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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1)

-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2)

-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3)

-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4)

- 新旧思想斗争(1)

- 新旧思想斗争(2)

- 新旧思想斗争(3)

- 新旧思想斗争(4)

- 新旧思想斗争(5)

- 新旧思想斗争(6)

- 新旧思想斗争(7)

- 新旧思想斗争(8)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2)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3)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4)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5)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6)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7)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8)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9)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0)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1)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2)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3)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4)

- 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1)

- 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2)

-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1)

-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2)

-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3)

-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4)

-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5)

-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6)

-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1)

-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2)

-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3)

-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4)

-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1)

-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2)

-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3)

-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4)

-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5)

-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6)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1)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

◎　吴　象

在胡耀邦辞世8年后——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万里对采访者说：“我离休后一般不接见记者，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研究党史的，可以对你们讲讲当时的真情。”

一、农村改革的开端

的确，万里这番话，深切地道出了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风云的真情。

从农村改革的整个进程来看，“包产到户”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核心问题。这一步棋非同小可，不仅使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活了过来，整个中国的局面也因此而全盘皆活。万里最早坚定地认准了这一点，力排众议，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决支持农民的行动，因此他成了公认的农村改革的大将，农村改革的进程多次留下了他性格和作风的印记。但是，如果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的支持，如果没有当时中央党政一把手的支持，万里遇到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甚至包产到户还有再一次夭折的危险。回顾这一段历史，胡耀邦对万里无所不在的全力协助、多种多样的主动配合，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1980年2月，万里从安徽被调回北京，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在此之前，胡耀邦和万里没有共过事，但他们有一段相仿的经历。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排除万难开展治理整顿，曾点将指派他们二人分别到科学院和铁道部去挂帅。一个大刀阔斧，一个雷厉风行，都干得很出色。可惜这场“改革的预演”不久即因“四人帮”的破坏而夭折，邓小平又一次被迫下台，他们二人也作为邓的“黑干将”又一次被打倒了。

现在，胡耀邦对万里的新任期望很高，他多次引用民谣：“要吃米，找万里！”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

1977年6月万里再次复出，任粉碎“四人帮”后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两年多来，充分显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拨乱反正的决心、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他突破了“左”的思想框框，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安徽省委六条”，顶住“学大寨”、“穷过渡”的压力，强调以生产为中心，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他又突破“六条”本身不合理的条款，纠正不许联产计酬的片面做法，支持农民包产到组；他针对1978年安徽大旱的特殊情况，反对“打肿脸充胖子”，采取“借地种麦”的特殊措施，从而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支持农民实现新的突破。

他力排众议，对激烈争论的肥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加以保护，确定山南为省委的试点：

“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后又亲赴小岗村考察“包干到户”，给予最坚决的支持；他开完十一届五中全会就赶回合肥，从1月2日至11日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并公布了他在省人代会的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宣布“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的区别”。

至此，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计划经济大统一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就像粮票一样可以流通，畅行无阻。不过这还只是“地方粮票”，只能在安徽境内流通罢了。

当然，改革的道路是充满荆棘、阻力重重的。有人攻击他是“刘少奇路线复辟，曾希圣阴魂不散！”有人发誓：“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3年，就把社会主义的江山糟蹋了，老牛会讲话，也会到北京去告状！”肥西县部分干部居然作出“决定”，发红头文件纠正允许山南包产到户试点的所谓错误，遭到广大农民强烈的反抗，不得不又作出另一个决定，来纠正这个纠错的错误。对这一切，万里处之泰然，没有皱过一下眉头。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2)

二、配合默契

调到北京以后，万里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在安徽要困难得多，京城不比外省，斥责包产到户的呼声不只是小小的杂音，明目张胆反对包产到户而自行其是的更不只是小小的县委，尽管万里天不怕地不怕，但对方念起农业文件上的两个“不许”的“紧箍咒”，他不能不感到头疼。特别是农口的主要机构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念的还是学大寨的那一本经，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有人在，似乎越往上比重越大，理由越多，态度越坚决。农口一份有影响的刊物在1980年2、3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攻击包产到户违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刚兼农委主任的万里唱对台戏。他离开安徽以后，新去的省委主要领导也改变了态度，先是拒绝反驳攻击包产到户的文章用安徽省委政研室的名义发表，紧接着又先后召开蚌埠、芜湖、巢湖3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包产到户和大包干面最广的凤阳和整个滁县地区压力很大。这对万里来说，简直等于后院失火。但是，更多的农民在更多的地方行动起来，“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浪潮，万里一直坚定地站在这个历史浪潮的潮头。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5月发表了重要谈话，热情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指出当前主要是思想不解放。这是对包产到户最有力的支持和肯定。但是争论并没有因此止息。包产到户越发展，反对的声浪越高，不过当时毕竟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农民受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洗礼，变得更聪明，也更有勇气，只要让他有自主权，他就会不声不响把包产到组变成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证明家庭经营的确是我们几千年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一个难以磨灭的特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过早完全否定家庭经营的作用，终于导致它本身的被否定。但是在1980年，公社仍然固若金汤，站在农民一边明确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者，为数十分的少，因此处境暂时比较孤立，受到习惯势力的攻击。在这种形势中，万里得到了胡耀邦的有力支持和策应。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政策时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它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点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者分散劳动，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列举情况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万里与胡耀邦在农村政策问题上早就有过交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万里见到农业文件的第一稿时，就曾去找胡耀邦说：“文件上的三个‘可以’，体现了解放思想，我赞成。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答应他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但是没有被采纳。

胡耀邦对农村改革是热情支持的，但对农民如此强烈、如此执著地要求包产到户却缺少具体的体会。1979年冬，他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托人转给他的一份调查材料，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生动地叙述了安徽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才使他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他们朝夕相处，配合默契，情谊日深。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万里对胡耀邦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宪法、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呐！”胡耀邦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召开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做“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

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3)

三、分头工作

1981年农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规模继续汹涌向前，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主流。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一段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大同小异，总的趋势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非常适宜贫困地区采用。请问当时中国农村哪个地方不说自己是贫困地区呢？于是呼呼地都搞起来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气势。尽管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只能继续拖一段不长的时间而已。山西省就是这少数地方之一。几年来，省委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大寨是在毛主席亲自培育下成长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全国盛行“两个凡是”的时候，山西还多出两个土“凡是”：“凡是大寨已有先进纪录的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经验要照着去做。”虽无明文规定，却在全省畅行无阻。因此，拨乱反正，迟迟不见动静，对联产承包一直拖着、顶着，包产到户更不允许。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继续受到压抑。这时普及大寨县过程中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错误陆续被报刊揭露出来，1980年8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但情况仍无根本性变化。胡耀邦又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领导干部转过弯来，正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局面终于打开，省委开会统一了认识，向中央写出了检查报告。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批语，作为1980年83号文件下发。这大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促进75号文件的贯彻执行。这些观点在此后一系列农业文件包括5个一号文件中不断得到体现。万里常说：“‘左’的思想影响谁也难以避免，我们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多少之分，觉悟先后之分。”合作化以来，尤其是学大寨以来，搞了多少次运动，整了多少农民和农村干部，这次包产到户，就其范围和深度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但中央却没有因为哪一个干部抵制包产到户而对他加以惩罚，一个都没有。总是说服教育，耐心等待。而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大农民的实践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效益，使包产到户在多种责任制形式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遥遥领先，推动着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席卷全国。

1981年2月，3位新华社记者和特约记者，奉万里之命到豫、鲁、皖边3个专区的11个县去调查考察，他们深深感到广大农村正在进入一个似乎可以感觉到、可以触摸到的历史性转折，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活力越大，变化越快。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个包产到户统统冲光！长期靠国家粮款过日子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举跃入对国家贡献大的先进行列。这不是一个公社、几个公社而是整个县、整个地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1980年收成较好，但丰收主要不是靠天。农民们说，这样的年成过去不止有过一次，为什么都没有去年收得多呢？可见主要是靠人。“人积极，天帮忙，政策带来丰收粮”，这是公正的评价。

这次考察中最突出的印象是农民手里粮食多了。多年来经常下乡的干部也从没有见过农民家家户户屋里放着这么多粮。许许多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农民还来不及盖新房子；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以后，还留下几千斤、上万斤粮食没处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到处堆满了粮食囤，连睡铺也不得不见缝插针，挤在夹缝里。他们笑着说：“现在可好，睡觉不知道天亮。”粮食多了，收入高了，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包产到户比较早的地区，大多是猪羊满圈，鸡鸭成群。好多地方不约而同地反映：“包产到户，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活没有少干，粮没有少见。”集体经济办得比较好的先进社、队，各县一般只占15%—20%，社员们一方面看到本队单产高，家底厚，认为还是集体好，不敢也不愿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看到包产到户有实惠，有自由，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又觉得羡慕，心里痒痒。至于中间状态的社、队，社员无不跃跃欲试。实际物质利益比任何行政手段、行政办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胡耀邦见到这次考察发回的5篇内部参考稿件，感到十分振奋，当即让新华社将其中3篇作为通稿发给全国各报刊登，扩大宣传。他还让中央办公厅同作协、文联商量，请文章作者去作报告。他说，农村中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当赶快让作家们知道，鼓励作家们去观察、去感受，写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4)

四、一号文件

农民普遍行动起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仍然思想不通，先是“顶牛”，继续抵制；后又“放羊”，撒手不管。于是有的把牛累死了，有的把拖拉机卖了，有的连生产队的公房也拆成砖分了。这本来是领导问题、工作问题，却被当做攻击包产到户的借口。胡耀邦提出，看来今年还得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也是万里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1980年的第一书记座谈会是万里恳请胡耀邦召开的，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却是胡耀邦主动提出来的了。

当年12月间，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但是，这可不是简单的事，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到中央红头文件上去的。为了慎重，没有赶时间。文件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了。

第一个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简单地说，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了。

第一个一号文件作为一号文件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胡耀邦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这真是万里求之不得的事情，“地方粮票”终于变成“全国粮票”了。

连续5个一号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央领导和亿万农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心连心的，5个一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1982年是包产到户向全国总进军的一年。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第一个一号文件的肯定，顿时增添了无限的力量。两年前农业文件提出“三个可以”，农民把前两个“可以”甩在一边，对后边那个“也可以”却大干特干。现在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农民又纷纷撇开其他，认定这一种大干特干，使之迅猛推广，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汇成不可阻挡的巨大浪潮，压倒各种责任制形式上升为最主要的责任制形式。社会舆论也倒向包产到户这一边，独木桥变得比阳关道更阳关道了。

1982年，在连续3年丰收之后又一次夺得了大丰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循例派人分赴各省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反复讨论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14个问题，涉及农村改革各个方面，并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有统有分，弹性很大，把土地公有与家庭经营相结合，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个伟大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胡耀邦、万里曾经担心这些提法在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不料开会时几位曾经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老同志，却说原来自己担心这担心那，看来还是思想解放不够，不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也有个别人不吭气，可能心里不以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显，大家都赞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还有位更资深的老同志兴奋地指出，这件事的意义不能低估，尽管不能公开对外讲，但应当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实际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原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新旧思想斗争(1)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围绕包产到户的一场新旧思想斗争◎许人俊

我国农村的改革是引起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一改革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

农村改革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通过它破除长期存在的一大二公、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抛弃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这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更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伟大解放。

一、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农民迫切呼唤改革，但“左”的条条框框太多，农业学大寨和大批促大干之风仍在全国盛行，从地方到中央新旧思想斗争激烈。中央红头文件对农村改革尚未开放“禁区”，改革阻力重重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前夕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三中全会接受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强调拨乱反正，纠正“左” 的错误。

改革，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

然而，农村改革非常艰难。当时，“两个凡是”和“按既定方针办”的“左”的思想仍有很大市场。就在邓小平上述讲话前，当时党的主席和管农口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等，正在主持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布置以昔阳县为榜样，学习大寨经验，向大队核算过渡。会后，中共中央印发49号文件，明确规定:“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于是，1978年，在我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各地农村敲锣打鼓，高举学大寨的旗帜，轰轰烈烈掀起穷过渡高潮。广大农民长年累月挥镰洒汗，与大自然斗争。然而，他们的成果继续被大呼隆和瞎指挥吞噬了。

二、穷则思变。历史上穷得出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大灾之年被迫搞起了借地度荒和包产到户的试验，奏响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曲。于是，凤阳和昔阳成了独木桥和阳关道的方向之争、道路之争的焦点，举国轰动。万里说:是与非，靠实践检验

1978年—1979年，我国连续地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地处淮河和长江两岸的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县，情况更为严重。频繁的天灾，加上“左”的政策，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身背“凤阳花鼓”走四方，靠说唱行乞度荒。1956年—1978年，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4亿斤，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达136亿元，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1978年，面对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人们对依靠人民公社大呼隆劳动、共同度荒丧失信心，继续外流行乞。这一情况，在全省带有普遍性。争生存、保太平，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秋种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眼看无人下地播种，只好主持省委会议，冒着政治风险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种，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

凤阳县马湖公社在传达贯彻省委决定时，群众坚决反对继续搞大帮轰的劳动方式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强烈要求实行“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生产责任制。他们怀念1960年初实行过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为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凤阳县曾搞过类似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效果极好，一度受到中央领导人邓小平、邓子恢等支持，后被作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横遭批判。好办法虽然夭折，但农民们记忆犹新。

这次，幸好县委书记开明，他体察民情，不仅没有反对，反而赞成。但要求先搞试点，不声张，不推广。结果试验成功:大灾之年，全县的社队都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试点队未减产，而且有2个队增产。消息不胫而走，事关重大，立即招来了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调查组。福兮祸兮，几经争论，调查组还是给予了肯定。

无独有偶，不久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又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18户农民签字画押。发誓守口如瓶，不对外讲。如被查出，队长坐牢，大家集体养活其全家老小。但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公社干部匆匆向县委汇报，说小岗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

县委书记听完汇报后，长叹一声，摇摇头说:他们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就让他们搞到秋后再说吧！

县委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大大保护了小岗。秋后小岗生产竟出现了惊人的奇迹，粮食总产量为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23年从未向国家贡献一粒粮的“三靠队”，包产到户头一年，第一次就向国家贡献粮食3万斤，油料24万斤，农民收入每人平均达311元。

新旧思想斗争(2)

凤阳的奇迹，使人们思想开窍，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希望，也启迪了领导干部的思想。安徽省委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激烈的斗争，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到集市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安徽的“六条”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中最早的一份革命性文件。独具慧眼的邓小平，虽然刚刚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看到这份遭争议的文件后拍案叫好，立即毫不迟疑地支持。1978年，他出访巴基斯坦途经四川，特地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推荐“六条”。四川省委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也制定了一个农村改革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同时也成了众人争议的目标。

当时，两省领导态度谨慎，主张埋头干，少宣传。1979年初，当新华社记者报道安徽农村改革的政策时，鉴于当时中央文件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属“禁区”。于是，记者设法将“包产到户”改成“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报道在《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后，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霎时间，安徽凤阳县无形中取代了山西昔阳县，当然就引起“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认为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倡导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岁月里，安徽却实行早受批判的包产到户，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倒退，是方向、路线有问题。有的借用50年代毛主席错误批判邓子恢副总理的话，责难安徽的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批评安徽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任重同志更是亲自写信，对《人民日报》报道安徽包产到户的做法严加责问，并附去一份一个读者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

