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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蒋介石》 本书简介

- 《青年蒋介石》 本书目录

- 《青年蒋介石》 溪口镇·雪窦寺·丰镐房(1)

- 《青年蒋介石》 溪口镇·雪窦寺·丰镐房(2)

- 《青年蒋介石》 先祖、父亲和兄弟姐妹(1)

- 《青年蒋介石》 先祖、父亲和兄弟姐妹(2)

- 《青年蒋介石》 严师慈母王采玉(1)

- 《青年蒋介石》 严师慈母王采玉(2)

- 《青年蒋介石》 严师慈母王采玉(3)

- 《青年蒋介石》 瑞元无赖

- 《青年蒋介石》 初懂人事(1)

- 《青年蒋介石》 初懂人事(2)

- 《青年蒋介石》 顽童新郎

- 《青年蒋介石》 糟糠之妻(1)

- 《青年蒋介石》 糟糠之妻(2)

- 《青年蒋介石》 命丧日机轰炸之下(1)

- 《青年蒋介石》 命丧日机轰炸之下(2)

- 《青年蒋介石》 四处投师

- 《青年蒋介石》 结识恩师陈其美

- 《青年蒋介石》 入学保定军校

- 《青年蒋介石》 入日本军校

- 《青年蒋介石》 日本军营的生活(1)

- 《青年蒋介石》 日本军营的生活(2)

- 《青年蒋介石》 加入同盟会

- 《青年蒋介石》 光复杭州

- 《青年蒋介石》 刺杀陶成章(1)

- 《青年蒋介石》 刺杀陶成章(2)

- 《青年蒋介石》 亡命日本

- 《青年蒋介石》 进攻制造局

- 《青年蒋介石》 与孙中山初次会面

- 《青年蒋介石》 回国反袁

- 《青年蒋介石》 策动肇和舰起义

- 《青年蒋介石》 任职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 《青年蒋介石》 为陈其美收尸

- 《青年蒋介石》 娘姨姚冶诚

- 《青年蒋介石》 从不僭越

- 《青年蒋介石》 离婚别居

- 《青年蒋介石》 与张静江结义

- 《青年蒋介石》 开交易所与“恒泰号”

- 《青年蒋介石》 拜黄金荣为老头子

- 《青年蒋介石》 清纯少女

- 《青年蒋介石》 出国考察

- 《青年蒋介石》 引起震撼的回忆录(1)

- 《青年蒋介石》 引起震撼的回忆录(2)

- 《青年蒋介石》 首任粤职(1)

- 《青年蒋介石》 首任粤职(2)

- 《青年蒋介石》 永泰之役

- 《青年蒋介石》 贴近孙中山

- 《青年蒋介石》 收到孙中山九封电报

- 《青年蒋介石》 最早识破陈炯明阴谋(1)

- 《青年蒋介石》 最早识破陈炯明阴谋(2)

- 《青年蒋介石》 赴难永丰舰

- 《青年蒋介石》 赶走陈炯明

- 《青年蒋介石》 出访苏联(1)

- 《青年蒋介石》 出访苏联(2)

- 《青年蒋介石》 军校校长并非蒋介石(1)

- 《青年蒋介石》 军校校长并非蒋介石(2)

- 《青年蒋介石》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1)

- 《青年蒋介石》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2)

- 《青年蒋介石》 独特的教育思想

- 《青年蒋介石》 全新的治军思想(1)

- 《青年蒋介石》 全新的治军思想(2)

- 《青年蒋介石》 全新的治军思想(3)

- 《青年蒋介石》 庞杂的政治思想

- 《青年蒋介石》 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1)

- 《青年蒋介石》 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2)

- 《青年蒋介石》 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3)

- 《青年蒋介石》 青年军人联合会…(1)

- 《青年蒋介石》 青年军人联合会…(2)

- 《青年蒋介石》 …蒋与周恩来的合分(1)

- 《青年蒋介石》 …蒋与周恩来的合分(2)

- 《青年蒋介石》 蒋介石与邓演达的分合

- 《青年蒋介石》 扣押商团军火

- 《青年蒋介石》 蒋介石临危受命

- 《青年蒋介石》 淡水之役(1)

- 《青年蒋介石》 淡水之役(2)

- 《青年蒋介石》 棉湖之战(1)

- 《青年蒋介石》 棉湖之战(2)

- 《青年蒋介石》 开进惠州

- 《青年蒋介石》 刘杨叛乱

- 《青年蒋介石》 率军平叛

- 《青年蒋介石》 国民政府成立…

- 《青年蒋介石》 惠州战役(1)

- 《青年蒋介石》 惠州战役(2)

- 《青年蒋介石》 华阳遇险

- 《青年蒋介石》 “熊克武事件”

- 《青年蒋介石》 肃清大陆

- 《青年蒋介石》 攻克海南岛

- 《青年蒋介石》 对苏联的态度(1)

- 《青年蒋介石》 对苏联的态度(2)

- 《青年蒋介石》 对苏联的态度(3)

- 《青年蒋介石》 对中共的态度(1)

- 《青年蒋介石》 对中共的态度(2)

- 《青年蒋介石》 事情缘由(1)

- 《青年蒋介石》 事情缘由(2)

- 《青年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经过(1)

- 《青年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经过(2)

- 《青年蒋介石》 山舰事件中事件发生后(1)

- 《青年蒋介石》 山舰事件中事件发生后(2)

- 《青年蒋介石》 中共的态度

- 《青年蒋介石》 蒋介石一箭三雕(1)

- 《青年蒋介石》 蒋介石一箭三雕(2)

- 《青年蒋介石》 整党前因

- 《青年蒋介石》 整理党务案的经过(1)

- 《青年蒋介石》 整理党务案的经过(2)

- 《青年蒋介石》 北伐中的争论

- 《青年蒋介石》 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 《青年蒋介石》 先遣入湘(1)

- 《青年蒋介石》 先遣入湘(2)

- 《青年蒋介石》 汨罗江之战(1)

- 《青年蒋介石》 汨罗江之战(2)

- 《青年蒋介石》 汀泗桥、贺胜桥之战(1)

- 《青年蒋介石》 汀泗桥、贺胜桥之战(2)

- 《青年蒋介石》 武汉三镇之役(1)

- 《青年蒋介石》 武汉三镇之役(2)

- 《青年蒋介石》 武汉三镇之役(3)

- 《青年蒋介石》 南昌之战(1)

- 《青年蒋介石》 南昌之战(2)

- 《青年蒋介石》 南昌之战(3)

- 《青年蒋介石》 攻克福建

- 《青年蒋介石》 光复浙江(1)

- 《青年蒋介石》 光复浙江(2)

- 《青年蒋介石》 攻克沪宁

- 《青年蒋介石》 迁都之争(1)

- 《青年蒋介石》 迁都之争(2)

- 《青年蒋介石》 军党之争(1)

- 《青年蒋介石》 军党之争(2)

- 《青年蒋介石》 政治南伐(1)

- 《青年蒋介石》 政治南伐(2)

- 《青年蒋介石》 与英、美、日国家的串通(1)

- 《青年蒋介石》 与英、美、日国家的串通(2)

- 《青年蒋介石》 收买帮会势力

- 《青年蒋介石》 掩人耳目(1)

- 《青年蒋介石》 掩人耳目(2)

- 《青年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

- 《青年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2)

- 《青年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3)

- 《青年蒋介石》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青年蒋介石》 本书简介

对蒋介石，世人的评价泾渭分明，不论褒贬，没人能否认，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本书讲述了一个您所不知道的青年蒋介石。他参加辛亥革命，在光复浙江中立下大功；他追随孙中山多年，而且深得其信任；他主政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的军政人才；他带领黄埔军校学生平息了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平定刘杨叛乱，南征邓本殷，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他游刃于国共之间，既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又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自己地位却迅速窜升；他任北伐军总司令，半年之余便打下了半壁江山；四一二他向革命者举起屠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成了中国的统治者。

这一切都是两年多的时间内发生的事实。

《青年蒋介石》 本书目录

第一章乡里少年初长成

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溪口镇·雪窦寺·丰镐房

2先祖、父亲和兄弟姐妹

3严师慈母王采玉

二、少年不识愁滋味

1瑞元无赖

2初懂人事

三、蒋毛联姻

1顽童新郎

2糟糠之妻

3命丧日机轰炸之下

四、寻找自身出路

1四处投师

2结识恩师陈其美

3入学保定军校

第二章辛亥时期的革命者

一、再次东渡日本

1入日本军校

2日本军营的生活

3加入同盟会

二、参加辛亥革命

1光复杭州

2刺杀陶成章

3亡命日本

4进攻制造局

三、结缘孙中山

1与孙中山初次会面

2回国反袁

3策动肇和舰起义

4任职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5为陈其美收尸

第三章沉浮上海滩

一、娶侧室姚冶诚

1娘姨姚冶诚

2从不僭越

3离婚别居

二、混迹上海滩

1与张静江结义

2开交易所与“恒泰号”

3拜黄金荣为老头子

三、娶妻陈洁如

1清纯少女

2出国考察

3引起震撼的回忆录

第四章游离广州城

一、初试牛刀

1首任粤职

2永泰之役

二、往返徜徉

1贴近孙中山

2收到孙中山九封电报

三、获得孙中山信任

1最早识破陈炯明阴谋

2赴难永丰舰

3赶走陈炯明

第五章黄埔军校校长

一、筹建黄埔军校

1出访苏联

2一开始，军校校长并非蒋介石

3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二、主政黄埔

1独特的教育思想

2全新的治军思想

3庞杂的政治思想

4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

三、利用黄埔军校内部矛盾

1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

2军校中，蒋与周恩来的合分

3蒋介石与邓演达的分合

第六章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

一、平定商团叛乱

1扣押商团军火

2蒋介石临危受命

二、第一次东征

1．淡水之役

2棉湖之战

3开进惠州

三、肃清杨刘势力

1刘杨叛乱

2率军平叛

3国民政府成立和国民革命军整编

四、第二次东征

1惠州战役

2华阳遇险

3“熊克武事件”

五、南征邓本殷

1肃清大陆

2攻克海南岛

第七章利用党争，牟取私利

一、逼走一政治领袖和一军事领袖

1廖案发生

2逼走胡汉民

3排挤许崇智

二、利用戴季陶主义

1结识戴季陶

2戴季陶主义

三、打击西山会议派

1“反共先锋之先锋”

2拉拢西山会议派

第八章制造国共分裂

一、对苏联和中共的早期态度

1对苏联的态度

2对中共的态度

二、制造中山舰事件

1事情缘由

2中山舰事件经过

3苏联人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

4中共的态度

5蒋介石一箭三雕

三、整理党务案

1整党前因

2整理党务案的经过

第九章挥师北伐

一、挂帅出征

1北伐中的争论

2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二、肃清湖南

1先遣入湘

2汨罗江之战

三、平定湖北

1汀泗桥、贺胜桥之战

2武汉三镇之役

四、攻击赣闽

1南昌之战

2攻克福建

五、占领浙沪宁

1光复浙江

2攻克沪宁

第十章分裂与“清党”

一、分裂活动

1迁都之争

2军党之争

二、“清党”准备

1政治南伐

2与英、美、日国家的串通

3收买帮会势力

三、发动“清党”

1掩人耳目

2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结束语：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青年蒋介石》 溪口镇·雪窦寺·丰镐房(1)

乡里少年初长成

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诞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依国民党史书载，奉化溪口乃人杰地灵之地，对奉化溪口的山风极尽夸张之能事，其中实有许多牵强附会，曲意奉称之语。但细观溪口这山水也确有可称道之处，山水之灵秀，人文之昌盛也可谓可圈可点。

溪口镇地处四明山南麓，在宁波城西南39公里处，奉化城西北15公里处。溪口之名，得自剡溪之水。剡溪源头，主流出于剡界岭，由新昌入奉化境，称剡源，凡有九曲而汇于甬江，东流入海，人称剡源九曲。九曲公塘以下称剡溪，由西向东流过全镇，至东端，有武岭头与溪南山阻隔成口，注入锦溪，故名溪口，亦称锦溪〖CM(28〗村。又以武岭横亘镇东，以山名命名地，也叫做武岭。据此，蒋氏宗谱题签自称《武岭蒋氏宗谱》，蒋介石自书籍贯为浙江奉化武岭，而不书溪口。

四明山周围400公里，共有280座峰，其中70峰雄踞奉化，溪口镇即在群山环绕之中。它东枕武山，西挹龟山，北倚白岩山，南对笔架山，重峦叠嶂布景。武山即武岭，在溪口镇东首，屏障全镇，为溪口的门户。这座山的通路旁原有一所庵庙，称武山庙。1934年蒋介石在此建造气势宏伟的武岭门。门前额题有武岭两字，是于右任手笔，后额也有武岭两字，是蒋介石自题。“文化大革命”中，这4个字被人用水泥涂掉，改为红卫两字，现已恢复原状。

溪口镇自古以来就是浙东著名的旅游胜地。这里山清水秀，景色怡人，引得众多文人墨客，前来寻幽探胜。相传溪口有十景：奎阁凌霄、武潴浪暖、平沙芳草、碧潭观鱼、松林晓茑、溪船夜棹、锦溪秋月、雪峰晚照、屏山雪霁、南园早梅，广为天下闻。武岭镇口的潭墩山，有溪口十景之一，剡溪在其脚下流过，山巅有文昌阁，始建于1731年，别名奎阁，故称奎阁凌霄。

1924年，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回乡扫墓，登潭墩山，见文昌阁楹栋欹斜，与其兄蒋介卿商议鸠工重建，至第二年造成飞檐翘角的两层楼房，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并筑亭三楹，题名为“乐亭”。不过溪口人习惯称文昌阁。亭建成后，蒋介石亲撰《乐亭记》一文以记之。

《乐亭记》文体仿欧阳修《醉翁亭记》，且以砥柱中流自许。据风水先生讲，文昌阁地处“伏虎吸水”，又称龙头。蒋介石一向迷信，乐亭建成后就成为他的私人别墅和藏书楼，每次回溪口，多住于此。乐亭两旁均筑有石级和盘旋通道。向南拾级而下，临溪有一石桥，名憩水桥，凭栏观鱼，水清见底，名曰碧潭，是锦溪最深之处。碧潭观鱼也是溪口胜景之一。蒋介石回溪口常与宋美龄在此垂钓观鱼。潭墩山东浒，沿岸遍植桃花。岸下流出的泉水，冬日也微温不冻，这也是溪口十景之一，名为武潴浪暖。蒋介石的先辈蒋元凤亦曾有诗：“两岸桃花夹，中间一水通，泉温由土脉，冻解不关风。”蒋介石后来在此修建一二层建筑，溪口人称之为小洋房。蒋经国由苏联回国之初，曾与妻蒋方良、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在此课读。1939年，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将乐亭夷为平地，1987年，由当地政府拨款按原样重建。

雪窦山比武岭风光更胜一筹，人谓溪乡名胜，首推雪窦。它是四明山脉在奉化70峰中最享盛名的一个山峰。山顶平地上有一古刹，即雪窦寺，距溪口11公里，为浙东第一名刹。因雪窦山高于诸峰正中的乳峰，下面有一石窦，泉水从中喷薄而出，其色如雪，故称乳窦或雪窦，山名、寺名均源出于此。蒋介石每次回溪口，必游雪窦，他曾为雪窦寺题有“四明第一山”的横额。

雪窦寺历史悠久。据《雪窦寺志》载：晋时有尼结庐山顶事佛，名瀑布院。841年改建今址，859年为裘甫所毁，867年重建，改名瀑布观音禅院，892年，常通禅师来寺主事，刺史黄晟施田1300亩，寺院作了大规模的扩建，遂成十方禅院。999年宋真宗赵恒赐“雪窦资圣禅寺”寺额。1157年失火焚毁，1163年复建。南宋时成为天下禅宗十刹之一。1288年和1643年又两次被毁，清代顺治年间重建。“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毁，1986年重建。

登雪窦绝顶俯视，只见平台不见峰，从山下仰望，只见山峰不见台。放眼西望，翠峰间镶一面明镜，曰“亭下湖”，真乃湖光山影共徘徊，堪称雪窦山胜景中的一绝。

雪窦山海拔700余米，气候凉爽，周围松樟翠竹蔽日，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据1948年重修的《武岭蒋氏宗谱》记载，蒋介石8岁时“始上雪窦山见妙高峰爱之”。“民国十六年总统蒋公建别墅于其地”，自题门额“妙高台”。别墅为中式建筑，中间是三开间两层楼，前有开井，黑漆大门，进门两边各有一间平房，上是阳台，有走廊相连，后有3间平房，有围墙连成一个整体，建筑面积为436平方米。蒋介石、宋美龄夏季常到这里小住。别墅左首是曾住持雪窦寺的和尚石奇的坟墓，蒋每次来?照例先向石奇和尚墓一鞠躬，再进内休息。

溪口镇，历史十分悠久。据考证，溪口至少在唐代即有人居住。乾隆年间所修《奉化县志》云：唐贞元年中，“右相樊泽致仕卜居……樊氏子孙世居此焉”。樊泽是有史可查的溪口第一个居民，也是今溪口镇沙堤村的樊姓始祖。后又有“宋监察御史樊良忠因与丞相王安石不合，弃官归里”，终老溪口。

1006年，溪口建村。1226年前后，居民已近800余人。南宋丞相魏杞，字南夫，原籍安徽寿春，奉孝宗赵NFDAE之命，出使金国，不辱使命，他晚年告老，定居鄞县小溪，于1184年去世，特选择溪口飞凤山作为墓地，可见溪口当时已颇有影响。

《青年蒋介石》 溪口镇·雪窦寺·丰镐房(2)

溪口，旧时称禽孝乡。传说，有位姓董的少女，每天依南窗刺绣，窗上有两只燕子筑巢而居。董女每天以米食喂之，并编竹以护其巢。两燕冬去春来，年年往复。以后，董女病死，两燕悲鸣不已。三日之后，董女父母到其女坟头祭扫，只见两燕伏死其女坟上。乡人视为奇事，因改地名为“禽孝乡”。以后，由于溪口位于剡源九曲之口，为体现其景色特点，又因水易名，改称“溪口”，禽孝乡之名逐渐堙没。

1902年重修的《奉化县志》，称溪口为镇，这是现有资料中溪口称镇的最早记载。此后，溪口称乡称镇多次变化。1919年正式定级为行政镇，是奉化28个乡镇之一。

1928年改称溪口乡，1935年又改称为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溪口一度改乡，1951年改为镇至今。

1949年蒋氏家族败亡台湾之前，溪口镇共有居民900余户，其中大半是蒋姓。此外，溪口的大姓还有周、王、任三族。

溪口镇原来只有一条长街，沿着剡溪北岸伸展，东起武岭门，西止武岭公园，约25公里长。从街东头的武岭门进镇西行不远，就是蒋宅。

蒋介石出生于玉泰盐铺，盐铺开设在溪口中街簟场弄口，由其祖父蒋斯千创办。1889年，蒋介石两岁时，玉泰盐铺失火，化为一堆瓦砾，蒋氏一家只得搬到下街祖遗的“素居”。不久，蒋肇聪又在火焚旧基上重新起屋开店，重建了玉泰盐铺。1895年，蒋肇聪去世，第二年蒋介卿、蒋介石两兄弟析产，蒋介卿分得玉泰盐铺，蒋母王氏携子留居祖宅报本堂。1921年，玉泰盐铺第二次失火，蒋介卿在妹夫宋周运的帮助下，又造起了新屋，但玉泰盐铺实际上只挂一块招牌，开的却是公余钱庄。1946年重新拆建，改成石库墙门院落，蒋介石题写了“玉泰盐铺原址”界石，今尚存。

“素居”是蒋家祖宅，与玉泰盐铺相距约500米，为一幢二层小楼，有房10余间。蒋介石的祖辈有三兄弟，属“斯”字辈，依次取名为斯生、斯水、斯千，起房名依次为夏房、商房、周房。斯生子名肇余，斯水无后，斯千生二子，长子肇海，嗣于斯水，次子肇聪，承接自己的香火，3家房名依旧。蒋介石的父辈，肇海无子，肇聪生有介卿、介石二子，乃以介卿过继给肇海，为夏房，介石继承周房。蒋介石之弟瑞青出世后，周房又一分为二，名丰房、镐房，乃取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之意。瑞青夭亡后，合称丰镐房，由蒋介石独撑门面。

蒋介石发迹之后，于1930年对丰镐房进行了翻修。因正对着蒋家大门的山峰叫笔架山，旧时迷信风水，有言“对着笔架山，代代儿孙会做官”，丰镐房的黑漆木结构中式大墙门没有拆改，维持原状。风水先生曾说，这大门的位置和高低、大小恰到好处，若是稍加改变，恐会引起宅第龙脉的动荡。为扩建丰镐房邸，蒋介石特地在溪口上街新造了28间楼房，动员原住在丰镐房周围的蒋家同族人家迁居，因上街好做生意，大家都乐意，27家都应命搬走了，只有一家不愿迁移，蒋介石也没有坚持。这样，丰镐房围墙外就留着那么一个不大协调的折角。

扩建后的丰镐房营造精致，用料讲究，但规模并不大，共有大小楼房49间，系旧式世家府第建筑。整个建筑为“前厅后堂，两厢四廊”格式。前厅题额“素居”，正中设佛堂和一套卧室，犹如蒋母王氏生前居住时一般陈设。卧室平素关着，只有葛竹至亲如王贤裕、王贤钜两舅公一家来时方可进去住宿。后堂为“报本堂”，三字为吴稚晖所题。堂上供有蒋家四代的神主牌位，即曾祖蒋祈增夫妻、祖蒋斯千夫妻、父蒋肇聪及妣徐氏、孙氏、王氏，还有亡弟瑞青。

报本堂扩建后与旧式格局无大变：五马散墙——在旧时，只有王侯之家方可造此散墙。报本堂柱子上的两条楹联：“报本至亲，是谓至德要道；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20个大字，也改成贴金。蒋介石手书“浩气长存”锦框一块，悬于堂中，堂前悬有蒋介石示蒋经国的“寓理帅气”横额。天井里仍植两棵桂树，一金一银，四周银杏树若干。东厢楼上，陈设均为西式，是为宋美龄准备的卧房。宋美龄来溪口时，只是由蒋介石陪同参观过，并没有住，而是常宿文昌阁。西厢房的布置，则全是中式家具，为毛福梅的卧室。

蒋介石发迹后，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清明或自己的生日，总要回乡。清明回乡是扫墓祭祖，生日回乡是为了避寿。特殊情况，如1927年第一次下野后即隐居溪口，以退为进，不久东山再起。1936年西安事变突遭“兵谏”，被释后，于1937年初回故乡调养，并在家中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为他的哥哥蒋介卿办丧事，一件是为从苏联返回的儿子蒋经国补办婚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溪口“光复”，蒋介石父子重返故乡，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1949年局势急转直下，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即将覆亡，蒋介石第二次“挂印”，再次退居溪口，住了3个月。表面上是在野之身，?无牵挂，纵情于湖光山色，其实已知辞去故乡的时辰迫近，何日得归遥不可期。因此，在此期间，他做了一切拜别故乡的事。除了隆重地开祠堂门进宗谱，遍宴族中父老之外，还一再地上鱼鳞岙去，站在蒋母王太夫人墓前默祷。他曾到葛竹外婆家里，向外公外婆的坟拜别，去看了两个年迈的舅舅，又去桃坑山拜别生父蒋肇聪的坟。他到奉化，游了锦屏山，去城内的中塔、岳林寺以及其他一些寺庙，还到了奉化县政府、奉化孤儿院。他又去宁波，重游了天一阁、金峨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向寺里的和尚施舍了香金，要他们好好保护名刹。他在天童寺韦驮菩萨前还求了一签。最后，又间道至小盘山，拜别祖茔摩诃的墓。毕竟是热土难离，何况蒋介石又是家乡观念极重的人。

直到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开始以后，他还滞留溪口，恋恋不去，期盼着奇迹出现。然天意难违，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如雪崩而解，蒋介石不得不于4月25日最后辞别故乡，败走台湾，作古孤岛，再也未得重返溪口。1949年解放浙江过程中，毛泽东曾经于5月6日指示部队：“在占领奉化时，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蒋介石生前遗愿：不想身葬异乡!死在台湾只在棺木暂厝，希望有朝一日能回故乡安魂。中共也有言在先，蒋介石迁葬式或葬紫金山麓、中山陵旁，或葬故乡溪口，悉听蒋家尊便。

《青年蒋介石》 先祖、父亲和兄弟姐妹(1)

据谱牒稽考，蒋介石可确认的远祖是五代后梁时人摩诃居士。曾居江苏宜兴。蒋姓是溪口大族，《武岭蒋氏宗谱》循旧例每隔30年纂修一次。自清代以来，1691年、1716年、1737年、1768年、1799年、1827年、1858年、1888年、1918年都修过谱。最后一次大修是在1948年，由蒋介石主持，聘请吴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实际负责修谱者是沙孟海。事毕，由蒋经国在溪口主持了“进谱”大典。

大凡修谱，列举世系，总要找一个有来头的祖先，以示荣耀。蒋家祖宗，以蒋浚明的“金紫光禄大夫”最为显赫，故蒋家祠堂的祖宗牌位即从蒋浚明供起。

蒋家排行，自25世起为五言四句，即：“祁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蒋介石的曾祖祁增，字怀盛；祖父斯千，字玉表；父名肇聪，字肃庵。蒋介石为溪口蒋氏世系28世周字辈，故其谱名为周泰(初为周健)。在蒋介石的曾祖蒋祁增时，蒋家五房中的第三房分为新三房和老三房。蒋祁增是新三房的祖宗，其下依次为蒋斯千、蒋肇聪。

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生于1814年，卒于1894年。自蒋介石的16代太公蒋仕杰从三岭迁至武岭，世代以务农为业，至蒋斯千开始弃农经商。他在溪口镇上开设一家以经营盐、酒、石灰为主的商店，店名为玉泰盐铺。

蒋斯千的盐铺是溪口镇上唯一经营官盐专卖的店铺，内挂着官盐的招牌。盐是从宁波批发来的，石灰是由富阳运来的。后来，还经销大米，从安徽芜湖贩来。同时酿酒兼营糟坊，经营范围并不小。主要销售对象是溪口以西的雪窦山民，也做本街生意。大约在1862年前后，太平军一度克复宁波府属各县。由于战争的影响，溪口商业一蹶不振，玉泰盐铺也停了业。以后，随着局势的安定，蒋斯千又多方筹资恢复了玉泰盐铺。其时，蒋斯千已届知天命之年，疏于店务，于是就把玉泰盐铺交给精明能干的儿子肇聪经营，自己坐享清福，安度晚年。

蒋斯千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也略懂医道，常入山采药，为乡人治病，口碑甚佳。蒋介石的幼年时代，都是在祖父身边度过的。蒋斯千对这个孙子颇为疼爱，为之起乳名瑞元，关怀备至。蒋斯千的乐善好施，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祖父十分尊敬。

蒋介石8岁那年，祖父蒋斯千过世，葬于溪口镇北石鳝岙幡竿丘，享年81岁。

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生有二子，长子肇海嗣于无后的斯水，次子肇聪，承顶三房。蒋肇聪即蒋介石的父亲，字肃庵，小名明火。

蒋肇聪精明能干，20刚出头就从蒋斯千手中接办玉泰盐铺店务，治理得井井有条，生意兴隆，家业由此而为小康，在溪口镇上成为十甲户之一。除盐铺外，尚有薄田30余亩。蒋肇聪在溪口有个不雅的诨号，叫埠头黄鳝，意极油滑，别人占不到他的便宜。

蒋肇聪从小能说会道，且识文断字，又是溪口望族之后，故常为邻里调解讼事纠纷，并仿其父，时有施惠于桑梓的善举。

蒋肇聪的发妻是白岩村人徐氏，生子介卿、女瑞春，于1882年病故。之后续娶萧王庙镇人孙氏，不到两年，孙氏死于时疫，未留子女。1886年，蒋肇聪聘迎了寡居的葛竹村人王氏为继室，生子瑞元、瑞青，生女瑞莲、瑞菊。

蒋肇聪卒于1895年，享年54岁。蒋肇聪过世那年，蒋介石年仅8岁。蒋肇聪对子女要求一向严厉，蒋介石对此印〖JP2〗象非常深刻。1918年，蒋介石在追述乃父事略时曾颇具感触地说：吾九岁而丧父，今几二十年，未尝须臾忘吾父未殁时之言也。吾父之殁也，吾母王太君在侧，吾父顾吾及幼妹，指谓吾兄曰：“尔弟妹幼，吾死后，尔后必哀痛不自胜，尔年长，其能尽孝致友以慰吾心耶!”吾兄承涕自任，乃瞑。呜呼，痛哉!吾父性刚直，处事公，接物以诚，容貌毅重，自持勤俭，其所以训亦若是。方吾始就傅时，吾父引而训之曰：“吾少承先人业，不克服劳于国，然犹冀于乡党施教育，矫去敝俗，今者吾当尽力，使亲族敦睦，闾无惊，而尔辈得一意读书，异日倘有所成，亦可稍补吾憾也已。”暨晚岁，则爱吾兄递逾切，而督责亦愈严。

蒋肇聪去世时，其继室王氏以一寡妇之身，抚养一群稚龄的儿女，无力大办丈夫的丧事，一直拖延到1913年，才由蒋介卿、蒋介石兄弟两人将其亡父与原配徐氏、继配孙氏合葬于锦溪村北桃坑山右蟹钳。

蒋瑞春，是蒋家的长女，蒋介石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生于1874年，年长蒋介石12岁。1889年即蒋介石3岁时嫁于离溪口镇15公里的任宋村农民宋周运为妻。宋粗识文字，爱钱如命，生活俭朴，有一段时间是丰镐房的管家之一。他从宁波到溪口，不坐汽车，宁愿跑路，问他原因，说买一双布鞋只要大洋4角，汽车来回需一元六角，可买4双布鞋，可穿两年，乘汽车太不划算。30年代末期，宋被蒋经国接到江西，?于赣南，一生没做过什么大事。

蒋介石对大姐蒋瑞春一向比较敬重。据瑞春大儿媳张小翠说：“舅父(指蒋介石)和婆婆感情很好，每次回乡，总要来我家看望婆婆。一次两人在溪口到任宋村的路上相遇，舅公赶忙下轿，请婆婆上轿，自己步行随轿到我家，路上的人看到都很惊奇。”1946年，蒋瑞春在任宋村逝世，蒋介石特派蒋经国赶来奔丧。

《青年蒋介石》 先祖、父亲和兄弟姐妹(2)

蒋介卿，是蒋家的长子，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年长蒋介石10岁。因蒋肇聪的哥哥肇海无嗣，蒋介卿很小即被过继在肇海名下，以承门户。1895年，蒋父肇聪身染时疫病故，蒋介卿19岁。蒋肇聪死前曾反复叮嘱蒋介卿要善待母、弟，蒋介卿也痛哭流涕地答应了这一要求。但蒋肇聪殁后第二年，蒋介卿即与继母分家另过。

蒋介卿曾考中秀才，后毕业于四明专科学校法政科，做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20年代初，因蒋介石在粤军中任职，蒋介卿被广东省公署政务公厅长古应芬推荐出任琼州(今海南)文昌县知事。但是，蒋介卿未及赴琼上任，于4月25日又调任广东英德县知事。他电告蒋介石后，蒋在日记中记载道：“得兄电，已由文昌调署英德县知事，心虽愉慰，而不知其能尽职与否，则又转喜为忧矣。”果不出蒋介石所料，蒋介卿在英德没干上半年，就被解职，只好返回奉化。

蒋介石是在12月30日得知“胞兄英德任内，亏欠公帑陆千元。其会计竺某，为新任扣留。”对于此事，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不胜惭愧，吾惟有公事公办而已。”蒋介卿回家乡后，无所事事，终日招一些亲朋好友，搓麻将取乐。他脾气暴躁，有时输了钱就与人争吵，甚至动手打人，别人慑于蒋介石的权势，只好让他三分，因而他仗势欺人之名盛传闾里。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事前，蒋介卿多次劝说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与蒋介石离婚，并代蒋答应了毛氏离婚不离家，仍作丰镐房女主人的要求。蒋、宋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因蒋母已去世，便请蒋介卿担任了男方主婚人，颇得宋美龄好感。1928年5月，宋美龄极力推荐他担任了浙江海关监督。这是头等肥缺，每月官俸360元，管辖镇海、象山、慈溪、海门等13个常关(后减缩为11个)，每个常关照例要向监督“孝敬”，每月100元至300元不等，视关卡大小而定。蒋介石还委任他兼任了浙江省政府委员。1933年后，浙江海关将11个常关划归通税局管理，机构也大为缩减，成了一清闲衙门。

蒋介卿一生好嫖妓、骂人、赌博。1930年前后，他用营私中饱的收入在宁波城里九曲巷购买精美住宅一处，先纳妓女程爱卿为妾，同居一年多后离去，后又纳一柯姓妓女。他买屋纳妓，声名很坏，使蒋介石的“政誉”也受到了影响，因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35年7月，有一个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刘灏，系浙江镇海驷桥人，因患神经衰弱症，不堪军旅重任，要求改任文职，蒋介石就叫他接替了蒋介卿。

刘灏来接任时，蒋介卿只叫秘书忻段昌将公事账册略加整理，草草移交了事。他下任后回到奉化，仍担任着省府委员的职位。后来宋美龄想叫他出任上海江海关监督，而蒋介石怕乃兄在官场出丑，对蒋介卿说“此事暂缓进行”，以后就没有了下文。蒋介石在经济上尽量供他挥霍享用，却不愿放他去做大官。蒋介卿在溪口开设了一家公余钱庄，一直在家乡作威作福，成为当地的土皇帝。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消息传到溪口时，蒋介卿正在武山庙吃酒看戏，他本来患有高血压，闻讯后惊骇过度，中风跌倒，不省人事，抬回家后一病不起。蒋介石返回南京时，他已病危，其女华秀打电报向蒋介石陈述病况，蒋复电说：“昨日接到华秀电，长兄有病，在家静养，派人送参。”次日，果然送来人参10枝，可是蒋介卿已病入膏肓，无法挽救，12月27日不治身亡。

蒋介卿死后，当时并没有安葬，只是草草作了处置。因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腰部受伤，需要休养，直到1937年4月22日，才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显要人物如林森、冯玉祥、居正、何应钦、朱家骅、阎锡山等，还有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等都赶来参加，蒋介石亲自接待。祭奠灵堂设在蒋家祠堂，客人多住武岭学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祭。为办丧事，丰镐房还备了斋饭，附近村镇，闻讯赶来吃斋饭的人在1000桌以上，送殡队伍长达25公里。丧葬费用都是丰镐房支出。蒋介卿之妻单氏认为机会难得，私下对总管蒋孝祥说：“阿叔(指蒋介石)花钱是不在乎的，他帮我家的忙也只有这一次了，你在账目上可以多报一些。”所以报了棺木费3000元，出殡费9000元，共12000元，实际只用了8000元左右，单氏趁机捞了一笔钱。

蒋瑞莲，是蒋介石的同母妹妹，生于1890年，死于1937年。1906年，蒋瑞莲嫁与萧王庙后竺村竺芝珊为妻。当时，蒋介石正在日本，接到母亲的家书后，匆匆结束首次留学生涯，返国回乡为其妹主持嫁事。竺芝姗原来是玉泰盐铺学徒，与瑞莲青梅竹马，结成夫妻。他虽然文化不高，但后来亦因蒋介石的关系而发迹，曾担任过佛山筹饷委员、苏州税务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长等重要职务。1949年全国解放前外逃到台湾，1971年病逝。其子竺培风，宁波商校毕业，与蒋介卿之子蒋国柄同年留学，国柄学陆军，他学空军。竺培风在英国皇家空军学校毕业，回国后在民航局任第一大队长。蒋介石对他期望甚深，钟爱如亲子。培风娶杨森女儿为妻，生有一女。竺培风在解放战争初期，因飞机失事殒命。死讯传至时，蒋介石正在批阅公文，闻报大恸，把手中握着的一支毛笔猛地一掷，停止办公。蒋瑞莲与竺芝珊尚有一女名培英，全国解放后留居上海。

蒋瑞菊生于1892年，蒋瑞青生于1894年，均在幼年夭亡。蒋瑞青幼时聪明伶俐，深得蒋母王氏疼爱。王采玉在他死后给他找了一个王姓夭折的幼女合葬，作为冥配，以后并以蒋经国为嗣子。蒋介石也曾亲自撰写祭文，辞颇哀切。

《青年蒋介石》 严师慈母王采玉(1)

蒋介石一生侍母甚孝，是尽人皆知的。

蒋母王采玉是溪口镇葛竹村人。生于1864年，她幼承父教，聪明伶俐，又精于女红。

但她年轻时却命运不佳，其父王有则不事生产，致使家道中落。王采玉只得以做针线活来贴补家中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1881年，王采玉初嫁于跸驻乡曹家田的竺某。

竺某父母早逝，在葛竹做长工，生性朴实，身体强壮，手脚利索，颇得东家欢心。他的东家是王有则的本家，住处离得很近，彼此早已相识了解。后来竺某托东家做媒，东家尽力撮合，王有则夫妇自觉家境中落，意欲次就应许，王采玉体谅父母的苦衷，不忍拂逆，就由父母做主，过书下聘了。从葛竹到曹家田，走小径约有20华里。定亲的次年，竺某回到家中租田耕种，并迎娶王采玉过门。

结婚之后，夫妻相处，感情倒还不错，只是竺某性情急躁，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引起争吵，有时甚至打骂。年仅18岁的王采玉，从小受父母疼爱，不免也有些娇气，受到丈夫的欺负，就奔到娘家去哭诉。每逢这时，竺某总是前往岳家认错，岳父母一面教训女婿，一面婉劝女儿，夫妻也就一同回来，和好如初。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王采玉生了一个儿子，夫妻十分高兴。但孩子生下数月以后，突患急症，没有及时医治，就夭折了。这年秋天，曹家田一带时疫（霍乱）流行，一连猝死了不少人，竺某也是其中之一。

王采玉遭到子夭夫亡的变故，年轻居孀，自伤身世，又听到邻居说她“面有克夫克子之相”等冷言闲语，精神更受刺激，况且竺家原无什么产业，她认为自己没法、也没必要在竺家苦守下去，就萌发了遁入空门为尼的念头。此时，不幸的事又接踵而来，其父也病故了。她回家奔丧，目睹母亲中年孀居，前母所生的三个哥哥，一个早死，两个已成家分居，同胞的两个弟弟，大的14岁，小的还只10岁，正在读书。

王采玉感到无限伤心，于是决定回娘家，与母弟共度岁月。她靠着有限的田产和母亲一起纺纱织布、绣花缝衣，过着艰苦的生活。为助母持家，她还曾外出到奉化江口周村的富家作佣。因种种原因，不久便辞工重回娘家闲居。

王采玉在娘家过了一段时间，葛竹附近金竹庵的一个老尼病死了，信佛的母亲叫她一同前去帮助料理丧葬事宜。这个老尼修行管理香火的小庵，是当地族众集资所建的，置有田产和竹林菜园，够一人吃住生活。遇此机会，原想出家的王采玉执意到此修行。其母亲劝阻不了，只得同意，但不许她剃去头发。

王采玉进庵以后，把庵堂内外整理得非常清洁，田产管理也十分得法。她自己掘笋养竹，种菜植瓜，生活有余，还可不时去照顾娘家，她母亲也常来庵中作伴住宿，一同拜佛念经，共同操劳。素菜淡饭，日子过得很安稳，她大有在此终了一生的念头。一天，一个自称会看相的人路过讨茶，称赞王采玉有福相，可得贵子，并劝她早嫁人，王采玉青春年少，便有些动心。

1886年7月，23岁的带发尼姑王采玉由其堂兄王贤东牵线，还俗再嫁，作了45岁的溪口玉泰盐铺老板蒋肇聪的继室，当了老板娘。

王采玉为人温和朴实，通情达理，勤俭持家，将一个家庭弄得井井有条，对公公也甚为孝敬，对蒋瑞春和蒋锡侯也很照顾，与店里上下人等和亲邻之间相处也很融洽。

蒋肇聪有了这样一个年轻的贤内助，再不用为家事分神，专心忙于经营。到了第二年秋天，王采玉已有身孕，接近临产。

据说，有一天，蒋肇聪不在店里，那个看相的人又来到玉泰盐铺，说来看望老板娘。此时正好念完一部经，坐在店堂与帐房伙计闲聊的蒋玉表，就接待攀谈。王采玉正在后屋，听到那人口音，似乎有些耳熟，走出来一看，原来这人就是在金竹庵为自己看相的人。王采玉连忙含笑说了声“客人请宽坐”，转身进厨房去了。那人与蒋玉表谈笑许久，一同吃了点心。临行，蒋玉表还塞给他一个红纸包，那人并不道谢，只说了声“后会”便告辞而去了。

1887年10月31日午后，王采玉在玉泰盐铺的后屋楼上分娩，接生婆连忙恭喜东家又添了一位小老板。此时蒋玉表正坐在店堂听候佳音，一闻添丁，十分高兴，对儿子蒋肇聪说：“小孩就取名‘瑞元’吧。”这就是后来溪口街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瑞元无赖”，世人皆知的蒋介石，又名周泰、志清、中正。蒋介石两岁时，

玉泰盐铺突遭火灾，起因是邻居家半夜失火，气候干燥，火势猛烈延烧所致。蒋肇聪恰巧出外办货，王采玉从睡梦中惊醒，仅披衣抱子逃出，店中伙计都慌了手脚，只抢出一些零星物件，几间老屋化为一片瓦砾，货物损失殆尽。一家人只得住到下街祖遗的三间老宅里去了，着手重建店堂，恢复营业，但眷属从此不再搬来。

蒋介石4岁时，王采玉又生?女儿瑞莲，以后每隔一年，再生女儿瑞菊、幼子瑞青。

王采玉和她公公都信佛，都迷信算命看相，对“必出贵子”之言，深信不疑，因而对蒋介石疼爱有加，寄以光宗耀祖之厚望。蒋介石小时多病，老人每次都亲自诊视医治，对其不良习惯也放任自流，以致养成蒋介石顽皮倔强的性格，弄得家中不得安宁。

《青年蒋介石》 严师慈母王采玉(2)

王采玉对小瑞元的天真活泼不加指责，只是对他的过失行为施以约束与惩罚。蒋母通情达理，懂得既要培养孩子的天性，又要将其行为限制在规矩之内，不乱章法。所以，蒋介石小时候所受体罚、责骂如寻常便饭，不足为奇，但尽管约束已有，小瑞元淘气、顽皮之事却从未间断。

王采玉是个孝女，嫁到蒋家后，不忘照顾娘家，资助两个弟弟读书成家。葛竹到溪口相距50余华里，她每年必去接母亲来家，往往留住两三个月以上，自己虽然家务繁重，但也常要携子女到娘家小住。此时母女两人可谓称心如意。

但好景不长，不过八九年，不幸的遭遇又接踵而来。1894年公公因病去世。第二年的夏天，溪口发生时疫，蒋家塾师任介眉死后，蒋肇聪也染病过世，抛下了店务和妻子儿女。王采玉又丧丈夫，从此开始治家理店，抚儿育女的艰苦生涯。

蒋玉表原有二子，长子蒋肇海早死无子，产业由蒋肇聪承管，蒋玉表生前曾决定将长孙蒋锡侯过继在蒋肇海名下。蒋锡侯自父亲死后，为了店务家事，常与后母龃龉，颇不孝敬，甚至闹着要分家产。王氏素来豁达，再次孀居，子女尚幼，心情紊乱，也不愿与前子争执产业，于是决定分家。满足蒋锡侯要求，蒋锡侯独得玉泰盐铺全部资产房屋和蒋肇海名下田产。她自己和子女分得所住的3间祖遗老宅、30亩耕田和一片竹山。

分家本身对王氏就是一种打击，她的亲生儿子还没有立业，分家后的4年内，她的小女瑞菊、幼子瑞青也相继夭折。

一个年轻寡妇面对接连不断的家庭变故，可谓哭告无门，只有把精神寄托在儿子和菩萨身上。她祈求菩萨保佑儿子无病无灾，而育儿成器的决心则更加坚定。她继续让蒋介石在家塾读

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按“命相”所示，指望这个淘气异常的“贵子”早日成器。

为了养育这个顽劣之子，王采玉可谓费尽心血，1921年6月14日上午7时王采玉卒于旧居，享年仅58岁。此时蒋介石在孙中山的粤军中任职，适因处境不如意，在家养晦，母病卧床五旬，他朝夕亲侍汤药，可谓至孝。王采玉在病中频频叮咛，嘱咐蒋介石三件事：

第一，为她择地另葬，不愿与蒋肇聪合葬。早在1913年3月，蒋锡侯、蒋介石兄弟将父葬于姚坑山时，考虑父亲先后娶过三房妻子，墓中筑有四穴，蒋肇聪、徐氏、孙氏同时进入三穴，旁边还有一穴留给王氏。王采玉一合墓屈居末位，故生前再三有此嘱咐，不愿与蒋肇聪合葬。她觉得虽是再嫁，但也是明媒正娶，用花轿抬到溪口的，如今要屈居第三，她于心不甘，并且她也不愿自己儿子被人议论为填房所生，从而对他的前途和事业产生不利影响。她迷信“甲字穴”是最好最干净的坟地，闲杂野鬼不能侵入，而亲人却可自由往来。

第二，腾出自家的一些房屋，办一所培育乡里子弟的学校。从前，溪口只有私塾，贫苦人家的子弟上学困难，晚清以后有了族众合办的武山、溪西、西河三所国民小学，但都是初级小学，升学必须外出。王采玉少时因家道衰落不曾入学，识字不多，深切体会到没有文化的不幸和子女求学的不易，平生在热衷培育子孙的同时，也关心乡里子弟求学的问题，因而病中有此遗愿。

第三，不要忘记了亲戚朋友，尤其是在困难中接济过自家的人，要报答几家至亲好友的恩情。如在家乡和宁波开有米店、木行的蒋介石前母舅孙琴风，同街开毛泰昌号的世交毛颖甫。他们都在蒋介石东渡留学和革命活动中多次解囊资助，蒋介石被通缉匿避时，他们也曾多方掩护，王采玉临终前叮嘱蒋介石要知恩图报。蒋介石一一答应了。

为了寻找“甲字穴”，蒋介石陪同两位方士在雪窦山、徐凫岩、相量岗、妙高台等地踏勘了半个月，最后选中高溪口北三里的白岩山鱼鳞岙中段北面的一块小平地，据说这是“弥勒佛的肚脐眼”，是一块宝地。蒋介石悲痛万分，挥泪亲撰《哭母文》及《先妣王太夫人事略》，着重突出自蒋父去世后26年来，其母在极端不幸的困苦中，为培育幼子、重振家业，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

蒋介石谨遵母亲遗命，选定坟穴后，为了防止压坏龙穴，石器不宜过重，也不能多用石板和泥。蒋介石每天至白岩山监工，兴筑母亲坟茔，并邀集亲族之贤者，帮助筹备丧事，于同年11月23日葬母完毕。

这时的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尤其是南方革命党中间已初露头角。因此，接到蒋母去世之讣告，孙中山等党政军大员，齐致唁电，闽、粤、鄂、湘、沪各处吊客，云集溪口。及出殡之时，孙中山派陈果夫代表致奠，居正、戴季陶等皆来会葬。

到了1923年5月，蒋介石又在离墓址约半里许的山墩间，筑新式洋房3间，称为慈庵，12月完工。12月16日，蒋介石为纪念其母60冥寿，回到溪口，前往慈庵录拜，并展墓，夜宿庵中。

次日，庆慈庵落成，奉曾祖祈增公、曾祖妣毛太夫人、张太夫人；祖玉表公、祖妣徐太夫人；考肃庵公、妣徐太夫人、孙太夫人、王太夫人；及弟瑞青、冥配弟媳王氏；五代神主升龛，祭飨如礼。中堂悬孙中山所赠“为国劬劳”、“慈云普照”二匾。蒋介石亲撰《慈庵记》，写道：“标额曰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祀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庙之义也。”建立慈庵的主要用意有两个：一是因为蒋母与蒋父没有合葬一穴，把父母神主牌位合在一起，以表示双亲合拢；一是作为蒋回乡居住的地方，以示不忘母恩谨守墓园之意。

蒋介石于祭祀之后，果然与次子一起在这里住了大约10天左右。此后，蒋每次回家乡时，总是先到慈庵住几天，然后移居乐亭或妙高台别墅。

《青年蒋介石》 严师慈母王采玉(3)

1930年春，蒋介石为了增光门庭，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山岙平地上筑造规模较大的坟庄，其整个布局如下：

在白岩山麓竖立一座石牌楼，高6．5米，宽7．9米。有3个门，中门宽3．7米，两边之门各宽2．1米。中门上首刻着“蒋母墓道”4个字，两边雕着花卉、盆景等各种装饰。从牌楼到墓冢，是一条卵石砌成的小路，长668米，路边有石凳，夹在一片松林之中。从石牌楼行进约200米，路侧有一座过路岗亭，亭的四面设有长条玻璃窗，亭内可容20人，能同时站立，四面眺望，防备森严。再行约200米，是蒋母墓庐，共12间平房，结构为中西合璧。外门上题额有“墓庐”两字，中间有许多石碑，依壁而立，两旁是会客室及餐厅，阔度各占2间。住宅在其南首，宅后建有厨房及卫兵居处一幢，另有一道门进出，直通下山墓道。穿过墓庐大门，便可看到慈庵。门首题额“慈庵”二字，室内挂有蒋母王采玉遗像，照片上有汪精卫的题字：“蒋老伯母遗像，世愚侄汪兆铭”。正中立一石碑，正反两面都有碑文。正面为《孙大总统祭蒋太夫人文》；后面是“孤哀子蒋中正泣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系于右任所书。两壁还有蒋介石的《哭母文》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慰劳蒋总司令文》等石刻。此外，还有胡汉民集汉曹全碑字迹题守墓诗：“供养嗟奚及，忧怀与岁长；白云仍在望，竟似老家乡。”蒋母治丧时，张静江、许崇智等国民党要人的唁电、挽联、挽诗等，也都保存在“慈庵”之中。以上这些文字，曾由叶楚伧搜集，编为《哀思录》印行于世。新建的慈庵，依旧供奉蒋氏曾祖祈增以下历代祖先，下至幼弟瑞青的神主牌位。慈庵左边一个两室套间，是蒋介石回乡居住之处。据解放前的《奉化日报》记者描述：“慈庵为蒋氏卧室，四周配着浅绿色窗帘，壁间挂一幅当年结婚时的俪影，中间安放着一张沙发床，窗口斜放着一张小书桌，旁立着一个紫红色龙形的灯架。”蒋后来每回溪口，多住于此。

蒋介石对于部下谒蒋母墓很重视。由于通向墓地山坡的路陡，卵石路易打滑，国民党高级将领又多穿皮鞋、靴子，上山谒墓时行走艰难，所以蒋介石在墓庐特地准备了各种尺寸的软底布鞋，供他们选择使用。据一位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蒋介石平时对部下非常严肃，唯有谒墓下来，笑容可掬，连说“谢谢”。有人见到蒋介石住在蒋母坟庄招待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新闻，便以为他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其实，据两度担任过丰镐房账房的唐瑞福老人说：“蒋介石每次还乡扫墓，总是桃坑山父坟、白岩山母坟两处都到，先后祭扫，行礼如仪，并无厚母薄父之意。”

另外，蒋介石每次回溪口，不住在丰镐房老宅，而以文昌阁、坟庄、妙高台别墅为家，也是为了安全。因为那几处别墅居高临下，四周筑有岗亭，派兵驻守，警卫森严，安全可恃。自文昌阁毁于战火，蒋再回溪口，当然以住于坟庄的次数为多。外界不知底细，以为蒋介石重母轻父，遂猜疑其别有隐情，实际上并无根据。

遵照王采玉的遗愿，蒋母死后第二年，蒋介石出资将原有的三所初级小学合并为禽孝乡完全小学，并暂以自家旧居前屋做校舍，使镇上适龄儿童得以全部入学。

蒋介石同宋美龄新婚之后，自1929年至1931年间，在家乡大兴土木，先后造了总占地面积近百亩的溪口武岭学校、妙高台别墅、中国旅行社、武岭门城楼，并扩建了丰镐房(素居)等，再加上1924年拆建的乐亭、慈庵，已经楼台馆墅毕备，可谓“荣宗耀祖，改换门庭”了。武岭学校占地百亩，内设农职部(类似农业中学)、小学部、农场、医院、雨天健身房、教学用的大礼堂等。宋美龄对这所学校十分关心，从设计到落成，一一过问，连门窗上的漆色也是她定的，着意仿效法国乡村学校的格局。

武岭学校落成典礼选在蒋44岁生日那天，蒋、宋以校长校董身份披红戴花，立在礼堂讲台上，接受祝贺。学生、教师每人都收到一双丰镐房从宁波“老大有”定购来的大油包馒头。武岭学校改校名为“奉化县私立武岭农业职业学校”，蒋自兼校长。

蒋介石曾说：“中国以农业为主，创办这所学校，旨在培育农科人才。”校内设幼稚园、小学、中学、农专和实验场，并招收外地学生，校舍规模大、设备齐全、师资水平高，是当时一般私立学校所不可比拟的。

蒋介石为了纪念母亲，还在他母亲生长地也是自己少时读过书的葛竹村，出资兴造校舍，办起了武岭学校葛竹分校。武岭学校当年的某些学生，后来成了蒋经国左右要员和骨干，人们称为“武岭派”。

蒋介石敬爱他的母亲，对外婆家感情也很深厚。外公早逝，外婆姚氏活到69岁，于1905年去世。童年时，蒋介石常到葛竹村去看外婆。外婆也常到溪口与女儿、外孙团聚。1932年，蒋介石为外婆写家传，其言也真，其情也切。蒋介石对其外公家、王氏宗祠，也都送有匾额。

王家堂前?匾，上书“乡国望重”，落款为“外孙蒋中正”。宋美龄也送了一块，上书“慈云普荫”，落款为“美龄敬题”。祠堂里那块挂匾，中间题“音容宛在”，落款为“蒋中正”。

蒋介石还为其外公、外婆分别修了两座坟墓。位于离葛竹村3华里的东家坑山上的王有则墓，现在仍完好如故。墓碑正中刻着“外王父有则公之墓”，上首标注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下首署名“外孙蒋中正敬题”。两边还有一付柱对，右边是“精神不灭，外王父王公千古”，左边是“教泽常存，外孙蒋中正敬书”。碑的上方扇形应栏上刻有“仁慈”二字。

王采玉的3个异母兄长均早年故去，两个胞弟贤钜、贤裕以及子侄等，也都是平庸之辈，贤

裕还有点神经病，因此没有在蒋介石身边做大官的。只有贤钜长子良昭职位稍高，当过福建

浦城和浙江新昌县县长。

蒋介石对帮助过他的人都有照顾，其有一异母的娘舅，即肖王庙人孙琴风，是蒋父继室孙氏之兄。孙琴风是个商人，在宁波浩河街开设森顺木行。他在蒋未得意时，在经济上对蒋时有帮助。1906年蒋考取浙江武备学堂，因母亲不赞成他去学陆军，不给路费，他只好悄悄拿了妻子毛福梅的首饰出走，到宁波后，去森顺木行和孙琴风商量，欲变卖首饰充作路费。孙当即给他现洋100元，叫他安心前去，首饰留下送还毛氏。

后来蒋请这位舅父做丰镐房的管家，掌握银钱进出，很是信任。孙无子，以侄儿孙经骧为过房儿子，后来经蒋提拔为农民银行分行主任。经骧之子义宣，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初任侍从室助理秘书，去台湾后蒋叫他去美留学，后做“外交”工作。

《青年蒋介石》 瑞元无赖

少年不识愁滋味

蒋介石立于四明山前

一个家族男孩的出身都是大事，是一个家族新希望的开始。

自蒋介石出生以来，家人就对他寄予很多期望与祝福。所以蒋介石有了一个乳名，“瑞元”，意即好的开始的意思。

根据家族规定，他还应当有个族名，这个名字象征着在一个大家庭中的辈分和地位。轮到蒋介石，刚好以“周”字为用，加上所有亲人都想着健康和幸福，于是，周健便成了他的族名。但因为蒋瑞元前有一同父异母兄长，名为周康，而按习惯称法，“健”往往说在“康”之前，使人误解；另外，在蒋两岁那年，家里店铺不幸被火焚烧，造成一劫，为祈求平安康泰，家人就乐意冠之以“周泰”。

蒋介石出生后，没少给家人添麻烦。1890年，蒋介石4岁。除夕之夜，家家户户围桌而座，回味一年的酸甜苦辣。蒋家也不例外，在正堂内，合家端坐，话家常，道团圆，大人们互相恭维祝愿，孩子们只顾吃喝，吃饱喝足跑到了庭院中去玩耍。小瑞元没有和小孩子们一起欢声笑语。他一个人坐在背椅上，默不作声。谁料，突然之间他将筷子插进嘴里，大人们没有在意，他却将那根筷子送到喉咙深处，眼看整根筷子都要没了，这时小瑞元眼睛翻白，冷汗直冒，痛得晕厥过去。家人们吓得不知所措，一阵慌乱之后才将筷子从瑞元的口中慢慢抽出，并将其抱到睡房内。

顽皮不仅如此，幼时的蒋介石经常在宅前溪水中玩耍，雨后水流湍急，但他年幼无知，无所畏惧，照样跳入溪中，尽情玩耍，有好几次都差点溺水而死，好在每次都有人及时相救，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瑞元的好奇和冒险。还是在瑞元5岁这年的中秋节，家人们都在院子里抬头赏月，可瑞元却“独自偷欢”。只见他静悄悄地来到一水缸旁边，高度正好齐腰，然后俯身垂手。也许是看到水中月亮唾手可得，也许是要享受清凉之水给他带来的舒畅。在享受了一段清凉之后，不知不觉爬到缸沿之上，两脚悬空，突然，上身猛地下沉，顿时失去平衡，只听“扑通”一声，瑞元一个筋斗栽到水缸里，家人们闻声赶到，将其打捞上来，此时瑞元已是奄奄一息，不省人事了。过了许多时候，才醒转过来。

多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的许多地方都传承着这样的风俗：农历正月初一那天，族人都要到祠堂参拜祖宗，求得祖宗的保佑，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在传统文化影响较为深远的，以血缘辨别亲疏的地区，尤其普遍、强烈。

在溪口蒋家祠堂参拜祖宗之后，可以领取芝麻糖饼，对于无知的孩童来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清早，瑞元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蒋家祠堂，按习俗拜跪祖宗后，小孩子是有赏的，但必须得按次序领赏，可是小瑞元却偏要抢先去领，在别的孩子一致反对之下，瑞元不得不稍作退让，但他并不甘心，硬的不行，另有打算，他故意在泥滩里滚翻一阵子，弄得满身是泥，然后往人缝中硬挤，别人无奈只得退让，任他逞强。瑞元终于如愿以偿，但从此，人们都喊他“瑞元无赖”。

幼年的蒋介石十分争强好胜。在瑞元和孩子玩耍时，尤其是面对年龄比他大、力气比他大的孩子，他总能轻易地当上“大将军”、“督军”，所有在场的大小孩子都听从他的“指挥”，真是不服不行啊，即使是其他孩子已经组织起游戏，他也总能轻易搅进去，将“兵马”招集到自己旌下，他能软硬兼施逼人就范，也能提出别人提不出的主意。久而久之，所有的孩子都变得依赖他的智慧和决策，成了他的小跟班。看起来，蒋介石小时候真的是相当有主见的，更关键的是，在这群伙伴中间，蒋介石始终都充当着“主宰”的角色，小瑞元习惯了别人拥前簇后的感觉，那种自我中心意识开始产生，并逐渐强烈起来。

瑞元的秉性顽劣调皮，时常给家人带来麻烦，同时，出于对瑞元前程的考虑，在家人的一致同意下，决定在家为他延师设塾，好有所束缚，这样瑞元6岁便入私塾，接受沿袭几千年的教育方式和正统的儒学思想的启蒙。

启蒙教师是个老秀才叫任介眉，启蒙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任介眉教书很是认真负责，只不过要求太严格，适得其反，瑞元无视家师，常顽皮撒野，冲撞先生，先生终于气不过，负笈而去了。

第二年，即1894年，蒋介石改入本地族人蒋谨藩所设私塾就读，学习《大学》、《中庸》。1895年，又从任介眉读《论语》、《孟子》。同年6月，任先生染疾去世，又从蒋谨潘学习，时间为四年，即从1895年到1898年底止，共读完《礼记》、《千家诗》、《孝经》、《春秋》、《左传》、《诗经》等课程，间习古文辞、学作八股文。

整个童年时期，蒋瑞元所接受的都是典型的封建传统教育，这对蒋介石传统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所谓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忠孝、敬悌等道德观念在蒋以后的人生过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这些不同的道德成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某些具体事件中促成了蒋介石的成功。

读书生活虽然对年幼的蒋介石有所约束，但绝不可能泯灭小孩的天性。他依然有任何孩子都具有的顽皮、天真和机灵。他像未进私塾前一样，无邪的灵魂在体内挣扎着，不时地抓破人的机体跳了出来，进行最真实的生活表演。

有一次，瑞元犯了塾规，塾师举起戒尺，要打他的手心，还未曾打着，他便自动倒地，边滚边哭，说“打伤了，要你赔!”弄得塾师左右为难，束手无策，不了了之。

他还常常制造恶作剧，捉弄同学。一天晚上，他装扮成可怕的吊死鬼：高高的个子，身穿丈二白练，头戴山尖纸帽，一条长长的血红的舌头，从两边嘴唇中垂了下来。他藏在大柳树下，把同塾的一个小同学吓得昏死过去。

为此，瑞元受到了塾师和母亲的责罚和打骂，但对顽劣的瑞元而言，这些惩罚根本不起作用，只是在母亲和老师跟前，表示了懊悔不已和作了下不为例的保证。转眼间，所说的话早已忘到了脑后。

学习期间尚且如此，课余时段更是放荡不羁，任性自由。一放学，他便伙同村里的那些放牛娃三五成群，尽情玩耍，舞刀弄枪，拳打脚踢是这些男孩儿们最爱玩的游戏。在童年时期，瑞元没少扮演侠肝义胆、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

一次，蒋介石又同几个小伙伴在山地兵戎相见，准备一决高低，所有孩子分为两派，蒋介石是其中一派的将军，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好像真的成为战争的主角，结果经过一番激战，他把对方的几个孩子子打得头破血流。结果，到他家告状的几个人都冲着蒋母兴师问罪，责怪王采玉家教不严，助子放纵。王采玉一气之下把蒋介石关在房里，痛加鞭挞，他情急之下，无处藏身，一头扎进床底下，死活不出来。恰在这时，邻居来找蒋母，他乘母亲开门之际，从床底爬出来，急逃而去，母亲顺手抄起竹棒追赶，但还没能追上。累得王采玉上气不接下气，破口大骂，扬言如果让她逮着了，定把瑞元打个皮开肉绽。

《青年蒋介石》 初懂人事(1)

虽然大多时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小瑞元的童年也并非只有阳光和欢乐。7岁以后，蒋介石开始尝到了人间的悲苦。1894年11月21日，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因年事已高而逝世，享年81岁。

蒋介石以前不知道什么叫生死离别，不知道一个人的死，对于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意味着什么，祖父的过世，使蒋介石开始体会到亲人的撒手而去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心灵痛苦。

在祖父逝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都情不自禁地想像着祖父的影子，回想着祖父背着自己在村头看戏，回来后，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父亲要惩罚儿子，自己赶忙躲到祖父身后，免遭皮肉之苦。回想着郁闷燥热的夏日黄昏，祖父给自己一边讲着动听的故事，一边用力地摇着芭蕉扇，为孙子驱赶着蚊虫，甜蜜的回忆已成过去，瑞元的心头难免惆怅。

蒋介石开始真正意识到祖父的存在和那份深厚的祖孙之情的价值，才开始觉得生活中那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突然之间也会变得如此意义重大，不可割舍。小瑞元对和祖父在一起的日子有着许多眷恋之情。在这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小瑞元懂得回忆那些有价值的往事，懂得思考有意义的问题。

有时命运就是这样，在你快乐的时候，他还会给你送来一束鲜花，让你喜上加喜；而在你痛苦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一巴掌，让你体验另外一份痛苦。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在其祖父去世的一年后，也也因病暴卒。而此时，小瑞元还没有完全从痛苦中摆脱出来，却又不得不陷入另一种痛苦中去了。父亲的去世使瑞元的家庭又重新掉进了悲痛的深渊，与祖父的死相比，有过而无不及，不仅是精神上遭受的打击更加沉重，更重要的是蒋家从此失去了一个家庭支柱。家里大人们都悲痛不已，愁眉不展，考虑着以后的日子将何以为继。

蒋介石也在为父亲的去世而感到伤心，但他还不懂得世道的艰难如此开始，不懂得大人为什么如此悲痛，而从其中他已经能隐约地感受到笼罩在家里的忧伤的可怕。

父亲的死，无疑加重了母亲的负担，一家几口的生活问题，一个家庭在整个家族和社会上的地位问题，孩子们的成长教育问题，所有当时只有男人们思考和担负的重担要蒋母一人扛着，这一切使蒋母不堪重负，使得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充满了曲折和苦涩。所幸的是蒋母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畏惧退缩，相反，逆流而上，冲出困境，这里蒋母表现出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出乎意料的女性意志力。

母亲勤勉刻苦的品质使蒋介石幼小的心灵深深地受到感动，“我是在孤儿寡母家庭中长大的，受到过很多委屈，无可申诉。母亲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抚育成人，母亲的忍耐力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深受影响，我的个性就是在这种压迫环境中所形成。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这样地锻炼出来的。”母亲的辛酸和苦劳，只有蒋介石一人心里最清楚，随着生活历练的增加，蒋介石更加解其中之味。

王采玉生存的意义，好像只在于哺育孤子，督励学习，重振家业，所以对于蒋介石的修身和学业要求严格。譬如说，每次蒋介石出门或回家，定要查看所携带的东西。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问去哪里，放学归来必定检查他作业。日常更谆谆教导其洒扫应对的礼节和刻苦自立的道理以及督饬他亲作劳苦工作，磨动身心，免于怠情。还教育他不耻恶衣恶食，热爱劳动的精神，蒋介石后来用这些道理来启动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

的确，蒋父去世后，蒋母不但扮演着操持家事、养儿育女的“母亲”角色，也时常肩负着父亲的重担，维持生计、应筹世事。蒋介石从精神上获取足够的动力和支持，受益终生。

蒋父去世后，许多事情接踵而至。首先是家庭分裂，蒋瑞元的同父异母兄长蒋瑞生提出分家。居报本堂东厢，分有玉泰盐号及债款。而蒋母带着瑞元及其弟、妹分得报本堂西厢住宅，田地二十四亩及周坑岙一片竹山。

1898年，蒋介石11岁那年，其弟瑞青殇逝，年仅4岁。幼弟的夭折，比不得祖父和父亲逝世引起的震动，但是同样地也给整个家庭抹上了一层悲恸凄惨的阴云，使得瑞元痛上加痛。五年间，瑞元家中连殒三命，接连从一重悲哀陷入另外一重悲哀，这在当时的中国真的不为罕事。

蒋母王采玉却悲痛欲绝，其子瑞青乃王采玉的掌中宝、眼珠子，平日关爱百倍，不想命运多舛，中途而折。事实上，其母对瑞元之弟的关爱之深有甚于之于瑞元，可举一例，后王采玉欲不使其绝后，遂冥配王氏女，并以蒋介石之长子蒋经国承嗣。按中国封建传统，有“绝次不绝长”之说，可蒋母一反祖宗之制，将长子之子过继次子，其中缘由可窥一斑。好在蒋介石“孝”立心头，没有怨恨其母，而且表示足够的孝顺。

1898年，蒋介石13岁。经过四五年正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熏染，他渐渐懂得了一些为人处世之道，?像八九岁前那样蛮横无理。

《青年蒋介石》 初懂人事(2)

父亲在世时，邻里邻外看在家人的面子上，都处处谦让着他，但蒋介石闯下祸后，乡里乡亲也都只是违心地说：“小孩子，不懂事!”然“此一时，彼一时”，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过世，蒋家日渐衰落，少了男人们的支撑，在封建的农村，几乎就失去了与其他家庭对话和存在的资格。歧视、冷淡、唾弃、不屑一股脑儿地全来了。瑞元的“疲顽难改、轻浮暴戾”一反往常地遭到乡里人的辱骂。幼时同玩的伙伴也渐渐地嫌弃他，与他疏远了。因为他们的父母一再叮嘱他们不要和“无赖”打交道，他们怕“瑞元”把他们的孩子带坏了，说到底，他们是嫌瑞元太穷了，没什么出息了，跟他混在一起，只能亏本什么的。

有一次，蒋瑞元和几个伙伴在邻居家玩，适午饭时间，邻居家将香喷喷的鸡汁烤芋头分给几个同伴，所有孩子都有一份，最后轮到瑞元，他正想伸手去接，人家却把东西端走了。蒋介石自小争强好胜，像这样的被当众羞辱还是第一次，蒋介石当时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气得肺都要爆炸似的，满脸通红。这次的当众受辱对蒋介石来讲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此后像这样的蔑视、不屑越来越多，他经常听到人们在背后窃窃议论，小无赖、穷酸样不在家躲躲，出来丢人现眼，真是没有父亲教养的。蒋每次都想勃然反击，但看到个个鄙夷的目光，强忍住心中怒气，他也知道自己力薄势单，斗不过人家。

慢慢地，他变得成熟多了，开始意识到今非昔比，同时他也更加体谅慈母的悲凉心情和含辛茹苦了，开始有意识地改掉嬉耍顽皮的劣习。

他的性格开始内向化，喜欢自己一人躲在无人的角落沉思作想，郁郁寡欢。他发誓刻苦读书，求得功名，扬眉吐气，让母亲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瑞元的一举一动逃不过母亲的眼睛，当母亲了解瑞元的思想和动机后，也觉得儿子已经长大了，应该让他去“闯一闯”了。

这一年，王采玉为了给蒋介石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的学习环境，把他送到娘家葛竹王氏宗祠溯源堂拜姚宗元为师。因得名师指教，蒋介石的学习长进较快，不久便读完《尚书》及《唐诗三百首》。

一日姚先生诗兴大作，亦想检测学生学得如何，遂吟一上联“一望山多竹”，要求学生签对下联，蒋介石应声作对“能生夏日寒”。使得姚先生大吃一惊，颇加称赞，认为若教养得法，“前途不可估量”。

次年王采玉听说榆林毛凤美学问不错，在她表兄陈春泉家开塾馆。蒋母借亲戚之便，不顾学费昂贵，将蒋介石送至榆林陈家私塾就读，主修《易经》。

蒋瑞元受毛先生讲授《易经》豫卦六二爻的影响，将名改为“中正”，字“介石。”该爻辞为“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传解释说：“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始卦象传说，“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巽卦象传说：“刚巽本中正，而志行。”意思是“君子坚如石，能洞察几微，而先知事物之动向，不待终日，又刚又有度。故象传解释为中正之象征。”

不管其义如何，“中正、介石”毕竟是瑞元自己在稍通诗书之后，对自己人生态度的一种界定，反映了蒋介石的一种境界，意义非常。此后蒋介石一直乐意用中正之名和介石之字。

《青年蒋介石》 顽童新郎

蒋毛联姻

毛福梅是蒋介石的结发之妻，生于1882年，卒于1939年。从19岁进蒋门到45岁被休，她与蒋介石的夫妻名分维持了26年之久。

毛福梅是奉化岩头人。毛家是岩头一带的望族，其祖父是清代恩贡，遗有田产，其老屋是一座工字形的独院，坐落在溪西。其父毛鼎和是族中长辈，素有声望，擅长于经商理财，开有一祥丰米行和一家南货店，家底殷实，人称“祥丰先生”，他娶万竹箭岭村人王氏为妻，生有两男两女：长子毛怡卿，次子毛懋卿；长女毛英梅，次女毛福梅。

毛福梅原名馥梅，后来乡间人叫不惯这文绉绉的名字，就叫她福梅、福美或福妹。毛福梅出生时，算命先生说她是一颗“福星”，因此自幼深得父母宠爱，视若掌上明珠。毛福梅长大成人后，出落得亦颇有“福相”，宽眉大耳，且性情随和，事亲极孝。毛鼎和一心想为她挑一个门当户对的世家子弟，而不使爱女受委屈，但其久居乡下，欲遂此愿而不得。

蒋介石14岁的这一年，王采玉实在心力交瘁无法管教这孩子，只好把儿子送到榆林村表兄陈春泉办的私塾里。蒋介石到陈春泉的私塾读书后，学业上倒有些进步，人也渐渐长大懂事起来了，不过，14岁的孩子情窦初开，竟想讨堂表妹毛阿春做老婆。

这风声传到溪口王采玉耳中，她就把这件事在同母亲闲聊中提及。这位外婆听了，不但不气恼，反而喜滋滋地说：“阿玉哟，这是喜事，外孙既有这种心思，就会听女人的话了。你何不早点娶个媳妇来，给这匹小马套上笼头，以后就野不到哪里去了。”

王采玉仔细一思忖，觉得母亲的话也有道理，就立即行动，托了一个媒人到岩头阿春的母亲蒋赛凤处提亲，蒋赛凤一向对蒋介石印象不佳，视此事为辱，一口回绝媒人：“瑞元这个无赖，他娘还当作宝贝似的，我看以后是个不成器的败家子，我的女儿岂能嫁给他。”话说得很不中听。

王采玉一向“望子成龙”心切，遭此讥讽，深受刺激：“你是蒋家自己人，不愿把女儿嫁给我儿子，倒也罢了，为何还要出言相讥。我倒非要在岩头毛姓中择一门户相当，人品俱佳的闺女为媳妇不可。”当下，王采玉即去榆林拜访表兄陈春泉，请他帮忙物色。

陈春泉在乡间颇有声望，与岩头士绅之家多有交谊，几经斟酌，择定毛鼎和之次女毛福梅，并做成此媒。毛鼎和之所以同意这门亲事，有自己的打算：蒋家早年曾是溪口缙绅首户，如今虽已家道中落，但名望犹在；蒋介石6岁读书，性虽顽劣，但人极聪明，前途不可量；蒋母为人厚道贤德，教子有方，蒋介石又极听母亲的话，有其母必有其子。而王采玉之所以接受大蒋介石5岁的儿媳，也是考虑到早娶一个懂事能干的大媳妇，既可为家务分劳，又可帮助自己管束顽劣的儿子，还可早日抱孙子，一举三得。

1901年冬天，15岁的蒋介石结婚了，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溪口丰镐房为蒋介石的结婚典礼忙得不亦乐乎。早在吉日良辰选定前，丰镐房已张灯结彩，宾客盈门，一提提贺礼挑进门，账房忙着登记礼单。溪口一条街上，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蒋介石的婚事。

择定吉日以后，毛家的里里外外、内亲外戚、新朋旧友，忙得不亦乐乎!毛鼎和夫妇也争取在嫁妆上争点面子，以免女婿将来瞧不起女儿。

出嫁那一天，长长的山道上是一列溢金流彩的队伍。花轿所到处之处，无不观者塞途，啧啧之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蒋宅丰镐房的老屋里早已红灯高照，贺客云集，一齐等候在门口，翘首望着山道方向，等待花轿到来。

蒋介石已穿戴停当，伫立在母亲面前，听她最后一次吩咐。爆竹齐炸，人声喧哗，毛福梅在喜娘和引轿娘子的搀扶下走出花轿，踏着花毡，低垂着头跨进蒋氏祠堂。

这一天，最自在的要数新郎倌蒋介石了。毕竟还是个孩子，他见由于自己成亲，竟邀集了那么多亲朋好友来他家热闹，大家都把他恭维不已，好不舒坦哟。

等到拜完天地，赞礼生刚刚唱完：“新郎新娘入洞房——”毛福梅像个温驯的小绵羊，在伴娘的搀扶下向新房走去，新郎却一转眼不见了。

蒋介石没有陪新娘进新房，而是把戴在头上的新红顶瓜皮帽一摘，提起紫红色新绸切花长袍的前襟，塞在大红腰带里，一溜烟冲出大门，跑到街上去抢爆竹了。街上，吹鼓手和执事们正在门口一面吹打，一面放爆竹，引得一群小孩子你抢我夺，快活无比。

这时候，王采玉已被总管请到喜堂正中的红木交椅上，两旁依次坐着蒋介石的各房长辈。大家正襟危坐，显得威严而又神圣，准备接受新郎引着新娘双手奉献的蜜糖桂花茶。能在这个场合里吃茶的固然十分荣幸，但代价也是够大的：人人手里得攥一份厚厚的见面钱，在新娘献完茶之后，新郎端着茶盘来收空杯子时，把见面钱放在茶盘上。这就是中国农村典型的“礼数”。

王采玉和长辈们在堂上左等右等终不见新郎新娘到来，十分纳闷。王采玉出去一看，这个不争气的小冤家正在和一群孩子们抢爆竹头。奉化风俗云“新郎拾蒂头，夫妻难到头”。气不打一处来，冲着蒋介石大哭起来。

见到母亲生气，蒋介石知道事态严重了，急忙丢下爆竹，回到上房，跪在娘的面前。

王采玉本想狠狠揍他一顿，可见他跪在自己面前不断地认错，心就软了。

而这边儿，毛福梅虽端坐在新房的床边，低着头不说也不笑。但进进出出的女宾们还是把外面的情形传了进来。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不领着她去向长辈敬茶而到街上去抢爆竹时，她真是惊愕失望。丈夫虽然比她小5岁，不像大人那样懂事，但万万没料到竟是这样一个不懂礼仪的顽童。

新婚之夜，席终人散，蒋介石才踉踉跄跄闯进新房。进房以后，把门重重地关上，就和衣倒在床上。对新娘毛福梅不闻不问，视而不见，看来他这一整天累得够呛。

夜阑人静，街上传来清脆的梆子声。蒋介石在床上睡得很熟，发出香甜的鼻息声。毛福梅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望着睡在床上的丈夫，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只好默默地靠在椅子上，形影相吊，新婚之夜就是这样度过的。

奉化风俗，男女成亲之后，开春正月初二那天，新女婿须去岳家拜岁，岳家族里照例要请“生头女婿”吃饭，叫做“拨食”。这一礼节男女双方都十分重视。男方必须带去许多礼物，如桂圆、红枣、糖果、糕点等，馈送给女方的长辈，作岳父母的则要备办丰盛酒席招待。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把第一次登门看得十分重要。他随蒋氏家族的花灯会从溪口到各村“串演”，直到傍晚才到了岩头，而且所有礼物也都放进了向各村族长拜岁的红仓堆里。毛鼎和见读了9年书的蒋介石也混杂在此“打秋风”的队伍里，恼怒异常，劈头盖脸地训斥了“生头女婿”一番：“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有脸上门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给你败光了!”

