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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我的故乡和家人（1）

- 我的故乡和家人（2）

- 我的故乡和家人（3）

- 私塾生活（1）

- 私塾生活（2）

- 私塾生活（3）

- 私塾生活（4）

- 私塾生活（5）

- 进城求学（1）

- 进城求学（2）

- 进城求学（3）

- 进城求学（4）

- 进城求学（5）

- 进城求学（6）

- 少年时代的社会变迁（1）

- 少年时代的社会变迁（2）

- 少年时代的社会变迁（3）

- 少年时代的社会变迁（4）

- 考入黄埔（1)

- 考入黄埔（2）

- 考入黄埔（3）

- 考入黄埔（4）

- 考入黄埔（5）

- 考入黄埔（6）

- 考入黄埔（7）

- 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1）

- 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2）

- 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3）

- 参加淞沪抗战（1）

- 参加淞沪抗战（2）

- 参加淞沪抗战（3）

- 参加淞沪抗战（4）

- 参加淞沪抗战（5）

- 抗大－－革命圣地（1）

- 抗大－－革命圣地（2）

- 抗大－－革命圣地（3）

- 抗大－－革命圣地（4）

- 抗大－－革命圣地（5）

- 抗大－－革命圣地（6）

- 三五九旅（1）

- 三五九旅（2）

- 三五九旅（3）

- 三五九旅（4）

- 三五九旅（5）

- 南泥湾大生产（1）

- 南泥湾大生产（2）

- 坦白运动的经历（1）

- 坦白运动的经历（2）

- 坦白运动的经历（3）

- 奔赴抗日前线（1）

- 奔赴抗日前线（2）

- 奔赴抗日前线（3）

前言

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着手写回忆录，断断续续历时数载，其间几易其稿，今天《黎原回忆录》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之所以不顾年事已高，多次找亲历者、老战友回忆，查证史实，反复修改，倾注大量心血认真写好此书，一是为了缅怀与我一起出生入死、并肩战斗而为国捐躯的战友们。二是回顾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道路，几十年的战斗历程，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希望他们从中得到一些教益和启迪。

华国锋同志为我的回忆录题写了书名，王志民同志帮助收集资料并整理了初稿，李振祥、田文、张家裕、王清魁等老同志帮助修改补充了部分章节，金以林同志在我口述的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大部分内容，秘书胡朝绪同志做了许多后期工作。在此，向他们一并深表感谢。

书中难免会有不准确的地方，敬请读者和知情者谅解、指正。

黎原

2008年5月

我的故乡和家人（1）

我出生在河南省息县淮河岸边的关家店。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一路分分合合，弯弯曲曲，奔腾向东，流入大海。淮河流经息县东南时，一分为二，平行东去，故道在南，新道位北，两水各推出一个弓背，相距305公里，翻滚奔腾了20公里，到潢川县堡子口相吻拥抱，合二为一，再继续东流。这个由分到合形成的套子，当地人称之为"淮河套"。这里气候兼有南北特点，人杰地灵，物产丰华，是豫南比较富裕的地区。

息县即古息州，古为息侯的封地，息国亡时，息侯夫人被楚王强掳，三年不语，守节守义，含悲自尽，流芳至今。明末清初的一名学者邓孝威在明朝灭亡后，为怀念故朝重修息夫人庙时，曾题诗留下"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的词句。1967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时，主席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息县人时，主席风趣地说："你是息夫人的家乡人嘛。"

由淮河故道顺水东行，距古息州城30里之遥的河北岸，有一个古镇，因为居民以关姓居多，所以被称为关家店。据说关姓与三国英雄关羽－－关云长有关。相传关家店是关公寻归义兄刘备至息州留下的亲兵所建，关家店的关姓人家都是关公亲兵的后裔。传言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不过三国时刘备等人在息县一带活动过，这倒是事实，历代《息县志》对此事均有记载。

关家店东南30公里是潢川城。潢川是豫东南重镇，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州置府，为豫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家店地处息县县城和潢川城之间，为息县通往潢川的必经之地。官客商贾，农夫山民，穿梭来往，在这里停留打尖、歇脚、吃饭，关家店也日渐繁华。加之，镇外有河，水运方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木材、竹材及其制成品的集散地。有了木竹业，就有了蜂拥而来的商贾，以及为商贾、民生服务的杂货铺、绸缎庄、火煤子(酒馆)等行当。到清末民初已发展到两三百户人家，千口之众，成为息县东南的重镇。镇上设有公馆，专门负责接待过往的官员。

镇中建有一座大庙，殿台高大，雕梁画栋，甚是宏伟。庙内供奉的是佛祖释迦牟尼，佛像两旁伫立着十八罗汉。庙内建有一座七层灵塔，取佛塔七级浮屠之意。塔内安放着历代高僧遗骨。这座大庙是全县规模最大、历史最早的庙，据说建成于北魏时期，历史上多次毁于天灾人祸，又多次重修和扩建，到清朝末年还保护得很好，殿堂楼阁雄伟壮观。据传庙内诸神灵验，当年香火盛极一时，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到这里求神拜佛。每年春天这里都要开三天庙会，伴有耍龙灯、舞狮子、划旱船、唱戏等活动，附近村民都来赶会，人山人海，非常热闹。到我记事时，大庙已逐渐败落，乡民们改在这里办学，大庙就成了私塾学堂。

听说我家祖上家业很大，曾祖关坤锁和叔祖关坤柱两兄弟勤于经营，节俭持家，家业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良田千亩，牛马成群，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发家以后，兄弟二人嫌镇子里的房子太小，于是在关家店镇外自家田上筑围盖房。老大关坤锁，在镇东盖了三套三进三出的院子。院子坐北朝南，三座院子三个门楼，气势恢弘。围绕着三套院子又修了一个巨大的围子。围子外挖了一圈沟渠。围子的门通过吊桥同围子外相连。出西门是通向镇子的大路；出后门是一个近十亩的打谷场和菜园子，周围种有枣树、柿子树和桃树。

我的故乡和家人（2）

现在回想起来，这套田园规划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有它一定的科学性，布局非常合理。这种结构可以同农村生产相结合。比如在打谷场四周是若干亩果园、菜田，再往外连着自家的稻田，通过引水渠又可将围子外水沟的水引入稻田，可以说是旱涝保收。丰收后，打谷场又可以保证上百亩地的收获物打场。这种民居结构基本上可以保障农家的住、吃、种，又能够解决农业生产的水源问题。我家的围子内还建了一座小庙，供家人拜佛求神，祈福祈寿，满足家族的宗教文化生活。

关坤锁挑了头，投奔而来的关姓人、外姓人，也在关老大院子左右盖房。一家、两家……这便生出了个新村－－关家店东围子。老二关坤柱紧跟着在东围子往东五里处也盖了三座三进院，且后来居上，雕梁画栋，青砖青瓦，在息县城乡都领了梢儿。后来，关坤柱院外又聚来几家人，这又出了个小东关庄。关坤锁和关坤柱两兄弟，励精图治，把关家这一支推到了富裕的鼎盛。据说当时关家的牲畜跑出去，三天以后找回来，吃喝都还在自家的土地上。

关坤锁后来被太平军裹胁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生死不明。他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关凤昌，就是我爷爷；老二叫关凤盛。关坤锁被太平军掳走后，兄弟二人分家另过，自立门户。从此家道中落，日子越来越艰难。到清朝末年，留在我爷爷兄弟名下的田亩所剩无几，原来老宅的三套大院子，也仅剩中间一套三进院，东、西两套三进院都被迫卖了。我爷爷膝下生有两个男孩，住在一进院和二进院。老二关凤盛没有生育，独住后院。

爷爷的两个儿子按辈分为应字辈，老大叫关应升，就是我父亲，老二叫关应平。

父亲虽然读书不多，识不了几个字，但他很勤奋，有头脑，善于经营，是围子里的能人。农忙时下田务耕，农闲时做小买卖。种地时他肯动脑筋，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作物品种。他种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花生、蓖麻等，比种粮食收入要高几倍。他做小买卖时是先卖面食，后来逐步扩大到烟叶、布匹等。由于他的勤劳和善于经营，很快就富了起来，买田置地，成为关家店的首富。父亲经人介绍与离关家店20多里的赵楼村的赵氏也就是我母亲结婚，婚后两人夫唱妇随，感情很好。他非常关心和爱护我，没事时经常带我玩耍，外出回来总会给我买东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母亲兄弟姊妹六人，两男四女。母亲在四女中排行老三。她聪慧能干，缝衣做饭，地里家里，粗活细活，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她为人善良，富于同情心，家境好时经常周济镇上的穷苦人家。农忙时，有的贫困人家没有牲畜耕种，母亲就常常主动将家里的牲畜借给他们无偿使用。看到一些穷人家里无地耕种，生活困难，她就把家里的地分给他们三五亩，收成好就让他们交一点地租，交不上也不强求。镇上大庙里每年冬天都有几十个乞丐住着，遇到灾年就更多。下大雪不能出去乞讨时，母亲经常给他们施舍衣物和食品。过年过节遇到乞讨的人，母亲总是慷慨施舍。1923年，兵匪之乱，镇子上的房屋大部分被烧毁，很多人无家可归，母亲就腾出几间旧房子，让给几家落难的族人住，也不收房租，还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所以母亲在镇上人缘很好，人们都很尊敬她。那时农村讲究善恶报应，我父母40岁以后生我，乡间都传说关家行善积德，感动了神灵，所以晚年得子。这在当时镇上曾传为佳话。

父亲和叔叔分家后，家里仅剩二十余亩地。此后父母二人齐心协力，勤俭持家，没出十年光景，家业又兴旺起来，田地由分家时的二十多亩地发展到一百多亩。父母又把祖辈卖出去的东院三进院买了回来，修葺一新，由中院一进院搬进东院三进院。

父母婚后十年没有生育，不免内心着急，求神问卜，烧香许愿，均无效果。父亲还为此事专门在村东头修了一座小庙，希望神灵保佑早得贵子。后来根据乡间的习俗，收养了我大姨的女儿为养女，以期能为自己招来儿子。这就是我大姐，取名大妮。父母对她如同己出，大姐也很懂事，十分孝顺父母，从小对我也很照顾。她后来嫁给了本村张家，丈夫名叫张玉堂，生有三子二女。1947年，长子高中毕业后到大别山参加革命，在刘邓大军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到湖北省应城任区委书记、县财政主任、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和我经常有来往，1979年因肺癌去世。

父母收养大姐三年后，母亲生下一女，取名二妮，是我二姐。二姐18岁时嫁给任庄的任重生，婚后生有一子一女。二姐一家很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全家四口都死于饥饿。

我的故乡和家人（3）

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父母一直想要一个男孩，以后近八年的时间，父母没再生育。特别是随着家里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为了将来能够继承家业，父母就想过继一个男孩。当时叔叔家生有六个男孩，长子关升品，也就是我的堂兄，为人正直、聪明，念过几年私塾，字写得特别好。在乡下人看来字写得漂亮自然是最有文化的象征。父亲很想将他过继来做儿子。叔叔一家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愿意将长子过继给父亲。但母亲坚持从娘家过继了大舅的儿子赵玉友为继子。过继后，赵玉友不成器，整天游手好闲，打架斗殴，无事生非，搅得四邻不安。父亲无可奈何，费了很多周折，赔了二百块银元，才将赵玉友送回大舅家。此外，父亲还认了连襟的儿子周庆云和父亲结拜兄弟王建安的儿子为干儿子。两个干儿子和父母的关系都很好，特别是周庆云一家对我家照顾很多，两家关系笃诚。父亲去世后(那时我在县城求学)，母亲又收养了一个男孩，取名关升全。他对母亲很孝顺，一直在家里照顾母亲。可惜他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病故。

1917年4月17日，父亲年近五十、母亲也快四十岁时生下了我。中年得子，两人自是欢天喜地，宴请亲朋，办满月酒，庆祝一番。父母给我取乳名民顺，大概取其平顺之意。又请族祖关翔千给起了大名，按族谱应是升字辈，就取名关升彦，后来父母又觉得叫俊彦好听，就改叫关俊彦，字侠青。我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二十多岁，到延安后才改名叫黎原。

我七岁之前，家庭情况总体说是比较好的，父母对我非常宠爱。在我七岁时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患肺癌不幸去世。当时我正在胡家围子随四爷读书。当年父亲带我到县城逃避土匪绑票时，他就觉得胸前憋闷，吐过一次血，但他并不介意，认为心里吃重，调理调理便会好的。日子一久，病情加重。那年月医学落后，农村医疗条件更差，直到父亲病危时也没有请医生，而是找了几个道士来家诊断。道士说父亲是鬼魂附身，只要赶走鬼魂身体就好了。那时在农村还有一个陋习：当病人快不行的时候，是不可以住在卧室的，一定要搬到堂屋搭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道士们将父亲搬到堂屋，绕着父亲敲锣打鼓，念咒语。我和母亲既无助又无奈，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父亲疼痛憋闷而死。

父亲去世后，家境开始艰难。我尚年幼，生活的重担就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孤儿寡母，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加上我要上学，更是捉襟见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欢欢喜喜地迎新春，县上来了两个官差，上门要收税款十块银元。当时家里没钱，交不上，官差就是不走，母亲哭了半天，没有办法，只好到亲友家借来五块银元，给了他们才算完事。虽说家境已大不如前，但母亲非常要强，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继续供我念书。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了劳动力，二舅看母亲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家实在不容易，就让他的妻弟来我家做事。他姓朱，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一直叫他朱老舅。

朱老舅家境相当艰苦，除了姐姐嫁给我二舅外，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只能靠打工度日。因此，朱老舅到我家很知足，什么要求也不提，一年四季只是埋头干活。养牛，喂猪，种地，所有的脏活、累活几乎全包了。平时他很少说话，只知道干活，一天劳作十多个小时，毫无怨言。家里大小事均靠他操持。母亲为了感谢他对我家的帮助，主动出钱帮他讨了老婆，还送了两间房给他安家。

我念书之余，有时回到家里总爱往大人堆里钻，听大人谈古论今说闲话。东围子东头豆腐坊是村民们光顾的好去处，炕热、屋暖，还有豆腐的飘香，经常聚在那里谈天说地。我也经常到豆腐坊里去玩，听他们说书、讲故事。其中陈家兄弟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陈家兄弟四人，家里除了一个菜园子外没有多少地，就租种了我家近三十亩地几十年，同我家关系很融洽。老大陈景彦，为人忠厚正直，很受镇上人的尊重。解放后，他是村贫下中农领导小组的组长。老二叫陈景俊，村民们都叫他陈老二。他年长我十岁，我就叫他陈二哥。陈老二虽然没念过书，却生性耿直，好打抱不平，刚二十多岁，在镇上很有人缘，曾被村民推举为关家店红枪会首领之一。农闲时，他也做些小买卖，穿行于光山、罗山、黄陂等苏区各县、镇，还到过汉口，这在镇子上算是见多识广的能人了。大家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对我很好，有时在豆腐坊里教我念《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书。天长日久，我的读书能力有很大提高。

私塾生活（1）

1923年春，我六岁时父母叫我随族祖关翔千读私塾。

关翔千是他的字，名凤祥。因为在关家凤字辈中排行老四，父亲叫他四叔，我叫他四爷。他从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因清末废除科举，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便进了武汉政法学堂念了几年新学。四爷为人一向淡泊名利。政法学堂毕业后，由于不会也不愿投机钻营，没有在官场求得一官半职，便回到家乡当私塾先生，教育家乡子弟。到我上学时，他已在镇上教书十余年了。周围数十里识文断字的年轻人大多是他的门生。他也安心教书工作，对现实生活很满足。我经常听他同亲友讲："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能过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丰衣足食的生活，还有何求?我认识几个字，能教家乡的子弟多识几个字，将来能有出息，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我的志向和心愿。"他忠厚诚实，性格温顺。在家与兄嫂侄媳一大家人同住，能和睦相处，从未吵过架。四爷平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长者之风。

四爷对我很好，因四奶有病不能生育，没有亲生儿女，所以四爷非常关心关姓家族的后代，特别喜欢小孩。我幼年时长得还算清秀，也有一点小聪明，四爷就很看重我，把我作为关姓家族的希望和寄托。他常说："民顺这孩子天资聪慧，关姓几百家中，只有他有希望成材，将来能干大事。"因此，他在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鼓励我刻苦学习，立志成材。在生活上对我也很照顾。我家离四爷家不远，常去四爷家住。四奶怕我着凉，晚上叫我和她睡一个被窝，好吃的也总是给我留着，如同慈母一般。

四爷的私塾设在镇中大庙里，学童二三十人。念的是四书五经。我先后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大学》、《孟子》等，很多内容当时并不理解，只是跟着读、背。不知何因，四爷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从来没有教我们他在武汉学堂学的新知识。我曾多次看到他做数学题，但从未教过我们。我从四爷身上接受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旧式伦理道德和生活规范有了一定的认识。

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关家店也经常受到军阀部队的骚扰，加上乡里匪盗横行，老百姓生活日渐艰难。我家生活虽然好一些，但也很不安定，怕兵、怕盗、怕匪。记得我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带着我到县城里避难，父亲的连襟也就是周庆云的父亲帮我们在县城租了两间平房住过几个月，待秩序好一些再回家。记得1924年的夏天，一次父母听村里郎中周少白家的长工讲，周少白的儿子周老三干上了土匪，他的同伙听说我家有钱，要绑我的票。父母听后非常紧张，急忙将我从私塾接出来，谎称走舅家，出了关家围子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才直奔县城，躲了几个月。

周少白是乡里的中医，很有名气，为人口碑也很好，威望很高。他得知三儿子干上土匪、强盗的事，非常气愤，认为有辱家门。他当郎中一世，悬壶济世，受到乡邻的赞誉，没想到膝下生了一个孽子，败坏了他一世清名。在多次管教无效的情况下，为了保全门风，痛下决心，大义灭亲，亲手将孽子处死。这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周老三被老子处死的消息传到县城后，我们才敢放心地回家。回来后，又担心周老三的同伙算计我，父母还是整天忧心忡忡。于是父亲就找来四爷关翔千商量，四爷为了我的安全和学业，决定辞掉在关家店教书的差事，带我到有能力防匪的村寨读书。这样我就离开了父母，随着四爷开始了离家三年的读书生活。

四爷带我先后到息县几户大地主家教书。这几家环境不同，出身不同，为人处世的方式自然也都有所不同。我这三年的逃票、读书生活，就是在这几家度过的。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接触和体会了中国农村各类不同的生活情况。

私塾生活（2）

第一家是距关家店十里外的胡家围子。

胡家是四爷关翔千的岳父家。那时四爷的岳父、岳母已经去世，留下两个儿子。兄弟二人都中过秀才。大儿子叫胡祖武是武秀才；二儿子叫胡祖文是文秀才。胡家家大业大，有地700多亩。在我家周围几十里算是最大的地主。

胡家当时是三世同堂，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分家。他们每人都育有四个儿子，孙子辈就更多了，全家老少近30余口，有很多到了读书年龄的子弟，因此很欢迎四爷来教书。

胡家兄弟是四爷的妻兄，胡祖武的二儿子还是我的表姐夫。胡家、关家更是亲上加亲。我随四爷来到胡家，就住在胡家西院的后院。胡家还专门拿出一栋房子作为教书的课堂。胡家可以说是世代书香，胡祖武的书房藏书颇丰，当时我在那里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

胡家虽说是地方绅士，但全家老少大都参加生产劳动。家里雇了四五个长工，有骡子有马。一部分土地自己耕种，大部分土地租给佃户耕种。男人耕田种地，妇女持家煮饭。胡家祖训不准请老妈子和佣人，做饭等家务劳动都由家里的妯娌们轮流承担。经济来源主要靠粮食生产。他们在镇上开有一家粮店，每年收获的粮食大约有三分之二出卖，家里还建有粮仓储备粮食。农闲时的副业主要经营烧酒和绿豆粉条。

我在胡家围子跟十几个娃娃念了两年私塾。除了胡家子弟外，还有围子外的农家子弟也一起来念书。在当时的乡村，对老师的要求也有一套不成文的标准。科举时代获得过功名的，如贡生、秀才出身的老师，所得的薪水各不相同。上学的孩子要交学费，一年分两季支付。四爷不仅中过秀才，还上过洋学堂，所以在当地还是很受欢迎的。对一些贫困学生，四爷总会少收些学费。四爷从没有收过我的学费，完全是为了培养关家的后代。胡家也是读书人出身，所以对四爷特别尊重。一日三餐都有长工将饭菜送到客厅，胡家兄弟只要不出门常常会陪着四爷一起吃饭。我印象中胡家每逢过年过节一定要送上礼金，权当学费。

民国初年的社会还是比较安定的。大概到了1923年前后，河南，特别是我的家乡开始闹土匪。我在胡家读书期间，曾有一股大土匪得知胡家有钱，向胡家索要300块大洋。胡祖武是武秀才出身，自然不肯轻易低头。加之胡家围子四周筑有寨墙，寨墙外挖了一圈一人多深三丈来宽的水渠。出入围子只有一个南门，门上有门楼，门外有吊桥，防备相当严密。为了防备土匪打劫，胡家还专门购买了三支快枪，全家男丁加上原本雇的五六个雇工，看场护院，隔壁佃户家也有几个壮丁参加，夜里还轮流值班，以防万一。由于胡家防备很严，土匪不敢轻易来抢劫。后来，通过中间人调停，双方暂时和解。胡家兄弟摆了一桌酒席，土匪头子居然还亲自赴宴。最后胡家付了100块大洋，才算了事。尽管此后这股土匪没有再骚扰过胡家，但当地还有许多股小土匪到处流窜，胡家还是不敢松懈。

日子一久，我深感胡家围子的防备非常高明，便萌生了长大后也要仿效胡家，建一座关家围子，买上几杆快枪，雇一些看场护院的壮汉，就再也不用东躲西藏地逃绑票了。

我九岁时随四爷由胡家围子转学到了张家湾四爷侄女婿家，继续逃票、念书。

私塾生活（3）

张家湾在关家店东面，大约有十余里路程。张家湾私塾设在张少峰、张少山兄弟家。张家的围子和胡家的差不多，但围子里住的不只他们一家，还有同族的十几家。张家有地三百多亩，也雇了四五名长工。

张家和胡家不一样。胡家的特点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地主、绅士家庭，胡家兄弟在科举时代都得过功名，家庭虽然很富裕，但没人当过官，同外面的世界联系比较少；张家不仅是地主、绅士，还是当地一霸。张家原本兄弟六人。老大早年病逝，老二张少山在旧军队里当过营长，老三张少峰在相邻的光山县当过判司，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县法院院长，因此张家兄弟在县里都是和官府相通的人物。张家老四就是四爷的侄女婿。老五、老六年龄还小。我就是和张家的老五、老六，还有第二代一起念书。

张少山原本在豫西地方武装戴民权的部队里当营长，腿负伤后回到家乡。他的一些部下在军阀混战中被打散后，有些人就当了土匪，附近百十里的土匪还常和他有联系，他是当地一霸。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尽管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但新的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国家处于军阀割据的无政府状态，大小军阀占地为王，师长、军长、司令多如牛毛。当时河南的地方武装比较多，他们为了扩充势力，纷纷招兵买马。只要能组织30人的武装，有10杆枪就可以当上连长，能组织100人的武装，有30杆枪，再加上一挺轻机枪，就可以当营长。要买齐当营长的武器装备，至少要2000块大洋。张家老三张少峰原在光山县当判司，后被撤职回到家乡。他不甘心在家闲居，想拉起个百十人的武装，当个营长，向军界发展。于是他就召集族人开会，要求各家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但族人中富裕的不多，大家积极性不高，商量的结果是每家只肯出三块、五块，所以张少峰的队伍也没拉成，官自然就没有当上。

不过，张少峰在乡里还是很有声望的，因为在邻县当过官，回到家乡后同息县的县长等官员仍常有往来。他同农村传统的绅士有所不同，眼光更开阔，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善于言词，也能写些东西，对乡里的事务熟悉而又通达。周围群众有事爱找他商量，有了矛盾也请他调解。解放前夕，他还将儿子送到武汉革命大学学习。他多年来一直是方圆几十里有威望的绅士。