《人民日报》被迫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河南省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按语指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种蛮横的命令口气，绝非编者语言，自然大有来头。它既有王任重的指示，也有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批示。随后，《山西日报》等新闻单位即组织文章对安徽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把人们炸蒙了，引起一片混乱。安徽、河南首当其冲，受冲击最大，实行包到组、包到户的生产队都暂停春耕春播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立即赶下基层开座谈会，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长途电话提意见。安徽省滁县地区是包产到户的始发区，3月16日，万里驱车赶到该地区视察，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尽管万里同志耐心解释与劝慰，有的县委领导仍疑虑重重地提出：批评包产到组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这可是《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的呀!万里激动地说:“是与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靠报纸的一篇编者按来裁决。《人民日报》说是错误做法，我看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错误做法。我们要重视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肥西县有的区社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了，一动就乱。管他《人民日报》怎么说呢，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随后，万里又跑了皖东6个县，沿途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干部、群众的情绪，使春耕生产恢复正常。

事也凑巧，当时国家农委正在北京召集广东、安徽、四川等省农工部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人们对包产到户本来争论就很激烈，《人民日报》编者按一送到会上，更是火上浇油，反对者和赞成者都慷慨陈词，而且动了肝火。但不少同志都认为，各地正在按三中全会精神搞农村改革，谁也没有经验，此时此刻《人民日报》发表倾向性如此明显的来信和编者按，确实不妥。人们可能产生误解，以为是这次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新精神，造成思想混乱，妨碍春耕生产。秋后打不到粮食，农民挨饿，这可是大事。

安徽代表周曰礼更是焦急、气愤，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介绍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指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当允许存在，由群众在实践中鉴别和选择。他还强烈要求《人民日报》以同样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语，迅速发表安徽群众的来信，以正视听，消除张浩来信及其按语的不良影响。

新旧思想斗争(3)

《人民日报》确实捅了个大娄子。当时不仅安徽、河南有许多群众来信飞向报社，而且四川、云南等10多个省都有大批来信责问:“《人民日报》太荒唐……弄得群众无主张。”反响如此强烈，后果如此严重，始料不及。编辑部深感事关重大，不可马虎，决定采取补救措施，稳定局势。而中央农口主要负责人却从中作梗，主张挑选两封观点不同的来信发表，编者按也由他们修改审定，说免得“显出倾向性”。几经周折，《人民日报》终于在3月30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安徽辛生、卢家丰两人的来信，并加发了编者按语，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但终究承认过去发表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

国家农委召开的座谈会怎么办?总得有个会议纪要吧。由于责任制问题大家认识分歧大，为避免出现一家独鸣，会议纪要根据安徽代表的意见，提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可以由群众在实践中加以鉴别和选择。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等听取汇报后，要王任重立即与正在安徽嘉山县视察的万里通电话，查问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情况。万里毫不含糊地回答: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华国锋听说后，对纪要始终未直接表态。座谈会的秀才们相当为难，只好谨慎推敲，反复琢磨。纪要终于被中央批准印发了，它写得很巧妙，尽可能照顾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包产到户的赞成者和反对者均各得其所，但又特别强调“稳定生产关系，全力投入春耕”，“让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明确是非好坏”。一场争论暂时平息，双方都在等待时机，准备重新投入论战。

三、农村改革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新旧思想相互撞击。中央文件在农村政策上虽有松动，但包产到户尚未获得正式认可，人们思想不定，心有余悸。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支持，为农村改革鸣锣开道

1979年国庆前夕，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分析我国农业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对策。会议认为1978年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内容应作适当修改。修改后的《决定》，突出强调:“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8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决定》还对农村工作提出三个“一定”、一个“绝不能”的要求:“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绝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同时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寨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重申:分配上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

三中全会的《草案》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此次《决定》只提:“不许分田单干”，对包产到户则未提“不许”二字，而是灵活地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语气十分和缓。《决定》最后表示:“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完全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这是一份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精神的中央红头文件，它就是著名的37号文件。

正当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央37号文件和包产到户有所发展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

1980年一二月间，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问题，人们各抒己见。安徽代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情况。着重阐述:(一)部分后进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成为一无所有的空壳。实行包产到户仅一年，一大批一年翻身，甚至一季翻身。(二)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三)后进地区长期受极“左”路线之害，如今中央号召加快发展农业，他们对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没想到这一发言，却把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之火燃起了。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坚决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将丢失!20多年的合作化成果必将毁于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区和新闻系统、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支持安徽的发言，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对者人多势众，一时形成对安徽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围攻。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

新旧思想斗争(4)

国家农委的一部分领导，则表示按中央文件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1980年1月3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姚依林等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华国锋讲话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邓小平在会上一直在沉思。早在60年代初，他就以“黄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妙语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这次会上，他未就包产到户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农村工作中另一个问题，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他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按照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小平的讲话并未引起一些人的足够重视。会后不久，中央农委机关的杂志《农村工作通讯》，迅即按某些领导人的意图撰写《分田单干必须纠正》，赶在二月刊发表。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按语，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辞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三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地刊登一些读者言论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一种大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知名人士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立刻赶写长篇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颂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二版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论述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对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给予了很大支持。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人都支持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委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邓小平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大量阅读有关资料，数次找万里交谈，了解情况。1980年4月2日，他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 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棵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区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关键时刻，发表如此明确、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谈话，对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确实是个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也为中央制定新的红头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四、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完善领导班子，果断停止农业学大寨活动，万里受命进京主管农业工作，在中央的强有力支持下，中央75号文件几经周折终于出台，农村政策上开了口子，包产到户首次获准在中央文件上落“户”，但其性质和身份仍不明

新旧思想斗争(5)

包产到户尽管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地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长期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1979年共有773%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全区小麦产量达到2010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增长2倍多。凤阳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44亿多斤，比上年增长49%，人均收入150元，比上年增长85%。一年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人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人间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处处都有。当时民谣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党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1980年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了适当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同时，选调在农村改革中卓有成效的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同样有“方向”、“路线”之争，说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有的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这些情况都被中国改革巨人邓小平看在眼里，1980年5月31日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他还特别强调:“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这真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这一期间，陈云同志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他高兴地对万里说:“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

为统一全党思想，6月19日赵紫阳给万里并转胡耀邦写了《关于当前农村改革问题的一封信》，介绍了陕北米脂县孟家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要求国家农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立即组织农村调查，秋后形成一个中央文件，对农村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个明确说法，有领导地解决这个问题。

同年8月底，经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华国锋、陈永贵、王任重等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由赵紫阳任总理，万里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不久，中央决定在内部对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清除农村工作中“左”倾思想的影响。

9月14—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京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尚有分歧，但阻力大为减少。很快取得共识，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80年〕75号文件。

75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翻阅历年的中央文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1978年到1980年，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不准落户口——勉强同意上“黑户口”——批准上社会主义户口。它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政策，在斗争中不断排除“左”倾思想的干扰，逐步加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五、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实践，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旧思想和旧观念。中央总结推广农村改革经验，首次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明确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长期争论告一结束，农村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

新旧思想斗争(6)

1980年，我国农村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低温，南涝北旱，冰雹、冻害、病虫害不断。据全国统计，共有4733万多公顷农田受灾，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0%左右。

灾情如此严重，群众忧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但因这一年农村政策好，人勤劳，大灾之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居然高达31822万吨，是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家庭副业的优势更为明显，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22%。

许多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农业喜获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7000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实现了粮食自给。山东菏泽地区从1955年—1977年共吃国家供应粮25亿斤，而1980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交售粮食35亿斤。

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新气象。

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为这一年包产到户的大争论作了很好的总结。早包早富，迟包迟富，不包不富，这已是多数人的共识。

当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斗争，并没有完全停止。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二是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两者都脱离当地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而且前者在少部分领导人中仍有市场，有一个省的领导竟在干部会上公开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开着的，我们不希望你们进去，但你们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中央农口也不例外，有人仍借口维护毛主席倡导的农业学大寨精神，继续或明或暗地抵制包产到户。万里对此极为重视，1981年3月11日，他到农业部党组会上指名道姓地作了严厉批评，指出:“‘左’的思想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们有些人挣了工资，吃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待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很难统一。”

万里这番讲话震动很大，事后农口100多位领导干部都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

已经离开农口领导职务，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同志依然没有转变思想。王任重同志具有较高的理论、领导水平，“文革”中遭“四人帮”迫害，但复出工作后，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始终跟不上时代步伐，坚持“左”的观点。在中央一次会上，他当着政治局常委的面，执意要求将其反对包产到户的公开信印发全党讨论，遭到反对。会后，总书记胡耀邦即委托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同王任重交谈，表示如仍坚持印发公开信，拟将中央领导对他的批评意见一并印发。王无奈表示作罢。

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一方面说明“左”的观念影响之深之大，但回过头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于是在贯彻执行中，人们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赞成包产到户者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中央文件允许了，可以大搞;反对包产到户者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中央文件说不要搞。赞成者说，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说，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些争论莫衷一是，耗时间，耗精力，严重影响实际工作。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发展，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认为有必要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再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万里作为主管农口的副总理，立即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水平。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然后交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文件长达万字，共25条。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字明确，有理有据，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与会代表心服口服，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深感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把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来年第一号文件印发全党，表示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大家热烈赞成。

新旧思想斗争(7)

1982年元旦，是举国欢庆的节日，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它牵动了全党上下和亿万农民的心。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还从理论上对双包制作了说明，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文件具体分析了双包制的优越性:“联产承包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就更坚定了人们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决心和信心。

面对这样明确、有力的中央红头文件，一些有“左”倾思想和旧框框的人，也只好缄口不语。由此，农村改革骏马就在神州大地急速奔驰了。

六、从1982年—1986年，每年新春伊始，农村问题在中央文件中都列居榜首，农村改革的政策不断放活，步伐不断迈大，路子不断拓宽。农民高兴，农村稳定。5个中央一号文件，名副其实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的行动指南

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统一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而且把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重要的位置，大大鼓舞了农村工作干部的士气，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过去，干部的走向是“一工交，二财贸，三文教，死(四）也不到农口去报到”。如今农村问题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旋律，农业成为各行各业令人尊重、羡慕的产业，农村干部和农民都引以自豪，长期潜存的积极性迸发了，形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

1982年底，全国农村喜气洋洋: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5%。实践再次说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之光，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中央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出台。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一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风云一时的人民公社，就逐渐解体了。

为提高人们的理性认识，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的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端，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使多年来所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适合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文件并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又有新发展。一个“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我国农业又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比上年增长51%，农民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年底，中央召集各省区市书记在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大家畅谈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心悦诚服地赞美承包制的神奇威力，并通过了来年农村工作的重点。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为消除农民怕政策变的疑虑，文件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至此，党中央已连续3年印发了3个专讲农村的一号文件，深得人心。3年来，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1984年，农产品商品率达533%，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又增长145%，粮食增长51%，农民收入增长147%。

新旧思想斗争(8)

但是，农村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中，确实也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求，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商品流通受阻碍，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取消了。这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即农业的状况大有改变。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纯收入增长118%。

但是，由于我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 农村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致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减少太多，粮食产量全国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有些人又对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又借此责难: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中央特地将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到10月份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一号文件下达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增长，农民纯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如实记录了我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斗争中诞生，又在斗争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常讲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人口是奇迹，确切地讲，这个奇迹就是在5个中央一号文件期间发生的。正因为如此，1984年国庆节那天，当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游行，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时，北京市农民的游行队伍，抬着“中央一号文件好”7个红色大字的巨型标语牌，由东向西，昂首阔步，走向检阅台，顿时广场上掌声、笑声经久不息，人们齐声欢呼：中央一号文件好！

原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6期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倪振良

一、风云人物

1992年初春，当代风云人物邓小平来到了阔别8年的深圳。

百花颔首，千树起舞，座座高楼绽开了笑脸。

1月20日早上，国贸大厦里里外外楼上楼下，挤满了愉悦的人群。邓小平一行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陪同下，乘坐观光电梯，徐徐登向53层旋转厅。

一夜城

满眼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彩色的人潮。

进了国贸大厦制高点，坐在缓缓旋转的环形大厅里，透过明净的玻璃，看到的是立体的活动着的一尊尊巨雕，一幅幅彩图。多姿多彩的现代化楼宇，一幢幢、一群群、一片片，汇成了楼的山、楼的海、楼的森林，其间绿荫浓覆、人影憧憧。

仿佛就在昨天，这里还是个荒凉的边陲小镇。镇上除了破旧的平房外，只有几座旧楼，人口也不过两三万。多处是乱石、水沟，还有出没在水草间的青蛙、水蛇……转眼间，这里崛起了一座现代化锦城，已有两三百万人口，数千栋大楼，十几万辆汽车，还有纵横交错、数不胜数的林荫大道。

记得8年前，邓小平第一次踏上深圳滚烫的热土，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幢幢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建筑群。到处是来往的推土机，起落的起重机，灰色的脚手架。透过这一切，邓小平看到了深圳的未来，看到了它的生命力所在，便欣然命笔道：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那次离开深圳后的第二个月，即1984年3月，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共中央便作出了“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决定。

中华民族奋进的航道已经开通，风帆已经扬起，定然驶向成功的彼岸。1988年6月初，邓小平在会见“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会议代表时，兴致勃勃地说：

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50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这个再造香港的构想，其实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已在深圳率先实施了。经12年奋争，12年拼搏，深圳已建起七八十平方公里的新城，已看到了第二个香港的雏形，已显示出了它无限旺盛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对面的香港，早已租给老牌资本主义英国，它的兴旺与繁荣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50年代以后，随着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东南亚的一些华裔资本家将数百亿美元存入香港，香港的经济便急剧发展了起来。从那时至今，已有三四十个年头了。而深圳特区，刚创办12年，它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比香港经济发展最快时期的速度高出了26个百分点，难怪香港人惊呼深圳是“一夜崛起的城市”。

且看今日的深圳，在80平方公里新城内已建成9个工业区、50个住宅小区和一大批商贸、金融、旅游、文化、教育等设施；各类房屋竣工面积达3000万平方米，还建成了大型机场、大型铁路客站和8个港口码头、4个陆路口岸，300多公里市区通路。

大量数据证明了一个辉煌的事实：12年来，深圳的发展速度，深圳的经济效益，深圳的社会风尚，都要比香港高出一筹：

啊，深圳，

不是香港，

胜似香港，

大海可作镜，

高山可作证！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2)

面对这一番情景，作为创办深圳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精神矍铄，喜形于色，侃侃而谈。他的目光注视着深圳市领导，语重心长道：

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讲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一字一顿重复着这样一番话，是那样郑重，那样坚毅。这位久经磨砺，年近九旬的老人，似乎在给十几亿中国公民指点着赖以生存与奋争的道路，又似乎是在解剖着中国革命苦涩、曲折而又十分恢弘的历史——

三起三落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邓小平在其中就经历了三个大起大落。

邓小平第一次受打击是在1933年。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突然被党内“左”倾领导撤了职，被发配到敌我交界的边远地区安乐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谁料到，33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又被发配到了江西，被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邓小平日出而去，步行去一里路外的拖拉机厂接受劳动改造；日落而归，“闭门思过”。寒风侵骨，冷雨敲窗，多少战争年代里为国捐躯的战友、英烈的形象在他面前闪过。在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一片喧嚣声中，他在苦苦思索：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究竟该怎么搞？

70年代初，林彪折戟沉沙，自我爆炸后，中国似乎有了转机，邓小平结束了3年多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那是在1973年。到了1975年，经毛泽东提名，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后，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江青一伙大搞什么评法反儒批周公，把矛头指向病中的周恩来；紧接着又来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硬是又把邓小平打下去。

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1976年10月，它终于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77年七八月间，邓小平第三次重上政治舞台，恢复了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领导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才略过人、力挽狂澜的邓小平肩上。

