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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影像》 雷青天(1)

- 《三生影像》 雷青天(2)

- 《三生影像》 雷青天(3)

- 《三生影像》 雷青天(4)

- 《三生影像》 一九六○年九月四日

-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1)

-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2)

-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3)

-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4)

-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5)

- 《三生影像》 母与子

-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1)

-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2)

-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3)

-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4)

-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5)

- 《三生影像》 谁骗了我的母亲？(1)

- 《三生影像》 谁骗了我的母亲？(2)

- 《三生影像》 谁骗了我的母亲？(3)

- 《三生影像》 再见雷震，1974(1)

- 《三生影像》 再见雷震，1974(2)

- 《三生影像》 旧时路，别样心情(1)

- 《三生影像》 旧时路，别样心情(2)

- 《三生影像》 偶然，1963(1)

- 《三生影像》 偶然，1963(2)

- 《三生影像》 偶然，1963(3)

- 《三生影像》 偶然，1963(4)

- 《三生影像》 偶然，1963(5)

-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1)

-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2)

-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3)

-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4)

-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5)

-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6)

-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7)

-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1)

-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2)

-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3)

-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4)

-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5)

- 《三生影像》 结婚戒指呢？(1)

- 《三生影像》 结婚戒指呢？(2)

- 《三生影像》 我俩和女儿们(1)

- 《三生影像》 我俩和女儿们(2)

- 《三生影像》 我俩和女儿们(3)

- 《三生影像》 我家的彩虹(1)

- 《三生影像》 我家的彩虹(2)

-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1)

-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2)

-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3)

-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4)

-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1)

-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2)

-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3)

-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4)

-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5)

-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6)

-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7)

-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8)

-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9)

-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10)

- 《三生影像》 压不扁的玫瑰(1)

- 《三生影像》 压不扁的玫瑰(2)

- 《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1)

- 《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2)

- 《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3)

- 《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4)

-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1)

-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2)

-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3)

-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4)

- 《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1)

- 《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2)

- 《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3)

- 《三生影像》 乡下人沈从文(1)

- 《三生影像》 乡下人沈从文(2)

- 《三生影像》 乡下人沈从文(3)

- 外一章：秋郎梁实秋(1)

- 外一章：秋郎梁实秋(2)

- 外一章：秋郎梁实秋(3)

《三生影像》 雷青天(1)

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摇呀摇

情郎呦你也在我的心海里漂呀漂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

吹开了你的窗帘

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

不断地向你倾诉

椰子树的长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

情郎呦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紫薇唱的绿岛小夜曲，柔情动人。那歌声在20世纪50年代传遍台湾。80年代，从我两位好朋友陈映真和柏杨那儿，才知道唱得那么美丽的绿岛，就是火烧岛。两位作家都在1968年被捕，都在绿岛囚禁多年。

1948年秋天，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毕业后，去了北平，结了婚。1949年春又从北平围城出来，左兜右转，到了武汉，立刻拖着母亲弟妹一大家子，经广州6月到了台湾。到达台北那天，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嚎，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台风呼啸过去之后，嗒嗒的木屐就在街上响起来了。

那木屐声带我回到儿时的汉口日租界。

1929年，控制武汉的桂系被中央瓦解。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亡到汉口日租界。父亲有时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回家了，好像捉迷藏，躲得不耐烦了，自己就钻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只见浑黄的小灯，黑洞洞的窗子。我大叫姆妈。她踮着脚跑进房来，一面摇手，指指屋顶，弯身在我耳边小声说：有人。我点点头，没有作声，只知道那楼顶上的人不是好人。母亲又低声说：我出去找你爹。我又点点头，破天荒的乖巧，让母亲出去了。我躺在床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想着屋顶上的人挂着刺刀，提着盒子炮，两眼四边扫射，眼光在黑暗中格外凶狠锐利。爹回不来了，妈也回不来了。原来那晚父亲躲在一个日本护士家阁楼里。我初尝恐惧滋味。

但是，战乱流浪岁月已经过去了。台风已经过去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我正在找工作养家，听说有个什么《自由中国》杂志要出版了，胡适是发行人。我在中学、大学就喜欢写文章，在南京用笔名发表过几篇文章。编辑李中直是南京时代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字的这点儿缘分，仿佛灵机一动，告诉我《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正在找个管文稿的人。

他带我去见雷震。他在书房写稿。我初出茅庐，怯生生走进他书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好吧，你明天来吧。

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开始的头两年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进了大门，在玄关脱了鞋，右边一间小房，就是《自由中国》办公室。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我们一共四个人，挤在一间六个榻榻米的小房间里。雷先生在他书房工作，偶尔来我们办公室，魁梧的个头在那矮小的榻榻米房间里显得特别高大。他很少和我说话。我工作不久，李中直告诉我，雷先生要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对他说：那个女孩子还不错。我大笑说：你告诉雷先生，那个女孩子马上要做妈妈了。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雷先生要为我介绍的男朋友是谁。

我参加《自由中国》不久，就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天，雷先生一进屋就说：我看到你文章了，你做我们文艺编辑吧。又过了一阵子，他说：你写得不错，参加我们编辑委员会吧。

《三生影像》 雷青天(2)

那时台湾文坛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共八股，很难读到反共框框以外的纯文学作品。有些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人把持台湾文坛。《自由中国》决不要反共八股。例如郭衣洞的第一篇讽刺小说《幸运的石头》，就是在《自由中国》登出来的，他以柏杨火辣辣的杂文出名是多年以后的事。有心人评50年代的台湾为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在摸索。有时收到清新可喜的作品，我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同将稿子修改润饰登出。后来几位台湾出名的作家就是那样子当初在《自由中国》发表作品。当年有名的作家，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所有的文章，吴鲁芹的《鸡尾酒会》所有的文章，朱西宁的《铁浆》，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等，都是在《自由中国》发表的。《自由中国》文艺版自成一格。我在台湾文坛上是很孤立的。

《自由中国》创办时的发行人是胡适，他那时还住在美国。雷震是《自由中国》实际主持人，编辑委员有十人左右，有学者，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张佛泉；有国民党官员，如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也有思想清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血气方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殷海光。宋文明是后来参加的，那时《自由中国》已逐渐孤立了。

雷震1917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中许多重要职位，曾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离开大陆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1949年到台湾后，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

我在南京就见过杭立武。1948年刚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一位父执辈介绍我去见他，他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你要找工作吗？他问我。我回答：是的。你可以教什么呢？他又问。我说：我不要教书。他笑了：那你要什么样的工作呢？我的回答很简单：不知道。他摇摇头，无可奈何笑笑。在台湾第一次见到杭先生，是在《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上。他一眼就认出我，笑着说：我们早认识了。《自由中国》创刊时，教育部长杭立武，由教育部按月贴补经费，后来他出任泰国大使，贴补经费才停止。

《自由中国》创办时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组合，是界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是国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应该不会有严重的冲突。

我加入《自由中国》不久，全家就搬到松江路。那时雷先生在台湾政府中还有支持他的朋友，他向台湾省政府要来一栋房子，作为《自由中国》宿舍。我们和殷海光住在一起。他还没结婚，在我家搭伙，饭后常和我们谈到深夜，和我家三代（母亲，女儿以及我）近如家人。他那时就有胃病，一颗一颗饭粒，有一下没一下喂进嘴里，仿佛嚼蜡。他的谈话总是很有趣。他那时就气冲冲地说：雷震！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没有根本上的差别！

我是编辑委员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1949—1960），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以后，我在这爱荷华河上寂静的鹿园，写下这篇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我家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年3月空军例行飞行失事，年仅二十五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自由中国》办公室，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雷先生的旧部属刘子英只是个会计，但他摆出一副主子面孔，作威作福，什么事都管。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有一天，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个问号。我们全讨厌他，叫他奴才。一间办公室不够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间小屋里，很高兴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后来雷先生安排刘子英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去了。皆大欢喜。

雷先生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刘子英在1950年从大陆到香港，雷先生保证他台湾入境，并接济旅费，安插他在《自由中国》担任会计工作。据刘子英自己所说：我到达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谒见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妇仍是往日那样和蔼慈祥，对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询备至，也问到留在南京的同仁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陈述，并将去看傅学文事讲了出来，因她也算是国民参政会的一分子。先生听了并不在意，且问及她在做什么和邵力子的近况，我也据实以告。

《三生影像》 雷青天(3)

第一任编辑李中直在《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黄中继任。他是我中央大学同学，高我一年，自称学长。他那个人就和他走路一样，一阵轻风撩来，潇洒自在。他为人谦和宽容，很有亲和力，是排纷解难的那种人，是老中少都喜欢的那种人。他是水，雷先生是火。火要烧起来了，悠悠细水洒来，火就平息了。但他也不是息事宁人，他另有途径，转弯抹角达到目的。他对有问题的文章，细心琢磨，提出稳健的意见，雷先生微笑着同意。他工作八年期间，《自由中国》已在言论上闯了几次大祸了。社论多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执笔。殷海光锋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稳练。《自由中国》的社论，若是殷海光写的，雷先生看过之后，夏道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后来宋文明也加入《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他也有缓冲的作用。他们将殷海光才气纵横文章里的利刃尖刺，该拔的拔，该磨的磨，字里行间仍有直言敢谏的气魄。

马之1949年在大陆搭船去广州，船过基隆装卸货物，他乘机到台北拜访老师王聿修教授，王教授愿保他入境，并解决食宿问题，他就留下了。后来不知何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来，王教授保释无效，古道热肠的雷先生出面，才保释他出狱，那时的雷先生还和当时的权势有很好的关系。马之，东北人，一个漂亮小生，为人圆和，办事周到，逗人喜欢，雷先生聘他为《自由中国》经理。那就是天真宽厚的雷震，没想到什么“包庇匪谍”之类的事。当然，马之绝不是“匪谍”，但他已在保安司令部记录在案了。马之对政治毫没兴趣，一心想结婚，带着照相机到处追女孩子。那时候，买个照相机可是件大事。他向我们炫耀一叠一叠漂亮女孩的照片。每次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女孩子也不同。我们为他干着急，他仍然笑眯眯的，不断照相，不断给我们看照片，终于看到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子，瘦高个头，眉清目秀。现在可只那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了：坐着、站着、微笑、假、凝望、斜视。不久，马之也上照片了，和那女孩牵着手，挽着臂，并排坐，相依偎，两人之间没有空间了。结婚请帖到了。在婚礼上，马之神态严肃而满足。

雷家有个司机老瞿，跟着他从大陆到台湾。雷先生到台湾后，正如他夫人宋英所说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雷先生坐公共汽车，司机用不着了，老瞿就帮他办些杂事，提着他文件包跟他到处走动。雷先生在社里工作时，他就在社里帮忙发行，然后一同搭公共汽车回家。出出进进，如影随形。老瞿是个老好人，实实在在，一副敦厚相。他和雷先生都是大块头大嗓门，一阵阵旋风似的，呼的一下冲进《自由中国》社。有时候，雷先生跑到窗口指着巷口对我们大叫：你看！你看！那几个特务还在那里！坐在吉普车里！看他们再怎么办！说完就开心大笑。又赢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且等下一场了。老瞿有时还为雷先生补充：他们开吉普车追，我们就跳出出租车，跳上公共汽车。他们丢了吉普车，也上了公共汽车。他们从后门上，我们就从前门溜走了。公共汽车开了，我们就向他们招招手。

1951年，《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台湾发生一桩高利贷的金融案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人员设下陷阱圈套，引诱犯罪人上钩。雷先生抵挡不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这些开明分子的愤慨，由夏道平执笔写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力的冲突，也就从那篇社论开始了。保安司令部将该期《自由中国》扣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竟要逮捕《自由中国》编辑，幸有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吴国祯发现而制止，才没抓人。《自由中国》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胡适因为这事件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他的理由是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

没有胡适这个护身符了，雷震一个人顶得住吗？他是否会向权力妥协？那时雷先生还有党内党外开明人士的支持。后来各有各人的遭遇或顾虑，雷先生得到的支持逐渐减少了。

1951年那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闯祸以后，雷先生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所受的干扰：

当时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两个特务向对面人家借了一条长板凳，守在门口，香烟和香蕉皮丢在地上。我家佣人在房上给他们照了一张相，他们全不知道，还有一个特务骑着一辆脚踏车在我住宅四面兜圈子，大概是怕我从后门溜走了。弄得全家人不安，连午饭也无心思吃。自此以后，金山街一巷二号住宅，就有人常监视着。

1952年11月，胡适要从美国到台湾了，他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明朗化了，至于他对《自由中国》的态度呢？还是个谜。殷海光和少壮编委都很担心，雷先生从没怀疑过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支持。

当时在海外，海峡两岸争取的人物，如李宗仁、胡适、钱学森何去何从，非常引人注目。胡适到台湾，当然是件大事，那时《自由中国》正是受到执政当局威胁的时候，胡适可以为《自由中国》?腰，向当权者讲话，甚至当面抗议。雷先生要热烈欢迎他，同时庆祝杂志创刊三周年，以壮声势。胡适到台湾引起一阵轰动，甚至还被人描上浪漫色彩。传说一位不知名女子迷上他，他到哪儿，她就跟到那儿，在门外等，在窗外看。

《三生影像》 雷青天(4)

胡适抵台那天，雷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在他书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那天晚上，雷先生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同仁在家吃饭。我心中七上八下。雷先生和胡先生大概都不高兴我拒绝献花，见面岂不尴尬。我决定不去。殷海光坚持我去。我进门在玄关脱鞋，听见雷先生在客厅大叫：来了！来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先生“嘿嘿”笑了两声。我走进客厅，他手里正拿着我写的字条。雷先生笑着对我说：我们正在传看呢。

《自由中国》欢迎胡适并庆祝三周年的酒会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社会名流、国民党官僚、党外人士，来宾有一百多人。胡适在台湾作第一次公开讲话。

他一开头就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

那两句开场白引起久久的一片掌声。

胡适接着说：《自由中国》杂志用我的名字作发行人。刚才吴铁城先生说，今天欢迎发行人。我说我是不发行的发行人。我很惭愧，这几年我担任了一个发行人的虚名，事实上我没有负责任。

胡适最后公开声明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义。雷先生只有孤军作战了。但那时《自由中国》还没碰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人们还有鼓掌的自由。

《自由中国》社从雷家搬到和平东路二段去了。编辑委员每月开会两次，讨论社论和杂志遭受的各种干扰问题，问题越来越多。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毛子水主张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少壮的人站在殷海光一边。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兄弟不争气，恨铁不成钢。纵令他极力克制，《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雷先生的斗劲也越来越大了。

雷家因为特务的骚扰，也因为《自由中国》需要经济补助，雷先生夫妇卖掉金山街的大房子，搬到郊外木栅去了。他们常邀请作家朋友们欢聚。在那乡下园子里，我们和吴鲁芹、琦君、林海音、何凡、朱西宁、周弃子、高阳、夏济安、郭衣洞（后改名柏杨）、潘人木、孟瑶、司马中原、段彩华以及其他作家们，度过许多欢乐时光。雷太太雍容大方，亲切可人。她已身为监察委员，但那时我所看到的，是雷先生的贤淑妻子。随着执政当局对《自由中国》不断的威胁迫害，作家的聚会也就烟消云散了。多年以后，事过境迁，我才在朱西宁的文章里知道，他当时因为和《自由中国》的作家关系，也受到一些牵连。

1954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的冲突更尖锐化了。由于一篇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雷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蒋介石当选连任总统，《自由中国》批评他和国民党违宪的事实。1955年，国民党发动“党员自清运动”，《自由中国》批评：自清运动要不得！1956年，蒋介石七秩大寿的日子，《自由中国》出了祝寿专号，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轰动一时，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引起国民党许多刊物的围剿。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

雷先生审稿，约稿，开编辑会议，甚至校对。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校对稿子的情形。每篇稿子都经过雷先生、黄中和我先在《自由中国》社一校再校，然后三人到印刷厂作最后的校对，才交给印刷厂印出。一字之误，可能就惹了大祸，譬如“中央”指示，印成“中共”指示，杂志和印刷厂就遭殃了。我们还绞尽脑汁修改可能出问题的文字，一字一句，常常讨论很久才决定。在特务审查之前，我们自己已经严格审查过了。雷先生有时突然自顾自笑了起来，把文章中一两句一针见血的话读给我们听，三人乐得很。我们就那样子在一起工作两整天。每次校对完毕，天已黑了，三人挤上公共汽车，到沅陵街的新陶芳，大吃一顿盐鸡，吃完各自回家。雷先生挤上回家的公共汽车，站在人堆里向我们招招手。车窗映出他孤立的高大身影。

《自由中国》刺痛当局的多半是社论，还有短评和读者投书。社论表达《自由中国》的意见，短评和读者投书却是老百姓的心声，投稿的多半是随国民党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和年轻人。投稿的人担心特务检查，有的人亲自送来稿件，坐下谈谈话，和谁谈都可以，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谈他们的苦闷，谈军中、机关、学校的政治迫害。有人谈得声泪俱下。雷震成了雷青天。

1957年黄中离台赴美。傅正接任。他是江苏人，早在1944年还是个中学生，就参加青年军，1949年就读武汉大学，随部队撤退到台湾，参加国民党的政工干校，1953年9月开始用本名向《自由中国》的读者投书投稿，引起雷先生注意。黄中走后，他顺理成章成了《自由中国》的编辑。那时候，殷海光和夏君璐已结婚，他们从松江路搬到温州街台湾大学的房子，傅正搬来和我家同住。他方方正正，很耿直，很认真，火辣辣的性子。办公室里不是黄中时代的和风细雨了。

傅正参加《自由中国》后，办公室可热闹了。他和雷先生两人嗓门都大，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两人常同声叫好，乐不可支，和孩子一样高兴。读者来诉苦，傅正是知音，他们的苦，他全受过，他和读者也成了朋友。到《自由中国》来伸冤的人更多了。他和雷先生两人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摩拳擦掌，呐喊助威。两人同出同进，谈个不停，一高一矮，有点儿滑稽，但很可爱。大概组党的想法就是那样子谈出来的。

每期出刊前，雷先生仍然和我们一同去印刷厂作最后一次校对。校对完了，雷先生仍然必请我们去新陶芳吃盐鸡。他们就在那儿谈论如何组党，何时开会，也不避讳我。他们知道实际政治不是我的事，也知道我不会坏他们的事，用不着他们担心。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夏涛声、齐世英、成舍我，还有其他一些当时和雷先生一起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都在品尝新陶芳的盐鸡之中听雷先生谈起。

傅正和雷震相同的是真和倔。他参加《自由中国》才两年，就和雷震一起关进了铁窗。雷震毕竟是雷震，他是拼了，也有本钱拼。傅正呢？他是鸡蛋撞石头，必定撞得粉碎。

《三生影像》 一九六○年九月四日

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刚起床，有人拍大门。女佣打开大门，几个便衣人员一直走到我房门口。

什么事？我问。

他们没有回答，只说了一句：走错了。

他们就走到走道另一头去敲傅正的房门。

傅正打开门，也问：什么事？

我没听见回答，只见他们径直走进傅正的房。同时一群警察从外面涌进来了，涌进傅正的房就关上了门。我看看窗外，许多便衣人员在矮墙外的巷子里走来走去。

我和母亲互望了一眼，没有说话。我们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用不着说什么。我只知道我必须镇静，不要害怕。九岁的蓝蓝弹起小钢琴，坐在地板上，弹着《我的妈妈》。

我浑身无力，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他们是一个个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聂华苓。他们就要来了。我就坐在那儿等吧。

蓝蓝停住了。

弹，弹，蓝蓝，弹下去。我对她说。

她又弹下去了，弹着轻快的《银色圣诞》。

你们凭什么拿这个？傅正突然在他房里高声叫了起来。

只听见一阵争吵，听不清他们争吵什么。然后是一片沉静。

蓝蓝反反复复弹着《银色圣诞》，突然停住了问：妈妈，他们在干什么？

你别管，蓝蓝，弹琴吧。

蓝蓝又继续弹下去，越弹越没劲了。

我望着她，心里想：但愿下一代没有这种恐惧了。

几个钟头以后，中午时刻，傅正的房门打开了。一大群警察和便衣人员围着他走出来了。我和母亲跑过去。

傅正对我和母亲说：聂伯母，我跟他们去了。没关系！这儿是我的钥匙，请为我保存。他把一串钥匙递给母亲。

喂，等一等！给我看看！一个警察伸手接过钥匙，看了看，抖了抖，冷冷的铜铁声，没有字条，没有密码，他才让母亲将钥匙接了过去。

傅正被抓走了。我去关大门。许多便衣人员仍然在门外走来走去。事情还没了，他们还会回来抓我。

我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下午，一句话也没说。

雷先生抓走了！《自由中国》的陈济宽一走进院子就向我的窗口大叫。马之也抓走了！刘子英也抓走了！《自由中国》社抄了！文件稿子全部拿走了！

殷海光呢？我急急地问。

还不知道。

傅正也抓走了。

陈济宽愣住了，张着嘴，说不出话。他没进屋就走了。

下一个就是我了。

我坐在椅子上等，等了通宵。

第二天，《联合报》头条新闻：雷震涉嫌叛乱。

我和《自由中国》的人全隔离了。我们成了一个个小孤岛。我家门外日夜仍然有人监视。我只能从《联合报》上看雷案的消息，看殷海光是否被捕了。雷震绝没有叛乱行为，所谓“叛乱”，就是组织新党。傅正也不会叛乱，所谓“叛乱”，就是说老实话。但是，马之和刘子英为什么被捕呢？他们和政治毫无关系，也没写过任何文章。

9月27日，雷震被捕后两个星期，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检察官发表起诉书，指控刘子英是匪谍，受了邵力子妻子傅学文的指示，到台湾宣传中共为政宽和、军力强大，行将解放台湾，并相机策动雷震等人“为人民立功”，雷震保证入境，刘子英将他任务面告，雷震明知其为“匪谍”而未报，而且证诸雷震在《自由中国》的言论，雷震“以文字为有利于共匪叛徒之宣传，期达颠覆政府之目的”。马之曾因“北平沦陷后不久，即向匪南下工作团报名登记，南下从事制造派系及劳资纠纷等任务”，而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后由雷震保外候审，“继续潜伏待机活动。”傅正因为写了几篇反对蒋总统三任的文章，“企图挑拨分化，破坏法统，阻扰国民大会集会，适与匪之统战策略相契合，涉有叛乱嫌疑。”

10月8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经过仅仅七个半小时的审讯，不准雷震与刘子英对质，不准雷震的律师梁肃戎见面，仅仅根据刘子英片面自白供称雷震“知匪不报”，就宣布雷震以“煽动叛乱罪”判决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刘子英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马之有期徒刑五年。傅正交感化教育三年。

原来刘子英和马之是用来诬陷雷震的工具。

还有跟随雷先生多年的老瞿呢？他本是雷先生和雷太太的司机，后来雷先生汽车坐不起了，便坐公共汽车，老瞿就在《自由中国》为雷先生办些杂务，雷先生对他非常信赖。就在雷先生被捕前几天，老瞿骑车从台北回木栅，路上一辆大卡车撞来，他被撞倒了，昏迷不醒。雷先生正忙着和高玉树、李万居、郭雨新、戚世英、夏涛声、傅正等筹组新党。雷太太天天去医院看老瞿，对他细心照顾，路过《自由中国》社，讲到老瞿，忧虑他不久人世，念念不忘跟随多年忠心耿耿的老瞿。几天之后，雷先生被捕了。特务逮捕雷先生时搜查雷宅，径直走向各种文件、信件所在地，毫不犹豫。老瞿昏迷三个月后死了，临终前告诉雷太太，他曾被特务收买，供给他们有关雷先生的详细情报。大卡车撞死老瞿，是杀人灭口。

雷震的夫人宋英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的坚强，她的镇静，她的勇敢，她的度量与耐力，令人惊叹。雷先生被捕，一向温婉娴雅的雷太太，干脆住在《自由中国》社，料理被特务搜掠过后的残局，一面在那儿招待记者，强烈抗议执政当局对雷先生的诬陷，要求军法审判改为司法审判，呼吁海内外的支持和援助。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1)

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我关怀实际政治，而不喜参与，我感兴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就堪人回味。雷先生从大陆到台湾之前，就在上海和胡适商量创办一个宣传自由与民主的刊物。《自由中国》是胡适命名的，杂志的宗旨是他在赴美的船上写的。《自由中国》创办时，他人在美国，却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虽不情愿，也默认了，也为一小撮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撑腰。《自由中国》毕竟创刊了，他任发行人有关键性的作用。1951年，《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就激怒了当局，胡适因为这件事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引起许多人揣测。有人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一有冲突，胡适就要摆脱《自由中国》了，以免受到牵连。既抗议了，又摆脱了。一箭双雕。

胡适在美国的反应，雷先生记载在回忆录里：

儆寰吾兄：

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

何谓“感”呢？《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的文字！

昨天又看见了《香港工商日报》（七月二十八号）寄望今日之台湾的社论，其中提到《自由中国》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论评，“曾引起有关机关（军事的）的不满，因而使到言论自由也受到一次无形的伤害”，“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我看了这社评，才明白我的猜想果然不错。

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胡适

四十年八月十一日

1952年，在他第一次到台湾以前，即1949—1952年期间，《自由中国》

已经闯了祸；现在，他公开演讲时，首先歌颂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博得全场掌声。接着话锋一转，说他是“不发行的发行人”，听众默不作声。

现在，我想藉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做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雷先生常去南港看胡适。雷先生筹组新党时，要求他做新党领袖，他不答应。可是，他鼓励雷先生出来组党，他可在旁协助，他可做党员，召开成立大会，他一定出席演讲捧场，并引用孟子的话：“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我可以想象雷先生得到胡适这样的鼓励，一定像小孩子一样得意，满面春风：组织新党是水到渠成了。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2)

1960年6月，他和李万居、高玉树、傅正等十七人开始筹备新党组织工作。9月4日，雷先生、傅正、刘子英、马之四人被捕。雷先生被诬为“涉嫌叛乱”，军法审判。《自由中国》被封。

当时胡适在美国开会。美联社、合众社问他对雷案的看法，他表示雷案应由法院来审理，不应由军法审判。他避重就轻，不谈原则，只谈枝节。在台湾特务监视下的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却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对于《自由中国》上有问题的文章文责自负。殷海光写的几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

据傅正1989年主编的《雷震全集》中的记载，胡适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写着：

总共三十年的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指梁肃戎立法委员）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多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算什么审判？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胡适将在10月23日回台湾了。毛子水特地从台湾到东京去接他。毛老先生在两三年前已辞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的名义，杭立武、瞿荆州和《自由中国》也早没关系了。这次毛子水去东京是另有任务，据说是去告诉胡适回台后不要多讲话。他到台北当晚接见记者，表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并说11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他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光荣的下场”，胡适公开说得很漂亮，毕竟有点儿风凉。在他拍了桌子之后，握手时对记者说：“今天我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希望你们写的时候注意一点，以免影响到各位的饭碗。”

胡适对雷震是在乡愿和真情之间回荡。他写了两首很有感情的新诗给狱中的雷先生：刚忘了昨日的梦，又分明看见其中的一笑。这对狱中的雷先生是很大的安慰。1961年7月，雷先生在狱中度过六十五岁生日，胡适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近

堂堂溪水出前村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监。判刑以后，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了，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天晚上，我们去南港看胡适。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

11月23日雷震复判结果，仍然维持原判。胡适对采访的记者说了六个字：“太失望，太失望。”记者提到他没去探监。他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他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的新党，他自己呢？不做党魁，“要看新党的情形而言。”结果新党被扼杀了，雷震被关在牢里了。雷案复判那天，他在书房独自玩骨牌，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闷的。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后，突然倒地，他才从那心牢里解脱了。

诗人周弃子写了一首诗：

无凭北海知刘备

不死中书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

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

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人才忘美事

直将本事入诗篇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3)

胡适曾说过：过河的卒子，只有前进，而无退后的。雷先生认为周弃子对胡适误会了，他对胡适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认为他因为雷案受了冤屈，并因为雷案突然心脏病复发，倒地而死。胡适是他狱中的精神支柱。他甚至在狱中梦到胡适谈论容忍与自由，作了一首自励诗，读起来像增广贤文：

无分敌友，和气致祥；多听意见，少出主张。容忍他人，克制自己，自由乃见，民主是张。批评责难，攻错之则，虚心接纳，改勉是从。不怨天，不尤人，不文过，不饰非，不说大话，不自夸张。

雷震那首自励诗，倒真像胡适的作风。

【附件】

雷震的信（1964—1974）

第一封信（寄自狱中）

华苓先生：

我们不见已有四年了。前年在《联合报》看到先生哭母的两篇文章，悉令堂大人仙逝，先生以最沉痛的辞语，表达子女悲哀之情，读之潸然泪下。令堂大人一生忧患重重，形容显得憔悴。惟她可以骄傲而对国家民族毫无愧色的，是自己的丈夫和长子先后为国牺牲；次子业已学成，长女更是台湾文坛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她可以安然于泉下矣。

今年十一月接见家人时，欣悉先生在美深造，无任欣喜。不久又看到先生在《联合报》上美国的风铃文章，获悉先生到美后的近况。

我很好，饮食如常，早晚运动，天晴打球。安眠药戒掉已十个月，八字胡已蓄了一年。希释锦念。惟阅报载讣告，和我年龄相若的人，均相继去世。我想阎王爷也在对我动脑筋吧。

专恳敬颂身体健康，圣诞快乐！

雷震敬上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二封信（出狱后）

华苓小姐：

别矣十有余年，遥想一切均吉祥。内子及钟鼎文伉俪均说了一些，惟不甚详。暇时请见告一二。

旧历年前，《联合报》送来四千台币，信封是内子名字，说“是聂小姐的稿费，聂小姐嘱送来的。”家人遂收下了。旋向《联合报》副刊编辑部打听你在美地址，不料回信说:“聂华苓在美通讯处无法见告，此为本刊规矩，恳请见谅。”这就有点打官腔了。去问讯时也是用的宋英名字。现在您的地址是钟鼎文说的。

我在狱十年，身体总算不错。那期间实下了许多功夫，如读圣经、读佛经、读金刚经、心经之类。我常常失眠，上床后要念三十遍心经才睡觉。在牢里，第十个阴历年时，我做了一副春联贴在我住的牢房门口：

十年岁月等闲度

一生事业尽销磨

上面横批：所幸健存。

出狱第二日和内子照了一张相，今奉上一张，足证健存之言为不虚也。惟记忆力近年差极了，而出狱后尤甚。在牢时脑筋比较清醒，出狱后应酬等等事情一来，反而头脑模糊了。有许多地方很不习惯，如穿皮鞋走路，就很不自然。因在牢内除接见家人时外，从不穿皮鞋，平时穿胶鞋或布鞋，行走和运动均方便，而价亦廉也。胶鞋牢里每年可发一双，再买一双布的，买一双布鞋只要台币十二三元，向外买也不过十七八元。

承赐四千元，感激之至，对我一家生活帮助很大。我在狱十年，收入全无，一切全赖在美子女养活。我未坐牢时有国大薪金等等，一个月约有八千至一万收入。后国大加薪，收入每月有一万四千元。故十年坐牢，我个人损失即两百万元，即五万美金。我被判褫夺公权七年，要从出狱之日算起，故今后七年不能支取公家的钱，连选举也没有，可见从事民主运动之不易，勿怪一般人趋避也。

顷在《联合报》发表的大作《桑青与桃红》，未能全读，有时忘了，有时登得太少，俟单行本出版时再一口气读完，比较舒服。您除了写中文小说之外，不悉还做其他事情没有？

内子身体亦健。这十年是把她苦够了。专此致谢。并祝你们阴历新年快乐！

雷震敬上

宋英同上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4)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

又：令堂逝世时，我在《联合报》上看到了您的文字，曾有信吊唁，但被保安室扣发。

第三封信

华苓小姐：

三月四日惠书敬悉，国际写作计划，以及你在那里工作情形，均已明了。这是你去美的成就，获悉深感快慰。你是一个工作努力的人，皇天不负苦心人，努力自会有成就的。

《桑青与桃红》大概因为你又在香港《明报》发表，所以停发，我只看到报上说：“《桑青与桃红》续稿未到，故停登。”，不悉这是口实，《明报》是不准来台的。由于《明报》有一篇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章，所以我获悉你的小说也在那里发表。

谢谢你的盛意。我如有机会来美，一定要来访问你，一叙阔别离情。目前并不需要什么。

我由于国大代表被取消，目前没有工作，自无收入。你送来四千元，对我帮助很大，我要谢谢你的关怀。我被判褫夺公权七年，自去年九月四日出狱之日算起，故今后七年不能任公职，不能接受公款，连选举权也没有。政府待我之刻薄，于此可见。

你结婚日子快到了。我和内子不晓得要送你们什么东西才好。日子定了，请告诉我吧！

专复敬颂

撰安

雷震敬启

宋英附笔

一九七一年二月

第四封信

华苓小姐：

日前奉上一函，谅已收到，兹托人带上一个鼎，作为贺。

你结婚的末仪，大概要到四月底可由洛杉矶寄上。小女住在洛杉矶，托人由船带至那里，该船四月五、六日由基隆出发。因鼎甚重，航空太贵。这种东西外国人很喜欢，内子特别物色此物奉赠。鼎者重也、盛也。祝你们白头偕老也。敬颂

撰安　并贺

结婚佳礼

雷震

宋英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

第五封信

安格尔先生

聂华苓夫人

结婚卡和收到鼎的信均已收悉。

今日是你俩大婚之日，我和内子在这里祝你俩百年好合，五世其昌，美满良缘，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现在医院检查身体及割治摄护腺，一切经过良好，希释远念。

监委陶百川是人民所信仰，人民甚至要建庙奉祀，如潮州人对韩文公一样，可是国民党有人认为他是叛逆，盖曾和费正清来往（在美时），现已交到纪律委员会议处矣。所以大家说台湾只有歌颂的自由，而没有说老实话、批评时政的自由。至盼您俩为人类争取自由而多多努力。

本周二、三我大概可以出院，此间特务机关不希望我写有关政治的回忆，所以打算写一部中国宪法释义，藉以打发时间，兼述制宪历史。这部宪法来龙去脉，我一人知之最切。

医院无桌，此函系躺在床上写的。字太潦草，敬希亮察。颂肃

俪安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5)

雷震敬启　宋英附笔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

第六封信（写在“万龙呈祥”的贺年片上）

安格尔先生

华苓夫人

顷接贺片，附示收悉。承邀赴美盘桓，至感。此生不敢作此奢望也。今年小女德全返台给母亲祝寿，她今年七十整寿。小女常到香港，因劝内子去游香港，一切由她支付。不料在发给出入境之时，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监察委员酆景福告诉内子说：“我是负有责任的，奉国民党之命，叫你去时不要带文件，回来时少带东西！”内子觉此语侮辱人格，故未去，小女一人去了。

《大英百科全书》修正版中国部分内有关台湾部分，请您找来看看。我们身体均好，谢谢。敬颂

俪安

雷震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七封信

华苓夫人：

英文大作昨日收到。中文拼成英文，非常难读。盖有几种拼法，如蒋廷黻把蒋字拼成Giang，以示他不是Chiang也。大作书名读了好半天，才想到可能是沈从文。但我对近代文艺很生疏，所以读下去吃力得很。现在我忙于写中山文化学术基金会的专题研究，以补家用，这是王云五帮忙的，每月可有一百美金。台北物价比两年前，有的东西要贵一半，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我现在不能对外写稿的。

今日道平来此。他说收到你的书。他读了一些，说你文章写得好，又说沈从文了不得，现在做考古工作了。

我脑力衰退，记忆力尤差，每天不能多写。日前有人来说：《中国时报》有一文骂你，说你给共产党作宣传，我未看到原文。

你们都好吧？我们很好。在美小女小儿，多年未返，去年都回来过。专此复谢，敬颂

俪安

雷震　内子附候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今晨在登山时遇到胡学古（坐牢七年），他说殷海光说，沈从文常常一个月不洗澡，这是典型的中国名士派的作风。

第八封信（写在“五福禧春”的贺年片上）

华苓夫人：

示悉。小女儿已结婚，你今后负担轻了。我们都很好。身体日趋衰弱，以老年人来说，还算是好的。

我想请你把《自由中国》的回忆，拨冗用中文写下一文。我将编写《自由中国》的始末。

震敬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九封信

华苓夫人：

上月你和安格尔先生来访问，我和内子连地主之谊都未尽到，甚感歉然。您走后我们始发觉厚赠一万台币，尤感之有愧。

顷接到孟戈先生自香港来信，中有读到您在香港发表的大文，文中提到您们来看我时，雷震说：“我看不清了，眼镜呢？眼镜呢？”可否给我一看，只剪下大作。

据友人两次告诉我：“余光中说香港对聂华苓有不少报道，我们这里对她新闻封锁了。”友人感喟说：“余光中现已接近官方，不像个诗人了。”余又说你们申请入大陆而未核准，台湾他们这些人气度太小了。

我打算写一点《自由中国》始末，您是首先参加《自由中国》的人，至盼您写一篇在《自由中国》的回忆录，目前暂不发表。

您们的工作计划如何？念念。我身体尚好，只是两腿无力，登山又跌了一跤，有一个多月还有些痛，现在服药中。敬颂

俪安

雷震　内子同上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一日

宋英的信

华苓：

谢谢你和安格尔先生一再照顾，真是使我感激莫名。儆寰的病已无法挽救，目前已不能说话，更不能道出他的痛苦了。除了寒心呼天，对他毫无补助。我是每天在他的身边。我在儆寰未病以前即已住院动手术，在空军总医院，后转至荣民总医院，在他隔壁一间。因我腿骨尚未复元，任何事不能为他服劳，难过之情，亦非笔墨所能表示。住院将已两月，一切费用浩大，政府虽有一部分补助，但为数差额太大，尤其一日三班特别护士费，即可想而知。最近我打算出院，如此可减少部分开销。因离家太远，只有常来看他了。心烦意乱，不知从何说起，请谅。匆匆祝福

