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自 序

- 例 言

- 第一章　叙论（1）

- 第一章　叙论（2）

- 第一章　叙论（3）

- 第一章　叙论（4）

-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1）

-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2）

-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3）

-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4）

-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5）

-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1）

-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2）

-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3）

-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4）

-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5）

-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6）

- 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1）

-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1）

-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2）

-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3）

-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4）

-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5）

-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1）

-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2）

-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3）

-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4）

自 序

自 序

自从我知道研究学问，就衷心信奉王安石，许多年前就想为他作传，因为有其他的事牵累，没有能完成。最近一段时间研究历史到宋代，想要考证熙丰新法的真相，追究它的原因和结果，鉴别它的利害得失，把它作为预测未来的参照材料。而查看原有的史书，内容遗漏杂乱，看不出它们的章法和准则，再加上门户之见，过分的指责，虚构的事实，处处矛盾。于是发愤拿来《临川文集》反复研究探索，再加上数十种宋人的文集笔记，来和宋史诸传相印证；几百年来哲人和博学之士的言论足以使人相信的，都阅读一番，也有十几家。查考不同材料的内容，衡量是非之后，才感叹我原来自认为了解王安石、尊崇王安石，就和取一些地上的雨水就认为知道了大海，看到窗口的光亮就认为看到整个天空没有什么区别了。而流俗之人诋毁王安石、污蔑王安石，也和小鸟嘲笑大鹏、蚂蚁摇动大树没有什么两样。于是自不量力，奋笔写成这本书，并不是为过去的历史翻一场公案，只要让人们知道伟人的模范行为，也许在几百代之后还会有人再提起他们，那我这番努力就不算白费。新会梁启超。

例 言

—— 本书以阐述王安石的政治方略为第一目的，因此对他所创立的新法的内容和得失，都讲得特别详细，还经常将现代欧美的政治与它相比较，使读者能对于新旧知识都得以领会。

—— 《宋史》中熙宁、元丰年间的记载，是宋南渡后史官写的，元代的人沿袭了这些说法，这些言论都是出自王安石的反对者之口，不足以使人相信。本书中对他们污蔑王安石的地方都一一详细分辨，列出“考异”若干条。

—— 王安石不仅是中国的大政治家，还是中国的大文学家，因此对他的诗文抄录得比较多。分散在各章节中的，都与政治有关，那些只可作为文学楷模的，也摘录十几首放入最后两章，使读者能根据这些了解到他作品的全貌。

—— 写稿时所参考的书籍不下百种，取材最多的是蔡元凤先生的《王荆公年谱》。先生名上翔，乾嘉间人，他学问的渊博，文章的美好，都是近世罕见的，他所著《王荆公年谱》共二十五卷，杂录两卷，成书时他已经是八十八岁高龄，大概将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这上面。他的书流传得很少，而他这个人在士大夫们那里也没有什么名声，他是不是那种不求闻达的君子呢？于是在这里写上几句，以便让写史的人知道。

—— 本书的写作信笔而成，没有反复检查，杂乱和错误之处，自知不会少，还希望海内学识渊博的人给予教诲。

著者

第一章　叙论（1）

第一章　叙论

国史氏说：了解一个人，评论一个时代是太不容易了。就我所见宋代的王安石，他的品德和度量宏大如千顷的水泊，他的气节崇高如万仞山崖，他的学术成就集成了各个门派的精粹，他的文章起于八代之后，他所主持设立的国家政策取得的成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而挽救了当时社会的弊端造成的危机。他出于善意而提出的法令法规，许多传到今天都没有能废除；那些被废除的，也大都符合政治原理，至今东西各国还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离我们太遥远了，他们详细的事迹已经无法知道。至于到三代（夏、商、周）之下寻求完人，只有王安石差不多可以当之无愧。悠悠千年后，才出这样一位伟人，这是历史的光荣，百姓应该买来金丝线，为他绣铸金身来祭祀他。自王安石之后，已经过了千年，这千年中，百姓怎么看待王安石呢？我每读《宋史》，都不能不把书放在一边而痛哭的。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辱骂，换了朝代也得不到洗雪冤屈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而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见识浅陋的史学家，他们评论克伦威尔，说他是乱臣、贼子、奸险、凶残、迷信、发狂、专制、伪善，千万张嘴是一个声音，这种牢不可破的观点维持了百年，只是到了现在才是非大白于天下。英国国会给先哲们画了数百幅像，位于首座的，就是克伦威尔。而我国的百姓对王安石又是怎样呢？跟在别人后面盲目附和来诋毁诽谤他，全都和元祐、绍兴年间差不多。有赞扬他的，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稍好一些的，也不过赞扬他勇于担任大事，而他事业的宏远而伟大，没有见谁提到，而他高尚的人格，则更如美玉被埋在深矿中，永远也没有机会显露他的光芒了。我每次读《宋史》，都不能不放下书而痛哭的。

曾国藩说，宋代的儒者对于小人宽，而对君子严。唉！难道只是宋代的儒者是这样吗？大概这种毒素对社会的毒害很深，到今天就更加严重了。孟子反对因为求全而对人进行诽谤。求全，就是在优点中找他的缺点，然后反对他，还从来没有将他的优点都忽略而虚构本来没有的缺点从而进行诬蔑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宋代的儒者们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守静止是最大的法则，他们对王安石的大力改革，一个接一个的先是惊骇，随后进行阻止，这确实不足为怪。只是政见归政见，人格归人格，为什么要因为政见的不合而党同伐异呢？如果胜不了，就虚构言辞诬蔑别人的私德，这是村妇们相互辱骂的伎俩，而想不到被士大夫们用上了，于是就形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这样一个世界，使光明伟大的人，无法存在于社会，而全都用伪善欺世来相互勉励。唉！我每次读《宋史》，都不能不放下书来痛哭一场的。

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以使人相信。《宋史》内容的失实，并不是我一人这么讲，有许多在我之前的人已经说过了。这些人对王安石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他们的话应该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他们知识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这里就抄录下来以证明我说这话是正确的。

陆象山先生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

第一章　叙论（2）

（前略）仁宗皇帝的时候，他给皇上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他陈述时局，剖析政治弊端，内容详尽，处处贴切恰当。王安石以前的学问，之后的变法革新，都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内容和主张里可以见到；而排挤王安石的人，有的说他曲意逢迎，有的说他迎合，有的说改变他的原则，有的说他违背了自己当初所学，这些人还能说是了解王安石的吗？他才智超群，不屑于流俗那种声色显达的习气，他坚定执著，世俗的东西丝毫不能进入他的思想。他纯洁的节操，比冰雪寒冷，这就是王安石的品质。扫除俗学的庸陋，改变旧制度的因循守旧，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要用孔孟之道，功勋业绩一定要比上伊尹和周公，这是王安石的志向。不期望别人了解自己，而名扬四方，一时间王安石的声名大起，超过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这样的际遇，难道是偶然吗？任用王安石，正是时候，这样的君主也是难得，他先向对方学习，然后才将他作为臣子，可以说是无愧于商汤和武丁，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说是专一的。新法一提出，整个朝廷哗然，新法施行没有多长时间，天下就不得安宁。王安石执行周礼，明白无误，自信所学，准确没有差错。君子极力争辩，接着就离开了；小人投机，曲意赞同他的政策。忠实的人隐退了，诡诈的人得志，王安石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被蒙蔽了。熙宁间排斥攻击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议和诽谤，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静气评论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八九。他们所说的话，在上面神宗皇帝不信，在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念决意去施行。新法的过错，这些君子们本来也是应当担责任的。元祐间的那些大臣，改变了一切，难道他们没有偏颇没有成见吗？贵重的是玉，玉上的斑点是不能掩盖它的光泽的。古代真实可信的史书，直接叙说事件，是非善恶，无不展现出来；奖惩和教训，为后世所信赖。对人的褒贬等评说，加入了自己的好恶，失去事情本来的真实，小人就可以找到借口而激怒，更何况君子呢？（中略）近代的学者，说法都一样，满朝廷都是一种言辞，难道是善于学习前辈吗？王安石世代住在临川，被贬离开朝廷后迁居到金陵。宣和年间他的故居成为废墟，同乡的人告诉县里，在那上面立了祠，绍兴初年还常加以修整，到现在已经四十余年，倒塌得已经很厉害了，从这里过的人都很感叹。现在神怪的祠堂，到处都不断在建，而王安石以盖世的才能，非凡的情操，山川赋予的灵气，可能世间不会再有，他的祠堂却这么破败，国人没有对他表示敬意，岂不是舆论的不公平，人心的畏惧和疑惑，到了这样的地步！？（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代）《宋史评》中说：

