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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1）

-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2）

-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3）

-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4）

-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5）

-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6）

-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1）

-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2）

-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3）

-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4）

-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5）

- 萨德侯爵的革命（1）

- 萨德侯爵的革命（2）

- 萨德侯爵的革命（3）

- 萨德侯爵的革命（4）

- 萨德侯爵的革命（5）

- 萨德侯爵的革命（6）

- 萨德侯爵的革命（7）

- 萨德侯爵的革命（8）

- 萨德侯爵的革命（9）

- 萨德侯爵的革命（10）

- 卡德伯里家族（1）

- 卡德伯里家族（2）

- 卡德伯里家族（3）

- 前言

- 成功的家庭（1）

- 成功的家庭（2）

- 成功的家庭（3）

- 成功的家庭（4）

- 成功的家庭（5）

- 成功的家庭（6）

- 成功的家庭（7）

- 家庭和财产（1）

- 家庭和财产（2）

- 工作与家庭经济（1）

- 工作与家庭经济（2）

- 工作与家庭经济（3）

- 家庭：性与血缘

- 家庭类型和私生活

- 家庭生活（1）

- 家庭生活（2）

- 家庭生活（3）

- 家庭生活（4）

- 家庭生活（5）

- 家庭生活（6）

- 家庭生活（7）

- 家庭生活（8）

- 家庭生活（9）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1）

法国大革命非常具有戏剧性，又非常突然地中断了这种演进的过程，我们必须以相当矛盾的方式将其长期与短期的后果区分开。在当时，"私人的"或者特有的兴趣被认为可能对鼓励阴谋和叛国有些许影响。人们认为透明度也即个人之间不存在障碍是公共生活的必要条件，革命党人开始改变他们的心灵和习惯，改变空间和时间，并且希望在这个新世界中塑造出一个与以前相比在外表、语言和感情上完全不同的新人来。这项工作由外及里，革命教会了市民新的符号和手势，而这最终会影响到他们最内在的自我。

长久以来，大革命加大了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差异，它强调家庭的价值，并通过对政治化的男人和内政化的女人之间的对比，来说明不同性别的作用。虽然还是实行家长制，但大革命承认了离婚，并在许多方面限制了家长的权力。它主张个人权利，并以安全权利的形式制定了最原始形式的人身权利原则（即使在今天的法国，这项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早在1791年，《刑法典》第184条就明确规定了对无故搜查和占有私人住所的侵犯行为的严厉处罚。

详细描述大革命的混乱历史需要整整一卷的篇幅，因为大革命对私人生活，无论从法律、风俗，还是文艺描写和日常实践都产生了冲击。在本部分的第一章中，这个时期的专家林斯·亨特就大致描述了一件其光芒一直照耀着19世纪的事件的本来面目。

在下一章中，卡特琳·阿尔把公众与私人（这里指家庭）的差异以及19世纪初在英国日益严峻的两性作用的差异，看作是福音派说教、功利主义文学作品以及经济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造成了家与工作场所的分离。

找到了自身真实身份的英国中产阶级在这种新的家庭观念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观念也从中产阶级传到了工人阶级那里，但是工人阶级是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目的来接受这种观念的。同时，绅士们发展了更私人化的社会生活风格，并把他们的城堡变成了乡间别墅。从保育室到花园，家的快乐都在"家庭天使"的翅膀下洋溢。

这种观念对寻求生意与快乐之间的平衡点的法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法国上层阶级中，英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通过旅行家、纨绔子弟、被流放者、商人、牧师和家庭女教师来传播的。这种影响可以在各种领域中看到，比如说卫生习惯，衣服的款式，诸如"家"、"宝贝"和"舒适"这样的单词以及运动、求婚和做爱中的时尚。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深入到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1900年前后，工人主义者号召在公园、城市美化、运动和休闲活动中开展英国标准的竞赛。

英国受到重视非常正常，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随后，文化上很有建树的德国以及20世纪初的美国的吸引力增强了，有时甚至和英国不相上下。甚至，我们可以问外国的影响对法国甚至阿尔萨斯、尼斯和萨瓦等边界有争议的地区的私人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在卢梭和司汤达的时代，许多法国青少年旅行到了意大利，在那里他们初步学会了如何去爱，并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像吉纳维芙·布雷顿这样一个法国姑娘就深受意大利文化的影响，但其他众多法国人都是这样的吗？在19世纪，什么时期欧洲北部、东部或者南部受影响最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不管怎样，文化影响是一回事，私人生活是另一回事。生活风格并不是诸多自然天成的个人因素的简单综合，尽管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2）

在对外来影响的包容性方面，法国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国度。在法国，开始时是出生率的降低，然后是高死亡率，这必然造成低人口增长率。这种人口学特征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使它成为一块移民的乐土。在19世纪下半叶，大量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和因大屠杀而被赶出来的东欧犹太人来到了这块土地。在1880年至1925年之间，有大约10万犹太人进入了法国，他们中的80％在巴黎安了家。总的来说，进入法国的移民从1851年的38万上升到了1901年的100万多，或者说占总人口的2.9％，占巴黎人口的6.3%。根据释义，移民是贫穷和不引人注目的。从下面这些事例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来自欧洲中部的犹太人受到在法国生活了多年并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怀疑，而法国工人则对意大利移民产生恐惧，尤其是在出现危机时恐惧更甚。为了生存，移民们不得不维持他们的家庭体系和传统方式，然而立法，比如1889年关于加入国籍的法律，则促进了他们的同化。这种移民对私人生活的实践和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呢？

雅各宾时期的法国显得相当自信。这一时期的学校是一种统一的手段，促进了公民身份与习惯的同化。学校教人们应该怎么去解决他们的方言，纠正他们的口音，而且非常有效地使本国人和外国移民能适应这种强制同化的制度。法国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敌视以及不认为性是个性的主要方面可能也表明，法国对个性和亲密的认识是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很明显，在19世纪，私人生活是与国家文化的繁荣分不开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界线是非常不固定的。国家、国家意志经常渗透到私人生活的领域。然而，矛盾的是公众空间的扩大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却最终造成19世纪早期私人空间更进一步的发展。一度扩大的生活公众化，尤其是在1789年到1794年之间，造成了浪漫的自我主义的倒退，并使家庭蜕变成一个明确的内部空间。而在这之前，私人生活不得不忍受西方史中常见的系统性的攻击。

革命党人将公众与私人的差异更多地归于心灵，他们并不普遍地认为应该把新国家分开。从孔多塞到蒂博多再到拿破仑，他们的口号都是一样的："我没有党派。"党派政治，也就是私人团体或者个人政治，被认为是阴谋的同义词，而利益则是背叛国家的代名词。

在大革命中，私人意味着派别，私事就等同于产生阴谋的秘密。因此，革命党人坚持全面的公开化。只有保持警惕并经常参与公共事务才能防止私人利益和各种派别出现。政治会议必须对公众公开；立法会议因为出席者众多且再三被干扰而合法化。任何沙龙、集团或者私人社交圈都会受到强烈的谴责。在公众政治场合表达私人利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行为。"只有一个政党，那是密谋者的政党，"夏博声称，"其他的都是人民的政党。"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3）

这种强制性地坚持将私人事物排斥于公众领域之外的观念，很快就在超越公众和私人间的界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的后果。比如社会专用名词，比如贵族和共和主义者，又有了新的政治含义。如果一个共和主义者不是以饱满的热情来支持大革命，他就可能被冠以贵族的称呼，因此太多的个性有了公众化的政治含义。1790年10月，马拉宣称国家议会"几乎全是由前贵族、教士、律师、国王的侍从、官员和法学家组成，他们都是一群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荣誉和没有礼貌的人，从信仰上和身份上都是革命的敌人"。大多数立法委员"是狡猾的无赖和可耻的骗子"，他们"是一群堕落的人，狡猾而不可信任"。不仅占据错误的政治地位，他们还缺少基本的素质。如果公众人物不是以正确的方式来保卫大革命，他个人就会堕落下去。马拉指向哪里，其他人就走向哪里。在1793年，"一个温和的斐扬派贵族"被认为是一个半文盲，"虽然很明显他有能力这样做，但他没有被证明是彻底的穷人和具有爱国心。他不再堕落下去，他拥有了国家的外衣，特别是那些没有荣誉头衔和共和主义头饰的人"。衣着、语言、对穷人的举止、在城市和陆地上的工作，这一切都成了爱国主义的范畴。那又是什么把私人与公众人物区分开的呢？

随着私人与公众精神特征的合并，政治行为并不限于巴黎地方性议会和更为根本的报纸。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可能就是1794年2月5日罗伯斯庇尔名为《关于政治的道德准则》的演讲。为了证明"在大革命中人民政府的主要动机是既高尚而又恐怖的"，这位公众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把共和国的高尚与君主制的堕落做了比较。他说："在我们国家，我们希望用道德代替利己主义，用诚实代替名誉，用准则代替习俗，用义务代替财产，用理性的王国代替专制的方式，用对堕落的蔑视代替对不幸的蔑视，用骄傲代替傲慢，用灵魂的崇高代替自大，用对荣誉的热爱代替对金钱的渴望，用功勋代替阴谋，用天才代替智慧，用真实代替光彩夺目，用充满魅力的快乐代替无聊的肉欲，用人性的伟大来代替偏狭。"他接着说，"在法国大革命中，不道德就是失策，堕落就是反革命。"

虽然革命者认为私人利益不应该在公众政治舞台上出现，但他们确信私人特征与公众道德还是密切相关的。1793年11月，在里昂成立的共和国临时警戒委员会正式提出："每一个市民都必须经历真正的共和，把自己投入到改变法国命运的大革命中去……那些仔细权衡利益得失的人，那些计算着每一块土地、每一家事务所、每一个人才的价值的人，如果自称是共和主义者，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让他们离开这片自由的土地，因为人们很快就会认清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不洁的血液会弄脏这片纯洁的土地。"总而言之，用革命的观点来看，政治就是卢梭主义。完美的公众生活需要完全没有私心。不可能通过政党和利益集团来调节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但希望个人能实现反映外部国家革命的内在的私人革命。后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私人生活被政治化了，公众的威胁几乎要吞没掉私人的部分。按里昂革命主义者的说法："共和只欢迎那些自由民。"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4）

在公众侵入到私人空间的事例中，最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从1789年的法国议会开始，服饰就被注入了政治意义。米什莱是这样描述第三阶级和贵族间的差异的，他形容第三阶级代表是"一群穿着黑衣服，衣着朴素的人；而贵族代表是一小群衣着光鲜的人，他们戴着有羽饰的帽子，衣服上有花边和金饰"。按英国人约翰·穆尔的说法，这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衣着平实或者略显寒酸就会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

1790年，时尚杂志是以"宪法的服装"来描写妇女的衣着的。而到了1792年，这就成了"代表平等的全套服装，包括在共和国妇女中非常流行的帽子"。按1790年《流行与欣赏》杂志的说法，在1790年，贵族们都穿着全国流行的颜色，"爱国的妇女穿着高贵的蓝色衣服，戴着黑丝绒的帽子，上面还有缎带和三色的帽章。最初，男士的服装样式并不是十分精确，但很快也形成了一个严格的记号体系。它以公众化的方式来表现私人特征。可以从鄙视戴帽章这一点认出温和派和贵族来。1792年以后，红色的自由之帽、卡曼纽拉短茄克和宽松的裤子成了共和主义者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情感。"

从1793年开始，服装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就更多了，以致国民会议不得不重申"装束的自由"。这个法规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因为"没有人会强迫其他人按特别的方式来穿着……冒着被认为是个罪犯的危险"。国家国民会议的决定表明，法令是直接反对那些妇女俱乐部的。那些俱乐部的女会员都戴红色的自由帽，并强迫其他妇女也学她们的样子。按代表们的意见，在革命最激进的时刻，也就是在非基督化的时期，服装的政治化对于推翻已经确定的两性秩序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法布尔·德格朗林把自由帽与妇女男性化联系在一起："现在她们要的是红色的自由帽，但她们不会满足于此的，很快她们就会要求带手枪的腰带。"在等待领救济的队伍中，武装起来的妇女就更加危险了，更糟糕的是，她们还开始组建俱乐部。德格朗林接着警告说，"这些俱乐部不是由家庭中的母亲、女儿和姐妹们组成的，而是由女冒险家、中世纪的骑士、解放的妇女和女战士组成的。"代表们的掌声表示他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第二天，代表们就投票反对所有的妇女俱乐部，因为这些俱乐部推翻了"自然"秩序，也就是说它们把妇女从她们专有的家庭身份中"解放"了出来。为了回应市政厅的女代表，两个星期之后肖梅特疾呼道："妇女们不去虔诚地干好她们的家务和照顾好孩子的童床，而是到公众场所去，在画廊和议会的围栏内发表长篇大论，这得体吗？"根据最激进的雅各宾派的领袖们的意见，妇女是与私人生活相联系的，她们以妇女的身份活跃在公众领域是被大多数男性所反对的。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5）

尽管，国会会议明确表示支持个人有选择着装的权利，但整个国家在此问题上已越陷越深。自1792年7月5日起，法律规定所有的男性必须戴三色帽，而且自1793年起，不论性别，全体法国公民都必须戴它。1794年5月，国会要求艺术家代表大卫发表他对改进国服的观点和建议，他提供了八个草案图纸，其中包括两套市民制服。他所提出的市民制服与官员制服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种服装都包括带束腰的开襟短上衣、紧身长袜、短靴或者鞋、无边女帽以及一件半长斗篷。这种服装，既代表了复古和文艺复兴，又有戏剧主题。但是实际上，只有大卫的年轻顾客才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市民服装。然而，来自广受欢迎的共和国艺术协会的市民服装的创意表明，人们希望消除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线。不管是不是士兵，所有的市民都将穿着制服。艺术协会的艺术家坚持认为目前的服装式样与自由民的身份极不相称。他们认为如果个性已经被革命化了，那么服装也需要彻底的革新。如果服装上还存在着社会差异，那么怎么能实现平等？一点也不奇怪，艺术家和立法者都认为妇女的服饰并不是那么重要。按维卡的说法，妇女的着装除了比较过分的手帕以外基本不需要做什么变化，由于她们的作用被限制在私人化范围内，因此也就不需要穿国家的市民服装。

甚至当国家大规模改革和统一男性私人服装时，服装还具有政治意味。热月行动中，年轻的纨绔子弟们戴着白色的亚麻布，攻击那些头发上没有装饰的雅各宾党。纨绔子弟的"牺牲者服装"包括一件圆领上衣，雅致的鞋子，留着长长的鬓角，手里还拿着灌铅的短手杖。总的来说，革命给服饰带来了开放和光明。对妇女来说，这就意味着能越来越多地露出肌肤直至一个记者评论的程度："有几位女神穿得如此少，如此透明，以至于她们否认会产生独特的满足，那种猜测的满足。"

私人空间中最私密的物品都被印上了革命的热情标记。人们可以在富裕的爱国者家里看到"革命之床"或者"联邦之床"。各种瓷器和彩陶器上都被画上了共和国的图案或者装饰。鼻烟盒、剃须杯、镜子、各种柜子，甚至坐便器都被画上了革命的场景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底座。自由、平等、兴旺和胜利都以各种年轻可爱的女神的形象出现在共和国资产阶级的私人空间里。甚至连可怜的裁缝和鞋匠都会用一个革命的日历来预约时间，而在他们家的墙上到处都是共和国的装饰图案、革命者的人像和古代英雄或者是重要的革命事件的历史性场面。当然不可代替的是圣母和圣徒的木刻和雕刻，我们不能肯定通过政治教育，公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私人空间里对公众符号的依赖是建立革命传统的基本要素。而且正是所有的波拿巴画像和各种表现他胜利的画像帮助树立了拿破仑神话。私人空间的重新布置，实际上是表达公众对于革命领袖和追随者政治上的感激之情。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6）

就像在欧洲，许多政治符号侵入到日常的私人生活领域那样，许多私人生活的符号也渗透到了公众领域。比如，本来在熟人之间使用的"你"字就走进了公众领域。1793年10月，共和主义者向国民会议呼吁："应该不分性别地在语言中使用"你"字。"他们的理由是，这种用法将"减少傲慢、减少差别、减少敌意、明显增加亲密度、增强人性化的趋势，因此也将更加平等"。代表们拒绝公开使用"你"这种形式，但是在最激进的革命圈内，"你"已经被普遍使用了。在较底层的阶级中，熟人间已经广泛使用"你"字了，但是在公众场合使用还是会造成不良影响，威胁到公众演说的正常规则。更令人震惊的是大量粗俗的词汇进入到公众的书面的政治演说中来。

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描绘成与理想化妇女相对的倒置形象：是野兽，而不是文明的力量；是妓女而不是妻子；是生产变形生物的怪兽而不是母亲。她是一个最极端、最不道德的例子，那些革命者害怕妇女们一旦进入公众领域会变得像她一样，这是对女性性别丑恶的诋毁。这种丑恶的诋毁似乎需要通常只在男士衣帽间的故事中才使用的排斥的语言，在公众领域，它被用来破坏高贵、敬重的气氛。

在许多方面，语言反映出公众和私人界线之间的变化。革命化的国家试图通过以法语代替方言和土语的规定来调整私人语言的使用。巴瑞克是这样来解释政府的地位的："自由民的语言必须是统一的，并且与其他人的语言一致。"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对抗成了语言上的对抗，新学校，尤其是布列塔尼和阿尔萨斯的学校都被要求教授法语，而且所有的政府法令都用法语出版。因此，在法国的许多地方公众演讲是公有化的，在实践中方言和土语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私有化的。

对一些人来说，创造私人语言是对丧失私人生活的一种补偿。被征召入伍而失去私人生活的士兵创造出了老兵的俚语，这把他们和普通市民区分开来。他们对装备、制服、军队部门、战场情况、报酬，甚至扑克牌中的数字都有他们自己的叫法。他们把德国敌人叫做"酸菜脑袋"，而英国则简单一点叫"该死的"。

在这个混乱的时期，家族的标志生发出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当共和国的象征－－罗马的自由女神出现在政府的印章、雕像和图案上时，她看上去很抽象，又有些遥远。但在很多图画中，她呈现出年轻女子或者年轻母亲的亲昵。很快，她就以最普通的女孩的名字玛丽安而闻名了。开始的时候人们带着嘲笑意味，但随后人们就非常热爱这个名字了。在妇女缺乏最具体的政治权利的时期，一个女性形象仍然能成为新共和国的偶像。1799年，以拿破仑本人为图像的雕刻使她从争论和分化的深渊里解脱了出来。权力有效地控制着感情，因此它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为大家所熟悉。

政治演讲和革命时代的图像材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开始，国王被画成一位仁慈的父亲。他能认识到王国内的问题，并在刚成年的儿子的帮助下，把这些问题安排得井井有条。1791年6月，当他试图逃离国家时，这条秘密路线不可能保守住了。现在更加激进的儿子们进一步要求有根本的改变，并最终坚持由他们共同来取代父亲的地位。随后，淘汰专制父亲的要求进一步得到了补充，他们愤怒地反对那位从没被当成母亲的女人。玛丽安的通奸是对国家的侮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得到了一个可怕的下场。革命的兄弟关系替代国王夫妇成为权力的基础，这种关系保护着脆弱的自由和平等的姐妹。在新共和国的代表中再也没有了父亲的形象，而且除了他们小时候的形象之外，母亲也基本上不存在了。父母从这个家庭中消失了，只有兄弟们一起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和保护他们还年幼的妹妹。偶尔，尤其是在1792年到1793年，妹妹们被描绘成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被认为是需要人来保护的。共和国被大家所爱护，但它还要依靠人民，这个巨大的男性的力量。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1）

