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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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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畅销书《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姊妹篇，主要介绍蒋介石与苏联在历史上的是非恩怨。

蒋介石早年曾出访苏联，并把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正是依靠莫斯科的全力支持，资历尚浅的蒋介石，才能迅速成为大权在握的国民党领袖。

然而，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判断，造成了蒋介石个人势力的急剧膨胀，莫斯科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终于铸成大错。

本书涉及许多敏感问题，如斯大林一手操纵的外蒙古独立，苏联在中国新疆从事的分裂活动，莫斯科对我国东北主权的侵犯，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的大量军事援助，等等。作者引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真实、可信地再现了那段纷纭复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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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目的是为了总结30年与俄共“和平共存”斗争的“血泪经历”，作者本人怀着“悲痛无比的情绪”出版了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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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

1．孙中山派蒋介石出访苏联，商议中俄“共同行动”

2．蒋介石为苏联红军的精神所感染，非常激动和兴奋

3．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以为莫斯科“不把他放在眼里”

4．莫斯科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使蒋介石大为不满

5．蒋介石表示不能相信苏联人，孙中山则断定蒋介石“顾虑过甚”

6．黄埔军校创立初期，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色彩是相当红的”

7．在苏联顾问扶助下，不到40岁的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

第二章进攻与退让

1．蒋介石的言论和行动，使他深得鲍罗廷的信任

2．布勃诺夫断定：“中山舰事件”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共的“半暴动”

3．蒋介石扬言：如果不批准我辞职，就应该让季山嘉回国

4．“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然而，苏联人却选择了退却

5．蒋介石回忆说：鲍罗廷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

6．鲍罗廷表示：应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让步，不反对整理党务案

第三章“清党”反共

1．鲍罗廷积极支持北伐，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

2．北伐战争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

3．鲍罗廷主张利用北伐倒蒋，远东局认为鲍罗廷在搞“投机”

4．莫斯科坚持以武汉为首都，在迁都问题上，蒋介石出尔反尔

5．共产国际拒绝接纳国民党，却任命蒋介石为主席团“名誉委员”

6．鲍罗廷警告蒋介石：如果有人压迫农工，反对C.P.，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想法子打倒他

7．在饱尝了“利用蒋介石”的苦果之后，莫斯科终于断绝了同蒋介石的关系

第四章中东路事件

1．斯大林声称：在中东路问题上必须规定苏联的某些“特权”

2．蒋介石宣称：先收回中东铁路，“然后谈判一切问题。”

3．苏联召回使馆人员，蒋介石扬言要同苏联绝交

4．蒋介石称：对苏作战已有全盘计划，“全国军队可随时赴援”

5．苏军大举进攻，蒋介石叹息：“四月辛苦，付诸东流”

6．尽管南京政府一再抗议，也未能阻止苏联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洲国”

第五章再度携手

1．面对共同的敌人，莫斯科与南京之间开始寻求新的合作

2．共产国际表示：要真正武装抗日，就必须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

3．蒋介石对莫斯科在西安事变中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

4．日军大举侵华，英美等国却在袖手旁观，只有苏联迅速作出了反应

5．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斯大林表示：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

6．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斗胆”提出“超出常规的请求”

7．国民党所有战区都有苏联顾问，而共产党军队里却只有苏联记者

8．苏德战争爆发，蒋介石“挑唆”苏联同日本“公开交战”

第六章莫斯科的交易

1．随着欧洲战争的行将结束，莫斯科卷土重来，重新染指中国新疆

2．莫斯科抱怨说，中国有了美国这个靠山后，就把苏联全然抛在脑后

3．苏联提出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4．斯大林宣称，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也不会以任何形式阻碍中国统一

5．中国在外蒙问题上作出了“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

6．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国民政府最好同意达成协议，否则中共将进入满洲

第七章斯大林在中国搞“南北朝”？

1．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

2．莫斯科对中共的暗中支持，使国民党在接收东北时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3．苏联把东北经济合作作为撤军的条件

4．斯大林担心美国势力向东北渗透，蒋介石表示，东北不会成为反苏基地

5．苏军要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部队，以便同国民党争夺东北

6．毛泽东怀疑斯大林有意在中国搞“南北朝”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1)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

1923年9月，蒋介石第一次访问苏联，这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出访寄于了很大希望，他特意致信列宁、契切林和托洛茨基，介绍他的这位“参谋长和密使”。

在莫斯科期间，蒋介石声称，他为苏联红军的精神所感染，而且“印象非常好”。蒋介石在苏联红军面前慷慨陈词，讲话时“情绪很高、也很激动”。他的讲话，不时地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据当事人描述，蒋介石“几乎是在吼，他的双手在颤抖。”他甚至表示，还想再次到苏联来。

然而，蒋介石在莫斯科也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他向联共（布）中央递交了国民党军事计划之后，一连几天，莫斯科没有给予答复。蒋介石对此颇感不满，认为苏联人“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为此谎称自己生病，“要求送他到疗养院修养两周”。但在同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第二次会谈之后，蒋介石“自我感觉好多了”。

这次访苏究竟给蒋介石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33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叙述过：“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结果，蒋介石从莫斯科回来后就明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甚至不惜“诽谤苏联”，说“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他还告诉廖仲恺：“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但遗憾的是，苏联人当时“并不了解蒋介石的历史”，也“不了解蒋介石的真实政治面目”。他们“天真地认为孙中山是蒋介石的政治导师”。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公开场合下的花言巧语欺骗了莫斯科，以致苏联顾问一度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

不能不承认，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确实帮了他的大忙。在孙中山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之后，蒋介石“巧妙地利用机会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他在莫斯科会见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参观了苏联红军，可谓国民党军官当中真正了解苏联红军情况的人。此行的结果，“加上在国民党内的关系，使蒋介石担任了颇为有利可图的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

对于莫斯科提供的援助，蒋介石承认：“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知识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要我们纪律严重，使同志们有纪律行动。这才是最大的帮助。”

就这样，在苏联顾问的扶助下，40岁不到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2)

1．孙中山告诉列宁：他将派代表赴莫斯科，商议俄中“共同行动”

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和孙中山在各自的国家里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而且彼此之间都关注着对方的革命。1912年7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上发表文章，称赞孙中山是一位“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还说，孙中山颁布的革命纲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1917年11月发生的十月革命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关注。在革命爆发后的第3天，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就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1918年1月和3月，孙中山两次指示中华革命党人密切注视俄国革命的动向，以期互相援助。7月，他致电列宁，表示“十分钦佩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认为苏俄的建立给东方人民树立了榜样，使这些革命的人民有信念去建立与苏俄同样“新式的和巩固的制度”。

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的目标就是争取人权和民权。所谓人权，就是实现“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民权则是“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而中国革命的要求也无非就是这些。所以，孙中山在1918年7月致列宁的电报中肯定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并且建议“中国革命党和俄国共产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欧战胜国纷纷转向中国，企图恢复其在中国的特权，惟独苏俄对中国表示了友好。对于孙中山的上述举动，莫斯科很快就作出了反应。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国发生的事件首先在亚洲邻国产生了反响。在中国革命党的领导下，中国南方人民已经自觉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前几天，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运动的领袖的声明”。8月1日，契切林致信孙中山，称他是“敬爱的导师”，“中国革命的领袖”。契切林在信中介绍说，俄国革命目前遭到了国内外敌人的围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个“力量悬殊的斗争”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呼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他建议中俄联合起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联盟”。

与此同时，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对于这个宣言，蒋介石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东方最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在东方国际政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这个宣言使中国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和一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3)

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人到中国寻求同孙中山的接触，波达波夫就是最早的一位。据波达波夫说，1919年底至1920年初，他在上海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位狂热的反英者”。在接触中，波达波夫说服孙中山向莫斯科派遣两名代表。一位是廖仲恺，另一位是朱执信，于1920年8月取道欧洲前往莫斯科。波达波夫还将刊有苏俄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的英文版小册子送给了孙中山。

1920年夏，俄共（布）阿穆尔州中国部书记刘江拜会了孙中山。双方还达成一项协议，准备把中国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并且把新疆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中国南方军队的集结地区。刘江在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中提到了孙中山准备向苏俄派遣两名代表的想法，他们还打算在海兰泡呆一段时间。

到了1921年，莫斯科对孙中山和广州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4月21日，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介绍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情况。索科洛夫于1920年11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结识了国民党的代表李章达。据李章达反应，他想去莫斯科，以孙中山的名义建议苏俄政府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这项协议的旨意使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向新疆发动进攻，直逼中国四川的成都。那里有40000名中国国民党员，已经做好了策应这一行动的准备，并且在那里“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索科洛夫在报告中还提到，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同他谈话时证实了李章达所说的话。李烈钧告诉索科洛夫，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同广州政府的目标和任务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李烈钧还表示，他到广州后就提出“向苏俄派遣使团的问题”。所以，索科洛夫向莫斯科建议，“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这是苏俄在远东政策中“最迫切的任务”。

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非常大总统。8月28日，他致信契切林，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并且告诉莫斯科，他已经当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总统，由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仅限于长江以南，所以目前还不能同苏俄进行商业往来。他在信中还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为此，孙中山迫切希望在此期间，能够同契切林或者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4)

孙中山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的消息使莫斯科受到鼓舞，苏俄政府开始考虑直接同广州打交道。10月31日，契切林致电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松，就莫斯科向广州派遣代表团的问题提出咨询。他问道：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政府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11月6日，契切林在给列宁的信中表示：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之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

1922年2月7日，契切林告诉孙中山，莫斯科派来的朋友不久将会拜访他本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位朋友会经常留在孙中山身边。4月25日，达林奉命来到广州，准备同孙中山建立直接的联系。两天之后，即4月27日，达林同刚刚从前线返回广州的孙中山举行第一次会谈。孙中山询问了苏俄老百姓的生活、工作情况，双方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问题。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达林同孙中山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会谈两次。在此过程中，达林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向孙中山提出了苏俄同国民党联盟的问题。孙中山表示赞同，并且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援助。

在莫斯科同广州建立联系方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7月17日，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马林在报告中说，他对中国北方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产生了“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相反，他对中国南方表现出极大的信心，认为这里的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他还发表文章，阐述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南方革命的必要性。

马林的报告和建议，对莫斯科产生了影响。共产国际决定派马林再次来华，促成孙中山同莫斯科、共产国际合作。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援助，孙中山单凭国民党的力量统一中国显然是有困难的。况且，外国列强还在百般阻挠中国的统一。所以，对孙中山来说，他需要一位支持中国统一的朋友，而这个朋友只能是苏俄。正因为如此，在同苏俄代表接触的过程中，争取莫斯科的援助始终成为孙中山关心的问题。9月26日，孙中山同格克尔会谈时明确提出，他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俄国准备支持他实现统一中国的原则；第二，俄国用什么方式援助他。

格克尔当即表示，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孙中山就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5)

孙中山虽然掌握了一支几万人的军队，但装备相当落后。因此，他想组建一支独立而又可靠的武装力量，并且希望莫斯科能为这支军队提供交通工具和武器弹药。为此，孙中山提出了三条线路，其中最长的但也是最可靠的一条线路是经过土耳其斯坦进入中国。他说，如果他的观点苏俄可以接受的话，他将派一名军事专家去长春同格克尔一道为莫斯科制订一项计划。孙中山还询问格克尔，俄国能否制造飞机，有哪些火炮，是不是有很多机枪，能否向他提供飞机。

12月20日，孙中山在给越飞的信中再次提出援助问题。他说：“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能够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进攻路线。但是，这需要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孙中山在信中询问越飞，苏联能否通过库伦支援他？如果能，支援到什么程度，在那些方面？如果莫斯科重视他的计划，就请派一位权威人士来，“从近日采取行动的角度对这个计划作进一步的讨论。”几乎就在同时，孙中山又致信列宁，明确提出，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名全权代表赴莫斯科，与您和其他同志一起协商为俄中合法利益而共同采取行动的事宜。”

这时，欧洲革命形势出现低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趋于稳定，而东方国家的革命却蓬勃发展。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莫斯科希望在东方寻找到自己的同盟者。在此情况下，莫斯科更加注重中国革命。

继马林之后，越飞又同孙中山举行会谈。1923年1月16日，拥护孙中山的军队打败了叛军陈炯明，收复广州。当天，越飞抵达上海。从1月18日至27日，越飞同孙中山多次举行会谈。1月26日，越飞在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称，孙中山准备打通同苏俄的联系。具体计划是：将位于四川的10万军队开到中国西北边境，然后通过东土耳其斯坦和库伦，在同苏俄可以直接接触的地方驻扎下来，以便从苏俄取得武器弹药。

这其实就是孙中山的北伐计划。而这一计划的实施则完全指望苏俄的帮助和支持，首先需要装备10万人的军队。所以，有关苏俄的援助问题就成了双方会谈的一项重要内容。孙中山告诉越飞，他准备对他的军队和国民党进行改组，还打算举行北伐反对北京的军阀集团。但由于没有足够的物资和专家组织军队，所以这项计划一直难以实现。因此，他希望莫斯科在财政和顾问方面提供援助。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6)

越飞声称，俄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因为有组织良好的军队和政党。他对孙中山说，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一个好的革命政党。他承诺，莫斯科可以向孙中山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

于是，越飞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援助孙中山的计划提出了三个问题：（1）苏俄政府是否准备向孙中山提供200万金卢布？（2）苏俄军队是否向张作霖发动进攻，把他从北京引出来？（3）苏俄是否在一两年内为孙中山的10万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在何种规模和在什么时期内提供武器帮助？

越飞还在报告中说，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如果中国的革命现在只是由于我们的帮助而取得胜利，那么这正意味着，是我们把世界帝国主义摔倒而使其双肩着地的，我们在全世界将是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卫士。“如果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只是因为我们拒绝而不能取得，那么这将意味着，帝国主义要比我们强大得多，是它战胜了我们，而不是我们战胜它，因此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不能指望任何人。”越飞相信，孙中山不是凯末尔，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是革命家。”如果莫斯科现在同他一起携手并进，“他决不会背叛我们”。“难道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花那200万卢布吗？”基于这样的考虑，越飞提醒莫斯科注意，不管现在近东和欧洲发生什么事件，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终究在中国。所以，“我们决不应因此而忽视远东的事务”。

2月26日，廖仲恺从东京致信蒋介石，说他从日本后来后，打算同蒋介石一起到广东商谈“赴欧”事宜。也就在这时候，孙中山提出的经费和军事援助问题得到莫斯科的回应。5月1日，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就他的西北计划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给予了答复。莫斯科在来电中表示，同意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卢布作为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之用。这笔援助款使用期为一年。另外，莫斯科还承诺帮助孙中山利用中国北方或者西部地区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并且提供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大炮和两辆装甲车。莫斯科表示，如果孙中山同意的话，可以利用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所包括各兵种的军校。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7)

5月15日，孙中山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对莫斯科的援助表示感谢，同意接受莫斯科的全部建议，并将“竭尽全力实现这些建议”。孙中山在电报中还提到，他“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以便讨论细节”问题。究竟派谁去？6月上旬，孙中山在同越飞谈话时表示，他将在三周之后派汪精卫同越飞一起去莫斯科。但是，蒋介石却迫切希望担当此任。7月13日，他致信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明确提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他甚至表示：“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8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以《蒋介石又有欧洲之行》为题报道说，蒋介石“近来拟分赴欧洲各国，从事主义宣传”。考虑到国民党同苏联的关系还没有完成公开，所以，这篇报道只是笼统地说蒋介石准备去欧洲。

对于蒋介石的请求，孙中山很快就答应了。8月5日，孙中山指示蒋介石到上海就出访苏联一事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商谈。最后确定，由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蒋介石为团长。

在蒋介石一行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后，孙中山还致信列宁、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向他们介绍了蒋介石。9月17日，孙中山又致信加拉罕，说他派蒋介石去莫斯科讨论苏联将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帮助他在国内的工作。“特别是蒋将军将向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提出北京的西北地区或更远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孙中山还告诉莫斯科，蒋介石是他的参谋长和可以信赖的代表。

2．蒋介石称：我为苏联红军的精神所感染，“我的印象非常好”

8月16日，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同行的有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代表团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孙中山对这次出访寄于了很大希望，他不仅致信列宁、契切林和托洛茨基，介绍他的这位“参谋长和密使”，而且还写信给加拉罕，说明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目的。

9月7日，代表团同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举行会谈。蒋介石首先声明：“我们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要了解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听取对我们在中国南方的工作的一些建议并互相通报情况。”

鲁祖塔克在会谈中对国民党作了过高的评价，认为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国共产党非常接近。他还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两国人民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苏联的领土有几千俄里同中国边界毗连，因此，苏联人民同中国人民发生联系是非常自然的。但遗憾的是，中苏两个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显然有碍于加强这种联系。代表团的到来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8)

蒋介石声称，中国国民党一向把苏联共产党看作是“自己的姐妹党”。今天，代表团希望听到对俄国革命情况的介绍，包括革命发展的一些重要阶段、所犯过的错误，以及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因为“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可能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很有教益”。

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主要由鲁祖塔克谈论苏联革命情况，介绍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苏联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国家工业和组建红军的措施等。

在回答了代表团提出的若干问题之后，鲁祖塔克建议把一些细节问题和协调国民党同俄共（布）中央的行动问题提交给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去讨论。另外，鲁祖塔克还提议，为了双方的利益，国民党最好派一名代表常驻莫斯科。

两天之后，即9月9日，代表团全体成员拜访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军事问题成为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在一阵寒暄之后，代表团向斯克良斯基提出三点请求：（1）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一些人，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2）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代表团提供了解苏联红军的机会；（3）双方共同讨论中国军队作战计划。

关于第一个问题，斯克良斯基回答说，苏联已经向中国南方派出了部分顾问，现在需要等一等，看南方军队如何使用已经抵达广州的苏联顾问。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多少了解中国情况并懂得汉语的干部，所以，尽管中国同志有这种愿望，苏联也不可能向中国南方派遣大批军事指挥人员。斯克良斯基表示，考虑到苏联人学习汉语比较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中国人建立一所专门的军事学校。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有不少中国人在苏联学校学习，如东方民族共产主义大学，那里有30名中国学生，其他的学校也有中国人。

经过商谈，双方一致认为，在苏联境内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军事学校是可取的。当时曾考虑建立两所学校，一所高级军校，招收懂俄语的营级以上指挥人员，大约30人。校址设在彼得格勒或者莫斯科。另一所为中级军官学校，招收500名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中国学员，校址设在靠近中国边境的海参崴或者伊尔库茨克。据代表团反映，在中国军队里，甚至包括一些高级指挥人员，还有人完全不识字。对此，苏方建议，中国学员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9)

关于代表团了解苏联红军的问题，苏联军事学校管理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向代表团介绍了有关苏联红军的情况。在谈到中国军队作战计划问题时，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感到吃惊的是，孙中山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工业。在广州只有唯一的一座可以从事生产的兵工厂。火药厂在陈炯明叛乱的时候被炸毁了。结果，火药和其他爆炸物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可是，在位于广州40里的香港，英国人阻止从那里向广州运送军事物资。这是造成孙中山南方军队长期装备不足的主要原因。而且，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也非常低落，士兵完全没有革命精神，总司令部对于士兵是否会被敌人收买根本没有把握。这样的军队，即使攻占了北京，也还会退出来的。况且，一旦孙中山的军队举行北伐，英国人就会收买广东周围的军阀，通过他们在后方策动叛乱。另外，英国和美国在中国长江里还有大型内河舰队，孙中山的北伐部队如果通过长江，他们就会开炮。这样以来，控制着香港和上海，并且拥有大量资金可以用来行贿的外国人，决不会轻易地让孙中山的南方军队彻底打败吴佩孚。

在代表团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部和国民党中央就已经考虑到上述情况，并作出决定，准备将战场转移至西北地区。正是为了这个目标，孙中山向莫斯科派出代表团，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商讨新的作战计划，请求苏方就此问题提出建议。

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蒋介石向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详细介绍了这项计划。他说，孙中山在南方虽然只拥有一个广东省，但其影响已经扩大到周围的几个省，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和江西。在这些省份，有很多人拥护孙中山，他们都服从广州的指挥。目前，孙中山的军队有6万多人。并且，孙中山准备在库伦以南邻近中蒙边境地区建立一支新的军队，由当地的中国人组成，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进行训练，然后从这里发起进攻。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没有当场表态，只是建议在研究作战计划的一些细节、军队部署和作战地区的政治状况之后，再以书面形式阐明这项计划。

在莫斯科期间，蒋介石最得意的一件事是访问苏联红军第144步兵团时发表的讲话。9月16日，代表团参观了驻扎在斯巴斯军营的第144步兵团。代表团参观了连队、营房、医务室、俱乐部、图书馆、机枪队、厨房和面包房，品尝了红军战士的食品，了解了每周的食谱。代表团对丰盛可口的食品及各种各样的菜谱大加赞赏。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10)

然而，蒋介石关心的还是苏联红军的军事组织、行政管理和技术装备问题。在蒋介石的再三要求下，访问结束时苏方特意安排了一场士兵大会，约有400名士兵参加。蒋介石发表讲话，他说，还在远东的时候，我就听说苏联红军是世界上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今天我有幸访问你们，访问光荣的红军的一个光荣的团，亲眼看到了你们的强大和这种强大的秘密，这就是与人民的团结一致。从西伯利亚来到这里，我在各处看到了这种团结，看到了你们的强大，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很清楚了。你们战胜了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还没有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你们要准备同他们决战。“请记住，每一个战士的义务就是牺牲。要时刻准备为你们的事业去牺牲，这就是胜利的保证。”他还慷慨陈词，说我们到这里来学习并同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后，应该激发中国士兵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之后我们将向你们伸出我们友好的同盟者之手，“以便共同战斗”。“我再次表达我的喜悦之情，因为我看到你们，看到了你们的生活。我深深地感谢你们友好的欢迎和接待，感谢你们向我们介绍了一切。”蒋介石甚至还表示：“我想再次到你们这里来。”

蒋介石的讲话不时地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国际歌》声打断。据卢果夫斯基描述，蒋介石讲话时“情绪很高、也很激动”。看来，“他讲话时充满着强烈而诚挚的感情”。讲话快结束时，蒋介石“几乎是在吼，他的双手在颤抖。”

当时的场面“激动人心，令人兴奋。”据卢果夫斯基观察，在返回途中，代表团成员，特别是蒋介石，“非常激动和兴奋”。他们非常活跃，在整个回来的路上一直在讨论红军的精神。代表团称赞说，这是他们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没有见到过的。蒋介石还让翻译告诉卢果夫斯基，“他的印象非常好，他为红军的‘精神’所感染。”蒋介石赞扬说，苏联红军，包括指挥员和战士，不是首长与部下的关系，而“像是农民兄弟”。

3．蒋介石以为莫斯科“不把他放在眼里”，因而谎称自己生病

接下来，10月3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使蒋介石颇感不满。这天，蒋介石向契切林、托洛茨基和斯克良斯基提交了《国民党未来军事计划》，却没有得到莫斯科的及时答复。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苏方曾问起代表团有什么计划，他们如何提供帮助。于是，沈定一草拟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还附了说明和解释。可是，蒋介石认为计划里有很多批评的语句，不能用这些贬低的口气来指责国民党。结果，这个计划一直放在抽屉里没有拉出来。莫斯科要求代表团同马林一起重新制定一项计划，送给苏联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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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项计划的核心，孙中山已经多次同苏联人谈过。越飞在1月26日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对这项计划给予了肯定，并且希望苏联政府向孙中山提供援助。莫斯科曾于5月1日电告孙中山，虽然同意提供200万卢布，但要分几次支付，每次只给5万卢布。至于武器问题，莫斯科承认，“物资援助数额很小”。靠这一点援助，要想完成如此庞大的作战计划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孙中山派蒋介石出访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苏联政府的进一步援助，而这直接关系到蒋介石访苏的成败。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莫斯科的态度很在意。计划送去一个多月，莫斯科迟迟没有反映。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开始焦躁不安，甚至慌称自己有病，需要静心修养一段时间。

莫斯科之所以没有急于答复这项计划，当然有自身的考虑。早在一年前，莫斯科对越飞关于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建议曾表示“十分惊讶”，认为越飞“根本不了解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状况”。在蒋介石递交军事计划三天之后，即10月6日，加拉罕致信鲍罗廷：关于孙中山私人代表的莫斯科之行，您应当请孙中山详细地介绍一下他的计划，并委婉地告诉他，在莫斯科没有我参加未必能作出什么决定，或许莫斯科想让我在北京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莫斯科肯定会很认真地关切地听取他的代表的意见，但未必能作出什么最后决定。”加拉罕认为，孙中山从北方进军的计划是一种“空想”。所以，他明确告诉鲍罗廷，如果孙中山再次提起这个计划，“您要向他说明，这个计划不可能立即实施。”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莫斯科迟迟未能作出答复。因为这段时间，莫斯科正集中精力处理德国的问题，也就顾不上国民党的军事计划了。

莫斯科一拖再拖，蒋介石“生气了”。关于蒋介石访苏，加拉罕曾致信莫斯科，希望对蒋介石“表示出亲热”。结果却相反，除了契切林，同蒋介石见面的只有斯克良斯基。莫斯科对蒋介石的冷落，引起了契切林的注意。于是，他决定采取措施加以弥补。11月1日，契切林致信季诺维也夫，希望“能安排几次有孙逸仙参谋长及其随行人员参加的会议”。此时，契切林已经感觉到，蒋介石“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就会同意国民党的军事计划。11月2日，托洛茨基在给斯大林和契切林的信中明确表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中山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

11月12日，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再次会见了代表团。在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蒋介石递交的军事计划。根据斯克良斯基的解释，莫斯科不同意国民党军事计划的主要原因，是不赞成国民党单纯的军事行动。斯克良斯基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收到来自中国的全面通报之后，详细讨论了所提的方案并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斯克良斯基列举了俄国革命的例子，说俄国革命的完成不仅是十月起义的结果，而且是通过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做了准备的。所以，“国民党在中国首先也应该做同样的工作”。这就是说，国民党应该首先全力搞好宣传工作，办报纸、杂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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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回答说，孙中山同越飞会见后，国民党加强了政治活动。但是，国民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俄国和中国进行革命的条件存在着差异。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沙皇。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地球上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斯克良斯基再次分析了俄国革命的过程，说明对群众的政治工作在革命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坚持认为，“国民党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的工作上”。接近群众，同群众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革命党的口号”。斯克良斯基进而指出，国民党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而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否则，“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冒险。”但在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军事准备。所以，苏方答应派遣中国人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苏军总参谋部学院可以接受3至7个人，军事学校将接纳30至50人。斯克良斯基强调，不要追求所派人员的数量，而应该注重质量，“主要是对革命和对工人阶级的忠诚”。宁可少派一些人，也要“派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胆小鬼或叛徒。”

事后的情况证明，代表团对这次谈话是满意的。在返回驻地的途中，巴拉诺夫斯基问张太雷，代表团对第二次拜访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留下了什么印象？张太雷回答说，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对国民党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即使从表面上看，“代表团也没有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答复感到吃惊”。他们从递交军事计划到斯克良斯基的第二次会见时“所处的那种神经紧张状态很快就消失了”。就在两天前，即11月10日，神经紧张的蒋介石还要求送他到疗养院修养两周。可是，在同斯克良斯基会谈之后，蒋介石却对巴拉诺夫斯基说，不要为他张罗疗养的事情了，因为“自我感觉好多了”。由此看来，“中国人对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是满意的”。

11月26日，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想同共产国际进行“坦诚的讨论”。他还说，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是世界的革命因素之一，它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它也有领导革命运动的责任，特别是领导那些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责任。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沉重压迫，“共产国际应该特别注意中国的革命，并向中国的革命政党提出坦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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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还介绍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构想，他称，世界革命的主要基地在俄国，虽然它面对着许多敌人，但它在几年内已经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俄国西部还有德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德国革命不能取得胜利，那么，俄国的西部战线也不会安全。在俄国东部有中国，它仍处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如果中国革命不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就会从中国进犯俄国的西伯利亚。如果他们从那里进犯，那么，“这对俄国来说是有危险的”。因此，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和中国组成三大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作斗争。蒋介石相信，借助于德国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的革命精神和农产品，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