第一章　叙论（3）

（前略）君子担心死后没有留下名，好的都要被记载，恶的都要去除，不过都不会超出生平的事实；而后世评论的人，即使是意见不同，褒贬不同，而事实是不能够改变的。只有后世评论王安石不是这样，王安石去世已有七百余年，开始诋毁他的，都出自私书，既而是采用私书作为正史，这之外事实的增加，想要分辨尤其困难。（中略）回忆王安石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中说到：“自从三代开始，各国都编有历史，而当时的史官，大多是代代从事记史，常会以身殉职，只因不愿改变史实，这样流传下的东西，都可作为考证。后来既然没有了诸侯的历史，而近代如果不是尊爵盛位，即使是雄伟奇特、伟大杰出的人，道德事迹广泛传播，如果不幸不被朝廷所认可，就不能记载于历史。而记史的人，又不是正统，而是一时出现的新贵，看他们在朝廷议论时，人人都讲得头头是道，尚且有时把忠诚当做奸邪，把差异当做相同，当面责罚人而一点都不忌惮，背后讥笑人而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只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好恶来做罢了；何况还暗地里用文字来捏造前人的善恶，想当然而对人进行褒贬等评判，死了的不会来争辩是否恰当，活着的也不能去论说曲直，赏罚褒贬又不能表现出来，以他们的私心，怎么会不欺骗神灵呢？”唉！这说得够明确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年间，当时王安石已经在朝廷内外很有名声，而还没有人诋毁他。然而每当读到这封信，而不禁感叹，后代诋毁他的人，他早就已经说过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了。自古以来，前代的历史，都是后来的朝代编写的，而他们所用的材料，必定是有所依据的。写宋史的是元人，而元人全都把个人的私书当做正史。当熙宁新法刚开始施行时，朝廷中议论纷纷而起，新法的许多实际操作，有许多是可指出的。等元祐间的那些人执政，不仅新法全变了，党祸也开始蔓延，尤其在范、吕等人刚开始编写《神宗实录》的时候。这时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经纷纷出现，都是暗地里用笔墨来发泄他们个人爱憎的行为。接着又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的长编，王安石所感慨的死了的不会再争辩是否得当，活着的也不能去争论曲直，他是在为天下及后世的人惋惜，而不料他自己一人都担当了这些，结果使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至于有人说宋朝的灭亡源于王安石，难道说得不过分吗？宋朝自从南渡到元代，中间二百余年，大肆诋毁王安石的，多得不可胜数了。从元代到明代的中期，就有像周德恭这样的人，说宋神宗是集周赧王、胡亥、汉桓帝、汉灵帝为一身的人；有像杨用修的，斥责王安石是集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为一人，甚至更厉害。再加上之前苏东坡作的《温国行状》，有九千四百多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占一半。别说古代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东坡的文集里，还能找到这样的文章吗？明代有唐应德，写了《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有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也没有一句好话，一件好事，这样还能和他们讲历史吗？（后略）

陆象山、颜习斋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博览群书，耗费数十年的精力，搜罗了数千卷的资料编成王安石的年谱，而他持有这种论点。然而在当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想要达到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也是非常难做到的事吗？即使这样，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这么一位哲人，不仅他的伟大功业被埋没，还落得千夫所指的恶名，天下也就不再有真正的是非，这种事对于世道人心所产生的祸患，与洪水猛兽同样厉害。这样说来，驱除邪恶，抗拒淫辞，弘扬不为人知的美德，使隐藏的光辉显露，对上告慰先人，对下勉励后来的哲人，这件事虽说难，怎么可以不做呢？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缘由。

（附）《宋史》私评

《宋史》在史书中，是最污浊和杂乱的。《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它是以表彰道学为主旨，其他的事都不用心，因而错误数也数不清。”檀萃说：“《宋史》非常烦琐，而判断是非也并不是出于公心。自从出现了洛党和蜀党，到南渡而没有停止，其中的门户之见，对人心的禁锢很深，因而一路的人就多为人掩饰，不同路的未免指责过分。”这可以说是击中了它的要害。之后柯维骐的《宋史新编》，沈世泊写的《宋史就正编》，都在纠正《宋史》的错误。四库提要摘录它的纪志中互相矛盾处、传前后矛盾处十余条。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摘录它叙事杂乱处、疏于检查处、错误处、遗漏处、抵触处各十余条，它各传中的袒护处、牵强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错误处共百余条，则《宋史》这书的价值，就可以看出了。而它谬误最严重的，数百年来没有人来为它纠正的，就是如里面所记述的有关王安石的事了。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对?时的人没有什么好恶，只是因为没有见识，不能辨别史料的真假罢了。因此要想辨别《宋史》，就要先辨别它所依据的资料。考查宋时所编写的《神宗实录》，众说不一的事情太多，几乎兴起大狱。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一起编写，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本书就成充满袒护和谀辞的历史了。”陆佃说：“如果像你所说，难道不成诽谤之书了吗？”陆佃虽然跟从王安石学

第一章　叙论（4）

习过，然而不赞同新法，现在他说这样的话，则当初所编的《神宗实录》诬陷和诽谤的议论之多，是可以想见的。这是第一次编写的《实录》。到绍圣年间，三省一起上书，谏官也先后上书，说实录院前后所编写的先帝实录，像是有许多附会的言辞和奸邪之言，诋毁熙丰以来的政事。并到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各自号称是没有什么根据而得以传闻的事。皇上说：“文字要真实，史臣竟敢如此放荡傲慢不恭敬！”章惇说：“不仅许多事是从传闻中来，即使是在臣僚们的家中取到的文字，也不可信。但他们靠这些传闻来编写历史，敢这样虚夸骗人。”安焘说：“自古史官没有这样做的，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是出自反对元祐党人的口中，也不能不信。在这之前蒋之奇用男女之间的事来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多次上书乞求根究。等皇上下旨问蒋之奇，他也只是说传闻而已。可以看出宋时官署的习气，本来就是这样。于是皇帝下诏命蔡卞等人重修《实录》。蔡卞取王安石所著《熙宁实录》呈上，将元祐时的版本修改很多，用红笔抹去，被称为朱墨本，这是第二次编写的《实录》。而元祐时的那些人，又对这不停攻击。徽宗时，有人叫刘正夫，说元祐、绍圣时所编写的宋神宗的历史，互有得失，应当折中它们的说法，使事实流传下去。又有一个名叫徐勣的，写神宗的历史，已经快十五年了，还没能成书，大概是因为元祐、绍圣的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用司马光家藏的《记事》，蔡京兄弟纯粹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因而议论纷纷。当时辅相的家中，藏有记录，怎么会没有呢？大臣们说应该全都采用，参考修订是非，以写成大典。于是就下诏再编。还没有等完成就遇到了靖康之难。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编成《实录》献给皇上，这是第三次编写的《实录》。《宋史》所根据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到绍兴，元祐党人被流放在外漂流三十余年，所积聚的怨愤很深，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毫无顾忌地去报复。而王安石所写的《日录》，和绍圣间朱墨本的《实录》，全都毁灭了，无法再去考证。《宋史》于是就根据一面之词，写成这严肃的史料，而王安石的沉冤也将永远不能大白于天下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诬陷王安石的言语，用其他的书来求证，它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有十分之六七。近代的李绂、蔡上翔对此辨证很广，我将摘取其中重要的，分载在下面各章中，这里就不啰唆了。重要的是，想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那么刘正夫、徐所说的元祐、绍圣两派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的说法，最为公平。我不敢非要说绍圣本赞扬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两种版本想要一手遮蔽天下人的耳目，则我虽然不想说，又怎么能够呢？蔡上翔所写的王安石年谱，记载了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的上疏，南宋有人在它的后面说：

王安石执政时，国家全盛，熙河大捷，扩张土地数千里，这是宋代开国以来所从没有过的。南渡以后，元祐年间的那些贤人的子孙，以及苏氏、程氏的门人故吏，对当年因党争而惹祸上身而发泄愤怒，认为攻击蔡京还不足，于是就将败乱的原由，推在王安石身上，这些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徽钦之祸，是由于蔡京；使用蔡京，是由于司马光；而龟山被荐举，是由于蔡京。波澜相推，与王安石都没有关系。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是他感念蔡京之恩，又怕蔡京的势力，而欺王安石已死容易对付，因而舍弃时政而追究往事了。（后略）

这话最是说中了其中的症结。王安石之所以被诬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时那些贤人的子孙和苏、程的门人故吏，造出过分的言辞。随着道学被世人所尊崇，而他们所制造的蜚语也就成了铁案。《四库提要》追究《宋史》错误的原因，由于专门表彰道学，而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实是那样啊。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责骂他，实在是猪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只因为他得罪了讲学的那些君子。朱竹垞、王渔洋都说张浚误国，而张浚杀曲端和秦桧杀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因张浚有儿子讲学并且和朱熹关系密切，于是推崇他为名臣，而文字中说曲端有可杀之罪，这实在是曲笔。这些都足以证明《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则是因学术的门户之见，有的事实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诬陷最严重的人。我在这里先这样评说，我说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见识的人。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1）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

自有史以来，最不强的朝代要算是宋代了。宋代怎么会这样软弱？最初的起因是宋太祖对人的猜忌，中间还有宋真宗、宋仁宗对国事的懈怠，最后还有朝廷因党争而引起的相互排挤和倾轧。而王安石则正好处在这后两者当中，虽然他奋力抗争，但却最终没能取胜。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来论说王安石。

宋太祖夺得天下，开创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模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之前得到天下的，有的是由于割据一方而最终得到，也有揭竿而起夺得，有以征伐杀戮为手段的，也有以篡位或逼迫禅让为手段的。周代以前，成为天子的，当初都治理着某一方，与前代的天子一同治理天下有数百年了。这些人我们就不再说了。至于汉朝和唐朝的兴起，都是趁天下大乱，历经百战剪除群雄而得到的，可以说得到天下是非常艰难，付出是巨大的。再就是曹操和刘裕这些人，他们先是有大功于天下，深得民心。不如他们的还有萧道成和萧衍等人，他们当初也在朝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多少年处心积虑地努力着，等羽翼丰满后一举而得到天下。只有宋不是这样，宋太祖当初只不过是一个殿前都尉检点这样的小官，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什么赫赫的战功。他本人根本没敢有夺得天下的想法。谁知陈桥兵变一起，他还在醉梦中，黄袍已被披在了身上，已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了天下，太阳还没有落山而江山已定。后来他大宴这些有功之臣时说：“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把我立为天子，如果我有号令，你们会听命吗？”那种心虚害怕的心情溢于言表。从这些可以看出，前面那些得到天下的，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而得来的，只有宋，是靠别人的力量而得到天下。人家能从别人那里夺来给我，当然也就能从我这里夺去给别人，宋太祖一生所惴惴不安的，只有这一件事。而宋代一天天地弱下去，这可以说是根源。

