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介

- 《未名外国史丛书》书目

-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讯

- 《未名外国史丛书》总序

- 《未名外国史丛书》出版后记

- 《玛雅人的后裔》目录

- 引子：新年的枪声（1）

- 引子：新年的枪声（2）

- 1 “富饶的土地，贫困的人民”

- 2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1）

- 2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2）

- 2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3）

- 3 种族之战（1）

- 3 种族之战（2）

- 3 种族之战（3）

- 4 “浣熊”对抗革命（1）

- 4 “浣熊”对抗革命（2）

- 4 “浣熊”对抗革命（3）

- 4 “浣熊”对抗革命（4）

- 4 “浣熊”对抗革命（5）

- 5 以上帝的名义（1）

- 5 以上帝的名义（2）

- 5 以上帝的名义（3）

- 6 为了土地（1）

- 6 为了土地（2）

- 6 为了土地（3）

- 6 为了土地（4）

- 6 为了土地（5）

- 6 为了土地（6）

- 6 为了土地（7）

- 7 逼上梁山（1）

- 7 逼上梁山（2）

- 7 逼上梁山（3）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介

“未名外国史丛书”以其新颖、有趣的视角向读者传递世界史知识，在公众中 普及世界历史教育。编委会由国内一流世界史学者组成，阵容强大、人员整齐。主编为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丛书选题别开生面，各册写作生动活泼， 作者都是专业世界史学工作者，他们用 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法向读者奉献这 套丛书，旨在传播知识，弘扬理念。丛 书力求以鲜活的方式表现历史，它将真 实感人的人物和事件呈现给读者，让人 回味，让人思考。丛书希望在读者中培养必需的世界历史素养，在国民中培育当代公民不可缺少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胸怀。

《未名外国史丛书》书目

已出

美国改革的故事

1917年俄罗斯纪事

玛雅人的后裔

2009——2011年待出

哈里发国家的沉浮

东京审判

非洲古国探源

格拉布街的故事

猎巫运动

沙龙女主人

苏美尔：文明的起源

五百年欧洲陆军战争变化

中产阶级的良心——工业化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社会责任感的建立

西欧骑士的故事

亨利八世的婚姻与政治

教皇制度

罗马军团

美国立宪的故事

美国食品安全制度的由来

切诺基部落的兴衰：

犹太人的历史

伊斯坦布尔的日月星辰

波罗行动

克伦威尔和他的时代

法老的咒语

动物改变世界：海狸、毛皮

2010—2012年待出

蓝盔部队

白江口之战

江户时代

查理一世之死

亨利四世与法兰西重建

60年代的伯克利

汽车与现代社会

贸易与北美开发

大航海时期的欧洲水手

普鲁士国家

猫王与甲壳虫乐队

尼赫鲁家族

船舰与海权

作物改变世界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讯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未名外国史丛书》

近几年来，“阅读历史”成为图书市场的一个热点，其中有两个趋向耐人寻味：1.以“中国史阅读”为主流，“世界史阅读”相对清冷；2. 许多读者是以一种游戏消遣的态度来阅读历史。前一种趋向反映了国人的世界胸怀缺失，后一种心态则反映了国人对历史学科价值定位的总体忽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文化多元交融的全球化时代，只有放眼世界，了解、认识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主动虚心地吸取中华文明之外其他文明的精髓，才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对历史起码的敬畏，一味张扬以娱乐消遣为主旨的大众历史写作与阅读，有可能使历史应有的科学理性与教育意义悄然消解。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一批专业史学工作者推出《未名外国史丛书》，向读者介绍、传播世界历史、文化知识和理念，期待在读者中掀起恰当的 “世界历史热”。

《未名外国史丛书》编委会由国内一流 世界史学者组成，著名世界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院院长、纪录片《大国崛起》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担任该丛书主编，丛书计划出50种，选题别开生面，别具一格，力求既囊括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更反映世界史研究的前沿成就，作者都是专业世界史学工作者，他们用 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法传播世界史知识，弘扬理念。丛 书力求以鲜活的方式表现历史，将真 实感人的人物和事件呈现给读者，让人 回味，让人思考。

丛书首批已推出《1917年俄罗斯纪事》、《美国改革的故事》、《玛雅人的后裔》三本，《1917年俄罗斯纪事》以一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描绘了1917年俄罗斯风云诡谲、波澜壮阔的历史，从拉斯普庭、末代沙皇夫妇、普列汉诺夫、克伦斯基、列宁到普通士兵、工人、农民，曾在1917年俄罗斯历史舞台上角逐风流的各色人物在书中一一登场；《美国改革的故事》描写了19、20世纪之交美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运动，结束了内战的美国人在大规模搞经济建设的时候，也同样患上过严重的“工业文明综合症”，为食品安全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劳资矛盾问题、特权阶层腐败问题等等社会肌体的病相所扰，看美国人怎样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化解矛盾、度过危机，于今日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人，确是一种提醒和借鉴； 迷恋切格瓦拉的读者们想必对蒙面骑士马科斯也不陌生，这位烟斗、面罩不离身，以互联网作为战斗武器的新一代革命者形象曾一夜之间风靡墨西哥乃至全球，《玛雅人的后裔》记录了由马科斯领导的这场“后现代”式的农民起义，更展示了全球化冲击下墨西哥土著农民的悲惨命运，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背景下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历史命运和出路，具有启示意义。

《未名外国史丛书》总序

钱乘旦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影响到中国发挥世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进步，但在重视历史这一点上，却是退步了。中国本来有极好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历史在中国话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这几十年里，历史却突然受到冷落，被很多人淡忘了，其中世界史尤其受到冷落，当人们知道一个人以世界史为专业方向时，其惊讶的程度，就仿佛他来自一千年以前的天外星球！

不过这两年情况又有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人们发现历史并不是百无聊赖中可以拿出来偶尔打发一下时间的调味剂，也不是傻头傻脑的书呆子找错门路自讨苦吃坐上去的冷板凳。人们意识到：历史是记忆，是智慧，是训诫，是指引；历史指引国家，也指引个人。人们意识到：历史其实是现实的老师，昨天其实是今天的镜子。有历史素养的人，比他的同行更富有理解力，也更具备处理问题的创造性。以历史为借鉴的国家，也会比其他国家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时代，历史借鉴远超出了本国的历史，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他们眼前是一个世界。世界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向不强，而世界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则更加淡薄。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时代已经把我们推进了世界，我们如何能不融进世界历史的记忆中？所以，加强对国人的世界史教育，已经是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在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世界历史的教育已经超过了本国历史的教育，外国历史课程占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本国历史课程只占百分之四十或更少。外国史教育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教育，中国的公民也应该是世界的公民。

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校教育离这个要求还很远，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我们编写这套书，就是希望它为更多的人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世界，从而了解更多的世界。我们希望这套书是生动的，可读的，真实地讲述世界的历史，让读者思索人类的足迹；我们希望这套书是清新的，震撼的，指点人间的正义与邪恶，让读者体验历史的力量。

大约半个世纪前，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每一本篇幅都很小，一般是两三万字。那套书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至今还会有很多人说：那是他们世界史知识的来源。“文化大革命”中，“小丛书”受到无端的批判，许多作者受株连，主编吴晗则因为更复杂的原因而遭遇不测。但这套书没有被人忘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晗被平反，小丛书又继续出版，人们仍旧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直至它出版近500种之多。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时代发展了，知识也发展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它不再能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今天，人们需要更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更多的世界历史思考，“小丛书”终究小了一点，而且有一点陈旧。我们编辑这一套“未名外国史丛书”，是希望它能继承“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思想精髓，把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2008年12月于北京

《未名外国史丛书》出版后记

2003年4、5月间，正是北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热销阶段，一位著名的大学社社长问我，现在你最想做的书是什么？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历史系列丛书。”这位社长眼睛一亮，然后又接着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历史大部分是人物，是事件，可以说历史就是故事（内在地说，历史就是人生），所以历史系列丛书具有天然的大众性。另一方面，同个人要进步、要发展一定要吸取自己走过的路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的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发展一定要反省自己的历史，一定要睁眼看世界；消除我们封闭的民族心理和缺乏自省的国民性，有赖于读史。”记得当时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北大出版社年轻的一代领导者，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出版家的眼光和文化担当意识，于2005年决定成立综合室，于学术著作、教材出版之外，确定学术普及的出版新路向，以期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尽北大出版人的一点力量。这样，我的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其时，社长任命我为综合室的主任，制定综合室的市场战略、十年规划、规章制度，带队伍，日常管理，催稿、看稿、复审等等事务，使我无暇去实现这个选题设想。综合室的编辑都是非常敬业、积极上进的。闵艳芸是其中的一位，作为新编辑，她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欣赏她的出版理念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于是，我把“历史系列丛书”的执行任务交给她，她从选定编委会主任、组织编委会议到与作者沟通、编辑书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她的辛勤工作，这套选题计划不可能如期实现。

钱乘旦老师是外国史领域的著名专家，让我惊异的是他对出版业又是那样的内行，他为我们选择了一批如他一样有着文化情怀及历史责任感的优秀学者作为编委，并与编委一起确定了具体选题及作者，同时他还依照出版规律对编委和作者提出要求。钱老师不愧是整个编委会的灵魂。

各位编委及作者在教学、科研、组织和参加会议等大量的工作之外，又挤时间指导和写作这套旨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小书，并且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推出了首批图书，效率之高令我惊异，尤令我感动。

编辑出版“未名外国史丛书”是愉快、激动的心路历程。我想这是一批理想主义者自我实现的一次实践，相信丛书带给国民的是清凉的甘泉，会滋润这个古老民族的久已干涸的心田……

杨书澜2008年12月7日于学思斋

《玛雅人的后裔》目录

引子：新年的枪声/

1“富饶的土地，贫困的人民”/

2“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

3种族之战/

4“浣熊”对抗革命/

5以上帝的名义/

6为了土地/

7逼上梁山/

8走向起义之路/

9从战场到谈判桌/

10从恰帕斯走向世界/

结束语：甲虫杜里托的预言 /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引子：新年的枪声（1）

为了推翻独裁者，一支印第安人军队高呼着战斗口号——“土地和自由！”（Tierra y Libertad）——冲出共和国南部的丛林。

这是出版于1939年的一部小说《来自丛林的将军》的开篇语，小说的作者署名B.特拉文（B. Traven），这是一位神秘地流亡于墨西哥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笔名。未曾想，55年之后，这一幕竟然变成了现实。1994年1月1日，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当天，一支自称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NLZ，以下简称萨军）的印第安人武装，脚蹬胶靴、身着自制的军装、披着有彩色斑点的大围巾、面部戴着滑雪面罩，配备从自制的木枪到先进的Uzi冲锋枪各式不等的武器，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揭竿而起，他们的口号是——“土地和自由”。

由于正值新年假日，保安部队缺乏警惕，这支年轻的、缺乏训练的、主要由印第安人男女组成的武装队伍成功地袭击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以下简称圣克里斯托瓦尔）、奥科辛格（Ocosingo）、拉斯马格里塔斯（Las Margaritas）、阿尔塔米拉诺（Altamirano）、恰纳尔（Chanal）、维克斯坦（Huixtán)和奥克斯丘克（Oxchuc）的市政厅。在奥科辛格和圣克里斯托瓦尔，起义者烧毁了检察、司法和警察档案，以及土地档案，但是，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他们听从一位当地学者的建议，保留了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文献。起义者从不同的监狱里释放了230名囚犯，狱警由于害怕受到惩罚，换上囚服，与他们看管的囚犯们一起逃之夭夭。其中，很多被释放的囚犯是因卷入土地争端而被抓的印第安人。

萨军礼貌地对待惊恐的游人和平民，他们宣布，他们起义的目的是反对政府、军队和警察。他们散发传单，并在奥科辛格占领的广播电台播送了他们的革命宣言：

今天我们宣布：我们受够了（Hoy decimos basta）！墨西哥人民，墨西哥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是500年抗争的产物，首先反对奴隶制；然后，独立战争期间在起义者的领导下反对西班牙人；接着，宣布我们的宪法，并将法国人赶出我们的土地；再后来，（当）独裁者波菲里奥&#8226;迪亚斯拒绝我们改革法律的正当要求时，人民起来造反，产生了像比利亚和萨帕塔那样的领导人，他们是像我们一样的穷人。我们享受不到最基本的教育，这样，别人才可把我们当作炮灰，才能掠夺我们国家的财富。他们不在乎我们一无所有，绝对地一无所有，甚至头上没有一片屋顶，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食物，享受不到教育。我们还不能自由地、民主地选举我们的政治代表，在外国人面前没有独立性，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没有和平和公正。

援引墨西哥1917年宪法第39条——“将国家主权和改变政府的权力赋予墨西哥人民”，起义者要求墨西哥人民帮助他们推翻卡洛斯&#8226;萨利纳斯&#8226;德&#8226;戈塔里的政府和政党的“非法独裁统治”。他们向墨西哥武装力量宣战，并要求国际组织和红十字会根据日内瓦战争公约进行监控。他们呼吁其他墨西哥人加入起义队伍。

由于发生得突然，起义最初遇到的抵抗力量很小。起义第一天，在绝大多数地方，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市中心，并占领所在城市。24小时内，起义者向圣克里斯托瓦尔东南大约6英里的军事基地“新营地”（Rancho Nuevo）发动了袭击，他们绑架了1982—1988年担任恰帕斯州州长的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Absalón Castellanos Domínguez），并判处他终生“在恰帕斯的一个土著农场做体力活，获取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食物和一切必需品”的徒刑。

引子：新年的枪声（2）

墨西哥政府立即调集1.2万人的部队前往镇压。2日，起义遭到严重挫折。霍苏埃斯（Josués）少校率领的团队挡不住，甚至无力减缓自帕伦克（Palenque）南下的政府军前进的速度，被迫撤回丛林。在奥科辛格，马里奥（Mario）少校的团队沿通往帕伦克的道路撤退。他们以为政府军会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前来追击，于是留下阻击队掩护，但是撤退途中，他们迎面遇到了自帕伦克前来的政府军，于是起义军撤退至奥科辛格，并试图坚守该市的市场，而不是放弃他们的汽车分散突围，这一严重的军事失误，使他们暴露于装备有机枪和直升机的政府军的优势火力之下。在政府军重新占领该市之后，一位记者评论道：“尸体的恶臭弥漫在奥科辛格，嗅到气味的秃鹰在天空中盘旋，觅食尸体，在天空盘旋的还有直升机，不过搜寻的是幸存者。”阿尔弗雷多（Alfredo）少校和他率领的武装与约兰多(Yolanda)少校的武装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会合，并一起对城外的政府军事基地发起了进攻，但在10小时自杀式的围攻之后，也撤入丛林，沿途，他们留下了“处死资产阶级！”“穷人万岁！”等标语。在拉斯马格里塔斯，副司令佩德罗（Pedro）被一名不明身份的枪手击中牺牲，其团队也被迫撤入丛林。3日，3000名政府军开进圣克里斯托瓦尔，其他被起义军占领的城市也陆续回到政府军的控制之下。几天之内，起义军从恰帕斯的中央高地向东、向南撤退，进入他们在东部低地热带丛林中崎岖的、难以进入的据点。地理环境和天气的恶劣阻止了政府军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对于战斗中死亡的人数，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国家人权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认为，共有159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政府军人、38名警察、67名平民和38名身份不明者。国家人权委员会没有提供起义军方面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学家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Jurista）估计，死亡人数在200到300之间。起义军方面宣布的伤亡情况是：500人牺牲、300人失踪、370人被俘、50人受伤。

各国记者闻讯赶来。根据他们的报道，起义者是对多年的贫困和歧视再也无法忍受的玛雅人，墨西哥土著印第安人的一支，他们生动地揭示了在这个墨西哥最南部的州里，印第安人遭受的无尽虐待。这些报道在墨西哥民众中激起了对起义者的普遍同情。大围巾和面罩掩盖下的起义者形象，被印制在墨西哥城的露天市场销售的布娃娃上、墨西哥城各大报纸的卡通漫画版上，甚至被印制在避孕套的包装盒上。对于萨军副司令马科斯身份的猜测，也激起了墨西哥人的无尽遐想。

萨军的起义得到了普遍的响应。在恰帕斯和相邻各州，很快发生了抗议运动，几十个市政厅被占领。在恰帕斯东部，农民侵入私人牧场，一些土地所有者逃跑，也有的雇用枪手进行还击。一个广泛的农民和印第安人联盟指责政府，宣布支持萨军提出的改革要求。

恰帕斯起义的爆发带有很大的突然性，令墨西哥政府、国人以及国外的观察家大吃一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里的农民一直是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最坚定的支持者。例如，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在北部各州和墨西哥各大城市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在恰帕斯，89.9%的选民，其中包括贫困的印第安农民，都投票支持革命制度党。在他们看来，恰帕斯州是墨西哥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地区。

其实，这是对历史的遗忘。自西班牙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天起，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就从未放弃过反抗。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712年发生的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大起义和1867年爆发的反对政府和教会剥削的印第安人起义。但是，在1910年的革命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使印第安人将政府看成了盟友，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即使如此，印第安人为推动土地改革和改变命运的和平、合法的斗争从未停息，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建立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农民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独立的农民组织，正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先驱。

这也是对现实的视而不见。20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和指导下，墨西哥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修改1917年宪法第27条，中断了土地改革的进程，将恰帕斯的农民逼上了梁山。对他们来说，除了像祖先那样拿起武器外，只有死路一条。1994年1月1日的起义，正是恰帕斯的农民武装——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打响的第一枪。

本书向您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

1 “富饶的土地，贫困的人民”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8226;本哈明（Thomas Benjamin）这样形容恰帕斯——“富饶的土地，贫困的人民”。

恰帕斯的确是富饶的。这个位于墨西哥最南部的州，东临危地马拉，西面和北面与墨西哥的瓦哈卡（Oaxaca）、韦拉克鲁斯（Vera Cruz）、塔巴斯科（Tabasco）三州毗邻，南濒太平洋。这个州的两大主要城市一个是首府图斯拉古铁雷斯（Tuxtla Gutierrez，以下简称图斯拉），另一个是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以下简称圣克里斯托瓦尔），该市是为纪念巴托洛梅&#8226;德&#8226;拉斯&#8226;卡萨斯而命名的。这块丰富多彩的土地是大量的热带鸟类、奇异而美丽的动植物的家园。中央高地的山谷出产咖啡、玉米、豆类，而东部和东北部的低地地区是香蕉、蔗糖、木材和牛的产地。几条大河与溪流穿越恰帕斯，其中最重要的河流是格里哈尔瓦河（Grijalva），它流经该州多山的内地，形成了许多美丽而壮观的瀑布，由于水电站的建立，成为墨西哥电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该州人口仅占全国的3%，却生产了全国13%的玉米、5%的木材、4%的豆类，提供了全国54%的水利电力、13%的天然气、4%的石油。

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却又是贫困的。20世纪90年代初，该州人口320万，大约三分之一是土著玛雅人。今天，生活在恰帕斯州的接近100万玛雅人至少属于六个种族集团，各有自己的语言、服饰和习惯。乔尔人（Chol）主要居住在以帕伦克为中心的恰帕斯州东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是托霍洛瓦尔人（Tojolobal）的故乡。原始的、与世隔绝的拉坎顿人（Lacandón）居住在拉坎顿丛林。进入中部高地的最东端，在奥科辛格、奥克斯丘克、阿尔塔米拉诺周围，主要居住着策尔塔尔人(Tzeltal)。中部高地的中央地区，包括圣克里斯托瓦尔，主要居住着佐齐尔人(Tzotzil)，索克人（Zoque）居住在更往西的州府图斯拉古铁雷斯周围。玛雅人居住的地区是营养不良、文盲、婴儿高死亡率和贫困最严重的地区。根据墨西哥国家人口委员会的报告，1990年，恰帕斯州30.1%的人口是文盲，62%的人口没有完成初等教育。35%的家庭没有用上电，51%的家庭中屋里的地板依然是泥巴。40%的人口拿不到11比索（在1990年相当于3美元）的日最低工资，21.2%的人口每天只能挣12到22比索（3.27到6美元）。玛雅人集中的地区更为突出，高地（Los Altos）和丛林地区（La Selva）居住着50万玛雅人，其中49%是文盲，70%以上超过15岁的人口没有完成初等教育。这两个地区中，80%的家庭依然是泥巴地板，没有用上电，没有卫生设施。只有1/10的人日均收入超过22比索（或6美元）。在恰帕斯州，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为千分之六十六（全国平均数为千分之三十三），成年人死亡有1/3是由于可治愈的传染病导致的。

然而，不应忘记，这些生活在社会的最边缘、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玛雅人，却曾经有着一个辉煌的过去。

