，但与周太太杨淑慧却是熟人。可不知为什么，杨淑慧见了建午，总是远而避之。因之我有一封信，请你见到周佛海时交给他，并代说明我现在的情况。拜托拜托。”这件事汪曼云早有意拉过来办，因为当时丁自以为有办法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故没有托汪，现在转过手来又要汪来办，汪当然满口答应。丁默邨便从抽屉里取出他早已写好的给周佛海的信，交给汪曼云。

勾结汪精卫集团（4）

汪曼云与唐惠民曾经闹过一些不愉快。那是汪曼云从李士群那里得知唐惠民在为李士群做情报，便把此秘密告诉唐的无锡同乡、原在潘公展手下专干破坏学生运动的CC派特务顾继武与凌宪文（顾继武与凌宪文两人不久都落水当汉奸）。不意顾、凌却以之问唐，唐大为吃惊，深恨汪曼云泄露他的秘密，于是编造了一个假情报给CC系，说汪曼云将出任伪“维新政府”内政部次长，作为报复。连朱家骅、吴开先和杜月笙等都信以为真，事后虽得以澄清，但汪曼云因此被弄得焦头烂额。丁默邨深恐汪曼云因唐惠民已经参加进去，自己不愿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所以向汪作出上述保证。上海市党部参加第二期受训的，除汪曼云外，还有吴修与张载伯。汪于行前打电报给在香港的陈次溥，告诉行期与船名。船在九龙码头靠岸时，汪曼云已看到守候在码头人群中的陈次溥，远远地向汪招手。陈在湾仔六国饭店找到两个房间，暗暗与汪约定，待与周佛海取得联络后，再来接汪。当天晚上，陈次溥又来到六国饭店给汪回音，约定第二天下午3点半去见周佛海。翌日下午，陈次溥如约陪同汪曼云到了九龙约道五号。约道是个住宅区，周佛海住在一幢清水砖瓦独立式的小洋房。看门的是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手里拿着一支汽枪，另一个空着手。后来陈次溥告诉汪曼云，香港政府的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携带自卫枪支，周佛海为了防备军统特务的暗杀和突袭，只好让保镖弄支汽枪，权充防御武器；另一个空手的，武功精湛，身上还藏有匕首。周佛海与梅思平一起迎到扶梯口，大家到起居室坐下来，略微寒暄后便进入正题。汪曼云知道，周佛海在大后方时，是“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对抗战悲观失望，完全失去信心。而汪曼云在上海的种种，也早由陈次溥向周、梅作过介绍，毋需汪再说明。于是，汪曼云便把丁默邨在上海的情况叙述一遍后，从怀里掏出丁默邨的信，交给周佛海。周与丁不仅同是CC系的大将，又属湖南同乡，关系较为密切，对于丁受到戴笠的排挤而去职的事，周也偶有所闻，但因忙于汪精卫集团对日谋和及叛逃之事，与丁久未有直接联系。但丁默邨此时已在上海，则出乎周的意料。周看了丁的信后，恍然大悟，便说：“怪不得日本人一再问我，丁默邨与汪先生（指汪精卫）有什么关系，我总觉得问得奇怪，可又答不上来。同时（杨）淑慧也告诉我，翦建午在尖沙咀码头老是盯着她，我就对她说，翦是CC特务，要她随时当心，尽量回避，不想一直误会到今。现在默邨既有信来，我也可以见他了。”汪曼云又问周：“要是我从重庆回来，你们已离香港，我去找谁联系？”

勾结汪精卫集团（5）

周说：“可去找樊仲云。”樊仲云时在香港主编《国际周报》，与林柏生、梅思平、朱朴一起，成为“艺文研究会”的变相分支机构--国际编译社的“四大金刚”。当晚樊仲云果然到六国饭店看汪曼云，但因有吴修、张载伯在，不便深谈双方合作之事，只好闲话香港，作为掩饰。汪曼云为丁默邨、李士群搭上汪精卫、周佛海的线，为后来在上海建立“76号”魔窟种下恶根。汪曼云在重庆受训，为时一个月左右，大约于五、六月回到上海。丁默邨听说汪曼云回来，在百乐门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与汪见面。汪谈了在香港会见周佛海、梅思平的经过，以及在重庆的情况，还郑重提到与陈立夫见面时，汪从未提及丁在上海的情况，算是汪对丁履行了诺言。丁对此深感满意。原来，周佛海早已着手物色“和平运动”的对象，积极拉人下水，并准备赴沪活动。如果能有丁默邨这一支特工队伍做帮手，势必有助于打开上海的局面。因此，对丁默邨主动前来疏通，当然不会拒之门外。1939年4月，周佛海、梅思平乘坐“浅间丸”客轮从香港到达上海。在周、梅到达上海之前，晴气收到了来自香港的一份电报：“请到‘浅间丸’上来收领佛像一尊、梅钵一个。”这是日本在香港的谍报人员告诉晴气，周佛海、梅思平即将到达上海，要他做好迎接的准备工作。周、梅乘坐的“浅间丸”客轮到达上海后，晴气庆胤上船拜访，他根据日本大本营的“训令”，要从旁促成特工组织与汪精卫集团的合流。双方一见面，晴气对周说，要在上海开展“和平运动”，不妨把丁默邨等人一起拉进来，要以毒攻毒，用恐怖活动来制止重庆方面的恐怖活动，否则就根本不可能顺利开展“和平运动”。周佛海已经同丁默邨取得了联系，高兴地站起来说：“我们正想取得他们的协助，现在就去拜访他们吧。”但晴气制止他说：秃鹫般的国民党特务正监视着上海市的大街小巷，要是在白天上岸会有危险，等天黑以后方可上岸。这样一直等到天黑以后，他们才匆匆地进入礼查饭店与丁默邨、李士群会面。日本方面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由林少佐指挥的宪兵队在饭店内外暗地严加警戒，在礼查饭店不远的外白渡桥，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兵手持刺刀掩护。他们的会谈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黄昏才结束。

勾结汪精卫集团（6）

5月初，汪精卫也来到上海。在到上海之前，汪因为过去丁默邨编辑《社会新闻》，揭过他的痛伤疤，使他对丁默邨耿耿于怀，不愿与之合作。但周佛海认为丁、李的特工组织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就向汪精卫进言，要好好利用这班人来搞“和平运动”，并转达了日本方面的意见。对此，汪精卫是无法加以拒绝的，同时，也考虑到在自己初到上海，要保住性命，非有一支武装队伍不可。所以汪一到上海，就准备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为了正式协商联合的条件，丁默邨、李士群前去拜见汪精卫。汪在周佛海、褚民谊的陪同下，在土肥原公馆里与丁、李进行会谈。丁默邨提出了他们参加汪伪“和平运动”的条件是：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记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10月份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二、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重要席位。显然，这个价码很高，周佛海、褚民谊等不由得面面相觑。汪精卫走到另一个房间，与其他人商议后，对丁、李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问题和影佐大佐会谈后决定，不会不如意。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还有，我认为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因此，可以从内政部中把警察行政分离开来，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对于汪的这个答复，丁默邨是不满意的，他仍然坚持要得到上海特别市市长的位置，李士群在旁边劝丁妥协，汪精卫接着说：“八月份左右召开全国国民大会（应是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让已经建立起来的特务组织作为这一重要会议的发起者，既是汪精卫对丁、李说做的让步，又是对他们前期工作的一种肯定，这对丁、李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这样，双方才达成妥协，丁默邨、李士群即向汪精卫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从此，这支由日本侵略者直接扶植起来的汉奸别动队，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汪伪汉奸特工队伍。

“76号”的建立（1）

“76号”的建立丁默邨、李士群的汉奸特务组织在与汪精卫集团同流合污前后，已经两易其驻地了。在取得日本方面的扶植后，李士群、丁默邨便从大西路67号搬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95弄10号的一座洋房，对外由李士群的妻子出面，称“叶公馆”。同时，他们感到爪牙太少，防御力量薄弱，乃由李士群在青帮的“老头子”季云卿，先后介绍两个在沪西开赌台的大流氓朱顺林与许福宝，李要他们做“警卫队长”，朱与许均以自己开有赌台，日进斗金，都不愿跟着丁、李冒险。于是，季云卿将他的干女婿、一个无恶不作的杀人魔王吴四宝（加入特工组织后更名吴世宝）介绍给李，后来成为“76号”的警卫大队长。从大西路搬到忆定盘路之初，李士群与丁默邨什么都没有。吴世宝投奔过来时带来一支破手枪，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旧汽车，算是投靠丁、李的“见面礼”。可是仅靠一支破枪，干不了什么事。为解决枪械不足的问题，吴世宝便叫他的徒子徒孙，每晚在越界筑路（“越界筑路”是租界当局在租界外强行修建的。马路治安由工部局巡捕房管理，马路两侧治安则由中国警察管理，实际上造成两不管。罪犯在马路上作案，只要逃入路旁弄堂，巡捕就无权逮捕了；反之，在马路两侧犯罪，只要窜上马路，中国警察也只好干瞪眼。于是，这里遂成为不法歹徒横行之地，社会秩序特别混乱。）一带潜伏，伺机夺取枪支，凡遇到租界带枪的印度巡捕，就抢下他的枪，逃进华界的弄堂里，再把它送到10号。后来日本人对丁默邨与李士群稍加信任，才供给枪支。搬进忆定盘路10号之后，特工组织发展很快，许多党棍恶霸，地痞流氓，中统、军统特务，马路政客，失意军人等等，无不为李士群、丁默邨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如：蔡洪田、黄香谷、顾继武、张德钦、阮慕百、樊谨成、梁少堂、张锡堂、李炳青、李凯臣、原洗凡、凌世昌、顾文达、潘序东、王天木、林之江、杨杰、刘杰、裘君牧、田为霖、谢文达、陈文钊、孙鸣岐、陆文韶、张一尘、朱养吾等。此外，还有一批以潘达为首的在公共租界充当特务巡捕的“十兄弟”，如戴昌龄、宋源、孙照北、陈中芳等，也参加进来。此时的特工组织尚未归属汪伪国民党，而仍为日本特务所控制，其对外活动是以“中华扬子轮船公司”的名义作掩护的，其经费由日军在“关余”（“关余”是旧中国每年关税收入在扣除以关税作抵押的各项到期应付赔款、外债、公债及海关经费等项后所剩的余额。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海关落入日军之手，汪精卫投敌后，日军从“关余”中每月拿出三百万元，作为其汉奸的活动经费）里拨出。随着汪精卫集团筹组傀儡政府步伐的加快，需要得到丁、李特务组织力量的支持，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

“76号”的建立（2）

这时，丁默邨、李士群一伙除原来进行的特务情报与侦查外，又加上了一项特务行动，这样，才搬进不久的忆定盘路95弄10号，就显得不适用了。因为“10号”这幢房子，缩在弄堂里，汽车虽能勉强直达，却无法调头。平时为了安全起见，派人在弄堂口摆了两个水果摊，作为望风瞭哨，还派人不时在弄堂里进进出出，与水果摊上的人取得联系，以防意外。这样布置不仅不够“气派”，且也不太方便，后通过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的关系，找到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上一座最大的花园洋房，它的门牌号是“76号”。极司非尔路，是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依仗帝国主义的兵舰大炮，在原定的租界范围以外，强行筑起来的一条马路。坐落在极司非尔路中段、钱家巷斜对面的“76号”，是原国民党政府安徽省主席、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一座花园洋房。上海沦陷后，日军将其作为敌产霸占了，现在为了表示对丁、李特务工作的支持，由晴气出面，征得上海日本宪兵队的同意，将这座大院移交给了他们。极司非尔路因属华界（实际上马路亦不属租界），所以每家门上都有白底黑字的门牌号，唯“76号”与它的东邻74号，以及和它望街对宇的75号，均系大花园洋房，门上钉的都是兰底白字的租界门牌号。据说这是道契（前清时，外国人在中国购买土地，它的执业凭证经过洋商挂号，而由中国的道台衙门登记认可的，所以称做“道契”）的关系，所以这三幢大洋房的门牌号与它们的左邻右舍，都是连贯不起来的。自丁默邨、李士群一伙搬进“76号”后，日本就把这个特务机构正式移交给汪精卫集团。但这时汪精卫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丑剧犹未公演，因此，这个特务机构还没有正式名称。为了称呼上的方便，就以这幢房子的门牌号“76号”命之，把后来特工总部的名称反而给淹没了。事实也是这样，特工总部四个字，在抗战时远没有“76号”那样家喻户晓，当时行人路过“76号”，谁也不敢正视它。“76号”里的那些特务汉奸，自知所作所为不容于人民，整天提心吊胆。“76号”大门内，早晚有几十个人巡逻放哨。他们个个弓上弦，刀出鞘，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在二门墙上，吴世宝开了两个枪洞，向着大门架起两挺轻机枪；又在“76号”西邻华邨西头墙沿下，搭了一间木屋，派几个小特务，开一爿白铁店。在“76号”东首康家桥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开设一家杂货店，作为固定的外围望风哨。另外，在曹家渡新康里至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秋园附近，还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保持经常联系，以弥补警戒之不足。

“76号”的建立（3）

特务机构进驻极司非尔路“76号”后，大兴土木，把原来的洋式二门，改为牌楼式，在横额上镌刻上“天下为公”蓝底白色四个大字。在二门内的东首，南北对向地新盖两长条二十多间平房，前面两间，是警卫总队长兼第一特务大队长吴世宝的办公室，花园里的一个大花棚，改成看守所，其西边空地上，添造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为电务室，电台就安装在这里。花棚前面，是一幢三开间的平洋房，式样新颖精致，由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派来监视和指导工作的日本宪兵特务占用。这批日本特务由宪兵准尉涩谷率领，其下有曹长马场、军曹板本、宪兵长冈等七八人，丁默邨、李士群派翻译夏仲明、沈耕梅（女）、张国选等和他们保持经常联系。“76号”有什么行动，必须事先得到他们的同意，再由涩谷派便衣宪兵特务出场，租界警务当局知道“76号”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害怕惹事，也就不敢深究了。“76号”正中的那座大楼叫高洋房，是这里的主要建筑物。走上石阶，中间是穿堂与扶梯，东首是会客厅，它的后面是交际室，内有两个交际花，一名叫徐才立，一名叫钮美波，她们的任务除负责招待和电话繁忙时接线外，主要是利用自己的色相勾引目标，配合“76号”特工的行动。尤其是钮美波，自加入“76号”后，参与了许多重要行动，干了许多坏事。钮美波，生于1906年。父亲是个生意人，母亲原是风尘女子，有着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17岁时，父亲由于在生意场上被骗，自杀身亡，家道中落。钮美波在母亲的影响下，自甘堕落，进了福州路的长三堂子，艺名“柳尼娜”。钮美波天生丽质，不仅有着东方人标致的鸭蛋脸，更兼有西方女性的丰满身材，加上天资聪颖，又读过大学，还在长三堂子学得一手琴棋书画，很快成为沪上交际花“花魁状元”。日寇占领上海后，柳尼娜很快被日本住沪特务机构“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看中，发展为日本女谍，还送往日本接受了一年的射击、爆炸、格斗、化装等特务培训，并奉影佐祯昭之命色诱丁默邨，促其在上海成立了臭名昭著的汪伪“76号”特务机关，钮美波自己也成为其主要干将，成了日伪双料间谍。后来，徐才立作了吴世宝内弟佘廉卿的老婆，钮美波也嫁给了马啸天的内弟陆云。

“76号”的建立（4）

钮美波作为日伪双料间谍，“76号”谋杀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共产党员茅丽英和诱捕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马元放的行动都有她的参与。抗战胜利后，与军统早有联系的钮美波被戴笠所接收，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的上校特务。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钮美波以女佣的身份潜伏下来，继续指挥保密局的地下特务组织在上海窃取情报，进行破坏活动。不但指挥了爆炸上海发电厂，还预谋刺杀上海市长陈毅等上海市党政高级要员。1950年，钮美波在上海落网，被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1955年4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以汉奸叛国罪等判处其死刑。交际室后面是储藏室，储藏室门外是电话接线间；因电话繁忙，分三班当值，除有两个男职员主其事外，这两个“交际花”也轮流值班。会客室对面是餐厅，里面有门通后面的会议室，参加“76号”的人，大都在这里“宣誓”。会客室的楼上是丁默邨的卧室兼办公室，卧室内虽有床铺，但丁从不在床上睡，真正睡觉的地方，是卧室里面的浴间，因为它四周有防弹钢板。丁每晚在浴缸上放一张棕棚，关上浴间门，才能入睡，早晨起身，再把棕棚拿掉，人们还以为他睡在卧室内床上。丁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害怕别人谋杀他。丁的卧室对面，是李士群的卧室。在丁、李两室之间的前面，是李士群的办公室。丁默邨在那里也放有一张写字台，可是丁从来不进去。李士群的房门前，有一条小走廊，旁边有客房。这条走廊，直通高洋房西首的石库门房子，另有一条甬道可通后面吴世宝的宿舍。甬道旁边有两个房间，是关押女犯人的地方。三层楼上有两个房间，是犯人“优待室”，楼梯口装有铁栅拉门，派有便衣特务持枪警戒，无特别证件或未经特许的人，不许上楼。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走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栅，把楼下前后两厢与客厅打通，改为一个大厅，再搭一个讲台，作为“76号”的大礼堂。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幕丑剧，就是在这里演出的。至于特工人员，也与过去不同，搬进“76号”之前，这些人都是黑衣衫裤，敞开胸襟，歪戴帽子，嘴里叼着香烟，有些人手掌中还盘着两个铁弹子或核桃，转来转去，一望便知是些地痞流氓，令人感到厌恶。搬进“76号”后，除吴世宝以外，都穿上草绿色的制服，全副武装，只是没有帽徽，可是多数人的帽子，还是歪戴着，狐狸尾巴总是藏不住的。

“76号”的建立（5）

“76号”门外是越界筑路。大门平时不开，进出均通过旁边小铁门，驻守大门的经常是一个班，如有行动就要增加警力。进出大门的人，都必须持有出入证。出入证是一张淡蓝色像卡片大小的纸片，一面印着“始昌中学”与本人姓名、号码，另一面则贴有本人照片，注明发给日期。在相片角上，还盖有骑缝印章。如要进入二道门，还得用另一种红色的出入证，否则只能在接待室等。后来伪特工总部成立，又换新的出入证。1939年6月，汪精卫率领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周隆痒等去日本，晋谒主子，协商如何组织伪政权。回上海后，即积极策划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拼凑了二百多个代表。8月底，汪记国民党“六大”在“76号”内西首那幢三开两进的石库门房子里开场。为了安全，会议对外严守秘密，出席会议的“代表”，也是到会场后才知道的。开会的那天，深怕因进出“76号”的人太多而产生怀疑，特在“76号”的大门外搭了一座高大的彩牌坊，中间缀着一个用电灯泡组成的“寿”字，伪装宅子里有人做寿，以迷惑外人。沪西一带的租界防务，原由意大利驻军负责，为了防止工部局巡捕房到大门前来干预骚扰，由日本特务机关出面，与意大利驻军司令部联系，要他们派出一小队士兵，荷枪实弹，守在“76号”的对面，名为监视，实则戒护。这样一来，巡捕房方面为避免与意军发生误会，就不便对“76号”有所举动了。开会那天，“76号”的大门紧闭，“代表”分两路进出：有汽车的绕开纳路（今武定路）进入极司非尔路口，经日本沪西宪兵分队旁的小路而入“76号”后门；没有汽车的，则由华邨转入“76号”。华邨是条死胡同，原有十多户居民，开会前夕，丁默邨、李士群便叫手下的特务，拿了快慢机，胁迫所有居民一律迁出，所有空房概由派去的特务占领。并把华邨与“76号”花园相隔的墙上掘了一个壁洞，作为通道。那些非四轮阶级的代表，就是从这个“门”钻入“76号”的。汪精卫等到达上海后，先是暂住在虹口日本兵营附近的楼房里，而在汪伪“六全大会”前，迁入沪西愚园路1136弄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它是过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王伯群任大厦大学校长时，为娶该校校花保志宁为妻，动工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1931年，进步作家邹韬奋为了揭露这桩丑闻，曾将此屋拍成照片，发表在他创办的《生活周刊》上，轰动一时。上海沦陷后，楼房为日军占领，弄内还有十余座各自独立的西式花园楼房。

“76号”的建立（6）

日军将该弄内的所有住户赶走，将王伯群的小楼让与汪精卫，其余房舍供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该弄除由10名日军负责警卫外，还有特工总部派一百多名武装特务日夜严密警卫，没有汪伪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人员，完全无法进入弄内。愚园路与极司非尔路一样属于越界筑路区，1136弄与“76号”相距不远，往返甚便。为保证汪精卫的安全，丁默邨、李士群让汪提前一天从1136弄到“76号”，迟一天返回，免得当天在路上目标太大，发生意外。汪心里虽不情愿，但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不能不迁就。于是，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汪精卫带了陈春圃等一些人先到“76号”。当晚汪睡在高洋房李士群的房间里，陈春圃在房里搁了一张临时铺，几个副官（保镖）则睡在房门外面。可见汪精卫对丁默邨、李士群他们，也不是完全信任的。汪伪“六全大会”是在大雨滂沱的上午开幕的。会议进行中间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有人看到职员名单中有卢英（当时是伪上海市警察局长）的名字，便骚动起来。推出上海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浙江代表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以及湖南代表戴策等，在中午休息时要求见汪精卫。周佛海代见，说：“汪先生现在睡午觉，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出。”于是有人责问：“为什么在大会职员名单里，列入汉奸卢英？”还有人说：“以汉奸而任大会秘书，我们是羞与为伍的。”周佛海一听，便使出一个杀手锏，说：“卢英是不是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了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周佛海的一番话，不仅为卢英做汉奸辩护，同时也为自己的汉奸丑恶面目蒙上一块临时遮羞布；而最后的几句话，则是对这批新汉奸的威胁。这些自污不觉臭的“代表”，被周“将”得面面相觑，没有人能置一辞。周佛海看到自己的一番话果然奏效，干脆再来一下，说：“我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内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这时反而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羞与为伍”了。大会的议程是：上午由汪精卫的开幕词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下午修订国民党政纲、选举国民党主席和通过中央委员名单。最精彩的是通过中央委员的那一幕。汪精卫被“选举”为“国民党主席”后，会议通过一个临时动议：“本届中央委员的产生，授权主席提名，再由大会予以通过。”汪精卫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份内定的名单一念，卢英由原定中央执行委员改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列为最后一名。

