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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传 / 程思远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

社, 2011.1

ISBN 978-7-5317-2594-7

Ⅰ. ①白… Ⅱ. ①程… Ⅲ. ①白崇禧(1893～1966)

-传记 Ⅳ.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0151号

白崇禧传

策 划 / 李 然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学刚

封面设计 / 大象设计·陈国风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980 1/16

印 张 / 24

字 数 / 260千

版 次 /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45.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594-7

Table of Contents

序

第一章 出生环境及青少年时代

第二章 联合李、黄，统一广西

第三章 当北伐军的参谋长

第四章 进军上海的前前后后

第五章 蒋介石下野

第六章 平定两湖和打入北京

第七章 蒋桂战争的悲剧

第八章 白崇禧再起后所受的挫折

第九章 宁粤的分裂与合作

第十章 “小诸葛”在宁粤对峙和两广事变中的作用

第十一章 指挥台儿庄和保卫武汉的大战

第十二章 桂林行营主任

第十三章 桂林失守，颇受讥评

第十四章 抗战胜利以后

第十五章 外放华中“剿总”的内幕

第十六章 拒蒋调兵与逼蒋求和

第十七章 蒋介石第三次引退前后

第十八章 蒋介石破坏白崇禧的守粤计划

第十九章 白崇禧部队在广西全军覆没

第二十章 在台北度过不愉快的晚年

后 记

附录：白崇禧生平大事年表

序

白崇禧，字健生，原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素有“小诸葛”之称。

一九二四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大本营开始着手统一两广，作为国民革命根据地。白崇禧帮助李宗仁讨沈（鸿英）驱陆（荣廷），将广西置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及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白崇禧一跃而为蒋介石的参谋长，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所至有功。

“七七”事变既起，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蒋介石函电交驰，促白崇禧去南京共赴国难。以后“蒋传”论述及此，谓“李宗仁受命统率南京以北的军队，白崇禧被任为参谋总长，他们对国家都有很大的贡献”①。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

抗战初期，白崇禧与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合作得很好，如李宗仁的五战区设立一个动员委员会，由白恂周之请，荐钱俊瑞、范长江去担任该会的领导。又如台儿庄大战爆发后，白崇禧奉派去徐州赞勷李宗仁指挥作战，到时白崇禧特接纳周恩来的建议，在战术上采用阵地战、游击战、运动战紧密结合的方针，从而取得台儿庄血战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白崇禧对这部战略巨著深为赞赏，将其基本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经蒋介石同意，将此两语由军事委员会令发全军，作为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通过白崇禧建议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汤恩伯、叶剑英主持其事，由此可见白崇禧对游击战的重视。

①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二卷，第二九一页。

抗战胜利，毛泽东来渝商谈和平。《桂园大事记》这样写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主席在桂园接见白崇禧。经过“皖南事变”，表明毛氏不咎既往，并对白崇禧寄予期望。后笔者承周恩来面告，白崇禧是中共争取的三个国民党人之一，但白氏也如其他两位一样，没有转到人民阵营中来。

白崇禧对战后接收问题，曾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主张先接收，后受降；反对军队整编及改组军事机构。以一九二八年小汤山裁兵会议的教训，可资参考。但蒋介石不接纳，以白崇禧为首任国防部长，而任陈诚为参谋总长，置白氏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蒋介石以官邸会报方式指挥作战，白崇禧认为这是对共军作战失利的主因。

一九四八年春，李宗仁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竞选副总统得胜，蒋介石将白崇禧从国防部长外调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氏要求统一指挥中原大军，并提出“守江必先守淮”的攻势防御方针，蒋害怕桂系势力做大，不予理睬。及辽沈战役惨败，何应钦派郭汝瑰飞北平谒蒋，无论如何要白崇禧统一指挥中原军事。白崇禧初答应而后峻拒，因刘峙、杜聿明把“徐总”主力像一字形摆在陇海线上，没有纵深配备，要想重新部署兵力已时不我与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白崇禧看到徐淮战役已近尾声，先后发出“亥敬”、“亥全”两电，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重开国共和谈，蒋怀疑白崇禧以实力威胁他下野，误会甚深。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常委到黄埔路官邸餐叙，提出“个人的进退绝不萦怀”的元旦文告征询意见。谷正纲、张道藩等痛哭流涕，声言蒋介石不能以下野来要求和平。蒋氏即席怒斥道：“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①言毕愤而离开，其对白崇禧不谅之情，人所共知。

及李宗仁代政，以和谈号召内外，但因形格势禁，卒不接纳和平协议。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宁府局处广州，粤中政要及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力主白崇禧主力守粤，而蒋介石迟迟不允所请，以致坐失时机。其后李宗仁失意赴美，白崇禧则辗转从海南入台。从蒋经国所发表的《负重致远》一书来细加分析，就可知道白崇禧在台湾的日子很不好过，结果他死得不明不白，时人惜之！

①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三卷，第五二九页。

《白崇禧传》不评论白氏个人的功过是非，唯集中记述其毕生经历。白氏曾在北伐、抗战帮助过蒋介石，但又三次逼蒋下野。蒋、白之间的悲欢离合，记录了国民党政权从发展、分裂到衰败的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而知新，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希望本书之出版能对读者加深认识中国近现代史，有所禅益。

程思远

第一章 出生环境及青少年时代

一、出众的穆斯林后裔

桂林山水甲天下，自古文风极盛，世俗重文轻武，相习成风。所以明清两代文才辈出，而武人则不多见。只有在孙中山先生首倡革命以后，桂林才出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名将。形势逼人强，这是一条真理。

李宗仁是桂林西乡人，白崇禧是桂林南乡人。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们两人推诚相见，携手合作，甘苦与共，患难相扶持，久经考验，老而弥笃。于是李、白遂扬名于人口，友情事功，相得益彰。

公元一八九三年三月十八日，白崇禧出生于桂林六塘山尾村一个回民的家庭。山尾村位于桂林到永福罗锦墟的公路右侧。村舍倚山建筑，白宅是全村最后一家。村后石山，平地崛起，作卧虎状，颇具特色，识者谓此地将出人才。

白崇禧的始祖，根据“族谱”所载，原为伯笃鲁丁，这是阿拉伯人的名字。原来自成吉思汗出兵中亚以后，打通了笃信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前来中国的大门。这些穆斯林一路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进入西北高原，一路经印度洋、南海、东海而到上海、南京一带，伯笃鲁丁是从水路到南京定居的。

由于明太祖时禁止人民用外国姓，于是伯笃鲁丁这一系乃改伯为白，白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自伯笃鲁丁传十五代到白榕华，曾于清乾隆参加甲午科试，以进士出身，出任四川开县知县，调署茂州，直隶州知州，及年老退休，白榕华遂定居桂林南郊山尾村。

白榕华传十八代到白崇禧的父亲志书，早年也读过书，因习作联句所用音韵与其师白石意见相左，遂愤而弃儒从商，在桂林西乡苏桥墟开永泰林杂货铺，生意尚好，家里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

白志书年三十五岁时与桂林西乡罗锦墟马全记的长女结婚，婚后生子女成长者男四人，即崇勋、崇伦、崇禧、崇祜。另女三人，长女年妹适海，次女德贞适马，三女三妹适传。

白崇禧年十岁时，其父志书因脑溢血逝世。永泰林的账房李瑞芝以白家兄弟年幼，不知经营业务，一面侵吞所有资金，另一面又据白家所放外债为己有。结果促成债主临门，白家被迫变卖家产来还债。自此家道中落，生活日趋困难。

曾任广西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白崇禧老师李任仁说，白崇禧是他所办会仙小学堂的第一班学生。白崇禧因父亲早死，家道贫寒，完全倚靠海家的姊夫上街卖牛肉，和年妹姊在家做针线来供给他读书，有时连文具也是老师赠送的，所以白崇禧过着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童年生活。

后来，白崇禧饮水思源，感恩图报，把他这位大姊的儿子海竞强加以有计划地培养：先送到日本士官学校习军事，后又保送陆军大学深造。抗战后期，竞强升到第四十六军师长。一九四七年海在莱芜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所俘，白崇禧又通过刘仲容要求周恩来将其释放，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其大姊当年照顾情深的报答。

白崇禧少时就具有一种不畏强暴的性格，他九岁那一年，和六岁的弟弟崇祜在老师白莲洲主持的私塾中入学，同学中有一个年十七的毛长林，平日以大欺小，常强令同学供给金钱食品，称为“进贡”，众皆隐忍而不敢声张。毛长林曾打过崇祜，白崇禧以体力不敌，不敢同他斗力，遂与崇祜密谋，对此人只能斗智以取胜，蓄谋伺机行动。

一日下午放学，崇禧紧跟在毛长林之后，乘他下五级石阶之际，便出其不意，从后用力一推，使毛长林沿石级滚下，遍体鳞伤。白崇禧还踢他两脚，然后躲到他家后面的山岩内，叫崇祜回家报告情况，历数毛长林在塾内种种恶行，非惩罚他不足以平众愤。他的父亲对此不予深究，但仍赔偿毛家医药费用。

毛长林的家长向老师控告白崇禧，白莲洲为维护纪律，将白崇禧施行棍责，同时严诫毛长林以后不得再有欺侮同学行为。从此以后，毛长林自知敛抑，不敢强收“进贡”了，人心大快。

白崇禧与弟崇祜在白莲洲的私塾就读年余，会李任仁、吕元甫在会仙墟创立会仙小学，推行新式教育，该校距山尾村仅三华里，白崇禧遂转学会仙，成为李任仁的入门弟子。李任仁字重毅，为进步知识分子，以后变成国民党的民主派，白崇禧经常就重大问题征询他的意见。但又不完全听他的话，这是后事。

一九〇七年，白崇禧以十四岁虚报十五岁考入桂林陆军小学，那时报名应试的有千余人，在取录的一百二十人中，白崇禧名列第六，这显示他早年已有异秉，取得考官的重视。

白崇禧得入桂林陆军小学，是他一生事业奠基的起点，因为那时的桂林，不仅是广西省会所在，而陆军小学又成为革命志士集结的中心。回顾孙中山先生自一九〇五年在海外组织同盟会后，次年即派黄兴来桂林发展革命组织，陆小总办蔡锷，青年教官林虎（1887—1960，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任粤桂边防军总司令。1947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解放后，先后任广西省政协副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钮永建等相率加盟。他们创办《武学报》，鼓吹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白崇禧入陆小后受其影响，与同学们纷纷剪去长辫，表示倾向革命。但是非常不幸，白崇禧入陆军小学不及三月，即患恶性疟疾，这种病起初发冷，然后发热。当时还缺乏对症药品，白氏卧病一年，终于申请退学。其后崇禧与弟崇祜考入广西初级师范，屡试名列第一，被指定为领班生。

当时有一同学叫何树信，以“城内人”自炫，而叫崇禧、崇祜为“乡下人”，表示他自己高人一等，白崇禧不予理会。一日，崇禧自外归来，见何树信在寝室内以恶言骂崇祜。白崇禧问：“什么事？”何树信向他眨了一眼，说：“呸！乡下人！”

白崇禧不禁大怒，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还踢上两脚，表示他不能忍受任何人的屈辱。何树信挨打后，去报告校长。

后来学校当局调查事情真相，以为白崇禧不该打人，而何树信也不该欺侮同学，结果把白崇禧记大过一次了事。

二、参加北伐学生军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这一次革命带动了多少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桂林，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原广西巡抚沈秉堃（1862—1913，武昌起义后，被推为广西都督，旋受副都督陆荣廷的排挤，后死于北京。）、藩台王芝祥（1858—1930，辛亥广西独立后被推为广西副都督。后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任中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并创办分会数十处。）见大势所趋，紧跟各省之后，于一九一一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宣布广西独立，表示与逊清政府再没有什么关系。

广西谘议局随即推举沈秉堃为广西都督，王芝祥、陆荣廷为副都督。不久邕龙标统陈炳辉发出拥护陆荣廷的通电，陈是陆的部下，沈、王见陆以实力为后盾，急于上台，遂引故他去，由谘议局改名的省参议会，改推陆荣廷为都督。陆荣廷自此登上统治广西的宝座，以迄十年之久。

当时桂林处于革命高潮的激荡下，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面武昌陆军中学派代表李作砺、任道方南来，向陆军小学同学报告武昌首义的情况，并鼓励广西青年出以实际支援的行动；一面湖北革命军以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来电告急，要求各省派军赴援。在此情势下，广西决定任命赵炎午为广西北伐军统领，率混成协入湘直趋武汉。同时由陆军小学同学组织广西学生军敢死队，随同混成协出发，参加北伐。

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因受经费限制，只吸收一百二十人，李宗仁也是陆军小学学生，因报名较迟，以额满见遗，而白崇禧则被吸收进去了。队员中有黄绍竑、伍廷飏（1893—1950，广西容县人。毕生兴建设、办实业，为振兴国家实业建设、发展民族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夏威、俞作柏（1889—1959，广西北流人，中将衔，桂军高级将领，民主人士。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1924年征讨桂系陆荣廷战役，又随李宗仁、黄绍竑的“定桂讨贼联军”驱逐了陆荣廷残部。）、梁瀚嵩、吕焕炎（1890—1930，国民党陆军中将。新桂系将领。曾任李宗仁部第五纵队司令。1929年10月随俞作柏、李明瑞反蒋时，被蒋介石收买，倒戈拥蒋，被蒋任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同年12月去职。1930年6月在广州遇刺身亡。）、梁朝玑（1892—1969，陆军中将，桂系重要战将。1926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师师长、陆军第七军副军长 。抗战时期，任广西绥靖公署中将参军、桂南行署主任等职。1949年赴台湾。）、李朝芳、蒙志等等。后来他们在统一广西及北伐战争中，都成为桂军中的高级干部。

陆荣廷

陆荣廷（1859—1928），字干卿，原名亚宋，壮族。1912年7月，被中华民国政府正式任命为广西都督。10月被中华民国政府委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14年6月，陆被授予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1915年，晋授为陆军上将耀武上将军。1923年，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广西全省善后总办。1928年，病逝于上海租住寓所。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学。新桂系创建人，桂系三巨头之一，后脱离桂系投蒋。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加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去香港，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旋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白崇禧的母亲知他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囿于当时“好仔不当兵”的传统成见，表示坚决反对。出发的前夕，崇禧得弟崇祜密告，谓母亲将派两位哥哥在桂林北门城口把守，届时强迫他回家。白崇禧临行时，遂将武器装具托同学代带出去，自己则着便衣从西门出城，绕过老人山、溜马山，到北门城外广场与大队会合，家人卒无可奈何。

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北上之际，广西各队学生列队欢送，打锣打鼓，燃着鞭炮，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概。

白崇禧那时十八岁，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现在他肩上荷“七九”步枪一支，腰间绑着一百五十发子弹的弹带，在黑呢外套外面，还背着羊毛毡、水壶、饭盒和杂囊等等。身负重载，长途行军，一到永州，白崇禧和多数同学的脚跟已为草鞋所擦破了。

尚幸到了永州，白崇禧和一些同学被派押运辎重乘民船经湘江直往长沙。到长沙后又改乘轮船经洞庭湖出长江，到汉阳的蔡甸登陆。时清军据守汉口、汉阳，与武昌方面的革命军隔江对峙。广西北伐军和学生敢死队，奉命在蔡甸到梅花山一带配合南军作战，威胁敌方侧后。

时南北酝酿议和，战事已近尾声，但前线警戒仍然不敢稍有疏忽。一夜，白崇禧被派担任步哨。时适朔风怒号，大雪纷飞。俄顷之间，他已变成一个雪人。但因初上前线，内心无限兴奋，倚靠满腔革命热情抵御了寒流的侵袭。

不久和议成立，南北停战，广西学生军调驻孝感。严冬已过，春天到来，一片和平景象，白崇禧和同学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了。一日，湖北都督黎元洪前来孝感劳军，看到学生敢死队穿得寒酸，特犒送酒肉，并津贴每名学生十元银洋。学生们向来自负，不受政府津贴，只收其酒肉，而璧还他的现款，颇为人们所称道。

不久，白崇禧和同学们奉命到汉口集中，他们第一次乘搭火车南下，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们一到汉口，首先是渡江游黄鹤楼，白崇禧登楼远眺，吟着“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诗句，俯仰大江南北伟大河山的自然景色，不仅发思古之幽情，而且顿兴澄清海宇之志。他的心胸豁然开朗了。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湖南黄陂人，字宋卿，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早年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由管带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多次破坏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曾亲手杀害起义士兵。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设参政院，被任为院（议）长。袁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利用张勋将他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1922年，受直系军阀支使，复任总统。次年，被直系军阀驱走。后死于天津。

一周以后，广西学生军乘拖轮到南京，编入陆军入伍生队受训。半年以后，又被送回武昌，入陆军预备学校，它的前身是陆军中学，所授课程约等于今日高中及大学一年级的程度，为期三年。毕业后，白崇禧被派到北苑卢永祥的第十师入伍半年，其目的是要了解部队生活。

一九一五年，白崇禧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此时校长是曲同丰，他是办军事教育的名宿，相当取得保定学生的信任。袁世凯自攘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坐上了总统的宝座以后，意犹不足，酝酿称帝。袁世凯鉴于保定军校在校二、三期学生都是南方人，并且大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实际行动，对他们很不放心，于是借故将曲同丰调开，另派自己的心腹亲信王汝贤来做保定军校校长。后者不学无术，同学们都鄙视他。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布置就绪，下令称帝。三十一日，公布明年为洪宪元年，这一帝制闹剧深深引起了保定军校学生们的愤慨。这时日本人办有一份《顺天时报》，公开反对帝制，目的在挑动中国内乱，而颇为保定学生所爱阅。王汝贤以为看《顺天时报》的人，便是反对帝制的革命党，于是严加防制，却因此掀起轩然巨波。

一天，一位同学偷看《顺天时报》，被一长官发现了，他去报告王汝贤。后者为惩一儆百，打了这位同学四十军棍。这事激起了全校同学的公愤，为反对帝制久经压抑的愤怒，一下都迸发出来了。同学们燃着一道通红的火炬，拿起砖头和木棍，冲进校本部，喊声震天，捣毁办公室，把王校长的照片扔进厕所里。这是保定前所未有的大暴动。

王汝贤见势不佳，匆忙走避，并用电话调附近驻军把保定军校包围起来，缴出学生们的枪支，连大炮也缴去炮闩。每一班都派兵一排监视，形如面对大敌。后来看到学生们的激情平定下来了，才把兵撤退。从此保定军校变成一个没有武器的军官学校，一直等到袁世凯死了，才把武器发还。

白崇禧在保定军校肄业期间，一是致力于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一是比较关注中国边疆问题。关于前者，他把《阵中要务令》十大本和《作战纲要详解》七本都看完了，还将它的要点写成札记。关于后者，它着重于搜集中国西北边疆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发展的资料。因为他是一个回族后裔，深欲对开发西北有所贡献。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白崇禧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在年终毕业的前夕，学校分发志愿书，叫学生填报。白崇禧与徐培根、陆权等二十多同学，自愿分发到新疆当见习官，大家想在那里训练一支新军，为巩固边防之用。在此以前，他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此行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壮志满怀，绝不后退。

然而白崇禧远征新疆之举并未实现。原来他们到北京训练总监部领取五百元旅费后，即准备由京奉铁路乘火车到东北，转乘西伯利亚专列到阿里木铎，从那里换公路车至迪化（今乌鲁木齐）报到。不意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既起，白党谢米诺夫退据西伯利亚，此路已不通行。后来他们想经陕甘出玉门关出星星峡，而陕西又为陈树藩所据，不准带着北京政府文件的人员通过。这样，他们就行不得了，此为白崇禧入新之行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三、在陆荣廷部队见习

西北既去不成，白崇禧遂于一九一七年回到广西，在陆荣廷之子陆裕光当师长的广西陆军第一师所属第三团任见习官。此时，陆荣廷的地位正如日上中天，拥有两广，不可一世。

陆荣廷是广西武鸣人，生于一八八五年，原在龙州巡防队当兵。一日，他当采买带着一块牛肉搭水口渡船，被一位法国军官所带的猎狗衔去。陆一时火起，开枪把这条狗打死了。这还了得，法方要巡防队把陆荣廷交出来受审。陆荣廷惧罪逃避，从此他在中越边境落草为寇，以“陆阿宋”名震遐迩。后两广总督岑春煊（1861—1933，壮族。清末重臣，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1912年通电清廷放弃帝制，赞成民主共和。）获悉其情，特令苏元春出面招抚，令其统率广西边境巡防队，陆从此走上为清廷效力的道路。

当广西兵备处总办庄蕴宽任太平思顺兵备道时，曾派陆荣廷去日本参观日军的操演，他在东京得广西同乡曾彦的介绍，秘密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陆已升官到广西提督。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陆夤缘时会，由副都督而广西都督。

陆荣廷是一个善于观变的人。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其干将龙济光盘踞广东，于是梁启超、胡汉民先后入桂，策动陆荣廷出兵讨龙。陆氏派曾彦去南洋，迎岑春煊北归。岑氏得日本人之助，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在肇庆设都司令部，攻击矛头指向广州。这是陆染指广东之始。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曾与孙中山有过接触，但他反对革命，鼓吹改良，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17年，护法战争后，梁启超从此退出政坛。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胡汉民书法

胡汉民

不久，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召陆荣廷去北京，授以“两广巡阅使”的衔头。从此陆荣廷将广东置于他的统治之下，粤人皆有“亡省”之痛。陆荣廷除以妻弟谭浩明为广西督军，还任辛亥时积极拥他上台的干将陈炳焜为广东督军（后来陈焜炳调任两广护军使，而以莫荣新为广东督军）。

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客家人。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由孙中山指定任本部秘书，从此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1927年4月与蒋介石合作反共，主持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8年任立法院长。1931年2月遭蒋软禁，10月获释。后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反蒋精神领袖。晚年标榜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1935年胡汉民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36年5月12日突发脑溢血病逝。

白崇禧和他的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同学，此时都在广西陆军第一师见习。这一师由陆荣廷之子陆裕光任师长，号称新军。实际上与绿林改编的旧军并无多大区别，因为陆荣廷所属韦荣昌、林俊廷、韩彩凤、沈鸿英（1870—1938，旧桂系将领。曾为绿林头目，接受同盟会招编，参加柳州辛亥革命。参加护国讨袁，后随陆荣廷下广东，任护国军第三军司令。最后在军阀混战中，被新桂系消灭，1925年化妆成商人，逃至香港。）等人的部队，多由广西巡防队改编，或由绿林匪帮招安而来，他们轻视知识，并不尊重军校出身的见习官，所以白崇禧和其他同学来到这里，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然而“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九一七年夏间，广西当局将所有军官学校出身的青年军官完全集中起来，创办一个“广西陆军模范营”。看来是陆荣廷和广西督军谭浩明，不敢信任军校学生，特把他们集中一处，以便易于控制。或者如陆、谭所说的一样，模范营之设置，是改造旧军的基础。

模范营营长由广西督军署委马晓军（1881—1959，陆军中将。曾任旧桂系陆荣廷部模范营营长、广西护国军副司令。后任孙中山大本营参军、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1949年移居台湾。）充任。他是广西容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毕业。他长得躯干矮小，形象不似一个军人，但因陆荣廷与谭浩明“崇洋媚外”，广西全省又只有他一个士官学生，只能由他担任模范营长了。马晓军对此任命，感到无比光荣，常引唐人诗句“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以自誉，盖指广西旧军都是绿林出身也。

广西模范营招考学兵六百人，多为高小毕业或初中生。并由第一师抽调一些优秀士兵，加以短期训练后，派充班长，编成四个连，由朱如珍、曾致沂、黄旭初（1892—1975，中将加上将衔。1931年起，连任广西省主席19年。大陆解放后，寄居日本、香港。1975年病逝于香港。）、苏端当连长。白崇禧、黄绍竑、徐启明、夏威、张淦、梁朝玑等当少尉连副。该营官兵文化水平均较高，实不愧为当时广西陆军的模范。

黄旭初

一九一七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因北京政府毁弃约法，遂南下广州护法。九月，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宣言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十月，北京政府派兵南下，攻陷湖南宝庆、衡山，于是广州军政府任谭浩明为粤桂湘联军总司令，从广西出师援湘，陆荣廷所以同意谭浩明领兵北上，是恐怕北洋势力南下，危及两广的根基。

谭浩明号称“联帅”，不能不大摆威风，他闻说广西模范营训练严格，服装整齐，特调该营为联军总司令的卫队，以壮观瞻。这样，白崇禧、黄绍竑、夏威等都随队出发，由湘南直抵长沙。这营卫队除担任警卫之外，就是纠察市区的军风纪，由于执行任务认真，颇得人们的好评。

一九一八年二月，谭浩明的联军在岳阳羊楼司战败，吴佩孚占领岳州，其后吴军节节进逼，直追到祁阳与零陵间的黄姑岭，始行停止。九月下旬，直皖两派酝酿战争，吴佩孚要松出手来对付皖系，遂与谭浩明发出联名通电，主张和平，桂军借此退回广西。此时陆荣廷与政学系议员勾结，逼孙中山先生去职，由岑春煊出任广州军政府总裁。孙陆决裂自此开始。

吴佩孚

模范营撤回湘桂边境后，人事有了更动，黄旭初升为营副，白崇禧当第一连连长，张淦当第二连连长，黄绍竑当第三连连长，廖光升当第四连连长。全营驻在零陵境内的东湘桥，进行训练。一九一九年五月，该营由桂林调回南宁。一天，白崇禧与黄绍竑人各一骑，并辔前驱，行到柳州南面的牛岩墟附近，适值大雨滂沱，山洪暴发，路面被水淹没，好似湖沼一样，他们仍涉水策马前进，愈陷愈深，竟至没顶。白崇禧素善骑，他两腿一夹，马一跃而出。黄绍竑不能像他一样，屡浮屡沉，大声呼救。但白崇禧为全身武装所累，不能下去救他。黄绍竑经过一番挣扎，终于脱险。至此，黄氏始知自己的骑术不及白崇禧远甚。

时广西左江流域土匪猖獗，谭浩明乃调模范营前往进剿。马晓军奉命后，开会研讨。白崇禧说，陆荣廷因为从绿林起家，所以对股匪惯用招安政策。当军队力量强大，匪就接受招抚，等到军队离开，他们仍旧集成土匪，看来招抚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白崇禧主张马营长去龙州水口见陆荣廷，建议枪决屡受招安的惯匪，以绝后患。结果马晓军挨了一顿臭骂，失意归来，还埋怨他害他受气。

吴佩孚（1873—1939），山东蓬莱人，字子玉，清末秀才，北洋军阀。1906年，为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管带，1917年，升至陆军第三师师长。1922年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1923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是二七惨案的罪魁。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1926年，又和张作霖合作，进攻冯玉祥部国民军。同年，被北伐军打垮，逃至四川，依附地方军阀。九一八事变后，伏居北乎。1939年病死。

在分配工作时，白崇禧的一连负责收容降匪，其他各连则担任进剿任务。当时白崇禧驻扶南县渠黎墟，收容降匪二百以上，其中有惯匪谭鉴章等八十多人屡受招安，决定把他们实行管训，由他自己负责。并考虑斩草必须除根，上级既不同意，必须独断专行，先斩后奏。

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白崇禧特许屡受招安的匪首八十多人放假三天回家过节，并严令他们依期回营。等到他们归来，白崇禧佯怒说：“接到报告，你们有人在外面有不法行为，实在有负我以诚相待的深意！”他们一概否认。

白崇禧说：“控告的人仍住在隔壁的学校，他说能够认识抢劫他的人，为了保证大家的清白，你们最好过去让他认别。”他们只好一个一个地到这间学校去。

事前，白崇禧暗令连副郑昌溶率兵两排在校内埋伏，他们一入教室，即被逮捕。其中有一人力大，将绑他的绳索挣断，卫兵急中开枪把他打死。这时还有匪首八人在连长室内，一闻枪声，忙问：“什么事？”

白崇禧借口查问原因走出连部，一到门口就令另一排埋伏的士兵进去将余匪逮捕。即日白崇禧令将所有匪首八十多人一律予以枪决。事后白氏呈报营长马晓军云：“受命收容之匪徒于晚间抢枪谋叛，事起仓促，不及请示，又恐有误戎机，遂紧急处置将全部匪首八十多人悉予枪决。”马晓军接报大惊，恐陆荣廷、谭浩明罪己。

白崇禧对马晓军说：“这事是我干的，我愿负全部责任。”马晓军遂将此事转报上去。陆荣廷、谭浩明见已成事实，竟不追究。此后太平府各县道不拾遗，而广西对匪患亦从招抚改采进剿政策。白崇禧说：“这是广西清乡史上一件大事，而转变由我一个小小连长开始。”

模范营剿匪成功，颇得当局信任，马晓军遂升任陆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仍兼模范营营长，开往柳州，进行整训。不到两个月，即调广东接替桂军第二军（军长林虎）遗下的防务。原来，入闽粤军系奉孙中山先生命令，返粤驱逐桂系，东江响起炮声了。

四、百色禁烟起兵变

一九一六年，陆荣廷树起讨袁的旗帜进兵广东，从此据有两广地盘。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先生以“护法”号召岭南，而陆荣廷与政学系议员勾结，排挤孙先生去职，而以岑春煊代之。

陆荣廷盘踞广东以后，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引起广东人民的无比愤慨。一九二〇年秋，孙中山先生命入闽粤军返省驱桂，规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八月十二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漳州誓师。九月七日，即兵临东江惠州城下。粤人箪食壶浆，以迎义师。

当时陆荣廷在广东有三个军：第一军马济（1888—1930，陆荣廷心腹，打响广西讨袁第一枪。后被张宗昌任命为直鲁联军十五军军长，北伐时被北伐军击溃，死于大青山。）、第二军林虎、第三军沈鸿英。粤军返粤，驻东江的沈鸿英首受打击，其他两军立即开往东江增援。因此林虎遗下的防地，由模范营前往接防。

陈炯明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致力于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中国，与孙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权、不惜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为国共两党均不受欢迎的争议人物。

白崇禧到肇庆的时候，看到林虎第二军派去新兴天堂打李耀汉的部队，已经胜利归来。他们每队都掳了许多战利品，如衣服布匹，家什用具，猪牛鸡犬等，莫不应有尽有，桂军在粤军纪之坏，可以概见。这些部队靠“发洋财”来维持士气，怎么不与人民为敌呢？！

白崇禧在肇庆驻扎不久，大抵是中秋节前后，忽奉命全营开去广州。这是白崇禧第一次到广州，看到马路宽阔，市面繁荣，非广西任何城市所能比拟，眼界不禁为之一宽。

在广州住了一夜，白崇禧的一连和黄绍竑的一连又奉令开去东郊农林试验场，进驻旧日的军政府内，向瘦狗岭、石牌方面担任警戒。那时桂军在东江方面节节败退，广州已进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惨境。

半个月后，桂军大部退到广州附近，将有异心，兵无斗志，看来不堪一击。十月下旬，广东都督莫荣新窜回广西。模范营全部沿粤汉铁路经军田、四会向肇庆退却，他们到莲塘坳附近，遭到粤军的截击，但旋为前面的友军击退。

模范营退到肇庆，见桂军高级军官都抢着乘船先走，部队混乱已极，但模范营纪律还好。白崇禧率第一连到绿步墟附近，发现粤军已占领绿步墟东南端高地，他们后路被切断了。

白崇禧同黄绍竑、廖光升几位连长商量，决定由右翼向敌侧后进攻，协同正面攻击的李宗仁、韩彩凤两部友军作战。打到黄昏时候，始将敌击退，全部安全通过。这是模范营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作战，除白崇禧的第一连因作战时间较长，略有伤亡外，其余皆全师而退。

他们沿西江撤退，直到粤边都城，才解除了粤军的威胁。一九二〇年年底，入粤各军都退回广西境内，重新部署改编。起初，第二团调往桂平。不久，模范营调驻百色。

百色是广西西北角一个重要的城市，为通往云南、贵州的通商口岸。那时云南、贵州出产的鸦片，均运经百色转往广东，而从广州运回来的则是棉纱布匹及其他工业品。

白崇禧的第一连驻防在通往云南的剥隘河流域，上自罗村口，下至禄丰墟，为滇烟运入广西必经之地。黄绍竑的第三连则驻在田西附近的黄兰、逻里，黔烟都由这里运往百色。

滇烟比黔烟质量好，鸦片商人向白崇禧游说，望白予以方便，将以厚酬为报，白崇禧一口拒绝。他们退而谋其次，转往活动百色道尹黄成稿，黄成稿向马晓军说情，白氏仍拒之，不为所动。

一天，百色道尹公署警备队长押运大批贴着道尹公署封条的货箱经过罗村口，说是在剥隘查获一批私烟，予以查封，准备运到百色依法处理。

白崇禧事前已接到报告，知道这是黄道尹经手走私的一批烟土。白崇禧于是正色对这位警备队长说：“这批烟土明明是在剥隘买的，怎么能够说是查获？再说，百色道尹公署的警备队长，有什么权力到云南境内查缉烟土？”

这位警备队长知道不能掩盖，遂向白崇禧下跪求饶。白崇禧没收船上的烟土，而发还道尹公署的枪支，随分电广西当局、百色道尹及马晓军团长，说明此事处理经过。

鸦片烟商见白崇禧无懈可击，乃蓄谋勾结白崇禧的内部。查该连有一排新兵，系新从容县招来，驻在禄丰。一天，白崇禧到百色开会，忽得报告：这一排新兵被烟商收买叛逃了。

白崇禧匆匆赶回禄丰，集中两排兵力，经三昼夜追到三角山仍不见踪迹。白崇禧问附近居民，他们说，好像见过这一帮人。他用望远镜向四周瞭望，突在半山中发现他的坐骑黄马，它是被叛兵劫持去的。白崇禧知道叛兵就在这山谷中。

白崇禧把二排兵疏开成战斗队形，吩咐他们见了叛兵不要开枪，先高呼：“白连长来了！”然后开枪。士兵们照白崇禧的命令行事。烟匪见白崇禧带兵追来，仓皇逃走。新兵是被诱骗叛逃的，至此全部归来。

在军队中，兵变是一件大事。白崇禧向马晓军团长报告，说叛兵已经追回，但感到督率无方，自请处分。幸马晓军转报谭浩明督军时，说新兵是他从家乡招募来的，与白无关，并请俯念白崇禧剿匪禁烟有功，准予从轻处罚。

不久，马晓军接谭浩明督军复电：“此次兵变，该连长追剿办理妥捷，殊堪嘉奖。”白崇禧知道不受处分，真是喜出望外。

兵变后，有人对白崇禧说：“黄绍竑禁烟很宽，你禁烟太严，因此引起兵变。”劝他不妨从宽。白崇禧不以为然，他说：“如果因噎废食，则国家社会均受不利影响，因此仍要严禁滇烟进入广西。”

五、赴粤疗伤改别字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先生重新开府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拟于此时率师北伐，以竟护法之功。但陆荣廷不甘心于一九二〇年的失败，又暗与徐世昌勾结，企图规复广东地盘。孙先生不能不注视此一事态的发展。

五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下讨伐南方的命令，并令广西陆荣廷出兵攻粤。孙中山先生为巩固后方，免除后患，因于五月二十八日令陈炯明、许崇智等率在粤各军分路入桂，讨伐陆荣廷。六月十八日，对广西下总攻击令。

徐世昌

徐世昌（1855—1939），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1879年，与袁世凯结为兄弟。1886年中进士。先后任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国子监司业、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东三省总督等职。辛亥革命后，接受袁世凯邀请，任国务卿。1918年10月，被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1919年，徐认为对巴黎和约“应行签字”，并下令镇压五四运动，后迫于舆论压力，始免曹汝霖等职务。1922年，曹锟控制北京政府，徐被迫辞职。1939年6月5日，病死天津。

粤军入桂之举，使模范营与白崇禧的命运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陈炯明所率的粤军第一军，得到江防舰队的配合作战，首破苍梧大坡山的桂军防线，直趋梧州上游十里的戎墟。桂军守将陈炳焜因腹背受敌，不敢再战，仓皇逃遁。刘震寰率几百人投降粤军，陈炯明遂于六月二十五日占领梧州。许崇智率第二军及滇军一部向富贺西进，沈鸿英通电自治，意图周旋于粤桂之间，但受粤军压迫，终经由桂林退入湖南。陈炯明挥军溯江西上，七月十六日，因桂军韦荣昌起义，不战而入南宁。九月三十日，陈炯明占领龙州，陆荣廷出走越南。广西底定。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孙中山先生任命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国立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与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为广西省长。马君武就职后任命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司令。从此，广西模范营全体官兵，脱离陆、谭的系统，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马晓军在粤军入桂的进程中，收容了一些从南宁退来百色的零杂部队，其中有韦云淞（1889—1954，桂军名将，曾任军长、集团军上将副总司令。1948年被任命为广西禁烟督办，广西省特捐委会主任兼督办。1949年冬，韦云淞赴香港寓居。1954年冬在香港去世。）率领的工兵营、陈济桓（1892—1944，新桂系将领，抗日烈士。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北伐。1936年任中将参军。1944年日军侵桂战役中，突围负伤，自杀殉国。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率领的水警队。马晓军把他们结合模范营编成三个营，以白崇禧为第一营营长，黄绍竑为第二营营长，夏威为第三营营长，陈雄为机关枪连连长。这些部队驻在百色市区及附近各县。

陆荣廷出走后，所部将领刘日福、陆云贵、马玉成等受到粤军的追击，从龙州、靖西方面窜来百色。他们的兵力远较马晓军所部强大，而又视受粤军委任的那些人为“反骨仔”，必欲得之而后甘心。马晓军精神麻痹，不知戒备，白崇禧的一营仍旧驻防禄丰，黄绍竑、夏威两营则分驻滇、桂要地，这样兵力分散，不久就出事了。

一天，马晓军在警备司令部举行会议，白崇禧、黄绍竑均来参加。突然刘日福派兵包围了警备司令部，马晓军事急时逃到隔壁天主教堂才幸免于难，但黄绍竑却当场被捉，所部被包围缴械。白崇禧见情势危急，跳城逃出，去召集夏威的一营和在禄丰的部队，由逻里旧州、坡脚渡过红河，前往贵州的南龙，向黔军团长刘莘园、陆荫楫求援，他们慨予支助，使白崇禧得以稍事喘息，徐图反攻。

刘日福解决了马晓军部以后，自称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进兵恩隆。随与思恩方面的林俊廷、陆福祥、陆云高、蒙仁潜等互相呼应，声势浩大。他们都以“自治军”的名义来号召，实际上并无任何政治主张，只以反对客军入境为其主要目标。他们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几月间，遍及全省。从此广西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政治局面。

白崇禧在贵州南龙得到刘莘园、陆荫楫团长的大力帮助，他们一方面卖烟土来接济白部，另一方面又派兵巡守红河，以防自治军的袭击。白崇禧稍事休息之后，率部由坡脚渡河攻西隆，与自治军隔河对峙。

一夜，白崇禧带一个卫士外出巡视战线，行到坡脚之北高十余丈的山坡上。当时，天雨绵绵，路面一片漆黑，他考虑到对岸是敌军机关枪阵地，因将手电筒熄灭，以免引起敌军扫射。十分不幸，他因路滑失足跌落到悬崖之下，昏迷了十多分钟，醒来不能行动，知是左腿锁骨折断了。

次日，白崇禧对夏威说：“煦苍，部队不能因我受伤而停止攻击。现在全军交给你指挥。”夏也表示同意。但部队在前进西隆时受挫，迫不得已躺在担架上指挥，他在进攻前对全体官兵说：“这一次重回广西，胜败存亡在此一举。希望大家戮力同心，团结战斗。如果进攻失败，我也与各位共存亡，决不后退。”官兵深受感动，一鼓作气，击破西隆之敌。在前进中得与马晓军、黄绍竑等会合。

原来黄绍竑被刘日福逮捕后，监视甚严，陆云贵本有意将他枪毙，后来黄把手表和戒指贿买了监视他的卫兵，才得走脱。只身逃往百色百余里外的黄兰乡下，他在那里纠合了凌云、西林士绅岑学三、黄炳暄等，将民团编为部队，不久就组编了二三百人。事为自治军所闻，派兵四处缉拿。黄昼行夜伏，艰苦备尝，终于遇到马晓军带来熊略指挥的粤军。并得与白崇禧相逢，殊出意外。

马晓军经人疏通，得刘日福允许，乘轮东下。时粤军因刘日福的自治军势力做大，乃派熊略为总指挥，率兵向平马、百色进攻，并令马晓军随往。会师百色后，马晓军被指定率部到凌云整训。马晓军任命黄绍竑为第一统领，辖冯春霖、黄炳暄、岑润博三营；白崇禧为第二统领，辖夏威、陆炎、韦云淞三营。

白崇禧因为左脚受伤，亟须赴粤就医，所以将兵权交给马晓军，然后乘船去南宁。他到邕后，便去拜望广西省长马君武，报告百色方面军情，并谓即将赴粤医足。马省长对他说，三个月来，两广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三月二十二日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1886—1922，1905年秘密加入同盟会。1913年授陆军中将衔。二次革命爆发后，一心一意追随孙中山。1922年3月21日在广九火车站遇刺，23日逝世。）在广州车站被刺殒命，凶手主使者是陈炯明，此人为了破坏孙先生的北伐计划，不惜下此毒手。孙先生因陈炯明阻挠北伐，决回粤督师，四月十六日，从桂林到梧州，召陈炯明往晤，陈公然抗命。二十日，孙先生到肇庆，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职，专任陆军部长。陈因被免职，调其在南宁的部队返粤。陈炯明的心腹将领叶举等于四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由南宁还师广州。粤军既撤出广西，陆、谭旧部势必卷土重来，我这个省长干不成了，决定不日挈眷乘轮去梧州，准备在那里设立行署。白崇禧要求乘搭马省长的专轮东下，马答应了。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初的事。

五月中，白崇禧乘搭马君武省长的座轮离开南宁东驶。白崇禧同广西省长公署的卫队长卢象荣及其卫队在前面的一只电船，马君武偕属及省府的工作人员则在后面的一条船。一晚，到达贵县，因邕江水浅，轮船不能夜航，遂在县城下游约一里的罗泊湾对岸停泊过夜。

贵县这时是粤桂边区第三路司令李宗仁的驻地。陈炯明因粤军撤退，江防空虚，特将贵县交给李宗仁部接防。李的第一支队李石愚率俞作柏、陆超两营刚巧先一日抵贵。俞作柏素有野心，不守绳墨。他知道马君武来到，上船谒见，要求马君武挈眷到贵县县署憩宿，马婉辞之。俞见软的一套不行，就来硬的一套。午夜，俞作柏派兵将马君武的船队包围，要把他的卫队缴械。卢象荣下令抵抗，一时枪声大作，马君武的爱妾竟以身殉。马氏经此事变后，万念俱灰。五月二十二日，即电广州孙中山先生辞去广西省长职务，这是广西最黑暗的时代。

白崇禧到广州后，住院治疗。用X光透视，发现他的左腿锁骨折断，因历时过久，已长成假骨，无法再施手术。休养一年后，虽左脚稍短，走路有点微跛，但行动尚称方便。白崇禧自念他的生命力异常坚强，因此将他原来的别字“剑生”改为健生，以示自强不息之意。

第二章 联合李、黄，统一广西

一、两广局势的变化

白崇禧在广州治疗足伤期间，看到广东政治形势起了重大的变化。

孙中山先生以陈炯明不听命令，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改在韶关誓师北伐。以后他发现叶举等从广西撤回广州不听命令，特于六月一日自韶关回广州，目的在镇抚陈炯明部。不久陈炯明竟发动兵变犯上作乱。从此粤局又陷于战火纷飞之中。

六月十六日上午三时，陈炯明的干将洪兆麟突率兵围攻越秀山下的总统府，孙中山先生夤夜脱险抵海珠海军司令部，召海军司令温树德登“楚豫”舰，召各舰长开会商决定变方略。十七日，亲率永丰、永翔、楚豫各舰由黄埔出动炮击叛军，同时令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所部集中大沙头，策应海军讨逆，双方形成对峙态势。

七月，北伐军许崇智部回师讨陈，因梁鸿楷（1887—1954，曾任粤军第1旅旅长、第1师师长、第1军军长。抗日战争期间，梁鸿楷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中将参议。1949年往香港，1954年12月病故于台北。）的第一师叛变附贼，到月底许又失翁源，退向赣边。孙先生看到军事不利，留粤已无必要，遂于八月九日由省河白鹅潭乘英舰去香港，十日由香港乘俄国皇后邮船归沪。八月十五日，陈炯明从惠州回到广州，自称粤军总司令。而许崇智等粤军则从赣南退入福州。

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粤系军阀代表，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华民国农林部部长。曾长时间（1929—1936）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颇多建树，有南天王之称。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陈济棠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11师师长。1929年3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0年任农林部长。1946年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1950年4月逃往台湾。

朱培德（1888—1937），字益之，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云南讲武堂时期就和朱德并称模范二朱，历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后作为第三军军长参加北伐、战功卓著，官至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参谋总长，代理总司令、军委办公厅主任。

十二月八日在桂林的杨希闵、范石生、沈鸿英，在梧州的陈济棠、莫雄各将领，通过邹鲁（1885—1954，幼名澄生，以“天资鲁钝”，自改名为鲁。1925年因参与发起西山会议，被国民党二大开除。1926年任国立广东大学首任校长。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党，邹鲁退出政坛，出游欧美。1949年，离开大陆经香港，到达台北。）的居中联系，先后接受孙中山先生讨伐陈炯明的密令。十日，滇军杨希闵、朱培德，桂军沈鸿英、刘震寰会同粤军出师东讨陈炯明，成立了滇桂、粤桂联军，杨希闵为滇桂联军总司令，刘震寰为粤桂联军总司令。十二日，滇桂军克复梧州即向肇庆进击。一度在肇庆受挫。

一九二三年一月，滇桂联军攻克肇庆。五日，克复三水、河口，洪兆麟在潮汕宣告离陈独立，通电欢迎孙先生暨许崇智回粤。十六日，滇桂联军克广州，陈炯明败走惠州，邓本殷退守粤南，杨希闵、刘震寰等电请孙先生返粤。

邹鲁

沈鸿英原为陆荣廷的一个军长，此次挂着讨陈的旗号来到广州，北京政府即以广东督理作诱饵，促其据粤为己有。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沈鸿英在海珠江阳司令部举行会议，说是要研议地方治安问题，实际上是想一网打尽在粤军政大员。结果他派兵包围会场时，仅擒获魏邦平，新任广东省长胡汉民和邹鲁、刘震寰等均幸免。孙先生闻粤局混乱，中止南下。

二月二日，孙中山先生令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率部离闽返粤。沈鸿英开往西江。二月二十一日，孙先生从上海返抵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三月一日，大本营组织成立，以伍朝枢（1887—1934，伍廷芳之子。1908年以官费入伦敦大学研究法律，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春，代表广州政府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1927年5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兼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9年1月，任驻美公使。1934年1月3日病逝于香港。）为外交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1869—1934，倾慕孙中山之名，拥护其革命主张。在国民党内，被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监察委员。邓在政治上趋向右派，曾两度弹劾共产党，反对两党合作。）为建设部长，程潜为军政部长，朱培德为参谋处长，杨庶堪为秘书处长。四月三日，陆海军大元帅府，迁到广州士敏土厂办公。

谭延闿书法

谭延闿（1880—1930），（注：闿字拼音读：kǎi 和“凯”同音，广东话读“海”，常被误写为谭延恺或谭延凯）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湖南立宪派首脑人物。辛亥革命时附和革命，长沙光复后，被举为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后三任湖南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后历任湖南省长兼督军、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他的书法名满天下，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不爱美人，却对美食情有独钟；虽为文人，却精通骑射。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四月十六日，沈鸿英在新街就任北京政府委派为督理广东军务的新职，公开叛变。从此沈军在广州近郊、源潭与滇军杨希闵部发生激战，沈又令其子沈荣光旅出英德、四会，直攻三水，遭到粤军的堵截，战事激烈。

在这关键时刻，黄绍竑忽然派陈雄到广州晤白崇禧，后者在粤休养已一年，正为自己的出处问题焦思苦虑，见陈雄自广西来，喜不自胜，忙问陈雄：“这一次到广州来有什么事？”陈雄说：“季宽要我来找你，商量大家的出路问题。”

廖仲恺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近代民主革命家。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1905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孙中山到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廖为财政部次长。1925年8月20日在设于惠州会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被暴徒刺杀，经调查暗杀是国民党右派所为，胡汉民被认为有重大嫌疑。

程潜（1882—1968），字颂云，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等职。1948年3月，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后，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季宽现在哪里？”白崇禧问。

“在梧州，当了沈鸿英的旅长。”这话吓了白崇禧一跳。

“他怎么当了沈鸿英的部下？广州大本营正在忙于讨沈呢！”

“你有所不知，陈炯明粤军在一九二二年撤出广西后，各地自治军风起云涌，瞬即普及全省。马晓军知道在百色地区不能立足，遂与黄绍竑率部自平马沿江而下，沿途遭到自治军的拦截袭击，颇受损失。到西乡塘时，部队停止待命，马晓军、黄绍竑入城见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请示行止。刘震寰说：现在自治军林俊廷、陆福祥、陆云高、蒙仁潜等自武鸣方向进攻南宁，我军节节败退。南宁势难久守，各机关已开始撤退。刘震寰对马晓军部进止，没有明确指示。马晓军回到西乡塘，将部队交给黄绍竑，就离开了。黄绍竑征集民船，把部队渡过邕江南岸，那时人心离散，随队的官兵只有黄绍竑、韦云淞、冯春霖、陆花甫四人，情景十分黯淡。

“黄绍竑原想带部队到钦州，到吴村墟时见路上散兵游勇，十分混乱，遂转而向东，欲到灵山县城休整。可是行至那马墟，自治军追兵已到。时适山洪暴发，前面为水所阻，涉渡甚为困难！黄绍竑令冯春霖营长拒止敌军，掩护渡河。及全部渡河完毕，冯春霖最后撤退时，竟被敌狙击阵亡！至此，黄又损失一个得力干部。

“黄绍竑到陆金墟，派我去钦州见刘震寰，要求接济饷项。刘震寰说：所部即开梧州，希望黄绍竑能同行。至于饷项，我亦自顾不暇，爱莫能助。黄也想到梧州，因为那里离家乡很近。但不愿与刘震寰同行，恐怕部队在途中被吃掉。这样，黄绍竑就带队伍在灵山休息两个月。

“其后，黄绍竑率队出发，打算去高州、信宜转入容县，到廉江城附近，忽而碰见他的四哥天择，他觉得非常奇怪。到了晚上，天择对黄绍竑说，他是受了李宗仁的委托，来这里等候多时，欢迎这支队伍到郁林①去。黄绍竑感到无路可走，也只好照办，不过他认为是一时权宜之计。在前进途中，李宗仁又派夏威送伙食前来接济。这样，黄绍竑就成为李宗仁所属的第三支队司令。另外第一、第二支队司令是李石愚和何武。这是一九二二年六七月间的事。

“黄绍竑部在陆川改编，他辖三个营：第一营营长夏威，第二营营长陆炎，第三营营长韦云淞。随即开去容县驻防。这时梧州是沈鸿英的后方基地，派一个师长邓瑞征（1883—1928，1915年任民军统领沈鸿英文案、协（旅）参谋长、驻粤桂军第三军参谋长，协助沈鸿英指挥军队打败龙济光。1925年，沈鸿英兵败，他逃至宜山藏匿，后归隐。1928年2月在香港病故。）驻防。沈鸿英不仅志在广东，即广西也不忘怀，极力拉拢广西部队，企图扩充实力。黄绍竑有一位族兄绍，在沈鸿英幕下当秘书，通过他的关系，沈委黄绍竑为第八旅旅长，希望他带部队到梧州驻防。

“事前，黄绍竑曾同李宗仁谈过，认为此举有利无弊。估计沈攻粤必失败，可乘势解决其后方部队，夺取武器装备。李宗仁说：别人给你名义你可以要，唯有沈鸿英的不可接受。因为沈鸿英为人反复无常，人所共知，你受了他的任命，实在玷污了你的清白。最后黄绍竑还是决定去冒这一风险，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唯要求李宗仁答应两点：一、如果失败，请李宗仁收容他的部下。二、在未取得沈接济时，请李宗仁照常供给一切。结果，李宗仁答应了。”

陈雄最后说：“黄绍竑要我来同你商量，我们应当采取一些什么做法，来开拓我们的前途？”

陈雄字杰夫，保定军校六期毕业，做过模范营机关枪连连长。原与白崇禧长期共事。白崇禧说：“衡量当前国内形势，我们发展的前途不外下面三个：一是附和北洋军阀；二是支持湖南省长赵恒惕提出联省自治；三是拥护广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的。联省自治不是统一中国的良策。剩下最后一条，就是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大计既定，就由陈雄去进行联系。

① 编者注：郁林已于一九五五年改称玉林。

二、白崇禧谒孙大元帅请缨讨沈

陈雄有一个容县同乡廖百芳，现在杨希闵的滇军总司令部当秘书长，通过廖百芳的介绍，陈雄认识了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和参谋处长朱培德。一天，陈雄去见朱培德，说沈鸿英的第八旅旅长黄绍竑，愿意接受大本营的命令，选择适当时机与讨沈军里应外合，捣毁沈鸿英的巢穴。现黄绍竑的参谋长白崇禧来到广州， 希望孙大元帅接见，指示机宜。

朱培德说：“孙先生正忙于准备出发督师，请你和白参谋长明天午前赶到石龙，听候在火车行营接见。”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白崇禧偕陈雄去石龙，在朱培德的安排下，孙中山先生在座车上接见了他们。白崇禧说：“广西陆军学校出身的青年军官愿意参加孙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希望得到孙先生的直接领导。”并说，“广西统一对于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本营予以密切的关注。”

赵恒惕

赵恒惕（1880—1971），字炎午，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今衡阳市衡山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武昌起义后历任新军旅长、军长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判刑，获释后任湘军师长、湖南水陆军总司令。1921年4月通电反对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次年春反对北伐军入湘作战。1926春天，衡阳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起兵进逼长沙，赵恒惕情知难敌，自己向省议会提出辞呈。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8月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日寇占领上海时，曾动员他出任伪职，赵恒惕严词拒绝。抗战胜利后，他又再次被选为省议会议长。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1951年任“总统府资政”。再也没有回到湖南。

孙先生听了十分高兴，和颜悦色地对白崇禧说：“很好，很好！你们能够参加革命，是好事情。你们都是军校毕业的青年，应当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大业。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提出来。”

白崇禧向孙先生提出了下列要求：

一、请给黄绍竑一个名义以资号召；

二、在黄绍竑发动攻沈时请饬粤军予以协助。

孙先生立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临别之际，孙先生以诚挚的态度对白崇禧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

白崇禧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先生的物质援助，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孙先生的革命理论。”

孙先生在同白崇禧握手时说：“很好，希望你们迅速占领梧州。到时大本营会派陆海军援助你们，你们可先回去做好准备。”孙先生的浩瀚胸怀和伟大气魄，给白崇禧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白崇禧带着孙大元帅的委任状，搭港梧轮秘密回到梧州，将经过告知黄绍竑。次日，即在戎墟（梧州上游十里处）召集俞作柏、伍廷飏、夏威、韦云淞、龚杰元举行会议，由白崇禧报告在粤见到孙大元帅的经过。黄绍竑说：“此事极关重要，也很危险，万一泄漏，不但全盘计划都要失败，就是大家的性命也要难保，所以必须绝对保密。”那天刚巧是一九二三年的农历端午节，黄绍竑的族兄绍请他去吃饭，他也不敢透露一点讯息。事后，他对黄绍竑抱怨说：“此事使他几乎陷于致命的危险。”

次日，黄绍竑、白崇禧回到容县，黄绍竑请白崇禧去郁林向李宗仁陈述一切。黄绍竑并已带队到梧州，还把李宗仁的基本队伍俞作柏、伍廷飏两营也带来，此事深恐引起李宗仁的误会，希望白崇禧向李宗仁婉为解释，以期得到谅解。

李宗仁与白崇禧一是桂林同乡，二是桂林陆小同学，但过去只是互相认识，没有促膝谈心，这是他们第一次会晤。白崇禧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在谈话中，白崇禧对孙中山备极推崇而对在粤的粤（许崇智）桂（刘震寰）滇（杨希闵）各军则都有不满的批评。唯对于第一军中（梁鸿楷）的第一师李济深所部，却认为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

李、白彻夜开诚倾谈，论列当前两广局势。李宗仁认为此番袭取梧州，已如探囊取物，无须费多大气力，此后彼此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并希望黄绍竑在梧州方面尽力联络新兴革命势力，励精图治。李宗仁方面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和陆荣廷自治军各旧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准备将来分进合击，打成一片。此一决策，只让高级干部三数人知道，以免偾事。白崇禧听完李宗仁的建议，表示非常赞成。以后李、白共事二十多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李、白两人只一笑置之。后有人曾对笔者述《李白灯谜》一则，其辞曰：“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又是一人。”末句对李、白友情的纯厚，可谓跃然纸上，而“李白”之名亦自此洋溢于众口。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孙中山先生移驻北江，讨伐沈鸿英，滇军杨希闵先后克复英德、韶关。沈在北江的残部窜向大庚岭，退入江西。沈鸿英在西江的部队，由邓瑞征指挥，受到西江讨贼军总指挥魏邦平的进击，也向梧州方向退却。七月十八日，在白崇禧的策划下，黄绍竑突派兵包围驻在戎墟的沈军黄炳勋旅，将其全部缴械。另外还约好了沈军旅长冯葆初，同时起义归附大本营。西江讨贼军于是占领了梧州。邓瑞征知梧州有变，连忙向贺县、八步退却。

梧州克复后，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即率所部进驻，大本营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设督办署于梧州。李济深字任潮，广西梧州大坡山料神村人，陆军大学毕业，继邓铿接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师的干部如张发奎、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汉族，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粤系中亲蒋的代表人物。十九路军的家长，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顶头上司，民革的创始人之一。）、陈济棠、邓演达、戴戟（1895—1973，1931年12月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1932年积极参加淞沪抗战，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1948年冬在上海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秘密从事反蒋活动。解放后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缪培南（1895—1970，中将衔。陈济棠主粤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五军军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第六十五军军长，第四、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兼东江指挥所主任。1946年，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三补给区司令。1949年，赴香港定居。）、薛岳、徐景唐、蔡廷锴、蒋光鼐、香翰屏（1890—1978，号墨林（蒋介石赐），有半个书生之称，一代儒将，粤军著名将领。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三战区中央军第九集团军代总司令、副总司令。全国解放在即，香翰屏即举家移居香港，后经商。）、李汉魂、严重（又名严立三，1892—1944，国民党陆军中将。曾经担任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训练部长，被称为“黄埔良师”。北伐时出任东路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屡挫强敌，赢得了“北伐名将”的声誉。抗战期间，曾代理湖北省主席，为人清高，超世不群，被视为湖北三“怪杰”之一。1941年辞去各职，携家小移宣恩山中，扶助垦民，从事著述。1944年病逝于思施。）、钱大钧、陈诚、黄琪翔（1898—1970，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1948年赴香港脱离国民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等职。）等均青年才俊，后来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均战功彪炳，对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李济深以一个广西人，而在粤军中取得领导地位，就白崇禧个人看来，悉赖其人格高尚，待人以诚。

陈铭枢铜像

蒋光鼐雕像

蒋光鼐（1887—1967），字憬然，我国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参加过辛亥革命。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率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侵略。1933年参与了福建事变，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又联合原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钱大钧（1893—1982），国民党元老，黄埔军校建校初期的老教官。他早年积极参加反清倒袁活动，后在军阀混战中，为蒋介石卖命，被蒋委以重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陆军上将，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1949年赴台湾，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1982年7月21日在台北病逝。

陈诚（1898—1965），字辞修，国民党副总裁，军事统帅。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自黄埔成立后蒋执政的心腹之一，有“小委员长”之称。国民革命军内部由陈诚领导的派系亦有土木系之称。曾多次参与对红军的“围剿”。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1939年，陈诚与白崇禧协助薛岳取得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1943年，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在云南楚雄建立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1948年10月，陈诚去往台湾，年底即接到“台湾省主席”的任命。陈诚主政台湾期间，对稳定国民党在台统治作用甚大。

此时，摆在白崇禧眼前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冯葆初的部队。冯葆初因为不愿放弃梧州地盘，不得不向大本营投降。其人善于投机取巧，留之必为后患。他的兵力很多，装备精良，也不便贸然行事。白崇禧因此走访李济深，请他予以帮忙。李济深那时已接到大本营的指示，遇事相助，白崇禧得此保证，遂放胆进行。

一天晚上，部队部署就绪。黄绍竑特在梧州河面一艘花舫上设宴，说是为梧州军警督察处长兼第一师第二团团长邓演达饯行，并邀冯葆初及其他高级军官作陪。入夜，水碧灯红，笙歌盈年，冯葆初不疑有他，欣然赴会。黄绍竑原来打算羁留冯葆初到凌晨，然后动手，不幸事机不密，在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已接到密报，告辞离席。黄绍竑挽留不获，遂拔枪相向，要他解除武装。冯葆初毫不畏惧，向黄氏猛扑，意图夺他的手枪，两人遂滚在地上。幸邓演达率卫士及时将冯氏擒住。冯葆初既被擒，所部指挥无人，悉被解决。这一次，黄绍竑缴获步枪二千多支，大大地增强了所部的实力。

邓演达

蔡廷锴

邓演达（1895—1931），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北伐，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邓演达流亡欧洲，1930年回国。1931年积极筹划反蒋军事行动，8月19日，由于被出卖而遭逮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2月19日宋庆龄为抗议杀害邓演达在《申报》上发表《宋庆龄之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时期任第十一军新二十四师副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军长。1932年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两广边境司令。1940年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1946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解决冯葆初后，白崇禧次一计划是向西江内河推进。那时盘踞在平南、桂平一带的陆云高部，大有进窥梧州的企图。陆云高以前是广西第一师的旅长，其所部约有五六千人，白崇禧估计不能单靠自力取胜，必须取得李宗仁的援助才行。联系结果，李宗仁派其第二支队司令钟祖培来梧州商量联合作战计划。最后梧州方面溯江而上，郁林方面则由贵县沿江而下，彼此会师桂平。

计划既定，白崇禧指挥两个团乘轮在白马登陆，向平南进攻。夏威率两个团由藤县循陆路直趋大安墟，在那里渡江，与白崇禧会合，向平南搜集前进。白崇禧到平南后，侦知陆云高部全部集中江口，希图与白崇禧军作孤注一掷。白部乃乘其部署未定，急行强袭。陆部猝未及防，仓皇应战，不久即行溃败。此时李宗仁的部队已由贵县袭取桂平，陆云高进退失据，乃退入鹏化据险固守。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底，白崇禧指挥的部队与李宗仁军在鹏化会师，一鼓击溃了陆云高的主力，使梧州集团与郁林集团在西江上游联结在一起了。

李、白会师，正谋向内地推进。此时梧州忽传来军讯，说是驻粤的广西独立师长陈天太，以假道开赴南路（南路即广东的高雷钦廉四府）为名，将部队集中都城，已约自治军陈先觉部为内应，意在乘虚袭取梧州。白崇禧得报，急返梧州熟筹因应之方。

陈天太所部四五千人，久经训练，能征惯战，非黄绍竑的力量所能抵抗。陈天太派他的参谋长李澜柱到梧州商洽，白崇禧特在抚河花艇上设宴欢迎。并邀李澜柱相识的亲友作陪，准备宴会打麻将遣兴，目的在延宕时间。及酒至中巡，白崇禧就故意对李澜柱说，我还有一处应酬，暂时离席。其实，白崇禧离席后即乘汽艇上戎墟，换乘汽车去都城指挥部队对陈作战。乘其不意，攻其无备，是白崇禧此次指挥作战的指导思想，希图以寡敌众，战而胜之。

当时白崇禧的部署是这样：主力由黄绍竑统率防守中路，俞作柏担任左路，白崇禧担任右路。另请肇庆的李济深部伏击陈天太部的侧背，希以钳形之势攻其前，粤军蹑其后，一举而歼灭之。白崇禧沿西江而下，左路俞作柏迂回敌后，中路夏威部先与陈天太部接触，为陈部所败，战线仅赖黄绍竑的一营维持，情况危急万分。俞作柏因迂回，不能依时赶到，在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白崇禧率领打陆云高时所收编的蔡少平、黄超武两个营兼程抵达，因敌我相距甚近，阵前彼此肉搏战斗。陈天太举起手枪督战，与白崇禧相距不及百米，他面上的大麻子都被白氏看得一清二楚。白崇禧同蔡少平并肩前进，两人同时向陈天太开枪。一时间，硝烟弥漫，战况激烈。最后陈部卒被击溃，陈天太被俘。白崇禧对他慰问有加，并送他衣服和旅费，送他由都城去香港。

不料陈天太到香港后，即回广州向大本营控告黄绍竑、白崇禧，他有同盟会的刘玉山作后台，使孙中山先生赫然震怒，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日下令谴责西江将领的越轨行动。后来黄绍竑、白崇禧写了一个报告，说明陈天太企图夺取梧州的阴谋活动，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措置，因时机迫切，未及事前请示，敬请予处分。这一报告托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转呈孙先生，大本营迄不答复，看来已经得到谅解了。

白崇禧纵囚之举，余波未了。一九二四年冬，黄绍竑应陈济棠之邀，前往广州一游。此时孙中山先生已北上，由陈济棠陪黄绍竑去拜会大本营代帅胡汉民，当晚住广州东亚酒店二〇五号房。黄绍竑带有卫士六人，均久经战斗，富有经验。午夜，黄绍竑刚脱衣袜，准备上床。忽枪声大作，他的卫士长牛得才首先腿部中弹。其余卫士遂开枪抵抗。黄绍竑这时知为陈天太所暗算，故以走避为上策。他看到从后窗可以翻过先施公司后楼，遂能逃脱。后黄绍竑回梧州述及此事，白崇禧不禁感慨地说：“幸而你能够脱险，不然，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纵囚的大是大非真难判断也！”

解决陈天太部，广西讨贼军的实力增强了。以后，江口的陈先觉、彭如的张春如先后被收编或缴械。至此，黄绍竑当前的大敌只有两个，一是陆荣廷；一是沈鸿英。

三、先打陆荣廷，后打沈鸿英

李宗仁因黄绍竑一度受了沈鸿英的任命，最初总不免存着一些芥蒂，后经白崇禧居中疏通调处，不但前嫌尽释，而且在解决陆云高战役中，充分表现出患难与共的精神。

黄绍竑在取得梧州后，便树起了广西讨贼军的招牌；李宗仁在与白崇禧平南会师后，便将在郁林的指挥中心迁到桂平，以便与梧州进行联系。至此，李宗仁自称为定桂军总指挥，以示与梧州有别。

李宗仁统治的地区为郁林、北流、陆川、博白、兴业、贵县、桂平等七个县；黄绍竑统治的地区则为苍梧、藤县、容县、岑溪、平南、信都等六个县。他们各有其系统，各有其作风，但政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倒陆驱沈、统一广西，为两广统一奠定根基。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当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日——一月三十日，北京政府头目曹锟便任命陆荣廷为广西军务督办，这意味着陆荣廷东山再起，北京政府要利用他来颠覆广州革命政权。三月十日，孙先生令李济深主持的西江善后处移设梧州，以防陆荣廷东窥。

曹锟（1862—1938），直隶天津（今天津）人，字仲珊，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北洋五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与吴佩孚同为直系军阀首领。1923年，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五百九十名议员，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被囚禁。后直奉两系联合，获释，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1927年2月，北伐军将抵河南，曹窜回天津，长期作寓公。1938年5月17日，病死于天津英租界宅中。

陆荣廷再起后，立即派代表陈毅伯来晤李宗仁，说他要讨伐黄绍竑，任命李宗仁为前敌总指挥。陆荣廷的兴趣不在梧州，而在广州。李婉谢之，并向陆荣廷提出反建议：老帅再起伊始，最好先由南宁前往柳州桂林视察，安抚军民。陆荣廷果然中计，浩浩荡荡地带着几千人北上巡视，于是引起了陆沈之间战争。李宗仁和黄绍竑此时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原来沈鸿英在一九二一年粤军入桂讨陆时，曾经通电请陆下野。此次陆荣廷出巡桂林，沈鸿英特率部离开桂林到灵川驻扎，避免与陆氏会面。陆荣廷入城后，声称马济部已领到大批械弹，不日即可进驻桂林。此讯一经传出，沈鸿英忐忑不安，因为马济是沈鸿英的死对头，马如回桂林，沈将无容身之地。一念及此，即回师包围桂林，陆荣廷虽出击数次，迄未能突围，似有坐以待毙之势。陆荣廷一面檄调旧日所部前来解围，一面向湖南赵恒惕求援。赵氏遂派叶琪（1896—1935，陆军上将。1909年入广西陆军小学第2期，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是先后期同学。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北伐中屡建奇功。1934年参加“追剿”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4集团军总参谋长。1935年因所乘军马受惊坠地身亡。）、李品仙两旅前来，到黄沙河即按兵不动，即马济所部三团也只能进到兴安，以此桂林被围竟达三个月之久。

陆、沈以城为战，这是讨贼军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黄绍竑即派白崇禧为代表，去桂平劝说李宗仁参加讨贼，而拥李宗仁为首领。李宗仁对讨沈有决心，而对讨陆则表异议。李宗仁说：“沈鸿英为人反复无常，久为两广人民所共弃，对他大张挞伐，定可大快人心。至于陆荣廷，我对他实有诸多不忍。陆荣廷统治广西十年，虽无成绩，也无大过。民国成立以来，举国扰攘，唯广西局面稳定，完全靠他。所以广西人民，对陆还没有多大恶感。如果舍罪大恶极的沈鸿英不问，而向陆老帅兴问罪之师，心里实在不安。”白崇禧知道李宗仁做过陆荣廷的部下，他不同意讨陆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商讨多时，李宗仁也同意讨陆了。但先打陆荣廷还是先打沈鸿英，还要经过一番讨论。李宗仁主张先打沈，而白崇禧则主张先打陆。白崇禧说：“我所以主张先打陆荣廷，有下面三个理由：第一，陆荣廷主力现在桂林，南宁为广西政治中心，防务空虚，易于进攻；第二，陆荣廷与湖南赵恒惕勾结，而赵又得吴佩孚援助，我们应在其支援未到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三，先打沈鸿英，胜了，陆的势力还在，广西仍然不能统一；败了，则更不能打陆矣。我们当前的处境，好似楚汉相争的韩信。联陆则沈败，联沈则陆败。所以我坚持联弱攻强，避实击虚。”李宗仁坚持己见，讨论三日毫无结果。

在模范营当过副营长的黄旭初，现在做了李宗仁的参谋长。白崇禧以为兵贵神速，他对黄旭初说：“无论李旅长（那时李又挂着广西陆军第五旅旅长的称号）是否同意，我们讨贼军进取南宁，必须假道桂平。”李宗仁见无法推卸，遂决定与黄绍竑合作。采取先陆后沈的方针。并将这两支军队合编，定名为“广西定桂讨贼军”。两军合计约有一万人，而陆荣廷也有一万多人，所幸陆氏被困在桂林，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易于逐个击破。

一九二四年六月中旬，定桂讨贼军集中贵县，一路由李宗仁指挥，率李石愚、伍廷飏、夏威、蔡振云部，乘船溯江而上，直逼南宁。另一路由白崇禧指挥，率何武、钟祖培、俞作柏各部，自贵县出宾阳、上林一带，转向武鸣，最后往南宁会师。黄绍竑统率其余各部，留驻梧州，作为策应。两路军分水陆两路向南宁进击。六月二十五日，李宗仁兵不血刃即占领南宁，而白崇禧也在扫荡宾阳、上林、迁江之敌后，向左面武鸣迂回，在未遭到激烈抵抗之下，亦于是日会师南宁。陆荣廷、沈鸿英见南宁被占，遂实行媾和停战。