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玛雅人就出现在恰帕斯及周围地区。古玛雅人生活的地区包括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恰帕斯和塔巴斯科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今伯利兹、今危地马拉大部分地区、洪都拉斯西部地区和萨尔瓦多。玛雅人在科学、艺术和建筑方面发展起了自己独特的文明成就。例如，他们发明了独特的计算法，使用二十进位制。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在数学领域发明“零”的概念的民族，早于印度人，比阿拉伯人将印度人的这一发明传到欧洲更早了1000余年。玛雅人将数学知识运用于天文学，能够详尽地跟踪金星轨道，预报天食现象，他们制作的历法比欧洲的历法要准确。他们留下的建筑物和艺术珍品，至今仍令考古学家赞叹不已。

从伟大文明的缔造者到社会发展的牺牲品、从主人到奴隶，一切皆源于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

2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1）

1522年，恰帕斯的玛雅人看到，一群从未见过的不速之客突然来到他们中间，这些人白皮肤、大胡子，外貌举止与他们熟悉的当地人完全不同。还有人骑在一种从未见过的高大动物的背上（欧洲殖民者到来以前，美洲没有马、牛等大型动物），他们手里的武器发出的声响、冒出的青烟令人望而生畏。好奇的玛雅人也许根本不会想到，这些陌生的新来者，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其实，早在30年前，西班牙殖民者的脚步已经踏上了美洲的土地。1492年8月3日，克里斯托弗&#8226;哥伦布率3艘帆船由西班牙的巴罗斯港起航，10月12日在西印度群岛的瓜纳阿尼岛（今华特林岛）登陆，从此开始了欧洲人“发现”和征服新大陆的进程。美洲的“发现”，揭开了人类从隔绝、孤立到走向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使整个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时代的序幕。这个新的历史时代也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全球化时代。在遥远、偏僻的恰帕斯，玛雅人的历史命运也因卷入全球化的进程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大转折。

西班牙殖民者在完成了对西印度群岛的征服后，以此为基地，向美洲大陆探险。1519年2月18日，费尔南多&#8226;科尔特斯率500多人，装备11艘船、16匹马和一些大炮从古巴启程，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征服了庞大的阿兹特克帝国。

1522年，费尔南多&#8226;科尔特斯派出的征税官到达恰帕斯地区。这就是恰帕斯的玛雅人首次接触的白人。征税自然是不受欢迎的，冲突随之发生。1524年，路易斯&#8226;马林（Luis Marín）上尉率领的西班牙殖民者首先平定了图斯拉（Tuxtla）地区，但在高地地区的最高点恰穆拉（Chamula），遇到了居住在这里的佐齐尔人的顽强抵抗。路易斯&#8226;马林利用玛雅人之间的矛盾，争取到了附近的一个佐齐尔人城镇齐纳坎顿（Zinacantón）的支援，对恰穆拉进行了围困。三天之后，恰穆拉被征服，并被重新命名为圣胡安（San Juan）。

路易斯&#8226;马林只是一个征税官，他认为，征集税收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没有建立居民点。于是，科尔特斯向恰帕斯再次派出了一支远征队。1528年3月，迭戈&#8226;德&#8226;马萨列戈斯（Diego de Mazariegos）上尉进入恰帕斯，并在格里哈尔瓦河岸的低地地区建立了一个西班牙人市镇——“西班牙人的恰帕的皇家市镇”（Villa Real de Chiapa de los Espaoles）。不到一个月后，他又将西班牙人居民点迁至一个被称作韦伊萨卡特隆（Hueyzacatlán）的谷地，当地印第安人称之为霍韦尔（Jovel）谷地。该地处于恰帕斯的中央地带，气候温和，有充足的适于放牧和耕作的土地，该居民点最初被命名为雷亚尔镇（Villa Real），后改为雷亚尔城（Ciudad Real），一直是恰帕斯殖民政府的所在地。1821年墨西哥获得独立前，恰帕斯属于1542年设立的危地马拉都督辖区。1824年，恰帕斯成为墨西哥的一部分，雷亚尔城被重新命名为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今天，该城最现代化的旅馆是以征服者的名字命名的马萨列戈斯旅馆（Hotel de Mazariegos）。1994年恰帕斯起义爆发后，这家旅馆成为各国新闻记者的总部。

这样，迭戈&#8226;德&#8226;马萨列戈斯就成为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奠基者。1978年，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市政府曾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庆祝活动，纪念该市建立450周年。庆典活动规模宏大，从1977年10月12日一直持续到1978年4月，其高潮是3月31日该城的创建者迭戈&#8226;德&#8226;马萨列戈斯铜像的揭幕仪式。这座比真人略大，身穿16世纪的武士盔甲的迭戈&#8226;德&#8226;马萨列戈斯铜像矗立在混凝土底座上。虽然市长在揭幕仪式上大谈两大种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和平共处，但是，揭幕仪式的第二天，雕像手中的宝剑就被人偷走，新更换的宝剑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偷走。

在雷亚尔城建立后几个月，迭戈&#8226;德&#8226;马萨列戈斯就完成了对恰帕斯地区的征服和控制。16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西班牙征服恰帕斯的历史记载是不完整的，自相矛盾的。但是零星的资料提到，1528年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入侵的反抗，印第安俘虏被掠为奴隶以及迭戈&#8226;德&#8226;马萨列戈斯本人在战斗中受伤等事实。1535年授予雷亚尔城以市镇地位和盾形纹章的王室证书中也提到西班牙人为征服这一地区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根据传说，1532年苏米德罗（Sumidero）战役中，印第安人宁愿投入苏米德罗峡谷而死，也决不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但是，迭戈&#8226;德&#8226;马萨列戈斯是否参加了此次战役，不得而知。

西班牙人的征服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是疾病、奴隶制和贡赋。

早在1529年，一场流行性的麻疹席卷恰帕斯各市镇。在50年内，定期流行的肺炎、天花、淋巴腺鼠疫致使恰帕斯印第安人人口下降了五分之二。在高地地区，气候相对凉爽，印第安人村社的分布相对比较分散，疾病的传播危害相对较小，但在低地地区，欧洲人带来的天花、麻疹，或者非洲奴隶带来的黄热病、疟疾等疾病，使对此毫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例如，居住在格里哈尔瓦河谷边缘的考帕纳古斯特拉人（Copanagustla），因疾病几乎全部灭绝。

征服者在低地地区建立了甘蔗种植园，但是由于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劳动力极为短缺。于是，幸存的印第安人大量沦为奴隶。1528年，雷亚尔城的第一届市政会颁布法规，规定“应对拒绝向西班牙人供应物品的印第安人宣战，那些在战斗中被俘的印第安人将变为奴隶”。西班牙人组织远征队，深入东恰帕斯的拉坎顿丛林猎捕印第安人，满足殖民者农场的劳动力需求。东恰帕斯因此成为人烟稀少和被废弃的地方。1545年，巴托洛梅&#8226;德&#8226;拉斯&#8226;卡萨斯主教来到恰帕斯，发现“他们（指殖民者）制造的奴隶人数之多，令人难以置信”。

2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2）

殖民者还向印第安人征收贡赋。1548年，一位王室官员来到雷亚尔城，他发现自由的印第安人负担的贡赋如此繁

重，以至于他们的处境与奴隶毫无二致。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行严格的控制。在印第安人居住区（或称社群，comunidad），印第安人被授予一块公共土地，建有一个城镇中心和一座教堂，但是，一些具体事务，如街道的布局等，都要由西班牙人决定。印第安人贵族负责对社群进行管理，但是在本社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地位。在司法事务上，尽管印第安人有权向王室提起诉讼，但是一个西班牙人的证词比四个印第安人的证词还更有效。在西班牙人农场劳动的印第安人与社群集体脱离了联系，他们不受社群的保护，也不负担社群的义务。他们必须每周为西班牙人农场劳动三天或更多的时间，换取一小块土地，维持生存。

当时，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专制君主统治下，殖民征服被认为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是，就有这样一个人，勇敢地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上，仗义执言，谴责殖民者的暴行，歌颂印第安人的优良品质，并为了保护印第安人奋斗了毕生。他就是著名的巴托洛梅&#8226;德&#8226;拉斯&#8226;卡萨斯主教。

这位印第安人的“保护者”于1474年生于塞维利亚，父亲安东尼奥曾在西班牙海军服役，1492年参加了由哥伦布率领的向新大陆的航行。1493年再次随哥伦布进行第二次航行。当安东尼奥首次航行时，巴托洛梅&#8226;德&#8226;拉斯&#8226;卡萨斯年方十八，刚刚结束以亚里士多德方法和原则为基础教授的拉丁语、当代哲学、逻辑学、玄学、数学、美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学业。1498年5月30日，24岁的他随父亲再次参加哥伦布的航行，1500年11月25日返回西班牙。第一次远航美洲前，他已读完哲学和神学课程，并在塞维利亚获得硕士学位。1502年，拉斯&#8226;卡萨斯再次随哥伦布远航西印度群岛，于6月29日到达圣多明各。不久以后，他回到西班牙完成神学学业，1507年在罗马被任命为神父。1510年，他又参加了迭戈&#8226;德&#8226;贝拉斯克斯对古巴的远征，在征服该岛的过程中负责给印第安人施行洗礼。此间，他亲眼目睹了西班牙人在古巴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此后，拉斯&#8226;卡萨斯发起了一场保护印第安人免遭西班牙人奴役的斗争。1519年，他返回西班牙，请求国王卡洛斯一世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在墨西哥被征服后，他写了《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惊呼“与西班牙一般大，甚至比西班牙更幸福快乐的王国”被“剑、火和奴隶制”摧毁得荒无人烟了。

1530年，拉斯&#8226;卡萨斯来到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包括恰帕斯），试图通过实践证明，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西班牙王室为了限制殖民者在殖民地权力的增长，也为了履行教皇授予的将土著人基督教化的义务，于1542年接受拉斯&#8226;卡萨斯的要求，颁布新法，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禁止强制印第安人为私人服役。新法宣布印第安人为自由人，为王室的奴仆，并拥有他们自己的自由意愿。1544年，西班牙王室决定在恰帕斯建立一个新的教区，年逾七旬的拉斯&#8226;卡萨斯被任命为这个教区的主教。拉斯&#8226;卡萨斯撰写了题为《恰帕斯教区忏悔神父须知》的小册子，内容是让忏悔神父询问每个忏悔者是否拥有印第安人奴隶，如果有，就不能得到宽恕，直到他们将印第安人放走为止。但是，新法遭到殖民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拉斯&#8226;卡萨斯是一个“反基督教的主教”，指责传教士应对劳动力短缺和王室税收下降负责，他们要求自由地控制和对待印第安人。拉斯&#8226;卡萨斯面临着死亡威胁、被指控为叛乱者，最终被迫于1547年返回西班牙。

拉斯&#8226;卡萨斯离去后，殖民者肆无忌惮地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通过债务劳役制迫使印第安人为他们的农场劳动。教会也与殖民者同流合污。1710年，长期受到尊敬的恰帕斯教区主教弗朗西斯科&#8226;努涅斯&#8226;德&#8226;拉&#8226;维加（Francisco Núez de la Vega）离职，由阿尔瓦雷斯&#8226;德&#8226;托莱多（Alverez de Toledo）接任。这位新任主教通过增加新的税收、提高原有税收的价格而大发其财。在四年的时间内，他本人就从印第安人身上榨取了6.5万比索的财富。奥科辛格的一个教区牧师，每年的收益为100比索现金、30发内格（fanega，重量单位）的玉米，另外每天还要定量收取30个鸡蛋和两大串鱼。

以雷亚尔城为首府的殖民政权也加剧了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例如，大法官（justicia mayor)通过欺诈性的指控和延长审讯的方式，从富裕的印第安人那里攫取财富。例如，契隆（Chilón）的社群头人（fiscal）策尔塔尔人卢卡斯&#8226;佩雷斯（Lucas Pérez），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监禁，财富被勒索净尽。他后来成为起义领导人之一，并非偶然。土生白人（拉蒂诺人，Ladino）与地方长官沆?一气，抬高向印第安人出售的商品价格，致使很多印第安人家庭负债累累。

一场风暴在酝酿之中。

1712年初，在坎库克（Cancuc）市郊，一个名叫玛丽亚&#8226;德&#8226;拉&#8226;坎德拉里亚（María de la Candelería）的印第安女孩宣布，圣女出现在她的面前，并要求以她的名义修建一座新的教堂。印第安人相信了她的说法，一座新的教堂在指定的地点很快建立起来。据说，在此教堂内，这名印第安女孩很快开始与圣女玛丽亚进行私人对话，印第安人相信，圣女玛丽亚通过她的口向他们传递消息。圣女玛丽亚在坎库克显灵的消息在周围地区迅速传播，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朝拜。最初，新建的教堂和这位印第安女孩并未对天主教会提出挑战，也没有提出暴动的主张。但是，由于各地出现的圣女显灵事件，吓坏了天主教会，当地牧师奉命来到坎库克，严厉斥责当地的村社头人（fiscales）不应相信这种虚假的奇迹，并试图烧毁这座新教堂。印第安人奋起反抗，当地牧师被迫离去。

2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3）

在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早期历史上，宗教往往成为动员组织群众的工具。直到19世纪中期的亚洲，中国的太平天国、伊朗的巴布教、印度的土兵起义，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的，或者是以宗教冲突为导火线的。恰帕斯早期的印第安人起义也不例外。

为了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西班牙传教士允许土著的教友会（cofradía）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结果，大量的印第安人在表面上皈依天主教的同时，却在天主教信仰的掩盖下，保留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举行的多姿多彩、热情奔放的圣徒（saint）节日庆祝活动。表面上，这是天主教节日的庆祝，但印第安人内心里所认同的依然是他们传统的神灵。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一般是印第安人教友会。印第安人教友会的自主性，使土著领袖有可能确立一定的领导权，并在特定的情况下，打着宗教的旗帜，率领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

这场起义的领导者塞瓦斯蒂安&#8226;戈麦斯（Sebastián Gómez）就是这样一位印第安人的领袖。他自称“来自天堂的塞瓦斯蒂安&#8226;戈麦斯”（Sebastián Gómez de la Gloria），公开反对西班牙人的天主教会，准备起义。1712年初，在策尔塔尔人的地区，就发生了几次自发的小规模的起义。例如，在亚哈隆（Yajalón），当地的牧师被袭击、痛打，西班牙人被抓，但几天后该镇事态逐渐平息。最终引发全面起义的是，阿尔瓦雷斯&#8226;德&#8226;托莱多在1712年8月2日的一封主教教书（pastoral letter）中宣布，他将在这个月的10日开始在各地进行第二次“巡察”（visitas）。主教在上任之初的第一次“巡察”，曾极大地增加了印第安人的负担，第二次“巡察”的宣布，引起了印第安人的强烈反对。

坎库克的印第安人领导者准备行动。在主教开始“巡察”的当天，28个村镇的印第安人村社头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宣布建立紧密的联盟，联合反抗任何敌人，直到西班牙人被消灭为止。8月10日，坎库克的印第安人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其中宣布：

今天，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他们（指印第安人）必须只能崇拜、信仰、服从从天堂来到坎库克村落，以保护和管理印第安人为唯一目的的圣女玛丽亚。同时，他们必须服从和尊敬她所任命的部长、上尉和官员，明确地命令他们杀死所有的牧师（priests）和助理牧师(curates)，以及西班牙人、梅斯蒂索人（Mestizos，指印欧混血种人）、黑人和穆拉托人（Mulattoes，指黑白混血种人），只有印第安人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在充满良心的自由中，不必向王室和教会交纳贡赋，彻底消灭天主教会和国王的统治权，向圣女玛丽亚缴纳奉物和捐献，对此抗拒者将受到严惩。

起义的领导者向各村庄派出使者，除向印第安人宣读上述宣言外，还要求印第安人前来坎库克瞻仰圣女，并洗劫当地的教堂，将教堂内的白银和黄金饰品送往坎库克。有32个印第安人村庄参与的起义由此开始。

8月12日和14日，起义者袭击了西班牙人聚居的城镇契隆和奥科辛格。在契隆，西班牙军队放下武器投降，以求保命，但皆被起义者处决。奥科辛格的西班牙人及时撤退到考米坦（Comitan），但是，留下了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看到，在契隆，妇女和儿童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奥科辛格，起义者将西班牙人儿童杀死，将妇女带回坎库克，命令她们与印第安人结婚，穿印第安人妇女的服装，碾压玉米，制作玉米饼。

雷亚尔城的西班牙人试图反扑，但是，8月25日，他们在维克斯坦（Huixtan）遭到包围。后来，只是由于来自恰帕（Chiapa）的仍忠于西班牙王室的印第安人的援助，才得以解围。这次战役后，西班牙人决定坚守雷亚尔城，同时向危地马拉和塔巴斯科求援。

维克斯坦战役后几天，塞瓦斯蒂安&#8226;戈麦斯宣布，他到了天堂，与上帝、圣女玛丽亚和圣彼得进行了会谈，圣彼得任命他为新的主教。接着，他召集能够读写的印第安人举行了一次会议，在玛丽亚&#8226;德&#8226;拉&#8226;坎德拉里亚的协助下，塞瓦斯蒂安&#8226;戈麦斯任命这些人为所在地区的牧师，命令他们回到所在村庄，宣讲福音，主持圣礼。与此同时，塞瓦斯蒂安&#8226;戈麦斯任命了领导起义的各级军事领导人，隶属于三名总指挥。

但是，在来自危地马拉的西班牙人武装的进攻下，这支印第安人起义队伍在奥克斯丘克（Oxchuc）遭遇首次失利，他们决定凭借峡谷环绕的高地丛林，固守坎库克，但是11月21日，他们被装备火炮和来复枪的西班牙军队打败。

起义被镇压后，为了防止印第安人再次反抗，起义地区的印第安人被禁止使用铁制农具，他们的农田被毁，遭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起义者受到疯狂的报复，有的被俘后被割掉耳朵，有的被送往低地的牧场或庄园服苦役。

3 种族之战（1）

18世纪，恰帕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不同地区间的差别和矛盾。到19世纪初，低地地区的地主和商人与国王政府及其在恰帕斯的代表发生了冲突。在19世纪初西班牙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低地地区的社会精英认为，恰帕斯经济的落后是雷亚尔城寄生的殖民官僚造成的。1808年，拿破仑大军挺进西班牙，废黜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并派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担任西班牙国王。这一事变直接触发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的运动。独立战争爆发时，危地马拉都督辖区的下辖危地马拉、恰帕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六个省之中，恰帕斯是一个处于边缘的、贫困的省份，经济停滞，政治上不受重视，“恰帕斯在危地马拉政府管辖之下的三个世纪中，从未繁荣过。……危地马拉从未为该省带来科学、工业或任何其他有用的东西，而是一直将这里看作一块无关紧要的地方。” 1821年8月，西班牙承认墨西哥帝国的独立和主权后，在低地地区的种植园主和商人的推动下，恰帕斯省议会宣布脱离西班牙和危地马拉而独立，并请求与墨西哥合并。1823年9月，在墨西哥外交部长、保守派领袖卢卡斯&#8226;阿拉曼（Lucas Alamán）的策划下，恰帕斯举行公民投票，结果9.6万票赞成与墨西哥合并，6.04万票主张与危地马拉合并。在投票过程中，印第安人受到主张与墨西哥合并的教士的操纵，驻扎在附近的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的墨西哥军队对投票人进行恐吓。1824年9月14日，除索科努斯科（Soconusco）以外的整个恰帕斯正式并入墨西哥。1842年，在遭受危地马拉的一次入侵后，索科努斯科也加入墨西哥。但是，由于独立后的墨西哥政府的软弱，加上与其他地区在地理上的隔离，恰帕斯的当地精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获得独立的墨西哥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是，欧洲和北美的企业家接踵而至，在墨西哥投资生产供工业化国家需要的农、林、矿产品。在恰帕斯，他们发现了两种最有价值的物产——木材和咖啡。

如果设想从恰帕斯的西北角到东南角划一条斜线，这条线以西是相对繁荣的索科努斯科海岸，肥沃的马德雷山（Sierra Madre）斜坡以及格里哈尔瓦河谷；这条线以东是中央高地和东部低地，也是印第安人的主要聚居区。由这条虚幻的线分开的两部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历史。

