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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介

- 《未名外国史丛书》书目

-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讯

- 《未名外国史丛书》总序

- 《未名外国史丛书》出版后记

- 《美国改革的故事》目录

- 引?：改革才是“硬道理”（1）

- 引子：改革才是“硬道理”（2）

- “镀金时代”一瞥：工业化（1）

- “镀金时代”一瞥：工业化（2）

- “镀金时代”一瞥：工业化（3）

- “镀金时代”一瞥：工业化（4）

- “镀金时代”一瞥：工业化（5）

- “镀金时代”一瞥：“金字塔”上的裂痕（1）

- “镀金时代”一瞥：“金字塔”上的裂痕（2）

- “镀金时代”一瞥：“金字塔”上的裂痕（3）

- “镀金时代”一瞥：“金字塔”上的裂痕（4）

- “镀金时代”一瞥：“金字塔”上的裂痕（5）

- 观念世界的躁动：“个人主义”危机（1）

- 观念世界的躁动：“个人主义”危机（2）

- 观念世界的躁动：“个人主义”危机（3）

- 观念世界的躁动：改革号角初鸣

- “粪耙子”的威力：“粪耙子”问世（1）

- “粪耙子”的威力：“粪耙子”问世（2）

- “粪耙子”的威力：“粪耙子”问世（3）

- “粪耙子”的威力：“粪耙子”问世（4）

- “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1）

- “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2）

- “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3）

- “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4）

- “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5）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介

“未名外国史丛书”以其新颖、有趣的视角向读者传递世界史知识，在公众中 普及世界历史教育。编委会由国内一流世界史学者组成，阵容强大、人员整齐。主编为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丛书选题别开生面，各册写作生动活泼， 作者都是专业世界史学工作者，他们用 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法向读者奉献这 套丛书，旨在传播知识，弘扬理念。丛 书力求以鲜活的方式表现历史，它将真 实感人的人物和事件呈现给读者，让人 回味，让人思考。丛书希望在读者中培养必需的世界历史素养，在国民中培育当代公民不可缺少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胸怀。

《未名外国史丛书》书目

已出

美国改革的故事

1917年俄罗斯纪事

玛雅人的后裔

2009——2011年待出

哈里发国家的沉浮

东京审判

非洲古国探源

格拉布街的故事

猎巫运动

沙龙女主人

苏美尔：文明的起源

五百年欧洲陆军战争变化

中产阶级的良心——工业化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社会责任感的建立

西欧骑士的故事

亨利八世的婚姻与政治

教皇制度

罗马军团

美国立宪的故事

美国食品安全制度的由来

切诺基部落的兴衰：

犹太人的历史

伊斯坦布尔的日月星辰

波罗行动

克伦威尔和他的时代

法老的咒语

动物改变世界：海狸、毛皮

2010—2012年待出

蓝盔部队

白江口之战

江户时代

查理一世之死

亨利四世与法兰西重建

60年代的伯克利

汽车与现代社会

贸易与北美开发

大航海时期的欧洲水手

普鲁士国家

猫王与甲壳虫乐队

尼赫鲁家族

船舰与海权

作物改变世界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讯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未名外国史丛书》

近几年来，“阅读历史”成为图书市场的一个热点，其中有两个趋向耐人寻味：1.以“中国史阅读”为主流，“世界史阅读”相对清冷；2. 许多读者是以一种游戏消遣的态度来阅读历史。前一种趋向反映了国人的世界胸怀缺失，后一种心态则反映了国人对历史学科价值定位的总体忽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文化多元交融的全球化时代，只有放眼世界，了解、认识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主动虚心地吸取中华文明之外其他文明的精髓，才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对历史起码的敬畏，一味张扬以娱乐消遣为主旨的大众历史写作与阅读，有可能使历史应有的科学理性与教育意义悄然消解。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一批专业史学工作者推出《未名外国史丛书》，向读者介绍、传播世界历史、文化知识和理念，期待在读者中掀起恰当的 “世界历史热”。

《未名外国史丛书》编委会由国内一流 世界史学者组成，著名世界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院院长、纪录片《大国崛起》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担任该丛书主编，丛书计划出50种，选题别开生面，别具一格，力求既囊括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更反映世界史研究的前沿成就，作者都是专业世界史学工作者，他们用 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法传播世界史知识，弘扬理念。丛 书力求以鲜活的方式表现历史，将真 实感人的人物和事件呈现给读者，让人 回味，让人思考。

丛书首批已推出《1917年俄罗斯纪事》、《美国改革的故事》、《玛雅人的后裔》三本，《1917年俄罗斯纪事》以一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描绘了1917年俄罗斯风云诡谲、波澜壮阔的历史，从拉斯普庭、末代沙皇夫妇、普列汉诺夫、克伦斯基、列宁到普通士兵、工人、农民，曾在1917年俄罗斯历史舞台上角逐风流的各色人物在书中一一登场；《美国改革的故事》描写了19、20世纪之交美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运动，结束了内战的美国人在大规模搞经济建设的时候，也同样患上过严重的“工业文明综合症”，为食品安全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劳资矛盾问题、特权阶层腐败问题等等社会肌体的病相所扰，看美国人怎样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化解矛盾、度过危机，于今日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人，确是一种提醒和借鉴； 迷恋切格瓦拉的读者们想必对蒙面骑士马科斯也不陌生，这位烟斗、面罩不离身，以互联网作为战斗武器的新一代革命者形象曾一夜之间风靡墨西哥乃至全球，《玛雅人的后裔》记录了由马科斯领导的这场“后现代”式的农民起义，更展示了全球化冲击下墨西哥土著农民的悲惨命运，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背景下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历史命运和出路，具有启示意义。

《未名外国史丛书》总序

钱乘旦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影响到中国发挥世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进步，但在重视历史这一点上，却是退步了。中国本来有极好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历史在中国话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这几十年里，历史却突然受到冷落，被很多人淡忘了，其中世界史尤其受到冷落，当人们知道一个人以世界史为专业方向时，其惊讶的程度，就仿佛他来自一千年以前的天外星球！

不过这两年情况又有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人们发现历史并不是百无聊赖中可以拿出来偶尔打发一下时间的调味剂，也不是傻头傻脑的书呆子找错门路自讨苦吃坐上去的冷板凳。人们意识到：历史是记忆，是智慧，是训诫，是指引；历史指引国家，也指引个人。人们意识到：历史其实是现实的老师，昨天其实是今天的镜子。有历史素养的人，比他的同行更富有理解力，也更具备处理问题的创造性。以历史为借鉴的国家，也会比其他国家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时代，历史借鉴远超出了本国的历史，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他们眼前是一个世界。世界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向不强，而世界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则更加淡薄。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时代已经把我们推进了世界，我们如何能不融进世界历史的记忆中？所以，加强对国人的世界史教育，已经是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在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世界历史的教育已经超过了本国历史的教育，外国历史课程占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本国历史课程只占百分之四十或更少。外国史教育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教育，中国的公民也应该是世界的公民。

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校教育离这个要求还很远，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我们编写这套书，就是希望它为更多的人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世界，从而了解更多的世界。我们希望这套书是生动的，可读的，真实地讲述世界的历史，让读者思索人类的足迹；我们希望这套书是清新的，震撼的，指点人间的正义与邪恶，让读者体验历史的力量。

大约半个世纪前，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每一本篇幅都很小，一般是两三万字。那套书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至今还会有很多人说：那是他们世界史知识的来源。“文化大革命”中，“小丛书”受到无端的批判，许多作者受株连，主编吴晗则因为更复杂的原因而遭遇不测。但这套书没有被人忘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晗被平反，小丛书又继续出版，人们仍旧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直至它出版近500种之多。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时代发展了，知识也发展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它不再能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今天，人们需要更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更多的世界历史思考，“小丛书”终究小了一点，而且有一点陈旧。我们编辑这一套“未名外国史丛书”，是希望它能继承“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思想精髓，把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2008年12月于北京

《未名外国史丛书》出版后记

2003年4、5月间，正是北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热销阶段，一位著名的大学社社长问我，现在你最想做的书是什么？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历史系列丛书。”这位社长眼睛一亮，然后又接着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历史大部分是人物，是事件，可以说历史就是故事（内在地说，历史就是人生），所以历史系列丛书具有天然的大众性。另一方面，同个人要进步、要发展一定要吸取自己走过的路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的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发展一定要反省自己的历史，一定要睁眼看世界；消除我们封闭的民族心理和缺乏自省的国民性，有赖于读史。”记得当时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北大出版社年轻的一代领导者，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出版家的眼光和文化担当意识，于2005年决定成立综合室，于学术著作、教材出版之外，确定学术普及的出版新路向，以期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尽北大出版人的一点力量。这样，我的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其时，社长任命我为综合室的主任，制定综合室的市场战略、十年规划、规章制度，带队伍，日常管理，催稿、看稿、复审等等事务，使我无暇去实现这个选题设想。综合室的编辑都是非常敬业、积极上进的。闵艳芸是其中的一位，作为新编辑，她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欣赏她的出版理念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于是，我把“历史系列丛书”的执行任务交给她，她从选定编委会主任、组织编委会议到与作者沟通、编辑书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她的辛勤工作，这套选题计划不可能如期实现。

钱乘旦老师是外国史领域的著名专家，让我惊异的是他对出版业又是那样的内行，他为我们选择了一批如他一样有着文化情怀及历史责任感的优秀学者作为编委，并与编委一起确定了具体选题及作者，同时他还依照出版规律对编委和作者提出要求。钱老师不愧是整个编委会的灵魂。

各位编委及作者在教学、科研、组织和参加会议等大量的工作之外，又挤时间指导和写作这套旨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小书，并且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推出了首批图书，效率之高令我惊异，尤令我感动。

编辑出版“未名外国史丛书”是愉快、激动的心路历程。我想这是一批理想主义者自我实现的一次实践，相信丛书带给国民的是清凉的甘泉，会滋润这个古老民族的久已干涸的心田……

杨书澜2008年12月7日于学思斋

《美国改革的故事》目录

引子改革才是“硬道理”/

1“镀金时代”一瞥

工业化：福兮？祸兮？/

“金字塔”上的裂痕/

2观念世界的躁动

“个人主义”危机/

改革号角初鸣/

3“粪耙子”的威力

“粪耙子”问世/

道义与文章/

4民间的改革家

进驻街区/

教堂的警世钟声/

5政府也行动了

骑兵团长发起冲锋/

大学校长入主白宫/

结束语一个意想不到的落幕式/

参考书目/

出版后记/

引?：改革才是“硬道理”（1）

2008年又逢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之年。作为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总统选举历来备受世人瞩目。因为无论何人当选，都会对美国的未来走向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说起美国大选，人们的印象基本上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驴”、“象”之争。其实，美国是一个有众多政党的国家，大选之年，一些小党往往也会推出他们自己的总统候选人。不过，谁都明白，对于任何一个其他党派候选人来说，参加大选都难得胜券。他首先要能在各州找到足够的支持者才能登记到选票上。然后，还要有本事在各地组织起志愿者来支持竞选，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筹集得到大笔的竞选款项。小党派由于没有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那样已经牢固建立起来的完善组织网络，它们要想参加竞选，那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要想获胜就更是难上加难。纵观美国历史，自1853年入主白宫的第14任总统民主党人弗兰克林&#8226;皮尔斯到2001年当选的第43任总统共和党人乔治&#8226;W.布什，总统的宝座始终被共和与民主两大政党所包揽。

不过，小党派候选人参选仍然有其实际意义，他们虽然不能指望获胜，但是却可以借大选之机进入公众视野，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利用公众舆论，迫使两大政党将它们纳入各自的竞选纲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美国政策的走向。所以虽然小党派候选人获胜的希望渺茫，但是他们仍然不时出现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会把两大政党未能正视的社会问题推到公众论坛的前沿，并使这些议题被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随后便如昙花一现，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褪去。而且，他们的介入还有一个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吸引部分选举人的投票，影响最终的选举结果。1860年，共和党人亚伯拉罕&#8226;林肯的当选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对手——民主党阵营一分为二；1912年民主党人伍德罗&#8226;威尔逊能够入主白宫，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一年，西奥多&#8226;罗斯福作为第三党分散了共和党的选票，结果，威尔逊渔翁得利……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正值进步主义时代，针对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弊和矛盾冲突，全国性的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并在20世纪初期开始走向高潮。此时，民间改革团体纷纷涌现，活跃异常，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各级政府中也有不少进步主义者在积极从事民主政治改革。

在这种形势下，共和党人罗斯福在1901到1909年间出任总统，实施了不少改革举措，受到国人的拥戴。

到1908年，罗斯福在联邦政府的改革正日益取得成效，但遗憾的是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将满，而按传统，他不能［美国第27位总统威廉&#8226;塔夫脱］

再谋求连任。美国总统任期的惯例是早在开国元首乔治&#8226;华盛顿时期就形成了的，华盛顿曾经执政8年，随后便功成身退，从此留下了每位美国总统蝉联不过两任的先例，被后来者沿袭成为一种制度。罗斯福一片苦心，最终看中了陆军部长威廉&#8226;塔夫脱，极力推举他做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因为看准了此人能够成为自己进步主义理念的衣钵传人，坚信他当选后能把自己未竟的改革大业继续进行下去。而塔夫脱也坚决表示，他将不负重托，继续贯彻罗斯福的既定改革纲领。塔夫脱也是世家出身，父亲曾在格兰特总统时期任陆军部长和司法部长，他本人毕业于耶鲁大学，1904年起担任陆军部长，对罗斯福的政策一向鼎力支持。带着对接班人的信任和希望，罗斯福离开了白宫，远赴非洲、南美洲进行探险和科学考察，继而又游历欧洲。

罗斯福人虽远行，可是视线却并未离开美国的政坛。事实证明，塔夫脱行事保守，处处谨小慎微，既不善施手腕，也不敢扩大行政权限，他虽然承诺要继续开展反托拉斯战斗，但执政不久就采取了对垄断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的“自由放任”政策，1909年，由他签署生效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规定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关税率，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与共和党内改革派之间也产生了很深的隔阂。罗斯福对塔夫脱的表现深感失望，并最终与之决裂。回国后，他决定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是由于动手略迟，塔夫脱已经先行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于是，罗斯福率领党内的进步派另起炉灶，成立了“进步党”，也称“雄麋党（bullmoose）”，因为罗斯福号称自己“像雄麋一样顽强”。

1912年10月24日，罗斯福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一次促选活动中曾经遇人行刺。子弹击中演说稿和眼镜框后进入他的胸腔。罗斯福拒绝立即去医院治疗，他坚持以饱满的激情完成了长达90分钟的演说。最后，他告诉听众：“我刚才挨了一枪。不过，这并不足以杀死一头雄麋。”医生诊断：罗斯福枪伤严重，但是取出子弹又会冒生命危险。于是，这颗子弹就永远地留在了罗斯福的体内。

“驴子”是民主党的党徽，“大象”是共和党的党徽。所以，人们习惯用“驴象?争”来称谓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而1912年的大选则成了一场“驴”、“象”、“麋”三方的较量。选举结果，罗斯福赢得27%的普选票，塔夫脱23%，威尔逊42%。民主党以不足半数的普选票得票率当选。显然，罗斯福和塔夫脱两人最后的选民票数之和超过了威尔逊。如果不是他们之间的对抗分散了共和党的选票，不知道最终拔得头筹者还是不是威尔逊。

按常理说，罗斯福既是政界老手又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不明白这些竞选中的门道。大选之际，他另起炉灶，同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塔夫脱分庭抗礼，结果只能是于对手民主党有利。罗斯福此举究竟出于何种动机？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共和党老将，他是否会因为对塔夫脱不满便选择一个并无多大把握的解决办法？他不惜分裂共和党，削弱其竞选实力，究竟是为了阻止塔夫脱连任，还是觉得自己虽是第三党却同样胜券在握，抑或是其中另有玄机？个中缘由只有当事者自己清楚。这段尘封的历史，还有待于人们做进一步的探索。

引子：改革才是“硬道理”（2）

不仅罗斯福的做法令人雾里看花，威尔逊一方也有些事情让人费解：第一，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威尔逊却重用共和党人路易斯&#8226;布兰代斯帮助他设计了竞选纲领“新自由”。第二，威尔逊在竞选中以“新自由主义”对抗罗斯福的竞选纲领“新国家主义”。然而，他执政后却日益转向了“新国家主义”的改革道路。

布兰代斯原本是一个共和党人，曾在《克里尔》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如何应对托拉斯问题提出了看法，这些文章引起威尔逊的关注。威尔逊开始在自己的竞选演说中引用布兰代斯的观点。不久，他又诚邀布兰代斯到新泽西面谈，两人相见恨晚。威尔逊采纳了布兰代斯的许多见解来构建［年伍德罗&#8226;威尔逊作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

他的“新自由”，布兰代斯对威尔逊在新泽西州进行的一些进步主义改革也非常欣赏，在和威尔逊见面之后，他多次发表演说，为“新自由”摇旗呐喊，并号召他的朋友们在竞选过程中支持威尔逊：“我们现在应该把握住机会把进步主义倾向的总统送往白宫。”威尔逊当选后，布兰代斯一如既往地辅佐他，协助他拟定了不少进步主义的治国方案。在布兰代斯的建议下，1914年威尔逊大力促成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条例》的通过，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以管理企业和执行反托拉斯法，从而把当初“进步党”关于建立全国工业委员会的设想付诸实现。此外，威尔逊当政期间还修改了反托拉斯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制订了童工法（《基廷—欧文法》）、铁路工人工时法（《亚当森法》）和工业事故赔偿法（《凯恩—麦克基利卡迪法》）等等，而这些措施也都正是“新国家主义”所曾经极力倡导的内容。1916年，威尔逊顶着各方压力，促成参议院提名布兰代斯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协助他向着罗斯福倡导的“新国家主义”方向大步前进。

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发现它的确非常耐人寻味。19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给人们最明显的感受根本不在于党派之争，而在于进步主义对保守思想的胜利，还有就是那些关于改革方针的政见之争。为了国家的改革大业，罗斯福不惜脱离共和党。但是，刚刚诞生的“进步党”要与树大根深、实力雄厚的民主党相比，强弱之势不言自明。与一分为二的共和党竞争，民主党当然占了大便宜。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想必罗斯福不会不清楚，看来罗斯福追求改革的热情远在维护党派利益之上。

事实也证明，1912年的总统竞选无疑就是一场关于改革问题的全国性大辩论。罗斯福与威尔逊尽管党派不同，但是却在追求进步主义改革的大方向上不谋而合。人们从他们的竞选纲领“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中，不难找出颇多相似之处。例如：虽然罗斯福主张扩大政府权力，而威尔逊声称要恢复“自由竞争”，但很有趣的是，威尔逊又同时强调政府对于规范企业行为和保障公平竞争的责任。从事实来看，威尔逊执政后一直不断扩大总统的行政职权，走的同样是一条“大政府”之路。

不妨这样理解当时的历史，那就是，罗斯福与威尔逊虽然属于不同的党派，但却都是时势造就的坚定的改革派，尽管他们的来历背景和具体思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领导进步主义运动这一基本立场上并无二致。所以，对于他们两人而言，无论谁能当选，都无疑意味着改革派的胜利。

19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只不过是进步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例，仔细回顾这段历史，其中还有更多改革的故事值得人们去追忆。在美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正是因为有了像罗斯福和威尔逊这样锐意改革的进步主义领袖和无数向往改革与进步的美国民众，才会发生那场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

纵观人类历史，大大小小的社会改革林林总总，无以计数。它们犹如无数个功率不等的马达，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车轮滚滚前行。在世界这个大家庭中，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人只能算个小字辈，因为古老的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和中国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不过，就是这几百的历史，他们也是在不断的改革中蹒跚走过的。曾几何时，他们的先辈亚历山大&#8226;汉密尔顿冲破了传统农业思想的重重阻力，在反对派“以农立国”的强大声势中，艰难地开拓着美国的工业化道路；还有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8226;杰斐逊和第七任总统安德鲁&#8226;杰克逊，他们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曾经与保守势力和特权阶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的自然权利说和官职轮流制成为美国政治改革中的宝贵遗产；再有富兰克林&#8226;罗斯福，他临危受命，在“新政”的旗帜下，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举措，为带领美国人民战胜危机，走出困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20世纪之交，发生在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社会改革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因为当时的美国社会，问题丛生，矛盾重重。在美国中产阶级的率领下，全国的劳工、农场主、企业?等等社会各阶层都曾投入到改革的大潮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进步主义运动”。在这场跨世纪的改革大行动中，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顽固的“工业文明综合症”，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飞跃，不仅使人们过上了拥有电灯电话、汽车大厦的城市生活，还一跃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看看美国在那几十年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有谁不想再回顾一下那段改革的历史？