“76号”的建立（7）

可是在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中，却有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汉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且都名列“前茅”。会场上顿时一阵骚动。有个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刚要发言，这时，身上挂有手枪的李士群，领着腰插快慢机的张国震、顾宝林，立刻站到胡志宁的左右两旁。丁默邨也朝着胡志宁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千万不能捣蛋，逼迫胡志宁已经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支支吾吾地讲不出话来。汪精卫看到会场气氛突然紧张，急忙站起来，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以后可以和我个人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请大会通过。”“宣言”通过后，汪精卫即致闭幕词。1939年8月，“六全大会”结束后，紧接着于9月初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正式把“76号”安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的名称。它直属汪伪国民党主席领导，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周佛海是CC的老特务，不甘目睹这一政治资本完全落在汪精卫手里，于是拦腰一刀，在特工总部之上嫁了一个特务委员会，周自兼主任委员，丁默邨副之，以李士群为秘书长，把“76号”的全称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佛海的这一手法，把汪伪特工大权，从汪精卫的手里，抢到自己的掌中。从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这段时间，“76号”内并不只是一个特工总部。高洋楼、平洋房，以及二门内新造的二十几间平房，乃至电务室、看守所，都归特工总部应用。西首双开间两进的那幢大石库门，一部分作为“肃清委员会”的办公室，一部分拨给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使用（部长室），还有一部分特工总部留作自用。因为社会部人员较多，且又复杂，于是在大门之内二门以外靠东首的空地上，对称地造了两排平房，作为中央社会部人员办公之用。并在大门的东首，造了一座瞭望台。其西邻华邨，全部居民被迫迁出去后，重又把这些空屋作为上述三机构高级人员的住宅。同时堵塞华邨原来的弄堂门，在华邨东首与“76号”大门里相隔的一垛墙壁，开一个便门，所有住在华邨里的人，发给出入证，概由“76号”大门出入，这样对住在华邨里的人，就不必另行派人警卫了。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及特工总部，为什么都设在“76号”呢？因为这三个机构都由丁默邨主持，他既是中央社会部长、“肃清委员会”主任，又是特工总部主任。按理说，中央社会部应设在愚园路1136弄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但丁默邨既要主持特务工作，当然不能离开“76号”，且如果每天按时去1136弄，易受人狙击。所以请准了汪精卫，把他两个兼职机构一起设在“76号”。这样他不仅可以与李士群、唐惠民朝夕相处，即要见社会部的两个副部长汪曼云、顾继武，或见隶属于肃清委员会的“和平救国军”总指挥唐蟒、副总指挥王天木、何天风、田为霖等，都近在咫尺。中央社会部名义上是组织人民团体，领导民众运动，实际上此时的汪伪国民党还只是一个卷曲在弄堂里的组织，它的社会部又如何能够来组织人民团体？更谈不上“领导”民众运动了。丁默邨很清楚，如果不想办法履行社会部的职掌，汪精卫那里无法交代。于是他动员社会部的喽啰分头吸收各行各业中看不清抗战胜利前途的“低调分子”，给以津贴，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摇旗呐喊。至于肃清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收编蒋介石手下逃失的散兵游勇，网罗失意军人。何天风（又名何行健）本人就是因不得志于戴笠而备受冷落的一个特务军人。“76号”虽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的特工总部所在地，可是在它的大门从未挂过牌子，仅1940年5月曾在二门上挂过“特工总部”四个字的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为时仅三个月便被拿掉。所以，当时的上海人始终不知道它的正式名称叫什么，而以“76号”呼之，即使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亦从不称它总部，也都叫它“76号”。由于汪伪特工作恶多端，所以“76号”在时人的心目中，无疑是无耻、凶恶、残暴的代名词。

暗杀“维新政府”官员（1）

暗杀“维新政府”官员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潜伏在上海的重庆特工依托租界，开始了针对甘心附逆的汉奸的暗杀活动。1939年2月16日上午，法租界安纳金路及杜神父路与贝勒路之间，连续发生两起针对附逆汉奸的暗杀事件，被杀者均系伪“维新政府”在上海的官员。一为时任上海南市伪地方法院院长的武进人屠振鹄，一为时充伪警察局水巡队书记的天津人高鸿藻，两汉奸均伤中要害，当场死亡，而制造两期血案之重庆特工均得以从容逃逸。曾于1933年3月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为会员之江苏武进人屠振鹄，字宝彝，后更名屠复，年52岁，在沪从事律师职业已五载，与其继室屠袁氏（36岁，苏州人），同居于法租界贝勒路的徐家汇路口恒庆里5弄24号。1938年秋末，屠出任上海南市伪地方法院院长后，因上海法院原址、屋宇已被焚毁，屠乃择定蓬莱路西城小学校址作为法院新址，重新布置一番，于1939年1月1日，草草成立，宣告视事，并委同业中之费国禧、陈国才两律师，任民、刑庭庭长。时上海经常发生针对汉奸的暗杀事件，因此，屠防范甚严，每日赴法院办公，总是早晨离寓，至深晚始归，出入随带护卫十余人，以防意外，即在南市伪法院内，亦请伪警察局拨派伪警察多名，驻在法院内进行保护。遇刺前数日，由于风声吃紧，屠已暂不赴南市法院办公，在寓所内深居简出。2月16日上午11点45分左右，屠由恒庆里24号寓所，身穿青灰色长袍，外罩黑马裤呢大衣外出，由恒庆里穿至天祥里（两里战事后贯通），不料刚行至53号过街楼下时，忽有壮汉一人，由屠之身前冲出，拔枪向屠连开三枪，屠不及躲避，致被击中头部与前胸倒地。因均伤在要害，即时气绝身亡，而开枪之男子，见目的已达，即从容出弄堂而去，等到法租界巡捕房得到报告，派大批探捕赶到现场时，凶手已远飏无踪，仅在现场检获弹壳三枚。天津人高鸿藻，时年36岁，抗战前在上海市公安局西门分局书记室充当录事，上海沦陷后，上海市公安局宣告解散。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成立后，高靠投机钻营，充任上海市大道市政府警察局水巡队书记。

暗杀“维新政府”官员（2）

高寓居法租界安纳金路金裕里内之教仁里25号三层楼亭子间内，与妾同居，其妻室及子女则仍住天津原籍。2月16日7点40分左右，高身穿黑呢西装，外罩咖啡色厚呢大衣，头戴呢帽，足登革履，由寓所外出。讵甫步出安纳金路金裕里弄口，跨至马路时，突有壮汉两人，由路旁跃出，袖出手枪，对准高连开数枪，高猝不及防，致头部被击中三弹，即倒于145号润康新南货店与147号一本煤店之门前，旋即气绝身亡。而行凶之两壮汉，见目的已达，遂转身扬长而去。法租界巡捕房得到报告，立派大批中西侦探驰往调查，并由总巡捕房摄影股工作人员携带器具到场，将死者所倒毙之处，拍照备查，巡捕房探员在该处检获弹壳数枚。当两个壮汉开枪杀高之际，子弹横飞，有住在金裕里16号之老妪吕王氏，行经该处，致被击伤倒地，由巡捕房车送广济医院医治。为了挫败日本与汪伪在中国达成所谓“部分和平”的企图，军统展开了系列的暗杀活动，目标便是那些投敌卖国的汉奸。尤其是汪精卫出走河内，叛国之心昭然若揭，更需要找几个大汉奸来杀一儆百。因此，时任军统上海区区长的王天木精心策划了暗杀“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的行动。1939年2月19日晚7时15分，重庆特工制造了轰动上海及南京的暗杀事件，将时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的陈箓击毙，临行还将陈之保镖挟走，消息一经传出，匿迹于上海及南京区域内之一般傀儡，莫不心胆俱裂。陈箓字任先，福建闽侯人，时年63岁，系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北京政府时代，陈曾任驻法及墨西哥两国公使暨外交部政务司长、次长等职，在北洋系外交界中，颇具相当资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即赋闲在沪，安度寓公生活，迨至抗战烽火燃起，陈在上海蠢蠢欲动。南京陷落后，陈即与梁鸿志、温宗尧等，卖身事敌，在南京成立伪“维新政府”，陈出任傀儡政府“外交部长”，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陈在沪的寓所，系在愚园路渔光村之对面之668弄25号，为一西式三层小洋房。陈自卖身投敌后，即雇用保镖两名，终日守卫门户，以防不测。近因附逆之汉奸屡遭枪杀，层出不穷，陈寓所贯通镇宁路之出口，正施工装置铁门，以加强防备。农历除夕（2月17日），陈由南京回上海度“岁”，2月19日晚7时15分，突有青年数人，直至陈寓所后门，时仅有保镖一人在岗，来人即出枪将保镖所备之手枪缴下，留下几个人看管，两名青年直入客堂。时陈逆正与家人围坐桌旁，共食俗例所谓年夜饭，浑然不觉死神正在悄悄降临。两青年看到陈箓后，掏出盒子炮，瞄准陈逆进行轰击，双枪并发，两弹俱中陈之头颅，血溅餐桌，陈即从椅子上倒地，陈之家人，均惊骇呆视，不敢稍动。众青年见目的已达，即扬长而去，临行时除将陈箓之保镖挟走外，并在镇宁路一带散发传单。陈之家人于众青年离去，惊魂甫定，始将陈从地上扶起，因弹中要害，在送红十字医院的路上即气绝毙命。当时的报纸以“汉奸陈箓夜登鬼录，飞快将军从天而降”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消息一出，人人称快。而正是陈箓被刺事件，使日本人感到有尽快建立特务机构的必要，以应对重庆方面的暗杀行动。“76号”遂由此脱胎。

蒋汪特工战（1）

蒋汪特工战汪精卫集团投靠日本侵略者，组织伪中央政权，这对蒋介石政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蒋方特工曾用恐怖手段，破坏和打击汪伪集团。因此，“76号”一成立，就负有与蒋方特工争斗的重要使命。李士群的日本后台晴气后来曾这样描述“76号”对重庆特工人员的一次暗杀行动的精彩一幕：1939年的一天，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有个人正急匆匆地朝西走去。他身穿蓝布长衫，下面配一条黑色绸裤，乌黑的皮鞋擦得铮亮，颇有绅士风度。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急事，他故意不走拥挤不堪的人行道，像条水鳖子似地，慌慌张张地穿过汽车的洪流，频频加快步伐。此人蓄着一头漂亮的乌黑长发，厚厚地抹上了润发脂，乍一看，颇像个知识分子，然而他那鼻梁上的一副大墨镜，却格外惹人注目，使人感到残忍可怕。大约在他后面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影尾随着他。那人身材魁伟，是一个青年，身穿黑长衫，脚穿黑布鞋，戴一副蓝色的墨镜，理着大分头。他那敏锐的眼睛，炯炯发光，视线透过蓝色墨镜，紧盯着身穿蓝布长衫的那个绅士。尽管高高的大型公共汽车川流不息地从他们两人中间驶过来，但他那敏锐的视线仍紧紧盯着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汽车、电车、来往于他们中间的人流、甚至连伫立在红绿灯下面的高个子印籍巡捕，谁也意想不到此刻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快到跑马厅了，静安寺路已展现在眼前。就在这时，戴蓝色墨镜的青年突然迈开大步，飞快地靠近前面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却并未察觉。突然，在那一片喧闹声中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响声，宛如汽车轮胎的爆破声，其实不然。可以想见，准是那青年挨近绅士后，用枪口抵住他的后背，无疑那是一声枪响。只见那个径直朝前走的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随着一声枪响，顷刻之间像根朽木倒了下来，横倒在路面上。此情此景并未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一个外国绅士坐着一辆克莱斯勒汽车从后面过来，他以为那个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准是被什么绊倒在地，正想赶忙上前清除那讨厌的障碍物，忽闻警笛使劲地鸣了起来。他这才看清了路上流淌着一摊液体，把柏油马路染得血红。

蒋汪特工战（2）

鲜红的血不停地从倒在路上的那个穿蓝长衫的绅士背部流出来。骚动终于发生了。群魔乱舞的上海像是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巨大的垃圾堆，大大小小的无数枪杀案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上海，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在市区最热闹的地方--南京路上公开行凶杀人，则颇为少见。幸好现场有一印籍巡捕守在那里指挥交通，操纵着红绿灯，他机警地发现了那个戴蓝色墨镜的青年。这时，青年已像松鼠般地逃离了两三百米。“是行凶杀人!凶手在那儿……”印籍巡捕大声疾呼，凑巧，路过现场的工部局巡逻队个个带着闪闪发亮的手枪，像旋风似地向那人直追而去。 戴蓝色墨镜的男子，随即钻进一辆停靠在一家杂货铺门口的黑色汽车。那辆汽车引擎已经发动起来，看来早已作好了周密准备。汽车由静安寺路向西驶去后，往来的交通工具渐渐稀少，汽车远比人们的两条腿跑得快。巡逻队也搭上一辆空车，急起直追。巡逻队瞄准黑色汽车，射出了几发威吓性的子弹，但那辆汽车似乎有防弹装置，射出去的子弹，又像雪子一样弹了出来。载着凶手的黑色汽车驶出公共租界，旋即来到了沪西一个高大的住宅门前，高高的黑漆铁门一下子八字敞开，汽车像箭一般地驶入门内。引进了汽车后，铁门又砰的一响，发出了令人可怕的声音，紧紧地关上了。“哎呀……是‘76号’!”巡捕们如梦初醒，凝视着那无情的黑漆铁门。很清楚，这里是沪西极司非尔路76号。“76号”是一座秘密建筑物，即使工部局拥有统治公共租界的权力，也奈何不得它。“76号”这个恐怖活动组织的魔窟，四周高高的围墙上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它是个无法解开的谜。这里有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亚于警察的力量。门内，不容巡逻队踏进一步，它所以有如此巨大威力，不仅由于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而且由于有操纵“76号”的幕后势力，巡逻队也常被它愚弄。未经其真正的幕后势力的同意，决不能轻易入内。巡捕们眼睁睁看着制造暗杀事件的凶手潜入“76号”，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垂头丧气地离去了。巡逻队回到南京路发生恐怖活动的现场，不料那里又发生一件怪事。在马路上被“76号”刺客暗杀的那个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他的尸体已被人盗走。据说，那是在印籍巡捕去打电话联系处理现场时，不知谁偷偷地用汽车把躺在路上的血尸运走了。还透露出这样的风声：“被暗杀的是蓝衣社恐怖组织的头儿，他的同伙生怕他怀里的机密文件被泄露，便把尸体运走了。”像这类离奇的暗杀事件，从1939年暮春起，接连发生，把业已混乱不堪的上海治安工作弄得越发糟糕。在上海连续发生的这类恐怖事件，就是由“76号”特工头目导演的针对军统、中统等重庆特工的暗杀行动。

蒋汪特工战（3）

为报复“76号”的暗杀活动，重庆特工决定以牙还牙。一时间，上海为血雨腥风所笼罩。蒋汪大规模的特工战是以“76号”枪毙军统特务詹森为起点的。詹森，又名哈特，由于胡乱使用化名，其真名反而很少有人知晓。其实他既非姓詹，也不姓哈，而是姓尹，四川人。他的父亲尹定一出身保定军校，后来充当汪伪政府的汉奸，是汪伪国民党四川党员通讯处的副主任与军事委员会委员。詹森因为做了特务，惯用化名，反把自己的真姓名失传了。1939年秋的一天，詹森奉命在威海路智仁勇中学对面，上海青帮“通”字辈流氓季云卿家的后门口将季击毙。季与“76号”关系极为密切，他不仅是“76号”大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的“老头子”，而且经其手推荐了吴世宝、张鲁等“76号”几名最得力的打手，为汪伪特工组织的发展立下大功，因此，“军统”才决定将季除掉。詹森暗杀季云卿时，并未被人发觉，但他行刺成功后，却把那支打死季云卿的“掌心雷”小手枪送给姘妇卢文英。卢绰号卢老七，是上海著名的女流氓，曾摆过花会，开过妓院。卢又把这支“掌心雷”手枪送给她的过房爷张德钦（张是留英学生、上海律师、青帮“大”字辈流氓，后曾任伪浙江省财政厅长等职）。张摆弄这支手枪后，发现子弹夹内只剩下四粒子弹，问卢文英怎么少了一粒。卢文英便把詹森枪杀季云卿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吹嘘了一番。谁知张德钦早已与丁默邨有勾结，便把他得到的情报告知了丁默邨。“76号”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很快抓住了詹森。季云卿的被杀，在汪伪群奸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季云卿死后的一天，在“76号”大礼堂举行所谓“和平遇难烈士追悼会”。汪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主任周佛海、“76号”的后台晴气庆胤等在会上致辞，“悼念”季云卿等十二个丧命于“军统”枪弹、利斧之下的汪伪“和运”人士。“追悼会”结束后，周佛海刚回到办公室，十二个死者家属五、六十人跟着一涌而进，一个个披麻戴孝，全部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要求周佛海为他们“报仇”。此时，暗杀季云卿的凶手詹森已被抓进了“76号”拘留所。詹森在酷刑面前，一一招供。为了安抚死者家属，也为了替活着的特务汉奸打气壮胆，以便稳住自己的阵脚，在季云卿老婆金宝的强烈要求下，经周佛海批准，“76号”特工将詹森押到麦根路、中山北路的小树林里执行枪决。同年冬，尹定一来到上海。有一天，有一个身穿重孝，既黑又胖又丑且老的女人来找他，一见了便跪了下去，口称“公爹”，号啕大哭起来。尹因为与之并不相识，以为是她认错了人，所以弄得不知所措。经她说明了经过，才知道这就是上海有名的女流氓卢老七。卢的“大名”他是早有耳闻的，可没想到自己会“荣任”她的公爹，更没想到刺杀季云卿的凶手詹森竟然是他的儿子。可是儿子已经死亡，且自己不仅做了汉奸，且与丁、李也有了勾搭，为免节外生枝，尹定一不愿再提这件事。所以，“76号”从没人知道詹森原本姓尹，且是尹定一的儿子，直到抗战胜利后，尹定一才揭开了这个真相。

蒋汪特工战（4）

蒋方特务因詹森被杀而激怒，他们决定对“76号”进行报复。于是，双方各自施展浑身解数，今天你杀我两个，明天我还你一双，一时间把上海推到了腥风血雨之中。据《大美日报》统计，在1939年一年时间里，在上海租界内发生的各类狙击案中，死伤人数达四十四人之多。军统特务李恃平的公开身份是南京政府首都宪兵司令部上海宪兵分队队长。上海沦陷后，他隐藏了公开的身份，躲在法租界的台司德郎路（今广元路），设了一个秘密电台，收买一些情报，向重庆通报。具体事务是由陈家栋专门负责。1939年底，李士群根据原属军统的特务吴道绅提供的线索，批交给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马啸天办理，因为有电台关系，马啸天又约了电务处长晋辉来协商。决定由晋辉派人在台司德郎路李恃平住所的附近，赁了一幢房子，专门暗中收集李与重庆往来的电讯，并研究他的密码，结果证实，确是特务情报。马啸天便向李士群作了汇报，李即命马将其逮捕。马啸天遂派第三科长陈中芳率领股长耿剑清，会同第一特务大队长吴世宝派的三个便衣行动员和一个日本便衣宪兵，驰至台司德郎路，将李恃平、陈家栋一并逮捕。李恃平住所的电台，则由晋辉派人接管，搜出的密码，亦派专人保管，仍以原来的周波呼号与重庆通报。李恃平、陈家栋经李士群、马啸天审讯一次，生怕受刑，便乖乖地投降了“76号”。李恃平被委为“特工总部专员”，由第二处“监督工作”，陈家栋成为“76号”电务处的电务员，并让他们两个人仍回台司德郎路原住所，继续用李恃平名义与重庆联络，由第二处与电务处各派一人从中监督。1940年6、7月间，马啸天调任南京警政部政治警察署署长，胡均鹤接任第二处处长，发觉李恃平、陈家栋二人，表面上虽为“76号”工作，暗中与重庆仍维持着原来的关系，“76号”想利用他们，他们反而顺水推舟利用了“76号”。李士群恼羞成怒，便命第一处处长兼行动总队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派人把李恃平、陈家栋绑赴中山北路“76号”的屠人场枪杀。

蒋汪特工战（5）

在南京，为报复重庆特工的暗杀行动，不断有被捕的重庆谍报人员被处决。陈觉吾，南京人，1928年曾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科长。那年正值东北易帜，蒋介石在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因亦踌躇满志，乃想借双十国庆节机会，铺张一番。所以由总政治部发起，筹备国庆大典。时汪曼云正在南京任江苏省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的秘书，代表农民协会参与筹备，因此认识了陈觉吾。1939年秋，汪曼云担任了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陈觉吾便到“76号”去找汪曼云。汪把陈安插在社会部里，挂上了一个专员的名义。翌年，汪伪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市党部，陈又去托汪，介绍为南京市党部委员。同年夏，“76号”查出汪伪南京市党部委员陈觉吾与陆庆瑀，在参加汪伪之前，已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委员了。其参加汪伪，分明是来卧底，耍两面手法，作潜伏活动的。“76号”把这情况报告了汪精卫，汪即批示将陆、陈撤职并逮捕，关押在南京宁海路25号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看守所里。南京区也将逮捕经过与口供笔录，呈复了汪精卫。事隔一年多后，陈觉吾不知怎的才托人去找汪曼云设法营救。可是才隔了一天，陈觉吾的妻子与女儿又向汪曼云来哭诉，说陈觉吾与陆庆瑀二人已于当天上午，由政治警署奉汪精卫的命令，在雨花台枪决了。事后，据说陈、陆原本尚不至死，只是由于褚民谊受了贿，为陈三才的案子去向汪精卫说情，没想到反而引起了汪的极大震怒，当汪在文件堆里去找陈三才的案卷时，同时拣到了陈觉吾、陆庆瑀的案卷。陈、陆虽然不是要谋杀汪精卫，也是为了要颠覆伪政权的，汪因在盛怒之下，也在陈觉吾、陆庆瑀两人的案卷上，批了“一并枪决”四个字。褚民谊的一言，竟送掉了三条性命。而陈、陆二人，可说是遭受池鱼之殃了。马啸天任区长后，破获了军统设在南京的秘密电台，逮捕了国民党军统潜伏在南京的特派员邵明贤、军统南京区总务科长王林二人，同时从这条线索，查出“76号”的机要处处长兼人事科长钱新民，也是军统的上海特派员，并缴获电台、武器等物，邵、钱经汪精卫批示由马啸天负责执行枪决。邵明贤，温州人，与梅思平为小同乡。抗战前，梅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时，邵曾在江宁县当过科长。1940年邵就凭着这种关系，到南京找到了梅思平，并通过梅的关系，得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1941年夏，“76号”查获邵是军统人员，而且还是军统的南京区长。这是由于他在南京明瓦廊6号家里设置的一个秘密电台，被“76号”所发现。同时从这条线索，查出“76号”的机要处处长兼人事科长钱新民，也是军统的上海特派员。于是，李士群命将钱新民先行扣押，一面电知“76号”南京区长马啸天，要他就近办理。马便会同特工总部南京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晋辉，由晋派人在明瓦廊邵的住所隔壁租了幢房屋，专事窃取邵与重庆方面的电讯，查出军统局本部的指示，要邵在中央纪念周或大宴会时，刺杀汪精卫及其他重要傀儡。马即电李请示，李复电立即将邵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军统南京区的总务科长王林生，亦即代邵负责收发电讯的人。