李宗仁、白崇禧占领南宁后，即在前广西督军谭浩明公馆举行宴会，邀请各将领参加。席间一致推举李宗仁为定桂军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这是事前商量好的，李宗仁说过，如果白崇禧不做参谋长，他就不当总指挥。宴会间的推举，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事后报请广州孙大元帅备案，也得到大本营的承认。

但是，凡事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平静的海面下面还是有暗流的。俞作柏心怀叵测，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的部队，取而代之。黄绍竑后来对白崇禧说出此事，白氏大以为荒谬，并对黄绍竑说：“洪、杨之失败，实非曾、左之功，乃太平天国内讧，自毁其事业耳！我不欲见失败的到来，愿先解职他往。”幸黄绍竑深明大义，保持了两军的团结。不日，黄氏约全军高干聚餐，席上他举杯祝酒说：“我原是李德邻（宗仁）部下，因为出兵梧州，权宜自树一帜，今既会师南宁，自宜乘机团结一致，以期统一指挥，进而完成统一广西的大业。今日我们乘陆沈相持，占领南宁，历史教训，足资借鉴。我们绝对不能重蹈陆沈互相争斗的覆辙。以后我们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要服从李总指挥，如有不服从李总指挥的，即等于不服从我一样，必为团体所共弃。”黄并且沥酒为誓，表示诚意。自此以后，这两支军队就团结得更加紧密了。

一九二四年八月初，白崇禧与李宗仁率兵进攻陆荣廷部属韩彩凤、韩彩龙昆仲所驻的柳州、庆远（宜山）一带。韩彩凤以能战出名，有“赵子龙”之称，他的主要防地在柳城县的上雷镇，韩彩龙则在庆远。沈鸿英原有一师兵力驻在柳州，该师师长杨祖德闻定桂讨贼军到达，即撤到雒容，意在观望。李宗仁于八月七日进驻柳州监视杨部，白崇禧则进攻韩彩凤部，两军在上雷镇相遇，韩彩凤见白崇禧只有三十一岁，夸言这些童子军不值一击（因白部都戴童子军帽），态度极为傲慢。接触后激战多日，未分胜负。白崇禧见韩部剽悍，难以力胜，决用智取。一日，白崇禧诈与杨祖德通电话，请他在约定时间配合白部进攻韩彩凤，而将电报线作长途电话线，故意让韩彩凤听到上面的通话，韩部逼于形势，分割上雷的兵力监视杨部。兵力一分，那就显得薄弱了。白部即集中兵力攻其一点，韩部终于溃败。白军克复前水镇时，获得韩彩凤部的大帅旗一面。白军乘胜进攻庆远韩彩龙部，未经激战，韩部即败。彩龙因足疾退走不及，遂服鸦片烟自杀。此役缴获枪械二千多支，并掳获了韩彩龙的灰白色骏马，士气大振。九月二十一日，陆荣廷以所部主力损失殆尽，再度宣告下野，讨陆军事至此完全结束。

陆荣廷下野后，他的残余势力，尽为沈鸿英所吸收，他的防地亦全为其所独占。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沈鸿英在柳州就建国桂军总司令职，随将所部兵力向贺县、柳州、蒙山三处集中。贺县一路由其子沈荣光指挥，进攻矛头指向梧州。柳州一路由邓瑞征、邓右文指向武宣进攻桂平。当时李宗仁、黄绍竑的所有军力，还不及沈鸿英的一半，估计很难孤军拒沈。白崇禧遂就商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请粤军第一师派兵增援。李济深慨然答应，派第一师第二旅协同作战，由陈济棠指挥其第二旅及夏威所部为右路军，向贺县八步之敌攻击；李宗仁、白崇禧则由梧州驰赴桂平，指挥中、左两路作战。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白崇禧在桂平接到谍报人员报告，知道沈部总指挥邓瑞征指挥邓右文沿柳江而下，以进袭武宣为目标，十分清楚。武宣是桂平的门户，而桂平又是邕梧交通的要道，所以武宣是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白崇禧即日率领钟祖培营乘火轮拖船，从桂平开动经一昼夜赶至武宣。另外，黄绍竑调他驻梧州的部队由吕焕炎统率自大潢江口经盖岭开到武宣应援。李宗仁驻桂平策应，随后跟进。

白崇禧到武宣的第二天，沈军邓右文部即漫山遍野而来，至少有一个师的兵力。白崇禧只有一营，人数悬殊，不敢作野战，只好闭城固守，待援反攻。敌方炮火很猛烈，白崇禧所住的文庙，也被炮弹击中。白天，白军还可以依靠坚固的城墙抵御敌人，到了晚上，他就要考虑到敌军有偷越城墙进攻的可能。对此，白崇禧只有动员团练和居民携带各类油脂，湿透棉花和纺织物，作为灯火用竹竿伸出城墙外面，照明有如白昼。敌见无隙可乘，终不敢攀登城墙进攻。坚持了两昼夜后，吕焕炎的部队赶到，白崇禧遂下令出击。通过内外夹攻，一鼓击溃了包围武宣的敌军，迫使邓右文退到二塘筑壕固守。

翌日，李宗仁率领的独立营到达新墟，与白崇禧取得联络，决定是日下午二时，向二塘之敌展开总攻击。双方冲锋肉搏，战斗激烈，李宗仁和白崇禧都亲冒炮火，在前线指挥作战。正当战争难解难分之际，李石愚从贵县带援军赶到二塘，威胁敌人的右翼。全军乘势猛攻，邓瑞征遂不支而败，退向黄冕、榴江、鹿寨。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李宗仁、白崇禧不战而进驻柳州。

此时，李宗仁重新部署，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统率驻在柳州的部队，进攻桂林。由柳州通往桂林的道路，以蓝马、里定一线最为险要。白崇禧估计沈鸿英必在这里驻有重兵，因而避实就虚，不通过这条要道，另走永福通往良丰的小路，沈军果然全不知道。等到白崇禧的部队到达良丰时，他们还在那里聚赌。一经发觉，就仓皇撤退。白崇禧率军抵将军桥，亲自侦察地势，布置炮兵阵地。沈军在前沿阵地架设着机关枪，白崇禧先命令发炮摧毁敌军的机关枪，双方就这样打起来了。白崇禧刚刚向前走出一步，就被敌方的机关枪弹击中腿骨，这是他在作战中第一次受伤。白军得炮兵的掩护，逐步向前推进，终于逼近桂林城。白军集中兵力攻击南门和西门，故意放松北门。到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沈鸿英即由北门向湖南零陵撤退。白崇禧于是日进驻桂林城。

白崇禧与陆荣廷悍将韩彩凤作战时，故意造成本部与沈军联盟的假象，以分散韩彩凤的兵力；这一次进攻桂林，又采用迂回包围的战略，使沈军在桂柳间的防线备而不能用。从这两次战例，可见白崇禧足智多谋，他亦因此而取得了“小诸葛”的称号。实际上这个“小诸葛”的称号是沈鸿英军中传出，因为沈军人数此时超过白部五六倍之多，但白崇禧却出奇制胜，终于打败了沈鸿英，这在战史上殊不多见。

一九二五年二月下旬，白崇禧与马佩璋女士结婚。在共度蜜月期间，忽接李宗仁电话，唐继尧（1882—1927，滇军军阀。1913年，继蔡锷任云南都督。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但又排挤孙中山，暗通北洋军阀。此后，屡次出兵川黔，企图称霸西南，自称“联帅”。1912年被顾品珍驱逐。次年又回滇复职，鼓吹“联省自治”。1927年初，被迫去职，不久病死。）所部唐继虞由贵州入桂，围攻柳州甚急。因此，白崇禧匆匆与爱妻握别，派侯仁松守桂林，白率夏威纵队与郭凤岗第一警卫团各部，兼程驰援柳州。唐继尧为什么派军进犯广西呢？说来有一段古。

四、奉送俘虏兵，“小诸葛”气走龙志舟

一九二三年春，孙中山先生回广州设大元帅府，续行大元帅职权时，曾任命唐继尧为副帅，但唐氏并未就职。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先生北上，留胡汉民主持大本营事务。唐继尧留心时局动态，知孙先生北上后患肝癌，势将不起，不禁食指大动，先派代表文俊逸为代表到南宁进行联络。文氏系白崇禧的保定军校三期同学，据他说明来意，唐继尧即出兵经桂入粤，执行大元帅职权。希望广西予以过境之便利。

唐继尧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委派上校参谋孙华佛去昆明报聘，向唐继尧申述广西这几年战乱频仍，人民颠沛流离，不能胜任大军过境的负担，请他不要经由广西前往广州。唐继尧说，此行系国家大事，大军启行在即，不容有所变更。还说要委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另送鸦片烟一百担作为广西军饷。唐继尧此时实行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

孙华佛回来报告说：“唐继尧设在昆明武华山的副元帅府，布置得富丽堂皇，大厅悬挂着黄色绫缎，俨如皇宫。唐继尧的侍卫皆官封少将，一切全凭唐氏个人的爱恶行事，全无制度可言。”

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获知唐继尧决心入桂后，一方面电告广州大本营，预筹对策，一方面又在军事上决定先解决沈鸿英，然后再回师对付唐继尧，以免有后顾之忧。广州接到上项报告，也认为情况严重。特派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率部援桂，阻止唐军东下。

唐继尧入桂的部队，分为两路，唐继虞（唐继尧之弟）为第一路总指挥，约三万人，由贵州指向柳州。龙云为第二路总指挥，约三万五千人，由百色龙州进攻南宁。那时广西大军均在桂北，抽调不及。特电南宁守军指挥伍廷飏，唐军逼近时即后撤，以期保守实力；同时从桂北调俞作柏驰援。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龙云的前锋部队乘虚进入南宁，即向宾阳挺进。伍廷飏退到黎塘后，与由桂北调来俞作柏取得联络，候命进止。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范石生部由广州开到梧州即向贵县前进，协同李宗仁、黄绍竑阻唐继尧由南宁东下。三月十一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范石生发表了讨唐通电，范石生过桂平时与李宗仁、黄绍竑研议南宁方面的作战计划，决定桂军担任右翼，范军担任左翼。李宗仁沿着贵宾大道向高田进逼，以克复昆仑关为目标，范军则自贵县过横县，经过棠墟向敌右侧迂回，以助桂军进攻昆仑关。李宗仁从三月十六日开始进攻昆仑关，血战了两昼夜，始把昆仑关拿下来。结果，卢汉部退入南宁，但龙云却善于防守，彼此相持很久。

龙云

龙云向唐继尧请兵增援，唐氏因此令乃弟继虞从三江、柳城进逼柳州，以图分散桂范两军围攻南宁的兵力。唐继虞入桂的三个军，以第一军吴学显所部战斗力较差，其余王洁修、张汝翼两军都是能征善战之师。黄绍竑因病回梧州休养，便急电白崇禧率部从湘桂边境赶回柳州，并电李宗仁将伍廷飏、钟祖培两部调柳，归白崇禧指挥，另外又电李石愚缩短防线，固守柳州待援。

龙云（1884—1962），彝族人，彝名纳吉乌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炎山乡人。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1949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7年龙云被划为“右派”，成为少数民族著名六大右派之首。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1980年6月平反昭雪。

卢汉（1895—1974），云南昭通人，彝族，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率部起义，和平解放云南，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历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二、三届常委，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常委。1974年在北京病逝。

白崇禧一离开桂林，沈鸿英之子沈荣光即率沈军回袭桂林。因侯仁林防守不力，桂林终于四月二日重入沈军手中。沈部入城，肆意掳掠，白崇禧及其岳父两家家属均受到沈军迫害。白崇禧夫人马佩璋住进德国医院，才幸免于难。白崇禧在进军柳州途中，接到桂林失守消息，但因柳州方面军情紧急，无法两头兼顾，只好继续南进。

白崇禧率部到中渡时，忽接到黄绍竑从东泉方面打来的电话，告知敌我形势。黄绍竑发现柳州吃紧，力疾从速，赶来柳州指挥。当他到埗时，李石愚已经中弹身亡，情势异常危急。当即指挥方从南宁方面调来的伍廷飏、钟祖培两部，以一小部连夜由柳江南岸绕到马厂附近渡河，向滇军吴学显部侧后进攻；其余主力于拂晓分两路突围而出，敌军猝不及防，纷向沙塘沙浦逃窜，企图与唐继虞带来的主力会合。此时唐继虞已过长安，向柳州前进。黄绍竑遂率所部到东泉，准备同白崇禧两面夹攻，将其消灭。

白崇禧在电话中，主张把他所部由中渡迂回到沙浦的后面，作大包围的态势。黄绍竑却反对这一作战方针，他说，唐继虞的兵力远胜于我，且我军久经作战，劳师袭远，采取迂回战术所冒风险很大。两人争持很久，最后白崇禧尊重黄绍竑的意见，以主力向沙浦前进，以一小部作小迂回，向沙浦后方配合正面攻击。

次日凌晨，黄绍竑即下令向沙浦攻击，战斗非常激烈。争夺白马山，五得五失。下午三时，白崇禧的先头部队夏威所率两个团，即加入右翼支援伍廷飏部，一举占领白马山，白崇禧攀登白马山头观察阵地，发现唐继虞部的交通完全依靠沙布的浮桥。他对夏威说：“如果能够破坏这座浮桥，敌人的命运就在我们掌握之中了。”于是下令炮兵向浮桥开炮，炮兵连长罗传英报告说：“我们只有五发炮弹了。”白崇禧说：“照我的命令办。”幸而第二炮便击中浮桥，把它毁了。钟祖培的左翼亦同时进攻，敌见前后左右均受威胁，而正面的攻击又非常猛烈，遂不支溃退。及至河边，浮桥正断，被逼下水，淹毙者甚多，缴械被俘的两千多人。这是在统一广西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守城的吕焕炎对白崇禧说，因城内形势危急，特卜卦问吉凶，得卜辞两句：“劝君不用忧强虏，白马将军一箭摧。”人们对后句皆不解其意。次日见白崇禧骑白马来到，众乃恍然。这匹白马是白崇禧从韩彩龙那里掳来的。白氏原有的黄马因追沈军折了前足故换白马。

四月六日，白崇禧将击溃唐继虞的战况电告李宗仁：

（衔略）长安方面之敌，被我军在沙浦围击，缴获步枪二千六百支，大炮三门，机关枪两挺，俘虏二千二百余名，溺水死者六七百人，其总指挥王洁修、旅长何世雄、团长何玉章均被溺毙。现唐继虞部所存部队只有警卫军千余人及由柳败溃之吴学显部千余人，合共沈鸿英部，最多不过四千余人。查沙浦敌我两军战斗时，沈鸿英率残部合吴学显部到太平，意欲前来沙浦增援，适沙浦之敌被我歼灭，遂连夜退窜大良、潭头一带。我军日内即向长安才面攻击前进，扫清残敌。已经电令桂林徐司令启明率领所部前来古化方面协同梁华山、曾军伟司令袭击滇军后方，以期一网打尽。滇军辎重烟土三百余担均在长安，无路可逃。夺获甚易。白崇禧叩鱼。

唐继虞既败，白崇禧特从俘虏中选出精干士兵百余人，由一官长率领，拿着白崇禧的名片从柳州去南宁见滇军第二路总指挥龙云，名片上写着：“志舟总指挥：南宁鏖战多日，损失必多，特送上云南子弟以资补充。”白崇禧并不是开龙氏的玩笑，实欲打击他的士气。但龙志舟（龙云）很顽强，直到七月二十二日，因有见所部士兵一吃黄瓜就病死，再不能维持下去了，才自动撤出南宁，退返云南。依照白崇禧的原定计划，要桂军与范石生部切实合作，断龙云归路。惜俞作柏私心自用，在前进途中赶往龙州抢取滇军存在那里的烟土，破坏了整个的追击计划，否则龙云几难有生还之望。

滇军退回云南后，广西终于完成了统一的局面。

第三章 当北伐军的参谋长

一、梧州会谈后，赴穗商两广统一问题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派谭延闿、汪兆铭到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会晤，商两广统一问题。白崇禧参加了梧州会谈。

汪兆铭即汪精卫，那时以一身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声势煊赫，不可一世。谭延闿是中央常委、国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中央派他们到梧州移尊就教，充分表明对统一后的广西极其重视。

那时正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二届一中全会于一月二十二日推汪兆铭、蒋中正、谭延闿、谭平山、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1897—1956，黄埔军校政治部英文秘书兼教官。1948年5月，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后出任驻澳大利亚大使。1956年病逝于澳大利亚。）、杨匏安（1896—1931，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中国党团书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等职。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1931年被捕被害于龙华，享年36岁。）九人为常务委员。其中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三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足以证明，孙中山自去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后，国共合作的政策还是不变。

汪精卫（1883—1944），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禹。名兆铭，字季新。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拥袁窃国。袁世凯失败后，投奔孙中山。1925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以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外交部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一贯主张对日本妥协。后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底，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1944年死于日本。

汪精卫书法

汪精卫

陈公博（1890—1946），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行列，以“左派”自诩。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合流，是蒋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

汪兆铭、谭延闿乘坐的是江防兵舰，白崇禧特乘专轮到都城江面迎接。当兵舰入口时，岸上排列着许多行列欢迎群众，充分显示出活跃热烈的气氛。这一个欢迎，也是梧州前所未有的盛大场面。

这一次梧州会谈，汪兆铭、谭延闿对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介绍了这半年来广州方面的军事政治情况，主要的有下面几个重要阶段：

一、去年六月中，以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结束①，特召开全体会议，决议：（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二）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三）建国军及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四）整理军政财政。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汪兆铭、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1882—1947，1905 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6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1924 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1947年在南京病死。）、徐谦（1872—1940，现代著名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民国政要。1921年，任孙中山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还曾任国民党北京分部主任。1940年病逝于香港。徐谦一生为中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竭心尽力，贡献颇大。）、林森、廖仲恺、戴传贤、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为国民政府委员。以汪兆铭为国民政府主席。

二、七月三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汪兆铭、蒋中正、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八人为委员，汪兆铭为主席。军事委员会为统辖各部队的最高机关。

三、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刺，创重逝世，即日中央国府召开联席会议，推汪兆铭、蒋中正、许崇智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调查、缉凶及善后的全权。九月下旬，许崇智、胡汉民以对廖案负有责任，分别被遣送赴沪及派往苏联考察。

① 国民党以杨希闵、刘震寰与唐继尧勾结，特下令讨伐。

戴传贤（季陶）

戴传贤（季陶）书法

四、八月二十六日，军事委员会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党军改为第一军，蒋中正任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福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1874—1952，粤军将领，曾任粤军第三、第五军军长。早期从事绿林生涯，被举为“大佬”。1949年，李全家迁往香港。1952年，卒于香港。）任军长。十一月，军委会又任程潜为第六军军长。现在广东有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军政已告统一。中央方面希望广西部队亦编入国民革命军建制。

戴传贤（季陶）（1891—1949），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去日本留学，1912年后任孙中山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6年随孙中山回国。次年由上海去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其后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1924年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部长等职。1928年后，戴季陶任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总司令部政训部长等职，曾多次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并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制造舆论。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他看到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对前途感到绝望，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

汪精卫和谭延闿对最近这几个月广西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合作，表示满意。他们两人概述了去年八月初广西依照国民政府裁撤总指挥部，暂以广西全省绥靖处管理军民财政事的命令。十月，广西派白崇禧率军截击入湘川军。十二月，又配合东征军事行动，派胡宗铎（1892—1962，桂系早期的骨干将领。1928年5月1日杀害共产党员向警予于汉口。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由桂边深入钦雷截击邓本殷叛军，这一切都干得很好。现在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两广的军政与财政的统一，希望广西派人到广州去进行商谈。

李宗仁表示，白崇禧是我们的参谋长，由他去广州详商最为合适。李宗仁跟着介绍赵恒惕的代表叶琪同汪、谭两人晤面，此事曾经征得叶琪的同意，其目的是要通过叶琪的联系，策动湖南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起来反赵，以加速出师北伐的进程。

唐生智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信佛后法名法智，号曼德。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陆军一级上将。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诸战役。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前敌总指挥、湖南省主席等职。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1930年组织护党救国军，任总司令。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委。九一八事变后，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并任训练总监。1937年任南京卫戍司令，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在南京长期闲居。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70年病逝。

叶琪，字翠微，广西容县人，与白崇禧为保定军校三期的同学，系于湖南的第二师刘铏部当旅长。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间，湖南省长赵恒惕派他做代表，前往劝说李宗仁，要他与湖南联盟，实行联省自治，而湖南则以帮助李宗仁向广东发展为条件。

叶琪，此来除带了赵恒惕省长的函件外，还有湘军其他师长“四校同学”唐生智、贺耀祖等人的信。据叶琪说，在唐生智的第四师里，还有广西同乡李品仙、廖磊（1891—1939，新桂系高级将领，陆军上将。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军长。蒋桂战争时辞职去香港。1929年后回广西投新桂系反蒋，任“护党救国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第七军军长。多次参加围剿红军的战斗。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安徽省主席。1939年10月23日因脑溢血逝世于安徽。）两位。辛亥革命后，赵恒惕在广西北伐军当统领，所以有些保定同学被他吸收到湖南去。

李宗仁说，联省自治，实际上是助长地方割据，并且粤桂相争，必重蹈陆荣廷的覆辙，这是万万干不得的。一年来两广合作得很好，广东帮助广西击沈驱唐，而广西也派兵入南路合击邓本殷部。最重要的一点是广东乃孙中山先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以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实行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已经许身革命，不能违反时代潮流，再开倒车。李宗仁乘机促叶琪参加革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李宗仁问：“你看湖南有谁可以参加革命？唐孟潇如何？”

叶琪若有所悟地说：“唐胡子倒很有野心！”

李宗仁说：“有野心就得啦！我们一定要把他拉入我们的革命阵营。”

这样叶琪就由白崇禧带来同汪精卫、谭延闿见面。汪精卫说：“白参谋长去广州时，最好把叶先生带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联络唐生智的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商讨。”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白崇禧偕叶琪到广州。广州方面对叶琪愿策动参加革命深感兴奋，于是决定通过新闻媒介，透露叶是唐生智的代表，目的在促赵对唐心怀疑忌，也逼唐走上梁山，实一石两鸟之计。二月十八日，广州报纸发表消息：唐生智密派代表到广州，与国民政府接洽。消息一出，港沪报纸竞相转载。自此引起赵唐之间的矛盾，而唐生智也被迫派刘文岛到广州，对参加革命问题作进一步的洽商。

关于两广统一问题，白崇禧于二月十九日致电李宗仁、黄绍竑，报告在粤接洽经过。电云：

吾省军政前途，今后亟须走上革命轨道，前电经已略陈，谅为钧座所明悉。欲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熔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政治关系国内，抑亦关系全国，自成系统，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对于士兵生活问题，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结果亦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境，将来必为革命之阻碍，而国家之命运亦必因而停滞。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受节制，财政受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辙，由中央统筹规划，互相调剂。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因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接济方面，亦已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早具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定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的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大小，目光在粤省，不似统一全国机关，于将来革命政府之发展，诸多妨碍。已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官长，以图节省电报来往时间起见，由汪先生动议，组织一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次再及其他方面。决议案由禧带回南宁，交两公核定，而后由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作出决议，交国民政府执行。二十三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请速电示为祷！白崇禧叩皓印。

白崇禧在上电中，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他把两广统一的问题同时向汪兆铭、蒋介石、谭延闿提出，这说明他一到广州，就同蒋介石拉上关系了。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该委员会拟订的《两广统一案》，包括下列三点：

一、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

二、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三、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监督。

此一方案，于三月十五日由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随后逐步推行。白崇禧对于他促成两广统一，颇感到自豪。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我以全权代表在广州时，国民政府因感于未有帮助广西统一的工作，不便以命令加诸广西。我为革命前途着想，希望广西加入革命行列，以为其他各省的示范。故自动提议两广统一。此项提议不独粤方同志深表赞同，而亦为李、黄两人所接受。两广统一在国民革命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北伐军能统一全国，悉赖以两广统一为基础。”

二、劝唐生智参加革命行列

策动唐生智参加革命一举，是由于赵恒惕派叶琪去广西做说客引起的。湖南省长赵恒惕在辛亥革命时是广西北伐军的统领，与李宗仁、黄绍竑曾有一段历史渊源。

赵恒惕所部兵力有四个师：第一师长贺耀祖驻湘西，第二师长刘铏驻长沙，第三师长叶开鑫（1885—1937，同盟会会员。1931年6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参、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7年回乡。同年12月15日病逝。）驻长沙到岳州一带，第四师长唐生智驻衡阳。要在湘军将领中争取参加革命的理想人物，以唐生智为最合标准。第一，因为他具有政治野心，不以做区区师长为满足；第二，因为他所部驻在湘南，易于与两广建立密切的联系；第三，赵唐之间有矛盾，赵省长要把衡阳附近的水口山锌矿收归省办，使这种矛盾更加激化。因此，白崇禧带叶琪到广州以后，除致力于两广统一工作外，便以通过叶琪争取唐生智响应革命为其中心任务。

通过叶琪的穿针引线，唐生智表示他可以出兵驱赵，但要求两广予以积极的支援。白崇禧得到李宗仁的授权，答复在必要时，派最得力的钟祖培旅从全州出黄沙河，作为唐生智的后盾。唐生智的挚友兼恩师蒋百里（蒋方震），在吴佩孚那里当总参谋长，唐又联络蒋百里，在吴佩孚面前善为说辞，在唐北上，驱赵时，不要作左右袒。吴佩孚那时雄视中原，也要扩充势力，把唐收到自己名下，居然允如所请，这是赵恒惕万万料想不到的。因为赵所标榜“联省自治”的主张，固得自吴佩孚的发踪指示也。

蒋百里（1882—1938），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1937年初出版）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白崇禧、毛泽东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有蒋百里的影子。

二月二十四日，赵恒惕为唐生智所逼，离开长沙去汉口，向吴佩孚求援，但吴态度游移，赵大惊异。二月二十八日，唐生智通过叶琪的设计，诱杀第二师长刘铏，随即引兵北上。三月十一日赵恒惕无法安于其位，向省议会辞职，任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理省长。随即离湘赴沪，叶开鑫部集中岳州，向吴佩孚乞援。三月十七日，唐生智入长沙，声明不就代理省长。同时急电广州国民政府，请予有力支援。

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据说是海军军官学校校长欧阳格打电话给中山舰舰长李芝龙（共产党员），蒋校长要他把中山舰开到黄埔去，李照办了。可是事后蒋不认账，反说李芝龙违令，图谋叛变。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下令宣布广州戒严，扣押了李芝龙和许多共产党员，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事前竟未闻知，汪认为蒋介石此举是对他夺权，从此称病不视事。

“中山舰事件”打击了共产党，挤走了汪精卫。蒋介石取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随即派白崇禧、陈铭枢去长沙，代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对唐生智表示积极的支持。三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到长沙后，唐生智始宣布就代理湖南省长职，即派兵进攻叶开鑫部。并诱捕第二师刘铏部的旅长刘重威、唐希拤，将其部队包围缴械，以第一师师长贺耀祖任湘西督办。

当时唐生智还有许多顾虑，特对白崇禧提出了下列三点要求：

一、如果吴佩孚支持叶开鑫南下，国民政府是否能够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支援？

二、谭延闿、程潜都同他打过仗，国民政府能否保证他们将来不会采取报复手段？

三、如果国民革命军北伐，希望第二、第六两军从广东出江西，不要经过长沙。

白崇禧告诉唐生智，如果他表明态度，拥护国民政府，政府自会支持他抵抗吴佩孚。国民革命军北伐计划，将采取先鄂后赣的方针，这就是先要打击吴佩孚，暂时放过孙传芳。第二、第六两军的任务是要监视孙的活动，不会进入湖南。唐得白的保证，始释疑虑，愿意参加革命。但是白的保证就受到挑战了。

唐生智拥有湖南，这是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到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旬，叶开鑫得到吴佩孚的大力援助，从鄂南进攻岳州，同时联络湘西贺耀祖，一致讨唐。湖南战事重开，吴佩孚任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派兵支持叶开鑫南下，四月二十四日，吴部孙敬业攻入长沙，唐生智退守衡阳，连电向白崇禧告急。

白崇禧将唐生智所处的险境转报蒋介石，蒋自四月十六日已由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应当理正言顺地采取有效步骤来支援唐氏。但蒋介石当时的兴趣并不在此，他正与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谭延闿紧密合作，企图在中央拥有更大的权力。

白崇禧看到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得不转与李宗仁商量。说他对唐生智有过随时支援的诺言，现唐退守衡阳宝庆一带，情势危急，可否请派驻桂北的部队就近驰援。李接到白崇禧电文，即调钟祖培旅的尹承纲团首先出黄沙河，尹团的王赞斌（1889—1976，1936年被授予国民党陆军中将衔。1937年任第一七四师师长。1948年5月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1949年赴台湾。）营于五月中旬加入唐生智部作战，到五月二十八日，钟祖培又亲率周祖晃团开到衡阳增援。唐生智部见广西部队来援，士气复振，才稳固了阵脚，以待北伐大军的到来。

孙传芳（1885—1935），1908年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1912年后，追随王占元。1923年，孙传芳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9月，曹锟政府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授恪威上将军勋位。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誓师北伐，经多次战役后，孙传芳势力急转直下，一蹶不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全家迁至天津英租界居住，皈依佛门。1935年11月13日午后，被孙传芳俘虏后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于佛教居士林。

三、对白崇禧出任参谋长的商磋

为了实施三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的《两广统一案》， 三月二十四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本来在商谈统一案时，白崇禧对汪兆铭、蒋介石和谭延闿说，广西现有两个军的实力，要求编为两个军。汪精卫说，广东现有六个军的番号，第八军准备留给唐生智，广西全省军队就编为第七军吧。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第七军于五月中已派出部队支援唐生智，但军费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李宗仁鉴于此问题有待商磋，特于五月七日赴粤与中央有关部门接洽。李宗仁乘舰抵广州长堤天字码头时，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和广西驻穗代表白崇禧的欢迎。李济深接他到广西会馆第四军军部休息。当晚，任潮（李济深）便在军部设宴为李宗仁洗尘。

饭后，李济深、白崇禧向李宗仁汇报广州中枢党政情况。据李济深所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事实上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正准备在五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员在中央任部长的职务一律免去，这就是说中央党部的部长一律由国民党员担任。蒋介石还准备推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白崇禧补充说，关于援助唐生智和出师北伐问题，恐怕稍后才能提出。

五月十一日，李宗仁由白崇禧陪同去黄埔拜会蒋介石，这是李宗仁第一次与蒋氏会面。李说明此次来粤，是请求中央早定北伐大计。但蒋介石在谈话中，认定当前急务是健全中央领导体制，北伐问题关系重大，容后从长计议。这对李宗仁来说，无异泼了他一头的冷水。

一天，白崇禧在广州颐养园与李宗仁聊天，白崇禧说：“你对蒋先生的印象如何？”

“我对他的印象一是过于严肃，二是劲气内敛，三是狠。古人有句话：‘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容易！”李宗仁说。

“你对他看得很深刻，我对你的看法有同感。”白崇禧说。

由于李宗仁的坚持和得到李济深的声援，结果在五月二十二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接受海内外请愿即行北伐。

李宗仁和白崇禧再去访蒋介石，以第七军入湘师行在途，不能没有军费。五月二十九日，蒋介石才在军事委员会开会时，主张先拨广西军费二十万元，以为出发援湘的开支。

张静江

张静江（1876—1950），“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旋辞职让位于蒋介石，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佛名智杰。抗战爆发后，出国游历，死于纽约。

从六月一日起，蒋介石对中央党政机构的控制日益加强，首先中央常会通过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其后，他又提出补张静江、宋子文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这表明党和军事都由他一把抓了。

六月三日，由张静江、谭延闿出面，劝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蒋氏故意谦辞，推谭延闿出任。谭延闿说，总司令应由军事委员会出任，以一事权。谭氏来找李济深、李宗仁共同劝进，此事遂成定局。六月四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此行出师北伐，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

六月五日，蒋介石召开干部会议，商讨组织总司令部，内定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由于李济深留守广州，所以要由白崇禧代行总参谋长职权。白崇禧以责任重大，不敢接受，蒋介石态度诚恳，坚辞不获。最后，白崇禧要求蒋氏去同李宗仁商量。

一天，蒋介石来访李宗仁，征求他关于北伐军参谋长人选的意见。

李宗仁反问蒋介石：“你心目中认为什么人较为适当呢？”

蒋介石说：“我正为这件事来问你，我看白健生比较适宜。”

李宗仁说：“健生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

蒋介石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白崇禧事后揣测，蒋介石要他担任参谋长的原因，不外下列两点：第一，他是保定军校出身的，而当时各军师长多是保定军校学生，比较易于加强统帅部和各部队之间的联系；第二，在统一广西各战役中，他有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可以运用自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十四日，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任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十六日，军事委员会作出决议，李济深总参谋长坐镇广州，由副参谋长白崇禧随军出发，代行总参谋长职权。

四、先鄂后赣的北伐战争

北伐军最早进入湖南的是第七军。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八日，蒋介石送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出发，至石围塘方返。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令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统率所部暨叶挺独立团自韶关出发援湘。在此以前，唐生智已于六月二日在衡阳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职。七月六日唐生智军会同四、七两军分四路进兵攻击叶开鑫，叶军纷纷溃退。七月十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第八军克复长沙，叶开鑫退往岳州。

七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出发北伐，在黄沙登车首途，午后到达韶关，二十九日抵乐昌城。八月九日到衡阳，十一日夜十时抵株洲，唐生智在江岸迎候，凌晨三时入长沙。八月十二日晚八时蒋介石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参加的有：白崇禧、李宗仁、唐生智、陈可钰等，会上决定采纳李宗仁、唐生智两军长的意见，以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担任北伐军的正面作战，从湖南进攻武昌；以第二、第三、第六三个军为右翼，在赣湘边界监视孙传芳；以第九彭汉章第十王天培（1888—1927，国民革命军著名将领，北伐名将之一。参加武昌起义，后屡立战功，1926年誓师北伐，被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兼左翼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兵败徐州，为了开脱自己，将责任推给了王天培并于1927年9月2日凌晨将王天培秘密杀害于杭州西湖。是年，王天培39岁。）两军为左翼军，集中常德，指向鄂西。

由湖南进攻武汉的第四、第七、第八军为中央军，八月十八日晚下总攻击令，十九日，唐生智所部第八军攻汨罗江，李宗仁指挥第四、第七两军攻平江。激战结果，吴佩孚军余荫堂先溃，董政国、陆沄两部亦覆没，残部向汨罗江北岸溃退。第七军向羊楼司追击。

第七军经崇阳、蒲圻前进。因天雨路滑，行军困难，于八月二十六日才到蒲圻，得悉第四军正在汀泗桥与敌激战，李宗仁急令胡宗铎率第二路驰援，到李湾时知敌已溃逃。汀泗桥本为天险，第四军血战两日即攻陷，从此遂享有“铁军”之名。

吴佩孚在南口战胜冯玉祥后，即亲自南下督战，刚到汉口，闻汀泗桥已失，即率卫队团、军官团、刘玉春第八师、张占鳌第十二混成旅，并收容陈嘉漠、马济等残部扼守贺胜桥，阻北伐军前进。

八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到蒲圻，召集唐生智、李宗仁和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举行会议，决定我应乘胜前进，并以第八军何键（1887—1956，1929年南京政府任命何键为湖南省代理省主席。1937年蒋介石把何键调任内政部长，从此结束了何键统治湖南九年的历史。抗日战争胜利后，何键因病辞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此后长期在衡山南岳休养。1956年在台北去世。）、夏斗寅（1886—1951，湖北麻城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率部参加辛亥革命。1926年，随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1932年，被任命为湖北省主席、陆军上将。1945年抗战胜利后，夏斗寅拒绝蒋介石的邀请，退出军界，经营农场及煤矿。1949年在武汉参加和平运动，签名迎接解放军进城，任武汉治安委员会委员。1950年自武汉潜逃至香港，在六国饭店以观星相为业。1951年6月23日在香港病逝。）两师从金口渡江进袭汉阳、汉口，使吴佩孚分兵兼顾，以利于中央军主力进围武昌城。

王天培

八月三十日，第四军经整天的血战，攻克贺胜桥。吴佩孚乘装甲车督战，曾手刃后退的团营长数人，然而终于无法挽救败亡，只有率残部退守武昌。以刘玉春为守城司令。此时吴唯一的希望，是促孙传芳从江西斜出平江、通城，以解武昌之围。他本人却逃到汉口去了。

九月四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到武昌南湖，商攻城计划，委李宗仁为攻城总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制订攻城详细计划。但按计划实施后，毫无进展，因敌人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乃改用封锁方法，使敌弹尽粮绝，然后进攻。

当北伐军进围武昌的时候，孙传芳即在江西发动，以一部溯江西上，进犯鄂城，以解武昌之围；以一部由阳新、大冶斜出汀泗桥，以断革命军的后路。针对此一形势，蒋介石于九月十日令李宗仁率第七军开赴大冶袭击陈调元（1886—1943，北洋时期军阀，后投奔北伐军，曾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安徽省主席。与红军交战兵败，失去兵权。抗战爆发，陈调元担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1943年12月，陈调元因喉癌医治无效在重庆病逝。国民政府追晋陈调元为陆军一级上将。）、马登瀛部，并相机进攻赣北。九月十七日，蒋介石自率第一军第二师刘峙（1892—1971，民国江西五上将之一，素有北伐中的“福将”、中原大战中的“常胜将军”、抗战中的“长腿将军”和解放战争中的“败将”之称。1930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39年任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1945年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1948年任徐州“剿总”总司令，1953年去台湾。）部离鄂赴赣督师， 武昌攻城司令以陈可钰继任。十月十日，第四军第十师由保安门，第十二师由通湘门入城，擒获刘玉春。陈嘉漠为唐生智的第八军俘获，先鄂后赣的作战，至此告一段落。

蒋介石偕白崇禧于九月十七日离鄂转长沙入赣督师。十九日，到萍乡。二十二日，到宣风市。二十五日，到分宜。白崇禧将这几天对赣进攻的战况向蒋介石汇报，蒋氏聆悉南昌得而复失，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部损失重大，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第一军第一师于九月十三日克铜鼓后，即前进到大段与第六军会合。第六军于十六日克同安，到十八日再与第三军合力攻高安。十九日，第六军第十九师攻克南昌。九月二十三日，孙传芳以邓如琢、郑俊彦的优势兵力反攻，王柏龄的第一师首当其冲，全师尽没，连累到第六军也受挫折，以致南昌又入敌人手中。

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五日电李宗仁，着李宗仁自兴国袭九江，断孙传芳归路。李部即日向瑞昌前进。二十七日，到洋港。二十八日，钟祖培旅先行，午前十一时，先头部队到石里头附近，与谢鸿勋的第十四团发生激战，到下午三时将敌击溃。据俘虏口供，谢鸿勋的主力在箬溪。

九月二十九日，李宗仁令第二路胡宗铎向箬溪前进，他本人自率第一路夏威部当晚绕到箬溪侧后马脊山。三十日拂晓，两路军分攻合击，使敌腹背受敌。当日下午三时，将敌全部击溃，毙敌旅长庞广荫，主将谢鸿勋受伤赴沪就医不治毙命。

李宗仁在箬溪大胜后，决心进攻南海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德安。经过十月三日的竟日苦战，终将敌击溃。下面是李宗仁于四日向蒋介石电告此段的战斗经过：

江（三日）晨宗仁部开始向德安运动，九时行抵距德安十里，即与敌遇；敌以四旅之众顽强抵抗，并向我右翼包围，经我痛击，始将敌拒止。激战至下午五时，敌我短兵相接，肉搏逾一小时之久，敌乃不支，纷纷溃退。此役我第九团团长陆受祺阵亡，官兵伤亡一千余人。敌军死伤亦千余人，尚有溺水死者数百人。计夺获敌人营炮七门，水机关枪八挺，步枪千余支，俘虏千余人，残敌大部向九江溃退。

十月四日，李宗仁探悉：瑞昌方面有敌向德安急进，白槎亦有敌军似欲切七军归路。为求迅速脱离敌人包围，决定于十月七日将全军撤回箬溪。

李宗仁回驻箬溪的第二天，即十月八日，才与第一军、第六军取得联络。并接到程潜军长通报：蒋总司令接到第七军进攻德安的报告后，一、已令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由严汤山渡修水到建昌，与第七军切实联络；二、蒋总司令已督率第三军及第一军第二师反攻南昌。

十月十一日半夜，李宗仁得报知陈调元部万余人已到王家铺，有向箬溪挺进模样，遂决定先破王家铺之敌，以免有后顾之忧。十月十三日开始，第七军经过两天一夜的苦战，始将陈调元所部第二军刘凤图、第三军毕化东各三团，另骑兵一团击溃。七军亦伤亡重大，未能跟踪追击。

十月十四日，程潜与李宗仁在桂堂举行会议，决定第六、第七两军于十八日反攻德安。适接蒋介石来电：各军应暂行休整，俟增援部队到来，再攻南海路之敌。

估计增援部队在十月底前到达。

不久，白崇禧衔蒋介石命，携带《肃清江西作战计划》到箬溪来，李宗仁知白氏此行关系重大，特派参谋黄远镇带兵一排到半路接他。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这一次来到前线，还负有协调各军作战行动的任务。”

依照白崇禧带来的作战计划，指定朱培德指挥右翼军，程潜指挥中央军，李宗仁指挥左翼军，各军于十一月一日对南浔路之敌开始总攻击。

李宗仁所统率的左翼军，包括第四军张发奎师，其目的在截断南浔铁路。李宗仁以张发奎师攻击德安敌人的右侧背，第七军进攻德安正面之敌，不料驻德安敌军仅陈光祖部三千人，接触仅四小时即弃城向东南溃退。十月二日午后，张发奎师向马回岭协助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击敌。

张发奎、贺耀祖两师，于二日攻到马回岭车站，当时敌军为颜景宗、上官云相（1895—1969，在蒋介石发动的数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部总参议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时参与制造“皖南事变”。国民政府第一次授衔陆军中将，后晋升上将。1949年初去台湾，1969年在台北病逝。）、马登瀛等三个混成旅。三日晨，张贺两师击破敌人，追击到黄老门，停止待命。

马回岭既下，九江之周凤歧（1879—1938，历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浙江警备司令部总参议、浙军第一师师长。后因受蒋介石排挤，参与反蒋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汉奸活动。1938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死。）不战而退往浙江。第四、第七两军遂乘虚而占领九江。克复九江的战果，鼓舞了第二、第三、第六各军的士气，继续向南昌反攻。敌将唐福山守南昌，革命军久攻不下，敌援随时可到，蒋介石对此形势，深感焦虑。

白崇禧判断敌人必不甘心于失败，一定会大举反攻，于是在米街准备船只、浮桥，撤退围攻南昌的部队，全力肃清南浔铁路的琉璃车站，以孤立南昌。蒋介石要白崇禧指挥第六、第七两军部分兵力，夜袭琉璃车站。白崇禧以为晚上黑漆一团，敌我不分，不如等到次日拂晓进攻为宜。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万寿宫方面的郑俊彦因失利率领三个军的兵力退到马口。蒋介石派白崇禧为追击司令，率领第七军陶钧（1892—1974，民国桂系集团重要成员。抗战爆发后，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中将参议主任和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寓居上海。1949年携眷去台湾，居高雄多年，积极发起筹建湖北同乡会，并首任理事长。）的一旅，第二军第六师，第三军第七、第八两师，星夜追击。此时，第十四军赖世璜（1889—1927，民国江西小军阀，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第一次粤桂战争、第二次粤桂战争、北伐战争，官至国民革命军第14军军长。）部也从赣南调到赣北，因事先未有联络，黑夜与刘士毅的一师遭遇，遂发生激战，后来白崇禧审视俘虏，发现他们身上系有用以联络的红白色衣带，才知是自己的部队。白崇禧当命令刘士毅：连夜绕过马口，毁掉敌人通往余干的浮桥。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是一个在北伐史上值得记忆的日子。白崇禧率陶钧旅于是日上午十时与敌在马口墟附近激战四小时，郑俊彦见大势不妙，只身而走。所部三个军因浮桥被刘士毅部所毁，后无退路，前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来接洽投降。

那时白崇禧只有三十三岁，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什么也不怕。他由军使陪同，亲到敌营视察。孙传芳部的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1886—1924，北洋直系官员，曹锟亲信。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被捕。1924年12月15日，京师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下令将其绑赴天桥执行枪决。）、杨赓和见白崇禧突然来到，咸表惊异，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他们请求不要解除武装，白崇禧对他们说明天下大势后，准许他们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海路回到孙传芳处。其部队则归白崇禧指挥、统率。他们三人大喜过望，说想不到得如此宽大处理。

白崇禧将上面处理经过电告在庐山的蒋介石，蒋复电大不为然，谓“如此处置无异资敌”。着将此三人逮捕送到汉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白崇禧只好遵命办理。

其时，适总政治部派工作人员金佛庄到南京进行地下活动，被孙传芳部下捉去枪毙了。蒋介石闻后十分生气，一面打电报给邓演达，令其于三个军长中挑出二个枪毙；一面打电报给孙传芳说：“我已枪毙你的两个军长，如你尚迫害我工作人员，你应知道尚有数万部下在我手中。”

后来白崇禧到九江，最初还不知道蒋介石生了这样大的气。还是蒋氏的机要秘书潘宜之（1893—1945，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1927年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历任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交通部常务次长、行政院参事等。1945年9月9日在昆明逝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白崇禧立刻去见蒋介石，重申他的主张说：“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我们要使敌人感恩戴德。孙传芳杀金佛庄，指他是谍报人员。我们如杀孙的俘虏，恐怕要受到‘吴起坑降卒’的批评！”此时，蒋介石虽有余怒，唯只得愤愤地说：“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邓演达接蒋氏电报后，即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不久，陈调元参加革命，被委为第三十七军军长。白崇禧在陈调元处见到李彦青，李氏跪下来对白崇禧说：“谢你救命之恩！”白崇禧不禁对自己道：“这是邓演达选不到你，与我毫无关系。”

我第二军亦于十一月七日占领南昌城，孙传芳入赣部队，丧失无余，于七日悄然乘舰去南京，革命军对江西的作战，至此胜利结束。

第四章 进军上海的前前后后

一、白崇禧攻浙沪前夕的军事形势

革命军克复武汉，打败了吴佩孚。进兵赣北打败了孙传芳。此时雄视关外的张作霖，认为应该轮到他来遏制北伐军的进展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张作霖从奉天（今沈阳）到天津。十三日，在天津召开干部会议，张宗昌、褚玉朴和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均列席。会上讨论了联合抗拒北伐军的问题。十九日，孙传芳微服到天津，向张作霖求援。本来孙传芳与奉军有夙怨，但而今难到临头，不得不释嫌结好。

十二月一日，张作霖在天津就安国军总司令职，即任孙传芳、张宗昌为副总司令。十二月四日，孙传芳回到南京，即就安国军副司令职，仍兼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安国军进攻革命军的第一步计划是：催促吴佩孚由河南反攻湖北，孙传芳由浙江反攻江西。另以奉军入河南支援吴佩孚，张宗昌的直鲁军接防苏皖北部。

张作霖（1875—1928），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字雨亭。土匪出身，奉系军阀。1916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1924年打败直系军阀后，控制北洋军阀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次年4月，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6月，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退回东北。后与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1926年乘火车经过皇姑屯（今属沈阳）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

张宗昌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宗昌、孙传芳、陈调元在南京开会，决定以陈调元负责安徽沿江防务，孙传芳以全力对浙江，直鲁军由皖北进军作战，会上张宗昌提出，以沪宁路及淞沪归直鲁军接防。孙传芳没有接受，但直鲁军已实行渡江。华东人民对孙传芳早已离心，今见他引狼入室，更起反感，从而加速其彻底的崩溃。

十二月二十九日，孟昭月接受孙传芳的任命，在杭州就浙江总司令职，所部自杭州向萧山、富阳推进。一九二七年一月，革命军决定乘势进攻，期将孙传芳的力量彻底解决，分兵三路，指向东南。以何应钦指挥东路军攻浙江，但因何在福建处理闽局善后，迟迟未能出动，故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出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另以程潜为江右军总指挥，沿长江南岸，直取南京；李宗仁为江左军总指挥，由长江北岸进攻皖北，截断津浦铁路。

张宗昌（1881—1932），北洋奉系军阀，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土匪出身。早年在陈其美部下当团长，1913年投靠直系军阀冯国璋，后又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曾任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和第二军副军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入据山东，任军务督办。次年组成直鲁联军，任副司令，后任总司令，北伐战争期间南下支援孙传芳，对抗国民革命军。1927年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时被逐出上海。次年五月在蒋介石、冯玉祥联合进攻下退出山东，所部于当年九月在河北滦东地区被歼。1932年在济南被刺身死。

白崇禧经过底定湘鄂的运筹，和江西作战的熟练指挥，受到蒋介石的最大信任，俾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重任，白崇禧不待何应钦所率的主力部队到达，仅用前沿战线的少数兵力，即能实现平定全浙的任务。而且他所指挥的部队，与他个人从无历史渊源，竟能运用自如，如臂使指。对此，充分显示出他的指挥天才。

二、被委任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当孙传芳大举援赣的时候，曾令他的第四方面军周荫人部由福建进攻广东。周荫人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中旬到龙岩，分兵三路，以饶平为进攻目标，企图冲过韩江，下窥潮汕。

革命军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九月二十七日，何氏到高坡督师，以第一军谭曙卿第三师为左翼，第一军冯轶斐第十四师任中路，张贞第四独立师和钱大钧第二十师一部任右翼。

敌我双方于十月九日下令总攻。敌军右翼无进展，左翼攻入粤境，中部刘俊所部一旅竟深入到梅县的松口。何应钦先集结中左两路在蕉岭山间，从这里以大部兵力袭取永定，一部会合事先已约定附义的曹万顺、杜起云两旅夹攻峰市孙云峰旅。十一日，两处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并即回师松口攻刘俊的背后。结果，刘俊死于乱军之中，全军溃散。情势发展到此地步，周荫人仓皇逃往延平，其左翼张毅一师退往漳州。自此闽境不再有任何战事。十二月二日，何应钦不费一枪一弹攻复福州，周荫人由延平奔到浙江去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革命军既决定由赣攻浙，孙传芳军也决定由浙攻赣，双方盘马弯弓，一触即发。一月四日，孟昭月军与富阳的国民革命军周凤歧部发生激战，周凤歧电蒋介石告急，蒋氏先派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驰援。刘部于一月十七日在衢州与孟昭月军接触，革命军进展迟缓。

一天，蒋介石一面看着刘峙发来的电报，一面用手猛擦他的光头对白崇禧说：“浙江战事不利，并非兵力不够，而是指挥不当，以致第一军和第二十六军未能协调行动，我看你我两人必须有一个前往前线指挥。”

白崇禧知道蒋介石在用激将法，明明蒋氏要他去，而又故弄权谋。白崇禧坦然说：“你是统帅，怎么可以去指挥一个局部的军事行动，还是由我去吧！”蒋介石听后十分高兴。

三日后，蒋介石即任命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从此，东路军有两个总指挥，一是何应钦；一是白崇禧。何、白两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互相提携，悉以此为契机。

白崇禧组织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时，调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张定璠（1891—1945，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任总司令部参谋处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副部长。1939年5月授陆军中将。1944年患膀胱瘤，赴美就医，1945年1月途经北非卡萨布兰卡港时逝世。）为参谋长。张氏为江西南昌人，与白崇禧为保定军校三期同学。定璠性和易，有风度，卓识慎行，熟思深虑，生平未常疾言厉色，而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他是很好的一个幕僚人才，因此毕生得到白崇禧的信任。

另外白崇禧又调总部秘书潘宜之为总指挥部秘书长，潘氏为湖北广济人，曾肄业于保定军校，因病中途退学。在白部幕中，笔墨非其所长，但擅才辩，片言解纷，对于沟通公共关系，有其独到之处。后来武汉事变，他与胡宗铎负有同等责任。

李宗仁在九江知道白崇禧被任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也十分高兴，愿意从第七军中拨出四团人马作为白崇禧的基本队伍。白崇禧对李宗仁说：“第七军只保持着九团人的实力，我以为凡是军事力量合则坚强，分则减弱。四团人对我无用，而对于你则有很大帮助。”白崇禧终于辞谢了李宗仁的好意，但仍请李氏在第七军中选出三百人作为他的卫队，李宗仁当照办，并派黄瑞华为卫队长。

三、挥兵入浙江，势如破竹

一九二七年一月下旬，白崇禧从南昌出发，经上饶、玉山至浙江境内的常山，在他未到常山时，前方第一军和第二十六军的部分散兵已退到常山。白崇禧为了虚张声势，沿途打电报到常山，表明大军不日到达。并令常山县政府在常山港封两万人用的船只以应急需。

白崇禧在常山住了一晚。一月二十五日到衢州召集团级以上干部训话，鼓励士气。他的部署是：以周凤歧指挥他的第二十六军及陈仪的第十九军一部为右翼军，沿衢江南岸向金华、兰溪；白崇禧亲率第一军第一师（薛岳）、第二师（刘峙）、第二十一师（严重）及李明扬的先遣队为中央军，由衢江北岸向兰溪、严州；戴岳（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16年曾在天津参加过秘密倒袁活动，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属湘军谭延闿系，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指挥第二军第四师张辉瓒（1885—1931，1916年在天津从事反袁活动。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1926年参加北伐。1930年任陆军第18师中将师长，参加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大围剿”。12月，在江西吉安龙冈被红军俘获，翌年1月，在东固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杀。）、第五师谭道源、第六师戴岳兼为左翼军，向开化、遂安，以掩护左侧背各部队。

陈仪（1883—1950），字公侠，绍兴东浦镇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1902东渡日本，与蒋介石同学，加入光复会。1926年，陈仪投向北伐中的国民党，被任为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军长。后被蒋介石委以兵工署署长，之后转任军政部次长。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29日委任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之后兼任警备总司令。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爆发，以陈仪为长官的政府，对民众展开了血腥的镇压。5月11日，陈返回大陆，1948年8月6日，陈仪再被蒋介石委任为浙江省主席。次年1月，陈尝试策动与其关系密切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同投降共产党。汤恩伯将此事向蒋介石报告。1949年2月，陈仪被免去省主席职，之后开始被软禁。1950年5月19日，台湾军事法庭判决陈仪死刑。6月18日于台北马场町被枪决。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白崇禧从衢州督率各军攻击前进，出发前接何应钦电：“已令曹万顺第十七军从海道北上，自率赖世璜第十四军经赣兼程入浙。”至二月二日，第二十六军克金华，先遣队占兰溪，第二师占寿昌。三日，第四师占遂安，五日第五师占淳安，第二十六军占浦江，先遣队占严州。六日，先遣队占桐庐。孙传芳军兵力雄厚，且占有地利，但因士气不振，屡战屡败。孟昭月与周荫人的部队又在前线自相攻击，两败俱伤，俱向杭州退却。白宝山、冯绍闵见孟周内讧，也自向南退却，保全实力。

孙传芳见他的前线部队节节败退，非常焦急，乃由南京调他的卫队旅由旅长武铭率领到浙增援，另由宁波调段承泽旅向绍兴移动，随后向诸暨、桐庐一带反攻。二月十一日，孟昭月的补充团攻姚公埠，被第二十六军击退，虏获孙军新近的作战计划，知道孙军主力即由富阳进攻桐庐。

此时，白崇禧的指挥部驻兰溪，他接何应钦电告，知第十七军于二月十日可到温州；第十四军于十五日可到永康。白崇禧计算了距离和时间，认为非稳占诸暨、桐庐、分水之线，则不易做到安全掩护；非前进攻击，则这一线也不可能确切占领。他还考虑到桐庐、分水一线，山岳连绵，分水河横贯其间。桐庐北临分水河，东枕富春江，形势尤为险要。桐庐得失，关系全局，万不能使其落入敌人手中。现在守桐庐的先遣队，龙蛇混杂，恐有不稳。二月十三日，白崇禧令第一师第一团连夜用船输送，限天明前赶到桐庐增援，并令中央军各师向桐庐以西，第四、第五两师向分水地区前进。中央军一到，即与敌接触，战斗极为激烈。

白崇禧最喜欢用迂回包抄的战术，二月十五日，在桐庐战况尚未分晓的时刻，他亲率第一师薛岳、第二十一师严重及第五师一部从左翼向新登进行大胆的迂回进击，到凤山庙，时已傍晚，知浪石埠敌人已溃向新登，唯桐庐情况不明。十六日，白崇禧继续前进，中途接刘峙在十五日下午三时由浪石埠发出的报告：

浪石之敌虽已击退，然敌新增两旅攻我右翼，且向我右后迂回。我第二师及第一师第一团连日作战，损失甚大，孤军撑持，势甚危急。请即回师夹击该敌，或退到分水河南岸与敌相持，以待我福建主力军到来，再行决战。

这真是颇费考虑的问题。白崇禧当机立断，认为只要摧毁敌的后方，它的前线自然崩溃，而且各追击部队正在急进，忽令退却，必然影响军心，恐反为敌所乘。白崇禧因令刘峙坚守桐庐，自己则督促各部加速前进。

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时，第二十一师先头部队已占领新登县城，白崇禧下午一时也到新登。此时，已知桐庐敌军已于昨（十五日）夜向富阳撤退。白崇禧即令薛岳、严重两师及第四师成副师长即出动向富阳、余杭方面续进。午后九时，在新登再下一道命令：“本军以一部在新登、富阳截缴溃敌枪械，主力向杭州、余杭追击。”

白崇禧这一次迂回追击，使敌腹背受敌，全部溃败，孙传芳的卫队旅长武铭被俘，缴械无数，是一次最成功的追击战。第一军第一师薛岳于二月十八日占领杭州。白崇禧于十九日也抵该市。

回顾白崇禧在衢州时，何应钦曾来电，主张白军退守仙霞岭的常山、江山，待他率福建主力部队到达后，再会师进攻，以免为敌各个击破。以后蒋又来电：“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兄自决，中不遥制。”白崇禧慎重考虑后，认为革命军系南方部队，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馁，故决定既不退也不守，转而采取攻势，因而取得克复杭州的胜利。

二月二十三日，何应钦由福建到杭州。白崇禧的次一作战目标便是上海。

四、兵不血刃，进军上海

孙传芳经过江西、福建、浙江连续的失败，基本部队残破不堪，势难在宁沪立足，同时又看到张宗昌对江南这块肥肉，虎视眈眈，索性做个顺水人情，把上海地盘送给直鲁军。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白崇禧去嘉兴视察前沿阵地。接上海送来的情报，说孙传芳军仍在松江附近的沪杭路第三十一号铁桥布防，但孙部主力已退往江北。

二月二十七日，蒋介石电杭州何应钦、白崇禧指示攻取上海及南京战略，其方针为：东路军应俟程潜指挥的江右军由芜湖向南京攻击前进后才重新采取攻势。届时何应钦指挥第十四、第十七两军及第一军一部由宜兴、丹阳出镇江，切断沪宁路敌军的补给线，白崇禧指挥第二十六军，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及先遣队由嘉兴直取上海。

白崇禧对于上海，本有不战而占领的计划。直鲁联军于二月二十四日进驻上海后，该军第五路总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毕庶澄（1894—1927，追随张宗昌，1926年授澄威将军。1927年4月4日，持有张宗昌手谕的褚玉璞用电话召毕庶澄到省城商谈军事。毕只带卫队团长马文龙赴济南，刚下火车，就被褚玉璞的伏兵乱枪击毙。）曾派代表到杭州向白崇禧洽谈归降条件。白氏疑此乃缓兵之计，虚与委蛇，仍积极做攻沪准备。后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致电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苏联顾问尼基京将军说：“我们如不及时进军上海，罢工工人有被镇压的危险，务必说服白崇禧将军趁敌人混乱之际，开展对上海的攻势，总司令的进军令随后下达。”①

① 《加仑将军在中国》，第六十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三月十九日，白崇禧开始进攻松江和吴江。松江、黄浦南岸为周荫人残余部队驻守，一被攻击即向上海退却。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跟踪追蹑，出得胜港，取明星桥，和正面进攻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夹击坚守第三十一号铁桥的毕庶澄军。二十二日，于克松江城中，将毕庶澄部四混成旅解决，残敌北逃，第二十六军追击到南翔。第一军第二师追到青浦、昆山，再解决一个混成旅，这表明直鲁联军毫无战意，不堪一击。

当毕庶澄从上海调兵往松江增援时，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已由便衣队做向导，由明星桥进袭上海，先遣队、别动队在内部响应，三月二十一日，遂不战而占领上海南部龙华。毕庶澄军在上海北面沪宁铁路总站的部队为数尚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工会为了迎接革命军的到来，计划不失时机地采取一种非常行动。三月二十一日午，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他们先袭击警署夺得枪支，然后向北站毕军进攻，毕军见事急，向吴淞调来救兵。可是铁路被工人纠察队破坏，救兵乘坐的火车在中途倾覆。这些救军从翻车中出来，神魂颠倒，误以为北站已被革命军占领了，遂发炮向那里轰击。北站毕军又误会救兵是革命军，以牙还牙，彼此对打了二十小时。上海工人纠察队看到事不宜迟，乘机进攻北站，来势之猛，毕军难于抵御。恰巧二十二日上午，白崇禧率第一军第一师的先头部队到龙华，即派一部兵力协同工人纠察队进攻。一个冲锋，毕军便全部瓦解，缴械投诚。毕庶澄孑然一身，逃到上海租界去了。这一天，南市举行了五万人的大会欢迎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二十三日，又开一个全市二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庆祝光复上海。

五、“四一二”清党，帮了蒋介石大忙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乘“楚同”军舰抵上海，驻江苏交涉使署。他告诉白崇禧说，武汉方面，国民党于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第二届三中全会，会期七天，这次会议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所谓左派分子互相勾结利用，以夺取党政军大权为目的。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案，其目的在削弱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攫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后，蒋介石对全党党员发布训令，他概括地指出：“自北伐以来，军事、政治、党务皆集中于个人，庶政设施，逐渐脱离党的领导，驯致陷于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状态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深感本党目前危机，非有切实挽救之方，不足以负全国代表大会之委托，经详慎考虑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须集中于党。此等决议，为适合中国革命之需要，将借以防止党内投机腐化及军事专政独裁之趋势。中央执委会之毅然出此，乃基于民主集中制观点，以与封建势力斗争，绝非对个人有所爱憎也。”

蒋介石说：“照目前情势发展下去，我们再不与共产党合作了。现中央监委四老（指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准备了一个文件，将在上海开会发动‘清党’。我离开南昌前已密电任潮、季宽兼程来沪，二十三日过安庆时也嘱咐了德邻跟着东下参加会议。”

接着，蒋介石随即问白崇禧：“在上海清党需要多少军队？”

白崇禧说：“只要调走薛岳的第一师，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及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便够了。”

蒋介石又问：“你看需要多少时间？”

“三天差不多，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白崇禧答道。

“你要小心，注意防范共产党的渗透。”蒋介石最后这样说。

蒋介石在上海分别召集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师的干部训话，表示清党的决心。第一军第一、二两师是从黄埔校军、党军扩编而成的，是他的嫡系子弟兵。他在训话后，第一师有些中级干部起来质问他，说：“三大政策是孙总理制定的，清党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对总理遗教，就是反革命，这岂能是素以革命自负的校长（按：黄埔学生一贯叫他校长）所应该做的？”蒋介石被气得拍案大骂，力竭声嘶，他更因此而迁怒于第一师师长薛岳，说他管教不严，把他免职调回广东安置。第一师则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全师移防镇江，它驻守的淞沪地区由第二师接防。

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人知道第一师调离上海后，便发动了各界人民代表到白崇禧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白氏一到沪，蒋介石就任他为淞沪警备司令）请愿，要求挽留第一师，拒绝第二师。十分明显，第一师的干部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这是白崇禧也很了解的。白崇禧告诉这些代表：“调动军队是总司令决定的，我不能擅自变更。”代表们见到白崇禧那么说，也就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李宗仁于三月二十八日到上海，住在龙华白崇禧的司令部里。白崇禧告诉李宗仁，此时不仅工人势力庞大，连第一军第一师也不稳。他已向蒋介石建议把该师调离上海了。

四月一日，李济深、黄绍竑乘“比亚士总统”号到上海，白崇禧派他的参谋长张定璠乘差轮去接他们，到时与李宗仁住在一起。彼此在热烈握手时，白崇禧发现黄绍竑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原来他的满腮胡子不见了。白崇禧问黄：“为什么舍得牺牲留了这么多年的胡子？”

“原来是这样，”黄绍竑说，“三月下旬接李任公急电，要我立刻到广州去。到时他出示蒋先生由南昌发来的电报，要我们到上海和他见面，商量重要问题。任公说：‘香港到上海的船票，都准备好了，下午就动身。’我回到颐养园向妻子（蔡凤珍）告别，说要立刻秘密到上海去，她听了说：‘你那满面的长须，哪一个不认识你？挂一个招牌在面上，还能保密吗？不如就把胡须剃去吧！’我听了她的话，就这么办了。这六年来相随不舍的东西，至此不能不割弃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

不久，蒋介石到白崇禧的司令部同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会晤。寒暄以后，蒋氏说：“明天将要举行一个会议，讨论清党问题。”这表明，北伐开始时的八个军，除第一军外，只有上面这几位广西佬站在蒋介石一边。参加这次为世人所称的“反革命政变”。

六、“清党”事件从酝酿到行动

四月二日，在蒋介石的布置下，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李宗仁、黄绍竑、古应芬、陈果夫等人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开会，由吴稚晖提出《国民党内跨党分子与共产党谋叛案》。据白崇禧所了解，这一文件是在三月一日浙江省政府在杭州开始办公时，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当经决议，咨请中央执行委员，采取措施，以防阻叛乱行为于未然。白崇禧也列席了这一会议，没有经过什么辩论，就草草地决定了。

本来在监委开会以后，蒋介石就要白崇禧开始动手的。但由于汪精卫于四月一日从欧洲返抵上海，蒋介石要争取与汪精卫合作，从而把这一政治风暴的发动日期推迟了。

与汪精卫在上海会晤以后，蒋介石即于四月三日以总司令名义发出下面的拥汪通电：

南京何总指挥（应钦），南京汉口探送程总指挥（颂云），汉口唐总指挥（生智）、九江宋总指挥、陈总指挥（宋鹤庚、陈调元）并转各军长师长钧鉴：我军势力日益进展，东南已告底定，江北频传捷音，河南敌势不振。当此革命大业功亏一篑之际，如能统一党权，有全党信赖之人，指导督促，疏解纠纷，排除障碍，国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要政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经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望甘霖，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之遗志。今后党政主持有人，后顾无忧，中正得专心军旅，扫荡军阀，恪尽革命天职。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民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至于军政军令，各有专属，军政大计应归中央统筹，中正唯司军令，以明责任。各军长务遵此意，对汪主席绝对服从，诚意拥护，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真正党权集中，达成本党革命任务，以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特此电达，即希查照。

蒋介石还将此电就近抄送白崇禧转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一阅。

通电见报的第二天（四月五日）午前十时，汪精卫、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古应芬、柏文蔚（1876—1947，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1905年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29年3月与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何香凝等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南京政府，被撤职。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4月病逝于上海。）、宋子文、甘乃光等约集在上海道尹公署楼上举行谈话会，本来准备商量党内团结问题，可是由于上海各报刊登了汪精卫、陈独秀在当天发表的联合宣言，就把会场空气搞混了。

吴稚晖扬着刊载汪、陈宣言的报纸问汪精卫道：“今日各报刊载国共两党首领宣言，外界引起很多误会，难道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

汪精卫大笑，说：“这是读新闻的文理欠通，全篇宣言只是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

吴稚晖又说：“本党总理之所谓联俄，和汪同志之所谓联共，皆有其不可逾越的界说。‘联共’两字在国民党的文献中并无所闻，去年五月在广州虽有国共联席会议，但其意旨仅在疏解双方的误会，决谈不上‘联共’。”

吴稚晖这些话，语气凌厉，不留余地，使汪精卫十分难堪。汪氏以为是蒋介石授意要他说的。谈话会最后决定于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以和平方法，解决党内纠纷。会前决定采取下列四种暂行办法：

一、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暂行停止共产党的过激行动；

二、武汉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命令，凡属窒碍难行者暂缓实施；

三、各级党部、军队与民众团体内，如有叛乱分子阴谋捣乱，由各该负责党局自行纠正；

四、工人纠察队以及其他民众武装，均须服从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否则以反革命论，严加取缔。

上面这些办法，是蒋介石以己意强加于人的，汪精卫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不得不表示同意。汪深深感到，蒋氏还是像去年炮制“中山舰事件”独断专行，绝难同他携手合作。因此到了四月六日，他便离开前往武汉了。这是宁汉分裂的开端。

汪精卫一到武汉，即接任中央党政主席职务，大呼“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并以国府下令给蒋介石即日离开上海，到南京去指挥军事。对于他于五日在上海座谈会上所承诺的事一概置之不理。

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只得将四月二日上海八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议所决定的应付时局方针，付诸实施。四月九日，邓泽如、吴稚晖、黄绍竑、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通电给汪精卫及全国党员，斥责武汉自成立中央联席会议以来的种种谬举和不法措施，这是蒋介石为“清党”发出的第一个信号。

也就在四月九日，蒋介石偕李宗仁、黄绍竑去南京，临行正式宣布上海戒严，委白崇禧、周凤歧为上海戒严正副司令。白崇禧侦悉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为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总指挥部，他的首要任务，是把那里的工人纠察队包围缴械。白崇禧派人去同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接洽，在他们那里借得工会会员的符号和制服，于是精选一批武装突击队，化装成纠察队员带着手枪混进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去。

与此同时，白崇禧鉴于派部队去商务印书馆，必须通过法租界，这是一条捷径。因此他派去同法国驻沪领事商量，对过法界的军队予以方便，这位领事最初期期以为不可。后来经白崇禧晓以利害，他才同意了。

白崇禧原以为“清党”工作要三天到七天完成，后来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上海只需一天时间便把它办妥了。这主要是靠上海帮会的帮忙。

当时实际负责“清党”工作的是蒋介石的总部特务处长杨虎（1889—1966，历任江苏军总司令、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上海警备司令和中国国民党4～6届中央监察委员。授陆军中将。曾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任政务院顾问。1959年9月，最高法院以叛国通敌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66年3月在北京复兴医院病故。）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后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陈群（1890—1945，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时，历任“内政部长”等职，多次参与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和协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畏罪自杀。）。杨、陈通知杜月笙，要他动员上海流氓参加“清党”。杜最先征得张啸林（1877—1940，中华民国时期上海青帮头目之一。浙江慈溪人，移居上海后加入青帮，成为头领，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为“上海三大亨”。1939年日军攻陷上海，公开投敌，筹建伪浙江省政府，并拟出任伪省长。1940年，被贴身保镖林怀部暗杀于上海华格臬路张公馆。）同意，黄金荣是最后一个被说服。

四月十二日清晨四时，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分别集合他们的门徒，杜月笙的爪牙由顾嘉棠率领；黄的门徒由唐嘉鹏、顾竹轩率领；杨虎特务处的特务由彭伯威率领。他们一律佩戴工字臂章，携带武器，分股从租界冲向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南市和闸北纠察队址及电车工会、三山会馆、湖州会馆、申新工厂等处集结，他们乘工人纠察队尚在梦中时，缴了守卫的枪支，然后与部队采取配合的行动。

