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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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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刘文典》 推荐

他痛斥蒋介石，认为“大学不是衙门”

他钦佩陈寅恪，推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先父刘文典1958年7月逝世后，国内外的一些刊物断断续续刊登过有关刘文典生平、学术成就、轶事等文章。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报刊刊登先父的文章，然而大多数是只言片语，重复的多，甚至同件事有不同说法，难辨真伪。看了章玉政先生的《狂人刘文典》后，感到他所写的内容概括而系统地介绍了先父的生平。章先生为写这书本，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查找老档案、访问知情人，找到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使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细腻，更有可读性。书中披露的有些事情是我过去都不知道的。——刘平章

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钱理群

刘文典，这个特立独行、有棱有角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第一本翔实的传记，青年记者章玉政为此付出的全部努力，告慰的不仅仅是一个已飘逝的灵魂。

——傅国涌

当面顶撞蒋介石，大学校长百年独此一人；身后细说刘文典，国学大师生平首次成书。

——丁东

本书卖点

1、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得到刘文典后人的大力支持。

2、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为何会“狂”？又如何能“狂”起来？刘文典的“狂”是个人之“狂”，还是时代之“狂”？与陈丹青、张鸣、贺卫方等“狂人学者”相比，刘文典的“狂”有何特别之处？读完本书，自有答案。

3、本书在聚焦刘文典生平的同时，亦辐射至同时代的学、政两界名人，如胡适、陈寅恪、章太炎、鲁迅、陈独秀、蒋介石等，以及当时云谲波诡的世事。读懂刘文典，能更接近那个已远去的时代。

《狂人刘文典》 作者简介

章玉政，1978年生，安徽枞阳人，《新安晚报》社首席记者。先后发表新闻、随笔、论文等三百余万字。近年来，致力于探寻新闻与历史的真相复归，并重点关注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人）的思想史与心灵史。文章被收入《科举百年祭》、《我们在民间》等。

《狂人刘文典》 内容简介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刘文典曾为学人气节而坚守，也曾因时代弄人而无奈妥协，在他坚守与妥协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于整个社会命运的痛苦思考与深切悲鸣。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本书作者历经三年多时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看似平淡的历史片段，实则寄寓对当今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与叩问。

《狂人刘文典》 目录

序篇被忽略的“国学狂人”

第一章缘起陈独秀

第二章两位“疯”老师

第三章追随孙中山

第四章变身新青年

第五章五四“守夜犬”

第六章朋友胡适之

第七章中西沟通家

第八章痛斥蒋介石

第九章风雨清华园

第十章千里走联大

第十一章偶像陈寅恪

第十二章恩怨闻一多

第十三章国宝级教授

第十四章“骂鲁迅”风波

第十五章“握手”毛泽东

第十六章眼睛在头顶

结篇并非尾声的尾声

后记

附录一刘文典年表

附录二参考书目

《狂人刘文典》 序篇(1)

序篇

被忽略的“国学狂人”

如果那天刘文典忍住了怒气，或者干脆低声下气，那他肯定不会被当时正威风凛凛的蒋主席关上两个星期，更不需要“即日离皖”。但那样他就不是刘文典了。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1928年11月29日，刚刚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视察，听说几天前安徽大学有学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闹事，就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安大文学院主任刘文典问话，并责令他尽快惩处肇事学生。

没想到刘文典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连主席也不愿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事情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觉得其中尚有内幕。”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你这个新学阀，不将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看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身着灰布棉袍的刘文典“嗖”地站起身来，从容应答：“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是新军阀！”

结果可想而知。

骂蒋介石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实际意义上的校长，大小算是个“官”吧。这个“小官”原本是应该对那个“大官”保持那么一点恭敬的，即使内心不愿意，表面装装也可以吧。可刘文典不！不仅不愿意装，还要与被国人视为“党国救星”的蒋主席对着干。

他的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

这个刘文典到底是谁？他为何如此之“狂”？

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并不难查到刘文典的生平简历：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原名文骢，字叔雅。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不久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底赴日本留学。早年倾心于民主革命，后逐渐潜心于学术研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职。晚年栖身于云南大学，直至终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等。

寥寥数语，波澜不惊。事实上，迄今为止，除了他生前服务过的安徽大学、云南大学联合出版过一套《刘文典全集》，还有他的儿子刘平章先生编印过一本薄薄的《刘文典传闻轶事》外，关于这位老人的所有故事与评价，似乎都只是零落不齐的“散珠”，难窥全豹。

从零落的故事里，可以粗略看到这位“大师级人物”一生走过的辉煌：早年师承刘师培、章太炎，青年交游胡适之、陈寅恪，中年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老年批评过鲁迅、巴金，还曾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痛骂过蒋介石。解放后，当过国家一级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慷慨发过言，还被开国领袖毛泽东当面夸赞过。似乎曾经风光过，但最终却在惊涛骇浪般的批判中倒下。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留下的只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身影，渐行渐远。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只可惜由于时光流逝、历史疏忽，目前所能查阅到的一手资料十分有限，现存的记录也是互相抵触、错谬百出。刘文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留给今天的最大财富又是什么？

《狂人刘文典》 序篇(2)

卷牒之中，并无太多明确的结论。人们只能从零星的历史档案、有限的回忆文字中去管窥这位老人丰富而艰难的一生。是的，关于他最令人神往的人生段落，依然落定在那些被世人口口相传的种种传说之中。

狂傲，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就拿他“不称主席”的举动来说吧，即便放在今天，亦堪称动人心魄的独立文人风骨。1931年12月11日，鲁迅先生以“佩韦”作笔名，在上海“左联”旬刊《十字街头》上发表《知难行难》一文，特意谈到了这件事：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撇开鲁迅借用这件事讥讽胡适的真实用意不说，事情发生三年之后，还能让他想起并引之为据，足见刘文典此举的影响深远。今天的“狂人学者”，如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清华大学的陈丹青、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似乎就没有刘老先生这么好的运气。于是，名人博客成了“狂人日记”。

“狂”其实是一种气节、一种人格。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莫非“气节”二字，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可能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刘文典后来的一些选择，让人们在记忆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1943年春，时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刘文典，因教员薪金常常不能支撑家中老小生活，于是接受滇南普洱地区盐商的邀请，远赴千里之外的磨黑，“为撰先人墓志”，结果引发清华大学解聘风波。

据说，当初力举辞退刘文典的闻一多，在听说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后，就不止一次地发牢骚：“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

闻一多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他与刘文典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还是因为他对刘文典此举“失节”实在鄙睨？近些年，随着一些书信和当事人回忆资料的逐渐浮现，关于这件事的是非曲折，已经日趋明晰。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与人们纷纷认为刘文典“气节”失守有一定的关联。

当然，“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站在今天的立场去看，在当时的境况下，刘文典做出这种选择，实在有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自己可以“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总不能老是让妻儿一道跟着忍冻挨饿吧！闻一多讥嘲刘文典应该“度为磨黑盐井人”，其实他本人当时也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挂牌刻印卖钱，结果被儿子闻立鹤责问为“发国难财”。

可以想见，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穷要穷得叮当响，每个人对于“气节”的坚守都是异常看重的。其实，刘文典本人又何尝不是？1948年年末，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与刘文典素有交情的胡适就曾谋划将他送往美国，并为之找好了“下家”，办好了相关证件，但刘文典的“狂劲”又上来了：“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历史与今天的距离，往往只是一张纸的两面。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记忆里，有一些东西是始终存在的，比如文人的骨气。因此，“狂人”闪亮登场，就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保留节目”。

《狂人刘文典》 序篇(3)

战国时期，屈大夫洁身自守，遭遇谗言陷害，两番被逐荒蛮之地。但他依然且行且歌，啸傲“天问”，放言古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最终自沉汨罗。

东晋衰靡，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弃官印，“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在他看来，归去也是一种归来，是名利的归去、灵魂的归来。

盛唐气象，李太白寄情诗酒，放浪形骸于天际之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自称臣是酒中仙，天子呼来不上船”。有一次被天子的姨太太喊去写“马屁文章”，他佯装大醉，趁机要求当朝重“宦”高力士为之脱靴。

到了近代，国力衰弱，人心思变，各种“疯言疯语”更是不绝于耳。民国元年（1912年），章太炎在北京好发议论，臧否人物，报章上每每登出的标题都是《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居然骂到了反对党的头上，第二天，报章上赫然一个大标题：《章疯子居然不疯》。

翻检旧籍，回望历史，这样的“狂人”还有很多很多：嵇康、祢衡、李卓吾、金圣叹、陈独秀、熊十力、梁漱溟、王芸生、储安平……在岁月的风浪中，这些人或傲然孓立，或慷慨陈言，一心为时代留下无数自由言说、纵论天下的华章，许多人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清高自守、不畏权贵、笑骂古今，是这些“狂人”区别于同世豪杰最为明显的特征，正如《论语》里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面对世俗的责难，面对国事的激荡，这些“狂人”们每每抛出惊人言语，或左右乾坤，或推波助澜，或振聋发聩，或喃喃自语，均不失为时代的绝响。正是由于这些被人讥嘲为“疯言疯语”的声音存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才得以精彩传世。即便是在国家陆沉、民力艰辛的日子，这些“狂人”们的“狂语”，亦为民族的骨气留存几分亮色。这样的人物，确应为历史所铭记。

当然，历史的记忆并不总是公平的。历史能够记住的始终是大忠大奸，抑或是能够“为我所用”的小人物。对于那些曾经散发过生命的火花，但最终又因各种原因消沉在世俗缝隙里的“中间人物”（张中行语），却似乎只存留于世人模糊的记忆了。

幸运的是，尽管模糊，却还总是有些关于他们的吉光片羽、趣闻轶事，散落在重重泛黄的文章典籍之中。倘若能够静心检点，仔细揣读，就会发现其实在他们的身上，同样有着不应被历史所忘却的精彩与辉煌，亟须“打捞”。

刘文典，就是这样一个亟须被历史“打捞”的人物。

所以说，历史就像一个经常排错队的老人。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排到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终点，只是无奈地被拥挤的人群裹掖着，一直往前。综观刘文典的一生，在他孤傲狂狷的深处，其实正寄寓着一种对于独立生命状态的永恒追逐。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免经历着由传统文人向新型文人转变的深切阵痛。

他呼喊过，他失望过，但他还是不曾放弃走向终点的努力。通读刘文典的书信或者手稿，就会发现他经常在信中谈到稿费、借钱等琐碎、细微的日常生活事宜。对于一个自视甚高的狷介文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现实的折磨。1928年，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书信里，他就谈到了自己“讨生活”的无奈：“弟虽不肖，究竟是个读书人，在那样秽浊的地方，和那些不成东西的人胡缠，试问精神上如何过得？”这是刘文典的叩问，也是他的自问。这是灵魂的一种自我放逐，也是刘文典作为“狂人”存在的真正价值。

人生，很多时间像是一道虚无缥缈的风景。当你真的走近它时，总会感觉到它似乎没有梦境中那样美丽。可是，俗世中的人们还是喜欢去张望窗外的风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时光老人总是会情不自禁翻开记忆的影集，在那里，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有许多偶然发生的永恒，如同一条河流，尽管不知道远方，却从来没停止过奔腾不息。

主人公刘文典的故事，就是从一条河流开始的……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1)

刘文典关于胡适的最早记录，始见于1919年10月15日发行的《新中国》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这期《新中国》杂志刊登了刘文典的一篇文章，《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在谈到中西学术沟通的典型代表时，刘文典将许多溢美之词送给了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他甚至说，“我看他有这样的学问、识见，就劝他再用几年的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学者都还想不到、做不到的‘比较哲学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个大大的比较研究。我以为除了这种研究之外，再没有什么中西学术的沟通了。”

由此可见，在此之前，刘文典与胡适的关系已非常融洽、紧密。

整理国故

刘文典与胡适相识，应该是两人同进北大之后。

胡适也是应陈独秀之邀进入北大任教的。1916年年底，陈独秀给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信：“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大学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1917年9月，胡适正式进入北大文科任教，教授“中国哲学史”、“英国文学”等课程。

刘文典和胡适都是北大里的新派人物，因而很容易有共同语言。胡适从国外留学回来，又是陈独秀极力推荐的资深学者，一到北大就拿每月两百六十银元的薪水，这是当时每月只拿两百银元的刘文典所无法比拟的。根据陈明远先生的研究，1919年的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六十元（按2007年上半年货币购买力计算），这样两人每月收入相差三千多元。正因为如此，刘文典从一开始就对与自己同龄的胡适充满景仰与钦佩之情。

更让刘文典钦佩的是，胡适应对旧派思想的努力与尝试，也就是胡适后来常常挂在嘴边的“再造文明”。

当时，北大校内宣传新思想最为积极的是《新青年》和新潮社。新潮社是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五四运动”天安门广场大游行就是由这个社团的骨干成员组织的。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于1918年年底发起成立，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师长的鼎力支持。新潮社，顾名思义，“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

旧派人物当然也不甘落后。1919年1月26日，北大六位教员、数十位学生，在刘师培家中商量成立国故月刊社，“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与黄侃担任编辑部总编辑。

作为刘师培早年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刘文典没有参与国故月刊社的活动。由于在日本留学，以及为《新青年》、《新中国》等杂志撰稿的经历，刘文典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对国外经典科学书籍的翻译上。1919年前后，他就先后翻译了德国哲学家赫凯尔的《生命论》、《宇宙之谜》，日本学者丘浅次郎的《人类之夸大狂》、《人类之将来》等著作或文章。

虽然在北大开的就是“秦汉诸子”、“汉魏六朝文”等国文课程，但在“整理国故”这个问题上，刘文典更倾向于新派学人胡适的观点。1919年8月，胡适在给新潮社骨干社员毛子水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胡适并不反对整理国故，但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去整理。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2)

这个观点，与刘师培等人将国故当做国粹保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在胡适看来，“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1。这是胡适第一次正式将“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并对之寄寓“再造文明”的厚望，其实现的逻辑顺序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1922年3月21日，北大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胡适为邀集人，担任主任编辑，其编辑部成员有：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李守常、单不庵、刘叔雅、郑奠、王伯祥。在此之前，北大出版委员会曾打算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并计划出版“国故丛书”、“国故小丛书”。后来，又决定改变计划，改出《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四种季刊。

应胡适的邀请，刘文典直接参与了《国学季刊》的工作。“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2这本杂志的创刊号于1923年1月与社会公众见面。

《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这篇文章带给刘文典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冲击力。胡适开篇就抨击了一些人的悲观情绪，他说，“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究竟有怎样的得失呢？在《发刊宣言》中，胡适作了简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总结，对自明末到当时的汉学研究成果逐一盘点。他认为，成绩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古书，二是发现古书，三是发现古物。而缺点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有鉴于此，胡适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三大途径：一是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系统阐述与理论开发。

读了胡适的《发刊宣言》，刘文典顿时心生感慨：“都说胡适之学识渊博、视野宽广，果不其然！”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很多言论，可算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比如在谈到“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时，胡适写道：

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

更让刘文典感到钦佩的是胡适关于“比较研究”的论点。前面说过，刘文典曾高度赞赏过胡适的中西学术沟通能力。比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就在“导言”中专门提到“比较研究”的意义：“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但是我虽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以为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便可以自夸自喜。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主观的成见，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这一次，在“整理国故”的问题上，胡适再次提出了比较资料的重要作用：7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76页。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3)

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

这与刘文典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在日常进行国学研究的过程中，刘文典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比如他早先曾在管子的《水地篇》读到一段话，“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刘文典发现，这和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所说的大致不差。泰勒斯相信世间只有一种基本物质——水，而且认为地球是在球形的宇宙中的水上漂浮着。综合两人的观点，刘文典得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哲学研究新结论：上古的思想家都觉得这万汇纷纭的世界，总有个共通的本原，看那“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因此都把水看成了“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

如今，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新思考，豁然打开了刘文典的学术视野。

忍不住偷吃荤腥

大约从1920年年初开始，刘文典将治学方向定位于古籍校勘上。

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尽管自己很年轻就进了北大，当上了预科教授，并且一直积极参与学校事务，但在很多大儒名家的眼里，刘文典最大的本事只不过是会作写骈体文罢了，“我之做过校勘的功夫，素来无人晓得”。

据刘文典的学生吴进仁说，让刘文典决意从事古籍校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尽快在北大新旧两派人物面前证明自己。刘文典对于“北大怪杰”辜鸿铭的嘲弄，一直记忆犹新。

辜鸿铭的鄙夷撞击着刘文典年轻的自尊心。而刘文典后来在北大逐渐衍生的“怀才不遇”的情绪，更坚定了他想尽快“出名”的决心。1921年，他给胡适写信，诉说这种内心的愤懑：“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弃之无异敝屣”，当然只是一时的气话。那时候，他拿五级教授的薪水，每月两百银元，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两千元。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这应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可一旦看到与自己同时进校，甚至晚些进校的同事都已经拿得比自己高，刘文典的心里难免有些情绪，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不出名’的人的苦处”。

要证明自己，就要拿出“硬功夫”。刘文典对于翻译一直有很浓的兴趣，但在大学里，翻译又算不上厚重学问。四方环顾，刘文典决定“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联贯，左右横通”3。经过比较，他选定秦汉诸子作为校勘研究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较难弄的《淮南子》。

刘文典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鼎力支持。1923年胡适特意拟订了“整理国故计划”，初步选定的人中有马幼渔、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等，开出三十六种整理书目，并将各书的整理工作落实到人。刘文典计划整理的《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并承诺为其作序，可见其重视程度。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4)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哲学著作。据《汉书&#8226;艺文志》记载，《淮南子》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近现代只流传内二十一篇。全书体系比较庞杂，糅杂了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思想，主要倾向于道家，突出“道”和“气”。由于汉代中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本书几乎被丢进了废纸篓内，无人问津。到了近代，该书已是文意变迁、传写讹夺，成了一部“比先秦诸子还要难弄”的“硬骨头”。其间虽有清代王念孙、俞樾、孙诒让、陶方琦等学者先后整理，但正如胡适所说，“然诸家所记，多散见杂记中，学者罕得遍读；其有单行之本，亦皆仅举断句，不载全文，殊不便于初学”。而在当时最流行的本子，竟还是一百五十年前清朝学者庄逵吉校注的。

从一开始，刘文典就意识到“整理国故”要拓宽视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考证，而要在综合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集解”，“注重丛书的意旨、内容、写法的分析，从文意、文法、字词的比较中去判断是非优劣”。刘文典本来就是个“版本癖”，在市面上遇到古籍的好版本，总是不惜重金购买。校勘《淮南子》之初，既要购买体现前人梳理校注水平的各种善本，又要购买保存了大量散佚残缺文章的类书，还要雇人抄写，实在花费不小，“曾经和梦麟先生商量，在学校里借了两回钱，一次二百，一次四百”，相当于他三个月的薪水。

由于曾受到国学大师刘师培、章太炎等严格的学术训练，刘文典对于校勘之学的严谨态度十分看重，没有一分甚至几分证据，决不敢轻易下结论。他平时在课堂上常跟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4。

做《淮南子》校勘，刘文典就是抱着这种不敢“贻笑大方”的心态去进行的。这一切，胡适都看在了眼里，他后来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其原书，一一注出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异同。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可以说，这是对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研究状态的执中之论。

校勘《淮南子》，免不了要查阅《道藏》典籍。《道藏》是道教经典、论述、符篆、科仪、法术和文献(包括山志、纪传、图谱等)的总汇，凡是与道教有关的，都有可能被收入。庄逵吉校注的本子就以前人整理过的《道藏》本为底本。刘文典打听到，北京最大的道教庙宇——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一部《道藏》，共五千三百五十卷，是研究道教的珍贵文献。于是，他通过朋友的帮忙，住进了白云观。

校书的日子是枯燥且清苦的。刘文典一向主张，校勘古籍不可凭孤证下结论，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可定论。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吐露了自己点校《淮南子》的惴惴情怀：“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正因为抱着这种态度，刘文典在白云观一待就是几个月，足不出户，潜心翻检《道藏》，偶有“惊喜”。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养息了半年才渐渐好转。据说，在白云观期间，由于日子实在太清苦，有一次刘文典忍不住了，趁着道士们不注意，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这可能只是个笑谈，但却透显出大学者们“坐得板凳十年冷”的辛酸。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5)

胡适版“明星制造”

高举“整理国故”大旗的胡适，一直在静静观望着刘文典的努力。他预感到，这将是国学领域的一颗“新星”。作为旗手，他有责任伸出援手，为这位“未来之星”指引方向。

事实证明，没有胡适，就不可能有刘文典的一举成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胡适不遗余力的支持，刘文典即便最终能够在国学界树立声名，恐怕也得延迟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刘文典写出了《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当然是第一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刘叔雅（文典）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夸赞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正是在这一天，因胡适的推荐看到了刘文典的这部书稿，因此考虑出版。

尽管在校勘《淮南子》之前，刘文典已经翻译出版过《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等著作，但他毕竟只是个“学界新人”，出版界对于他基本上是不怎么买账的。因而从一开始，胡适就充当了刘文典的“经纪人”，全权代表刘文典与出版社进行谈判、洽商。刘文典就多次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写给胡适的四十余封书信里，有大量书信都紧紧围绕一个主题：让胡适帮助他与出版社就稿酬讨价还价，或者干脆是直接找胡适借钱。可以说，刘文典对胡适的信赖，是全方位的。

1921年10月16日，刘文典因为校勘《淮南子》购买类书、雇人抄写等用途找学校借了六百元钱，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了，可他的书还未正式出版，兜里没有分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给胡适写信，请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大老板张元济（号菊生）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过了几天，刘文典再次为稿酬垫资的事情给胡适写信：“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从刘文典后来写给胡适的信件中看，胡适果然十分热心地为他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当年12月初，刘文典收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支票。

到了后来，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始终不肯将剩下的五十元稿费付给他。而北大也一直未能如期发放薪水，刘文典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只得再度求助于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除了充当“经纪人”与商务印书馆周旋外，胡适还逢人说项，毫不吝啬地夸赞刘文典的校勘功力。这让刘文典感到了莫大的鼓舞与温暖。1920年年初，在他刚刚决定进行校勘《淮南子》的时候，许多人听了，不由冷笑，认为这是他异想天开。现在看到胡适如此热情、如此肯定，那些曾经嘲笑刘文典的人“也热笑着问长问短了”。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6)

在刘文典的委托下，胡适还专门将他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审阅。这其实也是让蔡先生“重读”刘文典，消弭刘文典“不出名”的尴尬。

1923年2月2日，就在《淮南子集解》（后定名《淮南鸿烈集解》）即将付印之际，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就几乎已经不再用文言文写文章了。刘文典的这个要求，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略作思考，最终爽然答应了刘文典的要求，“破天荒”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序言，为《淮南鸿烈集解》擎旗开路。

细读这篇序文，就可以发现胡适的良苦用心。这绝不是一篇随随便便敷衍朋友的“客套文章”，而更像是一篇气势磅礴、论证全面的学术论文。他要让这篇序文常留于中国文学史上，这样自然就让“刘文典”这个年轻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文学史上。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将尽可能的溢美之词送给了这位与自己同龄，但亟须掌声的北大新派教授。他说，“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

对于刘文典“集解”《淮南子》的“精严有法”，胡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刘文典这本《淮南鸿烈集解》的价值，“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是足以在国学界博得相当声名的。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学界新人来说，未免有些“拔高”。1924年1月1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写了篇《读刘叔雅〈淮南鸿烈集解〉》，对刘文典的校勘提出一些补充和完善。十几天后，学界在安徽会馆公开举行戴东原（戴震）诞辰二百年纪念会，杨树达应邀到会，“余初坐东厢听讲，适之见余，邀往演台，并于彼之作序赞刘叔雅《淮南》书有所辩解，盖见余评刘文字也”。辩解归辩解，胡适依然觉得，给予学术新人一些必要的奖掖，并不是什么坏事。

1923年3月，正值学术界“开书目热”，胡适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部分毫不犹豫地就将尚在印刷之中的《淮南鸿烈集解》写了进去，并且“加圈”重点推荐。

不出胡适的意料，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刚刚走上书市，就引发了“明星效应”。就连明确表态“不赞成”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自己为《清华周刊》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竟也英雄所见略同地推介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一向“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刘文典的新书正式出版后，也特意跑去买了一套。1924年2月2日的《鲁迅日记》就记载，“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淮南鸿烈集解》的确有过人之处。它博采庄逵吉、王念孙、陶方琦、俞樾等众家校注《淮南子》之长，综合宋本、刘绩本、《道藏》本、庄逵吉本、尤本、俗本等优劣，重内证，辨真伪，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作了校勘与评述，成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7)