蒋汪特工战（6）

邵与王被捕后，即被关押在宁海路25号特工总部南京区看守所，经南京区司法科侦行科严讯后，都一一招认。邵的电台遂由晋辉接管。邵的住房则由马啸天接收，改为“黄埔同学会”。王林生在处理前，由“76号”的第一处长万里浪，把他要到了上海。因为钱新民的案子，李士群交给万办，钱矢口否认。万把王要去与钱对质，钱没法，只好承认。李士群把邵、钱两事的经过，与口供笔录，签报了汪精卫，汪批复“枪决”。邵明贤于1941年7月，被马啸天以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名义，枪毙于南京雨花台；钱新民于同年10月，由李士群命万里浪派人枪杀于上海中山北路那撮小丛林里。至于王林生，则投降了“76号”，由万里浪保了出去，派在特工总部杭州区监视工作，后来还担任了杭州区宁波站站长。青岛会谈结束后，建立傀儡政府的工作已迫在眉睫。为顺应形势的需要，李士群加不仅在上海扩大特工组织，而且将其扩展到“首都”南京以及杭州、苏州等地。尤其是南京，考虑到作为“首都”的重要性，为慎重起见，在设立南京区的基础上，丁默邨、李士群还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情报网，注意搜捕重庆方面的潜伏人员。当时，在南京“维新政府”的要害部门潜伏着许多重庆特工人员，表面上是若无其事的“维新政府”官员，暗地里却疯狂地进行反日运动。这些工作人员利用其在要害部门的地位，刺探日方机密，秘密报告给渝方，阻扰日本军队的作战和军政事务，企图在“维新政府”内部制造混乱。李士群对如何处置那些乔装打扮成“维新政府”官员的渝方特工人员，颇感烦恼。在汪伪政府建立前夕，李士群决定将其中的首要分子诱至上海予以逮捕，以免妨碍“新政府”的建立。在晴气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处决其中首要分子的详细情况：大约在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清早，李士群突然来找晴气，说是要处决一批已经逮捕的渝方特工人员，并希望晴气也能够出现在处决现场。李士群告诉晴气：这些潜伏人员在“维新政府”里担任局长一类的职务，他们是在外出与重庆方面进行联络时在上海租界捕获的。他们纠合一些对解散“维新政府”抱不平情绪的部下，谋划暴动。这些人激烈反对汪精卫先生组织中央政府，但他们却得到日本方面的信任。他们被捕后，反咬一口说在没有与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逮捕他们是非法的。兴亚院的一些官员也曾私下与李士群联系，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他们都是面目可憎的双重间谍，靠出卖一些微不足道的情报，欺骗日本华中联络部官员，却得到了非同寻常的信任。梁鸿志(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看到证据后，也大吃一惊。只要这些人还活着，将会危及汪先生的“和平运动”。因此，特工总部(“76号”)的法庭前天已对他们判了死刑，汪先生也已经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蒋汪特工战（7）

说完，李士群取出一份文件，这是一份经汪精卫签署的交特工总部执行死刑的命令书。随后，李士群与晴气乘坐的汽车飞快地朝西往刑场开去，过了北四川路来到新公园，然后再沿中山路向前疾驶而去，汽车在一片树林旁边停了下来。此时，“76号”的行动队员已将他们押到这里。五个已被宣判死刑的“犯人”微笑着站在茂密的树林深处，毫无惧色，个个身强力壮，充满活力。在李士群宣读判决书后，死刑很快就要执行了。一名重庆潜伏人员被拉到事先挖好的坑前，一个中年和尚手捻一佛珠在他身旁轻声念经。他微笑着抬头望了一望和尚，在士兵的催促下，挺起了上半身，跪在坑沿边。一支毛瑟一号大型手枪靠近他的后脑勺，枪口离他不到十五公分的距离。他睁大眼睛，面不改色。随着一声令下，枪声响起，这名重庆特工犹如枯朽的树木跌入坑内。法医跳入坑中，用手测知一下他的呼吸情况，尚有气息，便命人下去对准其太阳穴又补了致命的一枪。其他被捆着的年轻人也相继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个个毫无惧色，视死如归。其中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临刑前向持枪的“76号”特工小声嘀咕了几句，这个特务将他的请求告诉了李士群，在征得李士群同意后，特务给他松了绑。于是，他向李士群行个礼，从容摘下眼镜擦了一擦，重新戴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做起了死前梳妆。他慢腾腾地照着小镜子，凝视着自己临死前的面容。他眉开眼笑，似乎感到满足。然后面朝西端坐下，双手合十念起经来。最后，他笑容满面地向在场的所有人大声说道：“久候了，谢谢各位的好意”，和颜悦色地坐以待毙。在“76号”对重庆潜伏人员进行逮捕和枪杀的同时，重庆特工继续对“76号”特工和甘心附逆的汉奸进行暗杀。沪西兆丰总会位于兆丰公园对面，是一个赌窟，内部设有舞厅，汪伪集团的上层汉奸在“76号”武装警卫的保护下，常到这里寻欢作乐。1939年圣诞节之夜，汪伪国民党的所谓上海五个中央委员──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在“76号”大礼堂宴请刚从香港来沪的大汉奸陈公博。席间，王天木、何天风酒足饭饱，突然想去兆丰总会跳舞，悄悄地对汪曼云说：“我们今天晚上去玩个痛快吧！”汪摇摇头说：“不行”。王天木、何天风以为汪曼云胆小，不敢出去玩，便说：“你放心好了，我们自己带十杆枪去。”汪说：“我今天做主人，不能先客人溜走。”于是，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冯国桢四人，带了几个武装保镖悄然离席而去。

蒋汪特工战（8）

王天木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早年追随胡宗南，曾与冷欣、肖洒、马志超、陈质平等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这个组织是比“复兴社”更早的法西斯团体。后来，王又与戴笠、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等结为一伙，从事特务活动。这些人，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军统的所谓“十人团”。王天木本人又是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他和军统头子戴笠是儿女亲家（王的女儿许配给戴的儿子）。据说当初戴、王两家的配亲，出自戴笠的主动，主要由于王天木与戴笠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戴与他结成亲家，传说戴是要在某种场合下，叫王天木来做他的替代品的。抗战初期，王天木任军统华北区副区长。1939年夏，王在任军统上海区长期间被李士群捕获后投敌，不久即到“76号”担任“高级顾问”，并提升为汪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总指挥。何天风，保定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生，也是军统在上海的重要干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别动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别动总队不久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何又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由于失宠于戴笠，何带着亲信丁锡山等投靠了汪精卫，担任“76号”第三厅厅长，并任汪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陈明楚、冯国桢都是何天风部属，过去也是军统特务，随何天风一起投汪。这一行四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兆丰总会，在舞池里跳了一阵，打算到后面的“优待室”里抽几筒鸦片养养神，然后一直跳到天明。于是，由何天风、冯国桢在前，陈明楚居中，王天木殿后，四人相偕离开舞池，向“优待室”走去，所有副官、保镖也簇拥而去。当何天风等人刚步出舞池没几步，王天木的副官马河图突然拔枪向何、陈二人连开几枪后逃走，何、陈中弹倒地，冯国桢听到枪声，急忙卧倒，王天木则慌忙退回舞池，躲到舞池边上的沙发椅背后。直到日本宪兵闻讯赶来，才把他找出来。案发后，何天风、陈明楚的尸体被运往万国殡仪馆存放，王天木、冯国桢以及一起去的所有副官、保镖因受涉嫌统统扣押起来。原来，王天木的副官已被军统收买，他是接受军统的指令而将何天风、陈明楚击毙的。王天木虽然幸免于难，但因为凶手是他的副官，结果先后被关押在“76号”和南市警厅路集贤村6号伪政治警察署看守所达两年之久，直到1942年提供了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在上海的住址，“76号”顺藤摸瓜，抓获吴开先，才因功被释放。

蒋汪特工战（9）

谭文治，一名质彬，湖南人，与丁默邨为同乡，原系军统人员，于1939年冬投奔“76号”。初任第一处副处长，处长陈明楚被杀后，谭继任陈职。谭自投靠“76号”后，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或为谭出卖抓进了“76号”，或为谭收买，做了“76号”的爪牙。为除掉谭文治，军统派遣人员，跟踪谭迹，又收买了谭的副官（保镖）以为内线。某一天中午，有不速之客数人，突然光临坐落在大西路地丰路附近的谭家，谭的副官，不经通报，便引之登楼，一部分来客，则将谭家佣人关入空室，在外面加以监视。时谭正在楼上与老婆共进午餐，因见来人均素昧平生，正待讯问究竟，来客即拔出无声手枪，向谭射击。谭中弹倒毙。谭妻见状大哭，拉住凶手不放，并大喊起来。另一特务便抽出一柄尺许长的匕首，向谭妻刺去。谭妻受创倒地，旋即死去。傅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县人。是个大地主，做过招商局的总办。在大革命前是上海总商会会长，当时上海有南京（疑为南市）商会与闸北商会，这个上海总商会，除是南北两商会的上级机构外，又是英法两租界大商人的组织。当北伐军抵达上海前，傅支持孙传芳对抗北伐军。后来蒋介石下令通缉傅筱庵，傅便潜逃青岛，依附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傅于抗战前经人向蒋介石疏通，才回到上海，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这是官商合办的银行，董事长就是杜月笙，两人之间，在利害上不无矛盾，但只是暗斗，表面还是很好的。因此，在杜月笙私人办的中汇银行（杜系董事长，总经理为大英银行买办、杜的学生徐懋棠）中，傅不但有投资，还长期存放着六万元存款，以示对杜月笙的极力捧场，傅的儿子品圭还做了中汇银行的副理。上海沦陷后，杜月笙逃到了香港，傅筱庵凭着过去在青岛时和日本人的关系，挤掉了苏锡文，继苏做了“上海大道市政府的市长”。此时的傅筱庵，真可谓有权有势，财大气粗，自然不把杜月笙放在眼里。他从傅品圭那里知道中汇的库存无几，便准备一下子把所有存款全部提出，想以此挤垮中汇银行，以发泄对杜月笙的怨恨。徐懋棠得讯后，便亲自去看望傅筱庵，希望傅即或要钱用，也采取分期提款的办法。傅不但没有接受，反而对徐说：我要看杜月笙的苗头了。此事为另一大流氓张啸林获悉，张虽因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被杜月笙的学生、军统特务于松乔开枪射击未中，正迁怒于杜，但得知这一情况后，在感情上冲动起来，便叫来他的亲家俞叶封，对俞说：“你去告诉傅筱庵，我同月笙是湾脚踝骨的弟兄，我同他虽有疙瘩，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他不要以为杜月笙不在这里就可以踢一脚了。就是杜月笙死了，还有我张啸林呢。现在不要说他休想全部提去，即要分期提，就是中汇答应，我也不答应，叫他向我来要好了。”傅筱庵这时虽已做了大汉奸，但仍为大流氓的威势所慑服，不但没有去提全部存款，即使零星的支票也没开过，中汇遂渡过了这个难关。可是事情总免不了会给杜知道。这时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可算是戴笠与杜月笙合伙的。既然傅筱庵竟敢到杜月笙头上，杜也自然放不过傅筱庵了。

蒋汪特工战（10）

对于他与杜月笙的过节，傅筱庵自然也心知肚明，但傅有他的想法，认为自己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对于蒋介石他都敢于老虎头上拍苍蝇，何况你杜月笙！杜月笙在上海纵有势力，但杜本人已逃往香港，所谓势力也得七折八扣；杜的背后虽有戴笠的军统特务，但我傅筱庵也有的是大批保镖，再说军统特务只能在租界里活动，不敢到虹口来。纵然狠辣，也奈何我不得。哪知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傅筱庵做梦也想不到，军统会买通自己身边的人，要了他的性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傅筱庵为了逃避蒋介石的通缉令，躲在青岛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投亲不遇、流落街头、因饥寒昏倒的同乡。傅当时大概感于桑梓之谊，收留了他，得知他原来是个厨师，就让他当上了傅家的烧饭司务。这个人做了傅家的饭司务后，真是起早熬夜小心侍候，加之东家与自己都是宁波人，烧的又是宁波菜，颇合傅的口味，傅对之亦颇信任，因此一做就十多年。傅筱庵重回上海，这个饭司务当然也跟了来，随侍在侧。后来傅当了大汉奸，他也跟着搬到了虹口。十几年来手里积蓄了几个钱，却一直没有找女人，到上海后，便也不甘寂寞，想找一个女人，生个一男半女，好给自己传宗接代，养老送终。这就给万墨林找到了对付傅筱庵的缺口。杜月笙自得悉傅要提款逼倒中汇的消息后，十分气愤，便要管家万墨林与杜的表弟朱文德共同谋傅。杜知道，傅自做了汉奸就把家搬到了日本控制区的虹口，轻易不能进去，如果用特务来硬撞，不一定能成功。得知傅家的饭司务静极思动的消息，朱与万合谋，由军统派了一个女特务，经万辗转设法，塞给了这个饭司务。一个从未近过女色的阿拉老粗，一旦控制在一个女特务手里，那还有他自己的灵魂么?在女色大利的诱惑下，这个愿意为傅筱庵当牛做马的饭司务，竟成了安放在傅筱庵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对暗杀大汉奸傅筱庵的行动，当然经过军统一番精密研究设计，而由那个女特务去向饭司务传达。据说傅筱庵夜里喜欢独宿，他的床侧，便是壁橱。这个饭司务，于傅没有进房前，便已潜入房内，躲进壁橱，至后半夜，当傅睡得正甜时，便怀着菜刀轻手轻脚地从壁橱里爬了出来，借着外面透进的路灯光，拿起菜刀，对准傅的喉管、脑壳、面部，一阵乱砍，砍得大汉奸傅筱庵血肉模糊，整个过程中，傅筱庵竟然没有哼过一声。

蒋汪特工战（11）

这个饭司务杀了傅筱庵后，便蹑手蹑脚拎了一只菜篮，推了一辆自行车，从傅家后门踏上车子，逃过了四川路桥，会同那个女人，领到了五万奖金，在上海租界里避过了一阵风头，与那个女特务一起逃到了重庆。据传说这个饭司务后来也给军统灭口干掉，遗下的五万块钱当然由那个女特务以临时未亡人的身份装进了腰包，而这个饭司务所追求的女人与钞票，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来在上海流氓地界混出了名，觉得小字气派不够，遂取名为寅，字啸林，把“小”字改为“啸”字，既使名与字相结合而且也更气派了。张未到上海前，原是杭州拱辰桥的小流氓，拜城内做地保的阿米老头儿做“老头子”。因张在拱辰桥打死了人，在杭州立不住脚，便在阿米老头子的掩护下逃到上海，居然在白相人地界混成了一霸，成为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与黄金荣、杜月笙等并称“上海三大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组织了所谓“共进会”，张啸林是亲自率领流氓，向上海工人纠察队猖狂进攻的急先锋，张因此与蒋介石搭上了关系，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1932年后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及中汇、交通等公司、银行常务董事或董事。他与黄金荣、杜月笙、王柏龄、孙祥夫、陈希曾以及杨虎、陈群八个人结为弟兄，这就是上海流氓中人人知道的所谓“老八股党”。在老八股党中，以年龄来说，麻皮黄金荣最大，张啸林次之，陈群最小，因此后来大家竟呼陈群为老八而不名。张虽居第二，而人咸以“大帅”唤之。其实就是武夫之别名，因其个性急躁，动辄开罪于人。1937年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了防止“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邀请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去香港。张啸林暗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然要拉拢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表明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机会。上海沦陷后，土肥源加紧对张啸林的拉拢，张也以出任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主席”为合作条件。虽出任伪职因故未果，但张与日本人的“合作”并未中止。之后，张啸林布置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重庆当局的极大不安。除掉张啸林，已是当务之急。

蒋汪特工战（12）

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张啸林“搜刮物资资敌，为虎作伥，罪大恶极，应予迅即制裁”。接到戴笠的除奸令后，军统上海区制定了锄奸计划和建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曾接连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于是开始设法从内部打开缺口，策反林怀部，除掉张啸林。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阿四的帮助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1940年8月上旬，陈恭澍与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设法疏通，并会将他安排为法租界巡捕房捕办。8月14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局了。叫局，就是去妓院请妓女出堂，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这样就无法下手。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5天假。”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林怀部于是刺激他：“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和我没什么两样，吹牛！”阿四一听火了，两人吵了起来。“吵什么？”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张啸林怒骂林怀部：“你这龟孙子，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张啸林于是探身窗外怒吼：“阿四，把这龟孙子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在场的人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林怀部掏出手枪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那个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林顺手杀了他。确信张啸林已死后，林怀部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另一保镖拦腰抱住，其他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也已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高声说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遂从容就擒。

蒋汪特工战（13）

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释放。余玠，一名李开封，原是个军统专员，主要从事电讯工作。自投了“76号”后，便将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秘密电台，悉数出卖，军统在上海的特务，也由余接踵地拉进了“76号”，并且把军统在上海用于训练特务电讯人员的机构--南阳无线电学校，也交给了“76号”，成为汪伪训练特务电讯人员的专业学校。由于余玠的出卖，使军统在上海的组织与人事遭受严重的破坏，损失惨重。因此，军统决定将余玠除掉。自从军统特务“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恭澍在1941年投降了“76号”后，陈的副官刘全德也随陈投了“76号”。可是刘全德在暗中仍与军统保持联系，军统便利用这个关系，威胁刘杀陈以自赎。刘以随陈多年，陈待之尚厚，几度要下手，都是欲行又止，临场退了下来。1942年某日，军统又要刘寻找机会除掉余玠，因为他对余在感情上一无顾忌，而余玠的防范意识也不如陈恭澍强，不如尽早干掉余，得以早日离开此地，且杀余同样可以报功请赏，于是便下决心杀余。也是事有凑巧，刘在奉命后的第二天，余玠与另一位特务王道生（“76号”情报处副处长）来看陈恭澍。当余、王两人辞陈出门上了汽车后，刘亦自驾汽车跟踪其后，等到余到拉都路下车与王话别，并命司机再送王道生返回“76号”时，刘亦到达，跳下汽车，向余连开数枪，余即倒毙地上。这时王急从车里跳出拔枪在手，拟追捕凶手，无奈刘已驾车逃逸无踪。不久法租界捕房闻讯到达，王也在就近打了个电话给“76号”，当由驻在“76号”的日本宪兵准尉涩谷赶到现场，与法租界的捕房人员，就地交涉。因余玠身上带有日本宪兵队的“嘱托证”，遂将余玠尸体交由涩谷和王道生送殡仪馆殡殓了事。除上述“76号”的特务和附逆汉奸为重庆特工狙杀外，因参加汪伪组织而遭暗杀的，尚有毛羽丰（被杀在大中华饭店门口）、邵范九（被杀在新新公司门前）、李如璋（被杀在天蟾舞台）和同业公会书记蔡晓和（被杀在火腿业同业公会内）等。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1）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76号”与蒋介石特工的争斗，除采取血腥的行动外，还表现在对特工人员的争夺，以及摧毁蒋方特工组织上。“76号”开张后，丁默邨、李士群运用过去的老关系，采取各种手法，拉拢和收买重庆特工人员，夺取蒋方特工组织，壮大自己的力量。其中，有的是“先礼后兵”，即先以金钱、地位引诱，若不肯就范，再进行威胁恐吓；有的是“先兵后礼”，即先予逮捕，甚至施以酷刑，然后拉拢重用。萧家驹，河北人，出身于保定军校，原系军统少将高级参谋，专在上海郊区布置游击工作。1939年10月，“76号”的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得悉萧已来上海的消息，便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丁默邨。丁要万以大家过去同为军统，又系熟人，把萧骗进“76号”来，使之投降。万经丁面授了机宜后，辗转探得了萧的地址，托人婉转致意，推说约萧出来说明自己投靠“76号”的苦衷，俾求军统头子对他的谅解，似想要凭此重回军统。萧也想利用万的弱点，把万重新拉回军统，以显自己的能耐，于是相约在静安寺路皇后咖啡馆见面。万里浪与萧家驹终于在约定的日子里，在皇后咖啡馆里见面了。彼此原属老友，又是久别重逢，且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见了面装做分外地亲热。但皇后咖啡馆没有小雅间，人多吵杂，双方都感到谈话不便。万于是向萧提议，到自己家里去坐坐，萧也想知道万住在哪里，以便今后可以常去找他，做说服工作。再说过去感情不错，亦不疑有他，随即坐了万的汽车，疾驶而去。当汽车开进“76号”时，萧一看苗头不对，便对万说：“里浪，这算什么？”万说：“老哥放心，我决没有恶意，一样的嘛，大家谈谈呗。”这时萧家驹给万弄得啼笑皆非，只好跟万下了车。万把他引进高洋房的会客室，先向萧表示歉意，还说咱们哥俩，还能唱对台戏吗?决不能，所以我请你来，参加我们这“76号”。萧以人已经给他骗了进来，不参加也得参加。便也顺水推舟，便说：“何必这样呢?即在外面，凭咱们的交情，你要我来，还不是只要你老弟一句话?”萧的这两句话，把当时的尴尬场面立刻打开。万就马上替萧引见了丁默邨与李士群，办了参加手续，当天丁、李就让万送了一笔钱给萧家驹，算是人钱两交了。肃清委员会成立后，萧家驹担任了这个委员会所属的“和平救国军”的参谋长，还兼任“警官训练班”亦即特务训练班（对外称“聚川学院”）的教官。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2）