张家老二张少山时常和土匪、强盗暗中勾手打劫。我随四爷到张家时，张家还扣押着两个"绑票"。半个月后，我才知道和我一起读书的李正国、王小立是被人绑票，关在张家的。李正国14岁，王小立10岁。两个人都是光山县寨河镇人，离张家围子也就二十多里路。他们家里做买卖挣了些钱。半年前被土匪绑票，送到张少山家窝藏。土匪向李正国家索要500块银元，向王小立家索要300块银元。李、王两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好拖着，土匪也没有撕票，将他们关在张家。这一拖就是半年。两个孩子年幼，成天哭喊，闹得土匪们心烦。张少山就让两个小孩和我们一起念书，等着主家赎人。就这样，李正国、王小立便在张家后院同我一块儿念起私塾。

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我非常同情他们，便萌生出帮助他们逃离虎穴的念头。开始我先同四爷讲了这事。四爷是老实人，胆小怕事，叮嘱我千万不要管闲事。但我仍不肯放弃。一次回家，我和堂兄关升品谈起这事，堂兄为人仗义，完全赞成我的想法，并和我设计了几个方案。正谈着起劲的时候，刚巧被母亲听到了。她极力反对，主要是因为我们年龄还小，同被绑票的人又无亲无故，万一被发现了，张家是大户人家，在乡里有权有势，我们得罪不起，还会影响到四爷的生计，没必要冒这个险。但我和堂兄还是不死心，又暗中和好友、我家的雇工陈二哥联系，商讨帮助二人逃离张家。最后决定由我做内应，打开寨门，送他们出去，并伪造他们翻墙逃跑的现场，以蒙蔽张家;关升品和陈二哥负责在院外接应，送他们回家。

回到张家后，我就装作很好奇和羡慕的样子问和我一起读书的张家老六："你们家的围寨真牢固，可这寨门怎么打开呀?"他得意地叫看门人演示给我看。就这样在一天夜里，我们帮助李正国顺利地逃离了张家。王小立因年幼胆小，不敢逃走。次日，张少山知道李正国跑了，以为是自己翻墙逃跑的，也没有深究。叫人将王小立押走，换了个地方藏起来。

私塾生活（4）

当时因为怕土匪报复，我们几个人谁也不敢声张，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李正国的父母不忘此事，经常来看望我母亲和陈二哥，以各种形式向我们表达感谢和敬意。

在张家读书期间，我还经常在东张家湾的张赞勋家住过。

张家湾分东、西两个围子，有一百多户张姓人家，张赞勋是张家的族长，围子里的红白喜事大都请他主持，邻里有了纠纷，也会请他评判。张赞勋28岁才考上秀才，在当地是个有名望的绅士，族人都很敬重他。按当时人们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绅士，严格恪守传统礼教，正统、守法，一切都遵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习俗、规范、制度行事。

张赞勋是四爷关翔千的姐夫，我就叫他姑爷爷。他很喜欢我，待我如同亲孙子一样，倍加爱护。他的家人也都很喜欢我，他的大儿子还认我做干儿子，更使我们亲上加亲。张赞勋有四个儿子。姑爷爷、姑奶奶，还有我的干爹、干妈和三个叔叔都待我很好。特别是父亲过世后，我家同姑爷爷家的交往就更密切了，家里的一些大事，母亲都要请姑爷爷和干爹拿主意。我后来上了中学，每次放假都要到张家住上几天，看望他们。后来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奔赴抗日战场前，他们还来送行。1963年我离家二十多年后第一次探家，姑爷爷、姑奶奶和干爹都去世了，干妈听说我回来后，还没等我去看望她，老人家就坐着独轮车让孙子推着来看我。至今我都忘不了张赞勋一家，忘不了姑爷爷、姑奶奶和干爹、干妈。

从我记事时起，就开始随着四爷寄居在别人家里读私塾，很少感受家庭的温暖和关爱。尽管在我生活、读书的几家地主都很富裕，他们和我家也还有些亲戚关系，从小在物质方面没有吃过多少苦，但我和他们在感情上还是有距离的。

我知道四爷从内心深处对我很好，但更多地是表现出严师的一面，他要遵照传统的塾师规则办事，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如果我书背得不好，同样也要打手板。平时上课，四爷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只有当他不在时，小伙伴们才敢放松一下。白天，我还能和同龄的孩子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放学后，别人都回家了，我只能和大人们在一起，尤其是又不在自己家里，根本不敢放松自己。四爷也总是时时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生活环境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小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很孤独。只有放假回到家里才能感受到母亲的关爱，特别是和大姐在一起时，才能真正做到无话不说。由于从小生活在别人家里，自己的活动空间相对较小，又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所以从小我就不大爱说话。我的个性大概就是那个时期养成的。

1927年夏，我的生活和学习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改变。一天，我正在张家随关翔千读书。张家突然来了客人，后来才知道是张家的亲戚，息县县城里的绅士王宪章、王绳武携带家眷从县城逃到张家避难来了。原来县城发生了暴乱，先是国民革命军十四师进驻县城，骚扰四乡，激起民愤。农民组织太极道会，扯旗造反，攻入县城，杀了十四师的一名团长。太极道会立足未稳，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又打进去。王家怕报复，就逃避到了张家湾。王绳武是四爷在武汉政法学堂念书时的同窗，还结拜为兄弟，因此王绳武的儿子王培英曾认四爷为义父。他们在此相见，自然是十分高兴。

王绳武的儿子王培英，王宪章的儿子王培田，在县城上高小六年级，比我年龄大几岁。他们二人在县城里长大，见多识广，接受新思想快，见我念了几年私塾还整天只知道读之乎者也，觉得太可惜了。于是，王培英就去找他干爹－－我四爷关翔千商量，想让我到县城小学读书，接受新知识。四爷觉得有理，几日后就先回关家店同我母亲商量让我上新学。母亲很明事理，觉得既然四爷说上新学好，就一定不会错。这样我就放弃了私塾，决定到县城去上新式小学。

私塾生活（5）

我上小学前先念了将近五年的私塾，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新知识，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点了解，背熟了四书五经，有了独立阅读的能力。潜移默化，儒家忠孝仁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打下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基础。

我上私塾这几年，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在我们偏远农村，封建势力虽未受到太多的冲击，但也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的变化。我住过的胡家、张家，在当时农村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家庭。

胡家兄弟在晚清的科举制度中考得过功名，但胡家同当时的社会交往并不太多，生活环境相对封闭。他们身上保留的传统文化更多一些。在胡家常常能听到忠君爱国的言论。胡家老大尽管考得武秀才，但时常表达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记得他曾对我说过，每年正月十五放鞭炮，就是为了要赶走满清"鞑子"。我当时有个模糊的印象：习武出身的人反清思想比学文的人要强烈得多。四爷就从没有讲过这些。

张家的特点是开始有了民国时代的痕迹。张少峰出任过民国基层政权的小官吏，张少山则在土匪部队当过营长。他们同农村传统的绅士有所不同，更愿主动接触外界，关注外界的形势变化。他们同影响当时社会的军阀、官僚有一定的接触。虽然在当时的乡下根本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但在张家读书期间，我曾听他们谈论过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还讲过三民主义。

我到县城上小学的最初一年，就寄居在王培英家。王家和胡、张两家地主的特点又有很大的不同。王培英的父亲王绳武和伯父王宪章都是县里的富绅，王宪章考取过举人，王家的社会地位更高。在经济方面，王家不仅在乡下有几百亩田地，家庭收入更多的是靠在城里经商，王家在县城南关开了一个很大的绸缎庄，王宪章还是县商会的会长，兼县支应局局长，负责为地方军阀筹饷、派捐，在县城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息县新上任的县长都要到他家拜访，与他们称兄道弟。他的长子在河南军阀任应歧的军队当军需官，在县里也是一个人物。我就见过他带着小老婆神气活现地回家。可见，王家的社会关系更复杂，不仅同各地的商贾有往来，还经常包揽官司。因为王家在县里是有名的大士绅，乡下人打官司，时常会给他们送钱，有的一次就送三五百大洋，请他们在县府里说说话，帮忙打赢官司。王家家大业大，生活在城里，不仅雇有专门的管家和更多的雇工，还有使唤丫鬟，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乡下的地主又有很大的不同。

我少年时代除了在自己家里生活了六年外，还在不同的地主家庭读书、生活了许多年，接触到当时社会中的不同类型的地主，所以比一般的农家子弟看到的更多。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我对当时农村的封建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进城求学（1）

1927年9月，我进了息县第一小学，插班念四年级。

刚到县城时，我住在四爷的同学王绳武家，一年后我又搬到父亲的干儿子周庆云家住了一个学期，从五年级起住校至毕业。

息县县城不大，南北长600丈。南关到北关，号称五里零一砖。东西长300丈。人们戏说："东门跌跤，西门捡帽。"县城四周有砖砌的围墙，墙高过丈。别看息县城这么一点大，由于古息国的人文底蕴深厚，我到县城念书时，城里还竖有24座标志中举入仕的牌楼。城内还建有谯楼、文庙、关公庙、三义祠等古建筑。

息县第一小学设在县城西关的孔庙，也叫文庙。庙里有状元桥、大殿、牌坊。大殿左右前后柏树参天，几尊石碑竖在殿外两旁，记载着孔庙初建、重建的历史和布施人的功德。当时整个息县只有这一所高级小学，是完小，共设六个年级，每年级有近四十名学生，全校共有学生200余人。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国文、自然、地理、历史、三民主义、公民课。那时的学生年龄普遍较大，个别学生近二十岁。我在同学中年龄是偏小的。

校长叫夏光宇，是当地一位公认的教育家，为人正直和善。解放以后，听说他还当了多年校长。学校教员大都是师范学堂毕业的。教员的工资、办公费、设备费等一切经费的使用都有一定的标准，由校长负责，向教育局报销。教育经费有一定的保障。老师中有一些人旧观念很重，对待学生很凶，动辄体罚打骂学生。有一个教国文的翟老师就很恶劣，我曾和同学向校长告过他的状，要求辞退翟老师。夏校长也深知这位翟先生师德欠佳，有损校风，最终辞退了他。

老师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是受到普遍尊重的。在一般老百姓眼里，他们的地位和地方绅士差不多。教员的薪水每月30~50元大洋，按那时的社会消费水平来看，还是相当高的。唯一不同的是，老百姓有这样一种心理，认为学堂里的先生都是有学问的人，更公正，肯替老百姓说话，因此更受乡人的敬重；而乡人对官僚、地主的尊重，有时并非出自真心，而是迫于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和财富。

上小学后，我因为来自农村，穿的衣服、用的东西都是乡间土货，智能见识一时也赶不上城里的孩子，所以常被同学笑话，说我是乡下佬，有时还会受欺负。刚进城时住在王绳武家，他儿子王培英又和我同校，对我比较照顾。一年后王培英就毕业了，我也搬出了王家。我们班上有个县城的同学王某某是县里有名的阔少，他瞧不起我，经常无故欺负我。后来三个关家店的同乡同学牛学勤、任理中、粟中民知道后，非常气愤，主动出面打抱不平。他们趁春游的机会，在濮公山狠狠地"修理"了他一顿，以后他才不敢再欺负我了。

在新学堂里，我学习了许多新知识，开始用钢笔代替毛笔写字，同学之间的交往也比上私塾时更多了。可以说进城读书是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我的眼光、志向也渐渐走出了淮河套。在胡家围子念私塾时，我满脑子都是忠孝仁爱的封建儒家思想，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如甲午战争、义和团、辛亥革命几乎都不知道，只觉得胡家的围子好，长大后要发家致富，像胡家一样建造一个更大的围子，再多买上几条快枪。上了新学，眼界开阔，才了解到中国很大，世界更大，知道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学校规定每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背诵总理遗嘱，讲解时事和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从此，我开始有了念书不能只为自己，要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息县第一小学校名几经变更，现更名为息县实验小学。学校也从破旧的孔庙中迁出，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现有教师102人，3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700余人，是息县教育局直属的唯一重点小学。我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每次回息县都要到学校看一看，2007年9月我不顾91岁高龄，由家人陪同再次回到母校，把自己的多年积蓄15万元捐给了母校，设立助学奖学基金，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县里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看到母校的发展变化，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欣慰，希望母校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

进城求学（2）

1930年7月，我从息县第一小学毕业后，就到豫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潢川县城投考河南省立第七中学，即潢川中学。

潢川，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淮河南岸，潢河贯通，是豫南地区的首府。潢川中学始创于1905年，是豫东南地区最负盛名的高级中学，素有"豫南文化和革命的摇篮"之称。

清朝末年，随着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深重，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甚高，清政府被迫宣布废科举，兴学堂。1905年在潢川太阳书院原址，创立了官立光州中学堂，是豫东南创办最早的公办中学。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校名改为潢川中学校；1913年归省教育厅直辖，更名为河南省立潢川中学；1921年，全省省立中学以数序排列，校名改为河南省立第七中学；1941年恢复河南省立潢川中学，解放后沿用原来校名至今。现为省、地重点高中。

潢川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年就派人到潢川进行建党和革命活动，省立七中成了当地革命活动的中心，是豫东南进步青年汇集的地方。豫东南早期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汪厚之、熊少山、张侠生、易宗邦、胡日新等，都曾在七中求学，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七中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特别是1928年共产党员吴丹坤受河南省委派遣到潢川，以省立七中教务主任兼英语教员身份做掩护，组织学校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准备武装暴动工作。3月18日，在吴丹坤的带领下，省立七中三十多名师生参加了豫东南特委领导的大荒坡武装暴动，八名学生壮烈牺牲。吴丹坤在暴动失败后被通缉，以后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一直在家乡南阳一带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曾任南阳一中（原省立第五中学）首任校长、河南省政协委员。吴先生高寿105岁，1997年病故。当我1930年入学时，他们的光荣事迹，在学校中广为流传。

我入学时省立第七中学只开设初中班，停招了1927年开设的高中班。初中一、二、三年级各设甲、乙两个班，共6个班。我投考的这一年，招收新生80人。当时由于豫南地区只有这一所中学，招生人数和考生比例是一比十。我的考试成绩不错，顺利考入七中。记得息县考上七中的还有邹耀离、李廷贤、彭寿凯、任醒吾、姜炳荣等人。

8月中旬，学校送来录取通知书，到家里报喜。母亲自然是高兴万分。虽然说当时早就废除了科举制度，可在老百姓眼里，特别是乡村人看来能够考上省立中学，将来肯定有出息。母亲为此特意摆上酒席，招待来人和乡亲，庆贺一番。

8月30日，我背着行李，一大早从家里动身，经吴村铺、堡子口、隆古，黄昏时分便进了潢川城。

河南省立第七中学位于潢川北城，校门坐北朝南。入校门后，迎面第一幢大房子就是校长办公楼，校长、教务主任都在里面办公。办公楼后侧有几间教室，左右两侧各有三排长长的学生宿舍，每排有15间小屋，每个小屋有六七平方米大。这些小屋就是当年考秀才、举人时，让贡生们一人住一间，三天三夜不得出门的考场。我被分配到校长办公室左侧第三排第六间小屋里。同屋共有三人，一位叫黄寿金，字文清，潢川县仁和集人，中学毕业后考上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1939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新华日报》当编辑。全国解放后，黄文清出任《甘肃日报》总编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恢复工作。另一位同学叫姚尊贤，是淮滨县人。

七中是省立直属中学，所以一切教育经费都由河南省教育厅直接拨款。校长潘维新毕业于河南大学教育系，其他教员也大都是来自河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潢川距离武汉更近)，教学质量还是相当高的。

我入学时学校仍利用原有的老校舍当教室。1932年，学校新建了几栋砖瓦结构的新教室，还配上了当时很少见的玻璃窗，光线极好，又保暖，比原来老贡院的房子强多了。

进城求学（3）

1930年夏天，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趁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无力"围剿"红军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随着红军的胜利和革命力量的增长，党内"左"倾盲动思想又有了新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要求战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迅速集中和扩大发展"，并准备进攻武汉。9月，蒋介石已经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迅速调整了对红军的"围剿"。10月6日，红一军根据"在豫东南以潢川城为中心，发动起义进行配合暴动"的计划，再次倾全部兵力渡过淮河，第一师强攻潢川，第二、第三师袭击光山。7日晚，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率所部在潢川地下党的配合下强攻潢川。

当时潢川城内驻有国民党正规军约四五千人，潢川城外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墙，城墙外还挖有战壕，架设铁丝网，易守难攻。红军久攻不下，最后被迫撤回根据地。

红军攻城时，国民党军队侦知省立七中有共产党活动，企图里应外合，进行暴动。他们就派一个连的兵力在红军攻城时开到七中，控制学校，封锁校门。

一天，我和黄文清、姚尊贤晚自习后，正欲睡觉，忽听学校北门外枪声好似炒豆一般，我们就好奇地跳下床，开门出屋想去看看。

"不许出门!谁出门就打死谁!"白军哨兵厉声厉色，如临大敌。

原来守城的国民党军早知道七中师生在两年前，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参加过农民暴动，怀疑学校还有地下党组织。红军来攻，怕里应外合，就派兵把师生隔离起来。一晚上哪里都不让去，上厕所都有兵跟着。翌日天刚放亮，他们又把全校学生都赶到操场，又是搜身，又是查抄宿舍，折腾了大半天。最后将学生押回宿舍，不准外出。

在国民党军队的看押中，我们一连过了三天，仍不见有解禁的迹象。第四天，我和黄文清商量，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就一起去找教务主任成相天询问何时能够复课上学。成主任胆小怕事，什么也不敢说。我们就去找校长潘维新。潘校长一向爱护学生，对我们态度很热情、诚恳。但他也无奈地表示毫无办法，建议我们每个年级选两个代表，去找驻军连长谈判。于是同学们就推选我和黄文清等六名学生代表，找驻军连长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他们答应允许我们上课，但不能出学校大门。

又过了近一个月，同学们与外界都失去了联系，更不能同家里联系，连买饭买菜的钱都没有了。尽管潘校长令庶务科和灶房预借给每个学生一块银元的伙食费，以解燃眉之急，但钱很快就花完了，我们只好再去找驻军谈判，要求允许我们回家。这次他们只答应允许开城门放我们出去，规定在消灭红军以前不能放我们进城。于是，我们几个息县籍的同学决定一起结伴回家。在学校被看管了整整40天后，才在白军监视下走出了县城。

当我们几人穿过城外的铁丝网后，一个个如同笼中放出来的小鸟，雀跃欢快地往家里奔去。不料走了不到十里路，突然从路旁高粱地里窜出几个白军士兵，挡住去路。他们硬说我们是小共党分子，不由分说，就将我们绑了个结实，连推带搡，押解到附近一座院子，关进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屋里。

直到下午，总部的一位参谋来视察，得知驻军连队抓了几个小共党分子，要看个究竟。守备连长连忙带参谋来到后院，打开屋门。我们一看这个参谋原来竟是息县小学的体育教员潘儒臣老师。他人非常随和，常和同学们一起谈笑玩耍。因为他有文化，就通过关系到驻军司令部当上了参谋。他一看是我们，马上命令士兵放了我们。后来我私下问他："当兵的为什么抓我们？"他说："还不是为了敲诈你们几个大洋花花。"后来听同学传说，当时学校里确有地下党支部，还有几条枪，由于红军攻城前没有联系上，才停止了暴动。据说枪支就藏在厕所里，未来得及取出。

这次红军围攻潢川，镇上谣传国民党军队在大桥上枪杀了几十个学生，城里又不通消息，这可吓坏了母亲。她天天到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我的平安。还请我堂兄关升品、陈二哥和朱老舅分别到潢川城外（不让进城）打听消息。各种传说，使她忧心如焚，直到看见我回到家里，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次我们被看管了一个多月，耽误了学业，吃了不少苦。但通过同白军的谈判斗争，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我回家住了半个月，学校的国民党军队才撤走，学校恢复正常的教学。上学不久，我不幸染上了伤寒，被迫休学回家养病半年多。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帮助母亲干农活，学会了割草、喂牛、犁地、种地。自己还种了一亩烟叶，从栽培到上棚晒干、出售，全都学会了。既干了农活，又锻炼了身体，很有意义。1931年暑假后，我随下一期学生一起上学。

这时黄文清已上二年级，但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彼此仍经常来往，有事愿意在一起商量。学校经常开展讲演比赛。每次我和黄文清都积极参加。课外，我还学会了打篮球，成为班级代表队的队员。

进城求学（4）

中学时代，我很活跃，一改小时候沉默寡语的性格。这主要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激发了我内在的活力。七中是省立中学，同学来自全省，接触的人广了。加上我在小学三年的锻炼，使我更加自立、自强。另一个因素是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成绩优秀，在同学中就有威信。我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不是拿第一，就是获第二；数学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其他课程也保持在中等以上。记得我的同桌黄先云考试时总是抄我的。解放后见到他，他还笑着说："要不是你，恐怕我中学都不能毕业。"

为了照顾经济困难的学生，学校还在校园内特意腾出一间学生宿舍，开设一个小卖铺，专门经营学习用品，货品由庶务科负责采买。虽然进货量大，价格便宜，但学校仍按进价销售，不赚同学一分钱。我父亲去世后，家庭比较困难，有时学费都交不上。学校就让我和另一名家庭困难的同学姜炳荣负责卖货，每天午休时间和晚饭后开门营业。庶务科每月付给我们每人两块半银元作为薪水。这样做既方便了同学们的需求，又解决了我们每月的伙食费，使我们的学业得以顺利完成。

在班里，我和姜炳荣、石英杰最要好。我们三人的学习成绩最好，同学们戏称我们是"三杰"。石英杰家境比较富裕，常常在经济上资助我，对我帮助较大，我们还结为兄弟。正是在学校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才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霸占了东三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七中学生也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热血沸腾。

10月初，我从报纸上看到开封学生响应全国各地抗日救亡活动的报道，当时河南省主席刘峙还出席并主持了省会开封召开的抗日救亡大会，我感到七中也应该行动起来，加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于是我就去找黄文清商量。我们二人不谋而合，马上召集学生会委员开会，研究布置全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我们决定先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然后再组织大家上街，查抄日货，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散会后，我和黄文清一起找校领导请示，教务主任成相天是个滑头，又胆小怕事，坚决反对我们集会和上街。他还威胁我们说："没有上级的指示，谁也不能出校门，谁出校门就开除谁。"我们又去找校长潘维新，并搬出省主席刘峙都出席抗日救亡大会的消息，潘校长迫于抗日形势的压力，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开始他只同意我们开声讨会，停课上街宣传三天。我们提出三天太短，最后答应停课七天。

当天下午，我们就召开了全校学生参加的声讨大会。大会由黄文清主持，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进行了演讲，声讨日本的侵略暴行。会场上群情激愤，同学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纷纷要求参加抗日义勇军，抗击日寇，保卫家园。

晚上，我们再次召集学生代表开会研究，决定将学生分为两个大队，若干小组。一队为宣传队，一队为检查日货队。宣传队队长为黄文清。我任检查日货队队长，副队长为董玉芝，并布置了上街宣传和查抄日货的具体事项。会上决定收缴的日货暂不烧毁，先集中起来，放在学校统一管理。宣传和检查同时进行，宣传队把商人集中起来宣传，检查日货队则进店铺查抄日货。

进城求学（5）

第二天一早，七中一百多名同学拿着刷子、白灰桶，唱着抗日歌曲，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校门，来到潢川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南大街，开始宣传、查抄。我们先将商人们集中起来，由我和黄文清给他们讲查抄日货的意义，然后进店查抄。我们很快就抄出一些洋布、洋车，还有袜子、皮货、仁丹等。我就安排几位同学先用洋车把日货送回学校。

初战告捷。我和黄文清又带领同学到北城东西大街两旁的商号继续宣传、查抄。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抄出的日货整整堆满了学校庶务科的一间库房。这天夜里，被抄的商人带着老婆、娃娃跑到七中，又哭又闹，要求归还他们的日货，直闹腾了大半夜才散去。