19世纪，恰帕斯东部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欧洲人经营的木材生意。到19世纪90年代，欧洲木材公司在乌苏马辛塔河（Usumacinta）及其支流流域开采古老的桃花心木和雪松，这是制作家具的极好材料，价值昂贵，历史学家简&#8226;德&#8226;博斯（Jan de Vos）称之为“绿色黄金”。由于这两种树木稀稀落落地散布在整个森林地区，可能一公顷的面积内仅有一两棵成熟的树木，因而木材公司占据了穿越森林的河流两岸的大片土地，他们在河岸搭建临时营地，雇用那些采集树液制作口香糖的印第安人寻找这两种珍贵木材。一棵树木被放倒后，用牛将树干拖到溪流岸边，等河水上涨时将其漂往下游。然后，木材公司将其制作成厚木板，用船运往利物浦或伦敦，拍卖给整个欧洲的家具制造商。一旦一个地区的树木被采伐完毕，木材公司即将营地迁往别处。公司的印第安人劳工由于负债于向他们出售食物和饮料的公司商店，没有人身自由，类似于奴隶状态，也随公司的营地迁移。这种产业，满足了欧洲的需要，但没有给当地留下居民点、道路、铁路或其他建设性的基础设施。

相比之下，恰帕斯西部山区咖啡种植园的发展的确对恰帕斯地区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这里的种植园是随着19世纪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而兴起的。由于美国东西部大陆交通不便，东部的人需乘船绕过南美南端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沿岸北上，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这条运送淘金者的航线也开辟了将原材料和食品运往北大西洋港口的道路。外国企业家，主要是德国人利用这一突如其来地进入北大西洋市场的途径，前来投资经营咖啡种植园。恰帕斯的索科努斯科海岸马德雷山肥沃的陡峭山坡是种植咖啡的理想场所，于是，这里出现了大的种植园。直到现在，这些咖啡种植园仍提供墨西哥30%的咖啡出口量。

咖啡种植园带动了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格里哈尔瓦河谷的低地向咖啡种植园提供食品和家畜，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商品农业的基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里的农牧场主开始向中央高地的旧寡头集团展开挑战。当时的墨西哥，统治集团的两大派别——保守派和自由派，正为争夺国家政权进行激烈的角逐。保守派主张保留教会和军队特权，自由派主张为促进企业发展没收教会土地。恰帕斯的精英分子也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随着两派的冲突演变为内战，恰帕斯中央高地的精英希望维护他们对高地地区的经济和印第安人劳动力的控制，加入了保守派；而低地的农牧场主觊觎格里哈尔瓦河谷的教会庄园土地，加入了自由派。

1860年，自?派击败了保守派，1861—1867年法国干涉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恰帕斯州中央高地的保守派力量。1863—1864年间保守派曾一度控制州政权，但很快，自由派重新获得了州政权。1869年，自由派将首府自圣克里斯托瓦尔西迁至低地地区的恰帕德库尔索（Chiapa de Corzo），不久后又迁往图斯拉古铁雷斯，进一步削弱了中央高地的保守派力量。

两派斗争加剧了印第安人的负担。双方都增加了对印第安人的税收，并强征印第安人充作脚夫和士兵。保守派失败、自由派掌权后，印第安人村庄的官员——“秘书官”（secretario），宣布印第安人宗教信仰自由，命令教区居民拒绝向牧师缴税。利用自由派胜利带来的自由空间，高地地区的很多印第安人摆脱教会和村庄官员的束缚，建立了自己的市场和宗教中心。但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做到了这一点，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以北的一个佐齐尔人城镇恰穆拉，教会竭力保住了他们的控制权，强迫印第安人继续履行其宗教义务，置自由派政府的法令于不顾。实际上，恰穆拉教区牧师的权力在1865年之后反而增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865年年中之后就职的新任神父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Miguel Martínez）实行的严厉措施。高地其他地区的牧师在新的形势下变得相对温和，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却变本加厉地在恰穆拉教区搜刮财富。他为了从印第安人的教友会（cofradía）榨取钱财，拒绝向那些因太穷困而不能付费的印第安人提供宗教服务，甚至鞭打完不成税收份额的印第安人头领。他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一场印第安人的反抗运动。

3 种族之战（2）

同1712年的起义一样，印第安人的反抗首先表现为对新的宗教神灵的崇拜。1867年下半年，恰穆拉的一名叫做奥古斯蒂娜&#8226;戈麦斯&#8226;切切巴（Augustina Gómez Checheb）的印第安人妇女宣布，她看到有三块石头从天而降。一名村庄头人宣布，这些石头是圣灵，能与奥古斯蒂娜&#8226;戈麦斯&#8226;切切巴交谈。消息迅速传播，几千名印第安人从各地赶来朝拜。年底，一名来自恰穆拉的村社头人（fiscal）佩德罗&#8226;迪亚斯&#8226;库斯卡特（Pedro Díaz Cuzcat）宣布，自己也能够与这些石头交谈，并要求在这些石头被发现的地方策哈莱迈尔（Tzajalhemel）建立一座神庙。1868年1月底，受圣灵石头和佩德罗&#8226;迪亚斯&#8226;库斯卡特举行的定期布道吸引，前来策哈莱迈尔朝拜的印第安人络绎不绝。

值得注意的是，佩德罗&#8226;迪亚斯&#8226;库斯卡特是一名村社头人。在当时恰穆拉的教会结构中，村社头人是天主教会和土著社会之间的主要沟通者，他们担任牧师的翻译，负责保管所有教区档案，甚至在牧师缺席时主持宗教活动。他们因此获得一份微薄的薪金，并通常任职十年以上甚至更多的时间。因此，佩德罗&#8226;迪亚斯&#8226;库斯卡特不仅了解政府有关印第安人和教会的法令，而且具有一定的宗教权威吸引人们崇拜他所推崇的新的神灵。

在这种形势下，1868年2月中旬，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神父被迫亲自前往策哈莱迈尔。可能是意识到政府的宗教自由法令，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的态度比较温和。他向在场的印第安人发表讲话，说明崇拜邪教的危险，命令他们散去。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自信已达到目的后，径直回到了恰穆拉。

实际上，此后的两个月是这一新的宗教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前的内战期间，由于受到白人两派的虐待，很多印第安人在这个封闭的神庙里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在这里，他们不但可以和平地祈祷，而且能够不受白人干扰地与其他印第安人进行接触与贸易。3月，整个恰穆拉教区以及附近的策尔塔尔人社群，如特纳哈巴（Tenejapa），开始定期到此参拜，使策哈莱迈尔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而且成为高地地区最繁忙的贸易中心之一。

由于到策哈莱迈尔朝拜和贸易的人数增加，白人城镇周围的宗教收入和贸易下降了。低地的白人（中央谷地的自由派）幸灾乐祸，而对高地地区的保守派（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传统精英）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1868年4月12日复活节时，几乎没有印第安人前来圣克里斯托瓦尔参加庆祝仪式和贸易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5月3日是圣克鲁斯日（Día de Santa Cruz），印第安人都到策哈莱迈尔进行庆祝，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庆祝活动再次没有印第安人参加。这一天，该城新任保守派领袖率领25个人袭击了策哈莱迈尔，逮捕了切切巴，并命令印第安人回家。令保守派惊愕的是，自由派掌权的州政府命令将切切巴释放，并宣布尊重印第安人的信仰自由。

于是，高地地区的保守派另谋对策。5月27日，他们派出了一个由三名牧师组成的代表团去劝说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在策哈莱迈尔，他们向聚集在那里的印第安人赐予了一个十字架，并警告印第安人，信仰邪教是危险的。他们以为印第安人已经被说服了，这天下午，满意地回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

不知是由于这次劝说的效果还是其他原因，此后的两个月内，到策哈莱迈尔的神庙参拜的印第安人减少了。但是，8月，圣罗莎节（San Rosa）之前，由于州政府的默许，印第安人扩建了他们的神庙，购买了一座大钟和一些喇叭，选择看守人和侍僧照管神庙和祭坛，并任命了一名干事专门负责组织圣罗莎节的庆祝活动。圣罗莎节过后，库斯卡特开始逐渐承担了教区牧师的职责。在周日，他穿上长袍，在凌晨和傍晚进行祈祷，看守人敲钟召集印第安人前来参加。在其他日子，他听取申诉，分发圣餐。另外，还负责管理每日的小市场以及周日和节日的较大规模的聚会。

白人再也无法忍受了。1868年12月2日，一支50人的队伍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出发，前来平息印第安人的分离运动。虽然最初印第安人暂时阻挡了这支队伍的进攻，并保住了他们的神庙，但是后来，装备优良的白人成功地突入印第安人中间，抓住了切切巴，扣押了印第安人的圣物，神庙内的装饰被洗劫一空。库斯卡特最初逃脱，但在通过伊克斯塔巴（Ixtapa）前往州政府请求援助的途中被捕。他被戴上铁铐送往恰帕德库尔索（当时的首府）。两个月后，他证明自己无罪，但是，州长没有将其无罪释放，而是将他送回圣克里斯托瓦尔。在这里，他很快于1869年2月8日再次被保守派逮捕。

1869年初，自由派州长潘塔莱翁&#8226;多明戈斯（Pantaleón Domínguez）宣布恰帕斯州实施新的税收条例，特别是开征人头税，目的一是为了承建公共工程募集资金，二是为了争取全州地方官员的支持，因为负责征税的官员将获?税收数额的8%。新的税收将按季缴纳，第一笔缴纳的时间为5月30日。为了保证税收的有效征集，征税官被授权无限期地关押任何拒绝合作的市政会（ayuntamiento）成员。

然而，1869年4月和5月初，征税官向印第安人征收第一季度的人头税时，在市政会内与政府持不同立场的委员的率领下，印第安人逃到了丛林。在与白人的贸易再度下降，前往教堂的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恰穆拉教区的白人要求圣克里斯托瓦尔地方政府采取行动。

当时，有一位来自墨西哥中部的自由主义教士自1868年以来一直住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此人名叫伊格纳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德&#8226;加林多（Ignacio Fernández de Galindo），他曾几次在公共辩论中捍卫印第安人的权利。看到政府决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5月26日，他和妻子以及一名叫做贝尼尼奥&#8226;特雷霍（Benigno Trejo）的学生悄悄离开圣克里斯托瓦尔，前往恰穆拉，向印第安人通报他们面临的危险。根据伊格纳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德&#8226;加林多后来的供述，他的目的仅仅是告诉印第安人自身的权利，帮助他们的村庄免遭袭击，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而在当时的白人看来，伊格纳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德&#8226;加林多想继承被捕的库斯卡特的位置，成为印第安人的领袖，组织印第安人向白人发动战争。他们认为，印第安人撤往丛林，目的是集结势力，准备向白人展开进攻。在这种情况下，6月13日，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神父和以恰穆拉的牧师为首的一个小代表团前来与印第安人会谈，一方面是为了做出最后一次努力，劝说印第安人服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探查一下印第安人的实力。到达策哈莱迈尔后，他们发现神庙那里只有很少几个印第安人。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劝说他们放弃“叛乱”回家。据说，这些印第安人听从了他的劝告，甚至在离开以前还请求神父为他们祈祷，并将神庙的圣物交给了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神父。但是，在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及其同伴返回恰穆拉的路上，一些印第安人闻听消息，追上了他们，要求归还圣物，显然被拒绝。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神父和随行的白人被杀。

3 种族之战（3）

流血事件发生后，高地地区的白人陷于一片恐慌。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内，白人自卫队确信印第安人的袭击迫在眉睫，开始为守城做准备。附近村落的白人聚集在几个大村庄内准备战斗。可能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集聚意味着白人将发动进攻，而自己既然已经开了杀戒，已经没有退路了。因此，6月15和16日，来自恰穆拉教区最南端的一些印第安人袭击并杀害了隐藏在圣安德烈斯（San Andrés）附近的纳蒂维达德（Natividad）和圣马尔塔（Santa Marta）附近的拉梅塞德（La Merced）两处的白人。大约与此同时，恰尔奇古坦（Chalchiguitán）的印第安人杀害了正逃往西莫赫维尔（Simojovel）的白人学校教师及家属、牧师，恰穆拉的印第安人在通往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路上杀害了五名白人小贩。这是印第安人仅有的主动进攻行动。然而，即使在他们情绪激愤的时候，印第安人也没有滥杀无辜。6月13日，来自奇考阿森（Chicoasén）的11名买牛的白人在策哈莱迈尔附近被捕，但第二天就被释放了。居住在切内尔罗（Chenelhó）的10名白人及其子女在6月中旬的整个“种族之战”期间毫发未损。很明显，那些被杀的白人都是犯有前科或者曾以某种方式对印第安人进行过威胁的人。

为了防止印第安人进一步的暴力行动，6月17日，伊格纳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德&#8226;加林多率领几千名印第安人前往圣克里斯托瓦尔，要求释放库斯卡特。尽管此举造成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内本已心情焦躁的白人的恐慌，但这次行动的方式和目的完全是和平的。印第安人不仅高举白旗，而且他们是在黄昏的时候到达的，这正是很难展开战斗的时分。加林多提出的要求是，以他本人、他的妻子、他的学生特雷霍作为人质交换库斯卡特和切切巴等人。

白人答应了加林多的要求。6月17日到21日，印第安人返回策哈莱迈尔，庆祝库斯卡特等人获释。为防止白人的报复，他们留下了大约600人驻守在通往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道路上。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周报以此大做文章，写道，“再也没有疑问，印第安人是白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白人来说，唯一的对策是进行一场“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殊死之战”。

尽管如此，圣克里斯托瓦尔白人的呼吁并未得到低地地区的响应与同情。直到6月18日，低地地区的报纸对米格尔&#8226;马丁内斯之死进行报道时，使用的标题还是“丑闻”。然而，6月20日，州长潘塔莱翁&#8226;多明戈斯突然调集低地地区的民兵出发，为圣克里斯托瓦尔解围。这是因为，一方面，6月18日后，圣克里斯托瓦尔被“包围”的消息致使一些低地白人担心印第安人可能会彻底摆脱白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6月11日，在低地地区举行了一场地方选举，19日选举结果公布，潘塔莱翁&#8226;多明戈斯的政党在选举中失利，这意味着对潘塔莱翁&#8226;多明戈斯的信任危机来临，一场推翻州长的军事政变迫在眉睫。在这种形势下，潘塔莱翁&#8226;多明戈斯希望通过一场军事行动，转移军方的注意力，保住自己的权位。

自6月21日潘塔莱翁&#8226;多明戈斯率领3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入圣克里斯托瓦尔开始，印第安人的命运已经成定局了。政府武装立刻袭击了在城西和城北扎营的印第安人，杀死了三百多人。接着，6月26日，加林多和特雷霍经审讯后被处死。潘塔莱翁&#8226;多明戈斯号召全州的地方政府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出钱出力。一个星期内，就征集了2000多比索现金和700人的武装。6月30日，1000多人的军事力量向恰穆拉进发，一位名叫佩德罗&#8226;何塞&#8226;蒙特西诺思（Pedro José Montesinos）的士兵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到达恰穆拉，首先发现几百人无规则地散布在山坡上，在我们进入射程之前，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裸膝跪在地上向我们祈求宽恕。虽然他们以卑贱的姿态以示屈服，政府军还是继续前进，他们显然希望将被怜悯，继续跪在地上以眼泪表示悔恨。在距离他们不到200米之后，士兵向他们密集的人群开火……

在这次“文明对野蛮”的胜利之后，7月3日，一队士兵被派往策哈莱迈尔，烧毁了那里的神庙。

随后的战斗中，印第安人的死亡人数达到1000多人，白人也有200人死亡。但是最具悲剧性的是，在对恰穆拉的袭击之后，印第安人被迫加入了跟随白人搜寻“叛乱者”的队伍。到1870年7月，所有的抵抗都被镇压下去。

1712和1867年的起义，是殖民地时期和墨西哥独立后初期恰帕斯州两次最大的印第安人反抗运动，起义虽然都最终被扑灭，但印第安人的反抗传统绵绵不绝，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延续，难怪萨军的第一份公告中宣布，“我们是五百年抗争的产物”。

4 “浣熊”对抗革命（1）

1910年，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墨西哥。这场20世纪世界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之一，也波及到恰帕斯。但是，印第安人的命运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要了解这次革命的发生，还要从墨西哥历史上最著名的独裁者波菲里奥&#8226;迪亚斯说起。

迪亚斯于1830年出生在瓦哈卡州，与总统贝尼托&#8226;胡亚雷斯是同乡。17岁就投身行伍，与入侵的美国人打仗，但没有赶上多少战斗。在后来反抗法国入侵的战争中，迪亚斯表现出色，屡立战功，很快被晋升为陆军准将，并于1862年作为墨西哥指挥官之一率军在普埃布拉战役中大败法军。此后不久，他被法国人俘虏，但他设法逃脱，后来在负责指挥卡沃内拉战役时又一次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战争结束时，他仅37岁，自认为堪与总统胡亚雷斯平起平坐。1867年，他与胡亚雷斯竞选总统，但遭到失败。1871年，他再次参加竞选，又遭失败。这一次，他提出了以自己的庄园命名的拉诺里亚计划，宣称选举过程有舞弊行为，号召人民起来造反。他的弟弟费利克斯&#8226;迪亚斯在家乡动员了一支军队，占据了该州的首府。波菲里奥&#8226;迪亚斯本人率领一支一千人的队伍，企图控制墨西哥城。他号召首都举行总暴动，但没有得到响应。胡亚雷斯派嫡系部队去对付叛军，迪亚斯仓皇撤退。他的弟弟费利克斯被一匿名的刺客所杀，在瓦哈卡的叛军也很快被镇压。

1872年7月17日，总统胡亚雷斯突发心脏病，第二天便离开了人世。根据宪法，最高法院院长塞瓦斯蒂安&#8226;莱尔多&#8226;德&#8226;特哈达继任总统。为了显示他的宽宏大量，新总统对迪亚斯及其部下进行了赦免。退休后的迪亚斯回到他的拉诺里亚庄园，种种庄稼，修修桌椅，表面上看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但实际上一直在暗中争取旧部下的支持，伺机再次夺取总统宝座。1876年1月，在迪亚斯的策划下，瓦哈卡的军事司令发布了一项声明，即土斯特佩克计划，号召起来推翻莱尔多，推选迪亚斯为总统。最初，莱尔多的军队利索地击败了瓦哈卡的叛军，莱尔多并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当选。可是政府内部发生了分裂，可能是在迪亚斯的感染下，最高法院院长何塞&#8226;马里亚&#8226;伊格莱西亚斯指控莱尔多在选举中弄虚作假，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政府内部的分裂激起迪亚斯的反叛热情，他最终在特科阿克战役中大败政府军，莱尔多仓皇逃亡国外。迪亚斯试图与伊格莱西亚斯分享权力，提出后者承认他为新革命军的首领，并同意举行新一轮大选，他就承认伊格莱西亚斯为临时总统。但伊格莱西亚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拒绝了迪亚斯提出的条件，两人兵戎相见，伊格莱西亚斯的军队迅速瓦解。1877年春举行大选，迪亚斯成为新的总统。

总统的位子来得如此不易，迪亚斯可不想轻易放弃。此后，除1880—1884年由一名傀儡担任总统外，他通过修改宪法，一次次连选连任，成了墨西哥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者。然而，迪亚斯把持权力，并非完全为了自己吃喝享乐，他有一个宏大的理想，就是要发展经济，赶超欧洲和美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迪亚斯明白，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为了维持政治稳定，迪亚斯建立了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他吸收所有社会上层以及某些中间阶层成员，如著名的知识分子和记者进入政权，社会下层被完全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对于社会下层的反抗，迪亚斯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迪亚斯的镇压工具之一是所谓“乡警”（rurales），这支准军事力量最初由强盗和流民组成，后来逐渐由在社会变革中失业或失去土地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所取代，负责镇压印第安人和农民的反抗，破坏工人罢工。为发展经济，迪亚斯大力发展出口，对外贸易从1877年到1910年翻了九番。龙舌兰、蔗糖、香蕉、橡胶、烟草等农产品，黄金、白银、铜、锌等矿产品大量向美国出口。为把出口的农矿产品从内地运往沿海港口，大量铁路动工修建。如同21世纪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一样，在19世纪后半期，铁路是高新技术和现代化的标志。遍布全国的铁路网、隆隆的机车冒出的黑烟，似乎将墨西哥带入了现代化的时代。

整个国家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偏僻的恰帕斯也不例外。为了鼓励对恰帕斯的开发，迪亚斯授权两家外国公司（一家英国、一家美国）出售土地和进行拓殖。1877年，恰帕斯州共有501家农场，到1895年，仅索科努斯科就有530家农场，此外图斯拉有240家、托纳拉（Tonalá）有368家、皮丘卡尔科（Pichucalco）有529家。欧洲、北美和墨西哥本国的企业家在此以近乎白送的价格大量购买土地，他们在皮丘卡尔科建立了可可、玉米和热带水果种植园，在格里哈尔瓦盆地建立了养牛场和玉米庄园，在拉坎顿丛林建立了坚木生产厂，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咖啡和橡胶种植园，在该州的其他地方建立了咖啡、甘蔗和热带水果种植园。