当然，毛鼎和的这番辱骂，也惹恼了生性梗倔的蒋介石，自此，翁婿失和。虽然以后双方面上还一直保持着客套，但蒋介石在心底里一直未曾释怀。蒋介石发迹之后，有一次回家乡，在雪窦山妙高台别墅休养，毛鼎和曾坐轿去探视，蒋介石却推故未见，只吩咐侍卫官转告毛福梅，送2000块银元作答。

《青年蒋介石》 糟糠之妻(1)

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双方家长做主包办的旧式婚姻，毛氏又是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年纪比他大，长相又一般。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二人感情极其一般，蒋介石对她很冷漠。所幸毛福梅心地宽厚，性情柔顺，“大姐姐”般地悉心照顾心无定性的小丈夫，事夫维谨，同时尽心尽力地辅助蒋母操持家务，极具孝道，深得王采玉疼爱。1903年以后，蒋介石到县城凤麓、龙津两个新式学堂学习，接受新学知识。王采玉同时把新媳妇也送到县城伴读，并让她进入作新女校学习文化，以利于相夫立业。这样，21岁的毛福梅开始了她的“蒙童”生涯。

1905年，蒋介石到宁波箭金学堂从学于顾清廉时，再次携毛福梅同往陪读。这一时期，是蒋介石、毛福梅夫妻生活中最值得回恋的一段“蜜月”， 朝夕处相，感情颇为融洽!可惜，好景不久，1906年，蒋介石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再送保定军校，后又出洋留学，回家乡相聚的时日就为数不多了，他又恢复了以往对毛福梅若即若离的态度。

蒋母为蒋介石娶年龄大一些的媳妇，原有早日抱孙之心，后来知道毛氏终于有孕了，她喜形于色，关怀备至。那时蒋介石在日本留学，寒假归来探亲，夫妻之间偶尔因故争吵，毛氏顶撞几句，他一时性起，竟拳打脚踢。当时毛氏怀胎已七八个月，被踢之后悲伤已极，倒在床上哭泣。王采玉闻声赶来，大骂蒋介石，命他赶快请医生诊治，服药安胎，但已无效，当夜就小产了。蒋母伤心至极，痛责蒋介石，晓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蒋介石素对母亲敬重，只有跪下听训。过后，王采玉又请人替儿子媳妇排流年，算子息。

1909年暑假，蒋介石由日本回国，滞留上海，王采玉亲自送媳妇前往。为了促使其夫妻和睦相处，长哭训子，陈以家庭痛史，并以死相胁，闹着要到黄浦江投水。蒋介石跪地求饶，发誓不再与妻子争吵，并邀好友张静江、戴季陶同来劝解担保，留毛氏在沪居住。

王采玉回乡前夕，还去托付在沪乡亲随时探询儿子媳妇相处情形。后来得悉媳妇再次怀孕，又亲自前往，延医诊脉，说是男胎。这时蒋介石已返校受训，婆媳就一同回乡。到翌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毛氏分娩，生下个儿子，乳名建丰，谱名经国，面相极似其母。这时王采玉46岁，蒋介石23岁，毛福梅年已28岁。结婚将近10年，得一经国，婆媳欢喜异常，十分疼爱。

1911年以后，蒋介石浪迹于上海滩，花天酒地，娶娘姨出身的姚冶诚为侧室，并一度把姚氏带回溪口老家。毛福梅明媒正娶，当然不会喜欢上海来的新客，可是丈夫纳妾，在流行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何况蒋介石再非昔日之顽童，早已混出了头脸，沸腾于乡里，毛氏除了予以容忍，宽宏雅量，哪里还敢存反抗之心?毛氏为了讨丈夫的欢心，对姚冶诚极力笼络，嘘寒问暖。蒋介石曾经说过“娶妾为人生最不道德之事”，他在决定携姚氏还乡的时候，也准备丰镐房将醋海兴波，甘受责难。没想到妻子竟能如此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率先认同纳妾事实，一方面心存感激，但同时也愈发轻贱毛氏。

到了1921年，蒋母逝世前的一段时日，蒋介石对毛氏的嫌弃之心日甚一日。虽然慑于王采玉的脾气，蒋介石与毛福梅至少在表面上还得维持一个夫妻形式，但休妻之念已生。然蒋介石一心舍妻，母亲却处处“作梗”，这使他十分恼火，又不好发作，便以冷脸相对。为了早日甩掉毛氏，蒋介石还曾一度萌生出家为僧的念头。

知儿者莫如娘，王采玉对蒋介石的秉性再清楚不过。她眼看自己没有多少日子好活，她要蒋介石亲口向她认错，并向她保证在她死之后，要与毛氏好好过日子。蒋介石见母亲身体日渐衰颓，为免使母亲伤心，他一一答应下来。当夜深人静时，蒋介石扪心自问，也觉得有些事做得过分了，他在1921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我待毛氏已甚，自知非礼。”“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问题，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懑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弥孽也。”

1921年6月，蒋母王采玉溘然长逝，毛福梅成了丰镐房名副其实的女主人。虽然外有总管，内有账房，但她事无巨细，均插手过问，里里外外一把手，深得蒋家上下之敬重。然则，蒋母逝世，毕竟使毛氏失去了最强有力的依傍，使原本就不满于这桩旧式婚姻的蒋介石，更加为所欲为。11月，蒋母的丧葬大典方毕，蒋介石就正式向毛福梅提出离异的要求。

原来，在姚冶诚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又觅了新欢陈洁如。蒋母在世时，他们已经同居，蒋介石怕惹麻烦，没敢公开。蒋母既殁，便无所顾忌。他召来毛福梅与蒋经国，姚冶诚与蒋纬国，宣读了他早已拟好的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的声明。随后，又写信给毛福梅的二哥毛懋卿，提出与毛福梅离婚。

由于毛福梅坚决反对，乡里亲朋故旧均不认可，加上蒋介石此时并未最后下定决心与毛氏脱离关系，只是为了对新婚夫人陈洁如有个交待，所以，“离异”之说仅走了一下形式，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受阻后，由于陈洁如不再坚持，也就不了了之。但是，蒋介石与陈洁如的事实婚姻，迫使毛福梅不得不接受她与蒋介石离婚的事实，她只能默默地在溪口丰镐房老宅操持家务。

1927年，蒋介石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决定向当时最具财、权、势，当然也是才、貌双全的宋家三小姐宋美龄求婚。但宋家有言在先：蒋介石以往的一切婚约必须解除，然后“蒋宋联姻”才可付议。蒋介石再次面临着废糟糠之妻的难题，令他颇感棘手。

《青年蒋介石》 糟糠之妻(2)

蒋介石事母极孝，毛福梅是王采玉亲自做主包办的明媒正娶之结发妻子。自古有训：糟糠之妻不下堂。而且毛福梅又为蒋介石生了正宗嫡嗣蒋经国，名正言顺。毛福梅入蒋家几十载，上敬长者，下慈晚辈，对于蒋介石的屡屡“外遇”，亦多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蒋介石停妻再娶，于情于理，均无以论。蒋介石也自知心亏，只能寄望毛氏再一次“顾全大局”。

蒋介石首先致函奉化县长：“请许可与夫人离婚。”随后亲自回溪口强迫毛氏办理离婚手续。为了有回旋的余地，由蒋介卿代表蒋介石出面和毛福梅以及毛家商谈，但遭拒绝。毛氏表示：坚决不出蒋家老宅!毛家亦态度明确：“福梅是嫁出去的囡，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着是蒋家人，死了是蒋家鬼。”

事情闹成僵局，蒋介石只得请出毛福梅以及毛家一向敬重的孙琴风来做说客。最后，由孙琴风两头担保，达成了离婚协议：仅是名分上的脱离关系，离婚不离家，毛福梅仍是丰镐房之主妇，蒋经国依旧正宗嫡嗣，记于毛氏名下。

毛福梅抱着“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的态度，在协议上签了字。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另外两个妻子姚冶诚、陈洁如也都被蒋所弃。1927年9月28日、29日、30日3天蒋介石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了一则《蒋中正家事启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迎娶宋美龄为新婚夫人。

蒋、毛协议离婚后，毛福梅被孙琴风接到萧王庙暂住，待蒋、宋在上海新婚大典后，毛福梅又回到丰镐房，主持家务，生活由蒋介石供给。逢年过节，亲友往来，一应乡俗依旧以毛氏为正宗。当然毛氏在蒋家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蒋介石的宽宏与恩赐，而是毛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来的。她在溪口几十年，被公认为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以礼尽心，足称楷模，蒋氏族人无不敬重。何况毛氏吃斋念佛，乐善好施，修路、筑桥、平粜、赈灾，从不后人，乡邻莫不感恩。蒋介石离弃结发之不情不义之举，溪口乡人与蒋氏族人均不以为然，虽无人敢明言不是，但“腹诽”者甚众。在他们眼里，毛福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蒋介石的元配夫人，是丰镐房理所当然的主妇、当家人。

另一方面，毛氏在蒋家这种特殊的尊崇地位之所以得以维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蒋经国的态度。蒋介石与姚冶诚、陈洁如结合均没有生育，新婚夫人宋美龄有言在先不要孩子，领养的纬国非血亲，仅有与毛氏所生之经国，是惟一的正宗嫡嗣，而蒋介石又是血缘观念极重的旧式人物，他无法漠视蒋经国的存在。蒋经国出生后，蒋介石常年在外，很少尽父亲之责，蒋经国从小由毛氏抚养，母子间感情甚深。蒋经国长相和为人随母而不似其父。他从小就十分敏感，性格内向。

父亲、母亲间的不断争吵，尤其是父亲对母亲的歧视和虐待，在蒋经国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他对父亲只有畏惧之感，而无亲近之心。在蒋介石面前，蒋经国总是十分拘谨、沉闷，在毛氏身边则有说有笑。蒋经国对经常以泪洗面的母亲深为同情，每当父母发生冲突时，他总是站在母亲一边，母子俩相依为命。毛福梅在与蒋介石感情破裂后，绝望之余，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蒋经国的童年时代，有很多时间是在母亲的娘家度过的，岩头风光，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蒋经国成人后，常对人说：“生我的是溪口，养我的是岩头。”

但是对于蒋经国的培养，蒋介石则有他的一番苦心，希望蒋经国能够走自己走过的路。所以，在安排蒋经国师从周东、顾清廉、王欧声等儒生，接受“孔孟之道”的传统教育“以正其本”之后，很快又把他送往县城，送往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进新式学堂，接受新知识，见识大世面。

到1925年，蒋经国15岁那年，蒋介石再送蒋经国远赴莫斯科，出国留学。这样，蒋经国就彻底离开了母亲，独自一人在外面闯天下了。这对于毛氏来说，无疑是最深重的打击。

毛福梅自从嫁到溪口蒋家之后，王采玉待她如亲生女儿，她在蒋母的熏陶影响之下，也开始皈依佛教。蒋母故后，尤其蒋经国离开家门之后，她一人更是心虔意笃，早晚诵经不辍，祁愿儿子早日归来。蒋经国身虽在外，心却放不下家中受难的母亲，不断来信加以劝慰。1927年4月，在蒋经国留学苏联将近两年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浇铸自己独裁政权的宝座。蒋经国在莫斯科发表了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公开声明，并宣布脱离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同时，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母亲多年不幸遭遇，做儿的非常清楚。只要一提起?里的事，我心中便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烦恼和痛苦。从今天起，我决不再写信，如果有天我回到家，我答应母亲，哪里都不去，一定先到溪口来看望您。”从此而后，音讯皆无。毛福梅青灯孤守，礼佛诵经成了她惟一的精神寄托。

1928年，蒋介石首次携新婚夫人宋美龄回溪口老家拜认祖先。为避免毛氏发难令宋美龄尴尬，蒋介石先请蒋介卿去丰镐房化解，同时宋美龄也示好于毛氏，送上人参、狐裘大衣等物品做见面礼。毛福梅以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将丰镐房收拾一新以待新客。后来，蒋介石宋美龄住在乐亭别墅。在新人滞留溪口之时，毛福梅每天都叫丰镐房的厨师蒋小品烧制几道蒋介石平素爱吃的家乡菜送至乐亭，有如鸡汁烤芋艿、霉干菜烧肉等。特别有一道“米焙浆”，制法是把糯米炒熟，磨成细末，然后放上鸡油、麻油、胡椒、笋丝、蛋丝等，用沸水冲调，吃起来香糯爽口，余味无穷。

宋美龄平素吃西餐，乍尝到这些乡土美味，不禁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自有人乐颠颠地转告毛氏，毛氏感到一种尽了地主之谊的快慰。当新人离乡回转之际，她特地命人拣了一袋最好的芋艿送宋美龄作路彩。据说，宋回到南京公馆，也让厨师烧芋艿吃。可是，烧熟后一放进嘴里便吐了出来，连说“不对，不对”。蒋见了大笑，说：“芋艿是对的，不过烧法不对。鸡汁烤芋艿是我家丰镐房的拿手菜，一般人是烧不出这种滋味的。”

后来，蒋曾派飞机到宁波，命丰镐房烧好芋艿以专车送到宁波，送上飞机，带回南京，以供宋美龄再饱口福。

以后，无论是蒋一人回家乡，还是携宋美龄同来，虽然都住在乐亭或慈庵，但毛氏每次都一如既往，精心准备，将丰镐房整饰一新，并以家乡菜相待。而蒋介石似乎与毛氏亦形成默契，每天早晨利用宋美龄一向有睡早觉的习惯，踱回丰镐房看望旧人，用过早点后方回乐亭。毛福梅见到蒋介石，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尽快将儿子经国送回来。

《青年蒋介石》 命丧日机轰炸之下(1)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和平解决，国共重新合作抗。经过国共双方的努力，斯大林同意送滞留苏联12年之久的蒋经国返国。当蒋介石把这一消息告诉毛福梅时，毛氏惊喜得不能自持。

1937年，蒋经国携妇挈子返回祖国，到上海后，才知晓了父亲弃离生母另觅新欢的详情。作为亲生儿子，他能想象得出母亲心中有多少哀怨积压着，他恨不能立即去溪口拜见日夜思念的母亲。但是，12年曲折坎坷的国外生活，使他懂得了世道的艰辛，他学会了“忍”。他首先向蒋介石这位他十余年一直视为“革命敌人”而口诛笔伐的父亲负荆请罪，求得宽宥。

接着，又顺从蒋介石的意志，先行拜认宋美龄为“妈妈”，违背了当初作出的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返乡跪拜母亲的承诺。好在毛福梅并没有计较这些，只要母子能团聚，她已心满意足了。当蒋经国回到阔别12年的溪口旧镇，迈进丰镐房大门时，母子相见，抱头痛哭。苦尽甜来，毛福梅终于熬过来了。

蒋经国为母亲带来了俄罗斯媳妇芬娜、孙子爱伦和孙女爱理。

毛福梅认为，儿子虽在国外成了亲，孙子、孙女也有了，但回来了，还得照中国规矩，补办婚礼，这样才能为族众所承认。因此，她一面到各处庵庙烧香还愿，一面大摆酒席。而蒋经国为讨母亲欢心，亦欣然重新做新郎，再举大礼。

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为了清除他在旅俄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继续按照自己原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特意在溪口给蒋经国一家新修了别墅，为他延聘了国文教师，嘱他在家乡潜心读书，修身养性。这样，蒋经国也就有较多时间，与母亲团聚在一起了。蒋经国多次去岩头、葛竹、萧王庙寻访旧迹，拜见长辈。毛福梅变着法子给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做好吃的家乡点心菜肴，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然而，好景不长，蒋经国返国后不久，抗日战争即全面爆发。武岭虽好，终非桃源。蒋经国毕竟是热血男儿，向父亲请缨抗战，被蒋介石派往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手下去砺练。这样，母子再度分离。蒋经国再三保证：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母亲同去任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祸。为使蒋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蒋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从军校把他调来做助手。

蒋经国到了江西，先任赣州保安处副处长，继之又擢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上任初期，毛福梅曾随儿子去赣南住过几天。蒋经国新官上任，百废待兴，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毛氏闲住着，感到孤单乏味，于是叫儿子送她返乡，蒋经国无奈，只好依从。后来，蒋经国屡次要接母亲前往江西团聚而不果。

当时溪口虽无战火，但正常的生产、生活已大受影响，粮食匮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大家请求毛福梅设法救荒。毛氏就和溪口镇镇长蒋立祥商量办平粜，最后派丰镐房账房唐瑞福去江西，在蒋经国处分两次办来了2500石米，使家乡暂时度过了难关。

随着战火的蔓延，日本侵略军日益迫近，溪口随时都有沦陷的危险。蒋经国放心不下，连连急电相催，并派表兄宋继修前往迎接。然而，就这个时候，不幸降临在毛福梅身上。

1939年12月12日，日本侵略军的6架飞机突然出现在溪口上空，滥施轰炸，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乐亭别墅为主要目标。毛福梅本来逃出房外，发现房门钥匙未带，又急忙回去取。待她再次跑出后门，刚到后墙弄，3枚炸弹便在她周围炸开了，与毛氏同时遇难的还有担任丰镐房账房的外甥宋涨生和其他六七人。

最初大家不知毛氏被炸。日本侵略军飞机去后，逃出在外的人都先后回去，惟独不见毛氏，有人以为她暂时躲避在亲友家中，立即分头去寻找。找了两天，葛竹、岩头、萧王庙……到处没有踪迹，溪口镇长蒋立祥只好向国民党奉化县政府求援。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县党部书记汪坚心等闻警报驰赴溪口，得知毛氏失踪，一面向省府报告，一面进一步寻找。经分析，丰镐房后门被炸墙壁倒塌处有疑，于是雇用了20个民夫，动手扒挖瓦砾。这时，浙江省政府秘书曹钟麟，奉秘书长李立民之命，代表省府主席黄绍，乘车赶到现场。下车后即参加挖掘、寻找。夜幕降临，首先发现了血肉模糊的董姓教师的尸体，接着，又发现一只胳膊，上面戴有金镯。有人想到胳膊戴有金手镯的就是毛氏。点起灯火继续挖掘，果然挖出毛氏的遗体，情状极惨，大腿裂断，肠子外流，估计是中弹负伤后，又被压在倒塌的墙下边窒息而死的。

众人一番紧急商量，请学过医务的武岭学校校务主任张恺的岳父梁祖光为之整理、包扎、化装，停放在摩诃殿。当地风俗?若是死在室外的人，不得在家祠或家堂停尸，否则便是犯了族规，即使贤德如毛氏，权贵如蒋门，也须遵循不违。好在毛氏生前的大半善举，如施僧、放斋、念经等，多行于此，与摩诃殿正有不解之缘。

《青年蒋介石》 命丧日机轰炸之下(2)

蒋经国在赣南接到“家里房子被炸，师母下落不明”的急电后，于12月14日坐汽车，由司机2人轮流驾驶，日夜兼程赶回溪口。他一下车，奔至灵前，抚尸大哭，几番昏厥过去。据蒋泣诉，本已准备遣人派车迎奉母亲去赣州居住，不料稍迟数日，遂致母亲遭难，哀悔终身。尔后，蒋经国索要了纸笔，噙泪疾书“以血洗血”4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于其母罹难处，发誓要报日本侵略军杀亲之仇。日本侵略军占领溪口后，将此石取走，捣毁。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王思本摹写一块树立。此碑现放在文昌阁“小洋房”内。

时值烽火遍地，狼烟四起，蒋经国不忍草率处理母亲的后事，准备将毛氏灵柩暂厝摩诃殿内，待时局稍定再办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蒋介石报告，其父谕批：“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这12个字，也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毛氏的一纸祭文。

蒋经国既要对母亲负责，又不能违父亲旨意，只得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多名风水先生踏勘宝地，但均无合意之处。有一位杨寿祺先生说：“高山见平地有大地，平地见高峰也有大地。”于是，蒋经国听从了继任丰镐房账房唐瑞福的建议，决定葬母于摩诃殿所在地松养园，并请亲娘舅毛懋卿、大姑丈宋周运、小姑丈竺芝珊等人出面，操持丧仪，从简完葬。

但是，对于蒋经国的意见，毛懋卿等人表示反对，认为毛福梅总归要与她丈夫合葬的，还是暂厝摩诃殿为好。蒋经国拗不过，只好再发电请示，取得蒋介石的首肯，将毛氏灵柩暂厝摩诃殿内，雇了一个姓李的成童每天上香献茶，以待清平再行丧葬大礼。

由于是在战时，加上公务在身，蒋经国不可能长期滞留在家乡，在溪口盘桓月余后，便返回赣南。1940年，蒋经国在赣州举行了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念。

1941年夏，奉化沦陷，蒋经国4年不得返乡。1945年11月，蒋经国在所著《五百零四时》一文中说：“先母罹难，此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直至1947年冬，蒋经国回溪口亲自操持办理了母亲的丧葬大事，才遂了使母亲“入土为安”的心愿。

毛氏之墓造在摩诃墓前侧，为一圆形黄土坟，周围用淡红色块石砌成。正面竖一块约2米高的石碑，碑上刻着7个大字“显妣毛太君之墓”，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手笔，落款处题着“男经国敬立”。

蒋介石没有参加祭奠，宋美龄、陈洁如也没有出场，仅有姚冶诚派人送了一盒佛经到溪口，在灵前奠化。蒋经国率妻子儿女跪在灵前向致祭的客人还礼。蒋纬国、石敬宜夫妇亦从上海赶来，披麻戴孝。

1948年，蒋家重修族谱，再次发生麻烦：毛、宋两人，如何排列?经国、纬国二子又如何上谱?几经权衡，最后采取了李代桃僵之策，把二子挂在宋美龄名下，作为宋氏所出，而毛福梅则是王采玉的“义女”，即成为蒋介石的“义妹”。对于这件事，蒋经国既肯默认，蒋纬国因为不是毛氏所生，自然更无话可说。

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婚姻，以喜剧始，以悲剧终。综观毛氏一生，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假如当初嫁给一个庄稼汉，生儿育女，也许能太太平平过一辈子，可是命运却把她与蒋介石拴在一起。她对蒋介石可谓一片赤诚，从一而终。也许正鉴于此，蒋介石对毛福梅心头偶尔也会闪过一丝内疚与同情。毛福梅去世以后，蒋介石也曾亲往墓前悼念。

《青年蒋介石》 四处投师

寻找自身出路

1901年，蒋介石与岩头村的毛鼎和之女毛福梅结婚后，又转到岩溪村的勉庐书馆继续学业，由毛思诚任教，期间温习了《尚书》、《诗经》、《左传》，学习了《纲鉴易知录》。蒋介石在此给毛思诚的印象并不怎么好，他是这样描述的：“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这一年夏，奉化县城举行童子试，蒋介石前去应试，没有考中“童生”，失去了考秀才的机会。蒋介石科举入仕的道路遭到挫折，于是心灰意懒，只得另谋生路。

清朝末年，实行新政，其一重要举措就是开力新式学堂。在蒋介石的故乡，新式学堂也应运而生。1903年，奉化县城设立了一所新学堂——凤麓学堂。蒋介石为接受新式教育，便不厌路途之遥，赴学堂学习。凤麓学堂虽设有英文、算术等新科目，但学科仍以经史为主，学校的主要体制和讲课内容还是封建性的东西，与以前的私塾课堂相去不远，这或许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学堂中的缩影和反映。

那些思想激进、无所畏惧的青少年，渴望的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他们需要的是最大程度西化的课程设置和教授，他们厌倦了传统的中国伦理本位的道德教育和思想控制，骨子里充满着反叛的精神。于是他们提出了三项“改革教育方针”的要求，并推举蒋介石为代表，与校方交涉谈判。

校方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过激行为的发生和扩展，便给蒋介石加上“首谋捣乱”的罪名，决定开除其学籍，甚至送官究办，此乃杀鸡骇猴。

同学们见此，大为义愤，群起反对，向校方提出抗议。蒋介石个人也与校方据理力争，毫不示弱，最后校方为减少影响，避免事态恶化，遂撤回开除蒋学籍的决定，这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

从此，同学们给蒋送了个绰号曰“红脸将军”。大概包含两种意思：一是蒋在与校方据理力争，辨别理论时，因情绪激动，血气上冲，显得面红耳赤，故称其“红脸”。以后，当蒋与其他政治派别人物在争权夺利过程中发生口角时，这种神态每每出现；二是因为蒋介石在这次活动中实际上是起了领导者的作用，成为同学中的核心人物，故在红脸之后加上将军一词。但通过这次风波，学校和老师对蒋介石都有了成见，在学习和生活上往往格外“关照”，予以刁难，使蒋难以忍受，不久便离开此地。1905年，18岁的蒋介石又转学到宁波箭金学堂读书。

箭金学堂的老师顾清廉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除讲解经学外，对周秦诸子、《说文解字》、《孙子兵法》、《曾文正公集》等都一一讲解，对当时重要的时事，如孙中山蒙难伦敦等等也加以介绍。

蒋介石对顾先生所讲授的东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对《孙子兵法》，蒋介石时常向顾先生请教，得益匪浅。另外，当老师讲到曾国藩的历史和思想体系时，蒋介石总是特别入谜。曾国藩的忠孝仁礼，为人处世，给蒋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蒋已暗自将曾作为人生楷模，准备毕生效仿。曾国藩的立德、立功、立言实质上成为蒋毕生为政化民，修齐治平的目标。在这里蒋介石还第一次听说孙中山，并对孙中山的英雄事迹开始有了真实的了解，为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也被孙中山的光辉业绩大受鼓舞。在这里，蒋介石所受的教育对其一生具有重大意义，此后无论是蒋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等重大的思想意识问题都是在此时所确立的观念框架内充实和成熟起来的。后来蒋介石曾这样说：“吾国载籍之富，学术渊源之广远，略涉其涯矣；以及通晓读书法，窥见汉文门径，皆顾先生一手淘成之。”

不仅如此，顾清廉还向蒋介石灌输爱国思想，一再强调要想国家强盛，必须壮大国家军事力量，并勉励蒋介石将来应出国留学，争取学到更多的知识。蒋介石正是受此影响，萌发了出国学军事的念头。

顾清廉对蒋介石的影响是很大的，直到后来，蒋介石都始终着迷于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和王阳明的本本哲学的研究，并且造诣颇高。另外，为了延承自己的思想，弘扬国学，蒋介石后来又把蒋经国交给顾先生，接受指教。

求学的几年中，蒋介石最喜欢读的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王阳明的《传习录》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后来，蒋自己说到：“第一部是启发民族大义，确立革命思想的基础。第二部是阐明致良知的道理……第三部是贯注我民主思想的精

神。”那时候，蒋介石的思想是激进的，并且在以后长时间内蒋一直保持这种积极的精神风貌。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能够对自己的人生目的常作习惯化的思考。蒋介石在这一阶段就被类似的问题纠缠萦绕，譬如：如何投身于革命队伍中去，如何东渡日本，在那里寻求真理等等诸如此类。

1906年初，蒋介石重返奉化，入龙?中学读书。此时的蒋介石整日陷入苦思冥想之中，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他只关注那些与自己理想抱负相关的事情。他时而激情骤起，力振双臂扬言要重整乾坤，时而心灰意冷，消极低沉。董显光是蒋介石的英文老师，据他回忆，蒋介石在龙津中学时，每天起得很早，梳洗后就站在宿舍的阳台上大约半个小时，只见他总紧闭双唇，交叉双臂，看得出是一种坚定与沉思的神态。

为了留学日本和学习军事，蒋介石处处留心，尤其关注时事，在阅览室内，总是最先抢到上海送来的报纸，如饥似渴地阅读。因为蒋介石此时心存志向，所以学习就不再是一种负担和累赘，反而成了一件格外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以后，蒋介石的各科成绩都令老师满意。

这一年，蒋介石的家里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给蒋的脑海里划下了很深的伤痕。蒋家已成孤儿寡母之势，穷困潦倒，村里甲首非但不给予照顾，反倒以强欺弱，滋事生非，给蒋介石家里额外多派差粮，蒋母认为摊派不公，据理争辩，站在一旁的蒋介石义愤填膺，按捺不住，破口大骂，几乎大打出手。后来官吏就派差役票传蒋介石到衙门，勒迫招供。蒋无奈，为使母亲免受其灾，便忍辱画押。遂被官府扣押大牢之中，监禁数日。蒋对此怀恨在心，久久不能平静。

正是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激起了蒋介石的强烈愤慨和极大仇恨，外出求学的念头也更加坚定。等到蒋去意已决，遂写信告知母亲其中缘由，说到非出人头地，不能解心头之恨，非东渡求学，难有翻身之日时，言辞之中充满了阳刚之气。蒋母也是深晓大理，明白是非之人，强忍骨肉割离之痛，为蒋介石筹划盘缠，东借西凑，援其东渡。最终蒋介石踏上海轮，驶向东瀛，这是蒋在家耻、国仇的交错刺激下作出的选择。在那样一个年代，所有的热血青年都把出国留学作为实现理想、建功立业的一条捷径，因为国内的确没有下层民众的立足之地。

蒋介石在临行之际，为向众家属表示决心之坚定，准备把辫子剪下来，以示断绝。但当时清廷尚存，正统犹在，剪辫子的行为是被看做违反祖宗成法和大清律令的，有性命之忧。

因此，蒋介石在他人的劝告下，还是强行忍住了留下了辫子。

《青年蒋介石》 结识恩师陈其美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蒋介石在踏上海轮，横渡黄海时，不禁心潮澎湃，大发感叹。他亦不知此次东渡是成是败，只能以“天将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自慰。事实上，蒋介石的此次冒险，却有了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陈其美。一个能为蒋介石提供很多机会的人，对蒋而言，他既是老师，又是盟兄的人。

1906年4月，蒋介石到达日本，像个没头的苍蝇，四处撞壁。要求上军校，但是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在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

当时中国青年留学日本蔚然成风，鱼龙混杂。清政府对这些留外青年是十分不信任的，为防不测，凡是有可能反对清政府的青年分子都不许到日本军校学习。然而，凭着一腔热血赴日留洋的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到日本后一筹莫展，军校的大门可望而不可进，无奈之下只有先到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所办补习日文的清华学校学习语言。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生活一片黯淡，不知道何去何从，感觉到梦想离自己总是那么遥远。每每想到这些，蒋介石就心急如焚，满怀惆怅。然而，就是蒋介石徘徊徜徉，颠沛流离过程中的一次偶然机会使他认识了陈其美。

陈其美是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是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反袁斗争的引路人。他们在辛亥革命时义给金兰，誓言“生死与共，安危同仗。”虽然陈其美英年早逝，但蒋介石对这位早年的恩师、挚友一直感恩戴德，后来不断颂扬陈其美，甚至把他说成是与黄兴并称的“民国次帅”，又自诩为陈的“第二化身”，利用陈的名声，以“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自居，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

陈其美和蒋介石都是浙江省人，但一个在浙北的归化（今湖州），一个在浙东的奉化，原来并不相识。

陈其美，字英士，比蒋介石要大10岁，1878年1月17日出生。弟兄三人，他居二，陈果夫、陈立夫是他大哥陈其业的儿子。陈家虽然祖辈殷实，但到他的父亲陈延，因为屡试不第，弃儒从商，在钱庄谋事。陈其美幼时聪颖好学，7岁时进了家塾，《四书》、《五经》都读了一些。但在15岁那年父亲去世，家庭收支顿即见绌，无奈只得为商贾之道，到邻近的石门县城（今桐乡县崇福镇）西横街的善长典去当学徒。据说他进了善长典后，开头干的活计是专门“拌猫食”。每天清早要上集市去买廉价的小鱼小虾，回来精心调配。后来他当上了“寻包”，在师傅、师兄的使唤下为客户存放或寻找典当的东西。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陈其美在石门的善长典一直当了12年学徒。直到1902年春天他的弟弟陈其采从日本留学回来，向他讲了日本变法维新迅速富强的情形，他顿即感到自己大开眼界，决心到只有二百多里远的大都会上海去长长见识。第二年，27岁的陈其美到上海后，在同康泰丝栈谋得了个助理会计的职务。

上海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地方，陈其美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常去中国公学，与进步青年、革命志士频频交往，受到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感染。他感到“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对自己栖身一个小小的丝栈庸碌度日很感不满，在弟弟陈其采的资助下，于1906年东渡留学。

陈其美到日本东京后，先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政法律。这是当时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实行新政”要培养新型警察而委托日本政府代办的一所学校。陈其美入学后，结识了很多同学，如周淡游、庄之盘、魏伯桢、卢钟岳、周骏彦等。不久，陈其美嫌这所学校的教师授课不多，能学到的知识太少，乃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他没有想到，这所陆军学校是孙中山请日本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办的，旨在秘密训练革命骨干，学生大多富有民主革命思想。

陈在校结识了不少革命青年，还结识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因为他已30岁，在同学中多以大哥自居。他和同学们常常在一起阅读同盟会创办的《民报》和留日学生办的革命报刊，畅谈时局变迁，立志为国为民。他在给弟弟陈其采的信中曾谈到自己的心情：“寄身海外，眷念祖国现在之状态，十分恐惧。惟望内外官吏，对于政治勿骛虚名，而求务实，则渐有希望补救。党派之猜忌，实最为害。值此外侮频来，合力抵抗，尚多碍难，再自操戈，是速亡也。危乎哉！如履薄冰，每念国事，何敢安枕饱餐？”他对邹容、吴樾、陈天华等人的悲壮人生充满崇敬与向往。

1906年冬，陈其美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他和一些同学还组织起了“军事体育会”，准备学好军事知识，练好体魄，为将来的起义和暗杀活动做准备。

恰巧，蒋介石在清华学校学日语。不久他的凤麓学堂老师、义兄周淡游亦留学日本，考入警监学校，与陈其美成了同窗好友。经过周淡游的介绍，蒋介石结识了陈其美。

在蒋介石郁郁寡欢，独身一人异乡求学，屡屡碰壁的时候遇到比自己年长10岁、阅历丰富、思想上又十分相近的陈其美，蒋顿时感到苍天有眼，赐予知音。两人谈话投机，兴趣相投，确有一种相见恨晚的遗憾。陈其美鼓励他说：有志者事竟成，暂时不能学军也不要灰心丧气，先把日语学好，以备后用。出于关怀，陈奉劝蒋介石应回国重读，力报军校，方可有机会被派送日本。蒋介石考虑到在日本颠沛流离，前景难料，遂也产生回国重修的念头。这期间，两人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海阔天空。

之后，蒋介石按照陈其美的指引先回国报考军校，后终于跻身出日留学之行列，接着加入中国同盟会，谨见孙中山，直到涉足于辛亥革命队伍中来，与陈并肩作战，完成了从一个空有抱负、前途迷茫的青年向真正的革命者的转化。

《青年蒋介石》 入学保定军校

1906年冬天，蒋介石收到母亲的来信，催他回国探亲，理由是妹妹蒋瑞莲要结婚，作为兄长必须回家参加婚礼。然而事实是蒋母见儿子在日本漂泊不定，趋向未明，长久如此，尚不如及早回乡，况且蒋介石家尚有妻室，结婚五年有余，毛氏并未见喜，蒋母抱孙心切，因而急着要蒋介石回家。

蒋介石于是年冬赶归家园。当然蒋奔赴桑梓，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热切于为自己创造一次出国加入军校的机会，而次年春清廷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要公开招生，就是这次大机会的契口。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的前身最早叫“将弁学堂”，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建于同治年间。李鸿章等洋务派鼓吹治国者应审时度势，“查治之道，探自强之术”，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即学习资本主义列强的建军经验，改变清军落后的以弓箭刀矛为武器的兵阵战法。建立保定“将弁学堂”，就是“以洋为师”，训练当时的淮军使用外国武器和近代作战方式，使淮军近代化。

1870年，李鸿章奉调直隶总督，遂提师北上，驻节保定。保定府地处畿辅善之地，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隘。北控三关，南通九省，地连四部，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为重地。李鸿章以保定之“地利”，鸠工备料，创建新式军事学堂——“将弁学堂”(又称行营将弁学堂)。

将弁学堂以后几经易名。《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愈演愈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做出“俯顺舆情，变法维新”的姿态，以“新政”欺骗人民，抵制革命。“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军制，编练新军。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此时李鸿章已死，袁世凯继任遗缺，遂将保定“将弁学堂”改名为“武备学堂”。1903年清政府在中央设立练兵处，推广北洋练兵的经验，武备学堂又改名为保定北洋协和学堂，招收了两期学生，学制两年。1905年清政府继“新政”之后，又打出“预备立宪”的旗号，以“仿行宪政”维持苟延残喘的命运，保定北洋协和学堂也随之改名为陆军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

保定军校位于保定府城东北，校园面积40余公顷，呈正方形。军校北部原是一座关帝圣武庙，庙中两棵并立的柏树挺拔高耸，二树中间悬一口大钟，军校的一切活动均以钟声为号。关帝庙左右，对称建有讲堂和宿舍，步兵连队学生住西部，骑、炮、工、辎重连队学生住东部。关帝庙南部是坪场，长官常在这里给学生训话。向南穿过坪场拾阶而上，便是礼堂，大门坐南向北。军校南部为校官住宅，宅区界以围墙，成为禁区，学生不准随便进入。从关帝庙而南，一条甬路直通军校大门，门外是广阔的操场。校内有马厩，专门为骑兵连备养百余匹战马，全校用电灯照明。学校的一切费用，都由陆军部拨给。

清末，在国家军务组织中设军学司，专门领导各级军校，光绪末年冯国璋曾任此职。当时，清政府诏命全国十八省和北京各设立一所陆军小学，直辖各省督练公所兵备处，兵备处总办兼陆小总办，这是仿效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学制三年，基本上按学、术两科训练。学科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有国文、史地、外语(英、日、德、法、俄各选修一种)，还有各门科学。术科不重，每天一个半小时。初期训练包括徒手与持枪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教练与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当时全国设四所陆军中学，又叫陆军预备学校。即清河第一陆中，西安第二陆中，武昌第三陆中，南京第四陆中，这四所陆中划界分区收容全国十九所陆军小学的毕业生。学制为两年，术科为《军事操典》，学科有国文、史地、三角、几何、代数、微积分等。两年毕业后，再行送到保定军校分科受训二年。后又设陆军大学于北京曹老公馆，主要调训在职的高中级军官，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也可以考入陆大学习。陆军小学、中学和保定军校这三级学堂，内部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训练和管教亦极严格、认真。

回国后，蒋介石凭着对军事的热情和矢志不移的精神，发奋备考。因为当时希望通过这条通道出国的人大有人在，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据说当时浙江省仅招生60名，而且其中的46名都是由官府依照门第高低和官阶等级的保送和递升的，也就是说真正在民间招生人数仅为14人，而当时报考生达1000多人。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蒋介石凭借自己的实力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榜上有名。这样，蒋介石顺利迈出了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步。

但是，由于交通条件恶劣，从溪口到保定没有便利通道，蒋介石到学校上学，要跋涉整整一个多月。这次长途跋涉，使蒋介石视野开扩，见识增长，他第一次北上中原，领略茫茫乾坤，心潮澎湃，立志有所作为。

蒋介石在保定军校主修炮科。当时，保定军校开有步、骑、炮、工、辎五科?蒋独对炮科青睐百倍，自是有其道理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威胁，主要在于坚船利炮上，尤其是当单纯从军事方面考虑的话，恐怕给中国人惊惧最多的还是炮火。所以，这也成为炮兵独具吸引力的地方。

蒋介石在保定学校是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蒋介石干了一件在当时同辈们之中是颇为有胆识的事。

一次一名态度傲慢的日本军医教官，在讲课时把一块泥土比做中国，然而又说这块泥土中有四亿个微生虫，正如中国的四亿人口。这种辱侮国格、人格的厥词，激起同学们的极大愤怒，但大部分学生只是敢怒不敢言。

就在此时，蒋介石挺身而出，据理反驳，只见他一个箭步冲上讲台，迅速把那块土块分为八块，对着那位骄横无耻的教官辩解道：“日本有五千万人口，是否也像五千万寄生虫依附在这八分之一的泥土中呢?”蒋介石此言一出，大快人心，赢得大家的一致喝彩。再看日本教官，被弄得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于是他恼羞成怒，以势压人，污蔑蒋是革命党，要学校严加惩罚。

当时该校校长赵理泰还算开明，有点民族大义，知道此事错在日本教官，不在蒋介石，但为了照顾外人脸面，还是碍于形式，将蒋介石训斥一顿，不了了之。

事后，蒋介石在学校里名声大振，有志青年纷纷慕名主动接近他，希望与之结为朋友。包括校长本人也因此事对蒋介石印象深刻，后来蒋介石以非日语班学员得以参加赴日选拔考试，与校长的垂青也不无关系。

这年冬，清政府军部决定从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日文班的学生中，选拔一批人赴日留学，蒋介石不是日文班的学员，为争取出国学习的机会，他鼓足勇气，写了一份申请报告，说自己不久前去过日本，懂得日语，请求准许参加选拔考试。

申请递出去之后，蒋介石心里忐忑不安。他恐怕自己条件不充分，而被搁置一旁。那样，此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将与他失之交臂。自己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到他乡异地，为的就是创造这么一个深造的机会。而如果此次申请失败，岂不前功尽弃，越是这样想，蒋介石越是食不甘味，寝不安神。

直到考试前一天的深夜，他才得到准考的通知。拿到通知后，蒋激动不已。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蒋顺利过关。考试合格后，他便同张群等共40名学生，以享受清政府公费的待遇赴日留学，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青年蒋介石》 入日本军校

辛亥时期的革命者

再次东渡日本

1908年春，蒋介石由清政府官费资助，再次东渡日本，开始了新的军报国的未竞之途。一路上，海风拂面，海鸥翔集，海浪四溅。蒋介石心胸再度宽阔起来，又一次体验到海的辽阔和伟大。观海、登山是最能够陶冶情操、熏染意志的事情，不观海，不知海之漫无边际；不登山，不知山之高巍雄壮。观海方知人心狭隘，犹如鸡肠小肚，登山方觉人力有限，在自然万物的面前，人会突然觉得自己竟然是那样的渺小，好比“大海之一滴”，“高山之一粒”，还有什么值得高傲的呢!

想到此，蒋介石不由得由热情高涨旋即又陷入了沉静，像他在家乡学堂那样，两只手臂交叉放着，眼睛向前看着，但是什么都没有闯进他的视野。此时，他又感到自己的将来是虚无飘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到日本留学大方向没错，所欠的就是机遇了，希望日本的空气和土地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

到了日本，蒋介石顺利地进入了东京振武学校，被编入炮兵班。

振武学校原本是日本为培养“忠君爱国，顺服长官”的中下级官佐而设立的，后来经中日协商，被指定为接待中国留学生的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获士官候补生的资格，然后到日本军队实习一年，合格后才可成为正式的士官生。只有士官生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军官。所以说，进入振武学堂，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成为军队官员，他只是正式军官教育的预备学校。

因此，振武学校的校规搞得是相当严格和苛刻的，大概日本的所有学校都是这样，非常重视意志的磨炼和纪律约束。入学要受七条誓约的管束，其中规定要专攻学术，以顺上为要道，耐劳忍苦，起居有节，不准议论课程的轻重等等。

振武课程分为普通学和军事学两大部分，前者有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等科，后者有徒手教练、枪械教练、部队教练、测量和战术等。学制三年，蒋介石得以进入此校，可谓如愿以偿，学习自然相当努力，并且安守本分，遵守校纪，倒是显得生活过于平静冷淡。

日本人的戒备心是相当强烈的，包括对中国留学生授课也采取了防范措施。蒋介石在学习期间，只能学到一些基础的军事知识，得到一些简单的基本训练，至于那些先进的军事技术，只能望洋兴叹，无缘受教。不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没有因此而躲开蒋介石，事实上，它对蒋介石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在日本留学期间，蒋介石被中国的留学生的革命热情所感染，读了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书刊。一有机会，便同志同道合的几个同学聚集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谈吐天下之事。

但是，蒋介石整体上还是恪守日本军校的誓约，不敢轻易越轨，首先是因为此时毕竟是身在他乡，左右缺少照应。再者蒋介石对日本政府的政策不太熟悉，对“越轨叛逆行为，政府是严加制裁，还是放任自流，抑或是妥协退让，得过且过，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情形不明，不宜轻举妄动。”另外，此时学生们所组织的暴动也大都是组织不力，希望不大的义气之举，胜算渺茫，所以权衡比较，还是韬光养晦，不出风头为上策。在反对“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的斗争中，在日本的留学生发动了将近成千上万群众抗议。但蒋闻知此事后，并没有随之加入，而是保留了激情，不露声色。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是具有革命热情和愿望的，但同时也是比较理智的，有点投机倾向。

《青年蒋介石》 日本军营的生活(1)

蒋介石的循规蹈矩和明哲保身，帮助他顺利地渡过了几年的预备学校生涯。1910年冬，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毕业，遂按惯例被派赴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当时蒋介石23岁，据入伍资料显示，身高169.4公分，体重是59.2公斤。初入伍是二等兵，处于连队最低层。按日本“武士道”的规矩，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二等兵之上是一等兵、下士、中士、曹长、特务员，然后是正式军官，都要层层服从和伺候，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甚至挨打。可以说，蒋介石刚入伍时，上面官阶累累，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是迫于无奈，只能忍气吞气，逆来顺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蒋在适当时候会毫不留恋地离开这里的。

高田是本州西北部新浑县的一个镇，是日本寒冷多雪的地方，冬天有的地方雪深丈余，环境极其恶劣。蒋介石生在中国南方，长在江南水乡，对温和湿润的气候已经习惯，所以蒋介石对高田这种寒冷多雪的生存条件是极度不适应的。

日本军中的生活，只能用清苦二字来形容。蒋介石刚到连队，每天清晨起来除了迅速收拾好自己的服装被褥外，还得向长官尽“忠诚”，干些打洗脸水和擦皮鞋等低三下四的活儿，待遇极其低下。

其中，最重要的军事任务是洗刷拖炮的马匹，因为当时的主要动力是马匹。炮车等这些笨重的机械全凭马匹牲畜来运输转移，所以对马匹的照料要求是很高的。

蒋介石每每洗了脸后，官长就带他到马厩去擦马，要从马蹄、马腿擦到马背，经过马背擦到马头、马尾。这马的每一个关节、每一部肌肉，都要用手掌尽力的摩擦。这样大概经过一小时，将马的浑身擦热了，马的血脉流通了，而蒋介石也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等到马擦完了之后，再将它牵到厩外雪地里马槽去饮水和喂料。直到马喂好了，才能回营房去吃早饭。到了傍晚，再要同样地到马厩去擦马一次，然后才吃晚饭，蒋介石就这样咬着牙齿坚持着。

以“粗粮”著称的日本军队伙食在质和量方面，也都让蒋介石大吃一惊。每人每餐只许吃一碗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菜的方面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日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无论你吃饱吃不饱，都是不允许有回头饭的。

蒋介石在入伍最初的半月之内，仅凭这点杂食肯定是吃不饱的，再加上任务繁重，所以肚子里常常饥饿。白天毫无办法，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到军营里的酒保俱乐部买饼干充饥。但是饼干也是有限量的，不能任意购买的，每次最多是两三片，而且去迟了还买不到，饼干的质料又非常粗糙，在平时蒋介石的家里和学堂里，虽然贫困，也不致于吃这些垃圾食物。可是这会所有的粗粮杂面都成了美味佳肴，在津津有味的“品尝”美食之后，蒋介石总是一副得到很好满足的模样。大概过了两周的时间，蒋介石试着不吃这些糟粕饼干，没想到奇迹发生了，他竟感不到饥饿了。他已经适应了。

地位的高低悬殊，低三下四，忍辱负重，生活的清贫不堪，环境的极其恶劣，水土不服，这就是蒋介石在高田军营生活的真实写照。或许这种恶劣的生存条件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不算是相当的糟糕，尤其是把这些情况与中国的饥饿和政治腐朽加以对比的时候。蒋介石当时好像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生存条件的低劣和清苦，对起居饮食也并不在意，相反，他持有年轻人固有的热情和为理想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积极在调整自己，磨炼自己，为自己打气加油。

大雪纷扬，天气寒冷，蒋介石也像不少日本人那样，用雪擦身和洗冷水澡。蒋介石认为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身体开始强健起来。他自己说到：“好的身体，天生我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任务繁重卑微，人不如马，蒋介石在耻辱中磨炼自身意志，以苦作乐，达到了较高的思想境界。

到后来蒋介石回忆这段经历时也不否认这是他生平最大的学业。“到如今仍觉以苦为乐，不畏艰险的精神，完全得力于此”，后来蒋介石在《与隆山军事报训词》中说到：“在初入伍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吃得不够，但到一个月后，习惯成自然，就都不感觉不足了。这种限制食量的办法，从前我们云南讲武堂也曾试行过，据调查的结果，在食量没有限制之前，学生患病的很多，等到实行食量限制三个月后，患病的人数反而没有了。”对于蒋介石的这些话不可全信，当然也不可不信，它毕竟反映出蒋介石在高田生活的几分真实和蒋介石“修身养性”的艰苦历程。

《青年蒋介石》 日本军营的生活(2)

蒋介石在日本军营生活的一年时间，对军营的许多生活细节都格外注意。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军营的许多习惯都是独具魅力的，与中国军队内部的纪律涣散、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形成鲜明对比。给蒋介石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日本军队里的精神教育极其严格，兵营内的纪律以及日学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充满了紧张感。譬如，军队长官检查寝室、讲堂的时候，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是否有尘土，并带着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果手套上沾上尘埃，即使内务整洁也必须重新作过。然后再检查痰盂，不仅要察看其是否清洁，而且连痰盂中所盛的水量都要合乎规定——限定其容量三分之一，这种常识是他们一般士兵人人都知道的，也是人人都能按此切实做到的。

这些琐事，一般人看起来以为无关宏旨，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就是日本军事教育成功的秘诀所在。他们施教，凡是越细微、越容易为人忽略的事情，就越加注意。对于细微之处尚且如此，其他一切教育军事之大事，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如果有人不如此，旁人一定对其有看法，甚至以为这人不爱国。常常冷水洗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所以这种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

与此相类似，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普通人家一般每天都吃冷饭。比较富裕的人家早晚烧两次饭，两热一冷，穷人家，就早晨烧一次，两冷一热，这些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军事化的训练。事实上，日本军营是既在训练中实行军队硬式训练，又注重精神上的塑造和磨炼，做到身体与意志的一体化。

还有日军的“治军如治家”和大力提倡废物利用，都让蒋介石敏感的目光给捕捉到了，并且引起强烈的心灵震动，蒋介石对此久久不能忘怀。他将这些耳闻目睹的经历加以总结、提炼和升华，最后蒋介石总结为几条：

由我在日本联队一年中所过的生活和所得的经验，使我想到一个国家要想军队精强，必有几个要素不能缺少。第一，军队官兵须认为服从国家的命令是军人天经地义的义务。因之，他乃能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如果他不知服从法令，严守纪律，那结果肯定是一盘散沙。这样没有纪律的官兵，临到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第二，是政治训练和强调信仰的重要。凡是一个军队的官兵能够勇敢坚强，就是他对于政治与伦理的认识彻底。尤其是要使他对本国历史地理有正确理解，从而增强其对国家的责任心。各国军队决死之精神之所以养成，可以说就是这种政治训练的功效。军队里面一般士兵有了这种政治训练和信仰，他到了战场上，能够不惜牺牲，不怕危险，能够忠勇奋斗，达成使命。

第三，士兵在军队培养出来的军事技能和思想毅力，有助于整个军队素质和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内部互助功能。发生在军队里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凭着自身的力量完全可以解决。退役之后，这些士兵在军部里养成的刚毅的作风和出众的技能，在社会上也产生相当的影响。他们会感染各自生活的小范围内的群众，从而有利于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定和行动高效。换句话说，军队精神在社会组织中的普及化是显著的，并且直接推动日本这个民族的现代化。

从上述意义上说，蒋介石在日本军队中的阅历，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大和民族的细致入微的体察。一般说来，军队所具备的应有形态，往往汇集了一个民族的方方面面的特性。日本军队的生活内容就反映出日本民族的严纪律、高效率、苦意志、增团体的特性。所以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对日本军队的点点滴滴都是抱着惊诧和羡慕的心态去学习的。

对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蒋介石尤怀有羡慕与赞赏之情，不仅在日本军营时如此，在他回国之后也是如此。不过，另一方面，大胆地推测一下，当蒋介石崛起之后，代表着一派势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日本军队发生面对面的冲突时，也会因为这一阶段的羡慕和崇拜而形成一种畏惧、恐怕的心理，表现出信心不足，即这种心理状态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在高田的兵营生活时期，蒋介石就是这样一边把精神用之于“吸收日本”，把身体用之于“军事训练”，一边关心着国内局势的演变和趋向，时刻留意来自海洋彼岸的消息。

《青年蒋介石》 加入同盟会

1905年8月，为联合各派反清势力，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成立仅一年，报名参加者达一万多人，其中以留学生和国内知识界人士居多。同盟会的影响力在当时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对忧国忧民，激情万丈的革命青年来说，加入同盟会更是人人向往的。

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求学期间，就经常听顾清廉老师讲起孙中山投身革命，蒙难伦敦的英雄事迹，对孙中山仰慕已久，对其领导的反清活动，更是赞同不已。第一次东渡之后，蒋介石认识了陈其美，而陈其美当时也是个革命倾向日趋激烈的进步分子，并且已经参加了同盟会。蒋介石在和陈其美的联系中得知这一消息，也萌生了加入同盟会的想法。

等到二渡日本后，他热切关注发生在身边的革命活动，并经常阅读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著作，书中“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之理”等豪言壮语深深打动了他。在寄给国内表兄单维则的照片上，他写了这样的诗句：“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气在封侯。”

1908年夏，蒋介石回国度暑假之际，经陈其美介绍，在上海加入同盟会。从此，蒋介石不再是一个游离不定，方向未明，空有报国之志，而无实现之道的一介书生，而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组织的一名“干将”了。正是因为加入了同盟会，蒋介石才和正式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才同孙中山站在了一起。

同是同盟会成员，蒋介石在日本结识了苏曼殊、张恭、章樟、龚宝铨、庄之盘等人，与他们一起开展革命活动。由于振武学校“推行严格的规律化生活”，平时不能随便外出，就利用星期天开展活动。同时，为了行动方便，他们还特地在外面租了一间只有星期天才能使用的房子。一到星期天，他们就聚集在这里开会研究革命工作。

蒋介石加入同盟会之后的一段时期，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淡无奇，扮演着革命随从的角色，以后在中国的地位日渐重要，那是后话。

加入同盟会，可以说是蒋介石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关键。因此，蒋介石对于陈其美的引见是相当感激的，除了与陈结为盟兄弟之外，蒋介石对陈其美表示了绝对服从，唯陈之马首是瞻，陈的事就是蒋的事，杀人放火，全听陈其美之一言。

在那样一个社会动荡、革命方向飘忽不明的时代，蒋介石思想上是迷茫的，即使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似乎有了组织的后台，也没有太大变化，因为那只是对于盟外人的优势。

此外，就中国同盟会本身而言，它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蒋对革命前途仍然茫然无措的一个原因。无奈茫然之中，凭着对陈其美的熟悉和信任，蒋介石便死心塌地地跟随其后，陈其美就是方向就是旗帜。他努力完成陈其美布置下来的所有任务，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陈其美对蒋介石也格外照顾和提携，非常信任，任何重大的秘密行动对他从不隐瞒，所以，在陈、蒋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靠、相互尽力的合作局面。

1911年夏，蒋介石回到上海度假，陈其美刚担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工作很是忙碌。又值四川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蓬勃发展。陈其美等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准备策应。当时因叛徒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告密，秘密革命机关被破坏，同盟会员张恭被捕，陈其美设法营救张恭，计划暗杀刘师培，并指示蒋介石参加此项活动。

蒋介石接此任务顿感重任在身，心想必须竭尽全力，方能不辱使命。于是便着手准备，精心设计，酝酿计划。岂料，孙中山对此次暗杀活动不予支持，认为有损光明，使该次暗杀预谋只得暂付搁浅，蒋介石也颇为自己的完美设计的极早破产感到遗憾。但经过此次预谋，蒋介石对暗杀程序略为通晓，为后来刺杀陶成章做了一次“战前预演”。

蒋介石在等待下一个立功的机会，但是由于假期已满，留在上海确实无事可做，蒋便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继续士兵生涯。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已把眼光主要投在国内的时势变幻之上，一旦国内有需要，尤其是陈其美有“召令”，蒋随时就会辍学而归。

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和此起彼伏的倒清运动，让蒋介石认识到清政府以及其他反动力量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全国各地的革命活动肯定会大有前途。强烈的反差在蒋介石心里产生了一种希望，他渴望回国投身到这场前景光明的运动之中，及早实现心中的理想。

《青年蒋介石》 光复杭州

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并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者眼看全国上下一片讨逆之声，非常恐慌，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无奈之下，清政府罢免了庆亲王奕为首的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希望袁世凯能镇压革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蛰居乡里“养病”的袁世凯走马上任之后，便利用手中军队玩弄权术，同革命力量周旋，也同清政府讨价还价，以期夺取国家权力。武昌革命党人向全国发出“极望各处响应”的急电，以期唤起各地起义牵制清军。对武昌起义这一极具轰动力的政治事件，上海的反应极为强烈，很多人挤在报馆前关注着湖北革命的发展动态。陈其美是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上海发起革命的责任毫无例外地落在他的肩上，他把自己主持下的民声报馆和马霍路德福里住宅捐出来作为联络机关，并不失时机地策动青帮、商团以及部分驻军，准备武装起义。同时他还向在日本学习军事并和他有密切关系的同盟会员发出电报，催促他们早日回国参加革命。

正在日本高田联队实习的蒋介石，接到陈其美紧急电报后，立即准备回国。但由于正处在实习阶段，蒋须向师团长长冈行史请假。

当蒋找到师团长时，日本师团长不置可否，既不说允许，也不表示完全禁止。蒋介石遂向联队长说明情况，希望队长能高抬贵手。该联队队长按其权限给假48小时，并说：“如果你在48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宪兵就要缉查。”实际上这只是口头警告而已，日本宪兵是不可能横渡东海，到中国捉拿逃兵的。对此，蒋是心知肚明的，不用担惊受怕。但蒋介石也清楚此次之行是有去无回，所以他收拾好一切应带回的东西，准备铤而走险。

获假后，蒋介石立即乘火车至东京，向同盟会浙江支部领得回国路费，换上日本和服，并将军装和军刀由邮局寄回部队，然后登船回国。一同回国的还有张群、陈星枢，这一天是1911年10月30日。

次日轮船抵达上海，蒋介石下船后直趋陈其美住处，此时陈其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的起义。陈见蒋介石一路风尘仆仆赶杀过来，就先让其休息一下，随后再布置任务。但蒋哪里顾得上什么安马劳顿，迫切要求陈其美马上下达任务，陈于是便允许蒋参与杭州光复活动。

在蒋介石到达杭州之前，杭州起义的各项工作已在顾乃斌、童保煊等人的详细安排下准备就绪。10月12日，陈其美亲自赴杭，约集革命党人，督促其尽快起义。此后，又派黄乳、陈泉卿、姚勇忱等，不断来往于沪杭之间。等到蒋到来之前，杭州革命只在弹药物资方面和清军中做动员联络方面略有欠缺了。

此时也正逢招集的敢死队抵达上海，先锋敢死队是10月21日陈其美派姚勇忱来杭州联络时，根据顾乃斌的提议成立的。敢死队由王金发和应梦卿从嵊县和奉化招募的一些会党成员和贫苦渔民一百余名组成，作为杭州光复起义先锋队。这一百余名先锋敢死队到达上海后，被陆续输送到杭州，分散暂居于奉化会馆、高升客栈、大方旅馆、平安旅馆和仁和火腿栈等处。敢死队中大都是奉化、嵊县人，与蒋介石同乡，所以蒋介石亦即加入了先锋敢死队。

蒋介石到达杭州后，也与大家一起，住在奉化会馆。由于蒋介石是刚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又懂得军事，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负责起草计划、文件等工作。

11月3日，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爆发，随即上海光复。消息传到杭州，杭州的革命志士们十分踊跃，当即决定于11月4日夜发动起义，分别从杭州郊外的笕桥和南星桥出发进城，分别以浙江巡抚衙门和旗营为主要攻击目标。先锋敢死队分成两队，一队由王金发率领，配合攻击旗营，另一队由张伯岐率领，配合攻击巡抚衙门。蒋介石参加了攻击巡抚衙门的战斗，并与张伯岐、董梦蛟、孙贯生等各率一组，分头前进。战斗打响后，先锋敢死队员个个争先恐后，奋勇杀敌，浙江抚署卫队见状未作抵抗，便投降了。11月5日，杭州即告光复。

蒋介石完成使命，遂即与他人返回上海，向陈其美复命，陈对蒋的表现较为满意，着实夸奖了一番。

此时的上海却不平静。以陈为首的同盟会一方，以李燮和、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一方，还有以李平书为代表的商团一方，三方各有打算，都准备乘机夺权。最后陈其美技高一筹，先声夺人。11月6日，上海绅商、革命党人和会党代表经过协商，决定成立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兼都督府司令部长，黄郛任参谋部长。沪军都督府成立后，积极配合同盟会驻沪机关推动东南地区的起义光复，先后帮助浙江、江苏光复。

上海光复后，市面秩序良好，人心稳定，社会各界支持革命，纷纷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参军和募饷热潮。陈其美乘势组建沪军，蒋介石因为参加“先锋敢死?”，赢得杭州光复胜利，取得陈其美的信任和青睐，而被任命为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其顶头上司旅长为张宗昌。

蒋介石从日军炮兵联队的实习生一跃而为团长，可谓平步青云，连升几级。蒋一方面感到侥幸有余，一方面感到底气不足，不知如何统兵部署。

蒋介石到任后，老老实实秉承陈其美的旨意，协助整编军队，训练新兵，维持上海治安，还参与了一些机要事宜。

在工作中，蒋介石兢兢业业，不敢敷衍。蒋时常教导士兵相关革命观念，第一是推倒清朝、恢复中华；第二为平民解除痛苦。至于权位二字未敢放在心上。那些新募的士兵，本是粗汉无赖和贱民，经过蒋的训练后，已变成了一支不可抵御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陈其美以及其身边的所属要员、朋友都对蒋介石刮目相看，蒋的口碑甚好。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继续延续和密切同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与陈其美之间的合作，或者说蒋对陈的支持和陈对蒋的提携是相依而生，非常默契的。外人是看不出的，只有陈蒋二人心中有数，彼此信任，相互理解。陈其美往往把最秘密、最功利的任务交给蒋介石完成，蒋当然责无旁贷，并竭其所能，力求完美，甚至不惜押上了个人的所有赌注。因为蒋心里清楚，陈其美的每进一步，都意味着蒋更加接近自己的理想。同样，陈的计划破产、行动失败，也标志着蒋介石个人的抱负实现受阻，两人祸福与共，安危相依，休戚与共。

不过，蒋介石的提升必须以陈的成功和胜利为前提，也就是说在蒋的发迹之前必须首先要有陈其美的成功和胜利，只要有陈其美在，蒋介石永远都无法僭越，必须跟着陈其美彼驱亦驱。但是，因为蒋知道他与陈其美的关系是相当可靠的，因此他跟随效命，自觉无怨无悔。

除了陈其美、蒋介石之外，还有一个名为黄郛的，同是浙江人，并且也在日本学过军事，义气相投。在光复上海和杭州的过程中，三人又增进了解，更觉知己难觅，相逢恨晚，于是三人便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以后黄郛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起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青年蒋介石》 刺杀陶成章(1)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举国欢庆，共庆佳日。距中华民国成立仅十三天，闻名国中的光复领袖陶成章，竟在上海住院养病时遇刺身亡，消息传出后，震动上海，惊醒全国。主谋是谁？事由何故？一连串的疑问反现在人们头脑中来。一言以蔽之，陶成章之死就是民国建立之初，内部权力分配矛盾积压已久，亟待了结的集中体现，是陶成章与陈其美个人积怨的最终了结。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幼年时曾受过很好的旧式教育，后又接触一些新学，思想渐趋激进，开始萌发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思想。他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负责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的会党工作，他与下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曾多次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国内外享有较大的名望和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内部成分复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充斥其间，组织相当涣散。陶成章的宗派情绪和小生产的门户观念就是典型的一例。1908年，陶成章两度下南洋宣传革命，请求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款，孙中山因南洋经济恐慌而未予支持。于是，他对孙中山产生误会和不满，开始不负责任地诽谤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并受章太炎蛊惑，要将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给革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但是，在以武力推翻清王朝这一总的革命立场上，陶成章及光复会与孙中山及同盟会始终是一致的。

到了辛亥革命时，各革命党派同举义旗，浴血奋战，旨在推翻清王朝，宗派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陶成章也意识到宗派主义的危害。1911年7月，孙中山在与伍平一的谈话时就把陶成章与章太炎进行了比较，他说：“陶君为人予信其亦无他。不过东京党人（指同盟会）以其与太炎接近，遂疑及耳，惟予则不信其有异志，以才论，陶胜于章也。”

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由来已久。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同盟会损失惨重，陶成章急于想知道同盟会的下步计划，陶成章便要当时任光复会南洋支部执行员的李燮和去打听同盟会今后的动向。李燮和于是找了一家粤菜馆宴请陈其美，言谈之中，流露出欲继续在上海发展之意。李燮和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陶成章，两人商议，陶成章继续去南洋筹款，李燮和到上海筹建上海支部，扩展光复会的力量，以便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李燮和到上海后，在吴淞、阐北一带进行活动，他听说同盟会中部总会已经成立。李燮和深知，光复会如不迎头赶上，它在上海的影响就会消失。

于是，李燮和在光复会的会议上，提出一个主张，设法争取吴淞炮台总台长姜国梁归附光复，这样光复会就可在在军事上抑制同盟会。因为吴淞口是上海的咽喉，占了吴淞口，有利于与同盟会分庭抗礼。然而这个计划，却被王竹卿偷偷地透给了陈其美。

陈其美听了王竹卿的报告，心里一惊。他很快觉察到李燮和的这步棋，意在箝制同盟会，抢占战略要地，陈其美决心在策反姜国梁的问题上与李燮和试比高低。

陈其美通过王竹卿了解到李燮和要策反握有一定兵权的姜国梁是有把握的，因为姜国梁倾向革命，与光复会早有联系。不过，王竹卿又提到一个重要情况，即姜国梁在观望，未做最后表态，还有争取之可能。于是陈其美只身独闯军营，姜国梁终于为其胆识和志向说服，决心投向革命。

就这样，陈其美用心照不宣的方式，把姜国梁争取到同盟会一边，李燮和这步棋子输给了陈其美。

紧接着，陶成章回国，带回巨款。陈其美得知这一消息，欲从中分取一部分，同盟会在上海工作很有成就，惟独缺乏经费。上海组织起义，更需要一笔经费，陶成章带来的巨款无疑可解燃眉之急。

陶成章此时也深感光复会在上海虽有些力量，但如果不与同盟会联合，光复会也难成气候，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大事。

陶成章与陈其美议定同时发起起义，同盟会和光复会各自负责一部分区域，分进合击，光复上海。最后谈到经费问题，陶成章解释道：“光复会从不认为华侨捐款是专给光复会的。

既然要合作，经费当然要合作的。”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汇丰银行的汇票，数额五万元。

陈其美正要接这张汇票时，陶成章忽然脸色一沉，把手缩了回来，用手指指着汇票说：“不过还要提醒一句，这钱来之不易，是专供革命用的，可不能用来嫖妓。”原来陈其美与当地名妓筱翠云双宿双飞的事，陶成章也有所耳闻。

陶成章这句话不说则已，一说出来，会场顿时哗然。

《青年蒋介石》 刺杀陶成章(2)

陈其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用手指着成章吼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谁用革命的钱嫖妓了?你说出来!”陶成章不甘示弱，说道：“王小二此处无银三百两，君子不疑，疑者非君子!”

陈其美气得七窍生烟，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幸亏坐在陈其美身边的人眼疾手快，一下把陈其美的手按下，避免了一场流血。会议虽说有了结果，却不欢而散。尤其是陈其美和陶成章个人之间更添一层私仇，从此埋下隐患。

上海光复时，陶成章的功劳并不在陈其美之下，1911年11月24日《民立报》曾是这样记载的，陶成章“组织敢死团五百人……首次攻陷江南制造局、炸毁上海道署、浙江抚署等，俱系敢死团之伟业也。”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可是，革命党内不少人并不信服陈其美，认为沪军都督一职非陶成章莫属。

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交椅还没坐热，便又对转谋浙江都督一事甚为殷切。其时，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太炎、陶成章和陈其美为都督候选人。浙江士绅又纷纷致电催促，共举陶成章主事浙江。陶成章无意浙江都督一职，当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说贤能均可，唯陈其美不可。上海光复后，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游弋，并选择吴淞、闵行一带，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

就在这时，陶成章与孙中山又爆发了争执。他指责孙中山将南洋筹来的款子用到不明的地方去了，孙中山非常气愤，陈其美对陶成章也非常愤恨，想除之而后快。

陈其美的心事，蒋介石自然是摸得一清二楚。他对陈其美素怀感恩之心，此时更觉得替盟兄

除掉心腹大患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这正中陈其美下怀。

陶成章很快就听说陈其美要准备刺杀他了，他有些不信，陈其美敢如此胆大妄为?光复会会员王文庆在南京也听到了消息，急忙写信给陶成章，让他小心为妙。陶成章听了，不能不小心为妙了。连日来，他已经悄悄地转移了好几处地方，由客利旅馆、国民联合会、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最后又悄悄地住进了广慈医院。

在暗杀陶成章一事上，蒋介石买通了光复会的王竹卿。王竹卿与同盟会早已暗中往来，

他常拿光复会的机密做交易以捞取外快。蒋介石以此为要挟，王竹卿只得乖乖就范。

1912年1月16日凌晨2时。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里的医生和病人均已进入梦乡，连警卫也关上了门，沉沉睡去。忽然有两条黑影悄无声息地来到医院大门口，推门推不开，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具撬门，大门很快被撬开。虽然他们十分小心，但还是弄出了一点声响。

睡梦中的警卫反射似的惊醒，问了句：“谁呀?这么晚了。”来人中的一个轻轻答了声：“来看望陶先生的。”

警卫感到有些奇怪，但睡意正浓，室外又非常寒冷，懒得爬出热被窝，咕噜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就重续他的好梦。

进来的两人对路径很熟悉，迅速上楼，直接来到陶成章住的病房。房门虚掩着，轻轻推开门，闪身而入，踮起脚走到床边。其中一人轻轻叫道：“陶先生……”另一人早已拔枪在手，对着陶成章的头部扣动扳机，两名刺客很快逃走了。

后经医生检视，子弹从左颊入，斜穿脑部而出，陶成章当即身亡。

陶成章被暗杀，举国震惊，上海各界更是议论纷纷。消息传到南京，孙中山极为震惊，连忙拍电报给陈其美，要他用一切办法，侦查此案，缉拿凶手。孙中山是个心胸开阔的人，虽然他与陶成章有政见分歧，陶成章还怀疑过孙中山有私，并公开反对过孙中山，但孙中山不计前嫌，说陶成章为革命奔走，是有大功的人。黄兴也发电给陈其美，要他严缉凶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

陈其美接到孙黄二人电报后，大张旗鼓，调动所有的警探，四出侦查，贼喊捉贼，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光复会自然不会放过这件事，他们从王竹卿突然失踪查起，到处调查王竹卿的下落，终于在嘉兴查到了王竹卿。但王没有被逮捕，而是在嘉兴被人杀害了。有人说是警方击毙的，也有人说被光复会当作叛徒镇压了，没有人能说清这件事，此案便成为悬案。

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奉陈其美的命令，前往日本去了。

陶案断了线，查不下去。但总有些蛛丝马迹，早有人怀疑到陈其美头上，但没有实据，只好挂起来。后来，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1916年陈其美被暗杀，使“陶案”搁置起来，再往后，蒋介石青云直上，成为中国第一人，陶案真相再也没有揭开的可能了。

《青年蒋介石》 亡命日本

刺陶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潜逃日本，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东渡日本。蒋此次东渡，名义上是出国深造，学德语，准备前往德国留学。

蒋介石来到日本后，当然不会安下心来学德语，他仍然对国内局势依然密切关注。他不甘寂寞，积极寻找机会从事革命行动。到了下半年，他便与一些人合作在日本办起了《军声》杂志。

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小皇帝溥仪宣告退位。随后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取而代之。

4月初，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对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准备要么从事社会建设，振兴实业，要么放下武器，进行议会政治活动。

在孙中山努力实现其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黄兴要求“解甲归田”的情况下，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等赞同下，于8月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及几个小政团合并为国民党，并为了能够在议会中争得多数席位，不惜删除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以便合法地将大批政客和前朝遗老们拉拢到国民党内，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

《军声》杂志的刊行正是与这种国内思潮遥相呼应的。蒋介石在很短时间内，在《军声》杂志上先后发表6篇文章：《〈军声〉发刊词》、《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军校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和《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等。这些文章表达了蒋介石早期的不太成熟的军事思想。

首先，蒋介石像其他革命领导人一样认为国内问题已经解决，对外问题，从今以后要开始了。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凡是讲信修睦、缔结条约，都应该籍此为城。他还主张在国内唤起尚武精神，研究军事技术，注意征兵方法，增强国防计划，改进军事教育，调查各国军情等；军权、政权集中于中央，就国内需要而言，意义一般，但是，放在国际上来看时，意义就非常之大。中国如果真想建设强大的共和国家，在十年之内就不能只效仿美国、法国的表面皮毛的东西，以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应当采取绝对的“开明专制”。

蒋介石所鼓吹的“开明专制”，把军政大权收归中央，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如果与袁世凯的统治联系起来，只能成为袁独揽大权复辟帝制的辩护理论，因为袁当时正沿着独裁专制的路子一步步地走着。因此，蒋介石这种主张的可行性并不太大。

其次，蒋介石开始接触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一些基本信条引申到国家关系中来。他断言：优胜劣汰，天演公例，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两个平等国家的关系可能建立于公理，而“两个不平等国家，论权力不论公理”，俾斯麦所倡的铁血主义，正是我们国家应当尊奉的良师。因此要不惜代价，加强国防开支，蒋介石指出，“每年所支军资，不过为国家之生命财产、名誉等之保险费而已，又何患国民负担之重，国家损失之巨呢!”蒋介石的军政经营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的影响，事实上，日本国家当时就是“以军为要”，并且强盛一时，蒋介石由此得论不无道理。后来蒋在权力争夺和独裁统治时奉行的行为原则，可能就源于此处。

再次，宣扬对俄严防，对日本能退则退。蒋介石认为中国应相机行事，随时认清主要敌人。

辛亥革命后，俄、日、英进一步侵犯中国边境，对中国造成多方威胁。但他认为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主要是商业，而非领土为主，可暂缓处理。日本和俄国对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步步进逼、招招逼人。而日本的军力显然要比俄国强大，因此中国要单独作战，只能首选俄国。

但为时不久，他又主张对俄政策应转向谨慎的外交，因为日本的行动又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认为首要问题必须探明日本是否真有吞并南满的野心。另外，在中国征蒙之前，应该做三件事：一是要乘近东多事之机会，与暴俄利害相反之英、德、意、澳诸国，竭力联络；二是与先进共和国美、法相互缔交；三是在“无形之中”将南满让给日本，使中、日之间干涉不起，牵制无由，垂涎既断，争竟自息，而利益均沾之祸，亦可消灭于冥冥之间。再并力北向，锐意攻敌。

蒋介石对局势的分析，首先应该注意到它的全局战略思想，包括选择主要攻击对象，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外交谋略，远交近攻，打拉结合，孤立目标，为出奇制胜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当然，这样的“三部曲”同样反映着蒋介石在日本学习就塑造成形的“惧日症”，这与他后来对日政策的软弱和妥协多少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主办《军声》杂志过程中，蒋介石学到了不少东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治国安邦的谋略，并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逐步将其完整化、系统化。

但蒋介石毕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日本，他亦不敢抛头露面，他将在日本的生活境遇向陈作了如实汇报，希望陈能早点让他回国。

1912年冬，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但仍害怕刺杀陶成章的罪行被人揭发，也不敢在上海政界中露面，如销声匿迹一般。直到全国上下一片讨袁之声，刺陶之事渐为淡化之际，蒋介石才又开始在陈其美的庇护下活跃起来。

《青年蒋介石》 进攻制造局

袁世凯窃得辛亥革命果实之后，倒行逆施，加紧复辟帝制的步伐，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和极大的失望，全国各地讨袁之声此起彼伏。原本想功成身退，解甲归田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宋教仁被暗杀及善后大借款签订之后，从梦想中觉醒，他们意识到袁世凯并没有继承自己的革命意志，相反，一心实行专断独裁，恢复帝制，遂决定立即兴兵讨袁，号召南方各省迅速起兵，进行二次革命。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告独立，紧接着黄兴在南京也起兵，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等地相继响应。

此时，孙中山正命令陈其美在上海响应全国，举兵讨袁。7月16日，陈其美在上海揭竿而起，被推举为讨袁军总司令，18日发表上海独立宣言，通电全国。

蒋介石被陈其美派到袁世凯军第九十三团做策反工作，第九十三团原本是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任团长的沪军第五团，但此时该团团长陈其蔚已被袁世凯收买，他避而不见蒋介石。

蒋介石无奈，只说服了一个营的士兵参加讨袁。蒋介石随后率领这一营兵力，配合钮永建部，夹攻上海的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制造局驻扎着袁世凯的心腹、海军中将郑汝成率领的北洋精锐团，郑汝成精明能干，治军有方。而陈其美的讨袁军训练和装备极差，指挥系统紊乱不堪。郑汝成指挥的北洋军依仗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舰队也用强大炮火支援郑汝成。

结果，讨袁军伤亡惨重，被迫纷纷后撤。经过一星期殊死搏斗，讨袁军越战越弱，士兵伤亡散走大半，溃不成军，连蒋介石的营长张绍良也阵亡了。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彻底失败。

讨袁之役失败后，陈其美、蒋介石不得不潜入地下。郑汝成被袁世凯委以上海镇守使的重任，统率两师重兵，屯扎在淞江、龙华、制造局至吴淞一线。郑汝成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地镇压在上海、江浙一带活动的革命党人，甚至深入租界地区，搜杀潜伏活动的革命骨干。袁世凯四处张贴告示，悬赏两千元大洋捉拿要犯蒋介石。

上海顿时风声鹤唳，蒋介石又无法立足，在革命党人掩护下，悄悄返乡。

蒋介石本想去家里躲避一番，但怕溪口熟人太多，露出什么风声，反倒不好，于是转身到了离家十余华里的萧王庙孙家舅母家里。他们对蒋家一向很好，因此蒋介石感到去孙家避难较为安全。蒋介石到孙家后，蒋妙月对他的境况非常同情，一口答应让他留下来。

不久，通缉蒋介石的公文从省里传下来，命奉化县知事搜捕蒋介石，捉到后立即押送省城法办。县知事不敢怠慢，立即将此案件责成警察所干事丁志国从速办理，丁志国接案后，感到关系重大，非常棘手。因为蒋介石在奉化县一带有不少结盟拜把的兄弟，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实在不好对付，为慎重起见，丁志国找来好友何禄山商量。这何禄山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郑重其事地劝道：“丁兄，有道是‘人面长，钿财短’。大家都是同乡人，何必结个冤家！”丁志国沉思片刻，点点头说：“言之有理。不看僧面看佛面！”

丁志国对缉蒋一事一直磨磨蹭蹭，阳奉阴违，但为了交差，每天带几名警察装模作样地下乡搜查。有一天，他们来到萧王庙，丁志国早已闻知蒋介石有可能藏在这里，进村时故意虚张声势，一路吆喝。可事不凑巧，待蒋介石听到警察进村的消息，警察已到了屋门口，匆忙间，蒋介石冲进了舅母住的楼上。

警察们蜂拥而进，在楼下看过一遍，见没有人，就要上楼搜查。这时，蒋妙月急了，慌忙堵住楼梯又哭又闹，说道：“上面楼板破旧，你们都要上去，踏塌了楼板要伤人的！”蒋妙月一边说，一边把视线投向了丁志国。丁志国是个明白人，知道话中有话，便赶紧凑上前去说：“你要是怕楼板踏穿，就让弟兄们在楼下，我一个人上去。”说完，命警察们在楼下监视，独自爬上了楼。

楼上空空荡荡，摆设简陋，根本无处可藏人，丁志国一进门便看见了蒋介石。蒋低声说：“我反对军阀政府没有罪！你要邀功请赏，现在就把我抓去好了！”丁志国沉默了好一阵，不停地踱着步，突然猛地转身下了楼，一面走，一面大声嚷嚷：“上面没有人，弟兄们，我们别处去看看。”说完领着警察扬长而去，蒋介石和蒋妙月悬了半天的心方才放下来。可是丁志国放过了蒋介石，深恐事情暴露，殃及全家老小，不久，辞职到奉化莼湖镇摆起了香烟摊。蒋介石此次脱险后，也深感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后来，他探听到陈其美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因遭通缉纷纷逃到了日本，便也想去日本躲避，但苦于囊中羞涩，不名一文，无法起身，便找到何禄山，要他帮忙想办法，何禄山把此事告诉了蒋妙月。蒋妙月对蒋介石这位内侄兼外甥寄予厚望，再次解囊相助，下狠心卖掉二十亩良田，让何禄山把所得之款转交蒋介石，资助他去日本。1913年12月间，蒋介石得以第四次东渡日本，彻底摆脱了袁世凯的追杀。此次蒋介石之所以能脱险，应归功于两个人，一是丁志国，二是蒋妙月，蒋介石后来对此二人的恩德一直铭记在心。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打到上海后，从何禄山口中得知丁志国家境困窘，就派人送去一张委任状，命丁志国到温州去当了个税务官的肥差，对他的方方面面颇有照顾。

蒋介石对其舅母蒋妙月的大恩大德更是感激不尽，礼遇有加。萧王庙脱险之后，蒋介石待蒋妙月胜过亲舅母。蒋介石发迹后，每次回乡省亲必到萧王庙探望蒋妙月。蒋介石兵败大陆逃往台湾时，表示要带蒋妙月前往，但蒋妙月此时已届耄耋之年，不愿随他离乡，故仍留在家乡。

20世纪60年代后，蒋妙月由于种种原因仍去了台湾。

《青年蒋介石》 与孙中山初次会面

结缘孙中山

蒋介石来到日本后，马上与陈其美汇合。而此时，孙中山也流亡至日本，并且积极筹划成立中华革命党，为的是继续团结一部分革命力量重整旗鼓，再次形成一支以他为核心的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

1913年9月，中华革命党成立，而陈其美则成为孙中山为数不多的心腹之一。11月间，陈其美应孙中山电召赴日本商讨继续反袁等革命大计，在与孙中山接触过程中，陈其美一再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的主张，绝对服从领导，“为言往事及未来计划，中山先生大感动，力赞其行为”。此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而当时的国内现状是要求有一个团结、稳定、凝聚有力的革命团体来领导国内的反袁运动，是极度需要人才，而人才又极度短缺的时机，陈其美力表诚心，使得孙中山非常感动，故对其格外信任。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成为党内的高层领导人员，这无疑也为蒋介石接近孙中山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陈其美多次向蒋提到，在适当的时机将其引见给孙中山，蒋介石心中自是十分欢喜。

陈其美经常与孙中山讨论国内局势和革命谋略，之余也时常说起革命中的小插曲，询问一些琐事闲情，每当这时候，陈其美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蒋介石。譬如，孙中山询问起国内革命党党员队伍问题时，陈其美就着重提起中华革命党刚成立时，国内的反应状况。这时候，陈其美就说蒋介石如何在风雨飘摇之中在上海加入革命党。另外，陈其美也得知孙中山正处用人之际，就把蒋介石在日本军校学习深造的事一提再提，使孙中山觉得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来讲，蒋介石也是个人才，应该加以重用。时间稍长一些，孙中山对蒋介石有了一些间接了解。况且孙也的确是感到人才缺乏，当他得知蒋介石此刻就在日本，并盼望见到总理一面时，孙中山欣然答应了。

这天，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同陈其美一道前往孙中山住宅。陈其美走在前面，蒋介石紧跟其后，一同进到总理住房，孙中山只见蒋介石着士官学校制服，意气风发，心中已有几分好感，然后就说到：“这就是蒋介石吗？见到你是我的荣幸”。然后三人落座，纵论天下之事，蒋介石是早有准备，言谈之间颇有见地。孙中山极为欣赏，谈论良久，夜深而不忍别离。临走之际，孙中山说蒋介石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这正是革命所最需要的。蒋介石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

蒋介石被召见后，情绪激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果说蒋介石在亲见孙中山之前，一直以陈其美为向导，紧跟陈其美，言听计从的话，那么自从见了孙中山，蒋介石的心里有了一个更为高大的形象，也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人生方向。

《青年蒋介石》 回国反袁

1914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再次在上海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对于蒋介石而言，此次任务是向孙中山证明能力的一次绝好机会，所以他精心策划，多方准备，希望一举成功，赢得信任。

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即联络一些革命党人，制订了一个夺取上海的军事作战计划，准备分三路进攻上海。他担任第一路司令长官，在上海小沙渡设立司令部，负责潭子湾、小沙渡、梵王渡一带的进攻任务。第二路担任进攻上海真如一线。第三路担任破坏铁路、通讯设施及钳制长江上的海军。但是未等此一计划开始行动，就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悉。5月31日夜半，闸北巡警破获小沙渡机关，搜去枪械、子弹、旗帜、文件等，多名革命党人被捕，四人殉难。

此次军事行动败露后，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立即向各省发布通缉令，追缉肇事主谋者，蒋介石成为首当其冲的第一个通缉对象。袁世凯宣称：“此次谋乱，系蒋介石代表孙文主持一切，伪示地图及款项均由蒋介石受孙文伪令给付。”

蒋介石见消息败露，连忙躲到中华革命党人张静江的家中。不料，革命党人中又出了叛徒。

这位叛徒就是当年鉴湖女侠秋瑾的战友、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时与蒋介石一起攻打杭州城的著名革命党人王金发。

原来，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也以“国事犯”、“内乱罪”被通缉，东躲西藏，难以存身。其母心疼，秘密托人到北京陆军部求情，并劝王金发进京投诚。王金发果然心动，亲赴北京见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及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请客送礼，花了两万多元，统率办事处向王金发提出了投诚免缉的条件，要求他限期拿捕蒋介石等人以自赎。王金发因此匆匆返沪，统率办事处以观察其动静。王金发指挥密探，夜间到张静江家来捉蒋介石，碰巧蒋介石此时到别的朋友家去小坐，回来时发现张宅周围戒备森严，隐藏着许多陌生人，将张宅围得水泄不通。蒋介石见此情景，凭着职业的敏感立即脱身而逃，离开上海，逃回家乡奉化。但是，袁世凯通缉蒋介石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传至奉化，空气相当紧张。蒋介石过家门而不敢入，只好跑到嵊县外婆家葛竹村，暂避锋芒。葛竹村四面环山，地势偏远，向为官兵少到之地，正好藏身躲命，这里还有一位深受蒋介石信赖的堂舅王贤甲。蒋介石一至葛竹村，王贤甲即将他藏在家里，一有风吹草动，就把他带到四明山石窗岩东躲西藏。

石窗岩位处四明山中心，地势险要，风景秀丽。蒋介石在王贤甲的安排之下，以石窟为居室，避风躲雨，艰难地躲过了这次通缉。而其间，王贤甲上山下山，送衣送饭，任劳任怨，令蒋介石十分感激。蒋介石发迹以后，亲笔书赠“乡国重望”四个大字，王贤甲的家人也得以飞黄腾达。蒋介石把王的儿子王震南一再提拔，先后委以军政部军法司长、第三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上海特刑庭庭长等重任，甚至包庇王家的不法行为。

那是有一年除夕，王贤甲到家住唐田的亲戚唐老小家里吃年夜饭，恰逢唐家藏着一名绑票，此人是上海大资本家虞洽卿的侄子。唐老小和王贤甲边吃边谈，一言一句全被绑票听去。后来绑票被赎出，即向其叔虞洽卿告状，声称此次绑架匪首是唐老小、王贤甲。虞洽卿知道王贤甲是蒋介石的堂舅，关系非同一般，不好惹，便邀约黄郛、杜月笙二人一道找到蒋介石，要他对王贤甲严惩不贷。虞洽卿是蒋介石的“财神爷”，黄郛是蒋介石的亲信智囊，杜月笙则是上海滩有名的青帮头目，三人均有钱有势，得罪不得，令蒋介石左右为难，绞尽脑汁，最后蒋终于想出一条金蝉脱壳之计，即“命长子抵父”。王贤甲的长子王良骥，当时失意在家，悲观厌世，自愿代父入狱。不多久，蒋介石又瞒天过海，将一重犯冒名顶替，把王良骥一放了事。

虽说此次革命活动失败，但蒋介石的尽心尽职却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印象。

7月初，蒋介石又受陈其美的差遣，到东北探视情况。

他和丁景梁等先后到达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他们深入城镇、农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地方的形势更不乐观，无论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还是革命武装力量都是微弱无力的，与南方诸省、市等地方相比，前景更加堪忧。甚至在这些地方活动期间，如果没有日本关东军的掩护和接待，他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当然，蒋介石在这一阶段是与日本人有联系的，但在同日本军人的交往过程中，蒋还是尽量表现出应有的姿态。在长春铁道饭店出席日本军人招待会时，蒋介石向日军联队长转达了孙中山的话：“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给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我们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综合考虑各种影响中国革命前途的因素，于8月2日写信给孙中山，陈述欧战形势和走向以及设想的讨袁计划，?认为欧战引起了国际关系的新变化，革命党必须注意外交问题。在国内革命问题上，蒋介石主张以江浙为根据地，蒋介石的意见得到了孙中山的重视。

1914年9月，中华革命党发布公告，宣布重整革命阵营，尤其强调“以军事为先决问题”。

同时，制定了《革命方略》，创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以江浙为发难根据地，蒋介石的思想得到体现。

8月底，蒋介石从东北回到日本。9月3日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上海，开始具体落实实施革命党之谋略。但在他到达上海两星期后，就发生了中华革命学党员范鸿仙在法租界被当局逮捕事件，党在法租界的机关被查封，党的运动的计划也被搜出，不久范被杀害，连带被捕杀者达200多人。两个月后，杭州的革命机关也遭破坏，蒋介石的战略谋划再次受阻。

经过此次挫败，蒋介石对于江浙军事和革命前景，有些心灰意冷，于是转居故乡深居简出，整日潜心阅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作品，修身养性之余，静观时局变化，以待时机。

蒋介石曾受过较严格的传统文化熏陶，所以，当蒋介石在革命过程中遇到挫折，顿感前程迷茫，人生苦难之际，他迫切需要一种应付哲学在入世治世，解除自忧方面给他以点拨和指引。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服膺于曾国藩、王阳明等中国哲学的集大成者。蒋介石自己曾经说过：“王明阳‘知行合一’的哲学，我从十八岁从顾清廉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是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我百读不倦，心日向神施，不知其乐之所止。”

从30年代至50年代，蒋介石曾经发表一些阐述其哲学理念的文章如《行的道理》、《礼义廉耻的精义》、《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等，架构起力行哲学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力行哲学成了国民党的官方哲学，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可以看做是王阳明心学的继承和翻版。这一阶段，蒋介石对王阳明理念的研究深入，可以说极大地促进了整个力行理论的体系化和成熟化。

《青年蒋介石》 策动肇和舰起义

1915年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利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企图，向袁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2月，陈其美从东京前往上海，主持长江方面的军事，阻止袁世凯卖国复辟阴谋的实现，但并无大起色。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召陈其美、蒋介石、许崇智等举行会议，商讨兴师讨伐的计划。蒋不得不结束了那段“清静无为”、“悠然闲静”的日子。

蒋介石在电召之下于10月到上海，参与制订刺杀郑汝成的计划。郑汝成是袁世凯的得意助手，在他坐镇上海期间，陈、蒋虽多次“犯事”，但都被他成功瓦解和击败，成为陈、蒋一大心病。要想减少革命阻力和增加取胜几率，必先除掉郑汝成。蒋在向陈其美出谋划策时说：“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塞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皆为军事上所必争。如果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而郑汝成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是以从事杀郑汝成为第一要务，第二事在袭击海军，即攻制造局，再取吴淞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

11月10日是日本大正天皇加冕之日，郑汝成亲往恭贺。在白渡桥北墩，被事先由陈其美派的潜伏在那的人，用炸弹和手枪当场击毙。

郑汝成被诛，上海敌人处于群龙无首而陷入混乱，这正是起兵的绝好时机。陈其美、蒋介石等马上策划上海起义。蒋介石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筹备进攻计划，制定攻击部略，在蒋精心酝酿谋划之下，最后出台《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提出首要目标是夺取肇和、应瑞、通济舰，然后夺取江南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等，控制整个上海。

肇和等三舰停泊在黄埔江口，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动员，已将肇和舰上的士兵拉拢过来，其它两舰尚处于左右摇摆的境地。恰在此时，海军当局可能觉察动向，为防止事端，将肇和等舰调离上海。陈其美等见事不妙，再按部行事的话，会贻误战机，“兵贵神速”，遂决定提前起义。

12月5日，由杨虎等乘汽艇巧取肇和舰，并向制造局等开炮。但其它两舰反被当局收买，阵前倒戈，向肇和舰发动攻击。陆地上，几路纵队进展也一再受阻。蒋介石参加了攻击警察局的行动，在闻得肇和舰的炮声响起后，冲入警察局，受到警方密集火力的狙击，只能退了下来。制造局处也因各部联络不周，行动不齐，兵败撤退。

当夜，陈其美和蒋介石躲在起义总部机关，正在商议应对措施，法租界当局的十余名巡捕找到了起义总部机关，破门而入。当时，陈果夫等人在楼下，立即遭到逮捕。陈其美、蒋介石等人在楼上，尚未察觉敌情，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陈果夫急中生智，故意大声抗辩：“你们为什么乱抓人？我们犯了什么罪？我要去告你们！”其他人心领意会，也随之大喊大叫。故意喧嚣，吵闹声传至楼上，陈其美、蒋介石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先后跳窗外逃。待巡捕制服陈果夫等人再上楼，已是人去楼空。陈其美、蒋介石起初想先逃入与机关总部毗邻的陈其美住宅，又怕目标太明显，万一侦探跟踪搜捕，仍将难逃魔爪。于是，他们迅即转移至新民里私宅躲藏，总算脱离了险境。

此次脱险，真是死里逃生。经过这一惊心动魄的波折，蒋介石竟大病一场。消息传至奉化，可急坏了蒋母王采玉，蒋母特地赶到上海探望。母子相见，凄欷万状。

肇和之役虽然失败，但在全国反袁斗争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孙中山给了客观的评价，“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在此影响下，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通电反袁，宣告独立。不久，贵州、广西、广东等地也先后独立。蒋介石当然备受鼓舞，决定再接再厉，发动起义，以做响应。随后，由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出面，租得法租界的萨坡赛路14号寓所作为总机关部，策划起义。

经过陈其美、蒋介石几个月的努力，各方面联络都已就绪，决定于1916年4月12日午夜发难，约定以号炮为信号，届时陆海军同时响应。不料12日晚上突降大雨，无法点燃号炮，延至次日凌晨三时燃放时，因事先未经联络说明延期，陆海军无法响应。后13、14日晚上又连续两次发动，均因仓促起事，事先联络不密，各方面缺乏密切配合，而使起义失败。

由于连续三次起义未成，许多同志都十分沮丧。这时杨虎自告奋勇要攻打江阴，说他与上海的下层社会和“附近各军驻地，均有联络”，而江阴要塞距上海最近，又居长江之口，“如能夺取，则大江南北，必为震动”。经过再三讨论，陈其美方才同意，并派蒋介石与杨虎一同前往。蒋介石和杨虎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首先联络了要塞的守军军官王连德等十余人，动员他们反正，王连德等人均表赞同。4月16日，蒋介石和杨虎一起率领革命党人李正秋等人奔赴江阴要塞。他们一到，王连德等即发动士兵起义，江阴要塞不战而克，守军旅长范根生闻风而逃，参谋长萧先礼举枪投诚，蒋介石和杨虎商定任命李正秋为要塞司令。与此同时，江阴城宣告独立。

江阴要塞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十分震惊，即令江苏督军冯国璋和盘踞徐州的张勋，调集大军镇压。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之下，萧先礼开始动摇，并接受了冯军的指令，在炮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趁杨虎临时离席，只有蒋介石一人在场的时候，突然改变态度，叛变投敌，扣留了蒋介石。幸亏有两个士兵为他作向导，引导他逃出了炮台，遇上杨虎，与杨虎一道“绕道山后，抵江边搭船返沪”。江阴城区的革命军也遭到冯国璋部重兵和海军的夹击下，“死伤数十人而败退”，江阴独立仅仅五天后即告失败。

《青年蒋介石》 任职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江阴要塞起义失败以后不久，陈其美被刺杀。

上海的革命党人失去了一位主脑人物，上海的革命活动一时处于停顿状态。孙中山鉴于上海的革命活动一时难以发动，同时在山东讨袁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由于袁世凯之死，早已趋于解体”状态，乃任命蒋介石为东北军参谋处长，协助参谋长兼代理总司令许崇智整顿军队。

早在1915年11月中间，居正、许崇智即往青岛建立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受孙中山命令主持整个华北地区的讨袁运动。护国战争爆发以后，山东革命党人刘廷汉、朱霁青、薄子明等人在各地组织了一些部队、民团和青年学生，开展活动，控制了高密、昌乐、益都等好几个县，5月4日攻占胶东重镇潍县，以后又不断发展，攻占胶东十余个县城，并三次进围济南省城，声震华北。

但是，随看护国讨袁运动的不断胜利，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固有的矛盾也日渐暴露，待至袁世凯死后，也渐趋于解体状态了。为了加强中华革命党对东北军的控制和领导，在袁世凯死后，孙中山派在上海闲居的蒋介石去山东东北军，任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参与对东北军的整顿。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成分十分复杂，其中主要是胶东各县的民团和尤民、夏绍虞等策动南下的辽东“红胡子”(即土匪)。其中由辽东来的“红胡子”号称“五大团”的即有千余人。此外，还有警察、退伍士兵、反正的旧军和自愿参加反袁运动的热血青年。

在这些人中，青年学生是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参加护国讨袁运动的，他们的政治热情和思想觉悟都比较高，虽然军事技术较差，但纪律严明，自觉性高，至于其他成分就很难说了。