伴随着《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刘文典声名大振，一举成名。胡适在后来的代表性作品《中国思想史长编》里，再次不吝笔墨地夸赞了这本书：“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周作人后来评价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甚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刘文典本人对于这本“成名作”也异常看重。《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十年间曾三度重印。但是，刘文典并未因此而停歇，继续完善努力。在平常的读书、教学过程中，凡遇到与《淮南子》有关的新材料或新思考，总要记录下来。这些成果在他后来著作的《三余札记》、《宣南杂志》里均有所体现。1948年春天，正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趁着课余闲暇，又用红笔将整部《淮南鸿烈集解》重新点校了一遍，留下二十余则眉批文字，都是新的校勘成果，为《淮南鸿烈集解》的传世殚精竭虑。

目前行世的《淮南鸿烈集解》就是由其门生、云南大学中文系张文勋教授根据中华书局版本，结合刘文典的最后校正，增补完成的。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淮南鸿烈集解》的最全善本。

这颗由胡适精心打造的“国学新星”，就这样冉冉升起在20世纪初叶的天空中。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胡适是“红学大师”，刘文典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受其影响较深，但又不完全拘泥于胡适的研究门路，故而有不少新观点。

听过刘文典《红楼梦》讲座的人，都难以忘记他大谈研究心得时的“牛气冲天”，风头完全不亚于今日《百家讲坛》上的“红学大师”刘心武：

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段文字是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马逢华留下来的，他曾亲耳聆听过刘文典的《红楼梦》讲座。据他说，当天晚上的那场讲座原本是准备在一个小教室开讲的，后来由于要求来听的人实在太多，只得改在了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举行。即便如此，讲座还没开始，广场上就已经坐满了人。由此，刘文典在“红学”研究方面的声望，可窥一斑。

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最早文字，就与胡适有关，始见于1922年2月22日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也是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关于“红学”的唯一文本记录。在这封信里，刘文典表达了对于胡适“新红学”思想的认同：

今天在《晨报》的副刊上看见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间接看着了你对于这部书的批评，心里十二分快活。典对于这部书的意见，完全和你的一致。你对于众人所认为“句皆韶夏，言尽琳琅”、“徒警其浩旷，但嗟其峻极”的著作，能下这样严格的批评，真有仲任问孔、子玄惑经的气概，这一层实在令典对于你生无限的崇仰心啊！

信中提到的“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实际上是蔡元培“驳斥”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一篇商榷文章，写于1922年1月30日，发表于1922年2月21日和2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8)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蔡元培是典型的“索隐派”，代表作是初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在这部著作里，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在他认真而细致的“索隐”之下，贾宝玉成了康熙朝的太子胤礽，林黛玉成了清朝名词人朱彝尊，薛宝钗成了康熙朝的宠臣高士奇，如此等等。一部《红楼梦》，就这样变成了一部《康熙王朝秘史》。

胡适从一开始就不赞同这种牵强附会的研究方式。1921年3月，他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红学”文章——《〈红楼梦〉考证》，后来又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于当年11月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

一上来，他就直接指出“索隐派”的路走错了：“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在这篇“战斗檄文”里，胡适甚至没有“放”过自己所在大学的最高负责人——北大校长蔡元培，“我总觉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对于胡适的这些批评言论，刘文典还是比较认同的。这不仅仅缘于他与胡适之间的特殊关系，更出于他对《红楼梦》独到的视野与观察。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胡适考证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自叙传说”的说法，但他非常拥护胡适提出的“新红学”的研究方法，“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做‘考证学的方法’。这一方法事实上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5。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比如，对于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结局，刘文典就别出心裁地提出，《红楼梦》中实际上已有证据暗示了结果，这就是他经常跟学生提到的“蓼汀花溆”四个字。

《红楼梦》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看到贾宝玉给大观园各种山水楼台题写的匾额，都非常满意。唯独看到“蓼汀花溆”四个字时，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因为这个证据，刘文典认为贾元春是极力反对“宝黛”结合的，理由是：“花溆”的“溆”字形似“钗”而音似“薛”，“蓼汀”二字的反切则为“林”。贾元春留“花溆”而舍“蓼汀”，实际上已为“宝黛”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或许是因为视角独特，并且敢于表达新观点，刘文典自然而然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新红学牛人”，经常被一些院系或者是社会上的单位邀请去讲演《红楼梦》。当代西方哲学史大家张世英，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曾谈到一个刘文典讲演的趣闻：

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红楼梦》，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9)

刘文典的“红学”讲演不仅一般的教授乐于去听，就连当时许多有名的“红学家”也是一场不落。传奇学者吴宓（号雨僧）一直以“宝黛”爱情命运自况，曾给学生开过“《红楼梦》讲谈”的课程，还曾被昆明广播电台请去播讲过《〈红楼梦〉之文学价值》，他对于自己的“红学”研究成就一向自视甚高，对于一般的“红学家”根本是瞧不上眼的，但是他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在1942年的日记中，吴宓两次写到自己听刘文典“红学”讲演的情况，一次是3月16日:“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7至9（时）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当月30日，吴宓再次写道：“晚，大雨。6：30出，至工合。冒雨陪典至校中，南区第十教室，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雹声。风雨入窗，寒甚，且湿。”

据说刘文典讲书时，吴宓总是悄悄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刘文典一般是闭目讲课，侃侃而谈，而当讲到自己认为有点独到见解的时候，他总是会抬起头看看教室的最后面，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这当下，吴宓照例会立即起身，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出于历史原因，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刘文典研究《红楼梦》的正式文稿。一切酸楚与无奈，只能任凭时间去慢慢品味吧！

“我的朋友胡适之”

“我的朋友胡适之”，在20世纪20、30年代，几乎是社会名士们一种身份的标签。

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引来关注，甚或钦羡的目光。据说，当时一度“造假成风”，一些人根本没有见过胡适，居然打着他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不少还真的颇有斩获。想一想也不奇怪，胡适二十六岁就年纪轻轻地进入北大任文科教授，更凭借“文学革命”的推动，很快成为中国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与他有点关联，总不是坏事。

刘文典与胡适同在《新青年》写稿，同在北大文科任职，相互的来往逐渐紧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仍得益于胡适对待朋友至诚谦和、信义和平。有数据统计，1916年一年之间，胡适与朋友往来的书信，收入的有一二一○封，寄出的则一○四○封，可见其交友之广、之诚。刘文典来往书信今存约六十封，其中四十四封是写给胡适的。

刘文典曾经这样评价胡适对于他的教益，“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在北大待得不太如意的时候，刘文典一度想委托胡适帮他寻个新的去处，甚至曾经想过直接跟在胡适后面做“名学钩沉”，也就是“中国古籍中的逻辑学研究”。

据著名胡适研究专家、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记载，刘文典曾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这种说法是他从前辈乡人那里听说来的。从目前的材料分析，估计这完全是一种道听途说，应该说，刘文典是从灵魂深处“敬爱”胡适的。

正因为这样的渊源，刘文典每遇到一个生活上的重大麻烦、每做出一个学术上的重大决定，一般都会寻求胡适的援助或者与之商议一番。而胡适往往也会给予中肯的建议、热心的帮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与出版商讨价还价，就是最好的证明。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10)

刘文典完成《淮南鸿烈集解》之后，便着手开始校勘《论衡》。《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是一部对掺入了神秘主义和谶纬学说的儒术进行批判的著作。考虑此前并没有人对这本具有较高哲学价值的古籍做过完整的校勘，刘文典因此很想“把这个重担子挑起”。不过，他的心里也没有底，只好写信给胡适，寻求帮助。

胡适素来看重王充的这部书，非常支持刘文典的这个决定。可当刘文典做完了整部《论衡》的校勘工作之后，商务印书馆却回应迟疑，似乎对这本书的市场不太乐观。这让刘文典很是忐忑不安，只得再度请“老大哥”胡适出马，帮其联系出版事务。没多久，商务印书馆高层高梦旦就写信来称，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刘文典后来做《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的校勘与整理，都认真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都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凡是胡适不太赞成甚或反对的，刘文典也就没再坚持。而为了支持刘文典的工作，异常繁忙的胡适还曾四处奔走，最终寻访到一部珍贵的《文选笺证》送给了他。

很多人之所以愿意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最重要的原因均在于胡适这种宽容高尚的道德人格。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这一点表现在他与刘文典的关系上，就是他不仅热心替刘文典的著作校勘、出版操心，而且还经常接受刘的委托，替其家人、门生、好友帮点忙。1930年，刘夫人张秋华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高烧不退，胡适知道后，立即给刘文典介绍了首善医院的方石珊院长。经过数次检验，诊断为“斑疹伤寒与肺炎并发”，于是对症下药，不出几日，张秋华转危为安。为此，刘文典特意致信胡适表达谢意：“中国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类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荐医生，如梦麟先生要打中医救活蔡先生与吾兄之推荐方石珊救活内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无既，此样菩萨心肠、英雄肝胆，真堪风世也。”感激鸣谢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刘文典的学生李秉中写了一本《边雪鸿泥记》，找不到出版商，最后也是由刘文典央请请胡适出面，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安徽大学筹备前后，学校筹备委员会准备派遣教员廖景初到京、沪、浙等地考察大学教育，考虑到廖景初到达目的地后人生地不熟，刘文典便亲自写信给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胡适，希望他各方面“多多援助，予以参观的便利”。40年代初，刘文典的学生陈福康想到美国留学，无奈战事爆发，外汇高涨，一下子拿不出留学的费用。这时候，刘文典偶然听说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赶紧写信给热心的胡适，恳请他出面落实。

可以说，与胡适成为朋友之后，刘文典几乎将他当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事无巨细，有难必求。而胡适也很少推却，能帮忙的尽量帮忙，有时候甚至是主动提供帮助。

就刘文典而言，胡适这个朋友的价值不仅仅是能帮他解决各种困窘、提供各种帮助，而是胡适能将之视为“畏友”，愿意直言不讳地指出刘文典学识的不足、为人的缺憾。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11)

以胡适为《淮南鸿烈集解》所写的序言为例。序言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个应酬文字，尽管多说点赞誉的话就好了，没必要当真。但胡适不然，不仅认真写了个长篇序言，还因为刘文典没有引用《方言笺证》里的材料，而在文章的末尾处与刘文典商榷起来。没有独立的人格，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胡适还曾写信给刘文典，批评其“以市侩自待”，这是近现代史上极有人格构建价值的“文坛轶事”，至今仍经常被人提起。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

1923年年底，刘文典在做《论衡》校勘的时候，因为急于出手，于是低价将之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他又心生不甘，于是便在一封给胡适的信里倾吐心声：“不厂（单不厂，北大教授）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

这封信是写在一张明信片上的，写好后，刘文典就将明信片寄走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刘文典都没有接到胡适的回信，感觉有点奇怪。以往，胡适总是每信必有及时回复的，没有信也有电话。这一次的信却如泥牛入海。

后来，他间接地从一些人那里听到一些风声：“弟听见有人说，你很怪我的，说者也是间接又间接的听来，也说不清是为什么事，只晓得是为‘书’的事。”这让刘文典很是忐忑不安，心神难定，于是再度给胡适写信，“弟之对于你，只有敬爱和感谢，决不会有别的，听见说你怪我了，弟心里十分的难过，因为你如果怪我而绝我，是我学业上、精神上最大的损失。”

听到这个传言之后，刘文典一直不敢直接去找胡适，生怕对方因为怪他而不愿意见他。而他更担心的是，胡适会因此而与之绝交。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胡适的度量，决非寻常人可以想象。1924年1月，忙完手头的事情后，他很快就给刘文典写去了回信，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事宜。这个纪念活动是由梁启超发起的，胡适负责撰写寿文。而就当胡适坐在书斋里泼墨挥毫的时候，刘文典的信函到了，自然无法即时回复。

来信中，胡适敞开心扉，与刘文典聊起了信中提起的事：

你说的我怪你的事，当是传闻的瞎说，或者是你神经过敏，有所误会。

我确有点怪你，但从不曾对一个人说过。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

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

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学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

谆谆言语，宛如一记响雷，惊醒了兀自埋怨的刘文典。

从一定程度上说，“朋友”胡适的这一番话成就了刘文典后来更大的声名。比如他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就写信给胡适，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而《庄子补正》则成为刘文典另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作。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12)

宁可睡觉，不批胡适

尽管刘文典有时候会犯点糊涂、耍点个性，但胡适一直非常看好这位与自己同龄的学问家。在胡适看来，刘文典所做的校勘工作，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的空白。这对于一直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他来说，没法不引为同道。

1948年年底，国民党败走台湾。临行前，受蒋介石的委托，胡适帮助国民党“抢救”了一大批学者、教授、名人。刘文典就在他的考虑名单之列。

根据胡适对刘文典个性的了解，知道他不会乐于跟随蒋介石去台湾，但昆明即将解放，刘文典虽然“偏安”于云南大学，但以他狂放不羁的言行，很难保证今后依然可以如此。经过慎重考虑，胡适开始谋划送刘文典及其家人去美国。他主动为刘文典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一家三口人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在接到胡适的通知后，却迟迟不肯出发：“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刘文典将这一想法告知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熊当时正在外地开会，得到消息后，当即给刘文典捎来了意见：“暂时别动，等我回来再做决定。”就这样，刘文典与“朋友”胡适从此天涯相隔，鱼书魂断。

胡适随了国民党，自然已不再是共产党的朋友。解放后，刘文典安心于云南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除了偶尔跟学生谈谈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胡适。这个曾在他生命中激起无数涟漪的人，似乎从此消失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前期，大陆曾掀起过两次声势浩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担任这次批判运动总指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郭沫若的意思很明确，发起“批判运动”就是要把“当今孔子”胡适拽下神坛，使之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最危险的思想敌人”。

其实，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曾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新中国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6但胡适拒绝了这一好意，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无疑为日后胡适在大陆遭遇大规模的批判埋下了“祸根”。

第一次“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起始于1950年9月22日。这一天，香港《大公报》上刊出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作者署名“胡思杜”，文章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尽管这篇文章一度被认为是“伪作”，但却带动了“胡适批判”的第一波浪潮。汤用彤、金岳霖、朱光潜、梁思成等一批解放后没有离开大陆的老知识分子，纷纷撰写文章，表明坚定的“批胡”立场。这一次批判因1952年1月的“三反”运动兴起而中断。

关于刘文典在第一次“批胡”运动中的态度与立场，至今未见任何资料。一个极有可能的原因是，刘文典选择了沉默不语。

《狂人刘文典》 ?友胡适之(13)

然而，个人的力量毕竟阻挡不住时代的浪潮，尤其是时代的巨人掀起的惊涛骇浪。1954年10月16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写下那篇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判“资产阶级红学权威”俞平伯的举动。毛泽东大笔一挥，语气委婉而态度坚决地写道：“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显而易见，在最高领袖的潜意识里，批判不批判俞平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批判一直与大陆“作对”的胡适。再往深里分析，这其实仍不是终极目的，“老账新账一起算，对于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和不听指挥，是毛泽东要发动大批判运动的主要原因”7。

“批红”、“批胡”的飓风，迅速席卷全国。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大学，并未因“山高皇帝远”而享受“豁免权”。

1954年12月29日，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在校刊上发表《从〈红楼梦〉问题开始，深入开展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向全校师生发出“开火”的号召：“虽然论争是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但其范围决不限于《红楼梦》和俞平伯，这乃是整个思想战线上工人阶级唯物主义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开火，为了使火力集中，为了通过对于具体的人与具体的反动言论的批判使斗争得以深入而获全胜，故‘斗争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

在这种形势下，刘文典连沉默都没机会了。1954年12月，云大中文系先后三次举行全体教师会议，学习有关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件，并进行座谈。作为系里资格最老的教授，刘文典必须作表态性的发言。如今已无法知晓刘文典当时坐在会场中的心境了，面对周围开向胡适的炮火，他是否会想起当初与胡适交往的点点滴滴？他该是同仇敌忾，还是虚与委蛇？

终于轮到他发言了。他像往常一样，稍稍坐直了一些，不慌不忙点上一根烟，微微张开眼，看了看四周，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开起了头：

谁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我们的文艺理论和一切研究学问的方法都必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这本是天经地义的、毫无问题的。

简单地“唱了一番高调”后，他深深吸了一口香烟，话锋一转：

但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并不如此简单，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我们政治上、军事上的敌人现在是跑到台湾岛上去了，解放大军一发动指日就可以消灭得了。但是思想上的敌人却顽强的盘踞在我们的脑子里，要想彻底肃清不是那么容易，但就《红楼梦》这一部书的研究说，毛主席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距今已有十几年，而全国解放已有五年了，才由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发现了它的根本错误，可见我们大家思想上麻痹到什么程度。这也就说明一般研究文学的人并没有真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而是让资本主义的思想在脑子里安然不动的盘踞着。

《狂人刘文典》 朋友胡适之(14)

就我个人而言，这情形不只是中国有，就是在苏联也还难免。在语言学方面，几十年来都崇奉马尔为权威，对他的说法也没有看出错误，一直到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的论文发表出来，才像太阳出山一样把马尔的这一座冰山融化了。从这里更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残余思想是如何的顽强，而随时提高警惕，加强政治学习又是如何重要。

紧接着，刘文典谈到了自己对于这一场批判运动的看法。和座谈会上其他老师指名道姓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骂个狗血喷头不同，他只是大而化之将矛头对准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人”：

我看这一次运动既不是专对俞平伯这个人，而是一场思想斗争，尤其是要对每个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因为研究文学的人，尤其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年纪一般都较大，谁也不敢说自己脑子里没有资本主义唯心论的残余渣滓。就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不例外，因为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学来的那一套多少总带有些毒素；不过我们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身上带的细菌最多，中毒也最深罢了。

我常常说，古典文学好比一条牛，我们要吃牛肉、喝牛奶，吸取牛肉和牛奶的滋养料，来强壮自己，建立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说，要“撷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是这件事“谈何容易”。牛肉里可能有寄生虫，牛奶里也可能会有许多的结核菌，何况我们自己就是带菌者，或者竟是害着传染病的人，稍微大意，就会把毒素散布给学生。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固然不会有意去毒害青年，但是，我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我们自己的杀菌消毒工作做得不完全，就会贻害无穷的。

在一个主旨为“批判胡适”的大会上，这个发言显然有点“顾左右而言他”了，通篇讲话竟然连“胡适”这个名字都没出现一次！当然，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说，他要表现出积极的参与姿态。于是，在发言的最后，他说道：

思想上的消毒杀菌工作，说难是千难万难，只要你自己知道是患病人、带菌者，肯去治病，不“讳疾忌医”，这里就有一剂百发百中的灵丹妙药，那就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摧毁唯心论的炸药，马列主义好比是太阳，它一出来，什么妖魔鬼怪都完了，什么细菌都可以消灭。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太阳光有晒不到晒不透的地方，就是细菌毒素隐藏的处所，也就是我们的思想的深处。这个地方的消毒杀菌工作颇不容易，要我们忍得痛苦，舍得刮骨开刀才行，所以我说这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而且我也愿意尽最大努力参加到这一斗争中去，和大家一齐向反动思想进行斗争，和大家一同学习，一同进步。

那么，在接下来如火如荼的“批判胡适”的大潮中，刘文典又是如何表现的呢？据他的一位年轻同事后来写文章说，凡是系里举行的批判学习大会，刘文典一般都参加，但是很少发言。别人讲话，他要么装着记录，要么闭眼休息。

到1957年时，刘文典自己也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大肆批判，当时就有人揭出他的一条“罪状”：系里组织开批判会，他竟然“靠在沙发上睡大觉”！

注释

1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296页。

2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4版，第175页。

3刘文典：《刘文典全集》（一），第7页。

4刘平章主编：《刘文典传闻轶事》，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59页。

5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36页。

6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932页。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1)

1928年，是刘文典人生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刘文典凭借为《新青年》撰稿、校勘《淮南子》、翻译生物学著作等诸方面的努力，在国内学术界逐渐积累起一定的声名，但与其他学界名人相比，并无特别突出之处。而到了这一年，历史将他推向一所高等学府实际负责人的舞台，在面对权贵势力时，他那富有个性的回应让世人更深地体会到了人格独立的魅力。

仅仅因为这一点，他便从无数学界名人中脱颖而出，成为特别的“这一个”。实际上，从顶撞蒋介石的那一刻开始，刘文典的名字便已注定被写进中国的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人权史。

“难产”终结者

世间的事情，惊变往往出于偶然。

北大是中国高等学府的突出代表，荟萃着大量不同领域的精英人物。年轻的刘文典尽管很早就做出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淮南鸿烈集解》，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校方特别的注意。

进校数年，刘文典的薪水一直没有提升，而一些比他后到学校的教师甚至已走在他的前面。这让一向自负的刘文典很是郁闷，生活也困难到了极点，“除身上所穿衣服外，所有的东西尽入质库，房东下令逐客，煤米都尽，凄惨之情，笔难尽述”。如此艰难状况之下，刘文典想到了“跳槽”。

茫茫尘世，出路何在？刘文典想到了胡适，这位老大哥一直很关心他的生活，曾经多次给予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援助、精神鼓舞。考虑再三，刘文典决定写一封信给胡适，讲述内心的苦闷，并希望胡适能够帮他物色一个好的出路：“你的门路很广的，凡是书局、报馆，都把你的一言看得九鼎般重，务请你替典想想法子，典虽然不才，译书、编书、做文章，以及报馆的编辑都还干得来，薪水也不奢望，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了。”

细读这封信，可以发现刘文典当时“跳槽”的愿望尚不特别强烈。他写信给胡适的目的，最主要的动因可能有两点：一是纾解内心的愤懑情绪，二是希望胡适凭借自身在北大的影响力有机会帮他在学校领导那里“吹吹风”。

刘文典在这封信里所说的话有点言不由衷，他不可能会接受一份薪水“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的新工作，这更像是一种气话。刘文典内心深处的自负在这封信里随处可见，比如说到当报馆的编辑时，他就侃侃而谈，“这层典很有点抱负，现在的报纸没有半家编得合法子，典要编起来，完全要改成西洋报纸的样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报一样，暇时要做一篇长文章，把全国的报纸都大骂一顿哩”。

可以想见，对于这样一位经历丰富、学识广博、内心自负的大学教授，一般的职位是根本不在他眼里的。于是，“跳槽”的计划一拖再拖，直到刘文典接到家乡的邀请，让他参与筹建安徽大学。

说起来很有意思，安徽大学的筹建历经波折，反反复复，走走停停，从最初动议到刘文典正式接手筹建，倏忽间已过去六年。1928年4月，安大预科开始招生之际，安徽省教育厅主办的《安徽教育行政周刊》上登出了一篇文章——《我对于安徽大学的愿望》，作者署名为“张友仁”，开头就提到了这一段“难产”的历史：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2)

随便怎么说，安徽都有设立一个大学的必要。在以往，这调儿是早就听见唱了。此唱，彼和，彼唱，此和，于是乎有了筹备。这是多么顺遂的现象！但是这一筹备，可就筹备住了。说来差不多有了近十年的长久，安徽大学依然在筹备。怪不得有一位说了一句调侃的话：“安徽大学的产生，比三四十岁才出嫁的老姑娘的生产还难！”又有一位朋友说了一句预测的话：“安徽大学是永远筹备的大学。”虽则这两位朋友的话不无有点“幽默”，然而却是本诸“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之情的。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肇始于清朝末年，“安徽最早设立的高等学校是1898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准改敬敷书院而成立的求是学堂，后改称大学堂，复又改名安徽高等学堂”1。敬敷书院始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由江南省操江巡抚李曰芃捐资两千两白银创办，院址先在安庆城内同安岭，后迁往安庆北门外百子桥西。1903年，朝廷颁布《奏定高等学堂单程》，规定各省只能在省城设高等学堂一所，于是安徽大学堂改为安徽高等学堂，并聘来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先生担任学堂总办（后称监督）。而后，还涌现出安徽武备学堂、私立江淮大学、安徽省公立政法专门学校、安徽高等农业学堂等一批高等院校。遗憾的是，由于辛亥革命、经济拮据等原因，这些学校后来陆续停办。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关心安徽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开始四方奔走，呼吁创建安徽大学，其中最为积极的是蔡晓舟。蔡晓舟是安徽合肥人，年轻时就投入反清斗争，曾参与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回到合肥，决心致力于教育事业，呼唤民智，倡导启蒙。