依靠将士而被拥立为天子，是从宋开始的；将士们废掉皇帝而立自己的主帅为天子则不是起于宋，而是起于唐。唐代有些藩镇节度使私自立自己的子弟或亲信接替自己而割据一方，可以说是陈桥兵变的先导，只是参与陈桥事变的人行动得太快罢了。废除和拥立天子，都出于将士们之手，没有比这更让人害怕的了。如果都像这样，将士们时常要废除天子而拥立自己的人为皇帝，那大宋也就一天也别想有安生的日子了。宋太祖对此很是害怕，所以在他篡夺了周的皇位之后，就什么事也不做了，一心一意地想办法使自己的兵士弱一些，使自己的将领弱一些。藩镇制度祸害了天下二百年，削去藩镇，并把这种制度废除，谁说不应该呢？而它当时存在，必定有它的原因。如果能节制好它，就可以使它来为国家防守边城。古今中外的帝王们，没有谁把兵强马壮当做国家祸患的。宋朝则不然，他积极施行弱民的政策，增强君主一人的力量。他们不曾想过，整个国家的人都弱了，国君一人用什么办法能自强呢？宋太祖曾说过：“在我的卧榻一旁，怎么容得别人酣睡？”而他不去想在他的房门外，有许多人在虎视眈眈地望着他。宋太祖所留意的，只是自己的卧榻罢了。整个大宋一朝成这么个窝囊样，原因就在于此。

汉代和唐代建立的时候，开国者都有统一天下使天下太平的远大志向，而宋代的开国者哪里有呢？五代时的各个藩镇，铲除剿灭他们的功劳，一大半在周世宗身上，宋太祖闲坐在那里就收获了成果。剩下的江南四川以及广东等地，那里的君臣们舞弄文墨，宴游嬉戏，甚至还有荒淫暴虐。人心已经不在，当宋兵到时，望风披靡，他们的灭亡，是自取灭亡，并不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2）

是宋能灭亡他们。宋的北面有辽，西面有夏，这是宋朝百年的祸患，而宋太祖对此并没有留意过。是他的智能达不到吗？大概不是这样。他正在积极地想办法使整个国家弱下去，哪里还有心思去想这些呢？

自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拿去送给契丹，成为国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到周世宗时，快要把这个耻辱洗雪了。显德六年，三关大捷，契丹被吓破了胆。假使老天爷能让周世宗多活一两年，那么整个燕地的光复就是意料中的事了。陈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说是北伐，那时的将士们商量时，也是要先立宋太祖当了皇帝再继续出征。假如宋太祖能趁契丹内部慌乱惊恐之机，用周氏历经百战的军队发起攻击，那么就不难成就像刘裕和桓温那样的功绩了。他没有这样做，而后曹翰所献攻取幽州的计策，也因赵普一句话而没有采纳。并不是幽州不应取和不能取，而是怕重蹈像唐代卢龙、魏博他们的复辙。（王船山在《宋论》中就是这样说的，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从此之后，辽变得夜郎自大起来，从而像对待奴隶和牲畜一样来对待宋人。宋太宗北伐，全国动员，结果是死伤过半，宋太宗还中了冷箭，不到两年箭伤溃烂而亡。于是更加把精力放在息兵求和上，只考虑低首贴耳用赋税给辽输送岁币。到真宗时发生了澶渊之役，王钦若提出请天子逃往江南，陈尧叟提出让天子逃到蜀地，如果没有寇莱公，宋朝南迁，还用等到绍兴年间吗？虽然有了寇莱公，也难免最后订立城下之盟。到仁宗的时候，岁币比前面所说的又多了数倍。辽对宋的危害就是这样严重。

从唐代以来，西夏所属的这些地方，阻隔于一方，吃穿等物资都依靠中原供给，多年翘首盼望着能归属到中原大国。到河东被攻下，李继捧就来投，接收后，把他的治所设置在彰德。如果乘此机会，把四州的统帅调换一下，选派有能力的臣下镇守在此，鼓励重用他们的官吏兵士，既可以断了契丹的左膀右臂，还可让那些原来的部族以及崇尚武功的边民们，都能发挥其特长，以图博取功名，这样宋的西面也就不会有忧患了。太宗、赵普等人，继承了宋太祖的思路，决不把肥壮的马匹、英勇的士卒、咸水湖和肥沃的土地给那些威武的将帅，致使继迁又反叛回去，而后又纵使李继捧回到原来的地盘，白白增长敌寇的气焰而向人示弱，使得李继捧依附了契丹。继迁用缓兵之计而假意受降。到元昊壮大后，国力也雄厚起来，于是在长安一带杀戮，不仅威胁着使宋不得不屈服于辽，还敢按着辽的惯例向宋索要岁币，而宋对他们都没有办法。以大侍小，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听说过的。夏对宋的祸患就是如此。

在宋朝刚建国的时候，辽的国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夏还没有强大起来，假如宋的兵力稍稍能够振作，对他们能施以打击，也不是很难的事。反而养痈数十年而最后自己衰落下去，则是因为宋太祖特有的心思，把力量都用在了使兵力削弱、使将领无能、使民力枯竭，到他的子孙们，都把这当成传统，士兵和百姓也都习惯了这样，都怯懦无勇，成了宋朝整整一代的风气。自真宗和仁宗以来，把忍受耻辱当做应当的事，这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承接着如此破败不堪的现状，肩上扛着无比沉重的国仇国耻，所以要迅速地改变这些。

我所说宋太祖的政策在于使兵弱、使将弱、使民弱的原因是什么呢？招募兵士的不良之法，虽说是从唐开始的，但实际上是在宋时确立的。按宋制，要把天下所有的兵马，都集中在京师，征集兵士的办法是募集，大体上是把国中那些犷悍没有职业的人集中起来。每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就招募一些饥民来增加兵员。史家赞颂这种政策，说有役使强悍的人，消除争乱的用意。细想起来，这实际上是除天子之外，全国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人，所说的使民弱就是指此。那些边防要塞，需要士兵把守时，都是从京师派遣。各镇的士兵，也都轮换着戍守。将帅等武将，都被安置在朝堂上，兵没有长久的将帅，将帅也没有固定的兵。史家赞美这种做法说，上下互相连接，内外相互牵制，等级之间的挤轧，虽有凶狠横暴的人，在这中间也不会有所作为。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使将与兵不熟悉，以防止类似晚唐五代藩镇自己有军队而造成的祸患，所说的削弱将领就是指此。使民弱，使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3）

弱，并不是宋太祖的本意。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施行，他们的兵也不可能不弱。招募来数十万犷悍无赖之人，把他们聚集到负责天子起居的内臣那里，终日荒淫游乐，长年也不拿刀枪，日子一久肯定会生懒惰之心而一点用处都没有，事实道理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况且宋代的制度，还沿袭了后梁盗贼的陋习，将军士们都集中起来，使他们不去扰民，致使乡间那些好人们，都把耍弄兵刃当做耻辱。天子都拿他们当成没有出息的，又让他们去实现志向，为国而去拼命，怎么能够呢？所说的削弱士兵就是指此。既然将全国所谓有勇力的人都汇集到军队中，那么军队如此之弱而不足以依靠也就很自然了，那些将领的怯懦，又加重了这一点。这样把他们驱赶到疆场上，五尺高的孩子也知道他们是不中用的，而烽火一起，希望平民们能拿起刀枪来保卫社稷，那是不可能的事。积弱到了这种地步，而又被夹在两个勇悍的国家之间，就不能不卑颜屈膝求人容许我为天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试问稍有血气的男儿，能不能坐视这样的事而心安理得呢？

国家的大政，说起来就是军事和财政。宋代的军事已经是这样了，那它的财政又如何呢？宋人以军队都集中到京师周围，所以把天下赋税全收入国库，以供俸禄和赏赐之用，而外州不留余财。刚开国的时候，养兵仅有二十万，其他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府库中一直有富余。到太祖开宝年末，兵籍中共有三十七万八千人。到太宗至道年间，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人。真宗天禧年间，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人。仁宗庆历年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到英宗治平年间和神宗熙宁初年，士卒数目还在增加，于是揩尽民脂民膏而豢养他们。每一年都变更驻地，去靠近生产粮食的地方，供养大量不从事生产的人。皇室家族、各级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员也年年增加。每三年要到郊外去祭祀天地，用于赏赐的费用，常达五百余万。景德年间郊祀竟花了七百余万，东封泰山花了八百余万，祭祀汾上宝册又是一百二十万，举行大典又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开宝以前，每年收入支出的详细数据已经不可考，到至道年末，每年收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还是有富裕的，不到二十年后，到天禧年间，则每年收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每年的支出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到至平二年，总年收入一万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总年支出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性支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宋的百姓并不比原来富裕，而二十年间，所交纳的赋税已经增加了十倍，他们靠什么来生活呢？再加上嘉祐、治平以来，每年超过的数额，一直保持在两千余万。到王安石执政之初，宋的政府和国民，离破产仅有一步之遥。当时那些号称贤士大夫的人，以财政问题叫嚷着责问王安石，试问如果没有王安石去理财，宋朝作为一个政府，还能维持一天吗？