圣诞快乐　并祝

你们健康幸福

宋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三生影像》 母与子

我的弟弟汉仲，是母亲的长子，温顺敦厚，对母亲特别孝顺。1944年，抗日战争炙烈，他高中毕业，瞒着母亲，考取空军。母亲发现了，日夜哭泣。他在四川铜梁空军训练营中，终于接到母亲同意的信，那也是母亲爱子心切绞心断肠的决定。

汉仲于1948年随空军调到台湾嘉义，和徐文郁结了婚。三个弟妹跟他们以及文郁的家人住在嘉义。母亲和我们住在台北。

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逢战乱，生活虽艰苦，也没做过家务事。一到台湾，母亲就对我说：华苓，你一心去工作，家里事，我做！她烧饭、洗衣、擦地板、照顾孩子。

1951年，刚过了阴历年，汉仲特地从嘉义到台北来看母亲。自从1944年我去了中央大学，他突然去铜梁参加空军，我们姐弟还没见过面。他到台北来重聚，对母亲和我是件大事。母亲早早就准备了最重要的事：藕汤、蒸肉、藕夹、珍珠丸子那些湖北菜。总得来点新鲜口味吧，以前从不下厨的母亲要做葱油饼。厨子杨宝三的葱油饼倒是吃了不少。母亲想象着怎么做法，试了一次又一次。自从父亲突然丧生，我从没看见她那么快乐。

那年汉仲正好二十五岁。

他在台北三天，片刻不离母亲。母亲到哪儿，他就跟到那儿，母亲到厨房做饭，他也站在身边和她聊天，仿佛他要弥补失去的过去，歉疚无能为力的现在。他一身笔挺的军装，浓眉大眼，真是个俊美的男子。他离开台北的头天晚上，我那深沉含蓄的弟弟，还拖着我在几个榻榻米的房间里跳了一曲华尔兹舞：魂断蓝桥。

他回到嘉义。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去嘉义看他和另外三个弟妹。她回到台北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夜校教课，接到一位父执辈的电话，叫我下课后到他家去。

你弟弟完了！我进门劈头听到的第一句话。你弟弟在例行飞行中失事了。

我在悲痛中首先想到：如何告诉我那年轻守寡指望长子成龙成凤的母亲？我必须瞒着母亲，她心脏有毛病。

骑车回家已是午夜了。母亲还站在窗口等我。

母亲长长哦了一声：回来了！回来了。我担心，怕你出了事。

怎么会出事？我忍着泪，勉强笑着说：下了课和几个同事聊天，聊晚了。

你还没有吃饭，菜都凉了，我来热一下吧。

吃过了，姆妈。我撒了个谎。

我极力避免面对母亲，每天工作到深夜回家，胡乱吃点什么就钻进卧房了。她常常借故来找我讲话。

姆妈，我太累了。我一面说，倒在床上。

她叹口气走开了。

汉仲在抗战时瞒着母亲投考空军，后来又不能供养母亲，只能常常给她写信。

过了一阵子，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汉仲好久不来信了。

他调到外岛去了，有任务嘛，不能和外界通信。

啊。

又过了一阵子。

汉仲还没有信。母亲又说。

不能通信嘛，没办法。我脸转到一边，不敢看母亲。

我照常从早工作到晚上十点，母亲照常做饭照顾薇薇，日子仿佛是老样子。殷海光那时还没结婚，和我家一起住在松江路《自由中国》的房子。每天傍晚，他必到母亲房门口说：聂伯母，散散步吧。

那时的松江路周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他和母亲一直散步到天黑，他们边走边谈。母亲回到家，脸色也不那么沉重了。我知道殷海光在用他的爱心，诱导母亲接受那椎心刺骨的丧子之痛。

那时妹妹月珍已到碧潭工作。华蓉和华桐在嘉义读书，暑假我才把他们接到台北。他们到后清理行李。

这是你哥哥的靴子嘛。母亲对华桐说。

哥哥不要了，给我穿。

母亲拿起靴子看了又看，靴子沾了泥。我一手把靴子抢过来，用一块破布使劲擦上面的泥土，那样子我就可以低头忍住眼泪。

母亲说：自己的皮鞋从来不擦，擦弟弟的旧靴子！

你哥哥好几个月不来信了。母亲对华桐说。

华桐，你自己擦擦吧。我转头对他说，只为不忍面对母亲。

华桐嗯了一声。

我连忙接着说：我说过嘛，他驻在外岛，秘密任务，不准和外界通信，家信也不能写。

你们在嘉义晓得他的消息吗？母亲问华桐。

哥哥很好，没有别的消息。

哦。他很好，我就放心?。母亲不露声色。儿子绝不能死，天经地义，不能表示怀疑，不能让人怀疑她怀疑。

我们就那样子瞒了母亲六个月。每个人都戴上太平无事的面具。

一天晚上，我教完课回家。

母亲躺在床上，见我劈头斩钉截铁地说：汉仲完了！

我哇的一下失声痛哭，忍了六个月的眼泪全涌出来了。

我做了个梦。母亲对我说，没有眼泪：我梦见汉仲来了，站在我面前，望着我说：姆妈，我对不起你，丢下你走了。我就醒了。这几个月来的点点滴滴，你们的脸色，你们躲躲藏藏不和我讲话，汉仲的靴子，华桐华蓉到台北来了，现在都明白了。汉仲完了。你们不要骗我了。

母亲断断续续哭了一夜，第二天，她把父亲死后多年供奉的佛像、金刚经、大悲咒、心经、长长的檀香念珠，一把全扔了。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1)

爱情，鲜花，梦想的庄园——殷海光

松江路124巷3号，是我在台北的家。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台湾省政府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个人住。谁也不愿去沾惹他，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

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他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砭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

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他终于讲话了，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他逐渐来劲了，讲起他的道了。他那时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后来在另一个场合，突然有人在房门口叫了我一声，抬头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来招呼他。他却头一扭，硬着脖子走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发现屋子里有个“气压很低”的人。

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

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来，桌上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殷海光园子里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

那是我们台湾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对母亲说：莫担心，殷海光是爱花的人。

母亲说：我才不怕他！

就从那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伙。我们喜欢吃硬饭和辣椒，他一颗颗饭往嘴里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他从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发现他有胃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富人。

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喀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母亲看到殷海光总是很高兴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浅浅啜着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也许又娓娓谈起来。他说话的声调随情绪而变化，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又如春风，徐徐撩来。

他谈到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2)

他也常常感时伤事：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

他又说西方文化另一好处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座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

你批评他？也可以，只要你有道理。母亲常常指点他说：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有一天，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地：不借！我冲口而出：实在可恶！他哈哈大笑。我回头说：我在说你呀！他又大笑一声，咚的一下把门关上了。

他住在松江路时，还没结婚。夏君璐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灵秀淡雅，坚定的侧影，两条乌黑的辫子，一身清新气息。他们在大陆时已订婚，她常在周末来看殷海光。只要她在座，他总是微笑着，很满足，很严肃。爱情就是那个样子嘛，他准会那么说。当然，没人和他谈过这件事。那是他生活中最神圣、最隐秘的一面，而且，西方文化，要尊重人的私生活嘛。当时我只是暗自好笑：殷海光在夏君璐面前就老实了。多年以后，我才了解：他年轻妻子坚如磐石的爱心，忍受苦难的精神力量，早在她少女时代，就把殷海光镇住了。日后他在台湾长期受迫害的生活中，她是他精神世界主要的支柱，是唯一帮助他在狭小的空间开辟无限乐土的人，将幽禁殷海光的温州街小木屋神化为他梦想的大庄园。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殷海光谈到他梦想的庄园，眼睛就笑亮了：我有个想法，你们一定喜欢。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的村子，住在那儿的人全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我当然是哲学家咯！殷海光哈哈大笑，继续说：我的职业呢？是花匠，专门种高贵的花。那个村子里，谁买到我的花，就是最高的荣誉。我真想发财！他哈哈大笑：殷海光想发财！只因为有了钱才造得起一个庄园呀！大得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时。庄园边上环绕密密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庄园里还有个图书馆，专存逻辑分析的书籍。凡是有我赠送借书卡的人，都可以进去自由阅读。但是，这样的人不能超过二十个，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他皱皱眉头。

母亲说：我们搬来的时候，还怕你不欢迎呢！

你们这一家，我还可以忍受。他调侃地笑笑。换另一家人就不保险了。你们没搬来以前，我有一只小白猫。我在园子里种花，它就蹲在石阶上晒太阳。我看书，它就趴在我手臂上睡觉。我不忍惊动它，动也不敢动，就让它睡下去。无论怎么穷，我一定要买几两小鱼，冲一杯牛奶喂它。后来，小猫不见了。我难过了好久。现在又有这只小猫了！他微笑着撩起薇薇搭在眼睑上的一抹头发，思索了一会儿: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像刺猬一样，太远，很冷；太近，又刺人。在我那庄园上，我还要修几栋小房子，不能离得太近，越远越好。那几栋小房子，我送给朋友们。

送不送我们一栋？我笑着问：竹林边上那一栋，怎么样？你和夏小姐每天下午散步来我们家喝咖啡，Maxwell咖啡，你的咖啡。

好！就是竹林边上那一栋！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3)

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母亲就带着薇薇和蓝蓝坐在台阶上和他聊天。他的花特别娇嫩。夏天，他用草为花树搭起凉棚。风雨欲来，他将花一盆盆搬到房中。八个榻榻米的一间房，是书房，卧房，起坐间，储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他有时也邀我们雨天赏花。否则，非请莫入。一走进他的房间，就看见窗下一张气宇轩昂的大玻璃书桌，最底下的一个抽屉不知到哪儿去了，露出一个寒酸的大黑洞。桌上一小盆素兰，一个粉红小碟盛着玲珑小贝壳。书桌旁一张整洁的行军床。靠墙两张旧沙发，中间一张小茶几，茶几上或是一盆珠兰，或是一瓶素菊。沙发旁的小架子上，一个淡柠檬黄花瓶，永远有一大束丰姿绰约的鲜花，从他园子里采来的。靠墙一排书架，稳稳排列着一部部深厚色调的精装书。除了几部与文学有关和普通理论书籍之外，其他的书对我而言，都是天书，七古八怪的符号，作者是什么Whitehead呀，Quine呀，那些书是绝不借人的。书和花就是他的命。那几件家具呢？发了财，劈成柴火烧掉！他讲的时候的确很生气。

殷海光每天早上到巷口小铺喝豆浆。

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他向我母亲借钱。

母亲笑了：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费，在你荷包里留不住，就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再买书买花了。

他接过钱，自顾自说：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愤愤不平地咚咚走开了。

他除了去台湾大学教课之外，很少外出。假若突然不见了，你一定会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挟着一本本硬邦邦的新书，提着一包包沙利文小点心，坐在旧三轮车上，从巷口轻松过来，笑咪咪走进斑驳的绿色木门。

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费啦！母亲劈头一声大叫，仿佛抓着了逃学的孩子：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没有早点钱！

他仰天大笑，快活得像个孩子。进了屋，赎罪似的，请我们三代人到他房里去喝咖啡吃点心。两张旧沙发必定让给母亲和我坐。尊重妇女嘛，西方文化。薇薇在房门口脱下鞋子说：罗素的小朋友也赤脚。殷海光大笑一声，塞一块小可可饼在她嘴里，抱起她直叫：乖儿子。蓝蓝坐在我身上等着吃点心。他嫌她太安静了，对她大叫一声：木瓜！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就塞一块小椰子饼在她嘴里。他咚咚走出走进，在厨房熬Maxwell咖啡。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Maxwell是世界上顶香的咖啡。

花香，书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黄昏后，就是说罗素的时候了。罗素可不是随随便便谈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得配合才行。有天晚上，殷海光拿来罗素画传给我们看。他正要将书递给我，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连忙将书从我手里抢了过去，目不旁视，绷着脸走了出去。

现在，时候到了，气氛有了。我、母亲、一个小孩，哪懂罗素？没关系。罗素不在乎，殷海光也不在乎。人能通就行。他常用那个通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从书架上捧下罗素的书，还有罗素画传。画传可真是好看。石砌的矮墙，墙外野草深深，翳翳松影里，一幢古朴小屋，那就是罗素在菲斯亭尼俄谷的夏天别墅。石板路，几片落叶，深沉的庭院中，蹲着小小的罗素和狗。草地上，罗素望着骑驴子的小孩。白花花的阳光，罗素拿着烟斗，站在石阶前，望着妻子怀里的孩子。罗素夫人依窗沉思，恬静智慧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她随时要推开窗子飞出去。

你把书带回去看吧。殷海光慷慨地说。这本书可不是随便借人的啊──

那长长一声扬起的啊就表示兹事体大。

殷海光的朋友不多，到松江路来访的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夏道平和刘世超有时在傍晚从和平东路散步到松江路来看他。他不一定请客入室。有的人连大门也没进，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大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拂袖而去。有的朋友就站在园子里，看他将平日存下的臭罐头、酸牛奶、烂水果皮埋在花树下，一面和他谈话。他有时和客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壶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

我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到台湾后开始写作。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到台湾，雷震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拒绝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我倒不是因为要成作家才不去给胡适献花，只是因为腼腆不喜公开露面。殷海光那一声好叫得我一惊。

你当然可成作家！他望着我抱着的婴儿薇薇：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呀！他笑着指点我：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他顿了一下，望着我说：嗯，一江春水向东流。说完仰天大笑，头一扭，转身走了。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4)

我那时穷得连一支自来水笔也买不起，用的是蘸水钢笔。一天，殷海光领到稿费，买了一支派克钢笔，给我母亲看。

她笑了：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的一点稿费，又买支笔！

旧笔，可以送人嘛。他走回房拿出旧派克，结结巴巴对我说：这──这支笔，要不要？旧是旧，我可写了几本书了。你拿去写作吧。

我感动得连声说：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

第二天晚饭后，他在我们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对我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

我以为他要我帮忙解决什么难题，问他：什么事？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把你的笔和我的笔交换一下？

我大笑：两支笔全是你的呀！

不，给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来，不礼貌。我，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

我把旧笔还给他。

谢谢！他那郑重口吻，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极珍贵的礼物。

1949年4月，我和正路终于从北京到了武汉，又带着母亲弟妹从武汉去广州。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好友李一心和刘光远夫妇决定不走，将他们粤汉铁路眷属的火车票送给我们。那是从武汉去广州的最后一班火车。仓促收拾行装，抓头不是尾，竟抓了几个枕头和衣架，抓了唯一有价值的是爷爷的宝贝──朱熹写的《游昼寒诗》。

1954年，殷海光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人。我和母亲突然想到我家的爷爷的宝贝。母亲从唯一的一口樟木箱子里将宝贝拿出摆在桌上。古色古香的金黄缎子书套，紫檀木夹板，刻着朱文正公遗迹。黄色纸地，白绢镶边。朱熹龙飞凤舞写着：

仙洲几千仞，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

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架亭俯清湍，开径玩飞瀑。

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杖屦或鼎来，共此岩下宿。

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茗碗共甘寒，兰皋荐清馥。

……

母亲将殷海光请到我们房中。

殷先生，嗯──。母亲笑了一下，不知如何启口。有件事，请你帮个忙。好不好？

那要看是什么事。

有一幅朱熹写的字，我们老太爷当宝贝，看一次就叫一声：好呀！摇头晃脑大声吟起来。聂家只剩下这一件家当了。也是太穷了。人总不能端着金碗当叫化吧。

殷海光逐渐有了笑意:聂伯母，你要我带到美国去卖掉？

对。卖的钱，你得十分之一。我连忙说：线条清楚！我套用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朱熹的真迹呀！你看这诗，书法，装帧，不仅有学术研究价值，还是件艺术品呀。

请问。殷海光冷静地说：你能断定这是朱熹的真迹吗？

哎呀，喏！上面还有历代收藏家鉴印和评语。真德秀评：考亭夫子书宗魏晋，雄秀独超，自非国朝四家所可企及。周伯琦评：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自理窟中流出。还有，还有！入首数行。骨在肉中，趣在法外，中间鼓舞飞动，终篇则如花散朗，如石沉着。甲子岁暮以事玉燕。购于张文传先生，如获连城，题后数言，秘之荚笥，不肯使墨林俗子一见也。这最后几行是我爷爷写的呀！你再看看这些不同时代的鉴印。深深浅浅的印色，有的已经模糊了，有的还清楚。这些会是假的吗？

殷海光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好吧，我带去，要人先鉴定一下。哈佛东方研究所一定有人懂得这些玩意儿。

他去美国以后，我和母亲天天焦灼地盼望他的来信。他第一封信说已将宝贝请哈佛东方研究所一位教授鉴定去了，并说他们很感兴趣。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各做各的发财梦。我的梦是游手好闲，读书，写作，潇潇洒洒过日子。台湾邮差每天早晚送信两次，我和母亲每天就紧张两次。邮差自行车在门前喀嚓一声停下，将信扔进信箱，我和母亲就跑出去抢着开信箱。好不容易盼到殷海光第二封信，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5)

聂伯母：

前信已提及宝贝由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教授鉴定去了。这些日子我等得好不心焦，但又不便表示焦灼的样子。别人怎了解这件宝贝兹事体大，不但府上每人寄予无限热望与梦想，就是我这个外人也可分享十分之一的利益，将来返台靠此结婚成家呢！今晨我去看那位教授，他把宝贝拿了出来，半晌微笑不语。我耐着性子问：怎么样？他吞吞吐吐，只是说：这个──嗯──这个──又把头摇几下。我立刻心里一怔，心想：糟了。我脱口而出：假的？他点点头，于是乎拿出考证的卡片。今一并附上。别人是用科学方法鉴定，万无一失。聂伯母，如果您老不甘心，还要拿到日本去鉴定，也未尝不可。不过，基于道义的理由，我要就便告诉您老：日本的汉学水准一定不比美国的哈佛差。万一又考证出正身，再赔掉好几块美金的邮费，可就损失更大了。你们一定很伤心。我当时也很伤心。但现在想起来令人失笑。我抱着宝贝回来时，天正下着大雨，我在雨地行军，宝贝似乎越来越重，而雨越下越大。回来啊！呢帽变成水帽，重约数磅；鞋子成了水袋，咯吱咯吱；大衣也湿透了。我赶快全脱下，放在热水汀上烘烤。而人呢？坐在沙发上，好不惨然，心想：这辈子要做王老五了。我又怕因此受寒生病，因波士顿比北平还冷。美国医院特贵，倘若生病，我岂不要损失惨重！后来赶快用热水大洗一顿。还好，没有出毛病。哎，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人生！不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总得活下去，不能再盼望奇迹了。宝贝由台来美，一路使我紧张万分。现在我得请它阁下先行返台了，今已付邮寄上。包裹单“价值”一项，我填的是“无价之宝”。

殷海光和我母亲之间有一分动人的感情。1951年春，弟弟汉仲在嘉义飞行失事。我接到消息，忍住悲痛，瞒着母亲。总有一天灵敏的母亲会发现汉仲完了。殷海光就为她做心理准备工作。每天黄昏，必定邀她出去散步。那时的松江路四周还是青青的田野，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谈生死哀乐，谈战乱，谈生活琐事，谈宗教──殷海光那时并不信教。（他信奉宗教，还是多年以后，他去世以前的事。大概是受了他夫人夏君璐的感召。）这一类的谈话，都只为了要在母亲精神和心理上加一道防线，防御终归来临的丧子之痛。日日黄昏，他就那样子充满耐心和爱心看护了我母亲六个月！

他和夏君璐结婚之后，1956年，他们搬到温州街台大的房子，两家就很少见面了。我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过他们。殷海光正在园子里挖池子，造假山，要把一个荒芜的小园子造成假想的大庄园。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看起来很恬静。但那双沉思的眼睛仍然遮掩不住他忧国忧民的心情。

1960年，雷震先生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被封。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借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到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注销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我们也听说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一直到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个编辑委员才见面。那时雷先生已判刑，以莫须有的“煽动叛乱罪”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大家见面，欲哭无泪，沉痛，绝望。殷海光紧锁眉头，一句话也没说。有人提议去看胡适，他只是沉沉摇几下头，也没说话。大家要探听胡适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起去南港看胡适。殷海光也去了，仍然不说话。胡适闲闲的微笑，模棱两可的谈吐，反衬出殷海光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

1962年夏天，母亲因患肺癌住进台大医院。《自由中国》于1960年被封以后，殷海光两年没上街了。

一天下午，母亲房门口突然沉沉一声：聂──伯──母──。

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儿！他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看到他，焦黄的脸笑开了。他坐在床前椅子上，两眼全神盯着母亲，没说一句话，勉强微笑着。

母亲非常激动，但已无力表达任何情绪了，只是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会好的。我好了，一定请你们全家到松江路来吃饭。不要酱油，不要辣椒。

好。他勉强笑了一下。

他就坐在那儿望着母亲，仿佛不知道如何应付苦斗一辈子、热望活下去、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亲。

聂伯母，我，我，我得走了。他笨拙地站起身，站在床前，盯着两眼望着她，望那最后一眼。聂──伯──母，好──好──保──重。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沉甸甸地。

我送他走到医院大门口。

好久没上街了，上街有些惶?的。他对我说。

你知道怎么回家吗？我问。

我想我知道吧。他自嘲地笑笑，低头沉默了一下。唉，聂伯母，唉。我再来看她。

你来看她，对她很重要。但是，请不要再来了。

来看聂伯母，对我也很重要。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发生以后，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他于1949年一到台湾就应傅斯年校长之聘，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教课，非常受学生爱戴，1967年，被禁止教课，幽禁在特务的监视下。

殷海光一生不断地探索，焦虑的思索，思想道路不断地演变。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以后，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价，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撒手长逝了，只有五十岁。

《三生影像》 谁骗了我的母亲？(1)

1962年农历六月初七，母亲六十岁。父亲突然丧生二十八年了，汉仲突然丧生十一年了。她在生活的两个极端中撑下去：赌博和沉思。她常打牌通宵，不打牌的时候，就沉默地躺在床上。母亲失去了往日的幽默和洒脱。我只指望你们跟我做个六十岁生日，母亲对我说。只有两个月就是她生日了，母亲得了感冒，咳嗽不已，吃药无效。我带母亲去台湾大学医院，医生诊查之后，要母亲照Ｘ光，他看了照片，要和我单独谈话。他告诉我母亲得了肺癌，扩散得已无法动手术，已无法挽救了。我求他不要告诉母亲，只因为我不要母亲绝望地死去，而是充满希望地活着。我忍住眼泪，告诉母亲她得了气管炎。

我日夜在医院陪伴母亲，眼看着她日渐衰弱消瘦。她在医院住下去，只是为了打针减少痛苦。

母亲说：华苓，我好像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相信不是严重的病，你很镇静很高兴嘛。她看着病房窗外走来走去的人说：能够走路，就是福啊。我好了，可以带薇薇、蓝蓝出去玩了。

好，我给您梳头，别一个假如意髻。小时候，我好喜欢看你梳头，如意髻，又黑又亮。

母亲坐在病床上，瘪着嘴笑笑，摸摸头说：头发要掉光了。

头发会长出来的。我望着母亲浮肿的脸，不忍那么谈下去。姆妈，我把你房里窗帘换了，天青色。你回家，房里亮一些。

好。我就想回家。跟你讲，早晨我咳嗽，咳得换不过气。母亲指指同房另一个病人，忍住笑压低了声音说：她以为我得了肺病，被子蒙着头，怕传染。不要告诉她我是气管炎，让她去白担心。母亲调皮地笑笑，继续说下去:你爹一死，我就老了，只想活到六十岁，你们也都成人了。

你才三十二呀！

心老了。三十二岁的老太婆。母亲自嘲地笑笑。

姆妈，我叫了一声，突然止住了。

母亲望着我，指望我说下去。

爹死了，你想过再嫁吗？

没有，没有。我有你们呀。现在这个时代，再嫁是件平常的事了。我的太外公死的时候，太外婆只有十九岁。他不肯咽最后一口气，要年轻的老婆把一根指头放到他嘴里，他一口咬住了，要她发誓不再嫁。她说：我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我没有儿子，二房有了儿子，就过继过来。她说完了，丈夫才放了她的指头，咽了气，闭了眼。母亲突然咳嗽起来了，手扪着心口。

痛吗？

她点点头，仍然咳嗽不已。

我握着母亲的手。我的心也绞痛。

她终于咳出一口带血的痰，继续说：告诉你，你爹死了，我从没有二心。我只想死，磨过来了。汉仲死了，我也想死，也磨过来了。你们都很好，我很满足。我真满足。我太满足了。我就指望热热闹闹做个六十岁生日。你们都成人了，都很争气，我也对得起聂家了，偏偏生了病，一辈子就指望六十岁吐口气。

姆妈，明年庆祝六十整寿。一定！

好！明年，一定！我要你们都在我旁边，我要你们都给我磕头。母亲自嘲地笑笑。

两代人都磕头。

好。明年华桐也可以从美国回来了。你们说送我钻石戒指，不要忘记了。不，不，不要。今年我生病，你们花的钱太多了。

将来有一天，我们几个姐弟送你一副金麻将！

好，记住！

一定！

医生和护士进来了。我告诉医生她刚才咳嗽了好一阵子。

他嗯了一声说：现在要抽肋膜里的水。

《三生影像》 谁骗了我的母亲？(2)

母亲看着医生手里粗大的玻璃管，立刻拉着我的手。我和护士扶着母亲慢慢坐起来。护士一手扶着母亲的肩，一手撩起病院服的后半截。我双手捧着母亲的手。医生将大玻璃管的针头向母亲背部戳进去。我别过脸，不忍看母亲。她没叫一声痛，只是我双手握着的她那只手攥得更紧了。

医生走了，母亲才躺下，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微弱地说：疼得很。我要活命，忍得住疼，我才不甘心死呢。我还要活十年，活二十年。不，我这场病，也活不了那么大岁数了。我只要再活两年，好好再活两年，看到华桐拿博士，看到华桐结婚。

我终于得到医生许可，拿了止痛药，接母亲回家了。她回到家，非常高兴，以为自己的病快好了，精神也好一些了。但我眼看着母亲一天一天衰弱了。

一天午夜，母亲叫我。我走进房，大吃一惊，母亲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两眼灼灼，两道锋利的冷光，照我射来。

坐下来，听我讲！不准打断我的话！

她就那样子讲了个通宵。她如何受骗嫁给父亲，如何应付一个复杂大家庭的倾轧，讲父亲暴死之后她所遭受的欺凌和污辱，如何别无二心地指望子女成人。她将我一个妹妹过继给她结拜的姊妹，忏悔对不起她。她想念在哈佛求学的华桐，希望他和苏端仪结婚双双回来。她担心我的婚姻。

华苓，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结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呕气，如今正路去了美国，也有五年了，你还快活一些。他在家的时候，有天晚上，你从外面教课回来，还没有吃饭，就听见你们在房里吵起来了。第二天，殷先生说：他们吵，我气得在房里走来走去。聂华苓应该离婚呀！我说：那怎么行呢？有两个孩子呀！你这个婚姻，当初我就不赞成。现在你只好忍下去了。华苓，我要告诉你，你有时候太不像话了，像男人一样大笑，太不拘形迹了。你和朋友们在房里聊天，我在这边房里，听见你哈哈大笑，那样子笑，实在不像个有教养的女人。

她讲到汉仲飞行失事后，万念俱灰，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也不信佛了。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停住了，眼神恍惚。她定定望着我，并没有看见我。

我连声叫：姆妈！姆妈！你说呀，说下去呀！你怎么啦！

她就那么恍恍惚惚盯着我。她已经离开了现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使力摇她两肩：姆妈！你说话呀！姆妈！我要听你讲呀！把你心里话全讲出来！讲呀！姆妈！

她望望四周：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姆妈，你在台湾，在自己家里，和我在一起。

台湾？你是什么人？

我是华苓呀！

她仍然定定望着我：啊，华苓。我到底在哪里呀？

在台北，我们都在台北。

汉仲呢？

他也在。

你爹呢？

爹也在。

啊。都在。那就好。啊，都在，都在。她脸色突然变了，冷光逼人，盯着我说：你骗我，华苓，你骗我！不准再骗我了！不准再骗我了！母亲的眼泪淌了一脸，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受了一辈子的骗。

母亲终于又进了台大医院。她再也回不了家了。

她很安静，偶尔低声说几句话，全是对生命的渴望：

《三生影像》 谁骗了我的母亲？(3)

我好了，就是走一步路，我也要好好过过瘾。

我好了，自己走出医院。我不向医生护士说再见。再见，再回到医院来见？我不来了。我只说谢谢他们。

我好了，要在园子里种花，种葡萄，自己酿葡萄酒。

我好了，抱抱小外孙呀，带着薇薇、蓝蓝出去玩玩呀。以前我不懂这就是福，这一病，我都悟过来了。

我好了，再也不心烦了。活下去，真是好呀，烦什么呢？

薇薇、蓝蓝在圣心中学住读。薇薇是外婆一手抚养大的，她给外婆写的信，外婆都放在枕头底下，不时用手摸一摸，摸出来再看一遍，对我说：我看薇薇的信最高兴了。她小时候，我抱着她，就想：等她读中学，我就看不见了，现在她也上中学了。

母亲闭上眼，微笑着。

星期天我带两个孩子去医院看外婆。薇薇在学校赶着绣了一条手绢带去。

母亲微笑着接过手绢说：外婆没有白疼你。她将手绢放在枕头边，轻轻拍了一下：就放在这里吧，我看得见。薇薇，好想你们啊。外婆好了，星期天带你们出去玩，看电影，上小馆，逛新公园，好不好？

薇薇答应了一声好，转身跑出病房，在外面大哭了一场。

我日夜守着母亲，晚上在她床边的椅子上睡一下子。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去台大教课，东海大学的课只好请假了。每次我走进病房，母亲都很高兴。一天晚上，我回到医院，长长的甬道没有一个人影，惨白的灯光，一直亮到尽头，再过去就是太平间。我并不害怕，仿佛我这辈子就是一个人在那儿走，走向甬道尽头。到了母亲房门口，才猛然悟过来：我的母亲躺在那儿等着我。她睡着了。我没有惊醒她，一夜没有闭眼，一直望着母亲，听着她微弱的呼吸。

天蒙蒙亮，母亲醒来，看见我在床边，拉着我的手说：你在这里，我就心安了。这几天，你猜我想什么人？想你爹！二三十年了，怎么现在这么想他！我一个人睡在床上想，说不定他会走进房，笑眯眯的，也不说话。我问他：噫！你怎么来了？你害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把儿女都抚养成人了，你来享现成福呀。他笑笑：我来找我的老伴呀。我点头笑笑：你来得正好！

我轻轻捏着母亲的手指头，一个个捏着，然后按摩那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逐渐向上按摩，手腕，手臂。母亲微笑着闭着眼说：好，好，莫停，一停，我又怕你不在这里了。

一天晚上，母亲要我回家好好睡一觉。

我回家坐在母亲空空的房中。我要呼吸母亲剩余的气息。屋子里漆黑，一潭冰冻的黑。我冻在潭心。一只蜻蜓满屋飞。我一伸手，抓住了蜻蜓，把蜻蜓捏得紧紧的，另一只手从字纸篓里掏出一小片旧报纸，把蜻蜓兜在里面，把报纸上端扭了又扭，正要将那一团纸扔出窗外，感觉到纸包里的颤抖。我将报纸里的蜻蜓扔进了字纸篓，回到我的房间。躺在床上，睡不着。悠悠万年，一个人和一只蜻蜓在黑暗中碰上了。蜻蜓轻微的颤抖仍留在我指头上。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我母亲渴望的生命。我从床上跳起，从字纸篓里抓出那一团破报纸，打开来一把扔出窗外，扔到凤凰木下。凤凰木旁有一朵粉蓝小花。太阳会再升起来。蜻蜓会再飞起来。天下雨了。我听见雨打凤凰木的声音，雨打破报纸的声音，蜻蜓翅膀颤抖的声音。

第二天一清早，我匆匆赶到医院，仿佛迟一步就见不到母亲了。

你这么早就来了？母亲每天看见我总好像多年没见那样惊喜。华苓，有件好笑的事告诉你。她压低了声音，声音已咳得沙哑了：昨天晚上，我咳嗽了好半天。同房那个病人的女儿，坐在靠我这一边。以为我是肺病，吓得她连忙把椅子搬到另一边去了。母亲笑着对我眨眨眼。吓吓她，离得远一点，我可以清静一点。母亲对我顽皮地笑笑，咳出一口痰。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睡着了。我乘机回家看一下，又不禁走进母亲房中，坐在靠窗的朱红沙发上。每次我都是坐在那儿，母亲斜靠在床上，恨不得我就坐在那儿谈谈天，说说话。我总是匆匆忙忙，要去工作，要去教课，要去赶稿子，要去会朋友，要去看电影，很多要去做的事。现在，我坐在母亲房中，她各种神态全涌在眼前了。母亲穿着大摆大袖的黑缎子旗袍，搭着一条白丝围巾，戴着眼镜，微微踮起一只脚，透着点儿挑逗，又有些不舍地笑着。母亲披着狐皮领黑斗篷，额前一抹刘海，在雪地里走过两根大石柱，走进屋内迎面的大穿衣镜里。汉口江汉关码头上，白色鲜花的牌坊挂着“魂兮归来”的横幅。母亲一身白布孝服，昏倒在父亲朱红棺材旁边。母亲灰衣灰鞋，拿着鞭子，在阳台上赶着打她长子汉仲，鞭子打断了，转身伏在父亲灵前痛哭。

医院突然来了电话，母亲情况危急。我通知了两个妹妹，?去医院。医生正在抢救母亲。她张着嘴，喉咙呼噜着痰，插了一个管子。母亲一看见我，就挥手要我握着她的手。我两手紧紧捧着母亲的手。两个妹妹陆续赶到了。医生用一根管子插在她喉咙里抽痰。母亲的脸扭曲着挣扎呼吸。我的手越攥越紧，母亲的手越来越松了，呼吸越来越微弱了。

母亲的手终于撒开了。

那天是1962年11月15日。

《三生影像》 再见雷震，1974(1)

1974年先生已出狱四年了，我已定居爱荷华十年。我和Paul将旅行亚洲两个月，决定去台湾看雷先生。当然，我也想和Paul去大陆。到了香港，同时向两岸申请入境。大陆杳无回应。台湾可以入境，但是安格尔对我的安全不放心，打电话给驻台美国大使馆探问，回说应该没有问题，大使馆将派人去机场接我们。

十年了，又回台湾，我们一到台北，立刻要去看雷先生。我认识的人反应不同，有的人不置可否──那是个沉默的年代。有的人说，雷震出狱以后也过得不错嘛，让他过几天安静日子吧，现在不必去扰他了，也不必为他再招麻烦了。有的人非常了解我要去看雷震的心情，当然应该去，但不要声张，也不必马上去，最好在离开台湾的那一天，也不要待得太久，见见面知道他生活得很好就行了，待久了就可疑了。看了雷震就上飞机。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朋友笑笑，很抱歉的样子，因为你们见他太早，要是有人知道了，在报上打你一棍子，再有人一起哄，你们在这儿几天就不愉快了。你最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看看《自由中国》的老朋友呢？最好不要为他们惹麻烦了。

夏道平和雷先生交谊深挚，是雷先生出狱后仍然敢去探望他的老友，他对雷先生现况比较清楚。我打电话给他。我心情激动，却极力平静，没敢多说，只是告他我想去看雷先生，请他问雷先生我和Paul是否可去看他，并告他我们去看他的日期和时间，正是我们离台的那一天，上午11点。夏道平说得等一两天，雷先生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我们。我明白夏道平的意思：雷先生的电话有特务窃听，他们需要时间决定雷先生是否可见我。我和夏道平从没断绝书信来往，电话中他没说要见我，我就了解他困难的处境了。两天以后，夏道平来电话说，雷先生可以见我们，并要在家请我们吃饭。我说我们只能去看雷先生两个小时，看他之后立刻就上飞机回爱荷华了。他哦了一声，没说一句话。

雷家在台北郊外的木栅，朋友可以开车送我们去。但是问题来了。原来雷家对面的房子住着十几个特务，专门监视雷震。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寥寥几个来往的亲友，特务照相存档，以便调查。朋友若开车送我们去雷家，车子牌照号码照了下来，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不妄之灾的把柄了。不行！不行！朋友直摇头。没人敢去！但朋友毕竟是朋友，又不肯让我们坐出租车，说台北的出租车横冲直撞，台北到木栅那一带的交通特别紊乱，怕出人命。我忽然想到老瞿，他就是在那条路上给大卡车撞死的。讨论半天，我们才决定坐朋友的车子到景美，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然后从景美坐出租车去木栅。

我们一走进大门，雷先生夫妇就从屋子里迎出来了。我跑上去紧紧握着他俩的手，说不出话来。十四年之后，又见雷先生、雷夫人，多少话，多少事，只有短短两小时，我哽咽无言。

雷先生转身走进屋子，不断地说：眼镜呢？眼镜呢？我眼睛不行了！他戴上眼镜，看着我说：嗯，还是老样子。十四年不见了。最后那天见到你是1960年9月3号，礼拜六。

我一怔，他记得那么清楚！对了，我想起来了，那正是他被捕的头一天。

我们在客厅坐下。我把带去的一盒瑞士巧克力放在身边的茶几上，又把一个装钱的信封套压在糖盒子底下。

雷先生，您精神还是很好。我说。

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背常痛，记忆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今天能看到你很高兴。Engle先生也来了。