那些东北的“红胡子”，虽然归顺了革命，可恶习不改，“五大团”则自由行动，到处抢劫，军纪荡然，百姓怨声载道。至于警察、退伍士兵和反正的旧军自不待说，旧中国向来兵、匪一家。即便是民团，也不单纯，里面即混有不少日本特务。因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即把东北视为其势力范围，在山东派遣了不少特务间谍，其中有些就钻进了中华革命军，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经常将东北军的编制、军事部署和行动计划等向日本的间谍大田报告，等等。”反正的旧军，也潜逃成风，反正过来的北洋第五师，不几天即有600多名官兵私带武器逃跑。

即使是中华革命党内，也不乏投机分子，第一支队的组织者和支队长吴大洲和薄子明即是。开始时，他们以中华革命党和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名义，参加护国讨袁运动。随后，他们眼看护国军的势力日益壮大，就又抛弃了中华革命党和中华革命军的组织，与护国军取得联系，在1月28日改换了护国军的旗帜，吴大洲自称“山东护国军总司令”，薄子明为“山东护国军副总司令”。难怪当时有人把这支部队说成是一支“乌合之众”。而且“这支乌合之众的部队由于袁世凯之死，早已趋于解体了”。

蒋介石是7月31日在许崇智的陪同下抵达东北军总司令部的。蒋介石一到东北军总部即发现东北军存在许多问题，着手对东北军进行整顿。

首先是总司令部机构不健全。总司令部没有侦察员，参谋处没有侦察科，而侦察科则是部队的眼睛，不侦察敌情就不能知彼知己，他即建议总司令部“添侦探员数名”，参谋处设“谍报一科”。整个东北军也没有军医，他又建议总司令部设军医科，各师、团队亦应设军医，战时救死扶伤，平时整顿卫生。

其次是规章制度不健全，部队显得十分混乱。总司令部各处没有编制表，也没有各师、团的花名册，整个部队有多少确切人数都不知道。总司令部也没有总值日员，各处、师、团也没有值日员，人员进出随随便便。军械科、经理局没有自己的会计制度，各师、团的现有武器也没有报表，等等。他到达后，即建议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建议总司令部应设总值日员一名，“由参谋与副官各处长轮流担任”，各师、处也要设值日员，以与总司令部联系汇报。各处应建立编制表，各师、团应向总司令部递交所属部队的花名册。军械科、经理局应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军械科的各种军械武器、经理局的收支款项，都应造具表册，以备查核。各师、团现有武器军械，亦应造表上报，各部队的起居和训练时间要统一。总司令部的出入人员应有出入证，“总司令部各物持出时，拟发持出证为凭”，等等。

再有部队军纪很差。7月31日，蒋介石到达东北军的当天就接到报告，第一师某部发生“在南流附近各村庄抢劫焚掠等事”。随后他又发现官兵们经常身着军装进入民居店铺座谈，一些军官经常体罚士兵，任意罚跪，各处站岗的哨兵口号不明，士兵扛枪时扛枪的姿势也不统一，等等。对此，他发出了一系列条令，加以改正。他要求第一师旅长赵中玉对所部在南流附近的抢掠事件进行认真查处，规定嗣后兵卒不得身着军服在各铺?座谈，及行路时不得向商民恫吓、敲诈等。

各站岗的哨兵口号要一律明确，官兵扛枪的方式要一律枪身向右，以归统一。兵士有过，不准罚跪，以保军人体面，等等。此外，鉴于部队士兵高矮悬殊，老少不齐，他还建议裁汰老弱，以后征兵时，对于应征者的年龄、体格和文化程度都要有一定的要求。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整顿措施，对于建设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队伍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的这些整顿措施，只是停留在向部队发布一些条令的水平上，并没有认真加以落实，实际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且，他对部属的态度也很粗暴，喜欢和人争吵，到部队不几天，即与好几个同事闹过了。各中下级军官纷纷反映，说他刚愎自用，太不和气，作威作福，目中无人。

后来又发生擅自撤查团长王贯仁一事，更使得蒋失去人心。王贯仁为朱案青师的一名团长，行伍出身，原系旧军，护国讨袁运动兴起后，加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可他虽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军的东北军，但军阀作风未改，平素对部队的训练很不认真，纪律松弛，蒋介石对此已十分恼火。又在8月16日，王贯仁用强暴手段抢了贾姓少女为妾。

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擅用许崇智的名义革除王贯仁职务。王贯仁事件在东北军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起许多旧军人和“红胡子”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此后不久，蒋介石就离开了东北军。总计他在东北军中，前后不过半个多月，但蒋的一系列整顿措施还是有些成效的。

《青年蒋介石》 为陈其美收尸

离开东北军后，蒋继续为讨袁四处奔走，尽管没有一次获取想像中的成功和圆满，但是每次举事所造成的客观影响以及所赢得的孙中山的欣赏和赞成都使得蒋介石激动不已，正因为如此，蒋才更加拼命地从事革命活动。

江阴要塞起义失败了，但这次行动，蒋介石又有了额外的收获，与杨虎结为金兰，又拉拢一勇猛“枭雄”，蒋介石很注意用这套封建“义气”与对他有利的人建立特殊关系。如共仗安危五春秋的陈其美，甘苦共尝的黄郛，同窗相知的张群，生存共赴的戴季陶，汗马功臣的张静江，明争暗斗的李宗仁，恩怨交错的冯玉祥，亦兄亦仇的张学良，貌合神离的阎锡山，还有分霸朝野的杜月笙，以及这一时期结交的杨虎等，人员众多，其间思想纠纷错综复杂，而令蒋始料不及的是盟兄陈其美过早被人暗杀，提前结束了两人的友谊之路。

陈其美作为一位革命志士，其活动深为袁世凯嫉恨，袁早欲将其除之而后快。其时恰逢曾任沪军都督府骑兵团团长的张宗昌来投，袁便以此为诱饵，让张宗昌暗杀陈其美，张宗昌一口应允下来。

张宗昌到上海后，得知陈其美正为组织新的起义所需的经费发愁，便找了一个曾在他手下当过排长的小老乡程子安，假装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这个煤矿公司准备向日本人抵押贷款，苦于没人介绍。陈其美得知此事，立刻动心了，他迅速与程子安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他就去虹口一家日本洋行，那经理是他的好友，听说这事，也热心为其撮合，向国内总公司拍发电报，述说情由。总经理跟陈其美也熟识，当即复电同意向鸿丰煤矿公司贷款一百万元，并委托陈其美担任总公司代理人，代表日方跟鸿丰煤矿公司签约。

1916年5月18日下午，陈其美与程子安约定在萨坡赛路十四号陈的寓所签约，吴忠信、邵元冲、余建光、曹叔实等人也在。陈其美将程子安一行迎入饭厅商谈事宜，双方交换了意向书。

趁陈其美低头看意向书的时刻，程子安迅速掏出手枪，对着陈其美连开几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陈其美的右颊下部口边，第二颗子弹在其右颊略上一寸之处，第三颗子弹击中右颊近眉端之处。

吴忠信、邵元冲听到枪声，立即拔枪冲出客厅，程子安等正往外逃，双方对射起来。凶手王介凡跑在最后，当即被打死，程子安、朱光明很快逃走，而许国霖跳上门前的一辆黄包车，让车夫快跑时，却被车夫当场掀翻在地，被捕获。

余建光等人冲进那间房子，把陈其美从地上扶起，只见他脸上血流如注，两颊微动，已不能说话。不一会儿，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39岁。

从电话中得知消息后，蒋介石急忙从新民里11号寓所赶来，这时陈其美的遗体已被抬出门外，陈的亲友不见踪影，孤零零的一具尸体躺在那儿，无人理会，看了甚是可怜。蒋介石见状，好像被电触一般，瞬间全身麻木，知觉顿失，稍会儿，本能地清醒过来，他此时很想悲哀一阵，但是理智还是阻拦住了他，他迅速雇车将陈的遗体载到法租界自己藏身之地。

不一会，孙中山也闻讯赶来，泪流不止。见陈其美仍未瞑目，孙中山说：“英士，你安息吧!一切责任，由我负责。”并当场手书“失我长城”四字以志其哀。

蒋、陈五年春秋，形影不离，志同道合，共举大事，今日陈遭不幸，蒋如同失去擎天之柱，怎能不悲痛欲绝。

最后，蒋介石亲手将陈其美安葬，并为其撰写祭文，祭文中说：“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亡义兄之灵前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受我之尊，如公者乎。两年以来，至今七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共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事未成，誓辞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言辞悲切，如泣如诉，令人潸然。

在陈其美遇难的第六天，蒋介石又写了一份《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将陈其美的反袁斗争做了个小结。最后不无感慨地说：“自古无不遭庸众忌畏之志士，亦无安荣善死之英豪，于是公乃赍恨以终矣。”第二年5月，蒋介石又把陈的灵柩由上海归葬于浙江吴兴太湖之滨，这里是陈其美故乡。蒋介石帮他完成最后一个心愿。

《青年蒋介石》 娘姨姚冶诚

沉浮上海滩

娶侧室姚冶诚

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上海活动，认识了一位娘姨，并与之同居，即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姚家祖籍安徽，兵乱中逃难迁移江苏，历有数代，族谱称谓是吴兴郡南熏堂。姚冶诚生于1887年，其父姚阿宝只有这么一个独养女儿，从小视若掌上明珠。姚冶诚小名阿巧，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但不幸的是，刚初谙世事，父母便双双故去，为叔叔姚小宝收养。

姚冶诚到及笄之年时，姚小宝膝下并无所出，遂将侄女认作女儿，并托人撮合，将在漕湖畔上方港村以种租田为业的沈家次子沈天生招入姚家，与阿巧成婚，沈天生也随即易姓叫姚天生。姚天生与姚冶诚婚后夫妇感情尚好，双双去上海谋生。姚天生在西藏路八仙桥一带跟随叔父奇祥、云祥从事殡葬、脚力等体力劳动。这时的姚天生生活较为宽绰，常到浙江路宁波路口“朝阳楼”吃茶，吸食鸦片烟。他渐渐地染上这些恶习后，既花尽了血汗钱，又耗身损志。喝醉了酒，稍不如意就对姚冶诚拳打脚踢，毫无怜惜之情，由此夫妻感情日益恶化。随着烟瘾越大越大，姚天生入不敷出，终至穷困潦倒。姚冶诚无依无靠，只得到上海五马路群玉坊的一家堂子做娘姨，又称小大姐。那爿堂子只有一个“先生”(对高级妓女的称呼，种妓女能诗会词，善弹唱应酬，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有两个娘姨服侍她，姚冶诚负责管理“先生”的衣物首饰，为“先生”梳头，并做招待客人等轻巧活，称细作娘姨。这时，她花名怡琴，姚冶诚是结识蒋介石后由蒋所改的名。“冶”取自姚氏出生地吴县冶长泾河，“诚”，则取自诚恳真挚的意思。虽然姚冶诚称不上是绝代佳人，但是皮肤白皙，面目娟美，体态丰腴，修长适度。加上她待人随和，心灵手巧，不少居沪名士争相与之相识。

关于蒋介石与姚冶诚的结合，1927年10月18日天津《益世报》曾有过如下报道：

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在

法租界某妓处作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妾室。

蒋介石与姚冶诚做了露水夫妻之后，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13号蒋介石的秘密住。但此事很快为姚小宝知悉，他为自己招赘续嗣考虑，坚决不同意姚冶诚与蒋介石的结合。为了避免事端，姚冶诚四处避着姚小宝。当时，姚小宝的堂房哥哥姚云显在上海做裁缝，生意兴旺，乡下家属也陆续到了上海，他的大女儿姚月英嫁给了做房地产生意的富商殷能章。有一次，姚月英在某戏院包厢里看戏时，恰巧碰到姚冶诚。经过姚月英等人的从中调解、劝说，姚小宝承诺了这门亲事，并由蒋介石出面补办了喜酒，姚氏遂正式成为蒋介石的侧室。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也不讳言“纳妾姚氏”这一事实。姚小宝自姚冶诚嫁给蒋介石后，为了后继有人，又把姚云显哥哥的儿子姚春芳立作嗣子，常住在堂侄女姚月英的家里，天天早晨要去“长乐”茶馆吃茶，生活费用由姚冶诚补贴。

姚冶诚嫁与蒋介石后，姚天生复姓仍叫沈天生，作为补偿，蒋付给沈一笔巨款叫他重讨一个老婆。沈再婚后不久，夫妻即反目，新妇离沪去杭，沈沉湎于鸦片之毒不得解，很快死去。姚冶诚与蒋介石婚后感情甚好，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奔波于各地，筹措反袁事宜，踪迹不定，姚氏不仅安心随蒋，而且把平时省下的积蓄资助他。因此，姚冶诚虽然出身低微，又没文化，但蒋介石对她始终怀有感激之情。

那时，蒋介石在上海与戴季陶、张静江过从甚密。蒋介石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家中雇佣一个厨子(蒋小品)，一个当差(毛延寿)和一个女佣翠娥，工资常常发不出来。蒋介石友人中，张静江为最富。张是湖州(今浙江吴兴)南浔镇四大豪门之一，浙江财界著名人士。蒋介石在上海活动的经费及其个人的生活费用，均靠张静江资助。据说由蒋介石经手向张静江陆续支用的钱，竟达10余万。后来蒋介石暗使姚冶诚拜张静江为过房爷，从而使张对这笔钱无开口，不了了之。

《青年蒋介石》 从不僭越

蒋介石与姚冶诚结合的第二年，将姚氏送回奉化溪口家中，与蒋介石的发妻毛氏一同住在丰镐房。由于毛福梅的宽容大度，加上姚氏乖巧，对婆婆王采玉十分孝顺，对毛福梅也极尊重，从不“僭越”，因而一家人相处融洽。

因为姚氏不识字，蒋介石聘请刚从湖州育婴师范毕业的陈志坚为家庭教师，教姚氏学文化。那时蒋介石尚未发迹，住的仍是两间一弄祖遗老屋，姚氏随蒋母王采玉住在后半间，陈志坚

与毛氏同房。毛氏与陈志坚原有同学旧谊，自然极表欢迎。

姚冶诚与蒋介石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子女。后来蒋介石在上海收养了戴季陶过继来的儿子蒋纬国。1919年蒋纬国4岁时，被送回奉化溪口，交由姚冶诚抚养。

相较而言，蒋介石更喜欢乖巧伶俐的蒋纬国，对此毛氏颇为不满，加之丰镐房添丁加口后已显拥挤，蒋介石便将姚氏和纬国迁居奉化城内，后又相继迁往宁波、上海等地，陈志坚也一并随往，同时兼作姚氏母子的家庭教师。

就在这一时期，蒋介石与姚冶诚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矛盾。蒋介石性格暴戾，说一不二；姚氏出身风尘，难免好玩好赌，语出失利，于是两人吵骂时有发生。蒋介石暴跳如雷，几次欲甩掉姚氏。由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从中劝解，尤其是考虑到纬国要有人抚养，蒋介石考虑再三，终未马上与姚冶诚分道扬镳。

在姚冶诚携蒋纬国搬至上海，住在张静江的别墅时，蒋介石的新欢陈洁如也在上海。蒋纬国有时去陈洁如处，称她为“庶母”、陈家姆妈”。

自从蒋介石新娶三夫人陈洁如后，尤其是1924年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离沪赴穗，与陈氏长住广州，姚氏带纬国留居上海，蒋介石便对姚氏彻底疏远、淡忘了。姚冶诚有时为了见蒋介石一面，不得不略施小计。她知道蒋介石钟爱纬国，于是就给蒋纬国拍了一张照，并用纬国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一同给蒋寄去。信中说：“我已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爸爸，心里非想念，如果我能插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探望您老人家了。”

蒋介石接到信后，读了又读，颇受感动，拍电报要蒋纬国立刻到广州来。这样，姚冶诚就带着纬国不召自至，堂而皇之地住进蒋公馆。姚氏的到来，令原来的女主人陈洁如十分难堪。最后蒋从中周旋，说服陈洁如先回上海，留姚氏暂留广州照顾蒋纬国，才把这个难题解决。但是，姚氏虽可暂代主妇之位，在社交场合则无法随蒋抛头露面。没过多久，蒋介石就把陈洁如从上海接回。姚氏无可奈何，又惮于兵荒马乱，被迫回了奉化。

《青年蒋介石》 离婚别居

1927年，蒋介石为了和宋美龄结婚，先行宣告与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仳离。从家庭关系上说，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不能让姚氏带走，故托养给吴忠信(又名礼卿，安徽籍人，蒋介石留日同学，曾任贵州省主席)，拜吴忠信及其夫人王唯仁为“干爹”、“干娘”。这样，姚冶诚就离开上海，移居苏州，事实上仍与蒋纬国生活在一起，由蒋介石负担生活费用。姚氏初到苏州时，先暂居凤凰街吴忠信宅第里，后来她在南园的蔡贞坊选中了一块地皮，建造新居。1929年，新居落成，迁入，当地人称之为蒋公馆。

蔡贞坊是十全街南端的一条小巷，因弄口有块牌坊而得名。蒋公馆在蔡贞坊门牌是第七名，占地十余亩，有前后两个大门。前大门正对木杏桥，一泓碧水潺潺萦绕，河对面是宽广的农田。后大门在公馆的西侧，除斜对面有一爿小型的益华布厂外，居民寥寥无几，姚氏一家一般都从这个门进出。大门旁还有扇小门，有苏州警察局派来的两名门警值岗。蒋公馆的主建筑为三层楼三开间的青砖洋房，二楼东西两间是卧室，中间是会客室，姚氏和蒋纬国及其亲属均住在二楼；底楼的东房间为书房兼重要宾客的休息室，西房间为西餐厅和食品间；三楼较低矮，放置物品。主楼的北面有座天桥通另一栋楼房。楼上为女佣的住房，楼下为炊事房和就餐室。楼房东侧建有自来水塔一座，水塔东面建有3间平房，是姚氏念经的佛堂。主楼周围环有3个大小不等的荷花池塘，数个假山亭子。还有一个花园，遍植果树及花卉。

蒋公馆的人员不多，除姚氏、纬国母子俩外，还有姚冶诚的侄子姚金和为蒋纬国伴读，以及家庭教师陈志坚。

姚冶诚在苏州居住期间，与蒋介石经常有书信往来，也见面有接触，但不同居。有时蒋介石路过苏州，姚氏即携纬国去车站与蒋面晤小聚。1937年蒋经国携妻挈子由俄返国回奉化家乡时，姚氏特地带纬国赶往溪口丰镐房团聚。姚氏本一字不识，但经陈志坚指点教授，进步很快，佛经和书信一般都看得懂，但字写得歪歪斜斜。姚冶诚给蒋介石的信，一般都叫蒋纬国写。

抗战爆发后，姚冶诚携蒋纬国随蒋介石去重庆，住在南温泉。蒋介石不时以探望纬国为名，与姚氏母子聚首。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姚冶诚又搬回苏州南园居住。此时，蒋纬国在国民党部队服役，姚金和在上海工作，姚氏的生活就由次侄姚觉和负责照料。

姚冶诚与蒋介石结合不及10年，即遭遗弃，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惟一给她安慰的养子蒋纬国。她一向视纬国为己出，悉心抚育，而蒋纬国与养母感情深厚，事母极孝。

1947年8月26日，为姚冶诚60寿辰，那时她和蒋纬国住在上海。祝寿之日热闹异常，蒋纬国夫妇以及丰镐房账房唐瑞福夫妇等均赶来参加。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姚冶诚在蒋纬国安排下一并前往，同行的尚有姚冶诚的侄子姚和侄媳王桂宝。姚冶诚到台湾后，先住在桃园大秦纺织厂附近，与她的亲家石凤翔为邻。石静宜难产惨死后，姚氏即迁往台中。蒋纬国再娶后，住在清泉岗基地，与姚氏住处相距不远，便于就近照顾。姚冶诚于1966年病逝。

出于维护蒋介石和宋美龄形象的考虑，姚冶诚的丧礼由蒋纬国主持秘密举行，对外也严格封锁了消息。直到1990年，蒋介石、蒋经国都已过世，蒋纬国在台北的善导寺为其养母姚冶诚举行了百岁冥诞纪念追悼会。公开纪念蒋介石的侧室、蒋纬国的养母姚冶诚，这在国民党执政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颇受各方注意。台湾舆论指出，此举可见宋美龄明于时势，体恤人情，而不得不默许。

《青年蒋介石》 与张静江结义

混迹上海滩

旧上海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蒋介石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每次从家乡奉化东渡日本留学，初从上海出发，又经上海而回归家园，假期还常常在上海逗留休假；另外，他在上海追随陈其美，从事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同上海帮会势力——青帮大亨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可以在酒楼妓馆进出自如，依红偎翠，好不逍〖JP3〗遥。可以说是上海既是蒋的“寄栖地”，又是他革命过程中的避难所。

蒋介石在上海漂泊沉浮的经历中，与一个人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这个为他提供了不少的机会，并且在生活中也给以蒋很大的帮助，甚至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此人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静江。

张静江，浙江吴兴人，生于1877年9月19日。先世以经营丝绸和盐业起家，到他祖父时，拥有价值白银40万两的资产，是南浔巨富之一，上海著名的美丽林园——张园即是张家的业。

张静江从小养尊处优，每天除攻读诗书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骑马，常常在南浔镇的小街狭巷中纵马疾驰。19岁时，噩运降临到他的头上，骨痛症害得他腿脚行走不便，眼病又使的视力大受影响。此后，这两种痼疾折磨了他整整一辈子。但他个性顽强，并不因体弱病残而消沉。他转而研究书法与绘画，并在鉴别古董方面下苦功夫，这为他日后经营这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家中丰厚的资产，使他免受科举之途的辛劳。20岁时，他的父亲张定甫以10万银两为他捐江苏候补道的头衔。1902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国公使，张静江就凭这个头衔随赴巴黎，在馆任商务随员。

1906年春，张静江乘法国轮船赴某地时，得知孙中山恰巧就在同一条船上，便立即前去拜。他非常诚恳地对孙中山说愿意资助革命，并留下地址，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代表不同的数码：A为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面对这位素昧平生、初次见面即许下如此重大诺言的年轻人，孙中山大为惊奇，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以后，孙中山活动多有经费困难，向张求助，张都慨然付给。

张静江于1906年返国途中在新加坡加入了同盟会，第二年6月，在不用“当天发誓”的要求被批准后，在香港办理入会仪式。张静江为革命活动接连支出巨款，使通运公司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以致停业。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张静江正好回国。他支持陈其美、周淡游等人在苏浙各地发动起义，并于此时，结识了陈其美手下的蒋介石。他在上海的寓所，也成为革命党人的秘密交通站，催促孙中山回国的电报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邀请张静江出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静江却坚辞不就。他准备约集兄弟数人，加股通运公司，专心从事贸易。当时，南北尚未统一，他与褚民谊等以商人身分捐献10万两充作军饷。这对刚刚建立的、财政非常拮据的南京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资助。

宋教仁被刺身亡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陈其美就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率军进攻北洋军占据的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亲赴前线激励士气，并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接着他又和蒋介石一起赶到南京支援当地的革命党人。此役失败后，袁世凯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静江利用自己在当地名门世家的声望和种种社会关系，想方设法掩护革命党人，有的资助其生活，有的馈赠旅费，并帮助不少人顺利逃亡到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力邀张静江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张静江欣然受命。但因为他远在巴黎，须打理通运公司，加之宿疾难愈，无法赴日本就任，所以由次长廖仲恺代理其事，并凭借张静江的信誉向各地华侨借款。

张静江与陈其美是同乡，又同为革命效力，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两人志同道合，结为把兄，关系甚为密切。而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又是如此的亲密无间，所以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参加辛亥革命不久，就经过陈其美的引介，认识并逐渐和张静江熟悉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过往甚密，彼此相互赏识与尊敬。在1913年，当蒋介石问得孙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执意加入进来时，就是张静江做的监督人。

陈其美被刺杀之后，蒋介石虽曾奉命去山东、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但他的心情仍未从四顾茫茫中摆脱出来。政治上的靠山倒下了，犹如天塌下来一般，经济上也开始拮据穷困起来，事事百无聊赖，大有今不如昔之感。蒋介石需要另谋生路，寻找新的目标。在众多能接触到人中苦苦寻觅类似陈其美那样可靠的兄弟、朋友和老师。最后，他终于认定了陈其美的盟兄、是浙江老乡的张静江。此时的张静江已是家财万贯、名声在外，是上海有名的商业巨头。1916年9月，当蒋介石投奔张静江时，张静江这个酷爱古董的政治商人，像审视一件古董般打量着蒋介石，既是安慰，又是欣赏地说：“其美老弟去了，真是可惜，这是咱们弟兄们最大损失。我满指望他将来功成名就，朋友们也可以捞点光彩，唉！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旦夕祸福呀！人死不能复生，你受他照顾这么久，也不要过分伤感，你我都是其美的知己，你今后如有什么难处，尽管直言，兄当尽力照应。”接着又说：“志清啊，我看你年轻有为，志存高远，如坚持下去，今后必成大器，前途无量啊！”

经张静江这一番话语的安慰与鼓励，蒋介石此前所有的担心和顾虑就不复存在了，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他觉得了张静江此人是值得信赖的，不全是因为这番扣人心弦、润人心田的甜言蜜语，关键是他自己的直觉，即张静江对自己还是比较赏识的，自己在张静江面前是有价值的。

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张静江虽说腰缠万贯，富甲一方，但他迫切希望有一个牢固的政治后台，他深知，政治是经济的保证。因为他的事业开端正说明了这一点。本来陈其美在政治上的逐步上升使得他希望无限，可万万没想到，在即将收获的季节，陈其美却遭遇不幸，一命呜呼。

说实在话，张静江对陈其美的死确实感到意外并痛感惋惜，因为那标志着多年的希望顿时破灭。恰当的时候，陈其美的位置张静江应该亲自来选择、替代的。同样地，蒋介石在陈其美死后无所适从，也需要有人帮其指点迷津和重新定向，他需要有与陈相等有力的靠山，可以保证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有所依靠。这样，无论是张静江、蒋介石都彼此认可了对方的价值，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距离接近的必要。

1916年9月，蒋介石与张静江两人互换兰谱，结为金兰。同时结盟的还有许崇智，一个军实力派人物。

如果说，蒋介石结识陈其美并与之结拜，使蒋介石走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道路，并且本人首次得以见到孙中山的话，那么，蒋介石与张静江的相识与结拜，则成为蒋介石在沿着这条路发生一度偏转后，继续前进的鞭策力。尽管张静江本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也一度使得蒋介石在革命过程中转移注意力。但正是在张静江的举荐和资助下，蒋介石才在孙中山领导的阵营中地位一步步高升，最后集国民党党政军权于一身。所以，以后在各种活动中，蒋介石对张静江是十分倚重的。

《青年蒋介石》 开交易所与“恒泰号”

蒋介石与张静江结拜之后，虽然得到了他的资助，可是上海的生活五彩缤纷，要维持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仅凭这点资助是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而事实上，蒋介石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十分强烈的。

为了让自己生活得自在、潇洒一些，在张静江的资助和指点之下，蒋介石断断续续地参与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早在1917年即已开始酝酿，因种种阻挠，到1920年2月1日才正式立，7月1日才开业，资本总额500万元。

当时孙中山为领导护法运动而南下广州。而蒋介、张静江、戴季陶等仍留在上海，没有追随孙中山南下，他们与日本某企业代表协商开办交易，并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团体，进行策划。可他们没有资本，乃将“上海闻人”虞洽卿等人拉了进来，又通过虞洽卿，拉拢了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共任发起人。

但事实上，蒋介石很少或简直没有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筹备、筹办和开业等活动。他在1918年3月离开上海赴任粤军作战科主任，到1919年底，在上海的时间总计没超过三个月。1920年一年，他不是服侍老母，就是自己生病，还“游山玩水”，而且也毋须他亲自参加，因为他没有投资，不是股东。当初他所以参加发起，是由于他穷极潦倒，想搞个交易所，以做经纪人，从事交易所买卖，获取佣金。交易所真正的筹办开业，那又是资本家股东的事了，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与他真正有关系的则是经纪人“恒泰号”。

“恒泰号”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的牌号之一。因为当时交易所的生意买卖，一般都是由经纪人具体经营的，经纪人必须有自己的牌号，也必须向交易所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而且交易所的经纪人不只是一、两个，一般都有数十个到一百多个。“恒泰号”则是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等17人共同组织的一个经纪人牌号，共向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交纳35000元保证金。这35000元即分成35股，1000元一股，由他们17人共同出资入股，他们也就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了。

在恒泰号的35股资本中，张静江有5股，他的侄儿张秉三4股，哥哥张弁群1股，张望征股，蒋介石4股，戴季陶2股，等等。张静江一家最多，有13股，占1/3以上。所以，张秉三就当了恒泰号的经理。

在解放以后的1952年春，报界老人陆丹林在张秉三家里见到了恒泰号的《立合同契约》。该合同主要规定记载了恒泰号牌号的名称，经营范围，各股东应遵守的共同规则，各股东的化名及其股份数额，等等。恒泰号的业务范围主要为“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订立合同的各股东均用化名，张静江的化名为张静记，蒋介石的化名为蒋伟记，戴季陶的化名为小恒记，等等。各股东都在各自的化名下盖了章，唯有蒋介石没有盖章，只是在他的化名下签了“中正”二字，而且是张静江代签的。蒋介石这4股的4000元股金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张静江替他代交的。后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对他“代认恒泰股份”表示了感谢。合同的订立时间为“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即1920年12月15日。

蒋介石虽然没有在恒泰号合同立约上签字，但他是直接参与了恒泰号的成立活动的，当然也是恒泰号经纪人之一了。只不过这一阶段，蒋介石始终都是在广州和上海之间晃来晃去，好像对任何事情都不太专注似的，当然他就很难参与恒泰号经纪人的买卖生意了。

事实上，张静江、戴季陶他们并不希望蒋介石留在上海从事恒泰号经纪人的买卖生意，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蒋介石的排挤，他们只是认为蒋介石懂得军事，他的主要活动“乃在直接担当此方面之任务”。而且特别在这时，孙中山已与苏维埃俄国取得联系，他更应该去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这不仅对蒋介石个人，而且对大家都更为有利。而蒋介石在恒泰号经纪人的买卖生意，则由陈果夫代理，使陈果夫成为恒泰号的真正的经纪人。

交易所开张之初，由于所有成员的热情高涨和竭力经营，在当地社会上颇得信用，生意兴隆，每天都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整个股票行情不断上升，人们纷纷看好。不到半年，获利颇丰，数额直逼50万元。蒋介石作为重要股东，自然是分红不少，手头的宽裕，鼓励了蒋介石往日恶习的复生，生活重新放纵起来，他的第二个名正言顺的妻子陈洁如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张静江的努力争取，帮他牵线搭桥而结为秦晋的。同时，他这爱妾姚冶诚则被蒋介石另外安置了。

当然蒋介石也并没有忘记做些善事积德，他也拿出一些钱资助粤军回粤讨伐桂系，并且为溪口武岭小学承担了开办经费，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了点贡献。

《青年蒋介石》 拜黄金荣为老头子

蒋介石参与的买卖好景不长，上海交易所就面临生存危机。由于不少投机家竞相开设交易所，趋之若鹜，到1921年夏秋之交，上海等地就有140余家，很快出现了交易所的过剩状态，发生了大批倒闭的现象。

蒋介石参加的“恒泰号”等因为竞争激烈，压力增重，保证金短缺，只能依靠空头支票来维持日常生意的进行和运作。股票的赢利状况不容上海市民乐观，人们纷纷兑换现金，这就给“恒泰号”出了难题，会计拿不出现金来兑换，于是信誉降低，门庭冷清。久而久之，到1922年春，终因财力不支，彻底垮台。大量股票成了废纸，众多证券持有人纷纷找当事人逼债，蒋介石被逼得几乎走投无路。因为在上海，青帮势力庞大、羽翼广丰，所以，债主们纷纷出资雇佣青帮门徒代行收帐，催促还款。并且这些催款人手段残暴、动辄棍棒刀枪伺候，无法无天，上海商界人士都慑于此。他只得拜托黄金荣、虞洽卿出面为其疏通打点，了结债事。

虞洽卿是上海商界的知名人士，由于是老资格，并且经济实力在上海也是屈指可数，所以名声在外，颇受尊敬。他是浙江人，与蒋介石、张静江等都有着一重老乡关系。蒋介石与虞洽卿的相识是通过张静江这个中介的。因为张静江在上海滩同样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他与虞洽卿相识的机会自然非常现成，两人在生财致富和兴趣爱好等方面接近一致，而且合作过几次，相当愉快。在张静江与蒋介石结盟之后，原本只互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虞、蒋二人便因为张静江有过几次接触，随着以后的逐渐熟悉，两人的关系也进展到一定程度。不过，在虞、蒋二人的来往之中，多是虞帮助蒋，尤其是帮助蒋介石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

黄金荣，同样也是浙江余姚人，12岁到上海，24岁混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虽说是“刑”，可兼营走私、绑票等勾当。他在巡捕房一路福星高照，先升为探目，最后成为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黄金荣指挥上海码头上“三十六股党”，“租界里八股党”和手下“一百零八将”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暗地里经营走私、绑票等勾当，聚敛钱财。上海法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黄金荣凭借手中权力和庞大的帮会势力，成为家产巨万的大富翁，黄金荣的门人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各个行业，上至军阀政客，律师报人，工商巨贾，下至侍役车夫，地痞流氓，入黄门者数以万计，可谓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在上海有所作为的各界人士，无一例外，都与黄金荣有割不断地联系。

虞洽卿是商界巨头，当然与黄金荣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蒋介石在上海混了一段日子，也深谙上海世情，体会到黄金荣的青帮势力在上海滩的能耐与影响，自己必须与之搭上关系。当他得知虞洽卿和黄金荣的关系之后，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后经虞洽卿的极力推荐，黄金荣同意由徐福生当传道师，举行拜师仪式。

按照青帮投师拜祖的常规，拜师应有蜡烛、香、压帖贽敬。照当时黄金荣的身价，压帖贽敬至少是几百元，还有几千元的。但是虞洽卿只要求黄金荣收录蒋介石为门生，不熟悉投拜规矩，只送了一张大红帖子。而黄金荣是有意结交虞洽卿才答应收蒋介石的，所以非但没计较，还考虑到蒋介石当时的困难，送给他200元大洋，并鼓励他去广州。

蒋介石成为上海青帮的一分子之后，行情办事都有了另外一重保险。1921年12月，蒋介石拖欠众多债务，在黄金荣与虞洽卿的周旋之下，没有造成太多的威胁，但蒋终究是欠股赊情，最后重陷潦倒。在张静江、虞洽卿和黄金荣的共同资助下，蒋介石离开上海，直赴广东，在上海的债务也因人去帐烂而无可奈何。当然，黄金荣之所以对蒋介石如此关照，是因为黄对蒋的政治前途非常看好。后来蒋真的也没让黄失望。

1927年，北伐军从广州打到上海，蒋介石成为名震一时的北伐军总司令。一天，唐嘉鹏陪北军某路司令王柏龄去拜会黄金荣，黄知道蒋介石就是当年所收的门徒蒋志清时，不禁暗自得意。倒是唐、王两人提醒，蒋介石现是北伐军总司令，若到处宣扬他曾经拜过老头子，于他面子有关，一定会触怒于他，倒不如顺水推舟。

于是，黄金荣按唐、王二人之计，将当年蒋拜师的门生帖子亲自送还，希望蒋介石和他以朋友相待。蒋介石对黄金荣的这种诚意表示十分感激，口口声声称他黄老先生，并留他吃饭。黄金荣对蒋介石的热情招待认为是毕生第一光荣，而蒋介石对黄金荣也别有用心，企图利用黄金荣帮会势力为他反革命效劳。

黄金荣自送还蒋介石门生帖子以后，对这件事就缄口不谈，但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蒋介石一面勾结英、法殖民主义势力，一面策动封建帮会分子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队进行反革命大屠杀。

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因为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事后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不?勋章和各种奖励，并给以顾问、参议等一类头衔，成为上海“三大亨”，得到蒋介石的格外青睐。杜月笙爬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流氓政客，又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结为生死之交，黄金荣坐地分赃成为老太爷。从此，上海封建帮会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打成一片。每逢黄金荣、杜月笙家有婚丧祭祀，除各路军政官员都前来拜谒外，总有蒋介石的轴幛悬挂在中堂来装点他们的门楣。

在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前面，还竖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4个大字，上首记“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蒋中正赠”，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蒋介石与上海帮会关系之密切。约1937年黄金荣到奉化访蒋介石后回到上海，他得意洋洋地对别人说：“蒋委员长对我特别客气，留我同桌吃饭，问我在上海的一些人是否对我和从前一样的尊敬。还说我年纪大了，外事可以少管管，保重自己身体最要紧。”

在蒋家王朝将要崩溃的前夕，何去何从，黄金荣日夜思索、苦不能眠。他已经老了，不想走了，也走不动了。他没有去香港、也没有去台湾，而是帮助人民解放军顺利接收上海，对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作用。黄同他的门生彻底分手了。

《青年蒋介石》 清纯少女

娶妻陈洁如

陈洁如是蒋介石继毛福梅、姚冶诚之后的第三个妻子。从1921年与蒋介石结合，到1927被蒋介石抛弃，陈洁如与蒋介石夫妻一场，共同生活了7个年头。

陈洁如原名陈风，1906年出生在浙江镇海，自小随父亲到了上海，住在西藏路33号。经同虞洽卿的介绍，结识了上海滩的大财阀张静江，生活上多受其扶持、资助。陈洁如于1918年12岁时被母亲吴氏送进位于海宁路由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子学校学习文化。正是在这一期间，陈洁如与后来成为张静江续弦的朱逸民结为密友。

1919年朱逸民正式成为张府的女主人后，陈洁如经常应邀前往相聚。在那里，陈洁如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当时，陈洁如虽年仅13岁，但由于身体高挑、丰满，已给人以成熟之感。蒋介石对陈洁如可谓是一见钟情，从此穷追不舍，几近疯狂，但屡遭拒绝。陈洁如父母明确表态：阿凤年龄尚幼，又正在读书期间，加上蒋介石已有妻妾，不足以托付终身，对蒋介石很不客气。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21年秋，陈洁如的父亲陈鹤峰因心脏病突发不及施救而亡，家中顿失支撑，生活陷入困顿。一直未曾死心的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托张静江夫妇亲自出面做月老，玉成其事。陈洁如在其母亲的安排下，答应了蒋介石的求婚。结婚仪式于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宴客厅举行。证婚人张静江，主婚人戴季陶，经办律师是江一平。订婚时，蒋介石为陈风改名为陈洁如，寓纯洁脱俗之意。时年，蒋介石34岁，陈洁如15岁。

蒋介石与陈洁如新婚不久，即应孙中山电召，举家南下广州。从这时起直到1927年北伐胜利前夕，无论是蒋介石在粤军高级将领任上，还是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直至最后领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陈洁如始终相伴在侧，独享夫人风光。由于陈洁如受过中等教育，中、英文俱佳，各种社交场合，无不应付自如，蒋介石也深以为傲。夫妻两人的感情此时也比较深，蒋介石几次大的政治风波和磨砺，陈洁如都曾与之携手同履，生死与共。

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大元帅府，蒋介石与陈洁如涉险同登永丰舰，侍卫在再度成为流亡者的孙中山身边。以后蒋介石领导东征、西征，以及率军北伐，陈洁如都曾随往，形影不离。“蒋校长夫人”、“蒋总指挥夫人”、“蒋总司令夫人”，陈洁如之名，一时无人不晓。也就是在这一期间，陈洁如结识了一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及他们的夫人，如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据李仁宗说，他与蒋介石换贴结拜时，“蒋在金兰帖上签名后，附带一条尾巴：‘妻陈洁如’字样”。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那张流传甚广的广州黄沙车站北伐送行照片，陈洁如即出现其中，她旁边是何香凝。当然也就是在此期间，陈洁如认识了后来取代了她的夫人位置的宋美龄。

1922年陈洁如在上海陈洁如与蒋介石结识时，年纪尚幼，她对蒋介石与其说是爱慕，不如说是崇拜。蒋介石当时对陈洁如倒是真心相爱，一往情深。1925年陈洁如去广州，4月18日清早，蒋介石亲自到码头迎接，没有接到，非常懊恼。次日早晨又去接，终于接到了自己的爱妻，内心十分高兴，丝毫没有责怪陈洁如头一天的失约。1925年11月27日，姚冶诚带蒋纬国去广东，陈洁如正好在汕头，蒋介石陪姚氏母子路过该地时，生怕两妾相遇，引起陈洁如不快，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同冶诚将经汕，心殊怦怦，恐洁如不悦也。”宠爱之情，溢于言表。

陈洁如为人敦厚，与蒋介石结合后，对于蒋介石原来的两个儿子，均加以善待，尤其是对于遭遇不幸的毛福梅母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多方面予以帮助。陈洁如在上海、广州或南昌时，总是尽可能地省下费用，接济远在乡下的毛福梅。蒋经国1922年离开奉化进上海万竹小学和浦东中学就读期间，一直在陈洁如身边，由她照顾，称她为“上海姆妈”。

1925年蒋经国欲赴苏联留学，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经陈洁如一再说情，方予放行。蒋经国到苏联后，生活拮据，陈洁如曾将私蓄2000元委托陈果夫汇给蒋经国，鼓励他坚持学习。对于称她为“庶母”的蒋纬国，陈洁如同样视若己出。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广州期间，陈洁如也都是倾其爱心，关怀备至，从而受到蒋经国、蒋纬国两兄弟的敬重，也深化了与蒋介石的夫妻感情。由于陈洁如与蒋介石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在广州期间，经何香凝的介绍，领养了一个女婴，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取名“陪陪”，既与英语“婴儿(baby)”同音，又希望她能带来一个弟弟作陪伴。“陪陪”后来由蒋介石取名瑶光。

《青年蒋介石》 出国考察

1927年，是蒋介石政治生命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一年，几经沉浮，蒋介石终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掌握了全国的最高统治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蒋介石可谓用尽心机，不择手段，其中包括为了得到江浙财阀和亲美势力的支持，而与宋美龄进行的政治婚姻。“中”、“美”合作，牺牲者则是3个不幸的女人：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

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正是在他与陈洁如结婚后不久的1922年，由此可见，蒋介石从来没有把陈洁如视为自己的终身伴侣，陈氏充其量只是他感情生活中的一个较为亮丽的泡沫，而泡沫迟早是要破碎的。

1926年底到1927年初，围绕着“国民政府”的迁都问题，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与设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此过程中，为了拖垮“汉口政府”，蒋介石听从了孔祥熙、宋蔼龄的劝告，开始筹划与宋美龄的政治联姻，以换取宋氏家族的财力支持。在九江，蒋首次向陈洁如披露了他的这桩“政治婚姻”的计划。蒋要求陈从他的长远前途考虑，做出自我牺牲，赴美留学，退让5年给宋美龄——俟中国统一大业完成，蒋介石执掌国柄，即恢复与陈洁如的夫妻关系。

陈洁如深为震惊，愤而离开蒋介石返回上海家中。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以退为进。为了尽快地东山再起，蒋介石加紧“蒋宋联姻”的步伐。下野前夕，蒋介石亲赴上海陈宅，做陈洁如及其母吴氏的工作，劝说陈氏出国，并发出重誓：“自今日起5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殛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10年20年之内，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国外，永不许回来。”陈洁如看到蒋介石此事蓄谋已久，势无更改，只得“相信”并“服从”蒋介石的“安排”，同意赴美留学。

192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托杜月笙安排陈洁如出洋“考察”，临行前给了陈洁如10万元旅行费，叮嘱陈：“要好好学习，回国后可以更好地尽到总司令夫人的职责。”陈洁如在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陈舜耕以及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张荔英、张倩英的陪同下，乘坐美国大来公司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起程赴美。在浩渺的太平洋航程中，陈洁如听到了无线电播放的上海各报所载《蒋中正家事启示》。直到此时，陈洁如才明白了蒋介石的真实企图!她痛不欲生，几次欲跳海自杀，幸为护送人员劝阻未遂。同年12月1日，蒋介石如愿以偿，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不久蒋介石复出，重新掌权。

蒋介石在“启事”中说他与陈洁如“没有正式结婚”，显然是谎话，说他已与陈“脱离关系”，也不符合事实。陈洁如赴美前，蒋从未提过离婚的事。直到与宋美龄结婚几个月后，即1928年春天，才派出江一平律师与陈洁如洽谈离婚条件，经虞洽卿从中劝解，陈洁如看木已成舟，才被迫同意与蒋分手，正式离婚。

《青年蒋介石》 引起震撼的回忆录(1)

陈洁如出国时，年方20出头。由于遭此感情悲剧，矢志终身不再嫁人。留美5年多，以全精力深造，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1933年，陈洁如返回上海。养女瑶光，在蒋陈离异后改从母姓，与陈洁如生活在一起。在上海期间，陈洁如闭门谢客，悄然隐居。她曾给蒋介石去过几封信，蒋未回复，只是派人送来几万元钱。但蒋经国则一直与“庶母”陈洁如有联系。1937年，蒋经国由苏联返国后，曾与夫人蒋方良一起去上海看望过她。以后蒋经国在江西以及上海等地任上，也时常去陈洁如寓所探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隐居在法租界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169弄8号)的陈洁如，如履薄冰，更是深居简出。然而，1941年12月中旬的一天，陈洁如外出购物时，被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发现。陈璧君在广州时即与陈洁如相熟，她也知晓蒋介石与陈洁如“悲欢离合”的种种内幕，因此力邀陈洁如“抛头露面”，“报被蒋介石遗弃之仇”，参与“曲线救国”，出任汪伪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副主席。陈洁如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却个人是非恩怨，婉言相拒。她为了摆脱陈璧君的纠缠，只身秘密潜离上海，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安排，奔赴重庆。

陈洁如抵渝后，被秘密安置在离陆军大学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蒋介石旧情复炽，经常去吴公馆与陈氏幽会。虽然行踪秘密，但终究未逃出宋美龄的耳目，一时醋海兴波，闹得沸沸扬扬。传说蒋介石被宋美龄打了一个耳光，又一说蒋的脸都被宋抓破了，致使蒋无法接见外宾。内情究竟如何，外人不得详知。1942年11月，宋美龄离开战时的中国，去美国疗养和访问，有人推测其中也有负气出走的因素。而这样一来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活动也就方便自在多了。

据传有一段日子陆军大学的游泳池常有陈洁如的身影，而蒋介石则坐在池边观看。当时蒋介石演出的这桩风流故事不胫而走，人言啧啧，盛传“委员长另有新欢”，人皆称之谓“陈小姐”，在山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然而人言言殊，以讹传讹。有的说蒋介石宠爱的这位“陈小姐”是陈布雷的女儿，有的又说是陈立夫的侄女，多少年来神秘莫测，殊不知乃是当年“校长夫人”鸳梦重温而已。

但是，宋美龄毕竟非寻常女子，她在美国滞留半年有余，于1943年6月回到重庆，继续与蒋介石并肩出入种种重要场合，展现她的非凡的风采和魅力，陈洁如自是难以望其项背，只得隐退于吴公馆蛰居。

抗战胜利，陈洁如返回上海。1946年，养女陈瑶光与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陆久之结婚。陈洁如送给陆久之的见面礼是一块金怀表。这块表表壳上刻着“敬赠蒋介石总司令”，下款具名：“鲍罗廷赠”，为陈洁如多年珍藏之物。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陈洁如在与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的女婿陆久之的帮助下，决意留在上海，开始新的生活。陈洁如的明智选择，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尊重和欢迎，她被推选为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每月领有200元的生活补助费。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政治、经济形势日趋紧张，陈洁如感到压力甚大，于是提出了移居香港的请求。

1961年12月7日，陈洁如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北上北京。12月26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设宴招待陈洁如，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及廖承志夫妇等作陪。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就与当时的“蒋校长夫人”陈洁如相识，一直颇为敬重，以“师母”尊称。陈洁如1949年后在上海的生活，也是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妥善安排的。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明确表态：陈洁如若愿意，可以去香港居住，并对她讲：“你来去自由，如在香港住不习惯，时可以回来。”

经周恩来亲自批准，陈洁如于1962年只身一人移居香港，住在铜锣湾百德新街，改名陈璐，闭门隐居。平日的消遣仅是搓几圈麻将牌，对于往事则绝口不提。因此，她在香港所结识的一些女友，直到她死，几乎无人知晓她是曾在北伐时期出尽风头的“蒋总司令夫人”。

陈洁如到香港后，蒋介石、蒋经国赠了一笔10万美金的巨款，为陈洁如在九龙太子道买了一层大楼，但陈洁如并未去住，而是用来出租，收取租金，自己仍住在百德新街按月付房租的房子里。蒋氏父子通过戴季陶之子戴安国，每月接济她500美元。同时始终派人跟踪，可以说是“保护”，也可以说是监视。

1962年，蒋介石经由戴安国转给陈洁如一封亲笔信。信中称道她“为人一向温良敦厚”，又说：“曩昔日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这也许是眷恋之情的一点流露吧!然而与他给陈洁如一生造成的痛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陈洁如在香港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又年老多病，心灵上和生活上的艰难是不难想见的。

1971年2月11日一女友去看望她时，再三叫门不应，喊人来一起破门而入，发现她横卧地下，已经溘然长逝，终年65岁。周恩来得悉陈洁如在香港病逝的消息后，亲自批准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赴港奔丧，料理后事。

陈洁如临终前，最后一次致信蒋介石，道出了心中长期的积郁之情“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青年蒋介石》 引起震撼的回忆录(2)

陈洁如与蒋介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7年，不仅是蒋介石个人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大起大落”的非凡年代，同时也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时期。陈洁如把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蒋介石，然而，却遭致被遗弃的命运。更为不堪的是，蒋陈离异后，为了维护“权威人士”蒋介石的形象，陈洁如蒙受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不实之词的诬蔑和侮辱。

移居香港后，孤身一人，不仅要应付生活艰辛的磨难，还要承受外部的压力和折磨。陈洁如当年在蒋介石身边，受蒋的影响和鼓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留下了那一段沧桑岁月的详实记录。在朋友们的鼓励下，陈洁如决定以此为素材，撰写一部回忆录，客观地记述她为“蒋夫人”的真实情况，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从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初，历时十数载寒暑，先是中文自传手稿成型，后是英文回忆录定稿，陈洁如完成了这部“心酸史”。

后来公开发表的陈洁如的回忆录，系用英文写成，是李荫生、李时敏两兄弟与陈洁如共同完成的。陈洁如提供口述、日记和中文的自传手稿，李荫生主要执笔，李时敏负责编制人名与地名的注释表。撰写的时间，是在1961年陈洁如移居香港以后。李氏兄弟是蒋介石的老朋友，20年代初蒋介石、陈洁如曾到香港游玩，就是由李氏兄弟招待的。他们世居香港，父亲李博是爱国华侨，曾大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颇受孙中山、蒋介石的敬重。李荫生从医，曾经在上海经商，晚年移居纽约。李时敏曾在香港一家银行任职，据说曾教过蒋介石和陈洁如英文。

1991年12月，台湾《传记文学》月刊在收到一位“神秘”的“提供者”写的陈洁如回忆录的英文原稿和署名“金忠立”的中文译稿部分稿件之后，于1992年1月份开始分期连载，标题是《蒋介石陈洁如的婚姻故事》，副题是《改变民国历史的陈洁如回忆录》，并于连载完毕后，出版了陈洁如回忆录的全译本，约21万字。与此同时，台湾的《新新闻》周刊亦不甘落后，1992年二三月间以《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的醒目标题，分4次登完了陈洁如回忆录的摘要，并抢先出节译本，11万字。

陈洁如回忆录的公开发表，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对于它的历史价值，各界贬褒不一，反应各异。一种认为，陈的回忆录是“改变民国历史的书”，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一部真史、信史”。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陈洁如回忆录揭露了大量蒋介石的私德秘闻，当年让国民党大为恐慌，不得不以高价收购，但回忆录对民国初年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描述失实，破绽百出，甚至歪曲史实，难逃编造历史之责。回忆录还美化自己，攻击别人，自揽功劳等等，其可靠性和历史价值实在值得商榷。两种见解几乎针锋相对，孰是孰非当然有待于史学家们去进一步研究。

陈洁如回忆录的命运，同陈洁如本人的命运一样，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几近尘封。然而，历史毕竟不会被永远掩埋!在陈洁如身后二十多年，回忆录的公开，对她的在天之灵应是一大告慰吧!

据报载，2002年4月7日，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和陈瑶光的儿子陈忠人、陈瑶光的女儿三人带着陈洁如的骨灰归葬上海福寿园。

侨梓亭，是特地为陈洁如骨灰盒安排的暂厝之地。陈忠人率先跨过高高的中式门槛，站定。后面，福寿园的葛千松副总经理将陈瑶光的轮椅抬进门厅，她的女儿在身后立定，桌子上摆满鲜花。陈忠人将手中沉重的金黄色的包裹，安放在中央。他退及一旁。

78岁的陈瑶光，下轿车后第一次从轮椅上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到母亲陈洁如的灵前，深深地三鞠躬。她的眼眶里似有泪光。陈瑶光礼毕，陈忠人招呼了一声妹妹，两人“扑通”跪倒。水泥地上，无任何拜垫类的东西，兄妹两人磕了三个头。

步出侨梓亭，去观看已经选定的下葬地。现在的地点，是在一座没有坡度的小石桥右侧。土已松，穴已成。流水蜿蜒，绿树婆娑。前有幽雅亭台，后拥玲珑山石。葛千松介绍，陈洁如是浙江镇海人，她母亲是苏州人，江南风光小桥流水是最恰当的所在。陈洁如的碑文由陈忠人撰写，400余字。

《青年蒋介石》 首任粤职(1)

游离广州城

初试牛刀

1922年6月25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电文是“事紧急，盼速来。”这文中所说事为何事，紧急的程度如何，又怎么会有如此紧急之事呢？这一系列的疑问串连起来，同样是一段起伏跌宕、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

袁世凯死后，他的继任者，继续实行对外卖国、对内镇压的反动专制统治。段祺瑞在袁死后就任总理，在府院之争和削平张勋复辟中显出优势，他拒绝召开国会和恢复《临时约法》。

段祺瑞执政之后宣称：辛亥革命所创造的“民国”，在溥仪复辟时已经灭亡，他的执政是“再造共和”。因此，按照他的想法，不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再次举起护法的旗帜，开始了又一次的革命。

但这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早已溃散无力，形存实亡了，他没有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只能依赖西南实力派和部分与段政见不合的力量。

当时西南军阀占有广西，兼控广东。唐继尧占有云南，控制贵州，插手四川。他们都是在反袁的护国战争中充实和发展起来的，当然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是对立的。当孙中山提出“护法”的口号之际，他们希望再度借助孙中山的威望，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巩固自身的割据势力和蔓延趋势，所以他们也表示支持护法斗争。

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同廖仲恺、朱执信、章太炎等到广州，高举“护法”大旗，以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为宗旨，呼吁全社会的支持。原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在孙中山等人的一再争取下，发表宣言，拥护约法，率第一舰队南下归附，极大增加了护法声势和护法力量。8月25日，国会议员130多人响应号召，云集广东，8月29日通过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继之，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次日，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负责行使军政府职权。

在举国护法的热浪推动下，在上海的蒋介石也开始有所反应。9月20日，当他得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时，马上起草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寄给孙中山，为革命出谋划策。乐观地对敌我双方作战实力对比和优劣之处作了分析，认为北军可动员之兵力不过七师六万余人，而我军则可达十师以上，保守地估计，也要强出敌军三分之一，至于实力方面，除了器材不如敌军外，其它方面的给养力、人马战斗力不分上下，势力相当，而敌军的劣势在于他们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

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认为可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然后击溃长江一带的敌军，直捣“黄龙”北京，并且将整个作战过程分为一、二阶段。

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书，覆盖面广，考虑详备，并且环环相扣，严密无缺，赢得了孙中山的青睐。孙中山随即采纳了蒋介石这一计划与基本思路，并在以后的护法运动中加以应用。

出于对蒋介石军事谋略的赏识，11月1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以示奖励，但蒋介石似乎对此并无兴趣，并未赴穗就职，仍起落于上海，尽情放纵。

护法军政府以湘、桂、粤军联合组成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湖南接战，开始了护法战争。南、北双方各投入10万余兵力，战场主要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等省，规模可观。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联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计划实施过程中，渐成优势，先后攻克长沙、岳阳。各省军队也闻风而动，想分杯羹。

但是危险也同时存在于表面的军事胜利背后，直系和桂系军阀在英、美帝国主义授意之下，与北方军阀边打仗，边勾结，暗中进行求和谈判，11月下旬，陆荣廷下令停战，阻挠护法军继续进军。

远在上海的蒋介石审时度势，觉察出护法军的内部矛盾，遂根据时局变动和自己的切身体会向孙中山提出了移师闽浙的建议，认为应该将主要作战场定在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对于湖南一省应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福建、浙江两省进攻，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溃上海的敌军，以吴淞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东南之势力。孙中山根据当时局势，预见到蒋的这个计划难以实现，未予采纳。其实，此一军事计划与前一计划相比，很显然带有偏颇和主观之见。蒋介石很可能是出于对上一次军事谋略的被赏识产生的侥幸心理和自己在浙江、上海的利益的维护而形成这次军事计划的。

当时，滇、桂军阀在阻挠护法战争的同时，还给军政府出了不少难题：桂系控制广东的财政，但拒绝支付军政府的开支和其他物资需要，还逮捕和杀害支持孙中山的将领和士兵，另外还拉拢政学系政客用内部设阻的方法，排挤孙中山，夺取决策权。种种困境，使得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手中没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可靠武装是严重的缺憾和致命的弱点。

这坚定了孙中山筹谋组建一支能够自己指挥的军队的意愿。其实以前，孙中山也有这种想法，只是眼看着护法形势的乐观，自己另立“山头”、另起炉灶会影响队伍的团结，所以一直没有放开大胆地实行。这一时刻，孙中山真正意识到独立武装的紧迫性，经过多方努力，将原广东省长朱庆澜管辖的20营省际军近5000人，提交陈炯明指挥。

1918年1月成立援闽粤军总司令部，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在邓铿的推荐下，孙中山电召蒋介石回广州，到汕头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之职，领上校军衔。蒋于3月15日到达，随同粤军参谋长邓铿赴黄冈、潮安、三沙坝、松口、蔗岭等地巡视和检查驻军状况，并谋划攻闽计划。

《青年蒋介石》 首任粤职(2)

粤军原来的20营省防军装备低劣，每营仅有二三百支枪，陈炯明等在潮汕进行整训扩充，实行特殊的扩军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绅借枪，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其中规定，能募枪人200者为营长，60者为连长，20者为排长，经过这番别出心裁的活动，至5月初，粤军扩至30营，约1万人。

恰在此时，在桂系的操纵下，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改组案，实行七人总裁制，孙中山不过是其中一人。孙中山闻讯，顿感惊讶和失望，义愤之下于5月21日离开广州奔赴上海。

5月26日，孙中山到三沙坝粤军驻地视察，会见了陈炯明、邓铿、蒋介石等人，鼓励大家努力建设好自己的革命军并快速讨闽。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1918年6月10日，援闽战争终于爆发，粤军司令部在蒋介石的建议下，由汕头至三沙坝陈兵布阵，整装待发，并由蒋介石起草作战计划和攻击命令。

粤军发动全面进攻，第二支队司令部许崇智率4营兵力首先攻克武平、下坝，并支援第一支队李炳荣部攻克永定，陈炯明也率第三、四支队攻克柏嵩关。粤军攻闽旗开得胜，向福建推进50公里。蒋介石除负责草拟此役作战计划等工作外，还亲身参加战斗，运用学过炮兵的特长，在作战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这时，“援闽粤军”遭遇了打着“闽浙援粤军”旗号的以福建督军李厚基与浙军师长童葆暄

为正、副总司令的北洋军的猛烈反攻，一些地区相继失陷。

7月9日，蒋介石拟具了《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提出了挽救福建局势的战略：“第一，以主力集中于右翼，并恢复右翼之颓势，收复粤境已失之地，巩固潮汕之根据地，期待左翼挺进部队之发展，然后再用主力取道海岸之捷径，向漳州正面进取，以策应左翼挺进部队之前进，与其会师闽江下游，以期于最短时间迅速占领福州”；“第二，以暂守左翼，准须出一有力部队，向龙岩方面挺进，威胁其侧面之薄弱而又危险之点，以动摇其漳州之策源地及福州之根据地也。”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粤军总部和各支队将领的足够重视，这一计划终致搁浅。

援闽战争在接近胜利之时，陷入被动局面，敌我双方激战数日，蒋介石恐怕许崇智失利，就亲往前线，告其方略，果然见效。而这时韩江上流水发，闽军败溃者多被淹毙，李厚基大惊，急忙驱其左翼军牵制潮汕。而第一师师长邓铿，因为没有收到命令，并且众寡势殊，弃汕头而走。蒋致电邓铿，切不可如此行事，邓接受建议后，整队重来。

与此同时，闽军右翼反攻大埔。陈炯明以及其左右将领见形势危急，准备退却，并在紧要关头，想起蒋介石，委任于他。蒋介石遂以总司令名义，急调右翼洪兆麟部来援，恰巧敌军因不熟地形，行军缓慢。蒋介石就与洪部会合，然后下令奋起攻击，并且蒋亲临前线督战，将敌击溃。这场战役中，蒋介石视察地形，布置阵地要害，并且充分发挥炮兵功效，炮弹既发，百发百中，如神明相助，最终取得胜利。此次战役后，陈炯明之部下将领都开始忌妒和排挤蒋介石，非但不感激反而责怨之声不绝于耳。蒋气愤不已，径直赴汕头辞职回沪。

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在大埔之战中，初露锋芒，倒使陈炯明对其另眼相看，觉得蒋有可用之处，他在致蒋函中称：“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对蒋着实夸赞一番。

但是，蒋介石在粤军任职一些时日之后，对陈炯明及其手下将领的主要想法和消极情绪是有所察觉的。陈炯明一心一意要使他的军队纯洁化，以应合他的“广东人的广东”的口号，他认为这个口号在心理上可以唤起广东人的爱乡情绪，以谋驱逐当时盘踞在那里的旧军阀陆荣廷，陆是广西人。同时，这也折射出了陈的另一个心思，霸占广东，垄断权力。这就不能不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偏离和矛盾。事实上，陈与孙之间已略存介蒂。

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失去广州地盘和军队流亡南洋，后悔自己之轻举，就对孙中山有过多次诋毁，指责孙“沉迷于革命，不足以言救国也”。甚者，还打电话给袁世凯，表示愿意回广州招募军队，做袁世凯的外交后盾，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活动，也无形中受到陈之阻挠和破坏，以致孙中山十分愤怒地指责陈炯明。尽管两人后又携手合作，但内心深处无法完全调和。

在陈炯明寓所举办的庆功宴会上，陈的心腹叶举酒意盎然，酒壮人胆，大放厥词，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蒋告知陈请其注意。陈不但加以制止，反而为其辩解，蒋介石顿感陈炯明有离异之心和叛逆之意，蒋意识到此人不宜久交。更重要的是，陈炯明及其部下对蒋介石也是心怀叵测的。蒋介石从内心深处对这支部队厌恶至极，因此尽管在陈致函后，邓铿也派人强留。2日，邓铿又派代表至汕头强留。但蒋去意已决，乃赶赴香港，与廖仲恺、朱执信、居正等人相会，18日回到?海，从事交易所事宜。

《青年蒋介石》 永泰之役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连续接到陈炯明促请返回前线的信函，态度倒也真诚，言辞也甚为真切。事实上，这次陈炯明摸透了蒋介石的心理。陈知道蒋离开粤军的最大原因，就是军中地域观念，个人利益观念严重，受到其他人之排挤，无生存空间。如果能让蒋训练和统率一支自己的军队，则会改变蒋的想法的。因此，他在8月31日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开出了十分吸引人的条件。

吾党实力，只此一军，若非得二三中坚人物，则仍无永久存立之望。此间情形，能助我者实寥如辰星。……中孚枪三千，如购得，决定发与吾兄，统一中坚军队。……总之粤军须有中坚军队，以资控制，庶可建威销萌，立于强固不拔之地。此项将官非有道德可言之人，实难倚恃，故三千枪之成功，决定交负此重任也。前函训练干部，极为扼要，当及时图之。经饬参谋处筹议，最好赴沪归省，能早日回部，即可计划此中坚军队之进行。此节祈密。暗底练成一旅训练最精枪械最良部队，以为全军之冠，则基础自固矣。

陈开出了一张让蒋统一中坚军队的空头支票，为蒋介石画饼充饥，却让蒋介石怦然心动。

邓铿也有信函致蒋，敦促蒋介石回军任事。更关键的是，自8月初，粤军反攻，节节取胜，福建战局出现了于粤军有利的形势，8月31日，攻克漳州，逼近厦门。

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于9月18日到达设在漳州的司令部，与陈炯明再度聚首，检阅各方报告，调查战况，计划进攻方案，起草命令，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很快被陈炯明提升为第二支队司令官，拨梁鸿楷、丘耀西二统领所属官兵千人编入麾下，司令部设定于长泰。

蒋介石获取这个直接有领导权的职务后，意气风发，郑重其事地在10月20日举行誓师典礼，亲自起草祭文：“伏魔而今而后，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威震寰瀛，光耀两极，实成革命伟大之盛，皆自神灵所赐也。”祭文语气磅礴，豪气冲天，可见他雄心勃勃，志向高远。此时正值许崇智率部图谋攻取福州，蒋介石于11月19日率二支队从长泰出发，26日抵达仙游与许相会。

许、蒋会面之后，配合默契，前后呼应，左右夹击，势如破竹，前进至永泰城附近之高地，据险扼守。12月8日，蒋介石率部攻进永泰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在英美等国劝告之下，表示愿意停战，举行和平谈判，停战令在12月中旬生效。此前福建督军因抵抗不住粤军进攻，一面准备乘船逃遁，一面使用缓兵之计，向陈炯明求和，因此陈下令停攻待命。但福建督军李厚基并不切实履行停战协定，于15日纠集步兵5000人并炮兵一营进攻永泰县城。

蒋介石因停战令而放松警惕，被对方打了个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其部下纷纷逃散，蒋介石只身冲出重围，保住了性命，但永泰失守，连同蒋介石的6年日记和随身书籍、物品等都一并落入对方手中。所遗的两书，一部为《巴尔克战术》，该书被德国军人奉为宝典；一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军人亦视为宝典。这两本书，蒋介石随身携带，经常阅读并有圈点，对《巴尔克战术》更是青睐，自言看过六遍以上。

罗山山麓有座小庵，称后庵。庵旁住着一户农民，主妇是江西人，姓谢，人称“谢娘”。蒋介石攻克永泰后，曾到过后庵并在谢娘家里喝茶休息，两人颇为熟悉。

这天清晨，蒋介石被李厚基军队追杀，慌不择路，跑进了谢娘家里，希望能借处躲避。谢娘对这位青年军官颇为同情，便让他躲进平日用来装水的缸里，还手脚麻利地搬来蒸笼盖遮掩起来。谢娘刚刚布置停当，追兵就进了屋，各处搜查一遍，见无可疑之点，就到别处去了，蒋介石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永泰脱险后，蒋介石请假两个月，自漳州回到上海，又做起股票生意。蒋介石对于自己曾上的“藏缸戏”感到不太体面，因此讳莫如深。偏陈仪不知趣，于1934年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时，为蒋介石曾驻守长泰专门题一匾额，上书“武德是扬，蒋公尝驻节于此”悬挂于文明书院正厅。知情者笑陈仪浅陋，只知为蒋公长泰驻节题匾，却不知蒋公有永泰驻节水缸藏身

之事。即便如此，蒋介石日后对陈仪也颇有猜忌，唯恐他会探访到那段有失领袖风度的经历。而谢娘的救命之恩却因蒋介石耻于张扬而鲜为人知。

后来，蒋介石痛言失败的原因：带病作战不能侦察；过信停战条约；士兵入城抢掠，见敌即溃；梁统领迷于酒色，不听指挥；防线设置错误等。但最根本的一点是蒋介石过信停战条约，放松警惕。

蒋介石通过此次战役，才真正认识到训练和驾驭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因为陈炯明手下将领关键时刻不听调动，导致军事失败，使蒋增加了对陈的怀疑和厌恶。尽管永泰失败之后，陈炯明立即表示“非关吾兄（蒋介石?处置不当”，恳请蒋继续留在漳州司令部协助陈炯明。但蒋介石情绪低落，心有疑忌，遂于1919年3月5日因母病请假返回上海。

5月初，蒋介石再回长泰第二支队复职。复职后便在厦门鼓浪屿租赁房舍，以安置家眷和拟订粤军改革计划为由，离开漳州粤军总司令部。其实他此时有两种考虑：一是坐观粤军内部派系冲突；二是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坐贾赢利，鼓浪屿风景宜人，与姚冶诚欢度时光，刚好游山玩水，欣赏风景，美哉意哉。

当然，蒋也时不时对粤军评头论足，说长道短一番。蒋介石在6月21日致函邓铿时，指出：自他组织支队以来，部队里无有整顿之气象，其原因有二：

现成部队，既不能重新选将练兵，又不能顺利地实行整顿革新，平时太受抚循，临战则不听指挥，纪律观念薄弱，要想改弦更张，却枝节横生，以致于时至今日，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势；支队自组建开始，旧人难觅，人才缺乏，内部官佐都是些狗尾续貂之流，等到各职务稳定之后，屡想易人整理而不可实施，故每每措置乖方，不能收指臂之效。

7月9日，再度致函表明意图，说如一日不退职，精神上多一日苦痛，即职务亦多一日荒废。他在长泰亦惮为他部所疑忌，故在粤军一日，人将以为他有粤军为后援，不仅一个人受排挤，就是粤军亦受大影响。故而，为公为私，都不得不离职远避也。遂向总司令邮寄请辞第二支队司令部的呈文。

从此，蒋怡然自乐，自谓：“幽境高蹈，啸歌自适。夜间月白风清，衣襟俱爽，较之在军中有天堂地狱之分。”这期间，时常散步海边，对景抒怀“海天奇景，饱领无余，头脑胸襟，贮满新鲜空气。”时而感慨国事，旋即吟诗一首，以表心思：“明月当空，晓潮怒汹，国事混蒙，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

《青年蒋介石》 贴近孙中山

往返徜徉

1919年9月底，蒋介石离开鼓浪屿赴上海。在上海拜见孙中山之际，谦虚地说道自己才疏浅学，表明有出国留学继续深造之意。另外，国内乌烟瘴气，令人窒息，蒋的确想呼吸一下海外的新鲜空气，换个环境放松一下。再加上蒋这一时期商场走运，略发小财，亦有观光旅游之费用。孙中山当时应允下来。

10月25日，蒋奉孙中山之命携其亲笔信，启程赴日，探问中山故友犬冢胜太郎病况。

10月28日，蒋介石抵达日本神户，遂后去了东京。在与旧友会谈叙旧之后，下午代表孙中山探望犬冢胜太郎，除了转达孙中山的问候之外，蒋介石还与犬冢纵说国内概况，大发感叹。此后数日，蒋要么拜访故友，要么观光旅游，借景抒怀；要么俯瞰国事，有感而发，奋笔疾书。总之，不像在国内，整日生活在硝烟迷漫、炮火连天的氛围之中。心情真是得以轻松舒畅，生活确也津津有味。

但因为国内形势需要，11月19日，蒋介石返抵上海。12月5日，陈炯明派专人携亲笔信来沪，敦请蒋介石回福建复职，信中说：“极盼吾兄来漳匡助。”但蒋介石对这份邀请反应冷淡。他执意留在上海，因为孙中山也在上海。蒋介石想利用此次机会与孙中山单独相处，加深感情。

4月8日，陈炯明、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极力督促蒋介石回闽，返回军队中去。因为粤军此时正是用人之机，尤其是蒋介石这样具有一定军事才能的人。

在此之前，孙中山召蒋介石到寓所一叙，谈话中也涉及粤军军务，并且孙中山也在深谙广东、福建的局势情况下，催促蒋介石回漳州复职。因为职务没有晋升，又没有实际指挥权，另外，上海这方面也牵制着蒋介石，所以蒋此前一直吞吞吐吐，搪塞了事。

这次陈炯明等人积极邀请，既满足了他的要求，又给了孙中山面子，一举两得。

但这次赴闽，正如上面所述，蒋介石的心思完全不在参谋军事、挽解时局方面，他4月11日抵达福建漳州粤军总司令部，4月16日即因与同僚不和及患神经衰弱症，往鼓浪屿休养，随后便返回上海。接下来便又因患伤寒病，住院医疗，病愈出院，在家休养，时间长了，心情郁闷了就出去旅游观光。

随着上海“恒泰号”交易所的成立，蒋介石的日子就没有那么休闲了，他四处奔波，张罗市场。偶尔也赴粤议事，只是作些场面应付而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1920年8月，驻闽粤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兵分三路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但是蒋介石却离开军队，回到浙江奉化老家，找了个和尚作导游，赏山玩水，历览名胜去了。

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盘踞广东达四年之久，统治期间，蹂躏践踏，横征暴敛，逆道而行，民心尽失，强行推出“以粤养桂”政策，引起广东人民的强烈不满。粤军响应民声，唱出民怨，高举“粤人治粤”、“实行民主政治”之大旗，颇得民心。包括广东的地方派军人李福林等也群起呼应，融入其中。粤军所到之处，人们热烈欢迎，所以进展顺利，势同破竹。

但是在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在虎门炮台策动桂军归降时，不幸遇害。朱执信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尤其是军事上，可谓孙的主要智囊，朱的遇难，以于孙中山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迫于形势需求，军情紧急，孙中山当机立断，任命蒋介石为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发挥其军事才能，争取弥补由朱的遇难造成的空白。这一意外的提升，调动了远在故园的蒋的积极性，他立即起身，快马加鞭，赶赴前线，投身战斗。

蒋到任之后，献计献策。20日，许崇智因病离开休养，陈炯明出于对蒋介石的赏识，任命蒋介石为粤军第二军前敌总指挥，22日攻克惠州，至10月底粤军进抵广州。

此时，孙中山得知粤军胜利的消息致函蒋介石：“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

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为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同时，孙中山又针对蒋的一些弱点，说：“兄性刚而妒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的责任，则勉强牺牲所兄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赞美之词，表示同意，对指责批评的话则听不进去，甚觉反感。

但这好像并没有影响蒋由胜利带来的情绪高昂和才能展示，粤军收复广州后，蒋介石指挥第二军追剿粤北一带的残敌，有些将领怕蒋介石会反客为主，越俎代庖，就故意制造摩擦和刁难，不与配合。

陈炯明的纵容部下和对孙中山的潜心背离，也早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和警惕，因此，他始终都把自己与陈炯明之间的关系保持一定距离，不敢走得太近，他多少都意识两人将来一天会分道扬镳的。在其他将领有妒忌行为的时候，蒋介石向陈?明反映了这种情况，陈炯明的回答确实令蒋有点失望，蒋介石遂以与时任粤军第二副军长张国祯不和为由向许崇智提出辞职。

临走时，蒋不忘留书陈炯明，大意为，一般情况下，上边不信任，下边不服从之际，同事共议者互相猜疑妒忌，互相倾轧，是最容易短士兵之气，最拒斥人们尽忠的。他的这次奔命赴粤，实际上是因为执信同志的死，激起大家的同仇敌忾之志，并且因为广东局势飘荡不定，所以他才舍己从人，维持党之责任，“自以为竭愚尽忠，一秉至公，无丝毫自私自利之心”。

这些话几份真，几份假，难以辩明，但是从事情的整体发展过程而言，朱执信死后，蒋介石的确肩负起重大责任，独当一面，立下功绩，致使局势好转，如果说仅因为个人怨言，就负气而去，似乎缺少道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不排除蒋介石有个人动机，但就此事而看，蒋介石走得是有理有据的。

蒋还晋见孙中山，将此事原原本本地汇报一通，以示公正，随后言谈之中也有提醒孙中山多加防范之意。但孙不以为然，蒋尴尬之下，返回溪口老家，又如闲云野鹤，世外仙人一般，对世事不管不问。然而，蒋介石此刻的内心是不平静的。

11月25日，戴季陶来奉化，极力规劝蒋介石火速返粤，蒋介石不答应。戴晓以大义，明以利害，两人开始争论起来，情绪激动后，由争论转变成了争吵，弄得面红耳赤，最后戴季陶拂袖而去。

事后，蒋介石回想起来，戴季陶也是一番好意，自觉过意不去，给戴季陶书信一封，检讨自己“为人不自爱惜，暴气傲慢”，大有后悔莫及之感。戴季陶也回书一封，和盘托出自己千里迢迢去溪口的良苦用心，信中说：“劝兄赴粤，虽属为人，亦一半系为兄个人打算……兄之自我之强，有不可挡者，然而杯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后处世，深虞召祸，即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戴季陶对国民党内各种势力都做了比较和权衡，认为蒋介石是极有可能成为党内最有前途的后发之才的。但是蒋介石如果一直远离战场，对孙中山的话置若罔闻，顽固任性，动辄使气辞职，久而久之，会影响自己在军队中的名声和形象，关键的是将会丧失孙中山对他的信任，那样蒋介石前途暗淡，后悔已晚矣。

蒋介石接到此信，顿然醒悟，再回信一封，深表歉意，并说到：戴季陶增其知识，长其学问，不客气、不敷衍，规劝督责，不稍假借。时时能导其于正，强其为善。所以自己甚为感激，佩服至极。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一则蒋介石与戴季陶的个人关系通过这件事情变得更为密切，二则蒋介石因为戴季陶的启示，对广东局势的关心会有所增加。

《青年蒋介石》 收到孙中山九封电报

1921年内，孙中山先后给蒋介石发了9封电报，命他迅速归任复职，助其一臂之力。分别为：

第一封：1月7日，“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先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盼复。”

第二封：3月29日，“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辛即趣装!”

第三封：4月8日，“介石、静江、季陶、展堂、仲恺诸兄鉴：昨开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万端街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精卫兄如何分身，亦望一临，无任企盼!”

第四封：4月21日，“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为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切不可，接电速来。”

第五封：6月23日，“竞存(陈炯明)、汝为已赴前线，军事吃紧望即来粤，墨经从戎。”

第六封：7月5日，“西寇击破易，收拾难，须多一月始得凯旋，我军经入邕宁，明后日余当驰往巡察，速来相助。”

第七封：7月20日，“谓本定广西的战事已经接连胜利，惟收拾残局急需助手，望速来广西相助。”

第八封：8月9日，“兼拟于15日与汝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

第九封：11月23日，“作战计划，昨电略告廖、汪两兄，一切仍俟兄商榷，即偕季陶兄启行。”

蒋介石对以上九封电报的反应又如何呢?

第一封后，蒋介石向孙中山寄呈《军事意见书》，对于时局，军事准备，北方出师准备，处置四川、军费预算、军训、外交、兵工厂筹建及粤汉铁路建筑等项提出意见。提出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以夺取东北为目的，北伐军分三条路线：(一)四川主力东进湖北，再沿京汉线北上，并分兵一部出西北；(二)广东军底定东南后，再沿津浦线北上，分兵一路由海路至秦皇岛；(三)如川军不能东出湖北，则由湘军沿京汉线北上。

之后，又复电孙中山说：“公到粤已有50多天，却未发一动员令，我拭目以待，如果出师日期确定，我当不等电召而主动前来效力。”看起来蒋介石对孙中山迟迟不出师表示异议，由此，为自己的远离“战区”找理由。在这以后，戴季陶、邵天冲、陈炯明等因为广东局势要紧纷纷寄电规劝。

蒋介石遂于1月27日启程赴沪转粤，2月6日到达广州。在省署召开的平定广西作战会议上，他将所拟计划提出讨论，但是陈炯明和许崇智却为各自部队的进攻地点将导致的各自损失而吵闹起来，邓铿拒不出席会议。粤军内部意见纷呈，实难统一，尤其是邓铿的愤而离粤，致使决策讨论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蒋介石向邓铿致函，劝其返回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如此避怨，适足以害事，而不利于出兵讨伐，建议其迅速回粤，然而邓铿未做反应。通过这次赴粤，蒋发现眼下这批粤军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将领们不以粤军前程为重，只顾个人利益，蒋实在厌恶透了，由此气上心头，一怒之下又回老家去了。

第二封电报后，蒋介石仅简单回信一封：“动员无期，来亦何益，是及多阻碍，暂为缓行。”蒋在家乡时而阅览儒学经典，治国绝学；时而陪同母亲上普陀山拜庙求佛，向和尚施舍斋饭。正所谓“眼不见，心为烦”!任你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第三封电报，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刚刚就任非常大总统，百废待兴，亟须人才，遂急电蒋介石。早在3月份，蒋介石闻得孙中山将出任非常大总统之事，就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以总统府与北京政府对抗，会招致阵营内部分裂，反而不美，他认为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而当时掌握有大量军队的陈炯明推崇的是“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与孙中山的意图也是背道而驰的。

孙中山最终就任非常大总统一职，置蒋介石的意见于不顾，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看到这份电报，蒋介石更确信了自己的预测，他没有任何反应。十几天后，孙中山就再次来电，希望他能尽快启程，助其一臂之力，这次蒋介石不可能再装聋作哑。在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之下，蒋介石于5月中旬抵达广州与孙中山、陈炯明、许崇智共谋“大计”。这其中有谁是真心诚意地为孙中山的理想而献计献策的呢?蒋介石对此也心中有数。因此他更多地是在敷衍了事，应付场面，过过形式。五天后，蒋介石便提出申请，要求返乡。理由是昨夜梦见“雪满山原，一白无际，醒后身寒战，默念此必母有凶兆。”其实，蒋介石也并非只是虚梦一场，母亲的病，使得蒋介石整日提心吊胆。其实，蒋母的病情此时真的很严重，随时有可能撒手而去。而蒋介石是非常孝顺母亲的，此时此刻，他确实非常惦念家里的情况。

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因患心脏病逝于溪口，时年58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蒋石都沉浸在丧母的巨大悲痛之?，无法摆脱出来。母亲的言容笑貌无休止地在大脑中播放着，蒋介石重温着这些回忆给自己带来的一丝慰藉，而不愿将自身置身于亲情之外的任何世间凡事，什么打打杀杀、恩恩怨怨，都被拒于门外。孙中山的第五、六、七封就是在这段“黑暗的日子”中寄来的。对于孙中山的紧锣密鼓似的催促，蒋都低调处理。

8月份的一天，雨过天晴，空气清新，山、木、花、草在经过大雨的冲洗后，显得格外青翠、秀丽，富有灵气。蒋介石也如这雨后花木，恢复往常生息，走出心灵阴暗。在接到孙中山再次来电后，由溪口启程赴粤。途经上海，盘桓10日，又遇大暴雨，担心剡溪水涨，母灵被冲，遂又返回溪口，见母亲灵柩安然无恙，心中踏实。之后赴广州，谒见孙中山，此时，广西桂系之事已基本解决，蒋便与廖仲恺、许崇智共商北伐之事，会商后，孙中山令蒋介石到广西南宁见陈炯明，征求他的意见。但是陈的一贯主张是“联省自治”，讨桂之前就已有所暴露，不过在彻底决裂前还是勉强应筹的。尤其是讨桂之后，陈炯明反对北伐之心剧盛。蒋介石在与陈炯明交谈中，听其言，观其色，察其心，无不令蒋恶心唾弃，难而忍受。情绪激动之时，未作言语，含怒离去。后如实禀与孙中山，大发牢骚。

这一年里，除了孙中山的九封电报外，戴季陶、陈炯明、胡汉民、汪静卫、张静江、许崇智等也都先后多次来电，督蒋返粤助事。一年下来，蒋所收函电至少有30余封。由此可见，蒋介石在革命阵营的位置已是举足轻重的了。这对蒋介石个人前程来讲，不能不算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当然在诸多来函来电者中，也存在着派别之争，孙、戴、胡、汪、张等基本为一派别，陈炯明为另外一个派别，他们都渴望将蒋介石拉拢到自己门下，因为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他们似乎都明白了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宁肯失百将，也要得一人。”

《青年蒋介石》 最早识破陈炯明阴谋(1)

获得孙中山信任

1921年12月10日，蒋介石、陈洁如、廖仲恺三人到达梧州，在大元帅府见到孙中山，商量要事。事实上，他们到达之时，孙中山正在草拟一份给陈炯明的电报，请其前来梧州出席紧急会议，并查询供应物资及军火何时可以运来。

第二天，陈炯明回电说：“由于数项重要会议，无法分身，可能时当即前来。”

这通电报并没有使孙孙中山感到一种意外和危机，反而使他增强了信心，他满怀期待，相信陈炯明会那样做的。

几天后，孙中山又拍电报给陈炯明，但无答复，不过，孙中山仍未失去希望。他将一批卷宗递交蒋介石，说道：“这些案卷可以使你了解最近情况。你知道，自你回上海之后，炯明就从漳州打回来，成功地占领广州。他很勇敢，配得上粤军总司令的职衔及我颁给他的所有荣誉。”他指着那些案卷，又说：“这些都是纪录文件。你看后便知，许崇智是副总司令，还有

其他十个混编部队加入我们行列。每天我们都可召抚收编更多无人领导的散兵，这些兵都可加以训练，然后编入我们的粤军。我们必须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使北洋军阀们幡然悔悟。”

蒋介石当时想说：“陈炯明不可信任，他对你之担任领袖，只有轻蔑之意而已！”但他见到孙中山如此热衷，便谨守缄默。

在离开梧州去桂林的途中，孙中山每天都要请蒋介石到他船上商谈几个小时，每每谈到陈炯明已答应的补给问题，蒋介石就觉得十分烦恼，尤其是孙中山还一边不断地称赞陈炯明。有一次会谈归来时，蒋介石怒气冲冲，告诉陈洁如：“我知道陈炯明为人奸险，有一天会背叛我们的。但是孙先生却听不进我的劝告，我应当怎样说服他呢？”

“你有任何证据吗？”陈问。“不需要任何证据。”他断然地说，“我虽不知原因，但却看得一清二楚。一个人不尊敬他的领袖或他的党，不可能在他心中怀有任何忠诚。”

“如果你心中如此肯定，为什么不写一封信给孙先生，述说你怀疑的理由呢？”陈向他劝说，“这或许比口中说说还更有效。”

“你说得对。”蒋介石若有所思地说，随即拿起一张纸，写道：“我在写这封信时，心情沉重。我不忍写出它，但无法保持缄默。我已就陈炯明的奸险本性，屡次警告于您，但你却总是一笑置之。我恳请您相信我，因为那个人是不可能怀有任何忠诚的。”

第二天，他们又会面时，孙中山问蒋介石：“我收到了你的信。告诉我你心中究竟有何想法？你要我做什么？什么是应当做的最明智的事？”

蒋介石说：“应当做的最明智事体，就是撤除陈炯明的总司令职务，藉以削减他的势力。下一道命令，使我可以首先快速出击，强制他离开职务，接掌他的军队指挥，然后转回消灭他手下驻在广西、现由叶举指挥的部队。这件事完成之后，北伐就可付诸实施，再无阻碍。”

“但是陈炯明还没有公开反对我，所以最好不要制造事端。”孙中山叫了起来，“我信任他。此外，驻扎广西的部队是我的同胞兄弟，曾经多年与我并肩奋斗。你怎可提出如此的建议？真是不可思议！现在，你听我讲。”孙中山就不慌不忙地告诉蒋介石：

“达致和谐的第一要件，就是信任、容忍、愿意了解对方的见解、在公开场合讨论问题，而不是在心胸中怀有无凭无据的猜疑或痛恨，而将这些当作确定事实一般，传达出去。你如要好好地为我工作，就应当全心全力地合作，而不可想逼我去同一位多年来显然忠诚的军官弟兄斗争！”

“但是，我看得出，陈炯明不久会有一天转而反对你。”蒋介石也相当激动。

“这种话对我们只有害多利少。”孙中山再说，“当然陈炯明的军队如受到很小的一点挑衅，就可首先出击，但我不会给他衅端。你必须了解：你这种莽撞而不负责任的建议，可以轻易地将广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没有猜疑仇恨的余地。我不愿听取你再三反对炯明的那种说词。但是我的确要恳求你采取一种谅解合作的真正精神。你是一位好的军略人才，应当集中心力于谋致和谐的策略。”

蒋介石眼见孙中山态度如此坚决，已经无法使其转变心意，就转过身去，默不作声，可以想象蒋的心情，既有自己的无力回天，也有对孙忠奸不分的抱怨。更有对陈炯明不忠不仁之愤恨，一下子全升到了极点，然而蒋介石却把它们全部压抑在胸中，不作表露。

第二天，蒋介石满面阴沉愤激，向陈洁如说：“开始准备。我们到达桂林之后，立即回上海。我们将搭乘最早一班船回去，因为我要尽早离开这里。”

蒋介石和孙中山回到上海之后，便与胡汉民通信，胡将所有新近的发展情形告诉他们。陈炯明果然食言，不肯给孙中山补给品及经费。虽然两位联络官往返奔波，舌敝唇焦，仍无结果，已至束手无策的地步。

在孙中山的催逼下，联络官之一的邓铿向陈炯明作了一次最后的尝试，他对陈说：“我是你的表兄弟，所以敢向你直说。当初你曾答应过孙先生，要供应武器军火，全力支持从事北伐讨逆，但是现在你却自食其言，一个个星期让他空等。你是想阻挠北伐吗?如果不是，那么你究竟目的何在?”