当时内外形势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急迫，而宋代的君臣们，又是怎样来应对的呢？真宗奢侈无度，摧残伤害了国家的元气，这就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主，如果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出发，可以说宋的弊政是从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在《宋论》卷六中说的多好啊：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养生息。休养生息是对的，解散而休养生息，则就是将国家废弛了，就使承继的后者有难了。每年缴纳五十万给契丹，甘心俯首贴耳，还美其名曰送给友邦礼物。礼待李元昊父子，缴纳织物和钱币以乞求一时的平安，仁宗并不放在心上。执政的大臣、谏官、在朝在野的各级官吏等人，口里不停地争辩着某典籍中的一点点是非。视西北方诡诈的强敌，当做本应存在而不可侵犯。国家也因此而弱下去。幸亏当时没有像耶律德光、李继迁这样的凶悍人物，才使宋靠着贿赂而暂时得到苟安；如果不是这样，则刘六符虚张声势地恐吓一下而宋的魂魄已丧，致使他迅速从河朔起兵杀向宋的都城，有几人能不去作石重光呢？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4）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大宋的中朝之主，他本是可以做许多事的，如果有些有本领的臣子辅佐他，宋是可以振作起来的。当时的大臣中，史家们称他们多贤，细考查史实，则可以看到凡材充实其间，上等的人才几乎没有。懂得政治而有改弦更张之志的，只有一位范仲淹，论他的志向和才能，比王安石要低许多，而最后还因不被长期信任，遭离间而离开了朝廷。其他最著名的，如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这些人，其道德学问文章足以照耀千古，他们在朝堂上，治理国家，补缺拾漏，虽说有可观的成绩，可不能度量原来基础的高低，只能比较它们的末端。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煎熬紧迫的时候，要使多年衰落的国家得到长治久安，可能是不胜任的。其他的则都在胡乱地议论着，沉湎于过太平的日子，不知道天地间还有所谓的忧患，贾生所说的抱着火放到柴堆的下面，而自己睡在柴堆的上面，火还没有烧到的时候，就认为平安无事。而在这时，有像王安石这样的人起来而打扰了他们的美梦，于是相继怨恨他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才开始辅佐神宗的时候，神宗问他为什么本朝建国百年天下太平没有战事，王安石退下来写了札子回答说：

（前略）但我朝历代沿习了末代流俗的弊病，又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众多的大臣进行讨论。朝夕和国君相处的，不过是一些宦官和女子，上朝处理事务，不过是有关部门的一些琐碎小事，不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一起和学者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令来安排天下大事。一切都凭着自然的道理和形势，没有进行主观的努力，对名声和实际情况的关系没有觉察。君子并没有不受尊敬，但小人也能跻身于士大夫中间。正确的议论并非不被采纳，但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以诗歌辞赋记忆之学搜求天下的士人，而没有采用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的办法；用科班顺序资格年历来排定在朝中的位置，而没有采用通过有关部门进行考试测验的办法。监察部门中没有负责监察的人，守边的将领并非选拔出来的官吏。调任频繁已经使得难以考察政绩，靠交往和清谈任职的人又以假乱真。结党营私的人大多做了高官，独立谋求职位的反而受到排斥和阻挠。所以从上到下只是偷懒和懈怠，顺从上司的心思而已。即使是有能力的人担任了职务，和庸才做官也没什么两样。农民因徭役破坏了生产，受不到特别的抚恤和救助，也没有为农业专门设置官员来兴修水利；士兵被兵役搞得很疲乏而且老于军族，却又不加以训练培养，又没有选拔出能干的将官，使他们拥有长久驻守边疆的职权。宫廷的宿卫人员中聚集了过多无赖之徒，没有改变五代以来纵容姑息武将的恶习。宗室子弟没有进行教育选拔，不符合先王制订的对待宗室亲疏尊卑各有不同待遇的准则。至于管理财政，大都无法可依，因此虽然用度俭约而百姓仍然不富足，虽然勤于政事时刻忧心而国家仍然不强大。幸亏不是外族嚣张的时代，也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因此才会天下平安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然说是人事的造就，也可以说是上天的帮助。

他论述当时的国势，可以说博大而明确；而王安石之所以不得不变法的原因也是基于这些。因而他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说：（节录，全文另见第七章）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5）

陛下还总是以为上天能够给你幸运而没有考虑过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幸运吗？汉代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在同一天起义，他所在的郡国没有人能预先警惕；唐代的黄巢，横行天下，每到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位将军敢和他抗衡。……现在的公卿大夫，没有人愿意替陛下做长远打算，为国家筹划万世的基业，我对此事很疑惑。当初晋武帝只注重眼前的繁华，不为子孙做长远谋划，当时的官员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悦皇帝，良好的社会风气荡然无存，舍弃了礼义，丢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过失，却没有谁以为这样是错误的。有识之士本来就知道将天下大乱，而后来果然海内发生了大的变故，中国遭受战争困苦达二百多年。……我希望陛下能够借鉴汉、唐、五代混乱灭亡的原因，批判晋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灾祸……

唉！宋仁宗之时，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整个国家如此欢娱，而王安石对危险的忧愁如此之深，以至达到这样的地步，不惜用晋武帝的例子来劝谕皇上，害怕中原沦落于外族之手，他真的是杞人忧天吗？唉！靖康年间发生的祸乱，王安石有先见之明啊！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1）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王安石所处的时势，虽说非常艰难，而凭借他非凡的才能，又遇到了大有作为的皇帝，来做拨乱反正的事，应该是很容易的。只是他的成就不如所期望的那样，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朋党拖累了他。宋代朋党造成的祸患，在王安石之后尤其严重，而事实上发端于王安石之前，这是不能不追述议论一下的。政党的出现，产生于政治进化之后，国家有政党，并不是坏事，而是应当庆贺的。虽然是这样，有定义说：一种说法是，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专制政体是不相容的。另一种说法是，作为政党，既然有结党的事实，就不能避讳结党之名。还有一种说法是，政党所争辩的，应当只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和个人私德、学术异同等问题，都不应列入争论的范围（这里只不过略取它的大概，不能全列出，因为这里不是专论政党的）。宋代所谓的党，还不足以看做后来所说政党，所以我不把他们看做政党，仍旧用它的旧名，称为朋党罢了。中国在宋之前的党祸，如汉代的党锢，唐代的牛李。宋代之后的党祸，如明代的东林、复社，都可以说是用小人害君子。只有宋代不是这样，它的性质复杂而且极不分明，不管是聪明的、愚笨的、贤能的和无才的全都卷入其中。一言以蔽之，是士大夫们因志趣而结在一起相互竞争罢了。追寻宋代朋党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那时重文而轻武，二是因为中央集权过度。宋太祖的政策，是必须压抑臣下，使他们不能以武功而显露自己，有才能的人，不得不都走从政这一条路。而兵权财权，都集中到中央，管理百姓的官职、各地方的官署，都是用来接收被贬官员的，或者是大臣们养老的地方，不像汉代的郡国，在那里可以实现抱负有所建树，并且考核他的政绩而有升降，使人能在那里得到锻炼。因此那些优异突出的人才，想获取功名的人，都涌向京师。而那时的京师，不像现在那些立宪国的国会，能容纳许多人在里面发挥才能，能够参与国政的，两三个宰相罢了。其次是少数的馆职、台谏之类的官，也是升迁到宰相的官阶。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才，而只有这极少极窄的位置作为立功名的凭借，那么大家相继来争抢，也就很自然了。看整个宋朝的历史，称它是争夺政权的历史也是可以的，——无能的人来争目的是营私，贤能的人也来争为的是实现志向。争急了，就免不了意气用事，彼此相互诋毁，又把朋党的名声加到对方的头上，于是党祸和宋朝就始终相随了。

宋代朋党之祸，虽说在元祐、绍圣以后最严重，其实它发端于仁宗和英宗两朝。它的源头是仁宗时的范仲淹和吕夷简两人之间的争斗，发展成党争则是英宗时的濮议事件。最初范仲淹触犯了吕夷简而被逐出朝廷，士大夫们争论两个人的曲直，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等吕夷简罢官离去，范仲淹做了丞相，石介做诗说：“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孙沔读了孙介的诗后说：“祸患将从此开始了。”范仲淹做了几个月的宰相后，史书上称他裁减宠信滥用之官，考察官吏政绩，日夜谋划怎样使天下太平。但改革没有步骤，规模广大，论事者认为不可行。直至按察使出任，多人被弹劾，人心不满。自从恩荫子弟范围减小，磨勘制度严密，对侥幸投机者不利，于是对他的毁谤开始多起来，关于朋党的言论也被皇上听说了。（以上都是录《宋史》范仲淹传中的话）反对党乘机攻击他，于是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官。王拱辰、张昌言说：“我们一网打尽了。”他们的气焰和石介的诗句像出于一样的口吻。后世论史的人，没有不倾向范仲淹而贬低吕夷简的。范仲淹的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是吕夷简等人所不能达到的。吕夷简不过是一个贪恋高位的庸才，如果认为他是奸邪，那么宋代百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比比皆是，怎么能都说成是奸邪之臣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2）