“镀金时代”一瞥：工业化（1）

工业化：福兮？祸兮？

关于福祸之道，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老子曾经有过一句经典的诠释：“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自古及今，这一句朴素的话语始终都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它告诫人们灾祸与幸福既是相反的也是相成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农业时代跨入工业社会的门槛，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进步有时也需要付出代价，美国的情况无疑就是一例。19世纪下半叶，美国吹奏着工业革命的号角踏上了社会转型的历程，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社会巨变，福兮？祸兮？

工业革命

工业化的前提是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以工厂制为基础的大机器生产，而大机器生产则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于是人类才开始摆脱古老的农业文明，向着工业时代迈进。要说工业革命的先驱，那当然要数英国，美国只是个后来者。从时间上看，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步于18世纪末期，要比英国晚大约30年。不过，从结果来看，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最终反倒是后来者居上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直接“借用”了英国工业革命最宝贵的成果——英国阿克莱特棉纺机制造技术。众所周知，美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从纺织工业开始的：1790年美国工业家塞缪尔&#8226;斯莱特仿造英国人的设计，制成了24锭新式纺纱机，揭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幕。

从英国政府方面来说，让美国享用英国现成的先进技术成果，绝非心甘情愿。想当年，为了能够保住宗主国的身份，使美国永远成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英国政府也曾煞费苦心，甚至不惜与美国兵戎相见，血战到底。美国独立后，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国家主权，但在经济上却还不得不依附英国。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又岂会大度到不计前嫌，白白地把自己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拱手让给战场上的对头？阿克莱特纺织机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一经问世就被英国政府视为秘不外传的富国之宝，为了确保英国能够独享工业革命的成果，英国政府早有禁令，对纺织技术和专业人才实行垄断性控制，绝对禁止纺织机器出口，也决不准许熟练纺织机械师移居国外，更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携带纺织机器的图纸出境。

美国之所以能够得到英国的纺织机械技术，有一个人非常关键，他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国工业家——塞缪尔&#8226;斯莱特。对于美国人而言，斯莱特无疑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因为他用一双“巨手”推动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然而，当美国人在颂扬这位“美国机器制造业之父”、“美国工业革命奠基者”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可曾想过，在英国人的眼中，斯莱特的形象是否也是那么高大？无论斯莱特的历史功绩如何，要是按照当时的英国法律来说，斯莱特就是一个罪人，一个叛国者！

塞缪尔&#8226;斯莱特原本是一个英国人。1768年6月9日，他出生于英国德比郡。就在他出生的前一天，一个名叫理查德&#8226;阿克莱特的英国人刚刚递交了他对水力纺纱机专利权的申请。从表面上看，这两件事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后来所发生的故事，却把它们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斯莱特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冬青屋”农场，一共育有五子，塞缪尔&#8226;斯莱特排行第三。斯莱特的父亲曾经与当地一个名叫杰迪蒂亚&#8226;斯特拉特的工厂主有过生意上的来往，而斯特拉特则是理查德&#8226;阿克莱特的合伙人。

阿克莱特是英国第一家棉纺厂的创办者。1768年他取得了英国的第一张纺织机械专利证书，1769年建立了最早使用机器的水力纺纱厂，1771年创办了第一个棉纱厂，雇佣了五千多名工人。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以水力作动力，有四对卷轴，可以同时纺织多个线头，纺出的纱坚韧结实，是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标志性发明。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应用高效管理原则的先驱，他将棉纺织业持续生产的各个工序集中于一个工厂，在工厂中实行了12小时的工作时间（当时一般是14小时），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大型生产的人力、资金、材料和机器的组织、协调和计划方面，显示出了出色的才能。

1771年，阿克莱特与斯特拉特签订合作协议，决定在水利条件优越的德比郡建立纺织厂。斯莱特的父亲在选址和购地方面曾经给予了斯特拉特极大的帮助，两人从此结下友谊。由于这一层关系，斯莱特从十几岁开始就到斯特拉特的纺织厂当学徒。到1789年时，斯莱特已经在那里工作了整整七年。由于近水楼台，天资聪颖而又勤奋好学的斯莱特全面掌握了阿克莱特纺织技术理论，也积累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就像羽翼渐丰的小鸟，这位21岁的熟练机械师热切希望能够有机会在纺织业中施展抱负。然而，他的老板斯特拉特自己有三个儿子，占据着工厂里的重要职位，斯莱特的出头之日遥遥无期。

就在斯莱特苦于抱负无法施展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美国国会颁布了一条鼓励发展制造业的法案，紧接着，急于谋求发展的美国纺织业便开始重金悬赏，寻找阿克莱特专利技术的掌握者。原来，美国在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后，百废待兴，经济上十分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汉密尔顿等一些美国政府领导人把发展工商业视为一条争取经济独立的出路。但是，由于受宗主国控制多年，美国在工艺与技术水平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为此，美国联邦政府先后颁布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一方面努力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鼓励本国人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奖励发明创造；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外来技术，以期通过“输血”获得更多现成的养分。一天，斯莱特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美国寻找纺织技师的广告，赏金为100英镑。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斯莱特再也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情，他决定到美国去开辟自己人生的新天地。可是，当时英国纺织技术工人出国乃是一种非法的行为。经过周密计划，斯莱特乔装改扮，更名换姓，打扮成农民的模样，幸运地躲过了英国当局的出境检查。

“镀金时代”一瞥：工业化（2）

来到美国的斯莱特如鱼得水，很快就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1789年11月，斯莱特到达了纽约，从那里获悉，美国商人摩西&#8226;布朗在罗得岛开办了一家纺织厂，取名“奥米—布朗公司”。他正在为自己的公司寻找一位具有纺织厂工作经验并能够复制阿克莱特纺织机器的高手。斯莱特立即写信给布朗，“毛遂自荐”。布朗很快回信说：“如果你能做这些事情的话，我邀请你来罗得岛，把棉纺技术介绍到美国。”1790年1月，斯莱特到达奥米—布朗公司，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以及多年练就的机械制造技能与经验，成功复制出了阿克莱特棉纺机。就这样，美国的棉纺业也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机器，而斯莱特的事业也从此步上正途。很快，他就从奥米—布朗公司的雇员变成了它的合伙人。随着生意的日渐红火，1793年，斯莱特又在附近建起了一座新的纺织厂，这一次，他凭实力把自己的名字加进了公司的名称，新的纺织厂叫做“奥米—布朗—斯莱特公司”。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斯莱特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于是他打算脱离合伙人去发展自己的事业。1798年，斯莱特与自己的兄弟约翰联手创办了规模更大的“怀特纺织厂”。此后，他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到1835年4月，斯莱特告别人世的时候，这位原籍大不列颠的工业家已经在北美大陆上建立起了13家私人纺织厂，个人财富不下百万美元，为美国人带来了最先进的纺织机器和一套全新的生产系统，成为当之无愧的美国“制造业之父”。

当然，美国工业革命的先驱并非仅仅斯莱特一人。就在斯莱特为美国纺织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一时期，美国本土也出了一位发明制造机器的能人。［美国轧棉机发明人伊莱&#8226;惠特尼］

1790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专利法案》，保护发明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四年后，29岁的马塞诸塞州青年伊莱&#8226;惠特尼成为一名专利申请人。他在1793年发明了轧棉机，使清理棉花的工效提高了近100倍。

1765年12月8日，伊莱&#8226;惠特尼出生于马塞诸塞殖民地一户殷实的中产阶级农场主家庭。他天资聪颖，心灵手巧，尤其对数学和机械感兴趣。幼年时，他喜欢在父亲的农场里鼓捣各种工具。据说，有一次他曾趁全家人去教堂的时候，拆开了父亲的手表察看表芯的工作原理，然后又在父亲回来之前把零件逐一安装回去，手表完好如初。不幸的是，惠特尼在12岁时丧母，父亲的农场也陷入困境，在继母的反对下，他未能在少年时期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他先后做过农业工人和学校教师的工作。成年后，惠特尼靠自己的努力考入了耶鲁学院，并在1789年至1792年间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因为经济拮据，他不得不到南卡罗来纳去应聘家庭教师。旅途中，惠特尼遇到了凯瑟琳&#8226;格林夫人和一位耶鲁校友菲尼亚斯&#8226;米勒。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下，惠特尼改道佐治亚州，作客格林夫人的种植园。令惠特尼没有想到的是，此行对他而言有着重大的人生意义。

同美国南方的多数种植园一样，格林夫人的种植园也以棉花为主要作物。这是因为在18世纪中叶兴起的英国工业革命中，棉纺织业成为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棉纺织业革命使英国对棉花的需求迅速增长。然而，英国本土却并不生产棉花，在大机器生产的条件下，来自西印度群岛、巴西、印度等地的棉花早已不能满足需要。对于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们来说，这种情况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但是有一个难题成为他们大量种植棉花的障碍，那就是棉花脱籽的问题。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美国南方适宜种植一种“高地棉”。这种棉花纤维短，棉籽与棉绒联结紧密，现有的轧棉机无法使之分离，而采用手工为棉花脱籽既费时又费力，是一个成本很高的生产过程。通常，一个奴隶一天连续劳动10个小时，大约只能从三磅棉桃中剥出一磅棉花。

惠特尼是一个爱动脑筋的人，他想发明一种机器，让棉籽从棉桃中快速脱离出来：“为什么不设计出一种机械，使棉籽能从棉桃中快速脱落呢?”格林夫人听后兴奋不已：“是啊，如果谁能发明出这种机械，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谁来发明呢?”“我来试试!”惠特尼答道。于是，在格林夫人支持下，惠特尼开始了他的“发明之旅”。他亲自到棉田仔细观察手工剥棉籽的动作和过程，并且亲自动手进行体验。然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反复试验，几经挫折。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就制作出了一个小的机器模型；半年之后，他竟然真的设计出了一种结构简单而又实用的新型轧棉机。这种机器的操作方法很简单，只要把棉桃放进机器的滚筒中，再转动滚筒外面的手柄，便能轻松完成这道工序，而功效上却能够比手工提高整整50倍。［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

后来，他又在这一发明的基础上设计制造出了靠水利发动的轧棉机，每天可以轧棉300—1000磅。轧棉机的发明大大推动了美国南方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使棉花成为那里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同斯莱特一样，惠特尼成为美国工业革命中的又一位先驱人物，为美国进入工业时代作出了重大贡献。

1794年，惠特尼为自己发明的轧棉机申请了专利权。可是这个专利并没有给惠特尼带来他所期待的滚滚财源，而是使他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专利诉讼官司。对于一直被棉桃脱籽问题所困扰的种植园主们来说，新型轧棉机的问世不亚于是久旱后的甘霖。惠特尼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他请格林夫人在报纸上刊登了销售广告，每台轧棉机售价500美元。在广告的指引下，很多人来到了格林夫人的庄园。但是令惠特尼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来的人里看的多买的少，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各地种植园主竟然开始纷纷仿造他的轧棉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惠特尼不得不诉诸法律，把侵权者推上被告席。可是，刚刚颁布一年的美国专利法并不完善，无休止的法庭诉讼使惠特尼倾尽了财力。直到1807年，他才获得了反侵犯专利的判决。遗憾的是，这个判决来得太晚了，轧棉机已经在美国南方广泛使用，而惠特尼这个发明人则因为走上法庭诉讼的漫漫长路而债务缠身。

幸好惠特尼头脑灵活，不愁找不到一条进财之路，而令他掘到第一桶金的是他从美国军方争取到的一张订单。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曾经是美国的盟友，在各个方面给予了美国很多的帮助，当时美国所使用的滑膛枪就是由法国提供的。可是世事难料，自1778年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备战，美国政府急需四万支滑膛枪装备新扩建的军队。显然，法国是不会提供这些武器让美国来打他们自己的。于是，美国政府把希望转向了私人承包商。1798年5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拨款80万元用于购买大炮和轻武器。虽然捍卫专利权的诉讼耗费了惠特尼不少的精力，但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无暇旁顾。急于摆脱债务的惠特尼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机会，他得抓住它！

“镀金时代”一瞥：工业化（3）

主意已定，惠特尼立即动身前往当时的临时首都费城，一口气就跟联邦政府签订了制作一万支滑膛枪的合同。要知道，当时制作枪械完全靠的是工匠们的手工，每支枪由一个工人承制全部零件并自己装配。每支枪的每一个部件在制成后都需要反复修正，才能同与它相连接的其他部件相适合。每一个部件都是唯一的，一旦损坏，无以替代，同样枪支的同样部件并不能通用。惠特尼又不是魔术师，以这样的生产方式，他什么时候才能制造出一万支枪呢？可是，惠特尼却是一个发明家，他不再让工匠们独立承担整支枪的生产任务，而是将枪支分解成若干部分，用机器加工的办法制作出相同的部件，最后再由少量人工将各部件组装到一起。他把各个部件加工得极为精确，这样，任何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适用于其他滑膛枪。

有这样一个故事：1801年，合同到期了，而惠特尼的确未能按时交货，毕竟，白手起家，改革传统工序都是需要时间的。结果，他受到了官方的指责。他于是便带了几支已经生产出来的滑膛枪来到首都华盛顿，把它们拆卸开来，把所有的零件混在一起，然后对在场的官员说：“这是你们要的枪。”随后，他随机捡起一些部件，把它们组装成了一支完整的枪。

这是惠特尼给美国工业革命做出的又一个巨大贡献——他首次在美国提出了大量生产“互换零件”的概念。有人认为，惠特尼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这一概念的人。无论是与不是，他都不愧为美国机械制造标准化方面的一位先驱。这种先生产互换零件再装配的方法，为美国现代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随着“可交换零部件”生产方式在美国的广泛应用，到19世纪时，美国有很多行业都采用了装配线以提高生产效率。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亨利&#8226;福特才在一个世纪之后创造了他的汽车生产线，成为现代大规模生产和标准生产线的创始人。

美国工业革命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因为有了少数像斯莱特或者惠特尼这样的天才，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些天才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社会的进步需要人类的智慧！

狂飙突进

19世纪后半期，对于美国而言，无疑正是一个多事之秋，特别是，南方的奴隶制度与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广袤的北美大陆沐浴了一场熊熊战火的洗礼。

1860年又逢美国的大选之年。这年11月6日，北方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8226;林肯成功当选总统，在南部蓄奴州引起极大的恐慌和不满，分裂与战争的呼声在奴隶主阶层中响成一片。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率先发难，宣布脱离联邦。紧随其后，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纷纷效法，这七个州决定成立它们的新“国家”，并于1861年2月8日宣布组成美利坚联众国，简称南部邦联，定都里士满，选举杰斐逊&#8226;戴维斯为他们的总统。3月4日，林肯在国家分裂的政治阴霾中宣誓就职。4月，南方军先发制人，驱逐驻扎在南方的联邦军队，攻占萨姆特要塞，林肯总统被迫下令回击叛乱诸州，一场极为惨烈的大决战就此在美国本土上爆发……

南北战争给美国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和物质损失都是巨大的。交战双方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还造成了许多家破人亡、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这场战争的总费用达到了200亿美元以上，造成的人员伤亡总数不下100万，这对于当时只有3100万人口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心惊的数字。不过另有一点也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内战使得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首先在军事上得到了应用。在战争过程中，南北双方都使用了金属弹壳和后装填步枪，都使用铁路和蒸汽船快速集结兵力，都使用蒸汽铁甲战舰进行海战，机械连发枪也被首次投入实战。此外，北方还发展了制造标准化零件组装武器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实际上，内战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道重要分水岭，内战后，美国迅速走上了“加速工业化”的道路，跨入了工业社会的门槛。

虽然战争令整个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是战后奴隶制的废除和国家的统一却也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对美国人而言，内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可谓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他们利用国内和平统一的有利政治局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先进技术成果，广泛开展了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工业技术的发展更新，快步迈入了一个“科技时代”和“发明时代”，新技术层出不穷，新发明令人目不暇接。家喻户晓的爱迪生发明白炽灯的故事，亨利&#8226;福特成为“汽车大王”的故事和泰勒发明大工厂流水线管理制度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时代。

由于科学成果被不断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给美国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划时代巨变，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电力、汽车、钢铁、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在美国迅速崛起，成为美国?业生产中的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食品加工、纺织、成衣制造、印刷、木材加工等传统产业也先后完成了技术改造与更新，机械化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在19世纪的后40年里美国的工业增长率始终高达4%以上，在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中首屈一指。20世纪末，仅卡内基钢铁公司一家的产量便相当于整个英国钢铁业总产量的4/5。60年代初期，美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在经济上还不得不依附欧洲，然而，到90年代，其工业产值却已跃居世界首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龙头老大”，其国民经济结构中工、农业比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84年，美国工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首次超过了农业，这一变化标志着美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工业社会在新世纪的曙光中现出了端倪。

“镀金时代”一瞥：工业化（4）

给美国“装上轮子”

1898年，底特律市长梅伯利将第一张美国驾照颁发到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市民手中，这位年轻人有一个梦想，就是为人类制造出“不用马拉的车”。

1947年4月7日，一位耄耋老人因为脑溢血死于底特律，终年83岁。在为他举行葬礼的那一天，美国所有的汽车生产线停工一分钟。这位老人正是50年前那位领取驾照的青年。他实现了当年的梦想，给美国也给世界“装上了轮子”。半个世纪之后，《财富》杂志赞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而在《福布斯》杂志评出的“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20位企业家”中，他的名字列于榜首。他就是享誉世界的“汽车大王”——亨利&#8226;福特。

［“汽车大王”亨利&#8226;福特］

现代美国就像是一个“汽车的王国”，汽车作为美国大众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美国的普及率之高已为世人所共睹，美国因此而被世人称为“轮子上的国家”。正是福特让汽车从“贵族”变为“平民”、从手工作坊走进大工业工场，让每个美国家庭可以开得起汽车。不过，福特对美国工业化的贡献还远不止于让普通人拥有了汽车。他不仅创办了福特汽车公司，也带动了整个汽车行业乃至许许多多相关行业的发展；他革命了工业生产方式，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生产线；他创造了装配线的管理模式，这使他足以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管理学家；他创造了工人日薪5美元的记录，缔造了美国现代中产阶级，他甚至给员工颁发了《生活规则》手册，督促雇员在家里使用充足的肥皂和水，不要随地吐痰。

1863年7月30日，亨利&#8226;福特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一座农场。他的父亲就像美国早期的大多数农场主一样，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够随他务农，成为一个勤俭持家的农场主。可是令老福特感到失望的是，儿子却偏偏不喜农事，只对鼓捣机械感兴趣。小福特好像是个天生的机械师，孩提时代，农场的各种工具都是他的玩具。12岁上，他又开始对钟表异常着迷，经过对钟摆、弹簧、齿轮和计时器工作原理的认真观察，他很快就能够熟练地为朋友们修理钟表。稍大，他便开始想方设法地逃避干农活，但只要一提机械就来精神，无论是修理门窗的合叶还是收拾各种农具，他总是手到擒来，不成问题。那时候，美国正处于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不过科技的巨大进步还没有被普遍转化为生产力，更没有惠及到农业生产。蒸汽机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路上跑的还是马车，农田里还没有拖拉机，用于工业化建设的电力总和还少于耕地的用电。在偏远的密执安农场，农场主们还一直延续着由来已久的务农方式。微薄的收益、变化无常的天气和他们对改变现状的本能抵制都妨碍了不少新型机械在那里的推广应用。单调重复的生活和劳动节奏让亨利&#8226;福特感到索然无味。在他身上显露出的是新一代美国人的特点，比起农业的过去来，他们对工业的未来更感兴趣。福特对科技发展可能开创的崭新未来无限向往，他憧憬着有朝一日，能使像他父亲一样的农场主们从费时和枯燥的劳作中解脱出来，福特后来回忆这段农庄生活时曾经写道：“一个人整天跟在一群慢腾腾的马后面，那是多么大的浪费。”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17岁时，福特终于有机会走出了农场，他独自一人到底特律的密西根汽车制造公司做起了学徒。不过，在这家底特律当时最大的工厂里，福特却只工作了六天就辞职不干了。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原因是“这家公司优秀的员工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修好的机器，我只需30分钟就可以搞定，所以别的员工对我十分不满”。到23岁时，福特的执著和勇于尝试已经使他积累了不少的机械制造经验，所以他便开始尝试研制使用内燃发动机带动的交通工具。为了能让福特放弃满脑子的“怪念头”，父亲与他达成妥协，父亲给他40亩木材地，条件是福特必须回家务农。“作为权宜之计我同意了。”亨利&#8226;福特回忆道。他回到农场，用一部分砍下来的木头给自己建了“婚房”，其实那里面藏着的是一个工作间。在回家“消停”了几年之后，福特开始试验双缸发动机，此时他拿到了一家电力公司月薪45美元的聘书，从此便永远告别了农场，踏上了他的造车之旅。1893年圣诞节，福特试制汽油机成功，这使他受到极大鼓舞，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制造出那辆“不用马拉的马车”。1896年春天，他的第一辆汽车研制、试验成功，福特又一次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他驾车驶遍了底特律的大街小巷。为了这一天，福特曾经到处借钱买零件，而为了把造好的车从工棚里开出，他又曾经不惜用大铁锤打掉门框，拆墙破门。1899年8月，37岁的亨利&#8226;福特从电力公司辞职，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汽车制造事业，他得到了爱妻的坚定支持。1903年，福特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福特汽车公司”。1908年10月1日，福特汽车制造厂推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T型车，那是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于是从这里开始了。T型车便宜、安全可靠?便于批量生产，是福特造车理念的最佳体现，福特自己曾经说：“只要拥有一辆福特车，世界就没有一个地方你去不了，当然上流社会除外。”