“你不必为这事担心，请镇静下来。”陈炯明直率地说。

“但是我是你的联络官，是你派的，我怎能不担心?我认为你的态度错了。如果你反对孙先生，那就拿出男子汉的气概，照实说出来！你知道你正在愚弄我们这些人吗?”

“你既然逼迫我，我愿意老实告诉你，我何以不送补给。”陈炯明忿然地说，“大总统没有资格组织北伐，我已决心不给他任何军火、经费或供应品！”

“这是为什么?”邓铿问。

“因为他听信那个姓蒋的浙江流氓的煽惑，那家伙要缩减我的权力，撤我的职。”

“这不可能，我不相信。”邓铿叫着说。

“你看这个报告！这就是他写给大总统的原来文字！”邓铿接过那张纸，看见上面写道：

依照目前广东的情势，你作为我们的领袖，只能希望陈炯明不致越权行事。对于他正在扩张中的势力，你必须予以缩减，甚至应将其撤职。如果你希望他于紧急之时，接受你的命令，尊敬本党，并为本党抗御党的敌人，你将会发现他绝非其人。你切不可信任他。我冒昧向你吐露我内心所思，恳祈信之。

蒋介石

“这就是此项阴谋的再一个报告！你以为我会拨出枪炮军火，使人用来对付我吗?”陈炯明问道。

邓铿无言以对。他亲眼看见陈已翻脸决裂，情势无望，就采取独立行动。为求不使孙中山失望，他跟几个朋友，包括伍朝枢，进行接洽，并且去香港和一家名为辛浦森洋行的进口商签立一项合同，订购一大批武器军火，备供孙中山之用。但是，当邓铿拍电报给广州海关，请求准许这批货进口之时，行动计划遭泄。

《青年蒋介石》 最早识破陈炯明阴谋(2)

陈炯明将这事认作危害他生命的阴谋，为报复之计，就命令手下秘密查出邓铿返回广州的日期，并在火车站的入口处，于1922年3月21日将邓铿刺杀。

闻之这一噩耗，孙中山悲极而泣。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话正巧应验在孙中山身上。邓铿遇刺之后，湖南军阀赵恒惕又有话传来。他与孙中山之间，原有秘密的合作谅解，如今却又变卦，明白拒绝协助孙中山。原来谅解的合作仅在于允许孙中山的北伐军借道湖南省，以便北进作战。这对孙中山的计划是一沉重打击，因而他不得不匆匆策划改道。几经商讨，孙中山决定将原定的西路改为中路，即改经江西省。在这样情况下，他已完全没有继续留驻桂林的必要，于是指示僚属准备回广州。

如此一来，竟引发了一个大大的误会。陈炯明对湖南军阀一下子取消原作安排，并不知情，误以为孙中山和蒋介石归来是一项报复手段，尤其由于那两团军队也回来了，他设想那明明是要摊牌，就是要削减他的势力，撤除他的职务。他为了消解谣言，表示自己并非如外间所传，意在争权，就致函孙中山，请辞粤军总司令之职。

孙中山此番回程，由于是顺流而行，所以由桂林至梧州，只花了四天半时间，然后由梧州到广州，只需一天。

当他们抵达广州时，才知道陈炯明已离开广州，前往他的惠州本籍根据地，只是派人

送来辞职函。

孙中山固知这是陈的一种自保颜面的作法，但内心既不满于陈炯明吝拨补给、军火及款项的欺骗行径，于是接受辞呈，未加慰留，然后又指派伍廷芳继任广东省长。

蒋介石自上海致函陈炯明，与其绝交，并劝其效忠孙中山。

好多天过去了，虽然蒋介石每天盼望回音，但陈炯明处却无复函来到，陈的沉默更增加了介石对他的痛恨。更不幸的是：孙中山对蒋介石近来的警告，仍淡然处之，不予采信。

十天之后，最难以忍受的事发生了。蒋介石给陈炯明的那封信，居然原件退回，未经拆阅。在信封背面还写着这些字：“狂傲小子——嫉妒——暴躁——昏庸——自私自利的恶作剧者。”

当初带回的两团部队调回广州，原意在于陈炯明反叛时，加以制止，现既然陈已辞职他去，这些军队就无需驻扎广州市内。在此情形下，孙中山以为他已可放心进行筹划北伐，继而率领这些部队，开过江西，准备北伐。

另一方面，陈炯明此时深信他所听到的一些谣言并非全然无因。孙中山原想削减他的权力，并将他撤职，如今接受他的辞职，而全无遗憾表示，这就证明了其意图。于是，他等待时机到来。

在随后的数星期中，蒋介石发了几封急电及信函给许崇智和其他几位朋友，劝促他们马上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驱逐陈炯明，可是这些呼吁都如石沉大海。

此时，北京方面的局势正在快速恶化。当时的亦出现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从前曾帮助直系打败段祺瑞及其同伙的东北军，如今发生内讧。此外，张作霖已将其大军自东北开进关内，驻在北京附近，意在与直系军阀曹锟及其副手吴佩孚拼战。孙中山本已憾然于浪费如许多时间，将进军路线由桂林移至江西边境，如今感觉不耐烦起来。

但是，陈炯明的参谋长叶举却秘密地将50营以上部队调入广州，其意图昭然若揭。但许崇智在其1922年5月3日，给蒋介石回信中，只是说了请蒋速回来。令蒋介石感觉失望的是，陈炯明的势力此时反而较前更强大了。他被任命为督办两广军务，仍保持其陆军部长的职位。虽然他已辞卸粤军总司令之职，但其参谋长叶举仍掌控着粤军指挥权。

由于广州现无强力驻军防卫，陈炯明乃决定要求较大的权力。他以叶举及所属其他军官名义，呈请孙中山免议陈前此辞职之事，而公开宣布恢复陈的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原职，此议对孙中山而言，实无甚差别，因他除北伐而外，已无心他顾，但却使蒋介石恼火万分。

1922年5月底左右，蒋介石出于盛怒，屡屡致电孙中山之若干忠实支持者，促请他们务必进攻叶举指挥下的前陈炯明部队。

谣言总是跑得很快，而且渐被夸张扩大，以致无法辨识。5月底6月初之时，街谈巷说的

话题，是孙中山已决定逮捕陈炯明，褫夺其职阶，并摧毁其惠州本籍的基地。

谣言虽炽，但广州情势一时似尚平静。孙中山为求减息一般民众及军队的疑虑，遂决定自前线返回广州数日，下榻总统府内，仅由少数侍卫陪护，以示并无战意。他于1922年6月1日黄昏时抵达，并即拍发一电给蒋介石，促其搭乘最早航轮，返回广州，协助北伐工作。但是，蒋介石却仍旧坚持以驱逐陈炯明及其部队为妥协的先决条件。

蒋介石了解到孙中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便再次寄一封急信给许崇智，恳促其立即出击。他说：纵使陈炯明及其追随者撤退或妥协，许崇智仍必须将其部队带回广州，以解决当地的基本问题，否则和平与安全仍难确保。

但许崇智此时很忙，无法作复。他率军北进，于1922年6月13日占领江西赣州。

蒋介石为了保护孙中山，使其免受陈炯明的伤害，多次提醒孙中山留心陈炯明的奸险本性，力劝请孙中山以大总统身分发布命令，削减陈氏正在扩张中的势力，甚至撤销其职务，以防其叛乱。一方面是出于对孙中山地位的维护，但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与陈炯明两人之间的较量。

因为蒋介石自视如困于浅水之龙，无地施展，以此为了其前途发展，他内心极度不满于自己。他的这种不满心态，连带使他对陈炯明疑虑重重，因为陈是与他在孙中山面前争宠的主要对手。

蒋介石认为他自己较为优越，因为他是当时唯一可用之曾受日本训练的军事专家，他曾协同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为中华民国效力。他既已奉献此生，誓为追随孙中山革命而致力，于今当然渴求认许。

而在另一方面，陈炯明自认他才较为优越，因为自从民国初年，他便已为民国服务。他是粤军总司令，并曾成功地驱逐军阀陆荣廷，将孙中山迎回广州。毫无疑问，他是华南最重要的军人。他那聪明的口号“粤人治粤”，是用来号召广东人民的拥护，因为前军阀陆荣廷不是广东人。陈的本意是只用广东人担任幕僚，所以当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时，陈炯明只是基于一时宽容，勉强接纳了他。

于是在他们两人之间，就发展出一股争强、嫉妒，甚至痛恨的暗流。

当然，蒋介石与陈炯明之间的明争暗斗，孙中山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每当蒋向孙建议削弱陈时，孙中山总是规劝蒋介石，有时还要指责他一番。说他性情暴躁，要求常流于过分，时常趋于辩争猜疑，令人难与他合作，等等。

蒋介石的“先见之明”包含个人想法，但他的判断还是较为明智的。因为他的建议不被任何人重视，所以蒋不得不再次“辞职回乡”。蒋介石回到上海后，一面忙于安顿新家，一面仍经由孙中山的秘书林直勉保持对广州情况的了解。

林来信告诉蒋：自离去之后，谣言繁兴，已至惊人地步。孙中山乃尽其努力，设法消解

，而其上上策厥为直探困扰的根源，因为他可以洞察，如果根源未泯，将可能造成极大损害

。他就请陈炯明前来作一次剖心以对的会谈，以求端正舛误。在其后十天中，又送去了

三封类似的邀函，但均无答复。

《青年蒋介石》 赴难永丰舰

1922年1月中旬，蒋介石与戴季陶陪同徐树铮至桂林北伐军大本营，蒋仍任第二军参谋长。在与许崇智、李烈钧、胡汉民商讨北伐作战计划时，主张以进攻湖北为目的，其他人主张以江西为目的，最后决定湖北为第一目的，江西为第二目的。

当时接受孙中山北伐大本营统辖的军队有：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福军李福林部、滇军朱培德部、赣军彭程万部、黔军谷正伦部，共有13个旅3万人。陈炯明所统率的粤军第一军，邓铿从第一师抽调三个营组成大本营警卫团外，皆不准再派兵参加北伐。

陈炯明身任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内务、陆军总长，又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控制着军、政、财等大权。他暗中与吴佩孚等北洋军阀相勾结，蓄意阻挠和破坏北伐。他一边串通湖南的赵恒惕阻挡北伐军入湘作战，一面断绝北伐军饷械供给。5月21日，陈的部属还收买歹徒刺杀了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至此，北伐军处在被前后夹击、左右为难的危险境地。

蒋介石见此情形，知道此次北伐已是凶多吉少，危在旦夕，遂写信请廖仲恺发电调其回粤，在后方办兵站，廖仲恺复信答曰：“要弟电兄归粤，此则虽以刀锯加颈亦不肯为。弟自得兄西行已不啻如灭之福，岂得于此破坏大局之举，以重罪戾。”看似指责，实有褒奖鼓励之意。

3月26日，因情况突变，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蒋介石主张先回粤，后北伐，遂决议潜师回粤，但此时直奉战争爆发，为顾全大局，经多数人赞成改道北伐。

4月16日，孙中山偕北伐军主力由桂林抵达梧州，电召陈炯明前来会晤，但陈异志日露，虚胆寒，不敢亲赴梧州，仅电请梧州的廖仲恺先探询孙中山意见，并以辞职要挟，廖复电告以孙中山回粤系添调军队图赣无他希图。孙以陈无诚意，即下令免去陈炯明的省长兼粤军总司令职。命令尚未发表，廖仲恺恐关系破裂酿成事端，影响北伐全局，于是匆匆返省力图转圜，劝陈往梧州向孙中山当面解释一切。

陈当时态度犹豫，曾一度准备前往，但陈的左右从安全考虑，力劝不去。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到广州会晤陈炯明，但陈炯明已于21日晚离广州，与粤军总部人员退据惠州，陈兵布阵。

22日，蒋介石在三水见孙中山时，认为陈炯明意图谋叛，逆迹已彰，向孙中山建议“先清内患，再图中原”。但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忠诚”仍保留些许期待，其实孙中山自己也犹豫不决，徘徊不止，加之部队内部对于这个建议意见纷呈，一时之间，蒋介石的意见没有被及时采纳，又见陈炯明占据粤东自立必有事端，乃借辞于4月23日再次擅离广州。孙中山挽留说：“此时你若走，则就与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但蒋介石依然拂袖而去。

1922年5月，孙中山誓师北伐。北伐军由粤、滇、赣、湘军组成，共4万多人，在李烈钧、许崇智的指挥下，进攻北洋军。北伐军初战告捷，迅速占领赣州城，一路杀来，直逼南昌，形势十分喜人。但“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见北伐军挥师北上，后方空虚，乃乘机造反，将部分粤军自广西调回广州。

孙中山为稳定局势，很想以三寸之舌说服陈炯明，便只身扑入虎穴，当时孙中山把服从自己的军队全部调往江西境内作战，留在广州的直属部队仅有警卫团约500名，而陈炯明控制的军队达25000人。并且，又没有人能够统一指挥这500人的队伍，一旦有战事，很容易被冲为一盘散沙，毫无作用可言。

孙中山就于6月2日急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真是千钧一发之际。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军队在叶举指挥下，发动兵变，洪兆麟、杨坤如等率4000多人进攻广州城北观音山麓的非常大总统府，孙中山在秘书林自勉等人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突出重围，登上停泊在珠江上的宝壁舰，次日转登永丰舰。

孙中山在逃亡过程中，一边率七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炮击叛军，一边给蒋介石加急电报：事紧急，盼速来。

孙中山虽然从虎口逃出，只是留得身家性命，并没有从包围圈中解脱出去，四面楚歌，危在旦夕。虽然此时的孙中山手中有七艘军舰可以调用，那只能保证孙中山有藏身之处，形势依然危急万分。

这时，孙中山鉴于形势所需，不得不改变整个北伐方案，电令李烈钧迅速归师回粤，讨平叛迹。但是李远在天边，一时无法解燃眉之急。孙中山不得不在永丰舰上与叛军做斗争，只等援军到达。

孙中山盼来的是蒋介石。蒋介石接到孙中山18日加急电报后，才知事情的严重性，遂于25日离沪赴粤，一路上披星戴月、快马加鞭。29日抵黄埔，然后又马不停蹄直赴黄埔永丰舰晋见孙中山。孙中山见蒋介石危难之中不远千里，不畏炮火，勇扑虎穴，助其脱险，感动无比。直到此时，孙才明白“患难见真情”的滋味。对于自己对蒋的误解，他表示无比的惭愧。此情此景，颇有点唐僧在三打白骨精后对孙悟空产生误会，将其驱回花果山后又被妖怪捉住，饱受牢笼之灾时，孙悟空又回到唐僧的身边，助其降妖除魔的味道。

从那时起，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心目中的地位重要起来，孙中山是将他视作“救星”的，只听孙中山说了一句：“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其言语之分量，可想而知，随即委蒋以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表示在患难之中，随侍左右，安危共仗，生死相伴，孙中山更是感动得涕泪纵横。

蒋介石赴难登上永丰舰，使陈炯明感到格外惊讶，“面色发青”，说到“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看起来，陈炯明对蒋介石是颇有几分余悸的。

蒋介石确实并非浪得虚名，自他统兵应险以来，情势发生了逆转。针对陈炯明分化瓦解海军舰艇并以炮火威胁永丰舰的诡计，蒋协助孙中山率舰队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道河面，并决定率舰进驻白鹅潭。

7月10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攻击东歪炮台，冲过敌军炮火封锁，如期到达白鹅潭。介石一路上陪同孙中山站立在舵楼中，当永丰舰遭受炮击受损后，蒋介石劝孙中山返回舱内，自己指挥战舰继续前进。陈军企图用施放水雷的办法谋杀孙中山，也未能得逞。

北伐军受到陈军和直系军阀的前后夹击，遭受重大损失，此路援军不得进展。两个月的反击叛军斗争由于孤立无援，指挥欠妥，难以有所突破。

韶关未复，赣南复失，南雄不保，一师降敌，前方军队已失重心，战局无法挽救，孙中山留粤维持人心和军心，亦未有效，再呆下去，凶多吉少，因而蒋介石规劝孙中山即离广州，暂作躲避，调养休整后再作打算。

9日，蒋介石随孙中山由白鹅潭乘英舰去港，10日，换乘俄船返沪。

《青年蒋介石》 赶走陈炯明

蒋介石陪同孙中山从广东回到上海，在孙寓协助工作一周后，到宁波游览普陀山、天福庵南天门等处名胜。闲暇之时，游山玩水，观光旅行是蒋介石的一大爱好，奇怪的是他的四处观光，周游景致，往往都发生在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可能蒋介石的游玩有更多的含义：除了放松节奏、舒畅心情之外，就是韬光养晦，隔岸观火，以静制动。这样做，蒋介石往往能发现许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或许就是蒋介石的这点特别之处，决定了他与别人的结局不同。

永丰舰赴难之后，其实蒋介石也是心有余悸，久久不能从兵荒马乱的动荡中安静下来。很长时间内，蒋介石因为心情燥乱，理智混沌，不能对此次事件做出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在宁波逍遥一些时日后，心境恢复，开始回忆那激流勇进，身先士卒，不畏艰苦的千里一跃，遂提笔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后又游览太湖，兴趣大作，再题《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之跋。完后交予孙中山，孙中山为此记撰序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兹纪殆为实录，亦直其带荦荦大省，其洋乃未遽实仆数，余非有取于其溢诃，仅冀掬诚与国人相见而已。”对蒋在此劫难的功劳给以再度褒扬。

其实这本完整的《蒙难记》对蒋介石来说其全部意义在于孙中山的序言上，蒋介石作此文的动机包括有促使孙中山对自己的表现做出肯定和永久性纪念，文在功在，功在人在。而对孙中山来说，其意义在于又发现了一个信得过、提得起的心腹将领。

永丰舰赴难后，孙中山完全信任了蒋介石，不遗余力地满足蒋介石的政治需求。永丰舰事件后，孙中山虽脱险离粤，但是广东局势仍然是陈炯明占有主动，操持着军政大权，叛军尚未消除，讨伐需要继续进行。但陈炯明背离孙中山实属叛逆行径，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粤军大为分化。

拥护孙中山的北伐军，由许崇智率领，继续东进，于10月12日攻克福州，孙中山即于17日将北伐军改组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任司令部参谋长，随军出征。东路军计划取道闽南，直捣陈的老巢。由滇、桂、粤联合与西路讨贼军先行东下讨贼，12月份东路军平定福建，指向广州。西路军控制梧州，也向广州进军。

在此次北伐出师前，蒋介石壮志满怀，决心痛击贼军，为民除害，伸张正义。他在日记上力表立志杀敌之决心，谓“此次讨逆杀贼，复仇雪耻之责，吾当以一身任之。招疑招忌，任劳任怨，以求达到目的而已。”

但是说归说，做归做，说做本是两码儿事，当蒋在东路讨贼军上一段时日后，对军队内部的勾心斗角，派系争斗，开始厌恶起来，并且越来越难以忍受，去意又起。

孙中山获悉后一阵惊愕，急忙回电，嘱托蒋介石无论如何困难必须完成任务，方可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果有阻力可随时与他联系。另外，廖仲恺也即刻助蒋解决，然而这种空头许诺并不能给蒋介石减轻多少心理障碍，蒋遂登船往沪。

廖仲恺得知蒋介石又要远离职位，赶忙携孙中山长信追至马尾船上，阻止蒋回沪，并责问蒋介石，“孙中山将讨贼重任托付于你，你怎能如此志气不长，毫无进取之心呢!天下之事，十有八九不尽如人意，只有坚忍耐烦，劳怨不避，才能有所成就。只因为10日无有进步而半途而废，志向坠落，则任何事都不会有所成绩。”接着说：“只有将陈炯明消灭之后，事业才算是有所成效，人生才是一个段落，如果不这样做，百事无成也。”态度诚恳之致，但无济于事，蒋介石只能向廖仲恺深表歉意，转身登船而去。

到上海之后，见到孙中山，他也知道事情做得有点不太合体，就主动承认错误，为表歉意保证说：“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惟望准我不再回闽。”孙中山也顺水推舟，不加厉词，只是语重心长地奉劝几句，要“坚忍耐烦，劳怨不避”等诸如此类的话语。

1923年1月16日，陈炯明在东西两路讨贼军的联合攻击下，被迫放弃广州，逃往惠州。孙中山回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正式成立大本营，随即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蒋因治眼病不能前往广州，乃辞未就任。时值沈鸿英叛乱，孙致电于蒋：“已发表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蒋奉孙急电，返抵广州。

此后几个月内，蒋介石始终伴随孙中山左右，参佐军务，要么与孙中山同室谋划，要么陪同孙中山赶赴前线，慰问将士，抑或是替代孙中山，与众将领共谋起兵大计，无论是在军事前线和战略后方，都能够看到蒋介石的身影。

在辅佐孙中山统领全军过程中，蒋介石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好点子”。譬如：5月20日，讨贼军对陈炯明根据地——惠州发动攻击，但陈部出奇地迂回作战，将讨贼军包围起来，形势极为不妙，蒋介石献计，请孙中山亲督前线督战，以挽战局。并随同孙出发，形影不离，因此在攻克惠州之前的6月16日，孙特任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蒋新官上任三把火，蒋分别致函许崇智、刘震寰等各路将领，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应该首先向哪里进攻，怎样组织进攻等，但很快蒋发现自己的智慧大多被冷置下来，他才重新清醒起来。感到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实力派人物，没有掌握可以自成体系的私家军队，虽跻身讨贼军领导阶层，但是底气不足，头重脚轻，根基不牢。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一支绝对服从自己的忠诚武装，老是寄人篱下，终究是难入主流、难秉实权。这原本是蒋介石在往返徜徉生活中悟出的真理。

《青年蒋介石》 出访苏联(1)

黄埔军校校长

一、筹建黄埔军校

孙中山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总能够在众人恍惚彷徨之际，拓宽思路，转移目光，发现新生力量，这可能也是孙中山百折不挠、屡败屡起的原因之一。孙中山在国内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国际事态的发展。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闻得此讯，欢欣鼓舞。1918年夏他在上海拍电报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对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斗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讨桂战争期间，孙中山于1921年12月23日，由李大钊介绍在桂林会见了列宁的特派员马林。两人会谈数天后，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项建议：一要建立一个联合各阶层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同意，苏联代表还表示愿意提供军械，但陈炯明以无港口接收从中作梗，未果。

孙中山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佩，常对各军将领说：“中国革命须以俄为师”。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在军事上及心理上都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在苦闷中，孙中山反思过去，希望能为自己的革命事业找到理想的出路。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又看到了希望，决定改组国民党。

1922年8月，李大钊与孙中山多次会谈，共同商讨“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1923年，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与此同时，孙中山与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进行多次谈判，于1923年2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越飞表示，中国民族独立和统一事业，将得到俄国人民最挚热的同情和援助。〖JP3〗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的工作，在1923年下半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7月，孙中山在广州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多次商谈后，决定派出代表到苏联访问考察，“取经”学习，蒋介石闻得此消息便主动写信要求担此重任。

此前蒋介石很少对苏联和共产党的事宜表示关注，有的也只是从孙中山那里经常听到要“以俄为师”，并没有更深刻的了解，然而，也正是因为对其不太了解，蒋此时对苏俄及其革命还抱有憧憬和向往的心态，而且在国内漂泊不定，流离徘徊的经历使蒋心情浮躁，不能安于任何事，孙中山也正为此事头痛，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孙是会特别考虑的。

孙中山得知蒋介石有此意图之后，考虑到他曾经学过一些俄文，另外，在国内蒋的处境也的确非常的尴尬，遂于8月5日写信令蒋介石到上海与马林及汪精卫、张继等人商谈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的问题。

为拉近双方之间的关系，蒋于8月5日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说到了苏俄是中国唯一，中国革命之成败，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利害，实有存亡与共的关系，非他可比，称苏俄之负责人为素所仰慕之同志。这些话语多为表面客套。

由孙中山选定的考察团成员包括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其中蒋、王是国民党员，沈定一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代表团时已是共产党员，但身份没有公开，张太雷是共产党员，通晓俄语，对代表团访问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

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从上海启程，8月25日经满洲里入苏境，9月2日到达莫斯科。在历时三个多月的考察期间，蒋介石除了列宁没见到外，分别与齐契林、鲁祖塔克、加米涅夫、加里宁、托洛茨基等苏共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和商谈。在苏俄，蒋介石活动频繁，参观军队、学校、工厂、农村等，此外，博览会、博物馆、苏俄的先进武器装置，蒋都有幸一饱眼福。通过频繁的、多方面的考察，蒋介石眼界开阔了，尤其是对苏俄的党治建设比较赞赏。

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是11月25日，蒋介石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并在会上致词说：

我们国民党专以三民主义作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条线上，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预料在两三年以内，必定有一部分革命成功。我这次来到此地，对于我们中国革命得到许多教训，不过各位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在情形及实施工作还多有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国际共产干部多到中国去观察。

11月28日，他又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专门讨论中国国共合作问题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将其交由代表团带回中国。这个决议就如何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具体明确地阐述了看法。决议中的有关内容，成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基础，对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起了促进作用。

《青年蒋介石》 出访苏联(2)

蒋介石等一行人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2月15日到达上海。按常理，蒋回国之后，应该立刻拜见孙中山，详细汇报在苏俄的考察情况。但蒋介石回国后的反应却让人费解，不似出访前的那么热情。他仅仅向孙中山逞送了一份《游俄报告书》，便径自回老家奉化去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蒋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呢?若是能将那份报告书得为一览，可能会找到更好地解释，但这份报告至今也未公开，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来考据和推测了。蒋介石在1924年3月29日写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明白地流露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他在信中写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者”，“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国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国，但骂他人为美奴、日奴，而不如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此外，蒋介石与蒋纬国在一本《沉思于慈湖之畔》的小册子中，也直言不讳地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本不能相容的。’”

蒋介石对俄国革命，在出访之前，是极不熟悉，所有的印象也只是由于道听途说产生的一点懵懵懂懂的好感，摆脱不了表面的“以俄为师”的流行思想的约束。他对苏俄的看法，随时都会因为接触到了真实的苏俄社会而有所改变。

蒋在访苏过程中，对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对富农等敌对势力的镇压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此外，在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上，中方代表与苏俄领导人之间也存在严重分歧。当时孙中山希望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军事力量，并由该处进攻北洋军阀，控制直隶和北京。这一建议可谓击中苏俄要害，他们一直企图染指蒙古地区，岂能让孙中山在此处发展军事力量，故当蒋介石提出希望在苏俄的援助下，实施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军事计划时，苏方迟迟不予答复，使得蒋介石很恼火，认识到苏俄丑陋的一面。

苏俄否定了以蒋为首的代表团的根本性要求，再加上苏俄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地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等。这使得蒋介石对苏俄的用意产生了怀疑，蒋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诸多情绪对立，立场矛盾最终导致了蒋介石对此次出访考察的低调处理和消极反应。所以回国后仅呈上一《游俄报告书》，随即返乡，祭奠母墓去了。

在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一再催促之下，加之黄埔军校正在紧张筹备之中，蒋于4月16日返回广州，晋谒孙中山。双方交谈时，蒋再度陈述了他对苏联的顾虑和不安，孙中山责之“未免顾虑过甚”。孙中山这时已积极谋求与苏俄、中共的合作，为重振国民党而彻底更换“新的血液”，孙中山必须再冒一次险。

《青年蒋介石》 军校校长并非蒋介石(1)

一开始，军校校长并非蒋介石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在军界都是漂泊不定，没有一个可安身立命、扎稳脚跟的根据地。然而这种状况在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发生了根本变化。黄埔军校校长并不是什么显赫的位子，但却成为蒋介石生平的重大转折点。以此为基点和跳板，蒋开始跃向权力的巅峰。

黄埔军校的创办酝酿已久。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接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访问时，谈到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

1922年4月，共产国际全权代表马林同孙中山在广州会晤。会晤中，孙中山对有关苏联红军的介绍格外注意。

1922年8月，越飞拜见孙中山，商讨了建立军队的问题。

1923年2月，孙中山派廖仲恺到日本和越飞继续会谈，商议了设立军事学校的问题。

同年10月15日，国民党党务会通过了“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的议案。

10月25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廖仲恺起草提出“国民义勇军”方案，义勇军的招募，则以“志愿入国民义勇军为党服务”为条件，这一构想为军官学校的设立创立了基础。

11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第十次会议上，决定设立国民党军官学校，推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事宜。

军校成立，近在咫尺。蒋介石虽远在国外，不过对国内局势还是比较关注的。回国这后，在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督促之下，抵达广州。

此时此刻，广州城正处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众人皆满腹激情，积极准备，唯独蒋介石郁郁寡欢，心事重重。因为蒋多少已经知道在此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是不会有什么特别机遇和提升的。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对民族、民权、民生等概念又作了新的解释。并扩大了革命阵营，允许多种成分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大会期间决定把设立陆军军官学校一案付诸实施。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决定将筹备中的学校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设立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等七人为委员。28日确定以原黄埔水师学堂和陆军学校的旧址为新校址。

创校之初，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

首先是招生问题。各省军阀因害怕革命势力的发展极力阻止军校招生，甚至限制青年出境。

其次是经费问题。军校的经费，虽经大元帅府财政委员会决议，每月由广东财政厅等机关支领，但是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把持地方财政，经常陷学校于山穷水尽，常常是第二天的伙食，在前一天晚上还没有着落。

再次是武器弹药的缺乏。当时能够生产兵器的工厂，大多在滇军控制之下，所生产出来的武器，都落入他们手掌之中，军校新生入校后，很有可能连枪械都分配不到。因此，军械的供给问题也必须尽快解决。

摆在蒋介石面前的问题多之又多，蒋为此焦虑不已，一筹莫展。整日绞尽脑汁，左思右想，但成效不大。特别是刚闭幕的国民党一大选出的领导机构成员中，又没有蒋的位置，直到2月3日，蒋介石才被委任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蒋自然很不满意，而孙中山又指示他不要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更让他觉得不受重用，人微言轻，对孙中山常有抱怨。况且关于黄埔军校校长人选之事他也早有耳闻，说法不一，使得蒋介石更是忐忑不安，灰心丧气。

蒋介石对于自己有可能是校长人选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他从孙中山的日常提示中，已获此信息。但是，由于蒋资历浅薄，势力不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和诬蔑。蒋介石对此也是知道的，他于3月2日复信孙中山，解释他不辞离粤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对蒋的辞呈，孙中山作了语重心长的批复：“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2月23日，孙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命邓演达到溪口劝驾。29日，孙又电催蒋复职，称“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同倾向失望而去。”廖仲恺、胡汉民亦函电相劝。

蒋介石的这次辞职，直接原因是大本营禁烟督办杨西岩拒不拨付军校的开办费。经济困难的确使创办之初的黄埔陷入艰难困顿之中，堪称鸿途荆棘，几乎使校事无法进行。然而，此种境况并不止于蒋之辞职时，他复职后当长一段时间亦复如此。3月17日，杨西岩被免职查办。蒋却全无即时复职之意，他私下表示本人的“行止不应以一杨西岩免去而定”。

显然，蒋介石辞职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蒋不甘于作一名单纯的军人，他的兴趣在政治。这正如他在致孙中山信中所坦白地说：以他个人的志向，“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尽管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函电交驰，他并不当一回事。这时候，他迟迟不肯赴粤复命，纠缠的是杨庶堪任省长问题，杨的任命大本营未予立即发表。并非蒋独厚杨庶堪，事实上，杨只做三个月省长，最后便为蒋所参而辞。蒋的真实用意不过以此测试一下自己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广东政局罢了。

《青年蒋介石》 军校校长并非蒋介石(2)

除此之外，孙中山回粤已一年有余，而广东政局依然混乱不堪，蒋遂由满腔的郁郁不得志生出强烈的不满来。

关于广东政局，蒋认为孙中山回粤已越15个月，而对于民政、财政、军政，未有一实在方案。政府中人皆抱头痛救头，脚疼救脚，得过且过之想法，不往根本处想，大处落墨，都唯恐粤局不乱，政府不倒，自杀不速，以了各自心事。财政支绌万分，全系办理无方而致，财政机关非为军队把持，即为财团垄断，天下事未有无方针无条理而能治理者，亦未有不公开不整理而能理对者也。军事方面，他认为自己原本有一全盘计划，皆因各种阻碍和各军霸私，不能如计实施，以致有今日军事紊乱不可收拾之现象。

蒋对中苏合作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国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俄国与英、法、美、日相较，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罢了。他看到改组国民党中，鲍罗廷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和孙中山对鲍的信任，认为他赴苏的见闻报告，对孙等毫无省察之价值，抱怨自己因此而信用全失，人格扫地。

国民党要新生，就必须吸收新血液，改组旧组织。在这方面，孙中山任用共产党人颇多。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在改组国民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中，有25人是中共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7人的代表资格还系孙中山所指定。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有3人是中共党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7人是中共党员。2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部长，3人任秘书。

可是，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亲信，既未被指定为代表，亦未被选举为代表，冷落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之外，会后仅担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一名委员而已。对此，蒋特别不满意。他表示：“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度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这个旧系统，当然包括他本人在内。他妄称孙中山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滔谀之徒耳。”至于顶事中用的，除了已死的陈其美，就是他蒋介石，此外，“恐无其他之人矣”。

蒋介石擅长玩以退为进的把戏。辞职以后，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力争加重复出的砝码。

2月29日，孙中山电蒋回粤复职。3月2日，蒋给孙中山复了一封长达三千余言的信，屡陈自己的委曲与对党的主张。在这封信里，他除了说些知遇之恩，并世稀有之类的奉承话，还打出了两张牌。一是与陈其美的亲密关系，一是侍卫孙中山于永丰舰。蒋是陈其美的盟弟，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深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标榜他与陈其美“万古交情，虽手足之亲，未足间其盟契，骨肉之挚，不能逾其恩义，肝胆相照，可质天日，故能与仗安危耳。”陈其美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也”。

蒋毫不掩饰党内高层对他不够信任，称“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境；必能维持现状，恢复侵地，从无不能成军之时，更不知有无首罹险不知下落之奇闻。”最后，蒋干脆和盘托出，要求孙中山如信任陈其美那样的信任他，当然，作为回报，他表示亦如追随陈其美那样的追随孙中山。

蒋在标榜自己对孙中山赤忱耿耿，蹈白刃而愿牺牲。无难不从，无患不共的同时，总记得伺机踹他人一脚，他一再提到上年石龙失守，并对许崇智颇有微词。这时，许崇智、胡汉民亦不在广东。蒋提出此二人应回粤，以许督粤，以胡长省，他不欲许崇智“总揽全权”，企图以胡分许之势。

鉴于孙中山来电相催，蒋不便硬抗，表示“决于日内起程，趋前领教”。话虽如此，他仍

在观察动静，等待火候。

3月14日，蒋致廖仲恺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蒋把廖仲恺重重地数落了一番，并抱怨孙中山“对人对事之要点，若有未悉合乎中道者”，称对孙“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反为宵小所污辱”。蒋还抱怨廖过信俄人，声称如不相信我所言，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此时，胡汉民亦借蒋之力为自己的出处打算。3月19日，他给蒋透露消息说：邓演达报告了蒋的条件，粤方已不惜免去杨西岩，并抬他胡汉民前往，显然就是“尊重”蒋的意思。21日，廖仲恺正式通知蒋：“西岩免职查办，电请展兄归任秘书长，皆兄所期望，而先生所赞同，且既实行以示更始之意。”

3月25日，蒋致书胡汉民、汪精卫，与其商议行止问题。在信中，他大讲了一番自己的秉性，称欲使之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与教导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诱掖亦不可也，如为吾友者，能以童子视弟，而以慈爱至诚待之，则我才能久安于事，否则，他就合则留，不合则去。蒋给胡、汪说这些话，无非是想经过他们把意思转达到孙、廖那里去。26日，胡汉民根据各方来电情形，劝蒋见好就收。蒋一拖再拖，全部事务推在廖的身上，廖有些忍耐不住了。

形势明显对蒋有利，这样，蒋才决定不再暧昧。3月27日，蒋致函王柏龄等，指示军校的筹办工作须遵从他所定章程。“多尽职务，少出主意”。28日，电廖仲恺，称“必来粤”，并对校务提出意见。

4月3日，戴季陶从蒋之意先行赴粤打探消息。戴在谒见孙中山后，电胡汉民说蒋于15日前到粤。14日，蒋介石终于回到广州。21日，谒见孙中山。至此，蒋辞职的风波才得以平息。

综观这次辞职风波，蒋实行的是欲进先退，策略上是讨好孙中山，压迫廖仲恺，争取胡汉民。他向孙中山打出的两张牌的确很起作用。因此，孙中山又是批示，又是去电，又是派人劝驾。杨西岩迅即被免职查办，胡汉民被任为大本营秘书长，都体现了孙中山顺蒋之意。蒋离职期间，还被任为军校入学试验委员长，大有军校校长非蒋莫属之势。廖仲恺见孙感叹欷，神情沮丧，也不得不电蒋，表示“已往之政事党事，弟任其咎。盼兄即归图更始。”还表示“先生近多感触，亲信者不宜离去”。这样，蒋在赴粤之前，精神上已大获全胜，如愿以偿。

《青年蒋介石》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1)

蒋介石复职以后，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之后，蒋又兼任长洲要塞司令，连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再任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长。可见，蒋之军事地位蒸蒸日上，异军突起。

蒋介石最终得以被任为黄埔军校校长，是有很多主客观原因的。

首先，从国民党内军事力量的发展状况来剖析。孙中山从领导革命失败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手中没有一支军队，才被南北军阀所愚弄。因此，他迫切要求建立一支由国民党亲自掌握的军队。

1917年11月，孙中山南下护法期间，利用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同桂系军阀陆荣廷之间的矛盾，以朱庆澜从省警卫军拨出的20个营为基本力量，成立了援闽粤军。从此，孙中山有了一支属于国民党掌握的军事力量。他兴奋地说：“粤军又为吾党今日惟一之主力。”由于这支军队同陈炯明有着历史的渊源，于是，孙中山便委任他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对陈炯明曾抱有很大的希望，期其能为革命效力。他在《致蒋介石函》中说：“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为国民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但事与愿违，陈炯明随着军权的增长，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终于最后炮轰总统府，公开叛变。

陈炯明叛变后，援闽粤军开始分化，孙中山这时只得依靠援闽粤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

许崇智，并委任他为本路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2月下旬，孙中山正是依靠许崇智所率领的这支援闽粤军，并借重于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军事力量将陈炯明逐出广州，第三次入粤，重新建立了广东革命政权。

但是，这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很不巩固。一方面，陈炯明仍盘踞东江一带，虎视眈眈；另一方面，杨希闵、刘震寰骄横跋扈，反客为主，有尾大不掉之势。而许崇智所率领的授闽粤军由于收编了一些原属陈炯明的部署，成份复杂，已不十分可靠，加之许崇智沉溺酒色，无所作为。因此，这支粤军已经很难完成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就在苏联帮助下成立了黄埔军官学校，训练军官，以便建立一支忠诚于国民党的、更有战斗力的新军来代替粤军。那么究竟派谁来担任军官学校校长呢？在众多候选人中间，孙中山最终选定了蒋介石。

孙中山看到，蒋介石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事革命活动时，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是很忠诚的。蒋介石在《致胡汉民、汪精卫书》中说：“至孙先生之待人，其道义深笃，实使人没齿不能忘。”“此弟之对本党与孙先生皆不能不自勉。”1924年3月2日，蒋介石在《复上总理书》中说：“中正驽骀下乘，过蒙垂顾，知遇之隆，并世稀有如先生之于中正者。”当然这里难免有溢美之词，但多少也流露了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感激之情。

正因为如此，当蒋介石觉察到陈炯明怀有异图时，就及时向胡汉民、廖仲恺和孙中山反映。1921年1月4日，他在《复胡汉民、廖仲恺书》中说，他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对孙中山督师更不放心。今日陈炯明对总理如当做二人看待，则将来一场无结果，可以断言也。

果然，陈炯明不久便公开叛乱，谋害领袖。

正在这危难之际，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来到广州，登上永丰舰，同其一起应付危局。蒋介石此举决非是沽名钓誉，投机革命。试想，当时孙中山已身处逆境，胜负未卜，前途吉凶难以预料。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机可投呢？相反地，蒋介石这时能来到孙中山身边，是一件需要莫大的勇气的事情。不仅表现了蒋介石对孙中山处境的关心，而且也表明他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孙中山对此是予以赞许的。他在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蒙难记》题写的序言中说：“陈逆之变，蒋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至于以后蒋介石及其左右，以此作为炫耀的政治资本，则应该另当别论。

孙中山之所以对蒋介石寄予厚望，还因为蒋介石是一位长于谋略的军事人才。蒋介石南下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多半任军事幕僚，参佐军务，很少亲自指挥战斗。蒋在参赞戎机时，常能出谋划策，深得孙中山倚重。孙中山在《致蒋中正函》中倍加赞扬：“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可）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

1922年春，正当孙中山在韶关督师锐意北伐时，陈炯明叛意日益显露，蒋介石在孙中山召开的大本营紧急会议上力主先潜师回粤，控制局势，以后再图北伐。5月初，陈炯明果然逆命作乱，使粤局势处于危急之中。蒋介石于6月1日，在《致许崇智书》中献策说：“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全和平之道；……如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孙中山听从了蒋介石的建议，从韶关回师广州，可惜为时已晚，未能制止陈逆叛乱。

老实说，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人品并不怎么欣赏，甚至有时候还极度厌恶。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合作和了解，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已多少开始适应了。尤其是在朱执信、邓铿相继亡故之后，孙越发觉得蒋之重要了。蒋从个人职业素质来讲，是军中“佼佼者”，具备了孙

有心提拔他所该具有的内在资格，所差的是威望和人缘，这一点可以补救的。

关于黄埔校长人选问题，孙中山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孙中山首先考虑的是许崇智，许是粤军总司令，是军界的头号人物，于情于理，孙中山都应当把他作为首要人选，但据刘峙后来回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使各方不满。”

《青年蒋介石》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2)

除了许崇智外，孙中山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实力派谭延。谭延也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且在护法、讨贼运动中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但谭是一介勇夫，领兵打仗，攻城掠地还行，如果让他管理军校，从事授书讲课之事，等于是将他圈囿起来，谭对军校兴趣不浓，所以也拱手相让。

剩下的便是程潜、蒋介石、李济深三人的权衡比较了。蒋的优势在于，从个人关系而言，蒋介石与孙中山有永丰舰中的患难与共，安危相仗，关系自然更近一层。从军事才能讲，蒋介石曾经留学日本，受过专项训练，并且在实际作战中，多次出谋划策，练兵布阵，脱颖而出，逐渐赢得孙中山的赏识。再说蒋介石自身也有较高的军人素质，这与在日本的刻苦训练和精神磨炼不无关系。而这正是孙中山认为军校领导必备的素质和条件。

蒋离职返乡期间，廖仲恺代理筹备委员长后，积极开展筹划工作，招生入校，制计划，编教材，布置校舍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进行，有板有眼，一派新的精神风貌，不致于使军校的建立胎死腹中，良好的工作势态和出色的管理，也是蒋介石个人愿意重返黄埔的一个前提。

与廖仲恺相比，蒋介石确实显得有些临危退缩，胸襟狭窄了。不如廖虚怀若谷，敦心仁厚。事实上，蒋介石本人在争取黄埔校长一职上，也是运用了很多手段的。

3月间，蒋介石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等写了几封长信，发泄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表白他行为不端的苦衷，要求赋予特殊权力。他在3月2日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君觉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就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且扩张，且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显然是对孙中山对共产党的信任表示不满，当然包括有为自己的党内地位抱不平的意思。

在蒋介石3月25日在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信中，自贬道：“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所以，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乐趣，即对于军事亦徒仗一时之兴奋，而无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因此显得狂傲一些。近来益觉人生乏味，自思何以欲为人。乃觉本性所经历，无一非痛感之事。读书之苦，固不必说，做事之难，亦不必言。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信中还提到他以前任职时，“始终抱定一原则，合则留不合则去之意”。

蒋介石是要以这番肺腑之言，来证明自己对朋友的真诚，从而赢得朋友们的信任。事实上，蒋介石在离职期间，并非归隐田居，不问政事了，他有机会还总是以领导者身份对军校的筹备工作指手画脚，献计献策，在致王柏龄、邓演达等人的信中，提到军官学校如果须开办，则应遵从他以前制定的规则，照常进行，不必有所变更，如有不宜之处，可与开学后随时修正，如是云云。

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俨然是将自己视为军校校长，身在家乡，遥控指挥。同时也预示着蒋迟早会返粤的，只是他觉得这时归赴广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能拖则拖，在等待中选择最佳时机。

黄埔学校的筹备工作，在国共两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进展很快，已有千余革命青年前来报考，广州方面急需蒋介石归位主政。戴季陶等人也在蒋介石处左劝右说，经常提醒蒋介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此次绝好时机，一定要牢牢把握，日后定会凭此飞黄腾达。

3月26日，廖仲恺致电蒋介石，直截了当地提出，蒋如果再不来，一切将由廖自决。蒋看到事情已发展到关键时刻，是需要自己明确表态的时候了，急忙回电：“必来粤”，廖仲恺为了进一步消除蒋的其它疑虑，在4月3日再次复电：军校款项，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管，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这又让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

4月14日，蒋介石与许崇智一道，由上海回到广东，谒见孙中山，请孙中山面授事宜。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极为重视，亲自兼任该校总理，在总理之下，另设校长负执行之责。5月3日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

9日任廖仲恺为驻军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组成校本部的最高领导，直隶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设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政治部，主任先后担任〖JP3〗者是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邵力子、熊雄等，何应钦任军事总教官。

在黄埔军校的开办过程中，苏联积极支持，先后派了几十名优秀青年军官干部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帮助制订教学计划和大纲。苏联政府除支付顾问团的费用外，拨出200万元现金，无偿地赠送给军校，8000支步枪和500万发子弹，首次运送给军校，解决了黄埔军械缺乏的问题。

1924年5月5日，在蒋介石的全面负责下，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开始入校编队。其中的工作之巨自是令蒋介石忙得团团转，经过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6月16日，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日子，这一天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典礼仪式极为隆重，除全校师生外，还邀请广东各高级将领，高等文官以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等500余人观礼。孙中山以大元帅兼军校总理的身份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致词勉励全体师生：“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希望大家“都能相互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等，明确地宣布了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并对全校师生提出更高的期望。孙中山致词完毕后，即将军校校印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手捧校印，情绪激昂，他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目光，这些目光汇聚为一点，将他灼热烫伤。台上是殷殷期望，台下是欢欣鼓舞，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自己，他只听到主席台下的一声声欢呼，简直要将他抬上天空。但他也猛地意识到他所处的位置虽然崇高，但如果从此跌落下去，也必将摔个粉碎，要想保持这样一个位置，他必须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必须为黄埔事业呕心沥血才行。

《青年蒋介石》 独特的教育思想

主政黄埔

从1918年在粤军担任作战科主任到1922年10月，原粤军第二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孙中山提升蒋介石为参谋长，再到192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本营，进一步提升蒋为行营参谋长，参佐军务。蒋介石在革命军中始终是一幕僚，没有实质军事指挥权。但是在这一期间，蒋介石经过对革命实践的亲历体验，越发意识到，掌握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此时，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无疑将是自己扬眉吐气，实现抱负的难得机会，蒋会格外珍惜，全身心投入的。

蒋介石从家乡返回到广州之后，马上入主黄埔，在方方面面同时展开工作，兢兢业业，励精图治。首先和学校的教官以及入伍新生进行过多次谈话交流，问寒问暖，融洽关系。

其次，蒋介石开始对军校军官和新生进行训话，加强思想教育，增强黄埔师生之理想信念和纪律观念等。4月26日，蒋对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教官的军官进行训练考核。并嘱咐“这个军官学校，是我们本党办的学校，诸君皆愿意为党尽力，原来这个学校就是本党要培植干部人才，预备将来做本党健全的干部，扩张本党势力”，对军官学校卫兵分队训话，讲述卫兵责任：“对内是维持军纪风纪，对外是担任警戒，要求士兵自行整顿，做到仪容要庄严，服装要整齐清洁。”

对第一期入伍生几次三番进行训话，要求学生参加军队生活训练，绝对服从命令，要求学生不论在校内校外，都应遵守纪律和秩序；要求学生注意卫生，放物品要整齐，还要互相劝勉，养成自识力，要求学生不单独行动，动作要划一，步伐要整齐，而且要使个人的心都归一，就是思想、精神、志趣要统一起来，要晓得军队组织的要素，包括三种，第一是统御，第二是经理，第三就是卫生。从中可以感觉到蒋介石套用日本军校那一套的痕迹。

此后又分别对军官学校下级干部进行第二、三、四训话，同样进行了纪律、职务责任、团结

等相关问题的教育，再三叮嘱强调。

蒋介石对教员和学生的训话非常频繁，时时不忘对他们进行各方面的训导和教诲，正是在多次的师长、学生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双方的感情逐渐深厚，距离逐渐接近，从这些教员和学生们的身上，蒋介石看到了自己的前程所在、希望所在，强烈地感到对这些人的倾心投入既是对他们的关怀和照料，同时也是对自己事业的资本积累。

开学后的8个月中，蒋介石先后发表讲话46次，每次都充满澎湃之情，慷慨之势，令人备受鼓舞。蒋介石还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不高高在上，总要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作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声音。

蒋介石当时还兼职粤军参谋长，但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在黄埔军校上，他常驻校中，朝夕与师生相处，不仅一切大计亲自擘划，就是一般规章条例，亦多亲手厘订。他的案头常置筹备录，凡有所举必随时记录。事无巨细，全凭他一人斟酌决定。

纵观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教学活动可将其总结为两个内容：

一是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蒋介石认为教育目的在于造就奉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人。他说：“本党要办这个学校，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此风雨飘摇、千辛万苦之中来挽救这些衰败、削、凋残、横流的劫运，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衽席之上。本党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在于此，本校同志的责任亦在此。”蒋介石认为作一个军人，应具备下列条件：勇猛威严、外危若安、临险如夷、坚忍不拔、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在谈到最后一点时，蒋介石说到：“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救国，像这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本领完全靠革命党的牺牲精神。”

二是关于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蒋介石有两句经典名言，即“生活的目的是增进我全体人类之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将来继续之生命。”他说：“各位如果能够照此做法，就不会做错人了。”蒋介石认为，黄埔教育是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精神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根据教育内容，教育编制可分成三部：政治部负责政治教育；训练部主抓精神教育；教授部是任军事上的智育及训育军事教育。

蒋介石在对学生进行教育过程中主要突出以下几点：

一是思想教育。蒋介石既不引进苏联的一套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汲取欧美等国的治军思想，而是挖掘中国古代历史中治军的成功典型的营养成分，以《曾国藩和胡林翼治兵语录》为重要教材。蒋介石从小就受到正统封建思想的熏陶，在成长过程中对传统文化也是兴趣盎然。曾国藩?治军方略中核心就是他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要求服从于他一人的意志和命令，所以，蒋介石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极力宣扬。其目的在于使自己本人的威望达到一定高度时，效法前人，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宰。除了曾之外，蒋介石还经常引用一些封建戒律来教育学生，如墨子的“摩顽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另外，蒋介石强调军队的等级观念。在解释军纪时说：“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做纪纲。”

二是日常生活。蒋介石把卫生建设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在与学生的多次训话中，都对卫生的重要性再次强调，要求大家重视卫生，甚至把卫生列为军队组织的三要素之一。蒋介石的卫生意识之强烈，主要是在日本军校学习期间培养出来的，除了卫生的讲究最早移植于日本，还要求学生团结一致，勇猛威严，不怕艰难和不怕牺牲等精神。这些思想都是蒋介石受日本军事教育的启发而形成的。

三是教育与拉拢双管齐下。蒋介石在实际与学生交流过程中，非常注重收拢人心。为此，他不失时机地树立自己的威信，包括端正自己的生活作风。他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监督学生是否准时起床，晚上学生是否按时就寝，表现得颇为勤恳敬业。他习惯找个人谈话，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他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不少学生，与很多学生都建立了特殊的个人关系。有时候，学生们缺钱花，只要找他帮助，不管多少，他都会马上开支票，凡此种种，举不胜举。结果在学生中，他的威信慢慢地树立起来，形象也逐渐高大起来。蒋介石就这样以黄埔军校为基地，以一种“黄埔精神”为信仰，逐渐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以自己为核心的嫡系军事派别——黄埔系。

《青年蒋介石》 全新的治军思想(1)

自蒋介石入主黄埔，他就开始了爬上权力顶峰最重要的势力积累阶段。而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环节就在于蒋为自己努力培养出一支战斗力强、纪律性强的面目一新的“蒋家军”。这其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蒋在历经生死战场，日久天长积累的军事常识和对传统历史人物治军思想的钻研反思，最终形成的一套治军思想。蒋之治军思想，是传统的治军思想、苏俄红军治军原则与军事斗争实践的结合。

一是改革军队的军事编制。蒋介石行伍出身，深知合理科学的军队编制体制是有效治军的前提，1924年11月29日蒋在军校演说中指出：军队中如果乱七八糟没有一个编制，步兵有几多，工兵有几多，都不晓得，没有一个统计，那么，一打起仗来，就不能分配，亦就不能指挥，这样是没有不失败的。又说：军队有组织，一个动员令下来，就万众一心。十天后，即12月8日，蒋对军校官长学生训话时更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希望军队好，有三件不费本钱而又是顶要紧的，第一是编制，……第二是精神……，第三就是纪律。”

为使革命军能按合理科学的编制进行组编，蒋介石令“革命军事研究会”对革命军的编制问题作专题研究。次年1月17日，蒋介石手定《革命军编制草案》，并将此草案令参谋处列号分送各团，转发所属各营连遵照办理。7月1日，蒋介石在向军事委员会上《军政意见书》中，详细规划了革命军的编制，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的需要。

之前孙中山也提出一个编制方案。一个师计兵34992人，官1162人。蒋认为这种“编制规模太大”，应有所调整。在军队编制体制方面，当时蒋介石从治军要求出发，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主张。

第一，主张军需独立，以保障军队供给。1924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军校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军队打仗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军需独立。军需不能独立，练兵就无论如何练不好，现在中国军队不好，大半是军需不能独立的缘故。……到了军需独立之后，带兵官就只管带兵的事，那么，专心致志来练兵，军队一定训练得好的。”

次年12月15日，蒋在上军事委员会《改革军政意见书》中更尖锐地提出：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需关系全军命脉，旧时军队积弊从生之地，设备偶尔未能周密，就导致贻误戎机，军需负责人倘有侵吞，更足败坏军纪。因此蒋介石拟请规定一最近时期，自某月起，各团饷项向军需局直接支领，师部军需长，只于发饷时负监督稽核的责任，各部不得于驻地自行筹款、被服、粮秣等事项，亦应由军需局实行支配发给，不得各自为政。

第二，主张和平时期撤废军长职衔，以防“军权割据”。他说：“平时军制，应以师为单位，而军与军长，不是平时设置之制，仅于战时临时增设，以便指挥作战。其理由是国民革命军作战之任务已告一段落，如果军长之职不废，积久或有尾大不掉之弊，即使事实不至于此，而形式亦难免会有军权割据之嫌”，如果北伐实行，则那时自可再行增设军长，此时裁撤，实有百利而无一害。不过，当时蒋提出这一主张，包括蒋本人亦呈请辞去军长之职，目的还在于抑制他人成为“军权割据”者，以减少日后独揽军权的障碍。

二是“勤以训练”，这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蒋介石认为，军队打仗要做到孙中山所说的“隐藏瞄准”四个字，就得训练。“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打仗的时候往往手忙脚乱，耳聋眼花，平时所学的射击方法尽都忘了，甚至子弹倒头装，枪口向后放，种种说不出的现象，在打仗的时候全会发现出来的，”因此，“要维持军队精神到冒危犯难，赴汤蹈火的一个地步，就少不了一番严重的训练。”蒋特别强调：“练兵以勤为主，耳提面命，始终不息，”“练一兵得一兵之用”。

为使处于战争环境下的革命军切实做到“勤以训练”，蒋介石于1924年8月6日以“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长”的身分上书军事委员会，提出军事训练计划：训练分为各军军队训练和各军事学校之训练。各军校训练，实为着手训练计划之第一步，各校校长或各校派一高级官长为训练委员与校党代表一起，以便军事与政治二方训练互相联络，并可一致进行。蒋并主张军事训练委员会之职权，“与各国之训练总监部相同。”在实施军事训练过程中，蒋介石首先强调按照操典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他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你若是不依典范令做，官长就要依着那些原则来责罚你，官长如不依着典范令来教导学生，就要被学生兵士看不起。”

1924年12月30日，蒋第一次检阅教导第一团时现场讲评，指出训练“有许多细部的地方不照原则做，这不能怪士兵，要怪官长口令喝得不得法，不照操典上按部就班地去做，所以今天有许多口令不明了弄得参差不齐。”蒋还按实战需要指出操练中的问题，他说：“跃进有许多走便步，不知道弯着身子，隐蔽身体。立射是要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或者目标不见，或是有胸墙利用，才可以，此外能卧射当卧射。今天卧射太少，很不对的，要同士兵们说不这样做就被敌人打死了。”讲评最后强调：“以后随时有检阅，随时有考试，士兵们升上等兵或下士、中士、上士，都在这里面断定，尤其要注意射击瞄准。”

蒋除重视基本训练外，更重视军队的野外实战模拟对抗训练和军校毕业学生的试验演习。例如，1925年12月15日，蒋介石统领第一师在湖羊山一带进行野外对抗训练。训练结束时，蒋介石根据实战需要出发，作了讲评。讲证中分别指出训练各阶段上的问题，要求“将来实地作战的时候，总希望大家对于前后左右的纵横联络，更要确实，报告与通报要多，散兵前进，切不可密集，尤其是战略要立在自动的地位，不要受制于敌才好。”对于军校毕业生的试验演习，蒋亦从严要求。

《青年蒋介石》 全新的治军思想(2)

三是“厚以教养”，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中重要内容。“教养”，亦即对军人的“精神教育”。蒋对军人“厚以教养”的原因，主要是受清末湘军首领曾国藩治军方式的启迪。蒋对《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骆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深有研究，他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平太平军，其重要原因在于有一支兵全为他所控制的有战斗力，有凝聚力的军队。

蒋在他所辑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的序言中写道：“夫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降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也积极效仿那一套封建统治术，将“治心”作为“治兵之本”，以曾国藩为楷模，身体力行。

“教养”措施有编纂、制定和颁布《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新兵精神教育问答》、《本校日课问答》等一系列书籍，作为精神教育教科书。他在亲自编写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言中明确指出：所辑增补的曾胡语录，“虽非治兵之语，而治心即为治兵之本”。

1925年9月9日，蒋对军校第二期毕业生明确强调：“军人最要紧的是精神，现在你们将要出去教人，最要紧的几种书籍。如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本校日课问答，革命军刑事条例，新兵精神教育问答等书，都时时要看”，“不能离手”。

在战争频繁、新兵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基层官佐对新兵精神教育时有放松，对此，蒋及时发出通令，要求切实纠正。

此外，蒋介石还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在这方面，蒋介石比曾国藩高出一筹。在革命军中，除最早颁布的《国民革命歌》广为传唱外，蒋还亲自编写了《立志歌》、《放枪歌》、《军士爱民歌》等歌曲，以激士气。他还令政治部制作各种感化图，使军人受直观形象教育。在行军作战过程中，蒋还亲自编写“军人精神教育标语”，进行散发张贴，以激励斗志。

“教养”的内容是广泛的，其主要的有二：第一、“亲爱精诚”。这既是黄埔军校的校训，又是蒋介石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整个黄埔训练时期，蒋在军校、军队中的演讲、在精神教育的书籍中，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如，1924年9月18日，蒋在军校演说中说：“本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四个字，就是说：凡是同志同学都要相亲相爱，诚心诚意，精益求精的来团结我们精神的意思。”

1925年12月5日，蒋为“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告成作序，序文中详尽阐述“亲爱精诚”四个字，序曰：“阋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爱与相亲。传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至诚之意，团结精神，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以亲亲之道而亲同志，以爱物之理而爱同志，则主义实行，其有豸乎。夫同志之共死生、同患难，其关系之密切，有甚于父子兄弟之亲也，而团体之存亡成败，乃有重于其家庭间骨肉手足之生命也。”

第二、“杀身成仁”。这是蒋介石在军人中一贯灌输的军人人生观。1924年5月8日，蒋介石就任军校校长后第一次在军校演讲中强调：“有一句要紧话，请各位听着：就是我们军人的职分，是只有一个生死的‘死’字，我们军人的目的，亦只有一个死字，除了死字之外，反面说，就是偷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单是不能做军人，而且是没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古人说：‘与其背义而生，则生不如死。’这一句话，是为一般人说的，一般人尚应如此，何况我们军人呢？”

此后，蒋介石在许多演讲中，一再要求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如，1924年5月24日蒋在军校演说中说：军人“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或是被敌人拿去做俘虏，受侮辱的时候，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与其投降敌人，让敌人来侮辱我革命军人高尚洁白的身体，毋宁我先来自杀。……与其为我个人来污辱神圣不可侵犯的主义，那不如我杀身成仁，以保我革命军人的人格。所以我们革命军人头可断，骨可折，而主义是不可为人来侮辱的。”

四是“严以军纪”，这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蒋介石在就任军校校长后与全校师生第一次见面时所作演讲中就指出：“这个学校是军官学校，而且是本党办的，我们本党同志，对党既要严守纪律，对我们本校是要严守军纪，所以我们比普通党员多守一重军队的纪律，凡是纪律是非严肃不能维持的。”此后，蒋无论对军校师生演说，还是对军队官兵的训话，屡屡强调“严以军纪”的主张。

蒋介石指出：“军纪的根源是三民主义，军纪即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军纪为什么要“从严”？蒋介石说：“在军队里，不是用军纪来维持，这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若军队“军纪废弛，士气颓丧，不变为旧式腐败军队不止，则革命军精神扫地殆尽，其将何以对我之上下同志，而实行我总理救国救民之三民主义呢？”

在黄埔训练时期，蒋为使军纪切实从严实施，除一再发表有关“严以军纪”的演讲外，还手订、颁发了一系列军律，发布各种饬令、训令、通令等，并督促切实执行。粗略统计一下，蒋在1924年至1925年两年间先后手订、颁发的有关军纪方面的法令、条例、训令近20项。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军连坐法》。蒋第一次公开提出在军队实施“连坐法”主张，在1924年12月25日对教导团士兵的演讲。他说：“军队里面是要讲阶级的，阶级的意思就是和上楼的扶梯一样，一层一层数上去的，要这样才有上下之分，才有系统，如果没有上下之分，谁应听谁的命令呢？所以阶级是军队里面最当遵守的……比方打仗的时候，上官没有命令，一班人同退，就枪毙班长，一排人同退，就枪毙排长，一连人同退，就枪毙连长，一直至于一营一团退下来，就枪毙营长团长，……以后打仗的时候，有了这条连坐的军法，只要看见团长、营长不走，就大家都不敢走，打死就打死，何况官长是有学问的，大家跟着官长去打，是一定不会打败仗的。”

次年1月6日，正式制定《革命军连坐法》。这个连坐法一行，就使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根，一节一节，互相瞻顾，连坐牵拉，谁也不能脱身。连坐法在革命军实施后，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淡水之役，有连长自行退却，立刑于军前，此后无敢退者。棉湖之战，教导第一团全团几覆，士兵无一人后却，虽是官兵之耐战，而连坐法之实行，也是有制约作用的。

《青年蒋介石》 全新的治军思想(3)

综观这一时期蒋介石“严以军纪”的有关内容，最主要的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服从官长命令”，官长与士兵同样绳之于军纪。“服从官长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蒋介石要求下属与士兵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战场上，“前进后退，须听命令，切不可违反上官意向，要知退后者不死于敌弹，必死于军法。”蒋介石要求官长对部下一定要“严厉”，“部下做错了事，决不能让他挨过，不但是要当面责备，并且要照纪律严办。”与此同时，蒋介石要求“官长为士兵表率，须有勇敢精诚之气，方能鼓励士兵，否则反为士兵窃笑背骂。”如上官犯军纪一定要受军纪裁判，所以官长士兵都是一样的。

蒋介石“严以军纪”不但有言，更有行。如，1925年5月20日，蒋介石对于在东征中违犯军纪的官兵一律从严执法，将在战场上潜逃的排长郭渠川，副排长董国柱，班长杲长胜，士兵黄玉琳、张荣兴等一起处决。

第二，强调军人必须“爱护百姓”，不许军人侵犯百姓利益。蒋在军校开学后的一周，给军校师生作题为《仁民爱物为军人之要道》的演讲。他说：“军人第一要爱护百姓，第二要爱惜物资。”“古人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就是爱百姓，爱物就是爱物资。要知这二件事，是军队的命脉，如果不能仁民爱物，就是以致我们军队的死命。以后你们对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都要亲爱小心，不可稍有轻侮的举动。对于物资，无论一草一木，都要珍惜，不可稍有暴弃的行为。”

蒋认为，军饷来源于百姓，吃百姓军饷的就应保护百姓利益，满足百姓要求。蒋说：“人民因为要挽救他们的生命和权利，才来给我们的饷；我们要争回人民的生命和权利，才有这种资格去吃他们的饷，不然，他们又何苦把血汗来养我们呢？如此看来，我们应该要如何保护人民呢？……现在军阀的军队，不但不是去保护人民，报效国家，而且反要到人民家里去奸淫掳掠，抢劫残杀，像他们这种样子的行为，真是违背天理，全无心肝了，还可以算是人类吗？”

蒋还认为，实现革命军的“救国救民”宗旨，军人必须“爱护百姓”。蒋说：“我党革命之目的，在救国救民，其成败亦在于得民心与否为断。”“革命军之功效，不仅在结聚革命群众而成军，并且能散军于俄顷之间，使复返于有训练之革命群众。……我革命军人本以解放人民痛苦为职志，为解除人民之倒悬，虽牺牲生命犹所不惜，个人权位更何足计。若抗命盘踞，以害人民，又与反革命军有何差异。”基于这种认识，蒋在黄埔训练时期，一再严令官兵“不要像土匪式的军队一样，抢劫财物，扰乱人民，”宁可挨饿，不要到民间去取东西吃，宁可自己挑担，不要拉挑夫，”如有骚扰人民，违犯军纪者，上自校长，下至士兵，人人都可以杀他。”

在军队行军作战中，蒋一再严厉申令“保护百姓”。如1925年6月革命军回广州，8日，蒋发出《申明军纪令》，令曰：“本军回到省城，第一要保护人民，维持治安，竭尽我们革命军人救国救民救本党的责任，不任长官士兵，如敢动民间一草一木，必照军法从事，并治其直属长官约束不严、违犯纪律之罪。特此申明，望饬各将士凛遵毋违！切切！此令。”

由于蒋介石严厉贯彻“保护百姓”的“严以军纪”的主张，革命军在二次东征作战中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1925年11月10日，蒋介石对第一师第二、三团战后训话中满意地指出：“这次作战，第一师各团无论官长士兵，通通能够坚耐劳苦，有时因为行军迅速，后方粮食不能接济，被服不能如期补充，各位弟兄都能忍受下去，宁可自己受尽饥寒的痛苦，而不骚扰百姓一草一木，因此军队无论到什么地方，一般人民都热烈的来欢迎。我们军队能做到这一点，比较等什么胜利都好得多，本军长对于第一师各团的官长弟兄们，是非常满足，而且表示十分的敬爱。”

五是“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这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蒋治军思想区别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的根本点。所谓“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即以三民主义及其观念作为军队的指导思想。

这一治军思想的产生，首先在于国共合作后形成的政治氛围所制约，也就是说，蒋介石当时治军若不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那蒋就难于在军校校长、党军司令官职位上呆下去。蒋的这一治军思想是顺应国共合作后所形成的政治大势的必然举措。

其次，蒋介石之所以主张指导军队以三民主义及其政治观念，在于蒋认真吸取了中外治军的经验教训。第一，蒋介石目睹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部队以及西南旧军阀因无主义作为指导而带来的严重后果。1924年6月，蒋在一个演说中说道：“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如此久而久之，相习成风，就变成今日这个亡国的现象。”对于当时的西南军队，蒋认为?这种军队“名为革命军，实则内容腐败，甚于旧式”，军人“心目中几曾有革命意义？一切权利，咸为个人，军队为个人而设，事功为个人而图。”

第二，苏俄红军的政治治军的成功经验，是蒋在革命军中以主义为指导的主要原因。1923年8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政治、军事、党务。这次考察，蒋对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是推崇备至的，认为：“他们红军有许多地方用不着打仗，而使得敌人心悦诚服来投降，因为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来团结。”因此，作为自称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自然会效法苏俄红军的

政治治军方式，对革命军以政治观念和某种团队精神教育在先。

蒋介石在军校和军队中的训话里，在书告中，屡屡强调军队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1924年6月24日在军校演讲中说：“真正的革命军人，是要以信仰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7月30日在军校训话中的“革命”调子更高，他说：“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次年7月7日，蒋在向军事委员会写的“六大计划”书中提出：“施以严格的政治的军事的教育与训练，使成为有主义之军队，为人民痛甘而奋斗，为人民利益而努力。”蒋介石为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一生都高唱三民主义。然不管哪个时期，蒋的那一套都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为贯彻这一治军思想，蒋介石效法苏俄红军在军校和军队中普遍设置政治部和建立党代表制度。蒋介石指出：政治部的任务是负责“主义上的训育和智育”；党代表实施政治训练，“使一般官长莫不了解党之主义，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以期凝集团体精神，提高战斗能力。”为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蒋介石曾表示坚决实施党代表制度，他说：“中国军队党代表制度是第一次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

正因为如此，在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呈请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担任各级政治部主任和各级党代表。各级政治部与党代表的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胜利。

从上可以看出，黄埔训练时期的蒋介石，其治军思想是系统而又丰富的，其治军活动是勤奋的，这为他个人政治、军事上的“发迹”打下了基础。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治军思想，在不久的北伐战争中进一步得到实施，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政变后，蒋介石逐渐抛弃先进、科学的治军原则，掺入了法西斯式的治军思想，把国民党军队培植成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工具。

《青年蒋介石》 庞杂的政治思想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蒋介石的政治思想表现比较中立。主要是因为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既不可能公开反对，又不可能真正实行。围绕着三大政策，国民党内部不可避免地发生新的分化和新的组合。党内许多人都在赞成或反对之间做出了明确的选择，蒋介石也梦想着以一个激进追随者的面目获得最大的政治利润。

黄埔初期，苏俄的物质援助和派来的专家、顾问，为黄埔军校增添了活力；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从内部振作、改造了国民党，初次显示出国共合作的巨大作用。而那时，蒋介石的地位，在党内远不如胡汉民、汪精卫，在军内比不上谭延、许崇智和程潜。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与右派分子有所不同的姿态，去处理各种政治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联俄方面。蒋介石在军校创办后相当一段时期，是能够以较友好的态度同苏俄顾问相处的。他多次请鲍罗廷到军校演讲，公开宣扬孙中山对他的手谕：“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政治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象听我的主张一样。”孙中山逝世后，蒋公开宣称“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总理精神不死！”在军校，他对苏俄顾问的建议，“几乎无条件地采纳”，“不加反对地赞同”。特别是对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加伦），更是处处表示信任和尊重。

两次东征中一些主要战役、战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都同加伦等顾问商议过。加伦等指出他的命令有错、指挥失误，他也能加以纠正。蒋介石还针对右派分子所谓国民党受鲍罗廷“指挥”的论调驳斥说：“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末革命成功的路径，恰似南辕北辙。”又说：“……革命先进国的苏俄，诚心诚意来帮助我们民族的独立和平等，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亦不是什么耻辱。”这些表明蒋介石当时对联俄政策的公开姿态是很高的。

第二，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蒋介石对中共选送到军校工作、学习的大批党、团员，总的来说能够予以合作，有的还委以重任，提到重要的岗位上；对共产党人的负责精神和工作成绩，也往往给予好评。军校政治部的工作，成为军校工作最出色的一个部门。蒋介石对政治部总的说是支持的，能够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第一次东征到达东莞时，蒋对当地群众说：“兴利除弊，乃政治部之责任”；政治部“专管与人民有关之事”。当众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与群众有关的各种问题。

蒋介石很重视党代表制度，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制度”；“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此外，蒋介石还允许共产党人主持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的工作。第一届五名执监委中有三名是中共党员。蒋说：“当选的各位都是确实能办事的，结果算是很好，本校长也非常欣慰。”第二届八人为委员，除蒋本人外全部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不仅任用了共产党人，而且还同某些共产党人保持了较为亲密的关系。他把蒋先云、李之龙等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看做“最得意的学生”和“我的好学生”。他对共产党人的诚恳作风和工作成绩也给予过好评。第一次东征时，共产党员李劳工、卢德铭等在海丰开办农军训练所，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出一支精壮的农民自卫军。蒋介石颇为赞赏，提升了李劳工等人的职务。

在平定杨刘叛乱中，政治部增设了武装宣传队和特别宣传队，为取得战斗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蒋认为政治部的功劳确乎不可磨灭。第二次东征结束后，蒋对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政治宣传工作，给予赞扬，说东征的胜利，同党代表、政治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在对工农运动方面。蒋介石当时对工农运动，特别是工农群众大力支援东征、南征曾予以较高的评价，并在某些方面给予过一些支持。

蒋介石允许由共产党彭湃主持的农讲所的第一期学生“来黄埔受军事教育三个星期”，以后各届也由军校负责训练。1924年冬，广宁农民被民团地主围攻残杀，“廖党代表与蒋校长派学生十二名，各给驳壳枪一支，星夜驰往救援”。两次东征中，政治部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开展群众运动，并拨出枪械武装农会、农军，这都得到蒋的应允。

第二次东征时，他还同意周恩来从抄得的逆产十万元中，拿出两万元作为开展工农运动的活动经费。在第二次东征中，1925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平山群众大会上说：“陈（炯明）杨（坤如）残民以逞，惨无人道。革命军为人民除害，得力于人民相助。”10月27日，蒋在五华县华阳地区轻敌冒进，被敌军打败。当夜，五华农民为他作向导，帮助他脱离险境，安全转移。他当时颇为感慨，说：“凡至忧患之时，见有与情喁响，聊堪自慰。廿七之夕，如无土人前导?其有幸耶？”蒋介石口中的“土人”正是共产党员古大存领导下的革命农民。东征军占领汕头后，蒋介石于11月7日在汕头市群众大会上说：“这次克复潮梅，完全是潮梅民众的力量”。

第四，蒋介石对右派分子的活动，也作过一些压制。黄埔军校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经常制造事端，攻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

1925年12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共示威游行。蒋介石在汕头得知消息后，“连夜严电阻止”从汕头回到广州后，“即召集他们部下连长以上长〖JP3〗官开会，在会场中乱骂孙文主义学会一顿……此时，一般孙文主义学会的人，便一声不敢说。”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垂头丧气”叹息“老蒋不帮助我们，我们没办法了”。〖JP〗

蒋介石还斥张继、谢持、戴季陶等为“反革命”，说他们是“总理的不肖之徒”。

当然，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并不是真心实意实行三大政策的，他为了军校的训练和取得苏俄的军援，给苏俄顾问以礼待；但他内心对苏俄是有戒心和不信任的。他既要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但又害怕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过份壮大得，因而采取了提防和限制的措施。他对军校师生支援工农运动是有顾忌的，对“孙文主义学会上实际上还是偏袒的。蒋介石这一时期同共产党的合作是有限度和不真诚的。

其实，蒋介石在出任初期的积极表现，不仅实现了取得苏联、中共以及其他派别势力的信任的愿望，同时正是这种一心进取，满腔热血的精神风貌和实际行动，加深了蒋介石在学生心目中的美好印象，赢得了很多学生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敬仰，最终在学生中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应。

再加上蒋介石自己刻意的、主动的接近和笼络，很快，黄埔军校就成了蒋介石的个人财产，“家”天下了。

《青年蒋介石》 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1)

黄埔军校先后经历了广州、南京、成都及台湾凤山等几个发展阶段。

广州时期。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为党代表。学校设校长办公厅、政治、教练、教授、管理、军需、军医及总教官室，学生管理为总队制。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因学校设在位于广州西南的黄埔岛原海军学校，故称“黄埔军

校”。以后，不论是什么时期，不论该校易名如何，在国民党军界总是把以后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称为黄埔某期学生，也就是说在大陆时期，从1924年5月第一期起到1950年3月最后一期学生在西昌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消灭，总共有23期学生。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4年6月——1926年l月为军校初创阶段。

这一阶段，军校开办了三期，还增设了“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军校第一期仅有步科四个队470人，后来从军政部陆军讲武团等单位找来一批学生，编为六个队。共产党选派许多党员和青年团员到校学习。校内成立了共产党特别支部。军校原定修业期一年，后因革命战争急需人才，缩短为半年修业期，日夜加紧训练。从1924年8月1日第二期学生450人开学开始，军校由单一步科增为步兵、工兵、炮兵、宪兵、辎重五科。同年10月、12月，先后创建了教导第一、第二团，直属校本部为校军。教导团的组织训练采用苏联红军的方式，连以上单位设党代表，营、连、排长及党代表，分别由本校教官与第一期毕业生担任，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以军校学生为骨干而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军，成为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的核心力量。

初创阶段仅一年半时间，共开办了三期。在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努力下，军校办成了初具规模的军事干部学校，为国民革命军培养输送了近三千名毕业生，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的建设和两次东征。

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和潮梅局势的好转，为解决东征部队的休整、补充和训练，适应革命战争的发展需要更多军事干部的新形势，1925年12月18日在潮州城李家祠增设了“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委任何应钦主持校务，学员来源主要有两处：一是驻扎潮梅的东征军下层军官；一是潮梅和海陆丰各县前来报考的青年。分校的组织机构、教学内容、学员毕业待遇以及校名之变更等各个方面，都与黄埔校本部保持一致。学生与入伍生共有700多人，各编为三个队。分校第一期学生于1926年6月1日毕业，同年12月第二期学生380人毕业后，潮州分校即行结束。

第二阶段：1926年2月——1927年4月为军校健全与发展的鼎盛阶段。

192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一培养革命急需的军政人才，议决改组黄埔军校，把各军自办的军校归并入黄埔军校。3月1日，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校长仍为蒋介石，党代表为汪精卫。学校除原来的政治、教授、训练三大部外，其他部门改部为处，另外增了副校长李济深，以及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械处、编译处、兵器研究处和高级班共五部六处一班。除前已增设的潮州分校外，1926年春至1927年2月，又增设了南宁、长沙、武汉三所分校。

在这一阶段，学科方面从军校第四期开始，新增政治、交通、航空、无线电和骑兵五科。学生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学生军和军士教导队五种，总人数仅校本部就激增到两万多人，成为组织严密的庞大的军事教育机关。除各省的革命青年外，前来投考军校的还有爱国华侨和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进步分子。因此，改组后的黄埔军校，被人们誉称为“东方的红军”、“国民革命的中心”。

南京时期。1928年3月6日，原在广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大部分迁到南京，重新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校实行校务委员会制，由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等组成，何应钦为常务委员。其中出任教育长的将领中，何应钦任过一年余，自蒋桂战争起到1937年初，一直由张治中出任，后由陈继承接替。1933年起，学校恢复校长制，由蒋介石自兼校长，实际事务由教育长兼任。军校招生从第7期至2期。学校自第8期起，增设高等教育班、军官补习班、军官训练班，并受航空委员会、海军部、军政部的委托，代训空军、海军、军需、军医、工兵、测材等学生，其中空军学生后单独成立空军营。在这一时期，南京政府为实现军事教育正规化，成立了一批军校，但却不如陆军军官学校。

成都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大后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不例外，迁往成都。校本部在位于北较场的原成都分校办公，学生分住西较场、南较场、皇城遗址、西草堂、青羊宫等地，一度取消总队制，按驻地分为四个督练区。恢复原高等教育班，增设官教育队、战术研究班、校尉官研究班、射击训练班、技术训练班、特务长训练班等。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时，又代训青年远征军教导团两期。学校领导机构扩大，增加校务委员唐生智、程潜、白崇禧、邓锡侯、龙云、余汉谋、陈诚、张治中等人，到1943年万耀煌出任教育长。1946年初，学校最后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4月，学校由本校一期生关麟征出任教育长，第二年底蒋介石免兼校长，关升任校长，由黄埔毕业生任母校校长，仅历20年，可见黄埔系升迁之快。1949年3月，关麟征升任陆军总司令，同为黄埔一期生的张耀明继任校长，不过他只是个“送终校长”，任期不到1年，陆军军官学校即从大陆上消失。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时，陆军军官学校的最后一期学生——第23期的3000多名学生随胡宗南去西昌一带固守，除投诚、被俘外，全部被歼，至此，军校覆灭。

黄埔军校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还有不少分校。在国民革命时期，两次东征胜利后，在潮州设立第一所分校，招收过两期学生，共有728人。北伐前夕，又在广西南宁设立分校，该校一直到1935年停办；北伐军占领长沙、武汉后，又在两地开办了只招收一期学生的分校。

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设立分校，以解决蒋介石大规模扩军后缺少军事干部的问题。先后成立洛阳第一分校、武汉第二分校、成都第三分校、广州第四分校、昆明第五分校、南宁第六分校、西安第七分校、湖北第八分校、新疆第九分校。除军校外，蒋介石为培训中高级军事将领，还主办过不少训练团。

黄埔军校学生来源有下列各个方面：在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东，公开进行招收，但由于黄埔军校以不怕牺牲，矢志革命为号召，不少人视为畏途。所以，考生不少是通过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动员投考的。广东以外的各省则通过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用秘密或半秘密方式招收来的。学生籍贯，几遍及全国。但以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为多，安徽、河南、陕西等省次之。其中除广东外，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最蓬勃的湖南，学生人数占很大比重，如第四期湖南学生达八百多人。蒋介石还派出陈果夫等回上海、浙江招生，故浙籍学生也不少。

此外，驻广东各军附设的军事教育机构，包括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和粤军、第五军军事学校等，后来都纷纷停办，学生拨归黄埔军校。由于黄埔军校招生具有上述特点，学生中多为劳动人民的子弟。如第四期学生中，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此外，越南、朝鲜、马来亚的革命青年，也有远道到黄埔军校参加学习的。

《青年蒋介石》 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2)

黄埔军校吸取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经验，一反过去学习日本、欧洲军事学校纯以军事技术为主的教练方法。除一般军事教育之外，并有内容丰富的政治课程。

具体说来，在军事教育上，它与当时保定军校所教的课程，包括典、范、令及四大教程（经过苏顾问编订）等，并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学习时间和内容都远不如保定。学习时间仅六七个月至一年，属速成性质。但政治课程则设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农民运动、劳动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政治讨论……等。政治科学足全部政治课，军事各科则学其主要部分。所以，它虽然号称以军事、政治并重为教育方针，实际上又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即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特别是这些政治课程，主要都是由优秀的共产党员讲授的。

由于对学生进行了政治教育，使之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所以黄埔军校学生虽然军事训练不多，但两次东征却战绩辉煌。

黄埔军校于1924年5月5日开始第一期新生入伍，并于6月16日正式举行开学仪式。开学之日，孙中山亲临讲话，发表了著名的开学演说。自此，即进入具体的教育训练阶段，其中，各期学生及教学的基本情况如下：

第一期，1924年5月5日开始入学编队，总计正取生350名，备取生120名，合共470名，合组学生总队，以邓演达为总队长（八月后由严重接任），下面分编第一、二、三、四队统为步兵科。至9月，四川省城送来学生20名，军政部讲武堂拨来学生158名，合组为第六队（第五队是第二期学生队号）。至同年11月8日，第一期宣布毕业，其中第六队则在第一次东征途中才宣布毕业。毕业生共645名。在校学习时间半年，毕业后除部分留下工作，部分派往海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任政治工作和教练工作外，全部派去黄埔教导团任基层干部，参加东征。

第二期，分批于1924年8月、10月、11月入学，学生450名。先后编为五个队：分步兵一、二队及工兵队、炮兵队、辎重队。步兵第一队队长陈复，第二队队长郜子举；工兵队队长最初是王俊，后以李卓元接充；炮兵队队长是蔡中笏；辎重队队长姓梁。以严重为总队长，于1925年2月，随黄埔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以实战为学习。6月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叛乱，于同年9月6日宣布毕业。毕业学生合共449名。在学时间约一年，毕业后主要派往第一军工作。

第三期，1924年冬末开始入伍，学生1200多名，编为入伍生第一、二、三营。从第三期开始，设入伍生制，即新生入学先受三个月入伍生教育，期满考试及格，始编为正式学生。以张治中为总队长。6月平定刘、杨叛乱后，第三周入伍生经过考试转为正式学生，改编为三个大队，内分九个步兵队，一个骑兵队。在学期间，参加消灭滇、桂军叛乱及解决郑润琦等右派军队各役。至1926年1月宣布毕业，在学期间一年。另在第一次东征时，蒋介石在潮、梅收编部分陈炯明粤军下级干部，设立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平定滇、桂军时，俘获部分滇军下级干部，在广州设立训练班，均于同年六月毕业，列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待遇。故合共第三期毕业生1233名。毕业后分派各军工作，不少在第一军担任军职。第四期，新生于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分七批入伍，设入伍生第一、二、三团。后陆续转入正式学生，改编为步兵军官团及步兵军官预备团两个团。另设炮兵、工兵、政治、经理四科。1926年5月，复改编为步兵军官团一、二两团，另炮兵、政治两个大队及工兵、经理两队。在学期间，参加惠州、虎门、黄埔等地警卫任务。二次东征攻克惠州后，由入伍生第二团负责驻守惠州。1926年北代开始前，选派一批学生分赴湘、鄂、豫、皖、苏、浙、闽等省组织工农群众准备协助北伐军作战，1926年9月宣布毕业。另潮州分校第一期学生同时宣告毕业，统称黄埔四期学生，故毕业生合共2654名。

黄埔军校从1926年3月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以李济深为副校长。以后第五期学生2600多名，第六期学生4800多名，第七期学生3200多名。而且随着大革命失败，学校名称和性质都发生变化。第六期以后，分别在南京、广州招生训练，已非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本来面目了。

黄埔系是国民党内以黄埔军人为主体的一个派系。蒋介石是黄埔系的领袖，黄埔系是蒋介石最大的政治资本。蒋介石靠黄埔系起家、辉煌，黄埔系成员靠蒋介石晋升、发达。

黄埔系可分为两部分，黄埔教官和黄埔学生，在蒋介石掌权之前和初期主要依靠黄埔教官，训练学生，当作后盾。之后，蒋越来越重视和扶植黄埔学生。黄埔系有所谓“八大金刚”，而其中代表人物有三个，这就是黄埔教官中资望最高的是何应钦，?来居上受到破格提升的陈诚，黄埔学生中位高权重者胡宗南。

黄埔系在国民党军政界可谓将星闪烁，冠盖云集。从军衔上看，一级上将何应钦和陈诚，二级上将刘峙、顾祝同和蒋鼎文，中将加陆军上将张治中、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黄埔教官中，所任的要职有侍从室主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徐州“剿总”空军总司令和国防会议秘书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和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行政院院长和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台湾当局“副总统”、“行政院院长”。黄埔学生中，担任兵团司令以上将领的有百余人。现将部分人员名单展示如下：

“国防部长”：1期生黄杰、陈大庆，4期生高魁元；

“参谋总长”：1期生桂永清、王叔铭，5期生彭孟缉；

“空军司令”：王叔铭；副司令有6期生徐康良、徐焕升，3期生毛邦初；

“海军司令”：桂永清

“陆军司令”：4期生罗列；

“宪兵司令”：7期生罗友伦；

“装甲兵司令”：2期生沈发藻；

“陆军副总司令”：1期生罗奇；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6期生戴笠；

“国防部保密局局长”：4期生毛人凤；

“国家安全局局长”：2期生郑介民；

“警察总署署长”：6期生唐纵；

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期生关麟征；

“国防大学校长”：6期生侯腾；

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校长：6期生胡伟克；

中央警官学校校长：2期生李士珍；

南京卫戍司令：1期生张耀明；

“台北卫戍司令”：1期生黄珍吾；

东北“剿共”副总指挥：1期生郑洞国、范汉杰；

徐州“剿共”副总指挥：1期生杜聿明；

川鄂绥署主任：1期生宋希濂；

第2绥靖区司令：1期生王耀武；副司令：1期生李仙洲；

《青年蒋介石》 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3)