我一直想见到你，雷先生。Paul说：我很佩服你。华苓对我讲了你许多事。你是位很勇敢的人物。

雷先生笑笑：今天看到你们真是很高兴。我接到你们要来的电话，没有人干涉，我就知道，我可以见到你们了。我家的电话有特务录音。我们斜对面楼上，还有右边的房子，就有国民党特务十几个人监视我。我的一举一动，都照了相，来的客人也照相，硬把老百姓的房子占了，一天到晚朝我们这边照相。有什么可照的？我还能干什么？真是庸人自扰！谈话他也录音。有人说，把收音机打开，音波骚扰，特务就没办法了。我们谈的话，光明正大，为什么录音？雷先生突然笑了起来。告诉你，监狱里的犯人把国民党叫狗民党！

雷先生仍然和当年一样，天真烂漫得像个孩子。

《三生影像》 再见雷震，1974(2)

不要多问问题，我想，雷先生不在乎，他什么话都敢说。我可不能引他说下去，为他惹祸，只是问了一句：雷先生身体还好吧？

还可以。我在写回忆录。我坐牢写了四百万字！他们硬是抢走了。无法无天！我十年刑满，应该开释。不行！要我在出狱前立下“誓书”，否则，我就不能出狱。于法无据，我拒绝了，宁可再坐牢！他们通知我太太，要她来劝我。她这些年真苦够了。我还是拒绝！我太太找谷正纲来军监劝我，他劝我可怜我太太这些年受的罪。我还是不肯！谷正纲给我看警备司令部交给他的“誓书”底稿。上面写得有“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不得和不利于国家的人士来往。”看到“国家”两个字，我才答应照写。“国家”不是国民党嘛！我一生就没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出狱之前，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到军监来，警备司令部交来的“誓书”，“国家”改成了“政府”。这种欺骗的作风！我又不肯写了！他们三位一再劝我。看看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为我苦心奔走。我只好勉强写了。我在军人监狱坐了十年，写了四百万字的回忆录。出狱的前两个月，特务带领十几个凶恶的大汉，把我的回忆录全部抢去了！我有何罪？关了我十年！还不准我写回忆录！

雷先生，雷太太，你们常常出去走走吗？

出去总有人跟踪呀。雷太太说：倒不如待在家里。

雷先生停不住，继续说下去：英国的《星期天时报》（SundayTimes）驻远东记者要访问我，打电话约我到国宾饭店喝咖啡。特务马上知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打电话来叫我不要去，我拒绝了。我说，你们叫特务去监视好啦。那天，果然有个特务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看就认得，常常跟我的嘛。他当然带着照相机，要把我们照下来。那位记者要我到他房间去谈。我说，不行，就坐在这儿谈谈吧。我暗示有特务监视。谈完了，他偷偷告诉我，他的照相机三面都可照相，正面，左面，右面。他把那个特务已从侧面照下来了。特务厉害，外国记者更厉害！雷先生讲着讲着就笑起来了，笑得很得意，和十四年前讲到他如何愚弄国民党特务一样地笑。

我和Paul也笑了。

后来那记者要我到楼上他房间里去谈。我说那可不行，要谈就在这餐厅谈。

雷先生，您在牢里怎么样？

牢里有人发疯呀！我没有疯，因为我写回忆录。我写了四百万字，在出狱以前，保防官带了十几个人来抢走了，还有些信件和诗稿，也抢走了。国民党这种目无法纪的作风不改，将来要丧尽民心呀！中国进了联合国，监狱里有人很高兴呀，他们说，共产党给中国人出了口气！监狱里有好多逃兵，多半是台湾人。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逃，将来打大陆还需要他们呢。他们说，那关我们什么事！那是国民党的事！

雷先生越讲越兴奋，毫无顾忌。狱中梦胡适写的自励诗全扔到脑后了。他一开口就不能停，仍然理直气壮，仍然满怀悲愤，仍然忧国忧民，仍然以斗特务为乐。十年铁窗磨灭不了他的豪情壮志。雷震还是雷震！

雷先生还有许多话要讲。我也有许多话要问。但我和Paul必须直奔机场上飞机了。我们只好起身告辞。

Paul说：雷先生，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来看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若你再有机会，你是不是还要做你十四年以前所做的事？

雷先生笑笑。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雷先生和雷夫人送我们到巷口。一声声再见，一声声珍重。我们一再回头。两位老人一直站在那儿──站在正午的烈日中，频频招手。

那就是我看到雷先生的最后一面了。

雷先生于1978年11月因摄护腺癌和脑瘤导致半身不遂，住进医院。雷太太在那之前跌断了腿。夫妇俩在医院中隔邻而居。雷太太可以拄着手杖到隔壁看望丈夫。她腿还没复原，就回家了，因为医药费和雷先生特别护士费的负担太重了。她便每隔一天，一拐一拐的，从木栅和景美之间的家，去荣民总医院看丈夫。最后雷先生只是靠输氧维持生命。雷太太在加护病房对雷先生说：儆寰，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未了的心愿，我们会为你料理的，你安心地去吧。

雷太太知道，那未了的心愿，就是要向台湾政府索回他在狱中写的四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和日记。那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思想记录，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

1979年3月7日，雷先生去世。

《三生影像》 旧时路，别样心情(1)

旧时路，别样心情，1988

1974年以后，我不能回台湾了，作品早就不能在台湾发表了。我上了警总的黑名单。

1987年，台湾政局变化，气氛松和一些了。1988年余纪忠先生在台为我辛劳奔走游说，终于邀请我和Paul访台。

我在台湾和余先生见面也只有几次。真正认识余先生倒是1964年我离开台湾多年之后。70年代中，台湾两报还没创立文学奖，余先生同意和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合办一个文学奖。我与Paul约余先生在旧金山见面。我们到亚洲路过旧金山，时间仓促，未见余先生之前，我就和当时在爱荷华的温健镏、古苍梧拟了一个计划，着重写真实，着重语言和形式的独创性，称之为“五四文学奖”。余先生看后认为很好。他回台湾后，此事就搁浅了。在当时的台湾，“五四”大概是沾不得的。

余先生开明、远见，在困难的大环境下，尽力在文化事业上开拓广阔的道路。他对于当时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是同情的，例如我的朋友陈映真和柏杨，他们出狱后，他以各种方式给他们道义的支持。他也要冲破禁忌，争取新闻自由。1984年，中国大陆在奥运会获得十五块金牌，《中国时报》海外版以头条标题报道。海外版也报道江南被谋杀事件。结果《中国时报》海外版被勒令停办了，那是海外华人一大损失。

我和余先生多年没通音信。1987年，陈怡真来美，顺便来爱荷华，递给我一封余先生的信，毛笔行书，没有标点。十几年以来，那封信一直在我案头，每次看到就觉十分亲切：

华苓：

早就想写的一封信到今天才托怡真带来未免太疏懒了这些年来你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付出与收获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大家都引以为荣台北你好久没有回来了现在它和以前不同了变得相当大相当广阔冰雪初融另是一番景象当年参与播种的一分子应该在这时候回来看看假定你时间允许的话明年七八月间我邀请你和Paul作我的嘉宾一切由怡真代达

敬颂

康健

余纪忠手上

十一、一、八七年

寥寥几行字，含义深刻，情谊真切。余先生的邀请为自己招来许多麻烦。台湾驻芝加哥办事处不予签证。余先生在各方奔走，上层人士终于允许我入境，但是，警备司令部不批准。余先生又得奔走。最后，他们要我写保证书，保证不参加政治活动，不为共产党作宣传。余先生知道我不会写什么保证书，对他们说：那她不会来了。实际上，我从未参加任何实际政治活动，也从未为任何党派作宣传。余先生终于说服他们，由他为我保证。我得到台湾驻芝加哥办事处电话，对方说可以给我签证了，但是严厉警告我：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准为大陆宣传。

1974年，我同Paul到台湾几天，只为探望坐牢十年出狱的雷震先生。听从朋友的建议，我们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1988年5月这次可不同了，我们是余先生的“嘉宾”，尽情享受了台湾“冰雪初融”的人文景观，和老朋友聚会，和新朋友相识。我们晚上抵达台北，余范英和季季以及一些作家好友在机场迎接。到旅馆扔下行李，我们就去酒吧喝酒。我和范英初次见面，她在酒吧望着我和Paul说：因为Paul爱你，他也爱我们每个人。我们俩对范英立刻奉为知音。每个人抢着说话，谁也听不见谁，但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都在庆祝那象征性的一刻:台湾的冰雪融化了。那晚，我喝了几杯白兰地，吞了两颗分量很重的安眠药，也不能睡觉。

第二天，余先生夫妇在家中设宴款待我们，煞费苦心邀请了我多年未见的朋友，其中有潘人木、朱立民、孟瑶、王文兴、蔡文甫。十几年不见余先生了，他仍然神采奕奕。因为Paul在座，他用英文讲到我们为民主的努力。其实，那也是他努力的目标，在台湾本土努力，更为艰辛，更为可贵。

《三生影像》 旧时路，别样心情(2)

我和Paul也带着鲜花去空军墓园，为我年轻守寡的母亲和年轻丧生的空军弟弟扫墓。鸟鸣依旧，蝶飞依旧，母亲墓土已裂，苔痕满地。Paul和我一同向母亲行礼，我泪流满面，他也泪汪汪了。他说我们两人的母亲很相似：好看，聪明，幽默，坚强，他同时在向两个母亲行礼。

到过爱荷华的作家朋友们在阳明山聚会。姚一韦和新婚的年轻妻子一同赴会。王祯和已患鼻癌，失音失聪，妻子碧燕坐在他身边，在纸上写下别人说的话，他报之一笑，或是点点头。每个人都讲了话。王祯和坚持要讲话，断断续续，吃力地，沙哑地，一个字一个字，吐出他对我们的情谊。我和Paul上去一把拥着他。三人拥在一起，拥住他和死亡挣扎的生命。

我带着白兰地去看台静农先生。我一进门就说：台先生，二十六年了，今天才有机会谢谢您。1960年，雷先生被捕后，我闭门隔离亲友。1962年，您竟亲自到我家，邀我到台大中文系教文学创作，从此我在台湾又见天日了。

台先生对我去大陆的见闻特别有兴趣，我想他是非常怀乡的。他和鲁迅关系密切，甚至还保留鲁迅一篇小说的手稿，也有陈独秀文章的手稿。很少人知道他当年写小说。台湾后来政治局面宽松一些，才有《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等书出版。台先生在台湾大学教学之余，以书艺画艺而自娱，在梅竹杂花之中，最喜画梅，张大千评语：静农墨梅，只有冬心最堪比拟。

1988年，我去台湾时，傅正还在世。雷太太已在监察院提出调查雷震冤狱案，并和傅正一起公开控诉，力促冤狱真相大白于世，要警总发还雷先生狱中所写的回忆录和日记。康宁祥、尤清、朱高正、许荣淑、张俊雄等十三人，在立法院也促政府从速彻底平反雷震案。他们另外也成立了雷震案平反后援会，第一个目标是要回雷先生在狱中写的回忆录和日记。

那年我到台湾，是在雷案发生二十八年之后。《自由中国》的人终于重聚了。雷震和殷海光都在人格的光彩和生活的沧凉中离世了。夏道平、宋文明、雷夫人宋英、傅正、马之、陈积宽，和我星散二十八年，终于又相见了。真个是鬓发各已苍，世事两茫茫。各有坎坷可诉，各有心情可吐，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欢喜透着欷，兴奋却又怅惘。在那一刻，一个高大的铜像──永没铸出的雷震铜像，挺立在我们面前。我坐在雷太太身旁，她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神，仿佛说：不必说了，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就很好。她仍然是那么平平常常的样子。

我和Paul这一次在光天化日下直驱木栅，先去拜望雷夫人，再带着鲜花，和一些朋友去看雷先生，他已安息在自由墓园了。他在生时就找好一小块土地，命名“自由墓园”，自题墓碑。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而上。小雨纷纷，为我们而洒。山雾迷蒙，似真似幻。我坐在三轮车上，沿着新生南路的溪沟荡去，荡到和平东路二段十八巷一号，我又看到雷先生坐在一旁，含笑静听殷海光梗着脖子两眼火辣地批评时政；我又听到毛子水老教授心平气和地予以否定；我又听到夏道平娓娓道出精辟透彻的分析；我又看到寄居雷家多年的罗鸿诏老先生捧着一杯热茶在一旁呵呵笑；我又看到被军方强迫到外岛马祖服役而得风湿性麻疹，以致锯掉两腿的雷德成坐在轮椅上。

“自由墓园”在高高的山坡上。一溜陡峭的石阶爬上去，就可看到雷先生的亲笔字了：

雷震自题　一九七七年　时年八十一岁

《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

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先生之墓

生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殁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1969年就已去世，雷先生也把他安顿在一起，为他题上：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题　一九七七年四月

时年八十一岁

他的儿子德成也在自由墓园伴随父亲。他们之间有一块空地，留给与他患难相共大半个世纪的妻子宋英。孤苦的老友罗鸿诏仍然和他们在一起。从他们那儿走上去，还有几户人家，安息的全是他们夫妇生前老友。在雷先生下面还有一小块园地，躺着他心爱的小狗。

我向雷先生行礼时，热泪涔涔。“自由墓园”流露的亲情，友情，爱国之情，甚至对小狗的人情，我感动得流泪。

烟雾缥缈中，那尊永没铸出的铜像高高站在山顶上，一只手挥向天空，望着远方。

1988那年，雷震冤狱真相终于大白。

刘子英1960年在台被捕，被警备总部逼迫承认“匪谍”，陷诬雷震“知情不报”，以致雷震坐牢十年。刘子英被判十二年，期满出狱后，台湾警总安排他住在土城，并给他?官待遇，禁止他和外界接触。他行动诡秘，行踪不定。80年代后期，台湾政权变化，1988年，各界发动雷案翻案运动，刘子英是关键人物，突然离开台湾回大陆定居，两年后死于重庆。他离台前给雷夫人宋英写信表示忏悔，但雷震已作古。

雷太太：

我实在愧对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趋前面领罪责。回想当年为军方威势胁迫，我自私地只顾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谎言诬陷儆公，这是我忘恩负义失德之行，被人讥笑怒骂自是应该，所幸社会人士大多明白这是怎样的一桩冤狱，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仍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现在我要到大陆探亲去了，特将写就《辩诬》一文寄呈，以明心迹，如要公诸社会致以动乱不安之情势益形扩大，则非所愿也。今天再谈正义讲公理似乎不合时宜，一切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断，则或可不畏权势直言无隐使真相大白也。

敬请

善自珍摄

刘子英敬上

七十七年八月

《三生影像》 偶然，1963(1)

五点半了。酒会六点散场。去？还是不去？白色恐惧，母亲亡故，婚姻癌症无救。活着，只是为了两个孩子。

我勉强去了美国文化参赞的酒会，将近六点了。Paul

Engle正和几个诗人谈话，逗得他们大笑。我站在他身后，主人站在一旁等着介绍我。他越讲越得意，旁若无人。我正要转身离去，他突然转过身来，主人介绍我。

啊，我要和你谈谈，麦卡迪（Dick

McCarthy）在华盛顿谈过你。但是现在没有时间。酒会以后，我还得去一个宴会。

我也没有时间，我也要去一个宴会。

怎么办呢？我在台北只有三天，日程全排满了。

安格尔在多年以后回忆：

华苓站在我身后，静静地，一动也不动。但她似乎浑身的磁力，一股脑儿集中在她眼中，热辣辣的。

我站了半天，你也没理我。没礼貌。华苓说。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你来得这么晚，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这儿，你才没礼貌。我尽可能把话说得狠狠的。

我们俩互相瞪着眼。我可以感觉到她挺立的娇美身子闪烁的张力。

我终于说话了：现在我不能和你谈，有人请吃晚饭。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就是父亲教训淘气孩子的口吻。

我也有人请吃晚饭，我不能和你谈。华苓不屑地说。一个个字硬得像铁似的打在我耳朵里。

又瞪着眼。然后笑了笑。你到哪儿吃饭？我那话问得可是有点儿唐突。

华苓大概吃惊这个陌生人竟这么莽撞。她半转身要走的样子，然后转过身来说：和朋友吃饭，在饭馆。她调侃地笑了一下。非常好的菜，真正的中国菜。

人们一个个离开酒会。在那么一个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俩站在那儿眼瞪眼。我们同时说：走吧。

我在门口伸出手来。她没和我握手。我盯着她的脸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有点儿喜欢我，但非常讨厌我。她觉得我还有趣，但她的自尊心太强了。我结结巴巴说出很笨的话：明天我很忙很忙，要见很多人，也许我们在哪儿见一下面。

我也很忙很忙。仍然是坚定的声音。我得送孩子上学，我得去大学教课，我得写作。我的时间全满了。

我被这个小女子美丽的个性怔住了。

那我就叫辆车子送你走吧。

谢谢。她声音柔和了一些。我自己会走。

她走了出去。那优美的亭亭背影告诉我：别跟上来。

我径直去朋友欢迎Paul的晚宴。

他一阵风似的涌进房来，正要在餐桌前坐下，看见我坐在他身旁。好！他只那么叫了一声，就坐下了，也没和我说话。他那趟亚洲之旅，是为他主持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创作坊”寻访作家，已去过巴基斯坦、印度、香港。

他拿起象牙筷子说：在法国人知道烹饪以前，中国人就有很精致的食物了。他拣起拼盘里一片猪肚，疑惑地看了看：蛇吗？

不，是猪肚，不喜欢，就不要吃。我说。

他一口喂进嘴，自己得意地笑笑：美国人真笨，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不吃。

鸽蛋烩鲍鱼上桌了。Paul眼睛一亮，向我们挑衅地笑笑，示意要我们看他表演。他郑重其事地戴上眼镜，用筷子夹起一个柔滑嫩白的鸽蛋，玩魔术似地给每个人看看，才喂进嘴里。

我们鼓掌大笑，给魔术师喝彩。有人抢着给他照了相。

《三生影像》 偶然，1963(2)

多年以后，Paul在回忆录里写着：

我戴起眼镜用筷子拣起溜滑的鸽蛋，还照了张相，大张口得意地笑，是我这辈子最愚蠢的样子。华苓大笑。在那以后我没再吃过鸽蛋。一个就够了。现在，每当我在爱荷华看见鸽子飞过，闲雅地扇着彩虹翅膀，我就充满了感激，鸽子帮我逗华苓笑，逗她和我一道走出门，改变了我的余生。

从那一刻起，每一天，华苓就在我心中，或是在我面前。

但是，他那时还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他知道他有魅力，他知道他可吸引满座的注意力。有人问起他的印度一月之旅。他谈到加尔各答一次神秘的经验：

阿瑞刹（Aritha）在加尔各答西南边。很荒野的地方。我和一位挪威的艺术家去那儿海边的一座神庙。神庙就是一辆巨大的马车，很大的石车轮，几匹石马仿佛拖着车向着海跑。那庙一层一层越削越小，直削上去，每一层一溜儿姿态不同的雕像。我总是很好奇的，一定要爬上去看看。爬到庙顶，很累，躺下来休息一下。我欣赏着雕刻的男男女女打鼓跳舞，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怔恐感觉。神庙在移动，车轮在转动，马车要跑到海里去了，我再也下不去了。

Paul顿住了，望着我们笑，故弄玄虚。我们的眼睛全盯着他。那是他最得意的一刻。

后来呢？我忍不住问了一声。

你果真要听吗？他盯着我，调弄的蓝色眼神。

我点点头。我从没见过那样不安、谐谑、犀利而又不时变幻的眼睛。

好。我躺在那儿。我的朋友站在下面叫我。我听见了，但着了魔一样，动也动不了。那座石头神庙抖动起来了。原来是我自己在发抖。我向下面的朋友说：我发抖，动不了。他说：闭上眼，数数。我就闭眼数数。他说：数下去，大声数，不要停。他是位艺术家，在印度做宗教研究工作。我一五一十数下去。朋友说：慢一点，大声数。我一顿一顿，朝天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数下去。数到一百五十，我就坐起来了，石庙也不动了。

我们正听得入神，他突然停住了，转身问我：你明天可不可以和我吃早点？

我得去台湾大学教课。

午饭呢？我有个午饭约会，可以取消。

好。明天午饭。

Paul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那顿午饭的回忆：

第二天我取消了和别人的午饭约会。华苓在午饭时谈到她的生活，她教的创作课，她的写作，她的翻译。例如亨利&#8226;詹姆斯（Henry

James），如何译他细腻含蓄的语言，还有柯然（StephenCrane），福克纳（WilliamFaulkner）。

你怎么可以把他那么冗长、累赘、美国南部的语言译成中文呢？我问。

你知道吗？华苓狡黠地很快回答：中国也有南部呀！

显然地，我的脑子永远赶不上她。我看着她用筷子，就和她走路、和她一言一笑、和她一举一动一样灵巧。她像只精致的小手表，每个细小的零件反应灵敏。

你工作很辛苦。我说：养母亲，养孩子。也不抱怨。

抱怨有什么用？

没有任何女人做这么多事，尤其是你丈夫不在家。

他走了六年了。没有他，我还快活一些。我得走了。她站起身。

今晚去吃晚饭吗？兰熙请吃饭。

你肯定我会去吗？

《三生影像》 偶然，1963(3)

我握起她两手。你一定会去。假若你不去，我会不快活。也许你也是。

华苓微笑着离去。我可以听见她急促的脚步打在地板上的声音。脑中忽然闪过连我自己也吃惊的念头──这一辈子都可听那脚步声该多好。

我有福这一辈子听到了。

那天晚宴又吃了一个晚上。华苓又被主人安排坐在我旁边。我自在多了，谈笑风生，几乎没对华苓说话。

你愿不愿意到爱荷华作家创作坊去？我突然转身问她。我看过你小说的英文翻译，麦卡锡介绍我看的。

她愣了一下。她早已知道爱荷华作家创作坊。一阵长长的沉默，终于说：不可能。

啊。明天午饭？晚饭？

好。

我在台北停留了三天。每天的宴会，华苓也是客人。最后一天傍晚，我请了十几位诗人在淡水河边吃烤肉。那晚的场合很可爱。一顶大铁锅钻满了小洞，下面燃烧着熊熊的炭火。铁锅在蒙蒙的黄昏中红得透亮。很薄很薄的牛肉片和羊肉片。肉扔在圆锅上，翻个面就可吃了。长桌上摆着很多不同的作料，你自己在碗里配料，烤好的肉在里面蘸一下就可以吃了。月光，火光，华苓──我喝了很多火样的金门高粱。

淡水河边，月仍明，火已微，夜渐深，渐凉。我起身告别。

我送你回家。Paul对我说。

你不必送我。

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走？

到哪儿我都是一个人，习惯了。

台北的男人到哪儿去了？Paul笑着说：我一定要送你。

我们进了出租车。

你一定到爱荷华的作家创作坊去好吗？Paul突然问我。

不可能，我得照顾两个孩子。我母亲去年刚过世了。她们的爸爸在美国已经六年了。

离开你六年了？我不懂。

我没说话。

你看起来很忧郁的样子。

我得尽力撑下去，为了孩子。

你必须到爱荷华去！

真的不可能。而且，我也许根本不能出境。我和一个开明的刊物《自由中国》有十一年的关系。社长和三个同仁被抓了，关在牢里。

麦卡锡在华盛顿告诉我了。那时候他正是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他说他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

他为台湾的作家做了很多事，翻译了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

你的小说翻译是他给我看的。Paul顿了一下。我明天就走了。

我知道。

你一定要到爱荷华去！

不可能。

谈着谈着，车子在松江路家门前停下了。

我到家了。再见吧。我伸手和他握别。

不，不，不能停下来。

我到家了呀。

简直是开玩笑！不能停！和你一起三分钟就完了吗？告诉司机，走吧！

到哪儿去呢？

哪儿都行。不停地开吧。你告诉司机。

《三生影像》 偶然，1963(4)

车子开动了。

你真好。Paul说。

我并不好，我只是好奇。

我也是。这样充满好奇的兜风，还是第一遭。

Paul后来回忆：

汽车在台北兜来兜去。台北并不是个美丽的城市，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身边有华苓，散发着奇妙的魅力和狡黠的幽默，看她就够了。

车子在巷口停了。司机转身对华苓说话。她笑着告诉我，司机说他从来没有搭过这样的客人，不知道到哪儿去。他要回家了。

就在这儿停吧。我送你到门口。

我们在寂静的小巷里走。我多希望就那么走，走，走。到一个孤岛上去，只有我和华苓。我望着天上的星星说：小时候唱过一首儿歌：星星，星星，亮晶晶，愿望说给星星听。你有什么愿望？

华苓说：好久没有愿望了。你有什么愿望？

我愿望再见你，再见你，再见你。

第二天，许多作家到机场送行。我也去了。我和Paul握手告别时，他很快问了一声：爱荷华？

不可能。

Paul上了飞机，在他那手提的打字机上给我写了第一封信。

我每天收到他一封信，三个星期，从菲律宾、日本写来的信。他在日本打来一个电报：我在日本两星期，希望你到日本来。

我的回答仍然是：不可能。

小笺

爱荷华的秋天透着点儿凉意了。爱荷华河边绿得透亮的叶子，一片片染上了淡淡的金色，逐渐泛开来，染透了一树的叶子，再也无处染了，就轰的一下红了。那是1964年，我从台湾到“爱荷华大学作家创作坊”的时候。两个小女儿仍留在台湾，住在妹妹月珍家，1965年来爱荷华。我和王正路的婚姻已无挽回的余地，分居七年后，1965年离婚。

1965年秋天，Paul去欧洲，打算游欧两个月，但到巴黎没几天，约翰逊总统聘他任美国第一届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1965—1971），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他只好回美，在纽约开会以后再去欧洲，但在纽约修建中的街道扭伤了脚，转回爱荷华休养。1966年春天才又去欧洲两个月。我只有他那时在欧洲写给我的一束信。从此我们没有长期分离过，也就无须写信了。

3月31日，1966，巴黎

《三生影像》 偶然，1963(5)

Darling：

我一到旅馆，你的信就在那儿等着我。在飞机上只睡了两小时，非常疲倦。看到你的信，我立刻来劲了。你真是一心一意的对我好，好得我担心你得到的不够，虽然你已得到我整个整个的人，也不够。我见到许多人，有些人很有意思，也有几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因为没有你，就觉得萧瑟冷清。

说起来是老生常谈了，巴黎实在很美。并不惊人，而是迷人，到处是可爱的小景。我的旅馆很小，一座大教堂高耸在上，教堂的钟每个钟头响一次。几个老妇人管理教堂，我得和她们说法语，难是难一点，但对我恰恰好，我本会说点儿法文，许多都忘记了，只能应付日常琐事。我打算上法文课，希望很快有进步。

我见到一些作家，为了收集短篇小说。但短篇小说很少，因为稿费太低，他们全将短篇的题材扩大成中篇。其实现在法国诗比小说还受重视。很不巧，正碰上复活节，许多人到外地去了。

这儿的树开花了，天气非常暖和，花苞全开了，草也绿了，都比爱荷华早一些。星期一我和此间人士谈法国作家到爱荷华的事，星期二见小说界的人，星期三见一位了解波兰文坛的人。有空就要见见诗人。

这儿到处在罢工，来往信件都停止了。这封信也会晚到。你的信只有四天就到了，奇迹。

今晚无事。更是想你。我应待在这间莫名其妙的小屋里写作。也许会如此，早早睡觉，做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那样子多无聊。我仍然因为时差感到疲倦，也许我就那样子消磨一个枯寂的夜了。

只因我去年12月没从纽约来巴黎，而转回爱荷华，我俩的情况多么不同。1965年是非常美好的一年，因为和你相聚──多少地方，多少时光。

这是我写的第一封信。

爱你的Paul

4月5日，1966，巴黎

Darling：

原谅我没有多写信。除了旅行的疲劳（从纽约飞巴黎要失去六小时），还忙着找人收集《生活周刊》所要的短篇小说，安排见面的时间，在巴黎跑来跑去，和人谈法国的小说，诸如此类的事。我也去了圣路易岛，古老的屋子美极了，圣母院就在那儿。爬上一层又一层的陈旧楼梯，爬到一间小屋，阁楼有张床，搭了个梯子爬上去，没有洗手间（最近的洗手间在底层，还得走过一个天井）。但是很有意思。只是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见所有要见的人，去所有要看的地方。

我真是想你想得好苦。每晚回到这脏乱寂寞的屋子，百无聊赖地倒在床上。每当我看到什么美好的事物，不能和你分享，也十分想你。比如看到圣母院夜里飘荡的照明灯撩在墙上、窗上柔和的幻影，我也非常想你。在这样的时刻，就恨你我年岁的差别，对我有如千斤重担，成了我们之间的障碍。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们一同来游巴黎。那也只是想想而已。好多地方，好多人物，好多事物，我若和你同享，就会有趣得多。

这儿邮政罢工了好几天，收到你第一封信以后，就没收到你的信了。也许你没写信。希望明天有你的信，希望你告诉我，你和我一样记得我们在一起点点滴滴的漫游时光。有一天下午，你不想见任何人，我只好独自开车去卜纪励家的聚会，后来才回来接你，开车在乡间游荡。我打算回来后，在田野山上安置一座活动屋子，你可以来看我，一同吃晚餐！

我得走了。今早我还没走出这间屋子，今天第一件事是遥寄我对你的爱。你应该已知道我的地址变了，搬到一个较好的旅馆，也比较方便。是我渴望与你同享的地方。

爱你，爱你　Paul

4月7日，1966，巴黎

Darling：

我非常非常担心，到巴黎十天了，仅仅收到你一封信。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一定马上告诉我。我相信你不止写了一封信。只写几个字也好，告诉我你很好，两个女儿很好。你应该已经有了我的新地址，我再重复一遍。

今天下午，我开车到法国西端的布列塔尼（Brittany）过复活节，将去一个小渔村天主教堂的礼拜天弥撒。那个地区的人是法国最早的居民，本是克尔特族，和韦尔斯人同种，至今仍说其古老的语言。有许多太古遗迹。圣米歇尔大教堂（Cathedral

of

Mont

St.

Michel）从海中高耸入云。

星期二又得奔走巴黎见作家，为《生活周刊》找法国短篇小说。有些不耐烦了。恨不得和你到哪儿去，一心一意写我自己的东西。但愿此行快快结束，我自己可以写作，还有许多许多要做的事。我也在想办法找年轻法国作家到爱荷华去，很不顺利。这也叫人丧气，实在是浪费我宝贵的时间。

阴沉沉的两天，开车出行非常狼狈。法国人开车是世界上顶糟糕的，简直是疯子开车，横冲直撞，死亡率比美国还高。我在这儿很怕外出坐车，可又非常喜欢到海边沙滩上去。我每天写点诗，是一首长诗，这也叫我心安一点。

每天回到房中，非常想你，每次想你，都感到贴肤的温暖，好像和你在一起。

爱你的Paul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1)

复活节礼拜日，布列塔尼

Darling：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旅行，不同的人，叫人兴奋，我可以独自应付。但是，在这么美、这么蛮荒的岛上，非常非常想你。这儿的景致叫我想到我们无数的乡野漫游。我多希望你在这儿和我共享此刻。再见你仿佛永生永世那么渺茫。最快活的日子将是我启程回家的那一天。

爱你和两个女儿

Paul

4月13日，1966，巴黎

Darling：

回到巴黎，发现不只一封，而是你的两封信。非常非常高兴，开心极了。我自己开车从布列塔尼回巴黎，那倒是个稀奇经验，法国人开车左右乱撞，毫无顾忌。布列塔尼到处是棕榈树和鲜花，春天早到了。

今晚我待在房里给你写信，并回复其他的信。

你的信深深感动我。相信我，我怨恨如此别离。你若在此该多有趣，我会带你上艾菲尔铁塔，远眺无际的巴黎景色，带你去上法国餐馆和中国餐馆，去那小小的圣堂，靠近塞纳河，非常美，是我喜欢去的地方，也让你倒霉地听听我糟糕的法文。我在学法文，但学得很慢。我们俩一同在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该多快活。很矛盾，我知道，我要来这儿，感到有幸旅行欧洲，可我又要和你在一起。也许有一天你会和我同行。现在，我得履行《生活周刊》的任务，见作家，找小说。该做的就得做。

我这旅馆很奇怪，非常干净，在巴黎算是难得的干净！靠近蒙巴拿斯大道，却又很安静，很适合我工作。我一人在此唯一的好处，是酒比在爱荷华喝得少，几乎不喝烈酒，人感觉好多了。晚上可是寂寞难耐，渴望你在我身边。我们真会再相聚吗？

一两天之内，我要详细写此行经历，寄回爱荷华。你也会收到一份，你就知道我到过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事。

非常高兴波兰外套对你和两个女儿都很合身。等不及看蓝蓝穿她的红大衣。还有帽子，是吗？我真想给她们再买些东西，但是这么远，很不方便。希望她们俩都喜欢古典音乐，不要买唱片，我有很多，叫Sara给你送去就是了，就说要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舒伯特、勃拉姆斯。

奥戈任（NelsonAlgren）的信非常有趣。他离开爱荷华，我会怀念他，他大概不会怀念爱荷华。他故作强悍，却有一股说不出的翩翩君子之风。

现在我得写些与任务有关的信了。明天还得工作。坐在这间屋子里，呆呆地望着墙壁、打字机、乱七八糟的书和文件，实在丧气。当然，是我自己要来的，也高兴我来了，也知道我得在外十个星期才能回爱荷华。回来以后，要在很短时间之内，写很多文章。也要有很多时间和你在一起。

全心的爱　Paul

4月15日，1966，巴黎

Darling：

两天没有你的信，凄寂不堪。我知道你很忙很忙，无法写信。你已经非常照顾我了。

圣米歇尔峰卡片一张，是写给薇薇、蓝蓝的。我有时间将给她们各写一张。

你我之间绝对没有任何障碍。我们在一起是那样融洽自在，现在我们之间连最稀薄的空气也没有了。我所担心的仍是老问题──年岁，当你仍然灵巧可人，恐怕我已休矣。为了我自己，我要娶你，要享受和你相聚的快乐，想到我们可有我梦寐以求的孩子，我就深深感动。但是，十年以后，我这一头稀发，不白也秃了，你还有什么乐趣？那才是我发愁的事，才叫我想到因为我而使你与生活隔离，那对你是不公平的。仅仅这个叫我发愁。

你睡眠不好，我很担心。我知道失眠会令人多么抑郁。到巴黎的第一个星期我睡眠不足，日子过得忽忽悠悠。现在我好了。可你怎么办呢？亲爱的华苓，你知道我到哪儿，就要带你到哪儿，我也要和你一起待在爱荷华。这次旅行，有几天夜晚，我精疲力竭，累得发抖，在这样的时刻，我就想，要你和这样一个崩溃的废躯壳一起生活，实在是个错误。然而，我已经在为你作安排了──今年秋天，我必须去芝加哥几天，为一个杂志写篇关于芝加哥的文章，你一定要和我一道去。那时你可以空闲一点了，我们可以一同写那个有趣的城市，你可以帮助我。

无限的爱　Paul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2)

又及：

刚收到你可爱的信。11月4日，我将去芝加哥演讲，希望你和我一道去，也许两个女儿也去，我们可在那儿过周末。我必须写两篇关于芝加哥的文章，你和两个女儿必须帮忙。我要从她们的眼光看芝加哥。

4月16日，1966，巴黎

Darling：

刚在一个钟头以前寄了封信给你，收到你NO.2的信。

离开爱荷华二十四天了，好像是几个月了。我已习惯了此间的生活规律。你问我在巴黎的生活。早上大约八点醒来，一个活泼的女孩端来一盘早点。喝茶，看法国报纸。每天上午花两小时写信。通常是出去吃午饭。今天和《纽约时报》的一位朋友去塞纳河边的银塔饭店吃午饭，是巴黎最好的餐馆之一。然后去巴黎贵族区附近的一个女作家家里取一篇稿子。然后去一位法国太太家，和另一位朋友喝茶。她住在一条古老的窄窄的小街上，很有风味的房子。她失掉了布列塔尼的别墅，和孩子们在巴黎生活凄凉。然后和一个《纽约时报》的朋友喝酒吃晚饭，又是一个有名的餐馆。我必须说，所有这些豪华美食，我都不像别人那么有兴趣。我还是喜欢很好的中国菜。这位朋友可能写篇关于我的报道。明天我比较闲一点，学学法文，也许去艾菲尔铁塔，然后和大使馆一位朋友吃晚饭。星期一整天又得见作家和编辑了，为《生活周刊》找小说。很难，法国作家很少写短篇小说，杂志不发表，或是付很少的稿费。

非常高兴收到你和两个女儿在湖边的照片，已经炫耀给一位朋友看了。

我一上午都在给你写信，只是越南的杜芳来了一下子。她和在爱荷华时一样，事情一团糟。她的签证已过期。今天是礼拜六，礼拜一还得去大使馆为她解决签证问题。我浪费了许多时间，只因为别人太窝囊了。

我亲爱的野人，我知道你有多野。现在你好像并不那么遥远。你4月14日的信，4月16日就收到了，快极了。直接回爱荷华，也许不可能，我必须在纽约停两天，谈我文章的事。但我决定不去华盛顿了，过些日子去。也许纽约也不去了。早上飞越大西洋，下午抵达纽约，立刻转机飞芝加哥，再转机飞爱荷华。到家我会累死了。从爱尔兰一直飞回爱荷华，你和Sara开着白色旅行车到机场来接我，现在想到那情境就叫我心动。