潢川小学的学生和城里的进步青年，一看七中同学行动起来后，也积极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并协助我们一同查抄日货，掀起了潢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查抄结束后，如何处理收缴来的日货成了一大难题。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按开封和武汉的做法把日货烧了，但反对的人认为烧了实在可惜；有人主张全部充公，但又不知道应该送到哪里，由谁负责保管；还有人表示应该送给东北抗日义勇军，但义勇军远在东北，不切实际。大家争来争去，也没有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后来我提出把日货交给县商会，作为商会基金，要求商会向同学们担保用卖日货的钱，发展地方手工业、编织业，促进民族工业发展。我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当时我热情很高，也很激进，为了表示抗日救亡的决心，我主动把在潢川开百货铺的姨夫，也就是周云庆的父亲，为逃避查抄，寄存在我处的一包日本出产的袜子、衣服、仁丹等拿出来，当众烧毁。周云庆一家对我家有恩。小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县城躲避土匪时，得到过周家很多帮助。我在息县上小学时，还在他家寄宿了一年，周家待我如同亲儿子。但当时爱国之情战胜了亲情，民族利益战胜了个人利益，出于对日寇的愤恨和抗日救亡的决心，我还是毅然将之烧毁。

我们一个礼拜宣传抗日、查抄日货的救亡活动很快就结束了。谁料半月后，潢川县里的商人们见风平浪静，就在商会卢会长带领下找到学校，气势汹汹地要求学校开除带头搜查日货的同学。这些人都是地方上有势力的阔人、富人，有些人还曾恩惠于学校。学校惹不起，便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决定开除我和董玉芝。黄文清知道后，带着十几个同学找到潘维新校长，义正辞严地说："如果学校要开除关俊彦和董玉芝，同学们就集体罢课。"校方无奈，只得被迫取消开除的决定。

我们以为这样就没有事了。谁知两天后，校门口告示栏中突然贴出一张布告，内容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兹有我校二年级甲班学生关俊彦、董玉芝因不守校规，夜不归校，特给予记过处分。特告。

校务处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日

同学们看到了处分通告后，群情激愤。大家都说这分明是变相报复，替卖日货的商人出气。于是，黄文清带领大家找到校长质问："潘校长，你说关俊彦哪一夜没有归校？"

"我和关俊彦住一个宿舍，他从来没有不请假外出，学校凭什么说他夜不归校。请校长拿出证据来。"同宿舍的同学说道。

"要说遵守校规，关俊彦是我们班最好的一个。他夜晚从不离开宿舍，都在自习。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他宿舍向他请教数学。"彭寿凯同学证实道。

"没有根据就乱说，还处分人，校风何在?"同学邹耀离质问。

面对大家的质问，潘校长也很尴尬，只好向同学们解释说："看来是成主任没有弄清楚，太草率了。这样吧，大家先回去，我找成主任核实一下。"经过大家的斗争，学校取消了处分决定。

这次参加组织抵制日货的活动，使我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对我的成长是一次很大的锻炼。

进城求学（6）

学生时代，我对共产党的了解并不深刻。最初对共产党产生的良好印象，主要是来自我的同学周新武。周新武是我的小学同学，比我高一班。他读过很多书，学习成绩好，经常和我们一起参加学校的文体活动、演讲比赛。全校的学生都很尊重他。他的父亲周柱臣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是我们息县著名的开明绅士，家里有良田两千多亩。小学毕业后，周新武到开封上中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0年他因散发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传单，被反动当局逮捕，判刑两年。消息传到息县，大家都不敢相信。那时，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的主张就是共产共妻，而且还杀人如麻，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但一想到周新武是共产党，他父亲周柱臣是老同盟会会员也同情共产党，通过身边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使我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了怀疑。

再就是陈二哥对我讲的亲身经历。息县离鄂豫皖苏区不远，鄂豫皖首府新集镇离我们县城只有一百多里。陈二哥经常到武汉做小买卖，一年总是要经过苏区好几趟。他回来后常常对我讲苏区的见闻，称赞苏区公买公卖，打倒地主，平分土地，苏区的农民生活很好，都有饭吃，治安也好。陈二哥还对我说："在那边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共妻的事，杀人如麻更是没见过一次。"

那时在学校里也讲三民主义，虽然我对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都很以为然，但亲眼看到的政权代表却是像任应歧、戴民权那样的军阀、土匪武装，所以对旧政权印象很不好。到了中学时代，陈继承在潢川当专员，为了拉拢民心，执行过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因此麻痹了不少群众。但我上学期间因红军进攻潢川，国民党军队封锁学校，我们无故被扣押四十余天，我们多次同他们谈判和交涉，才获准出城回家。在城外又被他们羁押，诬陷我们是小共产党，想敲我们的竹杠。因此，我对国民党军队的印象很坏。加上听了陈二哥的见闻，特别是七中师生在吴丹坤老师的带领下参加大荒坡农民暴动的革命壮举，更是让我崇拜共产党，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有了更多的向往。

由于以上几方面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我那时能够接触到的共产党如周新武，听到的共产党如参加革命暴动的七中师生，都是在社会上普遍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产生了彻底的怀疑，反而认为共产党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并非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同时，我也对共产党有过许多幼稚的想法，或许是从小受《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的影响，对共产党甚至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神秘感，觉得共产党员都是些有武侠精神，神通广大，好打抱不平的能人。

我在潢川省立七中读了四年书(其间因病休学大半年)，学习了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看到了淮河套以外的世界，明白了中国正在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正在一步步地沦为殖民地。我上中学的第一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到我毕业时，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又陆续占领了热河及冀东地区，还企图进一步分裂华北。我和同时代的青年学生一样，义愤填膺，都渴望能够上前线去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学习军事，报效祖国的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的。

2005年1月，潢川中学迎来了百年校庆，我作为一名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老校友，毕业七十余年后还有机会参加母校的百年校庆，同各届校友欢聚一堂，感到非常幸运。参加校庆的老同志，除我之外还有抗战后期的校友白桦，他1947年从母校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一直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是著名作家。我们在一起回顾母校百年变迁，展望光明的未来，心情无比激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现在回顾年轻时的奋斗目标：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祖国一天天地强大，这一切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年轻时代的梦想，相信我们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灿烂。

少年时代的社会变迁（1）

我出生在民国六年(1917年)。当时的中国已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各省各地的大小军阀们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割据统治，军阀政权甚至比皇权时代的清政府更专制、残酷。帝国主义的势力更是一步步深入到乡村，他们把中国当成殖民地，不断掠夺和压榨中国人民。我的家乡河南地处中原，军阀混战更是连年不断。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国家处于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社会一片混乱，人民生活日渐艰难。

我生活在农村，这里的封建势力未受到很大冲击。我读书时住过的胡家、张家，以及后来上小学时在县城住过一年的王家。这三家地主在当时的农村社会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地主，他们有的是官绅一体，有的是地主、绅士加土匪恶霸，有的则是开明绅士。但他们都是通过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剥削佃农。他们有的还勾结官府、军阀、土匪，共同欺压百姓，过着不劳而获的富裕生活。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基层政权很不健全。村长有的是上级指定，有的是基层推举。一般都由村里拥有一定威望的人担任，他们几乎都是地主，没有民主可言。村长的责任就是收田赋、派捐税。村长要挨家挨户地张罗收钱。此外，村里出现打架斗殴，也大都由村长出面调解。外面来了有脸面的人，村长也要代表全村出面陪同。到了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大概是1929年前后，乡村开始建立保甲长制度，基层政权逐步健全。联保主任、保长大都是由年轻人出任，还要求有一定的文化，一般是高小毕业。我的两个小学同学就曾出任过保长，他们还到信阳接受过政府的训练。

在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大革命之前，尽管老百姓的生活已不如晚清时代稳定，但生活秩序尚可。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镇子里年年总是要舞狮子、耍龙灯、玩旱船。每年春、秋两季，镇子里还要请戏班子来唱两次戏。这是一年里小孩子最快乐的时节。关家店镇有一个全县最大的庙，平日里龙灯、狮子、旱船等就摆在庙里，过节时才拿出来玩耍。随着军阀混战的加剧，整个社会秩序开始混乱，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差，社会远不如清末和民国初年安定。大概自1923年以后，原本放在大庙里的龙灯、狮子等也都不见了踪影，大庙成了穷人、乞丐的避难所，每年冬天我都会看到几个乞丐冻死在庙里。我住的关家店东围子共有20来家，有两户地主，其他都是贫农，正常年份尚能吃饱，遇上灾年，很多人家被迫外出要饭。住在我家东院的三家贫农，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都死光了。

那时农村民风淳朴，农民对于向国家上缴田赋，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称之为"完粮"。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完粮的观念很深，无论满清还是民国，农民都视之为天经地义，是应尽的义务。农民凭地契到县城完粮，每亩田地一年要缴纳一定的田税。完粮的凭证就是地契，所以农民都将地契看作是命根子。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总是小心谨慎地收藏着家里的地契，将它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再藏到小偷找不着而又不易受潮的地方。家里地多的人一般都是自己上县城完粮，记得我家每年都是由朱老舅去。地少的贫困人家则由村长代收代缴。当时同村的居民大多能和睦相处，地主和穷人之间，表面上也过得去。但不同村落或家族之间经常因争夺土地、水源发生冲突，双方纠集几十甚至上百人，带着梭镖、大刀、棍棒等混战一场，有时把一方打败了或经人调停劝解，双方就散了。如果失手打死了人，往往会发生更大的争斗，还要到官府打官司。我就见过两场大的械斗，一场是我们关家店关家和谷家不知何因发生械斗，双方都集聚了很多人，打了一阵没出大事，也就散了。另一场是我随四爷在张家读书时，张家老四同姬家争抢农田用水，打群架时被对方失手打死。后来姬家赔了钱，凶手坐了牢才算了事。这种矛盾一直延续着，有时会影响几代人。各宗族新的继承人首要任务就是宣誓继承前辈的遗嘱，祖上的遗书常常记录着本族的仇人为某某，对仇人绝不能手软，一定要报仇雪恨。它往往成为继任者终生的誓言。

少年时代的社会变迁（2）

在我上中学以前，国民党尚未统一中国，家乡驻防的全都是北洋军阀的军队，有些军阀部队其实就是收编的土匪，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当时在我家乡一带驻防的主要是任应歧的部队，他原本是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第十师师长。1927年初，当北伐军准备进军河南时，任应歧阵前倒戈，转眼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此后仍驻防潢川一带。他的一名部下戴民权就驻扎在息县县城。戴的部队就是土匪改编的。那时的农家子弟是不肯当兵的，正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因此，戴部招收的士兵大都是无业游民和地痞无赖，纪律非常差。当时老百姓就怕过兵，军阀部队路过的时候那真是鸡犬不留，当兵的一进村是见猪杀猪，见鸡捉鸡，所有吃的是一扫而空。如果不逃，年轻的姑娘就会遭到奸淫，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肯定会被捉去当夫役。我小的时候，就经常随大人到河对岸二姨家躲避。

除了军阀部队的横征暴敛外，时常还有小股土匪打家劫舍，散兵游勇勒索，逼得民不聊生，于是河南的农民开始纷纷组织红枪会，抗暴抗捐。红枪会完全是农民的自发组织，最初的称号有好多，如大刀会、扇子会、黄枪会等，我们镇上的红枪会就叫太极道。它没有明确的纲领，主要就是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红枪会最初是由一个一个的村子单独发展起来的。开始时相当分散，大都是先由村里习武的年轻农民组成，每村有一个武教头。后来几个村子合起来选一个大头目，慢慢地发展成几万人的规模。整个息县较大的村庄都设有红枪会堂，是它的基层组织。每堂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会众在会首的主持下，习武练功，演习战法，遇事得服从调遣，拼命冲杀，不当孬种。为了鼓舞士气，红枪会还表演所谓的刀枪不入。他们用的枪都是土造的，子弹也是自制的，最多不过就打百十米。会首事先做好试验，掌握好距离，令一排会众向另一排距离合适的会众瞄准射击。子弹射到身体时，早已失去了力量，四周的村民看了真是惊讶不已。我看了以后也是深信不疑，真以为他们可以刀枪不入呢。

我们县的红枪会兴起于1923年，以后慢慢地组织起来，自发地抗捐抗税。此外，各村的红枪会还安排夜间打更放哨，防匪防盗，起到了一定的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1926、1927年间，息县的红枪会曾两次组织几万会众围攻县城。我的一个堂兄刚结婚两三个月，也参加了围城的战斗，不幸被打死。据回来的人说，他们抬了一口棺材，里面装满土制炸药准备炸县城，城门没有炸开，红枪会众认为出师不利，情绪低落，守城的军阀部队趁机出城追杀。红枪会众就撤到离县城东15里的新铺街，在淮河东岸防守，同军阀部队相持了大约两周。当时镇上各家各户还给红枪会送饭，并运去土炮协助防守。但最终红枪会还是没有抵抗住军队的进攻。失败后，会众就四处逃散。军阀部队挨家挨户地搜捕，烧掉了关家店全镇的民房。从此人民生活更苦，很多人沦为乞丐。

红枪会完全是农民的自发组织，抗捐抗税，反对军阀横征暴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思想落后，封建迷信，因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难再进一步壮大，一旦外界环境转变，往往就自生自灭了。

那时的农村社会还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但也有了外国经济入侵的痕迹。吃、穿都是靠自家的田地。农家种的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基本是自己加工；收上来的棉花也是自己纺线织布。穷苦人家没钱染布，就只能将织好的布和树叶一起煮。村民们喝的酒也大都是自己烧制的高粱酒。我们家乡产芝麻和花生，老百姓吃的油也主要是自己榨的芝麻油和花生油。当时有几个行业特别突出，一是竹制品，我们镇上就有好几家经营竹制品的竹行。老百姓家里用的桌椅、床铺基本上都是用竹子编的。另一个就是烟行。我们家乡的气候特别适宜种烟叶，老百姓家家都种，每个镇子也都有几家加工烟叶的烟行。成年男人几乎都抽烟，抽烟有很多讲究，家里来了客人，要用上好的烟叶招待。家境好的抽水烟袋，是铜质的，每天都要擦得很亮；家境差一些的就抽旱烟袋，用一根粗细适中的竹竿制成，一头挖一个洞用来装烟丝，一头当烟嘴，中间打通，大约一尺来长。我们家里就预备有招待客人的水烟袋，家里也种过烟，父亲还卖过烟叶。息县离武汉很近，这时乡间已有人买洋烟、洋火、洋油、洋布等外国货，当然只有有钱人才用得起。我是到县城上小学后才第一次穿上洋布的校服和南洋陈嘉赓兄弟公司产的白胶鞋。我在乡下还见过日本的仁丹、英国的哈德门牌香烟。

少年时代的社会变迁（3）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大量流入中国。受外界的影响，我们家乡也有人种大烟、抽大烟。种一亩大烟的收入是种粮食的十倍，但税很重。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允许乡间种大烟，只要交税就行。鸦片的泛滥，危害很大。当时镇上有很多人吸食大烟上瘾，以致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因为鸦片烟很贵，记得当时是2角钱一泡，一天吸3次就6角钱，相当于一个人一周的生活费。我当时就看见有几个比较富裕的人家，因吸食鸦片，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除了抽烟外，喝茶也是不分贫富，人人喜爱的。息县在鄂豫皖三省的交界处，那时本地并不产茶，茶叶主要来自安徽和湖北。信阳鸡公山毛尖那时还不是很出名，我就没有听说过。我们喝的茶叶大都是从安徽六安贩来的。陈老二每年三四月间都要到六安买茶叶，一次可以挑回一百多斤的嫩叶，加工后可以挣上五六块钱。我家有两间客房，经常借给他加工茶叶用。五、六月产的茶叶可以直接在太阳下晒；三、四月的茶则要放在炭火上烤；好的品种还要放在锅里炒。那时，六安是茶叶集散地，每年春季来采购茶叶的商贾、小贩特别多，当地有很多以采茶姑娘名义出现的风流女子，勾引男人。这在我们家乡流传得很广，家里的老人最反对年轻男子去六安，怕受姑娘的诱惑。常有些年轻人到了六安后把买茶的本钱都挥霍掉，只好空着扁担回来。

当时的农村，传统的封建伦理还没有被破坏，大家仍然习惯地信奉原有的宗教，遵守传统的道德。我进城上学前就分不清是民国几年，至于普通老百姓对是否还有皇帝都不太清楚，仍保有强烈的忠孝思想，母亲就常常用忠君爱国的观念教育我。记得小时候镇子上还竖有忠君碑、忠义碑、长寿碑、孝顺碑、贞节碑，用来表彰贞妇节夫，教化乡里。逢年过节家家都非常虔诚地祭祀祖先和神灵，向天地表达自己努力行善的愿望，祈求一年的平安和幸福。我记得小时候过小年祭灶王爷时，常看到的一幅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那时，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对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还是起着一定的作用。如镇上周大夫家的老三当土匪，家人就会认为有辱家风，迫于社会压力，父亲亲手勒死了当土匪的儿子，受到乡邻的称赞。但封建礼教也害了不少人，受害最严重的是妇女。当时妇女没有地位，在家里吃饭不能上桌子，有客人在就不能进厅堂。从小要缠足，嫁人后万一死了丈夫要守寡。我的一个堂兄参加红枪会阵亡时新婚妻子刚刚怀孕，她迫于封建礼教的压力，一生未改嫁，独自一人抚养孩子，生活非常凄苦。围子里李家媳妇与人通奸被发现，族人将他们两人捆在一起，毒打羞辱，李家媳妇最后被逼上吊自杀。

当时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主要就是说唱大鼓书。偶尔有耍猴子的人来镇上表演，此外就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了，所以镇上赌博成风。大庙和迎官馆前的大街上，每天聚集着很多人赌博。穷人玩的主要是押宝和推牌九，有钱的富户就在家里打麻将。平时赌博的人就很多，大人小孩都有，逢年过节就更厉害了。我小时就偷着用大人给的零花钱去压过宝，为此还挨过母亲的打。赌博还引起很多社会问题，赌输了以后，不服气的就会打群架，还有偷盗的。有些人因赌博输光了家产，妻离子散。我记得镇上有一家当时还是比较富裕的地主，有一百多亩地，因为染上了赌瘾，输光了家产，流落街头。住在我家院内的族人关应成一家，种了几亩地，农闲做一点小买卖，日子本来过得不错。自从他迷上赌博，输多赢少，造成家庭不和。他为了戒掉赌瘾，自己剁掉了食指，发誓不再赌博。但没过多久，又开始赌博，最后家破人亡。

那时，农民生了病都是看中医，一般医生家里也都会开一个药店。关店镇就有三家药店，店主就是中医师。乡间偶尔也有小商小贩卖药的，大都是些江湖郎中。穷人家要是得了小病就用土法治，如拔罐子、扎针、放血等。

在农村根本就看不到报纸、杂志，我是上了中学才见到报纸，有《河南日报》和武汉出版的报刊。至于电话，县城里都没有。王宪章家算是县里的首富、县商会会长，我在他家里住过半年多都没有见过电话。但电报已经有了，只能在县城接收得到，我从来没用过。

少年时代的社会变迁（4）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的地主子弟也开始乐于接受新学，纷纷读起小学、中学，逐步形成了一个同传统农村士绅不同的新群体。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眼光更加开阔。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所以关注的问题不再像父辈那样仅仅是为了科举、功名，或是买田买地，发家致富，他们开始关注社会的变革。虽然有时他们更多的只是议论，而很少付诸行动，但终究将眼光逐步从原来的土地上移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我的一个远亲周次勋，就是这样一个颇具典型的青年，他和周围一些经历相仿又经常往来的朋友、同学，对我少年时代的成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周次勋比我大五六岁，住在离关店约五里路的周岗。周岗原属于光山县，后来划给了息县。那时两县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属光山，以北属息县。他家是地主，兄弟四人，有一百多亩田，哥哥是村长。我是上小学时认识他的，那时他已从信阳中学毕业了。周次勋受过系统的新式基础教育，有一定的知识，比一般农村青年的眼光开阔。他对当时国家的处境不满，对孙中山、蒋介石有一些了解，向我介绍了许多新时代的新事物。

周次勋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求学。以他的知识水平，足以在乡下当老师。那时农村教育结构正在逐步变化，由传统私塾向新式小学转变。高小毕业的学生就可以在乡村小学当老师。关店1930年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小学。但他不愿当教师，也不愿充当基层政权的官吏，比如区长、联保主任等职务。他家是地主，也不需要他种田务农，只是闲待在家里，喜欢和青年学生交往。

关店是县里的大镇，又是到县城或潢川的必经之地，所以每逢赶集或外出交往，他必来我家。那时我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两间客房。他还在我家客房挂了一些字画，我家几乎成了他的半个家。我上中学时曾因病在家休学大半年，他几乎每周都会来我家住上几天。他结交的朋友都是中小学毕业、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人，又大多以关店为活动中心。逢集时常来我家，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因此我们经常在家里谈古论今，也对今后的出路和未来交换意见。那时，我常听他谈三民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还在一起议论如何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我曾幼稚地提出应该先把农村的坟地分了。我还从他嘴里听说大城市里有面粉厂、纺织厂。我们一群青年学生就常常议论应该在县城办工业，开工厂，织洋布。

周次勋一直没有参加工作。我在县城上小学和在潢川上中学时，他常常来看我。他家和县里的著名士绅周柱臣家有亲戚关系。周柱臣的长子周新武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初期担任上海广播事业局局长，曾介绍周次勋到上海工作了一年。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被迫返回家乡接受管制。

我学生时代和周次勋关系密切，思想上受他的影响较多。虽然上小学后，学校也开始讲授一些时事政治，但我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多、更直接的是来自于他。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大都是农村中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他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

考入黄埔（1)

1934年夏，正是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我从七中毕业了。

中学毕业后，我原本想继续上高中、大学，但家里经济困难，供不起。考师范省钱，可我从心底里又不喜欢教书。主意未定，我就和同学王清泰一起扒货车来到开封。我们考虑开封是河南省会，上学或就业的机会多一些。加上王培英在开封工作，很想听听他的意见，得到他的帮助。

到开封后，就去找王培英。王培英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在省保安司令部当书记官。我放弃私塾改上新学，就是在王培英的帮助下实现的，我们两人一向感情很好。开封相见，自然分外高兴。王培英问了问我的学业情况，慨然表态：我考高中，他会全力支持。于是，我就决定报考全省最好的高中省立一中，全省最好的师范－－开封一师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百泉师范。我分别到以上三校报了名。随后，天天闭门复习，熟背《投考指南》。空闲时间我还天天翻看报刊上登载的招生广告。

一日，我在报上看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简章》。我想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从军习武，可以上前线抗击日寇，报效国家。加上军校是吃皇粮的，不用付学费、书费、伙食费，这可以解决我的经济困难。于是我就和王培英商量，想去报考军校。他也完全同意，支持我去考试，还帮我买了开封到洛阳的火车票。

次日，我就从开封登车，经五六个小时行驶，到达洛阳。报上名，找旅店住下，又读了一夜《投考指南》。天明，我便按要求来到设在洛阳西苑营盘的考场。

我由于初中课程学得扎实，试卷一发下来，我扫了一遍，只有两道数学题是高中题，其余都会。两天后发榜，我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正取生。我一拿到录取书，就回到开封，告诉王培英。王培英高兴地对我说："向军队发展好，国家民族正在危难之中，没有军事本领怎么打日本。"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残暴野蛮的侵略活动，把中华民族一步步逼向绝境。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的地方，人民成为流离失所的"亡国奴"。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当人们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不分彼此地结为一个整体，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来抵抗侵略。全国青年学生，保家卫国，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报考军校。当年各地报名投考者突破万人。军校在洛阳招正取生100名，备取生100名，而考生竟有1600多人，平均八人录取一人。我也正是在这个大时代的感召下，抱着富国强兵的理想，毅然投考黄埔军校。

我在开封停了两天，来不及回家告诉四爷和母亲，草草给他们写了封信，便按照要求第三天赶到洛阳西苑营盘报到，五天后到了南京。

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就是设在广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立起来的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

1924年，孙中山先生深刻反省了自己近四十年的革命经验和教训，重新改组了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先生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把它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先生选择这一天，是有着深刻寓意的。就在两年前的6月16日，陈炯明背叛了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先生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就是要表明他和封建军阀彻底决裂的决心，他要建立一支真正拥有革命意识和革命觉悟的"党军"。这一天就成了黄埔军校的校庆。

在大革命期间，黄埔军校因为首创了崭新的革命制度，并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建立起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军队，从东征到北伐，由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的这支军队，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赫赫战功。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就是靠黄埔建军，靠黄埔起家，靠黄埔打天下。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建立初期，大量来自黄埔军校的广大师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支革命军队依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由此可见，由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的黄埔军校，不仅为国民党，同时也为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材。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928年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我考入黄埔军校时，它已经成立了整整十年。