1921年7月，蔡晓舟联络同道组成“安徽大学期成会”，奔赴北京、上海等地，“蔡晓舟在北京东方饭店宴请在京的皖籍名流学者，到会的有许世英、江朝宗、柏文蔚、胡适、高一涵等数十人。蔡晓舟慷慨陈词，并抽刀断指，用鲜血书写了‘誓死建成安徽大学’八个大字”2。第二年春天，“安徽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由蔡晓舟、刘贻燕、徐光炜任筹备处事务股干事，具体负责筹备工作。胡适、陶行知（当时还叫陶知行）、刘希平、高一涵、江朝宗、柏文蔚等社会名流，均被列为筹备处评议员或交际股干事。

1923年2月，一直积极支持创建安徽大学的省长许世英，因遭到贿选议员和军阀余孽的双重攻击而辞职，安徽大学筹备一事遂告吹。其后，安徽大学筹建工作两度重提，两度搁浅。光阴一晃，已阅经年。1927年10月，军阀陈调元任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为缓和安徽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的不满情绪，决定恢复安徽大学的筹建工作，重新组建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

刘文典一开始并不在筹备名单之内，安徽方面原本计划推选刘文典的北大同事、安徽同乡王星拱为筹委会主任，主持安大筹建工作。王星拱，字抚五，安徽怀宁人，曾在安徽高等学堂读书，后到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留学，主攻化学专业。191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国内教育界颇有声望。遗憾的是，安大筹建一拖再拖，而此时正在筹建中的武汉大学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于是王星拱未能到任主持安大的早期筹建工作。

1927年年底，刘文典正式登上安大筹建的历史舞台。筹备会成员或为社会名流，或为政界要人，共有十一人，分别为：余谊密、胡春霖、张秋白、汤志先、雷啸岑、刘文典、吴承宗、廖方新、常宗会、刘复、吴善。其中，余谊密时任安徽财政厅厅长，雷啸岑时任安徽教育厅厅长，胡春霖时任安徽建设厅厅长，刘复时任安徽司法厅厅长，其余几人包括刘文典在内为知名学者。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3)

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刘文典“跳槽”到安大，可能缘于王星拱的推荐。他最初应该是想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为今南京大学前身)文学院任教的，当时王星拱在这所学校任高等教育处处长、化学系教授。刘文典到了南京以后发现，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乌烟瘴气”，根本不适合他。恰好这时，王星拱婉拒了安徽大学筹委会主任的邀请，可能正是他的推荐，刘文典进入安徽省教育界的视野。

另有一种说法是，刘文典到安大，缘于于右任的推荐。在靳仁编著的《民国血案惨案迫害案》中提到“蒋介石扣押刘文典案”：“筹建安徽大学，诸事齐备，唯独校长人选难以择定其人。经多方磋商，由于右任力荐，刘文典接受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之聘，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南下安庆就任。”这只是一家之辞，并无旁证，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按照刘文典一向的清高狂傲，他最初对安徽的大小官员们是心存芥蒂的，“安徽的那些东西不能共事，所谓大学也不过是那么一句话而已”。那么，刘文典后来为什么又会改变主意，接受安徽大学的邀请呢？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里，他道出了原委：“弟所以跑在安庆那样秽浊的地方讨生活，一来是因为安庆有个中学（全省仅剩这一个硕果），小儿可以读书；二来是受生活的压迫，所以才忍耻含垢在那里鬼混，过的生活真苦极了。终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们周旋，简直是娼妓一般。”由此可见，刘文典在做出决定之前，是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争斗的，但最终“饥饿”让他屈服。

当然，安徽对于这位学贯中西、个性刚直的皖籍精英，一直是十分尊敬与重视的。在筹委会所有成员中，无论是在国立大学任教的经验还是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刘文典都首屈一指，因而很快就被公推为预科主任，代行校长职权，负责布告招生。

事不宜迟。1928年2月18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向省教育厅函送《安徽大学组织大纲草案》，这是刘文典苦熬了几个通宵完成的一份“大学筹建方略”。在草案的后面，刘文典还特意附了一张“组织结构系统图”，突出表达自己的大学构建思想。

从这份草案来看，刘文典将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所领会到的大学组织与管理理念较好地容纳于其中。比如在校务管理上，他就建议采取“会议制”，一种是由大学各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文书主任及教授代表组成的校务会，专门讨论教育方针、全校风纪、各学系及科之增设与变更等；一种是教授会，主要选举评议会及校务会之代表、讨论评议会及校务会交议事项等；还有一种则是学院会，由各学院院长、各系科主任、教授、副教授等组成，主要职责是提出本学院的预算、议定本学院的课程设置等。如此种种，为国内学人理想的“教授治校”模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28年2月24日，安徽大学筹委会成员、省教育厅厅长雷啸岑对刘文典的这一草案给予高度评价：“条理缜密，擘画周详，啸岑极表赞同。”

“空头支票”风波

时局维艰，筚路蓝缕。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4)

1928年2月13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公推刘文典为预科主任，并决议于当年春季先办预科，分设甲乙两部，甲部为社会科学，乙部为自然科学，每部招收一年级新生各两班，“由刘主任文典从速布告招生”。

在“吾人急切的盼望”中，一度“难产”的安徽大学终于拉开招生大幕。刘文典亲自上阵指挥，招生简章迅即发往全省各地，当年决定招收预科生一百七十二人，分两个批次招考。第一次考试时间是3月21日至23日，第二次考试时间是4月2日至4日，考试科目为：三民主义、国文、英文、数学（算术、代数、集合、三角）、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体格检查。被录取的学生要求于4月5日前到学校报到缴费。

这壁厢全省年轻学子奔走相告，招生轰轰烈烈；那壁厢刘文典却寝食难安，为经费短缺烦神。

早在安徽大学筹划创建之际，安徽省政府就承诺“借拨预科开办费一万元”，但直到大学预科招生即将开始，这一万元仍不知躺在何处，相当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急得刘文典像热锅里的蚂蚁，四方奔走。

2月7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再度向安徽省政府求助，要求尽快筹拨预科开办经费：“前奉省政府咨复转令财政厅借拨预科开办费一万元，当即函转请予拨交具领，现瞬届两月，并未领到分文，而预科招生考试及始业日期均近在目前，急需开办经费应用，嘱即转促财政厅遵照省令，克日筹拨，以便筹办一切。”

这一呼声终于得到了回应。3月31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举行第十次常委会，高中保管员吴缉熙向大会报告：省政府发出“教字第四一号”公函，内开预科开办费一万元，已令行财政厅遵照前令迅予拨发。

预科开学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1928年4月10日上午10时，安徽大学在位于安庆北门外百子桥西安徽省公立政法专门学校旧址的预科大礼堂内，举行开学典礼。安徽大学的正式诞生，意味着安徽的高等教育事业走入了新的历程。

此时此刻，刘文典的心里却没有多少喜悦激动之情。根据他拟就的《安徽大学组织大纲草案》，安徽大学原本是“但设本科，不设预科”的，考虑到各地中学毕业生程度不齐可以暂设预科，但开办安大的终极目标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设立文学、法学、农学、工学、理学、医学等学院，各个学院再分若干系或科。可是，开办学院、租赁教室、聘请教员，任何一个举措都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而教育经费短缺在当时几成惯例，刘文典的心里不禁生出几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慨叹。

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是唯一的出路。

安徽教育界争取经费独立的努力由来已久。“军阀倪嗣冲自1913年统治安徽后，经常削减和挪用已经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充作战争经费。因此安徽的教育经费在1915年到1921年间下降到全国倒数第二位，呈现奄奄一息的状态。不少学校连续几个月不发教师薪金，教师生活没有着落，广大学生经常受到失学的威胁”3。而就在这时，安徽省的一些议员为了向倪嗣冲献媚，竟然动用巨款在安徽蚌埠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省学联获知这一信息后，立即通知各校派学生代表赴省会安庆请愿。在姜高琦、周肇基等学生代表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省议会被迫低头，将教育经费由原来的七十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并允许教育经费独立，由教育界推派人选，管理教育经费开支。

省长许世英到任后，曾公开承诺“当维持教育经费，公开民财各政”。安徽大学的筹建也因此而得到特别照顾，1924年10月，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向省府呈文《关于烟酒附加一成特捐移做筹备安徽大学基金与财政厅会稿》，建议以厘金及烟酒税附加百分之十作为筹建安徽大学的基金。第二年4月，时任安徽省长的王揖唐决定，从卷烟营业凭证税中划拨，解决安徽大学基金问题。遗憾的是，这一次安大筹备因故再度搁浅，征收特别教育经费的设想自然也就没了下文。

刘文典接手筹建安徽大学后，筹备处曾专门“呈请省府审定全年度经费为七十二万元，另划全省契税收入八十二万元为大学基金”。然而，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资金仍然没有得到落实，筹建中的安大只能靠省财政的微薄拨款，艰难度日，举步维艰。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5)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1926年以前，安徽的教育经费岁支一百五十三万元，均由地方税支给；大学基金指定卷烟税，义务教育经费指定厘金及烟酒附加。1927年3月，安徽省政务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决，“以卷烟税为教育专款，不足之数由省地方税拨补”。可惜好景不长，6月，新接替孙科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国舅”宋子文坚持推行《征收卷烟统税条例》，要求改办统税，将卷烟税收归国税范围。安徽的教育经费“不得不另求相当税源，以资代替”。

安大的开办，已如弦上之箭，开弓就没了回头路，但经费的困窘又让刘文典愁眉不展，焦虑万分。1928年3月19日，经安大筹委会讨论审查，“大学院本部及预科、文、法、农、工四学院每年经临两费共需七十三万五千四百一十二元，因经费困难，先办两学院，俟明年再为扩充，其基金指定全省契税年比八十四万元，按照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年实收数平均计算，每年在七十万元左右（内除经征官百分之三公费），若加以整理，尚属有盈无绌”4。可是，由于没有自行征收卷烟特税的权力，安徽的教育经费完全听凭中央的拨付，连七十余万元的大学经费都保证不了，更别说“基金指定全省契税年比八十四万元”的承诺了。说白了，这不过是一张更大面值的“空头支票”而已。

1928年3月，在刘文典等人的积极奔走呼吁下，省立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呈请省政府，提议派员赴芜湖征收卷烟凭证税，解决安徽教育经费困难问题。3月29日，芜湖举行游行大会，力争将卷烟凭证税作为教育基金，“到者数万人，皆义愤填膺，誓死抗争，不达目的不止，民情激昂，数年来未有如此之甚者”。参与游行的人都认为，将卷烟税收归国税，纯粹是中央相关部门的个别人听凭帝国主义烟草商人有意从中作祟，置整个安徽的教育事业于危难之境。

看到民情如此激愤，政府官员们也坐不住了。芜湖举行游行大会的第二天，安徽省政府紧急致信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前大部（指财政部）饬就所征卷烟税内月拨五成，付皖省年约百十三余万元，尚难应付中等教育。其大学经费七十余万元，并无着落。各界闻此电讯，人心弥形惶恐，以为皖省教育事业，势非全停不可。险象环生，呼吁愈迫。特再据情电陈，务恳俯赐查照迭案，另指的款救济，无任迫切待命之至。”5

在此前后，安徽教育界已主动组织起来，积极推选代表，赴沪、宁两地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兑现“空头支票”。1928年3月初，刘文典当仁不让，与安徽教育经费管理处处长程滨遗一道，赶到了上海黄浦外滩的中央银行总部，向宋子文面呈安徽教育经费的艰难状况，慷慨陈词：“今后唯一之希望，即为如何确定教费之来源。根据大学院教育经费独立之明令，划分何项税收，使教育行政机关能直接征收、直接保管、直接支配；在可能范围内，做可能之事业；斯则行政当局与热心教育诸同志，所共同努力以赴之者也。”

刘文典态度很明确，中央既然断了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来源，要么允许地方政府“开小灶”收点什么税费，要么每月多给一点补助。财政部此前承诺拨付月助七万元，对于安徽的教育实际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刘文典认为，每月最低限度，不得少于十六万元。

只可惜，话不投机半句多，尽管刘文典费尽口舌，但宋子文却岿然不动，依然坚持原来的决策，每月拨付七万元，气得刘文典连“骂娘”的心都有了，与宋子文“颇起争执”。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却互不买账，于是相约赶到南京，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公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刘文典很快就得到了满意的回应。在安徽各界的抗议与请愿声中，1928年4月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做出让步，同意每月拨给安徽十万元教育经费补助。余谊密也承诺，除了中央月拨款外，省财政部门也将在地方税项下，月筹四万元。

“空头支票”终于有了兑现的可能。于是，安徽省政府下令裁撤芜湖卷烟凭证税局，“教费问题，乃告一段落”。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6)

“宣传共产”诬案

1928年5月2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汤志先、刘文典、韩安、廖方新、吴承宗、胡春霖、吴善等出席。财政厅厅长因故未到，请人代为参加。会议主席为韩安。

这是安徽大学筹建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韩安宣读完省政府关于安大经费预算的答复函后，随即进入安大办学筹备的核心程序，最终形成四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决议：一是确定先办文学院、农学院，其余法、工学院，须延聘专门人才，分别积极筹备，等第二年秋季再办；二是决议文学院筹备主任暂设二人，公推刘文典、汤志先充任；三是决议公推吴承宗为工学院筹备主任；四是公推汤志先兼任法学院筹备主任。

开学在即，时间窘迫，一时又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筹备委员会向省政府汇报后确定：由文学院筹备主任刘文典代行校长职权，主持校务工作。

由于校址选择、主任人选等问题，农学院的筹备进展缓慢，直到1928年9月初才确定由韩安出任农学院筹备主任。此时，安徽大学当年的秋季本科招生已经开始，农学院错过了“档期”，最终只剩下文学院“孤军奋战”。

刘文典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幸好，尽管各方面条件有限，筹备时间不长，但在刘文典的周密安排下，一边招兵买马，一边大肆采购，文学院各项工作进展倒也尽遂人意。1928年9月17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审议文学院秋季招生事宜，决定成立招生委员会，推定廖景初、刘文典、邓仲禹、高被遐、吴季瑞、吴觉民、葛晓东、叶振钧、张国乔等人为招生委员，负责文学院招生事宜，并确定在文学院内设立中国文学系、教育学系、法律学系和政治经济学系。

10月，当看到九十六名本科生绽放着青春的笑容走进学校大门时，刘文典长吁了一口气，半是欣喜半是惭愧，喜的是不负众望，终结了安大的“难产”；愧的是已经“半年没有摸书本子”。作为一名学者，完全忙于俗务，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暗暗下定决心：以后每天抽出一两个钟头，做一点校勘或翻译的工作。

一切步入正轨，刘文典开始精心谋划起学校的将来、自身的学术，希望能在尽快的时间内提升安徽高等教育的品位，改变一下安徽当时的污浊空气。

他想到了胡适。1921年8月，在陈独秀的策划和委托下，胡适带领安徽旅京、旅沪、旅宁同乡会中的教育界名流在安庆停留一周，并在省立一中、省立一师进行多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演讲，引起安徽各界极大震动。蔡晓舟、刘希平、李光炯等人当时刚刚上书省政府呼吁筹建安徽大学，胡适欣然答应加入安大筹委会，任交际股干事，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胡适没有过多参与安大的筹建工作。

刘文典知道，胡适对于家乡的教育事业确实有些失望，但仍是十分关心的，只不过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斟酌再三，刘文典决定给胡适写信，邀请他再到安庆讲学：“安庆社会太坏，研究学问的空气十分稀薄，你能来讲演几天，必然可以改变风气。”

写完这几句话，刘文典担心胡适仍不为所动，于是用起了激将法：“适之，你究竟是个安徽人，对于本省教育，似乎不能太漠视了。你自己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就仅着本省一班青年们不知道戴东原、王念孙、杜威、罗素是什么人，心里总有点不忍罢？”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7)

如此“语重心长”的劝说，相信胡适读了以后，不会不小有心动吧！写到这里，刘文典不觉生出几分得意，喝了口夫人刚刚炖好的鸭汤，心里在暗自嘀咕：没有我刘文典，安徽的高等教育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才会有个眉目吧！

没想到，这种春风得意的日子没过上几天，就遇到大麻烦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刘文典做梦都没想到，竟然有人假借全体安大预科学生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举报他“宣传共产，希图破坏”，要求“请予调查扑灭”。

这让刘文典有点哭笑不得。他早年就投身民主革命，后来又追随孙中山先生，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虽然有过失望，但在当时的境况下，他对于共产主义并无太多的了解，同情可能是有的，1927年也曾在汉口翻译过布哈林的书，但如果说有所图谋，就言过其实了。

对于刘文典而言，他当下最大的愿望无非是希望大学校园能够尽量自由宽容一点，可以允许多种思想、多种声音一道存在，不能变成官场，更不能变成政治的附庸。因此在很多场合，他确实经常强调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他不太喜欢官员有事没事就往学校里跑，混个兼职教授，或者搞个什么报告。他觉得教书育人应该是教授们做的事情，当官的就应该想着怎么为大学提供独立自由的空间与尽量充裕的支持。其他的，用不着官老爷们瞎掺和。

安徽大学刚创办不久，里面有没有信仰共产主义的进步青年呢？刘文典心里清楚，肯定是有的。1928年年初，安大刚刚创办预科的时候，有一天，刘文典突然接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密令，大意是预科中有一位姓王的学生是共产党员，要密切加以监视。刘文典心里暗暗起惊，但仍是平静地找来这位学生，询问具体情况，当得知情况确实后，他立即动员对方迅速离校，并派遣学校工友将之送上逃亡的轮船。当天晚上，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就派了便衣特务跑到安大预科学生的宿舍里搞突击搜查，结果死活找不到这位“嫌疑分子”。询问刘文典，刘文典假装糊涂，一问三不知，此事当然也就没了下文。

刘文典如此开明的办学做派，不会不引起一些进步青年的关注。安大文学院开始招生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后，流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俞昌准、刘树德、王金林、陈一煌、欧阳良劭（即欧阳惠林，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刘复彭（即刘丹，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都纷纷考入安徽大学”6。他们利用安大学生这块招牌掩护自己，在学校里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趁着夜深用炭墨在学校的墙壁上书写革命标语，还经常散发、张贴一份名为《血光》的革命刊物。安大的学生晚上下自修回来后，经常一翻被褥，就能看见八开纸油印的《血光》，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原来学校里还真有共产党！”

对于这些情况，刘文典不可能一无所闻，但既然没有人站出来较真，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深究。作为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他颇能理解热血青年们的政治抱负，同时也替他们的安全暗自担心。1928年2月，蒋介石重新掌握党政大权，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当年10月，他又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正是踌躇满志之际，“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正在这时，刘文典遭到了奸人的举报，认为他与共产党暗通款曲。由于“事关共产”，国民党中央军委当即要求安徽省政府“虚实均应查究”。很快，安徽省督学罗良铸奉命到校彻查，声势浩大，惊动一方。刘文典心里无事，波澜不惊，仍然一如既往地正常进出学校，主持大政。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8)

倒是一些学生被这样的谣言所震怒，主动聚合在一起，联合发表言辞激烈的书面声明：“刘主任被控有共产行动，生等惊闻之下，愤慨同深。刘主任精通中西学术，而国学尤称独到，为人诚恳率真，热心教育，此次办理预科，尤见精勤剀切之忱，生等景仰靡穷，绝无控告之举。所谓宣传共产，尤属子虚，显系奸人盗名诬控。”7时值暑假，四十七名留校补习的预科学生在联合声明上签名，为刘文典伸张清白。

尽管这些学生其实并不真正清楚刘文典有无宣传共产的举动，但他们从内心尊敬这位勤勉辛劳筹建安大的师长，更愿意用实际行动去守护他的声誉。学生们果敢的真情，让刘文典感到温暖。当初选择回到安徽办教育，最为期待的不就是培养一批敢于思考国家前途命运、敢于与强权抗衡的真正栋梁吗？

由于查无实证，刘文典“宣传共产”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女校开演“武剧”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刘文典被举报“宣传共产”，应当不是空穴来风。

正如上文所说，他素来主张“大学不是衙门”，听凭各种思潮在大学校园里滋生蔓延，对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学生并未严加整饬，甚至还暗加保护。这就造成安大校园内自由空气弥漫，不可能不引起反动势力的关注。

而就在这个多事之秋，刘文典又接到密报，预科新来的学生俞昌准可能是共产党员。俞昌准，是安徽早期革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里稍稍交代一下他的简历：安徽南陵人，十五岁考进上海南洋中学，开始接触进步书刊，慢慢倾向于共产革命。经过“五卅运动”的考验后，俞昌准在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4月，俞昌准受党的指派到安庆工作，为了安全，化名陈青文进入安大预科学习，并与该校党支部书记王金林一道，秘密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组织活动。俞昌准被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告密，正是他进校后不久发生的事情。

接到密报后，刘文典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不太想将信仰共产主义的进步青年送进牢狱，另一方面他又不能置学生的告密于不顾。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借口查宿舍，来到了俞昌准的住处。结果，在俞的书架上果然看见藏有《通俗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书籍，他当即不动声色地告诉俞昌准：“这些书不能看，你们不能再在学校搞活动了，赶紧走吧！”

俞昌准自然明白刘文典话里的意思，迅速卷起铺盖，悄然离校。对于刘文典给予的保护，俞昌准很是感激，他后来写信给家人说：“男已决定在校安心读书，奈事不遂愿，竟有国家主义派同学在学校及当局前密告男有某党嫌疑……主任刘文典待男颇厚，彼表示非退学不可，同时亦示歉意。”

客观地说，刘文典当时对共产主义并非完全支持，只不过他认为思想信仰在于个人，而大学就应该是一个能够允许不同思想自由飞舞的地方，否则大学的独立精神就无从谈起了。更何况，刘文典一直“以新思想自居”。

或许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纵容”，安大的自由思想空气异常活跃，而这自然会给刘文典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可能连刘文典做梦都没想到，仅仅因为安大的几个学生与隔壁学校的学生发生了点冲突，最后竟兴起一场学潮，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惊动“党国”最高领袖，而他自己也因此“一骂成名”。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躲在背后策划组织这场学潮的，正是与俞昌准等人一道进校的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进步青年们。当然，这是后话了。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9)

还是先说说学潮的起源吧。或许是时间已远的缘故，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相，目前有N个版本，尤其在细节上说法各异，矛盾不一，其中不乏夹有许多穿凿附会的描述。

要想还原历史，拭去岁月尘埃，最好的办法无疑还是查阅当事人的回忆文字或当年的新闻报道。尽管这已有些困难，但经过多方追寻，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第一手的珍贵资料，这里先来看看来自当年安大学生胡松叔的回忆：

一九二八年冬，安庆女中召开恳亲会，给每个家长发出了请柬，会后准备演出几个文娱节目。有部分家长因故不能亲到，请柬落入别人手中。其中，又有少数落入安大学生手中，持柬者戏言，受到女中特邀，引起同学误会。一批人于是不请自到，定要入内参加晚会，女中乃停电，声称晚会停开。血气方刚的安大的一群小伙子，更以为受辱，遂将女中桌椅门窗捣毁，黑夜之中难免有殃及池鱼事，可是并未打人。

这一记录来自《安庆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安庆人物史料专辑》，据作者唐鸣珂称，胡松叔也是当年学潮的学生代表之一。但胡的回忆，与当时的新闻报道有相当的出入。其实，在事情发生六天后，《申报》教育消息版就作了详细报道，主标题是《皖一女中校发生被毁风潮》，记者所说的情况显然比胡松叔所说的要严重很多：

本月二十三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十六周年纪念，并开成绩展览会。晚间十时许，忽闻该校有被人捣毁消息，其中且杂有手枪声，秩序大乱，该校女生，吓得乱窜。

该校在城内百花亭僻静之区，时已夜深，未便前往。次日清晨，至该校探询究竟。据称昨日五时开会后，全校校友正在膳堂聚餐，突有安徽大学学生杨璘、周光宇、侯地芬等，先后率领百余人，直撞入礼堂。当经学生、教职员再四劝喻不去，其势汹汹，并前后把守，阻止出入，于是无法处理。因即函请安大刘主任到校，妥商办法，乃该校传达，又被迫不为通报。处此情形紧急之下，特派役持函逾墙出请公安局，派警来校持持。

至八时许，保安队来校，始将礼堂打毁，一哄而出，沿路并将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乃齐轰出门后，未几又来多人，手持木棍涌入，捣毁校务处，并扭校长迎头痛击，幸经救护，未受重伤。复拥至男教员室，殴人毁物，呼打之声震天。此时似闻有手枪声，幸有保安队伺打救护，历三小时之久，至夜深十二时许，方将校牌投诸污池以去，旋有翟宗涛来校访问，行至礼堂前空地，尚有石子从学校西边纷纷飞来，安大文学院与该女学校只隔一墙故耳。此当晚肇事之情形也。