假若今年夏天我可以在乡间找到房子，秋天才去纽约，夏天就不去了。

从没想到和其他女人在一起。我只有你，其他人实在单调无味。

爱你的

Paul

4月18日，1966，巴黎

Darling：

今天没有你的信！全是公事信件。昨天心情很坏。天下着雨。《生活周刊》找稿的工作不顺利。每晚孤单单回到这间枯燥的屋子，真腻味极了。肠胃不太好，不想吃东西。自从离家以后，一个字也没写。但是，我有个开心的念头。

国际笔会一定会在6月12-18日邀请你去纽约。你真应该去，反正他们付旅费。会后再留几天，看看朋友，在哥伦比亚大学找你需要的资料，大概多留六七天，我就到纽约了。你若愿意，可去机场接我，我们在纽约玩两天，一道回爱荷华。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你若不去纽约，我就直接回来，不停纽约了。你多留几天，正好为你编译的《百花齐放文集》做点研究工作。你能否离开两个女儿两个星期呢？

我决定不参加笔会的会议，我需要时间在这儿工作。五月我入境波兰有问题，因为波兰人庆祝天主教的波兰建国一千年，政府不愿外界看到天主教在波兰仍然强大。

仍然是见作家，见编辑，看法国小说，写回信，吃美味。昨晚去音乐厅看了一场法国歌唱舞蹈和丑角表演，很精彩的演员。我心神不定，有时充满希望和信心，有时心灰意懒，自责没多大成绩，选小说的工作进展不快，非常想你。无论心情如何，总是想你的。

你必须将薇薇大衣寄回安塔斯公司，保险全价150美元，说明大衣褪色，衬衣也染红了。蓝蓝的大衣收进盒子时一定要放樟脑，以免夏天虫蛀。

我从欧洲回来时，你再在纽约等我，那就开心极了。千万考虑考虑，尤其是你可利用一段时间做你百花齐放文学的研究工作。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3)

深深的爱，Paul

4月19日，1966，巴黎

Darling：

今天接到你NO.3的信。在巴黎收你信没问题，到了波兰和德国，就不一定了。在波兰我有一个固定的通信地址，在德国我到处走动，只能让你的信积累在一个地方，一个星期收一次信。

今早醒来，正打着哈欠起身，听见门下，一封信一点儿一点儿溜进房来，还没看见你的名字，我就知道是你的信，开心极了。

昨天和一对美国夫妇一起吃饭，他写小说，斯坦福大学毕业，现正在美军服役，他妻子学中文，教她中文的是一个会说法文的北京人！他可能到爱荷华来写小说，她要来读中国艺术博士学位。昨晚还有《时代周刊》的一个作家和他的法国女朋友。他是那种魁梧、乐观而单纯的美国人，她是那种锋利、机灵、爽朗、亮而不美的巴黎女人，很有意思。我们去圣路易岛靠近教堂的一家餐馆吃饭，很好的菜，很多啤酒。沿着黑黝黝的河散步，一些浪人躺在桥下。然后我们去艾尔丝市场，看着肉类和蔬菜从车上卸下来，大盒大盒好看的红萝卜白萝卜，甚至有麝香草，浓郁的香味渗透夜空。每一步我都想着你，希望你也在这儿。脚跟走路仍然疼，唯一的不快。

艾理森（Ralph

Ellison）到爱荷华，你得买一瓶纯苦艾酒、两瓶杜松子酒、一瓶威士忌。希望你能为他开一个派对，也许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假若你在纽约等我，我们可给两个女儿买点夏天衣服，也许也给你自己买几件。

我轻松一些了，本来很丧气，现在有了点进展，心情好些了。随时随地，只要有你，就会更有趣。总会有那么一天！深深的爱你。我就依靠你的信过日子，过分地依靠。

Paul

4月21日，1966，巴黎

Darling：

4月18日NO.4的信，今天收到了。很快──我们实在分离得并不远。

我要写一篇关于芝加哥的文章，从孩子的眼光看芝加哥。带两个女儿看艺术馆，人类学博物馆（世界上最好最有趣的人类学博物馆）、科学馆（看着小鸡从蛋中孵出来）、公园、摩天楼、老房子，我要看她们对什么最有兴趣。你我随时记笔记，我写的时候，你提供意见。我们还可游览其他地方，两人合作赚稿费！玩了芝加哥，我得去作两次演讲，在芝加哥50公里以外的蜜窝珂。有了你，我睡眠好得多，多年也没这么好的精神了。我需要那样的生活，你给我的那样的生活。我多希望和你在一起，和你温暖柔润的那个人。一想到你那个人，相思就更浓了。现在。

以后我不会出门这么久，除非去亚洲。以后就是出门，顶多四五个星期。有时我得去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几天。

你睡眠不好，很挂念。恨不得马上回来。还有八个星期。我在此见许多人，去许多地方，日子好打发一点。你待在老地方，天天同样的人，难挨一些。其实我现在身体很好，睡眠也好。（对不起！）饮食小心，酒喝得少（在我那个家里，人总是绷得很紧，喝酒太多。在这儿，没有那种精神负担，我要维持如此健康下去）。我们在一起，可以一同做许多许多事，你可以给我许多帮助。

深深的爱，Paul

4月23日，1966，巴黎

Darling：

今天昨天都没收到你的信。信倒是来了一大堆，全是需要回信的，已经写了三个钟头的信，有的是关于我去波兰和德国的事。5月4日去德国，5月21日去波兰。我若把要做的事赶紧一些，说不定我可以到纽约开笔会。我们可在那儿待一个星期。

邮票几张，给蓝蓝，信封上那一张，好看极了，没想到还可找到这样的邮票。

我在德国和波兰得不停奔波，给你写信的时间少一些了。

昨晚有个奇特的经验。我去一位很有名望的版画艺术家的工作室。他主持巴黎最有名的艺术学校，却是英国人。他的女朋友顶多二十五岁左右吧，他有六十四岁了。看见他们生活在一起，那一再折磨我的感觉又来了。她脸圆润清新，他却形容枯槁，她一头黑发，他已斑白了。你了解我的心情。你是知道的，我不可能对任何其他女子有我对你的这份感情，也不可能对任何其他女子盼望和你如此相聚。但是，我们年龄的差别叫我不寒而栗。再过十年，仅仅十年，你比我现在还年轻，你仍情热神旺，我一定比现在衰老了，不死也成半个废人了。美国患心脏病比率很高，若不在十年之内，十年以后，我很可能突发心脏病。我父母全死于心脏病，是我家的遗传。我该怎么办呢？把你和两个女儿拖进一个疲惫老人的生活中吗？抱歉我如此伤感，所有这些话都没稍减我对你深切的爱。

现在我得去一个午餐约，然后去世上最美的一个小教堂La

SainteChapelle，然后看法国小说，翻译法国小说，然后和在巴黎的一个美国作家吃晚饭。

全心爱你的Paul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4)

4月30日，1966，巴黎

Darling：

刚刚同时收到你NO.9和NO.8两信。我眼看着你的信像两条蛇一样，从门下慢慢溜进来。明天我和几个美国朋友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海边沙滩，也去看北域（Bayeux）大挂毡，描绘10世纪诺曼底的历史事件。星期一回来，继续《生活周刊》的小说工作，星期三去德国。

我又想到，倘若你有一个和你年龄相近的人，为你着想，我会要你和他结婚，而牺牲我和你共同生活的幸福。由此你可知道我爱你有多深。等我回来再谈罢。

现在我回来的日期已订，6月12日我从爱尔兰珊侬（Shannon）直飞纽约肯尼迪机场。我热切盼望那一刻，非常厌倦这种奔波旅居生活，恨不得德国和波兰之行快快结束，到爱尔兰西部灰蒙宁静的山间，在那美丽的乡野悠闲几天。麦克迈宏夫妇会带我逛逛，必要时还有盖尔语的翻译。你真应该到纽约去，同天先我安抵机场，等我到达。我们尽情享受一星期相守的时光。你一定来！

昨晚我在房中独自吃了点儿东西，敲了几个钟头的打字机，才上床睡觉。非常非常想你，想得好苦。我们一同经历了许多，真是祸福相共，例如我在纽约扭伤脚跟，你就在我身边，还有我们在每个地方共享的美妙的时光。我随身带着你的护照小照，常常看一阵子。

这是我动身去德国前写的几个字。

爱你，爱你

Paul

5月3日，1966，波恩

Darling：

从诺曼底回到巴黎，看到你NO.11的信，信中讲到艾理森在爱荷华。你知道我多希望我也在那儿，和艾理森夫妇、奥戈任夫妇一起吃你那顿中国饭。有一天我俩能双双招待宾客，那该多美！告诉我那天你们欢聚的情况。

寄上一张好玩的照片，在艾菲尔铁塔照的──和我十五年前的一个学生，还有他的女朋友，英国人，也是比他年轻得多。好像这成了时髦的风尚。他是小说家，也懂语言学，秋天将到爱荷华看看我们的翻译工作坊，将去德州大学主持翻译工作，福特基金会给了他们75万。

现在你大概已收到我要你一定去纽约的信了。今天下午从诺曼底回来，只有20分钟，就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我一面换衣服，一面急急写了一张卡片给你，只为我对你满心的爱。有时候，一想到你，我就发狂地渴望见你。现在我感到好一点了，因为在德国只有两个星期，波兰只有两个星期，爱尔兰只有六天，我就可见到你了。只有你和我，与世隔离。

在海边小旅馆过了个周末，休息得很好，比我刚到巴黎时精神好多了。别担心，回来后我一定过健康的户外生活，也和你过户内生活。

从5月14日起，来信寄华沙。

爱你，爱你

Paul

5月3日，1966，巴黎

Darling：

你对我真好，这次远行我才知道。你不断给我写信，大概还得步行到邮局去寄信。NO.12信收到了，正好在我离开头一天。今天要忙昏了，但出门之前一定要给你写几个字。马上去巴黎最北边看一位流亡波兰作家，紧接着五个约会，在五个不同的地区。今晚还得写篇报告给《生活周刊》，记录我在此所见到的作家编辑等。法国实在叫人失望，没有多少短篇小说。波兰一定好得多，德国会更好。

很喜欢你所讲艾理森和你们聚会的情景。我将从爱尔兰的珊侬机场直飞纽约，想着就叫人心跳。去年11月也是，结果在纽约扭伤了脚。那晚我上街买啤酒，街道正在修理，灯光很暗，一脚踩进一堆乱石，脚踝扭伤了，痛不可忍。幸有你在，对我细心照顾，第二天送我去医院急诊。没有你我真不知如何活下去了。已嘱咐Sara在6月18日去拿新车，19日和蓝蓝、薇薇一同到机场接我们。我说我们。我一人在纽约可受不了。我到达肯尼迪机场，你一定要在那儿，再在机场相见！我们一同去看艾理森夫妇和其他朋友。你会很开心。

必须走了。接二连三的约会。真希望明天你和我一道飞德国，我可以带你看看我所熟悉的德国。牛津三年，一半的时间在欧洲旅行，在德国花的时间最多。不知道我是否还能用德语和人交谈。再到德国，很兴奋。

你必须原谅我以后几个星期不能多写信，要跑德国波兰爱尔兰十几个城市。想到那样的奔波就很累。但是想到不到六个星期可以再见你，精神就来了。亲爱、亲爱的聂华苓，我全心全意爱的人。

Paul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5)

5月5日，波恩，西德

Darling：

刚到柏林。这地方变了样，阴森森的，战争毁了它，和我战前看到的柏林完全不同了。回到我学生时代的柏林，晃若隔世。我认识的一家人，只有一个女儿在世，其他全完了。她住得很远，丈夫在战争中死了。我要马上给你写信，还没打开行李，只拿出了打字机。我还可用德语和人谈话，感觉很好，不流利，够用就是了。到德国这段行程有一点最叫我高兴：离美国越来越远，却已走上归途了。甚至给你写信也近如咫尺。我们在许多奇妙的场合相聚，彼此更深地了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否有同感？

我在这儿的房间宽大明亮，有三张床！衣橱有我在巴黎旅馆房间一半大。坐飞机旅行实在累人，排队，检查护照，等待登机，还有在法国司空见惯的事：两个法国人抢先站在我前面，我也就对不起了，把行李抢先扔在磅秤上，他们只好等一下了。

柏林在战火中全毁了，剩下残垣断壁，就说一座有名的教堂吧，屋顶轰去了一半。晦气的柏林墙堵在那儿，东柏林人到不了西柏林。

你的信全在我手提包里发光，证明你的确是爱我的，毫无保留。对不对？也许你有些顾虑，而没有告诉我，是吗？我了解。我们必须坦诚相待，我确实感到你我水乳交融。我从没骗过你，在行为上和言语上都没骗过。但是，假若你在6月12日不来纽约，我可要骗你了。抵达肯尼迪机场而见不到你，想着就受不了。

当然，我在这儿已经把我的小收音机安置好了，正听着柏林最好的音乐电台的音乐。我已成了固习难改的古人了。在此只待一夜，别寄信到这儿。满心柔情地想你。

邮票给蓝蓝。一张巴黎机场费小收条，给你看看法国人总有办法刮钱，进机场也要你付1.50美元。法国人可小气，却自夸文化“辉煌”。

我必须走了，和一位作家以及他妻子一同吃晚饭。明天在柏林也许会收到你的信。

假若这次为《生活周刊》收集短篇小说的工作做得好，他们可能要我到其他国家去。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亚洲国家。和我一道去，好不好？你不一同去，我可受不了。

爱你，爱你　Paul

5月9日，1966，柏林

Darling：

从来没有这么久没收到你的信。今天是星期一，上星期四收到你的信，正是我离开巴黎旅馆的时候。你的信一定在波恩等着我，但那儿的人没有来，相信明天会有信来。我一到此就写了信，只因为不要你很久没有我的信。两个约会之间这几分钟，我要告诉你，每一刻我都希望你和我在一起，一同游览，一同会人。我去了东柏林，走过有名的柏林墙。以后我会写出。气氛低沉。

今天买了一堆德国短篇小说的书，很快看了一遍，很有意思，也很难，三十年没看德文书了。我还是看下去了，比我预料的懂得多一些。昨天在房间待了一整天，看书，写信，只是出去吃了顿晚饭，餐馆叫黑水牛。我没吃牛肉，我们在那简陋的笛茉茵（Des

Moines）旅馆吃的好牛排，这黑水牛哪能比？只不过是装潢漂亮一点，服务周到一点。

很快再给你信。今天一定要写几个字，只为要寄上我深深的爱。

Paul

附上几张特殊的邮票给蓝蓝，背面有英文的国家名称。

5月10日，1966，柏林

Darling：

我不知道到波兰后如何通信。有人说美国到波兰的信得要三个星期才能收到。你最好接此信后马上写信到现址，过两天再写到此。也许5月23日以后就不能写到这儿了。信可寄到我给你的爱尔兰都柏林地址。

薇薇的信写得非常好。找到好看的画片，当再寄给她。非常喜欢你和艾理森、奥戈任夫妇的合照。奥戈任的表情很滑稽。你很可爱。

Mary没给我写一个字。Sara来过信，永远谈马生病啦，生了小马啦，马鞍啦，那一类的事。有一天她会带薇薇、蓝蓝去骑马。刚收到你NO.16、NO.17的信。我们在纽约一定美妙极了。

Paul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6)

5月11日，1966，柏林

Darling：

收到你NO.14和NO.15的信，我才放心了。5月15日以后，不要寄信到波兰，那儿信件太慢。信可寄爱尔兰都柏林，6月3日以后就不要写信了。

6月12日假若我们在机场错过了，我会给恩得森打电话，告诉你我在哪儿。你也给他留话。我们当然会在机场见到的。我将乘TWA于下午3点半到达，也许更早一点。我会告诉你飞机班次和确切时间。

今天留在旅馆看德国小说、写信、整理许多笔记和人名。一连下了三天雨，也好，柏林本来就是阴沉沉的。我想起1934—1935年冬天来柏林时的雨天。昨天开车逛旧时住过的那条老街，找到那幢老屋子，非常想念当年收留我的那家好人，现已去矣。

日子过得很快，一天天接近此行尾声了。很高兴来了柏林，温习旧日所熟悉的语言，凭吊旧日到过的地方，重温年轻时代旧梦。但我也很高兴离开德国去波兰，更高兴离开波兰去爱尔兰，从爱尔兰直飞纽约，飞到你身边。我只要安安静静守着你。

爱你，爱你　Paul

5月13日，1966，柏林

Darling：

我将于6月12日乘TWA877班次，从爱尔兰珊侬机场下午1点50分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希望准时到达。当然，我还得经过海关那些手续，也许在2点30分才完结。你一定在那个时候到达肯尼迪机场。假若不能那么早到，我一定等你。无论如何，你必须将飞机班次和到达时间寄到华沙，再重复寄到都柏林。非常高兴这么早就和你谈这些细节，突然感到离你很近很近了。

星期天我就要开始一个星期不停的奔波了，飞机，火车，一天一个地方。但我一定在6月6日到都柏林。

昨晚在柏林一大学演讲，今晚和一对年轻人去东柏林看3便士歌剧

。这儿很暖和，到处是鲜花。真希望我此时在爱荷华，正是最好季节，从今以后再也不在这样的季节旅行了，可以到爱荷华野外去，冬天待在旅馆倒不如待在家里。也许明年我可以带你去伦敦、牛津、巴黎、慕尼黑、罗马！

画片一张给薇薇。

爱你，爱你　Paul

5月17日，1966，海德堡，德国

Darling：

我不停奔波，日子反而好过一点，从此都会如此。行李、火车、机场、吃饭、会人，每天充满这类琐事，我就不觉得如何想你了。纽伦堡是个十五六世纪的城市，战时遭受毁坏，又照古老风格修复了，气派动人。昨天在十五里以外的一个大学演讲，昨晚来此，这大学坐落山上，西望莱茵河。今午演讲，然后坐火车去杜宾根（Tuebingen），去看一位1935年认识的德国朋友。在慕尼黑待两天，打算租辆车开到赤穆司（Chiem

See），寻找一个农家，以前来德国我就住他们家。然后去马儿堡（Marburg）看我最好的一位德国朋友的女儿，他早已去世，女儿在战时失去了丈夫，独自抚养三个儿女。5月22日离德去华沙。

四天没收到你的信。希望在慕尼黑有你的信。从来没有这么久不见你一个字！此地酷热。爱荷华一定满眼新绿，满林鲜花。很不愿意在这样好的季节到大城市去，以后要去也只在爱荷华最阴冷的冬天去。

你真要学开车吗？我相信薇薇、蓝蓝会学得很快。真能靠你驾驭那么大一个机器吗？也许我们可到卜纪励的田庄上去，在他田间小路上开车，那儿没有车辆来往，你顶多撞上一堆泥土，一棵树，一排篱笆。当然，你应该学开车。什么时候开始？

必须走了，有人在叫我。这古老的大学非常漂亮，你没在此和我一同欣赏，实在没道理。你不能和我一同去波兰，一同做其他的事，也没道理。我们在一起总是有情有趣。我记得每一细节。记得你玲珑剔透的那个人，满怀柔情地记得。最亲最爱的华苓，不到一个月，我们又相聚了。我多爱和你一同旅行，和你一同回家。

Paul

《三生影像》 复活节礼拜日(7)

5月18日，1966，德国，杜宾根

Darling：

我在一个钟头以前到达，你NO.18和NO.19两信已在此等着我了。今天刚寄你一信，现在必须回你信。

《海上日记》（SeaDiary）并不属于奥戈任最好的书，许多部分我非常不喜欢。他应该坚持写小说，不要写回忆和批评的文字。

我到巴黎不到一个钟头就给你写信，到柏林不到一个钟头就给你写信，现在，到杜宾根也不到一个钟头就给你写信。

这大学十分可爱，很古老，一条河从中间流过。今晚河上有许多小船，学生们带着女朋友划船，也有几条大船，男孩女孩坐在宽敞的座位上喝啤酒，一个人在船尾用根长竿子推着船行进。

你问：我们怎么办？假若我可以马上离婚，回答很简单，我就会告诉你：今夏立刻结婚。和你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对我来说该是多么愉快。（你知道我对她们多关怀，对她们多负责任，多高兴教她们骑马，开车，过田园生活，多喜欢给她们买东西。对了，我们在纽约一定要找东西给她们带回去。）但是，我就毫无愧疚要你孤注一掷忍受日后的孤单吗？当然，我会照顾你。那就够了吗？有时候，我觉得你遇到我，对你是祸，因为我，你不能结识比较年轻的人和你结婚，而得到比我能给你较多的保障。你是否有时也会那么想？是否真正深深地那样子感觉？我担心我在爱荷华已阻挡了你和其他人接近的机会。然而，我们相知如此深切，毫无隔阂。我对其他女人毫无兴趣，你一定知道。我一心渴望我们再相聚的那一天。我们今夏必须有所决定，见面再谈吧，写信没法谈，现在我只能告诉你，我深深爱你已久，深深参与你的生活，包括两个女儿，我如何能撒手呢？近来我所有的打算都有你和两个女儿在内，甚至常常完全是为了你。假若没有你，我不会回到纽约，回不回爱荷华也无所谓了。

我们俩乘机飞回爱荷华时，眼看着Sara和薇薇、蓝蓝在机场等着，还有新车。想着就开心。只有二十五天就见面了。

爱你的Paul

5月19日，1966，慕尼黑

Darling：

我在牛津学生时代，1934—1935年，休假期间曾在慕尼黑消磨很多时间。今天在雨中开车离城去找一个农民人家，以前曾借住他们家。明天去见哥德协会的人，讨论如何请年轻德国作家到爱荷华去，5月21日我就去法兰克福了。十分厌烦如此不断奔波。但昨天我在杜宾根过得很好，写信，演讲，看老朋友。尤其还有你两封信。有时候，我想世界上是否有人像我那样了解你，各方面的了解，你的过去，你的问题，你的希望，不同的神情，不同的感觉。我常常突然想到你，在谈话中，在演讲时，在飞机上，在大街上，你就在眼前，如此姣好，如此温暖，我简直要停下来，将你一把拥入怀中。这一阵子日子过得快，感到我是真的步步走向你了。

两个女儿是否上暑期学校？我常常满怀爱心地想到她们，我关心她们的前途，我要帮助她们。我有一些翻印的画，她们会喜欢挂在房间墙上。她们那样的年龄，最好各自有自己的房间。谁知道？也许秋天她们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我住的这旅馆叫苏格兰绵羊。我可以看德文报纸了，听人讲话也懂得多了。我不能在德国和法国停留预定那么长的时间，只因为我去年从欧洲回纽约开几天国家文艺委员会，在纽约扭伤了脚踝，不能立刻返欧，荒废了预定的行程。但是，假若我不因此转回爱荷华休养几个月，我们就不会如此亲近了。在那奇妙的几个月中，我们彼此的感情深化成刻骨铭心的爱。是吗？那倒是因祸得福了。两年以后，我可休假一学期，你可和我来欧洲。我带你逛欧洲，见我所有的朋友，我有些非常亲近的英国朋友，远在1933年认识的。我不会像这样独自旅行了，太寂寞了。

我得走了，吃点东西，开车出去逛逛。明天去看博物馆，给两个女儿寄几张好看的画片。现在，我要的不是博物馆，我要聂华苓，我爱的那个人。

Paul

5月22日，1966，法兰克福

Darling：

只有十分钟就要上飞机了，我站在柜台前给你写几个字，一面看墙上的钟。在我走上两星期艰辛的旅程时，只要告诉你一句话：当我想到你，所有其他女人都单调无趣极了。我们邂逅对你是福是祸，我不知道。对我而言，可是非常美妙，强烈，真切得超过我的想望，包括我们一起开的玩笑。德国人有句俗话：那可不是玩笑。我对我俩的感觉就是那样子。渴望再见的那一刻。匆匆数语，满心柔情。

Paul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1)

——安格尔（PaulEngle）

Paul朗诵诗或演讲时的开场白：我是从玉米田来的。

每次我和Paul旅行回来，从机场开车回我们的鹿园，他都会望着一望无际的原野说：华苓，你瞧，黑土地！多好的土！

爱荷华的好，你得在这黑土地上生活，才能领会到。爱荷华的人，和这黑土地一样，扎扎实实。在一个不可靠的世界中，叫人感到安稳可靠。

Paul就是黑土地上的人。这儿的人在泥土上靠勤劳讨生活，有一股自然的生命力，和沈从文的水上讨生活的人一样。Paul是诗人，有诗人灵敏的感性和形象化的语言。他也有小说家描绘人物的细腻。他很会讲故事。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谈起某件事、某个人，也是像讲故事一样，声如洪钟，夸张的戏剧性的动作，幽默机智的语言，简直像说相声。我和他一起生活二十七年，听了很多故事。从他的故事中，有些我读过的文学大家，变成了他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我更了解他为什么走遍世界，要在这黑土地上建造他文学的梦土。他有一股助人的冲动，回报他年轻时代所享受的情义。

Paul的父母只读了中学，父亲为人养马、教马，收入属于贫穷阶层，不必缴收入税，勉强维持他夫妇俩和四个子女的温饱生活。Paul在爱荷华州的雪松川（CedarRapids）读小学时就打工，一直到大学，都没停止。我离开中国三十年后，1978年，和Paul、两个女儿一起回乡。那时中美还没建交，他第一次到中国，不知中国人对他这个美帝如何反应。但是，他那个美国佬比我这个湖北人还受欢迎。他们看到他一大把年纪，将装满礼物的大箱子呼──的一下从火车上铺拎下来，啧啧称赞，叫他“劳动模范”，说他粗糙的手是“劳动人民的手”。

小Paul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家犹太人点火。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六。犹太教徒不能在那天点火。小Paul每个礼拜六早上，到犹太人家里，拧开煤气炉，用火柴点燃炉子。然后，到地下室，那儿有个火炉。他先清理炉灰，在炉子里摆一堆玉米棒子、柴火和煤，最后点燃。一毛五分钱就到手了。

后来他每天为当地的《雪松川报》送报。Paul最喜欢讲的，是他八岁时如何在街头叫卖《雪松川报》的号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6年7月1日，法国东北部一场战役，在日出和日落之间，六万英国志愿军牺牲了。《雪松川报》发出号外。小Paul在街头挥着报纸大叫：法境最大血战！英军死亡六万！快买快看！两分钱！小Paul一分钱买进，两分钱卖出。1933年，Paul走上牛津大学墨藤学院的螺旋楼梯，去会他的导师──诗人卜仑登（EdmundBlunden）。诗人就是那场血战的幸存者。街头卖报可真热闹，男男女女，孩子呀，狗呀，马呀，汽车呀，熙熙攘攘，兜里铜板叮叮当当，整个世界的大事都在小Paul手中。大人和他谈话，他可以侃侃而谈，他会神气活现地说：“你知道吗？比利时的外普斯又打仗啦。第三次战役呀！”他也喜欢骑着自行车挨家送报的工作。送报比较有人情味。他小小的年纪，就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寄居廉价旅馆卖身的“贵妇”、送他全套《朗费罗诗集》的退休教师、对小Paul朗诵艾略特的诗人：走吧，你和我，当黄昏在穹苍展开，宛如手术台上麻醉的病人……

Paul上中学时，在一家卖药物、饮料、雪茄、香水等的小杂货店打工。每天放学后就到店里去，一直工作到晚上打烊。没有生意的时候，他就在账单背面写诗。小小一个店，反映了人性各种姿态。有妇之夫买了一打避孕套，要他开账单时写牙膏。老头儿喝女人的补药，只为药里有酒精（那正是美国禁酒的年代）。诅咒烟酒是罪恶的牧师，一毛钱买一支雪茄，偷偷走到后面的小房间，坐在椅子里吞云吐雾。每个月初，老太太来买一百颗阿司匹林，必坐下来絮絮叨叨说一会儿话。男人呀，像小狗，摸摸，哄哄，他就乖了。

我和Paul第一次在台湾相见合照的相片，他转头望着我，仿佛是一见钟情。后来我发现他照相，必照侧面。原来他的鼻子，正面看是歪的。小时踢足球，一球打歪了。他的侧影的确好看，线条分明，细致而刚劲。他那个歪鼻子喜欢强烈的气味。他喜欢闻父亲马房的马粪、上了油的马鞍、仓房里干草混和稻草发酵的霉味、土地犁过的泥土香、母亲烤的刚出炉的面包、她为丈夫孩子熨过的衬衫的浆香、她在后园种的玫瑰香、德文圣经沉旧皮面的霉味，那圣经是祖先从德国黑森林带来的。

Paul在杂货店打工的时候，歪鼻子可是有福了，可以享受雪茄的烟草香（难怪他后来抽雪茄！），还有各种各样奇妙的香水。Odeur

Fatale、Parfumd’Amour、Essence de la Nuit。多么挑逗的异国情调！有个女人常来逛香水柜台，一瓶又一瓶闻一下，挑她喜欢的香水，在衣领上抹一点，对Paul说：试试，看它能待多久。她每次来穿一件不同的衣服，抹香了她所有的服装。Paul有个中学同班女孩，深沉棕色的眼?常来店里，似乎是买杂志、饮料，总会走过来，挨着他说说话。如果店里没有其他顾客，他就打开一瓶香水，抹在她一头长长的黑发上。Paul兴奋得心跳。那是他平生第一件艳事。

店里还卖报纸杂志。他已开始写诗。老板很得意有个写诗的年轻伙计，额外订了几份杂志，明知不好销，但Paul贪婪地读了每一页。他在巴黎出版的《转化》杂志上，第一次读到乔伊思，在美国《诗刊》上，读到艾略特、桑德堡、庞德。老板给他一间小房，放了一张小桌和一张旧椅子，那就是他写诗的地方。他在那儿写的诗，许多收集在他第一本诗集《旧土》中。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2)

Paul在雪松川的华盛顿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位英文女老师蔻克小姐。她头脑非常好，知人论事，明智果断。在芝加哥大学读完硕士，便回雪松川的中学教书。她常常把诗写在黑板上，逐字逐句和学生们讨论。她的数学也好。她很喜欢Paul，认为他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放学后，她也许看看他写的诗，也许和他一起做算术题。

蔻克老师个头修长，一头好看抹了点银灰的头发。她有两个嗜好：一个是收集莎士比亚的戏剧，另一个是做银首饰。她有时候邀Paul到她家去，给他看她收藏的书，看她做银首饰：银手镯、银戒指、银项链。她也评论莎士比亚。她的《莎士比亚全集》装帧非常精美。她家窗台上永远摆满了小小的盆景。

Paul后来上了大学，也常常去看老师。他已经写诗了。有一天，他兴冲冲跑到蔻克老师的家，急急按了铃。老师一打开门，他就递给她一封信和一首诗，大叫：老师，你看！这么多稿费！Paul的一首诗在当时美国最有名的《礼拜六文学周报》发表了，稿费十块钱。

Paul在雪松川的一个文理学院读书，没上外地的大学，只因为家在那儿，可以省膳宿费，也可以继续在他家附近的杂货店打工。但是，学费呢？怎么办？父亲付不起。他打算读一阵子书，工作一阵子，钱攒够了再读。Paul上学的第一天，学费还没着落。学校教务处的人叫他去一下。原来他得到了四年的奖学金！那笔钱是私人捐赠的。谁捐的呢？捐钱的人不肯公开姓名。Paul满心感激地接受了奖学金，但又不知道感激谁。

他不断地写诗，也办学校的诗刊。（我现在还保留着他当年手写的一本本的诗稿。）他写了诗，就给蔻克老师看，有时等不及了，就在电话上念给老师听。四年大学快结束了。1931年，有一天，蔻克老师上街，过街时给一辆汽车撞倒了，当时就死了。Paul痛哭失声。第二天，教务处的人又叫他去，告诉他：Paul的大学四年奖学金，就是蔻克老师捐赠的。她给汽车撞死在地上时，手皮包里的信封套，装着一张张十块钱的钞票，一张张从她微薄的中学教师薪水中存储下来的，那就是她要送到Paul学校去给他的奖学金。

Paul后来在爱荷华大学研究院读硕士学位。爱荷华大学是美国第一所大学开始接受文学创作，作为硕士毕业论文，Paul也是美国第一个研究生以一本诗稿而得到硕士学位。那本诗稿《旧土》（WornEarth）得到耶鲁大学年轻诗人奖，写的是黑土地上的小人物，以及年轻诗人对自然、对生死的感悟。Paul说，他在雪松川的学院毕业时，全班毕业生在校园种了一棵树，他写了一首诗，埋在树下。树就死了。那首诗收在他得奖的《旧土》中。

Paul在爱荷华大学读研究院时，认识了美国重要作家卞涅德（StevenVincentBenet，1898—1943），他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写诗，写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写广播剧。十七岁出版第一本书。他写美国内战的史诗《布朗的尸体》（JohnBrown’sBody）于1929年荣获普立策奖，1944年《西方的星斗》（Western

Star）又获普立策奖，但他在1943年已去世了，年仅四十五岁。他的小说和诗作流传不衰。《布朗的尸体》写内战双方的胜败，从战场写到两个幸存士兵的命运。那首史诗至今仍以不同艺术形式演出。《魔鬼与丹尼尔》（The

Devil and Daniel Webster），是根据美国民间传说所写的一篇幽默小说，曾改成歌剧、舞台剧和电影。

1932年卞涅德应邀到爱荷华大学演讲，见到年轻的Paul，很欣赏他的文采。Paul刚得到哥伦比亚大学800块钱的奖学金，去读人类学。卞涅德对Paul说：我住在纽约。你到了纽约，打电话给我吧。

他和卞涅德那一份忘年交长达二十多年，一直到卞涅德于1943年去世。

Paul对我讲到卞涅德的时候，我说我翻译过他的一篇小说《猫中之王》，收集在我翻译的《美国短篇小说选》中。

他说：怎么那么巧！

可惜我没有见过他。你是哪年第一次见到他的？我问。

1932年。

我笑着说：我没赶上。我才上小学。没关系，我终于译了他的小说。我和Paul常常如此谈到各自的往事，仿佛那是前生的事，因为卞涅德的一篇小说，前生与今生就相连了。

Paul告诉我：卞涅德的妻子玛俐也写诗，两人合写一本诗集《美国人的书》。他们俩都是有才华、亲切温暖的人。非常美满的婚姻，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完美的婚姻。

每逢假日或者有作家朋友的时候，他们必定找Paul去吃饭。他在那儿认识了当时一些很有声望的英美作家，如写《费城故事》的剧作家白瑞（Phil

Berry），爱尔兰诗人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春天，他帮他们后院锄草，院子一团糟，简直没法种什么。有一次，Paul挖出一条死猫。他们觉得很可笑，哪儿来的猫？他们根本没有猫。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3)

Paul终于把他写的诗给卞涅德看。

他说：很好，继续写下去吧。写得够出一本书了，就给我，我找出版公司出版。那就是1934年双日公司出版的《美国之歌》（American

Song），Paul正在牛津。

我问：那就是《纽约时报》以整个篇幅评为美国诗坛新的里程碑吗？

Paul点点头。

1932年12月的一个礼拜六。Paul打电话给卞涅德。Paul说：我被选上参加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的决选口试。

卞涅德说：好极了！好极了！

Paul说：我去不了。

为什么？

Paul说没钱买纽约到爱荷华的火车票。他必须在礼拜一清早在爱荷华的笛茉茵参加口试。

那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卞涅德仅靠写作维持他夫妇俩和三个孩子的生活。他说：我手边也没钱。你等我电话吧。

他放下写作，赶到纽约的耶鲁俱乐部，他是耶鲁校友。他搬了张椅子，坐在入口过道上，来一个人，就用支票兑几块钱，凑足了来回的火车票钱。下午5点，Paul接到他电话，赶到他住处，拿到钱，赶到火车站，只有五分钟，火车就开行了。

他们怎么考你？你紧张吗？我问。

当然。我极力镇静。你的成绩并不特别重要。他们要的是全才的人。你的头脑，你对世事的看法，你的人生态度。好几个人问你各种问题。有个美国石油大亨问我：假若联邦政府将石油企业国有化，你认为怎么样？我说：那对石油企业，对我们国家，都会造成大难。他桌子一拍说：好！好一个小伙子！十二个候选人，每人四个钟头的口试。大家都很紧张，等着结果。最后，他们要我们站成一排，宣布录取结果了。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我没听见第四个名字。我问旁边那个人，他说：我也没听见，好像是Engle。

那正是1933年。在牛津三年之中，一半时间研究，一半时间游历欧洲。他结识了欧洲知识分子。那儿和黑土地的爱荷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在德国住了两个夏季，目睹希特勒的纳粹兴起，和人们对纳粹迫害的恐惧。他写了《心火怒焚》（Break The Heart’s Anger），那是一本完全不同的诗集，他对美国从心灵的赞美转向批判的呼吁。──1934年12月9日，他应NBC电台之邀，在英国向美国广播：

我要向你讲话，美国，因为你是我血液、语言、生长的故乡。我特别要向我同年的男女讲话，因为我们是同一代的人，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我们是美国最幸运的一代，因为我们亲眼看到童年的美国，如何发展到极端挥霍无度大腹便便的生活，我们也看到那种生活的毁灭性。我们正在极薄的游移不定的历史边缘，它可弯向不可挽回的过去，也可转向坦荡的未来。

……

今天，我身在这细雨迷蒙的伦敦，美国第三次狂风暴雨又降临我们头上了。这一次最猛烈。第一次是本土对异土之争。第二次是本土南北之争。这一次是我们自身逐渐衰退，不知不觉陷入大乱。病毒深深侵入我们的血液，渗透我们的骨髓。

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肩负责任。我们的艺术家正在创立新的精神生活，也就是新的美国艺术，其他的人必须建立一个新社会。