青帮大亨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与此同时，事前约好了的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参谋长祝绍周指挥该军第一师伍文渊部和第二师斯烈部四个团，分别将纠察队包围，向纠察队进攻。有的地方当时发生激烈冲突，工人们仓忙应战；有的地方部队假称调解两派工人双方争端，趁机缴走了纠察队的武器。在冲突中，纠察队被打死一百多人，打伤几百人，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1901—1927，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11日牺牲在上海，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革命烈士。）被杀害。

次日（十三日），上海总工会为纠察队缴械事件，命令全埠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同时罢工工人集会追悼被暗杀的委员长汪寿华和缴械时战死的工人，会后游行到闸北宝山路口仁善女校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要求发还武器，与军队发生冲突，死伤游行工人百余名，被捕的亦近百人。

四月十四日，白崇禧的司令部派兵查抄原来的上海市府和工会，并取消总工会和工界联合会，派人组织“工会统一组织委员会”，办理工会事务。白崇禧在上海进行的“清党”工作至此宣告结束。

七、肃清江北之役

白崇禧于四月十四日傍晚抵南京，住前清总督衙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当晚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上海方面“清党”的情况。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白氏进行得如此顺利，对他颇为嘉许。

次日，蒋介石邀白崇禧列席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但到的人不多，只有改开预备会，改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从此宁汉正式分裂。

四月十六日，蒋介石在他的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何应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陈调元等均参加，由总部参谋长朱绍良（1891—1963，国民党高级将领。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讨袁战争，北伐战争。随蒋介石参加蒋冯阎战争。之后，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围剿”。1933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驻甘绥靖主任。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任中央军总司令兼第9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后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重庆行辕主任等职。1949年8月去台湾。）报告江北敌军动态。朱绍良说：“张宗昌、褚玉璞（1887—1929，1926年被张宗昌任命为直隶省军务督办。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直鲁联军被击溃，褚化装逃往大连。1929年在牟平县被枪决。）的直鲁军，已用白俄兵驾驶铁甲车做先锋冲到了浦口，不时以大炮轰击南京。我狮子山炮台也开炮还击，孙传芳亦同时南下，与镇江、常熟一带的我军隔江对峙伺隙南渡。直鲁军更以渤海舰队攻击吴淞，企图冲入长江以掩护江北陆军渡江。”会上蒋介石指出：“当前以成立政府为要图，军事暂取守势。俟下月部署就绪，再行北伐。”

四月十七日，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下令撤去蒋介石的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汪氏又电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等，谓“党事应由党自行解决，不得为局部个人，及以武力为争衡”。

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由蔡元培受印，胡汉民受印。同时，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发表迁都南京宣言。这当然是不合法的，因为三月在武汉举行的三中全会以后，他这个头衔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蒋介石就得一个合法基础。四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召集一个海陆军事会议，白崇禧也应邀参加。会后，由海军总司令杨树庄（1882—1934年，1924年北京政府授予海军副总司令、海军中将、胜威将军。第二次奉直战争段祺瑞上台，任海军总司令。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海军总司令兼福建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军特别党部主任委员。1933年病逝于上海，国民政府在其病逝后通令全国海军下半旗志哀三日。）领衔发表通电，李宗仁、白崇禧联署，表示：一、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二、拥护中央监察委员四月二日建议；三、否认武汉第三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案，及所产生的机关与一切命令；四、欢迎各地纯粹中央执监委员来南京；五、陆海军一致完成北伐。

五月初，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三路北伐计划，其内容如下：

一、何应钦任第一路总指挥，率第十四、第十七两军和第一、第二十六军的一部由镇江常熟渡江北进，肃清江北，直取海州；

二、蒋介石自任第二路总指挥，由白崇禧代理，以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率第一军的第一、第三两师，第四十、第三十七两军，第六军杨杰（1889—1949，著名爱国将领，战略军事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将加上将衔。1948年1月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后参与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1949年9月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准备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19日下午四时许，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的第十七师，由浦口渡江北上，任津浦路正面作战；

三、李宗仁任第三路总指挥，率第七、第十、第二十七、第四十四各军和第十五军一部由芜湖渡江北上，斜截津浦路以攻浦口直鲁军侧背，并北上解合肥、六安之围，联合马祥斌、王金韬两部进攻陇海路，截断敌军与河南奉军的联络。

蒋介石以白崇禧代替他指挥第二路军，这表明自“四一二”事件以后，蒋白关系更加密切了。白崇禧到南京进行兵力部署：以贺耀祖指挥其第四十军为第一纵队；以杨杰指挥其第六军第十七师和第一、第三两师为第二纵队；陈调元指挥其第三十七军为第三纵队。

第二路渡江最先的是陈调元的第三纵队，五月九日，由西梁山渡江。十一日，进占和县，即与进驻含山的李宗仁第三路第一纵队（叶开鑫）协力斜截浦口北方，以掩护后缓部队渡江。贺耀祖纵队和杨杰纵队得到海军炮火的掩护，分别由慈湖与大胜关先后渡江。第二路渡江完毕后进展到江浦、陈家渡、官渡、大镇集之线，候令进止。敌军为鲁军聂裕禄部和张继善部。

白崇禧于五月十五日下令进攻。十七日，贺耀祖的第一纵队克浦镇；杨杰的第二纵队克界首，俘敌二千余人；陈调元的第三纵队亦克全椒。十八日，第二纵队又克滁县，白俄军官指挥的铁甲车两列仓皇北逃；乌衣以南不费一弹而定。由此，至浦口全部肃清。

十九日，白崇禧在全椒奉令分兵东向，以协助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渡江。白氏即以第四十军和第一军第一师东向进攻孙传芳右翼军所在地的六合，并向仪征追击，逼使孙传芳进攻镇江的部队退却。二十二日，第一路军乘势渡江，逼使仪征、扬州一带的敌军，闻风乘夜逃向清江浦。

五月二十四日，白崇禧在六合接到蒋介石的一道命令：“我军向山东进攻，第一路须肃清扬州、靖江以北残敌；第二路以主力向台儿庄、一部出清江浦截击孙（传芳）军残敌；第三路沿津浦路及其以西地区向徐州及砀山截断陇海路。”于是，白崇禧以贺耀祖第一纵队由六合、滁县直趋临淮关；杨杰的第二纵队由天长向淮安、清江浦；陈调元的第三纵队由明光向宿迁、睢宁。二十九日，因贺耀祖的第一纵队改隶第三路军，而将第三路军的叶开鑫部改隶第二路仍编为第一纵队。六月一日第一纵队攻克灵壁，敌逃徐州。六月二日，第三纵队进占睢宁、高作，敌已先逃。六月四日，第一、第三纵队同时到宿迁收编孙军残部。从四日到七日，又连续攻克泗阳、瑶湾和木榆湾沿运河一带地区，敌军逃往郯城、台儿庄。

白崇禧综合当时所得的情报，了解到孙传芳军主力退集郯城，周荫人、白宝山、冯绍闵各部已退海州，于是电请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速令所部由阜宁、大伊山镇兼程向海州追击，而他自己则以第二路的主力直向郯城，一部则向海州进发。六月八日，白崇禧将海州南面之敌击溃，敌入城据守，白军即围攻。九日晨，周荫人突围逃走，中午白部将其全部缴械。

六月十一日，白崇禧第二路军第一纵队进占青口、赣榆；第二纵队攻占郯城；第三纵队进占马头、重庄。孙传芳残部退往青岛。至此，白崇禧忽接蒋介石电，着停止前进。并告知即去徐州候晤。白崇禧六月十四日到徐州见李宗仁，始知冯玉祥派李鸣钟（1887—1949，行伍出身。1924年参加推翻曹锟的首都革命。次年，出任绥远都统。1926年、1930年曾先后奉命赴苏、英、日、美考察。）为代表到南京谒蒋，主张召开徐州会议。蒋介石通知李宗仁，要他与白崇禧在徐州候他到来面谈一切。

徐州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宁、汉两方与冯玉祥的三角关系发展到另一阶段，它与蒋介石的进退以及蒋氏与白崇禧的离合也有密切的关系。

第五章 蒋介石下野

一、蒋介石到徐州晤李宗仁、白崇禧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蒋介石偕冯玉祥的代表李鸣钟由南京到徐州，李宗仁、白崇禧前往迎候。蒋介石说，此行是专为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做准备，会议将研议北伐与讨武汉用兵问题。

次日，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会晤，概述他与冯玉祥联系的经过。蒋介石说，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从苏联返国途中宣布率国民军正式加入国民党。不久，便在五原誓师，经包头、甘肃入陕西。十一月，从刘镇华（1883—1952，民国后投靠袁世凯，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1925年因兵败投奔阎锡山，旋归附吴佩孚，任讨贼军陕甘总司令。1927年投向冯玉祥。中原大战后，归附蒋介石，先后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等职。1936年精神失常。1949年与家人一起逃往台湾。）手中解了西安之围。“四一二”清党后，武汉政府于四月十七日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原来指望他与武汉合作，挥戈东指，由陇海线直入徐州，从而转向津浦线，进逼南京，使与唐生智自长江下游直趋秣陵，两面夹攻，则宁沪不难于指顾间占领。但冯氏以大局为重，对武汉方面的争取并不领情，拒不就职。据我个人看来，冯玉祥对宁汉对立采取静观态度。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冯玉祥在西安就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职，即分兵六路前进。五月二十日，前锋已出潼关，刘镇华部多被其吸收。五月二十七日，冯军攻入洛阳，俘获奉军二万余人。六月一日，冯军与从武汉北上的唐生智军在郑州会师。

蒋介石还说：六月十日，冯玉祥发起召集郑州会议，武汉方面出席的有：汪精卫、孙科、唐生智、于右任、顾孟余、徐谦、谭延闿、张发奎、王法勤（1869—1941，1912年任同盟会北方支部副支部长。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追随孙中山参与“倒袁”。曾任国民党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11月与陈公博、王乐平等在上海组织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拥汪精卫为领袖。1941在成都病逝。）等。会期两天，并作出如下决议：一、唐生智、张发奎两军全部由河南开回武汉，安定武汉后方；二、河南的军事由西北军负责。十三日，汪精卫、谭延闿等回到武汉，即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此时，孔祥熙已负有使命到郑州，请冯玉祥到徐州与南京方面军政要人面晤。冯氏欣然答应，特派李鸣钟为代表前来报聘，估计冯氏此来，将揭示一项明确的政治主张。

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偕李宗仁、白崇禧到徐州西面的陇海路黄口车站欢迎冯玉祥的到来。冯氏有意开蒋介石的玩笑：当冯玉祥的专列进站时，军乐大作，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举手行礼，但花车停定后，并不见有人走下来。蒋氏令他的侍卫长去探询究竟，冯玉祥的随员伸手向后面一指。蒋介石与李、白走到最后一节铁皮车，才见一个彪形大汉穿着士兵制服站在门口，同他们招手致意。原来这位穿着灰布衫的巨人便是冯总司令。白崇禧注意到蒋介石上前向冯氏举手敬礼后又与冯氏热烈握手，表示欢迎之意，但脸上多少流露着尴尬的神情。

从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徐州会议正式举行。除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外，南京方面参加的还有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等八名中委，会议在冯玉祥下榻的花园饭店举行。会上，冯玉祥说：“北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说过，蒋介石是南方的赤化头子，我冯玉祥是北方的赤化头子。那么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开会。我们哪里赤呢？我们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族的赤子，决不像张、吴的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白崇禧听来，冯玉祥这些话语意双关，也扎实地刺了蒋介石一下。冯玉祥说完了话，吴稚晖站起来说：“今天是紫气东来。”此话倒把蒋氏的严肃表情和缓了下来。

徐州会议结束。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把一份拟好的电稿交给冯玉祥看。后来，两人都签了名，蒋、冯联名通电声明：“中正、玉祥与所部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经受艰苦牺牲均所不顾，必须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冯玉祥同日又单独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等武汉要人，谓：“综合郑州会议时各同志所提之意见，大家均不满意武汉方面共产党人之行动。并同意促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为南京同志一致欢迎，请汪、谭诸公速决大计；并请孟潇（唐生智）允将所部北上郑州，协力北伐。”冯氏将电稿交蒋与李、白看过，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已偏向南京方面。

徐州会议后，蒋介石放弃了他与李宗仁、白崇禧制订的《暂守徐州、停止北进、回师镇压长江中部》的计划，决定与冯玉祥共同北伐。蒋介石在回南京前，分配给白崇禧、李宗仁的任务如下：

一、白崇禧指挥第一、第二两路军（因何应钦已回南京）由赣榆、郯郊城两线北进，攻略鲁东各地后，再与第三路会攻泰安，并分兵袭胶济铁路；

二、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在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的马祥斌，王金韬、王普各部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刘镇华、郑大章两部联合进攻济宁；

三、冯玉祥的中路军在京汉路正面作战，以孙良诚指挥之。

上面的联合作战方针，也是徐州会议所做出的决定。

白崇禧、李宗仁指挥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开始总攻击，限两星期内打下济南。然后抽兵南调，镇压长江中部。

白崇禧指挥东路由赣榆、郯郊城分道北上，赣榆之线以降军白宝山、冯绍闵等部为前驱，占日照，攻诸城，直逼胶济铁路。到七月三日，因孙传芳敌军周荫人部的陈以燊等三师二旅在胶济路宣布受冯玉祥收编，加入革命军，白崇禧遂命这一路停止前进。

由郯城北进的第二路军，于六月二十三日以第二纵队向临沂。守城之敌为方永昌的基干队一师和王冠军第一一四旅。二十四日，以第一纵队对莒县和沂水；第三纵队对费县和蒙阴，切断敌军的补给线，而由第二纵队专任攻临沂城，但打了两天，毫无进展，遂退回郯城候令。

李宗仁指挥的第三路军经过四天苦斗后，六月二十七日，攻克峄县和临城。就在这个时候，李宗仁接到蒋介石急电，以武汉方面东征，着李宗仁率第七军用铁路运输返南京转到芜湖布防，所遗第三路总指挥职，由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代理。李宗仁奉命后，第七军于七月三日开始由临城南下。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一、第二路军亦被促南归。

二、促成蒋介石下野的外因和内因

蒋介石于六月二十六日向武汉方面发一通牒，并令王普、夏斗寅两军溯江上驶，这并非他个人神经过敏，而实因武汉方面出师东征，进军矛头直指南京。

原来唐生智自河南回师武汉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即依照在郑州会议中与冯玉祥成立的协议，压迫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1885—1929，1908年加入同盟会，后转为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1月回国，2月在上海积劳成疾，因病逝世。）辞去农民部长与工人部长。六月二十八日，唐生智的李品仙部队占领武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悉被缴械。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举行“分共”会议，这表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完全分裂。

武汉政府在排共的同时，进行讨蒋的军事行动。以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沿江左，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沿江右，挥戈东指，双管齐下。李宗仁部攻克临城时，张发奎部已下达九江，唐生智则东抵黄梅。蒋介石见事急，遂调李宗仁的第七军回师芜湖，以巩固南京后方。

不料李宗仁军南撤，张宗昌敌军即开始反攻。滕县、临城、韩庄、台儿庄先后失守。蒋介石从南京电白崇禧云：“如不克复临城，则徐州失守，希将进攻临沂军力，移来支援第三路军。”白崇禧于七月七日晚撤临沂诱敌出城，而派第四十四军和第十七师援津浦路，七月十一日到达，即与第十、第四十、第三十三各军合克韩庄。十二日，第十军攻复临城，第四十军连续收复台儿庄、峰县、枣庄。白崇禧以为津浦路方面平安无事了，再出兵围攻临沂，不料这座城墙高而且厚，终于师老无功。七月二十一日，得蒋介石电，解围南下，临城二十日失守。七月二十五日，敌逼徐州，蒋介石率贺耀祖军赴前线督师，想在徐州打一胜仗，以后再来和缓武汉方面。这个时候，主力部队开拔净尽，留在前方作战的第十军王天培部，作战不力。终于在蒋介石的眼皮下失掉了徐州这一战略要地。八月六日，蒋介石抱着懊丧沉重的心情从津浦前线回到南京，转眼间孙传芳、张宗昌联镳并进，江北尽非我有。

八月七日，蒋介石在南京总司令部（即后来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举行两天的秘密会议，检讨当前的军事形势及和战问题。回顾十天来正是多事之秋，军政情况瞬息万变，令人应接不暇，总结起来，有下面这几桩大事：

针对武汉东征，冯玉祥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电，建议宁汉双方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开封举行会议，消除双方意见，解决党内纠纷。当时冯氏显然以调人自居，事实上他的军事最大，在宁汉之间，颇有坐山观虎斗的味道。据传他曾提出汪、蒋同时告退之说，此一传闻，对白崇禧和李宗仁起了影响作用。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以二十四师叶挺为前锋，先占领九江、湖口，掩护大军集中。待各军集中完毕，张发奎令叶挺率蔡廷锴师及贺龙部占领南昌。七月二十八日夜，汪精卫从武汉到九江，与张发奎、黄琪翔在庐山开军事会议。决定仍打算分两路由皖南、浙南向南京攻击前进。但到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从此第二方面军分裂为三部分：叶挺、贺龙两部组成的起义军由江西经闽南转入潮汕；黄琪翔的第四军由赣州、韶关开回广州，蔡廷锴师则去福建跟他的老长官陈铭枢去了。这一路对南京的威胁遂告消除。

但是唐生智所部仍从鄂东向安徽挺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占领了安庆，刘兴（1887—1963，国民党一级上将、爱国和平起义将领。1950年参加民革，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1963年因病在长沙去逝。）的第三十六军沿江东下，有向芜湖进驻模样。李宗仁为避免冲突，将第七军转移到当涂。看来唐生智的东进是南京当前的主要危险。

李宗仁在会上介绍了上面情况，他认为南京目前两面受敌，必须接纳冯焕章的调停，和缓武汉方面，俾能集中兵力来对付长江北岸的敌人。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意见，沉思有顷，只说：“唔，唔，这个……这个……”最后从他的嘴里非常困难地吐出这两句话：“如果你们一定要和的话，那我就必须走开！”

白崇禧跟着说：“总司令能离开一下也好，等到我们渡过目前难关后，再请总司令回来行使职权。”蒋介石听了勃然变色，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崇禧是他一手提拔的人，居然在困难时刻要他下野，此可忍，孰不可忍！

蒋介石把眼睛盯着何应钦，后者把头低下来，不吭一声。十分明显，何应钦这几个月来同白崇禧合作得很好，现在他们联合起来对其个人施加压力了。蒋至此蓦地站起，说：“好！好！就这样吧！”会议不欢而散。

次日，即八月八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拿着一纸电稿来给蒋介石看，这是答复冯玉祥于七月二十六日来电所提的调停建议，表示：“对武汉以前之容共，完全谅解。对今后党政，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以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而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进行为宜；对军事主张李济深坐镇南中，唐生智肃清上游，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直捣幽燕。”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主张此电由蒋介石领衔发出，但蒋氏竟签名在他们之后，事后他倒打一把，居然说：“在此电中，蒋总统名列第四，而由李宗仁领衔，是则南京此时权力的消长可以想见。”①

八月十一日，冯玉祥电复李宗仁、胡汉民等，谓在国民党执监会议开会前，可否举行一预备会？如蒙同意，建议以安庆为开会地点。十二日李宗仁等复冯玉祥十一日电，赞成安庆会议之举。请冯决定会期并届时莅会。蒋介石也签名此电，但即日离京去上海，实行下野。行前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枪决，说是他应对徐州失守负责。同时发表了下野通电，申明：一、他反共的经过；二、希望宁汉合作；三、并力北伐，彻底清党。

①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一卷，第一O七页。

蒋介石到上海后，寓上海市长，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家中，对军事、政治作了一些部署，随即遣返溪口老家，稍停即东渡日本去了。

胡汉民、吴稚晖对蒋介石此次下野，认为冯玉祥应负主要责任，所以他们到上海后，曾给冯玉祥一电，声明取消安庆之行，各为故里之游。并对冯说：“一柱擎天，唯有公焉！”语意冷嘲热讽，其对冯不满殊甚。

蒋介石却不是这样，他指责李宗仁、白崇禧对他施加压力，所以不得不下野，《蒋传》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

其时，广西将领咸认与汉口言和，始能解南京被包围之险。由于蒋总统被视为和议之障碍，他的旧日同志遂不免对他施压力。在此环境之中，蒋总统雅不愿保持其权位。于是在八月十二日，他辞去总司令之职，带同卫士二百人，前往上海。①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曾到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在振武学校认识蒋介石、张群等人。参加武昌起义，与陈其美、蒋介石一起参加“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并与陈其美、蒋介石订为“盟兄弟”。曹锟下野后，被任命为代理内阁总理。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蒋介石下野，随同辞职。1928年蒋重新上台，被任为外交部长。1933年秉承蒋介石授意，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后遭到全国民意所指而被迫辞职。1935年托病避入莫干山开始所谓“读书学佛”的“隐居”生活。1936年因肝癌病逝上海。

①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一卷，第一O七页。

三、掌沪军政大权，指挥龙潭战役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城内只剩下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烈钧两人，暂时维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现状。八月十五日，开了一次军委、党务联席会议，程潜也应邀入京参加，由李烈钧主持，程潜、李宗仁先后发言，决定促成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合作，统一党权，并请武汉各同志来京。

八月十七日，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略谓在蒋总司令未回任前，所有军政、军令统由本会负责处理，各部队仍隶本会统一指挥。同日何、李、白电武汉汪精卫、谭延闿，请制止唐生智军继续东下。十九日谭电复，促一意渡江作战，东下各军并无他图。但李宗仁仍不放心，耿耿于怀。

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白崇禧为淞沪卫戍司令，白即日在上海就职，并以他的参谋长张定璠接替黄郛为上海市长。白崇禧为了寻求上海财界人士的支持，于十八日下午在上海交涉署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开茶话会，到周凤歧、郭泰祺（1889—1952，早年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曾三次代表中国出席国联会议。1940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中国首席代表。后病死于美国。）、虞洽卿（1867—1945，先后创办宁绍、鸿安及三北轮船公司。辛亥革命曾捐助军饷。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1927年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贯支持蒋的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与日方合作，于1941年赴渝。卒于重庆。）等百余人。白崇禧在会上报告了当前军事政治形势。谓目前局面稳定，请上海商界帮助解决财政困难。虞洽卿说：只要政府采取有利于商界发展的措施，则财政问题不难解决。最后要求宁汉妥协，共同对敌。

八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到九江，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等举行庐山会议，李请汪等到南京共商团结办法，汪推谭延闿、孙科先行。二十四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和孙科乘“决川”舰返南京，到大胜关江面，适孙传芳敌军从江北渡江南犯，有的敌兵攀登“决川”舰。谭延闿素称“神枪手”，把左右警卫的驳壳枪抢过来，即向敌军扫射，宛如秋风扫落叶那样，刹那间把附舰敌人肃清了。恰巧陈调元的部队乘专轮上驶，协力把渡江的孙军击退。当晚李宗仁到南京，把谭延闿、孙科安顿好以后，立刻去斗鸡闸找何应钦，将庐山会议情况告诉后者，并且说：“孙传芳在左翼方面可能系佯攻，我们应当注意右翼方面的防御，因为当时第一军都驻在宁沪线上，而第七军则在南京近郊。”

果然不出李宗仁所料，八月二十五日拂晓，长江晨雾弥漫，孙传芳的主力大军就在大河口、划子口渡江，占领乌龙山炮台，青龙山、黄龙山及南京城郊尧化门外的龙潭车站，这样就切断沪宁路的交通，使第一军不能首尾相顾。那时何应钦还在南京城内，势不能指挥龙潭以东的所属部队，第一、第七两军仓皇应战，处境危殆。

真是巧得很，蒋介石下野后，南京军费支绌，白崇禧在上海向商界筹得了六十万元，于八月二十五日乘沪宁路火车去南京，到无锡时接到报告，说是孙传芳军乘夜破坏铁路，在前面开行的快车倾覆了。白崇禧为了确保安全，开一铁甲车做前导。到奔牛镇，这铁甲车也翻了。白知事态严重，回无锡车站打电话给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1897—1960，抗日爱国将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 ”。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解放战争时，因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而被蒋介石撤职，软禁在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说：“孙传芳已占领了龙潭，敌军现正由金山焦山乘船渡江，刻正堵截中。”因此，卫立煌要求白崇禧迅速调兵援助。

白崇禧于是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把可能集中的通讯器材凑合起来建成一个交通网，就近指挥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三师以及第十四军；沿沪宁路从东面进攻。同时，白崇禧打电话给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要他派舰队守渡江口。杨氏派“通济”舰到镇江候命，白崇禧当令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带一排宪兵上该舰开到龙潭附近江面作战。

“通济”舰开炮轰击渡江孙军，其他各舰也协同炮击，时英舰沿江上驶，它本来是要协助孙传芳军的，不意它忽被远来的炮弹击中，它以为是革命军已经占领龙潭车站上面的顶峰了。于是开炮猛轰黄龙山，欲助孙军一臂之力。时适第七军仰攻黄龙山，久未得手，乘势一拥而上，遂夺回黄龙山炮台。这真是得自天助，非人力所能及也。

白崇禧在镇江指挥，见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因碰车受伤，他还是同何竞武（1895—1961，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官长，中将。1948年去台湾。何竞武和著名诗人徐志摩是同在浙江海宁硖石长大的同窗好友，过从甚密。何竞武的女儿何灵琰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干女儿。）到前方指挥作战。之后，白崇禧去夏蜀山，压阵督战。见第五十八独立团从前线退下来，白崇禧找到了该团团长桂永清（1900—1954，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1949年赴台湾，1952年4月转任“总统府”参军长。），告以夏蜀山地势重要，要他回去坚守阵地，桂氏当遵命照办。以后桂永清当参谋总长，还对白崇禧谈起此事，认为这是值得回忆的一桩事。

龙潭战役进展到八月三十一日，经过六日的激烈战斗，孙传芳军因受海军的拦截炮击，而黄龙山、乌龙山炮台亦先后被我第一、第七两军克复，后路断绝，卒归失败。是日下午，白崇禧率刘峙、卫立煌两师占领龙潭士敏土厂，白氏就在那里遇到何应钦，在危难之后见到战友，感到特别亲切。

九月一日，白崇禧的淞沪卫戍总司令部发表最后捷报称，孙军以全力于数日内渡过六师、二混成旅，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七两军，联合海军作战，缴得枪支四万余杆，毙敌二万余人，俘获者三万余人，余多溺毙或逃窜，孙传芳之武力几全部覆灭。

龙潭之役，其意义极为重大：第一，表明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军中失了一个统帅，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平起平坐，谁也不能指挥谁，但他们以大局为重，开诚相见，团结战斗，这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一件事。第二，第一军是蒋介石自己训练出来的嫡系子弟兵，在蒋氏下野后，它的战斗力并未减退，且受白崇禧指挥，与第七军并肩战斗，极为难得。

龙潭战役后，谭延闿仆仆风尘于南京上海之间，为促进宁汉合作而致力，他设宴招待龙潭战役有功将领，特书一联赠白崇禧云：

指挥能事回天地

学语小儿知姓名

四、汪、蒋联手，反对李、白

龙潭战役后，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李宗仁、白崇禧努力撮合下，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公馆举行了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谈话会，预定会期三天，主旨在商讨全党团结问题。当日白崇禧从南京乘舰去芜湖，专程邀请唐生智去上海参加上面所说的谈话会，唐氏拒不应邀，并且强占了南京方面所拥有的“决川”、“浚蜀”两舰，即日遄返安庆，使白崇禧十分难堪。以后白赞成西征讨唐，实以此为契机。

九月十一日，第一次谈话会商量统一党务办法时，孙科提出了最好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李宗仁说：“特别委员会的产生，恐怕党内今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攻击。”邹鲁于是问汪精卫：“如果有人反对特委会，我们如何对付？”汪氏说：“现在特别环境之下，可少顾法律，促成事实。特别委员会之产生，亦有前例可据，廖仲恺遇难时，亦组特委会以行使中央职权，有三月之久。现既在特殊环境之下，特委会之产生，当然无可疑义。”①可是后来由于汪精卫在南京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他拿不到实权，就与蒋介石携手合作，团结一致来反对特别委员会了。

政治只讲利害，不谈什么道义，在上海谈话会中，南京方面代表人物同西山会议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指责汪精卫在武汉容忍共产党人的过激行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此汪精卫不得不在十二日的谈话会上公开承认“对共产党人防制过迟”，自劾下野。陈公博看到汪派在三方会谈中不会得到什么好处，遂对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持反对态度。他说：“不召集四中全会就变更党的组织，不合党章规定。”顾孟余也附和他的主张。

九月十三日上海谈话会结束，宁汉沪三方协商的结果，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依据上海协议，九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宣告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联席会议对汪精卫自请处分，决定毋庸置议，并劝请蒋介石速出视事，共济时艰。

九月十七日，中央特别委员会二次会议，推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程潜、李宗仁、杨树庄等十四人为主席团。此外，并以叶楚伧（1887—1946，著名的南社诗人，国民党官僚，政治活动家。1929年后，曾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6年在上海病逝。）为中央特别委员会秘书长，谢持（1876—1939，国民党官僚。拥护孙中山，“西山会议派”领头人，持反共立场。曾反对蒋介石，后又拥蒋，他制造了分裂，又为全国统一抗战奔走。1939年4月在成都病逝。）为组织部长。汪精卫预测他在南京新产生的中央党政机构不能取得领导地位，并未来南京参加联席会议，而去溪口与蒋密谈。九月十六日，他从上海电致中央特别委员会：“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随即去武汉有所策动。

① 邹鲁：《澄庐文集》，第三集。

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溪口谈些什么呢？后来据陈公博在《苦笑集》中揭露，原来蒋介石以为南京政府在广西实力派控制下，他自然不能返京复职，只好退而求其次，回到广东根据地去。但广东不是李济深在那里吗，因此蒋介石要通过汪精卫策动张发奎发动“驱李之役”赶走李济深，以便蒋卷土重来。蒋介石对汪精卫说：“我如果回到广东，可以再办黄埔军校，从头做起。”汪、蒋自此开始合作，陈公博衔命赴粤，与张发奎部署一切。

九月二十一日，唐生智偕汪精卫、顾孟余回到武汉，即发出通电，指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统辖湘、皖、鄂三省，与南京当局对立。同时，受蒋介石控制的江苏、浙江两省党部，也发表否认特别委员会的宣传文字，蒋、汪合作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他们反对特委会，不过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想根本摧毁李宗仁、白崇禧支持的南京局面。

北伐前夕，白崇禧、陈铭枢受广州国民政府的密命去长沙游说唐生智参加革命阵营，那时他才加入国民党，迄今党龄不满两年，现居然树起“护党”的旗帜，指责由多数同盟会老党人李烈钧、谭延闿、程潜等共同发起的特别委员会为“篡党”，其无自知之明，狂妄自大，深深引起国民党元老的愤慨。后来西征讨唐，得到谭延闿、程潜充分支持，自非偶然。

为了研议讨唐军事，谭延闿曾在他的石板桥公馆邀程潜、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进行密商，然后又同何应钦一起讨论，大家均无异议。当时分配任务如下：一路何应钦、二路白崇禧担任北伐；三路李宗仁、四路程潜担任西征。十月十五日起，在沪宁路的第一军刘峙、第九军顾祝同（1893—1987，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先后参与东征、北伐、军阀混战、“围剿”红军。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奉蒋介石密令，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军中圣人”。1950年3月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开拔北上；担任最前线的贺耀祖、夏斗寅各军从下关渡江到浦口，与明光的孙传芳对峙。

与此同时，第三路的夏威第七军，胡宗铎第十九军也跟着渡江，看来是参加北伐的，这些部队一过浦镇，即转而向西进入安徽，径趋含山、巢县。唐生智当时曾派叶琪住在夏威家中做客，意欲侦查南京动态。但因李、白对西征军事保密得十分周到，唐生智竟毫不察觉，也不做什么准备，到十月十九日，程潜所属的第六军在皖南与唐生智的部队发生冲突。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依军事委员会议决，下令讨伐唐生智，并任程潜继任第四路总指挥，率江左军，李宗仁率江右军，溯江西上，直捣武汉。此时驻芜湖的刘兴的三十六军，始发现侧背两面受敌，不战而退向安庆。

唐生智于十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南京特别委员会者，政客官僚之集合体，而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也，政客官僚而可以谋国，则革命为多事，违法篡党而可以不讨，则本党为无人。”唐依然以“护党”自任。十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追认国民政府讨伐唐生智案，并通电讨唐，谓唐生智“视党部为传舍，以主义为玩物”。公布任命李宗仁、程潜、朱培德为三、四、五路总指挥，分三路西进。

白崇禧在宁、沪为讨唐居中调度，由陈绍宽（1889—1969，前国民党陆军、海军一级上将。1932年升海军部上将部长并为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1949年蒋介石派朱绍良请陈绍宽赴台湾“共襄国是”，陈誓死相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因患胃癌病逝。）率海军西上控制长江上游水面，何键两军不战而撤出安庆。汪精卫看到大势不好，于十月二十五日，由汉口乘日轮抵上海，即转往广州企图打开另一政治局面。蒋介石此时曾派黄郛、蒋百里去汉口晤唐生智，告诉唐氏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退到湖南去，保存实力，徐图再举。因此唐生智一直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准备集中全力在黄梅、广济一线，给西征军以各个击破的打击。

十一月初，李宗仁率第三路军攻击前进，在广济附近，遭到强烈抵抗，但唐军旋即溃败。十一月八日，李宗仁再破敌于蕲春。九日，到兰溪附近，与刘兴的第三十六军苦战一昼夜，后者卒被击退。这是西征中的第一次恶战。自此以后，长江南岸的四、五两路也节节推进，未遇到强烈抵抗。由于海军配合作战，进展极为顺利。

十一月十一日，唐生智看到大势已去，在武汉召集李品仙、何键、刘兴举行会议，决定：一、个人下野；二、所部交李品仙率领；三、全军退回湖南，相机行事。会后，唐生智即日乘日本兵舰东下出国，行前以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与程潜秘密勾结，着警卫拉他到浴室勒死。

十一月十六日，李宗仁所属的第七军、第十九军进入汉口。李宗仁随以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这是李宗仁控制两湖的起点。

五、白崇禧赴武汉执行征湘任务

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何应钦于九月二十六日将其所率领的第一军扩编为三个军，以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钱大钧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何本人专任第一路总指挥，率第一、第九两军沿津浦线北上，收复蚌埠、徐州。

白崇禧于十月初，逮捕了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罪名是“不听调遣，贻误戎机”。所部改编为独立第一师。十月十四日，白崇禧成立第十三军，作为他的基本部队，自任军长，以熊式辉（1893—1974，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役崭露头角，北划时期屡立奇功，军衔至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的军政高参。1949年不满蒋介石一柄两操、以夷制夷的伎俩，与其分道扬镳，自此退出政坛，与世隔绝，直到1974年病逝于台中。）为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定璠、李明扬任第二、三师师长。第一师由新编第一师改称，二、三两师由王天培的第十军编成。

白崇禧为什么逮捕赖世璜？赖生平好色，随东征军收复上海后，过着花天酒地的颓废生活，得了花柳病，住院治疗。八月二十五日，龙潭战役爆发，白崇禧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指挥沪宁线上的第一军和第十四军从东面反攻龙潭，令赖世璜全军驰援。可是赖世璜方在上海住院，军部由参谋长刘士毅代行，赖世璜派人带话给刘士毅，派三个团到前线候命。白崇禧不禁赫然震怒，下令把赖世璜逮捕，第十四军全部解散改编。白崇禧那时年轻气盛，盖可想见。

蒋介石带张群去日本考察时，留下朱绍良在宁、沪策动军队拥蒋，朱氏先后找到贺耀祖和赖世璜，并对后者说：“只要你拥蒋，总司令复职后不但把你释放，并且恢复第十四军，照旧由你担任军长。”赖听后大喜过望，把这一秘密对刘士毅说过，刘士毅是赖世璜的江西老乡，这时已通过张定璠向白崇禧效忠。于是白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蒋介石由日本返沪后，得到汪精卫的支持，复职有了把握。白崇禧怕蒋介石释放赖世璜，于是在十一月下旬把后者枪决了。赖曾是李烈钧的旧部，而李氏又是热心支持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国民党元老之一，赖被捕后，李烈钧曾走访李宗仁营救，以为罪不致死，今赖被杀，为之闷闷不乐者数日。从此一事件看来，白崇禧心底实不愿蒋介石复职，彰彰明甚。

且说蒋介石于十一月十日从日本返抵上海后，立刻打电报给广州汪精卫，请他即到上海，商谈党务，并谓：“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欲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这正是汪精卫心里要说的话。蒋、汪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反对特别委员会这一点上利害完全一致了。汪精卫接蒋介石电报后，就与陈公博、张发奎以及方由汉口到粤的顾孟余会商，决定由汪氏出面邀李济深一同赴沪与蒋介石会晤，借此骗李离开广东，以实行蒋、汪两方早已制订的“驱李”政策。

李济深不知是计，贸然答应。并依汪精卫的建议，电黄绍竑来粤代理广州政治分会和军分会主席职务。黄绍竑于十一月十一日由南宁出发，十五日午到达广州，即往“葵园”和汪、李话别，随乘“南强”号小轮到汪李所乘的兵舰送行。十六日，军分会开会以不足人数流会。到了深夜，忽得冯祝万（李济深的亲信）密告，说今夜第四军调兵遣将，会有异动，嘱走避。黄离寓不久，枪声四起，是即所谓“广州事变”。黄当走避香港。

十一月十八日，李济深、汪精卫到上海，白崇禧乘专轮到舰上迎接，他把李济深拉到一边，告以“广州事变”概况。白崇禧说，现在只知道十七日凌晨，李任公、黄绍竑住宅，第八路总指挥部被包围，黄琪翔派兵攻占虎门要塞、石井兵工厂，并包围黄埔军校。张发奎、陈公博控制的广州政治分会于十八日发出通电通缉黄绍竑，黄氏此时则已安全抵达香港。李济深至此恍然大悟。原来汪精卫骗他离开广东，这是一项政治阴谋。人心险恶，一至于此，不胜感慨！

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谭延闿、汪精卫、李济深在上海进行第一次会晤，汪精卫将在粤中央委员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陈树人（1884—1948，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为“二高一陈”，同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1905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国民党第三十九次中委会宣布开除其党籍。1948年因胃出血抢救无效去逝。）、王法勤、王乐平（1884—1930，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2年1月，去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9年11月，上海国民党改组派被查禁。1930年2月18日，蒋介石派特务袭击改组派总部，其中弹身亡。）、潘云超等十二人关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四大问题的提案，提出征求意见。李济深则提出紧急动议，以叛将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于十一月十七日公然在广州称兵作乱，请一致主持正义，以挽救党国之危机。而汪精卫则答辩称，张黄行动系反对特别委员会，与共产党无关。时局发展至此，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因粤变多对汪精卫不满。汪、蒋仍酝酿在上海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以期早日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

白崇禧和李济深交换意见之结果，认为粤局动荡，不仅影响李任公的领导地位，并且关系武汉第三路军的安全。因为张发奎和黄琪翔如在广东站得住脚，必与湖南的唐生智的旧部结合。李济深建议白崇禧赶去武汉与李宗仁会商，第三路军最好尽速入湘，完成西征任务，解除后顾之忧。白崇禧亦以为然，当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乘舰离沪前往武汉，与李宗仁商应付“广州事变”办法。

白崇禧动身的次日，即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发生了一件不利于特别委员会的事件：是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汪、蒋两派利用这个时机，制造事端，而嫁祸于特别委员会。当大会后群众游行到“复成桥”地段时，忽与军警冲突，死伤学生多人。事后CC控制的各民众团体，一口咬定，“一一·二二”事件是特别委员会的邹鲁、谢持、居正、覃振（1885—1947，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立会，被推为评议员。“二次革命”时，策动讨袁，败后亡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发动湖南独立。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抗日战争爆发，积极主张抗日，胜利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死后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等人主使的，从而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呼声又洋洋盈耳了。

十二月四日，白崇禧在汉口接上海市长张定璠电告：“三日，在上海法界蒋宅举行四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对特别委员会的存废，及处置广东事变方针均有激辩，但没有结论。对南京“一一·二二”惨案，在听取蔡元培报告后，即做出决定，将南京民众认为有重大关系的居正、谢持等十人，先行停职监视。”白崇禧阅电后，对李宗仁说：“蒋先生还没有复职，特别委员会已经完结了。”

第六章 平定两湖和打入北京

一、李济深被逐，汪精卫出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深夜到十七日凌晨爆发的“广州事变”，是蒋、汪合作的联合行动，目的在驱逐李济深出广东，使蒋介石可以卷土重来，重奠广州革命根据地。所以这一事变，又称“驱李之役”。①

“驱李之役”的方案，是蒋介石提出来的。蒋氏去日本考察以后，考虑到南京既为“特别委员会”所控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要在广州重奠革命根据地。而广州不是受命于李济深吗？于是就派宋子文到广州来找汪精卫、陈公博，要他们策动张发奎、黄琪翔采取行动，夺取广东军政大权。蒋介石准备从日本回国后即来广州与汪精卫合作，建立中央。蒋氏还由宋子文给汪精卫三十万元，作为“驱李之役”的特别开支。

“驱李之役”，实际上并不费多大力气就完成了。因为汪精卫骗李济深陪他联翩赴沪会晤蒋介石，李氏不知是计，欣然同行。及变起，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会同李福林、薛岳两部，包围黄绍竑在广州吉祥路的住宅，企图拘捕黄绍竑作为人质，勒令桂军驻西江和北江的部队缴械。①黄事前闻变避往香港。次日广州出现“欢送李济深”，“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拥护汪精卫”等标语。

① 陈公博：《苦笑集·驱李之役》。

十一月十八日，在张发奎、陈公博、顾孟余控制下的广州政治分会，任命张发奎为广州军委会主席，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政府代理主席，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此一任命此时尚未公开发表）。这些人事部署，证明汪派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他们真的取李济深而代之了。

白崇禧在上海接到黄绍竑从香港经由张兆棠（广西银行驻港办事处）拍来的电报，知粤局有变，急乘淞沪卫戍司令部的快轮去武汉与李宗仁会晤，商讨粤变因应方针。白崇禧这时不知道“广州事变”与蒋介石有关。以为张、黄此举纯在反桂。因此李宗仁、白崇禧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急忙从武汉打电报给张发奎、黄琪翔，谓：“桂军已全部返桂，请停止内战，等待中央解决。”

“广州事变”发生后，黄琪翔派兵分头追击桂军在粤北江和西江部队，广州防务空虚，从而给中国共产党人以广州起义的有利时机，使广东出现进一步混乱的政治局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乘张发奎、黄琪翔与桂军混战之际，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武装起义。尽管此一起义后来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广州起义一发动，汪精卫知事不妙，要求蒋介石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张发奎，蒋氏以张“驱李之役”曾有贡献，遂于十二月十三日自上海发出令张发奎“戴罪立功”的电报。

张太雷（1898—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1927 年12 月12 日 ，他在广州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阵亡，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① 南昌起义后，黄绍竑应李济深之请，调第十五军两个师到粤，协同进击南下广东潮汕的起义军。

此时，蒋介石返京复职，由于受汪精卫拥戴，已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但南京国民政府，仍在李宗仁、白崇禧影响之下，因此，国民政府毅然在十二月十四日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1893—1968，1911年加入同盟会。1949年任广州市警察局长，不久赴香港。1952年7月到台北。）的职务，派缪培南为第四军军长。十六日，又令邓泽如、古应芬查办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等，上海卫戍司令部派兵把他们全部监视起来。汪氏看到大势已去，被迫于十二月十六日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后又偕同黄琪翔赴欧。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的蒋、汪合作，遂以蒋介石上台汪精卫出国而告终。

李宗仁在南京活动的结果，十二月十九日，国民政府下令派白崇禧慰劳西征军，并代表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准备在必要时进兵广东，这是对粤变采取军事解决方针的组成部分。白崇禧于奉令后，即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辞去淞沪卫戍总司令兼职。不久，白崇禧遂赴武汉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进兵湖南，解决唐生智旧部，使两湖局面为之改观。

二、“第二次北伐”

一九二八年的来临，以蒋介石入南京复职为标志，显示出南京国民党政权重新回到蒋介石手中。这一年，白崇禧与蒋介石重新合作，但蒋氏又欲杀之。

蒋介石于一月九日发出通电，宣布他已于一月四日抵京，继续行使总司令职务，并负责筹备第四次全体会议，俟北伐完成，即当向中央正式辞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

蒋介石于发出通电的次日，示意国民政府于第三十一次会议中作出下列决议：

白崇禧仍任淞沪卫戍司令，出征期间由熊式辉暂代。

这是蒋介石安抚白崇禧的一种手法。熊式辉原是白崇禧自兼的第十三军的第二师师长，当白崇禧解决赖世璜的第十四军时，熊式辉曾向白氏毛遂自荐，意欲晋任军长。白崇禧阴许之而后食言，熊式辉为此不惬于心，并一转而效忠于蒋介石。但因他和上海市长张定璠都是江西同乡，所以还能和平相处。

白崇禧于抵武汉后拜望第四路总指挥程潜，商进兵湖南作战方针。程潜出示他制订的兵力部署方案，征求白崇禧的意见。白氏看到它写着：

一、以第三路军（白崇禧）沿长江两岸前进，准备向临湘及岳阳进攻；

二、以第四路军（程潜）沿武长路两侧前进，集中蒲圻，由羊楼司、通城截断长岳，进攻长沙。

白崇禧一看到这计划甲项，就皱起眉头，他对程潜说：“颂公，第三路军应是进军湖南的主力，而今把它置于长江两岸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这是白崇禧一向好胜的一种体现。

“那应当怎样改动呢？”程颂云虚怀若谷地问道。

“我以为第三路军应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负责进攻金井、长沙。”白崇禧断然地说。

程潜终于表示同意，计划就这样决定了。

白崇禧、程潜指挥的征湘军，自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开始行动，武长路正面由程潜指挥第四路军攻击前进，而以陈绍宽指挥的海军担任掩护。白崇禧指挥的第七军夏威部和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则由通城直指平江，压迫敌人于汨罗江畔，欲一举而歼灭之。一月十七日，敌军李品仙部放弃城陵矶、岳州，向汨罗江溃退。逾日程潜进驻岳州，白崇禧也到了通城，准备全线于一月二十一日拂晓展开攻击。

不幸武长路正面在一月二十日夜变生肘腋，右翼叶开鑫第四十四军忽倒戈投敌，由黄沙街向左翼程潜总指挥的基本部队第六军侧背猛烈进攻。第六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损失重大。敌军刘兴、廖磊两部乘机渡过汨罗江，配合叶开鑫部夹攻第六军。程潜总指挥看到当前形势严峻，连忙退回武昌。并电白崇禧，建议第三路军退守蒲圻、通城，容后徐图挽救。

白崇禧接电后，立刻召夏威、胡宗铎到通城开会，告以岳州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和程潜总指挥的意向。白崇禧说：“目前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渡江进行追击，尽管孤军深入，只要斗志坚强，获胜机会甚大。如果向后撤退，则将严重损害士气，可能造成全面溃败的局面。”夏威、胡宗铎对白崇禧的意见没有任何异议，白氏遂电复程潜：“第三路军应照原定计划攻击前进。武汉有陶钧的第十八军担任防卫，可保无虞，请释疑虑”。

一月二十一日拂晓，白崇禧指挥的第七、第十九两军在平江渡汨罗江成功。当渡江时，曾遇到敌军李品仙的守江部队猛烈抵抗，结果李部大败而逃。第七军夏威部追到李品仙的指挥部金井，直逼长沙。在此情况下，已在武长路方面渡过汩罗江北岸的刘兴、廖磊两部敌军，看到李品仙既败，恐退路被切断，也仓皇后退，于是，白崇禧乘胜追击，顺利收复长沙。

白崇禧说：“这一仗所以险胜，主要是主帅能下决心与三军将士用命。”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往往胜败决定于顷刻一念之间。当桂永清当驻德使馆武官时，曾访德国名将鲁登道夫，请教为将之道。鲁登道夫沉思有顷断然地说：“决心！”桂永清还请益，鲁登道夫重申：“最重要的还是决心。”看来西征最后一战的胜利，与决心也是分不开的。

平江一战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好打了，李品仙所统率的唐生智旧部，其中包括李品仙自兼的第八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刘兴的第三十六军，还有新编的周斓的第十七军、叶琪的第十八军，因士气涣散，纷纷向湘西退却。白崇禧依照原定计划，从湘潭追击到宝庆，没有发现敌踪，于是派张震欧为代表，持函去溆浦跟踪找到李品仙，对他说：“你们不要跑了，还是坐下来谈谈，团结对敌吧。”

本来，照通常情况，都是败者向胜者求和，今白崇禧不以战胜者自居，反其道而行之，倒使他们感到意外。李品仙与白崇禧本无什么敌对情绪，之所以举起枪杆同白崇禧作战，不过是遵照唐生智的命令行事。现在扪心自问，感到再对抗下去实无任何意义。此外，李品仙、廖磊、叶琪都是白崇禧的广西同乡和保定军校的同学，叶琪曾经被赵恒惕派到广西当代表，而白崇禧也曾在北伐前夕到长沙劝第四师同人早日参加国民革命。彼此有过长期的历史渊源，易于推诚相见，解决问题。

几经磋商，白崇禧终于成功地收编了唐生智在湖南的全部军队：由李品仙任第十二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叶琪为第十二军军长，何键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廖磊为第三十六军军长。后来除何键一军留守湖南外，其余各军由白崇禧率领北上，参加中国革命军“第二次北伐”。

三、领兵入北京的华南第一人

蒋介石在汪精卫、胡汉民都在国外的情况下，个人包办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二月七日，四中全会闭幕，暂推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五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余四名留待出国同志，以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以黄郛为外交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组成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于右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阎锡山、谭延闿等十二人为常委，蒋介石为主席。

四中全会方结束，蒋介石便轻车简从去徐州视察。他此行有一特点，就是不令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随行，而把他留在斗鸡闸的公馆里。到二月十三日蒋召总司令部秘书长李仲公到徐州去，出示他当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报，电文云：“已得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同意，取消第一路名义，改为第一集团军，中正自兼总司令，下设三纵队指挥，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祖任之。”另外，蒋介石把致何应钦的一封信交给李仲公：“这封信要你当面交给何敬之（何应钦），你对他说，现在调他当总司令部参谋长，他非要就任不可。我要给他一点教训，证明我蒋某人不是好欺侮的。去年八月，如果他敢于同白健生（白崇禧）讲几句话，我又何至于被迫下野哩！”蒋氏言下犹恨恨不已，表示他以牙还牙，报施不爽。

蒋介石采用刘邦入壁夺符的办法，一手把何应钦的兵权抢过来，使何氏感到异常羞愤，并告假两月，避居上海。后来蒋介石亲往抚慰，何应钦才于二月二十二日回到南京报到就职。这一切是上海市长张定璠派人告诉白崇禧的，当可信其有征。

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他自己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规定四月开始动员；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对张作霖统率的“安国军”分攻合击，以打下北京天津为作战目标。但对两湖军队究竟如何使用，蒋介石迄今未有任何表示，大抵他想到去年八月下野一幕，心中还念念不忘。

直到白崇禧将李品仙统率的军队完全收编过来，此举不仅使广西军人的实力在一夜之间膨胀了一倍以上，并且使两湖与两广在地理上连接起来，它所处的战略地位，较蒋氏所统治的华东几省远为优越。蒋介石不能忍受李、白集中军力于一处，而必须分而治之。因此经过考虑，才于四月八日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但没有明示第四集团军的作战区域及其任务，白崇禧于奉委后即率李品仙部到武汉集中，候令进止。至此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开始形成，国民党军力消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回顾三年前北伐誓师，从两广出发的共有七个军，到了今天，在此七个军中，只有蒋介石的子弟兵第一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能发展为集团军。为什么后者有此幸运？当以白崇禧所起的作用最大。出于白崇禧的设计，由他指挥第三路军入湘，成功地把唐生智旧部收编过来，使蒋介石不能不对李、白另眼相看，俾以冯、阎相等的地位，形势逼人强，的确是一条真理。

大家都关心第四军的命运，他们到哪里去了？自中共发动广州起义后，南京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授李济深以全权，返粤整顿粤局。蒋介石惯于运用两面手法，这时也拨付五十万元予李济深，用来攻打第四军。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李济深返抵广州，立即指挥黄绍竑从西面、陈铭枢从东面围攻第四军，缪培南初与第十一军激战时获胜，但后与黄绍竑苦战卒告失败，第四军名将许志锐战死，缪培南率余部入江西。三月七日，蒋介石任命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氏卒于三月三十日到南京就职。四月二十六日，蒋介石邀李济深、陈铭枢与缪培南会晤。劝他们捐弃成见，消除误会，并将第四军拨入第一集团军，调往徐州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当面交代李济深，由广东省政府每月接济第四集团军一百万元，以补助其军费开支。李济深等到蒋介石北上督师又返广州去了。

四月十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与第一集团军作战的是张宗昌的鲁军，强弱异势，进展迅速。十二日，第一集团军先后占领夏镇、台儿庄、郯城，张宗昌下令鲁军总撤退。孙传芳不知信息，他照原定计划从鲁西侧击第一集团军，一举连克鱼台、丰县，幸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率骑兵席掖池部，冲击孙传芳的后尾，四月十六日，占领了济宁，截断了孙部的退路。孙传芳才慌忙后撤。四月二十二日，蒋、冯两军在泰安会师。四月二十七日，蒋、冯会晤于陇海线上的野鸡岗，决定进占济南。五月一日上午十时，第一集团军刘峙、陈调元、顾祝同率部入济南。蒋介石发表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但麻烦跟着来了。

日本当局心怀叵测，借口护侨，出兵山东，实际是蓄谋阻挠国民党北上，维护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五月二日，日军司令福田彦一到济南，部署了一系列的警备措施。五月三日，日军在精密计划下，选择了驻在五大马路纬一路广东会馆的贺耀祖部两个营展开攻击，因贺部不备，损失惨重。当日夜间，蒋介石下令驻在商埠的部队全部出城。并派外长黄郛进行交涉，但日军竟毫无理性地惨杀驻济交涉员蔡公时，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员全被杀害，此即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事件后，蒋介石发现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北上打下京津已不可能了，故有意退回南京，与奉张划江而治，但此意为谭延闿所坚决反对。五月九日，谭延闿在南京私宅约吴稚晖、张静江、黄郛、于右任、李烈钧举行会议，做出六项决定。会后由谭延闿、吴稚晖带上六项决议去兖州晤蒋介石。十日，在兖州举行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蒋介石仍坚持退回南京，但谭延闿则主张继续北进，完成北伐。谭延闿的主张得到会上大多数的同意。最后，蒋介石也赞同，但他决定把指挥权交给冯玉祥，自己却回到徐州去了。

蔡公时（1881—1928），济南“五三惨案”著名烈士。1928年春随军北伐。5月1日进驻济南，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5月3日，日军寻衅挑起事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是日下午，日军将山东交涉公署包围。此时，蔡公时刚接手交涉公署工作。日军以暴力手段将交涉署人员捆缚。蔡公时操日语，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粗暴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行径。日军官恼羞成怒令士兵举起刺刀，对被捆绑的蔡公时等“各人之头面或敲击，或刺削”。蔡公时耳鼻均被割去，血流满面，仍怒斥日军兽行。并高呼：“日军决意杀害我们，唯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同仁闻言皆放声大哭，痛骂日军。日军更怒，将蔡公时等17人，撕去衣服，百般凌辱后全部枪毙在交涉公署院内。他们在赴任不到一天之内，壮烈殉国。蔡公时等被杀害，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五月十八日，蒋介石到徐州会晤冯玉祥，告以绕道北伐的主意，并将指挥权两手奉送冯玉祥。冯玉祥说，京汉路正面为奉军主力所在，应请第四集团军同第二集团军并肩作战，联镳并进。蒋介石正感到第四集团军没有派定任务，冯氏之意正合他的下怀。于是蒋介石立刻从郑州打电报给李宗仁：“请白健生兄即日到郑州一晤。”

白崇禧接电后即于十九日从汉口去郑州，到时受到冯玉祥总司令的热烈欢迎。在去年六月徐州会议时，白崇禧已见过冯焕章了。后者质朴耿直的高大形象，令白氏有肃然起敬之感。

二十日中午，蒋介石约白崇禧吃午饭，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邵力子。白崇禧简单地报告他所带的部队有李品仙、叶琪、廖磊等六个军，叶琪军整装待发，不日即可开动。蒋介石对白崇禧说：“第四集团军北上部队的军费，由子文负责拨付。”他说时看了宋子文一眼。二十一日下午，蒋介石又召集冯玉祥、白崇禧举行会议，商进攻京津计划。当即决定：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铁路正面，攻保定；第三集团军担任京汉铁路以西，攻保定侧背；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铁路以东，攻高阳，与第四集团军齐头并进。会后，蒋介石嘱白崇禧在进军时顺道到石家庄晤阎锡山，代达问候之意。

白崇禧于二十二日返抵汉口，向李宗仁报告郑州之行的经过。白氏发现在他不在武汉时李宗仁听了胡宗铎一面之词，把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委程潜扣留起来了。这犯了很大错误，白崇禧以为不应有此一举，因为程潜在一年来对李、白很有助力。第一，他支持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二，他支持西征唐生智。此外程潜还是党国元老，扣留他不得人心，但大错铸成，白崇禧已无从补救了。

白崇禧于北上督师以前，令叶琪第十二军于五月二十九日以前集中石家庄，廖磊第三十六军于五月三十一日以前集中正定，时冯玉祥总司令不欲在会战前疲劳兵力，撤回博野及安国的第二集团军部队。张学良所率的奉军看到有机可乘，立刻分由康关、任邱袭径定县，企图切断京汉铁路，歼灭第三集团军。形势极为严峻，白崇禧顾全整个战局，急令叶琪率部至径定县、新乐增援，第三集团军至此才脱离险境，转危为安。

之后，白崇禧到石家庄晤阎锡山，那时已值夏初，阎氏还穿着棉衣、棉裤、棉鞋，衰老之态，令人吃惊。他说着一口的山西话，声音很小，听来十分费力。见面时阎锡山紧紧抓住白崇禧的手，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说，“如果西北军不从正定撤退，我是不会着急的。”言下颇有责备冯焕章总司令之意。白氏因知冯、阎以后关系不很愉快，固非偶然也。

此时，白崇禧的先头部队门炳岳师，在正定下车集中后，恰巧奉军戢翼翘的骑兵军迂回到正定后方来，立刻与门师发生激战，将其驱逐。随后奉军侦察机发现，从武汉北上的援军有百余列车。此事对奉军冲击很大，乃决定放弃京津。五月三十日，张学良、杨宇霆（1885—1929，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安国军参谋总长。张作霖死后，杨欲夺取东北军政大权，后被张学良卫士枪毙。）、孙传芳应张作霖电召，于凌晨一时乘火车离保定北上，七时抵北京，随即参加张作霖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后下令前线总退却。三十一日，第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同时入保定，北京震动。随后张作霖离京返沈阳，在皇姑屯被日本人预置的炸弹爆发受伤毙命，局势为之发生重大的变化。

张学良

张学良（1901—2001），辽宁海城人，张作霖之子。张作霖被炸死后，执掌军政大权，世称“少帅”。九·一八事变时，曾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后力主抗战，和杨虎城一起在西安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促进全国联合抗日。事变后，随蒋至南京，身陷囹圄。1946年被送到台湾，2001年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关于接收京津问题，谭延闿、张静江于五月二十七日从南京去徐州见蒋介石，认为阎锡山与日本素有关系，建议由阎负责接收京津。蒋介石五月二十九日到新乡晤冯玉祥，征求同意。三十日，又到石家庄与阎锡山，面示此项意见，阎氏同意承担接收京津任务，蒋家官书后来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论：“蒋总统因不敢信任冯玉祥，乃任阎氏为平津宪兵司令。”①（按：平津宪兵司令系平津卫戍总司令之误。）

第二集团军为攻击奉军主力，冯玉祥不得接收京津，自然心怀不满，阎锡山有见及此，特示好白崇禧以自重。六月十一日，阎锡山约白崇禧一同入京，阎锡山在铁狮子胡同设立卫戍总司令部，白崇禧则在香厂东方饭店设立前敌总指挥部。白崇禧那时只有三十五岁，成历史上为华南领兵到北京的第一人，心中充满了喜悦的心情。他对采访的记者说：“自古以来，凡是统一中国都是由北而南，从未有由南而北以完成此一神圣大业的。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曾一度进至天津，至于北京实以这一回为首次。”言下意得志满之状，别人也能体会出来。当时天津《大公报》蜚声海内，主笔为名记者张季鸾，他在六月十四日的《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经过张季鸾这一评价，白的声誉更高了。古人言：“功高震主者身危。”历史教训，值得重视。

杨宇霆

① 见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一卷，第一三四页。

四、裁兵不如实边

蒋介石一贯善于“以退为进”的策略。蒋、桂、冯、阎四派打下北京、天津后，即于六月九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的辞职通电称：“作战目的完成之时，即总司令职权当然解除之日。中正本年二月（按：实是一月九日）复职之电亦经剀切陈明，一俟北伐完成，即当正式辞职，以谢去年弃职引过之罪。息壤在彼，尤蒙殷鉴。”蒋介石想师当年赵匡胤杯酒息兵权的故智，要冯、阎、李学他模样，一律功成身退。故不惜登高一呼，自为首倡。

蒋氏的辞职自然引起一片挽留之声：首先是阎锡山、白崇禧从北京发出挽留的通电；其次是李宗仁从武汉吁请蒋介石留职；再次是何应钦从南京向广州发电报，请李济深出面挽留蒋介石，李济深立刻响应。在一片挽留声中，蒋介石卒于六月十七日声言打消辞意，表示仍将对军事负责到底。

蒋介石次一步骤，就是玩祭灵的把戏，其目的是要在孙中山灵前举行裁兵会议。杨永泰（1880—1936，国民党高级官员，蒋介石首席智囊，政学系巨擘。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众议院议员并加入国民党。1931年任军委会秘书长。1936年10月25日在汉口码头被CC派暗杀。蒋介石称其为“当代卧龙”。）之能够认识蒋介石，是蒋氏的把兄弟黄郛介绍的。杨永泰在蒋介石前阿谀逢迎，唯恐不至，而推测蒋氏的意图，深透入微。杨永泰引用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主张“削藩”的典故，对蒋介石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削藩策》，其要点是“军事上化整为零”、“财经上则化零为整”。蒋介石看后十分欣赏，部队“化整为零”，这多么好啊！以后蒋氏主张裁撤总司令、总指挥，部队以师为单位，就是以杨永泰“化整为零”的观点为依据的。

计划既定，蒋介石就授意国民党中央常会于六月十四日作出决议，派蒋介石赴北京祭告并视察一切。六月十九日，蒋氏又示意国民政府决议，加推冯玉祥、阎锡山会同蒋介石前往北京孙中山灵前省视。四个集团军总司令，而今唯李宗仁不与焉，蒋氏鄙薄李宗仁的心情，冯玉祥看得一清二楚了。因此，冯玉祥决定开蒋介石一次玩笑，于是在六月二十五日打电报给李宗仁，邀其一同前往北京参加祭灵仪式。这一来就使蒋介石变得十分被动了。

蒋介石怎么办呢？他为了表示对李宗仁更加亲热，特于六月二十六日带着吴稚晖、陈布雷、邵力子、陈立夫、程天放（1899—1967，五四运动知名领导人，后担任国民政府的官员。1949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曾经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50年，前往台湾。1950—1954年为国民党逃台后首任“教育部部长”。）、周佛海（1897—1948，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建党的一大代表之一，后成为国民党政府要员，再后沦为汪精卫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成为汉奸。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吴思豫（1884—1958，早年加入同盟会员，1928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国民党参军处参军兼总务局局长，并暂代参军长。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任军委会铨叙厅中将厅长。1947年末，目睹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动内战，遂产生脱离蒋氏政权的决心。1952年7月在天津定居，后加入民革。）等人，从南京乘军舰逆流而上，邀李宗仁同赴北京。与此同时，政学系要员张群、杨永泰则乘火车沿津浦线北上前往部署一切。七月一日，蒋介石、李宗仁抵郑州，冯玉祥自新乡来晤，蒋氏邀他一同北上，冯玉祥却推托有事，稍迟前往。七月三日，蒋介石、李宗仁到达北京。蒋介石偕宋美龄住香山碧云寺，李宗仁则住在集灵囿。七月六日，冯玉祥也到了北京。

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陈布雷

陈布雷手书

周佛海

七月六日，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祭告大典，由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与祭，白崇禧、吴稚晖等陪祭。天津《大公报》故意突出白崇禧，在是日该报发表的社评《今日碧云寺的祭告大典》中，以崇敬孙中山的词藻来颂扬“蒋、冯、阎、李、白诸公”。白崇禧看了，心中更为得意。回顾三年前广西统一时，白崇禧不过是李宗仁的参谋长，随而升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而今在新闻界心目中，他已能与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了。蹿起之速，世所罕见者。

七月六日下午，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宣告成立（是时北京已改称北平）。该会成员是六月二十五日由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的，以李石曾、冯玉祥、阎锡山、张继、鹿钟麟（1884—1966，1922年任冯部第八混成旅旅长，后升任师长兼北京卫戍总司令。1924年参加北京政变，指挥驱逐清废帝出宫。1926年五原誓师时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之后奉命赴苏考察。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政府兵役部部长、河北省政府主席等职务。）、赵戴文（1866—1943，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坚定的爱国者。阎锡山的军师、宰相。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民国以后的山西军政两届出身的人物无不是他的学生。赵戴文一生著述颇丰。）、蒋作宾（1884—1941，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蒋作宾满怀忧虑，两袖清风，是公认的“清官”。他无一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宴会时喝少量啤酒），不打牌，不进戏院看戏（政府及集团活动除外），只喜欢散步，故曾有“散步大使”的绰号。1941年病逝于重庆，1943年追赠为一级陆军上将军衔，国民政府明令褒扬。198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曾修葺其墓。）、白崇禧、马福祥（1876—1936，回族。1928年春，国民党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候补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后历任国民政府青岛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委员。今日委员阎锡山、白崇禧、马福祥、鹿钟麟、蒋作宾宣誓就职，冯玉祥辞之不就，表明蒋、冯之间的关系很不愉快。

七月六日晚，蒋介石在碧云寺旁李石曾宅开座谈会，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等参加。会上各人面前发了蒋介石七月五日给各总司令、总指挥发的通电，电文有云：“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我同志必当以真正之觉悟与全国人民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的职责。中正尤当竭其绵薄，与我同志共勉之。”

此外，会上还散发了蒋介石提出的《军事善后案》，它主要是说，军政告终，训政开始，养兵太多，开支太大，有碍经济建设。现在全国有三百个师，准备裁汰二百五十个师，留下五十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全国共留八十万人。保留的五十个，准备每集团军留八师至十师，中央另建宪兵十师。总而言之，这是强干弱枝的裁兵方案。按照这一方案，蒋介石至少可以控制二十个师。他的动机如何，已经明若观火。

白崇禧看了《军事善后案》，觉得蒋介石急于求成，必致严重后果。他自恃做过蒋介石的参谋长，应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勇于发表所见，以备参考。于是白崇禧即席发言说：“第一，我不反对裁兵。但自古以来，‘裁兵不难裁将难’，如果处置不当，纠纷立起。历史教训，值得重视。第二，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边疆资源尚待开发。当前与其倡议裁兵，何如实施总理之兵工政策，使之实边。第三，如果在我国边疆成立若干军区，让各部队去从事开发工作，不但可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且可安置北伐有功的将领，使他们负起国家建设的重任。”最后，白崇禧说，他是一个回族后裔，对西北地区有地利人和的方便条件。如果中央有实边这样一个宏伟计划，他自愿带广西子弟三五万人前往新疆，为开发边区作出贡献。白崇禧的话，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因而未能起任何作用。

到七月十一日，又开始两天的汤山会议。七月十三日，李济深、戴季陶到达北平，蒋介石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他精心炮制的《军事整理案》，该案归纳起来有下面基本内容：一、取消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成立全军编遣委员会，作为最高机关；二、选各集团军精锐编成五十至六十师；三、全国军队统一编制，打破原建制，轮换训练。蒋介石说，本案吸收了在座各位的一些意见，实际上是指混编、轮训的办法，是冯玉祥提出来的。而冯氏所提保留总司令、总指挥的名义以资安置有功的将领，因为不合蒋介石的胃口，蒋氏就不予理睬了。

后来蒋介石推说先返南京筹备召集五中全会，就留李济深代行总司令职权，继续与各总司令就裁兵问题继续进行磋商。七月二十八日，李济深离北平南下到南京参加五中全会。白崇禧还写一封信托李济深交给蒋介石，重申裁兵不如实边更能适合国家实际情况的意见。他在函中建议划分全国为中央、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六大军区，各军区之编制、人事任免、政治训练及军事教育方针，一概受命于中央，如此先建立各军区间之互信，然后树立共信，则军队一定可以国家化，盖可断言。此函去后，如石沉大海。李济深是否转给蒋介石，迄未可知，因白崇禧自“武汉事变”后，即匆匆离平南下，以后见过李济深，因时过境迁，也没有提起此事。

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从南京电白崇禧，要他出兵冀东，彻底解决踞滦河的张宗昌直鲁军残部。此时沈阳与南京之间，正信使往还，洽商东北易帜问题。而张宗昌发出通电，声言引兵出关，阻止统一大业。白崇禧以解决张宗昌部，亟须与东北军通力合作，特先后派何千里、叶琪赴沈晤张学良，商合力解决张宗昌残部问题，结果得到张学良的首肯，派兵入关协助，九月下旬滦河一战，直鲁残部全被解决，张宗昌仓皇出走，仅以身免。后白崇禧电告李宗仁，请建议中央确定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为北伐完成纪念日。但此议卒为蒋介石所否决。

蒋介石在八月八日至十五日召开的五中全会中，悍然通过了取消各集团军的决议，并极力坚持取消政治分会。冯玉祥、李济深据理力争，以为四中全会曾经做出决定，地方政治分会应保存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现在取消，正违反了四中全会决议。蒋介石自知理屈，只好同意保留到“三全大会”召开之时，但是他提出：政治分会权力要加以限制，规定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境内地方官员。这是蒋介石积极推行其“削藩策”的体现。

白崇禧此时唯望蒋介石能接纳他的忠言，把裁兵改为实边政策。他认为边疆实大有可为，当他在保定军校三期学习时，侧重阅读边疆问题的书刊，与同学交换意见，亦以边疆问题为中心问题。人以“边疆问题专家”呼之，不以为谑。白崇禧常说，一九二八年打下北京、天津以后，为国民党盛衰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蒋介石听他的话，此时不谈裁兵问题，而且注重开发建设边疆，则一九二九年以后的连年内战无从发生，既没有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战，而“九一八”事变亦可以幸免，是知内忧外患，相继而来，完全是裁兵有以致之，语云：“祸福无门，唯人自招。”看到蒋介石自招其祸，足资借鉴。

五、“联胡打桂”与“倒桂反蒋”

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蒋介石一面命白崇禧率兵渡滦，解决张宗昌部。一面又定下“联胡打桂”的决策。在他派陈铭枢去香港迎胡汉民北上的时候，还利用陈公博去找唐生智的旧部刘兴，要他去天津策反白崇禧的军队。

原来汪精卫出国后，陈公博在上海组织“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还出版《革命评论》刊物，宋子文每月给陈公博三千五百元作为经费，以维持蒋、汪合作的局面。在胡汉民返抵香港的时候，蒋介石已决定“联胡打桂”了。但他还要最后利用陈公博一次。

一天，宋子文打电话给陈公博：“蒋介石到上海了，他要找你谈谈。”