从谈话的情况来看，在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问题上，蒋介石同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产生了分歧。蒋介石解释说，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在目前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是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所以在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工作异常困难。二是大多数中国人属于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如果我们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就会造成小土地所有者和小资产阶级对这些口号的错误理解。这种利益冲突会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他们可能跟随中国军阀反对我们，“这就会使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今天中国革命工作的政治口号不应该是共产主义口号”，而应该是“独立的中国”和“人民政府”这类口号。蒋介石试图说服共产国际领导人，如果我们根据三民主义的口号开展工作，那么“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很容易的”。他希望共产国际对他的报告进行认真讨论，并就中国革命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

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批评了国民党不支持工人运动的错误，他说，在汉口工人罢工期间，国民党的支持不是应有的那样强而有力。“国民党方面的冷淡态度使人感到很失望”。季诺维也夫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虽然还很年轻，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值得国民党给予应有的同情和支持”。季诺维也夫还谈了他对“三民主义”的看法，他说，这些口号虽然还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但是，它们反映了处于开始阶段的争取国家解放的运动，不过，“这些口号应当更具体、更明确”。

对于季诺维也夫的讲话，蒋介石表示“原则上同意”。他还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

4．蒋介石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一员

在莫斯科期间，托洛茨基同蒋介石的谈话最多，他给蒋介石留下的印象是言行“最为爽直”。蒋介石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于11月27日拜访了托洛茨基。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谈话。此前，蒋介石曾于11月19日写信告诉托洛茨基，他这次来莫斯科负有国民党的使命，代表孙中山先生来这里，要求苏联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西北计划“力予赞助”。他同时提醒托洛茨基：“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务望注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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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中，托洛茨基就莫斯科暂时无法援助国民党的军事计划作了解释。他说，苏联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但在目前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情况下，莫斯科不可能向孙中山的军队提供援助，而“代之我们将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敞开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我们将履行不久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那些承诺。”托洛茨基同样主张，国民党应该重视政治工作，并着手进行改组。即便我们给很多钱，包括军事援助，“你们还是一事无成”。如果孙中山只从事军事行动，那么，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眼里，就会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别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给予孙中山以军事援助，那么中国社会舆论就会这样看问题：张作霖是日本的代理人，吴佩孚是美国和英国的代理人，而孙中山是苏俄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托洛茨基表示，解放运动需要有另外一种形式。首先，需要有广大群众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就是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他强调说，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在目前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

托洛茨基还举例说，俄国共产党也并非一下子就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在25年间，俄共不得不经受长期的磨炼。因此，国民党必须“抛弃速胜的幻想”，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坚持不懈的、有条不紊的工作。如果履行了所有这些条件，毫无疑问，“辉煌的未来将属于国民党”。基于这样的考虑，托洛茨基建议，“国民党应当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在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具体地说，“国民党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二十分之一，无论如何不要超过十分之一。”

不过，托洛茨基也不否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甚至赞同国民党“应该转向北方”，因为“那里有对共同采取行动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蒋介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政治活动有困难，因为各国帝国主义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活动。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且表示国民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他甚至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将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员。

在谈到援助中国国民革命问题时，托洛茨基委托蒋介石回国后口头报告孙中山，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之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这就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当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他各国革命期间再次引起对苏俄民族有关的问题。托洛茨基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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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谈话还没有使蒋介石感动不愉快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关于蒙古问题的态度却使蒋介石大为不满。30多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代表团在苏联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当谈到涉及苏俄利害关系的问题时，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他访苏期间，正值加拉罕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并同北京政府谈判新约之际。而且，1月26日，越飞也声明：苏联“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然而，当他同苏联党政负责人谈到外蒙古问题时，他“感到十分失望”。

苏联政府从自身的安全考虑，希望蒙古独立，所以，迟迟不愿意将追击白俄军队而进入外蒙古的苏联红军撤回去。

此前，契切林曾同国民党代表团谈起蒙古问题。10月26日，蒋介石致信契切林，对契切林所说的“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表示不能接受。他在信中解释说，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的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唯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如果苏俄有诚意，就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

11月27日，托洛茨基在谈到蒙古问题时声称，蒙古希望独立。如果国民党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就“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托洛茨基在谈话中也提到了“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对于托洛茨基在蒙古问题上的态度，蒋介石“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他还说，蒙古人不应该怕中国，因为中国是主人。他们无法平静下来是因为那里驻有苏联的军队。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作了解释。共产国际在决议中指出：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共产国际相信，“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表示，它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土地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尽力利用在华的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使之有利于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一定要理解，“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在这个决议当中，共产国际批评了国民党“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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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看到这个决议后，相当不满。他说：“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联想到几天前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谈话，蒋介石认定，季诺维也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

有研究者认为，共产国际这个决议是在蒋介石访苏基础上制定的，它传到中国后，很快成为鲍罗廷等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帮助孙中山和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指导思想。

那么，这个决议到底有多大意义？在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加拉罕于12月27日在给鲍罗廷的信中谈到了他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加拉罕认为，“这个决议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和任何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政策依据的东西”。他在信中写道：“决议中所说的一切，您已经及时地报告孙逸仙了，孙基本上已经在实施这项决议。对于那些在莫斯科起草了这个决议而不了解广东情况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个决议是很令人满意的，何况它涉及最普通的原则性理论。”

这次莫斯科之行，蒋介石对苏联的政治、军事、教育和党务工作有了一些了解，对苏联红军的编制、训练和装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这也对蒋介石产生了不太好的影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使蒋介石预感到，在列宁逝世之后，这对中苏合作将“发生严重的影响”。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叙述了他访苏的印象：“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在访苏之前，还“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他到苏联考察的结果，使他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

起初，蒋介石看到的苏维埃工厂的情况是：俱乐部、阅报室、食堂、剧院，“无不应有尽有”。而且，工人以职工会主其政、厂中资本盈亏制表揭示公开，“更是前所未闻，令人耳目一新。”可是，30年后，蒋介石的看法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参观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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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在中国》这本书是蒋介石在兵败大陆之后写成的，鉴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蒋介石在退守台湾之后，回顾他的经历，便将怨恨发泄在苏联共产党身上。不可否认，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对苏联的认识难免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

在三个多月的访苏期间，莫斯科却对蒋介石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杜霍夫斯基把蒋介石看作是“国民党左翼，最老的党员之一”，而且“深受孙中山的信任”。杜霍夫斯基甚至认为，蒋介石支持苏联在中国北方的作战方案。在中国，蒋介石“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

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无论对莫斯科、国共合作，还是对他本身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在随后的几年里，莫斯科对蒋介石的支持，与他这次访苏是有一定关系的。

5．蒋介石不相信苏联人的话，孙中山断定蒋介石“顾虑过甚”

就在孙中山决定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的同时，斯大林也在考虑向中国广州派出苏联顾问。7月31日，斯大林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8月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并作出如下决定：（1）任命鲍罗廷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立即与加拉罕一起赴任；（2）鲍罗廷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3）鲍罗廷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4）鲍罗廷定期向莫斯科递交工作报告。

莫斯科一直强烈地感觉到，苏联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位常驻代表，随着鲍罗廷的任命，莫斯科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9月23日，加拉罕为鲍罗廷来华致信孙中山，介绍说：鲍罗廷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治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你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您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像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

正如加拉罕所说，鲍罗廷确实是一位老资格的俄共（布）党员和革命家。1884年7月，鲍罗廷出生于维切布斯克省，3岁移居拉脱维亚。1903年，年仅19岁的鲍罗廷追随列宁参加了革命，并得到列宁的器重。1905年，鲍罗廷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发展革命组织，使布尔什维克成为当地政治上举足轻重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列宁由此把鲍罗廷看作是里加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年轻一代的布尔什维克。鲍罗廷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创建，并且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12月，鲍罗廷来到西班牙。两年后又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1923年初回到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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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并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欢迎。孙中山关心地向鲍罗廷询问了列宁的健康情况，称赞列宁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但是，孙中山最感兴趣的还是苏联的军事和工业情况，以及莫斯科对他的援助问题。对此，鲍罗廷作了详细介绍。在讲述苏联红军的情况时，他提醒孙中山要注意苏联军队政治工作的意义，这是苏军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孙中山当即表示：“我们的军队中缺少这个，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建立起来。”

此时，孙中山正忙于实施他的北伐计划。于是，他向鲍罗廷谈了自己的想法。孙中山说，如果能够在中国中部或者蒙古建立根据地，那么，他就能够很自由地对帝国主义采取行动。孙中山解释说，在北方，他没有敌人，而在南方，敌人很多。“蒙古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身后有俄国。为此，他需要苏联提供物资援助。孙中山还告诉鲍罗廷，他对蒋介石出访莫斯科寄于了很大希望。

至于广州的地位，孙中山指出，为了把势力扩展到中部或蒙古，必须把广州控制在自己手里，但这需要苏联的援助。他估计，这种援助可以通过海参崴运往广州。这条航线能够保持广州同苏联的直接联系。在海参崴和广州之间， 每个月只需航行一次，就可以建立这种必要的联系。孙中山说，他在广州有飞机制造厂，但没有发动机。对于那些必不可少的装备，苏联可以从海参崴提供。孙中山表示，只要他留在广州，同俄国的直接联系是绝对需要的。

10月9日，孙中山在为鲍罗廷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说：“在座的苏联诸君来自一个短时期内成功地结束了内战并在世界诸强国中占据应有地位之国家。苏俄不愧为中国之榜样。”会谈中，孙中山再次表现出对苏联红军和军事工业的极大兴趣，询问苏联的工厂能生产多少支来福枪，武器总数有多少。苏联工厂生产速度之快使孙中山感到非常吃惊，孙中山由此更加相信莫斯科能够向他提供援助。鲍罗廷不失时机地谈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强调了在群众中经常不断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可是，鲍罗廷到广州后发现，这里的情况比他想像得要糟糕得多。在广州，只有以邓泽如为首的国民党分部。据邓泽如介绍，国民党在广州有3万名党员，其中缴纳党费的只有6000人。国民党改组时，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从登记的结果来看，这些数字与实际不符。重新登记的党员约有3000人。这“完全代表了广州的国民党”。从重新登记的情况看，国民党同党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既没有在他们中间散发刊物，也没有召开过会议，甚至连斗争目标都没有讲清楚。“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

谭平山也向鲍罗廷反应：国民党无任何组织可言。“共和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工人同商人及资本家一起加入国民党，是屡见不鲜的，只是孙中山的声望才使他们聚集在一起。”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19)

鲍罗廷还了解到，国民党“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它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而在莫斯科看来，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否则这个运动不能成功，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使国民党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它必须进行改组。”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孙逸仙同最忠于他的国民党人都在忙于前线上的事情”。这使初到广州的鲍罗廷颇感为难。莫斯科的意图很明确：国民党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宣传上，而不是军事方面。正因为如此，莫斯科才没有同意蒋介石递交的国民党军事计划。按照莫斯科的意图，国民党必须先进行改组，同时建立一支独立的、不受军阀支配的军队，并创办一所军官学校。

上述各项准备工作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一心急于完成北伐大计的孙中山能否接受？因此，鲍罗廷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争取孙中山的支持。因为他很清楚，“要改组国民党，没有孙中山我认为不行。应当利用他的左倾，他的声望和他的建党愿望来激励国内真正革命的分子，把他们集合在国民党内确实存在的左派周围。”于是，鲍罗廷到广州后，“全部工作就在于使他们相信，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更本改变。”

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一个星期之后，即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任命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等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等为候补委员，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正式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帮助国民党改组。

根据国民党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它的领导人对改组的意见，鲍罗廷很快就提出了有关国民党改组的具体建议：

（1）国民党改组前修改党纲，并在群众中广泛宣传；

（2）制定国民党章程；

（3）在广州和上海组织坚强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

（4）尽可能快地召开南方四省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

（5）在召集代表大会时，必须使每一个代表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样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

10月25日召开的改组特别委员会讨论了国民党的改组、国民党的党纲和党章、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改组委员会等问题。鲍罗廷在会上就国民党的改组和党章草案问题作了专门报告。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20)

可是，就在鲍罗廷全力推动国民党改组时，有人开始怀疑鲍罗廷的动机不纯，说他表面上是帮助国民党改组，事实上是在帮助共产党。在反对人当中，除了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外，蒋介石起初也不赞成国共合作和联俄政策。他从苏联回国后并没有立即赶往广州，而是停留在上海，只将一份《游俄报告书》寄往广州，算是对孙中山的汇报。蒋介石在报告书中指出：对俄党不应过分相信，俄国人的话只有三分可信；俄国人有侵略中国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并有染指中原之嫌。因此，国民党应自立而不依赖于人。

蒋介石在莫斯科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其实就是那份国民党的作战计划被否定了。另外，莫斯科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也使蒋介石颇为反感。这种不好的影响，使他对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戒备心理，认定苏联人说的话不完全可信。但是，从后来事态发展来看，蒋介石的这种看法并没有影响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的决心。

为了打消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共产主义的顾虑，鲍罗廷反复解释说，他到中国来是为了服务中国革命，而不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他说：“共产主义是一门哲学，一个理想，目前在中国还谈不上”。他甚至表示：“我们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所有的革命者，都应当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旗帜下进行国民革命。”不仅如此，鲍罗廷还在多种场合下反复强调孙中山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在一次集会上说：“国民党有一位民族领袖--孙中山博士，他能够统一中国并在人民的支持下，把国家从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为了增加孙中山对苏联的信任，鲍罗廷还明确告诉孙中山，莫斯科的愿望就是加强他的领袖地位。

鲍罗廷的努力没有白费，孙中山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以至“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孙中山甚至对其他人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就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此时的孙中山，用他的话说：“我们的脸转向了苏俄”。11月25日，他明确写道：从前何以不从事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于中国6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他公开宣称：“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而且，孙中山相信，国民党从今日学起，“一定可以成功”。所以，他强调，从今以后，大家要固结团体，“以团体奋斗，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员的成功，不专靠军队的成功。”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21)

12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再次重申了他的“联俄”决心。此时，孙中山显然已经意识到，俄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外国列强，取得革命成功，“其原因则由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由俄国革命之观察，“我们当知军队革命成功非成功，党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以前吾人所不知的，现在可以明白了。”所以，孙中山表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相同军队来奋斗。”

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即1月1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他再次向孙中山表示了对联俄的担忧，但孙中山认为他对将来的中苏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

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天，孙中山向大会提交了由鲍罗廷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结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绝对不同的主义，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同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不能融合在一起”。

针对右派的反对，孙中山在21日的大会上指出：“近来俄国内政进步之神速与前大不相同，故英、美、法、日等国之国会，均欲提议承认新俄罗斯。至于意大利，则已决议承认，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此即为我海外同志所宜放心也。”他还解释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

1月25日，孙中山就列宁逝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了联俄的必要性。他说，列宁已经逝世，我们对之有何种感想和教训？“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就是“大家应该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他明确表示，本党此次改组，就是希望大家起来奋斗，“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

1月30日，大会进行选举。孙中山、胡汉民、张静江、廖仲恺、李大钊、于树德等25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17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邓泽如、吴稚辉等5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蔡元培、许崇智等5人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从选举结果来看，在国民党革命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当中，有10名共产党人，蔡元培、许崇智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只当了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个结果，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增长。

由于蒋介石对联俄政策的抵触，结果在这次大会上，他连候补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都没有捞上，只是在1月24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对这样的结局显然是不满意的，加之他提出的反对联俄主张没有被孙中山接受，一气之下又回到上海。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22)

3月12日，蒋介石给廖仲恺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他回上海的原因。他在信中写道：“弟此次回沪原因，决非发于一时，亦非为一人一事而下此决心”。他认为，国民党这样做是“自陷绝途”。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信中谈了他对莫斯科的真实看法。他说，对于苏联共产党，应该把“事实”与“主义”区别开来，“不能应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据他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他告诉廖仲恺：“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据他了解，在苏联，敬仰孙中山的，是共产国际的人而不是苏联共产党。他由此断定：“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他还把苏联奉行的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原则同“凯撒之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他还讽刺中国共产党人在苏联“完全成一俄奴”，并且劝廖仲恺：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则将来恐不能逃此弊耳”。

蒋介石感到不愉快的是，他赴苏联访问，花费近半年时间，耗资一万多，而他写的报告竟然“毫无省察之价值”。他颇有“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之感。所以，他才“引咎自辞”。他声称，联俄就是当“洋奴”。蒋介石反思访苏期间，自己“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只是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他却以“须请命先生一语”加以推辞，即以“个人忠臣相讥讽”。他这样做，是因为“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

蒋介石后来在回忆这封信时说，在这封信里，“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如果说，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明确反对联俄容共的话，那么，他在当上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却一反常态，又公开称赞起苏联共产党。

6．蒋介石称：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资帮助，并且是知识帮助

对蒋介石来说，黄埔军校这段时间毫无疑问是他一生当中是至关重要的时期。他凭借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逐步积聚了自己的势力，并依靠这一势力最终夺得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为了实现他的北伐计划、争取苏联援助而创办起来的。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创办军事学校。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同马林会谈时，马林曾建议孙中山“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此后，廖仲恺同越飞一起赴日本，商谈国民党同苏俄、中国共产党合作事宜，并且讨论了苏联援助孙中山建立军官学校的问题。1923年11月2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国民军军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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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谭平山说，黄埔军校校长人选问题几度变化，起初决定“孙中山本人担任这个学校校长，而副校长由蒋介石担任。”但实际上，孙中山并没有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而是把这一职务交给了蒋介石。按理说，除孙中山之外，最有资格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人应该是许崇智，他比蒋介石早两年参加同盟会，晚清时就当上了清军的协统。黄埔军校创办时他是粤军总司令。正是许崇智的粤军赶走了陈炯明，孙中山才得以在广州立住脚。况且，许崇智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然而，孙中山为什么会选择蒋介石？据周恩来分析，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接近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要求每一位参加者必须在誓言上按手印，很多士家出身的人包括胡汉民、汪精卫都不愿意，黄克强更是表示反对。陈其美第一个宣誓并按了手印，因而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弟子，所以接近了孙中山。其次，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同陈炯明相持了50多天。蒋介石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上表示要同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同孙中山的关系密切起来。蒋介石常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资本。曾在广州担任军事顾问的切列潘诺夫也回忆说，蒋介石本是一个“没有原则的贪图个人名利的钻营家，却偏要炫耀自己的革命性，到处宣扬自己对孙中山思想的忠诚，终于靠厚颜无耻的蛊惑宣传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另外，蒋介石访问苏联，也帮了他的大忙。在孙中山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之后，蒋介石巧妙地利用这一机会“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他答应“赴苏研究军事”。蒋介石在莫斯科会见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参观了苏联红军，是国民党军官当中真正了解苏联红军情况的人。此行的结果，“加上在国民党内的关系，使蒋介石担任了颇为有利可图的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

由此看来，蒋介石的个人经历使他成为黄埔军校校长最合适的人选。“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在当时是国民党非常需要的人才：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经验，并且不是军阀；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接近孙中山。”在国民党里，“这样的背景唯他独有。”因此，孙中山、廖仲恺，还有胡汉民，不厌其烦地催促蒋介石返回广州，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无疑得到了鲍罗廷的大力支持。作为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据汪精卫说，“鲍先生赞助总理，总理很采纳他的意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鲍罗廷的支持，蒋介石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24)

实际上，鲍罗廷也很看重蒋介石，似乎没有蒋介石的参与，很多事情就办不成。这从廖仲恺三番五次地电告蒋介石返回广州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从苏联回国后迟迟不肯露面，而黄埔军校又筹办在急，鲍罗廷急盼着蒋介石回到广州。11月29日，廖仲恺、鲍罗廷前往上海推行国民党改组工作。12月20日，廖仲恺从上海致电蒋介石：“鲍君有事与商，学校急得开办。无论如何，乞即买舟来沪，同伴南行为荷”。两天之后，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致信蒋介石：“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鲍先生事，尤关重要，彼每见弟等，必问兄来未。”12月26日，三人再次联名致信催促蒋介石，并且表达了鲍罗廷的急迫心情。信中说：“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

1924年1月16日，在廖仲恺等人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终于从奉化返回到广州。此时，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在大会闭幕的当天，廖仲恺委托出席大会的代表回各省为黄埔军校招收学生。

黄埔军校初创时期困难重重，尤其是资金短缺，已经“五易长官也都束手无策”。蒋介石确信，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结果，军校创办不过10天，在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许可的情况下，蒋介石擅自宣布解散黄埔军校筹备处，声称要给每个人发放路费。他竟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肘”为由，向孙中山提出辞呈。

关于蒋介石再次离开广州的原因，当事人和研究者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害怕共产党人的威望，“觉得军校校长这个职位是给他设下的圈套”。第二种说法是蒋介石“惯常的胆怯”。他担心，在广州的军阀，包括滇系军阀，均不赞成创办黄埔军校，因而会解散军校学生的武装，最后找他算帐。吴铁城曾当着鲍罗廷的面说蒋介石是一个胆小鬼，一有风吹草动就想逃跑，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次他逃跑了，下次他还照样逃跑。不能依靠他。”第三种说法是蒋介石觉得他为黄埔军校提出的财政需求没有引起注意。于是，“郁郁不乐的蒋介石返回上海，以泄私怨。”第四种说法是蒋介石批评苏联人的建议没有被孙中山接受。还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在1月中旬回到广州时，正赶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不是大会代表，“这件事也许损害了他的名利欲望”。虽然蒋介石被指定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负责人，但他在广州呆的时间越长，就“越能看出他不在孙中山的核心人物的圈子里”。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的地位都在他之上。因此，他感到不满。

对于尚处在筹建阶段的黄埔军校，蒋介石显然没有意识到这对他本人来说将是一笔可观的财富，而且，他也想象不出黄埔军校日后的发展盛况。否则，作为一个贪图个人名利的钻营家，蒋介石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的。

筹备处的人大都是蒋介石邀请来的，一听说黄埔军校要解散，都想散伙。廖仲恺得知后明确表示：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果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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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创办黄埔军校更是寄于了很大希望，他试图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然后完成他的北伐大计。所以，他不会批准蒋介石的辞呈。蒋介石离开广州之后，孙中山让廖仲恺接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一职。廖仲恺一面抓紧筹备工作，一面电告蒋介石：“党事讵可因兄而败，已代告假半月。来沪之军官学生，请即将近考验，事竣即归。”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应邀来黄埔军校的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抵达广州，包括捷列沙托夫、切列潘诺夫、格尔曼、波里亚克。他们于1月下旬拜会了孙中山。在礼节性的问好之后，孙中山和盘托出了他创办黄埔军校的意图。他说，中国人民最恶毒、最强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他们豢养着中国的军阀，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那么，我们就不必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打倒国内的敌人。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他当即表示：“在现今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需要学习俄国人。”他希望苏联军事顾问把本国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去的丰富经验传授给黄埔军校的学生。

2月29日，孙中山亲自致电蒋介石，希望他立即返回广州，切勿延误。此后，廖仲恺又连续七次电告蒋介石。在3月24日的电报中，廖仲恺劝告蒋介石，为避免使孙中山受到“精神上痛苦”，请“即行”。在孙中山、廖仲恺的反复催促下，4月2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并于当天在黄埔军校发表训话。他说，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培植干部，扩展本党势力，实行三民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使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民族。

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两天之后，黄埔军校开学。第一期学生有500人，其中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占了大多数，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有80多人。

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办学，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等机构，实行军事教育同政治教育并种的教学方针，并且制定了一套政治工作制度。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制定了政治教学大纲。不仅如此，苏联还向黄埔军校提供了20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

国民党的改组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莫斯科终于下决心援助孙中山。这种援助不仅是精神方面的，还有物质上方面的，包括人力、武器和财力。黄埔军校的创建，就是这种援助的结果。孙中山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由此建立起来。这时候的蒋介石至少在表面上已不再公开反对国民党同莫斯科的联合了，而是在各种场合下赞扬苏联共产党和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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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埔军校开学一个月后的6月9日，蒋介石对学生说，俄国军官和士兵是非常平等的。1921年俄国发生煤荒，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凡是共产党员，统统都去砍柴供给老百姓，“这样才使百姓佩服他们党员，使百姓尊重他们的党。如果俄国的党员同我们中国一样，共产党的成功决不会这样的容易。”6月12日，蒋介石在向学生谈论学校教育方法时对苏联红军的严格训练大为赞赏。他说，本校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训练的手段是带有刺激性的。如果你们觉得这是帝国主义的训练，那就不懂得什么是军事训练，也就不能再接受军事训练了。“你们如不信，可再询问俄国同志，俄国的军纪与训练是怎样的，就可知道你们这种错误的观念，可以成为军队的大罪人”。

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特别高兴，早上六点钟就从大本营出发赶往学校，并且发表了长篇讲话。他面对几百名身穿苏式黄色军服的学生说，六年之前，有一个邻国，同中国毗连一万多里，跨欧亚两洲，比中国要大。欧战之前，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他们的革命比中国晚六年。这个邻国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革命的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的是彻底成功。”中国革命的时期，比俄国要长，而且遇到的障碍不及俄国大，到了今天，革命为什么还不能成功？推求其中的原因，便是我们的教训。“因为知道了这个教训，所以有今天这个开学的日期。”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就马上组织革命军”。因为有革命军做后援，所以即使遇到了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总之，“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还要办这种学校，组织革命军，可见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

考虑到黄埔军校创立之初，无论是在军事技术、武器，还是经费方面，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所以，蒋介石千方百计地博得苏联顾问的欢心。6月24日，蒋介石当着鲍罗廷的面，号召学生们向苏联共产党员学习。他说，刚才苏俄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彻底，想必你们都听明白了。“我听了他们的话，有很大的印象，很多的感想，而且觉得无穷的惭愧。”俄国革命最大的成效，固然得到了农民、工人帮助，但是，俄国共产党员“个个肯负责守纪律，始终努力奋斗，视死如归，实在是他们革命成功的最大要素。”他还称赞说，俄国的革命，第一注重纪律；第二明白主义，凡是党员，统统能为主义牺牲；第三是军官学校的青年学生，统统能尽忠自己的职务，完成自己的责任，所以“能练出良好的革命军，完成俄国的革命事业。”可是中国呢，不仅没有真正的革命军，而且革命党员竟然借着军队来自私自利，所以中国革命至今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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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蒋介石又对学生说，1917年，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万几千名党员，俄国的人口有一亿五千万，平均算起来，每一万人当中只有一名共产党员。而中国国民党员现在有30多万人，每一千个人当中就有一名国民党员。按理，中国革命运动应该比俄国容易，但事实上适得其反，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俄国的共产党员，无论什么艰苦的事，他们都愿去做，而我们国民党员不能如此。俄国共产党党员只愿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却不单为自己谋幸福，权利便让给人家，义务却拿归自己，从前反对他们党的，现在不单是不反对，不单是赞成，而且想要加入他的党”。蒋介石甚至还提到，革命党员的任务，不仅是自己好了就算，还要感化他人，“俄国共产党人就是能够这样”。他们无论到一个什么社团，都能使那个社团的人受他们的感化，因为“他们党员最有团结力，他有十个同志，到别一个团体里去活动，这十个人的意志行动，统统有组织有统属的，像是一个人在那里活动的一样。”因此，他们少数党员加入到其他团体里，不到几天，这个团体就会受到他们的感化。所以，苏联红军有许多地方用不着打仗，就会使敌人心悦诚服地投降，因为“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来团结。”难怪蒋介石感慨地说，我们的总理孙先生，学问、道德、思想，都和列宁一样，革命本来早该成功，“无奈我们一般做党员的人，不能像俄国党员的奋斗牺牲，来赞助总理革命，所以至今还不能成功。”

从以上讲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意识到苏联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在9月25日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俄国革命所以能够成功，“固然因为他们革命党组织得完好，宣传工作做得巧妙和党员能尽责任”。

但遗憾的是，苏联人“并不了解蒋介石的历史”，也“不了解蒋介石的真实政治面目”。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孙中山是蒋介石的政治导师”。其实，蒋介石从莫斯科回来后就明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甚至“诽谤苏联”，嘲笑廖仲恺是“俄奴”。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举动，不仅莫斯科蒙在鼓里，就连在广州的鲍罗廷“也不了解此事”。所以，蒋介石的上述表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欺骗了莫斯科。以致苏联顾问一度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