美国呀，你变成了世界的小丑。你有新鲜爵士乐，你有新鲜玩笑。但是，你不能就这样开开玩笑混过去了。你的头埋在沙里，如何能看清未来。抬起头来，朝向清明强烈的美国之光，你可以看清遥远的未来。

在这儿，在欧洲，我想到你，在维也纳，饥饿的面孔整天看着武装队伍迈步过去；在罗马，我站在古剧场前看着另一个恺撒举起另一面军旗；在慕尼黑，我看见一队民兵宣誓流血与光荣。在可爱的南笛若（South Tyrol），整整一星期，一列一列的火车载着身佩刺刀的士兵和大炮驶过去。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4)

美国呀，你能否从这现象中脱身而出呢？你是否要读读超越物质世界的梭罗（Henry Thoreau）呢？是否要读读列宁和基督呢？我坦率直谏，你要有举目世界的作风──生产利民的物品，人人有工作，国泰民安，世界大同。

美国呀，那就是你的新生活，我们这一代人要实现的生活。不论多么艰辛困苦，不论多少抗力，我们都要实现的生活。假若不成功，我们就会陷入已逝的深渊，一蹶不振，我们还会拖着全世界一同陷下去。

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也将随你兴衰。我反抗，我挑衅，我请求，建立我们美国的新生活吧。它将展现在美国的新艺术中。美国的新诗将歌颂它，用印第安语言的宝藏，爵士音乐的韵律，俚语俗言的俏皮来歌颂它。

在这牛津古城，我们许多人展望那样的生活，内心听到那一首歌。那首歌今天正在美国谱出。把你的耳朵贴在地上听吧。美国呀，再一次建立起来，那首歌将高声响遍你的土地。

Paul就是怀着那样的理想，于1936年从牛津回到美国，那也就是他终生献身的使命。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仍然要说同样的话吧。

Paul从牛津大学回到爱荷华时，已经结婚，岳父问他要干什么。

他说：写诗。

写诗？那也是工作？

1937年，他应聘在爱荷华大学教课。有一门创作课，六七个学生。Paul用他一贯的反讽语法形容他当时的学生：“平庸得特别耀眼。”

他告诉我：上了第一堂课，我就有一个确切的构想——我要把爱荷华的文学创作发展成美国的文学重镇。

他的构想实现了。

1943年，Paul接掌“爱荷华作家创作坊”以后，主动到处招揽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学生上门。那时美国只有爱荷华大学有作家工作坊，许多专心写诗、写小说的人要到爱荷华来。作家工作坊分别成为小说工作坊、诗歌工作坊。

Paul已经出版了几本诗集。他认识一些当时有声望的作家诗人，要他们不断推荐年轻的写作人才。因此，到爱荷华来的，几乎全是顶尖人才。他也延揽一些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来教课，教课的时间比一般教授少得多，有充裕的写作时间，任期只有一两年。学生可以不断接触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Paul又创设了几门新课：诗的形式、小说形式、现代欧洲文学、当代文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参军打仗的人都可拿到奖学金。许多有文采的年轻人，经过战火的锻炼，死亡边缘的感悟，忍不住要写诗、写小说，都涌向“爱荷华作家创作坊”。

Paul笑说：猎狗闻得出肉骨头，我闻得出才华。

1945年，爱荷华大学新闻系一个女学生，美国南部人，到Paul办公室，细声对他说了几句话，浓重的南方土音，他没听懂。Paul说：对不起，我没听清楚。可不可以请你写下来？她写了三句话：我叫沃康纳（Flannery O’Connor），从乔治亚州来的。我是个作家。Paul说：你有什么作品给我看吗？她从一个破旧的袋子里拿出一篇小说递给Paul。他看了第一段，立刻对她说：你是个小说家。那时Paul教诗，也教小说。他常和沃康纳讨论她的小说。沃康纳在一篇小说里写到一幕男女相爱的场景。Paul对她说：这一节写得不真实。你知道……没等他说完，她立刻打断他的话：别说了。接着她加了一句：不要在你办公室谈。Paul和她走到外面停车场，在他车里和沃康纳讨论如何描写那一个场景。她在“爱荷华作家创作坊”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如天竺葵、火车，后来组合成第一个长篇《圣血》（Wise Blood），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领悟。她献给了Paul Engle。

她修女模样，平整的衬衫，铁灰的裙子，永远孤零零靠墙坐在一边，在那一伙战后归来的大兵中，像个受惊的小女孩。每个人的作品在作家工作坊的讨论中，被解剖得体无完肤。沃康纳从不参加讨论。她的小说反应并不好，但她也不辩解。她的生活单调简朴，喜欢独自一人去爱荷华公园的动物园看浣熊和那两条癞皮熊。多年以后，在她写给当年唯一的一位女友信中，回忆爱荷华：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5)

我记得爱荷华那些租给学生的宿舍，看过那一间间冷漠的房间。布鲁明藤东街115号的房东太太，不怎么喜欢我，因为我常待在家里，就得开暖气，至少得开着吧。从没开得很高，我记得。暖气开的时候，你可以闻着暖气，哪儿闻得着，我就到那儿去暖和一下子。哪一天我要再回爱荷华看看，只是为了要看动物园的矮脚鸡和爱荷华狮子会捐赠的狗熊。我自己养了孔雀，很美的孔雀，花费不小。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抽雪茄，没有任何花钱的坏习惯。希望有一天，这儿到处是孔雀……

在沃康纳的小说中，可看出爱荷华那一段生活的蛛丝马迹──房东太太、动物园、孔雀、出租的宿舍，但她的作品主要还是写败落的美国南部小镇的小人物。她小说人物怪诞，情节怪诞，就在那怪诞之中显现人的真实，而那真实必定是悲剧性的。沃康纳的许多篇小说，和乔伊思（James Joyce）的显现法很相似，小说的人物，通灵似的，突然领悟到事实的真相。她的作品已成为美国现代小说的经典，和福克纳齐名。她患白血症十几年，1964年逝世时年仅三十九岁。

有一位在意大利的美国年轻人史泉（Mark Strand），写信给Paul，要到爱荷华来写诗，并寄给他几首诗。Paul也是为他找到奖学金，让他安心写诗。现在他已成为美国桂冠诗人。他在作家工作坊时，另一位日后普立策奖得主杰思惕斯（Donald

Justice）也在爱荷华。Paul告诉我：那样的才华聚集一堂，真叫人招架不住。

作家工作坊的教室是战时临时搭的简陋营房，在爱荷华河边。吊儿郎当的作家老师和学生在那儿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学生上课，也悉听尊便，只要你拿得出好作品。课堂上讨论不具名的某学生作品时，辩论热烈，毫不留情。学生东倒西歪坐在教室里，甚至有的狗也进了教室，趴在地上听诗。

Paul对我讲到诗人卜赖（Robert Bly）的趣事，他后来得了美国国家书卷奖，成为美国艺术文化学院的院士。据说，他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时候，有一天他提着一个麻布口袋走进教室，坐在第一排。当天是讨论他的诗。被讨论的作品，从不注明作者名字。Paul批评其中一行诗，忽然听见麻布口袋里嘶嘶叫。他又批评另一行，麻布口袋里又嘶嘶叫。Paul要诗人改一下那首诗。他说话了：不用改了。昨天《纽约客》杂志通知我，那首诗被撤了。

原来麻布口袋里嘶嘶叫的是条蛇！

Paul和诗人佛斯特（Robert Frost）是忘年交。1936年，他刚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诗集《美国之歌》，从牛津回到爱荷华，收到佛斯特的电报：你来比较一下咱们俩的农场吧。Paul在他佛蒙特的农场上度过一个夏天。他们一同去过古巴，佛斯特第一次乘飞机，从空中看到地上的景物，叹为奇迹。他们也曾一同到迈阿密度假，每晚他们一同散步到深夜，因为佛斯特不敢入睡，同一个恶梦一再侵扰他。他们在石子小路上走啊走啊，Paul实在撑不住了，佛斯特独自走下去。Paul听到他回到自己的屋里，接着听见他的小录音机反反复复的音乐，音乐停止了，就知道他睡着了。他到爱荷华朗诵诗。Paul和他散步到旅馆，他转而步行送Paul回家，Paul又送他回旅馆，他又送Paul回家。最后他们走到郊外，Paul只好留下他独自游荡了。佛斯特有很强烈的竞争性，只要你不影响他的名望，他非常仁厚。他的家庭是个悲剧，子女有的死亡，有的自杀。妻子死后，没有再娶，仍然怀念妻子，但也觉得虚度人生。他的诗掩饰了个人悲剧，多吟诵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不是浪漫派诗人所歌颂的仁爱的自然，而是美丽而又有威胁的自然，叫人叹赏却又充满危险。他四度获普立策奖。

《三生影像》 结婚戒指呢？(1)

我和Paul终于在1971年5月14日在爱荷华结婚。

下午4点半，Paul先去法院领取结婚证书：4点50分和我在法院会合。

薇薇、蓝蓝开车送我去法院，笑说：两个女儿送妈妈去出嫁。

到达法院，Paul浑身口袋摸了一番。结婚戒指呢？他一脸歉疚。

我说：丢了吗？没诚意呀！

蓝蓝开车回家去找。我们和朋友们在法院门口等待。郑愁予、余梅芳夫妇，沈均生、周康美夫妇，林怀民、陈安琪，还有捷克小说家鲁思逖克（Arnost

Lustig）夫妇和波兰诗人宓责斯基（Artur Miedzyrzecki）夫妇。

头天，我俩同去首饰店，Paul问我要什么样的戒指？我说：最便宜、最简单、最细的小圈圈。

蓝蓝终于找来戒指，Paul一把抢过来，打开紫红小丝绒盒，拿出一个开金的细圈圈，笑着向我亮了一下。那笑就是说：现在还不给你。我和Paul先到法官办公室。原来为我们证婚的法官竟是Paul离婚时为其前妻辩护的律师！人生比小说更小说。

Paul看看法官，看看我，亦惊亦喜，然后笑着和法官握手说：非──常──高──兴──再──见──到──你，先生。

Paul一个个字说得重重地。法官不动声色，照章行事，问我和Paul的出生地、职业、住址、父母名字等问题。然后带我们去正庭。两女儿和朋友们已在那儿坐下了。他们本在谈笑，法官和我们一走进去，就肃静下来了。Paul指着他们大叫：你们都在这儿！仿佛发现眼前竟是真实的──我俩一同走上人生一段新旅程。

我和Paul走到法官面前。

他对我俩说：请你们互相握着右手。

Paul突然神色凝重，定眼看着法官，紧紧握着我的手──握着我整个的人，握着我下半辈子。

法官念着婚姻誓言，问Paul是否愿娶我为妻，他回答愿意；他又问我是否愿要Paul为夫，我回答愿意。最后他说：我根据法律宣布你们两人为夫妻。

Paul为我戴上结婚戒指，吻了我。几分钟的结婚仪式就此结束。

我和Paul回到法官办公室取结婚证书。5点半，秘书已下班回家了，法官亲自在打字机上填写结婚证书，要我们在两份证书上签了名，给我们各人一份。

法官最后对我说：安──格──尔──太太，恭喜！

法官、Paul和我都笑了。

从法院走出来，朋友们向我们撒来大把大把的米，上来拥抱我俩。一团欢喜。

华苓，你和我一道坐车回家吗？Paul那口吻仿佛问我：我们结了婚吗？

我笑了：我不是天天和你一道坐车吗？

我们车后跟了一串朋友们的车子。他们一路上叭叭大按喇叭，回到我在梅高弯的家。开香槟、看礼物。Paul送我一条金链子，我们头天买结婚戒指时，看到那条链子，他知道我喜欢，头年他在除夕化装晚会上宣布他当天和Mary正式离婚，转身递给我一颗珍珠镶边的翡翠心。现在，我将金链闲闲绕在颈间，翡翠坠子正好贴在我心上。我送Paul两条宽宽的领带，一条是浅铜色亚麻绣大朵大朵白花，一条是金丝雀黄丝绒，他特别喜欢那条领带。

我又递给他一个银地撒红梅的小锦缎盒。

一把钥匙！Paul打开盒子大叫，然后念着卡片上的字：进入爱荷华梅高弯221号聂华苓家的合法钥匙。

Paul到前门去试钥匙，打不开门。

原来是车房侧门的钥匙。

Paul说：天呀，我还得走后门！

《三生影像》 结婚戒指呢？(2)

朋友们大笑叫绝。

我俩在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终于打了一场胜仗。

我们终于在爱荷华河边小山上一幢胭脂红楼里有了一个家。我爱柳树，Paul在屋前种了一棵柳树，柳条飘拂窗前，隐隐约约透着爱荷华河的水光。山顶一棵百年橡树，圆圆一大蓬叶子，Paul用粗麻绳和木板做了个秋千，吊在粗壮的橡树枝桠上。坐在秋千上荡上去，上有蓝天，下有流水。园子边上一大片树林，迤逦到后面的山谷紧底，山谷里小鹿、兔子、浣熊、松鼠就在我们园子游荡。每天早晚，风雪无阻，Paul到树林边上撒一溜儿鹿食，一面箜──箜──呼唤小鹿。我俩站在窗前，看着鹿一只一只昂首闲雅地从林中走出来，吃完鹿食，又回隐林中。有一只瘸腿的小鹿，Paul叫它小瘸子，等其他的鹿走后，才孤零零地从林中走出来。Paul就会说：啊，我的小瘸子来了。匆匆到后园从桶里掏一盆鹿食，撒到树林边上。我们每天开车去小杂货店取过期的面包。Paul每天傍晚在后园逗浣熊在他手掌心啄面包屑。

他在后园架了一个很大的钢丝弹簧床，常常带着小孙女Anthea在上面蹦蹦跳跳、翻筋斗。四个大风铃吊在红楼四角，一阵风撩来，叮叮当当，此起彼落。木楼绕了一溜胭脂红阳台，一大蓬枫叶罩在阳台上。秋天枫叶红了，小楼红得更亮了。

红楼古铜门牌上两个黑色宋体字：安寓，和Paul的姓ENGLE并列着。

每天早上我起床时，Paul已经撒了鹿食，做好了咖啡，坐在临河长窗前的沙发上看报，看到我走出卧房，连忙起身到厨房为我倒咖啡。我们面对鹿园，喝着浓郁的咖啡，看着三三两两的鹿在园子里游荡，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的书房在楼上，我的书房在楼下，都对着爱荷华河──地球两端不同的两个世界，却在一条风情柔美的河上相聚。我们在各自的天地里，互不干扰。我会突然叫Paul──，长长一声。他也会突然叫华苓──，也是长长一声。无论在哪儿，我们永远那么寻寻觅觅地叫着。

他写英文，我写中文。他知道我的母语就是我要抓住的根，他尊重我的这份坚持。他常常笑着对人说：我永远用一根手指头，在一架老古董打字机上敲打。华苓写作用电脑，用电脑写中文呀！她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一个一个复杂的小图画就跳出来了！神妙极了！

哪有那么神妙？Paul认为我神妙，我就很得意了。

我的书房对着爱荷华河，河边一溜柳树，那就是我的江南。Paul为我在书桌旁安了一面长镜，对着一大片落地窗，映出另一个江南。我和Paul在一起，在他家园里两个江南之间，非常满足。Paul知道我在他的家园里，满心感激。

我们俩都喜欢人。形形色色的人。从白宫到小杂货店，都有我们的朋友。石矿工人、农夫、诗人、小说家、演员、艺术家、音乐家、加油站工人、科学家、杂货店老板。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爱好──语言。我们共同欣赏好文好诗，也把语言当游戏，像打乒乓球一样，砰，砰，砰，一定要战胜对方。

我说：在别人面前，我的嘴不快，只有在你面前，我的嘴特快。

Paul很得意地说：我给了你智慧。

我的智慧全浪费在你身上了。我马上回一句。

我们也喜欢谈话。旧事，心事，人事，世事，国事，家事，公事，闲事，文墨事，无所不谈。和他谈话，是一种享受，和他斗嘴，也是一种享受。

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全是在水上度过的。长江，嘉陵江，爱荷华河。Paul和我各自经历了人世沧桑，浮沉得失，在这鹿园的红楼中，对失去的有深情的回忆，对眼前无限好的夕阳有说不尽的留恋。

《三生影像》 我俩和女儿们(1)

我两个女儿薇薇和蓝蓝在台湾出生。成长期间，她们的爸爸在外十一年──韩战期间在日本盟军总部做翻译工作三年，他英文和日文都很好，1957年到美国进修。两个女儿都是我母亲抚养的。

母亲和两个女儿是我在台湾十五年生活的支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自由中国》，以及当时我所感受到的恐惧和对自由的渴望，对她们都有影响，虽然她们那时似乎懵然无知。

诗人商禽说：两个女儿各有聂华苓一半。两个人又各自发挥到极致。

两个女儿小时在台湾都学钢琴和舞蹈。来来往往都是文化界的朋友。那样的环境就隐隐约约为两个女儿打下了她们成长的基础。

我1964年从台湾来爱荷华。她们寄住妹妹月珍家。我为她们办理来美手续，颇费周折。正路不同意，签证也困难。房间放着两个女儿的照片，看着想念，不看更想念。她们终于在1965年成行，那是我到爱荷华后最高兴的一刻。

Paul和我一同去飞机场接她们。我看着她们走下飞机，眼泪不住地流。Paul在我耳边说：你们母女团聚，我很感动。蓝蓝捧着篮球下飞机，闷闷不乐，因为舍不得台湾和那儿的朋友。薇薇却欢欢喜喜来到美国。蓝蓝爱动，薇薇爱静。蓝蓝重情，薇薇重理性。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从她们踏上爱荷华的土地那一刻起，就在两种文化之间，两个民族传统之间挣扎、适应、成长。

Paul带她们去郊外种花，游泳，划船，带着她们到外地去玩，教她们爆玉米花，开车带她们去州府笛茉茵看全州农业展览。安迪威廉思（Andy Williams）出生爱荷华，那时他已红得发紫，一曲《月亮河》唱得年轻人疯狂。1965年的爱荷华农业展览会特请他来演唱。两个女儿在台湾就喜欢他的歌。现在，要看到听到安迪威廉思了，非常兴奋。那天，Paul开车带我们去笛茉茵，还带上一个破旧照相机，他要照下两个中国女孩在美国农业展览会上的快乐。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照相，也是二十几年我看见他少有的一次。她们在车中唱歌，当然是中国歌，他也爱听，大叫好。蓝蓝常听他说：It’s

fun！（很好玩！）我们在爱荷华的田间行驶，唱歌，大笑，她说了一句：It’s

fun！他也大叫好。爱荷华是农业州，每年夏天的农业展览会是州里一件盛事，一连三四天，展示猪、牛、羊、马各种农场动物和农耕机器，五颜六色的帐篷下展示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有各种各样的竞赛，如4H是年轻人所饲养的农场动物的竞赛。也有歌唱和舞蹈表演。人山人海，几乎都是农人。

我们母女三个城市人，对那种场合很陌生，但是两个女儿要听安迪威廉思唱歌。我们只好闲逛，等待安迪威廉思上台。一个高大的美国人，带着一个中国女人，两个中国小女孩，在猪马牛羊之间东张西望。大概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一伙人。

Paul突然大叫：多好看的羽毛帽子！他带着我们走过去，要我们母女三人各选一顶。我们一戴上，他就说：别动！我给你们照相！

我戴着雪白羽帽，薇薇戴着翠绿羽帽，蓝蓝戴着橘红羽帽。

一个农夫模样的人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指着我们对Paul说：你带她们来这儿表演吗？什么节目？

Paul大笑：中国表演！顶好的！

现在，四十年了，那顶雪白羽帽还珍藏在我衣橱里。每次看到，我就听到Paul得意的笑声。

他要我母女三人快乐。

他也关心她们的问题。蓝蓝第一天去上学，哭哭啼啼，就是他带着她去的。她读初中三年级。他要老师特别照顾那个中国小女孩。那时这儿没有很多外国人。他教两个女儿做爆玉米花。1965那年秋天，Paul去欧洲。临走前夕，蓝蓝深夜在厨房，我不知她在干什么。第二天早上她上学以后，我发现厨房桌上有一包她做的爆玉米花，照着Paul教她那样爆的玉米花，还留下一封英文短信，那时她学英文不久。她写着：

亲爱的Mr.

《三生影像》 我俩和女儿们(2)

Engle，我给你做爆玉米花。你回来了，我的英文会好一些──蓝蓝。

第二天她放学回家，知道Mr.

Engle已经走了，哭了起来。

Paul说他在飞机上看着她简单几句英文，手拿一小包爆玉米，一颗也没吃。

Paul在欧洲也想到我两个女儿，给她们寄好看的明信片。薇薇给他写信。他说她写得好。

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在纽约开会，他黑夜在翻修的街上摔伤脚踝，飞回爱荷华，一瘸一瘸走下飞机，一手提着打字机，一手提着一个小鸟笼，一只红艳艳的小鸟憩在笼里，原来是个音乐盒。小鸟儿会在笼里播出音乐。两个女儿挂在她们卧房里，多年以后，挂在蓝蓝女儿Anthea卧房里。

蓝蓝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高中登台表演盛行一时的南太平洋轻歌剧。Paul看着她领着足球赛的啦啦队入场，感动得流泪，一面说：蓝蓝适应到今天，真不容易！

蓝蓝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他谈。从不找我。

我和Paul结婚前，我对两个女儿谈起。她们说：Mr.Engle是个好爸爸。姊妹俩开车送我去法院公证结婚。

她们笑说：我们送妈妈去出嫁。

薇薇说：我们叫他老爹吧。

我告诉Paul他是两个女儿的老爹了。

老爹是什么意思？他问。

Old Pa。

他仍然不懂那是对父亲亲热的称呼。

她们叫我老娘呀。我说。

他又问：那是什么意思？

Old Ma。

他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加个老字。既然我接受了，他也就接受了。

蓝蓝从小就喜欢舞蹈，从没放弃。Paul鼓励她，她表演，他必在场。多年以后，蓝蓝全心全力献身舞蹈，他为她写了一组舞蹈的诗：舞的意象。

首页写着：

献给蓝蓝──

我们的女儿，她就是舞蹈

当你舞过流动的空气，我们就知道

整个地球在你旋转的脚下旋转。

蓝蓝将他一组诗《我到处行走》之中一首《门》编成舞蹈，她独舞演出人的无奈，迷惘。

我到处行走

握着一扇门。

四面八方都可打开。

无论何时我进去，

轻轻用钥匙开门，

钥匙像撒谎人的舌头，

一扭就无声打开了。

没有那钥匙我就必须扔掉那扇门。

有时我听见门内嚎叫，

从没发现那儿有狗。

有时我听见哭泣，

从没发现那儿有女人。

有时我听见雨声，

那儿并没有一点儿潮湿。

有时我闻着火焰味，

从没烟子，也没什么燃烧着。

有时我敲敲门，

钥匙轻抚门锁。

我从没感到自己在那儿。

有时那门挺不住了，

要溜走，

载不了它铰链的记忆。

我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又一次

我将耐心的钥匙插进锁里。

门颤抖着打开了：

一个男孩的影子待在光秃的地上。

我正要关上门，

那黑影的手向我伸来。

《三生影像》 我俩和女儿们(3)

我砰的一下关了门。

蓝蓝演出的《门》，最后一大扇闭着的门砰的一下落下了，关闭了整个舞台。

薇薇来美国时，英文已有根底，对美国有新鲜感，读中学就开始在餐馆打工，打工到深夜，Paul有时开车接她回家。她将红色围裙小兜里的小钱币哗啦一下倒在桌上。至今我还珍惜地保存着那红色小围裙。她在爱荷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她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东方研究系的博士，都是她自力完成的。

1983年秋，Paul耳痛剧烈，又经一个医生误诊，最严重的时候，痛得大叫。最后，爱荷华大学耳科名医麦克布（Brian

McCabe）诊断为后脑炎，担心病毒感染，要他第二天立刻住院开刀。

那晚，蓝蓝和9岁的Anthea来看他。

Paul一阵阵剧痛，抱着我哭，一面说：华苓，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他两眼炯炯，闪着泪水。你要知道我多爱你，爱薇薇，蓝蓝，Anthea。你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华苓，假若我出了什么事，你应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

不可能！不可能！没有你，我不可能有很好的生活。我淌着泪说。

脑子动过手术以后，我也许变成白痴。就别管我了。Anthea，过来！他拉着她的手说：我要你、你妈妈，一切都很好很好。我非常爱你。

Anthea说：我爱你。她也哭了。

他两手捧着我的脸抚摸，温柔地望着我，仿佛是望最后一眼。

蓝蓝回家后，就给薇薇打电话。她立刻回来了。那时她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学位。

第二天，我三代人，还有陈映真和侄儿谈刚毅，一同送Paul去医院。

1991年，Paul突然撒手而去，没能留下一句话。早在1983年，他就留下了。

薇薇独立，有主见，条理分明，可信可靠，决不泛泛交友，但你若成了她的朋友，她就忠心耿耿。她幽默透着点儿刺。爽直得叫人哭笑不得。王弦远道带给她一件精心挑选的礼物，她退还给他说：王叔叔，这个我用不着。

1967年，“国际写作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有位德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和Paul去机场接他，发现还有一个年轻德国人Klaus，而且，没有住处。Paul就安顿他和那位德国作家住在一个公寓里。我们每次请外国作家，也邀请他。过了一阵子，发现他约会薇薇了，那时她还是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我可紧张了。他约她出去跳舞，我规定薇薇必须在午夜前回家。Klaus感冒，薇薇送蛋炒饭给他。我说：将饭放在门口，别进他的房。

Klaus得到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来爱荷华大学法律系一年。法律系在他住处的河对面。冰天雪地，他每天来回都得在寒风中走过冰冻河上的桥。Paul问他有没有帽子，他说没有。Paul将自己的毛线帽给他说：别冻着了。学年结束了，他将回德国，去办公室向Paul告别，没看见Paul，帽子放还在Paul的书桌上，留下短笺，谢谢那毛线帽给他的温暖。

从那以后，他有时在暑假来爱荷华，或是薇薇用她工作赚的钱去图宾根（Tubingen）。Klaus在图宾根大学拿到法律博士以后，1974年夏天，他们在爱荷华结婚，婚礼就在莫扎特的笛声中，在鹿园举行。婚礼结束后，至亲好友都进屋了。Klaus敲了一下酒柜上的小钟，他要讲几句话。

首先他称呼Paul一声岳父：我要感谢我的岳父。初到爱荷华那年，天寒地冻，他给我温暖的帽子。我永远忘不了那份恩情……

他考进德国外交部，从此加深了他的中国情，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工作两任，一共八年。他和薇薇认识了很多中国作家。丁玲曾笑着对我说：华苓呀，你把你的女儿、女婿给我吧！1986年，Klaus在北京第一任结束回德，正值丁玲在医院病危，他们临走前去看她，她已不省人事了。

薇薇因为Klaus流动性的外交工作，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的学校长久教下去，也不能常回家，现在多伦多大学教中国语言和中国当代文学，也正是Klaus在多伦多任德国总领事。她喜欢去北京，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她说中国话还带点儿京腔。她说：在中国他们认为我是美国人，在美国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现在我知道，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她70年代研究张恨水，那时张恨水在中国还没平反。后来研究汪曾祺。

他们的儿子Christoph在爱荷华出生。无论他们在哪儿，每年都会回来住一阵子。Paul喜欢逗他玩。他两三岁，晚上睡觉时候到了，他还在小床上蹦蹦跳跳，Paul说：你怎么还不睡觉？他说：我太快活了，不睡觉。Paul大笑，认为那是至理名言。他教他游泳。1990年，小家伙要回来了，Paul半夜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到游泳池去放水！小家伙明天来。我说：算了吧，黑夜看不清，你可不能摔跤。他说：为了那小家伙，无论什么事，我都要为他做！那是Paul最后一次教他游泳。1991年，Paul就走了。多少年了，Christoph每次回来一进屋，就直奔楼上，看看四周，老样子，好像就放心了──爱荷华河仍然静静地流，后园的鹿仍然昂首闲闲从林中走出来，墙壁上世界不同地区的面具仍然寂静地望着他，黑色壁炉上镶嵌采石的白玉盘仍然是这个家稳定的重心。

蓝蓝的第一次婚姻留下美丽的Anthea。

有一天，小Anthea打电话来对Paul说：急救！快！快！

什么事？Paul惊惶地问。

我没牛奶了。

Paul哈哈大笑，马上买牛奶送去给她。

她两三岁Paul就给她念故事。有一次，我偶尔将他对她念书的情景录了音。她大学毕业时，Paul已故。我将录音带送给她作毕业礼物。她听着录音哭了，说那是我给她的最好的礼物。Paul在殡仪馆盖棺前，Anthea要独自对他讲话，不要任何人站在旁边。不知道她对他讲了什么。

蓝蓝的第二次婚姻留给我一个朋友李欧梵。Paul去后，欧梵给我很大的支持，他陪我去向Paul告别，我们同声哭出。他帮我整理Paul成堆成堆的文件，编辑他的稿件出版。在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他站在我身旁。

蓝蓝呢？整个人投身舞蹈──编舞、教舞，倾尽全力促进中美舞蹈交流。Paul一定会点头微笑。她提到“我爸爸”，有人问：哪一个？她说：Paul Engle。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还用得着问吗？

我的两个女儿，蓝蓝美国化，比我还美国。薇薇中国化，比我还中国。

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人了。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三生影像》 我家的彩虹(1)

朱晶嬉说：我一进你家，就要大叫。

我说：你一进我家，就有了色彩。

她是我家的彩虹。

1971年秋天，我和Paul在家有个鸡尾酒会，欢迎“国际写作计划”抵达爱荷华的各国作家。Paul说有位韩裔艺术家朱晶嬉（Chunghi

Choo），在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教金属艺术。我们也邀请了她。

她一抹黑亮的长发，见面深深鞠躬，简直就是一位娴淑的高丽女子。但她那一身彩幻如云的长衫，既东方，也西方，也很现代。那就是朱晶嬉，也就是她的艺术。

她那个人的色彩，她艺术的色彩，丰富我家的生活，有三十几年了。

她不是平静地有条有理地讲故事的那种人，对于人和事，她只有感性。她的身世，我也只是零零星星听她讲起而拼凑起来的。

她祖父非常富有，父亲那一代逐渐衰落，但仍然是殷实之家。小时上学有汽车接送，但她老远就下车步行到校，不愿同学看到她家境特殊。

父亲喜爱音乐，从小就沁润在音乐中。她幼年丧母，继母对她姐弟三人冷酷无情，父亲偏袒妻子。她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读东方艺术，并修中国书法。毕业后来到美国，身无分文，父亲寄她一大笔钱，她退还给他。凭她的艺术才华读完美国著名的格兰布露克艺术学院（Cranbrook Academy of Art），1968年来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教学至今。

认识她这么久了，她每有一位男友，就带到我们家，介绍给我和Paul。她有过不少男友，可能同时和几个人交往。她笑说：荷尔蒙太多了。每次和男友有问题，就到我们家来诉苦。甚至深夜，她可能打电话来说：我要马上来和你们谈谈。但她很少听取意见。故态复萌，反反复复。碰上男人，她就迷了窍。我和Paul认为不配她的男人，她也爱得死去活来，一个风姿灼灼的女子就这样浪费了青春。她的结论是：这是命。

她很迷信，相信前生和来世。见人就问：你是什么星座？她会讲出你的性格，你的未来，宛如一个星象家。

她说：华苓，你这水瓶座，有理想，喜欢人，也喜欢孤独，着重艺术形式，我这双子座和水瓶座很投合。

你和Paul那个天秤座呢？我问。

他是座大山，爱人，爱美，帮助人，重道义。我们也很投合。

我笑说：Paul，我不在了，你就娶朱晶嬉吧！

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是很快活的。毫无顾忌，毫无遮掩。

她跑到我们卧房，大叫：这么小的床，两个人怎么睡呀？

Paul笑说：我们不需要大床。

不行！不行！睡觉一定要舒服！走！我和你们一道去买张国王号的大床！

我们终于折衷，买了张王后号的中型床。

她仍不满足，买绸子，找裁缝，为我们做了绸床单，还帮我们铺在床上，好像往日福寿双全的人为新娘布置新房。绸子滑来溜去，我们不习惯，偷偷换回原来的布床单。二十几年了，她那白绸床单至今藏在我衣橱里。她也从来没过问。

她想造一栋自己的房子。我和Paul要给她一块地，在我家山坡上。但她在郊外另看中了一块地，向东的山坡，对着不断变色的满谷绿叶，可看日出，可看新月，可看行云。她说尤其重要的，那地风水好。她要我和Paul去看看。我们当然叫好。于是她自己设计。一栋小巧的房子，走进去突然开阔明亮起来。进门只见一片缕花纤云白纱屏帘，隐隐约约显出另一边乳白客厅，转身进去，长长一幅丝绸腊染云彩迎面扑来。云彩映着阳光灿烂的玻璃长窗。四面圆溜溜的乳白咖啡几上，几枝素兰婷婷，独立在那一丛红叶似的花钵中。橱柜三层斜叠的玻璃门，映出你三重幻影。

朱晶嬉搬进新房子，大宴宾客。Paul穿了一件宽大的白绸衬衫。我在杭州买的云纹白绸，在香港给他做了一件衬衫。他欢欢喜喜穿上，走起来随风似的飘荡荡。Paul从白纱屏外走进明亮的客厅，朱晶嬉在满屋的客人中突然大叫：Paul，你很性感！叫得他神采飞扬。

《三生影像》 我家的彩虹(2)

她在我家吃饭，像乡下农民弓起两腿坐着，吃到喜欢的菜，故意咋咋出声，一面说：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敢这么放肆。

她自己设计服装。质料、色彩、式样，结合成现代派的作品。这儿鼓出，那儿缩小，配戴着奇形怪状的大项圈，只有她才能那样打扮，才叫人惊艳。宴会上她永远是魅力耀眼的女人。你在校园或街上，有时突然听到有人对你大叫，乍看好像是街头的无业游民，原来是朱晶嬉。她蓬着一头乱发，穿着宽大的褪色旧毛衣，褪色的旧长裤，也许是旧货店的便宜货。

她说她上一代是中国人，见到她喜欢的中国男作家，就会说：我要嫁给他！痖弦、陈映真、白先勇、蒋勋、林怀民、郑愁予等等，一个又一个，她都要嫁！

她喜欢烹饪，法国菜、意大利菜、西班牙菜、韩国菜、中国菜、日本菜……她全会做。但她总会变些花样，结果，就是朱晶嬉菜。每个菜有不同的点缀，不同的设计，花草全用上了。每个座位必有琉璃小瓶插着新摘的小花，即便临时叫我去吃饭，座位面前也有鲜丽的小花。她的烹饪就是艺术，每一道菜，展示不同的色彩和形式。

她对外在世界没有兴趣。她看电视，只是看烹饪电台。朋友在她家吃饭，谈论时事，她宁可在厨房摆弄菜盘上的装饰。然后，端着一大盘精心烹饪而又别出心裁装饰的菜出来，大叫一声：绿色的！没有盐！没有糖！

糖和盐都对健康有害，她一再警告我们。她的菜越来越“健康”，吃的人越来越安静。但是，我们都会对她摆上桌的每一道菜大叫：美极了！简直就是艺术品！

她对时事毫没兴趣，常要我告诉她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大致讲一下。她佩服得很，大声对我叫：你聪明绝顶！

她对美国政治茫然无知。但她本能地，而且热诚地，每次必投票支持民主党。问她为什么，她说：民主党的人看起来叫人喜欢。

她对我谈到死亡无数遍了：我一定短命。基因不好。妈妈三十几岁就死了。我一定会得糖尿病。我死的时候，不要任何人看到我。不要任何人知道，不要任何仪式。遗嘱里都说明了。我就悄悄死去。骨灰洒在大海里。

没人知道你死了，谁去大海洒你骨灰呢？我问。

她至今没给我回答。

她走起路来，可说健步如飞，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一件一件金属雕塑，都是她双手琢磨出来的。一件一件惊人的作品，不声不响地展示出来。现在，她已六十七了，仍然说她要短命，仍然不断创造奇妙的艺术。

我家三代，不论任何星座，她都待如家人。称呼我们“我的家人”。我们每个人的喜忧，也是她的喜忧。外孙女Anthea的男朋友，一个又一个，她都要看看。外孙Christoph叫她干妈，一年年长大，一年年给他的礼物，从婴儿的小拨浪鼓，逐渐变化到知识性的礼物。他进大学那年，她送给他克林顿总统自传。后来，礼物没法升格了，干脆塞给他一个红包。

她和我一家人悲喜与共。1987年圣诞节前，蓝蓝和李欧梵结婚。他们在法院公证后，我们在家招待两家至亲好友。我特别请了一个厨子，在我家后园雪地搭起大锅大火炒菜，壁炉里的火光欢喜地跳跃，香槟酒一瓶一瓶啪啪喷出。身为外交官的德国女婿Klaus炫耀他的中文，讲到Paul时，问欧梵怎么说“Father-in-law”，大教授李欧梵醉醺醺地告诉他：丈母爷！一向沉静的华桐笑得前仰后合，将酒一仰而尽。郑愁予醉得要亲吻每个人。满屋喜气洋洋。三岁的Christoph在大人中钻来钻去，大声说：我要结婚！满场大笑。Paul说：你去敲钟，对客人宣布吃饭吧！那沉重的铜钟挂在壁炉台上，小家伙不知道如何敲打。Paul牵着他的小手拿起铜锤。小人敲钟说：吃饭吧！朱晶嬉不住地说：美极了！美极了！她淌了一脸眼泪。