呢？况且当时与吕夷简结党攻击范仲淹的人，许多也是后世认为的君子，这是为什么呢？重要的是，宋代的朋党，无所谓君子和小人，纯粹是士大夫们为争意气而相互倾轧，自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就已经是这样了。这种风气既然开了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7年）就遇到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什么呢？仁宋驾崩，他没有儿子，让他哥哥濮安懿王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宋英宗。英宗治平二年，有人提出要办追尊濮王的典礼，朝廷的大臣们意见不同而引起争论，一个个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的祸患，从此开始发展得激烈起来。言官们甚至纷纷上书要求斩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逐渐演变成因公事而诋毁对方个人生活上的品德，随即就有人诬陷欧阳修有男女之间见不得人的事。而当时因濮议被攻击的人，有像韩琦、欧阳修这样被后世所称为君子的人；因濮议来攻击人的人中，像吕诲、范纯仁这些人，也是后世称之为君子的人。宋代朋党的真相，由此就完全可以看清。此事虽然与针对王安石新法的争论无关，但表现很相似，况且那些首先站出来攻击濮议的人，就是后来最早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就不怕人说我啰唆，将欧阳修濮议的全文录过来，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所谓的士大夫们，是怎样的一种风气，然后就知道王安石的处境，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有关新法的公案，不过是另一个濮议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才即位，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进爵，不管死者生者都得到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给予封赏，只有濮安懿王，是皇上的生父，中书认为不能和其他的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的部门商议进行典礼一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治平二年四月，服丧期满，皇上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让学士待制礼官详细研究。翰林大学士王圭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荣耀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中书认为要给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册封的诏令应该有特定的规格，诏令中应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应当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与皇帝是父子，并不是按封册上称他为什么亲，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将这个奏章下发让再考虑，王圭等人提出称“皇伯”而不写名。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据开元开宝礼中都有：“做儿子的要为生父披麻戴孝不过一年，为后父披麻戴孝三年。”这里后父生父都是父母。而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称为“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藩侯继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光武帝，是有德的君主，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而“皇伯”这样的称呼，既然没有记载，也就没有根据了，所以没敢这样施行。于是将有关古今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有关材料，再加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言官们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等开始，皇太后就亲手写了诏书责令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问为什么。皇上见到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不让再讨论这事，而追封的事也就停下来。过了许多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请求一定要讨论有关皇伯的事。他们的奏章留在皇帝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言官们也对这事都提出了看法。皇帝既然因为太后的缘故决意不再提这事，所以凡是上来的奏章都留了下来不下发。皇上聪明果断，很通达事理，对待臣下，非常谦虚恭敬，但却不姑息。言官们所说有关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做的事也大多被搁置下来不施行。言官们由此而开始愤恨并发出怨言，对中书的不施行很是愤怒。中书也曾上奏说，现在言官们因为朝廷不听他们的而愤怒，说我们阻塞了言路，导致陛下成了拒谏的皇帝，乞求能大略施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事，如果言官们说的对，就应该立即施行，何止‘略行一二’。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为了应付人情，将不能做的事勉强施行，那样不碍事吗？”中书因为皇上所说的话切中事理，就不敢再说。皇帝问：“所提出能施行而没有施行的有吗？”韩琦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3）

以下的官员们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帝说：“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了。”当时有多名杂端御史是刚被提拔上来的，锐意进取，希望快些取得成绩，见到什么都直说，也不顾忌是不是自己职责内的事，所以经常把事办砸。

这时京城中下大雨，公私的房屋倒塌了无数，军营的房屋倒塌得尤其厉害。皇帝因为士卒都露天住着而心中焦虑，文武大臣们也很担忧害怕，日夜费尽心思，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结果。当时范纯仁新当上御史，才上殿，内外都恭听他要说什么。而他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一名监管的官员，中书省审核议定。在京的军营共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如果按范纯仁所请求的，就应该派五百二十名监官，每个监官要有四名随从士兵，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缺少人手，却派了二千士卒和五百名监官，而没有瓦木等建筑材料，一样不能完成工程，他轻率错误到如此程度。于是在中书省议论这事时，我就忍不住笑了，言官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一些天吕大防又上书，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大多都一样琐碎不符实际无法施行。而言官不知道他们所讲的话无法办，只怨朝廷阻止不去施行，因而吕大防又说，今后言官再提出建议不施行的，要求中书省说出原因为什么不去办，要报过去，他蛮横无理到如此地步。他们怨恨愤怒的言辞，渐渐在士大夫中传开，言官们的亲友故旧，有人戏弄并激怒他们说：“近日御史官员所提的事，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后就算完事，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称为进呈院了。”这话很有名，朝中的官员相互拿这来开玩笑。

而御史官员更不满意并愤怒，于是就想着参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弹劾人而得了罪，仍可以留下美名。这时皇上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失当之处，文武大臣，也都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没有定论，就说这是个好题目，是个好机会不能错过，于是共同极力申说。然而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议这事，“皇伯皇考”的说法，都没有定下来，其他追封的礼数，都还没有讨论到，朝廷对濮议，并没有过失，所以御史们只请求早施行“皇伯”的办法而已。中书省说前代有关礼仪的论争多年定不下来的很多，这事关系很大，况且皇上谦逊，自己中止不让再提，有什么过错值得弹劾呢？于是放在一边不再搭理。御史们一起到中书省扬言说：“宰相应该早了结这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这件事了，所以提出的人虽多，全都不听，因而御史们更加感到耻辱。既然这情形已经不能停止，再加上他们的本意是想因弹劾人获罪而博取声名，所以他们所说的话只求激怒朝廷，什么都不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提出董宏、朱博的事，借此指出某大臣是首先提出的，并毫无顾忌地丑化和诋毁。当初，两制因为朝廷不用他们提的建议，心里已经不平，等御史台那里有了说法，也就和他们相互呼应。而一些庸俗的人，不知礼义，不知圣人很重视无子的事，凡没有儿子的允许让同宗的子弟承继家业，这是大公之道，只是常见的百姓中过继儿子和异姓领养义子这些做法，怕别人知道，都避讳他们的亲生父母，把这当自然的事，于是就认为“皇伯”这种提法正确。御史们既然已经有了两制的协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于是以言惑众，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推崇加封濮王；而庸俗的下层人众，还传言说，等将来还要让濮王入太庙，用来换了仁宗的位置。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说也说不清，而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只要有人稍倾向朝廷说话，就被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提出请求让皇上称亲，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从此这些有识之士，都怕惹祸而闭口不谈了。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一起定一个合适的礼数施行来平息舆论，于是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而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原来的坟茔建为园，在园中立庙，让王的子孙按时祭拜。——礼节止于这些而已。那一年九月，皇上看了，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说：“只这样做极好。但需要禀告太后后才可行。暂且等一等。”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4）

这时离到南郊祭天的日子近了，朝廷的事多，御史们的言论也稍平息了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这事。祭天大礼之后，第二年的正月，御史的奏章又来了。中书省又将原来写的东西呈上去，请求降诏。皇上说：“等三两天禀过太后就可以施行了。”没有想到，这天晚上忽然派高居简到曾公亮的家中，颁布皇太后的手谕说：“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当称皇，三个夫人应当称后。”和中书省所呈上的诏草中所写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也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进呈诏草时，只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没有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施行”，也没有说请皇太后降手书。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的本意。这天韩琦因祭祠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欧阳修在垂拱殿门的阁子中，听了后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事出意外，不知该做什么。于是就到致斋处找韩琦一起取来旨意，不一会儿韩琦来了，不等细说，就来到殿上，韩琦上奏说：“臣有一愚见，不知是否可以？”皇上说“怎么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的三件事，称亲这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请求陛下推辞免去，再降道诏书，只称亲。把臣等前些日子进呈的起草的诏书，将坟茔改为园，在园中立庙，让濮王的子孙祭祀等这几项写到诏书中施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依此降手诏施行。开始的时候，朝廷内外的人，被御史台的言论所迷惑，称朝廷想尊崇濮王想要夺仁宗的正统，所以人们都喧嚷不停，等见到手诏上所施行的礼数，不过是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合理，就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他们知道形势不能阻止，就只针对称亲一项说不合适，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说韩琦串通宦官苏利涉、高居简，迷乱皇太后，这样才下了手诏；又针对我说我是首先提议的人，请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的奏章正本传到宫中，副本便和进奏的官令一起传布。吕诲等人既然想领得罪名而离开，所以每次见皇上，言语都违逆不敬，只恐皇上不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言官，所以就曲意包容，时间一长到了这一地步。知道他们不能再留，还多次派宦官，授给他们官职，到他们家召他们，而他们都不来，于是就让他们以原官职去到外地做官。濮议这件事，从中书最初提出，到最后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听他们的而进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自然是中书提出的决议，皇上也没有偏执的意见。而吕诲等人多次上书很长时间没有解决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事重大，不能轻易答复，既然已经降手诏不再议论这事，那称“伯”称“考”，一切置之一边不再讨论了，也并不是非要偏执于哪一个。皇上曾经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议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所奏的，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以看出皇上是慎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说到中书省不敢用“皇伯”的称号那更是无稽之谈，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被议论，大概是“皇伯”“皇考”的称呼还没有定下来就已经结束了讨论，所以就没有工夫谈到追封的礼数。之后所讨论的，只是在园中立庙罢了。如吕诲等人大力引用哀帝、桓帝的事而加蒙蔽的事，都没有提到。开始时，吕诲等人既然决意要离开，皇上屈意挽留他们也不肯。赵瞻这个人，在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特别不知体统，在人前扬言说：“官家只不曾下拜留我罢了。”用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如果朝廷对于御史所提出的事，十件中能有三四件施行，让我们这些人遮羞，也不至于离去。”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对于濮议，难道有错吗？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5）