历史的转折

面临的国情是极其严峻的，拥有10多亿公民的泱泱大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均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几亿公民的生活尚在贫困线上徘徊。难道中国向来就那么穷吗？不。远的不说，就说195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与中国并驾齐驱；到了70年代，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中国的经济，一落千丈。也就在六七十年代，正当中国这条巨龙被无休止的运动、斗争折腾得精疲力竭、回天乏术的时候，在中国的周围出现了群龙腾飞的局面，与中国大陆同祖、同根、同一文化圈的香港、台湾等，以世界震惊的速度发展了起来。雄辩的事实告诫我们：疯狂的口号喊不出高速度，无休止的斗争斗不出“灿烂的经济之果”，得赶快悬崖勒马，否则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全党的思想观念、中心工作必须要来个根本的转变，转移到经济建设工作上来！

经济建设怎么搞？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勒紧裤带，蛮干苦干？殊不知，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时，世界已在拥抱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了；当我们闭门高喊要解放全人类时，人类已经登临月球，飞向宇宙了。当今的中国，只有革除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旧体制，扫除一切阻挡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彻底解放生产力，才有望实现经济的腾飞。只有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引进高科技；同时，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市场，让中国汇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洪流，才有望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于是，经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要实现这个根本的转变，需要足够的勇气、胆略，还需要必要的试验田、排头兵。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首先在安徽、四川等乡村开始了；城市的改革、开放、搞活，该选择哪里做“排头兵”、“试验场”？

邓小平浏览着色彩斑斓的雄鸡形的中国地图，渐渐把希望的目光移向了南方——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3)

二、二十年怀胎

中国的南方，连着大海，向着东南亚。

自从140多年前，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南大门后，有多少洋人洋货从这里拥进华夏；又有多少中华儿女从这里漂向海外，走向世界。

到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桎梏的中华民族，以极大的热情与干劲，投身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事业。

可叹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巨轮，在剧烈的政治风浪中颠簸震荡，失去了多少赖以腾飞的良机，将多少极其宝贵的岁月付诸滚滚浊浪！

坐失良机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震动世界的“亚非会议”，这是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与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显示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英勇气概。太平洋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随之高涨了起来。

这个时候，亚非国家的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其中的不少华裔巨富，纷纷将资金转入较为自由、稳定的香港避风，一时间，数百亿美元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似洪水般涌进香港的银行。香港的银行家不得不将沉积的资金，以极低的利息贷出。

香港的大小企业家们，便张开口袋来借用大笔的低息贷款，去建大楼、办工厂、开商店，随之财源滚滚而来。

目睹香港这种情况，我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等坐不住了，即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汇报。陶铸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与省委书记林李明议定即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计议利用香港银行低息贷款，发展我南方的工农业生产。

说来也巧，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到南方来了。陶铸忙招来了饶彰风、黄施民等，赶到了珠江畔的毛主席下榻的一座小岛宾馆内，郑重其事向主席汇报着香港的经济情势。

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抽着烟。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与掌舵者，还没有迈出祖国的南大门，也没有去过港、澳、台，缺乏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感性认识。

广东的官员则兴致勃勃：“我们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国内某个地方办工厂，发展工业。”

毛泽东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还是默然地抽着烟。

半个小时后，当毛泽东走出宾馆，临上扑向大海的游艇时，才若有所思地告诉陶铸、黄施民等：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

广东省委很快写好了这个报告，立即呈送给了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提到最高决策层商讨了。但不知结果如何，广东省委在静静地等候着、等候着……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杳无音信。

第二年春天始，是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然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后是“反右倾”，克服三年困难时期；然后是四清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揪党内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路折腾下来，已是20余年过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

打开国门

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制造十年动乱的祸首们已经覆没，邓小平又开始重新工作。中国百废待兴，举国上下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中国应打开国门，去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忙着组织出国考察访问代表团。

谷牧是中国经济建设新时期的一位杰出领导人。解放后他先后当过市长、市委书记，全面负责过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工作；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管国家进出口方面的工作。多年的国家经济建设领导实践，使他深邃地洞察到，要振兴我中华，就得打开国门，一方面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另一方面扑向大洋，去开拓世界市场。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4)

1978年新春伊始，谷牧就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让对香港、澳门作实地调查研究，要求写出有根有据、有开拓性见识的经济考察报告来。这个考察组4月初就前往港澳了。

5月初，谷牧副总理则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飞向了西欧。这个考察团，由谷牧亲任团长，由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计委王全国、北京市的叶林等诸多部长，还有李灏、胡光宝等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一行30余人，可谓阵容齐整，蔚为大观。这样规模的经济考察代表团，大张旗鼓去西方考察经济，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显示着中国这头雄狮觉醒了，正重振雄风，向世界走来，那自然引起西方世界的震惊。西德、英国、法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都以相当的规格和极高的礼仪，接待着由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经济考察团，我考察团成员则认认真真座谈、询问、参观、考察。从管理部门到科研单位，从设计部门到生产车间，大多是那样井井有条，纹丝不乱。一座座厂房是那样整洁、规范，偌大的车间里，只有几位先生、小姐操作着电脑，控制着各个生产程序，崭新的成品便源源不断而出。电脑代替了人脑，自动化代替了“人海战”，机器人在高速为人类创造着物质财富。在这琳琅满目的国际市场上，世界各大国家的商品几乎都有，中国货也有，但大多是摆在最廉价的柜台里，而且居多是中国最好的上海货。这怎么不使目睹这一切的中国人感到汗颜！

西欧诸国给考察团员留下的印象与感触是极深刻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成就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借鉴。西德崇尚信誉，注重高效、优质的生产；英国恪守规矩；法国讲究艺术；瑞士恬静、富有；丹麦活跃兴旺……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风俗，沿袭、发展着不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塑造着不同的素养、性格。所见所闻是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的，感触最深的还是现代化科学技术与严密的经营管理带来的高效率与高速度。

这次经济考察活动，从5月1日进行到6月上旬，先后考察了西欧五六个国家，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学其所长，避其所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更加直观、更加强烈了。

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当时谷牧的秘书胡光宝与笔者谈起这一次考察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打开了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说干就干

受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在谷牧从西欧返回前几天回到了北京。谷牧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该组写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反映了西欧考察团同样的感受，字里行间溢满了改革开放的呼声，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三五年努力，把宝安等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在6月3日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并作了指示：“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快快打开中国的大门！”世界在呼唤，中国在呼唤，形势迫人，上下共识。宝安、珠海在行动，赶到头里的要算是我驻香港招商局。

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最早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由李鸿章创建于1872年。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将它改为国管，归属交通部，抗战期间，中国招商总局曾迁至香港。1950年，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以后成为新中国交通部的驻港商业机构。

到了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这样一个文件：《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

为了贯彻党中央对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邻近的香港沿海地带，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经我们共同研究，一致同意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境内邻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建立工业区。

……

这份报告引起了李先念副主席高度重视，立即与谷牧副总理作了认真研究，马上决定将交通部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两位请来，当面商议这个报告。

远在香港的袁庚，接到通知，赶忙登上了直飞北京的班机。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5)

三、中南海决策

直飞北京的银燕从香港机场腾空而起，扶摇直上。

初春季节，海湾雾多，舷窗外一片茫茫。飞机在雾海中穿行、升腾。

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的心潮，随着那机窗外的云雾滚滚翻卷——

冲破束缚

见了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谷牧副总理，该说些什么呢？袁庚接触招商局的工作还不到半年。开始是根据港澳工委的意见，交通部部长叶飞派外事局局长袁庚去香港招商局作调查研究。作了2个多月的调研后，袁庚代交通部党组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提出“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这个请示报告是1978年10月9日送上去的，3天后，即10月12日，中央5位主要领导人全部圈阅同意，并作了重要批示。10月18日，袁庚奉命从交通部外事局调到了香港招商局工作。

一到招商局，袁庚不负重托，日夜奔忙，马不停蹄，奋力为发展工厂企业招揽经营项目。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袁庚决意增设浮船坞，扩大船只修造量；兴建集装箱码头，增加航运吞吐量。这就急需合适的地方，袁庚四处奔走，八方寻觅，终于看中了香港一个微型的小岛，想把它买下来。一问价钱，不禁望而却步了：把香港招商局百年来的所有资产全部抵押出去，也买不下这一块地方。

是啊，香港万商云集，寸土寸金。连大海中也在填土造房，哪里还能买到廉价的地皮？！

怎么办？驻港的中资机构，难道就这样被困死在香港，无所作为了吗？倏然，他想起了对面的宝安县，能不能在那里辟块地方，搞个招商的工业区呢？这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中央要改革开放，不妨先去看看。

游子还乡

袁庚是宝安县人，阔别故土已有几十年了。过了罗湖桥，就是宝安的县城深圳，70年代末的深圳，依旧只有几栋旧楼，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

深圳，又名鹏城。从飞机上鸟瞰深圳全景，左右两边有两个伸向大海的半岛，酷似展翅南飞的大鹏的两翼，其左翼是蛇口，右翼是大鹏半岛。袁庚的故乡就在大鹏半岛，三四十年代，袁庚就是从这里揭竿而起，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参加了抗日游击东江纵队，担任了联络处处长，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杀得日寇大败，一直杀到香港，与英国少将一起接受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袁庚又随东江纵队，投入解放战争，参加淮海战役，担任炮兵团长，又挥师南下，参加解放家乡宝安县的战斗。在那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为了山河的光复、民众的解放，多少战友、英烈血染热土，为国捐躯。袁庚算是幸运者，盼到了全国解放，盼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可当他驱车返回别离二三十年的大鹏半岛时，不禁怔住了：当年的邻居、熟人，包括他们的后代许多都找不到了，仔细一打听，他们早已远走他乡，移居英国、美国、荷兰等国了。解放初期的两万多乡亲，只留下5000多人了。岁月流逝，人去房空，还是那几条小河浜，那几座小石桥；还是那几处住宅群，那几排小平房，而且已破旧不堪了。同样在这二三十年里，对面香港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遮天蔽日。入夜，香港灯光灿烂，这里却是一片漆黑；对面沸腾的夜生活刚刚开始，这里冷冷清清，万籁俱寂。

面对这一情景，老革命袁庚的心在颤抖：中华儿女当年用血肉换来的江山，后来为什么一个个离它而去，远走他乡？贫穷与落后，能说就是社会主义吗？不，闭关自守，穷干、蛮干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该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建设我贫穷落后的乡村。招商局是大陆驻港的唯一有经济实力的中资企业，该率先到深圳来“吃螃蟹”，搞一个经济开发区。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6)

深圳南头以南有个半岛，形似蛇头，又名蛇口，那边可以建船坞，造码头，与香港的海上距离又最近，可利用香港的电力，又靠近深圳西丽湖的水源，在那里辟一块地方，建工厂，办企业，招收内地的劳动力来做工，为民造福，为国增收，那该多好！返回香港，袁庚恰遇刚从西德考察回来的交通部部长叶飞，他俩想到了一起，谈到了一起。离港返京时，叶飞取道广州，与广东省负责人专门洽谈驻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问题。

广东省与交通部两方负责人的思路又一拍即合。是啊，早在20余年前，广东省负责人就向毛泽东与党中央打过类似的报告，谁料如石沉大海；而今，中国与世界都在呼唤改革开放，广东省地处南疆，面向大洋，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机不可失，该尽快把国门打开！

广东省、交通部即联名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招商局在蛇口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这份报告于1979年1月6日发出，就在当月下旬接到了中央主要领导接见面议的通知。在这应召赴京的途中，袁庚怎么能不心潮滚滚、满怀憧憬呢？

中央点头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许。

北京中南海。

谷牧副总理健步向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副主席处走去。

进了办公室，谷牧一直走到先念办公桌前，轻声说：“他们都到了。”

在埋头批阅文件的李副主席这才抬起头来，拿起案头的一个文件夹，站了起来：“走吧。”

先念、谷牧一进会客室，等候在那里的交通部负责人彭德清、招商局负责人袁庚都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李先念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分外亲切。

一坐下，先念便询问起招商局的情况来，早有准备的袁庚便滔滔不绝述说起来。

李先念副主席静静地听着，若有所思点着头。这位解放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的老将；解放后已担任26年副总理，并长期兼任财政部长；前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正值全国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在这日理万机之中，与谷牧一起专门请彭德清、袁庚来研究招商局在宝安建立工业区问题，显然不仅仅是涉及几平方公里的问题，而是寻找排头兵，以打开突破口，牵动整个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问题。

当袁庚谈到要把香港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和内陆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时，先念插话道：“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去搞。”

袁庚忙接上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要求在蛇口划出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

李先念笑道：“给你一块地也可以，”他瞧瞧案头的宝安县地图，指指南头以南的蛇口道，“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听，眉开眼笑了。他心里在想，那太多了，招商局还没有那么大胃口哪，有两平方公里左右就够了。

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先念马上又说：“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个特殊政策，不然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稍顿了顿，先念又以征询的目光望着谷牧副总理，问：“对招商局这个报告，你看怎么办？”

谷牧胸有成竹道：“你批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

袁庚又进一言：“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签个字，价值就大大提高了。”

先念一听，欣然道：“好，我批。”说着拿过批示笔，在这份报告上写道：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7)

先念

1979131

彭德清与袁庚一看，相视一笑，眉宇间溢满无限的喜悦。

先念则瞧着他们说：“交通部就是要利用香港招商局，搞好国内外的结合，可以创造外汇，要把远洋船队管理好，要为外贸服务。”

袁庚说：“有了地方，我们可以发展修船业，也可以拆船。”

先念说：“拆船可以搞大一点，轻工业部不是也搞拆船吗？要搞活一点，给他个任务。拆船有很多副产品，船长、大副的房间就有不少可用的家具。”

一个党中央副主席，对拆船业谈得如此具体深入，实令袁庚感佩。

先念又说：“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钱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自己去奋斗。长江两三千吨的船要买一百几十条开到国内来嘛！我们被耽误了10多年，‘四人帮’说什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刘少奇讲的，其实刘并没有说过，是坏家伙编造的，要不是少搞了十几年，我们的造船业，现在已达到1400万吨了。”

先念联系到那年月配合小平苦撑危局领导经济建设的历程，说：“那几年，什么都不好做，‘四人帮’总是横加干涉，凡是有赤字出现，都与他们有关，损失可不少！王洪文连拟了两个关于买船造船的文件，接着是风庆轮事件。”

彭德清插话道：“还有更生轮。”

先念嘘了口气对彭德清、袁庚说：“现在好了，交通部生意还可以做大些，国内外结合起来，很好。国内投资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利用外资，你们现在有了个路子，1000万吨船（包括沿海），10多年经验，没花国家一点钱，说明路子开了，对了，要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干起来！”

年届七旬担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先念同志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偕谷牧与彭德清、袁庚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11点45分，整整105分钟。

临别，先念又嘱谷牧尽快召集有关部负责人开会，将招商局这件事落实下来。

四、“特区”的由来

从中南海先念处出来，袁庚感到格外踏实、舒畅。为国为民奔波40余年，从来没有感到现在这样顺当、来劲。袁庚已年逾花甲，拼搏的机会不多了。眼下，中央的意向已定，就看我们怎么干了。对于涉外的政治经济贸易活动，袁庚也并不陌生。

新中国成立后，袁庚就被派去越南，参加了胡志明军事顾问团的工作；随后又由外交部派往印度尼西亚，当了7年领事；回国后在中央一个部，负责东南亚、包括香港在内的外事工作。“文革”中，被康生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秦城监狱5年半。出狱后，袁庚担任了交通部外事局长，参与了不少涉外经济洽谈活动。3年后调到了香港招商局，算是驾轻就熟，虽刚上任两三个月，但对那边的经营管理、运行机制很快就掌握了，他决意运用香港经济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到宝安开发一个蛇口工业区，先念已有明确批示，就等谷牧副总理召集有关方面来具体落实了。