罗梦芗，贵州人，毕业于中央军校六期，是个老牌军统特务。抗日战争前在南京任首都警察厅特务股的特务督察，上海沦陷后，于1939年由军统派为上海特派员。“76号”从万里浪那里得到罗梦芗的线索，丁默邨与李士群便把诱罗投伪的事，交给万里浪去办。万里浪凭着老同事的关系去找罗；而罗也想利用万里浪，他想，纵不能把万拉过来，至少也可以从万那里弄到一点情报。于是，双方便会面了。在交谈中，万提到了马啸天。罗在南京时与马相交甚得，以为今日与万谈得颇有效，便想得陇望蜀，把马啸天也拖过来。即使拖不过来，至少使他们两面跑，表面上为“76号”，暗里为他，因此表示也想与马一见。万听了假作沉思。罗看了便问：不方便吗?万说：倒不是不方便，凭交情我是可以对他讲的，但如何讲法，我在考虑。罗看万这样郑重，信以为真。隔了不多天，万终于在某一个早晨陪同马啸天来会见罗梦芗了，地址是在静安寺路的康乐酒家。万与马去的时候，叫陈中芳、耿剑青带了人暗里跟着，在外面守候，以防万一。万与马到康乐时，罗已先至。万生怕罗事先有所布置，便推说康乐的点心不行，还是老大房楼上的乐乡好。反正没多远，就在斜对面，于是便安步当车的踱了过去。乐乡的点心，虽然不错，吃得大家满意，可是环境太差了，是统楼，人声嘈杂，谈话不便。万说：“不如到啸天家里去谈谈吧。”马说：“好。”一个提议，一个同意，使罗倒不好意思有所异议了，因而也不疑有他，于是一同上了汽车，转瞬就开进了“76号”。罗知道上了当，可后悔已来不及了。万与马把罗让进了会客室，先假惺惺地表示了一番歉意，而后劝罗也参加。罗觉得不同意也走不了，于是干脆说：“二位既好意把我拉了来，我还有什么说的呢?”于是，由马、万介绍罗见了丁默邨与李士群。罗又自动提供了一部分军统在上海的线索，以示诚意。并办了参加特务组织的手续，由丁聘为“76号”的顾问。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了傀儡政府，罗梦芗由“76号”的顾问兼任汪伪警政部保安司科长，后升任司长并兼“76号”特工总部第一处副处长。以后又先后担任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副厅长、闽浙皖赣四省边区行营参谋长及浙东行政督察专员等伪职。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3）

1939年10月，“76号”根据军统投过来“荣任”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的陈明楚所提供的线索，派林之江去法租界自来火街一个小旅馆里，用绑架的方式，逮捕了军统少将特派员、江苏人王钟麒。由于他是一个少将级的特务，虽绑进了“76号”，犹颇受礼遇，并没有把他关入看守所，而给他一个人待在大礼堂里。隔了一晚，才由李士群在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办公室对面的审讯室里，亲自提审，要他供出另一军统人员李济时之所在。王百般推托，李于是叫吴世宝把王的上衣脱去，仅留一件汗衫，由吴世宝等人轮流用三四张牛皮缝在一起约有二寸宽的皮带，在王身上狠命地抽打，把王打得惨声直叫，连住在76号隔壁华邨的人，都听得心惊肉跳，汗毛直竖。汪曼云、蔡洪田、黄香谷等闻声跑进“76号”二门，站在吴世宝的办公室墙外隔窗望过去，看到一条条的血水，从王钟麒的汗衫里渗出来。王经受不住，讲出了他与李济时的联系方式和李济时的住处。根据王钟麒提供的信息，马啸天捉到了军统派在上海专员李济时。李被抓到了“76号”，不待用刑，便一一招认，与王钟麒一起，投降了“76号”。不久王钟麒被聘为76号的顾问，李济时则被任为专员，继续从事特务活动。1940年4月，李士群做警政部次长时，王钟麒被任为该部视察，李济时则调任政治警察署的专员，翌年10月警政部撤销，王、李亦连带去职。王因懂得一些所谓“麻衣”之学，也就是看相、算命的江湖诀窍，与李济时在苏州玄妙观牛角浜开了一爿相面算命馆，好像已是跳出三界外，不入是非门了。其实，这是“76号”在苏州的江苏实验区的外围组织，更隐蔽地从事特务活动。1939年10月，“76号”根据自动投降的原中统局苏沪区情报组组长姚均伯提供的线索，并由姚会同石林森，先后逮捕了姚的旧部苏沪区情报员蒋晓光与薛达人（又名薛亮），这时他们两个人都以新光通讯社记者做掩护，为中统作情报工作。被捕后，他们看上司都投降了“76号”，蒋晓光也就做了“76号”第二处第二科的直属情报组组长，以后又兼了国民新闻社的总编辑，后来又先后担任警政部政治警察署秘书、“76号”情报处采访科科长、特工总部常熟站站长、江苏实验区镇江站站长等职，最后调在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专搞情报活动。至于薛达人，则一直充当“76号”第二处第二科直属情报组的情报员。苏成德，字美一。山东济宁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南京区行动股长、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特工总队队长和中统苏沪区副区长等职，1939年9月经李士群夫妇拉拢后叛变，供出中统苏沪区全部线索，致使大部分中统特务被捕，这些中统特务被捕后，有的稍受刑罚就屈服，有的一进“76号”就投降，结果全为“76号”所用，有的还成为汪伪特工的重要角色。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4）

在苏成德任区长时，所破获的国民党中统军统人员最多。南京区特务分子的主要来源，有十之八九是国民党中统、军统分子，他们一般在被破获逮捕后即投入伪特工部门，或关押一个时期后参加伪工作。仅十分之一二是关系人介绍而来或由情报关系升充的。苏成德有两条线索，第一，他本人就担任过中统苏沪区副区长、上海行动总队长、西路党部调查室主任等职。作为执行各种行动任务的负责人，手头就掌握着苏沪区中统特务的名册，经他出卖投伪的中统人员，各人又有各人的关系，苏成德驾轻就熟做了南京区的负责人后，不需再找什么其他线索，他与李士群、马啸天筹划后，派遣“76号”特务石林森、姚筠伯出马，把中统沿京沪线的人员一网打尽。单在上海一带就捕捉40余人，其中有胡均鹤、庄鹤、姜志豪、陈鋆、邓达谧、童国忠等人。胡均鹤被苏诱捕后，他矢志立功，又将中统上海区的特务一网打尽，仅区长徐兆麟逃脱。胡以这一大批中统特务做了自己投降“76号”的晋见礼。这个雪球一滚，中统人员就源源而来。中统在这一系列毁灭性打击下，被迫放弃了苏沪地区的阵地。第二条线索，就是国民党军统系统的“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头目何柏椿。何原是青帮头子，手下徒子徒孙遍布外埠一带，军统“忠救军”驻在这一带的人员常潜来南京活动，都以何为“老头子”，他们到了南京，都还以为何能掩护他们。谁知何早已投伪，何柏椿的弟子、汪伪新贵“21号”科长童国忠和何柏椿一道，把这一批送上门来的军统特务悉数出卖。这样，这些军统特务便成为苏成德手下的专门“人才”，从事特务活动都是行家里手。1939年底，汪精卫集团和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三方面，就组织全国性的伪国民政府，决定于1940年1月在青岛举行会谈。重庆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策动陶希圣、高宗武两人从汪精卫集团中出走，同时布置军统特务，准备在青岛会议期间，狙击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巨奸，以达到狙击汪伪政权成立的目的。为确保出席青岛会议三方巨奸的人身安全，李士群带王天木等先期到达青岛进行布置。当时，负责狙击汪精卫等人的是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傅原系王天木部下，王知道其住址，因此，毫不费力地将其逮捕，后又捕到傅的部下--军统青岛站的出纳丁美珍、总务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十人。丁美珍是傅胜兰的情妇，她提出，只要让傅恢复自由，并让她和傅结婚，她可以让傅率领部属一起投汪。李士群表示同意。于是，军统青岛站集体投降了“76号”。这样，军统青岛站不仅不能没有起到破坏青岛会议的作用，反而成了“三巨头会议”的卫士。青岛会议结束后，傅胜兰等随同李士群、王天木成了汪精卫的护卫，浩浩荡荡回到了上海。丁美珍还把丁默邨认做了宗兄，并要丁以家长资格为她主婚，择日在“76号”的大礼堂举行婚礼。为显示“76号”对婚礼的重视，以吸引更多的渝方特务投靠“76号”，大汉奸周佛海充当了证婚人的角色。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5）

傅胜兰投伪后，被任命为76号特工总部杭州区的副区长（区长石林森）。杭州区的地址在民生路45号。丁美珍亦随傅去杭，任杭州区会计。同年3月，石林森调任警政部保安司司长后，傅升任区长。1941年梅思平兼任浙江省主席，梅鉴于维新政府时的杭州市长何缵是给军统打死的，便采用“以特制特”的方法，叫傅胜兰做杭州市长。傅居然没走何缵的老路，梅思平也自诩有些见地。傅从杭州市长下来后，又回到了老行当，出任特工总部武汉区区长。张北生，江苏南通人，抗战前曾任江苏保安处上校科长、保安处干部训练班政治组主任等职，抗战初任嘉定县长，嘉定沦陷后寓居上海，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有密切联系。李士群花一千元钱，收买张北生，派他当内线，侦探江苏省党部主要成员的活动。1940年7月中旬的一天，他得悉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马元放和几个委员在上海福州路、西藏路口的大中华饭店开了房间，准备打麻将，并要找几个向导陪伴，玩个痛快，然后再离开上海，便向李士群报告。李士群得到密报后，李士群忙指挥钮美波在饭店附近的一个“向导社”上了班。并故意和马元放擦肩而过，钓其胃口。这钮美波本是福州路长三堂子出身的妓女，轻车熟路。“76号”另外两名女特务也化妆成“向导社”的“向导” （旧上海租界内的变相妓女），随时候命。并指示张北生按时到达大中华饭店，撺掇他们兜好麻将搭子，入局赌钱，然后以给向导社打电话为名，约请“向导”，李士群派“76号”第三处处长张劲庐和另外两个女特务，冒充“向导”前往应陪。李士群则与日本宪兵队联系，请他们与公共租界巡捕房打交道，办妥在租界上捕人的手续。正当马元放一伙玩得起劲的时候，日本宪兵、“76号”特务会同公共租界巡捕一起闯进他们的房间，把他们全部逮捕。张北生及三个女特务，当天即回“76号”，其余的人则在第二天，由日本宪兵队引渡出租界，押解至“76号”。这些人除马元放外，都投靠了汪伪集团。张北生后来官运亨通，先后任伪江苏省警务处长、江苏省民政厅长、苏州地区清乡督办专员、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办专员、苏北清乡公署主任，甚至担任军委会苏北绥靖主任公署中将参谋长，代行汪精卫兼任主任的职权。1940年9月，“76号”又将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团部破获，主要负责人投汪，交出上海全部“三青团”团员名单，并在《中华日报》上公布。李士群为了把这支队伍夺过来，以伪警政部政治警察署署长的公开身份，发表谈话，并由伪警政部颁发《三青团员自首办法》条例。大批三青团员纷纷向“76号”自首，并加入汪伪集团。

对重庆特工的争夺（6）

1941年11月，“76号”又破获军统上海区的全部组织，逮捕了区长陈恭澍、书记齐庆斌以下一百数十人。陈恭澍是河北宁河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和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2年起参加戴笠领导的特务工作。1939年春，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奉戴笠之命潜赴越南河内，主持谋刺蛰居在河内的汪精卫，结果误中副车，曾仲鸣代汪被刺，而汪得以幸免。陈回到重庆后，先是任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同年8月，由于军统在上海的组织接连遭到破坏，陈被戴笠派往上海，接任军统上海区区长，组织军统力量进行反击，并相机刺杀汪精卫。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除了指使手下搞些零星的暗杀活动外，竟没有找到一次刺汪的机会，反而被“76号”捕获。陈被捕后，“76号”遵照汪精卫的指示，不计其在河内对汪的暗杀前嫌，反而对他“礼遇有加”，令陈十分感激，表示愿率所属干部百余人参加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重新为汪记“党国效力，以赎前愆”，并将秘密电台9部、化学药品4箱以及秘密档案文件6皮箱全部交给“76号”，以表示其报效之忠诚。这样军统上海区就整个成为“76号”的战利品。不久，“76号”在上海《中华日报》公布了《渝方蓝衣社上海区组织系统及其名单》，把军统上海区的十个部门、八个行动大队、五个情报组的全部人员统统披露出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为“76号”所吸收。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1）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1939年3月，军统精心策划的河内刺汪行动失败后，并不甘心，继续着对汪精卫的暗杀行动。8月，军统派陈恭澍担任上海区区长，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上海军统组织，并对“76号”进行反击。9月，军统派少将级特派员戴星炳到上海负责军统上海区与租界警务当局的联络“协调”，并伺机刺杀汪精卫。不料，戴到上海后，在谋刺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过程中，暴露了身份，遭到“76号”的通缉。于是不得不匿居租界，后来由于戴妻泄密，“76号”侦知他的行踪，将其逮捕，关进高洋房三层楼的优待室。丁默邨和李士群想通过与军统的勾结，暗中合作对付共产党。戴当即表示同意，并致函重庆，得到军统局的复函批准。丁默邨和李士群拿到来自重庆的复函，准备让戴过目后即放他，但对来信仔细研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其他字稍粗，而且混杂在整篇的信中。他们把这些粗笔迹的字连在一起，却得出与全信内容相反的指令。信的原文是批准戴与“76号”实行合作，而粗笔迹连在一起的意思，却要戴伪装与“76号”合作，寻机暗杀丁、李，并进而会同军统上海区打垮“76号”。于是，“76号”对戴星炳全身重新详细搜查，从其衣服夹层里，搜出秘密文件。“76号”发觉险些上当，非常恼火，经丁默邨“签报”周佛海，并经汪精卫批准，于同年底，将戴星炳枪决，刑场也在麦根路、中山北路那个小树林里。戴星炳来上海时，军统派书记长吴赓恕率特务十人随往，协助戴工作。戴死后，吴赓恕继续活动。他探悉从前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班的两个同学中，陈承伦在南京“维新政府”内政部警务司当一名小科员，钟剑魂在“维新政府”警官学校当教官，便邀请他们到上海。见面后，吴公开自己的军统身份，要他们去刺杀汪精卫以自赎。因汪精卫多次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演说，吴便要他们利用“师生关系”接近汪精卫，逐步取得汪的信任，再进一步做到自由进出汪的卧室，然后寻找机会，或在汪的床下安放定时炸弹，或者下毒，将汪处死。吴警告他们说，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话，将对他们不利。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以凶横著名，同学们都很怕他。陈等与吴虽阔别多年，但吴余威犹在。他们想，如不接受吴的意见，于己不利，接受了又没有胆量去干，觉得左右为难。经过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向汪精卫告密，让汪去对付吴赓恕。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2）

陈承纶见汪精卫后，便把吴赓恕见他们的经过说了一遍，汪便叫陈去见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副秘书长陈春圃。陈春圃又介绍陈承纶去见“76号”的特工头子丁默邨，并要陈承纶把吴赓恕留下的电话号码交给丁。丁默邨得知这些情况后，先让陈承纶向汪精卫要一封准备约自己做秘书的亲笔信，两天后，又让陈承纶打电话约吴赓恕见面。吴立刻约陈到一家旅馆见面，由于时间仓促，陈无法事前通知丁默邨，只好先去应约。陈承纶见到吴赓恕后，立刻把汪精卫写给他的那封信交给吴。吴认识汪的笔迹，看后十分满意，认为陈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并大大地夸奖了一番。陈承纶表示要先回南京，把伪维新政府那里的工作交待一下，再来上海任汪精卫秘书。这时吴已开始落入丁默邨设下的圈套。陈承纶回南京没几天，就收到吴赓恕的信，要他立即到上海。陈即回上海，先去“76号”见丁默邨，然后与吴赓恕通电话，吴即约陈见面。这时吴对陈承纶已经完全信任，因此把见面的地点约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与迈而西爱路（今茂名南路）相交处的一幢房子。陈承纶把约会地点通知丁默邨后，便如期赴约。吴赓恕和陈承纶见面后，还没说几句话，日本便衣宪兵和冒充法租界巡捕房人员的潘达及其他“76号”特务便一拥而入，把两人一起抓走了。逮捕吴赓恕，丁默邨颇费了一番心思。吴是军统特务，又是谋刺汪精卫的要犯，汪又知道此事，万一让吴逃跑，他不仅无法向汪交代，而且将从此失去汪对自己的信任。当时“76号”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法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76号”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交道，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丁默邨深怕这次再蹈覆辙，于是想出一条声东击西的办法：他们先让原市政府法文秘书耿绩之与法租界巡捕房联系，进行私下交易。接着又让日本宪兵队作正面交涉，但故意把被捕人的门牌弄错。当日本宪兵、“76号”特务会同巡捕房人员来到故意弄错门牌的那一家时，当然不会有吴赓恕，算是扑了一个空，只好分头回去。但与巡捕房内人员分手后，日本宪兵与潘达等马上回头扑向吴赓恕和陈承纶会面地点，把两人都抓起来。其实，真地址与假地址相隔只有十多家而已。事后，即使法租界巡捕房对耿绩之与日本宪兵都表示不满，但他们可以推脱说手续是完备的，只是弄错了门牌，临时发觉，来不及会同行动，只好权益行事。法租界巡捕房因人已被抓，也无可奈何。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3）

吴赓恕和陈承纶被押回“76号”后，陈即被释放，但他惊魂未定，对陈春圃说：“这家伙凶横得很，他活着，我怎么也不能安心。”当晚就逃回南京。吴赓恕受审时，起初还想抵赖，但经过皮鞭、灌水等刑罚，还未上老虎凳，便一一招供。丁默邨将经过和吴赓恕的口供密报给汪精卫，汪亲笔批示“枪决”。1940年3月底，汪精卫在南京组成了伪国民政府，做上了“儿皇帝”，为报答陈承伦救命之恩，便亲下“手令”，把“维新政府”内政部的一个委任科员，升任为伪国民政府文官处的简任秘书。陈承伦可谓平地一声雷，连升了三级。1942年，杨揆一由参谋总长调任湖北省长。汪精卫又把陈承伦交给了杨，杨遂保荐陈为伪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军统方面又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汪精卫的暗杀行动，由军统特务黄逸光具体实施。黄逸光，广东人，一说系印尼华侨。力大逾牛，据说曾打死过老虎。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曾组织过徒步旅行团，黄自任团长，在南京时曾去见过汪精卫。当时是蒋汪“二度”合作时期，汪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因而与黄在那时的行政院门前拍过一张照片。1941年9月，黄来到南京，并去请见汪精卫。汪没有见他，黄便将在抗战前与汪在行政院门前拍的那张照片递了进去，以便引起汪的回忆。汪果然叫人通知他，留下地址，等候约见。黄除将照片留下外，并将住在中山东路中央饭店的房间号码，也抄了下来，交给汪的副官，等待汪的接见。汪精卫还没有约定见黄的日期，却收到了“76号”的密电，说是军统已派了两个特务到南京，准备在汪接见时行刺，并说内中有一个人曾做过徒步旅行团团长，要汪注意。汪精卫看了这份密报，大吃一惊，虽没有两个人同时来要见他，可确有徒步旅行团团长其人。汪除电告李士群外，遂着林柏生约特工总部南京区长马啸天来，告以经过。马当即着侦行科长姜志豪派人调查。得知这个房间里除黄逸光外，同住的还有一个傣族人叫黄征夫。于是由两个南京区特务，化装成中央饭店的伙计，趁黄逸光、黄征夫出去吃饭的时候，入室检查，在壁橱内，发现四吋穿甲手枪一支，达姆弹十发，照相机一架，小型电台一座及密码本。去的人未动这些东西，而是继续暗中监视“二黄”的行踪。马啸天将搜查经过情况电告李士群，李又转电汪精卫请示，汪复电逮捕。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4）

马啸天知道黄逸光打死过老虎，其力大可知，为了防止意外，除派了曾在上海大世界以武术卖艺的大力士王霖外，又派了六个侦行员，随同侦行科长姜志豪一起前去。当时黄逸光果然凭着自己有些臂力，想起来反抗，他虽然打死过老虎，可是蛮力还不如王霖，给王霖制住了，还在黄逸光的身上搜出了一包毒药。黄征夫生得矮小，身体灵活，一见这些人进来，便知不妙，一个箭步想窜到衣橱前去，拿橱里那支手枪，可是已给冲进来的侦行员把橱门挡住了，终于双双就捕，被解到颐和路2l号南京区。经审讯后得知，两个人虽同属军统，而到南京来的任务却是不同的。黄逸光来的目的，是专为谋刺汪精卫，他想凭着过去曾见过汪精卫，且与汪是广东老乡，以这些关系去求见，汪必然会接见，在接见时他便下手。他觉得带了枪去反而会坏事，准备在下手时凭自己这双手的臂力，把汪掐死；万一自己脱身不了，就把随身带的毒药吞服自杀。黄征夫是军统的专员，一向在南京、上海、苏州一带进行活动，专事搜集军事情报。他与黄逸光，并不同谋，只是住在一起而已。马啸天将经过详告李士群，李又转报了汪精卫，汪批复“概予枪决”。林之江与万里浪以黄征夫长期在京沪一带活动，通过他可以得到许多军统线索为由，联名向李讨保，李请示汪后获准。黄逸光于同年10月被枪杀于雨花台。黄征夫则在南京区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后，由周佛海的关系被保出，并由李士群任他为清乡委员会上校专员，派在苏州江苏实验区工作。后来郑大章在苏州成立了“剿共总指挥部”，因黄征夫是黄埔四期出身，遂任为该部参谋长。上海静安寺路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口，有一幢富有东方色彩，中国宫殿式的建筑物，它是北极冰箱公司，是专门推销国外冷藏设备的经理机构。这个公司的经理叫陈三才，是军统人员。“76号”根据密报，了解到陈三才不仅是军统在上海的情报负责人，而且负责军统与公共租界捕房方面的联络。同时，这个北极冰箱公司，也是军统的主要联络站。李士群便把它批交给第二处长马啸天去办理。马即派他的副处长魏曙东会同第二科长姚筠伯、第三科长陈中芳，派人侦查。姚筠伯原在公共租界做过翻译，关于陈三才与捕房外国人的联系，由他调查，至于军统人员间的往来，则由陈中芳派人负责侦察，进行行动上的配合。他们不仅查获了陈三才与军统往来的文件，还发觉陈三才与军统打入“76号”、时任第二处专员的诸亚鹏（原系军统人员，与王天木一起投入“76号”的）已接上了关系。当由第二处长马啸天，找诸“谈话”。诸一看苗头不对，不但承认与陈三才的关系，还供出陈已交给他一部分炸药，已运进“76号”，并已把它埋放在76号与74号之间的一条小沟边的泥地里。因为还有一部分炸药尚未运入，所以尚未装上雷管。原定的计划，预备从74号装上引线，要把76号的主要部分，全部炸掉，以便一网打尽。马即派人随同他到上述地点，把埋着的炸药掘出，并向李士群作了汇报。