而吕诲等人决意要走，难道只针对濮议吗？士大夫们只看到吕诲等人诬蔑的言论，而不知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深究吕诲等人的用心，只说他们因为进言而被贬就是忠臣，而争相赞誉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所预料的那样。吕诲等人果然因此得了虚名，而荐举吕诲的人也想靠这个博取名声。宣扬皇上的恶而彰显自己的善，尚且不应当，更何况是诬蔑皇上来买自己的虚名呢？唉！假使吕诲等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先帝的心志，不被后世所知，是臣等的罪过。因此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采用。

读欧阳修此文，当时所谓公正的议论者的价值就可以想见了。那些建言者的本意，不过是想借此来立名，寻求因言得罪，那样名声会更加高，他们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此，而国家的利害，都不被他们放在心上。所以他们只是一天天搜求好的题目，拿来当做有利可图的奇货，稍有可乘之机，就卖弄口才，进行煽动。朝廷中那些不得志的人，互相勾结配合，百姓无知，也来附和，来势汹汹。有反对他们的，就被指为奸邪，必定要把人的嘴都堵上才算罢休。争论不过时，就发泄愤怒去诬蔑其个人品德，说韩琦勾结宦官，说欧阳修盗淫甥女。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乱大伦，灭人理。”说：“令人愤恨痛心。”说：“奸邪的人，希望并巩固自己所得的恩宠，处处为自己谋划，损害正义和孝道。”说：“千方百计地寻找，努力为自己辩解，欺骗蒙蔽皇上，敷衍谏官。”韩琦、欧阳修二人无论做人和辅佐皇上，他们的大节在人们面前非常坦荡，何尝有谏官们所说的这些呢。假使有像他们所说的，则这两人的罪，就不在施政是否得当，而在居心不良，那样他们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了。而难道真是那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攻击他们的人，又居心何在？濮议不过是皇室的私事罢了，与天下的大计并没有关系，就是在皇室的私事中，也算非常小的事。而当时所说的士大夫们，因为沽名和泄私愤的缘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蒙蔽天下人而将矛头指向一两个担任大事的人。更何况王安石的变法，他事业的重大不能被平庸的人所容纳，比这又超过万万倍了。一个人狂吠而全国的人都来附和，本来就是这样，并没有不符合情理的，既然已经是这样，而谏官将乱伦灭理，取悦皇上并固宠，粉饰自己欺骗蒙蔽的这种种的罪名加到王安石身上，难道可信吗？凭韩琦的耿直，而被诬蔑为结交宦官；凭欧阳修的高尚，而被诬蔑为盗污孤甥，那么后面那些用来诋毁王安石的人格品德的，难道可信吗？区区一个濮议，是非是一句话就可以确定的，而有一个孙固与那些人不同的意见，奏章还没有递上就已经被指责为奸邪了，那后面凡是为新法申辩的，都被指责为奸邪，能不当做类似的事来看吗？濮议一案，因为有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它的是非曲直，才能够大略让后人知道，而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因为王安石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只能看到一面之词，于是千古如长夜了，真是悲哀啊！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6）

而且还有一事需要注意的，就是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8年）攻击濮议的人，就是熙宁年间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才参政，首先列出十件事弹劾王安石的，实际上是吕诲。吕诲在濮议时是主持最坚定而被贬职的。攻击新法最用力的是范镇、范纯仁。元祐时才执政而破坏新法的，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吕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是与吕诲一气的（欧阳修濮议没有提到司马光，而当时首先提出异议的实际上是他，满朝文武也因此而附和他。等吕诲等人被贬，司马光上书要求留下他们而皇上不许，于是就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皇上也不许。这都是明确记录在史书中的事实）。他们这些人后来攻击新法，自以为自己的大志向没有丧失。而后世读史的人，也认为他们有大的志向而不丧失。濮议这一段公案，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不也自以为不丧失自己的志向吗？而考察实际情况，又怎样呢？

凭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士大夫们争于意气如此激烈，掌权的人，只有不顾原则而进行调和，什么也不做，只有曲意逢迎，取悦于当世，才有可能保存自己。如果有所举措，无论做的是善事还是恶事，都足以提供给对方题目，使他们找到借口，就如欧阳修濮议中所说的那样。而王安石毅然凭自己的力量，取消百年来苟且相沿的法度而进行改革，汇集天下的诽谤于一身，本来就该是这样。范仲俺所改革的不过是去除父辈做官子辈继承的陋习，完善了官吏考核的条文，缝补时弊中的一两件事罢了，然而已经惹得满朝攻击，仅三个月就已经不能在职位上坚持了。也幸亏仁宗任人不专，假如仁宗能像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么王安石的恶名，范仲淹早就也有了，因而说范仲淹是没有完成的王安石，也可以说王安石是完成了的范仲淹。凭当时的形势，那万万不能不变法的就如同那般，而凭当时的风气，万万不能变法也是这样，我对王安石，不得不敬重他的志向而为他的遭遇悲哀。

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1）

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名安石，字介甫，临川人，今江西抚州。父亲王益，母亲吴氏，在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生公。幼年随父亲在韶州做官，十六岁随父亲入京，十九岁丧父，二十一岁成为进士。宋仁宗的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做了淮南判官。按旧制，判官任期满，允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偏不这样。二十七岁时，调到鄞县做知县，做了四年，期满回家。第二年，做舒州通判，中书省来函召他应试馆职，以祖母岁数大，家中贫穷不去应试。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三十四岁，被授于集贤校理，不去上任。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三十六岁，任群牧判官。第二年，知常州，换任为提点江东刑狱。又过一年，派人催他回到朝廷，上书仁宗言事。四年，提点江东刑狱。五年，召回京做了三司度支判官。六年，授予知制诰，年四十一，共做知制诰三年。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他四十四岁，因母丧居丧在江宁。四年正月，宋英宗崩，神宗继位。三月起王安石知江宁府。九月，授予翰林学士。第二年，也就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四十八岁，四月，以翰林学士破格进朝应对皇上。熙宁二年二月，皇上让他做参知政事。四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多次上书乞求辞职。六月，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又召回到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授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九年十月被罢官，以使相的身份做江宁府通判，这时王安石五十七岁。自熙宁元年入朝，执政共九年，从这时起就称病不再出来。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他五十八岁，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封舒国公，领集禧观使。三年，授特进，改封荆国公。八年三月，神宗崩，宣仁太后临朝，进封王安石为司空，第二年为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去世，年六十六岁。赠太傅称号。王安石被罢相后在江宁共九年，绍圣年间赠谥号文公。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1）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

古代的贤人和大人，必定有他们成长的过程。观察他们的成长，就知道他们的成就；看他们的成就，就知道他们的成长过程。王安石这品德度量气节事业和文采，可以说是卓越千古，他的成长过程肯定是洁白无瑕的。我在这里针对他少年时代可以考证的事实略论述一番。

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大概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由淮南判官告假回家省亲时所作，读这首诗则可以大概看出他少年时的经历。诗中写到：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两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曦。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着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况复邱攀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骖。

留当开樽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2）

这不过是王安石二十三岁之前自述的小传。他天性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淳朴笃实，很明显地表现在笔墨之间，而从“欲与稷契遐相希”这句，可以看出他刚成年就已经确立了远大的志向。

王安石的学识，没有听说他师从于谁，大概是身体力行，潜心研习而自觉而成的。而培养他仁德的朋友，也是有的。这里选取他集中书信往来谈论学问和志向的内容依次摘录在下面，这对王安石的成长，可见一斑。

君子之中有穷困潦倒的，但却不肯因为一时的失意而批评自己以顺从流俗，不以当世一时的奸恶而排斥道义，因而他们一旦因君主的赏识而得志，就会变更时尚以趋向于圣人之道，易如反掌，因为他的道术是平素已经修习好了的，而他的志向也是早已树立的。

我的才能和性情天生就比古人差，而学习又不用功，又没有朋友相互促进以进入道德之途，我难道要成为平庸的人吗？……自从我认识了李通叔之后才知道圣人的门户是可以进入的，这不仅是从他的言语中有所得，而且从他的行为中更学到了很多。

我愚笨不知道事情的变化，而只相信古人。闻说古代有尧、舜，他们的道是中正之道，是永久的准则。得到他们的书，闭门而读，自己忘记了忧伤和快乐。上下融会贯通，内容都被浸透，小到无法分割，大到无边无际，将一切都蕴涵其中。（《上张太傅书））

当今搅乱风俗的，是士大夫们，深深地浸染在利欲之中，他们用言语相互推崇，不知自爱自重罢了。（《答曾子固书》）

天下的变故多了，而古代的君子，接受和取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都在内心里有思虑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3）

和预见，然后来适应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不是消极地任其发展，受客观事物的摆布。对事物的发展没有预见，因而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值得怀疑；对事物的发展有预见，那么他的心中就不会有后悔。如果像这样，怎么可以用世俗的毁誉来衡量他们的心胸呢？而我还到不了这种高度，而只是自己有点志向而已。

学问如果已经足够了，那么不被上面的人所知道，也会被居于下位的人知道；不在现在传播开来，也会传布于后代。如果不幸不被居于上位和下位的人所了解，又不传播于今天和后世，古代的人也不会遗憾。知道我的难道是天吗？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知天命。命数，并不仅仅是富贵贫贱生死的事，一切事物的兴盛与衰亡都是命数。孟子说：“君子按法行事而等待命数罢了。”