打架打了三个小时，还惊动警察鸣枪弹压，甚至连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的校长程勉都被安大的学生“迎头痛击”，可见事态已经多么严重！那么，这些学生又是为何要闹事的呢？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程勉诬蔑安大学生捣乱会场、侮辱女生”，因而引起学生不满，结果导致争端。从现有的资料看，学生肇事的起源可能还是缘于误会，这从1928年11月29日《新闻报》的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出：

二十三日为一女中十六周年纪念日。先一日通知各机关、各学校，叙明当时开成绩展览会，欢迎参观。届时前往参观之人士甚众。下午五时闭会，六时许全校教职员、学生方在膳堂聚餐，杨等百余人，即一轰入礼堂，声言来参观跳舞。该校教职员、学生即出谓本校晚间并无跳舞，只有实小学生小规模之游戏，系师生同乐会性质，并不招待来宾云云。杨等不信，坚欲闯门而入，其势汹汹，小学生恐惧异常，各家属携之而去，师生同乐会亦不举行。杨等谓该校有意停会，严加责问。该校乃派人持函请文学院主任刘文典来校劝导，久久不至，不得已派人持函越墙至公安局，请派警维持秩序。八时许保安队莅场，杨等又大骂该校武力压迫，污辱学生人格，一唱百和，而武剧开幕矣。8

年轻学生血气方刚，只觉得“太伤自尊了”，哪管得了真实情况如何！当他们打架打得正欢的时候，还没忘记派人将学校的传达工扣押住，不得给外面送信，结果刘文典被蒙在鼓里，兀自在家忙着他的《说苑》校勘。事态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10)

这里要简单插叙一下，有一种说法认为，刘文典当天晚上接到了学生的报告，并准备前往女中与程勉理论一番，结果被拒之门外。“当晚女中突然宣布戏停演，该校将会场秩序无法维持的责任完全推到安大学生身上，捏造事实诬蔑安大学生在该校闹事，刘主任文典闻讯后，即乘黄包车来到安大。去的同学向刘主任陈述了事实经过。刘主任对女中负责人之任意捏造事实、诬蔑安大学生、损害安大校誉，表示极大地愤慨。当即去女中找程勉，意欲与其交换意见，了解情况，弄清事实，以正视听，但女中校门依然禁闭。刘文典在门外大声叫喊开门，说：‘我刘某某来找你们的程校长。’可是里面始终无人答话理睬，刘主任只好回到安大。”9很显然，这种说法将事情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女中的头上。从今天掌握的材料来分析，这应该是有失公允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双方的学校负责人确实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接上头。看到刘文典迟迟没有现身，省立第一女中的师生们满腹怨气，决定要向省政府申诉，讨还公道。

第二天一早，女中校内忽然又传来“安大学生可能还要再来打复仇架”的消息，纤弱的女生们吓得花容失色，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学校方面紧急开会，最后一致商定：由冯教务主任带领百余名女生，前往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省政府教育厅请愿，要求彻查此事，惩办祸首。

那真是民国街头的一道独特风景！百余名女生打着标语，在学校教务主任以及学生代表董瑞兰、姜润的带领下，浩浩荡荡走向省府办公地。女生所到之处，早已待命的管辖区警员们立即全线出动，将她们团团保卫起来，滴水不漏，小心翼翼，按照“首长待遇”一路严密护送到目的地。

省政府代理主席孙棨早已接到报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亲自出面接见，并承诺一定会秉公办理，彻查此事，给学生一个满意的交代。当天晚上，省教育厅厅长韩安召集当地各中学校长开会，准备推选安庆一中校长李相勖、省立第一职业学校校长毛保恒、安庆六邑中学校长史邦轮分赴安徽大学、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调解协商处理办法。

事情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刘文典也从参与的学生那里掌握了事情的大概，打心底里说，他依然认为那不过是年轻学生们的一时冲动而已，本来两校好好协商协商，并非不能解决。但他没想到，程勉还没与他见面，就一状告到了省政府，并扬言：“如能达到开除杨璘等三人，即可和平解决，否则人证俱全，惟有诉诸法律，请求法院依法讯办！”

这一下，惹火了刘文典。

“皖省学潮”真相

事情本来是很好解决的，但刘文典一向“吃软不吃硬”，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年头，谁怕谁！

对于女中的得理不饶人，性格倔强的刘文典决定“不买账”，因而在接待女中学生代表时，他的回答很是干脆：“此事事出突然，实为安徽教育界之大不幸，本人为公为私，对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全体十分抱歉。只是现在学生气焰方张，本人无力解决，务请原谅！”

局势，就这样僵持住了。11月25日，奉命前往两校进行调解的三所中学校长无功而返，只能如实向省教育厅报告：安大学生已经诉诸学生会主持，无法调停，请厅长另想办法。韩安知道刘文典的性格，此时也是束手无策，唯有等待省政府委员会提出解决方案。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11)

原本只是一件普通的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冲突，但当时正在安庆地区积极活动的共产党却瞅准了这个机会。那个曾经被刘文典婉言辞退的俞昌准，如今已是安庆团县委的书记，他很快就意识到安大与女中之间的纠纷，正是他们打入女中的绝好机会：“我们要从运动中争取积极进步的同学到团的周围来，从而挑其表现最好的吸收入团，从斗争中发展组织，从发展组织中进行斗争，一定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掌握领导权，女中我们还是个空白点，要设法打进去。”

于是，在他的策划下，各校支部动员全体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解放后，据当时任安庆团县委组织常委的钱新嘉回忆，当时他们采取的是“搅浑水”的办法：

当时安大学生派出四名代表，以王金林为首到各校宣传反对程勉侮辱安大同学亦包括其他中学的非法行为。一中首先响应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选出汪经略、邹人孟、秦培风、钱新嘉四名代表，陪同安大代表到其他各校宣传，各校亦都纷纷响应，选出代表，连私立成德中学和贫民女中（教会办），也都带动起来，即时组织各校代表到安大举行联席会议，公推钱新嘉担任主席。

会议列举程勉种种学阀行为，程勉亦派出女中代表四人到各校游说，为程勉辩护，反诬安大学生欺侮她们，破坏学校。他们四代表以董瑞兰为首（此人解放前在高琦小学教书）。大概在四次联席会议，决定全体代表到伪省府见蒋介石，蒋不见，由伪省代主席孙孟启代见，他的回答是“政府查明事实，依法处理”。我们对这样答复当然不满意。一个侍从之类的人，要我们每人签了名，一共四十八名。

以上情况金林要我向小俞（指俞昌准）汇报，小俞这样说：“请愿是不能解决问题，不过可以暴露反动统治阶级的嘴脸，我们继续朝下干！”

在进步青年的直接策划与参与下，事态越变越复杂。正当女中的学生哭喊鸣冤之际，安大的学生们也涌到了省政府门口，声称女中校长程勉动用武力包围安大，甚至鸣枪威胁，完全是一派强权做法，应予以撤职查办。而在安庆的街头巷尾，一些安大的学生则趁机散发传单，呼吁惩戒程勉。

11月26日，韩安、程勉前往省政府，与省政府代理主席孙棨、省政府秘书长张亚威、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贺灵均共商解决大计。经过左右权衡、再三协商，两校都决定做出让步。刘文典答应正式道歉，赔偿损失，并承担受伤女生、女仆夏妈的医药费。但对开除杨璘、周光宇、侯地芬等三人一事，暂时保留意见，要求一切等事实真相被查明后再做决定。程勉看到眼前形势略有缓和，也不再坚持，只希望刘文典遵守承诺就好。所有纷争，貌似平息。

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好不容易抓住了这个机会，岂肯轻易放过！

几天前，由于叛徒告密，俞昌准已经被捕，但按照团县委的商议，决定将学运继续下去。经过周密部署，由钱新嘉任团县委代理书记，派安大预科学生汪耀华同志担任县委，分管宣传工作，王金林分管组织工作。代表们在安大举行了第七次联席会议，大家义愤填膺，豪情万丈，一致决定于第二天游行示威，并推举安徽第一职业学校学生张和担任大会主席，钱新嘉担任总指挥，大会宣言由安大文学院学生刘树德起草。

第二天一早，大约四千余人在安大操场誓师出发，高举要求严惩程勉的标语，一路高呼各种学运口号，浩浩荡荡到了省政府广场。学生们已经听说，蒋介石当天早晨已经到达安庆，这无疑是个聚众起事、严惩异己的好机会。不料，到了省政府门口后，蒋介石不愿出来与学生见面，只派人出来回话：“主席正在开会。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政府已经知道了，一定会查明事实，依法办理。”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12)

其实，蒋介石哪里是在开会，而是正在极度郁闷中呢。1928年10月，他正式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一人独揽“党国”军政大权，正是需要树立领袖权威的关键时候。此次巡视安徽，在到省会所在地安庆之前，蒋介石已去了合肥、贵池等地，所到之处，无不盛大接待，比如11月23日到合肥，“数万军队民众，大呼欢迎伟大崇高的蒋主席，欢迎唯一军事领袖的蒋主席，声震山岳”10。没料想，到了安庆以后，却遭遇安大学生闹事，心情大坏，气得直骂“娘希匹”！

蒋介石心里窝了一肚子的火，想来想去，还是要撒在刘文典头上。对于这位早年就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安大负责人，他早有耳闻，知道是个放荡不羁、无所顾忌的“愣头青”。作为“党国”最高领袖，他对国民教育还是十分关心的，因此一到安庆就先坐轿来到安大。

陪同在蒋介石身边除了卫士大队外，还有省政府代理主席孙棨、省政府秘书长张亚威等人，阵容浩大，气势逼人。对一直在地方工作的人来说，国家最高领袖大驾光临，正是溜须拍马屁的大好时机，想办法也要蹭到主席面前吹捧一下啊。没想到这个刘文典连出面接待一下都不愿意，只派学校秘书、学监等一般职员参与接待，弄得蒋介石几乎下不了台。

据说，此前蒋介石曾有意向安大学生发表演讲，大谈训政之道，结果被刘文典一口拒绝，还是那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在安大，蒋介石匆匆看了体育场、图书馆等地，旋即出校，离开前还特意为自己打圆场，“时间匆促，不及向学生训话，表示歉意”。可想而知，他对这个刘文典早已是咬牙切齿，恨不能早日除之而后快。

看到学潮越闹越大，蒋介石决定派总部机要科科员戴笠，会同安庆市公安局督察员饶吉甫彻查真实情形。戴笠、饶吉甫迅即赶到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经实地调查后得知：事情发生后，刘文典并未如诺道歉，因而引发女校师生不满，纷纷要求面见蒋介石，详细陈述学潮的起因与经过。“本已对安徽学风嚣张、学界腐败深致不满的蒋介石得知戴笠的调查报告后，更是火上浇油，准备就此发挥，以整顿安徽学风为名，大树自己的权威”11。

蒋介石决定会会刘文典。

“简直像个土豪劣绅！”

蒋介石与刘文典见面的情形，是学界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大趣闻。

1928年11月29日下午1时许，蒋介石在下榻的地方召见女中校长程勉和安徽大学代理校长刘文典。刘文典虽然极不愿意前往，但学潮久久不能平息，一味避见蒋介石，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决定单刀赴会。

关于他出发前的心境，后人还为他设计过一段慷慨激昂的台词，虽然多为附会之辞，但颇为有趣，不妨一读：“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能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这一天，刘文典穿了件破旧的灰鼠皮袄，戴着礼帽，径直进了会客厅，看见程勉、蒋介石早已等在那里，也不理会，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里，曾描绘过两人初见时的情景：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身！”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拦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13)

简单几句话，将刘文典不惧权贵的形象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但这应该只是一种文学的描写，带有一定拔高的成分，真实的情况若是如此，那刘文典未免也太“愣头青”了一点。

刘文典倔强归倔强，并非不讲理，他只是不能接受蒋介石的趾高气扬而已。而且他也确实没有去煽动共产党闹事，心里有些委屈，于是断然回应：“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言下之意，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学潮而已，我闹革命的时候，见得多了，就连“五四运动”那阵势也没把我怎么样，蒋介石你何必拿此来恐吓我！于是，两人势同水火，大起争执。

1928年12月3日，《申报》在教育消息版显著位置刊登《蒋主席严斥安大生捣乱女中》的报道，介绍刘文典与蒋介石见面并发生冲突的详情。根据报纸报道，事情的整体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等大家都坐定后，蒋介石先问程勉：“女中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被学潮闹得心烦意乱，只想着早点回到稳定状态，同时也想在蒋介石表个姿态，于是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

蒋介石点点头，转过头来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发怒：“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来，与之直面相对，语调依然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关于这段“巅峰对决”，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是由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回忆记录的，与前者略有细节不同：

蒋当时盛怒之下，大骂安大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女师校长程勉，是安徽教育界老辈程筱苏的儿子，他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叔雅大加责难，说他对学生管教无方。叔雅和蒋对话间发生冲突，在座的都为之色变。蒋指着刘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在会见现场，无论蒋介石讲什么话，刘文典都不屑回答，只是仰头吐着烟圈，然后以极度鄙夷的神情，轻轻哼一哼。蒋介石见此情状，气得浑身直哆嗦，顺手就给了刘文典两记巴掌，然后叫人将他扣押了起来。这种说法有点戏剧化、脸谱化，蒋介石是国家元首，一般不会亲自动手打人，打刘文典两记耳光的是其随从还差不多。

当然，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文典一介书生，竟然置国家元首的尊严于不顾，与之公然分庭抗礼，面临生死选择亦无所畏惧，这种纯粹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又令多少人追慕景仰！

由此，“刘文典痛斥蒋介石”遂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传诵至今。

且说蒋介石怒不可遏，当即传谕安庆市公安局王绍曾局长带领四名警员，将刘文典带局收押，关在省政府内的“后乐轩”里。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14)

消息甫一传出，社会一片哗然。安徽大学的学生和部分市民立即举行游行示威，手持标语，要求保障人权，尽快释放刘文典，并大呼“打倒程勉”等口号。当晚7时许，游行的队伍到达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门口，正碰到蒋介石在那里公宴安徽各级官员，遂派代表秦培风等进去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正在气头上，提到安徽的教育状况，仍是愤愤不已：“我也办过教育，我的学生有十几万人（指黄埔军校），可有一个捣毁女校的？如果有，我给他就地枪决！”再说到刘文典，更是觉得这个人傲慢狂妄、强词夺理，简直不可理喻，于是大声怒斥：“刘文典鼓动学潮，理当严惩不贷！”

正当此时，几个学生代表走了进来，蒋介石索性借题发挥：“尔等青年，不应替人作工具。刘文典已被我看管了，你们且回去安心读书去吧！”看到代表中还有一名女生，蒋介石更是十分恼火：“女校被男学生捣毁，你们不反抗也就罢了，还要随声附和，成何事体！”说完，将手中的茶杯朝桌上一掼，杯中茶水四溅，背着冲锋枪的卫士马上一拥而上，如临大敌。

据参与学潮策划的共产党党员钱新嘉回忆，安大学生代表陈处泰气愤得想要站起来辩驳，但被左右同学暗暗摁住。这时候，好汉不吃眼前亏！

“在祖父坟上挖了个大坑”

善良的学生们没有想到，其实当权者早已准备对他们动手了，而这正是刘文典坚持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学生毕竟年轻！

在将刘文典扣押后，蒋介石立即面谕省政府代理主席孙棨、省民政厅厅长吴醒亚等人：“一切从严办理！”经过孙棨与韩安等人协商，很快做出了处理决定：参与学潮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不许逗留省垣。按照《申报》1928年12月3日的报道，“计开除第一中学校学生邹人孟、秦培风、钱新家、汪经略等四名，六邑中学校学生吴宣汉、吴兴培、金振华等三名，东南中学校学生张思明、王旺之、全俊章、王同第等四名，第一职业学校学生陈继祖、张辅田、阮仲思等三名，安庆女学学生陈汉诚、张德真、艾玉芳等三名”。至于安大的闹事学生，除杨璘等三人交法院讯办外，其余刘树德等十一人一律开除学籍，限令即日离省，不许逗留。

其后，省政府还贴出一张布告，内容如下：

为布告事：

十一月二十三日，本省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十六周年纪念会，各校友并于晚间举行会餐。讵有安徽大学学生多人，误认该校表演游艺，要求参观。既由女中校当事人员，声明系校友会举行会餐，并无其他表演，该学生等仍强行蜂拥以入，秩序大乱，竟至捣毁礼堂及各处门窗、殴打员役。

大学学生一举一动，均为社会表率，女校何地，出此毫无意识破坏纪律之行为，虽其时群众杂羼，不尽为大学学生，客另行查明办理。但该校（指安大）既为本省最高学府，该学生即为本省学生领袖，乃一再开会集议，聚众游行，均由该校集合发动，殊属非是。该生等如果反求诸己，以悔自陈，尚可原恕，复于国府主席莅临之日，聚众游行，乱贴标语，乱喊口号，节外生枝，使社会顿呈不安宁状态。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15)

国府主席目睹现状，详查事实，本爱护青年之心，为整顿学纪之举，手谕安徽大学主任刘文典，办学无方，致学生有破坏纪律之行动，着即免职，听候查办。安徽大学主任，应即由省政府另行派员暂行接办等因。除分别呈报另令办理外，兹查该校为首鼓动滋事学生杨璘、周光宇、侯地芬三名，应交法庭讯办。其余刘树德、陈雯泰、王焕庭、许国瑗、张思明、刘竹菁、刘复彭、刘励根、周振实、汪耀华等十一名，着即开除学籍，限即日离省，不许逗留。一面遴委该校职员，组织临时校务维持会，负责维持督饬全体学生，恪守规则，照常上课，听候整理。

本省大学，成立匪易，该生等遵父兄之命，负笈而来，为国家培养人才计，为家庭父兄期望计，宜如何努力自爱朝夕潜修，希图上进，想该生等由良心上主张，当能仰体斯意也。嗣后如再有不规则行为发现者，本省政府当即秉承国府主席意旨，依法严办，仰诸生痛改前非，猛力向学，以副国家乐育人才之至意。

此布。

布告贴出第三天，孙棨就带着八十名武装齐全的卫兵，“雄赳赳、气昂昂”冲进安大文学院召集全体师生开会，当场宣布开除各校代表的处理决定。被开除的学生限定“即日离皖”。

对于刘文典，其实很多人都清楚，他不过是同情青年学生而已，非要给他扣上“鼓动闹事，支持共产”的罪名，显然是“抬举”他了。很快，安徽教育界就由第一职校校长毛保恒领衔，向省政府请求暂时保释刘文典。省政府代理主席孙棨一时拿不定主意，只能回话将呈请中央指令，“现在未便准予保释”。

刘文典被扣押的消息经《申报》、《新闻报》等媒体报道后，在国内教育界也引起极大的舆论同情。蔡元培迅即由南京致电蒋介石，言语颇有不满：“文人学士，理当优待。今先生拘叔雅，敢问何由？”蒋梦麟、胡适等学界名流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力保其无他”，请求准予释放。

刘文典接受邀请回乡筹建安大后，夫人张秋华带着家眷，也连忙将家从上海迁往安徽。到了芜湖，发现安徽混乱得不可名状，刘文典进退维谷。全家带着几十个书箱，困在客栈里，狼狈不堪。后来，费了许多事，刘文典才把家眷书籍送到池州老友李辛白家里，暂时安顿下来。

这下听说刘文典被扣押，夫人张秋华风风火火就赶到了安庆，正好遇到学生们在商议解救办法，于是痛诉政府的昏聩：“叔雅要到安徽来，我反对，不要他来。安徽的教育不是学者办的，是政客办的，所以现在吃亏了。”

各方舆论，很快传到了蒋介石耳中。蒋介石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昏聩，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刘文典不过一介书生，素来信仰三民主义，诬其“支持共产”，不过是找个将他拿办的借口而已，学潮的真正组织者应该另有其人。于是，在安徽方面将有“共党”嫌疑的闹事学生一一开除后，蒋介石电令安徽省政府：“刘文典如果即时离皖，可准令保释。”

1928年12月5日，刘文典恢复自由。据说，当来人打开后乐轩的阁楼门，恳请刘文典下楼回家时，刘文典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善罢甘休。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狂人刘文典》 痛斥蒋介石(16)

刘文典后来跟好友冯友兰说，当蒋介石将他囚禁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不过他知道蒋介石没有正当理由，也不会轻易动手，“我若为祢正平，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康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祢正平”指三国时期的祢衡，曾写出千古名作《鹦鹉赋》，才华横溢，风骨清劲，最终死在短识小人黄祖之手。“谢康乐”指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一生放浪形骸，屡遭陷害，最终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刘文典痛斥蒋介石这件事，尽管并非完全在理，但毕竟是一个小人物对大人物发起的有力挑战，因而在意义上被逐渐放大，成为传统文人心中的一杆道德标尺。1929年4月，胡适在《新月》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就谈到刘文典被扣押一事，暗指当时社会没有人权：“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胡适一语道破天机，国民政府天天宣扬“训政”，强调严惩学潮，不过是为了维护官方威权，取消约法之治而已。胡适因此被撤除中国公学校长职务。

1931年12月11日，鲁迅先生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再次谈到这件事，并将之作为学者人格独立的典型代表。这说明，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心深处，始终埋藏着一种挑战权威、抗衡强者的基因。只不过，由于考虑到种种现实因素，许多人最终选择了避让退缩，而“愣头青”刘文典站到了与强者对抗的前台。这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胆量。

回过头来且说刘文典，虽经各方保具开释，恢复自由，但离开安徽大学已经是必然的了。想到这里，刘文典的心情有些黯淡，他当初接受省政府的邀请回来办学，原是怀有远大抱负的，一心想重振安徽的教育，如今频遇波折，沉沙折戟，“这次回来，在祖父坟上掘了一个大坑，来害自家的子弟，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误尽了”12。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依然是安大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为此，他特意留函告示学校师生：“安心向学，努力教务。”

临别前，刘文典再度悄然来到安大校园，望着自己一手操办起来的校舍校具，望着远处重新恢复笑容的学生脸庞，心潮起伏。而这一切，都将离他远去。

跨出校门，泪水夺眶而出……

注释

1张召奎等主编:《教坛古今》（“安徽重要历史事件丛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39页。

2刘平章：《刘文典传闻轶事》，第132页。

3张南：《简明安徽通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490页。

4安徽省档案馆馆藏资料，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19日。

5《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一卷第四期。

6刘平章：《刘文典传闻轶事》，第134页。

7张正元、杨忠广：《疾恶真推祢正平》，原文见《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28年第一卷第十七期。

8靳仁等编：《民国血案惨案迫害案》，第4页。

9安庆政协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庆文史资料》第11辑，第208页。

10《合肥欢迎蒋主席》，《申报》，1928年11月23日。

11张有京：《刘文典骂蒋介石》，《云南老年报》。

12刘文典：《致胡适信》，《刘文典全集》（三），第820页。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1)

清华大学已经不叫清华大学了。

早在北平沦陷之前，清华大学就已经筹划南迁。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正式电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一学期后，长沙局势趋紧，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尽管它只存在了八年，并且是在战事频繁的情况下艰难存在的，但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知名教授，培养出了一批在日后的中国起到顶天立地作用的栋梁贤俊。可以说，西南联大至今仍是无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最为温暖的向往与记忆。

“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

如果将西南联大由长沙紧急南迁昆明的场景摄入镜头，简直可以说得上是一幅波澜壮阔、空前绝后的历史画卷。

近千名师生分批从长沙出发，经海、陆两线向昆明行进，其中陆线全程一千六百余公里，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一千三百公里，随身所携带的无非是一只干粮袋、一个水壶，还有一把雨伞。1938年4月，参加步行的同学全部安全抵达昆明，团长黄师岳按照旅行团花名册逐一点名，确认无误后将花名册郑重移交给已经先期到达的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此情此景，令现场的人无不潸然泪落。

身在北平的刘文典一直通过报纸或其他渠道掌握着清华师生的动向，连做梦都感觉似乎仍和他们在一起。其实他原本完全可以选择一种更为安逸、更为平稳的生活，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他的职业、他的学生。当听说清华师生经历千难万险逐渐会合于昆明时，他内心这种追寻同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北平城里，真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他当然知道这个选择就意味着凶险，意味着绝境。但作为一名文人，越是这样的时刻，越是不应该选择退缩，他应该与他的事业同在。1943年7月，刘文典在一封信里曾简略倾吐过自己当初选择南下的坚定心志：“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对于一位没有显赫官场背景的大学教授来说，独自一人，左右辗转，奔波千里，其间甘苦，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会了。