1892年，埃米利奥&#8226;拉瓦萨（Emilio Rabasa）被迪亚斯任命为恰帕斯州州长，此后20年内，他的四位继任者都是迪亚斯的忠实支持者。为促进本州出口经济的发展，拉瓦萨大量投资改善基础设施，疏通河道航运，改建码头，并修建了连接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图斯拉之间的公路。他还采取措施，分割印第安人的公共土地。此举带来了双重的效果，一方面为种植园主获取土地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迫使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在索科努斯科新开辟的咖啡、可可种植园出卖劳动力。高地地区贫困的印第安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费用支付到达索科努斯科的路费，被迫向种植园主借贷，以劳役偿还。然而，其劳动报酬通常以只能在公司商店（tiendas de raya）消费的购物券支付，这些印第安人基本上不可能积累足够的钱还债，因而只能被迫接受新的贷款。为了加强印第安人对自己的依附，老板还经常借款给印第安人举行宗教庆祝活动，或者在公司商店向印第安人兜售廉价的酒，致使印第安人所欠的债务愈积愈多。没有还清债务的印第安人只得留在种植园。由此，这些印第安人实际上变成了种植园主的债役奴。到1910年，恰帕斯州50%的农村劳动力是债役奴。那些没有离开故土的印第安人，由于失去了土地，只有为土地的新主人每月劳动一段时间，方得获准维持自己的房屋和小块土地。

4 “浣熊”对抗革命（2）

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以北的高地居住的印第安人，被迫为皮丘卡尔科的可可种植园充当运货人，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向北部低地地区的西莫赫维尔（Simojovel）和契隆（Chilón）运送小麦粉、面包，精炼后的蔗糖、咸肉、烧酒，还向墨西哥湾沿岸的港口比利亚埃尔莫萨运送这里的种植园生产的咖啡、烟草、龙舌兰、可可和橡胶，以便出口。由于使用印第安人劳动力比使用骡子要便宜、可靠得多，高地地区控制这些劳动力的白人获利甚丰，他们向州长弗朗西斯科&#8226;莱昂（Francisco León）行贿三万比索，目的在于阻止州长修建一条连接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契隆的马车大道。

1890年后，恰帕斯州的出口经济日益重要，农业资产阶级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也随之增强。世纪之交，咖啡种植园主成功地迫使政府采取措施，在咖啡价格下跌时，削减税收。州政府还采取措施促进劳动力的流动。1892—1893年，州政府调整了人头税，并增收新税。完不成税收任务的印第安人被逮捕，并被移交给债务劳工承包人。1907年，在高地地区的社群坎库克（Cancuc），每个12岁以上的男子要缴纳的税收为10.87比索。根据当时低地种植园的工资水平，要在种植园劳动40天以上才能完成一年的税收任务。

政府与低地地区的种植园主结成联盟，高地地区的传统精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他们伺机报复。印第安人的负担不断加重，负债累累，有的甚至连续两三年无法回到自己在高地的家乡。最令印第安人劳工痛恨的是，他们家乡的市镇政府与低地种植园主串通一气，“出卖自己的兄弟”，他们也等着报仇的那一天。大革命爆发前，恰帕斯州已经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1910年举行总统大选，一位开明的土地拥有者弗朗西斯科&#8226;I.马德罗宣布以迪亚斯的对手身份参加竞选，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6月初，极为恼怒的迪亚斯以“侮辱总统和煽动叛乱”的罪名将马德罗逮捕入狱，马德罗的许多支持者也随之被捕。6月21日，总统选举如期举行，迪亚斯宣布在选举中获胜，并第八次执政。选举之后，感到大权在握的迪亚斯做出了一个给自己致命一击的决定，允许马德罗保释出狱。马德罗出狱后逃到美国得克萨斯州，1910年10月5日，他在那里发表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号召墨西哥人举行起义，以武力推翻迪亚斯政权。

两支主要的农民革命力量开始响应他的行动。在北部边境的奇瓦瓦州，起义军聚集在潘乔&#8226;比利亚的领导下。1910年年底，他们控制了该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南部多山的莫雷洛斯州，梅斯蒂索（即印欧混血种人）领导人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受到《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中土地改革措施的吸引，宣布支持马德罗。1911年5月，萨帕塔的农民军取得了两场决定性的胜利。为了避免萨帕塔的军队进攻防守空虚的首都，迪亚斯和他的顾问们决定与马德罗达成和解。5月21日，马德罗与迪亚斯签署了胡亚雷斯城协定，迪亚斯辞去总统职务，但是保存了所有的旧的统治机构。协定对于社会改革计划只字未提。5月25日，年迈的迪亚斯流亡欧洲。在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马德罗当选为墨西哥总统。

革命很快波及到恰帕斯州。迪亚斯倒台后，高地保守派看到了反击低地地区的自由派的机会。1911年8月，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保守派宣布，不承认图斯拉的州政府。在弗朗西斯科&#8226;奥罗思科&#8226;西门尼斯（Francisco Orozco y Jiménez）主教的支持下，以圣克里斯托瓦尔为基地的保守派宣布自己是“马德罗派”，并组织了一支大约800人的白人武装，恰穆拉的卡西克（地方豪强，cacique）哈辛塔&#8226;佩雷斯（Jacinto Pérez）招募了几千名恰穆拉的印第安人加入，这支称作“拉斯卡萨斯旅”(Brigada de Las Casas)的队伍，与低地地区的“波菲里奥派”（即迪亚斯的支持者）展开了战斗。但是，这支装备低劣的队伍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被击溃，300多名印第安人被杀。到1911年底，保守派开始担心印第安人的暴力倾向，最终与低地地区的“波菲利奥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

全国的革命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13年2月9日开始，墨西哥城发生了“悲剧的十天”（Decena Traguica）。迪亚斯时期的炮兵司令米格尔&#8226;蒙德拉贡（Miguel Mondragon）、迪亚斯的侄子费利克斯&#8226;迪亚斯（Felix Diaz） 和1910年的副总统候选人贝尔纳多&#8226;雷耶斯（Bernardo Reyers）联合发动了一场反对马德罗的叛乱。马德罗派维多利亚诺&#8226;韦尔塔前往镇压叛乱。但是，韦尔塔加入了叛乱一方，逮捕了马德罗和他的副总统，并迫使他们辞职。在枪口的逼迫下，墨西哥议会接受了马德罗的辞职并任命韦尔塔为临时总统。1913年2月21日晚，马德罗和他的副总统被暗杀。

韦尔塔以为，他能重新建立一个迪亚斯式的政权。但是，参加过反迪亚斯暴动的很多墨西哥人把韦尔塔看做一个篡权者。萨帕塔领导的农民军和比利亚领导的以矿工为主的队伍分别在西南部和北部发动攻势，1913年3月，马德罗的家乡科阿韦拉州的州长贝努斯蒂亚诺&#8226;卡兰萨发表“瓜达卢佩计划”，声称韦尔塔掌权是非法的，并自封为“立宪主义军队的最高长官”。在来自各方面的军事压力下，1914年7月初，韦尔塔辞职，流亡欧洲。

卡兰萨在对墨西哥中部地区实现了控制之后，为了巩固政权，1914年9月，派赫苏斯&#8226;奥古斯丁&#8226;卡斯特罗（Jesús Agustín Castro）将军以立宪派武装的名义，率1200人的武装进入恰帕斯，接管该州的政权。

赫苏斯&#8226;奥古斯丁&#8226;卡斯特罗生于杜兰戈，是一位激进的革命者。他痛恨特权、等级制度和教会，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实现社会正义。来到恰帕斯后，他宣布：

如果昨天的专制政府使人退化，将人变为奴隶，那么革命将提升他们的地位，把他们变成有尊严的公民；如果暴政是愚昧无知的根基，革命将摧毁暴政，带来启蒙与开化；如果穷人被特权者剥夺，革命将还他们以公正；如果法律对穷人和富人区别对待，革命将带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野心家通过欺诈和犯罪滥用职权，革命将实现官员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革命的一切成就将雄辩地宣布，我们的国家将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4 “浣熊”对抗革命（3）

他立即废除了该州的议会和最高法院。1914年12月14日，他颁布了反教会法，禁止向神父忏悔，规定离婚合法，关闭女修道院，禁止牧师在公共场所穿教会服装，集会庆祝限制为每周一次，征收教会财产，包括弗朗西斯科&#8226;奥罗思科&#8226;西门尼斯主教的财产。私人住宅屋顶的十字架被移除。1915年初，赫苏斯&#8226;奥古斯丁&#8226;卡斯特罗撤销了迪亚斯时期的地方首领的职务，并开始推行有限的土地改革。1915年初，赫苏斯&#8226;奥古斯丁&#8226;卡斯特罗在高地地区进行了一次巡访，视察了很多印第安人村庄，通过翻译向印第安人解释革命的纲领。他说，他的政府是印第安人的朋友和白人剥削者的敌人。他告诉印第安人村民，他们可以拿回被剥夺的土地。

1914年10月21日，赫苏斯&#8226;奥古斯丁&#8226;卡斯特罗颁布了“劳工法”（Ley de Obreros），废除了该州长期以来臭名昭著的债役奴制度。宣布实行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制度，废除劳工所欠的债务，废除公司商店，禁止使用童工，要求雇主为雇工及其家属提供住房、学校和医疗服务等。最初由赫苏斯&#8226;奥古斯丁&#8226;卡斯特罗手下的军官、后来由州政府的官员负责强迫种植园主实施此项法律。“我不仅失去了所有的劳工，而且有三万比索的债务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原来有300名劳工，现在只剩下3名了。”一位种植园主这样诉苦。一位北美的土地所有者抱怨，军人把她所有的仆人都赶走了。一位军官这样对那些劳工说：“难道你们不想骑上主人的马，穿上主人的踢马刺，成为一名先生么？”

赫苏斯&#8226;奥古斯丁&#8226;卡斯特罗直言不讳地说，他要教训一下恰帕斯人，让他们“感受到革命的后果”。他立即着手处死了一批“人民敌人”，很多乡警、地方警察、令人痛恨的地方政治头目被处死。10月，前恰帕斯州秘密警察头目阿图罗&#8226;帕拉米罗（Arturo Paramiro）以及1911年叛乱的领导人哈辛塔&#8226;佩雷斯相继被处死。

赫苏斯&#8226;奥古斯丁&#8226;卡斯特罗的改革，极大地激怒了恰帕斯的土地所有者，他们联合起来，向外来的革命军挑战。韦尔塔倒台后，革命力量内部随之发生了分歧，萨帕塔和比利亚占领了首都墨西哥城，卡兰萨的统治一度不稳。受此形势的鼓舞，1914年12月2日，蒂武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鲁伊斯（Tiburcio Fernández Ruiz）等40名土地所有者在坎古伊（Canguí）河畔集会，发表了坎古伊宣言，号召恰帕斯人反对卡兰萨的占领军，他们宣布，之所以起兵造反，是因为“侵入恰帕斯土地的可恶的武装集团的野蛮行为给恰帕斯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牺牲，这个武装集团是卡兰萨政府派来的，其目标不是别的，而是摧毁我们的政治机构、剥夺我们的主权、使他们自己成为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庄园的主人，到处播撒痛苦和不幸，侵袭个人和家庭最神圣的财产”。

这支反政府军自称比利亚军，因为与比利亚一样，他们也反对卡兰萨。但是很快就被称为“浣熊”（los mapaches），“因为他们昼伏夜出，在田野里生食玉米，酷似浣熊”。其领导人蒂武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鲁伊斯年仅26岁，革命爆发时，正在墨西哥城随前州长埃米利奥&#8226;拉瓦萨学习法律。后来，他参加了比利亚的北方军团。虽然他得到比利亚的授权领导恰帕斯州的革命运动，但他只关心本州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浣熊”武装的领导人主要是边疆地区的庄园主和牧场主，武装成员也主要是属于这些庄园主和牧场主的农业工人。来自图斯拉、恰帕德库尔索、拉利维尔塔德（La Libertad）、考米坦、马里斯卡尔（Mariscal）、托纳拉（Tonalá）、索科努斯科的土地所有者加入了这支队伍。另外，1915年，高地地区一位知名的地主阿尔韦托&#8226;皮涅达（Alberto Pineda）重新组建了“拉斯卡萨斯旅”，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齐隆（Chilón）、西莫赫维尔和帕伦克（Palenque）与政府军作战。流亡危地马拉的教士和前迪亚斯政府的官员向这些反政府武装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危地马拉总统曼努埃尔&#8226;埃斯特拉达&#8226;卡布雷拉（Manuel Estrada Cabrera）也向他们提供了武器支援。尽管“浣熊”的人数从未超出几千人，到1918年下降到600人，但与政府军作战达六年之久，以至形成了政府军控制城市，“浣熊”武装占据农村地区的对峙局面。

在这场内战期间，双方都尽力避免动员农村民众、尤其是印第安人参加。高地地区的白人对“动员和武装半野蛮状态的玛雅农民”心存恐惧。来自坎库克的一位策尔塔尔人米盖尔&#8226;奥多涅斯（Miguel Ordóez）回忆说，卡兰萨派不是让印第安人参加战斗，而是让他们负责“照管将军们的妻子，照顾马匹，杀掉公牛，供将军们食用”。简&#8226;卢斯（Jan Rus）指出，恰帕斯的革命“与拉蒂诺人精英之间的内战毫无二致——印第安人与其说是同盟者，不如说是战利品”。虽然印第安人没有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但是仍从中遭受了损失。因为交战双方都穿越他?的城镇和土地，随意地毁坏庄稼，盗窃钱财、玉米、鸡和羊，随意屠杀和强奸。1917年，卡兰萨向恰帕斯派来援军，西莫赫维尔的一些印第安人曾向这支军队提供志愿服务。但是，印第安人并没有团结起来支持卡兰萨军队。最终，阿尔韦托&#8226;皮涅达的“拉斯卡萨斯旅”击败了卡兰萨军，杀害了领导志愿者的印第安人领袖。在整个高地地区，阿尔韦托&#8226;皮涅达的军事力量对印第安人村庄实行恐怖袭击，毁坏庄稼和住宅，在一个叫做巴恰霍（Bachajón）的策尔塔尔人村庄，被怀疑为支持卡兰萨派的印第安人被挂到木棉树上吊死。在坎库克村，“浣熊”武装在教堂将被怀疑为叛乱者的500名印第安人男子全部绞死，全村的成年男子几乎无人幸免。

为了取得社会各界支持，控制全国政权，卡兰萨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措施。1914年12月12日，卡兰萨签署了瓜达洛佩计划修正案，许诺推行土地改革和改善工人的处境。1915年1月6日，他宣布归还被剥夺的村社土地，征收大庄园多余的土地。卡兰萨许诺颁布适用于所有工业部门的最低工资法律，并肯定工人建立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在军事上，卡兰萨派也占了上风。1915年4月，卡兰萨手下的陆军司令官阿尔瓦罗&#8226;奥夫雷贡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击败了比利亚，迫使后者此后退到奇瓦瓦州的山区打游击战，萨帕塔派也在卡兰萨军队持久的压力面前，退回家乡莫雷洛斯州。1916年9月，卡兰萨要求在下月举行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比利亚和萨帕塔阵营的成员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同时，卡兰萨起草了宪法草案。12月1日，卡兰萨出席了在克雷塔罗举行的制宪会议，并提交了他的宪法草案。参加会议的激进派代表认为，卡兰萨的草案没有解决工人和农民的问题，在这些代表的努力下，制宪会议对卡兰萨的草案进行了修改，于1917年初制定了一部新宪法。

4 “浣熊”对抗革命（4）

这部宪法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进步色彩，宪法第27条宣布，国家是一切土地、水源和地下资源的最终所有者，国家有权在给予补偿的前提下予以征用。国家对于土地和水源的所有权是不可转让的，但是个人和公司可以通过获得特许进行开发。最重要的是，该条款规定，1856年以来颁布的所有有关公共土地的法令作废，如果印第安人村社需要更多的土地，可以征用附近的大庄园的土地。但是，宪法仅仅提供了一种革命理想，而没有提供一种保证宪法得以实施的机制。宪法条文是一回事，而政府的实际推行是另一回事。直到今天，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仍然要求召开新的制宪会议制定新宪法，因为1917年宪法提出的目标从未实现，而且也将永远不会实现。

1917年3月，卡兰萨当选为总统，并于5月1日就职。但是，卡兰萨不想真正推行1917年宪法27条所规定的进步条款，只向农民分配了微不足道的土地。卡兰萨还将相当部分被没收的大庄园物归原主，或分配给他的亲信。1919年3月，萨帕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卡兰萨及其亲信背离了使广大民众受益的革命目标，指责卡兰萨操纵革命进程以使自己和亲朋获益，而置广大民众于一无所有的境地。萨帕塔的公开信在墨西哥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卡兰萨决心消灭萨帕塔。卡兰萨派他最信任的将军巴勃罗&#8226;冈萨雷斯（Pablo Gonzalez）向萨帕塔发动了一场又一场进攻。萨帕塔的军事力量不断削弱，控制区域不断缩小，但是由于农民对萨帕塔的忠诚和爱戴，巴勃罗&#8226;冈萨雷斯除掉萨帕塔的计划一直难以成功。最后，他设计了一个骗局。冈萨雷斯的中尉赫苏斯&#8226;瓜哈尔多（Jesus Guajardo）假装背叛冈萨雷斯投靠萨帕塔，通过一系列的计谋，如处决原萨帕塔的叛逃者等，骗取了萨帕塔的信任。1919年4月10日，萨帕塔在前往与赫苏斯&#8226;瓜哈尔多会谈的路上被暗杀。

卡兰萨的总统任期应于1920年结束，但是他无意放弃权力。由于宪法禁止连任，他提名一名傀儡为总统候选人，力图从背后继续对政府进行控制。但是，这一做法遭到了奥夫雷贡的反对。奥夫雷贡还得到了普鲁塔科&#8226;埃利亚斯&#8226;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 和阿迪尔夫&#8226;德&#8226;拉&#8226;韦尔塔（Adilfo de la Huerta）的支持，他们于1920年4月发表阿瓜普列塔计划（Plan de Auga Prieta）， 要求卡兰萨立即辞职。很快，农民、军队和城市工人都站到了奥夫雷贡一边。5月，卡兰萨从国库携带500万比索的黄金和白银逃离墨西哥城，5月21日，他在韦拉克鲁斯被暗杀。1920年11月，奥夫雷贡就任总统。

在恰帕斯州，尽管从塔巴斯科和尤卡坦派来了援军，政府方面仍不能消灭“浣熊”武装。为了对付卡兰萨，1920年2月，奥夫雷贡派卡洛斯&#8226;魏德尔（Carlos Vidal）与蒂武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鲁伊斯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协议：“浣熊”武装宣布支持奥夫雷贡，奥夫雷贡支持蒂武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鲁伊斯成为恰帕斯州的“革命领袖”。奥夫雷贡上台后，卡兰萨的军队撤出恰帕斯，蒂武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鲁伊斯成为革命后恰帕斯州的第一任州长。

历史学家托马斯&#8226;本哈明（Thomas Benjamin）写道，“‘浣熊’的重建，在劳工和土地改革方面，就是尽一切可能地恢复到波菲里奥时代的社会秩序”。蒂武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鲁伊斯任职期间，废除了“劳工法”。债务劳役制、公司商店等重新合法化。他反对土地改革。1921年，州政府颁布法律宣布，不足八千公顷的地产属于“小地产”，不在土改征收的对象之列。蒂武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鲁伊斯及其支持者还可以对土改的进程进行控制，因为农民提出的要求获得土地的申请必须首先要由州当地土改委员会同意，而该委员会完全被控制在当地地主手里。1922年，奥夫雷贡政府为了保护生产性的大庄园，宣布咖啡、可可、香草、橡胶等种植园不在土改之列。直到1936年，索科努斯科的咖啡种植园没有一家被征收。

革命后的恰帕斯与迪亚斯时代毫无二致。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8226;本哈明所说：“蒂武西奥&#8226;费尔南德斯&#8226;鲁伊斯统治恰帕斯州，就像墨西哥革命从未发生过一样。”一位名叫托马斯&#8226;阿利亚斯（Tomás Arias）的印第安人这样回顾了革命后印第安人的经历：白人从贫穷的印第安人那里购买物品，如果印第安人不按白人给出的价钱出售，就会遭到人身攻击，或者被白人告上当局。贫困的农村妇女经常遭到白人强奸，但没有人敢抱怨一声。如果一个印第安人被白人申斥，他只有赶快鞠躬。如果敢于反抗，就会被白人诉诸当局，被关进监狱。阿利亚斯说，在主人面前，印第安人被当作狗、动物一样来对待。