针对汪精卫及特工头目的暗杀（5）

李士群认为诸亚鹏做事漂亮，大加赞许，只要他立具悔过书，仍在原处察看“工作”，一面命第一处长万里浪会同日本便衣宪兵，将陈三才绑架进了“76号”。经过抽皮鞭、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电刑等酷刑，陈在重刑之下，只好一一招认。“76号”的特务又在北极冰箱公司的一只大冰箱里，抄出了一支穿甲枪。陈怕再度受刑，便供认他知道汪精卫出入都是坐的保险汽车，他准备在汪精卫出来时，用这支枪把汪打死。李士群便把那个藏枪的大冰箱，作为“罪证”，叫人把它搬到了自己的家里。那支穿甲枪，却给驻在“76号”的日本宪兵准尉涩谷要去了。另外又在陈三才的家里，搜出一根暗藏手枪的手杖，李虽把它据为己有，却从未使用过。陈三才在“76号”关了一年多，直到1941年春，汪精卫已“还都”南京，陈三才的家属，才辗转找到了褚民谊的门路。褚受人钱财，要与人消灾。一天，他到颐和路34号去见汪精卫，见左右没有人，便向汪谈起了陈三才的事，请汪网开一面，予以开释。褚满以为人已关了一年多，以他与汪的关系，汪这点面子是会赏的。不意汪听了褚民谊的话，大发雷霆，用手指指着褚民谊说：“重行（褚的字），你是不是要杀我?”褚闻言，瞠目结舌，不知所答。汪又说：“陈三才是来杀我的，你却来替他讲情，不等于你也要来杀我是什么？”盛怒之下，汪在文件堆里把李士群给周佛海的关于陈三才的那份报告，拣了出来，随手在上面批了“着即枪决”四个字。当即由李士群命第一处派人将陈三才押赴中山北路那片小丛林里枪毙。陈三才的家属，自走尽门路、动足脑筋请托了褚民谊后，便天天在等陈的归来，不意却未料这样一个结束，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不久，又发生了一起国民党军统策划的暗杀事件。军统为打击汪伪特工，削弱其实力，计划将几个特工头目暗杀。军统特务强一虎奉命来南京潜伏，经一段时间工作后，买通了南京区警卫大队分队长刘良，准备通过他暗杀南京区长兼政治警卫总署署长马啸天等汪伪特工要员。强一虎把剧毒剂氰化钾交给刘良，要他寻机悄悄放到马啸天家厨房的味精瓶中。刘按照强一虎的指令，将剧毒剂放置后，却被马啸天发觉，马并未声张，暗中命令侦行科长姜志豪派人侦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姜派助手臬强民专门负责破获此案。在这期间，夫子庙贡院东街的新亚舞厅发生爆炸案，一枚炸弹爆炸，炸死舞客一人，炸伤舞女数人，一枚炸弹在楼梯口尚未爆炸。案发后，伪首都警察总监苏成德、首都警备司令李讴一、中央宪兵副司令兼政治警卫总署署长马啸天等人，立即赶到现场侦查，将未爆炸的炸弹取走。当晚，南京区行动队就对南京状元境一家旅社实施突袭，逮捕了军统特务强一虎，并搜获与新亚舞厅同样的炸弹以及炸药和氰化钾毒剂。强一虎当即被押至宁海路看守所关押。经侦行科长姜志豪秘密审讯，得知刘良下毒案和系列爆炸案均系由强一虎一手策划，遂即将刘良一并扣押。强一虎立即由汪伪头目签署命令予以枪决，刘良被判无期徒刑。蒋汪特工战，在1939年至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前后，最为激烈。当时，日本侵略者气焰正炽，争斗的场所又是在日军势力包围下的上海和南京，“76号”显然占据优势，使蒋方留沪宁特工组织遭到很大打击。“76号”特务，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在与蒋方特工争斗中，还杀害了不少无辜，充分暴露了汪伪汉奸特务穷凶极恶的残暴面目，也使汪精卫集团更加声名狼籍。

“美人计”除奸（1）

“美人计”除奸电影《色戒》放映后引起轰动，也牵出虚构故事背后的真实历史。电影所据张爱玲小说里的主人公“易先生”与“王佳芝”的原型呼之欲出，就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特务头子丁默邨与重庆中统女特务郑苹如。由国民党中统特务上海潜伏组织精心设计的针对丁默邨的刺杀事件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时人在对郑苹如舍身除奸的爱国行为表示敬佩的同时，也为“美人计”的功败垂成感到惋惜。仅以容貌而言，郑与丁反差太大了。郑苹如胖瘦适中，高矮匀称，是当时上海滩公认的大美人。生活中的郑苹如衣着打扮并不刺眼，看上去很朴实，是个有几分文雅风度的女子，她的头发也不是赶时髦的烫发，只是简单地把头发拢在脑后，显得挺干净利落。而丁默邨不仅相貌丑陋，且身患肺病。因此，即使没有后来的刺杀事件的发生，貌若天仙的郑苹如“傍上”相貌丑陋的丁默邨，在当时也是一则引起轰动的“桃色”新闻。新闻记者出身、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对郑、丁两人有生动的描写：郑苹如“一付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丁默邨“患有肺病，身体荏弱，面容苍白，殊不类为一个特工首脑”。参与诱降汪精卫、后作为“梅机关”主要成员之一的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也认为，郑苹如“是一位容姿端庄、聪明伶俐的女学生。索性可以说，由于她天性聪明，使她容姿更美了”；丁默邨则是他接触过的人中容貌最难看的一个：“此人身量五尺上下，也许是发育不全吧，不光是身量低矮，脸和手脚也都抽缩着。加之丁默邨患有肺病，多年未愈，时常低声咳嗽。而且，他脸色总是苍白，眼睛就像由于睡眠不足引起浮肿似的。他的体力好像受不了穿西服时的拘紧，他平时总是穿着舒服的中国式服装，爱低着头，自然少言寡语。我也一直没有看到过他的笑脸。”汪伪特工的后台老板晴气眼中的丁默邨是一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的人。

“美人计”除奸（2）

然而，患有严重肺病的丁默邨却性好渔色，艳闻频传，予负有特殊使命的美人郑苹如以可乘之机。丁与郑缱绻几个月之后，郑设计引丁入彀，不意竟被逃脱，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竟以失败告终。“爱国女学生”试图将暗杀行动继续下去，反为“76号”擒获而遭枪决。而影片里所说的“王佳芝”因动了真情不忍刺“易先生”而失手，显然是为了增加戏剧效果而虚构的。丁默邨原系国民党中统局要员，在他当了汉奸成了汪伪特工总部头子之后，重庆国民党当局决定尽快除掉丁。因丁是老牌特务出身，对暗杀这一套行当自然十分熟悉与警惕，自当上汉奸后，更是警卫森严，诡秘异常，成天蹲在阴森恐怖的杀人魔窟“76号”里，手下有上千名的武装特务与无孔不入的情报网，不要说暗杀他，就是接近他一下也是谈何容易！上海中统特务机构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根据丁默邨的特点“对症下药”。丁默邨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女色，这在中统局是无人不晓。上海中统组织决定施用“美人计”，选派一个年轻漂亮、善于交际的女特务为诱饵，去接近与笼络丁默邨，引诱他上钩，然后选择适当时机与场合将其除掉。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危险的工作，选派谁来担任呢？上海中统组织几经物色，最后选中了年方二十一、二岁的中统女情报员郑苹如。郑苹如具有施展美人计的许多有利条件。她是一个中日混血儿。其父郑钺，又名郑英伯，浙江兰溪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时，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在日期间，结识了木村花子女士。木村花子出身于日本名门望族，素仰中华文物，对中国人民抱有友好的感情。当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花子女士常相过从，聆听孙、黄等革命党人的演说，深受影响。她积极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自愿为革命党人传递信息与文件。在这些活动中，她与郑英伯多所交往，日久生情，遂缔结良缘。此后，花子女士改名郑华君，随夫到中国定居，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奔波于大江南北。1928年以后郑英伯弃政从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以后还担任过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等职。郑英伯夫妇生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次女。1931年“九&#8226;一八”事变发生，华君夫人虽为日本人，却对日本军阀侵华行径十分不满，多有愤言，子女们受其影响很深。1932年“一&#8226;二八”上海战事起，郑家全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年仅14岁的郑苹如与姐姐一齐跑到浦东乡间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郑英伯一家以华君夫人是日本人的关系，继续留居上海，参加地下抗日工作。当时的郑英伯还是中统上海潜伏组负责人、“二陈”的堂侄陈宝骅的重要助手，郑苹如与二哥郑南阳也成为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郑苹如的大哥郑海澄战前在日本留学，中日战争一爆发，就被其父母从日本召回，送到国民党空军中服役，此时已撤退到内地继续参加抗战。

“美人计”除奸（3）

郑苹如生于1918年，从小就聪慧过人，又跟着母亲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她在上海民光中学读书时，丁默邨曾兼任他们的校长，两人曾是师生关系。1937年，她中学毕业后，准备进入上海法政学院夜校读书，继承父业，然而，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使她的愿望落空。上海沦陷后，她毅然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加入了中统，任中统情报员，这时她只有19岁，花样年华，风姿绰约，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美女，加以会修饰打扮，服装时髦，成为上海滩上一位引人注目的摩登女郎。中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画报——《良友画报》第130期（1937年7月）就以她为封面女郎，只是因为她身份特殊，只称“郑女士”三个字。郑苹如的确是一位优秀的情报员，她凭借母亲的关系，凭着自己的色相，凭着自己的流利日语与交际才能，混迹于沦陷后的上海十里洋场，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佐中，广为结交日伪情报人员。郑苹如曾混入日军报导部新闻检阅室任职，并在军部电台担任播音员，后进入日本上海特务机关工作，担任长片山大佐的秘书。1939年春天，郑苹如试图策动日本反战分子花野吉平等人阻止汪精卫政权的成立。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麿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麿，以及后来担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等人。郑苹如曾设想绑架近卫文隆，认为“若掌握了近卫文隆，不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吗？”当时，近卫首相的长子文隆初到上海。本来，文隆是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的。由于他在重要的学科考试上成绩却很平庸，而且，每月的学费花得格外多。以高出美国当地学生五、六倍的花销尽情地在校内交朋友、吃喝玩乐，被其父亲召后国内。这次近卫把文隆交给中山优，做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职员，让他们一起住在书院的宿舍里。中山优也是该书院的毕业生，是一位学者，近卫首相的声明稿就是他起草的。但是，文隆是不会老老实实呆在这个条件简陋的宿舍里的。若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会驾驶着小汽车穿过哈得逊河的收费桥，钻进纽约的百老汇大街的嘈杂夜色中。在这里，文隆几乎每天都跳过同文书院的院墙，来到赛马场与静安寺路之间的繁华街道上，不知是什么时候，结识了郑苹如。也可以说，是机敏的郑苹如发现了文隆。因为郑苹如的母亲是日本人，这就使她具有充分的条件可以用流利的日语与文隆打交道，他们两个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一起，不停地在夜总会转来转去。才华超群而又极富冒险心理的郑苹如觉得，文隆是现在侵略自己祖国的日本总理大臣的儿子，就这样老老实实地游玩，总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她想向重庆方面展示自己的本事。出自这种心理，郑苹如终于想到要拐骗文隆了，当然并不是要将文隆暗杀或监禁起来，而只是让他暂时失踪，这样可以让中统局知道这件事，仅此而已。某天夜晚，她在静安寺路的帕拉马温夜总会与文隆会面后，把文隆领到了一个要好的朋友家里。

“美人计”除奸（4）

第二天早晨，东亚同文书院舍监发现文隆床上空着，首相的儿子一夜未归，不知去向，当然非常惊慌，立刻报告沪西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急忙派出人员四处打探，竟然一无所获。只是由于郑苹如的上级并不赞成她的举动，命令她中止这一危险的“游戏”，近卫文隆才不知不觉地逃脱了政治肉票的命运。郑苹如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如在汪精卫集团离开重庆前夕，郑苹如曾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并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当局，可惜当时政府并未引起重视，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后，方知郑苹如早已掌握这一重要情报。从此，重庆特工方面对郑苹如更加倚重。中统上海组织认为，郑苹如出身于一个抗日爱国家庭，参加了地下情报工作，具有一定特工经验与交际应酬能力，且年轻漂亮，还和丁默邨有师生之谊，派她去对丁默邨实施美人计，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了。一天，丁默邨乔装改扮成一个穿街走巷的小商贩，匆匆上了由外白渡桥开往外滩的电车。在他面前冷不丁出现了一位少女，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艳的花朵：在她那健美的躯干上，裹着一件细红格子花纹的旗袍，脚蹬一双米黄色高跟皮鞋，在卷曲蓬松的黑发下面露出一双水汪汪的乌黑大眼睛，白净而丰满的脸颊上有着迷人的酒窝。这就是郑苹如。丁默邨不由得一愣。“啊！你是……”“丁先生，好久不见啊！”丁默邨长期从事特务活动，对郑苹如的中统背景是有所耳闻的。因此，他对郑苹如难免存有戒心。郑苹如好像很快觉察到这一点，便大笑起来：“丁先生，我早已从危险的买卖中脱身不干了，你尽可放心。”丁默邨本是个色中饿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郑苹如自然是喜出望外。几经交往之后，丁默邨接受了郑的请求，把她带进了“76号”，并让她做了自己的“秘书”。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恃宠而娇、贪图金钱权势的青春少女，与丁默邨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邨馋涎欲滴，神魂颠倒。郑苹如与丁默邨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不仅取得了丁默邨的信任，而且引得这个色鬼如醉如狂，事事依从，形影不离。而郑苹如对丁默邨更是关心备至，不断加深双方的感情，增强丁对自己的信任。“76号”的后台老板晴气称郑苹如是漂亮的“重庆白蛇”。他给郑苹如的评价是，郑苹如是一个兼有娼妇手腕和板额 勇气的女性，是一个天生的女间谍，她的媚态能使异性为之倾倒，而一旦正经起来，又露出男子般的暴躁性格和生硬的表情。这个漂亮的重庆白蛇献出了自己的身躯，却死死地咬住了“76号”蝮蛇的要害。自从郑苹如进入“76号”后，“76号”犹如拆除了铁丝网和铁门似的，处于开放状态。过去由于戒备森严，谁也无法了解到“76号”内部的秘密。现在通过郑苹如，许多重要情报流入重庆特务组织那里。可是，沉溺于热恋之中的丁默邨对此却不甚了然。上海的中统潜伏组织看看火候已到，就着手布置对丁的暗杀行动。

功败垂成（1）

.功败垂成第一次行动计划，由郑苹如主动邀请丁默邨到她家里做客，上海中统组织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邨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就在轿车快到郑家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此时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由张瑞京担任，他重新策划第二次“刺丁”。计划寻找合适的机会，要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把丁默邨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岂料就在计划商定后不久，张瑞京因熊剑东老婆唐逸君出卖被李士群逮捕。张、李原有一番交情，便将“刺丁”计划和盘托出。此时李士群与丁默邨的争权夺利已达白热化程度，李正在寻找机会打击丁默邨，中统的“刺丁”计划正中李士群夫妇的下怀。为防消息泄漏，他们先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中统上海区见没有任何异状，决定原计划照常执行。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到沪西一个朋友家赴宴，临时打电话给郑苹如，邀她一道参加。郑苹如接到丁默邨的电话后，立即与中统组织商定，她以购买皮大衣为由，将丁默邨诱至戈登路（今上海江宁路）与静安寺路（今上海南京西路）交叉路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让预伏的中统特务将其击毙。商定后，郑苹如便到沪西赴约，陪伴丁默邨去朋友家吃饭。这天郑苹如特地打扮得花枝招展，浓香袭人，引得丁默邨心花怒放。吃过晚饭后，丁说要去虹口，郑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两人同车而行，当汽车驶至静安寺路与戈登路交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去买件皮大衣，并要丁默邨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丁默邨的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

功败垂成（2）

心想郑的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于是，丁默邨让司机留在汽车里，将车停在马路对面靠边地方，就搂着郑苹如进了皮货店。丁让郑苹如在柜台前选择皮货，自己则站到一边掏出香烟来抽，并随意打量起皮货店的装璜来。他的眼睛从店堂内扫到店堂外，突然，他透过大玻璃窗，见到窗外的人行道上有几个行迹可疑的人双手交叉胸前，正从外向他窥视打量。丁默邨立即警觉起来。他是个老特务，干惯了暗杀这一行当，嗅觉自然比警犬还要敏感，马上意识到这些人手里藏有手枪，自己处境极端危险，必须迅速离开。但自己孤身一人怎样冲出这人家预设的伏击圈呢？他迅速地想好对策，立即行动。只见他站到柜台前郑苹如身边，突然从自己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大叠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抛，像天女散花似地，钞票满台满地都是，随即他对郑苹如说：“你自己拣吧，我先走了。”不待郑苹如答复，他转身就往外跑。郑苹如被丁默邨这个出乎意外的举动惊呆了。她见丁默邨拉开店门冲出去后也想跟出来，可是她刚走了两步，猛然想起屋外的预伏人员就要开枪，便停下了。而丁默邨冲出店门后，飞一般冲过马路，向自己的汽车狂奔。门外预伏的中统人员，没想到刚进皮货店的丁默邨突然拔脚就走，同时又未见郑苹如跟着出来，迟疑了一下。就在这一刹那，让丁默邨冲过马路，钻进了自己的汽车。司机见丁默邨急匆匆奔来时，知道事情有变，早就推开车门，让丁进来，同时发动马达。预伏中统人员醒悟过来后，立即举枪向汽车射击。可丁默邨已关上车门，此车又是保险汽车，子弹打在车窗上，溅起点点白花。现场一片混乱，汽车乘机迅速开走，丁默邨脱离了险境，逃避了一死。中统特务见行刺失败，迅速撤离，而李士群派出的特工人员，因只是奉命暗中“协助”，因此也没有追赶。中统精心布置的以“美人”为诱饵暗杀丁默邨的行动功败垂成。

悲壮献身(（1）

悲壮献身博浪一击，未能除掉丁默邨，这对郑苹如与中统上海的组织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们又心存侥幸，以为丁默邨没有识破郑苹如的真实身份，决定让郑苹如继续对丁默邨进行诱杀。为了试探丁默邨是否对郑苹如仍保持信任，就让郑苹如给躲在“76号”的丁默邨打个电话摸摸底。丁默邨是个老特务，脑中在紧张盘算，表面却装得不动神色。当郑苹如给他打来电话时，他虽明知郑苹如参与了暗杀行动，但却假装糊涂。郑苹如在电话中，把丁的被人暗杀，说成是因为丁从事“和平运动”，遭重庆当局忌恨，必然要遭到他们暗算。这是丁的事，与她郑苹如无关。只是因她邀请丁出外去购皮大衣，给人以可乘之机，使她深感悔恨。她以歉疚与慰问的口气对丁说：“你那天受惊了吧！我吓煞哉。我深悔不该要你陪同去买大衣，万一出点岔儿叫我怎么能对得起你！你会怪我吗？”丁默邨装得很坦然地对郑苹如表示：“这些在我是意中之事，我怎么会怪你？我还因为我使你受惊担怕，正感到不安呢！”郑苹如又作进一步的试探，对丁说：“你现在不能出来，我也不愿你出来。这种样子也叫我为你提心吊胆得吃不消。可是我的钱用完了怎么办？”丁默邨忙答：“我虽不能出来看你，钱我会叫人送给你的。”企图以此暂时稳住郑苹如。丁默邨接郑苹如电话后，就去与李士群商量如何处理郑苹如。李士群比丁默邨更凶残狠毒。他对丁默邨迷恋郑苹如以及郑苹如的政治背景早就调查掌握得一清二楚。当郑苹如来电话与丁默邨交谈时，“76号”电话接线员早就秘密录下音并送李士群审听。因此，李士群对怎样处理郑苹如早就胸有成竹。丁李二人商定，立即派人以丁默邨名义送了几百元钱给郑苹如，并好言相慰。果然，郑苹如收到钱后就放下心来，以为丁默邨确实没有对她产生怀疑，同时她又自恃自己的色相已迷惑了丁默郊，觉得不能功亏一签。为了继续引诱丁默邮，她决定自己先去“76号”看丁，既表示自己对他的一往情深，也使他能更信任自己，以便将来再约他外出时伺机暗杀。即使自己已被丁默邨怀疑，丁也不至于下辣手吧。但只身闯虎穴，郑苹如毕竟有些心虚，她左思右想，想到一计：“76号”的太上皇是日本宪兵队，而自己由于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近来与日本宪兵队的人交往很多。于是她先来到位于“76号”附近开纳路口的日本沪西宪兵分队部，找到熟识的宪兵分队长，邀请他陪同自己去“76号”去看丁默邨。一来可以利用日本宪兵分队长做自己的保镖，使“76号”的人即使对她怀疑，也不便下手，二来可使丁默邨等人更加信任她，重视她，为今后的活动创造条件，