“那么，我去看他吧。”过去蒋介石要见陈公博，每次找他到孔祥熙的住宅谈话。

“不，蒋先生要来看你。”

“我的地方太小，还是我去看他吧。”

“你就在家里等他来吧。”

不多一刻，蒋介石就同宋子文来到陈公博的住所。坐定以后，蒋介石说：

“胡展堂先生回来了，你知道吗？”

“我是从报纸上知道这消息的。”陈公博说。

“胡先生一回来，局面就紧张了。”

“我看也没有什么嘛！”

“唔，胡先生回来会动兵的。”

“胡先生也不见得有什么办法，我看不用兵总比打仗好。”陈公博还摸不着头脑。

蒋介石停了一忽，又问陈公博道：

“你最近看到刘铁夫吗？”（刘铁夫就是刘兴，唐生智旧日的将领。曾任第三十六军军长。）

“见到，我们倒是经常来往的。”

“明天下午约他到子文那里谈谈。”

次日陈公博陪刘兴到宋子文公馆，见刘经扶也在那里。蒋介石对刘峙说：“你回去把部队准备好，等候命令。”原来他们早已谈过了，陈公博看情形作出这样估计。

过后，蒋介石问了刘兴一些生活情况，随以坚定的口气说：“我要你到北方去，把白崇禧指挥的军队夺过来。所需费用由子文给你准备。”

“此事要不要告诉唐孟潇？”刘兴问道。

“暂时不要告诉他。”

“如果能够抓到白崇禧，就把他杀了。”蒋介石说时表情严肃，显出一脸杀气。

这是蒋介石设计整白崇禧的起点。而白崇禧那时还出兵滦河为他卖命呢！

蒋介石总是惯于过河抽板的，等到九月三日胡汉民由陈铭枢陪同到达上海，蒋氏“联胡打桂”的决策已有实现可能，遂嘱宋子文停拨《革命评论》的经费。蒋、汪合作的格局至此暂告结束。

当汪精卫派分子知道蒋介石要打桂时，人人弹冠相庆，认为可乘此捞一把了。只有陈公博头脑比较清楚，他以为蒋介石“联胡”是为了“打桂”，而“联胡”又必须“排汪”，这是事有必至的。他看到没有什么指望，不久就去欧洲跟汪精卫去了。

唐生智、张发奎在上海会晤，对未来局势交换意见，他们都热心拥汪，明知道蒋联胡对汪排斥，但仍相约采取这样一个联盟的策略：先倒桂、后反蒋。因为李宗仁、白崇禧的西征，和李济深讨伐张发奎，他们此刻还有余愤也。

第七章 蒋桂战争的悲剧

一、胡宗铎妄兴“湘案”，授蒋可乘之机

一九二九年的蒋桂战争，是以何键和鲁涤平（1887—1935，国民党高级将领。1928年为湖南省主席，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任过江西省主席，进攻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大败而归。后任浙江省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35年因脑充血中风病逝于南京。）的矛盾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李宗仁主持的武汉政治分会任命谭延闿的部下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清乡督办，并委任原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湖南清乡会办。

此时湘赣边区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正在日益壮大，鲁涤平乘机向南京政府提出由湘赣两省进行“会剿”的计划。南京国民政府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发出“号电”，任命鲁涤平为湘赣“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鲁涤平想借机把何键挤出湖南。遂决定由何键代理总指挥，带领六个师去江西“会剿”。何键不甘心被挤，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到武汉找胡宗铎，由胡陪同去访李宗仁商量对策。

何键向李宗仁提供了一项后来不能证实的情报，说蒋介石最近不断从江西运武器去补充鲁涤平部，实属可疑。运输装备，从武汉经由火车送往长沙最为方便。南京为何舍近就远呢？心中分明有鬼，我们推断，蒋介石意欲指使鲁涤平对武汉用兵，吾人不能不预为提防。

李宗仁以此事体大，特嘱胡宗铎陪同何键前往北平，向白崇禧汇报。李氏并派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王季文随行。王季文为桂林人，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视师桂林时，曾任命王氏为桂林清乡督办。李宗仁对他遇事咨询，故嘱其随同胡宗铎、何键北上。

胡宗铎等一行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从武汉乘火车抵北平，白崇禧亲往迎接。在胡宗铎、何键未到前，李宗仁已电白崇禧，说明胡、何此行任务。故胡宗铎、何键抵平后，白崇禧一有时间，就陪同他们浏览北平名胜，似在作出这样假象：他们此行是旅游的，别无其他任务。

白崇禧聆悉一切后，明告胡宗铎、何键说：“看来蒋介石目前集中全力于召开编遣会议，尚不致于立刻对内用兵，但局势在蒋介石锐意削除异己政策的激荡下，内战是不可免的。今后对策，我以为应该是这样：

一、李德公（宗仁）应当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我是不去的；

二、何云樵兄应就任代理“会剿”总指挥职务以示顾全大局的精神；

三、外传蒋介石以经济方法瓦解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瓦解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瓦解第四集团军。如果真的打起来，则武汉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我主张第四集团军在武汉的部队，在必要时应全军撤到湖南，紧靠两广为后方，以利于进攻退守，运用自如。如果我们进军对蒋，也应当采取当年北伐的打法，由浙赣线进攻上海，切勿等在武汉挨打。”

十二月十九日，胡宗铎离平南下时，白崇禧还殷殷嘱咐放弃武汉的主张。他还要胡宗铎力筹三十万元，使现在滞留天津到唐山的李鹤龄、廖燕农两部能够把它作为开拔费，早日调回武汉。胡宗铎对此唯唯遵命，他这个人，是完全依靠白崇禧提拔起来的。当北伐誓师时，他不过是个旅长，其资历相当于钟祖培和李明瑞，战功也是一样。龙潭战役后，胡宗铎一跃而为第十九军军长，及西征后到达武汉，胡一身兼武汉卫戍司令、湖北省清乡督办，即他的部下陶钧，地位本低于钟祖培，也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兼湖北省清乡会办。他们地位高了，对白崇禧就不像过去那样听话，主要就是他们维护眼前利益，舍不得放弃武汉地盘，以致后来沦于一败涂地的局面。

一九二九年到来了，李宗仁期前到南京出席编遣会议，以消除蒋介石的疑虑；何键于元旦宣布就任湘赣“会剿”代理总指挥职；蒋介石于一月一日以“东”电致白崇禧：编遣会议已于一月一日开幕，请克日莅京出席，并准备给白崇禧以主持编遣一个部的职务。白崇禧于一月二日以“冬”电复蒋氏，告以他的六弟崇祜近日在沪病故，因哀伤过度，以致咯血，已入院休养，俟稍行康复，即力疾赴京，效命驰驱。白崇禧是时对蒋介石已有戒心了。他不应蒋介石电召，是可以理解的。

武汉是所谓“桂系”重心所寄，李宗仁出席南京编遣会议去了，白崇禧又留在北京，这样武汉只靠第七军军长夏威、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第十八军军长陶钧等三人在那里主持一切。李宗仁主张“鄂人治鄂”，对胡宗铎、陶钧颇予放任。因此胡、陶把持军政大权。陶钧最骄纵，首先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得了榷运局。第十八、第十九两军因为待遇好，除薪饷外还有特别收入，一些军官都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广西子弟兵第七军则仅赖经常费维持，日子很不好过，于是武汉军中就传出了“广西人拼命打仗，湖北人升官发财”的不平之鸣。

蒋介石在派刘兴北上策划夺取白崇禧所部湘军之时，也派他的侍从参谋郑介民去武汉刺探桂军情报。郑介民是海南文昌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到过苏联留学，恰巧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也是留苏学生，此时正在武汉政治分会工作。郑介民通过李宗义的介绍，很快就同广西一些中级军事干部密切往还。郑介民侦悉：桂鄂部队不和，其中尤以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对胡、陶骄纵跋扈，最为不满。

不久，蒋介石就派他的高参云南人周伯甘到武汉，向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策反。周伯甘与李明瑞为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可以促膝谈心。周伯甘对李明瑞说：“武汉给胡宗铎、陶钧搞得乌烟瘴气，你在这里有什么出路？如果倒向中央，则可以开拓另一个前途。”李明瑞沉思有顷，始说：“你有所不知，我凡是在政治上采取重大抉择，都必须同我的表哥俞作柏商量决定。”周伯甘至是知道李明瑞心存携贰。

俞作柏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干部，此人脑后见腮，相术家指为雅好权术，凡事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当李宗仁打下南宁时，俞作柏曾劝黄绍竑取李氏而代之，白崇禧告以洪杨故事，黄绍竑乃竭诚拥李。北伐出师时，俞作柏以旅长让给他的表弟李明瑞（也是他所部团长）充当，自己则在南宁主持军校兼任广西省政府农工厅长，曾资助左江农民革命领袖韦拔群开展东兰农运，“四一二”清党时被迫去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广州事变”，张发奎曾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委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后来杨永泰就是通过汪派的关系找到俞作柏，俞一出来做李明瑞的工作，自然易如反掌。这些事态的发展，李、白均茫然不知。后来胡宗铎妄兴“湘案”，遂使蒋介石讨桂有名，真是自取灭亡也。

二、蒋介石施计，李济深到汤山“休养”

一九二九年一月，南京编遣会议期间，蒋介石曾邀冯玉祥去汤山洗澡，他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全中国都在他们手中了。”

蒋介石说这话对冯玉祥存心起挑拨作用，因为这四个地方都是由广西人统辖，冯玉祥不以为然，于是对蒋介石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装得下全国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何必顾虑这些呢？”蒋氏听到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①

冯玉祥注意到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削除异己，局势看来不妙，遂于二月五日秘密离开南京，回到河南辉县百泉村住下，静看局势发展。冯氏离京后，蒋介石火冒三丈，他去找李宗仁，要共同对付冯玉祥。李宗仁以北伐刚完，统一伊始，建设不遑，岂能同室操戈。遂对蒋介石说：“兄弟阋墙，期期以为不可。”实际上蒋介石是对李宗仁进行试探的。他最先还是决定打桂，因为广西军人的势力从两广经武汉以迄燕蓟，兵力分散，易于各个击破。

二月十三日，胡宗铎应何键之邀，到安阳与何氏会晤，何键告胡宗铎，他截获南京装备鲁涤平的军火，事急矣，必须速谋因应之道。胡宗铎回到武汉，与夏威、陶钧会商。胡宗铎、陶钧年轻气盛，对此不细加审虑，主张先发制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是蒋介石故意布置的圈套，使人坠其彀中而不自觉。胡宗铎因舍不得放弃湖北地盘，更不考虑白崇禧事先提出撤出武汉、退到湖南的腹案。夏威因患扁桃腺炎，遇事不发表意见，而第四集团军政务处长潘宜之也附和胡宗铎的意见，军事解决鲁涤平的决策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定论了。如果李宗仁、白崇禧有一人待在武汉，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①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一章。

二月二十二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和他所兼第十八师师长，以及谭道源五十师师长的职务，另派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十分明显，这是胡宗铎、何键两人于二月十三日在安阳商定的方案。这证明胡宗铎完全听了何键的摆布。在前一日，即二月二十一日凌晨，武汉派夏威、叶琪两部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船离长沙经长江转往南京，夏、叶两部还追击鲁涤平所部两个师，此即所谓“湘案”。

事发时，李宗仁还被蒙在鼓里。二月二十二日清晨，陈绍宽来成贤街访李宗仁。西征军兴时李宗仁曾乘陈绍宽的座舰溯江西上，直抵安庆，所以彼此熟识，但对陈绍宽未经约定，来得如此之早，也表诧异。陈绍宽说：“此来非为别的，是因为他接到长沙海军办事处电报，说武汉今晨派兵进驻长沙，不知德公是否预闻？”李宗仁说，他也不知道。待陈绍宽告辞，李宗仁急问侍从人员：“有无武汉来的电报？”回答说：“有。”李叫电务员立刻译出，至此李始知武汉对湖南采取突击行动，李大骂胡宗铎惹了滔天大祸，即与夫人郭德洁分别，自与侍卫长季光恩化装去下关一间小旅馆住下，晚上搭上宁沪专列三等车厢去上海，在上海法界陈先甫的“融园”住下。胡宗铎的鲁莽行动，几使李宗仁遭到不测之祸，李宗仁、白崇禧以后再不起用胡宗铎，悉以胡妄兴“湘案”为契机。

蒋介石看到武汉政治分会的行动，深深符合他自己的导演，这真是太好了：因为五中全会对政治分会权力曾经作出限制：“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表命令及任免特定地域内的人员”；全国编遣会议也有过“不得擅自移动军队”的规定，这两条而今武汉统统犯上了，中央讨伐他们，不患师出无名了。但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夺军部署和对武汉李明瑞的分化工作都没有进行成熟，特别是他要借“武汉事件”引诱李济深入京调停，以便把他扣留起来，不战而解决广东问题，使广西陷于孤立。在此举尚未告成以前，他要扮着和平的角色，以利于李济深受骗上当。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溪口知道“湘案”爆发，即马不停蹄从宁波到上海。二十四日，他会晤李石曾、谭延闿，交换对“湘案”解决意见。当晚他们三人回到南京。二十六日，鲁涤平到南京谒蒋，蒋抓住此一机会公开谴责武汉政治分会擅自改组湖南省府于法不合。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召开第一百七十七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此训政开始时，行政与军政系统不容或紊，中央决议案尤应绝对遵守。此案应派监察院院长蔡元培会同国民政府委员李宗仁切实查明，以凭究办。另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办。”

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解除李济深所兼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职，以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此时，广东实力握在陈铭枢、陈济棠手中。当李济深任第四军军长时，陈铭枢是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济棠是第十一师师长，所以两陈都是李济深的部下。陈铭枢在宁汉分裂时，离开武汉去南京拥蒋，任总政战部代主任。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他从香港陪同胡汉民去上海，参与了蒋介石联胡打桂的密谋，早已成为蒋介石的心腹，而今只有陈济棠仍为李济深所信赖，等候第二步处理。

李济深被解除广东省政府主席以后，即息影广西苍梧大坡山料神村家中，武汉事变后他曾电责胡宗铎，令其速向中央自劾。今接到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促其出来调查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事件，李济深即召集他的亲信邓世增（1886—1954，中将。1928年任广州卫戍司令和公安局长，1929年春反蒋失败逃香港。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逃往香港。1948年在广东北海协助民革组织起义活动，因起义事泄，逃往香港。后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冯竹万、李民欣、张文等商量。唯众意纷纭，踌躇未决，乃电邀黄绍竑来梧一商。黄氏由南宁来到，认为武汉事件必须大事化小，敦促李济深出来息事宁人。李氏接纳黄绍竑的意见，乃动身北上。三月十一日李济深到上海，李宗仁即接他到“融园”住在一起。李宗仁对他说：三月二日，他已见过蔡元培、吴稚晖，表示对湘事并不知晓，此事如何解决，待任潮到上海后相商。三月十二日，蔡元培、吴稚晖特意从南京来上海访问两李，李济深表示愿与政府合作，查办“湘案”。又问李宗仁对此事有何意见，李宗仁说：“我应引咎自劾，以明责任。”蔡元培说这样便可有转圜余地。吴稚晖要求李济深一同入京调处，后者慨然不辞。李宗仁说：“任公入京，恐安全会有问题。”吴稚晖说：“怕什么？我以人格担保任公的安全。”当晚李济深便随蔡吴两人乘卧车入京去了。

三月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据蔡元培、李济深的报告，对“湘案”作出这样的决议：“武汉政治分会此次举动，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但主席李宗仁因公留京，未及临时制止，曾自请处分在案。查主席李宗仁事前并未预闻，所请处分，自可毋庸置议。又查当时分会决议此案时，预议者为张知本（1881—1976，法学家。辛亥首义后，司法部成立后任部长。先后任江汉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大学校长。1928年3月，筹建武汉大学。1949年1月，张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长，提出释放政治犯，提案虽通过，但因蒋介石暗中干涉，未能实施。1949年去台湾。）、胡宗铎、张华辅（1887—1950，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护法、护国运动。1933年7月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副监。1935年4月授陆军中将。1946年7月退役，1950年卒于武昌。）三委员，应请予以处分。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应予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十四日，胡宗铎等三人致电中央，表示服从。看来“湘案”到此应当说已经结束了。谁知这不过是蒋介石诱李济深入京之计。闹剧还看下文。

李宗仁在上海看到情形不对，曾派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参谋长雷飚去南京密劝李济深从速离开南京，但李济深不听。仅嘱雷飚到杭州找李民欣，要后者密电广州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如我有不测，则粤省政治由真如，军事由伯南负责。”雷飚到杭州西湖，找不到李民欣，只见粤籍中委从一家饭店出来，好似会议方散，状极轻松，雷飚返上海向李宗仁汇报一切，李嘱雷即用李济深名义电邓。

李济深一入南京，即受到特务监视。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接到李品仙声讨白崇禧的“号”电，知道唐山到天津的唐生智旧部已入其掌握中，即派警卫团一连人去参谋总部将李济深的卫队缴械。次日，又将李济深送到汤山“休养”。吴稚晖以有人格担保李济深的誓言，觉得过意不去，就搬去汤山与李济深同住。

在李济深被扣的一天，蒋介石一手撕毁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他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说：“中央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出兵武汉，势将不免。

三、助白崇禧脱险，廖磊被撤职

一九二八年九月，刘兴受到蒋介石的密命，北上策动白崇禧部反正。此时白崇禧指挥的六个军在消灭直鲁部残部后，大部分已调回武汉，只有李品仙的第八军改编为第五十一师，廖磊的第三十六军改编为五十三师。第三十六军原为刘兴所统率。一九二八年三月，白崇禧收编唐生智旧部，赶走刘兴，将第三十六军第一师长廖磊升任军长。所以刘兴恨白崇禧入骨，而廖磊对白氏则有深切的知遇之恩。

刘兴到天津后，即与他以前的幕僚长、现任五十三师参谋长周武彝取得联系，周氏以办理三全大会代表报到手续作掩护，前往南京活动。事前，他请邵力子（蒋介石的总部秘书长）转告蒋介石，他此行是代表五十一师、五十三师全体官兵南下，先去上海迎唐生智，然后再到北京谒蒋，报告一切。

周武彝在上海向唐生智表示，全体官兵一致拥护唐总司令重返部队。随后周氏又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五十一师、五十三师竭诚拥护中央，要求唐总司令重新指挥部队。蒋介石见他的部署已有成果，深表欣慰，当对周氏加以赞许，并指示他们可立即动身北上。嗣后，唐生智得到巨款，在周武彝陪同下乘日轮由上海赴天津。

“湘案”发生后，白崇禧也与李宗仁采取一样行动，辞去前敌总指挥职务，并电李宗仁，要他严令制止夏威、叶琪两部在湖南的军事行动。此外，他又密电胡宗铎，重申武汉易攻难守，要他指挥三军撤往湖南，待命进止。但胡宗铎深信三月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对“湘案”已有决议，拒不遵命，坐失时机。三月十九日，廖磊到北京德国医院见白崇禧，告以部队不稳，唐孟潇在南京策动下，日内即到天津，要白同他离京，沿途已有布置，白崇禧到天津后，由廖磊调度，搭上一艘日轮，南开香港。三月二十日，李品仙发出“号”电，声讨白崇禧，拥护唐生智复职。三月二十一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宣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之职。廖磊因掩护白崇禧出走，被唐氏撤职，而以刘兴继任第五十三师师长。

白崇禧因李品仙于三月二十日发出的通电，其中有如下等语：“崇禧阴主武汉，蓄意破坏中央威信，强令该军撤退，袭击平津，占领徐海，进逼首都。”这完全是背着良心说假话。因此，白氏曾长期对李品仙不谅，当两广对南京割据时期，廖磊受白宠任，当了第七军军长，而李品仙则位居闲曹。抗战时期，廖磊也比李品仙先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这都是与三月二十日的表态有密切关系。事隔十多年后，有同事问李品仙：“当年唐生智怎样把你们两个军抓了去的？”李氏说：“你不知道，两军中连幕僚都是唐生智的人。”但又说，“不过，如果当时态度坚定一点，那情势当又不同。”当然，如果事前白崇禧知对方阴谋，则必设法防止；或者李品仙对唐生智的态度稍为强硬，唐氏亦不易得手。白部无事，蒋介石对武汉用兵是费考虑的。

廖磊助白崇禧离津后，即电上海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俞星槎（1893—1940，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将教育长，国民革命军陆军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参室中将主任。1929年3月下旬，与上海市长张定璠秘密策划李宗仁、白崇禧出逃方案成功，为李、白重用。），赶紧设法救白崇禧出险。因为廖磊侦悉，对方已知道白氏乘轮南下，恐有不测之祸。李宗仁在上海得讯，即派王季文去访许崇智问计。许氏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宫有交谊，当由许电宇都宫设法营救。宇都宫遂令天津日清汽船公司派一快轮追上这条日轮，送白崇禧前往日本门司，另搭别的轮船前往香港。

白崇禧到香港时，张任民前来接船，他始悉李宗仁已较他先两日到港。据张任民面述：李宗仁知白崇禧脱险后，即叫俞星槎去找张定璠，为自己作脱身的安排。张定璠关照俞星槎，依他的计划行事。当晚，到了约定的时间，李宗仁偕王季文、张任民和侍卫长季光恩离开“融园”去中国饭店，后面有不明来历的汽车跟踪。李宗仁等上楼梯后，立刻从后面工人专用的楼梯下来，走出后巷。坐上张定璠为他们准备的另一辆汽车，驰往黄浦滩的市府专门码头，俞星槎已在那里等候，他们匆匆上了汽艇，直开吴淞口外，搭上邮船到香港去了。张定璠为了此事丢了乌纱帽，被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八日下令免职。

白崇禧一到香港，即入广州晤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邓氏说，李任公被扣的消息传到广州，群情愤激。三月二十三日，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陈章甫（1885—1937，1931年参加陈济棠等43将领《两广将领促蒋下野电》反蒋活动。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师长、第二十五师师长。1936年3月18日任中将。1937年春病逝于广州。）、李振球等人，联名电蒋介石，指责无端扣留李济深的卑劣行径，并迫切要求即日恢复李济深的自由。未几，广东省党部和省市民众团体亦纷纷通电响应。邓世增又说，他已召集李任公的嫡系将领徐景唐师长和王应榆旅长商议，他们主张进行兵谏。但此一建议已为陈铭枢、陈济棠所压制。原来两陈北上赴宁出席三全大会，陈铭枢过香港时住英皇酒店，因酒店失火，从四楼跳下伤足，留港就医。陈铭枢传话来穗，他不赞成兵谏。陈济棠到上海时，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已派人在那里等候他，要他立刻折返广州，收拾粤局。说到这里，邓世增把陈铭枢、陈济棠于三月三十日的联名通电给白崇禧，其中有“其有谋不利于粤，而牵入战争旋涡者，则粤人公敌”。白崇禧阅电后，知粤局不可为，遂于当日（即三月三十日）下午四时搭商轮返港。

三月三十一日，白崇禧偕张任民从香港搭“大明”轮返梧州，过三水时，忽见黄绍竑从那里上船，真是可谓巧遇，白问黄：“为什么来这里？”黄绍竑说：“接邓世增电，邀来广州商时局，连夜赶到梧州，再乘‘南强’小轮到三水，准备从这里搭火车去广州。一进车站，见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官处长李少毅正在守候，而且形色张皇，李少毅拉我到偏僻处告诉我：‘陈济棠已到广州，接管了第八路总指挥，邓参谋长请你立刻回去，不要自投罗网。’刚巧‘大明’轮入口，所以我就上船了。”白崇禧在非常困难情况下同黄绍竑久别重逢，彼此都有一番慷慨，张任民问白崇禧：“来日大难，你有钱吗？”白打开他的皮夹道：“就是这六万元，别无所有了。”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在梧州聚首一堂，虽在失意的态势下，大家还是非常欢洽。后来他们一起到容县，在黄绍竑的家里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由李宗仁、白崇禧报告此次事变的前因后果。白崇禧说，蒋介石原来就有意“削藩”，胡宗铎妄兴“湘案”，乃使蒋氏得以逞其诡谋。言下感慨系之。李宗仁此时已接到俞星槎从上海陆续发来电讯，知李明瑞、杨腾辉（1890—1939，桂系著名将领。杨惯耍朝秦暮楚的把戏，周旋于桂系与蒋介石之间。蒋桂战争，桂系失败与杨临阵投蒋有很大关系。中原大战爆发，杨又暗中联系投蒋。后来白崇禧邀请杨到南宁，剥夺了杨的军权。1939年，其在香港去世。）阵前倒戈投蒋，武汉兵不血刃而失守。白崇禧料武汉的部队总有一些会经由湘西退回广西。遂去柳州，准备到桂湘边境去照顾他们。但他一到柳州，即接夏威来电，知已全部投蒋，因而折返梧州。

四、武汉瓦解，白崇禧流亡海外

第四集团军经编遣后，在武汉的只有夏威第十五师、胡宗铎第十六师、陶钧第十七师、叶琪第五十二师；在湖南的有鲁涤平第十八师、何键第十九师、谭道源第五十师；另有王泽民的第五十四师驻在北平南苑。

在蒋桂战争中，是武汉方面先动，夏威、叶琪两师由鄂入湘，鲁涤平于二月二十一日晨接到报告，立即率部向江西退走，夏、叶两师遂占领长沙。夏师的李明瑞旅和附属指挥的杨腾辉旅追击鲁部。二月二十六日，直抵湘赣交界处的渠城，才停止前进。此时蒋介石已由溪口回到南京，接见鲁涤平得悉一切。二月二十八日，胡宗铎、陶钧、叶琪、何键在长沙举行会议后，胡宗铎师集中武穴、黄梅、广济以对付长江下游。夏威师附杨腾辉旅调集武长路岳州、蒲圻、咸宁一带，以对赣北。程汝怀、张义纯（1895—1982，桂系骨干将领，作战勇猛，号称小张飞。曾任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代总司令、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安徽省主席。）两师集中武汉，并以一部向黄州移动。陶钧师则由罗田、黄安向田家镇、武穴增援。他们显然对白崇禧所提放弃武汉的建议置之不顾。

此时，冯玉祥雄视中原，举足轻重。李宗仁派温乔生谒冯氏于河南辉县百泉村，请其居中停处，化干戈为玉帛；蒋介石则派邵力子偕马福祥于三月五日访冯玉祥于华山，要求冯氏派兵从河南出兵进攻武汉，以冯氏任行政院长作为条件，如冯玉祥态度中立，则蒋介石自难悍然用兵。不幸冯氏意动，蒋氏遂公开发表冯氏给他有谓“玉祥服从中央，始终一致”的电报，以免其中途变卦。为此，蒋介石改订原来内定的战斗序列。三月二十八日，以冯玉祥部的将领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中央军第一军（军长刘峙）和第二军（军长朱绍良）改为第二路军，西攻武汉；在江西的朱培德所属第三军为第一路军，西攻武长路，截断武汉退路。同时蒋介石委任何键为第四军军长，从事分化。

韩复榘（右）

李宗仁在离上海前，电令武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着委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为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饬令各部在黄陂至武穴之线待敌。三月二十六日，张华辅依照电令发表。并以李明瑞为第三路副司令。二十七日，因夏威患扁桃腺炎入院割治，再发一道命令，以李明瑞代理第三路司令，着该部守黄陂、祁家湾至平汉路一带。此时，李明瑞已与俞作柏拉上关系，夏威一病，遂给李明瑞以自由行动的便利。

前面说过，周伯甘到汉口晤李明瑞后，李以这事关系重大，必须同他的表哥俞作柏商量才能决定，这是李明瑞向来的习惯。周回报蒋介石，结果杨永泰通过梁五凤的关系找到了俞作柏，俞作柏到南京谒蒋得到一笔巨款，事遂决定。“湘案”发生，李明瑞旅与杨腾辉旅进兵湖南，途中李明瑞就和杨腾辉勾搭上了。他们相约到适当时期，便以反对胡、陶为名，脱离第四集团军的系统。以后李明瑞又争取李朝芳旅（原第七军第二师）的梁重熙团和尹承纲旅（原第七军第三师）的庞汉祯团参加，这样就有八个团了。李明瑞接到命令代理第三路司令后，即在汉口太平洋饭店约集这八个团长讲话，说吾人举义目的在反对胡、陶，因他没有说反对李、白和归附南京，所以座上无人提出异议。

韩复榘（1890—1938），河北霸县人，字向方，行伍出身。原为冯玉祥部将领，曾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0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不战而放弃山东。长期来因截留地方税收，扩充军队，和蒋介石发生利害冲突。1938年1月被蒋介石杀死。

李明瑞于三月二十八日晚率所部五旅从汉口出发，去黄陂、祁家溪布防，三月二十八日，南京三全大会闭幕。二十九日，蒋介石即乘“楚有”舰到九江。三十日，对武汉下总攻击令，因前线已有默契，所以只虚张声势，并无实际行动。四月二日，俞作柏乘海军舰艇上溯到刘家庙，与李明瑞取得直接联络，约定行动时刻。当日傍晚，李明瑞即指其本旅、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庞汉祯团，以及杨腾辉全旅秘密集结，连夜以急行军撤往平汉铁路线上的花园和安陆一带。四月三日，在花园贴出打倒胡、陶的标语，后来安陆也出现反对李、白的布告了。

胡宗铎、陶钧、夏威因李明瑞的倒戈行动，变生不测，并以冯玉祥于三月三十日通电讨伐“桂逆”，武汉态势孤立。诚如白崇禧所说：“武汉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他们是时在去黄陂的火车上商议，决定从四月三日起全线退却，到四月四日晚，最后部队也离开武汉。叶琪部由武昌南撤，集结武长路因接到何键电，知他已就蒋介石所委任第四军军长职，归路被截，事无可为，于四月五日离队而去。四月五日，蒋介石到达武汉，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

胡宗铎、陶钧和夏威率所部到鄂西后，原拟守住沙市、宜昌。但因他们到武汉后，生活腐化，脑满肠肥，长期脱离部众，士无斗志。四月二十日，竟接受孔庚的招抚，向蒋介石投降。一天，夏威得胡、陶送来五万元，说是“中央送给他出洋的”。夏遂搭英国兵舰去香港。所部由李朝芳统率。五月二十七日，李朝芳向蒋介石新任的第一路追击司令官张发奎接洽，由全部官兵运送武器去张的司令部，完成变相的缴械手续。第四集团军就这样冰消烟散了。

蒋介石攻下武汉后，忽于四月八日在汉口发出通电，表示愿意下野出洋，以息内争。时人对蒋氏此一表态，多不明其所以，后来才了解到，他是对李、白有所暗示的。四月十六日，被蒋介石扣留在汤山的李济深，经不起古应芬的施加压力，特亲函李宗仁、白崇禧，劝请他们出洋。函中有云：“……我辈生平自许救国，而形迹乃至伐勋，汤泉涤我，愧汗无地。所以既自知其负忒，又复何敢高论？万望两兄即日严斥旧部绝对停止蠢抗，以求未減。自己则早日行赴海外，得知识之加增，亦可有益于社会……”李、白以李济深在狱中所写，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卒不复。

蒋介石在三月二十六日所下的讨伐令，只涉及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三人，所以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五军军长黄绍竑此时还置身事外，不被牵累。蒋介石见李济深函得不到任何反应，又关照谭延闿、何应钦电黄绍竑，要他顾全大局，劝解息争。但电文盛意凌人，黄不甘示弱，复电谭、何，请先恢复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三人名誉，然后方可进行劝解工作。蒋介石自然不予理睬。到四月底，蒋介石忽由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转来一电，要黄绍竑办四件事：

一、着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

二、广西境内部队缩编为两个师，剩余武器解缴中央；

三、广西不得收容由武汉退回之部队；

四、黄绍竑将以上三项办妥后，得任为两广编遣副主任（主任为陈济棠）。

李、白回到广西，对于将来如何打算，原无任何考虑，但蒋介石此电欺人太甚，终于逼上梁山。广西人性格是倔强的，向来以“唔有怕”（什么都不怕）闻名，你迫他越厉害，他就会同你蛮干到底。李、黄、白在蒋介石施加的沉重的压力下，没有选择的余地，当即召各部队长到容县举行会议，决定行动方针。

那时，第十五军第二师师长黄旭初，刚巧率部从粤北经湘南回桂，也参加了会议。会上除吕焕炎（第十五军第三师师长）外，大家对蒋介石无理压迫，都愤慨异常。他们一致主张先发制人，绝不坐以待毙。于是，做了这样一项决定：出兵攻粤。大概在极端愤慨的情况下，人们让唯意志论来主宰一切，而不愿用冷静头脑来考虑整个行动的利害得失，他们还幻想取得局部军事上的胜利，转移政治上的颓势。实际上，胜利的功算是不存在的。广东陈铭枢、陈济棠两部，至少有六个师，而蒋介石还可以派兵去支援；而广西只有第十五军三师，孙子不是说过“倍则攻之”，是则在交战以前，胜负如何已判然若揭了。

蒋介石以黄绍竑不肯就范，于五月四日下令将他撤职，以伍廷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为广西编遣特派员，并以何键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陈济棠为第八路总指挥，分由湘粤夹击广西。

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就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职，通电讨蒋。“护党”是唐生智、张发奎等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反对特别委员会时所用的旗号。现在，急忙中李宗仁也利用它来反蒋了。李宗仁为了联络冯玉祥，前往香港进行政治上的活动。广西部队由黄绍竑、白崇禧两人指挥东下攻粤。

黄绍竑指挥第一路，沿西江向三水攻广州；白崇禧指挥第二路，经怀集、广宁、四会，约定两路军于五月九日在三水会合。白崇禧指挥的一路于五月七日到达芦苞对岸的蒋岸墟，敌沿北江沿岸戒备，经旬不能渡，到十八日才由大塘强渡成功，占领大塘，敌退芦苞。十九日，白指挥伍廷飏、吕焕炎两师击败敌军香翰屏旅和张达教导团于芦苞，伍廷飏的副师长梁朝玑受伤。二十日，白崇禧又击败余汉谋于大塘。两处敌军于二十一日退到白泥防守。

黄绍竑指挥的一路因无法渡江攻三水，也转来大塘会同白崇禧进攻白泥。二十二日，总攻白泥不利，黄旭初师长受伤，由广东起义过来的王应榆旅长被俘，黄师的团长叶丛华从阵中逃亡。此时白崇禧接徐景唐电，知他率所部协攻广州，但徐在东江，联络不到。白看到所部伤亡过大，进展无望，遂与黄绍竑商定全军经由怀集退回梧州，这是攻粤的第一次失败。

何键见白崇禧、黄绍竑攻粤久无进展，才指挥所部刘建绪、吴尚、周斓各师和陈光中旅从桂北进入广西，桂林警备司令张任民以众寡不敌，逐步退向柳州，湘军跟踪追击，白崇禧乃将入粤退回梧州的部队编成一、二、三纵队，以徐启明、覃连芳、雷飚分任纵队司令官，而以第一师长伍廷飏为总指挥，调他们到柳州方面迎敌。六月十七日，覃连芳败陈光中于柳城。十九日，徐启明、雷飚两纵队迎击刘建绪、吴尚两部于沙塘，覃连芳回师夹击，刘吴大败而逃。六月二十四日，覃连芳乘胜收复桂林。但柳桂的胜利因李明瑞、杨腾辉两部返桂而抵消了。

当白崇禧、黄绍竑攻粤时，蒋介石即将在武汉倒戈的李明瑞、杨腾辉两师由长江运到广东，徐景唐在石塘附桂，被李明瑞派兵将其击溃。李、杨两师于六月二日乘虚进入梧州，蒋介石以伍廷飏、吕焕炎不受利用，特将他们免职，另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兼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李、杨在梧州稍留，即率部溯江而上桂平，是时白崇禧已无兵可调，只好约同黄绍竑离桂出走。但白在桂柳有所部署，迟迟未能成行，黄绍竑在南宁等得不耐烦，黄氏特电白崇禧：“一走百事俱了，不走百事不了。”白崇禧回到南宁时，李明瑞部已进抵贵县。即与黄绍竑乘小电船去龙州入安南（今越南），这是当年陆荣廷出走的旧路，而今白、黄也步其后尘。回念及此，不禁感慨万分。白崇禧决定在河内住下，他估计俞作柏遇事偏急冒进，不久广西仍将发生变化。住在河内可以就近策应；黄绍竑则决定前往香港。两人分手时，白崇禧已不名一钱，黄绍竑也只有二万元，而他亦将其中款项平分一半给白氏。从此他们就过着流亡生活。

第八章 白崇禧再起后所受的挫折

一、桂张军合力攻粤失败

当李明瑞、杨腾辉受蒋介石之命回师广西时，俞作柏也从上海乘轮南下香港，恰巧与薛岳、李朗如（1888—1963，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广东都督府副官长、总统府参军兼卫士队队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广九铁路局局长。1949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建国后，历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同船。当薛岳同张发奎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发动“广州事变”时，广州政治分会曾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所以俞作柏与薛岳是患难之交。船上薛岳鼓励俞作柏指挥李、杨两师乘两陈不备，乘虚进袭广州，但俞作柏此行目的在掌握广西政权，对薛岳的建议拒不接纳。

七月初俞作柏在南宁就广西省政府主席职。他以曾如柏为民政厅长，雷沛鸿为教育厅长，而对替杨永泰联络他的梁五凤则给以财政厅长。武昌第一纱厂老板李荐廷，也被任为广西榷运局长。因李荐廷在汉口黄陂路的公馆，曾为俞作柏联系李明瑞的接触点，这表明凡是为李、杨倒戈尽过力的，俞作柏都给以优厚的酬庸。

李明瑞就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后，依照南京规定广西得编为三个师和一个旅的定额，而他所统率的第十五师和杨腾辉的第五十七师仍照旧。原广西境内的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伍廷飏不愿留下，已离桂经长沙、汉口去上海；第二师师长黄旭初因攻白泥受伤去香港就医。而今只留下第三师师长吕焕炎，他被任新编第十六师师长。徐启明、蒙志两部改编新编第一独立旅，以蒙志为旅长。

其序列如下：

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辖第四十二旅旅长周祖晃、第四十四旅旅长黄权（黄权，广西陆川人。1929年10月5日任第十五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八十八军暂编第三十二师师长。1942年5月曾率部参加浙赣会战。）、第四十五旅旅长张之豁；

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辖第一六九旅旅长梁重熙、第一七○旅旅长谢东山、第一七一旅旅长杨腾辉兼；

新编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辖第一旅旅长梁朝玑、第二旅旅长许宗武、第三旅旅长杨义；

新编第一独立旅旅长蒙志。

俞作柏的胞弟俞作豫，在北伐前夕曾在第七军当过团长，他是共产党党员，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起义。俞作柏当广西省政府主席后，他就来到俞作柏身边，说服他的哥哥实行联共政策。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共中央派邓斌（邓小平）同志到南京会晤，此外中共中央又先后派张云逸、袁任远、叶季壮等同志到广西，在省政府和军队中工作。俞作柏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即南宁军校）的入伍生团和第二、第三两期学员合编为教导总队，以张云逸当总队长。此外俞作柏还任张云逸为广西警备大队第四大队长，俞作豫为第五大队长。这一切，由蒋介石派在广西做特务的省府委员兼第十五师政治部主任的郑介民报告到南京去，蒋介石不禁大吃一惊，一面派吴铁城前往调查，一面电俞作柏到南京述职。俞正犹豫，在此关键时刻，汪精卫的代表薛岳突然来到南宁，有所协商。

原来蒋桂战争在国民党内部引起连锁反应。蒋介石既锐意“削藩”，扫除异己，自然不会放过冯玉祥。当蒋介石向武汉进军时，就已经把冯玉祥作为次一消灭目标了。五月初起，蒋介石数次邀冯玉祥入京议事，冯氏鉴于李济深的教训，坚决不去南京。五月中旬，冯玉祥在华阴举行会议，决定武装反抗蒋介石。冯氏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与五月五日李宗仁自任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互相呼应。但冯玉祥之失败，与李宗仁几如一辙。冯部韩复榘受了蒋介石的收买，于五月二十二日发出“养”电，声称“维护和平，拥护中央”，次日，另一干将石友三（1891—1940，在冯玉祥部由马夫升至师长。1926年背冯投晋，后又返回冯部。1929年，冯玉祥策划反蒋，石被蒋收买，被委任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及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务。是年底，复叛蒋投冯。1930年中原大战，石再次投靠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日寇暗中勾结，残害抗日武装力量。1940年12月1日，被高树勋等扣押，当即杀死。）又起而响应。至此，冯玉祥的反蒋局面完全瓦解。

汪精卫在欧洲看到局势动荡，有机可乘，遂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初回到香港，在跑马地建立“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号称“地下中央”，树起“护党救国”的旗号，策动一切不满于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的地方实力派起来反蒋。汪精卫最先联系的自然是张发奎，张氏在蒋介石进兵武汉时当第一路追击总指挥，在鄂西收缴了夏威部的武器，这是蒋介石时刻不能忘怀的一件事。特别是汪精卫回到香港以后，蒋氏怀疑汪、张之间一定会有勾结。于是压力就随之而至了。

九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在宜昌的张发奎部，乘轮东下浦口，转移到苏北海州地区整训，并令在福建的曹万顺部于九月十七日开到宜昌接防。张发奎于奉令后估计蒋氏一定在他的部队抵达汉口或浦口时下令包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遂于九月十七日以出其不意的行动，解除曹万顺师的武装。同时电蒋介石提出三项要求：一、撤销违法乱纪的三全大会。二、铲除腐败恶化势力。三、敦请革命元勋返国主持大计。张发奎电所请革命元勋就是汪精卫。即日，张氏率军渡江向湘西南下，汪在港得讯，即派薛岳到南宁，向俞作柏游说，希望俞与张发奎合作，在两广创造新局面。

俞作柏在广西主政不满三个月，基础尚未巩固，现在一方蒋介石要他入京，另一方汪精卫又叫他反蒋。在急不暇择的情况下，俞作柏竟于九月二十七日发表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欢迎张发奎返桂。俞作柏这一转变，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不但吕焕炎等旧人心怀不服，就是李明瑞的心腹大将黄权也不了解，随即为陈济棠所收买。蒋介石于十月二日下令免俞作柏、李明瑞本兼各职，以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总指挥为陈济棠），任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又委黄权为独立第五师师长，黄权的叛变，使俞、李感到大势已去，决心出走（黄权部驻桂平，形势险要）。

陈济棠为平定桂局和防堵张发奎部，把他的总指挥移设梧州。十月七日，决定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师入桂。杨腾辉、黄权到梧州见陈济棠洽妥后，一面由吕焕炎派梁朝玑、杨义两旅会同余、香两师进驻桂平，向南宁进逼；一面允给俞、李十万元下野。俞、李见事无可为，遂于十月十三日率张云逸的第四大队、俞作豫的第五大队前往龙州，俞作柏从那里前往香港。十二月八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百色起义，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为红七军、红八军政委。

汪精卫知俞作柏、李明瑞离开南宁，为使张发奎军入桂不致同广西部队相左，遂通过唐生智穿针引线，主动与黄绍竑晤谈。希望李、黄、白速回广西，领导桂军同张发奎合作。政治是讲现实的，对过去恩怨完全置之度外。黄绍竑将上述情况通知在越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并做返桂准备。适香港政府下令限黄绍竑三天离境，黄遂秘密取道广州湾（今湛江）回去广西。

黄绍竑到家乡容县，县长封镇南、旅长封赫鲁来见，黄氏拟了一张电稿交封赫鲁拍发，邀吕焕炎、杨腾辉、梁朝玑等到宾阳候晤。十一月十八日，黄绍竑乘汽车到宾阳，见被邀的固已都到，即未被邀的也自动来了。济济一堂，气氛十分热烈。黄氏说明来意，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与张发奎通力合作，同下广东。各人均表示赞成。黄绍竑即令各部秘密向平乐、梧州集结，以期早日与张发奎军会师。

过了几天，李宗仁、白崇禧也都从越南回到南宁，当即遵照汪精卫领导的“地下中央”（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命令，组织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部。李宗仁任总司令兼中央命令执行所所长，黄绍竑当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四五年前演奏过的老调，而今又重弹了。

汪精卫组织的护党救国军究竟有多少路？据当时了解，只知道汪氏留第一路、第二路给冯玉祥、阎锡山，第三路是张发奎，第四路是唐生智，第五路是石友三，其他不详。汪精卫要李宗仁指挥张发奎的第三路军，遂加给他“中央命令执行所长”的衔头。张发奎率领所部于十月三十一日从湖南进抵广西龙胜，即与广西部队取得联络，其后经灵川、恭城、贺县、信都南下，向梧州方面前进。

十一月二十四日，黄绍竑与张发奎会晤于梧州北面的石桥，商量桂张军联合作战事宜。黄绍竑以桂局新定，诸事待理，而第三路军长途遄征，也要稍事休息，故主张过一两月，再会师东下。张发奎力持异议，谓应敌不备，攻其不意，若待对方准备完成，则难于取胜。张发奎并表示：如广西不肯迁就，他也要孤军深入，意甚坚决。黄绍竑终于表示让步，答应一同东下。

张发奎指挥第三路军四个旅经怀集、广宁到清远，定十二月六日在清远与第八路会师。

白崇禧指挥第八路军六师六旅，除吕焕炎率杨义师驻守广西外，其余均东下作战，两路出征兵力大抵相等。

广东方面早有防备。它拥有的兵力除陈济棠的讨逆军第八路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1894—1988，陆军中将。1927年秋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38年与陈诚、陈立夫筹组三青团。1949年10月任广州市长，同月退守海南岛，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50年5月到台湾。）、蔡廷锴、蒋光鼐各师及直属部队外，蒋介石还派朱绍良带了谭道源、陈继承、毛炳文三师前来支援，蒋并任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指挥作战。

十二月六日，李宗仁在清远下总攻击令。七日晚，两路军分别由横石、清远渡过北江，攻击前进。张发奎率第三路军于十二月八日到花县，即以吴奇伟、陈芝馨两旅为右翼，攻花县、两龙墟；邓龙光、黄镇球两旅为左翼，攻新田、石角。左翼进展很顺利。九日，邓龙光在新田破敌，攻到石角。十日，邓龙光旅得陈芝馨旅协助，将石角至象山的朱绍良部毛炳文、陈继承两师击溃。如果他们乘胜前进，则占领广东在指顾间。可是，张发奎发现右翼战事紧张，在邓黄两旅追敌到李墟后即将其调回两龙墟赴援。两龙墟为蔡廷锴、蒋光鼐两师凭坚固工事防守，抵抗异常激烈。打到十一日，黄镇球旅长受伤。邓龙光增加上去，仍无进展。十二日，蒋军在空军协助下猛烈反攻，张部团长李汉炯、欧震受伤。张发奎看到所部伤亡过大，于十三日下令撤退，集中潖江。

白崇禧指挥的第八路部队，因经四月和十月两次变故，官兵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久攻军田不下。看到第三路退却，左侧背受威胁，也下令撤退。十三日，白崇禧函张发奎云：“接兄文电，敝军占领芦苞后，决定元晨分由芦苞、白泥渡河，向炭步、新街前进。但主力渡河尚未完毕，迭见贵部军官由花县退到军田，谓贵部已向原路退回，故德、季两公决定暂撤回北江右岸，以便与兄会商后再定计划。敝路正面攻坚三次，毫无效果，甚愧，已令蒙志师开往银盏拗掩护贵军。”白崇禧此函对张深表歉意。

两路军队都经广宁、怀集退回广西。十二月二十八日，退到平乐整理。总结各路护党救国军在两个月来先后失败，西北军在十一月，石友三在十二月，桂张联军也在十二月，唐生智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从此不再有人用“护党救国军”这一名称。

二、放弃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倾巢北上

一九三〇年，是李宗仁、白崇禧从海外归来后感到最困难的一年，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尤以一月的险象最为突出。

当桂张联军攻粤受挫撤退返桂的时候，他们本想退保梧州，徐图再战，可是还没有退到信都，粤军已抢先一步，先把梧州占领了。所以他们只有退向平乐。

在平乐，他们丢掉了护党救国军第三路、第八路的名称，恢复北伐初期的队号，张发奎军改称第四军，广西境内有两个军，即第七军和第十五军，改编后战斗序列如下：

总司令 李宗仁

副总司令 黄绍竑

前敌总指挥 白崇禧

第四军军长 张发奎

第四师师长 李汉魂

第十二师师长 邓龙光

第七军军长 杨腾辉

第五师师长 杨腾辉（兼） 副师长 雷飚

第八师师长 梁重熙 副师长 谢东山

第十五军军长 黄绍竑（兼）

第一师师长 梁朝玑 副师长 黄鹤龄

第三师师长 许宗武 副师长 黄韬

教导师师长 （缺，由副师长梁瀚嵩代）

警卫团团长 黄瑞华

当时在桂北，朱绍良率领的中央军从贺县进犯八步；粤军由西江进犯梧州；湘军由黄沙河进犯全县；原来防守邕、贵、浔、郁的吕焕炎又叛变投敌；而左右江则为百色起义后的红七军、红八军所占领。蒋介石以陈济棠、朱绍良、何键三路大军侵桂，真如泰山压顶，势不可当。在四面楚歌之中，李宗仁决定以白崇禧率第七军及教导师在桂北对付朱绍良的入侵；由黄绍竑率第四军第十五军前往讨伐吕焕炎。李宗仁驻宾阳居中策应。黄绍竑临行，白崇禧对他说：“你先去对付吕焕炎，等我消灭桂北之敌后，再来帮助你同粤军决战。”黄唯唯，但后来竟不果行。

朱绍良率第六路“讨逆军”毛炳文、谭道源、张辉瓒各师由贺县八步进入平乐，向荔浦进逼。白崇禧以教导师守荔浦，其余部队置于修仁以西。梁瀚嵩所统率的教导师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由荔浦进到栗木，击退敌警戒线。次日到龙窝，又击败敌一团，再进到平乐对岸，却遭到优势的敌军反攻而败归荔浦。

白崇禧为了把平乐敌军悉数引过漓江西岸，以利于聚而歼之，乃令梁瀚嵩率教导师再往佯攻。二月一日，梁再挥兵前进，在机干桥击退敌军的一股小部队。二日，蒋军毛炳文师来攻，谭道源师又由左翼迂回，梁瀚嵩以任务完成，且战且退，回到荔浦。

白崇禧于二月三日到荔浦，知道蒋军毛炳文、谭道源、张辉瓒三师分布栗木、马岭、阳朔一带，企图进犯荔浦、桂林。二月四日，白崇禧下攻击令：以杨腾辉率第七军（缺一团）为左翼，攻马岭；梁瀚嵩率所部及由宾阳吕焕炎部起义来归的伍朝栋、韦恒心两团为右翼，攻栗木；黄瑞华警卫团攻扰阳朔，务须诱使大部敌人吸引到该方面。又电唐生明（唐生智之弟，唐生智反蒋失败后，生明率部附桂）部由恭城进扰平乐敌后。白崇禧则亲率第八师第一团（团长谢宗铿）为总预备队。

二月五日，杨腾辉的左翼军和梁瀚嵩的右翼军一齐向敌进攻，两路都获胜利。六日，向龙窝、胡塘、平乐追击，朱绍良部大部溃集龙窝，白崇禧指挥杨、梁各部合力猛击一昼夜，歼其大半。二月七日晨，残敌已悉数退过漓江东岸，向八步退走，桂军分由平乐、大扒、长滩渡江追击，杨腾辉部在英家围缴一团敌械。二月十日，追击各部队在八步会合，朱绍良军已败退到信都、开建。二月十二日，白崇禧率第七军到柳州，准备应援黄绍竑，那时粤军正从梧州犯北流，情势危急，白崇禧又将教导师调防桂平。在全县方面的湘军，知朱绍良败退，遂不敢深入犯桂。

黄绍竑负责声讨吕焕炎，于一月九日由荔浦去柳州，他令第十五军先发，第四军跟进。两部经由修仁、武宣到桐岭，再分出桂平、贵县。第十五军许宗武师于一月十九日袭占桂平，梁朝玑师袭占贵县。吕焕炎在贵县几乎被俘，仓皇逃归郁林固守。十八日，吕部守南宁的蒋武、张寿两团，被反正的杨俊昌、覃兴两营长缴械。这样浔、贵、邕均已克复，形势大为好转。

胜利来得太快了，黄绍竑头脑发热，他竟分兵使用：第一，他只以十五军许师监视郁林，大部沿邕江东下，袭取藤县，佯攻梧州。并分兵转入抚河，断昭平、蒙山粤军的归路。复以第四军分略钦、廉，转进高、化。这一招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粤军从抚河退集梧州后，发现黄绍竑手中兵力不多，容苍路上（从梧州至郁林）几乎无兵防守，而许宗武又久攻郁林不下。陈济棠了解到这些情况，遂令蒋光鼐师占领藤县，并以蔡廷锴、余汉谋、香翰屏三师沿容苍公路前进，企图解郁林之围，收内外夹击之效。黄绍竑见敌势披猖，乃急调第四军由高州进入容县杨梅，意欲阻止粤军前进，但四军未到，敌已过容县，不得已退到北流阻止，以免粤军与郁林吕部会合。第四军和第十五军兵力分散，都是从桂平、武林、高州等处远道而来，兵力疲惫，陆续增加上去。从二月十三日到二月十六日，和粤军余、香、蒋三师（蔡廷锴师在容县）血战四昼夜，第四军和第十五军终于失败，而且败得很惨。事后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作自我检讨时说：“北流的战败，关系于我军的气势太大了！事后自然有好些人埋怨我指挥失当。”批评黄绍竑最厉害的是白崇禧和张发奎，说他没有集中兵力使用。

第四军在北流会战中损失奇重，从两个师缩编成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三团，以吴奇伟、薛岳、韩汉英分任团长，由于桂军那时只守着桂平、贵县，与粤军隔江对峙，为开辟经济来源，乃由李汉魂率第四军这三个团出灵山占北海，到时派杨德昭为财政处长。直到四月二日，全军始调归与桂军一同进入湖南。

原来在一九三〇年初，白崇禧、黄绍竑分别在桂北、桂南苦战的时候，华北局面酝酿着深切的变化，一个波澜壮阔的反蒋联合阵线正在逐渐形成。一九二九年这一年，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都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一得以保存实力的，只有阎锡山。一九三〇年一月起，阎锡山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纷纷北调，集中在徐州、蚌埠，并在河南驻扎重兵。十分明显，蒋介石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轮到他的头上了，他必须有以自处之道。

在一九二九年，西北军两次反蒋战争中，蒋介石为了拉拢阎锡山，曾给阎的亲信赵戴文以监察院长和杨兆春以内政部长的高位。但自蒋介石先后敉平石友三、唐生智的反蒋战争以后，阎锡山终有唇亡齿寒之感。唐生智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举兵反蒋时，曾与阎锡山信使往还，相约共同发动，阎锡山曾给唐五十万元的军费，及唐失败，阎氏亦自知不免。以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阎氏电蒋介石逼其共同下野为开端，自是蒋、阎之间开展了一场电报往还的论战，这是阎锡山公开反蒋的序幕。二月二十八日，阎锡山到建安村把扣作人质的冯玉祥接到太原，与各方代表广泛磋商，决定联合反蒋的政治军事进行步骤。一向派在西北军工作的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麦焕章、潘宜之、黄建平三人也参与其事。冯玉祥于三月十日由太原秘密回到潼关，部署一切。冯玉祥并派戈定远去香港，请汪精卫北上共商大计。此外，冯玉祥又函邹鲁，盼与西山会议派各同志合作倒蒋。三月十八日，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出潼关，占领洛阳，中原大战自此启幕。

困处广西一筹莫展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闻讯发出通电，推崇阎、冯领导反蒋。电文有云：“党国破碎、民苦流离，推原祸始，皆介公一念之私，有以致之。故介石一日不去，则整个的党，统一的国，一日不成……百川先生，公忠谋国，普海风从。定战止争，匪伊人任。宗仁等再思筹思，唯有请百公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军权。焕章、汉卿两先生，党国干城，勋劳夙著。敬推为副总司令，夹辅百公，借以促成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早日实现。”

经过各方代表会商，三月十五日，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将领五十七人，由鹿钟麟领衔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四月一日，阎锡山在太原就职，冯玉祥在潼关就职，李宗仁在桂平就职，唯张学良没有表示。阎氏并发表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出兵攻湘鄂；冯玉祥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潼关向河南进攻；阎锡山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河北军事；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南攻山东。这一次反蒋战争，双方动员之众，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以及人力物力所受的损失，远远超过北伐战争，容在后面再为补充说明。

北方反蒋战争既发动，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乃在南宁举行会议（黄绍竑因在左右江指挥梁朝玑师与红七军、红八军作战不及参加），决定作战方略，大家认为广西现有兵力不多。为了要与冯、阎会师中原，只好放弃广西，全军北上，进攻湖南，直取武汉。后方一些战略据点，派几个司令（南宁卫戍司令韦云淞、柳庆警备司令韩彩凤、都武游击司令陆福祥、百色游击司令岑建英、钦廉各属司令林俊廷）指挥地方团队去维持。

李宗仁为了集中兵力，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放弃了桂平、贵县，主力向柳桂方向北上，粤军乘机进占浔贵，前锋一度进至宾阳黎塘。后来陈济棠误以为桂张军又要攻粤，立刻将在广西的部队全部撤到北江布防。而留下梧州、郁林、桂平一带交给吕焕炎部驻扎。

第一方面军分两批进入湖南，因黄绍竑尚在右江未回，所以决定由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率领第四军、第七军、第十五军先行出动。李宗仁又将这三军分为两路：张发奎率第四军及第十五军梁朝玑师由桂林出全县；白崇禧率第七军及第十五军许宗武师由平乐出龙虎关。约定两路军到达零陵后，一同向衡阳推进。

五月二十七日，湘军唐生明率部参加第一方面军，李宗仁编为第八军。湘军刘建绪师遂不敢抵抗而节节败退。是时蒋介石令江西鲁涤平部入湘来援何键，鲁部才到赣湘边境，第一方面军已不战而得衡阳。

此时白崇禧令第四军向醴陵，第十五军向渌口、株洲，第七军向衡山、湘潭前进。六月一日，蒋军朱绍良部开抵武汉，兼程赴湘。二日，夏斗寅、钱大钧两部赶过长沙来救湘潭，而湘潭已先一日被杨腾辉军占领，双方遂展开激战。此时第十五军梁朝玑、许宗武两师，果敢机敏，于六月三日夜偷渡渌口，一鼓而击溃渌口与株洲之敌。湘潭敌军闻变，即仓皇退却。杨腾辉乘胜追击。六月五日，进入长沙，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各部皆北逃，何键率部逃往湘西。六月七日，第四军与鲁涤平部激战两昼夜，卒将其击溃。六月八日，白崇禧率第七军占领岳阳，前锋进入湖北，第四军同时占平江，克复武汉已在指顾间。

第一方面军以不可阻挡之势攻入湖北，冯玉祥的第二方面军正由许昌追击何成浚部，南北反蒋军夹击武汉的形势已经形成。冯玉祥将西北军主力过早东移，停止了平汉线的攻势，因此贻误了战机。而从粤汉路北上的粤军，趁黄绍竑率领的桂军后队尚未依照原定计划跟进衡阳的关键时刻，于六月十日乘虚进入衡阳，把桂军前锋和后队切为两段，两湖战场的形势为之完全改观。后来有战略家作出评论说：假使南战场白崇禧占领岳州直指武汉的时候，北战场冯玉祥的西北军能互相呼应，密切配合，则中央军首尾难顾，胜负之数，确实未可知也。

黄绍竑为什么也贻误戎机呢？一句话：自私观念在作祟。黄绍竑没有参加四月的南宁会，对放弃广西、全部入湘北上的做法理解得不够，他还幻想长期保持他的广西省政府主席的地位。这就是说，他没有全局观点，从而迟迟其行，坐失时机，黄绍竑所率的梁瀚嵩教导第一师和黄旭初教导第二师前后出发，如果梁师尽速先行，则如期跟进衡阳是没有问题的，但黄绍竑的决心把它耽误了。黄旭初因为在香港疗伤数月，到四月初才回到广西。他带的那一师人于五月二十九日才由修仁出发，经龙虎关向零陵前进，他到零陵时衡阳已被粤军占领。黄绍竑以仅有两师人，兵力单薄，独力不能把衡阳夺回，乃电李宗仁：请回师击破粤军，再行北进。李宗仁、白崇禧正在考虑北进武汉还是回师救黄的时候，恰巧接到汪精卫从香港来电：“据戈定远面告，冯玉祥要进军武汉，请桂、张两军仍回两广。”白崇禧把电报交给张发奎，说：“现在听老兄一言决定。”张向华说：“如果回师击败蒋、蔡两师，就可以直取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于是决定回师。后来证明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率前方部队回到衡阳附近，在耒阳召开会议，黄绍竑也从常宁赶来参加。大家都以为蒋光鼐、蔡廷锴凭坚固工事扼守衡阳，不易攻守；又值湘南饥荒，军食成为问题。决定全军从常宁以北渡过湘江西岸，据守祁阳、宝庆一线休整，俟渡过荒年，再图进展。在大军转移的时候，衡阳守军忽向熊飞岭挺进，大家又翻然变计，以为蒋、蔡守住衡阳，不易攻坚，他们倾巢而出，正是打击他们的有利时机。李宗仁在洪桥召开会议，竟认为乘势反攻夺取衡阳，比消极退守为有利。他们完全忽略了桂张军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前进则气盛，攻无不克；而退却则气馁，战意消沉。并且时当盛夏，溽暑遄征，长途行军，士气疲惫。如此一支军队，是不能与蒋、蔡的生力军对碰的。

七月一日，李宗仁下令总攻，白崇禧指挥第四、第七两军和第十五军为左翼，黄绍竑指挥两个教导师为右翼，在洪桥北面的五塘，双方遭遇展开大战。第一日，左翼各军逐步推进，看来情况颇为顺利，可是到了次日，情形变了。许宗武师先退下来，白崇禧严令第四、第七两军稳住阵脚。几经冲锋，伤亡惨重。第四军副师长李汉炯、第七军第八师师长梁重熙相继阵亡。尽管击毙对方猛将张世德，但全线却败下来了。白崇禧连忙派联络员去通知黄绍竑，下令退却，自己则与李宗仁、张发奎一路经东安仓皇退回全县。

不知怎样，白崇禧派出的联络员竟没有到达黄绍竑的指挥所。右翼方面，因不是敌人主攻方向，战况一直无甚变化。但从七月二日九时起，已听不到左翼的枪炮声，黄绍竑十分诧异，忙派联络员前往打听，才知道左翼早已退却了。经后来了解，右翼所以得不到左翼的消息，是因为白崇禧派出的联络员，在半路问一军官：“黄副总司令在哪里？”那位军官答复不知道，并且说：“想早已退却了。”因此误事。

那时，黄绍竑探悉，刘建绪指挥的追击军，已到常宁的白水市，向零陵挺进。黄绍竑急令右翼军向祁阳撤退。在一昼夜之间，走了一百八十里。黄绍竑于次日黄昏到达祁阳，而敌人也过了熊飞岭，距离他们不到二十里。黄氏胡乱吃了一点东西，当夜渡过湘江南岸，向零陵急退。七月四日下午三时，黄绍竑到零陵城，得悉敌军已由白水市追击而来，离零陵也不过三十里。零陵城里到处挤满了从前方撤退下来的军队，像一群醉汉似的，东歪西倒。他们经过四昼夜的作战和溃退，已失掉了组织性和纪律性，任何人都不能指挥他们了。

次日，黄绍竑赶到全县，方得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相见。大家在湘山寺晤叙一堂，恍如隔世。对此次第一方面军未能与冯、阎会师中原，深表遗憾，不禁感慨万千。张发奎在总结战况时，对黄绍竑未能依照计划，率后卫部队如期占领衡阳，给粤军钻了一个空子，这是此次失败的主因。因此严厉地批评了黄绍竑。黄绍竑自北流之败，已受谴责。此次衡阳受挫，第四军几乎散伙，只剩了十分之三，所以对黄绍竑更加不满，黄自知不谅于张发奎，顿萌退志。

七月五日晚，黄绍竑与白崇禧夜宿湘山寺，久不成眠，因对白崇禧说：“我觉得这几年的内战是太无谓了！对国家有什么益处？于自己又有什么益处？我决心退出这个内战的旋涡。”

白崇禧深知黄绍竑处境困难，安慰他说：“这几年来的内战，是蒋介石强加于人的，无论怎么说，总不是我们挑起来的。至于一个人的进退，自己应有权决定，但你与德公久经患难，一旦离开部队，恐会动摇军心。”黄绍竑才不坚持下去；但后来又故态复萌，终于在八月三十一日以“马”电致蒋介石，要求和平息事，这是黄绍竑脱离所谓“桂系”的起点。

三、白崇禧取代黄绍竑，程思远加入秘密组织

一九三〇年七月，白崇禧在衡阳战败回到广西以后，碰到了下面的困难情况：

在军事上，蒋介石令云南省主席派遣大军东下，包围了广西省会南宁。守军韦云淞部粮械两缺，势难久持。粤军再一次进入广西，前锋径达宾阳，与滇军联络夹击桂军。湘军同时进窥桂北，广西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在经济上，富饶的郁江下游地区，在陈济棠粤军手中，桂、张军仅守着柳州、桂林、平乐等贫瘠之地，经济落后，粮赋很少；粤、湘、滇又三面封锁，商品不通，连制弹的原料也无从进口，税收更不用说了。

八月，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在柳州整军，保持着四个军的番号，每军两师，每师两团。第四军因空额太多，由桂军拨大部兵力补充。改编后，战斗序列如下：

第四军军长 张发奎

第十师师长 薛岳

第十二师师长 吴奇伟

第七军军长 杨腾辉

第十九师师长 莫如杰

第二十一师师长 廖磊

第十五军军长 黄旭初

第四十三师师长 黄鹤龄

第四十五师师长 韦云淞

此外还有李品仙的第八军，也编两个师。

柳州整军期间，黄绍竑在桂林良丰花园休养，突于八月三十一日发出“马”电，一面自请解职，一面向蒋介石求和。李宗仁派人把他接来柳州，嘱其少安毋躁。俟时机环境许可，再送他去香港休养。

时张定璠转来汪精卫寄语，以李、黄、白等在广西崛起，不过是一种感情的结合，无政治信念存乎其间，等到感情和个人利害冲突时，这种团结就不存在了。黄绍竑此次贻误戎机就证明了这一点。为今之计，就是要求李、白与张向华合力组成一个政团，作为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李、白、张接纳此说，于是一个定名为“护党救国青年军团”的秘密组织，就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在柳州广西银行里诞生。这个组织的成员，完全排除忠心于黄绍竑的骨干分子。笔者从此时起，开始入李、白幕下，担任此项组织工作。

同时，白崇禧任李宗仁的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完全取代了黄绍竑的地位。从此李、白互相扶持，甘苦与共，久而弥笃。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之际，两人才分道扬镳，这是后话。

当李宗仁和白崇禧统军入湘时，蒋介石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令其出兵攻桂。龙云以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他自兼的第九十八师，朱旭的第九十九师和张冲（1901—1980，彝族。15岁时智退土匪，被当地群众誉为“小孔明”。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被提升为军长。因积极抗日，1939年被撤去军长职务。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的第一〇一师于一九三〇年六月间分两路攻入广西。七月十九日，两路军进抵南宁近郊，八月七日开始攻城，守军司令韦云淞防守有方，敌不得逞。八月十七日，滇军遂撤南宁上游西乡塘附近驻下。

李宗仁以滇军未退走，料他们必将来攻。特派黄旭初由柳州赶往南宁坐镇。粤军余汉谋部于八月二十五日从贵县进占宾阳，切断了柳州到南宁的公路交通。九月二十日，滇军果复来围攻南宁。黄旭初从南宁电李宗仁，谓南宁守军的粮食，仅能维持到十月十日左右。李宗仁鉴于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于九月十八日率军入关，直指北平，以致冯、阎不战而败。北方既无战事，蒋介石将全力来对付广西，广西必须首先击退滇军，而后才有回旋余地。因而决定由白崇禧率张发奎、杨腾辉、李品仙三个纵队，前往解南宁之围。

白崇禧于九月二十八日从柳州出发，因昆仑关被粤军阻断，而滇军又守着高峰隘。白崇禧为此派李品仙纵队在宾阳一带尽力牵制粤军，使其不敢越过昆仑关与南宁的滇军联合作战。同时，派出一小部兵力监视高峰隘的滇军。白崇禧亲率其余部队，依靠当地向导的指引，从昆仑关和高峰隘这两个天险的悬崖峭壁中，找到了三条连马匹也通不过的单人小径。白崇禧令张发奎、杨腾辉两纵队把炮兵、电台、马匹等笨重东西都留下，全军轻装偷渡关山，一冲就冲到邕宾公路的四塘附近。白崇禧从四塘密电黄旭初，约定十月十三日拂晓里应外合，夹攻滇军。届时，白崇禧挥军西进，滇军还以为是土匪，完全料想不到守城部队的援军竟飞渡到来，惊诧之余，措手不及。白崇禧苦战竟日，将滇军全部击溃，残部退向右江。十月二十三日，白崇禧率张发奎军追到平马，又激战五日，滇军才败归云南。

南宁解围后，黄旭初对白崇禧说：“十月十日，城内的米已吃光了，只剩下一些黑豆。情况十分紧张，恰巧这个时候，健公（白崇禧）给我的电报到了，说：‘援军定十二日由葛墟进出邕宾路四塘。’大家高兴之余，于是用黑豆饭来度双十节。”后来广西一度以双十节为“黑豆节”。

粤军因滇军败退，也从宾阳退到贵县，邕柳公路复通。李宗仁即将总司令部从柳州移到南宁，南宁又恢复了原来广西省会的地位。

第九章 宁粤的分裂与合作

一、解除杨腾辉兵权，黄绍竑赴宁投蒋

一九三〇年冬，中原大战以张学良附蒋引军入关导致冯玉祥、阎锡山失败而告终。此时环顾海内，国民党阵营里的反蒋武装力量，只有局处邕柳一隅的桂张军了。

蒋介石深知堡垒要从内部摧毁的道理，以为对广西不必再用兵，只用分化手段便可以得到问题的解决。

一日，白崇禧的总指挥部破译了一份截获的电报，知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发给杨腾辉的，内容大意为：蒋介石委杨腾辉为广西善后督办，着其尽速就职。白崇禧大为惊异，因邀张发奎同去总部西花厅同李宗仁谈谈杨腾辉的问题。

原来，一九三〇年十月，白崇禧率军从滇军手中解南宁之围后，白崇禧和张发奎都住在共和路陆氏花园。白崇禧住前楼，张发奎住后楼，与黄荣华夫妇隔室而居，人们传说张向华（张发奎）和黄荣华夫人关系暧昧，因为张氏在李宗仁面前力荐黄荣华当广西财政厅长，后者不过是一个电讯工程师罢了。

且说当日白崇禧、张发奎在西花厅李宗仁的书房坐定以后，白崇禧便把破译出来的一份电报给李宗仁，李看后沉吟半晌，不吭一声。

“德公，”白崇禧说，“有一件事我还没有报告你，那是十月十日，我和向华带着第四、第七两军来到武鸣，杨醒凡忽对我说，第七军不想打仗了，临阵退缩，实属荒谬。我把他臭骂一顿，又得向华从旁相劝，他才答应共同行动，并肩作战。看来那时他已向老蒋勾搭上了。”

李宗仁说：“杨腾辉去年受李明瑞的收买，在武汉阵前倒戈。我们不咎既往，年来推诚相待，现在他故态复萌，证明这个人反复无常，不可救药。非从严处置不足以整肃纪纲。”张发奎也随声附和，主张严办。

会商结果，决定由白崇禧偕张发奎去龙州劳军，乘机解决杨腾辉问题。自滇军逃回云南后，杨腾辉率第七军进驻龙州，吴奇伟的第四军第十二师则推进到百色整训。所以白张之行，杨坦然不疑。