得天独厚

谷牧办事从来就是及时、高效的。中南海谈妥后，只隔了一天，即2月2日上午9时许，一辆辆红旗、吉姆等高级轿车，南从灵镜胡同，北从西安门大街，缓缓拐进西黄城根街，进入了一个有武装警卫的大院落。

那个特殊会议，就在这里的南会议室进行。

到会的有：国家计委段云、顾明，国家建委彭敏，外贸部刘希文，人民银行乔培新、卜明，财政部王丙乾，交通部彭德清、袁庚、江波等。

9点30分，会议准时开始。主持会议的谷牧开诚布公道：“现在主要议一议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香港招商局原来设想在香港设厂，受条件限制，他们已和广东省委商量好，要在我靠近香港一边的蛇口地区开设工厂，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的待遇，进出自由。”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8)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先念同志1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后已作了批示。”谷牧一字不漏宣读了先念的批示后，请袁庚把主要问题向大家说一下。

袁庚对香港招商局107年的历史作了对比，谈到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不开放，在港的14家中资银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从东南亚涌来的大量资金从门前流过；而香港的一些小银行，如恒生银行，抓住机遇，大胆贷款，猛然发展了起来。袁庚又通过香港其他英资财团、华人财团的发展，具体阐明我们曾错过了大好时机。他颇有感慨地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贵，仅次于东京银座，1平方英尺要15000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英尺也要500港币以上。加上银行利息高，劳动工资高，招商局要落实中央领导《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有不少困难。我们在反复分析和研究了香港的经济情况后，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并与广东省委交换了意见，有了共识：就是要充分利用广东省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又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图纸、资料、专利、全套设备，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内地和香港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都不能和我们竞争的。”

袁庚言之有理，在座的颔首称是。

特殊政策

“交通部与广东省已商定了具体方案，但进出口免税问题要中央定才行。”袁庚着重说。

谷牧一语道破：“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

袁庚说：“土地、行政、企业主权全是国家的，广东省派行政管理人员。工厂的管理完全用香港的办法办，由招商局管理。产品从香港出口，偿还外债和外商投资；劳动力由广东省解决。工人工资，原则上参照香港，照顾国内，不超过200元人民币。”说到这儿，袁庚提高了嗓门：“这个工业区的建成，不用财政部、银行一个钱，要求财政部免税10—15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

袁庚讲到这儿，打住了。谷牧对他说：“你把想要办的工厂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袁庚笑了笑，说：“我们第一期上马的有五六个厂，如拆船厂、钢丝绳厂、集装箱厂、油漆厂、无线电导航装配厂及玻璃钢厂等。目前用地300亩，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这是微不足道的。”

与会者听着，有的沉思，有的点头，有的若有所虑。

财政部王丙乾道：“其他没有什么意见。关于纳税问题，是否可以考虑，不按国内的办法，而按香港的办法收税，在香港你们怎么纳税的，你们也怎么向国家纳税。”

袁庚一听，绽开了笑脸：“我双手赞成这个意见。香港为什么近10年之内工业发展得这么快，主要是因为它是自由港，出进口都免税，吸收了大量外资、技术、人才。我们在香港纳的只有所得税。我赞成我们招商局按港英当局的纳税办法向财政部纳税。”

外贸部刘希文说：“第一，对这样办无意见。第二，目前看来，你们的产品是为了满足交通远洋船的需要，还不涉及外贸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关于海关进出口税问题可以给予优惠，但具体怎么办，我要回去和海关商量一下。”

计委段云欠了欠身子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

谷牧插上说：“广东不仅两个县可以搞，广东、福建很多地方都可以搞。”

“我看说用香港的办法管是否妥当？我的意见比国内放宽一些就是了。”

谷牧点头：“那个地方就是要特殊化嘛！”

计委顾明说：“（一）这个地方应以出口为主，外销还外债，国家不给钱；（二）在国内销要按国家进口办法，要纳税；（三）参考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要搞出一个法律来，这样就可以统一了；（四）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搞独立核算，要少干预为好。工资福利不能过高，也要有一套办法。一般在自由贸易区有所得税，所以要纳所得税。”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9)

在国内划一块地方，让驻港企业来开发、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究竟该怎么搞，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已到中午了，谷牧摆了摆手，说：“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总共就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这样按先念批的‘照此办理’起来。”谷牧把目光移向袁庚道：“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再作具体商量。总之，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尊敬的读者，读毕这篇会议纪实，不知你是否留意到，主持会议的副总理谷牧，在会议开始、结束及中间插话，先后三次反复提到邓小平的意见：广东、福建很多地方可更开放一些。可见，驻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招商局的问题，而是让招商局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棋盘上先行一步，做个过河卒，探探路子，牵动全国，震撼全球的战役还在后头哪！

智慧的火花

1979年4月，中南海春意盎然。

檐头的迎春花，似金色的瀑布，凌空倾泻下来。

带着缕缕幽香的暖风，悄悄地溜进了窗户，轻拂着案前的红花、绿叶、金果。

邓小平坐在藤椅上，正静静地听着广东省负责人的汇报。

正在发言的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20年前，他就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了；去年，中央派他去广东，主持全面工作。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国际交往频繁，是我国的主要口岸之一；广东又是著名的侨乡，在国外的华侨有820多万人，港澳居民大多数是广东籍。每年从广东口岸出入境的外宾、外籍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达数百万人次。开放、搞活，在广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习仲勋通过广东经济的现状，阐明了中央对广东在经济上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非常英明、正确与及时的。接着便谈了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规划设想。其中着重谈道：“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

听到这儿，邓小平插话道：“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示意习仲勋继续说下去。

他一面听，一面沉思。中国的改革、开放，得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南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找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蹚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关系不大。

那么，这一块地方，该选在哪里呢？邓小平的手指随着目光在移动，移向南方，移向东西方政治经济的交会处——深圳！

在座的都看明白：是把这块地方划出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

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呢？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都不准确。邓小平没有表态，他在细细寻思。

傍晚，参加了一天会议的邓小平在中南海院里散步，虽说他年届75岁高龄，步履依旧是那样稳健，比他年轻9岁的习仲勋信步与他走到了一起。

邓小平与习仲勋，还是那年在毛泽东的窑洞里相识的，那次同桌吃的是朱老总做的四川菜。那时，习仲勋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参与中央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谈起这段往事，似乎就在昨天，历历在目，两位老人还饶有兴趣。

他们边聊边走，缓缓从中海走到了南海边，平静的海面上升腾着淡淡的雾霭，海边倒映着彩色的亭阁，浓覆的绿荫中传来百鸟的鸣叫声。倏然，邓小平停住了脚步，若有所得道：“深圳，就叫特区吧！”

“特区？”习仲勋一怔。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熟悉的四川口音，落地有声，扑向南海。

仿佛当年发布战斗命令一样，一场硬仗，一场特殊的战斗，在邓小平的精心谋划下，将在山与海的交汇处打响！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0)

五、深圳河边

邓小平关于创办“特区”的指示一下达，谷牧副总理即率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飞往了南方。

50号文件

他们先在广东省连着开了10多天会议，接着又去福建省，广泛征询，仔细分析，深入研究，返京后，形成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开门见山道：

……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势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批转的广东省的报告中，对计划体制、对外贸易、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物资体制、劳动工资、物价政策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灵活措施，并第一次明确提出：

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

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发出的这份报告，还明确了特区的管理原则和基本建设等事宜，确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为创办深圳特区拉开了序幕，擂响了战鼓。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亲自挂帅，任仲夷、吴南生坐镇部署。

自从邓小平指定创办深圳特区后，广东省委遂决定在原宝安县城深圳所在地，建立一个深圳市，行政级别比宝安县还高半格——副地级，抽调省外经委主任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另从江门等地抽调曹喜芝、贾华担任副书记。又从省有关部门及地区，选调了40多名干部一起开赴与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深圳。他们算是创办深圳特区的第一批前线指挥官，集中住在新园招待所里——一座破旧的二层小楼上。

不料，张勋甫等一线指挥官首先遇到的并不是接洽外资、外商问题，而是要围追堵截外逃的民众。

人心外向与内向

中央对深圳“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风声早已传到了南国边陲，有些人误以为，这一下开放了，灵活了，可以撒开腿往香港跑。这些年来，从这里跑往香港的，几乎没有不富、不阔的。是啊，同样是打工干活，那边的收入比内陆高出几十倍！眼下，一听说“开放”了，“人心外向”的民众闻风便是雨，竟有共产党员抢先跑过去，在香港的山脚下研究如何在那里落脚谋生的……

这还得了，人去山空，还怎么引进外资？有情报说，今晚有许多人要集体偷渡。市委全体干部闻风而动，紧急动员全市基干民兵，配合部队，前往堵截。

这里与香港只隔一条蜿蜒而去的河，窄处不过几米宽。河对面的土地本都是新安县（现深圳市）的，是三次不平等条约，逐步割让给了英国。第一次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半岛割让给了英国；第二次是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把九龙半岛割让给了英国；第三次是1898年，英国人借中国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机，逼清政府签了《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陆地及邻近235个岛屿，共9751平方公里土地，全部“租”给了英国人，“租”期99年，“租”金分文没有。从此，河对面的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这个“没娘的孩子”，1842年离开祖国母亲时，只是个5000多人口的小渔村。没有料到，130多年后，这里成了拥有500万人口的国际大市场，一条崛起于亚洲的小龙！而一水相隔的深圳“同胞”依然冷冷清清，经济上落后了一大截。

这难道能怪深圳民众“人心外向”吗？

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有位高级干部向我讲了这样一段趣事：1977年，邓小平与叶剑英来广东视察，省领导汇报道，港澳边境，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这时，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道：“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顿了顿，又说，“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1)

在座的听了不解其意，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政策很明确，不准偷渡外逃，这本来是边防部队管的，怎么说他们管不了呢？

时隔十几年，当深圳崛起后，深圳人谁也不想离开故土了，当年偷渡去香港的，也有些返回深圳来了。这时，重温邓小平当年这两句话，才恍然大悟：要不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边防部队又怎么能刹住偷渡风呢？

再说当初，算是难为了张勋甫，他一面疲于奔命拦阻偷渡者；一面又要千方百计建特区。

这特区究竟该怎么建？圈出一块地方，加工生产出口商品；划出一条老街，做自由市场，搞贸易活动，反正要开放、搞活，能引进外商、外资来就行。

不少外商也搞不清共产党为什么要办深圳特区，有的说，无非是要张开口袋赚我们的钱呗，可要当心，别忘记了当年的“公私合营”啊！有的说，说不定我们还能捞一把，可别错过了时机。一些小商小贩则不言不语，提包背囊走过罗湖桥来，兜售香港的喇叭裤、牛仔服，清仓的打工装，还有电子表、打火机等洋百货。

清静了多少年的老街，似乎热闹了许多，但尽是些小商小贩，大款巨富谁都不来。是啊，创业伊始，既无高楼，又少平地，怎么来呢？

叱咤风云

转眼就是第二年春天，深圳湾混混沌沌，一片迷蒙，春雨淅淅沥沥，连绵不断。茫茫雨丝中，出现了一群陌生的干部，走在头里的中等个子，壮壮实实，四方脸庞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他抬眼望望一摊摊泥浆，一汪汪积水，操着上海口音问旁边的一位：“老秦，这儿的地势看样子比海平面还低。”

“是的，低两米哪。”老秦，即后来的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说。

他又抬眼望望不远处的两座山包，说：“把这座山移过来，填平这个低洼区！”

老秦说：“对，我们计算过了，这两座山包有160万立方米土，恰可用来填罗湖小区。”

他点了点头，眉心蹙成了一个“川”字，似乎在深思、酝酿着什么。他就是9年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当时，他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率一个代表团考察访问了美国、英国、瑞士、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等的出口加工区，返京后撰写了一个颇有分量的《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随后就飞到南方来了。

“老江！”一位身材颀长的干部赶了上来，他长方脸庞，略带一点广东口音，“看来，工程量很大，得有个总体规划。”说话的就是5年后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当时是国家进出口委专职委员、党组成员。

江泽民点了点头：“胸中有了一盘棋，才能迈出高明的一步。”

“有些事，这次是否得定下来。”李灏说。去年春天，他随谷牧来到南方，参加起草了具有历史性的“50号文件”；这一次，他又与江泽民一同南下，要解决一些创办特区的实际问题。

江泽民、李灏等在深圳实地考察一番后，又到了广州，与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作了细致研究部署。决定将深圳特区，明确定为“经济特区”；国家拿出3000万元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用；省委副书记吴南生任广东经济特区委员会主任，将深圳市行政级别再提半格，成正地级市，由吴南生兼深圳市委书记坐镇深圳，领导开发经济特区。

1980年6月13日，早晨闷热，吴南生率正地级深圳市的新班子成员秦文俊、黄施民、罗昌仁、丁励松等，一同登上了前往深圳的列车。

一到目的地，吴南生就宣布了省委的决定，他们5位被一一任命为深圳市委正副书记、秘书长等职。

深圳市不到两年连升了两级，且有了五六位资深书记，可谓实力雄厚，风靡云蒸。

新班子上任后，首先按既定部署，大张旗鼓制定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由吴南生挂帅，省建委副主任廖伟具体负责，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共108位。108将集中在当时深圳唯一的高级招待所——华侨饭店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强手林立，百家争鸣。智慧的火花经碰撞而迸发，经迸发而燃烧，经燃烧而融化，经融化而升华，终于产生了共识——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2)

充分利用深圳毗邻香港、交通便利、风景优美、土地充足、劳动力充裕等有利条件，努力为客商提供广阔的经营范围和良好的经营场所，积极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把特区办成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农、牧、住宅、旅游、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以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是制定特区经济发展规划的最初指导思想，尽管很不完善，但大方向是对的。根据这个思想，拟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在科学分析深圳地形地貌的基础上，绘制出了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蓝图。

深圳市的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东西长50余公里，南北平均宽度为6公里多。从飞机上鸟瞰特区全貌，仿佛是条狭长的海带漂浮在山脚下、大海边。其中可规划开发的有110平方公里。

根据特区独特的地形特点，吸收国内外现代化城市的优点，深圳特区的总体布局，既不能由一个中心向四面辐射，也不能成轴对称，而应是带状组团式的结构。如果说特区仿佛是一排葡萄架，那么一幢幢大楼像是一串串葡萄，均匀地分布在绿色的长廊里。组团间隔有一条条绿化带，各组团的功能和人口分布合理；楼宇多姿多彩，楼层错落有致；公用设施配套完善，环境优美，居住舒适，空气清新，公路四通八达。

经济特区由生活区，工业、仓库区，农田、山林区，游览区组成。计有3片（后定为罗湖、福田、南头3区），18个区（组团，其中工业区就有10个）。

五彩纷呈的经济特区建设蓝图把深圳人的思想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然而，何时能把这个画在纸上的神话世界变成现实，谁也说不上来。吴南生在抓总体规划的同时，正着手部署开发建设，他提出在罗湖区先开发08平方公里，后来觉得小了一点，在市委书记会上提出要大干，决定开发2平方公里。深圳人听了还为书记捏了一把汗：开发2平方公里，要多少钱啊！中央明确不给钱，借给的3000万元贷款，已花去了大半，还拿什么来开发建设经济特区呢？