1934年12月，拉萨罗&#8226;卡德纳斯就任墨西哥总统。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墨西哥的出口锐减，外汇短缺，进口下降。为摆脱困境，墨西哥政府实施了六年计划，面向本国市场大力推进工业化。只有降低食品价格，才能保证城市工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同时，只有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扩大国内生产的工业品的市场。因此，大土地所有制成为工业化的障碍，土地改革成为工业化的必要前提。卡德纳斯上台后，大大推进了土地改革的进程。在他任职期间（1934—1940年），4400万英亩的土地被分配给无地的农民，相当于在他之前所有总统分配土地数量的两倍。政府第一次站到农民和穷人一边，农民成为政府和执政党（国民革命党，后改名为革命制度党）的坚定拥护者。

在恰帕斯州，土地改革最初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在1934年以来担任州长的维多利卡&#8226;格拉哈莱斯（Victórico Grajales）的鼓励下，成立了大庄园主的私人武装——“白人卫队”（guardias blancas），与政府对抗。1936年，根据卡德纳斯的指示，国家印第安人事务部调查了恰帕斯州的劳工状况，并发布了一份报告。调查发现该州非人的劳动条件、工资克扣、劳工检查员收取贿赂等事实，中央高地的印第安人被绑架到该州其他地区做工。报告指出，虽然全国范围的最低日工资是1.30比索(peso)，但“恰穆拉的劳工每天日工资仅为30分（centavo），而且还不得不向州劳工检查员缴纳20比索的税，才能被允许受雇，还要向经过的地区的市政府缴纳各种各样的额外税。”在恰帕斯州绝大多数地区，尤其是高地地区，土地改革完全没有得到推行。种植园主和牧场主依然控制着政权，土地申请被提交后，土改委员会置之不理，只有贫瘠的土地被分配，绝大多数印第安人只能在贫瘠、多石的山坡土地上维持生存，有的山坡极为陡峭，以至于农民在耕作时，不得不将自己用绳子系到树上，以免滚下山坡。该报告的结论是，“恰帕斯州存在着实质上的奴隶制”，而政府官员难辞其咎。报告公布后，卡德纳斯总统强迫维多利卡&#8226;格拉哈莱斯撤销了恰帕斯州一些官员的职务。

4 “浣熊”对抗革命（5）

1935年，前总统卡列斯含蓄地批评卡德纳斯总统容忍工人罢工，很多人以为，卡德纳斯将会听从卡列斯的意见，或者辞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卡德纳斯改组了内阁和国民革命党，将卡列斯的支持者清理出去。1935年12月，卡列斯再次发表声明，指责卡德纳斯政府。卡德纳斯将其清除出国民革命党，并迫使他于1936年4月10日长期流亡国外。全国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恰帕斯。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维多利卡&#8226;格拉哈莱斯一直被媒体看做卡列斯派，并有流言说，他正在策划一场反对卡德纳斯政府的政变。卡列斯被击败，预示着维多利卡&#8226;格拉哈莱斯下台也为时不远。

1936年举行州长选举。卡德纳斯和反维多利卡&#8226;格拉哈莱斯的联盟推举埃弗拉因&#8226;古铁雷斯（Efraín Gutiérrez）为候选人。弗拉因&#8226;古铁雷斯早年参加革命，1914年，放弃在国家农业学院的学业，在莫雷洛斯加入萨帕塔起义军。1916年返回学校，获得学位，并进入了国家农业委员会。1928—1932年，在卡德纳斯担任州长的米却肯州政府工作。卡德纳斯就任总统后，他先后出任国家村社信贷银行的行长和农业部部长。维多利卡&#8226;格拉哈莱斯推举自己的密友萨穆埃尔&#8226;莱昂&#8226;布林迪斯（Samuel León Brindis）为候选人。虽然维多利卡&#8226;格拉哈莱斯采取了暗杀、收买选票等种种伎俩，但是最终埃弗拉因&#8226;古铁雷斯在110个市镇代表中，获得97票的支持，成功地被提名为国民革命党候选人，并在6月6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为州长。

埃弗拉因&#8226;古铁雷斯就任州长后，任命埃拉斯托&#8226;乌尔维纳（Erasto Urbina）为新成立的保护土著部（Departamento de Protección Indígena， DPI）的主任。在一支来自落后地区的、会说西班牙语和土著语言的白人组成的保镖的陪同下，埃拉斯托&#8226;乌尔维纳走访了高地地区的农村社区。埃拉斯托&#8226;乌尔维纳本人也能流利地说佐齐尔语和策尔塔尔语，与印第安人有着良好的接触，一位恰穆拉的印第安人说，“他不像一个白人，而更像我们”。 埃拉斯托&#8226;乌尔维纳帮助印第安人提出土地要求，并在高地地区和索科努斯科地区分配了大量土地。在恰帕斯，继保护土著部之后，接着又成立了土著劳工工会（Sindicato de Trabajadores Indigenas， STI）。通过这两个机构，政府在沿海咖啡种植园和高地地区的印第安人劳工之间充当了中介人的角色，至少在短期内改善了印第安人的待遇和条件。

然而，随着30年代的结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墨西哥再次成为美国的水果、蔬菜、纤维和纺织原料的供应者。这种宏观经济的转变对印第安人、农民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政府再次重点支持发展大规模的商品农业，以满足突然增加的出口需要。这一变化也导致了土地改革突然中止，使农民进一步分配土地的希望破灭了。在有的地区，卡德纳斯时期已分配的土地再度集中，重新建立了大地产。与此同时，政府继续以维持食品低价格的前提来发展国内工业。在卡德纳斯时期，很多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放弃了传统的手工艺，改用工业制造品。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允许工业制造品价格上涨快于食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为了适应生活费用的上升，很多农民被迫在邻近地区再度复兴的商品农业部门从事劳动，赚取微薄的工资贴补生活。在墨西哥北部，有的农民到美国寻求工作，尚能赚钱养家，甚至能积攒一些资金回国开办自己的小企业，例如后来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主教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 （Samuel Ruiz García）的父母。但是，在恰帕斯，离开高地到低地种植园打工的农民，最多能赚钱偿还债务。美国学者简&#8226;卢斯（Jan Rus）在恰帕斯印第安人中间进行口述史调查，他的一段文字生动地再现了这些离乡背井的印第安人劳工的悲惨境遇，一位妇女这样讲述了自己在70年代的经历：

很久前，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去了种植园。现在他已经15岁了。我过着单身的日子——我丈夫和另一个女人跑了，抛弃了我。单身生活让我痛苦不堪。我没有玉米。所以我去卡塔里纳（Catarina）种植园劳动了八个星期。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我向一个叫曼努埃尔（Manuel）的劳工承包人寻求工作。然后我就去了。在种植园里，我要很早起床做早饭，因为我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当我去摘咖啡豆的时候，天还没亮。我把我的篮子系好。当我去种植园时，下了公共汽车，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我要继续匆匆赶路。道路也很糟糕——全是锋利的碎石，糟透了。

我要竭尽全力才能完成一天的任务，因为我得和男人一样干活。我用一个木钩子把咖啡豆摘下来。我们必须像男人一样干，因为工作是根据任务指标来衡量的。没有车，我们身上背着装满咖啡豆的布袋，用带子系在身上。有时，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我才能装满我的布袋。我受了很多苦。儿子哭了，我要把布袋扎好，给孩子喂奶，先喂一边，再喂另一边。男人要早一些完成任务，因为没有什么打扰他们。

每个星期，他们给我们肉，玉米面饼我们要自己花钱买。有时我们吃棕榈树根代替玉米饼，这是在我们收工回来的路上找到的。“如果你自己弄饭吃”，老板说，“我给你的工钱会更多”。所以我决定最好自己解决吃饭。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买玉米和豆子。所以，当我摘完咖啡豆很晚回家后，仍要准备晚饭，做玉米饼。

老板给我一个单独的房间住，男人们的房间在别的地方。所以在种植园我感到非常孤独。我没有同伴，我很难过。别人都是从其他村来的，都是男人，我是这里唯一的女人，我感到羞愧。

当合同到期后，我面临着与来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我不得不走很远的路，我的脚很痛。我必须快跑，才能在阿里亚加（Arriaga）赶上公共汽车。两天后，我又回到了这里。

于是，走了一夜的路后，我在早上五点来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我在唐&#8226;曼努埃尔的房前下了车。他已经通过汇票收到了我的工钱，所以他们不在种植园给我工钱。我不得不到曼努埃尔那里去领我的工钱。

“活干得好么？”我到那里后他问我。“是的，很好。”我回答说。“哈哈，很好，”他说。“你和儿子都好么？”他又说。“很好，看上去是这样。”我说。就是这样。我在五点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后来他给我一杯咖啡。“再加点咖啡吧？”他说，“好，是的，再给我加一点。”我回答道。于是我喝着曼努埃尔给我的咖啡。我拿到钱，买了一把梳子和一件机器缝制的上衣。我的工钱是每周50比索（当时值4美元），工钱是很低的。现在他们不得不付多一些工钱了。

另外，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很多农民被迫到他处谋求生路，来到了东恰帕斯的拉坎顿丛林（Selva Lacandona），而正是这片丛林，成为后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发源地。

5 以上帝的名义（1）

到20世纪70年代，土地改革的中断，生活的重压，导致了恰帕斯州农民运动的再度复兴。最初的组织与发动者，是正在经历剧烈变革的天主教会。正是在这一时期，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 （Samuel Ruiz García）主教在恰帕斯、也在全国声名日震。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举行起义后，他成为政府和萨军之间谈判的斡旋和调停人。

哥伦布向新大陆的第二次航行时，随行的有12名修道士。此后，伴随着西班牙的殖民征服，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成为一块天主教的大陆。19世纪，自由派执政期间，为了削弱天主教会的势力，墨西哥政府邀请长老会等新教传教士来墨西哥传教。20世纪30年代，为了进一步削弱天主教会的影响，墨西哥政府允许新教传教士在全国各地，包括恰帕斯定居。但是，很多年来，新教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然而到70年代有了一个根本性的突破，特别是在贫困的、无依无靠的、在政治上持不同政见的恰帕斯农民中间，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新教。但是，那些皈依新教者在其所在的社群受到了来自长者的反对，最突出的是在圣胡安恰穆拉（San Juan Chamula），他们遭到排挤，土地被没收，房子被烧，被迫离开所在的城镇。很多皈依新教的印第安人被迫离开家园，定居于东恰帕斯或圣克里斯托瓦尔市郊的贫民窟。

信奉传统的天主教与新教的印第安人之间的敌意持续至今。由于很多皈依新教者戒酒，拒缴宗教税，不出席传统的宗教庆祝活动，与约定俗成的村庄生活格格不入，当地的政治领袖以此作为驱逐新教徒的依据。在一些情况下，一些不同意见者也被指责为新教徒而被赶出家乡。一些批评者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墨西哥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财产权的原则，更不用说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了。但是，村庄的传统派辩解，除非在发生重罪的情况下，墨西哥的民法一直允许印第安人社群根据习惯法处理纠纷。还说，习惯法是印第安人社群保护其自主权的一种方式，废除习惯法意味着对土著人口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习惯法赋予了印第安人村庄的掌权者（被称为卡西克，cacique）过多的权力，他们经常以习惯和传统为借口，驱逐那些敢于对他们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人。米格尔&#8226;卡克斯兰（Miguel Kaxlan）的经历生动地反映了皈依新教的印第安人的命运。

米格尔&#8226;卡克斯兰是佐齐尔人，他是恰穆拉最早皈依新教者之一。在幼年时期，米格尔&#8226;卡克斯兰的双亲就因流行性感冒离开了人世，他被一个叔叔收养。虽然米格尔&#8226;卡克斯兰在学校学习很好，但在当地很难找到维持生计的行当，他只好离开所在社群到外地谋生。先是在低地的咖啡种植园，后来到泛美高速公路务工，最后仍一无所有地回到故乡。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他开始酗酒，对恰穆拉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满。忽然有一天，根据他的说法，他在洗澡时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灵感。他说自己被选定成为一名巫师（curandero）。此后几年中，米格尔&#8226;卡克斯兰靠为人治病和释梦为生。但是后来，他被指控犯有盗窃罪，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名誉扫地的他再次沉溺于酗酒。正在这时，他遇到了来自北美的两名长老派传教士。他不仅自己皈依了新教，而且成功地使很多印第安人改宗。在很短的时间里，恰穆拉就有120名新教徒。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这些新教徒拒绝缴纳社群税，拒绝参加传统的宗教仪式，包括仪式性的大量饮酒。这些做法为宗教叛逆开辟了先例，向社群的传统权威公开提出了挑战。结果，所有改宗者的房子被烧毁，有的被杀，多数逃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到70年代中期，米格尔&#8226;卡克斯兰成为被从圣胡安恰穆拉驱逐出来的大约两千多名新教徒的公开的领导人。他代表这个团体通过司法渠道要求土地，并与反对党国家行动党（PAN）联系，参与全州范围的政治活动。1982年的一天，他被来自恰穆拉的几名凶手绑架，几天之后，人们发现了他被肢解的尸体。直到现在，一直没有人对这一暗杀事件提起指控。

很多新教徒进入东恰帕斯，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新教徒和福音派人口分别占了20%到51%。有的是皈依新教之后来到这里的，有的是在此定居之后皈依新教的。教会为这些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新社群提供了一个相互联接、形成凝聚力的纽带。与传统的天主教相比，东恰帕斯的新教在宗教活动和组织上带有更加民主的特色。在高地地区，担任天主教教会职务的人通常需要向教会提供资助，资助越多，资助者获得的声望越高，而且在完成教会职务的任期之后，通常获得担任公共部门的职位的机会。也就是说，教会权力与政治权力是连接在一起的。然而，东恰帕斯的新教、福音派以及其他非传统宗教的长老、执事（deacon）不需要向教会提供资助，因此很多穷人有机会担任这些职务。同时，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是分开的，即使是没有宗教职务经历的人也可担任公共部门的职务，这在恰帕斯高地地区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新教更受当地印第安穷人的欢迎。

恰?斯的新教教会长期以来就尝试以土著玛雅语言传播福音，这是天主教会在殖民地时期曾尝试过，但在独立后放弃了的做法。整个恰帕斯的市场上出售土著人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和风格演唱的新教和福音派的赞美歌磁带。这种传教方式不仅使非传统宗教更容易接近，而且有助于使长期以来即使在教会中也被视为二等公民的印第安人获得尊严，因为在天主教会内，教士只以西班牙语主持圣礼。这种做法，进一步促进了新教的传播。

天主教会也在新的形势面前寻求变革。除了来自新教的竞争外，60年代，世界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会还面临着来自西方的物质主义和来自东方的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双重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天主教会必须设法增强其对民众的吸引力，更新内部结构。1958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入主罗马教廷后，适应形势的要求，制定了天主教会改良主义的方针。他在1962年发布的《慈母与导师》通谕中，表现出关心穷苦人、主张社会正义的思想。1963年发表的著名的《人世和平》通谕中，提出两大意识形态集团实现对话和和平共处，谴责资本主义的剥削。1963年继任的保罗六世继承了约翰二十三世的思想，而且号召教会人士用具体行动改变现实。在这种形势下，拉丁美洲教会中的开明人士，特别是许多中下层神职人员，长期接触下层民众，了解他们的贫穷和苦难，认为教皇的通谕正确地分析了他们直接感觉到的问题，并愿意为进行宗教改革而努力。

5 以上帝的名义（2）

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1924年11月3日生于瓜纳华托州的伊鲁普阿托（Irupuato），父亲马克洛维奥&#8226;鲁伊斯（Maclovio Ruiz）和母亲瓜达罗佩&#8226;加西亚（Guadalupe García）在加利福尼亚做移民劳工时结婚，他是这对夫妇的五个孩子中的长子。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成长于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自小接受宗教教育，1937年进入莱昂神学院。1947年，他被莱昂主教选中送往罗马的宗座格列高利大学（Gregorian Pontifical University）学习，四年后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949年被任命为神父，1952年回到墨西哥，在莱昂神学院教授神学，并担任教士。1959年，35岁的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被任命为恰帕斯教区主教。1960年，他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尔，当时他的思想以反共和保守而著名。1960年前，恰帕斯主教管区覆盖整个州。这一年，成立了图斯拉古铁雷斯教区，1961年，又成立了塔巴丘拉（Tapachula）教区。这样一来，除这两个新教区之外的高地地区和东部低地便处于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主教的管辖之下，恰帕斯80%的土著人口居住在这一教区之内，其中土著人口最集中的是北部和中部高地、拉坎顿丛林，主要是乔尔人、策尔塔尔人、佐齐尔人集中的地区，南部考米坦（Comitán）和东南部格里哈尔瓦谷地印第安人口较少。

就任之初，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对这个以贫困的土著玛雅人口为主的偏僻地区进行了考察，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同时，他的思想也受到60年代教会内部进步和改革潮流的影响。他参加了1962—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会议。1968年8月，教皇保罗六世访问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接着，在工业城市麦德林，举行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会议的最后文件为主教的行动制定了新的方针：通过交往唤起人民的觉悟；按照福音的思想维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权利，敦促政府和统治阶级消除不正义现象；强烈谴责剥削掠夺行为和贫富悬殊、强弱悬殊造成的不公正现象；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基层组织等等。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自己的教区内积极地将会议的思想变为行动。

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说：“在这个教区里，我们为穷人服务，为占人口80%的穷人服务。我们必须站在受苦最严重的人们一边。我们发现自己需要建立真正的教会。……如果这是神学，它不能是‘奴隶制的神学’。耶稣基督是来拯救人类的。作为一名牧师，我很少关心神学，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解放。你问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好的，这就是妄想万古不变的奴隶制。所有基督徒的解放最终都是摆脱奴隶制。”

在恰帕斯，他着手建立他所说的“真正教会”，邀请土著修道会建立培养土著教士的学校，鼓励基层政治组织家帮助当地社群组成合作与信贷同盟。教区建立了社群医疗机构，教会还向印第安人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和司法援助。在恰帕斯教区，传教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过去自上而下的教导式（nopteswanej）代之为对话式(tijwanej)。教士的作用是展开对话，听取各种不同的观点。除宗教事务外，鼓励对人民日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如种植园的低工资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政府部门的腐败问题、商人和地产主的虐待问题等等展开讨论。这种方式也有助于恢复土著社会的决策方式，在约束整个社群的最后决定达成以前，允许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争论。贫困的印第安人不再是结构性的社会压迫的牺牲品，他们可以运用宗教的信仰和对《圣经》的解释对现实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在1974年前，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低地社群就开始建立新的运输和食品合作社、社群保健机构，制定扫盲计划等。

墨西哥城获得了196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这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首次举办的奥运会。墨西哥政府希望利用这次体育盛会为墨西哥赢得国际声誉，斥资2亿美元进行准备。但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的学生认为，这些资金应该用来解决国内的贫困问题。示威学生威胁要干扰奥运会的进行，并与警察时常发生冲突。奥运会开幕前夕，1968年10月2日，大约5000名学生聚集在三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又称特拉特洛尔科(Tlalteolco)广场——举行和平集会，遭到军队的开枪镇压，造成流血事件。内政部长鲁伊斯&#8226;埃切维里亚（Luiz Echeverria）对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事件负有直接责任。

1970年埃切维里亚就任墨西哥总统后，为恢复政府在1968年镇压事件中丧失的威信，力图树立左派改革者的形象。用一位观察家的话说，他试图成为一个民众主义者，推进1934—1940年卡德纳斯政府的改革进程。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恰帕斯州州长曼努埃尔&#8226;贝拉斯科&#8226;苏亚雷斯（Manuel Velasco Suárez）模仿埃切维里亚的民众主义风格，提出在巴托洛梅&#8226;德&#8226;拉?&#8226;卡萨斯神父诞辰500周年之际，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以此表明政府站在墨西哥印第安人的立场上。在州和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管理部门看来，纪念活动将是政治家、学者、印第安人艺术家的一次多姿多彩的聚会，活动将促进旅游业，人权问题将局限于历史和学术讨论。10月中旬，活动开始时，的确如此。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城的入口处，竖立了一座新的拉斯&#8226;卡萨斯雕像；举行了一场国际法学家论坛，讨论拉斯&#8226;卡萨斯和人权问题；来自恰帕斯高地的印第安人木琴乐队给这个城市带来了节日的气氛。