1938年春，刘文典悄然辞别家人，挎上个小包袱，简单装了点干粮，就踏上了南下的路途。当时国家很多地方都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下，行踪稍有暴露，就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幸得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先生的妥善安排，刘文典选择了一条相对安全的“曲线救国路线”，先是到天津，再由天津到香港，由香港到安南（今越南），最后抵达昆明，历经两个月。

一路上，眼见山河破碎、草木荒凉，刘文典的心里百般不是滋味。他十六岁外出求学，似乎就将生命完全交给了动荡与波折，从早年的岳王会到后来的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几乎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而在刘文典的内心世界里，又是多么希望能够拥有一方真正宁静的天空，可以让他安心钻研学问，放大人生的光彩！

每每想到这些，刘文典总是心绪难平。这一天晚上，在一个半路寄宿的地方，他遥望星空，浮想世事，脑海里突然涌现出无限感慨，于是拿出一张粗糙的草纸，在上面记录下了当时的心境：

胡骑满城天地闭，风尘■洞窜要荒。

三边鼓角声犹壮，千载文章志未偿。

新梦迷离思旧梦，故乡沦落况他乡。

觚棱回首知何许，万里秋山路正长。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2)

冷月寒星，刘文典轻轻吟读这首一挥而就的诗句，眼睛有点湿润。夫人张秋华和年幼的儿子刘平章尚在北平，情势难料，时刻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好在夫人干练独立，在遇到危急困难时往往比刘文典还冷静果断，这倒让他稍感宽心。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独身留在安庆故里的母亲，时局动荡不安，老人年事渐高，作为儿子的原本应该陪侍左右尽尽孝道，但如今他却要奔波在追逐个人梦想的路途上，只能遥相惦念，真是愧疚难当。

他明白，一向深明大义的母亲势必能够体察他的苦心，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更何况他是一个读书人！任何困难险阻，都抵挡不了他的脚步，正如20世纪后期一位青春诗人所吟诵的那样，“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就这样，一路走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忍受着饥饿和劳累的双重煎熬。1938年5月22日，满面尘灰的刘文典出现在了梅贻琦的面前。梅贻琦刚刚吃过晚饭，想到学校校舍紧张，一时又没有妥善的安置，心里觉得烦闷，就出了房间，随意溜达，脑海里还在想着校舍的事情，突然听到一个几乎有些哽咽的声音：“月涵兄，我来了。”

梅贻琦定眼一看，原来是刘文典！他惊喜万分，自从清华大学紧急南迁以后，尚有不少教授出于各种原因未及时到校，他们的状况最令梅贻琦担心。远离了学校大集体，都成了“孤家寡人”，在这个支离破碎的时代，什么样的危险都有可能会遇到，而他们都是国家的真正栋梁啊！

看到刘文典独身来到了昆明，梅贻琦没法不激动。当他再仔细一瞧时，泪水差点夺眶而出。站在他面前的刘文典，头发已有点花白，他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上沾满了油渍，黑得发亮。肩上挎着的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1。

此刻的刘文典更像是一个在外流浪多年的游子，历尽艰难，终于回到了父母身边，乍一相见，也禁不住掉下泪来。刘文典强忍住泪水，言语坚定地安慰着梅贻琦：“月涵兄，我没事，请给我安排课程吧！虽然我的书籍资料都没带来，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在我这里呢！”说着，他指指自己的脑袋。

梅贻琦看到这个一向恃才自傲的“狂人”如此乐观，也不禁欣然一笑：“你呀你，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吧。开课的事情，回头再说，如今教授稀缺，肯定少不了你的辛苦！”

“竟有这么好吃的菜！”

西南联大刚刚成立的时候，校舍紧张，教员们大都挤住在一起，经常是一个屋子拉块帘布一隔，就住上了两家人。非常时期，有个地方安睡一宿，已是莫大的幸福了，哪还在乎睡在哪里、环境如何！这一夜，刘文典睡得特别香。

第二天一早，刘文典被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吵醒。他赶忙起身，走到窗前，放眼一望：校园里正是百花盛放的季节，白色的茶花、红色的月季、紫色的蔷薇，争奇斗艳，将仓促“建成”的西南联大打扮得千姿百态，倒成了一种别样美丽的风景。

顺着鸟儿高歌的方向，刘文典突然看到远处隐约有个旗帜，他定眼仔细看了一会儿，是国旗！刘文典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连忙恭恭敬敬站好，面朝国旗的方向深深鞠了三躬。万般辛苦之后，终于又回到国旗尽情飘扬的地方！

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设在蒙自。“蒙自为滇南重镇。光绪十三年（1887年）被辟为商埠，设有蒙自海关、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清末时，法人修滇越铁路，途经碧色寨而绕过蒙自，随之经济大受影响，商业一蹶不振。联大文法学院迁至蒙自时，法国领事馆、银行及各洋行均已关闭。由昆明至蒙自，快车近五小时先至开远，再坐车五十分钟始至碧色寨，然后换碧个（旧）铁路车，半小时多可抵蒙自。因此，一般说由昆明至蒙自需用一天时间。如车慢或行晚，甚至须在开远歇一夜，次日始到。”2不过，这些毕竟只是暂时的困难，与刘文典迫切回到课堂的心情相比，都是小儿科。因而在昆明稍稍休息了几天后，他就赶到了蒙自，重新开始黄卷青灯的生活。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3)

根据学校的安排，他到蒙自后住进了歌胪士洋行里。歌胪士是希腊人，在蒙自开有旅馆和洋行，但后来蒙自经济衰落，洋行早已歇业。等刘文典住进去的时候，这个洋行已经一二十年没有营业了，里面尚存有大量洋酒，这让许多好酒的教授喜出望外。在歌胪士的住房是抽签决定的，与刘文典同住在一起的还有闻一多、陈寅恪、陈岱孙、陈序经等十几个人。

蒙自城内集市很多，三天一小集，六天一大集，四乡八里的人都背着自家种植的蔬菜或自家纺织的布品前来交易。那时候，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虽然收入不高，但偶尔上街买些新鲜时蔬，打打牙祭还是不成问题的。刘文典素来不喜欢柴米油盐这些妇人活，到了蒙自以后自己实在无法打理，于是找了一位本地的男佣，一个月给点钱，让他帮助买买菜、做做饭、洗洗衣服。

这种简单而清苦的生活维持了一年多，直到夫人张秋华带着儿子刘平章从北平赶来。有一天，张秋华赶了趟集市，随意买了点云南新出的蔬菜，回来烧了几个小菜。刘文典挑起筷子一尝，十分惊讶，忙问：“这菜是哪里搞来的？”

当听到夫人回答“就是集市上买来的当地蔬菜”时，他连声感慨：“没想到云南竟有这么好吃的菜！”原来，在夫人未到之前，一般都是男佣买什么、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从来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异样。而这个男佣为了图方便，也懒得搞太多的花样，几乎每天都是煮咸鸭蛋、蒸鸡蛋，一吃就是一年多。

刘文典一个人在蒙自生活的时候，不太会日常算计，生活方面的事情基本都交给男佣去打理，因而经常搞得需要举债度日。那时候，李鸿章的曾孙李广平在云南省府供职，由于同乡的缘故，刘文典与之素有往来，相交投契。有一次，刘文典实在拿不出钱买米买菜了，就写了一张纸条，托人捎给李广平，上书四个大字：“刷锅以待。”李广平看了，呵呵一笑，心知其意，很快就送上钱财，给这个老朋友救急。

生活虽然清苦，但不等于没有情趣。中国的文人，自古就有苦中作乐的天赋，李白斗酒诗百篇，陶潜种菊南篱下，都是一种超脱、一种情怀。据刘文典的学生傅来苏先生回忆，1952年秋天，他曾和同学张元春去刘文典的寓所请教问题。刘文典看到他们外穿着夹克，夹克里穿着一件白底起黑条花的乌克兰式衬衣，顿时来了兴致，也不着急讲解他们想问的问题，倒津津有味地向他们讲述起自己在蒙自期间的一件趣事来。

蒙自地处西南边陲，风景极佳，物价极低，百姓生活安闲，很少与外省往来。民俗淳朴，男女多着土布衣裤，式样较单一。而西南联大学生，衣着各有特色：男生中北大的喜穿长衫，清华不乏西装革履者，南开则多穿夹克，女生中多数穿旗袍。联大学生初到蒙自时，由于环境的安宁平静，一些男生西装革履，手拄一根蒙自特产的藤木手杖，一些女生还着丝绸旗袍足蹬一双高跟鞋。当地士兵认为是省府的要员，常向他们立正行敬礼，并称他们为“长官”、“太太”、“小姐”，弄得他们啼笑皆非。

说到这里时，刘文典也不由“扑哧”一笑。对于当地民风的淳朴，刘文典早有体会。他刚到蒙自的时候，一天傍晚，沿着蒙自的南湖湖堤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一个村庄里，正巧碰见一个男子揪着一个妇人的头发狠劲地殴打。妇人除了号啕大哭之外，从未还手。刘文典实在看不过去了，立即走过去劝架，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理会他：“我打我婆娘，与你何干！”

这句话，一下子惹恼了刘文典，他顺手就给了那个男子一个耳光。男子猛遭“突袭”，愣了一下神，摸着被扇痛的脸，抬头望了望眼前的这个“不速之客”：他虽然衣衫不整，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一种豪气，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说不定是个大官呢！越想越怕，拔腿就跑。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4)

谁知道，先前被打的那个妇人竟冲了过来，一把揪住刘文典的衣领，大声质问：“谁让你打我老公！”弄得刘文典脸红到了脖子，幸亏村里一些明理的人迅疾走过来，上前解了围。

直到多年以后，刘文典想起这些往事时还忍俊不禁，“没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但从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当地民众的淳朴与安逸，他们几乎与外面的炮火世界相隔绝，过着苦乐自知的生活，幸福无比。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拥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宁静的学习、生活平台。这为西南联大创造后来的学术辉煌奠下了坚稳的基石。

“可惜了半辈子的心血”

等稍稍安定下来以后，刘文典立即给滞留北平的夫人张秋华写了封信，让她尽快将家里的事情处理妥当，然后带着珍贵藏书、手稿和儿子刘平章启程南下。刘平章那年刚刚四岁。

接到刘文典的来信后，张秋华火速行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好了各种安排。刘文典到清华大学任教以后，同时在北大兼职文科讲师（北大规定，兼职的教授享受讲师待遇），薪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加上他又出版了几部著作，略改过去困窘清贫的局面，家里还买了部英国奥斯汀牌小轿车，雇了一个司机。如今，连小轿车都售卖出去了，司机当然更是养不起了。除此之外，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还有来自安庆的乳母一家人，现在这种时候，也没有别的安顿途径，只能给他们一些盘缠，让他们回乡下老家避难。

打点好了这些，张秋华又将家里的珍藏稍稍盘算了一下。刘文典并无收藏古董和字画的特别嗜好，但这些年穿梭古籍书铺、市场，难免偶尔购买些“玩物”，如唐寅的画、董其昌的字等。另外，平常师友往来频繁，自然收获了不少具有特别纪念价值的字画，如孙中山先生在《民立报》的题字原稿、章太炎赠送的那副对联等。云南距离北平遥遥千里，此行又充满未测的艰难，张秋华最后决定将一部分古董、字画存进北平新华银行。

最后剩下的便是刘文典在来信中左叮咛右嘱咐的近千册中西珍贵藏书，以及他的手稿了。刘文典深受刘师培、章太炎等老师的熏陶，对于各种善本、珍本往往是一见钟情，花再大的代价都要买下来。做《淮南子》校勘的时候，他家里无米下锅，却找到学校借了一笔钱，跑到书店里一下子买了将近五百元的参考资料。那时候，他在北大的薪水是多少呢？每月不过两百元！20、30年代重回北平，刘文典写了一些文史掌故和游历见闻，有数篇文章谈到他亲见的宋刊本、元人笔记、日文书籍等，其中不少就直接来自他的私家珍藏。

这些“宝贝”是刘文典大半辈子的心血，也算得上是他的“命根子”，那是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运到云南去的！但是，一个妇人带着个孩子，还要带上整整四大板箱的书籍、手稿，千里迢迢赶路，辛苦可想而知。

张秋华咬咬牙，上路了。

按照刘文典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张秋华依然是先到香港。刘文典有个姓马的学生刚好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当他得知师母一个人带着孩子，还带着几大板箱书籍要转道去云南时，有点不忍，就给张秋华出了个主意：“日军的战火一时也烧不到香港来，不如将这些图书暂时就放在香港，等你们到了云南稍微安顿一下，再来领取这批书籍、手稿也不迟啊！”张秋华思虑再三，最终决定接受这个学生的建议，并委托他全权安置这批书籍、手稿，自己带着刘平章南下了。

经过一两个月的辗转奔波，张秋华母子终于平安抵达云南。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办学一学期后，因校舍被航空学校征用，已迁回了昆明。1938年的秋天，刘文典一家终得重聚。

《狂人刘文典》 ?里走联大(5)

“我的那些书籍和手稿呢？”看到张秋华只带着儿子，挎着个小包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刘文典脱口而问。

当听说自己的珍贵藏书和手稿被夫人暂时安置在香港时，刘文典满脸失望，长长叹了一口气：“你就是什么都不带，也不能把我半辈子的心血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处所啊！”唯一让他感到庆幸的是，虽然日本早就觊觎港岛宝地，但香港当时尚在英国的统治下，日军没敢贸然动手，那里暂时还算安全。

然而，正如他所担忧的，这四箱书籍、手稿后来竟真的成了刘文典“永远的痛”，一别而再未有重逢之日。直到1958年去世之前，刘文典仍在苦苦打听这批书籍、手稿的下落，音信杳然。

对于日本来说，香港至关重要，它到日本横须贺的距离，与到新加坡的航程大致相同，东有几个海峡，前有太平洋，还可以环视南海，是天然的“军事要地”。因此，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就马上向香港发起了进攻。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炮兵、空军、海军的配合下，猛攻香港，最终迫使驻守的英军无条件投降。12月26日，日军举行了占领香港的入城仪式，香港沦陷。

日军侵占香港的过程，就是一次疯狂大掠夺的过程。

仅以图书损失为例。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二十八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原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图书两万五千册，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一万余册。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香港存书凡两万五千七百零八册，其中善本及志书各占半数，另有碑帖三万张为稀世珍品。自离粤后，曾经数次电请运回内地，但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当局一再延误，至香港沦陷后，遂遭损失”3。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了刘文典耳中。他暗知“情况不妙”，忧心如焚，迅速给那位姓马的学生写信，询问书籍和手稿的下落。回信让他如同一跤跌进冰窖里，这位学生万分愧疚地告诉他，已经全部落到日本人手里去了。

刘文典懵了。没想到自己一语成谶，现在果然成了“孤家寡人”，什么参考资料都没有了，只能凭脑海里储存的知识去进行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了。想到国难当头，战局纵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和平的局面，才可能重新找回自己的珍藏，内心一种悲情，悄然涌动。

这种悲情直到抗战结束后才略有缓解，但始终未能完全消弭。1947年7月3日，已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突然接到一封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电报，刚读了开头几句，刘文典心里就一惊，以为自己看花了眼，重新回过头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又默读了一遍。

他的心快要跳出来了！电报的开头，只有简简单单几句话：“驻日代表开查东京上野图书馆存有被劫之我国图书五百六十箱，该项书籍均系自香港所劫取，照盟军总部所规定，须由我国政府咨请香港政府向总部申请归还，方可由本国接收。”这意味着，刘文典丢失的那批书籍、手稿的下落有眉目了！

这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正是要刘文典填写被劫书籍标记、物权以及被劫情形等情况，准备按图索骥，协助寻查。刘文典喜不自胜，立即按照来电的要求，填写好了财产损失报告单：

历年购买中西贵重书籍，价值国币五万元，于香港沦陷后，被乱兵掠去。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6)

寄出表格后，刘文典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学校的电报房里去探听消息。他原本以为这申报表格填好了以后，很快就能与战时丢失的那批书籍、手稿重逢了。然而，事与愿违，一等又是数年，迟迟未能等到被劫图书的归来。

那批书籍、手稿到底到哪里去了呢？这成了笼罩在刘文典心头的一大疑云，直到国民党败走大陆，国民政府不复存在，书籍、手稿依然毫无音信。

刘家人一度坚持认为，这批书籍、手稿应该还在日本。1961年，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曾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此事，但总理办公室最终答复称：“鉴于中日关系尚未恢复，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

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近半个世纪后，刘文典已经驾鹤西去，他的后人无意中得到一条线索：那批书籍、手稿确实已经由中国政府照单签收。

经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六百四十六册分装三箱，岭南大学书籍二百七十八册、手册四百册装六箱”。档案资料显示，这批书籍经请英国代表团代为申请归还后，于1949年2月24日交与中方签收，暂时存放在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的储藏室内，“俟有便船来日时，拟即交由该船运沪”。

那时候，正是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之际。那批已经回到中国人手中的珍藏究竟是被国民党抢运到了台湾，还是被匆忙送给了大陆的哪个图书馆或档案馆？这至今仍是个谜。

刘文典的后人依然在寻找。刘平章说，让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这批东西终于可以确认是回到中国人的手里了”！

“敌机空袭有益于健康”

云南的天空并不平静。

抗日战争开始后，华北、华南、华东大片国土迅速沦陷，中央机关、重要企业、教育机构纷纷迁往云南，云南一时间高官、名人云集，相对尚算安全，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但这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当在中国鲸吞的地盘逐渐扩大和稳定后，日本开始将“魔掌”伸向了西南边陲的云南，尤其是云南省会城市昆明。

日军对昆明的空袭，最早始于1938年9月28日。这一天上午9时14分，日本侵略者派出九架战机，经广西邕宁、西林到达昆明上空，对巫家坝机场、市区西门外潘家湾、凤翥街进行轰炸，投弹一百一十余枚，炸死炸伤当地居民两百余人。

这还只是开始。据1945年12月云南防空司令部编《云南防空实录》统计，敌机从1938年9月28日至1943年12月25日止，先后41次袭昆，出动飞机849架，其中每天25架以上者达17次，最多的一天达45架；投弹2723枚，其中含杀伤力大的空中爆炸弹；炸死916人、伤1541人，毁房22316间。被敌机零星投弹或扫射流弹所伤者尚不知道多少4。

有敌机轰炸，自然就有警报。于是，在那个年代，“跑警报”成了昆明人的“家常便饭”。很多人甚至早晨起来就带好干粮、水、书报，找个安全的防空洞悠哉乐哉地过上一天，等天色将晚时再回到住处，就像现在的“上班族”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夕，很有规律。

在文人的笔下，“跑警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甚至一些年轻男女还利用这样的机会谈情说爱。但实际上，警报就意味着危险，对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普通市民来说，“跑警报”就是要“保住小命”。在这时候，即便是大学教授也是无可奈何，一样要仓皇出逃了。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7)

就拿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来说吧，刘文典的同事、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吴宓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是晨，日机九架轰炸昆明。初次。联大教职员学生所居住之西门外昆华师范，落弹最多。一楼全毁。幸教授皆逃出，仅损书物。死学生二人，由津来复学者。校役三人，又教职眷属二三人。阅二日，陈福田有英文函详述此事。宓倘早赴昆明，亦必住此楼中也，幸哉。”吴宓因身在蒙自，躲过一劫。

但身在昆明的刘文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并不住在学校里，但日军的突然袭击还是让他恐慌了一阵子。“文人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现在遇到的是根本就没长眼睛的炸弹。刘平章至今还记得，他们住在昆明龙翔街七十二楼新宅的时候，有一次昆明突然防空警报大作，一家人赶紧跑出屋外，不一会儿寓所就遭遇敌机轰炸，屋顶被炸了大窟窿，家里的衣物、书籍、手稿被炸得到处乱飞。夫人张秋华看了，心疼得眼泪直掉。

情势逼迫之下，平时不怎么喜欢活动筋骨的刘文典也不得不挈妇将雏，加入阵容浩大的“跑警报大军”。警报一响，赶紧背上早就打点好的文稿、书籍，顺手带点干粮。有时候警报响的时候，正赶上上课，那就索性领着学生一道跑，“联大师生跑警报有远有近，最近的就是铁路后面的白泥山，位于驿道东侧，这片地方即今天昆明理工大学的教工宿舍区，那里至今仍保留这一片难得的小森林……稍远的，就沿着驿道上坡，下苏家塘朝左上小虹山”5。这两个地方也是刘文典“跑警报”经常会去的地方。

到了防空洞里后，有课的继续上课，没课的或闭上眼睛休息休息，或找些熟人聊聊天，或打开书本做做研究，跟平时的状况没太大的区别。若不信，可以再拿吴宓教授的日记来印证，1940年10月28日这天，他写道：“晨，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陈寅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小虹山）后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宓方入寐，恪坐宓旁。是日读《维摩诘经》，完……2：00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遇缘（明日，又遇于此）。继3—4（时）在第一山（白泥山）前土洞中，与刘文典夫妇谈。请典改润宓作寿遐诗。”如果不是前文提及背景，一般人哪敢相信他们这是在“跑警报”，分明是几个友好文人在野外郊游嘛，又是睡觉，又是读书，又是改诗，果然是英雄不改本色！

刘文典对于这样的生活也很是豁达，他在给胡适的信中风趣地“汇报”：

所堪告慰于老友者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弟常说，“敌机空袭颇有益于昆明人之健康”，并非故作豪语，真是实在情形。

这当然只是一种无奈的自我排解而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具有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动辄炮火连天的状况下，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刘文典不得不经常变换住所，四处搬家，从早期的一丘田五号到龙翔街七十二楼，最后不得已又搬到了位于滇池之滨的官渡西庄。

官渡是个古镇，原是滇池边的一个渔村，后来经人整治，逐渐成为风景名胜宝地，拥有大量带有浓郁佛教、儒家文化色彩的建筑。走进官渡，便可见“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湖面上鸥鹭相争，湖边上芦苇成群，夕阳下湖天一色，蔚为大观。避难云南期间，刘文典一度住在官渡的孔子楼里，后来又租住在一位李姓农民的家中。

搬到官渡西庄以后，尽管要跑很远的路程才能赶到学校上课，但每日里走出房屋，南边便有流水松竹，郁郁林木，淙淙流水，声声鸟鸣，让刘文典似乎暂时忘却了尘世间的战乱与忧伤。独坐林下，捧一卷古籍在手，读一段文字，呷一口清茶，再极目眺望远方，真是一种难得的桃源意境：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8)

西庄地接板桥湾，小巷斜邻曲水间。

不尽清流通滇海，无边爽气挹西山。

云含蟾影松阴淡，风送蛩声苇露寒。

稚子临门凝望久，一灯遥识阿爷还。

月明风轻、小桥流水、天伦之乐，在刘文典的笔下，浑然融为一体，宛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只可惜，这种惬意与放松永远是短暂的。作为一位自始至终牵挂家国命运的传统文人，刘文典根本无法做到“躲进小楼成一统”，他时刻惦念的依然是天下苍生的疾苦：

绕屋松篁曲径深，幽居差幸得芳林。

浮沉浊世如鸥鸟，穿凿残编似蠹蟫。

极目关河余战骨，侧身天地竟无心。

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

“宁可被炸死也不缺课”

在刘文典看来，希望在于年轻人。

官渡距离昆明城十几公里，一般要坐火车去。从家里到火车站要走半个小时，下了火车后到学校还有五公里的路程，也是走。有时候，走在路上，突然遇到防空警报，赶紧先找个地方躲一躲，等稍微安稳些后再继续赶路。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几年间，刘文典没有因为日军侵袭而落下一节课：“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与在北平时期一样，刘文典“战斗热情”不减，依然保持着高工作量，一人独开各类课程近十门，包括“《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飞卿、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其中，不少课程是到了西南联大以后才新开的。

“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是刘文典与时任系主任罗常培先生（联大同学私下称呼他为“长官”）闲聊时半开玩笑应承下来的。抗战期间，资料很不好找，连《梅村家藏稿》等必备书籍都没有，但刘文典满不在乎，他笑着说：“这两位诗人的诗，尤其是吴梅村的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言下之意，开这样的课程，不过是小菜一碟。

话是这样讲，轮到刘文典真正上“吴梅村研究”时，却是十分认真。据他的学生王彦铭写文章回忆，有一天晚上，也许是由于上课通知出得过于仓促，到课的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但刘文典毫不在意，在教室桌旁的一把“火腿椅”（木椅，右侧有状若整只火腿的扶手，供笔记书写之用）上坐下来，照例先是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吸上一口，然后操着那并不标准的安徽普通话开了腔：“今天我们只讲梅诗中的两句：‘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王彦铭回忆说：“刘先生娓娓而谈，香烟袅袅，把我们引进诗情画意中去了。”

