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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主要领导合影（图）

- 粟裕在中高级干部会上作报告（图）

- 毛泽东、陈毅等视察海军“南昌”舰（图）

- 毛泽东在怀仁堂授衔仪式主席台上（图）

- 赛福鼎.艾则孜中将受勋（图）

- 朵噶.彭措饶杰被授予中将军衔（图）

- 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在授衔仪式上（图）

- 毛泽东为徐向前颁发授衔证书（图）

- 毛泽东向朱德颁授勋章（图）

- 1955年朱德、彭德怀在授衔仪式上（图）

- 被授予军衔的将领在接受授衔证书（图）

-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图）

- 中南海里首次授衔和授勋（1）

- 中南海里首次授衔和授勋（2）

- 中南海里首次授衔和授勋（3）

- 中南海里首次授衔和授勋（4）

- 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1）

- 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2）

- 贺龙向贺炳炎上将授衔（图）

- 贺龙元帅向陶歭岳上将颁发命令状（图）

- 贺龙元帅与赛福鼎·艾则孜握手（图）

- 彭真在宣读授衔命令（图）

- 被我军击毙的邱清泉（图）

- 被我军生俘的杜聿明（图）

- 被俘的黄维与其部官兵（图）

- 战士待机歼敌（图）

- 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在大别山（图）

- 莱芜战役中，我军向前线挺进（图）

- 我军炮群准备向锦州守敌轰击（图）

- 临汾战役中，我军在临汾车站警戒（图）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1）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2）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3）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4）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5）

-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1）

-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2）

-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3）

- 我军为全体官兵授勋（1）

- 我军为全体官兵授勋（2）

- 我军为全体官兵授勋（3）

- 首次授衔时（1）

- 首次授衔时（2）

- 毛泽东与参加宁都起义的人员合影（图）

- 毛泽东主席向高级将领李达等人颁发勋章（图）

- 国民党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图）

- 晋察冀野战军某部向守敌发起攻击（图）

- 习仲勋在授勋仪式上宣读命令（图）

- 被俘的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罗历戎（图）

- 洪学智在汇报后勤工作（图）

- 我军攻打兰州外围国民党据点（图）

- 徐向前在太原前线指挥战斗（图）

- 一级八一勋章（图）

-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图）

- 周恩来总理向粟裕颁发命令状（图）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2）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3）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4）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5）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6）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7）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8）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9）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0）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1）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2）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3）

-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4）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3）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4）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5）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6）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7）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8）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9）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0）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1）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2）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3）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4）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5）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6）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7）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8）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9）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0）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1）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2）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3）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4）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5）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6）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7）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8）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9）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30）

-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31）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2）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3）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4）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5）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6）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7）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8）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9）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0）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1）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2）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3）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4）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5）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6）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7）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8）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9）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20）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21）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22）

-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23）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1）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2）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3）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4）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5）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6）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7）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8）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9）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10）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11）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12）

-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13）

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主要领导合影（图）

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主要领导合影。左起：李达、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吕正操、蔡树藩

粟裕在中高级干部会上作报告（图）

1946年，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在中高级干部会上作报告

毛泽东、陈毅等视察海军“南昌”舰（图）

1953年，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陪同毛泽东、陈毅等视察海军“南昌”舰

毛泽东在怀仁堂授衔仪式主席台上（图）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怀仁堂授衔仪式主席台上。

赛福鼎.艾则孜中将受勋（图）

1955年，贺龙元帅向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赛福鼎.艾则孜中将受勋

朵噶.彭措饶杰被授予中将军衔（图）

1955年，时任西藏军区第二副司令的朵噶.彭措饶杰（左一）被授予中将军衔

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在授衔仪式上（图）

1955年，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在授衔仪式上。

毛泽东为徐向前颁发授衔证书（图）

1955年颁授仪式上，毛泽东为徐向前颁发授衔证书

毛泽东向朱德颁授勋章（图）

1955年授衔仪式上，毛泽东向朱德颁授勋章

1955年朱德、彭德怀在授衔仪式上（图）

1955年朱德、彭德怀在授衔仪式上

被授予军衔的将领在接受授衔证书（图）

被授予军衔的将领在接受授衔证书。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图）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1937年在延安合影。后排左三为毛泽东，左七为罗荣桓，左八为谭政

中南海里首次授衔和授勋（1）

中南海里首次授衔和授勋，光荣与梦想实现的辉煌时刻

时间：定格在公元1955年。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六个年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政通人和，百业兴盛。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第一”就此应运而生。第一部“国家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出台，中国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友好外交关系进展顺利。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事业可谓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军队建设也是蒸蒸日上，几个标志性的“第一”频频亮相。《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役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相继颁布，军衔制、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和勋章奖章制度等“四大制度”相继实施。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实行的军衔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

金秋时节的北京，一派喜庆丰收的景象。

9月27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中南海，中国人民解放军数百万官兵盼望已久的授衔授勋典礼，正式拉开了序幕。

14时30分，在中南海西北岸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首先隆重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紫光阁建于明代，是皇帝阅兵和选拔武状元的地方。到了清朝，同治皇帝在紫光阁曾接见过日、俄、美、法、荷、英六国使臣并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国书，成为清朝政府第一次正式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

现在，人民军队的将领在这里接受军衔，革命的意义更显突出。参加典礼的人们，手持国务院办公厅发的请柬，进入会场。请柬上写着：订于1955年9月27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国务院礼堂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官军衔的典礼。

典礼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悬挂在主席台的正面，画像的两边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参加典礼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办公室主任，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授衔典礼开始，军乐队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尔后，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的命令。接着，周恩来总理把授予10人大将军衔的命令状，依次授予一行横排在主席台前穿着“五○式”军服的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9位在京将官，并与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徐海东因病在大连疗养，而未参加大将授衔仪式。从时间顺序上看，粟裕成为最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人之一。授完大将军衔，周恩来又分别把授予上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张宗逊等在京将官；把授予中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徐立清等在京将官；把授予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解方等在京将官。

由于参加授衔的将官人数较多，时间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才只授了一小半人员。周总理考虑如果典礼要延长，一是担心坐在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太疲劳，二是影响典礼后的其他活动。于是，他决定每15人一组，读名单的人马上作了变动，这样，授衔的速度加快了。后来，周总理再次决定每20人一组上台接受军衔命令，进行的速度就更快了。

不过，就在授衔即将结束时，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在台下等候授衔的队列里孤零零的只剩下一个人，周总理一看是黄火星，就问：你是怎么回事？黄火星说，没听到叫我的名字，刚才听到有念“黄火青”的，但不是“黄火星”。周总理马上意识到这里面肯定出了差错，不是念错了，就是听错了。于是就让人重新宣读黄火星的名字，黄火星也很庄重的独自一人走上主席台稳步向前，恭恭敬敬地接过周总理的授衔命令状，随后向周恩来行军礼，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授衔台。最后，典礼在乐队高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结束。