苏联的一位军事顾问这样描述了蒋介石：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职务之前，蒋介石曾在许崇智手下勉强“混饭吃”。他象征性地时而做许崇智的副手，时而做许崇智的参谋长。其后，他也象征性地做过孙中山的参谋长。这样，从他开始军事政治生涯的最初日子起，就表现为一个两面派：一方面，他玩弄革命词藻，以孙中山的拥护者自诩；另一方面，他暗地里做着袁世凯政变的美梦--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一支新陆军，并依靠这支军队篡夺国家政权。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28)

黄埔军校无疑为蒋介石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但是，“这位狡猾的阴谋家深知，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就休想创办黄埔军校。休想建立军队。”所以，他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一副亲苏的姿态，而且对鲍罗廷更是恭敬有加。他在听鲍罗廷谈话时，“不时地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仿佛是乌鸦的叫声，以此表示他的赞许。”

蒋介石的举动果然赢得了鲍罗廷的信任，他由此把蒋介石看作是一位具有革命性的人物，从而把抬高蒋介石的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作为军队发展的关键，因而对扶持蒋介石、培植黄埔军校势力表现得相当积极，认为“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空谈”。于是，鲍罗廷“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够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展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政’”。可以说，鲍罗廷培植黄埔势力的热情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不仅主张“以黄埔为中心”，甚至还“需要蒋专政”。

不过，也不能否认，创立初期的黄埔军校，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色彩是相当红的”。他对黄埔军校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一视同仁”。而且，“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更具权威”。据苏联的一位顾问回忆，他们曾当着鲍罗廷的面，向蒋介石提出教学时间安排的建议，“蒋介石不加反对地赞同了我们的意见”。这位顾问还说，蒋介石“无论对于军校的组织问题和教学问题，还是后来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第一批团队的问题，他都几乎无条件地采纳我们的建议。”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莫斯科接连不断地向广州供应武器。“苏联轮船不远万里，把火炮、机枪、步枪和其他武器弹药从遥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运到广州。”10月7日，广州大本营向莫斯科定购的武器由苏联“沃罗夫斯基”号教练舰运抵广州。这对当时只有30支枪的黄埔军校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全校从长官到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其是那些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学生们自己动手到军舰上搬运武器，“大木箱，小木箱，一箱，一箱又一箱；大的大到一丈一方，少的至少总有三五尺。”经过清点，共有8000支长枪，全部有刺刀，为苏联式步枪，每支枪有500发子弹。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另外，还有10支手枪。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武器，学生们自然是“欢天喜地”。有的人抬得连“饭都不要吃”了。用当事人的话说，这要感谢苏联朋友，“也惟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除了武器之外，随船还来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29)

对于莫斯科提供的援助，蒋介石在一次演说中承认：“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知识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要我们纪律严重，使同志们有纪律行动。这才是最大的帮助。”

7．蒋介石“从来不指挥战斗”，有时“躲在大后方，横加干涉”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发动叛乱。为了对付商团，孙中山下令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9日，鲍罗廷赶往黄埔军校同蒋介石商讨该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并且明确表示不同意汪精卫、胡汉民参加。但是，蒋介石不赞成，认为鲍罗廷这样做是“不明本党内情”。如果汪、胡二人不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可以免除一些麻烦，但这样以来“麻烦更多”。蒋介石在当天给孙中山的信中坚持要把汪精卫、胡汉民列入军事委员会的名单，否则“不如暂缓组织”。

对于蒋介石的建议，孙中山没有采纳。他在回信中表示，胡汉民、汪精卫不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未尝不可”。他解释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能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至于汪精卫，本来也是“非俄派革命，不加入也可”。他在信中还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不能降心相从”。

由此看来，孙中山在用人方面很大程度以是否赞成他的联俄政策为标准。这一点对蒋介石不会没有触动。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曾反对这项政策，结果连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都没有捞到，更不用说党内职务了。

10月11日，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蒋介石成为了全权委员。尽管孙中山不赞成汪精卫参加军事委员会，但在当天他特许的任命名单里仍然有汪精卫。孙中山、许崇智、廖仲恺、陈友仁、谭平山也是委员会的成员。10月14日，又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由蒋介石、廖仲恺、鲍罗廷三人组成，负责指挥平息商团叛乱的战斗。当天，孙中山下达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手令，要求将参加平息叛乱的所有军队统统归蒋介石指挥。

黄埔军校800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战斗，并为此成立了机枪队，配置了两个炮兵连。10月14日、15日，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黄埔军校学生，发动了对商团据点的进攻，一举平息了叛乱。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30)

这一胜利，使国民党、共产党和莫斯科三方都感到振奋，并且“激起了人们对黄埔军校的极大热情”。黄埔军校的学生被当成了“新军的首批代表”，“军校的政治影响已经超出了黄埔岛的范围，成了影响广东一切政治事件的强有力的因素”。此后，在广州，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动、游行、群众集会，都少不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就连工人、青年学生召开大会，也有黄埔学生参加。军校在政治上的日益活跃，使蒋介石的威望得以提高。

平定商团叛乱的胜利，也使蒋介石避免了孙中山的责怪。此前，孙中山曾命令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的所有武器弹药送往韶关。但是，蒋介石在苏联顾问的劝说下，“认识到孙的北上犯了大忌”，因此没有执行孙中山的命令。两天之后，孙中山又命令蒋介石率部加入他的北伐行列，蒋介石仍然没有执行。10月10日，孙中山再次命令蒋介石到前线去，蒋介石又一次拒绝了。孙中山虽然对蒋介石没有执行他的命令而感到恼火，但“他明白胜利者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10月底，加伦以孙中山军事总顾问的身份抵达广州。加伦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苏联内战时期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都同加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加伦的指挥下，苏联红军游击队在哥萨克白匪军的后方坚持了40多天。1918年9月，加伦被苏联政府授予红旗勋章。1921年，加伦担任苏联远东军总司令、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陆军部长。1922年，他出任彼得格勒第一军团司令。

加伦到达广州不久，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离开广州北上。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但他不懂军事，也没有军队。11月15日，加伦以军务院院长的身份担任许崇智的军事顾问。蒋介石是许崇智的参谋长。

此值广州商团叛乱刚刚平息，黄埔军校的威信随之而上升。加伦到广州后很快就发现，“军校是名副其实的”。毕业于该校的军官有政治修养，而且“理论和业务素质也高于其他军校的学生”。他对黄埔军校的演习和到学校来学习的学员“都有好的印象”。加伦由此得出结论：“这所军校堪称其他军校的榜样”。

毫无疑问，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最初也给加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加伦到广州不久，宋子文在一次谈话中问起他对蒋介石的印象如何。加伦认为蒋介石是一个“能干的将领”。他甚至相信，“蒋介石将军组建一个师和一所军校如能成功的话，那将开创广东的新时期，对付范石生也就不在话下了。”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31)

结果，加伦在广州众多的军事将领当中，尤其是在许崇智同蒋介石的对比中，挑选了地位较低的蒋介石，给予特别的扶助。他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应全力以赴使蒋介石的军队“具备良好的军政素质”，而且，“对黄埔军校亦给予同样的关注”。

在加伦和蒋介石的共同主持下，将莫斯科运来的第一批武器，加上平定商团的战利品组建了黄莆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二团，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王柏岭分别担任了两个团的团长。

另外，加伦还帮助蒋介石解决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即黄埔军校的经费问题。他曾问过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学校每个学员的给养是多少，顾问们却答不上来。他告诉这些顾问：黄埔军校成立时，孙中山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枪炮。现在扩大军校规模的问题提出来了，在扩大军校时需要补充必需的经费。

黄埔军校大部分经费是莫斯科提供的，每月为10万粤元，但10月份只给了8.4万元。加伦同廖仲恺协商后，将所欠部分很快补上了，而且还增加了4.7万元。

镇压商团叛乱之后，广东政府只控制了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所依靠的军队也不统一，但孙中山仍坚持举行北伐。加伦在分析形势后指出，孙中山前几次北伐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在前线遇到抵抗，倒不如说是后方遭到进攻。“经验表明，除非有巩固的后方（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但目前这两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因此，“北伐的问题只有暂时搁置起来，先解决国民党牢牢控制广东和肃清陈炯明的问题。”加伦预计，陈炯明迟早会向广州发动进攻，而且不会迟于1925年1月。所以，只要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加伦就不厌其烦地把东线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恰在这时，不断传来陈炯明准备进攻广州的消息。有鉴于此，在军事委员会最初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加伦主张保卫广州和讨伐陈炯明，但刘震寰、杨西闵借口西线战局恶化，不赞成讨伐陈炯明。加伦经过一个半月的说服，终于使孙中山下定了讨伐陈炯明的决心。

2月1日，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开始了。加伦对在黄埔军校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部队“寄于特别希望”，把他们当作“骨干力量”，为其配备了强大的顾问阵容，其中包括斯捷潘诺夫将军、切列潘诺夫将军、别夏斯特诺夫将军、尼库林上校和帕罗上校。加伦对顾问们说：“我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粤军上，尤其寄托在黄埔军校的教导团上。”所以，他要求顾问们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施展军事艺术”。2月3日，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第十六独立步兵团组成的南路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向东莞发起进攻。随后，又奉命向淡水进军，于15日占领该城，俘敌700多人，缴获1000支步枪和6挺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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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随后的一场作战中蒋介石的表现却使苏联顾问感到不悦。3月初，陈炯明所属林虎部集结于兴宁地区，伺机进攻河婆。蒋介石判断，林虎部向河婆、海丰推进不过是一种示威，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汤坑和揭阳。

但情况很快就证实，蒋介石的判断有误，林虎所部确实准备向河婆进攻而不是向汤坑推进。但蒋介石固执己见，并且阻挠部队执行苏联顾问的建议。他还向加伦提出，只需派黄埔军校或者第七旅去河婆。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许崇智发生动摇，没有将部队派往河婆，而是将黄埔军校的两个连留在揭阳。加伦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了许崇智和蒋介石。

3月13日，黄埔军校第一团本应从棉湖向马路挺进。可是，团长何应钦没有按时率部出发，说要等候蒋介石的命令。在苏联顾问的督促下，他才勉强同意。

当黄埔军校第一团向敌人发起进攻时，按事先约定，第二团应派一个营负责掩护，但王柏龄迟迟没有派出掩护部队，致使第一团遭受敌人八个团9000多人的围攻而陷入困境。而且，这天早晨，第二团比第一团又晚出发三小时。在斯捷潘诺夫的批评下，蒋介石连忙命令远在几公里外的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来见他，结果又延误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上午9时第二团才向指定地点推进。

一个小时之后，据第二团报告，沿途没有发现敌人。蒋介石由此判断，敌军不在西边而是在北边。于是，他建议苏联顾问将黄埔军校第一团、第七旅调往北边的五经。斯捷潘诺夫没有同意。不久，从第一团传来消息，在鲤湖以北发现敌情，该团准备向敌人发起进攻。斯捷潘诺夫建议第二团攻击敌人的后方，以支援第一团。蒋介石同意了，并下达了命令。关于这个命令，10多年后切列潘诺夫从团长王柏龄那里得知，原来蒋介石下达的根本就不是斯捷潘诺夫的进攻命令，而是向北转移的指令。

本来，苏联顾问在3月13日那天就已经给敌人设置了一个陷阱。如果“不是蒋介石耽搁了二团的行军，这个陷阱一定会使敌人陷得死死的。”苏联顾问却发现，这位武夫已“不止一次地用‘金桥’搭救敌人”。蒋介石同他的司令部一直驻扎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整个战役中他没有直接领导过一次战斗，却经常在战役中进行干涉，使战斗中断。”

关于这场战斗，聂荣臻事后说，教导一团打了一整天，连加伦将军等俄国顾问都投入了战斗。终于一个接一个地冲破了林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在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打得筋疲力尽，伤亡300多人，连排级干部多数牺牲，剩下的也是些弱卒残兵，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加伦来到阵地振臂高呼：“教导第一团万岁！”正当加伦喊话的时候，蒋介石带着他的第二团匆匆赶到，颇有些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伦不但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反而面露不悦之色。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伦之间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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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的东征作战，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给加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在第一团，政治工作才刚刚开展，然而这个团却已经向人们表明，无须多久，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中国人民必能造就一支捍卫自己的这样的军队：在这支军队面前，那些讥讽、嘲笑者都将被迫住口，而中国人民的朋友则将发出一片赞叹之声。”3月16日，加伦在河婆召开的祝捷大会上对黄埔军校教导团全体官兵发表演说，他称赞道：俄国同志亲眼看见教导第一团勇敢战斗，在俄国红军中，“极好的部队才能见着如此成绩”，因此，可以称为“世界上顶好的军队”。他还举例说，棉湖一战的成绩，不独在中国少见，“即世界上亦是少有的”。他相信，中国革命可以成功，“因为教导第一团能如此奋斗”。

同刚到广州的时候相比，加伦对蒋介石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发现蒋介石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加伦在一次战斗结束后这样写道：“敌人虽然退却了，但是就原来的作战意图而言，这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失利。”原因在于：（1）战场上缺乏指挥。“此类错误蒋介石将军一犯再犯。他仅仅指明最初的攻击方向，却从来不指挥战斗，有时竟躲在大后方，横加干涉，致使战斗停止……”3月13日，加伦来到蒋介石的司令部，询问教导一团、二团及各团独立队的部署地点，蒋介石竟然答不上来。“显而易见，部队完全失去了指挥。”

虽然蒋介石在军事方面表现得很平庸，但他对苏联顾问提出的建议还是能够接受的，而且不公开地同顾问争吵。正因为如此，加伦承认，“蒋介石将军与我国顾问的关系尚属融洽”。但蒋介石是否出于真心实意，加伦还“难下断语”。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经常在公开场合下称赞苏联共产党。4月9日，蒋介石召集黄埔军校全体学员和士兵训话。他对苏联共产党严格的组织纪律表示钦佩，说：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组织又严密，他的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丝毫不能自由。他们为什么甘愿牺牲个人自由？因为“他们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各个人的自由，来求他们国家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

正当广东政府军队准备追击陈炯明在惠州的老巢时，驻守广州的云南军阀刘震寰和广西军阀杨希闵乘机发动叛乱。结果，在退守还是坚守广州问题上，蒋介石同加伦发生了分歧。4月27日，在前往汕头的途中，蒋介石建议不战而让出广州，甚至还要把黄埔军校迁至汕头。加伦认为，广州一旦失守，不仅对广东，而且对全国的革命运动都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必须准备足够的力量保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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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加伦、廖仲恺、蒋介石在汕头许崇智的司令部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加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但许崇智表示反对。蒋介石没有发表意见。由于加伦的意见得到廖仲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许崇智也只好同意了。但蒋介石同时又提出，把他指挥的东路军减少至六、七千人，即把粤军第四师和第六旅调走。蒋介石的用意是想借机消除粤军的影响。加伦没有同意，认为这个时候不能削弱东路军。

蒋介石坚持认为，东路军在“面临的冲突中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湘军、李福林的部队应当起主要作用。蒋介石的表现再度使加伦感到不悦，5月28日，加伦在致斯捷潘诺夫的信中不满地说，将军们有时追求私利的建议更有份量，有可能故意歪曲情报，“蒋介石就这样干过”。他告诉斯捷潘诺夫：“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可能起到极坏的作用”。他表示：应该同蒋介石的“这种有害于战争的情绪作斗争，应向他灌输下述思想，即正是他的东路军肩负着这一光荣的决定性作用，而其他各路军只是协助他取得成功。”

随后，蒋介石又提出另外一项建议，即把东路军分成三个纵队。但这一建议遭到斯捷潘诺夫的反对。不久，从惠州、博罗传来的消息证实，“蒋介石的设想对东路军来说就成了一个毁灭性的计划”。正是这一消息，才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

虽然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屡犯错误，但他有些做法也得到加伦的赏识。5月13日汕头会议讨论对滇桂军阀作战方案时，湘军和朱培德提出供应子弹的要求。但“与会者面面相觑，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提供子弹。”就连弹药最充裕的许崇智也拒绝提供。弹药问题“顿时成了出征的又一障碍”。湘军和朱培德见谁都不肯供应子弹，便声明没有子弹决不出兵。这时，“多亏蒋介石解围，他答应只要子弹口径适合，全部子弹由他来提供。”而且，在此期间，蒋介石通常是不介入苏联顾问同中国将军们的争论。这也给加伦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6月12日，进攻广州的战斗开始了。黄埔军校八个连960人在苏联顾问的指挥下渡过珠江，一举粉碎了敌人的防御体系。杨希闵、刘震寰及其他高级军官仓皇逃出广州，失去指挥的部队不战而降。平息杨、刘叛乱的胜利，再次使苏联顾问感觉到，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学员们“又一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蒋介石随即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卫戍部队也由黄埔军校学员组成。6月15日，广东政府下令，除卫戍部队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出市区。广州便处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

8．不到40岁的蒋介石，在苏联顾问扶助下成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

在1925年8月之前，蒋介石还只是黄埔军校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连国民政府委员都不是，在国民党内一官半职都没有。可是，廖仲恺被刺之后，这位只有38岁的年青军官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蒋介石的升迁如此之快，显然得益于苏联顾问的扶助。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35)

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等16人当选为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谭延闿、林森当选为常务委员，许崇智出任军事部长，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

当天，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鲍罗廷以总顾问的身份参加会议，并且控制了会议的选举。在鲍罗廷的支持下，汪精卫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成了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他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常务委员会主席。此外，胡汉民和廖仲恺也都成了政治核心人物。

蒋介石只是在7月3日成立的军事委员会里当了一名委员，主席则是汪精卫。蒋介石对这样的结果感到不满。因此，他对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表现得并不积极，“远远地呆在黄埔岛上，培植军校力量，打算有朝一日利用他们为其私利效劳。”尽管广东政府已经任命蒋介石为广州卫戍司令，但他迟迟不肯就职，甚至提出辞去所有职务。

7月7日，蒋介石向军事委员会提出六条建议：（1）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2）革除军队积弊；（3）统一财政；（4）整理军队；（5）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6）统一两广。

这六条建议当中，关键的是统一军事和统一财政。蒋介石提出的这几条建议，矛头是指向许崇智的，其目的是想通过整顿军队，把军权集中到军事委员会，以削弱许崇智的力量。这六条建议得到汪精卫的赞同，并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就在这天，加伦离开了广州。其中的原因，当事人有两种说法。苏联驻北京代表加拉罕解释说，加伦中断在华顾问使命，是因为“他完全病倒了，继续留在广州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据中共方面的分析，加伦离开广州另有隐情。中共中央依据张国焘送来的报告，认为这是“鲍罗廷和加伦发生歧见所致”。据张太雷分析，由于“加伦主张支持许崇智为军事首脑，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而鲍罗廷则主张支持蒋介石；结果由莫斯科裁定，否定了加伦的意见。”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36)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具有多大的真实性。孙中山去世后，最有可能接替孙中山的位置有三个人：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在这三个人当中，胡汉民是最不可取的人选。广州商团叛乱时，他没有全力维护国民党的事业。而且，他不赞成联俄、联共。孙中山北上之后，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在孙中山去世后两个月，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致电北京的汪精卫，让他立即返回广州，讨论国民党领导人选的问题。这份电报的起因，是胡汉民想当大元帅。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朱培德在汕头商议，决定阻止胡汉民担任这一职务。

此时的汪精卫也急于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后连忙赶往东征前线，拉拢蒋介石对付胡汉民、廖仲恺和许崇智。而且，汪精卫看得很清楚，他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得到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以致汪精卫在行动上急速向左转，同苏联顾问密切配合。

在平息刘、杨叛乱前夕，鲍罗廷曾私下里向张国焘谈起过国民政府成立的意向。据张国焘说，鲍罗廷对胡汉民的印象是：“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便知道了。这样，一切事情都弄糟了。”这几句评语，表明鲍罗廷“对胡并不相信，遇有机会，显然他是要贬抑胡的。”至于汪精卫，鲍罗廷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谈”。但他觉得汪精卫太过于谦逊，“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似却不会退缩。”当谈到廖仲恺时，鲍罗廷颇为感慨地说：“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但他认为，廖仲恺虽然愿意“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领导地位。”

鲍罗廷虽然在国民党内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其职务只不过是广东政府的顾问，但“其发言却有决定性的力量”。他同张国焘的谈话，“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国民政府的轮廓；后来事实上也大致如此。”

在鲍罗廷的支持下，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者。胡汉民、许崇智也成了核心人物。

鲍罗廷来华工作是斯大林提议的，直接受斯大林的领导，而且必须定期向莫斯科报告情况。因此，国民政府的人事安排，鲍罗廷不可能不征求莫斯科的意见。由此可以推断，国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不仅是鲍罗廷个人的意愿，也体现了莫斯科的意图。但是，这种格局并没有维持多久。随后发生的廖仲恺被刺案，为蒋介石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37)

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鲍罗廷提议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便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转移到特别委员会手中。鲍罗廷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正是这位顾问，把蒋介石推上了这个最高、最有力的领导地位。这是蒋介石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在廖仲恺被暗杀的当天，蒋介石下令对广州市实行戒严，还命令何应钦率部执行市区警戒任务，并派兵占领了市区制高点。8月24日，蒋介石宣布就任广州卫戍司令。两天之后，即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对包括粤军在内各部队进行改组，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粤军的改组表明蒋介石在军队中的地位日趋巩固，许崇智却极大地丧失了权力和影响。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止步，蒋介石还利用廖仲恺一案逼走了许崇智。在这一点上，鲍罗廷同蒋介石是一致的。在鲍罗廷看来，许崇智“不是革命将领”。“孙逸仙及其衣衫褴褛的饥饿军队处境十分困难时，曾向富豪许崇智寻求过帮助”，但他没有答应。哪怕孙中山要求许崇智提供1000元，他也不会给。更不用说他对孙中山的任何顺从了。所以，“孙逸仙很憎恨他”。鲍罗廷曾花费很大精力劝说许崇智“加入忠实于孙逸仙和三民主义的人的集团，但没有成功。”于是，鲍罗廷开始怀疑起许崇智。

廖仲恺被暗杀，促使鲍罗廷决心除掉许崇智。因为鲍罗廷发现，许崇智的部下梁鸿楷“直接参与了这场阴谋”。鲍罗廷决定对梁鸿楷采取行动，但许崇智拒绝执行。在此情况下，如果不除掉许崇智，也就无法解除梁鸿楷的武装。“在说服许崇智，把许崇智拉到我们方面的一切努力都无效后，无论如何要清除他。”同时，为了对付陈炯明，鲍罗廷决定“以排除许崇智为代价”。总而言之，鲍罗廷认定，“除了排除许崇智别无出路”。

9月9日，蒋介石致信汪精卫，对许崇智表示不满，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欲限制第一军的发展。9月15日，许崇智打算调集驻扎东莞、石龙的粤军回广州。9月18日，军事委员会命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局”。当天夜里，蒋介石下令黄埔军校学生抢占了广州周围的要地，防止许崇智的粤军回师广州。第二天，蒋介石致信许崇智，劝他“暂离粤境”。随即，许崇智在武装“护送”下离开了广州。同时，国民政府准予免除许崇智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和财政总监的职务。

赶走许崇智之后，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成了汪、蒋两人的“专政”。而且，许崇智离开广州，这对蒋介石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事领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后，鲍罗廷又帮助蒋介石成功地逼走了胡汉民。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38)

鲍罗廷在广州采取的这些行动，却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严重不安。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瓦西里耶夫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表示，“对胡汉民事件以及随后强行撤销国民党活动家的职务，解除许崇智的武装等都是我们绝对无法理解的。”他认为，这种情况“证明广州因左倾而陷入孤立和毁灭”。所以，他希望维经斯基亲自去广州了解情况。

事后，鲍罗廷赶往北京，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伊万诺夫斯基、驻华大使加拉罕作了汇报。他在解释为什么要排除胡汉民的原因时说，胡汉民“始终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即使一个集团垮台了，他也总能同另一个集团一起执政。胡汉民始终做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很聪明、在中国问题上很老练的人。他知道，他在玩弄权术时，必须依靠某种力量，他想在反共口号上找到这个支柱。”他竟然滑到这种地步，说国民党人“把中国太多的权力交给了苏俄”。而且，亲近胡汉民的报纸《国民新闻》“已走到了攻击苏俄的地步”。此外，鲍罗廷还怀疑胡汉民是廖仲恺案的主谋，至少也是“思想上的教唆者”，即使是“间接关系”，但“毕竟有关系”。所以，“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鲍罗廷决定以国民党代表的名义，将胡汉民派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会议。他甚至希望共产国际能够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回国”。

9月22日，胡汉民乘坐苏联轮船离开广州前往苏联，于10月28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了长达6个多月的莫斯科之行。

如此以来，国民党几个老资格的当权者，廖仲恺被暗杀，许崇智、胡汉民又相继离开广州，蒋介石实际上成了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十分清楚，他所做的这一切都离不开苏联人的帮助。于是，在逼走许崇智、胡汉民的同时，蒋介石又在公开场合下表白他的革命立场。他在黄埔军校举行的廖仲恺追悼大会上严厉谴责右派是反革命，是心甘情愿地投靠帝国主义的“群小”。他甚至宣称：在我们党军里，“没有什么共产派与反共产派，完全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完成国民革命。”9月3日，蒋介石对广州商界发表即席演讲，大加称赞苏联军队。他振振有词地说：“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的自由平等。”而且，国民党的党军，也是“学俄国革命军的编制的”。他还说，民国十二年，我们把陈炯明赶到东江之后，滇、桂军又大批开到广东，他们把持财政，不听政府的命令，不听大元帅指挥，可就这区区几万敌人，我们打来打去都打不走。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39)

当时，我就劝大元帅改正军制，并且劝大元帅研究俄国军队为什么这样勇敢。“研究的结果，大元帅特派我到俄国去实地研究。”当我到俄国去的时候，发现“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为人民做工夫，和人民很亲爱”，而且，人民也同他们团结友好，“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打不胜的仗。”所以，我回来后，就决定了，“真要使军队能为人民求自由幸福打仗，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仿照他的方法，训练我们的党军，现在我们的党军已练成了”。但是，还有一点没有做到，那就是“俄国赤卫军能为人民打仗，同时人民亦能帮助赤卫军打仗”。

蒋介石的举动确实让人觉得他是一位“左派军人”，鲍罗廷由此相信，蒋介石已经“明确表明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他还向伊万诺夫斯基和加拉罕保证，蒋介石是“完全可靠的”，同他在一起能“完成一项大的工作”。

随着许崇智、胡汉民的离去，鲍罗廷对广州的局势表示出十分乐观。他向伊万诺夫斯基和加拉罕介绍说，从许崇智离开时起，“一切立刻进展神速，不知怎么一下子都活跃起来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以及广东省政府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得到贯彻执行，没有受到抵制。以前一直受到或胡汉民或许崇智的抵制，“随着这两个人的离去，我们的决定始终得到了准确无误的贯彻执行。”

9月28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东征部队总指挥，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四军为主力，编成三个纵队进行第二次东征。由于加伦离开了广州，蒋介石开始在第二次东征中唱主角，但他依然离不开苏联顾问的帮助。10月1日，蒋介石同苏联顾问共同制定了东征作战计划。当天，东征部队陆续出发。10月6日，蒋介石率领参谋团和司令部开赴前线。10月14日，蒋介石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集中炮火向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发起猛攻，并占领惠州，第二次东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0月下旬，东征军又连续取得华阳战役、河婆战役的胜利。第二次东征结束，广东南部敌人也被肃清。高兴之余，蒋介石致电汪精卫报喜。东征告捷，蒋介石更是博得鲍罗廷的好感。苏联人再次认识到，“在黄埔军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部队又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

12月31日，蒋介石以凯旋者的姿态回到广州，准备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天，蒋介石被授予一枚金质勋章。

进攻与退让(1)