考入黄埔（2）

军校位于南京城东北角。进军校大门沿黄埔大道前行，大道左侧为马标营、右侧为炮标营，大道顶头是校办公楼和教室、教官宿舍。办公楼后有一个硕大的练兵场。练兵场顶头是军校礼堂，礼堂曾在1945年9月9日作为中国战区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签字的地方。礼堂东北侧有一幢二层楼房，就是校长蒋介石的住处，楼房前是一花木茂盛的花园。练兵场两侧各建有六幢二层楼房，是学生宿舍。东边六幢楼为第十期学生，西边就作为我们十一期新生的宿舍。

十一期700名正取生，编为入伍生第一团，称十一期一总队，总队长是唐冠英，少将军衔，保定军校毕业。700名备取生，称入伍生预备班，编为十一期二总队，修业期延长半年，主要是补文化课，总队长为易龙。

军校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讯兵五科。步科人数最多，下设大队，大队之下再设一、二、三队，每队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又设三个班。我为步科步兵大队第二队四班学员。二队队长是陈怀勋。

我们住在操场西边由南向北数第二幢一楼左边一间大房子。说来凑巧，全国解放后，国民党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改建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从1956年起军事学院开办函授系，我又连续三年，每年到军事学院学习三个月，每次又都住在我上军校时所住的那幢楼房。

黄埔军校自广州迁入南京，正是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统一全国之时，因此学校建设更加规范，成为一所名符其实的正规军事院校。所谓正规是指它主要以培养军队基层军官为目标，根据这个要求制定训练计划和教学内容，通过三年正规、系统的学习，使学员掌握一个军官所必须具备的军事知识和技术。此时的黄埔军校，更类似于日本的士官学校和美国的西点军校。黄埔8~12期（最早1928年入学，最晚1938年毕业），由于局势相对稳定，当局注意抓军队现代化、正规化教育，注意培养基层军事指挥员。学员的学习相对正规和系统，水平比较高。

尽管此前黄埔军校早已名扬天下，但它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型军事院校，培养了一代拥有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的人才。从军事训练角度考察，那时黄埔军校的教学计划更多的还是政治思想教育，最重视培养学员的革命精神。由于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专注于军事训练，教学内容主要是根据革命形势和战争发展需要而定。以第1~6期为例，前后学习仅半年，其间还参加了东征，有的学员甚至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两三个月就上了战场。但他们正是依靠在军校培养的这股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才有可能战胜人数众多的北洋军阀。相对而言，8~12期处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所以能够坚持三年教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军校一度迁到武汉。第12期比我们晚入学一年（郝柏村就是该期学生），他们是1938年秋毕业的，也是经过了三年的严格军事教育。

军校训练极为严格，凡入伍生不能完成训练课程者，都要淘汰。训练目的就是严格地按照一名士兵的要求，通过一年的集训，将一个普通老百姓，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士兵。射击、刺杀、投手榴弹、器械体操等都要掌握。其中最严格的是军姿和射击训练。军姿主要是在操场上练习立正、稍息、正步走。

考入黄埔（3）

那时军校的所有训练科目都以德国陆军为模范，因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各国公认最强的。军校的顾问也都是德国人。出操时，德国顾问会到操场上检查。德式的正步走很难掌握，我对它印象最深。它要求行进时上臂不许摆动，非常不舒服，掌握不好，节奏很难一致。

学员们使用的武器基本上也是德国造的。步兵武器比较简单，同日本武器比较优越性并不明显，只是更精密准确而已。德式武器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炮兵、坦克和装甲器材方面。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火炮精密度极高，射击的有效距离更远。德国炮兵的技术和战术，在那个时代都是比较先进的。

军校还非常重视入伍生的体操课程，特别是单、双杠，要求比较严格，全套动作必须掌握。我中学时代爱打篮球，所以动作还比较协调，很快就能掌握要领。

平时的日常起居，也要严格按照士兵的要求。听到命令或号声，必须跑步排队，以最快的速度集合完毕。特别是夜间紧急集合，最初没有经验，也不知应该先穿什么，后穿什么，总是手忙脚乱。此外，内务卫生要求也很严，被褥必须叠得有棱有角，上级会随时检查。因此，训练结束后回到房间休息时，大家都是轻易不敢躺在床上。一个房间16个人，大都坐在地板上休息，生怕把被褥坐乱。按校规规定，学员是不准吸烟的，但也有个别学员偷着在厕所抽烟。

入伍生每天都要在操场上训练，上、下午各两个小时，风雨无阻。同时，每个学员还要在校园内值勤、放哨。校长蒋介石只要在南京，常住在校长官邸。我们都要轮流在官邸放哨，特别是夜里值勤到两三点时，困得实在难以忍受。记得一次在岗楼值勤时，我竟然睡着了。区队长王立哉查哨时拿走了我的枪，我都不知道。事后，我受到区队长的严厉批评："要是打仗，你早就成俘虏了，搞不好把命都丢了。"这事对我触动很深。

为了强化入伍生体能，军校规定每半月组织一次急行军，每次60~100里不等。急行军时要求每个学员必须全副武装，负重50斤左右。我虽然个头儿高，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伙食营养不足，体质欠佳，头一回40里急行军摔倒多次，区队长连拉带踢，硬是逼我赶上了队伍。我曾为体能赶不上，一度心生退学的想法。但冷静下来，思量再三，还是咬咬牙，坚持住了。过了两三个月，我就能够适应，急行军时不仅不摔跤、掉队，还能发挥大个子腿长的优势，帮助体质弱、个头小的同学背枪、背行李。

军校的伙食比我上中学时好多了，每餐四菜一汤。不过，吃饭速度要快，否则就吃不饱。吃饭时大家要排队进饭堂入座，值日官第一声哨响开始吃饭，15分钟后第二声哨响吃饭完毕，无论是否吃完必须离席，一日三餐都是如此。最初，我很不习惯这种方式，紧吃慢吃，才吃个半饱或大半饱。但日子一长，我也就渐渐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随着营养的改善，所有的训练科目我都能顺利达标。

入学后不久，还要进行复试和政审。复试成绩不好的要退学。我复试时考得不错，留在了一总队。

政审相当严格。主审官由军校政务处（相当于解放军部队中的政治部）派员审查，每个学员都要找去单独谈话，主要询问个人身世，在中学时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和社会活动，特别是询问我们参加过哪些性质的罢课、游行，还要每人讲讲对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看你是否有左倾思想。我的经历比较简单，来自国统区的农村，家里是富裕农民，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有个别学生就是因为没有通过政审，被军校辞退。

考入黄埔（4）

经过九个月的严格训练，我不仅增强了体能，掌握了一名士兵应该具备的各项技能，还养成了士兵应有的生活习惯，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军队的一切规章制度，包括内务制度、卫生制度和军容军纪。

入伍生训练课程结束后，按要求每个学员都要到野战部队实习三个月。我和区队20多名入伍生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师（中央军）实习。师长王万龄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云南腾冲人，很年轻，军校毕业后一直带兵打仗，十年升至师长。我们到师部报到时，王万龄还亲自接见我们，勉励我们好好锻炼。

当时该师驻扎在武汉附近的阳新县，离我家只有两天的路程。我曾向师长请假探亲一周。师长人不错，对我们军校学员很关照，批准了我的假。按规定学员实习期间是不准请假的。一周后我准时返回部队报到。

当时，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已经结束，部队主要任务是就地整训。后来四师又奉命"追剿"红军萧克部。我们先乘船到湖北宜昌，随后又返回武汉，改乘汽车赶到湖南邵阳。而此时红军早已走远，根本就没见到红军的影子。

实习期间，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收获就是熟悉了解了野战部队，特别是对国民党中央军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第四师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忠于蒋介石，打过不少胜仗，有一定的战斗力。行军、打仗、执行命令都表现得不错。该师的团、营长大部分是黄埔五、六期的毕业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央军要比其他部队文明。这是同我小时候见过的任应歧的土匪武装和冯玉祥的部队比较后得出的看法。冯玉祥的部队在我家住过，论军纪，冯玉祥部队的纪律最好。冯玉祥对部队训练也比较严格，白天耍大刀，晚上还要求士兵读四书五经，但冯军封建意识很强，对违反军纪的官兵要体罚，打军棍，动辄就是三四十大板。我曾见过有些违纪士兵被打得屁股都烂了。冯部基层军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讲话粗鲁，常常是一张嘴就骂人。但同土匪部队相比，还是要好得多。冯的部队从不扰民，对老百姓很和气，向老百姓借东西，也能按时归还。但带兵方法还是传统的军阀模式，靠体罚管理部队。

对比之下，中央军要文明得多。各级军官基本有一定的文化，训话时也能讲出些道道来。每天早晨师长亲自带师部官佐出操、训话。每周一举行总理纪念周，师长都要向官兵讲解时事政治和训练要求。虽然国民党军队中有一定的政治教育内容，但和红军相比，差距还是巨大的。士兵们都不大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

我实习所在的五连连长叫朱长命，是河南老乡。他是行伍出身，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打仗勇敢。朱连长和我混熟后，无话不说。一次私下聊天时他向我发牢骚道："小老弟，跟你说实话，这个连长我真是不愿意干了，苦得很呀。我不像你们黄埔生，是穿黄马褂的，将来升迁快。在中央军，行伍出身的人是没有多少机会升官的。打仗时还能按时发饷，不打仗就常常拖欠。当兵的不发饷，就带不住。士兵向我要，我又问谁要呀。就是这样，上头还动不动嫌你行军不快，打仗不卖力。士兵大都是穷人出身，为了能拿几个饷，才吃粮当兵。可上头老是拖欠，谁还肯卖命。多逃了几个兵，上头还要惩罚。可是和红军打仗吃亏太大了，不知哪天就会被打死。真还不如回家卖豆腐自在呀。"

很快三个月的实习期就满了，军校特意派人到邵阳接我们返校。在我离开连队的前一天，五连新招募来的几个新兵又开小差跑了。

1935年暑期，经过一年入伍生学习考核后，我终于转为军校正式学员，领章上也戴上了学生符号。

考入黄埔（5）

正式学员的学习内容、教学计划、生活制度都有一定的变化。入伍生阶段主要是学习步兵操典。每天三操二讲（早、中、午三操，中间各有一小时讲解）是雷打不动的。训练之余，对生活管理也很严格。而正式学员的教学目标，是培养一名下级军官的知识技能和带兵方法，为今后带兵打仗打好基础，生活方面也比入伍生丰富一些。

步科主要开设战术、地形、工程、交通、兵器、辎重六大教程。教学内容比入伍生阶段明显增加，野外演习每周两次，学员轮流当班长，图上作业，实兵指挥，操作各种武器，马术劈刀、工程作业等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学，样样还都得学好。

战术课程主要是学德国陆军的战术原则。先由德国顾问给中国教员讲课，再由教员教学员，讲授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军经验。德国人做事认真，对学员要求也严格。总顾问有时会给全校学员讲话，其他顾问则常常在操场上指导学员的动作要领。学员平时很少有机会和德国顾问直接交流。顾问们都住在军校后面的别墅里。

战术课程对我的军事素质提高不大，所讲内容主要是外国的战例和经验，不与中国军队的实际相结合，因此我总觉得枯燥无味，听不懂，学不进。

地形学的收获最大。每个人毕业前都要亲自测绘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形图。完全要求独立测绘，等高线都要一一标示清楚。这对我以后的军事指挥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打仗时，拿到军事地图，我就能清楚地识辨出地形地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指挥。

兵器课的内容很丰富。作为一名基层军官，步兵部队拥有的武器，包括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步兵炮的机械性能和射击操作技术要领都要求掌握。这也是我们步兵学习的主要内容。

交通课程主要要求学员掌握如何组织运输。一辆车坐多少人？每车之间的间隔应该是多少？不同的天气、地形条件下，一天的运输距离多长最为合适等等。对交通工具的性能也要求有一定的了解。

工程课程要求学员掌握筑城、挖战壕、散兵坑、交通壕、城墙爆破等技术。

此外，每个学员还要学会骑马，如何在马上射击、刺杀等技术。

军校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重视课本知识与野战实践相结合。除了课堂讲解外，还经常安排学员进行野外实弹演练。野战演练时要求学员掌握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行进射击，以及在敌人炮火下如何跃进和构筑工事等技术，最重要的是掌握对班、排、连分队战斗攻防的指挥，每个学员都要轮流当指挥员，锻炼指挥能力。这是考评一个学员是否符合一名初级指挥员的主要标准。

军校还开设政治课。政治课主要是讲授三民主义，特别强调民族主义。讲帝国主义侵华史，以此激发学员的爱国、报国热情。讲民生主义时，则强调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没有贫富差别"，提倡耕者有其田。同时，军校还时常组织演讲，主题大多是围绕着时事和三民主义为内容。"攘外必先安内"就曾是讲演的题目之一。记得有一次演讲会上，同学阮庆演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还替他补充了几句，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达到社会主义。为此，我们遭到队长和同学们的批评。但并不严厉。大家也明白这只是认识问题而已。

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全校近三千学员都要准时在大礼堂集中。只要蒋介石在南京，他一定会参加。有时各战区来京开会的军、师长也参加。蒋介石经常演讲，他反复强调的一个内容就是所谓共产党对国家的叛乱、危害，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另一个内容是要求学生精忠报国，为国家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同时，他还不断强调"四维八德"，即所谓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要求每个学员要树立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否则就不配成为一名革命军人。毕业时，每个同学都会发一把佩剑，上面就刻着"不成功便成仁"这六个字。

考入黄埔（6）

除了蒋介石外，国民党的元老、党政要员大都出席过军校的总理纪念周。汪精卫、冯玉祥、居正、张继、李烈钧、戴季陶、白崇禧、熊式辉、邵力子都参加过纪念周。汪精卫演讲时最富有激情；张学良也出席过纪念周，我们当时对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年轻很英俊。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是冯玉祥。他很少穿军装，除非出席开学、毕业典礼等隆重场合。他平时常常穿的就是一件普通长袍、布鞋，头戴毡帽，和一般老百姓的穿着打扮没什么区别，这和南京的官场作风很不协调。他不仅穿着朴素，而且讲话风趣，声音洪亮，内容也与众不同，很有特色。他演讲的内容都是和工农兵生活紧密联系的事，总是强调中国的农民如何贫困、工人如何艰苦，鼓励我们当兵就是要打倒压迫在农工身上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要求我们要爱国家、爱百姓。他还常讲一些普通士兵的故事，最爱为士兵打抱不平，痛恨部队官长克扣军饷。因此大家都觉得冯玉祥爱护士兵，对他非常尊重、钦佩和爱戴。

纪念周名义上是纪念孙中山，每次开会前都要集体背诵总理遗嘱，而实际上纪念周成了蒋介石培养学生对他个人尊重和服从的一种方式。

军校期间，多次听过蒋介石的训话，但没有机会同他直接接触。记得我们曾参观过一次校长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张蒋介石骑马的戎装照，照片旁还有戴季陶的题词："登高观远海，立马定中原"。意在表达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志向。平时，蒋介石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从不抽烟喝酒，只喝白开水。早年他曾入保定军校，又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军事修养。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大革命时期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送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苏俄留学。我读过他早年的很多文稿和演讲稿，表现得相当革命，有很大的迷惑性。

我转为正式学生不久，按照军校要求，队里统一给全体学员集体填表，统一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有基层组织，队里设有区分部，相当于我们的党支部。但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很涣散，平时完全没有组织生活，交党费也是直接从军饷中扣除。区分部每学期也就开一次会，还要买些糖果、糕点来吸引学员参加。可是出了军校，毕业到部队时却不用带组织介绍信。我分配到部队工作后就同国民党没有组织关系了。可见国民党的组织对党员毫无约束力，仅仅是个名义而已。

那时，复兴社的组织比较严密，有小组，经常开会，要求每一名成员都要在同学中起模范作用。到地方工作时还有介绍信，可以接上组织关系。复兴社选择成员也比较严格，我们一个队也就不到十个人。虽然他们不公开身份，但同学们大致还是知道哪些人参加了复兴社。解放后有人诬陷我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复兴社，组织上曾找到我读书时的区队长王立哉了解情况。他是我们队复兴社的负责人。他说："像关俊彦这样的学生是不够条件参加复兴社的。他是从农村来的，不爱说话，成绩中等，更没有背景。我怎么想也没有他，绝对没有他！"

当时能够参加复兴社的条件是：第一要有后台。我所在的区队就有好几个学员是师长、军长的儿子，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女婿贾成骞就在我们区队，而像我这样真正来自农村的学生很少；第二要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能说会道，表现积极，如我们区队的足球队员王伟；或是成绩突出的陈贵华，他是高中毕业生，很有才华。我一是不够条件参加，二是在思想上就是想好好学本领，将来能在战场上同小日本一争高低，保家卫国。

入伍生转入正式生后，军事生活虽然要求仍很严格，但课余活动却比入伍生宽松了许多。除了上课和训练外，每周日晚上可以自由支配。

学生可以到图书馆阅读各类书籍，到军校俱乐部、校刊部及操场上自由进行各种活动。这样就打破了队与队、班与班的界线，使情投意合者组合在了一起。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几位至交好友，阮庆（原名阮庆才）、梁彝、廖政武（原名廖斌）等人。特别是阮庆和我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阮庆爱打网球，我常和他一起去俱乐部打网球，每周总会玩上两三次。俱乐部里还摆放了许多乐器，钢琴比较难学，我就学风琴，增加了一些音乐知识。军校的体育活动也很多，篮球队在当时社会上都很有名气，还到上海同外国人打比赛。学校的游泳池号称是亚洲最好的，设有跳台。每个学员都要求能够独立游完100米。记得第一次上跳台，我不敢往下跳，教练就硬把我推下去，这样练了几回也就不怕了。学校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游泳技术，还请社会上最好的游泳运动员来当教练。

周日，我们时常外出。那时的南京比较荒凉，特别是城西，靠近金陵大学一带，都是些农民的菜园子。我入学时南京城没有几条像样的马路。国民政府门前的柏油路也才修好一两年，以前都是石子路。当时，南京的人口不到100万，城市建设可?说是刚刚开始。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太平路，后来又修建了新街口，有一家影院，常放一些美国电影。

考入黄埔（7）

正式学员的活动范围也比当入伍生扩大了许多。校外的老乡、同学常有往来。中央大学靠近军校，有时也会和一些中大的同乡聚餐。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是黄埔军校，培养党务人才的学校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迁到台湾后改为政治大学）。我中学时代的好友黄文清就考上了这所学校，我们每月总会相聚一次。南京的河南会馆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当时河南学子来南京投考大学、军校，都会住会馆里，入住不花钱，每天只收两角饭钱。

读书期间，我们还经历了一场新生活运动，主要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强调讲文明，懂礼貌，遵守秩序和四维八德等封建传统内容。具体内容无非就是如何待人接物，比如走路时要靠右行，不准随地吐痰，讲究清洁卫生等。当时南京宣传得很厉害，到处都贴满了标语。特别是宋美龄出力很多，动员了许多妇女团体参加，对移风易俗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个人对此事的认识，最初还是觉得很重要，也应该。但以后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最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死存亡和民族危机。老百姓都吃不饱穿不暖，还讲什么新生活？所以这个运动当时也只是在上面喊喊口号，广大群众响应的不多。

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后，还在军校大门附近修建了一所高级俱乐部－－励志社，是请当时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的前身）著名教授杨廷宝设计的，1929年建成。这个俱乐部主要是国民党上层人物活动、聚会的场所，同时也是黄埔学生的俱乐部。它对维系黄埔毕业生的团结有很大的影响。

励志社的一号楼是一座二层小洋楼，很标致，是蒋介石夫妇在南京的半个家。蒋介石特意在小楼旁题词：革命、革心、立人、立己。此外，还有一座楼内设有60个床位，专门接待黄埔前五期毕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少将以上的师、旅长，他们到南京出差都住在励志社。蒋介石也希望他们住在这里。每周一军校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只要住在这里的黄埔将军肯定会出席。由励志社到军校大礼堂约有两三里路，没有一个人坐汽车。他们都身着戎装、马靴，精神抖擞地穿过军校操场出席纪念周。那时的师、旅长如宋希濂、李默庵等人也都很年轻，不到30岁，一个个风华正茂。每当看到他们正步穿过操场，军校的同学们都很羡慕，纷纷议论，把他们看作是中国军队的希望，更盼望自己将来也有资格入住励志社。

每年双十节，蒋介石都要在励志社门前检阅军校学生，晚上还会出席学生在励志社组织的游园会。宋美龄参加游园会时，总会发给每个学员一包点心，表示校长、师母对学员的关心。看得出来，蒋氏夫妇经常住在军校，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黄埔军校的感情。

励志社有各种娱乐场所，军校学生都可以去，除了舞厅不让进外，其他如网球、台球都可以玩，还可以到咖啡厅坐坐。复兴社的骨干分子如贺衷寒、滕杰、康泽等人经常在励志社开会。有时，一些政治活动也在那里举行。

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1）

广州黄埔军校创立初期，在军校大门两旁写着一副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另走他路"。正是在这种黄埔精神的感召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我走进了黄埔。在军校学习期间，教官们也经常用这副对联激励我们。从此，我确立了不怕死，不爱财，为民族独立、国家复兴奉献一切的革命精神。通过三年系统的军事训练，我从一名普通青年学生锻炼成一名有一定军事素养的军官。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培育了我的革命思想，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就是始自黄埔。通过在黄埔的学习，我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但当时的中央军校终归是在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后，在南京1928年复校的，因此学校的反共空气很浓。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很多人都质疑。我之所以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离不开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他是我军校同期、同队、同宿室的同学，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阮庆是广西博白人，16岁走出大山，和好友梁彝到广州、香港找出路。后来他在广州考上高中，因为家中经济困难，无力支持，于是弃学从军，又和梁彝一起考入黄埔军校。他读过两年高中，知识和经历比我丰富得多，我是16岁初中毕业后虚报两岁才考入黄埔的。他的家世和我相似，都是来自农村，幼年丧父。相同的出身背景很快就把我们两人的感情拉在一起，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梁彝是阮庆的同乡、同学，自然也很快成了我的朋友。阮庆的另一位好友廖斌（后改名廖政武），是泰国归国华侨子弟，在军校炮兵队。由于志向情趣相投，我们几人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都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梁彝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任炮兵团副团长兼参谋长，掩护部队过淮河，受伤被俘。当时在国民党军队有一项规定，凡是抓获中共军队团以上干部的黄埔学生都要上报蒋介石侍从室。蒋曾派人将梁彝押解到南京，劝他投降，但无论封官许愿还是严刑拷打，梁彝都没有向敌人屈服，最终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杀害。廖斌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离休后住在西安，前几年才去世。去世前我们经常有来往。

在这几个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阮庆。他比我年长几岁，跑广州进香港，见多识广，加上他读高中时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耳濡目染，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思想，对人对事，特别是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为人正直、诚实，能吃苦，有毅力，对人也很热情。他对我始终像亲弟弟一样关心爱护。

我们时常在一起议论时局，尤其对如何抗日救国谈得最多。阮庆和梁彝在广州这个大革命的策源地学习了很多年，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对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和学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周恩来、廖仲恺、叶剑英等人的革命经历都比较熟悉。特别是阮庆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家形势有自己的看法，对当时的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知识见解比我看到、听到的情况要多得多。那时，我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只是凭直觉，因为在家乡见过国民党军队围攻红军时乱抓人，乱杀人的情况，对国民党的做法很反感。

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政治控制很严，我们交谈的内容是犯禁的，但我们在私下还是谈了很多，通过交谈达到共识。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对大革命的形势，红军战事动态，白军屡战屡败的事实和真相增多了了解。阮庆还介绍我阅读许多进步书籍，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张仲实译）、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等著作。我还读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夏伯阳》、《司达汉诺夫》等，读后更加深了我对苏联的认识和印象，令我对苏联产生了向往，认为苏联革命的道路是我们今后学习的榜样，中国革命必须向苏联学习才有出路。