下课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门外的公路上杳无人迹，不但没有汽车，连缓缓驶过的木轮牛车的“吱哑”声也没有了。四周一片寂静，路旁的蓝桉树孤寂地站着，微风过处，欠伸着腰体，树叶沙沙发响。月光清亮，照得公路的碎石路面仿佛用水洗过一般。王彦铭等同学热情地护送刘文典回到住处，刘文典显得很感动，兴致勃勃地吟诵道：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9)

四十多年后，那天晚上的情景已成往事。但王彦铭却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月光下，刘文典高声吟诵李白诗句的每一个细节，“他那安徽腔普通话，微微摇曳，有时还带点颤音”。

刘文典皓月之下讲《月赋》，也经常被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当做传奇故事争相流传，津津乐道。西南联大的教授授课方式非常自由，一般来说，教授们喜欢怎么教、教什么，从来没有其他人会过问。刘文典一向狂放不羁，上起课来更是与众不同，假设一堂课是四十五分钟，他顶多正课讲三十多分钟，余下的时间就是天马行空，无所不谈，臧否人物占其大半。

有一次，刘文典给学生上《文选》课，刚讲了半小时，突然就宣布：“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学生们都以为他又受了什么刺激，要将哪位名人大肆评价一番呢，没想到却听到他说：“余下的课改到下星期三的晚上再上。”这下，学生们就更搞不懂刘文典的葫芦里卖什么药了，但他并不急于解释，收拾收拾教具，在学生们疑惑眼神的注视下，扬长而去。

等到了下星期三的晚上，刘文典通知选修《文选》课的学生都到校园里的一块空地上集中，说要在那里开课。等大家都坐定后，刘文典夹着教具出现了：“今天晚上我们上《月赋》。”这时候，满脸疑惑的学生们豁然开朗：当天是农历五月十五，正值月满之期，确是上《月赋》的最佳时间！

一轮皓月当空，学生们在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静听刘文典坐在中间大讲《月赋》，时而仰头问月，时而高声吟诵；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将充满新奇感与求知欲的学生带进一个人生与自然交融的化境。刘文典的一位学生后来写文章说，“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6。

在众多西南联大学生的笔下，刘文典均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鲲西在《清华园感旧录》里多处写到刘文典，并专门写有一节《夜访刘叔雅先生》，记录狂人刘文典对待学生的平易近人：“我们进屋后，刘先生正在卧榻吸烟，刘夫人也在榻的另一边。一间极小的房子，我们侧坐榻旁，这正是极不寻常的情景，以见刘先生对学生怎样不拘礼节。”

对于这一点，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的黄清亦有同感，他在《联大生活散记》里写道：“西南联合大学因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拥有许多名教授，如华罗庚、郑天挺、闻一多、刘文典、金岳霖、朱自清等。据传说，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怪癖气，其中尤以刘文典的传说最多，但是我所见过而且谈过话的许多教授，包括刘文典先生在内，似乎都是平易近人，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刘先生因为和我叔父朱问东同是烟客，因而两人常在一起吸食，吸罢就聊天，我也参加聊，觉得他的确渊博而无自满的表现。”

而在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的《上学记》里，刘文典的形象则更为丰满：“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可他就这个作风”，真是一语中的！刘文典能够至今生动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里，除了曾经痛斥过蒋介石之外，大多数的精彩都停留在西南联大期间。那种超然物外的魏晋风骨，令人回味无穷。

炮火下“最轰动”的演讲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10)

目前世人对于刘文典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八辑上的《刘文典传略》一文。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刘文典一生颇为详尽、可靠的文字。在谈到刘文典的西南联大生活时，这篇文章写道：

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中原沦陷，西南告紧，祖国处于危急存亡关头。敌占区人民，生活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大后方人民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也是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我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志士仁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抗日救亡的行列。刘文典由于经受生活变故的折磨，思想上有些消沉，除了教学之外，整天躲在小屋里，读读诗词以消磨时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这样的精神状况，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这套丛书组织社会各界精英撰写，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可以说，如今人们对于刘文典后期生平的评价，多采纳这一看法。但是，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先看刘文典的思想状况。在“经受生活变故的折磨”后，刘文典千里颠簸，到了西南联大。这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厌倦了战乱与波折的情绪，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学术抱负，在云南稍稍安定以后，就开始有步骤、有重点地实施内心酝酿已久的学术研究计划。“始则整理旧稿，就《庄子》一书与日本之武内义雄、狩野直喜交战，幸胜过之；继则在《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前人竞争，尝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为拙作制序，以为‘可匡当世之学风’。近来拟治《佛国记》，惜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刊善本无法购求，乃未动手，计算四年的成绩不过此区区耳。”7这分明是一份雄心勃勃、豪气干云的学术研究蓝图，甚至依然保持着要与国内外学人一较高下的豪情，很难让人相信，这样的刘文典的思想是消沉的。

再看刘文典的生活状况。文中观点认为，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除了教学之外，整天躲在小屋里，读读诗词以消磨时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可是，在《吴宓日记》里，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却完全是另外一番生活状态，即便不能用“社会活动家”来形容，但他却堪称昆明学术界的“明星”，经常出现在文林街头的演讲台上。比如，1940年5月16日，“晚7—9（时），在文林堂陪刘文典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听众极多”。1942年3月16日，“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7—9（时）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1942年3月24日，“恒丰晚饭，访虞唐。7—9（时）偕听典讲李义山诗”。

文林街只是昆明的一条很普通的小路，东西向，东边是云南大学，西边通往西南联大校园，街上比较繁盛的是小面馆和甜食店，因而也成为联大教授经常出入的地方。“文林街最不寻常是文林教堂，教堂牧师是一位名叫吉尔伯&#8226;贝克的英国人，这个英国人倒也风雅，联大迁来未久，他便结识了许多教授。文林堂常举行讲演会，有时还有唱片音乐会。在文林堂讲演的有历史教授雷海宗先生，最轰动的是刘叔雅先生和吴雨僧先生讲《红楼梦》。刘先生对于《红楼梦》元春省亲题匾‘蓼汀花溆’的独特见解也是首次在此讲出”8。1940年到1942年之间，西南联大曾经兴起过一阵“《红楼梦》热”，教授们纷纷“揭秘《红楼梦》”，但大家最后公认是刘文典和吴宓讲演得最好、最轰动。云南女青年会曾专门“敦请著名《红楼梦》专家刘文典教授，演讲《红楼梦》”，《云南日报》为此还刊登了预告消息，欢迎各界自由参加。从此，刘文典成为许多“文学青年”崇拜的偶像，吴宓就曾多次作为中间人，安排刘文典的崇拜者与他见面，其中包括自己的亲密女友卢雪梅。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11)

当然，无须避讳的是，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确实有喜欢吸食鸦片的嗜好，这当然是一种陋习。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刘文典染上鸦片事出有因，而“旧昆明出于历史原因多阿芙蓉癖的人”，到了这样的环境下，吸食鸦片似乎并不特别奇怪。正如西南联大毕业生黄清回忆，当时喜好吸食鸦片的大学教授并非只有刘文典一人。

最后说说刘文典的现实关怀意识。批评的意见认为，刘文典“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这样的精神状况，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当时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呢？国难当头，抗日自然压倒一切。刘文典到了云南以后，除了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老本行——古籍校勘上。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钻进了故纸堆中，对于外面的世界肯定是一问三不知的。

恰恰相反，刘文典并不是一个只知道钻研学问的“老学究”，更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书呆子”。他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关注着民族的未来。作为“百无一用”的书生，他不可能纵马驰骋、点兵沙场，但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去宣传抗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日本。他甚至还利用自身的学识与智慧，为二战盟国出起了主意。

1943年2月23日，《云南日报》上刊出刘文典的长篇文章《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分析当时的国际战争局势，眼光独特。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空军突然袭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在不到半年内，日本侵占了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处于暂时的军事优势。1942年6月，美国在中途岛海战中获胜，取得海上主动权。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刘文典通过分析美国和日本的两部战争小说，“警告美国人”要提防日本人的真实用心，“日本在赌赛国力的长途竞走上不是美国的敌手”，因此只要“准备未完成的美国舰队不肯送到日本近海受它‘击溃’，等扩张齐备之日以压倒的优势打来”，再加上中国等军事力量的配合，“将来直捣三岛的当然少不得我们的联军”。果不其然，1943年11月盟军开始大反攻。1944年春夏之间，美国先后夺取了由日本委任统治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三群岛。1945年8月15日，穷途末路的日本被迫宣布投降，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胜利。刘文典对于现实世界的独到分析，得到了太平洋最后战局的印证。

综上所述，应该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最为传神的写照之一。当然，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够进步的话，那就是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一个读书人的自觉，而未能有意识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抗日救亡的行列”。

战后如何对待日本

对于日本这个国度，刘文典所表现出的理解深度与关注视角，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亦堪称理性独到，相当成熟。可以说，刘文典所秉持的始终是一种国际视野的日本观，而非单纯的中国视野的日本观。

刘文典一生曾三赴日本：一次是1908年年底青年留学，一次是1913年政治逃亡，一次是1936年学术访问。可以说，是日本给予了他直接接触东西方现代文明的机会，让他完成了早年的思想训练与启蒙。但正因为对这个国家有着深度的接触与了解，刘文典更感觉到“日本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其他各国迥然不同”，军阀“就是日本的国策”9。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刘文典始终坚持要正确认识日本、认识日本人、认识日本文化。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12)

1933年，刘文典不顾“某些位爱国志士”骂他“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兀自埋头赶译出了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便是希望能够警醒国人，“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政策和野心”。任教西南联大期间，他曾到文林堂演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凭借自身对于日本的多年关注与研究，向世人揭穿日本侵略者一贯的军国主义立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中国兵法中的千古良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身在北平，还是偏安西南，刘文典除了尽心尽责上课、讲学、研究外，还专门抽出一定的时间做关于日本的演讲或写相关的文章。

1942年11月8日、9日，刘文典连续两天在《中央日报》（昆明版）上发表“星期专论”，题目很干脆：《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文章开门见山，头几句写道：

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是飞机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是大瘟疫、大天灾么？也都不是。我认为天地间最可怕的，就是一个“不知道”。因为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

刘文典认为，美国之所以被珍珠港一役打得晕头转向，主要是对日本人的“天性慓悍”缺乏了解，“如果有战争，它必然是要先下手袭击的”。但他紧接着风趣地且带有讽刺意味地写道：“英美固然大吃‘不知道’的亏，日本所吃的大亏也正是因为这位‘不知道’。”

一直以来，日本设在中国各省各县的特务机关无孔不入，将中国社会的许多弱点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认定中国是绝对无抵抗力的，所以才敢于发动“卢沟桥事变”。但它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各方面现在都“知道”了，因而激起了全民族的坚韧反抗，是绝对征服不了的，“我们替他们设身处地地想，这有什么办法呢”！

刘文典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要知道，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还有三年的时间！他的眼光不可谓不深邃高远。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1944年，正当人们在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暗自欢欣的时候，刘文典却未雨绸缪地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它？

按常理说，日本屡屡侵扰中国，先有甲午战争，后有侵华战争，侵占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的人民，压制中国的文化。日本所犯下的罪孽，中国是怎么仇恨都不算过分的。在40年代初的《云南日报》上，刘文典曾写过一篇《日本人最阴毒的地方》，开头一句就是，“日本人可恨，这何待多说”。与很多人仅仅因为日本人肆意杀戮大量同胞而生起的仇恨不同，刘文典认为，日本人最可恨之处，是他们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形的财物之外，还千方百计地想要毁灭我们中国的精神，比如主张报纸发表汉奸言论等。

但这一次，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刘文典却出语惊人。

他的全部观点集中体现于一篇近万言的政论文章中，《云南日报》在1944年3月30日、31日两天辟出大幅版面予以刊登：

论起仇恨来，我们中国之于日本，真是仇深似海，远在法国和德国的仇恨之上。说句感情上的话，把（日本）三岛毁成一片白地，也不为残酷，不算过分。

不过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远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我们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的美德“仁义”上着想，固然不可学克莱孟梭（法国内阁总理）那样的狭隘的报复，就是为利害上打算，也不必去蹈法兰西的覆辙。所以我的主张是: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

《狂人刘文典》 千里走联大(13)

基于这种宽大的态度，发挥我们中国固有的尚仁尚义的美德，那么，我们中国将来在和平会议上，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伐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这个民族自立为一个国家已经一二千年了，我们既不能把他根本夷灭，改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依然让他做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应该有个待国家之道。根据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盟邦议定的《大西洋大宪章》，日本这个国家也应该享有他应有的权利，也应有一份资源还是要留给他的。这是此次大战远胜于前次大战的地方，也是世界政治上的一大进步。我们当然热忱拥护这一点。

在谈到和平条约的内容时，刘文典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意见：一是主张不向日本索取赔款；二是主张不要求日本割让土地；三是主张日本用自身拥有的文物赔偿它所毁坏的中国文物。

如今已经无法确切地知晓当时的国人读到这一番言论时的反应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很多人看来，刘文典的这些主张与“汉奸言论”无异。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一定仍然会有不少人鄙夷这种观点吧！

不过，刘文典似乎从一开始就很坦然，赔款、割地都是中国人民以前经常遭受的屈辱，但不能因为如此，就将同样的罪恶施加于战败的日本身上。这不仅是一种“以德报怨”的道德操守，更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政治情怀，“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东洋和平的基石，近日应付处理稍有失当，就会种下将来无穷的祸根”。

唯有在国家主权、民族大义上，没有退让的可能，特别是在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上。在这篇极力主张“宽大对待日本”的专论中，刘文典写道：

我们早已昭告天下，绝无利人土地的野心，更不想征服别的民族。所以战事终了之后，我们只要照我们的古训“光复旧物”、“尽返侵地”，就算完事，绝不想索取日本的领土。况且日本原来自有的区区三岛，土地本也无多。他的本土三岛，我们纵然一时占领，也无法享有他的土地，很难治理他的人民。论势论理都不必要日本割地给我们的。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的，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

关于琉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中国古史，《隋书》中即有《琉球传》。“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朱元璋遣杨载出使琉球，琉王察度对明朝称臣，开始向中国朝贡，历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成为属邦。”10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王国属于日本的“内藩”，并妄图将琉球群岛纳入日本版图，拒绝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就作为琉球宗主国的地位的事实，正式侵占琉球。1879年3月30日，日本将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置琉球为冲绳县。中国从未在国际法上承认日本窃取琉球主权的合法性。

后来的历史证明，刘文典的观点是理性而颇具远见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对待这个战败国没有“穷追猛打”，果然采取了宽大的态度，没有要求赔偿，更没有要求割地。唯一遗憾的是，蒋介石政府由于各种现实的考虑，没有据理力争解决刘文典一再强调的琉球主权争端问题。果真应了刘文典的那句话，“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

刘文典之所以“狂”，与他这种远见卓识的智慧与纵横天下的自信恐怕也不无关系吧。

注释

1向祚铁、侍卫华：《清华大学演义：1911—1998》，第255页。

2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转引自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1—12页。

3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6—27页。

4云南省档案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社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35—36页。

5余斌：《西南联大&#8226;昆明记忆：文化与生活》（3），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11—112页。

6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湾《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第55页。

7刘文典：《致胡适信》，见《刘文典全集》（三），第839页。

8鲲西：《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80页。

9刘文典：《告全日本国民书》译者自序，天津大公报馆，1933年5月，第1—2页。

10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1版，第149页。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1)

刘文典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

到了晚年，他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其实只有一位，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沈从文算什么教授！”

1928年，一个只有小学毕业资历的年轻人登上了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台。

他由徐志摩介绍而来，经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同意而被聘为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尽管这个年轻人之前已经写出了《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等享誉一时的文学作品，但这毕竟是他第一次走进高等学府的大门，内心的忐忑可想而知。在上课之前，他做了认真的准备，材料厚厚一摞，估计能够讲一两个小时了。就这样，他低着头，走上了讲台：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感到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1

后来，这个年轻人终于鼓足勇气开始讲课了。不料因过于紧张，原来计划在一个多小时内讲完的内容，被他三下五除二，只花了十多分钟就全部讲解结束了，接下来又是无话可说。

年轻人再次陷入窘迫。无奈之下，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这则“新闻”很快就被演绎成不同的版本，漫天飞舞。人们都在纷纷打听这个敢于登上中国公学讲台，却出尽洋相的“小学毕业生”姓甚名谁。没费什么工夫就查清了他的全部档案：沈从文，湘西凤凰人，十四岁高小毕业后入伍，二十岁左右开始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坛小有名气。

在那个重视真才实学的年代，沈从文的第一次亮相被很多旁观者毫不犹豫地打了个“零分”。尽管沈从文后来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作家，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写文章评价他是“一个空虚的作者”。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沈从文的一生，无论是在声名显赫时期，还是在孤独落寞阶段，骨子里始终透显着浓浓的“自卑情结”。

这显然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他的评价。“瞧不起”沈从文的代表人物，就是刘文典。1942年上半年，刘文典、沈从文、朱自清、王力、罗庸等人曾先后接受国文学会的邀请，担任“中国文学十二讲”的讲师，举办学术讲座。但这似乎并没有“澄清”关于刘文典“鄙视”沈从文的传闻。

相反，刘文典“瞧不起”沈从文的传闻被人推演成无数个版本，四处传播。其中，最经典的不外乎以下两个版本：

其一是“教授职称事件”。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2)

沈从文1939年到西南联大任副教授，仍然讲授“习作”等课程。到了1943年，西南联大讨论聘请沈从文“为本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月薪叁百陆拾元”2。这个教授薪水并不高，刘文典1942年在西南联大所拿的薪水是每月四百七十元。即便如此，在举手表决时，刘文典仍然拒绝为沈从文“抬轿”，并坚定地发言表示反对：“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

他甚至还说，“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其二是“跑警报事件”。

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军敌机频频侵扰昆明，警报一响，天下大乱，大家自顾抱头鼠窜，争相奔往可以隐蔽的地方。有一次，又遇警报声起，正在上课的刘文典想都没想，收起教具就带着学生冲出了教室。

跑着跑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原来那时候他最为钦佩的陈寅恪教授因为营养不良，视力严重下降。刘文典生怕陈教授忙乱中有个三长两短，赶紧带着几个学生，在人群中找到正茫然不知去处的陈寅恪，架起他就往安全的地方跑去，边跑边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快到学校后山的时候，刘文典忽然看到沈从文也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惊慌失措，顿时怒上心头。他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冲到沈从文面前就大声呵斥起来：“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

沈从文比较了解刘文典的为人，也懒得与之争辩，独自走开了。但这件事情却被当时一道“跑警报”的人记录了下来，流传至今。

其实刘文典并不是仅仅“瞧不起”沈从文。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名噪一时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巴金，他想了半天，喃喃自语：“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他一度还批评过茅盾，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那个“盾”字通古汉字里的“楯”字，应该读“shǔn”。

凡是听过刘文典上课的人，都知道他喜好“臧否人物”，有时候骂起人来毫不留情，其实也未必有什么恶意，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罢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一点理解得最深的，竟然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

刘在北大教古典文学，是充和的老师；说沈从文教书的月薪只值四块钱的，也正是他。一般人大都了解他那番狂言不过是自命不凡的表现，充和却觉得他的话引人发噱。更妙的是，刘文典因嗜鸦片，终遭联大解聘，时人大多认为都怪他平日太过托大，才遭此报应，充和却不这么想。充和会说，刘是个喜欢从心所欲的人，生活铺张，言语夸诞。他确实藐视充和的姐夫沈从文，但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连胡适在内。充和坚信刘虽然主见很强，却并无恶意。她还说，刘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经八百地看他？

这段文字来源于美籍华人金安平博士的《合肥四姊妹》一书。金安平博士是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所执之论当较为可靠。

还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解放后，沈从文一度被“打入冷宫”，遭遇“当红人物”郭沫若的大肆批判。尽管刘文典对于沈从文的人生突变并未直接发表任何评价，但有一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间歇时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着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走远了。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3)

那时候，沈从文正在故宫里勤勤恳恳地当解说员。

“教授中的教授”

1958年，“厚今薄古”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6、7月间，中山大学历史系收到七十二篇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论文，其中一半都是“炮轰”陈寅恪的。批评者最激烈的声音是，陈寅恪一向以“教授中的教授”自居，实际上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种族文化论者”，与“社会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人，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算得上是名门出身。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是被写进了中国近代史的人物。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精力主要用于诗歌创作，有《散原精舍诗集》传世。1937年8月8日，日军攻入北平城，正处于病中的散原老人拒绝服药、进食，两日后逝世。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陈寅恪，很小就能将《十三经》的大部分篇章倒背如流，被誉为“神童”。十二岁随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二十岁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高等专科政治学校就读，具备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最为精通。

仅此一点，就让内心孤傲的刘文典由衷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平生只具备阅读英、日、德等几种语言的能力，而“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因此，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刘文典一定气得吹胡子瞪眼，忍不住破口大骂：“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教授中的教授”，是解放前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公认评价。1925年，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大肆扩展，准备成立研究院国学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吴宓担任，决定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在国外留学时曾见过陈寅恪，对之一见倾心：“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得见寅恪。当时既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3吴宓不止一次对外宣称，“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对于这样的“绝顶高手”，当然不能不聘到清华来。但陈寅恪当时尚在德国留学，国内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吴宓就委托梁启超去找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梁启超与陈寅恪的父辈素有交往，对陈寅恪的博学与卓识早有耳闻，因此当吴宓找到他时，他二话没说就走进了曹云祥的办公室。

听明来意，曹云祥问梁启超：“陈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启超回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云祥又问：“那他有什么著作？”

梁启超回答：“也没有什么著作。”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4)

曹云祥很为难：“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就很难办了。”

梁启超有点生气，反问曹云祥：“我的著作算不算多呢？”

曹云祥回答：“当然！”

梁启超说：“我可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继续留在国外吧！”

就这样，没有学位文凭，也没有学术著作的陈寅恪进了清华园，并且顺利成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后，陈寅恪又成为清华大学里唯一被中文系和历史系双聘的“合聘教授”，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而且学术成就斐然。在他的课堂上，经常能够见到清华一些著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坐在台下毕恭毕敬听课的场景。

1929年年初，刘文典应罗家伦的邀请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很快就认识了被称为“盖世奇才”的陈寅恪。同年4月26日，罗家伦在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曾专门提到，“计今年所聘教授讲师，如翁文灏先生之地学，哥伦比亚大学葛利普先生之物理学……刘叔雅先生之汉魏六朝文学……至于以前即在清华之教授，如赵元任先生在授音韵学，陈寅恪先生授佛经翻译及唐代西北史料，唐钺先生授心理学，叶企孙先生授物理学……总之，清华教授人选，总算是可以向学术界交代得过去。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可见，刘文典、陈寅恪当时都是清华大学的“招牌菜”之一。

关于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交往起源，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川考证认为，1927年12月17日，刘文典与朱自清、朱希祖、杨振声等人发起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估计在此前后，刘文典、陈寅恪二氏相识”4。在《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就有陈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第三号上又发表了陈寅恪的《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这都是其早期重要的学术文章。

两人更深的交往应该始于1931年。这一年的秋天，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成立中国文学部、历史学部，在原有中文系课程之外，增设了一些研究课程，并由教授任导师，指导学生、研究生。其中，刘文典的指导范围为“选学、诸子、中国化之外国语”，陈寅恪的指导范围为“佛教文学”。两人同时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部分重点课程的教学任务。从1932年6月起，《清华学报》设立学报编辑部，由浦薛凤担任总编辑，编委则有刘文典、陈寅恪、吴宓等人。

由于授课、研究的接近及同系共事，刘文典、陈寅恪共同教了一些学生。作为考试委员、主席，两人出席过多次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的毕业考试，并曾共同指导过一些研究生5：

随着接触的频繁与了解的深入，刘文典对陈寅恪越发崇拜起来，“陈寅恪到清华后，清华园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都向他请教，他总是会给以满意的答复”6。在清华期间，陈寅恪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佛经研究上，并为学生们开设了相关课程，其方法首先就着眼于校勘，“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7。

可能正是因为受到陈寅恪的影响与启发，刘文典开始深度接触佛教经典，并曾专门到北京西山碧云寺读经，为日后校勘佛教典籍作了较好的学术铺垫。几年后，在炮火连天、书籍匮乏的西南联大，刘文典克服困难，励精图治，最终完成《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佛教典籍的批注工作。

那时候，刘文典最先想到的就是向陈寅恪先生报告这些成果，“曾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5)