1913年福特在参观底特律的一家屠宰场时，曾经看到工人用钩子把牛体挂在一条传送带上进行运输，按次序对牛进行肢解，福特从中得到启发，设计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条大规模传递带式生产线。在大型总装车间，由机械传送带运［年福特发明的T型车］

送零件和工具，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T型车的各种零件被首次设计成统一规格，实现了零部件的标准化。福特采用低定价销售策略，T型车首批价格为850美元，大约相当于当时其他汽车平均售价的1/3，当年就售出11000辆。1923年时售价又降到每辆265美元，仅仅是普通工人几个月的薪水，大多数人都能购买得起了；他还提供充足的零部件和及时的售后服务保障，消除了用户的后顾之忧；1914年，福特改变了工人的工作方式，首创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并将员工日薪提高到5美元(当时一般是2.34美元/9小时)，从而使工人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随着管理的科学化，生产一辆T型车的时间从最初的12小时28分降到1914年的93分钟，到1925年时平均每10秒钟一辆新车就可以下线。由于T型车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容易维修，销售异常火爆，到1927年停产，累计销售了一千五百万多辆。T型车既使福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娱乐方式，将人类带入了汽车时代。

“镀金时代”一瞥：工业化（5）

福特为大工业奋斗了大半个世纪。他是美国工业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先驱人物之一，有一些社会理论学家甚至于因此而把这一段时期美国经济和社会历史的内容泛称为“福特主义”。1921年，美国总统哈定接见福特，盛赞“他为美国创造了一家最了不起的公司”。1999年，《财富》杂志也将他评为“21世纪商业巨人”，以表彰他和福特汽车公司对人类工业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铁轨与城市

人们对于美国内战前的城市有一个称呼，叫做——“步行城市”。不过它与现代人心目中的“步行城市”概念所指不同。今天人们所说的“步行城市”多指设施建设比较完善，自然与人文环境整洁优美的城市，那里不仅铺设了舒适便利的人行道，而且步移景异，行人一边走路一边就能欣赏都市美景。然而，美国内战前的“步行城市”则是由于规模超小而得名的。顾名思义，那就是用脚板就能量得过来的小地方。内战前，美国由于缺乏便捷低廉的交通设施，人们步行的距离就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在当时，一个方圆能够达到四英里的城市，就算得上是大城市了。换成现在，一定会被称作“迷你城市”，因为相对于现代城市而言那简直就是一块弹丸之地。内战前，美国城市不仅规模小，而且也只是零星存在。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美国现代城市是在内战后才出现的，是在市内交通和全国铁路交通大发展的条件下兴起的。特别是内战后美国铁路运输系统的日臻完善是美国现代城市大量兴起和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内战前，美国陆路交通主要靠畜力车，但大宗货物运输则只能靠水路。19世纪20年代，伊利运河在纽约州的成功开凿和蒸汽轮船的使用曾经在美国掀起了一片建设运河的热潮，引发过交通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内战后，美国铁路建设热潮的兴起带来了美国交通史上的又一场真正的革命。比起水路运输，铁路运输既不受冰冻期，也不受河床条件、河水深浅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具有便捷、快速和费用低等优势。事实上，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就已经开始建设铁路，但是进程相对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腹地的运输需要。到内战结束时，美国铁路线总长度为35000英里，而且绝大部分位于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地区分布极为不平衡。

内战后，美国铁路建设的第一个辉煌的成就是建造了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修通之前，美国东西部被崇山峻岭、浩瀚沙漠重重阻碍，没有一条便利的交通线路。地理和交通的原因使得西部成了美国相对独立的地区，不仅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也成为国家稳定统一的隐患。1862年，林肯总统曾经签署了一个《太平洋铁路法》，授权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共同承建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起点站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起点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两个公司东西相向铺筑铁路。根据该法案，参与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公司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超过52.61亿公亩的土地，比整个得克萨斯州的面积还要大；同时还获准发行面值100美元的股票，数量多达100万张。由于公司所获的公债、特许土地及补贴是根据修建铁路的里程来发放的，而政府并未规定铁路东西两段的会合地点。所以两家铁路公司都想加快建设速度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1869年，太平洋铁路终于竣工，宣告了美国大陆在经济运行上开始连成一体，推动了美国成为联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经济大国。过去，从纽约到旧金山需要乘船绕行好望角，最短的时间也要六个月，而铁路建成后则只需要七天。太平洋铁路建成后，美国政府继续为铁路建设公司提供贷款、特许土地等各种形式的支持，以至于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期，在美国形成了又一次铁路建设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原先尚未连接的铁路被连到了一起，一个覆盖全美国的铁路运输网迅速形成。到1916年时，美国的铁路线总长度达到了254037英里，大约占到世界铁路总长度的1/3，比整个欧洲的铁路总里程还要长，成为世界上铁路线最长的国家。此时，四通八达的铁路网覆盖了美国的各个角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这里只要做个极其简单的比较，人们就能看出铁路在美国人生产生活中所曾经起到过的重要作用：

1840年，铁路尚未进入中西部的时候，旅行者从纽约到克利夫兰需要一周时间，到芝加哥需要三周。1860年铁路可以使旅客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到达纽约，48小时内到达芝加哥。到80年代，时间又缩短了一半。

不过对于美国而言，铁路的经济意义还不仅仅是提供运输，只有有了星罗棋布的铁路网，才能够充分利用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发挥区域专业化的优势；铁路的建设一方面使得人们生活的地域从东海岸的老殖民地地区一直推进到西部太平洋沿岸，把全国统一成了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它也带动了钢铁、木材、发电等许多其他产业的发展。铁路联通了国内市场，降低了运输成本、扩大了市场范围，成为承担全美城市间货运量的主力。

这一时期，随着交通与经济的发展，劳动人口从美国农村大量涌入城市，致使城市在美国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860年的19%增长到了1920年的51%。在同一时期，每有一个城市居民迁居农村就有20个农民迁入城市。而且，由于工业化对非技术工人需求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对东南欧劳动者的吸引力的加强，又有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从1870年到1920年，共有二千六百多万移民进入美国，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东南欧地区的穷人，这些人进入美国后大多滞留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中西部兴起了匹茨堡、底特律、克里夫兰、芝加哥等大批新工业城市。在1860年到1890年的30年中，底特律和堪萨斯城的人口增长了四倍，孟菲斯和圣佛兰西斯克增长了五倍，克里夫兰增长了六倍，洛杉矶增长了20倍，奥马哈甚至增长了50倍之多，而其中绝对人口数字增长最大的当属芝加哥：在186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其人口增长了20倍，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以及西部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中心。城市化并不仅是一种西部特有的现象，东部老城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的人口增长都在2倍以上，东部商业港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总之，在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半个世纪里，它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美国成为了一个在铁轨上勃兴的“城市国家”。

“镀金时代”一瞥：“金字塔”上的裂痕（1）

埃及人有句谚语：“人类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意思是说，埃及人建造的金字塔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古老的金字塔能够抗拒数千年时间的侵蚀，堪称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据说金字塔之所以如此坚固，跟它们的形状有着极大的关系。都知道，金字塔的样子很像汉字里的“金”字，下大上小，底座是四方形，顶部呈尖，侧面均为三角形，是一种梯形分层的角锥体，因此也叫层级金字塔。据说，这种形状在几何学上被认为是最稳定的结构形式之一。

由于金字塔举世闻名、影响深远，人们现在习惯于将同类形状的事物比作金字塔，其中有些是有形的，有些则是无形的，有些坚固如古埃及法老们的坟墓，可是有些却呈现出深深的裂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业文明的洗礼，美国社会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也积累了许多的矛盾和问题。而经济生活的混乱、政治管理的腐败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则是其中最大、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它们广泛触及到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害关系。整个社会仿若一座由三大阶层所组成的金字塔：高居塔尖的是极少数暴富的大企业主，他们是社会的特权阶层，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打击竞争对手等种种非法手段垄断行业，侵占国家资源，聚敛起巨额财富；被压在塔底的是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贫民大众，他们以劳工为主体，位卑而言轻，为了生存不断地掀起抗议和罢工风潮；中产阶级则处于劳资阶层的夹缝中间，他们对重重社会问题忧惧不已，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来约束富人，安抚底层，修补“金字塔”上的裂痕。

“强盗大亨”

在美国公众中，对工业化时期非法敛财、垄断行业经营的大企业家和银行家们有一个普遍流行的蔑称——“强盗大亨”，它体现了公众对这些工商业巨头不义行为的不满。

据说这个词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公元12和13世纪，欧洲正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按照帝国法律，不经皇帝准许任何人不得私自征收通行税。但是一些封建领主却利用莱茵河流经其领地的便利条件，在河岸筑起城堡，在河面上架起铁索，强行向往来的货船征收重税。如有胆敢拒付者，他们便以武力相加，迫其就范。

关于“强盗大亨”一词在美国工业化时期的流行，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起自1867年，因为当时一位名叫E.L.戈德金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斥责铁路行业的大垄断者；而1934年，美国政治经济评论家马修&#8226;约瑟夫森也曾经出版了一部著作，取名就叫《强盗大亨：1861—1901年的美国大资本家》。按照他在这部书中的说法，这个词在美国工业化时期流传开来，是始于19世纪80年代堪萨斯农场主们反对铁路巨头垄断行为的斗争。他们借用这个恶称来表达他们对铁路巨头们垄断铁路运输市场，操纵运价，对大宗货主实行差价和佣金政策的强烈愤慨。到现在，这个恶称在美国到底是怎么叫响的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发展到后来，“强盗大亨”已经成了美国工业化时期人们对那些不法大工商业者的一个通称，而在当时“有资格”被称为“强盗大亨”的人中，钢铁大王安德鲁&#8226;卡内基、石油霸主约翰&#8226;洛克菲勒、金融巨擘约翰&#8226;皮尔庞特&#8226;摩根都是其中最数得着的风云人物。在当时，他们的名字无人不晓，他们的发家史中都有不光彩的一面，而他们的实力则都大到不仅能够垄断行业，甚至可以操纵政治的程度。特别是洛克菲勒，他是美国“镀金时代”的第一个一万亿富翁，也是美国托拉斯企业制度的创设者，更是“强盗大亨”的标志性人物。他的财富、名声、实力在当时的美国几乎无人能敌，以至于美国政府最后不得不动用法律的威力分拆了他那过于庞大的商业帝国——美孚石油公司。

在整个美国工业化时期，洛克菲勒的一举一动都曾经牵动着整个美国石油市场的每一根神经。惟其如此，他曾在1894年和1902年先后两度引来著名的［人称“强盗大亨”的美国石油大王约翰&#8226;洛克菲勒］

“黑幕揭发”记者亨利&#8226;德玛莱斯特&#8226;劳埃德和艾达&#8226;塔贝尔为他专门撰写长篇大著。读到这里也许人们不禁会问：约翰&#8226;洛克菲勒究竟何以会如此神奇？在那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背后，他到底又是怎样一个人物？

1839年7月8日，约翰&#8226;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哈得逊河畔的里奇福德。洛克菲勒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冷静和精明，而且野心勃勃，对赚钱情有独钟。上小学时，他的各门功课学得都不怎么样，但是却有一门课出类拔萃，那就是算术。他从小对数字就很敏感，而且还总是把数字同钱联系在一起。说得文雅些，洛克菲勒自幼具备难得的商业潜质，换句白话来说，他仿佛天生就是一块做生意的材料，无可否认，这多少跟他父亲对他的遗传和影响有些关系。洛克菲勒的父亲名叫威廉&#8226;洛克菲勒，人称“大块头比尔”。他名义上是一位“草药医生”，可实际上却是个商人。他?称出售的是一种立竿见影、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实际上那不过是洛克菲勒的祖母从森林里采集原料后按照民间土方煎制而成的东西。而且他还经常神秘地离家远游，每次一走就是几个月，回来时从不空手，这次弄回匹马，还拉着一车东西，下次又带回满满一袋子钞票。据说他是个无事不敢干的百事神通，贩卖过马匹、木材、食盐、皮毛，也出让土地，推销杂货。有一次，他又是一连数月未归，家里的钱全部花光了，洛克菲勒的母亲不得不靠赊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在这时，“大块头比尔”像每次一样突然出现在妻儿眼前。他带着一脸神秘的微笑，从几个口袋里大把大把地往外掏钱，全都是崭新的钞票，清偿欠款绰绰有余。

“镀金时代”一瞥：“金字塔”上的裂痕（2）

常言道：虎父无犬子。约翰&#8226;洛克菲勒不愧是“大块头比尔”的儿子，在经商赚钱这一点上的确颇肖其父。1855年，约翰&#8226;洛克菲勒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由于年轻没有工作经验，他在一家商行里当上了一名普通的簿记员。但是不久，洛克菲勒就显现出了他的过人之处。他不仅勤奋工作，而且善于玩弄商业技巧和发现商机，不断为商行的经营出主意，使商行多得了不少利益，这个16岁的少年开始令人刮目相看。作为回报，老板把洛克菲勒的薪金从每天50美分提高到每月25美元。不过，这点钱远非洛克菲勒想要的东西，他不过借商行的“宝地”厉兵秣马，给自己积累点做生意的经验。1858年，19岁的洛克菲勒以10%的利率向父亲借款1000美元，再加上自己积蓄的800美元，与28岁的英国人克拉克合股创办了一家经营谷物和肉类的小型贸易公司。由于经营顺利，他们第一年净赚4000美元。1861年4月，内战爆发，按照法律，洛克菲勒有义务为国家服役，但是他深知战争无疑会带来巨大的商机，因为民用和军需物资的采购量和运输量都会随着战争的进程而日益加大。机不可失，赚钱正在瘾头上的洛克菲勒花300美元雇了一个人替他入伍，到1862年，他的生意给他带来了每年17000美元的鸿利。

“油流河”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远西部地区，因18世纪拓荒者发现它的河水上漂浮着彩虹色的油层且味道恶臭而得名。早期印第安人曾经从水中撇取浮油作皮肤擦剂。19世纪50年代耶鲁大学几位化学教授通过研究试验证明，“油流河”的水中可以提炼出人称“黑金子”的石油。宾夕法尼亚州发现石油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从全国各地涌向采油区。宾夕法尼亚土地上井架林立，原油产量飞速上升。可能连洛克菲勒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次，他可要发大财了。

1863年洛克菲勒与人合伙开设了他的第一个炼油厂。1870年他又与其他四人在克里夫兰合办了“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年仅30岁的洛克菲勒获得了公司1／4强的股权，并被推选为公司的总裁。洛克菲勒果然不负众望，在他的手中，美孚石油公司声誉日隆，逐渐具备了坚实的竞争能力。

洛克菲勒能够白手起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过人的才能。他冷静、精明，富于远见而又胆识过人。但是，他的成功背后也隐藏着很多令人切齿的丑闻。他是一个铁腕人物，在追求财富并最终登上巅峰的道路上，他曾经运用不光彩的手段威胁竞争对手，贿赂政府官员，联合铁路公司实行折扣运价等多种不法手段，他甚至曾经雇人骚扰别家公司的顾客，许多中小石油业主被他挤垮破产，有些历史学家把洛克菲勒在克利夫兰挤垮和兼并其他石油企业的过程形象地称作“克里夫兰大屠杀”。宾夕法尼亚铁路乃是匹兹堡炼油商所依赖的主要石油运输渠道。它的老板汤姆&#8226;斯科特通过贿赂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立法机构而得到特许状成立了一家“南方改良公司”。按照斯科特的谋划，承运西部石油业务的三家铁路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和伊利铁路公司与美孚石油公司联手共同成为“南方改良公司”的大股东。名义上说，其他石油公司也可以加入“南方改良公司”，但是实际上，由于斯科特等三家铁路公司掌握了“南方改良公司”一半的股权，洛克菲勒便通过购买另外近50%的股权而有效地排挤了其他石油生产商。1872年2月，当诸事就绪之后，三家铁路公司便同时对外宣布将铁路运价在原来基础上提高一倍，而“南方改良公司”的成员则可享受高达50%的运价折扣。这一声明引发了一片愤怒的抗议声浪，洛克菲勒则成为石油界的众矢之的，油商们视他为操纵不公平竞争的恶棍，一家报纸称他是“克利夫兰的魔鬼”。

魔鬼也好天使也罢，反正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迫于舆论压力取消那张惹祸的特许状之前，洛克菲勒已经利用“南方改良公司”这张牌挤垮了不少竞争对手。1870年，美孚石油公司成立时克利夫兰有26家炼油厂。但是到1872年3月，美孚石油公司就控制了这26家中的22家。洛克菲勒做生意的胃口越来越大。他的做法是先拣最大的那些竞争对手下手，逐一拿下这些有一定实力的对手之后，再对小企业进行威吓，迫于本小力薄，小企业只能乖乖就范。洛克菲勒声称，他为这些被兼并的企业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嫌弃它们的话它们也是只赔不赚。可是，被兼并者们自己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自己是洛克菲勒不法竞争的受害者。30年后，当女记者艾达&#8226;塔贝尔采访他们时，他们仍然清楚地记得美孚石油公司的谈判员们是如何蛮横霸道，洛克菲勒的手段又是如何的残忍。“克利夫兰大屠杀”给洛克菲勒这个名字留下了一个耻辱的烙印。

洛克菲勒并不满足于控制一个克利夫兰，他要控制全美国的石油冶炼行业，他曾于1872年5月倡导建立石油业的“卡特尔”，但是未能成功。于是他便到纽约、费城、匹茨堡等各处收购竞争对手。1881年，急于把美孚做大做强的洛克菲勒意外发现了一个提倡“大企业”思想的法律人才，他就是年轻的律师?缪尔&#8226;多德。洛克菲勒求“贤”若渴，高薪聘请多德作了公司的法律顾问。多德受聘后，为报答知遇之恩，千方百计为洛克菲勒的公司寻找法律上可以利用的漏洞。他从信托制度中产生灵感，给洛克菲勒出了一个建立“托拉斯”的主意。所谓“托拉斯”就是一种托管制度。具体说，就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多家企业，不再各自为政，而是以授权委托，签订委托书的形式高度联合，组成一个综合性企业集团。这种形式比起最初的“卡特尔”，即那种各自独立的企业为了掌握市场而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结成联合战线的形式，垄断性要强得多。

洛克菲勒采纳了多德的“托拉斯”理论，于1882年1月20日召开美孚石油公司的股东大会，组成九人的“受托委员会”，掌管美孚公司的所有股票和附属公司的股票。洛克菲勒被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长。随后，受托委员会发行了70万张信托证书，仅洛克菲勒等四人就拥有46万张，占总数的2／3。就这样，洛克菲勒组建了美国第一个大托拉斯企业。在这个托拉斯结构下，总共吞并了158家中小企业同行，合并资本超过了14亿美元，一度控制了全国炼油业90％的生产量，在一百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年利润达几十亿美元。在当时美国工业化的历史环境下，托拉斯在全美各地、各行业迅速蔓延开来，侵入了美国国民经济的大多数部门，电力、石油、汽车、化学、钢铁等新技术革命中崛起的新兴产业首当其冲地充当了孕育大托拉斯企业的温床。这些部门不仅具有先进的生产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而且具有大生产的特点和生产一体化的要求。大规模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任务非大生产而不能承担，因此巨型企业便应运而生，成为托拉斯组织产生的物质基础。在短短的时间内，托拉斯组织形式就占了美国经济的90％。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大托拉斯企业已经发展到三百多家，触角延伸到了石油、钢铁、铜、铁路等基础工业部门以及烟草、糖、酒等消费品生产行业。这些仅占全美企业数量1%的托拉斯却控制了美国制造业的33%以上的产值。

