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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纪念母亲九十诞辰（代序）

- 离婚真相1

- 离婚真相2

- 离婚真相3

- 俞振飞对妈妈说：“我勿死，要死，侬去死！”1

- 俞振飞对妈妈说：“我勿死，要死，侬去死！”2

- “托孤”之夜

- 双耳失聪？

- 李惠荣劝妈妈：“不要上老头子的当！” 1

- 李惠荣劝妈妈：“不要上老头子的当！” 2

- 妈妈，你在哪里？1

- 妈妈，你在哪里？2

- 抱着妈妈的骨灰，我号啕大哭1

- 抱着妈妈的骨灰，我号啕大哭2

- 言慧珠和梅兰芳

- 言慧珠（左二）和陈毅、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 言慧珠、俞振飞剧照

- 年轻时的言慧珠

- 40年代给欧米加手表做广告

- 言慧珠、薛浩伟、言清卿一家合影，言清卿就是本书口述者

- 言慧珠和梅葆玖、梅葆玥演《四郎探母》后与梅兰芳夫妇合影

纪念母亲九十诞辰（代序）

……本文初稿完成，香港一位杂志编辑看后，对我说：“编辑部都很想知道小清卿后来的情况。”

我马上给上海京剧院的一位副院长打电话，询问言清卿的下落，并想从他们的艺术档案里借用几张言慧珠的照片。对方非常遗憾地说：“事情过去了几十年。现在的上海京剧院根本不知道言清卿，也没有言慧珠的一张照片。”

梅兰芳儿媳屠珍女士闻讯后，主动帮助我寻找线索，毕竟不是公家是梅家！终于有了消息。原来言清卿在生母被迫害致死的二十年里，挣扎求生……

——章诒和：《伶人往事·言慧珠往事》

妈妈受迫害自尽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一年，即一九六六年九月。

那年我才十一岁。

日子过得真快。妈妈离开人世、我离开妈妈已经有四十三年了。四十多年来，许许多多妈妈的生前好友、同事、学生找过我，有些找到了，有些至今还没有联系上。他们找我，我也想他们。

转眼，妈妈九十岁诞辰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妈妈生于一九一九年阴历八月十二日。

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要是没有“四人帮”，妈妈决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我也不会在妈妈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确如章诒和大姐所写的那样“挣扎求生”。

如今世道昌盛，和谐太平，九十岁的老人多的是，妈妈的许多朋友如今八九十岁了，都活得好好的。如果妈妈在，那该有多好啊！

“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四十多年了，从少年、青年，到如今年过半百，我是一个孤儿啊。

四十多年来，我流了多少泪？

我为妈妈的冤死流泪，妈妈在世的时候遭遇了太多的不公；她去世后，又被泼上了太多的污水。

我也为自己失去了妈妈，从此也失去了幸福的青少年时代而流泪。

孤儿，当然很苦；但妈妈更苦，妈妈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

妈妈含恨、含冤离世，只有缄默；我忍气吞声，也缄默了四十多年。

在我的居舍，我设有妈妈的灵堂，灵堂上有妈妈生前最喜欢的照片，就像从前挂在华园客厅一样，高高地挂在灵堂的墙上；周边有鲜花、绿草，还有五大本妈妈生前各个时期的照片。我每天给妈妈点上心香一柱，祈祷妈妈的在天之灵安息。

妈妈和我朝夕相伴，我天天看着妈妈，天天和我亲爱的妈妈说话。

就这样和妈妈说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来，我的所有的精神生活一直和妈妈在一起。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要为妈妈写一本书。临近妈妈九十诞辰，这一愿望更加强烈。

这么多年来，报刊杂志刊登了许许多多有关我妈妈的文章、佚闻，有关我妈妈与我的“好爸”（我一直这样称呼我的继父）俞振飞的婚姻、华园的房子及我妈妈的遗产等等，而这些报道均出自于好爸俞振飞之口。今天，我想用书面的形式，将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将四十多年来我想为妈妈说的话公诸于世。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沉默着，如同妈妈沉默了四十多年一样。但我不能一直这样缄默下去—为了妈妈，为了社会公正，我要说，我必须说，我要为妈妈讨公道！

回忆与思考，是谁也不能剥夺的自由；回忆与思考，能让后来者更加看清历史，正视历史，面向未来。

我要努力写出一个我心目中的真实可爱的妈妈，我也要写出一个我眼中的真实的好爸俞振飞。

我要推开四十多年压在我身上的沉重的屏障，剥开长在我心头的老茧，让殷红的鲜血酣畅地流淌……

这本书，是一个儿子替妈妈说的话，也是儿子对妈妈的倾诉。

我谨以此书献给妈妈九十诞辰。

离婚真相1

二○○九年大年初一。

清晨七点十四分，烟雨蒙蒙。我离开笼罩在阴霾雨雾之中的都市，乘坐D478次列车， 从上海赴合肥。

此时此刻，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惆怅心情，如同这车窗外的雨雾……

此行，我要去见已有三十七年未见的生父薛浩伟；屈指算来，我的生父也有八十三岁高龄了。

我的血脉里流着妈妈言慧珠的血，也同样流着生父薛浩伟的血。

我是他们俩的爱情结晶，是他们的独子。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算起，到生父与妈妈离异，我和生父在上海华园（旧称海格园）——华山路1006弄11号，一座温馨、舒适的小洋楼里仅共同生活了六年时间，加上生父常年在外地演出，我与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至多两三年；而且当时我年幼，因此生父基本上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多少印象。

然而血浓于水，生父毕竟是生父啊！

同样在华园，我与“好爸”却前前后后一起共同生活了十四年，所以，我对好爸的印象比生父深刻得多。

年过半百了，生活的阅历多了，亲情的观念也浓郁了——这是我趁春节赴合肥去看我生父的主要动因。

生活如同落叶，春华秋实冬枯；岁月如同拉洋片，快捷得一页接着一页。生父也有八十三高龄了，今夕不知明夕。再不去看望，也许我会留下终生遗憾的。

春节，是中国最为古老的传统节日，是家家户户团圆的好日子，我也要赶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去感受人间的温情，领略这人生激动人心的一刻。