进攻与退让

蒋介石极具“左”倾的讲话确实给鲍罗廷留下了“左派军人”的印象，以至于鲍罗廷确信，蒋介石是“极左派信徒”。他还向伊万诺夫斯、加拉罕保证：蒋介石是“完全可靠的”。然而，就在鲍罗廷离开广州不到两个月，蒋介石乘机发动了一场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半暴动”。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可是，就在蒋介石“处境危险，张皇失措”的时候，苏联人当反击而没有反击。在广州的布勃诺夫使团决定“尽量设法留住蒋介石”，甚至不惜解除同蒋介石有矛盾的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拉兹贡的职务。布勃诺夫在离开广州之前还特意向蒋介石表示了“继续合作的意向”。而留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对蒋更表示恭顺，似是顺水推舟，促成蒋氏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惯于大耍两面派的蒋介石在稍加安抚苏联人之后，又开始利用他的暂时胜利来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整理党务案”。鲍罗廷竟然同蒋介石达成三项君子协定，容忍了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所作所为，包括蒋介石限制、排斥中共党员。鲍罗廷还承诺将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全部交给蒋介石处理。蒋介石答应继续聘请鲍罗廷担任高级顾问。事后，蒋介石声称，鲍罗廷与他会商整理党务案时，对他的态度“极为缓和”。凡他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

鲍罗廷这样做难道真的是无赖之举吗？他对彭述之说过：“我也知道，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为了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北伐”。鲍罗廷甚至相信，“随着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

至此，汪精卫曾经担任过的职务，除了国民政府主席外，均由蒋介石接任。有人评论说，此时的蒋介石，“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1．蒋介石称赞苏俄帮助中国革命，鲍罗廷相信蒋介石“完全可靠”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日甚一日。至1925年夏秋，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反革命色彩的右翼”，突出的表现就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进攻与退让(2)

国民党新右派的抬头，使国共关系变得复杂起来。1925年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陈独秀在会上说：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他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牵制”。但是，陈独秀的建议遭到苏联顾问维经斯基的反对。结果，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退出国民党，“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同时，会议也认识到，如果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但不“包办”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左派，而不代替左派。

这次会议之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勾结更加密切了，开始从组织上公开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伧、戴季陶、谢持、皱鲁、林森在北京西山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山会议”，这几个人也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公然指出，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行动与国民党的利益相违背，“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籍以维持苏联。”但中苏两国历史毕竟不同，社会状况也有差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不能同时进行。因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一律退出国民党，以便使人清楚地辨认出两党的旗帜。强行合作只会导致内部危机，最终导致两个革命政党的分裂，进而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所以，“不如分之”。会议还要求解雇鲍罗廷的顾问职务，理由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作为政治顾问，利用政治委员会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置于其影响之下，事实上等于国民党组织的解体。因此，非国民党员、客串顾问鲍罗廷不得在国民党内活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山会议并没有点名批评蒋介石，这或许是蒋介石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军队，在国民党内部和国民政府里无足轻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西山会议派熟知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并且寄希望于蒋介石反对汪精卫。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共产国际东方部却要求中共妥协退让，主张“中共中央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的工作“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收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

进攻与退让(3)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维经斯基坚持要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12月24日，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举行会谈。双方讨论的内容包括国共关系和国民党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断然拒绝了孙科等人提出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和鲍罗廷离开广州的要求，但同意停止对西山会议派的攻击，也同意在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共产党员所占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

共产国际的决定使中共在国共关系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能退出国民党，又不能打击右派。结果，被赶出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又被请回来。鲍罗廷得知这一消息后“颇为不满”。他责问张国焘：“为什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尽管鲍罗廷不赞成中共中央的决定，但考虑到中共中央这样做得到了维经斯基，尤其是共产国际的支持，鲍罗廷只好请示联共（布）中央。

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进军，广东在经历多年的动乱之后终于得以稳定下来。在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示之后，鲍罗廷约陈延年、张国焘谈话。他首先对广东的局势作了十分乐观的描述：由于工人罢工委员会组织得很严密，香港方面对广东的破坏阴谋没有得逞。而且，美国、日本等国开始同广州进行经济往来。这些情况表明，列强已经承认国民政府业已稳定。有关广东内部状况，鲍罗廷认为已经基本上统一，不会再有叛乱发生了。汪、蒋合作的局面也不会因外界的挑拨而破裂。广西军队同国民政府的关系正处在改善之中，有望成为国民政府管辖的一个省区。所以，广东周围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危害其安全。现在，政府的税收逐月增加，还可望大量增长。在这种稳定的基础上，民政的整理、军事训练等各项工作，都有望顺利进行。

基于这种乐观的看法，鲍罗廷主张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应该向右派势力发动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而决不应该退让，否则只会助长右派的反共气焰。但考虑到国民党左派力量的脆弱，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左派应该同中共联合起来才能形成雄厚的力量。所以，鲍罗廷开始热衷于汪、蒋合作，并且同这两个人“相处得水乳交融”。

这段时间，蒋介石的言论和行动也迎合了鲍罗廷的意图，因而深得鲍罗廷的信任。11月7日，鲍罗廷在广州发表演讲，强调国共两党的联合。他说，要使国民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唯一的办法就是“革命的同志能联合在一块，如我们革命的力量不能联合在一块，必不能得到成功。”12月2日，蒋介石得知西山会议的消息后，称西山会议派为“捣乱分子”，认为他们在北京“希图标异”，因而感到“悲惧交深”。蒋介石特意召集各军政治人员和党代表开会，讨论加强国民党团结的办法。他宣称：黄埔军校准许共产党员活动，而且均应公开。他甚至同意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

进攻与退让(4)

在公开场合下，蒋介石更是把自己标榜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12月5日，他告诫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下，为实行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他还重申了黄埔军校的校训，希望各位同志“亲爱精诚”，“不分畛域，不生裂痕”，以完成国民革命的责任，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间接实行共产主义。他声称：三民主义的成功，与共产主义的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中国革命不能不承认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既然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不能分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蒋介石称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对于共产主义者之同志，敢自信为诚实之一人”。

12月11日，蒋介石在总指挥部宴请苏联顾问。他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和革命使命，与本党合作，帮助中国革命的结果。现在有人说，中国革命受俄国人指挥。说这种话的用意，是想污蔑我们革命党。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二十世纪了，还有“这种褊狭的思想”。中国革命问题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问题，“若不具世界革命眼光，关起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他甚至宣称，即使中国革命受俄国人指挥，但是，只要苏俄诚心诚意帮助我们民族独立和平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我们中国革命党员，只求我们民族独立和平等，也“并不是什么耻辱”。我们实行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而是要真正实行遗嘱，“如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俄国革命党，肯负责任，能耐劳苦，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今日在座的几位俄国同志，就是榜样。”因此，“各位如果是有良心的，马上改过来努力做事，如同俄国同志一样，才可以救中国、救自己。”他还当众高呼：“中俄同志团结万岁”。

进攻与退让(5)

12月2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发布《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对国民党新右派进行了谴责。他说，值兹广东统一将告完成，北方民众共起奋斗，卖国军阀自行崩溃，总理三民主义即将实现之时，忽有一部分同志离异，自赴北京西山，开其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自行发布议案，驱逐异己，不惜阻挠国民革命大业，“迹其言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他还批驳了西山会议派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理由，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总理在国民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然后作出的决定，并且经过第一次全国党部大会议决。国民党改组两年以来，“成绩俱在”。西山会议派以“共产党之共产主义，与本党三民主义，根本冲突”为由，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决非总理之意”。西山会议以“共产主义已有蚕食三民主义危险”为理由，开除4名有共产党籍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一种“怯懦薄弱之心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有24名委员，只有4人是共产党员，仅占六分之一。如果害怕别人“蚕食”，那一定是“自暴自弃而自振作者”，否则“决不作此奇想”。所谓“赤化”、“共产”、“俄人掌权”等，都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对国民党的诬陷，“今岂将一一出于同志之口耶？”

三天之前，鲍罗廷同《民国日报》记者谈话时表示：“我们倘若想革命都能成功，只有大家联合，互相援助。就是中国同志，要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也要帮助中国革命的成功。”于是，蒋介石宣称，中国革命成功，“则世界革命为之促进，亦世界革命成功。”孙中山提出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唤起民众”，同为完成国民革命所“必须”。苏俄同志帮助中国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针对国民党里有人指责鲍罗廷，蒋介石更是慷慨陈词，他说：“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廷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事实，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

实际上，蒋介石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就在东征途中，蒋介石曾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他在会上公开表示，黄埔军校无论如何不能分裂，他要求把在黄埔军校以及军队工作中共党员姓名都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国共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为由，将此事搪塞过去。后来，蒋介石在同周恩来谈话时还说，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

蒋介石极具左倾的讲话确实给鲍罗廷留下了“左派军人”的形象，以至于他确信，蒋介石是“极左派信徒”。鲍罗廷还向伊万诺夫斯、加拉罕保证：蒋介石是“完全可靠的”。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长当中，我们同他们“未必有很大的误会”。他们当中的蒋介石、谭延闿、吴铁城和朱培德无可非议，可以同这些军长“一起完成一项大的工作”。

进攻与退让(6)

鲍罗廷如此信任蒋介石，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受了恬不知耻的蛊惑宣传的欺骗”，他“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些政客和将军的每次讲演都充斥着这种蛊惑宣传”。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联合中派瓦解右派的策略，向右派发起进攻。但是，鲍罗廷不同意这样做。他担心，如果让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回到广州，他们必然要同左派争夺权力，势必会造成国民党内部的不稳定。这样以来，他与汪、蒋“一同奋斗”的设想就会落空。所以，鲍罗廷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地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还嘲笑中共中央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达成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他甚至指示广州的中共党组织反抗上级的决定，认为“广东区委会负责人根据他们对广东情况的真实了解，是可以对这种决定，提出修改的意见。”

张国焘向鲍罗廷解释说，中共中央同孙科达成的协议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联合中派以搞垮西山会议派，就是向右派势力进攻的一种主要方法。张国焘表示，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而“最低的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便不受外界挑拨的影响。”

中共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站在鲍罗廷一边”，反对同戴季陶、孙科达成的协议。张太雷还向张国焘解释说，在目前情况下，也只有鲍罗廷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出现的矛盾，稳定现有的领导。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现在中共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张太雷表示，既然西山会议公然开除鲍罗廷、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我们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应该首先来一个示威性的反击，以造成热烈拥护鲍罗廷和汪、蒋合作领导的气氛，只空洞地要求中派遵守孙中山的既定政策，而不是具体地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显然是不够的。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广东区委确定的斗争策略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并且计划在大会上开除戴季陶、孙科的国民党党籍，使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到三分之二，少选中派，多选左派。军队方面，考虑到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除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亲信外，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接近汪精卫。其他几个军都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乘机回击蒋介石，将中共党员从蒋介石的军队里全部撤出来，同汪精卫合作组建军队。周恩来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商量之后，带着这个意见返回汕头，只等中共中央批准，就正式向蒋介石提出。结果，从上海传来的消息让广东区委大失所望。中共中央来电不仅不同意这样做，反而要求国民党代表大会推迟一个月召开，等待戴季陶、孙科返回广州。

进攻与退让(7)

鲍罗停同共产国际之间虽然在对待国民党右派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在稳定广东局势方面却是一致的。可惜的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措施，只是笼统地提出反对“左倾”冒险行为，以免吓走右派而导致国民党的分裂。鲍罗廷则热衷于汪、蒋合作，而西山会议派破坏广东局势的策略就是“尊蒋抑汪”。因此，为了实现他的意图，鲍罗廷当然不愿意戴季陶、孙科返回广州。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当上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这与国民党右派离开广州有关。1925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确定的政治委员会名单里本来没有蒋介石。9月之后，戴季陶、邵元冲离开了广州。结果，在鲍罗廷的安排下，蒋介石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西山会议派还以此为证据攻击鲍罗廷，说他操纵国民党政治委员会。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蒋介石喊了不少口号，尤其是高喊联俄、联共，拥护共产国际的口号。1月4日，国民政府宴请大会代表。在汪精卫、季山嘉讲话之后，蒋介石发表即席演讲，他说，去年广东军事、政治的成绩，全靠各位同志能实行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亲爱团结”。倘若我们依照这四个字继续下去，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1月10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宴请大会代表，并发表演讲。他在谈到解决国民党内部纠纷问题时提了两点建议：一是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要严重处罚；二是安慰总理的灵魂，不要使本党分裂。“这样既可以整顿纪律，又可以团结同志”。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蒋介石准备同西山会议派决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大会讨论有关西山会议提案时，蒋介石却要求减轻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他还请汪精卫出面，以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代表的名义，对“弹劾西山会议案”提出修改建议。结果，在13日的大会上，汪精卫提出，要以总理之心为心，只将一、二个主事的人开除党籍。

1月16日，大会将原提议中关于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权、覃振、傅汝霖、沈定一等7人“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修改为“书面警告”，对张继、林森、邵元冲、叶楚伧、张知本等5人的处分也大为宽松，只是将皱鲁、谢持两人永远开除出国民党，对戴季陶则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至于西山会议派其他主要成员，如孙科、吴稚辉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相反，大会还邀请西山会议派其他成员返回广州。

如此以来，右派明显地觉察到了汪精卫的软弱和蒋介石的得势，于是，右派们更坚定了他们“尊蒋抑汪”的信心。由此看来，以孙科为代表的右派返回广州后，确实“把蒋介石的腰杆撑起来了”。

进攻与退让(8)

汪精卫虽说是大会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他“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即对共国关系问题，也不例外。”而鲍罗廷对这种状况则“引以自傲”。会议期间，张国焘告诉鲍罗廷，应该强化大会的领导重心。鲍罗廷承认，大会有法定的主席团来领导，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后说了算。

据张国焘回忆，针对西山会议派采取的“尊蒋抑汪”策略，他曾同鲍罗廷慎重讨论过这一问题。鲍罗廷含混其词地表示，汪、蒋两人确实性格不同，汪善解人意，触类旁通，但要他负起责任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谦逊和退缩。蒋虽所知不广，但勇于负责。担任翻译的张太雷认为，只有鲍罗廷折中其间，才能维持汪、蒋合作的平衡。所以，鲍罗廷相信，“广州的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

在1月16日的选举中，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常务委员。至此，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蒋介石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

鲍罗廷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认为“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他由此相信，广州“有了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权”，而这个政权的首领就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工作人员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鲍罗廷甚至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什么影响。”

2．布勃诺夫断定：中山舰事件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共的“半暴动”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鲍罗廷离开了广州。他原以为，在汪、蒋的合作下，广州出现了令他十分满意的局面。他甚至信心十足地在北京向伊万诺夫斯基、加拉罕汇报了广州的情况。可是，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了鲍罗廷的预料。就在他离开后不到两个月，广州发生了使莫斯科感到震惊的“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浚得知从上海开往广州的一艘轮船被劫持，便命令学校管理科派军舰护送士兵前往保护。可是，黄埔军校已无舰可派。黎时雍只好打电话给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说教育长命令迅速派两只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

接到电话后，王学臣立即报告了办事处主任欧阳钟。随后，欧阳钟赶往海军局交涉。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因事外出，作战科的一位科长同意派遣军舰。

此时，海军局只有中山、宝壁、自由舰可以调遣。作战科首先派出了宝壁舰。其余两艘军舰，因自由舰刚从海南返回，舰身有所损坏，正在修理之中。于是，李之龙便将中山舰派往黄埔。

进攻与退让(9)

偏在这个时候，从莫斯科来到广州的苏联布勃诺夫使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只好打电话询问蒋介石，是否可以将中山舰从黄埔开回广州。在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之后，中山舰奉命返回广州。

中山舰的往返调遣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据他说，3月18日那一天晚上，无缘无故，开两艘军舰到黄埔来，这两艘军舰是广东最大的军舰。当时，他并不知道军舰已经开到黄埔。第二天，也就是19日，有一位同志问他去不去黄埔。蒋介石回答说去。不久，那人又打电话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去黄埔。如此一连打了三次电话。在第二次打电话时，蒋介石“还不觉得什么”，直到第三次询问时，蒋介石“觉得有些稀奇”，因为这位同志“从来没有这样子来问的”。随后，李之龙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把中山舰调回广州。蒋介石问道：中山舰是什么时候开去的？李之龙回答说：昨天晚上开去的。蒋介石说：“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李之龙的电话使蒋介石感到奇怪：“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因为从来开船，并没有来问过我的。后来问他：哪个叫你开去的？他说：是校长的命令；又说：是教育长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没有，是打电话来的。这事情模糊极了。”蒋介石还说：“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城，他就开回省城。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问题在于，中山舰返回广州后并没有立即歇火。舰长章臣桐解释说：该舰正在修理中，升小火试验汽笛，并没有其他原因。但是，这件事这又引起了蒋介石的猜疑。他说：“到了19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森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爆发，就在于此。”蒋介石扬言，中共想加害于他，计划在他从广州乘军舰返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他离开广东，“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布勃诺夫使团正好在广州。莫斯科向中国派遣使团，是年初托洛茨基建议的。他在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中说：“中国日益扩大的事态可能对许多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再次提出派遣一个权威的政治使团问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随即作出决定：组成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使团，立即动身前往中国，其任务是：（1）弄清楚中国的局势并报告政治局；（2）同加拉罕一起就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3）整顿派往中国的军事人员的工作；（4）检查向中国正确选派工作人员的保证情况及如何指导他们的工作。

进攻与退让(10)

布勃诺夫是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使团成员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渥太华原书记隆格瓦，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区委书记库比雅克，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列晋谢。3月13日，布勃诺夫使团抵达广州。

据切列潘诺夫回忆，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不是突如其来的一时冲动，而是“准备已久了”。在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得非常活跃，并且掌握了相当的主动权。林伯渠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大会准备工作报告，董必武作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吴玉章作大会秘书处筹备会工作报告，谭平山、刘尔崧、邓颖超分别作党务、工会运动、宣传工作、妇女运动报告。另外，于树德、董必武、吴玉章、刘伯垂、夏曦分别作地方党务工作报告，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在大会上发言。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举动，不仅为大会的召开做出了贡献，而且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威望。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大会选举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二届一中全会选出的9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当中，有3人是共产党员。常务委员会下设的中央党部，大多数主要领导职务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秘书处5人当中有3人是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分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相比，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占的人数明显增加了。而国民党右派却在会上受到打击，他们当中只有孙科、戴季陶和伍朝枢进入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右派一败涂地，哑口无言。”

对于这样的结果，蔡和森表示：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成功，“就是工人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战线的表现，因为这次大会更加确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这就是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关系。”

进攻与退让(11)

但是，这个结果引起了国民党新右派的极度恐慌，他们扬言说：在大会的全体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五分之三，这次大会完全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而且，这个结果使“一向赞成容共的国民党人”也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警觉，“蒋介石就是其中之一。”他看到共产党如此深得人心，“也大吃一惊。”在整个大会期间，蒋介石只是在1月6日到会作了军事报告，然后就再也没有参加大会了。在大会选举之前，汪精卫特意在黄埔军校召集党团会议，想听一听蒋介石对大会选举的意见。汪精卫首先通报了候选人的安排情况，他说：党军方面的候选人，我们希望蒋先生能提出意见，我们的意思是，除了蒋先生及何应钦应该当选外，还有王柏龄、王懋功也应该提名为候选人，另外还要选拔几位年青人。

蒋介石当即表示：“我还是在军事方面多尽点力，我不要当中央委员，也不应该当中央委员，一个军人如果什么事都管，就难免造成军人政治。我决不能做苏俄的托洛茨基。王柏龄和王懋功没有必要。至于提拔几个年青同志当中央委员，我倒没有什么意见。”会议期间，蒋介石从开始直到散会，“态度始终很不自然，好像是有千言万语说不出来的样子。”

实际上，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到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相当的不满。3月8日，蒋介石曾向汪精卫表示过他的看法：一切实权不可落入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亦应定一限度，要当不失自主地位。”

但是，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招致失败的右派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决定利用蒋介石。他们深知蒋介石的气量小，而且多疑，于是就费尽心机地从中挑拨，说俄国顾问对他的态度如何不好，如何想摆脱他。鲍罗廷离开广州前往北方同冯玉祥会晤，是想把革命重心转移到西北，以加强冯玉详同蒋介石的抗衡。他们甚至还说，俄国人要把蒋介石弄到莫斯科去。蒋介石果然相信了这些谣言。早在2月中旬，蒋介石就十分恼火，常常发牢骚，说俄国人不信任他。

进攻与退让(12)

恰在这时，国民政府决定将广西军队编为第八军、第九军。此事又引起蒋介石的猜疑，他相信，这件事“证明外面的谣言，不是凭空而来的。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都造出一种不良空气，使得军队里的官长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官长。”当时，广东有六个军，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广西有两个军。据蒋介石推算，照此下去，广西军队应该编为第七军、第八军。而第七军的编制却空了出来。于是，蒋介石猜测，这是俄国顾问暗示他的部下、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先要他离叛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和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这是不可掩饰的事实。”蒋介石由此断定，“已经有人不满意我”，甚至要“推倒我”。

2月26日，蒋介石突然扣留了王懋功，给了他3000元路费和一张船票，限令他立即离开广州。随后，蒋介石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代理第二师师长，缪斌为党代表。“这是蒋介石为中山舰事件作的准备”。蒋介石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试探一下汪精卫和苏联顾问的反应。这一点，蒋介石显然成功了。他削弱了汪精卫的势力。

蒋介石向汪精卫作出第一次示威之后，又致电周恩来，催促他速回广州。周恩来发现蒋介石同右派来往密切，并且觉察到“他的神色不对”，便报告了张太雷。可惜，“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作小问题，儿戏对之。”

在中山舰事件中兴风作浪的是孙文主义学会，这是黄埔军校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团体。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国民党右派谢持从上海跑到广州，名义上是参加学校开学典礼，实际上却在拉拢学校里的右翼分子，如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冷欣。他甚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名义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这番话激起黄埔军校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学员的仇视。而青年军人联合会里的共产党员又在军校公开散发《响导》周刊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于是，黄埔军校里的右派分子由此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不是一个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便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专门为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而成立的，“并不是为了要学什么孙文主义”。学会在成立之初，就同西山会议派有瓜葛，并且受戴季陶的直接领导。结果，这个学会一经组织起来，“就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事生非，寻衅肇祸，种种蛮不讲理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后来参与中山舰事件的骨干分子欧阳格、除策、缪斌、吴铁城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

进攻与退让(13)

孙文主义学会的阴谋策划，直接导致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他们曾警告蒋介石，对俄国人的迁就只能以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而告结束，左派力量正在成为主要威胁，对其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据包惠僧反应，这一事件“完全是王柏龄、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可以肯定，中山舰事件就是“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讨论，有计划有准备去进行的。”所以，当中山舰开到黄埔之后，孙文主义学会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举行暴动，推翻国民政府，逮捕蒋介石。

本来，在事件发生前夕，蒋介石就收到一封署名李之龙的来信，建议蒋介石在三天之内通过国民政府把广东企业收归国有，并且威胁说，如果蒋介石拒绝，就逮捕他，把他送到俄国去。

这封信显然是伪造的，但孙文主义学会借题发挥，向蒋介石解释说，派中山舰和写信本身就说明，“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要把蒋介石驱逐出广东”。

曾在广州担任季山嘉翻译的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回忆说，这个学会和戴季陶在中山舰事件中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她常听人说，1925年秋，蒋介石就已受到这个学会的有力怂恿，“3月20日他仅仅是执行者，为他出谋划策的是戴季陶。有人把蒋介石比作武装的戴季陶。”

关于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王柏龄直言不讳地说过：“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若没有学会的话，党老早就没有办法了。学会能立了这点功，也不枉这些对党热心效忠的同志”。

3月20日凌晨，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命令陈肇英、王柏龄逮捕了李之龙，让刘峙扣押了第二师各级党代表，还派军队包围了省港工人罢工委员会，收缴了纠察队的武装，该师第五团占领了海军局，并解除了海军局的武器。陈策、欧阳格率部劫持了中山舰，解除了军舰上的武装。

上午9时，第二师第五团的一个连包围了坐落在东山的苏联顾问团住地和办公室。一时间，东山岗哨林立，如临大敌。不准苏联顾问外出，不准到办公室去，甚至不准上医院，还剪断了电话线，解除了卫兵的武装，甚至扬言要把顾问们驱逐出广东。

当时，苏联顾问也考虑过进行抵抗，无赖他们在广州的人数只有40多人，力量单薄。直到下午2时，包围东山的部队才撤走，并发还了军械。

布勃诺夫使团亲眼目睹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他们“实际上遭到暂时的拘禁”。事件发生之后，布勃诺夫断定，这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

张国焘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事变包含着反抗苏俄控制的民族观念，要对中共加以压抑的反共意识。领导这一事变的蒋介石所采取的手段，却是一种推翻原有领导的军事异动。

进攻与退让(14)

经过中山舰事件，250多名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撤出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蒋介石牢牢控制了第一军。他向这些共产党员作了解释，但把自己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他说，为什么要各位都退出来呢？因为当时确实有人对各军军长说：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并且是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有人在演讲中说：“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吗？”这些话引起一般军官的恐惧与自卫，所以，对党代表感到不安和怀疑，这些军官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来。

毫无疑问，中山舰事件成了国共关系的转折点，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开始崛起，并且以比老右派更为激烈的方式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起进攻。此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控制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局面不复存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分化已经无法弥补，这为莫斯科处理国共关系增加了难度。

3．蒋介石扬言：如果不批准我辞职，就应该让季山嘉回国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却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在3月20日当天，根据布勃诺夫的指示，拉兹贡前往蒋介石住处询问情况。蒋介石“百方道歉”。拉兹贡发现蒋介石“非常沮丧”，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处分，他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里发生的挑衅事件他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他要下令进行严格调查”。拉兹贡对蒋介石“稍加责言”。随后，布勃诺夫也拜访了蒋介石，双方就事变发生后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磋商。蒋介石许诺，他将于次日同布勃诺夫“商议一切”。但是，蒋介石没有按时赴约。据其他将领反映，蒋介石“仍旧要求驱逐俄人及共产党人”。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季山嘉感到震惊，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但信很快被退回来了，据说蒋介石不在家。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办索洛维也夫判断，“蒋介石仔细考虑了自己的立场，决定以某种方式断绝同我们的联系。”

3月22日，索洛维也夫同蒋介石会谈。在场的还有汪精卫。索洛维也夫就中山舰事件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

蒋介石回答说：对人不对俄，并希望鲍罗廷迅速返回广州，季山嘉回国。

索洛维也夫当即表示，如果是这样，我们“即可安心”，可以命令季山嘉回俄。

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到会的有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宋子文、伍朝枢、陈公博、甘乃光、林伯渠，以及秘书长陈树人。会议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通过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办法以及季山嘉、罗加乔夫、拉兹贡等“工作上不同意见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等议案。

进攻与退让(15)

蒋介石三番五次地要求撤换季山嘉的根本原因是两人在北伐时机问题上出现分歧。蒋介石从汕头回到广州后，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就北伐问题提出一项议案，认为“革命根据地之广东将近统一，革命基础逐渐巩固，行将秣马厉兵，出定中原。”

经过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接着又削平南路与海南邓本殷叛部，重奠广东统一的局面。”蒋介石由此相信，广东既然已经统一，那么，“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师北伐了”。汪精卫对此也表示赞成，还“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鲍罗廷对此“亦未表示异议”。可是，2月7日，蒋介石同季山嘉讨论当前政局与军队组织问题。他感觉季山嘉“语多讽刺”，而且对自己有“疑惧”。这次会谈，给蒋介石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特别是在北伐问题上，季山嘉给蒋介石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不仅不赞成北伐，反而劝蒋介石到北方去帮助冯玉祥练兵。

对苏联来说，从地理位置上讲，广州毕竟离莫斯科太远。相比之下，苏联人更重视冯玉祥的所谓“首都革命”，急于谋求改变北京政府的现状，以期中国革命迅速发展，这对苏联的外交形势更为有利。因此，莫斯科“天真地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包子军人在鲍罗廷走后，一下要担起折中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感。”结果，蒋介石确信，莫斯科在北方支持冯玉详，重视国民军的势力，季山嘉让他去帮助冯玉详，这是“打消北伐根本之计”，使北伐“坐失时机”。蒋介石还感觉到，季山嘉劝他到北方练兵，“其虚实诚伪已彰明较著”。只要他在广东多呆一天，季山嘉的计划“总难实现”。所以，季山嘉不得不设法让他离开广东，“以失去军中之重心”，从而削弱国民党的势力。结果，蒋介石同季山嘉“反脸”，还打算“赴俄修养”。汪精卫因害怕激怒季山嘉，便催促蒋介石“速行”。蒋介石对此感到很恼火，他告诉汪精卫，他决不会因为一个苏联顾问的喜怒而“定去留”。