革命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在政治文化领域上有一定的表现，比如在语言、服装和政治礼仪上。在许多其他领域，革命者的政府直接挑战旧政权的社会机构的权力，比如教会、社团、贵族、乡村社团和众多的家族。而且在挑战的过程中，还为私人勾划出新的空间和私人的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抵抗和含糊不清的地方，而且在政府与其在控制私人生活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基督教教会的斗争中，很明显有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天主教是私人经历的信仰方向，也是公众礼仪的趋势；它是个人的集中，也是一个有权力的机构。它是革命中最强烈的公共斗争的中心。按最自由的方式，革命者最初是把他们的政权建立在对宗教忍受的基础之上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私人的事情。但旧习惯和日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需要一个更为模糊的解决办法：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取消为神职人员服务的内部机构。就像其他公共官员一样，主教也通过选举产生。另外一系列的革命集会需要来自神职人员的誓言和减少他们的数量。为了支持"不服从就是与反革命相联系"的观点，政府增强了对敬神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控制。按1801年的协议，拿破仑宣布了最明显的政府监控，而且让人们认识到政府始终有干涉私人信仰的权力。

虽然许多天主教教民渴望变革，但他们不会轻易默许政府的监控。为了保护他们的教会和他们的礼仪，许多个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第一次接受了政府的规则。按格里高利教皇的看法，机构化的教会是被"愚昧而又极具煽动性的妇女"绞杀的。她们窝藏拒绝宣誓效忠者；帮助秘密地组织群众；鼓励她们的丈夫去向政府请愿，要求在热月革命之后重新开放教会；拒绝通过教区牧师受洗或者结婚；并且当其他努力都失败之后，还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发动了暴动。旧时广受欢迎的圣徒又重新流行了起来，特别是在反对革命的地区，同时新的假圣人也被创造了出来。在晚上背诵经文成了政治上的抵抗行动。在共和国历第七年，人们在荣纳省的维勒西赫村找到的小册子上发现了"无畏的苏珊"发表的反对文章。她是这样写的："在我们这里的政府专制与其他地方的情况都不相同。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是自由和最崇高的。但同时，我们又受到了严密的管制，在美妙的星期天我们不能唱歌和游玩，甚至不能跪下向上帝表示敬意。"

在政府和更为坚决的城市革命者的冲击下，宗教变得非常私人化了。1794年，在经过移民、辞职和结婚，再加上被处以关押、流放和死刑之后，几乎已经没有牧师还在从事公共宗教事业了。虔诚只能在家里，在家庭内部或者在小型的值得信任的团体中。但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只要存在着限制，私人就会公开宣布他们的信仰。被当作仓库、马厩、硝石制造点、鱼市和俱乐部集会处的教区教堂得到了恢复，并再次被神化。神器和圣衣从埋藏之处被挖了出来，有些人恳请来提供这项服务。如果找不到一位牧师，就可能由一位小学老师或者前任官员来提供此项服务。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城镇外，共和国历的休息日是不为人们所认可的，而到了星期六村民们就会聚集起来，表示他们不愿意去工作。这种公众事务和私人事务混杂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持久的宗教实践的结构，那就是，妇女成为教会的支柱，她们坚定地保护着教会，而男子最多不过是偶尔去去。公众生活的新形式，酒店和咖啡馆里大多是男性人群。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2）

在家庭生活领域，公共当局的侵入是最显而易见的。婚姻被世俗化了。人们认为仪式是婚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当着一位市政官员来举行仪式。在旧政权下，婚姻就是双方表示同意的一种形式；牧师只是这种表示的见证人。根据1792年9月20日的法令，官员不仅要管理登记，而且还要宣布夫妇关系的合法。现在公共当局在组成家庭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府决定婚姻的障碍；重新建立并规定采取的过程；给私生子以权利；确定离婚；并限制家长的权力。国会试图通过建立新的国家教育体系来推行这样一个准则，按丹东的说法，就是"孩子们首先是属于共和国的，然后才属于他们的父母"。波拿巴自己也坚持认为："法律让孩子出生，为他提供教育，为他提供一个职业，并规定了他结婚、旅行和选择职业的条件和方式。"

有关家庭生活的法律显示了与革命政府的竞争事务。在保护个人的自由、保持家庭的团结和加强政府控制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尤其是在全国国民大会期间，革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个人免受可能出现的家庭或者教会暴力的迫害。盖章的书信尤其令人作呕，因为它们常常被家庭用来拘押那些反叛和挥霍的孩子。不过，1790年8月成立了家庭法庭机构，立法者通过它来解决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甚至包括离婚问题。但《民法典》对于个人的关心却远远不够，特别是妇女的快乐和自由，它强调的是父亲的权力。本来属于家庭法庭的权力要么回到父亲的手里，要么被国家法庭所接管。总的来说，政府限制家庭和教会的权力就是为了增加自身的权力；它保障个人的权利，维护家庭的团结，并限制家长的权力。

在离婚案件上，个人的权利、家庭的维持和政府的控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非常明显的。离婚案件在大革命时期才首次出现在法国历史上。离婚是1791年宪法所表述的自由在逻辑上的延伸。宪法第7条把婚姻世俗化了，它是这样表述的："从此，法律认为婚姻是民事合同的一种。"如果婚姻是双方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民事合同，那就存在着破裂的可能。先前的条件给了这些理由更进一步的可能。在民法中，神职人员是与天主教会相分离的。在许多社区，许多夫妇拒绝在宣过誓的教士面前举行结婚宣誓。除了世俗化的婚姻之外，政府还控制了其他的民事登记，并取代教会拥有解决家庭生活问题的最终权力。除了法律提出的新说法之外，关于离婚的争论并不是十分广泛，人们提出了离婚的其他原因：解放不幸福的夫妇；婚姻专制主义下妇女的解放；而且对于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来说这也是一种良心上的解脱，因为他们的宗教是禁止离婚的。

1792年的离婚法案是非常开明的，它认可了离婚的7个理由：被判有罪、需承担身体上的处罚或者丧失公民权利的；有犯罪、暴行或者给他人造成重大伤害的；道德沦丧的；被抛弃两年以上的；失踪五年以上的；移民国外的。在这些情况下，准予立刻离婚。另外，夫妻双方同意，经过4个月之后，也可以离婚；而且因性格不合，并经过调解6个月之后，也可以得到批准。离婚后再次结婚需要等一年的时间。离婚所涉及的法律程序并不复杂，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要求；更为突出的是，法律对男女双方同样适用。在当时，这是世界上最开明的法律。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3）

根据拿破仑法典第六章的规定，离婚的理由被减少到三种：被判有罪、需承担身体上的处罚或者丧失公民权利的；有暴行的；有通奸行为的。按照拿破仑对家长权力的重新确认，妇女权利被大为减少了。丈夫在妻子有通奸行为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离婚，而当丈夫把情妇留在家里时，妻子却无权请求离婚。另外，如果妻子被判通奸罪，就会被送到监狱去呆上两年，而在同样的情况下，丈夫却可以逃避惩罚。虽然协议离婚条款被保留了下来，但它也被加上了许多限制，例如丈夫必须满25岁；妻子的年龄必须在21至45岁之间；婚姻存续期间必须在2至20年之间；必须得到家长的许可。从1792年到1803年，法国共有3万起离婚案，但在此之后这个数字就有所下降。让我们举一个经过仔细研究的例子，在里昂，从1792年到1804年，每年有87起离婚案，但从1805年到1816年，每年只有7起。在鲁昂，从1792年到1816年之间的1129起离婚案中，有43％是发生在1792年到1795年之间的，而1803年以后，每年只有6起。

离婚的可能性是否会对共和国新公民的私人生活产生真正的冲击？在城市中答案是肯定的，但在乡村，情况远不是这样。例如，在图卢兹，从1792年到1803年，共有347起离婚案，但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在雷瓦尔和穆雷，每年只各有两起。在里昂和鲁昂这样的大城市，到1802年为止，那些在大革命中建立并至少有7年以上的婚姻已经有3％到4％破裂了。1884年重设离婚之后，到1900年前后，离婚率是6.5％，这个比例也许并不比18世纪90年代高多少。离婚的夫妻来自城市的各个阶层，不过工匠、商人和专业人士更容易离婚。很显然，妇女从新法中受了益。在里昂和鲁昂，由单方提起的离婚案中，有2/3是由妇女首先提出的。大多数离婚不是双方同意的，只有1/4到1/5的离婚案是由双方共同提出的。

根据1792年的法律，离婚的主要原因是遗弃和长期失踪。接下来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感情不合。甚至最枯燥的统计数字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伤心的故事。在里昂那些常见的遗弃案中，有1/4是一方控告另一方已失踪了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了！半数以上的配偶失踪了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大革命提供了一个让法律联系实际的机会，而这个实际包括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男性与女性在提出离婚时，以遗弃和不合为理由的情况相差不大，但是我们是否会对妇女更多地以暴力作为理由而感到吃惊呢？家庭法庭和后来的民事法庭的记录中充斥着丈夫攻击妻子的案例。这些案例中常见的暴力工具是拳头、扫帚、陶器和火炉用具，有时甚至是小刀。

离婚立法并不单是为了把个人从不幸福的内部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按照要求，不幸福的夫妻必须通过家庭法庭或者家庭会议对离婚做出安排。丈夫和妻子一起挑选亲友组成法庭双方当事人，然后由法庭来决定案件的事实真相以及财产的安排和孩子的监护。很显然，离婚是十分容易被接受的，因为只有1/3到1/2的请求会被撤回。但是由于离婚是新生事物，再加上教会的抵制，离婚案件能达成圆满的很少。甚至最遵守宪法的主教们也只有在另一方活着时不可能再婚的情况下才接受离婚。不过，仍有1/4的离婚男女再婚了。离婚申请很少会产生监护权之争，这也许是因为寻求离婚的人很少会有未成年的孩子，也可能是因为法庭和父母都不会把孩子看成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有大量的反对意见，但是有证据表明，后一种情况下，在父母的证词和法庭记录中，孩子很少被提及；即使有辩论，也很少有关于孩子监护问题的决定；而且当夫妻们偶尔提到他们的孩子时，也不会提到孩子的名字和家中有几个孩子。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4）

在大革命期间，离婚过程是可以观察私人情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窗口之一。我们不清楚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个人的感情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诺格雷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女儿怀孕的故事，孩子是一个有妇之夫的。她的母亲假装自己怀了孕，这样她们就能到乡下去等待孩子的出世，因此也就能保住女儿的名誉。看来大革命并没有触及到这位模范母亲，她们碰到婚姻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办法和1789年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并不是大革命创造了对妻子的殴打。但离婚的可能也会对婚姻产生某些影响。现在是妇女，例如利奥奈斯·克洛迪娜·拉梅想离开她的丈夫，因为"她和他在一起不会幸福"。在许多情况下，相爱成为婚姻的基础。结婚已经成为一种不同寻常的时尚：在路易十六时代年平均结婚数为23.9万，而到了17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32.7万。这些婚姻并不都是由于相爱。那些丈夫不满25岁，比妻子年轻10岁以上的婚姻从9％到10％上升到1796年的19％，这也许是因为这是避免被征兵的最好方式。

要想去观察那些革命者的私生活是非常困难的。那些政治领袖的回忆录不带感情色彩。他们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了公众生活，这与旧政权中的前任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与建立新国家的实践无关，那么私人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像爱情、婚姻关系和个人健康是不会被公开的，即使是在很久以后才写成的回忆录也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19世纪20年代初，韦里埃－勒佩奥在写他的回忆录时，写了许多自己早年经历的浪漫爱情故事，但中间关于"革命之前的私人生活"的文章也只不过是占三卷中的一章而已。似乎随着革命的来临，私人生活也终结了，而且只有从公众生活中退下来以后，才重新开始私人生活。在书中，韦里埃-勒佩奥把早年与后来昂热中等学校的副校长的约会作为他私人生活的典型例子来讲述。革命中的公众生活经历几乎占了回忆录的全部。在韦里埃－勒佩奥的回忆录中唯一谈到私人生活的是他家庭生活的大事件，例如，他是如何寻找伴侣的，以及他对妻子和孩子的感情。当具体谈到革命经历的时候，他只是说了他的政治判断，而对其他方面绝口不提。他绝不把私事和政治混为一谈。

甚至罗兰夫人也是用这种惯常的风格来写作的。面对着断头台，她写下了她的"大革命小传"。这非常像政客的回忆录，里面都是每天发生的政治事件。不过，她也在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早年的生活。她把回忆录当成是私人经历的一个练习，"我建议用我在狱中的空余时间来收回那些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在这些段落中，她详细描述了和父母在一起的生活，而且比韦里埃－勒佩奥更多地涉及了私人的情感。当母亲去世的时候，她悲痛欲绝。另外，她还很公正地评价了她对罗兰先生的最初看法。她说："他的严肃，他的精神，他的习惯全都奉献给了工作，这令我认为，他是没有性欲的或者说他是一位理性的哲学家。"

在18世纪80年代写的信中，罗兰夫人试图将对政治的兴趣和日常生活中的迷恋联系在一起。不过，1789年那充满吸引力的公众生活及其飞速发展使得她不可能成为革命年代的塞维尼夫人；她更多地涉足到当时的各种事件之中，而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写信。她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对私人生活的冲击，1789年9月4日她这么写道："只有在照亮整个国家的爱情圣火被点燃之后，高贵的男子才能跟随着爱情的火炬。"1789年是她私人生活的重要分界线，因为这一年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分水岭。结果是，她较个人化的"私人回忆录"只不过记述了革命开始阶段所发生的事情。即使是在去世之前，罗兰夫人还能表达她对女儿的感情，"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安安静静、默默无闻地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涉足公众生活会毁掉一个母亲的私人生活，因此她希望女儿的命运会有所不同，能拥有一个远离公众目光的、幸福的私人生活。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5）

对于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人们的私人感情，我们能了解到的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当时人们重视的首先是革命进程，其次是对国家的建设，只不过，每个人的形式不同而已。儿子们被送去打仗；牧师被驱逐；教堂被挪作非宗教的用途，然后又得到恢复；被拍卖的土地因移居国外的家庭的返乡而被购回；结婚的庆祝方式多种多样；离婚也成为一种可能。甚至个人的名字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在1793年和1794年，孩子们经常被取名叫布鲁图、米修斯－斯卡弗拉、佩里克勒斯、马拉和热玛贝，甚至是纳瓦特、贝特拉夫和梅西德瑞斯。与女孩相比，男孩子更容易被起一个革命者的名字，而且这种状况在非婚生和被抛弃的孩子身上更常见。1794年后以革命者的名字来取名的风气很快就过时了，不过到了19世纪，偶尔还会有叫普拉热尔、埃皮克埃－戴莫克拉蒂或者玛丽－利伯蒂（意为革命、民主和自由）的。个人的名字成为公众传统的承载者。

对革命事件的关注也可以从普通人的书信和自传短篇中看出来。一个巴黎的玻璃工雅克－路易·梅纳特拉在他的日记中描写了他在革命中的亲身经历。虽然日记是他自己创作的，但他经常使用热月党领导者的语言："法国人呼吸的都是鲜血……罗伯斯庇尔的国民会议只不过是控告者的贼窝，这些带有报复心的人试图摧毁一个党派，然后另建一个新的。"巴黎的书商尼古拉·吕安特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详细描绘了巴黎反反复复运动和国家的政治，而几乎没有涉及其他内容。上述两个人都只是偶尔才写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当吕安特唯一的儿子死了以后，他中断了书信的写作，随后他是这样来解释自己的沉默的："高烧，要不就是医生夺走了我们最亲的人。现在，我们为什么而生活？"梅纳特拉讲述了他女儿的离婚和再婚，他希望女儿能忘掉第一个野兽丈夫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在1795年的那场苦难中，他自豪地说："我现在过得很好。我们根本没有感受到饥荒的存在……我们有很好的食物。"

那些生活更加可怜的人几乎没有留下讲述他们私人生活故事的东西。除了1747年之外，1794年、1804年和1814年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在充满危机的年份，自杀的人数也是最多的。在1789年至1801年之间，这个数字在不断地上升，到1812年达到了最高点。在拿破仑时期，巴黎每年有150人自杀，而几乎所有的人的自杀方式都选择了跳入塞纳河。在自杀的人之中，男性是女性的三倍。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天主教教义的禁条对妇女更有约束力。巴黎的自杀者并不是那些想在首都结束他们不幸时光的无业游民，他们只是落魄的人，看到生存状况会变得更差，因此承受不了而已。他们留下的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能让亲戚、朋友和邻居来辨认尸体的证明物。实际上，我们对于他们的内心情感并不了解，只知道他们宁愿死在塞纳河的泥水中也不愿意去继续奋斗。

萨德侯爵的革命（1）

在描述革命中的私人生活时，我们通常要用到社会史的数字和来自少数上层人士的直接证明。这些上层人士偶尔会写下他们个人的想法。我们对于大多数人的个人经历知之甚少。士兵在帐篷里时、罪犯在牢房里时、激进分子的妻子在做饭时、妓女在街上行走或者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时，他们都在想些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瞬间的个人意识是否对革命年代的人们意味着很多。但这里有一个个人感觉不能被忽视的极端例子－－萨德侯爵的个人意识。萨德研究的是性的外部限制，这是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许多方面，他的研究还为现代意识做了很好的定义。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在1785年到1800年之间写成。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多纳西安－阿尔方斯－弗朗西斯·德·萨德的早年生活并没有预示着他会成为《朱斯蒂娜》、《客厅中的哲学》和《索德梅的120天》的作者。像许多年轻贵族和显赫家庭的未来首脑人物一样，他在加入皇家陆军之前是在路易－勒格朗受的教育。在23岁时，他结了婚，几个月后他就被关进了樊尚，随后开始因长期的放荡行为而不断入狱。在1778年到1790年间，他在樊尚和巴士底度过了11年，1801年后他被永久地关进了监狱。虽然是贵族后裔，但他还是设法从巴黎的革命中幸存下来，在1794年入狱前他写过剧本，甚至还为一个革命官员服务过。

在1789年前，萨德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浪子，在大革命中，由于他的著作，他变得更加臭名昭著了。他的《朱斯蒂娜》自1791年出版之后的10年里再版了6次。这本小说只有三百多页，但到1797年《朱斯蒂娜的消息》出版时，已经变成了810页，而同年出版的《朱利埃特》则长达一千多页。《阿林和瓦尔考》和《客厅中的哲学》是1795年出版的。作为《朱斯蒂娜》的作者，萨德经常遭到报纸的谴责，而作为《朱斯蒂娜》系列小说的《朱斯蒂娜的消息》和《朱利埃特》使得他被最后一次投入了监狱。《朱斯蒂娜》再版的次数和持续的坏名声使萨德在大革命年代广为人知。迪克雷－迪米尼尔的著名小说《洛洛特和方方》再版了至少10次，但迪克雷－迪米尼尔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1795年后，巴黎新建的阅览室不断增加，小说创作不断增多，读者的品位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这样的年代，萨德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

萨德的心理学故事不断损害着革命理想，他不是拒绝它们而是把它们带入了最令人讨厌的可能情况。按布朗夏的说法，"他系统性地阐述了性爱权利宣言。"在这个宣言中，人的天性和理性就是为完全的自我意识服务的。传统道德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邪恶。萨德自己说："在天性的手中，我只是一部机器，她是完全按自己的意志来运转的。"在完全平等的新世界里，只有力量、野蛮和残暴是至关重要的。在革命政权面前，出生和特权等所有的差别都不存在。这里面没有法律。萨德的小说颂扬自由、平等和友爱。自由就是追求快乐而不去考虑法律、传统和其他的意愿。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存在着平等，没有人生来就拥有这种权利。只有最自私和残忍的人才能赢得这种权利。