17时整，在位于中南海丰泽园东北的怀仁堂，开始隆重举行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元帅和将官勋章的典礼。怀仁堂，又称仪銮殿，曾是清朝慈禧太后的寝宫，也是中南海里室内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绿色的琉璃瓦，两端有兽吻的大屋顶；朱门排列着馒头形门钉，门廊内树着红漆木柱，垂挂着大红灯笼；门廊两侧四方小阁的亭子顶，具有典型的中式风格。新中国成立前后期间的大型会议，多在此举行。如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等，都?在这里召开的。这时，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开工建设，怀仁堂也就相当于“人民大会堂”。所以，在怀仁堂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也是国家最高规格。

只见怀仁堂前车水马龙，参加典礼的共有1300多人。人们手持全国人大办公厅发给的请柬，进入怀仁堂。请柬上写着：订于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

中南海里首次授衔和授勋（2）

身着崭新的“五五式”军礼服的将官们，集体由国务院礼堂来到怀仁堂。他们个个容光焕发、精神振奋，大家兴高采烈地相互打着招呼。肩扛上将军衔的陈明仁下车后，同董其武、陶峙岳走到了一起，他们三人各自肩扛着3颗金光闪闪的将星，不禁激动地热烈握手，相互拍着对方的肩膀。董其武先开口：“共同之路又使我们会聚在一起啦！”陶峙岳说：“没有党和毛主席的宽厚政策和特别关爱，就没有我们的今天！”陈明仁说：“我们都是有罪于人民之人，能获得此殊荣，终生难以回报啊！”这时，朱德微笑着向他们走来，三位上将马上立正敬礼。此时等待受衔的朱德等元帅们，仍旧穿的是“五○式”军服，他们要等到毛泽东主席授予军衔命令之后才能换上崭新的元帅礼服。与陈明仁等握手后，朱德说：“你们三位是起义将领中授衔最高的，这说明共产党，解放军是没有派系之分的。董军长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降为中将军衔。主席说：按照董其武的资历和贡献，应该授上将不能降！陈军长和陶司令员也是功得其所，祝贺你们呀！”陈明仁马上说：“主席的话，元帅的话，我们权当作一种安慰吧，其实我们真是愧对这副军衔呦！”朱德宽厚地说：“莫要再这样想，莫要再这样想。”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都来了，众将帅们纷纷向领导人们致敬。典礼前5分钟，毛泽东乘坐着黑色吉姆轿车来到了怀仁堂前。他身穿灰色的中山装，在随从人员簇拥下，走到后台休息室，比之在军礼服衬托下威风凛凛的将军们，这位始终不愿把大元帅服加身的伟大战略家，更有一种最高统帅君临天下的神采。等候在后台的元帅们迎上前来分别与毛泽东亲切握手致意。

怀仁堂的典礼会场同样布置得庄严、朴素。主席台正面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典礼即将开始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与会人员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

在主席台下面，各位将军按预先指定的位置逐排坐好，准备观看毛泽东主席给元帅们授衔，等待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这时，毛泽东主席平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亲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依次授予一行横排列于主席台正中央的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7人。林彪、刘伯承因病在青岛疗养，叶剑英因担任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总指挥，正在大连进行演习的筹划工作而未出席大会。

从时间顺序上看，朱德成为最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的人之一。授予元帅军衔仪式以后，会场稍事休息。等朱德等元帅换上崭新的“五五式”海蓝色元帅礼服后，授勋典礼正式开始。

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被授予勋章的人员共千余人，仅宣布命令就用了30分钟。

接着，由总干部部军衔奖励处副处长吴之凡、总政干部部军衔奖励处副处长周之同和王迪康负责检查、确认所授勋章的准确性后放入托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再逐一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人员。

第一轮是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7位元帅登台，他们穿着崭新的“五五式”海蓝色元帅礼服，接受毛泽东主席授予的3枚一级勋章，林彪、刘伯承、叶剑英3位元帅因不在典礼现场，事后再补授。从军衔等级和时间顺序上看，朱德成为第一个被授予3枚一级勋章的元帅。

第二轮是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9位大将穿着崭新的“五五式”海蓝色将官礼服上台受勋。徐海东因未在典礼现场，事后予以补授。

随后，上将军衔以下的将军们是10个人一排，上台授勋。按获?3枚一级勋章、2枚一级勋章、1枚一级勋章的顺序依次授勋。朱德等73人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不过，由于工作人员过分紧张匆忙，还是误把两位中将的勋章给错了。周恩来知道后示意不要声张，轻声说：“会议以后再调整嘛。”由于周恩来的具体指导，典礼进行的非常顺利。

中南海里首次授衔和授勋（3）

这次授勋原则上只授予解放军的现役军人。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此时在军队中没有职务的原东北抗日联军副总指挥周保中和原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因在军队的卓越贡献，被授予3枚一级勋章。但是，他们都没有出席授勋仪式。

原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的冯仲云，也因此时在地方任职，但战功显著，依然被授予一级八一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当毛泽东把2枚金色的一级勋章授予冯仲云后，还紧紧的握着他的手。毛泽东说：你是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冯仲云连连点头。毛泽东又说：你们东北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难、艰苦。冯仲云特别激动地回答：谢谢主席，这个不光是给我的荣誉，而且是给我们满洲地下党省委和东北抗联的同志14年浴血奋战的荣誉。

除了我军将领以外，能引起大家注目的就是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傅作义、张治中、卢汉、刘文辉、高树勋、邓宝珊、裴昌会、邓锡侯、张轸、潘朔端等人，还有当年战斗在国民党营垒里的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他们虽都已不在人民解放军中任职，但都被授予了一级解放勋章。不过，他们中有些人没有参加授勋典礼。已授上将军衔的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中将军衔的韩练成、曾泽生、阿沛·阿旺晋美，少将军衔的林遵、邓兆祥等均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8时30分，授衔和授勋典礼在军乐《胜利进行曲》的旋律中圆满结束。

参加授衔、授勋典礼的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各部部长、副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代表，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军事学校的国庆节观礼代表，应邀参加典礼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节观礼代表团代表。

授衔授勋典礼结束时，暮色已经降临，华灯初放，乐声悠扬。周恩来总理还向将帅们透露一个消息：今年国庆庆典将选一名将军作为阅兵的领队，以此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了没有军衔的历史。

在怀仁堂的休息室里，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追溯着辉煌的革命历史。身穿元帅礼服的朱德总司令从门外进到大厅，显得更加魁梧精神，大家都在看他。朱德笑着向大家抱拳说：“各位来得早。”陈毅看着朱德笑着说：“老总，你穿上这身行头好漂亮嘛！比南昌起义时还年轻嘛！”大家都笑了。“元帅阁下，”陈毅又转身问贺龙，“当初你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要当元帅？”“元帅？”贺龙用手把胡子一摸，“我连这是第一枪都没想到，我只想怎么打好这一枪。”当周恩来走向老帅时，陈毅向他敬个军礼：“周副主席！”贺龙说：“总理应是未授军衔的元帅。”周总理听了，边仰天大笑，边摆手：“不，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此刻，在怀仁堂后草坪的松树林间，摆着许多铺了白布的长条餐桌，上面杯盘鳞次栉比，盛满丰富的面包、点心、冷拼、蔬菜和啤酒，还有各种饮料、水果。人们又喜笑颜开地手持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的请柬，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庆祝授衔、授勋的酒会和晚会。