“镀金时代”一瞥：“金字塔”上的裂痕（3）

“另一半人”

1870年，纽约市来了个记者，名叫雅各布&#8226;里斯。里斯来自丹麦，曾经是《丹麦时代周刊》的编辑和职业摄影记者。里斯移居纽约后，在社会底层挣扎了整整七年。到1877年，他才在纽约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再后来，他凭借自己的实力终于成为纽约著名的《论坛报》和美联社的记者，并且也为纽约《太阳晚报》工作过。

里斯才思敏锐，文笔流畅，特别是他还擅长摄影。1870年后，感光速度快的明胶干板和胶卷、配以镁粉闪光器的照相机相继问世，网版法工艺照片和文字得以同时印刷，社会纪实摄影日趋成熟。里斯把摄影技术上的新突破充分运用到了他的职业之中，第一个把摄影当作了社会批评的工具。他花了几年的工夫，走遍了纽约市的那些贫民窟，用相机去记录那里的真人、真事和真实的贫民生活全景。在当时，美国的中上等阶层惯于把贫民窟称为“强盗窝”、“酒鬼巷”、“窃贼街”，把生活在那里的移民和劳工看成是美国社会中“无知”、“野蛮”、“卑下”的“另一半人”。里斯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许多关于贫民窟生活的宝贵资料，并撰写了大量有关贫民窟的文章。

1890年，里斯根据他那些实地调查的所见所闻出版了一部书，题目叫《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里斯在他的书中，详细描述了纽约市贫民窟恶劣的生存状况。他提醒读者们，在美国肮脏、拥挤、阴暗的贫民窟里还生活着社会的“另一半人”。他们收入菲薄，三餐难保，饱受疾病和失业的威胁，正挣扎在贫困的煎熬之中。这部书后来成为美国贫民窟历史研究的经典之作。里斯的摄影报道极大地震撼了纽约市民，并引起了当时的纽约州州长西奥多&#8226;罗斯福的重视，在罗斯福和众多纽约社会改革者的共同努力之下，臭名远扬的纽约市贫民窟终于得到了改建，童工法也被重新修订。为纪念里斯对社会改革做出的巨大功绩，纽约市政府特意在贫民窟旧址上建立了一座“里斯公园”。

在美国工业化时期，贫民窟并非只有纽约有，里斯也不是报道贫民窟生活的唯一记者，他只是其中报道得最成功的一个。在当时，贫民窟现象乃是美国众多社会问题中最普遍和最严重的一个。世纪之交，当摩天大楼在美国的座座城市中拔地而起时，贫民窟也同样在不断增多。这一时期，美国城市经济的繁荣引来了大批东南欧的移民。他们大多是一贫如洗的农民，来到美国后既没有购置土地的资金，又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他们大多直接涌向了工业城市，在那里“安营扎寨”，并进入各种工厂充当劳工，他们构成了美国城市贫民阶层的主体，也就是当时上、中产阶层美国人士眼中的“另一半人”。

贫民区内人口过度拥挤、房屋简陋、公用设施缺乏，至于采光、通风、取暖、安全及卫生设施等更无从谈起，使那里成为多种疫病的源头。由于缺少排水系统及污物处理设施，垃圾遍堆于狭窄的陋巷，污水被倾倒在露天的阴沟里，日积月累致使贫民窟里终年弥散着腐臭的气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污水肆意流淌，难免与邻近水井的饮用水汇合，造成水源污染。恶劣的卫生状况使贫民窟成为各种传染病的滋生地，伤寒、霍乱、白喉等疫病肆虐，并迅速扩散。不仅贫民窟不少男女老幼罹病甚至丧命，也严重威胁着城市其他阶层的健康，特别是成为儿童身心健康的主要威胁。

经济贫困及文化生活匮乏，也使贫民窟成为孕育犯罪的温床。为生活所迫，贫困家庭的儿童往往放弃学业成为小贩，长期流浪在街道上，逐渐学会了欺骗、斗殴，沾染上种种不良习惯，滋生了各种青少年犯罪。里斯在《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一书中曾经讲述过一起因贫困而报复社会的凶杀案件：一个饥寒交迫的男子在纽约市第14和15大街的拐角处向过往的人群挥舞屠刀，一通乱砍，原因是他已经无力养家糊口了，而他的妻儿却正在家里眼巴巴地等着他挣钱回来，买米下锅。看到眼前衣着光鲜的富人们一掷千金，一个小时花在购物上的钱足够他购买一家人一年的口粮，这位走投无路的父亲最终向社会举起了复仇的利刃；里斯还曾经报道过发生在某贫民窟里的另一个真实案例：一个名叫哈里&#8226;奎尔的15岁男孩在酗酒后与邻家的另一男童发生冲突，双方在所租住处的楼顶上扭打到了一起，在相互攻击的过程中哈里被推入楼里的通风井中摔死，两个月后尸体才被人发现。

美国的劳工作为与机械化大生产联系最紧密的阶层，受大企业之害最深，他们曾经为反对雇主的残酷剥削，争取自身的福利和经济权益组织起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

贫困和工作环境恶劣是工业化时期劳工斗争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美国工人的处境可以概括为四点，即：工时长、工资低、劳动环境恶劣、失业风险大。工业垄断虽然给美国大资本家带来滚滚财源，却并未眷顾那些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当时美国的国家财富的确在日益增多，但却日益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从而出现了国家越富劳工越穷的不正常社会现象。比如说，1900年时，美国2%的富有者占据着全国60%的财富。以钢铁大王卡内基为例，他本人在1900年所获得的收入超过2300万美元，而为他干活的工人们忙碌一年所能够得到的劳动报酬平均每人却只有400到500美元。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人均财富增长了60%，然而工人的同期购买能力反倒下降了5%。众多的劳工家庭都入不敷出，再加上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造成工人生活的极度贫困。按照1900年前后的物价，生活在中等以上城市的一个五口之家年均基本生活费至少应该在600美元以上，然而每年都有60%以上的工人收入达不到这个标准。比这些更让工人无法忍受的就是工作环境的恶劣。多数工厂的厂房通风条件差，空气污浊，而且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设施，致使工伤事故频发，还有不少人患上了各种慢性病，成为粉尘、化工原料及其他有毒物质的受害者。1913年美国因工业事故而致残的工人多达一百万人，因工死亡的有25000人。当时美国铁路业的工人伤亡情况最为严重，1901年，在美国铁路工人中，每26人就有一人受工伤，每399人就有一人因工死亡。而且，没有一家公司肯为工人的养老和伤病负责，而是将责任推到受雇者个人身上，只要一出工伤事故，老板们就会说，那是由于受伤者本人“粗心大意”造成的，只字不提工厂缺乏安全生产保障设施的事实。

“镀金时代”一瞥：“金字塔”上的裂痕（4）

1911年3月25号，纽约“三角女装厂”发生了特大火灾，是美国工业化时期工业伤亡事故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火灾现场惨不忍睹，一百四十多名工人死亡，可是，至今却还不知道该由谁来为这些逝去的无辜生命负责。1911年3月25号，星期六下午4点左右，坐落在纽约市曼哈顿的三角妇女服装厂发生火灾，这家工厂与纽约大学仅一墙之隔，是当时美国最大的生产女装的工厂，工厂雇用的工人大多是刚刚移民到美国的年轻女孩。《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戴维&#8226;凡&#8226;德雷尔写了一本书，题目是“三角：改变美国的一场大火”。德雷尔曾经在纽约居住过。他说，三角妇女服装厂的厂房和他的公寓只隔了一条街。

据他讲述：“这家工厂在一座十层楼的第八层、第九层和第十层。星期六下午4点40分左右接近下班的时候，第八层楼的一个裁剪板下面装碎布头的垃圾箱起火了，之后火势迅速蔓延。当时，工厂里有大约五百名工人。”

第八层楼的工人最后死里逃生，第十层楼的工人也从楼顶通过梯子跨越到旁边的一座楼上。可是，第九层的一百四十多名工人却被大火围困。唯一的安全出口被挤塌，另外两个出口，一个着起大火，另一个却无法打开。由于赶来救火的消防人员的梯子只能到达第六层，因此很多女工为了逃命，就手拉着手一起从窗户往下跳。由于冲力太大，把在下面接护她们的安全网冲破，跳楼的女工无一幸存。火灾发生后，一个大陪审团以过失杀人罪对厂主提起公诉，理由是通往第九层楼的紧急通道的门因为被厂方锁住，最终造成工人无处逃生而死亡。1911年12月4号，纽约市刑事法庭开始审讯这个案子。检控方提出的论据是，厂主因为担心工人把衣服偷出厂外，因此把紧急出口的门上了锁。当时出庭的证人有一百五十多名。但是，被告方聘请了当时一位非常著名的律师，他对一个检控方的主要证人进行了紧张的盘问，这位律师“身经百战”，而这位证人却是一个还讲不好英语的移民。辩护律师问了她五次有关当时的情况，而每一次她的回答都是相同的，而且逐字逐句都一样。陪审团最后裁决，她的证词是检察官事先教好的。1911年12月27号，陪审团做出被告无罪的判决，理由是无法证明厂主事先知道门是上锁的。1914年3月11号，工人们分别对厂方提起23起民事诉讼，审判结果是，厂方为每个死亡的工人平均支付75美元的赔偿费。德雷尔说，公众对这样的审判结果感到义愤填膺。

即使是这么危险的工作，工人们也不是总能找到，每当经济危机爆发，工人们便会首先成为受害者。以1873年的经济危机为发端，嗣后在1884年、1893年、1902年美国又先后数次陷入经济萧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工厂大量裁员，工资大幅削减，工人大批失业，劳工家庭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劳工生活处境的艰难及雇佣者们的冷酷无情导致劳资关系日趋紧张，工人们日益组织起来为改善自身命运而斗争。在政府与雇主的武力镇压下，罢工运动愈演愈烈，流血冲突日益增多。从1873年的经济危机开始，三年半的经济大萧条将一系列的地方冲突激化为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到1877年，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犹如揭开了美国产业工人愤怒情绪的火山口，在此之后，以移民为主力的工人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即使在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1881年，美国还是发生了五百多起罢工事件，罢工人数超过了13万。1886年60多万工人发起了一千五百多次罢工事件。在以后的十余年里，美国每年爆发的工人罢工事件始终不少于1000次。当时影响力比较大的罢工运动主要包括1884年纺织女工和制帽女工联合罢工、1885年纽约制衣工人罢工、1886年全国“五&#8226;一”大罢工、1892年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人罢工、1894年普尔曼铁路工人大罢工、1902年无烟煤矿工人罢工、1912年马塞诸塞州劳伦斯纺织工人大罢工等等。纽约、费城、芝加哥、匹兹堡等大工业城市都成了劳工运动的风暴中心。一种文化的冲突以及阶级间的经济斗争仿佛正在把这个国家撕裂开来。

“城市老板”

1904年，美国人看到了一本书，题目叫《城市之羞》，书里写的全都是他们自己生活的城市，纽约、费城、芝加哥、匹兹堡、圣路易、明尼阿波利斯。作者在书里讲了很多故事，主要是关于政客们是如何操纵选举，出卖市政权利换取个人私利的。故事里用的全是真名实姓，作者说他讲的全是真人实事。政客们都是权倾一方，只手遮天的人物，要探听他们的家底无异于与虎谋皮，这样的书可不是随便什么作者都能写得了的。《城市之羞》的作者叫林肯&#8226;斯蒂芬斯，是《麦克卢尔》杂志的记者，为了写好这本书，他曾经出生入死，“深入虎穴”，展开过细致的调查，经过他的亲身调查，斯蒂芬斯得出结论：圣路易斯代表着贿赂，印第安纳波利斯意味着官商勾结的不义之财，匹兹堡暴露出一个政治和工业的核心小集团，费城展示了文化制度的彻底腐败，芝加哥是改革的假象，而纽约就是好政府的幻梦。

斯蒂芬斯的评论不是空穴来风。随?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美国城市政治生活中确实滋生了严重的腐败风气，而且正如斯蒂芬斯所看到的那样，市政腐败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全国性的问题。从道理上讲，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和城市事物的日益复杂客观上都要求有一个高效能的行政机构来管理，然而，旧有的市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各个城市都存在着政府机构设置不完备和权限不清的问题，行政机构普遍表现得软弱、低效、无能。这一状态使得一些政客有机可乘，他们拉帮结伙，建立起俗称“政党机器”的政党核心集团。这些集团通过操纵竞选、贿赂官员、安插亲信，构成“无形政府”，其中的头号人物往往把持市政实权，成为市政事物真正的主宰者，人称“城市老板”。作为职业政客，这些“城市老板”们善于笼络人心、骗取公众选票。他们常常利用自己是移民或移民后裔的先天优势，接近移民，许以小恩小惠。在贫民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一个政客可以靠一袋煤或者一篮食品便轻易换来他们的好感和忠诚。所以在每座城市里，“城市老板”们都把根据地设在比较贫穷、陈旧和简陋的地区。当移民初入美国的时候，人地生疏，“城市老板”们会派人在码头接待移民并协助安置住所，寻找工作。他们还经常开展慈善工作，向移民赠送礼物、免费供餐。所以，不少移民都对他们感恩戴德。他们在市政选举中支持城市老板，并不理会这些施恩者是否有什么政治意图。移民的做法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他们在客观上却给城市老板们帮了大忙。借助移民们的选票，城市老板们可以将亲信安插进市政府的要害部门，进而把持市政府的大权。一旦得手，大企业和各种经济集团就会找上门来与“城市老板们”进行“合作”，他们相互利用、各取所得。一方可以贿买到他们想要的各种庇护权、特许权、工程承包合同，从而可以逃避纳税、垄断公用事业的经营、投机地产甚至可以开设酒馆、妓院、赌场，从事各种非法勾当而又不用担心受到法律追究；而另一方则可赚取到大笔的政治赞助、巨额贿赂和各种“保护费”。结果就是，双方“互利互惠”，“皆大欢喜”。

“镀金时代”一瞥：“金字塔”上的裂痕（5）

纽约市的威廉&#8226;M.特威德是当时美国城市老板中［世纪70年代的纽约“城市老板”威廉&#8226;特威德］

最典型，最有实力，也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威廉&#8226;M.特威德1823年4月3日生于纽约曼哈顿，父亲是苏艾人的后裔，以制作椅子为生。特威德靠充当消防志愿者起家。他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美国第六消防公司，在公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先后于1852、1856和1867年被选入美国国会众议院、纽约市顾问署和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成为19世纪纽约市民主党政治机器坦幕尼厅的头目，被当时的人称为“特威德老板”。从外表上看，特威德果真有些老板派头，他身高大约6英尺，体重却足有300磅。但是在他的老板风度背后却藏着一颗邪恶贪婪的心。特威德本人并没有出任市府要职，可他却通过手下亲信享有了对纽约市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在他的权力巅峰时期，纽约市市长及三个最重要的市法官职位全都被他的“特威德”帮成员所垄断，其他公选产生的市政官职中也有不少被他们所掌握。在特威德的指使下，其帮派弟兄通过不法手段操纵选举、贪污市政资金、勒索贿赂，干出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勾当，而他本人则鲸吞纽约市税款一亿美元。他曾与铁路大王杰伊&#8226;古尔德相互勾结，古尔德给了他一个伊利铁路董事的身份，每月可以得到103美元的酬报，而他则在城市立法方面为古尔德大开绿灯，使古尔德得到了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纽约县级法院的办公楼是特威德的一个“杰作”。按照预算，建造整幢法院大楼将用款25万美元，而在特威德的“关照”下，仅购买家具、地毯、窗帘就花去了550万美元，到1872年特威德倒台时，工程并没有完工，可是纽约市花在这一项目上的工程款却已经达到了1300万美元。其中大约1000万实际上是进了特威德及其手下的腰包。特威德掌权期间，总共积累了两亿美元的个人财产。

可能有人会问，像这样无法无天之徒怎么可能在台上那么长时间呢？答案是复杂的，但其中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那就是他的平民姿态。特威德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颐指气使，而是待人温和，处处表现得很有教养，在三教九流中都很有影响力和亲和力，从贫民窟的小胡同到上流社会的俱乐部他都来去自如，深孚众望，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他对弱势阶层的具体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为他赢得了底层大众的支持。当移民们初到美国，他会主动派人帮助他们安置家小，联系工作；当一户贫民家中最主要的劳力伤残或者去世，他也会派人上门捐助衣服、食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还对医院、孤儿院和其他一些社会救济机构进行捐赠。这些具体而看得见的帮助，最能够打动人心，接受过钱物和其他救助的贫民们都对他感恩戴德。即使在坦幕尼厅黑幕被揭露，特威德琅珰入狱的情况下贫民们依然感念他的恩惠，1878年，当他在狱中死去时，仍然有几百名工人自愿为他送葬。纽约《民族》杂志特别为此撰文：“让我们记住吧，他倒下了，但是他的声誉在他的众多支持者中却毫发无损。现在这座城市里众多的贫穷选民在缅怀他，他们仰视他，把他看做是富人阴谋的受害者。”

最终导致特威德倒台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漫画家托马斯&#8226;奈斯特，另一个是纽约州民主党党魁塞缪尔&#8226;蒂尔登。1871年，对于特威德来说是走霉运的一年。这一年，奈斯特在纽约的新闻界中开始揭露特威德的劣迹，他在《哈泼斯周刊》上刊载漫画，将特威德描绘成了一个腐败、淫逸、贪得无厌之徒。不仅如此，奈斯特还指责纽约市民主党主席蒂尔登纵容特威德的贪污腐败行径。蒂尔登原本并不打算“多管闲事”，但是在舆论的压力下他硬着头皮同意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特威德的问题。1872年，特威德被判入狱，1878年4月12日在监狱中结束了他不光彩的一生。

实际上，城市里的政治腐败乃是整个国家政治状况的缩影，同市政状况一样，这一时期各州以及联邦政府也基本上都落入了政党机器的掌控之中。按照1905年法国人为美国45个州所绘制的一幅政治地图，其中25个州的政治都已完全腐败堕落，另有13个州也已部分陷入腐败之中，而能够做到政治清明的就只剩下了六个州了。

改革的尖兵

商人不法，政治腐败，民生艰难，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工业化的美国社会患上的是一种“工业文明综合症”，当初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走上工业化道路之初，也都曾经历过这种嬗变之痛。患病的人最需要的是医生，美国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能为社会匡正祛弊的改革力量，而这股力量最终崛起于中产阶级。

赶上了一个社会转型的新时代，对于工业化时期的美国中产阶级而言，既是幸运的，也是痛苦的。幸运的是，他们能够亲睹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痛苦的是，大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强盗大亨”。他们所能最直接、最真切地感受到的除了是对自身地位边缘化的愤懑，便是对社会矛盾冲突日趋尖锐的无限忧虑。痛则思变，不平则鸣。在失落和忧惧中，中产阶级率先崛起，成为改革运动的先锋和主力。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是社会改革举措在政府与民间场域中的自觉承担者，也是推动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为了实现自己的救世理想，他们不停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奔走，上通政要，下达民间，教诲民众，打击腐败，治理不法垄断行为，为建立和谐社会而呕心沥血，筚路蓝缕。

中产阶级的改革主要出于三大动机，第一，推动国家立法，管束无法无天的大企业主阶层；第二，安抚民众，并用美国中产阶级文化同化以移民为主的社会底层，弥合阶层裂痕，实现社会的稳定；第三，在社会改革中实现自我，走出地位“边缘化”的处境。世纪之交，美国中产阶级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他们对权利、荣誉、成就、社会责任与地位等有着强烈的欲求。然而，这一欲求却因为社会上一个更富有、更引人关注、更能呼风唤雨的垄断新富阶层的骤起而难以得到满足。当时的美国，正如美国《改革时代》的作者理查德&#8226;霍夫斯塔特所说的那样：“并不缺少机会，但对最高层次追求的人来说，又似乎确实缺少最好的机会。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说，不是这一阶层的人在变穷，而是在暴富者的财力与权力面前，他们自惭形秽。他们心里明白，他们今不如昔了。”对于当时的美国城市中产阶层来说，“去面对城市老板及实业大亨的蛮横无理本已令人苦恼至极了，而在一个无论何等的财富、事业、声誉一遇范德比尔特们、哈里曼们、古尔德们、柯立芝们、洛克菲勒们及摩根们的反衬无不黯然失色的年月里，这苦恼便愈发痛楚难耐了”，这就是霍夫斯塔特所提出的“地位革命”论。