第10绥靖区司令：1期生李玉堂；

第15绥靖区司令：1期生康泽；

第1战区司令：1期生胡宗南；

第1兵团司令：1期生黄杰；

第2兵团司令：1期生邱清泉；

第5兵团司令：4期生胡长青；

第6兵团司令：1期生李延年；

第9兵团司令：6期生廖耀湘；

第12兵团司令：1期生黄维；

第13兵团司令：4期生李弥；

第16兵团司令：1期生孙元良；

第17兵团司令：1期生侯镜如；

第21兵团司令：3期生刘安祺；

第22兵团司令：1期生李良荣；

第1军团司令：4期生胡琏；

第2军团司令：3期生石觉；

“台湾防卫总部参谋长”：6期生董嘉瑞；

“澎湖防卫司令”：4期生阙汉骞；

“金门防卫司令”：4期生刘玉章；

“大陈防卫司令”：6期生刘廉一；

“交通部长”：1期生袁守谦；

“文通部长“：1期生贺衷寒；

“内政部政务次长”：1期生邓文仪；

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期生曾扩情；

江西省主席：2期生方天；

“反共救国团”主任：4期生胡轨。

由此表，可看出黄埔系势力之庞大，不仅控制着军界，而且渗透到党政部门，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势力最大的派系，左右着中国的政局。

更有一些有志青年来到军校后，接受了中共的观点和主张，在国共两党分裂时，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在人民革命武装力量中，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军队内的黄埔军校前6期师生，有3人先后出任新中国的国防部长、有3人先后出任总参谋长、有5人被授予元帅军衔，有3人被授予大将军衔。

任过国防部长的是：林彪(黄埔军校4期生)、徐向前(黄埔军校1期生)、叶剑英(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任过总参谋长的是：徐向前、聂荣臻(代)、罗瑞卿(6期生)。

五位元帅是：林彪、陈毅(曾任中共黄埔军校政治分校党委书记，政治教官)、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三位大将是：陈赓、罗瑞卿、许光达(5期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优秀代表，如：

曾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副总理的4期生郭化若；曾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5期生陶铸；曾任副总参谋长的5期生张宗逊；曾任解放军院校部部长的6期生郭天民；曾任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的6期生陈伯钧；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部长的6期生程子华；曾任过防空军司令的1期生周士第；曾任过第二野战军副政委的1期生张际春；曾任过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的1期生阎揆要；曾任过公安军政委的1期生陈其涵(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曾任过防空军政委的4期生唐天际；曾任过军事科学院长的5期生宋时轮；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4期生曾希圣等。

无论是最终的去向如何，在黄埔建校初期，这些黄埔之子都是黄埔学校现代教育的受益者，黄埔初期事业和所获荣誉都是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

关于“黄埔精神”，蒋介石在军校成立35周年时曾说：“我们一贯的黄埔精神，就是牺牲的精神，团结的精神和负责的精神。”他是这样解释的：“所谓牺牲的精神，则是根于内者，乃为良知与血性；发于外者，则为忠勇和气节。创造时势，而不为时势所支配，恢复其乐死的性质，鼓荡其蓬勃的朝气，并利用逆风的力显，推动前进，永远成为‘以一当十，一以当百’的革命先锋，成为‘坚持至最后者胜’的榜样。

“所谓团结的精神，就是由校训‘亲爱精诚’所发扬出来的黄埔精神，这种黄埔精神，固久已贯注于陆、海、空三军军官学校：亦久已贯注于陆海空三军全体将士之中，今天大家依共同凭藉的，不但是一个主义，而且是一个历史，一个生命，安危相仗，荣辱五体，既同天下之仇，亦同天下之忧。大家必须齐勇若一，携手并进，以协力互助为主，以公而忘私为本，亦就是要以破除私心、偏心、欺心、疑心，而以同仇敌忾、同舟共济为一致之目标。以革命的道义，自反自责；以革命的信心，相勉相成；这就是我们革命者同生死、共患难?共同奋斗的团结精神。

“所谓负责的精神，是知革命军人之责任，首在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行己有耻，就是对自己负责；不欺其志，则是对主义、历史负责；而毋忝所生，乃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今天主义尚未大行，而先烈之血未干，这就是我们发挥其强烈的责任感，誓死贯彻其报国尽责的革命军人的天职的时候！”

蒋介石强调的“黄埔精神”，实质内容就是要盲从校长，矢志反共；基本要求就是不成功即成仁，“为党国献身”；就是要部下在家尽孝，在外尽忠，忠孝不能两全，那就移孝作忠；就是要部下按仁义礼智信忠孝勇等封建的伦理道德行事，为南京政权和蒋介石卖命。

黄埔系虽然是蒋介石直接控制下的一个比较稳固的军事派系，但其内部仍然是矛盾重重，内部分有军官系统和政训系统，“何应钦派”和“陈诚派”，保定系和黄埔系，它们相互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蒋介石与何应钦、刘峙与顾祝同、陈诚与胡宗南之间就有着或大或小的矛盾。事实上，蒋介石最终控制住了这样一个团体，并且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能不说是蒋介石这一核心人物的能力之大，谋略之深。

《青年蒋介石》 青年军人联合会…(1)

利用黄埔军校内部矛盾

蒋介石视察军校内务

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演说中，曾给这所学校规定了明确任务。他在讲话中指出，黄埔军校的建立，就是要学习列宁的成功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牺牲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从而建立起一支为革命三民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军。

环绕着这个政治任务，当时黄埔军校内部各个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发生了尖锐的斗争。

首先，共产党员承认孙中山先生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的革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政治原则基本相同，他们和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思想接近，行动较为一致。他们通过对学生的讲话，课堂中的讲课，日常的接触，大力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内容和意义，并通过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国及世界政治形势的讲授，去说明中国当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吴稚晖、周佛海等也到校讲政治课或作所谓“精神讲话”。也争取在黄埔学校里听到拥护自己主张的声音，争取在黄埔学校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作为黄埔军校内部的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前后组建正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革命态度的两种势力发展和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当1924年8月广州商团叛乱事件发生的时候，为了战胜商团军，廖仲恺和蒋介石根据孙中山的意旨，命令黄埔军校学生与各军取得联系，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

加入者有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堂、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桂军学校、大元帅府卫士队、飞机掩护队、航空学校、铁甲车队以及永丰、午夙、飞鹰、福安4舰。他们是以团体为单位参加的，即每个团体派代表2人参加。会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会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军人联合起来”，“拥护革命政府”，“拥护中国国民党”，“解散商团”，“打倒买办阶级”，“打倒帝国主义”等。

孙中山北上后，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青年军人代表会有必要加以改组。1925年1月25日，青年军人代表会推举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何畏能4人组成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会。

蒋先云（1902—1927），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军事干部之一。

1924年4月，蒋先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10月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初任连长，后任校长办公厅秘书。

1925年1月，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同意，蒋先云和贺衷寒等四人发起筹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廖仲恺、邹鲁等致词，蒋先云当选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该会只设有一名常务委员，为该会最高职务）。同日，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由临时执行委员会起草总章。2月8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总章，选举正式执行委员会，“从此全国的革命军人乃有所依归”。

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单位后来发展至：湘军讲武堂、大本营卫士队、滇军干校教导团、飞机掩护队、粤军宪兵营、黄埔的广北、永丰、江国等兵舰，黄埔军校入伍生队。5月1日，联合会决定扩大本会活动，拟设立东北组织部、西北组织部、西南组织部、中原组织部、长江组织部。联合会会员达2万余人，成为革命军人中的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团体。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之初，为了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规定凡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当然会员。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革命青年军人的团体，它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之后，参加这个组织的右派分子，就有意识地退出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此后，它在名义上虽然仍受军校校长和党代表的领导，但实际上就成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团体，它同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恐惧，因此，孙文主义学会应运而生。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于1925年初，亦名中山主义学会。它的成立是受戴季陶主义影响，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组建的。关于蒋介石发起这种组织的动因，名义上是要造成“中山主义运动”，实际上是要用它牵制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势力扩张。

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也与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膨胀有很大关系的。黄埔军校开学时，谢持由上海来到广州，极力拉拢王柏龄及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人，造谣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国民党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危言耸听，激起王柏龄等人对共产党员的仇视。后来，他们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发展共产党组织的基地，就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

孙文主义学会是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是新右派的群众性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头目是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人，其成员还有杨引之、冷欣、杜从戎、潘佑强、伍翔、曾扩情、酆悌、贾伯涛、胡靖安、余程万、李呆、胡宗南、桂永清、蒋伏生等人，教职员中有林振雄、徐桴、王文翰、童锡坤、张叔同以及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公安局长吴铁城等人。

孙文主义学会1924年底就开始酝酿了，最初取名为中山主义研究社，1925年2月东征途中部分党代表和军官中交换过意见，4月在梅县召开筹备会议，接着在潮州正式成立。

该会以军校学生为发展对象，主要头目，第一期有潘佑强、贺衷寒、肖赞育、邓文仪；第二期有杨引之等人。11月16日，黄埔军校在潮州设立分校，孙文主义学会也在潮州设立分会，并有筹设孙文主义学校及创办孙文主义青年团的拟议，遭到中共的反对，导致了严重纠纷。

1926年春，戴季陶出任中大校长，旋即成立中山大学孙文主义学会，主要头目为郑国材、与侠、李悦义、李翼中、陈绍贤等人，创办《新生》半月刊。其时中共在该校也建立GY组织，1926年初有团员200余人，GY外围组织为新学生社，两派时有冲突。12月29日，广州孙文主义学会正式成立，举行成立大会游行，发表宣言。

嗣后，在上海、南京、武汉、芜湖、北京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

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势力不断壮大，政治立场上水火不容，言论上也互相攻击并且双方各不相让，每一方都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挤压对方的阵营、扩充自己的势力。

蒋介石高高在上，洞悉一切，因此他能够在左右之间游刃有余。时而压制左派，时而批评右派，在允许两者存在的同时，尽可能地将双方活动限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孙文主义学会时，蒋介石开始恐慌起来，便力图限制革命力量的发展，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别有用心地要求两派“和解”。

12月8日，他在潮州行营召集第一军各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调和党争问题。

《青年蒋介石》 青年军人联合会…(2)

在会上，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第一团党代表贺衷寒宣称：“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容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期合作。与其将来斗争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青年军人联合会也不容他含沙射影地攻击自己，其代表也纷纷发表言辞，以示抗议。双方意见分歧，最后蒋介石提出两项办法：“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总理准共产党员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员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其不准，本校党员如有愿加入于共产党者，须向校特别党部申明并请准”，要求双方必须采纳。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夺取军权，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便玩弄两面手法，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

随后，蒋介石颁布了《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命令“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者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如稍有违犯，一经查出，实行严重究办，以维纪律”。命令之下，16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发表宣言，宣布自动解散。21日，广州孙文主义学会也“自行宣布解散”。

但两会会员之间的斗争却并无息止。5月7日，“五·七”国耻纪念会在广州广东大学操场与东校场分别举行，代表了两派的思想和势力，由于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国民革命周刊社代表潘佑强、杨引之闯进广东大学会场闹事，引起殴斗，潘、杨被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和工人纠察队痛打后扭送公安局，此事件成为两会继续公开分裂和斗争的起点。潘、杨重伤住院，蒋介石特前往探视，表示特别的关怀。

但是，事实上，孙文主义学会是名亡而实存的，并且蒋介石一如既往地予以暗中支持。东征凯旋，蒋介石在第二师师司令部宴请全体军官后，命令王柏龄解散学会，于是找到负责同志贺衷寒，同他说明现在环境，不能不暂时隐让，而将招牌收起来。将招牌收进去了，活动停止了，然而一个团体，既然产生，不是一时可以将他消灭的。正是在获取蒋介石的特别关照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两个组织宣布解散之后，蒋介石估计到共产党学生决不会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解散而中止其暗中的组织活动。他认为非有一个在自己直接控制下的统一组织，不足以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因此，乃决定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简称黄埔同学会）。

4月24日，蒋介石令贾伯涛、李正韬、曾扩情、伍翔、余程万、杨麟、梁广烈、钟焕群、蒋先云等8人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组织筹委会，拟订黄埔同学会简章。简章规定：“本会本亲爱精诚之校训，以黄埔军校为中心，联络感情，互相砥砺，团结精神，统一意志，遵守总遗嘱，努力国民革命为宗旨”。“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均为本会会员”，“校长为本会会长，另设名誉会长数人，各级职员各办事员均由会长指定之”。“本会采集中制，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之指挥”。蒋之意图，可窥一斑。

6月27日，黄埔同学会召开恳亲大会（即成立大会），同学会举出曾扩情、贾伯涛、杨其钢、刘仇西、蒋先云等为同学会代表。

29日，蒋介石以会长的身份召集各筹备委员及各代表开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今后应当“以同学会为中心”，同学会成立后“我们对于同学，有组织，有统计，有调查，有训练，那就不会是非不分，赏罚不明，我们将来所有升降、调免，……皆有系统”。蒋介石在会上指定曾扩情为秘书，杨引之为组织科长，余洒度为宣传科长，李默庵为总务科长，胡静安为监察干事。

当时，蒋介石的理论：“凡是一个团体里，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而且一定发生冲突的，……尤其是一个团体里，有两个中心，有两个领袖，这个团体不但不能坚固，而且一定要分裂的”。

因此，他提出：“现在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应该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强令“军校跨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或者退出共产党，……自本日起凡本校的学生，要自己个人对自家各连的连长声明，限期三天由各连长汇呈校长办公厅报告校长”。要军校学生退出国民党是权宜之计，让他们退出共产党是其真实意图。

根据蒋介石的这种理论，黄埔同学会心领神会，随即规定，凡属黄埔军校学生，均为当然会员，由同学会负责登记考核之责。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之下，效忠于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得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活动，尤其不准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如有违反，应受严厉的处分，或以叛逆论处。

这表明黄埔同学会是一个由蒋介石控制的企图排斥共产党员的派别组织，它不仅对所有黄埔同学有任用罢免之权，而且操有生杀予夺之权。黄埔同学会在实质上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黄埔同学会成立后，规模急剧扩大，可谓无孔不入。

不仅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中有黄埔同学会的组织，即所谓杂牌军队中，只要有黄埔同学渗入，也无不有同样的组织活动，并进而掌握军队中的党权。蒋介石还在中央党部成立一个“军人部”，自任部长，以同学会秘书兼军人部秘书，其主要职员如组织、宣传、总务各科科长，也无不由黄埔同学充任。

蒋介石北伐后，留在广州的黄埔同学会经常受到共产党员同学尤其是未毕业的第四期的共产党员同学的种种责难。他们时常揭发官长虐待学生和贪污不法事情，以及任第六十团团长的

第一期同学李杲，驻在中山县有压迫农民和工人的情事等等，责备同学会坐视不理。

曾扩情当时认为这是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有计划的策动，特以书面密报蒋介石，派第三期同学陈超带往江西面交。蒋介石接到报告后，颇为震怒，即向其侍从秘书蒋先云说：“反对曾扩情，就等于反对我。北伐尚未成功，共产党的黄埔学生即如此蛮不讲理，我还能干总司令吗？离了我的领导，看你们共产党的同学还会有什么出息”？经蒋先云婉言劝解，并表示愿意亲自回到广州进行调处，蒋才息怒。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后，蒋介石特电请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并令黄埔同学会随同迁去。

1927年1月，蒋介石赴武汉，并要曾扩情随同前往，以便联系在武汉方面的黄埔同学。曾扩情到武汉的第二天晚上，在汉口市游艺场召集了200多个黄埔同学听蒋介石的训话，蒋训话的大意是，要全体黄埔同学服从领导，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为国民党效忠，才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临离武汉之前，特派曾扩情前往沙市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三师党代表（师长曾述孔，四川人），以拉拢该师，免被共产党渗入。到了2月中旬，蒋介石觉察到该师有被唐生智军解决的征兆，特电告曾扩情速回南昌一行，另有任务。曾离沙市不两天，即闻该师已被唐的师长何键派兵包围缴械了。

与曾扩情到十三师的同时，蒋介石获悉朱德在四川万县的杨森军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特派黄埔同学会组织科长杨引之前往进行破坏。到宁汉分裂时，杨从万县回南京复命，路经武汉，被工人纠察队查获枪决了。蒋介石闻后，感到甚为可惜。

1927年3月初，在武汉方面的共产党同学也有酝酿反蒋的事情。蒋介石特派曾扩情前往武汉，施用反间计，分化瓦解。

对此，邓演达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蒋颇以为虑，特派曾扩情和余洒度，于3月17日晚到武昌见邓演达，代表蒋欢迎邓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企图打消邓对他的不满，并尽可能拉拢邓。

曾、余两人首先表达自己的意愿，请邓与蒋同心协力地领导全体同学，共成大事。否则领导人各不相谋，黄埔同学就难免分化成为各种各样的私人团体，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有负孙总理创办黄埔军校的苦心，根本说不上担当革命的大业。然后，他们代表蒋介石欢迎他担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以权力相诱惑。邓演达表示：“对校长并无别意，惟照他那样的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只有照我们主张贯彻三大政策的执行，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达到这点，我仍当受他的领导，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

曾扩情离武汉于3月底到达上海，把在武汉活动的情形报告与蒋，蒋听完汇报后，一言不发

《青年蒋介石》 …蒋与周恩来的合分(1)

军校中，蒋与周恩来的合分

黄埔军校内部派别斗争是因为政治立场和革命态度的差异和对立造成的，军校内部无论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血花剧社”同“白花剧社”团体之间的矛盾，还是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同周恩来、廖仲恺、邓演达等个人之间的矛盾，事实上都是围绕主义、“信仰”等问题展开的。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后来因戴与蒋政见不合，另谋高就去了，由邵元冲取而代之，邵也感到蒋不易相处，拂袖而去。政治部主任之职，急需有人填补。

为了办好黄埔军校，孙中山希望共产党派遣得力的军事人才到军校工作。周恩来就是顺应这种需要而来创黄埔军校的。

1923年，在中共旅欧支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命令参加了国民党旅欧支部工作。周恩来精明能干，人缘甚好，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错。在廖仲恺的特别赏识和积极推荐下，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从法国启程回国。9月初，周恩来到达广州，10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长。他回广州不久（l924年11月），就被邀请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任职后，恪尽职责，与廖仲恺立场和态度始终保持一致，积极支持军校的政治工作。

譬如在商团事件中，由于廖仲恺主张快刀斩乱麻，平定商团，因而受右派包围，被迫辞去广东省长职，周恩来发表文章大力支持廖仲恺。商团事件后，周又以伍豪笔名发表文章，称孙中山“重廖远胡，胡更不快意。”廖仲恺对周恩来也很器重，称他是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在周刚到黄埔军校后，与蒋介石在很多事情上也是心有默契，容易达成共识。

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廖仲恺被刺等事件上，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观点比较一致，彼此进行了较好的合作。

广州商团事件时，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和长洲要塞司令，当广州商团偷运枪械进入广州时，孙中山命令蒋介石派军舰将运载枪械的船只押回黄埔，停泊于校门外。

当时黄埔军校枪械奇缺，学生有要求动用扣留商团枪械的呼声。1924年8月19日，蒋介石对全校训话：“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我们保管，我们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的模范给人家看，这是我对于扣械案的主张。”在处理事变过程中，孙中山曾一度打算妥协，将所扣枪械大部还给商团，但蒋周都不赞成妥协的策略。

在蒋介石负责保管商因枪械期间，奉孙中山命令将部分枪支分发给支持革命政府的部队，但蒋介石拒绝把枪支发给同情商团的滇军将领范石生。蒋对军校学员的演说中，反映出商团问题背后有英国人撑腰，说明我们今日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先打倒帝国主义的道理。在事变期间，孙中山反复与蒋讨论处理办法。

周恩来对商团事件的态度十分明朗和坚定。10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纪念双十节”集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讨商团的演讲，大会决定将双十节取名警告节。会后，各界群众游行，遭商团袭击，当场死20余人。接着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商团，力劝孙中山与商团决一死战。事态恶化后，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一再催促下，终于决心剿灭商团，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参加了战斗，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积极帮助下，迅速击溃商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为安。所以说，在平定商团事件过程中，周恩来和蒋介石都担当了重要角色。

在对待依附于孙中山旗帜下的杨希闵、刘震寰叛乱问题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也是比较一致的。

滇桂军由于1923年帮助孙中山打下广州，乘机扩充实力、霸占财源、争夺地盘，根本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群龙无首，杨希闵、刘震寰要推挂名的副帅唐继尧继任大元帅。但在梅县东征前线的蒋介石坚决反对，他发表谈话，指出杨希闵已通敌。共产党人一直主张消灭杨、刘军阀部队，1925年6月，滇、桂军勾结北洋军阀形迹暴露，举行叛乱，革命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周恩来率东征军回师广州，成为平定叛乱的主力，他们都在平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杨叛乱平定，蒋介石继杨希闵任广州卫戍司令，黄埔军成为仅次于许崇智粤军的广东境内实力最雄厚的部队。

从1925年6月中旬起。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以强硬手段实行财政统一，蒋介石派黄埔军进入广州城，准备对付粤军中的不良部队，此举得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及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

廖仲恺被刺杀时，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在广州实行戒严。周恩来、陈赓等共产党人连续几夜率黄埔学生军搜捕廖案疑犯以及广东不良军阀林树巍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蒋介石和许崇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周恩来则担任廖案检察委员会委员。

廖案的发生涉及与胡汉民、许崇智有关的人员，胡、许离开广州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军事领导权。

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与蒋介石也是合作的。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当东征军攻打惠州城时，由于敌人凭借惠州天险死守，几天连攻不下。此时，周恩来和蒋介石亲临炮兵阵地上指挥作战，何应钦在惠州城门外督战。最后城墙被火炮打开了一丈多长之缺口，黄埔军即开始爬城，在爬城战斗中。共产党员刘尧震等英勇牺牲，敌军终于战败，惠州天险被攻破。

《青年蒋介石》 …蒋与周恩来的合分(2)

接着东征军继续前进，当军队进至紫金时，东征军指挥部被敌军包围。共产党员陈赓奋不顾身，把蒋介石从危险中抢救出来。

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很重视周恩来的政治工作。于12月上旬，致信周恩来，责成整顿各部党务，蒋介石在信中说，“恩来吾兄鉴：本军各团党部。实在是有名无实。”蒋介石要求“在此作战期间，赶紧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周恩来接信后的第二天，就在第一师各团党部开展整顿工作。

以上说明，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是能够合作并肩奋战的。

在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与蒋介石虽然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进行过紧密的合作，但也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

在黄埔军校内部，共产党人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大大超过了蒋介石的亲信们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由黄埔学生军扩建而成的第一军中，三个师的党代表，共产党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共产党占了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共产党的组织。第一军及其他各军成立了政治部。

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壮大引起蒋介石的畏惧和疾恨，他与周恩来的矛盾和斗争因此而加剧起来。周恩来曾说：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而蒋介石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更加动摇了，企图加以限制。”

蒋介石对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发展共产党员的活动加以提防和限制，黄埔军校内的学生队队长都是他的亲信。有一次周恩来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蒋介石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俾其互相牵制。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蒋介石就同意由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周恩来推荐鲁易为党代表，蒋就不干。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蒋就用鲁易为党代表。

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蒋介石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周恩来把所有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字也都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需请示中共中央为由，予以拒绝。后来蒋同周恩来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周恩来因为是蒋之下属，也只得服从。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前夕，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讨对策，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队撤走，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周恩来带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备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当时周恩来还兼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驻汕头。同时，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的第一师也驻扎在潮汕一带，可惜当时周恩来的意见未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他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员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了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中山舰事件引起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不满，甚至当时各军军长，如谭延阁、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但苏联顾问团被蒋包围，中共中央远在上海，无法及时了解事件的真相和做出正确的判断。

刚从东江回到广州的周恩来，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赶到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给蒋介石以当面羞辱。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和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的有25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被蒋介石赏识和器重的学生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的大量退出，第一军的元气大伤，战斗力一落千丈。为此，蒋介石后来还顿生悔意。

黄埔军校的经历，对于周恩来、蒋介石都是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以后，随着蒋介石反共越来越坚决，蒋周二人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青年蒋介石》 蒋介石与邓演达的分合

事实上，在黄埔军校，蒋不仅与共产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国民党内部，蒋还存在着不少强硬的对立面，邓演达就是其中的一个。

筹备黄埔军校是邓演达、蒋介石合作的开始。起初，邓还兼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第一师创办的西江讲武堂教官。2月中旬，邓曾陪同蒋介石参观石井兵工厂和西江讲武堂，并请蒋对讲武堂学员演讲，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尊敬。

黄埔军校筹备成立开始，就遇到许多困难，滇、桂军这时把持广东税收、财政，抗拒孙中山命令，在军校经费拨款上进行刁难，蒋介石遂以环境艰难为由，提出辞呈，并不待孙中山表态，即径自于2月21日离粤返浙。孙中山随即派邓演达于25日乘船赴奉化劝蒋回粤。3月初，邓到奉化，蒋向邓诉说了苦衷，表示坚决不返粤，邓演达对此表示了一定的理解。

邓演达的奉化之行给蒋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打下了蒋对之信任的基础。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后，因为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未到职，就长期由邓演达代理（9月3日正式委派邓代理教练部主任）。邓同时还兼任学生队总队长，平日戎装马靴，注重军容风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学生严而不苛，威而不猛，态度诚挚，深得学生信任，这一切自然使蒋对他另眼看待。

10月间，邓因军校内矛盾丛集，一些人“垂涎做官”，而自己不愿充当别人争权夺利的对手，决定“拔脚去矣”，赴德国留学去了。邓演达1924年底去国，1925年底归国。其间，孙中山去世，西山会议派出现，杨、刘叛乱，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元气大伤，人才缺乏。

蒋介石因兼职大多，军校无可以信赖的合适人选负实际责任，故而写信要邓演达尽快回国。邓归国不久，即由蒋于1926年1月8日呈请军委会，任命为军校教育长。在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蒋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当选候补委员。

蒋介石是被当作国民党中派军事领袖而被选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时他与当时左派领袖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邓演达则是作为左派当选的，但他并没有介入到蒋、汪之间的矛盾中去。对于黄埔军校内外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斗争，邓演达倒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人的。1926年春，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广州散布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准备倒蒋的谣言，企图煽动蒋介石带头反共。蒋当时怀疑邓也参与了这一“倒蒋阴谋”。直到3月7日，邓向蒋报告说，广州有人散发油印品，作反蒋宣传时，蒋对邓才“心转释然”。

邓的左派立场遭到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嫉恨，在中山舰事件中，邓演达被牵扯进去。在20日的军事戒严中，蒋甚至派兵到军校去逮捕邓演达。而邓是襟怀坦白的，当20日上午得知蒋下令戒严后，立即亲自前往广州，面见蒋介石，劝他先了解实情，查明真相，首先要停止军事行动，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做人质，留在蒋处。蒋自觉理亏，才放了邓演达。

4月2日，邓演达和张治中去见蒋介石，邓直言“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蒋狡辩说：“革命党应事事以革命行动出之”，“如他人为之，则为反革命，而以……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蒋并对邓、张二人表示，“事情已经解决了……一切都过去了……大家好好地做吧！”邓对蒋的指责，显然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意思。

蒋此后对邓怎样呢？在邓指责蒋之后不久，蒋调邓任中央军政学校潮州分校教育长，但是邓演达在潮州仅工作了两个月，蒋介石就开始怀疑邓演达有什么不轨行为，随即调其回广州，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属的总政治部主任。将邓演达置于自己眼皮底下，便于监视和控制。邓演达或许是不知蒋之用意何在，一如既往地支持、服从、效命于蒋介石。与其是在北伐过程中，更是尽心尽职，不遗余力。

直至蒋介石准备清党反共前夕，蒋介石已经不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放在眼里，但他对邓演达仍极力拉拢。希望邓能站到自己一边，为自己所用，而邓演达却明确地表示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态度。

4月2日，蒋在上海召开反共“清党”会议。蒋介石及与会者将邓演达列为两类分子，即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10日，蒋宣布解散总政治部，布告称总政治部煽动暴乱，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并派兵封闭了总政治部上海公处，成立了吴稚晖为首的新政治部。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谷字第一号令，通缉知名

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192人，邓演达名列其中。

当上海“清党”会议召开之时，武汉也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邓演达与吴玉章、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力主派兵东下，控制沪宁地区，相机解除蒋介石的武装，但遭到否决。15日，武汉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邓演达建议邀请唐生智列席，意在促成武力讨蒋。

1日，邓演达与在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国府委员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为，号召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这一时期中，邓演达通过1927年1月与蒋介石的三次晤谈（即3日的南昌会议、中旬蒋到武汉、26日庐山会议）彻底地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故而改变了对蒋的一贯忠诚，进而决心武力讨伐蒋背叛革命的行为。而蒋虽然深知邓的左倾激进，但仍欣赏邓的责任心、工作能力和在黄埔学生中的威望，因此直到四一二政变前，还抱着一线希望，冀图邓能与他继续合作。但由于两人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迥然不同的态度，邓、蒋最终的分手乃是必然的。

1927年4月以后，邓演达主要致力于北伐，这时武汉政府日益右转，他力图挽回而无，终于7月上旬辞职出走。11月1日，他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始了反蒋斗争。

邓演达在欧洲旅居了两年多时间，1930年5月归国，并于8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人称第三党）。该党发布的《第一号通告》明确提出反对“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大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底利益”的蒋介石政权。

邓演达和第三党为反蒋做了大量工作，发展组织，开展宣传，联络军人，尤其是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吸收团结黄埔学生达5000人左右，并利用1931年春的宁粤对立，鼓励孙科参与反蒋，并准备借此机会发动反蒋武装起义。邓演达的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惊恐。蒋派王柏龄到上海，协同上海警备司令部、租界当局，悬赏缉拿邓演达。

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蒋介石立即要求将邓引渡出租界，并押送南京。在关押和押送过程中，邓演达两次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一是他要为一道被捕的同志承担责任，二是他始终认为蒋介石“决不至于杀我，但三五年内决没有出来的希望”。蒋介石的确先后派人前往诱降，均遭拒绝。九一八事变后，蒋曾亲自找他谈话，问他对日本侵略有何感想。邓回答：“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的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这是邓、蒋二人最后一次见面，结局是不欢而散。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于11月29日下令杀害了邓演达。

《青年蒋介石》 扣押商团军火

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

平定商团叛乱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广东革命政府着手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大政策。1924年7月，广州工人组成了工团军，领导和组织广州工人进行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广州革命政府。广州也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

广东革命政府的这些活动，首先遭到了商团的严重挑战，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因为蓬勃发展的革命活动而大受损失。

广州商团成立于辛亥革命前夕，是商人的武装自卫组织，其宗旨是“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后来逐渐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广州商会会长、商团团长陈廉伯就是美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少数商团则由地主豪绅挂名领头，如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这些人以及其所在的商业集体与帝国主义和地方势力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

广东革命政府与广东商团之间的直接冲突起源于1922年孙中山率讨贼军清除沈鸿英叛逆军过程中发生的“关余”事件。事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不甘“关余”事件的失败，妄图煽动广州商团与陈炯明叛军势力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为此，他们加紧勾结，大肆购置军火。

1924年8月初，孙中山获悉广州商团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协同陈恭受等人向香港德商购得大批军械——长枪九千余支，由一丹麦货轮秘密运往广州，立即指示廖仲恺、蒋介石进行查处。

1924年8月9日夜晚，蒋介石在接到孙中山饬其侦缉广州商团偷运枪械的命令后，即派遣永丰、江固两舰出巡盘查。

翌日清晨，在白鹅潭附近，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鬼鬼祟祟地驶来。蒋介石立即下令江固舰截获哈佛号，扣下船上所运枪支。

陈廉伯闻讯大怒，于8月12日指示全市商店总罢市，要挟蒋介石立即释放哈佛号，并发还军械。14日，陈廉伯出动两千多名团丁围攻孙中山大元帅府，蓄意扩大事态。

后经查明，哈佛号只是被租来的商船，因此从船上扣押的物品，陈武器之外，其余货品，如洋钉、香料等非违禁品，革命政府按国际法于18日发还，并将哈佛号释放。

但陈廉伯并不就此善罢甘休，跟着又策划了商人罢市。8月18日，银行业罢市。19日，孙中

山派代表携亲笔信到商团总部，揭发陈廉伯企图利用商团“颠覆政府”的阴谋，劝告商团不

要附和叛逆，听信谣言，以免铸成大错。但商团成员中毒太深，不听劝告，一意孤行。20日，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以达杀鸡儆猴的目的。

陈廉伯立即向英帝国主义寻求庇护。28日，英国派出九艘军舰，集中广州白鹅潭水域，公开进行恫吓。孙中山于是向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事态暂时得以缓和。

在此时，江浙战争正在进行，第二次奉直战争也即将爆发。早在1920年，孙中山就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结成了反直三角大同盟。孙中山迫于广州处境的困难，准备乘此机会将大本营由广州移往韶关，决心“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把商团事件交给胡汉民、汪精卫处理。9月16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即于18日发表宣言，宣布第二次北伐。10月9日，孙中山考虑到黄埔军校和蒋介石的安全，特于韶关前线密电蒋介石：“今兄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送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要蒋弃黄埔于不顾。

可是，蒋介石虽身处逆境，对形势的估计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此时不宜过早北伐，广州是革命根据地，筚路蓝缕，辛辛苦苦才得以建立，不应轻易放弃，建议孙中山回师广州，坚决镇压叛乱。因此复函说：“埔校危在旦夕，中正（蒋介石）必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务望先生早日回省，是为今日之成败最大关键。”

10月7日，苏联援助的一船军械运抵广州，其中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孙中山从韶关电告蒋介石，命由蒋介石全权处理。蒋介石如获至宝，迅即发放给黄埔师生，及时解决了黄埔学生军的枪械困难，全体师生无不欢呼雀跃。

此时，商团方面趁孙中山督师北上、广州军力单薄之时，再度兴风作浪。10月9日，商团煽动了全省第二次大规模的总罢市，广州一带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之中。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仍然坚持妥协立场，与商团交涉，答应翌日以二十万元作为交换条件，发还商团枪械四千支。

《青年蒋介石》 蒋介石临危受命

10月10日，刚好是“双十节”，军校举行庆祝典礼，由总教官何应钦担任指挥，在小雨中举行了阅兵式。下午，军校学生和广州各界代表共五千人在市区游行，欢庆节日。3时左右，当游行队伍经过省河河岸的西壕时，碰巧商团人员正在起卸被发还的枪械，商团团丁看到军校学生列队前来，怀疑是抢夺武器。这些团丁对军校学生扣留他们的枪械，本来就心怀仇恨，正愁平日无处报仇，这次天赐良机，于是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军校学生当场死亡20多人，群众死伤无数。商团团丁还将死者胸腹剖开，挖出心脏肚肠示众，极尽酷虐之能事。

11日，他们筑起炮台，封锁市区，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对政府公然诬蔑攻击，并号召全市商人罢市，在市区出动商团武装部队，大有与广州政府一争雌雄之势。

蒋介石连连向韶关大本营告急，在密电中提出“严办商团”的主张。此时，孙中山对商团态度虽有改变，但仍处于矛盾中。所以蒋介石再三电请孙中山回师平乱：“中正料不久逆敌必来反攻韶关。各军非先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为可能，而致犹豫延误。”

至13日，广州已危在旦夕，孙中山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终于下定决心回师平叛，即令吴铁城率警卫军自韶关急速回省，汀军三千人也开拨回来。14日，孙中山下达手令，委蒋介石以平定商团之全权：“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博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

蒋介石任此要职，将军校日常事务托付给切列潘诺夫之后，密令军校第二、三队学生四百余人，全副武装奔赴广州市，佯作夜间演习，转知市民毋须惊慌。

傍晚7时。正是日暮时分，黄埔学生离开黄埔岛，在广州东堤军校办事处码头登陆。时正值大雨如注，永汉路积水二三寸。这两支学生队军容严肃，气宇轩昂，虽行军于滂沱大雨之中，却步伐齐整，行阵不乱。永汉路两旁商店里的人都在门内观看，莫不啧啧称羡。

学生队在省政府休息待命，直到深夜开始“演习”时，忽闻长官口头宣布命令：围剿商团叛

乱！

是时，商团派出大批部队，政府军则先声夺人，将其切断，然后采取一一围歼战术。当晚，黄埔学生军奉命包围了市区西关，并与商团发生了一些小战斗。15日凌晨4时，蒋介石令政府军各处同时发起反攻。顿时大街小巷枪声大作，被分割包围的商团部队立即一败涂地，多数投降。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陈廉伯见大势已去，即逃往沙面租界，由英国人护送潜往香港。

战斗过程中，陈赓在学生军中编在由十四人组成的机枪队里。他们在追击商团军时，抓到了一个小头目，并缴获了他一把漂亮的军刀。

是时，蒋介石到来慰军，陈赓见校长驾到，赶紧一个立正，双手把那把漂亮的军刀奉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见到这把精巧的军刀，很是欣喜，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接，忽听侧面一声狂叫，那个商团小头目挣脱了学生兵的束缚，一个箭步冲到蒋介石的马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陈赓手中的刀鞘里抽出军刀，向蒋介石砍去。

就在这千匀一发之时，陈赓一把抓住那个小头目握刀的手腕，一个扫荡腿将他放倒在地，小头目束手就擒。

这时，蒋介石的战马也受了惊，腾空而起，一下子将蒋介石掀翻在地。蒋介石一身冷汗，爬了起来，掸了掸白手套和黑大氅，惊魂稍定，望了望搭救自己性命的陈赓，眼中

满是感激。

当时黄埔学生中广为流传着关于“黄埔三杰”的佳话：“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在蒋介石心目中，蒋先云是奇才，贺衷寒是辩才，而陈赓必定是个将才。

10月16日，商团副团长陈恭受到黄埔军校，正式向蒋介石乞和。广州政府允其所请，并下令通缉陈廉伯等9人，事变于是平息。

平定商团叛乱是“黄埔军校初试啼声的革命军所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黄埔师生在平定商团叛乱过程中，得到了真枪实弹的磨炼，将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理论性知识与校外实际初步联系起来。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样一个经历同样是一种考验和磨炼，不仅仅是对自己实际个人能力的再度验证和提高，同时也是他在黄埔师生心目中形象和威信的再确立。

《青年蒋介石》 淡水之役(1)

第一次东征

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之后，形势有所好转，但整个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革命根基并不巩固。当时，广州大元帅府所管辖的地区只占整个广东省的三分之一，即从西江至珠江三角洲和粤汉铁路从广州到韶关的一段，范围不大，势力有限。

陈炯明叛变之后，虽然讨贼军几度征讨，也给叛军沉重打击，但是并没有把他们消灭干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你攻我收，胜负未定。陈炯明甚至把自己人马盘踞在东江一带，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并且不间断地向革命军队发起骚扰和干涉，对广东革命政府形成严重威胁。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11月，应冯玉祥之邀，孙中山动身前往北京。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聚集叛军召开会议，再图乘机蠢动。同时盘据桂东的沈鸿英部亦向李宗仁、黄绍提出重新分配地盘的要求。云南唐继尧也积极图谋进犯两广，其军队已在行进之中。李宗仁、黄绍即电广州大元帅府请求派兵援助，以便合力歼灭叛军，2月1日，大元帅府发布总动员令讨伐陈炯明，并作第一次东征的军事部署。

广州革命政府决定分兵三路东征陈炯明：以黄埔军校教导团、学生军和粤军第二师张民达、第七旅许济部等为右路，攻淡水；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攻惠州；滇军杨希闵部为左路，攻沙源。

左、中两路的首领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暗中勾结，按兵不动。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总兵力约1万余人。蒋介石统领的军校教导团和学生队共3000多人，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

军校部队出征，雄姿英发，威武振天，一路高唱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同时，政治部针对江东人民痛恨陈军的横暴，提出“不拉夫，不筹饷”的口号，扩大宣传，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蒋介石带领的黄埔军校教导团是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组建而成的革命军。蒋介石、廖仲恺根据孙中山的意愿，于1924年9月3日命令总教官何应钦着手教导团的筹备，9月19日，开始考试教导团学兵，孙中山曾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他应尽快组建一支装备精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蒋介石答复道：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教导团的成员都是各地推荐过来的精干分子，年轻力壮，精通文理，志向高远。

10月3日，教导团第一营首先成立，沈应时任营长，接着，二、三营成立，陈继承任二营营长，王俊任三营营长。10月12日，任命何应钦为教导团团长，王登云为团党代表，朱荣为参谋长，胡公冕为一营党代表，茅延桢为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为三营党代表。11月20日，教导团正式成立，以王柏龄兼任团长，何应钦所领导的教导团定名为教导第一团。第二团的党代表为张静愚，团副为罗为雄，一营营长为顾祝同，党代表为胡公冕，二营营长为林鼎祺，党代表为季方、三营营长为金佛庄，独立营营长由罗为雄兼任，党代表为唐震。

教导团自排至团采取“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每排26名至30名战斗兵，还设有直属团部的特种部队：特务营、侦察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

教导团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实行党代表制。教导团从连队到团部都设有党代表，各级党代表由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选拔教官和学生中富有政治学识者，呈请国民党中央批准。

教导团的下级官长均系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级官长则多由军校军事教官及第一期学生队原有官长担任。无论是从黄埔教导团的组织结构设置，还是从其成员的政治素质、思想觉悟，军事技能等方面看，都是一支在当时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型武装队伍，其战斗力是可想而知的。

2月1日，革命军各部按预定计划出发，第一次东征开始。部队首先肃清广（州）九（龙）路一线敌人。2月1日，粤军张民达师和许济旅从广州燕塘出发，沿广九路向石龙前进，第三天抵石滩。黄埔军校教导团根据蒋介石1月31日的命令从黄埔岛出发，水陆并进，向虎门、东莞集中，于3日到达太平圩。蒋介石闻得此讯后，在虎门校本部下达了攻击东莞的命令：

敌军袁瑕九部约五六百人，散在东莞城附近及常平圩、茶山一带，其前地部，在黄旗峰附近。我桂军林树巍师，于今（三）晨七时击退霄边之敌，并占领溪头，敌向黄圩败退，我军现继续渡河追击中。我粤军拟复收石龙、东莞后，再夫同滇、桂各友军攻击前进。二、本校军拟明（四）日占领下山门、龙旺埠、石鼓之线，五日向东莞之敌攻击。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四）日，由大怀德，北山前进到达下山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四）日，由白沙出发，到达龙旺埠、赤岭一带。五、粤军张我东团，明（四）日务须到达石彭附近。六、以上三团务于后（五）日告别前九时三十分，开始向东莞之敌攻击，但各团须确保联络……八、王指挥官体端所部，留在厚街担任警戒。九、炮兵官务于四日到达嘉领附近候命。十、学生队为总预备队，位于涌口附近。十一、给养各部自行输。十二、余现在虎门太平街方家祠校本部，后（五）日经厚街向嘉岭前进。

2月5日，东征军占领东莞。当天夜里，蒋介石在东莞下达了追击敌军的命令：

一、败退之敌，分向三不圩及常平圩窜逃。二、本军以歼灭常平圩敌之目的，拟于明（六）日经寮步向平圩前进。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六）日告别前九时由现地出发，经横坑、龙泄圩向察步前进。到达寮步后，对于常平圩及横沥方面，秘密侦察，待命行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六）日告别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乌石岗、横坑、龙沙圩向两头塘前进，到两头塘后，对石步村方面绵密侦察后，方可撤收跟进。五、粤军张我东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八时由城内出发，经狗牙岭、大头塘、桑围、温塘向增步前进，到达增步后，向茶山绵密侦察，均按前令暂在原地待命。七、王体端指挥所部（欠张团），仍维持后步联络线。八、给养如前令。九、通信由校本部派员于六日下午以前，将东莞至朗基湖之电话架设完毕，各团报告经帝该处由电话转达。十、余于明（六）日暂在县公署校本部。

2月6日，东莞商务分会召开欢迎大会，蒋介石、周恩来、茅廷桢等应邀出席，并作了热情高涨的讲话，之后，蒋介石所属各部队依令行动，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向蒋介石做了报告。根据何应钦的报告，蒋介石于2月8日又在常平车站下达了命令：

一、据常平圩乡团长报告：老虎坳一带尚有敌人，昨（七）午后七时似有增加模样。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刻尚在横沥附近。二、本军拟于本（八）日仍在常本圩附近宿营。三、教导第一团位于常平圩附近，警戒铁路以西地区，其警戒线须在鸡公岭一带高地，但右翼警戒线须特别严密，左翼须与教导第二团保持联络。四、教导第二团位一上坑附近，警戒铁路线（含）以东地区，其警戒线须与教导经一团衔接，但对于左翼警戒务须严密。五、学生队及炮兵营在常平车站宿营，但对于战备不得弛懈，紧急集合在车站月台。步兵学生队昨（七）日所派之警戒部队，须俟第二团配置完竣后，方可撤回。六、给养仍由各部队自行妥办。七、校本部与各团通信暂由各团派遣递步哨，俟电话架设完竣再行撤收。八、余在常平站校本部。

《青年蒋介石》 淡水之役(2)

其后的2月9日、2月10日蒋介石又先后下达有关作战命令。以黄埔校军为主要力量的东征军，英勇善战，势不可挡。至2月11日，广九路沿线地区全部掌握在东征联军手中，陈炯明部退至淡水一带。

广九路战斗告一段落后，东征军左翼部队遂向淡水疾进。2月13日，蒋介石所辖教导第一、第二两团由龙冈墟向淡水城南进击，粤军第二旅由约圩向淡水东北进击，粤军第二师由新围向淡水西北进击。三路军齐进，合围淡水城。蒋介石在平湖车站下达新的作战命令：

一、敌情如贵部所知（前已通知）。我粤军第二旅已达新围约场圩附近。二、我校军决攻淡水之敌，拟于本（十三）日告别前十是由现地出发，向坪山圩前进，并占领之。左翼与第二团确保联络，右民办对葵涌方向严密警戒。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一地出发，经新浦前进，占领松子坑、牛鼻湖之线；右翼与第一团确保联络，左翼拟于许旅未达东边月以前，应严密警戒。五、校本部及学生队本日移龙风墟，余或进至新浦。

2月13日，蒋介石再一次下达训令：

一、本军深入敌境，须知非奋勇前进剿灭叛逆，不能求生。二、东江作战须照前在虎门所发之训令（略）遵行，切不可疏忽散漫，总团兵力，要步步为营。三、如闻侧面或后方枪声及见敌之帜，切不可惊慌，须知逆敌惯技，祗在扰乱后方，使我耳目眩晕，如镇静持久，则彼技自穷。四、本军作战须利用夜袭击与敌白刃相见，以练士兵胆气。五、各力须置预备队，至少须留一营，非至最后决战时不可轻用，尤其注意侧翼配置。六、初次战斗首重沉着，又要各部列阵稳定，待敌来冲，仍能不动如山，然后乘其弱点瑕隙或气竭之时，起而芳之，即无不致胜也。七、本日出发须带二日之粮为要。

淡水距惠州市35公里，城墙既高又厚，城壕既深又宽，易守难攻。陈军熊略率部(约4000人)据城而守，洪兆麟从惠州移兵来援，企图利用淡水城，阻挡东征军进攻。东征军决定由张民达师攻城之北面，许济旅攻城之东北面，教导团任主力，攻场面之东南面，并决定在惠州援军到达之前，攻下淡水城。

2月14日晚，教导团组织奋勇队，挑选营、连党代表和士兵100多名，担负攻城任务。15日拂晓，攻城开始。早六时，炮兵集中于南门阵地，首先发射，继之奋勇队携带竹梯分向东南西三城门同进攻，其他部队在原阵地猛烈射击，以掩护其前进。此进枪炮声冲锋声混成一

片，子弹密集如雨，大有倾山倒海之势。

敌人早有准备，其城墙中有三层射击设备，下层取跪射姿势，中层取立射姿势，上层取立于杉木架之上，由墙顶之凹处发弹，故远近距离皆能命中。但黄埔军奋勇异常，到七时第一团已直逼东门城脚。先攻入城内的，是教导第一团。第二团和粤军各部，也随后从各个城门，乘势而入。不到两个小时，淡水城就被东征军占领了。

2月15日，教导一、二团攻克淡水城之后，一团团长何应钦马上派出警戒，严密监视敌人动静。而二团团长王柏龄却马马虎虎，不负责任，只是通知各营连找个地方住下，他自己带着勤务兵找老百姓弄吃的去了。不久，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第一团单独顶着，第二团的官兵在找在不到团长的情况下，各营连只得自动打了上去。蒋介石赶来督战，过了一阵，王柏龄回来了，蒋介石问他带来了多少人，他说带来了一个连，蒋气愤地说：“我叫你当的是团长，不是当连长！”蒋为了严肃军纪，2月21日发布命令，免去王的团长职务，调校本部服务，升沈应时为第二团团长，这是王柏龄第一次失宠。沈在淡水攻城时受伤，未到任前由钱大钧代理。

淡水攻克后，蒋介石立即将战况电告孙中山。电报中说：“职此次率师讨贼，连日转战新墟、淡水间，幸托威福，敌人逃遁。”又说:“尤念我大元帅为利国福民，只身入京，现在病势缠绵，我因军事羁绊，不克赴京随侍，抱疚良多。惟有鼓励三军，奋勇杀贼，聊报我大元帅于万一耳。”对此，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分别代孙中山复电蒋介石，对他表示赞赏。云：“接铣午淡水捷电，逐句禀告总理，不胜欢慰，并谕代电奖励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

2月16日淡水城在革命军戒备之下，恢复平静，这一仗俘虏敌军官兵2000多人，缴获枪械1000多支。

《青年蒋介石》 棉湖之战(1)

2月19日，蒋介石主持制订了进攻平山的计划，他说：“在淡水被我军击退这逆军洪兆麟部约三千人，目下似退据平山，又练演雄部约四五百人退守稔山，逆军杨坤如等部似仍据惠州。我军以歼灭逆军主力之目的，拟先向王大塘、永湖之线前进，搜索白芒花、马鞍一带敌情，再向竹头坝、白芒花、上下坦源一带前进，以其围击敌军于平山墟。”

在蒋的指示下，2月21日，粤军第二师进占平山墟，23日，军校第一团接防平山。这时，左右两翼的战局发展并不平衡，许崇智和蒋介石遂在白芒花召开军事会议，商议下一步的战作方案。此次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转攻惠州，认为惠州为东江之支撑点，惠州一下，东江不难迎刃而解；以革命军攻淡水之精神，惠州虽险，亦可一鼓而下，若进攻海陆丰，则孤军深入，未免有后顾之忧。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挥师陆、海丰，进捣潮、梅，认为惠州天险，革命军力薄，万一受重大之牺牲，则恐蹈一蹶不振之危险，若趋海、陆丰，则乘战胜之感，追遁逃之敌，事半功倍，且潮、汕为敌人之根据地，潮、汕既克，则敌失根据地，而我得地盘，万一左翼不上，或后方有变，亦得有展布之余地，可以回师西指，为次第扫平计。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形成决议，决定采取第二种意见，分两路向海、陆军前进。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右路军已攻下淡水，但桂、滇两军却不执行作战计划，桂军屯兵于惠州城下，滇军徘徊于增场面、博罗之间，三路军根本无法形成配合。

白芒花会议后，张民达师夜出奇兵，偷袭敌背，于2月26日击破敌军于多祝，占领了洪兆麟之指挥部。教导团则从2月24日起，由平山向白云市、稔山、梅陇迂回奔袭溃敌。在海丰农民的有力配合下，粤军，校军于2月27日占领了陈炯明的家乡——海丰县城。陈仓皇从汕尾逃香港，其残部无人统率，遂土崩瓦解。

3月1日，海丰各界是群众与革命军举行联欢大会，3月3日，海丰农民召开迎军征军大会，蒋介石通过近日来的讨陈战争，声名鹊起，威望大振。

为了不给陈军的喘息之机，东征军在蒋介石的带领下，直击潮州、汕头。3月7日，东征军占领潮汕。

陈炯明不甘心失败，一面固守惠州，一面急调林虎、刘志陆两

〖JP3〗部由五华、兴宁增援，企图截断黄埔军归路，黄埔军不得不回师迎击。

3月10日，林虎军队开至河婆。11日，蒋介石作出出击林军的部署：教导第一团任右翼，第二团粤军许济旅任左翼。

蒋介石希望以正面突破与迂回袭击的战术，打败林虎军。林虎是陈炯明的一员猛将，所部兵力在陈军中最多，也最悍。而黄埔校军自出师以来，经一月余的突飞猛进，后方补给线已拉长了四百公里之遥，万一后路被敌军切断，右翼军将整个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后时不堪设想。蒋介石命令教导第一、二团布阵于棉湖、鲤湖一带。团指挥所设在整个阵地北面的一个山头上，居高临下，能够俯瞰全阵地，蒋介石坐镇团指挥所督战。陈诚的炮兵连配合第一团作战，炮兵阵地设在第一团指挥所附近。

3月12日夜间，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翌日上午9时半，第一团在棉湖郊外河南乡和林虎主力近万人遭遇，当即展开了极其惨烈的战斗。战线从南到北逐渐延伸到七八里之长，阵地变换几十处之多。敌军成堆成团地向教导团阵地扑来，陈诚的山炮连竭力轰击，企图用火力压制敌军进攻。可就在关键时刻，六门大炮一门都打不响，急得陈诚不知如何是好。

炮声一停，林虎军进攻更加疯狂，逐渐占据有利地形，发起了波浪式的一次又一次密集冲锋

。第一营被敌包围于曾塘，在这里，战斗最惨烈。

正当第一营苦战之时，大股敌军逼近团部，作为预备队的第二营立即投入战斗，营长刘峙率部过河，与敌人展开肉搏，将敌人击退。正午，敌人再攻，刘峙所部官兵虽伤亡过半，但还是将敌军打退。不多时，林军向教导团阵地扑来，包围圈越缩越小。何应钦急命右翼别动队的第三营增援上阵，而该营不久也陷于敌军的反包围圈内，并与第一、第二营失去联系。

下午，有一处阵地被敌人突破，阵线几乎崩溃，敌军冲到团部指挥所附近，大喊要“活捉蒋介石和苏俄顾问。”在团指挥所的苏俄顾问束手无策，极感忧虑，蒋介石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指挥所里反剪着双手，急速地踱来踱去，嘴里面不停地叨唠着：“娘希匹，林虎这杂种，想置我于死地！想置我于死地！”

这时，陈诚也站在蒋介石身旁，炮打不响，他也干着急。蒋介石看着他气不打一处来，说道：“你这个炮兵连连长为什么不试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随即偕同苏俄顾问跟着陈诚前往炮兵阵地。蒋介石在日本留学三年多，学的就是炮兵专业，他要去炮兵阵地看个究竟。

说来也巧，陈诚将一门山炮稍加调整，装上炮弹，亲自拉火，“轰”的一声响了，炮弹落在向第一团指挥部蠕动的敌人中间，随即有几个敌军士兵被炸死。陈诚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其他五门炮都架起来调试，结果均打响了。炮弹雨点般地落在敌群之中，敌人纷纷弃阵而走，炮兵大显神威。校军阵地上的官兵看到这戏剧性的一幕，顿时精神一振，纷纷对敌人发起反击，敌军开始动摇。

《青年蒋介石》 棉湖之战(2)

双方苦战至正午，粤军许旅从右翼赶至，加入第三营的阵地，敌军这才开始溃退。

下午，第一团和粤军许旅协同追击敌兵，不意进至和顺村落入敌人包围圈，林军总预备队进行反攻。许旅不支而退，一团第一、第三营又被包围，伤亡惨重。尤其是第三营，死伤散失几尽。在这种情况下，团部官兵一面整理队伍，坚决抵御；一面到处摇旗呐喊，迷惑敌人，使敌人不敢轻易冒进。

当第一团在曾塘村、和顺村浴血奋战的时候，担任左翼的钱大钧率领的第二团一直滞留在棉湖东南方的鲤湖，无法前进。后来得到当地农民的协助，才找到通路。下午二时后，该团到达和顺，在侧面给敌以有力之攻击。林军乃被打败，向五华、兴宁退去。棉湖之战，以东征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棉湖之战是第一次东征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是对黄埔校军的一次严峻考验。第一团损失兵力一半以上，第三营党代表章琰(中共党员)、副营长杨厚卿阵亡，七连长郭俊(中共党员)受重伤，八连长胡树勋、九连长余海滨牺牲，全营九个排长，七死一伤，385名士兵，仅剩111名。其余两个营，伤亡情况大致相同。这一仗是第一次东征中最大、最激烈壮观、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是对黄埔校军和蒋介石的一次严峻考验，黄埔校军仅以区区两个团力敌林虎六个师，并大获全胜，一时军威大振。

在棉湖之役中，何应钦和陈诚都是值得称道的人物。何应钦认为棉湖之战是其得意之笔。3月13日(一说3月12日)成为蒋何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从此，蒋介石对何应钦真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每逢这一天，何应钦都出面邀请参加过棉湖战役的黄埔师生聚餐，以示庆祝。而关键时刻陈诚打响的第一炮，则经常成为聚餐中的话题。有人说，别人打不响，陈连长一拉就响，很是奇怪。

陈诚也颇为得意，时常对人夸海口：“我的炮兵只有几尊旧式大炮，炮弹少得可怜，但每发必中，有如神助。”其实，六门炮质量都是好的，当时之所以打不响，造成战局危机，是由于连续射击，撞针击热发软而失灵，成了“哑炮”。待陈诚亲自拉火打炮时，已间隔不少时间，撞针经过冷却，又变硬了，恢复了功能，故能打响，而不是陈诚有什么神力。但通过这次战役，陈诚更让蒋介石欣赏和信任。

3月21日，蒋介石驰电汕头，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告捷。下午5时，粤军总司令部行营接到胡汉民的电报：“总理逝世!”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前往北京，孙先转道香港后到达上海，又取道日本。在日本，孙中山做了他毕生最后一次的讲演《大亚洲主义》，之后抵达天津，但因一路颠沛流离，历经坎坷，劳累过度，再加上水土不服，病情发作，情况严重。后转至北京医治，确诊为肝癌晚期，虽经极力挽救，仍不治辞世。

当时因东征军正在转战之中，为了不影响战士情绪，消息没有公布。等到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之后，所有的将士都享受着胜利的喜悦之时，孙中山逝世的恶讯才被允公开开来，全军将士马上由喜悦坠入哀悼之中。

25日，蒋介石在野战医院抚视伤病兵之后，撰感言如下：“斩草须要除根，擒贼必先擒王，不诛叛逆陈炯明，不算革命真男儿，剜其心肝，祭我总理神灵，肃清东江余孽，实行三民主义，继续先烈生命，完成本党责任。”

3月27日正午，蒋介石在与宁县城东门外集合黄埔军官学校教导第一、二两团全体官兵，沉痛哀悼孙中山的不幸去世。并作重要训话：“总理的死，是本校、本党最悲哀、最不幸的事，也是我们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总理去年起程北上的时候，经过本校，……他对我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我今天能看到黄埔的长官、学生、士兵们这样奋勇的精神，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虽死也能安心。’……总理的病，和他的死，全因为主义不能彻底实行。且陈炯明叛党以来，已有三年之久，而党员不能除掉这个区区叛逆，所以忧愤成疾，以至于死。”

“总理虽死，他的灵魂在上，……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以不负总理的一番苦心!”

30日，在兴宁县北门外刁屋坝举行“追悼大元帅及阵亡将士大会”，各军官兵以及县属政、学、农、工各团体共约5000人列队参加，蒋介石在大会上恭读祭文如下：

“英士(陈其美)既死，吾师(孙中山)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执信(朱执信)踵亡，吾师并以执信之责任归诸中正。……忆自侍从以来，患难多而安乐少，每于出入生死之间，悲歌慷慨，唏嘘凄怆，相对终日，以心传心之情景，谁复知之。……今唯有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生命，复兴中华，以慰在天之灵而已!”

公祭之后，蒋介石又在孙中山灵前宣读誓词：“我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党员，敬?总理遗嘱，

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谨誓。”

《青年蒋介石》 开进惠州

棉湖大战后，陈炯明、林虎残部退至五华、兴宁，作固守状。五华、兴宁是陈炯明之根据地，又是林虎之巢穴。林虎将所剩兵马收拢聚结，坚固此地，以图喘息、觅机复取既失之地。

针对林虎之“收缩五华，固守兴宁”的战略，3月15日、16日、17日，蒋介石先后下达了命令，决定“用迂回收击之法，由左纵队改走小道，直趋五华，乘敌不意、先占五华，以拊兴宁之背。

3月17日下午，第一团不顾极度疲劳，强行军120余里，于18日晚抵五华城下。当时敌军主力已开往兴宁，五华守军王得庆未作积极防备。当夜，第一团轻松拿下五华。

19日，第二团和粤军第一旅转攻兴宁城，此为林虎司令部所在地。林虎坐镇城内，一面据城固守，一面飞调援兵，企图拼死决战。东征军攻打数日，无所进展。下午6时，援敌开到，向南门外的东征军作反包围。东征军经过激烈战斗，才把敌军打退。是夜，两军在兴宁城外神岗山，彻夜对抗。第二天，林虎又从水口方面调来一股援军，气势更甚。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先肃清城外之敌，然后才趁势攻城。

20日上午，粤军第一旅首先打退了神岗山之敌，接着又激战于南济桥，运用正面吸引、侧面包抄的战术，将城外之敌逐入城内。下午，东征军各部冒雨攻城。教导第二团在新丰街占据楼房，瞰制城内，猛攻西门。敌人惊惶失措，纷纷向东门逃去。东征军俘敌千余，缴枪两千，林虎弃城而逃。从1922年4月以来为林虎所盘踞的兴宁城遂被攻克。

五华、兴宁酣战之际，张民达师出潮安，举丰顺，牵制敌军于韩江。兴宁既克，张师由韩江北上，顺利占领梅县、蕉岭、大埔。教导团和粤军第一旅，联合向平远追击。洪兆麟部完全逃向闽边，林虎全部溃入赣省。兴宁之役后，东征军向惠州开进。惠州由陈军将领杨坤如盘

踞。

杨坤如之第六军辖4个旅，每旅两团，每团有两个机关枪连，每连有机枪6挺(重机轻机不等)。在叛军中人数、装备、编制都比较优良，全军官兵共约5000人。杨坤如盘踞惠州后，以参谋长兼第一旅旅长骆凤翔、第四旅旅长李克成率部据守惠州府城，第三旅旅长李祥率部据守府城与惠阳县城间之水东街一带，第二旅据守惠阳县城。

杨坤如将队伍派定后，即向老百姓大施压榨，除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外，又向各商店住户一律摊派军费，视资本与家产之多少而定其负担额数，尤以商店被榨取最甚，往往被夺去资金过半，甚至因而倒闭。稍为抗拒，即被拘人封铺，又私设铸币厂，搜罗原日银毫翻铸，渗入大量铜质之类，铸成新币，强迫百姓使用，从中盘剥。此种成色极低之银毫不只惠州东江一带大受其害，连广州市及西江、北江和南路各地区都有发现，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

此次攻打惠州之前，滇、桂两军曾两度与杨坤如交手，均未讨得好处。第一次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后，于1923年3月间，派桂军刘震寰大部、刘玉山全部和滇军第一军胡思舜全部共约万余人围攻惠州，杨坤如率部负隅抗拒。杨军人数虽约5000人，但因滇、桂军军纪很坏，杨又大力宣传，居民怕滇、桂军入城遭劫，自动协助杨军守城，所以一攻一守，相持不下。滇、桂军盘踞广州，也不大愿意去打仗，因而只用炮队昼夜不停发炮轰城，步兵不能配合炮兵作战，所以叛军得以从容应付，顽强抗拒。相持了5个多月，滇、桂军想不出破城的办法，遂于是年8月间，自动撤退。

第二次是1924年二三月间，滇、桂军再度围攻惠州。这次围城与第一次不同，第一次只从陆路作战，水路还没有封锁，这次就连水路都截断。叛军和城里居民早已料到这一点，在滇、桂军撤退时纷纷储备粮食，但时间太久了，有部分居民粮尽了，只得挖掘蕉树头和采摘竹叶实充饥，因饥饿致病死者不少。至于医药卫生更谈不到，伤病者只用生草药和土法医治。滇、桂军围攻了月余，叛军依然顽抗，孙中山把虎门要塞炮多门运至飞鹅岭，连续向城里轰击，公园里的百年大树，也被摧毁了不少。但因步兵不能配合作战，结果仍是徒劳无功。滇、桂军觉得没有办法可以把惠城攻下，也就把围城的兵力，逐渐减少了。

1924年冬初，陈炯明纠合全部叛军进犯广州，分为中、左、右三路进兵。中路洪兆麟任指挥，左翼叶举任指挥，右翼林虎任指挥。洪兆麟部将到惠州时，杨坤如率部响应，夹击围城之滇、桂军，滇、桂军大败。

叛军杨坤如盘踞惠州，已达3年，榨取人民财产不计其数，而士兵待遇极低。军中早已颇有怨言，适廖仲恺派孙子香来惠州，找到了杨坤如部将骆凤翔劝他归编大元帅直辖，其中利害孙子香一一道明。骆风翔虽也觉得连年战争太伤元气，但他恐其他各旅长反对，遂请各旅长座谈，秘密商讨这个重大问题，各旅长的意见都认为由大元帅府直辖，于各人的前途有利，遂议决由各旅长联名通电请杨坤如下野。

杨坤如接电后，即召集各连长以上会议，在会上极力反对归编大元帅府，并要求一致坚守惠州。但各官佐都认为惠州不能再守，如军长一定要死守惠州，可以将枪械交还军长，请军长自己死守罢。杨坤如觉得众叛亲离，只得接受各人的意见，答应下野，但以必须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家属之安全为条件。翌日杨坤如带着三个在盘踞惠州时期新纳的妾侍、40担白银、几十担行李细软衣物和家属多人离开惠州，逃往香港。

杨坤如下野后，各旅长决议成立各旅联合办事处，推骆为联合办事处主任，并派员至广州向廖仲恺复命。不久大元帅府将惠州反正叛军编为大元帅府直辖两个旅，暂归滇军军长胡思舜指挥。4月20日，担任东征左路的滇军，和平开入惠州城。至此，第一次东征之役，宣告胜利结束。

这次东征将陈炯明军全部逐出东江，保卫了广东革命基地。黄埔军校在这次东征中接受了锻炼、考验，革命政府由是掌握了一支新型的部队，改变了过去军事上受制于人的状况。东征的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传播了革命思想，开拓了革命新局面，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此外，第一次东征的胜利也为蒋介石捞足了政治资本。

《青年蒋介石》 刘杨叛乱

肃清杨刘势力

1925年4月6日，鉴于黄埔师生武装在东征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从黄埔校军的前景发展考虑，按党代表廖仲恺的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建立“党军”案。

4月13日，国民党中央发布训令，以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4月14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29日，任命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

这支部队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换句话说，就是受党的指导与监督。”其实，党军的建立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

东征胜利，叛军仍在。虽然陈炯明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已被消灭，但是并没有彻底清除，广东的局势并非完全稳定。本来下一步征讨的目标就剩下陈炯明余部了，可万万没想到的祸起萧墙，后院失火，讨贼军内部出现了分裂。

滇桂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本是起家于云南、广西的旧军阀，他们之所以参加孙中山的革命阵营，完全是一种投机行为。因为他们在各自省内割据，实力低于其他军阀，一再受到排挤，为改变处境，他们趁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指挥粤军许崇智部驱赶陈炯明时，率领部队收复广州，摇身一变成为迎接孙中山三回广州建立政权的功臣。

孙中山当时曾给予两人嘉许，称杨希闵“忠诚等著，督率有方，允为元功，宜加特褒”。但滇、桂军本来是未经改造，没有统一组织和严明纪律的旧军队。入粤以来，更是自恃有功，横行无忌，到处抢占防区、把持税收、设立烟赌馆、强占民房、勒索财物。孙中山对此头痛不已。

孙中山在一次各军将领集会上，对着滇、桂军将领说：“你们于民国十二年春间，替我出力赶走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你们派人到上海请我回来，说要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所以我便回来了。谁知你们却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孙中山决心对这些骄兵悍将“严厉整饬，以肃纲纪”。

然而，杨、刘势力已经坐大，轻易动它不得。第一次东征时，杨希闵任东征联军总司令，实际上抱消极观战之态度，总司令部形同虚设，与右路军视同秦越。滇、桂军屯兵于增城、博罗之间，逡巡不进。

东征未捷，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这时，远居滇省的军阀唐继尧蠢蠢欲动。原来当1923年孙中山重建大元帅府时，曾请唐出任副元帅，不料唐毫不领情，拒绝与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合作。及孙中山病逝，唐以为可以一举吞并广东，遂于3月18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副元帅之职。企图以孙中山合法继承人自居，篡夺南方政府权力。唐还声称，要率兵10万，进驻广东。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明令驳斥了唐的所谓“就职”通电，指出总理在世之时，显抗命以纵恣，总理去世之后，假名义以专横。狡诈反复，凡有血气，莫不发指。并称唐逆之罪恶，与陈炯明同等，无复回旋之余地。务各遵从训令，敌忾同仇，所有与唐逆一切政治关系，皆应迅速宣告脱离。如有违反党义，甘心与唐逆联络勾结者，本党惟有执行纪律，决不宽贷!

唐还藉此引诱杨刘叛变，他允许杨希闵返回云南大理招兵，而杨则表示“拥唐入粤”。刘震寰亲赴云南，催促唐军早日动身。此时，陈炯明、林虎、邓本殷、申葆藩等，也公开或暗中向唐示好。

恰与此时，东征军远驻东江，广州十分空虚，杨、刘认为正是起兵的绝佳时机。4月初，刘震寰发表通电，指责国民党中央通电讨唐为“不当”之举。5月初，杨希闵潜赴香港，会见段祺瑞的代表和唐继尧。唐以副元帅名义，委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广西省长，并认可段祺瑞委任杨希闵为广东军务督办兼广东省长。

是月中旬，联唐派在香港皇后酒店开会，杨希闵、刘震寰、马素、陈廉伯出席会议，唐继尧、段祺瑞、林虎、邓本殷以及香港当局均派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马素与香港政府接洽，由港英提供军火；由杨、刘在广州发难，推翻广州政府。杨希闵即自任滇桂联军总司令，于会后将驻韶关的赵成梁师(滇军第一军第一师)南调广九铁路一线；把驻佛山的胡思舜军(第三军)调至广州白云山一事带；把驻广州市区的廖行超师(第一军第二师)扩展至郊区。刘震寰则将桂军部署在嘉禾、三元里地区。

杨、刘叛乱的事情败露后，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主张向杨、刘妥协，以东征处于紧要关头不得内部残杀为名，只要刘、杨悔改则既往不咎。他们派出邹鲁作为代表，前往香港劝说杨、刘二人回穗，共商大计，表示如果需要，可以改组大本营，以满足两人的政治要求。杨、刘二人不仅没有接受，反而狂妄地让邹鲁转告胡汉民：“你要打的话，我让你打三天不还手。”

杨刘既无和谈之意，武力平叛就在所难免。4月27日，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加伦等在汕头市桂园秘密磋商，决定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由廖仲恺先行返回广州，布置一切。5月13日，汪精卫由北京南下，抵达汕头市粤军行营总部与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朱培德、加伦就讨伐杨、刘一事交换意见，鉴于“省局危急，宜克日戡定”，决定放弃潮梅，班师回穗，并推定蒋介石任军事总指挥。

会后，蒋介石积极作战前调整和战前动员。他命令各官长及下属士兵就编制变更、联络规定、勤务改良、材料添减、职权划分、职务规定、补充招募、俘虏及战利品之处置、调遣升级、赏罚休假等项，提出意见，以更好地加强部队建设。再者，对劳勋卓著者，秉公褒奖，对临阵脱逃的溃兵严加惩罚，以正军心。

随后，蒋介石对部队作了三次训话。5月18日，蒋介石赶赴梅县东校场对陆军军官学校东征官兵发表训话，他说：“中国国民党是孙总理创办的，总理为什么要办这个党呢?是因为中国的人民都被外国人及军阀压迫，没有自由的余地，所以总理建设一个党，要使得我们被压迫的人民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外国人和军阀，使得我们自由平等。

5月19日，在军校校干部行营对炮兵队学生训话，希望大家要有自治能力，忍耐劳苦，服从官长，实行主义。并告诫他们：嗣后各官仕学生，倘敢托词请假，意图规避者，一经查出，定必立予严办，决不姑息。

5月20日，对警卫军及党军官发表了《誓死夺回革命的根据地》的词谕，说：假使革命政府根据地——广州，被反革命派夺去了，那我们的总理是白白地奋斗了一生，许多已死的同志，弟兄是冤枉死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总理的遗志，就先要保持革命政府的根据地。”

5月21日，蒋介石作为总指挥，电令何应钦指挥的党军第一旅，陈铭枢指挥的粤军一旅等回师广州，准备讨伐杨、刘叛军。5月21日，“党军”第一旅(由军校教导团扩编)何应钦部，粤军第一旅陈铭枢部，第四师(由第七旅扩编)许济部，警卫军欧阳驹部，同时从潮、梅回师，一路经海丰、平山、白芒花、淡水，于6月6日到达广九路樟木头一带。与此同时，李宗仁、黄绍扼守西江，阻止唐继尧部东下配合杨、刘。

《青年蒋介石》 率军平叛

东征军班师回穗之际，代帅胡汉民于6月3日责令杨希闵交还所占防地，交出所占财政各机关，服从政府。

杨不肯就范，反而于4日占领省长公署、粤军总部、财政厅、公安局和市内各重要机关，并贴出由其负责市内“治安”的告示。5日，杨希闵、胡思舜发出通电：“共产主义，无论我国人民智、德、生计程度，不足语此。”“今蒋中正、廖仲恺、谭平山等利用俄人，互相勾结，代为宣传，以少数党人专制国家，直视革命为彼辈包办事业。”“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杨、刘还以“滇桂军全体国民党员”名义，散发反对共产党、反对苏俄和反对广州政府的传单。是日，革命政府免

杨希闵、刘震寰本兼各职，由朱培德任滇军总司令。

6月7日，滇、桂军夜渡珠江，攻击帅府所在地——士敏土厂，遭到革命军之兵舰痛击。8日蒋率东征军抵达石龙，9日占领石滩，10日进攻广州东郊。与此同时，西江李济深率粤军，沿广三铁路东进；北江谭延率湘军、朱培德率滇军、程潜率攻鄂军，沿粤汉铁路南下；珠江南岸李福林率“福军”，也隔江予滇、桂军以重大之威胁。进攻广州，讨伐杨、刘之役，拉开战幕。

战时初期，革命政府、国民党中央许多人士及苏俄顾问，还留在广州市区，处于滇、桂军的威胁之下。大本营铁甲车队英勇作战，抢占大沙头，掩护各机关和顾问团安全转移至南岸士敏土厂或黄埔岛。

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罗亦农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积极配合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区委发动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罢工。工人拆卸了火车头，将机件埋藏地下，并将所有火车司机转移到安全地带。使得滇、桂两军无法运送辎重武器。此外，中共广东区委还发动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参加战斗。由于滇军为祸广东已久，人民早就对其恨之入骨，群情一经点燃，立即爆发出巨大的威力，严重动摇了滇军的根基。

6月10日，革命军分三路开始总攻。粤军第一、三师及第六旅任左翼，由广铁路进；警卫军任正面，由龙眼洞进，警卫军一部及福军为总预备队，由河南进，总攻省城。是日，滇军在龙眼洞、桂军在瘦狗岭，踞险而守，猛烈抵抗革命军的进攻。

12日清晨，黄埔校军打退滇军，占领龙眼洞。粤军第一旅和警卫军向瘦狗岭、沙河进逼，毙桂军数百人。军校炮队掩护革命军由猎德渡河，旁抄广九路。这一带本来是军校学生的练兵、野营之地，学生对这里的地形地物了如指掌，对各个目标之间的距离，早有准确的测量，故炮兵命中率很高，滇军伤亡惨重，杨希闵无心恋战，滇军土崩瓦解。10时，瘦狗岭之桂军，也被打败。黄埔校军、粤军、魏(邦平)军及其他各军乘胜追击。桂军师长陈天泰被俘，滇、桂军各个阵地均被击破，广州全城被收复。杨希闵、刘震寰化装逃走，经沙面逃往香港。

13日，从惠州回援的滇军胡思舜部，在观音山(今越秀山)被革命军截击，全部投降。第二天，该部再次叛乱，占领北校场一带高地，抵抗革命军。黄埔学生迅速集合，予以包围缴械，夺回高地。至此，祸粤数年、拥兵数万的滇、桂之军，终于被消灭。

此役打破了滇唐趁孙中山病逝而入主粤政的野心，根除了杨、刘之祸，使广州的局势，再次转危为安。这为大本营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青年蒋介石》 国民政府成立…

国民政府成立和国民革命军整编

1925年7月1日，随着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战斗的胜利，按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正式成立国民政府。

7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许崇智为委员。蒋介石凭借着战功在军事委员会中占据首要位置，因为军委会主席由国府主席汪精卫兼任，首席委员由外交部长胡汉民兼任，二人既不懂军事又不管军事。而且身为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的谭延和曾参与指挥军事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8月20日被刺牺牲)又排在后面，所以名列第三的蒋介石成为事实上的首席委员，这说明他在军事上的地位已超越长期主管军事工作的谭延、许崇智、廖仲恺、朱培德、程潜、李烈钧等人，成为国民党事实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6月15日的决议，8月26日，各建国军和党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对其作了具体编制：

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党代表原是此时已被刺身亡的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一团团长和党代表是刘峙、贺衷寒，第二团团长和党代表是沈应时、金佛庄，第三团团长和党代表是钱大钧、包惠僧；第二师师长是王懋功，第四团团长和党代表是刘尧宸、徐坚，第五团团长和党代表是蒋鼎文、严奉仪，第六团团长是陈继承；第三师师长是谭曙卿，第七团团长和党代表是谭曙卿和蒋先云，第八团团长和党代表是徐庭瑶、张际春，第九团团长和党代表是卫立煌、王逸常。

第二军：军长谭延，副军长鲁涤平，党代表汪精卫，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四师师长张辉瓒，第五师师长谭道源，第六师师长戴岳，教导师师长陈嘉祐。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七师师长王钧，第八师师长朱世贵，

第九师师长朱培德兼。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朗如。第十五师师长李群，第十六师师长练炳章。

此外，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在1926年初建国攻鄂军改编为第六军，3月两广统一后成立第七军，6月又成立第八军。

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第十七师师长邓彦华，第十八师师长胡谦，第十九师师长杨源浚。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参谋长白崇禧。第一旅旅长白崇禧兼，第二旅旅长李明瑞，第三旅旅长刘日福，第四旅旅长黄旭初，第五旅旅长伍廷，第六旅旅长夏威，第七旅旅长胡宗铎，第八旅旅长钟祖培，第九旅旅长吕焕炎。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刘文岛。第二师师长何键，第三师师长李品仙，第四师师长刘兴，第五师师长叶琪，教导师师长周斓，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独立师师长贺龙。

国民革命军的成立，使得国民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永远结束了孙中山进行武装起义以来一直靠借用军阀军队、雇佣军阀军队打仗的历史。虽说上述军队政治目标并不一致，内部派系林立，但均归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以后正是靠这支军队，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上述军队中，编制整齐，番号统一，但官兵数量相差很大，军事素质相差更大，战斗力参差不一，较能打仗是一、四、七、八军。后来在第二次东征和北伐中，主要靠这四个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是充当配角。

在国民革命军的主要将领中，蒋介石的位置要高于其他将领。在军级指挥官中，蒋介石的资历并不深，其他军长们早在孙中山护法北伐期间就是独立作战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而蒋介石当时只是幕僚性质的“参谋长”，并未指挥过独立作战部队。到第一次东征时，他也不过是个参与指挥的人。现在则不一样，他身为军委会首席委员又掌握战斗力位于8个军之首的第一军，决定他在以后国民党军事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青年蒋介石》 惠州战役(1)

第二次东征

1925年，当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成立，省港大罢工的风暴席卷南、北之际，已被打败的陈炯明，却死灰复燃，再次对国民政府造成威胁。

陈炯明能够东山再起，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南方军阀的扶植；二是因为革命军撤出东江，使其有机可乘。

陈炯明败退时，福建、江西督军周荫人和方本仁划出地盘，给陈军驻兵。使陈炯明免以灭顶之灾，得到了喘息和复苏的时机。

6月间，东征军回师广州，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权宜之计，将潮梅惠属各县“让”给陈军驻防。他委任陈军第六军军长、惠州守将杨坤如为粤军第五军军长，让他重返惠州；陈军第五军军长熊略，为粤军第六军军长，令其入驻梅县；划汕头为不驻兵区，除留下少数部队外，其余撤回广州。

许崇智离汕头时布告各方：“本总司令为巩粤局，决以潮梅收入交现驻闽赣边境林(虎)、洪(兆麟)、叶(举)各粤军，以彼此合作为条件，各蠲成见，共舒粤难，……决自铣日(16日)起实行。”这如养虎贻患，立见祸害。如熊略到梅县后，立即废弃许崇智所委第六军番号，沿用陈军第二军的名义，并称“我军凯旋”，梅县下属各地顿时惊恐不安。杨坤如一回到惠州，即赶走倒向革命军的骆凤翔，重占惠城。接着，刘志陆、黄任寰、王定华、李易标等等，也纷纷开回东江，入据兴宁、五华等地。

与此同时，省港大罢工爆发。港英当局采取“以华制华”的手段，收买各地军阀，使之破坏

罢工，陈炯明军队也借此机会兴风作浪。

陈炯明军队窜回东江后，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地到处捣毁农会，进攻农军。仅海丰一地，农会干部被杀52人，遭难死亡的群众有100多人。他们还破坏省港罢工，给英方运送粮食，四处摧残罢工机关，殴打罢工工人，强迫工人返回香港复工。9月间，陈炯明驱逐了许崇智留驻汕头的军队和机关，占据了汕头及其周围各县。接着，兵分三路，分别以谢文炳、黎生、林烈为指挥，入侵陆丰、海丰、紫金、老隆、河源，逼许部退至平山、淡水一线。

9月16日，陈炯明率部进犯广州，叫嚣着讨伐蒋介石。刘志陆、李易标、熊略、杨坤如等等，也发出通电，在“声讨蒋介石”的幌子下，诋毁国民政府，大造进攻广州的声势。陈炯明坐镇香港，指派刘志陆为总指挥，李易标为前敌指挥，谢文炳、王定华、林烈分别为左、中、右路指挥，约同南路邓本殷一致行动，企图一举进攻，拿下广州。另外，陈炯明与粤川军首领熊克武也早已串通一气，革命政府形势堪忧。看来，二度东征已是刻不容缓。

1925年9月28日，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决定出兵东征，讨伐陈炯明，具体战略部署为：一、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从第一、第四两军为基干)出兵东江方面。二、北路方面：任命鲁涤平为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肃清附逆之川军。三、南路方面：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所属第八及第十二师(欠第三十四团)警卫河南，防堵广南之邓部。四、广州方面：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率所属第二师(欠第四团)、警卫军之第一团及黄埔学生军，负广州警备之责。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待命出动。

蒋介石根据这一总的征讨方略，具体制定了东征军之作战计划。计划规定了第二次东征的方针是：“东征军以消灭东江叛军之目的，拟集中东征部队于正果，增城，石龙，石滩一带，向潮惠各属之敌进攻。”将东征部队分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应钦，第二纵队纵队长李济深，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规定了各纵队集中的日期及地点，并规定了作战地区与前进路线。

同日，蒋介石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发出了《准备出发令》，提出了这次东征分三期出发：“第一期为十月一日，第三师全部及第二师第四团出发。第二期为十月五日，第一师全部及军部出发，第二师第五团第一、二营开驻省城警戒，第三营留驻守虎门。第三期为十月九日，其它各部队出发。”同时，对其它具体的十七项问题都一一作了规定，如“出征时，每连带斧头三把，每兵带麻绳一丈”等等事项都作了明确指示。

这次东征吸取了前次东征的经验，加强了政治工作。出发前夕，总政治部组织了强大的政治宣传队，包括总队和3个支队，人数共237人。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部门挑选的，大多数受过一定的政治、军事训练，并懂得一些方言。

总政治部制定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规定政治宣传队的任务，对本军，是解释作战的意义和战争的形势，鼓舞士气，奖励战功，维护军纪，活跃部队，追悼烈士，慰劳伤兵；对敌军，是揭露军阀的罪行，比较两种军队的区别，激发士兵的民族感、爱国心，优待俘虏，指明出路，争取他们弃暗投明；对民众，则是大力宣传国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解释东征的意义和革命军的纪律，密切军民关系，争取人民的援助、支持。

针对东江吏治的腐败，总政治部拟定了《政治设施方案》，决定于大军所到之处，实行禁绝烟赌，轻徭薄赋，整顿财政，澄清吏治。此外，总政治部还成立了社会运动科，以大力扶助工农革命运动，并提出了发展党务工作的规划。

东征开始之前，中共广东区委指定革命同志会部分人士进入潮汕地区，与当地党团组织一起组织发动群众在敌后开展斗争，以策应、援助东征军。

9月28日，蒋介石发出“准备出发令”，各部从10月1日起陆续出发，预计一个月内完成战事。10月初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和广东省政府分别发布宣告、布告，宣布东征的目的、革命军的纪律和国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宣告第二次东征的开始。

《青年蒋介石》 惠州战役(2)

东征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惠州是东江的门户，易守难攻，堪称是陈军的堡垒，曾经在1923年以来5多年时间内，滇桂军多次进攻，都无功而返，攻城不下。第一次东征后，革命军一度占领惠州。但是后来，杨坤如得到许崇智的任用，被委以军长重新统率旧部，重占惠州城，后杨率部弃许附陈，与陈等叛军串通一气，于是惠州又变成了陈炯明的势力范围。

1925年10月8日，蒋介石命令第一纵队派出有力部队围攻惠州城，主力集结于响水、博罗附近，以备进攻河源，紫金方面之敌，并具体制定了攻城计划：(一)攻城部队任务之区分：第四团担任惠州城北门、西门之攻城，并任野炬连之掩护；第三师先行占领上下马庄、飞鹅岭，担任攻击惠州府城南门及惠阳城；野炮兵应在梅湖与下角之间地区占领阵地。(二)第一纵队其系各部，在情罗策应，并准备敌人由水北窜出时随时堵截。(三)第二纵队对于平山增援惠城之敌，相击迎击，并策应我攻城部队。(四)攻城的材料由副官处准备分配。(五)炮火集中如左：野炮连之火力，集中于腐城北门城内之敌，第四团应准备爬城部队，以待炮火奏效时，立即冲到城根脚下，勇敢登城；山炮之火力，应集中于南门城内之敌，第三师应准备登城的部队，以待炮火奏效之时，立即冲追城脚，勇敢登城。(六)登城队宜携带武器较多，配合携事短枪及手榴弹士兵。(七)登城奖金。首先登城者得奖一百元；其余奖二十元，但不在敌人的火力下登城者，不得请奖。(八)飞机队应准备多量炸弹，协同炮兵攻城。(九)参加攻城的炮兵。概归炮兵营长蔡忠笏指挥。(十)第一师二兵队，准备材料，协助攻城。(十一)第四团通讯队，应速构成通信网。(十二)攻城指挥官，本总指挥兼任之。

10月10日，东征军扫荡了惠州城外之敌。同时，蒋介石赶到博罗，将三个纵队的兵力作了布置，并下达了进攻惠州的要领，对攻城部队的选出，编组攻城的指挥及动作，炮兵目的，其他部队的配合，以及联络行为都作了明确而又详细的具体规定。

此时，陈军主要兵力几乎都集中在惠州地区。除杨坤如部(2000多人)驻守惠州、惠阳之外，还有：李易标、陈修爵部(3000余人)集中老隆；黄任寰、练演雄部(3000多人)集中紫金；李云复部(2000多人)集中平山；谢文炳部(2000余人)集中梅隆。陈军企图利用天险，将东征军堵在惠州城下，然后反守为攻，歼灭东征军。

蒋介石将部队分为攻城军和野战军两部分：以第一纵队大部为攻城军，由熟悉惠州内情的骆凤翔(东江宣抚使)任向导。此前，蒋介石向骆咨询作战计划说：“杨坤如据惠州三年，你为杨参谋长，对于防守作战，你是有办法的。相信你对于攻击惠州城，也一定有办法。”骆说：“惠城形势，易守难收，但如果集中炮兵于北门外，让炮兵火力发挥效能后，以步兵配合冲锋。另以一部分兵力，向南门佯攻，以分散敌人之目标与兵力，必能一举攻下。”

蒋介石闻言大喜，立即点头称是，分头指挥各兵种，部署作战。以第一纵队其余部队和第二、三纵队为野战军，分别位置于博罗、淡水一带，执行阻敌增援，策应各方、截击溃敌等任务。总指挥部决定采用第一次东征进攻淡水城的打法，组织攻城先锋队实行强攻。攻城重点选

在北门，由第二师第四团承担。

10月13日上午，攻城开始，首先是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城门、堞楼以及城内敌军司令部、炮兵阵地、侧防机枪、无线电台等重要目标，并出动飞机，不断向城内投放炸弹和宣传品。下午，各团攻城先锋队开始爬城，战斗异常激烈。但由于梯短城高，城上工事没有全部摧毁，敌人居高临下，拼死顽抗，因此，多次冲锋都没成功，冲上去的军官、士兵，一排接着一排地倒下，损失惨重。攻城队始终无法逼近墙根，只好收兵。

强攻受挫，蒋介石主张放弃攻惠州，而转攻海陆丰。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坚持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只有首先攻下惠城，才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开拓东征胜利的局面。蒋介石这才部署继续攻城，决定仍由第四团主攻北门，而调第八团

协助之，由第七团及第一补充团攻西门。

10月14日下午3时，革命军继续攻城。野炮、山炮集中火力，猛烈轰北门，摧毁敌军城上工事，扫除暗藏的侧防火力。炮兵营营长陈诚，特调山炮一连，推进至北门城楼外500米处，将敌人暗藏的机枪打哑。攻城队乘机将竹梯移至城墙，官兵们冒着危险、争先攀登。杨坤如听说城门告急，几次率队前往督战，但因遭炮击而半途折回。经过激烈的搏斗，革命军终于占领了惠州。杨坤如负伤，狼狈出逃，其部也纷纷弃城而走。惠州之役为完成第二次东征，打开了胜利的通途。

惠州既下，蒋介石立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府主席汪精卫及各院部会、各留守广州的将领、各农会工会组织报捷。他在捷报中说：“惠城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能破，今为革命军一举攻克，虽由将士奋勇用命，亦我大元帅在天之灵有以佑之。从此努力前驱，肃清逆氛，指日可期。吾党前途大放光明。”

攻克惠州，在当时的广州引起轰动，显示了革命阵营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的信心，看到了国民革命的前途。同时，此仗的胜利，也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国民政府特意电令表扬蒋介石，称蒋介石受命东征，督率将士，立破坚城，该总指挥忠勇激发，成此伟功，至深嘉尚。

《青年蒋介石》 华阳遇险

惠州既克，为扫荡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军，蒋介石拟定了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第一纵队沿永湖、白云市、赤石、梅陇，进攻海丰、陆丰；第二纵队沿淡水、平山、三多祝进攻紫金、河婆；第三纵队沿东江西岸北上，进攻河源、老隆。以期分道进击，打败陈军。

10月17日，何应钦、周恩来率领第一师从惠州出发，追亡逐虏，扫荡溃兵，于20日到达赤石。22日，各部按计而行，一举打败敌军，占领梅陇。下午进入海丰城。23日，歼敌于公平。24日，与留守海丰的第三团与前来围剿之敌军的浴血奋战，英勇拼搏。同时，攻下城东公路桥、并乘胜占领陆丰。

10月17日，李济保率领的第二纵队从永湖出发，先抵平山，占领多祝，后经苦战，攻陷紫

金。程潜所率第三纵队，22日涉水进攻河源城，次日，占领老隆。

当东征军从惠州分途进军时，蒋介石和东征军总指挥部，随谭曙卿所率第三师出发。10月20日，部队由惠州启程，过惠阳，经马鞍、平潭、于下午抵达平山。次日，平山农会及工商学界开会欢迎国民革命军。蒋致谢辞，说：“陈、杨残民以逞，惨无人道。革命军为人民除害，得力于人民相助。”

10月27日，第三师(3000多人)轻敌冒进，在五华县华阳附近，与陈军林虎部1万多人遭遇。

10月27日上午8时，蒋介石由龙寓墟起身，于下午2时半至高墟，忽闻谭曙卿第三师告急。孤军深入的谭师被敌军万余人包围于距华阳十余里的塘湖地区，形势危急。第三师几乎溃不成军，阵线动摇。

当第三师溃退时，蒋介石立即命陈赓去向谭曙卿传达命令，要求三师无论如何都要坚守阵地。时任第四团连长的陈赓因在惠州战役中英勇善战而得到蒋的信任，并被调到东征军总指

挥部担任警卫，蒋介石此时也亲自到前线里墟指挥督战。

谭曙卿见令后，亲率部队据守一高地竭力抵抗，无奈谭师大部是收编粤军莫雄师的旧部，素少训练，军纪松弛，经敌林虎部一次侧面攻击，全线崩溃不说，还把总指挥部的人员也冲散了，情况万分危急。

蒋介石立即任命陈赓为代理第三师师长，收容溃散的士兵，重新抵抗。

但是军心已散，兵败如山倒，陈赓也毫无办法。此时，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周围枪声大作，蒋见此状，不禁伤心欲绝，想不到昔日叱咤风云的领军大将军今日竟落到如此地步!蒋介石拔出“军人魂”短剑仰天长叹：“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否则无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

陈赓见状，急忙上前劝阻：“校长!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这次整个的战争发生影响。这终究只是一个师，而且还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们还可以把部队整一下，再打过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蒋介石不知是犹豫不决，还是惊惶失措，总之毫无反应。

这时，林虎的部队逐渐迫近，已快到跟前，陈赓一面指挥部属对追兵进行阻击，一面果断地背起茫然失措的蒋介石就跑。陈赓一口气就跑了几里路，到一条河边，找到了一条船，把蒋介石放在船舱里，架上双桨飞速划到了河对岸，又旋即背着蒋介石退到了羊高墟。

此时，蒋介石才逐渐恢复了平静，头脑里又预感到了潜在的危险。这里虽然枪声稀疏，但仍是逆军的势力范围，一旦周围敌军搜查，蒋介石就会无处可逃。因此，蒋介石心有余悸地对随身而来的总指挥部的军官说：“此地不可久留!要与第一师周恩来党代表、何应钦师长取得联系，求得救援，方是上策!”蒋介石经过左思右想，权衡掂量，最终决定派陈赓前去送信。

陈赓立即更换衣服，打扮成农民模样，带上50块银元，提着一根木棍踏上了路程。22岁的陈赓忍着饥渴疲劳，翻过海拔1300多米高的莲花山，心里盘算着即将面临的困难。

“干什么的!”一声吼叫划破寂静的山林。黑暗中陈赓发现有人头攒动。

“赶路的!”陈赓含混其词，边说边将银元递给领头的，“帮帮忙，我有急事。”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一定是个当兵的!”这些“土匪”原来是当地被“逼上梁山”的破产农民。“你在陈炯明的部队，还是广东来的革命军?”