在萨德的诸多小说中，《私生活》描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对最极端、最残暴的享乐是必需的，而且几乎总是被描述成一座监狱。就像巴尔泰所说的那样："萨德的隐居只是僻静处的戏剧形式。"洞穴、地窖、地下通道和坑道是萨德的主人公最喜欢的地方，而最秘密的、最偏僻的地方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城堡，因为它们与外界隔绝。黑森林中的西林城堡是《索德梅的120天》中的故事现场，而在《朱斯蒂娜》中则是圣－玛丽－德布瓦城堡。对城堡外部的描写很少，而其内部总是被描绘成监狱的样子，不同的只是结尾和叙述的顺序。在西林，"我说，必须建起所有的门，这样有人就可以进来，然后把自己关在一个像被包围的要塞的地方……希望是肯定的；我们把自己关在里面，甚至都无法找到门在哪里，我们在里面安顿下来。"一旦进去后，就与外界隔绝，这完全是私人的领地。接下去是预计的顽强的抵抗。性变态并不意味着混乱；它只是彻底地推翻了禁忌和规则以及与各种限制的冲突，甚至是快乐所需的恣意糟蹋。

萨德侯爵的革命（2）

在这个高度私人化的空间里，寻欢作乐的对象和规则规定的对象通常都是妇女，"颤抖、猜测、服从、期望，也许还不是最可怜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物外，萨德小说中的女性都是没有自由的，而且也很少有属于她们自己的快乐。"与人分享的快乐就不是快乐。"在他的小说中，传统的异性恋非常少见；阴道总是被忽视，而其他的洞总是大受欢迎。妇女是男性侵犯的对象，实际上她们根本就没有身份。朱利埃特好像是个例外，但她也只有依靠不停地杀人和抢劫才能生存下去。在扭曲中，男子之间的平等和友爱只有在他们压迫妇女的时候才会出现。许多女性牺牲品是贵族，但在萨德的世界中，新人又在独立的城堡中重建了一种封建权力。

萨德对妇女的态度并不能认为是典型的，不过萨德的作品提醒了我们妇女在私人住处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在萨德的小说中，私人住处是男子出于性需求而关押和拷打妇女的地方。共和主义者和雅各宾党的观点认为妇女应该待在私人场所，这难道不正是典型的萨德观点的反证吗？革命者把妇女的作用限制在依靠丈夫、兄弟、母亲和姐妹上，而萨德则把她们变成了职业妓女或者容易被男子征服的妇女，她们唯一的身份就是男性的性对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妇女都没有独立的身份，至少男性人物不希望她们拥有。妇女都被描绘成潜在的颠覆者，很显然，她们不愿意接受被分配的角色。另外，为什么当妇女争取成为公众人物的权利时，雅各宾党把产生的混乱说得十分严重？另外，为什么萨德会对封闭的城堡如此着迷？因为"没有城堡去抵御外来的攻击并不可怕，来自内部的侵害要恐怖得多了"。

18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圈内普遍认为妇女适宜于待在私人住所。皮埃尔·卢梭的论文《妇女的身体和精神系统》成为妇女问题的标准参考文章。妇女被描绘成男性的对立面。妇女被等同于她们的性别和身体；而男性则代表着头脑和活力。子宫给妇女下了定义，并决定了她的感情和精神存在的结果。人们认为女性生殖系统是特别敏感的，这种敏感是由于妇女的大脑物质较弱造成的；妇女的体力较弱，她们更喜欢坐着。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柔弱再加上感情上的敏感使妇女更适合于抚育孩子，子宫早已确定了妇女作为母亲的社会地位。医生的论文和政治家的论文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大革命中，卢梭偶尔也为理论报纸《哲学旬刊》写作，他还在学院二年级的品德组工作。他年轻的同事乔治·卡巴尼在妇女问题上和他持相同的观点。从生理的角度，男性更加强壮，更具挑衅性，而且也更富有想象力；而女性柔弱、胆小，并且还常常装腔作势。尽管与德斯塔夫夫人和孔多塞夫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卡巴尼仍然拒绝让妇女担负任何学术和政治上的职务。他认为这类事务会破坏家庭这个社会的根本和自然秩序的基石。卡巴尼理论的追随者雅克－路易试图通过他的两卷《女性博物学》来发展道德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他的观点与卡巴尼很相近，"如果说男性只在一段时间内是男性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女性在一生之中都是女性，这完全是因为她们的影响；正是她们的影响不断地提醒着女性她的性别，并且提供了诸如外貌之类的条件"，然而，"与男性相比，妇女更愿意去相信精灵和鬼魂；她们更容易有迷信行为；她们有更多偏见；她们多半曾被催眠过。"因此，人们对于她们容易受反革命牧师的影响，以及会接受最可怕的性奴役也就不会吃惊了。

萨德侯爵的革命（3）

与从前相比，19世纪的妇女更多地被束缚在私人的领域内。虽然这种趋势在18世纪后半段就开始出现了，但大革命确实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样就重新调整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以及普遍的家庭观念。妇女与家和私人空间的联系增强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业化使妇女能以这种方式来生活，而且是因为法国在革命中证明了对自然性秩序潜在的颠覆的可能性，这对男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妇女成为需要外界保护的脆弱对象，她是私人的代表。因为生理上的不足，妇女被限制在私人空间里，但在革命中的政治化和公众化面前，私人本身也是很脆弱的。如果政府可以规范家庭生活并重新制订年月日的标准，如果政治可以规定孩子的名字和衣服的选择，那么私人生活就会全部消失。而且通过婚姻世俗化、限制敬神及全民动员，使私人生活受到更大的压力，那么以前的自然秩序就会显得更不稳固。妇女会选择像男子一样穿着，或者在前线打仗；如果"不幸福"，她们就会要求离婚。对国王、王后、贵族和富人的敬意的丧失会使妻子对丈夫，甚至孩子对父亲的敬意也产生问题。

革命者已感到需要划出一条线，让妇女待在私人的一边，男子待在公众的一边。从1794年开始，经过1803年、1816年及整个19世纪，这条划分公众和私人、男性和女性、政治和家庭的界线变得更加精确了。甚至连最激进的革命者也不能忍受因公众侵犯私人领域而产生的紧张。在热月革命之前，他们自己却逐渐背离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所造成的震动影响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法律在涉及家庭生活的时候，最终总是要回到1792年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上去，比如，1975年6月4日的法律就消除了早年大革命时期确立的男性在婚姻上拥有特权的痕迹；而1972年1月3日通过的法律则确保了在革命第二年就提出的私生子的权利。还有什么方法能比这种形式更好地继承大革命的遗产，令革命原则"现代化"，并产生长时间的影响呢？

在英国，1820年是查理王后的年代。她是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受伤的英国王后"，是乔治三世的儿子摄政王乔治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是早就安排好的，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有爱情。婚后不久，他们就分居了，他们唯一的女儿是夏洛特公主。当乔治把卡罗琳扔在家中去享受他的爱情生活、他和朋友间的友谊以及他的政治阴谋时，卡罗琳还必须过着受约束的王室生活，虽然丈夫从不出现。她那德国平民的方式，或者按乔治的说法，她谈吐的鲁莽和轻率使王子大为恼火，一心想把她除掉。面对他无情的敌意和对女儿的控制，卡罗琳离开了英国到欧洲大陆去寻求一种流浪贵族的生活。

萨德侯爵的革命（4）

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了。自从国王疯了之后，一直都由摄政王代替父亲在执掌大权，现在他终于得到了这个君主制国家完整的王权。但卡罗琳会被承认是他的王后吗？乔治四世决定她不能成为王后，并坚持把她的名字从祈祷书中划去。由于自己的权利被否认而产生愤怒，卡罗琳乘船返回了英国。她的登陆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她受到了自由党激进派的热烈欢迎，这些国王的敌人很高兴终于有了可以攻击国王的机会。国王的大臣们建议通过协商来解决冲突，但他们无法说服国王。国王坚持要同他的妻子离婚，并利用英国王室的特别程序来达成这个目的。

1820年，对王后的公审吸引了全国的注意，这种场面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连着几个星期，当贵族们在倾听相关的丑闻，女主人和仆人间不正当的性关系，以及没有爱情婚姻的证据时，王室的丑事已经开始充斥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对那个与王权和国王斗争的女性的审判由议员们来主持。但公众的观点并不都是支持国王的，而且，因为国王扩充军队、召集密探、安排证据，加之从不到庭，令民众对他产生反感。同时，因为王后是进入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的唯一女性，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她污秽行为的细节被展现出来后，她的支持者反而大大增加了。因为证据都是由外国仆人提供的，而这些仆人的忠诚和诚实越来越令人怀疑。幸好她的鲁莽没有影响到她的支持者们对此事的愤怒。她受到的不公正是一位自身也不检点的人所控告的，她成为腐朽的王室和国家机器的牺牲品。卡罗琳不应当为贵族对待婚姻的不道德的本质而付出代价。

对卡罗琳王后广泛支持的实质是关于男子与妇女间的适当关系、婚姻的本质以及在一定社会中家庭生活的问题。这样的安排不能保证长久的结合。王后的拥护者把她当作正义的女英雄，一个男子对她的不公正对待使得其他人对她的援助变得非常必要。她是一个不幸的牺牲品，她的获救只能依靠那些为她的利益而战斗，披着铠甲骑着马来保护她的骑士所具备的骑士精神。必须举起高尚勇敢的武器来使她免受伤害，从而也能挽救英国的美名。不论是父亲、丈夫，还是兄弟，都被号召牢牢地站在妇女的阵营一边。卡罗琳的无助、孤单和依赖性是战斗号令的实质。她不能保护自己，其他人就必须来保护她。英国文明的亮点就是其"国内道德"。除非这点得以维护，不然就会出现腐化和衰退。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伦敦的黄铜铸工和铜匠们开始民主游行以支持他们的王后。游行的队伍以八名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为前导，他们的帽子上缀着白色的羽毛，还带着扈从。游行队伍里的人都带着铜棒，有一些还戴着铜盔，整个队伍都是由与铜为伍的人组成的。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骑士精神得到了回归。但那些前去援助那位无助女性的英勇骑士们，都希望能弄清楚他们从王室手上救下的人是一位纯洁的杰出女性。

卡罗琳不太像是这样一个角色。但她的小错误被狡诈的意大利仆人不怀好意地夸大了，她被重新塑造成脆弱的、有依赖性的牺牲品和一位被夺走了孩子的母亲。在充满传奇色彩的王室中，与她那些堕落淫荡的故事相比，她那神话般的地位对公众的想象更有吸引力。作为不受欢迎的国王的受冤屈的王后，卡罗琳比平民化的、随随便便的她更令人同情。在妇女与神话之间实力悬殊的对比因她的倒下而被揭露了出来。她的希望，伦敦群众能支持她到加冕的这种希望破灭了，国王在欢呼声中给另一个人加了冕。但他此时的快乐是由于他击退了公众对王后的支持，也是迫害其不幸妻子的结果。

萨德侯爵的革命（5）

卡罗琳王后事件标志着在最早的公众时期，对婚姻和性关系的新看法在普遍的支持下被表露了出来。英国高尚与荣誉的标志，在约翰·布尔的《乔治四世与妻子卡罗琳颂》中是这样赞美的："国家的父亲，也是王后的丈夫，享受着人民完全的爱。"人民坚持认为王权就意味着在家中的家庭责任和对人民父亲般的责任。一位出色的国王也就意味着一位出色的丈夫和父亲。没有家庭的安宁，国家也不可能安宁。家庭内的道德是英国文明的实质，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国王能具备这些道德品质时，人们才会有爱。因为摄政王玷污了婚姻的神圣和拒绝了家庭生活，英国人的观点认为他使自己丧失了名誉。在贵族中，不道德的行为很普遍，但这只是反映出贵族生活的腐化程度。人们应该为了爱和伴侣关系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金钱；他们应该严格地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职责；男子应该关心和保护他的女性家人；家是一个宁静的休息场所，而不是冲突和争吵的地方。

"受伤害的王后"让她成为君主制管理的标志。乔治的继任者威廉和阿德莱德被评为最理想的夫妇。维多利亚这朵"英国的玫瑰"，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典范。1854年，一位广受欢迎的布道者宣布："我们的君主、尊贵的女王在幸福的家庭中很受欢迎，人民对他们都很忠诚。我们对她的信赖和感情都是建立在其自身的道德品质之上的。她是一位女王，一位真正的女王，但她也是一位真正的母亲和妻子。"维多利亚所拥有的追随者的忠诚和热爱全是因为她能像一个真正的妇女那样去爱。乔治四世因为在家中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地位而无法得到人民的服从，而维多利亚却用自己的温柔赢得了他人的忠诚，因为这让他们明白她和其他妇女是一样的。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王国，其中父亲是国王，母亲是王后。王室肥皂剧需要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家庭表现出我们所认可的行为和实践，只不过这些都发生在更为尊贵和迷人的地方。很显然，在1820年以后，要想得到大众的欢迎，君主就必须更多地待在家里。婚姻和家庭是必不可少的，而淫荡的性生活却是不可以的。

贵族在性关系上的双重标准，比如接受男子的不忠却惩罚通奸的妇女，以及互不关心的婚姻形式都受到大众的批评，而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中产阶级。1820年，中产阶级激进派指出了一条道路，因为对家庭观念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王的攻击。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本瑟姆的朋友詹姆斯·穆勒是王后坚定的支持者，而在英国王室内，王后得到了《爱丁堡评论》的创建人之一亨利·布鲁厄姆的支持。但在这种家庭观念和激进派政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许多对妻子不满的人也支持王后，并帮助建立一种能联系圣公会与上帝以及托利党与辉格党和激进派的道德优势。这种道德优势是知识分子数十年斗争的结果。在此期间新的方法得到了发展，新的定义被提了出来，而且也通过它建立了良好的男女关系。

这种新论述发展的高潮在19世纪末福音派出现后，这是圣公会里的一种变革运动。由于社会低层教友的呼吁，也受循道宗教义的影响，福音派主要通过对富人和上层社会的影响来改革教会。在开始的几年里，变革运动主要依靠落魄贵族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汉纳·莫尔向上层社会呼吁必须要使英国生活重获新生。福音派主要关注的是原罪、犯罪和赎罪的可能性。皈依，看到光明并了解罪人的本质是必须的。如果人们不了解人类原罪的深重以及赎罪的可能性并通过基督来拯救自己，那就没有希望了。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福音派世界观的实质，他们把精神生活质量的下降看作是18世纪社会精神和道德丧失的根源。社会已经烂到了根上，但这种腐烂是宗教虚无的结果。名义上的基督徒会去教堂，会读圣经，但他们从不用心去聆听上帝的福音，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获得拯救。真正的基督徒必须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从皈依的那一刻开始，那些把自己当作罪人并寻求拯救的人可以得到灵魂上的净化。他们可以寻求一种真正的宗教生活方式，这包括打破所有的旧习惯，认真检查个人和社会行为，以及以基督徒的方法来思考和行动。

萨德侯爵的革命（6）

这种信仰更多地需要长期坚持。它旨在把每个人本身转变成信仰基督的新人。这就要求有力的支持，包括内在的检查，可以用清教徒的方式，也可以用日记和宗教杂志表现出来。当然这还需要来自牧师和其他信仰者的外部帮助，这样能有助于不停地努力直到成为一个崭新的灵魂。这种努力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包括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与仆人和雇员的关系、发出命令和接受命令，以及每餐的进食和追求的快乐，而且不论这种细节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中，是在教堂还是在马厩。上帝在观察和聆听，而那些全视的眼睛和全听的耳朵必须变成内在的良心。仔细检察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每年、每天、每小时和每分钟都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每个行动和每个想法都经得起永恒的审判。对自我的了解是获得拯救的基础，就像福音派的诗人，清教徒约翰·弥尔顿所写的那样。

能了解自我和自身灵魂的状态是"最有智慧的"。其次重要的职责是把上帝的福音带给其他人，也就是传播福音。福音派从自身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然后就是改造整个社会。这种热情不断增加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觉醒给英国上层社会带来了恐慌。由于对法国事件的害怕，英国的一些阶层开始就最重要的优先权是保证每个人住所状况良好的问题展开争论。然而，激进派的重建秩序强调重建政府和对旧政权的腐败进行批判，而对福音派来说，这就是关于原罪和不道德的问题。使社会重新振作的唯一途径就是把福音传给尽可能多的人，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宗教基础。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警告。如果国家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不进行一场革命的话，这样的事件就会在英国重演。

而这种革命必须从个人做起。每个灵魂通过基督团结在一起，重获新生的经历是挑战道德腐败和衰退的基本先决条件。放弃自身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妇女这样写道："自我必须被放弃，自我必须死亡，基督才是一切的一切。"整个身心都要神圣地服从，就连意志也要学会服从。祈祷者的每个行为都会被考虑。福音派认为个人信仰是宗教经历的实质，并强调阅读、研究圣经和祈祷的重要性。这种通过日记和宗教杂志进行的个人内省需要家庭祈祷的帮助。当宗教家庭每天聚集在一起做祈祷时，他们可以互相检查和指引对方，讨论每个人堕落的具体表现，并会为基督的理解和原谅而一起感到宽慰。

这种宗教家庭能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提供最好的帮助。因为这个世界充斥着骄傲和原罪，所以真正的基督徒需要寻求能藏身于基督世界的宁静和与世隔绝。在这里，戏院或者会议室中虚假的愉快，会被了解了救世主后产生的内在宁静所取代。在福音派里，男性对"世界"的抛弃要比女性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被认为对宗教活动非常有害，而中层和上层阶级妇女的家庭活动被认为更倾向于基督教的实践。对福音派来说，家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他们之前的清教徒已经证明了家庭是躲避外界压力的安全避难所和一块宁静的地方，在那里主人和主妇可以自由地指挥他们的孩子和仆人。福音派把家庭当作改革举止和道德实践的中心。家庭可以成为清教徒梦想中的小型教堂，对它的主人来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国家"，而且不论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在家庭里都可以追求真正的基督教的实践活动。

萨德侯爵的革命（7）

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就意味着福音派要求改进行为准则。著名的福音派作家汉纳·莫尔擅长描绘基督教的典型人物，那些人物为实际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引导。她的父亲是一位有自己土地的绅士，他的收入微薄，因此他的女儿们开办了一所学校来养活她们自己。在18世纪70年代皈依之前，莫尔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和知识分子。她是著名演员和经纪人大卫·加里克和著名的约翰逊博士的朋友，她还是"兰袜子"的成员，这是一个文学女性的组织，她们每天在伦敦聚会，谈论当天的出版物。像她的朋友威廉·威尔伯福斯一样，她皈依严肃的基督教不是心血来潮。宗教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态度和价值观。她开始为严肃的基督教服务。在18世纪80年代，她写了一系列的书籍，旨在动摇英国上层阶级的满足感并鼓励他们进行道德改革。

就像对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法国大革命也为汉纳·莫尔提供了一个分水岭。部分出于政府的需要，她的学说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说服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去相信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性。她著名的系列书籍是知识分子重要的抵御武器。18世纪90年代福音派试图通过宣传传统的家长式作风与基督教振兴运动相结合来赢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在为穷人而写的那些小册子中，莫尔鼓吹对当权者绝对服从，并强调进入神圣家园的乐趣。在上帝的眼中，谦卑、恭顺和辛勤工作就意味着快乐。在政治上，莫尔和大多数福音派一样都非常保守，因为他们嘲笑世俗的事物，只关心内在的精神生活。但莫尔在政治上的保守与她在宗教上的激进以及坚持重新生活的主张并不一致。她作品中精神上的热情和道德的确定性使她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