亲情是至高无上的，父子的心是相通的。

生父一家把我的来到，看作是一件很隆重的喜事。阿姨把我当成是她的儿子，子女把我看成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生父的两个儿子各带着他们的下一代，开着两辆私家车到火车站来接我，亲热地叫我“哥哥”；侄子们则连声叫“大伯”。

他们拿出丰盛的菜肴来招待我。

和我出发前预想的一样：我感受到了人间的亲情与温情。

离婚真相2

这种温情在我的人生中得到太少了，但是我有过，那是很为遥远了——我妈妈在世的时候。

（回到上海，我想起和生父见面的一幕幕，回想起和妈妈在一起的温馨而遥远的日子，我在向朋友叙述的时候，一直流着泪……）

我也把生父接到了我下榻的宾馆，父子俩促膝长谈，话题却显得十分沉重。因为这要掀开老父亲半个多世纪前的心灵伤疤，让沉积于他心头的最隐秘的伤痛摆在儿子的面前——只有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才会这样。

作为儿子，我当然最为关心的是生父是如何与妈妈相爱，又如何与妈妈离异的。

“清卿啊，你也这么大了，有些事你该知道了，我也有责任告诉你了。”生父望着我，长叹了一口气，开始了他痛苦与艰难的叙述。

“刚解放时，你妈妈是有自己的剧团的，也就是现在报纸上说的‘言慧珠剧团’，你妈妈是老板，自己组团，到处去演出，是剧团的‘班主’。你妈妈在解放前就已经是‘平剧皇后’了，红遍全国，‘言慧珠剧团’很受各地观众的欢迎，剧团很能赚到钱。她带着剧团到外地一次巡回演出，就能赚好几万的，华园的小洋房就是那个时候赚了钱买的。那时候买这幢洋楼你妈妈只用去了八千元，然后你妈妈做了豪华装修，装修费却用去了一万五，等于可以买两幢这样的楼。我当时在你妈妈剧团里唱老生，就住在华园的后楼，你妈妈为了提高我的技艺，还为我找了一位老师叫王瑞芝的，我跟她学戏。所以，我对你妈妈一直怀有感恩之情的，我也很听你妈妈的指导，一切很配合她。在合作中我们之间有了好感，在外地演出时同居了，有了你，1955年我和你妈妈登记结婚了。

“因为我与你妈妈当时一有感情，二有了你，所以在婚后的一两年时间里，我们过得很融洽，也能说得上幸福。”

“那后来怎么又离婚了呢？”我抽着烟，静静地听着。

“清卿，平时烟是不是抽得很多？健康要紧，少抽点。”父亲关切地对我说。

“好的，好的，”我应着，又问：“妈妈后来又怎么跟俞振飞好上了呢？”

父亲一听到俞振飞的名字，像触了电似的，放大声音，一声吼：“俞振飞不是人！”父亲稍为平静些，又说：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开口，就是怕伤着你妈妈，你妈妈在艺术上帮助我提高，扶持我，对此，我始终是很感激她的。当然，她后来跟姓俞的好上了，我也很气恼。至于你妈妈和俞振飞最后走到一起，还得从五七年的反右说起。五七年，你妈妈成了右派边缘分子，差一点被打成右派。俞振飞不遗余力地帮助你妈妈，还发动了他和你妈妈共同的朋友、《解放日报》的记者许寅，最终帮你妈妈过了关。俞振飞一生小心，明哲保身，他能在这个时候去全力帮助一个‘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他的用心是再清楚也不过了，你妈妈戏好，人又漂亮，俞当然想接近她。五七年反右的压力在你妈妈身上实在是太大了，她甚至对自己能否过关也失去了信心。你妈妈过关后，喜出望外，很是感激俞振飞的，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得寸进尺。同年，你妈妈被调任上海戏曲学校当副校长。从她的内心来说，是不太情愿当行政领导的，她一心想演戏。但你妈妈当时的处境并不好，京剧院贴她的大字报不少。”

（1957年12月19日妈妈写给当时任文化局局长徐平羽的一封信中，反映了她当时的情绪，说京剧院“个别同志贴出大字报”，说她“不参加京剧院的演出是个人主义的故态复萌”，自己刚刚“剪了辫子”等等，妈妈为改变此进退维谷之状态，要求尽快将她的组织关系转到戏校去，并提出从五八年元旦起想排几个大戏，如《桃花扇》《浣纱记》《荆钗记》等， 但令妈妈感到遗憾的是，她的排戏要求竟没有下文，她的愿望被搁置了。——清卿注）

父亲接着说：“为了改变处境、也是出于对俞振飞的感激，她还是接任了戏校副校长之职。俞振飞任校长，一正一副，从此，两人在一起的机会也就更多了。再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俩一起合作搭戏，出了几出好戏，两人的感情与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了。”

“你妈妈直率、单纯，人又漂亮，想唱戏，真是一心想唱戏，但当时她很想要一个好的‘小生’和她搭戏，俞振飞正是利用了你妈妈这一点。你妈妈想提高我，但我也没有达到你妈妈要求的高度，俞振飞正是利用你妈妈的这一演戏的愿望，一步步地接近你妈妈，诱惑你妈妈，你妈妈是很单纯地想在舞台上找一个好搭子，但俞振飞却有着自己的目的。俞就是耍尽了手段，写情书，形影不离你妈妈，你妈妈最后也就就范了。”

我静静地听着，不停地抽着烟，此刻，在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妈妈写的文章《别戴有色眼镜看我》中的几句话：

“为了‘红’，为了名利，不得不忍受周旋，外力引诱逼使我们去做社会的罪人，又对我们下又极酷的批评”；“我们同行姐妹，敢肯定说，多数是痛苦的，被男子们视为追求娱乐的对象，一方面玩弄，一方面轻视，社会视为可怕的人物……”

（妈妈，你在说谁呢？你的痛苦，儿子今天才明了一点点。后来，我听说你与好爸相好了四年之后，当你提出要与好爸结婚，好爸一开始居然不同意，你躲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你把你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好爸，他在关健的时刻却要丢下你而去！我更为你的屈辱、痛苦而难过流泪。）