“是广东来的革命军”。陈赓见对方并不怀恶意，便如实相告。

那个头目迅速在一张纸上划了一个圈圈，再点上几点，连同一些银元交给陈赓：“带上它赶路去吧!道上要多加小心。”

陈赓凭着这张符号和退回的银元，凭着他的机智勇敢，又两次被“土匪”放行，终于将信及时地送到第一师师部。何应钦、周恩来立即派出一支部队前往护驾，蒋介石这一夜“夜不安枕”。

28日，未等天明，蒋介石由羊高墟出发，经流坑、秋溪，进抵严前，其间六十五里，时步时骑，疲劳至极，还未完全从前一天的惊悸中缓过神来。他强打精神，命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和第三师、第一师立即会合华阳，实行反击。三师会合后，首先击溃林虎部，敌一万余人向梅林、安流溃逃。

是日，洪兆麟亲率四五千人由鲤湖、棉湖袭击守卫河婆的第一师第一团，企图将第一团包围，防止第一团支援华阳。团长刘峙于形势危殆中，急中生智，以攻为守，率部突然插入两岸敌军之间，横冲直撞，用机关枪扫射，又发炮遥击洪部预备部队。敌死伤遍野，惊惶失措，傍晚纷纷退却，洪部丧失五千余人，自此失去战斗力。华阳、河婆战役的胜利，使得敌军包围圈被彻底击溃，东征军长驱直入。

蒋介石事后说：“华阳一役，为成败最大关键，其重要性不下于棉湖之役。”它使蒋介石及其东征战事转危为安。蒋介石也自谓“幸仗总理(孙中山)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

此次解围之役，蒋介石最倚重两个人，一个是刘峙，一个是陈赓。蒋介石对刘峙极为欣赏，认为“今刘团长能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诚革命前途之大幸也”。刘峙在二次东征中转败为胜的“杰作”，使他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和重用。1926年2月，广州新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王柏龄任师长，刘峙升任副师长，日后更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成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

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对陈赓的几次“护驾”深为感激，觉得陈赓忠诚可靠，就将他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可以随时自由出入蒋介石的房间。

当右、中两翼激战于华阳、河婆时，左翼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从老隆出发，强行军100多里，直趋五华。敌军闻风先溃，革命军不战而占华城。第二天，敌军3000多人经岐岭来袭华城，纵队长程潜率队迎击。两军在城西雄牛挨磨对抗，激战六个小时。后来，程潜以五华中学学生为向导，袭击敌背，卒将敌军击溃。31日，该纵队进攻兴宁，将扼守城西拥彗亭和五里亭一带的敌军打败，下午3时占领兴城。11月2日，第三纵队进军梅县，于3日进占梅城。

第一师在河婆取得关键性胜利之后，于11月1日向鲤湖进发，2日进占普宁，3日进驻揭阳。4日，何应钦率部进攻潮州；下午，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先行进驻汕头。“抵步时，码头迎者数万人，沿途各巷路为之塞。此盛大之欢迎，实为我政府及我军将士为主义奋斗之故。”

6日，东征军总指挥部进驻汕头。

第二纵队张发奎部在攻占紫金之后，奉命开赴南路，参加讨伐军阀邓本殷之役。陈济棠继续

东征，由汤坑、高陂进攻，于11月7日进占饶平。

11月中旬，何应钦、谭曙卿、程潜三路入闽，追歼残敌，分别在永定、平和等地，同陈军残部作战。陈军除一小部分随谢文炳进入江西外，大部被剿灭。

陈炯明本人在第二次东征时并不在部队，主力被消灭后，由汕头经厦门去上海，不久到香港组织致公党，被推举为总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重，发表《告国人书》，赶到上海联络章炳麟一起到天津见段祺瑞，共商国是，没有结果。1933年9月22日病逝，终年57岁。

《青年蒋介石》 “熊克武事件”

在发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蒋介石拘禁了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在广东北部出兵驱逐了熊部川军。

熊克武，字锦帆，四川井研人，生于1881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受命为四川同盟会主盟人，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1915年到云南参加护国斗争，192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初，熊部川军被刘湘、杨森逐出川境，退至贵州。9月，熊派但懋辛、石青阳到广东面见孙中山，表示愿与孙中山一致行动，共同出兵北伐。11月间，当孙中山派谭延出兵江西时，熊部川军也由黔东开入湘西，以期进攻鄂西，与广东“北伐”军会师武汉。然而，熊部入湘，却引起湘军赵恒惕的忌恨。1925年1月，谭延在江西受挫，湘军东边警戒解除，赵恒惕于是准备驱熊。3月底，赵授意湖南省议会通过驱逐川军出境案。4月，赵军向湘西进攻，以破竹之势占领了桃源、常德、澧州、辰州等地。熊克武不能立足湘西，又无法返回四川，只好率领所部第一、二军，由湖南进入广东。7月底，熊军离开湘西，跋涉千里，经广西龙胜、兴安、全县、贺县、桂岭等地，于8月底9月初到达粤北连山、连县、阳山一带，与谭延部湘军会合，熊的司令部驻扎连县。

国民政府派湘军师长谭道源，携现款2万元，军服1万套及苏联顾问团所赠医药费1万元，到连县慰劳川军。谭向川军表示：政府一定补充川军的装备，按实际人数接济军饷，并决定划连山、连县、阳山、乳源四县，给川军驻防。谭并希望川军能出兵，讨伐陈炯明。熊克武答应，川军将派7个团参加东征。

此时，蒋介石、汪精卫电邀熊克武，到广州面商军政问题。熊遂于9月19日在其部师长喻培棣等陪同下，启程南下，于24日到达广州。连日拜会汪精卫、谭延、鲍罗廷及其他党政军要员，并在广州市广大路设立川军总司令部驻穗办事处。

10月2日，蒋之手下捕获陈炯明派来的奸细张识万，在他的身上搜出陈炯明9月20日致熊克武的一封信。其中写到：“此次闻余致堂兄赴沪，弟适自沪返港，不能相遇，刻已电请余君回港一商。吾兄为吾党健者，久著微声，必能协力救国，望密派妥员赴港，面达机宜，同策进展。”信中提到的余致堂，即余际唐，为熊部川军军长。

此外，早在本年3月第一次东征时，在兴宁林虎司令部内，曾查获川军军长但懋辛1924年9月在广州写给林虎的一封信，信中写到：“如中山不听，则联络在粤之滇、桂、豫各客军，与中山脱离，使中山自去。盖中山已陷于绝境，仅仅汉民、汝为、仲恺，亦无济也。”蒋介石和汪精卫由是怀疑熊克武与陈炯明暗中勾结。

10月3日，蒋介石以设宴为名，诱熊至寓所，将熊克武及其军长余际唐、师长喻培棣，以及随行人员刘棱、熊晓岩、丁毂音、王子骞、吴庶咸等拘捕，蒋并派兵解散了川军驻穗办事处。接着，蒋又在熊的住所，搜出但懋辛的两封信。一封是8月30日但致熊克武信，其中说：“兹有刘君毅夫，曾充云南航空署长，其副官张君应鎏，弟于海上相晤，均为我军进止忧。刘君与魏礼堂(应是魏丽堂，即魏邦平)及竞存(即陈炯明)隐青(即林虎)诸军接头，而又不识交通若何及各军现驻地安在，故特派张君前来，交通一切。如我军欲与各军联络，请即派员随同张君前往干办一切。”另一封是8月30日但懋辛致余际唐信，内容是介绍刘毅夫同余际唐交往。蒋认为，这是熊克武通敌谋危政府的证据。熊被捕后，拒不承认有反叛之事。

10月4日，蒋介石等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重要通令”，谓熊克武“交通敌人，谋危国民政府，罪状昭然，人证俱获，实难再得姑容。已饬广州卫戍司令，立将熊克武扣留，听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判。”随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二次会议，决定停止熊的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开除其党籍。蒋介石还发布《告川军将士书》，派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围歼连、阳川军。

当时，第二军和第三军均驻韶州。奉令后，由北路军警备司令鲁涤平任指挥，以张辉瓒率兵三团，炮兵一营为第一路，经乐昌、星子，向连县南进；以戴岳率兵三团又一营为第二路，经龙归、阳山向连县西进；以王均率所部为第三路，由英德沿连江，向阳山、连山前进。10月上旬，革命军到达星子、阳山一线。川军军长汤子模“乞降”，鲁涤平令各路急进，包围川军于连县境内。川军有的被缴械，有的经东陂进入湖南。经过桂军白崇禧部的堵击和湘军赵恒惕的收编，熊部川军，全部陷于瓦解。

驱逐熊克武川军是发生在“廖案”之后，第二次东征之前的特殊时刻，时局紧张，国民政府难免有草木皆兵之嫌。作为主要军事领导人，蒋介石对于时局紧张之际，任何有害于国民革命的反对力量也表现了坚决予以清除的态度和举动。尽管有些过火，但这一举动终究是保证了广东全省的统一，根除了隐患。

《青年蒋介石》 肃清大陆

南征邓本殷

南征是国民革命军在蒋的指挥下，肃清盘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部。邓本殷原是陈炯明的部属，曾任陈系“粤军”第六支队司令。1923年，当孙中山逐陈炯明，在广州建立大本营时，邓本殷“独树一帜”，联合南路各军“宣布自治，保境安民”，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所谓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联军”。占领了高州四县，雷州三县，软州廉州四县，两阳(阳江、阳春)，罗定及海南岛全境。面积几达广东的二分之一，兵力最多时达2万多人。

邓本殷积极投靠北洋军阀，并得到北洋政府大批粮饷军械的支持。1925年，段祺瑞明令划分上述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地区为“特别区”，任命邓本殷为“八属督办”，以对广东革命政府起到掣肘作用。不久，段祺瑞又任邓本殷为“品威将军”。邓私向美国银行团借款3000万元，九折交款，“以建筑琼崖码头、商埠、海港及开发铁路、森林、矿产为交换条件”，邓军在琼崖南路随意掠夺，拉夫抽税，开烟开赌，给人民制造了无穷的灾难。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邓本殷接受港英政府80万元的贿买，甘为所用，以大批粮食、物资接济香港。邓本殷所盘踞的南路、琼崖地区已经成为实现广东统一的严重障碍之一。只有扫除邓本殷的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才算真正巩固下来。

南征之役，蒋介石授予第四军第十师为主力，担任南路警备，师长陈铭枢为前敌各军指挥。陈铭枢受命后，于10月12日，赴梧州会见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商定由俞作柏率桂军一部，从广西陆川入粤，向廉江、化州进击；由陈铭枢率第十师、吕光奎部(桂军拨助)、陈章甫部等，集中罗定，向信宜进攻；同时令梁鸿霖所率第四军第十二师，从恩平、阳春方面监视苏廷有部(原是邓本殷部队，已向国民政府输诚)，令苏进攻高州。

上述计划未及执行，苏廷有突然倒戈，反对国民政府。苏还策动梁鸿霖第十二师叛变，于10月18日杀害了该师参谋长郭学云，引诱该团长梁休年、梁翰昭、洪敦耀等脱离革命军，依附邓本殷。10月22日，邓本殷下达《本军对省方作战纲要》，企图趁革命军东进潮梅，后方空虚之机，策师进犯广州。

为适应敌情的变化，蒋介石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决定改变原定战略计划和战略布置，重新调配兵力，派第十师主力从肇庆移驻江门，力保“四邑”：新会、台山、开平和江门。

24日，邓军苏廷有等部经赤坎，豪昌北上，图取新会和江门，两军于26日相遇于开平单水口展开激战。当时第十师防守单水口一线的，仅有第二十八团1000多人。在团长蒋光鼐、营长蔡廷锴等人指挥下，该团沉着应战，奋勇御敌，击退了进攻普济桥、麦村和许村的敌军，守住了阵地。

第二天(27日)，苏廷有调来援军，并配备旱机枪和大炮，再次猛攻麦村、普济桥和冲击渡村。革命军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团加入战斗，共同出击，毙敌营长1名、敌兵百余名，伤敌数十名，缴枪百余支，又一次挫败了敌军的攻势。

28日，桂军吕焕炎部和湘军廖新甲部赶到，革命军于是日趁敌军屡攻不逞、精疲力竭的机会，集中兵力向敌军总预备队出击，一举将敌军打败。次日(29日)，第十师渡河占领公益埠，敌军向台山退却。30日，第三军(滇军)赶到鹤山，军舰“江固”号、“捷号”、“隆安”号等，也陆续开到，逡巡于单水口、公益埠江面。31日，第十师占领台山，第三军进驻开平。至此，单水口防御战取得了胜利，“四邑”局势，转危为安。

当邓军大举进犯“四邑”时，蒋介石率领东征军已平定北江，当他得知粤南邓军攻势凶猛，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业已被占领时，蒋介石即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后又增兵南路，重新部署兵力，与原南纪部队组成“南路联军指挥部”。任命朱培德为总指挥，朱克靖为总政治部主任。总指挥部之下，分兵4路，以第四军第十师为第一路，陈铭枢任指挥；以第三军为第二路，王均任指挥；以第二军为第三路，戴岳任指挥；以广西军为第四路，俞作柏任指挥。另外，以陈章甫所率新编第二师为右侧支队。10月31日，总指挥朱培德到达鹤山，并下达《国民革命军南路各军作战计划》，命令各部分别从台山、开平、新兴、罗定和广西陆川出发，以期首先肃两阳(阳江、阳春)，然后反攻高雷和钦廉。

部署既定，陈铭枢所部第一路，即于攻克台山之后，向阳江方面追击。11月3日下午，该师到达金鸡圩。第二天(4日)早晨，敌军四五千人在右翼指挥官苏廷有的督率下，分3路围攻金鸡圩。陈师一面痛击正面之敌，一边抄袭敌后，敌被打得狼狈而逃。革命军伤敌百余名，缴枪百余支，并直追溃敌，于当日下午占领那侠，5日占领那龙，6日占领台山和北惯。11月7日，陈师攻阳江，邓军苏廷有部、徐东海部弃城而走。阳江商会派人出城欢迎革命军。陈师即于当日下午进入阳江城，占领了苏廷有的指挥部。

王均所率第二路军，11月2日从开平出发向恩平攻击前进。3日到达圣塘圩。4日早晨该路军向长安之敌发起攻击，于下午占领恩平城。接着经田畔、那吉、第八圩，于8日午后到达阳江城。右翼第三路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也顺利占领了新兴和阳春。

当南路军分别从台山、开平出发进攻两阳时，邓军徐汉臣部却大举进攻右侧罗定城，压迫驻守该城的陈章甫新编第二师撤退。11月中旬，当革命军连克恩平、两阳后，陈章甫师也于15日举行反攻，驱逐徐汉臣，收复了罗定城。

11月14日，南征军各部离开阳江城，大举南进，征讨高州、雷州、钦州、廉州。

当邓军溃败两阳时，高州为邓本殷亲自镇守。当时，他企图驱兵策应，援救两阳，但俞作柏所率南征第四路军，却已从广西陆川入粤，集中北流镇，进逼化县、高州和茂名。邓本殷唯恐归路被截断，只好仓皇从水东乘船，退回雷州。邓既败走，其部无心恋战，有的奔溃，有的投诚，南征军势如破竹。15日，陈铭枢师抵阳江织NB062，收编邓军姚之荣、洪敦耀部数千人。18日，该师进占电白城，19日进占水东，20日进占梅菉。

是时，邓军陈凤起部在高州踞城顽抗。俞作柏挥军围攻，数日不下。为策应俞军，陈铭枢师于21日由梅NB061出发，经塘口向化县急进。进至塘NB063圩，与败溃之敌相遇。激战移时，敌军不支而退。俞作柏部即于当日攻克高州，第二日，占领化县。

高、化既克，革命军分途疾进，连续占领了廉江、安铺和遂溪，邓本殷只好又从雷州退回琼崖。为顽拒南征军渡海攻琼，邓以北洋政府所委任的“特别军务督办”名义，颁布海南岛水陆戒严令。规定所有入口船只，均须泊留秀英炮台前，施行检查，始准入港。

为此，蒋介石审时度势，决定暂不攻琼，命李济深率所属第十一师、十二师两师负责肃清陆地残敌，第四军俞作柏部与陈铭枢部互相配合，先后打败白沙、公馆、闸利的敌军，于11月30日占领廉州。12月6日，桂军胡宗铎部从广西灵山出发，于7日进占领钦州。钦廉守军申保藩弃军逃往安南，其残部大部分向革命军投降、缴械。至此，南路各地敌人残兵败率基本肃清。

当革命军从两阳进攻高、雷时，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奉命率领从东江调回的第十一师(陈济棠任师长)和第十二师(由原第一独立旅改编，陈可钰兼师长，张发奎任副师长，李汉魂任参谋长，廖乾吾任政治部主任)加入南路作战。国民政府调第二军、第三军回原地驻防，而任命李济深为南征军总司令。12月间，第四军集中高、雷一带，一面办理善后、肃清残敌，治匪安农，一面准备渡海，进攻琼岛。

此时，南路各属特别是雷州半岛，在帝国主义和邓本殷的长期统治和压迫下，满目疮痍、土匪如毛、难民蔽野。此场此景，目不忍睹。

蒋介石在对此地情况了解之后，也感慨至深，既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顿性同情悯怜，激动之下，提笔着墨，于12月15日，向军事委员会呈上一份《军政改革计划》。企图通过对军队的管理改善、提高素质，从而减少恶气，根除劣质。

蒋介石认为：“统一广东，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仍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既定，全国人士之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革命军所需要之战斗力亦愈大。胜利不可以幸致，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军事之训练，军事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积极刷新，而后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也。”

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即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顿、改编军队应加限制等等，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青年蒋介石》 攻克海南岛

1926年1月中旬，蒋介石命令第四军进攻海南岛。首先渡海的是王鸿饶等率领的别动队和先遣军，他们在琼岛西北岸临高一带登陆，邓军主力纷纷调赴当地布防。

1月17日，张发奎率第十二师从雷州外罗港出发，乘兵舰“平南”号等和200多艘帆船，强渡琼州海峡。下午，兵舰、帆船进入琼岛东北岸的新榄港。邓军据险抵抗，南征军发炮猛击，中敌要害，并令水兵用艇渡过步兵，敌见革命军登陆即纷纷逃走。该师登陆后，即于当夜占领了文昌县铺前市。接着，迅速占领了锦山市、湖山市和琼山县三江市，于19日攻占了琼州府城。

第四军第十一师等也随之成功渡过海峡，登上琼岛。当邓本殷败溃高雷时，段祺瑞应邓之请，派练习舰队司令曾以鼎，率兵舰三艘南下，并委任邓为“特别军务督办。等北洋兵舰抵达海口时，海南早已失守。邓本殷只带得几个随员逃往安南。至此，南征之役取得了完全胜利。

南征之役胜利，标志着广东革命政府在经过平商团、二次东征和平杨刘叛乱之后真正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彻底消除了地方反动军阀在广东的隐患，促进了整个国民革命的大发展。作为此次广东统一过程的最高军事指挥者，蒋介石的政治影响、欲望伴随着军事地位的提高而逐渐强烈化。但是在广东国民政府内部，一种潜在的分化却逐渐明显和公开化。在孙中山逝世后，随着共敌的逐个消除，党内的矛盾却逐渐突显出来。在前线，各种力量互相合作，一致对外，并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胜利，在后方，各主要政要领导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互相拆台。

整个广东统一过程中，几乎每一次都是一次黄埔校军的组建、扩展和整编。黄埔教导团的成立，国民党党军的成立以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整合。到广东统一时，黄埔系军队已初具规模，成为北伐革命的主力军和骨干力量。与此同时，黄埔军的形成过程也可以说是蒋介石个人势力培养的过程。蒋介石与黄埔系通过军事实践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埔势力真正成为蒋介石政权的“顶梁柱”。

《青年蒋介石》 对苏联的态度(1)

制造国共分裂

对苏联和中共的早期态度

在国共合作掀起的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也即蒋介石个人的权力愿望逐步实现的过程中，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是既利用，又打击，利用中有压制，也有扶植。然而，蒋介石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对共态度的。在这一形成过程中，蒋介石又是如何在两极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

蒋介石早年并不反共，1921年3月28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函中曾表示国民党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这是蒋介石最早对共产党和苏联的表态。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见书并称苏俄之负责人为其“素所仰慕之同志”这恰恰印证了蒋介石于1956年在台湾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述的：“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有这一思想基础，蒋介石后来接受了孙中山的委任，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俄考察。

蒋介石去苏俄访问期间，在与苏共领导人员的会谈中及在递交苏方的各种文件中，都有了许多对苏共、共产主义的溢美之辞，希望苏联能对中国革命在军事、政治上有所帮助。

1994年俄国公布并出版了联共、共产国际档案，其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史料。如，1923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苏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的会谈中称：“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其胞姐。

现在，代表团想听到关于俄国革命所经历的重要阶段、革命时期犯过的错误、共产党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等情况，因为俄国革命的教训能使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获益匪浅。”

11月26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言说，“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中国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担负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他说：“国民党设想，由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建三大国同盟，以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我们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待过上3-5年中国国民革命第一阶段结束，我们就会凯歌高奏。只要一胜利，我们就开始第二阶段，开始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我们认为，至那时，中国人民势将顺利实行共产主义。”因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人……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俄合作”。

这次访苏，苏联经济、军事、政治等很多方面都给蒋介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尤其是苏联军队建制中的编制和党代表制度等，蒋介石十分赞赏，当他回国主政黄埔军校时，黄埔学生军、党军的建制、党代表制度以及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强调，都具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的色彩。

在异国他乡受到极为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蒋介石感到无比风光。尽管访问期间，日程紧张，事务繁忙，但蒋还是逢场必到，而且总是热情洋溢。但蒋的出访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礼节行为，更多的是一次政治活动，一次请求援助的被动外交活动。因此，此次外访的成败取决于对方的援助态度。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团访苏，主要目的是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支持，特别希望能在苏俄的援助下实施在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军事计划，并且孙中山希望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军事力量，从而控制北洋军阀势力所在的直隶和北京。但是，苏俄对蒙古地区一向就有企图，岂能让孙中山在此处发展军事力量，故苏方迟迟不予答复，这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

11月27日，托洛斯基会见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时，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明确否定了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这使得蒋介石对苏俄一直心存芥蒂。

蒋介石1923年12月访苏归国之后，他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回到中国，向孙中山呈递一份《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至今未公开发表过。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说：“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

十三年(即1924年)3月14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书的意见。”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写了一本《沉思于慈湖之畔》的小册子，也直言不讳地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介石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更多地流露在他访苏归来不久1924年3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他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他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他还说：“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他说：“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说廖仲恺“如仍以

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不管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孙中山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必须积极谋求与苏俄、中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组建革命武装，因此对于蒋介石在《游俄报告书》中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并没有接受，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

《青年蒋介石》 对苏联的态度(2)

蒋介石返回广州之后，1924年1月24日接受孙中山的委派，担任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是，2月21日蒋介石却辞去筹办军校职务，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其后，孙中山、廖仲恺等多次打电报给蒋介石，促其返粤，但是蒋介石迟迟不予理睬。蒋介石辞军校筹备职务，虽有其复杂的原因，但也流露了一些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

3月2日，蒋介石在奉化写信给孙中山，屡陈自己的委屈与主张，抱怨孙中山使他“不得通其意达其志”，“布展菲材”。说“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拟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并说，“今日先生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谀之徒耳”。他在上述3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说，对于孙中山，“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该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当然，蒋介石4月份还是回到了广州，主持军校工作，孙中山对蒋介石并未因其持有不同意见而不予信任。

在平定商团叛乱中，对是否要胡汉民、汪精卫参加在广州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孙中山答复蒋介石时说：“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信仰，当然不应加入……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

蒋介石见孙中山仍然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基于追随孙中山的立场，也就不再明确表示反对或不赞成国共合作。事实上，蒋介石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联俄、联共也有其可取之处。只有充分利用他在苏联和共产党的良好形象，才有助于他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因为孙中山的极力保荐和在华苏联顾问“天真地认为孙中山是蒋介石的政治导师”的前提下，蒋介石被委以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当然，在考虑黄埔军校校长一职的人选上，蒋介石当时就其党内地位而言，远不如胡汉民、汪精卫，军队内部不如谭延、许崇智、程潜等人。但是蒋也有自己的优势，这一点，蒋本人最清楚，再加上共产国际方面的支持，孙中山的信任都为蒋介石最后担任此职增加了筹码。在最终确定校长人选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甚至说到：“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

在黄埔军校，蒋根据自己对苏联的考察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主张以苏联红军为榜样来组织培训军队，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注重对军队和军校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他说：“军队设党代表制度，在中国是由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党代表这个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的办法”。此外他还努力与派到军校工作的顾问们处理好关系。军校刚刚开办时，根据当时的形势，顾问们提出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时，蒋对此“几乎无条件采纳”，特别是对首席顾问加伦处处表示信任和尊重。他多次请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到军校讲课、演说，并多次在集会上公开孙中山对他的手喻：“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蒋的用心良苦，情心策划同样赢得苏联方面与欣慰和重用，反应颇为乐观。苏联方面认为：第一，蒋是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左派，苏联《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说：“在军队中，国民党政府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特别紧密”，共产国际代表切列潘诺夫当时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在往左派发展。”

第二，蒋介石赞同和学习列宁建设红军的经验，聘请苏联顾问，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等，“作为一个组织者，蒋介石是劲头十足地执行预定计划的。他在莫斯科逗留过若干时间，了解红军的体制及其领导，这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其他军官相比较，蒋介石对于学校里的学员的军事训练方面和政治教育方面实施新办法是容易赞成的。”

第三，蒋介石尊重共产国际代表，并友好相处。“尽管蒋介石是一个孤僻、虚荣心很强(强到病态的程度)的人，他向往着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人头地”，但他把“目前在他部队里的顾问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党代表，他们是一种监督机构，使他正在建立的部队结合成一个整体”。“他比所有军事工作人员都接近我们”。

第四，孙中山是蒋介石的政治导师，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中共广东区委的一些同志主张在军事上侧重于扶植黄埔，在策略上采取“黄埔中心主义”，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从国民党一大召开至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曾在多种场合强调学俄联俄的重要性。他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训话时指出，我们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俄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组织严密。他们的党员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的决心，所以他们成功得那么快。他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在第一次东征攻下潮梅后，广州的商界代表举行联欢会，蒋介石发表演讲说：“有人说国民政府有许多俄国人在里面办事，这是共产的表示，这是谣言。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到自由平等，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致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他还强调：我们现在的党军完全是学习俄国的军队那样编制的，这是因为“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作的，和人民大众很相亲相爱的——人民同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打不胜的仗呀!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照仿这样方法训练我们的党军。”

《青年蒋介石》 对苏联的态度(3)

在广州时，蒋介石还对新兵做了一番训话，重申要仿效苏联共产党。他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针对国民党内有人责难鲍罗廷，蒋介石说：“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廷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事实，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

1925年11月7日，正适苏联十月革命节，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苏联军事顾问，并发表了《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他充分肯定了国共合作时提出的联俄政策的效果，批判了当时“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的指挥”的种种攻击苏俄政策的谬论。

这一阶段，蒋介石积极参加了统一广东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平定商团运动中初露头角，后在两次东征和平叛刘、杨叛乱过程中，一直担任总指挥，领导革命军取得步步胜利。客观上，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英雄的新形象，赢得了广东民众，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任，毫无疑问，蒋介石成为一个革命派的典型。

然而，蒋介石在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的积极表现和美好形象，与刻意追求苏联和共产党的信任有多大关系还很难判断，尤其是把这一政治企图与蒋为维护和壮大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答案更加模糊。但以下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反对广东叛乱势力和消灭地方实力派是与蒋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陈廉伯发动商团叛乱之时，叛军与奸商联成一气，其势嚣张，黄埔军校危在旦夕。从孙中山发给蒋介石的密电，命蒋弃黄埔孤岛速来韶关可以看出形势之危急。蒋介石为保存军校，回电表示作为国民党立足点的广州不应放弃，孙很快批复“严行查办”。商团缴械后，蒋利用缴过来的武器，成立了一个教导团。当时杨希闵、刘震寰把持了广东财政，处处刁难黄埔军校，对蒋介石和黄埔军校从不放在眼里。尤其是对黄埔学校经费的控制，引起蒋的极端不满。另外，刘、杨的存在也严重影响蒋介石实力的发展及其军队中地位之提高，因此，铲除刘扬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陈炯明自叛变后，为正义伦理所不容，不得人心，消灭陈炯明既解决了两人的宿怨，也为孙中山出口恶气，同时更关键的是，借此，提升自己的威望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第二，拥护国共合作，高唱革命口号，是蒋介石扩充自己的势力，抬高自己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广东等地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呈现出了有利于左派而不利于右派的革命形势。蒋介石顺应革命大局，用极其激进的外表来掩遮其内心的对苏联的警惕和反动。从黄埔军校的创办，“是由于苏俄无条件资助二百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各

种军械也是由苏俄无代价地从海参崴陆续送来”，到东征过程中，苏联顾问随军出征，为革命献计献策，可以说广东革命军面貌的改变，战斗力的提高以及成功的获取都与苏联援助脱不了关系。而这一切又都与作为革命军领袖的蒋介石的备受信任和青睐，并决定大力扶植

蒋及其黄埔校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实，一直到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为止，苏联都是蒋介石完全意义上的后台，而蒋介石也刻意塑造出极“左”形象，骗取丰厚的政治和军事援助，逐步地攀登权力顶峰。然而廖案后的政局既是蒋、汪合作的局面，也在苏联和汪蒋之间制造了新的权力角逐的客观背景。

1926年2月底，原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在一次宴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广东的统一有三位元勋，第一汪精卫，第二蒋介石，第三李济深。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既是荣誉，又是羞辱，在外人看来，前者居多；在蒋本人看来，应该是后者为主。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最高领导的确立，是以自然资历为起点，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为基本条件的。在与国民党右派保守势力作政治斗争和对全局的支配权以及对广东反动势力进行讨伐的过程中，蒋介石、苏联顾问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利益相关的，三者之间关系是妥协的，然而一旦这样的共同敌人消失或不再是主要矛盾时，国民党各种势力就会重新分化整合。这客观上就需要在蒋、汪之间重新分配苏联的在华权力资源。这意味着在蒋、苏之间必然发生突破原来权力均衡，打乱原有制约秩序的事件，“中山舰”事件可算是必然中的偶然了。

《青年蒋介石》 对中共的态度(1)

关于与中共合作，蒋介石也是经历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蒋介石说：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这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因此，蒋介石继续说说：“本党所尚需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仅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如离开共产党，国民党亦不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系增加革命力量，两党合作携手，中国革命前途，庶可希望成功。”在联共方面，张国焘曾指出，蒋主持黄埔军校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也获得他的支持。

在扶助农工方面，他派黄埔军校的学员任省港大罢工纠察队教官，派兵保护受到敌人袭击的工人纠察队。在东征中，他允许政治部派员到各地开展群众运动，并拨出一部分枪械武装农会与农军，他同意在抄得的逆款十万元中拿出二万元作开展党务工作和工农活动的经费。

在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他称戴季陶是“以尊重总理适以侮总理”，“是总理的不肖之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对西山会议派攻击共产党的行为，他非常“愤怒”，谴责为“诬总理，诬本党”，说国共合作“自改组迄今，成绩俱在”，并以东征军总指挥的名义警告他们，要他们反省。1925年2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革命示威游行，蒋在汕头得知后“连夜严电阻止”，回到广州即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得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垂头丧气”，叹息道，“老蒋不帮助我们，我们没办法了。”蒋的上述态度亦使国民党右派看出：在国民党中忠心耿耿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主要人物是廖仲恺，其次，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因而在愤慨之余，把蒋列入暗杀的黑名单。

1925年8月，蒋的革命言行正好获取与汪精卫、许崇智一道被授权处理廖仲恺遇刺案的政治、军事和警察权。利用此机会，他驱逐与廖案有嫌的许崇智，吞并粤军，一跃而成为广东最大的军事实力派。国民党对蒋介石“左”派行为的最大政治回报体现在其二大上，国民党二大开幕后，蒋以“东征英雄”的身份从前线回广州出席大会。1926年1月6日下午，蒋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据《国民周报》记载：蒋“述组织党军，击破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魏(邦平)诸逆军及协同其他革命军讨伐诸逆，戡定内乱的经过。”“报告毕，全场欢呼。某同志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并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大会上，蒋以248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效票249票)。1月22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又推举蒋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

2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终于进入国民党核心机构，这就替他排除异己，夺取国民党的更大权力铺平了道路。此情此景，酷似箭在弦上，势必发生。

蒋介石的这些行为同样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然而，蒋介石绝不是一味地慷慨激情，虚怀若谷。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底限的，即一切以不能损害蒋之宏伟大志和根本利益为标准，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共产党的一切行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点头同意、允许才可。不经同意，而妄自行动，或行动过火，蒋介石都是要有所表示的。

国共合作伊始，蒋介石视共产党为“寄生”，“不怀好意”，且对国民党一大中不少党员的行为“甚感愤慨”和“忧心忡忡”。认为共产党挟俄之旗帜，自重身价，本党人员盲从共产主义，心理迷惘，如此下去，恐怕不能完成国父所托。1924年3月2日，蒋写信给孙中山，诬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接着又在给孙的另一封信中指出：“吾党自去年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煞旧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系统于不顾乎!”这表明蒋对国民党改组持相当激烈之反对态度。

1924年6月，国民党老右派邓泽如等人以中央监委名义向孙提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事前是经蒋同意的。1925年6月，沙基惨案发生，周恩来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军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声援活动。蒋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认为不应当去参加游行示威。周后来指出，从中我们已看到蒋的动摇和对帝国主义的畏惧。10月，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在蒋的东征军

到来之前占领县城并选举了自己的县长，蒋去后成为客人，这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因而内心种下了敌视农运的种子。

国民党二大以前，蒋虽然不敢公开反共，可对共产党的限制活动一刻也未停止。首先是禁止共产党在军队中担任干部职务。军队编组时，蒋对其人员进行了精心的挑选。他虽然知道在革命的现阶段中颇有获得苏俄与中共援助的必要，但决不允许这些人在国民党内扮演控制角色。他查悉陈赓是共产党员，便在学生花名册里在陈的名字下作“此人是C·P，不能带兵”的记号。

其次是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反共行为。据苏俄军事顾问回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猖狂地反对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关系，一团二营党代表李之龙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蒋立刻将李调离战斗部队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以示惩罚。蒋采取种种防范共产党的措施后，收效甚微。黄埔

军校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超过了孙文主义学会。在蒋所辖的第一军中，由军至连均有党代表，党代表中十分之八系共产党员，十分之二系接近共产党的左派。这使他意识到：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太快了。

东征军抵潮汕时，蒋的羽翼渐丰，因而把对共产党的监视由暗中转为公开。先是诱使共产党交出名单，接着又以“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为名，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此两计行不通，他又提出所谓“调和党争办法”，规定共产党的活动须公开化，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必须经过校党部批准。但此路仍不通，他只得另辟新径。

国民党二大后，蒋的政治态度朝右的方向急转，导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1925年和1926年初，广东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各种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

参加省港大罢工的二十几万工人中包括三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全省以海陆丰为中心有六十多万农会会员，农民自卫军有三万余人，毛泽东主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训练有素的进步青年。国民革命军一、二、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二大选出的中央执委、监委中，共产党占7人，左派占7人，右派占15人。国民党中常委、各部部长、各部秘书长中均有共产党员任职。上述事实无法为国民党右派所容忍，他们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所以，他们纷纷出动，或亲自上阵，或从外界对蒋施加影响与压力，或通过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这两个右派组织的造谣中伤活动，与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青年蒋介石》 对中共的态度(2)

国民党二大给蒋带来的显赫声誉并未使他感到高兴，相反，在左派和共产党人以及苏联顾问对广东局势十分乐观时，蒋却整日闷闷不乐，经常痛斥部下，连1月20日国民党二大闭幕式也借口“心闷足痛”而避不出席。1月26日，“足痛”的蒋突然登上白云山巅骋怀回眺，亦不能稍解郁闷，感叹如何可才能弛责释负，达隐居之目的。与张人杰说到本党现象与个人处境时，不禁感慨系之。显然，蒋苦闷和伤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感到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二大被共产党的空气笼罩以及国民党二大后的党务、政治、军事等陷于被动。蒋思考再三，最后决定“积极进行，冲破难关”，“负起责任”，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奋斗到底”。

于是，他要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树立起思想和组织上的绝对权威。大肆宣传“诚”的哲学，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诚”于三民主义。要求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全体成员都要服从他的主张，如同他以孙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以孙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那样。同时，他把第一军中所有掌权的队长一律换上自己的亲信。2月2日，他对黄埔军校中两个学生团体的对立状态表示无法容忍的态度，要求双方都要绝对服从他的领导。他下令：“有未经许可秘密加入各种团体者，即以植党营私论，在所必惩。”

2月8日，他以与俄军事代表团团长季山嘉有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要挟，意在驱季，未果，又向汪精卫进言，称季专横，如不免除，不仅对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如不准蒋辞职，就应令季回俄。3月8日，蒋又访汪，进一步提出“革命实权不可落入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须有一定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可汪毫不理会。蒋见此招不灵，只得另寻机会和目标了。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离开广州，共产党的两广区委书记赴沪，总书记陈独秀生病休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及军队中的影响暂时削弱，因此，广东各种反动因素开始强化，三·一八惨案期间北方革命形势

低落，广东政局立即发生新的变化，蒋脱离革命轨道的倾向日益明显。孙文主义学会经伍朝枢等介绍，与西山会议派相结合，他们利用蒋的多疑性格，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多次散布谣言，为蒋的反共提供口实。

在3月20日前，他们扬言广州不久将有大变发生。3月17日，孙文主义学会又谣传“共产党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接着又假借名义调动中山舰为突破口，大肆鼓吹“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蒋借题发挥，趁机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此乃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蒋在事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假惺惺地向人们做解放，一方面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分子混淆视听，使“中山舰事件”的起因蒙上一层层面纱，成为一桩“悬案”。

但我们只要把它纳入事变主要当事人双重政治态度演变的因果链条中，就会清晰地看到：蒋在革命方面的表现，获得国民党政治和军事上的巨额报酬，为实现蒋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愿望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存在的反革命政治态度亦在变化发展，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质变，注定他要扫除阻碍自己目的实现的各种势力上述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无前者就无资本和条件去实现“抱负”，无后者就不会加速实现其“抱负”，这使得他在反共反苏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至于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却具有偶然性。假如没有中山舰的调动，他迟早会通过其他方面来达到类似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在这一时期内，通过党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蒋军界威望的顶尖化，极其充分地体现了蒋介石政治的成熟和权谋的精深和思想的复杂。但不管怎样，蒋介石的所有政治行为都可以归属于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链条中去，即革命的与反革命的，先进发展方向和落后发展方向的。

蒋介石表面的热爱革命和献身革命是以自身的利益获取和名誉崛起为基础和底限的。如果蒋能确定了他将从苏联和中共方面抢夺足够的政治资本、群众基础和社会威望，他会尽力、违心而为之的，在国共合作初期，对蒋真实意图的违背的事实是极其微弱的。也只是随着蒋地位的提升，迫切需要下一次的权利分配，与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面前争宠时，那种革命姿态的必须坚持，才加剧了蒋介石的内心痛苦和理智之下对自身根本意愿的违背，同时，也正是伴随着蒋介石现实中的权力欲望的逐步膨胀，和进取目标的更高化，使得蒋介石在后来的自我意志压抑中表现得无比痛苦，几近于理性的崩溃和权术的暴露。

但蒋介石毕竟是一位日益成熟的政客，即使在苏联方面和中国共产党方面大力支持，使之一次次击败前一轮的政治对手，将之送往新的权力高度的时候，他也要对苏联和中共的防范警而惕之，毫无放松；即使是苏联顾?已经成为他前进的障碍和中国共产党的迅猛发展已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以及因为两者精神信仰的一致表现得“血浓于水”的根深蒂固的“亲戚”关系，使得蒋对自身的权力很不自信，甚至感觉得一名政治家应有的生存危机时，他也能够最终在思想情感上战胜自我，以理性和策略来应付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蒋在掩盖事实意图，运用权谋“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控制矛盾”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常的隐蔽性，使得局外人无法分辨其踪迹，捕捉到他的真实用意和别有用心。

毛泽东曾指出，蒋上台是靠那时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的结果。还有，尽管蒋在国民党二大前早就进行排挤共产党的活动，可中共党内的彭述之在四大上还侈谈“天然领导权”的观点。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说到“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张国

焘在回忆录中谈到至于蒋介石“做到什么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确切了解的。”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苏联顾问称汪蒋合作之局面为“革命的专政”。1926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上，蒋介石被选为主席团名誉委员。也正是如此，周恩来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

这说明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另一面几乎没有被人识破和发觉，从而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这也不能不承认蒋玩弄权术，掩盖真相的高超本领。当然也不可排除蒋介石此时此刻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憎恨已达到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程度，也就是说蒋介石对于坚持革命的力量虽然是越发不能容忍，但是，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可以给蒋提

供权力资源的条件下，蒋还是不具备与他们彻底决裂的必要性。所以蒋介石在偶尔地暴露他对苏联与中共，尤其是对中共的不满时，是特别注重伪装和掩盖的。

当然，从蒋介石的行为轨迹中，得出蒋介石的每一个政治举动，都是纯粹的理性抉择，也不一定符合事实。很多时候，据当时人的回忆，蒋介石在大事临头，需要做出果断抉择时，往往表现得犹豫不决，心无主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蒋的思想理念中对所有的政治行为是有着最为原始的是非判断标准和好恶界限的，换言之，他坚持着一种政治游戏的最高规则：利益至上。无论是蒋介石在最初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深埋下对苏俄和中共的直接反感；还是二次东征时期对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工农农运动的物质支持和精神鼓舞，抑或是随着蒋之力量加深，崛起之黄埔军力的迅速扩张，而展开的一场党内角逐，逼走胡汉民、排挤许崇智，同时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束缚和控制，再者，对两面派反对国共合作行径的打压结合，对戴季陶主义的明抑暗扬，都遵循了一个根本的利益原则：以自我为中心，以厉害对比值为动机，运用两面手法，该张的，大张旗鼓，冠冕堂皇，该隐的，韬光养晦，人鬼不知。在明暗两极中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主动，即使是有时候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所闪失，但因为蒋牢牢地抓住这样一根“救命草”，所以也能在政坛上立于不败，扶摇直上。

如果说，蒋介石在思想上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利用和限制并存，并且随着政治局面变动和蒋本人客观地位的升迁，利用和限制两种思想成分的对比有相互消长，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话，中山舰事件将是这若干个阶段中的分界点。或许在此之前，蒋还能够维持一种表面上团结，在反苏反共方面还极力地掩饰自我的话，那么自“中山舰事件”之后，蒋就敢于公开采取武力行为和其他高压政策打击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势头了。也正是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青年蒋介石》 事情缘由(1)

制造中山舰事件

从1926年1月起，蒋介石权欲开始膨胀，不能安于现状，与苏俄在华军事顾问以及汪精卫之间时常有口角争执和暗中争斗。

1925年末，蒋介石从汕头启程返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以“东征英雄”的姿态出现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夸下海口说“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在国民政府内部大放厥词：“从敌人内部情形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平。”蒋介石的夸夸其谈，很大程度上是受东征胜利的形势影响。

他特意通过提升北伐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突出自己在党内、国内的地位，对汪精卫的统治地位从侧面予以打击和贬斥。

而当时在华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对国民政府的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军事计划的设置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是因为苏联可以向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他们口袋里装有大量金钱”，他们可以提供军械装备等，是中国革命的“后勤总部”和力量源泉。鲍罗廷后来有事回国，季山嘉替补上去。

季山嘉出于本国对中国的全局策略和对蒋之冒进想法的不以为然，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建议表示反对。他在黄埔军校会议上以及在和蒋介石的个别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意见。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会反叛政府。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是否能对北伐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如果革命军失败将会给予广州各部的反革命以良机，等等诸如此类。总之，季山嘉的理由就是各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由此北伐应该从缓，不应操之过急，欲速而不达。

而蒋介石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他的野心也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无尽的优越感使得蒋介石认为自己的意愿是不可受阻的，季山嘉的异议无异是对蒋介石野心的一次打击，从心理上，蒋介石开始将季山嘉视为其个人权力膨胀的障碍，蒋季两人的矛盾由此开始。

当然，蒋介石与季山嘉之间的关系并未彻底破裂。1月中旬，奉、直军阀在华北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为此，季山嘉提出两项建议：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国民军，蒋介石亲赴北方练兵。其地点，据说是在海参崴。对于这两项建议，汪精卫赞成，蒋介石最初也同意，并表示要决心在北方得到一方立足之地，其发展效力不可估量，至少相当于在南京十倍。

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在2月6日那天，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其中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第二天，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而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而王懋功与汪精卫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是很暧昧的，此事立即引起蒋介石对季山嘉的猜疑。当日，蒋介石和季山嘉进行了一次谈话。而季山嘉却因此更加担心中国革命重蹈土耳其的覆辙，对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素质表示不满，对蒋介石也有委婉的批评。搞得蒋介石“意颇郁郁”，抱怨苏俄顾问“倾信不专”，在日记中写到：“往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规讽，而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

季山嘉也觉察到了蒋介石的不满，为防不测，事后立即向汪精卫表示：“我们俄国同志，若非二十分信服蒋校长，则我们断不会不远万里而来，既来之后，除了帮助蒋校长，再无别种希望。”又称：“至于其他一切商榷，我等既意存帮助，则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正由二十分信服，故如此直言不隐。如果蒋校长以为照此就是倾信不专，则无异于让我等不可直言矣。”季山嘉的这一态度，柔中有刚，一方面表示“信服”蒋校长，“帮助”蒋校长，另一方面又毫不妥协地声明，在有不同意见时应该“直言不隐”。汪精卫也只得点头称是。随即于8日致函蒋介石，将季山嘉的上述表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蒋介石看过信件后，见此计不成，便再生主意，决定以辞官退位为威胁，向对方施加压力。

8日，蒋介石表示不就军事总监一职；9日，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并草拟通电稿；当时摆在蒋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积极进行，冲破难关”，一条是“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究竟何去何从，蒋徘徊不已，最后，蒋决定投石问路，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锋芒，以观后效。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个人矛盾冲突中，汪精卫表面上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涉及此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亲密无间，根本地讲，蒋与汪的矛盾才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的最高层次的较量。因此，在他人看来，蒋、汪之间还是一种联盟关系，而蒋、汪双方却是心知肚明的。季山嘉的存在无疑成为一个替代品，把对汪的?视和嫉恨转移在季的身上。蒋的这种做法也不无道理：因为日常生活中，汪与季走得很近，季山嘉已经成为汪精卫执政的支柱力量，所以蒋介石在扳倒汪精卫之前，必须先行打倒季山嘉。而为了减少斗争的难度，当然最好还是维持汪、蒋之间貌合神离的假象。所以就出现了存在根本矛盾的双方表现得若无其事，而不具备根本对立的双方却斗争得异常激烈，以至于让另外一个该置身其中的局中人，充当了调解者、和事佬的现象。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中，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国民党二大期间，蒋介石提出北伐问题，汪精卫曾表示同意，并且开始筹备经费，但不久转而赞同季山嘉的意见，将蒋介石的主张冷落一边，所以二大未就北伐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后来汪精卫在向蒋介石转述季山嘉的态度的信函中又盛赞季山嘉“说话时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令他十分感动，就此还要求蒋介石能够使季畅所欲言，了无忌讳，了无隔阂。”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也策略地一再表示挽留，但蒋毫无悔意，执意出访，并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一事。

同一天，季山嘉也赴蒋宅，表示挽留之意，谈话中蒋介石透露了“赴俄”的意图，并且观察季山嘉的表情。可能是季对蒋的试探装聋作哑，也可能是季在明白意思之后挽留之意不够诚恳，使得蒋介石对季的不满愈来愈深。大约在此期间，蒋介石拟派邵力子赴北京，请鲍罗廷回粤，还致电鲍罗廷，要求撤换季山嘉。

《青年蒋介石》 事情缘由(2)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蒋介石等为委员，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以李宗仁、黄绍为军长。在此之前，广东有六个军，按照次序，广西军队应该编七、八军，结果却是八、九军。再联系到十几天前，黄埔军费的缩减，王懋功师军费凭空增加了3万元，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怀疑现在把第七军的编制

空起来，就是季山嘉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扩编军队，建立第七军的预谋。于是，蒋介石于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设下圈套将王懋功扣押起来，次日，将王押送赴沪。蒋介石在扣留王之后，旋即提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动作之迅速敏捷令人惊诧不已。

驱除王懋功之后，蒋介石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地，变得踏实一些。不禁仰天长叹：一月以

来，心境时刻战兢，至此稍获安定，如释重负，心胸豁然。危险犹在，不可大意啊!

尽管成功驱王，但蒋仍然疑虑重重，深感单枪匹马之无助。

3月7日，刘峙、邓演达二人告诉蒋介石，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企图掀起讨蒋运动，这更加增添了蒋介石的危机感，觉得不少人在以自己为目标，企图把自己消灭掉。蒋介石的心理变得越来越沉重和恐惧。在3月10日的日记中，蒋这样写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害我者渐明显，遇此拂逆精神打劫，心志益坚矣。”

在此情况之下，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不再自我控制，委曲求全，开始将心中对季山嘉的排斥和不屑，对汪精卫的愤懑和仇视一股脑地全发泄出来。12日，季山嘉和他再讨论北伐问题时，蒋介石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动，愤然反驳，力辟季的观点主张。对自己曾经许诺季的种种行动计划，矢口否认，拒不执行。而对于季山嘉劝他往北方练兵的建议，蒋也认为是季心怀叵测，有意设法使他离开广东，以减少蒋在广东和军队中的影响，乘机另谋新的实力派人物。种种忧虑之下，本来打算“赴俄休养”的蒋介石，在汪精卫的无意催促下，蒋大犯其疑，担心此刻远离，将导致自身的永久失败，故断不可取，遂决定取消去意，静

待事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

西山会议派对广东局势密切关注，有关粤局内部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也都了如指掌。当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汪精卫之间关系濒临破裂，合分难判之际，西山会议派积极谋划拆散广州的合作局面，使蒋与苏联、共产党彻底分家。邹鲁负责外围事宜，主要是散布谣言，制造舆论，扩张声势，浑水摸鱼。伍朝枢则在广州党内煽风点火，无中生有，制造内讧，挑起事端，促其分裂。

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一切阴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在中山舰被神秘调动前，国民党右派分子伍朝枢获悉一艘运载着军械的俄国商船不久将到广

州黄埔军校。伍见天赐良机，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伍在宴请完苏联顾问后的第二天，又请了一批广州军政要人，席间，伍朝枢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道：“昨天我请俄国领事吃饭，他告诉我蒋先生近期要赴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吗?”这样的一个问题立即引起蒋之耳目的警觉

很快，消息就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而蒋这一段时间刚好正为此事烦心忧虑，坐卧不安，听说俄国领事已打听蒋之下落，更感到心惊胆战，毛发耸立。在焦急的同时，增加了几份胆怯，胆怯之余又生愤恨。

当然，蒋介石对苏联运输军械一事，可能已知梗概，甚至有可能事前已得到正式通知，但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小心提防才是，更何况当下情势非常，自己好像是端坐在火药桶上，还是有所防备的好。无意之中，蒋介石已经落入了那班人的圈套之中。事实上，

国民党右派在这一时期四处造谣，弄得满城风雨。从1926年1月起，西山会议派代表邹鲁等人就在广州和香港散布谣言。第一次说李济深阴谋倒蒋，并发现以四军名义指责蒋为吴佩孚第二，想做大军阀的传单，第二次说第一军要缴四军的械，第三次说二、三、四、五各军与海军联合倒蒋，第四次说蒋介石对俄械分配于各军不满，将驱逐俄顾问全体回国，第五次说蒋介石倒汪，如此等等，流言蜚语，极尽诬蔑之能事。显然，散布这些谣言的目的在于制造广东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和，煽起蒋介石心中疑忌的火焰。

右派势力除了西山会议派，还有孙文主义学会，其核心人物为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等。

他们与西山会议派相互勾结，串通一气，阴谋破坏国共合作，尤其是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散布汪精卫反蒋的言论，直到3月17日早晨，王柏龄还在黄埔军校内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暴动。”王柏龄在他的部队内，对连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阴谋。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正所谓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矣。

上述事实，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制造一起旨在破坏国共合作的意外事件前的准备活动。这些活动直接地促成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而在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右派分子都扮演着闹剧导演的角色。

《青年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经过(1)

1926年3月18日下午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浚，得知外洋火轮被匪抢劫，为保证该舰安全，饬令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0名前往保护，命令是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接到的。被劫的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等待救援。而此时黄埔军校无舰可调，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出，以应急需。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电话时没有听明白，尤其是奉何人之谕，根本含糊不明，可能是对方没有交待清楚，也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听清，等到再转达此意时，这一关键细节已被疏忽。但为了“出师”有名，情急之下，总该有所说法。王学臣想，既然有赵锦雯的命令，按理向上推的话，应该是来自教育长邓演达的指示。

在向欧阳股长禀知此事之时，便如是陈述。欧阳股长系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得知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因事外出，他便将此事告与作战科科长邹毅，因为情况紧急，邹毅只能应允下来，以后再征局长同意，邹毅面允即派舰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欧阳钟又与李之龙电话联系，但因李电话不通，无从请示，故即决计面见李之龙，商谈一切。

当夜，欧阳钟与其他两人一同前往李之龙家，因李之龙不在，只有其夫人安内接待，欧阳钟见有所不便，不宜久留，便长话短说，将来意表明：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函中称：已通知宝壁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舰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舰。李之龙归来阅信后，马上去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

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同夜10时许，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日晚可望来一艘，约夜几时到铺，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股员黎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

19日晨6时，中山船应令出港。上午9时开抵黄埔，代理舰长章臣桐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见黄之时，出示李之龙命令，略述一遍，派中山舰

到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之令，另派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从不知有调舰之事，当向他请示命令之际，邓也没在意，单称“公事繁忙”，命黄转告该舰长听候命令。之所以如此传令，一方面是邓对该事来龙去脉，不甚知晓，另一方面，邓既然听说是奉蒋介石命令调舰前来，自然有调舰之理由，作为下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命行事，虽然舰长要求若无事换舰亦可，但终因是蒋之意愿，还是稳定待命，以应上意为好。

当时，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作战科邹毅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与否

?李之龙随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

的同意后，李之龙令舰回省。

蒋介石就是从这里开始与中山舰事件直接发生联系的。当李之龙征求蒋的调舰回省的命令时，蒋介石感到非常纳闷，尽管口头上表示，“你要开回去，你就开回去，何必问我呢?”听得出来蒋介石是在大动肝火，原因何在呢?碰巧的是在下午李与蒋通话之前，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五个同样的质问，语气、声调又是那样的神秘诡诈，使得蒋心存疑问。据陈洁如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6年3月18日，我们的电话响声大作，是贝吉(汪精卫夫人)打来的。她问：“介石在吗?”

“不在，”我说，“他去开会了。”

“你知道他今晚何时去黄埔吗?我们有急事，想同他见面。”

“我说不上来，”我答道，“但是，我知道今晚他要在军校开会，很可能6时前要离开广州。”“他会在哪个码头上船?”她又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精卫和你先生有约，想同他一道去黄埔。那里有两个码头，所以我想知道介石用那一处。”

“介石不在这里，所以我说不上来，等他一回来，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请你就这么办。”贝吉说，然后挂断电话。

以后两小时内，贝吉又一再打来，一共五次，仍是急切地问我同样的问题。

“这很奇怪，”我?中自忖，“她为何如此之急?她在搞那种阴谋?大家都知道，高傲的贝吉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的。”我越想，就越发怀疑。

那天下午介石回来时，我问他：

“汪精卫已经同你约定今晚一道去黄埔吗?”

“没有，他没有约我。”他漫然答说。

“但是，贝吉说她先生同你约好了。”

“我不知道。”介石说。

《青年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经过(2)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大有蹊跷。”我说，“你今晚最好留在家中，明天再去黄埔。我有预感，有人在搞鬼。”

“但是，下午7时我要去参加一项重要会议。”他大声说。

“那就延期好了。”我仍坚持，随即拿起电话，拨给军校。

我接通电话后，介石就接过去说话。他吃了一惊，军校教育长告诉他，中山号炮舰已经奉命

自广州驶到黄埔来添加燃料。

“谁下命令叫这条船离开的?”介石以激动的口气问。

“命令是汪精卫下的。”

“那么，我要他负责。”介石愤怒地叫着说，“他没有通知我，无权下达命令。

原来是蒋对中山舰调动一事已经知晓，正准备行动报复。

20日凌晨时刻，欧阳格、陈肇英等奉蒋之命令带着几个士兵夜闯李之友龙宅。他们不由李之龙辩解，就将其从家中强行押走，衣服、外套都不允许穿，最终，李之龙被关入大牢，忍受折磨。与此同时，他们调兵强占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并将第二师中一些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拘留在广州卫戍司令部。蒋的心腹刘峙大肆派兵从黄埔乘舰在东堤登陆，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缴获部分工人纠察队枪支，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制弹厂等机关单位，收缴卫队枪支、监视苏联顾问，并派兵进入黄埔军校，严密监视共产党员，包括邓演达教育长、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军官团长等人，以防事出有变。

蒋介石在省城里面布置妥当一切后，即电令驻扎潮汕的第一军撤销全军党代表，实质上废除了党代表制。蒋介石在当天，本想把俄顾问一律遣散回国，但是其余各军领导不同意，结果蒋介石就托辞季山嘉等三个顾问阻止他北伐，将他们辞退了。

在整个中山舰事件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也可以说是事件的总策划者是西山会议派以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事后他们表现得幸灾乐祸，坐收渔利。

从中山舰调动过程来看，右派分子所做的手脚有：欧阳钟、黄埔军校、管理科学通股股长率随员二人到李之龙家中，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战斗两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而此前他接到的信息是因一艘商轮遭劫，奉教育长之谕，调巡洋舰一两艘，以备巡查之用。很显然，由巡洋舰变成了战舰，由教育长变成了校长(事实上，最初只是办公厅主任孔庆浚下的第一道命令，后来传达中出现了误传，但为了突出右派分子的行为目的，仅以最近的口令传达为始)。

欧阳钟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夫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的电话里，却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

!”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洋舰一、二艘，有意含糊其辞，偷梁换柱。欧阳钟何许人也?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当标、副标长欧阳格的侄子。

这里面又牵涉了欧阳格，他是蒋介石发动中山舰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欧阳格为夺得中山舰舰长这一肥差，捞取油水，造成私家势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对舰长欧阳琳(格之堂兄)打击、造谣、排斥、恐吓，最后将其堂兄逼至香港。为抓捕李之龙，欧阳格充分准备，玩弄手腕，假借苏联顾问之名，将李之龙诓至学校，再假借有事拖延李之龙提早返回。后又假借搭车回家探得李之龙住所，实为卑鄙小人。

中山舰开火试验汽笛，以确保出行安全，被欧阳格歪曲为未令开火，蓄意兵变，并转知于蒋介石。中山舰驶至黄埔时，右派分子又制造谣言，说是要劫蒋介石到中山舰上，强迫蒋去海参崴，等到中山舰返回省河，晚上开灯装载煤油以备远行时，又胡编乱造说中山舰要阴谋暴动，图谋不轨，趁李之龙半夜熟睡之际，派人破门而入，五花大绑押至审问处。

在整个案件中，右派势力都是以共产党制造兵变为口诛兵伐的理由，似乎那是不易怀疑的。因为这些人蓄谋已久，处心积虑，精心制作，所以整个事件设计得非常巧妙，漏洞不多，以至于真相置于烟雾缭绕之中，扑朔迷离，踪迹难辨。社会群众各持怀疑，说法不一，连共产党——事情的受害者也被蒙蔽，以为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已叛党逆道，将其开除出党，导致了李之龙对党的误解，使得共产党损失了一些骨干力量。

《青年蒋介石》 山舰事件中事件发生后(1)

苏联人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各派势力的震惊和关注。面对着各方面的指责、退让、妥协和恭维，蒋介石也因人而异地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

首先看国民党内部，汪精卫对整个事件的发生从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作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备感气愤。更糟糕的是，紧接着蒋介石派军包围了汪精卫住宅，弄得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随后大发雷霆：“我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第二天，汪精卫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把朱培德、谭延、李济深等几个军界要人请到家中。他们要求陈公博通

知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及第三军参谋长黄实，“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其后，汪又询问来访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汪此时已动了调动军队的念头。

谭延、朱培德也被弄得莫名其妙，在会见蒋介石时说：“总理逝世才一年，骨头还没有冷，你干什么呢?国共合作是总理生前的主张，遗嘱也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现在的行动，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允许吗?”同日，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址，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谭延、朱培德继至，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谭延甚至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周恩来也回忆说：“这时，谭延、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3月20日当天，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曾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至此，汪精卫企图组织的“反蒋联盟”轮廓基本形成。“反蒋联盟”是蒋介石已经动作的情况下，为“应付局势”，企图联络第二、第三、第四等军的力量(也许还包括共产党人)进行反击的一个组织。

然而，“反蒋联盟”很快就胎死腹中。谭延尽管专车已经备就，却突然中止了韶关之行。到了23日，汪精卫就变成了泄了气的皮球，“迁地就医”，不知所去。这些情况之所以发生，就在于苏方认为汪精卫的“反蒋联盟”及其措施“不适当”，主张实行妥协、退让。尽管季山嘉支持汪精卫，但是，他对于用兵和与蒋介石破裂都还有顾虑，而且，当时还有比季山嘉地位更高的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长布勃诺夫在广州。

事发当天下午，季山嘉要求蒋介石撤去了对顾问团的包围。随后，季山嘉派助手鄂利金去蒋介石处。鄂利金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这以后，布勃诺夫亲自出马，偕鄂利金再赴蒋介石处，商谈以后问题。蒋提出俄国顾问的“许多错误”，应允次日至布勃诺夫处再议。21日，蒋介石爽约未至，顾问团得到消息称：蒋介石坚持要求“驱逐俄人及共产党人”。

当日，苏方在广州人员会议，认为情势严重，决定撤去季山嘉的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派索洛维也夫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参议名义与蒋介石磋商。22日，索洛维也夫会见蒋介石，询问：“此次事件是对人还是对俄发动的。蒋介石回答到是对人，而非对俄。索洛维也夫称：听得此意，此心大安，今天就令季山嘉等人回国，满足蒋之要求。”同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

会上，汪精卫虽仍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不满，但由于苏方已经做出撤换季山嘉等人的决定，退让、妥协的局面已经形成，汪精卫亦无可奈何。会议最后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有特种嫌疑，应即查办。这样，蒋介石的行动实质上得到了承认，在政治上赢了这个回合。而汪精卫一直以苏联为靠山，言听计从，不敢执拗。现在，面对蒋介石的进攻，苏方不仅不支持自己反击，反而向蒋介石低头，撤换季山嘉等人，汪精卫如何不生气?于是，义愤之下先决定隐匿，继之决定出走。5月9日，汪精卫离开广州，转赴法国。

究竟是谁在处理此事中起了决定作用?

王若飞在作党史报告时曾经指出过：三二○事件后否定反击蒋介石计划的是布勃诺夫。显然，主持苏方人员会议，决定撤换季山嘉、罗加乔夫等重要顾问职务并令其回国的也是布勃诺夫。他于当年2月率领考察团来到中国，负责调查并研究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显然只有他才能做出上述重大决定。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在国民政府中享有盛誉并拥有很大权力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庭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都不在广州，代加伦为首席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在国民革命军中积怨太多，处境异常被动。指挥苏联顾问处理中山舰事件的重任是由刚到广州不久的勃布诺夫使团负责的。以红军政治部主任、苏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布勃诺夫为团长的使团，是当年2月中旬苏联共产党向中国派遣的。使团成员有十余人，包括苏共远东局书记库比雅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普赛等。布勃诺夫使团代表苏联共产党在访问了北京、上海，详细调查了苏联顾问们在华的活动情况以及中国华北、华南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之后，于3月13日到达广州。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布勃诺夫感到非常意外，但他很快就运用自己的权力，指挥苏联顾问们采取了一致行动。

苏联顾问对蒋介石的行为实行妥协政策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既有来自苏联本国国际战略的改变，也有对中国国情的错误估计和认识。

首先是1924年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欧、亚、拉美有12个国家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据此，1925年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年12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主要的和新的现象，有决定意义的和贯穿一切事变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这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阶段”。为了获得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和平国际环境，应该在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间搞力量平衡。

而以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拉迪克为首的“新反对派”继续坚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从“世界革命”的理论出发，强调殖民地的危机和革命运动的高潮，竭力主张加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世界革命的到来。随着在苏共、共产国际内部这一争端的出现，直接引起了苏联对中国南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改变。

苏共中央认为在中国南方也要维持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他们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特别是日趋尖锐的省港大罢工，英国(香港当局)是否介入甚是担心。他们考虑到如果“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动退出导致分裂，就可能引起英美武装干涉。当时苏联无论如何也要保持“莫斯科对英帝国主义在战略上的两个支柱苏俄委员会和中国的国共合作。”尽管季诺维也夫等人强调中国是殖民地的革命中心，主张中国共产党直接退出国

民党，但是在这场争论中，斯大林占有绝对的优势，并在实际上指导了苏联政府的外交活动。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就是否维持国共合作局面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青年蒋介石》 山舰事件中事件发生后(2)

托洛茨基主张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开展苏维埃运动，斯大林则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活动，并极力避免刺激国民党。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一方面冲淡形势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授意广州苏俄人员有条件接受蒋介石对他们职权与活动上的限制。苏联顾问对蒋介石的妥协，正是斯大林、苏共中央对中国南方国民政府既定政策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苏联顾问在中山舰事件后不去积极争取可以利用的力量反击蒋介石，反而对中共一些领导人的正确主张设法搪塞的原因所在。

布勃诺夫决定对蒋介石妥协、退让也有他自己的逻辑。在他看来，三二○事件是由“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这表现在：不善于预见国民政府内部的冲突及其在军队中的反映，过高地估计了广州领导的力量和团结一致，未能及早揭露和消除军事工作中重大的冒进做法，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的集中管理进行得太快，没有考虑到中国将领们的心理和习惯，将领们受到过分的监督。

布勃诺夫说：“中国将军们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他提出，顾问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越权，不应该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任何过火行为都将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动摇、复活军阀主义、加剧左右翼矛盾等严重后果，从而激起反共浪潮。

不能认为布勃诺夫的分析完全没有道理。苏联顾问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实有缺点，例如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以至于国民党一概视为自己“政治领导”之下的组织，经常包办代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工作。1925年7月1日，鲍罗廷、加伦、罗加乔夫、切列潘诺夫、斯切潘诺夫、列米等顾问召开军事会议，除决定向国民革命军各军派出顾问外，居然决定由顾问直接出任军职。显然越俎代疱或顾问权势过大是要引起国民党人，特别是军官们的反感的。

另外，季山嘉的作风、性格和鲍罗廷、加伦确实有明显的不同。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地致力于加强军队的集中管理。强调军队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季山嘉的做法本无可非议，但是，急于求成、方式简单粗暴必将引起国民党人和军官的反感。在这一过程中，与力图掌握军权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必将加剧。纠正缺点、错误以及某些急躁、冒进的做法都是必要的，但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的作为，主要是为了打击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打击汪精卫，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布勃诺夫看不到这一点，其决策的错误是听到“对人不对俄”的回复时，如释重负，于是他们加紧了妥协的步伐。

3月24日，在布勃诺夫主持召开的苏联顾问团会议上，做出了对蒋介石实行全面妥协的决定。第一，“让季山嘉、罗加觉夫、拉兹贡等顾问离任，让布留赫尔留任。”其原因是这些重要的军事顾问在国民革命军中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时常自居于首要地位，直接管理事务，特别在北伐问题上，他们极力反对蒋介石，招致了蒋介石等人的强烈不满。第二，放弃缓期北伐的主张。“会议认为，无论时间早晚，北伐总不可避免。”第三，限制苏联顾问的权力。布勃诺夫认为，中山舰事件是由于苏联顾问在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错误引起的。

他强调“我们的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在这方面的任何过火行为都将造成如下后果：第一，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第二，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第三，使尚未彻底消除的中国军阀主义的习惯重新复活；第四，增强和加剧国民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矛盾；第五，在‘打倒红色恐怖’的口号下会掀起一股反共浪潮；第六，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结果，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谁要是看不出这种危险性，谁就不能从3月事件的经验中得出任何实际的教训。”布勃诺夫使团于3月24日顾问团会议结束的当天就在国民政府代表们的欢送下携季山嘉等人离开广州，返回莫斯科。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用两面派手法对付苏联顾问团，怎样认识蒋介石，怎样对待蒋介石?这是苏联顾问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布勃诺夫和季山嘉走后由斯切潘诺夫接替空缺，蒋称之为“史顾问”。他指出，目前，蒋介石与我们的关系存在着两种可能：一个是蒋介石诚意的想缓

和三月二十日的事变，为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而与左派合作。如果是这样，那对我们极为有利；第二个结论是蒋的行动旨在缓和他的反对者，他就要准备第二步的行动。假如我们接受第一个结论，那我们就得承认蒋仍继续为国民革命而努力，我们在各方面都要接受他的意见，并且要对他让步。假如我们接受第二个结论，我们就准备与他战斗。

这种分析无疑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他在结论中又说：“不管我们采取那个结论，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尽可能的与蒋介石合作到最后”，这实际上是将苏联一方的底牌摊了出来，处理此事的基本倾向仍然是向?介石妥协。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于3月23日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为理由，自请从严处分，并于4月2日拘留了在事件中起了恶劣作用的欧阳格。这些使苏联代表认为蒋介石似又略向左派演进，认为“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又认为蒋“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因此，他决定“利用蒋介石”，其策略是：对蒋灌注一小部分革命主义，并以左派勇敢势力包围之，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满足蒋的喜尊荣的欲望，协助其取得“比较现实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

布勃诺夫的妥协、退让还只涉及苏联顾问，而斯切潘诺夫等人的妥协、退让则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后来陈独秀提出，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办而不包，退而不出”，显然受到斯切潘诺夫等人意见的影响。

至于“处处迎合其意”，协助蒋取得“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等做法，乃是一种愚蠢的权术。4月16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上，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即采取行动反对右派：17日，与孙文主义学会干部谈话，要求取消学会。23日，与张静江、谭延、李济深、宋子文及斯切潘诺夫等密议，决定免去吴铁城的广州公安局局长职务。

次日，命左派李章达带兵就任公安局长。蒋介石的这些做法使苏联顾问们感到，他们“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都缺乏正确的了解和分析。中山舰事件前不久，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将蒋介石选为主席团的名誉委员，中山舰事件之后，联共(布)中央决定对蒋介石作“有条件的妥协”，一直到四一二政变前夕，斯大林还主张对蒋介石“利用到底”。显然，布勃诺夫、斯切潘诺夫及其后的鲍罗廷都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

《青年蒋介石》 中共的态度

事情发生后，很多中共党员都义愤填膺，表示要对蒋介石大加惩罚，予以还击。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和部分领导人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力主讨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该示弱，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态度激烈并富有见地地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情，向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如我们示弱，他就耍得步戟；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并提出，动员所有广东革命力量和可利用军队，联合起来，共同通电讨蒋、削其兵权。中共广东区委也两次发表公开信，严厉驳斥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对共产党的恶语中伤，造谣诬蔑，要求全党同志团结起来，联合工农群众揭穿敌人阴谋，还我清白，并给始作俑者以沉痛打击，维持国共合作的乐观局面。

在上海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敢妄下论断和轻举妄动，他们在静候着来自苏联方面的指示。但是，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月末，布勃诺夫等归国途经上海，中共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详细情况。

4月3日，陈独秀谨遵“圣命”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它实际上给中共应该做出的反应定了格。随后，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策略。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共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陈延年的报告，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

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并孤立蒋介石；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彭述之为书记。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完全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和活动的，几乎没有决策自由。无奈之下，只得按旨办事。

陈、彭二人由于意见被否定，便转而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合作。

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应该是主要的责任者。

《青年蒋介石》 蒋介石一箭三雕(1)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箭三雕，玩了个“帽子戏法”。既打击了共产党，抑制了苏联顾问，又逼走了汪精卫，但令人奇怪的是，蒋介石在得手之后，却偃旗息鼓，究其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广州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硬”立场和坚决斗争。事件发生后，3月20日早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到苏联顾问住址，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和立场。同日，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等人还立即召集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说明事件的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此外，3月21日和30日，中共广东区委就中山舰事件两次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开信，严厉驳斥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诬蔑，揭露他们反共、破坏联合战线的阴谋，号召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由此可见，事件发生后，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有的甚至主张直接与蒋介石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从国共合作之日起，国民党左派人士就同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以及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中共同战斗。这时，面对着蒋介石新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疯狂进攻，一些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不畏强暴，纷纷挺身而出，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的行径。这些对蒋介石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使蒋不得不掂量下一次的冒险举动。

三是蒋介石考虑到他的力量尚不够强大，且惧于各军的不满。当时就广东、广西整个局面而言，蒋的兵力居劣势，在国民革命的六个军中，他只掌握第一军，第一军中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而且蒋的行为引起各军的不满，这使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四是蒋介石为攫取全国政权还需要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还需要苏联财力和物力的帮助。这种“利用”心理，也使他不愿马上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矛盾激化，从而在事变后不久就偃旗息鼓、改弦更张了。

同时，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施展两面派手腕，掩盖事实真相，洗清自身罪名。

其一，自请处分。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顾问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等，不仅引起了广大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的强烈愤慨，也引起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的普遍不满。为寻找退路，3月23日，蒋介石上书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一方面竭力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则虚假地承认“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并要求“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这些举动缓解了当时的紧张气氛。

其二，缩小事态。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尽量缩小打击面。在许多场合中声称中山舰异动“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身上。”宣布“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没有关系的”，主要责任只在李之龙，即使对李之龙亦不想探究，因他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即使共产党也只在黄埔军校的第一军内，目的在于“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与其他各军无涉，恳求汪精卫和其他各军的谅解与支持；对于苏联顾问则谎称“对人不对俄”，仅仅要求撤换季山嘉等三人，而欢迎鲍罗延、加伦速回广州，继续合作。一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武装暴乱，就这样被蒋介石用花言巧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其三，为掩饰自己的阴谋和使自己免于陷入被动，蒋介石又演出了一幕周瑜打黄盖的丑剧

。宣布事件本

身是个“误会”，并把“误会”的一切罪责推到“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身上”，处分了制造事件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免去王柏龄二十师师长、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的职务，责令他们离开广州；免去吴铁城新编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职务，送虎门要塞监禁；其他如欧阳格、陈策、徐桴等也都受了处分。这样，蒋介石就以领导者的超然身份，“公正”地处理了中山舰事件的肇事者，取得了主动权。

其四，打击右派。蒋介石通电全国，严词斥责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右派分子等为“帝国主义之工具，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宣布西山会议派的二大会议为“非法行为”，“我们为党国计，大家都要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要当他们是在党的罪人，是我们全体党员的仇敌。”此外，不仅以破坏省港大罢工为名逼走了伍朝枢(伍当时任广州市长，是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还故意冷落胡汉民(胡是老右派?蒋介石拒绝了胡向蒋提出的反共建议，迫使其灰溜溜地再度出走香港)。蒋介石这种不肯与右派同流合污的假象，不要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他弄糊涂了，就连邹鲁这样老奸巨猾的政客也感到迷惑不解。实际上，这只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的鬼把戏。

《青年蒋介石》 蒋介石一箭三雕(2)

就中山舰事件发生的特殊时间、地点和起因来说，有其偶然性，但是，若从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状况来看，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228人，右派仅占45人。会议通过的宣言进一步阐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了“一大”的革命精神。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各机构中，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个是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也大为加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约十余万，农会会员约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二千余人，农民自卫军三万余人。

苏俄顾问团这一时期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他们的军事指挥者实际上担当总参谋长，他们的顾问事实上是所有这些部门的幕后指挥者。

汪精卫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左倾，他一切事务与鲍罗廷商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还没有读完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在会议召开期间，汪精卫多次强调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同生死，共存亡。在选举中央委员以前，他预拟了一份名单和中共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1926年2月1日，他在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上，提议任命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5日，又提议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冲突，他也鲜明地左袒。3月初旬，他又召集两会会员训话，激烈地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进和对革命的热情。

蒋介石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他虽然因依靠苏俄供应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而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一切，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亲自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达成所愿的。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既打击了对手，又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巩固了自己在国民革命军、政府和国民党中的地位，可谓一举多得。

在上海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敢妄下论断和轻举妄动，他们在静候着来自苏联方面的指示。但是，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月末，布勃诺夫等归国途经上海，中共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详细情况。

4月3日，陈独秀谨遵“圣命”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它实际上给中共应该做出的反应定了格。随后，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策略。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共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陈延年的报告，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

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并孤立蒋介石；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彭述之为书记。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完全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和活动的，几乎没有决策自由。无奈之下，只得按旨办事。

陈、彭二人由于意见被否定，便转而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合作。

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应该是主要的责任者。

《青年蒋介石》 整党前因

整理党务案

1926年2日，鲍罗廷以“回国述职”为由向广州国民政府请假，去中国北方。同月15日，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等汇报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在鲍返粤之前，留在广州的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等，基于蒋已经“承担责任”、“请求处分”、逮捕欧阳格、驳斥上海“二大”，初步确定了“联蒋”的方针。其基本思路为：其一，在“联蒋”的同时，准备与之

斗争；其二，迎合蒋所表示的愿望，调回军队中全体共产党员，将名单交给各高级长官；其三，满足蒋想在将来当总司令的欲望，协助他得到比现时更大的权力与实力；其四，争取在蒋提议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前后，缔结一种条约，共谋国民革命之实现；其五，国共两党之间的各种问题，应召集两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来解决；其六，“吾辈政策计在利用蒋介石”。

4月8日，在共产国际一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东政府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文章，谓蒋介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动一次政变”，“广州人民政府看来从没有今天这样受到拥护”，为蒋开脱责任，这是苏联顾问对华工作方针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鲍罗廷探得要领后，也一改原来回国计划，4月29日，回到广州。事实上，鲍此次回来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恢复苏联与蒋介石的关系，特别是在经历中山舰事件后，如何不让苏联在中国革命的投入不付之东流和前功尽弃，而当鲍再次回到广州时，眼前又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中山舰事件之后，右派最初认为蒋介石向右转了，企图靠近蒋。但是，在4月20日蒋解除了吴铁城的职务之后，右派改变了看法，蒋不可能投入自己的怀抱，因此，开始接近李济深和其他广州其他军事领袖。并利用汪精卫不在的机会，没有通知国民政府，计划为胡汉民的到来举行精心安排的庆祝典礼，向其致敬。他们甚至准备为他建立一座凯旋门，并且举行示威以支持胡汉民成为政府首领。胡汉民秘密地会见了伍朝枢、孙科、吴铁城、古应芬等和其他右派，并且使李济深、陈铭枢和其他广州军事将领站到自己一边。他告诉蒋，鲍罗廷将开始

解决三·二○事件，怂恿蒋逮捕鲍罗廷，试图在左派内部制造分裂”，这对蒋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

同时，右派分子散布共产党即将“共产”的谣言，煽动银行家和商人罢市，结果，很多人到银行提款、挤兑，极大地扰乱了政府的财政秩序。5月7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分别组织示威，孙文主义学会的潘佑强和杨引之被打得半死。最后，黄埔军校的指挥官们要求蒋介石采取行动，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成员。5月16日，第一军第二师和黄埔学生举行了反共示威。这更加剧了蒋对共产党采取阴险手段和卑劣行径的准备。

蒋介石对鲍的到来，颇为不安，担心在汪精卫问题上产生“纠葛”。4月30日，蒋介石开始与鲍罗廷“商议党争，交换意见”，发现鲍尚有猜忌。在最初的试探之后，蒋介石审时度势，认为不能退让，必须强硬对待。他提出，要求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鲍罗廷由于感到一场右派政变迫在眉睫，决心以向蒋介石让步为代价，换取他对右派的镇压。鲍罗廷认为，蒋介石有很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人中，没有人能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为了打破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

鲍罗廷与蒋介石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制定整理党务办法。当鲍罗廷与蒋商量这个办法时，对他的态度极为缓和。鲍、蒋会谈的结果很快明朗：其一，鲍对于蒋在三四月间的所作所为，包括对他的限制、排斥共产党员，以及蒋制造出来的“以蒋代汪”的局面，采取承认的态度；其二，鲍将此时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悉数交给蒋介石，这些物资包括两万多支来复枪、数门野炮、数架飞机等；其三，蒋允予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并同意鲍提出的关于打击右派的意见。这就是鲍、蒋之间的几点“君子协定”。5月4日，蒋如约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6日下午，援华军事物资由兵舰运到。这样一来，蒋的所作所为，一下子全成了为苏联所支持、所认可的行为，怨蒋批蒋之口遂被封住，汪精卫的出路也完全堵死，同时为以后的“反共清党”的变本加厉讨了个合法借口。不仅如此，至此，蒋对苏俄的态度了如指掌，故能牢固掌握，尽为其用，尤其是助长了蒋对共产党的排挤和打击气焰。

鲍与蒋订立的“君子协定”，究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弃汪联蒋”，这对于国民革命的现在和未来走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它确认了“以蒋代汪”的格局，推波助澜地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历史，推向了以蒋介石为轴心的时代。

与鲍罗廷一同联袂归来的胡汉民，此时收回了他在莫斯科公开的拥护苏联、拥护第三国际的调子，以亲见亲?的“资格”，游说拒俄、排共，以求东山再起。他实在是打错了算盘，蒋介石意在一人独断，不可能搞蒋胡合作，再者胡的拒俄游说，特别是他对蒋提出的“扣留鲍罗廷”的主意，更提得不是时候，如果真是那样做的话，蒋介石自断筋脉，因此胡之此行注定是一无所成的。不出所料，1926年5月9日，在广州政坛败出的汪精卫、胡汉民，同时离粤。

“君子协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抑制中共。由于蒋介石对鲍罗廷的底牌掌握得一清二楚，因此，从一开始，蒋就提出，要求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这便成为蒋公然向中共发动一次党务限制和清除运动。5月12日，蒋介石即与鲍罗廷商谈“党务整理办法”。

虽然鲍也表示过不同意见，但态度极为缓和，凡蒋介石所提主张，鲍在支支吾吾中全部接受了。14日，蒋对鲍说：“对共产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许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余心实不愿提出亡党条件，但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愿违教分裂也。”表面上声称遵从孙中山遗教，而实行上认为孙中山的“穷共”将导致国民党之“亡党”。对此，鲍罗廷“默然”无语，不作表态。

种种情况助长了蒋反共之野心，整理党务案即是在此维妙关系中出台和实施的。

《青年蒋介石》 整理党务案的经过(1)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十八次党务会议上，蒋介石认为中山舰事件后内外谣言四起，众说纷纭，整个国内风言风语，一片混乱，为统一口径，蒋介石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至5月中旬，预定会期已到。而此时，蒋已完全控制住了苏联顾问，

也解决了汪、胡的问题，能够从容操纵会议，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党”的意志。

会议之前，蒋于13、14日分别与张静江、鲍罗廷、谭平山、张国焘等谈话，谈整理“党事”及国共“妥协”条件，对共产党的活动提出了严厉限制的条例。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共40多人，谭延、蒋介石、谭平为主席团成员，蒋介石为主席。

蒋介石宣布开会理由，矛头直指共产党，指责“自从先总理逝世之后，本党内部，日益纠纷，一般跨党党员，时有轨外行动”，“反客为主”，等等。随后，由蒋介石、谭延、孙科等九人，提出《整理党事案》，核心内容为四项原则：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二、纠正党内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三、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此案并提出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席会议”，其目的为“总期跨党党员不再有违背规约之行为”；而会议之议事范围，“为审查跨党分子违背纪律及两党之纠纷问题”。

在《整理党事案》之外，蒋介石又单独提出国共“协定事件”八条提案：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之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四、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七、国民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以上四项原则和蒋的八条提案，是在改善和调整两党关系的表面文字之下，运用国民党的组织机制，通过中央的名义，公开地和全面地限制、排斥共产党。是两党仍有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公然对共产党的污蔑、歧视和压迫，最后共产党实行退

让。上述两个提案在文字上略作修订，并分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及《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于5月17日获得通过。

5月18日，蒋介石等又在会上提出《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中央常委是国民党二大新设机构，由九人组成，而没有中央常委主席之设置。当时大会秘书长吴玉章解释，这样做是为了使“此后凡百事务，当必以多数人负责之故，而进行敏捷”。蒋介石这个提案，含有改变国民党中央领导体制的意义，其用意是进一步从组织上排斥汪精卫。国民党人称整理党务四个决议案中，以这个议案为最关键和最重要，关系到本党组织历史重心的重建。这个提案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获得通过，并“选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了使张当选，竟在其提案中规定可由“监委”

委员任“执委”主席，这也是因人设置的一个典型事例。20日，蒋介石又在会上重新登记党员的提案(《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进一步控制共产党员的活动。

5月20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按照《整理党务案》的要求，在25日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中央常务会议上，毛泽东(缺席)提出辞去宣传部代部长职务，林伯渠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未提辞农民部长职)，谭平山(缺席)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职务(未提辞组织部长职)。28日，张静江主持第二十九次中央常务会议，“照准”三人辞职。张静江提议：由蒋介石任组织部长，顾孟余任代理宣传部长，甘乃光任农民部长。

《整理党务案》

通过后，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云：“完成国民革命，尤须革命势力的长期团结。为巩革命基础和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时，一部分的利益亦当准备牺牲。”

6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书，说《整理党务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仅仅表明了一种消极的、委曲求全的态度。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及其《整理党务案》，是对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全面否定。会议以实际行动“合法”地实现了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弹劾共产党案”、“戴季陶主义”以及西山会议种种“决议案”所提出的限制和排斥共产党的主张，完成了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排胡、去汪，取而代之，由蒋亲掌大权的夙愿。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体制，遂从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步步进攻，至此可谓赢得了全盘胜利。鲍罗廷指望以让步换取蒋对右派的镇压，蒋介石在这方面给了鲍罗廷以某种满足。作为对蒋介石的回报，鲍罗廷又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在广州向全体顾问作报告时，鲍罗廷把蒋介石列为国民党中反对右派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中派代表，应予团结和支持。实际上，时值今日，鲍罗廷在与蒋合作这条道路 已没有退路，他能够做的就是通过更多地赋予蒋介石以权力荣誉来博得蒋的信任，用平和的方式赢得蒋介石的心。鲍罗廷无疑是在给自己赌博，他希望运气会战胜理智。但事实表明，鲍错了，同时也意味着鲍输得很惨很惨。

《青年蒋介石》 整理党务案的经过(2)

在苏联的支配下，1926年6月4日，中共为时局及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书国民党，公开接受整理党务案。但面对着铁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明智人士更了解局势已发展到怎样的境地，即使在苏联的高压之下，他们也还是作了些理智的分析和合理的反抗。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执委会。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将其势力分为四种，首次正式指出蒋介石是新右派的代表人物，这表明中共对蒋介石的认识开始转变。

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分析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性质及发生的原因，认为这一切都是对共产党的一贯的进攻。

会议对国民党右派以及中派进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对问题的真正实质、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没有认识清楚，所以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没有任何反击的步骤与方法。

会议提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然而，由于会议明确提出新右派即是中派，因而“反攻右派”的方针只是针对老右派的，所谓“应付中派”实际上是迁就中派并对其妥协退让。这种妥协退让的政策既达不到扩大左派的目的，又难以联合左派反对右派的进攻，大会制定的“应付中派”这一含糊不清的政策，事实上成了中共在北伐战争期间对蒋介石的基本方针，这是中共在对国民党策略上的失误。

就在中共制定了“应付中派”方针的前后，蒋介石加剧了向中共夺取中央和地方党权的攻势，蒋介石于5月28日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被蒋介石

任命为该部秘书(陈到任后，在四个月内，将原在组织部内工作的大部分中共党员清洗出去)

。原西山会议派的叶楚伧、邵元冲分别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和青年部长。

但是，蒋介石并未以此满足，他又超出整理党务案的范围，进一步要求共产党人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同时要求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5月27日，他对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宣称“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

“一国有两个革命党，这个革命也一定不能成功”；“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他并称：“如果一党中间，有另外的一个小党的党员在里面活动，一班党员便起了猜忌怀疑之心，由这猜忌怀疑便发生一种恐慌，由这恐慌便生出冲突，由这种冲突使自己的势力互相残杀，同归于尽。”

因此，他要求共产党做出“暂时牺牲”，以便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次日，他向鲍罗廷明确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同年8月，他派邵力子代表

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要求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共产党实际上是不需要存在的。

7月13日，蒋介石以即将前往前线，无暇兼理组织部长职务为由，举荐陈果夫为组织部长。

同时，他与陈果夫以及代理中央常委主席的张静江策划了一套夺取省市党权的计划，篡夺地方党权，为“清党”铺路。

1926年10月，陈果夫决定改组广东省党部，并修改选举办法，在他的操纵下，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只有三名共产党员当选为执行委员，改变了过去由共产党人

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局面，这无疑为各地右派篡夺地方党权做出了示范。从而为日后的全面“清党”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青年蒋介石》 北伐中的争论

挥师北伐

挂帅出征

广州国民政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取得了军政、财政等各方面的统一，进而又完成对广东、广西两省的统一，革命形势大为好转，革命影响也响彻中国南部的城市和农村，当地的工人、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蓬勃向上的工农运动，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荡清余孽，给予他们军事上的援助，及早推翻北洋军阀的残酷腐朽统治。种种迹象表明：广州国民政府有实力、有必要进行北伐，以安天下。

作为广州国民政府的实际操纵人，蒋介石正是在经过东征、南征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势力，并确立了一定的影响，他早在东北归来后就主张北伐。1926年2月24日，蒋介石在“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应早定北伐大计”的主张。这是因为他需要突出北伐的重要性，从而将自己作为军事最高负责人推上政治制高点，但同时也多少包括了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

更何况蒋介石在战争中发挥自己的特长，显示自己的能耐，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当然希望及早地回归战场，也好大显身手，一展雄才。然而，当时在广东的苏联军事顾问及中共领导人却认为北伐时机并不成熟，不宜贸然行动，对蒋的建议大加阻止，表示反对。总之，在蒋介石成功地撤换苏联顾问和向共产党的逼迫导致对方的一让再让之后，蒋的个人愿望在全党、全军的范围内，不再有什么顽固障碍，甚至先前反对北伐的苏联一方一反常态，对蒋介石则表现出十足的妥协，也可能是自身对时局看法和策略的改变，使得这时的在华顾问鲍罗廷对北伐拍手赞成，而另一方，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都是以苏联为样本，与其保持一致的，从来不对苏联顾问的意见有相反的看法，所以苏联方面的同意自然促使中共不反对。事实上，深谙中国国情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对北伐也是早有此意。

此时的北洋军阀有三大系：奉系张作霖为首，占有东北和山东，直隶一部及京津地区，控制津浦线北段，拥有兵力35万，是实力最强的一个派别，离广东革命地也最为遥远，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最小。直系孙传芳，号称“东南王”，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联军总司令自居，控制津浦线南段，有兵力20万左右。

另一派是直系吴佩孚，占据豫、鄂、湘三省及陕西、直隶一部，控制京汉全线及粤汉线北段，约有兵力20万。三派中无论是哪一派别，尽管内部充满着矛盾，但对于革命势力，他们怀有共同的惧怕心理，往往能够联合起来。例如在北方，张作霖和吴佩孚就抛弃宿怨，联合起来以“讨赤”为名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1926年4月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草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饷。恰在此时，赴湘联络唐生智的陈铭枢、白崇禧也满载而归。这样，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在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等人的一再催请下，军事委员会于5月29日开会决定，蒋介石命第七军立即出发援湘，北伐实际上开始了。

尽管北伐的先遣部队已经派出，但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仍未统一。这无疑使初露端倪的北伐蒙上了一层阴影，让人感觉得有几丝压抑和堵闷。这时，由于南方革命阵营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有些共产党人主张首先应积聚北伐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论国民政府的北伐》，认为：一、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若认为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独一无二的希望，坐待北伐军的到来，自己不努力工作，这便是大错。目前，广东以外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的幻想。二、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实力上，在军队的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时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文中提醒政府要认清局势，和衷共济，战胜困难。三、必须提防和反对北伐中的“错误的观念和行动”，不可用“北伐”来取代全部革命工作，借“北伐”的名义搜刮平民、侵犯民众、剥夺人民自由、压制工农运动，等等。

“论北伐”一文发表后，如一盆冷水浇在发高烧的国民党首脑头上。顾孟余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会时，直斥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鲍罗廷劝陈不要再有此类文章，国民党黄埔特别区党部向中央党部提出控告，并禁止黄埔同学购阅《向导》，但左派不赞成，竟至兵刃相见。最后，由主席张静江写封信函给陈独秀，方才作罢。

8月23日，蒋介石来了长沙，读了陈的文章，顿时气从窍生，即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陈“攻击”北伐?“现阅《向导》周报第161期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查陈独秀乃中国共产党领袖，《向导》周报为中国共产党言论机关。此种言论，显然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不敢缄默，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蒋之言论已到，顿时轩波骤起，街头巷尾，纷纷对其评头论足，冷嘲热讽，莫衷一是。一时之时，陈独秀的言论成为许多人议论的热点。

陈独秀的文章，全面观察，可看出是对蒋之告诫，而非反对北伐。当然，在蒋介石和陈独秀背后都有着不同利益的驱动。因此，他们行动和言论的动机和价值标准是截然不同，陈独秀的论述较多地涉及北伐前期准备活动的不充分和过于急功近利等问题。另外，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经牢固地控制了领导权，中共的权力、活动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北伐，根本无法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工农大众。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陈独秀的观点是有一定见地的。不过，1926年上半年，吴佩孚正集中力量在北方进攻国民军，无力南顾，湖南实力派唐生智又驱逐赵恒惕，倒向广州国民政府，因此，这一时机对保证北伐的军事胜利又是有利的。从这点上看，北伐也是站得住的，是有现实根据的，蒋介石最容易看到的这些对北伐有利的一面。

北伐主意既定，而面对着强大的旧军阀势力和复杂的形势，蒋介石又该采用怎样的军事战略和具体行动计划呢?如何利用派系之间的矛盾，因势利导，分化联络，分清主次，逐步解决呢?