19时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主持庆祝授衔授勋的庆功酒会。毛泽东主席因公未出席酒会。出席酒会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刚刚荣获军衔和勋章的元帅和将军们，荣获勋章的有功人员以及部分夫人们，都出席了当晚的酒会。元帅们和将军们都穿着海蓝色的礼服，佩戴着金色的勋章。在夜幕的灯光下，显得那么光亮照人。

在这个大型而又隆重的自助酒会上，周恩来总理发表了祝酒词：让我们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胜利，为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为元帅们、将官们和所有荣获勋章的有功人员的健康而干杯！

大家同声齐呼“干杯！”“干杯！”

接着，将帅们和党政各界人士都端着酒杯在草坪上走来走去，互相碰杯频频祝贺。这时，刘少奇委员长看见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徐立清兴高采烈地与熟悉的将帅们举杯祝贺，就叫了一声“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委员长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呀。”正说着，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哦！”

甘泗琪上将和他的夫人、惟一的女将军李贞少将，又是惟一的一对将?夫妻，他们成了酒会现场的“将军明星”。众多将帅不停地与他们夫妇碰杯互致祝贺。

中南海里首次授衔和授勋（4）

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明仁与夫人肖毅手拉手地在柔美的灯光辉映下，率先翩翩起舞。顷刻之间，在场的将军们与夫人纷沓而至跳起舞来，舒缓的乐曲声把与会者带入幸福、快乐的气氛之中。

金灿灿的肩章、勋章、纽扣、衣领袖口的绣饰，和杯中的酒交相辉映，与欢快的舞姿相映成趣。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将这次授衔、授勋和酒会的全过程，都拍摄了下来。

酒会结束后，在怀仁堂又举行文艺晚会。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都来了，全场人员纷纷起立，顿时响起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人们看见毛主席，觉得特别的幸福。毛主席坐下了以后，大家还不坐，还继续站着，后边的人踮着脚想多看看毛主席。毛主席又起身示意，回头先往后看一看，示意让大家都坐下。大家坐下了以后，演出正式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中国京剧院、北京市京剧二团等文艺团体联合演出了精彩的歌舞、京剧节目，京剧名家梅兰芳和马连良等也上场表演，把晚会推向了高潮，博得将帅们的阵阵喝彩。

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在中南海国务院礼堂举行授予校官军衔典礼，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授予部分在京校官军衔。

国防部办公厅的请柬上写着：订于1955年9月28日14时30分在中南海国务院礼堂，举行国防部部长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校官军衔和勋章典礼。

14时30分，校官授衔授勋典礼正式开始。首先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校官军衔的命令。接着，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授予在京部分校官军衔，每10人一组，16时30分典礼仪式结束。19时30分举行了庆祝晚会，由空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出了精彩的歌舞节目。22时30分，晚会结束。

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1）

媒体好评如潮　阅兵威武雄壮

。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

1955年9月28日，针对我军实行军衔制，全国各大重要报纸都是及时报道，好评如潮。《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我国武装力量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措施》，阐明了我军实行军衔制度的意义。并向所有的授勋授奖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解放军报》（试版）发表了题为《崇高的荣誉》的社论，《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人民解放军的大喜事》的社论，《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军队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社论，《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把荣誉授予敬爱的人》的社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在新中国的诞生。

10月1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晴空万里，彩旗飘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周年，首都百万军民聚集在这里，观看盛大的阅兵式和参加群众游行。毛泽东主席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来到天安门检阅台上。这时，全场的人们响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10时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首都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开始。军乐团奏起国歌，礼炮齐鸣。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由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上将陪同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受阅部队官兵身着崭新的“五五式”军衔服装，佩带军衔肩章、领章符号，在天安门前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展示威武严整的军容，受到海内外人士的注目。

检阅部队后，彭德怀元帅登上检阅台，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发布命令。命令指出：6年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在国家建设的一切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建设也已经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颁布和实施，将为我国武装力量建立强大的兵源后备，军官服役条例的施行和军衔的授予，更鼓舞了全体军人的爱国心和荣誉感。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解放台湾和维护世界和平，全体官兵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保持战斗准备，努力加强各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严格遵守各种条令制度，爱护武器和资财，增强军内外的团结，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荣传统，在一切岗位上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崇高职责。

10时25分，分列式开始。受检阅的27个阅兵方队，代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各部队的特点和特色，由军事学院组成的将军方队、石家庄步兵学校组成的步兵方队、第四炮兵学校组成的炮兵方队、第一坦克学校组成的装甲兵方队、第十航空学校组成的空军方队、伞兵教导师组成的伞兵方队、大连海军学校组成的海军方队、青岛海军学校组成的水兵方队等，庄严威武，气势如虹。当阅兵方队的官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依次走过、威武亮相时，整个广场数十万人顿时一片欢腾。

走在最前面的受阅部队是由军事学院组成的军官方队。领队的标兵是37岁，身高1.80米，相貌堂堂、威武端庄的军事学院队列部部长吴华夺少将。当年轻、威武的吴华夺将军在阅兵典礼上率领受阅部队向观礼台致敬时，热烈的掌声响彻广场上空，经久不息。吴华夺少将当阅兵领队，是由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奉周恩来总理指示，几乎翻阅了所有将军的档案才选中的。

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而欢呼。

国防部的授衔和授勋典礼结束后，各地驻军将官和校官的授衔和授勋仪式，按照军委的规定，应分别在北京、南京、兰州、成都、广州、武汉、沈阳等7个地区举行。但由于各种原因，授衔典礼的时间未能按军委事先要求在10至11月之间完成，而是延迟到11月和12月才举行。

11月20日，原东北军区在沈阳举行授衔授勋典礼，叶剑英元帅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读了授予将官军衔的命令，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宣读了授予校官军衔的命令，并分别将将官的军衔符号授予邓华、周桓上将和杜平、甘渭汉、吴信泉中将等到会的将官，将校官的军衔符号授予王淮湘大校等到会的校官。驻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军、21军、54军的将官一并在沈阳参加授衔授勋。

11月23日，原华北军区在北京举行授衔授勋典礼，聂荣臻元帅在海运仓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将官的命令状、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将校官的军衔符号，一一授予到会的将官和校官。

11月29日，原华东军区在南京举行授衔授勋典礼，刘伯承元帅宣读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将官军衔的命令，并代表周总理将授衔命令状一一授予许世友、唐亮、叶飞3位上将，郭化若等19位中将和严光等77位少将。并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给南京军区的校官授予军衔。陈毅元帅代表毛泽东主席，向到会人员颁发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和解放勋章。铁道兵的将军们参加了南京军区的授衔仪式。刘伯承元帅和陈毅元帅还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我军最高学府、南京军事学院教职员和学员将官军衔。其中战役系的52位学员全部被授予将军军衔，计有上将5人，中将23人，少将24人。因此战役系又被称为“将军系”。

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2）

12月10日，原西南军区在成都举行授衔授勋典礼，贺龙元帅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将官的命令状，授予贺炳炎上将，谭冠三、钟赤兵、陈康、范朝利、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错饶杰中将等到会的将官，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将校官的军衔符号，一一授予到会的全体校官。

12月15日，原西北军区在兰州举行授衔授勋典礼，贺龙元帅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将官的命令状授予陶峙岳上将和张志达、冼恒汉、赛福鼎中将等到会的将官，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将校官的军衔符号，一一授予到会的全体校官。