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2）

军校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包括很多左倾图书，一般也不限制学生借阅。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大量阅读马列书籍，虽然不系统，但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通过读书、学习，我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回忆这一时期自己思想的发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感到要救国，靠国民党是不行的，一定要以苏联为师，靠共产党来领导。对此，我和阮庆、梁彝的认识是比较一致、明确的。这都是在1935年以后我们三人同商共议国是时，经过不断的讨论得出的一致看法。

当时，在南京政治学校读书的中学同学黄文清的思想也比较进步，常常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去玄武湖或中山陵，议论时事。这些讨论都以阮庆为中心。

读书期间，祖国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步伐越来越大。我们经常讨论的另一大话题就是"打日本靠谁？"当时全国各界都在谈论抗日，不同的人们提出种种不同的抗日救国主张。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口号在军校和社会上都有很多人议论，看法各异。有人肯定这个主张，说国家不安定统一就不能抗日，赞成要先"安内"，才能"攘外"。而更多的人是否定这个口号的。阮庆就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他说大敌当前不团结御敌，却热心内战，只能让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他还向我们分析了这个口号的反动性。我和梁彝、黄文清等人在他的启发下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出路就是谁能领导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跟谁走。

1935年底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上海的大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对此都有同感。那时，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在国统区也能看到。我们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非常认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红军也是中国人，他们要求抗日，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这也是我们对国民党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还不敢公开表态，只是局限在我们几个人中议论。不过，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就自觉地对今后的人生重新做出选择：是继续跟国民党走，还是投奔共产党？当时，我的思想开始倾向共产党，但受环境的约束，还没有落实在行动上。

读书期间，我们遇到的最大事件就是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军校学生都纷纷向何应钦请战，要求参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那时何应钦是讨逆军总司令。同学们还讨论各种拯救校长的方法，个别同学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让飞机空投到西安去救校长。当时，我们结识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向我们解释：张、杨的行为不是造反，而是要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听了他的解释，我们都赞扬张、杨的革命行动。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对抗日的希望大大增强。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对舆论的控制也相对放松，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进步刊物。其间，阮庆介绍我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另一本是进步杂志上介绍陕北红军的纪实性文章。读后使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知道在那遥远的苏区已经有一大批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正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艰苦卓绝地奋斗着。《西行漫记》还介绍了许多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我们非常关注林彪、徐向前、陈赓等黄埔学生的传奇故事，希望毕业以后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贡献一生。

本来，靠谁来领导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一直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认识到中国抗战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阮庆潜移默化的帮助和影响下，我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到此时，我们更坚定了要投靠共产党，要到陕北参加"红军大学"的强烈愿望。

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3）

阮庆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在他的教育和引导下，我终于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军校毕业后，我之所以能够很快投奔延安，主要是受他的影响。他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决定，在困难时期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

阮庆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对我更是兄长般的关心。1937年毕业分配时，我积极要求到前线部队，直接参加对日抗战，上级满足了我的要求，分配到正在淞沪前线作战的第九集团军第八十七师。阮庆因为军事训练成绩优秀，最初分配到南京宪兵学校当区队长。他为了能和我一起奔赴抗日前线，主动和同学换到八十七师。后来我们又一起投奔延安。解放后，他由四十九军团政委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桂林市委第一书记、桂林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等职，工作非常出色。"文革"中他身处逆境，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受尽折磨。但他在困境中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广州军区某些人为了整我，几次找他外调时，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顶住造反派逼供信的压力，实事求是，不肯为他们写假材料。为此，造反派对他的迫害不断升级，使他吃了很多苦头。阮庆对我的这份真挚感情，令我终身难忘。我为有这样一位好朋友、好兄长感到骄傲。

1937年8月，为了共同抗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南京傅厚岗66号(今青云巷41号)设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办事处有个工作人员，叫温健公，是共产党员、青年哲学家，曾在日本留学。温健公和廖斌是同乡、同学。他到南京后，得知廖斌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就到军校看望廖斌。这以后廖斌便带我和阮庆找温健公，请求八路军办事处送我们上延安。但温健公婉言回绝了我们的要求。

一周后，我们又去找温健公。这次他领我们见了叶剑英。叶剑英热情接待了我们。当他得知我们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后，也没有同意我们去陕北的要求。但叶帅还是亲切地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说目前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哪里都是打日本，要我们以大局为重。

军校毕业前夕，我们还在思考是继续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还是直接投奔延安？因为，第一次见叶帅，没去成延安。回来后，阮庆就和我商量，想直接去，但又怕不收纳。此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我们就决定先上战场和小日本真枪实弹地干一仗，也不负军校三年的培养，等在国民党军队中干出点成绩来，再投奔共产党。所以去延安的事就暂时搁了下来。

参加淞沪抗战（1）

1937年8月28日，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正取生700人，经过三年严格的正规学习，终于有605人完成了学业。

此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为了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军校在中山陵旁灵谷寺无梁殿前的密林中举行了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由已改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主持，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党要员到会并讲了话。

毕业前夕，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记得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在十一期第一总队同学毕业录序文中曾写道：

同学在校三年之久，行将毕业离校。此三年间，国内外情势变动极大……东省事发，淞沪战兴，继此以还，岁无宁日。举凡可以侵我土地，损我主权，害我自由之手段，敌人无不使用殆尽。我国家环境一时可谓陷于艰难危险之状态矣。

祖国在危难之中，每一个爱国青年都会热血沸腾，更何况我们是刚刚走出军校的革命军人。毕业分配时，我多次主动向上级要求到抗日前线。最终被分配到正在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第九集团军第八十七师。八十七师不仅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更是中央军中的主力师。

要上火线了，我决定利用一个月的探亲假，回家探望母亲，再去报到。要求和我一同去抗日前线的阮庆因父母双亡，我就邀请他一起回家。他怕给我添麻烦，执意留在武昌等我。

9月1日，我回到家乡息县关家店东围子。

母子相见，十分激动。白天，我和母亲一批又一批地迎送着来家里看望、道喜的乡亲。夜晚，安顿好亲戚睡下，我就和母亲围坐在麻油灯下吐露心肠。这个假期，我除了看望亲友外，大多是陪母亲度过的。她对我十分依恋，不愿我离开。

其间，我还到县城看望了同学、亲友，并看望了姜炳荣、石英杰的父母，还有周庆云一家。他们听说我军校毕业后要上前线，都劝我留在县里工作，这样既能照顾家，大家互相也有个照应。这时正好碰上王培英从开封回来，他在开封成立了保安团，需要人手，到县里招人。他就对我说："我那里正需要懂军事的人，你不要走了，跟我去开封，帮我训练部队吧。"我说："不行。我最好的朋友正在武汉等我，我们要一起去上海，打日本。等打完仗，如果情况允许，我再来跟你一起干。"

在家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假期就到了。想到马上就要奔赴前线，这一去真是生死难料，我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母亲，心情十分沉重。离家前的晚上，四爷、大哥都来给我送行，我们依依不舍，彻夜未眠。这时母亲得了肺炎，已经很重，每天晚上咳嗽得很厉害，只能睡几个小时。在昏暗的油灯下，我看到她满面愁容，内心非常痛苦。她几次欲言又止，好像有话要对我说，直到天快亮了，她才流着泪说："民顺呀，我已经近六十岁了，年老多病，又只有你一个儿子。你父亲走得早，我和四爷含辛茹苦将你养大成人。现在你要上前线打日本，我不反对，但你看看家里的实际情况，能不能晚一点去，先在家乡找个工作。听四爷说王培英在开封成立了保安团，需要人手，正在县里招人，你就先到他那里帮助训练部队，以后再去打日本也不晚呀。你也二十多岁了，该成个家了，成了家再走，我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了却我一个心愿。"

四爷和大哥都说好。听着母亲的话，我的心里也在流泪，也想留下来，在她膝下尽一尽孝。但我又想到阮庆还在武汉等我，我们毕业时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如果现在留在家乡，日后有何面目再见同学、师长。再说国难当头，我作为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平时高喊抗日救亡，富国强民，现在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怎么能临阵退缩，当孬种呢？这样做又怎么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军校呢？更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不过，我也知道，我是家里的独子，母亲年近六十，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对母亲来讲肯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自古忠孝难两全，我只能将眼泪往心里流，强作欢颜，宽慰母亲。天亮以后，忍痛告别老母，奔赴前线。

参加淞沪抗战（2）

现在回想起来，我更是从内心深处感谢阮庆，正是由于他的关心和支持，才坚定了我今后走上革命道路。如果不是他坚持和我一同奔赴抗日前线，我个人就有可能参加河南保安团。王培英当时是保安团副团长，要我到他那里工作。他当时的确需要人手，同样也是抗日工作，如果我心一软，或许就会留在保安团当个连、排长，这样做既能报国，又能尽孝。但一想到阮庆正在武昌期待着同我共赴前线杀敌，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也正是因为有了同阮庆在淞沪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令我亲身体会到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的无能；在武汉师管区的短暂经历，更令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我们投奔延安的决心。

10月初，我从家乡赶到武汉和阮庆会合后，就坐轮船向上海驶去。江面上，日军的飞机不时地临空扑来，向轮船、汽艇、木船投炸弹。我们乘坐的"鸿昌号"轮船，险中有幸，躲过劫难。轮船在南京靠岸后，不敢再向上海行驶了。我们只好到八十七师驻南京办事处报到。办事处告诉我们，师部驻上海江湾叶家花园，部队正在鏖战。抗日心切，我们两人当夜改乘火车，向上海进发。

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不少到前线去的军官，有连、营、团的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八十七师的军官。他们听说我们是到前线报到的军校毕业生，大部分人都赞扬我们。但也有人跟我们说些泄气的话。有一个连长说："老弟，上海战场打得一片火海，非常残酷，我们连就剩下十几个人了。"另一位营长说："我那个营也剩下不到一百人，我是负伤下来的。现在伤好了，我回去主要是为了领军饷和医疗费，另外也舍不得我那些弟兄。现在上海天天在小日本的飞机大炮的轰炸下，九死一生，非常危险，你们现在去报到，部队都在火线上，士兵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熟悉情况，掌握不了部队，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们年纪轻轻，不如先在后方干点事，等战事稳定了再去报到。"我们两人商量后都感到，作为抗日军人决不能当逃兵。尽管目前形势严峻，但无论如何要先到八十七师报到，上了战场再说。等战斗结束后，如能生还，再找机会离开部队，去延安抗大学习，参加八路军。这个时候决不能临阵脱逃。

当夜三时许，我们到达上海南翔车站，踏着夜色，边走边问，疾行两个多小时，凌晨赶到江湾叶家花园师部。师参谋长周彭赏接见了我们，并简要介绍了战况和敌我态势。我们要求先到前线部队参加作战。周彭赏对我们说："我这里正需要管师直属部队和传达命令的军官，你们二人就先留在师司令部负责防空、布置警戒、传令任务，待部队交防，补充新兵整顿时再分到连队去。"

这时战事紧张，双方犬牙交错。汉奸、特务、日本浪人四处活动，暗中打信号弹，点篝火，指示目标，配合日军航空兵轰炸我军重要目标。中国守军的防空、反间谍任务十分艰巨。

我和阮庆接受任务后，白天、晚上都活跃在江湾叶家花园内外，布岗查哨，组织防空。官兵们还不知道我的姓名，从我肩头上扛的牌牌、符号，知道是个见习官，就唤我大个子见习官，就连参谋长周彭赏也亲切地喊我大个子见习官。除日常勤务外，我们还到前线传达过两次命令，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10月11日，我和阮庆到八十七师的第5天。周参谋长叫我俩立即带一个传令兵，到大场向二六○旅陈颐鼎旅长传达命令，让他继续坚守阵地，听候命令。

原来日军从川沙登陆后，攻势凌厉，已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向大场进攻。此时，中国军队还有两个师正由罗南、刘行地区后撤。如果大场失守，两师中国守军撤退的道路就会被截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总指挥部命令正在且战且退的八十七师必须守住阵地，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师长王敬久当即下达死守命令，要求在大场附近准备进行补充、整顿的二六○旅坚守阵地。

参加淞沪抗战（3）

师指挥所离大场三四里路，我们三人，索图而进，20多分钟便赶到了。这时，陈颐鼎旅长正在与江西保安团团长程天黄商谈补充兵员事宜。这是二六○旅自开战以来的第4次补充。此时，陈旅长也是心急如焚，正为是打还是撤而犯难：如执行事先规定的补充兵员，休整待命的指示，友军的两个师就撤不下来，我军将受到很大损失。如率部顶一下，就能赢得时间，保障友军撤出。为了防止敌人截断友军退路，陈旅长从整个战局出发，事先命令部队先与遭遇的敌人对战，同时向上级汇报，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正在这时，我们送来了师长的命令，坚定了他的决心。

1985年秋，陈颐鼎作为南京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到北京与我相见，谈到淞沪会战，陈颐鼎感慨地说："你们解放军打仗，提倡指挥员在紧急情况下，灵活处置，赢得战机，国民党军队则是绝对不允许的。打好了还好说，打不好可不得了，要受军法处置。那天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我们旅在与敌人遭遇中撤退损失事小，而友军两个师损失可就大了。"

二六○旅五二二团在大场西面刚刚展开，日军的坦克就攻了上来，双方打得异常惨烈。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日本兵，真是怒从心头起，当即借用陈旅长卫士的步枪，击毙了两个日本兵。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敌人近距离接触，也是第一次击毙敌人。

10月26日，中国守军全线后撤。八十七师奉命撤到苏州河以南地区。在敌我对战中，师指挥所通往各旅、团的电话线常常被炸成数截，一时接不通。而往往在这紧要关头，不是师里的电台出故障，便是旅里的电台打坏了。为了保证指挥畅通，我和阮庆多次受命，到战斗前沿传令，有时甚至直接传令到营、连指挥所。我军撤退时，二六○旅的一营被敌人截断隔离，同指挥部联系中断。为了不丢一个士兵，师参谋长周彭赏命令我和阮庆，带传令兵邓志直接到一营传达命令，并要求我们协助一营一起撤退。

我们接受任务后相互掩护，向一营阵地前进。日军侦知中国守军撤退，又是地面进攻，又是空中打击，极力杀伤我军有生力量。我们路遇敌机轰炸，机枪扫射，传令兵邓志中弹牺牲，我和阮庆也是多次遇险，最后我俩交替掩护、前进，终于将命令传达到一营，并同一营官兵一同撤出阵地，赶上大部队。为此，我们受到师部的表扬。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团借大雾、大潮的掩护，在杭州湾登陆，对淞沪地区实施迂回包围，力图与上海派遣军达成合围中国守军的目的。日军登陆后很快突破了我军防线，6日占领金山等地，进攻矛头直指淞江县城。蒋介石命令二十八军必须死守淞江县三天，掩护大军由上海撤退。二十八军将士在军长带领下血战三天，完成了任务，许多将士壮烈殉国。8日，蒋介石见日军抄了后路，遂下达全线撤退命令。12日，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告终。

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后，中国守军几十万部队都要经过安亭桥向南京、武汉等地撤退。这时八十七师刚刚升格为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命令我和阮庆协助军参谋主任提前到安亭桥组织部队过桥。

那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兵败如山倒。"撤退时，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了，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互不相让，向安亭桥涌动。最初，部队长官还想努力收拢散兵，但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当兵的根本不听指挥。面对此情此景，官长也没办法，干脆汇入洪流一起漂涌。撤退中，马踏人踩，被挤倒、推倒、绊倒的伤员、士兵爬不起来，就只能给后面的人当垫脚。三军过后，一片狼藉，踩死、压死的士兵和被飞机炸死的军民不计其数，惨不忍睹。当兵的怕死，没办法，只好硬撑着。而有些官长也贪生怕死，甚至换上便衣，混入败兵之中。

我初入军界，没见过几个大官，而军参谋主任和各军、师派到安亭桥组织撤退的人，不时地用手指着对我说："那个穿灰长袍的是八集团军的军长阮肇昌。""那个穿白大褂的是陶广军长。""你看那几个穿老百姓衣裳的都是师长、旅长……"

参加淞沪抗战（4）

中国军队当时装备较差，在日军海、陆、空的猛烈攻击下，死伤惨重。在抗战前两年，由张治中负责在苏、嘉、杭一线构筑过国防工事，修筑了不少钢筋水泥的碉堡。都还没有利用，如果先派部队占领，早一点退守到这一线，组织抵抗，效果完全不同。但当时国联有一个代表团要来上海视察，师长王敬久就同我们讲："校长要我们再坚守十天，给国联看看。而且广西增援的五个师马上就到。我们还要准备反击。"广西部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指挥官夏威，在内战时以能打仗而出名。但部队刚刚开到，地形也不熟，就投入战斗。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封锁，五个师打了不到三天，就全部消耗完了。

当然，在淞沪战场上，也有很多中国军队表现得相当顽强。当时八十七师是中央军嫡系王牌师，全师一万多人，经过近三个月的抗战，多次补充，最后撤退时仅剩下不到七千人，尽管部队伤亡惨重，仍能坚守阵地。当时有一个炮兵团，装备的火炮全是德国造的。撤退的时候，上级命令全部炸毁，就地掩埋。团长执行命令时曾异常痛心地对我说："全军只有这一个团，我真舍不得呀，真想和它们埋在一起。"

但也有许多部队，刚到前线，还没有参加战斗，就被日本飞机的轰炸打散了，到处是散兵。后来我看过一个资料统计，当时的逃兵约占中国军队的27％，这和我的亲见亲闻差不多。

七十一军最后总算通过了安亭桥，向武汉撤去，其实鬼才知道是否全部通过。过了规定的时间，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很快被召回军部。

11月13日夜晚，军长王敬久又命令我和阮庆立即回南京，通知军办事处刘主任，迅速撤离南京，到徐州待命。王军长还让我们给他太太带了一封家书。就这样，我和阮庆撤离了淞沪战场。接受命令后，我们昼伏夜行，躲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于16日赶到南京。

亲身经历了淞沪抗战，令我对蒋介石的指挥能力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当时我们在师部就曾不止一次地从王敬久、参谋长等人的议论中听到包括陈诚等许多高级将领都反对死守淞沪，主张尽早撤退，可以少受损失。因此，我们两人到南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再去找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我们到延安。

此时的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充塞着惊慌的人群，喊天叫地的溃兵、伤兵随处可见。在逃难的人流中还夹杂着一些穿长袍短褂、手提皮箱的国民党要员和化了装的军官。他们满脸苦相，好像中国已经亡了。我和阮庆顾不得看这些人的狼狈样，径直到七十一军驻南京办事处，传达了军长的训令，接着按照王敬久信封上的地址，找到军长官邸。可军长家中早已人去楼空，不知去向。公差、私事办完后，我和阮庆急忙奔到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可到傅厚岗66号一看，他们也撤退了。我们十分失望，只好返回七十一军办事处住下，协助收容部队。

这时七十一军已奉命撤到江北。为了更好地收容部队，军部同时决定在武汉设立报到处。

一天，我突然想起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黄文清，就和阮庆一起去找他。他向我们介绍说，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几天前已分批撤到武汉，并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温健公也去了武汉。廖斌也分到了武汉一个炮兵团工作，前天刚给他来信，说随部队外出演习，一个月后才能回武汉。黄文清当时想等一年大学毕业后，再投奔延安。

我和阮庆得知温健公在武汉，便决定去找他，请他介绍我们去延安。但转念一想，觉得丢下廖斌一人又不妥，便决定将投奔延安的事搁下，待廖斌演习回来后再定。为了能及时了解廖斌的情况，并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我们第二天就从南京出发，乘船到武汉。原本想先在七十一军驻武汉办事处落脚，但怎么也找不到。正在没办法的时候，阮庆想起他有一个老乡阮仁贵，在孝感师管区当营长，就决定先去投奔他。

师管区是个专门征集、训练新兵的独立机构，其建制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军。但部队需要补充兵员，持参谋总部介绍信即可到师管区接领新兵。12月下旬，我和阮庆从武昌赶到孝感，找到阮仁贵。他安排我任六营一连一排中尉排长，阮庆留在营部当上尉副官。孝感师管区司令叫雷醒南，管区共辖6个营，负责招募新兵，训练三个月后，补充进前线部队。

参加淞沪抗战（5）

那年月，心甘情愿当兵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招募不来新兵，就四处抓壮丁，用绳子捆着、绑着拉进军营。孝感师管区训练的新兵百分之九十都是靠抓壮丁抓来的。壮丁押送到营区，不准离开营房。一个排长管40名新兵，同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排长住门口，好似牢头监管。按规定逃跑一个新兵，就要处罚排长10块银元。新兵白天出操走正步，练习瞄准，天不黑就关进营房，房内放着马桶，大小便都不得出门。为了防止新兵逃跑，营房外筑有围墙、铁丝网，由老兵站岗。即使这样，逃兵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我和阮庆到任不久，师管区司令雷醒南为了震慑新兵，杀一儆百，还专门召集全管区两三千新兵，当众枪毙了三名抓回来的逃兵。

面对日军侵略者的进攻，前方天天与日军拼杀、流血牺牲，后方对招募来的新兵不仅要进行军事训练，更应该对他们进行积极动员，激发他们保家卫国的斗志。特别是在我军刚刚取得台儿庄大捷后，更应该对新兵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在他们心中树立起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我相信经过动员、教育，广大士兵会主动上前线打日本。但国民党的军官们根本不会，也不愿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相反从司令到营、连长，一个个醉生梦死，生活腐化。司令部下辖的八大处每天总是两桌麻将，从早到晚打个不停。雷醒南都40多岁的人了，还娶了一个16岁的小老婆。我和阮庆看到这些腐败之事，真是痛心疾首，恨不得尽快离开，但为了等廖斌演习归来也只好强忍着留了下来。

1938年2月，农历春节，我想念老母，加之孝感离息县很近，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就向营长阮仁贵请了几天假，回家看望母亲。阮庆主动来给我代职。

回到家乡，母亲跟做梦似地看着我。她左看右看，见我健全的从战场归来，满心高兴，热泪跟珠子一样滚出眼帘。当母亲得知我在孝感驻防，离家不远，更是乐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是我和母亲最后一次相见。我要投奔延安，但又不敢对母亲说，生怕走漏风声，更怕母亲担心。在家过完正月初五，我便告别母亲，返回孝感。临走前，我站在母亲面前凝视着她。看到母亲明显地老了，想到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心中万分悲痛。但国难当头，忠孝实难两全，只能忍痛离去。后来，母亲在我投奔延安后一年，于1939年10月谢世，享年58岁，我再也未能见上一面。不过，母亲死能瞑目了。那时，陕北和国统区还能通邮，我到延安后给母亲写过信，母亲知道我走上光明大道，跟了共产党，正在打东洋鬼子，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回到孝感的当天晚上，依旧将床铺堵在门口睡觉。开始很小心，不敢睡踏实。但由于一路上的疲劳，渐渐顶不住，就一觉睡了过去，而且这一觉睡得很死。下半夜，从黄陂新拉来的六个壮丁先是一人挪我的床板试探，随之一个个都从我身上迈过去，逃走了。天明，我清查人数，少了三对。营长阮仁贵听说出了逃兵，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关俊彦，你连几个兵都管不住，有屁用，只知道关饷要薪水。哼!这下好了，老子让你拿个鸟。跑一个兵扣十块银元，逃了六个扣多少你知道，这个月薪水不够，下个月继续扣……"我心里也窝火，白干了一个半月不消说，还让上司臭骂了一顿。这哪里是当排长，分明是在当看守，当打手，当刽子手，与士兵为敌。

以往在国民党中央军的经历，同我在家乡见过的北洋军阀相比，多少还能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在淞沪抗战前线，尽管士兵们奋勇抵抗，但将领指挥无能，损失惨重，令我这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对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师管区的亲身经历，每天看到的都是军官们无所事事，只知吃喝嫖赌，打麻将，过着醉生梦死般的生活。面对这种种腐败作风，更让我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刚刚投入抗日战场，就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要取得抗战胜利，靠国民党是不行的。这更坚定了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

这时廖斌来信，相告演习完毕，已回到武汉。我们就以外出抓丁为名，赶去相见。我们三人先后两次到江岸区的长春街6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请求送我们去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罗炳辉同志，他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但我们并不气馁。第二天又去"八办"，见到董必武同志。董老热情接见了我们。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董老认真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愿望很好，我们支持，但希望你们考虑清楚，陕北地方很穷，物质匮乏，生活艰苦。再有去延安要路过西安，那里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如果被特务抓到会很危险，还有杀头的可能。这两点请你们考虑好。"我们当即表示坚决去延安，不怕危险，不怕吃苦。董老和罗炳辉见我们态度坚决，就同意介绍我们去延安。