当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发生重大改变时，他一方面有可能会自觉改造自己去适应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改造社会以利于自己。同时，为了博取社会的赞许，他们也可能会将利己的行为导向符合社会标准的一些利他途径。正因为如此，美国工业化时期的城市中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社会的正义和国家的稳定，曾经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改革，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进步主义运动”。

观念世界的躁动：“个人主义”危机（1）

“个人主义”危机

19、20世纪之交，美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事变就是“达尔文个人主义”与进步主义改革思潮的双峰并起和力量消长较量。身处社会的巨变之中，一些学者开始从理性的层面与宏观的角度来进行现实的思考，以期对现状做出解释、为未来探求出路，他们搭起了一个批判传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的大舞台，为进步主义改革思想的蓬勃兴起奏响了序曲。

残酷的“丛林法则”

古希腊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的是两千多年前，丛林里曾经举行了一次大集会。那一天，大小动物们一应聚齐，因为他们要用民主的方式讨论如何为动物王国建立一个新秩序。兔子说：丛林法则应该规定，大小动物一律平等，丛林中的事务应该根据民主协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小动物们听罢欢欣鼓舞，它们表示热烈支持这个“民主的丛林法则”。麋鹿、山羊、松鼠禁不住为兔子的发言拍掌叫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狮子突然大吼一声：“我反对！”它伸出了利爪，小动物们惊恐万状，四散而逃。于是，丛林又恢复了它原有的秩序——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就是残酷的“丛林法则”。

19世纪末，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8226;达尔文以他的研究和发现为“丛林法则”找到了科学支撑。达尔文自幼热爱自然，对动植物进行过长期的观察研究，1831—1836年，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8226;达尔文］

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1858年7月1日他与A.R.华莱士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宣读了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1859年，他出版了《物种的起源》，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其大意是：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

《物种的起源》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它不仅为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也在西方的人文科学界中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正是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础之上，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赫伯特&#8226;斯宾塞推出了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曰社会进化论观点。

［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8226;斯宾塞］

斯宾塞是达尔文的挚友和追随者。他试图用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学说去解释人类社会，并由此而将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引申到了人类社会，创造了社会有机论。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就如同生物体与细胞的关系一样，社会分工犹如动物器官具有营养、分配和调节的职能，工人承担营养职能，商人承担分配交换职能，而工业资本家则调整生产、分配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因此，社会的发展必须按照生物进化中的遗传和变异、自然选择等法则来进行。斯宾塞通过这种按照“职能”来划分阶级的方式将阶级的存在解释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从而宣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必然要进行生存竞争，其结果必然是适者生存，经过长期的竞争劣等人就会让位于优秀者，就能产生一个由社会的最优秀分子所组成的美好社会。而一个人的贫困则只能证明他不适于生存，而不适于生存者的灭亡则是必然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因此也是不应该得到救助的。他在其《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提出，就像自然界中动物间的残杀可以使年老、体弱、多病、残废、最不善奔跑和最没有力量的全部被消灭一样，“这种净化过程”也是人类达到最后完美状态的保证。

内战后，斯宾塞的理论经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8226;菲斯克、哲学家威廉&#8226;萨姆纳和福音派牧师乔赛亚&#8226;斯特朗等人的引介被传入了美国。此时恰逢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阶段，工业大亨们正在为聚敛社会财富不择手段，残酷竞争，这种学说的出现恰好迎合了暴富者的心理，为这些人称“强盗大王”的人聚敛不义之财披上了一件合理的外衣。在19世纪最后40年间，斯宾塞的著作在美国的销售量超过了35万册。1882年，当他访问美国时，不仅受到一些学者的仰慕，而且受到安德鲁&#8226;卡内基等实业家的热烈欢迎。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8226;卡内基称，他读罢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旋感茅塞顿开，“光明像潮水般涌来，所有的一切都那么清晰”。他不无欣喜地宣布“发现了进化的真理”。作为美国工业化时期新一代大资本家中的顶级人物，他的话无疑代表了这一阶层的心声。在这些人的推崇下，社会达尔文主义逐渐与美国人追求个人自由与成功的“个人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念融合起来，成为孕育“自由放任主义”思潮和“财富福音”的温床。

“自由放任主义”思潮是一种保守的哲学，它提倡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要求严格限制政府权力，主张维护现状，反对社会变革。在经济活动中，自由放任主义提倡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企业制度，视自由竞争为经济生活的伟大调节器，干预竞争则被说成是压制人类进步冲动的家长式统治。这一哲学的保守性犹如为大垄断者们撑开了一把保护伞，那些靠掠夺社会资源和残酷剥削劳工而大发横财者被描绘成了国家发展建设中的英雄与功臣。在他们的极力推崇之下，自由放任主义几乎成为一种时代的信条。实力阶层总是乐于运用它来向世人证明，该时期美国残酷而剧烈的商业竞争与企业合并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苦难和灾难，都是一种真理的显现和必然。

观念世界的躁动：“个人主义”危机（2）

向“自由放任主义”宣战

不过，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相信“丛林法则”，伴随着美国工业化的日益深入，丛生的社会弊病和剧烈的阶级冲突逐渐摧毁了极端个人主义信条的存在基础，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行为所结出的种种恶果促使许多思想家开始对这种“不干涉主义”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当时有一群年轻的美国学者，他们以爱德华&#8226;贝拉米、莱斯特&#8226;沃德、理查德&#8226;伊利、赫伯特&#8226;克罗利等为代表，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展开了抨击。他们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出发，向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发起全面挑战，在保守的社会思潮中奏出了一曲进步主义的新时代乐章。

在修正个人主义方面，首先迈出了决定性一步的是当时的社会学家莱斯特&#8226;沃德。1861年6月18日，沃德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朱利尔小镇。在他少年时期，家境并不富裕，所以父母没有送他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沃德自学成才，［美国社会学之父莱斯特&#8226;沃德］

据说他学会了五国语言，并对数学和地质学尤其感兴趣。从1865年到1881年，沃德曾经供职于财政部，同时就读于乔治&#8226;华盛顿大学，并先后于1869年和1872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05年，沃德自荐进入布朗大学任教，而这段经历使他登上了自己思想家生涯中的最高峰。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写作，沃德成为一名在当时有广泛影响的生物学家，并成为美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享有“美国社会学之父”的美誉。沃德从对生物学和社会学知识的认识出发，反对将进化论应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关系的解释之中。1883年沃德出版了《动力社会学》一书，将“动”的原理增添到斯宾塞的“静”态社会学说之中。沃德指出：斯宾塞仅仅是把社会学当成了一种科学，从未涉及其主动的或曰积极的动力阶段，几乎完全使自己局限在了静态的规律之中。沃德自称是“一个人类进步的使徒”，并为美国绘制了“计划型社会”概念的基本模型。他认为人类社会并不与动物世界受同一动力法则的控制，“如果我所说生物的进程是自然的，那么我们必须将社会的进程视作人为的。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是自然选择，而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则是人为的选择”。按照这一理论，沃德对社会理论中的自然法则加以攻击。他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忽视对人的心理因素的重视，只把学说体系建立在单纯的“作为动物的人的行为”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的人的行动”上。他强调生物的进化与人类社会的进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环境改造动物”，而后者则是“人改造环境”；前者是一种盲目和浪费的过程，而后者则是人类自觉运用智慧去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在强调人的理性的基础上，沃德进一步指出，“如果自然藉着弱者的灭亡而进步，人类就应该藉着保护弱者而得到发展”。在他看来，合作优于竞争，而个人自由则只能来自社会管理。他指责经济垄断剥夺了许多人成功的机会，要求实行“社会统治”，由政府干预经济，制定法律以保障公共利益，制裁无序竞争，实现真正的个人主义。沃德的《动力社会学》向斯宾塞及其《社会静力学》投掷了一枚重磅炸弹，给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来了个釜底抽薪。

沃德的声音并不孤立。在经济学领域里，美国经济学会的一批年轻学者曾经向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联合发难，与此同时，美国“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索尔斯坦&#8226;维布伦也曾对工业巨头们的掠夺和剥削行为予以声讨。

1885年，以理查德&#8226;伊利和约翰&#8226;康蒙斯等人为首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集会，创建了美国经济学会。除去上面提到的这两位之外，亨利&#8226;亚当斯、埃德蒙&#8226;詹姆斯、西蒙&#8226;帕顿和约翰&#8226;贝茨&#8226;克拉克也都是学会中的活跃分子。他们都曾有过在德国留学的经历，深受卡尔&#8226;尼斯、阿道夫&#8226;瓦格纳等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这一学派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每一方面都加以质疑。他们指出，旧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在本质上乃是“自私自利”，这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不仅违反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法则，更与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合作趋势背道而驰。像他们的德国老师一样，这些年轻的经济学者们也都对旧的“机械的经济学”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足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和统计的研究方法较之旧学派的先验论更有可能反映经济的现实情况。他们因此注重考察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状况，对公司的行为、市场的运行、金融领域的活动、劳资纠纷的调解等方面展开全面调查研究，为更好的理解各种工业问题及其同政治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伊利为经济学界树立了自由探究社会问题的原则，也因此而成为这一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新经济学派”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在美国经济学会的成立致词中，这位31岁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当众宣布：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目的就是要向传统经济学发出一份“独立声明”。他不顾现行工业制度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与迫害，对各种社会事实和政治事实做出了科学的分析。1889年12月，他在给波士顿福音联合会的致词中明确指出，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城市议会和政府已然失败，它们不能发挥效力，而美国的当下之需就是复兴宗教与国家主义。“美国新经济学派”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他们总是将道德与经济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承认工业社会中个人的主动精神与能动性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了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危险性与道德腐朽性。他们质疑个人利益是否该被看做经济生活的唯一目的；他们否认无度的竞争对社会有益的说法，也不承认个体的自我满足与社会利益会永远和谐一致。他们反对所谓“政府必须严格远离社会问题”的观点，而是希望政府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帮助劳工阶层，并使财富得到更见公平合理的分配。亨利&#8226;亚当斯明确指出，“管得最好的政府并非管得最少的政府，而是管得最聪明的政府”。学会成立一年之后，他们便在首次以学会名义发表的宣言中对自由放任原则予以公开谴责，立场鲜明地指出：“我们承认个人进取心在工业生活中的必要性，但同时也认为放任主义学说在政治上是不安全的，在道德上是不健康的，它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作了不适当的解释。”

观念世界的躁动：“个人主义”危机（3）

几乎与此同时，经济学领域中又崛起了一位更具反叛精神的年轻学者，他就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索尔斯坦&#8226;维布伦。1857年维布伦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主家庭。当工业化在美国兴起时，他正值其人生的黄金时代。这位当年酷爱躲在自家阁楼里读书的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显露出了思想家的潜质。早在1874年他进入卡尔顿学院读书的时候，其思想上的早熟已经非常明显；他广泛涉猎斯宾塞、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赫胥黎（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等人的著作，逐渐成为一个非常具有独立见解的人，被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约翰&#8226;贝茨&#8226;克拉克视为自己最聪明的学生。1881年他又进入约翰&#8226;霍普金斯大学研修哲学。在此期间，他研修了著名的进步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8226;伊利教授的经济学课程和著名哲学家查尔斯&#8226;皮尔斯教授的逻辑学讲座。从1892年起，维布伦开始了他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苏里大学等美国著名高等学府的教学生涯。此间，他不仅继续广泛阅读爱德华&#8226;贝拉米以及其他理论家的著作，而且开始将自己的思想见解诉诸笔端。他先后撰写出了《为什么经济学不是进化的科学？》、《有闲阶级论》和《企业论》等著作，对当时流行的所谓“正统”经济学说进行批判。维布伦著述严谨，知识广博，能够看到许多同代人疏于察觉的东西。

在《有闲阶级论》中，维布伦阐述了他本人对经济体制演变的见解，分析了商人阶层的“掠夺性财富”和“摆阔性消费”，并对将垄断巨头奉为“最适者”的进化论个人主义观念予以抨击。他的行文中总是充满讥讽，语气刻薄，成为当时有钱阶级批判者中言词最激烈的一个。

维布伦于书中指出，“对贵重商品的摆阔性消费乃是有闲绅士们获取名声的一种手段”，他写道：

随着财富在其手中积聚起来，他已无法再靠自身的单独努力去有效地显示其财富之多。因此，他便借助于朋友和竞争者，向他们赠送昂贵的礼物或者举办豪华的宴会和娱乐活动。……款待者希望以此与竞争者一较高低，于是竞争者在这里便成了他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他在替款待者消费掉其自身难以单独用完的大量好东西的同时，他也成了这种消费以及款待者的礼节的见证人。

尽管维布伦一再表示自己是一个客观的科学观察者，但是很显然，他对社会上靠剥削他人致富的“有闲阶级”并无好感，从他在著作中所阐述的内容来看，他憎恶有产者们的奢侈生活，而更加欣赏诚实的劳动。他认为人具有“做工的本能”，“喜欢有效的工作，不喜欢无益的努力”。然而竞争的习惯却与做工的本能不相容。作为一种无益的和浪费的活动，自由竞争只会将人本该用于商品生产和有益服务的努力转移到对金钱的追逐之上，因为在适者生存的法则下，金钱成了衡量成功的最高准则。

维布伦在《商业理论》（1904）以及此后出版的《既定利益与普通人》（1919）、《工程师与价格体系》（1921）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工程师与商人的功能乃是截然对立的。他指出，工业体现了人类有效地从事必要工作的自然愿望，是人类早期，即新石器时代的和平文化的产物；然而商业却必须遵照屠杀、俘获、掠夺等人类在最好战的阶段，即原始部落狩猎阶段的规则来进行。然而对于真正的工业而言，这些规则都属于有害的暴力和欺诈手段。维布伦指出，在当时的美国工业社会中，“天赋人权”已经成了资本家们剥削工人的口实，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全部财产的所有权都已经落入了资本家手中。

当时的哲学领域里也有人在做着修正个人主义的努力。他们就是以威廉&#8226;詹姆斯和约翰&#8226;杜威师徒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压力下，实用主义者开始尝试寻找新的思维角度来对个人主义进行符合社会现状的重新解释，从而将实用主义阐释成为一种与以往那种深奥难解的经院式哲学不同的‘入世’哲学。实用主义者认为个人与社会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个人只能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而社会也只能依赖于个人的活动而存在，“自我”本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相互统一。他们并不否认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并且认为社会也只能通过个人的独创活动而得到前进的动力。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人具有社会的属性，都是社会的成员，根本无法离开社会而存在，“自我”只能存在于与其他自我的关系之中，而个体行为间的相互作用则构成了持续不断的社会过程。因此，他们强调个人与社会同样重要，两者必须相互融通、和谐发展，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关系。威廉&#8226;詹姆斯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中指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我”，而每个“自我”都有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一方面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又反作用于外在环境，从而在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一种不停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詹?斯的思想体系中，他通过对“自我”与社会环境的辩证关系的论证，为这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消解了保守的个人主义中树立起来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约翰&#8226;杜威也同样重视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过程的研究。他站在工具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批判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分离的传统二元论哲学思想。他将“联合”视为生命活动普遍的存在方式，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是某种联合的一个方面，人类必须站在一种“联合性”的基础上来看待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他坚信，历史、人、资源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幸福联合”将会为人类展现出一幅自由与安宁的民主社会景象。可见，无论是杜威还是詹姆斯都在致力于表明社会和个人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它们是补充因素而非对立因素。哲学家们的努力使个人主义克服了一些消极部分，获得了新的社会性内容。

总之，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的思想历程中，理论界的一些先觉者们明确地背离了那种在19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的努力下，旧的思想营垒被打破，新的进步主义思潮日渐高涨，进步主义改革实践由此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观念世界的躁动：改革号角初鸣

一个美丽的“乌托邦”

1882年32岁的美国青年爱德华&#8226;贝拉米（1850—1898）结婚了，两年后，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宝贝。好事连连，贝拉米自然喜不自禁，可是，他不过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作家，虽然写过四部小说，但是没有一部出彩，所以他从未奢望过有谁会同他一起分享这种初为人夫人父的喜悦。但是儿子的出世，还是使贝拉米下定了决心不再平凡下去。他想“火一把”，创作出一部令全美国人都爱不释手的小说，一来他要为儿子多赚点“奶粉钱”；而更重要的是，他很敏感，他看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他要改革这个社会，让儿子将来能够生活得更好。就这样，他带着喜得贵子的幸福体验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开始了新的创作。1888年，他出版了乌托邦小说《回顾，公元2000—1887》。可能连贝拉米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小说在他的名字与一种“国家主义学说”间划上了一道永远的连字符——他成了19世纪末期美国“国家主义”学说的一位重要代表，一个和谐社会的乌托邦愿景自此之后成为他脑际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精神宿地：

1887年5月30日晚，长期患有失眠症的青年朱利安&#8226;韦斯特终于被医生用催眠术成功地送入梦乡。可是就在他昏睡不醒的时候，房子却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沉睡中的韦斯特被埋到了地下，直到2000年，当人们挖掘渠道时他才被发现。醒来后，韦斯特发现整个社会已经改天换日。在这个电子化和自动化的模范世界中，处处都显现出安全和丰足。家庭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夫妇和美，男尊女卑不复存在。社会上也不再有等级差别，一切不平等现象均已被消除。在一种全新的“国家主义”体制下，政府拥有和掌握着生产与分配的手段，成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唯一的辛迪加。商品生产不再是少数资本家以追逐私利为目的的任意经营，而是国家为全体人民谋取福利的统一组织活动；新的世纪和谐而又安宁，那里完全没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尔虞我诈的残酷竞争，贫病、战争和犯罪更是闻所未闻，私人储蓄被禁止；童工现象被消灭；高等教育得到普及；没有军队，没有法庭，社会舆论决定一切，处处歌舞升平，人人安居乐业，尽享美好生活……

这就是贝拉米在《回顾》中为美国人民描绘的美好生活，美丽的乌托邦幻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回顾》成了一本销量高达一百多万册的畅销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各国出版发行，贝拉米一跃而成为［美国19世纪末的小说家爱德华&#8226;贝拉米］

了闻名全国的进步主义改革家，对乌托邦的讨论一时间风靡全美，贝拉米俱乐部与贝拉米协会也应运而生。一些著名人物，如索尔斯坦&#8226;维布伦、禁酒运动者弗兰西斯&#8226;威拉德、作家马克&#8226;吐温和威廉&#8226;豪威尔斯等都成了他的崇拜者。最终，《回顾》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国家主义”运动。小说出版后不到一年，波士顿首先出现了第一个“国家主义”俱乐部，宣扬贝拉米的思想，讨论公用事业国有化问题。此后十年间，全国27个州中相继出现了162个此类组织。一些刊物也加入了运动的行列，贝拉米本人相继担任了《国家主义者》的撰稿人（1888—1891）和《新国家》的编辑（1891—1894）。各地的俱乐部成员主要以中产阶级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活动来推进自己的事业，而不愿意借助任何经济利益集团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既不与社会主义者联合，也不参加任何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他们不强调阶级斗争和集团利益。在他们看来，社会不是各种利益集团的组合而是个体的大量集中，个体间又是靠兄弟情谊在精神上联系在一起。因此，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贝拉米的信仰者们一度在平民党运动中表现活跃，在罗得岛，一名国家主义者还曾被提名参加了1891年的总统竞选，但是当平民主义者将焦点集中在自由银币问题上时，他们就立即退出了平民主义运动，因为他们感到平民主义者是在争取自我私利，他们对此非常反感。这种思维方式使得“国家主义”运动始终未能与当时的美国劳工运动和农场主运动走到一起。所以，他们虽然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美好理想，但最终却未能如愿以偿。

“美国生活的希望”

20世纪初期，在美国思想史上又崛起了一位“新国家主义者”——赫伯特&#8226;克罗利。他在自己的著作《美国生活的希望》中，为美国描绘了又一幅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