离婚真相3

我给生父的杯子里加了点开水，请他再说下去。

“那时候，业内已有不少风言风语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但我不相信。理由很简单：我比你妈妈小八岁，俞振飞比你妈妈大十七岁，这怎么可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男女之间年龄很讲究的，不像现在。对你妈妈与俞的事，我虽不相信，但心里总是有一个疙瘩，毕竟我是丈夫么。有一次，我从江西去江苏扬州演出，特地请假回了一趟上海，事先我也没有打电话。回到华园，在你妈妈的床头上发现了俞振飞写给你妈妈的情书，我一数多达二十多封。

“我两眼一黑，脑子一阵晕眩，忍不住一封封的看下去。我至今还记得信中的内容，真是不堪入目，什么‘我们一度游园惊梦’；还在信中问你妈妈：‘草字头有什么反应？’‘草字头’就是我的姓‘薛’啊……

“儿子，你想想，一个男人看到这些信时，会是什么反应？！我是唱京戏的，我懂得‘游园惊梦’是什么意思。我那时也只有三十来岁，年轻气盛，一气之下跑到了文化局，去告俞的状。当时接待我的一位负责人，听了我的汇报，一拍桌子，大声说：‘这个老色鬼，老毛病又犯了！’

“我们就这样最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后来，我听说你妈妈和俞振飞也合不来，也不幸福。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再也不会像五七年那样帮你妈妈了，你妈妈光彩的是戏，生活中充满了苦啊！”

老父亲唏嘘着，无限感慨；而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眼眶里早已盈满了泪水……

老父亲的一席话，激起我心头千层浪。好几夜，我在宾馆里转辗反侧，睡不着，脑子里老是回响着《游园惊梦》的曲子：

“转过这芍药栏前，紧跟着湖山石边，和你把领扣儿松，衣带宽，袖梢儿着牙儿沾也”；“见了你紧相偎，慢厮连，恨不你肉儿般和你团成片也”；“行来春色三分雨；睡去巫山一片云”……

半夜里爬起来，泡壶茶，抽烟。生父劝我少抽烟，但与老父数次长谈后，我的烟却抽得更凶了。

俞振飞对妈妈说：“我勿死，要死，侬去死！”1

回到上海后，我的心一直没有平静过。

这个不平静来自对妈妈的同情，以及对好爸为人处世的再认识。

在没有去合肥见我的亲生父亲之前，我对好爸的认知，只是停留在妈妈离世之后，文革时期我与他的一段共同生活。至于上一代人的感情世界，我因为年纪小，所知了了。与生父的几天相处，和告诉我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使我加深了对好爸的了解，让我把以前从亲人、妈妈的朋友那里听到的有关妈妈与好爸的许多事联系了起来，同时也使我更加深切地怀念妈妈。

我决定利用春节期间，再去看望妈妈的多年知交、老朋友许寅叔叔。

大年初十，我通过《解放日报》老干部处获得了许寅叔叔的家里电话。从电话中我得知许寅叔叔身体不太好，中风过，脑子有时清楚，有时糊涂。

我和许叔叔通上了话，电话中的许叔叔声音有点模糊，当他听到我是言慧珠的的儿子言清卿时，大喜过望，声音颤抖了……

还是在二十年前（1988年），许叔叔来过深圳，来过我家，后来还在香港《大成》杂志上深情地写了有关我妈妈生平的连载。我妈妈绝命之夜带着我向好爸俞振飞“托孤”之凄情，也是我向许叔叔叙述后，由他第一次向报界透露的。我很感激许叔叔为我妈妈秉公说话，感谢许叔叔的笔，向外界传递有关我妈妈的真情。

许家阿姨告诉我，听说我第二天要上家里去看他，许叔叔一夜激动，第二天很早就等着我去了。

八十四岁的老人，坐在滕椅上，看到我，声音也哽咽了。我红了眼眶，一把紧紧地抱住了许叔叔。

老人虽然声音哽咽，断断续续的，但我还是听得很清楚：“我，我想你……想你妈妈啊……你妈妈把我当成亲兄弟啊！”

我紧紧拉着许叔叔的手，说：“许叔叔，我也想您啊，您是妈妈的好朋友，五七年反右检查是您帮我妈妈写的，要不是您，我妈妈过不了关，可能就在那年自杀了！您救了我妈妈一命。我那时才一岁，就是您的一句话，‘清卿才一岁，你要为你儿子着想，清卿没了你，他怎么活啊’，妈妈才肯写检查，才过了关的。”

许叔叔凝视着我，做了一个大姆指向上的手势，说：“你妈妈，对我……真心的，……那时我在报馆做夜班，常常做完夜班还叫我去吃夜宵……把我当作是亲兄弟。”老人又做了一个大姆指转向下的动作说：“俞振飞……对我，不是真心的。”

在一旁的阿姨告诉我，今天许伯伯的精神比平时清爽，可能是看到我来了，有点儿兴奋了。

说起妈妈的自杀，许叔叔说：“你妈妈送走（指自杀的当天早晨——清卿注）的那天，我看见她的，袜子也没有穿，是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我家离华园只隔一条延安路，走过去很近……”

说着，说着，老人又哽咽了起来。

我轻轻拍他的背，请他不要激动。

许叔叔告诉我，妈妈离世后，他问过我好爸：九月十日晚发生的事，你为何一点也没有察觉？好爸只说他耳聋，早睡了。许叔叔说，言慧珠曾跟俞振飞提出，此次运动两人都过不了关，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像胡治藩、金素雯夫妇俩那样一起自杀吧。俞振飞却对妈妈生气地说：“我不死，要死，侬去死！”

许叔叔说出这句话时，双眼看着我，有欲说又止之状：“……我勿死，要死，侬去死！俞振飞的这句话……你妈对我讲过多次。”

我愕然。眼泪汪汪地望着许叔叔，一时说不出话……

过了个把分钟，我又对许叔叔说：“妈妈子宫摘除的事，你晓得吗？”

“是我……陪你妈妈到华山医院开刀的。你妈妈开了刀，不能生小孩了……俞振飞还讲，我勿能跟言慧珠结婚，假如结了婚，我俞家要断子绝孙啊……俞振飞原配，是他表妹……生过两个儿子，后来都死了 。”