固然君子在学习时，志在天下，可是应该先是我自己然后推及他人，我自身修养好了，他人能否治理好，此系我的志向能否实现了。自身修养尚且属于天命注定，天下的治理，难道可以不属于天命注定吗？孔子说：“不知天命，不能成其为君子。”又说：“道义将要施行于天下是命定的；道义将废弃于天下，也是命定的。”孔子的说法是这样，有的人以为孔子为学的目的是急迫忧虑如何改造当世，真是迷惑呀。对此有疑惑因而进退的举动，就不能从孔子那儿学到，所以就有孔子自身不暇暖席的说法。我偏偏认为圣人的内心，并没有为当世担忧。有人非难我说：“可是这样就是圣人忘却天下了。”回答说：“这是不忘却天下呀。”《否》象说：“君子靠俭德来避开乱世，不能靠禄位来显身。”“初六”爻辞说：“拔茅而食，因其合己类。占卜，吉利。”象上说：“拔茅占卜吉利。固其志向在君那儿。”志向在君主，是不忘天下啊，不能得禄位显达，是知天命啊。我虽然不忘天下，而命运不一定满足我的心愿，我担忧天下难道就能合乎我的心愿了吗？……

孔子之所以极力地说明知天命不忧的原因，是想使人明白治世乱世自有天命，而进仕不可以勉强，那么先王的治国之道就能得以伸张了。世上有能够知晓天命的道理，却不能看重进退原则的人，正是由于他们能有足够才智知晓，却没有仁德来抱守。开始得到足下的文章，特别偏爱你的才气。后来又看到足下衣衫褴褛，坐下交谈，却从没说过自己的穷困，退下来询问足下，得知您终年不能吃到荤腥，却丝毫不肯妄自卖身求荣。世上像足下这样卓然自立的人有几个呢？正是我所谓才智能达到知天命，仁德又足以操守的人，所以我以自己学到的东西告慰足下。（《与王逢原书》）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4）

集中的言论，像这样的还很多，这里就不都抄录，只抄录其中突出的几段。这里记述王安石一生安身立命，辅助君王的大事小情，以礼为进，以义为退。他早年的贫苦和所遭受的艰难，都不曾扰乱他的心志，能突出自立于世，穷尽古今的学问而用于实际。他遇到君主而能以道来改变天下，拼死去实现志向而无悔。等他退出执政，则又恬静地似乎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记述他在职时的事，没有什么奢求，没有功绩也没有自鸣得意，王安石当之无愧。读了这些文章，就会了解王安石的学问是有根源的，主要的是他了解自己的命运，而又始终以法行事而听天由命，因而他生平有着高尚的节操、非凡的行为，是绝对随其自然，不是强求而达到的。他对功名事业，也都看做天性的必然结果，中间不掺杂一丝一毫成败得失的成见，这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坚守道义而自重，不汲汲于为世所用，而有玉之山自然生辉，自己无法掩盖，贤士大夫，渐渐了解他而称赞他。与他交往最早的是曾巩，曾巩曾写信给欧阳修说：

我有一朋友叫王安石，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同行都称赞他的文章。他虽然已经有了科名，可现在知道他的还很少。他很自重，不愿被人知道，然而像这样的人，古今不多。现在所急需的人才，即使少了千万个平常的人也没有关系，而王安石是不能少的。

陈襄《上荐士书》中，将王安石与胡瑗等人一同推举，称赞他的才气性格贤明，特别爱好古文字，他的文章和政绩，早已为世人所知。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宰相文彦博，将他与韩维一起推荐，于是有了集贤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又将他和包拯、张瓌、吕公著三人一同荐举，称赞他的学问和文章，知名于当世，坚守道义不苟且，自重，论事通达明了，还有治世的才干，是用在任何地方都很得当的人才。从此以后征召多次到来，而他安于做一个小吏，不肯去就职，并不是故意做出恬退的样子，也是想把现在职位上的事情做好。

（考异一）《宋史》王安石的传中说曾巩曾拿着王安石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王安石传扬名声，提拔为进士的上等。现在查来这是虚妄不实的假话。曾巩给欧阳修的信中，提到王安石出使河北的话，这事在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而王安石成为进士，是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况且信中明明有已得科名的话，那么王安石得进士并不是欧阳修给扬名的结果，这是很明确的。《宋史》开口就诬陷，凭什么来取信于人呢？

（考异二）《宋史》王安石传中又说：王安石本是楚地人，朝廷中并不知名，因为韩、吕都是大家族，他想借此提高自己，于是与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著三个深交，三人称赞他，他的名声才开始大起来。现在查这话也是虚妄的假话。陈襄在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1054年），就已经开始称赞王安石的文章和政绩，当时已名扬于世。欧阳修也说他的学问文章知名于世。而韩维，是文潞公将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荐的。吕公著，也是欧阳修将他与王安石一起推荐的。然而韩、吕怎么能提升王安石的名望呢？自皇祐到熙宁二十年之间，王安石声满天下，像范文正、富郑公、韩魏公、曾鲁公等人都和王安石相互传名，在王安石的集中以及其他的记载中都是可以考证的，而《宋史》他的本传中不曾提到，甚至把文彦博、欧阳修二人的荐举的事给删除了，似乎这有损于这些君子的知人之明，只说王安石借韩、吕来抬高自己，诋毁人怎么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呢？我之所以要啰啰唆唆地辨别这些，因为王安石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5）

声名节操在他去世后，反对他的人中首要人物欧阳修，还仍称赞他（见下文），现在按《宋史》所记载，则王安石是一个追求禄位的无耻小人，而他所谓的知晓天命、坚守道义，都是修饰自己来欺骗别人而已。这大大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即使我不想分辨，也不能停止啊！

（考异三）王安石少年时，交友很少，曾巩说他不愿被人所知，而王安石《答孙少述书》中也说：“我天生迂阔耿直，生平所得的朋友中，只有几个人而已，您本来就知道。将这几个人非要数一数，连十个手指都用不完。”由此看来，王安石交友很少。俗史中有王安石与周敦颐交往的事，这又是不能不辩解的。罗景纶《鹤林玉露》中说，王安石少年时，是不可一世之士，独自一人去拜访周敦颐，三次上门而三次被拒绝。王安石愤恨地说“我难道不能自己弄通六经吗？”于是不再去拜见。度正写的《周濂溪年谱》中说：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周敦颐四十四岁，东归时，王安石做江东提点弄狱，三十九岁，已经被称为通晓古今，学识渊博的儒者，周敦颐见到他，与他日夜交谈。王安石退下后细想，以至于忘记吃饭和睡觉（这种说法源于邢恕的书，而邢恕是程氏门人）。现在考察这两种说法，一种说没有见，一种说法是见到了，很是矛盾，难道王安石年青时愤恨不能见到周敦颐，等到四十岁时，又到他的门上去求见吗？还是周敦颐开始时三次拒绝不见，而后来又自己去见王安石呢？是多么可笑，其实是不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虚假的。考察一下就知道周敦颐只比王安石大五岁，一个年少，另一个也处在年少时；即使说王安石求友心切，急着见到周敦颐，而周敦颐在两个人都求学的时候，怎么能这样妄自尊大呢？这不是孔子和儒学的悲哀吗？况且周敦颐既然没有见过王安石，凭一个求学的少年，他怎么能只看一看名帖就知道不能和他讲话呢？周敦颐如果真是这样，还怎么做人呢？况且按两家的年谱来查，他们终身都没有处在一地的机会。——周敦颐在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生于道州，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他十五岁，父亲去世，跟着母亲进京投靠舅舅，那么在他十五岁之前，都在道州。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母亲去世，葬在润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他二十四岁，做洪州分宁县的主簿，才开始到江西。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小时随父亲做官在韶州，他的《忆昨》信中说：“丙子年跟父亲去京城”，那时他十六岁。“第二年父亲当了建昌的官吏”，这时他十七岁已经到了江宁。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父亲去世，他在江宁居丧，他诗中所说的“三年吃够了钟山的野菜”就是指这时。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他二十二岁，成为进士，在淮南做官，而周敦颐在这两年前已经到了分宁。这样说来这两人在少年时，没有一天是在一个地方的。罗氏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移任提点江东刑狱。四年，他三十九岁。五年五月，被召进京做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颐在这年的六月离开合州签事的职位回京，这时王安石已经又去了江东，而年龄也四十岁了。认为他们在江东相遇，年龄和地点都不相合。而刑氏度氏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些讲学的人伪造这些说法，是想借王安石而提高周敦颐罢了。像当初周敦颐见不见王安石，对王安石又有什么轻重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怕费词句而申辩，只是想说明当时有人肆无忌惮地用来诋毁王安石的，都是些毫无影响的小事，而他们说起来就和真的一样，而其他不可信的，都是类似这样的；而真正的事实被抹煞而不被后人知道的，又何止这些！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1）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

世上评论者，经常因为王安石早年时多次被征馆职而不去赴任，等到他后来授翰林学士，一召唤就去了，说他本是热心于富贵，前面不过是故意这样以博得声誉，等有了一定的虚名，一跃而登上高位。唉！他们是多么不顾实情，不是很像那些舞弄文黑的小吏一般，搬弄词句给人加以罪名吗？王安石出来做官，他自己觉得都早，用世是他的本来意图，然而他能坚持在小的官位上，这是他学问和修养的本源。如果说他看不上馆职的位置而不去，那他所做的州县小官，则更加卑贱了，而他为什么能安心在那个职位上，不仅是安心在那里，还精心去求取呢？只是因为家贫而且亲人年事已高，不得不为俸禄而做官，所以不得不为了生计而不惜待在那卑贱的位置上罢了。等他授予学士时，老母已经过世，家计也稍好一些，所以就应了官而不再推辞，这就是他所作所为与之前不同的原因。所以我论述王安石的安身之道，与其说他像伯夷，还不如说他像柳下惠，而恨王安石的人还在偷偷地议论他，难道这不过分吗？这里选取他集中的一两篇文章来证明我的话。