与贝拉米一样，克罗利也强调政府角色的重要性，赞成实行强有力的国家管理，主张公共福祉高于个人私利。他在《美国生活的希望》中告诫人们，相信国家的问题可以自我解决乃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倾向，如果任由社会自然发展最终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瓦解。因为这样势必会纵容社会上的实力集团全力以赴地争夺私利，从而使得被践踏了的公众利益无法得到保护。鉴于当时个人主义在美国的盛行已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了少数不负?任者的手中，他认为未来美国生活的希望不再在于放任，而是在于约束，要使个人服从社会，使自我受到克制。然而，克罗利并非贝拉米衣钵的承继者。较之于贝拉米国家主义的空想性质，他所主张的一种“新国家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立足现实的社会改造思想。与贝拉米不同，克罗利并不主张解散托拉斯，而只是希望大企业的自由发展能够被纳入联邦政府的监督体制之下。与贝拉米的乌托邦设想不同，克罗利并没有为美国设计一个全新的完美社会，而只是想要对现实的社会状态加以调整，革除暴露出来的弊端，对现行社会制度进行些修修补补。他的著作与其说是为未来勾画的一副蓝图，倒不如说是对现实政府权威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呼吁。他希望国家通过全面行使其管理职能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新国家主义”的缔造者赫伯特&#8226;克罗利］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克罗利为美国社会改革指出了一条“新国家主义”的出路，那就是，把国家变成“一个管理和调节机器”，发挥国家的管理与调节功能，从而消除经济高度发展而导致的弊端，缓和社会冲突，维护美国制度的发展。在克罗利看来，当时美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国家在“最好的思想家们”的领导下确定什么是国家利益，然后再通过“仔细的计划和立法”去实现它。他对西奥多&#8226;罗斯福总统加强政府权力的做法大加赞赏，誉之为“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家”和“一种新型国家民主制度的奠基人”。他在《美国生活的希望》中总结了罗斯福当政期间的国内政策和立法主张，并指出，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性趋势，而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扩大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这些正是“新国家主义”的思想精髓。

与贝拉米相比，克罗利将自己的设想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之上，为当时的社会改革指出了一条更加可行的道路，他也因此受到了西奥多&#8226;罗斯福总统的礼遇。罗斯福总统“为其‘新国家主义’一词所倾倒”，不仅请他起草了其奥萨瓦托米演说的初稿，而且还直接使用了“新国家主义”的名称。1910年暮春和初夏时节，罗斯福阅读了克罗利的作品，到7月末，当他为西部巡游准备演说词的时候，他写信给克罗利，表示“你关于美国生活的书令我获益匪浅，我不知道在我读过的书中还有哪一部可堪与之相比”，“我将在我要做的演说中大量采用你的观点”。1912年罗斯福再度“出山”时，他最终采纳了“新国家主义”学说作为竞选纲领。

“粪耙子”的威力：“粪耙子”问世（1）

揭露社会黑幕原本是正义之举，被比作“耙粪”未免有些难听，究竟当年这些记者是怎么得罪到了罗斯福总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故事的来龙去脉。

总统亲自“命名”

“耙粪者”典出17世纪英国作家约翰&#8226;班扬的清教徒寓言小说《天路历程》。书中一人手握粪耙，宁可掏挖秽物，也不愿寻求高尚的事物。罗斯福总统对当时一些专揭社会疮疤的新闻记者们十分恼怒，便从班扬的小说中找出了这个典故，称他们是“手拿粪耙的人”，眼睛只知朝下看，专拣社会的污垢，而看不到美国生活中高尚美好的一面。于是，罗斯福的一句气话，给这些记者们送了个虽不甚恭敬但却颇具神韵的绰号；一场知识分子自暴其短的社会批判运动，也就以“耙粪运动”这个不雅的名称载入了史册……

1906年4月14日，美国首都华盛顿风和日丽，美国国会议员们齐聚在新众议院办公大楼奠基典礼的会场上。那里彩旗飘飘，一派庄严而喜庆的气氛。按照会议进行的程序安排，一个精致的密封铜盒首先被埋入了地基之下，里面放着一份《独立宣言》、一份美国宪法、一套美国的硬币和一套美国的邮票。随后，美国海军军乐队进行了现场表演，军乐声威武雄壮，令在场的政治家们心中不禁荡漾起一片爱国之情。再接下来是祈祷仪式，议员们个个神态庄重，祈望美利坚合众国生机永驻，繁荣富强。典礼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总统讲演。罗斯福总统盛装登场，服装发式整洁，宽大的圆形无边眼镜在日光下折射出光芒。不过，议员们都看得出，总统此时面带愠色。

惹恼罗斯福总统的是一群新闻记者。他们从19世纪末期起就在《论坛》、《麦克卢尔》、《麦克卢尔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重重黑幕，为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到来起着发动舆论的作用。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美国社会正陷于各种问题和矛盾之中；贫富分化赫然，阶级冲突愈演愈烈，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正如星火燎原，而大垄断者又恃权专断，参议院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俱乐部”，直逼政府和总统的权柄。罗斯福主政后，审时度势，摆出了支持改革的进步主义姿态，扮演起了“托拉斯克星”的角色，以期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藉温和而有限的改良措施去适当抑制托拉斯权力的膨胀，同时疏导消融下层的不满情绪，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罗斯福容忍了记者们前期的揭露文章。然而，从1906年3月起，《世界主义》开始刊载戴维&#8226;格雷厄姆&#8226;菲利普斯的《参议院的背叛》，从而使销量扶摇直上，激起舆论哗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严重势态。至此，一直在容忍媒体的做法却日感忍无可忍的罗斯福现在终于失却了自制力；他被激怒了，他指责美国有些媒体只喜欢搜寻社会丑恶的一面而未能相应的看到高尚的一面。先是对记者们，而后是当众，罗斯福攻击这些他所谓的“耙粪者”。当月17日，在时任参议院议长的斯毕克&#8226;坎农所设的晚宴上，罗斯福首次非正式地使用了“耙粪者”的称呼来贬损“各报刊杂志那些手拿粪耙的人”，指责他们蛊惑人心，攻击公众人物及公职人员，为劳工领袖的恶意攻击行为辩护等等。情势所迫，罗斯福决定对其立场作详尽阐述，于是便有了1906年4月14日那次公开表态：

我之所以想做此次演说是因为长久以来人们对我误会很深，故而我想全面阐述我的观点。例如，你知道，我想放进阳光与空气，不过我可不想连阴沟的恶气一并放入。如果房内恶气充溢，又窗户紧闭，那我完全同意敲开窗子，但我绝不会把排污管凿个洞出来……我反对粉饰弊端，也同样不赞成凭空抹黑，对我来说，似乎反对其一绝不代表赞同另一方面，这一点我必须澄清。

罗斯福情绪激动，不时地握紧右拳，右臂随着演讲的抑扬顿挫有力地在空中上下挥动。他是总统，他不得不与国会议员们打交道。因此，他的改革追求也必须是有限度的，是取决于现实政治需要的。议员们腐败也罢，清廉也罢，他们都是合众国的立法者。身为总统，罗斯福要想将任何改革措施写入美国法律，都不得不跟这些人再三“讨价还价”。他要改革国会两院，要整饬站在他们身后的垄断巨鳄，而这又先得得到这些议员们的首肯才能办到。他担心这些新闻记者们过度的情感介入会导致其丧失必要的理智与冷静的头脑，从而走向极端，或激怒实力阶层，或导引劳工走上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政治道路。罗斯福之所以会发表上述言论，其原因新闻记者们也心知肚明，女记者艾达&#8226;塔贝尔曾经说过：“罗斯福就是害怕这些‘耙粪者’会给由国外燃起的本已炽热难抑的革命烈焰火上添薪，导致人们转向社会主义。”塔贝尔一语道破个中玄机。

“黄色双胞胎”

“粪耙子”问世的故事得从一对“小黄孩”说起，因为他们跟“耙粪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在“耙粪运动”大规模兴起之前，他们也曾经充当过搜寻社会污垢的角色。这对“小黄孩”虽?长得怪模怪样，但却聪明可爱，耳聪目明。他们总喜欢走街串巷，把看到和听到的社会丑闻和不公平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他们讲故事时虽然不是捕风捉影，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些夸大事实，没有做到不偏不倚。所以，他们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耙粪者”，不过他们的行为却给当时的媒体老板和新闻记者们提了醒。现在就来看看“小黄孩”的出身来历。

在19世纪末的最后三十几年里，有一种“黄色新闻”曾在美国盛极一时。这种新闻的特点是利用读者的猎奇心理，在报道内容上主要渲染色情场景、绘声绘色地描写犯罪细节或者生动地揭露其他社会丑闻；在手法上则多采用具有煽动性、刺激性的大标题，或者是色彩鲜明的图片等等，通过刺激读者的感官，以求达到轰动的效应。这种“黄色新闻”的创始人乃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8226;普利策和威廉姆&#8226;伦道夫&#8226;赫斯特。更确切地说，“黄色新闻”的诞生乃是当时他们双方激烈竞争的结果。

“粪耙子”的威力：“粪耙子”问世（2）

普利策生于1847年。这位匈牙利移民的后代日后成了美国现代报业的奠基人。他的创新精神重塑了美国报纸媒体的面貌。

1878年，普利策曾买下了《圣路易斯电讯报》，改名为《圣路易斯快邮报》。他宣布以报道真实的一切和攻击一切罪行和腐败行为为办报宗旨，每天刊登一些与普通市民息息相关的消息，对政治腐败和不公平的税收政策等给予抨击，初步显现出他对揭露社会黑幕的兴趣。

1883年，普利策买下了负债累累的纽约《世界报》。这使他的新闻事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契机。他在报纸的发刊词中写到：“《世界报》的全部财产已由本人购买了。从今天起将置于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管理之下，人员、设施和方法不同；宗旨、政策和原则不同；同情和信念不同；脑与心不同……在这个日益繁荣的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它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精彩；不仅内容精彩，而且篇幅浩大；不仅篇幅浩大，而且是真正民主的，是真正站在人民一边，而不是倒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们的一边。它要多发新近的消息，少发过时的消息。它将暴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危害公众的恣虐和弊端，并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而奋斗。”普利策使《世界报》继承了《快邮报》所倡扬的改革精神，并具体提出了10条改良社会的措施：第一，对奢侈品征税；第二，对遗产征收继承税；第三，对高收入征收所得税；第四，对垄断公司征税；第五，对享有特权的公司征税；第六，征收入税；第七，改革行政机构；第八，严惩贪官污吏；第九，严惩倒卖选票者；第十，严惩在选举中左右雇员选票的雇主。这些措施的提出在当时是相当激进的。本着这样的宗旨，普利策在接手《世界报》后，便对它进行了大胆的改造，聘用一流的编辑记者，针砭时弊，用浅显的语言说出深刻的道理，《世界报》的报道充满了有趣的情节，迎合商人、工人和主妇们的口味，反映劳动者的心声，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形成了一种以煽情为主的风格。普利策创立的“煽情主义”，很快就为他赢得了众多读者，特别是《世界报》在每周末出版的星期刊上还开设了一个名为“霍根小巷”的漫画专栏。漫画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头发、没有牙齿的儿童，身穿一件宽大的黄色睡袍，被称为“黄孩子”（YellowKid）。“黄孩子”虽然长得怪模怪样，但却喜欢走街串巷，所以消息灵通。在“霍根小巷”里，他把他的所见所闻生动地讲述给公众。这个漫画专栏深受读者欢迎，每逢周日，人们便争相购买《世界报》，致使它在公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然而，正当普利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人闯进了纽约报业界。他就是后来建立了报业帝国的赫斯特。在随后的日子里，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与普利策的《世界报》之间发生了“殊死较量”，结果是导致了“黄色新闻”的产生与流行。1895赫斯特以18万美元买下了纽约的《新闻晨报》，并将其改名为《纽约新闻报》。他以《纽约新闻报》为基地，同普利策的《世界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模仿普利策的手法，也用煽情新闻来争取读者，扩大发行量，但却比普利策做得更刺激、更过火。在《纽约新闻报》上，充斥着各种犯罪、暴力、骚乱、灾祸、色情新闻，把煽情新闻推到了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了打败对手，除了在报纸上大登暴露性、犯罪性、煽动性新闻外，赫斯特还不惜以高薪网罗各种人才。他曾花重金挖来《世界报》星期刊漫画专栏的全班人马，想以此一举击垮《世界报》。赫斯特将《世界报》星期刊漫画专栏全部人马挖到手后，在自己的《纽约新闻报》上继续出版“霍根小巷”漫画专栏，主人公仍是那个穿黄袍子的孩子。而普利策也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另请高手，坚持让“霍根小巷”漫画专栏在《世界报》上继续出版，主人公也还是那个身穿黄袍的儿童。这样一来，在纽约就出现了两家大报纸同时刊载同名漫画专栏的有趣现象，诞生了一对可爱的“黄色双胞胎”。随着普利策与赫斯特之间竞争的白热化，这对“黄色双胞胎”也逐步走进了美国的千家万户。由于国内其他报刊看到此种做法有利可图，便也纷纷效仿，这就更加使得“小黄孩”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于是，人们就将登有黄孩子形象的报刊称为“黄色报刊”（YellowPress），“黄色新闻”由此便成为专门描写暴力、犯罪、卖淫、酗酒、官场腐败等事件，制造耸人听闻效果的新闻报道的代名词。

虽然“黄色新闻”难免低俗或者夸大等毛病，但在客观上却的确起到了揭露社会黑幕的作用。尤为可贵的是，它激发起了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提示报界中人，不要忘记新闻具有揭露和监督的作用。20世纪初，在“黄色新闻”随着《纽约世界报》的退出而淡去后，它的影响却并未随之消失。普利策的办报宗旨，赫斯特所谓惩恶扬善的斗争精神，甚至“黄色新闻”的彩色漫画及大号标题等惯用手法，都在以后的新闻报道中得到了沿用。就这样，可爱的“小黄孩”用“黄色新闻”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耙粪?动”奏响了序曲。

第一把“粪耙子”

当年的美国新闻界曾经有一场笔墨官司非常有趣，内容是三位著名的新闻记者争论是谁第一个拿起了“粪耙子”。林肯&#8226;斯蒂芬斯、雷纳德&#8226;贝克和马克&#8226;萨利文都曾经因为揭露社会黑幕而名噪一时，而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宣称自己是第一位“耙粪者”。斯蒂芬斯在他的自传中将《圣路易市的特威德统治时代》一文标注为“第一篇黑幕揭发文章”，因为该文首次刊登于1902年10月的《麦克卢尔杂志》，比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早出现一个月。而贝克则曾专门致信菲勒教授，提醒这位研究“黑幕揭发运动”的权威学者注意他的两篇文章——《北太平洋铁路的交易》和《美国钢铁公司到底是什么及其运转情况》，因为它们在发表的时间上要比斯蒂芬斯的文章出现得更早；萨利文也积极为自己争取这个“第一”的荣誉。他在《一个美国人的教育》一文中宣称，“事实上，第一篇揭发政治黑幕的文章就是一年前的1901年10月我为《大西洋月刊》所写的《‘宾夕法尼亚’的弊病》”。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为争个第一如此失之大方，一则无论谁先谁后，他们对“黑幕揭发运动”都具有杰出贡献；二则，在他们扛起“粪耙子”之前，早就有人捷足先登了，那个人就是亨利&#8226;德玛莱斯特&#8226;劳埃德。

“粪耙子”的威力：“粪耙子”问世（3）

劳埃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曾经参加过一场“自由贸易运动”，后来因为迎娶了芝加哥《论坛》家族的女儿为妻，而成为它的编辑。出于职业的敏感和责任心，早在70年代后期，他就开始关注美孚石油公司，并在自家刊物上发表社论尖锐抨击它的不法行为。劳埃德走访过不少洛科菲勒的受害者，掌握了美孚的很多黑幕。1881年，他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题目叫“一个大垄断企业的故事”。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美孚石油公司的劣迹威胁了美国的民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公敌”。他揭露美孚石油公司一贯贿赂国会议员，辛辣地谴责它“对于宾夕法尼亚的立法机关除了将它提炼之外，已经无所不为”。他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在文章的开篇写到：“在4000万燃用煤油的人民中没有谁知道，煤油的生产加工、出口、国内外售价多年来一直都被一家公司所控制——美孚石油公司。”劳埃德不愧是用词的高手，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使用了“章鱼”一词来比喻美孚公司。自此之后，在美国人的心目中那张牙舞爪的章鱼形象便永久性地与到处伸手的美孚石油公司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公众口中，章鱼成了美孚公司的代名词，以后又被延伸为对当时不法垄断企业的一个泛称。在整个80年代，劳埃德始终不曾把自己的视线从美孚石油公司的不法经营行为上转移开来，直至189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长篇著作来揭露美孚石油公司的劣迹，这就是那部《对抗国家的财富》。在这部书中，劳埃德详细地叙述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发迹历程，其中既包括对洛克菲勒的聪明才智，也包括对他的不法犯罪行为的描述。劳埃德对这一巨型公司的行贿、欺诈、腐败、恐吓等种种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罪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情节生动，扣人心弦。事实上，《对抗国家的财富》也是对当时整个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劳埃德总结道：商人的真正目的就是取得垄断利润，假如他们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结果很可能是一场暴力血腥的阶级斗争。他宣称：再不马上行动就来不及了，因为这个国家早已经面临苦难、灾害、仇恨和衰退。按照美国历史学家路易&#8226;非勒的观点，劳埃德的这部《对抗国家的财富》应当被认为是第一部黑幕揭发作品。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因为它的问世比大批黑慕揭发作品的出现要早八年左右，而比艾达&#8226;塔贝尔所著的同题材作品——《美孚石油公司史》，则早了将近九年的时间。

口诛笔伐

“耙粪运动”最早的两块前沿阵地是《竞技场》和《麦克卢尔杂志》。

《竞技场》于1889年12月创刊，到1909年8月结束其使命，前后存续了20年。其间刊登了许多揭露时弊、倡导改革精神的文章，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到来，贫困、血汗工厂、贫民窟的治理、失业以及童工问题等等都成了这一刊物所讨论的重要话题，以致它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专门揭发社会丑闻的杂志。1900年6月，弗兰克&#8226;帕森斯在《竞技场》上发表文章讨论菲律宾的自由问题，指出在美国帝国主义是比垄断更大的危险。10月，克林顿&#8226;伍德洛夫又在《竞技场》上撰文揭露1899年费拉德尔菲亚市的竞选骗局。这个刊物之所以能够走上“黑幕揭发”的道路跟他的第一任主编本杰明&#8226;弗劳尔有直接的关系。弗劳尔是一位社会改革运动执著的倡导者，人称“民主的编辑总长”。1901年，弗劳尔在《竞技场》的1月号上刊登了他亲自撰写的文章《一个进步的计划》，成为当年最为轰动的新闻报道之一。他在文章中告诉读者，垄断企业的干预已经使美国政府失去了它的执政自由。他呼吁回归《独立宣言》的精神，并提出了限制私人垄断的不法行为、给失业者以工作、实行劳动仲裁制和直接预选、实现自然资源国有化等一系列的进步主义主张。在他的影响下，《竞技场》经常举办专题论坛，并且还刊登过哈姆林&#8226;加兰、亨利&#8226;乔治、乔治&#8226;赫伦、弗兰克&#8226;帕森斯等许多著名“黑幕揭发记者”的文稿，内容涵盖了铁路、托拉斯、无记名选举、市政管理和合作化运动等多方面的问题，率先点燃了黑幕揭发运动的第一把火炬。

尽管《竞技场》被公认为是黑幕揭发杂志中的先驱，但是它的功绩却无法与后起的《麦克卢尔杂志》相匹敌。1893年6月，《麦克卢尔杂志》的创刊在美国新闻期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廉价大众刊物时代的开始。《麦克卢尔杂志》的创始人塞缪尔&#8226;麦克卢尔从一开始就表现得与众不同：第一，他用社论呼唤读者注意社会问题；第二，他每份杂志只卖15美分（当时美国报纸的售价大多还处在每份25到35美分之间）。麦克卢尔的做法非同凡响，因为这意味着他给普通市民提供了一份买得起，愿意读［《麦克卢尔杂志》的创刊人塞缪尔&#8226;麦克卢尔］

的杂志。当然，一个新的新闻时代的到来绝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当时廉价大众刊物之所以能够在美国逐渐流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新型印刷技术的发明、报纸分拣技术的改进、新闻报道方向的调整、大众文盲率的降低等等，但是也无可否认，麦克卢尔在引领新的新闻媒体经营理念和推广廉价大众刊物方面确实走在了多数同业者的前面。

麦克卢尔自誉为“最好的编辑”。比起《竞技场》来，他麾下的优秀记者更多、实力更强，所产生的凡响也更广。他将一批年富力强的作者招致旗下，组成了一支“无与伦比的”新闻生力军，为他们提供“丰厚的收入、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宽松的创作环境。他甚至很少对交稿时间加以限制，从而促进了一批优秀作者与作品的产生。1903年1月《麦克卢尔杂志》同时发表了林肯&#8226;斯蒂芬斯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艾达&#8226;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以及雷&#8226;S.贝克的《工作的权利》。虽然三篇文章分别涉及了政府、企业和劳工三个不同的领域，但却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各个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在揭露社会黑幕这一点上走到了一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揭露了市政官员如何雇佣罪犯违法犯罪；《工作的权利》对罢工中存在的野蛮行为予以谴责；而《美孚石油公司史》则将洛克菲勒及其同伙建立石油垄断企业而肆意践踏法律的种种手段描述得淋漓尽致。为了引人注意，麦克卢尔还专门同刊发表一篇社论，措辞激昂有力：