俞振飞对妈妈说：“我勿死，要死，侬去死！”2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老人又说：“你妈妈对俞振飞……是真心的，她没错；俞对你妈妈没真心过……”过了一会，老人又补了一句，“伊对女人从来没真心过……只是白相相……”

也许是出于对一个老朋友后代的爱护，也许是感觉自己已年迈，许叔叔说出了他内心真实的话。

老人两次问我：“有没有孩子了？”

我说：“还没有。”

老人提高了声调说：“言家单传……要有后啊！”又激动得哽咽了起来。

我点了点头，用力抱住了老人家。

今年春节，过得真不平静。

两次拜访老人，一个生父薛浩伟，八十三岁；一个妈妈的老朋友许寅叔叔，八十四岁。本是团圆、访亲，却牵引出这么多的旧事，解开了一些萦绕我心头多年的疑团，也让我内心波涛翻滚。

四十多年，弹指一挥，但历史的积淀，却清晰地一页页地从我眼前翻过……

“托孤”之夜

妈妈的自杀除了政治运动不可逆转的因素之外，亦有夫妻情感破裂的推波助澜，对此好爸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一九六六年，我已是小学四年级了。九月十日“托孤”之夜的情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一夜的详情也是好爸俞振飞一直回避的。

吃过晚饭，妈妈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妈妈与好爸已分居多年），妈妈给我五十元钱和一块小黑板，还在我的小口袋里塞了一块手表。

“清卿，乖儿子，妈妈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妈妈不停地摸着我的头，“妈妈走后，你要听好爸的话，明天是礼拜天，你到公园里去玩。”妈妈哭着跟我说话，我呆呆地看着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眼泪的妈妈，“小黑板给你写字，你要好好读书；手表给咪咪姐姐。”

这一夜，是我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

（妈妈走后第二天，我就把这五十元钱交给了好爸——因为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妈妈不在了，好爸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童年的时候，也就是妈妈和好爸结婚后的头几年里，好爸对我还是很好的，我们“一家三口”相处得也是融洽的。因为那时妈妈在，好爸是住在妈妈买来的华园里，就是为了博得妈妈的好感，他也会对妈妈的“心肝”好一点的，这是常理。）

妈妈吩咐完我以后，就拉着我来到了好爸房间，母子俩就这样站在了我的继父面前。

我见妈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来，清卿，给好爸跪下。”妈妈拉着我的手，看着我，要我也像她一样，跪在俞振飞面前。

我被妈妈惯得脾气犟，有点儿不愿意。

“清卿，听话——给好爸跪下！”妈妈再次要求我，口气有点儿恳求与命令的味道。于是我跪下了。

妈妈对我说：“清卿，好孩子，你以后要听好爸的话。”

妈妈对好爸说：“孩子交给你了，你要把他抚养成人。”

好爸说：“我有饭吃，他也有饭吃；我有粥吃，他也有粥吃。”

这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的了：你放心走好了，孩子就交给我吧！

向好爸交待完后，妈妈就把我领到了我的房间，让我睡下，并跟我说：“乖儿子，你好好睡觉，我与你好爸再说会儿话。”

妈妈的这句话，是她在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这也是母亲和她心爱的儿子的诀别啊！说完，妈妈就离开我到好爸的房间里去了。

妈妈说要“与好爸说会儿话”，在妈妈即将要离开这世界之前，她到底与好爸说了些什么话，真是天知地知了。所有见报的妈妈临别前的话语与交待，都只是好爸给出的版本，两个人的对话，只有活着的有话语权。

后来，我曾听保姆说过，在我睡着以后，妈妈一直坐在我的床沿，默默地看着我，足足坐了半个多钟头。

半个多钟头里，妈妈和我说了多少话？我听不到。妈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心里一定翻江倒海啊！

人间最凄是诀别。

咪咪姐姐（徐常青，京剧演员，妈妈的干女儿，长期住在我家里——清卿注）告诉我，妈妈临走前留下了五封遗书，给丈夫，给我，给学校，给咪咪咪姐姐，给冯喆。给冯喆的一封信是由咪咪姐姐送去的，内容也是关照冯叔叔，在她身后要多关心她的的儿子，想不到冯叔叔后来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

可惜，这五封妈妈留下的信，除了给咪咪姐姐的一封外，我至今也没有看到其他四封妈妈的遗书，我也一直在找这四封妈妈留下的亲笔信。

双耳失聪？

妈妈在浴室悬梁自尽的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之夜的描述，已见诸多种报端与杂志，历来都是一个版本，那就是好爸向外界公布的版本，有的就明确写着：以上材料均系俞振飞亲口所说，诚属真实可信。

是真实可信吗？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

章诒和大姐为我妈妈说了许多公正、公平的话，我很感激她。

尤其是章大姐客观地写出了我妈妈在五七年反右期间以及文革中的经历，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同情与反响。

但是，章大姐文中有关妈妈离世那晚发生的事的描述，均出自他人的版本，而他人的版本又完全是出自好爸俞振飞之口。

老实说，我对好爸的版本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

言慧珠死后，许思言问过俞振飞，为什么当晚没有察觉妻子的死。他说：言慧珠认为自己的问题严重，怕被红卫兵造反派抓起来。而丈夫一向人缘不错，大概可以过关，所以，一再关照俞振飞——万一自己出了问题，要好好照顾这个家，要好好抚养孩子！所以，这个举动，被他误认为是言慧珠在做坐牢的准备，而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自决。加之，双耳失聪的俞振飞也服用了安眠药，故隔壁房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是浑然不觉。

—— 章诒和：《伶人往事·言慧珠往事》

是好爸“浑然不觉”吗？就在妈妈离世前几个小时，还跪在他面前“托孤”、还在请求他一起死。

妈妈曾当着咪咪姐姐的面生气地对好爸说：“你不要担心我会连累你，等运动结束，就算我们已离婚好了。”

像好爸所说，是误以为“怕被红卫兵抓去坐牢”吗？

妈妈曾明确提出与胡、金夫妇一样一起自杀，好爸却表示：我不死，要死，侬去死！显然“误以为坐牢”是托词而已。

再请看写于好爸晚年的《俞振飞传》（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好爸是这样对传记作者叙述的：