Paul在机场突然倒下。她哭着为他办丧事。追悼会那天，她要我在头发上戴一朵白花。我说：他不在了，看不到了，不必戴花了。她将花插在我衣襟上，突然哭出声来。我已麻木无泪。墓地、墓碑，都是她和我母女三人一同奔走选定的。

Paul每年的生日，和他生前一样，她必做一个他喜欢吃的意大利蛋糕，手捧一束鲜花，和我一同到墓园去。我带着他喜欢的秋海棠，和一大杯威士忌。我们一同清洗墓碑，将花摆在墓前，我将威士忌一滴一滴洒在墓上，一面对Paul说话，就和他生前一样，告诉他家中每个人的情况。朱晶嬉接着对他说话，告诉他我很健康，生活很好，要他放心。最近出版的书，她坚持烧一本给他。《三生三世》那本厚书，我和她一页一页地烧，烧了好一阵子。

Paul和派克（Gregory Peck）在60年代同时应约翰逊总统之邀参加美国第一届国家艺术委员会。两人都是美国上一代的古典人物，相处六年，共同讨论如何促进美国文学和艺术，成了好友。派克应邀来爱荷华演讲。Paul已故去。他一下飞机就问我是否仍在爱荷华。我们匆匆见了一面，派克说Paul是他所认识的最诙谐的人。他夫妇俩临走前在小城闲逛，突然有人迎面向他大叫：Paul

Engle是我美国爸爸！原来是朱晶嬉。他们就在街上谈起Paul。派克说他很怀念Paul。

她喜欢音乐，奏鸣曲、室内乐、歌剧、协奏曲，她全喜欢。她说音乐引诱她创作，引诱她开拓创新。她的作品是纯美和内涵的结合。她早期的丝绸蜡染色彩富丽，艳光逼人。后期的作品是各种不同金属雕塑，多半是银白雕塑。寥寥的线条所表现的优美形式，隐含心灵的神悟，音乐的谐美，流水的荡漾，女性的孤傲透着性感。你痴痴看着，庆幸你有那份纯美的享受。

朱晶嬉从不谈她的艺术成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史密森（Smithsonian）博物馆、法国罗浮宫博物馆，以及丹麦、英国、德国的博物馆，都收藏她的作品。她主持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的金属艺术创作坊，三十多年来，用她创造的特有的金属艺术制作方式，教导出的许多出众的学生，在当代美国艺术界已露头角，得到重要的艺术奖。

朱晶嬉那个人，就是个情字。她对艺术，亲人，至友，都是死而后已地奉献她的情。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1)

又饮长江水，1978

爱荷华头天晚上大风大雨。

鹿园一棵百年橡树，发狂地呼啸，爱荷华河水兴奋地波动。红楼也震动了。那正是我离乡三十年后，次晨就要回乡的心情，更何况Paul和两个女儿同行。

我们坐火车从香港去罗湖，坐在第一节车厢里。我最先看到罗湖桥──桥的那一头就是乡土了。

我们顺着“往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到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我走了好长一段路啊。

中国的旗帜在前面飘扬。

过了桥，排队等待检查护照。没有一个人说话。太阳照在头上。

你是跳舞的吗？第一句乡音是检查护照的人微笑着对蓝蓝说的。

对，我是跳舞的。

他又问我：这个美国人是你随行家属吗？

是的。我回答，转身翻译给Paul听。

他哈哈大笑。

走吧！我笑着对Paul说：我的随行家属！

我们就那样子跟着那个跳舞的走上了我的乡土。

旅客在深圳吃午饭，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招待的。Paul在香港本感不适，勉强上路。午饭时喝了瓶青岛啤酒，感觉好一些了，喝了第二瓶，更好一些了，喝了第三瓶，完全好了。他后来一直认为青岛啤酒是世界上顶好的啤酒，几年以后在爱荷华小店发现青岛啤酒，他乡遇故知，高兴得大叫。从此我们家永远有青岛啤酒。

火车从深圳向广州出发了。小雨。薄雾。青青的田野。河里有条小船，渔夫正在钓鱼。三两农夫骑在水牛上，人很小，牛也很小。景色依旧，青丝已斑。

我们四个人，提着大大小小的手提包，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没见一个人。

突然听见一阵叫嚷：在那儿，在那儿！

大哥、大嫂、华蕙和她丈夫、儿子从月台另一头跑来了。

来了！来了！他们来了！我们也叫起来了。

他们朝我们跑。我们朝他们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朝天乱抓。不知先抓哪只手，不知和哪个人先说话。还得认人，还得埋怨，还得解释，还得抢提手提包。

哎呀，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我们特地从武汉来接你们。

在月台上等了好久。怎么没看见你们下火车？

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你们没看见火车到站吗？这么一大串火车！

我们跑到车尾去了！

我们坐在车头呀！

谁知道你们坐在车头！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2)

归国华侨……我把下面的话咽下去了，突然发觉那口吻有些特权味道。

父亲死后四十二年，家和国都翻天覆地变了样。他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妻子也都去了。两房的儿女就在那样的平常心情中相见了。没有尴尬，没有怨恨。我们只是到后台换了服装，换了粉墨，脸上画了皱纹，头发扑了白粉。再出场时，角色变了，腔调温和了，步子沉重了，背有点儿弯了。我们唱的是一台不同的戏了。

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晚上的会，讨论如何欢迎你们。大嫂在去宾馆的车上对我说：我们决定，你们火车一到，你大哥和妹夫就上前去招呼安格尔，两个侄儿上前去扶你这个大姨妈。

我笑说：我又不是七老八十，还要人扶？

哎呀，表示隆重嘛！结果，月台上乱成一团，欢迎仪式全忘了。

只是我没见到二哥。我们都喜欢他，他个头魁梧，说话慢吞吞的，眼睛笑眯眯的，和他在一起，觉得安全自在，儿时尤其佩服他，因为他学的是兽医，懂得如何对付我所怕的动物。

我问起他。

大哥连连摆手：不要问。不要问任何人。到了武汉，也不要问。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回来了，就好。大哥望着我笑笑，笑得很慈祥，往日的霸气全消了。

我们一行人在广州东方宾馆安顿下来了，全聚集在一间房里。

Paul从他旅行袋中拿出了一瓶酒，在桌上摆好酒杯，举起酒杯，清了一下喉咙，非常郑重地宣布：这瓶法国白兰地，我从爱荷华一直提到中国，就是为了庆祝这一刻！他仰头一饮而尽。

两个女儿在他和家人之中来回翻译。

姐姐，你们回来，对我们是件大事呀！华蕙不大讲话，一直笑眯眯的，戴着我带给她的助听器，电线吊在胸前，满不在乎。我在学校接到你的信，高兴得发了疯，挥着你的信，跑上公共汽车，向一车的人大叫：我姐姐要回来了！我姐姐要回来了！

我接到你的信，直是说，好了，好了，要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大哥攥着拳头在手掌上敲了一下。

大嫂说：你大哥1974年接到你第一封信，几夜睡不着觉。知道汉仲过去了，他哭了。

明亮的火车。柔和的汽笛。我们三家九口，就那样子一同从广州回武汉。

广东的泥土黑，湖南的泥土红，湖北的泥土逐渐变成了黄色。黑土也好，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都是我的乡土，从心里感到亲。

我终于回到大江上的家乡了。

长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样地流，江汉关的钟和三十年前一样地矗立。现在，江上架起双层大铁桥，汽车在上层桥上奔驰，火车在下层桥上奔驰。我们一行车子在江汉饭店停下，原来就是往日德国租界的德明饭店。沉重的德式楼房依旧，门前老树一大蓬绿叶依旧。往日那洋人和中国富豪的饭店，我们只能在门外瞄一眼。现在，我提着旅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溜又宽又长的楼梯，想起小时候，家住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汉仲去买雪糕。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流着汗走过五个租界，为的是吃一根汉口最好吃的雪糕。德明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汽车一声不响地在饭店门前停下。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车夫跳下车，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走进那神秘的大楼里去了。

江汉饭店白衣短裙的女服务听见我说武汉话，眼睛一亮:你家会说武汉话？

我是武汉人。

武汉人？

嗯。从美国回来的武汉人，离开三十年了。

三十年？你家想吃么司，只管说。面窝、豆皮、武昌鱼。

喜头鱼！

她摇摇头。我们只有武昌鱼。

几帖速写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3)

东湖的水依然那样子蓝。天上的云依然那样子飘。

一个绿衣童子站在夹竹桃下。他转身看见我，突然笑了。火红的夹竹桃在他头上烧起来了，映红了他的脸。

他仍然羞怯怯望着我笑。

真个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一抹青山。一溜垂柳。灰蓝的天。灰蓝的水。无波，无云。水天之间，一条小船。披蓑衣的老翁拉着鱼网，一把一把从水里拉起来。

我在水边跪下，轻轻拍拍水。

一扇褪色的木门半开着。一个老人坐在门内竹凳子上。他身旁一丛翠绿的叶子，绿滴滴的，滴到老人肩上了。

长长的窄巷，灰色的楼房。地上闪着雨水。很静很静。

突然，吱──吱──吱──很细很细的叫声，一声声，很肯定，很清晰。我转身寻找。路旁一个破竹篓里，两只嫩黄小鸡吱──吱──又叫起来了。竹篓边上吊着一片青菜，绿得水滴滴的。

那两点嫩黄，那一小片水绿，叫我快活了好半天。

黄鹤楼呢？

黄鹤楼呢？我站在渡江的轮船上问，望着对岸两三缕烟子在烟囱缭绕。

黄鹤楼呢？大江茫茫，到哪儿去找？

大江依旧东流去。白云依旧空悠悠。江上的黄鹤楼不见了，我却回来了，和丈夫女儿一起回来了。我一定要到大江上去，我一定要去坐船，和聂家所有的人一起去坐船，一定要从当年父亲灵柩回乡飘着爷爷写的挽幅“魂兮归来”的江汉关上船。现在，两脚踏上船的那一刻，很严肃，很隆重，在我生命中画了个完完整整的圆圈。我向母亲默祷：姆妈，您可安息了。

船上挤满了人，日正当中。我在老人、孩子、年轻人之间挤来挤去。汗臭，体臭。感到切身的亲，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十年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大江上一起挣扎，一起拚命，一起活过来了。

他们大声说话叫嚷。

Paul问：他们在吵架吗？

我笑了：他们就是那样子讲话的。

Paul望着天边黑蒙蒙的烟雾说：我想象不出你是在这儿生长的。

下午，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大哥、蕙妹两家人说：今天我可要走，走，走，走遍我生活过的地方。愿走的，跟我来！不愿走的，留下来！

Paul在爱荷华说过：我要踩着华苓的脚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两个女儿对家中旧事充满好奇。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浩浩荡荡，我们从江汉饭店出发，走上沿江大道。昔日的沿江大道横贯汉口的五个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沿江的大厦，全是洋行和洋人的住宅。江边鹦哥绿的草坪上，摆着木椅子。江边和一溜黑色铁栏杆之间，有一条水门汀的人行道，洋人有的推着婴儿车，有的牵着杀气腾腾的大狼狗，在那儿散步。外国军舰飘着各自的国旗。租界以外的江上，三三两两的旧木船，都是在大江上讨生活的人。夏天水涨，每天傍晚，我跟着大人去江边看水涨水落，总要紧张一阵子。淹水的时候，遭殃的是租界以外低凹的贫民区。民国二十年大水，我们去了北平。我家三层楼房，两层淹在水中，出去得从顶层在窗口坐划子。民国二十年大水，小时候常常听见大人讲那句话，我想到的是从窗口坐上划子，划着桨去“走人家”。

我们一大伙人一走上沿江大道，我一下子怔住了。大道变成了窄道，大江也看不到了。眼前是一道厚实的堤防，是武汉人两手一铲土一铲土筑起来的，现在武汉没有水灾了。江边大楼出出进进的是蓝制服灰制服的工作人员。长长一串板车载着稻草包的货物，一人拖一辆板车走过来了，弯着腰，绳子搭在肩上，很坚定，很吃力，一步一步向前拖──那是一幅永恒不变的中国人雕像，当年我在大江上看到的纤夫，也是那样子拖着粗大的绳子，在峭壁悬崖上，一步一步向前拖。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4)

聂家两代人朝圣似的，走过一条一条街。走过我昔日一个一个租界里的家。俄租界的上海理发厅仍然在那三岔路口。理发厅对面白俄女人精致的小店，那个有彩虹小洋伞的小店不见了。再走过去，应该就是我记忆中最早那个家了──汽车从雕花铁门内长长一条车道上一直驶到楼前，两根粗大的石柱子顶着宽敞的阳台，从石柱子之间走上台阶，走进一抹宽大的楼梯，迎面大镜里的人对着你走来，你不得不转弯向上走去，突然看到爷爷巨大的身影。

我们的家呢？我们的家呢？我站在街头四处寻找儿时的家。

这就是我们的家！大哥指着我身后说。

原来我正站在我家大门口！我转过身，只见两根石柱子，再看一眼，仍然只有那两根石柱子。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大风大浪，我们都活过来了，现在我们一同站在三岔路口，站在两根石柱子之间，一同寻找儿时的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一切的旧恨宿怨都消失了。

我们走过英租界的兰陵街，走到一个弄堂口。同福里！我叫了起来。抗战爆发，我们母子寄住这儿，日本飞机来了，母亲把儿女一把拥在怀里，躲在桌子底下。

我站在同福里前面。一栋栋小红砖房陈旧得变样了。两个男孩子，手叉在腰间，狠狠盯着我们。

我转身说:走吧。他们好像要武斗的样子。

我们也一同寻找甫义里。父亲去后，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那儿过着愁苦的日子。

我们又一同走过德租界的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四码头、五码头、六码头，走到日租界我最后一个家，在两条街的岔口，有一抹灰色围墙，一层层楼，一扇扇窄窄的长窗子。墙内园子角一棵梧桐树，夏天知鸟吱──吱──

一声声，日子永远就那样子拖下去。改变那单调生活的是父亲的死亡，是家族的明争暗斗，是母亲的悲苦。

国际大团结！薇薇指着我家门口木牌上的字。

现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诉我。

我向门内看了一眼。几个人坐在天井里的板凳上谈话。

这儿本来是三层楼房，一个大园子。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说：日本人占领武汉，美国飞机丢炸弹，正好丢在房子正中间，就炸出了这么一个天井。抗战胜利后，我们从四川回汉口，发现我们家炸成了平房，中间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间变得明亮了，每个房间都有阳光。我向墙内又瞧了一眼，笑着说：我小时候就想要这样一个敞开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国人！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就是大灾大难，他也有逆来顺受的道理。

80年代，我回乡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大陆。湖北副省长在武汉翠柳村设宴招待我们，大哥夫妇也在座。我请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满口答应。那一年，我们也去了开封大哥的家。那时他的孩子们才告诉我，大哥曾被打成右派，背上背着牌子：地主的孝子贤孙，做苦工，搬砖头，调石灰。1978年，我们重见时，他还没平反。1980年，在开封大哥家，我问起真君。

大嫂说：你大哥的妈死了以后……

哪一年？我问。

1962年。

我妈在台湾也是1962年过世的。

真巧！大哥说。

大嫂继续说：爷爷在抗战时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着你大哥的妈住，在武昌。解放以后，我们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养的。她把他们照顾得特好。大哥的妈死了，她来开封跟我们住。她叫我姐姐。我们真像姐妹一样。有一天，组织上叫我去谈话，说真君是我们的丫头，在新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解释说，我们没把她当丫头，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我们要养她，我们和姐妹一样亲。不行，在新社会，组织会安排她的生活。原来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模范老工人。我没办法，最后只好答应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对她说：真君，你有个家了。她点点头说：嗯，有。我说：不是这个家，另外一个家。她还是点头：嗯，有。我说不清，只好做手势。我把她几件衣服包起来，放在她手里，牵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说：到你自己的家。她哭了起来：不，我要姐姐。

（大嫂声音哽住了。）

我对她说：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门。我和她一起去郑州。哎，一个老头子，乱七八糟一间小屋子。我对她说：你在这里住，常常回来。这是你的家，那也是你的家。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只好狠心走了。她每个星期都来看我们。每次来，都带糖呀、糕呀给孩子们。大约一年多以后，老头死了。组织上对她说不清，拿她没办法。我请了一个星期假，去郑州陪她。她见到我，大哭，要跟我回来，回来住了一个月，还是不能留下来，还是得走。她回去以后，在医院当洗衣工。后来他们又把她嫁了，嫁到乡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时就失去联络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1986年，我和弟弟华桐沿江重访母亲带着几个小儿女，在抗战中艰苦生活过的地方。重庆、万县、三斗坪、宜昌、武汉。最后去开封。湖北应山县外办突然来了，提着一包皮蛋，特地赶来邀请我和华桐去应山。那算是我们老家了，但我母亲这一房人从没去过。父亲死后，在母亲的苦难中，那儿的亲友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和华桐一时也无法改变早已决定的行程。我对大哥说：你去吧。他说：我算什么？他们要你们去呀。

我们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有几条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1960年左右被释放了，但应山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敢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1)

1978年，第一次回乡，Paul和两女儿薇薇蓝蓝同行。到了北京，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寻找艾青。70年代，我在美国读过可能找到的艾青的诗，也译过他的一些诗，知道他在1957年因为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而被打成大右派，1959年下放到新疆。现在，他在哪儿？他在做什么？仍然写诗吗？我到北京之前，就有个预感：艾青在北京。他1938年写的诗有一行：“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到了北京，我一有机会，就说要见艾青。没有回应。我们却巧遇另一诗人蔡其矫。1938年从印尼回中国，他才十九岁，立刻去了延安。1957年“反右”运动，蔡其矫的诗被批判成“脱离政治，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热衷于追求资产阶级趣味和表现资产阶级美学理想，迷恋腐朽的形式主义”。他也沉默了。

我在70年代初偶然发现蔡其矫的诗，那正是中国文艺“三突出”时代，就因为蔡其矫的诗没有什么“突出”，我到处找来他的诗读了，并选了几首译成英文。他和艾青的诗都收集在我编译的英文“百花齐放文学”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我对蔡其矫说：我非常想见艾青。他在北京，是吗？

他点点头，没有说话。

不见艾青，我是不离开北京的。

蔡其矫微笑着。

你可不可以告诉他？

他仍然微笑着。

第二天，蔡其矫告诉我们，他已安排第二天艾青和我们在景山见面。我们全家都很兴奋，将其他节目都取消了。但是，第二天，蔡其矫又告诉我们：艾青不能来了。

我以为见不到艾青了。

一天，电话响了！只听见“我是艾青。”

哦！你真是艾青吗？

我马上和他约好：6月16日下午4点以后，我们全家去看他。

我也约了蔡其矫去艾青家。

汽车在狭窄的胡同口停下。在日暮夕阳的小胡同里，我家四人兴高采烈地走向艾青的家。远远看见一个人站在胡同那一头。只见那人向我们这头盯着眼看。

那就是艾青！

Paul和艾青相见拥抱，两人都泪汪汪的。

怎么现在才来？这是艾青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他和高瑛住在小院一间小屋子里，一张双层床和一张单人床占了一半屋子，上层床堆满了书。两张小桌子占了另一半，桌上摆满了招待我们的点心。两面墙上挂着齐白石的菊花，程十发的少数民族画，还有一张周恩来像，他斜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搭在椅臂上，微笑望着远方。

这张齐白石的画是真的吗？我问艾青。

我这儿的东西全是真的。

好一个回答！我说。

Paul说：艾青，今天我们一家人见到你，实在高兴！我读过你许多诗，华苓翻译的。非常佩服。我没想到会见到你。

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见到的。

你们住在这儿多久了？我问。

三年了。我们在新疆差不多二十年，1959年去新疆。这屋子是一位年轻的写作朋友借给我们住的。

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走到房门口，艾青走过去打招呼。他们仿佛是从远方来的，大概是爱诗的人吧，看见我们在那儿，只好走了。

有很多人来看你吗？我问。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2)

很多。有很多年轻人。

还有很多编辑来要他的诗。高瑛说。

选以前的诗吗？

嗯。

现在的诗呢？

也会发表的。艾青说：我刚有一首诗《红旗》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是我二十年来发表的第一首诗，我收到许多读者的信，高瑛都感动得哭了。

高瑛笑笑：信上说：艾青，我们等了你二十年了，找了你二十年了，我们勒紧裤带，省下粮票，去旧书店找你的诗，我们一个个人传着抄你的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坐在双层床上照了几张相。人在下层床一坐，艾青就用手顶着上层床，不断地说：小心！小心！床要垮了，地震震坏的，小心！小心！

上层床堆的书摇摇欲坠。

照完相后，我提议去北海仿膳吃晚饭。

我们第一次坐北京的公共汽车，都很兴奋。Paul一上车，就有个年轻人站起让座。

Paul说了声谢谢，对那年轻人点点头，坐下后问我：因为我是外国人吗?

因为你是老人。我笑了起来。

太阳快落下去了。北海的游人也少了。湖上漂浮着一大片荷叶的绿，映着塔尖的白，湖畔的柳条一路飘过去。

真美！真美！尤其是和你们几位在这儿。我没想到会见到你们。我对艾青说。

对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大概是父女一同来逛北海吧，艾青突然站住了。那人也停住了。两人突然走近热烈握手。

我的老同学。多少年不见了。艾青告诉我们。

这是你第一次见到北京的朋友吗？

艾青点点头。

我们继续沿着湖走，走向漪澜堂。湖畔的柳条仍然在微风中飘逸撩人。燕子来回穿梭其间细声地叫。

爱荷华也有燕子。Paul说。

真的吗？我从来没有听见爱荷华的燕子叫。我说。

Paul大笑：大国沙文主义！爱荷华的燕子当然也叫，而且，叫得一样好听。

蔡其矫不多讲话，总是微笑着：中国古典诗里常提到燕子。这些燕子在漪澜堂做窝，每年去了又回来，回到它们的老窝。

艾青，美极了。你应该写首诗。高瑛说。

我又不是一条牛！一挤就挤得出奶来！

两个女儿一直听着我们谈话，这时突然笑了，望着艾青笑个不停。

我说：艾青，你好像还没写过关于燕子的诗，你写过耙地的马，浇地的驴子，为割麦插禾叫唤的布谷鸟。

很对。

Paul说：我们离开爱荷华的时候，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天。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回去了。见到你们，艾青，是我们中国之行的高潮。我们在武汉见到华苓三十年没见的家人，今天又和你们在北海散步。这是我们到中国来两个最动人的场面。

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见到的。你们可以多留几天吗？

不行。许多许多事，我们必须回去。我们会再来的。Paul望着落日下的白塔：我在想，我来中国之前，并没打算再来。现在，我真希望再回来，很快地再回来。

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许已经搬家了，我来做几样好菜请你们。高瑛说。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3)

好！Paul说：我们会来的。我会怀念北京。是人，人，非常精彩的人，叫人兴奋，叫人感动！

我们一同吃了饭，又一同坐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厦，在我们的房间里继续谈下去。

艾青你是南方人吗？Paul问。

嗯，浙江金华。

你在北方的时候多，这会影响你的诗吗？

当然。

他的诗多半是和北方的土地、河流、原野、人民有关的。他的诗就有北方的雄浑。我说。

你在巴黎三年。你受了象征主义诗的影响吗？Paul问。

有个时期。但我相信人民，为人民写诗。欧美现在的诗是怎么样的？

欧美的现代诗可以说是物象的诗，由具体物象而提示意义。蓝波创始了西方现代诗，他的《醉醺醺的船》就是个好例子。

LeBeteauIvre。艾青用法文说出了那首诗的题目：我是相信人民的。王震看过我的诗《西湖》。他说：明朝有人写西湖，清朝也有人写西湖。你这首《西湖》有什么不同？西湖只有和人民发生关系，才是不同的。

这话很对。你写叙事诗吗？

写。比如，黑鳗，藏枪记，就是叙事诗。我试验用民歌的风格来写叙事诗。

希望你有一天到爱荷华去。Paul说。

艾青笑笑：我在1954年去过智利，是聂鲁达（PabloNeruda）请我去的，庆祝他的生日。我经过莫斯科、维也纳、日内瓦去智利。他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作家，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我写的《在智利的海岬上》，就是聂鲁达住的地方。对了，我希望要一张你们全家的照片。

我们用快照相机照了张照片，送给他和高瑛，也要为他们夫妇照一张。他们俩并排坐着，端端正正。Paul走过去把艾青的手放在高瑛腿上，他连忙缩了回去。

Paul大笑：别那么严肃呀！

高瑛说：艾青变得这么严肃了。他以前有说有笑，蛮有风趣，蛮轻松的。

艾青看见自己的相说：简直像妖怪！

高瑛笑着说：又妖又怪，那还得了？快11点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要收班了。咱们走吧！

现在就走？后天我们就走了。Paul说。

明天是我们在北京最后一天，可不可以再见见你们？我说。

什么时候？高瑛问。

明天4点，好吗？

好，明天4点。对对你的表。艾青笑着指指我的表。

艾青是有名的等人的人。他总是早到，等别人。高瑛说。

今天你们5点才到。我从2点就跑出跑进，在门口等你们。我说：他们一到中国，就不守时了。

我笑着对艾青说：我不是在电话中说过吗？我们要在4点以后才能到。

我不是说过吗？你们要早来，越早越好！

1980年秋天，艾青到了爱荷华。

林中，炉边，黄昏后

——丁玲，1981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4)

园子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了。小雪飘了一阵，飘在地上就化了。Paul在园子里砍了一截倒下的核桃树，又劈成短短的柴火，一叠一叠整整齐齐堆在屋檐下，夏天在园子里烤炉上熏鸡熏牛排，冬天在壁炉里生起火来，围炉聊天看书。Paul又在园子里为小鸟、松鼠、兔子、小鹿撒了一把把碎玉米，一面自顾自说：可怜的小家伙，冬天来了，到这儿来吧！

丁玲和陈明住在山下五月花公寓里，我们住在山上，散步十分钟就到了。他俩常常突然出现在我家楼梯上，呵呵笑着走上来了。Paul大叫一声：丁玲！双手握她的手。他们在临河长窗前坐下。Paul张罗着泡茶倒茶，还端出一碟五香瓜子，只因为他看见我每晚必躺在床上，一面看书报，一面嗑瓜子。服务完毕，他就回书房去了。丁玲一直笑眯眯看着他。有时他也留下来谈谈话，他们彼此都很好奇。谈到有趣的地方，我、Paul、丁玲大笑，陈明笑眯眯的，偶尔补充一两句。

那天小雪之后，我们四个人──丁玲、陈明、Paul和我，从园子走进树林。小雪已停，浑圆橘红的夕阳缓缓沉下去，爱荷华河透着柔润的红，顶空却是明净的蓝──爱荷华河上特有的黄昏风情。

我们在鹿园后面林中小路上走。小路铺着厚厚的落叶。丁玲、陈明手牵手，我和Paul手牵手，两对人一前一后，只有脚踩落叶的飒飒声，偶尔一只兔子嗖的一下跑进林中。

你们这辈子不会分开了。丁玲指着我和Paul说：我们也不会分开了。丁玲微笑着指指她和陈明。

我回头向他们点头笑笑。突然想到丁玲的《牛棚小品》和陈明的《三访汤原》，想到他们被关在牛棚时，陈明在纸烟封皮、破火柴盒子、包米叶子、废报纸上偷偷写信给丁玲，她又如何在没人监视的片刻，从心口掏出来抚摸，一再默读。但当她戴上手铐、衣服被脱光搜身的时候，她用生命珍藏的那些情笺，却当作废纸毁弃了。我也想到1967年冬天的凌晨，丁玲被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抓走之后，陈明亡命地四处寻找，在黄昏的街灯下，突然在地上发现丁玲的蓝色头巾，又惊又喜地紧紧捏着丁玲肤温犹存的头巾。

现在，1981年的初冬，丁玲和陈明竟和我与Paul在轻寒斜阳的爱荷华树林中散步。

我们一面谈话，我一面翻译给Paul听。

我又回头看了丁玲、陈明一眼。

你看！她总是这样！陈明笑着指点丁玲，不管有人无人，她总是要拉着我的手。

亲热嘛！我说。

丁玲笑了起来，头向陈明肩上一靠，开心得像个小女孩。

唉！陈明故作痛苦状，仿佛不知道如何对付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

你那篇《三访汤原》写得实在好。我对陈明说。

我的《牛棚小品》就不好啦？丁玲翘起头，小女孩争糖果一样。

我哈哈大笑，翻译给Paul听，他也哈哈大笑。

我还没来得及说呀。我对丁玲说：常想到你在《牛棚小品》里的几句话：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啊。你们俩分离了多久？

六年半哟。丁玲说。

我告诉Paul，他摇摇头说：我大概活不下去。

我们都关在秦城。我知道她在那儿，她不知道我在那儿。陈明又笑着指点丁玲：我们后来分到两个农场。抓我的那天，也抓了她。我在火车站等车，前面有人上车。我进了车站，两个女兵伸出头来看了一眼，我心里就明白了，丁玲也在火车上。我听见她在另一间房里咳嗽，就知道是她。我也咳嗽，咳嗽。

她知道吗？

不知道！陈明指点着丁玲：这个人！她不知道！

Paul哈哈笑了一声说：丁玲，我以为你很聪明。

丁玲笑得前仰后合，拉着陈明的手，头靠在他胳膊上，指着陈明说：他比我灵，“反右”运动，别人就说，丁玲这个人还可以，就是陈明主意多。

幸亏他主意多。没有他，你可活不过来呀。我说。

你这么说，他更骄傲了。丁玲指着陈明。

陈明抿着嘴笑，很有把握的神情。

你们分别了六年之后，就去了山西，是吗？

她先去。他们放我的时候，就告诉我了。陈明说

我都不认识他了。他在牢里剃光了头。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5)

分别六年！Paul叫了起来。怎么可能！

自古以来，中国夫妻久别多年，不是稀奇事。丁玲说。

你们再见面，是什么滋味呢？我问。

总不会像你和Paul那样，拥抱接吻吧。陈明笑着说。

我们不分别也拥抱接吻呀。这树林正是拥抱接吻的好地方。Paul笑着说。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你们哭了吗？我问。

没有。

你们到底是怎么见面的？

陈明抿着嘴笑，然后一脸认真的神情：当然，六年多不见，见了面总是高兴的。

Paul说：我不懂。受了罪，挨了打，坐了牢，没有一句怨言，还笑得这么开心，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中国人，中国人，我永远也不了解。Paul看到躺在落叶上的一根树干：啊，橡树，好柴火。他拖起树根。

我们四人拖着橡树根，在林中走了一段，踩着落叶走回屋子。

晚饭后，Paul在临河的壁炉烧了一炉火，我泡了一壶西湖龙井。四人坐在火光跳跃的炉边聊天。

丁玲，你是哪一年逃到延安去的？Paul现在才有机会讲话。

1936年。

怎么逃去的？

我在南京，他们本来要杀我的呀！丁玲笑了起来，仿佛是说：多么荒谬！现在我却在爱荷华。

听着丁玲的笑声，我也恍恍惚惚的。1936年我在哪儿？汉口市立六小五年级的小女生。

后来呢？Paul问丁玲。

鲁迅、宋庆龄、罗曼罗兰、史沫特莱，还有其他国际人士抗议，他们才没有杀我。刚到南京的时候，好几个人看守我呀！我真是苦闷，我以为我会死。院子里有些小石头，石头缝之间长着青苔，我就想，有一天，我会葬在那儿。后来，他们看守松一些了。他们把我放在和姚蓬子一个地方。姚蓬子变了呀。我不管它。我就看准一点：我决不认错！我决不屈服！我一定要回到共产党里去！否则我宁可死！他们想办法来套我，张道藩，华苓，你知道张道藩吗？

知道。几年前在台湾死了。

张道藩要写剧本，来跟我说：丁玲呀，我们一道写剧本吧！我说：不写！丁玲头一摆，有一股狠劲。后来，他写了，把剧本拿来，又说：丁玲呀，你看看，帮我修改一下吧。我说：不干！丁玲头又一摆。我要是跟他扯在一起，他们就有凭据来造谣呀。后来，有一天，我上街，那时候，我可以上街了，碰到张天翼，我问他上海左联的情况，他说：上海不行了，周扬到日本去了，冯雪峰到苏区去了。我实在没办法，便想到北平去，我想，那里的人一定和党中央有联络。沈从文的妹妹在南京铁路局做事，我就跟她要了张眷属免费票。一上火车，就碰到一个高级国民党！他的爱人是我朋友，他认得我。我想：糟了，完了。我只好装着没事，和他谈谈笑笑，我说：你可别告诉人，我到北平去。他指指火车角上说：那个人就是晨报记者，他认得你。我求他叫那记者别写我，我说：两个星期以后写，就没关系了。他就去告诉那记者。记者果然没写！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高级国民党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

我们四人大笑。

丁玲呀！Paul忍住笑。你的自传比小说还玄妙！

真是。丁玲仍然得意笑着：我到了北平，就去找一个老朋友，她丈夫是有名的大学教授。他对我说：丁玲，从今以后不要搞政治了，写你的小说吧。我没有告诉他，我要找党，我只告诉了我那位老朋友。通过她我找到曹靖华教授。他就写信给鲁迅。刚好冯雪峰到了上海，从鲁迅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就找到张天翼。张天翼在南京，和我联络。我就去了解放区。

怎么去的呢？我问。

上海的党组织同意我去保安。我们一共五个人，先到西安，从西安坐汽车到洛川，第二天一大早就骑马走，骑马真不容易呀，马欺生，你越怕它，它就越欺负你。

在父亲马房里长大的Paul大笑：谁也不喜欢一个生人骑在背上呀！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6)

你怕不怕呀？我想起我在爱荷华田野上，骑上Paul一匹叫银月的马，吓得我呼天抢地，他却大笑，我再也没骑马了。

刚骑马，当然怕！丁玲说：后来胆子就大了，眼睛望得远远的，就好些了。骑了一天，到了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一个团部，下了马，一身骨头都要散了。我也不能告诉人我是丁玲，我只能说，我是到延安去找丈夫的。

陈明没和你在一起吗？Paul问。

不，不在一起。我代丁玲发言了：那时候，他们还没在一起。他们在延安时期才……我没说完，两个手掌合在一起。

Paul手一扬：中国历史太复杂了，我永远也搞不清。

丁玲继续说：睡了一晚。第二天，东北军就派人送我们到解放区去。我们得走好几个国民党管辖的村子，保安队全副武装。东北军派了一连人送我们。

那时候，周恩来在西安吗？Paul问。

没有，没有，还没有！不过，那个时候，共产党和东北军张学良──可以说是联合吧。

蒋介石不知道吗？Paul一脸迷惑的神情。

当然不可能全知道。丁玲得意地笑出声来：过去不敢讲，现在可以讲了，张学良也不怕了。

Paul说：张学良的东北军送丁玲去解放区，这说明了一点。他要打日本人，共产党也要打日本人。他们有共同目标。

对！丁玲说：张学良的部队都是东北人，东北老早就给日本人了。他的部队对国家民族的存亡最敏感了。那时候，共产党为了要争取张学良的部队，就经常去他部队做工作。张学良本人也全不知道。丁玲又小女孩调皮似的笑了：有一首歌，就是那个时候唱起来的，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丁玲唱了起来。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跟着唱了起来。

一个延安共产党，一个流亡小女生，在爱荷华河上同声唱松花江上。前生，现世，混混沌沌，分不清了。

唱得他们都哭呀！丁玲说。

那真是非常动人的场面。Paul说。

陈明说：那时候，张学良部队驻扎的村子，墙上的标语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的弟兄们！打回老家去！

丁玲，你还骑在马上过河呢。我要听那以后的故事。Paul说。

我们夹在护送的军队之中走，前面，后面，全是张学良的人，我们和他们穿一样的军装，村子里人分不出来。

但是，你们是向着解放区走呀。他们不知道吗？

知道呀！但他们不敢阻拦张学良的部队呀。

那些士兵也可以说，我们是去打仗的呀。陈明说。

他们站在村头上，虎视眈眈啊！他们当然看得出我不是男人，但也不敢怎么样。我们走了三十几里路，我生平第一次走那么多路，走到一个山上，张学良的部队就在这山上停下了。我们就走下山，山下就是红军。下了山，走了半里路吧，七八个小伙子，年轻的红军，来接我们。哎呀，一看见他们……丁玲兴奋起来了，仿佛又看到他们了。

Paul又是一脸迷惑的神情：他们知道你要到了吗？

当然！我大叫，把他没办法：那全是计划好了的呀！一连人送丁玲！那时候，丁玲到保安去，是件大事呀！

共产党不是在延安吗？Paul愣愣望着丁玲。

不在。那时候在保安，离延安还有一天的路。

走路呢？还是坐汽车呢？

走路。那时候，延安还是国民党的。西安事变以后，我们要延安，才给我们的。

啊。

看到红军就好了。看到自己人啦。洗脚呀，吃小米饭呀，休息了两三天，又走，走了八天，才到。没有马，骑毛驴，到了保安。

以后呢？Paul问。

保安只有一栋房子。所有的房子，都给地主逃跑时烧掉了。

那时候，毛泽东也在保安吗？Paul问。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7)

嗯。他住在窑洞里，没有你们在延安看到的窑洞那么好。保安唯一的那栋房子就是外交部，我们几个人就住在那儿。

我还是想知道，丁玲，你们怎么进入延安的？1980年我们去过延安。而且，美国人对延安一向很好奇。

请等一等，Paul。我笑着说：你的想象力不要飞得太快了，保安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我转向丁玲：到了保安，他们怎么欢迎你？