读过本期杂志的人中有多少注意到该期刊登了三篇同一主题的文章？我们绝非有意为之；《麦克卢尔杂志》一月号对美国人如此责难而足令每一个人驻足思考，这纯属巧合。

“粪耙子”的威力：“粪耙子”问世（4）

领衔文章《明尼阿波利斯之羞》或许更该被称为《美国人对法律的蔑视》。而这一标题也同样适用于本期上塔贝尔小姐的《美孚石油公司史》。若用于贝克的《工作的权利》，那也绝对合适。此三者结合起来，已足以反映我们的特性之危险已然非常普遍。

资本家、劳工、政客、市民——所有的人全都在违法或听凭他人违法。还剩下谁来坚守法律？律师？这个国家一些最好的律师并非受雇去做法庭辩护，而是替公司和企业谋划钻法律的空子却不会被严厉处罚；法官？太多的法官是如此重法，以至于他们为某些“错误”或托词而官复原位，并恢复那些被充分证明有罪者的自由；教会？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古老而富有的教会，现在不得不受坦慕尼协会延聘的卫生官员驱使，保持其廉租屋的卫生；大学？它们根本就不懂。

再没别人了；只有我们。……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终将被迫付出代价。而归根结底，这代价的总和就是我们的自由。

这篇社论为“黑幕揭发运动”吹响了号角，它向公众发出了改革的号召，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参与到揭露社会黑幕的行列之中，“黑幕揭发运动”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黑幕揭发运动”于20世纪初日渐高涨，此后10余年间，声势日盛，“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注意”，为进步主义改革充当了舆论先导。1901至1902年间，大量“黑幕揭发”文章在各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对社会问题予以抨击，引起广泛社会关注，致使该运动在随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迅速走向了高潮，运动的舆论阵地也从报纸专栏迅速扩展到各种媒体。报纸、杂志、书籍上关于犯罪、腐败、贪污等各种主要社会问题的报道与评论铺天盖地，使公众从中认识到了美国所面临并急需修正的问题。1906年后该运动逐渐现出颓势。一方面是由于公众在长期大量阅读黑幕揭露作品后产生了厌倦心理；另一方面，则是进步主义改革使人们产生了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的乐观情绪。从美国内战结束后“黑幕揭发运动”初现端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对于一个社会运动而言，其持续的时间已不算短，公众在初时的新奇感和愤慨情绪过后，必然会对长期重复阅读同类作品而感到乏味，再加上多数作品仅仅停留于对社会问题的揭露而极少触及对问题根源的分析，便很难引发和保持公众更深入的兴趣。不仅如此，进步主义改革在全国各个领域的相继展开也使得公众，乃至黑幕揭发者们本身产生了松懈心理，认为黑幕揭发者们一直在揭露的问题大多已然被解决掉了。上至罗斯福总统的“新国家主义”政治哲学和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方略，下到地方政府的施政改革和民间性社会工作，都已对“黑幕揭露”作品中所暴露的问题予以了重视。上述情况使“黑幕揭发运动”逐渐走向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又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战争的威胁使公众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人们开始关注战争的局势以及美国是否参战的新话题，“耙粪者”们揭发黑幕的激情也随之减弱。他们陆续开始转写其他内容或者干脆改行从事其他职业。1912年以后，继续以揭露社会黑幕为宗旨的刊物就只剩下了《皮尔森杂志》一家，其他则或者易手或者改变了宗旨。就连一度表现最为坚决的《麦克卢尔杂志》和《美国人》也先后为保守企业所购买，失去了昔日的锋芒。20世纪初期时的12家黑幕揭露杂志到1914年之后，基本上均已偃旗息鼓，轰轰烈烈数十年的“黑幕揭发运动”也随之归于了平静。

从整个“黑幕揭发运动”的情况来看，不排除有某些揭发作品乃是应廉价通俗刊物迎合读者口味的要求所写，出于吸引读者的目的，在行文中刻意夸张渲染，滥用了煽情主义的写作手法。但是当时的“黑幕揭发”作品数以千计，存在这类问题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作者的写作态度都是严肃的。斯蒂芬斯年出稿量仅为四篇，而塔贝尔则是五年才成一书。为了言之有据，他们都曾经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实地调查，明察暗访后才肯动笔。“黑幕揭发”之所以又有“调查性报道”之称，就是因为作者们总是以客观调查为报道前提，非常重视新闻的科学性。他们强调记者要像“新闻机器”，不偏不倚，尊重事实。斯蒂芬斯总是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之后才肯说话，所以他从不怕与被揭发者对簿公堂，因为对于他的报道的真实性，包括那些被揭发者本人在内，大家心里都有数。辛克莱曾经力图遵照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职业要求去进行自己的报导活动，当他晚年追忆一生的文学生涯时，曾经写道：“我就我所告知读者之事的准确性向他们负责，我且就此声明我已尽全力确保事实报道准确无误，我曾写过千余封信给这样或者那样的现场的目击者抑或是情报的知情者。”塔贝尔在采访过程中曾经反复声明，“我要的是事实”。其结果是，她几乎将《美孚石油公司史》写成了一部学术性著作，详实的文件资料、不偏不倚的风格会使读者感觉，他们俨然是在阅读一部史书。就连塔贝尔自己也始终没能够搞清楚，自己究竟是个历史学家，还是一个“黑幕揭发”记者?但有一点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美孚石油公司史》的调查和写作过程中，她始终都在履行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可见，“黑幕揭发者”并非以文换钱的三流文人，他们是具有社会良知与责任感的新闻记者，他们对社会黑幕的口诛也罢笔伐也好，都是言出有据的。

“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1）

用文章阐扬道义乃是新闻记者的天职，而美国工业化时期的两位黑幕揭发者艾达&#8226;塔贝尔和厄普顿&#8226;辛克莱则堪称记者中的楷模。他们仗义直言，坚守正道，为美国民众维护了道德与法纪的尊严。

挑战石油大王

1892年春季的一天，精力充沛、富于远见卓识的麦克卢尔三步并作两步地登上了巴黎一座公寓的四层楼，扣响了一户人家的房门。麦克卢尔当时正处于创业的起步阶段，他在纽约创办的《麦克卢尔杂志》尚不为众人所知。不过，麦克卢尔却对前景充满希望。他不时地往来于纽约和欧洲各地，为自己刚刚创办的刊物《麦克卢尔杂志》招揽贤才。此行到巴黎，他是专门来拜访一位当时同样没有多大名气的美国女作家艾达&#8226;M.塔贝尔的。原来，就在前不久，他偶然在其合伙人菲利普斯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篇署名为“艾达&#8226;M.塔贝尔”的文章校样，这篇名为《阿尔芬德流连于巴黎街头》的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便有了此次造访和日后二人合作的缘分。

塔贝尔应声开门。她双目有神，鼻梁高挺，双唇棱角分明，下巴坚毅有力，光洁乌亮的发髻整齐地挽在脑后，一袭高领长裙衬出高挑的身材。看上去，既超然淡定又富于学者风度。她当时正寓居巴黎，筹划写一部传记，而麦克卢尔则试图劝说她改变初衷，共图大业。麦克卢尔滔滔不绝地向她描绘着他的宏图大志和《麦克卢尔杂志》的辉煌前景，直讲得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塔贝尔冷静地听着，但却并不以为然，因为当时的《麦克卢尔杂志》在业界立足未稳，它的老板还一文不名。告别时，麦克卢尔向塔贝尔借了40美元做路费，塔贝尔根本没有指望钱还能被还回来，她告诉自己：“我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些钱了。”

不过，塔贝尔真的低估了麦克卢尔的能力，他不仅很快还了钱，而且还在两年后为她出路费，邀请她回到纽约。塔贝尔来到《麦克卢尔杂志》供职后，先做撰稿人，后又成为专职记者。塔贝尔聪慧机敏，勇气过人，麦克卢尔则知人善任，慧眼识英雄。他们一旦连手，不愁不出惊人之作。塔贝尔先后创作了《拿破仑&#8226;波拿巴短暂的一生》和《亚伯拉罕&#8226;林肯的早年生活》，为该刊赢得了不少读者，在与《世纪》杂志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自此之后，《麦克卢尔杂志》和塔贝尔的“人气指数”开始直线上升，到1900年前后，该刊拥有35万户读者家庭，发行量位居全美第二。

1897年麦克卢尔提出要对美孚石油公司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成为《麦克卢尔杂志》主笔之一的塔贝尔欣然受命。因为她对美国石油业的发展历程曾有亲身体会，做这方面的报道对她来说乃是轻车熟路。但是，塔贝尔的父亲获悉后却忧惧交加。他劝女儿千万别去招惹这个势力庞大的石油巨鳄：“艾达，不要写它，他们会毁掉这个杂志的。”塔贝尔父亲的忧虑事出有因。他本身就曾经是美国早期石油业经营者，不幸在美孚石油公司崛起的过程中，同众多中小石油企业主一样遭遇了灭顶之灾。他的合伙人难以承受企业破产的巨大打击，自杀身亡，给他留下了沉重的经营债务。为了清偿债款，他不得不变卖家产，典当房屋，带领家人背井离乡。

不过，临危退缩却不是塔贝尔的性格。在麦克卢尔的支持与鼓励下，她前后历时五年，耗资五万美元，最终完成了《美孚石油公司史》。自1902年11月起，该书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刊登，连载15个月，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

《美孚石油公司史》揭露了洛克菲勒及美孚石油公司建立石油垄断的种种手段和累累劣迹，描述了美孚石油公司的起源及其惯用的聚敛财富的手法。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阅读分析和对相关人员的走访，塔贝尔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洛克菲勒靠非法牟利而发迹的所谓“美孚石油方式”。然而，其写作手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充满了义愤填膺的谴责，相反，塔贝尔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实事求是地勾勒出了洛克菲勒集团的全貌。塔贝尔将美孚石油公司描绘成了一个极其富于效率、组织相当完善的经济组织。她还向人们指出，洛克菲勒为美国带来的“效率观念”使美国人从中受益。但她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美孚石油公司商业活动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不正当行为的内幕，如实报道了由美孚一手编织的欺诈、贪污、官商勾结的网络是如何扰乱正常的经济竞争秩序，并诱使官员们为其所用，以致滋生腐败的事实真相。整篇报道言之凿凿，令人愤慨，发人深省，塔贝尔明确表示反对商业特权，称之为不公平竞争中的“最残酷的手段”。她反对美孚公司非法攫取同行利益，靠垄断特权“扼杀”竞争者，同时也表示出了对垄断所带来的道德失范的忧虑，她担心像美孚那样推崇财富即真理，不惜以威胁、行贿和诈骗等不法手段取得成功的行为终将危害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健康发展，诱导人们将商场视为战场，把道德置于脑后。她事后自述：“我越对我的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它就令我越加愤恨，我感到世上再?的成就也不足以为那些做法开脱罪责。”

不过，塔贝尔对“愤恨”的表露却是极其慎重的，语气平和，资料翔实，颇有史家风范。塔贝尔曾在著名的索邦大学（即巴黎四大）学习过，并曾经在法国一家有影响力的教育杂志担任副主编。她深受当时的法国历史学派的影响，认为，作为记者，应该态度客观、中立，去发现并描述事实，不应在报道中添加任何个人感情色彩。对新闻职业的这一理解，决定了塔贝尔在《美孚石油公司史》中的写作风格。《美孚石油公司史》的写作风格素以冷静客观著称，这已经是美国新闻史上一个公认的事实了。塔贝尔的报道虽令洛克菲勒集团气愤不已，但却终归无可奈何。因为它无法给出任何证据证明《美孚石油公司史》中的描述存在着凭空臆断或者夸张之处。动笔之前，塔贝尔不仅亲身实地调查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还充分研究了有关美孚石油公司的大量“可信文件”，其中既有自19世纪末期该公司成立以来美国国会及各州议会对其进行调查后留存的书面记录，又有公司员工的档案材料及其与其他公司间的往来协议或合同，甚至还有公司高层，特别是洛克菲勒本人的相关证言，报道中，塔贝尔在列举每一项事例或提出每一项指控时，都能够引以充分的事实作为证明和依据。通过这些事实，她把美孚石油公司的发迹的过程讲述得清清楚楚，不容置疑。

“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2）

《美孚石油公司史》无疑是“黑幕揭发运动”中最为轰动的一部系列报道，这部作品成就了塔贝尔作为新闻记者的声誉。大多数人最为钦佩的还是塔贝尔作为一名女性所具有的与邪恶、黑暗斗争的勇气和信念。然而，《美孚石油公司史》给塔贝尔带来的不尽是溢美之词，无论其本人还是《麦克卢尔杂志》都受到了来自以洛克菲勒为首的垄断阶层的压力和攻击。洛克菲勒财团通过收买媒体，甚至自己印刷并散发宣传册来攻击塔贝尔。一方面，它唆使《民族》（TheNation）等报纸、杂志不断刊登对塔贝尔及其作品的批评文章；同时又出资赶印了五百万份宣传册，分发给教师、记者、宗教人士以及全国各级官员。此外，为应对《美孚石油公司史》的结集出版，洛克菲勒财团的雇佣文人吉尔勃特&#8226;霍兰德&#8226;蒙太古还特意编写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崛起与发展》一书。塔贝尔评价该书成功地“将商业与道德剥离开来”以消除美孚因她本人的报道产生的不适感。在一本美孚石油公司的宣传册里，塔贝尔甚至被描述为一个“充满偏见、对一切事物都失望的女人”；文中指责她仅凭个人的一己之见来凭空杜撰；宣称塔贝尔、斯蒂芬斯、拉塞尔、辛克莱等人对于商界巨头的“恶意指控”虽然并不能说违法，但却是“不道德的”；还声言塔贝尔就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击垮了其父的“小生意”才对它恶意报复。

美孚方面的反映当然并不难理解，因为塔贝尔的报道到底让它吃上了官司。1908年，美孚石油公司管理层写给政府官员的多封信件被曝光，其行贿行为证据更加确凿。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美国联邦地区法院随后判定美孚石油公司违反《反托拉法》，并处以两千九百万美元罚款。这还不算，1911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又作出判决，强制美孚石油公司解体。

在《美孚石油公司史》的结尾，塔贝尔曾经清清楚楚地表明心迹：“我们，合众国的人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对于体现在这一关于美孚石油公司的成长记叙中的工业环境的所有弊端，都必须予以纠正。”这段话可以被理解为这位勇敢的女记者向美国人民发出的改革呼吁。

《屠场》旋风

1904年冬季的一天，一个斗志昂扬的小伙子走进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旁边的贫民窟，“我是厄普顿&#8226;辛克莱。我来为劳工运动写一部《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废奴运动时代，《汤姆叔叔的小屋》曾经是抨击奴隶制度的战斗檄文，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民解放黑人奴隶的正义事业；而在进步主义时期，辛克莱的“黑幕揭发小说”《屠场》则是对“工资奴隶制度”的真实写照，而且它还歪打正着，在美国刮起了一阵催生《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的旋风。辛克莱的初衷，原是想向世人揭露芝加哥肉类加工厂工人的悲惨境遇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罪恶。但是小说问世后，公众却不识辛克莱的一片苦心，他们对书中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前景兴趣索然，倒是对那些描写不洁肉食品加工过程的情节反响强烈。辛克莱曾经自我解嘲到：“我原本瞄准的是公众的心，可是，阴错阳差，却打中了他们的胃。”

工业化时期，美国在食品和药品的生产及销售方面如同在其他各经济领域一样，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问题。制假贩假现象猖獗，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公众则被蒙在鼓里。食品和药品公司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谎话连篇，令不明就里的人们放心地享用着盘中的“珍馐美味”和瓶瓶罐罐里的“灵丹妙药”。

19世纪末期美国食品加工业迅速发展。随着城市的崛起，城市生活的繁忙节奏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购买加工食品来丰富餐桌，而很少再像从前那样一切都由家庭主妇们自己来制作。随着冷冻车和保鲜技术的发明，人们可以享用到数百里外的食品加工厂所生产的各种肉类、水果和蔬菜。但是由于天然冰不足以维持所有的食品不变质，于是食品药剂师便将硼酸、硼砂、苯甲酸、香酸盐等化学药品应用于食物的防腐和保鲜。事实上，防腐剂的生产和使用乃是一道技术上的难题。它们的应用虽然能够使消费者得以享受到更加丰富的食品而不再受当地的土壤、气候和时令条件限制，但是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对这些防腐剂在使用剂量上的安全标准却尚不能很好地把握。更有甚者，食品公司的药剂师还往往偷梁换柱，用所谓“创造性化学”的技巧把龌龊的配料制成体面的食品。例如：南达科塔州食品化验员曾经报道过当地市场上出售的蜂蜜主要由葡萄糖和臭虫造出；橄榄油一点不含橄榄而完全用棉籽油充数；罐装鸡肉和罐装火鸡肉中一点没有鸡肉或火鸡肉在里面；黄油中用胡萝卜汁调色，用硼砂和甲醛做防腐剂。总之，大量根本不适于出售的食物就这样被运到了市场。

药品业问题的严重较之食品业的黑幕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专利药品业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而那些药品垄断公司则差不多就是“毒药托拉斯”。他们所生产的某些疗效显著的药品，其成分中大多离不开酒精，有些药品中的酒精含量竟然高达80%。当时一位名为丘奇的医生称其发明的抗淋巴结核的万能药能够“以最令人感到愉快的方式渗透整个系统”，原因就是其中含有1/3的酒精，其他许多常见专利药品也都含有这一成分，人们称这类药品为“酒精兑成的神药”。再看所谓的“镇静糖浆”以及当时的许多补药，其基本成分则不是吗啡便是可卡因，服用后疗效自然会“立竿见影”，孩子们会哭着喊着地要喝，而一些被蒙在鼓里的使用者也稀里糊涂地变成了醉鬼或是嗜毒的瘾君子。

还有些制药商利用当时人们对阳痿、妇科疾病、性病、癌症和糖尿病等顽症的恐惧心理，许诺自己的“独家秘方”可以治愈上述顽疾。一位名叫亨利&#8226;T.海姆保德的制药商在广告中宣称其非洲草药“Buchu”乃是一味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事实上，该药在非洲基本上属化妆用品之类，因为将其涂抹于皮肤上，便会挥发出一种类似胡椒和薄荷的气味，内服时也可充作一种温和的利尿剂。但是在海姆保德的广告中它却简直能够包治百病。按照他的宣传，它可以治疗体虚、身心抑郁、情绪低落、低能、脑溢血、思路不清、癔病、烦躁、失眠、肌肉无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憔悴消瘦、生殖器官功能紊乱和无力、心悸以及所有的神经系统虚弱所造成的并发症。一家名为莉迪亚&#8226;宾克汉姆的药品公司曾经通过广告大肆宣传其药品对治疗女性疾病的神奇疗效，并热情邀请女性患者们写信向莉迪亚&#8226;宾克汉姆进行咨询，承诺只有宾克汉姆小姐本人才能阅读这些信件，并将会亲自给与回复。在该公司广告的诱导下，每年都有数百万美国妇女写信给宾克汉姆小姐，并在其建议下，从这一公司买走数百万瓶“补药”。可是，谁能想到，早在1883年莉迪亚&#8226;宾克汉姆就已经作古，她“长眠”在马塞诸塞州林恩地区的松林公墓，距离当时已有整整23年之久。至于那些回复给患者的所谓宾克汉姆小姐的亲笔信，事实上只是由一些根本不懂医药知识的公司年轻职员们捉刀代笔的作品。再比如，“Radol”的经营者表示此药具有镭的疗效，但是，用“黑幕揭发者”塞缪尔&#8226;霍普金斯&#8226;亚当斯的话说，“其中所含的镭就跟洗盘子水里的镭含量一样多”，疗效“也一样灵验”。内行人心里当然明白，患者若当真相信了这样的宣传，想靠服用它们祛病，定会贻误病情。因此，当时美国最杰出的医学教师之一的奥利佛&#8226;万德尔&#8226;赫尔姆斯（1809—1894）曾经不无讽刺地评论到：“假如能将现在所用的全部药物沉入海底，于人类乃是万幸——而于鱼类则是最遭殃不过的事了。”然而，就是通过这些假药和毒药，药品商每年却能从当时美国的八千万居民身上骗取到五千九百万美元，可见其危害之广。