1938年3月底，我和阮庆、廖斌三人，带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通行证，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到达西安。当时从西安到延安还容易走。从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当局开始阻挠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困难和危险大大增加。

我们一路上化装成学生，不敢声张，不敢说笑，生怕碰到国民党特务，坏了行程。但人人都是喜在心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满心欢喜地奔向延安，奔向光明。

回忆这一段经历，我怀着立志报国的满腔热情投考黄埔军校，努力学习军事知识的同时，时刻关心着国家命运、民族前途。通过不断摸索，探寻抗日救国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阮庆对我的思想进步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多次的交谈和讨论中，他引导我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武汉，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可以说都是靠阮庆的关系和介绍，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决不气馁。特别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我个人的人生道路很有可能走不少弯路，不会如此顺利地走上奔赴延安的革命道路。

在以后的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美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战，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在人民军队大熔炉的锤炼中，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实现了我人生的价值和抱负。

抗大－－革命圣地（1）

我和阮庆、廖政武三人从武汉乘火车，两天后到达西安。一年多前，这里刚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民主空气和抗日气氛都比较浓。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店铺内外，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抗日标语，人们也都谈论着抗日打鬼子的事。我们一路无暇多看，直接来到七贤庄一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叫我们先住下，等过两天有车去延安就送我们去。办事处的同志们很忙，每天都要接待很多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抗日志士。

1938年4月4日，我们20多位来自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等地的热血青年，乘坐一辆美式道奇大卡车，由西安向延安进发。汽车一路飞驰、颠簸，经泾阳、耀县、宜君、黄陵、富县、甘泉，于4月6日上午到达延安。当我看到延河水和宝塔山时，内心非常激动，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延安，来到了革命的圣地。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走好人生路，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振兴中华奉献一生。

汽车经凤凰山中共中央驻地、红军参谋总部前面的马路，缓缓驶入位于延安中心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院内，大门门楣上从右到左写着十个筛子大的字：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门两侧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抗大校址原来在肤施师范学校。我们到延安时，这里已改为抗大总部。我们在院内下了车，等候分配。

抗大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在瓦窑堡创办了红军大学，主要是培养红军指挥员。西安事变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也稍见放松，大批爱国青年开始投奔延安，要求进红大学习。1937年1月，红大从第二期开始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校也迁到延安。从此，抗大在培养训练红军干部之外，开始招收外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为革命培养抗日军政干部。

抗大的学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特殊情况有长有短，学制灵活。学员既学军事，又学政治，还有国内外形势教育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连续办了8期，连同后来建立的各根据地分校共培养和训练了20余万名军事、政治干部，其中有的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进抗大时，毛主席仍兼任抗大政委，校长是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训练部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学校编为大队、中队、区队，区队下设班。

这时抗大正招收、培训第四期学员。我们被编入第四期第五大队，大队长是何长工，协理员钟伟。我被编到第四中队第二区队，中队长李文昌、中队指导员黄涤尘，区队长杨大易。阮庆、廖斌编入第四中队第三区队。抗大第四期学员比前三期都多，共招收学员5562人，编了八个大队。其中知识青年学员4655人。由于招收的学员多，校本部住不下，除二、三、四、八4个大队住在延安，其他各大队分散住在附近的县、镇。我们五大队的驻地距离延安20里，位于延河南岸的柳树店。

柳树店是个有二三十户人家、二百多人的自然村。驻地条件非常简陋，宿舍还没有建好，我们暂时分散安排在老乡家的窑洞里，也有部分学员住在被人遗弃的破窑洞。

第二天早饭后，区队长杨大易就带领我们到山坡上挖窑洞，修建宿舍。劳动中，中队长李文昌、大队长何长工都来看望我们。他们两人都是老红军。何长工是湖南人，早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搞过农民运动，参加秋收起义，坚持井冈山斗争，当过红军军政委和军团政委，以后又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李文昌曾任红军团长。他们两人都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穿着打扮和我们完全一样，同我们一起劳动，与我们拉家常，嘘寒问暖。他们总是鼓励我们要不怕困难，自力更生，建设校园，学好本领，打败日本鬼子。何长工还详细了解了我的情况，勉励我说："你上过军校，有军事基础，要发挥你的特长，帮助大家搞好学习。同时也要加强自身政治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尽快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抗大－－革命圣地（2）

4月16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各大队陆续开学。因为这期招收知识青年比二、三期增加很多，党中央非常重视。毛主席先后出席了几个大队的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在我们学习期间，毛主席还多次到抗大作报告，讲《论持久战》，并看望学员。第四期学员毕业时，他还亲自出席毕业典礼，为上前线的学员送行。这些对我们的激励很大。

在革命圣地延安，更坚定了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通过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系统学习，解决了以往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深入的一些理论问题。我在黄埔军校期间就接触过不少革命书籍，但因为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可能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只是在我心中始终憧憬着要建立一个民族独立、人人平等、富足、自由的理想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到延安来的。到抗大以后，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又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它们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

特别是对历史的认识，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分为五大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尤其是马克思利用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揭露，使我明白了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有依靠革命手段，才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而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要建立起一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列宁又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天生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政治、经济危机，必然向外进行侵略，从而引发世界大战，并最终走向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性，特别是列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在苏联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时，抗大的老师也对我们多次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面对这一切事实，都令我更加坚信马列主义，坚信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会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学习了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明确了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两个阶段，即革命的最低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最高纲领－－共产主义。而面对当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革命的目标，首先就是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只有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通过抗大系统的理论学习，我对未来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更加坚定了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从此，我牢牢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

在抗大学习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理解。到延安以前，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进步报刊的介绍，特别是通过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获得的。这些介绍深深吸引了我，希望自己能尽快到延安去亲身见证"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亲眼看看"共产党员"到底是由什么特殊材料炼成的。而在国民党军队里的痛苦经历，无论是在淞沪战场，还是在湖北孝感师管区的亲身经历，都令我对蒋介石指挥的无能和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这些亲身体验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而这些憧憬对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来讲，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过当时我唯一认识并有一些交往的共产党员，就是西安事变后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温健公。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是什么样？红军的建军制度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没有深入的接触。到了延安以后，我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组织的民主作风。从身边每一名共产党员身上所表现出的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们在工作、生活中表现出的不畏艰苦，努力奋斗、以身作则、官兵平等精神，深深教育了我，更加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和革命目标，渴望早日成为这一光荣组织中的一员。

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同时，我还有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能不能打败日本？如何打败日本？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内心的难题。我投奔延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寻求这一答案。

抗大－－革命圣地（3）

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名著。

《论持久战》一文开篇即首先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及最后的胜利为什么一定属于中国这两个最基本问题。毛主席根据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各种特点及双方力量强弱对比的变化趋势，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即敌人进攻阶段、敌我相持阶段、中国反攻阶段。并针对不同阶段，详细分析了敌我优势相互消长的必然结果，指出：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敌人占领区域的扩大，因兵力有限，只能控制点和线，弱点也就越来越暴露。这就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形势。我们可以集中兵力首先围歼分散的敌人据点，再逐步发展，消灭中小城市的敌人，最后解放大城市，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因此，我们目前的方针就是针对敌强我弱的特点，向农村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

同时，毛主席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坚持团结，实行全民总动员。明确了在政治上要坚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阻击敌人进攻的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经济上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并积极争取国际援助。

毛主席还特别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毛主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对于这一问题，当时在党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盲目地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甚至提出要派八路军两三个师参加武汉保卫战。毛主席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结合红军的作战经验和特点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一定要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努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独立自主的武装，扩大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论持久战》的发表，明确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民通过长期抵抗肯定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的这篇著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事实上，战争形势的发展也证实了毛主席预见的科学性。从此以后，我不仅从理论上，更从实践中明确了革命方向，扫除了过去所有的疑虑。从此，在我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觉，增强了无穷的勇气，坚信只要跟着共产党，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最终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抗大的军事生活要求很严格，但政治生活民主。我们自己动手挖窑洞。课堂就是室外的打谷场，每人一个小凳子。一个中队百二十人一起上课。吃的主食是陕北小米，只有一个菜，不是土豆就是白菜，很少有肉。伙食虽然简单，但也能吃饱。学习之余，学员们还组织演戏、唱歌、打篮球（临时立一个架子），很是活跃。每天夜间开讨论会，大家都积极发言，畅所欲言，有什么讲什么。关于国家命运、抗战前途、学习课程，以至对校、队领导有何意见，个人生活等等都可以做到无话不谈。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使人感到生活虽苦但精神愉快！

在新的革命队伍中，官兵关系焕然一新。任何事情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绝对没有打骂、体罚等现象。尽管国民党中央军也反对体罚，但事实上还是保存很多旧军队中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在八路军中是绝对没有的，真正做到了官兵平等。

抗大－－革命圣地（4）

我当时对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感兴趣，并不是为了学习理论而学，完全是结合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着的疑难问题来延安学习。因为心里有疑惑，所以学习特别自觉。而抗大的教学内容也更有针对性，因此尽管学习艰苦、紧张，但精神上是愉快的。通过学习理论，武装了自己的思想，能够更好地指导自己今后的行动。那时，抗大的理论书籍并不多，主要是上课听讲，记笔记，下课后就抓紧时间整理笔记，有问题及时向老师请教。同时，抗大也总是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员们一起讨论，这样针对性更强，收获也更大。

人的行动同精神面貌息息相关。延安的学习，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从此我明确了奋斗方向，彻底树立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生观。进入抗大学习时我还年轻，刚刚21岁，有了新思想的武装，干劲十足。入学不久，因我在军校接受过三年正规军事训练，有管理部队的经验，表现也好，区队就任命我为六班班长。作为班长，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抓好全班学员理论学习的同时，我参照黄埔军校行政管理的一套做法，要求学员从铺床叠被、衣服书籍摆放、个人卫生都做到整齐划一。我还利用早晚的空闲时间，见缝插针，进行制式教练。所以无论学习、体育、军事、内务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列，受到领导的好评，我也从中受到了锻炼。

由于我学习工作表现积极，一个多月后，支部决定发展我入党。当时入党并不公开，记得我们一起宣誓的有七个人，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树林里秘密宣誓。我感到既神秘，又神圣。我们队第一批入党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工人出身的同志。那时，组织上特别强调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因此入党要求比较严格。

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是我到延安梦寐以求的理想，现在终于实现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从此我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打败一切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中队长李文昌，区队长杨大易（曾任湖南省、辽宁省军区司令员）。入党预备期本来是三个月，因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故延长为半年，于1938年11月转正。

由于抗大第四期招收学员多，发展太快。有时一天投奔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就可以编成一个队，几个月抗大就要办一个大队。当时，政治教员还是比较好选，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北平和各地大学的进步青年在抗大学习毕业后，经过集训，可以充当政治教员。但军事教员奇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6月初，学校决定从学生中挑选部分过去受过军事教育、表现突出的学员任军事教员。由于我工作积极，又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领导就选我到四大队任军事教员。我从学员提干当教员，前后仅三个月。

四大队大队长是刘震，协理员黄志勇，军事教员主任李国华，教员中还有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连长，后来作战时打散了，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上山当了几年和尚，1936年才回到延安。当时军事教员大多是国民党军校毕业或是从旧军队中投奔来延安的军官，其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就有八期的徐卫民、十期的粟毅和毕业于洛阳分校的贾克等同学。

抗大教书期间，我接触最多的就是主任教员李国华。他原是江西兴国的放牛娃，十六七岁就参加了红军，当排长后组织派他到苏联学习，李国华人极聪明，经过四年学习，进步很快。他还会开汽车、坦克，懂技术，讲课也很生动，外地来的学生对他很尊重、信任，工作有成就，建国后曾任沈阳军区装甲兵副司令。

我刚刚参加工作，又年轻，工作有干劲。李国华布置工作时，可能觉得用我顺手，因此所有教学计划、会议记录和文件，以及教员生活上的问题都要我具体负责，对我很信任。

我在抗大主要讲授筑城和地形学两门课程。大队下设七个中队，还有一个女生队，队长是洪学智，陈慕华当时就在这个女生队学习。

抗大－－革命圣地（5）

1938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日本飞机十数架狂轰滥炸延安。当时我们还没有防空准备，又是星期日，满街都是人，炸弹落下后，血肉横飞，死尸遍地，惨不忍睹。日军轰炸时，我正在新华书店买书，急忙躲到附近一个小洞内，下午才返回学校。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更加深了我对日寇的仇恨。

1939年1月，抗大成立参谋训练队，组织上任命李国华为队长，他把我调去任干事兼教员。这个队的学员都是由抗大选出来的优秀学生。有陈慕华、陈实（解放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很多人后来都成长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4月，学校又调我到瓦窑堡一大队任教。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当时我不愿意去，总校军事教员主任王志涛（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顾问）批评我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就要服从组织上分配。"最后，我接受了组织的分配。正巧，老同学阮庆和廖斌在抗大学习半年，毕业后也留下来当教员。阮庆也分配到一大队当教员，这是我们两人投奔革命、到延安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工作。他向我介绍了一大队的情况和好几个军校同学，我们经常相聚畅谈，交流体会，互相鼓励。

那时，蒋介石的力量还很大，延安城内还可以看到"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口号，有部分红军战士对此不理解，但党内的解释是：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护蒋委员长"，主要是为了强调后面四个字"抗战到底"。如果蒋介石动摇、投降，就会对抗战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就是要推动蒋介石"抗战到底"。

抗大的教学内容主要以政治为主，军事训练为辅。如果将抗日军政大学和黄埔军校相比，可以说抗大的性质和教学内容同黄埔军校前六期有很多相似之处，教学内容以马列理论和时事政治为主，包括中国革命史等课程。毛主席曾讲过："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先后辉映，彼此竞美。"学员大多是投奔延安的进步知识青年，教学目的主要就是解决革命的人生观，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培养革命精神。加之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也不可能进行长时间的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只是简单教练一些操场动作，包括立正、稍息、列队、集合等，射击也只是以步枪为主，机关枪大家都没有摸过。

那时，红军指战员参加抗大学习的，一般是独立编队，个别时候他们也和外来学生一起上大课。

1939年7月，抗大总校决定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副校长罗瑞卿率领几千学员开赴太行山，留在延安的一部分改为第三分校。我本来想随总校去抗日前线，但三分校校长许光达、训练部部长李国华又把我从瓦窑堡调回延安三分校训练部工作，继续当军事教员。阮庆去了晋察冀。我那时一心想下基层，到前方参加战斗部队，打日本。因此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我个人的想法同抗大发展是矛盾的。抗大特别需要军事教员。尽管红军干部中也有很多有水平的干部，但相对文化素质差一些。他们指挥打仗没问题，要求他们在课堂上讲出一、二、三来，还是有些困难的。

当时，有我这种想法的教员还很多。有一次，校长许光达就找我们谈话。他说："大家希望到前线去杀敌，这没有错。说实话我也想到前线去带兵打仗。但抗大还要不要办？要办就需要教员。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抗大一天天在扩大，教员不够。因此大家要服从革命利益。"许光达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智勇双全。1934年作战时受伤，党组织就送他到苏联养伤，以后留在苏联学习，1938年才回到延安。1955年授军衔时，他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不肯接受大将军衔。他说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他离开了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论资历、功劳都不如王震，应将大将军衔让给王震。最后，还是授予他大将军衔。

在三分校任教的同事先后有王守成（朝鲜人）、蔡得仁（体育教员）、贾克、陈唯实等。同我关系最好的是王守成，和我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他不仅有一定军事水平，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天赋，他能写小说，会作曲，同音乐家郑律成是同乡、更是好友，二人合作编写了不少抗日歌曲。通过和他的交往，我深深体会到殖民地人民的感受。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将来一起到东北、朝鲜去解放被日本铁蹄下奴役的人民。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在东北吉林见过几次面，后来听说他回到朝鲜，任人民军炮兵团长，不知何故自杀了，实在是可惜。

三分校政治教员中有一些是大学老师，还有些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他们在红军大学时期就已在校授课，有文化，容易接近。教员中也有一些社会名流，如提倡国防文学而受过鲁迅批评的徐懋庸也在抗大当教员。同事中还有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张庆孚，曾当过大学教授。他是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在执行党的路线?策时，他是反对刘志丹的。在肃反扩大化时刘志丹被关押，他是赞成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释放了刘志丹，他就被安排到抗大教书。那时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员，刚参加革命不久，对张庆孚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他也不会主动同我们谈往事，只是偶尔漏两句自己过去的经历。听他的口气，感觉得出他对党中央不服、不满。不过，他讲理论有一套，有学问，很自负。不知什么原因，他对我写的字很感兴趣，特意要我为他写了一个条幅，挂在他的窑洞里。其实我的字并不好，自己都觉得很难看，他却对我说："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字体。"

抗大－－革命圣地（6）

自1938年4月来到抗大，我先当学员，后任教员，在抗大学习、工作两年多。在这里我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教学中，我时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努力研究军事理论，初步了解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一切都为我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事指挥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是很民主、积极向上的。但任何社会不可能没有缺点。外来的青年学生投奔延安，都是为了追求光明、自由、平等。他们中的个别人看到一些待遇差别等不如意的问题，就很有意见。一些青年学生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宣泄心中的不满。其中颇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实味的小说《野百合花》，还有丁玲写的《三八有感》。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参加革命，有些人却可以吃小灶，有马骑？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绝对平等、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还有的人通过学习不仅没有解决心中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比如有人就对边区实行的三三制表示不满，认为像李鼎铭这样的大地主，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和他合作。因此也有个别人离开了延安。不过这些负面看法，对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特别是在孝感师管区招兵的一段经历，再对比延安经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看来这些青年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思想过于天真，容不得任何瑕疵，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时，延安的民主空气很浓厚，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高昂，对革命理论的学习认真，对自己所选择的革命信仰是非常忠诚，但在学习中也难免存在一些盲目现象，比如那时我们大都坚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应该说，经过六七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提法不完全正确。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知识青年的整体思想状态，的确是我们追求的理想。

1939年，母亲在家乡病故。当时边区同国统区还可以通邮，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两边的通信才中断。噩耗传来，我痛哭一场，回想母亲为了我的成长，辛苦了一辈子，我却不能在母亲身旁尽孝而深深地自责。母亲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失去母亲的痛苦，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

可以说延安时代，是我个人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物质生活虽然很艰苦，但精神收获最大，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觉悟提高最快，形成和奠定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是我人生道路的里程碑。

三五九旅（1）

抗战初期，八路军三五九旅一直坚持在华北敌后抗日。但蒋介石灭亡共产党之心不死。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暗中部署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党中央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决定由华北敌后调回三五九旅驻防绥德。

绥德共辖米脂、吴堡等五个县，地理位置很重要。当时党中央在延安，但军队发展主要在华北。绥德就在黄河西岸边上，党中央同华北的联系，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干部，人员往来，以及部队前后方调防，都要通过这个地区。当时，绥德驻有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绥德专员、号称摩擦专家的何绍南还大肆招兵买马，扩大保安团，不断同八路军制造摩擦，企图控制延安同各抗日根据地的往来通道。

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后，为了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采取多种方式，同顽军开展尖锐的斗争。当时，国共双方经常在专署内一起开会斗争。1942年2月，何绍南自西安返绥德后，更加紧了反共活动，并准备以5个保安大队包围袭击我三五九旅旅部。后发觉我们已有准备，就率部逃向横山石湾，途中被我歼灭大部。从此，我们进一步巩固了边区，并同华北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0年4月，抗大三分校为了使教学同实践工作紧密结合，更好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合格的指挥员，校长许光达、训练部部长李国华率领70多名教员和部分学员，到三五九旅参观学习。我也是参观学习团的成员之一。

我们在三五九旅学习了一个多月。快要结束时，听说三五九旅想从教员中留一些人到基层部队中加强工作，我马上去找李国华部长，坚决要求留下来。原来在我们实习过程中，王震旅长看到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军事素质好，非常喜欢。他就找许光达校长要求留下几位教员，充实部队。校长同意后，三五九旅就派政治部的同志去考核、挑选。由于我上过军校，还参加过淞沪抗战，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表现也不错，又多次积极要求到前线部队，所以就被选中了。当时训练部部长李国华可能觉得我年轻听话，布置起工作来得心应手，对我很信任，所以他最初不同意我留在三五九旅。其实他自己也想到部队去，就动员我再等等，有机会一起上前方杀敌。我就对他讲："像你们这样的高级干部不好分配，机会太难找了，而我们营、连职干部的工作分配，不用惊动上级，您还是放了我吧。"经过死磨硬泡，李国华总算答应了我的请求。

三五九旅本来还想多留一些人，王震要干部的原则是越多越好。可是抗大教员也紧张，最后决定只留下了我和陈实两个人。陈实任旅部教育科副科长，原计划要我到旅部教育科当副科长，我就向参谋长唐子奇表示："我申请来部队，就是想到基层带兵打仗。"参谋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向我解释道："红军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带兵方法、制度完全不同，你未必适应。如果一定要下基层，不如先到教导营锻炼一段时间，熟悉了红军的管理方法和作战指挥职能再说。"于是，我就找陈实商量，他也觉得参谋长的话有道理，刚到红军部队，任何事都没有亲身经历过，不妨先在教导营学习一段，这样可以熟悉了解红军的管理体制。最后，旅部决定派我到教导营一队任副队长。

教导营一队队长叫吴进清，指导员姓谭，都是红军干部。我与他们相处尚好，虽然每天操练很忙，但精神愉快。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建军宗旨本质上完全不同，特别是红军部队强调官兵平等，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可以打骂士兵。但在管理制度方面都要遵循军队的要求，出操、上课、野外演习、警卫值班这些内容是任何现代军队都具有的共性。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日常训练和部队管理。

我在连队工作了大半年，1940年底，三五九旅已在绥德安好了家，部队暂时不打仗，旅部就将教导营的工作重点转到部队训练，于是决定扩大教导营编制，由原来的两个队扩编为四个队。一队学员是营级干部，二队学员是连级干部，三队是排级干部，四队是政治干部。每队一百多人，共四百多人。在绥德练军的条件也不错，有现成的营房和操场。

三五九旅（2）

为了加强教导营的工作，旅党委决定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同志兼任教导营政委，营长江子炎是位老红军，文化不高。我由一队副队长升任营参谋长，后又任副营长。政治处主任是于丁，后来升任副政委。于丁是江苏镇江人，在省艺术专科学习过，1937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公、抗大、马列学院学习。他早我两个月到三五九旅工作。我们都是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学生，自然比较亲近，经常在一起交谈对八路军的感受。当时，教导营还有一名副营长张英，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来的，当过连长，人很凶，有些旧军队的习气，学员大都不愿和他过多接近。而于丁工作有耐心，有修养，善于团结同志，总能在双方间沟通。对我工作中出现的不当之处，他也总是善意地提醒。他比我大一岁，有兄长风范。解放后于丁担任过军委装甲兵副政委。

当时部队难得在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训练，因此王震同志对教导营的工作非常重视，经常到教导营检查指导。他对我也很关心，时常向我了解营里的训练和生活情况，鼓励我大胆工作，搞好军事训练，保证为部队输送合格的干部。王恩茂同志是一位有文化和政治工作经验的老红军，为人谦虚，作风民主，能团结干部。我很尊重他，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半年之后，王恩茂同志调回旅部工作，由肖头生任政委，他的政治经验和文化知识也很丰富，我们一起工作，相处得很好。

我当时主管军事训练，军事教员有赵冬生、富虔、王大刚、韩东方、周奎等人。周奎原是七一八团三营营长，湖南人，1930年就参加了红军。抗战初期在敌后打游击，一度想回老家组织部队，单干打日本，组织上认为这是开小差，发现后，抓起来关了一年多。教导营成立后就派来当教员。他读过几年书，有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经验，讲课也有一定的水平，同我们新来的干部很谈得来。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红军指挥员的优良传统。我们相处得也很愉快。我在军校的同期同学高放刚好也分配到三五九旅工作，我就请求把高放调到教导营任四队队长，王恩茂也爽快地同意了。

教导营扩编后，我同营领导一起详细研究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决定政治、军事、文化学习各有侧重。针对军事学习的方针和内容，我提出整个教导营的军事学习和管理要逐步建立正规化制度，克服游击习气。