莫尔最基本的探索就是为了获得宗教拯救。她认为家庭对拯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认为家庭责任对于开始基督教生活是非常有益的。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灵魂，因此生命才会永恒，但男性和女性的职责是完全不同的。莫尔的早期作品描绘了男性和女性在举止和风格上的恰当行为。这些书中的一部分非常流行。但她后期的作品太急于寻求对她思想的支持，其中既有规劝也有引导，虚构的成分比较多。她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她唯一的一部小说，1807年出版的《科埃莱布斯寻妻记》。这本小说当时立刻成为大都市和小乡村谈论的话题，传遍全国各个角落。这本书是为中产阶级所写的，因为莫尔已经放弃了她对上层阶级的独家呼吁，她当时认为中产阶级是道德重塑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虽然福音派是从贵族的外围发展起来的，但它很快就发现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中产阶级。商人、制造业主、银行家、农场主、医生、律师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还有工匠和新的牧师组成了大多数的教区，在那里福音派得以发展。但它从来没有得到穷人的大力支持，穷人的宗教倾向是循道公会。

《科埃莱布斯寻妻记》一书集中体现了莫尔对男女之间适当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应该如何以不懈的方式来追求精神生活的思想。科埃莱布斯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能从土地财产中得到令人满意的收益。自从父母去世后，他开始为自己寻找妻子。这篇小说寓教于乐，规定了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对孩子的关心和对仆人的责任；男子的商业地位和妇女在家庭内的职责；花园的养护以及指导穷人如何组建一个家庭。在旅行的过程中，科埃莱布斯首先去了伦敦，他被大都会生活的肤浅所震惊，那里的人们就是永无止境、永不满足地追求快乐。他发现他所遇到的年轻妇女都是思想空洞、举止轻佻的。因此他又回到了乡下，一个与遭到严重腐蚀的城市完全隔绝的地方，按福音派的观点，这对宗教生活是非常有益的。在乡下，科埃莱布斯碰到了斯坦利一家，他们是他父母最好的朋友。他最终和他们一起生活。

萨德侯爵的革命（8）

斯坦利一家是最完美的宗教家庭，他们不仅鼓励同住者恰当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为来访者指引道路。这个家庭的创建人斯坦利先生是男性基督徒的典范，他具有福音派认为的新型男性所必需的所有品质。他真正的宗教生活贯穿在他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支撑着他所有的行为。斯坦利先生并不像18世纪传统的绅士那样成天忙着打猎、射击、钓鱼、喝酒和吃饭，他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地主，决定履行对佃户的责任，他把这些责任不仅仅看作是经济责任、道德和宗教责任。他对待家庭职责非常严肃，不论是作为丈夫还是父亲。在斯坦利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爱心、照顾周到的丈夫和父亲。汉纳·莫尔告诉我们，以家为根本，能享受家庭生活，愿意承担对子女的责任是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以性生活放荡、喝酒和生活放纵来表现男子气概是令人厌恶的。新一代的男基督徒必须把自己的职业作为生活的中心，不论这个职业是农场主、商人、神职人员还是律师。不论什么职业，他都需要有敬业的精神。他必须表现出他作为工作和家庭主宰的权威，同样地还要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爱心。

福音派男教徒被认为是关心公众世界并有责任感的人，女教徒则被认为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汉纳·莫尔认为男性和女性生来就属于不同的领域，这是自然规律，也是习惯和规矩。大自然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规定，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价值；任何超越各自领域的企图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莫尔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憎恶不仅是因为她抛弃了18世纪90年代的佩尼特激进主义，而且因为她认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要求的两性平等是反自然和不道德的。她相信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结构就显示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妇女去追求与男子在同一领域的成功，就是对上帝赋予她的特殊任务和职责的否定。她这样写道："很显然，鱼拥有鳍，鸟拥有翅膀，这是身体力量上的优势，而男人拥有更强有力的大脑组织，因此他可以主持复杂、大胆的行动或者会议场面，比如，担任复杂的政府职务，进行武力争斗，面对科学的复杂性和深度，陷入商业繁忙之中，或者进行其他需要更强的理解力和更广泛才智的职业。"莫尔详细说明了看得见的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以及她认为是属于男性或女性一系列自然特征。

福音派关于女性的观念都是建立在一种假定之上的，而这种假定认为女信徒是与母亲和妻子的职责密不可分的。夏娃的堕落是由于她的公然纵欲，但基督的母亲玛丽亚通过生下耶稣给妇女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包括莫尔在内的所有福音派教徒的指导人－－圣徒保罗教导妇女，她们的职责就是管理家庭。妇女的职责就是当好妻子和母亲，家是她的影响力和行动的理想场所，广阔的公众生活舞台并不适合她。她是丈夫太阳身边的月亮，她的光芒可以照耀整个家庭；她是羞涩的紫罗兰，只有有时间和耐心的人才能发现她的美丽。

福音派教徒坚信所有人，不论男女，都有获取拯救的权利，但这种精神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上的平等。男性与女性在行动范围上的差异或者说妇女只能涉足较小的圈子，意味着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妇女只不过是丈夫的附属品。圣徒保罗是这样写的："妻子们，把你们自己交给你们的丈夫，主认为这是正确的。"谁还有权威去挑战它？但这并不是说妇女缺乏影响力。男子拥有所有的权力，但妇女可以影响男子，这是她们的特殊技能。用这种方式来关心男性是她们的特殊职责，这样，男性会去听她们说，注意她们的建议，重视她们的话。在一个受福音派影响的家庭中，精神生活是主要的。妇女因与男性的关系而拥有自身的尊严和地位，但这还需要她们的特有技能的帮助。

福音派赋予中产阶级的男子和妇女以新的身份、新的生活方式和对过去经历的新的理解。在面对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时，旧的头衔和土地已远远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宗教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土地和家长式作风的尊重，但它认为能进入精神生活才是更为重要的。就像中产阶级最喜欢的基督教诗人威廉·柯珀写的那样，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最骄傲的就是能与基督同行。具有这种道德倾向使严肃的基督徒们具有在上帝的葡萄园里辛勤工作的力量和热情。

萨德侯爵的革命（9）

"与其闲死不如忙死"是维多利亚时期卓越的福音派们最喜欢的格言。这句箴言对其他人也适用。他们的力量是取之不尽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为上帝而工作。福音派开始时是针对圣公会的改革运动，但几十年来，它一直无法确立其优势地位，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在圣公会中，福音派的影响已经很普遍了，不论是教会还是在国家中，它的支持机构越来越多。这是辛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培训牧师，授权于教区；建立学校和主日学校来讲授福音派的教义；印制传单、小册子和杂志；筹集资金来传播上帝的福音；不论什么时间和场合，只要一有机会就进行宣传。这种四面出击的计划必定会四面树敌。从科贝特的谩骂到狄更斯和萨克雷的漫画，福音派成为了敌对的"笔杆子"们的攻击目标。但另一方面，这种敌意也说明了他们的成功。在新的城区，他们大建新教堂和分部。而在英国乡下的教区，他们换掉了不履行义务的兼职人员，取而代之的是得到有钱人支持的充满活力的年轻牧师。他们逐渐赢得了支持，到19世纪50年代时，他们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了，即使在教会的等级制度中也是如此。

19世纪早期，不信奉国教而信奉福音派的教派的兴起有力地声援了圣公会福音派发起的旨在拯救英国免于道德腐化的运动。18世纪不顺从国教的主要派别，如贵格会、一位论派和长老会都幸存了下来，但信徒大为减少，而且连很多中产阶级的上层人物都受到了同样的影响。同时，支持新教的教徒迅速增加，包括像循道宗、独立派和浸礼会。新教和圣公会在关于皈依与拯救和宽恕的力量上的信仰是一致的。另外，它们都认为目前所面临的斗争就是为了赢得英国人的宗教生活的精神斗争，而且圣战军队必须与具有圣灵亮光的敌人进行战斗，不管他们是欧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其他危险的激进分子或者无神论者。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福音派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尽管圣公会和新教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为了反击不信仰宗教的威胁，严肃的基督徒准备在上帝的名义之下一起努力。

这些基督徒还同意相信关于男子和妇女角色的假定，特别是由汉纳·莫尔表述的关于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讲道，要求对18世纪晚期的讲道进行重新修订成了他们新的正统的做法。汉纳·莫尔和福音派诗人威廉·柯珀一起写了关于平静的家庭生活的乐趣的文章，为新生的男性和女性问题的出现提供了参照标准。男性基督徒会照料家中或者雇员的家属；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他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他身体上的强壮；虽然他的生活舞台是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但他也热爱他的家。女性基督徒则通过她与其他人的关系而被定义为妻子和母亲，她会从对家和家庭的职责中寻找到满足感。直到19世纪中叶，柯珀和莫尔向贵族和绅士的男子化没有宗教感情的观念以及沃斯通史拉夫特和她的同志们所持的男女平等的危险论点发起了挑战。他们的观点成了严肃的基督徒和英国中产阶级共同的臆断。

这个转变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到1820年公众会认定英国国王不应该鄙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联系？汉纳·莫尔是如何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从而被牧师们引用、为大量课本所赞誉的？为什么关于妇女贪婪的性欲的早期观点被抛弃了，而转为强调妇女的羞涩和天生的冷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家庭财政中两性间伙伴关系的臆断被新的认为男人的职责就是为妻子和孩子提供财政帮助的想法所代替了？为什么现在已婚妇女劳动力被认为是适合于家务劳动的？妇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她们的职责看作是当好妻子和母亲的，而这时男子已发现许多不同的新技能和新工作了？为什么中产阶级会相信并以此来组织他们的生活？

萨德侯爵的革命（10）

牧师为不同职业的男子和妇女祈祷并在教会组织中追随这些信仰。男子发挥着积极的公众作用，而妇女的作用则是维持性的和私人化的。男子可以进入内阁，而妇女却没有这样的权利。在有不同意见的小教堂里，男子开始担负更多的责任。18世纪非正式的小教堂到了19世纪会变成有实力的大教堂。教友的增加、影响的扩大再加上中产阶级财富的增加意味着有新的机会，需要新的设施和认可新需求。

伯明翰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工业城镇，其富有是建立在金属工业的基础之上的。下面，让我们以伯明翰市中心的一个独立派小教堂为例来说明。在世纪中叶的时候，卡尔街教堂就已经打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相对富裕的基础。它有一座建造特别并不断改进的大型教堂，有两位全职牧师以及主要由中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组成的经常超过千人的星期天教会。从1805年到1851年，那里的主要人物是约翰·安杰尔·詹姆斯教士，他以布道和写作闻名全英国。在他广受欢迎的作品比如《青年男子的朋友和使生命不朽的指导》、《女性的虔诚》、《家庭监视员》或者《对家庭幸福的帮助》中，詹姆斯教育大家，男人应该是家庭中的国王和主人；已婚妇女应该把她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完全投入到家庭中，以及宗教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牧师是由为他的服务付钱的教友们指定的。然而，在选牧师的时候，只有男性教友有投票权；只有男性教友才能成为委托人并对小教堂的财政负责；只有男性教友才能得到教堂中新设的职务。例如，执事的职务是由男性教友来担任的，其主要职责就是支持和帮助牧师的工作。就像圣保罗所说的那样，妇女能成为教堂的教友是因为，"不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不论是被囚禁的还是自由的，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上帝面前你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精神上的相同并没有反映在教堂中的社会关系上。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男子和妇女在教堂中占据了不同的领域。在卡尔街教堂的会议中，妇女被允许发表讲话，但并不是所有持不同意见的教堂都赋予妇女这项权利。教堂欢迎她们充当教堂工作的助手，比如说分送宣传册、在女子主日学校教课、拜访穷人家庭、充当志愿者和执行牧师的逐客令等。这是她们作用的延伸。

在中产阶级学校中，并不只是宗教学校才试图建立不同的性别领域。基督教福音派对于建立新文化的冒险活动非常积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男女活动的区别经常被写入其章程，并被铭记在这些社团的习俗和实践中。以文学和心理机构或者在许多城镇中成立的艺术社团为例，男子和妇女都能得到教友身份，但因为性别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在委员会中男子很活跃，出任各类职务，他们在特殊领域的贡献得到了教堂的承认；他们可以参加各种讲座并使用各种提供的设施，但另一方面，虽然妇女也付同样的教友费，但她们不能加入各类正式的机构。通常她们只能由别人代为投票，而且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由男性参加的年度晚宴。像许多其他的学校一样，伯明翰哲学学院也不允许妇女使用阅览室，因为人们认为阅览室是一个属于男性的场所，是一个让男人避开女性的聊天能安安静静地看报纸的地方。毫不奇怪，人们认为这些社区主要是男性的地盘。虽然由于与男性成员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妻子和姐妹，许多妇女能使用一定的设施，但几乎没有妇女能参与这些活动。在19世纪末期，由于妇女获得了自信，并逐渐感到由于她们私人身份的限制并没有融入到男子的公众世界中，她们开始要求设法进入这类俱乐部和社团。然而，在19世纪末期，当中产阶级的男子为他们商业上的成功且因他们的宗教灵感产生自信，开始逐渐寻求以他们的想法来重塑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拉大了男性和女性领域的差异。

卡德伯里家族（1）

同时中产阶级男子和妇女生活的物质条件也正在以增大两性劳动区别的方式在改变。农场主、制造商、商人和专业人员能通过性别来强调家庭中不同成员的不同责任的思想来认识他们生活中物质条件的变化。我们以18世纪末伯明翰的店主卡德伯里一家为例。出生在西部农村的理查德·塔珀·卡德伯里跟一个布商当徒弟。他来自公谊会家庭，而公谊会是一个遍布全国的紧密的宗教、经济和社会关系网。他的学徒生涯是在格沃斯特度过的，而作为一个熟练工的日子则是在伦敦；然后，他找到了一个在伯明翰当绸布商的机会，1794年他在那里安了家。除了为他的学徒生活付费和把他介绍给所到之处的公谊会社区之外，他父亲还为他的小买卖提供了足够的资本。在1800年理查德和妻子伊丽莎白以及他迅速扩大的家庭一起搬到了他在布尔街购买的商店的楼上，那是伯明翰的主干道。在那个时候，中产阶级住在他们经营场所的楼上或者旁边是很普遍的。铁器制造商就住在市场的边上，律师在自己的房子里开办事务所，而小店主就住在商店的楼上。只有非常富有的中上层阶级才会渴望一座独立于家庭企业之外的房子。

还是一个女孩时，伊丽莎白·卡德伯里没有接受过她丈夫那样的训练。妇女不可能得到学徒生活，因为传统的假设是她们能从工作中学会所有必要的知识，会学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得到帮助。只有富人才不希望他们的妻子去家庭企业中工作。农场主的妻子要负责奶牛，商人的妻子要在仓库或者账房里帮忙，而在丈夫去世后，制造商的寡妇要经营整个买卖。在需要额外的人手时，伊丽莎白就去店里帮忙，而在丈夫外出时，她就会照看买卖；她要负责组织整个大家庭，包括学徒和商店的女店员以及她自己的直系亲属。在婚姻生活的前15年，她一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有8个活了下来；而且她的老母亲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总是有喂不完的孩子、洗不完的衣服、做不完的衬衣和挑不完的水。然而，在两个女仆帮她做一些家务的情况下，伊丽莎白还在家里的买卖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理查德去伦敦为店里找新织物的时候，他写信给妻子："在我到邦巴津斯以后，我发现很难找到我所需要的所有颜色。那些我所看到的织物都很漂亮，而明天我要去找黑色的（织物）。"他焦急地打听是否有他们所关心的来自爱尔兰的关于亚麻布的消息，还告诉她自己已经买到了"一些彩色和鲜红色的围巾"，还为他们的女儿萨拉订了一顶帽子。他信里的内容既有关于买卖也有关于家庭琐事的，主要部分则是买卖以及男人和妻子的社会生活。

在1812年时，商店经营得很好。理查德·塔珀·卡德伯里在郊区，几乎算是农村的伊斯林顿路又租了第二座不大的房子。年幼的孩子们搬到那里去和保姆、宠物们一起住，那里有鸽子、兔子、一条狗和一只猫。他还额外租了一块地，在上面种水果和蔬菜。现在，卡德伯里夫人要管两个家，她和大女儿开始两头跑。1827年，她生病了，但随后很快理查德就高兴地向他们的一个女儿报告说她已经康复了，能够承受一天忙碌的工作，在商店里奔忙而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了。同时，儿子们都追随父亲的足迹，在不同的城镇和不同的零售业当学徒。长子本杰明在一家布店当学徒，准备接手家里的买卖。次子约翰则被训练成茶叶和咖啡商人。女儿们没有受到这种正式的培训。她们是母亲的徒弟，她们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烘烤的技术和家政的管理，而且还有如何把这些技能和准备帮助商店相结合的艺术。她们会照料花园里的水果和蔬菜，或者在冬天帮母亲一起铺好地毯让房子暖和一点，或者出现在商店里去帮助父亲。生意是每个家庭成员生活的一部分。当布尔街经营场所被转手，人们对他们表示担心时，伊丽莎白·卡德伯里这样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抱怨，因为这全是为了生意。"

卡德伯里家族（2）

但商业实践正在逐渐变化，令这种家庭的介入变得越来越困难。已婚妇女是无法定立合同的，她们不能起诉也不能应诉，而且也不能成为合伙人。她们的婚姻状况就意味着：在法律上她们的丈夫对她们负责；她们没有独立的合法身份。只有单身妇女和寡妇才能独立地经商，而且经常是在丈夫去世之后，她们的机会才会出现。18世纪，在像卡德伯里一家那样的家族企业中，丈夫和妻子就像非正式的合伙人那样互相协助，共同关心生意就如同关心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男子对此负法律上的责任，但在日常生活中，是不会有尖锐的分工争议的，然而，许多与商业有关的任务只能由男人来干，比如说，总是理查德出去找货源。而且虽然已婚妇女有权以丈夫的名义来抵押贷款，但伊丽莎白却把付款支票留给了丈夫，非正式合伙人关系也是对男性权威的一种承认。

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改革最终导致新商业实践的发展，而后者正好威胁到前面那些传统的、非正式关系。在合伙制为商业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的时期内，限制已婚妇女和身负家庭期望的女儿们的法律条款，就意味着合伙制的绝大部分参与者是男人，而且通常是亲属之间或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合伙做生意。学徒制度逐渐消亡了，但针对商业阶级需求的教育和培训还是不对妇女开放。比如说，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需要学习记账，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在19世纪有许多旨在向男子提供成为工业巨头所需的技能的教育尝试。而同时，女孩还是在家里接受教育。一旦青年男子进入商界，他们很容易就能发展起和其他男子的关系和联系，以保持信用、协商借贷和争取新客户。而妇女很难进入新的商业领域。曾经通过非正式谈判来进行的借贷逐渐需要通过银行来进行。曾经在市场上出售的玉米现在被放在玉米交易所交易。这是一个完全被男子掌握的机构。相似的情况存在于股票交易所，那里也没有妇女的位置。

布店是第一个展示了现代零售业特征的地方。与许多其他同时是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商人不同，布商对生产环节的控制是相对自由的，只有线是必须准备的。织物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棉织物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布料市场的扩大，到了19世纪20年代，城镇和城市中的布店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能够集中资金用于店铺改造的布店常常是最先使用平板玻璃窗户、橱窗展示和煤气灯的，它们还领导了价格标签和现金交易的使用。

卡德伯里的布店生意不断扩大和繁荣。同时约翰在隔壁开了自己的茶叶和咖啡店，他不仅推动了最新的零售业的改进，而且决定一旦有了足够的资本就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可可生产上去。为了这样做，他新开了一家完全独立的工厂并同时经营两边的生意。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普里西拉像他的父母一样生活在商店的上面。但普里西拉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28年就去世了。1832年他再婚，娶的是一个商人的女儿坎迪亚。直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们都一直住在布尔街，但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从城镇中心搬到了埃格巴斯通附近。