“对对子”风波

刘文典与陈寅恪交往过程中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对对子”风波。

本来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却被认为是向五四精神发起挑战，进而引发国内学术界的一场大论争。直到三十多年后，陈寅恪仍念念不忘此事，慨叹“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思之不禁惘然”！

事情发生于1932年夏天，陈寅恪已确定赴北戴河度假。出发前的一天，刘文典突然来访，开门见山：“我们学校的入学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想请先生代拟一下国文试题”。

1931年8月，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出国访学一年，由刘文典暂代这一职位，此时朱自清尚未回国，刘文典自然要为招生考试的事情忧心。这一命题会直接影响到众多年轻学子的前途，可不是什么随便敷衍就能完成的任务，再三思虑之下，刘文典想起了“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几乎每年都要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批阅工作，对于那些高深莫测的试题早已满腹牢骚。他觉得，国文入学试题应该尽量“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而不是故作深沉，将学生直接绕进死胡同。

经过认真而谨慎的考虑，陈寅恪决定将作文题命为《梦游清华园记》，这是一道自由度很大的题目。曾经游历过清华园的，直接写自己印象中的校园就可以了；而没有游历过清华园的，则可以展开自由的翅膀，任意想象。一旦应试者没能考入清华园，那就真的成了“游园惊梦”，真可谓“一题多得”！

除了这道试题，陈寅恪还专门出了两道“对对子”的题目：一道是“孙行者”，一道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在他看来，“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8。

刘文典知道，陈寅恪在诗联上堪称一绝，他曾送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都被搞得一头雾水，后经他一解释，顿时恍然大悟，笑成一片：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那他的学生当然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曾任清廷南书房行走，是溥仪老师，那他现在的学生也可算得上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了。这副妙联一时被传为佳话。

但刘文典可能没有想到，陈寅恪这次所出的“对对子”的题目，竟然引发学术界一片哗然，久久不能平息。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陈寅恪此举引起社会各界不少批评，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9当时中国学术界正在热捧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并将之作为国文考试的文法依据。陈寅恪则认为，这是一种“认贼作父，自乱宗统”的行为。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代汉语语法学专著。作者马建忠是江苏丹徒人，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分子，自幼好读，打下了扎实的《小学》功底，成年后留学法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法学，通晓法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经过多年积累，晚年模仿印欧语系的语法写出《马氏文通》一书，成为我国语法学的开先河之作。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多高校招生考试，都以这本书所主张的文法作为答题依据。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6)

然而，陈寅恪却一直不肯认同这一“畅销书”所传达的核心理念。他凭借自己精通多国语言特性的优势指出，印欧语系的语法规律，有的确实可以作为中国文法的参考和借鉴，比如梵文中的“语根”之说。但倘若将其属于某种语言的特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并视之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对应于中文，有不合的地方，便指其为不通，这就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了，“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胡适是《马氏文通》和白话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因而陈寅恪的命题被认为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异议与批评”。尤其是他出的对子上联“孙行者”，有几个学生以“祖冲之”相对，已被认为是绝对了，但陈寅恪心里的标准答案其实就是“胡适之”。

他自己后来解释说，“孙行者”这道题的创意来自苏东坡的诗句“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是战国时一种狗的名字，“行”与“退”均为步履进退的动词，“者”与“之”均为虚字。他希望学生拿“胡适之”来对“孙行者”，就是依据同样的思维路径，将之视为嵌字联，取“猢狲”两字，这对于一向主张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也是一种善意的调侃。

外界辩难与攻击的观点纷纭，总的来说，主要是认为，“对对子”不过是“下流玩意儿”，根本就不应拿来用作录取大学新生的考试题目。众多责难很快汇聚到了刘文典那里。他将这些声音一一反馈给了陈寅恪。

不久后，陈寅恪在《清华暑期周刊》第七卷第六期上发表《答记者问》一文，解释自己出题的初衷。1932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8226;文学副刊》再次刊出陈寅恪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是一篇“于命题之旨颇多发挥”的信函，发表后即被国内众多报刊转载。

陈寅恪说，在真正中国文法没有成立之前，学术界不应自欺欺人，而应寻求一个过渡时代的救济方法，作为暂时代用品。他个人主张采用“对对子”作为这个暂代品，因为“对对子”至少有四大功能：

（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

（乙）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

（丙）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对于刘文典所担心的“流俗之讥笑”，陈寅恪泰然处之，一笑而过。他说：“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一句话，像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较量，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这当然只是安慰刘文典的话。其实陈寅恪本人对于这一风波是十分在意的。1934年，陈寅恪又撰《四声三问》，阐释四声之产生与佛教传入中国的关系，再次强调对偶、平仄、四声的重要。这两篇重要的文献立论清晰、阐述流畅，很好地回应了质疑者的声音。陈寅恪的好友吴宓就认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与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10至此，“对对子”风波方宣告结束。

三十多年以后，陈寅恪重检旧札，看到当年所写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为之撰写“附记”，补充说明当年出题的动因。在慨叹刘文典、胡适均已“并登鬼录”的同时，回首往事，风起云涌，没想到一切真的不过是一场“游园惊梦”而已！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7)

“联大只有三个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散原老人忧愤绝食而死。

陈寅恪在匆忙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携带家眷仓皇逃离北平。对于当时的情境，陈寅恪夫人唐筼在《避寇拾零》里有所记录：“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九岁，小彭七岁），忠良照料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11几经辗转周折，一家人到了长沙，“十一月二十日夜到了长沙，天仍在下雨，幸先发电，有人来接，得以住在亲戚家张宅，到时已在深夜了”。

到了长沙没多久，时局变化，陈寅恪一家不得不再度南行。先是到达香港，唐筼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不能继续前行，但陈寅恪惦记着学校事务，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安南、海防，最终到达云南蒙自。在歌胪士洋行刚一住下，他就染上了当地盛行的疟疾，痛苦不堪，过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好转。

与陈寅恪住在一起的，还有随后赶到的刘文典等人。经过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交往，特别是“对对子”风波之后，刘文典与陈寅恪走得更近了。在清华大学南迁到云南的过程中，刘文典与陈寅恪所经历的磨难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辞别亲人，独身前往；都是一腔热血，心忧家国。还有一个巧合，都是因为这次南迁，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书籍在香港被日本乱兵劫走；而陈寅恪寄托在长沙亲友家的一批正规图书，不幸遭遇大火，随身携带的两木箱珍贵典籍竟然在半途中被人用砖头换走，其中不乏若干陈寅恪写了一半的著作。两个人同病相怜，平日里的来往与交谈自然就多了许多。

蒙自虽是偏僻蛮荒之地，但却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特别是歌胪士洋行旁边的南湖。南湖亦叫“学海”、“泮池”，一开始不过是个取水坑，后经修缮成为碧波荡漾的大小两个湖泊。南湖一年四季碧波万顷、岸柳成荫，沿湖内外古迹景点众多，风光涟漪，蜚声遐迩。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没有什么好的去处，傍晚时分便经常溜达到南湖岸边，聊聊天、发发呆。刘文典、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等教授都是南湖的常客。

在吴宓看来，南湖颇似杭州的西湖，因而他写一首诗，其中就有“南湖独步忆西湖”的句子，情绪尚且悠闲。可到了陈寅恪的眼中，南湖却颇有几分北平什刹海的风味。一天傍晚，他和吴宓散步到南湖附近，站在桥头望着湖面上肆意绽放的荷花，远处传来酒楼里划拳、喝酒的吵闹声，一时间百般感触，不禁随口吟成一首七律：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犹明灭，楼上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莫关山几万程。

刘文典很快就读到了陈寅恪这首悲怆激越的七律，联想到自己奔波千里、千转百折的类似经历，一种知音难得的悲情瞬间涌上心头。他立即挥毫泼墨，将陈寅恪的这首诗抄录了下来，赠给了一向帮助西南联大的当地学者马竹斋先生。马先生视为珍宝，精心收藏，如今原件存于蒙自档案馆。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8)

到了蒙自之后，由于生了疟疾，陈寅恪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此之前，陈寅恪患有眼疾，视力大不如前，并有逐步衰竭的趋向。战时经济紧张，蒙自的生活虽然还算过得去，但也几乎只能是保证每天不至于饿肚子，更多的营养就谈不上了，这都加剧了陈寅恪的病情。“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有时候想想，难免落寞孤寂。幸好，云南还有吴宓，还有刘文典。

在陈寅恪的心目中，吴宓、刘文典都是他的“患难之交”。经历过战乱的侵扰之后，“国学研究院当年的繁荣景象，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逐渐模糊起来。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他还在清华苦苦撑持”12。而一直坚定站在他身边的，总有吴宓、刘文典这两位至交。

吴宓是最早提出将陈寅恪“挖”到清华的人，他与陈寅恪的亲密关系自然不用多说。在厚厚几十本的《吴宓日记》里，只要两个人同在一地，总能见到两人过往相交的记录，从读书到交友，两人甚至还一道出钱宴请宾客。

而在日军轰炸的警报下，刘文典“保存国粹要紧”的真情流露，更让陈寅恪在孤寂之余颇感安慰。据云，刘文典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与他后来经常拿“大拇指”和“小拇指”喻指陈寅恪和自己，是同样的情怀与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授课，都是当之无愧的联大翘楚。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十二年，是陈寅恪学术功力全面爆发的“黄金时代”，他一生著文约百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了云南以后，由于藏书被焚或被窃，陈寅恪只能以手边残存的眉注本《通典》为蓝本，凭借过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本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期间又遭日寇烧毁，但仅从由其旧稿拼凑而成的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来看，亦足可见陈寅恪在文学、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13。

陈寅恪上课，自成风格。假如你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见到他行色匆匆去上课，不用开口问他“今天讲什么”，只需要看他肩上挎包的颜色就知道了。黄色的代表要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蓝色的则代表要讲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和刘文典一样，他上课声音并不大，习惯于平铺直叙，习惯于引经据典，但精彩往往就闪现在这有意无意之间。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光是为了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字，就足足讲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学术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也不敢随意走进他的课堂。

相同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与行为主张，让刘文典与陈寅恪英雄相惜、互相推崇。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多次在课堂上跟学生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喜欢用这句话作为“《庄子》研究”课程的开场白。说得台下的学生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教授挺谦虚啊，没料想到，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因为就连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家的陈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听到刘文典的另一番“疯人疯语”：“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9)

这番话曾经被认为是后人杜撰的，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必雨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两个半教授”的真实版本：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台下的学生虽然都是初来乍到，但很多人刚进校门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刘文典这个名字，都已将他当成传奇般人物崇拜向往。没想到学校第一次活动，就能见到这位“真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位名教授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刘文典虽然没有明说另外一个真正懂《庄子》的人是谁，但大家的心里都已不言而明：就是他老先生自己！14

这是李必雨亲耳聆听到的刘文典发言，尽管细节可能会因时间久远略有差异，但整体上的意思应该是不会错的。何况，对于一个大学新生来说，第一次遇到大学老师就是如此狂放不羁、豪言壮语之人，相信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将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按照刘文典的个性，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小菜一碟。1923年，在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并得到胡适的高度赞誉后，刘文典校勘诸子百家典籍的信心更足了。于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了《论衡》的校勘，弄出了“自信是《论衡》的最完善的本子”，但商务印书馆对这本书的销路却“极为怀疑”。万般无奈之下，刘文典只得给自己的“人生导师”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够帮助他协调出版或者寻找新的买家。

在这封信里，刘文典第一次向胡适透露了他准备校勘《庄子》的宏大计划：“《庄子》这部书，注的人虽然很多，并且有集释、集解之类，但是以弟所知，好像没有人用王氏父子的方法校过。弟因为校《淮南子》，对于《庄子》也很有点发明，引起很深的兴味，现在很想用这种方法去办一下，也无须去‘集’别人的东西。只仿照《读书杂志》的样儿，一条条的记下来就行了，有多少算多少，也无所谓完事，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法，你要赞成，弟预备等书债偿清之后就着手了。”

从刘文典与胡适来往的书信看，胡适对他的这一研究计划表示了支持，并给他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引用了《庄子》“至乐篇”里的部分文字，说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刘文典刚好正在潜心写作《庄子补正》，遂将“至乐篇”里的文字重新考订了一番，“稍稍可读”，但仍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必欲求解，势将流入穿凿附会一途”。由此可见，刘文典后来夸口自己是古今中外真正懂《庄子》的唯一一人，并非完全“无厘头”。

本来以为校勘《庄子》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一工作却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先是回到故乡筹办安徽大学，后则回到清华大学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直到长子刘成章因病早逝，刘文典为了转移悲伤，才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点校“齐彭殇，等生死”的《庄子》。没过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刘文典什么都没带，只将《庄子补正》等尚未最后完成的书稿塞进一个蓝色包袱，到了云南。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10)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最终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书稿。在此之前，他所写的《庄子琐记》被收入1928年出版的《三余札记》中。相比之下，《庄子补正》更像是一部“冥思研索”的巨著，收列《庄子》内篇、外篇、杂篇的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8226;庄子音义》，以历代《庄子》重要版本为校勘基础，广泛征引了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奚侗、俞樾、郭庆藩、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古今知名学者的校勘成果。在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后，刘文典曾言明写作这本书的标准：“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15可以说，《庄子补正》是刘文典一生用力最多的校勘著作，亦最被世人所看重，是至今所有治国学的人都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顺便插一句，时间的轮盘转到21世纪初叶，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一位英姿飒爽的“国学女将”于丹。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解解读《论语》的心得，一炮走红。2007年春节期间，她又披挂上阵，高擂战鼓，用成功学的方法解读《庄子》，据说一部书稿就卖了几百万。但尽管于丹再红，她都没有忘记向刘文典这位大师“讨教”：在她“天价书稿”的参考文献作者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庄子，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自矜为“古今唯一懂庄子”的刘文典。

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却真实地凸显了《庄子补正》持久未变的学术价值。刘文典本人对于这部著作也相当满意，除了在西南联大开设相关课程向学生讲解他的研究成果之外，还专门将这部书稿送给陈寅恪先生审读分享，得到由衷的肯定。陈寅恪平生阅人无数、读书无数，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学术成就，但对于刘文典的这本《庄子补正》，却另眼相看，褒奖有加。1939年11月，尚处于颠簸流离状态的陈寅恪欣然为《庄子补正》作序，内容如下：

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认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

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

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

纵览陈寅恪一生的学术交往，能够赢得他如此赞誉的，不过陈垣、杨树达等有限的几个人而已，而他竟对刘文典的著作做出“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的评价，并认为其“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足见《庄子补正》给他带去了多么大的学术惊喜与思想认同。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11)

当然，陈寅恪写这篇序言，实际上也是别有所指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胡适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全国很快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改造古人典籍的热潮，“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渐渐地，“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理智的头脑没有了，大棒子满天飞，对于一切“经史子集”或全盘否定，或任意改造，每个人都似乎变成了金圣叹。分明是用自己的观点在注释“天下才子书”，还说“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往古人的头上“扣屎帽子”。而刘文典实事求是、谨小慎微、有一说一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打动了陈寅恪。

打动陈寅恪的还有刘文典校勘《庄子补正》的真正苦心。在《〈庄子补正〉自序》里，刘文典写道：“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这虽然是一段“之乎者也”的文字，但读起来并不难理解。在当时那种炮火连天、举国动荡的环境下，刘文典想凭借自己对于《庄子》的重新整理，突出学人名节的重要。这一点，同样是陈寅恪所看重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陈寅恪的身上，令刘文典感到钦佩的，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还有其独立坚持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后世学人对于陈寅恪一致敬重的根源所在。

正如前面所写到的，陈寅恪在名节坚守上的超然，是有其家世渊源的。日军侵入北平后，他父亲散原老人绝食绝药而死，这对于陈寅恪的心灵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实在此之前，陈寅恪就已经表现出对学人名节的独特见解。1927年6月2日，陈寅恪的清华同事、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两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仁一致推举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王国维为何而死？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被罗振玉逼债，有的说是因为丧子之痛，有的说是缘于苦病厌世，但陈寅恪凭借与王国维的交往，断定他是死于名节。当时北伐军即将攻入天津、北平，溥仪虽然早就不是皇帝了，却一直住在天津，依然享受着遗老遗少们私下的顶礼膜拜，如今一切都将成为烟云，王国维自觉唯有一死才足以谢天恩。

“君辱臣死”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却是千古文人生存的价值。这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名节坚守。思虑良久，陈寅恪写下了一段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景仰的名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正是陈寅恪对于近世文人生存价值的重新解读与构建。

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完全认同。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情怀，在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前的“抢救学人”运动中，刘文典和陈寅恪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拒绝。据说，离开大陆后，蒋介石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寅恪，但都失望而归，这成了蒋介石的一大恨事。胡适甚至都为刘文典全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最后却同样遭到谢绝。

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并不代表陈寅恪就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实际上，经过多年战乱的陈寅恪，此时最想做的就是寻找一个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潜心做自己的学问。他最终选择了偏于中国南隅的岭南大学。抗战前夕，岭南大学的校风就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遂进入中山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其间，北京一直没有忘记陈寅恪。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突然被斯大林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大量引用了陈寅恪的材料。回到国内后，毛泽东派人四处查找，终于得知陈寅恪在广州，当即嘱咐广州当局要好好优待他。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12)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53年夏天，陈寅恪生了一场小病。住院期间，他开始关注清代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篇气势如虹的学术论文《论〈再生缘〉》诞生了。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极大兴趣，这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山鼻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再生缘》，先后发表了七篇相关文章，似乎有与陈寅恪这位传统史学大家“一较高低”的意思，为之甚至不惜在一些文章中挑剔、驳斥陈寅恪的观点。

这似乎也能从另一个层面彰显陈寅恪在北京高层心目中的地位。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任主任。“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16。但是很明显，这个名单上还缺少一个不容漏掉的名字：陈寅恪。

自1953年开始，不断有被陈寅恪称为“北客”的昔日同事或学生，借“路过”广州而专门登门拜访，劝说他到北京任职。有消息说，郭沫若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准备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其中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位置就是特意给陈寅恪量身定做的。

1953年11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信件，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南下广州劝说昔日恩师陈寅恪北上的列车。

一到中山大学，汪籛就住进了老师家中。他二十二岁便追随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历史，是陈寅恪所有弟子中成就相当卓越的一个。这次南下劝说陈寅恪，汪籛是志在必得。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亮明来意，他就被老师“轰”出了家门，住进了招待所。

面对汪籛的苦口婆心，陈寅恪说得很明白，“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17。

说到激动处，陈寅恪表示，假若北京真的有意请我去中国科学院任职，那先接受我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一座挡箭牌。”他不仅不愿意宗奉马列主义，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一纸证明，这自然就是告诉汪籛，一切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汪籛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此后数年，北京方面一直都不放弃，继续动员与陈寅恪关系不错的学者或知名人士，通过不同途径劝其北上。作为陈寅恪的昔日至交，刘文典自然也“跑不掉干系”。1956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文典在北京开完会后，心思重重地踏上了归途。他没有直接回云南昆明，而是中途在四川成都停留了几天。他和陈寅恪共同的好友吴宓住在那里。

这一年的3月6日，《吴宓日记》作了如下的记录：

《狂人刘文典》 偶像陈寅恪(13)

晚饭后，刘文典、彭举同来；举旋去，与典久谈。典写示寄寅恪诗（二句注，“当时传闻宓坠楼自杀”）。旋乘汽车至典馆舍（省府第一招待所在本馆之背，由暑袜街续往，实甚近），烹茗细谈。典述（一）典近十年之情况，此次赴京之使命，留此之原因；（二）寅恪近况，政府命典作说客，典欲宓代往（宓决不效华歆之对管宁，但未明说）；（三）典在京遇稻（仍住受璧胡同九号）之详情；（四）典劝宓赴云南大学任教，以李广田（共党）为副校长，主持一切，宓必可作自由研究或编译（典举示杨宪益英译之《唐人小说》）云云。宓答以“安土重迁”，不欲去此矣；（五）典杂述秦瓒、陶光、孙乐等之近情。乐之变节，诚宓所不及料者也。11：00急步归，京戏方散。

这是一段极具历史价值的个人文字记录。通过吴宓简短的复述可以发现，刘文典对于北京方面交代的任务是没有任何信心的，否则他也不会向吴宓求助，甚至请吴宓代为前往。其实连他自己都知道，吴宓肯定也不会去的。刚刚解放的时候，吴宓像陈寅恪一样，既不肯到台湾，也不肯北上。实在无处可去，一度想上四川峨眉山剃度出家，最后打消念头，入当地学校讲学为生。尽管世事变迁，但这三个曾经朝夕相处、无话不说的友人，对于这一点是有共同认识的。

相对于陈寅恪、吴宓来说，刘文典的内心有一丝丝愧疚。由于各种因素的催促，他已经融入了现实的尘世，甚至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变成了吴宓所说的三国“华歆”。华歆与管宁曾经是莫逆之交，两人一起读书，门外有官员的轿舆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放下书本跑到门外去看热闹。于是，管宁与华歆“割席”绝交。在传统士大夫的眼里，名节是高于一切的。

想到陈寅恪本来可以达到更高的位置、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他却不为所动，刘文典心里难免生出更多的波澜。这才是他所认识的陈寅恪。在给吴宓阅示的《怀寅恪》一诗中，刘文典写出了对于故人的牵挂与敬意：

湖海元龙安好无？吴宫又见落秋梧。

漫云往事丝难理，曾赋新诗锦不如。

匝地风烟双鬓改，中天明月一轮孤。

翠钿金凤抛残尽，怕过黄公旧酒垆。

在诗中，刘文典连用几个典故，赞誉陈寅恪的独立坚守。第一句中的“元龙”，指三国时期的“狂人”陈登，字元龙，性格桀骜不驯，学识渊博，曾任广陵太守，深受百姓拥戴。因同姓，故刘文典将陈寅恪喻为陈登。第四句中的“黄公酒垆”一典出自《世说新语》，晋时王戎曾与嵇康、阮籍同饮于黄公酒垆，后来嵇康、阮籍相继过世，王戎再过此店，为之伤感。刘文典借助这一典故，表达对昔日友人和昔日生活的深深追忆。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时候，刘文典内心惦念最多的依然是陈寅恪的安危，他隐隐感觉到，陈寅恪的桀骜不驯有可能会给他带去难以预测的灾祸。

当然，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将比陈寅恪更早地遭遇灾祸，更早地离开人世。世事如白云苍狗，有时候，祸福真的难料。而“苟活”下来的陈寅恪、吴宓，后来所经历的悲苦，更是刘文典所无法知晓的了。

坚守，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注释

1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05页。

2余斌：《西南联大&#8226;昆明记忆：文化与生活》（1），第54页。

3何威、徐晨亮：《清华名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2页。

4王川：《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1期，2003年1月。

5同上。

6何威、徐晨亮：《清华名流》，第55页。

7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89页。

8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转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1版，第249页。

9王政：《历史的棱角：晚近中国卓行奇语考录》，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27页。

10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84页。

11同上，第113页。

12同上。

13何威、徐晨亮：《清华名流》，第61页。

14刘平章编：《刘文典传闻轶事》，第88—89页。

15王川：《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6陆键东：《陈寅恪的?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第1版，第96页。

17同上，第112页。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1)

1949年7月11日，“国宝级教授”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鲁迅》。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笑声不断。

然而，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二十七篇“讨伐”刘文典的“战斗檄文”，支持他的仅有两篇。

《关于鲁迅》讲了什么？

刘文典到底在演讲中讲了些什么呢？

且不着急，先来看看1949年7月22日云南昆明《观察报》上的一首现代诗，题目叫《话说刘教授》，模仿的是板话的腔调：

年年有个九月九

云大有个刘教授

谈庄子讲红楼

目空四海

眼光如豆

小烟三口

精神抖擞

脑筋一转嫌不够

一心要把鲁迅咒

鲁迅说以牙还牙

你说他自贬咬狗

鲁迅著小说史略

你说人骂他抄偷

人人尊他是文豪

你说他气量不够

人人说他是斗士

你说他彻底落后

人人说他创造好

你说他满篇污垢

空中楼阁

机械机构

一心想骂倒文豪

稳坐泰斗出风头

你说——

讲交情，谈往日

我和他同学同事

多年相处好朋友

没有说的是——

你们这些晚生猴

既不能动笔

更休想开口

呜呼哀哉刘教授

你只合——

歌功颂德

低眉卖笑

喷云吐雾敲烟斗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2)

这个板话，虽然全篇都是调侃讥讽的言辞，但也交代出了刘文典那场演讲的大概内容。据说，当天晚上前去“听刘先生讲演的青年男女坐满了一屋子”，可见刘文典在当时学界的影响力。