“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3）

谈到美国《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的出台，人们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辛克莱的《屠场》。不过，实际情况却是，早在该书问世之前，就已经有记者在揭露食品加工业，特别是肉食品加工业中的种种严重问题了。此前默温、查尔斯&#8226;拉塞尔、阿尔吉&#8226;西蒙斯等各报记者的相关报道虽不能说是推动当时美国政府实施肉食品加工业的改革与整顿的决定性力量，但至少也为日后辛克莱的成功做出了很好的铺垫。对于《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的出台，他们同样是有功之臣。

让我们先从阿尔吉&#8226;西蒙斯（1870—1968）说起，因为正是他第一个把揭露黑幕的“粪耙”伸进了美国肉类加工厂。1899年，西蒙斯在芝加哥一家持社会主义理念的杂志担任编辑工作期间，出版了他的单行本《食品加工厂》。在这本小册子中，他简约地描述了芝加哥牛肉托拉斯的不法行为，主要是它们仗势欺人，靠着财大气粗压制竞争对手，垄断生产和市场，剥削劳工，制造销售肮脏腐烂的肉食品等，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遭到了曝光。西蒙斯的揭露捅开了垄断食品公司的马蜂窝。罐头食品厂的老板们不仅雇佣文人在报刊上与西蒙斯打笔仗，还使出高招，公开接受消费者到厂内参观，让人们“眼见为实”，以便使他们相信自己所食用的肉食品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最大的问题却是，肉品商们提供给消费者的参观路线都是经过事先计划、“万无一失的”。罐头厂老板们的这些对策给西蒙斯对真相的调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所以，他的《食品加工厂》虽是实事求是的报道，但是却受材料所限，写得太过简短。而且，相对于肉品垄断公司的实力，西蒙斯一个人一支笔的力量也是相当微弱的。

就在西蒙斯的《食品加工厂》出版后不久，赫斯特新闻王国中也开始有人将目光转向罐头食品行业，其中尤以记者兼编辑的拉塞尔以及记者默温所写的文章力度最大，影响最深。

作为赫斯特麾下的一名干将及其《芝加哥美国人》的首位出版人，拉塞尔几乎是从1900年该刊创刊之日起就开始对肉类加工商们开战。他第一个为该刊撰文，揭露芝加哥某些屠宰场盗用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不法行为。他们私自改变城市地下供水系统，将供水管道引入自己的屠宰场中，无偿用于牲畜的屠宰过程，导致全城供水短缺，乃至发生水荒。由于肉品商势力的强大及其在国会中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功游说，他们最终也并未给已用水补交费用，但是在事情败露之后，迫于舆论压力，还是不得不停止了盗水行为，拉塞尔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1905年，拉塞尔深入实地调查取证，在引起食品厂老板们的警觉之前，机智地拿到了不少重要材料。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和州际商务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托拉斯》一文，从1905年2月到9月间在《芝加哥美国人》上连续刊载，文章着重揭露了牛肉托拉斯利用回扣和通过垄断冷冻车厢来聚敛金钱、贿买权利的不义之举。文章还将屠宰场中非人的工作环境及其经营者和政府检验人员对公众健康的冷漠态度展露给国人，拉塞尔写道：“所谓政府检验，只不过就是农业部的检验员在牲畜被宰杀以前看看它们，至于牲畜进入屠宰场之后的事，他们并不关心，这些人不是蠢笨无能就是接受了贿赂。”

在赫斯特新闻王国中，《成功》杂志的记者塞缪尔&#8226;默温也在与拉塞尔关注同一方面的问题。1904年，受《成功》杂志委派，默温也曾亲自赴芝加哥考察。在该市的肉类加工厂中，他耳闻目睹了老板们的种种罪恶和贪婪行径，回来后将其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如实地向人们讲述了芝加哥食品加工厂中令人作呕的卫生状况、用病死的猪炼油出售、政府检验子虚乌有等重重黑幕。他告诉人们，牛肉托拉斯在产品广告中所谓“已经经过政府检验”一说纯属欺骗宣传，实际情况则是，政府派去的“检察官”全都是些政治爪牙。他们仅仅看一眼活牲畜便敷衍了事，根本不愿劳神去审查肉食品加工过程，至于加工成成品后的香肠和罐头质量如何更是无人问津。这些话听起来与拉塞尔之言如出一辙。

默温和拉塞尔的文章被先后刊出之后，政府也曾对食品加工商的行为予以过关注。罗斯福总统还曾亲自委派詹姆斯&#8226;加菲尔德前往芝加哥调查真相。但是加菲尔德将他的调查变成了一个粉饰太平的走过场。他故意歪曲事实，美化托拉斯，一度蒙蔽了总统的视听，致使罗斯福错误地认定拉塞尔的描述纯属夸大其词。

上述事实表明，在辛克莱出版《屠场》之前，就已经有报刊和记者把笔锋对准了食品安全问题。不过，当时美国国会的决策正在受到肉品商院外活动集团的牵制，而罗斯福总统则正在把精力集中在治理铁路与外交等问题上，无暇他顾。在这种形势下，不是出现了某种特别因素，促使公众舆论压力变得异常强大起来的话，美国政府也不会立即下决心对治理肉类托拉斯问题采取果决而有效的行动。然而，就在1906年3月，一个新要素的突然出现却使形势发生了全面改变。不言而喻，这个“新要素?就是那部使辛克莱一举成名的小说《屠场》。

厄普顿&#8226;辛克莱(1878—1968)在家系上属于地道的南方人。父亲一脉曾是行伍之家。辛克莱的曾祖父、祖父辈和他的几位叔伯均系海军军官，分别在“独立战争”、1812年对英战争等著名战争中担任过海战指挥官。辛克莱家族曾经辉煌一时，后因种种原因而家道中落。辛克莱的父亲虽然未及享受到多少香车豪宅的南方贵族生活，却沾染上了不少贵族子弟的恶习。由于嗜酒成瘾，他不仅不能承担起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而且还累及家人为他担忧害怕并尝尽生活的艰辛。他常常在外边喝得烂醉如泥，厄普顿&#8226;辛克莱幼年时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醉酒后彻夜不归的父亲，最后从某个乌烟瘴气的酒吧里把不省人事的他搀扶回家。

厄普顿&#8226;辛克莱出生于巴尔的摩，在纽约长大。由于天资过人，19岁时就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为生活所迫，辛克莱求学期间就靠写通俗小说赚取学费和生活费。辛克莱文思敏捷，曾在创作高峰期创下了每周写作五万六千字的个人记录。他曾经雇佣了两个打字员轮流记录他口述的小说故事，每小时完成两千字左右。1901年，他的第一部严肃小说问世，此后逐渐转向为当时的一些激进杂志投稿。1904年，他加入美国社会党，同年发表反映美国内战黑人奴隶历史的小说《玛纳萨斯》，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反映美国内战的经典小说之一”。正是出于对这部作品的欣赏，致力于揭露黑幕的社会主义周刊《诉诸理性》才邀请辛克莱为他们撰写关于肉品加工业的报道。

“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4）

在《诉诸理性》周刊的赞助下，25岁的辛克莱来到芝加哥“屠场”，在其中一家工厂里做起了工人。他在工人中间生活了长达七周的时间，亲眼目睹了许多令人发指的黑幕，了解到了很多其他记者未能了解到的内情。辛克莱在亲自调查之前，对于其他新闻记者所揭发的牛肉托拉斯问题就已有所了解。他对拉塞尔的作品尤其熟悉，并曾就其1905年1月的几篇文章向其表示过祝贺。而在他实地调查和采访知情者之后，对于食品加工行业的工作环境、卫生状况和政府检验方法等掌握的情况就更多了。他住在玛丽&#8226;麦克道尔大学社会服务处里，在那里他遇到了来来往往的知情者。他还拜访了赫尔会舍的简&#8226;亚当斯，并从她那儿获得了大量关于城市问题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还遇到了一位同道中人——阿尔道夫&#8226;史密斯，一位来自享有盛誉与影响力的英国药学杂志《刺血针》的调查员。史密斯不仅确认了辛克莱所发现的情况，而且还使他相信这种不卫生的情况并非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政府的管理下情况就大不相同。在这七个星期里，辛克莱体会了肮脏和剥削，亲眼目睹了垄断企业那种将政府与民众全然不放在眼中的恣意妄为。作为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辛克莱于内心深处不禁感到异常的痛楚和悲愤，屠宰场里的恶臭和一幕幕的悲剧久久萦绕在他的脑际。离开芝加哥后，辛克莱回到老家新泽西，用饱蘸正义之笔，写下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的激情，这就是小说《屠场》诞生的背景。

为了让人们了解芝加哥肉类加工厂中的真相，“辛克莱奋笔疾书了三个月，他甚至还未及封笔便开始在《诉诸理性》周刊上系列刊出了《屠场》”。这部小说讲述了在芝加哥屠宰厂工作的一位立陶宛移民的经历。书中不仅记录了劳工们的悲惨境遇，还借助主人公之口，对作者在屠宰场中曾经亲眼所见的污秽与腐败现象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辛克莱对药品问题所谈不多，但他对食品问题的描写则实在令人动容。他的主人公来到芝加哥的屠宰场后，真切地目睹了一幕幕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病死动物成为肉类加工原料；被毒死的老鼠被加工成火腿肠；掉进锯末堆里的火腿肠被包装出厂；更有甚者，劳累过度的工人一旦不慎跌入高温的大肉桶中，除去骨头便立时一无所剩，整个人都被送到了公众手里，成了“高级食用猪油”。正如书中一位人物所说，在屠宰场里，“他们不浪费任何东西”，“除去猪的嚎叫声外，他们利用了猪身上的每一样东西”。作者还揭露，屠场里的童工们几乎个个身患疾病，因为他们喝下的牛奶被兑过水，所服药物含有甲醛，所食大豆被人用胡椒盐着上了诱人的绿色，而果酱中则被混入了苯胺颜料。同时，成年人在吃进大量熏肠时，那些为掩饰腐肉的质地而使用的化学物质也使他们自己在慢慢地中毒。然而，对于这一切，政府的食品监督员在重金贿赂之下，则是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书中的描写具体而生动，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屠场》的出版过程遇到了重重阻力。首先是出版商对揭露得如此露骨、又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作品心怀畏惧;再则便是来自牛肉托拉斯的威逼利诱和强力反击。原本就与辛克莱签订了出版合同的麦克米兰公司要求辛克莱对其作品加以修改，遭到辛克莱的断然拒绝。辛克莱自述：“公司总裁布赖特先生读了书稿，要求我删去一些比较骇人听闻的和残忍的细节，他向我保证，假如我能照此行事的话，他将使书的销量增长10倍之多。如此，我不得不在我的经济利益和我的责任之间再次做出选择。”作为一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记者，辛克莱本人的坚定立场自不必说。但此后，这本书在另外三家出版商那里也一再碰壁，由于该书揭露得过于完全、彻底，很多出版商都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就连斯蒂芬斯也觉得辛克莱的讲述“难以置信”。

正当辛克莱万般无奈之时，事情却又戏剧般的出现转机。他遇到了一位“大贵人”，而这位“大贵人”又是道布尔迪出版公司老板沃尔特&#8226;佩琦眼中的“红人”——艾萨克&#8226;马可森，此人供职于佩琦旗下，深得佩琦信任，而他本人则对辛克莱的文学天赋始终赏识有加。听过辛克莱对小说内容的讲述后，马可森深为所动。从当天下午五点钟至次日凌晨四点，他一口气读完了书稿。随后便风风火火地跑进了佩琦的办公室，向他力荐《屠场》。最终，道布尔迪出版公司买走了书稿的版权，并在对书中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后将其出版。

该书出版后，肉类托拉斯们群起应对，一方面对辛克莱诱之以利，一方面则对其进行大肆攻击。他们强令出版商们或者缄口不言或者对辛克莱的指控予以谴责。他们还买通了一些文人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对《屠场》进行攻击，称它为“无耻的谎言”，指责其内容“耸人听闻”、“恶意夸大”。他们授意芝加哥的一位广告经理埃尔伯特&#8226;哈伯德写了一篇尖刻的回击文章，将它印刷并分发给全国的医生、职员和出版社。《纽约晚邮报》将该书斥责为“耸人听闻、过分夸张”，并拒绝给辛克莱以辩解的机会。乔?&#8226;罗理默所有的《星期六晚邮报》已经为阿默尔肉类加工公司效力多年，其手下写手佛利斯特&#8226;克里斯受雇为J.奥格登&#8226;阿默尔捉刀代笔，以这位牛肉大鳄的名义发表系列文章，驳斥辛克莱。激愤之下，辛克莱奋笔疾书，仅用几个小时，一篇《可恶的肉类加工业》就一挥而就。随后，他前往纽约市会见《人人杂志》的出版商厄尔曼&#8226;瑞格威，将手稿交他发表。文中，辛克莱展示了那些受阿默尔雇佣在芝加哥销售劣质肉食品者的宣誓书。这些宣誓书道出了阿默尔曾经用贿赂手段使这些人撤回证言的故事。它还提供了政府健康权威部门的报告书，这些报告书显示了阿默尔曾经承认犯有在食品中掺假的罪行。然而，与此同时，据辛克莱自述，却又有一群资本家主动找上门来拉拢辛克莱。他们打算以辛克莱的名义建立一个“模范肉类加工厂”，他们给辛克莱的好处则是30万美元的巨额股份。辛克莱明白，假如他愿意接受这一条件而当上该公司的老总，在报纸上大做广告，他便能立时名利双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可能已经成为美国商会和全国市民联合会的主要讲演人”，“我的名字也荣登名人册，满载溢美之词”，“同时，我可能还会在理弗赛德&#8226;德理弗拥有了一幢或者更多的别墅，美女则是想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根本不会有谁批评我”。不过，事实证明，这笔貌似两全其美的交易最终并未达成，因为辛克莱根本不为所动。相反，他却进一步加强了他进攻牛肉托拉斯的火力，接连为《世界劳动》、《诉诸理性》和《人人杂志》写文章，用大量纪实材料证明这些托拉斯对美国人民的伤害和欺骗。结果便是辛克莱和肉品垄断公司间的一场较量，辛克莱愤怒地工作着，而肉品加工商们也同样愤怒地忙碌着。

“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5）

一部仅仅300多页的小说之所以能令肉品加工商们如此兴师动众，原因就在于它在公众中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它的问世曾经使整个国家的人都恶心得翻肠倒肚。当时还是一位作家而日后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8226;丘吉尔曾说，“这部可怕的书……刺穿了最厚的脑壳和最硬的心”。如前所述，辛克莱在到处碰壁之后，终于遇到了道布尔迪出版公司的编辑佩琦，后者对这部小说感兴趣，不仅是因为辛克莱的指控确有道理，更主要的是他看好这部小说的出版前景，而且亲身调查也使他确信不会惹上“诽谤罪”的诉讼，于是便力排众议，将《屠场》付梓成书，结果既成全了辛克莱，也给自己带来了丰硕的回报。1906年2月16日，小说《屠场》一经问世旋即引起巨大轰动，在首发后的45天里二万五千册便被一售而空。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屠场》也始终位列美国畅销书的榜首，并被翻译成17种语言运销世界各国。人们这样形容辛克莱的成功：“清晨一觉醒来时，就像拜伦一样，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举世闻名”，被时人颂为“耙粪者之王”。他甚至受到杰出科学家阿尔伯特&#8226;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爱因斯坦盛赞他为“我们的时代里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他的小说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罐头厂的工人们也站出来作证。人们对肉类加工过程中的不良卫生状况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对肉食品检疫人员严重的玩忽职守行为感到震惊。屠宰场中肮脏的食品加工方法令许多人感到恶心。一位读者曾经这样说道：“天哪，哦！天哪！”“接连一周，除了黄瓜，我吃不下任何更有营养的食物。不久前，没有人比我本身更喜欢吃牛排了。而今天，只要一看见卖牛排的餐厅我连脸都绿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个小伙子写了一本书。”传说西奥多&#8226;罗斯福总统见到《屠场》时，他正在用早餐。当读到香肠中混进死老鼠等令人作呕的肉食品加工情节时，他砰地把书扣在桌上，双手紧紧地压在书上。突然间，他又从桌旁站起来，大喊着：“我中毒了！”，紧跟着，就把吃了一半的香肠统统扔出了窗外。从此，罗斯福总统就变成了一位素食主义者，并决心依法治理牛肉托拉斯的行为。

《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的出台当然不会像轶事中传说得这么容易。但《屠场》确实不仅触动了肉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最终惊动了美国政府，对相关法律的通过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屠场》的发表以及辛克莱与肉品加工商之间唇枪舌剑的展开，公众情绪日益激动。此时他们对所有肉类加工问题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敏感性，从他们中间响起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在国内外市场上，肉食品销量骤减。英国和德国就肉类出口问题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运载肉食品的货船不断被从国外港口退回；有些公司单位时间的肉食品销量比原来减少了一半还多。就这样，一部《屠场》竟然给食品加工工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某屠宰场的经理称这种巨幅的销量下跌简直就是肉类托拉斯的“灾难”。在他们眼里，《屠场》不啻于洪水猛兽。在国会中，一直被束之高阁的《纯净食品管理法》议案引起一阵风暴，整个纯净食品问题被提升到了一个更有希望的新水平。而此后，随着更多报刊和记者的卷入，国会议员们，以至总统都觉察到了危险的信号。因为政府的公众形象和公信度已经遭到破坏。

在美国政府中，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阿尔伯特&#8226;贝弗里奇提请罗斯福对肉食品加工问题予以注意。他向总统讲述了《屠场》的相关内容，并向国会提出了一份其自己草拟的肉类加查法案。当时罗斯福正忙于日俄战争以及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关税和铁路管理等其他事务。不过，看罢《屠场》之后，他也同普通公众一样受到了触动。肮脏的肉品令人作呕，其加工商们毫无道德信义可言，而结果则可能置人于死地。此时，社会各阶层的大量来信也如雪片般向他飞来，公众寻求政府保护，强烈要求他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公众这种汹涌难抑的情绪也迫使罗斯福政府不得不紧急采取了应对措施。于是，罗斯福总统一方面责令农业部差人对肉品加工商及其肉品的加工过程予以调查，同时又与辛克莱及时进行了沟通。继而，罗斯福又与林肯&#8226;斯蒂芬斯和雷&#8226;贝克等等其他“黑幕揭发记者”先后进行了“密切的个人接触”。罗斯福向辛克莱承诺，他将对肉品业的劳工状况予以关注。辛克莱则谏言罗斯福，不能单纯依靠农业部长派往芝加哥的调查组，因为农业部本身与所指控的问题有所牵连。在佩琦的主持下，《世界劳动》报刊也刊发文章谴责农业部的调查掩盖真相。罗斯福接受了新闻界的劝告，另行委派了由两名纽约市社会工作者尼尔和雷诺兹组成的新调查组，暗中前往实地调查。《成功》、《柯利尔杂志》和其他一些报刊一期接一期地呼吁政府对食品行业进行大力度的治理。随着事态的发展，辛克莱及纯净食品运动支持者们所掀起的呼声使公众的愤怒情绪达到了炽热的程度，纯洁食品议案和肉类检验修正案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迫于形势，肉类加工商们也不得不转变策略；他们在继续否认所受到指控的同时，也不余?力地清整工厂，并且不得不硬着头皮作出姿态，言不由衷地表示拥护政府出台一条食品管理法案，以期以此恢复在消费者中丧失的信誉。当然，他们还是希望该法要“绝对软弱”才好。在上述种种因素的作用下，罗斯福加快了行动的步伐，他敦促国会中的反对派转变立场，并在1905年12月5日递交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特别为纯洁食品问题留出了一席之地，他写道：“我建议颁布一项法律来治理州际商务中食品、饮料和药品方面滥用商标以及掺假等问题。该法将保护正当的生产和交易，并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健康与福利。禁止运输劣质和掺假、损害健康、欺骗消费者的食品。”而正值此时，尼尔和雷诺兹调查组也从芝加哥返程复命，带回了“一篇足以激起最大愤慨的报告书”。该报告不仅证实了《屠场》中的指控，又添加了一些亲眼目睹的事实。至此，食品与药品行业改革的时机已然成熟。1906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并宣布自1907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生效。该法要求食品与药品生产商必须为食品与药品打上商标，商标内容则必须如实写明所含成分，并禁止使用某些有毒成分。同时出台的《肉类检查法》则规定对销往国内外市场的所有肉制品从活畜到罐头都要进行严格检查。可见，《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乃是“黑幕揭发运动”的一个直接产物。作为一个新闻媒体制造舆论推动国家立法的成功案例，显示出了媒体制造舆论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