六、黄土变成了金子

正当深圳人被资金的匮乏困扰得举步维艰、叫苦求援的时候，深圳河对面的香港人笑道：“你们是在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哪！”

深圳市房地产局副局长骆锦星一听，认真了起来：“别开国际玩笑了！”前不久，他与市委书记张勋甫去访贫问苦，“三代同室”的随处可见，有的婚后孩子都快上学了，还是无房户。作为管住房的领导，心里有多焦虑啊，“要是真有金饭碗就好了！”

香港朋友又认真地说：“你们脚下踩的都是金子呀！”

“分明是黄土、荒地，哪是什么金子？！”

“别忘了，当年香港也都是这个样子。把荒地、黄土换成了金子，香港很快就发了，繁荣了。”

何以成金

骆锦星怔了一下，他是广东惠阳人，1957年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在惠阳地区当干部，了解香港的发展轨迹：对面的摩天大厦不正是这样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嘛。“不过——”他摇了摇头，想到宪法第十条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骆锦星只能叹气了。

香港朋友无可奈何地晃了晃脑袋，走了。

骆锦星望着他的背影，望着对面影影绰绰的锦城，心里在嘀咕：“资本主义的土地是金子，社会主义的土地怎么就不能变成金子呢？”

天渐渐暗下来了，落叶在寒风里呼呼地打着回旋，像是画着一个个问号。骆锦星去食堂吃完晚饭，没有回宿舍。晚上他总爱去办公室，看看文件，翻翻书报，思考思考。这会儿，他却什么报纸、什么文件都没有心思看，满脑子转的是土地、土地……

上下数千年，多少朝代，多少将士，为着土地，你争我夺，拼死疆场；又有多少劳苦的农夫，为着几分土地而拼死拼活，鞠躬尽瘁。到了后来，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则用“分田分地”动员组织起了千军万马，推翻了三座大山，终于将土地夺回到人民的手中。但这里属于人民的土地，为什么成年累月荒芜着，空闲着，不能用来造福于人民呢？骆锦星百思不得其解。他下意识地走到了书柜前，依稀记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到过土地问题，但究竟在哪一篇里呢？他随手取下一本《列宁选集》，从目录上看到了“住宅问题”一节，便翻开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的眼睛发亮了，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道：

……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3)

“对呀，在这缺少资金的过渡时期，将地租转让给社会，不就能解燃眉之急吗？”骆锦星不禁激动起来，拿起这本书就去找市委书记张勋甫。

“房产补偿贸易”

张勋甫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正在批阅文件，一见骆锦星推门进来，就笑道：“我正要找你。”

没待书记往下说，骆锦星就先将《列宁选集》上这段话读给他听。

张勋甫一听，又补充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骆锦星说：“那好，我们不妨租点出去，用租金来搞建设。”

张勋甫想了想，说：“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上头毕竟还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可否先想个变通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张勋甫负责过省进出口委的工作，他油然想起已经采取的“补偿贸易法”：我出土地、厂房，外商出设备、资金，用此生产的产品赚得的钱，双方分成。想着，张勋甫就说：“刚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港商愿意出钱给我们盖房子，卖房所赚的钱双方分成。你看怎么样？”

骆锦星笑道：“好，这叫房产补偿贸易法，我看行！”

张勋甫点点头：“那就请那位港商来谈谈。”说着，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起来。

时值1980年元旦前夕，张勋甫让港商过了假日来谈。港商却在元旦那天急急赶来了。他叫刘天竹，算是第一个与共产党谈生意的港商，骆锦星代表中方，在外宾接待室里与他洽谈第一笔房产生意。

刘天竹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

骆锦星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盖一个东湖丽苑，如何？”

刘天竹早看过那块地，就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

骆锦星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

刘天竹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

骆锦星沉吟了一下，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

刘天竹若有所思道：“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

就在这1980年1月1日当天，开年大吉的日子，我深圳市房地产局副局长骆锦星与港商刘天竹，签订下了第一份中外合作经营房产的合同书。随后，深圳市即成立了房地产公司，由骆锦星兼任经理。

刘老板拿到合同书，返回香港，马上请人设计，很快就将东湖丽苑的108套新房图纸设计出来了。到春节前后，刘天竹就将这画在纸上的东湖丽苑登报出售，这立即引起了港人的莫大兴趣。深圳的房地产必然看涨。当时香港的两室一厅已涨到20万港元，而一河之隔的东湖丽苑，一套又大又好的住房，还不到10万港元，太便宜了，港人自然争先恐后来订购。没有几天，这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一售而空。

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从新加坡、泰国考察回来，路过香港，得知这一消息，就与刘天竹商定，再搞同样的108套。结果，又是一售而空。

这216套图纸上的住宅，光定金，就是500多万港元。这是令深圳人所预料不及的。

东湖丽苑很快破土动工，钢筋、水泥、黄沙等各种建材源源不断运来，工地上一片沸腾。

与此同时，香港高资公司老板、《文汇报》老板等，也纷纷与深圳市房产公司总经理骆锦星签订合同，来深圳投资盖房。翠竹苑、湖滨楼相继破土奠基。

但是，有人偏不理解：“深圳的土地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让资本家来盖房、卖房，不是搞卖国主义吗？”也有人责问：“你们这样做，报告中央没有？上级批准没有？”

恰在这时，省委副书记吴南生来了，他是来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4)

面对种种风言风语，吴南生召集了市委常委会议。

会上，新来的市委副书记秦文俊说：“列宁在苏联革命刚刚胜利的时期，就主张借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吴南生说：“是啊，中央不给钱，地方财政也力所不能及，借外资发展自己倒是个好办法。”新书记、市长充分肯定了前任深圳市领导在房地产经营上迈开的第一步，决定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继续往前闯。

深圳房地产业的开创时期——补偿贸易，就这样闯了过来。东湖南苑、翠竹苑、湖滨楼相继拔地而起。合作盖房

深圳没有花钱，黄土上开始冒洋楼了。不过，深圳的开拓者又很快意识到：“中方虽然将拿到85％的卖房利润，但房却全被港人买走了，深圳紧缺住房的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这该怎么办？”市委新任秘书长丁励松，专门找骆锦星商量这个问题。

骆锦星想了想，说：“那就再搞一种办法：不要钱，要房，即让外商出钱，我们出地，将盖成的房双方分成。”

丁励松笑道：“这叫合作盖房。”

根据香港行情、国际惯例及深圳的优惠政策，他们很快研究出了一个办法：合作盖成的房，高层我拿80％，外商拿20％；低层我拿70％，外商拿30％。这个办法，通过新闻媒介，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上迅速传开了，这又引来了不少前来投资的港商、外商。

就这样，深圳的房地产业进入第二个时期：合作盖房。于是，国商大厦、金城大厦、高家花园等又破土夯基。

深圳纵横交错的马路在烂泥浆上延伸。

深圳经济特区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蓝图渐渐形成了。大片大片的处女地等待开发；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这些都需要钱。

然而，“补偿贸易”的房地产利润，要待盖成了楼才能拿到，那还得过两三年；合作盖房，即使房盖成了，也只能分到房，拿不到钱。

可眼下，开发经济特区，急需钱花，吴南生把目光投向了房地产业，要求尽快拿出个办法来。

收取土地使用费

“干脆收地租吧。”秘书长丁励松脱口而出。

秦文俊似有所思：“这样宣传起来不太好听。”

骆锦星说：“列宁在新经济时期谈到，可以收取土地使用费。”

秦文俊笑说：“对，就称收取土地使用费。标准怎么算，可以参照‘补偿贸易’与合作盖房，细细核算一下。”

骆锦星遵命，很快拿出了一个方案：低层建筑，每平方米土地使用费要收4500港币；高层建筑每平方米土地使用费收5000港币。这个标准，对深圳来说，已相当可观；但当时香港中介地租每平方英尺已达15000港元，相比之下，深圳的地价只是香港的1/11。正是深圳的这个地价低谷，致使河对面的港人争先恐后来深圳做房地产生意。

很快，罗湖区08平方公里拟开发的土地，全部出手，计收到土地使用费上亿元！

至此，深圳的房地产业发展到了第三阶段：收取土地使用费。

14年来，一直在深圳房产业上拼搏的骆锦星，回首以往时，对笔者说：开始被逼得无路可走，张勋甫点了房地产之火；吴南生接着把这火拨亮了；后来梁湘又加了一把油，使之熊熊燃烧起来；李灏则设法将之写进了宪法……

从来都是由国家统一调拨，看来一文不值的土地，就这样魔术般地一下子值了大钱。深圳人忽然觉得脚下的黄土、荒地变成了黄灿灿的金子。

金子不断闪光，特区日益兴旺……

原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6期

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1)

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 张汉青

1978年春，习仲勋同志被中央派来广东省任第二书记，同年底，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他于1980年11月被调回中央工作，离开了广东。我在他身边做些助手的工作。

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正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转折时期。

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众多，早在2000年前出现“海上丝绸之路”时就与国外有了频繁的交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破坏性干扰，与海外和港澳的交往完全卡断了，人缘、地缘的优势变为危险的“黑关系”。这样一来，受到严重伤害的就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广大干部群众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心。要求改变这种黑白颠倒的状况，是蕴藏于广东省广大干部、群众当中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力量。习仲勋南来广东之后不久的深圳之行，就使他深深感受到这点。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有同样的想法。比如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同志，在1978年9月就提出，由于广东所处地位的重要和有利条件，应要求中央在政策上优先武装广东。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习仲勋在准备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广东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是很有限的，但当时已是一种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

习仲勋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又出席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会议闭幕后，习仲勋和当时一起在北京开会的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了将要调往广东工作的杨尚昆同志。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一回到广东，就召集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杨尚昆于会议期间到了广东，参加了后一段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的问题—— 除“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外，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的问题等，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

这次会后，广东省委的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习仲勋和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此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要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就这样，习仲勋和王全国于1979年4月初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多次讲了广东的情况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问题。习仲勋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同志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有利。又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各组汇报时，习仲勋再次讲了这个道理，并得到了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的支持，赞成让广东先搞上去。听汇报时，对于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的问题，邓小平插话说，新加坡吸收外资开厂，利润收入50%可以拿到，还有劳务收入、税收。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美国人问我，你们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我说，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小平还对习仲勋说，广东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要广东省委“杀出一条血路来”。

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2)

会后，习仲勋很快回到广东。还在北京时，他就要我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作好必要的准备。不久，谷牧按中央的决定，率领工作组到了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帅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福建省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于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对于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要求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习仲勋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他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后，省委于1979年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习仲勋在会议总结中强调说，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不解放思想，就会寸步难行。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这是我们过去根本没有做过的、不熟悉的新问题。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积极通过实践去探索客观规律，而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怎么能够做到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呢?会议期间，叶帅接见了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叶帅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并强调在上下之间、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要加强团结，为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作出贡献。

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开始了新的征程。

1979年9月，习仲勋和杨尚昆出席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一个讨论经济工作的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搞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的批示，给广东增添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广东省委对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作了规划，加快了步伐。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9月24日和25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一起，到了北京中南海。这次，他们是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的工作的，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全力支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纪要是这样写的:“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对于习仲勋、杨尚昆来说，中南海的风光草木，他们是那么熟悉，然而中央书记处两个上午的专门听取广东工作汇报的会，又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全新的东西，这就是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对广东的殷切期望。当时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引用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铜锤。既然有中央的文件为凭，广东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就要大一点。此后连续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都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和解决两省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原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4期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1)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　何云华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发展航程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重温这次历史事件，仍然使人深思，获益匪浅。

当年我是新华社深圳特区支社社长，曾经有幸亲历见证了邓小平踏足深圳这块当时被视为是非之地的情景。一转眼20年过去了，虽然历史已经悠远而去，然而留在脑海里的珍贵记忆，却是我的记者生涯中最值得深深缅怀的一页。

一

那是发生在1984年1月24日的事情。这天清晨，我突然接到深圳市委接待办主任张荣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任务，要我在中午11点半之前到达迎宾馆待命。电话中我问他是谁来深圳，张荣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到时候会给你们交代任务。我依时到达迎宾馆六号楼，见到《深圳特区报》资深摄影记者江式高已早我抵达。他一面同我打招呼，一面在调校几部照相机。正当我们在猜测哪个中央领导可能来的时候，市委秘书长邹尔康和几位工作人员进来了。随即邹尔康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和王震、杨尚昆一行将在中午12点半左右抵达深圳，要我们一起跟着他们的参观活动。不久，《南方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李通波以及深圳电视台记者也来了。

中午12时50分，一辆白色中型旅行车徐徐驶入迎宾馆，来到桂园小别墅门前停下。当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下车时，早就列队迎候在这里的宾馆工作人员，个个兴奋激动地鼓掌，热情欢迎贵宾们的到来，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周鼎、周溪舞、刘波、罗昌仁等快步迎上前去，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一一介绍他们同邓小平握手，气氛热烈而又简单朴素。

贵宾们步入会客厅以后，邓小平干脆地挥着手对梁湘等人说，你们都先回去休息，下午再来听听你们谈情况。大家走出桂园别墅，市领导乘车离开，工作人员各自散去，别墅顿时清静下来。庭院中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红艳艳的杜鹃迎风摇曳，仿佛在告诉人们：春天来了。

二

1984年的深圳，迎来了特区大规模建设的第五个春天。特区建设者们早就盼望着倡导创办特区的邓小平，能亲自看看这片改革开放热土的一切。而今他们的心愿实现了，他老人家到来的喜讯，宛如温暖的春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田。中午已经见到邓小平的市领导们，个个脸上的表情都在希冀着，能聆听到他老人家的指导，更渴望他老人家能来澄清特区创办4年来的是是非非。

带领着深圳特区建设这支千军万马队伍的市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一批步入中老年的优秀干部，他们离开了原先的优越工作岗位，肩负着历史使命，来到左祸深重、人心动荡、田园荒芜、百业待兴的边陲之地，面对的是繁重的建设任务，他们不但要克服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物资、缺水、缺电、缺粮等重重困难，还要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那时国内外媒体和某些政经界人士，对深圳的各种非议指责沸沸扬扬，吓人的大帽子像紧箍咒，让人神经紧绷。1983年夏天，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突然登出一篇文章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与此相呼应又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及其失败教训，矛头直指深圳，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有的文章作者甚至危言耸听地告诫人们，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一批批已经退居二线的内地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其中一些人往往带着有色眼光而来，有的人视特区为异端，留下指责和骂名拂袖而去。甚至有的人回到内地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深圳经济特区这个刚刚在南中国大地降生不久的初生婴儿，被这些在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环境下生活惯了的人，看成是不祥的怪婴。

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和办特区是对是错的争论，犹如来势汹汹的强台风向着深圳湾席卷而来。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邓小平脑子里一直装着的这个大问号，促使他南下广东来看个究竟。1984年元旦过后不久，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陪同下，于1月24日上午到达广州火车站。在这里迎候中央领导的广东省几位领导，要把客人接去珠岛宾馆休息，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坚持要先去深圳，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要去看一看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他那坚定的口气和话语中蕴涵着对特区这个初生儿寄予深切关爱的急切之情，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广东省原省长、中顾委委员刘田夫等，随即和邓小平一行返回车厢陪同着他们一齐来到深圳。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2)

三

1984年1月24日下午3时，深圳市领导班子成员和一些部门负责人，齐集到迎宾馆二楼会议室等候着。初春柔和的阳光透过白色的纱帘照进室内，使会场充满着温暖而静蕴的气氛。人们时不时看看表，时间终于到了下午3点30分，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等来到了会议室。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梁湘把坐在前排的市委常委们逐一介绍给邓小平认识，手里拿着名单的邓小平一个个对号，亲切地询问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原来在哪个单位工作。随后他请梁湘讲一讲深圳的情况。