纪念活动的另一项内容是召开土著大会，受州长的委托，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主教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已有一千多名教士。在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主教的影响和号召下，教会人员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传教网络，组织教士进入传教区，在不同的城镇召集会议，除用土著语言宣讲《圣经》外，还宣传拉斯&#8226;卡萨斯为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而奋斗的事迹。他们要求印第安人思考他们的现实情况和困难，选出自己社群的代表参加土著大会。

5 以上帝的名义（3）

1974年10月12日，会议开幕，587名策尔塔尔人成员、330名佐齐尔人的成员、152名托霍洛瓦尔人的成员、161名乔尔人的成员，作为327个土著社群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政府本来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拉拢土著新领导人，但是，会议上，代表谴责政府部门的腐败，要求土地改革，尊重土著文化。会议还决定要独立于政府和革命制度党，用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主教的话说，“这应该是一次印第安人的、为了印第安人的会议”。此前印第安人也曾被召集举行会议，但是通常是要求印第安人支持政府预先确定的某项政策或计划。然而，1974年的土著大会是由印第安人自己召集的，为印第安人提供了一个反映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机会。在土地问题上，代表们要求确认村社对公共土地的所有权，谴责农牧场主侵吞村社土地的行为。他们批评土地和移民事务部（DAAC）官员的腐败行为，尤其是收受寻求保护的地产主的贿赂。他们还指出，土地和移民事务部的官员在处理农民土地申请过程的每个步骤中不当地索要款项，并经常在农民无力或不愿支付这类款项时威胁取消农民的申请项目。种植园工人也首次意识到自身的劳工权利，要求尊重联邦劳工法案的规定，例如最低工资保障。来自乔尔人社群的代表指出，东北部市镇种植园的环境自迪亚斯时代以来毫无改观。还有的代表提出要求农民获得更多进入市场的机会，抱怨当地的中间商操纵价格、控制运输和信贷的渠道。代表们还要求在教育中使用土著语言，保护土著文化。最后，代表们提出，在主要城镇之外的地区，卫生状况恶劣、医疗服务缺乏是造成疾病和婴儿死亡率（1970年为千分之四十二）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

这次大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策尔塔尔人、佐齐尔人、托霍洛瓦尔人、乔尔人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倾听共同的问题。揭露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一位代表说：“巴托洛梅教士留给我们的自由在哪里呢？同伴们，巴托洛梅教士已经不在了。我们以他的名义召开这次会议，而他已经死了，我们也无法指望另一个他。谁会来保护我们反对不公正，并给我们带来自由？我不相信白人会保护我们。政府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那么，谁将来保护我们？我相信我们所有人组织起来，就能够拥有自由，就能更好地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团结在一起，就能成为巴托洛梅。”

土著大会的工作并没有因会议的闭幕而结束，代表们将会议精神带回了各自所在的社群。他们放映关于会议的电影，以土著语言讲授墨西哥和恰帕斯州的历史、政治、经济。运用在筹备会议过程中建立的组织网络，教士们继续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土著代表接触，在不同的地区构建了民众政治参与、包括妇女和儿童参与的基础。

1974年的土著大会对于此后恰帕斯农民组织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次会议将来自全州不同地区的印第安人集团召集起来，有助于突破种族界限，使他们意识到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确立了他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渠道，构建了不同种族集团间联系的桥梁，这些对以后建立有组织的联盟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这次会议以无可争议的证据向非土著的左派组织者和活动家证明，即使是讲某种单一的玛雅语言、具有独特的种族和文化特质的印第安人也能够组织起来。

在此次会议之前的几年内，土著问题和农民问题成为墨西哥左派内部激烈争论的焦点。很多知识分子否认土著人口在政治上的潜在的价值，认为不值得去组织他们，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社会中无政府状态的、倒退的部门，阻碍了推翻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些学者以为，只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发动革命，他们不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的革命作用，不支持农民争取土地改革的斗争，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将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古巴革命后，特别是格瓦拉动员农民和印第安人进行游击战争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也有左派知识分子强烈反对这种观点。阿图罗&#8226;沃曼（Arturo Warman）撰写了《我们达到目标：莫雷洛斯的农民和民族国家》一书，认为，农民生产，在30年代卡德纳斯农业改革的推动下，已经成为墨西哥城市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它提供了廉价的食品，使得工业部门有可能保持低工资水平。阿拉因&#8226;德&#8226;汉维里（Alain de Janvry）写了《农业问题》一书，指出农民应被看做半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在农村生产食品的同时，也在城市作为临时劳工出卖劳动力。还有分析家认为，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与工人在工厂或农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农民生产看上去效率低下，实际上是由于农村的中间商和掌权者通过低价购买农产品、高价销售农民需要的消费品，或者向农民实行高利贷剥削造成的结果。农民需要的是来自左派的支持，以使他们能获取土地和公平地进入市场、获得信贷的机会。

不用说，上述两派都密?注视着1974年的土著大会。大会的成功以及大会后天主教会在拉坎顿丛林地区向印第安人以土著语言传授的墨西哥政治、经济、历史等课程，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土著人口的复杂性和进步潜力。在土著大会的影响下，国内其他地区的左派活动家也致力于建立非政府的独立组织，很多城市知识分子也改变了他们关于农民的观点。

同时，在土著大会的影响下，政府也试图同化土著领袖，于1975年在米却肯州的帕兹库阿罗（Pátzcuaro）召开了印第安人民全国会议。在整个70年代，墨西哥政府与左派运动为控制工人和农民组织展开了竞争。1970—1976年，埃切维里亚政府以民众主义、土地改革和向东恰帕斯移民等方式，将一些农民纳入了执政党的支持者之列。1976—1982年，何塞&#8226;洛佩斯&#8226;波蒂略政府利用石油繁荣带来的大量收入投入农村地区，以此赢得政治支持。同时，一些左派活动家在那些因政府的土地改革缺乏行动而感到沮丧的农民中赢得了支持。1968年学生运动被镇压后，一些左派避免与政府公开正面冲突，转而通过合法渠道致力于土地改革。当时出现的独立农民组织与支持政府和执政党的农民组织同时并存，在农民中间争取支持者。这种竞争不仅导致了政府和农民组织之间的摩擦，而且也引起了独立农民组织和从属于政府的农民组织之间为获得同一块土地或同一笔信贷而发生的矛盾，随后发生的农民运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6 为了土地（1）

恰帕斯州东部有一片崎岖的热带丛林，因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发源于此并一直到今天仍以此为据点而名扬世界，这就是著名的拉坎顿丛林。对于拉美的左派游击队来说，这里是建立游击中心的理想之地。茂密的丛林提供了藏身之处，条条河道便利了流动和信息传递。这里还与危地马拉接壤，一旦处于危急时刻，可以及时地撤往国外。萨军副司令丹尼尔说，恰帕斯是“一个适合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尤其是拉坎顿丛林。因为这里与世隔绝，难以进入……而且这里没有政府驻军，有可能毫无问题地进行射击训练”。马科斯也指出，“你需要一个隔绝、安全、荒无人烟的地理环境，这样你才不至于被发现”。但是，恰帕斯之所以成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发源地，却并非地理因素的偶然。实际上，这里的印第安人农民长期以来遭受的贫困、镇压，尤其是土地被剥夺，已成为革命的导火索。更重要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教会和墨西哥左派的努力下，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农民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动员。正如丹尼尔所说，“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

70、80年代，在恰帕斯出现的有组织的农民运动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拉坎顿丛林、西莫赫维尔和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这是因为，与中部高地地区不同，在这些相对边缘和居民点分散的地区，政府和执政党机构的控制相对较弱，从而为独立的农民组织的建立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拉坎顿丛林位于东恰帕斯，在50年代前基本上还没有被开发，仅有很少拉坎顿印第安人（Lacandón）零零落落地散居其中。50年代，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土地压力，恰帕斯中部高地的策尔塔尔人和佐齐尔人离开故土，冒险进入拉坎顿丛林，寻求土地定居和耕种，他们越过北部和西部的农牧场，直接在东部和南部的热带丛林建立定居点。1970年，埃切维里亚就任总统后，为了改善形象，提出推进土地改革，向来自其他地区的农民开放墨西哥未开发的南部地区。在这种政策下，来自墨西哥全国各地的移民也涌入东恰帕斯。到1980年，来到奥科辛格的外州移民最为集中，占农村人口的7%以上。80年代初，为了阻止来自危地马拉的难民潮，政府再次鼓励来自外州的移民定居于位于恰帕斯与危地马拉交界的地区。

这样，拉坎顿丛林变成了缓解恰帕斯州和全国土地压力的安全阀。这里存在尚未开发定居的土地，政府鼓励高地地区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农民到此定居，以避免与私人地产主发生直接冲突。到1970年，估计有10万人定居于此。1950—1970年，该地区最大的市镇奥科辛格的人口从13940人增加到34356人，翻了一番还多，到1980年又增加到 69757 人，又翻了一番。

与绝大多数热带丛林一样，在东恰帕斯的拉坎顿丛林中，种类繁多的植物覆盖在浅土层上，一旦这层覆盖物被破坏，在赤道地区炎热的日晒下，土壤将会迅速风化。这一地区的原住民，引进和培育多种多样的作物，知道如何在不破坏土壤的前提下进行耕作。例如，根据人类学家詹姆斯&#8226;D.纳森斯（James D. Nations）的描述，一位来自门萨巴克（Mensabak）的拉坎顿人老何塞&#8226;卡比诺（José Camino Viejo），种植了多达79种不同的作物。在自己仅3公顷大小的农场上，他生产玉米、菜豆、南瓜、大米、菠萝、甘蔗、香蕉、芋头、木薯、洋芋、酸橙、柑橘、棉花、鳄梨、可可和土豆等，主要供自己消费，而非出售。但是，新来的移民往往采取适合于他们原来居住的温度较低、土壤较为肥沃的高地地区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并引进了牛和咖啡等作物，进行商品作物生产。这种耕作方式很快使地力耗竭，大片的热带雨林变成了贫瘠的草地，仅适合放牧牛羊。为了生存，这些移民便向政府提出土地申请，要求获得新的土地。

最初，由于尚存未经开发的空闲土地分配，政府能够在不损害私人地主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农民的需要。但是到60年代，这种土地已基本上被分配完毕，农民开始要求获得此前的土改尚未触及的价值较高的农牧场和种植园土地，由此引发了围绕土地争端而产生的社会冲突。

根据土改法，至少拥有20户家庭的居民点可对其定居点周围半径7公里以内的土地提出申请，为此，在对希望得到的土地提出申请之前，农民不得不首先占据这块土地，建立定居点。例如，60年代末，辛纳坎特科（Zinacanteco）的印第安人建立的圣罗莎定居点（Colonia Santa Rosa）就是如此。在建立这个定居点之前的几年，印第安人就已看中这块他们以为是无主，而实际上归农牧场主所有的土地。但是，这块土地距离他们的家园太远，根据法律，他们无权提出申请。于是，经过长时间的秘密准备，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60户家庭携带短枪和砍刀突然进入这块土地，迅速搭建起了摇摇欲坠的棚屋，宣称这是他们的居民点，并建立了武装的岗哨，防止来自农牧场主的报复。然后，他们派出代表，向政府报告他们的居民点已经存在，并请求保护，同时向土改部门提出获取土地的申请。60年代末，随着这类占地事件越来越多，地产主要求政府加以制止，并经常以私人武装驱赶占地的农民，导致一些地区的冲突升级到游击战争的程度。

从农民提出土地申请后，到政府认可他们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权利，往往要等待几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极为繁杂。首先要由审查部门确定申请者的资格，即是否符合至少20户家庭的条件，还要审查被申请的土地此前的归属。然后政府官员要测量土地是否在申请者居民点半径7公里的范围之内，是否存在其他的申请者。最后由州政府部门向联邦政府的上级部门提出批准申请，联邦政府对他们的申请进行审查。如果审查合格，还要等待总统的法令最后授予。不用说，这个过程常常由于来自地产主要求补偿的申请而被阻挡和拖延。根据研究，即使一项申请没有遭到反对，也需要涉及22个不同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27个步骤的审查过程，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在恰帕斯，联邦政府批准州政府的土地申请平均需要7年以上的时间。70年代以来，随着农民开始对较有价值的土地提出申请，农民和政府间的冲突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激化。拉坎顿丛林的农民组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6 为了土地（2）

40年代初，新教传教士开始在拉坎顿丛林地区开展组织工作。60年代，天主教传教士也在拉坎顿丛林积极活动。天主教会在筹备1974年的土著大会期间邀请了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左派组织“人民联盟”（Unión de Pueblo， UP）的成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一位查平戈自治大学的受过训练的农艺学家雷内&#8226;戈麦斯（René Gómez）。此外，另一个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左派组织“人民政治”（Política Popular， PP）的活动家也于1977年来到恰帕斯。“人民政治”起源于1968年的学生运动，其主要领导人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道弗&#8226;奥里韦&#8226;贝林格（Adolfo Orive Berlinguer）。1968年，他撰写了一本题为《面向人民的政治》（Hacia una política popular）的小册子，批评墨西哥传统左派脱离群众。他认为，民众有能力建立基层组织，理论家和分析家的作用应该是帮助民众发挥他们的能力。为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应用于墨西哥，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曾参加1968年运动的学生们组成小分队，深入到城市贫民区和农村，建立基层组织。他们在北部的蒙特雷、托雷翁和奇瓦瓦等城市以及在拉拉古纳（La Laguna）和纳亚里特（Nayarit）的村社成员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976年，“人民政治”与其他组织，包括“人民联盟”中主张非暴力的派别联合，成立了无产阶级阵线（Línea Proletaria， LP），还在教师、电话工人和钢铁工人全国工会中获得了很大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他们不提倡武装斗争。

最初，来自无产阶级阵线的“北方人”并未被教会支持的土著领导人所接受。这些“北方人”抱怨，教会赋予了曾作为1974年土著大会代表的领导人过大的权力，由此造就了一个新的卡西克集团，影响了下层民众的参与。他们试图采取一些方法削弱过分集中的决策权。一种方式是恢复土著民主的传统因素，将社群会议分成若干小会议组（asambleas chicas）。每个小会议组由6人或7人组成，讨论问题，提出建议，然后提交到社群会议。另一种方式是在社群成员相互之间建立平行的联系，而非仅仅是领导人与代表之间的垂直联系。他们还提倡不同社群之间的接触。因担心这些外来的顾问将取代他们的领导地位，原土著领导人（土著大会代表，delegados）拒绝与之合作，并迫使“北方人”于1978年末离开了恰帕斯。但是，土著社群仍缺乏足够的组织能力，土著领导人还常被指责玩忽职守，甚至被指责利用职权逃避田间劳动或酗酒。

1972年3月，总统决定授予62个拉坎顿人家庭66万公顷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至少3000个策尔塔尔人和乔尔人家庭在被划定的土地上居住已久。这项决定的幕后是拉坎顿人的代表与国有森林公司（COFOLASA）之间幕后达成的一项协定，允许后者在10年的时间内开发3.5万立方米的桃花心木和雪松木材。在被驱逐的威胁面前，策尔塔尔人和乔尔人村社组织起来，成立了“以我们的力量争取更美好未来的村社联盟” （UE Quiptic Ta Lecubtesel）。

此时，在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阵线发生了内部分裂，很多成员批评其中央机构过分关注意识形态，忽视农民日常经济问题和生活问题，因而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雷内&#8226;戈麦斯和另外5位无产阶级阵线活动家在拉坎顿丛林重新展开了组织工作。土著社群感到仍需要组织者和活动家，他们不满于教会支持的土著领导人，希望抛开意识形态说教，处理实际问题。雷内&#8226;戈麦斯本人与当地社群上层长期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因而没有像别的北方活动家那样受到敌视和排挤。1979年初，他们融入了奥科辛格的“以我们的力量争取更美好未来的村社联盟”。

雷内&#8226;戈麦斯等人的政治策略是从意识形态灌输转向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1979—1980年，他们发动了一个全州范围的运动，帮助农民生产者提高咖啡销售的条件。当时，生产咖啡的农民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咖啡运输的高额费用主要由生产者承担，二是墨西哥咖啡协会（INMECAFE）对生产者销售的产品拖延付款。1979年，几个咖啡种植者组织，包括“以我们的力量争取更美好未来的村社联盟”，经过斗争，迫使墨西哥咖啡协会做出回应。11月，达成了一个协议，墨西哥咖啡协会同意分别支付50%和100%的地面和空中运输费用。1980年9月，又争取到恰帕斯州州长胡安&#8226;萨比纳斯（Juan Sabines）的同意，将各分散的独立联盟联合起来，成立了统一的“恰帕斯村社联盟和统一农民组织同盟”（Unión de Uniones Ejidales y Gropos Campesinos Solidarios de Chiapas， UU），这是恰帕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农民组织，代表了来自11个市镇的180个社群的1.2万个土著家庭。该组织将负责管理联邦政府为促进墨西哥基本食品生产而提供的生产信贷。

1978年，在国际环保组织的压力下，墨西哥政府在拉坎顿丛林划出面积330，312公顷的土地设立了“绿色山林”（Montes Azul）生物保护区。但是，被划作保护区的土地上有26个居民点，居住着8000名农民。他们联合起来，阻止政府测量保护区的界限，并抗拒对他们重新安置的计划。1981年10月12—14日，“恰帕斯村社联盟和统一农民组织同盟”动员了大约3000名农民参加了前往首府图斯拉进军和静坐示威的运动，要求政府撤销对“绿色山林”生物保护区内的26个社群的重新安置法令。在墨西哥城，独立的工人工会举行了示威活动表示支持。最终达成协议，法令被取消。1982年2月，“恰帕斯村社联盟和统一农民组织同盟”与查平戈自治大学达成协议，由后者向种植咖啡的农民提供技术援助。

然而，“恰帕斯村社联盟和统一农民组织同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内部分歧。雷内&#8226;戈麦斯在“以我们的力量争取更美好未来的村社联盟”中拥有广泛的支持，而无产阶级阵线的意识形态之父阿道弗&#8226;奥里韦&#8226;贝林格的主要支持者来自高地地区和莫托辛特拉（Motozintla）地区。阿道弗&#8226;奥里韦&#8226;贝林格与第一批“人民政治”的活动家于1977年9月自托雷翁来到恰帕斯。他们立刻与高地地区北部边缘曾参加过土著大会的社群居住在一起。此后两年内，阿道弗&#8226;奥里韦&#8226;贝林格融入到乔尔人和佐齐尔人的生活之中。1978年，他陪同乔尔人和佐齐尔人的领导人前往蒙特雷会见了来自北墨西哥的劳工和农民活动家。1980年，当雷内&#8226;戈麦斯致力于统一组织咖啡种植者时，阿道弗&#8226;奥里韦&#8226;贝林格则着力筹划解决农民信贷不足问题。1979年，他帮助索诺拉州的雅克（Yaqui）和马约（Mayo）谷地集体村社（CECVYM）建立了一个信贷同盟。1980年春，来自恰帕斯的土著领导人参观了雅克和马约谷地集体村社，了解了他们的信贷联盟运作的方式。1982年5月，阿道弗&#8226;奥里韦&#8226;贝林格争取到国有银行委员会同意斥资250万比索帮助农民建立信贷同盟。但是，阿道弗&#8226;奥里韦&#8226;贝林格的做法引起了“恰帕斯村社联盟和统一农民组织同盟”领导层的反对，他们认为，阿道弗&#8226;奥里韦&#8226;贝林格过分关注信贷同盟，而忽视了其他问题，特别是土地所有权问题。最终在1983年1月22—23日的大会上，“恰帕斯村社联盟和统一农民组织同盟”正式分裂，两派都指责对方应对此负责，实际上，分裂是由于内部的派别之争、而非意识形态和斗争策略的差异造成的。分裂致使此后十年内该地区的农民运动一度陷入低潮。

6 为了土地（3）

西莫赫维尔（Simojovel）位于北恰帕斯。20世纪30年代卡德纳斯改革期间，这里很多种植园印第安工人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权利，提出土地申请，并陆续建立了一些村社。但是，40年代后，土地改革进程放慢，尚未批准的土地申请愈积愈多，村社的人口压力愈来愈大。1940—1960年，仅建立了16个村社，而且都是在尚未开发的“国有土地”上，而没有影响到种植园的土地。1960年后，西莫赫维尔地区的土地改革实际上中止了，此后20年内仅建立了6个村社。直到1980年，村社土地仅占该地区全部土地的20%。1970年，该市镇大约1万公顷最好的土地被控制在9家私人大地产主手里。这些地产主还把持着政治权力。无地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中，绝大多数是季节劳工，很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前往拉坎顿丛林谋生。绝大多数种植园劳工向种植园主出卖劳动力，换取种植园内的一小块土地耕种，以维持生存。墨西哥革命期间曾打败卡兰萨军队的地产主阶级的后裔顽固地阻挠土地的分配。