白崇禧十一月中到达龙州，召开一系列的会议，等到他布置就绪，就召集团长以上人员到会，宣布杨腾辉叛变投敌，原应处以极刑，姑念他年来作战有功，特予从轻处置。现经李总司令核准，杨腾辉应免去第七军军长职务，另任廖磊为第七军军长，一场兵变终于幸免了。

杨腾辉得张发奎在旁边疏通，白崇禧免其一死。随后杨即经由河内、海防前往香港。不久他的爱妾被卫士拐逃，贫病交加，郁郁而终。

白崇禧从龙州、百色返邕后，十二月一日又在南宁城内黄绍竑私人所有的小果园公馆举行宴会，为黄绍竑祝贺三十七岁的生日。白崇禧轻师解围的胜利情绪，以及白崇禧与黄绍竑在广西模范营并肩战斗的深挚友谊交织在一起，使大家开怀畅饮，不知不觉地彼此都沉醉了。

不久，黄绍竑向李宗仁、白崇禧提出决心离开广西的意见。李宗仁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希望季宽兄离省以后，在精神上仍与我们团结在一起。白崇禧主张召集一次干部会议同黄绍竑话别，表示善始善终。

会上，李宗仁表示，希望黄绍竑出省以后，仍为团体发展而努力。白崇禧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环境更加困难，也绝对不会投降的！所谓为团体而努力，就是在不投降的原则之下，使团体的力量更加强大和更加巩固。”

黄绍竑表情沉闷，他在发言中申明，今后的行动以以下两条为准则：第一是不再破坏国家，第二是不再破坏团体。这些话依移两可，未能为李、白所完全谅解。白崇禧原希望黄绍竑到香港后，设法缓和蒋介石对广西的压力，但黄氏一离开广西，就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去了。

黄绍竑在香港逗留不久，就动身赴沪转往南京。原来他到港时，杨永泰已派了陈适在那里等候多时，以后黄绍竑加入政学系，以此为主要关键。黄氏到南京时，住在马晓军所开的安乐酒店，不知怎样给CC知道了。CC与政学系是对立的，他们对黄绍竑走政学系路线很不高兴，就派人在安乐酒店门口贴着“黄绍竑是破坏统一的罪魁祸首！”“黄绍竑入京是苦肉计。”黄见到了付之一笑。

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接见黄绍竑，对他脱离李、白，深加嘉许。蒋表示要任他为广西善后督办，他可先到梧州就职。随即电陈济棠来京共商桂局善后方针。

陈济棠应召于一月三十一日到南京见蒋介石，蒋氏要他以军力支持黄绍竑执行广西善后督办的职务。因为那时陈济棠的余汉谋师，正驻在广西贵县、桂平、梧州，陈援黄绍竑易如反掌。

二月二日，蒋介石再接见陈济棠、黄绍竑，说黄先就善后督办，然后再任广西省府主席。此项任命，二月十日正式发表。蒋介石还发给黄绍竑二十万元，作为筹备督署的一切开支。

蒋介石对黄绍竑的安排，等到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这一切都枉费心机了。

二、白崇禧莅港，拉汪精卫赴穗组府

白崇禧解南宁之围后，即派他旧日的参谋长张定璠去上海观察南京政府动态。张定璠在北伐时做过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并且曾任上海市长。他与宁府军政界人缘很好，而观察力又极为锐敏，所以他在上海，成为白崇禧的耳目。

据张定璠给白崇禧先后发出的情况分析，冯玉祥、阎锡山于中原大战失败以后，蒋介石和胡汉民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蒋介石拉胡汉民原来全为倒桂，桂系一倒，胡氏就失却利用价值。此外，胡汉民对蒋介石的一些人事安排和作风也有抵触情绪。主要的如：

一九三〇年秋，张学良帮蒋介石率兵入关，使冯、阎前后受敌，不战而败，扩大会议散伙。十一月中，张学良到南京见蒋介石。蒋氏封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任东北一些大员当国民政府委员，事前征求胡汉民的意见，因为那是蒋、胡合作时代。

戴季陶、吴稚晖对胡汉民说：“介石示意，现在要与汉卿合作，非这样办不可。”

胡汉民说：“政府不应该用这种拉拢的卑鄙手段，自己做郑庄公，把别人当公叔段。过去把这种手段用于冯、阎，我已经反对，现在又用来对汉卿，我也当然反对。主要是国家名器不能这么滥给人。”

过了几天，王龙惠去看胡汉民，王氏说：“为了胡先生反对把几个委员和部长给汉卿，介石发愤要辞职了。这是石曾、稚晖说的，他们要我转告你。”

胡汉民说：“我们爱惜国家名器，行政治军用不得这种卑劣手段。”谈话卒无结果，蒋、胡矛盾就是从此发展起来的。

张定璠告诉白崇禧，好戏还在后头，要他静候其发展。因为胡汉民的基础在广东，蒋、胡关系恶化，广东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后来，蒋介石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中通过一项决议：定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会议。胡汉民知道蒋介石欲利用国民会议来制订约法，又借约法来做总统。胡汉民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清党以后，原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以为总统非他莫属，这样胡氏因反对蒋介石做总统从而反对约法。

蒋介石为了说服胡汉民，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官邸召开一次会议，仅蒋与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张群参加。会上，胡氏以为当时军权高于一切，法律不能发挥其效用，不主张马上有约法或宪法，并在发言中暗指蒋介石是“目无法纪的军阀”。是可忍，孰不可忍。四天以后，即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就以请客为名，邀胡汉民到他的总司令部晚餐，待胡氏到达后即予扣留，解往汤山监禁。

胡汉民一被监禁，宁粤之间就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李宗仁、白崇禧局促南宁，一筹莫展的困境又出现了新的转机。

胡汉民的军师古应芬，看到蒋、胡分歧日深，迟早要出事。二月，他乞假去沪，就在那里待下来。及听到胡汉民被扣，他即派亲信邓召荫在安乐酒店设立机关，策动粤籍南下广州反蒋，随乘外轮离沪赴港转粤，与陈济棠研讨反蒋大计。

古勷勤（古应芬）原与陈伯南是拜把兄弟，一向私交甚笃，在政治上，陈伯南唯古应芬马首是瞻，言听计从。蒋介石联胡倒桂，也是看在古、陈两人的关系上，明眼人都看得一清两楚。蒋介石没有及时地把古应芬抓起来，是他最大的失策。

古应芬说服陈济棠反蒋，毫不费力，问题在如何把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争取过来，陈真如（陈铭枢）对蒋介石尽忠，毋庸怀疑，故劝他反蒋，实非易事。后来，古应芬去找陈真如的老友黄居素问计。黄氏也主张慎重，不如先造就既成事实，然后再逼他加盟。后来事机不密，却让陈铭枢跑掉了。

古应芬、陈济棠决定把争取陈铭枢的问题暂时搁下，首先派人去广西联系。四月二十二日，广东派马晓军、吴锡祺来到南宁，要求释嫌修好，共同反蒋。广东派这两个人做代表是经过缜密考虑的，马晓军是白崇禧在模范营时代的长官，而吴锡祺则是第四军的老干部。旧友重逢，一谈就拢。

四月二十五日，广西派总政训处长王公度、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吴奇伟为代表到广州报聘，表示愿意合作反蒋，提出必须制造舆论，以期扩大政治声势。对此，古应芬、陈济棠均表赞同。

四月三十日，广州发出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1862—1940，国民党政要。生于旅居暹罗（今泰国）的华侨家庭。1908年建立同盟会暹罗分会，当选为会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暹罗侨居。）、古应芬四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电文指出：“泽如等回溯蒋氏平日之行事，乃至最近之措施，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而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其广植党徒，利用小丑，则预为一己选举地也；其把持财权，任意挥霍，则以巩固一己的武力也；其倾害同侪，排斥先进，则使一己之势力更张也。总之，观蒋氏之罪，至今已暴露无余，同志等夙昔之休容，冀其翻然悔悟，戮力国事者，至今亦成绝望。循此以往，则总理艰难缔造之事业，人民为革命无数之牺牲，以及我武装同志积年之奋斗，其结果只造成蒋氏个人之地位，而以阴贼险伪之人，然民上，中国数千年固有之道德，总理所方图恢复者，已供其断丧无余，腾笑万邦，见讥后世，天下痛心之事，孰有甚于此者！观察今日中央已为蒋氏所支配，忠实同志，已被其武力劫持，政府被其一系所割据，政治日益窳败，为人民所厌恶。泽如等诚不忍党国与之偕亡，职责所在，更难缄默，古人有言，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用亟列其罪端，提出弹劾，以俟公决。唯爱护党国同志，急起图之。”

王公度

王公度（1895—1937），1927年任李宗仁秘书。历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政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37年9月在蒋介石插手的桂系内部斗争中，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杀害。

这是广东反蒋的第一声。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和广东陆海空军将领从五月三日陆续通电响应，反对蒋介石。

陈济棠为了表示联合广西反蒋的诚意，将驻在贵县、桂平、梧州一带的粤军撤回广东。李宗仁、白崇禧派黄鹤龄的第四十三师前往接防。

蒋介石主持的国民会议仍依期于五月五日召集。蒋氏还以国民会议的名义指桑骂槐地把陈济棠、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讥评一通，如国民会议删电云：“自来军阀倡乱，动托兵谏之名，卒之不接踵而亡。自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以迄阎（锡山）冯（玉祥），往事不远，可为洞鉴。幸懔悬崖之危，勿贻噬脐之悔，何去何择，唯执事自首。”陈济棠当然不予理睬。

不久，陈济棠派李济深的亲信、原广东财政厅长冯祝万来南宁晤李、白，商广州组府的人事布置问题。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协商结果，以汪精卫自北平扩大会议失败以后，在香港息影多时，这一次应请他出来参加领导，以广号召。当决定推白崇禧、张发奎赴粤提出此项意见。

白崇禧、张发奎五月二十日到广州，与古应芬、陈济棠商争取汪精卫合作问题。古、陈同意争取汪精卫，唯不吸收汪派，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粤变所造成的惨祸，粤人记忆犹新也。

白崇禧和张发奎五月二十二日到香港访汪精卫，请其赴穗参加组府反蒋。回顾一九二九年冬护党救国军的组成，完全得自汪精卫的倡导，有了这一段历史渊源，所以旧调重弹毫不费力。汪精卫对白崇禧说，孙科派梁寒操来晤，说他不日可到，我们等他来一同发动。

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后，血压一会儿高到一百九十度，后经孙科向蒋介石说情，才准胡于三月八日从汤山搬回南京双龙巷私宅休养，唯仍等于软禁。后孙科去上海，特电蒋介石云：“粤籍中委纷纷离京南下，诚为胡展公抱不平而起，科意今日第一要务为完全恢复展公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蒋氏不复，唯派吴稚晖、蔡元培到沪晤孙科，请其赴粤调停，劝勿扩大事态。孙佯允之。

五月二十四日，孙科偕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抵港，一到即去汪精卫寓所访汪。时适白崇禧、张发奎正在汪宅，遂相与会商在广州组府的程序问题，他们的思想早有准备，所以一谈就拢。当天中午，汪精卫、孙科、白崇禧、陈友仁、许崇智、张发奎一行六人乘快车去广州，四时到达，即往陈济棠的总部开会，决定另组中央，与南京对抗。二十五日，由广州发出唐绍仪、汪精卫、孙科等人的通电，要求蒋介石在四十八小时内下野。二十七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在广州召集，决定成立国民政府，以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十五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三十日，国民政府委员通电就职，揭示“以建设谋统一，以均权谋共治”两义宣告国人。白崇禧赴粤的任务至是完成。

三、陈铭枢的计划和两广的对策

广州国民政府，实际上只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因不愿古应芬、陈济棠的反蒋活动，于四月二十八日出走香港。他到港后看过汪精卫，彼此订了这样一个君子协定：无论宁粤局势如何变化，两人都保持密切联系。而后，陈铭枢去了日本一趟。六月十二日，陈氏回到江西统率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就任蒋介石所委“剿赤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职。陈铭枢对岭南开府虽置身局外，但以后仍是一个协调宁粤关系的关键性人物。

陈济棠因为陈铭枢去职，初由他自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后由古应芬的授意，由广州国民政府委林云陔继任。广西自黄绍竑离邕后，地方政务由总司令部政治委员会主任黄旭初处理。一九三一年六月九日，由广州国民政府任命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这时的广州国府，也只是任命些高级文武官员，其他都管不着。

白崇禧在粤期间，与陈济棠商定，广东取消第八路总指挥部，广西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恢复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的称号。广东的部队称第一集团军，由陈济棠任总司令，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任第一、第二、第三军军长。广西的部队恢复武汉时的第四集团军名号，由李宗仁任总司令，白崇禧任副总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兼第十五军军长。

时黄绍竑息影香港，百无聊赖，李宗仁、白崇禧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特去香港看望他，表示慰问。尽管黄绍竑到了南京见蒋介石，并接受了蒋氏给他以广西善后督办的任命。但李、白对他仍予以谅解。之后，白崇禧邀他回广西去看看。在南宁广西省党部的礼堂，白崇禧为黄绍竑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欢迎会，黄绍竑在讲话中以加强广西经济为言。在那个以反蒋为第一要务的年代里，谁也没有对他的话感到兴趣。

不久，李宗仁陪同汪精卫、孙科到梧州访问，事先李特电白崇禧陪同黄绍竑到梧州一谈。李宗仁的意思是要汪、孙拉拢黄绍竑参加反蒋阵营。在梧州中山纪念堂的大会上，汪、孙两人都抨击蒋介石迷信武力统一，造成个人独裁。而黄绍竑讲的都是和平，合不上当时的口味。会后，汪精卫笑对黄绍竑说：“你满口都是经济，与我们主张的‘以建设谋统一’并不矛盾，你到广州去做我们的经济督办如何？”黄绍竑说：“等我回香港后再加考虑。”黄绍竑一回港，就到菲律宾考察去了。事实上他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

广州国民政府实践其不以武力求统一的诺言，起初并不准备挥戈北指，只有唐生智利用第八军的旧关系，在湘南有所活动。南京方面，因蒋介石于七月对江西红军第三次“围剿”的失败，实际上也没有力量对两广用兵，所以宁粤对峙，只局限于冷战状态，双方都不准备动刀动枪。

但是到了八月间，局势忽有变化。八月十七日，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在上海被捕了。蒋介石手下特工人员在邓寓中搜获了陈铭枢与邓演达的来往密件，了解到他们两人原来订有秘密协定：陈真如对邓演达建议，蒋要他从江西南下广东，他准备乘虚进军东江，到时即武装调停宁粤冲突，请邓演达、宋庆龄出面主持大计。 陈铭枢知邓演达被捕，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陈氏之决心反蒋，自此开始，因为他的秘密泄露了。

陈铭枢率师南下，两广自不能无动于衷。白崇禧对李宗仁、陈济棠建议：“蒋介石利用广东部队鹬蚌相争，而自收渔人之利，我们不要上他的当。”白崇禧提出对策：对江西取守势，对湖南取攻势。李、陈均认为可行。白崇禧于九月二日从南宁到桂林。九月五日，去兴安与第七军军长廖磊商北进计划。九月六日，蒋介石派顾祝同到长沙，与何键举行会议，决定由江西调三个师归顾祝同指挥，防守衡阳。九月十三日，粤桂军和唐生智军分五路进入湖南。同日，蒋介石令何应钦率一部中央军入湘增援，双方在衡阳附近形成僵持状态。不多几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形势为之一变。中国自古以来，总是“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终于消弭了一场宁粤之间的内战危机。

四、广州四全大会的风暴及结局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沈阳，这一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心悲愤，呼吁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宁粤当局自不能漠然置之，无动于衷。于是双方调整政策，以顺应人心的趋向。

事有本末，广州方面追源溯流，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南京最高当局不能推卸其历史上的责任。一九三〇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以名位及地盘引诱张学良引兵入关，拊冯、阎之后，致使东北空虚，给日本关东军以可乘之机。事甫周年，即危机爆发。

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旬，当日寇积极部署、磨刀霍霍之际，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秘电在北平的张学良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后来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不抵抗方针，悉以此为依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于九月二十日致电广州非常会议，请捐除成见，共赴国难。九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马”电，愿息争御侮，赞助和平。九月二十四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会作出决议：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粤磋商和平。

九月二十八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到达香港，当晚即与汪精卫、孙科、李文范（1884—1953，早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28年后任立法委员兼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委。1932年任内政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等职。1948年任司法院副院长。次年去台湾。）进行秘密会谈。二十九日，又在麦斯林饭店继续开会。方从美国归来的伍朝枢也参加谈判。陈铭枢把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汪精卫，蒋氏在函中表示，如粤方能提出和平统一的根本方案，他将赞同。

九月三十日起，宁粤双方在广州继续会谈。粤方除汪、孙外，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均参加。粤方在数天的会谈中，提出了三项主张：一、蒋介石下野；二、广州国民政府取消；三、由宁、粤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国民政府。另外还有四项要求。

宁方代表认为其他条件都可以商量，唯蒋介石下野一条实难接受，双方争持不下。宁方代表电报蒋介石请示。蒋氏回电称：本人出处问题可在和会中讨论，请粤方速派代表北上会谈。粤方旋即提出，必须先释放胡汉民，开会地点在上海，达成协议后再去南京。为保证粤方代表的安全，宁沪警备部队必须由十九路军担任。

陈铭枢了解到释放胡汉民关系重大，十月七日，他在顾孟余、黄华表陪同下由广州返京见蒋介石报告一切。陈铭枢于十月十一日到上海，十二日入南京见蒋氏。他对蒋介石说：“广州方面坚持，释放胡展堂，是和谈代表北上的先决条件。”蒋介石不得已，于十月十三日偕陈铭枢、吴铁城去看胡汉民，并决定由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陈铭枢陪同胡汉民前往上海。

十月十四日上午八时，胡汉民一行离宁赴沪。十五日，胡汉民以“删”电致广州唐少川、汪精卫、古湘芹、萧佛成、邓泽如、陈伯南、李德邻、伍梯云、马星樵、陈筹硕、唐孟潇、覃理鸣、李君佩（未列邹鲁、孙科、刘芦隐、陈融、陈友仁）云：

备承爱注，至极铭感，弟已于昨日抵沪。现在外患急迫，不弱于甲午，而国内不调整的现象，则为甲午所未有，其所以致此之由，在于过去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非各自觉悟以改正已往之误失，即无以求党内之团结，非党内团结之坚固，更无以集中全国力量以对外。甚望公等推派代表来沪，进行和议，共商大计，无任企盼。

粤方各首要接胡汉民来电，即开会推举汪精卫、孙科、邹鲁、李文范、陈友仁为代表，偕蔡元培、张继去上海出席和平会议，并决定蒋介石下野为上海和议成立的前提条件，此一条件为李宗仁、白崇禧坚持。陈济棠根本反对同蒋介石和谈。而汪精卫则因在粤不得志，渴望上海和会成功，以利于另起炉灶，重新做起。

粤方代表团一行九十一人于十月十七日首途北上，到香港后乘“昃臣总统”轮赴沪，黄绍竑、唐生智、张发奎应邀同行。十月二十日，到达杨树浦。蒋介石于二十二日从南京到上海，与汪精卫、胡汉民会晤。二十三日，蒋、汪、胡在孙科宅会商，做出两项决定：一、彼此应在外交上谋求一致，共赴国难；二、关于党政军问题，由宁粤代表先在上海详细商讨，拟订草案，然后到南京开正式会议。之后，蒋介石就回南京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写信给汪精卫，通知以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陈铭枢、张继等五人为宁方和谈代表。同时，蒋介石派邵力子到上海会晤汪、胡，称中央的法统不能变更，中央机构不能改组。显然蒋食言而肥，说话不算数，使上海和议陷于僵局。

后经陈铭枢、林森的斡旋，双方同意于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伍朝枢宅正式召开和平会议。会议一开始，宁方即提出，党统不能动摇。而粤方代表则提出《中央政制改革案》，其中包括：一、国民政府主席是虚位元首，由行政院负实际责任；二、取消陆海空军总司令，成立军事委员会等等。十月三十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电报给宁方代表，强调“挽救危亡首在稳定中枢”。粤方提案违背团结对敌的主旨。

十一月一日，广州非常会议电粤方和谈代表团，决不向南京方面退让。十一月二日，非常会议决议，原来所提谈判条件一条也不改变，特别坚持蒋介石下野与改组南京政府两条。粤方为了故作强硬姿态，由陈济棠在赣粤边境增兵；同时白崇禧从广州返回广西，秣马厉兵。

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又使和会陷于僵局。

后在各种压力下，经多方斡旋。十一月七日，上海和平会议终于达成了下列的协议：

一、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四届中委一百六十人，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然后到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政府，决定军事问题。

二、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

三、由蔡元培、张继、吴铁城回南京汇报会谈结果，孙科、李文范、陈友仁回广州汇报。

十一月十八日，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在越秀山下新建成的中山纪念堂开幕。海内外出席的代表五百余人，气势甚盛，大会首先听取孙科的上海和会的报告。出席全体以粤方代表团未能实现蒋介石下野的先决条件，而蒋介石片面召开国民会议所制订的约法亦未取消，提出严厉质询。认为代表团放弃粤方立场，大会不能接受上海和会的协议，会场情绪激昂，气氛紧张，使会议不能正常进行。十九日，便宣布暂时休会。

十一月二十日，非常会议决定派覃振、马超俊（1885—1977，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加入同盟会，后投靠蒋介石，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曾参加国际劳工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社会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农工部部长、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第一届“国大代表”。）去上海迎汪精卫、胡汉民返粤主持大会。但汪、胡都表示不回粤。于是广州四全大会于二十三日下午继续开会。会上还是批评上海和会协议，且把攻击矛头指向代表团成员。这样，使孙科、李文范、陈友仁退出大会，并于二十四日前往香港。广州四全大会分裂了，汪派代表离粤北上。

消息传到上海，汪精卫知道广州四全大会所以不满意上海和会协议，是因为没有实现蒋介石先下野的条件。于是连忙在报端发表谈话，说蒋氏不先行下野，是顾全事实，考虑到政府一时负责无人。那时蒋、汪合作之声，甚嚣尘上。胡汉民可能注意到这一点，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伍朝枢、马超俊、覃振陪同下返粤。

十一月二十八日，胡汉民到达广州。向大会提出了协调各方面意见的建议：一、粤方应选出中委二十四人。其中十人由离粤赴沪的汪派代表产生，广州选出十四人。二、蒋介石如不下野，也要解除他的兵柄，并且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二十九日，胡汉民回到香港妙高台休养。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一日，广州四全大会连续开会，接受了胡汉民的方案。十二月二日，李宗仁、马超俊到香港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人回粤。胡汉民见调解有成效，便决定回广州。

广州四全大会在胡汉民主持下继续开会。十二月四日举行的第十一次会议中，除选出原定十四名中央委员之外，又选举了白崇禧、李扬敬、余汉谋、林翼中（1887—1984，广西合浦人。国民党员。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 后任广东省参议会议长。）、张惠长（1899—1980，国民革命军空军中将。1929年8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署长。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任空军总司令。1949年去台湾。）为中央执行委员。香翰屏、张发奎、唐绍仪为中央监察委员。大会并作出决议：一俟统一的中央产生，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即取消，成立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至此大会宣告闭幕。

经亨颐

经亨颐书法

十二月五日，在广州的中央执监委员举行联席会议，由胡汉民主持，会议做出了下列决定：

一、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临时办事处，推举胡汉民、孙科、陈友仁、居正、经亨颐（1877—1938，我国近代教育家，书画家。1925年参加国民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常委、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副校长。1930年被北平反蒋派推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遂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开除国民党籍。）、白崇禧、伍朝枢为临时常务执委；

二、由胡汉民领衔、全体留粤中委联署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委，必须蒋介石下野，解除兵柄，留粤中委方允北上出席一中全会。

五、两广在胡汉民掩护下仍与南京对立

蒋介石一贯惯于以退为进。一九二七年八月，他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坚持和缓武汉的强烈要求下，于十二日宣布下野，并在离京前枪决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以泄愤。而今，胡汉民等发出了十二月五日的通电。他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于十五日辞去本兼各职。像上次一样，十六日他下令处决邓演达，以除其心腹大患。

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常会作出决议：批准蒋介石辞职，以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即日林森、陈铭枢发出就职通电，敦请粤中委早日到宁。汪派在上海选出的中委南京也予以承认。

十六日，广州召开粤中委临时会议，决定粤中委李宗仁等十八人北上，由唐绍仪主持粤府，待统一政府成立即取消广州中央及国民政府。宁粤双方中委在南京合炉了。但是汪精卫称病躲在上海，胡汉民托辞高血压在广州观测风向。已经到了南京的陈济棠、白崇禧、邓泽如也不参加会议。李宗仁晤汪精卫后就在上海待下来。

四届一中全会开了两天的预备会议。从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开正式会议，出席中委九十余人。吴铁城当了全会的秘书长，设秘书四人以宁方的程天放、陈布雷，粤方的曾仲鸣（1896—1939，民国政要，汉奸。早年留学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秘书、汪精卫秘书、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铁道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等职。1938年12月，追随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昆明到河内，从事投降活动。1939年3月21日，在河内汪精卫寓所中遇刺，3月22日身亡。）、梁寒操担任。蒋介石只参加了开幕式，下午偕宋美龄飞返宁波转溪口。

十二月二十五日，全会讨论东北问题时，吴稚晖说，蒋介石本来打算亲自北上抗日，现在让他辞职是上当了，一定要把他请回来。吴稚晖又说，东北事件并非张学良酿成，而是国内出了卖国贼，这个卖国贼就在眼前，这其实是影射攻击孙科。遂引起了会场一片混乱。下午孙科负气赴沪。

二十六日，全会公推陈铭枢、邹鲁赴沪向孙科劝驾。陈、邹到沪，特请汪精卫、李宗仁、李烈钧、李济深等人共同劝解孙科。孙经多方敦促，同意入京。十二月二十七日孙科及李济深、李宗仁、陈铭枢等人返回南京。二十八日，全会通过《中央政治改革案》，其重要精神是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而由行政院负实际责任。即日一中全会四次会议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戴传贤（戴季陶）为考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并推举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依照中央政治会议的组织原则，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均为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

十二月二十九日，全会举行闭幕式，孙科致闭幕词。即日下午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李文范为内政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陈绍宽为海军部长，陈铭枢以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罗文干为司法行政部长，陈公博为实业部长，叶恭绰（1881—1968，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交通系成员之一。留日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1927年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第二届中国政协常委。）为铁道部长，黄汉梁署理财政部长，石青阳（1878—1935，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积极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孙中山逝世后，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追随“西山会议派”反共。1935年，石青阳病逝于上海。）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朱培德为参谋本部总长，李济深为训练总监，唐生智为军事参议院长。孙科内阁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通电就职。

曾仲鸣妻做的画像

孙科内阁碰到的困难，最重要的是财政问题。

蒋介石在十二月十五日下野前，指使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宋氏连财政部档案都带走了。孙科找不到适当的人选来当财政部长，迫得延揽他的留美同学、上海和丰银行买办黄汉梁来“署理”。上海江浙财阀都不买黄汉梁的账，于是孙科就沦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南京政府每月赤字达一千六百万元。孙科为渡过财政危机，信使四出，函电交驰，邀请蒋、胡、汪入京共济艰巨。蒋、汪早已酝酿合作，正欲造成形势，逼他下台，故对孙的呼吁置之不理。

一月十二日，孙科去上海，召集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冯玉祥、李宗仁、吴铁城等人开会。以中央政治会议三位常委蒋、汪、胡均不在京，中枢失却重心，主张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暂行代替中央政治会，决定方针秉承，并推定了委员十三人，即日成立。

蒋介石的政治嗅觉是很敏感的，他害怕孙科所提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以后，形势的发展非他所能控制。于是十三日从溪口去杭州，住在澄庐通过陈铭枢约汪精卫到杭州会晤。

十六日晚十时四十五分，汪精卫夫妇到达杭州，由宋子文迎往蒋的澄庐住所，蒋汪连夜密谈，商定共同入京，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十七日，蒋、汪联名电答孙科，请来杭一谈。孙科于十八日偕何应钦赴杭。即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在烟霞洞举行会议，决定共同入京。

汪精卫、蒋介石分别于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到达南京。一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检讨陈友仁对日主张采取绝交的方针。二十四日，陈友仁辞职赴沪，一到上海，即发表谈话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孙科知蒋介石以外交问题逼他去职，即于二十五日从上海电国府主席林森云：“蒋、汪两公毅然入都，中枢大计，乃得主持。科再四思维，唯有请另选贤能，免误国是。”黄汉梁也宣布辞职。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临时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决议：一、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罗文干任外交部长，孔祥熙任财政部长；二、成立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常委。不久，蒋介石即坐上委员长的宝座。当晚十九路军同日本人在上海打起来了，是即“一·二八”抗战之役。

从此以后，南京政府建立蒋、汪合作体制。胡汉民有见及此，即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作招牌，以两广实力派为后盾，以反对南京政府对日妥协为口实，同南京形成半独立式的对峙。此种形势一直维持到胡汉民死而后已。

第十章 “小诸葛”在宁粤对峙和两广事变中的作用

一、白崇禧在红军长征中与蒋介石的冷战

蒋介石提汪精卫当行政院院长后，“一·二八”事变爆发了。南京政府吓得屁滚尿流，匆忙宣告迁都洛阳。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在蒋、汪控制的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样，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被粤方压迫下台的国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仍摇身一变而为最高统帅，蒋、汪合作体制到这时才正式建立起来。

长期以来，胡汉民与汪精卫是彼此参商的，蒋、汪既合作，胡汉民便在香港妙高台，遥控着广州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凭借两广实力派的支持，与南京政府对峙。直到一九三六年“两广事变”爆发，宁粤关系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得寸进尺，靡有止境。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一九三二年有“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三年有“长城战役”，每年必肇事一次。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倡“先安内后攘外”之说，在江西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多次的“围剿”，损兵折将，吃尽苦头。在此情况之下，蒋自无对两广用兵的可能；而两广则寻瑕抵隙，对南京政府进行攻击，如南京在“一·二八”之役签订上海停战协定，长城战役之后又签订了塘沽协定，这就给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振振有词，指为丧权辱国。

一九三二年冬，蒋介石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南来访陈济棠，希望广东出兵入江西参加“围剿”，陈济棠坦白地对黄绍竑说：“不但现在广东不能出兵正，就是江西将来军事形势再坏一些，广东也不准备出兵。”黄绍竑碰了一鼻子灰，怏怏而去。

及事闻于白崇禧，白氏以为不如将计就计，于是派总司令部政训处长王公度去广州百子路孑孓棚岗对李宗仁说：“回忆一九三一年八月，蒋介石曾一度命陈铭枢驱军图粤，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不果，往事不远，历史不难重演。蒋介石可能以强大压力迫红军南下，从而乘机跟踪追击，根本摧垮两广。不如假意接纳蒋的要求，派兵进入赣南，名为‘剿赤’，实系防蒋，此两全之计也。”小诸葛这一设想，李宗仁、陈济棠均表同意。于是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发表：派陈济棠为粤赣闽湘鄂“剿赤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自此广东派余汉谋的第一军，广西派王赞斌的第四十四师进入赣南，此项军费由南京政府支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李宗仁从广州回到南宁，同白崇禧商讨时局，并邀黄旭初参加。当时由李任潮、陈真如发动的闽变迫在眉睫，白崇禧看了李济深亲信尹时中带来陈铭枢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一些文件，认为做法过于激进，势难取得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支持。遂与李宗仁于十一月五日打电报给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谓当前采取任何激进举措，难得国人同情，甚盼慎重考虑。同时又电胡汉民、陈济棠、唐绍仪、萧佛成、邹鲁建议，谓：“任潮、真如等被迫愤而出此，欲劝息之。应请设法为其开一通路。不如合闽粤桂在穗成立革命政府，以抗日号召天下。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至铤而走险。”但两电均无切实的反应。陈伯南安于现状，对开府绝无兴趣。

十一月九日，白崇禧再与李宗仁研究福建局势。白崇禧说：“陈真如将在闽蛮干到底，陈伯南则乐于坐观成败。福建态势孤立，不难为蒋军军力所压倒。当前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蒋介石穷于应付，尚不致进攻两广。但只要蒋介石一日在位，我自不能疏于戒备，粤桂联合对蒋，应为当务之急。桂之与粤，应如三国时代蜀之对吴一样，力持‘可与为援而不可图’的方针。”李宗仁对此估计和做法表示同意。

福州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宣布“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两广当局即于二十一日联名电致陈真如（陈济棠）、李任潮（李济深）、蒋憬然（蒋光鼎）、蔡贤初（蔡廷锴）表态，电文有云：“深冀兄等本历来护党救国之精神，翻然改图，使西南团结，益以巩固。否则授人以隙，必将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以救国者祸国，以爱民者殃民，以讨贼者助贼，度必非兄等之本意也。弟等为党为国，决当贯彻讨贼主张，共相戮力，唯兄等图之。”同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海内外各级党部，表示对“闽变决不苟同附和”。

南京极注意两广对闽局的动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派张继、陈肇英（1888—1977，1919年与蒋介石结为把兄弟。与陈诚等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参与策划中山舰事件，逮捕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递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连任至第六届。）、王陆一、马超俊四中委到香港、广州游说，汇了一笔巨款（香港报纸说是一千五百万元）给陈济棠作军费，并促胡汉民到南京当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表示：蒋介石不下野，决不入京问事。

李之龙（1897—1928），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令李之龙代摄海军局局长，并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为海军中将。李之龙成为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军事将领。中山舰事件将他与中国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后积极从事反蒋活动。1928年2月6日，李之龙从日本经香港潜返广州，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逮捕。被杀害于广州红花岗，时年仅31岁。

张继到南宁时，闽局败象毕呈，宁方力邀李、白去南京出席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召开的四届四中全会，以示团结对外。李、白为了和缓蒋介石的敌对情绪，并观察南京内部动态，特推黄旭初去南京一行。黄旭初在四中全会后分别访问蒋介石、汪精卫。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七日晨约黄绍竑、黄旭初往见。

“德邻、健生对政治有什么主张？”蒋介石问。

“他们主张团结对外，否则力量互相抵消。”黄旭初说。

“必须统一才能对外，望广西率先拥护中央。”蒋介石说。

“现在要提倡互谅互信，否则徒有形式表示，也不起什么作用。”黄绍竑插口说。

这一次见蒋介石，黄绍竑和黄旭初只谈了这些。

在见到汪精卫时，汪氏对两广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汪精卫对黄旭初说：“广西何必做广东的附庸？每次两广对外发出通电，陈伯南必另电说明：这是为人所迫而出此。”汪氏并望李、白改派过去白崇禧的参谋长张定璠代替黄建平为驻京代表。

黄旭初在归途中去看在上海的张定璠，张说：“广西联粤，宛若鹿豕同游，若桂联蒋，则如虎狼共处。”此言诚谑而虐，但亦符合实况。

二、白崇禧对红军长征的应变计划

一九三四年三月初，蒋介石派蒋鼎文到广州，与陈济棠商五次“围剿”计划，陈急电李宗仁赴粤会商对策。李宗仁于三月二十四日离邕赴粤。此行使陈伯南对蒋介石的态度稳定下来，就两广派在赣南的部队，采取守势防御，绝不出击。

五月间，蒋介石令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在湘南赶筑公路、飞机场、堡垒线、电话网。同时，直接派人来办，一时谣诼纷兴，说是蒋介石将用兵两广。风声所播，人心震动，连广西银行发行的“桂钞”的兑换率也为之低折。白崇禧为了应付不测的事变，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几次召集第七军、第十五军的高级将领和民团指挥官开会，研究制订桂、柳、邕的防御计划。

等到一切安排妥当，白崇禧特于六月十八日，从南宁飞往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会商时局应付方针。蒋介石对白崇禧此次来粤异常敏感，特派何键于六月二十一日飞广州，表面上是商量五省联络“剿匪”办法，实际上是观察两广对五次“围剿”的真实态度。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同何键会谈的结果，知道蒋介石在湘南赶筑公路和工事，是预防江西红军西窜。至此，白崇禧对蒋介石的五次“围剿”计划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送走何键后，白崇禧对李宗仁、陈济棠分析说，蒋军五次“围剿”，将采取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建议，把过去的纯军事战改为总体战，从点线作战发展到面的作战。在兵力部署上，蒋军的主力集中在北路总指挥顾祝同、东路总指挥蒋鼎文手中。窥其意图，企欲力逼红军南下，随后中央军跟踪追击，借此统一西南，达到其一箭双雕的目的，这一设想不是虚构，而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张定璠也从上海发来过这样的信息。

鉴于形势紧迫，白崇禧就在广州百子路孑孓棚岗李宗仁公馆，一时不作返桂的打算。

在此时期，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1888—1938，中华民国时期四川军阀。一级陆军上将。他是四川近代一世枭雄，在战事中勇猛，外号“巴壁虎”，又名“刘莽子”，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但他极为迷信。抗战态度非常坚决。1938年在汉口逝世。）忽派代表张澜（1872—1955，曾留学日本，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逝世止。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鲜英（1885—1968，早年加入同盟会。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鲜英当选为民盟中央执委。为重庆的解放做出重要贡献。）从上海经由香港到广州，商定共同对蒋计划，张、鲜两人过香港时，曾看过胡汉民，胡氏表示绝不同蒋介石合作。张澜、鲜英在广州百子路孑孓棚岗与李宗仁、白崇禧低斟密酌，白崇禧在会谈中强调指出：“蒋介石现在决定以‘剿共’谋统一西南的计划，一石两鸟，想入非非。我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否则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张、鲜两位对于白崇禧此一看法均表同意。后来彼此建立了这样的谅解：就是红军就假道西南长征，川桂应尽可能地予以过境的便利。此即后人所传《红川桂秘密协定》。

刘湘

时黄绍竑有奉派去新疆的计划，蒋介石不知道什么原因忽叫他停止进行，黄绍竑非常懊丧，乞假回桂休养三个月。黄绍竑到南宁时李、白都在广州，白崇禧特嘱总参谋长叶琪向黄探询，蒋介石有无进攻两广的意图？黄绍竑回南京后，于八月二十三日电叶琪、黄旭初云：“迭晤汪、蒋，对西南绝对不愿用兵，所传种种，绝非事实。”但白崇禧仍不放心，电南宁总部总参谋长叶翠微：“前在商定的邕柳桂防御计划仍须照旧进行。”

白崇禧于八月二十八日由广州经韶关赴安远检阅驻在赣南的王赞斌师。时江西红军已由萧克率领二万三千人由南康大庾入粤北的南雄，再横过湘南的嘉禾、蓝山、永明而入桂北，沿途并未遇到蒋介石的中央军的追击。南京政府的用心更加明确了。

八月二十二日，萧克所部进抵湖南新田，永州告急。那时桂林仅驻有第七军的周祖晃第十九师，叶琪急电廖磊率覃连芳的第二十四师由柳州开赴桂北增援。九月二日，萧部突入广西灌县的文市，九月八日，广西驻柳州空军派机一架飞西延视察，被红军用机关枪击落，飞行员韦淳杰、沈瀛阵亡。此时萧部已由桂北转入湘境绥宁向黔边进发，而广西的覃连芳师尚未到达桂林。所以萧克的部队在桂境并未受到干扰。

张澜

张澜手书

白崇禧于九月八日从广州回到南宁，在召集党政军联席会议时说：“估计萧克只系开路先锋，他的任务在探明沿途虚实，共军主力未能即时跟上，是其最大失策。我们应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是共军大队还在后头，不能掉以轻心。”

果然不出白崇禧所料，十月二十三日，白氏接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于二十二日晚的来电，电文说：“赣共突围西窜，赣州、信丰、南雄已有接触。”白崇禧即将驻赣南的王赞斌师调回广西，并令远驻龙州的第四十五师集中桂北。

十一月九日，白崇禧率刘斐（1898—1983，国民党桂系高级将领，中将衔，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去桂林坐镇，他召集廖磊、夏威和桂林、平乐两区指挥官举行会议，估计此次共军主力长征，似将沿萧克于八九月经过的旧路前进。广西军力只有十五个团，即配合各地团队亦无法与共军争一日之短长。因此在战略指导上，决定征调桂北民团约十二个团队，于全县、灌阳、兴安、龙胜，预料共军必经之地，沿途择要埋伏，并以黄镇国的第四十三师，韦云淞的第四十五师分别在兴安、灌阳附近策应，机动使用。全县守备由民团指挥官陈恩元负责，龙虎关守备由民团区指挥官蒋如荃负责。

十一月二十一日，部署甫定，红军前锋部队已进入龙虎关，其主力于二十二日在江华、道县间渡过潇水。一部于二十四日晚进入广西灌县的蒋家岭、文市各处。因防线过长，共军得以经文市直趋咸水。桂林区民团指挥官包围红军一部于文市咸水，俘获共军后卫七千人①。事后，白崇禧令总部政训处长潘宜之摄制影片《七千俘虏》来向外宣传。

十二月十二日，红军全部脱离广西境界。蒋介石由南昌来电指责白崇禧在桂北布防不力。电云：“共军此次西窜，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通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道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白崇禧不甘示弱，反唇相讥地电复蒋介石道：“职部仅有兵力十五个团，而防线达千余里，即竭尽全力，亦不足以阻挡朱德、彭德怀狼奔豕突之势。反视钧座手握百万之众，集中兵力于新宁东安，不乘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进，得无以桂为壑耶。职诚惶惑，愿钧座有以教之。”

红军进入黔东时，蒋介石令薛岳、顾祝同率部不要跟在共军后面，而要抢先进占贵阳，俾能确属掌握黔局。两广当局也想插手贵州，以免有西顾之忧。陈济棠、李宗仁于十二月十二日电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五中全会于十二月十日在南京召集），愿组粤桂联军入黔，实际上是借此口实争夺贵州地盘，并进而支援刘湘抗蒋。二月初，廖磊的第七军进抵都匀，广东的第二军张达部也开抵独山，但薛岳已抢先一步进占贵阳，至此蒋介石已占先着。

蒋介石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到贵阳，时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以红军将进攻贵阳，惶恐不安，急欲与李宗仁会晤，李氏不应，盖蒋氏欲廖磊军在万一时支援薛岳也。三月二十八日，白崇禧从南宁派张定璠、刘斐携亲笔函去贵阳见蒋介石，表示廖磊、张达两军可北进，前锋已到马场坪候命。张、刘见蒋介石时，蒋氏十分高兴。最初蒋氏要邀晤李宗仁，是因为共军由息烽南下，以为志在进攻贵阳，后见红军虚晃一枪，随即经云南渡金沙江北上。贵阳局势危而复安，他又同张、刘敷衍一番，不谈具体问题。

① 这是虚构的数字，目的在迷惑南京方面。

三、叶琪之死使联川计划受重大打击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白崇禧派总部总参谋长叶琪从南宁乘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广州，向李宗仁提出建议：去年刘湘曾派张澜、鲜英南来，对联合抗蒋事有所洽商，主张派叶琪入川报聘，以示礼尚往来之旨。叶琪入川后，应对刘湘表示，目前西南对蒋介石的政略，最好以地方均权来反对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希望刘湘对此予以积极的支持。李宗仁完全表示同意，并嘱叶琪在过武汉时顺访张学良，表示相与合作；如蒋介石在川，也不妨同他会晤，表示叶琪访川，只是表现亲仁善邻的精神。

叶琪于六月八日从广州飞抵武汉，先往拜望张学良。一九二八年，白崇禧与张学良合作扫荡滦河的张宗昌残部时，叶琪曾代表白崇禧出关访问张学良，所以叶、张曾是旧识。张学良对叶琪说，他只主张抗日，此外再无别的政治主张，意示对蒋介石异常谨慎。六月十日，叶琪飞抵成都，首先拜会刘湘。刘氏对叶琪说，蒋介石于五月二十六日由重庆飞到成都，目的在堵截共军北上，但红军主力于六月八日已渡过大渡河，蒋介石颇责川军截击不力。刘湘对“以均权谋共治”的主张，十分赞成，并同意以后川桂在政治上遇事协商，对蒋介石采取同一态度。刘湘以叶琪是他的客人，如叶琪在川而不见蒋介石，必引起蒋误会，故主张由他请客，介绍叶琪在宴会上晤蒋。对此，叶琪欣然同意。

以后，蒋介石约叶琪往晤，问李、白目前有什么政治主张？叶琪说：“他们两位主张中央与地方应采取‘均权’制度，并要求中央应限制在各地的特务活动。”

蒋介石说：“在特定地区设政治分会和军分会之类的中间组织，似无多大问题。但对特务组织，中央不能放弃。”这表示蒋介石对地方势力仍要进行破坏活动。

叶琪返抵南宁后，白崇禧本来准备根据叶琪的报告，制订一个应付时局方案，送到广州交给李宗仁核定，正在研议期间，叶琪于七月八日上午六时一刻从他的南宁桃源路私邸乘马去总部办公，途中马受惊跃起，把叶摔倒在地，伤及延髓，立即昏迷不醒，送入医院抢救，延至九时半毙命。叶琪之死，使白崇禧的联川计划受到重大打击。

八月上旬，汪精卫因为蒋介石反对他的行政院同日本签订中日航空协定，愤而避往青岛，汪派大员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侨务委员长陈树人均呈请辞职，使蒋、汪合作体制出现危机。张群托黄绍竑（黄绍竑附蒋后，与政学系接近）入川见蒋介石商善后。黄氏由杨永泰引见蒋介石。蒋介石说：“中央力量到了四川，日本不敢即时对我开战，中日航空协定问题毋庸再议。如果日本不发动进一步的武力侵略，仍可由汪先生与它敷衍。”这表明蒋介石仍要利用汪精卫来和缓日本，而又不愿汪精卫签订过于丧权辱国的中日航空协定，盖天津的《何梅协定》已经引起全国指摘，一为之甚，其可再乎？！

八月十五日，蒋介石派黄绍竑飞南宁向李、白解释《何梅协定》，①并相与谈李、白提出的“均权”问题。黄绍竑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谈结果，商定了这样一个方案：“将全国划为若干区，各区设政治分会或政务委员会；粤、桂、黔为一区，将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粤设一绥靖主任，桂、黔设一绥靖主任。第一、第四集团军的队号可以改称，使与全国一致。”这就是说，广西要求贵州地盘，其他都可以迁就。但此案卒无下文，盖蒋介石不愿将贵州让给李、白也。

① 一九三五年长城战事后，日本对河北提出无理要求，终由何应钦同日本梅津司令在六月签订《何梅协定》。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广西驻南京代表黄建平由上海到南宁，带来黄绍竑、张定竑的长函。黄建平对白崇禧说：“顾祝同对张伯璇（张定璠）说过，蒋介石为解决西南问题，曾开过多次会议，顾自己同吴忠信主和；陈诚、熊式辉等主张讨伐。甘丽初、罗奇等广西籍的黄埔军校的一、二期学生则提出联粤讨桂的计划。蒋介石在总结时说：“今日情况不同，旧账己算不清。广西若能赞助和平，不啻增兵百万。”但蒋介石对撤退贵州中央军一事不能同意，说这不是对付广西，而是为了控制四川。因蒋介石无合作诚意，李、白遂不去南京参加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五全大会。

四、“两广事变”的肇因与蒋桂妥协的内幕

宁粤不战不和的局面，到一九三六年夏因胡汉民之死而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一九三五年夏，南京政府命令北平军分会首脑何应钦与日本梅津司令订立《何梅协定》，西南执行部曾经质问南京：如此丧权辱国，对华北局面究应如何应付？南京方面即借此散布谣言，说胡汉民将鼓动两广当局乘危动兵。胡氏为了表示无他，特于是年六月九日赴欧养病。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胡汉民从欧洲返抵香港，蒋介石派司法院长居正到港迎候，意欲诱致胡汉民到南京去当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白崇禧派王公度去广州见李宗仁，对争取胡汉民提出三策：一、政治上尊重；二、经济上支持；三、迎胡汉民到广州定居。结果在拉拢胡汉民的争夺战中，粤方取得胜利。一月二十五日，胡汉民由香港到了广州，从此他不再离粤。

五月十二日下午，胡汉民在其妻弟陈融（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家中与人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然昏倒，送到医院急救，知是脑溢血，延至七时四十分逝世。

蒋介石获知胡汉民噩耗，高兴得不得了，立电陈济棠：“请陈维周（1888—1954，陈济棠胞兄。1931年任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总务处长，两广盐运使。1934年任第一集团军警卫师长，警卫师扩编为军，任中将军长。1936年陈济棠被免职后，任第六路军总部参议，不久辞职，寓居香港经商。）兄来京一谈。”陈维周是陈伯南的胞兄，任广东盐运使，手操财经大权。蒋介石要他去南京，不过是传递口讯。蒋氏对陈维周说：“请回去告诉伯南，中央维持广东现状，但要假道进攻广西。”

陈维周善相命，他回来对陈济棠说：“我看蒋介石印堂灰暗，今年将有大难。同时在扶乩中得‘机不可失’一语。乘机起兵倒蒋，此其时矣。”陈伯南乃召集文武亲信开会，其智囊李扬敬说：“蒋介石要假粤灭桂，此实春秋假虞灭虢的故技耳。粤桂唇齿相依，桂亡粤必随之。与其坐以待毙，曷如伐之。”因此，倒蒋大计遂定。

当胡汉民逝世时，李宗仁不在广州，他是在五月八日回到南宁的，得胡汉民死讯，即推白崇禧、黄旭初、潘宜文、刘斐四人赴粤吊丧，并商善后。五月十三日，白崇禧等飞抵梧州，因闻广州天雨，能见度甚低，遂在梧州逗留。当晚白崇禧在广西大学对全校师生讲话，指责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只有引起内部分歧，“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必能促进全国的统一。团结御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我们应当推动中央去抗日，胡汉民死后的西南尤应如此”。

白崇禧于十四日到广州，向胡汉民灵前致吊后，分访陈济棠、萧佛成、余汉谋、张达、林云陔、缪培南等交换应付时局的意见。陈济棠私下对白崇禧说，蒋介石派王宠惠（1881—1958，著名法学家。王宠惠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在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美国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是国民政府学者型官僚的代表。精通日语、德语、英语，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等职。王宠惠又是联合国宪章的创立者之一。）等来粤吊丧，提出了要广东交还党政军财权等五项条件，他认为不能接受。目前，必须先发制人，起兵反蒋，并请白崇禧担任粤桂联军前敌总指挥，率桂军尽速进入湖南。对此，白崇禧提出了两点意见：一、目前全国人民厌恶内战，两广师出无名。二、粤桂进入湖南的交通非常不便，而对方则可以运用铁路运输。他们比我们更快占领战略要地衡阳。

后来白崇禧发现陈济棠决心很大，乃嘱黄旭初于五月十八日飞回南宁，向李宗仁汇报一切，并请李克日飞粤共商大计。五月二十日，李宗仁飞抵广州，立刻偕白崇禧去东山梅花村访陈济棠，李宗仁见陈态度慷慨激昂，也为之吃惊。在集体商量时，李、白都主张慎重，邹鲁也反对用兵。但陈济棠却异常坚决，认为这一次非大动干戈不可。谈到结尾，李、白想到粤桂不能各行其是，遂决定同陈伯南一致行动。

但用什么题目做文章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白崇禧说：“为了争取国人的同情，而又来得光明正大，没有比‘抗日’更好的了。”遂决定以抗日来解决宁粤僵局，遣使四出要求各方同情，粤桂部队立即积极动员。白崇禧以大计已经决定，于五月三十日从广州回到南宁准备一切，李宗仁则留粤协助陈济棠争取留粤国民党元老的支持。

六月一日，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令粤桂军队北上抗日。当日陈济棠、李宗仁从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日平、津又继之矣”。表示“黄河以北，寸土不予让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之机”。六月二日，西南执行部又以“冬”电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准粤桂军队“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白崇禧于六月一日上午九时举行的党政军扩大纪念周中，正式宣布两广部队北上抗日，同时令广西第七军向桂北集中。当时白崇禧认为：目前应以争取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参加两广行动为当务之急。时适何键派他的女婿李觉师长到南宁，准备入云南买马。白崇禧接谈以后，白强请李觉陪同李品仙于六月六日从南宁乘专机飞长沙，力促何键一同下水。何键说：“中央军乘武长路军车南下，朝发夕出，必须等到广西部队到达长沙，湖南才能有所表示。”何键诸多顾忌，是有理由的。六月九日，蒋介石派陈诚到长沙，同日中央军两个师运抵衡阳，在此情况下，何键就不敢动了。

六月十日，白崇禧命令已经到达祁阳大营市的第四集团军部队停止前进，以免同中央军发生冲突。白氏连日召开会议，以为进入湖南的通路已被切断，军事上再不能有所作为，必须改弦更张，在政治上加强团结抗日的号召。十一日，白崇禧派韦云淞去广州见李宗仁，建议在广州成立抗日政府，一、四集团军改称抗日联军，借此来扩大声势，争取各方支持。

李宗仁将白崇禧的建议转告陈济棠后，陈氏因连日来都见广州学生反日游行，驻粤日本领事为此曾向广东省政府提出抗议，并对陈氏作了恐吓。与此同时，粤币兑港币的汇率又低折，宋哲元、韩复榘发出联名通电，呼吁和平，综合这几项情况，陈济棠遂一口拒绝在粤组府的打算，仅允成立军事委员会及将两广军队改为“抗日救国军”。六月二十五日，陈济棠在广州就“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六月二十九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广州、南宁就“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这样盛夏的六月，两广局势就在密云不雨中度过了。

到了七月，广东在南京方面的收买手段影响下，局势渐呈不稳了。七月四日，四十架粤机飞离广东投蒋，随后又有九架飞抵南京。他们发出通电，表示“反对两广异动，服从中央、报效祖国”。

七月六日，两广中央委员李任仁、黄麟书、邓青阳、崔广秀、李绮庵五人乘轮北上，出席七月十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带去向全会提出的：一、停止内战；二、早定抗日决策；三、由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四、废除中日一切协定；五、开放人民民主权利等五项救亡方案。李任仁是白崇禧早年在会仙小学读书时的老师，行前，白崇禧对他说：“重毅先生此次去南京，无异身入‘虎穴’，可能遭不测之祸，不知有什么要求？”意示要给李一笔钱，但李什么也没有提。

在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日，即七月九日，蒋介石的分化政策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广东驻大庾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在其至戚宁方大员上官云相的陪同下从南昌飞到南京见蒋介石。蒋氏高兴得不得了，决定不理睬粤方五中委提出的五项方案，而断然地于七月十三日在二中全会中提出《处理粤局方案》，其主要内容大致是：一、撤销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关；二、由军事委员会下令免陈济棠本兼各职；三、任余汉谋为广东省绥靖主任，授权该主任收拾粤局；四、任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蒋介石的方案精神是彻底改造广东而保留广西现状。余汉谋即日返大庾防次就职，帅兵南下广州，广东第二军首当其冲，兵无斗志，陈济棠的统治局面遂出现土崩瓦解之势。

白崇禧见粤局严重，派黄旭初、刘斐于七月十日飞广州见李宗仁，提出拯救粤局的多项方案。当晚陈济棠在梅花村三十二号私邸召开会议，李宗仁、黄旭初、刘斐均出席，参加的还有陈伯南身边的文武要员。刘斐在会上报告了白崇禧提出的对时局发展的估计及应采的方略。会议连续举行两日，陈济棠对掌握部队已经失去信心，只同意成立一个第一、第四集团联军总司令部以及粤军改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与此同时，广西银行行长黄蓟同粤财长区芳浦商定：粤桂两省钞票互相收受使用。十三日，黄旭初、刘斐飞返南宁复命。

七月十四日，白崇禧听取黄旭初、刘斐的报告后，又派李品仙飞粤向陈济棠建议：“将可靠部队集结掌握，将现款及弹药运存西江。”又问陈伯南：“是否需要桂军东下支援？”此时陈绕室彷徨，心中无主。只对李鹤龄说：“余幄奇军已越过韶关，第二军放弃英德，退集军田。”看来陈氏完全不能掌握军队了。

七月十六日，白崇禧又急电陈济棠：“粤局危急，间不容发，应以官、以财、以地盘背城借一，否则一切瞬将为他人所有，何所爱惜耶？”因局势发展得太快，白崇禧前后所提的建议，陈济棠完全不能实行。七月十八日，粤空军全部投向南京。“机不可失”之言果验，“机”乃指飞机。机群一走，“南天王”的江山也就不可挽救了。

时局发展至此，陈济棠知事不可为，遂于十八日嘱李扬敬负责军事，林翼中负责政务，并各向余汉谋交代，然后于当天即乘英舰“蛾”号去香港。临行前，陈氏还留函给李宗仁，说送他港币二十万元，作为出洋费用。李氏则将此笔款项交给王逊志带返广西作军费开支。两广同南京对峙五年的局面，到此发展到另一转折点。

广东局势瓦解，时局重心立刻转移到广西去。李宗仁、白崇禧以态势孤立，打算对蒋缓和。七月二十日，分电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抗日主张不变，唯望在中央统筹之下，共策进行。盼将此意转达，并祈电复。七月二十四日，李、白又再电南京国民政府，谓定八月一日各就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职，请派大员莅邕监誓。

可能是这样：蒋介石鉴于解决广东太容易了，拟本打铁趁热的方针，乘机彻底处理广西问题，遂于七月二十五日变更七月十三日的决定，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改以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这一调动的意图太明显了，就是要李宗仁、白崇禧离广西，借此摧垮“桂系”老巢，以达到其一劳永逸的目的。

广西人是不能这样被欺侮的，你给他们压力越重，他们的抵抗力便越大。李、白一度召集主要干部会议之后，决定不接受南京于七月二十五日的命令，而将有所行动。当二中全会于七月十日在南京召开时，白崇禧派黄旭初经梧赴粤，特嘱黄先去大坡山料神村访李济深，告以下面的意见：“我们以后的做法有两个方案：第一，如果广东不被分化，主张在粤成立抗日政府，届时请任公出来主持；第二，如果广东已无可救药，则广西须独力支撑，奋斗到底，此时也请任公出面领导。”请其先做思想准备。

七月十五日，李济深偕胡鄂公（1884—1951，武昌起义后，任鄂军水陆总指挥等职。1927年11月曾任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后，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解放后去台湾。）到南宁晤白崇禧，胡氏系香港救国会代表，与中共方面有联系。白崇禧特介绍李任潮与总司令部参议宣侠父会晤（宣氏对外化名宣古渔）共商对外联系问题，并讨论将来的根本做法。十八日，粤局完全崩溃，白崇禧对李任公说：“此时不能不暂对蒋介石表示缓和。”李济深遂于七月二十日回梧州。

七月二十五日，南京突然改变命令，要李、白离开广西，李、白态度又强硬起来，七月二十六日，李、白又请李济深来邕。李再偕胡鄂公来到，商今后行动的政略和战略，数日后，李任潮又偕胡鄂公返梧，胡鄂公从那里去香港，有所活动。七月三十日，港报发表李宗仁、白崇禧组军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的报道。此事不能不引起南京当局的注视。

宣侠父（1899—1938），中将军衔。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宣侠父是黄埔一期学生中的特殊人物，因抗命蒋介石，被蒋介石开除出黄埔。1934年夏，宣侠父奉调至上海，化名杨永清，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绑架杀害。周恩来三次向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蒋答复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为宣侠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八月八日，李济深偕张文来到南宁，同李宗仁、白崇禧连续举行两天的会议，讨论成立政治组织事宜。八月十一日，蒋介石飞广州，以陈诚为广州行营主任，积极部署攻桂军事。八月十六日，黄绍竑应邀到广州，蒋介石叫他做讨桂军总司令。十五日及十六日，广西空军司令林伟成（1902—1947，曾在美国学习飞行技术。1931年任广西民航局长。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空军第二路军副指挥官。1945年晋升空军少将。1947年因车祸去世。）率大队长宁明阶、郑梓湘以及第三大队逃粤。白崇禧以蒋军重兵在粤，变更了原来以对湘黔为主的军事部署。

八月十七日，白崇禧派潘宜之到香港接蔡廷锴、刘芦隐经安南、龙州到了南宁。是日，上海张定璠电白崇禧云：“蒋介石召我赴粤，托病不应。万勿再中其诡计。”八月二十二日，南宁各界召开欢迎李济深、蔡廷锴、刘芦隐及各地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会后蔡廷锴即赴郁林，重组十九路军，翁照垣师谢鼎新团于八月二十四日夜进入合浦和北海活动。

可是局势发展到了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对于是否对桂用兵，显然举棋不定了。所以如此，是由于下列三个因素：

一、蒋介石的情报机构多方面向蒋氏反映：东北军主帅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同中共方面建立了联系，西北情势不稳，蒋介石要尽快从华南松出手来，以便去处理西北局势。

二、宋子文来电，说司徒雷登找他，告以李宗仁、白崇禧是爱国名将，桂局应和平解决，以便保留李、白来参加抗日战争。①

三、蒋介石在二十日召集程潜、陈诚、余汉谋、熊式辉、黄绍竑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这次会议是应程潜之请而开的。原来蒋介石要黄绍竑当讨伐广西的总司令，这事直把黄氏吓得屁滚尿流。他去找参谋总长程潜说：“广西多年来用白崇禧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募于征）政策，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对桂征伐三个月，未必把问题解决得了。而环顾全国危机四伏，绥东形势吃紧，西北也呈不稳，断不容许我们陷身广西泥沼之中。吾人权衡利害，以和为贵。”程潜深韪其言，要蒋介石召开一次会议，听取他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派人去桂试探和谈的可能性。

八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前李济深的参谋长邓世增飞邕见李、白谈和，唐星（1892—1964，中将。1924年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学生总队总队长。参加北伐。1943年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与中共取得联系。1949年协助程潜和陈明仁举行长沙起义，后任武汉市副市长、天津市副市长等职。）（程潜代表）、舒宗鎏随行。邓世增说：“蒋介石当前内外交困，谋和确有诚意。”李、白提出，讲和应以南京取消李济深、陈铭枢的通缉令为先决条件。②

八月二十三日，李宗仁、白崇禧派刘斐同邓世增等飞广州，带去广西的五项条件交给蒋介石。这五项条件是：

一、解放救国言论及救国运动；

二、撤南下之兵北上抗日；

① 见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② 一九三四年，南京政府因闽变下令通缉李济深、陈铭枢。

三、从速决定抗日救国计划及实施时期；

四、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黄绍竑仍回浙江任省政府主席；

五、第一条实施，第二条开始，李宗仁即宣布就职。

刘斐当日返抵南宁，说蒋介石原则上接受五项条件，但有关细节仍待研究。

八月二十四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明令，撤销李济深、陈铭枢的通缉令，证明蒋确有谋和诚意。但和战仍未决。是日，在李济深主持下，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的有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彭泽湘、詹天籁、朱佛定、王公度、刘士衡、张文、胡鄂公、何思敬、刘斐、杨东莼（1900—1979，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学者。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过早期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后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刘芦隐、胡讷生、邱昌渭、蒋培英、夏威、夏次叔。会议集中讨论了临时政治组织的名称，当经决定：将“中华民国国民救国委员会”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案电张学良征询意见后再做决定；另指定李任仁、邱昌渭等十三人起草《抗日救国公约》。

八月二十四日晚，程潜、唐星、黄绍竑都来电告李、白谓和平有望，但须面商所开五条款的实施办法。李宗仁、白崇禧即电复：“如解放救国运动及言论，并撤兵北上抗日，其他绝无问题，欢迎来商。”二十七日，程潜电李、白：“广西进兵南路，有碍和平进展。”因当日翁照垣部进廉江、灵山有战争，此一行动无异逼蒋介石早日表态。三十日，居正、朱培德、程潜来电，表示要来南宁。李、白立即去电欢迎。

九月一日，居正、程潜、朱培德由广州飞南宁，因天气太坏，中途折回，到了二日才安然到达。他们带来蒋介石的亲笔函，深望和议有成，程颂云对白崇禧说：“果能相见以诚，和衷共济，即使要我磕八个响头，我也愿意。”

黄绍竑也托程潜带信给白崇禧，函中有云：“兄等此次坚持立场，又使中枢先伸出和平之手，可谓出尽风头，须知得好休时便罢休，应请适可而止。”据说，蒋氏左右有人说：要和平就必须李、白派人到广州去，否则就是中央迁就地方。但蒋介石卒排强硬派的阻挠，派和使入桂。

九月三日，李宗仁、白崇禧约李任仁、潘宜之、刘斐、王公度在广西省政府新建大厦开了竟日的会议，对当前局势作了充分的讨论。王公度说：“云广英从陕北来，说中共中央反对内战，要团结对外。”刘斐说：“杨东莼代表救国会派来，也不主张广西对蒋用兵。”潘宜之说：“蔡廷锴在广西花了几十万港元，一旦妥协，怎么对得起他？”白崇禧插嘴说：“目前应从大局着想。”李宗仁在总结时表示：独力难以持久，各方支援难靠，应以和为上策。九月四日晨再作讨论，白崇禧说，为了和平，他决定出洋，当拟订和平条件如下：

一、解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二、撤退中央军北上抗战，恢复各方交通；

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

四、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

五、白崇禧用军事委员会名义出洋考察；

六、广西党政完全依旧；

七、军队保留三个军，每军两师，每师四团，其余编造，其编造费由中央负担，经常费由中央补助；

八、前第一条实现，第二条撤兵开始，李宗仁即通电就职；

九、以上各条，除第三条秘密外，其余须公开宣示国人。

居正、程潜、朱培德于九月四日下午一时返粤复命，李、白派刘斐随行，刘斐以鱼戍（六日）电李、白称：“蒋五日在程颂云寓所与居、程、朱、陈（诚）、黄（绍竑）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六日同时发表。”

九月六日，国民政府明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白电南京，定九月十六日就新职。九月十三日，蒋介石派程潜来南宁监誓。自一九二九年以来，蒋桂之间的对峙局面从此始告消失。

由于蒋介石在九月六日发表谈话时表示希望与白崇禧在粤一晤。张定璠闻讯，急电白崇禧曰：“时无齐桓，内无管子，难乎其为管仲，东行宜细酌。”张定璠给白崇禧的警告，后者亦不能无动于衷。李宗仁知其意，遂毅然于十七日偕程潜飞粤晤蒋介石，表示捐弃宿嫌，团结抗日。

第十一章 指挥台儿庄和保卫武汉的大战

一、蒋介石争取白崇禧入京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白崇禧原定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蒋介石则欲借此机会邀白入京供职，以示南京政府坚决抗日的诚意。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陈诚从牯岭电白崇禧，谓将来邕一谈。此时广西省会已迁桂林，但白崇禧因准备出国，故在南宁办理未了事务。陈诚受天气影响，于十月八日始到南宁。陈诚对白崇禧说，他此行是代表蒋先生邀白氏入京。白崇禧表示，中央一下抗日决心，他即入京以供驱策，陈诚遂于十月十日返京复命。行前李宗仁、黄旭初也从桂林赶来与陈诚话别，而且亦知陈氏此来任务是劝白崇禧入京。

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是时，白崇禧在邕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丑文通电，当中提出了一项抗日救国主张。同时又接李、白派在西安做代表的刘仲容来电①：“此间兵谏事，想已见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能乘机来此，共策进行。盼复。”但因事变来得突然，一时还未了解全貌，故白崇禧对张、杨的邀请，迄未作复。

① 刘仲容之父向与西南执行部有联系。

杨虎城

十三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名义发出通电，申明南京政府立场，李、白以“寒”电（十四日）答复，表示中央果有决策，则他们决不因一时事变，稍涉张皇。盼按照政治解决之方针，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后事变得到中共调处，卒能和平解决。

一九三七年初，南京将杨虎城、于学忠（1890—1964，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二级上将，东北军著名将领。抗战中参加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立下赫赫功勋。建国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撤职留任。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又不被放回陕西，且调大军向陕。张、杨所部将领于一月五日联名通电攻击南京政府，表示坚决抵抗。因有一月十五日中央军总攻西北的传说，一时间，西北上空战云弥漫。一月十五日，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发出通电，主张对陕宜用和平解决。至此，南京态度转告缓和。一月二十六日，杨虎城等表示接受中央命令，事遂和平了结。

杨虎城（1893—1949），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民族英雄，陆军二级上将。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1925年任国民军陕北总指挥，1929年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932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迫出国“考察”，11月底由法国回香港，后被诱至南昌囚禁。此后的12年，杨虎城一直被监禁。1949年9月，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重庆戴公祠。

二月五日，张定璠、刘斐从南京回到广西，代表蒋劝李、白去南京出席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二中全会。李、白均不去，推黄旭初参加。全会期间，蒋介石发表李宗仁、白崇禧为第五路军总副司令，李品仙为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韦云淞为第四十八军军长。李、白于四月一日就职。

六月三十日，宋子文到桂林，商讨广西银行发行的纸币与中央银行法币比值问题。宋氏故意表示慷慨大方，决定以桂钞二元换取法币一元，而又不追问广西银行发行桂钞的总额，此一举措大大博得李、白的好感。后来，建筑湘桂铁路，宋子文又慨允以他主持的中国建设银公司担保向法国银团贷款。这一切，表示宋子文用实际行动来加强蒋桂间的关系。

七月六日，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到桂林访问，就团结抗日问题同李宗仁、白崇禧进行了友好的商谈。张云逸离桂时，有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由尹林平前来继续磋商。张氏来得非常合时，次日即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党内文件称桂军为“友军”，与张云逸此行大有关系。

张云逸访桂后，李、白采行了中共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即蒋介石如不抗日，那么李、白就不入京，企望以此对蒋施加压力。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有了迅速的进展。七月十五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举行会谈。就团结抗日问题进行商讨。十六日，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开幕。十四日，宋子文从庐山电白崇禧云：“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但因蒋介石仍未下定抗战决心，所以白崇禧仍不允入京。

二、桂军在沪战中伤亡惨重

七月下旬，蒋介石派刘斐促请白崇禧入京。七月三十日，刘斐船过九江，到庐山训练团晤陈诚，并得与在团受训的黄旭初、夏威会面。黄、夏联名写信给白崇禧，谓陈辞修教育长寄语，促健公入京，果能早日命驾，则将有助于抗战大计的制定。八月二日，蒋介石亲电白崇禧，邀他入京就副总参谋长。三日，白氏电复蒋介石，允即入京。蒋介石于即日派了一架水陆两用机由德籍机师驾驶到桂林候接。八月四日下午一时，白崇禧乘该机飞南京，同行的有潘宜之、刘斐、黄季陆等人。下午三时抵达，张群、何应钦、程潜、朱培德、张治中等人到场接机，当晚蒋介石在官邸设宴招待白氏。

白崇禧此次入京，促成了大团结的形势，冯玉祥、阎锡山、刘湘、龙云以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都先后到达南京，显示出精诚团结，一致御侮。

八月十二日，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商决抗战大计，并决定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军委会扩大编制，以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程潜赴平汉线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遂代行总参谋长职务。另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事宜。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教育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中日淞沪会战。1936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1945年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解放战争时，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1949年，张治中是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平协议被国民党拒绝后，张治中留在北平，并宣布脱离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张治中

当时白崇禧曾建议设置大本营，以示全民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蒋介石不赞成，他说：“中日未经宣战，即以军委会主持战事可也。”

蒋介石为给予白崇禧顺利行使幕僚长权力的便利，调黄绍竑为第一部长，主持军令工作。当时军委会以山西情势危急，遂派黄绍竑前往山西视察，并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作战。黄绍竑在协调晋军和八路军作战行动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实践证明，蒋、白之间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隔阂和猜疑，此次入京会晤之后，彼此都没有需要任何疏通和解释，便能够在共同对敌的民族大义鼓舞下，开诚相见，并肩战斗。“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原来是中华民族伟大传统精神的体现。在这里更证明了它是一条真理。