梁湘指着挂在墙上的深圳地图，介绍特区开发建设规模和办特区前的历史状况，汇报了办特区4年来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干部职工的收入生活现状。他说，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邓小平听了后频频点头，这时他点上一支香烟，神态自若地靠着沙发慢慢地吸着烟，继续细心地听着汇报。接着，梁湘谈到特区建设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以及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他对邓小平说：“办特区是您老人家倡议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来看看，好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梁湘请求邓小平给大家讲话。这时邓小平灭掉了手里的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他的亲切诙谐的话语，使会场顿时轻松活跃起来，与会人员恍然大悟，不约而同地发出会意的笑声。这幽默和笑声，把高层领导者与身处特区建设第一线的组织指挥者的心连在一起，融汇着相互理解的深厚情谊。这时，杨尚昆插话说：小平同志很关心特区，这次主要是来广东休息，有关问题我们回京后吹个风，让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随即他提议出去走一走。

四

如果说梁湘短短40多分钟汇报的许多有说服力的数字，开始使邓小平脑子里的大问号变小的话，而当他走出宾馆游览市容，以及此后两天他所到之处耳闻目睹的大量具体事实，更使这位智力超凡、判断精辟的伟大改革家，从中洞察到特区这个时代骄子富有的强大生命力，预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中，她将担当的重要角色。他老人家满怀厚爱，热切地期望她健康成长。

心情轻松愉快的宾主一行齐齐走出会议室，乘上旅行车离开宾馆去游览市容。下午4时50分，邓小平一行登上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来到顶楼天台，从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眺望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呈现眼前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车流如梭，人流如织，远处的深圳河从新城南面蜿蜒流向深圳湾，望过河那边可以看清香港新界落马洲的村落；回望近处，只见许多正在施工的工地，高耸的机械塔吊伸着长臂不停地转动着。梁湘介绍说，罗湖新城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层楼房，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已成为市区最繁华的金融商业中心宝地。邓小平指着西北角马路对面一幢被脚手架和安全网裹罩着的工地问梁湘，那幢楼要建多少层？梁湘回答说，那幢楼叫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设计要求建53层，顶部设有旋转观光圆形大厅，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而且是施工难度最大的建筑工程。邓小平听后满意地点着头。

转眼间已是时近黄昏，渐渐变得灰暗的天空现出一片橙黄色的彩霞。天台上北风劲吹，气温只有9摄氏度，袭人的寒风把旁边工作人员身穿的呢子大衣掀起了衣襟，身上只穿着深灰色普通便服的邓小平，两次挥手推开陪同人员要他穿上的大衣，站在天台上久久凝望着，展现在他眼前的新城区，在夕阳和彩霞映照下，景色绚丽灿烂；特区建设者用双手和汗水建造起来的一座座高楼，犹如在南国大地上矗起了一个个巨大的令世人瞩目赞扬的“惊叹号”。邓小平目睹这些鼓舞人心的建筑艺术符号，脑子里原有的“大问号”一下被抹掉了。深圳短短4年间奇迹般的变化，激起他老人家的思绪，他对梁湘说，都看清楚了。深沉的眼神里闪亮着兴奋喜悦的表情。

邓小平一行离开天台下楼来到马路边，早在半个小时之前，已有许多市民意外地发现了他们，喜出望外的群众，一直在大楼外面等候着，消息传开后，人群越聚越多，当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时，满怀崇敬爱戴之情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夹道欢送。旅行车穿过商店林立的街道，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掀开窗帘凝望窗外，暮色中的罗湖新城，人流熙熙攘攘，一片繁荣兴旺，彻底告别了昔日荒凉萧条衰败的景象。

五

25日上午10时，休息一夜后精神奕奕的邓小平，在市领导和随行人员陪同下，来到深圳河畔富甲一方的渔民村。一排排两层高的小洋楼在阳光之下耀眼生辉，使贵宾们眼前一亮。村党支书吴柏森特意穿上新买的拷花呢大衣，脚踏擦得乌黑发亮的皮鞋，早早就站在村口迎接贵客。邓小平一下车，他便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突如其来的惊喜使他兴奋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了好一阵子才说出“欢迎您，欢迎您”！梁湘提醒他说：你请小平同志到家里坐下来慢慢谈谈吧。吴柏森连声说好好好，兴冲冲地把贵客们领进自己的家里参观。入口大门挂着红灯笼，宽敞的客厅里鲜花怒放，大瓷花瓶插着浓绿的富贵竹，一套高级组合音响安置在客厅一角，长短皮沙发摆在主墙一边，春节前夕迎来贵宾光临，更加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气氛。

吴柏森领着客人走遍楼上楼下，两个客厅各有一台大彩电和其他家用电器，卧室里的家具被褥全是新的，10多平方米的厨房里，冰箱、洗衣机、煤气炉、电饭煲、热水器一应俱全。邓小平参观完之后来到客厅坐下，他询问了吴柏森的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吴柏森兴奋地说：“我现在生活上什么都不缺了，家里什么都有了，真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村民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感谢邓伯伯的好政策。”邓小平纠正说：应当感谢党中央。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3)

五

25日上午10时，休息一夜后精神奕奕的邓小平，在市领导和随行人员陪同下，来到深圳河畔富甲一方的渔民村。一排排两层高的小洋楼在阳光之下耀眼生辉，使贵宾们眼前一亮。村党支书吴柏森特意穿上新买的拷花呢大衣，脚踏擦得乌黑发亮的皮鞋，早早就站在村口迎接贵客。邓小平一下车，他便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突如其来的惊喜使他兴奋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了好一阵子才说出“欢迎您，欢迎您”！梁湘提醒他说：你请小平同志到家里坐下来慢慢谈谈吧。吴柏森连声说好好好，兴冲冲地把贵客们领进自己的家里参观。入口大门挂着红灯笼，宽敞的客厅里鲜花怒放，大瓷花瓶插着浓绿的富贵竹，一套高级组合音响安置在客厅一角，长短皮沙发摆在主墙一边，春节前夕迎来贵宾光临，更加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气氛。

吴柏森领着客人走遍楼上楼下，两个客厅各有一台大彩电和其他家用电器，卧室里的家具被褥全是新的，10多平方米的厨房里，冰箱、洗衣机、煤气炉、电饭煲、热水器一应俱全。邓小平参观完之后来到客厅坐下，他询问了吴柏森的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吴柏森兴奋地说：“我现在生活上什么都不缺了，家里什么都有了，真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村民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感谢邓伯伯的好政策。”邓小平纠正说：应当感谢党中央。

吴柏森接着汇报了渔民村的变化。他说：60年代以前我们靠出海捕鱼为生，村民住的是茅棚，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十分贫困，公社化后渔民村也没有什么变化，那时没有资金买不起机械渔船，近海的鱼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差。办特区以后，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使渔民村最先得益，我们利用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河之隔的优越条件，同港商合作搞来料加工，兴办工厂，开办餐厅、商店和其他服务业，还购买了10多辆泥头车搞土石方运输。几年来渔民村集体经济发展很快，1981年全村户户收入过万元，成为全省第一批万元村；1982年全村由集体统筹建房，每户建一幢2层6房2厅小洋楼，资金由集体负担1/3，2/3由集体先垫付，村民分期还款，不到两年家家都还清了；1983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00元，吴柏森还向客人亮了家底，1983年他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达500多元。坐在邓小平旁边的女儿邓榕怕听力不好的父亲听不清，便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哪。

走出客厅，邓小平等来到村里的花坛假山前面，高兴地同吴柏森等村干部一起合影留念。告别渔民村时，邓小平沉思着说：全国农村要达到渔民村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有陪同人员表示异议认为用不了那么长时间，邓小平却坚持说：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至少要到本世纪末，还要再努力奋斗50年时间。后来，邓小平又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80年代初的中国恐资病流行，还是留恋平均主义，以美化穷光荣、穷革命为时髦的年代。邓小平这些深刻而又富有远见的重要思想，正是医治这种时代病的一剂良方。今天重温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可以启迪激励人们更加奋发努力。20年后的渔民村，与时俱进，乘上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快车，面貌焕然一新，当年令人羡慕不已的小洋房，而今不见了，原先的城中村被改造后成为闹市中的一个花园式居民社区，重建的设施现代化的11幢小高层楼房，错落有序地矗立在深圳河畔。渔民村这个名字只是记录着昔日辛酸历史的象征，原先的村民现在的生活水平，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内容，都已经升级换代。这里的巨变再一次提醒人们，要牢记邓小平当年提出要再努力奋斗50年的预言，特区之外远在穷乡僻壤的内地农村，这20年里变化了多少？重温这里的历史，人们将更有紧迫的历史使命感。

六

一个新兴城市如果没有新兴产业，即使高楼林立，商店再多，灯火再辉煌，也只是一种表面繁荣。深圳从特区创办开始，就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把发展电子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新产业。不到4年的时间深圳办起60多家电子企业，1983年产值已达到2亿多元，占当时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使几年前只能生产铁钉、酱料的深圳，一跃成为广东省电子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基地。

邓小平对深圳的电子工业十分关注。25日下午，他参观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最早在深圳办的电子厂，几年间这家工厂集中力量开发电脑软件，产品已经打进了港澳市场。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称赞他们的做法，他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的人许多都是学生娃娃，中国有那么多学生娃娃，学校重视起来，完全有条件搞电脑软件。今天重温邓小平这些话，对于教育部门考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对于考虑电子行业发展方向的思路，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4)

26日清晨，桂园别墅花香四溢，清风撩人，初春和熙的阳光洒满庭院，格外显得暖和温馨。神清气爽的邓小平步履轻松稳健地同家人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又同家人一起用早餐。工作人员发现，两天来他和家人有说有笑，尤其和孙子们在一起时，兴致特别高。按接待计划，这天的行程将前往蛇口工业区参观一个上午，然后从蛇口前往珠海。

9时30分，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深圳湾滨海的蛇口工业区。主持创办开拓工业区的闯将袁庚，把贵宾们领到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这里居高临下，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邓小平看过工业区全景的模型之后走到窗前，他指着蛇口港码头问袁庚，这个码头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靠多少吨位的船？袁庚回答说：1979年春天创办工业区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我们花了近一年时间建成了600米的码头泊位，现在已使用快4年了，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与香港互通的航班客轮，也已营运2年了。邓小平听后称赞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袁庚汇报说，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办工业区之前，这里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漂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自从办特区以后，我们不但制止了外逃风，而且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资金回流。4年多来，蛇口工业区投资兴办的工厂已有46家，产品包括集装箱、铝材、油漆、食品、家用电器、服装等。接着，袁庚重点介绍了工业区实行的体制改革。袁庚说，这几年我们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招聘和合同制，工资实行职务工资加效益挂钩的浮动工资，住房商品化，职工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各类干部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律通过考核培训后才上岗，工业区的领导干部不坐铁交椅，从去年开始实行由职工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实行任期责任制，上任满一年还要进行群众信任投票，不超过一半信任票的班子成员要及时更换。

袁庚说，我们还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这时袁庚在犹豫着……他知道邓小平在市里听完汇报后不讲话，也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蛇口工业区一开始就实行官商分开，政企分开，这个做法虽然曾经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蛇口经验、蛇口模式，被媒体广为宣传，扬名全国。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有人就贬责蛇口是个“要钱要命”的地方，想到这些是非争论，他脑子里闪着顾虑，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袁庚这个不给客人出难题的聪明高招，使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等参观了港商独资的华益铝材厂，登上工业区引进国外设备兴建的微波通讯楼，从高处浏览了工业区全景。中午11时30分，主人把贵宾们领到“海上世界”做客就餐。这是一艘由退役的万吨豪华旅游船明华轮改装成的旅游景点。船上设有酒店、宾馆和娱乐服务设施，邓小平兴致很高地参观了船上各项设施，还到总统套房里看了看，然后走上甲板观赏深圳湾海景。

中午12时30分，袁庚陪同贵宾们在顶层中餐厅就餐。餐桌上宾主热烈交谈，话题轻松，王震、杨尚昆等不时发出了笑声。应袁庚的盛情敬酒，邓小平高兴地干了一杯茅台酒，宾主举杯相碰的瞬间，融汇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与改革开放闯将之间的深厚情谊。

上完最后一道菜，餐厅女经理领着几名服务员也走上前来给邓小平敬酒，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邓小平脸上露着慈祥的笑容端起杯子答谢了她们。袁庚趁机风趣地说：她们都是不大懂事的年轻人，如有不合适的要求，请您不要责怪她们。袁庚的话音未落，几个年轻人拿来了事前准备好的笔墨和宣纸摆上桌面，女经理鼓着勇气走上前去请求邓小平题字。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邓小平高兴地欣然挥毫写下“海上世界”四个苍劲的大字。全场热烈的掌声，像春潮般回荡在平静的深圳湾畔。

七

下午2点多钟，邓小平一行登上一艘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从26日下午到29日上午，邓小平在珠海逗留期间，听取了珠海市领导的汇报，参观了工厂，会见了一批港澳人士。珠海这座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有山有海、繁花似锦的旅游城市，给邓小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离开珠海之际，邓小平应主人的请求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使珠海特区的建设者深受鼓舞。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5)

珠海题词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深圳，梁湘等市领导深深感到了压力，他们焦急得坐立不安，都在猜测着、自责着：深圳工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挨批评也好，到底他老人家怎样想？怎样评价深圳？难道一句话都没有？一连串的疑团像兔子钻进了心窝捣鼓得让人难受。梁湘焦急之中打电话向省里求助，询问到的消息说，邓小平29日下午离开珠海回广州，将在广州过春节。深圳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人到广州请求邓小平给深圳题词。任务落在接待办主任张荣身上。梁湘对他说，你同省委接待办关系熟，人头也很熟，方便见机行事，我把市领导和全市人民的重担都交给你了，一定要完成这个重任啊。

张荣心里掂量着此行任务的重要性，深知它的难度很大，却二话不说承担了下来。他急匆匆地赶到省委珠岛宾馆，先找到杨尚昆说明来意，拜托他安排。杨尚昆要他住下来等候消息，表示会尽快找机会转达深圳市的要求。一天过去了，张荣没有得到回音，第二天仍然没有消息。深圳方面不断来电话催问，张荣的心情十分沉重焦急，两天都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第三天一大早他再也耐不住又去找杨尚昆，得到的回答仍不十分肯定。杨尚昆说，这几天小平同志回到广州休息后心情很好，今天早饭后是个好机会，他要张荣作好准备。果然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邓小平散步之后，来到会客厅，看了看张荣早就在这里摆好的笔墨和宣纸，亲切地同张荣打招呼。他老人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早已胸有成竹，这时客厅里异常安静，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铺在桌面的宣纸上，只见他提起手腕悬肘挥动手中那支蘸满墨汁的毫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25个浓墨遒劲的大字跃然纸上，最后的落款，他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还在深圳时已经有这个评价。张荣机灵地及时用照相机拍下这一历史性的宝贵镜头。在场的人看到题词都向张荣表示祝贺，让他转达他们对深圳市领导和特区建设者们的敬意。