1971年，西莫赫维尔的佐齐尔人和乔尔人开展了直接占据私人咖啡种植园土地的行动。根据参与者的说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长期积压的土地申请得不到回复，有的申请是50年代递交的。在筹备1974年土著大会的过程中，一些社群领导人开始相互接触，交流他们争取土地的斗争经验。会后，一些领导人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展开工作。1976年4月，新一轮的占地运动开始，地产主建立了自称为“反叛乱民兵”的武装，驱逐占地的农民。

稍后，1977年，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Central Independiente de Obreros Agrícolas y Campesinos，CIOAC）也来到恰帕斯北部，根据联邦劳工法案代表咖啡地产上的土著劳工要求土地改革。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是一个与墨西哥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全国性组织，其前身是独立农民联盟（Central Campesina Independiente，CCI），成立于1963年，后分裂为两大派别，其中一派于1975年采用了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的名称。与其他农民组织不同的是，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除了致力于土地改革外，还在农业工人中建立独立工会组织。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组织者认为，咖啡种植园主向工人支付象征性的工资或者在种植园边缘划给工人一小块地换取工人每周为种植园劳动3天的做法，违反了墨西哥最低工资法和劳动标准法。

为解决农民占地问题，1977年4月29日，新州长豪尔赫&#8226;德&#8226;拉&#8226;维加&#8226;多明戈斯（Jorge de la Vega Domínguez）召集由政府部门和农民组织参加的会议，要求农民停止占地行动，政府答应在该州的其他地区，主要是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附近的索科特南戈（Socoltenango）和拉坎顿丛林，划给农民新的土地。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认为，当时的力量对比不利于争取土地改革，建议农民接受这一方案，换取政府在其他方面的让步。但是，这与占地者的决心相冲突，他们拒绝放弃斗争，并坚决拒绝了政府的建议。因此，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离开了西莫赫维尔。

1977年6月10日，政府动用军队驱逐占地者。据报道，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殴打和杀人事件，军队从直升机上抛尸。军队还得到地产主民兵的支持。直到1979年，西莫赫维尔的农民运动处于低潮，军队继续在此巡逻，对农民骚扰、随意逮捕的事件不断发生。

1979年，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的一批新的活动家再次来到西莫赫维尔，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他们开始倡导建立独立的种植园工人工会，捍卫劳工权利。1980年10月26日，成立了“米格尔&#8226;德拉克鲁斯”农业工人工会(“Miguel de la Cruz” Sindicato de Obreros Agrícolas， SOA），包括22个种植园的劳工。加入工会的印第安人越来越多，1981年底，在47个种植园发生了罢工，要求工会获得官方承认。罢工者认为，官方承认是实现其他基本权利如最低工资、集体合同、建立组织、八小时工作日、健康和安全保障等等的第一步。1981年4月，劳工部下属的设在首府图斯拉的当地仲裁与和解委员会（JLCA）拒绝了工会的要求，理由是工会的名称包含有“德拉克鲁斯”令人费解。结果，该地区几乎所有的种植园都爆发了罢工。6月，第二次申请承认的要求再次被拒绝，理由是，种植园劳工属于佃农，他们以劳动力换取土地，因此他们不应被看做工人。同月，第三次要求官方承认的申请在当地土地所有者协会的破坏下再次失败。政府的立场使种植园主放心大胆地中断与工会组织的工资谈判，并开始迫害工会组织成员。尽管未得到官方承认，同时面临着日益加剧的镇压，但是，1981年的罢工造成了68个种植园陷于瘫痪，咖啡收获被迫停止。到这年年底，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开始将罢工看做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分割种植园、向村社分配土地的手段。结果，劳工权利的要求让位于争取土地的斗争。

1982年2月，四名工会领导人在参加与州长胡安&#8226;萨比纳斯会谈时被捕。结果?2000多名印第安人举行了从西莫赫维尔向首府图斯拉的进军，要求政府释放被捕者。政府答应释放其中3人，州长同意与工会代表对话。但是，一直拒绝对工会给予官方的承认。1982年10月，另两名工会领导人在一次罢工之后遇害。

与此同时，联邦电力公司决定修建伊斯安顿（Itzantún）水电站。虽然水坝地址位于临近的维蒂乌潘（Huitiupán），但是被淹没的土地影响到西莫赫维尔。大约有1.4万户农民将被重新安置。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要求，受到影响的家庭应获得每户平均10公顷的补偿。一些种植园主看到其土地可能被佃农或申请土地者接管，主动将部分土地卖给联邦电力公司，政府主管部门对被收购地产的价值实行高估，然后侵吞部分补偿款项。但是，对于将被重新安置的社群，政府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6 为了土地（4）

为抗议这种腐败，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要求，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应予停止。1981年3月和12月，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与联邦电力公司、州政府进行了谈判。在第二次谈判时，为支持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的立场，在维蒂乌潘的联邦电力公司办公室门前，举行了3000人参加的示威游行。随后，示威人群挡住了进入水坝建筑工地的入口，迫使联邦电力公司在州政府与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达成协议之前，停止施工。

联邦电力公司同意停止施工，使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立场，向政府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要求政府签署一项正式法令，明确即将拿来补偿农民的土地所在地域、相关的个人以及将偿付的补偿金额；第二，要求从私人地产手中另外征收1.1万公顷土地。此外，还提出成立信贷同盟，使新建村社提高生产能力，克服中间商人造成的进入市场的障碍；加快新村社的建立过程，以免影响生产，但被政府拒绝。

与拉坎顿丛林和西莫赫维尔相比，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农民运动更加艰难曲折，因而也更加有声有色。

1934年，位于格里哈尔瓦河谷的圣巴托洛梅德洛斯亚诺斯（San Bartolomé de los Llanos）更名为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最大的地方卡西克——奥兰特斯（Orantes）家族和卡斯特利亚诺斯（Castellanos）家族是在土改过程中产生的。卡门&#8226;奥兰特斯（Carmen Orantes）是该地区最大的种植园主之一。30年代初，此人在移民工人中搜罗了一批支持者，组成了农村委员会，申请土地并建立了维加&#8226;德尔&#8226;恰奇（Vega del Chachí）村社，该村社成为卡门&#8226;奥兰特斯的大本营。一位村社社员回忆：“维加&#8226;德尔&#8226;恰奇的每一个家庭都对卡门大叔心存感激，或者得到他在经济上的帮助渡过难关，购买土地和牛，或者靠他与政府谈判，或者靠他调解家庭纠纷。” 卡门还出资修建了村社教堂、篮球场、室外音乐台和一条没有铺设路面的道路，将该村社与通往首府图斯拉的高速公路连接起来。1959年，卡门&#8226;奥兰特斯当选为市长，他利用与州政府的联系，扩大自己的势力。1961年，恰帕斯州颁布了牧场法，减免养牛业的税收，允许牧场主租用村社未耕种的土地养牛，甚至允许使用武装保护私人牧场。到1970年，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一些牧场养牛数量达到2000头，9家牧场主控制着该市40%的私人地产。

1965年，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村社社员提出的土地申请终于得到答复，总统颁布法令，承认村社拥有50，152公顷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但是，有8229公顷得不到落实。其中3184公顷被当地地产主占据，另5045公顷被安戈斯图拉（Angostura）水坝淹没，国家电力公司仅提供了2545公顷的补偿。

总统法令颁布的消息传来，一些社员在市中心的圣佩德罗（San Pedro）街区的一个私人住所内秘密聚会。他们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负责推进此法令的实施。1965年前，土地和移民事务部（Departamento de Asuntos Agrarios y Colonización，DAAC）派来测量土地的官员皆被当地卡西克贿赂或恐吓，土地测量和分配工作一直难以开展。1965年，村社公共财产委员会（Comisariado de Bienes Comunales）主任何塞&#8226;科尔多瓦&#8226;阿亚尔（José Córdoba Ayar）和一位退休教师加斯帕尔&#8226;迪亚斯&#8226;雷耶斯（Gaspar Díaz Reyes）代表村社社员与土地和移民事务部重新协商。何塞&#8226;科尔多瓦&#8226;阿亚尔立即被暗杀，由曼努埃尔&#8226;戈麦斯&#8226;奥尔特加（Manuel Gómez Ortega）接任。在曼努埃尔&#8226;戈麦斯&#8226;奥尔特加争取下，土地和移民事务部新派测量官员来到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1971年，公共财产委员会的秘书被暗杀。同年，接任主任的加斯帕尔&#8226;迪亚斯&#8226;雷耶斯在家中被暗杀。1972年5月，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Bartolomé Martínez Villatoro）成为新任主任。他在市中心建立了一个办公室，被称为“居民之家”（Casa del Pueblo）。他立刻成为当地卡西克的眼中钉，多次遭到暗杀。一次，他在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街区遭到手持弯刀的凶手袭击，失去了一只眼睛。因为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积极推进土地分配，被卡门&#8226;奥兰特斯看作头号死敌。1973年11月，卡门&#8226;奥兰特斯和市长赫苏斯&#8226;多明戈斯&#8226;埃雷拉（Jesús Domínguez Herrera）指控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应对三名社员被杀负责而将其逮捕。

1974年春，4位学生来到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农民组织。其中一位是被暗杀的加斯帕尔&#8226;迪亚斯&#8226;雷耶斯的儿子伊斯马埃尔（Iamael），他曾因参加1968年的学生运动而被关在墨西哥城的莱昆贝里（Lecumberri）监狱。这些学生认为，应该使用武力营救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他们在距离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20公里的一个叫做赫斯托蒂克（Jeshtontic）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营地，一些社员响应号召来到营地接受训练，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回家“照看他们的玉米地和家庭”。 狱中的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并不知道这一切。一名被卡门&#8226;奥兰特斯收买的农民成功地混入受训者之中，并向政府传递消息。政府很快发现了营地的地点和游击队领导人的身份。5—6月，镇压随之而来，70多人被捕，包括这几名学生。他们被关在一个叫做埃尔巴西（El Brasil）的农场，受到电击等严刑拷打。此后，9人被捕，后来逐渐被释放，但有3人永久失踪。这场游击队运动持续了总共不到3个月的时间。

7月，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被释放，卡门&#8226;奥兰特斯警告他说，“如果你不从这里滚开，小心早晚会丢掉小命。”但是，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无所畏惧，继续开展为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他与首府图斯拉的马克图马萨（Mactumatzá）农村教师学院的学生建立了联系，这些学生正致力于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和行政改革的运动。11月，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恰帕斯的前一天，“居民之家”与马克图马萨农村教师学院的学生、库科斯派克斯（Cuxtepeques）运输公司的司机联合举行了示威游行。司机们阻断图斯拉市中心的交通达4小时之久。经过一夜的谈判，罢工者与州政府达成了协议。对于“居民之家”来说，该协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它不仅获得了州政府对公共土地所有权的承认，而且从联邦电力公司那里赢得了为修建安戈斯图拉水电站而淹没的土地的补偿。

6 为了土地（5）

根据协议，1975年，土地测量工作开始。印第安人村社社员回忆：“我们不让他们（指测量队员）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与测量员利塞西亚多&#8226;埃利亚斯&#8226;穆尼奥斯（Licenciado Elías Múoz）一同出工，帮着他竖立建立栅栏的水泥树桩。人们非常热情，因为他们将收回自己的土地。”

但是，土地所有者并不甘心。1975年8月1日，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被邀请前往圣克里斯托瓦尔与土地和移民事务部的官员就解决土地问题举行会谈，途中，他的汽车行至拉古纳阿瓜卡特那瓜（Laguna Aguacatenango）附近，被四名凶手伏击，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与司机一起被暗杀。

噩耗传来，群情激昂。两名社员——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Bartolo Gómez Espinoza）和圣地亚哥&#8226;埃斯皮诺萨&#8226;埃尔南德斯（Santiago Espinoza Hernández）宣布，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太注重法律渠道，现在应采取直接行动，赶走卡西克，占据土地。矛头直指卡门&#8226;奥兰特斯和奥古斯托&#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Augusto Castellanos），社员们认为此二人应为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之死承担责任。奥古斯托&#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的一座房子被烧，栅栏被毁，土地被强行占据。1976年，卡门&#8226;奥兰特斯被迫逃离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5月8日，奥古斯托&#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被杀，“居民之家”被指责应对此负责，虽然从未找到证据。以此为借口，5月11日，政府派兵试图占领“居民之家”办公室，逮捕其领导人。双方发生了交火，7名军人和2名社员丧生。大约100人被捕，包括所有的“居民之家”领导人。被捕者后来逐渐被释放，但有13人仍被关押，其中包括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和圣地亚哥&#8226;埃斯皮诺萨&#8226;埃尔南德斯。

部分逃脱的社员前往附近社群，尤其是比利亚拉斯罗萨斯（Villa Las Rosas）寻求支援。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建筑系的学生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Arturo Albores Velasco）。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和他的妻子玛丽塞拉&#8226;冈萨雷斯（Marisela González）自1974年来恰帕斯高地地区研究土著社群的住房发展计划。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还参加了1974年的土著大会，并积极投身于墨西哥历史、法律和经济的教育工作。1975年底，他从高地地区来到比利亚拉斯罗萨斯，开办扫盲课程班。同时，他积极地参与了当地农民推选自己的候选人竞选市长的运动，并因此受到当地有产者的威胁。在来自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社员邀请下，他开始指导“居民之家”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虽然此前“居民之家”在占地运动中非常积极，但在组织进军、游行示威、宣传和建立联盟等方面缺乏经验。1977年，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赢得了“居民之家”成员的信任，并于2月份组织了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历史上的第一次占领市政府的行动。虽然占领者随后被军队驱赶，但这次行动成功地迫使政府释放了上一年的被捕者。此次行动的胜利使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的新策略得到了认可，使“居民之家”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斗争策略。

但是，复兴的“居民之家”内部出现了分裂。1978年获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建立了一个组织，与“居民之家”公开对抗。被捕期间，他被当局收买。获释后，他反对继续进行争取土地的斗争，相反，他要求农民接受政府提供的信贷、机械和资助性投入。在几百个社员的支持下，他试图取得“居民之家”的领导权。在一次集会上，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指责其他人是“共产主义者和恐怖分子”，并向当地一个农牧场主递交了一份“居民之家”活跃分子的名单，在他领导下，一些社员另成立了一个从属于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农民部“全国农民联盟（CNC）”的组织。1979年，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被任命为全国农民联盟的地区代表，并立即开始控制该地区农业投入的分配权。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还与住在埃尔帕拉伊索（El Paraíso）的一部分社员建立了联盟，这是一个由70年代初从“居民之家”分离出来、由卡门&#8226;奥兰特斯支持的小农牧场主建立的居民点。此时，联邦政府为了促进粮食生产，推出了墨西哥食品体系（Sistema Alimentario Mexicano，SAM），1979年，新州长胡安&#8226;萨比纳斯推出了与之相配套的农业合作协议（Convenio de Cooperación，CODECOA）。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走遍全州，利用这两个计划，长期在缺少信贷来源的社群中寻求支持，同时孤立“居民之家”。

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怒斥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皮诺萨及支持者为“科拉”（cora），这是对曾与西班牙殖民者合作的土著人的称呼。“科拉”给“居民之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1979年，“科拉”建立自己的组织后，政府的土地改革办公室（SRA）拒绝承认“居民之家”，并坚持，只有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两个农民集团被统一在全国农民联盟（CNC）的领导下，1975年的土地测量文件才能获得批准，被安戈斯图拉水电站淹没的土地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得到完全补偿。地产主也以此为借口，拒不让出占据的3000多公顷的土地。与此同时，“科拉”对“居民之家”的成员还多次进行武力袭击。1979年2月，“科拉”成员试图占领“居民之家”办公室，但很快被赶走。一位“居民之家”领导人评论道，“还不如直接与富人斗争为好，现在富人站在一边，把‘科拉’推到前线”。

为了打开局面，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与墨西哥其他地区要求土地改革的组织建立了联系。1975年，墨西哥政府在米却肯州的帕斯瓜洛（Pátzcuaro）召开了印第安人全国会议，包括恰帕斯州在内的全国土著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会后，成立了印第安人全国委员会（Coordinadora Nacional de Pueblo Indígenas，CNPI），负责将会议议题付诸实施。最初，政府控制着该委员会，但到1979年，委员会的领导权被独立的农民组织所控制，很多领导人要求土地改革，因而政府将该委员会关闭。于是，独立农民组织领导人重新建立了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Coordinadora Nacional Plan de Ayala，CNPA)，阿亚拉计划是1911年墨西哥农民领袖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提出的宣言，要求将“被大庄园主、科学派或卡西克通过暴政和贪婪侵占的土地、森林和水源”物归原主。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组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农民组织联盟，在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的旗帜下，要求土地改革，并与从执政党控制的全国教师工会分离出来的独立教师工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居民之家”的代表参加了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1980年初，“居民之家”与西莫赫维尔、奇科穆塞洛（Chicomuselo）、拉因德潘顿西亚（La Independencia）申请土地的组织代表进行了接触，并于7月份成立了恰帕斯州临时协调委员会。

6 为了土地（6）

1980年4月，三名“居民之家”社员遭到“科拉”枪击，其中一人致死。两个月后，又一名社员被“科拉”暗杀。7月，州长胡安&#8226;萨比纳斯宣布在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实行宵禁。“居民之家”在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的领导下，组织示威、占据市政厅、联系律师起诉“科拉”。很自然，他们被当地卡西克及其政府内的同伙视为死敌。1981年3月，一名“科拉”在对“居民之家”成员发动袭击时被杀，政府以此为借口，于4月6日将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和另两名社员维多利卡&#8226;马丁内斯&#8226;埃尔南德斯（Victórico Martínez Hernández）和西罗&#8226;科埃略&#8226;鲁伊斯（Ciro Coello Ruiz）逮捕入狱。同月，一名辩护证人被拘留，并被送往图斯拉的女子监狱。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和维多利卡&#8226;马丁内斯&#8226;埃尔南德斯这样回顾了被捕时的情景：

我们于4月6日早5时被捕，当时我们三人乘私人卡车离开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当我们离开城区后，看见岔道处有一辆白色的中型客车，我们以为那是一辆载运旅客的公交车。几秒钟后，它追到我们旁边，车上的人对我们大叫：“站住，婊子养的！”并迫使我们离开道路。我们想，这些人是来抢劫的，于是想赶快逃离，但是他们对我们开了枪，并抓住维多利卡，用枪猛击他的脸部。这才知道他们是司法警察（judiciales）。他们拦住我们，没作任何解释。他们撞开我们的车门，殴打我们，把我们扔进中型客车，戴上手铐，送往图斯拉古铁雷斯。在路上，我们发现，为了抓住我们，他们已在此守候了3天。没有逮捕令，没有解释，只有殴打。

我们戴着手铐，面部朝下趴在客车的地板上，他们不断地踢我们，还站在我们的背上。我们犯了什么罪？当到达警察局的时候，他们甚至不告诉我们。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就是那个“科拉”，也在车上。他拿着枪，戴着钢盔。在我们到达警察局前，他下了车，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在车上，警察们知道我们的名字后舒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他们说：“我们终于抓到他们了。”“你们这些婊子养的，竟敢对我们的州长不敬。”“你们想改变我们的政府。”“你们是煽动者。”对我们，全是殴打和辱骂，没有解释，但是威胁不断。

到达警察局时，我们被推下车，他们抓着我们的头发拖到办公室。在那里，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名字，拿走了我们随身所带的一切东西。然后我们知道了下令绑架我们的那位官员的名字。他们留下了我们的一些物品，包括阿图罗的日记。在把我们带到仅10米远的牢房时，我们再次遭到警察的拳打脚踢。阿图罗的一只耳鼓被打破。

……

10时30分，我们被带到塞罗维科（Cerro Hueco）监狱。路上，他们一直问我们是否来自萨尔瓦多。到达监狱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被指控所犯的罪行：绑架罪，维多利卡还被指控犯有杀人罪。他们不许我们提任何问题，不许我们为自己辩护。

……

星期五，4月10日，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告，我们被带到一个法官面前，接受事先准备好的宣判。我们都被指控犯有绑架、伤害和谋杀罪……

10月，在与“居民之家”举行的谈判中，州长胡安&#8226;萨比纳斯坚持，被捕者获释的前提是，“居民之家”接受公共土地永久分割、接受全国农民联盟的领导权、将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和维多利卡&#8226;马丁内斯&#8226;埃尔南德斯逐出恰帕斯。“居民之家”自然不接受这样的条件，他们要求被捕者获得无条件释放。