据俞振飞回忆，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那天黄昏，保姆烧好晚饭等言慧珠回来同吃。言大约六时左右回到家里，在吃晚饭时，她说了一下下午的经历：先到华东医院配了一瓶安眠药，再去外滩中国银行，想将存放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但已被封存，不准取。回来路过国际饭店，打算到十六楼西餐厅吃一顿西餐，然后从十六楼跳下来自杀。但西餐厅早已封闭，只得往回走。路过静安寺，到人民银行把她仅有的一万二千元存款全部拿出来……他讲得很平静，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

请注意其中的两点：

一、好爸当夜是知道妈妈想自杀的，不是其他版本中他对外说的是“误以为被红卫兵抓去坐牢”；两个同样出自好爸版本的自相矛盾，正是好爸在妈妈之死的问题上在推诿、在搪塞。

二“路过静安寺，到人民银行把她仅有的一万二千元存款全部拿出来……他讲得很平静”，此说，证明一万二千元是我妈妈的存款。在八十年代，我与好爸为争回我妈妈的这笔存款时，好爸一口咬定是他的（有关详情，我会在下面的章节中如实加以陈述），这也许是好爸到了晚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出了真情罢；抑或是因他到了晚年，记忆衰退，早已忘记八十年代这一万二千元（具体数字是11500元）之争了。

在俞向外公布的版本中，还说在那天晚上他还“好言相劝”母亲：“我不死，你也不要死，好端端的人，为什么要死？”俞说“我不死”，这是可信的，因为他人缘好，自以为可过关；“劝她也不要死”，不可信。

我倒是从许寅叔叔和妈妈的学生那里听到了相反的意思，他们说，“俞校长讲过，当你妈妈提出要与他像胡治藩、金素雯夫妇那样一起自杀时，他用一种软软的苏白口音对言校长说：‘我勿死，要死，侬去死！’”

“托孤”之夜的情景，是我第一次向外界透露的。

好爸为什么要回避“托孤”呢？这自有他的一番难言之隐的——

承认“托孤”，不就承认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言慧珠今晚要“走”了吗？那他怎么向世人诳说自己的“耳聋”，“浑然不觉”呢？

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妈妈这么明确的绝命话语与举动，难道用“误以为被抓去坐牢”说得过去吗？那晚，俞还说他双耳失聪，服了安眠药，妈妈明示今晚“托孤”，有离世之意，为何还要服安眠药？妻子的绝命之举，作为丈夫如此无动于衷，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别有用心，仅用“耳聋”、“安眠药”、“误以为”、“浑然不觉”是说不过去的。

好爸平素会做人，人缘好；我妈妈不同，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他满以为自己在这场运动中过得了关，这使我想起许寅叔叔跟我说的话：“俞振飞很懂党的政策，像他这样的人，此次运动不会要他死的；而你妈妈不懂……”

好爸与妈妈生活上长期合不来，正如许寅叔叔所说的，“一个睡不醒，一个睡不着”，有的文章说妈妈搅得好爸生活不安宁，妈妈的死，让“俞振飞从此在生活上获得了自由”，好爸在妈妈的自杀当夜，是不是在扮演一个“装聋作哑”、“睁眼瞎子”的角色呢？

作为丈夫没有给妻子一点温暖与鼓励，没有亲情，至使妈妈在文革刚开始就感到绝望，感到过了不关，看不到曙光；而好爸为了保自己，急于与妈妈划清界线，将妈妈往绝路上推……

与好爸的版本相比，我更相信妈妈的版本。

李惠荣劝妈妈：“不要上老头子的当！” 1

——李妈的两份原始材料

李惠荣阿姨是妈妈一九三四年在北京春明女子中学的同学，是妈妈可以说知心话的姐妹，也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她的我的一个干妈。

李妈曾跟我说起过，俞和言两人本来就关系就不太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俞为了保自己，千方百计地要与我妈妈划清界线，妈妈也不止一次对李妈说：“老头子（俞振飞）叫我死！”

李妈听了很难过，百般劝说妈妈不要有绝望的念头，说：不要上老头子的当！

咪咪姐姐告诉我一件事：有一个时期妈妈心情一直不好，晚上老是睡不着觉，她平时本来就有神经官能症很难入睡。好爸很烦，那天给她买了一瓶五味子糖浆，妈妈不要，自己上街去另买了一瓶，好爸问她为什么不要？妈妈说：谁知道你在这里面装什么？气得好爸转身就走。

咪咪姐姐说，在两人的夫妻生活中，妈妈是并不信任好爸的。好爸的戏好，“小生”挺刮，这是妈妈与之合作、与之结合的契因；但妈妈对好爸的为人，却是深知的。许多文章和同行说，俞和言个性相冲，其实不单单是个性，而且是做人的端行。

李妈的材料写于文革刚结束不久，时隔今天已有三十多年了。

材料很珍贵，照录如下：

我是言慧珠的老同学（1934年在北京春明女中）和老朋友（在1945前后又在上海重逢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未断往来）。在往来中也经常有一二年间断，总是过一些时候又往来了。我过去看望她的时间总在我下班后，她正在家练功之时，有时坐到晚饭后，有时她有事我就看完练功就走了，所谈的不过是大家的近况而已。当我听到她有什么不愉快时我总是劝解、分析、鼓励。我们就是这样既不是经常在一起，而又不间断地碰头叙旧，直到她去世。

文革尚未开始时，一次我在淮海中路遇到她，她说：“又要运动了”。显得忧心忡忡，我就鼓励她叫她安心，理由是她听党的话跟党走是主流。我回顾1949年我们在上海等解放，她放弃组织剧团，放弃高薪（京剧院一千，戏校600）到戏校培养下一代等。希望她坚定信心经得起运动的考验。运动开始后，我差不多每天给她去写检查，她说我写持续了一些时候。（当时我是教师也在参加运动。）直到我们以后约在街上见面。