激动兴奋的张荣如释重负，立即跑去打电话给深圳报喜。接电话的市委秘书长邹尔康逐字记下张荣口述的题词。一直在盼望消息的市领导纷纷赶到会议室听邹尔康连续重复念了三遍题词内容，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鼓舞，深刻体会到邓小平对深圳的评价，寄托着一份大海般深沉的厚爱。振奋人心的喜讯，就像乍春季节的一股巨大暖流，激荡着特区建设者的心。这天正逢春节大年三十，往年的除夕夜市区显得冷清平静，这时却洋溢着异常热闹欢腾的气氛，四面八方传来的爆竹声，经久不息；腾空升起的烟花，喷出五彩光芒，把夜空染得斑斓缤纷，人们欢庆双喜临门的激情，使这片热土释放着无穷的活力。

八

邓小平给深圳的题词，是他老人家此次南行考察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的答案，他澄清视听，力排众议，给深圳作了公正的评价，从而使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这个长达4年的是非之争，有了旗帜鲜明的结论。深圳、珠海的巨变，使他决心更大，更坚毅果断，他敏锐地把握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思考着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的设计部署。回京后不久，邓小平以超凡的胆识和勇气作出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英明决策，大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然而，对特区的争议远未结束。邓小平对深圳所做的带结论性的题词，只是平息了第一场争论，接踵而来的是对市场经济和特区姓“资”姓“社”等问题展开的争论，一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叶持续到90年代初，都在纠缠不休。这期间国内经历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继而是东欧动荡，苏联解体，面临着国际风云剧变的复杂形势，国内“左”的思潮又有抬头，这时从理论界里冒出了所谓“和平演变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论调，严重干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改革开放国策的贯彻实施。这就是邓小平给深圳题词8年之后的猴年（1992年）春天再次视察深圳的重要背景。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6)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老人家的长篇南方谈话，使长达12年之久的关于特区的争论得到平息，纠正了偏离基本方针的错误倾向。邓小平的谈话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告诫全党要警惕防“左”，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等，批判了把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和平演变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澄清理论是非。

邓小平两次视察深圳，时间虽然相隔8年，然而他老人家的思路是连贯的，两次视察对于中国何去何从，对于实现中国发展战略目标，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1984年的深圳题词，没有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被推迟，甚至历史要重写。

抚今追昔，时光飞逝，快速的时代步伐，容易使人淡忘历史。今天重温深圳这20多年被许多人陌生了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必然是会珍惜过去，尊重历史，从前人那里吸取养料，总结经验；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同样也会懂得尊重历史，珍惜眼前的一切，在享受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深深缅怀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他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当年冒着风险顶着压力，艰苦奋斗，从尘土飞扬的工地里走过来的老一代特区建设者们，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洒下的汗水和付出的心血劳动。

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1)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田纪云

胡耀邦同志辞世已整整15年了，但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人民公仆的品质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１９８０年下半年，我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学校9月1日正式开学，副校长冯文彬讲话时传达了兼校长胡耀邦对来党校学习的同志的几点希望：“好好地读点书；好好地开动机器，想点问题，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总结点经验；好好地准备重新走向工作岗位，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听，“四个好好地”多么实际呀！

11月23日，我以中央党校中青年培训班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列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取胡耀邦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直接聆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他讲话的题目是《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个讲话精彩而深刻，充分展示了他是一位无畏无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开头就说（注：以下引文系作者当时的记录）：“多少年来，许多同志劝我少讲话。这些同志都是好心，我很感谢他们。但多讲、大讲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党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拨乱反正，必须讲。现在的形势好讲话，把话讲透，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大家都敢讲话，我们党的事情就好办一些。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讲话，会使我们党提前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讲话无非是三种话，拍板的话，打通思想的话，再就是乱放炮的话。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工作会议，王震同志就放过炮，要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等等，这种炮就放得好。”他说：“今天我只讲一个问题，即怎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讲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还在讲这个问题。当然他老人家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下面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第一，是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他说：“什么是上级？我们往往把个人的东西都当做上级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意见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集体的智慧，经过集体讨论的东西总是超过个人的东西。因此，任何时候把上级某一个人的意见当做上级指示，都是不对的。”“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决定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犯错误。说‘我们党犯了错误’，这个说法不对，是某些领导人犯了错误。搞个人迷信，危害之深，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资产阶级搞个人权威，不搞个人迷信。什么洞察一切呀，了如指掌呀，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都不能少，错了一个字都是罪状。这样创造性积极性也就没有了。这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第二，如何用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他说：“这个也不容易。毛主席说‘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自己就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推进的作用还是阻挡的作用？主导历史的是人民群众，还是个人？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毛主席粉碎刘、邓司令部为什么这么多年粉碎不了呢，为什么后来把‘四人帮’一下子就粉碎了呢？因为他们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腐朽透顶了，因之粉碎他们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中央一些同志顺应了历史潮流，减少了损失，是有功的，但与人民的力量不能颠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今后不要说某某人到我们这里来，对我们是极大鼓舞、极大鞭策这类话，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第三，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待国家大事。他强调“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要宣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宣传它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

第四，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他说：“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

第五，要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不能动摇。”“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可能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废除终身制，这是防止蜕变的重要措施。”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2)

胡耀邦的讲话，多么精彩，多么深刻啊！至今也不过时。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４日，在党校为一部分学员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胡耀邦又亲自到会讲话。讲话通篇闪烁着他无畏无私、光明磊落的思想光辉。

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形势。关于国际形势，他说，人们最担心的是里根上台后中美关系会怎样？我认为，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要搞霸权嘛！但它又需要我们，在反霸问题上可以搞点统一战线。苏联打进来也不可能。１６０多年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把我们灭亡，包括日本鬼子，它想把我们的东北三省拿去变成它的殖民地，它也没有把握把全中国并吞掉。因为中国太大了，几年、几十年把中国吞并，不可能。苏联连个阿富汗都对付不了，还能对付中国！当然也不能放松警惕。

关于国内形势，他说，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政治形势一年比一年稳定。有的同志说：“你们中央安定不安定呢？”我说，中央现在比过去安定。现在搞民主，搞群言堂，不是一言堂，不打棍子了。相互之间有意见，这是难免的，过去有，今后还会有。两种办法，一是民主集中制，群言堂；一是一言堂，法西斯，乱上纲。两种办法，哪种办法能安定？第二种办法不行，连毛主席那么大本事都安定不了嘛！现在不可能有哪个人能强加于人。大家都承认小平同志经验比我们多一些，比我们高明一些，但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他能强加于我们吗？有人给我们划派，说胡耀邦是邓小平的门徒。完全是胡说八道。我１９３０年参加革命，１９４４年才认识小平同志。现在中央所以稳定，就是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的事业是靠集体，而不是靠哪一个人。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重大历史问题。他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成堆成山，难以一下子解决，不能丢下当前工作。但，第一要解决，第二要采取慎重的方针。他举例说到如何对待毛主席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文革”中犯了错误的同志怎么办，我们党内生活究竟怎么搞等。在讲到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他主张宜粗不宜细，从宽处理。关于党内生活，他说，几十年来党内生活不正常，动不动就是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你死我活。他主张：ｌ.以后少用“党内斗争”这个词，用批评、自我批评；２.工作搞得不好，可以辞职，用辞职的办法；３.犯了严重错误可以调开，不要逼着人家写检讨，检讨了，3年以后还得闹翻案；４.不要轻易讲“路线斗争”，没有准确的含义；５.一概不要上挂下联，包括秘书、司机、老婆、孩子；６.经过考验，确实改了的，可以重新上台。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抓好当前经济工作。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他说，党校的同志都是我们党的骨干，他鼓励大家不要满足于当“万金油”干部，要钻研业务，要学经济，要自己写东西，不要完全靠秘书，要克服和防止不正之风，要“振作精神抓工作，咬紧牙关当模范”。

胡耀邦同志的精彩讲话，学员们听得入神，报以热烈掌声。

第一次与胡耀邦握手

我与胡耀邦同志相识是１９８１年春。当时我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协助总理、副总理处理一些经济方面的事务，中央指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１９８１年３月，我第一次列席书记处会议时，国务院领导向胡耀邦同志介绍说，这就是从四川调来的田纪云同志。我走到胡耀邦的座位前与他握了手。这是我与胡耀邦的第一次握手。在其后的会议中，胡耀邦经常要我宣读文件，有时也问我一些经济方面的数字或情况，我总是尽力作准确回答。在我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之后，与胡耀邦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经常参加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另外，我还是由胡耀邦同志主持的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之一，也经常参与人事安排问题的研究。在多年的接触中，我对胡耀邦不仅有着较深刻的了解，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给我留下的四点深刻印象

胡耀邦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和公仆。对于胡耀邦的功过评价，在胡耀邦去世后中央所作的悼词中作了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在我与胡耀邦同志的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一是胡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二是胡耀邦同志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三是胡耀邦同志对年轻干部的热情关怀培养，四是胡耀邦同志对邓小平思想路线的忠诚。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3)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记得１９８５年６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耀邦同志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胡耀邦同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时刻刻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一有空就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那些有名的穷山恶水、荒漠边陲、严寒高原、世界屋脊他都到了。１９８６年５月，我陪他去甘肃考察工作，他告诉我：全国2000多个县他已去过１５００多个，地市一级还有两个未到，即甘肃平凉地区和甘南回族自治州，这一次就是来补这一课的。胡耀邦同志本来心脏就有点毛病，有高原反应。甘肃平凉海拔比较高，到后刚住下我就发现他嘴唇发紫，上楼有些吃力，我劝他少活动，晚上就不要开会了，但他说没关系，适应一下就好了，晚上照常开座谈会，听汇报，还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作为总书记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可以想象的，但他还抽空挤时间阅批大量人民来信。在他任职总书记期间批处的人民来信不下数千封，是任何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他都指定专人，跟踪了解处理结果，充分表现了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顺便说一下，耀邦同志生活非常简朴，衣着很随便，粗茶淡饭，不挑食，不嗜酒，吃饭很快，比如4个菜刚上了2个，他就吃完饭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特点，也抓紧时间吃饱，生怕跟不上总书记的节奏。

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１９８４年７月３０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前天（即７月２８日）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中全会的问题，我讲三中全会的一个议题是明年（即１９８５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问题。党代会的议题是：一、‘六五’计划与‘七五’计划问题；二、人事安排问题。中委要退一些人，进一些人。现在的中委６０岁以下的不到１００人。补充中委的条件是：一是对经济工作真正懂行的人，二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三是优秀的５５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于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３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胡启立、乔石、李鹏和我同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同年１２月２５日，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在培养干部方面，我们6年走了3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他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一位领导插话说：“小平同志说过，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就干得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今后书记处会议由胡启立主持，由我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一大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

使我感受特别深的是胡耀邦同志对邓小平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忠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１９８６年７月在北戴河办公期间，胡耀邦同志主持拟定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文件，几经修改之后，他首先让送呈小平同志审阅，听取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小平同志审阅期间，他非常焦急地期待小平同志的指示，几乎每天都打听小平同志看过了没有，有什么表示没有。在小平同志一看完文件通过王瑞林将意见转达之后，他立即召集起草小组开会，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对文件一一进行修改。由此，我看出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的确是忠心耿耿，言听计从。９月２２日，我和胡启立、朱厚泽（当时朱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乘坐耀邦同志的专列从北戴河回北京，途中耀邦同志约我、胡启立、朱厚泽聊天，在谈到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时，他说：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即在全国夺取政权之前，确实很伟大，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而且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像《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都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但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逐渐与实践、与群众脱离，从此，毛主席再没有写出过系统的、有深度的文章了，只是三言两语，大家都以此作为最高指示，因此工作上导致一系列错误决策。相反，小平同志虽然年过80，但思想不僵化，适应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方针，诸如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干部年轻化等等，都是小平同志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他又说，小平同志不愧为毛泽东事业的伟大继承者，他的思想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4)

围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为了说明问题，我将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他于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５日向邓小平汇报时的谈话摘录于下：

耀邦：某某的修改稿发给了很多人，可能有２０到３0人。你删掉的他又加上了。某些人放风说，某某的修改稿是你同意了的。有的人可能想挑起争论，旁及其他。

小平：不会，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某某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拉向“左”，这个不能听。当然，有些话可以吸收一点，但总的不能听。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明年（指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人事结构要作大的调整。现在集中力量把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好，其他问题，会后再讲。文件先在会下沟通一下，有了结果再告我。你还可直接找某某谈谈。“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想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怪论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在传达完邓小平的讲话后说，不能左右怕，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干不成。

胡耀邦的历史功绩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在他任内，在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支持下，他以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包括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等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冤假错案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老一辈革命家平反，并为受到错误批评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老革命恢复名誉。接着，又对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其中包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右派分子”摘帽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等。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随着这些冤案的平反昭雪，数以千万计的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这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古今中外所没有，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胡耀邦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在文艺战线上真正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文学家王蒙当上了文化部长。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

所以，用“无私无畏、光明磊落”8个字来描述胡耀邦的个人品德、用“丰功伟绩、千古流芳”8个字来描述他的光辉业绩是当之无愧的！

胡耀邦的名字将与世长存！

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1)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　丁龙嘉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73岁的田纪云，不再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74岁的田纪云从副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下来。

自此，这位在中国改革开放25年历史中，担任长达10年副总理、10年副委员长、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年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物，走下了政坛。然而，他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作为，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入中枢，呕心沥血推进改革

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3月，田纪云出任四川省财政局局长。早在“文革”前，他就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

“文革”中的重灾区四川，在粉碎“四人帮”后，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同时，率先进行城市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时，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再指示田纪云和财政局，解决财政困难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广开财源，不能就财政论财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强调财政管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依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田纪云深知，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从事财政工作的田纪云，对传统计划经济下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十分赞成并积极支持省委改革的思路，和财政局的同志们一起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国民收入献策尽力。他提出，“扩大企业财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中，田纪云领导省财政局出台了使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上缴利润相挂钩的一些具体政策，使企业有了利润提留权、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权、多提留固定资产折旧费权、销售部分产品权和计划外生产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等自主权。由于这些政策初步解决了长期以来“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问题，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企业经营状况迅速好转，省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对亏损企业，田纪云和省财政局提出，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实行定额包干或计划包干、节约分成的办法。这个办法调动了企业扭亏增盈的积极性，效果十分显著。

1979年7月，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喜讯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国务院副总理兼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全国工交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田纪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工作如何支持工农业生产和改革。在这次会议上，田纪云的名字从四川开始走向全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10年“文革”的大破坏，加之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在指导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所以中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建设面临着财政困难、资金不足的严重问题。1979年国家的财政赤字达到170亿元，1980年为127亿元。早在1979年4月，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

就在调整经济、启动改革开放的1981年2月20日，田纪云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分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1983年6月，田纪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同时兼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协助总理处理经济方面的工作，并具体组织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

田纪云刚到国务院，当时的总理就怎样解决财政困难问题给他出了个题目：如何生财、聚财、用财？他经过深思熟虑，很快就上交了一份生财、聚财、用财的意见。此后，田纪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于1982年初发表了《解决当前财政困难的几点看法》。他认为，要解决财政问题，增加资金积累，最根本的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而当时的有效办法是挖掘企业的潜力。他举例分析说，全国财政收入占工业产值的20%，这个比例大大低于1957年的44%、1965年的33%的水平，如果将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财政收入的比例提高3个百分点，那么国家一年就可以增加150亿元的收入。他指出，要挖掘出这巨大的潜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合理调节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国家、企业同个人的经济利益，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田纪云认为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是不够的，应该大胆利用外资，有计划地开发内资。他专门指出有的人关于银行储蓄存款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他提议发行适当?量的国债券。这些意见陆续被中央和国务院采纳。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2)