使蒋介石感到不满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军费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起初决定支付给黄埔军校的经费为30万粤元，第二师为12万。可是，第二天，黄埔军校的经费被减少至27万，而第二师的经费却增加到15万。蒋介石责问汪精卫，参谋团为什么推翻原定的议案，擅自减少军校的经费是谁主持的？汪精卫支支吾吾。蒋介石不会不明白，推翻军事委员会的议案，擅自减少黄埔军校经费，这决不是一件小事，难道汪精卫会不知道？蒋介石断定，这一定是季山嘉在“倒行逆施”。

由于同季山嘉的矛盾不断恶化，在同季山嘉谈话的第二天，蒋介石表示不愿意就任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职，并且于2月9日请求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和黄埔军校校长职务。2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2月22日，蒋介石出席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而气氛又使蒋介石感到不愉快。因为“席间座谈，多主北伐从缓。”

进攻与退让(16)

对于接连发生的事情，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以致30多年后他仍连连不忘。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开完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鲍罗廷以奉诏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甚解。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最后季山嘉更是明目张胆，破坏本党的北伐计划。”蒋介石断定，这并不是季山嘉个人的意思，而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

此前，季山嘉在给莫斯科的信中坦言，他同鲍罗廷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作用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根据他对中国军队情况的研究，认为从军队中清除共产党员的问题，“不仅是完全荒谬的，而且实际上极为有害的”。季山嘉还断定，从军队中召回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有碍于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百分之百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的工作。”他责怪鲍罗廷的工作方法过于僵化，“其危害越来越大”。季山嘉认为，鲍罗廷虽然在广州做出了巨大功绩，但“更多的他做不了”。他告诉莫斯科，如果有谁来取代鲍罗廷，那他是“最满意不过的了”。于是，他请求莫斯科向广州派遣一名新的强有力的工作人员，而且“必须是优秀的党员”。

蒋介石同季山嘉的之间紧张关系在蒋介石拘留王懋功后达到了顶点，以致蒋介石提出了辞职的请求。然而，使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是，对他的辞职，汪精卫“既不批准，亦不挽留”，一直拖了半个多月。蒋介石似乎按捺不住了，于2月27日拜访了汪精卫，明确表示：“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蒋介石感到不满和恼火的是，他在3月8日同汪精卫的谈话本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

直到3月14日，汪精卫仍然没有批准蒋介石辞职，反而“间接的暗示”蒋介石“离粤”。此时，蒋介石预感到，“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辞职而未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难道蒋介石真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吗？恰好就在这时，中山舰奉命驶抵黄埔，蒋介石乘机发动了一场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半暴动”。

苏联人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采取的行动会在某种程度上牵涉到历来不干预国民党内部事务的顾问们”，所以，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反对俄国顾问及共产党之举动”时，犹如“晴天霹雳”。

进攻与退让(17)

实际上，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莫斯科对广州的政局作出了完全乐观的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东方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有着巨大的进步，而且有些地方的发展，甚至比所期待的还要迅速，并且把广州国民政府看作是“东方革命民主政府的第一个榜样”。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基本核心就是同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各阶层利益共同性基础上，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制度，为争取革命独立和统一的革命民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革命联盟”。这就是说，广州国民政府“已经与工人、农民及城市民主派的最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并且依靠他们，击败了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因此，广州政府就成为“中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先锋队，同时成为国内将来的革命民主建设的榜样。”共产国际还相信，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右派的斥责以及对国民党同共产党联盟必要性的确立，巩固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活动的革命方向”。季诺维也夫甚至预计，中国共产党今后在同国民党的紧密合作中将取得更大的胜利。在这种乐观的情绪下，当苏联人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时，难免会“为之一惊”。

3月24日，苏联顾问团在广州召集全体成员开会。布勃诺夫在会上分析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由三类矛盾造成的：一是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同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之间的矛盾；二是国民革命中一道战斗的基本力量之间，也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三是国民党左派同右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布勃诺夫指出，为了保证中国国民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他还批评了在这方面的所谓过火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会造成以下结果：（1）吓跑大资产阶级；（2）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3）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4）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同右派之间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并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这就是布勃诺夫从中山舰事件中得出的所谓“实际教训”。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妥协退让的表现。布勃诺夫还把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苏联顾问在军事工作上出现的错误，这些错误表现为：没有预见到在国民政府里可能发生的冲突；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的程度，以及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巩固和团结；暴露出不善于事先揭示和消除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在三月事变中暴露得很明显；军队集中管理搞得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的暗中反对。

进攻与退让(18)

关于军队的集中问题，布勃诺夫认为，“应该考虑到中国将领和军官的心理和习惯，不应该这样迅速地转入集中管理和按日历安排工作程序。”他还特意指出，苏联顾问对中国将领们监督过多，认为这些顾问“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发号施令”。实际上，苏联顾问在中国将领们的脖子上套了五条锁链，即：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布勃诺夫批评说：“若是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五条锁链，你们也是会大发雷霆的，可你们却想用这五条锁链牵着中国将领这样的人物走，而这些人物还有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的陋习。”所以，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将领是中国的，而顾问是俄国的。“你们以为中国将领没有感到顾问是俄国的吗？他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不是都有，那么最独立自主的中国将领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是中国人，而顾问是俄国人，对他‘十分专横’。”于是，布勃诺夫强调，“对这种情况应该给予特别的注意”，在安排苏联顾问的工作时要充分考虑中国军官们的习惯和性质。

基于上述考虑，苏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海军以中国人为首而不是俄国人，司令部也以中国将领为首。布勃诺夫认为，这个方针是对的，“只能让俄国顾问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他再次强调：“这一点务必要做到，这里要有分寸。”3月20日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没有分寸的行为造成的。布勃诺夫甚至相信，这次事件“不能用个别人的原因作解释”，它在为数较多的中国将领和中国军官当中有根子。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让师长或司令部首长走在后面，而俄国顾问走在前面。”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开始攻击军队党代表制度。他说，在国民革命军里设党代表制度，在中国，是他一个人提倡的。这种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组织的办法”。苏联无论军队，还是重要机关，都设立党代表制度。而党代表的根本意义，“老实讲就是党派员来监督兵官的”。他在莫斯科曾询问过苏联人，他们的党代表制度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对方告诉他，这是一种临时制度。蒋介石当时就感觉到，如果是永久的话，恐怕就会“发生很大的毛病”。苏联人还告诉蒋介石，我们之所以需要党代表，是因为环境需要，等到军官和机关工作人员都成为共产党员了，那个时候，“党代表是完全可以取消的”。黄埔军校教导团最先实行党代表制度，那时候，党代表制度的用意，并不是用来监督军官，而是帮助从事军队行政、卫生等工作的。两年以来，从黄埔军校教导团到现在，“其中就发生了许多纠纷”。尤其是在平息刘、杨叛乱的时候，“发生的问题就渐渐多了”。蒋介石把造成这些纠纷的原因归结为党代表制度的存在。据他说，有许多军官写信质问，党代表制度是什么性质，苏联的党代表性质是因为军官不是党员，所以由党代表监督，我们这些军官都是国民党员，为什么还要派党代表来监督？有人甚至责问蒋介石，现在军队是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既然是国民党的军队，军队中的党代表，至少要由国民党员来充当，如果以跨党的党员来做党代表，“这就不能算是国民党的党代表了”。蒋介石认为，苏联派去当党代表的人都是一些资格很老的党员，而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幼稚的实在不少，如此以来，“我们的党代表比较俄国，其真正的性质和意义，也就失了一大半了。”

进攻与退让(19)

尽管苏方已经觉察到，蒋介石准备“以某种方式断绝同我们的联系”，而且还有传闻说，蒋介石已公开声明，他不愿意同俄国人共事。但是，布勃诺夫使团还是决定“尽量设法留住蒋介石并争取恢复他同汪精卫的友谊”。因此，在3月24日的会议上，布勃诺夫使团作出决定：解除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拉兹贡的职务。不过，布勃诺夫声明，我们在这里撤掉上层领导的职务，决不能理解为我们想诽谤军事工作的整个方向，如果有谁试图这样理解使团的决定，那么他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季山嘉和罗加乔夫是因为别的原因被撤职的。他们之所以被撤职，是因为在21日夜间使团接到报告说，20日的行动可能继续进行。于是，使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得出以下结论：广州市内力量对比不利于国民政府，而省内力量对比则有利于国民政府，这需要赢得时间，而“要应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因为情况很清楚，整个行动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所以顺应下去，“我们下决心撤掉季山嘉和罗嘉乔夫同志的职务。”

布勃诺夫解释说，由于这种让步，“我们取得了某种均势”。但是，这种均势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就连布勃诺夫也说不清楚。不过，他认为，这样做，“至少赢得了时间”。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使团才“走了这一步”。在布勃诺夫看来，“顾问团及其团长犯了不少错误”，所以，他向顾问们建议：十分认真地对待三月行动提供的经验，要纠正错误。马上做好以下工作：首先要从根本上消除俄国顾问突出自己以及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需要从后面拉一拉顾问，让他们同中国将领保持距离，不要过于“渗入”。

在广州担任顾问近两年的斯切潘诺夫也承认，苏联顾问犯了“工作程序之不适当”的错误：（1）集中陆军权力过速；（2）苏联顾问时常直接管理事务；（3）在军队中有关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和共产主义问题宣传过于激烈。

由于上述原因，难免会引起各高级军官的不愉快，他们起初还能忍受，但时间一长就会“公然反对”。而苏联顾问又没有注意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这“亦足以引起中国人对于俄国顾问之反感”。有关中山舰事件的原因，斯切潘诺夫还从苏联和蒋介石的个性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3月20日之事，吾辈同志各人之个性及为此事罪魁蒋介石之个性，均有重要关系。”蒋介石是一个特殊人物，因而“具有特殊个性，其主要之性格则为：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曾问过苏联人，他可以同苏联红军里什么人相比。对方告诉蒋介石，你同苏联的加米涅夫很相似。蒋介石听了后非常得意。苏联人的“种种之错误与梦想英雄蒋氏之个人性格两相对照”，受其攻击只是早晚的事。

进攻与退让(20)

有关蒋介石的性格，苏联顾问有很多描述，他们普遍感觉到，同这样一个人“协调一致地工作是非常非常之难的”。而且，蒋介石极端变化无常，十分孤僻。就他的天性而言，他是“一个多疑的、虚荣心很强的、城府很深的追求权势的人”，在他面前“永远不要表现得高傲”。由于对蒋介石个性的了解，苏联人表现出对“这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感”。切列潘诺夫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曾担心地问鲍罗廷：“蒋介石能跟我们走多远？”而鲍罗廷的回答却是：“他为什么不能更我们一起走呢？”

鲍罗廷过分地相信了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程度”，而没有注意到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但是，季山嘉“完全不像鲍罗廷那样注重中国的‘习惯、风俗和礼节’，显然也不十分赞赏鲍罗廷如此珍视的统一战线战略。”而且，季山嘉“不止一次公开流露出对蒋介石和一般中国军官的藐视”。他甚至绕过蒋介石，直接将苏联援助的物资分配给云南和江西的军队。“他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而不愿与蒋介石为伍。”

不过，拉兹贡的分析更符合实际。他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在3月20日发生，那么，“晚些时候也会发生”。他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这次事件“不必从俄国顾问领导层的错误或没有分寸的角度去看，而应该着眼于国民党内部表现出来的社会动向。”既然中国进入内战时期，所以，国民党的斗争会越来越尖锐，这必然会导致国民党的分裂。中山舰事件是“一个警告”，应该“从目前联合在国民党中的那些社会成分发生矛盾的角度去看这次事件”。

在布勃诺夫使团离开广州的当天，索洛维也夫致信加拉罕，对这种让步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对蒋介石的让步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迫不得已作出的”。使团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索洛维也夫之所以赞成这样做，因为他相信，“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太冒进了，忘记了他们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在最近几个月，特别是近一个月，“我们作出了种种使蒋介石与我们和与国民政府疏远的事情”。索洛维也夫表示：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他在信中还提到，只有鲍罗廷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别人替代不了，因为鲍罗廷“在蒋介石那里确实享有非同寻常的个人威望”，蒋介石“信任他”。为此，索洛维也夫希望鲍罗廷尽快从北京返回广州。

进攻与退让(21)

4．“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处境危险”，苏联人出面为蒋介石辟谣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尽管苏联方面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的处境仍然不妙。蒋介石3月20日的举动，显然违反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国民党内部大多数人都相信，继续联俄、联共、支持群众运动，“对进一步推进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是完全必要的”。结果，国民党多数将领“不愿意抬高蒋介石”的地位。

在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天，宋子文来到东山苏联顾问驻地，明确表示：“蒋介石此举殊属失当”。李济深、邓演达对蒋介石“亦有责言”。朱培德、谭延闿当着拉兹贡的面“称蒋为反革命”，并提出反对蒋介石的严厉办法。卧病在床的汪精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称蒋介石“为反革命”。就连国民党右派也在“酝酿反蒋行动”。在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广东的右派向苏联顾问“频送秋波”。孙科还设宴招待苏联顾问。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专程赶到东山拜访苏联顾问，并设宴招待了第五军顾问罗涅夫。

总而言之，3月20日之后，“全体皆对蒋表示反对”。“蒋介石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可是，就在蒋介石“处境危险，张皇失措”的时候，苏联人并没有乘机组织反击，而是选择了退让。

当时，蒋介石能够控制的军队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王柏龄的独立师以及吴铁城的警察部队。尽管蒋介石的力量并不弱，但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和第五军李福林都同蒋介石不和。如果苏联顾问组织对蒋介石的反击，完全是能够成功的。

毛泽东明确告诉季山嘉，我们应该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独立团。然后开会，并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不惜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毛泽东还分析说，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势力占优势。然而，就两广而言，广西的李宗仁同蒋介石也有矛盾，加上广东的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可为我所用。摆好这样的阵势对付蒋介石，蒋便无能为力。

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们不赞成反击。他们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认为肇庆一带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经费，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他各军将领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警察部队，对付独立团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的弹药补给也成了问题。相反，蒋介石却从莫斯科得到大批弹药。就这一点而言，独立团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下去。

周恩来对当时的倒蒋也有过回忆，他说：那时候，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疑问，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

进攻与退让(22)

3月24日，布勃诺夫使团离开了广州。第二天，汪精卫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然后隐匿起来了。汪精卫的出走，倒使蒋介石感到了压力。为了争取主动，蒋介石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递交了“自请处分”的呈文，随后离开广州。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实现了他的意图，他不仅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挤走了中共党员，而且还逼走了季山嘉。但是，蒋介石很清楚，此时，他的地位还不巩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没有苏联的援助，“面对众多敌人的广州这时是无力应付的”。而且，蒋介石还意识到，国民革命军中的多数将领“不愿意帮他独揽大权”。因此，他只有继续求助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为了恢复同苏联人的联系，并“在较低的程度上获得左派的支持”，蒋介石准备“尽全力作出补救”。

于是，蒋介石又开始大谈中苏合作的必要。3月24日，蒋介石听说使团要离开广州，竟然赶往使团驻地送行，并且同布勃诺夫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蒋介石表面上很诚恳，想为自己辩解并对3月20日事件作出解释。”蒋介石表示，他愿意继续同苏联合作，希望鲍罗廷迅速返回广州。

在国民政府当天为布勃诺夫使团举行的欢送宴会上，邓演达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发表致词，他说：国民党、国民政府与苏俄本属最好同志，今日诸位归国，我代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汪、蒋两位先生表示：今后本党本政府联俄政策，“非特未有丝毫变更，当视前益加亲善及进步。”

3月27日，蒋介石同中央通讯社记者谈话时表示，苏俄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既然为国民革命尽力，就应该努力促成世界革命。如果说世界革命的同志互相伤害，而不相互联合，哪有这样的道理？

蒋介石的公开表态，使苏联人相信，同蒋介石的合作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为了达到利用蒋介石的目的，斯切潘诺夫主张，应该满足蒋介石“喜尊荣”的虚荣心。据他分析，蒋介石如果想打击左派，凭他的实力，不仅消灭不了左派，反而“足以自取灭亡”。蒋介石又是“喜尊荣及有智慧之人”，所以，他决不会这样做。因为蒋介石说过，“3月20日之事于学识上所得者良非浅鲜”。这说明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蒋介石“受到右派方面反革命者之耸动”。斯切潘诺夫甚至相信，如果苏联人对蒋介石“灌注一小部分之革命主义，并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则3月20日之事永远不再发生。”所以，斯切潘诺夫建议，我们在这个时候应造成一种不利于发生类似于中山舰事件那样的局势，迫使蒋介石再次同我们合作，以“满足其喜尊荣之欲望”，并且使蒋介石在苏联的协助下得到比现在更大的权力和实力。这就是苏联顾问团所拟定的利用蒋介石性格以“进行国民革命事业之大略情形”。为此，即便对蒋介石的要求作出让步，也“无不可”。

进攻与退让(23)

在中山舰事件责任方面，布勃诺夫甚至为蒋介石开脱，他在离开广州之前曾对《响导周报》记者表示，广州3月20日事变，黄埔军队在短时间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住宅，逮捕李之龙等50多人，这些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没有被捕，仍在广州。而且，蒋介石“更无杀人之事”。蒋介石承认此次举动只是防止发生叛乱之事，“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他的军队里确实有反共分子，而且他并未发出包围俄人住宅及罢工的命令。此时，蒋介石已经了解到共产派确实没有危急国民政府及他本人的计划，所以，“风波已归平静”。

就在这时，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又为蒋介石安抚莫斯科提供了机会。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山舰事件成了大会议论的中心话题。蒋介石在3月20日的“果断步骤”，使西山会议派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把反共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大会在召开的第一天便发出“勋勉广州同志电”，表示所谓的“祝贺”。与会代表认为，蒋介石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忠诚才这样做的。

然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正当西山会议派为蒋介石的举动而陶醉时，蒋介石却谴责了西山会议派。广州国民政府于3月29日发布公告，严重警告西山会议派，说他们先在北京开会，接着又在上海召开伪中央会议，“蓄谋破坏本党基础，造谣煽动，无所不至。”国民政府的公告严厉指责说，“少数叛徒，倒行逆施”，以3月29日召开伪代表大会为号召，“仍谋西山集合，不遂则在上海举行，以此个人叛乱，实属罪不容诛。”公告声称，国民政府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对于这种“叛逆严厉惩治”。并且表示，凡在上海、北京等地，“假冒本党最高机关名义，以遂其叛党营私之目的者，不分首从，一概拿交法庭，照叛逆论罪。”4月3日，蒋介石便发出通电，公开反对西山会议派。他在通电中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一案，全系个人局部问题，由他本人负完全责任。但是，近日本党的一些不良分子，“以中山舰案为名，造作谣言，以行其反革命阴谋之实，不使本党同志同归于尽而不止，此种败类，不除何待。”现在又接到上海西山会议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其煽动挑拨之伎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的行动，不愧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竟敢不法通电”，真是“殊甚痛心”。蒋介石还公开表示，他是孙中山的信徒，“不偏不倚，唯革命是从，凡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应该将其“扫除”。

进攻与退让(24)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对中山舰事件的几位主要帮凶进行了处分。他免去了王柏龄第二师师长、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的职务，责令他们从速离开广州。还免去吴铁城新编17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长职务，送虎门要塞软禁起来。其他几位，如欧阳格、陈策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蒋介石还对朱培德说：为了证明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他愿意做一切应该做的事情。他告诉李章达：必须马上同右派断绝关系，他决定解散孙文主义学会，同时也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由你担任广州公安局长。如此以来，“我们将削弱右派的实力”。4月7日，蒋介石发出《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规定：除黄埔军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当由党部加以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一律自行取消”，否则“严重究办”。4月21日，孙文主义学会宣告解散。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下令释放了李之龙。

从这段时间蒋介石的言行和举止来看，他既打击了左派又压制了右派。对于蒋介石的这种两面派手段，周恩来这样说过：“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

蒋介石的一连串举动，使得斯切潘诺夫相信，蒋介石“仍旧为各方面中坚分子”。斯切潘诺夫认为，蒋介石就中山舰事件已经发表了《罪己书》。尽管他免去了共产党政治宣传员的职务，还要求侦查苏联人住地，规定苏联顾问的权限，但观其意态，“似又略向左演进”。而且，蒋介石曾发出激烈电报，“攻击上海之右派集会”。斯切潘诺夫还感觉到，蒋介石“对于一切俄人表面上均变为和蔼可亲，谈话之时每问计于俄人”。根据蒋介石的态度变化，斯切潘诺夫得出两种结论：其一，蒋介石“诚意缓和3月20日之事，与左派联合，共同尽力于国民革命”。如果这样的话，对苏联“有益”；其二，蒋介石的上述种种所为，“乃欲蒙蔽反对派之耳目而预备再举”。

斯切潘诺夫提出两种相应的对策。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则表明“蒋介石仍继续为国民革命工作”，我们应当“处处迎合其意与予以让步”。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就应“预备与之奋斗”。但是，斯切潘诺夫认为，无论出现哪种情况，苏方采取的根本政策，均应同蒋介石合作至最后。贝兹斯察斯特诺夫甚至认为，蒋介石始终是苏联人“所倚恃之人”，并且“甚爱俄国顾问”，只是对罗加乔夫“感情甚劣”，因为罗加乔夫不是蒋介石的顾问。

事实上，布勃诺夫使团已经选择了同蒋介石的继续合作。为此，使团在处理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不惜向蒋介石作出了让步。布勃诺夫在离开广州之前还特意向蒋介石表示了“继续合作的意向”。而留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对蒋更表示恭顺，似是顺水推舟，促成蒋氏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进攻与退让(25)

惯于大耍两面派手段的蒋介石在稍加安抚苏联人之后，又开始利用他的暂时胜利来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4月2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加以解决。“整理党务案”一共九条：

（1）凡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练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是孙中山所创的三民主义，对于孙中山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2）凡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的名册交给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3）凡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在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会总数的三分之一；

（4）凡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

（5）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得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集会；

（6）凡属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许可，不得有政治关系的组织及行动；

（7）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其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的一切训令，应先交国共两党联系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来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系会议追认；

（8）国民党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之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果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其他党者，不得再加入国民党；

（9）国民党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党籍，或依其所犯错误程度，加以惩罚。

这个提案既打击了共产党，又抑制了国民党右派。4月3日，也就是蒋介石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当天，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必须解决党内纠纷问题，即纪律和党员成分问题。他建议，立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整顿纪律，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对于三民主义尤其不准批评与怀疑。国民党内部不允许其他小团体存在，“须事事公开，不得有秘密行动”。他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提出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国共两党之间的重大问题，应交联席会议解决。共产党的秘密文件，也可以交给联席会议。至于其他的权限问题、手续问题，也应“详细规定”，以免日后再次发生纠纷。

进攻与退让(26)

有关党代表制度问题，蒋介石提出，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前，此项制度不宜取消，但“党代表资格应有相当限制”。而跨党党员不应担任党代表。只有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才能担任军队干部，而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蒋介石承认，2年来，国民党联合苏俄，容纳共产党，对于革命形势的增厚，革命方法的进步，在唤起民众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实非浅鲜”。由此看来，应当肯定共产党是一种革命势力，苏俄有助于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因此，处于革命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对于这两种势力，“实有联合团结之必要”。但是，蒋介石同时又提出对共产党加以种种限制：尽忠于三民主义的工作；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一切秘密团体及秘密行动；共产党对其党员的训令及策略，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名册应交给国民党最高干部；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宣传部部长的党员，其党龄应在5年以上。

蒋介石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苏联顾问的权限问题：（1）不宜把持要职，与希图集中权力于顾问之举；（2）使中国革命有自动的能力，不限于被动地位；（3）辞去行政长官职权，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4）对于国民党及军队条例，如有贡献，应以中国革命全体利害为立足点。

即便这样，莫斯科还在不遗余力地为蒋介石辟谣。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引起西方一片喝彩。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更是无奇不有。上海的《北华捷报》报道说：蒋介石“拘留了六十名莫斯科间谍，但有十名逃逸，其中就有罗加乔夫。”《京津泰晤士报》称：“国民党军队中的所有俄国人都已接到辞退书，四十七名顾问几乎全部入狱。”英国在香港的报纸还报道说，3月20日广州发生“反革命颠覆事件”。对此，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辟谣说，这是“英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上述报道的缘由“可能是广州军的蒋介石将军同广州政府存在一些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不是原则性的，不是武装的争权夺利，而且很快就消除了”。另据鲍罗廷说，“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的严重性”。《星火报》更是明确地宣称：“英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的真正意图说成了既成事实”，国共发生冲突的消息纯属捏造，所谓俄国人被赶出广州的谣言是无中生有的。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甚至发表文章，表示对蒋介石的支持。维经斯基也在报纸上撰文，再次否认蒋介石发动过事变。

5．蒋介石说：鲍罗廷的态度“极为缓和”，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

进攻与退让(27)

布勃诺夫在处理完中山舰事件后，于3月27日致信鲍罗廷，介绍了广州发生的情况。他还通告鲍罗艇：根据使团的决定，季山嘉和罗加乔夫已被解除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个决定是考虑到3月20日后出现的局势作出的。

鲍罗廷万万没有想到，他在1月份还十分自信地向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保证过，蒋介石是一位“完全可靠”的将军。可是，只过了两个月，蒋介石就在广州发动了“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准暴动”。

面对这种局势，鲍罗廷十分清楚，要确保莫斯科在广州的利益，他必须继续拉住蒋介石。4月29日，鲍罗廷匆忙回到广州。第二天，他赶往黄埔找蒋介石谈话。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透露：胡汉民曾告诉他，不要再信任鲍罗廷，并将鲍罗廷扣留。

鲍罗廷虽然不大相信他会被扣留起来，但又觉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借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至于广州的局面能否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状态，鲍罗廷确实“没有把握”。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做到哪里算哪里”。好在莫斯科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并且授予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召开，有7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两次大会。会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的雄厚实力，也助长了广州局势向左发展。

惯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设宴招待两会代表。5月2日，他还以《工农大联合》为题在会上发表演讲，依旧是满嘴的革命辞藻。他说，工农群众同国民政府合作，促成了广东的统一，肃清了一切反革命派，使国民政府的基础更加巩固。到五卅运动的时候，职工运动的发展，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峰。革命军如果能努力为工农谋利益，而全国工农又真正能参加国民革命，那么，国民革命就能成功。

由于中山舰事件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与会者对蒋介石演讲的反映并不热烈。以致蒋介石几乎每天都向鲍罗廷抱怨说：“共产党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鉴于蒋介石已经公开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所以，左派和共产党人更加怀疑蒋介石是右派，而鲍罗廷却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一个中派”，还没有彻底向右派转变。

此时，广州的一切重大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鲍罗廷和张静江三人秘密商谈解决。但是，鲍罗廷很快就发现，自己“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过去，各界要人都跑到他这里来求教，而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进攻与退让(28)

最让鲍罗廷担心的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因为，他已经听到来自香港的传闻，说“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而且还要“实行分共”。因此，鲍罗廷不得不考虑，如果苏联人在广州的处境并不像传闻中所说的那样恶劣，那么，他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还向中共方面表示，莫斯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且已经同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因为中山舰事件而有所损害，那么，“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正因为如此，莫斯科一直在想方设法冲淡中山舰事件的严重性，甚至不惜出面替蒋介石辟谣。所以，对鲍罗廷来说，他着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弥补莫斯科同蒋介石之间所出现的裂痕，“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乎都成为次要的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鲍罗廷甚至把中山舰事件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以挽救莫斯科和他本人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一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蒋介石在鲍罗廷的帮助下逼走胡汉民和许崇智之后，汪精卫便成了他的唯一对手，结果，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成功地削弱了汪精卫的势力。这样以来，鲍罗廷精心策划的汪、蒋合作的局面已难以为续。而在中山舰事件中受到打击的汪精卫又声称自己有病在身，过起隐居的生活。但他没有很快离开广州，而是一直在静观事态的变化。其实，汪精卫很希望鲍罗廷能够帮助他打击一下蒋介石的气焰，使他得以体面地复出。可是，事态的演变并不像汪精卫想得那么简单。亲汪分子在3月底曾召开促汪销假复职大会，无赖国民党军政要人对汪精卫的复出并不热心，还说“汪蒋再合作是有困难的，汪既不愿意再干下去，旁人也不好强人所难”。