12月15日，原中南军区在广州举行授衔授勋典礼，叶剑英元帅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的命令，并把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黄永胜上将等到会的将官。黄永胜宣读了国防部授予大校、上校、中校军衔的命令，并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分别将大校、上校、中校的军衔符号，一一授予到会的校官们。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赴武汉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本地区驻军将官军衔，并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授予本地区驻军校官军衔。

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大将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主持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的校官、尉官授衔典礼。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大将、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上将均在驻地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授予本军种、兵种校官军衔。

我军当时很多中高级干部在苏联学习，仅在列宁格勒一地就有装甲兵学院、炮兵学院、海军军事学院、捷尔任斯基海军工程学院、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克雷洛夫海军高级专科学院、军事医学院等院校。为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聂荣臻元帅为团长的赴苏联授衔的代表团，授予这些在苏联学习的中高级干部们军衔。1956年2月13日，在列宁格勒“军官之家”举行了中国军官授衔仪式。聂荣臻元帅代表国防部主持了授衔仪式，中国驻苏武官韩振纪中将宣读授衔命令。苏军对此非常重视，专门派了一名炮兵主帅参加中国军官授衔仪式。

全军校官、尉官军衔的授予仪式，大部分于1955年11月至12月举行，驻京各总部、军兵种、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至11月29日前已全部结束。京外各军区所属某些基层单位的尉官和士兵的授衔仪式，大都在12月底以前举行完毕。只有边远地区少数单位的授衔工作直到1956年才结束。例如陕西省军区在1956年1月2日在西安举行授予校官、尉官军衔的仪式；昆明军区于1956年1月10日举行授予校官军衔的仪式；新疆喀什地区部队，昆明军区下属部队分别于1956年1月中旬举行授予校官、尉官军衔的授衔仪式。

1956年4月15日，达赖喇嘛警卫团和班禅警卫营等西藏地方部队在拉萨罗布林卡举行授予将、校、尉官军衔典礼。参加典礼的有达赖喇嘛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中将、陈明义少将，副政委金绍山少将。典礼开始后，阿沛·阿旺晋美中将分别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校官、尉官的命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代表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西藏地方部队司令凯墨·索南旺堆少将军衔。接着，由张国华中将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校官、尉官军衔。

1956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校级军官均在朝鲜驻地由志愿军政治委员李志民上将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宣读授衔命令。10月25日，志愿军全体官兵开始着穿志愿军新式军服，佩戴志愿军帽徽、军衔肩章、领章及兵种勤务符号，佩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勋章奖章。在1955年至1958年期间（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志愿军代表到1965年），志愿军军官、准尉、士兵的军衔称号前冠以“志愿军”称号，如“志愿军中将”、“志愿军上士”等。

军官和士兵的授衔典礼举行后，各驻军领导机关和各部队都举行了庆祝晚会。当地一些著名剧团为官兵们奉献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如上海越剧院一团由袁雪芬院长率领赴南京，为部队庆祝授衔、授勋典礼演出《西厢记》等。

1955年的授衔在本年度内并没有结束。上将和中将军衔分别于1956年和1958年对个别将官进行了补授。例如：王建安在1955年授衔时因没有具体职位，就没有军衔，1956年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评定为上将军衔。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旃坛寺国防部大楼，授予王建安上将军衔和3枚一级勋章。1958年，李聚奎由国家石油部部长调回总后勤部任政委，被评定为上将军衔。聂鹤亭与贺诚分别在1956年与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授衔仪式也按照王建安的例子办理。

几乎与军官评衔工作同时，士?的评衔工作也展开起来。士兵军衔主要分为2等5级：军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兵分为上等兵、列兵。上等兵的评衔由连首长提名，上报营党委通过，由营首长命令公布；军士评衔由连首长提出初步意见，经党支部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报营党委审查，再报团党委通过，由团首长命令公布。全部工作在1955年10月底以前结束。到1955年年终，全军共有644，686名干部，首次分别获得了从准尉至元帅跨度达20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称号。其中准尉11.3万余名，尉级军官49.8万余名，校级军官3.2万余名。数百万战士，在国庆节以后也先后获得了军士和士兵的军衔称号。

1955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全军实行军衔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民解放军官兵，以严整威武的英姿，焕然一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贺龙向贺炳炎上将授衔（图）

贺龙元帅向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上将授衔。

贺龙元帅向陶歭岳上将颁发命令状（图）

贺龙元帅向陶歭岳上将颁发命令状

贺龙元帅与赛福鼎·艾则孜握手（图）

贺龙元帅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赛福鼎·艾则孜握手。

彭真在宣读授衔命令（图）

怀仁堂授衔仪式主席台上，彭真在宣读授衔命令

被我军击毙的邱清泉（图）

淮海战役中，被我军击毙的国民党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

被我军生俘的杜聿明（图）

淮海战役中，被我军生俘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被俘的黄维与其部官兵（图）

淮海战役中，黄维第12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我军全歼。图为被俘的黄维（前坐者）与其部官兵

战士待机歼敌（图）

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部队包围了黄维兵团，某部战士待机歼敌。

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在大别山（图）

晋察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司令员滕代远在大别山留影

莱芜战役中，我军向前线挺进（图）

莱芜战役中，我军向前线挺进。

我军炮群准备向锦州守敌轰击（图）

辽沈战役中，我军炮群准备向锦州守敌轰击。

临汾战役中，我军在临汾车站警戒（图）

临汾战役中，我军在临汾车站警戒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1）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

1955年2月8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批准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简称《军官服役条例》），标志着经过5年时间酝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

同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授予朱德等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由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授予。9月27日，中央军委专门发出电报文稿，并通过国务院举行的将官授衔典礼大会，公布授予粟裕等103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以将官军衔的命令。其中包括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798名。元帅和将军命令的公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的内容已完全落到实处。

为什么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具有中国特色”？这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在纵向上既与中国近代历史上实行的几次军衔制不同，在横向上也与世界军衔制中的“西方型”、“东方型”和“东亚型”等几种类型有所区别，可谓独树一帜。军衔制的核心内容是军衔等级的设置，各国军衔制度的区别首先就在于军衔等级设置的不同。我军的军衔制与其他军队军衔制的军衔等级设置比较如下：

与旧中国的几种军衔类型相比，多设“元帅”这一等这一级，在将、校、尉官中多设“大将”、“大校”、“大尉”这一级，虽然在理论上少设“准尉”这一等这一级，但在实际中却把“准尉”当作临时军衔来应用，兵则少设一级。

与世界其他几种军衔类型相比，尽管主要参照“东方型”的苏联军衔制，但元帅比他们少设“军兵种主帅”一级，校官比他们多设“大校”一级，军士比他们少设“大士”一级。

与朝鲜的军衔制很相似，但元帅也少设“次帅”这一级，军士少设“特务大士”这一级，兵则少设两级。

与“西方型”的美国军衔制相比，多设“大元帅”这一级，“元帅”与“五星上将”相当，但叫法不同，在将、校、尉官中多设“大将”、“大校”、“大尉”这一级，少设“准将”这一级，虽然在理论上少设“准尉”这一等这一级，但在实际中却有“准尉”，兵则少设一级。