八月十三日，日寇以上海公共租界为根据地，于上午九时十五分向江湾及闸北方面进犯，军委会命张治中率军三师奋勇应战，全面抗战于是开始。军委会随即划淞沪为第三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惯于直接指挥，白崇禧此时以副总参谋长的地位，只能作为最高统帅的代表，经常到前线巡视，指导作战方略，协调部队。

时军委会划两广为第四战区，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八月二十八日，白崇禧电李宗仁云：“统帅部决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并请我公出任司令长官。过去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敬盼迅赐卓裁电复。”李首先谦逊一番，最后还是答应担任，并令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和廖磊自兼的第四十八军开动北上，参加抗战。

白崇禧在淞沪前线视察，发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白天不在长官部，而住在离上海约一百五十里的宜兴张公洞。他把私章交给顾祝同代拆代行。白崇禧因此向蒋介石建议，在黄河以北的宋哲元、石友三、孙连仲（1893—1990，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著名抗日战争将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因坚守台儿庄而闻名中外。曾先后任国民政府青海省、甘肃省、河北省主席。）、冯治安（1896—1954，1912年投身于冯玉祥将军麾下。“七七事变”后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战斗，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帷幕。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湾。）各部，都是冯玉祥一手训练的部队，如将河北及山东北部划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则在指挥上将可收驾轻就熟之效，蒋介石同意照办。因此自九月十六日起冯玉祥转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因西北军将领反对冯玉祥前往指挥，蒋介石又请冯氏回来担作军委会副委员长。

在白崇禧视察期间，还发现蒋介石在部队中制造矛盾，陈诚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原来由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后来蒋介石发表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十八军改由陈诚直接控制，可是蒋介石却没有把这一变更通知张治中。及张治中去看第十八军的兵力部署，该军军长罗卓英（1896—1961，由下级军官升至国民党第18军军长。1935年，晋衔陆军中将。1942年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入缅作战。后转往印度，主持兰伽远征军训练。抗战胜利后，曾任广东省主席。后去台湾。）居然这样说：“张总司令竟到我们这里来了？”使张治中感到非常难堪。因愤而辞职。后经白崇禧居中调度，蒋终批准张辞职，改以朱绍良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有一件事证明白崇禧自外于蒋介石，蒋氏乘专列到苏州指挥，白崇禧偕行。一夜，蒋介石叫他的侍卫长王世才送五万元给白崇禧，白氏拒而不受。自此以后，蒋介石就不给白崇禧送钱了。对将领施恩施惠，原是蒋介石笼络部下的一贯手法，白崇禧这样拒绝他的“恩赐”，对蒋氏颇有“见外”之感。以后蒋、白之间始终抱有一定距离，与此也有多少关系。

白崇禧对淞沪战事，以为上海附近夹在黄浦江和长江中间，港湾纵横，日寇仗着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威力，易于发挥优势。我军则因装备较劣，后方交通涩滞，在这里与敌进行阵地战，不见得怎样有利，而以转移到山川险要地区与敌决战为宜。对此，蒋则以为，上海华洋杂处，与欧美各国利益息息相关。在淞沪与敌长期作战，可能引起国际干涉，而对“九国公约”会议的召开寄予厚望。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幻想终成泡影。

沪战初期，我实行攻势作战，曾一度进展到汇山码头，八月二十二日晚，敌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及第一〇一师团之一部分于川沙、狮子林、宝山等地同时登陆，向罗店、浏河之线南犯，其主力于二十九日陷罗店，旋吴淞、宝山亦相继不守，我军全线转移到北站、江湾、庙行、双草墩之线，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九月中旬，到沪敌军还有第六、第九、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经激战后，我军乃退守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浏河之线。十月七日，敌第三、第九两师团由蕴藻滨北岸开始强渡，企图一举突破我阵地，进占大场南翔。

十月中旬，我为恢复蕴藻滨南岸阵地，决定进行反攻，乃以廖磊集团军第七军、第四十八军为第一路军，由黄港北、侯宅、谈家头附攻击蕴藻滨南岸之敌；以叶肇第六十六军为第二路军，由赵家宅向东攻击；以孙元良第八十八师为第三路军，由广福南侧地区攻击前进。十月十九日，攻击开始，适逢敌主力向我进攻，遂演成为大规模的遭遇战，因彼此装备悬殊，我军伤亡甚大，如桂军第七军伤亡过半，死伤旅长庞汉祯、夏国璋、秦霖等六七人，团长廖雄、谢鼎新等十多人。我被迫后退，敌乘势猛攻，大场旋告不守，至是我上海守军侧背，大受威胁，乃于十月二十六日向苏州河南岸转进。

十一月五日，敌第六、第八两师团，由杭州湾北岸全公亭金山卫等处登陆，直逼松江，我吴克仁部因集结未毕，遂被击破。此时我淞沪阵地侧背益感受到严重威胁，军委会乃于十一月九日下令上海全线撤退。总结沪战集结了全国精锐，支持了三个月，虽不能如蒋介石所预期那样，引起国际上的实际支持，但也初步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美梦。

三、白崇禧不主张坚守南京

淞沪沦陷后，日寇乘胜西犯，水陆并进，使南京成为其第二进攻目标。因此保卫南京问题就提到军委会的议程上来。

十一月十一日，即宣布上海全线撤退的第三天，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保卫南京问题。会前白崇禧写有一个建议：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他是基于下面的各种考虑提出此一建议的：

一、假如早时依白崇禧的设想，沪战只作轻微抵抗，将主力撤到南京，深沟高垒，以守上海的精神守南京，尽管南京最后还是失守，但其抗敌成果一定较大。今我军没有第二线的主力军，调来防守南京的完全是一些在沪战打过仗的残破部队，已经衰竭不堪，其不能克敌制胜，盖可断言。

二、南京为孙中山先生亲自指定的首都，是总理陵园所在地，殊不忍使其受到战争的破坏，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当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共喻。

三、不守南京，可将我军撤到大江南北，既可防止敌军西攻武汉，又可延缓其打通津浦线。

可是在会议上，蒋介石首先表示南京为我国首都，中外观瞻所系，必须固守。经他这么一说，白崇禧就不便把他的不设防动议提出来了。

跟着蒋介石就问：“守南京的问题就这样决定，大家看谁来负责好？”

当时没有人吭声，过了一会儿，唐生智忽自告奋勇道：“军人以身许国，我愿负此责任，誓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看见唐孟潇（生智）毛遂自荐，十分高兴，随以手令发表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唐生智于十一月二十日就职。

守南京的部队为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沈发藻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丁治磐的第四十一师，徐继武的第四十八师，以及宪兵两个团，炮兵第八团的一个营、高射炮营、通信营等，共约七万人左右。

唐生智就职后，蒋介石令白崇禧协助唐生智侦察南京城内外的地形。那时大江南北，白雪纷飞，白崇禧与唐生智同坐汽车先到城外汤山、栖霞、乌龙炮台、秣陵等地视察阵地。次日，继续巡视城内的蒋山、雨花台、天堡城等地。在视察时，白崇禧发现唐生智身体衰弱，气息喘急，披着重裘，犹不胜寒，在平地他还可以下来看看，及爬高山，他便托白氏代为侦察。白崇禧看到唐生智健康如此，不禁为南京防守担心。

在唐生智就职之日，国民政府已宣告迁都重庆。十二月一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唐生智举行会议，讨论德使陶德曼交来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这是蒋百里在柏林活动的结果。日方要求：内蒙自治；华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国民政府停止反日政策；中日共同防共，等等。白崇禧说：“如果条件只有这些，是可以商量的。”其他各人也表示：此等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随后，白崇禧陪同蒋介石于十二月七日上午五时四十五分离开南京飞往南昌。自六日起日寇分兵四路攻我南京。南京守军又增加了叶肇的两个师，巫剑雄的一四五师，王耀武（1904—1968，黄埔系骨干将领，在江西与红军作战中因功被提拔为师长。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带着74军打遍了大江南北，以上高、常德、雪峰山三战最为出色，凭战功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山东省政府主席。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五十一师，冯圣法的五十八师，都是从沪战前线退下来的，总兵力达到十一万多人。

南京保卫战只打了八天。十二月十二日，敌第九师团主力猛攻中华门外雨花台，守军第八十八师伤亡惨重，至正午雨花台陷落。敌自此居高临下，以重炮向城内据点轰击，炮火声震撼全城，南京遂告陷落。

十二月十三日，敌军入南京城，残杀我军民三十万人。为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纪录。

一九三八年元旦，白崇禧从南昌来到金华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军事，决定钱塘江南岸防务由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负责，北岸由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负责。白、顾两人还到钱塘江北岸视察了一周，然后白崇禧到皖南去了。黄绍竑此时从山西回来，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在金华晤白崇禧后，随即去永康布置浙江的临时省会。

四、逮捕韩复榘与台儿庄大战

白崇禧在金华与廖磊会晤后，即由皖南、合肥去徐州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商津浦线作战事宜。

李宗仁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离桂北上，先去南京接洽一切，然后到徐州组建司令长官部。五战区最初指挥的部队为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原驻陇海路东段庞炳勋第三军团，原驻青岛的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原驻济南附近的韩复榘第三集团军，这四个部队共约七万人。其他部队是后来陆续增加上去的。

白崇禧此次远道而来，是告诉李宗仁，廖磊所指挥的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他已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从第三战区调来第五战区。估计敌自占领南京后，即向江北推进，企图打通津浦线，贯通南北战场。所以廖磊集团军调来五战区是必要的，此外还要增加其他部队。

李宗仁向白崇禧谈到，山东韩复榘是态度模棱，毫无战意，十二月下旬先后放弃了济南、泰安，一月上旬又放弃了大汶口和济宁，使我军事上受到不利影响。白崇禧回到武汉报告蒋介石，蒋氏认为情况严重，当召集何应钦、陈诚前来一同研究，咸主张对韩复榘予以制裁。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蒋介石偕白崇禧飞开封，在那里召开军事会议，李宗仁带韩复榘前来参加。在会议间，忽然发了空袭警报，刘峙对韩复榘说：“我有专列在车站，如发出紧急警报，可将火车开出郊外。”韩氏欣然同往。一上车，立刻开动，唯已失刘峙踪影。一军官对韩氏出示“撤职查办”的命令，解往武汉交付军法判处死刑，于一月二十四日执行。韩复榘所兼第三集团军由孙桐萱（1895—1978，抗战时期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1943年，被蒋介石以“通敌有据”的罪名下令予以扣押，但未能定罪。1946年退出军界前往北平，1978年在北京病逝。）升任总司令，士气复振，向济宁、汶口反攻，正面也由邹县出击，相持之局遂成。

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改组，以何应钦为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时武汉为抗战重心所寄，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通过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的联系，经常应白崇禧之邀，到武昌蛇山脚熊廷弼路白公馆研究抗战战略问题。

一月下旬，日军第十三师团自津浦线南段北上，向桂军第三十一军韦云淞部的明光、池河等处推进。周恩来向白崇禧建议：津浦线南段应避开正面，而以强大兵力用运动战、游击战从侧面困扰，打击敌人，使其不敢深入。白崇禧十分赞赏周恩来的意见，即向李宗仁转达。还通知李宗仁：新四军张云逸部，已调到江北归第十一集团军指挥节制。

李宗仁采纳了周恩来上述的建议，在津浦线南段以离心退却、诱敌北上为指导方针。因此，自二月三日起，敌先后占领定远、凤阳、临淮关、蚌埠等地。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退守淮河北岸，敌乘势渡淮。于学忠退至浍河、涡河沿岸。战事发展至此，李宗仁一面以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协助于学忠防守淮北，一面以第七军、第三十一军和新四军一部在老人仓向定远、池河侧击敌人。此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在合肥指挥，在铁路两侧，到处发动游击战，使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其第十三师团不得不从淮北撤退，我亦将张自忠部调去滕县。以后津浦线南段敌军不能北上参加台儿庄战事。悉以此为契机。

二月间，广西学生军出发徐州前线时驻蛇山玉冰堂，白崇禧特邀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对这些青年学生讲话。这充分表现白氏中间偏左的精神面貌。

张自忠（1891—1940），以上将衔陆军中将之职殉国，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

蒋介石当时想利用白崇禧的超然地位同共产党接近，而从中传递一个讯息。蒋氏当时有一项设想，以为中国共产党在去年（一九三七）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意思说三民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本党当共同奋斗以求其实现。因此蒋介石颇欲乘此时机，将国民党、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如青年党、国社党）融合于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共同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努力，共产党如同意此一做法，则国民党可以改名或成立其他组织。关于此事，白崇禧曾受蒋介石的委托，同中共在武汉的领导人谈过。陈绍禹原则上赞同，周恩来则谓取消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后因台儿庄大战爆发，白崇禧忙于军事，就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了。

且说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敌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所部从胶济路南进占领蒙阴、沂水、莒县、日照等地，李宗仁令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向临沂推进阻敌；同时令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由滕县驰援临沂，李宗仁并派参谋长徐祖诒亲往前线指挥，协调庞张两部行动，庞张两部内外夹攻，血战五昼夜，敌向沂水退却，粉碎了敌企图沿胶济路向徐州推进的计划。

日军以左翼迂回不成，乃以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沿台枣支线挺进，欲以迅雷之势攻占台儿庄，以为进攻徐州的据点。军委会了解敌情后，即令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自归德增援徐州，另自晋南调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至徐州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

三月十五日，敌第十师团从界河进攻滕县，我守城的部队为川军孙震所部的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1893—1938，著名抗日将领。台儿庄战役中王铭章“决心死拼，以报国家”，其属将领除少数突围外，皆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国民政府对王铭章将军奋勇抗战给予高度评价，并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凭城固守，等待汤恩伯军团的增援，汤部没有及时赶到。十七日，城破，王铭章壮烈殉国，所部牺牲殆尽。

三月二十四日，敌第十师团以一部进占韩庄，主力沿临枣支线挺进，攻占枣庄、峄县后，其前锋福荣联队乘势猛扑台儿庄。李宗仁以孙连仲部担任台儿庄的防卫，而令汤恩伯军团埋伏于台儿庄东北地区，等到日军进攻台儿庄时，即协同孙部内外夹击，予以围歼。但汤军团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致孙部孤军拒敌，牺牲惨重。

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四日偕白崇禧飞徐州视察，当日蒋氏返武汉，留下白崇禧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事。自三月二十四日起，敌矶谷师团主力，逐次加入台儿庄阵地，倚靠空军、重炮、战车的支援，敌一度攻入台儿庄北门，占去城塞四分之三，我孙部池峰城（1904—1955，中将衔。先后参加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解放战争中，任过河北省政府代主席，1949年1月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因“历史遗留问题”受审，1955年在北京监狱病逝。）师死力支撑，以待我外围机动兵团的合围攻击，其处境极为艰险。

至三月二十七日，汤恩伯军团终于遵照李宗仁的命令，放弃进攻峄枣的计划，以主力向台儿庄北侧之敌进攻。到三月三十一日，台儿庄之敌，遂完全陷入我包围圈中。此时敌津浦北段指挥官西尾寿造，接到第十师团被围的报告，乃令第五师团放弃进攻临沂的企图，除以一小部牵制庞、张两部外，余均转运到爱曲，攻我汤军团的侧背，企图解矶谷之围。

汤恩伯军团以关麟征（1905—1980，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用兵以稳，准、狠著称，1947年，关麟征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任校长（第一任蒋介石）。蒋介石兵败大陆，关麟征退居香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第五十二军迎击来自临沂之敌，李宗仁及时地令新由河南开来的周喦（1895—1954，参加过淞沪会战。1949年1月，调任京沪警备副司令兼浙江警备司令。1953年病故于台北。1954年蒋介石追赠周喦为陆军上将。）第七十五军应援关麟征军，协力将该敌击破，仍回师围攻台儿庄之敌。四月六日晚间，我军歼灭了敌第十师团大部、第五师团及徐州支队一部，残敌向北溃退。奔入峄县负隅固守。

白崇禧总结台儿庄的胜利，认为乃阵地战、运动战与游击战紧密配合的战果。这是科学地概括。因为在津浦线南段，我以游击战困扰敌军，使其不敢渡淮北上参加台儿庄大战；又在台儿庄内外，又是阵地战与运动战结合。所以台儿庄大捷，得来很不容易。

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台儿庄所以打了胜仗，是因为敌军北动而南不动，使李宗仁、白崇禧能够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日军在台儿庄败仗后，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集中晋绥苏皖的兵力三十万人，分从南北总攻徐州，以达到其打通津浦路的目的。

与此同时，白崇禧回到武汉向蒋介石报告台儿庄作战经过，并要增援徐州。蒋介石将下列部队在四月二十日以后调到第五战区：李延年的第二军，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卢汉的第六十军，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李仙洲（1894—1988，中将衔，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抗战时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诸役。1946年后任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长官，莱芜战役指挥2个军被伏击，瞬间全军覆没，陈诚骂：“就是放六万头猪让共军去抓，三天也抓不完！”1960年11月28日特赦释放。后担当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1988年10月22日在济南逝世。）的第九十二军。增援的部队几达二十万人。

关麟征

白崇禧在电话中传达这一讯息时，李宗仁问道：“委员长调了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崇禧说：“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现在已经太迟了。”李宗仁惋惜地说。

白崇禧未尝不知道增援过迟，如果在四月初这些部队就开到徐州周围，那多么好啊！可以一鼓作气，扩大战果，现在显然已失时机了。但为延缓敌进攻武汉，不得不增援徐州。

四月二十六日以后，敌分兵六路，以徐州为中心，作外线的进击；白崇禧于四月二十二日再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调度。以下是作战经过。

在津浦线南段，敌除以一部犯合肥，牵制我的这方面的兵力外，复以其第九兵团及井关机械化部队，沿涡河出蒙城。同时，阜宁、淮阴方面，亦有敌第三、第一〇一、第一一六师团的活动。五月九日，蒙城沦陷。十二日，敌又陷永城，直趋黄口车站，并以一部进犯徐州，此时蚌埠附近之敌第一〇二、第一〇七、第一一九师团各一部亦逼宿县。

在津浦线北段，济南方面之敌第一一一师团亦向南进犯，五月十一日及十四日，郓城菏泽相继失守。敌又以十六师团一部，由南阳镇西渡南阳湖，攻我鲁西军右侧背；敌第一一四师团又于十四日陷我金乡鱼台。此时李宗仁、白崇禧理解到：为了粉碎日寇“速决”企图，只有把我徐州大军迅速西移。五月十三日，开始行动，五月十九日，宣布放弃徐州。白崇禧于五月二十九日回到武汉。

五、白崇禧向蒋介石推介《论持久战》精神

台儿庄大战后，中共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作，白崇禧从周恩来那里得到这篇著作的原文，看后深表赞同。当下，将此文的基本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拿去给蒋介石看，蒋氏也十分赞赏。即以此两语由军事委员会令发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最高战略方针。

在台儿庄大战期间，国民党在武昌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四月一日，大会推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并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白崇禧从徐州回到武汉后，蒋介石把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要旨告诉了白崇禧，并要他荐人参加筹备。白氏即介绍他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及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听候任用。蒋介石召见后内定程思远为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去年八月随白崇禧入京的黄季陆则内定为宣传处处长。白崇禧为此对程思远说：“为了团结抗战，广西与中央的关系，应力求从混合达到化合。”

但没有多久，蒋、桂之间仍露裂缝。七月六日，李宗仁从商城回到武昌，住进东湖疗养院去了。他早年当连长时，被敌人枪弹击中左颊，碎牙嵌入牙床，现因在前方长期指挥作战，劳累过度，旧疾复发，需要割治。恰巧黄绍竑于六月接蒋电云：“浙省府声名狼狈，希切实注意。”黄氏接电即来武昌面见蒋介石，要求辞职。蒋氏说：“没有什么，只有所闻。特以告之。”事实上经黄绍竑了解，蒋介石去电是有原因的，因为黄绍竑与新四军太接近了，蒋介石特给他以警告。黄绍竑不满蒋氏此种态度，也住进东湖疗养院去了。那时李济深也住在那里，白崇禧有时来聊天。这几个广西佬住在一起，引人注意，外面传播着这样谣言：李宗仁住院是害了政治病。

七月十五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以第五战区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负责长江北岸的军事，不能一时没有主帅。着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代理李宗仁的司令长官职务，赶回前线指挥。白崇禧从抗战大局着想，慨然答应。

七月十七日，白崇禧在商城城北岳家祠设指挥所。十八日，作了下列的军事部署：

令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占领合肥以西地区阻敌西进，危急时向霍山转进，紧靠廖磊集团。

令第一集团军廖磊固守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并与徐源泉保持联系，必要时收容徐源泉集团。

令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由鄂东宋埠向豫南的商城转进。

令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就原地从速整训。

时长江南岸军事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白崇禧为便于与第九战区联络起见，将指挥所从商城搬到宋埠。此时，接李品仙、廖磊先后电告，前方敌情如次：

九江、湖口于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先后失守，敌企图由长江南北两岸夹攻武汉。

合肥于七月二十七日失守，徐源泉部退守纳城、霍山地区。

八月七日，白崇禧在浠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李品仙指挥右翼军，孙连仲指挥左翼军，廖磊指挥中央集团。

李品仙的右翼军团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的敌人逐次侧击，预期消灭他们于港湾复杂地区。

孙连仲的左翼军团在长岭关以东淮河上游的流域诱敌西进，并集结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

廖磊的中央集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窜入，并于大别山的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

八月十六日，白崇禧以“作战命令”下达上述决定给各军团。

八月十八日，敌海军掩护波多旅团在长江北岸小池口登陆，协助敌第六师团攻占黄梅。右翼兵团退守广济，九月五日起，敌猛攻广济正面。九月六日，白崇禧令廖磊、张义纯两军向黄梅侧击敌的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不料守广济的何知重军不待命令竟于是晚撤退，敌遂占领广济。

在左翼方面，白崇禧看到敌陷黄梅后，杨柳、独山相继不守，于是急令宋希濂军急行到叶家集布防，宋部以大别山的富金山为据点与敌激战，杀敌五六千，毙其联队人两千，敌攻势为之顿挫。此时，张义纯军切断了广济以东的公路，敌的主力向东南山地撤退。但广济尚有顽敌。

白崇禧以为左翼兵团应乘敌受到挫折的关键时刻，积极部署反攻，具体时间由孙连仲总司令裁定。九月十日，右翼萧之楚（1896—1958，参加过北伐战争和进攻红军诸役。1930—1948年历任国民党第26军军长，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官等职。抗战期间功勋卓著。后退居台湾。）、韦云淞两军解决了广济的残敌，逐次向东扫荡，孙连仲正想乘势准备反攻，不幸富春山失守，宋希濂军退到商城、潢川。白崇禧急电话宋希濂，应与张自忠部构成犄角之势，防堵敌人。右翼敌人乘时反攻，遂使广济得而复失。

九月十五日，军委会命令把原来由南岸第九战区指挥的田家镇要塞防务，交给第五战区接管。白崇禧对此顿兴抵触情绪。他以为阵前易将和中途变更部署，同样是匆忙上马，给指挥带来许多困难，这是统帅部没有成熟的具体表现，军令部应对此负责（当时军令部作战厅厅长是刘斐）。

白崇禧接管田家镇要塞防务时，武穴已经失守，我守军转移广济以西的界岭南北第二线阵地及田家镇要塞，白崇禧以张义纯、萧之楚、何知重等军向敌侧背进攻，策应田家镇要塞守军作战，成夹击歼敌之势。激战至九月下旬，敌死伤甚众。九月二十八日，由武穴西进之敌，在敌机七十余架大炮百余门狂轰猛炸配合下进攻田家镇，我要塞阵地几乎全毁。守军伤亡殆尽。是日晚，田家镇要塞陷落。但此役先后毙敌六七千人。十月初，敌舰驶入田家镇以西，在蕲春、黄冈等处登陆，策应由广济西进。十月十五日，日军进至黄陂，直逼汉口侧背。

自九月十一日我守军放弃富金山阵地后，敌分兵两路进犯：一路由第十三师团及第十师团濒谷支队于九月十八日攻潢川，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及宋希濂部与敌奋战，延至十九日，潢川失陷，敌越罗山西进。白崇禧复以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在信阳以东予敌迎头痛击，敌派第三师团前来增援。胡宗南部以伤亡过重于十月十二日放弃信阳，退守桐柏附近山地；敌另一路于九月十六日攻占商城、麻城，与溯江西上的日军相呼应。至此武汉外围的要塞、阵地均被日军攻陷。武汉北、东、东南三面均处于日军包围之中。白崇禧应召回武汉商军事局势，五战区由李宗仁继续指挥。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下令从武汉撤退。

在指挥保卫大武汉军事期间，白崇禧患了恶性疟疾。蒋介石派专门医生给他治疗，及回到在汉口黄陂路新设的寓所时，几乎体重减了二十磅。后又患风湿症，经入东湖疗养院治疗一周，始告痊愈。

第十二章 桂林行营主任

一、倡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十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当晚蒋氏离汉赴湘。白崇禧候他上机后，即连夜乘汽车去钟祥晤李宗仁，就下述两事与李氏进行商量：

一、武汉失守后，第五战区主力撤到鄂北、河南的平汉线以西地区，司令长官部以设在老河口为宜。

二、安徽省政府主席不宜再由李氏兼摄，应照原定计划，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充任。本来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资历超过廖磊。但因一九二九年蒋介石派唐生智北上天津运动所部反正，蒋氏要抓住白崇禧就地枪决，中经廖磊掩护，白崇禧始能仓皇出走，而李品仙的态度则没有廖磊那样。对此，白氏始终耿耿于怀，这就是后来廖磊受到重用的原因。

白崇禧随即取道鄂西经沙市、常德，打算从那里去长沙，进抵十里铺附近，他所乘的一辆德制吉普车泵不上来汽油了。白于是下车等待司机修理。

不久，周恩来乘汽车从后面赶到，他一见是白崇禧，即下车对他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们这里不远了，你还是和我同车先走一步吧。”盛情拳拳，却之不恭。

白崇禧考虑到，吉普车什么时候修好，一时并无把握，于是对周说：“多谢你的关照。”欣然与周同车南下。

南行途中，长夜漫漫。一路周对白谈他的过去经历，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参加青运谈起一直到赴日赴法留学，在海外参加革命活动；以后又谈到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国共合作，以及红军、八路军在革命战争中战略战术的演变，如此等等。回顾在武汉时，白崇禧对徐州会战所采战略方针，常向周恩来领教，但因时间短促，从来没有作过有系统的谈话。经过这一次同车夜话，白崇禧始真正深刻了解到周恩来学识渊博，见解精辟，诚不愧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内心不禁顿萌感佩之意。

白崇禧回忆起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在“七七”事变前夕，曾到过桂林访问，于是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产党没有在广西发展组织，我对此很感激。”

周恩来说：“你们广西政治修明，组织严密，工作干部富有苦干穷干的精神，这都是我们同意的，我们用不着进去。”

但周恩来谈道：武汉撤退后，八路军将在桂林设办事处，由武汉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担任主任，届时请健生先生予以关照，使他能够得到工作上的便利。白崇禧回答说：“当然！”

十一月二十五日，南岳军事会议开幕。会期四天。白崇禧对周恩来在同车夜话中说到八路军的战术思想和在敌后的动员方法深表赞赏。因此在会上提出两个建议：

一、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选派部队中下级干部受训，为期三个月，俾今后能在敌侧后发动游击战，和正面的阵地战密切配合；

二、成立党政委员会，将敌后党政统一起来，统归该会指挥调度，以一事权，而利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这两案都得到通过，后来汤恩伯、叶剑英被任命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副教育长。汤叶均不久于其位，随由李默庵（1904—2001，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国民党陆军中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接任教育长。关于战地党政委员会，白崇禧原属意李济深主持其事。白以为李可与敌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密切合作，但蒋计不出此，他正致力于“积极防共”，因此蒋后来自兼该会主委，而以李济深、周恩来兼副主委，蒋介石紧紧把它抓在手里，自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盖可断言。

南岳会议后，蒋介石对白崇禧说：重庆为行都所在，西北、西南是两翼，为谋巩固行都这个核心，拟设桂林行营，并以白崇禧为主任，指挥第三（顾祝同）、第四（张发奎）、第九（薛岳代）三个战区。蒋介石显然把半个中国交给他了，信任之专，一时无两。

十一月二十九日，白崇禧由南岳回桂林，为蒋介石来桂部署一切。三十日，蒋介石自衡阳飞桂，白崇禧亲往机场迎候，把他接到藩署八桂阁居住。蒋摩抚庭间桂树而顾自曰：“此民国十一年随总理到桂之旧游地也。”①

十二月三日，白崇禧在叠彩峰前旧师范大院就桂林行营主任职，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文（1883—1932，是最早把世界语经汉译后介绍到我国的学者。）做桂林行营参谋长。白崇禧向蒋介石保荐杨东莼为行营秘书长，蒋氏沉吟久之，然后对白崇禧说：“凡是反党的人，希望你不要重用。”白氏只知杨东莼是爱国会派的骨干分子，而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而蒋介石有两个系统的特务提供情报，他当然对杨东莼的政治背景了若指掌。这样杨氏的任命就告吹了。蒋介石直住到十二月七日方离桂飞渝。

① 孙中山先生在桂林组织大本营，蒋介石实未与俱行。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白崇禧在桂林行营大礼堂举行他所兼长的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他邀请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周在谈军训工作的重要时着重指出：要坚持今天的全面战争，同时要准备明天的战略决战。白周关系密切，这表明白氏在当时保持着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十八日周恩来在黄绍竑陪同下前往皖南视察。

以白崇禧为会长的广西回教救国协会于二月间成立。在此以前，白崇禧常吃猪肉，其后只有席上有回教人士，他才略为回避。

在白崇禧的影响下，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延聘杨东莼为教育长，该校于三月十八日正式开学，以后欧阳予倩任广西艺术馆长，焦菊隐到程思远主持的广西绥署政治部国防艺术社当导演，胡愈之任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副主任，千家驹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经济部副主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经常举行座谈会，请进步民主人士讲演当前国际局势及抗战形势，夏衍的《救亡日报》、《大公报》和《扫荡报》先后在桂林发刊。程思远创办的乐群社，为文化界活动中心，如四月二十三日桂林戏剧界、文化界、新闻界在乐群社举行茶会，欢迎田汉来桂，由马彦祥主持。这时桂林人文荟萃，冠盖云集，从而享有“文化城”之称。

二、柳州会议宣布白崇禧被降级

在桂林行营辖区，一九三九年有南昌、长沙两次会战，白崇禧以职责所在，曾去浙赣湘视察，指挥军事。

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敌以第一〇一、第一〇六两师团从赣北德安发动攻势。二十三日，突破我江西守军在永修方面的轧津阵地。二十四日，陷吴城，安义、奉新先后不守。二十七日，南昌沦陷。

四月上旬，白崇禧从桂林到江西临时省会吉安视察，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通电话，着他积极准备反攻南昌。到四月二十三日，我军先后进攻高安、武宁。二十六日，我军先锋攻抵南昌近郊，旋因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1891—1939，1926年参加北伐，1938年任26军军长。1939年南昌会战中牺牲，是第一位牺牲在抗战前线的军长。浙江省人民政府于1983年12日批准，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力战阵亡，南昌终于不能收复。敌我相持于武宁、靖安、奉新一带。

湘北敌军自九月十九日起向我新墙河阵地进攻。二十三日，更助以海空军分三路并进：一路由通城向麦市、长寿街；一路强渡新墙攻平江、新市；一路由洞庭湖东岸鹿角市登陆攻我侧背，各路均展开激烈战斗。

白崇禧从桂林到衡阳，设立指挥所，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在电话中制订作战计划，决定置重兵于两翼，正面逐渐后退，诱敌深入。九月二十九日，敌盲目突进到长沙北面永安市、上杉市、金井、福临铺、桥头驿一带。十月二日起，我下令反攻，敌估计不及，受了致命的挫折。到十月六日，我遂恢复原来的态势。此役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表现得最为卓异，军委会于十月十五日传令嘉奖。

长沙会战后，白崇禧定十一月二十二日召集江南各战区及省市主管人员在南岳举行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战地党政工作如何与军事配合问题。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陈诚知道了这一讯息，就抢在联席会议前召集各省党部主委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各省支团人员举行南岳座谈会，专门讨论战地党政统一以及各省干部训练问题。陈诚此举，大有同白崇禧唱对台戏的味道。

白崇禧的幕僚注意到这一点，建议将原定的党政军联席会议改为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并电请蒋介石莅会主持。白崇禧同意了，并向蒋介石报告。蒋氏答应欣然莅会，结果原定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举行的会议，不得不推迟到候蒋介石到达后开幕。在此以前，则举行预备会议，分党政、军事两组讨论抗战中出现的问题。

在预备会议上，白崇禧根据过去他在广西推行“寓兵于农”、“寓将于学”所得的经验，认为军队协助国民军训，应是当前对敌作战的根本办法。但目前颁布有：县各级纲要、国民兵组训、社会军训三套法例。各搞各的，自成系统，应把它统一起来，通盘筹划，才有利于执行，而期节约人才和经费。

对于白崇禧的意见，陈诚把它否决了。陈诚说：“中上级干部现在是由中央训练，下级干部可由地方训练，仍受中央的指导监督。”非常明显，陈诚是当时设在重庆浮屠关的中央训练团的教育长（团长由蒋介石兼）。而该团党政训练班则负责调训全国中上层干部。在陈诚一手把持下，白崇禧的建议卒不能在会上做出任何决定。

陈诚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严重问题，他说：“现在一个普通工人每日可得一元或数元，而随时有性命危险的前线士兵，每日所得不过二角，待遇如此悬殊，军队怎样可以维持呢？”作为一个政治部长，陈诚的话揭露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困境。

蒋介石于十月二十八日从重庆飞抵桂林，当晚由行营参谋长林蔚文陪同吃夜饭后即乘火车去湖南。白崇禧率四战区长官张发奎、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九战区代长官薛岳暨各省主席熊式辉、陈仪、李汉魂、黄旭初、黄绍竑等先到易家湾薛岳家里吃早餐，然后再去车站迎接蒋氏。蒋介石于二十九日七时抵衡阳，并随即与白崇禧等同去南岳。

第二次南岳会议于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在南岳圣经学校开幕，蒋介石在讲话中说：“九月一日，德国军队三路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自此我国抗日战争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势发展对我有利，将来中日问题必将与欧战同时解决，因此在中途绝无和平之理。”蒋介石最后那段话是针对汪精卫于今年四月一日发表《举一个例》以后所进行的降日活动而发的。目的在维持士气，稳住人心。

十月三十日下午四时，蒋介石将预备会议提出的有关国民军训及地方党政一元化等问题作出了解答，他主要说了下面这几点：

一、中央应将国民兵团与县各级组织条例合而为一。这原来是白崇禧提出的意见；

二、中央已将各省实现党政一元化（如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兼广东省党部主委等），如今后工作还做得不好，就是自己能力不行；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的关系，将在五届六中全会上作出具体规定。

白崇禧以蒋夫人宋美龄将来湖南劳军，他特于十一月二日返桂林，蒋夫妇于六日抵桂，住尧山，七日飞渝。

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重庆举行，白崇禧前往参加。十三日、十四日，日寇第四舰队主力，妙高、长良、名取等巡洋舰，及加贺航空母舰等在海口附近活动，设在贵县对岸的南山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接到情报，即电白崇禧报告。白氏通知军令部作战厅，可是该厅负责人却对白崇禧说：“综观当前形势，敌无南犯意图。”白氏则谓应注意敌要截断我海外交通线。

实际情况并不如军令部所估计的那样，十一月十五日拂晓，敌舰开始向企沙、龙门、钦州湾我沿海阵地轰击，敌机同时配合低空轰炸。到午后一时，敌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各一部依靠海空的掩护，在企沙、龙门强行登陆。十六日晨，敌分兵在钦州湾西端黄屋屯及钦县南的黎头咀登陆，扑向防城钦县。

那时防守桂南的部队是新成立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是夏威，副总司令是抗日名将蔡廷锴。该集团军只有两个军：一是方由五战区调回后休整的第三十一军，军长是韦云淞；一是新成立的第四十六军，军长是何宣（1891—1946，保定军校第3期步科毕业，与白崇禧、叶琪等是同期同学，且为多年密友。1932年为李宗仁召入新桂系行列。后又因受排斥，1945年回乡，1946年病逝。）。何宣的军部驻南宁，在邕钦路上的部队，只有该军新编第十九师，武器是七拼八凑的，新兵未经严格训练，也缺乏战斗经验，以这样的部队阻击强大之敌，其结果是想象得到的。

十一月十八日，敌第五师团及台湾旅团全部登陆完毕，即在大塘墟集中，沿邕钦公路急进。我新编第十九师在小董与敌遭遇，一碰即溃。第十六集团军总部虽令驻横县的第一七〇师黎行恕部及驻桂平的第一三五师苏祖馨部急开南宁应援，但既不能空运，也不可用铁路运输，结果所有援军都不能依时到达。这样，敌主力于二十日便进抵邕江南岸，沿途没有受到猛烈的抵抗。二十三日晨，敌分由蒲庙、亭子墟渡过邕江，到二十四日下午五时，南宁便告不守。

白崇禧于十一月十九日从重庆赶回桂林，在行营听取敌情报告，并积极进行反攻部署。但他认为，由于交通不便，集中兵力至少需要三个星期以上，所以对敌决战，最早要在十二月中才能开始。二十一日，白崇禧对报界发表谈话：指出敌军登陆海口，进犯桂南，企图切断我西南国际交通路线，我军对此早有准备，将诱敌深入，给予重大打击……

敌自进据南宁后，逐步向我压迫，武鸣方面的高峰隘至十二月一日失陷，邕宾路上的昆仑关至十二月四日失陷。昆仑关在南宁城北六十公里，其地峰峦起伏，只有在两座险隘中出现一条崎岖险阻的小径，连步兵也不易通过，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宋代名将狄青在元夜计破壮族英雄侬智高处，载在史册。

白崇禧制订的桂南会战计划，首先要攻下昆仑关，然后收复南宁，唯因昆仑关地势险要，敌在那里积极加强工事，企图久守，唯求攻坚必胜，必须使用机械化部队，而当时只有杜聿明的第五军，可以负此重任。白崇禧要求蒋介石批准使用第五军，蒋氏慨然答应了。

白崇禧的反攻计划如下：以徐庭瑶指挥北路军，率第五军及第九十九军攻击昆仑关正面之敌，而后迅向南宁进击；以夏威指挥西路军攻击高峰隘之敌，向四、五塘进击；由蔡廷锴指挥东路军，以灵山陆屋为根据地，发动民众武装力量，破坏邕钦路交通，阻止敌之增援。

蒋介石派政治部部长陈诚来广西协助白崇禧指挥。十二月十六日，白崇禧、陈诚两人到邕宾路思陇以西地区视察攻击昆仑关正面的杜聿明第五军兵力部署，一切均感满意。决定于十七日开始攻击。

为便于指挥起见，原驻广东曲江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柳州。白崇禧也把他的迁江指挥所移设宾阳白岩村。白崇禧驻白岩村，两“白”联在一起，何其巧也！

十二月十七日凌晨，攻击昆仑关的炮声打响了。敌我双方进行炮战，在我远射程的重炮火力压迫下，敌炮兵中断向我射击。我第五军第一线攻击部队戴安澜（1904—1942，著名民族英雄，抗日名将。黄埔系骨干将领。1942年初率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时殉国。1942年10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29日，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追授戴安澜1枚懋绩勋章。）第二〇〇师、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43年春，郑洞国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新1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1948年底，在长春兵败解甲，永不言兵。）第一师随即乘势发动攻击，不顾敌机的干扰，第一师当晚占领仙女山，第二〇〇师攻占了六五三、六〇〇高地。邱清泉（1902—1949，1934年留学于德国柏林陆军大学。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1947年任国民党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性格狂妄，作战指挥风格大胆，别号“邱疯子”。1949年1月在陈官庄突围不成，兵败自杀。）新二十二师由邕宾公路以西向五塘、六塘进出，以牵制敌之增援。敌于十八日晚增援反攻，我正面攻击的部队忽略于既占领地的工事构筑，以致各据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者两次。

白崇禧鉴于敌人在昆仑关口的两侧高地，占有地形优势，以轻重武器组成交叉火网，足以封锁我军对关口的进攻。因用电话向杜聿明指示，改变原来作战方针，采用要塞式攻击法：将各据点分配第一线各团负责，同时展开分攻合击，逐次缩小包围圈，并切断敌的后方，以孤立昆仑关口之敌。

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敌在昆仑关守军不能从陆地交通得到供应了。所有饮水、弹药、粮食、药品完全依靠飞机空投。我为加强正面攻击力量，乃令叶肇第六十六军于二十八日支援第五军加入昆仑关东正面的攻击，以新二十二师及第五军两补充团加强对昆仑关北面和西面的攻击，利用优势炮火，逐次扫荡。二十九日，界首战略要点被我攻克。三十日，我一九五师及第五军各有进展。到三十一日，我遂克复昆仑关。收复昆仑关后，从缴获的日军日记发现有这样记载：“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在九塘被中国军队炮火击毙。”

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我军克复九塘，敌在八塘凭险固守。白崇禧以姚沌第三十六军接第五军八塘以北防务，将第五军转移思陇、黄墟一带休整。并令傅仲芳第九十九军以主力扼守既占要点，以一部不断袭击七塘至四塘间之敌。此时敌我双方以昆仑关攻守战伤亡甚大，都处于整顿态势。

敌为挽回昆仑关失守颓势，自一月八日起由北江方面抽调第七师团第十八师团各一部共约二万余人，从一月二十七日起向我转移攻势：正面仍以第五师团为基干，企图压制我军于九塘昆仑关之间；另以十九师团及十八师团一部沿邕江南岸，经蒲庙、刘墟及永淳向宾阳迂回，企图从后面包围我军于昆仑关附近。二十七日，敌突破我邕江南岸的警戒线进占永淳，即向宾阳急进。三十一日，敌与我增援永淳的第七十六师、第四十九师在甘棠遭遇，展开血战，因彼此装备悬殊，使敌得以向北进犯。二月二日，陷我宾阳。我在昆仑关西面正面作战的第九十九军、第三十六军以及李延年第二军并不因后路断绝而退缩，经血战后分向隆山、都安、忻城退却，敌企图歼灭我军主力于昆仑关的企图卒不得逞，而我反攻南宁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他的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陪同下由重庆经桂林抵柳州，住羊角山上一个山洞。日寇侦查得非常准确，敌机五十余架分两批猛炸羊角山，炸弹皆落在防空洞右方五十米至一百米的山口处，伤卫士十二人，蒋氏虽无恙，但山洞震撼，宛如天崩地裂。

柳州军事会议自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举行，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白崇禧、李济深、陈诚、张治中、商震、薛岳、张发奎、余汉谋以及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参加桂南会战的各军军长。蒋介石说此次会议之召集，在检讨桂南会战之成败得失，借此吸取教训，以励来兹。实际上这次会议，是整肃白崇禧的一次会议。

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奖惩名单，其中主要的是：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不力降级；

政治部长陈诚指导无方降级。

另外还有一长串人名。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次处分，主在白氏，陈诚不过奉命陪同受惩而已。

并且白崇禧此次所受“降级”处分，只是第一次，跟着就来第二次：到四月二十日，蒋介石决然下令，撤销桂林行营，白崇禧回渝仍当他的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表面上职务没有什么更动。桂林另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林蔚文为副主任，这是一个没有指挥权的机构，李济深直到九月四日始由渝到桂就职，他在桂所能起的作用是极力掩护进步人士。

三、白崇禧伙同何应钦炮制“皖南事变”

处分白崇禧，撤销桂林行营，这两大事件据当时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说，是他向蒋介石建议的。张治中认为：“要严明赏罚，非从上面做起不可；所以先从行营主任、部长降级。”“自此项命令颁布后，士气为之一振。”①

张治中又说：“我还有一个动机：认为在这个时候（当时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程潜任西安行营主任），为充实统帅部阵容，提高统帅部威权，必须负有声望的高级将才集中于中央，以便顺利地统率全国军队。我这一个大胆的建议，当初蒋表示犹豫，经过多少次的考虑，终于决定先后撤桂林行营和西安行营。”②

白崇禧调回重庆以后，为形势所逼，他不能再如在桂林当行营主任时那样，倚靠地方实力为后盾，保持其中间的政治立场了。

一九四〇年十月，国共两党关系严重恶化，核心问题是军事问题，例如：十月十四日，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遣数万大军，向苏北新四军陈毅部作武装进攻，陈部一再忍让，自动退出姜堰战略重镇，以求息争，一致对外。但韩部仍继续前进，陈毅遂被迫自卫，发生黄桥战斗。

蒋介石利用此一事件为突破口，派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中共中央派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协商，要求江南新四军和华北八路军限期集中黄河以北，几经会谈，未取得任何协议。

七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表了“皓”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这些指责并不公允，八月下旬起，华北五省八路军发动了有名的“百团大战”，它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怎么能说他们“不打敌人”呢？！

①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二九七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何、白“皓”电根据《中央提示案》作硬性片面的规定，限电到一个月内把（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撤到划定的作战地区内（即黄河以北）。到了这个时候，白崇禧已身不由己作为蒋的政策工具了。

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十四两日，就发生历史上有名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一万余人在江南泾县、太平一带被顾祝同指挥上官云相所部突然围攻，几乎全部被消灭，项英战死，叶挺被俘。重庆军事委员会发表新四军“叛变”经过，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仅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大阴谋中之一个步骤而已，全国人民应亟起制止。同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名单中没有提到白崇禧，这表明中共中央对白氏还留有余地。

在桂林行营时期，白崇禧是一方重镇，讲话很有分量。例如：白崇禧警告过在行营担任第二处长的杨继荣（军统分子），军统组织不能进入广西，杨氏诺诺连声，不敢违抗。中统见军统如此，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桂林行营撤销以后，中统收买了国民党广西省党部调查科长梁学基（原来是黄旭初的秘书，黄兼广西省党部主委），利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在广西猛抓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一九四二年制造“七九”事件，使中共广西工委负责人苏曼等三人受迫害致死；知名人士萨空了（1907—1988，蒙古族。1949年在北平协助胡愈之创办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任秘书长，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建国后历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也于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间被逮捕，黄旭初派梁学基告诉萨氏，他是奉命办理的，但安全没有问题。暗示若交给中统直接处置，那就不能保险了。

随着桂林行营的取消，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也奉到军委会政治部命令，着于一九四一年年底办理结束，程思远调到重庆工作。

第十三章 桂林失守，颇受讥评

一、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〇年，是白崇禧从中间立场走到反共方面的一年。

二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柳州会议闭幕后，宣布白崇禧在桂南会战（即争夺昆仑关）中督率不力，予以降级处分。四月二十日，蒋介石即下命令，撤销桂林行营，白崇禧回渝任副总参谋长及军训部长本职。

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这两事都是出自他的建议，目的是要“严明赏罚”、“提高统帅部威权”。①就笔者看来，张文白的这个建议，是出自蒋介石本人的面承身命，张氏不过奉令办事而已。白崇禧曾对我说：“蒋介石左右有些人善于逢君之恶。”是不点名地指责张治中。

白崇禧失掉了桂林行营的阵地，对国共关系和西南抗日军事的影响太大了。

周恩来与白崇禧有一个君子协定，即中共不在广西发展组织。桂林行营一撤销，形势立刻有变化，于是中共南方局于一九四〇年六月恢复中共广西省工委。同时，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中统、军统也积极向广西开展工作。两年后桂林发生“七九”反共事变，实以此为契机。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二九七页。

蒋介石为什么把白崇禧调回重庆？一句话：实际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做准备。

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首先是阎锡山在山西对以共产党员做骨干的新军突然进攻，接着于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1892—1968，中将衔。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厅第二局局长，第六战区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战期间被称为与八路军制造矛盾的“摩擦专家”。）进攻八路军总司令部。在这一次高潮中李宗仁、白崇禧站在中间立场，白崇禧甚至授意李任仁积极吸收进步人士入广西建设研究会，借此以表明他的开明进步作风。

以武汉失守为起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侧重在敌后发动运动战和游击战，由于日寇集中兵力来控制点线，因此点线以外的广大地区就落在八路军和新四军手中。蒋介石看见共产党的军事势力发展太快，忧心忡忡，引为心腹大患，于是处心积虑地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白崇禧回重庆后，蒋介石即派他同何应钦与周恩来、叶剑英就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区域进行协商，意欲把中共军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蒋介石的意思是要八路军全部调到黄河以北，而新四军则调到长江以西。这两者均使中共不能答应。因此，久久不能达成协议。

到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九日，蒋介石蓦地通过何应钦、白崇禧向周恩来、叶剑英提出《中央提示案》，硬性地规定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调到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地区，非奉命令不得越出境外活动。另外，决定第十八集团军编为三军六师，新四军编成两师。这《中央提示案》准备强加于人，没有商量余地，中共方面当然不能接受。

十一月九日，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总、副司令及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以“健”电答复何应钦、白崇禧，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在策动所谓新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扫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同时为了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在电中允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

由于白崇禧参加蒋介石所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随而影响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地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成立，事前周恩来与白崇禧在从武汉撤退南下途中谈过这个问题，取得白崇禧的充分谅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桂林中山北路一三八号宣告成立。该处主任李克农去访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彼此谈得很好，李克农坦率地表示共产党在广西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干涉广西内政，不挖广西的墙脚。自此以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广西当局关系融洽，合作无间，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通知八路军办事处必须于本月十九日前结束。十分明显，军政部发出这样的通知，何应钦事前是征得白崇禧的同意的。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杨东莼主持的广西地方干部学校宣告停办。

这一年，是白崇禧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从中间立场走到反共方面的转折点。所以有此转变，与桂林行营的撤销有其不可分离之关系。

二、毛泽东认为对白崇禧不可视同一律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依照军事委员会指定的路线北移，开到皖南泾县太平间茂林村地区，被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部队七万余人包围，新四军被迫自卫。至十四日，新四军大部壮烈牺牲，仅千余人突围而去。军长叶挺被俘，项英副军长阵亡，此即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月十五日上午十时半，何应钦召集白崇禧、张治中在总长办公室举行临时会报，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军令部对此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一是不撤销番号，任其渡江北上，以观其动态如何，再作处置。张治中主张用第二案，白崇禧则主张以甲乙两案呈请蒋介石裁决。蒋介石终于采纳甲案，于一月十七日以国民政府下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仅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大阴谋中之一个步骤而已，全国人民应亟起制止。同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

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伙同何应钦发出臭名昭彰的“皓”电，为“皖南事变”制造舆论，以后在军委会讨论处置新四军方案时，他一直以强硬派姿态出现。为什么中共中央没有把他列入祸首名单呢？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作出了解答，他说：“上次（反共高潮）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于此可见中共统战手法的巧妙。

因此，由延安派来的刘仲容，依旧在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白公馆工作，他经常与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保持密切接触。由于刘仲容富有地下工作经验，戴笠统率的军统特务，始终没有抓到他的把柄。

白崇禧在“皖南事变”中让蒋介石充分地利用了一下，事后即冷置一旁，不加理会。白氏深感抑郁，特迁居壁山西温泉别墅。壁山为军训部所在地，部务由次长刘士毅全权负责，所以白崇禧乐得整日与其子女戚属在自建温泉泳池游泳，他此时颇有点息影林泉的味道，几乎忘了江淮河汉之间还有炮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三、前方将士奋战，白家寿宴铺张

一九四二年，蒋介石派熊士辉访美；一九四三年，蒋氏又派何应钦赴印度慰劳驻印军。白崇禧顾影自怜，颇有斯人独憔悴之感。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为白崇禧的母亲马老夫人的九十寿诞。白氏先期回到桂林，准备大事庆祝一番，而实际上是想借此表示消极。

蒋介石聆讯，特赠寿金一千万元，并派总参谋长何应钦为特使，代表蒋氏前来祝寿。蒋介石对白崇禧施恩施惠，可谓至矣尽矣！

何应钦于二月十一日由重庆飞抵桂林，下榻叠彩峰的前桂林行营旧址。原本行营撤销后，这里便成立了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由李济深当主任。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蒋介石又将这个办公厅撤销，调李济深回重庆任军事参议员长，但李氏却推辞不就。由于这里便于防卫，白崇禧就利用它来招待何应钦。

在“皖南事变”中，何、白两人拍档得很好；现在久别重逢，欢叙一堂，自感到十分愉快。何应钦对白崇禧介绍重庆这几个月来的情况。他说：“陈纳德组织的飞虎队，从一九四三年五月起改编成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不久前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到了重庆，由蒋介石召集蒙巴顿、史迪威、陈纳德、索姆威尔及他本人共商对日作战计划，首先将由我驻印军从印度进入缅北，掩护雷多公路的维修。借此来打通我对外的通路。”

何应钦说：“罗斯福十一月中派赫尔将军来华见蒋介石，解释召开开罗会议的用意。罗斯福与丘吉尔原与斯大林约定举行德黑兰会议，因斯大林不愿同蒋介石会晤，所以只得把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分开举行。”

何应钦说：“罗斯福打算在开罗会议中发表一篇共同宣言，声明对日战争的目的。并将日本窃取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等归还中国。”

白崇禧向来不喜欢游山玩水，这一次为了隆重招待何应钦，连日陪他登叠彩峰，游七星岩，泛游漓江，两人意兴甚豪，把战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白崇禧的母亲马老夫人九十大寿的预祝礼仪于三月十五日晚正式开始。白公馆坐落中山北路北面，与东镇路口遥遥相对，那里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十五日晚上，何应钦、李济深、张发奎、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广西军政要人乘汽车去白公馆，汽车一入中山北路便摆着长蛇阵，东镇路一带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何应钦、李济深、张发奎等进入头门，即听到炮竹轰鸣，他们放眼东西两廊以及临时搭盖的花厅，到处挂满了寿屏，铺毡结彩，堂皇异常。

寿宴于晚九时开始，由白崇禧亲自主持，坐在首桌的贵宾分别是何应钦、李济深、张发奎、蔡廷锴、蒋光鼐、李扬敬等。何应钦以特使身份举杯祝酒，开怀畅饮，气氛极为热烈，宴会至十一时始散。

三月十六日，始为白母马老夫人生日。是日也，自上午八时起，汽车到东镇路便不能通行，万头攒动、拥挤异常，桂林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今日的热闹场景。

祝寿的贵宾们深为这场面所感动，只得走出汽车，徒步走到白公馆。门前两旁，佩着红绫的招待员，把来宾引进休息室。稍坐后，即被邀到花厅，向马老夫人肖像行三鞠躬礼。礼毕，仍回到休息室，服务员随捧上寿面一碗，寿包一个，吃完后即可告退。这一天的祝寿活动，直到下午六时始毕，可谓一时之盛。

下午五时起，白公馆正式举行寿宴。筵上摆出烧乳猪，炖果子狸，山珍海味，靡一不备。抗战以来，桂林宴会名菜，集广州、上海、香港之精华。今日在白府里征集名厨，各献所能，而吃客则大快朵颐，不醉无归，几不知几百里外还是炮火连天也！

散席后，祝寿贵宾们应邀到大众戏院看桂剧，那时在马君武、欧阳予倩大力提倡之后，桂剧正如日上中天，大放异彩，当晚剧目有《打金枝》、《四郎探母》及《莺莺饯别》。桂剧名旦小金凤绮年玉貌，仪态万千，一经予倩提携，声价十倍，是夕她饰演金枝一角，娇态可人。何应钦对桂剧本是外行。这一晚，他让小金凤迷上了，直到终场始怏怏离去。

白公馆的祝寿活动，大宴三日，小宴不计其数。白崇禧十岁丧父，赖其母抚育成人。在几个兄弟中，白母仅看中健生一人，谓其躯干伟，头角峥嵘，将来必成大器。当时白氏已家破，其母犹阴嘱适海氏的长姊多方助健生入学。白崇禧所以有今日，悉其母之力也。他对老母表示孝思本来是应该的，但做得太过分了，终不免引起人们的议论。

论者以中国抗战进入太平洋战争以后，胜利已经在望，但综合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的精神，战争重点放在欧洲，亚洲战区仍须苦斗。现在前方将士正在浴血抗战，忍饥受寒，而身为副总参谋长的“小诸葛”，如此铺张浪费，为母祝寿，殊为盛德之累也。蔡廷锴在他参加祝寿活动后就对此慨乎言之！

白崇禧事后由其兄领头发出一封答谢信，原文如下：

敬启者，春回大地，瑞溢高堂；拜荷嘉言，渥施殊宠。善颂善祷，高文争八代之雄；寿世寿人，盛意胜百朋之锡，琳琅满壁，蓬荜生辉。崇勋、崇禧愧无树立，莫报劬劳，欣开东阁之筵，欢承萱室。愿借南山之酒，还祝莱台，并献纪章，聊申谢悃，肃修寸简，顺颂

勋绥

白崇勋 白崇禧谨启

四、我军一溃千里，桂林难逃厄运

胜利到来之前，战斗往往是最艰苦的。一九四四年，是抗战八年形势最恶劣的一年。

因盟军在太平洋进行反攻，取得着实进展，使日寇在海上交通方面，受到致命威胁，乃计划开拓大陆交通，求与南洋联络。一九四四年三四月间，日敌纠集七个师团，分路向豫北进犯，汤恩伯指挥中原大军，不敌而溃，使日军能打通平汉路，贯通华北华中战场。

跟着敌军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在湘北发动攻势，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自恃过去曾有三战三捷的纪录，忘了“战胜不复”的古训，麻痹大意，迭失名城。六月十八日，长沙终于不守。

蒋介石见敌势披猖，于六月二十日接见白崇禧，要他去桂林指挥第四、第九两战区军事。白对蒋介石当年下令撤销桂林行营，心中犹有余愤。认为蒋氏不能这样对他，招之则来，挥之则去。因此他对蒋介石说：“我目前只能遄往前方，传达最高统帅命令，而不能肩负指挥责任。”蒋介石见其意决，卒允之。

白崇禧于六月二十二日从重庆回到桂林，次日即指定他的随从参谋海竞强、赖光大等研究发动民众力量协助军队作战方案。二十四日，白崇禧和张发奎在桂林召集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夏威、黄旭初、韦云淞和广西省府厅长以上官员均出席，会议由白崇禧主持。白崇禧在会上说：“此次日寇南犯，目的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广西首当其冲，吾人应戮力阻击，但也要作最坏的打算。”

二十五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遵照白崇禧的意旨发表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在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率领第三十一军阻敌从津浦线南段北上，打得非常灵活，所至有功。白崇禧希望，发挥当年威势，为保卫桂林作出贡献。

但广西基本部队只有两个军：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辖一三一师阚维雍（1900—1944，早年入新桂系。1936年升任第四集团军交通兵团少将团长。1944年桂林沦陷后，在指挥所自杀殉职。）、一三五师颜僧武、一八八师海竞强。四十六军军长黎行恕，辖新十九师罗治、一七〇师许高阳（抗战时在170师任师长，同阚维雍烈士（国共两党都追认）一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桂林保卫战。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部第九补给区少将司令。）、一七五师甘成城。白崇禧初与张发奎商定，以第三十一军守桂林城，以第四十六军在外围支援。

六月底前后，白崇禧在桂北巡视，召集各区民团指挥官举行会议，要他们指挥团队，协助军队抗敌。但在一九三九年的桂南会战中广西民团并未有所表现，此次桂柳之战也不能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长沙失守后，日军乘胜南下，先后占领株洲、渌口、醴陵、攸县。六月二十二日，开始进逼湘南军事重镇衡阳。防守衡阳的是第九战区的方先觉（1905—1983，陆军中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1949年随部撤往台湾。）率领的第十军。

衡阳保卫战是打得英勇的，从六月下旬打到八月初，方先觉沉着应战，粉碎了日寇的三次攻势。七月十四日，白崇禧从桂林去湖南，在祁阳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会晤。商第四和第九两战区联合作战事宜。

当一九三〇年桂张军合作入粤犯湘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薛岳曾一度由白崇禧推荐任柳州军官学校校长，共同度过惨淡的岁月。后因薛岳与军校教官郑沧溶发生矛盾，白崇禧从中袒护郑氏引起薛岳的不快。自此，薛岳对白崇禧亦心存芥蒂。

这一次白、薛会晤，白崇禧要求第九战区主力置于湘桂铁路线两侧，威胁敌军侧后，使敌在占领衡阳以后，不敢长驱直入桂柳。但是，薛伯陵（薛岳）断言地说：湘桂铁路两侧地区严重缺粮，他将率所部转移湘东以就食。这样一来，使白崇禧大失所望。

七月十七日，白崇禧从湖南回到桂林，对张发奎、夏威说此次赴湘任务失败，未能取得薛岳同意将主力南移，与第四战区配合作战。

衡阳保卫战打到八月六日拂晓，敌军以重炮轰击，突破衡阳小西门阵地，敌军不断涌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八日，衡阳沦陷，方先觉被俘。后来据说他是投降的。次年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曾引起王昆仑的质询。

衡阳陷落后，日军再次纠集十万兵马，由冈村宁次指挥，开始其所谓“一号作战”的最后作战，从湖南、广东、越南三方面进犯广西，开始桂柳会战。

九月三日，白崇禧请准蒋介石，以第四战区第九十三军推进全州固守。同时向蒋介石建议：由第九战区调杨森兵团取道永州入广西，参加桂柳会战；以李玉堂兵团进入湘桂铁路沿线，掩护全州侧翼。

九月十三日晚八时，白崇禧召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暨夏威、韦云淞、贺维珍、黎行恕在桂林中山北路白公馆举行会议，决定变更保卫桂林的兵力部署：

一、以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及第四十六军的一七〇师，另山炮一营、重炮一连集结桂林，作为守城的基本部队；

二、以第三十一军一三五师、一八八师及第四十六军新十九师及一七五师，控制在六塘、阳朔一带，作为支援桂林守城部队的外围兵团。

九月八日，日军第十三、第四十、第五十八师团沿湘桂铁路两侧向广西急进。一路上，未遇到强力抵抗即占领黄沙河。九月十三日晚，进逼全县。当晚守全县的第九十三军不战而退，退时焚毁了一百五十万发子弹及军粮一大批。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以该军军长陈牧农未战先退，有违军令，商准白崇禧就地枪决，另电蒋介石请派甘丽初继任九十三军军长。

全县既失，广西门户洞开。九月十七日，美军第十四航空大队从桂林西撤，忍痛炸毁了机场和跑道。这时，日军对桂林防守力量估计过高，拟俟援军到达后，再行进攻。

九月二十二日，沿西江西进的第二〇二、第一〇四师团攻占梧州，张发奎认为，由西江入侵之敌对桂柳背后威胁太大，柳州为战区中心，无法在桂柳平分兵力，决将控制在六塘、阳朔方面的广西四个师转移到柳州方面作战。

九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在宜山召集广西党政军会议，当时白氏以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患十二指肠病甚重，必须与他本人同机去四川就医，省府应由民政厅长陈良佐代行主席职务，并有鉴于柳州一旦沦陷，桂南、桂北势必隔绝，故决定派梁朝玑为省府桂南行署主任，尹承纲为桂北行署主任。部署就绪后，白崇禧即偕黄旭初从柳州乘机返渝。桂柳军事由张发奎负责指挥。

张发奎以从西江进犯之敌威胁过大，遂从十月二十一日起，对占领桂平、蒙山敌军展开反击。战斗九天，卒以失败而告终。

十月底，日军已准备就绪，对桂林发起全线攻击。桂林防守司令为韦云淞，参谋长为陈济桓，他所指挥的部队有：第三十一军军部（军长贺维珍）及直属部队两个营，还有两个师即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和一七〇师（师长许高阳），另配属一个炮兵团，兵力不足三万人。我寡敌众，强弱悬殊，并且跨越漓江配备，阵地辽阔，处处设防，则处处暴露弱点，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桂林守军的任务是坚守待援，必须外围杨森兵团及李玉堂兵团能够及时赶到，才能里应外合，克敌致果。

十月二十九日，桂林敌我前哨开始接触。三十一日，全城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中。接着，敌集中火炮猛攻漓江东地区一三一师三九一团阵地。屏风山、猫儿山是敌军的攻击重点。我守军浴血奋战，反复冲杀，死伤殆尽，乃告陷落。敌利用此一缺口，从腹背攻我七星岩口及月牙山。

十一月八日，漓江东岸地区三九一团指挥所被围于七星岩内。团长覃泽文率领部队，与敌苦战三昼夜，官兵伤亡八百余人。东区随即被突击的敌军强渡漓江，继而窜入盐行街，渗透到桂东路、正阳路、皇城的核心阵地，切断我交通通讯联络，破坏我指挥系统。于是，桂林城内陷于混乱状态。九日晚，东镇路的一三一师指挥所被敌包围，师长阚维雍临危殉职。

城防司令韦云淞及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亲自指挥当时所能掌握的部队（包括一七〇师），向西面夹山、猴子坳方向突围。军参谋长吕旃蒙（1905—1944，湖南人，国民党爱国将领、抗日英雄。1944年桂柳会战中因敌众我寡，身中数弹牺牲。1985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率众与敌冲杀，展开肉搏，最后于十一月十日拂晓，战死于夹山德智中学（郭德洁所办）附近。十一日，桂林沦陷。

是役战斗中，除阚维雍师长死亡，还有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中将，三九二团团长吴展及校尉军官百数十人，士兵数千壮烈牺牲，损失之巨，为抗战八年所仅见。

蒋介石对桂林失守，很不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工事坚强，粮弹充足，所有通信与装备，皆尽用于此，而未经一日战斗，即崩溃，可痛之至。”言外之意，对白崇禧极表不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蒋介石召张发奎到重庆报告桂柳会战经过。蒋决定撤销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副总司令韦云淞）及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番号，以示防守桂林不力的惩罚。但保留一三一师番号，以纪念在桂林殉职的阚维雍师长。是时，白崇禧曾托我去访张发奎，告以第三十一军在徐州会战中，战功卓著，取消番号，未免有欠公允。张发奎说：“蒋介石正在火头上，最好不提此事。”这样，广西在后方的部队，只剩下第四十六军了。

一九四五年春，白崇禧准第四十六军军长黎行恕辞职，起用韩练成接替空缺。韩练成是陕西人，久隶西北军。当一九二七年冯玉祥五原誓师，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时，韩练成已是冯玉祥部学兵连的一个士兵，曾参加过共产党，冯玉祥分共后，韩氏亦脱党。但马列主义已在他头脑里生根。

一九四四年，韩练成在重庆国防研究院以第一名毕业，被何应钦延揽入总长办公室工作。一九四五年春，何应钦出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特把韩练成介绍给白崇禧。韩氏生得仪表轩昂，能说会道，而白崇禧又素爱才，故决定重用。由第四十六军参谋长而副军长，及黎行恕病辞，遂擢升韩练成为军长。知遇之隆，世所罕见，但那时韩氏已在重庆重新加入共产党了。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战争再起。一九四七年，韩练成率第四十六军参加莱芜战役。经韩氏的穿针引线，使陈毅统率的华东野战军彻底地、全部地歼灭了国民党部队七个军的兵力。是役中，二主帅李仙洲与第四十六军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白崇禧的外甥）被俘。海竞强获释后回到南京，向白崇禧缕陈部队被歼经过。白氏深疑韩练成而不忍对蒋介石揭发，悉本于爱才的一念。后来，韩氏终于走上了他自己选择的一条路。这事大大伤害了白崇禧的感情，而韩练成后来在北京对我每谈及此，也认为个人有负白崇禧的知遇，颇感歉疚。

第十四章 抗战胜利以后

一、蒋介石在受降问题上的错误决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抗战胜利前夕，八月十日，白崇禧聆悉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命令：限期解除当地日军武装。他立刻写信给蒋介石，分析当前国军形势，他指出形势有利于共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因为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西南、西北地区，而八路军则在敌后开辟了许多解放区。他们今日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兵，远较国军迅速便捷。为扭转此种不利形势，白崇禧建议：军事委员会应令各部队向沦陷区加紧进军，争先从日军手中收复所有敌占点线，俟接收工作完成后，再接受敌军投降。

蒋介石部分地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于八月十一日发布了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部队：“加速进军”，“勿稍松懈”。第二道命令给沦陷区伪军：就地“维持治安”，“趁机赎罪”。第三道命令给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唯后者却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抵制。他复电称：十一日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民族利益，表示坚决拒绝。

白崇禧原向蒋介石提出“先接收后受降”的建议，但蒋氏并不真正理解白崇禧的深意，从而做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九月三日，蒋介石即划分全国为十六个受降区，命令日军向指定的地区集中，向指定的受降官投降。此项受降工作，到十月上旬基本完成。

这样一项受降措施，给国民党带来了厄运。因为日军一接到受降命令，就分别向指定地区集中，而国军还在西南后方，空运、水运费时，往往在国军未到以前，日军即已撤退，以致全国的主要交通线，包括平汉、津浦两铁路，完全暴露于八路军攻击之前。

八路军乃充分利用这种时间和空间的真空状态，以游击部队广泛运动于沦陷区，争先控制日军前所占领的区域，从而取得了地理上的绝对优势。当抗战结束时，中共控制的解放区不过是五十七个县，而在一年以后竟扩展到三百一十个县，这都是蒋介石在受降问题上不考虑白崇禧建议所招致的后果。

二、白崇禧反对蒋介石的整编计划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即决定开始整编全国军队。这是出自军政部长陈诚的建议，白崇禧期期以为不可，他对蒋介石说：回忆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北平小汤山举行的裁兵善后会议，他曾坚决反对裁兵，并提出了以殖边替代裁兵的办法。如果当时统帅部考虑他的意见，则一九二九年以后的连年内战可以避免，以后也不致引起日寇侵略，一为之甚，其可再乎？！

白崇禧指出：“现在国共进行谈判，但全面和平未可预期。我们总不能一面打仗，一面裁兵。盖编余官兵若无妥当安置，即将酿成后患。此不能不予以注意。”但蒋介石那时深受陈诚所左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重庆召开“复员整军会议”，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又在南京召集第二次会议，决定第一期“复员”军官十五万人，士兵一百万人。并将五十八个军整编为师。这一切与国共之间整编方案毫无关系，完全是国民党方面的单行道。

编余军官怎样处理呢？在全国各地一共设置了二十九个军官总队，另外还有三个分队。这些军官总队一至二十归中央训练团负责，其余的由所在省训团负责。军官总队收容的军官认为他们在抗战八年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可以一旦抗战胜利，即使他们投闲置散？！想念及此，愤激填膺，因而索性离队走单帮，砸戏院，有的甚至到孙中山陵墓哭诉，弄得举国骚然，影响社会秩序。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为特使，来中国调处国共关系。当时，由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依据这个方案，国共军队的比率，定为五比一，即在六十个师中十一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后因国共战争范围扩大，统编方案卒未实施。

三、击溃林彪部队，乘胜欲捣佳木斯

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东北林彪共军即乘势占领四平。当时白崇禧奉命到四平督战，迅将林部击溃，继而攻占长春、吉林，拟乘胜直追到佳木斯或满洲里，永除后顾之忧。

当白崇禧到四平下令追击时，杜聿明即来到前沿指挥所把蒋介石的手令交给白崇禧，着令将军事交给杜聿明继续指挥，并令国军不得越过辽河。据报长春附近尚有便衣红军六千，此举以免引起冲突。

五月十九日，白崇禧从沈阳飞抵南京，向蒋介石力言在东北军事方面应作犁庭捣穴的打算，否则后患不堪设想。五月二十三日，蒋介石飞沈阳，约白崇禧同行。白氏主张应彻底肃清东北，故在达成此任务后，即以少数部队布防，而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到华北，归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指挥，绥靖华北地区，事毕再行调回。

蒋介石说：“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想法，我交给杜聿明去办。”