刘文典一向好发怪论，前去聆听演讲的人一定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肯定会“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刘文典的演讲为何在后来激起那么大的反应呢？他到底在演讲中罗列出了鲁迅的多少条“罪状”呢？为何在昆明的报纸上几乎全是批判他的声音，而很少出现支持者呢？

遗憾的是，刘文典的讲稿一直没有正式发表，草稿也在后来的生活变迁中丢失了。如今，当我们试图穿越时空隧道去打探刘文典当晚演讲的内容时，所能凭据的只有当年那些集中火力攻击他的云南老报纸了。

据云南大学蒙树宏先生在《鲁迅史实研究》一书中考证，当时发表批判刘文典《关于鲁迅》演讲的报纸至少七种，包括《大观晚报》、《正义报》、《朝报》、《朝报晚刊》、《平民日报》、《观察报》、《昆明夜报》等，共发表批评或批判类的文章二十七篇，而支持刘文典观点的文章仅有两篇。其中，《观察报》和《正义报》表现最为积极，隔三岔五就有与这场演讲有关的稿件刊出，一连“炒”了半个多月。

从报纸报道的情况分析，刘文典当晚演讲《关于鲁迅》的观点大约如下：

一、他和鲁迅的人生观是不同的，鲁迅以为人世太坏、阴险、欺骗、虚伪，等等，真是层出不穷，但他则认为人都是很良善的，他活了六十多岁，就没有遇到过一个坏人。

二、鲁迅是一个斗士，但斗士并不一定了不起。

三、鲁迅小说所用的典故，譬如引车卖浆一典，翻遍古今的辞典都找不出，也就是说鲁迅用典的不古不文不恰当。

四、鲁迅的小说取材，只专就一个地方的来取，而不取普遍的地方，而尤其只会写他家乡浙江的风景，譬如乌篷船之类。

五、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就伟大在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任何一国文字，任何一国的人都懂，而鲁迅小说取材的偏僻只是一部分人懂而多数的人是难懂的。

六、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

七、要研究小说就要懂佛理——印度佛理。鲁迅不懂佛学，更不懂印度学术，所以他把中国的小说源流并说不清楚。

八、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但鲁迅不会这样傻的，大概是参考吧。顾颉刚说了他这件事，他就和顾颉刚闹得不可开交，这足见鲁迅气量的不够。

九、鲁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但文学家都是神经质的，两个神经遇在一块，当然要打架，这是可以原谅的。

十、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这是他错误的地方，一个民族既然会革命，那当然会成功，命都会革，而硬要说不会成功，这是不合逻辑的。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3)

十一、鲁迅只会作短篇小说，如《红楼梦》那样的长篇小说，敢说他作不出，如《金瓶梅》，敢说他更作不出。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

十二、鲁迅总觉得时时有人在迫害他，根本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他精神病态狂的表现；就譬如他住在北平绍兴会馆里，总觉得会馆里的人无人不迫害他，要真的这样，人都在迫害人，哪里会有什么会馆？

十三、近代做小说做得算是小说的，那是鲁迅，除了鲁迅，还有巴金。

十四、把鲁迅恭维得上天的人，真觉讨厌；而把鲁迅骂得一塌糊涂的人，也很无聊，好多地方，别人是不知道鲁迅的，而他是清楚地了解的。

十五、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只在技术方面，是外国的技术罢了。

十六、鲁迅的文章根底，是得力于中国旧书的。要是他旧书读得不好，他是不能做得出那样的文章的。

十七、最了解鲁迅的，是陈独秀先生，因为鲁迅做小说是陈先生叫他做的。

十八、把鲁迅崇拜得了不起的人，还不是如像崇拜孔子的无聊。1

这是一个化名为“白听”的人，在听完刘文典的演讲后，连夜赶工到凌晨3点写成后送报馆发表的，内容应该不至于有太多失真。后来许多报纸发起大批判，基本上就是依据这篇文章而引申开去的。

从“白听”复述的情况看，刘文典当天晚上的演讲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谈到了鲁迅的小说，又谈到了鲁迅的思想，还谈到了鲁迅的为人。尽管带有一定的“拨乱反正”的意味，但在遣词造句上确实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有的语句甚至直接揭了鲁迅的短。

那么，刘文典为何要发表这样的演讲呢？他真的是像有些报纸所说“想借此表示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达到红起来的目的”吗？

刘文典与鲁迅的交往

这就要从刘文典与鲁迅的早年往来说起。

1956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云大中文系师生积极筹备了一个纪念特刊，约十五万字，内容主要是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论文。刘文典应邀向特刊编辑委员会成员鄢朝让、袁世平第一次讲述了他与鲁迅的关系。这次访问的文字整理稿后来被收进纪念特刊，题目《回忆鲁迅》还是刘文典亲笔题写的。

据刘文典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他与鲁迅的“渊源”最早缘于“先后同门”，都是章太炎的学生。1908年前后，鲁迅重返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这时听说章太炎于神田大成中学内开“国学讲习会”，于是邀集几个朋友另请章于《民报》社讲《说文解字》。1909年6月，鲁迅回国。这时，刘文典刚刚到日本留学，四处拜师无门，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拜见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学林社的章太炎，从此成为“章门弟子”。

由此可见，鲁迅从章太炎学在先，刘文典则在后，两人在章太炎的讲学处并未谋过面。不过，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籍学生平时往来甚多，刘文典也多次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鲁迅和弟弟周作人的故事，知道他们有两大有趣的特点：第一、周氏兄弟都不喜欢说话；第二、他兄弟两个随时都是口不离糖，以至饭都很少吃。鲁迅那时还不抽纸烟。

从别人的口中，刘文典在心里悄悄刻画出了对于周氏兄弟最初的印象：周作人的西洋文学较好些，中国的旧学，鲁迅要学得好些。因为周作人是日本京都立教大学的学生，那里很多教授都是美国人。当然，这个仅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印象，大体上是模糊的。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4)

回到国内后没几年，刘文典和鲁迅都进了北大文科教书。在此之前，他们还曾因《新青年》杂志而聚集在陈独秀的周围，只不过刘文典除了写稿之外，很少过问《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因而也一直未得机会与鲁迅见面。到了北大以后，两人“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很少往来”，鲁迅没有去过刘文典的家，刘文典也没有去过鲁迅的家。

刘文典说，他当时“并不佩服”鲁迅，“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授”。每次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见面，他也几乎没听到过鲁迅同别的教授谈话，而且总是一下课就披起大衣走人。只不过，刘文典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吃糖了，而是拼命地抽纸烟。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刘文典没有课，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想看看这位“师兄”是如何上课的？结果，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一直到傍晚五点钟才回家。在这一次课上，刘文典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

当然，这种“佩服”、“崇拜”更多源自对鲁迅学识的赞赏。这和他后来“佩服”、“崇拜”陈寅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对于后者的“佩服”、“崇拜”是全方位的。至于鲁迅人格的伟大，刘文典“那时还没有发现”。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刘文典与鲁迅长谈了几次。听到刘文典谈论对《昭明文选》的看法，鲁迅竟然没有像以前痛骂“选学妖孽”那样痛骂刘文典，反而给予他很多的赞赏，这让刘文典很是高兴。两人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交流而接近了许多，只是仍谈不上成为亲密的朋友。

刘文典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是少年同学、中年同事，比泛泛的朋友稍要亲密些。在教学、工作之外，两人仍然没有任何的私人往来。

鲁迅后来成了中国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一员健将，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和杂文，向恶毒的旧制度发起挑战。但刘文典在读了鲁迅的《呐喊》之后，“很不以他为然”，因为在《呐喊》的序言中，鲁迅说“中国的革命绝不会成功”，而且还用“曲笔”在烈士的坟头上加了一个花圈。

读完这些文字，刘文典很是不安，他认为“鲁迅不只是孤僻，简直是冷酷了”。这样的观点，也为他1949年7月11日的那场演讲埋下了伏笔。对于后来被人誉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刘文典始终没有做到完全地“崇拜”，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没有做到“十二万分地崇拜”。

后来，鲁迅离开了北京，先后到了广州、厦门、上海等地，刘文典与他也从来没有书信往来。

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因1929年5月李秉中结婚，新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宴请亲朋好友。李秉中是刘文典在北大时的学生，也是鲁迅的学生，而且深得这两位老师不约而同的赏识。

李秉中写了部《边雪鸿泥记》，请胡适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很长时间没有消息，只好央请刘文典打听一下近况。刘文典满口答应，立即给胡适写信，并在结尾落笔：“请你务必拨冗回弟一信，以便答复前途。”

鲁迅更是把李秉中当做不可多得的“少年知音”之一。他也曾为李秉中的《边雪鸿泥记》多次写信给胡适，关切之心，令人感动。1924年9月24日，在一封给李秉中的信函中，鲁迅更是大胆解剖自我，首次坦露“曾经想到自杀”的隐秘心迹：“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这样的声音在鲁迅的生命中还是很少听见的。他后来与李秉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5)

李秉中结婚，刘文典和鲁迅同时到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刘文典记得，那一天，他去得比较早，但鲁迅更早，躺在芍药栏边的一张藤椅上，悠然地闭目养神。刘文典看到鲁迅穿了一件新的竹布大褂，便开玩笑说：“这可是《风波》里赵七爷的装束啊！”

鲁迅听了，似乎有些不高兴，但也没有生气。《风波》是鲁迅写的小说，赵七爷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个遗老，总靠假学问骗人。鲁迅知道，刘文典只是一时口快，并没有揶揄他的意思。

由于婚礼迟迟没有开始，刘文典就拉过一张椅子，坐在鲁迅旁边，与他说了半天的话。鲁迅这一天的精神似乎特别好，面色也不像往常那样枯涩，只是说话的神情依然是一成不变的严肃，就连说笑话时都是一样。

老友重逢，刘文典很热心地问起鲁迅在外地生活的状况。鲁迅说，有一次在广州，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就不客气地回话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一句话，把那几个年轻的国民党军警震得一愣一愣的，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刘文典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很是有趣。

两人正聊得热火，新郎新娘出来了。在主人的邀请下，大家各自走到大厅里吃西餐。席散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多钟，刘文典就匆匆地回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鲁迅。其实，这次鲁迅在北京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刘文典并没有去找过他，足见两人交情的深浅。

关于这次会面，鲁迅在1926年7月6日的当天日记里也有记载，不过依然是他一贯的简约笔法：

赴中央公园贺李秉中结婚，赠以花绸一丈，遇刘叔雅。

两人的交往似乎也就仅此而已，说不上多么亲密，也说不上多么生疏。据蒙树宏先生考证，鲁迅在著述里曾五次提到刘文典：见于《鲁迅日记》三次（两次见面，一次购买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见于《鲁迅致许广平书简》一次，见于《二心集&#8226;知难行难》一次。2

在《知难行难》里，鲁迅浓墨重彩地写了刘文典顶撞蒋介石的事情，行文是完全带着赞赏口吻的。这说明鲁迅极为钦佩刘文典的人格，对于和他的交情又不是完全冷漠的。

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或许正是出于与鲁迅这般的往来，刘文典才会在《关于鲁迅》的演讲中任意指点，“大放厥词”。

1949年，距离鲁迅逝世已经十三年了。刘文典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时候的鲁迅早已不是活着时的鲁迅了，在当时很多人的心里，鲁迅已经成为一个“神”，碰不得。

鲁迅晚年稍稍表现出来的左倾，让无数左翼人士和红色力量为之激动。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病逝，宋庆龄在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电话沟通后，立即要求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妇女救国会“把丧礼搞成一个运动”3。当时还有一种声音传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

在10月22日送葬的队伍里，许多人更是高唱《鲁迅先生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4鲁迅在当时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群体中的影响力，渐成汹涌浪潮。

一年之后，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讲话，定下基调：“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众所周知，他后来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做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6)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长篇演讲。当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正从四面八方突破国民党的白色封锁，纷纷涌向延安这个革命的圣地。毛泽东将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一连用了五个“最”来赞赏他，代表的正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刘文典忽视的，恰恰是这股力量。那天晚上，当他坐在泽清堂的讲台上，大谈他与鲁迅的交情，大谈鲁迅的“疵点”时，他可能并未想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对于他的“批判”将会铺天盖地而来。尽管这原本应该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这场“大批判”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正义报》和《观察报》，虽然都是民办的报纸，但在整体倾向上是比较激进的，读者中有不少人都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枪杀，这两份报纸都及时报道，全面揭露国民党的卑劣行为。1949年9月9日，蒋介石要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整肃”全省，查封了三份报纸，其中就包括《正义报》和《观察报》。

纵观云南各家报纸发表的“反攻”刘文典的文章来看，大多是带着激愤情绪的，甚至不惜在遣词造句中“扯起嗓子骂娘”。真正对刘文典演讲所传达的信息进行核实、考证的，并不多。

且来看看这些“大批判”文章——

够了！也不必和刘先生逐条讨论了（因为牛头不对马嘴，无从讨论起）！我相信，只要是（对）鲁迅著译有一点相当了解的人，对刘先生这一通所谓的讲演，如果不认为他是信口开河在胡乱讲说，那我真认为奇怪了！我们只要看他对是谁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盐谷温著作的话，他都没有弄清楚，以及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话，我们在《鲁迅全集》上并没有看见——也许是鲁迅先生对刘先生说的；据刘先生说鲁迅和他是朋友，但据《鲁迅全集》似乎鲁迅先生和刘先生并没有什么朋友关系——就压根儿可以断定刘先生对《鲁迅全集》并没有读过，并没有读完，充其量他看了一本《呐喊》，就来讲什么《关于鲁迅》，还说是了解得最清楚，真是领教！领教！呜呼！

（白听：《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1949年7月14日《正义报》。）

鲁迅先生不但是作家，而且是彻底的中国人民的战士。他的文学直到今天都还发生着足以使统治者发抖的力量，所以他是非中庸者，是统治者迫害的对象，是反动文化人的死敌。

刘叔雅先生则不然。他是国内被誉为“国宝”的大学教授，是庄子研究权威，是温文尔雅之士，他从不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过人，一直受着御座的恩宠，视为“国宝”看待；不仅此，他尚舒服地躺在床上吸阿芙蓉，青烟缭绕，说不出的魏晋风度。他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没有饭吃，多少人在灾难中呐喊，他只知道在象牙之塔里做“逍遥游”，这种生活跟鲁迅先生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难怪他要说鲁迅的杂文是雕虫小技，毫不足奇，难怪他要说鲁迅的为人太刻薄，缺少胸襟大度，他本来便是鲁迅思想及意志的敌人。

（方凝：《鲁迅与刘叔雅》，1949年7月25日《正义报》。）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7)

“刘讲到鲁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人生态度是太过于小气和偏狭；并且举例说：人被狗咬了一口，人是否也还咬给狗一口呢？”

这，如果找不出鲁迅被狗咬了一口，也还咬给狗一口的事证，也就不能随便妄说鲁迅“小气和偏狭”，更不能说“过于”。我看，刘教授固然很“大气”、很“正阔”的了。但被狗咬了一口，身体要受损害和拿不进钱来肚子要饿坏，就都是同样于不利的，那么又几曾见刘教授做墓志拒收报酬？做寿序却谢稿金？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白道：《斥刘文典的〈关于鲁迅〉》，1949年7月17日《观察报》。）

刘文典又翻陈账了。前天讲了一会《关于鲁迅》，似乎有“盖棺”还不准“论定”的气概，可惜鲁迅死得太早，再无人敢来研究他老人家的“鞭尸论”。

为什么？因为在昆明“捧鲁迅的人”，谁能“比鲁迅学问还高”呢？也许刘老先生会感到“没有敌人”的空虚的吧！

（东方：《矛与盾》，1949年7月14日《朝报晚刊》。）

二十余篇反驳刘文典的文章，几乎都是长篇大论，极尽挖苦，甚至将刘文典爱吸鸦片的老底又揭了出来，言词之间充满火药味。有的文章标题就很恶毒，如《警惕刘文典嘴里的毒液》、《给国宝给苍蝇们》、《论吃死人的人》、《庄子教授升天坠地记》，等等。有的虽然摆出学术讨论的姿态，但在论证过程中却“移花接木”或“顾左右而言他”，如《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分明是一副“谁都不可以批评鲁迅”的架势。

几乎听不到支持刘文典的声音。即使有，也都是很微弱的，而且注定一闪现就被淹没在“大批判”的唾沫浪潮里。1949年7月22日，一位署名为“羊五”的作者在《正义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也谈〈关于鲁迅〉》。羊五说，“我们治学不是信宗教，也不是读党义，如果囿于一家之言，会永远关在小圈子内打转转，看不见更大的天，认不清更大的世界，鲁迅会有他真正的价值、分内的光荣。他的好坏，不在我们一味的捧，恶意的蹋。我们希望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不欢迎‘唯儒独尊’的董仲舒！一个中国的罪人！所以，我也希望不要硬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新的圣人”。

刘文典在演讲中所表达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他对鲁迅的认识相当陈旧，他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20年代。和20年代的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对鲁迅的认识差不多”5。在演讲中所说的一些话，也确实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实事求是地分析，刘文典并没有贬低鲁迅的用意，更没有试图通过踩踏鲁迅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声望。

据说，完全“一边倒”的批判声，让刘文典大感意外，觉得很委屈，他后来多次跟儿子刘平章说：“我很佩服鲁迅，怎么可能攻击他呢！”

他所说的，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

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刘文典当日在演讲中所列举的“鲁迅疵点”种种，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大多数还都是学术界早有争论的，有的甚至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争得天翻地覆了。

刘文典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将这些“噱头”重新梳理了一次。同时，刘文典可能也感觉到了，许多年来，人们将鲁迅捧得过高或踩得过低，其实都是一种“误读”。他希望能凭借自己对于鲁迅的了解与把握，还原一个作为“人”而不是“神”的鲁迅。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8)

如果将刘文典的演讲内容大体归纳一下，大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鲁迅的性格问题，如“鲁迅对世人是抱着仇恨的态度”、“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

二、关于鲁迅的人品问题，如“鲁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

三、关于鲁迅的小说问题，如“鲁迅的小说取材，只专就一个地方的来取”、“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

四、关于鲁迅的抄袭问题，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

五、关于鲁迅的“思想家”问题，如“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

倘若我们仔细观照鲁迅同时代的人，或者鲁迅研究者们的笔触，去一一“咀嚼”刘文典所罗列的这些“鲁迅疑案”，就会发现刘文典的这些言论几乎都是有来由的，只不过他又做了一些订正或发挥，分析如下：

其一，关于鲁迅的性格。

在这一方面，骂得最多最厉害的是女作家苏雪林。苏雪林，安徽太平人，青年时代曾十分崇拜鲁迅，但她看到鲁迅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摩擦后，逐渐认定鲁迅是个“心底狭小”的人，由此走上坚定的“反鲁道路”，至死未变，“‘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

1936年11月，苏雪林在给胡适的信里，曾毫不留情地大骂鲁迅：“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

其实，对于自身的“尖刻”，鲁迅生前也有所解释。1926年2月7日，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我还不能“带住”》，回应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批评，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鲁迅一生树敌无数，其中不少都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并非他本人与之有什么个人恩怨。但在与这些论战的过程中，难免有误伤或者偏激之处，而他对于“怨敌”的态度始终是冷漠而无情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或许正是刘文典觉得应该批评鲁迅的依据之一。他觉得，“鲁迅的笔战都是多余的，战到精疲力倦是不合算的”，没有必要被狗咬了，就非得要咬狗一口，做人不需要这样睚眦必报。

其二，关于鲁迅的人品。

在1949年7月24日的《正义报》上，一位署名为“晓风”的作者写了篇《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反驳刘文典关于鲁迅“私德不好”的言论：“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情感的分裂，除他们自己和生活问题上的私事不说外，主要的是由于那位苦雨斋老人和他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所形成，这在以后事实的考验中已经显示得很清楚，周作人以后不是做了汉奸吗？”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9)

鲁迅与周作人为何“反目成仇”？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是众多“鲁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大难题。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年龄相近，学识相仿，曾一起合作编书，一起在北大任教，甚至互相通用笔名。但是，1923年7月，两人却突然失和，连与他们同住在一起的周老太太都感到奇怪：“老大和老二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老大决定找房子搬出去。”

更为奇怪的是，两人都对失和的原因保持沉默。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大约知道了鲁迅的什么‘恶劣行为’。就是他们之间矛盾的起因，在日记上写了十几个字。但他解放后在生活极为穷迫不得不将日记卖给国家设立的鲁迅研究机构时，又将这十几个字用剪刀剪去了”6。周作人剪去的，是一个真相。由于没有了真相，人们只能根据蛛丝马迹进行猜测。

现在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鲁迅因为受不了她随意挥霍而与之产生矛盾，以致决裂。但在文人的小圈子里，也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原因在流传，这见于郁达夫的《回忆鲁迅》：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刘文典在演讲中说鲁迅“私德不好”，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种说法。当然，由于当事人一直没有表态，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只能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了。总归一点，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并非是如同“晓风”文章所说的“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而纯粹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带一些强烈的个人隐秘色彩。

其三，关于鲁迅的小说。

说来很有意思，对鲁迅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出最深刻批判的，又是一个安徽人——钱杏邨。钱杏邨，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批评家，参与发起组织太阳社。他1928年3月发表的长篇评论《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评。他写道：

无论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然而，鲁迅的著作如何呢？自然，他没有超越时代：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里去了，鲁迅呢？在他创作中所显示的精神，是创作的精神不一定要顾及时代，他没有法跟上时代，他创作的动机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彷徨》一八七页）一样的回忆的情趣下面写成的。在这样思想底下写成的创造，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造，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

钱杏邨未必不能洞见鲁迅文学创作背后的思想深意，但他的这番话可以说全面推翻了后来人“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论断。

关于没有长篇小说，鲁迅的辩护者纷纷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忙于战斗，没有时间去写。鲁迅生前也曾说过，“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据说，鲁迅曾计划创作《唐玄宗与杨贵妃》、《飘落的红云》等长篇小说，但最终都因故作罢。

《狂人刘文典》 “骂鲁迅”风波(10)

1985年，文学评论家邢孔荣说，“很多人为鲁迅先生没有写出长篇而惋惜，但是，这种惋惜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便写出来也不会成功”。这也算是对于钱杏邨、刘文典当年言论的一种间接回应吧！

其四，关于鲁迅的抄袭。

最早公开这个问题的是陈源，即陈西滢。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曾长期与鲁迅论战，是鲁迅的“铁杆反对派”之一。1926年1月，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里说：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陈西滢“揭露”的，正是顾颉刚提到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很快，鲁迅就写了《不是信》一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作为回应：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的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

从鲁迅的这篇文章看，刘文典并没有完全冤枉他，只是有点责之过严。1936年年底，胡适写信给苏雪林，就曾说过：“通伯先生（即陈西滢）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秉公而论，鲁迅的行为固然谈不上是“抄袭”、“剽窃”，但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说，他确实应该在书中注明参考书目来源，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再说得远一点，当下许多所谓的学者搞“学术腐败”，最常用的手段不正是“引而不注”吗，有的甚至还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过多引用不是抄袭”（中国科技大学一教师语）！

其五，关于鲁迅的思想。

1942年10月，一位名叫“梅子”的作者编了一本《关于鲁迅》，在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其中他（她）亲自操刀写了篇《鲁迅的再评价》，说：

鲁迅死了五年了，鲁迅的评价却发生了二个绝对相反的结果，有的人把鲁迅神化了，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甚至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至于“鲁迅大师”、“青年导师”等肉麻称谓，更不必说。盖起大洋楼开办什么“鲁迅艺术学院”，也已历有年所，这种政治性的揍死人，谁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不懂得内幕的人觉得鲁迅交了死运，懂得这套把戏的感觉到太肉麻。如果站在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那就感到这只是侮辱了死者，歪曲了真理。

作为旧时代的文人，没有太多政治细胞的刘文典所想持有的，可能正是“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然而，时代的浪潮已经汹涌澎湃、骇浪惊涛，再也容不得作为个体的批评家在肆意发言了，甚至连鲁迅的家人都不能够。

1956年10月，云南大学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刘文典应邀再作《关于鲁迅》的演讲，“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讲的内容，是鲁迅小说如何揭露国民劣根性，比如国人看杀人时的麻木、祥林嫂的砍门槛以及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质一致”。7

十年后，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鲁迅成为“文革”中唯一得到全面肯定的知识分子。

注释

1白听:《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正义报》，1949年7月14日。

2蒙树宏:《鲁迅史实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69页。

3王彬彬:《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203页。

4孔海珠:《痛别鲁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05页。

5蒙树宏:《鲁迅史实研究》，第73页。

6黄乔生：《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90页。

7庄凯勋：《听刘文典教授讲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