由于她年轻时学艺的艰苦生活，所以对经济问题看得比较重。她经常谈到过去学艺，游码头演唱的困苦，感慨是很深重的。她热爱她唯一的儿子，每次外出演出或拍戏，总是不放心她的爱子，只要有可能，就把儿子带在身边，实在不可能时总是托我常去看看，孩子也常到我家来。所以运动开始不久，她总是跟我说如果我进去，你要照顾我的儿子。所以她两次给我存款单，叫我为孩子保留，也希望我把款取出来给孩子用（我害怕上交），清卿知道此事，她交给我后也立即告诉清卿的，（一张是俞伯龙的名字存入的是2600多，另一张是用张少楼［言少朋之妻，我大舅妈——言注］名字7000多），又在66年9月6日的早晨由清卿自己送来二千元现钞，是束在腰里带来的。这几笔钱是她和儿子都同意存在我这里的，（我在1966年9月17日上交）并讲明是清卿的。她说她可能随时遭到隔离或关进去，要我每月给儿子15元生活费，和给他添买衣服等用的。（我上交信中也要求组织这样照顾他。）所以，这钱都是属于言清卿的，故我向您局党委要求，将这笔钱的性质应不同于她的其它遗产。不幸的是她经不起“四人帮”的恐吓与迫害而轻生，这钱是她托孤的了。请求您们把这笔钱划归言清卿名下，实现言生前之愿，也使我心安。生者，死者都永不忘记组织对孤儿的关怀与照顾。

李惠荣劝妈妈：“不要上老头子的当！” 2

她常跟我说“老俞对我不是真心实意的，他不喜欢我的儿子”。当时孩子小，每天“好爸好爸”地喊着他，这也不是假的，慧珠的一生就吃亏在经常动气得罪人，因她有神经官能症，了解她的人是可以谅解的。

运动中我俩都是约在马路上见面，她有一次对我说“老头子对我母子很不好，我的财产是我自己挣的，我都给清卿。”（这话她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还有一次她和我见面时第一句就说：“惠荣啊，老头子叫我死。”我记得很清楚的，所以那一次我们谈话就是劝她不要死，不要上老头子的当，你有什么事是说得清楚的，运动总会结束的。

1966年9月10日（星期六）她约我见面，谈了一些抄家的情况，又说“我最后这二千元钞票是缠在身上留给清卿的，你每月给清卿15元”，又说“我们今后要划清界线”，临别时她还约我今后见面在上海戏院旁边文具店内售信封信纸柜台旁，因当时街道里弄到处是斗人抄家，我们也没多谈即见面后就分别了，没想到这是永别！

三十年多来，李惠荣阿姨的这份材料我一直珍藏在身边，想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读读，每次读我都是泪流满面，妈妈呀，您是放不下我这个儿子啊！

这是妈妈的钱，居然还要“请求”别人归还！还要对人感激涕零！

从这份材料上可以明确地看出，李妈和我妈妈以上所述几次的见面的时间，都是在文革发生后，即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距离妈妈离世，中间也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老头子叫我死”也就是发生在运动起来之后。

“老头子叫我死！”这是妈妈对自己最信得过的朋友、小姐妹说出的真情和心里话；也是我屡读李妈的信最令我触目惊心的字眼！

“不要上老头子的当！”这是妈妈的知心朋友对妈妈的警告，但妈妈最终还是没有听进这一关乎性命的忠告。

我保留的李妈的材料有两份，以上这份是第一份，以下这份是被修改过的。都是当年的原始材料。文不长，照录如下：

我是言慧珠的老同学（1934年在北京春明女中）和老朋友（在1945前后又在上海重逢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未断往来）。在往来中也经常有一二年间断，总是过一些时候又往来了。我过去看望她的时间总是在我下班后，她正在家练功之时，有时坐到晚饭后，有时她有事我就看完练功就走了，所谈的不过是大家的近况而已。当我听到她有什么不愉快时，我总是劝解，分析，鼓励。我们就是这样既不是经常在一起，而又不间断地碰头叙旧，直到她去世。

文革尚未开始时，一次我在淮海中路遇到她，她说：“又要运动了”。显得忧心忡忡，我就鼓励她叫她安心，理由是她听党的话跟党走是主流，我回顾1949年我们在上海等解放，她放弃组织剧团，放弃高薪到戏校培养下一代等。希望她坚定信心经得起运动的考验。运动开始后，我差不多每天给她去写检查，她说我写持续了一些时候。（当时我是教师也在参加运动。）直到我们以后约在街上见面。

由于她年轻时学艺的艰苦生活，所以对经济问题看得比较重。她经常谈到过去学艺，游码头演唱的困苦，感慨是很深重的。她热爱她唯一的儿子，每次外出演出或拍戏，总是不放心她的爱子，只要有可能，就把儿子带在身边，实在不可能时总是托我常去看看，孩子也常到我家来。所以运动开始不久，她总是跟我说如果我进去，你要照顾我的儿子。所以她先后给过我两张存款单，叫我为孩子保留，也希望我把款取出来给孩子用（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所以两张存单保留到上交）。清卿知道此事，她交给我后也立即告诉清卿的，（一张是用俞伯龙的名字存入的是二千六百多元；另一张是用张少楼名字是七千多元）。又在66年九月六日晨由清卿自己送来二千元现钞，是束在腰里带来的。这几笔钱是她和儿子都同意存在我这里的，（我在1966年九月十七日上交的）并讲明是给言清卿的。她说她可能随时遭到隔离或关进去，要我每月给她儿子十五元生活费和给他添置衣物等用的。（我上交信中也要求组织这样照顾他。）所以这钱都是属于言清卿的，故我向您局党委要求，请求您们将这笔钱的性质应不同于她的其它遗产。不幸的是她经不起“四人帮”的恐吓与迫害而轻生，这钱就是她托孤的了，请求您们把这笔钱划归言清卿名下，实现言慧珠生前之愿，也使我心安。生者，死者都永不忘记组织对孤儿的关怀与照顾。

这两份材料都是妈妈在落实政策后，从当时的文化局有关部门拿来的。一对比，明眼人一看便知：凡涉及到俞振飞的部分，也就是对俞不利的部分均被删去了，是谁让李妈删的？这不是明显的“为俞者讳”么？