实际上蒋介石并不想在东北作一劳永逸的冒险尝试。五月二十四日他电南京马歇尔特使，主张东北应实行停战，及恢复交通；并实行统编方案。蒋介石回南京后，更颁布第二次停战令，规定自六月七日起，东北各地停战十五日。此一措施，予共军以休整、补充及反攻机会。以此为转折点，东北军事形势逐渐对国民党不利。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出：“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而后抽兵入关内，则对于整个大局或稍可改观。”

四、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作出决议：裁撤军事委员会及一切军事机构，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掌管军政军令等事务。六月一日，国防部正式成立，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他们至七月一日始宣誓就职。

回顾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白崇禧由广西去南京就副总参谋长职时，蒋介石曾于陵园官邸对在南京的黄埔学生明确地宣示：抗战期间，最高统帅如有三长两短，应由白崇禧做接棒人。信任之专，情见乎词。现在蒋介石似乎实践他的诺言了，白崇禧当了军事委员会结束后首任国防部长。揆之实际，并非如此。

白崇禧原来反对改组军事机构，他以为那时国共战争正在进行，和平并未实现。统帅部如要改组，费时失事，不能适应战机的紧迫需要。白崇禧建议由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去指挥军事，以收驾轻就熟之效。但蒋介石不予采纳，且派何应钦去联合国当军事代表，实际上等于流放。所以如此，是让陈诚顺利接收军权。

国防部的设置，依照权能分开的原则，划分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权力。意指国防部长有“权”，而参谋总长则有“能”。实际上并非如此。《国防部组织纲要》第五条规定：“国防部置部长一人，特任，其职掌如左：一、审定参谋总长所提关于国防需要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之计划，提请行政院决定，并监督其执行。二、审议总动员有关事项。”又第七条规定：“国防部置参谋总长一人，特任，掌理军事之一切计划准备及监督实施，并有关国防之各种建议。但关于军令事宜，秉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令；关于军政事宜经国防部长提请行政院审定之。”依此规定参谋总长可以避过国防部长，直接受命于国府主席，统率陆海空军。当然，陈诚也没有这个权力。长期以来，蒋介石把军队紧紧抓在自己手中，绝不假手于人。蒋介石更建立一套“官邸作战会报”制度，自己亲自指挥作战，这就是国民党军被迅速打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五、猛力批评“官邸作战会报”的指挥办法

国共战争再次开战以来，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每日早晚两次举行“官邸作战会报”，参加的有国防部次长林蔚文，参谋次长刘斐，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侍从参谋罗泽闿（1905—1987，国民党中将。1949年，任第37军军长。奉命防守上海浦东地区。汤恩伯率部撤退前未通知，其部为解放军所破，只身到台湾。）等人。白崇禧的国防部长办公室近在咫尺，蒋介石竟不邀其参加。因此，白氏对“官邸作战会报”，最为不满。

林蔚文谨小慎微，是个幕僚人才。刘斐跟白崇禧起家，他究有多大才干，白崇禧一清二楚。所以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官邸作战会报”，简直是嗤之以鼻，他认为以此种方式指挥作战，不打败仗者几稀？！

蒋介石的“官邸作战会报”，总是在官邸的地图室举行。开始时，由第三厅长郭汝瑰报告前线战况，随问左右有什么意见。最后，蒋介石即以口头作出指示，侍参人员根据他的指示草拟电令，以“中正手启”或“中正侍参”的电尾发出。

此种方式以最高统帅指挥前线部队，往往因为时差不能捕捉敌军的主力，并且使各级指挥机构失却主动性而陷于麻痹状态，失掉了它固有的机能与活力。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电召李宗仁来南京，告以熊式辉请辞，拟调李宗仁为东北行辕主任。李宗仁说，他患胃溃疡甚重，拟要求赴美就医。蒋介石说，如果李答应去东北任职，可准假两月赴美治病，先由白崇禧前往代理。白崇禧与李宗仁研究结果，认为蒋介石在东北指挥作战的失误，把兵力分得太散，进行防御作战，首先由全面防守改为核心防御。而后又由核心防御改为重点作战，依此发展下去，少有挽救希望。遂一致表示辞谢。过了一个月，即八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乃派参谋总长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回顾去年（一九四六）十二月二十六日，陈诚曾在国民党片面召开的国大代表招待会上宣称：“将于一年内消灭中共。”大言炎炎，哗众取宠，现在他倒要亲身到东北实践他的诺言了。

六、魏德迈来华调查国民党失败原因

国共战争再起时，国民党以五百万大军对共军六十万人。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国民党部队减到三百七十万人，而共军则增加到二百万。共军在作战第一年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使第二年度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共军转守为攻，而国民党军则转攻为守。

华盛顿当局看到蒋介石面临的局势非常不妙，而院外援助蒋介石集团则认为杜鲁门政府援蒋不力，新任国务卿马歇尔屈服于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压力，派魏德迈将军访问中国，调查国民党在国共战争失败原因。然后再图挽救之道。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魏德迈飞抵南京，国防部长白崇禧、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及翁文灏、俞大维（1897—1993，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与蒋经国是亲家。1925年成为第一位在德国著名的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华罗庚是第二位中国人）。1933年，他担任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陆军中将。1946年5月，任交通部长。1954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长”。）等前往机场欢迎。二十三日，魏德迈由司徒雷登大使陪同去黄埔路官邸拜会蒋介石，告以此次来华，纯为了解国民政府在与共军作战中失利的原因，准备先到各地广泛调查，然后再回京陈述意见。

七月二十四日，白崇禧约魏德迈到南京大悲巷雍园一号私邸晚餐。饭后，两人对南京政府面临的军事形势作了长谈。魏德迈主要是听取白崇禧的意见。白崇禧说：一年来的作战经过证明了蒋介石在军事上指挥无能，现在战争的特质，是争取时效。蒋介石以最高统帅指挥到军级甚到师级部队，使各级指挥系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这是其一；次为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偏重防御作战。以有限的兵力，平均分布于广大战区，殊不知兵力愈分则愈弱，战线越拉就越长，共军针对国民党军此一弱点，因而发展其“以面制线，断线孤点”的战术，随时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国军孤立的据点，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战局发展至此，应由蒋氏独负其责。

蒋介石不邀白崇禧参加“官邸作战会报”，后者心怀不满已久，此时倾吐其满腹牢骚，魏德迈认为语中肯綮，与有同感。魏德迈说，去年夏初，国军以五比一的优势，超过共军，仅仅在一年中，战略的主动，便由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孰令为之？孰令致之？最高统帅当不能辞其责任。

八月二十二日，在魏德迈视察完毕以后，蒋介石举行茶会招待魏德迈，令各部会主官在会上介绍中国当前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情况。结束时，魏德迈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请蒋氏举行另一茶会，以便他发表访华声明，蒋氏答应了。

八月二十四日，魏德迈在下午四时于蒋介石官邸举行的茶会上，发表了一项语气严肃的声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虽因连年战争和革命，受到削弱和破坏，但仍拥有为其自身之复兴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资源，这种复兴，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

在场的国民党政府五院院长和各部会主官听了魏德迈的这一席话，都认为措辞对蒋介石含有极端轻视与侮蔑之意。魏德迈在接替史迪威以后，原来以帮蒋著称的，现在居然说出“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这样大不敬的话，岂不是匪夷所思吗？！

对此，特别紧张的是蒋介石。他在八月二十五日召见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时说：“魏德迈将军在《声明》中有中国需要‘令人振奋的领导’一句话，是不是美国真想逼他下野？”蒋介石对此语耿耿于怀，在这里已经充分暴露无遗了。

七、宋子文谋求两广经济合作

一九四七年四月，宋子文把行政院长让给张群，一时无事可做。十月三日，蒋介石任宋氏继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十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又给宋子文以“广州行辕主任”的头衔，显然有把两广交他经营之意。

白崇禧与宋子文素来莫逆，特电贺宋子文兼广州行辕主任职，并请其锐意经营两广，巩固后方。电云：

兄望重首揆，远牧南国，至为欣贺。粤志为革命根据地，两广重心所系。今日中原战祸已深，唯岭南尚称安定，得吾兄主持军政，一反向日内重外轻之势，能不快慰！嗣悉吾兄政纲，首重剿匪，扼要之论，无任钦佩。匪患不息，则一切建议诚无从着手。昔日两广民政各有巡抚，而军事则统于总督；今日粤桂虽各有主席，而军事亦应统于行辕。盖粤桂毗连，息息相关，唇齿相依，不分彼此。希理行辕统一指挥，充实两广保安团队，或更加以国军，应剿者剿，应抚者抚，不出一年，两广可无匪患，然后京沪之游资，华侨之外汇，可招而至。至于经济建设，弟以为两广宜合而不宜分，广东之将来在工商，广西之将来在农产，两省相反而相成。即以今日而论，广州之仰给于西江者不独粮食，即日用之木料、燃料、油脂、皮革，亦皆由桂运粤。桂省农产虽不及川湘之富，然因人民俭朴，故成本极低，虽产量不丰，尚可有余以济粤，若能科学增产，必可大量输出。唯战后困于金融周转，农村日就萎缩，成本日高，因之民生日苦，匪患日深。若吾兄能运用粤之游资，辟桂之地利，桂出原料，粤制成品，则两省经济合为一体，定可自给。民众无饥寒之虞，然后可以武力自卫，虽有共党，亦无从渗入矣。一得之见，祈为详察。

宋子文接电后，不久因公去南京，曾到雍园一号访白崇禧，表示两广应当密切合作。宋子文回广州后，即打电话给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要他带一代表团去广州，商谈两广经济合作问题。

十一月下旬，黄旭初偕省府秘书长黄中厪、建设厅长曾其新、广西企业公司董事长陈雄、广西省银行总经理刘古谛，振华贸易公司总经理龙家骧到广州，同广东省政府秘书长邹琳、广东省银行行长杜梅和、广东实业公司总经理侯彧国、广州中国银行经理王振芳等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黄旭初返桂后，电白崇禧云：

赴粤经旬，敬陈所得：一、宋主任极力团结华南，对桂尤为殷切。二、对桂子弹允尽力补充。三、对办工业需资巨者，允介绍美资贷款，小者可径由粤支助。四、粤省整饬吏治，补充兵员，均需相当时日，治安问题极为严重。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宋子文访问广西，作为加强两广合作的象征行动。

八、与刘邓大军形成对峙局面

白崇禧当了国防部长以后，蒋介石既不要他参加“官邸作战会报”，也不给他以指挥部队的权力。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蒋介石却单独接见他，要他到九江去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打下延安，深为得意。可是中共方面的作战方针，并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基本任务。现在胡宗南所指挥的四十万大军局处西北一隅，撤不出来。趁中原战场告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不失时机地自六月下旬起，从鲁西南的东明和东阿之间，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在荷泽、郓城、曹县、金乡、鱼台地区往来驰骋。打了二十八天，歼灭国民党军九个半旅，从而强渡汝河，跃进大别山。到十月下旬，刘邓大军沿长江北岸蕲春、宿松、广济一线展开，有直接威胁南京之势。这一下，蒋介石跳起来了。他急时抱佛脚，于是又找白崇禧帮忙。

张厉生

刘邓大军占领了大别山，同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互为犄角。此一形势迫使蒋介石请白崇禧出来指挥中原大军，以策南京安全。抗战后期，李品仙的第十战区，有广西基本部队三个军，即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和第八十四军。抗战结束，改隶夏威的第八绥区，白崇禧有这些本钱，现在派到用场了。

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召集国务会议，听取白崇禧的军事报告，以及内政部长张厉生（1900—1971，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关于国民大会大选准备工作的报告。白崇禧在报告中，概括地总结了一九四七年国军与共军作战的情况。他说：“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我军采取重点进攻，如：二月下旬，在山东的莱芜战役，我军深入敌后，结果损失了七个整编师，二绥区副司令官李仙洲被俘，广西的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只身归来，但所部三个旅长以及其他师旅长均被俘，损失之大，前所罕见。三月中旬，我胡宗南部十六个旅进攻陕北。十九日，打下赤都延安，但只是一座空城。今春在东北，共军三下松花江南。五月，又开始夏季攻势。五月中，我整编七十四师进攻鲁中，师长张灵甫（1903—1947，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抗日名将，曾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1947年5月16日，于解放战争之孟良崮战役中阵亡，终年44岁。）被俘殉职，所部伤亡殆尽。自七月起，敌由鲁豫前线渡过黄河。八月，进抵大别山。大别山在抗战后期原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现在转入共军手中，直接威胁长江流域，从而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形势。十月，我第三军肃清保定以南地区，在清风店陷入敌围，军长罗历戎被俘。”白崇禧在总结时指出：“共军在下半年，全部由防守转入进攻。我对敌作战，似应放弃单纯防御，改取以攻为守的方针。”言外之意，颇有批评蒋介石“核心防御”的战略思想。蒋介石听时面容严肃，不吭一声。

白崇禧在张厉生所作关于大选准备工作的报告后提出了坚决反对行宪的意见，他说：“当前是戡乱时期，政治得失，全由战场胜败来决定。可否把行宪日期压后，等到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后再做决定？”但蒋介石说：“鉴于当时内外形势，大选决不再行延期。”这就是说，依照原来规定，一九四八年三月应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会后白崇禧对人说，蒋介石之所以坚持行宪，目的在于粉饰民主，争取美援。

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告成立。过了一个月，又移设汉口，因为接到蒋介石电告，共军以大别山为根据地，自陇海线向南进犯，直抵桐柏山区，国防部长指挥所移设汉口，可以兼顾两头，灵活策应。白崇禧到汉口后，接到各方战况，了解到刘伯承、陈毅、陈赓三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紧逼长江，直接威胁南京、武汉，形势异常严重。

白崇禧把上面情况向蒋介石反映，蒋氏看到共军在中原已经立足生根，而他在陕北、胶东、东北等战场又连遭挫折，深恐大厦将崩，王朝将倾，便先后集中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通通交给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蒋介石的意图十分明显，是要白崇禧把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中原大军驱逐出大别山区，以消除南京政府所面临的心腹大患。

中共中央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巩固异常重视，及时地增援了两个纵队的兵力，刘伯承对白崇禧大军的围攻，一面把敌人拖在大别山，一面又以大部兵力从内线转到外线，西越平汉路，分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与此同时，又以一部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区展开，在外线发展游击战争。白崇禧看到争夺大别山的战斗，形势非常复杂。只能采取积极防御，以免孤军深入，陷入线线被切断、点点被包围的态势。这样，刘伯承的中原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与白崇禧形成了对峙的态势。

第十五章 外放华中“剿总”的内幕

一、白崇禧不愿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正当蒋介石在军事上对白崇禧有所借重的关键时期，李宗仁忽然决定竞选副总统。这事使白崇禧大吃一惊，因为无论李宗仁竞选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白崇禧和蒋介石的关系。因此白氏联络黄绍竑函电交驰，对李宗仁实行劝止。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可以知新。回忆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蒋介石反攻徐州失败，而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又要东征讨蒋。那时，冯玉祥虎视中原，自愿出来调处宁汉关系。那时，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三人，手握南京方面兵权，劝蒋氏接受冯玉祥的调停。蒋介石因此愤而下野，事后自承他之退职系受李、白的威逼所致。

蒋介石自吃过这一次亏，对李、白的“一箭之仇”，亟图报复。一九二八年，他坐上了“国府”主席的宝座以后，即定下了“联胡倒桂”的大计，这在上面已经说过，这里且不赘述。而今只说抗战以后，白崇禧应蒋氏之邀，到南京任参谋总长而国防部长，而李宗仁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在中央，一在地方，分而治之，目的在不使他们形成威胁态势，以免重演一九二七年八月所发生的事件。

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处心积虑十分清楚，为要保持蒋介石目前对他信任之专，自不愿受到别的政治因素所干扰。而李宗仁所以竞选副总统，恰巧是外因超越内因而起作用，若幸而成功，则白崇禧的地位，必将受到影响，自不待言。这就是白崇禧不愿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的原因。

二、李宗仁参选是美国中途换马的体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特使魏德迈在南京蒋介石官邸发表了《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即受命去华北视察，目的在于物色蒋介石以后的接棒人，任务异常重大。

司徒雷登到了北平以后，与他以前主持校务的燕京大学以及清华、北京大学师生接触频繁，要他们对当前国是提出意见，集思广益，无孔不入。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司徒雷登从南京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一项报告，他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关于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①司徒雷登的意图十分明显，他简直要李宗仁来接替蒋介石了。

十月中，李宗仁就把他的一个亲信程思远从南京召到北平，告以明春在一届国大中竞选副总统的雄图大计。几天以后，程思远从北平回到南京，他的皮包里带有李宗仁分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亲笔信；李宗仁在致蒋氏函中申述他的竞选意愿，但可否仍听蒋介石的裁决；李宗仁另外函托吴忠信在蒋氏面前善为说辞，以促其成。

① 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

此外，李宗仁还有一封火漆密封的致司徒雷登函，李氏叫程思远亲自交给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司徒把傅泾波从小养大，视如己子，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十分清楚，李宗仁的竞选出自司徒雷登的怂恿和支持。

白崇禧从程思远口中得悉李宗仁的计划，不禁吓了一跳，他说：“这事冒的风险太大，如果不幸而失败，则将何以善后？！”白崇禧与在上海息影的黄绍竑取得联络后，即与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建议李宗仁最好竞选五院中的监察院长，如李氏有意于此，他即交代广西选李宗仁为监察委员，以便进而竞选院长。但李宗仁不听，仍嘱程思远积极进行竞选准备工作如故。

白崇禧原来曾提出主张，打仗时期不宜行宪。看来，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召集的前夕，作为国民党后台的华盛顿当局，曾命司徒雷登对当前军事形势作一估计。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院说：“南京政府在东北地区只占百分之一，在黄河以北也不超出百分之十或十五。在长江以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国民党军处境困难。

“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迄今这种领导迟迟未能出现。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做出决定，但他却囿于成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此时而有此一打算，这就是司徒雷登推动李宗仁出来竞选的政治背景，证以后来他在孙科组阁时所提的意见，益信而有征也。

三、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求竞选副总统，一直保持沉默。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蒋氏召见孙科，说党将提出他为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要孙科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蒋氏并授意CC头子陈立夫，要他在国大党员代表中组织党团，为孙科助选。

白崇禧得讯，对程思远作出了下面的估计。他说：“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又是现任国府副主席，李德公不是他的敌手。其次蒋介石为总统当然候选人，他的副手应当是一个文人较为适宜。德公也是军人，其条件当不如孙哲生那样优越。再次，孙哲生是广东人，当然得到粤籍国大代表的充分支持。而两广分裂，则削弱了德公的基本票。”说到这里，白崇禧慨然曰：“我们只好力尽人事罢了。”言外之意，即毫无把握。

三月下旬，李宗仁从北平来到南京，住进国防部设在大方巷二十一号的招待所。李宗仁对竞选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在费用上早有了着落，即由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分担。这一点不劳白崇禧费心，但他必须对李宗仁竞选给以精神上的支持。实际上，白崇禧的大悲巷雍园一号公馆，即等于李宗仁的竞选总部，凡是重要会商都在那里举行。

蒋介石一心一意支持孙科竞选，他坚持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必须由党提名，借此来杯葛李宗仁。不料此时在国民党阵营内出来竞选副总统的除李宗仁外，还有于右任、程潜。于是，李宗仁就与于、程两氏成立攻守同盟，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提名，而应由国大代表连署提出。于右任、程潜跟孙中山革命，是国民党的元老。情势发展至此，蒋介石只好收回成命，取消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的办法，这是蒋介石的威信第一次在国大中受到的致命打击。

蒋介石对此形势，十分恼火。他在四月四日于丁家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上愤然地说，他自己不当总统候选人，并建议首任总统由一个党外人来担任。蒋氏还说，这位党外候选人必须具有下列条件：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上有声誉者；三、曾对国家有贡献者。当时人们以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候选人就是胡适之。

临时全体会议对蒋介石不任总统，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最后，会议作出决议，授权中央常务委员会去考虑。四月五日下午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由张群、陈布雷、陈立夫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作出了这样的决议：“确认国家现势需要总裁的领导，本届国大仍推总裁做总统候选人。唯国民大会应制定特别条款，授权总统得在特定时期执行紧急处置的权力。”一句话，蒋介石要把责任内阁制变成总统制。这就是四月十八日国大十二次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四、李宗仁在国大打败了蒋介石

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孙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潜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得四百九十三票。由于他们均未获当选的法定票数，依选举法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于次日进行第二次选举。

二十三日下午，蒋介石蓦地召见贺衷寒（1900—1972，国民党著名特务，国军政训系统负责人。1950年，贺衷寒出任国民党交通部长，为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和日后经济起飞打下了相当良好的基础。）、袁守谦，要他们帮助程潜竞选，并下条子拨给一笔巨款作竞选费。蒋氏的意图并非协助程潜，而是想利用程潜同李宗仁来一场鹬蚌相争，而使孙科坐享渔人之利。

二十四日，第二次选举结果：李宗仁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六百一十六票。李宗仁虽得票较多，仍不够法定的多数。依法应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二十四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他们把程潜的票全部改投孙科，贺、袁虽面有难色，还是照办了。但程潜认为蒋氏公然干预他的竞选活动，愤激填膺，当晚即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与程潜订有“攻守同盟”协定，程潜既放弃，李宗仁难道无动于衷吗？

二十四晚，即午夜二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程思远、李品仙、黄旭初、邱昌渭、韦永成在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公馆里进行着紧急的磋商，熟筹因应之道。大家考虑到中央系统特务曾在当天下午派汽车散发传单，说是李宗仁一旦竞选胜利，将来会采取“逼宫”之举。危词耸听，居心叵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竞选下去呢？于是做出决定：李宗仁也紧跟程潜之后，声明放弃竞选。

这样一来，使国民大会陷于停顿状态。因为孙科没有对手，就不好唱独角戏了。

蒋介石对此局势，一筹莫展。四月二十七日，召见白崇禧，恳切希望白氏运用他的影响力，说服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还说了这样的话：“现在知道德邻最有希望，我决定全力支持他。”白崇禧信以为真，回来如实反映给李宗仁，李宗仁反问道：“他的话靠得住吗？”白崇禧说：“老蒋信誓旦旦，自应予以信任。”实际上， 蒋介石在当晚仍尽其全力来支持孙科。这一夜，黄埔路官邸灯火辉煌。各省市实力派人物奉召晋谒，此去彼来，络绎不绝。蒋氏为了维护他的威信，决计同李宗仁在政坛上进行一次战略决战。

但是李宗仁自放弃竞选以后，已使其自身的地位得到加强，并且由于蒋介石要求李宗仁重新参加竞选，至少在形势上使李氏生色不少。这时，李宗仁已成为反对独裁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象征人物，所有二十年来不满意蒋介石处事作风的人，都站到李宗仁这一边来，愿意为其竞选而效劳。例如外面的民社、青年两党，党内的政学、黄埔两系，均成为支持李宗仁的基本力量。此一演变，实非蒋介石所能逆睹。

四月二十九日的最后一次投票，依法是孙、李以获比较多票数者当选。短兵相接，形势紧张，即使是一票之差，也决定双方的胜负。由于是孙科、李宗仁两个人的决选，它将显示出蒋介石个人威信的消长，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密切注视。

这一天中午，人们麕集在播音器前，静听国民大会会场的点票广播。喇叭管口播出了女报票员银铃似的声音：“李宗仁、孙科、孙科、李宗仁……”吸引着听众们的注意力，几忘人世间还有别的存在了，这真是动人的一幕。

点票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前者以微弱的多数打败了孙科，当选第一届副总统。李宗仁这一胜利，是蒋介石上台二十年来第一次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决选结果。在战场上，蒋介石为共产党所战败；在国大，他又为李宗仁所打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蒋介石决定给李宗仁一点颜色看。五月二十日是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的日子，事前李宗仁通过侍从室知道蒋氏将穿西装大礼服出席就职大典，于是也制作了一套。谁知这是蒋氏故意愚弄李宗仁的。到了该日，他临时改穿长袍马褂，李宗仁没有这些装备，只有穿着军礼服出场，这样，李宗仁站在蒋介石身旁宣誓，好似卫士侍候长官一样，十分寒酸。李氏感到受了无比的屈辱。蒋介石以这种方式报仇，足见心胸竟然如此之狭隘也！他读了那长篇浩帙的曾文正全集，到了此时竟忘得一干二净了。

五、蒋介石决定将白崇禧外放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决定将白崇禧外放。五月二十五日，当翁文灏组织行政院时，蒋介石下了条子：以何应钦为国防部长，调白崇禧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美国佬对此十分敏感，司徒雷登打报告给马歇尔说：“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大副总统）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有效的合作。”

蒋介石在一次召见白崇禧时，向他布达了这一决定。白崇禧听后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有接受委员长的任命。但个人以为：华中‘剿总’的成立，应以保卫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为它的基本任务。而为达此目的，必须确立‘守江必先守淮’的战略方针。总结九江指挥所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中原大军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分割使用。建议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俾能紧靠南京，在徐蚌间江淮山岳地带，运用攻势防御，坚持长期作战……”

蒋介石不待白崇禧说完，就插话说：“我打算华中设两个战区：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还另设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两战区可以并肩作战，守望相助。”

白崇禧一听到此，心中不禁火起，刘峙在北伐编组东路军时，不过是第一军的一个师长，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打过胜仗，而今居然同他并驾齐驱了。并且目前解放军已把中原战场与华东战场打成一片，国民党如果把华中分成两区，势难整齐步骤，集中力量，以实行他所提“守江必守淮”的方针。白崇禧于是对蒋介石说：“中原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此一问题关系重大，容后考虑一下再说。”

白崇禧把同蒋介石的谈话向李宗仁详谈后，就于六月六日溜到上海去了。几个月前，敌伪产业管理局长何浩若通过程思远居中联系，以半卖半送的方式把虹口区一幢敌伪住宅售给白崇禧，而今他才有机会住到那里去，借此从长考虑他的出处。

过了几天，蒋介石派吴忠信赴沪挽留白崇禧，当然没有结果。后来由于张群的建议，蒋氏才想到要用黄绍竑去作说客。一天中午，黄绍竑接到交际科通知，要他到黄埔路便餐一叙。自李宗仁竞选获胜以来，久矣黄绍竑没有受到这样的宠召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绍竑到时，在座的除主人蒋介石夫妇外，还有张群、吴忠信、蒋经国。吃过中饭后，到小客厅坐下，蒋介石对黄绍竑说：“季宽，请你去上海一趟，劝劝白健生快到武汉去就华中‘剿总’的职务。这是党国存亡攸关的事，希望他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黄绍竑问：“总统派人去劝过了吗？”蒋介石注视着吴忠信答道：“礼卿先生去劝过了，他完全不听，你同健生交谊很深，他一定听你的话。”黄绍竑今年年初在香港见过李济深，他自己对整个政局另有打算，于是就满口答应下来了。

蒋介石最后说：“你最好今天下午搭经国的专机去上海。”这样当天下午四时，黄绍竑就到达上海，他一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一〇五号公馆，即打电话给白崇禧：“健生，我到上海了，要同你见面。”

“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吗？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谈！”白崇禧断然地回答。

“我当然是那个人派来的。但，你听我说，我另有想法，你还是快来吧！”

移时，白崇禧来到黄绍竑公馆。两人坐定后，黄绍竑将来意说明，然后问道：“你这几年在南京做官，过得怎样？”

“有陈小鬼（指陈诚）从中捣蛋，我这个国防部长还能做出什么名堂来？！”白崇禧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的，历史教训不难复按。”言下还有愤然之意。

黄绍竑哑然失笑道：“事到如今，你还对蒋家王朝寄予厚望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

白崇禧茫然不明所以。

黄绍竑对当前军事形势作了一个概括的分析，他说：“这场同共产党打的战争打不下去了，蒋介石这样指挥作战，势非把手上的本钱全部赔光不止！”

黄绍竑不急于把他的底牌亮出来，停了一下，他才说：“你这几年在南京，无论官做得多大，不过是笼中鸟罢了。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飏高飞吗？”

白崇禧听得很入神。黄绍竑继续说：“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出去把它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在外面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而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吗？”

黄绍竑这一席话，简直把白崇禧说得心悦诚服。后者说：“你的话很对，我立刻回南京，去武汉就职，你先去报告老蒋。”

六、华中“剿总”成立，白崇禧建议不受重视

白崇禧在六月中从上海回到南京，那时何应钦已就任国防部长，顾祝同继陈诚任参谋总长。白崇禧对何应钦说，考虑到华中部队大部分是中央军，拟请任杜聿明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以利指挥节制。但过了不久，蒋介石竟发表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蒋氏对白崇禧疑忌，不给他以任何便利，于此已可想见。

白崇禧想在华中有所作为，通过程思远去征求何浩若做他的秘书长。何氏对程思远说：“蒋先生是不会同意我去跟健生先生的。我倒有另一想法，白先生远离南京，蒋先生必不放心，现在袁企止（袁守谦）闲着没事，白先生不如带他去当秘书长，有一个黄埔学生在华中‘剿总’自然较好一点。”白崇禧采纳了这一意见。但袁守谦到武汉后，白崇禧仅派他任“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

白崇禧在赴任前，见了蒋介石一次，他对蒋氏说：“李副总统在京无事可做，我看他至少在两事可为总统分劳：第一，他可以到各省市巡视，宣示政府德意，探求民隐，反映舆情，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二，他可以定期与各界人士举行座谈，征求他们对于国是的意见，以供政府参考。如蒙总统认为可行，即请召见李副总统当面指示。”蒋氏唯唯，但始终没有实行。盖因李宗仁在竞选时，正以改革政治号召天下，蒋介石怎么可能允许他去接近群众呢？白崇禧此时而有此一建议，足见他对蒋、李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到汉口就职，原任程潜的武汉绥靖主任，调为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白崇禧到武汉，引起指挥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刘伯承极为重视。那时，蒋介石正把张治中的西北行辕改为西北绥靖公署。刘伯承考虑到白崇禧集团的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的弱点，如在老河口、襄樊地区开辟战场，不仅可以切断华中白崇禧集团与西北张治中集团的联系，同时可以进而开辟汉水两岸地区，为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奠定基础。于是在白崇禧到任以前，就于六月十三日下达老樊战区的作战命令，使白崇禧措手不及。

当时老河口、襄樊地区为第十五绥区司令康泽所驻守，副司令是郭勋祺。康泽为蓝衣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处长。一九四五年春，蒋介石为了积极培养蒋经国，特派康泽赴美学习，而以蒋经国继任其职。一九四七年，康氏由美返国，对白崇禧说：“国民党之兴也，用人唯贤；及其衰也，则用人唯亲！”白氏亦与有同感。

当时，康泽指挥的部队有第一〇四旅全部、第一六三旅及第一六四旅各一个团、化学臼炮连、教导队。康泽以第一六三旅之四七八团驻老河口，旅部率四八八团守谷城；第一六四旅率两个旅担任樊城的防务。康泽的司令部和第一〇四旅全部及其他直属部队驻守襄阳城内。刘伯承见康部兵力分散，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先歼灭老河口、谷城的敌人，然后沿江东下，包围襄阳、樊城。

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也是一个古战场，三国时孙坚跨江击刘表、关羽水淹七军等战役，就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的。襄阳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则群山耸立，为其天然屏障，所以易守难攻。历来兵家认为，欲守襄阳必先守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白崇禧给康泽的作战指导方针，是要康泽集中兵力固守南面的真武山，居高临下，以利持久作战。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刘伯承集中兵力攻击西关，大军逼近城垣。康泽竟遵照蒋介石发于七月十三日的“亲启侍参”电令：“放弃南山，固守城垣。”这就注定了康泽最后走上覆灭的命运。七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各部从东南角攻城，突破后会攻城内杨家祠十五绥区司令部，生俘康泽及他的副司令郭勋祺。

襄阳的失守证明了蒋介石越级指挥的错误。也证明了以“官邸作战会报”那一套指挥方式的无能。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国防部召开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检讨这几个月来军事失利的原因。白崇禧应邀在南京参加，他因七月下旬到确山视察阵地时，由于雨后路滑摔了一跤，引起他的左脚旧伤复发，到南京时是一步一拐的。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的除白崇禧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林蔚文、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1896—1976，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共内战时期，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60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杜聿明、宋希濂、黄维（1904—1989，中将。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解放战争时，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李默庵、孙立人（1900—1990，陆军二级上将。抗日名将、军事家，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黄伯韬（1900—1948，张宗昌被蒋介石消灭后，投靠蒋介石，从此对蒋介石死心塌地。1948年淮海战役中自杀身亡。）等。蒋介石在开幕致辞时，把数月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无一言提及，这就不能不引起白崇禧的反感。

白崇禧在长篇发言中指出：“时至今日，我们应有勇气承认在戡乱战争中遭到一连串的失利，而不能自欺欺人，讳败为胜。此数月来，吾军受到重大挫折的有宜川战役，胡宗南的刘戡（1906—1947，参加第四次“围剿”红军，由于右眼被流弹射中，致有“独眼龙将军”之称。1948年，在陕北瓦子街一役中，见大势已去，以左轮手枪自杀。）所部五个师全部被歼。其次是豫东战役中，区寿年兵团的六个师和黄伯韬兵团一部共九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战役的失败，还是比较小的。回顾战后剿共军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从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吾人必须虚心检讨自己的缺点，自上而下，彻底改正，戡乱前途，庶其有豸！”

白崇禧跟着在会上提出了下列的建议：

一、后方比较完整的各省应确立“总体战”的领导体制，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不设绥靖区，使后方各省的壮丁、粮食确实掌握在政府手中，保证足食足兵，支持长期作战。

二、国军应改变战略战术思想，即重视“面”的攻守，而不要重视“点”、“线”的得失。“面”能予控制，则兵员、粮食即可源源得到补充。崇禧曾于抗战时期在陆军大学中有过《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的讲演，此在国共战争中亦可应用。

三、在南京、武汉、西安、北平、沈阳五个战略重点，集中着十个能战的师于各该空军基地，适应军事的需要，随时空运到正在进行战略决战的战场。这样，就可以加强国军的机动性，十个师可以当做三十个师使用。

四、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特性，是以火力压倒火力，速度制胜速度。本来国军陆空火力，已可压倒共军，但因装备过重，转移迟滞，不能在速度方面与共军竞争。共军一夜行军至少一百至一百二十里，而国军则每日只行六十至七十里罢了。为了补救此一缺点，建议增编十个骑兵师，作为快速部队，以期制胜共军的行军速度。

五、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越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六、应提高官兵待遇，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士饱马腾充实战力。

白崇禧上述的建议，被采纳的不多，蒋介石仍越级指挥如故。这一情况，连司徒雷登和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将军也注意到了。

司徒雷登在六月二十四日报告马歇尔国务卿说：“蒋委员长曾经同意，让国防部长何应钦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但其后蒋介石又食言，仍通过“无能的”参谋总长（指顾祝同）发出一切指示，亲自指挥。对此，司徒雷登指出：“看来蒋委员长选拔将领有一偏向，就是‘用人唯亲’而不是‘任贤选能’；看人只看其是否可靠，而不视其品质及能力。由于他的自私企图和偏狭成见，从而全不理睬各方提出的适当的军事意见，也未能充分利用各方所给予的军事上的援助，这就是今天军事形势陷于每况愈下的原因。”

到八月二十日，司徒雷登又向国务院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前军事指挥上出现的问题，向蒋委员长提出了意见，即要蒋氏不要亲自指挥军队，而由巴大维将军协助国防部长指挥作战，但蒋氏完全置之不理。巴大维将军目前遭到的困难，完全是因为中国统帅不采纳他的建议所致。”

至此，美方已把国民党在军事上失利的责任，完全推给蒋介石个人承担了。

第十六章 拒蒋调兵与逼蒋求和

一、白崇禧拒绝指挥中原大军

一九四八年八月初，白崇禧在南京军事会议中曾反对守点守线，像长春、太原、济南那些孤立的战略据点，应当及早撤退，而集中全力来巩固华北及中原地区，但蒋介石不予采纳。

到同年九月，共军不失时机地进攻山东省城济南。二十五日，泉城失陷，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至此，人民解放军已自信有攻击的能力，就放手发动决定国共命运的三大战役之一——“辽沈战役”，而以打下锦州为其第一目标。

十月十五日，锦州失陷，这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共军对关内卫立煌集团，那就无异瓮中捉鳖。何应钦看到东北会战已近尾声，保卫南京这个政治中心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于是召集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刘斐、萧毅肃，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举行会议，研究中原作战的计划，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让白崇禧统一指挥中原大军（即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的全部军力），以适应徐蚌会战的迫切需要。这本来是白崇禧在是年六月初提出的意见，但却被蒋介石一口否决了。现在急时抱佛脚，何应钦又认为它是军事上的应变大计了。

何应钦在征得白崇禧的同意后，即于十月二十三日派郭汝瑰专机向蒋介石建议，蒋介石自东北会战开始，即偕杜聿明、周至柔、郭忏、罗泽闿等穿梭飞行于北平、沈阳之间，亲自指挥作战，郭汝瑰抵北平之日，即长春失守之时。

郭汝瑰对蒋介石说：“顾总长交代，说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两个‘剿总’仍须分区负责。”蒋介石听了，却对郭汝瑰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二十四日，郭汝瑰回到南京，何应钦即以“酉敬阳挥电”下达这一命令。

十月三十日，蒋介石聆悉廖耀湘兵团在西进途中进入预先布置的口袋，全部被歼，新一军、新六军的美式军械装备完全落入解放军手中。蒋介石闻讯惊心丧气，仓皇飞返南京。是日下午四时，白崇禧应召从汉口飞宁，五时，参加国防部长召开的军事会议，听取罗泽闿关于东北会战从锦州失守到大虎山廖耀湘全军覆灭的报告。会后，白崇禧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对李宗仁说：“如果蒋介石听他及早收缩东北战线的建议，就不致有今日的溃败。”言下不胜惋惜。

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国防部继续开会，讨论中原作战问题，白崇禧听了郭汝瑰报告徐州“剿总”兵力部署情况，即翻然变计，推翻前议，不肯统一指挥中原大军了。

原来杜聿明早日到徐州“剿总”当刘峙的副总司令后，为了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支援济南作战，把华东地区编成三个兵团，以第二兵团邱清泉部集结商邱，黄伯韬第七兵团集结新安，李弥第十三兵团集结宿县固镇。后来，李弥兵团又北上徐州。白崇禧认为，徐州“剿总”如此部署兵力，像一字形地把部队摊开在陇海线上。而津浦线南面纵深配备不够，一旦会战展开，想把主力南移是不易的。现在时间短促，他想重新部署，已经来不及了。如果白崇禧将来不能撤出徐州的主力保卫淮南，蒋介石一定把责任推在他的身上。他害怕蒋氏造成圈套使他上当，于是振振有词地对何应钦说：“徐州‘剿总’如此部署兵力，要想把它改变已经时不我与了。”后来证之事实，果然如此。

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中原大军，蒋介石误会李宗仁从中破坏，于是下令给毛人凤，制订一套暗杀李宗仁的计划，而由沈醉来执行。后来这一计划所以没有付诸实施，是因为蒋介石支持纽约州长杜威竞选总统，而十一月七日，美国大选的结果，还是杜鲁门胜利，继续坐镇白宫。这一来，蒋氏惊慌失措。十一月二十八日，派宋美龄赴美办理善后，亦无裨益于大局，不得不做下野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他不需要对李宗仁下手了。

二、对徐州会战冷眼旁观

白崇禧拒不受命指挥徐蚌会战以后，蒋介石指示国防部拟订一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作战计划。何应钦仍采纳白崇禧的原议，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其余陇海线上的部队全部集结于徐州、蚌埠间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寻机会与共军决战。但蒋介石对这一方案，并不立刻实施，因而误时失事。

直到十一月四日，蒋介石才派顾祝同到徐州。五日，顾祝同在徐州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对上述作战计划作了部署，命令刚刚发出，十一月六日凌晨，人民解放军便发动徐蚌战役，徐州“剿总”措手不及，使原定计划成为画饼。

徐蚌战役一开始，共军因得三绥区冯治安、张克侠（1900—1984，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国民党军队卧底20载，直到1950年才公开了他的共产党身份。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后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所部三个半师的阵前起义，以主力迅速南下占领徐州以东碾庄至曹八集一带地区，这样就把原驻新安的黄伯韬兵团隔绝包围于碾庄，整个地把它消灭了。

十一月七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军事会议，参加的有顾祝同、杜聿明、郭汝瑰、侯腾（1907—1963，国民党陆军中将。任过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厅长。1949年去台湾，任台国防部副部长、台国防大学校长等职，1963年在美国病逝。）。会上，已接到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围的消息，决定以李弥兵团守徐州，令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回徐州东进，以解碾庄黄伯韬兵团之围。这证明统帅部对于前线情况并不确切了解。

十一月十一日晚，杜聿明带一批幕僚人员从南京飞抵徐州，指挥徐淮会战，他当时得到的情况如下：邱清泉第二兵团被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大军牵制，无法东调；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十一日晚上才到达徐州以南三堡附近；黄伯韬第七兵团在碾庄被围处境困难；黄维第十二兵团从华中地区东调，已到阜阳附近。

黄维兵团怎样从华中调来的呢？当蒋介石十一月初在徐蚌与共军进行战略决战时，曾电华中“剿总”白崇禧着张轸（1894—1981，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42年率军入缅甸作战。1949年率部金口起义。1950年任解放军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兵团全部东调，支援徐州，张轸问白崇禧：“徐蚌会战有无把握？”白说：“徐州致命的弱点是在陇海线上平均分散部署兵力，而在徐州以南又无纵深配备，估计要把主力撤到徐蚌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很不容易。”张轸闻白崇禧这么一说，就把任务（白崇禧建议改调黄维兵团驰援徐州）推掉了。

杜聿明到徐州以后，于十三日开始以空军配合步、炮兵和战车向东面展开攻击。打了一个星期，毫无进展。到了十一月二十二日，黄伯韬兵团全部被歼了。此时刘峙、杜聿明如果当机立断，即将主力南移，还有可能成功，但杜聿明还想死守徐州，以后又到南京开会，错过时机，噬脐无及。

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浩浩荡荡从湖北东开，十一月十九日到皖境双堆集就陷入共军重围。是次黄维去打宿县，是受命于蒋介石的。正因如此，才使他遭此厄运的。假如徐州“剿总”在徐州南面配备着足够兵力。就不必有此一举。黄维兵团被围以后，杜聿明所统率的徐州“剿总”主力因行动迟缓，到十二月三日，也在永城附近的陈官庄地区陷入共军重重包围之中。

此时，蒋介石又想从华中调兵，来解救杜聿明之危。白崇禧看到蒋介石如此指挥作战，无论从华中调去多少兵力，要想挽回徐蚌会战败局，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于是他对蒋介石从华中调取援兵之举，一再暗加掣肘。

十一月二十七日，白崇禧接到蒋介石的“手启”电，要白氏转知所属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偕新任的第十三绥靖司令王凌云（1899—？，1943年任国民党政府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进入缅甸抗战。1947年任十三绥靖区司令兼行政长官，在南阳成立情报机构和联合法庭，残杀共产党人。1950年初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获特赦。文革初期，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到南京一行。宋希濂率部此时驻鄂西一带，奉命后即偕王凌云于三十日到汉口，并随即去三元里总部谒白崇禧，报告鄂西方面的全部情况。

他们辞出时，白崇禧要宋希濂单独东下，对他介绍了当时军事形势，白崇禧说：“辽沈会战失败，东北几十万大军全被消灭了，而且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美械装备。共产党得了这样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们很快就可以组建很多的生力军，进而挥戈入关，夺取平津，形势是严重的。”

白崇禧把话题立即转到徐州方面，他说：“徐蚌方面，黄伯韬兵团已在碾庄地区全被消灭了；黄维兵团在东进途中也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东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只剩下一个张淦兵团和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而已。这些部队，除广西的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较有战斗力外，其余都是新编成的，未经严格训练，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空虚了。共军在中原和华东方面，刘伯承、陈毅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一百万以上，就是把你的部队调去，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

“总司令以为应怎样办？”宋希濂问道。

白崇禧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面前，以很兴奋而又带有几分自信的语气说：“我们如果保有武汉，必要时就可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不保，也可退守湖南和两广，拥有西南半壁，维持一个时期。”宋希濂听了他的话，沉吟了一下，以严肃的态度对白崇禧说：“东北已经沦亡，平津亦岌岌可危，如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共军消灭，恐怕要促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已经不可能了。目前仍应以救大局为重。”

白崇禧听了宋希濂的话，狠狠地看了宋一眼，说：“这样吧，你这一次到南京去，最重要的是了解情况。如果看形势已无法补救，最好向总统和顾总长要求免调。”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二时宋希濂偕王凌云飞抵南京，即去黄埔路官邸谒蒋介石。蒋氏说：“现在徐蚌地区进行决战，希望你们的部队尽快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危，然后再会同杜聿明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

辞出时，宋希濂让王凌云先走，他对俞济时说：“有话要同校长单独谈。”黄埔学生对蒋介石都称“校长”以示亲密，蒋氏引宋希濂到他的办公室，坐下后后者就把白崇禧在汉口对他所说的话一一汇报，蒋介石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然后对宋氏说：“好，我知道了，你答复他的话，说得很得体。”

宋希濂回到任所以后，先将刘秉义第二十八军从鄂西调到汉口，准备东开。最初，白崇禧表示不让调走，经顾祝同亲自打电话疏通，白氏才知道该军和顾祝同有着历史关系，只好勉强同意调走。跟着宋部第二十军杨干才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发现这个军的官兵都是四川人，他们都不愿东调，就示意军长杨干才电顾祝同要求免调。白崇禧并命令汉口运输司令部，非有他的手令，第二十军不准装运。后来，顾祝同派第三厅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崇禧，并经许的老师、华中“剿总”参谋长徐祖诒居中斡旋，白氏才答应让第二十军调走。

宋部第二军陈克非部于十二月九、十两日从沙市先后到达汉口，白崇禧派总部警卫团将轮船看守起来，不准装运。顾祝同电话疏解，毫无效果。蒋介石急坏了，便亲自打电话同白崇禧通话。唯白氏无论如何不肯答应。蒋介石一时火起，骂白氏不服从命令。白崇禧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服从。”蒋氏最后气得把电话机使劲地往桌上一掼，用他的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

蒋、白关系至此到了决裂阶段。

三、白崇禧两电蒋介石，促恢复国共和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李宗仁派程思远赴汉口，向白崇禧汇报南京方面的情况。

原来蒋介石于今夏曾派CC头子陈立夫赴美，支持纽约州长杜威于一九四八年大选时竞选美国总统，陈立夫与杜威的秘书长是留美期间的同学，此时就派到用场了。陈立夫从美国回到上海时，曾在《新闻天地》发表谈话。他说：“如果杜威当选，将以军事援助中国，并在进行反共战争时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陈立夫此言，看来是有根据的，因为旧金山华侨社会对杜威与杜鲁门竞选孰胜孰败，进行打赌，几以二比一估计前者必胜。

十分不幸，十一月七日美国大选结果，还是现任总统杜鲁门胜利。蒋介石投错了注，十分尴尬。十一月九日，蒋氏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要求杜鲁门发表一篇宣言“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杜鲁门于十二日复函蒋氏，拒其所请。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决定派宋美龄赴美求援，行前给司徒雷登通了电话。司徒雷登知宋此行，必无结果，曾通过傅泾波告知李宗仁。

还有一事就是孙科继翁文灏当行政院长时，傅泾波曾往访孙科，明白告诉孙科，南京政府今后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和谈，而蒋介石下野又为进行和谈所必需。孙科向蒋报告后，蒋十分紧张，要孙前往摸清底细。后来孙科当面问司徒雷登：“傅泾波的关于蒋下野的建议是否出自大使本人的意见？”司徒雷登说：“作为美国大使，他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但就个人来说，确实衷心赞助和议运动。”这也是傅泾波告诉李宗仁的。

十二月五日，李宗仁打长途电话给白崇禧，要程思远赶回南京。程氏返京后，问李宗仁有什么事。据李宗仁说，吴礼卿（吴忠信）曾于四日来访，说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要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接替吴鼎昌的职位。吴礼卿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干秘书长的材料。”这时，蒋介石才说明真意：“看来我干不下去了，要由李德邻来过渡，你是扮红娘一类的角色，把李德邻请上轿后，去留由你决定。”吴唯唯，把这讯息告诉了李宗仁，所以李氏便把程思远叫回来。

十二月十七日，张群、吴忠信、张治中受蒋介石之托，到傅厚岗三十八号访问李宗仁，说明蒋氏有下野意向。李宗仁对将来做法提出了下列的意见：

一、德邻为倡导和谈主持大政；

二、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即行政院）主持和谈，其人选另行考虑；

三、和谈应请国内进步人士赞助，共策进行。

这些意见由张群等带回来向蒋反映，同时李宗仁嘱程思远用长途电话通知白崇禧。

自此以后，白崇禧每日用长途电话与程思远联系，询问南京政情有无发展，并一再叮嘱程思远，蒋去李来，应援用《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而不要用下半段的条文，因为上半段是“继任”总统；下半段是“代理”总统职务。白崇禧强调指出：“只有名至，才有实归，而名不正则令不行，将来难于有所作为。”白崇禧来长途电话时，汉口长途台接线生总说是王先生打来的。白崇禧在电话中说的是不大正确的广东白话，只有程思远勉强懂得他的意思。这表明白十分谨慎，提防窃听。

延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为他的下野做准备，但对于何时去职，李宗仁迄未预闻。白崇禧等得不耐烦了，突于二十四日从汉口发出“亥敬”电致蒋介石，经由张群、张治中转交，其文曰：

（衔略）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过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委二十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志，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涤胆，上渎钧听，并贡萏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上述献议是否可行，仍候钧裁示遵。

另外，白崇禧还将上电另发一份给程思远，嘱转送行政院长孙科。李宗仁阅电，不禁拍腿大呼：“糟了！糟了！老蒋已把他的下野意图告诉我们，而今健生发了这份电报，他将误会我们里应外合，逼他早日下台，这真是帮倒忙也！”

白崇禧的电报不知为何走漏消息，上海盛传国府将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合众社驻沪特派员且发出蒋介石即将下野的专讯。原来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程潜也于二十四日去电蒋介石，建议和谈，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促和平实现。

这样一来，蒋介石不能不作一些政治上的部署。二十八日，蒋氏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及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到京。二十九日，蒋介石接见他们，并出示白崇禧的来电，征求意见。同日，蒋介石令行政院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并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表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是蒋介石积极经营台湾的人事部署。意味着蒋氏一旦在大陆站不住脚，就会溜到台湾去。蒋经国插手台湾亦以此为契机。

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以蒋介石对“亥敬”电没有答复，又发“亥全”电促蒋氏表态，电云：

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为祷！

蒋介石至此，不能默尔而息了，他在追述此事时提出了下列的看法① ：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底，政府中显已结集了一个人数不太少的主和派。该派的真正领袖是副总统李宗仁，虽然初时还没有明白露面。主和派的最初行动便是驻汉口的华中国军总司令白崇禧。圣诞节之日，蒋总统接白崇禧来电，劝政府即与中共言和，而邀请美苏两国调停。

……美国大使馆对于广西派的主张，亦曾有幕后的影响，司徒雷登主持下的大使馆现已转移其立场，认蒋总统退职为必要之举。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当蒋总统在北伐中，广西派曾压迫蒋总统暂时下野，而宣称彼等更能应付危机。凑巧得很，历史的事实真个重演。

蒋介石认为，党内既有人主和，“他不能以个人作梗”，遂决定发表一个文告以明示他对于和议的立场。

一九四八年除夕，蒋介石柬请副总统李宗仁、五院院长及国民党在京中央常委约四十人到黄埔路官邸晚餐。笔者也参加了这晚的宴会。是晚，官邸大餐厅灯火通明，圣诞装饰依然犹在。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最后的一次盛会。

晚饭后，蒋介石说：“我有一个文告，准备在明天元旦发表，现请岳军（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希望各位对它发表意见。”张群念完后，蒋介石先向李宗仁征求意见。李宗仁说：“我赞赏总统的原则立场，没有其他的意见。”

席上，CC分子发炮了，尤以谷正纲的态度最为慷慨激昂。他说，总裁不能为谋和而下野，而下野必导致人心涣散，士气消沉，后果不可收拾。谷正鼎、张道藩均支持此一主张。黄埔派一声不吭，仅萧同兹、范予遂赞成发表此一文告。蒋介石对谷正纲的发言，深感愤慨，他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所以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内的某一派系。”言外之意，即指蒋传中所说的广西派。其对白崇禧来电误会之深，于此已可概见。

① 见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第三卷，第三十四章。

次日，即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的文告在报端发表了。他在文告中明白表示 ：“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一切取决于国民之公意。”这是蒋介石在众目睽睽下首次提出愿意下野的态度。

四、黄绍竑赴香港晤中共代表

蒋介石对白崇禧两电主和，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以“冬”电复白氏曰：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涤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顾念民生之涂炭，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唯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党所算，则幸矣！

蒋介石要白崇禧“持以宁静”，“少安毋躁”，但白氏一点也不宁静，继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此时，白崇禧邀请华中五省参议会议长到汉口，要他们发出通电主和，其中以河南省议长刘积学的通电提及请蒋氏立即下野，以谢国人等措辞最为激烈。至于对白崇禧不肯就范，蒋介石深感头痛。一月三日，蒋氏不惜纡尊降贵地亲往傅厚岗访问李宗仁，望他能劝劝白崇禧，不要做得太过分。蒋介石说：“我会走开的，但退职，需要进行必要的部署，否则你上台后不好负责；深望健生亦喻此旨，共体时艰。”

此后，蒋介石不断接到情报，说白崇禧在武汉扣留运往广东和长江下游的武器和金银储备，各省民意代表仍集中在武汉，有所酝酿。蒋介石不得已决定派张群去汉口，对白崇禧进行缓冲。一月九日，张群偕黄绍竑飞抵汉口，随即对白崇禧传达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

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

二、我如果“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确实，白崇禧对于和平也没有把握。因此他听到张群于九日飞汉的消息后，立刻通知程思远电话告知在上海闲住的黄绍竑赶回南京，依期搭张群专机抵汉。及张群由汉赴湘晤程潜，白崇禧即向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包一专机，于一月十二日送黄绍竑去广州转往香港。黄氏此行目的，是找李济深出来斡旋和平。可是十分不巧，身为“民革”主席的李济深，已在圣诞节的次日让中共中央用专轮接到大连去了。后来，经过黄琪翔的穿针引线，黄绍竑终于同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见了面，并向潘氏面达白崇禧渴望实现和平之意。潘汉年当将此事转报，不久得到答复，要白崇禧派刘仲容经平汉路到石家庄一谈。但此一讯息辗转传递到汉口时，蒋介石已经宣布下野了。白崇禧认为李宗仁既经上台，武汉局部和平已无必要，转而倾向于全面和平。所以就不急于派刘仲容北上，只要他去香港买钓鱼用具。直到三月中，刘仲容才衔命首途北上石家庄。

事后经了解，蒋介石定一月二十一日下野，与黄绍竑去香港有其密切的关系。蒋介石派在香港特务那么多，黄绍竑蓦地从汉口到香港，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蒋经国在《负重致远》一书中对黄绍竑此行作了下面的推断：

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宗仁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看来，蒋介石对黄绍竑香港之行极其敏感。他一接到此项情报，就积极进行下野的部署。董显光在《蒋总统传》里提到蒋介石所以决定下野的原因，是鉴于“蒋总统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从此可知，蒋介石害怕白崇禧搞局部和平，才毅然决然地退居幕后，事逼处此，非得已也。

第十七章 蒋介石第三次引退前后

一、蒋介石在下野前的布置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司徒雷登曾往访蒋介石，表面上是探询蒋介石对于中共主席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的意见，实际上，是想了解蒋介石有无定下他的下野日期。但蒋氏对于个人进退问题讳莫如深，不肯表示，这使司徒雷登非常失望。

十五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在晚上去傅厚岗密访李宗仁，告以蒋介石尚待决定是否下野，李宗仁应速做准备，前往汉口与白崇禧会合，俾造成一种态势，逼蒋早日下台。美使馆已查悉蒋介石对李宗仁有暗杀布置，因此司徒雷登大使已把他的四引擎座机从上海调到南京，一旦时机成熟，将使李安全离开南京。十八日，李宗仁派程思远飞汉口，把这一讯息告诉白崇禧，白氏说：“张轸与刘伯承有联系，促我们武汉尽快有所行动，时机迫切，不容稍缓，恐怕我们不能等候德公来到了。”那时白崇禧左右有李品仙、 夏威、李任仁、刘斐、邱昌渭、韦永成、张任民、刘士毅等。此外，白崇禧还在汉口黄陂街永利银行楼上招待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地方高级干部周天贤、冠永吉、刘先云等十多人，他们都对白崇禧提出的“谋和备战”主张给予强力的支持。

十九日，蒋介石了解到武汉风云有点不对。同日下午四时，即约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陈立夫等谈话。蒋介石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过了半晌，没人搭腔。于是，蒋氏就一个一个地问。

吴铁城在被问到时，他回答说：“这问题关系重大，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蒋介石愤然地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十分明显又把这笔账记在白崇禧名分上。

最后，蒋介石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方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么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张治中推请邵力子起草，邵谦辞。蒋介石后来找陶希圣、陈方起草。

十九日，蒋介石令行政院发表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1902—1991，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48年晋升中将军衔。1949年底去台湾，后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参议。）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此外，蒋介石又以总统明令，委任薛岳继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朱绍良兼福州绥靖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这是蒋介石在下野前重施其惯常进行的人事调动，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把南京置于汤恩伯管辖之下。李宗仁形格势禁，即使他上台主和，又能够有什么作为呢？

二十日晚上，白崇禧在汉口三元里官邸召开会议。会上，白氏提出了李任仁起草的和平通电，准备明天见报，因为张轸催得太紧，不能再拖延了。正议论间，张治中打长途电话给白崇禧，说蒋介石决定明天下野，南京报纸已为此出了号外。俄顷，李宗仁也打电话来证实其事。白崇禧于是把议题集中在李宗仁上台以后的应有做法上。当晚决定了下面这件事：一、程思远和邱昌渭于二十一日飞返南京，助理一切；二、李宗仁在蒋介石离开以后，应继任总统，而不是代理总统职务；三、建议以张治中为行政院长，以利于和谈的开展；四、起用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军队；五、国民党应改组，清除保守势力，使与李济深领导的“民革”合流。

二、下野文告出了问题

一月二十一日，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把蒋介石、李宗仁两人的文告送来给李宗仁过目。李宗仁看了一遍，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签名交给吴忠信带回去。

下午二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行茶会，与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话别，蒋氏印发了他的下野文告在会上传阅。CC中常委潘公展、田昆山先后发言，他们指出蒋介石任总统是国民大会选出来的，他辞职也要由国大批准。在此以前下野则不能生效，因而主张把有关他下野的一句删去。蒋氏对此意见也点头同意，但孰料这样就出事了。

下午四时许，程思远、邱昌渭从汉口飞抵南京大校场机场，刚巧碰到李宗仁，他那时正来为蒋介石送行，遂同车入城到傅厚岗官邸。才坐定，白崇禧的长途电话来了。白氏盛气地对程思远说，他从广播里听到蒋介石要下野，唯文中没有一句关于他下野的话。这样，德公上台的地位便很不明确，他怎么能够负责下去呢？

白崇禧的电话刚放下，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他说，蒋介石的文告在今日下午举行的官邸茶会中，经过两个CC要求修改，最后决定把有关蒋介石下野的一段删掉了。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不下野，李先生怎能上台？大使对此深表关切，希望可予补救。

经过白崇禧、司徒雷登提醒，李宗仁才感到问题严重。程思远建议请张治中、吴忠信来商。一会儿，张文白、吴礼卿两人来到了。李宗仁把白健生、司徒雷登的意见转述一番，并愿听取他们两位的高见。

张治中说：“蒋、李两先生的文告，今天上午已经签过字，照理不能修改。所以在下午茶会中删去的话是不合法的。”

说到这里，张文白笑脸看着吴忠信说：“礼老，你是秘书长，可否请你把原有字句加上，以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

吴忠信听了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蓦地变色厉声对张治中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统交给我的文件，我无权修改。如果你们把难题强加于人，那我这个秘书长就不再干下去啰！”

吴忠信说完也不告辞，就拿着帽子匆匆而去，李宗仁、张治中面面相觑，不吭一声。

晚饭后，孙科来傅厚岗，向李宗仁提出例行的辞职。李氏以白崇禧虽建议由张治中组阁，但张氏力辞，所以李宗仁对孙科表示慰留。李宗仁随问孙科：“蒋先生的文告下午经过修改，应该如何补救？”

孙科说：“这是有关宪法解释问题，应请亮畴先生前来一谈。”亮畴即司法院长王宠惠，他是国民党的法界权威，提出《戡乱时期紧急条款》就是他的主意。

不多一刻，王宠惠来了。他说：“蒋先生这一文告，应当有‘引退’字样，但因为李先生的上台，尚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能认以‘代总统’名义行使职权。”王宠惠片言解决了问题，李宗仁邀他同去拜望张群，说明来意，张岳军遂摇长途电话到杭州找蒋说话，蒋倒很干脆，同意照原文补发。

李宗仁回到官邸以后，由程思远用电话告知中央社，说明理由，将蒋氏文告加入“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等句，重新播发，时为二十一日晚上九时。

程思远将重发文告一事用电话告知白崇禧，但白氏对李宗仁文告中所说：“宗仁依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一语，仍不满意，认为这个“代”字，意味着蒋介石的政治幽灵仍统治着南京政府。李宗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看来前途多艰，不能掉以轻心。

三、向美国人承认李宗仁的基本弱点

李宗仁上台以后，遭到左右两方面所施加的压力，首先他为企求和平，指示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1902—1987，抗日战争时期，任广东绥靖公署党政处处长。后任“国大”制宪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等。1949年初被国民党政府指派为国共和谈的五位代表之一，未去参加。旋迁居香港。1958年去台湾。）为和谈代表，等候中共方面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一月二十三日，中共的反应来了，新华社广播了一项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它尚在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彭昭贤为CC中委）；四、战犯必须惩治，连李宗仁也不能免。中共不承认南京政府的地位，那李宗仁代表什么呢？中共这一态度，削弱了李宗仁谋和的号召力量。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为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诚意，饬孙科的行政院办理七件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七项“祥和措施”，其中包括：一、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释放政治犯；三、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及撤销特种刑事法庭等。关于释放政治犯，最重要的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李宗仁能不能办到这一点，这是检验李氏掌握南京政府实际权力的温度表。

李宗仁对释放张、杨，虽竭尽全力，却迄无所成。事实证明，李氏只享有“代总统”的虚名，他毕竟缺乏指挥整个政府的统一权力。二十年来，蒋介石把党、政、军、财和特务大权一把抓在手里，他没有培植任何人分掌这些权力。李宗仁是地方实力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赖有白崇禧运筹帷幄，同蒋介石斗了二十年，迄今硕果仅存，已属十分侥幸，但若与蒋介石互争雄长，则终感力有未逮。

在军事上，尽管一月上旬于徐淮战败，杜聿明集团全军覆灭，但直到此时，蒋介石直属的中央军，人数仍然远远超过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蒋氏还拥有一支五十艘舰只的海军舰队，以及八个大队的空军。蒋介石在回到家乡溪口以后，还通过参谋总长顾祝同，收听军事报告，指挥部队调动，调整各级人事。

在财经上，蒋介石依靠去年八月十九日颁行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向全国人民和工商界敲骨吸髓似的搜刮到金银外汇四亿七千多万美元的财富。此时，这笔金钱都完全集中在上海中央银行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手里。不久，蒋介石又命令汤恩伯负责将这些财富运去台湾。其中，只留二千万元给汤恩伯，而李宗仁则一钱不名。

华府当局对此情况，看得一清二楚。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第十三章作了这样的分析：“我就职的那天，（蒋）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运往台湾。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李宗仁上台以后，有一事考虑未周，那就是李氏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赞成以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收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事关系重大，李宗仁没有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蒋介石下野以后，国民党要员已经星散了。但是李宗仁没有将此事征求行政院长孙科同意，这就引起了府、院之争。①又经溪口方面从中挑拨，于是孙阁大员就从一月二十八日起纷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到二月上旬，孙科违李宗仁之意，把行政院迁往广州。李宗仁枯守南京孤城，从此南方政府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月二十三日，美大使司徒雷登向艾奇逊国务卿提出了下列报告，反映李宗仁所遭遇的困难，其中也提到白崇禧的看法，报告说：

在李宗仁与以孙科为首的广东派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李是处于一个基本上脆弱的地位，因为他没有控制大部分军队，缺乏财政来源，而且没有取得蒋委员长和CC政客控制下的国民党官僚机构大部分人的忠顺支持。白崇禧总部向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要求美国援助时坦白承认了，甚至还相当夸大了这一基本弱点。

四、美方对何应钦不存好感

二月十二日，白崇禧派刘斐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议说：一国三公，四分五裂，不利于李宗仁的领导形象，兹主张缓和溪口，争取广州合作。李氏因韪其言，当即分别采取措施。

① “府”指总统府，“院”指行政院。

二月十四日，李宗仁派程思远专机去上海迎何应钦入京；张治中不久重新从兰州返宁；翁文灏答应继吴忠信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留沪立委联名电责孙科背弃代总统的罪行；监察院决定南京复会以支持李宗仁。所有这一切，大大加强了李宗仁的政治地位。

在各方面施加的压力下，孙科卒率他的行政院于三月初从广州返抵南京，孙科初愿局部改组内阁，意图恋栈。但孙科包庇他的如夫人蓝妮向中央信托局索回德国染料一案，事属违法乱纪。监察院准备对此提出弹劾，孙科看到势头不对，自动提出辞职，李宗仁于是接受白崇禧的推荐，提出何应钦继孙科任行政院长。

白崇禧因为在北伐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与何应钦合作得很好，所以一直对何氏寄予希望。时人对新阁人选也有好评，一个国民党中常委曾向何应钦致贺词说：“希望你与李、白团结奋斗，重演‘龙潭战役’的盛绩。”意指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首次下野后，孙传芳以全力从龙潭渡过长江偷袭南京，卒赖李、何、白三人忠诚合作，始能转危为安。

但美方对何应钦为人，却没有什么好感。三月十五日，司徒雷登对天津总领事转送天津总商会提出的备忘录，指出：“他们（指天津总商会）感到蒋委员长表面上的引退，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并没有起多少影响，特别是鉴于何应钦被选为新的行政院长一事，尤其如此。何应钦是把中国弄到目前这样可怜的地步的典型人物，他们相信，在此关头，对一个已经完蛋的政府作进一步的援助，将是没有用处的。他们觉得目前的局势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暂时我们应该采取旁观的政策。”这无异表明，到了此时，司徒雷登的态度已有根本的变化，他不对李宗仁政府抱有任何幻想了。

五、大局已定，主张蒋、李“摊牌”

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定于四月一日乘专机飞北平。李宗仁特于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在南京总统府子超楼举行茶会，为代表团话别，参加的为国民党在京中央常务委员，席上听了张治中溪口之行的报告。白崇禧、张群、阎锡山等亦参加了茶会。

张治中于三月二十九日到溪口见蒋介石，此行是他自动提出的。张氏以为：一、蒋介石虽下野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得协议，也没有用，所以事先必须征求蒋氏的意见。二、蒋介石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和谈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1895—1975，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兼文教组副组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团结委员等职。）都是国民党员，只有章士钊一个是党外人士，照理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所以李宗仁力促其行。

张治中说，二十九日，他到了溪口就同蒋介石单独谈。是日下午，蒋氏又和他及吴忠信三人从蒋氏下榻的蒋母墓庐沿山径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介石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张治中听了高兴地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次日，张氏把和谈“腹案”给他看，然而蒋介石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报告后，白崇禧第一个发言，他说：希望代表团坚持和谈“腹案”中所提“和谈开始之前，双方就地停战”的方针，先签订停战协定，然后再商谈和平条款。这就十分清楚，“就地停战”是白崇禧主和以来梦寐以求其实现的目的。在当前人民解放军居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代表团能够达成此一任务吗？不能不令人怀疑！

和谈代表团北上以后，四月四日晚上，程思远接到负责代表团交通工作的刘仲华（中共党员，长期在李宗仁身边当参议）来长途电话，要派一架专机明日到北平去接人。李宗仁原以为是代表团有人回来，谁知程思远去接机时，接到的却是李济深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和一位山东人刘子衡，据说后者与参谋总长顾祝同有密切关系。三月间，秘密北上的刘仲容也同机南下，因这几位避见新闻记者，故被宁、沪报纸称为“神秘客”，他们由刘仲容带去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下榻。晚上，就同李宗仁、白崇禧会晤。

李济深托朱蕴山带来一封亲笔信，函内略云此次和谈关系国家命运，李宗仁如因环境困难，一时不能签订和议，请把印信带在身边，随时都可补签。如此则将来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李宗仁将可出任政府副主席，健生所统率之部队，亦可得适当之照顾。这是和议开始前李济深先送来的一条讯息，目的在纾解李、白对大局发展的疑虑。白崇禧对李任潮来函所云丝毫不感兴趣。他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国共能不能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他私下问刘仲容：“我们可以接受中共的政治渡江；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不要渡江？”

“周恩来先生同我谈过，和议成立，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刘仲容说。

白崇禧断然地说：“如果中共坚持要渡江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谈呢！”

李宗仁、白崇禧对和谈不抱什么希望，在见到朱蕴山、刘仲容后已经有所决定了。

四月六日，李宗仁走访司徒雷登，要求他转达美国政府，垫请白银一批，以应南京政府紧急开支，并将美援最后一批的军火改运到广州港口卸货，以资装备广东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司徒雷登说：“尽管我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我知道台湾现存有三亿美元（实际是四亿多美元）的黄金、外汇，基隆仓库也满满地存有二万余吨的军火，政府似应予以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证明过去个人专制独裁的阴影，仍支配着中国的前途。最近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这种方式领导之下，欲谋对中共作有效的抵抗，是绝对办不到的。”言下之意，司徒雷登对李宗仁也准备撒手不管了。

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一切的情况下，白崇禧主张同蒋介石“摊牌”，即设法使蒋氏不愿放弃权力，就让他出来负责；蒋氏如不愿出面负责，就应当权力交给李宗仁。两者必居其一，不可拖泥带水。

四月十日，李宗仁请阎锡山、居正带一封亲笔函送往溪口给蒋介石，表示此种态度。函中强调指出：如蒋介石“再不采取适当步骤以终止此种混乱形势，则宗仁唯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蒋氏旋派张群来传话，说于十七日要李宗仁、白崇禧去杭州笕桥与蒋介石会晤，李、白因等候黄绍竑南来，不能依期成行，后来就有四月二十二日的杭州会谈。

六、蒋介石始终难舍权力

四月十六日，黄绍竑偕屈武携国共双方代表团拟订的和谈协议《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李宗仁、白崇禧看了，认为和议与“腹案”精神距离很大，同时规定签字最后限期为四月二十日，深有“哀的美敦书”的味道，决定交何应钦派专机送去给蒋介石。蒋氏一看，果然对张治中大骂不止。

四月十八日，白崇禧访司徒雷登时说：“代总统鉴于最近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即《国内和平协定》），和平已不可能，将向蒋委员长提出建议：要么由蒋先生复职；要么蒋先生离开中国，把一切权力和国家资金交给李宗仁支配。李代总统企图采取此一步骤，以结束由于蒋委员长在幕后操纵把持所造成的混乱局势。”

十七及十八日两晚，李宗仁邀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在傅厚岗举行会议。会上集中由白崇禧、黄绍竑两人发言，黄氏力言蒋介石有一个台湾可苟延残喘，吾人只有由德公签订和约才可谋自存之道。白崇禧说：“中共同意华中部队退到两广，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部队的整编只是时间迟早罢了。好像我们吃鸡一样，首先吃最好的部分，其后鸡头、鸡脚也要通通吃光……”次晚继续讨论，白崇禧仍不肯让步，他还责备没有坚持“腹案”精神，是最大的失职。卒无结果而散。