卡德伯里家族（3）

埃格巴斯通还处在郊区的发展阶段，距伯明翰大约1英里。这是福音派主教卡尔索普从1800年就开始计划建造的。卡尔索普选好了地址，把这里设计成能为中产阶级提供时髦的住宅和花园，并远离肮脏、忙碌和讨厌的邻居的地方。租借的土地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店主不能把他们的家变成商业场所，制造商也不能在他们的花园里建车间。那里铺上了宽敞的道路，种上了许多树，还及时建起了教堂和公园。埃格巴斯通最令人自豪的是其吸引人的别墅和乡村景色，它为农村提供了城市的精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必然需要将工作和家分开，因为在埃格巴斯通是不能在家里经营家庭企业的。卡尔索普的创造以一个假设为基础，那就是中产阶级希望家与工作场所分开，家庭生活与商业生活分开。"甜蜜的亲吻和妻子的爱抚应该与对生意的关心和焦虑相分离。"

经济和商业变化促进了这种分离。当卡德伯里的企业规模增大后，妇女不能涉足越来越多的工作领域。工厂离房子很近，但坎迪亚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去眺望它：她婆婆在照看商店，同时她却在照看孩子们。扩大业务范围就意味着更大的劳动分工，雇用更多的男工和精心制作的财政记录。当然这些对男子来说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约翰和他父亲都参与了新交易大厅的设计和建设，这个大厅是为更好的销售提供场所的设施，并且是当时更为先进的商业实践形式的特性化的部分。生意和商业成了男人的领域，而仅存的女性零售商都集中在销售食品和女性服装上。出于为自己和孩子们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环境的需要，同时为了不受相关工作的干扰，卡德伯里兄弟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不同领域的观念。

近40年来，约翰和坎迪亚的新房子一直是他们的家。当家庭规模扩大而且经济条件允许之后，他们逐渐改变并扩大了房子的规模。坎迪亚把时间都花在家里，照看孩子、做饭、洗衣服和照料花园，就像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在后来描述的那样，"房子的外表像是村舍，而且也太小了，但它周围田野般的环境让父亲决定买下它，然后再增添几个房间，并以他们自己的品位来修建花园……母亲非常喜欢园艺，而生意和城镇上的事务以及别的兴趣占用了父亲很多的时间，在工作日，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照看她的花园。"这座房子很快就有了一间娱乐室，后来又有了一间教室和一间在楼上的给小孩子的保育室。坎迪亚和她的孩子的生活主要是在家里和学校，而她丈夫则把埃格巴斯通的家当作一个幸福的基地，从那里出发他可以活跃在商业和政治领域里。

像这样有餐厅、画室、教室和保育室的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18世纪，这种空间上的差异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取的。孩子们有独立的房间以及吃饭和做饭的地方分开的新观念是与男人要有工作场所的观念相联系的。由于逐渐强调温暖和舒适，因此这样的家主要涉及到家具。在中产阶级中流行典雅美的时期，Ｊ.Ｃ.伦敦在他广受欢迎的手册中告诉他的读者们保育室是什么，如何布置画室，以及用丈夫和妻子分享的方法看花园能提供什么样的乐趣，因为如果家庭设计是全新的，那么其周围的花园也是如此。在18世纪，人们认为一块有走道和铁栅栏的方形土地作花园就足够了，但到了19世纪中叶，花园成了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特征。温顺的大自然，被树木包围以及保护隐私的树篱为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场所。男人可以自己照料树木和葡萄，因为伦敦曾费尽苦心地向他们保证这种手工劳动没有什么不体面的。而且可以在镇子里忙碌了一天以后，抽出一个小时来放松一下。妇女们主要负责的是花，女性天生的甜蜜、温柔和花朵的美丽和芬芳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母亲可以在他们的小花园里教孩子们如何照料植物和如何播种。

前言

19世纪私人生活的主要舞台是家庭，正是家庭成就了典型的私人领域的性格和角色、习俗和惯例、阴谋与冲突。对于公众社会的无形之手来说，家庭既是休息的港湾，又是核心所在。

在所有党派－－从保守派到自由党，甚至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条和激昂论调中，家庭成功占据了统治地位，而自由意志主义者还称赞家庭是有机社会秩序的基本单位。事实上，家庭却远比这一成功形象要混乱和易变得多。核心家庭才刚刚从更为广泛和依旧持久稳固的家族体系中出现，后者的特性随着场所和背景、社会级别和文化传统的变化而变化。

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单位，家庭千方百计想要规范其成员的行为，而个体越来越反抗家庭的戒条。于是，在代与代之间，不同性别之间，以及决心要掌控自己命运的个体之间，暗暗产生了紧张情绪。这种紧张情绪不时就爆发出来。与过去相比，许多家庭现在变得更愿意去法院解决纷争，而这一实践暗中却让他们容易受到外来的控制。

国家对家庭事务的干涉不断增强，这也威胁着家庭的自治，尤其是贫穷的家庭。当国家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能依靠家庭来执行其命令时，它将代替家庭来行使职责，尤其是在管教孩子这一社会资本的最宝贵财富方面。

自然，私人生活所包括的行为要比它在家庭领导之下所包括的广泛得多。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政治原因，19世纪的家庭趋向于包含私人生活的所有活动，并为其定下规则和标准。监狱和寄宿学校，军营和女修道院，流浪汉和花花公子，修女和女同性恋，吉普赛人和硬汉，独身者和收容所，经常被强行拿来与家庭相比，或者起衬托作用。家庭是中心；它们是边缘地带。

成功的家庭（1）

法国革命曾经尝试通过重新调整空间、时间和记忆来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和重新塑造一种生活体制来打破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界限。但是，这项伟大的工程却因为一些个人的反对而夭折了。事实证明，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比法律还有威力的。

革命经历给当时的思想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本杰明·康斯坦特、乔治·桑德和埃德加·齐内特不断进行思考的原因。法国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他们以及公民的生活，而在哪些方面却是改变不了的呢？桑德描述了贝里的农民是怎样坚持使用他们熟悉的"tu"（法语中"你"的俗称），而拒绝城里"年轻先生们"的好心的，这些资产阶级的新成员因为曾经称呼桑德的祖母，一度高贵的都旁夫人为"你"而感到自豪。康斯坦特强调言行自制的重要性："在那些日子里，我听到了最激情洋溢的长篇演讲；我看到了最气势壮观的游行，我见证了最神圣的誓言。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为了避免争论，国家认为这些活动只是仪式，并参与其中。活动结束，每个人都回到了家，先前的想法和承诺也随之结束。"

康斯坦特的这段观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公有和私有的关系是所有革命后政治理论关注的中心。如何定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当自由主义和"无形的手"继续保持经济思想中一些流行的想法，即对18世纪的成功心满意足时，政治思想家们却感受到了如何界定"私有利益"和应该怎样组织这些"私有利益"的必要性。当时最新的政治主张大概就是把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生活发挥着一项本质的、规律的功能，它扮演了"隐藏着的上帝"的角色。

这个主张在欧洲得到了公认。《凯瑟琳的大厅》描述了在19世纪初的英国，福音派新教会者和功利主义者是怎样同时阐述他们关于家庭生活的观念的。在公众社会，本瑟姆的"图解"通过父亲威严的注视，说明不管是上帝指派或是依照理智，父亲就是家庭的主宰，是每个家庭成员的主人。

关于私有和公有之间有相似之处的观点，哲学家黑格尔或许阐述得最为全面。在《权力哲学的原则》（1821）中，他诠释了个人、公众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黑格尔认为，法律的基础是个人，因为所有的权力都授予了个人。事物本身决定了自身，为使其本身具体化，就要求拥有个人财产。人的自杀行为是人的自我权力的最终体现，就好像人的犯罪行为只是人的自身责任的一种体现。但是个人是从属于家庭的，这样一些家庭团体就组成了公众社会最基本的"圈子"。没有家庭，国家将会面临应付"畸形的团体"即暴乱的压力，不得不时刻提防出现暴政。

成功的家庭（2）

黑格尔认为家庭是伦理道德的守护者。家庭是建立在得到双方同意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基础上的。在家庭中，感情不是必需的，甚至危险也不存在。最好的婚姻是包办的婚姻。在这样的婚姻中，人的意愿是跟随着婚姻合约的，而不是超越它。家庭是构筑在理智和意愿上的，是由物质和精神载体（比如记忆）牢固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的世袭财产既指经济必需品，也指象征家族的传训。家庭，"对其每个成员都要虔诚"，这是一项道德标准，"对单个人而言，他的家人都是不确定的"。父亲是家庭的主宰，他的过世让其继承人得到了解脱，也标志着这个大家庭单元的结束。这些家庭的规律必须遵守，这样的大家庭其实比由它分开的小家庭的总和大得多。路易·都芒认为，19世纪的家庭是"一个整体"。家庭角色则是按性别来分类的，也就是按不同性别的"自然特征"以及19世纪典型的对分法－－被动和主动、内部和外部－－来分类的。"男人真正的、真实的生活是从政、从事科学研究等等，以及在战斗中和工作中与外面的世界进行联系和与自我进行交流。""女人真正的命运掌握在家庭的实际道德规范上，女人的虔诚体现了道德规范的发展趋势。"孩子们是家庭的成员，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利。作为未成年的个体，他们必须接受教育，但是他们并没有尽情享受这种快乐，这就是孩子与成年人的区别。当他们成人时，他们应该已经做好了接任他们角色的准备，"男孩们成为家庭的主人，女孩们成为主人的妻子"。事实上，直到他们的父亲过世，男孩们才能完全接任他们的位置。按自己意愿行事的自由是受家规的限制的。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严肃批判了罗马法律制度的专横。他反对长子继承权，反对女孩不能成为家庭的继承人。他认为，家庭作为现代社会的奠基石，远比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世袭门第显得重要。公众社会是由无数"大多数家庭"里的"客观存在的独立的人"组成的圈子形成的。这就是"各种类型的家庭的统一"。

当黑格尔致力于研究大社会形态下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康德开始对家庭成员的研究感兴趣。他认为正直的家庭就是道德标准的胜利表现。家让人没有了逃避的想法，有了自己的归属，并接受了一种规范。所有家庭成员都受制于一种法律制度，这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法律制度，一种保守的法律制度，它能平息人们心中那仿佛来自原始森林的野兽般的呐喊"。家是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家庭生活的关键是绝对遵从父亲的意愿，只有父亲才天生具有管理家庭和训服妻子的能力。家庭战争的威胁经常出现，"妇女有可能不守妇道；小孩，由于受母亲不良品行的影响有可能变得脆弱或充满了仇恨；奴仆有可能呼吁他的自由。"母亲，作为家庭的核心，也会对家庭幸福造成威胁，"如果她逃出家庭，她就有可能马上变成一名叛逆者和革命者。"因此，就像康德理解的那样，妇女的法律地位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个人，她享有个人的权利，但是作为家庭成员，她必须遵守家规，其实就是君主专制。主张妇女应该有自己的意愿和认为妇女只是服务于家庭的思想持续对立了整个19世纪。

因为需要解决一些法国革命导致的政治、法律以及社会重建等尖锐问题，19世纪初的法国为家庭观念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法国人的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公有和私有（或公有和私有领域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公众社会的性质；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

成功的家庭（3）

自由党人在各个方面都热衷于努力在公有和私有之间建立一个分明的界限，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们所理解的私有利益，比如凝聚国家的力量。"共和党将会赢得民众的喜爱，"史达尔夫人写道，"只要它尊重私有财产的独特性。"她呼吁国家"不要命令，不要压迫"。本杰明·康斯坦特观察到了"当我们运用权力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于我们的私有利益时，自由对我们来说就是最珍贵的了"。史达尔夫人和本杰明都将过去的社会与现代的社会进行过对比。在过去的社会里，国民为参加政治和战争而活着，而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完全地被自由主义的态度鼓舞，忙于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为了专心致力于私人的活动，国民把公共事务信任地交给了他们选举的代表。公有和私有范围的划分要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政治活动的细化也要求有一个经验丰富和最能胜任这个职位的执行者。

齐内特完全领会了这个需要。在回忆黑格尔的讲话中，他剖析了政府的多项功能。为了维护秩序和解放社会权力，公众社会的统治者不得不和能够决定社会活动一切方向的政权结盟。这以后的政权被信任地交给了一群有决策天才的人和一个精英团队：这是他们的事业，而不是毫无意义、乱七八糟的聚会。尽管社会权力大部分是属于国民的，但并不属于女性。父亲作为家庭的主人，是家庭的中心，尽管父亲的权力"表达了更高的美德，更适合进行公正的判断"，但这不是独裁。齐内特认为，家庭是一个可以不断进行谈判的地方；它是民主的最初形式。"不管在哪里，民主选举权是更真实和广泛的。民主选举在家庭中变得普遍。"

鲁耶尔－科拉尔和托克维尔都关注公众社会的实质内容。鲁耶尔的观点认为，"法国革命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个人……从缩小的社会到显露弊端的集权管理。"他认为，比如像公社这样"自然的组织"和家庭是激进主义的解毒药。尽管托克维尔在很多方面都对私有生活的吸引力很敏感，但是他对极端个人主义－－都旁男爵所推崇的"每个人都应该待在自己家里，都只要为自我服务"的个人主义，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专制主义，它的本质就是可怕的，它认为人的孤立生活是生存的最好保证，一般地，专制主义会尽其所能地把人分开……它给那些在这方面严于律己的人授予好公民的称号。"托克维尔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思考怎样把私人的快乐和公共的行为协调一致。他提倡社团组织，高度评价美国家庭的好处，他相信这些好处可以打造一个社会团体。"民主政治把社会团体扩大了，但拉紧了自然的组织。当它分开民众时，却让亲属走在了一起。"自由党派则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是"自然"的团体，是个人幸福和公共利益的关键。

家庭也是传统主义者主要关心的问题。代表人物有复辟时代的路易·勃纳德和后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阐述的弗雷德里克·勒·布雷和他的学派。传统主义者批判世风每况愈下，批判性别角色的颠倒混淆和男人女性化。不道德的家庭和逃避职责的妇女要成为战争失败和社会不安的替罪羊。复辟和道德秩序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即20世纪的傀儡政权。

成功的家庭（4）

在复辟时代，传统主义者从以下三个领域攻击新生事物。在宗教领域，家庭是传教士最喜欢的主题之一。"还有比家庭更好的地方吗？"这是1825年流行的一首赞美诗。在政治领域，传统主义者攻击离婚制度。1792年立法通过离婚制度，但是在1925年又被取缔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勃纳德是家庭的倡导者。贵族阶级大量研究和引用勃纳德的著述，以帮助他们提高道德标准，希望重新树立他们的形象。然而，贵族阶级令人目眩的奢侈和放荡糜乱生活的印象深深地留在了大众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今天当导游带领游人参观废弃的城堡时，在他们的解说词中还时常提及。事实上，不管怎样，这些景象只出现在早期阶段－－贵族阶级的黄金时代。

在勃纳德与致力于主张取缔离婚制度的议院议员的谈话中（1815年12月26日），我们可以找到他关于家庭的一种看法。他认为，离婚本质是荒谬的，它不仅给妇女和儿童带来不公正的伤害，还违背了伦理道德。对于情感的权利，勃纳德是默认的。他对婚姻中爱情的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要求爱的一般是妇女和威信较弱的父亲，"真正的家庭民主，是允许妻子，弱势性别，能站起来反对夫权的。"然而，妇女的伟大在于遵从她的丈夫，如果她是一位寡妇，则遵从她的长子－－家庭继承人。家庭，其本身就是父权的君主政体，是君主制度国家的基础，是贵族社会稳定、长存、持续的保证。父亲是家庭与生俱来的主人，就好像君王是法国这个大家庭与生俱来的统治者。复辟君主制度就是复辟父权。"为了从人民手中努力得到国家，就必须从妇女和孩子手中努力得到家庭。"婚姻不仅仅是一个公民的合约，同时也是宗教和政治行为。"家庭需要传统习俗，国家需要法律。加强家庭权力，因为它是公共权力的天然成分，把妇女和孩子的所有依靠奉为神圣，这是人们坚决服从的保证。"

弗雷德里克·勒·布雷的思想既不反对革命也不主张自由主义。他的原意是试图通过社会学上的观察来推进家庭事业。勒·布雷反对国家扩张，希望通过家庭更幸福、把幸福定义成"美德加面包"来重现公众社会的光彩。在《欧洲工人》（1877）中，他写道："私人生活的特征烙刻在了公众生活中。家庭是国家的根本。"但是，勒·布雷是站在自由党派的对立面的。他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中私有利益的自私自利、泛滥的都市化和工业化，对"十诫"和基本道德戒律的忽略，都导致了可怕的灾难－－无产阶级化。为做补救，他提出了所谓的主干家庭的复辟，主干家庭的财产只让父母选择的唯一继承人来继承（在比利牛斯山脉，这种没有分割的继承财产称作melouga；在热沃当，则是oustal）。勒·布雷对主干家庭和《民法典》所确立的将家庭财产平均分给所有孩子的家庭，以及把家庭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世袭家长手中的世袭家庭进行了对比。他坚持认为等级划分不仅仅是"自然的"，还取决于天分和功绩。

等级制度是平衡的一个条件。但是领导者也必须考虑和保护他们的属僚。"社会问题"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干预是赞助人没有履行他们职责的结果。家长制度和赞助提供了最好的一种社会关系，父亲自然是家庭的主人。然而勒·布雷和他的信徒埃米尔·彻松还认为家庭主妇的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在勒·布雷的专论里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低层家庭里母亲的角色、责任和权力，以及有关家庭琐事的大量信息资源。

成功的家庭（5）

勒·布雷的思想和"社会改革"大概是19世纪最先进的思想和运动，它让家庭成为了他们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再加上共和党派及其支持者涂尔干社会学团体的胜利，这些先进的思想变得声名狼藉。家庭是这个时期的无辜牺牲者，在这个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都失去了对家庭研究的兴趣。

在马克思主义否认私人生活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之前，社会主义者认为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所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都批判家庭，但没有人主张取消家庭。同样也几乎没有人幻想推翻家庭传统的性别角色，这是因为性别天生不平等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当时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有傅立叶、阿方丁、女权主义者克莱尔·德玛尔和19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比如西奥多·德扎米，他的《社团法规》就反对卡贝在道德及宗教方面严格的"家庭主义"。德扎米宣布"不要破碎的家庭！不要专门养育小孩的家庭！不要家庭主义！不要婚姻统治！婚姻自由！男女完全平等！离婚自由！"而卡贝抨击自愿独身主义，认为"同居和通奸"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美国的城市诺伍，卡贝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组织。卡贝发现他自己会与那些拒绝把她们的华丽衣服换成统一制服的妇女们争吵。

关于两性之间的性别角色和关系这两方面，傅立叶的激进主义是个例外，而且"绝对极端"。尽管他宣称妇女是"无产者的无产者"，但他也看到了解放妇女是进步的关键，"妇女特权的扩大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在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里，他提倡完全平等、角色的内部转换、选择性伙伴的完全自由、晚婚和简易离婚。他在对人口增长的担心中体现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思想，但他根本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拥护者，他倡导计划生育和流产。傅立叶在性方面的激进主义让他的信徒，包括康斯德兰特和女性追随者佐埃·加蒂·加蒙都感到害怕。佐埃·加蒂·加蒙删除了他的著作，拒绝出版最激烈的著作《新社会的爱情》。由戈丹在久塞(在恩河流域)建立的空想社会主义团体拒绝承认所谓"最重要的"美德。此外，戈丹自己的伴侣，就像其他"伟人"的妻子一样，被推到了幕后。

跟随阿方丁的圣西蒙徒，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和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例如皮埃尔·勒鲁、龚斯坦丁·皮卡秋、路易·布兰克，甚至弗洛拉·特里斯坦都赞成家庭形势现代化、包括教育平等在内的男女平等和离婚的权利。但在他们的眼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仍是核心家庭的基础。核心家庭是指由强大的感情联系结合在一起，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1840年以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包括那些在1848年认为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女权主义者）都接受了这些中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他们要求的公民平等相适应，能给他们的活动提供实质性的机会。乔治·桑德，尽管其个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支持家庭，她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