就在这时，蒋、胡合作的消息又在广州传开了。同鲍罗廷一起回到广州的胡汉民，很快和蒋介石言归于好，他不仅参加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而且还同孙科、伍朝枢和吴铁城这几个右派分子打得火热。在莫斯科呆了半年多的胡汉民并没有感激苏联人，还公然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甚至煽动蒋介石全面反共。蒋介石虽然没有接受胡汉民的建议，但他利用了这一局面向鲍罗廷施加压力。

于是，对鲍罗廷来说，他必须在汪、蒋之间作出选择。尽管他一直把汪精卫当作最亲密的合作者，但是，为了防止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蒋、胡合作的局面，他最终还是抛开了汪精卫，转而支持蒋介石。

进攻与退让(29)

据张国焘回忆，鲍罗廷同他谈过国民党领导人的安排问题。鲍罗廷说，汪精卫现在既然不露面，别人也就无可奈何。至于胡汉民的企图，鲍罗廷认为是决不会成功的。从鲍罗廷谈话的口气中，张国焘判断，“国民党领导权的转移，似已确定了”，而且“转移谁属，也不难想象了。”

有关中山舰事件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策略问题，布勃诺夫在3月27日的信中提出了初步看法。他说，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应该是帮助它加强内部的组织性和它同群众的联系，不断推动它在领导国民革命时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项工作中，“共产党应该表现出很有分寸”，但“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当作助手和领导者。”布勃诺夫还提出，对国民党右派应该采取打击的策略，并且“取消国民军中的孙文主义学会”。

4月24日，联共（布）党员穆辛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份提纲。这个提纲的基调就是向蒋介石让步。穆辛在分析中山舰事件后广州的形势时指出：此后出现的局势孕育着危险的后果，它明显暴露了国民党左派和广州政府主要领导核心的内在软弱性。以拥有强大力量的蒋介石为一方，同以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为另一方，彼此关系的破裂，有可能造成国民党左派的严重分裂，导致广州政府的垮台。这种关系的破裂在目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中国的北方出现了吴佩孚、张作霖这两股强大的反动浪潮。如果广州政府内部发生分裂和斗争，北方的反动派就可以比较容易收拾它，进而占领广东。

于是，穆辛提出，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团结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政府中和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主要核心力量，重新使汪精卫复职，使这一派（汪精卫、蒋介石）联合和团结起来。”尽管穆辛已经认识到蒋介石“有种种主观上的缺点”，甚至在将来还有可能“造成新的严重麻烦。”但是，他仍然建议，“应当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国民党内部和广州政府的领导问题，只应通过团结整个左派来解决。所以，穆辛提出：“排挤或不让蒋介石或汪精卫积极参与领导政治生活，这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问题，穆辛肯定地说，革命胜利后取得全国政权的政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因此，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目前的常常是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的改善和为进一步争取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他主张，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组织，而是通过吸收新的阶层和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来发展、加强和巩固国民党本身。因此，在国民革命运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并同他们在组织上彻底决裂，“这对国民革命事业来说是很不恰当的”。

进攻与退让(30)

穆辛已经发现，国民党左派的一些首领，“特别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组织有恐惧心理”，试图“取得对共产党的监督权”。对此，鲍罗廷并没有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而是主张中国共产党由半地下状态转向合法化。穆辛则主张“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真诚的联盟”，为此，莫斯科应该使国民党左派相信，苏联人“不是在从事反对他们的工作，而相反是在为巩固和发展国民党本身，为巩固和发展它的国家机关和国民革命军而工作。”他分析说，3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由于苏联军事和政治顾问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加速和激化了”。因此，苏联顾问同中国将领一起工作时，尤其需要掌握分寸。“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向国民党右派妥协和让步的纲领。为了莫斯科的利益，苏联人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穆辛的报告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意见。在他起草这份报告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维经斯基、拉狄克。会议指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会议还认为，至少在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现有的组织关系“做任何改变都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对国共两党关系来说都是危险的”。会议甚至要求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同时，会议也表示，要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者将其开除出国民党。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上述问题作出决定。

此时，联共（布）党内围绕中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极力推崇统一战线方针，托洛茨基则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加入国民党，建立什么统一战线，并对斯大林进行猛烈攻击。如此以来，斯大林也就绝对不会赞成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如果苏联人被赶出广州，这不仅对莫斯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且还会使斯大林陷入窘境。

所以，莫斯科的意图非常明确：为了恢复苏联在广州的立足点，它将不惜任何代价，其中包括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而这个左派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也就是说，莫斯科决心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为代价拉住蒋介石。

为了继续执行布勃诺夫使团对广州的政策，同时贯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鲍罗廷转向支持蒋介石。他很清楚，一心急于北伐的蒋介石需要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因此，鲍罗廷对拉住蒋介石充满着信心。他曾对张国焘说：蒋介石“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鲍罗廷向蒋介石透露，他已经使莫斯科“成为蒋的强大后盾”。鲍罗廷还向蒋介石介绍了莫斯科的情况。鲍罗廷这样做，无非是想让蒋介石信任他。而此时的蒋介石，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也离不开莫斯科的帮助，尤其是鲍罗廷的支持。

进攻与退让(31)

从5月1日至14日，鲍罗廷同蒋介石举行了多次会谈。据《蒋介石年谱》记载，蒋介石同鲍罗廷的谈话主要有以下几次：5月1日晚，与鲍罗廷纵谈时局，约4小时余。7日晚，与鲍罗廷议事，直到凌晨3时。12日，会见张人杰及鲍罗廷，“商议党务与政事”。会谈中，蒋介石不断给鲍罗廷出难题。下午，双方商定了整理党务的具体办法。13日，蒋介石拟定了“国共妥协条件”。当晚，蒋介石同鲍罗廷商谈“对共党各事”。14日，蒋介石同鲍罗廷再次磋商“国共协定”。鲍罗廷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蒋介石解释说，这些条件对共产党来说虽然苛刻了些，但是，大党内部允许小党活动，“无异于自取灭亡”。由于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的策略，是孙中山定下来的，所以，“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而鲍罗廷始终“默然”

经过商谈，5月9日，双方达成三点共设：（1）鲍罗廷容忍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所作所为，包括蒋介石限制、排斥中共党员的行为以及“以蒋代汪”的局面；（2）鲍罗廷将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全部交给蒋介石；（3）蒋介石答应继续聘请鲍罗廷担任高级顾问，并接受鲍罗廷提出的打击右派的意见。

蒋介石在回忆两人商谈整理党务案时这样说过：“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双方达成了八点协议。

这八项协议是：

（1）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共产党的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2）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3）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充任；

（4）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5）凡属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的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6）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的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系会议通过；

（7）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加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8）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程度加以惩罚。

上述八项协议，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作出了让步，同时也抑制了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基本上体现了莫斯科的意图。

6．鲍罗廷表示：应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让步，不反对整理党务案

鲍罗廷在向蒋介石作出让步的同时，却在指责中国共产党。他把中共广东区委的人召集起来开会，批评中国共产党不该采取退让的政策。还说1925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后果。这些举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一种暗示，使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这就“间接鼓励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显而易见，鲍罗廷说这番话，其意图是将酿成中山舰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而他对蒋介石所作出的让步，却是“不得已和暂时的”。他还声明，这只是限于过去经验的检讨，并非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

进攻与退让(32)

但是，张太雷道出了鲍罗廷“在这一件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不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科的政策或者俄国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极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廷的错误，他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的交代。”

对于鲍罗廷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很反感。毛泽东一直不满意鲍罗廷的行为。中山舰事件后，他辞掉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农民运动。当毛泽东得知这一内情后，他责怪鲍罗廷“这个假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张国焘同样也感到不愉快，他回忆说，在5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人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张国焘透露实情。他向张国焘说的话，“大多是闪烁其词的”。张国焘非常不满，甚至准备提前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

大约在5月上旬，苏联提供的一批军事援助运抵广州。“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此时的鲍罗廷更是踌躇满志，“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在广州的部分中共党员强烈要求鲍罗廷把一部分武器送给中国共产党，以便对付蒋介石可能制造的分裂。张国焘还责问鲍罗廷，苏联政府既然可以将大批军火供应给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人和农民？“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他还对鲍罗廷说，你把目前的退让措施看作是暂时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甚至注重土地革命，但是，如果不给中国农民武器，这一切都“成了废话”。

然而，鲍罗廷拒绝了，他认为目前决不可能这样做，等到时机成熟了，“再作计议”。不仅如此，鲍罗廷还把“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扣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后来，斯大林批评陈独秀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其实就是受鲍罗廷的影响。

毫无疑问，鲍罗廷执行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张国焘曾询问鲍罗廷：“国共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而鲍罗廷的回答令人吃惊，他说：“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

5月14日，即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鲍罗廷要求张国焘、谭平山去拜访蒋介石，说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第二天就要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界的传言很多，说中共要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闻甚表关切。所以，他希望中共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也就说不上赞成或者反对，而且还要向蒋介石讲清楚，中共始终维护两党合作，决不会公开反对国民党，如果第二天广州发生游行示威或者出现传单，这完全与中共无关。

进攻与退让(33)

鲍罗廷的建议无疑使广州的中共党组织陷入尴尬境地。谭平山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直被看作是亲近汪精卫的左派人士，中山舰事件后始终没有同蒋介石接触。他对鲍罗廷的建议“苦笑不语”。张国焘宣称，广州市流传的有关破坏国共合作的谣言与中共无关，中共方面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却不了解详细的内容，如果中共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忠诚，这“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但在鲍罗廷的再三劝说下，张国焘、谭平山只好前往东山拜访蒋介石。他们按照鲍罗廷的要求，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态度。蒋介石自然是“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担任当天会议的执行主席。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以及“改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为由，提出《整理党务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以及《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案》等4项提案。

其中，《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与谭延闿、孙科、朱培德、宋子文、甘乃光、陈公博、伍朝枢等联名提出的。主要内容有两条：一是整理党务案的四项原则：改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的行动与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地位与意义。二是组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审查两党党员妨碍合作的行动、言论及其纠纷问题，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的各种重要事件。

《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由蒋介石、谭延闿、谭平山、伍朝枢、程潜、甘乃光、陈公博等联名提出。建议设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监督党务工作的进行。这项提案实际上从组织上进一步排斥了汪精卫。

《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是蒋介石单独提出来的，共有九条。大部分条文是蒋介石同鲍罗廷事先商谈好的。后来又增加了一条，即：凡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项议案一提出，“全场相顾惊愕”。

《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案》也是蒋介石单独提出来的。内容是：国民党全部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各地党部需要统一，没有中央命令的党部一律取消。

这段时间，蒋介石同鲍罗廷又亲热起来。5月16日，蒋介石在审查整理党务案之后会见了鲍罗廷，说国民党党员消极抵制共产党，不能积极地奋发自强。甚至担忧国共两党党员“混合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他乘机提出，革命非统制不可，否则不能成功。鲍罗廷竟然被蒋介石的花言巧语所感动。当晚，蒋介石又赶往鲍公馆看电影。

5月20日，会议选出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代表。其中，国民党5名，包括蒋介石在内，共产党只有3名。5月21日，会议发布北伐宣言。22日，会议闭幕。蒋介石在当天发表讲话，为提出整理党务案辩解。他说，他这次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如果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以为提出整理党务案的是一位有实力的军人，那就完全错了。他提出整理党务案，是“鉴于现在时局的纠纷和环境的险恶，实在有不能不整理之势，才提出整理党务的办法。”他在讲话中还标榜自己如何拥护革命。他说，如果今天有人说我不革命，那就无异于说我反革命，“我不但不能承认，而且要起来反对他。”

进攻与退让(34)

会议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职务，选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接替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不仅接替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而且还担任了国民党军人部长。这些人事方面的所谓改革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一手促成的，“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不难发现，这四个提案，特别是蒋介石单独提出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其目的是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削弱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也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对此，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此时共产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整理党务案的办法，决不是由“容共”到“联共”，“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所以，整理党务案公布后，在广州的中共党员“无不万分激愤”。有些人不满地责问说，为什么不主动提出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为什么不退出国民党？为什么要被动地受处罚？

尽管鲍罗廷也感到不愉快，但他还是作了“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声称：“我们没有被驱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自我安慰，说右派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他自己也没有被扣留，而主张扣留他的胡汉民倒是被赶出了广州，企图捣乱的吴铁城被拘禁了，西山会议派的人也不能插足广东。右派“连一个职位也没有捞到，几乎所有部长都是左派”。这一切都证明受到打击的不是我们。

其实，鲍罗廷向蒋介石妥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想利用蒋介石来反击右派。蒋介石同意了鲍罗廷的要求，在提出整理党务案时对右派的活动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仅此一点，鲍罗廷竟然感到很满足了。他对彭述之说：“我也知道，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为了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北伐”。他甚至相信，“将来随着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

进攻与退让(35)

事后，鲍罗廷在给加拉罕的信中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右派软弱无力的具体表现。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他认为，这些决议“从右派手里夺走了反对我们的武器”，“右派被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现在，右派受到打击，“也无法诿过于共产党人”。在谈到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原因时，鲍罗廷解释说，中派和右派都要求蒋介石继续打击共产党甚至左派。鉴于蒋介石的困难境地，他必须对孙文主义学会或共产党采取措施。他在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提出的“调整同共产党人关系”的决议案，实际上是缩小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权力的决议案。结果适得其反，“左派更生气了”，而孙文主义学会发现蒋介石从3月20日到5月15日，也就是从公开反党走到反共，则继续要求蒋介石对共产党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措施。“可以说，他成了他们的俘虏”。所以，蒋介石不得不向中派和右派作出让步。

鲍罗廷还说，据他所知，右派人物对这次会议感到很失望。实际上，鲍罗廷对右派的概念是模糊的，他不是把右派当成左派，就是当成中派。在他眼里，戴季陶、叶楚伧不是右派，而是中派。结果，前者担任了广东大学校长，后者也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书记。鲍罗廷还天真地认为，吸收中派参加工作，“沉重打击了黄埔以外的右派”。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宣言既然已经明文规定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同反对派作斗争，我们大可借此发挥一番，鼓动国民党继续往革命方向推进。

在中共方面，陈独秀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否则，“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然而，对于陈独秀的意见，莫斯科一方面在《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另一方面又派共产国际远东部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

结果，鲍罗廷拒绝了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为这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旨意。中共既然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地退出来。他承认，“国共是要分家的”，但同时又认为，“分得愈迟愈好”。等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就“可能便要实行分家”了，但现在“应该继续容忍合作”。

张国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鲍罗廷的所谓“中共注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以及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种种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他也主张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转向注重工农群众的工作，不要介入国民党内部的纠纷。

进攻与退让(36)

鲍罗廷讥笑张国焘的想法是“退却步骤”，认为在5月15日以后退出国民党，这是经不起打击的示弱表现。他还劝中共中央不必在意整理党务案，除了其中规定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高级党部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诸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的片面决定，中共可以在将来两党联席会议上提出异议。他还建议中共中央采取拖延的办法对付国民党所要求的联席会议，如果不能拖延，就派人到广州来参加会议。

谭平山对5月15日后的局势表示相当不满，说他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跋扈，中共又如此忍让，他要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深和广东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公开同蒋介石抗衡。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鲍罗廷。

鲍罗廷对于谭平山的意见，并“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至此，他“再也不掩饰他对蒋介石、张静江的反感”。他表示，如果有人反对张静江，“也是理所当然”的。这说明鲍罗廷对蒋介石极力忍让，“实际是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从反对张静江下手，来改变既成局面。”而他此后的一切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训令不准退出国民党。这表明鲍罗廷的建议已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从中山舰事件到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广州局势的发展表明，这是蒋介石削弱苏联的控制，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左派，强化资产阶级领导的过程。蒋介石个人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继4月16日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5月17日，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6月5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5日，蒋介石当上国民党军人部长。第二天，他又接替张静江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至此，汪精卫原来担任的职务，除了国民政府主席外，均由蒋介石担任。有人评论说，此时的蒋介石，“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莫斯科的交易(1)

莫斯科的交易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之一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特权。蒋介石在得知雅尔塔协定后的心情，可以用“痛愤与自省”来形容。他确实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在一连几天的考虑之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对雅尔塔协定的基本态度。但他对“租借”二字无法接受，认为“租借地”这个名称被中国人认为是“最大之羞辱与污点”，所以，“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族之历史”。蒋介石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旅顺再次被俄国租借，将“决难忍辱”。

蒋介石关心的是中国东北的主权问题。他之所以接受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问题的条款，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帮助他收复东北失地。这从他当时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表示，凡是帮助中国收复失地的友邦，“将来中国领土内，如为远东和平有建筑海、空军基地之必要时，中国愿与各友邦共同使用，当不加拒绝。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以后，东三省的铁路和商港，当给苏联以便，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与苏联共同使用，决不致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他还声称，如果苏联能够按照中国的要求解决东北问题，那么，这将是“中苏合作的第二个机会”。蒋介石甚至表示，中苏签订密切合作条约之后，“将来中苏之间的国界上，甚至可以不设防”，就像美国同加拿大之间一样。

蒋介石急于同莫斯科签订友好条约，一个重要原因是打算在战后解决中共问题时“避免遭到俄国的干扰”。其实，早在6月份日本就请求苏联出面调停结束战争。但美国和英国急于要求苏联参战。如果没有人敦促苏联参战，那么，结局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尽管如此，蒋介石“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承认，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

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

1．蒋介石称：美国如有改进中苏关系办法，“中国必将全力以赴”

1943年2月，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转折。7月至8月，苏军又取得库尔斯克战役大捷。与此同时，英美联军也在西西里登陆，意大利随即投降。11月底至12月初，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缔结了《德黑兰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美国和英国应在1944年5月发起诺曼底战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由此看来，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已为时不远。这预示着美苏将取代传统的欧洲强国在战后主导世界。于是，美苏两国开始按照各自的意图规划战后世界新格局。

莫斯科的交易(2)

毫无疑问，日本战败之后，中国在远东地区举足轻重。美国要想在战后确保它在该地区的势力，并且与苏联相抗衡，它就必须使中国成为其可靠的同盟国。也就是说，美国对战后世界局势尤其是远东格局的设想是同中国局势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43年圣诞节前夕，刚参加过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说，英国、俄国、中国和美国及它们的盟国拥有世界三分之四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拥有巨大军事实力的国家紧密合作，决心维护和平，就不可能出现一个侵略国来发动另一次世界战争。”

四大国的概念是罗斯福首先提出来的。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发表一项宣言，中国驻苏大使作为副署。四国在宣言中保证，战后将“联合行动”，以“缔造和维护和平与安全”。但是，“莫斯科并不希望中国被承认为四个大国之一”，斯大林“强烈反对中国参加签署宣言”。苏联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起草的宣言草案只提出由苏、美、英三国政府达成协议，而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以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相威胁，苏联才承认了中国作为四大国成员，但也“不是真心承认”。

苏联同美、英两国毕竟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且，中国国内还有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问题。美国要想在战后实现这四个国家的合作，就不得不考虑到这些因素。美国驻华外交官戴维斯曾就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以及美、苏卷入这场斗争的问题给华盛顿写了一份报告。他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接受共产党人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即让共产党合法化并推进民主改革的实施。另一方面，共产党也不会接受蒋介石提出的解散其武装的要求。解决这一僵局的办法，就是国民党取缔共产党。一旦采取这种办法，就会爆发内战。戴维斯分析，只有在蒋介石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共产党才能向苏联请求援助。因为在日本战败之后，苏联东部边境不再受到威胁，所以，莫斯科“不再像目前那样需要蒋介石的合作”。斯大林可能希望“在他的侧翼有一个友好的而不是作为卫星国的共产党政府”。由于有苏联的武器供应和技术援助，再加上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打败蒋介石政府，最终取得对整个中国的控制权。但是，美国“不会欢迎出现一个以中国作为从属伙伴的苏中集团”。戴维斯还在报告中提到，国民党高级官员们不断发表谈话说，“他们不但要为未来的内战作准备，而且要准备同俄国人打仗。”戴维斯预计，蒋介石将竭力使出一切手段使美国“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政府”。

美国既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同时又担心苏联的势力一旦进入中国也就很难退出去。因此，华盛顿希望中国不仅在对日作战中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在战后还能成为抗衡苏联的一支力量。于是，美国对华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本条件是使中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稳定因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必须不遗余力地援助蒋介石，使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罗斯福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政府或者任何领导人能比国民党和蒋介石给予美国更多的支持与合作。

莫斯科的交易(3)

华盛顿为了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却又不愿意以牺牲美、苏关系为代价来扶助一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罗斯福曾告诉孔祥熙，如果中国同苏联闹纠纷的话，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美国无法提供任何帮助。结果，国民党的反苏情绪暂时被抑制下去了。国民党官员似乎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当战争正在进行之际，抱怨来自苏联的威胁，那是非常愚蠢而危险的。现在说苏联的不是，对国民党没有多大好处。

这个时候，新疆问题对中苏关系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在战争初期遭遇了极大困难。新疆的盛世才以为苏联可能支撑不住了，在国民党政府的拉拢下，于1942年8月投靠了蒋介石，迫使苏联的势力退出新疆。蒋介石把新疆的归顺称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中苏关系也由此降到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低谷。

1944年春夏，白俄罗斯战役结束，苏联对德战争的胜利局势已基本确定。莫斯科开始考虑对日作战的问题了，斯大林已决定派遣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苏联远东部队。苏联又有时间和精力策划对新疆的卷土重来。在组织上，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在军事方面，苏联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了大量武器，还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甚至派遣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对新疆游击活动的领导和组织。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境内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阿拉木图基地负责正规战训练，安集延基地负责游击战。1944年4月上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来到新疆青河县，会见了当地反抗组织首领，给他们派来了一批军事顾问，还运送了武器弹药。在阿山暴动过程中，他们不断从蒙古得到大批武器。

对于苏联重新染指新疆的行为，蒋介石的态度起初十分强硬。他甚至调兵遣将，准备不惜同苏联一战。同时，蒋介石还向罗斯福告斯大林的状，希望美国对苏联施加压力。3月1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他对标有苏联徽记的飞机对外蒙古边境上的新疆军队进行攻击深感不安。他警告说：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一种地方性事件，而应当把它看成是“对苏联当前和未来的远东政策的极其重要的说明”。蒋介石还告诉罗斯福，他对新疆、俄国人、外蒙古和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意图感到焦虑。

莫斯科的交易(4)

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美国的反映并不强烈。4月8日，罗斯福建议蒋介石政府暂时“冻结”新疆事件，等到战后再解决。两天之后，罗斯福又劝蒋介石对苏联要忍耐，甚至禁止中国再扩大反苏宣传。在华盛顿的一再敦促下，4月19日，蒋介石批准了一项缓和中苏在新疆问题上紧张关系的计划，严令新疆当局力求避免任何边界冲突，然后再寻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以取得苏联的好感。

美国之所以不愿看到中苏之间发生冲突，是因为美国希望战后由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而苏联要想在战后保持远东地区的稳定，也需要同美国合作。1943年底，斯大林分别任命梅斯基、李维诺夫担任战后赔偿委员会和战后和平条约委员会负责人，就战后世界问题进行讨论。梅斯基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承认，苏联需要十年的时间来医治战争创伤。因此，苏联在战后的主要目标，将是确保持久的和平，以使苏联“有足够的时间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即使“欧洲或者亚洲的所有国家的力量合在一起也难以对其构成威胁”。李维诺夫也表示，苏联必须寻求合作，“以拥有至少几十年的和平”。斯大林由此考虑到，苏联需要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进行长期的战后合作”。

如此以来，美、苏要想在战后实现合作，需要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即：共同支持蒋介石，使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以推动中苏接触。华莱士在出访前宣称，“中国和俄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现在是光荣的国家”。这种“政治上的浮夸之词”显示出美国再次致力于为蒋介石打气，并“在中、苏之间制造善意”。

6月10日，斯大林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明确表示赞同罗斯福的下述观点：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统一的人。斯大林甚至相信，蒋介石是在中国可以找到的最适当的人选。哈里曼告诉斯大林：罗斯福认为应该鼓励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解。他还关切地询问斯大林：“有没有任何想法能够制定一项联合的美苏对华政策”。6月中旬，哈里曼在塔什干迎接华莱士时向他转告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上述看法。

6月16日，王世杰受蒋介石之托专程赶往迪化迎接华莱士，并叮嘱盛世才不要在华莱士面前公开攻击苏联。6月20日，华莱士抵达重庆，并同蒋介石举行多次会谈。华莱斯明确告诉蒋介石：因中苏之间冲突而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应该留待以后解决。他还向蒋介石转告了斯大林同哈里曼的谈话内容。

华莱士这番话促使蒋介石提出由罗斯福充当中、苏之间的仲裁人。蒋介石表示，他希望同苏联达成友好的谅解。可是，随同华莱士出访的美国国务院中国司司长文森特提醒华莱士，不要承担任何会使罗斯福成为中、苏调解人的义务。第二天，华莱士打消了蒋介石以为美国会在中国对苏关系上发挥斡旋作用的想法。

莫斯科的交易(5)

华莱士还告诉蒋介石，斯大林强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以共同作战。在6月22日的会谈中蒋介石断言，中国共产党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只要共产党在中国没有掌权，苏联就不会感到安全。在谈到国共谈判问题时，蒋介石告诉华莱士，国民党提出的建议是：拥护蒋介石、拥护国民政府。国民党要求共产党把军队统一到国民党军队里，把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同国民党统治区溶为一体。

6月24日，即华莱士离开中国的当天，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致信罗斯福，同意美国如有任何改进中苏关系的办法，中国必将全力以赴。

2．莫斯科任命新的驻华大使，蒋介石断定：苏联“对华政策已转变”

出于当时国际环境的考虑，特别是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着想，莫斯科显然不愿意看到中美联盟的出现。因为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使美国有可能“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获得军事基地”，从而使它在同苏联未来的冲突中占据“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莫斯科感觉到有必要同国民党政府改善关系。

惯于在国际事务中打交道的斯大林，在同盟国之间酝酿促使中苏为建立友好关系而进行的直接谈判中，采取了两面手段。一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友好，特别是表明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曾向蒋介石保证：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不再援助外国共产党。所以，苏联政府现在不给，将来也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任何援助。9月8日，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纳尔逊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告诉蒋介石：莫斯科对华空气现已好转，8月31日莫洛托夫向他们透露，如果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帮助中国走向统一，苏联将会感到高兴。此外，苏联政府欢迎美国在中国事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居领导地位。他甚至表示，苏联无意支持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实际行动上，斯大林却对蒋介石政府表示出强硬的态度。6月至7月，苏联从成都、西安、兰州撤走了最后一批军事顾问。8月，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中国代表发现，苏联反对同中国代表坐在一起讨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以致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士感觉到，国民党同苏联的关系“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苏联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对中国代表的态度，无疑显示出“俄国真正态度的一种迹象”。究其缘故，新疆问题和盛世才实行的政策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但是，国民党“许多令人不快的行动也是与莫斯科关系恶化的原因”。在重庆的苏联顾问曾对孔祥熙说过，1937年7月后，起初是中国单枪匹马地对日作战。在那个时候，真正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苏联不仅派遣飞行员和技师到中国来，而且还运送了大量物资和设备帮助中国抗战。在中国的国土上许多苏联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莫斯科抱怨说，现在中国有了美国这个靠山，就把苏联全然抛在脑后。

莫斯科的交易(6)