退还给我材料者也许没有那么仔细，但历史却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

妈妈，你在哪里？1

四十多年来，我常常梦见妈妈，时时听到妈妈从楼上传来的脚步声。

夜里，梦见妈妈抱着我，我哭喊着，醒来；白天，走在路上，看见有人像妈妈，我会不时地回过头去看。

四十多年啊，长夜长梦。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噩梦般的早晨……

1966年9月11日早晨，一辆白色的救护车缓缓地驶出了华园。

妈妈赤着双脚，一块白布裹住全身，华园一名门卫工人叫小冬的把妈妈从二楼抱下来。

妈妈是干干净净走的。自尽前，她一定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妈妈一生清白：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

这个世道，泼在妈妈身上的污水太多，但妈妈一生痴迷于戏，决不委身于污浊，生儿“清卿”，借托儿名，表明心志。

在我读小学的几年时间里，妈妈要我学外语、弹钢琴，四年级的时候，妈妈就为我联系了外国语学校，她的愿望就是让我长大了做一名外交官，不要唱戏。“清”，就是清白，清廉；“卿”，士大夫，官，做一名清廉之官是也。

妈妈只求认真唱戏，但就是这一点最起码的要求也难以做到，可恶的文化大革命又将妈妈逼上了绝路。

我一直记着妈妈出事的那天早晨，我呆呆地站在客厅里，看着忙乱的人群将妈妈从楼上抬下来，从人们严肃、紧绷的表情上看，我意识到妈妈出了事，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是不是我今后再也看不到妈妈了？

是的，妈妈从此消失了，消失在华园，也消失在她心爱的儿子的视野中……

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怎么离得开妈妈？而一个母亲又怎能离得开她心爱的儿子，而且她的骨肉还在上小学啊！

在我稍为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了，妈妈永远不会回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妈妈是我最亲的人，妈妈在世的时候，她最疼我，最宝贝我，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是她生命的寄托。

在妈妈走了以后的日子里，我在同学的家里看到设着同学长辈的灵堂，先辈的骨灰放在桌上，遗像挂在墙上，于是，我也想起了我的妈妈。

我妈妈的骨灰在哪里呢？

我也要像同学家里一样，桌上放着妈妈的骨灰，墙上挂着妈妈的遗像，我要天天看到自己亲爱的妈妈。

我当时还听到一个传言，说是超过三年的骨灰如无人去认领，将作为无主骨灰而被处理掉。

一九七○年，我十五岁，已经是一个初二的学生。那时候的孩子似乎比现在的孩子早熟、懂事。我要找妈妈的骨灰的意识很强。

清明前的一天，我大着胆子去问好爸：我妈妈的骨灰呢？妈妈的遗骨安放在哪里？

没想到，好爸脸色一沉，劈头第一句就是：“你想干什么？！”

“我要妈妈的骨灰！”我说。

妈妈，你在哪里？2

“你要它干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要给我添乱吗？”好爸一连串地责问我。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好爸坐在椅子上，脸色很不好看，显然对我提出要寻妈妈的骨灰感到恼火，捅了他心灵的马蜂窝。

我，一个儿子，只是想妈，活的妈妈没有了，能天天见着妈妈的骨灰也好。这有罪吗？

我至今不能理解的是好爸，我妈妈的丈夫，为何对我妈妈如此冷若冰霜？儿子要妈妈的骨灰就会给他添乱，给他带来麻烦，这是一个做丈夫的应该说的话吗？为保自己而急于要与自己的妻子划清界线，这是一个丈夫应该做的事吗？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不让儿子找自己亲娘的骨灰，这有人情么？！

（联想到好爸频频结婚，一生共计有五次婚姻，妻子在他的心目中还是不是他生命中最重、最爱？对比同样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夫妻，如傅雷、巴金、胡治藩等夫妇，好爸对我妈妈的表现委实令人齿冷。）

儿子寻娘，天经地义；继父无情，令人心寒！

这也是我至今不能原谅继父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们不让我找，我偏要找！”我一气之下，狠狠地将椅子推倒在地上，夺门而去……

第二天，学校红卫兵在华园的我家门口贴上《最后通谍》，勒令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回校。我胆战心惊地去学校报到。我被工宣队请进了“学习班”，关进了位于凯旋路的橡胶厂仓库，由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对我进行了长达两个星期的“批判改造”。理由是我企图拿回“反革命”、“黑帮”言慧珠的骨灰，妄想“变天”。他们揪住我的头发，又打又踢。

“言清卿，你至今还不跟你的那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黑帮’的母亲划清界线么？”

“你想变天么，你妄图向革命人民示威么？”……一连串的责骂劈头盖脑而来。

学校的“工宣队”怎么知道我想取回妈妈的骨灰呢？

我年少，没有言语，我怕挨他们的拳脚。我一次一次写检查，挖“反动思想”的根源， 在检查中骂自己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学习中，其他同学都学“老三篇”，而叫我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我打入“另册”，编入了“反动派不打不倒之列”。

那个年代，“黑五类子弟”是被人看不起的。妈妈是戏剧界的典型，“黑名人、黑权威”；我是学校里的典型，“黑小子”，同学们远离我，嘲笑我，骂我是“狗崽子”；在家里，好爸和保姆虐待我，不让我吃饱。我经常流落在弄堂里、马路上，成了人们眼中的“小瘪三”和“贼”。

白天，当着同学们的面，我不哭；只有在晚上睡觉时，躺在被窝里哭，我想妈妈，“妈妈呀，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就走了呢？清卿想你呢，妈妈呀，快来救救我……”但妈妈听不见了。真是想不明白：我寻找妈妈的骨灰，有什么错？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我还盼望好爸会来看我，哪怕派保姆来一次也好，但好爸一次也没来过。

现在想想，当时我也真是太天真了，是好爸把我送进去的，他怎么会来看我呢？

抱着妈妈的骨灰，我号啕大哭1

妈妈生前常拉着我的小手说：“清卿啊，你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

母子连心，我找妈妈骨灰的意志决绝，哪怕他们再关我进去。

时隔三十八年，我寻找妈妈骨灰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先是到处打听妈妈骨灰的存放地。听说在闵行有一个叫北桥公墓的，上海人的骨灰都放在那里。那时候，从市区到闵行有一条徐闵线，从徐家汇起点站上车到闵行终点站，全程车资四毛钱。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得逃票。