外交部长欢迎我吃了三天好饭！

中国人请吃饭，山珍海味，还说没菜。Paul中国通的口吻又来了：他们倒的剩菜，我们在美国还可以吃好几顿。

丁玲笑了：我说的好饭，就是一点点饭，一点点肉。三天以后就没有了，只有土豆、小米、酸菜。周恩来欢迎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也就是合作社的两个荤菜，几个馒头。还有个别人吃不到的东西，周恩来请我吃了。牛油！他们在陕北边上搞来的牛油！我吃了牛油！馒头夹牛油。后来，中宣部举行了个干部欢迎会，有二十几个人吧，在一个大窑洞里。周恩来那时候是个大胡子。他坐在门槛上。毛主席进来了，披了件棉大衣，大家就笑他：毛主席今天漂亮啦，刮了脸啦。毛主席说：我还没理发呢。

Paul说：丁玲，是不是在那个场合，毛泽东为你写了首诗？

不是，是后来写的。洞中开宴会，欢迎出牢人。就是写的那个场合。

他讲话了吗？

没有。他来欢迎会玩玩的，很轻松，很随便，披着棉大衣。

那天他跟你讲了什么话？

我也记不清了。后来，他才问我：丁玲，你想做什么事？我说：我想当红军。他说：那很容易。我又说：我想打仗呀！他说：还有最后一个战，现在正在布置。

和谁打仗呢？

和国民党呀！毛主席说：快了，要搞胡宗南了。现在胡宗南走投无路了，你赶快去！最后一战！结果，我就上了前方，走了八九天。

Paul问：向哪个方向走呢？延安，保安，西安？在地理上我还没搞清楚。

丁玲用茶几作地图，杯子、盘子、火柴盒全用上了，一面说：这儿是South，这儿是North，延安在这儿，保安在那儿……

Paul大笑：丁玲说英文了！丁玲说英文了！

我现在就写信给北京，丁玲不回来了，她已经开始说英文了。我说。

我们笑成一团，丁玲眼泪也笑出来了。

几帖素描

◎美丽的眼睛

丁玲在我家见到美国诗人墨文（William

Merwin）。

她两眼盯着诗人说：多美的眼睛啊！

因为我正看着你。墨文说。

◎红叶

我们两对人在爱荷华的田野上游荡。Paul开着车。他突然停车，走到路边。我才发现那儿有几株枫树，初秋温柔的阳光照得枫叶犹红还羞。

Paul摘了几片，转回递给丁玲说：今年秋天最初的几片红叶。

我笑说：现在，没有我的份了。

◎和尚和风暴

1978年，我们在北京找你，绝没想到，现在，1981年秋天，你们在爱荷华。我说。

如梦如幻。陈明笑着套用一句流行小说的语言。

丁玲说：我一直就不想搞那搞这，我只想安安静静过日子。但我总是牵涉到里面去了。有时候我想去当和尚，但我又不能离开这个尘世。

Paul说：这就是20世纪的悲剧，你不要风暴，风暴却把你卷进中心里去。

是呀！我总是在那个中心里。丁玲说。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8)

我和Paul开车送丁玲、陈明回五月花公寓。Paul下车送他们走上一抹石阶。他和丁玲握手。丁玲握着他的手，向石阶下的我大叫：聂华苓！我喜欢Paul！

◎月光，小鹿

月光中的红楼。楼中长窗前，我们和巴勒斯坦小说家飒哈、丁玲、陈明，喝着西湖龙井。飒哈和Paul在一边谈话。我和丁玲、陈明谈中国事。

飒哈，Paul，过来和我们说说话嘛。我对他们说。

你知道我们谈什么吗？飒哈问我。她是巴勒斯坦小说家。

不知道。

Paul在谈你！我从来不知道有人像Paul那样爱一个人。

当然也是被爱的人可爱咯。陈明笑着说。

好！丁玲透着威胁的口吻：你说聂华苓可爱！

Paul哈哈大笑，突然指着窗外的园子，小声说：看，看，小鹿，从林子里出来了。

小鹿闲闲走进月光。

◎丁玲脱得精光

你们俩在一起，总是手牵手，非常动人。我对丁玲和陈明说：丁玲大姐，没有陈明大哥，你活不过来。

丁玲笑了，指着丈夫说：那他更骄傲了。

我读了《牛棚小品》。“文革”时候，你把陈明大哥在纸条上写给你的信和诗，藏在身上。红卫兵把你脱得精光，要把那些纸条拿走，你舍不得，甚至说：不要拿走，留在我这儿，以后可以作为我的罪证。

唉！丁玲摇摇头，那个我最受不了了。

陈明说：以前洗澡，有一种大浴室，大家在一起洗。也有个人单独洗澡的地方。大家一起洗澡，她就不去！她还是很保守的。

红卫兵要我脱得精光！

为什么呢？

检查呀！

唉！

◎茅草屋子

我在丁玲的相册上，看到一间小茅草屋子。

这就是你们在北大荒的住处吗？我问。

是呀！

这就是你们在牛棚里，渴望要回去的家吗？

是呀！

在那儿住了多久？

两年多。

你就是从那儿被抓走的吗？我问丁玲。

嗯。他们把手铐铐在我手上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救命的来了。她淡淡笑笑，透着点儿自嘲。

啊？

牢里还安全一些呀。

“文革”时候，抄家，挨打，是家常便饭。天天晚上，陈明就在窗口缝向外看。我说，你看有什么用？他们要来，还是要来的。丁玲望着陈明笑了。

我们有点心理准备，总好一些吧。晚上，吃了饭，九点钟左右，我就要她睡一觉。我说，你睡吧，我看着。我们等着他们来。

夜晚来干什么呢？

整你呀！拿东西呀！

啊，在牢里还好一些。什么牢？

秦城。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9)

◎丁玲和毛泽东

毛泽东给你写了一首诗，是吗？我问丁玲。

嗯。我还有他写的真迹。

你在延安时候，江青是个什么样子？我问。

丁玲撇着嘴，两手在领子上扣别针的样子，头一扭说：就是这个样子，小家子气！

会逗男人喜欢。我说。

对！对！她唱起《打渔杀家》，满台跑！丁玲用手打了个圈子，仿佛那只手就是在戏台上跑的江青：她用各种办法叫毛主席喜欢呀，三流演员那一套，全拿出来了。那时候，我还为她不平。骑马吧，她没马骑，跟在后面走。毛主席演讲，她站在一边，和其他侍卫一样。

你常去看毛主席吗？

他们结婚之前，我常去。他们结婚之后，我就不去了。他们结婚请客，今天请几个，明天请几个。我没有去。

毛泽东赠丁玲的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陈图开向陇山东

昨日文小姐

今天武将军

◎

阿漫纳——丁玲和Paul

阿漫纳一溜七个村子。

丁玲夫妇和我们俩开车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驶向阿漫纳。

Paul对丁玲讲阿漫纳的故事。

1842年，一群追求宗教自由的德国宗教徒，从德国到美国，在纽约州水牛城附近落脚定居下来。他们发现水牛城逐渐都市化了，1855年，结队赶着马车从纽约漫游到中西部，看上了爱荷华河谷绵绵起伏的田野，便停下来了。那正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他们施行公社制度，没有私有房产田地，一切为公社所有，人人为公社服务。他们自成一独立的乌托邦，不和外界通婚，不受外界的教育，不为外界工作，不讲究修饰，不慕名利虚荣。教堂和住家的屋子没有分别，内部白墙，原木地板，不上油漆，没有色彩，没有装饰，没有乐器，只有教堂赞美诗的歌声，和长者所讲的圣经教理。女人一身黑袍，黑色无边小帽，带子在领下打个小结，不涂脂粉，没有穿衣镜，因为身子纯洁，不容肉眼看到，甚至自己也不能看。

公社？美国也有公社？丁玲问。

美国也有。阿漫纳公社延长了八九年，是美国，也许是世界上延长最久的公社之一。阿漫纳在30年代就终止公社制度了。

啊，我们正要实行公社制度呢。

哈！Paul调皮地笑：美国比中国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后走一步，没有关系，只要能走下去，就行了。丁玲说。

Paul说：阿漫纳公社是人人平等，不论工作和能力高低，收入完全一样，住房平均分配，吃大锅饭，人人有工作。

什么人做领导呢？丁玲问。

他们有个最高委员会，管理宗教和日常事务。他们要的是和平、朴实、谦恭、单纯的生活，皈依基督，信仰上帝。现在，他们工业化了，有私有财产了。他们的电器是美国有名的。我们家的冰箱就是阿漫纳造的。他们的子弟到外面的大学去念书，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他们的女儿也可以嫁给外地人。他们第一个嫁出去的姑娘，就是我的外曾祖母。

有意思，有意思。讲给我们听听。丁玲说。

那是Paul最喜欢讲的故事。我说。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10)

好，南北战争结束了。我那年轻的外曾祖父退役回老家雪松川，路过阿漫纳，看见一个好看的姑娘在井边打水，他走上前去和她说话，她不理他。他说：好！有一天，我一定回来！他果然回到阿漫纳娶了她。现在，那姑娘就葬在阿漫纳墓园里。

对，对！我说：我和Paul去过那墓园。所有的墓碑都是长方形，小小的，大小一样，不分长幼。Paul，你那个老祖宗一定是个逗姑娘喜欢的小伙子。

很帅！穿着军装，佩着刺刀。我小时候看到那照片，学着他那神情，照了一张相。看到他的鬈发，我就希望有一头鬈发。

Paul和我们一起大笑。

谢天谢地！幸亏你没有鬈发！当年的阿漫纳，男女可以约会吗？我问。

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不过，眼睛也可以约会呀！我给你们讲一个阿漫纳故事，浪漫的故事，非常浪漫！Paul故弄玄虚笑笑：阿漫纳家家户户门前有一溜矮矮的木栅。姑娘们喜欢站在木栅前面说说话。她们不能穿色彩鲜亮的衣服，有的姑娘就在黑色的小帽上插一朵小花，粉红、淡紫、天蓝的小花，都是从她们自家园子里摘下来的。漂亮的姑娘就特别打眼。过路的男人都会看她一眼。有那么一个姑娘，那么一个男人，两人的眼睛在木栅前碰上了。男人说：你帽子上的小花很好看。姑娘笑一笑。那就是约会了。他们可以在唯一的一条小街上散散步，在爱荷华河桥上会面，说几句知心话，冬天一道在结冰的河上去溜冰。姑娘不断在冰上摔跤，男人说：你干脆在背上系一把扫帚，可以把冰扫得干干净净。阿漫纳的年轻男子就是那样子浪漫。

我们的车子就在那样一条小街的木栅前停下了。牛鞅餐馆门口挂着一个牛鞅子。大大小小的木桌子，素净的蓝格子桌布。一眼望去，许多大腹便便的爱荷华农人，也有附近大学的人，带着家人或客人，在本地人自诩的“旅游胜地”吃一顿德国饭，就像美国人去唐人街吃一顿中国饭一样。

丁玲谈到她在康州去拜访斯诺前妻海伦。

啊，EdgarSnow。Paul说：中西部人，三四十年代报道亚洲的名记者，在中国十几年。我看过他30年代写中国的书《红星照耀中国》（The

RedStarOverChina）。他去过延安，同情共产党，佩服毛泽东。

很对！很对！丁玲高兴地回应：1937年吧，我在延安见到他的夫人海伦。她在延安很活跃，灰军装，红皮带，拿着照相机到处跑，很惹人注意。你知道她吗？丁玲问Paul。

不知道。

啊。我们四十几年没见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她。看到她很难过。一间小屋子，一张床，一张沙发，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柜子挂着氧气筒，原来她得过心脏病。屋子破旧，小院子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两棵树也要枯死了。她住在一间屋子里，我第一次发现美国人没有客厅。在屋子里坐下，她对我说：你是不自由过的，你的不自由，因为政治问题。我现在也不自由，因为我穷，是经济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她住一间屋子，为了节省暖气，另一间屋子租给人了，缴的电费比收的房租还要多。她只靠一百五十块钱社会保证金过活。我们在中国，像她那样身份的人，一定得到政府很好的照顾。斯诺是那么有名的作家！

Paul说：在美国，她已经离婚的丈夫，和她毫不相干。就是斯诺再有名，也不相干。美国政府也不能特别照顾斯诺，他有他的退休金和社会保证金。海伦只有一百五十块钱社会保证金，因为她自己没有工作过。社会保证金是从你工作每月收入按比例抽出存下来的。人人得有工作。没有工作过的人，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社会保证金了。

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太冷酷了。

你坐牢，就不冷酷吗？

那是人整人，不是制度。有些人就是要迫害人！

但是，制度可以给那些人权力去迫害人！

你说共产党，是不是？丁玲站了起来，围着桌子走：共产党不断在改正错误。我个人近二十年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我现在不就在美国吗？中国不会再搞人为的政治运动了。我们不必为生活担心，我们也不必为写作烦心。我们没有个人欲望。

美国也是不断改正错误的。美国人民可以批评总统，可以批评政府，纠正他们的错误。美国……

丁玲对我摆摆手：华苓，不要辩了，好不好？

我拿起酒杯，大声说：喝酒！喝酒！

Paul立刻举起酒杯说：好！丁玲，敬你酒！今天是给你送行呀。希望我们再见！

他们没有再见。1986年，丁玲去世了。1991年，Paul也走了。

丁玲和Paul两人，彼此好奇，彼此喜欢，彼此尊重。他?两人都饱经20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两人都有灵敏的感性和率真的性情。他们甚至同一天生日，10月12日。他们都有非常坚定的使命感，所不同的是丁玲对共产党的使命感，Paul对美国梦的使命感。丁玲和Paul两人在一起，一本现代史的大书就在我眼前摊开了。

《三生影像》 压不扁的玫瑰(1)

压不扁的玫瑰

——杨逵，1982

小伙子，大家来赛跑

不为冠军，不为人上人

老幼相扶持

一路跑上去

跑向自由民主

和平快乐的新乐园

杨逵1982年在爱荷华写下这首诗，临走时送给我和Paul，还有一颗台湾玲珑的珊瑚。爱荷华也正是枫叶珊瑚红的时候，他和儿媳萧素梅离开爱荷华回台湾。

风骨嶙峋的字迹，自然朴真的珊瑚，也就是他那个人。我永远记得他在密西西比河上，在落日微风中，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补破网。

见着网

目眶红

破到这大孔

想要补

无半项

谁人知阮苦痛

今日若将这来放

是永远无希望

为着前途穿活缝

寻家司，补破网……

那诗，那歌，就吟出了杨逵那个人。为着前途穿活缝，寻家司。他寻到的是笔杆子。

杨逵1905年出生于台湾。1924年中学毕业后去日本，在大学夜间部文学艺术科读文学。半工半读，做过送报工。1928年回台湾，积极参加抗日农民运动和文化运动，被日本统治当局逮捕入狱十几次。1932年，白天砍柴，晚上写作，他的代表作《送报夫》，就是那段日子写成的。1934年参加台湾文艺联盟，是《台湾文艺》的日文编辑。1936年创办台湾新文学，次年台湾总督下令禁止汉文，被迫停刊。他创立首阳农园，种菜养花，首阳取自春秋时期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也不屈服之意。他的作品有《送报夫》、《灵签》、《模范村》、《种地瓜》、《萌芽》、《绅士连仲》、《萌芽和模范村》。戏剧创作有《父与子》、《猪哥仔伯》、《剿天狗》。《羊头集》是散文和评论的集子。小说集《鹅妈妈出嫁》，日本当局禁止出版发行，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后才出版。

杨逵是台湾日据时代的老作家之一，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作家，有强烈使命感和民族意识，文笔朴实，写出日据时期的社会现实。

1949年4月6日，杨逵发表《和平宣言》，登载于上海《大公报》，主张和平解决国共内战，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二&#8226;二八事件”中被捕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判刑十二年，囚于火烧岛。坐牢时间十倍于他在日本统治下十次坐牢的总和。他在牢中改用中文写作，写出《压不扁的玫瑰》等短篇小说。1961年出狱后，在台中大度山开垦一个花圃，命名“东海花园”。那色彩缤纷的鲜花，就是他写的诗。有人问他是否还写诗。

《三生影像》 压不扁的玫瑰(2)

他笑着说：在写，天天写。不过，现在用的不是笔纸，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

1982年他在爱荷华，七十七岁的杨逵，瘦小的身子，单薄的两肩，背着旅行包，在大伙人前面，小跑步似的不停地走，走，走。我就想：那么瘦弱的人，如何担得起五分之四的20世纪的沧桑？只因他自己所说的：

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写着，写着，我又看到、听到1982年爱荷华的杨逵了。

那年秋天，杨逵由他儿媳萧素梅陪伴来爱荷华，见到世界许多地区的作家，也见到大陆来的刘宾雁和陈白尘，他们仿佛一见如故。我们一伙人到美国朋友丹恩夫妇的农场上去野餐，他们一家三代全来和我们聚会，丹恩首先举起他八个月的小孙子向我们炫耀。胖嘟嘟的小手向杨逵招着，杨逵和婴儿一样开心地笑。主人将婴儿放在地板上，向我们介绍他的农场：他们夫妇俩，和儿子以及一个助手，四个人种一千多亩地，养十头牛，还开了一个冰淇淋店。小婴儿在爷爷脚边的地板上爬来爬去。丹恩讲完了，我们突然发现杨逵和婴儿一同在地上爬。一老一小，趴在地上，昂着头，互相望着呵呵笑。就像儿歌唱的：

你对着我，笑嘻嘻

我对着你，笑哈哈

那是我此生所看到的最美的人景之一。

我也从他儿媳素梅那儿更认识了杨逵。她对公公的孝心和爱心，也是一幅美丽的人景。他一咳嗽，她就为他捶背。他讲话太兴奋了，她就说：爸爸，休息一下吧。素梅对公公照顾得无微不至。

我和我爸爸是同学呀，素梅指着杨逵，连说带笑对我说。

同学？

我们关在火烧岛上的人，都叫同学。

你也去了火烧岛？

素梅仍然微笑着，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我在火烧岛五年，从1950年到1955年。

啊！你们在火烧岛上碰见过吗？

见过。爸爸可不认识我呀！素梅透着点儿调侃地笑望着杨逵。远远看到他，我知道他就是杨逵。

啊！我看着杨逵。他歉然笑笑。你怎么做了他的媳妇呢？

我佩服爸爸呀！才嫁了他儿子。

我一下子愣住了。许多女人因为爸爸有钱，有权，有势，才嫁给儿子。因为爸爸的精神感召而嫁给儿子的女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素梅反映出来的杨逵形象更真切更感人了。

他们离开爱荷华的前一天，我们三人在河边餐馆相聚。杨逵告诉我，他此生有一个愿望，就是将他多年用铁锹写诗的大地──“东海花园”发展成文化村，有纪念馆，剧场，儿童乐园，当然，还有作家生活写作的地方。

就像爱荷华！杨逵笑眯眯地说。

希望在那儿再见你……

我还没说完，他已咳嗽起来了。

1988年，台湾终止戒严法，在余纪忠先生各方奔走后，我才能又去台湾。杨逵已于1985年3月12日病逝台中。

无缘再见杨逵，非常遗憾，所幸我在爱荷华已经看到那座闪耀人性光辉、超越民族意识、永远屹立的杨逵形象了。

《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1)

——陈映真，1983

我在台湾从没见过陈映真。1960年，只有二十三岁的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一连串小说，《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与伞》。那年正是《自由中国》事件发生，我和外界隔绝，自我放逐，心情极端虚无，没有读到陈映真的小说，也没有见到陈映真，很遗憾。更何况当年他一定是个俊美的男子。1964年，我到爱荷华以后，才读到他的小说，如《第一件差事》、《最后的夏日》、《我的弟弟康雄》，以及后来的《铃铛花》、《山路》，隐约感到他的忧郁、激情和孤独。在那个恐怖时代，作家的倾向，尽可能不触及社会现实。陈映真独树一帜，他的小说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是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基于人性，用艺术的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他的思想，而他的激进思想，是当时的权力统治者要封闭铲除的。

陈映真是思想型的小说家。他的思想可以从他小小的年纪追溯起。他10岁那年，目睹台湾“二&#8226;二八”事变，看见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袜沾着血迹的外省人，听着大人神色恐惧地谈论国民党军队扬威台北。上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押走，就住在他家后院的兄妹俩也被人押走。他读初中时，眼看着宪兵在火车站贴出的告示：“……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读初中时在父亲的书房发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启发他对文学的思想的探索。他也读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毕竟没有鲁迅的《呐喊》那么亲切。上大学时，他对于知识和文学如饥似渴，读西洋文学，在台北旧书店搜寻鲁迅、巴金、茅盾、老舍那些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联共党史、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马列选集这些没人敢碰的禁书。他细读美和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以及艺术的劳动起源这一类的美学。1959年，他开始写小说了，在尉天骢主编的《笔汇》发表。从此他没停笔，用他冷峻而又丰润的笔，写出大量精致、理性、批判性的作品。同时，他的左倾思想渴求实践，和几个年轻人组织读书会，那和台湾的现实是绝对对立的。

1968年，我和Paul邀请陈映真到爱荷华来，同时接受邀请的，还有捷克剧作家、后来成为总统的哈维尔（Vaclav

Havel）。两人都缺席了。陈映真被捕入狱，哈维尔在苏联坦克车进入布拉格时，逃入地下。

我和Paul决定为陈映真辩护。明知那是枉然，早在1960年的雷案即是一例。但我们要对陈映真的被捕表示抗议，提醒当局尊重法治，唯一的办法，是在台湾找律师为陈映真辩护。没人敢接那件案子。终于找到一位在台的美国商务律师，当然，他要预付律师费。Paul找到一笔钱，电汇给律师，但给那个隐而不见的最高权威扣下了。陈映真由军法审判判刑十年。1975年，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提早三年获释。他一出狱，就给我和Paul写了信。他在给我的另一信中说：

……在主观的愿望上，我希望能以写小说终此一生，虽然有许多困难──诸如自己才能的，经济的，环境的限制──但我相信我会努力地走完这条路，不是对于自己有什么自信，而是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能，一无所有。

我看不出在一定的未来时间我能有机会到您那儿去。我倒觉得去不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样同自己的民族和历史合一，作为反映我们民族和历史的一个卑微的器皿……

《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2)

1979年9月4日早上，美国诗人辛普森（LouisSimpson）来我家吃早点，在门口按铃，厨房的电话同时响了。

陈映真又被捕了！家也抄了，父亲的家也抄了，岳母家也抄了。带走了几箱书。他坐了八年牢，四十二岁了，再坐牢，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们实在不懂。他上次出狱以后，没有任何越轨的行动和言论。他结了婚，办了个小印刷厂。他忙着养三家人！父母、养父母、岳母家。朋友8月间回台湾看到他，脸色苍白，提着一个公文包赶出租车，忙得不得了。我们实在不懂，好好一个人，为什么不让他过点自由的日子……

陈映真的弟弟映澈讲着讲着，声音哽咽了。

我和Paul根本没吃早点。辛普森胡乱吃了一点。我们都很沉重。三个人谈了一上午，讨论如何拯救陈映真。辛普森是美国很有名望的诗人，得过普立策诗奖。我与Paul和陈映真已神交多年，但对于辛普森，陈映真就完全是个陌生人了。

第二天早上，辛普森又在我家吃早点，当天他就要回纽约。他在我家厨房连着吃了两天早点，厨房的电话响个不停，我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电话和炉子之间跑来跑去，接电话，打电话，和美国各地的中国朋友讨论陈映真被捕的事。

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家的厨房有这么多活动，这么强烈的情绪，又有这么好吃的食物。辛普森说。他面前摆着陈映真的英译小说和他的英文简历，准备带回纽约。

电话铃又响了。

出来了！出来了，我哥哥出来了！

我转身对Paul和辛普森大叫：他出来了！他出来了！

映澈继续说：不是释放呀，是交保候传呀，随传随到，案子还在侦查之中。

侦查什么呢？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陈映真被捕36个小时以后，又奇迹般地获释。他不知道为什么被捕，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获释。他在《关于十&#8226;三事件》的文章里写他当时的心情：

……我在四日夜间九时许被送到警总军法处，开过一个谕知交保候传的庭，就由内人具保，回到家里。我立刻驶车到北投见我年迈的父母。在知道我被捕后一直出奇地安详，被一位年轻的治安人员赞誉“真有基督的生命的长者”的父亲，看见了我，才猛然拥我入怀，我泪落地跪俯在他抖颤的怀中，不知是悲戚还是再生的喜悦……

我和Paul仍坚持邀请陈映真来爱荷华，一年又一年，一直到1983年，台湾当局一再压制，我们一再努力，还有海外作家学者的声援，他终于来到爱荷华。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他和大陆作家第一次见面。那年从大陆来爱荷华的是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还有台湾的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陈映真和他祖国的作家相聚，正是他多年想望的一天。他先一天到达，要和我一道去机场接他们。大陆的作家看见陈映真，也非常高兴。他们好像久别的家人，一见面就谈个不停，彼此好奇，彼此关怀。陈映真对他们说：你们说的话，我要记笔记的。他立刻言归正传。

那年是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最有趣最动人的聚会。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宽厚。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其他中国作家活动都多一些。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所有的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就在我家这小山旁边。陈映真有时趿拉着拖鞋，端着一锅红烧蹄上山到我家来。看着他那神欢形忘的样子，似乎从往日的崎岖回归平常了，我衷心为他高兴。

一天，吴祖光从密西西比河带回新鲜活鱼，陈映真建议蒸了下酒。潘耀明和吴祖光住在一起，他烧得一手好菜，当然是他下厨了。Paul一人留在家里，对我说：你去喝酒吧，机会难得。

鱼蒸好了，陈映真还没到。

吴祖光说：陈映真给国民党绑票绑走了。

王安忆说：我听见他在走廊吹口哨。

《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3)

我们吃鱼，喝酒，不断给陈映真打电话，没人响应。鱼快吃完了，他来了。原来他在洗衣房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开门，请他进去喝杯茶。她谈到自己身世，犹太人家庭，父母从俄国去阿根廷，母亲有精神病，她精神压力很大。

原来你吹口哨，她就开门了。我说。

他笑说：她太老了，否则，洗也洗不清。

他们到我家来看访问五位中国作家的录像带：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

陈映真说：真过瘾，不必左顾右盼。

我笑说：这儿没人打小报告。

看完五位作家的访问后，他说：大陆上的作家吃了那么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么。

在大陆作家之中，他对年轻的王安忆最关心，最好奇，也最赞赏。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在台湾发表。他在爱荷华一口气读完她送的几本集子。1984年，他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发表在台湾的《文季》，也许是台湾初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而在那年代的台湾，那是很大的忌讳。

他评王安忆:

……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毋宁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的遭遇和感受上。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

当然，陈映真对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兴趣。他特别访问菲律宾诗人、戏剧家和文学批判家阿奎拉（ReuelMolinaAguilla），谈论菲律宾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期间的文学和语言问题，以及目前的文学思潮。在长时间的访问中，最后他问到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学不能使革命成功，文学也不可能改变世界。文学只能唤起民众，唤起他们对公理、正义、爱和和平的意识。

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Alvarez）来爱荷华。大家一同乘车到外地去游览，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卡梨菲（SaharKhalifeh）在他身边坐下。

他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英文字。她转身对我调皮地笑着说：他用完了那几个英文字，我就过来和你聊天。

你喜欢美国吗？她问卡洛斯，说完和我一起大笑。

喜欢，美国人。政府，不。

你结了婚吗？

没有。啊，结了。啊，没有。和一个女人一起。

我们又大笑。

为什么不结婚？害怕女人吗？

是的。离婚。

他们就那样子用最单纯的语言，卡洛斯表达了复杂的个人历史。他在佛朗哥时期坐过好几次牢。他为被暗杀的共产党抗议，在外国发表文章，坐牢；为工人说话，坐牢。最后一次，判刑四年，佛朗哥死时，被大赦释放，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他从1957年到1982年，是共产党员。

《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4)

我要访问你！陈映真大声说，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后。

那年秋天，Paul患后脑炎，感染细菌，多次去医院检查，终至动手术开刀，映真和我以及家人一同照顾他，和我患难与共。在医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谈不完的话，谈的多半是当时台湾的情况。

你是个宗教家庭，怎么对左倾思想有兴趣？我问。

我爸爸从小就教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从小我们就认为中国在那边，那儿才是我们的国家。父亲有鲁迅的书，中日对照。我拿来看，也不太懂。后来读中学，看书有些懂了。读大学时候，我在旧书摊找到一些抗战时期的书，和鲁迅的书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欲特别强，找很多书来看。那时日本外务部有预备外交官到台北来学中文。他们那时就准备以后对付共产党呀。他有许多关于共产党的书。他说我可以去看，他还把钥匙给我，我可以随时去看书。后来，他要走了，对他下一任的人说：这个年轻人不错，书可以尽量给他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我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世界许多国家受到影响，到处是学生运动。我在牢里，有共产思想的人，有两派：一派赞成苏联式共产，另一派赞成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制度。

你们在牢里可以谈共产主义吗？

在放风的时候谈嘛。反正已经进去了，还怕什么？哎呀，那时我真佩服“文化大革命”呀！

我1978年、1980年去大陆，才知道千千万万人受到伤害。

那时不懂嘛！我们有个读书会。我弟弟老六，那时候读中学，他也受了影响，他把我油印的文字拿去印了，分给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帮年轻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让我知道。后来，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总，后来在台东的监狱，最后三年在绿岛。一出狱就打开收音机，蒙在被子里听，刚好是国际歌，我眼泪直流。

你第二次被捕，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放我，也不知道。我一进去，就要我填一种表，那种表是判刑以后才填的。

我笑说：你对坐牢可是很有经验了。

我第二次一进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们把皮带那些东西还给我，我还以为他们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岳母来保我，我才相信，他们真是放我了。

1983年陈映真在爱荷华，他父母在美国奥玛哈女儿家。11月中旬，两老和女儿、女婿以及两个外孙女，带了一桌酒席，特来爱荷华和我们聚会。陈伯父见到Paul，两人相拥流泪。他们邀请了所有的中国作家到我家，还有韩国诗人汉学家许世旭。陈伯父和吴祖光拥抱，也是泪汪汪的。

陈伯父在饭桌上起立讲话，声音哽咽：十几年以前，映真出事，亲戚朋友全不来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候，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素不相识，却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家一向是向着大陆的，今天可以和大陆的作家们在一起，这也是因为他们两位的关系。我也要特别谢谢他们。

Paul接着说：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今晚是我们在爱荷华最动人的一晚。

陈映真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中写过：

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天马行空不知所至的玄学，而是具有人底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思索的人底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

陈映真就是具有人的体温、人的骨头、人的勇气的文艺家，一直在他称为“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中独行，即令现在，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仍然是寂寞的，焦虑的，在另一条后街中踽踽独行。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1)

母女同在爱荷华

——茹志鹃和王安忆，1983

1983年的爱荷华，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秋天。

在那之前，我读到茹志鹃的几篇小说，最欣赏的一篇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国文坛，那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提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整篇小说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讽刺和诙谐。《剪辑错了的故事》由一场一场的“景”，共七个“景”而组成。每一“景”是个特写，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几乎可以自成一体，成为一篇小小说。七个“景”又互相交错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细致的结构，有节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标题，也新颖而有含义，例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寞”。小说的意义不仅隐含在故事中，也隐含在人物刻画中，甚至在小标题中。

1978年，我在离乡三十年后，和Paul及两个女儿一同回乡。那时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请作家来爱荷华，在北京曾努力过，和夏衍先生也谈过，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作家才能应邀到爱荷华来。那几年来的作家，都是“文革”后的“出土文物”。他们是牺牲过而又被牺牲的一代，活过抗战，活过国共战争，活过“文革”，终于得到第二次解放。他们对隔离了多年的世界，充满渴望和好奇。

1983年，吴祖光和茹志鹃应邀来爱荷华。王安忆那年二十几岁，已出版小说集，1982年并以《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她的短篇小说就已锋芒毕露，例如《回旋曲》。小说用非常简洁的对话，揭示了一个社会问题。《回旋曲》分三节，每一节有不同的旋律。每一节提示一个问题。三节提示了三个问题：恋爱期间的问题，结婚期间的问题，结婚以后夫妻分居的问题。第一节一对恋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优美；第二节的旋律迫切急促，新婚夫妇要找一个旅馆度蜜月；第三节婚后分居两地，怨而不哀，平淡透着无奈。整篇小说充满反讽。王安忆在那之后不断发表作品，不断出版长篇短篇小说的书。扎着两条小辫从上海弄堂走出来的小女子，多年之后，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镇。《长恨歌》可说炉火纯青了。王安忆在上海小市民的命运中，看到“人”的处境。小说是一幅大型工笔画，既细且大。王安忆以一个大时代的变动为背景，用周密的细节结构出一幅大型画面，细致入微地描绘其中一个个小人物，整幅画隐寓着生命的无奈。但在1983年，二十几岁的王安忆还得随母同行。

那年陈映真在我们多次努力以后，来到爱荷华，也是他第一次从台湾出境。因为左倾思想而坐牢八年，一出狱就蒙着被子听他祖国消息，听到国际歌热泪满面的陈映真，居然在爱荷华碰到来自他祖国的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还有个香港的左派潘耀明！他真个是如鱼得水，笑得很开心，有时调皮地卖弄一两句党的领导的话，还是标准的京腔。

他对王安忆是老大哥的关怀，探究，欣赏——她是年轻一代的希望。王安忆对他是女孩对兄长的信赖和仰望，但有时也一针见血点出他的迷信。陈映真和茹志鹃一拍即合，他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祖国来的同志！茹志鹃呢？一个台湾同胞居然有如此进步思想，实在佩服！

吴祖光对中国的现实多持批判态度，慷慨激昂，毫不留情。王安忆是探索者的质问，透着年轻人的叛逆。她对吴祖光那一声“伯伯”叫得还是很亲切的。

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在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正如她们的创作，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王安忆对母亲常持反对态度。母亲对她永远微笑着。

我在他们之中，可有戏看了。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2)

王安忆扎着两条小辫，羞涩透着好奇，闪亮的眼睛可是不停地搜寻。我特别安排一位读文学博士的助教Anna带她参加许多活动。她们成了朋友。安忆目不暇接，总是很兴奋的。她是历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的接触也最多。她活动之余，才来参与中国作家的聚会，搅在中国人忧国忧民的情结之中。但她比他们洒脱。她摆脱牵牵绊绊的中国事，独立在那一刻去看外面的世界。

茹志鹃和我同年，但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们常常谈到不同的过去。你那时在哪儿？你那时在干什么？彼此常有这样的问话。

他们有时从山下的五月花走上山到我家。王安忆参加活动去了，她对我们这些人的谈话没兴趣。

茹志鹃问到我过去的生活。我谈到1936年正月初三父亲在贵州被红军杀死，尸首不全。

贵党实在太残忍了，陈映真笑着对茹志鹃说。

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呀，茹志鹃说。

那年我十岁，父亲灵柩从贵州回武汉。小弟弟华桐只有几个月，从没见过父亲……

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哪儿？茹志鹃说。我姑母要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当尼姑！

你竟当了解放军！你和王啸平在哪儿认识的？

在解放军里呀！他是导演，我在文工团。我们渡江以后，在南京结婚的。

渡江以后，你在南京结婚呀！我大叫了起来。那时候，我们刚从南京跑走，跑到北平，又跑！跑到上海，又跑！跑到武汉，又跑！跑到广州，又跑！八路军跟着我们追！你就在那时候在南京结婚呀！

我们大笑。

茹志鹃从小是孤儿，住在孤儿院。1943年十八岁，跟着哥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分配到部队文工团工作。

我谈到台湾的生活，谈到大弟汉仲：他抗战末期加入空军，飞行侦察日本人。后来侦察你们共产党！我指着茹志鹃笑了起来。1952年，在台湾例行飞行失事，他才二十五岁。

我和你不是错过了，就是干上了。茹志鹃说。

一点也不错！我第一个丈夫，在你们抗美援朝的时候，正在东京的盟军总部当翻译官，打北朝鲜！

我们又干上了！茹志鹃挥起拳头，一面笑着。

有一位临时来访问的中国作家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题目尖锐，而且用英文讲，听众满堂。他讲到幼年家境贫寒，遭受迫害，勤工俭学，留学英国，解放前一刻回国。那以后的经历，几句话就滑过去了。讲完听众提问题。

你在二十几年的沉默中，写作没有？有人问。

没有。

为什么？

我不要和文学发生关系。

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才有中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发现他们讲话很小心。最近中国好像开放一些了，并且制定了宪法。不知道年轻人如何反应？

那位作家笑笑：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

我所接触的年轻人对此毫没兴趣！吴祖光代他回答了。

王安忆是年轻人呀！有人说。

我们有兴趣的是现实问题，不是纸上的文字，她说。

假若中国有法治的传统，就不会有这么多政治运动了，吴祖光作了结论。

散会后中国作家自然是到我家聊天。

伯伯，王安忆对吴祖光重重叫了一声。您是怎么入党的？

文化部长周巍峙把我叫去，要我入党，我就入了党。后来，报纸访问我，要我谈入党感想。我说，不谈！

那时，陈映真的《山路》在台湾《中国时报》获得小说奖。我们举杯庆祝。

映真，为什么现在给你奖？我问。

我不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给我奖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3)

《山路》很尖锐呀，我还担心招麻烦呢！

我们各自揣测。

国民党开明一些了吧。有人说。

陈映真说：你不懂！这一定是国民党的政策。中国大陆有一定的政治方向，一定的思想。台湾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一些不同的官僚在一起，东一下，西一下。没有系统。

那么，国民党变聪明了。

也不是，你不懂！你没在那个社会生活，你就不知道台湾那个社会。

那么，到底为什么给你奖呢？

我也不懂！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出来了，你得了奖。这对你在台湾是有利的。我说。