与日本的军衔制相比，多设“大元帅”这一级，也是在将、校、尉官中多设“大将”、“大校”、“大尉”这一级，虽然在理论上少设“准尉”这一等这一级，但在实际中却有“准尉”，兵则少设一级。

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是博采众长、独树一帜的产物。我军设置“大校”军衔，考虑到师级干部较多，主要是解决师级干部军衔等级。设置“大尉”军衔，主要是解决副营级干部军衔等级。临时设置“准尉”这一级军衔，主要是解决大量副排级干部军衔等级。在解决这几个级别干部军衔等级的同时，我军军衔制的主要级别在外在形式上以“大、上、中、少”的顺序排列，也显得很美观大方，简明易懂，层次分明，便于记忆。

既然是全军首次授衔，而且又具中国特色，所以评衔的标准和条件掌握得就比较严格，按照《军官服役条例》规定：

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授予军官军衔，应以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中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为依据。

《军官服役条例》对大将以下各级军官军衔的授予标准和条件虽然没有详细规定，但总的框架已说明清楚了。我们可以把大将以下各级军官军衔评定的参考标准归纳为五项：1、任职，2、素质，3、能力，4、资历，5、军功。当然，任职、资历和军功这三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指标，对评衔的影响作用更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2）

按干部任免权限，对于授予元帅、大将军衔的人员名单，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中央政治局最后审议通过；对于授予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人员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共同研究提出，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对于授予校官军衔的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分别提出，并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

对于拟授予上将、中将的人员，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并随时向军委请示。对于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干部部部长萧华、总政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按照中央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中央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国务院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以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少将是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因此，将帅的确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评衔必须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按照《军官服役条例》和有关规定办。

按照中央军委的《军衔指示》，应以干部1952年评定级别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从“德、才、资”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衡量，规定了正兵团级以下各级军队级别与上将以下各级军衔的比照标准。

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

副、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

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

正师级，多数可评为大校；

副师、准师级，多数可评为上校；

正团级，多数可评为中校；

副团、准团级，多数可评为少校；

正营、副营级，多数可评为大尉；

正连级，多数可评为上尉；

副连级，多数可评为中尉；

正排级，多数可评为少尉；

副排级，担任军官职务的可评为少尉，担任军士职务的可评为准尉。

军士和兵的军衔，国防部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规定，可依据现任职务和级别并按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评定，其一般评定标准是：

正班级：任副排长者，一律评准尉；任班长者，多数评中士，优秀者可评上士；任副班长者，一般评中士，弱者评下士，优秀者可评上士；任战士职务者，志愿兵一般评下士；任机关军士职务（如文书、收发、文教、司务长）者，一般评上士，优秀的可评准尉，较弱的评中士。

副班级：任班长者，德才较好的评中士，较弱的评下士，特别优秀的可评上士；任副班长者，一般评下士；任战士职务者，志愿兵一般评上等兵。

战士级：任副班长者，一般评上等兵；任战士职务者，1952年以前入伍德才优秀的老兵评下士，1953年以后入伍表现较好的评上等兵。

义务兵：新兵正式编入部队后，即授予列兵的军衔；在服现役第一年期间被提拔担任军士职务的，和服现役第二年表现较好的，可晋升为上等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3）

1955年，关于“部队与单位级别”大体分为：大军区级（方面军，级内又分为两个层次）、兵团级（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等9级。当时各单位的编制级别大体如下：

大军区（一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方勤务部，海军、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

大军区（二等）：训练总监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防空军，铁道兵，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昆明军区，战时的方面军，军事学院。

兵团：总财务部，通信兵部，武汉、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军区，福建前线指挥部，一级军区海军、一级军区空军，其他兵团级单位，战时的集团军，军事工程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海军旅大甲级基地。

军：防化学兵部，军，省军区，二级军区海、空军，一级军区公安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海军指挥学校，海军青岛乙级基地。

师（旅）：军分区，二级军区公安军，舰艇支队，空军航校。

团：地区（市）兵役局。

营：县（区）兵役局。

连：航空兵中队。

另根据苏联军事顾问意见：首次授衔应压低一、两级，为以后晋升留余地，不过谁也没想到将官居然10年不晋升。

按照1953年由总干部部拟制的《军衔条例（草案）》提出各级军官基准职务的编制军衔：

一级军区司令员：大将、上将；

兵团司令员：上将、中将；

军长：中将；

师长：少将；

师参谋长：大校；

团长：上校；

团参谋长：中校；

营长：少校；

营参谋长、独立连连长：大尉；

连长：上尉；

副连长：中尉；

排长：少尉。

在正式实行军衔制之前，国防部于1955年5月20日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表》（简称《编制军衔》），规定了兵团司令员以下各级职务与上将以下各级军衔的比照标准，明确了编制军衔为一职一衔或一职两衔：

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军兵种司令员、政委授予上将至大将军衔；

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沈阳、北京、南京、济南、广州、昆明军区司令员、政委；军兵种副职；军事、政治学院副职；兵团司令员、政委授予上将至中将军衔；

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武汉、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政委；其他军区、兵团副职；军兵种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海、空军司令员、政委授予中将至上将军衔；

军长、政委；省军区司令员、政委；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武汉、内蒙古军区副职；其他军区、兵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授予中将军衔；

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武汉、内蒙古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海、空军副职；海军二等基地司令员、政委；其他军区、兵团、军兵种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直属部部长授予中将至少将军衔；

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武汉、内蒙古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兵团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海、空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省军区副职；副军长、副政委、军参谋长、军政治部主任授予少将至中将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4）

师长、政委；省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授予少将至大校军衔；海军水警区司令员、政委；总部各下属处处长，军兵种司、政、后下属部（处）长授予大校至少将军衔；

副师长、副政委、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省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军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授予大校至上校军衔；

军区海、空军司、政、后下属处处长授予上校至大校军衔；

团长、政委授予上校军衔；

师副参谋长、总部一级参谋、助理员授予上校至中校军衔；

军司、政各处处长，军兵种及部分军区科长授予中校至上校军衔；

总部、军兵种的副科长；军分区各科科长、二级参谋授予中校至少校军衔；

师司、政各科长，军司、政各副处长，200床位医院院长、政委授予少校至中校；

营长、教导员，空军大队长，团副参谋长、后勤处主任，三级军舰舰长、三级参谋授予少校军衔；

师后勤各科科长授予少校至大尉军衔；

空军团领航主任，四级门诊部主任授予大尉至少校军衔；

连长、指导员授予上尉至大尉军衔；

四级舰艇长，五级参谋授予上尉军衔；

空军大队军械、特设主任授予上尉至中尉军衔；副连长、副指导员授予中尉至上尉军衔；

五级舰艇长，空军中队军械、特设、机械师授予中尉至少尉军衔；

排长授予少尉至中尉军衔；

空军副驾驶，50瓦电台台长授予少尉军衔。

由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干部部负责提出名单的少将至上将共有1000余人。他们绝大部分入伍于红军时代，也有少数人入伍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及起义将领。他们战争年代在不同地区作战，立下了战功，为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任职和级别有高有低，德才表现也有差异。在评定军衔时，对这1000多名部队骨干，如何能做到公平合理，基本上符合本人状况，从而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