《青年蒋介石》 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精心考虑北伐战略问题：是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呢?还是先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攻中原为上呢?抑或是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呢?殊难决定也。

1926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成了一个由蒋介石、李济深、邓演达等人参加的委员会，制定了第一个北伐进军计划。要点有：国民革命军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西路占领长沙，东路攻占南昌，然后会攻武汉；以三个军(六个师)进攻江西，四个军(八个师)攻打湖南。这个计划的主要缺点在于与吴佩孚和孙传芳两股军阀势力同时作战，在向湘、赣进军的兵力部署上几乎是平均分配力量的，而闽、粤边界方面对孙传芳的进攻威胁没有多少防范。

等到加伦于1926年5月底第二次到广州后，军事委员会根据加伦的意见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包括：首先打击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攻占武汉，然后与国民军会合，对孙传芳采守势，为了保证右翼不受孙传芳的攻击，以一部分兵力对江西进行监视，同时固守广东根据地，留驻一部分军队护卫闽、粤边境。这个方针被蒋介石最终采纳实施。

前一个作战计划之所以要向湖南和江西同时进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革命军上层将领们争夺地盘的私心。唐生智于三月任湖南代理省长之后，为了维护他在湖南的实力地位，曾坚决反对谭延、程潜等率领的湘军进驻湘境，于是谭延力求占领江西作为补偿。而朱培德和程潜也因在湖南无法插手而主张向长江下游发展。蒋介石的野心则是企图在占领南昌后尽快地向长江下游发展，将京、沪、浙一带最富庶的地区全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与那里的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各怀鬼胎，意见始难统一。但为了统一大业，大家最终已是都有所让步，取得一致。

同样，苏联顾问对北伐计划的总体设计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在北伐准备时期和初期，苏联对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盼望着蒋介石能肩负重任，率领大军，扫除残孽。但事实上，苏联的战略目的与蒋介石的个人愿望也是有很大距离的。眼前一方的姑且纵容与另一方面的韬光养晦，是绝对不会风雨同舟的，这决定着双方在利益实现的过程中迟早会分崩离析、分道扬镳的。当然，蒋是这种决裂的挑起者。事实上，蒋、苏以后的每次远离都可以从北伐路线的争论和变动上找到原因。但眼下的北伐形势是双方都承认的，它成为他们最初并肩作战的共同起点。

5月10日，蒋介石召集各军军长举行军事会议，听取唐生智的信使刘文岛叙述湖南局势和亟待援助的请求，经过商讨决定，迅速出师北伐，湘赣同时出兵，对闽实行防御。会上，蒋介石对各军做出战略部署，第四军陈铭枢师由坪石入湘赴衡阳，第七军派6个团由全州入湘西，第三军、第二军之一部入湘向北发展，第三军全部与第三、二军之一部入赣，第一军1个师及第五军在粤东防闽，第一军2个师由预备队守粤。很明显，这是一个兵分两路，分头出击，与吴佩孚、孙传芳同时作战的方案。

当时，国民革命军所辖六军加上刚入编的第七军和唐生智所部改编的第八军总兵力为15万，加上部分兵力需要用于防守，因此可用于北伐的兵力可能不足65万。但蒋介石却兵分两路，以一打二，以寡战众。这一部署当然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计划，如按此计划行军攻击的话，凶多吉少，最后在经过苏联顾问加伦以及其他人的反复研究和磋商下，确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灵活方案，集中主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首先打败对广东威胁最大的吴佩孚，然后移师东南，击溃孙传芳，最后对付张作霖。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行出师北伐案，并决定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次日由国民政府颁令任命。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留守潮梅，由副军长王柏龄代，党代表缪斌；第二军军长谭延，副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留守广州)，由副军长陈可钰代，党代表廖乾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副党代表李朗如；第六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总司令部以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留守广州，其职由总参谋次长白崇禧代，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总顾问鲍罗廷，以加伦为军事顾问。全军共10万人。

蒋介石给总司令部规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将军政大权集中于总司令一身。他派人拟订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航空各军，均归其统辖”，国民政府原设有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均直属于总司令部，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争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等等。实施这个《大纲?的结果，便成为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所以，有了以后的迁都之争。

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是在北伐先遣队与第八军取得衡山、金兰寺战斗和安仁、攸县战斗的胜利后。国民政府根据新制定的作战计划，于7月1日颁发了动员令，部队集中计划和战斗序列亦同时颁发。

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宣言》。

《北伐宣言》发布后，7月9日，蒋介石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是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了五万余人参加的北伐誓师大会和隆重的阅兵仪式。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的部队集中计划如下：以第四、第七、第八军约五万人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进攻。第四、七军组成为右路军。第八军为左路军。第四军进抵安仁后向攸县集中。第七军向永丰(今双蜂县)集中。两军集中完毕后，协同第八军进击敌军。第八军自衡山出发，俟第四、七军集中完毕，协同歼敌。以上三军均以攻占长沙为战斗目标。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五军之一部，进入湘东、湘南一带，警戒江西之敌。第二军向桂阳、酃县前进，一方面监视赣南敌军，一方面掩护主力集中。第三军集中茶陵，第六军集中安仁，除监视江西方面敌人外，并策应我军正面的进攻。第五军第十六师之四十六团集中桂阳，除监视赣南敌军外，保持第二军后方的联络。第一军集中衡阳，作为各方面的策应。为了保证广东的安全，决定留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坐镇广州，统筹一切。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防守潮梅，护卫广东东部边境，以防福建之敌。另任白崇禧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随营赞佐。

以上计划下达到各军后，在粤待发之部队即按第四、第三、第二、第一、第六各军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的次序，由粤汉铁路广韶段开始运输，至8月5日均到达指定地点，集中完毕。由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序幕。

《青年蒋介石》 先遣入湘(1)

首战湖南

湖南是北伐进军的必经之地，湖南形势的发展和演变对北伐战争意义重大。

湖南当时还掌握在军阀赵恒惕手中，由于他鱼肉百姓，不得人心，在革命形势日益乐观和激烈的情况下，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吴佩孚、驱除赵恒惕的运动，这对北伐极为有利。

当时，湖南军阀内部矛盾重重，赵恒锡手下将领唐生智审时投机，决定配合广东革命力量的北伐要求，阵前倒戈、推翻赵恒惕，因此在赵恒惕为首顽固守旧势力和唐生智之间就有了一连串的你争我夺的大大小小的战争。虽然唐生智得到了来自广东方面的大力支持，然而实力有限，再加上又面临着敌人卷土重来，从而陷于被动局面。万般无奈之下，唐生智心情焦虑，派心腹前去广东，面见蒋介石，请求尽快援助。

在此之前，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力主援唐北伐。唐生智退守湘南以后，迭电告急，敦请李宗仁火速派兵入湘援助。

唐生智退守湘南后，一面电请李宗仁出兵救援，一面派刘文岛再赴广东，要求蒋介石提前北伐。李宗仁和刘文岛同于5月10日抵达广州，面见蒋介石。这时的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以来引起的各种矛盾仍余波未平，对于北伐尚并未做多少考虑。11日、12日，李宗仁与他商谈几次均无果。再加上谭延和程潜因对唐生智从前追随赵恒惕与他们作对余恨未消，也一致反对入湘援唐，这也使得蒋对援湘一事消极怠慢。众支队伍中，只有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赞成，并愿抽调部队先期出发。

蒋介石大举北伐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但不能不考虑援湘的问题。因为湖南劲旅叶开鑫正投靠吴佩孚，充当了吴佩孚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马前卒，一旦军事失利，北洋军阀将兵临广东，不仅使湖南驱赵所造成的有利形势毁于一旦，而且使革命根据地失去了屏障。5月中旬，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蒋介石总揽了党、政、军大权后，决定援助唐生智，以缓和局势，巩固前进阵地。

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上提出拨发广西军费20万元，并下令出兵援湘，广东方面调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及独立团叶挺部入湘援唐。5月17日，蒋又宣布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21日又委任唐生智兼理湖南省政，同时送去军费10万毫洋。很明显，蒋介石已经开始重视湖南问题，并将全身心投入北伐事业中去。

北伐先遣队分途由桂、粤挺进湖南，随即配合唐军投入了保卫湘南的战斗。5月12日，第七军第八旅第十五团抵达衡阳，正值叶开鑫军猛攻衡山。衡山位于湘中，挺拔险要，为湘南天然屏障，兵家必争之地。唐生智退守湘南，即将主力布防于衡山一线，在护湘关、独角山等要隘设置重兵防守。吴佩孚也把争夺衡山看做控制湖南的要着，认为非此“则湘事万难成功”。

5月15日凌晨，叶开鑫军以重兵猛攻护湘关，两个营的敢死队担任前锋，实施强攻，企图突破唐军防线。唐生智所部在护湘关一带筑有坚固的机枪阵地，双方激战三昼夜，叶军抢关数十次，终未得手。17日夜晚，暴雨如注，两军仍作彻夜激战。苦战良久之后，第七军等八旅与吴军叶开鑫部在衡山展开血战，互有进退，胜负难判。

正在衡山方面激战之时，粤军陈炯明旧部在湘东南起兵发难，一时，安全告危，亏得独立团及时赶到投入火线，免得落入敌手。

在此同时敌军还向渌田、黄茅铺发动猛烈攻击，在独立团和三十九团的共同阻击下，发起了反攻。6月5日，独立团进占攸县。

衡山的巩固和攸县的收复，肃清了旧军阀在湘南的军事力量巩固了北伐战争的前进阵地。蒋介石闻讯大悦，特嘉电唐生智，并在此之前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全面主持前线党军政务。

湘中敌军自六月上旬战败，退守涟水和渌水北岸一线后，北伐军先遣队和第八军为迎接大部队集中，也推进到涟水、渌水南岸，战争暂呈胶着状态。这时，北伐军已举行誓师仪式，各军按照蒋介石等颁布的集中计划，正陆续进入湖南，以占领长沙、醴陵为战略目标。6月中旬，吴佩孚为保住两湖地盘，任命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统一指挥邹鹏振、刘雪轩、林拔萃、贺耀祖、蒋锄欧等部及鄂军余荫森旅，及在湘的谢文炳、陈修爵、韩彩凤、沈鸿英等粤、桂军残部抵抗北伐。

为加强湘军的后备增援力量，6月18日，吴佩孚又任命湘鄂边防督办李倬章为援湘军总司令，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辖宋大霈、孙建业两师)，协助叶、余等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辖鄂军王都庆第七师)，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辖赣军唐福山师及粤军谢文炳师)，担任左翼作战。董政国为第四路司令。又令航空队驾飞机数架、水军开兵舰十余艘入湘备战。严令叶开鑫、余荫森夺取衡阳，控制全湘。

6月中旬，湘江东西两岸地区的湘鄂军都积极准备，有向北伐军进犯之势。这时北伐军大部尚未入湘，敌众我寡，若不采取积极行动，不仅对峙局面难以维持，而且可能陷于被动。在此情况下，唐生智一面派员与叶开鑫假和，一面于28日与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分别致电蒋介石，认为：“敌扰不已”，“确欲大举来攻”，惟有“直下长沙”，才能分化瓦解敌军。“若固守原防，不惟难以持久”，且“处处立于被迫地位”，应趁敌内部“尚相疑惧，不能统一指挥，团结未固之机攻之，易于瓦解。”蒋介石采纳了唐、陈的意见，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率第四、七、八军及早进攻。

这时，在湖南前线的北伐军主要将领有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尚未入湘，由陈铭枢代理率领第四军。唐、李、陈等人组成了前敌总指挥部，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

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第八军三十九团为右路军，指挥官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全军一部于安仁附近监视赣边之敌，主力分路攻取醴陵、株洲，以巩固右冀。

第八军李品仙第二师、周谰教导师和鄂军夏斗寅第一师为中央军、指挥官由唐生智兼，担任涟水正面佯攻，以牵制敌人的兵力，掩护左路进攻。

第八军何键第一师、刘兴第四师和第七军钟祖培第八旅为左路军，指挥官何键。主攻潭市和娄底方面敌之右翼，在攻占湘乡后，协同第七军占领湘潭，再会合第四军攻取长沙。

《青年蒋介石》 先遣入湘(2)

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率第七军李明瑞第二旅和胡宗铎第七旅的第十四团为总预备队，控制永丰一带。

按部署，预定于7月5日开始向敌之涟水、渌水防线发动总攻击。6月下旬至7月初，湘南地区连日下雨，正面战争被大水所阻，暂时无法进行。这时叶开鑫军和北军的一些将领如蒋锄欧、邹鹏振、郑鸿海等都以为涟水陡涨，河面宽阔，唐军没有军舰，绝难进攻，故大部分都留在长沙、汉口等地寻欢作乐。而他们的部队，由于军饷积欠数月未发，大多怀有不满和厌战情绪，尤其是叶开鑫勾引北军入湘，敲诈勒索，奸淫抢掠，引起了湘北和湘东人民的深切痛恨。这一切，对于北伐军立即发起进攻都是十分有利的。

7月5日拂晓，北伐军中、左两路军突然发动了攻击。这时河水暴涨，船只早为对方掳去，他们凭河顽抗，又有兵舰为助，一时很难得手。左路军于是找来民船三、四十只，四周架塞钢板棉絮以为掩护，并用小火轮(也镶有钢板)十余艘向北岸猛冲，几经苦战，始得强渡。7月6日，第八军第四师和第七军第八旅攻占娄底。7日，第八军第一师进占谷水。8日，北伐军又占领大乐坪、连山。这时潭市敌主力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坚守阵地。左路军虽激战终日，仍无进展。直至九日凌晨，第八军第四师前往增援，始攻占潭市，吴军狼狈溃走。

中路军方面，第八军教导师于7月8日进抵朱津渡，经猛烈攻击，强渡涟水。与此同时，第二师也渡过了涓水，经与蒋锄欧、余荫森等部激战后，攻克了易俗河。9日，鄂军第一师攻克湘乡，教导师向如意亭追击。第三师又渡过涟水，十日进克湘潭，敌纷纷向长沙溃退。

右路军方面，由陈铭枢师长指挥张发奎率三十五团、二十九团为右翼队，担任主攻任务，攻击沈潭，占领醴陵城。叶挺独立团为左翼队，担任佯攻任务，向泗汾、豆田、龙山铺之敌正面进攻，相机向醴陵城攻击前进。三十团为总预备队，二十八团在攸县对茶陵、莲花方面警戒。

7月10日，北伐军开始向醴陵进击。左翼叶挺独立团在农民侦探队和向导队的带领和协助之下，以一部分从泗汾桥左侧涉过渌水北岸，侧击敌人，以主力沿攸县通醴陵大道前进。午夜3时，第三营第九连隐蔽接近北军阵营，在农民武装队的配合下，通过吸引敌军注意力，北伐军抢占军机，分两处抢渡泗汾桥，占领北岸。

在进攻泗汾桥的同时，为牵制敌军兵力，叶挺令左翼一营向豆田攻击，占领河南岸的北军阵地，在第一营的奋勇攻击下，北军纷纷向醴陵逃去。

北伐军渡过渌水后，很快将珠萍路及渌水的北军肃清。

等到醴陵被北伐军攻克后，浏阳无险可守的北军逐撤至汨罗江以北。

醴陵的攻克，在战略上使长沙守敌屏蔽尽失，并保证了在湘江西岸向湘潭、长沙一带进军的第八军不受到侧击威胁，从而为中、左两路革命军迅速进攻和克复长沙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涟水、渌水两岸的敌军既经击溃，湘乡、湘潭、醴陵次第克复，长沙就成为北伐军进军的主要目标了。这时自涟水败退的湘军除少部分向益阳、常德方面逃窜外，其主力第二、第三两师均向长沙溃退。革命军除以右路军暂驻醴陵监视赣西和对浏阳方面警戒外，中、左两路军均跟敌追击。李品仙第二师沿湘江直下，经湘潭至岳麓山。7月9日，叶开鑫弃城逃走时，纵兵烧杀抢掠，城内极端混乱。湖南工团联合会迅即组织成一千余人的保安队，分守八门和要道，维持市内秩序，收缴溃兵枪械，镇压抢劫活动。7月11日，在长沙工人和学生的有力配合下，第八军李品仙第二师首先进入长沙城。何键第一师即以主力向益阳进击，一部分则开向靖港。7月12日，第七、八军又分别攻克湘阴、益阳各要点。

在湖南战场，北伐军与吴佩孚旧军阀战斗得如火如荼之际，蒋介石在广州主要是经营党务政治问题，做些战争动员和后防基地安全部署等诸多事宜，对北伐战场则是遥控指挥，不直接指挥。首先是北伐誓师大会的隆重召开。7月9日，在经过精心策划和妥善安排之后，北伐誓师大会及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典礼终于开始了，在典礼仪式上，蒋精神焕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告将士书》、《告广东人民书》、《告海外侨胞书》，阐明北伐之伟大意义所在，唤醒民众，争得人心，以蒋介石为统帅的北伐战争名义上合法了。

等到长沙克复之后，蒋介石复电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贺捷，电文曰：“此次克敌神速，于最短期间恢复长沙，皆由兄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作战。”同时复电李宗仁，电曰：“长沙已于蒸日攻克，贵军协力作战，劳苦功高，极堪嘉慰。”后又致电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以表祝贺。的确，战场骁将，统兵打仗，浴血奋战，功不可没，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北伐前景，应该论功行赏。但这与蒋介石在后方的统筹兼顾，料理全局，也不无干系。

尤其是蒋作为最高统帅，从战略策略的角度考虑，还必须对盘踞东南的孙传芳有所防备和安抚，只有这样才可确保北伐军的长驱直入而无后顾之忧。事实上，这道工作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必须妥善处理，再者，北伐军的大量输出，相应地造成广州城防守空虚，随时有内忧外患之险，因此蒋介石对此事亦不敢疏忽，怕敌人来个釜底抽薪，乱了方阵。7月16日，蒋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决议李济深参谋长留守广州。等到一切安排就绪，蒋打算亲赴前线，统兵作战，再展雄姿。

长沙克复后，7月14日，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两党部，两总工会等代表，赴湘潭迎接北伐军将领进入长沙。7月25日，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唐生智任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长沙之克复标志着北伐第一期作战胜利结束，其胜利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威，坚定了其信念。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个令蒋介石格外关注的消极倾向，一些游离动摇于南北政府之间的军阀，如墙头草一般随风而动，开始纷纷附庸于革命的一方。因此，唐生智本人的实力得到迅速扩张，加上唐原有部队扩编4个师，共拥6师之众，“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再加上，很多高层将领与唐有较深的个人情感基础，关系甚为密切。另外，在唐夺取湖南政权的过程中，他不时地安排自己的心腹于府衙之中，使之在湖南的统治更为稳固。这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给唐带来了无比的优越感和权力欲，似乎整个湖南都是他唐生智的了。即使是后来北伐司令蒋介石亲临此地，唐对其也有不屑之意，这便为后来蒋唐的矛盾冲突和势力争夺埋下了祸根。

《青年蒋介石》 汨罗江之战(1)

在北伐军占领长沙后，中路进逼岳州，左路进逼常德，右路进逼平江，湘中局势大半已定。

由于战局发展超出了作战双方的预料，都需要在作战计划等方面进行调整。因此，7月中旬至8月中旬，北伐战事暂行消歇。

7月15日，李宗仁率第七军军部经桂林抵衡阳。唐生智亲赴衡阳相迎，并对李宗仁积极援湘并推荐自己担任前敌总指挥表示感谢，随后同赴长沙，其间二人经常交换关于第二期作战计划的想法，并取得了一致意见。17日，陈可钰率第四军军部经广州进至醴陵。24日，唐生智在长沙召开四、七、八军前敌将领会议，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与会将领一致认为，敌军新败，士气不振，而吴佩孚又陷于南口大战，不能亲自南下指挥，极宜乘此时机发起进攻。

对于作战方案，唐生智、李宗仁提出鄂赣并进，分道出击。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由唐生智指挥进攻湖北，由蒋介石督率其他部队再去开辟江西，以便进而控制湖北。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不同意这个主张，建议先鄂后赣。他向蒋介石陈述了四点理由：第一，目前吴佩孚、张作霖与国民军的战争胜负未决，宜于乘机集中兵力速取武汉，这样，吴佩孚失掉根据地，必败无疑。第二，湘敌新败，不堪再战；赣敌内部不和，尚持中立，而鄂敌虽力图自保，但力量有限，攻鄂易如反掌。第三，北伐军第一目标即在会师武汉，打倒吴佩孚，而鄂赣并进势必妨碍这一目的的迅速达到。第四，迅速攻取武汉，便于解决械弹给养。而与此同时，唐生智、李宗仁起草了第二期作战意见书，将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电告蒋介石。

蒋介石分别收到胡宗铎和唐生智、李宗仁的报告，对两线作战的主张不以为然。8月2日，蒋介石率总司令部第二组成员一行抵达湘南良田，唐生智的特派代表林薰南专程前来迎接，并递交了唐生智、李宗仁起草的第二期作战意见书。蒋介石看过这份意见书后，似乎觉察到了一些什么，私下表示：各方情形复杂，不好应付，军队旧习未改，派别纷多，少有团结精神，以此而欲求革命彻底，岂不是太难了吗?

8月5日晚，在栖凤渡神农殿，蒋介石召集随行高级官员会议，商议第二期作战计划，重点是讨论唐生智、李宗仁起草的第二期作战意见书。

事实上，蒋介石对唐生智提出这一方案的用意是早有预料的，无非是要独占两湖地盘，而要蒋介石去打江西，向东南方面找出路。蒋介石当然不会容忍唐生智的如意算盘，让唐生智独霸一方，与自己相抗衡。况且，蒋介石也有意将两湖地区据为己有。所以，他主张先取武汉，再行东进。

他支持了胡宗铎的提案，并初步商定：以第一、四、六、七、八等五个军为主攻，在洞庭湖以东攻击前进。以第九、第十军为助攻，在洞庭湖以西协同前进，会攻武汉。第二、第三两军集中醴陵附近监视江西，并策应主力作战。在郴州会议的第二天，蒋介石即电催王天培、彭汉章部迅速赶往津市、澧县，与前线部队取得联系，配合行动。为了亲临战场，亲自督战，蒋介石于8月9日乘炮舰抵衡阳，12日又率总部重要人员乘小轮抵长沙。

蒋抵长沙的当晚，便在旧藩台衙门召开了军事会议。总司令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加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等出席了会议。第二期作战事关北伐大局，也与北伐军内各派力量的发展前途密切相关，因此各种见解集于一堂，摆在桌面上供大家讨论决断。对于如何进行第二期北伐，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意见：唐生智、李宗仁主张鄂赣不分先后，同时进攻；朱培德提出先用重兵击破敌军主力，再以相当兵力直趋武汉，移转主力大举入赣，即在克复武汉以前，破敌主力，转兵江西；胡宗铎、加伦、蒋介石等主张先鄂后赣，在夺取武汉以前，暂时监视江西，避免两线作战。

会议对敌情作了分析：攻取长沙以后，正面之敌固守待援，吴佩孚精锐之师仍在南口与国民军激战。右翼江西之敌邓如琢非孙传芳嫡系，不愿孙军入赣，孙、邓妥协尚需时日。吴佩孚现时不能亲自南下指挥作战，而一旦南口战事告竣便当挥戈南下。因此，在吴佩孚南下和孙传芳、邓如琢达成一致之前，可能迅速夺取湖北，占领了武汉，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鄂豫边境武胜关，北可进窥中原，直捣幽燕，东亦可顺流而下，底定东南。

由于栖凤渡会议已统一了总部高级将领的思想，因此，先鄂后赣的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占据上风。加伦在会上重申了坚持先鄂后赣的方针，并提出了从长沙向武汉进军的具体计划。他提出：北伐军应以主力先歼灭汨罗江一线之敌于湘北黄盖湖以南地区，迅速占领岳州、羊楼司及湖北蒲圻一线，再以主力循武长铁路直趋武汉，以一部渡过长江协同进攻；另以一部集结于醴陵、攸县，巩固湘东边防，监视赣敌。

会议最终决定依出?前制定的先肃清湖南、会师武汉与国民军联合，进而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的总方略，先以主力攻略武汉，对江西则暂取守势。

《青年蒋介石》 汨罗江之战(2)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蒋介石对第二期北伐作了详细部署，决定分兵三路。四、七、八军组成中央军，由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兼任中央军总指挥，以武汉至武胜关为作战目标，其中四、七军为右纵队，由李宗仁指挥，八军为左纵队，由唐生智指挥，二军、三军、独立第一师、第五军第四十六团组成右翼军，由朱培德任总指挥，以南昌至九江为作战目标。目前暂作守势，待赣敌来攻，即转为攻势。九、十两军组成左翼军，由袁祖铭指挥，以荆沙至襄阳为作战目标。航空队参加正面战场作战。一、六军在前方部队和炮兵团为总预备队。

长沙军事会议正确地解决了第二期作战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问题，为北伐军首先取得攻克两湖的胜利、打倒吴佩孚奠定了基础。中央军各部进入指定地点后，于8月18日发起了总攻。

当北伐军在湘江两岸发起进攻，突破敌军涟水、渌水防线直下长沙之际，吴佩孚正坐镇长辛店，指挥直奉联军与国民军在南口展开大战。长沙失守，武汉震惊。湖北督理陈嘉谟等人致电长辛店，恳请吴佩孚南下指挥对北伐军作战。两湖为吴佩孚重心所系，时局的戏剧性变化使他不敢掉以轻心。但是，南口大战已进入攻坚阶段，如果此时放弃指挥权，将不利于继续控制北京政府，京汉铁路北段的地盘也将落入奉系之手。吴佩孚不忍即将到手的战果被张作霖所独享，同时，他对冯玉祥国民军反戈一击余恨未消，亟欲就此报一箭之仇。因此，他表示：“南口一日不克，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他命令陈嘉谟、李济臣完全负责对湘作战，欲打下南口以后再率部南下反攻长沙。吴佩孚还致电孙传芳，促他从赣西出兵长沙，以分北伐军正面进攻之势。

孙传芳自号东南五省联帅，企图另立新直系与吴佩孚分庭抗礼，有意坐山观虎斗，以享渔翁之利。因此，他婉拒吴佩孚：目前赣闽吃紧，对湘事不能统筹兼顾，只能为相当之援助，仍请我帅自行主持。

北伐军遵令集结重兵于平江、汨罗、岳州、澧州、安乡一带，以汨罗江为第一道防线。因此，夺取平江就成了中央军右纵队第四军的作战任务和目标。在平江农民的积极配合和全力支援下，中路独立团和三十六团士兵勇往直前与敌殊死拼杀，经过一天的激战，取得胜利。

平江的攻克，具有重要意义。它使革命军得以从湘鄂边界山地经由通城、崇阳，进入湖北境内，截敌后路，从而为正面的左纵队进攻武长铁路敌人，攻取岳阳，消灭敌军于黄盖湖以南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对于北伐统帅蒋介石而言，平江战役的意义却远非只有军事上胜利，事实上平江战役更加促使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力量之大有了清醒的认识，心头不禁为之一震，一阵绞痛之后，刺激了蒋的嗅觉，并埋下了一种可怕的想法。

在北伐军第四军发动平江战役的同时，第七、第八两军在蒋介石的总指挥下，亦强渡汨罗江，分途攻击敌军。

右纵队第七军在李宗仁率领下，兵分两路攻击前进。与此同时，右纵队第八军，19日已开始渡过汨罗江的艰苦征程。

紧接着，第八军兵分三路继续前进，成包抄之势，将敌军围困起来，一举予以消灭。

直到此时，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各军，自8月19日强渡汨罗江之后，奋勇攻击江北之敌。连续作战，将敌各个击溃，前锋直逼湘鄂边境，汨罗江防线被摧毁，北敌不得不向岳州、五里牌、羊楼司、通城收缩。

岳州为湘北重镇和两湖门户，地处江湖交会点和水陆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汨罗江防线崩溃以后，岳州岌岌可危，无险可守。

吴军各部自汨水北岸溃退之后，赶修防御工事，以固守岳州，待援反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担任攻取岳州的任务，8月21日开始进攻。第八军连续三次冲锋，攻破其防御阵地，吴军向岳阳、云溪撤退，第八军各部乘胜向岳州推进。

叶开鑫、宋大霈部溃退岳州后，见大势已去，决定撤退湖北，但鄂军不让湘军乘火车入鄂。

叶部湘军2000余人愤而倒戈，向第八军投诚。22日下午，第八军顺利占领岳州。

为清除通往武昌的障碍，截断吴军北逃的退路，第四军集中力量于8月22日攻占了鄂南战略要地通城。

北伐军自8月19日发动总攻到22日占领岳州。在短短的四天里，就摧毁了敌军精心构筑的汨罗江防线，取得这次会战的完全胜利，从而使湖南成为北伐军的可靠后方，为打倒军阀吴佩孚、夺取武汉和开辟江西战场奠定了基础。蒋介石闻讯大悦，电报嘉奖，以资鼓励。北伐军取得了湖南战场的胜利，开始了向湖北的进军。

《青年蒋介石》 汀泗桥、贺胜桥之战(1)

平定湖北

北伐军取得汨罗江大捷后，把北代的战场推进到湖北境内。

湖北位居华中腹地，地处长江、汉水及京汉、粤汉铁路枢纽，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实为天险要塞。辛亥革命失败后，湖北一直为北洋军阀所盘踞，先后由段祺瑞、段芝贵、王占元、萧耀南督鄂。1921年，吴佩孚兼任两湖巡阅使，湖北受制于吴，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湖北的统治。

在北伐军进军湖南，吴佩孚大举援湘时，7月13日和15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武汉秘密举行。大会把策应北伐列为主要议题，并在大会宣言、政治报告决议案、对本省政治宣言等文件中都阐述了对北伐的主张。大会决定把迎接和支援北伐作为今后的中心任务，为迎接北伐，新的一届省党部增设了军事部。随后，省党部又临时推举部分委员组成干部会，代行省党部职权，干部会下设省政建设委员会、群众组织委员会、政治宣传委员会、军事运动委员会，为迎接北伐做准备。

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突破汨罗江防线后，陆续占领了岳州、通城、五里牌、羊楼司等重要城镇。敌军退入湖北境内，据守蒲圻、汀泗桥等地待援。

是时，湘军、援湘军首领赵恒惕向吴迭电告急，诉述“前线赤军竭力前进”，前方将士不听指挥，军心涣散，“非帅座亲临，万难挽回”，“务乞帅节兼程南下”，“返鄂维持军心”。吴佩孚见电，心急如焚，率其精锐部队匆匆南下，8月25日晚到达汉口。

吴佩孚到达汉口时，北伐军先后占领了崇阳、蒲圻，继续分头在鄂南猛进。23日，蒋介石召开羊楼司会议，决定分4路攻击汀泗桥：即以第四军、第十、十二两军由崇阳、道山袭击汀泗桥；七军出蒲圻，会攻汀蒲桥，八军一部协助七军由蒲沂攻打汀泗桥；八军第一、二师由嘉鱼抄攻汀泗桥。并电示何应钦，令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及机枪连准备增援潮汕，如此，第一军更无顾虑，如闽敌来犯，我军预集中主力，击破其一点。则彼必自溃。

蒋介石又致电广州宋子文，催解五省通用票及公债券至长沙，以应前方急需，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促进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统一财政等33项目标。

致电广州李济深，分析闽敌势态，谓：“以理与势观之，闽、宁双方得赣比攻粤为要，如未得赣而先犯粤，于其战略政策上，皆为失算，故中料其赣战未启以前，彼必不敢犯粤也。”

还致电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贺国民革命军克复岳阳，并告知已派炮兵团第一营于24日来岳州，归唐指挥。

24日，第四军第十师抵浪口畈、谢石畈，第十二师抵麂门铺、克崇阳。25日，第四军进抵杨家畈、中和铺；第七军到达大沙坪、桂市口；第八军各师分别集结于聂家市、云溪、临湘、蒲圻、羊楼司之间，准备沿武长路，占领汀泗桥，相机攻取武汉三镇。

汀泗桥是咸宁以南的重镇，南、西、北三面环水，东北至西南有粤汉路横贯其间，东面是崇山峻岭，俨然天然屏障，为鄂南通往武汉之第一险要门户。

北伐军第四军担负攻克汀泗桥的作战任务。25日，四军全军到达指定地点后，决定趁敌援军尚未集结之前，首先消灭汀泗桥之敌，并下达如下作战命令：右翼第十师抵达汀泗桥以东赤岗亭附近地区，对该地敌人取包围之势；左翼第十二师(缺三十六团)对汀泗桥西面及西北之敌采取战略包围；三十六团从石坑渡分左右两路进至分水嘴和阚家，在汀泗桥东南方协助第十师消灭该地之敌；独立团为预备队。

26日黎明，各部按作战计划，向汀泗桥进击。首先，左翼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尖兵连在汀泗桥南端附近高地与敌相遇，发生短时激战后占领该地，跟踪追击至铁桥南首。不久，第三十五团主力、叶挺独立团和直属队赶到，随即进行侦察搜索，将部队埋伏铁道左侧，控制右翼高地，作好强夺汀泗桥的准备，随后三十五团向铁桥冲锋数次，均因铁桥北端之敌用机枪三挺同时扫射，火力极猛，加之桥上铁网重重，无法通过。

这时，第十、十二两师和独立团一营分别从左右两翼向张央园、赤岗寺、古圹角、尖山寺一带高地之敌进攻，都因敌人所据地形险要，顽强抵抗，火力猛烈，数次进攻均无进展，革命军遭受一定损失。此时，吴佩孚南下援军将至，军情紧迫，经军部同意后，独立团(缺一营)在农民带领下向古圹角进发。

与此同时，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建议乘夜袭击，夺取敌军中央阵地，然后于拂晓全线总攻，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汀泗桥。军部当即采纳黄的建议，由三十六团担任夺敌中心阵地的任务。26日晚八时，该团第一、二两营奉命夜袭敌营，被敌发觉，遭到密集火力扫射。官兵们在枪林弹雨中，隐蔽前进，不予还击。深夜，接近敌中心阵地，趁敌不意发起冲锋，突进敌阵后进行白刃战，歼敌甚多。四军夺得了敌中央阵地的许多制高点，敌增援部队几次反复争夺，均被击退。

为配合第四军进攻汀泗桥，8月26日，第七军由大沙坪前进，开往蒲圻，蒋介石于次日凌晨2时，从长沙出发，下午抵达蒲圻，亲自阵前助战，掩护与配合第四军作战。

27日早晨，总攻开始，经过各路军协同作战，几个小时内将汀泗桥拿下，第四军在汀泗桥的胜利为北伐军胜利进军抢占了先机。

当吴佩孚亲率卫队团，军官团和正规军等数万军队，分乘专列火车，赶赴汀泗桥增援，到达贺胜桥时，汀泗桥、咸宁已被北伐军占领。这时，从汀泗桥败退下来，吴部溃兵亦有一万余众，他们遂决心在“鄂南第二门户”贺胜桥再度与北伐军较量。

《青年蒋介石》 汀泗桥、贺胜桥之战(2)

8月29日，蒋介石乘火车由蒲圻抵咸宁，与各军首脑商讨进攻贺胜桥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乘敌阵地未固，增援部队没有完全到齐之前，迅速攻下贺胜桥。其作战部署是：第七军出咸宁东，进攻铁路以东地区之敌；七军夏威指挥的第一队向徐家铺前进，准备占领鄂城；胡宗铎指挥的第二队向贺胜桥、王本立及其以东地区之敌进攻；第四军沿铁路线及其以西地区前进，正面攻击贺胜桥之敌，随后进攻武昌；第八军一部及第一军之刘峙第二师为总预备队，随第四军沿铁路推进，定于8月30日凌晨开始进攻。

当天晚上，蒋介石返回汀泗桥，对其他方面事宜做统筹规划。

根据咸宁会议确定的作战计划，第四军以独立团和第十二师为攻击队，第十师为预备队，集中全军炮兵，由军参谋长邓演达统一指挥。8月29日傍晚，攻击队由咸宁向横沟桥前进。晚7时到达官埠桥附近时，遭敌警戒部队猛烈火力射击，前进不易。午夜，张发奎、叶挺、缪培南等分析敌情，认为敌我距离太近，相峙过久，于战不利，敌彻夜放枪，表明他们紧张恐慌，若集中兵力，破其一点，而后实施总攻击。于是，30日拂晓，独立团和十二师等向铁路沿线左右两侧之敌进击。经过激战，逐个占领了黄石桥、大路寥、北路学校一带敌军据点，为攻击敌第一道防线创造了条件。

8月29日下午，第七军第二队第八旅在袁家铺与敌激战时采用前后夹击战术，迫其退却，八旅尾追至王本立阵地前方高地，并向敌阵进攻。

第四、七两军攻击部队占领黄石桥等据点后，8月30日晨，即向吴军第一道防线的主要阵地进攻，吴军精锐多集结于此地。这时，敌亦以优势兵力、密集炮火向第四、七军阵地之结合部反扑。第四军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第七军第二旅协同猛攻，直捣敌阵。四、七两军从左右两侧夹击敌军，经过白刃肉搏，杀退反扑之敌，将铁路沿线敌军阵地突破。吴佩孚见势不妙，急令部将卫队临阵督战。

敌集聚愈多，攻势越猛，四、七军阵地几次出现险情。北伐军临危不惧，前仆后继。武长铁路工人组织的交通破坏队，冒着敌人炮火，拆铁轨，使敌人军车、铁甲车无法开动，有效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进攻。在北伐军的强攻下，敌阵渐乱，纷纷溃退，第一道防线被攻破。

吴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后，利用杨林以北的丛林和黄塘湖、白泥湖的湖水，倾其全部兵力死守，扼守粤汉铁路天险贺胜桥。

北伐军攻破敌军第一道阵地后，上午九时，各路军队向第二道防线之敌进攻。吴佩孚率督战队、大刀队、机枪手列于贺胜桥上，严令官兵不准退却，但溃兵四散，吴见状怒不可遏，令机枪手“向退却者扫射，积尸累累，血流成河。”敌军遭到督战队的射杀，弃枪而逃，跳水逃跑者数以千计。吴羞愤至极，手刃旅团长10余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示众，以惩戒后退之官兵。他还令陈嘉谟、刘玉春率大刀队分八路赴前线督视各部队作战。溃兵后退无路，纷纷向督战队开火。于是，敌军内部，互相厮杀，乱作一团。第四军各部乘机夺取贺胜桥。吴见兵败如山倒，仓皇驱车逃跑。车过处，败兵攀援欲上，卫士呵禁弗能止，急挥刀砍其臂，人纷纷随臂而坠，宛转呼号，惨不忍闻。溃退残兵，有的被北伐军包围缴械，有的被大刀砍死，许多士兵落水丧命，或被火车压死。30日上午10时许，北伐军第四军占领贺胜桥。

在第四军向贺胜桥胜利进击的同时，8月30日晨6时，第七军第一路按照蒋介石既定作战方针，出征进发。配合第四军攻击贺胜桥敌之侧背。8月31日晨，北伐军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对贺胜桥溃败之敌展开全面追击。第四军十二师和独立团伤亡过重，暂留贺胜桥休整补充，第十师沿铁路向前追击。当晚，前锋第十师第十九团追至武昌城外洪山，主力进抵李家桥。第七军第一路至31日下午攻克金牛镇；第二路沿武长路以东前进，傍晚占领岳公山、和尚桥、保福祠等地。第一军第二师进至五里界、文家。在北伐军追击下，敌军一部渡江，一部进入了武昌城内。至此，贺胜桥战役结束。

在贺胜桥战役中，北伐军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北洋劲旅吴佩孚的主力，攻克其精心布防之军事要塞贺胜桥，从此声震全国。蒋介石亦因此声誉斐然，成为北伐过程中越发被人看中的英雄人物。蒋个人因此也心胸舒畅，饮誉酣然。

《青年蒋介石》 武汉三镇之役(1)

武汉是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重要的军事要地。

吴佩孚退到汉口后，设司令部于查家墩，企图凭借山川湖沼之险，固守武汉三镇。8月31日，吴佩孚在查家墩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他声泪俱下，拔刀砍案，恳请与会将领，“同心同德，以身许国。誓与赤化党不共戴天，决一死战。坚守武昌、汉阳两城一月，必有外援，赤党内部必有变化。”会议决定：放弃保定，急调田维勤、王为蔚、魏益三各部南下武汉，起用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提升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电请张作霖派兵南下增援，邀孙传芳出兵湘鄂，请陈炯明扰乱广东。

对武汉的军事部署，吴佩孚也是精心安排，详备部署做好各方面的攻击准备，以期全面进攻，打退北伐军。

蒋介石则争取趁吴部署未妥之前，先下手为强，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9月1日，蒋介石特命李宗仁为武昌攻城总指挥、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副总指挥。2日，由蒲坪乘火车到张坊市。电令程潜第六军加入右翼作战，归朱培德指挥。

9月3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加仑等人到洪山山麓视察。蒋介石自恃有东征时惠州攻城的经验，决定第二天拂晓，由第一军第二师“带头冲锋”，各军“跟着冲上去”。第一军第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出师以后一直作为预备队。蒋介石此举，意在让自己的嫡系取得头功。当日，召集各将领紧急会议。唐生智对蒋嫡系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没有信心，极度轻蔑，坚决要求蒋介石将该师调离前线，蒋介石认为唐“以下凌上”，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辱”。他训斥第二师师长刘峙说：“如不争气，不能见人!但使光荣得以维持，虽积尸叠城，亦所不恤!”

9月3日凌晨3时，北伐军开始进攻武昌。很快，第一军第二师占领了紫金山至忠孝门防地的一角。其第六团官兵进抵城脚，开始攀梯爬城，不料被敌军发现。敌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加之云梯过短，攻城战士死伤无数。第四军第十师攻城部队，突至宾阳门城门口，因携带爆炸火药和器材过少，炸不开城门，攻城亦未成功，伤亡颇大。第七军第二路攻城军清晨向望山门、中和门、保安门进攻时，遭敌炮火、机枪猛烈射击，无法接近城垣。各路城军，战斗到7时，仍无进展，伤亡惨重，蒋不得不鸣金收兵。

第一次攻城受挫，除了准备不周、指挥不善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乃唐生智贻误了战机。本来，第四军已于8月31日兵临武昌城下，本可趁吴军正处攻守无备，乱作一团之际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但唐生智为了同蒋介石争夺武汉地盘，不愿第四军首先占有武昌，命令其就地休息。吴军获得喘息时间，日夜抢修城防工事，并在楚望台、蛇山、龟山修筑炮兵阵地。9月1日上午靳云鹗又率援军赶到汉口。由于敌军做了充分的防守准备，因而，在9月3日北伐军进攻武昌时，不但城不能破，反招致很大伤亡。蒋对此极为不满，但因情况非常，只得强压怒火。

9月4日，蒋介石、加伦、白崇禧、唐生智等，在湖南召开前线各前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确定第二次攻克武昌的计划。会上，加伦详细分析了攻打武昌失败的原因：“攻城在技术上没有准备好，拂晓后才开始，在指挥员之间战役的每个阶段完成得有迟有早，增派预备队互不配合，没有炮兵火力。”但这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蒋既不认真分析敌情，总结教训，也不听取苏俄顾问及各级将领对攻城的意见，却专横独断，贸然下令：“武昌限于48小时内攻下”。他还对唐生智说：“这还不好攻!我们攻惠州时，就是冲上去的。”“我是有经验的”。弄得大家家面面相觑。不知蒋之讲话中，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9月5日凌晨，蒋介石颁发第二次攻城计划，指示各将领“肉搏猛冲”。

9月5目凌晨3时，第二次武昌攻城战开始。李宗仁任攻城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任务分配是：一军第二师攻忠孝门至武胜门，四军第十师攻宾阳门至忠孝门，四军第十师和叶挺独立团攻通湘门至宾阳门，七军第二路攻中和门、保安门、望山门至江边。由各师挑选奋勇队员300名至500名，军官12至15人，编成3队，每队编若干班，由营长任奋勇队长。首先是炮兵向各城门及炮兵阵地轰击，随后各奋勇队强攻登城。

这次攻城作战，由于敌军防范甚严，北伐军的攻坚重武器不强，冒险强攻，遭致整排整连的牺牲。

第二次武昌攻城战的失败，毫无疑问，主要原因在蒋介石，是他依“经验主义”一味孤行蛮干所造成的。他之所以如此着急，是有他的打算的。蒋介石预计，武汉之险在汉阳龟山，该地又有兵工厂，吴必以重兵扼守，定不易攻下。至于武昌，则地势卑下，攻取甚易。故以八军攻取汉阳，而以四、七军攻取武昌。如果汉阳先攻下，而兵工厂亦必为刘佐龙所有，蒋可以利用刘与唐对抗。蒋如果先得武昌后，即可以发号施令，组?湖北省政府。怎奈战事之发展竟出于蒋所预期。

《青年蒋介石》 武汉三镇之役(2)

为了与唐生智争夺权力，蒋介石不顾官兵的伤亡，给国民革命军带来重大损失。此外，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谎报军情也是重要原因。刘是蒋介石的嫡系，贺胜桥战役后，蒋介石以为吴佩孚主力已失，武昌唾手可得，故把刘峙拨归第四军陈可钰指挥，打算在占领武昌后，让刘峙出任武汉卫戍司令，以便控制武昌，作为日后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基地。因此，当独立团奋勇队冲到城脚，挂梯攀登时，刘峙以为叶挺独立团攻进了武昌，急忙捏造战报，称“他们(指刘峙)的部队在鸡叫前已进城了”，弄虚作假，抢夺攻克武昌的头功。右翼攻城军指挥陈可钰接到刘峙的报告，信以为真，立刻电告叶挺：据第二师报告，他们的部队已进城了，命令叶挺赶快进城。

叶即率二、三两营及特别大队向宾阳门攻击前进。沿途遇到敌军的阻击，部队伤亡甚重。当攻到城墙附近时，得悉守城士兵不是刘峙的部队，仍是北洋军。叶挺还在愕然之际，又接第一营营长曹渊送来的报告，称“职全营现已牺牲殆尽，仅存十余人。但革命军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曹渊在写完这个报告时，头部中弹，光荣殉职。)叶挺据此判断，第二师攻进武昌是假的，即将情况呈报军部，陈可钰只得令独立团撤回。叶挺至军部查明了刘峙谎报的真相，当即提出：“从广东出发到现在，他们(指刘峙)没有看见过敌人”。“他们这一行为，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必须从严处罚。”

9月5日，蒋介石与加伦、李宗仁、陈可钰等，到南湖至洪山一带前线视察，加伦力主暂时停止进攻，蒋也感到硬攻无望，遂下令暂时停止攻城。至此，第二次攻城结束。

6日下午，蒋介石等在洪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武昌采取封锁包围之策，由第四军和第八军一部进行围困，任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为武昌攻城司令，李宗仁率七军主力挺进鄂东。四、八两军攻城部队，撤至安全地区集结休整，以适当兵力于前线监视警戒，防止敌军的突围和反攻。

在武昌开始攻城的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北伐军发动了攻取汉阳、汉口的作战。

担任进攻汉阳、江口的北伐军为唐生智第八军的三个师和夏斗寅的鄂军第一师。北伐军在进攻阳、夏前，接受了加伦的建议，派夏斗寅一师先从嘉鱼渡江。9月1日，占领了新滩口、侏儒山，向蔡甸挺进。9月3日，八军第一师间道抄至汉阳附近，与刘佐龙师防地相连。

刘佐龙跟革命势力一向有联系，随着形势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积极争取下，刘佐龙也已觉察到吴佩孚对其的不信任，遂投诚起义，协助北伐。

汉阳克复后，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命刘佐龙师一部防守汉阳和龟山。一部协同八军第一师主力，于6日晚，强渡汉水，进取汉口。7日晨，革命军占领汉口。

北伐军9月6日克汉阳，7日占汉口，之后势如破竹，连克横店、孝感、广水、东篁店、九里关、武胜关、平清关。旬日之内，将敌驱赶至武胜关外。

北伐军克复汉阳、江口，直接威胁北洋军阀在长江中下游的统治。9月7日，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蒋介石：“粤军限于24小时内，全数退回粤境，不得借词逗留。”并大量调兵入赣，取道铜鼓、萍乡，企图进袭平江、通山，断北伐军后路；令其两部集结鄂赣边界武穴，乘军舰沿江西上，拟在富池口、黄石港等处登陆，增援武昌。

但蒋介石率领北伐军连克赣西的重镇萍乡、修水、铜鼓，孙军节节败北。孙传芳解围武昌之图，遂成泡影。

武昌形成孤城之后，粮弹来源断绝，给养奇缺。守城敌将陈喜谟、刘玉春派武昌总商会会长丁舜臣等，向蒋介石请求停止攻城，双方议和，并提出如下要求：“(一)给饷20万元；(二)保全各将领之生命财产；(三)准其携带武器整队而退。”蒋介石坚持其无条件投降，拒绝了这些要求。

随后，蒋介石将围攻武昌城的任务交给了第四军承担，副军长陈可钰任攻城司令。鉴于前两次攻城受挫，蒋介石决定对武昌实行长期封锁。9月14日，下达严密封锁令。

9月18日，蒋介石到达长沙，致电广州张静江等报告离鄂入赣后的安排，另立湖北临时政务会议，蒋介石任主席。同时向城内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24小时内投降。21日拂晓，北伐军按预定计划，开始攻城。3次攻城不克，付出了极大牺牲，后不得不发动工人、学生挖

地道，出奇兵。固守在武昌城的敌军几次企图突围，也都因北伐军防备甚严，未果。

久困孤城之敌，伤亡惨重，民声沸腾，重要将领发生动摇。10月6、7两日，武昌守军几次派员和北伐军谈判开城投降事宜。10月10日，在北伐军猛烈进攻之下，城里内应积极配合，经过殊死搏斗一举将武昌城池拿下。至此，围攻40天之久后，武昌城终于被攻克。

在整个北伐行军过程中，蒋介石的指挥统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在湖北进攻武昌的过程中，蒋介石事实上早已开始了对江西孙传芳军队的攻击和福建孙军策略上的分割和战略上的打击。

在北伐开始之时，为了集中兵力对付吴佩孚，蒋介石以及以蒋为主要首领的广州国民政府采取并灵活运用了远交近攻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北伐军攻下武昌后，各界群众集会，欢迎北伐军进城对孙传芳，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初企图“收抚”，承认其地位以与之共同夹击吴佩孚，后来则企图使之保持中立。

而另一方面，孙传芳与吴佩孚同为直系，1925年10月，自任浙、苏、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旋又被吴佩孚委任为江苏都督。浙、苏等省是中国的富庶之区，孙传芳虽有进一步扩张地盘的野心，但最为重视的是保持现有势力范围。他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后，即多次派人赴粤“修好”。

《青年蒋介石》 武汉三镇之役(3)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孙传芳又向蒋介石提出，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福建与江西。蒋介石则要求孙传芳摆脱和吴佩孚的关系，倒向粤方，并以承认孙的“五省总司令”地位相许。8月，蒋介石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浚和孙传芳接洽，要求孙有确切表示，或提出加入国民政府的具体条件。8月下旬，何孙在南京会谈。何成浚提出：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要求孙军自江西西进，会同国民革命军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则要求国民革命军退出湖南，将湖南作为南北缓冲地带。会谈中，孙传芳表示，赞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但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对何成浚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

9月初，张群再次赴宁谈判。孙传芳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但又同时声称：愿保持和平与中立。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三条办法，其内容为：目前不犯入其辖区，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共商大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这些条件，蒋介石当然也不能接受。

湘赣互为犄角。北伐军的作战特点是长驱直进，夺取大城市，自然不能不顾虑侧翼的安全。

7月11日，北伐军克复长沙。24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研究下期作战计划。唐生智、李宗仁主张同时进攻鄂、赣，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则主张迅速进取武汉，对江西暂取监视态度。会议结果，通过了唐、李主张。

9月5日，蒋介石在湘南郴州与加仑、白崇禧等召开会议，研究唐、李送来的意见书。加仑顾虑到攻武昌会遇到帝国主义的阻碍，主张多加兵力，先攻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蒋介石赞成加仑的意见。会议决定，以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担任洞庭以东之线，为主攻，以第十军担任洞庭以西之线，为助攻，仅以少数兵力监视赣西。

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有加仑、白崇禧、唐生智、李宗仁、邓演达、朱培德、陈可钰和黔军袁祖铭的代表等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蒋介石重提攻鄂、攻赣先后问题，征求与会者意见。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仍依出师前原定方案进行。

蒋孙之间的谈判虽然未能取得成效，但它延缓了孙传芳援助吴佩孚的军事行动；在湘鄂战场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对江西取守势，也保证了北伐军得以集中兵力，首先击溃吴佩孚军阀集团。

对于张作霖，蒋介石采取“联盟”政策，力图离间奉系和吴佩孚、孙传芳的关系。

1926年7月，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李大钊、李石曾等通过叶恭绰等人与张学良交涉，要求奉方断绝对吴佩孚的军火接济，并在广东国民政府和奉系之间建立反对吴佩孚的联盟。同时，谭延也派杨丙赴奉联络。1922年至1924年期间，孙中山曾和张作霖、段祺瑞等缔结反直同盟，杨丙到奉后重提旧事，希望建立新的联盟。杨对张作霖表示：“两家事实原无冲突，三角同盟，久有联络”，“此番用兵之原因，只全在吴一人”，8月17日，蒋介石又派蒋作宾赴奉，动员张作霖设法阻止吴佩孚率兵南下。

奉系和吴佩孚虽有所谓“反赤联盟”，但吴的失败有利于奉系的扩张。因此，奉系同意和广东国民政府联合。9月，蒋作宾派汤荫棠携带致谭延密函南归，内称“此行已得圆满结果”。下旬，蒋作宾南归，杨宇霆、张作霖分别致函张静江、蒋介石、谭延等人，追述奉粤合作历史，声称“时事益棘，非得海内二三豪杰出而合力挽救，不足以奠国本。”一时间，广东国民政府与奉系的关系好像要再次热烈起来。

奉系联络国民政府，目的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话虽说得很甜美，提出的条件却很苛刻。10月间，张作霖利用北伐军与孙传芳正在进行生死决斗的情况，通过杨丙向蒋介石要求：承认张作霖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粤、贵、川、黔、湘、鄂、闽、赣、浙、滇等十省归粤，苏、皖归奉；川、滇由蒋介石自由解决，冯玉祥、吴佩孚由奉方自由解决。这些条件中，取消国民政府，听任奉系解决冯玉祥都是蒋介石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也认为该条件“十分奸险，绝无容纳之余地”，主张一面拖延时间，一面调兵入赣，迅速解决孙传芳之后再与奉系谈判。后来又建议：在奉系势力之下，各地一切政治设施，奉张均可自由为之，即张要做总统也不反对：奉方如不进攻国民军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不反奉。江苏、安徽地盘归属问题，视哪方面的军队先取为断。如奉方先取，可以属于奉方。

蒋介石自然非常关注和奉系联盟的情况。10月中旬，蒋介石估计江西战事即将结束，准备制订向长江下游进军，彻底消灭孙传芳集团的计划。他希望奉系出兵，夹击孙传芳。于是，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要他们询问奉方“究能何时出兵入苏”，电称：应催奉方从速对南京出兵，并表明此间非歼除孙传芳决不终止，望其同时夹击，则收效更速。

12月7日，蒋介石、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等在庐山会会，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16日，蒋介石接杨丙函，得悉奉方“毅然与革命军为敌”的情况，估计与奉方的大战即将爆发。但是，为了首先消灭孙传芳集团，蒋介石仍然希望与奉方缓和。1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建议在奉方“有重要人员来商”时，派孙科、蒋作宾赴奉，以“缓和”两方关系。

当时，奉系正积极向南扩张，企图从孙传芳、吴佩孚、靳云鹗等人的手中抢夺江浙、河南等地，因此，也想与国民革命军“缓和”。约在1927年1月间，杨宇霆邀李石曾会晤，声称：“奉军即入河南，解决吴、靳各部”，表示在占领武胜关后将与北伐军议和。杨并约李石曾与他同伴出京，转赴南方主持和议。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出面劝说国民政府与奉方实行南北分治。李大钊表示，国民政府方面“极欲与奉方谋和平”，但是，他对奉方的和平诚意表示怀疑，询问日方“对奉方有没有把握使之不对南作战”?

由于奉方胃口太大，要求太高，通过多渠道进行的对奉谈判最终都没有结果。1927年3月，李石曾曾说：“奉系军阀杨宇霆要与我们妥协，五六个月来派人来说话，也非止一次，但是条件终是做不到一路。我同守常君商量，有时大家都发笑。我屡次不愿理它了，倒是守常君几次嘱我与他委蛇。守常以为我们打仗，胜负未可定，把奉天和缓住了，亦很好。”

尽管与奉方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张作霖也没有给予吴佩孚以实际援助。口头上，张作霖信誓旦旦，一再对吴佩孚表示，要共同讨赤，合作到底，并保证提供吴所急需的100万发子弹，实际上，却一再“延宕”、“敷衍”，吴佩孚连一粒子弹都没有得到。1927年春，张作霖又不顾吴佩孚的强烈反对，毅然派兵南下，强占了吴佩孚恃以再起的根据地河南。

蒋介石亲率国民革命军出师时，兵力约10万余人，实际作战兵力仅有5万人。三大军阀集团的联合力量远远超过国民革命军，如果彼此联合，国民革命军将难以应付。

蒋介石根据情况，利用矛盾，远交近攻，将消灭三大军阀集团的任务分解为几个阶段，在打击第一阶段的敌人时，暂时与第二、第三阶段的敌人联盟，以利于各个击破，取得了显著效果。

《青年蒋介石》 南昌之战(1)

攻击赣闽

按照北伐出师前的决策，第一步是打下武汉，第二步是进取河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与苏俄取得联系，直接获取苏联的支持。但是，8月25日，蒋介石致电广州李济深、汕头何应钦、醴陵朱培德称对赣作战计划，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我北伐军克复武汉时；第二时期为我军尚未决心攻赣，而闽周已犯我潮梅时，第三时期，为闽周不犯潮梅而援赣时，在三时期中，无论敌方行动如何，我军皆以进攻江西为唯一方针。”从这时开始，蒋介石已经开始明确将进攻江西作为下一步主要军事目标。

8月29日，蒋介石电令李济深、何应钦、赖世璜出击孙传芳，次日，又电召朱培德改变原有计划，集中兵力展开攻击。9月1日，蒋介石再电程潜、王柏龄集中醴陵，令王柏龄3日前率军赴浏阳集中，归朱培德指挥，于5日以前发动对赣作战，并电令程潜第六军加入右翼归朱培德指挥，准备进攻江西。9月3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又任命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为攻赣军总司令。

当时，在广州负总责的苏联顾问加伦对是进取河南还是回兵江西问题上方针未定，处于矛盾状态。他的顾虑是：如果取江西，必与孙传芳冲突，同时英帝国主义为维持其长江势力，亦必出死力帮助孙传芳；如果放弃江西，一直进攻吴佩孚，先联络樊钟秀取得河南，再同国民军联络，抛弃长江下游，只向内地发展，这样做固然有这样做的好处，但是战线太长，江西、福建都可以从侧面进攻，很有后顾之忧，对于军事上也有不利的地方。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才是上上之策。

但蒋介石决心已下。蒋这一决策的改变主要由于孙传芳态度的变化。北伐军向湖南进军后，孙传芳一面与广东国民政府谈判，讨价还价，一面坐山观虎斗，准备在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的时候，出而收渔人之利。8月中旬，孙传芳觉得形势有利，机不可失，又经杨文恺等劝说，决定出兵援赣。同月下旬，孙部10余万人陆续到达赣北。月底，孙传芳任命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同时下达进攻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进攻通山、岳州；以苏军为第二、第三军，进攻平江、浏阳；以赣军邓如琢部进攻醴陵、株洲；同时命闽南周荫人部进攻广东潮州、梅县。这样，不仅广东革命根据地受到威胁，而且进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的侧背也处于孙军的攻击目标之中。孙军随时可以截断北伐军和广东的联系，使之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其二是和唐生智的矛盾。长沙军事会议后，第八军的实力迅速扩充。由唐生智指挥主力第四、第七、第八军夺取武汉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路节节胜利，出现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势，蒋介石急于另辟战场并迅速取胜，以提高自己的威望。8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正是这一心情的曲折表现。其后，在进攻武昌过程中，蒋介石和唐生智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甚至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这样，他终于在17日离开湖北前线，并于19日到达江西萍乡，开始指挥江西军事。

当时，北伐军派往江西的兵力约5万人。第一军副军长王柏龄率第一师孙元良、胡宗南、薛岳3个团，约5000人；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率第四师张辉瓒之谢毅伯、周佛、邓赫绩3个团，第五师谭道沅之罗寿颐、彭璋、朱刚3个团，第六师戴岳之黄以鹊、廖新甲、刘凤3个团，教导师陈嘉之、李韫环2个团，约16000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率第七师王均之、曾万钟、万人敌，祝膏如3个团，第八师朱世德之3个团，第九师3个团，约12万人；第六军军长程潜率第十七师邓彦华之傅良弼、文鸿恩、李明灏3个团，第十九师杨沅NB064之王尹西、张轸、王茂泉3个团，约9千人。

这支部队分三路进攻：一路在赣西，由朱培德第三军第七、八、九师和鲁涤平第二军第四、六两个师组成，朱培德任总指挥，从醴陵出发，经萍乡、安沅，向万载、宜春、高安、新喻(新余)方面进发，指向南昌，这路兵力共约2万多人，是兵力最雄厚的一路。另一路在赣南，由第二军第五师和第五军的四十六团组成，鲁涤平任总指挥，从广东南雄出发，经大余，由湖南汝城进赣南上犹，会合赖世璜部攻赣州、吉安，直趋南昌。第三路在赣西北，由程潜的第六军第十七师邓彦华部、第十九师杨沅NB064部和第一军组成，程潜任总指挥，从湖北咸宁、崇阳进赣西北的修水、铜鼓，直捣德安，计划断通南浔之路，控制九江、通城。以何应钦所率谭曙卿、张贞等数师，从广东进入福建，牵制江西。

在赣西，第三军于9月2日从醴陵出发。6日晨开始攻击，随即拿下萍乡，7日占领安源，14日北伐军主力进占分宜。16日，又占新喻。

革命军入赣以后，还有一部分兵力从左右两翼向万载、上高、永新、安福夹击唐福山、张凤岐部。9月14日，第三军二十六团攻占高安，俘敌数千。18日，三军主力直捣高安，六军十七师占领高安，大败敌军。19日，两军克复清江，敌部被彻底击败。革命军正面战场及左右两翼的胜利，使革命势力进入了赣中腹地，南昌大为震动。

在赣南，赖世璜率部归附革命军，增强了革命军在赣南的力量。此后，革命军分两路围攻赣州：一路由赖世璜独立一师担负攻击任务，另一路由第二军王师负责进攻。

革命军选在夜晚进攻赣州，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敌守兵司令得前线警报时，竟不及着衣而逃”，“诸兵见军官远去，亦弃其枪械军服，而觅安所”。攻下赣州后，9月13日，蒋介石命何应钦等，“应以主力协同谭师迅攻吉安、樟树(清江)，以便会攻南昌”。

随后，革命军急攻遂川、吉安，连克数城，直逼南昌。

在赣西北，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分别从鄂南通城和湘东浏阳，向修水、铜鼓展开攻势。9月5日，程潜率第六军越过幕阜山分两路进入江西，第十七师由通城至修水大道，第十九师由通城凤鼓泉绕出修水背面，抵古石、隋山、阳溪之线。

11日，克复修水。13日“分五路攻入铜鼓，歼灭敌杨震东旅大部。这一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一师精华失去三分之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青年蒋介石》 南昌之战(2)

12日，蒋介石闻得卢香亭2日抵九江，其所部第二师，亦已集中南京待发。于是命在浏阳的朱培德，“督军从速猛进南昌”，命程潜“占修水后，必向奉新、南昌前进”。此时，六军主力到达三都，二军一师在铜鼓附近向东进攻。

第六军取得修水大捷后，从9月16至18日，继续进攻武宁、奉新、高安，让谢鸿勋退守建昌，威胁南浔路中段和南昌之敌。与此同时，第一军第一师连克上高、奉新、高安、进至长桥，迫使敌军向南昌溃逃。北伐军在赣西北的胜利，完成了对南昌之敌的三面包围。

孙传芳在南昌受到三面包围后，于9月15日致电蒋介石求和，企图用缓兵之计。17日，蒋介石复电孙传芳：“双方既经冲突，和平不可托之空言”，要孙拿出诚意来，否则免谈。

南昌为江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便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北伐军进抵武汉以后，敌对双方都把南昌作为争夺的焦点，南昌成了江西战场的战局中心。

9月初武昌攻城失利的教训没有让蒋介石变得清醒理性，反而使他更加急于求胜，以挽回面子。9月中旬，蒋入赣时，有“一星期攻下南昌，十日内应抵九江，与鄂省联系一片，再会师中州”的计划。在蒋介石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指导下，加上当时革命军在赣西、赣南、赣西北的一连串大捷，部队也被一种冒进速胜的思想包围，都想速下南昌。其时，程潜、朱培德约2师共1万多兵力密集高安，第一军第一师亦由铜鼓向奉新进攻，紧缩对南昌的包围圈。程潜第六军进占高安后，得悉敌守卫南昌主力部队因赣西吃紧，南昌城内守敌甚为单薄，守七门者仅有宪兵2连，警备队2连负保护衙署之责，地方秩序由警察维持，合计城内守兵仅600余人，防务空虚。于是，程潜第六军及朱培德之一部兵力约1万多人，改变原夺取德安，截断南浔路的计划，也不等第三军大队的赶到，贪功冒进，与王柏龄师会合，分两路猛进南昌。此前，第六军的先头部队早已由奉新间道便服入城。18日黄昏，六军五十七团直抵南昌漳江门外搜查时，捕获敌警察所长一人，进一步得悉防务空虚的情报，决心一举攻城。

19日夜，城外又集结有革命军数百人，并开始攻城。是时，革命军别动队也早已混入城中埋伏。当革命军兵临城下，并已进城之时，敌刘焕臣、李定魁及警务处长阎恩荣等，还在商议防御之策。这时，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第三军二十六团也已入城，南昌城内约250名警察及约300名警备队员，闻革命军已进城，惊骇异常，毫无抵抗能力。这时，刘焕臣、阎恩荣等也因卢香亭援未到，遂放弃守城，南昌即为革命军所占领。

南昌虽被占，但孙军主力还未被摧毁，而且攻城作战中革命军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六军和一军一师占领南昌时，二军还远在樟树；三军第七师虽到了生米街(距南昌30里)，却不肯继续前进，致使南昌火车站未克，敌人仍可利用交通运输之便，进行增援，一军师长王柏龄又极为怕死，敌未至而先慌退却。蒋介石在指挥上均有许多错误，如没有抽调战斗力较强的第四、七、八各军增援赣西北和南浔路的作战，怕他们利用参战之机染指江西。革命军内部的这种地盘和权力之争，破坏了其军事部署，使战斗力大为减弱。

南昌被占后，孙传芳极为震惊。他立即令郑俊彦率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迅速南下，并在南昌对岸布置炮兵猛攻南昌。此外，还电令邓如琢由丰城回师北攻，限期夺回南昌，否则军法论处。孙传芳本人则于20日下午，由山东济南赶回南京，并在当夜凌晨3时半乘江新轮出发赴赣督师，就近指挥其各军反击革命军。在他的指挥下，对革命军进行南北夹攻。

在此情况下，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深感孤军深入招至腹背受敌，形势危急。由于孙传芳兵力雄厚，炮火猛烈，加上革命军接应不力，王柏龄师又战斗力太弱，南昌以西赣江北岸地区全为敌军占领，城郊也被敌军重重包围。尽管这时蒋介石命李宗仁向九江挺进，企图从北边牵制敌人，但没有减轻南昌革命军的压力。

革命军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战局严峻，在与敌军浅战之后，伤亡惨重。加上三军未援，六军不得已于25日晚撤出南昌。

革命军因南昌战败，队伍陷入混乱，各将领对蒋介石深感不满。但蒋介石并没因此放弃对南昌的攻取，并为再次进攻制定了作战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南攻北守：即北线以第六军、第一军第十一师，在奉新地区防守；调第七军由湖北、江西交界的洋港地区南下南浔路参加作战；第三军在西山万寿宫附近取攻势防御。南线以第二军主力横渡赣水，由清江北上丰城；以第二军一部协同第十四军向吉水、永丰、抚州方向进击，目的是对南昌进行包围，与孙军决战。

9月下旬，蒋介石亲临江西督战，第一军第二师也随其入赣作战。21日，蒋介石抵达宜春，并在此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以收复南昌为唯一任务，要求第一、二、三军必须在最短时期努力冲锋，以竟全功。

第一、六军已集中奉新附近整顿，准备向高安进发。10月1日，总部行营进驻高安。与此同时，李宗仁第七军在赣北武宁、德安群众的支援和帮助下，于9月底经过激战，取得箬溪战役的胜利。10月初，又取得了德安大捷，使孙传芳嫡系几乎全军覆灭，使孙传芳在江西乱了阵脚。10月2日，第三军又大败郑俊彦师和彭德铃、杨庞和两混成旅，敌军损失几尽，仅少数逃窜。同时，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一师，也由奉新进攻安义、永修，沿南浔线南下向乐化前进，攻击南昌。第二军主力占领丰城后，控制了赣江下游各县，并向崇仁等县进军。第三军则正向生米街南昌车站前进，逼近南昌。

革命军再战南昌是否获胜，关键在于能否破敌之南浔线。南浔线是孙军的重要防线，利用南浔线，孙传芳就可以运兵增援，南昌就可保住。所以，孙军以重兵把守，革命军欲破此防线，绝非易事。为破南浔线，苏联顾问加伦曾作过“冷静的估计和周密的准备”的指示，然而蒋介石却无视种种困难因素，加之好大喜功，因此再度贸然总攻。10月4日，蒋介石下达进攻命令，命第三军前往铁路南段；第六军和第一师攻建昌、涂家埠，第七军进占德安，第二军及第二师回攻南昌，第十四军出扰州堵截敌军东窜。

10月9日，蒋介石以自湖北调来的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第二次进攻南昌。总攻开始后，很快取得了一定战果。

第三军与南昌守敌近8000人，在西山万寿宫附近激战后，占领了万寿宫并追至牛行附近，逼近了南昌。这时，第二军和第一军第二师，也从丰城北上进入南昌县境的市汊附近，第三军

也由马庄、王庄、望城冈、马鞍山向南昌火车站之敌进攻。

但是，因为蒋介石没有歼灭南浔路上敌军主力而只顾围城，使敌人通过南浔线获得补给。因此，革命军虽集重兵于南昌城下，但未能彻底实现攻城计划。而且围城各部队军事行动不很统一，缺乏联系和协作，出现了此进彼退的脱节情况。第七军从德安撤回箬溪后，第六军全然不知，致使该军孤军攻打永修而失败，从而给了孙传芳能从容调拨其军队，将攻南浔南段的革命军第三军挫败的机会，在第三军失败之时，从丰城北上南昌城郊的第二军竟毫无应策。

以上诸多因素，致使革命军围城战局很快发生了变化。12日，革命军第三军在牛行败北，第六军进军涂家埠时，受到敌人的还击，第七军向南浔路方面进攻牵制敌人时，出现了被动局面。特别严重的是，敌卢香亭部打通了南浔线，其增援南昌之敌军可以及时南下。

《青年蒋介石》 南昌之战(3)

10月9日，蒋介石不得不把总部行营由草山搬进生米街，指挥第二军各师和第一军第二师，攻打南昌各城门，具体计划为：以第一军第二师攻打德胜门、章江门，第六团由老营房、江门桥之线，向澹台门外之敌攻击，第五团由清岚湖北端抄袭退却之敌，第二军第五师攻击永和门、顺化门；第二军第六师攻进贤门、惠民门、广润门，第三军攻南昌车站。

攻城开始后，蒋介石亲至南门口的南关口附近督战，命令强行攻城。然而，整个形势对革命军不利，湖北阳新之敌正向南昌压迫，武穴之敌在左侧后至横港大坳小坳一带，也向革命军发动进攻，陈调元所部第二军刘凤图、第三军毕化东，各率三团及骑兵一团由瑞昌向南昌前进，企图进攻箬溪。革命军在南昌外线几面受敌，且南昌城内防守牢固，易守难攻，敌占南浔铁道对南昌也增援方便。

此时的革命军在蒋介石指挥下，攻城心切。攻城部队将南昌城团团围住，并不断用步枪、机枪和大炮轰击，敢死队英勇奋战，但受到张凤岐、唐福山部队火力的严密封锁，伤亡惨重，能登上城头。在革命军连续几次攻城后，敌城防司令为防止革命军破城而入，竟下令工兵营用水龙头喷射煤油硝磺等，纵火将惠民门外禾草街、广润门外附城街、章江门外河街和瓷器街及德胜门外正街等万余家店铺和民房烧毁，连千年名胜滕王阁也沦为废墟。与此同时，唐福山则在城内数处设伏，诱革命军攻入城内，继而闭门攻之，死伤甚多。

10月12日，张凤岐、唐福山又偷袭城西、城南的革命军，蒋介石的第一军第二师败北，连夜撤至赣江西岸，退驻高邮市，革命军第二军也向丰城、三江口一带退却。第一军一师在柘林市附近，第三军在南昌北面，也因受到严重挫折后退至青山。

在革命军围城战全面败退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3日在南昌南门外的农业学校发表训令，下令撤退。15日，蒋介石退抵高安。

再攻南昌失败之后，蒋介石痛感面子尽失，威信扫地。他不得不重新冷静下来，再作打算。在加伦等的帮助下，10月14日，他通知各军，暂取守势。

其时，孙传芳也正为调整兵力、重整旗鼓，施缓兵之计。孙派人先后到奉新向蒋介石求和。革命军正好也利用这一机会，重新摆兵布阵，以期三度进攻。很快革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已基本稳住阵脚，对南昌再形包围之势。事实上，此时双方兵力成博弈对峙状态，形成包围与反包围，对抗与反对抗的态势。然而，双方斗争的焦点还是南昌城的归属问题。

从整个北伐形势来看，北伐军一方当然呈上升趋势，代表着一种发展潮流，不可阻拦，在此大局的辐射影响之下，经过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对孙传芳军队的分化瓦解，不少敌军投诚归顺，对孙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和严重的兵力流失。另一方面，蒋介石总结了前两次进攻南昌失利的教训，认识到进攻南昌的症结所在，开始有所侧重地部署进攻计划，把主攻方向放在南浔路，实行中间突破。

10月15日，蒋介石命令发布声讨孙传芳之电，展开强烈的政治攻势，揭露孙传芳利用“承军阀割据之风，行鱼肉人民之实”的罪行，指出孙传芳为“帝国主义走狗，中国内乱之罪魁，三民主义之障碍，乃吴佩孚之二，而人民之公敌也”，号召东南人民一齐奋起，共同讨贼。在国民政府和革命军领导下，革命军许多官兵提高了战斗精神，提出了“收复南昌”、“打到九江”、“为已死同志报仇”、“为南昌人民报仇”的口号，颇见效果。

为了确保对南昌决战的胜利，蒋介石重新发布命令，除以第一、第六、第七军对南浔路作战外，还从湖北抽调张发奎的第四军主力第十二师4个团，及独立第二师加入赣北作战，增强南浔路中段的战斗力。命令第二、第三、第十四军，在10月下旬，扫除东南外围之敌，为南浔路大决战及围歼南昌守敌，并截断敌军南窜入闽之路创造条件。

为此，第四军于20日由武昌乘船至大冶，赶往武宁。第六军也于20日开回安义，对永修、涂家埠警戒。第二军主力协同第十四军，解决抚州之敌。第十四军于11月12日克崇仁、南城，并向临川进军，威胁南昌之敌的左侧。第八军李师在湖北圻春、广济、黄石港之线，与武穴、富池口之敌相对峙。

孙传芳在北伐军进攻南昌一败再败的情况下，认为北伐军无力再三进攻，遂自以为是，主动调整兵力改变战略，由对鄂主守变为对赣主守，对鄂主攻。在此思想指导下，南昌守敌力量自然减弱，并且放松了警惕，再加上内部分化，其心腹大将纷纷与北伐军勾结，与蒋介石取得联系，所以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蒋介石在南浔路与孙决战。

10月28日，蒋介石得到可靠消息：“南昌城内，现驻有苏军约二千人，牛行车站敌军约二团，排哨在长头NB065附近；离南昌车站二、三里，筑有强固散兵壕及野堡，并设有狼井二百余，井上盖茅草及薄土，后设电光形交通壕四，章江门一带河岸削成绝壁，郑俊彦驻在南昌。”不禁心中大悦。