红军在十年内战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大都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打败了国民党的历次"围剿"。虽然红军能够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缺乏军事上的严格管理，有一些游击习气，不太注重列队、出操、内务管理等方面的训练。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军队自身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加强部队正规化教育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要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建立和培养严格执行条令的自觉性。因为制定和执行条例本身，就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保障。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一点一滴的生活、工作中，必须要培养官兵做到步调一致、服从指挥，才能使千军万马在行动中整齐划一，有效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

当时，教导营的一些同志，尤其是那些在一线带兵打仗的营、连长们认为部队战士大多是农民出身，早已经习惯了打游击，只要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就够了。在平时没有必要严格要求，否则有些战士就不愿当兵打仗了。这个问题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大部分干部还是认为应该建立正规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条令。最后王恩茂政委表示："加强部队纪律、制度建设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过去部队长期打游击，在战争环境中，的确存在一定的游击习气。现在环境不同了，要注重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要加强部队的行政管理和作风建设。"

但什么叫正规化？执行哪家的军事条例？这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对此，中央军委也非常重视，组织翻译过一本苏联红军条例供参考。同时，我们也借鉴了国民党军队的部分军事条例。在制定条例时，我们既要结合八路军的实际情况，又决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红军、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八路军上下级平等、团结、和谐的作风要坚持。强调正规是指无论官兵，都要按照制度办事、行动。条例对士兵、班长、各级指挥员都规定了明确的职责，强调会议报告制度、加强时间观念、重视内务卫生、警卫放哨制度，以及同老百姓的关系等。过去战士值勤站岗时，经常和老百姓混在一起，有些战士还和小孩子们一起打闹。这就不允许，要坚决改正。当然，强调军民鱼水关系没有错，但要分时间、场合。卫兵值勤时，就要严格按照警卫条例规定，30米内不能随便和老百姓接触。

同时，营领导班子结合部队实际情况，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条例，明确哪些优点要发扬，哪些缺点必须克服。在制定操典条例时就存在一个问题，首先是口令不一致。你叫齐步走，他叫常步走或开步走，战士无所适从。王震早年在旧军队中当过一年兵，他经常到营里视察工作。早晨出操时，他喊的口令就大都是北洋军队的口令，加上他的湖南口音，许多人都听不懂。所以我们先借鉴国民党的《步兵操典》，做适当修改，并通过座谈，统一认识，正式颁布实施。操典条例包括统一口令，明确立正、稍息、队形，左、右转等内容和具体标准，还有正步、齐步如何走？步伐、步速、步距都有统一要求，做到整齐一致，这是基本要求。

三五九旅（3）

除了加强正规化，强调严格遵守条例以外，军事训练和授课任务量也很大。教导营尽管也有一些旧军队投过来的军官当教员，如阎锡山部队的连长、参谋等，他们虽然有一定的业务水平，但在管理部队过程中过于呆板、过火、教条，只是单纯注重规定，而没有同红军"说服教育"、"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结合好。加之每天坚持"两讲三操"，部队很紧张、疲劳。有些同志有意见，我们就主动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努力改进。

负责军事训练的教员分为技术组和战术组，有关军事技术课程我事先都要准备好，先给教员上课，再由他们教给学员。这类工作能将我在黄埔军校所学的知识充分发挥出来。

教导营非常注重学员的军事技术训练，要求学员必须掌握四大技术：射击、刺杀、投掷、土工作业。当时，红军最不擅长的就是土工作业，因为过去主要是打游击战，打完就走。遇到阵地战，也只是随意挖个坑，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就要求八路军战士必须掌握新的军事技术。毛主席讲过：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仍要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和部分阵地战。打运动战，就要有阻击的阵地战配合，这就须要注重挖掩体工事。因此，我们针对这一问题，详细向学员讲解工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构筑掩体，包括立姿、跪姿、卧姿各种掩体的构筑方法，特别是在敌人炮火下的作业方法，要求学员科学、有效地掌握土工作业技术，以及合理利用掩体发挥火力，形成最有效的火网。在教学中，还要求学员学习掌握一定的地形学知识，并学会绘制简单的行军路线图。

教导营训练的学员主要是基层部队的指挥官。对于他们来讲，不仅要求必须掌握步枪、轻机枪等步兵经常使用的各类武器操作要领，还需要学习掌握步兵使用的各类重武器，包括重机枪、迫击炮的操作和射击要领。在教学中我结合军校所学的知识，着重讲解了步兵炮的射击要领。当时教导营配属了两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平时两匹马就可以拉着跑，作战时也可以由战士肩扛搬运，不受复杂地形的限制，非常灵活，很适用于山地作战和游击战。九二步兵炮射程约3000米，不仅可以直接射击，也可以间接射击。因此，我根据不同地形和射击目标，向学员们详细讲解如何选择射击方式，以及直接射击和间接射击的关系。间接射击就是超越射击，炮本身看不到目标，这就要求指挥员或观察员先在前方设立观察所，在3~5分钟内计算出射击诸元，并迅速传达给炮手，只有这样，炮弹才能超越障碍物击中目标。此外，还要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不同性能的炮弹。比如，流散弹主要是打击敌人散兵群，而要击毁钢筋水泥构筑的碉堡，就需要使用穿甲弹。

在讲授这些知识时，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学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学员从没有学过四则运算。针对这一问题，教导营又增加了文化课的学习，特别是结合步兵炮射击原理，着重学习算术，讲解计算射击诸元的运算方法和公式。

将文化课同军事技术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激发了这批老红军战士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有些学员通过学习，个人军事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至于战术，主要是总结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三五九旅在华北抗击日寇，有许多成功的战例作教材。广大指战员也反映同日军作战和以往反"围剿"时不同。日军作战顽强，武器装备好，不肯投降。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反复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红军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敢于同敌人搏斗，死打硬拼，刺刀见血，以此激发广大学员抗战必胜的信心。

从1940年到1942年，教导营整整培训了两期学员。当时全旅近万人，60％以上的基层指挥员都接受了为期一年的严格训练。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教导营利用冬季生产的空闲时间，仍坚持训练。教导营为提高全旅指挥员带兵打仗的能力打下了良好基础。许多学员事后反映："我们在教导营最大的收获，就是系统学习了各种武器的射击原理和技术，还提高了文化水平，并掌握了管理部队的各项制度、条例。"

王恩茂同志常对三五九旅的老人讲："黎原同志在教导营的几年工作，对提高三五九旅基层干部军事上的战术、技术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教导营的训练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五九旅（4）

那时我也年轻，干劲十足，除白天坚持训练、讲课外，每晚还主动检查值勤、放哨。因为要抓部队正规化，所以特别强调生活管理制度，晚间十点熄灯，不准讲话，必须休息。抓到值勤时睡觉的学员，我总是严厉批评，有时态度也难免生硬。一次我查哨时发现一队队长吴进清同志没有按时熄灯，我就提醒他注意。但一小时后我发现他还是不熄灯。我当时很生气，就当面批评了他。他是湘西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原来在三五九旅当营长。教导营成立后调来当队长，对我们青年学生不大尊重，对我的批评也不服气，甚至当面嘲笑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我违反条例，你抓我典型，撤我职好了。我还不干了。"我当时年轻气盛，听了他的话很恼火。副政委于丁得知情况后劝我不要激动，要正确处理老红军在刚刚执行条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适应的现象。但我当时正在气头上，还是忍不住，特意向政委肖头生反映此事，并表示如不处理，自己今后很难工作，其间也难免说了一些气话。不曾想政委为此事特意打电话向王震报告。刚好当时中央有一个文件，要求各单位充分信任、支持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王震是火爆脾气，听了政委的报告后当即表示："吴进清不听招呼，就撤了。"后来，还真撤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当时在旅里反响很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新老干部的团结。事后回想起来，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将他撤职，我总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他。如果当时我能够冷静地同他讲道理，做些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解放后，吴进清转业到地方工作，还一度担任湖南省某厅的副厅长。我刚好也在湖南工作，就再一次当面向他道歉。

在三五九旅工作期间，我接触较多的旅领导主要是刘转连和王恩茂，他们都是我很敬佩的老上级。平时和王震旅长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是工人出身，脾气急躁，对干部严厉。他很重视教导营的工作，对我的工作始终是支持和鼓励的。记得有一天，参谋长刘转连带我去延安向叶剑英汇报三五九旅的训练工作。那天刚好王震有事到晚了，只听了我汇报的后一部分，没有听全，他对我汇报的内容非常感兴趣。他当时还兼任延安警备司令，第二天就把我叫到延安警备司令部，详细了解了教导营的训练情况，鼓励我努力学习，好好工作。

王震作战勇敢，打起仗来不要命，负过八次伤。表面上看他是个粗人，但他在政治上很坚定，长征时紧跟毛主席，对党中央绝对忠诚，对待革命工作更是一丝不苟。

"文革"期间我驻军湖南，他下放到江西。我就将他接到湖南长沙。最初他还感到为难，怕给我添麻烦，对我说："我住在长沙不合适吧。"我就向他表示："这有什么不合适。您是老首长，什么也别管。别人爱说什么就说好了，您只管放心地住下。"王震是湖南浏阳人，当时他老母亲还健在，住在老家乡下，我就将他母亲接来，安排他们住在一栋独立的小楼里。尽管当时他没有任何职务，但也闲不住，经常下基层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后也总是毫不客气地提批评。记得1968年，一次他到农村搞调查。当时公社社员只管挣工分，耗时间，种田不积极。王震发现社员插秧不符合要求，非常生气，就立即挽起裤腿，下田示范，还找到生产队长批评一顿。还有一次，他到湖南农学院视察。以前他曾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水稻、谷物和蔬菜良种交农学院培育。他在视察过程中发现，这批良种不仅没有培育，还在派系斗争中被糟蹋了，立刻火冒三丈，马上叫人集合全院职工，包括造反派开会，把他们大骂一顿："你们这群败家子。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买来的良种，你们竟然如此糟蹋。天天喊革命，到底是要革谁的命？难道自己不吃不喝，革自己的命吗？这样革命可不成，今后一定要抓生产，搞科学。"我当时还很担心，生怕这帮造反派们起来闹事。但这群人被骂了一顿后也没人闹事。事后，我想主要还是王震表现出来的这种正直、真诚和无私感动了大家。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发现问题，敢于提出批评。以后，王震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始终支持邓小平。

我在教导营整整工作了五年。这五年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一段难得的教育经历。它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工作方式、方法，都有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和收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老红军、老干部有了正确的认识，真正能够同他们打成一片，在思想感情和实际行动中做到无话不说，亲如兄弟。

三五九旅（5）

在教导营工作初期，我个人多少有一点清高思想，包括阮庆、陈实等人也有类似的思想，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自觉参加革命，真正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武装，有时无形中会瞧不起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尽管在工作中，表面上也能尊重他们，但在思想深处，往往会觉得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革命觉悟不高，作风粗暴，自认为他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分土地，或是因为受地主压迫没饭吃，才出来闹革命的，没有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由于受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有时会轻视工农出身的干部，难免同他们产生一些矛盾。特别是那时中央强调要信任支持知识分子干部，所以自己在工作中也难免流露出一些清高的表现。

以后随着自己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思想认识不断提高，我渐渐发现了工农干部身上的许多优点，比如他们工作认真，作战英勇，吃苦耐劳，对党忠诚。特别是我从思想深处逐步意识到自己以往的那些错误认识。教导营的这些老干部，他们从一个受压迫的农民成长为红军指战员，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为了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行动。这一行动本身就体现出他们身上最朴素的革命精神。至于革命的理论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并不是他们不肯努力。从本质上讲，他们直接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阶级觉悟更高，革命性更强。在教导营的五年中，天天同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让我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我在不断接触中同他们逐渐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真正做到了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的革命同志。

第二点收获，就是对红军、八路军的建军原则、工作方式、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特别是在处理问题、待人接物方面有很大帮助。这一切为我以后在部队建设、管理和指挥作战上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真正理解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并落实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

我对红军的认识，首先表现在对我军三大传统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是同我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见所闻，形成鲜明对比后产生的自觉认识。国民党军队只是片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绝对执行命令，不成功便成仁。如有违反，轻则撤职，重则杀头。他们根本不许下级讲话，缺乏思想政治工作。这同八路军的组织原则完全不同。教导营前后两任政委王恩茂、肖头生在部队建设上都表现得相当出色，令我非常敬佩，他们不仅有文化（王恩茂是中学毕业，曾当过任弼时的政治秘书，肖头生也是高小毕业，勤奋好学），更有政治头脑，关心时事政治。他们在教导营工作期间，集体领导体现得很好，能够充分尊重下级干部的意见，工作中遇到问题，无论大小，总是能够带领我们反复讨论，总结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合理意见后，严格执行；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也处处以身作则，尊重下级，官兵平等、团结，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上级一人说了算的作风，更没有国民党军队中长官肆意打骂士兵等腐败现象。从这些老红军、老干部身上，我学到许多有益的工作方式、方法。共产党军队正是因为拥有这三大传统，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过无数次困难、挫折，但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挫折，打不垮，拖不烂，最终走向胜利。

抗大的学习经历，让我在理论上掌握了马列主义，武装了思想，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在如何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贡献一切上，可以说教导营工作的五年锻炼，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通过向老同志学习，不仅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新老干部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关系、平等关系、革命关系；同时，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红军、八路军的建军原则，民主作风，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掌握了带兵打仗、管理部队、建设部队的本领。如果没有在教导营的这段工作经验，而是直接从国民党军队到八路军、解放军中带兵打仗，肯定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

就是在教导营工作的这一期间，我把叫了二十多年的名字关俊彦改为黎原。改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我脱离国民党部队，来到延安加入了共产党，有了重新做人的感觉。二是我不想和以前认识的人，特别是在国民党部队的同学有来往，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安心工作。至于新名字，是我刚到抗大时在校内报刊上发表文章时用过的笔名，源自杜甫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原意是黎民百姓的意思，我将"元"字又改为"原"，取其平坦宽阔之意，象征着我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犹如一天的黎明，从此走上了宽广平坦的光明大道。

从此，黎原这一名字一直叫到今天，很多人以为我本来就姓黎。甚至有的黎姓人家修家谱，也要拉我参加，闹出了不少笑话。1988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担任理事、副会长，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许多当年的同学得知我就是关俊彦后，就建议我改过来，便于同学联谊，做和平统一工作。我想，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嘛。当年改名时思想有些激进，现在已经用习惯了，就没有必要再改来改去了。

南泥湾大生产（1）

1941、1942两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日本侵略者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同时，国民党也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边区军民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党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度过难关。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命令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一方面开展大生产，一方面保卫延安的南大门。

南泥湾在延安的东南，距延安约45公里。这里河川纵横，林木茂密。虽然人烟稀少，满目荒凉，但土地肥沃，水源丰富，适于耕种。据说一二百年前，这里曾是农业发达的地方，后来因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百姓纷纷逃难，奔走他乡。从此，这里田园荒芜，房屋倒塌，日久天长，遍地长满了野草、荆棘，成了豺狼栖息、土匪出没的场所。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官兵到达南泥湾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就把这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我是1942年随教导营开赴南泥湾的。我们从绥德驻地出发，步行八天，到达旅部所在地金盆湾。到了驻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居住问题。我们自己动手，在山坡上打了几排窑洞，顺利解决了全营官兵住宿问题。当时我已升任教导营副营长。安排好驻地后，我们就接受了生产任务，参加1943年全旅开荒30万亩的生产活动。我们的任务是每人开荒30亩，年底实现耕一余一。那时没有开荒工具，我们就到山上的旧庙找来几口破钟，用土炉熔化，打成镐头，每人一把。教导营开荒的地点在金盆湾西面的小金沟，沟里长满了狼牙刺和蒿子，盘根错节，非常难挖。我们冒着刺骨的寒风，扛着镐头，开进小金沟。当时冰冻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化，地下树根也很多，有时一镐下去只留下一个白点，震得虎口发麻，但地一点也没刨动。碰上树根，半天也刨不下来，稍不注意就把镐头、镐把弄断。一天下来，荒地没有开出多少，双手却都打满了水泡。就这样，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利用简单原始的工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开荒中，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加快进度，全营四个队开展了劳动竞赛。营部叫我具体负责评比，我从各队抽调一名副队长组成评比小组，每队、每排都设了检查员，天天检查个人的开荒数量和质量。开始时，评比标准不好掌握，如果仅按开荒数量作为标准，很难反映出实际工作量。因荒地条件不同，在狼牙刺地，一天一人只能开三分地，顶多开五分。而在蒿子地，一人一天能开一至三亩地。而且开荒的质量也不同，有的人认真，挖得很深、很细，速度肯定就慢。有的人马虎，为了求速度，挖一锄头盖一锄头，速度虽快，但质量不行。经过反复研究，我们统一认识，决定采用两条标准，一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计算具体数量，对不同的荒地制定不同的标准；二是以秋后打粮多少作为最后标准。两条标准相结合评出模范单位和个人，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开荒的质量，又促进了开荒的进度，按时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

开始开荒时，在蒿子地一天一人只能开几分地，还累得腰酸腿疼。后来我们找来当地农民作指导，渐渐掌握了开荒的技巧，身体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劳动，一般一天能开一亩多。我最多时一天开过一亩一分地。当时的劳动英雄一天能开三亩多地，比用一头牛开的地都多。开荒后，我们又及时种上粮食，秋天获得了大丰收。最后通过评比，三队被评为模范单位，他们121人开荒3650亩，收获粮食近10万斤，基本达到耕一余一。全营都圆满完成生产任务。

在新开垦的田地里，我们除了种谷子、玉米等粗粮外，营部炊事班的两名四川籍老战士李林、张全同志，还在山沟里开出了九亩水田，种上水稻。最初，对他们种水稻，营里意见不一致。有的领导担心开水田费时费工，水稻产量又低，影响开荒任务。加上当地无霜期短，没有人种过水稻，能不能种好，没有把握，所以最初不同意他们种稻米。后来我考虑不能单纯追求粮食产量，还要提高粮食质量。应该叫他们试一试，如果成功了大家可以吃上大米。至于开荒任务，其他人多干一点也能补上，少两个人问题不大。最后，我说服了营里其他领导，支持他们种水稻。秋天，他们收获了三千多斤水稻，部队过年过节也能吃上大米饭，特别是南方籍的战士们又吃上久违的大米饭，大家都非常高兴。

参加开荒没多久，营里叫我负责后勤管理。我就组织炊事班每天给地里开荒的战士送两次饭，还在营房周围开垦了几亩菜地，种上各种蔬菜。炊事班又养了几头猪，节假日杀猪为大家改善?活。我们还负责喂养营里的几匹骡马。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是农民的儿子，在家务过农，对土地有一种天生的感情，因此能够自觉自愿地投身到生产劳动中去。我们每天送饭、种菜、锄草、打虫，还要喂猪、放马、打草、起粪、垫圈。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紧张，但官兵一致，共同劳动，心情非常愉快，我个人从中也受到很大锻炼。当时，我种的西红柿一棵能结四十多个，长得非常好。这年中秋节，营里杀了自己养的猪，改善伙食，每人分配一斤半肉，一斤半黄米饭，还有豆腐、粉条、青菜，大家吃得可香了。那时的官兵大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能吃的时候，平时生活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难得改善一次生活。由于我们后勤工作搞得好，保证了营里生产、训练任务的完成，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南泥湾大生产（2）

我们进入南泥湾后，发现当地居民多数人都吃河沟里的水，一是不卫生，二是缺碘，很多人都患有大骨节病。营领导就同军医反复研究，通过观察化验，发现当地的地下水位并不深，完全可以打井，地下水符合卫生标准，可以饮用。于是，我们就通知各队，立即打井，每队至少要打三口井，大家土法上马，一齐动手，各队都打了井，吃上了干净的水，保证了全体指战员的身体健康和良好的战斗力。

这期间为了解决穿衣问题，上级还要求部队每人至少要捻三斤毛线，每人都分了一大堆羊毛。这对拿惯了枪和锄头的战士们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难题。当时怪话很多，一些战士认为男同志打仗、种田没话说，但纺线是女人干的活，我们干不了。后来看到报纸上讲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都在纺线、织布，大家很受感动，才认真地捻起羊毛来。经过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硬是用我们这一双双粗大的手，把一堆堆羊毛变成了毛线，提前完成了任务。到冬天每人发了一套呢子衣服，大家穿上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做成的衣裳，心里特别高兴。

不过部队官兵中也有个别人对开荒生产不理解，认为出来参加革命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如果要天天开荒种地，何必跑到这么远来呢？营部有两个云南籍的战士，就不愿意继续留在南泥湾开荒，他们联络了几个老乡，准备私自离队，回云南老家打日本和国民党去。有人向我反映过他们的一些情况，此后我就特别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次，我听到他们私下说了一句"什么时候走"的话，我马上找他们分别谈话，推心置腹，给他们讲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指出他们准备私自离队的错误。我还告诉他们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不在前方坚持抗战，跑到后方去打国民党也是错误的，当前还要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澄清了他们的模糊认识，改正了错误。他们也很受感动，实话对我说："我们想回老家，肯定还会打日本，决不会叛变革命。我们不愿在这里干，一方面是家里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这里生活太紧张、艰苦。"经过教育，我发现他们只是认识上的问题，也就没有向领导汇报此事，未对他们作组织处理。否则他们会受军法处分的。后来这两位同志在生产中表现很好，1944年随王震同志南下，都当了干部，作战表现得很勇敢。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为了保障供给，旅部下属的一些独立单位还办了不少手工加工业和商业。教导营就在延长县开办了一家酒坊和一家骡马大店。骡马大店可以为往来边区的商人提供住宿、吃饭、停车、喂牲口。我们还同这些商人做买卖，目的就是通过他们从国统区贩运当时边区最缺乏的物资：医药和布匹等。

教导营的酒坊和骡马大店开办后，我们还雇请了一些当地老百姓协助经营，最初收入不错。教导营还专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进行监督。我们用这笔创收改善伙食，全营官兵每周可以吃上一餐肉，还买了一些牙粉、牙刷等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当然，时间一长，搞商业出现过某些腐败现象。记得南下一支队走后，营里又调派两名文化干事白亚平、冯以超到酒坊和骡马大店，同一名姓张的司务长共同负责经营。他们天天手里过钱，开始逐步贪图享受。当1945年5月，上级要求我们成立南下二支队出发时，他们三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以种种借口拒绝行动，最后都脱离了革命队伍。

教导营从1942年来到南泥湾开荒、生产，一直到1945年5月，随南下第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在南泥湾生活了近三年。三年来，我和战友们一起，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自救，靠我们自己动手，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渡过了难关。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在我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为我日后无论是在解放战争的硝烟里、抗美援朝的炮火中，还是在和平时期的训练场和建设工地上，都始终激励着我克服一切困难，永远向前。

坦白运动的经历（1）

正当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悄悄地来临。

1942年春天，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党中央前后下发了二十多个文件，组织学习。开始时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中央认为，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观主义，具体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以王明为首的所谓教条主义和所谓经验主义错误，借此总结党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教训。最初，我们在绥德学习整风文件，大家都很积极，提高了认识。我和副政委于丁的学习发言还得到王恩茂的表扬。

延安整风持续了约两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1942年为主，曾被毛主席称为整风学习年，主要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可以称为思想整风。因为当时刚刚入党的新党员，大都是从国统区来的进步青年。正如胡乔木所说：延安整风的"主要锋芒是对着教条主义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党看来，我们这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思想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所以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加以改造，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螺丝钉"。为此，"党采取了整风运动的办法，领导全党的干部和党员来认识克服广泛存在于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从1943年4月开始，中央又通过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议，主要目的就是清洗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时期的整风可称为组织上整风。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成员有康生、彭真、高岗。后来在康生等人"左"的路线影响下，整风运动变成"抢救运动"，运动的主要对象，就是外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他们大都受到审查；同时，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也有很多人被错误地打成"红旗党"，污蔑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这一阶段，差不多每一名来自国统区或沦陷区的进步青年都要交待自己到延安来的"任务"，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当时，组织上认为特务的存在具有世界性和群众性。特务很多并不稀奇，国民党就是利用特务来统治社会；不仅中国有，世界各国都存在。因此，每人都要老老实实坦白交待。如不老实交待，就采用车轮战术，连续审问几十个小时，不让睡觉；再不交待的就采用体罚、打吊等。由此开始了延安的"坦白运动"，并很快在根据地展开。三五九旅也按此办法进行。