彭德怀、罗荣桓等主管评衔的领导人，在评衔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人应授什么军衔，主要是根据现任职务，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战功和现实德才表现，并适当考虑个人资历，同时又作全面衡量。罗荣桓要求干部部门按上述原则，首先选出各类人员的标杆，然后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比较，最后提出评定军衔等级的意见。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234人，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请示，然后由他亲自提出名单。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和萧华、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5）

评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评衔很重要的依据是干部当时的级别和职务。级别基本上按1952年干部评级的结果，职务很显然是考虑1955年授衔前所担任的职务。但相对来说，军衔更依据级别，因为级别主要是一个干部资历和功绩的象征。一般情况，资历深，功绩大，级别就高；不过，也有资历深，功绩小，级别低的情况。同样，级别高，职务也不算低，所以，级别与职务大都能配套。但由于每个干部各自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按当时每人的职务和级别机械地套衔。因此按职级评衔存在一定的伸缩性。例如一些将领因参加革命工作或参加革命军队较晚，在评衔时级别相对略低，但他们在战争年代，尤其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贡献大，职务提的也快，达到了评衔所规定的职务标准，那么在评衔时就要适当放宽条件。所以，同为少将，有正师级的，有军级的，还有准兵团级的。另外，有一些将领的级别高而评衔相对偏低，还有少数干部资格较老，有重大战功，但历史上又屡犯错误，评衔也不可能太高。

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军委的《军衔指示》规定：“有些干部的级别如确实偏低，在评定军衔前未及调整或者过去尚未确定级别，在评定军衔时应予适当调整和确定，以便统一地依据其级别适当评定军衔等级和合理地解决其待遇问题。有些干部的级别如确实偏高，在评定军衔时，对其军衔等级应根据具体情况，与一般干部的军衔等级适当拉平。”总干部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有些干部政治品质不好，其军衔等级可降低评定；个别干部在革命斗争中曾建有特殊功绩或有特殊代表性者，亦可根据其现有级别酌情评为高一级军衔；有些干部职级悬殊过大，影响到军衔评定过低者，应参照编制军衔适当提高评定，一般以不低于其所任职务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按规定，授予大校军衔者多数是1952年被评为正师级的干部，也有少数抗日时期入伍的准军级和个别副军级干部，还有少部分红军时期入伍的副师级干部。全军首次被授予大校军衔的不足1300人，占准尉以上人数的0.2％，仅为少将人数的1.6倍，可见大校的授衔条件相当严格。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认真执行规定，罗荣桓还亲自找一些干部谈话，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说明原委，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照顾大局，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还有起义、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官的授衔问题。1955年1月中旬，在总干部部召开的“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上，与会者提出，“起义军官开始评定的级别，都是按其起义时的职务评定的，一般都偏高，有的以后调到学校当教员，级别与职务已不相称，如仍以原定级别来评衔就不够妥当了”。总干部部认为，“这是涉及政策性问题，必须慎重处理……报请军委审查后再作确定”。

不过，早在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向中央军委请示报告过起义军官授衔的问题。报告说：“起义中的领导人物，如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等均已评为正兵团级，在实行军衔制时应按党的政策须予照顾。但如照顾过多，似不合军衔的原则，因为起义部队中尚有部分军官‘吃饭不做事’也干不了事的人，我们认为应提前转业予以安插，否则实行军衔制时其军衔等级难以评定。至于已经改造较好，仍在部队服务者，应与我军所有干部一视同仁地按评定标准授予其军衔。”

1955年1月和3月，两次干部工作会上都又郑重其事地研究确定过这类人员的评衔原则，总的精神是：“对起义军官，凡已评过级，或虽未评级但符合授予军衔条件者均评定军衔。对解放军官，如原系旧军队的尉级军官，经改造后参加我军工作，已经评过级，又符合授予军衔条件者，均评定军衔”。“如原系旧军队中的校以上军官，一般不授予军衔，个别特殊情况需授予军衔者，应由各大单位党委研究，呈报国防部审批。”

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在《补充规定》中对“起义或解放”有一个界定：“是指自解放战争以来起义或解放入伍的旧军队之军官，不包括抗日战争时期起义和解放入伍的人员。”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的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和解放官兵，据实行军衔制度前夕统计，我军干部中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兵役的有16.4万多人，占干部总数的18.2％。其中起义军官基本上都是原职留用，解放军官酌情使用，起义和解放战士经过战斗考验和实践锻炼，很多被提拔为干部。这是在评授军衔中的又一个特殊群体，因此军委领导机关特为他们规定了评授衔政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1）

阵容豪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对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非常重视。作为主管全军授衔工作的总干部部，更是日夜不停地工作，力争向建军28周年献礼。

1955年初，总干部部制订了《评定军衔的工作计划》，要求“各级军官的军衔经批准后，统应于8月1日前办好授予手续，于8月1日命令授予”。6月28日，总干部部在向中央军委的《关于审批现役军官军衔分批公布的请示》中提出：由于评衔数量甚大，“八·一”前难以如期完成军衔授予任务，建议少将以上军衔，“八·一”前授予，校、尉官军衔，“十·一”前授予。军委第39次会议讨论，同意“分批公布”。但是，由于对军衔评定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修订后的公布计划又一次延期。直到9月初，授予元帅级和将军级军衔人员的名单终于全部拟定，并经军委审查批准通过。

9月3日上午，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和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三名副部长署名，向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并全国人大刘少奇委员长呈报了履行授予11名军委委员为元帅军衔的法律手续的报告。这11人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9月3日下午，在罗荣桓主持下，中央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9月16日，周恩来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名单中少了邓小平。邓小平一是主动让衔，二是遵守在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军队人员不参加授衔的规定。

9月20日，总干部部将中央军委最后决定的《元帅、将官名单》，上报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履行法律手续。

9月23日和9月27日，通过正规的法定程序，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授予的1048名将帅正式诞生。

175名中将依次是（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秋生、万毅、孔从洲、孔石泉、孔庆德、文年生、方强、方正平、王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宗槐、王尚荣、王秉璋、王恩茂、王紫峰、王辉球、王道邦、邓逸凡、韦杰、卢胜、甘渭汉、田维扬、皮定均、邝任农、刘飞、刘忠、刘少文、刘先胜、刘兴元、刘西元、刘志坚、刘昌毅、刘转连、刘金轩、刘浩田、刘培善、刘道生、匡裕民、向仲华、孙毅、孙继先、庄田、成钧、朱明、朱辉照、