由四川到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所以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很快就在全国推开了。在扩权中，“利润留成”是国家和企业一对一的讨价还价，这样不够规范，加之企业之间苦乐不均，难以形成平等竞争。还有一个问题，按企业隶属关系分配上缴利润，造成条块分割，使中央和地方不能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必须寻求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办法，既使企业间能够平等地竞争，又使中央和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于是，就出现了“利改税”，即把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按一定税率上缴税金。自1979年以来，国家就在有关省、市的部分企业和少数几个行业中进行“利改税”的试点，到1981年，全国参加“利改税”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456个。试点初步显示了优越性，1981年与1980年相比，这456个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8%，上缴国家税费增长136%。

田纪云到国务院工作后，积极推进“利改税”。在进国务院不久的1981年7月13日，他就与人合作在《人民日报》著文呼吁改革税收。其中提出“利用划分税收的办法，替代以划分企业利润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1982年6月，田纪云向国务院领导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建议。他认为1980年以来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需要完善。如何完善？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对现有办法加以完善，第二步向“利改税”过渡。对于“利改税”，他说“这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它既有利于国家利用税收这个经济杠杆，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保证国家财政资金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真正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贯彻把经济搞活的方针。但由于目前实际存在的价格体系不合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赢利水平过分悬殊等客观因素，全面实行‘利改税’确有困难，可考虑采取过渡性办法，为逐步向‘利改税’过渡创造条件”。

自1983年1月，按国务院决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第一步“利改税”是“以税代利，税利并存”，即企业上缴55%的所得税，剩下的45%则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企业留多少、上缴国家多少利润。这时有些人心存疑虑。田纪云等著文阐述了“利改税”的优越性：第一，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国营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把企业的责、权、利密切结合起来；第二，有利于减少地方、部门由于自身经济利益强加给企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逐步解决各级对企业因利益划分而形成的所有制观念；第三，有利于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级财政体制。他同时针对有的人担心国营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为缴税会改变全民所有制性质的疑问，回答说“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仅仅是国家积累资金的形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1983年实行一年的第一步“利改税”，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实行“利改税”的工业企业总户数占赢利企业总户数的886%，完成产值比上年增长9%，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09%。这些企业将增长利润的618%上缴国家，382%留下。实践表明，第一步“利改税”，既确保了国家的大头，又保证了企业的合理收入，而且初步控制了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这时，田纪云针对第一步“利改税”存在的缺陷，不失时机地推动实施第二步“利改税”。他从“利改税”这一政策出发，站在改革的战略思考的高度指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尚处在探索阶段，总体改革模式和走什么路子，尚未完全形成。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要充分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要注意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促进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从1984年10月1日起，按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二步“利改税”没有进行到底。

田纪云到国务院后，很多时间是在第一线搞调研。仅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的29天中，他率领12个人的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就跑遍了山东、河南、四川3省的5个地区、15个县，召开各类座谈会33个，走访农户76家以及一批商店、学校，还请各地帮助他们对100个生产队长和100个专业户、重点户进行调查、征求意见。返京后，他们向中央和国务院写出了《关于农村形势问题》《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和《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等3篇调查报告。至今阅读这些调查报告，还会感到生动的语言、严密的分析、深邃的思想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后来田纪云谈到自己在国务院工作10余年的感受时，伸出两个指头说：“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田纪云在国务院工作期间，走遍了全国的省、区、市，至于考察了多少地、县，就难以统计清楚了。

1985年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央政治局由22人组成。全会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中央书记处由11人组成。56岁的田纪云进入了中国核心领导层。

田纪云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后，担负的责任更重了。除原来分管的经贸工作外，政治局确定由他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不久后的12月25日，胡耀邦在召开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确定胡启立主持书记处会议，田纪云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3)

1986年1月6日和9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6日这天，在胡耀邦作了《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的讲话后，田纪云作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讲话。这是一篇代表他个人观点的讲话。他首先论证了中国“经济形势的主流很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的论断。他引用了老工人的话说：“没有想到经过10年动乱之后，国家能这么快地安定下来；没有想到‘文革’留下的经济的烂摊子，能这么快地被收拾好；没有想到10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生活能提高得这么快。”这3个“没有想到”，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巨大社会变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接着解释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解决的情况及发展前景，又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物价和价格改革、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等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最后讲了对进一步搞好改革的几个问题的认识，鲜明地指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正确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在长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忽视价值规律，忽视市场的作用，价格体系很不合理，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反映市场变化，二是价格结构严重扭曲。中国经济体制一开始改革就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条是价格改革，一条是企业改革。从1979年到1984年9月的价格改革，实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方针，以初步改变特别突出的价格扭曲状态，同时试行放开一部分小商品和农副产品价格。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决定》对价格改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从1984年10月开始，价格体系改革以放开价格为主，让大部分商品价格在市场中形成，重点是放开大部分农产品和部分主要工业消费品价格。这期间，为了稳妥，对工业产品实行了两种价格，计划调拨部分由政府定价，上市部分实行市场调节。同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双轨价格”中的市场这一轨，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使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双轨价格”也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也为权力与市场的恶性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上出现要求改革“双轨价格”的呼声。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田纪云依然当选政治局委员。在此后1988年3月产生的新的一届政府中，田纪云仍然是副总理，分管农业、商贸和经济特区等方面的工作。1988年岁初，经过认真思考的田纪云对价格体系改革提出了建议：“我们必须在价格体系改革上有所作为，要千方百计突破这个难点，攻克这个堡垒。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这个问题越拖对改革越不利，越拖越积重难返，其结果只能是推迟改革的进程。”田纪云还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个观点，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冲破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僵化的机制和思维观念的束缚，逐步将市场机制引进到经济生活中来，逐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为资本主义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说，这也是对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地到达彼岸的考验。

1988年夏季，中央决定实行价格体系改革“闯关”。但由于种种原因，“闯关”未成，转入治理整顿。

中国农村改革到1984年，一时普遍出现“卖粮难”。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对粮食估计过分乐观，认识不够清醒，以致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加之其他原因，1985年粮棉等大宗农产品产量较大幅度下降。

田纪云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后，每年总是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走村串户，与农民交谈，与基层干部座谈，听取他们的呼声和意见。他每年多次主持召开各种形式的农村工作或专业工作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田纪云深知农业的关键是粮食，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当时中国粮食的需求量不断增长，但可供数量有限，而且增长后劲不足。他全力以赴抓农业发展，抓粮食生产，着力抓稳定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努力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同时，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推进农业综合开发。田纪云花费巨大的精力推进农业开发，提出“农业综合开发，一是对现有的中低产田进行改造，提高产出率，二是开发利用新的农业资源”。1988年安排黄淮海平原、三江平原、松辽平原等11片地区为综合开发区。1989年，又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宁夏、内蒙古、海南及黄河口三角洲等9片地区立项进行开发。这些项目，计划4年内改造中低产田近400万公顷，开垦宜农荒地67万多公顷，营造农田防护林网533万多公顷，治理草场10万公顷。建成后，将新增粮食近1250万吨，棉花近20万吨，油料50多万吨，糖料1200万吨，肉类30万吨。“七五计划”期间建设的第一批商品粮基地县，1987年和1988年粮食产量比建设前的2年增长近400万吨，而且绝大部分是商品粮。

自1988年到1992年的5年间，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结构逐步调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9%，粮食生产摆脱了一度徘徊局面，连续4年获得丰收。粮食储备增加，增强了以丰补歉的能力。

关键时刻，无私无畏坚持改革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4)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严峻的。国内因为人所熟知的那场政治风波，导致了严重的政治、经济损失，国际上受到抵制和制裁。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左”倾思想又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潮，他们针对中国的改革发出种种质问，说什么“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源于农村的家庭承包”，“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企图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些重大决策，扭转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田纪云针锋相对地反复讲这样一个观点，“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为坚持改革开放鼓与呼。

1989年10月，在讨论为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时，田纪云作了《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发言。他说：“10年来，我们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小平同志作的，也是向原来的中央常委汇报请示的，有些重要的措施都是集体研究的。当然由于各人具有的地位不一样，因此责任大小不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不能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我们的重大措施好像都是出了什么多大问题。我的观点就是，成绩大家都有一份，问题呢，也都有一定的责任，责任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不能够采取下届否定上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群众根本不信任你。现在在干部思想上，在群众心理上，有许多疑虑。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

1986年5月20日，田纪云同志来到地处黄土高原的固原县河川乡上黄村，实地考察当地农民在黄土山上大面积种植的沙打旺生长情形。（新华社稿）

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田纪云坦诚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农村的承包绝不能动摇，8亿农民如果稳不住，一夜之间就要发生大的问题。企业承包，要采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方针，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承包的办法。关于财政承包问题，他说：“逐步地提高两个比例，是完全对的。但是，用什么办法，是从地方现在碗里的东西挖一块给中央呢，还是从今后的增长部分中中央多拿呢，在今后新开辟的财源当中中央多拿呢？这是两种思路，我主张后者。”关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问题，他说，“根本问题是如何加强管理问题，引导他们的资金向扩大再生产投入，限制个人的过度消费”；“乡镇企业垮下来，我们也就没有了速度”；“不能把乡镇企业视为私人企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允许适度地发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方针还应当坚持，不要动摇”。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顶住了“左”倾错误观点，明确宣布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基本政策稳定不变。正由于这样，才安定了农民的心，稳住了农业生产，从而稳住了经济的全局。此后，田纪云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把发展商品经济放在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振兴农业的战略措施，把进行的农业开发作为攀登农业新台阶的战略措施，把引导乡镇企业继续健康发展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加强县级工作作为推进农村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全力推动农业发展、农村进步。

“树欲静而风不止”。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围绕在农村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把农民重新纳入集体化的轨道的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有人攻击田纪云是“新形势下的‘小脚女人’，犯了‘恐合症’”。199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为这场争论做了结论。这个有十大部分四十条的《决定》，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农村的形势，明确了90年代深化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任务，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田纪云在全会上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这篇仅6600字的发言，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三个重大问题：（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这个《决定》，使田纪云一直悬着的心落了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不久后发表的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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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同志当时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的情况下，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后被称为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传回北京、传到全国，立即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巨大的震动。人们把谈话誉为“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3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并以谈话精神为指导，全面思考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战略部署。田纪云看到南方谈话后，非常兴奋。他在山西，在国家经贸部，在广州，在深圳，畅谈学习南方谈话体会，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他高度评价南方谈话的意义，“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在关键的时刻，讲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是一个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最强音”。他在讲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一百年都不能改变，谁要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时说，“小平同志为什么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理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条路线是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是适合我们的国情、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深受广大人民衷心拥护的路线。只有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们国家才能发展，国力才能增强，人民生活才能富裕；而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家才能稳定，才能防止和平演变，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人不拥护，甚至采取各种办法，明的暗的，企图否定和改变这条路线。”他在谈到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时，深有体会地说，“由于‘左’的积习很深，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如果不真正解除“左”的思想束缚，“那么就很难长期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992年4月25日，田纪云应中央党校之邀，作了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的著名报告。整篇报告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回顾了80年代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分析了90年代面临的新形势；阐述了如何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指明了在20世纪末中国农村实现“小康”的潜力、路子与保证。当他讲到“简言之，农村的改革使农村得到了‘自主’、‘自由’、‘实惠’。‘自主’、‘自由’、‘实惠’，这是我们农村改革最基本的最实质的东西，也是被农民视做命根子的东西”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他列举了“左”的种种表现后，尖锐地指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不去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画一个问号”。在讲到“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时，会场上寂静得几乎能听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这篇报告，为新的思想解放注进了强音符，很快传出党校，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人大十年，竭尽全力推动依法治国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最主要的功绩之一是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田纪云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翌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召开，田纪云当选为副委员长，乔石当选委员长。5年后，田纪云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并在第二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副委员长，李鹏为委员长。田纪云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除了继续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外，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探索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面。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加快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目标是在任期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田纪云十分重视立法工作，他认为立法工作还不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他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规范化的经济，既要加快立法的步伐，使立法的进程同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又要注重提高立法的质量，使制定的法律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主张加快立法步伐。如何加快立法？他说，要以改革的精神立法，一是明确立法的指导思想，即立法同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二是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三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程序和经验。他将很大的精力倾注在民主法制建设和推动依法治国上。

田纪云主张人大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加强监督职能。他?，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地区和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出现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贪赃枉法等现象，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很有意见，所以，人大要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6)

田纪云对许多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开展的对“一府两院”工作的评议、对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干部的述职评议，给以充分肯定，大力提倡。他称赞浙江省的“两项评议”工作有成效，而且积累了经验。当有的人提出对干部的述职评议与“党管干部”的原则有矛盾时，他反驳说，人大对选举或任命的干部进行述职评议，仅仅是对其执法、勤政等工作表现作出评价，这种评价一般是很全面的，对被评议者是一种鼓励和鞭策，这种反映人民呼声的评议，比纪检部门、组织部门找干部谈话作用大，而且也为党委正确使用干部提供了一个重要方面的根据。他指出，对人大选举和任命的干部进行监督，是人大监督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人大的监督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他进而指出，监督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支柱，它对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是不可少的。1995年12月31日，田纪云在汕头视察工作时，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实施监督权方面把腰杆子再挺硬一点！

1997年11月7日，田纪云在上海市同人大常委会领导人举行座谈，当谈到“两项评议”工作时，他的一段话，入木三分，语惊四座。他说：“现在看，这个评议是成功的。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能够评议国务院的一两个部长，评议你的成绩、你的缺点和提出对你的希望，那影响就不小。评议不等于就要罢免，一般地说都是鞭策多，有些问题是防微杜渐，提出来要你注意。这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应该说这是置公仆于主人的监督之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不然，公仆就离主人太远。有一年，欧洲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们的官员怕议员，议员怕选民。然后问我，你们的官员怕什么？我说，我们的官员怕领导，这样对外说虽然不是很得体，但这是事实。我们的有些官员离人民太远，应该让他们离人民代表近一点嘛。如果我们对有些高级官员真正有点监督，让他们接受点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的监督，就不至于离人民很远，像陈希同，如果有点监督，不至于这样。”

田纪云针对许多人大代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意见说实施监督不够这一情况，坦诚地说：这有思想认识问题，比如在人大工作的同志本身勇气不足，怕得罪人，怕越轨，不敢进行监督；被监督者的承受能力弱，只能听赞扬的话，不能听批评的话，这种积习根深蒂固。也有工作问题，主要是缺乏经验。恐怕还有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而监督问题的根本解决，则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他针对每次代表大会都有不少议案要求制定监督法，诚恳地告诉大家：监督法研究、起草工作从第六届人大即彭真同志任委员长时就着手进行，七届人大万里同志任委员长时也在继续努力，八届人大乔石同志任委员长也花了不少工夫，但至今仍难出台。从我个人来讲，对制定监督法也作了一些研究和考虑，现在看，在目前条件下，要制定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督法，也难。

田纪云一再指示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他深刻体会到，加强法制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缺乏民主法制传统，“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任务也更为艰巨。

2002年9月，即将离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岗位的田纪云，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畅谈了自己对依法治国的思考。他告诫说：“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的法制建设特别是执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当前，从不少地区的情况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实可堪忧。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成为空谈。”他回顾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治”的历史，告诉人们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他一语中的地指出，民主、法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当今中国，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不是治老百姓。

2002年盛夏，《中华儿女》刊载了田纪云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文。这篇文章，是田纪云根据自己的亲历、体会，总结中国近25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之作。他科学地概括了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五个抛弃，五个确立”：

抛弃唯意志论和“两个凡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路线；抛弃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确立走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抛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的模式，确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抛弃重“人治”轻“法治”的错误倾向，确立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研究这“五个抛弃，五个确立”，瞻望未来，我们坚信，中国将在“破”与“立”的改革中继续前进！

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