悲壮献身(（2）

一天，郑苹如在日本宪兵分队长的陪同下来到了“76号”，要求进去看望丁默邨。但是阴险诡诈的李士群自派人送钱给郑苹如后，就估计到郑苹如必定会找上门来继续纠缠丁默邨，因而早就在“76号”里面作好布置。凡外面有女人打电话或是直接来看丁默邨的，电话间与传达室必须先报告他，而不要报告丁默邨。因此，当郑苹如与宪兵分队长来到“76号”时，李士群首先得到报告。他一面叫人把郑等请到会客室，一面请日本宪兵队驻“76号”的代表涩谷准尉将那位宪兵分队长叫出来告以实情，让其走开。接着，李士群令特务们进去扣押了郑苹如。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得知郑苹如被扣的消息后，派佘爱珍、沈耕梅前来审讯。郑苹如被捕的消息，甚至惊动了陈璧君和杨淑慧，她们也到“76号”亲眼见一见这位让杀人魔王丁默邨神魂颠倒的重庆女特工，一时间，搞的满城风雨。此时的丁默邨虽已得知郑被捕，但也不好阻拦。郑苹如否认她与中统的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邨是因为她不甘被其玩弄。郑苹如趋轻避重地诡辩说：“这是男女之间的问题。因为丁默邨与我相好后，又别有所恋。我心实不甘，就用钱请人来打他。”她矢口否认自己是重庆“中统”人员。对郑苹如如何处置，“76号”的大小特务头子间意见不一。丁默邨虽然痛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暗杀，但他又确实迷恋她的色相，因此不想处死她，只想关她一段时间，杀杀她的气焰，然后继续为己所用。被捕后的郑苹如并未关押在“76号”，而是关押在林之江的家里。郑苹如真有本事，她对林之江眉挑目语，献尽殷勤，试图诱林相偕私逃，弄得他荡气回肠，曾经几度为之意动。上海日伪当局曾派人去威胁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夫人，要她劝说其丈夫郑英伯出任伪职，汪精卫也以老同志的身份劝郑苹如父亲郑英伯出任伪职，以换取女儿释放，郑英伯说：“我儿女甚多，不在乎少一个。”郑华君夫人也深明大义，拒绝日军方诱劝，鼓励丈夫拒做汉奸。而一批与这件案子毫无关系的大汉好头子的老婆，如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等人，出于对重庆当局不择手段暗杀的恐惧与憎恨，也是为了教训那些花心汉奸，防止再出现类似的“桃色事件”，一致主张非杀郑不可。李士群对其妻一向奉命惟谨，加之包括陈璧君在内的其他汉奸老婆的起哄，郑苹如自然是在劫难逃了。1940年1月，李士群护卫汪精卫去青岛与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南京“维新政府”梁鸿志会谈合并成立伪中央政府。李士群在离沪前，下令瞒过丁默邨，将郑苹如秘密杀害。直到执行枪决前夕，郑苹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处决。从关押地到刑场，如经过美军戒备的区域，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路程。但是，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她可能会立即觉察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汽车也很难在白天从美军戒备森严的租界带走一个拼命哭叫的女人。如果进行哄骗，让她高高兴兴地一同前往，可望平安无事地通过这一区域。所以，在执行死刑的那天，“76号”特务哄骗说是要带她去虹口买东西。郑苹如当然很高兴，一早起来，精心梳妆打扮，穿了一件最漂亮的衣服，还洒了不少香水，并一再催促早点走。吃过午饭后，汽车绕了一个大圈子经过虹口时，又继续向闸北方向驶去。这时，她才预感到自己将要被处死。于是在汽车里进行哀求，脸色也变得十分可怕，并痛骂丁默邨。

悲壮献身(（3）

到了刑场，她知道一切已无法挽回，反而显得很平静。她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著头，向碧空痴痴地望著，叹一口气，对林之江说：“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的撒手西归！我们到底有数日相聚之情，现在要一同走，还来得及。要是你真是忍心，那么，开枪吧！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说完，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林之江，面上还露出一丝微笑。一向杀人不眨眼的林之江，面对一代红妆戏剧化表演的一幕，竟至手颤心悸，一时下不了毒手。但是，命令无法抗拒，结果难以改变。经过短暂的沉寂，林之江背过脸，长吸一口气，做了一个手势后，急忙走远了几丈路程，不忍目睹这一悲剧。卫兵立刻上去，枪声起处，血溅荒郊，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就此为国殉身。1939年春，郑苹如的未婚夫王汉勋曾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然国难当头，郑苹如一再推迟婚约，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再步入婚礼殿堂。惊闻噩耗，其父郑英伯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1944年1月19日，其弟郑海澄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牺牲。1944年8月7日，其未婚夫上校大队长王汉勋在湖南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郑氏一家，满门忠烈，碧血丹青，光耀千秋。 沈醉在回忆录里提到，嵇希宗说郑苹如只是“中统”的“运用人员”——即连“中统”外围组织名册也上不了的，只是一个被利用来完成任务的小人物。并对郑谋刺丁默邨的动机做如此评价：“郑苹如虎穴锄奸，最重要原因是出于好奇心，她这个人生性喜欢冒风险。”也许是由于上述原因，郑苹如死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表彰，她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上海抗战蒙难同志名单》上，直到郑苹如母亲郑华君夫人1966年以80高龄在台去世时，才获蒋介石颁“教忠有方”匾额。抗战胜利后，文学家郑振铎曾在1945年10月6日出版的《周报》上以《一个女间谍》为题追悼郑苹如，他说：“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

丁默邨遭遇红颜祸水（1）

丁默邨遭遇红颜祸水就在丁默邨遇刺的这天晚上，“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在虹口月乃家料理馆宴请汪伪“76号”的高级特务，除了特务头子、大汉奸周佛海外，作为“76号”的当家人，丁默邨和李士群当然是被邀的主角，此外，“76号”的特务头目潘达、杨杰、苏成德，马啸天、王天木、林之江、万里浪、石林森、张劲庐（女）、裘君牧、傅也文、夏仲明、余百鲁、晋辉、沈凤岗，吴世宝、余玠以及叶吉卿、佘爱珍、冯燕君、陆琦、王敏、沈耕梅、潘黛莉等都将出席。到了约定的时间，宾主都已到齐，独缺丁默邨与他的老婆赵慧敏未按时“光临”，小圆桌有一个主宾席一直空着。周佛海感到这对日本人是失礼的，很是着急。他命人给各处打电话，查询丁的行踪，得知6点之前丁他已经带着郑苹如乘车出去了。听到这个消息，周佛海明显地表露出“太令人为难”的神情。就在这时，与会者得到了在静安寺路上有人遭狙击未中的消息，大家脑中都盘旋着一个问号：遭狙击者是否就是丁默邨?但谁也不好意思问出口。又过了好一会儿，快到7点时，丁脚步飞快地进入会场。丁简单地与日本人一一握手道歉，然后立刻来到长廊打电话，一连拨了五六个地方的电话号码，发出长长的指令，然后沉着地回到宴会席上。丁显然很难为情，他一边淡淡地笑着，一边向周佛海小声解释来晚的原因。影佐间接地从周佛海口里听到这事，吃了一惊，马上关心地询问起丁默邨。丁默邨就像是很有把握似地回答说：“都是我不留心，给大家添了麻烦。不过郑苹如在一周时间内就能捉到。”“桃色事件”成为李士群及其部下驱逐丁默邨出“76号”的极好借口。还在郑苹如刚到“76号”时，一些熟悉郑身世的特务就开始谴责丁默邨的轻率举动，认为将郑苹如无条件安置在“76号”，犹如怀抱一颗炸弹。可是，丁默邨对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按照晴气的说法，丁是一个为妻子患有歇斯底里病所苦恼的中年男子，他那聪明的理智也因盲目的恋情黯然失色。回到“76号”后，李士群的亲信借机对丁默邨冷嘲热讽，言词刻薄的吴四宝像是发泄郁愤地进行了嘲笑：“我再三跟你说，那个女人是敌方的间谍，危险!你就是不听，结果落得这种地步。我看到那个女狐狸精就讨厌。”也不知在什么时候，那些爱看热闹的小喽罗们都挤到了漆黑的窗前，发出了讥笑声。对主持特工总部的丁默邨来说，这是多大的侮辱啊!难道这是“76号”的魔王应受的待遇吗?本来就是有点神经质的丁默邨，在众目睽睽之下他那副丑态好像是发了狂，遂举起椅子赶散那些在窗外起哄看热闹的人。

丁默邨遭遇红颜祸水（2）

最早报道这一事件的报纸以《桃色恐怖事件》为题。此后，其他报纸连篇累牍地发布有关的消息。于是，丁默邨的这一丑闻便成了大街小巷谈笑的话题。唆使报社进行大肆渲染的自然是李士群的人。吴世宝还嫌此不过瘾，又在“76号”内召开声讨大会，要丁默邨宣布引退。而丁默邨派的一伙人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唯恐自己也受到牵连，都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为丁默邨说话。丁默邨得知是吴世宝在煽动，大为恼火，立即打电话给李士群，要求他处分吴世宝。李士群本来就是要使丁默邨难堪，自然不会理睬丁默邨，反而希望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正好可以借机将丁赶出“76号”。丁默邨对李士群的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的态度极为不满，转而向周佛海告李士群的状。此时的周佛海正忙于日、汪间的会谈事宜，无暇深究“76号”内部的纠纷。得知丁默邨向周佛海告状，李士群一派不肯善罢甘休，决心凭借实力与丁默邨争个高低，“76号”内部充满了反丁默邨的传单，丁默邨在“76号”很难再待下去。为缓和丁、李的矛盾，晴气决定让自认为是“76号”内部中立派的苏成德出面调解，希望苏能够劝说丁就告状之事向李士群道歉。哪知苏却是一个未曾暴露的反丁默邨一派的干将。他非但没有劝说丁默邨，反而火上浇油，宣称是日本方面亦已抛弃了丁默邨。李士群等认为形势对自己更为有利，便乘胜追击，“76号”内部空气进一步恶化。李士群纠集苏成德等亲信到晴气那里告丁默邨的状，并强硬提出无法与丁默邨共事，如再要寻求和解，就打算一起辞职，摆出了一副非把丁默邨赶出“76号”的架势。四面楚歌，八方嘲笑，被对手愚弄，为部下抛弃，今后又如何安身处世?丁默邨后来长时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连吃饭也让人送上楼去，难得下来一趟。他在房间里与“看上去比自己略大几岁、性格刚强而歇斯底里”的病妻赵慧敏相依为伴，并且不时地失声痛哭。郑苹如一案，丁默邨被李士群搞得狼狈不堪，面子丢尽，在“76号”内威信大为跌落。搬出“76号”是迟早的事。果然，此后不久的一天深夜，当“76号”内一片肃静时，丁默邨偕同妻子悄无声息地离开了“76号”。

郑苹如的后继者（1）

郑苹如的后继者自从发生了郑苹如刺丁事件后，在极司非尔路“76号”特工总部，开始了为时已晚的对重庆女间谍动向的综合调查。调查结果，得知重庆方面有计划地派遣了许多女特务潜伏在上海，这是因为看到汪精卫手下的年轻官吏许多是独身的缘故。重庆方面向女特务发出两条严峻的命令：或探听机密，或进行暗杀。因此，针对汪伪汉奸的暗杀行动时有发生。比如，星期天，汪派的青年被年轻女子引诱去公园散步，因为是白天逛公园，因此放心大胆地去了。于是从灌木丛中射出子弹，青年当即死亡。也有这样的情况：汪派的年轻官吏，被姑娘们引诱去小酒馆，青年也加了小心，特地带着同伙前去。于是姑娘突然告诉青年，她在酒馆的舞厅里遇到了学校读书时的同窗之友，并介绍给这个青年，其实这是事先等候在这里的女特务。当音乐达到高潮时，同这个女特务一起跳舞的男子，边跳边接近被姑娘邀来的青年，突然从背后开枪，由于枪口紧贴着脊背，又有音乐的掩护，因此听不到声音。小酒馆的佣人以为一个醉汉倒下，便分开众人，过去抱起青年。突然舞女们一声尖叫，倒下来的是一具尸体，鲜血在地板上直流。在圣诞节前夜，有三个青年，接连死于这种手段之下。在此期间，即使在汪伪集团的上层，也常有生命之虞，类似事件发生也时有发生。犬养健曾谈到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件有趣的事。随着组建伪政府脚步的加快，周佛海和梅思平等常被纷繁事务所缠，没有时间像以往那样经常聚在一起，他们希望能在每周一次的例会之后，尽情地在一起吃顿晚餐也好。于是周佛海让李士群在僻静的法租界找一处合适的聚会场所。李士群对这一带很熟，很快在福煦路（今上海的延安中路）从一个法国人那儿借到一处庭院宽敞、涂有白漆，具有别墅风格的漂亮楼房，同时带来了三、四位经过详细审查令人喜爱的舞女，以代替勤杂人员。出于保密和安全方面的考虑，参加这个聚会的只限于四、五个推心置腹的人。而犬养健是作为特别例外的日本人而容许参加的。舞女之中，有一个年龄在十六、七岁的天真伶俐的小姑娘，虽然长得并不那么漂亮，却舞姿优美活泼，令人发生好感。由于她的鼻子很像艾德蒙&#8226;罗斯坦的剧作中的主人公莎伦&#8226;多&#8226;比尤拉。犬养健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莎伦”。有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李士群到厕所里去，他的手枪和皮带都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莎伦立即注意到这一情况。

郑苹如的后继者（2）

“这东西，永安公司的百货商店有卖的，八块五。还配有一条皮带，一套有两支。”她一边说着，一边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拿起李士群的手枪瞄准坐在对面的周佛海。这一突然举动，吓得周佛海狼狈地把身体藏到桌子下，其他的人也一边大声地制止道：“危险！危险！”一边按住了莎伦的手。听到这阵喧哗，李士群从厕所飞奔出来。然后，他站在屋子的角落里一动不动，用斥责的目光注视着莎伦。不一会儿，李就像取他自己事先存放在莎伦那儿的物品似地，默默地，静静地，郑重地取回了那支手枪。“哎呀，这家伙是真的呀。可是永安公司出售的骑马木偶，也拿着和它一模一样的东西哩。对不起！”“那是西部剧中牧童的玩具手枪。”梅思平不高兴似地恶狠狠地回答。由于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扫兴，便草草收场。事后不久，位于法租界的这座楼房的详细草图，便迅速地送到了重庆戴笠指挥下的谍报机关。不过，这一详细草图送到重庆的消息，又被李士群的“76号”获悉，李士群机敏得简直就像立刻能抓住回声一样。于是，他展开秘密调查，结果发现“莎伦”可疑。在周佛海家里，立刻召集会议商讨善后之策。当然，首先必须倾听特工专家李士群的意见。“这种事不能吵嚷开，一吵嚷起来，那个小姑娘就会逃掉，重庆方面使用的新花招又会全部恢复原样，一时会茫无头绪，这样很不利。”由于这些舞女是李士群亲自挑选的，这一回却丢了脸，于是他以不高兴的腔调做了这样的解释。然而，到了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李士群装作若无其事地召请莎伦时，她不仅没有来参加聚会，也未去被租用的夜总会。而且，“76号”搜遍了在上海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也都看不见她的影子了。十六岁的小姑娘的本能，倒比久经锻炼的李士群的本事还要高出一筹。就这样，继续不断地出现第二、第三个郑苹如，在重庆特工组织的统一指令下，继续对汪伪汉奸进行暗杀行动。不过，像郑苹如那样的才华出众、容貌超群的高级特工，再也没有出现过。

“76号”第一杀手（1）

“76号”第一杀手吴世宝，原名吴四宝，又名吴云甫，江苏南通人，加入特工组织后更名吴世宝。他是二十二代通字辈的青帮、绰号烂脚炳根的徒弟。他身材高大，满脸横肉，早年是公共租界跑马厅的马夫，后来改行当汽车司机。参加特工组织前，他曾给上海的二等流氓、丽都舞厅的老板高鑫宝开汽车，拜高为“先生”，同时，又投靠上海青帮流氓头子季云卿，成为青帮流氓。十年前，青帮与洪帮闹矛盾，洪帮组织了一批流氓打手，深夜翻墙潜入季云卿家里行刺，正当两个洪帮枪手准备对熟睡在床上的季云卿开枪时，为吴世宝发觉，他从侧面击出一弹，两个行刺者同时应声倒地。接着，他又指挥季家的保镖，将潜入季家的三十多个洪帮分子全部消灭，自己无一伤亡。季云卿为感谢吴的救命之恩，将自己的干女儿、青帮女流氓佘爱珍许配他为妻。吴与李士群、丁默邨都不相识，由于吴世宝在季云卿门下，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徒弟，逢到要用枪的事，都由吴四宝下手。吴世宝有一南通同乡是开汽车修理行的，而且有车床设备，车床的用途大得很，什么零件都可以车出来，吴世宝对车床兴趣很浓厚。那时青帮中人私藏各式手枪或盒子炮，大约有几十件，凡是损坏了，都交给老头子季云卿想办法修理。季云卿就交给吴世宝去办，吴便转交给他的同乡去修整，每次修好之后，交还吴世宝到郊外试枪，因此吴世宝枪法逐年进步，枪由他试过，万无一失。季云卿出出入入，也怕冤家寻仇，他不用保镖，就由司机吴世宝兼任保镖，遇到有事，吴世宝开枪还击是百发百中的，所以在圈子里有神枪手之称，因此，季云卿介绍吴世宝就进入了“76号”。吴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又是一个对上司非常顺从听话的家伙。他认为能够搭上李士群的关系，必“大有窜头”，因而特别卖力。他生成粗卤野蛮的性格，但知道怎样对上司恭顺，只要能博得他上司的欢心，他毫不考虑，毫不迟疑去执行，别的行动大队所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他奋勇当先，做得彻底，做得干净。什么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的集体枪杀事件，中国银行的定时炸弹惨案，都是他的“杰作”。凡是给“76号”所拘捕的人，只要撞在他手里，没有问一句话，先给他一顿皮鞭打得血淋淋的下马威。当时人们对“76号”的畏惧程度，并不亚于日本宪兵队。

“76号”第一杀手（2）

起初，“76号”的组织还不够庞大，李士群派出去做暗杀的杀手，常常击而不中逃了回来，唯有吴世宝打一个中一个，因此他就坐上了行动组的第一把交椅。在“76号”中杀人最多、立“功”最大的就是吴世宝。短短的半年之后，他就成为“76号”的主要人物，只要李士群开出名单来，他都可以按图索骥，置对方于死地。后来，杀手逐渐增多，吴世宝就很少亲自出马，但是“76号”第一杀手的声威，却震惊了整个上海。吴世宝手下徒众甚多，皆心狠手辣之辈，正是丁、李组织特工所需之“人才”。因此，吴投靠李士群后，被李视为心腹，以吴带来的30余名徒众为基础，成立警卫大队，由吴任警卫大队长，这是“76号”最早成立的一支武装行动队。后来又发展为警卫总队，委吴以警卫总队长之职，受到重用。吴也竭力报效李士群，李在上海愚园路寓所的警卫人员、李的侍从卫士都由吴的徒弟担任，李在上海、南京和苏州三地的汽车司机，不是吴的亲友，便是吴的徒弟，连李公馆的女翻译也是由吴介绍的。可以说，吴为“76号”的发展出过大力，“76号”所干的许多抢劫、暗杀、绑架等活动，都是由吴直接策划指挥的。后来，在李士群的纵容下，凭借暴力发迹的吴世宝在“76号”内形成一股独特的势力，成为上海地头炙手可热的人物，其声名几在丁、李之上。据说，小孩在母亲怀里啼哭，只要母亲说一声“吴世宝来了”，小孩立即止住啼哭。吴对流氓虽属同类，其手段亦不减其辣。吴原是个小流氓，过去在流氓伙内自然也吃过人家的亏。自当了76号的警卫大队长，手里有的是家伙，因此杀人成性。与吴同住在同福里，杀猪出身的大流氓樊良伯，原是大世界经理唐嘉鹏的徒弟，算起来是黄金荣的徒孙，凭他的流氓关系，当然不会把吴世宝放在眼里。不知什么事起了摩擦，当时自然樊良伯占了上风，后来还是经人拉开场的。在流氓中，这件事既经叫开，也算了了，樊与吴在同福里进进出出，大家还是客客气气。等吴进了“76”号后，樊良伯因病住进了戈登路（今江宁路）口的大公医院，经过几天的治疗，病已去了八九，只需再休养数天，便可出院回家。这事为吴世宝知道，不知是派人去威胁医生，还是用怎样的手段，竟下毒把樊毒死，樊的家属纵然知道了底细，也不敢哼一个字。

“76号”第一杀手（3）

上海在1941年12月日军未进租界以前，已经成为“孤岛”，但大批巨绅豪商仍以租界为安乐窝。他们都是“汽车阶级”，汽车又都是最新型的，吴四宝的部分徒弟，便把抢窃汽车作为生财之道。他们惯用的办法是，对于停放在马路上的漂亮汽车，只要车主不在，便利用白俄的“百搭”钥匙，将车开进“76号”；若车上有人，则采取强抢硬夺的办法，一旦汽车到手，便飞驰无踪，路上红灯全不理睬，遇到巡捕阻拦即出枪示威。另一种方法是串通业主的司机，乘机盗窃，只要驶离租界，开进“76号”，即可安然无事。此项盗窃来的汽车，在上海开不出去，他们即沟通日伪机关，出具通行证，并更换汽车牌照，或把汽车引擎上的号码弄模糊，把车身涂成另一种颜色，开至苏州、南京、蚌埠和苏北一带出卖，转手之间，一部车可赚几千元钱，得价朋分。租界当局明知底细，也只得眼开眼闭，置之不问。上海沦陷后，沪西越界筑路一带，在日军卵翼下，赌台林立，一般梦想发财的人，趋之若鹜，因之倾家荡产，卖儿鬻女，甚至投入黄浦江自杀者，也时有所闻。这批赌台在日本宪兵队佐佐木大佐处领取营业执照，“76号”虽奈何它不得，但假名防止重庆特务假扮赌客混入，则是名正言顺的理由。因此，赌台要维持正常营业，就不能不走通“76号”的门路。对“76号”来说，这些赌台无异是口边馒头，张口就可以吃到。“76号”两个特务头子丁默邨与李士群，为了抬高身价，不愿直接去和赌台老板打交道，就把这项工作交给吴世宝。吴便规定：所有赌台领到执照后，都得到他那里登记，视赌台的资本、排场与“营业”情况，规定每月对“76号”的“孝敬”，再由“76号”内部“劈霸”（拆帐），像马啸天这样的处长一级，每月可以拿到五百块钱，等而下之的，四百、三百不等，至于每个赌台对“76号”每月“孝敬”多少，吴世宝在里面打了什么折扣，那只有吴自己知道。自“76号”成立后，各赌台“抱台脚”的保镖，都改由吴世宝派去，吴无形中变成所有赌场“抱台脚”的总霸头了。这批小流氓经吴提拔，干上这么一个“美差”，对吴每月少不了有所“孝敬”。至于其他方面，如花会（赌的一种），乃至花会的听筒（有总筒、分筒及航船之分），也要分门别类向“76号”与吴世宝贡纳“孝敬”与“月规”。仅赌一项，吴世宝的收入就很难统计了。后来，沪西赌台发展到南市，吴世宝安排他的换贴兄弟凌世昌，撵走了卢英派的凌天白，接任南市“俱乐部”主任，吴世宝在赌台方面的收入，亦随之翻了一翻。所以，当时人们乘沪西为“歹土”，呼“76号”为魔窟。