朵噶·彭措饶杰、毕占云、汤平、何德全、余立金、余秋里、吴先恩、吴克华、吴法宪、吴信泉、吴富善、吴瑞林、张震、张藩、张才千、张仁初、张天云、张令彬、张池明、张达志、张国华、张经武、张贤约、张南生、张祖谅、张翼翔、旷伏兆、李耀、李天焕、李成芳、李作鹏、李寿轩、李雪三、杜平、杜义德、杨秀山、杨国夫、杨梅生、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槐、苏静、邱会作、邱创成、阿沛·阿旺晋美、陈康、陈仁麒、陈正湘、陈先瑞、陈庆先、冼恒汉、周仁杰、周玉成、周希汉、周志坚、周赤萍、周贯五、周彪、林维先、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舜初、范朝利、郑维山、姚喆、胡奇才、赵镕、赵启民、钟汉华、钟赤兵、饶子健、饶正锡、饶守坤、倪志亮、唐天际、唐延杰、徐立清、徐深吉、徐斌洲、晏福生、秦基伟、聂凤智、莫文骅、袁子钦、袁升平、郭鹏、郭化若、钱钧、陶勇、顿星云、崔田民、常乾坤、康志强、曹里怀、梁从学、梁必业、梁兴初、阎揆要、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傅连暲、彭明治、彭林、彭嘉庆、曾国华、曾泽生、曾绍山、曾思玉、温玉成、程世才、覃健、谢有法、韩伟、韩练成、韩振纪、詹才芳、赖毅、鲍先志、廖汉生、廖容标、蔡顺礼、谭希林、谭甫仁、谭冠三、谭家述、赛福鼎·艾则孜、滕海清。

798名少将，全部按编制单位顺序排列，同一单位内的则以级别高低为序。（名单略）

关于上将及其以下军衔的将军，其名单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以将军们此时在军队的任职职务，按照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列，依次是国防部、军委各总部（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等8大总部）、军种（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等4大军种）、兵种（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4大兵种）、军事院校、大军区（北京、沈阳、兰州、济南、南京、武汉、广州、成都、昆明、新疆、西藏、内蒙古等12大军区）、志愿军等各大军事单位。其中军事院校和军兵种的次序略有变动。中将和少将的排列顺序在大军区仍按原6大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来进行，同时，少将在系统单位内按照职务级别：准兵团级、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正师级等，分别轮次排序。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2）

1955年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周子祯、慕生忠、黄鹄显、凯墨·索南旺堆4名高级军官以少将军衔。

1956年1月2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上将军衔，为正兵团级；授予装甲兵副司令员聂鹤亭装甲兵中将军衔，为准兵团级；授予王赤军、孙润华少将军衔。

1957年授予白天、王凤梧少将军衔。

1958年7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李聚奎军需上将军衔，为正兵团级；授予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贺诚军医中将军衔，准兵团级；授予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军衔。

至此，中将以上军衔共计授予、补授254名：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首次授衔55名，补授2名），中将177名（首次授衔175名，补授2名）。到1965年取消军衔时再无变化。少将807名（首次授衔798名，补授9名），到1965年取消军衔时，又分若干次授予和晋升少将553名。

从实际授衔结果来看，90％以上的高级干部是按照本人1952年评定的军队级别并参照编制军衔规定执行的。但中央对将帅的名额也是有一定限制的，规定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高级将领合计250名；少将800名左右；将军总数控制在1000名左右。所以，并不是所有够级别的人都能获得同级主要编制军衔，总会有人作出牺牲。

1300名左右师级干部被评定为大校。其中大部分为正师级和副师级，也有一些准师级。后来在1961年和1964年，他们之中的500多位被晋升为少将军衔。

另外，还有3000名左右的老红军按照规定不够评校官。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指示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将这些老红军一律授予少校军衔。

不过，评衔结果，普遍存在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以编制“正军级”的情况为例，可以看出“衔”与“级”的不相适应。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5年间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到1955年9月授衔时，全军还有38个野战军，其中陆军33个军，空军4个军，防空军1个军。按照编制，军长和政委两位主官的总数应该是76人，但是当时有几个军的军长或政委职缺，其中陆军第15军、空军第5军和防空军第1军缺军长；陆军第12军、第39军、第55军、第64军、第67军、第68军和空军第2军缺政委，这样，实际上在职的军长和政委共有66人。

按照编制军衔，军长和军政委的军衔应该是中将，副军长和副军政委可授少将或中将，而实际上66名在职的军长、政委中，除第55军军长陈明仁、第69军军长董其武2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外，只有13军军长陈康、14军军长范朝利、47军军长张天云、50军军长曾泽生、60军军长饶子健，64军军长刘金轩等6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另外13军政委张力雄，24军代军长梁金华、60军政治委员刘暄等3人被授予大校军衔，这样，其余55人均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们是：第63军军长傅崇碧、政委黄作珍，第65军军长成少甫、政委黄振棠，第66军军长杜文达、政委肖思明，第69军政委裴周玉，第38军军长江拥辉、政委吴岱，第39军军长张竭诚，第40军军长邓岳、政委李伯秋，第26军军长张铚秀、政委何志远，第67军军长李水清，第68军军长陈坊仁，第12军军长李德生，第20军军长廖政国、政委谢云晖，第22军军长张秀龙、政委王六生，第24军政委谢福林，第27军军长孙端夫、政委曾如清，第28军军长詹大南、政委张闯初，第31军军长朱绍清、政委汪少川，第15军政委廖冠贤，第41军军长王东保、政委李丙令，第42军军长胡继成、政委陈德，第47军政委陈发洪，第55军政委王振乾，第14军政委陈鹤桥，第1军军长唐金龙、政委颜金生，第16军军长潘焱、政委陈云开，第21军军长吴泳湘、政委吴融峰，第23军军长钟国楚、政委陈茂辉，第46军军长肖全夫、政委吴保山，第54军军长丁盛、政委谢明。第2军军长王德贵，第3军军长刘丰、政委栗在山，空军第4军军长高厚良、政委韦祖珍，第5军军政委裴志耕，防空军第一军政委罗维道。最终，军长绝大多数被授予少将，低于编制军衔中将者占87.5％。师长的编制军衔是少将，但73名在职的师长、政委中，只有3人被授予少将军衔，70人被授予大校军衔，占95.9％。

关于准尉军衔，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确定，担任非军官职务的副排级人员，可授予准尉军衔。同时特别强调这是临时措施，“授衔后应依据国防部‘关于调整和处理副排级人员的决定’进行调整，并须于1956年底以前调整完毕”。

因为，在新的编制体制中，没有设置“准尉”这一级，也是我们盲目学习苏联的结果。其实，这时全军有16万多名副排级干部，而我们在军衔制中却取消了副排长的编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有一个过渡的办法逐步解决。于是，“准尉”作为临时军衔又在实际中出现。

1955年全军授予11.3万人准尉军衔以后，到1957年初仍有7.8万名未授予军衔。鉴于上述情况，总干部部在1957年4月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军官服役条例》草案稿中，干脆增设了准尉等级，并确定其地位为“候补军官”。准尉军衔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我们在第二章里已叙述过，在清朝的军衔制中就有“额外军官”这一级，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改成“准尉官”，到国民政府时期，正式称为“准尉”。无论“候补军官”，“额外军官”，还是“准尉”，都是指军士与尉官之间的一级过渡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3）

在“候补军官”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全军的准尉人数出现反弹，1961年达到8万余名。1962年中央军委讨论《军官服役条例》的上报修改稿时，又取消了拟增设准尉的条款，于是准尉人数又逐步减少。但到1965年取消军衔前夕，全军仍有准尉893人，表明它一直存在于这次军衔制的全过程。1980年国家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时，经该书“军事编辑委员会”讨论，确认准尉称号为我军1955年军衔体系中的一个正式等级。