从徐家汇起点站逃票是没门的，那里的检票员是站在车门口检票的，唯一有逃票希望的是从第二站上车。

我步行到徐闵线的第二站，混在人群里上了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能逃票的原因，一是我人小，才读初二；二是时值文革高潮期，社会比较乱，人多车挤，卖票员看管也比较松。

到了公墓已是夕阳西下了。

墓地里，真是昏鸦枯树，荒草萋萋，几间简陋的竹片搭起来的小屋算是存放骨灰处。里面只有一位年长的看墓人。

“老伯伯，我想找一个人的骨灰。”我对看墓人说。

“叫什么名字？”老人问。

“言慧珠。”

老人听罢，朝灰蒙蒙的竹片屋里面走去。过了大约十多分钟，老人出来了。他态度和蔼地对我说：“小朋友，没有叫言慧珠的。”

“没有？老伯伯，她是我妈妈，谢谢你再相帮我找找。”我恳求他。

这是一位善良的老人，他听说我是来寻妈妈的，显然很同情我。他又在里面转了一圈，出来对我说：“姓言的只有一个叫言吾生的，没有言慧珠。”

言吾生！正是我妈妈，在她的户口本上的名字就是言吾生。

“言吾生，正是我妈妈！正是我妈妈！”我叫了起来。

老人从屋里捧出妈妈的骨灰，上面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可怜啊，这么多年了，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老人说，“本来三年过后没有人来认领是要作无主户处理的，但这个人太可怜了，连家人也没有，我就留着，万一有一天有人来了怎么办？”老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手中的这个“可怜人”曾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平剧皇后”啊。

我从老人手中接过妈妈的骨灰，用袖管拼命地揩抹骨灰盒上的灰尘，号啕大哭，一下子跪倒在地：“妈妈，我是清卿啊！妈妈，我是清卿啊！”

看墓老人把我从地上扶起来说：“小朋友，不早了，你快点回家吧。”

我一路上偷偷摸摸、小心翼翼地怀抱着妈妈的骨灰，回到了华园。

那个时候，妈妈是戴着“黑帮”、“反革命”的帽子，我是黑五类子弟，要是让“革命群众”和“造反派”知道我将“黑帮”、“反革命”言慧珠的骨灰拿回家，正如保姆所说的“想变天”了，也会如好爸所担心的给他“添麻烦”了。

到华园已是八点多了。我不能明目张胆地将妈妈的骨灰抱回家。妈妈一定没有想到，她的儿子竟没有自己家的钥匙，只有好爸与保姆才掌有华园的钥匙——华园可是妈妈用自己在舞台上挣的血汗钱买的独产啊，如今，却连妈妈的骨灰也不能存。

七十年代的华园小楼，大门两旁有两只石凳，两旁各有一棵冬青树，我将妈妈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藏在树丛后面。

我敲响了华园的大门，出来开门的是保姆，她瞪我一眼，嘴里咕噜咕噜地骂着“小瘪三”，转身就进了好爸的房间。自妈妈离开人世后，她只关心好爸，从来不过问我有没有吃过饭。她和好爸一起吃饭，钱也掌控在她手里，每月来收水电费，好爸从不过问，总是一扬手，意即去找保姆，这哪像是主仆关系？到后来，竟闹到保姆吵着要嫁给好爸的地步。

抱着妈妈的骨灰，我号啕大哭2

我趁保姆进好爸房间的间隙，快速地从冬青树后取出妈妈的骨灰，带进门放在我的小板床下，用一些零乱的棕毛密密地盖在上面。

谁也不会去注意我的脏乱不堪的小床，妈妈的骨灰就这样被我保存了下来。

安放好了妈妈的骨灰，这才意识到自己已是饥肠辘辘了。

喝了几口凉水，我想睡着了会好点。可是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十五岁小伙子，怎么撑得过这饥肠空腹？我又溜了出去。那时候，不时有从郊区开来的手扶拖拉机，载着西红柿之类的蔬果进市区。我饿得慌，就上街去偷车上的西红柿。可是那次“慌不择法”，偷术欠高，被车主砸过来的西红柿砸出了鼻血……

回想起来，这种事情，在妈妈去世后的几年里常常发生。从妈妈的“心肝宝贝”，到好爸和保姆的“眼中钉”，我沦为了偷吃食的“不良少年”。

当天夜里，妈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又与妈妈住在一起了。

虽然我的鼻子里淌着血，但我的心里却是无比的舒坦，因为我做了一件好爸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

十几年后，妈妈的好友、《解放日报》的许寅叔叔来到深圳，来到我家，看到我设在家里的妈妈的灵堂，高兴地说：“想不到言慧珠培养出了一个孝子。”

听到这话我感到欣慰，我终于可以告慰于妈妈的在天之灵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妈妈与好爸又“同住”在华园，一住就是八年，直到好爸搬出华园。加上妈妈生前四年，夫妻同住华园正好一个年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年里，好爸始终不知道妻子就在他的身旁，仍在同一个屋檐下。要是知道的话，我想，好爸会吓成什么样子呢？也许，好爸决不会让妈妈继续留在华园，会做出向“组织”交待的举动；也许，他会让她继续风餐露宿在荒郊野外……有一点可以肯定：好爸是绝不会让妈妈的骨灰留在华园的！这么多年来，好爸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妈妈的骨灰，甚至于也不让我去拿妈妈的骨灰，就是最好的明证。

而这八年里，妻子却一直看着自己的丈夫与保姆同住同吃，言谈嬉笑；也一直看着他与保姆如何一同岐视、欺凌她的儿子。

所不同的是：妈妈在阴间，好爸在阳间。

这个世界上的事，常常会阴阳颠倒！

言慧珠和梅兰芳

言慧珠（左二）和陈毅、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言慧珠、俞振飞剧照

年轻时的言慧珠

40年代给欧米加手表做广告

言慧珠、薛浩伟、言清卿一家合影，言清卿就是本书口述者

言慧珠和梅葆玖、梅葆玥演《四郎探母》后与梅兰芳夫妇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