这是一定的。

我谈到波兰作家葛罗瓦基（Janusz

Glowacki）的母亲从波兰打来电报。他家搜查一空，家具、文件、信件，全部搜走了。抄家！

混蛋！吴祖光气冲冲骂了一声。

我们有时也笑闹。有天晚上，当然又是在我家，不知怎么，大家唱起歌来。陈映真学公鸡叫，学母鸡下蛋叫。各人唱各人的歌。有人唱起我儿时的歌葡萄仙子：

高高的云儿罩着，淡淡的光儿耀着，短短的篱儿抱着，弯弯的道儿绕着……

我居然学儿时模样牵着衣角跳舞。大家笑成一团。

茹志鹃第二天告诉我：昨晚我回去后，感触很深。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音乐和诗了。我们从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欢笑唱歌。关闭，心灵的关闭。中国是有音乐和诗的民族呀！

王安忆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侨，1942年抗战时回国，参加解放军，1957年被打成右派。茹志鹃没告诉两个女儿和儿子，到“文革”时才告诉他们。

茹志鹃对我说：安忆下放农村时候，十六岁。我和她每星期通两次信，她在信里形容她那儿的生活，那时候我就发现她可以写。譬如，她描写她住的农家：燕子来做窝，就是吉祥之兆，燕子不来做窝，就是不吉祥。她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好了，燕子来做窝了。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4)

我对王安忆很好奇，有一天问她：你现在刚到美国，是什么感觉？

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富裕，中国人嚷着精神文明，没有物质，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谈什么精神文明？

但是，物质太丰富了，也带来很多问题。

很对。但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些问题。我们只要吃饱饭。以前叫我们学雷峰，现在叫我们学张海迪！要把我们都从一个模子磕出来，毫没自己的个性。到现在为止，我只看到美国好的一面。

你以后到了大城市，就看到另一面了。我说。

美国人有活力，又会玩。我们简直没有享受到生活！人是自私的，先顾到自己，才顾到社会。自己好了，社会也好了。

有一次，她谈到中国的年轻人：生活没有目标。你会看到一个年青人，在黑影地里，靠着电线杆站着，你会看到年轻人很无聊地在街上闲逛嗑瓜子。

安忆，你回去后，会有什么感觉？

我会很愤怒。

你回去后，很难适应了。

我相信。她转头笑对陈映真说。你的论调和我们完全一样！学雷锋呀！为别人牺牲呀！雷锋当然好！但我们不要被人逼着去学！

你必须为整个国家着想，把自己贡献出去。陈映真说。

我首先得找到我自己，才能把自己贡献出去！来美国对我冲击很大，但我是要回去的。我觉得有许多东西要写。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很幸运！

他们在爱荷华三个月，然后在美国旅行一个时期。

安忆回上海后给我来信：

华苓阿姨：

……这次去美国，对于我的创作，对于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们活动空间和时间都那么有限。说真的，我实在从心里感激您和安格尔伯伯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不仅是可以认识美国，还使我认识台湾，认识香港，认识西欧、东欧、非洲。您为我安排的内容最多。还有蓝蓝，她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帮助我这么贴近地去认识了现代舞，这使我对现代艺术、现代生活有了了解。

这些时，我开始去写东西了。真糟糕，写得不顺心。最近我对自己颇不满意，已经将两万字的一个中篇中途放弃了。心里也十分烦恼。这也是没有心情写信的一个原因。我感觉到自己的创作面临一个危机。但愿能安然度过。

……爱荷华好吗？听说爱荷华的春天美极了，花一下子开了。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华苓阿姨：

……自从我从深圳回来之后，不晓得怎么一来，开了窍。那些混乱的思想──由于受了极大的冲击而混乱的思想，似乎一下子条理起来，并且平静下来，就开了路，让我能够坐下来写东西了。上半年写的两个中篇已经发表。这是从美国回来之后头两篇小说。反映很大。都说我有了极大的变化，我自己也这么觉着。下半年开始至今，我已经写了两个短篇，两个中篇。第三个中篇已经在写第二稿了。这些东西，凡看过的人都觉着，变化和进步很大，认为是我新的里程碑。我很兴奋地等待着它们被发表以后将得到的反映。我有时会默下神来想想这一年的情况，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后来，慢慢的，适应了。再度看清了。在距离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于是，又能写了……

《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1)

郭衣洞和柏杨，1984

我先认识郭衣洞。

《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在台湾创刊，雷震对编辑委员会的组成，可说煞费苦心，包括当时从大陆去台湾的各方有代表性的人士，如思想激进的殷海光，温和稳健的北大教授毛子水，开明的国民党教育部门长杭立武，还有早在30年代和施蛰存同办现代杂志的戴杜衡，也就是为艺术自由而笔战的苏汶，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说：……永远的沉默，长期的搁笔，确实，有一部分作家是在那儿“静待”自我的没落了……

《自由中国》最初的文艺版，只有调剂的作用，冲和严肃的政论文章，雷先生那时似乎也不重视。他和大陆到台湾的国民党文人还有来往，收到他们的小说或散文，也就顺手登了。应凤凰在90年代所写《自由中国》《文友通讯》作家群与50年代台湾文学史中，特别着重写到《自由中国》的文艺作品：

十年中只有创刊之初的这段时期，文学作品的“反共”意识形态最为浓厚，刊的几乎是清一色，单刀直入的反共小说，艺术技巧比较低。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创刊后至1952年底，即最前面的三年余总共（七卷）75期，整个文学的质与量，也是前中后三期中成绩最差的，这种情况可能与此一时期还没有一个专职的文艺主编有关。聂华苓是在《自由中国》工作了一两年之后，有一天雷震在报纸上看到她居然也能“写文章”，才跑去请她改当编辑，“特别负责文艺稿”的。……

……根据它已发行的二百多期的文学作品，加以分期分类，从中追踪其内容与风格的逐渐转变，也藉此突显50年代在“反共文学”之外的多样面貌。这份刊物的本身就具备风格不同的作家群……

……十年间二百六十期，刊登约三百篇文学作品，包括八部中长篇小说，三部剧本，及其他新诗、短篇小说、抒情散文、文学理论、书评等不同文学类别的文本，隐隐然呈现50年代台湾一个文化层次的风貌，文学历史的缩影。

现在回想起来，雷震先生对一般的稿子，都是字斟句酌。我采用的文艺作品，他根本不看，好像是说：你决定就行了。大概认为文艺作品不会惹祸，就让我自由去填补杂志的空白吧。我就在那一小块园地上撒种栽花。采稿着重艺术性，流行的反共八股全不要。《自由中国》登出并出书的，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吴鲁芹的《鸡尾酒会》，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此外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如《城南旧事》，朱西宁的短篇小说如《铁浆》，余光中的《1842年葡萄酒》、《黄昏星》、《二月之月》《仰望》等十几首诗，都是50年代在《自由中国》登出的。那时《自由中国》登出的小说，着重写真实，写的是动荡时代的小人物，不是口号的叫喊，不是理念的渲染，可说是台湾60年代的现代主义的前奏，后来和夏济安主办的《文学杂志》相呼应。

郭衣洞那时写小说。《自由中国》登出《幸运的石头》，《被猛烈踢过的狗》，讽刺官场和所谓的“尊师重道”，潇洒泼辣，简直就是黑色幽默。他的文笔有鲁迅之风。郭衣洞大概不同意将他和鲁迅相比。他在当时的台湾文坛，还是冷门作家，在《自由中国》登出的小说，却是一阵久旱的暴雨，洗刷得人神智清新。他那时的小说，已具有后来柏杨杂文的特殊风格，嬉笑怒骂之中，隐含深厚的悲天悯人情怀。

《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2)

台湾50年代的文化沙漠的确寂寞，为《自由中国》写稿的一小撮文艺作家，有时聚在一起，喝咖啡，聊聊天。后来诗人周弃子发起，干脆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召集，称为“春台小集”。每月在便宜的小餐馆，或在某个朋友家里聚会。琦君散文写得好，也做得一手好菜，她的杭州蝴蝶鱼令人叫绝，轮到她召集“春台小集”，我们就去她在杭州南路的小屋，大吃一顿她精致的美味菜肴。“春台小集”也几经沧桑。郭衣洞突然放弃小集了，司马桑敦去日本任《联合报》特约记者，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创办《文学杂志》，“春台小集”就由刘守宜主持，每个月到他家聚会一次。《自由中国》和《文学杂志》在文学上是声气相通的。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雷震被捕，“春台小集”也就风流云散了。有位作家立刻摆出另一个面孔，写文批判《自由中国》和雷震先生，人间冷暖，立见分晓。

郭衣洞参加“春台小集”的时候，我们可真年轻！都是在动荡不安中逃亡到台湾的。各人有各人现实生活的问题，在创作中都在各自摸索，有的人甚至在情感生活中也在摸索，郭衣洞就是如此。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蒋经国创办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重要人物，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我这个和《自由中国》关系密切的人，对他自然有几分戒备，但他语必惊人，嬉笑怒骂之中，一针见血，逗人大笑，却叫人无奈。我只是站得远远地看他。

1968年郭衣洞因翻译一则《大力水手》而被捕，以叛乱罪判刑十二年。1977年获释。

1984年，他和张香华应邀来爱荷华，三十年后，我才从柏杨那儿，认识了当年的郭衣洞。

他离开“春台小集”，原来是他因爱情而离婚，被迫离开救国团，以为我们对他的婚变有意见。其实，情感的风风雨雨，写作的人应当了解，对朋友的婚变，也只是旁观而已，好事者顶多说一句：郭衣洞出事啦。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将零零星星的情节凑起来，就是一则故事了。郭衣洞到底是我们的朋友，有人问一句：郭衣洞怎么办呢？好奇中透着关怀。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他那次为爱情而身败名裂的婚姻，因为他坐牢而破裂了。九年牢狱后，碰到张香华，终于得到晚来的幸福。香华是他的镇定剂。

我在爱荷华对他说：衣洞，你现在是柏杨了。以前没想到你会如此伟大！

我们大笑。寒夜，风铃，炉火照亮斑白的鬓发。

也是在三十年后在爱荷华，我才知道衣洞的身世。他1920年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中等家庭，乳名小狮儿，一岁多母亲去世，受继母虐待。他还以为她是亲生母亲。兄弟姐妹每天早上吃个荷包蛋，他可没蛋吃，站在一旁，不懂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荷包蛋吃。到了十几岁，才知道母亲早死了，母亲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北方的冬天，小狮儿的手冻裂冻烂了，也没人管。父亲在外地工作，回家发现他浑身被继母打的伤痕，才送他到祖居河南辉县，在当地学校读书，老师很凶，时常体罚学生。他算术本来不错，“结果我的一点算术头脑，就给老师打坏了”。

小狮儿考取辉县的私立中学，学校规定学生星期天也留在学校，不能外出。小狮儿偏在星期天溜回家。老师发现了，小狮儿和老师争辩。老师动手打他，把他拉到校长室。小狮儿抗议老师打人。校长威胁要叫警察，他拔脚飞跑。“这一跑就再也回不去了！被学校开除了。”

小狮儿回到开封，父亲骂了他一顿。他考上当地最好的一个高中，念高二时，抗战爆发了，他停学从军。后来进了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1946年毕业，抗战已胜利了，他已到了东北。

衣洞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常写小说。1960年在《自立晚报》用笔名柏杨写专栏。1967年翻译美国的连环漫画《大力水手》（Popeye）。美国的《大力水手》自30年代起，和现在的超人一样流行，成为漫画、卡通、电影的传奇人物。那时甚至市场上铅笔、餐具、小摆设等，都描上大力水手。他力大，热情，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永远是胜利者。柏杨当时的妻子倪明华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柏杨每天翻译一则《大力水手》漫画，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登出。1968年1月2日的一则漫画：父子两人在一个小岛上，要建立一个王国，岛上只有他父子俩，两人都要竞选总统。漫画中fellows那个字，可以译成朋友们，伙伴们。可是，柏杨的神来之笔一挥：“全国军民同胞们”。他那个流亡学生在抗战中听过领袖人物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这就惹祸了。柏杨以打击国家领导的罪名，于1968年3月7日被捕，以叛乱罪判刑十二年，初囚禁在台北景美军法处，于1973年囚禁绿岛，也就是火烧岛。1977年获释，他把生日定为3月7日，也就是他1968年入狱的日子。

大力水手

《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3)

父----我是国王，我是总统，我想干啥就干啥！

子----我哩？

父----你算皇太子吧。

子----我要干就干总统。

父----你这小娃子口气可不小。

子----老头，你要写文章投稿呀？

父----我要写一篇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子----全国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知道吧。

父----但我还是要讲演，敝国乃民主国家，人人有选举权。

子----人人？只有两个啦！等我想想……嗯，我要跟你竞选。

父----我先发表竞选演说：全国军民同胞们……

子----开头不错。

父----千万不要投小娃票。

子----这算干啥。

郭衣洞在1960年用柏杨笔名写杂文时，正是我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闭门写作，和外界隔绝。1964年到爱荷华后，才在台湾报刊上看到柏杨的杂文，尖锐泼辣，挥洒自如，主题总离不了人权和人道——20世纪人的两大问题。柏杨是谁呢？柏杨杂文似曾相识，杂文中的“悲”和“愤”，早在郭衣洞50年代的小说中萌芽了。原来郭衣洞化身柏杨了！

柏杨说：选择杂文这一文学形式，是因为现代时空观念，对速度的要求很高，而在文学领域中，杂文是最能符合这个要求的。它距离近，面对面，接触快，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像小说诗歌，必须经过慎密的艺术加工，把要反映的事象加以浓缩，它的价值和影响力，需要颇长的时间才能肯定。

柏杨已出版小说、杂文、报道文学、历史著作等五十几本书。就是在狱中，他也写作，完成《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半个世纪了，他没停过笔，用多年时间将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并加评语，成为柏杨版《资治通鉴》。

1984年他在爱荷华时，正为柏杨版《资治通鉴》日夜不停地没命地工作，每月一书。晚间到我家来，也就是休息。谌容那时也在爱荷华。我们坐在炉前聊天，黑色镶彩石圆几上，一壶清茶，两包香烟，他们两人不断抽烟，我们东南西北地聊天。Paul时而从书房出来，为我们添茶倒水，开两句玩笑，又回他书房，让我们用中文畅谈。后来柏杨回忆：有一天，我们谈到午夜一点，兴犹未尽，可是，烟已吸完，起身告辞。这对难得一聚的华苓是件扫兴的事。稍后某天晚上，Paul告诉我，他特地买了一条烟放在客厅，保证我们吸到天亮都吸不完。我抚摸着那条烟，忍不住告诉他：这就是爱！

此间华人邀柏杨演讲，他的讲题就是“丑陋的中国人”，后来在各地华人之中，引起一片轰动。他所批评的是中国几千年的酱缸文化所造成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仍不断写作，不断出书：《丑陋的中国人》，《异域》，《金三角》，《荒城》，《家园》，《中国人史纲》，《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等等。

柏杨有强烈的历史感，半个世纪的冷嘲热讽，却蕴藏着深厚的爱人情怀。他就因为那份情怀而苦恼，快乐，愤怒，悲哀，希望。《丑陋的中国人》，是愤怒，《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是希望。

柏杨多年前在狱中写给他亲爱的女儿的信，就自然流露出他内心的悲天悯人之情：

佳佳：

……吾儿，你要马上去买一份（或数份）10月4日的《青年战士报》，在第七版登有屏东县林月华小妹，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患血管瘤的消息和照片，她在照片中露出可怕的病腿在哭，爸爸看了也忍不住在哭。吾儿，你要帮助她，使她早日治愈，她不过是为了父母贫穷，便眼睁睁看着自己死亡而呼天不应……这小女孩就是我心中的小女儿，我能看到她得救，死也瞑目。

爸爸

佳儿：

有一件事嘱儿，报载竹东镇大同路七一○巷十二号的徐佳银小妹，右腿红肿得跟腰一样的粗，家产已经用尽。看后落泪，爸爸不便寄钱，希吾儿速给徐小妹五百元（爸爸还你），作为捐款，此钱虽杯水车薪，但是表示人情温暖和对她的关心，盼能提高她的求生意志。十二岁的孩子，命运如此残酷……

苦难见真情。我所看到的，是苦难中的那个柏杨。有幸可以称呼他：我的朋友柏杨。

《三生影像》 乡下人沈从文(1)

乡下人沈从文，1984

1980年4月，我和Paul到北京，在中国作家的晚宴上，突然回到年轻时光。

回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也回到冯至的南方之夜：“……燕子说，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经过二十年的寂寞才开一次──这时我胸中忽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

也回到沈从文的乡下人：“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自在那儿尽其生命之理。”

那时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现在，我和Paul一走进大厅，卞之琳，冯至，沈从文就在眼前。我恍惚了一下子，只见一张发光的脸，微笑望着我们。

我立刻知道那是谁，跑过去不断叫着：沈先生，沈先生，没想到，没想到！

他握着我的手，仍然微笑着。

我转身拉来和人寒暄的Paul：你猜这是谁？

Paul两眼盯着他。

就是那个在衙门口辕门上、云梯上看到许多人头、一串串耳朵的小男孩！我说。

沈从文！沈从文！Paul惊喜大叫。他双手捧着沈先生的手说：我在华苓的沈从文评传里，读到你小时候去看杀头的情景。

每逢他讲到中国人的处境，他就会讲那小男孩看到的那一串耳朵。我告诉沈先生。

他仍然淡淡笑着。

那天，我举杯畅饮，一连干了几杯酒。Paul吃惊地望着我，对在座的人说：华苓从没这样子喝酒。

两桌人酒酣耳热，谈笑风生，好像各自都有可庆祝的事。只有沈先生没说话，也没吃什么，只是微笑着坐在那儿。他的脸特别亮。

沈先生，怎么不吃呢？我正好坐在他旁边，为他拣了一块北京烤鸭。

我只吃面条，吃很多糖。

为什么呢？吃糖不好呀。

我以前爱上一个糖坊姑娘，没成，从此就爱吃糖。

满桌大笑。

Paul听了我的翻译，大笑说：这就是沈从文！

我说：小说家又编故事了。沈先生，海外许多人喜欢你的作品。我在台湾有你的《湘行散记》，一位好朋友忍痛割爱送给我，封面很可爱，有个小虎花园，还有几笔小孩画的树木、小屋……

小虎是我儿子。他开心地笑了。

那本书传来传去，书页都散了，有的一碰就碎了，我放在卷宗夹子里。离开台湾，我只带了那本书。

我的书都落伍了。

落伍了？

沈先生没有反应。

《三生影像》 乡下人沈从文(2)

沈从文的小说，是我6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以后才一篇篇细读的。50年代在台湾，朋友之间私自流传《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再也找不到沈从文的书了，凡是留在大陆的作家的作品，都是禁书。那时沈从文在大陆也沉默了。

1964年，我到美国以后，遍寻沈从文的书。斜靠床头，读乡下人的小说，嗑五香瓜子，瓜子壳撒了一地，又回到故乡的土地上了。沈从文在《习题》一文写道：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才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沈从文说过，他能够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这大概不是夸大的话。他的作品有四十多本，题材广博，包括各种各类的人物：小科员，大学教授，年轻学生，潦倒文人，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姨太太，妓女，私娼，野鸡，军官，老板，猎人，走私犯，刽子手，土匪，大兵，小商人，农夫，船夫，工人。上中下九流人物都出现在他作品里。

他写得最好的还是乡下人，土地上和水上的人。

沈从文的文字似乎是平铺直叙，但那是经过艺术家选择安排之后，和具体意象组织而成的文字──诗的文字，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叫人五官一起用来欣赏它。沈从文说“文字在一种组织上才会有光有色”。他把自己的文章叫作“情绪的体操”。又说：“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

沈从文是相信自然生命力的。他小说里的人物多半是那种和自然相融合的人。元气淋漓、生机活泼的自然，和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自然。“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那就是维持中国人在战争、杀戮、死亡中活下去的自然生命力。

自然也可变成毁灭的力量。沈从文在某些作品里也写出与自然相悖逆的人──在战争、现代文明、机器、不幸的命运（好像什么地方有毛病、不合理的那种不幸）各种大力下压抑的人。在那些人物身上，“自然”就有毁灭性了。

中国人是顺应自然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有山明水秀的平和，也有狂风暴雨的野性。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就是那样的。那些乡下人的爱、憎、欲望、死亡、青春、残暴，全是赤裸裸的自然，是文明人所不认识的自然。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规范和他们没有关系。因此，他们在文明人眼中是荒谬的。乡下人认命，安于命，安于死亡。他们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没有幻觉，决不退却。他们都要活下去，因为活着是很好的。他们都有些荒谬。

例如沈从文在《夫妇》那篇小说里所写的，就是被文明、习俗、法律所摧毁的自然。故事是从一个不敢吃带血炒小鸡的城里人璜的观点来讲的。他到乡下去为了要治疗神经衰弱症。听见有人叫“捉了一对东西！”他以为是“捉到了两只活野猪”。村民围着看热闹。

原来所缚定的是一对年轻男女。男女全是乡下人，皆很年轻。女的在众人无怜悯的目光下不作一声，静静地流泪。不知是谁还把女人头上插了极可笑的一把野花，这花几乎是用藤缚到头上的神气，女人头略动时那花冠即在空中摇摆，如在另一时看来当有非常优美的好印象。

这段文字是《夫妇》这篇小说最重要的一段文字。那一把野花是小说的基调，在小说里一再出现。野花，活野猪都是自然界的“东西”，那一对年轻男女也被叫做“东西”。他们两人和野花野猪一样是“自然”的生命。他们两人体现的自然，就被作者不着痕迹地暗示出来了。

那一对年轻人大白天在山坳撒野，被一群汉子捉来示众。为什么必须捉来，被捉的人和捉的人皆似乎不甚明白。

璜又看看女人。女人年纪很轻，不到二十岁。穿一身极干净的月蓝麻布衣裳，浆洗得极硬。脸上微红，身体硕长，风姿不恶，身体风度都不像普通乡下女。这时虽然在流泪，似乎全是为了惶恐，不是为了羞耻。

女人那一身打扮，叫人想到月亮的蓝，叫人闻到浆洗得极硬的衣裳透着的太阳气味，叫人摸到麻布衣裳的粗糙。那些感觉全叫人联想到自然。自然是不知羞耻的。

《三生影像》 乡下人沈从文(3)

一个大酒糟鼻子的汉子，满脸肿起肉块，像才喝了酒，从人丛中挤出来，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一下，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用荆条鞭打，打够了再送到乡长处。有人扯了这汉子的裤头，说有城里人在此，他才停住了。

属于自然的欲望是美丽的，就像女人头上插的那一把野花，和那喝了烧酒的汉子经过刺激的肉欲是一对照。

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出现了。大家喊他作练长，是本地有实力的人物。他吆喝人站开，向城里人炫耀威风，用税关中盘问行人的口吻，盘问那一对年轻男女。

那女人不答，抬头望望审问她的人的脸，又望望璜，害羞似的把头下垂，看自己的脚，脚上的鞋绣得有双凤，是只有乡中富人才会穿的好鞋。这时有人夸奖女人的脚，一个无赖男子的口吻。那练长用同样微带轻薄的口吻问：你从哪里来的，不说我要派人送你到县里去！

大家提出各种处罚的办法。喂尿给男子吃，喂牛粪给女子吃──那一类近乎孩子气的话。那一对男女都不做声。

作者写到这儿，小说的主题完全发挥了：人性中的自然和文明、法律、习俗的对比。

那时作练长的裁判官最后才知道：那一对年轻乡下人原来是一对夫妇！新婚不久，一同回娘家，走在路上，天气太好，两人就坐在新稻草堆旁边看山上的花。风吹，鸟叫。他们就想到一些年轻人做的事，就被人捉到了。

1980年4月，我和Paul在北京见到沈从文先生后，又去了十几个地方。两个月以后回到北京。在我们离京返美之前，一定要去看看沈先生夫妇。沈先生作品里写到“黑里俏”，也许当年的张兆和是个黑里俏的美人。眼前的张兆和仍然俏丽，俏中透着沧桑。

那时从美国到北京，必须经过香港。在香港就有朋友告诉我，沈先生的处境好一些了，以前只有一间小屋子，现在搬到社会科学院新宿舍了。4月见面时，沈先生脸色红润。这次见面，他两腿已患风湿，行动不便。仅仅两个月，沈先生就衰老一些了。沈先生改善的家有两间房。室内陈设简单，一张镶嵌波斯人玩球的古雅木柜，也就特别显眼。那才是写出《静》那样精致小说的沈从文所欣赏的艺术品，我盯着那柜子如此想。

我以前收集的东西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全丢了，沈先生说。他仿佛已体会到我的怅惘。

我转头看靠墙的书架，上面摆着一些书。

我的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论斤论两卖掉了。

我告诉沈先生，60年代美国传文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计划出版一套世界文学家评传的丛书，约我写沈从文评传，我到处找他的书。跑遍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在香港布满灰尘的旧书店挖掘，才收集了他部分作品。

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沈先生说。

您是我最佩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

沈先生谦虚地笑笑。

您不写了，是中国文学一大损失。

我的小说过时了。

好的艺术品永远不会过时。

现在研究古代丝绸，不是写作的心情了，也写不出来了。

沈先生夫妇带我们走进内室。到处堆着资料。他俩捧出一叠厚厚的本子，上面全是古代服饰，丝绸锦绣纹样。一片片精美厚朴的锦绣，明暗交织着细致的色彩，就和沈先生一篇篇小说一样。那是他在漫长艰苦的日子里，用另一种方式而凝炼的艺术匠心，是否用笔写出，也就无所谓了。

我和Paul惊叹得说不出话了。

沈先生微笑着，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恬适，无挂，无虑，无求。那微笑透着摸不透的禅机。

这么一间小屋子，这么多的资料，怎么工作呀！我说。

屋子在大街上，来往车辆太多，太吵了。沈先生说。

这些丝绸锦绣，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甚至有实用价值。

很对，可以仿造，增加外销。我建议了。

有结果吗？

没有办法。他摇摇头，仍然微笑着。

我们离去时，沈先生夫妇送到楼梯口。

我说：下次来北京，再来看你们。

走出公寓大楼，我对Paul说：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三十年没写小说了。现在，我觉得他并没浪费三十年。他保持了人格和艺术的尊严。

我完全同意。你不知我有多感动。他是中国的国宝呀！竟然冷落了这么多年，现在仍然被冷落！

四年以后，1984年6月，我一人到北京。沈先生在头一年已中风了。本不敢去扰他，但是，不去看他就来不及了。老一代逐渐凋零了。1980年，去看茅盾先生，他刚从医院回家。见到我和Paul说：我很想见你们。离去时，他坚持要送到大门口。我们拦住他。我永也忘不了他喘着气拄着拐杖站在天井里，向我和Paul频频招手的神情，依依不舍──不舍他最后尚存的生命。我们一步一回头。他不断招手，微微地，依恋地。走出门外，我很久说不出话。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看到的，是个人遭遇所反映的充满矛盾的中国现代史。

我终于决定去看沈先生。他还可以站起来，但不便行走。当天下午他还得去医院检查。我没久留，也没多说话，只是要沈先生知道，天涯海角有那么一个人，在为人和写作上，沈从文是她仰望的天空。离去时，沈先生坚持拄杖送我，未必他知道那就是最后一面了？一个中年男子扶着他，送我到楼梯口。那就是我捧着读的《湘行散记》的封面上小虎花园的小虎。

外一章：秋郎梁实秋(1)

【外一章】

秋郎梁实秋

我真正认识梁实秋先生，正是我一生最黯淡的时候。1949年，《自由中国》创刊时，雷震曾邀他参加，他不加入，但愿在一旁协助。后来《自由中国》登出并出版他的《雅舍小品》。那时，我们只是作者和编辑的书信来往。1960年，雷震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遭封闭。我的生活宛如孤岛。就在那期间，梁先生常邀我同林海音、孟瑶去他家。那是我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

梁先生家一片春风，甚至他家帮佣的小姑娘名字也有“春”意：春绸。那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名字之一。梁先生和我们三人正好凑一桌麻将，只打四圈。梁先生夫妇都是美食家。我们去他们家之前，就知道那天梁师母将给我们吃什么：饺子呀，薄饼呀，炸酱面呀，全是梁先生喜欢吃的。他那时已有糖尿病，只有望食兴叹，浅尝即止。我们可乐了，不但吃得好，还可听梁先生讲笑话，还可看梁先生故作馋相扮小丑——他是很好的演员，妙语如珠，嘲弄透着睿智。他用笑话解馋，我们笑，他高兴，逗我们笑得喷菜，笑得流泪，笑得告饶。海音和我都爱笑，孟瑶也笑。麻将桌上，饭桌上，梁先生的妙语，我们的笑声，巡徊不已。他给我们讲过一个单身汉的故事。

某君从美国学成归国，找不着女朋友。他长得不错，只是个头太矮。他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找到女朋友。于是他将由美国带回的四百美金视若生命。他买了个特制的夹层皮带，将美金塞在两层之间，用拉链封好，日夜绑在身上。他外出购物，拿不出钱，就进厕所，解开皮带取钱。因此，他需要钱的时候，必上厕所。久而久之，有人知道了他的秘密。有天晚上，鬼使神差，他睡觉前把裤子连皮带一起顺手搭在椅背上。半夜醒来，裤子不见了。他到处寻找，在院子里找到裤子，皮带不见了，四百美金不见了。他从此发奋赚钱，身兼数职，非常节省，吃饭用鱼内脏下饭（我们正吃梁师母亲手做的鲜肉饺子。梁先生调弄地笑望着我们）。他存了许多钱，还买了四栋房子出租。他每天必去看看房子，摸摸房子的砖头。但是，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因为太矮了吧。他便订做了双高底鞋。在人多的场合，他必站在高处显眼的地方。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还有什么毛病呢？单眼皮，他去医院动手术割眼皮。医生得从他手臂上割下一块皮，粘在眼皮上，皮连着手臂，要等手臂的皮在眼皮上粘牢了，他才能将手臂放下。一连好几天，他举起手臂贴在眼皮上。眼睛成了双眼皮，仍然找不着女朋友。

梁先生说那是真人真事。我们逼着问：是谁？是谁？他笑而不答。梁先生讲笑话时就是那副真真假假的神情。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梁先生是否讲的真人真事。那简真就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吃喝谈笑之中，偶尔也谈文坛旧事。我们巴巴地问到徐志摩、陆小曼、冰心、老舍、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那时他们都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对那些作家本人，比任何文坛事件更有兴趣，如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以及抗战无关论等等。我们会问：冰心是不是叫你“秋郎”？来不及等他回答，我们紧接着问：“冰心是什么样儿？”梁先生笑笑：“长得不错。”他没多说。从他那一笑之中，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轻时清丽的模样。

梁先生那时还没从师范大学退休。他不喜酬酢，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对外界的事也不问不闻，似乎很怕惹火烧身。他是怀乡的。1974年，我和Paul到亚洲好几个国家。他在信中说，我应该也到大陆去。当然去不了。60年代在台湾时，我和海音、孟瑶似乎为他们夫妇俩的生活添了点儿乐趣。只有女儿文蔷一家人从美国回去看两老的时候，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我觉得梁先生很寂寞。他有心和现实保持距离，保持沉默的自由。他知道我的沉默是因为恐惧。我在他家可以畅怀大笑，也只有在梁先生家，我才会那样子笑。

1964年，我从台湾来美国之前，去看梁先生。

你没有路费吧？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

您怎么知道？

我知道。你需要多少？

外一章：秋郎梁实秋(2)

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文蔷。

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信虽不多，但一纸短笺，寥寥数语，却给我无限鼓励和温暖。我也对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点认识。

1972年，我和Paul去西雅图，正值梁先生和梁师母在文蔷那儿。杨牧（那时候他还叫叶珊。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醉倒我爱荷华家中地板上，手指自己鼻尖说：“我，叶珊，二十五岁，处男。”）已从麻州大学转到华盛顿大学去教书。他邀我们和梁先生夫妇相聚。我们一起开车去文蔷家接两老去一中国餐馆。八年不见，相见特欢。梁先生和Paul一见如故。我隐约感觉到梁先生两老都有些异国飘零的心情。他们非常钟爱女儿，也非常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他们说，女儿女婿太忙，忙得他们心疼，要帮忙吧，又插不进手，而且，女儿女婿也不要两老动手。父母的慈爱，儿女的孝心，在美国全无法表达，宛如交响乐中的钢琴、小提琴，各自美则美矣，却无法合奏起来。

从那次见面以后，就没再见到梁先生、梁师母了。我们仍然书简往来，就是我到国外去，也告诉梁先生一声。1974年春，我和Paul在亚洲七八个国家旅行了两个多月，也到了台湾，梁先生梁师母却仍在西雅图。6月回到爱荷华，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那是他写给我的唯一一封英文信，为的是要Paul也立刻看到，不必经我翻译。他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知道他丧妻的悲痛。梁师母在去超级市场途中遭铁梯击倒去世了，那天是4月30日。梁先生的信是5月4日写的，正是为梁师母悼祭的日子。读着梁先生的信，我可以看到在心中哭泣、挣扎活下去的梁先生。我非常担心他如何打发以后的日子，因为我知道他如何依赖梁师母。《槐园梦忆》就是他对妻子深情的回忆。

华苓:

我用英文写此信，以便Mr.Engle也可读到。现在你们一定已从亚洲远游归来，可惜大陆未入行程。

也许不应在你们一到家就告以噩讯，内人于4月30日惨遭意外去世。我们步行去附近超级市场买菜，市场屋檐旁竖立一架可伸缩的铁梯。附近并没修理工人。也许是一阵风吧，梯子突然倒下，正打中内人的头，打得她倒在水泥地上，头破血流。臀部严重受伤，无法动弹。我找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动手术后，情况尚好，但怎么也不能恢复知觉，当晚11时去世。今日安葬，“永久居留”此间墓园了。我们在墓园亦购地四处，一处留给我日后之用，另两处留给小女夫妇，内人将不致有飘零异域之感，我等所能为者仅止于此。

现正找一胜任律师处理此案，我们当然有理胜诉，但会争论许久才会上法庭。妻子为无价之宝，金钱岂可抵偿不可弥救的伤亡之痛！

我突然想起哈代的一首诗：双向交叉，描写豪华游艇“泰坦神轮”与冰山相撞沉没的惨剧。哈代称之为命运。也许他说的对，因为我实想不出任何其他原因。

我将尽快恢复写作。打击虽重，现我尚好。

即颂

近安

梁实秋

六三，五，四

外一章：秋郎梁实秋(3)

(注：“六三”即1974年，余信类推)

几个月之后，1975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从西雅图来的信，告诉我他回台湾认识了韩菁清，并已结不解之缘。“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我的态度……”我将信译给Paul听。我俩立刻各自给梁先生写了信，告诉他我们十分高兴他又找到幸福，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我们也告诉他，年龄的差别不是幸福的障碍，甚至文化的区别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尊重、体谅、宽容和忠诚。我和Paul就是非常和谐的婚姻。

梁先生立刻又来了信，又是迫不及待，表示“感激涕零”。他忽然成了个恋爱中的惨绿少年，需要支持，需要保证，需要信心。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给人支持、给人保证、给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没料到他在爱情面前也会如此脆弱。就因为这点儿“脆弱”，梁先生才更可爱、可亲！

华苓:

好久未通信，甚念。我在台湾住了两个多月，近始返回西雅图。在台北和林海音等友玩过好几次，每次都提到你。我在台北也有奇遇，结识了一位韩菁清小姐，一见如故，遂结不解之缘，她年三十有八，过去历史亦不平凡，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的态度，我则认为这是奇迹，情之所钟，无所顾忌。拟于端午前后再度返台，作长久之计。把此事来告，不知能否邀你与Paul之同情也。匆此

即问

双安

梁实秋

六四，一，一五

华苓:

接到你和Paul的信，真是感激涕零，因为近来台湾报纸连连的渲染我和韩菁清小姐的事，满城风雨，使得她极感困惑，我也不安，近且收到匿名信表示反对此一婚事。你们是极少极少数的肯给我同情的朋友！社会对女性残酷，不公道，实在可惊之至。韩小姐是一个善良可爱的人，我愿下年有机会我们到美国来玩，能够到你们府上相会，请你们看看我所选中的是怎样一个人。你的孩子均已成家，你无事一身轻，祝你们快乐，写作顺利成功！

梁实秋

六四，一，廿七

请口译此函给Paul听，我不另写

华苓:

好久没通信了。我三月底返台，五月九日与韩菁清结婚，前前后后引起报刊上许多不必要的轰动。也有不少人（识与不识）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我们一概置之不理。朋友们祝福我们的，继续是我的朋友，否则也就不勉强了。我临离美时收到你和Paul的信，我很感激你们。兹附上婚后照片一帧，乞留念。我现在生活很好，菁清是一个聪颖而懂事的好孩子，我们打算秋凉后到美国一游，能有机会见到你们就好了。我仍然过的是爬方格子的生涯，仍是从前的我。得暇盼能惠我数行。即祝

俪安

梁实秋

六四，七，十四

韩菁清附候

梁先生早在70年代初就一再提到，我应该回大陆看看。直到1978年才成行。三十年以后再回故乡，心情激动，回到爱荷华，在百忙中，一口气写出了爱荷华札记──三十年后。在北京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当年我们在梁先生牌桌上巴巴问到的冰心。也见到曹禺和夏衍。他去西雅图在马逢华那儿看到了书，“爱不释手”，带回台湾了。那时，我和那本书都是不能入境的。我仍在台湾的黑名单上。1988年，余纪忠先生不遗余力为我奔走，我终于又到台湾。但是梁先生已在1987年11月3日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