他在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乞免就试状》中说：

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依前降指挥发来赴阙就试者：想到我祖母年老，先父还没有安葬，弟妹已经到了嫁娶的年龄，家里贫穷人口又多，难以往京师去。原来曾因此自己讲过这些原因，乞求不去应试，怠慢了朝廷的命令，是有罪的，幸亏承蒙赦免，允许了我的请求。不认为我是辞职，而认为我是淡于名利，使我没有葬嫁奉养的焦虑，而能从容地辞退，不敢登显要的位置，说这是淡于名利也可以。我现在只是为了自家的急事，权衡利弊而这样做，说我是淡于名利，这不是我的本意；再加上我辞去县职守候补缺，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老幼都还没有安排好，即使想去赴任，实在是家事无所脱身，希望皇上恩慈，体察我的本意，只是因私事，请不要召我去应试，让我在外任上干满年限。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2）

这是他最初辞去征召而写的。因为文彦博推荐他的信中说他有淡于名利的语句，因而这样说（文彦博的信中说道：文馆的职位，是士人所希望的，而王安石恬然自守，不可多得）在这之前，在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有《上相府书》，在这之后有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辞集贤校理状》二篇，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有《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二年有《上曾参政书》，三年有《上富相公书》，它们的措辞大概都类似。孝顺友爱之深情，溢于言表。他这样处理事情，也无愧于古人，而非要认为他掩饰真情，怎么喜欢污蔑别人到了如此地步呢？再说王安石不认为小官卑贱也是出于万不得已，他曾自己说：

我不考虑我不胜任，只考虑孔子的学识学不到，操行没有修炼好，只想象孔子那样罢了。做这样的小吏，不是我的志向，我私下自比为古代的贫者。

我常常认为当今的士人们都是放弃圣人之道而只信奉自身的私利，这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的。舍弃了出仕做官就没有可以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如舍弃出仕而去谋求为生的方法，这对于道来说更是过分不敬，这当然也是我不得已的原因。我曾经写过一篇《进说》来劝勉自己有所得的人，自己有所得就可以的人一直没有看见。

由此看来，伊尹耕于莘野，遇到成汤才有大的作为，这也是王安石的志向。考虑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则王安石就自贬在流俗之中很久，而后人仍然偷偷地议论他，是什么居心呢？

孔子做管理粮仓的小官时求取数目的准确无误，做管理畜牧的小吏则努力使牛羊茁壮，王安石也是这样。虽说他心中不愿做这小吏，既然当上了，就忠于职守，而不肯一丝一毫苟且，这就是他的学问之所以不欺人的原因。王安石所到的地方都有政绩，而在做鄞县的县宰时成绩尤其好。《宋史》他的传中说他建堤坝、挖池塘，为水陆求得便利；贷谷物给百姓，确定利息而偿还，使新旧交换，县里的人认为很方便。这就是后来他执政时的农田、水利、青苗这些法令，在一个县中小试一下。在他的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论开河书》、《上孙司谏书》等，都可以看出他治理鄞县的政绩中的一斑，这里就不都抄录了。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陈久川为王安石的文集作叙，说：“王安石曾在鄞做县令，被称为守法的好官而在他死后为他立庙，百姓至今以他为神。”当地百姓对他的怀念已经有数百年了而没有消失，就可以看出他的道德和政治水平达到了何等的高度。

王安石是一个做事的人，不是好说话的人。看他执政之前的政论，也往往散见在他的文集中，这里抄录一两篇看一看，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怀抱。他的《与马运判书》中说：

现在之所以国库空虚，不仅仅在于消费支出方面毫无节制，还在于失去了创造财富的方法。想使自己家庭富有要取资于国家，想使国家富强要取资于百姓，要想使百姓富足，一定要取资于大自然。当家的人不给自己的儿子创造财富，那么父亲威严儿子又富有，父亲有什么得不到呢？现在关上门与自己的儿子交易，而门外的财富不让进来，那么就是把儿子的财产全都得到，也仍然不会富有。近来的关于理财的言论虽然听起来不错，但都是国君搜刮老百姓的方法呀!只不过是关起门作交易罢了。这难道就是国家财政空虚的原因吗？

唉！这些话，与今天的经济学、财政学的原理是何等的吻合啊。王安石理财的政策，全都在此了，而后世把他看做聚敛之臣，和王安石的精神是多么相反啊。集中还有《议茶法》一篇，论榷茶制度应当废除；有《上运使孙司谏书》一篇，说官卖盐不可行，这方面即使是现在的财政家也是应当采取的政策。而论说的人将他与桑弘羊、孔仅等人放在一起加以否定，这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有数首诗，也体现了他对于财政的意见，这里抄录于下：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3）

先王有经制，颁布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惸。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呰窳，贫富不难评。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发廪》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更可怜哉！——《兼并》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寓言》

以上《发廪》、《兼并》两首，所说的理论，与今世所说的社会主义近似，它是不是可行，在其他的章节中另论。他《寓言》一首，则是后来的青苗法和均输法的本源。

他的《省兵》一首写到：

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这是王安石对当时兵政的意见，后来执政时，一一施行，正像他在这里所说。

在《材论》里说：

天下的祸患所在，不在于人才不多，在于君上不想要众多的人才；不在于士子们不想有所作为，在于君上不想使士子有所作为。使用人才，这是国家栋梁，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安定而且繁荣，失去人才国家就会败亡受辱。然而君上不想要人才众多，不想使用人才，这是为什么？这样做有三点受蒙蔽：那些勇于这样做的，认为我的地位足可以排除侮辱断绝危险，这辈子天下也不会有祸患，人才的得失对治乱的天数没什么帮助，所以安然地放纵自己的想法，而最终陷于败亡动乱危险受辱，这是受蒙蔽的一点。又有人认为自己的高官厚禄足以诱惑天下的士子，他们的富贵幸福全由我定夺，因此自己可以傲慢地对待天下士子，而士子们都会奔向自己，但这也最终会陷于败亡受辱罢了，这又是受蒙蔽的一点。又有人不寻求怎样发现培养任用人才的方法，恐惧忧愁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这也最终会陷入败亡受辱，这又是受蒙蔽的一点。这受蒙蔽的三点，它们的害处则是一样。然而用心不错但还可以讨论其失误的，只是那些认为天下没有人才的人。他们并非不想用天下的人才，只是不知道罢了。况且有才能的人，外表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呢？只是当他们遇到事务时则能处理，出谋划策就会得到利益，治理国家就使国家太平富强，这是人才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所以假若君上不能仔细考察，严格任用，那么即使有皋陶、夔、稷（后稷：古代周族的始祖，教先民种稷和麦）、契（商族部落的始祖）的智慧，这些人也不能自然地和众人区分开，更何况智力稍差些呢？世上不明事理的人会说：“假如一个人有异于常人的才能，就好像锥子放在布袋里，锋芒会立刻显见，所以没有有实才却没有显现的人。”这些人只见过锥子处于布袋中，却根本没见到马在马厩中。劣马良驹杂处在一起，它们喝水吃草，嘶叫抬蹄子，要去寻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4）

找这些方面的差别那会很少。等到它们拖拉重车，选择平路，不需多加驱策，不厌烦驾驭，稍振动辔头而千里已至。在这个时候，使劣马一起驱策驾驭，那么即使倒了车轮断了马缰绳，损伤筋骨，昼夜不停地追赶，它也远远追不上呀。这以后千里马和驽马才可以分别呀。古时的君主，知道情况这样，所以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竭尽所有方法去选择考试人才，考试的方法，在于能称职而已。南越的长箭，用千百次锤炼过的精钢做箭头，用秋鹗坚硬的翎管做箭尾，放在强弓之上张满弓弩，即使千步之外穿着犀兕皮做的强韧的盔甲，没有不立刻穿透而死的，这是天下锐利的器具，而且是决定胜负、打仗时的宝贝。然而不知道它应该怎样使用才合适，却用来敲打东西，那么就和腐朽、枯干的木棍没有差别。因此知道，即使得到天下杰出的人才，但使用不得法，就像使用箭一样。古时的君主，知道这种情况，于是仔细考核能力谨慎地任用，使才能不同优劣有差的各适其职。能够这样，则士子中愚笨浅陋的，都能努力用自己的所学做好小事，更何况智力卓尔不群的人呢？呜呼！以后在位的人并未曾寻求人才的论说而用实践考查，只是坐在那说天下果然没有人才，这也是没有思考过呀。听说古人对于人才会教导塑造，但先生你只说寻求任用人才，为什么呢？回答是：“在天下没有确定法律制度之前，必须先求索人才任用，如果能任用人才，就能恢复先王的法制。能够恢复先王的法制，那天下的小事都会和先王时一样了，更何况培育成人才的事呢？这是我只说寻求任用人才的原因。”（后略）

这是王安石的政论中关于用人的论述。上面所录不过是王安石生平怀抱之一斑，然而他后面所要做的一些事，已经大略能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