成功的家庭（6）

最后，还有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包括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以及莱蒙内斯和普鲁东的信徒。这群人认为男女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可根除的；妇女必须顺从，只有顺从才有自由；婚姻，作为秩序和道德的守护者，要实行家长制管理，是不可分拆的。特别是普鲁东一直宣称有活力的纪律、凌驾于声色之上的纯洁和高于享乐的工作是卓绝的、有创造性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婚姻家庭是私人组织生活的元素，所以他们希望婚姻家庭能够吞噬公有社会，彻底消灭国家。

从傅立叶到普鲁东，很显然都没有向更大的自由发展的趋势。很显然，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应付两种要求：一种是周围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它批判无产者的"野蛮"，迫使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家接受他们体面的、傲慢的社会地位；另一种是他们的工人阶级和民众，对他们而言，家庭经济和家庭伦理是阶级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者自己关于社会变化的观点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前半个世纪，社会主义者相信实际的、斩草除根的革命。道德高尚的团体－－公社，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团体－－将会建立一个小型的利他的企业模型以供其他人仿效。被卢梭称之为透明的东西所带来的殷望，升级了阿方丁与一些坚持认为私生活权利能保证妇女尊严的女性圣西蒙徒之间关于"道德的宣传"的争论。在《我的未来法律》一书中，克莱尔·德玛尔抨击一些婚姻仪式，还抨击了"可耻的法律案件的公开宣判，它使我们的法院和法庭到处充满像通奸、阳萎和强奸这样的字眼，还带来令人厌恶的调查和拘捕"。

布朗基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都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了抓住权力的问题。政治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它拉开了经济革命的序幕；国家的权力是紧紧地抓在统治者的手中的。在社会学分析中，生产方式取代了家庭，传统习俗被归入到上层建筑的构架中。恩格斯赞成巴霍芬，特别是摩根关于在原始的、快乐的、主张人人平等但未开化时代存在着母系制的结论。他认为母系制的废除是"女性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失败"。他认为，在恢复男女平等的条件还不成熟时，社会主义者的反抗和对生产方式控制权的争夺是必须的。妇女们被要求让她们的女权主义服从阶级斗争，性别之间的斗争被看成阶级斗争的派生物。此后，女权主义又受到谴责，被认为其大部分本质都是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误解。

成功的家庭（7）

马克思主义（和现在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把人类学排除在了"理想主义者"之外。这一结论是从马克思的《德国思想体系》中的明确论述和黑格尔的《权力哲学》以及马克思对国家与公众社会、个人与国民的二元论的否定中得出的。一份毫无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果低估了财产、遗产和死亡的重要性。

然而，不仅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忽略了家庭，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也忽略了家庭。涂尔干专门从事研究普遍的社会情况，他通过忽略空间性来"彻底摧毁人类学"。同时，实证主义者的编史工作专门集中在政治和国家的建立以及把私有领域从它们的观念中排除这些方面。

即使当家庭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消失在各种社会科学中时，家庭在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例如格雷维、西蒙和费里的政治思想中占据了比以往任何时刻更重要的位置。当正在思考家庭的消失时，家庭政治开始了。这是因为现在家庭的作用－－所担负和指派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它本身的潜在价值。

家庭，作为公众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管理着私有利益，而这些私有利益的发展是国家权力和人类进步的根本。作为生产的关键，家庭保持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营着财产使之代代相传。作为可再生产的组织，家庭生育孩子并承担他们早期社会化教育的责任。作为种族的守护者，家庭有责任保持他们种族的纯洁和健康。作为国家意识的熔炉，家庭要反复灌输国家建立的有象征性的意义和记忆。家庭确定了公民的权利、义务和礼仪。

特别是对共和主义者而言，"好家庭"就是国家的基础。对家庭的爱和对祖国的爱都属于同一种情感，这两种爱都是关于人类的爱。因此，国家对家庭的关注不断上升。开始，国家只是关注贫困的家庭以及家族间联系薄弱的家庭，后来，关注起了所有的家庭。不管怎样，在贯穿差不多整个19世纪的时间里，家庭的行为是独立的。在中央集权的外表下，有很多变化要归根于宗教和政治传统、社会阶级和地方差别。

家庭和财产（1）

家庭不仅仅是个人和资产积累的一张大网，还是姓氏、血缘、物质和具有象征意义财产的继承和传递的载体。它首先是为法律所承认的一种所有值体系。

原则上，《民法典》已经废除了旧法律，不允许立遗嘱并取消长子继承权，还制定了一项男女平均分配财产的法律。通过观察，这诸多方面的变化形成了一场革命。皮埃尔·里维埃，诺曼底的"红眼睛杀亲者"，杀了他的母亲(并连带杀死了他的妹妹和弟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难道不是由于他的母亲太喜欢全权掌握家庭财产而造成的吗？这难道不是一种与诺曼底的习俗完全不一致的事态吗？这位母亲，她不断制定合约又不断打破这些合约，在儿子的眼中她就是一个魔鬼，也是一种威胁。

《民法典》真的如安德烈·阿诺德认为的那样制定了"资产阶级和平的章程"吗？相反地，它一直在努力去发现继承权的传统价值究竟有多强的生命力，以及父亲在继承权的父系体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还保留着多少。丈夫"独自管理集体财产"（1421），他的权力只受婚姻合约的制约，但是婚姻合约，这个有特征性的法律条文，在19世纪的时间推移中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在还经常坚持"嫁妆制度"(妇女的嫁妆以契约的形式保存，以免成为公有财产)的奥西坦尼亚也是如此。在普罗旺斯和兰乌多克以及奥西坦尼亚内地，这种淡化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同样的趋势在诺曼底也被提及过：在鲁昂，J.P.夏林发现，在1819～1820年间，有43％的婚姻是有合约的，在19世纪中叶这种婚姻占24％，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婚姻就仅占17%了。

为了保护妻子的财产同时也为了防止破产而保留最少部分家庭遗产的奁产制只有幸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留存下来。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资本家往往把奁产制用作预防性战术措施，他们的财富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

在法国，遗产中不动产的分割一般要分成几个比较小的部分，由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各自保留一份。这样就会减缓向城市的移民或者调整工业化的进程，这正好与英国所发生的事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主干家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地方，与《民法典》相抵触的内容非常多。比如在热沃当，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通过各种办法来废止那些法律以保护他们的财产。父母－－或者至少是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一生中会签署许多协议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财产不受损害，或者他们中没有得到财产的可以得到补偿（有的孩子可能会临时离开家一段时间，为的是当他们回来后可以由于自己放弃了部分家庭遗产而得到现金赔偿）。然而，他们中更多的人是一直不结婚，在田里干活或者做家务。当个人主义逐渐普及后，要想仍然通过这一系统来保障他们的利益显得越来越难了。

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遗产。自始至终，整个19世纪中大约有2/3的人在死后没有留下遗嘱。

家庭和财产（2）

因此财富实际上变得更加集中。在巴黎，1820年至1825年的5年间，1%的人口占有了所有财富的30%；到了1911年，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缩减到了总人口的0.4%；在波尔多和图卢兹的情况与巴黎完全一样。里尔的形势更加严峻，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城市：在这个城市里，8%的人口拥有1850年城市财富总量的90%，1911年竟然达到城市财富总量的92%。中产阶级的确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他们的上升对于整个城市的财富分配没有丝毫影响。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证明了一个失速社会的概念：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家庭因财产分割问题而引起的矛盾更加复杂、尖锐。

总的来说，财富的过分集中相对而言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获得财产的欲望却是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房屋的产权绝对不能放弃。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土地所有权是他们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穷人只想得到一个栖身之所，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亨利·伯勒（司汤达）的父母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惦记着他的"财产"。19世纪初期，在格勒诺布尔的小资产阶级中，钱"虽然是生活的必需品，像厕所一样必不可少，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提到钱"，钱是他们避讳的东西。然而这一"世界性的财产"在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受到尊敬的。

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期，国家财政18%的收入来自于对城市固定财产的投资，41%来自农业产品，相比之下，股票和债券只占了5.9%。19世纪末，由于公司的兴起和新银行政策的出台，证券业迅速发展起来。新继承人财产投资的多样化，使新产品的价格产生了投机性浮动。债券取代了地租。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许多人开始普遍关注证券交易所的价格变化。贝里小城里有一位有名望的女士，她是一位葡萄酒商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个木匠但已不在人世了。她订购了一份金融杂志，买了一些有价证券，包括俄罗斯政府和布达佩斯城发行的证券；为女儿买了一架钢琴。

雅克·卡普德维勒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攫取的欲望是如何风靡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如何变成那些极端的投机分子的根基的。第三共和国实行的主要政策是平等权，即"公民平等地拥有财产所有权"。股票和证券的整体所有权是不连续的，可以以民主的原则分割成几个更小的单元。卡普德维勒注意到19世纪末期，人们在财产问题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意见，甚至连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财产分配问题上也能达成一致。激进派革命家兼共和国的顶梁柱们所拥有的财产并不多，但对于他们的继承人而言已经足够了。1874年甘必大在欧塞尔发表的一次演说中高度赞扬了"小额财产、小型资产，所有这些微小事项的集合体就是民主"。

资本主义思想慢慢成形。当它逐渐成为人们谈话和在信件中交流的内容时，家庭自身的形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工作与家庭经济（1）

一个家庭不管有没有祖传的遗产，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体。工业革命推动了各行各业以各不相同的速度向前发展，不仅摧毁家庭经济体系，而且还使这一体系的功能进一步加强。有一些学者对"家庭生产模式"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词汇，家庭形成了一个财富积累、实践技术和相对稳定的网络。

在乡村，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家庭和土地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对家庭和土地的需要对于一个家庭成员来说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财产体系在热沃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在那里继承系统不是十分严格，家庭就是一个交易场所，而他们的房间就是工作场地。不论是父母、孩子还是老人、年轻人，也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分工都很详细，各负其责。虽然有些职务是表面性的，没有实际价值，但是对于避免冲突还是必不可少。而且，移民往往能够导致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发生改变。

第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家庭这个细胞单元，对工作场所和居住在一块的模式依赖性最强。纺织工人的具有同族婚配和劳动性别分工特点的家庭工业经济，就是最好的例证。原有的系统经实践证明对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业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尽管纺织工人的生活相当贫困，但还是有许多人对旧的生产模式念念不忘。

随着电的发明，家庭工厂又开始复兴，彼得·克鲁泡特金把它视为通往光明的自由之路。

法国另一种类型的家庭经济是小型家庭工商业－－商店或者工厂，尽管它们非常脆弱，经不起破产的打击，也受到家庭地位衰落的威胁，但是它们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

转包商在一些重工业的分支体系中茁壮成长，成为自己的老板是他们深埋在心底的最大梦想。而在乡村，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生产是最理想的方式，人们不习惯提着饭盒，或者去自助餐厅，到了中午，他们更喜欢让贤内助把刚做好的热气腾腾的午饭端过来吃。而且老板们还设了栅栏，当任务紧急老板决定免去吃饭和午休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这种护栏围起来，以防止工人偷偷溜回家（1827年发生在鲁昂的霍尔姆事件）。这种家庭经济就成了乡村经济生活的主体。法国的产业化进程必须要慎重考虑这些社会现实。把工厂设在乡村，那里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而家庭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雇用，再作为一个单元来支付工资；在纺织工厂中，男性纺织工人起主要的作用，他的妻子作为他的助手，还可以监督儿子的工作。这样工厂管理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工厂业主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住在附近，有时他们的家就是工厂。妻子就是现金出纳，他雇的工人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家长式管理是劳资关系中最先出现的管理模式，它惠及了一群最为可靠的主要技术工人。只要工人自愿住在工厂附近，这一体制就可以得到实施。家长制工业模式唱的是家庭戏：业主是"父亲"；工人就是整个家庭所有其他成员；但破产也就相当于集体"自杀"。

如果所有成员意见不统一，那么这一系统就会立即崩溃。19世纪后半叶，一些合作组织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些组织实际上实行的是"实物工资制"。工人要求得到现金工资而不是实物工资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以实物付款的方式让工人对业主产生了强烈的依附关系，被视为是现代的"奴役制"。很容易在"自然家庭"危机和工业家庭危机之间划等号，因为它们同样都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导致的。

工作与家庭经济（2）

即使在家庭之外，也有一种严格的家庭经济在控制着工人的生活条件。父亲的工资主要用于购置生活必需品，但是他的收入很快就会由孩子们的劳动所得来补偿。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人家庭的人口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禁止使用童工的建议受到这些家庭的强力反对，因为社会决策者的长远观点与工人家庭的短期利益发生了冲突。决策者想取得一种不同的经济平衡，采取一种不同的就业结构，但对于工人来说，控制生育就像其他儿童救助措施一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无法开展。

女性的工作，在生儿育女之后就会中断，同样还要受到家庭生活需要的制约。在任何情况下，女性的工资都只能是她丈夫工资的一点补充。但是在19世纪，补充工资这一观念展现出新的含义。有时女性的工资收入对于家庭主妇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正在哺育婴儿和主持家务的女性，因为这些微薄的工资增强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男人们对女性也是一再赞扬，认为她们在家庭事务中必不可少，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对她们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些都是出于经济原因。女性在家庭中的半职业地位被描绘成她们"自然"能力的一部分，也是对经济的一种支援。她们从事的是一种以没有收益和产出物为特征的职业。在艰苦的岁月里，女性的收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一些在1884年的好几个月中都没有找到工作的工人幸存了下来，他们很感慨地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妻子为别人洗衣服，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艰苦劳动。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艰苦岁月来临的时候就是她们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一点不假。

家庭花园－－许多城市家庭屋后的，甚至靠近巴黎的城堡的小菜园，也是那些穷苦工人家庭对付贫穷和痛苦的一种方式，就像在物物交换经济中日常用品和服务的相互交换一样。这种交换行为确实需要这样的团体存在。它们一旦消失，当代社会就会经不起失业的考验而更多地去依赖国家而不是社会。而只要这样的团体继续存在，比如在意大利和希腊，以家庭和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地下经济就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家庭不仅仅是锅碗瓢盆和家庭开支花销这么简单，它还对以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家庭为主所形成的家族社会中的同族婚姻策略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家庭同样还对工人区域流动性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

对于工人们来说，移民和住所的变化并非出于偶然；对亲缘关系的考虑和职业是他们流往何处的决定因素。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他们认识的亲戚或者同业者，那么他就会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迅速站稳脚跟。实在不行，他就会撤回到原地，因为在他离开之前，他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有亲戚和朋友。利摩日的一个瓷器工人西蒙·帕维里在一次事故中突然受伤以后，能够回到一个家庭农场继续养伤。家庭同时还能提供必要的服务，起到职业介绍所和银行的作用。对结构高度紧密的种族，比如法国的奥弗涅群体，家庭有助于制定社会发展策略，在家庭的帮助下，"野蛮人"被驯服，并开始遵守社会规范。

在义务教育时代到来之前，家庭担负着教育孩子的重任，尤其是读书（所谓的"雅各托"方法就是有意提供给父母的，但是这种方法比想象的更趋于书面说教）。拉斯帕伊依靠家庭传播医学信息和诊断技术。工人阶级家庭并非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副本，而是像雅各托·朗西拉所说的，"是一个知识传播和穷人获得解放的自然场所。"

工作与家庭经济（3）

在19世纪，家庭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服务；这是最主要的焦点，有时也被称为原始积累。商业历史主要就是家族历史－－一种建立在婚姻与葬礼上重大历史事件基础上的历史。核心家庭要具有在工业起飞阶段中繁荣发展所需要的潜能，"家庭精神和私人生活观念要与工业化早期一样，需要不声不响地、像蚂蚁一样埋头苦干。"

雇主依靠家庭体系来为工人提供支援和纪律约束。家庭秘密就是商业秘密。婚约达到了合并和多样化的效果。有能力的后代继承祖辈的家业后会把它发扬光大，甚至会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一旦落到了愚蠢放荡、不务正业的子孙手里，整个家族就彻底完蛋了，曾经一度辉煌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有的家庭实业甚至由家庭成员的几个股份组成。有限股份反映了家庭结构在自筹资金企业时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867年以后，家庭适应了新的公司组织结构形式，这使得他们增加了公司的资本，但是仍然保留了大部分股份，这样既能保护个人财产，又可以对商业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这一时期商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控制公司家族的亲缘关系。北部省的纺织工业通过家族关系而迅速发展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在鲁贝，莫蒂斯家族与众多的工业家庭建立起了关系：波叙茨、拉加赫斯、布雷达、瓦丁内斯、德瓦林以及其他家族。波洛特家族拥有"棱堡"。在里尔，蒂埃尔兹和瓦尔埃特家族在当地的工业界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就像近代的维尔特家族一样。商业还会受到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人格特性影响。在诺曼底，贵族的怀旧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婚姻的限制条件非常苛刻，由此而引起的家庭的排外性和趋势结果证明对工业发展极为有利。从事钢铁业的施奈德和温德尔家族并没有纺织业企业家那样的勃勃雄心，但是他们在当地深厚的根基使他们得以发展成一种贵族式家长制模式。拉克鲁索特公司城则以另一种半封建制的模式统治着该地区和当地人民。

大型百货公司的创始人把"幸福家庭"提升到了荣誉的最高地位。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富有教育意义的科涅克传奇，他的妻子路易丝·杰伊的透视画出现在他公司的巴黎分支机构的顶楼上。一个专门小组称赞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他们俩是一对完美的组合。白天做工，晚上回家后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审核账目，当邦·马尔什老板死后，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年富力强的合适人选来继承他的企业，他的遗孀布西科夫人只好决定把经营管理权收回到家庭里来，由她本人来担负这一重任，她后来的继任者通过鼓励百货店经理和大股东之间的联姻来保持对公司的绝对忠诚。还有一种与劳动有关的合法资产策略是从公司内部人员中选拔经理和主管人员，这样就组成了一种"精神道德层面的而非生物关系上的家庭"。这一新的实践导致对主要执行人员私人生活的严格监督以及对公司"无情的驯服和教化"。

家庭统治不应该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路易斯·贝尔热注意到，"大的私人企业、大众工业真正脱离家庭统治的比我们预想的要少……在那些工商业领导者中，家庭的亲带关系仍然决定着他们事业的发展轨迹。"在对科塞-布里萨克、皮埃尔·布尔杜和莫尼克·德·对圣马丁这些家庭的研究中，专家们对私人关系在当代公共生活中的影响的分析告诉我们家庭的亲带关系是如何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国家已经被某些特殊的家庭控制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家庭事务有时就成了国家秘密，反之亦然。

一个家庭的遗产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财产，它是一种资产组合，包括名誉、家庭的境况和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操守和品德"。

总之，继承是最大的保护、最少的不平等性。在"包法利夫人"时期，福楼拜在给他的哥哥阿希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应该知道在鲁昂的内政部，我们就是他们所说的一家子，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地区有深厚的根基，如果对我有不道德的诋毁，那么同时将有许多人受到伤害。"（1857年1月3日）

家庭：性与血缘

家庭还担负着其他使命：传宗接代，生育出许许多多身体健康、生育力强的子孙后代，同时还能够满足性的需要，而且不带有任何虚伪、不道德或软弱无力。这些使命随着时代的前进显得更加迫切，因为到19世纪后半叶，生育率急剧下滑，人们担心人口会退化。