10月31日，朱培德又电蒋介石：“敌第二方面军王良臣逆部萧英两团在牛行，杨和赓部傅、杨两团在瀛上，李彦清逆部孟、梁两团在朝天岭至卅九号道房一带，在蛟桥与第三方面军刘大林逆部联络。各处有坚固工事，副防御深长交通壕，设多数之陷阱。彭德铨为总预备队，在瀛上、长头NB065、望城冈、黄家湖、厚渡溪、陈桐子树均有敌游动哨或营哨，梅岭有步兵约两连。”据此，蒋确信攻取南浔时机已到。

10月29日至11月1日，革命军各军在蒋介石命令下进入南浔线指定地点，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1月2日拂晓，总攻开始。革命军在进攻中，采取避实击虚的作战方法，首先发动对北段的攻击。第七军和第四军于2日攻克德安，占领了敌军所有的高山阵地。在这同时，第二独立师同第四军配合，出击马回岭、万家垅一线之敌，将敌颜景崇第六方面军大部歼灭，3日占领马回岭。

革命军占领北段重要据点后，第二独立师向九江方向追击前进，在赛湖桥与敌激战一昼夜，在沙河又与烈斯旅激战，把烈斯旅赶入九江。这时，革命军第八军除对鄂东方面作战外，同时向九江进逼。为占领九江，革命军早已派兵潜伏江边，并轰击孙传芳乘坐的“江新”轮，5日晨占领九江。

九江被革命军占领后，敌军各残部无路可逃，除少数于战前逃窜河口、玉山、饶州、乐平等处外，其余约5万多人均被俘虏，革命军完全占领南浔路北段。

革命军向南浔路北段进军的同时，从10月30日起，第十四军主力也由南昌东南移向抚河左岸，协攻南昌。11月2日，第三军及第六师、第八师亦向南浔南段，攻击前进，并占领有利据点。第七师之一部，已将附近之敌完全驱逐。南昌东南外围之守敌受到了攻击。

5日，占领东化车站，6日，涂家埠被攻，南浔路孙军全部肃清，南浔全线为革命军控制，孙军被迫退守南昌城内，等待援助。

南浔路大决战后，革命军第二、三、六、十四军主力及一、七部分，集结于南昌城下。城内孙传芳残部已被团团围住，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孙军最终绝望，树旗投降。

革命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直辖之警卫团、第一军王俊所部之第一师、刘峙所部之第二师、第二军鲁涤平全部、第十一军方本仁全部、第十四军赖世璜所部之吴建中师，共约5万余人驻赣。蒋介石于9日中午，由南昌车站渡河入城。蒋独立船头，微风轻拂之下，更显英雄气色。不只是因为在二度失利后，蒋进攻到底，报了“一箭之仇”，更重要的是南昌既下，整个江西之敌树倒猢狲散，占领全境，指日可待。北伐大业，再添新喜，蒋当然兴奋不已，眉目闪烁。

《青年蒋介石》 攻克福建

福建地处东南边隅，长期以来是通往浙江、江西、广东的门户。当时，孙传芳之部将周荫人任福建省督办兼第十二师师长，有兵力36万人，在东南五省联军中被编为第四方面军。尽管周荫人不是孙传芳的嫡系，在战略意图上与孙传芳也有出入，但作为联军的一部分，陈兵闽粤边境，确是北伐的后患，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初期，蒋介石决定对福建采取守势，派第二、第五两军的一部分驻守粤赣边，控制周荫人并监视江西之敌。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三个师，即第三师(师长谭曙卿)、第十四师(师长冯轶裴)、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之两个团、第二十师之五十八团，分别驻守兴宁、梅县、三河坝、潮安、汕头、棉湖、黄岗、桃花等地，警戒福建之敌，防其攻我军侧背，保障广东安全，并伺机进攻福建，抄袭赣省。

1926年8、9月间，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战场从两湖向湘北、鄂南和武汉推进，江西战场也即将打响，闽粤形势日趋紧张。周荫人开始调集大队到福建西南沿海一带，准备大举助孙犯粤，于是广东东部的黄岗、大埔情况危急。特别在江西战事开始以后，周荫人探知革命军在粤东兵力薄弱，便倾师西移，配孙传芳入赣援鄂，牵制革命军在赣南对南昌的作战。周荫人以2000多兵力迫至广东沿海东部边境。

是时，蒋介石在粤东的布置的防御兵力约1万多人。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但由于周荫人在福建施残暴统治，人民恨之入骨，且其各部之间互相倾轧，无法协同作战，因此革命军在政治上又占有优势。

8月上旬国共两党对闽军开展了策反工作。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前去福建上杭，从事争取和分化闽军的工作。何应钦任潮梅警备司令后，秘密派人入闽，疏通周荫人部属曹万顺、杜云起两旅长，联络其下属官兵，动员其响应北伐，瓦解周荫人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军可能转守为攻，由被动转为主动。

鉴于上述因素，何应钦等制定了对福建的军事计划。首先派军队由诏安趋云霄入漳州，同时由三河坝、大埔入永定、龙岩，由蕉岭入上杭，占领汀漳全境。然后，冯轶斐部由潮安取道黄岗入分水关，会同张贞部集中诏安候令，谭曙卿部由梅县集中三河坝候令，闽南民军叶定国、吴威等，亦分别集中候令。但与此同时，闽军也屯重兵于永定、平和、云霄，有直冲大埔、饶平之势。

当时形势的变化时紧时缓，但总的来说，闽粤边境呈僵持状态，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紧张备战，惟恐落后。9月上旬，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军军事顾问后，建议采取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战略。于是何应钦急调潮、汕、揭阳之第十四师冯轶斐进饶平，第三师谭曙卿赴蕉岭，兼顾大埔，并调其主力第一军屯驻三河坝，居梅县、大埔。

为加强进攻力量，何应钦还

调入伍生军千余人赴黄岗扼守，并联络福建民军响应北伐军，以便在北伐军进攻福建时配合作战。为防主力调拨前方后潮汕防务空虚，何应钦急电拨兵增防。于是，驻惠州的第六军第十八师胡谦部于9月6日赶到汕头接防，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部一师负责东江惠州的防务。

此时，孙传芳连电周荫人，催促其出兵牵制赣中北伐军后路，周接令后紧急部署，全面应备。

1926年9月中旬，何应钦鉴于两湖战场胜利推进，乃再三电请蒋介石下令攻闽，以策应北伐军作战。蒋介石9月13日电示何应钦对闽固等态度，说到：“对福建方面应该声明，如闽不派兵侵粤赣则闽粤仍可和好相处，不入战争漩涡。否则，无论它入赣侵粤，战由他启，咎不在我。”态度较为强硬。

何应钦领会蒋的意图，命各军集中，积极动员。委请潮州分校教育长王绳祖为潮州卫戍司令，率领学生400余人，维持潮州治安，汕头卫戍司令一职则命其弟何辑五充任，协同王绳祖任潮汕后防警戒，还在汕海马苏口敷设水雷，以防敌舰潜入。何应钦还让闽省党人宋渊源、林知渊等组织参谋团，委任宋为临时主任。参谋团尽心辅佐，出谋划策，使北伐军对闽军事进展神速。

9月17日，何应钦率师出发，发表讨周(荫人)攻闽宣言。18日，何电告蒋介石，决以主力集中高陂，相机进击。

1926年10月9日，双方同时下达进攻命令。战争首先在闽粤边境的永定和松口爆发。闽军主力集中在广东的松口、蕉岭，而国民革命军则先攻打福建西南的永定，因为永定不仅是闽粤交通要道，而且是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

战争开始时，周荫人首先袭击松口之官坪，并与陈炯明相约，里应外合共同攻粤。国民革命军则以谭曙卿的第三师第七、八两团，自大埔向永定发起进攻；以冯轶斐第十四师第四十、四十二两团为左路，出大埔击锋市，切断永定至松口的交通，阻敌增援，防敌逃窜。

后来，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北伐军。在城内守军内外被困的情况下，周荫人遂于9日上午率队十余人，开北门先行逃走，留人困守。终因士气低落，军威尽丧，在11日，革命军占领永定，周荫人退至龙岩。革命军在永定战役取得胜利后，又分左右纵队回师松口。12日，革命军以优势兵力，在松口与敌刘俊第三军激战近9个小时后取胜，刘俊部几乎全军覆灭。13日，何应钦进驻松口。

永定、松口战役以后，10月5日，蒋介石将入闽作战的第一军、第十七军、第十四军二师，合编为东路军，正式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

当革命军正向沿海和闽北进军时，周荫人部对革命军进行了反击。

这时，蒋介石为加强对福建的兵力，命第十四军赖世璜部加入东路军攻闽。10月27日，第十四军东出瑞金，分两路入闽：一路东出瑞金占领长汀城西北高地。一路占领光泽，向建宁进军，击溃向粤、赣逃窜的闽军，并向福建西部的清流、宁化追击，壮大了国民革命军的声威，削弱了闽军的士气。

正当这时，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了第三次攻克南昌的胜利。此讯传来，军心大振，将领、士兵们更是热备奋腾，越战越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奉命与第十四军共同截击周荫人残部，策应第一军向福州前进，而第一军则根据蒋介石“克复漳州后，应速向福州前进，肃清全闽”的电示，追击前进。11月24日，何应钦到达泉州后，发兵三路进击：一路由南宁、诗山入永春，出湖洋夹击仙游，以塞永泰交通；一路由河市过羊西坑出枫亭，以断通莆田之路；一路由惠安直上涂岭而抵涵江。至11月下旬，革命军已连克同安、泉州、仙游、莆田、永泰，直逼福州。

在东路军步步逼近福州之际，闽军内部也纷纷阵前倒戈，12月2日，革命军未伤一兵一率，从西北门和南门入城，占领了福建省城福州。

北伐军攻击福州时，孙军残敌败退至浙江。至此，福建全省基本平定。蒋介石更加神采奕奕，满面红光。

《青年蒋介石》 光复浙江(1)

占领浙沪宁

都发生了新变化。北伐军内部的各个政治派别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都相应有了新的行动意向。

江浙一带为中国财富之区，占有了它，意味着将会有丰厚的物质资源支持。同时由于孙传芳在江浙的统治闹得怨声载道，再加上乘着北伐的“东风”，对盘踞江浙的孙传芳予以讨伐和驱逐，又是“天经地义”，所以无论哪一派，都乐此不疲。

事实上蒋介石对江浙一带是有着特殊情感和非常看好的，他为了从孙传芳手中争得这块风水宝地，早已有所行动，做着各方面的准备。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加伦将军对东南几省也曾采取“半武力夺取”的主张，即“半武力占领浙江”的政策，打算从内部瓦解孙传芳。

北伐的胜利进行促使了革命各派别的利益分化，但对蒋介石来讲，整个北伐形势所促成的革命力量的增长，在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蒋介石的自由发展和权力。蒋介石原本就打算向东南方向进军，所以，在北伐战争相继在两湖、江西、福建取得胜利后，蒋本人尤其希望率领北伐军往浙、沪方向进展，而越来越不顾及事前已制定好的北伐计划。

但是，进军东南也是存在着一定不利因素的。因为江浙一带本身就是多重利益的交织地，既有当时中国社会的富豪阶层，又有着帝国主义的利益掺杂在内。利益交织，势力叠累如火药桶一般，一触即发。

孙传芳本身在江浙也有相当的统治根基和近10万军队，加上福建败军周荫人残部有近七千人还是具备一定的军事对抗力的。

另外，北洋军阀张作霖对蒋介石一方的态度，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也改变原来的“中立”状态，转为公开敌对。1926年11月11日，张作霖决定援孙援吴。后来在孙传芳的努力争取下，12月1日，组建安国军，张作霖总司令，号称30万大军。尽管其内部矛盾重重，但乍看，还是不可小觑的。

蒋介石明白张孙联盟并非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也深知张作霖是受利益驱动的，只要蒋略施诱惑，张是肯就范的。早在北伐军讨伐吴佩孚时，就有蒋张之间的联络。因此，蒋对于张是有相当了解的。

所以，尽管张作霖与孙传芳已组成联军，但实际上，在抵抗北伐军东进过程中，孙军还是主力。在整个东南军阀摆兵布阵和调兵遣将方面，孙传芳的嫡系还是表现得最积极，张作霖只是做些表面文章而已。

1927年1月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张静江、谭延、唐生智、邓演达、李宗仁、朱培德、程潜、张发奎等出席了会议。会上，还制定了进军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决定先取沪杭，击破孙军主力，再会师南京。具体部署是：北伐军的主力分别由赣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其余兵力一部沿长江而下，进攻皖南、皖西；另一部则由鄂东进入豫西、皖西，牵制河南及皖北之敌，策应长江下游主力作战。此外，西北国民军由陇海路进攻洛阳、郑州，与豫南部队联络，攻击吴佩孚余部，牵制奉军，威胁徐州直鲁军。会议还决定把北伐军作战部队编为东路军、中央军和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6个纵队：第一纵有陈仪第十九军、周凤岐二十六军，在绍兴、桐庐集中，指挥官周凤岐；第二纵队有薛岳第一师、陈继承第二十二师，在严州、建德集中，指挥官王俊；第三纵队有刘峙第二师、严重第二十一师、李明扬先遣队，在衢州、兰溪附近集中，指挥官白崇禧兼；第四纵队有谭曙卿第一军第三师、冯轶斐第十四师、王文翰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在金华集中，指挥官冯轶斐；第五纵队有赖世璜第十四军，在处州集中负责肃清浙南周荫人残部，指挥官赖世璜；第六纵队有曹万顺第十七军，指挥官曹万顺，在温州集中，也对付浙南周荫人残敌。第一期作战部署是以浙西之衢州、兰溪、严州为基地，主力由钱塘江西岸向杭州及余杭之敌进攻。其余部队，一部由处州、温州方面先消灭周荫人残部，然后从钱塘江右岸地区，同浙江友军一道会攻杭州。

中央军，总指挥蒋介石(兼)，下分江右军、江左军两路。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下辖3个纵队：第一纵队辖第六军，在马当、彭泽湖口集中，指挥官程潜兼；第二纵队辖第二军，在常山、华埠、德兴集中，指挥官鲁涤平；第三纵队辖独立二师，在景德镇、乐平集中，指挥官贺耀祖。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下辖3个纵队：第一纵队，李宗仁第七军，在黄梅、广济、圻州(圻春)集中，指挥官李宗仁兼；第二纵队，王天培第十军，在罗田、浠火、黄州集中，指挥官王天培；第三纵队，刘佐龙第十五军，在汉口附近集中，指挥官刘佐龙。其作战部署是，江右军以赣东北之湖口、景德镇，浙西的常山、华埠为根据地，威胁皖南之敌，策应东路军作战；江左军集中于鄂东的黄梅、广济地区，牵制安庆，同时与皖北革命军联络，相机攻寿州(寿县)、合肥，使敌不敢渡江南下。

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4个纵队：第一纵队，唐生智第八军、夏斗寅鄂东第一师，在武胜关、汉口集中，指挥官唐生智；第二纵队，张发奎第四军，在武汉集中，指挥官张发奎；第三纵队，彭汉章第九军，在武昌附近集中，指挥官彭汉章。其作战部署是以鄂北武胜关为根据地，联络豫南友军，牵制河南方面之敌，其大部分集中于京汉路南段至武昌一带，策应各方面作战。

《青年蒋介石》 光复浙江(2)

朱培德第三军为总预备队，朱兼指挥官。主力驻南昌，一部分至九江，策应全局。

1927年1月7日，白崇禧指挥所属部队及第三军部队由南昌出发，准备经东乡、玉山入浙。

蒋介石及在南昌之各军军长亲自前往送行，并在丁家山举行入浙誓师典礼。在闽省方面，蒋决定四路出发攻浙：一路为冯轶斐师，二路为谭曙卿师，三路为杜云起师，四路为曹万顺师。第一路已于1月17日由福州出发，二、三、四路定于20日全部由闽出发。闽海军也分五路攻浙，冯轶斐、谭曙卿两师由海道入浙。

革命军入浙后，与孙传芳几经交手，首战富阳，但后因敌众我寡，作战失利而被迫放弃富阳。此后，局面对北伐军来说十分不利。

1月17日，为挫败敌军，蒋介石决定由衢州增派防兵，开始反击孙传芳部。20日，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赶至衢州，召集各将领会议，商讨分路进军浙江问题，将前线部队作了如下部署：周凤岐第二十六军为右路，由信安江(即衢江)南岸向金华、兰溪前进；以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一师为中路，肃清龙游附近之敌，进攻兰溪，占领严州；以鲁涤平第二军为左路，主力攻永昌、诸葛、寿昌之敌，再攻金华、兰溪、严州守敌。27日，革命军开始猛烈进攻，皖南敌患解除。29日凌晨，革命军又以三路发动进攻。很快便取得桐庐、杭州的胜利。

革命军在向浙西、浙中胜利进军的同时，从1927年1月下旬起，开始打响肃清浙东的战斗。

当时，东路军第四、五、六3个纵队，由闽入浙，向江山、处州、温州分途兼程前进。一路攻城掠池，无所不顾。经过十天荡涤，赢得浙东战役胜利。至此，浙江全省为革命军占领，浙江战场取得了胜利。

光复浙江全境后，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在政权的各要害部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或国民党右派军人，如任命张静江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主席，何应钦兼浙江临时省政府主席，委周凤岐为军事厅长、王俊为宁(波)台(州)温(州)防守司令、章烈为杭州市公安局长。白崇禧在占领杭州后也成立了清一色右派组成的国民党杭州市党部，使得浙江逐渐为蒋介石所控制。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所在，因此，夺得此地，稳固局面，对蒋介石有特别的意义。

在不过半年多时间里，蒋介石统领北伐军击溃了吴佩孚，打败了孙传芳，最后占领了湘、鄂、赣、闽、浙诸省，把国民革命从两广推进到长江流域，取得了巨大胜利。北伐军本身也迅速发展，由8个军10万人扩展到20个军25万人。

随着北伐军实力的扩充，北伐军的威望也逐渐树立和强大起来。北伐军在中国南部的胜利，震撼了整个中国，鼓舞了所有渴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仁人志士的革命激情，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基本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南方的统治局面，同时也沉重地摧毁了北洋军阀妄想苟延残喘的梦想。所有长期从事民主义革命事业的人都透过这次北伐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

而蒋介石是此次北伐运动的领导者，虽然他并没有被视为可以取代孙中山或三民主义精神的新形象，但蒋介石一时之间也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蒋再不是以前名不经传，四处漂泊，徘徊徜徉的流浪汉，也不再是家乡父老眼中的“无赖”，任人鄙视。此时此刻，他成为名骚天下的英雄人物，被赋予了很多头衔，“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或者是“一个不负众望的革命家”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管事实上蒋介石是否可以胜任，至少此次北伐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在民国史上是前无史例的。而作为此次运动的最高指挥者蒋介石，毫无疑问是应该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的。

蒋介石北伐期间，不失时机对自己军事力量进行培植和发展，为此，他大费苦心，呕心沥血，到北伐时已拥有了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绝对服从的嫡系军队。这又为他下次晋升打下了基础。

《青年蒋介石》 攻克沪宁

东路军获得浙江战场的胜利后，蒋介石开始部署进军苏、皖，夺取沪、宁。

2月23日，东路军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经蒋介石的同意，制定了进攻沪、宁，占领苏、皖的作战计划：决定前敌总指挥部所属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沿沪杭路前进攻取上海；东路军直属第四、第五、第六各纵队，及拨归东路军指挥的中路军第二军，进取常州、丹阳，回攻无锡、苏州，与第一、二、三各纵队协同围歼浙沪之敌，而后与江右军会攻南京。而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苏鲁联军，打算和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成为蒋介石攻克沪宁的最大障碍。

3月初，当何应钦率领的东路军第四、第五、第六纵队，分别推进到浙江北部的湖州、长兴、安吉、泗安，及皖东边境的广德时，南下鲁军王栋8000人、徐沅泉1万人，均由津浦路前进。但沪松、苏州、常州以西至宜兴、溧阳、秣陵、镇江一带鲁军，均未固定。此外，驻溧水、溧阳之孙联军郑俊彦、白宝山、梁鸿恩各部起而反扑。3月10日，贺耀祖军也从景德镇到达繁昌、新林铺之线，准备进攻芜湖，后又奉命向高淳、博望、丹阳前进，截击当涂之敌。3月1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贵军集中完毕，应由宜兴、溧阳之线向常州、镇江之敌攻击；同时以白崇禧部攻苏州，截断沪宁路。”20日，按蒋的吩咐，各纵队遂分别占领沪宁线上的黄村、奔牛、吕城、常州、丹阳等要地。这样，敌之沪宁线中段被切断，上海、南京之敌失去联系，惊惶失措。

这时，安国军为挽救其危局，计划集中联军主力于苏、浙、皖交界一带，一部集结于蚌埠、明光、滁州等处，并求击破，然后再平定浙、皖。

蒋介石将计就计，分东西两端进击：西路攻镇江，与江右军会攻南京；东路进松沪占上海，打破敌人的部署。东进之路是由白崇禧率东路军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担任的。他们早在3月初，就集中于浙江东边的嘉兴附近，取攻势防御，等待进攻时机。

3月中旬，东路军第四、第五、第六纵队占领宜兴、溧阳后，为配合沪宁线的作战，白崇禧令东路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开始向浙沪进军。

其战斗部署是：集中主力以第二十一师对吴江、苏州之敌，采取佯攻；以第二十六军主力占领后岗、松隐后，攻击松江附近之敌，并袭击敌之侧背。各军同时发动，进迫当涂、溧水、溧阳、宜兴、吴江、松江之线。东路江右两军，相互配合，向沪宁路一带进攻。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发动下，上海的工人群众行动起来积极响应，给军阀部队及时和有利的攻击，遂于3月21日晨占领了上海门户淞江。

革命军占领淞江后，敌向上海溃退，何应钦命追击，先头部队薛岳师紧紧追逼至上海南郊龙华。恰好白崇禧派舰进攻吴淞，截断江阴，并使革命军胜利渡河。这时，淞沪地区敌军残部，已为革命军四面包围，克复上海指日可待。但在关键时刻，蒋介石为避免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令白崇禧停止了前进。事实上，蒋介石正积极地谋取用另外一种方式占领上海。

然而，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是一场纯粹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起义，当然是没有经过蒋介石同意的。它打破了蒋介石的原定计划和夺取上海的总体部署，更可怕的是，上海，这个蒋介石无比看中的经济后台，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这是蒋介石最为担心和忧患的。

因此，蒋介石命令白崇禧火速率领正规军开入上海。于21日下午3时，白崇禧顺利进占上海，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抵达上海。

上海的攻克，直接是与中共领导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分不开的。而蒋介石，因为对上海的觊觎已久，在各方面都做了准备，这也是促成上海被迅速攻克占领的客观前提。不管怎么说，上海的攻克，都是以蒋介石统领的北伐军推翻旧军阀为名义的，它最终促使上海防御土崩瓦解。事实上，在北伐军进占上海之前，上海的大富豪、大商人在上海有巨大投资的帝国主义，还有上海的帮派力量，都已经与蒋介石暗中订约，达成默契。总之，上海的攻克既是蒋之苦心经营，又是在工人起义的催促下的“早生儿”。但蒋终究还是将上海拿了下来，掌于股中，这是他得以宽慰的原因。

攻陷南京的战争，从蒋介石统帅北伐军取得安徽战场的胜利开始。早在1926年11月中旬，蒋介石就命令军队从九江向安徽移动。

1927年2月中旬，江左、江右军开始了安徽战场的战斗。当时攻皖革命军为李宗仁、程潜、贺耀祖、王天培诸部，约8万余人，由李宗仁、程潜分任江左和江右总指挥。江右军约3万人，由九江向皖边进发，到达湖口、马当及至德、祁门，江左军则由鄂东地区向安庆方向进击。在安庆，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就进占了。

接着，江右军?一纵队第六军第十七师，于3月6日向芜湖进发，遂也不战而入。

3月15日，蒋介石下令北伐军10日内攻占南京。北伐军奉令，向南京之要隘前进。16日，革命军越过当涂，包围南京，17日，革命军占领当涂城，接着又克江宁镇。与此同时，江左军也控制了津浦线南段及合肥、蚌埠等城市。

作战至此，形势格外有利，南京已被三面包围。但是敌军对南京之防守，也是甚为牢固，不宜轻视的。蒋介石将会攻南京的任务交由东路军和江右军担任，并以江右军为克复南京主力。3月20日，程潜命各纵队，向南京外围敌军各据点全线发起总攻。21日，第三纵队贺耀祖部破禄口镇之敌后，进占了陶吴镇、秣陵关，同日，一纵队第六军第十七师攻占了江宁镇。22日，二纵队鲁涤平第二军进占了龙都镇和淳化，接着一纵队与三纵队又进占了将军山、牛首山一线，压迫南京城郊。这时，东路军何应钦也率第四、第六纵队到达镇江。23日，程潜命江右军各军同时发动攻击，乘胜围攻南京，并亲临城下指挥攻城，第二纵队第二军进击中华门、光华门；第三纵队向通济门、武定门出击；第一纵队第六军近3万人向雨花台猛进，并占领了该处要塞，威胁城门守军。

与此同时，何应钦率领的东路军先头部队，进抵栖霞街、东流镇、汤山镇一线，敌守军或退入南京城内，或向下关溃散。下午2时，攻击通济门之革命军，已达城门口。约3时左右，革命军夺得雨花台，孙军一部分沿城外护城河溃往下关，一部分入城后出仪凤门退至下关。震耳的枪炮声使南京城内守军胆战心惊，无心恋战，皆丢盔弃甲，落荒而逃。革命军第二军第十九师，遂自中华门首先攻入南京城。

这时，攻击通济门的独立二师师长兼四十军副军长贺耀祖，正指挥所部两万余人，以极猛烈的炮火，继续攻击通济门，直鲁守军见来势甚猛，遂仓皇逃走，革命军攻下了通济门。此时，洪武门也被二军副军长鲁涤平所部乘胜攻破，褚玉璞见大势已去，遂令所部退往浦口，革命军遂于24日凌晨进占南京。

3月25日，蒋介石抵达南京，下车伊始，即令程潜、贺耀祖负责南京治安。在此之前，蒋在军舰上召见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并指示：“对于无论中国军队或流氓，损害外侨生命财产，均须负责查明其确实情形，予外侨以满意之解决。”除此之外，没有太多指示。但现象背后的内容，大家都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从北伐一开始，蒋介石一直都是同时操纵着两件事情：其一是军事北伐，其二是权力独立。军事北伐可以说是蒋介石在北伐初期主要关心的问题，它既可以将蒋介石推为全局的统领，也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消灭对手，扩充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但随着北伐的逐渐胜利和权力派别的日益分裂，蒋介石开始为争取权力垄断，实行个人专制，费尽心机，并作了大量的工作。北伐后期，蒋介石将所有的精力主要用于解决这一问题上。争取在军事收尾时，来个一举两得，实在美不胜收啊。最后，北伐结局确使蒋如愿以偿，得其所求，但蒋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也将更为惨重一些。

《青年蒋介石》 迁都之争(1)

分裂与“清党”

分裂活动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纳叛招降，收编大量旧军阀军队，不断扩充自己的嫡系势力。虽然蒋介石集团需要发动工农运动，借助工农运动排除异己，壮大自己，但是他绝对不会允许工农群众、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为实现个人权力欲望的绊脚石。而这时又到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消长和权力争夺的高潮时期，在利益的争夺过程中，蒋不惜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对于蒋介石逐步掌握党、政、军大权，国民党各派都十分不满和仇视，暗中都主张对他加以排斥和约束。并且这种怨愤逐渐升级，防蒋独裁的空气日见浓厚，迎汪复职的呼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1926年5月25日，有人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议：“汪精卫同志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各省党部随后纷纷通电响应，何香凝、吴玉章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战事。8月5日，何香凝在中央党部第四十七次会议上提议：“现在请汪销假者既函电纷驰，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电转汪主席。”

8月中旬，蒋介石到达长沙。此时，蒋之嫡系第一、二师“溃败”，前方出现于蒋不利的种种情况。广州提出“迎汪”的问题，对蒋而言当然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这时本应按照国共两党协议本应召开两党联席会议，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张国焘、瞿秋白，已于8月20日到达广州。因“迎汪”空气高涨，张静江等不肯在这时开会，两党联席会议终于搁浅。

另外，在中山舰事件中被蒋击败的汪精卫，决不甘心就此败下阵来。他于7月16日主动寄出了请求复职的信，请求复职。

8月下旬，这封信寄到广州，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强烈的反响。何香凝主张公布此信，张静江、叶楚伧颇为恐慌。蒋介石知道消息后致电黄埔军校说：“迎汪比倒蒋还坏。”他一面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北迁武汉，极力阻汪回任，一面派人到上海见陈独秀，“请CP勿赞成汪回”，说什么汪回来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蒋还请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赴鄂，企图用共产国际的影响，说服共产党人“援助蒋”，“维护他的总司令地位”。

但是“迎汪”的空气并不因为蒋介石持反对态度而有所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国民党内许多上层人物都赞成“迎汪”。中共中央也明确答复蒋介石：“我们赞成汪回。”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迎汪”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9月1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10月间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迎汪”复职的氛围之中，这个会议自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926年10月15日至26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届中央执委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共产党员吴玉章、恽代英、于树德、毛泽东、邓颖超、杨匏安等出席了会议，以谭延、徐谦、张静江、宋庆龄、吴玉章五人为主席团成员。会上提出《请汪精卫销假案》，正式把这个问题提上议程。

“迎汪”案的提出，遭到了右派的阻挠，蒋介石事前布置张静江顽抗，声言他的主席地位决不能动。张静江说：“请汪复职，是不异于拥汪倒蒋，我一定要与之一争到底。”还扬言提出欢迎胡汉民以为抵制。

议案提出后，张又以“不知何处可以寻汪”为借口，反对派代表出国迎汪。但由于共产党人和左派团结一致，结果有力地挫败了右派的企图。张静江不得已公布了蒋介石10月3日“同意”迎汪的电报，“迎汪”案终于全票通过。会议还通电各级党部，通告中央关于请汪回任的决定，并向汪本人发出通电，请他“即日命驾回粤”。

10月广州联席会议通过的“迎汪”案，基本精神是通过迎汪和蒋，表面上欲促成蒋、汪之间的合作，进而对蒋之势力予以约束和抵制。会议发给各级党部的通告写明：“蒋介石督师前方，党务、政治任务繁重，汪同志亟宜销假，共同负责。”但为了不至于把蒋介石完全得罪，以防不测，在通过“迎汪”案的同时，会议还通过了《电慰蒋总司令决议案》，向蒋说明“因工作之扩大，筹划之需人，特决议促汪精卫同志销假，与执事共负党政重责”。

当蒋介石在8月收到广东来电时，深受刺激，他敏锐地意识到“迎汪”之目的在于“倒蒋”。故一再给其心腹智囊以反对和抵制的暗示。但由于“迎汪”呼声太高，不仅前方将士，后方民众各级党部的函电纷至沓来，而且如李济深一类人物，也都亮出“迎汪”旗帜。

同时，蒋介石在前方战事上也遭遇失利。当时，唐生智已先占长沙而得湘，后克阳夏而据鄂，实力骤增，大有取蒋而代之之势。而蒋之嫡系部队由于在前线纪律荡然，遇敌即溃，名声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0月3日发出“通电”，赞成“迎汪”，说什么请汪“从速销假，共肩党国巨任”。

在这种迎汪抑蒋的政治气氛中，蒋介石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重新作一番打算。1926年9月上旬，当国民革命军克复汉阳、汉口后，蒋介石于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

蒋介石此时所以积极主张迁都武汉，一方面为了利用自己在北伐过程中重新树立的威望来辐射和干扰汪精卫在广州的势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知武汉战略地位的重要并渴望亲自控制武汉政权。

《青年蒋介石》 迁都之争(2)

蒋介石在转入江西指挥作战时已感到唐生智力量的崛起对他的威胁。因为唐生智在攻占长沙后竭力扩展第八军的实力，在当时北伐各军中，以唐之第八军实力最雄厚，合一、二、三、六军之总合始能及八军，湘、鄂实权均在唐手。为了制约唐生智，以防唐的反侧，蒋提出了迁都武汉的主张。

9月18日，蒋介石再电张静江、谭延：“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蒋之所以如此急迫地主张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到湖北来，是因为他“见唐生智等部势力之强大，已非他自己所能节制”，想提高党的权威，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可以此限制唐生智等。

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和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谭延都以蒋介石马首是瞻，当他们接到蒋介石的指示电报后，即于10月14日起在广州四处游说鼓吹和提倡迁都，在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海外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毅然”提出迁都案，供大家讨论决定，但是因为客观形势所限，会议讨论没有通过此次提案，反倒做出了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决议。

蒋介石得悉后，又于10月22日再电广州中央：“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这个提议未被采纳，在攻下南昌后，再电广州，声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将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接着他派邓演达到广州催促政府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汉。

在蒋介石几次提出迁都主张后，国民党中央曾在会议上做出过这样的决定：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应，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的管辖区域日渐扩大，从发展国民政府统治基础的角度出发，迁都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乃于11月26日做出了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会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批北上。

12月2日，宋庆龄偕同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陈友仁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前往南昌，在蒋介石的安排和主持下，在庐山召开会议，会议主要做出以下几个决议：采取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的策略，工人运动从缓，农民运动加快，凡北伐军攻克的省份，财政由中央统一管理，取消主席制的一长制，改为委员制的合议制，电请汪精卫回国复职。会上，蒋介石以“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为由，提议改迁都为南昌，未被与会者同意。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回南昌，宋庆龄一行赴武汉。

12月13日由在武汉的国民党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昌正式组成，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职权，同时发布命令定都武汉。又组织委员会，以财政、外交、交通诸部长，汉口、武昌市长及防军司令九人为委员，统治京北区。徐谦为主席，会上，蒋介石被点名批评，认为是要搞专制、独裁，把个人权力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因此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个人的权力被限制，规定：凡军事委员会的决议，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总司令不得擅自决定一切和任意下令。很明显，这几个决定主要是针对蒋介石作出的。

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对控制两湖局势，对唐生智加以限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蒋的愿望还相去甚远。再加上国民党中央防蒋军事独裁的气氛正日渐浓厚，鲍罗廷等人对蒋是如此的不留情面，甚至连联席会议也没能让蒋插上一脚，蒋遂蓄意有所行动。

蒋介石在12月间，把张静江、谭延从广州接到南昌，还截留了部分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1927年1月3日擅自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移驻南昌。会后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现因政治军事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后，再行迁移。”为了顺利实现迁都南昌的目的，蒋介石在1月10日和21日又两次操纵南昌政治会议，做出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临时联席会议的决定。这实际上是等于否定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只将其作为南昌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蒋介石无视党纪，公然向武汉国民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挑战，激起了武汉方面的强烈不满。

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徐谦三令五申要求南昌的国民党官员前往武汉。1月中旬，蒋介石前往武汉，摇唇鼓舌，四处游说。但是蒋介石所到之处，屡遭抵制，蒋甚为难堪?在1月12日武汉各界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就有人当场质问：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当众批评和羞辱了他。最后蒋介石在武汉呆了一周之后，毫无收获，并且几次受辱，众人排挤，甚是郁闷，最后悻悻离去。

在1月18日回到南昌之后，蒋介石回顾这几日四面碰壁、屡受侮辱，心中怨愤油然而生。他立即给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了个电报，要求撤出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徐谦收到电报后，未予理睬，蒋介石无可奈何，只能将此账记在心头，待日后寻机报复。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但蒋介石的妥协施展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不久，他与黄郛等人密谋，决定了“底定东南”的策略，蒋意已决，不愿再与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合作，打算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搞个单干”。

《青年蒋介石》 军党之争(1)

在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专制跋扈义愤满腔，一时舆论沸腾，纷纷要求提高党权，限制军权。

孙科当时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对蒋介石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邓演达亦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做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对蒋介石直接抨击。

2月22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21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决定于3月1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在武汉方面的一再施压下，蒋介石被迫于28日通电服从中央，并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一周召开。武汉方面接受了蒋的意见，主动将会议延至3月7日。

蒋介石虽然被迫同意全体在赣委员6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说他“虽然通电服从中央，但非他的本意”。他要求会议延期，并以部署作战为由，提出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检阅部队后再一起动身。蒋介石在设宴为谭延、何香凝、李烈钧、丁惟汾、陈果夫等人饯行时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3月7日，谭延等一行抵达汉口，在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预备会上，谭延在报告南昌方面的情形时提议大会延期数日，待蒋介石、朱培德赶到武汉后举行。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等人强烈反对谭的提议，认为：“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自开会以来，决无等人来而始决议之先例。

”谭延、李烈钧力争，徐谦、吴玉章坚持意见，李烈钧愤而退席，致使会议气氛极为紧张。

筹备会议期间，陈铭枢辞职离汉赴南昌向蒋介石报告情况，并请蒋决计反共，李烈钧退席后乘轮返赣，请蒋介石“速作移师之计”。蒋介石闻讯决定不去武汉，并致电武汉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主席职务。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出席代表共33人，左派和中共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二，会议于17日闭幕。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党权、抑制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议案，主要有：《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确定了国民党内集体领导的制度，取消了主席制度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将原属总司令的任命与指挥权集中于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7人，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定，并“至少须有未任军职之中执委三人参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重新规定了总司令的职权，《外交统一方案》规定党员及政府职员不得擅行与帝国主义各国交涉，《统一革命势力案》规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与第三国际间的关系，允许中共党员参与国民党的决策与政府。

此外，会议还追认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一切决议，并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机构进行了改造。通过这一系列决议案，使蒋介石从独裁统治的权力最高峰跌落下来，而左派的权力由此大增。

蒋介石对二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开展的提高党权运动，极为恼火。2月21日，他在南昌总司令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攻击武汉的左派和共产党人：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这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若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

现在还有人说我们党里有独裁制的倾向，……今日所谓独裁制，不知究竟是指什么东西?……我以为只有徐谦是实行独裁制的!他以没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了。……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蒋介石这篇演讲发表以后，京沪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和报纸都对其大加吹捧，极兴奋地同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的上海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的上海江南晚报也以大字刊登蒋介石的演说，大加赞扬，而且评论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蒋获知后，备受鼓舞，更要放开去干了。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武汉提高党权的运动掀起新的高潮。邓演达、郭沫若等人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大量反蒋文章，吴玉章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为党权运动敬告全党同志书》，邓演达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名义，编印“护党运动专号”的宣传品。

《青年蒋介石》 军党之争(2)

武汉政府为夺回蒋介石的军权曾采取过重大措施。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离汉后约一星期，鲍罗廷曾专柬约李宗仁小叙，对李明确表示：“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鲍罗廷还表达了希望李宗仁能取蒋而代之的愿望，但为李宗仁拒绝。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但程潜没有执行这个密令。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迁都之争后，蒋介石锐意经营东南，企图攻下沪宁后，将首都定在南京。武汉当局对蒋之意图了如指掌，因而决定不让蒋氏有完全支配上海南京的机会。

随着北伐军即将抵达南京、上海，左派力量同蒋介石的政权之争便围绕着对南京、上海的控制而展开。

武汉国民政府为阻止蒋介石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南京于3月23日克复，最先攻入南京的部队是程潜的江右军所属二、六两军的部队。

3月27日，蒋介石电召程潜至沪，与其他国民党将领商议“清党”反共之策，因程潜倾向武汉政府，随即向鲍罗廷报告了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筹议“清党”。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为先发制人，鲍罗廷于4月7日下午在其寓所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并命令武汉军事委员会准备“以南京为中心之作战计划。”但因为程潜立场不坚定，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失去了控制南京的机会。

武汉方面丧失对南京的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程潜反蒋的不坚决。早在江右军出发进攻南京之前，程潜就向武汉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党权运动渐起，李济深等与我通电商约拥蒋之事，我置之不理，武汉方面因此过高估计了程潜反蒋的诚意。

为阻止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武汉的中心，武汉国民政府曾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程潜“表面上虽然满口答应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但暗中也流露出身当其冲、踌躇为难的神情”。实际上，程潜后来没有执行这个密令。而二六军放松控制南京地区的军事部署，责任主要在程潜，因为作为江右军总指挥，程潜掌握着军事处理权。

关于程潜为何失去南京这一问题，张国焘曾有一段评论：“程潜之所以失去南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员一样的坚决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也有不满武汉左倾做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哪里肯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拼起来呢?鲍罗廷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以致铸成大错，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张的这番评论，对程潜行为是较好的解释。

双方在争夺南京的同时，对上海的争夺亦在进行。上海工人阶级在北伐军未克上海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举行过两次武装起义。

3月22日，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武汉国民政府完全支持中共的行动，承认“上海市民大会为上海市民正式代表机关”，“上海市民大会选出之市政府委员十九人为上海市政府临时委员”等。希望在中共的领导下，上海会被武汉方面控制。

然而，蒋介石无视上海市临时政府的存在。蒋于3月26日自九江进驻上海，随后命令白崇禧军事当局直接控制上海局势，并擅自任命上海市的行政官员。3月29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蒋介石致函临时市政府：“查上海市之政治建设，实为当今要图，欲谋市政之建设，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已另电中央熟商办法。务望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

蒋氏此一函件显然是公开反对临时市政府的成立。虞洽卿、杨杏佛、陈光甫、王晓籁等资产阶级代表先后辞去市政府委员的职务。其他大部分市政府委员在中共和市民群众的支持下，虽然也进行了斗争，并宣布就职办公，但由于蒋介石军事当局竭力阻挠、干扰，使之无法行使职权。4月8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并授予“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中共、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的权力争夺已升级到白热化程度。但最终因为力量不济，政治还是败给了军事。

《青年蒋介石》 政治南伐(1)

“清党”准备

为了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政治分裂愿望，蒋介石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幕僚班子，团结一批忠诚可靠的心腹亲信。为此，蒋充分利用了他多少年利用封建道义和江湖规矩结交的朋友和盟兄盟弟们，除约集在南方政权中任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到南昌密谋外，还从北方招来了许多旧时好友共商大事。

蒋介石从河南召来了他留学日本的同窗张群，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主持南昌行营事务，两次致函在天津蛰居的黄郛，邀他火速南下，助蒋完成大业。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黄郛，除了因为两个人关系比较亲近，黄郛本人精明有才，足智多谋外，还与此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很大关系。如黄郛与日本外相币原以及上海金融界都有较为深厚的关系。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的接近，上海金融界对蒋介石的鼎力支持，都与黄郛的牵桥搭线和左右疏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当黄郛了解到革命阵营中各派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以及蒋介石的实力情况后，决定携助蒋介石助其完成“大业”，助其一臂之力。

1927年1月初，黄郛离津南下，一路上，黄郛为蒋介石四处访友，鼓吹宣扬，筹集资金，在途经上海时，与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NB066等商谈了资助蒋介石的问题。

事实上，北方资产阶级在北洋军阀统治面临崩溃之际，也纷纷秘密谋求“南北合流”，为投靠蒋介石，他们各显神通，请人搭桥拉线，暗送秋波，蒋介石对此心领神会。

黄郛既是中国银行张嘉NB066的知交，又是盐业银行吴鼎昌、金城银行周作民的莫逆，这些银行在广州、武汉、南昌均设有分行，而设在租界中的上海分行更是他们可以方便联络的中心枢纽。北伐军抵赣时，蒋介石急需现款30万元，经黄郛从中穿针引线，中国银行张嘉NB066将款项及时送往赣县。黄郛此次南下赴汉口以前，手中持有中国银行给汉口中行经理汪时燮的凭信，该信允许黄郛“在汉口中国银行可以信用透支一百万元，供蒋先生饷项”。

黄郛抵达南昌时，张静江、戴季陶等蒋之心腹都已恭候多时。1927年1月底至2月初，蒋介石同张静江、黄郛在庐山牯岭仙岩旅馆朝夕相处，经过多日之谋划，最终形成如下决议：第一，“苏联顾问太专制了，共产党太可怕了，使国家观念很重的国民党感觉不安，必须离俄清党”。不仅要放弃“联俄容共政策”，而且要“改变类似苏联的组织”。

第二，财政方面，“关会事务乃全政治之一部分。国家必须有根本一贯的大政方针，庶几一气呵成，厘可以裁，债可以理，而财政基础即于是乎定”。“每逢政潮起伏，银行界神经最锐敏”，对于中国银行来访的人士，必尽量解说“来龙去脉”，使其“得到推演的概观以去”，以获得银行界的资助。

第三，外交方面，“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如今“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国民党若要改变一面倒与苏联的办法，日英两国是不能不首谋谅解的。”在加强与日本联系的同时，不能忽视与英国的来往。

第四，军事方面，在北方之阎锡山、冯玉祥两个力量，或思想、或历史、或友谊均可与国民革命军合作。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减少对立面，早致统一。

第五，社会人心方面，鉴于一般人畏惧恐怖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所以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为重要的事。

蒋介石在酝酿反共“清党”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获取江浙财团的支持，何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江浙财团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联合之必要；第二，蒋介石与江浙财团有历史的渊源，是备联合之可能。

旧中国号称有四大财团，即华北、华南、华西和江浙财团。所谓江浙财团，乃是以上海为基地，并以江浙籍金融资本家为核心的大资本集团的总称。江浙财团不仅专指江浙籍的资本家集团，凡是以上海为其资本活动基地的其他籍的资本集团，都包括在内，江浙财团也不仅指银行资本集团，还包括工商资本集团。由于银行资本集团掌握金融实力，故成为这一财团的核心。

《青年蒋介石》 政治南伐(2)

上海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它不仅是中国商业和工业中心，还是中国和西方世界来往接触的集中点。在上海这一基地上发展起来的江浙财团，其经济实力在中国民族资本各行业中居于首位。就金融业而言，江浙财团不仅拥有远远超出“北四行”的巨额存款，其金融势力还渗透到全国各重要银行。就工业资本集团而言，如茂、福、申新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三北轮船公司等，无论生产能力、船舶吨位，还是生产数量均在全国各该业遥遥领先。

如果说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的枢纽，那么江浙财团就是这一枢纽的操纵者。正因为江浙财团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如此雄厚的实力，蒋介石十分重视获取江浙财团的资助与支持。

纵观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态度，似乎带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运动的初期他们都能热情支持并参加，但最终的结果都以妥协而告结束。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生存的环境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他们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同外来的侵略和压迫，是始终处于对抗地位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会参加到反帝统一战线中去。”但一旦这种工农主体的运动发展到足以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的程度，他们则会转变态度，以对付先前敌人的手段来对付破坏他们既得利益的人民革命。再加上北伐过程中工农运动一度出现过火行为，更加促使上海资本家迅速地向蒋介石一边靠拢。

当白崇禧的北伐军到上海后，他们这些大资本家们对工人的态度就变了。上海纱厂联合会主席荣宗敬在3月23日总商会召集的会议上说：“工潮不决，纷扰无己，根本解决，须请白总指挥发统一命令，解决工潮，乃可复工。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虞洽卿等并联合十九个重要团体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竭商人之全力，促政治之改良”，镇压“毁工厂而捕店主”的共产党。

都不会忘记蒋介石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段在上海商界奔波起伏的经历。在上海流离的几年岁月中，虽说蒋介石没有发什么大财，但是蒋介石却结识了一大批相当有影响的商界权威，而这便成为现在蒋介石筹备战争资金的重要来源和以后蒋进行独裁统治的经济后台。

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明确地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暗地里，蒋介石直接派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治理处处长、军政署署长要职的徐捋秘密赴沪联络，首先经钱永铭、陈光甫向上海金融界筹借到一些款项，他在1月25日写信给钱、陈的亲笔信中说：“沪上来友，皆称者公主张会道，扶持党义。岁寒松柏，尤其感佩!”钱、陈接信后，急忙筹措50万元，借蒋介石年关之急用。

虞洽卿和蒋介石系旧识，早在国民政府即将北伐之际，虞即派盛冠中去广东试探蒋，结果，蒋介石对其盛热情款待，很好地表现出讲交情，重乡谊的姿态。因此，当蒋介石设司令部于南昌时，虞便亲赴南昌拜会蒋介石。虞了解了蒋的意图后，回沪与江浙财团中的一部分人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的目的，撇开与军阀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1927年3月22日另行组织了包括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纱厂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效力。

上海商业联合会成立后，江浙资产阶级就以此名义与蒋介石联系活动。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抵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晋见蒋介石，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问题。

29日，九名大资本家赴交涉公署“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蒋介石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江浙资产阶级也表示愿意在经济、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双方达成了交易。

此后，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棉纺业的荣宗敬拍胸脯说：“要钿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往见蒋介石时，他们就表示愿意“认捐五百万元，即继续输将，亦商所愿，借款可另案办理”。4月1日，上海金融业资本家向蒋垫付了三百万元(银行公会二百万元，钱业公会一百万元)，直接资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未几天，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要上海商业联合会催拨饷款，商业联合会也大都照办，不敢迟疑怠慢。

《青年蒋介石》 与英、美、日国家的串通(1)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鲍罗廷虽然对蒋介石有所警戒，但鉴于当时形势，鲍对蒋还是采取了容忍妥协的政策。不过，鲍罗廷对国共合作的最后前途也是早有预料的。他认为：“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愈迟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

北伐开始后，鲍罗廷对蒋大权在握深感不安。为此，鲍罗廷曾提出北伐过程中的任务包括积极准备力量来推翻蒋介石。但经过和中共领导人的认真讨论，决定暂时的任务主要是北伐，对反蒋的问题则不采取主动。

1926年12月7日，鲍罗廷由粤赴赣途中，在庐山与蒋会商，谈话的结果是不圆满的，相反地增加了他对蒋介石的不满。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他清醒地认识：蒋氏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俄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日益接近。

鉴于这一认识，鲍罗廷日益感到了反蒋的紧迫性，鲍罗廷认为“反蒋时机业已成熟，不再隐藏他的反蒋决心了”。

1927年1月11日，蒋介石等人亲抵武汉，目的是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在欢宴蒋介石的筵席上，鲍罗廷警告蒋介石不得有压迫农工及共产党的行动，蒋介石颇为不快，二人的龃龉愈益加深，这次争论，是鲍、蒋二人第一次正面冲突。对此，蒋介石回忆说：我在正月到武汉去的第一天晚上，在宴会当中，我讲完了话，鲍罗廷是在最后讲话，他居然公开的在宴会上批评本党不好，最要紧的一点，就说我们革命里面有摧毁农工的行为，而且对于本党领袖批谪中伤诋毁污蔑得无微不至!最后警告我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当时因为他是最后演讲，他讲完之后，我本想当场起来质问他，不料主席徐谦宣布散会了，所以当时没有当场反诘他。到了第二天我就问他：“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当时我问他的时候，是顾孟余做翻译的，他竟答不出来。我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横行的时候，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负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

蒋介石竟好似一个坚定的反帝斗士，在鲍罗廷面前显得正义凛然，无可指责。蒋介石在言辞辩论中强词夺理，据理不让，争得是脸面，是权威。同时，他也清楚采用这种回击方式是能够打败鲍罗廷的，结果的确没有超出蒋之意料。但蒋介石为实现个人权力欲望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为了与面前这个令人讨厌至极的“苏联大胡子”彻底决裂，蒋介石还面对中国大革命的迅猛发展，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除了调兵遣舰，武装保卫既得的侵华权益外，也正在积极活动企图分化革命阵营。

1927年1月16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在《对华政策演说》中宣布：“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美国国务卿凯洛格于1月27日发表声明：“美国一向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它希望在我们对华条约中所规定的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尽早放弃。”英国外相张伯伦于1月29日在伯明翰发表演说，宣称：“英国愿变更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中国对外货不能自订税额’和‘外国租界的准独立地位’。”帝国主义的“中立”姿态对蒋介石无疑是一种诱惑。

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自汉返赣后不久，即会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日本领事电告币原外相：蒋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约，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当蒋介石留日时的老师小室敬二郎奉海相财部彪的差遣来到牯岭访蒋，蒋向小室表明了其对苏态度，称：“我们没有受苏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们没有考虑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并强调指出：我理解“满洲”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蒋还明确表示：“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蒋介石向日本表明意向之后急欲得知东京的反应，于是派黄郛去汉口联络日本总领事高尾，派遣戴季陶东渡日本“转风试探”。

不久，日本军部的使者铃木贞一与蒋介石在九江见面。实际上日本军部早在1月上旬就探讨了中国的局势，陆相宇垣一成认为：日本陆军应促使中国南北两派“净化、稳健化”，从而使他们实现“浑然一体”，为防止共产主义波及中国和维护日本在华权益，“设法促使蒋介石叛离共产派乃当前的紧急任务”，宇垣将这一“特殊命令”交给了铃木贞一。

铃木贞一奉命后，先到汉口找到老朋友黄郛。此时，蒋介石正好在南京。他和黄郛商量后，又和蒋的参谋长张群取得联系。随后张群通知铃木到九江去和蒋见面。几天后，他在九江和蒋见了面。蒋给铃木看了他写的《建国方略》一书，他的结论是：“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最后，他告诉铃木：“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

另外，蒋介石派戴季陶到东京，会晤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迫不及待地表明蒋的立场。币原外相由此判断：蒋介石虽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但如果共产党人走得太远，这位寡言的将军是会干预的。随后，币原向内阁提议：日本应拉住反共的蒋介石，让他去压制中共。

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确定了“怂蒋反共”的方针。

蒋介石在暗中联络日本的同时，通过多条渠道与美国接洽。

1月26日，事先征得蒋介石同意的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皆愿今后经常保持联系，互通情况。王正廷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不是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殷切希望汉口事件不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同外国军队发生冲突。王正廷还透露，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通过这次密谈，王正廷把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状况和蒋介石集团的反共计划向美国亮了底牌。美国政府极为欣喜，虽然明知国民政府不准蒋介石同外国交涉，仍下令将上海租界中立照会正本分交蒋介石、张作霖二人，以示赏识和器重，只将抄本送陈友仁。2月6日，美国的驻华使者向蒋介石委任的武汉行营参谋长朱绍良递交了这份照会，朱当场保证将此信息立即电告蒋介石。

外交部长陈雄伟一接到照会抄本后，严厉谴责美国当局直接同蒋联系。国民政府拒绝支持上海租界中立，并命令蒋介石制止王正廷的非法活动。蒋借故推诿，拒不执行。朱绍良经国民政府追查，不得不将照会正本转呈外交部，但旋即于2月7日晚赶赴南昌向蒋介石汇报。蒋冷静地思考了一番，因为形势复杂，故暂不作表态。

《青年蒋介石》 与英、美、日国家的串通(2)

2月16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电告国务院，英国人于15日向他递送情报说：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的迁都之争已经掩盖了一段时间，大概这是两人间“永久性的不和”。“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情报强调：“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

3月初，蒋介石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2月16日电文相同的表示。美国驻华南各地外交代表和马慕瑞公使也纷纷向美政府报告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情况和蒋介石的反共动向，提醒美政府注意正在酝酿中的政变。

蒋介石在联络帝国主义初获成功之后，于3月7日在南昌总部发表演讲，他不仅将抨击矛头直指鲍罗廷，而且还为自己私下联络日美的行动进行辩解。

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3月7日演讲的弦外之音自然心领神会。日本人的上海日报亦大字登载17日九江电：“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议决，决定解雇鲍罗廷。”大作宣扬，混淆视听。

在蒋介石同美、英、日国家暗地勾结的过程中发生了“南京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双方合作协商的进行，但蒋介石的对此事情的解决，却又促成了他与美、日、英等国的进一步亲近。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对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造成相当大的威胁。3月23日，北伐军攻占了南京。在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入城前秩序未定之际，城内地痞勾结敌人余孽，乘机蠢动，打家劫舍，全城恐惶，并殃及外侨。英美帝国主义即借口保护侨民安全，于24日下午3时左右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城内大举炮轰，死伤千余人，制造了南京惨案。

惨案发生时，各帝国主义集结在上海的军队，连同所谓“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已达2.3万多人，集结在上海南京一带江面的各帝国主义军舰共达90多艘，准备大动干戈。

蒋介石于3月25日自芜湖乘舰抵达南京江岸，闻得此讯后，于下午4时在舰上召见江右军总指挥程潜面授机宜后，即驶向上海。下午2时左右，蒋之心腹杨虎代表蒋对日本官员说：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决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产党)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于3月28日派黄郛秘告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南京事件是共产党为了打倒蒋介石一派而制造的苦肉计。

同日，蒋介石派员往英美法日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同时，蒋对外籍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谈到对于南京事件，已经派员调查，任何官兵凡经证实犯有暴行者，当于严惩。

同日，英美日驻华公使协议向本国政府建议，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迅速解决“宁案”的通牒草案。他们企图利用所谓“共产党人策划蓄意制造南京事件”之说，对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迫其接受“惩凶”、“制止骚乱”等条件，加速反共。

究竟谁对南京事件负有实际责任，这个问题在外国帝国主义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将决定着他们将对中国采取怎样的措施和对中国各派别的力量支持发生变化，尤其是他们迫切要知道蒋介石在此事的发生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并进而决定他们对蒋介石的下一步外交政策。

所有“受害”帝国主义都有抱着这种思想逻辑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其中美国的态度坚决最激进，相比之下，日本则对蒋介石表示了相当的信任。

南京事件发生后，各派力量都感到事出意外。蒋介石方面在惊惶失措之中采取一些弥补过错的措施，以示歉意和合作的诚意。程潜在事发的当天下午就在部队中申饬军纪，并在3月25日公开声明了此次抢劫和焚烧行为是城内反革命分子所为，以示自己清白，而另外一些国民党头目却缺乏事实根据地向日本领事报告说，士兵们受到了南京城内共产党的煽动。这样一种诬陷无论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还是对于决定要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来说都是最为容易接受的说法，所以，无论是在中国的西方外交官还是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都很快采取了这种说法，并作为一种事实加以宣传。

最终，由于各国侨民遭受生命财产损失引起的极度仇恨全被巧妙地转移到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身上。这样，“南京事件”引发的种种矛盾在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异常平静的现象，可以断定他们是在等待蒋介石的态度，看样子，蒋介石正欲有所行动了。

事实上，此时此?，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路很窄，要么与这些外国人成敌，要么为友。而无论是英国、美国和日本也都迅速将蒋介石的策略诉诸于两个简单的选择，要么将其拿下，要么蒋必须将功补过。

3月30日，日本使者矢田奉东京训令会晤蒋介石，指出：南京事件以来，外国人的神经越来越过敏，英美法都在谋划对中国增兵。当前确是重要时刻，弥漫着某些小小事端惹起大事件的危险。因此，你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予以特别深切的考虑。蒋介石当然领会日方暗示他反共，当即回答：“我充分谅察尊意，定当严加取缔。”

币原喜重郎闻知蒋做出肯定反应，决定敦促蒋尽快采取行动镇压共产党人。4月1日，他向矢田发出新训令，要他全文转知蒋介石。当晚，矢田邀黄郛到寓所，举行秘密谈判，矢田转述了外相训令的内容。

黄郛记下了币原的训令，并向矢田表示：对外相的警告，我们“定当慎重处理”。黄郛随即把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预谋告知矢田，称：“蒋介石本人的诚意无可怀疑”，他已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列为“需要断然采取行动的紧急任务”。不过，解除工人武装的“时间和做法”还需要注意抉择。如果匆促断然行动，将引起工人同军队冲突，也会促使总工会实行总罢工，刚平静下来的上海又将陷入不安，而让蒋蒙受维持治安乏力的责难。黄郛指出，当前我们还存在“实施能力”和“担心汉口共产党的攻击”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黄郛还向日本领事馆提出希望列强给蒋以支持的要求：第一，各国政府关于南京事件的第一次正式抗议照会向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第二，各国军舰集结汉口，对武汉政府施加“某种武力威胁”。

蒋介石终究还是有所“诚意”表示的。蒋介石于4月2日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会议决定检举各地共产党“危险分子”，就近由军警加以“看管监视”。

当晚，蒋介石派黄郛亲自到矢田处，转告他对日本政府的答复：“蒋介石充分谅解日本政府的苦衷和善意，并衷心感谢。”并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现正召集将领仔细开讨中。一旦准备就绪，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其时间在四、五天之内”。

受美日政府的态度影响，特别在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斡旋下，美国也不再坚持要求对蒋实行制裁。4月9日，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锋芒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所谓“中外势力”显然是指中共和苏联。蒋介石的一番苦心讨好终于赢得了外国主子的一致欢心。

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集团与帝国主义合流。蒋介石反共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无疑影响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而帝国主义对华的软硬两手政策则推动并加速了蒋介石集团走上反共“清党”的道路。

《青年蒋介石》 收买帮会势力

收买和利用青洪帮是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一项重要准备活动。上海帮会组织主要是由青帮和洪帮组成的。

青帮原本是船帮，为清代漕运水手互相团结，维护职业、传授技艺的民间结社。19世纪70年代，因漕运废除，运河两岸的水手、船工失去职业，便大规模流入他们在漕运时期经常过往的、经济繁华的上海，青帮也随之在上海繁衍。

洪帮原为“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19世纪80年代，该帮龙头江彭山在上海创设飞龙山，广招门徒，发展组织。其后，各地独立的洪门山头亦相继到沪扩大组织。

流入上海的青帮和洪帮成员，大部分找不到固定职业。

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上海职业流氓和乞丐队伍，从事盗窃、绑票、贩卖人口、勒索、走私等罪恶勾当。他们的帮会组织也逐渐与上海的流氓势力互相融合形成流氓帮会组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帮会组织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上海法租界当局对帮会的支持。

19世纪90年代，法租界当局为了维护租界秩序，实施“以毒攻毒”政策，把黄金荣等流氓帮会势力引进法租界巡捕房，企图采取以贼捉贼的手法，利用帮会势力治理社会治安。

黄金荣等入巡捕房后，制服了一些小流氓，破了一些案件，得到了法租界当局的赏识而平步青云，由包探、探目督察员直至提升为警长、督察长。与此同时，黄金荣等在法租界当局的支持下，操纵鸦片烟押运，经营赌场、妓院，大发横财。20世纪初，法租界当局为了从烟赌业获得税收，准许黄金荣等在法租界内烟土公卖。于是，黄金荣便与青帮头目张啸林、杜月笙等创建了上海最大的鸦片经销机构——三鑫公司，垄断了上海的鸦片押运和经销业务，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从此，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便成为了上海有名的暴发户。

他们一面扩展鸦片的经营事业，一面运用巨款扩充流氓队伍，兼并上海其他流氓团伙。乃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帮会已形成拥有万千徒众，几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封建流氓团体。他们分段为霸，划地为王。其中，黄、张、杜三亨的势力最雄厚，成为上海帮会势力的代表。

上海帮会势力的主要活动是施展黑社会手段，聚敛财富。政治上并无一贯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方面毫无所图。要在华界站稳脚跟、获取利益，帮会组织必须结交军阀政府。而军阀政府欲霸占地盘，插足租界，尤其要走私烟土、牟取暴利，亦须借助帮会势力。因此，上海帮会势力与历届北洋政府均有勾结。如黎元洪任总统时，曾聘黄金荣为陆军步兵上校、待从副官，“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曾委任张啸林、杜月笙为高级参议。

而上海帮会与国民党也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孙中山进行革命时，为筹措经费组织起义，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帮会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如护法斗争中，黄金荣等人曾慷慨解囊，“阴〖HT5，6”〗亻〖KG－3〗次〖HT〗其饷糈”，辛亥革命光复上海，杜月笙等曾参加过攻打高昌庙火药库的斗争。不过，上海帮会与国民党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辛亥革命后，各地国民党政权对那些从事违法活动的帮会组织予以严禁和镇压。

蒋介石与上海帮会之间开始勾结，除了双方有些个人交往，还在于此时相互之间都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蒋介石与上海青帮是有着历史的渊源的。早在1908年，蒋经陈其美介绍与帮会取得了联系。辛亥革命期间，蒋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先锋敢死队”参加光复杭州之役，这支武装就是以帮会人物为骨干组成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伙同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在上海恒泰证券物品交易所做投机生意时，虞洽卿介绍他投拜黄金荣门下为门生。

1926年夏，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黄金荣把蒋介石投递门生贴子悄悄送还，不以师父自居，给蒋介石以足够的面子，使蒋黄之间始终保持密切关系，彼此利用。

蒋介石深知上海帮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控制着社会下层的大批群众，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并拥有巨额资财，黄、杜、张成立的三鑫公司垄断了全国的毒品贸易，年赢利达5600～６０００万元，更重要一点是上海帮会有租界当局的支持，这些对急欲夺权和巩固统治的蒋介石集团来说无疑非常重要。1927年2月份，蒋介石委任了上海四个帮会首领为驻沪特派员，其目的即在勾结青红帮做反共的打手。

利用帮会进行反共，蒋介石早在赣州、安庆已经尝试。3月，蒋介石指使倪弼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瓒贤。随后亲抵九江，用六十万收买青帮流派，派遣北伐总司令部特务员处长，帮会骨干杨虎联络青红帮捣毁九江、安庆等地左派和中共主持的党部和工会。蒋介石于3月19日自九江抵达安庆，一手策划了三二三事件。

?庆城内当时有四个总工会：一个由安徽省党部组织成立，由中共主持；两个由省党部的总工会合并；剩下的一个为鲁班阁伪总工会，完全由土豪劣绅用重价收买反共地痞组成。

21日，安徽省党部第一次全省代表开会前，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根据党部的命令宣布解散反共的鲁班阁总工会，鲁班阁总工会拒绝接受郭沫若的命令，他们借口说奉了蒋总司令的命令组织的工会，并于当日下午派代表至总司令行营前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说他们受了压迫，一定会秉公办理的。言下之意，对他们的非法行为表示支持。

22日晚，安庆五个反共团体——安徽省农民协会、安徽省总工会(鲁班阁)、安徽省商民协会、安徽省学联会、安徽省妇女协会以筹备处名义，发出请单，定23日上午9时假“白日青天”开市民欢迎大会。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已经在20号举行过，现在要再次举行，这暗示不承认20日召集的市民大会为合法。郭沫若预计反动团体定会有一番大规模的暴动，便派人出去调查。据第三十三军政治部报告，得知反动团体组织了一百人的敢死队，是出钱买来的地痞，每人四元，并且还有一种奖赏，即负轻伤者一百元，负重伤者五百元，丧命者一千五百元。郭沫若便派人出去通知市党部及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先做准备。

在事件发生之前，郭沫若了解到反动团体雇用青红帮打手闹事后，一方面通知同志事先准备，一方面亲自跑去见蒋介石。在总司令部，他未见到蒋介石，但通过与一位电报局长交谈，却意外地了解到：在安庆事件发生前三个星期，反共分子“便把各种行帮的工头买贿了”，并早已与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上海一带的青红帮的“老头子联络好了”，他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郭还从交通处长陆福庭处了解到，赣州、南昌、九江、安庆事件都是出于蒋介石的指使。但事情终于还是没有阻止得了，结果，蒋介石很快控制了所有的交通机关、电信、邮局，擅行委任了一批28名的政务委员，大多为军阀、安福系、西山会议派的余孽，流氓痞棍的头目。

安庆事件之后，蒋介石又派杨虎联络上海的帮会势力。杨虎到上海后，立即联络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动员帮会参加反共。

当杨找到杜月笙商议联合“剿共”的时候，杜月笙认为：“机不可失，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杜还提出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遂决心跟蒋介石合作，充当爪牙。

蒋介石还采纳了杨虎的建议，盗用辛亥革命时期“国民共进会”的名义，令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中华共进会”。通过这一筹组活动，他们迅速成立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帮会势力武装，成为进攻上海纠察队的主力骨干、“急先锋”，只要蒋介石一声令下，这些地痞流氓、鸡鸣狗盗之徒便会倾巢而出，助蒋清共。

《青年蒋介石》 掩人耳目(1)

发动“清党”

尽管蒋介石在寻找新的经济、政治后台上已经做得相当成功，并且也已经找到了合格的打手，可以随时将上海工人运动击毁，但蒋介石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还在某些细节上精心布置，企图发端于“人不知，鬼不觉”，给对方来个措手不及。

蒋介石进驻上海后，故意施放“团结”的烟幕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驳斥了外国报纸散布的所谓国民党分裂的消息，蒋介石详谈了同共产党人的关系，他声明说，一切参加国民运动的人，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他都视为同一个党的党员等诸如此类言语娓娓动听。

3月28日，上海总工会特派交际部主任赵子敬为代表，谒见蒋介石，针对“传闻有将闸北薛岳师长调驻他处，由第二师长刘峙驻防，并将敝会纠察队缴械消息”，要求蒋介石答疑。蒋介石回答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果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

赵子敬又陈述“恐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敝会事情”，蒋介石回答说：“此事当由余严行制止，尽可放心。”蒋介石还派遣了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赠送了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以“表示”他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敬意”。事实上，蒋介石早就暗中部署妥当，伺机解决工人武装。

上海工人阶级在开始举行武装起义时虽只有150杆破旧枪支和少数手榴弹，但由于不断夺取直鲁军阀的武器逐渐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也是具备一定战斗力的，不可小觑。

3月27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召集全沪工人代表大会，并检阅工人武装纠察队，蒋介石看到了纠察队的阵容和力量，深深感到了工人纠察队的威胁。当时蒋就心生歹念，清除之心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蒋介石先是寻找借口，要求上海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后又提出将纠察队拨归总司令节制。想方设法将其操于自己手中，随意处置，但上海总工会是有所戒备的，都一一给以回应。

因此，蒋介石更加心神不安，认为心腹之患不除不快。他周密布置，详细安排。

对上海外围的重要城市作了部署：白崇禧负责浙江的军务；调何应钦到南京，将卫戍南京而倾向革命的三个团缴械，并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倾向武汉政府的第二、六两军渡江作战，两军渡江后，立即切断退路；收买孙传芳的第五师和第九师师长，令其驻守扬州和南通。在上海，将不可完全信任的第一、二两师调往南京，调新近归顺的孙传芳的旧部周凤岐的军队担任上海防务。

蒋介石还控制了舆论，4月6日发表的文告规定：“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件及武汉各报淆惑听闻妨碍革命之记载，并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广告，一概不许刊登及转载。”

蒋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包括蒋介石许多军事同僚都不能领悟其行动下所隐藏的真正目的。

中共中央方面，如周恩来等人对此有所警觉，并告诫党内小心提防。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领导，及随后《汪陈宣言》的发表麻痹了上海工人阶级，最终导致这场腥风血雨的不可避免和中共的极大损失。

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清党”是对革命的背叛，为掩盖他们反革命的行径，替即将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首先，他们假“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名“决议清党”，其次，发表美其名曰为“护党救国”的通电。

为了实施在南昌拟定的这一分裂革命营垒的手段，蒋到沪后，首先把“四老”——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和李石曾请到枫林桥旧淞沪镇守使署的深院里密谈。蒋介石提出当前必须采取行动，立即反共“清党”。由于张、吴与蒋早有反共的密谋，故谈话主要是争取在党内外享有声誉的蔡元培的支持。随后，蒋又邀请被他排挤离粤的胡汉民到枫林桥，恳谈时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动的前夕，蒋介石还请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其反共作舆论铺垫。

吴稚晖在出面联络留居上海的反共分子之后，曾与环龙路44号的西山会议派接洽，争取西山会议派的支持。为此他好说歹说，费尽唇舌，终于凭借九牛二虎之车说动了西山派，赞成分共。

3月28日，吴稚晖还出面约集留沪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张静江、李煜瀛、古应芬等举行紧急会议。吴稚晖在会议上报告他于3月6日同陈独秀谈话的经过，他以“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为借口，以已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所谓“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为词，提议“应行纠察”，实行反共“清党”。其他人通过了吴稚晖的提议，并同意将反共“清党”冠以“护党救国”之名。

4月2日，蒋介石集团假“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名在沪召开特别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不及全体中央监察委员的半数，但这次会议却冠之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名义。会上，吴稚晖提出了“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谓“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奉俄国共产党煽动员鲍罗廷而盘踞”，因而，“举凡中央执行委员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要求“中央委员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可否出以非常处置。”

接着，其他的与会者亦纷纷报告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庆、上海共产党之所为，诬蔑上述地区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皆有不利于国民党，受外人指使之事实”，会议最后决议：“照吴委员所拟办法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还提议，将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审查，审查标准是：纯为国民党忠实分子，态度可疑之分子，共产党分子及其附和分子。只将提案文咨送“纯为国民党忠实分子”的中央执行委员。关于提案发出的时间，吴稚晖提议：待决裂后发出。

假“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名决议“清党”，使蒋介石集团为即将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披上了一袭“合法”外衣。

武汉方面获悉上海方面策划“清党”的报告后，决定对蒋介石及东路军将领反共行动给予制裁。

当武汉做出这项决议时，蒋介石对东路军中的中共党员采取了行动。江董琴担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时，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中有许多中共党员。蒋介石发现这一情况后，即将江董琴调职，而以陈群取而代之。为抗议蒋的这一举动，东路军中的中共党员，以黄埔同学名义发表宣言，蒋介石遂于4月2日下令解散第一、二两师政治部。在总政治部驻沪办事处的援助下，中共党员于4月5日召集“驻沪各军师政治工作人员联席会议”，决议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则手令白崇禧将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查封。

《青年蒋介石》 掩人耳目(2)

4月9日，邓泽如、黄绍、吴稚晖等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该通电攻击武汉联席会议以来的种种措施，尤其对于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力量案》准许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大肆攻击。

这项通电，无疑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宣言，为即将发生的政变披上“护党救国”的外衣，为蒋介石制造了又一个合法根据。

汪精卫于1926年11月20日从法国启程、中经苏联，于4月1日抵达上海。

汪精卫的到来，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蒋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蒋介石野心的实现。但是为了减少“冒险”行动的阻力，蒋还是尽力拉拢汪精卫。

汪精卫归来之后，蒋介石多次与他进行“亲密”晤谈。关于蒋、汪上海会谈的内幕，蒋、汪在日后均有叙述。蒋介石在奠都南京后，曾公布了其与汪精卫会谈的要点：第一，蒋告诉汪，必须立即反共“清党”；第二，蒋劝汪舍武汉而去南京。

汪精卫在上海会谈中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汪精卫在本质上是反共的，他赞成“暂时应急之法”三条：由蒋、汪共同通知陈独秀，各地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武汉政府及中央党部妨碍党国前途的命令可以不受；各省党部，各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破坏，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

另一方面，汪精卫仍然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及其联俄容共政策的继承人和党纪捍卫者的面目出现，未同意蒋介石等人立即反共“清党”的主张。汪精卫说：“第一，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第二，如以党为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汪提议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一切问题。之后，汪秘密登船，离沪返至武汉。

汪精卫不远万里自海外归国，在上海不同意立即反共“清党”，舍上海而赴武汉，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均基于试图恢复从前的权力和地位的考虑，蒋、汪上海会谈分歧的实质就在于他们两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蒋介石企图暂时联汪立即反共，然后再排汪独掌大权，而汪则想暂时联共抗蒋，然后再分共独掌大权。所以，在上海时，纵使众位师友唇干舌燥地劝汪立即“清党”，汪虽也承认“共产党素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最后也只能表示说：“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导致蒋、汪上海会谈最终不欢而散的直接因素是4月5日报刊上发表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首先强调国共团结的必要性：因为虽然我们得到了胜利，但我们的敌人仍然存在。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

《汪陈联合宣言》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称赞它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但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不满。事实上，蒋是应该感谢这张宣言的。因为，《汪陈联合宣言》没有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倾向，而且否认了蒋介石的“驱逐友党摧残工会”的事实，把一些历史事实当作“谣言”去辟，麻痹了革命群众的斗志，使他们放松警惕。

但另一方面，《宣言》的发展和汪精卫的离沪使蒋介石集团拉汪精卫结盟的计划成了泡影，蒋介石及其同伙决定立即单独行动起来。

4月7日，蒋介石委任白崇禧为上海驻军司令，白氏的任务就是解除“一切非法武装分子的武装”。

三天之后，4月10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被解散(上海分部在前一天已被撤销)，蒋介石在一份声明中指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瓦解国民革命军。

从4月8日至12日，白崇禧军队的政治部在上海报纸上发布口号：打倒在后方制造混乱的破坏分子!打倒反对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拥护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加强真正的国民党党权!打倒篡党篡权的阴谋分子!士兵在前线牺牲生命，正直的工人不要在后方制造骚乱，举行罢工!很明显，这是蒋介石打算武力镇压的强烈暗号，一场蓄谋已久的血腥剿杀已经势在必发。

《青年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

蒋介石预先布置下圈套，4月11日，青洪帮头子杜月笙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至法租界赴宴。

当晚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总工会已得到右派要缴械的报告，另外一个负责人李泊之曾劝汪寿华不要去，但汪考虑后认为还是去的好。随后汪与杜同去，但汪寿华却一去无回，在被诱捕后不久，即遭暗杀。

4月12日凌晨，在祁齐路上的司令部内响起了军号声，上海滩内的炮舰也拉响了汽笛，隐藏在租界内的青红帮打手，臂缠“工”字符号的袖章，打着工人的旗号，携带枪械，倾巢出动，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处袭击中共工会的工人纠察队。

反动军队旋即

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双方枪械，2700名配有1700支长枪和几十挺机关枪的工人纠察队员在几小时内就被解除了武装。队员们有的来不及反抗，有的虽拼死抵抗也不能幸免，几百名纠查队员被杀害。

12日晨4时许，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方面据闻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发生枪声，工人纠察总队指挥顾顺章即偕卫队二人，军医及书记等往该会馆总工会会所视察情形。入内略事休息，约过二十分钟，枪声复作，顾氏出外探视，即见有六十余便衣军，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会所内放枪。门前纠察队二十余人，亦向之抵御，未及十分钟，又有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当有五团团长邢霆如向纠察队谓：“请你们不要还击，我们来，为你们缴他们便衣军的械”。

说毕，即将所有便衣军枪械，未经抵抗，即完全缴下，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即请党军入内吃茶抽烟，邢团长简营长即对顾说道：“既有今夜这件事实发生，请你同我们到二师司令部，见我们师长，商议解决办法。”顾即不疑，偕六纠察队员同往，行至半途，邢团长忽变色谓：“他们(指便衣队)枪械已被缴了，可是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

顾答：“不可，他们流氓是捣乱的，我们工人纠察队是革命的，如何能够缴械呢?”章营长即指挥卫队将顾及纠察队之械缴下，又令顾回去，下令全部纠察队自动缴械，顾坚持不可，谓：“本会委员长外出，未得总工会命令，不能擅专”。

于是邢团长、张营长即说：“是的，缴械这事，是不好看，不要缴吧!我们另外想想法子，请你们把枪通通靠起来。”该会纠察队见总指挥被捉，只得依言三叉式将枪靠好，党军又逼令纠察队，向后退三步，并将机关枪等对准湖州会馆纠察队，至此遂无能为力，党军即入内占据该会，办事员亦全部退出。随后邢即要顾同赴第二师师长处谈话，顾无法反抗，遂同到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时在上午七时，拘至下午三时许始行释出。

与此同时，闸北商务总厂、闸北商务俱乐部(即纠察队总指挥处)、闸北天通阉路、南市华商电车公司、南市三山会馆、浦东、吴淞各地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工人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死者数百人。

4月12日，白崇禧以戒严司令名义发布布告，将事变称之为“武装工友的冲突”，并说解除双方工友的武装是驻军司令之职责。

上海总工会对工人纠察队的被袭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4月13日，上海总工会为反抗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将事变真相通电全国，号召上海工人阶级“誓死奋斗，宁愿死于以国民革命为旗帜者之手，虽死亦有荣。”自4月13日开始，上海丝织、纺织、印刷等行业的工人以及电车司机、商店店员、海员20余万人举行了大罢工。

4月13日上午，闸北工人群众在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和上海军事当局的反动行径，要求收回工人武装，惩办破坏工会的军官，会后，群众前往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早已埋伏于此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士兵，竟开枪扫射徒手群众，枪击历时十五、六分钟，死伤者血流街道，呼喊啼哭之声惨不忍闻，当场死亡百人以上，伤者不可数计。南市方面，也发生了反动军队向游行工人群众开枪事件，当时打死十余人。

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的授意下，一个自称为“上海工联总会”的组织出笼了，以此来取代上海总工会。13日下午，上海总工会被查封，打手们重新占领了上海总工会驻地湖州会馆。

4月14日，白崇禧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为借口，下令封闭上海特别临时

市政府。当天下午，陈群指挥军警出动，搜查和封闭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

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等团体和机关。在此后的数天中，各革命的工会组织

概被查封，工人集会和罢工概被以“反革命”论罪，凡佩戴上海总工会符号的工人随时被拘

捕判罪。

《青年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2)

同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大队长王瑞华率领武装卫队两排，分乘汽车6辆驰抵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声言：“白总指挥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本日特奉白总指挥之命令，将市政府封闭，停止其工作，开逮捕职员，以待研讯。”随即将市政府在场开会的执行委员10余人连同办事员、茶役等20余人，押乘汽车一并解往龙华司令部。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蒋介石又在东路军中进行了“清党”。首先是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胡公冕被通缉，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被迫辞职出走，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江董琴被迫到武汉避难。接着，赶走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及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东路军中的左派军官及其他下级军官愤而离职者，不下四五百人。到4月20日止，从东南地区被迫回到武汉的政治工作人员已达三、四百人，随后不久更多达千余人。

蒋介石下令查封各种革命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此前所经营的私人班子开始发挥作用。英法当局的间接帮助最为明显，法租界包打听的首脑就是青帮的首领黄金荣。杜月笙也是跑前跑后，好不繁忙。先与公共租界总董、法租界总巡举行过秘密谈判，并达成青红帮出人、法租界出枪、公共租界借路的三方反共协议。

从11日夜间开始，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英日卫军合作，不断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附近的中国领土上制造侵袭事件。4月14日晚，英国的铁甲车与日本陆战队合作，小规模地侵袭越界筑路区。助蒋之反动气势，长其兵威。

在蒋介石的“已克复的各省实行清党”密令指示下，粤、闽、浙、江等及四川的反革命分子也纷纷出动。

广西的一些城市在黄绍指使下也展开了同样的镇压行动。四川军阀刘湘下令军队刀枪并用，对手无寸铁的广大群众实行血腥屠杀，当地死难者达5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由张静江亲自前往部署“清党”，杭州和宁波等地的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遭到杀害。

广州“清党”的重点是黄埔军校的“清党”。4月14日下午，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约黄埔军校代校长方鼎英去留守处谈话。李以中央党部的“清党”电令示之，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校长要我问你，军校的共产党有好多?谁是共产党?谁是主要负责人?你平时没有调查过?清党时会不会出乱子?你有没有把握?

你能不能负责?”

方反问说：“据电令的指示，只是清党，并不是要杀共产党，是吗?”李答：“是的”。

方表示意见说：“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要声明的是，去年决定北伐时，我鉴于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的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今既清党，我有三点要求：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舰前来；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请给我一些款子，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准许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川资，有困难者，可预支五个月。这是不清自清之法。惟有熊雄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负责人，虽不得而知，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其远出国门，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请另选高明”。李济深答应了方鼎英的要求。

方鼎英随即返入伍生部，电话召集省市方面军民属各单位负责人前来面商，决定在当晚点名后，暗将枪支、弹药、机枪、刺刀等收藏起来，严防火烛，并一律定明晨起床点名时宣布“清党”命令。三日之内或自动报名承认，或请假支薪离校，听各人自愿，其余照常上课出操，决不许有任何粗暴行动。然后，方鼎英即回到校本部作妥善的布置，将熊雄说服，让其先离开一段时间，暂避风头。

《青年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3)

15日，黄埔军校以校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的名义转发总司令部通令，诬共产党为“少数奸徒，意存破坏”，要学生“不可受人挑拨”，对党国大事不可“妄有发言以及越轨行动”。另一个通令是转发广州戒严司令部(司令为钱大钧)的通告，宣布戒严期内，不许开会，令军校各级党部停开党员大会和小组会。

15日上午，中山舰舰长吴奉李济深之命将熊雄逮捕。省城本校入伍生团所在地燕塘等处，也被第一军二十师钱大钧部所包围、断绝交通。

同日，黄埔军校宣布自“清党”之日起，三日之内，凡自动报名承认的，由各部、处、团队另行管理，听候处理；愿意请假回家的，一律预支三个月到五个月薪金，自由离校。宣布后，自由离校者不少。

18日，军校特别党部内成立了“清党”检举委员会。是日上午，反动派召集长洲本岛各学生队所有学生在俱乐部开会，正式宣布反共“清党”。将共产党员挑出计有200余人，解往中山舰扣押。另在沙河入伍生团被扣押者也达200余人。反动当局声称：“从严审查，如发现校中尚有共产党员，严为剔除。”自此，军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或被杀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5月18日，黄埔本校“清党”检举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以邓文仪为主席，会议选出邓文仪等七人为常务委员，表示要彻底肃清军校共产党人，贯彻“清党”运动。5月26日，“清党”检举委员会又发出反共《紧要通告》，严令军校师生有不忠实于国民党的言论行动时，按“清党”条例细则办理。

整个事变，逮捕之共产分子，共400余人。黄埔学生被李济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枪毙的也很多。

在“清党”中，军校入伍生军官，教导队都强烈反对李济深。他们纷纷从黄埔来到武汉，成立新党部，继续办公，组织营救被捕师生和援助脱险来鄂的师生。6月25日，从黄埔被迫来汉的军校师生300余人，向中央党部请愿，请中央迅速明令讨伐蒋介石。

本来是秩序井然，教学有方的一块静土，因为蒋介石的一声令下，和李济深等人的积极响应，变得人心惶惶，一片混乱。整个学校被冲得七零八散，学生四处乱窜，教师们因为对“清党”有异议，有的被处分，有的被监禁。蒋介石的形象和名声也因此而一落千丈，把自己丑陋的一面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但是这些在蒋介石看来，都不重要。

蒋介石欣慰的是他终于结束了出于权力维护和升级，不停地在反共、拉共，反苏联苏的左右摇摆的两难境地，和为了掩人耳目，实行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政治阴谋的束缚，可以“光明正大”，无所顾忌地按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了。

对于四一二政变，蒋更多地将其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攻敌于不备”，“灭敌于瞬间”。其跟随者当然也是附首称赞，拍手称快。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共产党声势从前何等浩大……但吾人一言清党，青天白日旗下各领域，或迟或早，一致起而铲除。彼等终于无尺寸立足地。”

《青年蒋介石》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结束语：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加紧在南京建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切都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如序进行。

4月14日，蒋介石召集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以蒋汪上海会谈为理由，将计就计，定于4月15日在南京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并电促汪精卫等来宁。

翌日，在宁的蒋介石等人故作姿态，“足足静候了三点钟”，由于武汉方面执、监委员没有到会，出席会议的只有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10多人，不到国民党全体执、监委员80人的六分之一，只得改开谈话会。

这次谈话会却非法做出决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否认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恢复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等。4月16日，南京的谈话会继续召开，为取得合法的名义，由胡汉民提议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4月17日，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第73次会议，会议除接受蒋介石的提议，加派萧佛成、蔡元培、邓泽如等九人为政治委员外，还决定新的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会议推出胡汉民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推钮永建任国民政府秘书长，推吴稚晖、陈铭枢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推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为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指导员。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文武官员正式登场，在南京丁家桥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典礼。会后举行阅兵典礼，胡汉民发表演讲，他肆意攻击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号召北伐军将士拥护蒋介石。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称“护党救国，责无旁贷”，宣布“国民革命之方略”，并昭告全国“凡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

蒋介石在4月18日一天之内发表了下列文章和讲话：《告全国民众书》、《告全国工友书》、《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训话》、《在迁都国府纪念大会宴会上之演讲词》、《拥护中央之通电》、《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4月20日，蒋介石又在南京黄埔同学会上作了一次训话。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成立典礼上否认国共合作，表示自己反共到底的决心。他诬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孙悟空猴子投胎于人身，以其翻筋斗的花样，把人身体中的五脏六腑扰乱破裂”。“如吾人不消灭此等由鲍罗廷所指挥的敌人，则吾人必将自取灭亡，如吾人不消灭之，彼等必势将消灭吾人。”将中国共产党大肆诬蔑，以争取与之划清界线，表明其反共“清党”之决心，同时也努力打造新政府的政治形象，在与武汉政权明显区分开来之际，着实迷惑了不少目光短浅，各另有企图的政客和文武官员。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的确标志着一件历史阶段的结束，一个新历史时期的开始。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胜利在即的国民大革命的结束，也标志着国共对立，水火不容无休止的国内战争的开始。对于蒋介石本人而言，那却是他终于摆脱敢欲不敢为，进退两难境地的一个转折点，是他放开手脚，对共产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开始。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尽管使得蒋介石摆脱了反共反苏，欲之不能的尴尬境地，但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耳根清静，万事大吉，事实上蒋介石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另外一场足以令其焦头烂额、应接不暇的维护权力地位的战斗中去，历史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纠缠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