"坦白运动"开始时，三五九旅正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通过《解放日报》得知延安抓了很多特务，并揪出了四川、河南等省的"红旗党"。当时，我和于丁常在一起讨论此事，都感到很奇怪，延安怎么可能抓出那么多的特务呢？但从报纸上又确确实实地看到许多报道，不得不信，因为报道上都有事实，有证据摆在那里，但内心实在是不能理解。而且报道出来的特务大都又是从国统区来的知识青年，这不得不令我们联想到自己。随后，延安一些同学、老乡之间彼此都不来往，原来经常举行的联欢会、演出、读书报告会等也纷纷取消了，真有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南泥湾离延安只有90里，我们那时同朋友之间的通信也都断绝了。

大约到了9月底，三五九旅也开始办学习班，抢救失足者，集中了全旅400多人，大都是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从国民党军队中投奔来的旧军人。最初一周还没有我。在此之前，我看到内部材料称：凡是黄埔学生都是复兴社的特务，这令我相当震惊和紧张。没过几天，旅部正式通知我也要进学习班。

学习班总共有400多人，共分为五个队，每队80多人，集中在金盆湾挖好的一排窑洞，每个队都由一个武装排监管，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同时规定凡参加学习班的人，不准外出、通信和会友，在营区内不准串联、交谈。甚至吃饭、上厕所也都要按照一定的时间和顺序。

我被编入二队五组，全班12人，组长是七一八团的特派员，红军出身，主要是负责监督我们。其余11人都是审查对象。副组长罗健西，湖南湘西人，高中学生，接受新事物快，在三五九旅知识青年中表现比较突出，担任过副教导员。他在学习班是积极分子。

最初几天是集中学文件，主要学习康生在7月15日作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内容还是强调失足者是一个群众性、世界性的问题。同时，三五九旅还召开动员大会，由组织科长动员，要求大家主动坦白交待，并表示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个人是无法避免的等等。有问题，就要彻底交待。同时，组织上还从延安派来一些失足者积极分子现身说法，给大家讲他们当特务的经历。文化人的交待主要是说如何通过写文章，污蔑领导干部在生活中搞特殊化，在工作中搞一言堂，破坏民主，制造腐败；军人则交待如何为国民党搜集八路军违抗命令的所谓"证据"，并收集根据地军事情报，搞破坏等内容，以此启发我们主动坦白。这段时间大概经过了一周左右，除了听报告、讨论学习外，还要求每人写自传，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特别是在蒋管区参加过复兴社的人，要详细交待如何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何时派到延安来的，任务是什么，联系人是谁等等。

坦白运动的经历（2）

大概从10月6日开始，学习班开始进入各小组成员自我揭发批斗阶段。我们组第一个揭批对象是李树信。他是三五九旅唯一的一名兽医，在国民党军需学校受过正规教育，官至少校，有一定的文化。因为八路军缺少兽医，朋友介绍到八路军来工作。李树信在业务上有一套，但他平时爱发牢骚，常常议论领导，说些怪话。刚进学习班时，还是牢骚不断："你们请我来，既不给我升官，也不让我发财。现在我居然还成了审查对象！"组长拿李兽医开刀，旨在给全体队员一个下马威。因此对他批斗的相当激烈。

组长首先让李兽医交待何时参加复兴社，李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是朋友介绍我来当八路的。"

于是组长就让所谓的积极分子揍他。当时打人也体现出你对运动的态度，尽管大家都是审查对象，但积极分子为了表现突出，打起人来决不手软。第一天批斗会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斗到夜里三点。开始李兽医讲话还有逻辑性，慢慢地连话都说不清了。随后又对他进行了两天车轮战，不让休息。李兽医还是拒绝交待。于是组长就令积极分子把他吊起来，李兽医被折磨得浑身是伤，整整挺了两天两夜不承认。到了第三天实在是受不了，否则不被打死，也会残废的。他只好被迫交待，瞎编说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因表现突出，派遣到延安搞破坏。他曾利用职务之便打针打死了许多马匹。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李兽医总算是过关了。

这样一来，全组成员都十分震动。搞逼供信这种做法，以前我们都没经历过，完全不理解，但谁也不敢表示不满。此后的十来天，大家都被迫交待问题，生怕不主动就过不了关。不过，我们还是能听得出来，每人的交待实际上都是胡编瞎说。

当时，我就感到我们组审查的重点对象是我和副组长罗健西，因为我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毕业的，又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自然在劫难逃；罗健西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同时我们在革命队伍中已担任营级职务。而其他人则是青年学生或是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我们组就有两名教导营的教员，一个叫赵冬生，山西人，曾在阎锡山的部队当过排长；另一名叫韩东方，参加过牺盟会。他们也被逼无奈，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才过了关。

在教导营工作期间，我和他们两人朝夕相处，同睡一个大炕，彼此相互了解，因此在学习班中，他们私下常和我说些真心话。一次，他们悄悄同我说："副营长啊，这不是屈打成招吗？我们两人职位不高，出身小地主，瞎编些内容就可以，容易过关。看这阵势，您可是重点。"他们还不止一次地替我出主意，希望能把情节编得顺理成章，争取一次过关。如果在坦白中你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好啊！但要详细交待反革命罪行。必须要将参加特务组织的来龙去脉、具体细节讲清楚。否则，同样过不了关。

一天一天地就这样过去了。组长将我和罗健西放在最后交待，就是要让我们承受更大的压力，希望能彻底坦白，钓出大鱼来，好向上级邀功。当时，组长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其他组员都睡在一张大炕上。一天晚上，罗健西悄悄对我说："哎呀，黎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呀！看来，不交待无论如何过不了关。咱们俩可是大头，硬扛不是办法。下场就是李兽医，打成残废还不是白打呀！看来咱们要想过关，事情说小了恐怕还不成，必需把帽子戴大才成。不说假话过不了关呀！"

我那时还想坚决顶下去。但内心又非常矛盾，如果是面对敌人的法庭、监狱，为革命而死，我是死而无憾的。可是，现在面对的却是自己的同志，居然还大搞严刑逼供，硬要强迫我说假话，承认是反革命，才可能过关，这真令人心寒。我是一心一意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这简直是污辱自己纯洁的革命情感，我做不到。我如果对组织说假话，承认是特务，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更对不起入党时的庄严誓词。那真是令人揪心啊！此后连续几个夜晚，我都无法入睡。

几天后，罗健西实在熬不下去了，被迫坦白。头天晚上，他还和我一起商量他的"罪行"。他家原本是湘西大地主，他就谎称祖父被共产党斗死后，一家人怀恨在心。父亲让他混进八路军，找机会报仇，暗杀毛主席。主动戴上这顶"罪恶"的大帽子，自然可能过关了。

会后，罗健西私下劝我赶紧坦白。他说："老黎呀，别顶了。上面让你当特务，你不想当也得当。我知道你不愿意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是敌人的法庭，硬顶还值得。但这是自己人，死了不值呀。"他还帮我一起编"故事"，以求自圆其说。首先我必须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但上级领导是谁？任务是什么？如何混进延安的？这些事都要编得令人信服才能过关。

坦白运动的经历（3）

罗健西知道我是和阮庆、廖政武一起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他就提醒我万万不能把他们也牵扯进来。我就同他商量，说是1938年在武汉受复兴社特务头子滕杰的派遣，混进延安的（事后组织上曾调查证明当时滕杰并不在武汉，而是在长沙；另据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复兴社头子康泽交待：复兴社也从来没有向延安派遣过特务）。罗健西连忙称好。"可我交待什么罪行呀？"我问罗健西。他说："就说是长期潜伏，取得一定地位后，特务组织会给你派任务的。"但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是我的联络人，今后如何联络？

当时，我们已得知黄埔同学徐卫民（在抗大工作）因不满坦白运动中对他的诬陷，逃回云南老家，脱离了党组织。另外，参加革命后，我曾给在西安的中学同学、国民党西北战干团的李振中写过信，劝他来延安参加革命。我就说："看来交待出这两个人比较合适，反正也无法再向他们调查了。"罗健西连连称好，并提醒我道："就说你们是单线联系。"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特务帽子我一个人戴，但决不能连累其他革命同志。最后，我们还决定今后如果有机会翻供，我们一定要相互证明。

第二天，我就按私下同罗健西商量的内容，被迫交待自己在黄埔军校参加了特务组织。组长如获至宝，马上追问："你的任务是什么？"

"长期潜伏，等待特务组织的进一步指示。"我答道。

"谁是你的联络人？老实交待！"

"我的内部联系人是在抗大工作的徐卫民；对外联络人是国民党西北战干团的李振中。"

就这样，经过整整25天的坦白，我们组全都"交待"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组长很满意，完成了任务，可以向上面交差了。

此时已是10月底，三五九旅的冬季大练兵要开始了。教导营营长就表示："黎原坦白了就好，还可以为革命工作。"为此他向旅部要求把我调回教导营，继续负责训练。但我内心还是非常痛苦的，曾找王恩茂反映，我是逼供成招，从来没当过国民党特务。但他当时也无能为力，只好安慰我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有什么需要向组织说明的事，以后再写报告反映吧。现在还是先好好工作。"但这样一顶沉重的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深深刺痛着我的心，实在是令人无法忍受，可又无处申诉。尽管自己是被逼供无奈，胡编瞎话说当过特务，但白纸黑字，留下一个难以洗去的污点。每当夜深人静想到这件事时，我真是痛不欲生，背负着这样一个历史污点，今后还怎么做人呀！

到了第二年春天，党中央发现坦白运动扩大化的倾向后，开始纠正错误。毛主席还主动承担责任，并向被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三五九旅经过内查外调，由保卫科科长袁福生代表旅党委宣布给我平反，结论很简单，黎原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不久，教导营大部随三五九旅南下一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同时留下两个队驻防金盆湾，组织上任命我为营长，算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感到坦白运动中的教训，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当然，从整体上讲，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我们最后取得全中国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整风后期康生等人搞的所谓的坦白运动，在当时也被称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确是一场错误运动，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它过分夸大了敌情。当时抓出来的所谓头号特务王实味（《野百合花》的作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平反了。由此可见，坦白运动完全是对青年学生蒙上不白之冤，是诬陷运动，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从我个人来讲，坦白运动造成的恶果，一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沉重包袱。虽然，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在组织的帮助和靠个人努力下，我能不断取得进步。但我首先要感谢几位老领导（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师长曹里怀、刘转连）对我的信任。没有他们的信任，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不知会是何样。因为在战争年代，党组织提拔干部是非常谨慎的，出了问题有关领导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的。但刘转连在抗战后期提拔我为教导营营长、曹里怀在解放战争时提拔我当团长、师长，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容易的。

记得1947年9月十纵刚刚成立，纵队领导考察干部时就有人议论说，我在坦白运动中承认当过国民党特务。为此，刚从十纵二十九师调到一纵的曹里怀师长和接任师长刘转连两人当着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的面，明确表态："黎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件事组织上已有明确的结论，早就不是问题了。特别是在战场上，黎原表现得相当勇敢、积极。二十九师参加的很多战斗，主要都是依靠他这个团。黎原同志政治上忠于党，是值得信赖的。"

但在以后的和平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借坦白?动这件事大做文章，借口我有历史问题，背着党中央成立专案组，不断外出调查，希望找出证据打倒我。他们虽然未能如愿，但也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使我的职务多年得不到晋升。

我1960年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1965年任四十七军长，在正军职岗位上工作了15年，工作上处处受压制，职务得不到正常晋升。直到1972年，由总政、兰州军区、广州军区组成联合工作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最后做出结论，这才彻底甩掉背负多年的政治包袱。

奔赴抗日前线（1）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从战略防御转入反攻；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在亚洲，美军加强了太平洋战场的攻势。德、意、日法西斯的末日已经来临。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亚洲战场的失败命运，援救其入侵南太平洋地区的孤军，以中国为后方补给基地，进行垂死挣扎。4月，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入关，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出动40多万军队，向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战略进攻。驻守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攻击下，纷纷败退，很快就将这一广阔地区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千百万民众，拱手送给了侵略者。

为了打击侵略者，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收复失地，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八路军三五九旅离开南泥湾，远征三湘，发展和建立抗日根据地。10月，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八路军南下独立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分第一、第二梯队南下。第一梯队为独立第一支队，4000余人，辖4个大队。另有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干部900多人，编为两个干部大队一同南下。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

11月9日，南下第一游击支队从延安出发，经绥德东渡黄河，过同蒲铁路，再南渡黄河，入河南，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于1945年1月底进抵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胜利完成开进和护送干部的任务。随后，南下支队横渡长江，转战鄂南、湘北，在通城、崇阳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命令，由三五九旅留守陕甘宁边区的两个团和三五八旅一个教导营组成南下第二支队约4000余人，由延安出发，兼程南下，与王震领导的南下一支队会合，开辟新的游击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为迎接大反攻创造条件。南下第二支队（相当于一个旅）下辖两个大队，另有中央第五、第九干部队同行。原三五九旅参谋长刘转连(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司令员，晏福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政委。南下二支队出发前，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贺龙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接见了营以上干部。

我当时担任二支队教导营营长，张有法任营政委。教导营辖两个队，每队100多人。全营有轻机枪两挺，步枪130多支，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仅发几颗手榴弹，武器装备较差。教导营的任务是负责保卫两个干部队的安全。干部队由团、师、军级干部组成，还带有部分家属。

部队准备南下时，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小事。时任三五九旅组织科长的李大同，得知旅下属独立单位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为此，他召集各基层单位的领导开会，要大家坦白，上缴小金库，还下令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进行搜身检查。这件事引起大家的极度反感。虽然下属单位大都经营过一些小规模的商业，但我们这些基层干部都不是直接经营者，有怀疑可以查账。特别是在出发前夕，面对即将奔赴前线、出生入死的战友，却令组织干事进行搜身检查，这让大家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李大同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人作风朴素、踏实，能吃苦耐劳，还一度被评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模范。不过，他当时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工作方式，实在欠妥。

6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延安各界人士在延安东关机场，为南下二支队召开欢送大会。会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贺龙司令员都讲了话。欢送会后，南下二支队就踏上了新的征程。我们东渡黄河，经山西，再过黄河，向南挺进。

7月10日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到达山西平遥城北，准备利用夜暗和青纱帐，从同蒲铁路平遥东北的东游驾、白家庄地区通过铁路。敌人在这一段铁路的防备力量较弱，我们的群众基础好，有利于部队通过。支队安排一大队一营，利用夜暗，拂晓前秘密通过铁路，占领铁路对面高地，掩护支队通过封锁线。二、三营、教导营断后。

奔赴抗日前线（2）

当夜，一营顺利越过了同蒲铁路，到达铁路东面指定地点，掩护大部队通过铁路。天亮以后，其余部队陆续穿越铁路。下午一时许，二大队刚刚脱离铁路不久，日军得到消息，乘铁甲车分别由平遥和太谷两地，沿铁路线飞驰而来。另有日军骑兵、步兵三四千人随后跟进。敌人的轻重机枪和小钢炮一起开火，封锁道路，将四大队的二、三营、教导营和干部队几十名尚未通过封锁线的部分领导截留在铁路西侧。

我们就地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支队司令员刘转连指挥部队，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与敌人周旋了几个小时，到下午三点左右，由于敌人增兵不断，火力太猛，部队无法通过，司令员刘转连果断地命令部队向西撤退，摆脱敌人，等天黑后再过铁路。

因当时各部队正与敌人激战，同支队部（旅部）失掉联络，我们教导营和干部队的一部分（约三十多名领导同志）未能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这时日军发现我们这部分战斗力不强，行动缓慢，就组织骑兵、步兵数百人，向我们追来，企图吃掉我们，情况十分危急。干部队有的同志已经开始烧毁文件资料，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作为教导营营长，我是这几百人的最高指挥员，感到肩上的担子特别重。特别是这批尚未脱险的干部队成员大都是党政军高中级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必须保障他们的绝对安全。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同政委张有法同志商量，决定由他带一个排保护干部队成员先向西撤，我带五个排以排为单位，互相配合，交互撤退，掩护干部队撤退。

政委带领干部队撤走后，我就命令各排迅速进入阵地，我留在最后撤退的一排阵地上，同他们一起抗击敌人。此时敌人骑兵已经追了上来，离我们只有一百多米。我嘱咐大家一定不要慌，沉着应战。我首先用步枪瞄准敌人先头骑兵射击，弹无虚发，把追到前面的几个骑兵打落马下。敌人见状大惊，不知我们有多少兵力，赶紧占领阵地，不敢贸然前进。我乘机把兵力分成几个小组，转移阵地迷惑敌人，并派出反击小组，收缴阵地前死伤日军的枪支和战马。就这样，经过各排战士轮番交替掩护，与敌人激战两个多小时，到下午五点多，我们向西撤到一处地形非常有利于我们防守的小山包上，准备继续抗击敌人。此时，天也快黑了，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未敢向前追击。

我赶紧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整顿队伍，打扫战场，派出警戒，安排部队就地待命。随后，我带了几名战士骑着缴获的日军大洋马去找大部队。我们向西走了大约两公里，遇见了支队司令员（旅长）刘转连。他们见我们骑着洋马，最初以为是日军的追兵，都已经架好了机枪，准备开火。幸亏当时天还不太黑，刘转连又和我非常熟，很远就认出了我，他急忙喊道："这不是黎原吗?"一句话，避免了一场误会，否则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经过半天多的激战，见到大部队和首长，真是十分高兴，赶紧下马，向首长汇报情况和我们的位置。随后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当天晚上，我们顺利通过了同蒲路。

这次战斗，教导营临危不乱，沉着应战，指挥得当。在敌强我弱，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靠学员队顶住了敌人骑兵、步兵数百人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缴获步枪十余支，军马十几匹，我方仅伤亡十几人。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教导营成功掩护了干部队尚未脱险的成员安全转移。这些干部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担任了军地各级重要领导，成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如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青海省省长等职的袁任远同志就在干部队中。另外，这次能够击退日军进攻，初战获胜，极大鼓舞了我们教导营的士气，更坚定了我们战胜日寇的信心。

当天夜里，我们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顺利脱离了敌占区，到达平遥县东宋家岭、花堡、山坡头地区。这里是半山区，也是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因为部队半个多月的连续行军，十分疲惫，支队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再继续南下。

当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地方党组织的基层群众工作做得实在是出色，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铁路沿线，原本是日本军队控制的地区，但地方党组织都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通过同蒲路前后两个夜晚，都有地下党负责联络。刚一进村，每班、每排都有人接待，安排在老百姓家住宿，一进屋就安排好饭菜。离开时，也有老百姓当向导带路。白天我们和日军激战时，走失了近百头骡子，驮着大量物资。事后，老百姓纷纷主动将走失的骡子拉回来，送还给部队。

奔赴抗日前线（3）

教导营安排驻在宋家岭休整。宋家岭有100多户人家，400多口人。村里建有两面政权，村长叫王殿臣，是党员，表面上给敌人干事，与他们周旋，暗地里与游击队保持联系，为部队收集情报，保护群众。敌人在村外大约两里的地方建有一个炮楼，高二三丈，站在炮楼顶上，可以俯视附近村寨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情况。炮楼里有伪军1个排，20多人，加上两名鬼子（一个军曹、一个上等兵）驻守。

我们过同蒲铁路后，支队司令员刘转连将支队机关携带的两门步兵炮交教导营保管使用。这两门炮是1939年三五九旅在山西灵丘战斗中缴获的。宋家岭的百姓没有见过炮，更没见过八路军也有炮，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村长王殿臣见我们有炮，认为我们的战斗力一定很强，就想请我们帮忙，把村外鬼子的炮楼给端了。

我和营政委张有法商量了一下，觉得可以打。第一，宋家岭村外炮楼是孤立之敌。第二，有群众支持和内线配合。第三，八路军发动的夏季攻势作战，使得日伪各地驻军自顾不暇，不可能抽兵支援被围部队。而且我们教导营又新添了两门炮，战斗力强，打下炮楼还是有把握的。于是，我们就向上级请示。但上级认为不能打，第一，我们打完就走了，敌人报复群众怎么办？第二，中央给支队的任务是南下，不宜恋战，怕暴露企图，招引敌人，影响开进。所以就没有打成。

几天后，我们休整结束，离开宋家岭，继续向南开进。二十多年后，大约是1972年的一天，平遥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几经周折找到我，调查宋家岭村长王殿臣的历史情况。他们问我："听说你们那时要打宋家岭村外日本炮楼，王殿臣把情报报告给敌人，没有打成。结果，八路军走后，炮楼上的鬼子和伪军到附近村上报复，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光宋家岭就被日伪军杀死5个人。"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我对王殿臣了解不多，是教导营驻到宋家岭后我们才认识的，他是两面政权的村长，敌人来了应付、维持，暗里为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做事。那时候在游击区，常常是敌人进村我们走，我们刚进村敌人就追上来，所以多数村里都建有两面政权。我们后来没有打炮楼，主要是支队首长不同意。至于说王殿臣将我们要打炮楼的情况告诉给敌人，走漏了风声没有打成，这不是事实。因为敌人就是那么一个孤零零的炮楼，满打满算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我们要打还是很容易的。说到王殿臣去炮楼的事，那是他去找内线做工作，准备配合我们打炮楼。据我所知，南下支队在宋家岭、山坡头、花堡一带休整，都是地下党安排的。王殿臣是村长，当时支队群工科介绍说他是地下党员，我们对他没有戒心。"我还给调查人员写证明材料。后来听说王殿臣很快就被解放，恢复了工作。

7月初，我们到达沁源地区，这时的沁源经过抗日军民一年多时间的围困战，已经胜利结束，沁源城内的日伪军全部撤走，八路军太岳军区搬进城里。南下支队途经沁源，就驻在县城附近。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鹤峰等军区首长，接见了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王新亭还向我们介绍了太岳军区目前的形势以及同日伪军作战的经验。军区参谋长邓仕俊为我们作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报告。

7月中旬，我们从太岳军区驻地出发，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南下支队不及歇脚，又马不停蹄地绕过日伪军占领渑池县城，越过陇海铁路，接着从柳泉、三乡镇，进至豫西熊耳山脚下。自抗战以来，这里一直为国民党军队占领，群众基础较差。为了开辟豫西根据地，筹粮筹物，继续南进，中央命令南下支队在熊耳山地区北麓作短期停留，宣传抗日，发动群众。

8月11日，我们南下二支队正在陈吴、张午、东赵堡一带开展工作，接到中央的命令，停止南下，恢复三五九旅番号，立即北上，归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我们就渡过黄河，移师黄河北岸孟县待命。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后，驻地军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欢庆抗战胜利。

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4天，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出三道命令：一、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国民党军"加紧进军"，"勿稍松懈"。三、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趁机赎罪"。

日军投降后，驻扎在孟县城内、一贯与我八路军搞摩擦的国民党顽军张伯华部，继续与我军为敌。在我们三五九旅奉命渡过黄河向北开进时，他们派兵阻挡我们的去路，不让通行。旅领导迫不得已，决定8月28日晚攻打孟县，消灭张伯华部。

孟县县城相当坚固，城内驻有伪军一千多人，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三五九旅打了整整一夜，没打下来。天亮后领导怕增大伤亡，只好撤了下来。9月2日，太岳军区第四分区派了两个团配合三五九旅再打，才将县城攻克。旅里原本命?我们教导营待命。我主动要求参战，但旅领导不同意。我不甘心看热闹，就带了两个排，随太岳部队冲进城里，抓了80多个俘虏，缴获一些白面。由于没有损失，刘转连旅长知道后，也没批评我们，默认了我们的行动。

几天后，我们奉命离开孟县，途经焦作，继续北上。焦作是中等城市，许多干部战士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很多新事物也是第一次接触，闹了一些笑话。比如一些战士见到电灯后，都觉得很新奇，有的人抽烟时就对着电灯泡点烟，却怎么也点不着，于是嘴里嘀咕："这叫什么灯呀，居然连烟也点不着。"一生气用枪托"啪"地一下将灯泡打碎。这样一来，不仅烟没点着，甚至连灯也彻底"点"不亮了。

离开焦作后，部队奉命移师河南林县，林县是八路军太行山后方总部所在地，在那里我们受命准备进军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