婚姻被认为是获得健康的性的最保险、最谨慎的方法，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米歇尔·福科特已经表明，一种适度的夫妻生活的理想模式是如何在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们的支持下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在19世纪，尽管没有任何新发明，但共和党人极力提出援用这一古老方式的要求。关于此，有一本深受读者欢迎，而且一再翻版的书，本杰明·富兰克林写的《可怜的理查德·埃曼》。这本书鼓吹不浪费、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要有节制的教条。医生、现代牧师、神圣的婚姻都是我们精神活力的主要调节者，同时也是我们避免与妓女发生关系而对我们种族产生危险的最好方法。

在19世纪的后半叶，出于对诸如肺结核、酒精中毒和梅毒这样的巨大"社会灾祸"的恐慌，以及对通过受到感染的血液传播疾病的恐惧，医师和小说家们将让·鲍里称之为"遗传的神话"的东西进一步发展了。由于这些遗传弱点的存在，家族逐渐被视为一条脆弱的链环，应该对其保持持续的警惕，保护其免遭危险。保持童贞得到推崇，即便是对于年轻男子也是这样，他们的异常出轨行为曾被视为具有男子气的标志而加以容忍，而年轻的女性却被要求保持贞洁。

小家庭是正常性行为的殿堂，建立起了这方面的规范，并认为家庭之外的性行为是可耻的。婚床是用来进行性仪式庆典的公认的圣坛，它的周围不会再用布帘遮掩。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卧室墙壁和一扇带锁的门的保护，孩子们是几乎不被允许通过这扇门的，而父母则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孩子们的卧室。以前教堂总会谨小慎微地建议神父们不要惹恼那些急事缠身的已婚者－－尤其是已婚的妇女。神圣的婚床被安静地置于一边。用佛科的话说，家庭是"性的结晶"，也是血脉的守护者，是种族健康的保护神。要谨防链条中脆弱的链环。甚至是信奉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屈从于优生学的呼吁，以及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糊教条中衍生出的种族净化的梦想，渴盼将妇女和穷人从毫无控制的繁殖负担中解放出来。

这样，家庭就受到了矛盾力量的双重打击。一方面，家庭建立时被赋予的角色着重强调的是家庭的普遍存在、它的力量和权力，这驱使它对其惊人的秘密加以重重封锁。家庭越来越担心其私密受到干扰，同时它的焦虑也在加深。对于一个为抚养孩子而担忧的女人，弗洛伊德有过评论："永远别在意。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

另外一方面，随着日益意识到家庭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角色，迫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和机构－－慈善家、医师和国家－－将家庭置于关怀之中，洞悉它的神秘之处，并侵入它的堡垒。最初，干涉的矛头指向的是穷人家庭，富裕家庭受到的干预最少。干涉的内容主要在于那些角色表现上不称职的方面，尤其是在照顾孩子方面。到20世纪开始时，法官、医生和警察都在援引有关"孩子的利益"的条文来证明那些对私人空间不断扩张的侵入是合法的、正确的。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本身却饱受猜疑的折磨，面临困难和内部的摩擦时，自愿寻求外部的干涉。社会控制不只是来自外部的关注，不只是加强监控那么简单，而是在愿望和委屈之间的一种非常复杂的交互影响。在19世纪末的热沃当，来自家庭或是受到家庭迫害的个人要求司法介入的呼声日益高涨。

家庭是社会"看不见的手"，是经济"隐藏着的上帝"，而有时可能又是民主政治核心内部的一个阴谋家；它坐落在公众与私人之间模糊的边界上。这条边界蜿蜒前行，穿过家庭的中心，其位置随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所有这些背景，对于我们理解这种驱动家庭的能量的强度、将家庭撕裂开来的冲突以及在其内部涌动着的热情，都是十分必要的。

家庭类型和私生活

米什莱说："那是家庭的一个问题"，就像是一个好心的雅各宾党人。而在现实的进程中，却不是某个家庭，而是众多家庭。尽管使用单数是错误的，但有时我们还是会用到。文学的焦点被集中在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上，巴黎人沉迷于作品当中，但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也应受到指责。法国民族特性得以建立的方式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应该使用复数，因为家庭类型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在私人生活的历史上，城乡之间的分离是一条断层主线；其他的差别则来源于社会环境、宗教影响，甚至政治联系。做一个天主教徒、新教徒或是犹太教徒，又是如何影响到私人活动的呢？一位加尔文教徒父亲和一位犹太教徒母亲之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自由思考真的改变了两性之间的关系或是人们观看肉体的方式了吗？存在着切实有效的社会主义道德吗？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会影响情感行为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曼德使自由恋爱成为个性解放的标准，他的报纸对同伴们在这方面关系中的经历进行了报道，然而，维克多·科埃塞克的历史却表明在这一领域存在的抵抗力是多么地强大。从理论到实践的路还很长。

司汤达曾回忆起他母亲的死，并描述了她的感觉和表达感觉的方式，把"王妃的内心"和"巴黎人的内心"进行了对比，"王妃有自己的感觉方式，一种活生生的、固执己见的、喜好争辩的方式，这种方式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到过。对于敏锐的双眼来说，纬度每变化3度，那里的音乐、舞台布景和小说看上去肯定是不一样的。"

关于司汤达利用自己对地区差异非凡的洞察力对思潮所做的解释，勒·布莱斯和托德将其归因于法国家庭结构的极端多样性，极端到"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法国是本不该存在的"。他们批评那种更关注时间变换而不是地理多样性变化的综合性历史观点，强调在法国不同地区建立起来的血族关系体制具有多样性。在这方面，"诺曼底与利穆赞省之间的不同就如同英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同"。他们将家庭类型确定为三种主要地域形式：第一种，核心家庭结构地区，那里的婚嫁年龄和独身比例没有其他地区那么稳定－－比如诺曼底、法国西部的内陆部分、香槟、洛林、奥兰内斯、博甘迪以及弗朗什－孔泰；第二种，复合家庭结构地区，那里的婚姻只受到松散的控制，包括法国的西南部、普罗旺斯和北部省；第三种，同样是复合家庭结构地区，但那里的婚姻控制比较严格，包括布列塔尼半岛、巴斯克乡村、南部山丘中心区、萨伏伊地区和阿尔萨斯。

在每一个地区，人们都会发现以不同的家庭行为为基础的权力体制。这些体制不仅影响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还会影响到婚嫁的年龄和夫妻间的关系。"这些主要家庭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对应着一个特殊的家庭感情类型……每一种家庭结构都有其具体的紧张状态和病理形式。"私生子和自杀的比率，暴力的形式，甚至是政治观点，都与这种影响深远的变量有着强烈的关联关系。勒·布莱斯和托德的争论具有高度的示意性，有必要予以简单化，并且我们并非在每个细节上都赞同他们的见解，但是，我们确实承认，我们的分析还不够专注于社会差别，在地区差别上的分析仍然过多。

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不过法国民族学校的工作是不容抹煞的，尤其是伊丽莎白·克莱维力和皮埃尔·拉梅森，他们的工作对于本书的课题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以广泛深入的司法档案调研为基础的，这可能会使他们过分强调冲突性。不管怎样，对于那种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生活甜蜜而宁静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工作仍是深受欢迎的矫正之道。大量有关文化和结构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均指向社会生活中稳定和不变的东西，其结果就是给人以一种静态社会的印象。然而，19世纪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态的，即使是在最边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社会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既影响到了公众和私人之间的界限，也影响到了生活、感觉、恋爱以及死亡的方式。

确定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凝结因素在发挥作用：法律，机构，语言，差异的压路机－－学校，媒介，以及在全国传播"巴黎时尚"的消费项目。首都得到的崇拜和得到的敬畏一样多，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男人们和其他事物在巴黎与外省间往来穿梭，这种循环方式使私人生活的方式趋于标准化。

然而，对这种标准化的抵抗也是令人惊异地顽强。按照欧仁·韦贝尔的话，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一段落。家庭秘密和个人私密继续存在着、变化着，而这些人们几乎难得偶尔一瞥的秘密与私密，正是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理解的东西。

家庭生活（1）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家庭通过生生不息的血缘、财富、情感、秘密和记忆来自我描述、自我思考和自我表现。

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邮政服务水平的提高使通信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世纪。经常、定期地接收家人的"最新消息"成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1830年4月3日，按照孜孜不倦的"写信专家"乔治·桑德的要求从巴黎寄出的一些"黄色和蓝色的信纸很难看，但是却很时髦"。她每次收到信后总要通过信封上的邮戳来比较这些信寄出的日期和收到的日期。邮递员不仅要对信件进行分类，还要保证这些信件及时送到－－火车站的大钟就是他们判断时间的依据。因此邮递员成了人们期望随时拜访的最尊贵客人。

对于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家人都希望他们每周能给家里写一封家书。当甜甜蜜蜜的小两口短暂地分离后，他们每隔两三天就要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除家庭之外，还有一些远方亲戚，人们就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互通信息。新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往往会在这个时候通告家人的健康状况，还要对过去一年中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生日、去世、结婚、疾病以及升学等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些都成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就是信件的骨肉。卡罗琳·舒塔尔-利奥莱特已经对索米尔一个布尔茹瓦的家庭成员写于1860年至1920年的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已弄清了在信中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发现这个家庭成员基本上不能在信里提到钱、死亡和性。他们确实也在信中谈到了疾病，甚至具体的生活细节，当然还有孩子。而其他家庭关注的则是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戈布里茨家族比较痴迷于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通信一般只写她们的第一个名－－艾米莉和玛莎，她们在钱和身体这些事情上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她们谈论疾病与痛苦，但也谈论一些让我们都惊诧的比较下流的话题，适当与不适当的界限总是相对的。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说的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下一个人，而每过一道手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我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有文化、感情丰富的人写的信，而有些人写信是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通过写信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我想许多女性同乔治和她在库温特昂格莱斯的朋友一样都体验过"写作的强烈欲望"。他们并不是为公众而写，而是带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复仇心态，有的人甚至一天耗费数小时在做这项工作。男人们也继续磨练他们的写作能力，尽管在20世纪他们的想法已转向技术和手工艺并且疏离了写作。

两性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城乡之间的差异那么大。在一些城市里，穷人主要依靠专门的写信人帮他们写信，而这些写信人的观点往往会很自然地潜入他替别人写的信中。而在乡村，消息是通过"口信"的形式来传播的，而不用信。当泥瓦匠返回克勒兹河家乡时，一个节日般的盛典将铭记这一盛大时刻；他们通宵达旦地讲述在城里的奇遇。1900年以后，明信片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递工具流行起来。默伦有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是一个园林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三个女儿在办公室上班，他们在1904年至1914年之间一共寄出一千多张明信片。信息交流得越频繁，每次交流的信息就越简短、越有价值。

家庭生活（2）

一般而言，家庭聚会既是信息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同时也显示了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氛围。

对于少数信教的家庭来说，家庭聚会往往是一种生存甚至反抗的方式，因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最近莫诺家族每年一次的茶会上组织的一次大约200人的大型聚会上，甚至每个到会的人都必须戴一个胸卡以确定身份。另一个新教徒家庭，里克鲁斯一家则

聚集在一起来庆祝父亲的生日。

在此期间，家庭大团圆的合影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个家庭通常都会拍下一张全家福以记录家庭团聚的盛事。到了20世纪，许多家庭的这些老照片保存得很好，整整齐齐地摆在影集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还只是在结婚的时候才拍一些照片，但是到了1914年以后，照相变得越来越普遍，它成了记录所有事件的一种方式。即将赶赴前线的战士临行前要和妻子儿女站在一起拍一张照片，所以经常能在牺牲的战士身上找到他们临行前拍的全家福。

早在相片时代到来之前，许多贵族家庭已经享有了画个人肖像的特权。

在这些家庭的书房里挂满了祖先肖像的油画或者照片，而且从这里还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家庭辈分的排列顺序。在这样的书房里，家庭成员的记忆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被记录下来。这同样成了那个世纪最为关注的事件，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也把财富与价值的观念代代相传。19世纪末，北部省和鲁昂的中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家谱，企图找到有名望的、富有的祖先（他们想看看他们到底是第多少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家族成员死后，他们的墓地一般都修得非常奢华，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尸体，以保证整个家族的团结。

19世纪出现的自传，尤其是那些"普通人"写的自传中，一般都是记述整个家庭的活动，很少写个人行为。这些写给后代看的自传中详细记载了作者们的童年和根源，就好像是在记录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多少旅程。如果他们是个成功者，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一生非常满足；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就会觉得遗憾终生。康多塞特提倡"家庭大众"的历史。乔治·桑德的著作《我的生活历程》实际上就是她的家族史而不是她个人生活的记录。乔治劝告无产阶级以她为榜样，"工匠们，你们慢慢会明白一切的，你们慢慢就会知道怎么来写，不要忘记那些已经过世的成员。让你的父辈们生命永恒，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保佑你的子子孙孙；美化一下你的头衔和盾徽，只要你想这样做，就大胆去做，全在你自己。这样，你们有多少祖先就会有多少国王。"

对先人的记忆要想长久，就要对他们进行纪念活动。女性的口头传授对他们生命的永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记忆是被缩减了的，经过了再创造。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述这些事件的方式。意大利移民进入法国的洛林时精心创作了一个他们祖先的神秘传说，并且通过口头传颂，代代相传。他们对从意大利出发到法国的这段长途旅行的讲述，夸大了他们对创造这个社会的作用，也使得这次冒险之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家庭生活（3）

家庭生活，包括公开的和隐秘的，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中产阶级对传统的庭院生活情有独钟。而他们的生活标准直接上升为了普遍的准则。礼仪手册取代了旧的礼仪书籍。诺伯特·伊莉亚斯指出，自伊拉兹马斯时代开始，那些旧的礼仪学说对我们个人生活的完善做出了很大贡献。

人们还能从小说中得到教诲，有些小说甚至可以当作具有法律效力的历史资料进行参考，因为小说的作者可以以敏锐的目光、翔实的素材把私人生活写得更加丰富生动，这是其他形式所达不到的。个人档案也同样含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中产阶级的礼节与每天、每年甚至一生的生活相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书中有详细的讲述，被装订为贵族礼仪的参考手册）具有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应用的范围很广。从这些礼仪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后来欧洲的其他主要城市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一模式，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宫庭。路易斯－菲利普对他的双人床感到洋洋得意，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父亲，用陶奎维尔的话说就是"处事冷静，有良好的习惯，浅尝辄止"。在凡尔赛，我们从伊米莉亚那里得知"女王的客厅非常出名，仅仅是因为有一张巨大的工作台，安装了好多抽屉，每一位公主发一把钥匙，可以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放在里面。这里就是皇氏家庭成员聚集的地方"。后来我们还从奥克塔夫·奥伯里那儿知道了欧仁妮皇后对生儿育女非常感兴趣，她会"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竭尽全力去抚育自己的儿女。她给他们穿衣，亲自守在摇篮旁边，给他们唱催眠曲"。宫庭生活中这种对"家庭的狂热"开始在整个城市中蔓延。这是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对传统观念挑战的成功，而且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和政府的模式。

当然，这些礼节要受到为了适应传统与内在需求两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一些变化。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阿尔萨斯的一个路德教家庭的。他们非常谨慎，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以防止宗教冲突的复兴。尽管19世纪新教与犹太教在这个民族的融合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是仍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因此路德教的父母总要为他们的子女挑选两类教父和教母，一类是天主教的，另一类则是路德教的。万一遇到麻烦，他们的子女总可以找到保护。19世纪80年代，随着中欧和东欧移民的加入，犹太社区开始摩擦不断。在普莱茨，在巴黎的犹太人地区马赖斯，在贝莱埃皮科，经常会在裁缝铺或者卖衣店之间发现一些小的礼拜堂。附近的移民就在这些小礼拜堂里做礼拜，他们很少去正式的大教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奥弗涅人发现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巴黎的生活，因为他们既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又遵守了当地的习惯：他们自己的饮食、舞蹈、假日如圣米歇尔节和圣费鲁尔节，他们定期承租"博内专列"返回自己的本族村落去探亲访友。无独有偶，意大利移民也坚持自己本民族的风俗，甚至包括他们的牧师，与法国本地工人的合作则是不得不勉强做出的让步，属于例外。

虽然家庭本身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但是宗教服饰还是必须要遵从一定的礼节要求。但自由思想总的来说正在逐渐走向衰落，1884~1903年间巴黎所有葬礼中有38.7%是世俗的土葬，1902~1903年间，卡莫克斯男人死后有21.5%实行土葬。这与圣德尼所记录的50%的死人进行土葬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圣德尼是1911年生活在巴黎市郊的一个工人。把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对这些工人阶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海尼－利塔尔举行传统婚礼的仅占到40%，而且在那些所谓的团结团体的努力下还形成了新的结婚誓词和仪式。在鲁贝，自由思想家教会每年要举行50场葬礼。在死人的尸体装棺入殓时，在下葬的时刻，当钟声敲响时，牧师会为这些死去的人唱颂歌。

家庭生活（4）

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一些工人也提出以宗教的形式举行葬礼，但是被牧师拒绝了。在诺德就曾因为这样的要求没有被满足而引起骚乱。在所有宗教仪式中，初级教会成功地抵制了对它的改革，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表示青春期的开始。在失去基督教特质的地区，孩子的首次宗教仪式经常引发工人阶级家庭的争论（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怀有强烈的反教会的思想情绪）。

宗教仪式告诉我们他们的信仰，但是更能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差异对宗教仪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对此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城市居民现在几乎无事可做，他们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到了课堂里，而忽视了家庭事务和日常生活。在19世纪，工人的私人礼仪已经和城市中中产阶级的私人礼仪有了很大区别。工人的礼仪根据他们对时空的尊重有不同的定位。他们选择的区域有街道、咖啡屋或者户外露天广场。私人礼仪的这种共性是他们在买衣服上投资的金钱越来越多的原因。住在洛林盆地的意大利人即使在经济上比较紧张时，会在周末去裁剪一套合身的衣服。劳动就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假期和真正的空闲时间（与失业者正好相反）是工人与城市中产阶级之间最大的区别。工人们利用"神圣星期一"（也就是他们星期一不用工作）与同事聚一聚，与城市中产阶级的星期日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家庭聚会和外出旅行是工人阶级庆祝这一天的方式。而工人阶级邻里间相处融洽的生活更是城市生活所无法比拟的。在世纪交替期间，英国人的工作日安排得异常纷乱。工人强烈要求增加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然而，不能以此来推断工人这样做是在效法城市中产阶级。

社交礼仪是多种不同因素的微妙结合，部分是公共的，部分是私人的，部分是乡村的，部分是城市的。通过这些社交礼仪，社会团体控制了他们生活的空间，并力求为他们的存在制定一些相应的规范。

19世纪的家庭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由于家庭成为社会控制最基本的单元，因此家庭的力量明显加强，也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家庭试图把自己的目标强加到每个个体成员身上；同时社会也宣称，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平均主义依然得到尊重，利己主义被压制，但仍然在稳步发展。结果，家庭也遭到了离心力的威胁，因为它常常会引发矛盾，有时还会导致家庭破裂。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家庭的完整性，而且家庭无价的亲情都将受到威胁。

维护家庭的尊严成了最基本的准则。而要维护尊严，就要保守家庭的最高秘密，而秘密就是砂浆，可以把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筑起坚固的堡垒来抵御外面的世界。但是众所周知，用砂浆建筑有时也容易造成裂纹或者裂缝。痛哭流涕、吱吱呀呀的门窗、锁着的抽屉、被盗的信件、眼神手势、信心与神秘、横眉冷对、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话－－所有这些创造了一个内在的交流环境。家庭成员之间关心、爱、恨、羞怯变化的形式越多样，他们之间的交流就越玄妙。家庭是一个可以无限地上演戏剧的场所，因此小说家们常常从家庭生活来取材，报纸上也偶尔刊登一些家庭私人生活的奇闻轶事。"并非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悲剧冲突，但是每一场悲剧都发生在家庭这个舞台上。"