鉴于中苏关系出现的麻烦，1944年9月，孔祥熙从华盛顿致电蒋介石，“敦促他迅速作出努力来改善同苏俄的关系”。蒋介石采纳了孔祥熙的建议，他指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该努力改善同苏俄代表的关系”。蒋介石还免去了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这“意味着开始同莫斯科改善关系”。因为四个月前盛世才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建议修建一条通往迪化的铁路，这对“防御苏俄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新疆的安全就能免于威胁。他甚至断言，如果不修这条铁路，三年之内中国就会失去新疆。蒋介石担心，盛世才当着数以百计的执行委员的面讲这番话可能会泄露出去。如果莫斯科得到详细报告，这对改善中苏关系是毫无益处的。蒋介石认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中有人把盛世才当着民族英雄，他们的态度也会使中苏关系恶化。

就在美国积极推动中苏接触的时候，使罗斯福感到焦虑不安的事情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蒋介石又在苦苦哀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因为“他预言将与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发生冲突”。这无疑是罗斯福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他要求华莱斯向蒋介石讲清楚，在莫斯科会议上主要是由于赫尔的坚持，中国才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在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世界大国而寄以信任和希望之后，蒋介石不能让美国感到失望。

美国人很清楚，莫斯科和延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亲和力”。他们由此认为，中共力量的任何增长，都意味着“苏联势力在亚洲的一次扩张”。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对蒋介石说，如果苏联真的实行对日作战，并且打败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它就会听任那些在华北和满洲的共产党军队及其政权处于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使他们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地区成为既成事实，“得到苏联的认可，并且还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而且，美国人还意识到，一旦中国爆发内战，“俄国人会插手支援中国共产党人”。而华盛顿最为担心的就是出现这样一种前景。

为了防止在战后出现一个由共产党领导并且得到苏联支持的政权，美国要求蒋介石解决好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同时，为了实现中、苏、美、英四大国“协调一致地给一个动乱的世界普遍谋求和平”的愿望，美国坚持要蒋介石改革国民党政府。华莱斯告诫蒋介石，应当通过同共产党和解并与苏联融洽以寻求政治上的自救。高思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吸收其他各团体或党派的有资格代表参加政府”。9月15日，高思告诉蒋介石，他愿意同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进行会谈。而蒋介石却让高思转告中共代表，共产党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他的领导。但高思表示，他能做到的只是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即：中国需要团结。

与此同时，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10条建议，其中包括：（1）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标是为了击败日本和解放中国，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2）美国与中国携手建立与苏联、英国之间的密切而和谐的关系，以支持中国的目标；（3）把一切军事力量统一于蒋介石的统率之下；（4）支持蒋介石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统一。

莫斯科的交易(7)

与其他美国官员不同，赫尔利相信“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人不感兴趣”，他始终坚信莫洛托夫说过的话，苏联看不起中国共产党。赫尔利反复向蒋介石陈述，莫斯科对延安漠不关心，但“它对重庆的意图则颇为宽厚”。

难道事实真的像赫尔利所说的那样吗？毛泽东的看法或许更符合实际。他对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说，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他相信，国民党与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样，即使国民党向莫斯科提出要求，“苏联也是不大可能给予援助的”。不过，毛泽东预计，中国共产党也“不能指望得到俄国人的援助”。他还告诉美国人，俄国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只要这种影响是建设性的和民主性的。“苏美在中国不会有可能的冲突点。俄国只要求有一个友好的、民主的中国。”

当蒋介石在美国的授意下力图改善中苏关系的时候，斯大林却让蒋介石体会到了莫斯科的决心和力量。10月11日，苏联接纳位于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一年前，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向罗斯福提起过唐奴图瓦问题，打算在战后同蒙古问题一起同苏联谈判解决。可是，现在苏联却拿走了这块本属于中国的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使蒋介石感到更为震惊的是，苏联策动了著名的伊宁事件，即新疆三区革命。10月30日，伊宁解放组织派阿巴索夫去苏联，洽谈购买军火的问题。11月4日，伊宁解放组织根据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趁驻伊宁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调往哈密之际，秘密发动群众。11月6日，阿巴索夫同苏联军官亚历山得洛夫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从苏联经霍果口岸潜入伊宁，合同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了以亚历山得洛夫为首的军事指挥部，决定于11月7日举行暴动。

暴动开始后，苏联军队投入了战斗。11月12日，苏联军官波里诺夫又带领一支装备精良的俄罗斯族部队入境参加战斗。11月16日，伊斯哈克伯克和苏联军官斯坎德尔率领骑兵营越境攻打艾林巴克。为了协调指挥进入新疆的苏联军队，11月下旬，苏联派遣以柯兹诺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和以斯特潘诺维奇为团长的内务部顾问团抵达伊宁。随后，苏联再次派出一批军事教官，在霍尔果斯口岸举办军官培训班。

莫斯科的交易(8)

在暴动发生后的第二天，苏联驻伊宁领事派人同当地解放组织领导人接洽，商讨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还就政府组成人员进行了讨论。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伊宁暴动发生之后，国民党新疆当局立刻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新疆军政首脑朱绍良、吴忠信于11月11日联名致信蒋介石：以目前情势而言，对苏外交如无彻底调整办法，则如伊犁事件，自必层出不穷，新疆前途亦将日趋恶化。国民党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也有同感，他说：新疆省的叛乱，“不是一个低级官员所能谈判解决的。这些问题必须在莫斯科与苏俄政府直接谈判。”蒋介石自然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方面作出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指示新疆当局立即同苏联方面进行交涉，只要能够保全领土和主权，可以在经济合作问题上尽量迁就。

然而，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45年1月5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由于美国不希望中苏之间发生任何冲突，1月29日，蒋介石只好在日记中写道：新疆，如果俄国侵略方针不放弃，则我只有待对日战事结束后再求得总解决。但迪化、吐鲁番、马蓍、哈密必须固守，以为将来恢复全疆之根据。

难道苏联真的要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吗？从当时内部和外部环境来看，苏联这样做的顾虑很多。就苏联国内情况而言，同新疆接壤的加盟共和国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如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些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与新疆少数民族存在着宗教、种族，乃至血缘上的联系。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支持在这些共和国身边站立起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会对本国少数民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会不会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就国际环境来看，苏联同中国的关系既然受日本的牵制，也就不得不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因此，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处理战后世界格局总体原则出发，苏联需要的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而不是为了新疆问题同中国对立。莫斯科只是利用新疆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种手段。

莫斯科的交易(9)

3月9日，哈里曼给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证明了上述看法。他在电报中说：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的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所以，哈里曼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对新疆来说，“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据他说，当时，苏俄总领事正离开新疆回国，迪化只留下一个副领事。他认为，新疆问题原属于地区民族协作问题，即汉回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中苏两国间的问题。刘泽荣不赞成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他还特意提到，当地学校禁止教回语，而要求所有学生一律学习汉语。刘泽荣根据他在新疆的谈判情况判断，苏俄“对新疆并无政治企图”。

3月6日，蒋介石在同顾维钧的谈话中虽然看出了“俄国人的危险性”，但他又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苏联更了解中国了。中国人不能忍受分裂之苦，如果苏联企图把中国分成两个国家，它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肯定会反对。况且，苏联也不愿意同全中国人民为敌。

斯大林为了恢复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开始注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4月3日，莫斯科召回潘友新，任命彼得罗夫为驻华大使。蒋介石立刻意识到，新大使的任命，是苏联“对华突变之行动”。联系到“近日新疆匪势亦已渐缓”，蒋介石猜测，这意味着苏联“对华政策已转变”。

在4月中、下旬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同时，中国代表团也尽量避免同苏联方面发生冲突。为了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国民党政府在会议前夕致电莫斯科，表示中方愿意维护苏联的利益，并且支持苏方要求中方给予支持的提案。在讨论会议程序时，美国代表团建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而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主张设四位主席，由四个发起国担任，轮流主持会议。葛罗米柯的提案显然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提出来的。美、苏有关会议提案的争议，无疑是对中国代表团“诚意的初次考验”。考虑这一点，中国代表团向美方解释，因美国再三敦促中国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中方“不愿在会上冒犯苏联”。于是，中国代表团在决定支持美国的提案时，“也不愿过于强硬地反对苏联大使的意见”。代表团在请示重庆后得到的答复是：谨慎行事，间接支持美国，设法避免刺激俄国人。

莫斯科的交易(10)

会议期间，莫洛托夫还向宋子文表示，他希望中国也能成为会议主席，并且暗示中国代表团应该支持苏联。对于苏联代表团的表现，宋子文觉得苏方特别是莫洛托夫“显然都愿和中国更友好”。他还连续电告蒋介石，说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

4月16日，赫尔利在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武装部队和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政府。

斯大林坦率地说：“苏联政府愿意支持这项政策”。他甚至称蒋介石是“无私的”，而且是一位“爱国者”。斯大林还说，苏联在过去对蒋介石曾“待之如友”。他表示，美国在采取行动统一中国武装力量时，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

对斯大林的上述表态，赫尔利称之为他曾经听到过的最佳消息。4月17日，赫尔利向华盛顿报告说，他已得到了斯大林的保证，斯大林将无条件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

可是，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凯南却不以为然，他对提交给华盛顿的有关赫尔利同斯大林的会谈报告表示不安。4月23日，凯南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说，在赫尔利关于他向斯大林所谈事项的说明中，自然没有斯大林不能坦白地说出口的赞同话。人所共知，言词对俄国人来说是一回事，对美国人来说却是另一回事。而且，就斯大林所言来说，如果我们联想到斯大林谨慎小心地讨人欢心和他所使用的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同样含义的措辞，从而天真地渴望在这一舞台上得到苏联的支持，那就会导致我们不恰当地依赖苏联的援助，或者甚至认为俄国人会默认美国实现其在中国的长远目标，“那就会是很可悲的了”。

毫无疑问，凯南的意见对华盛顿产生了影响。在接到凯南电报的当天，斯退丁纽斯告诫赫尔利：苏联的政策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他指示赫尔利，要设法使蒋介石深信“早日取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的必要”，这不仅是为了胜利地结束对日战争，而且也是“为了建立基础，使中苏关系最终能成为一种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关系。”

为试探斯大林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4月27日，戴维斯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戴维斯断定，莫斯科还没有把蒋介石同伦敦的波兰流亡领袖以及其他“民主的敌人”视为同一类人。“这与延安把蒋与反动势力视为一体恰成对比”。他分析说，莫斯科对蒋介石所持的态度是“比较保留和明显谨慎的”。戴维斯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延安在此间被莫斯科认为锋芒毕露的独立性，那么，“莫斯科对蒋的宽容态度就可能是一个微妙的警告，即在克里姆林宫的中国弓上，不是只有一根弦。这并没有脱出俄国人一贯的作法，即敞开和利用与蒋合作的可能性，以作为一种手段，以使延安觉得有必要坚守和俄国团结一致的路线。”

为了弄清楚罗斯福总统去世后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5月下旬，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6月13日，霍普金斯在同宋子文举行会谈时，转达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意同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所以，“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苏联无关。”

莫斯科的交易(11)

但是，无论是雅尔塔协定，还是随后进行的中苏谈判，均表明莫斯科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东北和外蒙古，新疆问题只是斯大林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随时准备出手的一张外交牌。斯大林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苏联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又试图把新疆问题作为筹码，通过中苏谈判实现其目标。

3．斯大林提出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随着苏联对德作战的节节胜利，美国希望苏联在结束欧洲战争之后参加对日本作战。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苏联在德国、意大利被打败之后，将取得对欧洲的主宰地位，而且还是“太平洋战争中之重要分子”。美国如果能够得到苏联成为对日作战的伙伴，就可以“减少美国士兵生命与金钱之损失”。相反，苏联一旦对美国采取不友好甚至消极的态度，那么，美国将会“增加不可计算之困难，甚至战事亦有失去效果之可能。”所以，美国要求苏联出兵的愿望就显得十分迫切了。这个时候，只要“能够获得苏联对日作战”，美国“纵使委屈一点”也没有关系。

1943年10月下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电告在莫斯科出席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长会议的美国军事使团：苏联在粉碎德国后如能投入对日本的作战，这对美国以最小的损失，更快、更彻底地击溃日本有重要意义，因此，使团的任务就是“确保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委托赫尔转告罗斯福：在盟国打败德国之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在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同斯大林商谈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建议给苏联使用南满铁路终点的不冻港”，这“大概就是关东半岛的大连”。斯大林从谈话中看出了美国急于苏联出兵的迫切心情，他向罗斯福表示：一旦德国垮台，苏联将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同美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

在苏联出兵的时间大致确定之后，斯大林关心的则是出兵的条件问题。而条件之一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特权。1945年2月4日至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部的雅尔塔会晤。2月8日，斯大林同罗斯福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鉴于美军在太平洋逐岛作战中伤亡过大，罗斯福希望苏联尽快出兵。他告诉斯大林，日本现有400多万陆军，120万海军，6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3000架飞机。美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只有160万人，6000架飞机，600多艘军舰。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军的伤亡会更大。

双方在讨论了一些涉及远东的军事问题之后，斯大林希望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一个多月前，即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曾同哈里曼商谈过此事。这次雅尔塔会晤应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或者说是苏联出兵条件的最后时机，所以，他明确表示，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应当归还苏联。而且，斯大林还想得到中国大连和旅顺的租借权，以及中东铁路的经营权，他甚至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

对于斯大林提出的上述要求，罗斯福在会谈中表示，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在战争结束后归还苏联，“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困难的”。但是，关于苏联在远东的不冻港问题，罗斯福说他还没有机会同蒋介石讨论，因此，他不能代中国人讲话。不过，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苏联要想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有两个办法：（1）干脆向中国人租借；（2）使大连成为某种形式的国际委员会管理下的自由港。罗斯福表示，他个人赞成第二种办法。

莫斯科的交易(12)

另外，斯大林还提出了南满铁路的使用问题。他说，沙皇曾使用过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再到大连及旅顺的铁路，以及从哈尔滨到双城子的铁路。

罗斯福回答说，虽然他没有同蒋介石商谈这个问题，但他建议采取以下两种方法解决：（1）通过租价，由苏联直接经营管理；（2）由中苏两国组成的委员会管理。

斯大林强调，如果他提出的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他们能够清楚地理解，对德国作战是因为德国威胁到苏联本身的生存，但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同一个与它没有重大纠纷的国家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罗斯福告诉斯大林，他感到同中国人讲话的困难之一，就是“同他们讲的任何事情二十四小时内全世界都会知道”。但是，斯大林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同中国人讲。当苏联能够从西线抽出一些部队，调25个师到远东的时候，“那就可能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而且，他还保证最高苏维埃不会将此事泄露出去。斯大林建议，在会议结束时，“由三大国书面写下同意提出的这些条件”。他还对罗斯福说，关于不冻港问题，苏联人不会使你为难，他将不反对使大连成为国际化的自由港。

根据斯大林的要求，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代表苏、美、英签定了一项有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的协定，其中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出兵条件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以维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以恢复，即：“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方还达成以下谅解：有关外蒙古及大连、旅顺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三国首脑还表示，苏联提出的这些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也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从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和雅尔塔协定来看，这次会议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要求。斯大林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协定及其附件无疑是关于苏联出兵的一笔交易，而美国人就是这一交易的始作俑者。为了报答苏联人的效劳，美国人“把帐单交给中国人，由他们向俄国人付帐。”而美国人得到的好处就是“快些打败日本和节省美国人的生命”。

莫斯科的交易(13)

雅尔塔协定毕竟是一桩不光彩的交易，正如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所说，这里是“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他批评罗斯福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在这位外交大臣眼里，《雅尔塔协定》不过是一个“自毁声誉的副产物”。

事后，罗斯福也承认，在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下，而牺牲中国的主权是不正派的。他甚至后悔当初缔结《雅尔塔协定》。

尽管斯大林和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谈结果守口如瓶，但就在两人2月8日谈话的当天，蒋介石已经怀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里海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牺牲我”。2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但蒋介石此时还不清楚雅尔塔会议的具体内容，他只得静观其变，并且表示：“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得罗斯福之来报，详细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但是，蒋介石已经意识到，“雅尔塔会议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而美国只不过“徒获虚名”，英国也是“毫无所得”。

2月21日，蒋介石从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的来电中证实苏、美、英三国“签有密约”，其内容“极端保密”。他还得知罗斯福同斯大林的“谈话大意”，证实了顾维钧所说，“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并且断定斯大林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叹道：“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但他还感觉到这“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

也就在这时，罗斯福约见了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他在谈话中表示，他一向挂念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打败日本对中国和美国都至为重要。但要想这样做，苏联参战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苏联的合作，战胜日本可能还需要多年。罗斯福在谈话中透露，他同斯大林达成了一项协议，包括苏联在欧洲打败轴心国之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苏联提出了某些条件，其中就有恢复俄国在满洲的权益。从罗斯福谈话的语气来看，他“倾向于满足斯大林的愿望”。罗斯福建议魏道明将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转告蒋介石，并说明中国接受这项协议后将会得到一些好处。罗斯福强调，他这样做既是为了盟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3月15日，蒋介石从魏道明的来电中获悉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关于远东问题谈话的大致内容：（1）维持外蒙古现状；（2）满洲铁路所有权属中国，但业务管理宜有一种委托制度；（2）苏联希望在海参崴以南获得一温水军港，如旅顺或其附近之港。

莫斯科的交易(14)

罗斯福还向魏道明解释说，所谓委托制就是由苏、中、美三方代表组成。至于大连问题，罗斯福建议斯大林“无须太急”，在他同蒋介石商量之后，“不难获得适当解决”。罗斯福主张将旅顺“长期借于苏联”，但其“主权仍属中国”。

蒋介石看完电报后的心情可以用“痛愤与自省”来形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雅尔塔’果已卖华乎？唯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同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

据顾维钧回忆，3月18日，蒋介石就斯大林提出的出兵条件征询他的意见。顾维钧对罗斯福答应斯大林的条件感到“太出人意料”，认为罗斯福这样做无疑是要中国改变“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的国策”。顾维钧当即表示：“我们不能开倒车”，这只不过是罗斯福的许诺，“我们完全可以不答应”。考虑到这是罗斯福同魏道明的谈话而不是罗斯福的直接来信，所以，顾维钧认为中方“不用马上作出可或否的答复”。他还提出三点看法供蒋介石参考：第一，罗斯福还没有对斯大林的条件作出正式承诺，罗斯福之所以要告诉魏道明，其目的在于探测中方的态度；第二，罗斯福把他同斯大林的谈话通报给我们，似乎是敦促我们从速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争端；第三，鉴于美国部队在冲绳岛受到的重大损失，罗斯福迫切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速远东胜利的到来，以减少美军的伤亡。

蒋介石难以理解，美国人为什么看不清楚苏联在远东获得立足点并在太平洋发展海军力量对美国带来的危险？顾维钧向蒋介石解释说，罗斯福采取这种态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建立世界和平组织的计划，需要苏联的合作。如果不迁就苏联，不设法使它同美、英、中联合起来，局势就会像一张三条腿的桌子那样不稳。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向罗斯福说清楚，假如满足斯大林的这些要求，将会对美国和整个东亚造成何等危害。所以，“我们应当诚恳地请求罗斯福对这几点加以充分考虑。”

随后，熊式辉在同顾维钧谈话时表示，将中东铁路改为由中苏美三国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的联合公司，“倒不是不可接受”。至于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的要求，可以提出两条反建议：第一，旅顺可以同太平洋西岸的各港口，如香港、西贡、新加坡一起改为国际港口，均由世界和平组织管理；第二，如果此点不能为苏联接受，我们就应当要求美国做出保证，一旦旅顺成为苏联军港，不得将它用于有损于中国的目的。熊式辉告诉顾维钧，蒋介石并不认为罗斯福在试探中国的态度，他相信罗斯福已经答应了斯大林的要求。

莫斯科的交易(15)

熊式辉在谈话中还透露，蒋介石在开罗曾告诉罗斯福，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使用旅顺港口作为海军基地。顾维钧起初感到难以置信，但他很快就从王宠惠那里得到了证实。此前，英国一些要员告诉过顾维钧，苏联最怕的是英美势力扩展到它的边界。中国东北地域广大，既同苏联接壤，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这个地区成为某个第三大国的势力范围，将会大大增加苏联的担忧。于是，3月22日，顾维钧向宋子文表示，这是一个对中国关系重大的问题，必须深思熟虑。一步走错，就会使中国退回到1900年以前的局势，加重中国在国内国际的困难。顾维钧反复强调，有关苏联租借旅顺的要求需要慎重考虑。如果中国政府同意租给苏联，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对别的港口提出同样的要求。为了对抗斯大林的建议，我们可以提出指定朝鲜的某个太平洋港口作为国际共管港口方案中的一部分。他要求宋子文，“最好把访苏之行暂时拖一拖”，因为现在去莫斯科是很不利的。

考虑到事关重大，3月下旬，顾维钧在前往美国之前特意赶往昆明去见蒋介石。在谈话中，顾维钧提醒蒋介石，关于苏联对旅顺的要求，一定要考虑到它对国内国外可能造成的影响。他再次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对苏联想在太平洋得到一个不冻港的要求非答应不可的话，那就指定一个靠近苏朝边境的朝鲜海岸上的港口更为合适。即使这个让步，也只能作为整个西太平洋安全方案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对台湾、马尼拉、香港、新加坡等地国际化总建议的一部分。他还说，魏道明从华盛顿发来的中文电报有些模糊，诸如苏联要求的详细内容和罗斯福对魏道明究竟说了些什么并不清楚，因此，“无须急于作答”。他认为，最好等宋子文去美国弄清楚斯大林对罗斯福以及罗斯福对魏道明到底说了些什么之后再作答复。

蒋介石赞同顾维钧提出的用朝鲜某个港口代替旅顺的建议是对抗苏联的有效办法。但他认为，此时不急于讨论这个问题。直到顾维钧离开昆明时，蒋介石始终没有对斯大林的要求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显然意识到此事的棘手。一方面，他对顾维钧的话颇有同感，另一方面，他又发现拒绝罗斯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4．蒋介石表示：中苏条约签订后，两国之间国界“可以不设防”

4月5日，苏联向日本宣布不再延长《苏日中立条约》。这倒使蒋介石感到了一些宽慰。它表明苏联将于“最近期内对日宣战”。因此，蒋介石要求做好一下准备：（1）苏联对日宣战时的态度与手续；（2）日本提出求和条件时，我之态度与手续如何。但蒋介石同时又担心，苏联将以对日作战“垂手而占我东北”。

蒋介石估计，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对旅顺和大连的地位一定达成了某种协议。在一连几天的考虑之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但他对“租借”二字无法接受，认为“租借地”这一名称被中国人看作是“最大之羞辱与污点”，所以，“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族之历史”。如果旅顺再次被俄国租借，将“决难忍辱”。蒋介石还说，如果中国政府承认租借旅顺，这“不仅造成中、俄两世代之仇恨”，而且还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基因”。有鉴于此，蒋介石甚至表示，旅顺“宁可被俄强权占领”，也“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不仅旅顺如此，如果外蒙古、新疆或东北三省被俄国“武力占领而不退”，那么，中国亦只有“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

莫斯科的交易(16)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曾就雅尔塔协定责问过罗斯福：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这样做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5月10日，赫尔利直截了当地告诉杜鲁门，蒋介石不会同意雅尔塔协定的条款，因为协议里的用语在中文里有治外法权及侵犯主权和独立的含义。他还说，蒋介石已经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有关内容，美国应尽快通知中国。

可是，杜鲁门认为由赫尔利“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尽管如此，5月21日，赫尔利还是以个人名义将他所知道的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条款的内容告诉了蒋介石，希望中国方面“速为准备”。

5月24日，蒋介石同赫尔利谈话，他对美国是否准备在中国东北南部登陆表示出十分关切，并以此确定中国“对俄交涉之要领”。赫尔利向蒋介石报告了他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谈话情况。他向彼得罗夫声明了美国政府对旅顺问题的态度，要求保持中国享有主权和领土完整。

5月26日，斯大林在同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会谈时宣称：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他还表示，苏联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中国的统一。

然而，国民党内部还是有人不相信战后东北会归还中国。蒋介石也有同样的担忧。他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曾告诉他：西方政治家们有这样一种看法：出于战略考虑，不应将满洲归还中国，最好让它处在远东起均势作用的地位。蒋介石由此对东北的前途表现出悲观的情绪，认为它注定会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外。

于是，国民党内部开始担心起苏联对中国东北的企图，一些国民党人士害怕莫斯科会把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与会者围绕苏联出兵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大多数代表主张积极寻求苏联的援助，赞成同苏联结盟，并建议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实际上，至少在4月12日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决定同苏联进行谈判。因为宋子文在赴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已携带着对苏谈判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以1924年《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基础的。顾维均回忆说，宋子文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前给他看过一封蒋介石的来电，并附有蒋介石同罗斯福的来往电报，表明蒋介石想派宋子文作为代表去莫斯科谈判。根据这封电报，顾维均判断，蒋介石已经同意接受罗斯福提出的建议。

莫斯科的交易(17)

国民党政府起初只是寻求战后中苏两国“和平共存”的途径，而没有料到莫斯科会不承认上述两项协定，企图“完全恢复1904年帝俄沙皇在东方霸占的特殊权益”。结果，国民党政府在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在于他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这从6月3日他同彼得罗夫的谈话可以看出。蒋介石表示，凡是帮助中国收复失地的友邦，“将来中国领土内，如为远东和平有建筑海、空军基地之必要时，中国愿与各友邦共同使用，当不加拒绝。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以后，东三省的铁路和商港，当给苏联以便，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与苏联共同使用，决不致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他还声称，如果苏联能够按照中国的要求解决东北问题，那么，这将是“中苏合作的第二个机会”。他对彼得罗夫说，中苏之间的利害关系，“不可为小而失大”。他请彼得罗夫转告莫斯科，中国政府希望同苏联政府讨论满洲问题，包括中东铁路、旅顺口、大连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问题。国民政府愿意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条约，并且准备在互相谅解与合作的精神下解决所有问题。蒋介石还表示，中国政府决心废除不公平条约，以获得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希望苏联给予支持。

6月12日，彼得罗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中苏缔结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其中有四项涉及到中国主权问题：（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享有优势权利；（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间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对东三省主权完整的条件下，组建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4）保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从内容上看，这五项条件同雅尔塔协定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在外蒙古问题上除继续强调维持现状外，还提出外蒙古“成为独立国家”的要求。彼得罗夫声称：如果蒋介石同意这些条件，苏联政府准备立即开始同中国缔结友好同盟条约。

蒋介石没有当即答复。他仍然强调，“租借”一类的名义是“国家的耻辱”，不同意使用这种名义。他还说，中苏友好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果有“租借”一类的名义，就会“失去条约的原意”。

彼得罗夫并不这么认为，他解释说，“租借地”与“租界”不同，后者还包括领事裁判权这类特权，而前者就没有。苏联如果租借旅顺，自然会规定租借的期限，而且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他还保证，苏联租借旅顺“决不会用以反对中国”。

莫斯科的交易(18)

蒋介石表示，他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也希望同苏联友好合作。但是，如果为了一个小问题而失去两国人民的感情，“那不是苏联的意思”。他坚持认为，既然是租借地，就是领土和主权的不完整。所以，租借地这种名义“切不可再用”。他请彼得罗夫转告苏联政府，1898年俄国租借旅顺后，德国租借了青岛，法国租借了广州湾。“这段历史，是从俄国租借旅顺起，造成了中国的不平等地位”。所以，租借旅顺不仅是苏联一国的问题，其他国家“亦可援例讲话”。所以，蒋介石强调，中苏条约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内容上，“都不好用租借地一类的意思，以免在中国和外国引起不良的印象”。据蒋介石事后解释，所谓旅顺不能再有租借地之说，最大限度只能同苏联“共同使用”。

6月15日，杜鲁门致电斯大林：宋子文将于6月下旬抵达莫斯科讨论中苏协定的细节问题。杜鲁门还说，他已指示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了蒋介石并征求其本人的同意，并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完全支持雅尔塔协定。

当天，华盛顿将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方面的秘密协议正式通知了蒋介石。杜鲁门在备忘录中还告诉蒋介石，斯大林向他声明，将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而且这种领导“在战后必须继续”。斯大林表示，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满洲全境是中国的一部分，苏军进入满洲作战，但尊重中国主权。斯大林声称欢迎蒋介石派代表到满洲，以便利在那里设立行政机构。