“76号”第一杀手（4）

为赌台利之所在，吴世宝六亲不认，把他的师傅高鑫宝也杀了，演出了一幕徒弟杀师父的话剧。上海著名流氓小八股之一的高鑫宝，以抢土（鸦片）、运土、贩土起家，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开了一家丽都舞厅，自任经理，居然出入汽车、居住洋房，摆出一副阔佬派头。上海沦陷以后，高鑫宝更抖了起来，因为沪西歹土“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曾替他开过汽车，还向高磕过响头，拜高做了“先生”（吴原拜青帮荣炳根为“老头子”，按青帮规矩，拜过老头子的不能再拜别人，否则便属“欺师灭祖”，有犯帮规，为众所唾弃。但拜“先生”不在此列，因为拜“先生”不算正式进帮。）所以高与吴，不仅是主仆，且属“师生”之谊。现在高的“学生”在上海吃香了，高自然更吃得开了。时沪西歹土赌台林立，高通过吴世宝，搭上了李士群的关系，除在沪西的几家大赌台投资充任股东外，还凭着自己在公共租界里的恶势力，与捕房方面“兜得转”，在丽都舞厅楼上也开了一间半公开的小型赌台。倒也“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比它公开的舞厅还要赚钱。沪西的大小赌台，对76号每月都要送钱“孝敬”的，对吴世宝个人，也有“孝敬”。丽都餐厅楼上开赌台后，因地处租界中心，非“76号”势力所能及，所以高鑫宝的这只台子，把“月规孝敬”自动从略了。可是吴世宝的一只手，却伸了进来。这对高鑫宝来说，怎会买这笔账?再说高开赌台，李士群对他尚属眼开眼闭，你吴世宝过去挡过四儿盘（开汽车），磕过头，叫过“先生”，也算自己的底下人与小辈，却无半点情面，居然敢于犯上，心里委实恼火。所以对吴除不予置理外，还在人前背后大骂吴世宝，把吴世宝与他的一段历史，逢人便说，见人就讲。高之所以这样，无非是藉此掀掀吴世宝的臭疮疤，冲冲自己心里一股乌气而已。事情很快地被西园赌台当年丽都舞厅的舞票老板李筱宝的女人告诉了朱顺林的老婆；朱的老婆又无意中在佘爱珍跟前透漏了出去。这样一来，吴世宝当然也知道了，大为恼火。因为流氓最恨别人掀他的底，砍他的招牌，何况今日的吴世宝，已非往日的曹阿瞒，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对高鑫宝起了杀机。在1939年的秋末冬初，吴世宝暗地里派了他的徒弟赵嘉猷、唐万芝，将高鑫宝暗杀于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门前。在上海霸道了一世的流氓头子，竟死在自己的“高足”手里，这是他至死都没有想到的。

“76号”第一杀手（5）

高鑫宝被暗杀后，高的儿子尚德，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给谁杀的，觉得在他父亲的许多“徒弟”、“学生”中，这时以吴世宝最吃得开，于是亲自去请吴代为查究杀父的凶手。别看吴世宝是个一字不识的粗坯，对装腔作势，倒也另具一工，对小高的请托，居然装得义愤填膺似的，还说：所以一定要替先生报仇。“这不是打我先生，简直是打我！”在高鑫宝大殓的时候，连高的衣裳、棺木，都是吴世宝送的。吴还当众对高尚德说：“丽都舞厅，与它楼上的台子，还是先生的事业，尚德你继续下去，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吴在表面上是撑了高尚德的腰，实际却把高尚德捏在自己手里。至于在高鑫宝活着时他要不到的东西，这时却能如愿以偿。不久，李士群风闻其内幕，遂以此问吴世宝。吴在李面前不便隐瞒，只好承认。李以高已经死了，且是高与吴师生间的问题，也不愿使吴过于难堪，惟吴的行动事前未得他的许可，有违特务纪律，因此把吴训斥了一顿，便也了事。不意，这个秘密又为高尚德所知。高便以此去问吴，吴发誓赌咒，坚决否认。好在高也奈何他不得，只好隐忍下去。后经吴多方打听，才知道都是朱顺林闹的鬼，于是又预备要对付朱。事为季云卿的老婆“金宝师娘”与卢老七得知，从中调停，又经佘爱珍力阻，才算了事。高鑫宝的“事业”——丽都舞厅与楼上的赌台，在吴世宝的支撑下，由高尚德克绍基裘继承了下来，就连高鑫宝从长三堂子里娶来的绰号叫“小老虎”的小妾，也被其子接收过去，做了自己的太太。吴世宝除了依靠赌台掠取不义之财外，还通过控制烟馆与制售毒品增加收入。烟即鸦片烟，毒是指吗啡、红丸、高根、咖啡因等。在日军占领下苏浙皖三省的鸦片贸易，是通过上海盛三老（盛文颐）的“宏济善堂”出面，独家经营。上海的土膏行，仅沪西、南市一带就要三十多家，都从“宏济善堂”取货。其熏幕重重，剥削层层，盛老三依靠鸦片贸易，积累了无数的钱财，他本人连自己究竟有多少财产也弄不清楚。“宏济善堂”的后台老板是个叫李英的日本浪人，他的日本名字无人知道，但来头不小，连“76号”的老板丁默邨、李士群都不敢惹他，可吴世宝认为“有利不争非好汉”，于是派了他的徒子徒孙到各土膏行、吸售所“登门拜客”，用手枪威胁烟客。各行各所的老板为求太平，也就一一交纳了“月规”。在日本人控制的烟土地界，居然也给吴世宝闯出一条生财之道。

“76号”第一杀手（6）

至于毒品，由于当时的上海尚无公开的行号与售吸所，吴世宝便在沪西郊区开了一爿吗啡制造厂，同时在八仙桥首安里开一家香粉店，雇佣一个日本宪兵密探、台湾浪人主持，专售白粉（吗啡），据说吴世宝所有的钱，还是从白粉里捞得最多。吴世宝另一重要生财之道，就是绑票勒赎。方液仙，浙江宁波人，是中国化学工业社的老板兼总经理，因经营三星蚊香、三星牙膏成为巨富，致为吴世宝所觊觎，吴在李士群面前说方液仙如何富有。两人经过合计，决定利用手中握有的“特务武器”，将方液仙绑票，发一次横财。于是，他们先在“76号”里放出空气，说方液仙与重庆方面有关系，随后由李士群下条子，让吴世宝将方液仙“逮捕”。1940年7月25日上午，吴世宝派出手下大将顾宝林率领特务打手，埋伏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10号方液仙家附近，伺机下手。时近中午，方液仙乘自备汽车外出，待车驶离家门不远，顾宝林等持枪一拥而上，打死保镖，登上汽车。方液仙见情况危急，且离家不远，即一面极力挣扎，一面高呼绑票。特务将枪顶在方的身后，吓唬他不许叫喊，不料手枪走了火，将方打伤。方液仙因受伤丧失了挣扎能力，“76号”特务打手遂将他架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急忙地将车子开进同一条马路的景云里“76号”警卫总队第二行动大队队部。第二天晚上，又将方液仙偷偷地送到“76号”。肉票到手后，吴世宝立即“审讯”。他要方液仙写信给家人，承认自己因与重庆有关系而被捕，让家属请人来疏通了结，实际上，是要家人出巨款赎身。无奈方液仙个性倔强，断然拒绝了吴世宝的无理要挟，宁死不屈。此时，方液仙的枪伤虽略为包扎，但未经医生治疗，失血过多，人已感到难以支持，而吴世宝急于逼迫方液仙屈服，哪管方的枪伤，他见方不肯就范，扬起阔皮鞭一阵猛抽，并灌了冷水。方经不起如此折磨，几度昏厥。李士群害怕方液仙死在“76号”，消息传出，事情会闹大，便叫吴世宝将方液仙秘密送出“76号”。仅隔了两天，方液仙因伤重而死。

“76号”第一杀手（7）

吴世宝绑票后，其家属以为方是给绑匪绑去，并未疑及“76号”。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方的家属终于找到了线索，这消息是吴世宝的妻子佘爱珍透露给她的面首李祖莱的。李祖莱与方家不仅是宁波同乡，而且还沾点亲，于是李便将消息透露给了方家。方液仙的妻子托李祖莱向李士群疏通。但此时方液仙已经死亡，李士群考虑这件事传出去影响太大，干脆不认账，李祖莱为了对方家有个交代，便转过来走吴世宝的门路。他凭着与佘爱珍的“特殊”关系，让佘爱珍从中斡旋。吴世宝本来就是个流氓，并不以绑票为耻，如果交出方的尸体，能换一笔钱财，他是非常乐意干的。但由于李士群不肯认账，他也只好来个不应承。最后经李祖莱一再请托，特别是经佘爱珍的幕后作用，吴世宝才告诉李祖莱，方液仙的尸体经他派人多方打听，才知道放在某某殡仪馆，要李祖莱通知方家自己去领。据说方家为了领回尸体，先后用去十几万元。至于李士群、吴世宝、顾宝林等怎么分赃，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除了绑架富豪外，政府的财税官员也成为吴世宝绑架和勒索的对象。何嘘云，不仅是国民党财政部江苏印花烟酒税局的总务科长，还兼任四明银行的出纳科长，不论是居官还是从商，都是和钞票打交道的，腰里有的是钱，当然住则洋房，出则汽车。还有一个姓洪的（失其名），官衔比何还要大些，是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的处长，也兼任四明银行的什么科长。他以“处长之尊”，甘于俯就一个银行里的科长，当然也看在钞票面上。除他们俩人外，还有一个江苏印花烟酒税局的科长，与何嘘云算是同事。这三个人都小有财名，撩得吴世宝眼睛里火辣辣的，因为这时“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放下方向盘（司机）还不久，视野还很窄，因此把这些小贪官，看做大财神了。好在他手里有的是喽啰，“招待”他们有的是地方，于是嘴巴一歪，这三位仁兄便给押进了“76号”。因为这是他的小货，当然不能通天，“76号”的两个头头，丁默邨与李士群自然不会知道。他们的家属，在人被抓去以后，当即四处打听，居然给他们探得了来踪去迹，得知是在歹土的杀人魔窟。就凭“76号”三个字，已使人听了毛骨悚然，还能把人塞进老虎口去吗?于是都急得乱找门路，最终一个个找到了马啸天。马虽是中统的老牌特务，可也在财政部税务督察处待过，与何嘘云等都是熟人。他们的家属都找到了马，自己当面托了还不放心，犹辗转托财政部的秘书兼财政部的驻港代表方畹倩，从香港写信给马啸天，要他大力斡旋，从中设法相助。马因不知就里，便去向李士群乞情。李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马初以为李在推却，李也知道马在误会他，就叫吴世宝来当面对质。吴无法抵赖，只好把何等三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承认下来。李当然知道吴世宝扣押他们的真实意图，可又不便当着马啸天的面戳穿，使吴下不了台，便面示吴把他们暂押，但不得用刑。这是马啸天在李命人去叫吴世宝时，向李特别要求的，否则吴准会胡来一下。即使做到这样，那个姓洪的已因经不起恐惧与紧张，一再去信催促家属，托人赶快送了笔可观的数目给吴世宝。吴亲口对洪说了一声：你放心好了，问题就好弄清楚。洪知道“把儿”（钱）已到根了，紧张的情绪才松弛下来。其实洪的这笔钱不花，问题也是要解决的。

“76号”第一杀手（8）

问题的解决，固由马啸天的说项，但归根到底还是钱的力量，至于李、吴之间如何开拆?这个不论是李士群或吴世宝，谁也不会告诉马的，至于何等获释后在马啸天那里还了些什么愿，那也只有马啸天自己知道了。对于自己“干儿子”，吴世宝也是“雁过拔毛”。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次，吴世宝命人绑架了一个颜料商的儿子、纨袴儿邱长荫，虽被绑到了手里，这个财神已变成了过期支票，他在同孚路上仅有的一幢大洋房早已卖掉还了债，手中所剩的一些，已不在吴世宝的眼里，加以来谈票的人，与吴也有交情，便叫邱拜了吴和他妻佘爱珍为干爹娘，一张票就此变了干儿子。因为邱家是做颜料的，就相约以后有生意大家做做，把邱长荫放回去，还赔了邱长荫好几天伙食费。自此，邱长荫在愚园路吴家也去走动走动了。有一次邱长荫不知是少不更事，还是有意摆阔，或者以为吴有门路，请干爹帮忙，把一只26克拉的钻戒，托吴代为脱手，以应急用。这事确使吴出乎意外，当即答应收了下来，满口应允他能设法。事后邱去讨回音时，吴就敷衍，后来似乎觉得这样下去实在讨厌，就对邱长荫说：“啊哟!我把你的东西遗失脱哉!”干脆没收了。邱长荫算是付了绑去时的那笔招待费，从此不敢再上吴世宝的大门了。除此之外，吴世宝还策划绑架绸业银行的卢允之，以三万元“保释”，绑架另一银行界人士许建屏，以十万元“保释”，他甚至将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绑架至“76号”，并开出20万元的赎金，只是由于日本宪兵队插手，20万元赎金落空，就连汉奸家属、亲戚也有遭绑票勒赎的。吴世宝用搜刮来的大量钱财，在愚园路745弄2号自置一幢花园洋房，占地数亩，又强占附近一家工厂，改为舞厅，供其享用。他家仆从、保镖如云，厨师中西皆备；外出除乘坐保险汽车外，还有前后跟车，前呼后拥，其排场较百万富翁有过之而无不及。

“76号”第一杀手（9）

吴世宝为了表示他的造孽钱来路“正当”，也曾从事商业。他的所谓“经商”，既非开店，亦非设厂，乃是对当时的热门货如黄金、棉纱乃至粮食，进行投机倒把，或囤积居奇。为了保证他能“日进斗金”，他还叫特务持枪闯进交易所，逼迫经纪人将盘价抬高，以使吴的“多头”得以出笼（卖出）。要是吴世宝隔夜做的是空头（即无货抛空），而第二天市场价钿又上涨时，吴便以同样的办法，胁迫回跌，以便补进，所以吴世宝做的“生意”，自然是只赚不亏。上海的股票交易给吴世宝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连日本人也看不入眼，加之吴世宝包土制毒，直接侵犯了日本浪人的利益，激化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李士群首先得到消息，说是日本人准备干掉吴世宝了。吴世宝虽是李士群手下的一尊煞神，但李、吴之间既有勾结，也有矛盾，李对这个消息，自然是喜惧交织。因为借日本人之手除掉吴世宝，可以消除他们间的矛盾；可是给日本人抓住，又恐牵涉到他与吴之间的许多肮脏勾当，总有点惴惴难安。为求自己的太平，李士群曾劝吴世宝到青岛休息一段时间，避避风头。可是上海已成了吴的黄金梦境，势难舍之而去，为了敷衍李士群，吴带佘爱珍去了一次杭州。吴世宝的杭州之行，并不是想藉此销声匿迹，韬光养晦，相反却是大摇大摆，招摇过市。在杭州下车时，他的徒子徒孙拿了欢迎旗帜，到车站去迎接他。吴在杭州畅游一番，回到上海。沪、杭两地报纸，还先后刊登了“鸣谢吴云甫大善士”的巨幅广告。吴一看日本人对他依然如故，毫无动静，便把李士群的劝告，当俚呒介事，胆子越来越大，竟然打起日本人的主意，演出了一出黄金劫案，也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黄金劫案与毙命苏州（1）

黄金劫案与毙命苏州1941年底，日本从中国江海关掠夺了一批金砖，准备运到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事为吴世宝徒弟张国震、顾宝林等获悉，报告了吴世宝，吴便派张国震等守伏在正金银行附近，准备抢劫这批黄金。江海关与正金银行，地址都在外滩，相隔很近。不过这批黄金为了避免人们的注意，是由江海关后门把它装入铁甲车内运走的，所以要从四川路向北再折入汉口路向东转入外滩。张国震他们守候在四川路、汉口路转角处，分头把守，看到了铁甲车，一拥上前，便把预先停在那里的汽车开上去将铁甲车当头拦截。铁甲车被迫停住，这时张国震已冲了上去，铁甲车上的司机，一看苗头不对，赶忙关了油路，拔掉钥匙，乘机跳出车外，往人堆里一钻，逃得无影无踪。张国震还以为铁甲车司机非常识相，因此跳进铁甲车，预备自己把它开跑，谁知跳进车子，不见了钥匙，拿它奈何不得，车子既不能开，又响起了警笛。正在千钧一发之际，眼看到手的黄金，已落了空，再不脚底涂油，就有被捕的危险，于是全部向南逃，从爱多亚路穿过法大马路，窜进华界，总算得以避免阵上失风。大概他们还未逃入华界时，四川路、汉口路这一地段，早已由日本宪兵紧急戒严，搜索行人，当然一无所获，铁甲车仍由原司机把它开到了外滩横滨正金银行。虽然黄金毫无损失，而案情却被认为十分严重，因为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如今这批黄金，居然有人敢来动脑筋，胆量可谓包天，那还了得！这时日军已进占上海租界，正要粉饰太平，岂容抢劫到自己的头上，因此决心破案。经过多方调查，方知这起未遂抢劫案是吴世宝手下的张国震他们干的，于是向李士群点名要人。李责令吴世宝交出张国震，并说：“要是不把张国震交出来，对你不利，连我也不便替你说话了。”吴世宝这时也有些慌张，想诿卸自己的责任，在将张国震交出来的同时，又怕张国震在日本宪兵队里把自己拖出来，便安慰张说：“你放心去好了，我会托李部长（李士群）替你设法的。”张国震只好硬着头皮，由吴世宝陪同到了李士群家里。李叫夏仲明把张送到北四川路日本宪兵队本部。张国震被送进日本宪兵队后，汪伪政府以“破坏和运”之名通缉吴世宝。上海的日本宪兵队点名抓他，但吴世宝已躲起来了。日本宪兵队盯着李士群要人，李觉得这件劫金案虽与自己无关，但吴不到案，自己也难免给日本人目为嫌疑。于是把佘爱珍找来，由李士群、叶吉卿夫妇二人一唱一和，硬吓软骗，保证吴出来绝无生命危险，甚至还保证吴可以不受虐待，这样佘才交出吴世宝。李士群亲自带翻译夏仲明，将吴世宝送到日本宪兵队本部，交给了特高课长林少佐，还当着吴世宝的面，请林对吴予以优待。

黄金劫案与毙命苏州（2）

吴世宝被押后，李士群接受林少佐的指示，急电在南京的马啸天，要他立即来沪。马接电后便乘机飞沪，见到了李士群。李对马说：“吴世宝因案被押，我想你用政治警卫总署的名义，把他的动产暂时查封。”政治警卫总署隶属调查统计部，李是部长，作为署长的马啸天当然“奉命维谨”。可是马显得有些踌躇，说：“查封封条可以现制，但关防在南京咋办？”李说：“没有关系，再雕一颗吆！”好在会刻图章的在“76号”里有的是，关照下去，瞬息立办。李士群又命女翻译沈耕梅（佘爱珍的甥女）通知驻在“76号”的日本宪兵准尉涩谷，要他派人于次日晨会同马啸天一起到吴世宝家。翌晨，马啸天会同涩谷率领的日本宪兵到愚园路745弄2号吴世宝家。佘爱珍先把他们引进了会客室，由马说明来意后，稍事休息，随即登楼，在吴房间里，由佘爱珍打开一个大保险箱，马啸天将保险箱里的金、银、珠、翠、钻石、首饰等捡出放在桌上，一一清点登记。其中有三个茄立克的香烟罐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钻石，使其他的翠玉珠宝及镶钻手表等珍贵饰物，都为之失色。马啸天叫佘爱珍另外找了一个小皮箱来，把这些首饰钻石装了满满一皮箱，加上封条，以资郑重。一些零星的金元宝以及在五斗橱底下抄出来的几十根金条也载明清单，连同装满首饰的皮箱和单据一张，一并把它封存在保险箱里。保险箱的钥匙，也由马啸天收起来，至于衣物及家具等属“动产”，均未加封。当马啸天等刚来到吴家时，佘爱珍便已通知厨师准备大菜，所以一待查封完毕，佘爱珍便叫沈耕梅招待日本宪兵与马啸天等到楼下餐间去吃大菜，这天的菜也特别精美丰盛，这些日本宪兵，个个狼吞虎咽，酒足饭饱，连呼“有路西，有路西”（好的）不止。临行，佘爱珍还做足输赢，每人送了一瓶美酒，三大匣（每匣十听）香烟，一大匣外国糖果。军官、曹长送得更多一些，所以几个日本宪兵个个高兴。马啸天亦随同到“76号”向李士群报告经过，交上清单与钥匙，也谈到佘爱珍临行的那一套。李士群说：“爱珍的这一手耍得很好，因为日本人的眼睛比乌龟还要小，送他一点东西，却会铭感五中，念念不忘。她这样做使大块头（吴世宝）在里面，可以沾光不少。”大概佘爱珍的这记手法启发了李士群，为使吴免受刑罚，主要是为了免得吴七拉八扯地牵涉到他们的过去，李在日本宪兵队、课长方面，作了一些安排。因此，吴世宝在宪兵队里没有受到苛刻的刑罚，还可以随时送些东西进去，这在日本宪兵队里却是例外的。