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被捕后，他的妻子玛丽塞拉&#8226;冈萨雷斯正怀有身孕，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她逃到墨西哥城。在这里，她得到了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和另一人权与人民运动组织“反镇压全国阵线（Frente Nacional Contra La Represión，FNCR）”的支持，并与教师工会建立了联系。1981年5月12日，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与教师工会在墨西哥城市中心联合举行了一场游行，来自“居民之家”的代表参加了这场游行，并在国民宫外举行了静坐示威。

在塞罗维科监狱内，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和维多利卡&#8226;马丁内斯&#8226;埃尔南德斯结识了来自恰帕斯州其他地区的农民领袖。他们一同讨论各自面临的问题，开始在监狱内协调行动。仅在入狱3个月后，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就成功地组织了塞罗维科监狱历史上首次绝食抗议。

7月20日绝食开始。此前，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与其中一名狱警交上了朋友，这名狱警告诉其他人，要保护这些囚犯。维多利卡&#8226;马丁内斯&#8226;埃尔南德斯回忆，当警察试图进入牢房殴打囚犯时，狱警挡住他?，用棍子、瓶子和破灯泡回击他们。在塞罗维科监狱外，抗议者举行示威，要求释放被捕者。在首府图斯拉的州政府门前，也举行了抗议行动。在玛丽塞拉&#8226;冈萨雷斯的努力之下，此次抗议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米却肯、圣路易斯波托西和韦拉克鲁斯的监狱内的农民也同时举行了绝食抗议。绝食持续了12天（7月20日到8月1日），最终赢得了恰帕斯11名囚犯获释，但不包括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和维多利卡&#8226;马丁内斯&#8226;埃尔南德斯。

10月18日，玛丽塞拉&#8226;冈萨雷斯生下了一个儿子。狱中的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得到消息，给妻子写信：

看来该死的州长想把我们作为人质，迫使我们的社群出卖原则。他竟无耻地建议“用分割公共土地换取我的自由”。我们怎能与这样一位顽固的人谈判？这难道不是无耻之极么？他说，“我要与阿图罗对话”，但是我能对他说什么？我永远也不会屈服于这样的骗子。

我希望谴责和压力会奏效，我很快能够和你在一起，帮你照看我们的儿子。同时，我们必须耐心，不能失望，这样我们才有价值。失望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失败，我们必须坚持向前。我们知道，胜利将属于我们，我们必须坚定信念，不能丧失信心。让我们期待着获释的迹象吧！

6 为了土地（7）

1982年7月，“居民之家”作为东道主举办了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恰帕斯州临时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Organización Campesina Emiliano Zapata，OCEZ），成为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最主要的成员之一。其首要任务是动员群众，争取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等人获释。11月，抗议运动达到高潮，在图斯拉大学校园，被关押者的妻子们举行了绝食抗议。最后，政府代表被迫与他们举行对话，并表示将释放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和维多利卡&#8226;马丁内斯&#8226;埃尔南德斯等人。12月6日，在州长胡安&#8226;萨比纳斯离职的前两天，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终于获释，而维多利卡&#8226;马丁内斯&#8226;埃尔南德斯一直被关押到1987年5月。

1980—1981年，来自边疆地区几个市镇的社群加入了恰帕斯州临时协调委员会。同时，西莫赫维尔的三个社群脱离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也加入恰帕斯州临时协调委员会。其主要领导人曾是参加土著大会的乔尔人代表，他们指责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接受州政府购买私有土地、然后再卖给农民的协议。这样，到1982年底，参加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的社群范围涵盖了三个区域：包括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居民之家”和一个相邻的村社弗洛莱斯马贡（Flores Magón）的中部区、边疆区的15个村社，北部来自西莫赫维尔的4个村社。1983年，生产石油的奥斯图阿贡（Ostuacán）地区也加入了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为石油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该地区的村社领导人与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是在狱中相识并建立联系的。

范围扩大了，但是1983年前，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的领导层未能反映其区域构成。“居民之家”的7名活动家占据了主要领导岗位，他们将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要求放在首位。1983年，获释出狱的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对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的领导层进行了改组，建立了一个更广泛、更正规的领导机构，包括上述四个地区的代表。新的领导机构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Comisión de Responsables）组成，并成立三个常设委员会，分管土地申请、宣传联络、收集和分析信息。委员会的成员由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大会选举产生。1984年，又增加了一个财政委员会。这一改组引起了“居民之家”前领导人的不满，到1983年初，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分裂。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的主要支持来自边疆区。“七人集团”（包括来自西莫赫维尔的领导人）主张退出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主张留在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之内。两个派别各自为政，最终，在1988年9月分裂为两个组织。

1989年3月6日，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在自己经营的文具商店内遭到暗杀，背部连中七枪，当即去世，年仅40岁。一名前警察被指控对暗杀负责，但唯一的目击证人被拒绝确认其身份。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的朋友坚信，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并要求进行全面调查。一名边疆区的妇女这样回忆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

我们感到孤独，我们的领导人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理想继续活在人们中间，我们必须确保使之永存。于是，当人们说“萨帕塔还活着”的时候，阿图罗也还活着，他活在人民的心里，我们看到，他真正留给我们的是力量和信心。

7 逼上梁山（1）

1982年7月4日，米格尔&#8226;德拉马德里&#8226;乌尔塔多作为革命制度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当选为墨西哥总统。新总统出身贫苦，父亲早亡， 家境拮据。但他具有强烈的进取心，一边工作，一边读书，1957年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6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师学位。由于精通法律和经济管理，加之办事认真、顽强进取，他得到许多经济部门的赏识，曾经在埃切维里亚政府任财政部副部长， 在洛佩斯&#8226;波蒂略内阁中任计划和预算部长。

德拉马德里可谓受任于危命之际。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由于外汇短缺，因而无法支付超过800亿美元的外债。一时间，纽约、华盛顿、法兰克福和伦敦陷入了恐慌，这里的银行家担心，其他拉美债务国会步墨西哥后尘。如果这样，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银行将不仅面临巨大损失，而且国际金融市场也会陷入混乱。为了避免出现这一后果，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商业银行迅速向墨西哥提供了一揽子紧急贷款。但是这一急救计划是有代价的：墨西哥政府不得不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的紧缩计划。

12月1日，新总统德拉马德里就职，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为削减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政府逐步取消了对食品和公共设施的财政补贴，降低关税，开放经济，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结果，在外国进口商品的竞争下，本国大量企业倒闭，工资下跌，失业上升，生活费用提高，社会下层的生活日益恶化，贫富分化急剧扩大。出身贫寒的总统却没有给穷人带来任何好处。

全国的形势不妙，恰帕斯更是雪上加霜。由于政府财政吃紧，恰帕斯州的一些石油开采和水电站建设计划中止了，由此引起大量工人失业。政府为拉拢农民组织而拨付的农业补贴也随之消失。邻国危地马拉的内战致使大量难民越过边境，进入恰帕斯，与当地劳动力展开竞争。1982年3月，奇乔纳尔（Chichonál）火山喷发，致使大约1.4万名索克人（Zoque）自北部地区涌入恰帕斯。

在政治上，恰帕斯的土地所有者和卡西克把持着经济和政治权力，得到中央政府、军队、警察的全力支持。1982年，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成为恰帕斯州新任州长。此人出生于长期把持该州政治权力和经济基础的农牧场主家庭，曾担任第31军区司令。他的家族就控制了6万英亩土地。早在1961年，他将莫蒙（Momón）农场卖给了托霍洛瓦尔人，条件是后者每年向他缴纳1万捆甘蔗，为期10年。但是，10年后，农场又回到了自己手中。他辩解说，当时并没有签署任何买卖协议。1993年，为达到符合个人地产不超标的条件，他把莫蒙农场又卖给了一个本家族成员。担任州长期间，他利用州政府的资金修建了将自己所有的多处农场连接起来的道路。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还以腐败和残酷镇压农民占地者而臭名昭著。1980年6月5日，托霍洛瓦尔人占领并聚集在距离考米坦40英里的一座废弃的格隆乔（Golonchán）农场，要求与当时的州长胡安&#8226;萨比纳斯对话。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州长，却是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率领的军队。他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0多人。根据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向议会递交的一份申诉，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应对153起政治谋杀、692起任意逮捕、503起酷刑拷打和372起农民活动家的失踪负责”。

对恰帕斯州的独立农民组织来说，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就任州长意味着更严厉的镇压。抱成一团的地产主全力支持新州长，人数大增、装备焕然一新的驻军也加强了州长的实力。增加驻军，名义上是为了阻止追击游击队武装的危地马拉军队的侵入，但是，整个恰帕斯发生土地争端的地区，也都派驻了军队。1983年，建立了以塔帕丘拉（Tapachula）为总部的第二个军区，专门驻防边境，其他驻军散布于全州各地，特别是独立农民组织活跃的地区。

1984年，恰帕斯州政府与国家土地改革委员会签署协议，推行解决恰帕斯州的土地争议的计划——农业复兴计划（Programa de Rehabilitación Agraria，PRA），政府出资购买属于私人地产主、但被农民占据的土地。由于占地一般是由独立农民组织领导的，所以，从属于执政党的全国农民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Campesina，CNC）担心前者力量增强，于是开始对同样的土地的所有权提出争议，甚至在土地改革委员会准备处理的土地上开展自己的占地运动。

根据农业复兴计划，在土地争端最严重的四个市镇西莫赫维尔、博齐尔（Bochil）、奥科辛格、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重点分配土地。然而，在每个地区，独立农民组织都没有得到与他们的要求或他们的规模相适应的土地分配份额。在西莫赫维尔和博齐尔，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获得了建立16个村社的土地，相比之下，全国农民联盟获得了30个。在奥科辛?，17个村社的土地被分配给没有组织归属但倾向于全国农民联盟的农民，而村社联盟（Unión de Uniones）的农民仅获得了建立一个村社的土地。在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OCEZ）的农民没有分配到任何土地。因此，农业复兴计划不仅没有解决冲突，而且将农民与地产主之间的冲突转化为独立农民组织与全国农民联盟之间的冲突。

农业复兴计划的最大得益者是地产主和一些负责土改的官员。一方面，地产主已被占领、从而实际上已经失去的土地得到了补偿。不同的农民组织为土地所有权展开冲突的同时，地产主们却从土地争端中得到了利益。另一方面，农业复兴计划为腐败和贪污带来了良机。地产主虚构出自己被“占据”的土地，政府官员与之串通，对这些“土地”出资购买，然后与地产主分赃补偿款。

7 逼上梁山（2）

另外，为了保护私有地产主的土地免受征收，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签署了4714份“不受影响文件”(certificados de inafectabilidad)，数量超过了以往各届政府的数量之和，相当于1939年以来该州所颁发的此类文件数量的95%。到这届州政府任期结束，至少70% 的用于养牛的牧场获得了土地免受征收的合法保障。

在这种形势下，独立农民组织与政府和警察之间的对立不断加剧。1983年，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联合举行了反对德拉马德里政府紧缩措施的示威游行。1984年4月，他们加入了前往墨西哥城的全国农民大进军，要求释放四名政治犯，撤销对180名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成员的逮捕令，满足农民分配土地的要求。但是，抗议没有取得任何效果。6月，三名“居民之家”的成员被捕。8月1日，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为纪念巴托洛梅&#8226;马丁内斯&#8226;比利亚托罗被刺9周年举行的示威游行被“科拉”破坏。

9月28日，“科拉”首领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遇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居民之家”与此有关，但是，10月6日，9名“居民之家”成员被杀。10月20日，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在首府图斯拉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州长承诺将应对上述9人被杀负责的全国农民联盟(CNC)集团的49家人迁离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

1984年12月，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被刺事件真相大白：谋杀事件是由奥兰特斯家族雇佣的杀手所为，因为他们害怕“居民之家”重新统一。当时“居民之家”与“科拉”内部的异见派别正进行谈判，且一度取得积极的进展。同时他们也担心巴尔托洛&#8226;戈麦斯&#8226;埃斯皮诺萨的影响在市政府内日益增长。

但是，政府未能履行10月作出的诺言，49个属于全国农民联盟的家庭仍然留在原地，并继续威胁着“居民之家”的成员。于是，1985年2月，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举行了又一次向首府的进军，要求政府履行对这些人重新安置的诺言。这次进军还为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与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以及图斯拉的学生、运输工人、教师的联合行动提供了机会。1984年，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就开始接触，建立了一个恰帕斯斗争协调委员会（Coordinadora de Luchas de Chiapas，CLCH）。

通过民众动员迫使政府进行谈判的策略使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成为恰帕斯最有战斗力的组织之一，尽管其内部存在着分歧。1985年10月，恰帕斯斗争协调委员会在首府再次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向在州政府前聚集的示威者施放催泪弹，并用木棍驱散示威人群。两天后，示威者再次集中在中央广场，州长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同意与示威代表谈判，并答应对上述49家属于全国农民联盟的家庭迁移，1986年，他们最终被迁至考马拉帕边疆（Frantera Comalapa）的圣格里格利奥（San Gregorio）村社。

1986年3月至4月，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的两个派别再次举行了前往墨西哥城的进军。1986年，由于政府的镇压，恰帕斯斗争协调委员会解体。1987年4月和10月举行的进军和绝食抗议迫使政府释放了维多利卡&#8226;马丁内斯&#8226;埃尔南德斯，但土地要求仍未得到满足。

1983—1988年，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CIOAC）奉行与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相同的策略，将民众动员与谈判相结合，并寻求与其他政治力量的联合。1983年9月24日，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动员了“争取尊严和自由进军”行动， 要求从监狱里释放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活动家、结束镇压和分配土地。示威者从西莫赫维尔、埃尔巴斯克（El Bosque）和考米坦分别出发，四天后到达首府图斯拉。10月1日，2000多名农民在州政府门外举行了示威，由于州长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拒绝接见，大约600人（其中包括来自西莫赫维尔的66名农民）决定前往首都。州政府试图劝说示威者回到州府图斯拉进行谈判，但是没有成功，示威者于10月17日到达墨西哥城。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迫使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由政府不同部门组成的委员会与之进行谈判。该委员会答应研究下述问题：1.对因伊斯安顿水电站建设受到影响的农民社群给予满意的补偿和安置；2.解决积压在土地改革办公室（Secretaría de la Reforma Agraria，SRA）的52份土地申请；3.向西莫赫维尔和考米坦从属于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的社群提供农业信贷；4.政府勾销萨比纳斯州政府欺诈性地卖给从属于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的社群的11块公共土地的债务。5.给予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官方注册承认；6.由内政部出面干预释放29名在押政治犯，并撤销对300人?逮捕令。墨西哥城的抗议示威持续到10月20日，得到了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最终迫使州政府承认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和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为恰帕斯州农民的合法代表。

由于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的影响日增，地产主和卡西克对其成员的袭击进一步升级。州政府拒不履行从塞罗维科监狱释放政治犯的承诺，联邦委员会答应研究的其他问题也没有进展。于是，1984年10月，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在图斯拉举行示威游行，成功地迫使政府释放了7名在押的领导人。1985年7月，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再次在图斯拉举行示威，迫使政府释放了4名政治犯，并答应尽快实施1983年10月的协议。这次游行受到警察的干预，几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摄影记者。

7 逼上梁山（3）

在州长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家族的政治影响最大的考米坦，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1984—1985年，州长的弟弟厄内斯托&#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Ernesto Castellanos）煽动全国农民联盟袭击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的成员。1985年10月4日，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的顾问安杜里奥&#8226;加尔维斯（Andulio Gálvez）被刺，他作为墨西哥统一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Mexico，PSUM）的代表刚刚被选进州议会。为此，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立即在首府举行了抗议示威，要求对该暗杀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由于政府对农民组织的要求置之不理，1986年10月，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再次在首府进行示威。9日，来自8个市镇的2000多名农民聚集在图斯拉，要求政府履行三年前签署的协议，并纪念安杜里奥&#8226;加尔维斯。

1987年夏，针对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成员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接替安杜里奥&#8226;加尔维斯担任州议员的塞瓦斯蒂安&#8226;佩雷斯&#8226;努涅斯（Sabastián Pérez Núez）多次受到死亡威胁。1987年12月，州保安警察驱散了为抗议政府腐败而占据市政厅的农民，在拉因德潘顿西亚（La Independencia），7名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的抗议者被杀。警察还袭击了考米坦表示支持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的圣方济会牧师的办公室和住处。1987年2月，墨西哥人权学会出版的报告称，自1982年12月阿夫萨隆&#8226;卡斯特利亚诺斯&#8226;多明戈斯担任州长以来，恰帕斯州平均每月发生两起出于政治目的的暗杀事件。

1988年12月，萨利纳斯总统的堂兄弟冈萨雷斯&#8226;加里多（González Garrido）就任恰帕斯州州长。很多人希望他的就任将为恰帕斯带来政治和解的局面，因为在竞选期间，他表示要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他就职后的三个月内，就有几名独立农民组织的领袖被暗杀，其中包括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的塞瓦斯蒂安&#8226;佩雷斯&#8226;努涅斯和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的阿图罗&#8226;阿尔沃雷斯&#8226;贝拉斯科。冈萨雷斯&#8226;加里多否认政府与这些暗杀事件有关，但是人权组织活动家指责，这些暗杀事件的凶手一直逍遥法外。随着土地争端不断加剧，冈萨雷斯&#8226;加里多越来越多地诉诸于镇压手段。1988年，他修改了刑法典，使州政府得以更方便地镇压反对派。新的刑法典第13条对领导、组织、煽动或支持“暴民”行为者施行的处罚做出了规定。第120条规定，任何干预政府机构和选举的行为属于“反叛”政府罪。第135条对以行使合法权利为借口扰乱公共秩序或威胁公共机构或权威的“暴民”或“骚乱”行为予以处罚。第

336条规定，以据为己有或谋利为目的侵犯财产属非法行为。很明显，此条款是针对农民占地行为的。这些条款大大有助于州政府平息自发的公共抗议、镇压有组织的反对派、控制农民活跃成员。一名人权法理学家评论道，这些条款使得镇压范围涵盖了“可想象到的任何形式的政治抗议”。

1990年4月和1991年4月，恰帕德库尔索（Chiapa de Corzo）市的几个居民点被警察和地产主摧毁。1990年6月，100多名蔗农向普赫尔迪克（Pujiltic）榨糖厂要求得到甘蔗的全部货款时，遭到私人枪手的袭击，6人受伤。7月，高地地区的圣费利佩埃卡特佩克（San Felipe Ecatepec）居民点的妇女在墨西哥城的佐卡洛广场进行绝食抗议，要求与总统对话，抗议她们的组织土著农民全国协调委员会（CNPI）遭到州政府的镇压。1990年10月，中央区的埃米利亚诺&#8226;萨帕塔农民组织举行了一次从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向首府图斯拉的和平进军示威，遭到不明身份的枪手袭击，两人受伤。与此同时，高地地区几千名佐齐尔人因政治和宗教原因遭到驱逐。

1991年7月，来自马尔克斯德考米利亚斯（Marqués de Comillas）的300名农民抗议者在帕伦克（Palenque）被警察用棍棒和催泪弹驱散，7名领导人被捕，并被逼签字画押，承认自己与中美洲游击队和贩毒组织有联系。9月，西莫赫维尔的教区牧师霍埃尔&#8226;帕德隆（Joel Padrón）因被指控犯有抢劫、损害财产和挑衅罪被捕。其背后的根源是属于全国农民联盟（CNC）的农民宣称，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CIOAC）的成员在霍埃尔&#8226;帕德隆的帮助下占据他们的土地。州政府在与萨穆埃尔&#8226;鲁伊斯&#8226;加西亚主教进行的谈判中，坚持霍埃尔&#8226;帕德隆被释放的前提是，主教命令农民撤出占据的土地，宣布反对侵害私有财产的行为。另外，还要求主教撤销对非法拘禁霍埃尔&#8226;帕德隆的警察提起指控，并命令霍埃尔&#8226;帕德隆在获释之后离开恰帕斯。当然，这些条件没有被接受，对霍埃尔&#8226;帕德隆的指控也最终撤销。

1993年3月，在中央高地的佐齐尔人社群圣伊斯?罗埃尔奥科塔尔（San Isidro El Ocotal），两名士兵被杀。原因是，在环境主义者的压力下，政府在1989年就下令禁止砍伐森林，但当地农民私自砍伐森林的行为依然存在，这两名士兵被误认作森林保护机构的代表。事件发生后，被怀疑与此有关的13名农民被捕，并被施以酷刑。4月和5月，军队又两次来到该社群，对农民进行非法拘禁和拷打。最初被捕的13名农民最后获得释放，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这一切表明，1994年1月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前夕，政府的镇压、农民的反抗，已使恰帕斯州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而最终引发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线则是墨西哥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