十九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决定以李宗仁、何应软名义发出“亥号”电给北平和谈代表团，申述“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将上述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二十日，黄绍竑在李宗仁官邸吃午饭，饭后他同张治中通了一次长途电话。张治中告诉他：“今夜零时，中共中央将下《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表明和谈已经破裂。”黄绍竑随向李宗仁说：“今日下午二时，我将乘吴铁城的专机去广州，晚上转乘火车去香港。”从此以后，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北京，他们才重新会晤。

四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约李宗仁在杭州会晤，并邀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参加，李宗仁仅偕程思远随往。专机一到杭州笕桥机场，蒋经国即邀程思远同俞济时以及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原任省主席陈仪因策动汤恩伯起义被扣）去西湖楼外楼午餐，饭后又沿湖滨马路浏览西湖景色，蒋经国途中似有怏怏惜别之意。

蒋经国送程思远回到笕桥航校时，见白崇禧匆匆从校内出来，他拉着程思远到他的军用专机旁，轻声地说：“天气不好，我要起飞了，否则今天赶不回武汉；你要提醒德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同蒋先生‘摊牌’。这意味着蒋先生不走开，德公就辞职，借此来对蒋先生施加压力。”

只是在整个杭州会谈中，都是蒋介石个人在自导自演。蒋氏要发表一篇联合宣言，表示反共到底。李宗仁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介石说：“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蒋介石又提出：要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要由李宗仁担任副主席。李宗仁警惕着这是蒋介石在新形势下从幕后重新走出前台的重要标志。但又不便公然反对，只好说：“我因和平而任代总统，也为和平失败而退职。”蒋介石说：“无论和战，都由你负责，我将予以积极支持。”

当晚，李宗仁仍回到南京，对于白崇禧提出同蒋介石“摊牌”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意图。四月二十三日，李宗仁由南京飞返桂林；蒋介石也于二十五日离开他的家乡溪口乘“太康”舰前往上海，二十七日，蒋介石从上海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发表文告称：“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司徒雷登对于蒋介石上述声明，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五月一日，他报告国务院说：“并无任何迹象足以说明他真正有意放弃他的权力。李宗仁和白崇禧日益苦恼。这一斗争恐将继续损伤政府的抵抗力。”

第十八章 蒋介石破坏白崇禧的守粤计划

一、促李宗仁赴粤主持中枢

李宗仁在杭州会谈时，曾与蒋介石、何应钦商定，以中共大军已经渡江，南京政府势须迁都广州。何应钦准备先到上海一行，然后由沪飞粤。李宗仁则答应由南京径飞广州。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夜，李宗仁邀程思远、李汉魂、邱昌渭等会商，鉴于广州目前是CC死硬派大本营，到那里不能有所作为，拟明日（二十三日）飞返桂林，静观形势发展，再定行止。

李宗仁于二十三日下午飞抵桂林以后，住在杉湖南岸自建的文明路一三〇号宅邸。行装甫卸，即派李汉魂、邱昌渭飞穗。并分别邀请张发奎与美驻华使馆代办路易士·克拉克来桂商谈今后做法。同时派程思远飞汉口接白崇禧返桂，共商大计。此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行动异常，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四月二十日，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各国驻华使节，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内，都已先后迁往广州，独司徒雷登这位美国大使，依旧留守南京，似将有所期待。据政治观察家透露，司徒雷登企欲通过他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当过燕京大学校长）的学生居中联系，能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话，转达美国准备承认新中国政府的意向。究竟司徒雷登能否达成此一任务，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一直到七月一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对此，华府当局的幻想破灭了，于是命令司徒雷登首途返国，同时由国务院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把国民党在国共战争中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蒋介石。

四月二十八日，程思远从桂林飞抵汉口。只见白崇禧正忙于同到上海的蒋介石通电话，其意欲蒋氏命令从长江南岸撤退的中央军向浙赣铁路线布防，而不要向福建沿海地区转移。白崇禧仍想取得蒋介石的合作，全力保卫岭南。但无论白氏如何努力，终不能同蒋介石通话，搞得白氏力竭声嘶，无可奈何！

四月二十九日，白崇禧偕程思远专机飞桂，临行时，汉口第四路空军司令罗机告诉白氏：衡阳、桂林正在下雨，能见度低，能否降陆，尚不可知。白崇禧归心似箭，嘱机师多带油，下午三时起飞。到桂林上空时，果见乌云弥漫，而柳州也是一样，即命改飞广州。到时已万家灯火，即在天河机场降落。

当晚白崇禧住广州东山六横路他的妻舅马仲孚家。程思远住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经理丁世祺家。白崇禧行装甫卸，即由李汉魂陪同去访何应钦。何氏对白崇禧大发牢骚，说李德公是“国家元首”，目前不到行都广州，而远远地躲到桂林去，简直不成体统。现中央常会在广州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派居正、阎锡山、李文范赴桂劝驾，请白氏从旁施加影响，请德公早日来粤主持中枢。白崇禧也觉得李宗仁局处桂林不是办法，因为他总是一个代总统嘛！

五月二日，白崇禧偕中央劝驾大员居正等飞抵桂林，白氏到后赴文明路一三〇号访李宗仁。李宗仁说：“已准备好一份书面材料，略谓蒋介石既不愿复职，则应将台湾所存国家财富和美援军火运到广州，交由政府支配，最后并请蒋氏出国考察，俾政府得以行使其应有的权力。”白崇禧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意见。”他主张将此一文件交来桂中央大员带粤转交给蒋介石。

五月三日，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看了李宗仁提出的书面材料，对它的内容完全同意，居正要求把它改为《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即日下午四时，居正等一行三人飞返广州。四日上午，白崇禧接张发奎长途电话说：“何应钦已写信把‘谈话记录’用专机送去上海给蒋先生。”

五月五日，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何应钦，派专机送到广州，这封信是蒋氏对李宗仁所提要求的总答复。其中要点有：

——对库存金银，谓在职时，已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

——对储美械，谓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

蒋介石对于存台金银外汇及美援军火，推得一干二净，说是未尝与闻，其谁信之！至于李宗仁要他出国，不禁大动肝火，借此大发脾气。蒋氏在致何应钦函中写道：

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即吴忠信）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逼我出国亡命（按：指三月初张治中曾去溪口劝蒋氏出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指白崇禧发出“亥敬”、“亥全”两电），乃指我妨碍和平（此言实出自傅泾波之口），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贾我牵掣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交，牵掣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亦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今日困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城非始料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掣政府，故世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五月六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常会作出决议，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为迎李专使，将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信带到桂林给李宗仁。白崇禧看到蒋函中所说“遁世远引”一语，认为值得推敲。沉吟了一会儿，即对李宗仁说：“蒋介石并非不想出山，他所以愿意下野，是想争取时间，以备卷土重来。德公早日去广州负责，就可防止蒋委员长东山再起。”

经过白崇禧这么一说，李宗仁遂于五月八日上午十时偕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等分乘“追云”、“自强”两架专机飞粤。薛岳匆忙间没有替李宗仁准备住所，遂将中华北路迎宾馆作为代总统官邸。

二、财政无着，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五月中旬，白崇禧将华中部队撤到湖南，长官公署设长江。在南移中，华中副军政长官张轸率所部官兵二万，在贺胜桥宣布起义。在蒋介石下野前夕，张轸曾替白崇禧与刘伯承联系，他至今而有此一行动，是可以理解的。

李宗仁到广州后，何应钦对他诉苦：财政上毫无办法。那时蒋介石正泛舟浪游于舟山群岛之间，实行其“遁世远引”的誓言，对李宗仁政府索性撒手不管了。

白崇禧到广州对何应钦说：广西自一九四八年实行田赋征实征借办法，征一借半，很有成绩，如果各省能够效法，这是解决当前经济自给的可行措施。何应钦听了深感兴趣，遂于五月十六日在广州召集财粮会议。

在财粮会上，何应钦首先介绍了广西的经验。接着，他说如西南各省能实行征实征借，即可解决军实问题。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都表示异议，认为广西这套办法，在川黔两省行不通。白崇禧提议，由政府发行“粮券”，收购民间余粮，也没有人赞同。

二十日，会议专门讨论财政问题，徐堪说金元券现仅在广州、重庆可以行使，其他地区已成废纸。币制必须再行改革。财政部长刘攻芸说，台湾现存有四亿多美元外汇，尽可以此为储备发行新币。但席上没有人敢于向蒋介石提出此项要求。因此白崇禧建议召开的财粮会议卒无结果而散。

二十日晚上，广东实力派首脑人物陈济棠、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四人在广州东山梅花村三十二号陈济棠公馆宴请白崇禧，李汉魂、黄旭初作陪。席上，粤方将领提出了经营海南岛的重要性、紧迫性；并主张以邓龙光出任广东绥署南路行署主任，作为经营海南的准备。此事没有引起白崇禧高度的重视，极为失策。如果他早注意及此，则以后华中部队的结局，将可免于全部被歼的命运。

何应钦鉴于财政问题没法解决，于五月下旬向李宗仁坚辞行政院长职务，五月三十日，李宗仁决定以居正组阁。三十日，立法院行使同意权，仅以一票之差，未得通过。六月二日，李宗仁屈服于CC立法委员的压力，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最后，立法院以二百票赞成、五十票反对而得到通过。

李宗仁在与阎锡山商量组阁名单时，提出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刘航琛为经济部长、张发奎为侨务委员长。六月三日，阎锡山去台北请蒋介石批准，蒋氏否决了白崇禧、张发奎两人参加新阁，而以徐堪出任财政部长。这意味着蒋介石以钱袋为后盾，支持阎锡山。阎氏则以蒋介石为后台，自兼国防部长。这是蒋介石破坏两广团结，破坏白崇禧军保卫广州的第一招。

三、守粤只能靠白崇禧的三个军

六月十二日，和谈代表刘斐秘密到了广州，在迎宾馆官邸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他带来章士钊、邵力子给李宗仁的一封信，信里狠狠地批评了李宗仁。李氏阅信后，十分感动。因为李宗仁发动和谈时，中共方面以李氏没有代表性，原来不想理睬他。后来章士钊、邵力子受李宗仁之托，在二月间飞北平呼吁和平，章行严（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私谊，经他一再陈情，中共始肯以李宗仁为对手，而和谈之门乃启。不意李宗仁后来屈于强硬派的压力，不签和议协议，有负于章行严者多矣！

刘斐在李、白前批评李宗仁来广州当蒋介石反共工具的错误。他说：“在目前情形之下，国人将以蒋李互为表里，演双簧戏，过去国人之所以恨蒋者，亦将以恨李；而蒋氏亦以德公如此贴服，原来是银样蜡枪头，一钱不值，如此局势，政治无从改革，军队不能整理，不出三五个月，必然全面瓦解，为天下笑！”①

刘斐此行，负有政治的任务：建议李宗仁引咎自责，将蒋介石于幕后破坏和谈的事实公告天下，希望取得国人的谅解；而后李宗仁将西南局面交给白崇禧，白氏将以实力企求和平，希望整个西南免于战祸。

如果白崇禧还想与中共妥协，则刘斐此次南来，是一个最后机会。因为那时西南还拥有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等省，白崇禧若能登高一呼，必然引起西南各省军政首长的响应。唯白崇禧并无此意，他对军事前途也毫无把握，只想对历史负责，表明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这与黄绍竑大异其趣。五月二日，白氏在邀程思远到桂林他的榕湖公馆谈话时，郑重地说明了这一点。

① 隐士：《蒋李关系与中国》，第一三二页，香港自由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刘斐没有说服白崇禧，颓然返港。刘斐辞出后，李宗仁对白崇禧说：“怎样？你手中还有皇牌呢？”意指白氏手中还有广西完整的三个军。如果白氏真想妥协，他个人没有意见。白崇禧说：“为章（刘斐）的想法过于天真，完全不值得考虑。”

六月十八日，吴铁城告李宗仁。十九日，“中常会”在绥署楼上会议厅举行，讨论军事问题。李宗仁特嘱程思远届时出席。（程思远是“中常委”委员）当天会上除在粤中常委外，阎锡山、顾祝同和参谋次长萧毅肃均列席。顾祝同报告上海、西安失守以后的军事形势，萧毅肃作了补充。

吴铁城听报告后第一个发言，他说：“国防部没有保卫广东的决心和计划，汤恩伯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为什么调去福建而不调来广东？从青岛撤出来的刘安祺兵团三个军为什么调去海南岛而不调到粤北？国防部只准备防守沿海一些岛屿，而对如何保卫广东则根本不在它的设想之中，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

吴铁城还说：“须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孙总理于民国六年南下护法；于民国十年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民国十二年成立大本营；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均以广东为建立领导中心。广东为岭南重镇，与东南亚华侨息息相通，若将广东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没有作出严密防守的计划，则我们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并对海内外人心引起重大的影响。”

吴铁城明知国防部的兵力部署，都是出自蒋介石的决定，所以进攻矛头，实是针对蒋介石。吴氏到台湾后再不受到重用，与此大有关系。吴氏说话后，马超俊继起发言，赞同他的看法。

萧毅肃起立答复说：“将来保卫广东，只能倚靠白崇禧长官所属的广西部队三个军。”顾祝同补充说：“所有兵力部署和调拨均出自总裁的决定。”人们看到，还是蒋介石在幕后调度一切，那有什么好说呢？结果会议卒无结果而散。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国民党向来如此。

实际上，萧毅肃所云，广东倚靠白崇禧三个军来保卫，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根本没有做到，因为蒋介石蓄谋破坏这一计划。

四、蒋介石一再反对白崇禧出掌国防

六月底，白崇禧约在广州的程思远、李汉魂、邱昌渭去长沙。白氏亲到机场迎接，招待他们在“乐陶大厦”下榻。次日又派专机去桂林接李品仙、黄旭初来湘。这是华中部队进入湖南以后第一次盛会。会谈中心是保卫广东问题。

白崇禧说：“华中部队必须进入广东，广州这个政治中心才能保卫下来。但桂军调粤又需要由国防部下达命令，因此我们掌握国防部为形势所必需。”李品仙说：“只有健公重新主持国防，才能使华中部队南下广东。”于是，决定派李品仙于七月三日飞广州，向李宗仁提出此项意见。

李宗仁早有此意，但是力不从心。李宗仁找到阎锡山的心腹贾景德，要他向阎氏痛陈利害，以白崇禧出掌国防完全出于保卫广东的考虑。但阎锡山说：他兼掌国防，乃总裁的决定，没有总裁批准，他不敢有所更动。阎氏对此不肯通融，使李宗仁无计可施。

那时，白崇禧与美国太平洋舰队白吉尔有联系。较早以前，白吉尔从青岛派了他的侍从副官马介廉携来一个收发报机和密电本。从此两白通报频仍。白吉尔通知白崇禧，美国国会在暑期休会以前，通过一项七千五百万美元用于中国一般地区的计划，如白崇禧部能进入广东，白吉尔将通过海道运输，给白部以充分补给和供应，所以白崇禧急于率部入粤，是可以理解的。

蒋介石可能注意到这一点。七月十四日，他率蒋经国、黄少谷、谷正纲等访粤，在广州举行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十六日，在“中常会”上，蒋介石提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意味着把“中常会”撇在一旁）。该会由他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张群、阎锡山、吴铁城、朱家骅、吴忠信、陈立夫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为正副秘书长。这是站在前台指手画脚的首要部署。

十四日下午四时，蒋介石又在东山梅花村三十二号召开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以张群为西南分会主席，以陈诚为东南分会主席。同时，蒋介石又在会上提出以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闽、浙、台、粤、海南岛等地区。蒋介石把广东、海南岛划归陈诚管辖，是则白崇禧之不能染指岭南，意甚明矣。

李宗仁以白崇禧出掌国防一事迄未解决，于七月二十八日特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会晤。蒋介石对李宗仁说，他所以不主张白键生重掌国防，是因为胡宗南、宋希濂两人反对。此时，蒋氏正集中胡、宋两部，意图防守川康。他以为抗日战争后期，曾以四川为最后基地，又想历史重演。但时代环境不同，他在大陆的日子已指日可数了。

八月初，白崇禧受到湖南军政首长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冲击，处境更为不妙。此时他把指挥重心迁到衡阳，仍图待机入粤。白吉尔于八月中由香港到广州，与白崇禧会谈，重申华中部队如能开到广州，他将尽力保障供给。八月二十日，李宗仁、白崇禧、薛岳、余汉谋举行会议，决定以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统一指挥粤境所有部队。八月二十三日，李宗仁以代总统命令发表了这一任命。在考虑此一问题时，余汉谋说过，他是否就职，以白崇禧部能不能入粤为先决条件。后来，余幄奇（余汉谋）看到，白部开粤无望，卒不就职。

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从重庆绕道昆明飞抵广州，他稍事休息，即邀白崇禧到黄埔闭室密谈。蒋介石说：“回顾当年北伐出师，你当了我的参谋长，我们两人精诚团结，合作无间，所以能够取得全国统一。其后我们两人分道扬镳，以致同室操戈。及‘七七’卢沟桥事变，我们两人又携手合作并肩作战，终于获致抗战的胜利。有了这些历史教训，使我个人深信，今后局势无论如何困难，只要我们两人同心同德，彻底合作，则事尚有可为。”蒋氏这一席话，引起了白崇禧内心的共鸣。他后来对李宗仁谈到此事时，不禁慨然地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

蒋介石对白崇禧提出了他的防守西南计划：以从陕西后撤的胡宗南部保卫川北；以宋希濂部屏障川东；华中所属黄杰兵团增援贵州，使川黔能与两广联系起来；华中其余张淦兵团、徐启明兵团和鲁道源兵团则兼顾湘南粤北；驻海南岛的刘安祺兵团可调两个军到广州驻防。依照蒋介石这样的部署，实际上不以保粤为重点，即以守川为重点，并且兵力分散，弱点毕呈。白崇禧此时所掌握的部队，有战斗力的仅为广西的三个军，而且还要兼顾湘粤，力有未逮。白崇禧最初打算以主力先击退进犯粤北之敌，然后回师衡阳。李宗仁说，现在是强弱悬殊，此举过于冒险。结果白崇禧决定置两个军在衡阳作机动使用，以一个军置乐昌、仁化间以助粤。但因刘安祺兵团仅有一个军从雷州半岛北上，这无异使广州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蒋介石蓄意放弃广东，明若观火。

九月二十九日，广东省各界代表慰劳团到衡阳向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劳军，一送犒费就是银圆十万元，这表达了他们渴望白部开粤的殷切。但白崇禧感于形格势禁，终于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广州，李宗仁感于蒋介石破坏他的守粤计划，以致白崇禧部不能调粤，深表愤慨。此时他接到报告，说蒋介石给了汤恩伯一条手令，责成汤氏押送福州绥靖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到台北，并以汤氏继任朱绍良的职务。这事未经通报李宗仁，也没有经过行政院任命。十月一日，李宗仁发表声明，指福建军政人事调动，系私自授受，绝不承认。这是蒋、李关系进入破裂边缘的标志。

神州南北，政治气氛何其如此判若天渊！

十月六日，人民解放军从赣南攻占曲江，同时左翼由芷江指向通道，有由两翼包抄广西态势。七日，白崇禧令所属华中部队向广西撤退。他徘徊于湘粤边境达三个月之久，所期待的是想最终目的能到广州。终因蒋介石从中作梗，致未能实现其黄粱美梦。

十月十日，李宗仁宣布迁都重庆。七月十三日，李宗仁从广州飞重庆，在桂林机场约晤白崇禧。白氏对李宗仁说：“德公去渝是一时权宜之计，稍迟当设法赴美治疗胃溃疡宿疾。”

第十九章 白崇禧部队在广西全军覆没

一、赴渝调处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白崇禧将所部从衡阳撤回广西以后，以鲁道源第十一兵团守湘桂路正面。以黄杰的第一兵团守三江担任左翼，一部驰援黔东。以徐启明兵团守龙虎江，担任右翼。张淦兵团驻平乐、荔浦整补。

十月十五日，前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前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从香港电白崇禧：“黄启汉抵港，负有和平使命，北京对广西尚留有余地，请审时度势，进行妥协。”这是刘斐于六月中南来以后，北京第二次对白崇禧发出的讯息。但白崇禧此时的心态，除了准备对历史交代以外，不作其他考虑。

十月二十六日，白崇禧召集李品仙、夏威（副长官）、黄旭初（广西省政府主席）、徐祖诒（参谋长）、张淦（第三兵团司令）等到桂林榕湖公馆开会，商讨今后战略问题。大家均以为应确保云南、桂西南、雷州半岛、海南岛，并控制粤北，即派一个师去龙州，但后续的部署没有跟上，二十七日白崇禧即应李宗仁之邀前往重庆，一切具体措置都停顿下来了。

李宗仁为什么邀白崇禧来渝会晤呢？原来吴忠信于十月下旬从台北到了重庆。一天，吴礼卿对李宗仁说：“现在西南面临的军事形势非常严重，为德公计，何不去电邀请总裁前来重庆坐镇？”李宗仁说：“蒋先生这几个月飞来飞去，从来不要我促驾，现在为何要有此一举？”

吴忠信不能自圆其说，就亮出他的底牌，要李宗仁知难而退，并参与对蒋“劝进”。李宗仁一闻此言，不禁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在幕后控制，把局面搞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职，那就复职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李宗仁将此事提出来同白崇禧商量，白氏经过这几天同张群、朱家骅进行了一连串的接触。十一月二日晚上，请李宗仁约一些高级幕僚李汉魂、刘士毅、邱昌渭等到上清寺一〇二号官邸会齐，听取他的建议。刚巧程思远于是日从香港飞抵重庆，也参加会议。

开会时，李宗仁问程思远：“香港有什么消息？”程氏说，最近蒋廷黻（1895—1965，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1935年蒋廷黻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党政府，从此离开清华大学。后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给顾孟余写信，告诉他下面几件事：蒋廷黻发起要成立中国民主党，要顾孟余共同推动。美国务院在十月初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商讨新的对华政策，由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无任所大使吉赛普主持。会议分两组进行，其由对外政策协会罗申格和拉铁摩尔负责召集的一组，主张美国立即承认新中国，吉赛普站在该组的立场。至于由共和党人史塔生州长召集的一组，则认为应静观一个时期再行制定新的政策。艾奇逊将此问题提出与司徒雷登商量，后者主张应暂订一个过渡时期的对台政策，为了配合国务院既定的不援蒋的方针，台湾地方政权应由陈诚交出，由吴国桢负责。而以后者作为支援的对象。蒋廷黻了解到这些情况，所以立心要成立中国民主党使它成为国民党的反对党，而企望最终能够代替国民党。另外蒋介石邀胡适返台，向他征询如果前者复职可能引起美方什么反响，等等。

吴国桢

李宗仁对蒋介石酝酿复职作了详尽的阐述，并申明了他不劝进的立场。白崇禧以和解的口气说：“总结十个月来的经验，蒋介石既不肯放手，我们也不能自行其是，长此僵持下去，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挽救危局呢？我建议德公去昆明小住，由我出来调处，看看是否能够达成妥协。”李宗仁同意了白崇禧这个建议。

十一月三日，李宗仁召开中央非常委员会临时会议。会上，李宗仁说，他要到昆明巡视，并邀张群、洪兰友同行。张、洪两人当场答应了。当日下午一时十分，李宗仁偕张群、洪兰友乘“天雄”号专机飞昆明，白崇禧到九龙坡飞机场送行。回城时，他特邀程思远、邱昌渭同车到其神仙洞住处午餐。饭后，白崇禧要程、邱两人去找交通部长端木杰，要后者约吴忠信来神仙洞同白崇禧一谈。原来端木杰当交通部长，是吴忠信提名的，当时吴在广州、重庆的一切生活开支，都是由端木杰供给的，他们两人关系异常密切。

十一月四日，白崇禧拟订了一个蒋、李妥协方案交给吴忠信，其中要点包括：

一、蒋介石复职；

二、李宗仁出国；

三、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当日下午白崇禧从重庆飞返桂林。

十一月九日上午，端木杰到重庆国府路学田湾访程思远、邱昌渭，传达了吴忠信得到台北方面对白崇禧所提方案的答复：

一、蒋介石同意复职；

二、李宗仁不能出国，因为蒋介石怀疑李宗仁到海外后将进行反蒋活动；

三、白崇禧可以任行政院长，但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

如果蒋介石不同意李宗仁出国的话，那么李氏凭什么答应同蒋介石妥协呢？至此，白崇禧的居中调处活动，卒无所成。

二、李宗仁赴美就医，白崇禧应邀到渝解释

十一月九日上午十时，程思远从重庆飞昆明，向李宗仁报告白崇禧的调停活动及其结果。此时，李氏住五华山省府主席官邸，受到卢汉主席的礼遇。

十日上午，李宗仁邀程思远登省府大楼天台，在那里远眺龙门和滇池，山光水色，清晰可见。李宗仁一面在散步，一面对程倾吐他的个人想法。他说：“健生的一些做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我则对蒋介石不寄予任何幻想，因为我太了解他了。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唯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歃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记得一九二八年九月，蒋介石一面命健生代行总司令职权，用兵冀东；一面派刘兴（唐生智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北上夺军，授给刘的密令：‘如果抓到白健生就把他杀了。’其人阴险狠毒，一至于此。所以台湾我是不去的。目前唯一的一条退路就是去美国，我们将从这里径飞广西，为此准备一切。”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李宗仁偕程思远、王鸿韶、黄雪邨等乘“天雄”号专机飞桂林，白崇禧偕李品仙、黄杰、夏威到秧塘机场迎接。当晚李宗仁下榻文明路一三〇号私邸。

十二日，李宗仁派“天雄”号机去南宁接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来桂。当晚李宗仁邀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等在文明路私邸会晤，商谈今后进退问题。白崇禧提出两个方案：甲案是联合桂、滇、黔和海南岛自成一个局面，和蒋介石划清界线；乙案是李宗仁出洋，西南局面交白崇禧妥筹善后。

十三日，继续会商，李宗仁对白崇禧提出的甲案认为窒碍难行，因为西南人心士气已经崩溃，而部队数量和质量也远非人民解放军的敌手。所谓“自力更生”是不足恃的。他本人坚决赴美治病，桂局由白长官独力支撑，便宜行事。至此，白崇禧也终于赞成李宗仁出国，唯建议李氏在赴港前先飞海南岛晤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人话别。

十四日下午二时，李宗仁偕李品仙、黄旭初、程思远乘“天雄”号机飞南宁，到时住水西门前广西省政府旧址。晚上八时，白崇禧从桂林打电话告李宗仁：蒋介石已于今日下午三时从台北飞抵重庆，他一到即约晤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参事长刘士毅，请转向李宗仁代总统促驾，来渝共商大计。蒋并亲电白崇禧：“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飞渝，甚望德邻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促命驾。”十五日，李宗仁飞海口，因天气恶劣，中途折回，延至十六日再往。十七日，李宗仁决定派程思远去香港为其出国准备一切。

十九日，白崇禧从桂林飞南宁，对李宗仁说：“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

“不必。”李宗仁答，“依法代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阎百川。”白崇禧终亦同意此一做法。

十一月二十日，李宗仁乘包机飞港，并即日住进香港半山太和医院，表示此行专为治病。当日下午二时，白崇禧飞抵重庆。三时半，赴“林园”谒蒋介石，报告李宗仁已于今日上午十一时飞抵香港。蒋介石听后不胜骇异，他实在料想不到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掷也。当晚，白崇禧通过广播电台，发表了下面的谈话：

本人于前（十八日）奉总裁电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驾返渝，共商国是。奉电后，遵于昨（十九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请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至表感谢。唯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邕后，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统已于今（二十日）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兹艰危时会，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与总裁及政府同人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

十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再约白崇禧到“林园”谈话，谓：“已决定派居正、朱家骅等四人赴港挽留德邻，请你告诉他，我决不在此时‘复行视事’，但必须德邻立即回重庆来，待商定对内对外大计后未尝不可以出国。”白崇禧应承转达此意，但不能强其返渝。盖就白氏本人所知，李宗仁已坚拒同蒋介石合作了。

三、白崇禧精锐大部被歼，余部退入越南

十一月四日，白崇禧从重庆飞返桂林，他留渝一周，耽搁了许多宝贵时间，实属得不偿失。

五日，白崇禧在榕湖公馆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有华中军政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及参谋长徐祖诒、副参谋长赖光大、第一兵团司令黄杰、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第十兵团司令徐启明、第十一兵团司令鲁道源等人。

会上提出了两个今后军事行动的方案：

甲案——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

乙案——向西行动，转移至黔滇边境，进入云南。

会上，对向南或向西行动，权衡利害，反复陈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总之来说，黄杰、李品仙主张采用乙案，即向西行动，早日集中于龙州、百色。而其余各人则支持甲案，主张到雷州半岛运往海南岛。因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遂决定交由白崇禧裁决，而白氏则主张采用甲案。

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华南的部队有十九个军，总兵力达五十五万人，装备是第一流的，所有武器，都是得自辽沈战役中国民党的美械部队；而白崇禧所统率的四个兵团，总数只有三十万人，兵力较对方减少一半，而装备也非其敌。白崇禧此时的决策，当以脱离接触，保全实力为上策，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兵贵神速，其行动应如脱兔，白崇禧在执行向南行动时，部队前进没有达计划的要求，此外蒋介石居心叵测，蓄意破坏，也使白氏难以贯彻其初衷。蒋介石到重庆后，十一月十六日召黄杰往见，黄杰谒见蒋介石后即电白崇禧：“总裁令职部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有力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第一兵团兼顾贵州，完全打乱了白崇禧的进军计划。

白崇禧接黄杰电后，即同意以第一兵团一部驰援黔东，策应刘嘉树第十七兵团作战；同时命令张淦第三兵团南下，指向陆川、廉江、遂溪；鲁道源第十一兵团向信宜、茂名前进，均以占领雷州半岛进而与海南岛联系为目标。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移向武宣、桂平、贵县；黄杰的第五十六军防守柳州北面三江，第一兵团余部担任桂柳的掩护。

十一月初，人民解放军开始进攻贵州及广东南路，似对广西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态势，而意在吸引华中部队在广西境内进行决战。此时白崇禧正在重庆与李宗仁会晤，未能专心致志于军事，以致贻误戎机。十一月中旬，黄杰兵团援黔的一部，未到而贵阳已失，白崇禧调该部回防柳州以北地区。十一月二十日，人民解放军从中路开始进攻桂北。二十一日，在小榕江击破了黄杰的七十一军。二十二日，桂林失守。此时，另一路解放军从湘西山区小径冲入三江，长驱南下，沿途遭遇抵抗甚微。二十四日，就到了沙埔。是日，白崇禧正因李宗仁出国事赴渝谒见蒋介石归来，军机降落柳州机场后，甫闻沙埔已失，而柳州又无守军，遂转飞南宁。二十五日，柳州、梧州同时解放。

十一月二十六日，鲁道源兵团先头部队在向信宜途中与人民解放军遭遇，发生激战，兵团司令胡若愚（1894—1949，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兵团上将司令官。1948年初，为了支持李宗仁竞选总统，当上第一届国大代表，11月底在桂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毙，所部全军覆灭。）阵亡，所部仓皇后撤，致张淦兵团暴露于人民解放军攻击之前。

张淦统率的第三兵团，是广西部队的精锐。张淦年纪大了，嗅觉不灵，所部在二十四日已经到达郁林，他毫无必要下令部队在郁林休息三日。及向雷州半岛进军，又不使用劲旅第七军，而以新编的第二十六军为先头部队，该军韦介伯师一遇游击队袭击，即畏缩不前。后经张淦亲往指挥，始得通过。但此时鲁道源兵团败军不断由信宜方面溃退下来，第三兵团左翼受到致命的威胁。遂放弃进军雷州半岛的打算，而仓皇向西撤退。此时，始知白崇禧裁定的向南行动计划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如果是采取向西行动的话，则第三兵团主力已越过南宁以西地区了。

十一月三十日，张淦向西撤退到博白，但却麻痹大意，不派得力部队担任警戒。十二月一日凌晨，人民解放军从郁林方面追来，在没有严密戒备的情况下攻入他的兵团司令部，张淦在床底下让解放军搜出来，就这样被俘了。随而所属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二六军失去了统一的指挥，遂被解放军各个击破。不久，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亦被俘，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1905—，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兵团第一二六军少将军长。）带了少数部队向西撤退，后来辗转进入越南。白崇禧自统一广西时组成、后在北伐抗战中立下卓著战功的桂军精锐，至此全部被歼，这是他一生命运走到一个新转折点。

起初，白崇禧以张淦兵团情况不明，正打算派李品仙乘军机飞往郁林五属视察。十二月三日上午八时，李品仙正准备出发，白崇禧忽接第一兵团司令黄杰从邕宾公路上的二塘打来电话，告以十二月二日宾阳已现敌踪，他派第十四军成军长守昆仑关。战况急转直下，白崇禧立即关照黄旭初即做离邕飞海南岛准备。白崇禧于三日十时从南宁乘军机起飞，十一时在海南岛降陆，自此离开了中国大陆。白氏离邕前嘱李品仙改飞防城设指挥所。

十二月四日中午，陈济棠约白崇禧到海南行政长官公署宴叙。在座的有薛岳、余汉谋、夏威、黄旭初等。白崇禧说，他决定当晚乘军舰去龙门港，看看有多少部队能够集结到那里，希望海南长官公署尽可能调度一切舰只开到龙门港接应。白崇禧原以为徐启明的第十兵团是有可能到北海的。

十二月四日到十二月七日，白崇禧先后接夏威从海口、黄杰从思乐打来的电话，了解到南宁于十二月五日失守，徐启明第十兵团的第四十六军在那隆、第一二五军在武利遭到从南丹、河池、东兰西进的解放军截击，损失惨重。后又在大寺、上思一带，被解放军截为数段，全军溃散。第一二五军军长陈凯荣、第四十六军第三三〇师师长秦国祥均被俘。徐启明与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1897—1962，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高参。）率残部向龙州方向后撤，黄杰还在电话中告白崇禧，第一兵团后卫部队第七十一军在西撤途中全部被击溃，军长熊新民被俘。七日，白崇禧从龙门港电明江黄杰并转徐启明：“各部应轻装分散，保全实力，必要时退入越南。”这是白崇禧最后向部队发出的一份电报。

十二月九日晚，白崇禧乘舰返抵海口，李品仙亦相偕归来。他们在龙门港白白等了几天，并没有接到任何部队。原来在邕钦路上，受到人民解放军的两路压力：一路从灵山、合浦向西；一路从南宁向南，所有沿邕钦路撤退的部队和军眷，均在途中被击散或被俘。

据后来了解，从广西退入越南的部队，有黄杰第一兵团一部，第三兵团第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一部和第十兵团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一部，总数有三万余人。入越后即被解除武装，后送富国岛，一九五二年运往台湾。

第二十章 在台北度过不愉快的晚年

一、去台北给蒋介石劝进

广西部队在桂南覆灭的讯息，李宗仁并不知道。十二月五日，李宗仁从香港飞美就医，行前还嘱程思远带其亲笔信去海口给白崇禧，要白氏将部队集中海南，候他做完胃溃疡割治手术，即当立即归来，共商进止大计。程思远到海口后，始知白氏已将政治本钱输光，至此李宗仁不得不另谋出路。

十二月十日，四川军政大员刘文辉、邓锡侯，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同时宣布起义，蒋介石见变生肘腋，仓皇飞返台北。蒋氏随即派前军政部军需署长陈良带去金砖数万两到海口给白崇禧，说是清发所欠华中部队的军费。另外，又派广西容县人黄埔军校二期生、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带其亲笔函飞往海口面交白氏，意邀其赴台一谈，并将有所借重。

白崇禧接蒋函后，于十二月十五日电正在纽约长老院的李宗仁：“蒋曾劝禧往晤，意在劝进。仙（即李品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并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职问题。”因为白崇禧明知蒋介石复职是时间迟早问题，不得不对李宗仁暗示，要他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十二月二十四日，李品仙和华中长官公署参谋长徐祖诒受白崇禧之托，飞台谒蒋，意在探询蒋介石邀白氏赴台的真意，以及蒋氏对复职的态度。二十五日，白崇禧收到李、徐提供的讯息，并于翌日再由海口致李宗仁一电：

鹤龄（李品仙）、燕谋（徐祖诒）电：在台与各方谈话结论，蒋复职事与德公今后做法有关：甲、德公病愈而辞代总统，则介公（指蒋）复职；乙、病愈即回国，愿效林子超（林森任国府主席，只是一个傀儡，不负政治责任），介公或不复职；病愈不辞又不返，对德公最为不利。

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在蒋介石函电交驰的促驾下，终于从海口飞到台北去了。这是一项极其轻率的决定，以白崇禧在过去二十二年中，曾经三次逼蒋下野，蒋介石对他自然恨得刻骨铭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所以不立刻对他下手，是因为李宗仁在海外进行反蒋活动，白崇禧还有可供利用的余地。但这一次进入台湾就休想再出来了。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六日，白崇禧从台北电李宗仁，指出六条出路，其中包括辞去代总统，仍任副总统，请蒋介石复职等等。那时，李宗仁通过他的驻美外交顾问甘介侯和前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克拉布等提供的消息。正深切注意杜鲁门政府正在酝酿制定新的对台政策，主要的如：一、美压迫蒋介石以吴国桢来代替陈诚，蒋介石被迫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二、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国务院向驻外外交代表分发了一项“备忘录”，要他们为台湾随时落入中国手中做思想准备；三、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鲁门正式发表声明：“美国不采取足以涉入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李宗仁了解这些情况，自然对白崇禧的来电建议无动于衷。

一月十八日，白崇禧接到李宗仁的秘书黄雪邨来电，作为对白氏在十六日去电的答复内容如下：

一、德公割治虽经过良好，但身体尚未复原，故一时不能返国；二、职位问题，德公固愿引退，唯一再考虑，认为现在既无法召开国民大会，则行政院长代理过三月即违宪，而德公并非代理介公，而系代理总统职位。因此，介公复职亦违宪，如同志不谅解德公苦衷，宁愿受责难，不愿使本党毁法；三、美不援台，实因杜鲁门、艾奇逊对介公之成见，对德公则无此种情形。邨因奉派返港，容面陈。

白崇禧将此电转给蒋介石，蒋氏阅后大愤，积极部署复职。及白崇禧知蒋氏定于三月一日发表复职文告，遂立即电李宗仁：“望公不持反对态度，以期留有余地。”但李宗仁却置之不理。蒋介石于三月一日宣布复职，李氏即于三月二日在美国对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蒋介石复职“违宪毁法”。至此，蒋、李决裂，遂无弥缝的可能。

但白崇禧仍不死心，在一九五〇年三月间派李品仙到香港，带来一件申讨李宗仁外交顾问甘介侯的电稿，它罗列了甘介侯两年来在李宗仁身边所提的一些坏主意，因而使李氏陷于今日困难的地位。故追查责任，应由甘介侯个人负责。白崇禧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以为此电一经公开发表，他就可以拿去给蒋介石看，为李宗仁解释一切。但留港的黄旭初、夏威看了这份电文后，均不愿意签名，顿使白氏大失所望。

二、孤单寂寞的生涯开始了

一九五〇年起，白崇禧只挂着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虚衔，该会主委是何应钦。在过去一段时期，何、白两人拍档，合作无间。现在则处境各异，待遇极不一样，例如何应钦可以出席“道德重整会”会议到美国去看看，而白崇禧则迄无此种幸运，自他入台以来，从未离台寸步，迹其政治生活，仅较张学良、孙立人略胜一筹。

在蒋介石面提耳命下，在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通过《中国国民党改造案》，随于七月二十六日发表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诚、沈昌焕、郭澄、连震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在十六名委员名单中，蒋经国名列倒数第五，但因其中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出身的委员七人，这无疑明示国民党的改造工作现在要交给蒋经国负责了。从此，国民党的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国民党经过蒋经国的两年“改造”，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在台北召开第七次“全代会”，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六届中央常务委员除当选七届“中委”或“中常委”外，其余均推为中央评议委员。唯仅白崇禧个人例外，颇有向隅之感。

国民党元老们对蒋介石父子在中评委名单排除白崇禧一举，大多不以为然。因为白崇禧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建有殊勋，就是董显光奉命撰写的《蒋总统传》，也对白崇禧的功劳予以很高的评价。而今受此贬抑，岂谓得乎！特推于右任、居正两人往见蒋介石，要求设法补救。蒋介石听取于、居的意见后，沉吟了一下，即以决然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以后卒无下文。

白崇禧为什么在国民党内受到除名的处分呢？因为蒋介石把丢失中国大陆的责任归咎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李宗仁、白崇禧这几个人。关于整美国民主党人，自有美国共和党骨干分子罗伯特·塔夫脱和威斯康辛州参议员麦卡锡在美国国内帮蒋氏的忙，其结果是直接导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生在一九五二年大选中失败，而使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艾森豪威尔成为白宫主人，从而结束了二十年来共和党一直处于在野的历史。至于整李、白二人，对蒋介石来说，则易如反掌，横竖在台岛弹丸之地，已在他直接控制之下，有谁来干预他呢？五十年代，蒋经国由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负重致远》一书，在一二四页里，这样写道：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上月二十四日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电呈父亲，主张与共党谋和。李宗仁随即宣布和平主张，提出五项要求：（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市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进行和谈。彼等并公开主张：“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

上月三十日，白再发通电主和；河南省主席张轸，亦同日要求“总统毅然下野”。在此种威逼胁持之下，以父亲生平抱负、人格及个性，无论如何，决不能接受。纵欲忍让为国，亦不能即时引退也。

上文把白崇禧迭电求和，说成为“威逼胁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位台湾政治观察家曾告诉笔者：凡被蒋经国在《负重致远》中检举的人，以后无不倒霉；而在他笔下吹捧的人，则无不发达，证以台北政坛人事的升降，则此言固信而有证也。

在大陆时，白崇禧一直是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并不是自笃信伊斯兰教，而是蒋介石要他借此来维系西北马家军。五十年代中期约旦侯赛因国王在访问亚洲途中经过台北，专诚邀请白崇禧访问中东。白氏祖先来自中东穆斯林，所以侯赛因此举并不离谱。只是台湾当局不准白氏离开台湾，盖怕他一去就不复返了。因此暗示回教协会改选，另推时子周先生为理事长，时氏极尊重白崇禧之为人，但他震于蒋介石的威势，又不敢不就职。从此，白崇禧又失掉教会中的领导地位，他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三、老年丧妻，晚景惨烈

白崇禧于一九二五年与桂林马佩璋结婚，夫妻共患难者三十七年。白夫人体胖，有高血压及心脏病，善相者说她不会活到六十岁。看来这位相士的话很灵验，白夫人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病逝，只活了五十九个春秋。白崇禧于逆境中痛失老伴，心灵中所受的创伤不可言喻。

白崇禧后发表《敬悼先室马佩璋夫人》一文，发抒其深切悼亡的心情。文中提到“生子女十人”，其实不确，白夫人仅生子女九人，其长子白先道，乃白崇禧与南宁一位王女士所生，白崇禧夫妇一直为此保密，颇有一点传奇意味。

一九三〇年十月，白崇禧率军解南宁之危，将滇军赶回南宁。入城后，白氏将指挥所设于陆氏花园。时白夫人率长女先智、次女先慧住在香港，故当时白崇禧孑然一身，生活殊无聊赖。

时白崇禧的侍从副官许辉生看到自己的长官需要一个女人，特将其未婚妻王氏献给白崇禧，白氏嘉其善体人意，立刻发表升许辉生为边城警备司令。而他便与这位王女士在陆氏花园前的依仁街秘密同居，早出夜归，习以为常。

王女士仅知与她同居的男人是黄副官。因为白崇禧从来没有向她暴露过自己的身份。一日，王女士偕伴到城南体育场去参加一个盛会，当听见主持人宣布：“现在请白副总司令致辞。”她便向讲台一看。此际，王女士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位在台上讲话的白副总司令，就是同她睡觉的黄副官。她还要核实一下，故意问她同来的女伴：“那位讲话的就是白副总司令吗？”对方回答道：“是的，他就是白崇禧。”这样，西洋镜被拆穿了。

不久，这位王女士生下一个男孩，乳名“黑仔”。及马佩璋从海外归来，少不了经过一番处理：给这位王女士一笔钱，而把“黑仔”接回来，与其他子女共同生活，他就是后来的白先道。

白崇禧对子女管教很严，正如他的悼亡文所说：“今则进德修业，均有相当成就。在十个子女中，有一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长女白先智嫁企业家卢大伟，次女白先慧嫁化学博士薛联宝，她本人致力于奥城福利工作，三子先诚、四子先忠均为一家美国电力公司的副总裁。五子先勇是知名的作家，所著《台北人》曾有多篇编成电影剧本。其余在台湾工作。”

白崇禧这篇文章还提到一九四九年的一桩往事：“民国三十八年旅居香港，某补给司令，派员手持黄金千两送至寓所。先室即告以该巨额黄金如系公有，即应归公，倘系私有，我不能无故接受，严词拒绝。”这位补给司令即湖北人许高阳先生，他在抗战时任第四十六军第一七〇师师长，曾参加防守桂林之役，以后调国防部史政局副局长，第九补给区司令。

许先生之能任华中补给司令，与其夫人黄纫秋同白夫人的友谊有关。原来白夫人一生淡泊名利，只嗜打麻将牌，她的牌友有许夫人及陈恩元夫人等。有了这层关系，故白崇禧对许先生以心腹亲信待之。在最后一次国共战争时期，凡当补给司令的大员，个个都挣了大钱，许高阳也不致例外。一九五一年年底，许氏要去南亚某地投资，他刚从启德机场起飞，飞机即碰上笔架山，机毁人亡，所带满箧美钞，散落在山坡上，常言道“悖入悖出”，冥冥中似有主宰。

马佩璋邃尔云亡，白崇禧忧心如捣。以他那时的生活环境，失去老伴，即是失掉自身的倚靠力量。四年以后，他也撒手尘寰，到真主那里会见他的“先室”去了。

四、口述“回忆录”不是实事求是之作

白崇禧自一九六三年二月开始，直到他去世前八天止，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了他的“回忆录”。

该研究所派陈存恭、马天纲、陈三井、贾廷诗在上述时期先后访问了白崇禧一百二十八次，并逐次对谈话记录进行整理。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五年间，香港《中报》月刊发表了《白崇禧回忆录》整理稿。

《白崇禧回忆录》的内容主要记述了白崇禧从军、参政几十年的主要经历；阐述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抗战中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分析了一些重大战役的作战经过和经验教训，还披露了国民党一些内部斗争等等。此书从一个侧面，为研究中国现代军事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

但是，《白崇禧回忆录》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尽不实，主要的如：

一、对于有些重大历史事件一笔带过，如在龙潭战役中提到蒋介石下野时说：“十六年（一九二七）八月十二日总司令职务，避开武汉攻击之目标，回到浙江奉化。”这把蒋介石第一次下野说得过于简单化了。连蒋家官书都不得不承认，此为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施加压力的结果。

二、对于有些事件避而不提。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下野后，与汪精卫合作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蒋、汪显以李、白为对手。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广州“张黄事变”即蒋、汪合作的成果之一。这也许是因为白崇禧系在台北口授他的回忆录，碍于环境，才对此讳莫如深。

三、让某些历史长期空白。自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到一九三六年“两广事变”，长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白崇禧曾两度出走，参加过两次粤桂战争；响应蒋、冯、阎之中原大战，出师湖南；亲往香港劝汪精卫到广州反蒋，结果召开了国民党非常会议，促成两广与南京遥相对立的局面。所有这一切，《白崇禧回忆录》中悉付缺如，上述他本人亲自经历过的历史被切断了。

五、参与蒋介石力阻李宗仁返国的阴谋行动

一九六三年，李宗仁对《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这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感情。

一九六四年初，中国与法国建交了。戴高乐政府的正义行动博得了海外爱国人士的赞赏，李宗仁于二月十二日在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放弃其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应紧跟法国政府调整中美关系。这一来，国民党当局不能默尔而息了。白崇禧在某种压力下，于三月十八日从台北发出致李宗仁一电，文曰：

总统蒋公卒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中共建交之后，我公竟于二月十二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中共调整关系。我公对困难既不能共赴，反为中共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翻然悔悟，以全晚节。

上电“反攻复国”的滥调，不值识者一晒，白崇禧发此违衷之言，当为明眼人所共谅，前国民党政府地政部长吴尚鹰（1892—1980，与孙中山之子孙科是早年在美国的同学，后任孙科的中文秘书。1946年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内政部长。1949年后定居美国。），针对白崇禧此电在旧金山中文《世界日报》发一短评说，李宗仁与白崇禧自统一两广而至北伐抗战，甘苦与共，患难相扶持，数十年如一日。今李德邻身居海外，当能畅所欲言，而白健生困处台北，则无不说话的自由，他实逼处此，不得不尔，言念及此，实可慨叹！

一九六五年夏，李宗仁夫妇到了瑞士苏黎世，他正在那里等候吴尚鹰及幼子李志圣的到来，以便一起回到祖国怀抱。到七月十一日，有关方面忽派人通知李宗仁，说：“不能再等了，必须于十三日乘‘瑞航’去香港的班机离开瑞士，机票已经订购。”李宗仁夫妇和专程来接的程思远走得非常合时，他们所乘的“瑞航”班机刚刚起飞，两位彪形大汉就从日内瓦赶到苏黎世，找到招待李宗仁夫妇的一位亲戚，口口声声要找李宗仁，说时扬起皮包，“我们带来白崇禧上将写给李宗仁先生的信件要当面交给他”。其中一位大汉这样说。很难设想，如果李宗仁走迟一步，究竟会出现什么场面。

六、白崇禧的死因是一个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早晨，台北松江路白崇禧公馆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原来家里的人发现白崇禧起身很迟，就到他的卧室里去看看，只见白曲身倒卧在地板上，已经停止呼吸多时，衬衫给撕成片片，遍体抓伤，这表明他死时很痛苦。死者身上现铜绿色，又证明不是出于自然的死亡。一个保姆惊呼道：“你看，他的药酒还剩小半杯哩！”一会儿，床头柜上的酒杯不见了。原来白氏在睡前必饮一杯医生给他配制的药酒，如果他因饮酒中毒的话，显然是在场的人下手的，但究竟是谁所为呢？迄今还是一个不解的谜。

在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时，当点验委员会主任的李毅中将，于七十年代从台北回到祖国大陆。据他后来分析：白崇禧到台北不久，在他的松江路公馆对面，设着一个警察局派出所。人们都知道这是特务机关，专以监视出入白公馆的人们，影响所及，门庭冷落车马稀，他平生嗜好的打猎和下棋，都不得不从他日常生活中给剥夺了。

白崇禧赴台后之所以能够免于不测的祸，主要还是因为李宗仁尚在海外。但当一九六五年七月李宗仁回到了大陆，国民党当局认为白氏已失掉利用的价值，于是他的生命就遭到威胁了。看来，李毅的话很有道理。可作为分析白崇禧死因的参考。

后 记

写白崇禧，颇非易事，因为在海峡两岸，他都是引起争论的人物。

对国民党来说，他当过两次蒋介石的参谋长。北伐完成，抗战胜利，都有他的一份功劳在内。但蒋经国手著的《负重致远》，对白崇禧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逼蒋求和，颇多谴责。所以后来白崇禧到台湾以后，就过着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晚年生活。

对中共来说，在抗战初期，白崇禧采取了中间立场，中共党内文件称桂军为“友军”，其后白崇禧从中间转向反共，但中共对他仍寄予厚望。他是中共致力争取国民党三个军政要人之一，可惜他最终跑到台湾去了。

笔者个人认为：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不要看他一时一事，而要看他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整体，均不足取。所以本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反映白崇禧的毕生经历，对人论事，作者从不轻下判断，而宁愿请读者运用自己的智慧去作结论。

在本书中，白氏有两大特点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一是他一贯注重中国边疆问题，甘乃光曾誉他与拉铁摩尔为中国两大边疆专家。当蒋介石以裁兵肇内战巨祸之前，白崇禧曾力主以殖边（开发边疆）来替代裁兵，惜未为蒋介石所采纳，否则国民党的历史当是另一写法。

其次是白氏指挥军事，一贯主张攻势作战。北伐中赣北与桐庐之战，都为显明例证。一九四八年夏，如果蒋介石接纳白氏所提出“守江必先守淮”的指导方针，则国民党或能拖得较长一些。杜聿明对我说过，国民党将领只求对蒋介石个人效忠，而白崇禧则讲求战略战术。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程思远

附录：白崇禧生平大事年表

◆一八九三年

生于广西桂林六塘山尾村一个回民家庭。

◆一九〇七年 十四岁

考进桂林陆军小学。

◆一九一六年 二十三岁

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

◆一九一七年 二十四岁

申请去新疆训练新军，以十月革命爆发不果行，旋回广西在陆荣廷部任见习。

◆一九一八年 二十五岁

到广西模范营当连副。

◆一九一九年 二十六岁

升任模范营连长。

◆一九二〇年 二十七岁

率该连在百色清乡。

◆一九二一年 二十八岁

粤军入桂讨伐陆荣廷，模范营起义，白氏升任营长、统领。

◆一九二二年 二十九岁

在百色与自治军作战因堕崖受伤，赴粤就医。

◆一九二三年 三十岁

在广东受黄绍竑之托，谒见孙中山先生，请缨讨沈（鸿英）。

◆一九二四年 三十一岁

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为黄绍竑）参谋长，赴郁林（今玉林）与李宗仁商谈合作。

◆一九二五年 三十二岁

李宗仁、黄绍竑合作，白崇禧任定桂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先后击破陆荣廷、沈鸿英主力，又败唐继尧入桂滇军，统一广西全境。

◆一九二六年 三十三岁

赴广州商两广统一问题。七月，受命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职务，随军北伐。十月，指挥赣北各军，尽歼孙传芳部主力。

◆一九二七年 三十四岁

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第一军克复杭州、上海。随任淞沪卫戍警备司令、第二路总指挥，出兵攻鲁南。八月，蒋介石下野，白氏任淞沪卫戍司令，并荐他的参谋长张定璠为上海市长。十一月，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在广州由张发奎、黄琪翔发动了“驱李（济深）之役”。白崇禧赴汉口指挥李宗仁的第三路军，意图与程潜进军湖南，彻底解决唐生智旧部。十二月，蒋介石再起复职。

◆一九二八年 三十五岁

在湖南收编了唐生智旧部，由白崇禧率领北伐。四月八日，蒋介石任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五月十九日，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赴郑州与蒋氏及冯玉祥会晤，商进兵京津计划，会后白氏即统兵北上。张作霖知事不可为，不战而退。六月十一日，白崇禧与阎锡山联袂入北京。

七月六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北平（北京改名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祭告仪式。随在小汤山举行裁兵善后会议。白崇禧反对裁兵，主张以殖边（即开发边疆）代替裁兵，蒋介石不纳。

九月，蒋氏暗中订定“拉胡（汉民）倒桂”的计划，派刘兴北上到青岛晤唐生智，争取唐旧部反正，还说“抓到白崇禧就把他杀掉”。是时白氏正率领李品仙部在滦河肃清直鲁军残敌。

十二月十三日，胡宗铎偕何键到北平告白崇禧以蒋介石从江西暗中补给鲁涤平部，意在夹攻武汉。白氏指示武汉乃四战之地，不宜用兵，着胡宗铎告夏威、陶钧：第四集团军全部从武汉撤退，集中湖南，紧靠两广后方，候命进止。胡宗铎阳奉阴违，卒肇大祸。

◆一九二九年 三十六岁

一月一日，蒋介石以“东电”邀白崇禧去南京参加“国军编遣会议”，白氏以病推辞。一月五日，李宗仁在南京就军事参议院长职。十七日，白氏入北平德国医院疗养。

二月二十一日，胡宗铎不征求李、白同意，擅由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改组湖南省政府，并派夏威、叶琪两军入湘，解决鲁涤平部，给蒋介石以解决武汉第四集团军的借口，是即后来所谓的“蒋桂战争”。

蒋介石借口请李济深出来调停武汉事件，李一入南京即被软禁。蒋氏乘机通过古应芬拉陈济棠出来收拾粤局。三月二十日，李品仙从唐山发出“号电”，表明反白拥蒋。白崇禧当日得廖磊掩护，从天津乘日轮去香港。李宗仁、白崇禧不久分道经港回到广西。武汉以李明瑞倒戈，全军瓦解。

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就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随去香港进行“联冯（玉祥）”工作。广西部队余部由白崇禧、黄绍竑分领攻粤，在白泥一战而败，白、黄亦亡命海外。

十一月，广西军队起来反对俞作柏、李明瑞，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分由香港、越南回桂，重新挂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联合从湖北回到广西的张发奎第四军，东进攻粤，不幸又战败。十二月，退回平乐休整。

◆一九三〇年 三十七岁

白崇禧派胡宗铎、潘宜之联络阎锡山反蒋。三月十五日，南北反蒋各军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李宗仁所部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自兼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白氏率四、七、十五三个军攻湖南。六月中白崇禧攻下岳州，进占武汉在指顾间，不幸为黄绍竑所误，后队被粤军切断。白氏回师救黄，在衡阳一战而败，原期同冯阎会师中原的计划卒未实现。

八月，黄绍竑引咎离职，并电蒋介石要求和平，白崇禧坐升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十月，白氏挥军南下解南宁之围。滇军败退云南，白崇禧赴龙州、百色视察，解除杨腾辉军职。

◆一九三一年 三十八岁

二月末，蒋介石扣留胡汉民，古应芬南下策动广东陈济棠联桂反蒋。四月，白崇禧偕张发奎赴粤转港晤汪精卫，适孙科衔命来港调停，遂相约一致赴穗反蒋，开府岭南。五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六月，两广军队分别组成一、四集团军，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爆发，南京派蔡元培等来粤商谈和平。于是有上海和会的召集。后约上海和议；宁粤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后在南京举行一中全会，产生统一政府。白崇禧在广州四全大会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州设置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委会。

蒋介石应粤方中委要求，于十二月中宣告第二次下野。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中全会推林森当国府主席，孙科当行政院长。白崇禧出席一中全会。孙、阎因财政困难未及一个月即垮台。

◆一九三二年 三十九岁

蒋、汪合作，分主军政，两广以胡汉民为靠山，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构与南京对峙。李、白实行分工：李宗仁长期驻粤，目的在稳定陈济棠，联络胡汉民；广西军政由白崇禧主持。白氏首创“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办民团和学生军训，缩减常规兵力，实行刻苦奋斗，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

因蒋、汪合作，热心拥汪的第四军离开了广西。

“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两广中委在上海发出通电，指责南京支援十九路军不力。白崇禧也是参加签名的中委之一。淞沪停战，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一九三三年 四十岁

五月，南京发布明令，派陈济棠为“剿匪”南路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广东派余汉谋军，广西派王赞斌师驻兵赣南，实际系防蒋南犯。

十一月，闽变爆发，事前陈济棠、陈铭枢派人到南宁联系，李、白以陈铭枢的做法过于激进，拒绝参加。同时电胡汉民、陈济棠，建议：任潮、真如实迫而出此，欲劝息之。主张在粤成立抗日政府，邀请他们参加。但未得到陈伯南积极反应。闽变不及两月而失败。

◆一九三四年 四十一岁

六月，蒋介石派何键到广州。白崇禧于十八日飞粤会晤。白氏借此赴赣南与余汉谋商谈，并检阅桂军王赞斌师。回广州后，白崇禧在陈济棠召集的会议中发言，以蒋介石五次“围剿”，在东线、北线部署重兵，意在压江西红军向南，我应采避战方针，以免为蒋介石所乘。

◆一九三五年 四十二岁

在红军长征过黔时，蒋介石邀李宗仁于三月下旬赴贵阳会晤，不应。仅由白崇禧派张定璠、刘斐于三月二十七日到贵阳晤蒋。蒋介石由于红军长征同白崇禧函电交责所引起的愤激情绪至此较为缓解。

◆一九三六年 四十三岁

五月，胡汉民病逝，蒋介石借此向陈济棠收回广东军政两权，陈氏为势所迫，强邀李、白借抗日反蒋。白崇禧首先飞粤会商，主张慎重，但因陈济棠态度坚决，终于同意一致行动。是则“两广事变”。

六月，白崇禧派李品仙飞长沙争取何键，俄而中央军开到衡阳，桂军乃中止前进。白氏建议在广州成立抗日政府，陈济棠不敢接纳。七月，粤局内变，广西仍坚持抗日。最后蒋介石采纳程潜意见，蒋桂乃和解。蒋介石初欲在广州晤白崇禧，张定璠急电白氏阻止，遂改由李宗仁飞粤见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 四十四岁

“七七”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函电交驰，邀白崇禧入京。八月四日，白氏到南京就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职。不久，李宗仁亦赴徐州就第五战区总司令长官职。

◆一九三八年 四十五岁

台儿庄之役，蒋介石派白崇禧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白氏在战术上采用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紧密配合的方针，从而使台儿庄大战取得伟大的胜利。七月起，白氏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长江北岸的武汉保卫战。

十二月三日，担任桂林行营主任。

◆一九三九年 四十六岁

十一月中，日军在北海防城登陆。二十四日，南宁失陷，邕宾路上的战略要地昆仑关亦入敌手。白崇禧建议使用国军仅有的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第五军反攻昆仑关，然后收复南宁。蒋介石复电同意。十二月十七日，反攻昆仑关开始，到三十日始完全克复昆仑关。日军继续增援，其一部生力军从永淳渡江进袭我后方宾阳，以致昆仑关得而复失，前功尽弃。

◆一九四〇年 四十七岁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柳州，召集军事会议。会上给白崇禧以降级处分，责其在桂南会战中“督率不力”。四月，又下令将桂林行营撤销。五月，白氏回重庆继续担任他的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原职。

十月，国共关系恶化，何应钦、白崇禧被派与周恩来、叶剑英会商军事问题。久久未得协议。十月十九日，何、白发表“皓电”，迫令江南新四军及华北八路军各部限期集中黄河以北。

十一月九日，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及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复何应钦、白崇禧电，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同时为了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在电中允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

◆一九四一年 四十八岁

一月四日至十四日，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所部一万余人，开到皖南泾县太平一带被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突然围攻，几乎全军覆没。

一月十五日上午，何应钦召集会议，商新四军善后问题。军令部提出两案：一为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一为不撤销其番号。白崇禧主张以甲案呈蒋介石决定，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而白崇禧不与焉。明眼的人认为，蒋、白之间还有矛盾，这一次白氏虽由中间走到反共立场，仍不可视如一律。

◆一九四二年 四十九岁

在壁山西温泉建别墅，辟游泳池，在那里兼摄军训部部务。

◆一九四三年 五十岁

七月，蒋介石派白崇禧到兰州，办理甘肃回民暴动善后事宜。九月，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八月一日逝世）兼行政院长。

◆一九四四年 五十一岁

日寇沿粤线南犯，长衡会战爆发。蒋介石原要白崇禧前往四、九两战区指挥作战，白氏仅允传达统帅意旨，而不愿担任指挥任务。六月二十二日，白崇禧从重庆飞桂林，先与第四战区总司令长官张发奎会商，派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防守司令。七月十四日，去湖南晤第九战区薛岳，建议该战区主力应部署在湘桂铁路两侧，使日敌不敢沿湘桂路直驱直入而攻桂林，薛不允。十月三十日，白崇禧从柳州飞返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湘桂战况，仍要求第九战区主力，应集中湘桂沿线作战。后来薛岳虽将杨森兵团、李玉堂兵团调入广西，但为时过迟，与第十六集团军未能紧密配合，终于出现湘桂大撤退，一泻千里的局面，蒋介石对韦云淞未能久守桂林，颇多指责。

日寇切断平汉线后，白崇禧建议划大别山区为第十战区，以李品仙为司令长官。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二岁

李品仙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后，蒋介石即于二月十日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汉中行营主任，由实而虚，蒋介石不欲广西军人势力过于强大，此举明若观火。

八月十日，日寇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苏四国请求投降。

十一日，延安总部连发五道命令，令八路军挺进辽吉热察绥。同日，白崇禧亲函蒋介石，对受降时间、步骤提出具体建议，以及接受沦陷区的应行注意事项，蒋氏不纳。

十月一日，蒋介石以李宗仁为北平行营主任。

十一月，蒋氏在重庆召集复员整军会议。会前白崇禧期期以为不可，他对蒋氏说，一九二八年，小汤山裁兵会议，殷鉴不远，一为之甚，其可再乎？！但蒋介石不听。后来事实证明，整军后果极为严重。

◆一九四六年 五十三岁

六月，国防部成立，以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在征求意见时，白崇禧坚持异议，他认为天下还不太平，改组军事机构非当务之急。如果要打仗，以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来指挥最为适当。蒋介石不仅不接纳，反把何应钦调到联合国担任军事代表那种闲职去了。

◆一九四七年 五十四岁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大军渡河南下，跃进大别山。蒋介石于十一月十日召见白崇禧，要他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动员中原五省兵力，对刘邓大军采取防堵阻击措施，九江指挥所十七日宣告成立。这是国共大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授予白崇禧以指挥权。

◆一九四八年 五十五岁

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白崇禧曾一再反对行宪，因为时机不宜。及李宗仁要在国大竞选副总统，他也不赞成，认为没有多大意义，曾与黄绍竑对李宗仁提出反建议，李氏不予理睬。

选举副总统时，蒋介石支持孙科为候选人，结果还是李宗仁当选。李宗仁一到中央，蒋介石就把白崇禧下放到地方去，要他当华中剿匪总司令，而以何应钦继任国防部长。

白崇禧愿就华中“剿总”，但提出三条件：一是中原部队统一指挥，二是守江必先守淮，他的总部设在蚌埠（因为徐州四面受敌）。蒋介石要在徐州另设一“剿总”，内定刘峙担任。白崇禧因条件谈不拢，避往上海，表示消极。

六月，蒋介石先派吴忠信去上海挽留白崇禧，无结果。然后又派黄绍竑。黄氏对白崇禧晓以利害，并暗示时机一到，即促白氏以实力拥李宗仁上台，呼吁和平。至此，白崇禧始愿到汉口就职。

十月下旬，何应钦以辽沈战役已经告一段落，保卫南京应提到日程上来，于是派第三厅长郭汝瑰去北京谒蒋，重新提出“守江必先守淮”的方针，并建议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剿总所有兵力，蒋介石一口答应。白崇禧也表示同意，但后来受李宗仁影响又表示拒绝。

十二月二十四日、三十日，白崇禧先后从汉口发出“亥敬”、“亥全”两电，建议重开国共和谈。这是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发表元旦文告，指出不计个人进退，愿促成国内和平的主因。

◆一九四九年 五十六岁

蒋介石派张群于一月九日飞汉口晤白崇禧，传达蒋氏对和谈的意见。白氏不为所动，立即包机送黄绍竑去香港，目的在拉李济深出来斡旋和局，但李任潮（济深）已于去年圣诞节应中共邀请到解放区去了。

白崇禧见蒋介石迟迟不肯下野，拟一月二十日午夜在武汉有所行动。蒋氏期前得报，即于一月二十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当代总统。白崇禧建议改组行政院，由张治中组阁，并邀何应钦出来总揽军事，李宗仁以形格势禁，均不实行。孙科于二月初带行政院去广州，形成府院对立、一国三公的局面。

三月上旬，孙科为形势所迫，将行政院迁回南京，白崇禧推荐何应钦组阁，并同张治中赴杭州促驾。三月底，白氏为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送别，殷嘱先签订停战协定，再谈和平条款，意欲造成划江分治的局面。

四月四日，李济深派朱蕴山带亲笔函来南京，住白崇禧公馆，告知如李宗仁签和约，可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白崇禧部队调往两广，两广两年内不进行土改。白崇禧以解放大军渡江，就没有什么可谈。朱蕴山遂于十一日飞返北平。

十六日，黄绍竑带和约回到南京，李宗仁外受蒋介石的抵制，内受白崇禧的影响，拒绝和议。四月二十日，人民解放军渡江。

四月二十二日，李宗仁、蒋介石举行杭州会议，白崇禧主张李氏在会上同蒋介石摊牌，如蒋氏不是真的引退，就请蒋出来复职。蒋介石仍要李宗仁勉为其难。

四月二十三日，李宗仁飞往桂林，准备对和局有所补救。不久，白崇禧从汉口转粤飞桂，促李赴粤负责。李宗仁随于五月八日飞广州主持残局。

五月底，何应钦以财政困难，呈请辞职，李宗仁提居正组阁，以一票之差，未得立法院通过。后来，蒋介石授意改提阎锡山。在阎阁中，李宗仁提名白崇禧掌国防部，竟未得蒋介石的首肯。

华府当局申明不援蒋介石，国会在暑期休会前，通过一笔预算，用于非蒋的其他地区，因此美军方通过白吉尔（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同白崇禧联系，要白部守广东，由白吉尔负责补给供应。由于蒋介石的破坏，未能如愿。

六月十二日，刘斐从北平经香港到广州，对白崇禧进行统战，白氏笑谢之。

九月，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开回广西。十月，广州失守。十一月初，白崇禧到重庆晤李宗仁，说服李宗仁同蒋介石妥协，答应蒋介石复职，以李氏出国治病为条件，但蒋氏不允李宗仁出国，白崇禧调停失败。

十一月，李宗仁经昆明飞返广西，积极准备出国，白崇禧也同意。二十日，李宗仁从南宁飞往香港，白崇禧同日飞抵重庆向蒋介石解释。十二月五日，李宗仁飞美。

十二月初，白崇禧所部除四十六军一部退入越南外，其余均在桂南郁林五属地区被解放军包围歼灭。白崇禧于十二月三十日从海口飞往台北。他一入台北便不能再出来了。

◆一九五〇年 五十七岁

白崇禧入台北仍欲调处蒋、李关系。一月十六日，白氏从台北电李宗仁，对李氏出路提出六项意见，其中主要的是：甲、德公（李宗仁）病愈后不返台，请辞去代总统，则介公（蒋介石）复职；乙、病愈即返台，愿效林子超（即林森，他为国府主席，不参与实际政治），介公或不复职；丙、病愈后不辞又不返，对德公最为不利。

一月十八日，李宗仁嘱他的机要秘书黄雪邨电复白崇禧，略谓介公复职违宪，如同志不谅德公苦衷，则宁受责难，而不愿使本党毁法。黄雪邨因奉派返港，容面陈。黄氏一到香港，即飞台北晤白崇禧，黄雪邨一入台，也不能再出来了。

自此，白崇禧挂着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系何应钦）的空头名义，在台北过着一种空虚、寂寞的晚年生活。

◆一九六六年 七十三岁

是年十一月十六日晨，白崇禧被发现死于台北松江路其公馆卧室内。死因迄今仍是个谜。

Table of Contents

序

第一章 出生环境及青少年时代

第二章 联合李、黄，统一广西

第三章 当北伐军的参谋长

第四章 进军上海的前前后后

第五章 蒋介石下野

第六章 平定两湖和打入北京

第七章 蒋桂战争的悲剧

第八章 白崇禧再起后所受的挫折

第九章 宁粤的分裂与合作

第十章 “小诸葛”在宁粤对峙和两广事变中的作用

第十一章 指挥台儿庄和保卫武汉的大战

第十二章 桂林行营主任

第十三章 桂林失守，颇受讥评

第十四章 抗战胜利以后

第十五章 外放华中“剿总”的内幕

第十六章 拒蒋调兵与逼蒋求和

第十七章 蒋介石第三次引退前后

第十八章 蒋介石破坏白崇禧的守粤计划

第十九章 白崇禧部队在广西全军覆没

第二十章 在台北度过不愉快的晚年

后 记

附录：白崇禧生平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