黄金劫案与毙命苏州（3）

在吴世宝被关押期间，一次，李士群、汪曼云、唐生明三人谈到吴世宝问题，因为三个人都是拜把弟兄，所以李士群的话，也相当的坦率。李说：“吴大块头这个人不仅日人恨他，连我也都恨透他。他在‘76号’，我这份人家（指“76号”）也会给他拆掉。譬如说，我用个弄化学的人，专替我们做炸弹，或其他化学东西，每月薪金三百元，这数目在外面不能不说是高薪了吧？他在我们‘76号’的时候，是三百元，至于外块基本上没有，即或有，象上次做了两个定时炸弹，去炸中央银行那样，周佛海见喜，给了三万元奖金，这数目以周的出手来说，不能说不大了，其实这钱还不到我两个炸弹的本钱哩。当然我还是赏了下去，按照参与的人数，职位的高低来分派，等分派到搞化学人员的头上，这个奖金的数目比他原来的薪水，多不了多少。可是这种人一到吴世宝手里，那就不像我这样办了，吴便叫人先拿一千块钱给他零用零用。这笔钱既不算工资，也不算赠与，便是稀里糊涂一塞，吴又对他说：‘没事常到我家里来跑跑。’当他临走的时候，还会开部车子送一送，就凭这两下，我已不如他了。可是还不止于此，譬如吴世宝看中了协大祥的老板，就叫人写一封恐吓信去，要它一百万元，没有‘颜色’，协大祥的老板也不会服贴，当然置之不理，于是吴世宝就叫这个化学人员做一只香烟罐头（定时炸弹），叫人往协大祥一送，那不服贴也得服帖，只好马上派人与吴谈判，即无一百万也得五十万。吴世宝拿到这笔钱，当然也得掰些蟹脚给底下人，便把那个化学人员叫了来，对他说：‘X先生，侬做的东西邪气有噱头，此地有一万只洋，侬拿去用用，以后我要的时候，你再替我作两只，就这样，吴世宝今后不再给他钱，那家伙还是要比在‘76号’替我做满意万分，以后谁来跟我？我这份人家，岂非给他拆个精光？现在日本人要了他去也好，对‘76号’来说是件好事。”听了李的话，汪曼云即表示反对：“我觉得不能这样，吴世宝的所作所为确是天怒人怨的，这是事实。但外面的人都知道他是你手下一员大将，现在他因案给日本人要去，固是咎由自取，但是你不能不对他有所表示，否则日本人一旦处理了他，这记生活比吴世宝拆了你人家还要凶。现在有些人还跟着你，是由于你有办法，谁知你手下的一员大将给日本人要去，竟毫无办法，那他们不会干脆去跟日本人？所以我觉得吴世宝对‘76号’来说固然是只白蚂蚁，不过该杀该关，应该由你自己来办，这样既解决了问题，还树立了你的威信，而吴世宝也从此对你格外感激服贴，其他跟你的人，也都死心塌地了。因之目前的问题，是把吴世宝要回来，别让日本人径先处理。”

黄金劫案与毙命苏州（4）

汪曼云一席话，果然对李士群起了作用，不久他便叫夏仲明向日本上海宪兵队本部的特高课林少佐打交道，要林顾全伪“国民政府”和“76号”的面子，把吴世宝与张国震交由“76号”自己来惩办。后经由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从中斡旋，才接纳了李士群的要求，但提出一个原则，人可以交给“76号”去办，可必须绝对贯彻日本宪兵队的意见。李士群所以要求把吴世宝、张国震提回来由自己处理，原是接受了汪曼云的意见，以抬高自己的威信，并不想对吴、张有所庇护。相反，为了巩固他的特务组织，还想乘此干掉他们，以稳定自己的地位，因此对日本宪兵队的意见，自然“奉命维谨”地接受了下来。在日本宪兵队关押期间，张国震因受不了日本的“王法”，招供了劫金案，因此日方决定将他枪毙。李士群便根据日本人的要求，先把他接回“76号”，然后下令绑赴中山北路，予以枪决。至于吴世宝，因为张国震至临死前的一分钟，还在等待他的“老头子”吴世宝托李士群为他讲话，所以没有把吴供出来，吴始终算是一个受优待的犯人，所以吴、李之间的许多肮脏勾当，吴世宝没有向日本人摊过牌。然而，日本宪兵队深知吴世宝是个亡命之徒，什么事都会干出来，这一回遭到羁押宁有不含恨在心？于是，日本上海宪兵队本部的林少佐决定：虽不能将吴“明正典刑”，也应叫他活不下去，才能安心。吴世宝从北四川路上海宪兵队本部的监牢里释放出来后，李士群除电告马啸天将吴被封财产发还，还宣布将吴管押三年，管押的地方是吴世宝在苏州自置的一座洋房里。这对吴来说，虽是阶下囚，但自己仍“面子十足”，对李士群自然感激涕零。吴世宝被释回家，理发沐浴后，便到李士群家里向李当面道谢营救之恩。傍晚汪曼云也到了李家，吴世宝看到汪，便向汪磕了一个头，口称“谢谢汪先生！”原来汪与唐生明、李士群三个人的一席话，唐告诉了佘爱珍，所以吴见了汪曼云磕个头，算是表示心意。第二天吴世宝便到了苏州，准备在自己家里“坐牢”。可就在这一天，吴世宝却暴死了。事后据说，吴世宝在离开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监牢的前一天，已得到消息，明天可以“脱稍”（出狱），所以第二天早餐的一个小酸饭团和一碗米粟汤，吴嫌它冷，不愿意吃，可是站在牢房木栅栏外的日本宪兵，非要他吃了不可，吴没法，只得硬吃下去，但总感到不舒服，回家告诉佘爱珍，也不当一回事。谁知这米汤里，林中佐（这时刚升中佐）已叫人下了毒药，等到了一定时间，便会突然发作，上吐下泄，不可收拾。据参加入殓的人说，吴素以大块头出名，死后却变成一只小猴狲干，缩成了小小一段。这就是“76号”魔窟的杀人魔王吴大块头----吴世宝的下场！直到李士群死后，还传出这样的消息：当时，李士群看到吴世宝服毒回来还是活蹦乱跳，深怕毒药失灵，便又向日军那里要来一些，叫人暗中加在吴世宝吃的面条中。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1）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非等闲之辈，她也是旧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其恶名并不亚于吴世宝。佘爱珍祖籍广东，她从小生长在上海。父亲佘铭三是个茶叶商，也兼做出口生意，几十年中挣下万贯家财。她是佘铭三的三姨太所生，在兄弟姊妹群中，最得佘铭三宠爱。她受过中等教育，毕业于上海启秀女中。佘爱珍从女中毕业后不久，在舞厅里邂逅一位姓吴的富家子弟，两人很快打得火热。一次，姓吴的用酒把她灌醉后，使她失身怀孕，只好嫁到吴家。不久生了个儿子，九岁时夭折。她和姓吴的丝毫没有感情，常为一些小事吵个不休，后来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从此不进吴家大门。离开吴家后，佘爱珍成为上海神功济众水的老板广东人施德之家里的丫头，后来又给施德之收了房。与施脱钩后，又在赌台上做了摆缸女郎，在此期间，佘爱珍加入黑社会，拜上海青帮人物季云卿为养父，并通过季云卿结识了吴世宝。吴原已娶妻，因妻子与别人私通，吴世宝一气之下，怒杀奸夫，在家乡无法待下去，先逃到北方当兵，后只身到上海。他的职业是汽车司机。在抗战前，为丽都舞厅的老板高鑫宝开车，后来由于赌台兴起，于是改行去做抱台脚（即赌台的保镖），就是在这时候搭上了摇缸女郎佘爱珍，就姘居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的同福里。佘爱珍和吴世宝结识后，不知看上了他哪一点，居然非嫁他不可。佘爱珍的亲友都劝她不要这样：“要嫁人也要嫁个像样的，怎么嫁个白相人?”“白相人又有什么不好?这些人做事爽快，有胆量，讲义气，也到处吃得开。我就觉得这样的人不错。”她回答得很干脆：“我是嫁定他了。”佘爱珍精明强悍，容貌甚佳，且善于交际，是一个工于侍候人的鉴貌辨色的玲珑女。她选择了吴世宝，着实让吴感激，人前人后都说：“我吴世宝是个粗人，想不到有福气娶了这样绝顶的好太太，我是心满意足了。”因此，吴世宝对佘爱珍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吴世宝经季云卿介绍参加丁、李的特务组织、充当“76号”警卫队长后，佘爱珍也就成为他的幕后指挥。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佘爱珍也广收干女儿。她的干女儿遍及各种职业各种阶层，上至银行老板与公司经理的太太、商店的女职员，下至舞女、红妓女、向导社姑娘等等。数量之多，不下于吴世宝所收门徒。除这以外，佘爱珍又巴结上了叶吉卿，成为叶吉卿的“太太集团”的重要一员。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2）

她虽是一个在启秀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但佘爱珍身上缺乏的恰恰是知识女性的淑秀，在她身上集中了旧上海女流氓的所有特征。作为一个长期混迹于帮会争斗和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的女人，她不仅学会了打枪，而且又以精于射击著称，能左右开弓，双手发射。她追随其夫投靠“76号”后，不仅夫唱妇随，而且相夫“有道”，既能够亲自审讯女犯人，也能够携了枪械出去行动。在当时的上海滩，佘爱珍的确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是“76号”警卫大队不挂名的队长，打《大美晚报》就有她的同往，“76号”的女犯人大都由她来提审，郑苹如之死，多半也因为她和一班汉奸太太极力挑唆的结果。美国学者魏斐德称佘爱珍为“以无情著称的上海美人”。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称佘爱珍“聪明秀气”、“英断舒发”。胡记笔墨，向来言过其实。在程乃珊的《银行家》里，佘爱珍则是另一副模样，“脸盘化妆得像块蛋糕，头发卷曲，整个形象犹如强盗……旗袍侧面的衩一直开到大腿上。”总之，对于佘爱珍这个人的评价，可谓言人人殊。佘爱珍是旧上海有名的女流氓，在嫁给吴世宝之前，不仅已结婚生子，且与多名男人有染，她曾是上海三大骗子之一施德之的小老婆，与吴世宝结婚以后，多次背着吴与以前的相好幽会，给吴世宝戴“绿帽子”，慑于她的雌威，吴世宝只能眼睁眼闭。佘爱珍自己如此，却对吴世宝看管甚严，一旦得知吴在外鬼混的消息，便会大打出手，完全是一副流氓泼妇形象。她对马三媛的打骂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马三媛，是扬子舞厅的红舞女，由于具有一张媚人的面孔，在1939年的舞场里，可算是赫赫有名，红极一时的。“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自己的长相儿虽像门神那么一具，烂山芋那么一块，可是对蹂躏女性，倒是满会拣精挑肥的。吴久闻马的艳名，曾邀马坐过台子，在马的面上用了很多的钱。但吴世宝花钱虽多，由于自己的这副长相，很难得到马的青睐。吴一看钱买不到美人的心，于是来个霸王硬上弓，诬马三媛与中统特务有关，将马抓进了“76号”，关在警卫大队长办公室隔壁那间会客室里。但马毕竟是他所喜欢的，虽然抓来了，每天仍供应以佳肴、水果、点心、巧克力糖等，一面又削尖了许多竹签子去恐吓马三媛，说是：“如不招供，就把这些竹签子插入你指甲缝里去，你就受不了啦!”马根本与中统无关，当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吓得一天到晚尽是哭。后经李士群派马啸天去审问了两次，才知道了个中究竟，准备将马三媛释放。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3）

吴世宝知道后又去对马三媛说：“我们过去都是熟人，也处得蛮好，我也不忍看你在这里待下去，所以我已替你向上面讲了许多好话，现在已准予由我把你保出去，但规定你住的地方外，不准出去乱走。”这时的马三媛虽没有受过刑罚，可是每夜听到别人受刑时的那种惨号声，时刻吓得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只要能够离开“76号”，什么都肯依。吴世宝便在极司非尔路乐安坊对面55号附近租了两间房子，将马三媛安顿在内，强行霸占。无奈好景不长，春光外泄，吴世宝的这段“风流艳史”却给一个开赌台的流氓张康梅的老婆、亦即叶吉卿的干女儿告诉了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佘不觉醋性大发，怒火万丈，且把这股酸气都撒在无辜被蹂躏的马三媛身上。于是，率领男女众人，到了吴世宝的那个小房子里，见到马三媛，便破口大骂她是“狐狸精”、“小妖怪”，并走上前去一把揪住马的头发，痛打了一阵。马三媛虽受了这样一顿毒打，但也乘机逃出了虎口。佘爱珍将马三媛痛打了一顿，但自己的头发也被马三媛抓得凌乱不堪。好在百乐门理发厅就在附近，便浩浩荡荡地到那里去做了头发，又在百乐门商场买了一些东西。当她坐上汽车预备返回“76号”时，静安寺捕房拦住了她的保险汽车，硬要搜查。佘当即拒绝，并威胁地说：“我们车里有枪。”那白俄巡捕听说对方有枪，便拔出枪叫道：“不要动!”佘急忙将车门拉上，白俄巡捕便开了枪，佘的保镖也开枪还击。顿时枪声频起，路人奔避一空，车夫吴吉声（吴世宝的侄儿）便赶紧把汽车急急开回“76号”。虽然车身中了几枪，车里的人却未受伤。可怜的是在双方互相射击、子弹横飞的时候，附近一个摊贩竟不幸中弹而亡!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做了胡兰成的第五任老婆。这要从胡与“76号”的关系说起。胡兰成（1907－1982），浙江人，出身贫寒，从小聪明好学，有“乡间才子”之称，自视甚高，不甘心在家乡教书，当一辈子“孩子王”，不久便离开家乡，闯荡四方，但郁郁不得志。1936年“两广事变”期间，在《柳州日报》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积极鼓动两广与中央分裂，引起各方注意。汪精卫系统的《中华日报》也经常邀他撰稿。抗战爆发后，胡兰成到香港任《南华日报》编辑，他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深受陈璧君赏识，陈即命主持《南华日报》的林柏生提升其为总主笔。1939年春，汪精卫到上海着手组织伪政权，由于陈璧君的推荐，电邀胡兰成到上海，充当自己的侍从秘书。期间，与“76号”特务李士群、吴世宝接近，在李士群主办的《国民新闻》任过主笔。汪伪政府成立后，胡兰成被任为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成了以陈璧君为首的汪的嫡系“公馆派”的一员儒将，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因与周佛海相争，一度被排挤出汪伪集团。后又和日本人拉上关系，通过日本军政界的少壮派人物宇垣一成的关系，被派往武汉主持《大楚报》。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4）

胡兰成以宣传部次长在上海主持《中华日报》的时候，与也留在上海的警政部次长李士群以及他手下的“76号”有了来往。李士群绕过周佛海，直接和汪精卫接上头，就是胡的功劳。至于“76号”这个陈璧君都嫌血腥的地方，当时的胡兰成毫不讳言“印象甚好”，在他眼里，“76号”仿佛梁山泊忠义堂，“有江湖豪杰之气”。胡兰成也因此和当时在上海滩已经名头响亮的吴世宝夫妇相识，尤其是丢了宣传部次长的帽子后，更是过往甚密。胡虽然拿捏清高，但炙手可热的吴能亲自送他回家，待他客气，于是这个外人眼里的魔头，在他那里，竟是个讲交情的上海白相人。后来吴世宝被李士群算计，佘爱珍找到胡兰成设法营救。胡兰成四处奔走，还不明就里，几次追到南京、苏州，要李士群救吴世宝。吴世宝死后，也是胡兰成出面，找到汪曼云、褚民谊、陈春圃等人联名签呈，让汪精卫取消了对吴的通缉令。在吴世宝的灵堂上，更是许诺悲伤难抑的佘爱珍将来会为吴报仇。吴世宝死后，佘爱珍将财产交给她的姘夫李祖莱（与“76号”有密切关系，也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副行长）保管隐藏。与此同时，她看中了多情多才又身居高官的胡兰成。胡兰成也由一个杀人魔头的崇拜者变成女魔王的姘夫。他贪图的是佘爱珍的财产，但也深知这位女杀手的厉害，在佘面前惟有唯唯诺诺，小心谨慎。胡兰成是驾驭沦陷区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原来的糟糠之妻平庸无名，与自己今日的高官厚爵极不相配，姘妇佘爱珍虽然有钱，却冷酷无情，何况又有恶名，不能公开露面，因而他的心情极度苦闷。他最需要的是能满足自己情欲、多才多情的女性作为自己的情妇。于是，他便以风流才子自居，四处物色才女，以显示本人的才华横溢和风流本色，这是他“一生只爱两种人：一是敌人，一是女人”的为人宗旨。敌人（佘爱珍）已经到手，才女还无踪影，于是他像猎犬一般四处嗅闻，最终选中正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张爱玲。曾经写过一篇篇轰动文坛的言情小说的张爱玲，在她的作品里，有受尽情欲折磨而嫉恨报复的寡妇，有洞察世情对玩世不恭的多情种子反过来玩弄的弃妇，有情场失意、游戏人间的失恋女性，然而自命守真清高，孤芳自赏，傲睥男性的张爱玲本人，却偏偏情有独钟地迷恋上民族败类、生活腐化的胡兰成。张爱玲与胡兰成从相识到相爱，是两人钦佩对方的才情而发展成爱情。在性欲的漩涡中，两人如梦如醉，一个忘我地痴情迷恋，一个有意诱惑和玩弄，竟然到达如仙如幻，欲仙欲死的境地。然而他们不能、不想也不敢公开。胡兰成有妻子，背后还有女杀手监视，张爱玲也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和有妻室的汉奸相恋而影响她在社会上的声誉。有一次，两人游玩兆丰公园，想在百花丛中抒发浓蜜的爱情。不料被佘爱珍得悉，追踪到公园，猛掴张爱玲一记耳光，可怜驰名文坛、骄矜自负的女作家，在遭女魔王辱打后，只得双手掩面，狼狈逃离。他们害怕舆论，更惧怕佘爱珍。连郑重的婚约，也是躲在家中偷偷地私订终身。张爱玲毫不顾忌，名正言顺地写两句：“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完全真心真意。胡兰成心怀鬼胎，加了两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他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难以天长地久，只求短时间满足情欲。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5）

抗战后期，日军败退，汪伪政府岌岌可危。身为伪行政院“法制局长”的胡兰成在由他创办的《大公》周刊上发表文章，充当日本侵略者的代言人，公然提出中日应“和平解决”，美化汪伪政府的“曲线救国”，希望重庆与南京联合，达到“党必统一”、“宁渝合作”之目的。此时此刻，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真实感受是：“有朝一日，夫妻也要大难来时各自飞。”胡兰成是亲日汉奸，自然将抗战胜利看作“大难”，而张爱玲作为颇负声誉的名作家，长期生活在沦陷区，亲眼目睹侵略者带给自己祖国和同胞的灾难，为了不使“夫妻”分离，竟也和汉奸一样，将“胜利”当作“大难”，令人费解。胡兰成还向张爱玲表示：“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也必定找得见。”这是汉奸在末日来临时对张爱玲无可奈何的许诺。可是痴迷的女作家却回答：“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表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的忠贞爱心，即使胡兰成远在天涯，也要把他招、牵到自己身边。抗战胜利后，佘爱珍以汉奸罪被捕，判刑7年，胡兰成则潜逃到武汉，作为“逃犯”，他一如既往不改“爱女人”的宗旨，与一女护士风流一番。后因在武汉不能安身，逃至温州后，又旧疾复发，霸占友人的遗孀。在投稿被退、求职不成、生活维艰之时，向张爱玲求援。张爱玲瞒住所有的人，将辛辛苦苦所得的稿酬，一次次送去，又怕被人识破，贻害潜逃的情夫，每次都是连夜返回。连甜言蜜语的情话也不能多谈一句。此时的佘爱珍虽被关在牢里，但胡兰成对这位女魔头并没有忘却，加上来自武汉的那位护士，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两个姘妇争风吃醋，发生龃龉。胡兰成后来承认：张爱玲要胡兰成在她与两个姘妇之间选择时，他舍不得女护士。张爱玲失望了：“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回沪后的张爱玲，写信给胡兰成，气忿地表示了分离的决心，但也只是“表示”一下而已。直到解放后，胡兰成再也藏身不住，丢弃两个姘妇，乞求张爱玲与他一起逃往香港，这时从狂恋中苏醒过来稍有理智的张爱玲心里明白，自己虽和胡兰成难舍难分，但如果被发觉与汉奸同逃，将会有何结果？于是，她出钱帮助胡兰成逃往香港，自己留在上海，化名“梁京”，继续写作。

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6）

胡兰成潜逃到香港后，化名在报刊上大写反共文章，他经常出没公共场所，以“逃亡文化人”自诩，与一些反动文人混迹在一气。同时，他还不断和张爱玲联系，要求“重归于好”。1952年初，佘爱珍刑满释放，即去香港，与胡兰成重聚。为了能在香港尽情享乐，佘爱珍便向胜利后去香港的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李祖莱敲诈。一对汉奸男女从此在香港逍遥自在。1952年夏，张爱玲感到解放后的生活与自己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对一切事物也很反感，再加上她曾与胡兰成山盟海誓，于是胡兰成一封接一封署名“张牵”或“张招”的来信，终于把张爱玲“牵”住，并“招魂”似地要“招”她到香港去。于是，张爱玲决定化名冒险出境。当她满怀着当年缠绵悱恻的爱情和“虽隔了银河也必定找得见”的激情，热烈地投入胡的怀抱时，不料，佘爱珍又出现在她面前。多才多情的胡兰成此时变得无情无义。他宁愿抛弃为他牺牲一切的才女张爱玲，而归顺能供他享乐的杀手富婆佘爱珍。不久，胡兰成准备去日本，为路费找到佘爱珍，不过佘可不像张爱玲那样一心一念地为着他，只是哭了一通穷，仅给了胡两百块打发了事。两年之后，也就是1954年初，寂寞难耐的佘爱珍也追随胡兰成到了日本。这样，胡、佘双双远走日本，把张爱玲孤零零地丢在香港。有人曾这样评价胡兰成与佘爱珍：一个是中山狼，一个是美女蛇，一个卑鄙至极，一个无耻甚尤，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无耻也堪称无耻者的座右铭。对张爱玲来说，爱上胡兰成，是天才女作家一生的痛。到日本后，胡、佘两人常来常往，且随着交往的日益增多，日久生真情，同年3月，胡与佘爱珍正式结为夫妻。后来因生活艰难，佘爱珍还开了个酒吧，以微薄的收入维持两人生计。胡兰成对女子的薄情寡义，向来为人所诟病，与佘爱珍结为正式夫妻后，也许是年纪大了，也或许是佘爱珍余威尚在，两人虽然叮叮对对，但终于相伴终老。1974年，胡兰成曾回台湾任教，为台湾文坛声讨。1976年，胡被逐出台湾，又客居日本，1982年病死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