家庭生活（5）

随着时代的前进，对家庭的反抗－－起初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或者一个被人妒忌的哥哥或者弟弟－－采取更加暴力的形式。为了生存，家庭被迫进化。家庭成员感到拘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肯干了。家庭成了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们重点抨击的目标。单身的花花公子公开反对世俗的婚姻条例，吉普赛人也向伪善的习俗发起攻击。家庭也同样受到了青春期青少年和坚决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女性的挑战。虽然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急风暴雨的侵袭，但是家庭这只航船并未沉没，然而许多弃船而去的人却吃到了不少苦头，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他们带着个人冒险的美好理想，但却只能看到一个悲惨的结局。

对于一个有丰厚遗产的家庭来说，金钱是导致矛盾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黑格尔认为祖先的遗产对于一个家庭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马克思却谴责金钱是产生腐败的细菌。金钱对于许多包办婚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富有的包办婚姻更是如此，金钱的多寡就是他们联姻的标准。没有事先约定，或者不信守诺言导致相互谴责、谩骂。当嫁妆变成高筑的债台，女婿就会找上门来跟丈母娘算账。在法国南部，许多法理学家建议把奁产制作为保护女权的一种方式，而丈夫们发现自己的双手被合法的财产分割套牢了，他们想尽办法来躲避这条法律的制约。想一想克莱梅西·德塞拉利的事例，她很草率地与一个退伍的军官结婚了。这位绅士强迫她立下一个又一个遗嘱，每一次的遗嘱都是对这位绅士有利的，当然就对德塞拉利没有任何好处。直到有一天，在他家庭的怂恿和支持下，他当众宣布德塞拉利患了精神病，并且把她锁在了地牢里。德塞拉利的财产理所当然归于这位退伍军官门下。这位丈夫所拥有的法律特权如此强大，克莱梅西家族对此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办法把克莱梅西从痛苦与困境中解脱出来。尤其是克莱梅西没有向法院提出法律第217条所规定的在他们"婚姻存系期间，她受到了侮辱虐待、暴力威胁或者丈夫有外遇"这些事实，并举出相应的证据，那么，她想要得到合法的财产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通过对克莱梅西家庭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还找到了有关金钱冲突进一步发展的例证。一个堂兄弟宣称他从他外祖父那里获得了60000法郎的遗赠，他以此为依据要求从这个家庭中分得应得的这部分财产。还有一桩是发生在兄弟姐妹之间的遗产分割。他们都有嫡亲的父子或者父女关系，但在一点小小的遗产分配上却斤斤计较、争论不休，最后走上了法庭。

最严重的冲突都是有关于遗产分配的，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矛盾不断。即使父母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比如平时给孩子们礼物，在临死之前就把一些解决方案定下来，也难于避免儿女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不幸的是，对财产的评估不能像算算术那样精确。愿望、幻想、权力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纠缠在一起使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在里尔的冯特奈城堡，布莱梅兄弟为了争夺遗产，一个个都拼命了；他们一个个诡计多端，有时还诉诸武力。这件事让兄弟中的老大朱尔斯感到非常痛心，他后来不得不为自己的后代写了一张自己的财产明细表。

更为过分的是，我们发现有些家庭成员甚至连放在亚麻布衣柜里的床单和被褥都不放过。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小事件对于家庭节约是多么重要，诺伯特·伊利亚斯将其称为所谓的"文明的进程"。他们竟然吝啬到了连茶杯都不放过的地步，或者到了失去理性的程度－－放在图书室里的书都要撕成两半，好像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平均主义心态。父亲或者祖辈的去世反而成了子孙争夺自己遗产和名誉的开始，成了他们进行无休止争斗的开端，因此，某些人感到不公平是在所难免的。当家庭争论公开化以后，没有人会不受到伤害，即使是最亲密的姐妹或者感情深厚的堂亲。感情上受到的伤害会长久留在他们的心头，久而久之，家人之间的亲情也很难再得到恢复。争论成了家庭成员们之间谈论和书信的主题，最起码在争论金钱的事务上没有规定默许的禁令。

家庭生活（6）

通常，这些家庭内部的分歧是秘密进行的，外界唯一的见证人是公证人员，因为在家庭成员对财产分配出现重大分歧时，他们往往会请公证人作仲裁人。公证员在仲裁时面临的压力很大，尤其在乡村地区，因为财产的多少往往是一个家庭生存的关键所在。在热沃当，许多小孩认为他们作为父亲主要继承人的权利被剥夺了，而捍卫自己这一特权的事情越来越普遍。到了19世纪末，这些小孩已经学会走上法庭而不再采取那种愚昧粗暴的报复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他们这种在公共场合大肆宣扬家庭秘密的行为，正是一个家庭的传统意义逐步走向衰败的标志。

家庭把企业倒闭视为悲剧，在企业和商人之中，破产可以使一个家庭名誉扫地，倾家荡产。然而，随着法律的完善，私人财产与集体财产之间的区分越来越明显。有限公司排挤掉合伙企业，因此，家庭对财产的分流不会再受到由于破产而导致的危害。不过，一些传统的家庭还是坚持旧式的组织管理模式。这样的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世界局势异常混乱，一些毫无能力的继承人很容易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挥霍掉整个家族积累了数代的财产。

金钱问题经常破坏我们的日常生活。两口子经常因为家庭经济预算弄得面红耳赤。妻子掌管着家庭财务，被称为家中的"财政大臣"。因为在经济上完全依靠丈夫，所以妻子有时不得不隐瞒家中真实的财政状况。因此金融事项常常引发争端。亨利·莱耶特这样描述了发薪日的各种情景："在那一天，街坊邻居好像都表现出一种异样的神态，既高兴又焦虑，既兴奋又充满了期待，好像几周来笼罩在头上的沉闷空气已经散去，新的生活已经开始。家庭主妇们爬在窗户上翘首期盼，或是站在门前耐心等待。有些等得不耐烦了，或者比较着急的干脆来到丈夫回家的路上等……在街上还能听到叫骂声；发自内心的愤怒、污言秽语，到处都可以见到听到，他们有的高高地举着手，老泪横流，孩子们在号啕大哭；然而在小酒馆里却是另一种欢乐祥和的景象，他们觥筹交错、举杯庆贺，还一边喝酒一边吟唱，完全陶醉于这种欢乐的气氛中。"

莱耶特还描述了有些孩子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孩子，父母怀疑他们不老实，逼迫他们如数上交他们的收入。还有的女孩，那些比较轻浮的女子，往往被怀疑是做拉客卖淫的勾当。因此，金钱成了追求自由的青少年和他们处于工薪阶层父母之间的争论焦点。

一个家庭的遗产不仅仅是由金钱和财产构成的，还有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无形资产，那就是一个家庭的荣誉。任何损害家庭名声的行为或者玷污名誉的行为都将对家庭荣誉造成破坏。如果这些破坏是来自外界的，那么家庭成员会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它的尊严；如果是内部成员造成的危害，就会使家庭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可以有几种应对的办法：共同担负责任、弥补损失；通过家庭法庭对肇事者进行惩罚；要不就把害群之马赶出家门，或者结成同盟，保持缄默。总之，只要谁为家庭带来了耻辱，谁就要遭殃！

丑行－－本来它的词性是中性的，但是它的词义具有多种理解。特里库德诠释说："贵族对于极其微小的可能使自身名誉遭到羞辱的危险极度敏感，而对于高筑的债台却处之泰然，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历史和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19世纪的法国有许多代表荣誉的标志。深入探究在各种不同环境下丑行的构成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般来说，荣誉更趋向于一种道德和生物的范畴，而非经济问题。性侵犯或者非法生育会被判刑，不仅仅是破产的问题，尽管破产的压力在今天的社会也变得难以承受。总之，玷污通过女性传递，并且这种羞辱的感觉会一直笼罩在她们的心头久久不能散去。

家庭生活（7）

因为非法生育会受到严厉的谴责或者判刑，因此，未婚（或通奸）母亲有时会采取堕胎或者弃婴、杀婴的行为；也有的会在穷乡僻壤的一个地下诊所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再交给别人抚养。为了防止杀死私生婴儿的现象，帝国于1811年创立了"孤儿堡"，这后来成了争议最大的一个项目。1838年拉马丹在法国下院发言，为"孤儿堡"进行辩护，认为这是保护家庭荣誉最有效的方法。他赞成"社会的父权"，反对马尔萨斯学说代表的穷人人口的增加。"私生子应该被视为一个客人来收养。人类的家庭应该把他们包括在内，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人间温暖。"－－人类家庭，并非这些孤儿真正的家庭，因此也就没有羞耻可言。弃婴的数量从1809年的6.7万增加到1835年的12.1万，然而，"孤儿堡"对此也无能为力，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1860年，只留下25个这样的"孤儿堡"，其他的"孤儿堡"由政府命令关闭了。

从那天开始，不想要私生子的母亲可以在政府办公室里公开宣布自己的愿望，而想要抚养自己后代的未婚母亲可以获得与在医院护理数额相同的补贴。对弃婴的抚养成了政府援助办公室的责任，至少在巴黎是这样的，因为巴黎面临的问题最严重，而该办公室一般是把资金分发给农户。孤儿院和训练学校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逐步建立起来。

私生具有一定的耻辱性，因为它明显地违背了女性的贞操观，是对婚姻忠诚的背叛，因此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感到罪孽深重和那些有类似思想的人只能想办法来隐藏她们的罪行，消灭自己的"罪证"。而且做母亲的也经常怂恿她们的女儿采取杀婴或者弃婴的行为。邻居甚至家庭其他成员经常强烈谴责这种行为。有时一句持久不断的流言足以引起市长或者警察的注意。

有一些女性，不管是照章办事，还是感情用事，最后选择自己来抚养小孩。经常是由祖母来抚养一段时间，直到外面的流言散尽，别人也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或者这个不幸的母亲又找了一位愿意接受这个私生子的丈夫。对于一些处于中等地位的女人来说，私生并非一种爆炸性的事件，她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于上流社会来说，这却需要进行认真的谈判、协商和解决。

未婚母亲再嫁人是件难事，有时她们会提出为对方提供经济补偿来引起男人的注意。以马尔泰为例，她是一个年轻的女贵族，不小心怀上了一个仆人的孩子；她坚持要有一个男人来满足她的性需要，她的家庭就出去为她找了一个中意的丈夫。没想到他们找的这个男人却是一个畜生：他利用了她的"罪恶感"，他不仅欺骗她而且还对她性虐待。最后，她提出离婚，但是又一次遭到了她天主教亲戚的反对。那个被送给保姆抚养的小孩也在四五岁时夭折，没有一个人为他感到悲哀。事实上，死亡就是私生子最终的归宿，没有人想要他们，他们也得不到关怀、得不到爱。据调查，有50%的非婚生婴儿在一年内死亡。直到人们认识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出现的所谓出生率危机（出生率下降），国家才颁布法令来制止潜在的人口减少危机。国家为未婚母亲提供经济援助，标志着法国家庭政策的正式实施，尽管开始时这一政策对于接受经济援助的母亲的名誉恢复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许多已经遭到遗弃的婴儿本来也应该得到帮助，但却遭到社会救助机构的歧视。

家庭生活（8）

私生子的出生是一个未婚母亲永远难以洗雪的耻辱，对她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难以拭去的污点。私生子对谁都是一种耻辱。在热沃当的乡村，当地居民对私生子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尚皮斯"（流浪儿的方言）就是其中一种，他们被视为潜在失业者，因此人们也就按这样的看法来对待他们。从孤儿院到教养院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公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待这些弃儿就像对待他们不道德的母亲一样残酷。

非法私生子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因此一些自传体小说好像是专门为了保护作者罪恶的秘密而写的。许多非婚生、身份后来被合法化的子女在他们的后半生得知他们出生的秘密后，感到又委屈又气愤。知道自己的私生身份往往会导致他们长大后对自己的祖先进行疯狂猜测。

19世纪初，奥罗尔·萨克斯姆迪潘把他儿子莫里斯的私生子希波吕忒·夏蒂朗抚养成人，没遇到任何问题。希波吕忒一生中一直被作为乔治·桑德的同父异母兄弟来看待（除了在遗产分配时）。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私生现象遭到了更为严厉的谴责。毫无疑问，严厉的谴责致使婴儿的私生率下降，从而提升了婚后合法生育的比率。

因为把家庭描绘成"遗传资本"的说法日渐广为流传，所以人们对于结婚和生子的焦虑也相应地增加了。但人们又为生出畸形儿而担心，因为畸形也被视为间接的罪过。例如，《大众科学》杂志几乎每页都刊登有"怪物"的照片；例如，《自然》杂志也对产生畸形的事件有大量的报道。这些奇异的形体让人更加恐惧，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难道这不正反映了存在某些潜在的病态吗？还有一些奇闻轶事，诸如斯皮兹纳博士的解剖学博物馆吸引了大量神经紧张而又入迷的人群。人们有时专门避开身体有缺陷的人，而有时又对这一种行为进行强烈谴责，理解他们作为一个受害者的痛苦，认为这简直就是一种无形的犯罪。而一个身体有缺陷的小孩往往被视为障碍，成了众矢之的。福楼拜的一个记者，尚特彼小姐在1858年7月17日写的一封信中告诉他，有一个名叫阿加莎的小孩受到了她父母的虐待，因为她有残疾，"她的脸没有异常，只是她的身体有残疾，脖子上顶着一个巨大的脑袋。"她经常挨打，遭到羞辱，还经常赤着脚没有鞋穿，最后据说患上了神经病。

梅毒被认为是造成畸形儿的罪魁祸首。因此准备结婚的新郎新娘的健康状况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检查发现缺陷，那么羞耻或许愤怒就会随着产生。这样的不幸会在家庭内部传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神秘。卡罗琳·夏塔尔利奥勒就在布瓦洛的家庭通信中找到这样一个例子。欧仁·布瓦洛的母亲埃梅·布朗德，由于她的嫁妆不够而导致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她开始起来反抗不称职的丈夫。她控告她的丈夫得了一种"不体面的病"，而后就与他分床而居。有一天，当他准备进行下一次旅行，在家里作短暂停留的时候，她居然把他们的亚麻布床单晾在了屋前，家中最大的隐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后来，埃梅绝望地离开了她丈夫的房间，还起诉要求得到三个儿子的监护权，当时这三个孩子已经被他们的父亲弄到了比利时。她把自己关在了洛基弗德的房间里，后来死于精神失常。

这个家庭后来在谈到他们的这一祖先时，总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词。她的悲剧可以解释为什么她的儿子欧仁渴望在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中维持稳定的家庭生活。

生理缺陷这一导致家庭矛盾和使家庭蒙羞的新原因，也成为左拉写关于鲁朗-麦克夸特家族史诗传奇的中心内容，而且在其他小说中也比较常见。在19世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是精神病。这成了当时人们最大的担心。如果谁家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妹妹，那么，她姐姐的婚事肯定告吹。因为别人很容易就会想到与她流着相同血液的其他人肯定也会有精神病，所以这是整个家庭的耻辱。这方面有一个关于阿黛尔·雨果的很不寻常的事例，在这个事例中，整个家庭，除了阿黛尔的母亲，为了使伟大的维克多的名誉免受他挥霍无度的后代的影响，他们异口同声地赞同删除阿黛尔一节的内容。整个家庭团结起来把那一节的内容从中删除了。

行为不良并非总会遭到谴责。判断人和物是否值得尊敬的标准随着时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社区关于荣誉的标准又并不总能正好与法律相吻合。偷猎和非法侵入的事件在19世纪时常发生，法律也无能为力。小孩偷取木材，妇女从森林的枯枝落叶层下偷采石油，偷猎者甚至从人们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走过。19世纪初，城市里贫困的母亲让自己的小孩去乞讨，甚至怂恿他们去偷窃。在下层社会，生存才是最主要的法则。只要能生存，道德完全可以置之不顾。

家庭生活（9）

但是当一个家庭慢慢走向小资产阶级之后，遵守法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讲文明讲礼貌就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浪荡公子、酒鬼、挥金如土的人、游手好闲者以及骗子、赌徒都成了他们不欢迎的人，会受到他们严厉的谴责。在商业上，一个人一定要定期还债才能得到尊敬。那些没有一点教养的后代一定会受到家庭的严厉惩处。波德莱尔，被他的亲戚绝望地评价为不称职，从而被严加管教起来。他在与他母亲奥皮克夫人的通信中充满了对资金窘困的抱怨以及他与代理人的冲突。中产阶级行为规范的准则根本无需给出什么特殊的理由，其实就是一种言行谨慎、中庸之道的理想状态。偏离中心，就成为一种耻辱。

虚伪与诈骗是可以容许的，尤其当他们的目标直接指向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时。相反，破产也被认为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正常的错误。巴尔扎克笔下的凯撒·比罗托就甘愿把自己当作别人的替罪羊，偿还他的债权人的债务变成了一种"补偿"。他的康复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在19世纪，因破产而自杀的人一点都不罕见。菲利普·勒热纳已经告诉我们破产者为什么会写自传，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向他们的后代解释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们需要这样做。北部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妇女，对于破产者一概不予接纳，因为怀疑他们从事非法勾当或者过着一种肆意挥霍的生活。随着公司的兴起，商业才慢慢与家庭脱钩，资本主义也得以与荣誉的观念脱离开来。

19世纪使性－－家庭的性－－具有了科学的概念。所有指导性行为的标准和规范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牧师，更多的是医生，是性问题的专家，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然而当个人在性生活中出现问题时，内科医生有时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他们一般不会向别人寻求帮助，即使你是医生。

通常情况下，家庭对于性方面的内容也是守口如瓶，因此对此我们无法了解更多。傅立叶称乱伦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原因很难解释。性的忍受力与环境、动作、年龄和性别有关。男性与女性的最大不同也就在此。坚挺有力决定了男性阴茎的威力，它可以在女子尤其是年轻女子身上得以充分自由地体现。在热沃当，强奸女性几乎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连对少女的性侵犯也是被容许的，只要他们没有公开。19世纪后半叶，法庭对性侵犯案件进行严厉的惩处，比前半叶的处罚力度要大许多，这大概标志着社会对性侵犯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到19世纪末，还出现了检举者，如果发现有对强奸犯量刑过轻的案件可以检举揭发。

紧接着，对青少年和妇女的性侵犯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青春期是人体发生变化最大的时期，被称为骚动期，因此这一时期不论是对他们本身还是社会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期；每一个青春期少年都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罪犯。女性的性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不幸会通过母性本身的特点降临到她们头上。一种持续不断的欲望在这一时期主宰了她们的理智（女性的性欲望主要通过教堂来加以控制）。崇拜处女，在年龄大一些的女孩子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玫瑰经，在全体教徒的集会上向玛丽的孩子们做礼拜，这些方式都有助于青春期少女保护自己的贞洁。虔诚能够战胜世上和舞厅里的邪恶。卡罗琳·布拉梅发出警告："最重要的是，没有华尔兹舞。"即使在下层社会中，少女的贞洁也是最有价值的资产：当她们去舞厅跳舞时，父亲或者哥哥、弟弟一般都会陪着，因为那些男男女女之中不乏野蛮之徒。

女性不贞洁的行为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是对神圣的一种侵犯，然而，男性的通奸行为则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除非他公然包养情妇。只有行为过于露骨，才会受到强烈的谴责或者法律的制裁。在中产阶级中，女性很少知道她们丈夫的事情，所以她们也没办法。而那些警惕性比较高的女性，如果她们听到了风言风语或者碰巧在街上看到了其丈夫的不轨行为，就会毫不留情地说出来，必要时还会反抗，尤其是当她们感到丈夫的风流行为损害到了家庭的经济利益，威胁到了她们给孩子提供各项费用的能力时。当地的报纸也作出评论对这些不忠实的丈夫嗤之以鼻，诅咒他们被"妓女"缠上。世纪之交，少数人居然采取了最极端的做法：用硫酸毁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