雅尔塔协定使蒋介石感到十分担忧。他看了杜鲁门的备忘录后其心情可谓“悲愤不知所止”，他甚至怀疑杜鲁门的备忘录没有说出雅尔塔“卖华密约”全文。更让蒋介石感到恼火的是，不仅彼得罗夫向他提出口头条件，而且赫尔利又奉杜鲁门之命，向他书面转达了苏联拟定的中苏友好协定草案，以致蒋介石“疑惧交加”。他表示，如果苏联一定要租借旅顺而不允许中苏共同使用，他“必坚决拒绝”。

于是，蒋介石紧急约见了赫尔利，提出三点建议：美国和英国承担解决远东所有问题的义务并支持中国；中、苏、美、英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四强共同讨论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的问题。

显而易见，蒋介石试图通过美国在东北牵制苏联，但他不了解，苏联根本就不会同意美国的势力深入东北。为了避免发生冲突，美国也不打算这样做。6月18日，美国国务院让赫尔利转告蒋介石，美国不会同意他提出的那些建议，因为那些建议是不现实的，而且苏联也不会同意这种安排。因此，美国不会成为中苏条约的一方，也不会考虑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问题。美国方面甚至表示，华盛顿将全面支持雅尔塔协定，并建议蒋介石按照协定的规定同苏联谈判。

莫斯科的交易(19)

6月26日，蒋介石就对苏交涉提出以下几点意见：（1）为苏联对日参战后军事上便利起见，旅顺军港中国允许苏联共同使用，但主权与行政权必须归中国，军港范围以旧军港为限，不得有附属地；（2）大连商港中国愿开为自由港，但行政须由中国独立自主；（3）中东铁路以及南满铁路，中国允许同苏联组建公司，中东铁路苏联卖给日本所得资金应归中国所有。苏联战时可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直达海参崴和旅顺港运输军队，但中途不得停留。除铁路业务外，这两条铁路不得有附属地及其他所谓采矿权，铁路全部主权及土地属于中国；（4）1924年以前中国同帝俄所订关于东三省一切条约，应照苏联宣言一律废除，根据1924年北京新约精神订立新条约；（5）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与苏联宪法上所规定的各苏维埃权限相同；（6）中国在新疆与苏联谋经济上密切合作，苏联不得向新疆提供武器弹药；（7）中国国内的军令、政令必须彻底统一，苏联希望中国统一起见，不得对中国共产党作任何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的支持，并设法劝中共交出武力。

蒋介石还提出，苏军在东北应于对日战争结束之日起，三个月至半年内撤退完毕。他特意提到，中国政府不能改组为联合政府。如果中共将军令、政令统一归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可以委任中共党员为部长、会长或者委员。

当天，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正式宣布派遣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希望双方能够“不拘外交形式，开诚商议中苏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有关外蒙古问题，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不会采用清政府武力政策压制外蒙，中国政府解决外蒙古问题的方针是“赋予外蒙的高度自治”，即在外交、军事上享有自主权，但宗主权应属中国政府。至于旅顺问题，蒋介石仍然坚持“租借”一类的名称“切不可再用”。蒋介石还表示，中苏签订密切合作条约之后，“将来中苏之间的国界上，甚至可以不设防”，就像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一样。

5．蒋介石称：中国在外蒙问题上作出了“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

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和蒋经国等。当天，双方举行了礼节性的会谈，而且气氛也相当友好，“苏联欢迎礼节极隆重”。宋子文强调，中苏关系对中国特别重要，因此，恢复中国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实为重要”。斯大林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是新人在位。以往，俄国同日本结盟以瓜分中国，现在，“俄国欲与中国联盟以遏制日本。”

但是，7月2日的会谈就显得十分紧张了。据当事人回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出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后说道：“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知道是雅尔塔协定，说“只知道大概内容”。斯大林强调：“你谈问题是可以，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莫斯科的交易(20)

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了外蒙古问题。他直言不讳：外蒙古要求独立，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现状，苏联不打算吞并外蒙古，亦希望中国准许外蒙古脱离。苏联虽然多次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但是，现在为苏联国防着想，不得不在外蒙古驻军。以往日本曾试图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所以，我们盼望外蒙古能独立并且同苏联结盟，以保障苏联领土安全。斯大林还声称，如果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得不到满足，这次会谈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

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在会谈中不准备着重讨论外蒙古问题。他说，中国政府目前可以不向苏联提请商议外蒙古问题，希望斯大林亦不提这个难题。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宋子文认为斯大林没有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外蒙古，因为这样做将会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如果割让外蒙古，中国人民对政府将失去信仰。

关于旅顺问题，斯大林出于“顾念中国政府地位”的考虑，同意不用租借方式，由中苏共管使用，期限为45年。他表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只限于干线，平时不运送军队。斯大林还提出，铁路也由中苏共管，利益均享，期限为45年。

双方还讨论了国共两党问题。宋子文强调，国民党政府愿在军权、政权统一之下，容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领导权属于国民党，而且不能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表示同意，他说，以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是，如果国民党政府不容纳中国共产党，将难以克服其困难。斯大林声明，这是为中国利益着想，并非有意袒护任何党派。

当天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从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来看，双方在东北三省问题上“比较满意”，但“外蒙问题则成僵局”。

由于宋子文的强硬态度，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斯大林未能迫使中方接受他的要求。事后，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中国人民虽然知道中国目前不能对外蒙古行使主权，但是，如果某个政府放弃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人民是不会拥护它的。事后，宋子文讯问哈里曼，罗斯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如何，他请哈里曼立即致电华盛顿询问美国政府的实际看法。

可是，美国的回答使宋子文有些失望。7月4日，杜鲁门通过国务卿贝尔纳斯电告哈里曼，美国在目前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但哈里曼可以“非正式地”向宋子文说明他的了解：就美国方面来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释，没有任何讨论。既无讨论，那么按照大家对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认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位应当保持下去。

莫斯科的交易(21)

由此可见，美国在这个问题显得小心翼翼，不愿意刺激莫斯科，所以它的解释实际上偏向于苏联。杜鲁门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还说：只限你一个人知道：“我们对现状的了解是，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至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这个主权未被行使。美国政府，按照1922年的九国公约，一向谨慎地没有丝毫表示，它认为中国边远的属地，如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具有不同的地位。”

第一次谈判陷入僵局之后，蒋经国以私人名义拜访了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道：中国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解释说，中国抗战七年，就是为了要把失去的土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里，反而把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那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中国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俄国”。

斯大林很不客气地说，你要知道，“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蒋经国反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假如有一支军事力量，从外蒙古进攻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对于斯大林的担忧，蒋经国信誓旦旦地保证：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苏联如果参加对日战争，日本打败之后，它就不会东山再起了，也就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并以此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你担心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除了日本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并不赞同蒋经国的解释，他说，虽然日本打败后，不会重新占领外蒙古并进攻苏联，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会起来。他甚至称，条约是靠不住的。中国现在可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但是，只要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会谈中，斯大林坚持“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他还为此辩解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但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这样做。而这个所谓第三个力量，实际上就是指美国。

7月5日，蒋介石看过宋子文的电报后得知斯大林坚持要求外蒙古独立，否则达不成协议。经再三考虑，蒋介石意识到苏联对外蒙古的要求“志在必得”，决不是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的方式能够满足其欲望的。如果不答应斯大林的要求，那么“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况且，外蒙古“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果只为虚名，而受其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决心“忍痛牺牲”，同意外蒙古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作为同斯大林协商解决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的交换条件。

莫斯科的交易(22)

于是，蒋介石已不再犹豫了，于7月6日致电宋子文，明确了国民党政府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原则。他表示，如果东北与新疆问题“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那么“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他还提出三项具体的交换条件：第一，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必须完整。即：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其行政权归中国。中东铁路干线可同苏联共同经营而不是双方共管；第二，新疆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地区完全恢复；第三，中共军令政令必须归国民党中央。

关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希望由“外蒙古人民投票方式解决”，如果外蒙古人民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之后。现在只是作为对苏联的承诺，“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说，如果苏联能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并且对内切实统一，中国政府“可忍此牺牲”。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委托赫尔利将上述条件转告了杜鲁门，并且声称，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蒋介石显然知道承认蒙古独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为了达到保证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及苏联不支持共产党的目的，他宁愿冒此巨大风险。鉴于事关重大，7月7日，蒋介石连续两次致电宋子文。在第一封电报中，蒋介石叮嘱说：对苏交涉，务须注意中方要求之主要目的。此次中国以允许外蒙战后独立，“实为最大之牺牲”，同时也表示了中国对苏联作出的“最大之诚意”。蒋介石十分清楚，外蒙古问题是中苏关系的最大症结。而他真正担心的是，如果这一症结被清除，而他的目的又不能达到，那么，“不仅牺牲毫无代价”，而且今后必定会增加中苏两国之间的恶果。所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务望我之要求之主目的”。为此，他又重申了两点：一是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二是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及新疆暴动，这是“中方要求之交换条件”。尤其在中共和新疆问题上，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毫无隐饰”地与斯大林谈判，并且“得出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好“断然中止谈判”的准备。

在第二封电报中，蒋介石再次强调，中国愿以极大牺牲与最大诚意而求得中苏关系有一根本解决，“以期扫除今后一切之纠纷与不快”，希望中苏能实现彻底合作。

当天，双方举行会谈，而且一开始就切入外蒙古问题。宋子文没有按照蒋介石7月6日电报旨意行事，还想作一次努力，坚持认为外蒙古不能独立。他表示，中方可以接受雅尔塔协定有关外蒙古的条款，即保持其现状，但“不能承认外蒙独立”。考虑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坚决，宋子文主张给予外蒙古以高度自治，军事、外交均可自主。

但是，斯大林坚持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他说：中苏两国现既拟定同盟条约，必须将两国之间可能冲突的因素消除。外蒙古如果不独立，苏联进兵外蒙，就等于进兵中国领土，这很容易成为将来冲突的根源。

莫斯科的交易(23)

宋子文承诺，中国政府不反对苏联军队驻扎在外蒙古。他还详细解释了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原因，并且再三强调，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只要承认外蒙古独立，没有不垮台的。斯大林不以为然，说苏联政府承认了芬兰的独立，却没有因此而垮台。

会谈中，双方对雅尔塔协定关于维持外蒙古现状条款的理解出现分歧。斯大林认为维持外蒙古现状“即为承认外蒙独立”，条文系苏方起草，英、美没有参加修改，他可以向两国当面质问。斯大林还声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中苏之间就无法达成协议。而宋子文坚持从法律上解释，所谓保持现状，“乃系中国在外蒙法律上仍保持其宗主权”，只是事实上无法执行而已。

7月8日，中方准备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请示：（1）旅顺军港如果完全由中国管理，苏联必不允许，故事实上只能由苏联管理，而由中苏共同使用，至于民事行政权则全部归中国；（2）大连为纯粹自由港，由中国管理。如果苏方不同意，拟将码头仓库及运输经营组织由中苏合办。（3）中东、南满铁路权利由中苏平分，董事长总经理以华人充任，副董事长协理由苏联人充任。如果办不到，中东铁路董事长为华人，总经理由苏联人担任，南满铁路董事长总经理仍由华人充任。

蒋介石复电表示：旅顺军港名义上必须由中国主管，但关于海军重要部分及其技术人员中方可委派苏联人负责管理，其民事行政权应完全归中国。大连为纯粹自由港，但不能有特殊办理字样。其码头各种管理权必须归中国，南满铁路管理权须归中方掌握。

鉴于双方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在7月9日的会谈中，宋子文只好向斯大林通报了蒋介石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意见：中国政府在对日战事结束之后，“不反对蒙古人民投票表决外蒙独立”。

斯大林表示满意，也同意于战后公布这一消息。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三项交换条件，斯大林承诺，苏联不再向新疆运送军火。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他还表示，此后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向中共提供武器。事后，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斯大林在中共问题上的谈话“甚为切实友好”。

由于蒋介石的让步，外蒙古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斯大林接受蒋介石的“折衷方案”，终于就“事情的实质取得一致”，而“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

莫斯科的交易(24)

在旅顺问题上，斯大林坚持军港由苏联人管理，而行政权则属于中国。关于中东铁路，斯大林不同意将其归还给中国，因为“这些铁路是俄国人用资金修建的”。他提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干线的所有权应该归中苏两国，包括与铁路直接有关的附属事业及苏联以前经营的铁路沿线小煤矿。但斯大林坚持将日本开采的煤矿排除在外。

关于大连港的国际化问题，斯大林指出，所谓“国际化”是指“应由中国和俄国来控制，并不涉及他国，俄国应有优越的利益，并应由俄国的一个管理机构。”港口的利润一半归苏联，一半归中国。

宋子文主张大连港应该是在中国管理下的自由港，而由“俄国进行某些技术上的协助，同时俄国有充分权利自由使用该港。”

至于旅顺港，蒋介石曾指示代表团不能使用“租借”的名称，因为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所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这两个字，而商议出一个中苏“两国都能够据以获得海军便利的办法”。他还提出，中东铁路、大连和旅顺的协议期限为45年。

不过，在东北主权问题上，斯大林的声明使宋子文多少感到了一些宽慰。他承诺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国民党代表将“随同去组织政府”。而且，苏联在中国东北没有驻扎军队的权利。

从宋子文事后给蒋介石的电报来看，当天的谈判在东北问题上较“苏方原提条件让步甚多”。至此，“大问题业已大致解决”。但是，在旅顺军港由苏联人管理及30年期限问题上，斯大林“不肯让步”。宋子文表示，其他问题如铁路及大连自由港的管理等，在不得已时只好“酌量迁就”。谈判之所以会在港口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遇到困难，原因在于“斯大林的要求范围比以前还要大”。

宋子文在谈判中故意使铁路和港口问题悬而不决，是想听一听美国的意见。他要求哈里曼把中苏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歧转告杜鲁门，希望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有关大连、旅顺、中东和南满铁路条款的解释如实告诉蒋介石。

作为雅尔塔协定的签字国，华盛顿一直关注着中苏谈判的进展情况。关于大连和中东铁路问题，美国希望中苏两国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将“保证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国民对大连海港的设备有平等使用的权利，对铁路运输的特权得以共享”。至于斯大林提出的中国东北主要铁路的所有权归属苏联的要求，杜鲁门强调说，美国对雅尔塔协定的了解是：“苏联和中国应当共同经营这些铁路，并没有条文规定所有权专属苏联。”美国尽管表示不打算参加大连的行政机关或者管理，但希望中苏达成涉及大连和其他任何有特别安排的地区的协定时，“应当遵守有关国际商业来往中的公平原则。”

莫斯科的交易(25)

7月10日，宋子文将苏联关于大连、旅顺及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条件电告了蒋介石：（1）旅顺为军港，专供中苏船只使用，军港及旅顺由苏联管理。为保护区域内安全，苏联有权派遣陆海空军驻扎，并可在区域内调动。大连市政府由中苏政府各派五人组成，市长为苏联籍人，副市长为中国人，大连港主管人为苏联籍；（2）中国政府承认苏联恢复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旅顺段所有权益，苏联政府同意中国参加管理经营，并组建中苏联合公司，董事会为七人，其中四人为苏联籍，三人为中国籍，董事长和经理均由苏联人担任。

蒋介石得知后，感到苏联提出的条件比沙皇1896年的条件更为苛刻，“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所受侮辱，亦云极矣。”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对苏交涉要点，尤其强调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1）关于旅顺、大连及铁路问题。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事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港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但允许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2）中苏互助同盟期限定为30年。（3）旅大以外区域中国所派主要行政人员应得苏联同意一节，中国决不能承认；中东南满铁路苏联恢复权益的相关产业应以机车车辆工业机厂建筑物为限，其土地应归中国所有；沙皇时代在铁路沿线开采的煤矿及森林不包括在内；重申中东南满铁路平时不能运兵。（4）关于中共问题，苏方所作的承诺应列入谈话记录；苏联不仅不能向中共提供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等方面亦不得支持中共。（5）条约签订之后，苏方应发表宣言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主权与行政完整。

在当天举行的谈判中，斯大林同意中国在战胜日本和公民投票后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中方必须作出让步，在相关的声明中说明外蒙古人民已经多次表明他们的独立愿望。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在对日作战胜利后二三个星期开始撤军，二个半月撤完。

至此，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外蒙古边界、中东铁路所有权、苏联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以及铁路董事长局长人选等。由于若干问题已“圆满解决”，所以，当天的谈判显得“稍见和洽”。

两天之后，即7月13日，中苏谈判因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返回重庆同蒋介石进行磋商。随后，蒋介石通过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中国在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但由中苏军事委员会联合使用旅顺港的事宜，中国行政人员的任命，“不能先征得苏方同意”。大连作为东北的主要港口，“须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而且，“大连以及由长春至大连之铁路不得划入军事区”。

莫斯科的交易(26)

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中国有宗主权”，所以，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国民党中央对外蒙古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结果，苏联方面提出外蒙古问题，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一再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于中国牺牲太大，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内部“都会反对”。7月19日，蒋介石同彼得罗夫谈话时明确表示，为了让苏联保证中国东北主权完整，帮助他解决中共和新疆问题，他才有可能“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

鉴于中方在满足苏联条件方面“已尽最大可能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担心斯大林还会提出使他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能够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向斯大林施加一点压力。7月20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你应该体会到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作出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这种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在同斯大林会晤时，“向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场，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美国副国务卿格鲁也希望美国政府“应当单独地或与英国共同对苏联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对于大连和铁路的条件进行修改，使之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利。”哈里曼和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对莫斯科的要求也表示不满，认为罗斯福总统承诺苏联在铁路和港口问题上享有优越权益，仅限于交通运输，而“不是苏联在东北地区有任何广泛的利益，所以苏联没有理由完全控制对于中国及其他国家都有利害关系的铁路。”

由于莫斯科曾明确表示过，除非中苏之间达成协议，否则苏联不会参加对日作战。而杜鲁门关心的就是苏联尽快参战。为此，杜鲁门“敦促蒋介石恢复莫斯科谈判”。他不仅没有答应蒋介石的要求向斯大林施加压力，反而认为中方作出的让步是咎由自取。7月23日，杜鲁门从波茨坦致电蒋介石：“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未请您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他还表示：如果蒋介石同斯大林“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上持有不同意见，希望派宋回莫斯科继续努力，以便达到完全谅解。”

宋子文回到重庆后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垮了”。他意识到，“这个拟议中的与苏联的协议，对负责这个协议的人来说，会是政治上的毁灭”。因而声称，他不想再去莫斯科了。为此，宋子文还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

莫斯科的交易(27)

但是，美国坚持认为，宋子文是除蒋介石之外同斯大林会谈的唯一合适人选。如果宋子文不去莫斯科而改派新的外交部长，这可能对中苏谈判产生有害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在美国的再三要求下，宋子文同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一道赴莫斯科参加中苏第二轮谈判。

6．斯大林称：国民政府最好同意达成协议，否则中共将进入满洲

波茨坦会议结束后不久，中苏重新恢复谈判。此时，美国已经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要求苏联参战的心情也就显得不像过去那么迫切了。同时，美国还考虑到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对美国在华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华盛顿对莫斯科的态度开始有所强硬。

于是，美国已不再含蓄了，对大连问题明确表明了态度。8月5日，杜鲁门让哈里曼转告斯大林，美国相信宋子文已经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要求。与此同时，贝尔纳斯也通知哈里曼，美国要求中苏之间不得达成进一步使中国让步的协议。因为“这将对我们的利益起不利的影响”，特别是“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而没有征得我们同意这一点。应该记住罗斯福总统不同意苏联最初提出的关于租借大连的建议，坚持大连港应国际化，成为自由港。由于我们的利益在于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因此我们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

8月7日，中苏第二轮谈判开始。此轮谈判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外蒙古的边界；（2）大连市的管理；（3）旅顺海军基地军事区；（4）旅顺的管理；（5）中东铁路董事长及局长人选；（6）双方在东北的军事合作。

在当天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一个新的要求：中国应同意不在旅顺以南100英里任何岛屿上建立要塞。但中方拒绝了这个要求。蒋介石授权宋子文许诺把沙皇曾经租借过的旅顺地区划归苏联军事区，但大连及其相连的铁路不包括在内。

斯大林虽然同意不把大连及相连的铁路划入苏联军事区，但拒绝将大连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也不赞成向苏联出租部分港区作商业用途的提议，坚持由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大连和旅顺。

会谈中，斯大林又出乎意料地提出一个“以前没有提出过的建议”，这就是“战利品”问题，其中包括部分日本企业的股份。这意味着苏联可能攫取中国东北相当一部分工业以及取得对东北工业永久性的控制权。

美国对斯大林在战利品问题上的漫天要价感到不满。杜鲁门建议中国政府拒绝苏联分享日本企业股份的要求，把战利品的定义局限在物资上，战利品的解释必须符合美国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的传统定义。正如哈里曼所说，如果苏联像在德国那样来解释“战利品”，他们就可能“全部撤除满洲的某些工业”。

莫斯科的交易(28)

为此，华盛顿电告哈里曼，要他“特别坚定”地反对苏联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工业设备作为战利品搬到苏联去的企图。而且，美国也反对在满洲日本赔偿问题上苏联单方面或中苏双边的决定，而应由积极投入对日作战的各国政府来共同达成有关协定。实际上，苏军还是利用了当时没有澄清的法律条文，从中国东北拆走了大批工业设备。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东北在苏联军队占领期间，估计“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品质的变坏损失额，“应为二十亿美元”。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莫洛托夫将这一决定通告了王世杰，并表示愿意同中国共同争取对日战争的胜利。8月9日，苏联150万军队越过4000多公里的中苏、中蒙边界进入中国东北。王世杰和宋子文联名致电蒋介石：由于苏联已经对日宣战，形势紧迫，中苏签订条约之事不容过于迁延。

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以致中方不得不考虑日本投降对中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协定，一旦苏军占领东北，斯大林就会更加强硬。此时，美国已经放弃了在中苏谈判中的克制态度。哈里曼奉命向斯大林通报了美国的立场，认为宋子文提出的方案符合雅尔塔协定，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再强迫中方让步。同时，杜鲁门要求斯大林不得强迫中国给予更多的租借地，尤其不要把大连划入苏联军事区。

由于美国对莫斯科的压力，苏方开始在大连和旅顺问题上作出让步。在8月10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同意取消苏联通过联合委员会参与大连行政管理的要求，将大连市政权“全归中国”，也同意放弃旅顺口外岛屿的要求。表示不干涉新疆内政及尊重东北三省主权，并承诺苏联一切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但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上，苏方坚持两铁路局局长由苏联人担任，董事长由中国人担任。

会谈中，双方围绕外蒙古边界的划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方既不肯接受中方提供的地图，亦不愿意对换文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分外蒙古边界，那么将会涉及到新疆阿尔泰地区一部分领土的归属问题。这部分领土在1911年前属于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又划归新疆。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却把这一地区划入外蒙古。1944年阿尔泰地区发生暴动，并且引发了边界纠纷。因此，中方不能不考虑到，苏联有可能将这一地区视为外蒙古的一部分。于是，中方只好拿出1926年苏联出版的外蒙古地图作证。

莫斯科的交易(29)

斯大林在会谈中曾推测过中方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以划分边界要求收回已作出承认外蒙古的要求，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斯大林坚持认为，外蒙古边界十分清楚，25年来，外蒙古同新疆的边界一直没有发生纠纷，因而拒绝了宋子文提出的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堪定外蒙古边界的提议。斯大林还向中方施加压力，重新提出关于立即承认外蒙古的要求。他甚至说，如果中国再纠缠外蒙古边界问题，内蒙古的疆界将会消失于外蒙古，成为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斯大林还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

尽管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外蒙古的边界问题以及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据王世杰分析，斯大林始终没有拿出苏方地图，原因在于：一是苏方预计其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中方可能不会接受；二是唐努乌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古，现已成苏联的一个属国。但王世杰认为，苏方这种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

此时，苏军已经深入中国东北腹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8月11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表示：“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但是，蒋介石一连两次回电坚持在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前“堪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王世杰“抱定此决心与态度”，即使停止谈判，“亦所不恤”。宋子文、王世杰在商量之后认为，这个时候还谈论堪界问题显然已经不现实了，遂于8月12日致电蒋介石：中苏条约必须缔结，“倘再迁延，恐易引起意外变化”，对于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可否授权权宜处置”。王世杰在电报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中方要求先堪界，而后承认外蒙独立，则“为故意延宕，苏方决不能同意”。外蒙古问题谈判毫无结果，王世杰感到“不胜惶恐”。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间关系，保证苏军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的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8月13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王世杰，准其“权宜处置”。

8月12日的谈判是在莫洛托夫和宋子文之间进行的，双方就大连、旅顺和中东路问题进行了会谈。莫洛托夫坚持要把旅顺和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划归苏联，并且主张苏方在旅顺口军事委员会中占居优势，而且由苏联人担任主席。莫洛托夫还坚持将大连港所有建筑物和设备划归苏联，大连港主任由苏联人担任。

莫斯科的交易(30)

宋子文认为，关于大连和旅顺的管理问题，苏方只能充当顾问和享有咨询权。旅顺口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应该是中苏对等，由中国人担任主席。他还表示，大连港的建筑和设备应归中国，但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租赁给苏联。

莫洛托夫提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理事长必须由苏联人担任，其代表可以是中国人。他还坚持要求，苏联至大连、旅顺之间运输苏联物资不应纳税，也不受海关检查。

宋子文表示，这两条铁路中的一条可以由苏联人担任理事长，而另一条铁路则由中国人担任理事长，苏联人担任副理事长。宋子文同意苏联沿中长铁路运输物资可以不受海关检查，但必须纳税。他还提出，大连港主任应当由中国人担任。

在8月13日至14日的谈判中，宋子文宣布，蒋介石同意承认外蒙古“在现有的边界内”独立。这样，中苏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

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中方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妥协方案，即理事会按照对等的原则组建，中国人担任的理事长拥有两票表决权，但铁路局长由苏联人担任。在大连港资产问题上，双方同意，大连港归中国，部分实施无偿租给苏联，但不得租给第三国。在大连港的主管问题上，双方也达成妥协意见：港口主任由大连市市长征得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局长同意后任命苏联公民担任，副主任由中国人担任。至于旅顺军事管理问题，双方均表示，苏方在军事委员会中占多数，主席也由苏联人担任，但民事管理权属于中国。

据当事人回忆，中国代表团的谈判策略并“不高明”。当中方的一项协议被苏方拒绝后，“中方代表就吓得不敢再提了”。宋子文从重庆带来一张标明外蒙古边界的地图，但斯大林说那张地图是日本人伪造的。宋子文、王世杰却“不敢请斯大林拿出一份真地图来”。每当出现这种紧张气氛时，通常由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出面讲几句话才得以打破。可以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签订一项完全有利于中国的条约。

8月14日，中苏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四个附件。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苏联明确表示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而此项援助完全供给中国国民党政府。同时，苏方认为东北三省属于中国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表示“尊重”，并且承认东三省领土和行政的完整。

关于中长铁路问题，双方最后商定由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双方同意成立中长铁路公司，由中国人担任理事长，苏联人担任副理事长。但中长铁路局局长一职由苏联人出任。

莫斯科的交易(31)

不可否认，苏联从中长铁路捞取了不少特权。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有权在铁路上用加封的车辆运输过境军需品，且不受海关检查。由苏联至大连、旅顺往返的货物，免征中国关税。

大连的行政主权归中国，但应苏方要求，中方同意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地租给苏联，租期为30年。另指定码头及仓库租给苏联。

据当事人说，苏联在草拟条约的最后时刻大耍“两面派手法”。中长铁路协定注明30年期满后“无偿”归还中国，但“这两个字在俄文本中没写上”。原来商定经大连出口的苏联货物和经大连港进口的外国货物均应免税，俄文本却改为“运到大连供当地消费的货物免予征税”。而经大连运往其他市场的货物仍须纳税，这就增加了大连苏联当局的财政收入。

根据《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苏联取得了在旅顺驻扎陆、海、空军的权利。而且，苏联在军事委员会中占居多数。就连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中方还要征得苏联军事指挥机关的同意。

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下列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1）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2）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3）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4）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

尽管如此，蒋介石“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还坦言，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国民党建立政府。

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感到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曾洋洋得意地说：“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