关于女军人授衔的情况，由于规定过严，许多在红军时期就参加军队的工作、在部队中有着很高声望、对共和国的建立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一批老战士，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张琴秋等等，都没有被授衔。据资料介绍，1955年授衔时全军女军人仅有近一万人，而被授予军衔的女军人则不足五千人，其中授予少将军衔的只有一名，至1965年撤销军衔制为止，累计授予、晋升校级军衔的总共只有四十多名。这些校以上女军官都是在革命战争的腥风血雨中拼杀出来的，战功显著，不愧为巾帼英豪。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开国将帅的革命伴侣，所以这些将帅的功勋章里，也记载着她们的一半功劳。她们是：

少将：李贞（甘泗淇上将夫人）。

大校：林月琴（罗荣桓元帅夫人）。

上校：周东屏（徐海东大将夫人），王新兰（萧华上将夫人），何锐（袁克服少将夫人）。

中校：黄海云（赖春风少将夫人）。

少校：叶群（林彪元帅夫人），汪荣华（刘伯承元帅夫人），戴觉敏（饶正锡中将夫人），马忆湘（晏福生中将夫人），刘坚（杨梅生中将夫人），林江（张广才少将夫人），郭长春（白志文少将夫人）。

尽管授衔的女军官少之又少，但毕竟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雄壮的百万大军增添了一抹靓丽的风景。

我军为全体官兵授勋（1）

我军为全体官兵授勋，以表彰他们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颁发勋章、奖章是军队的一项重要奖励制度，也是我军一贯的光荣传统。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表彰有功人员，激励士气，我军曾向有功人员颁发过不同种类的奖章。红军时期，由于战争环境中条件十分艰苦，指战员数量也不多，我军只设置过一种红星奖章，并且统一由中央机关颁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环境的逐步好转，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各大战略区部队分别颁发过多种奖章，如东北民主联军的毛泽东奖章，朱德奖章；华东野战军的人民英雄奖章，冀鲁豫军区的人民功臣奖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人民功臣奖章，晋察冀军区的大功奖章，特功奖章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发展成一支强大的陆海军三军合成军队。为了表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功人员，作为国家立法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设立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由国家主席毛泽东通令公布。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并由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

由于授勋工作审批程序和政审非常严格，特别是评定勋章种类、等级工作非常细致、复杂，所以，上将以下的有些将领并没有一次性就荣获三枚勋章。原因是由于历史的条件所限，尤其是红军时期，干部档案制度尚不够健全，一些干部战争时期的任职在档案记载上不够明确，有时需要当年的上下级或同级来证明，这就给评定勋章增加了难度。也只能等干部的各个时期具体职务和任职确切时间都核实清楚以后，才能继续授予勋章。于是，中央决定分批公布受勋人员名单。如著名战将杨成武上将1955年只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而他在红军时期何时任师级领导职务，还有待核实，所以，就暂时没有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同样，在少将里颇负战名的丁盛，也因为红军时期的团级任职时间不好确定，而暂缓授予二级八一勋章。还有黄永胜上将和欧阳毅中将等也是因为抗战时期的师级任职时间不能认定，而暂缓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像这样暂缓授予勋章的将军数量不少，所以，查询、核实各级将领的职务和任职时间的工作一直进行到1957年，才基本上搞清楚。

1957年4月29日，国务院第四十七次会议通过国防部提出的第二批申请授予勋章的人员名单。6月17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决定，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以勋章。6月18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授勋命令。授予杨成武等47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黄永胜等196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王建安等421人以一级解放勋章。同时，首次向有功人员授予了二级、三级勋章。授予丁盛等1467人以二级八一勋章，授予丁本淳等4152人以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丁士采等4932人以二级解放勋章；授予丁山等5339人以三级八一勋章，授予丁仲等31098人以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刁志真等54879人以三级解放勋章。

这样，从1955年至1957年，累计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的人员共178人，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的人员共313人，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的人员共991人。

八一勋章的外形为五角星造型，夹角处有饰纹，中间红色圆圈内为闪光的红五角星，内嵌“八一”，象征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光辉历史。一级勋章为全金色；二级勋章中间圆及内五角星、外五角星为金色，但外五角星的夹角饰纹为银色；三级勋章中间圆及内五角星为金色，外五角星和夹角饰纹均为银色。

一级八一勋章获得者178人：

元帅（10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大将（10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罗瑞卿、张云逸、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49人）：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王震、周纯全、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李克农、陈伯钧、李达、杨成武、李涛、萧华、甘泗淇、赖传珠、陈奇涵、宋时轮、陈锡联、陈士榘、王新亭、谢富治、叶飞、黄永胜、朱良才、杨勇、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洪学智、李志民、周 桓、李天佑、刘?、杨至成、王平、钟期光、郭天民、贺炳炎、傅钟、周士第、阎红彦、王建安、李聚奎。

中将以下67人名单略；少将以下35人名单略。

大校（2人）：周时源、罗厚福（他们以后晋升为少将）。

转业到地方的人员（5人）：冯白驹、冯仲云、李延禄、幸世修、周保中。

我军为全体官兵授勋（2）

独立自由勋章的外形为八角造型，中间圆内为红星和延安宝塔山，圆外有饰纹，象征中国共产党把革命圣地延安作为大本营，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民族战争的8年革命历史。一级勋章为全金色；二级勋章中间圆及圆外饰纹为金色，八角为银色；三级勋章中间圆内为金色，圆外饰纹和八角均为银色。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获得者313人名单：

元帅（10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大将（10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罗瑞卿、张云逸、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51人）：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王震、周纯全、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李克农、陈伯钧、李达、杨成武、李涛、萧华、甘泗淇、赖传珠、陈奇涵、宋时轮、苏振华、陈锡联、陈士榘、王新亭、谢富治、叶 飞、黄永胜、朱良才、杨勇、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洪学智、李志民、周桓、刘震、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贺炳炎、吕正操、傅钟、周士第、阎红彦、王建安、李聚奎。

中将以下145人名单略；少将以下89人名单略。

大校（2人）：王作尧、罗厚福（他们以后晋升为少将）。

转业到地方的人员（6人）：尹先炳、冯白驹、冯仲云、张维翰、周文龙、周保中。

解放勋章外形为五角造型，中间圆内有小红五星和闪耀着光芒的天安门，圆外有饰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定都北京。一级勋章为全金色；二级勋章中间圆及饰纹为金色，外五角为银色；三级勋章中间圆为金色，圆外饰纹和外五角均为银色。

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共991人名单：

元帅（10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 龙、陈 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大将（10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57人）：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王震、周纯全、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李克农、陈伯钧、李达、杨成武、李涛、萧华、甘泗淇、赖传珠、陈奇涵、宋时轮、苏振华、陈锡联、陈士榘、王新亭、谢富治、叶飞、黄永胜、朱良才、杨勇、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洪学智、李志民、周 桓、李天佑、刘震、杨至成、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贺炳炎、吕正操、乌兰夫、傅钟、周士第、阎红彦、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王建安、李聚奎。

中将以下176人名单略。

其他（46人）：卢汉、高鹏、高文然、高树勋、李志明、李明灏、刘文辉、邓宝珊、邓锡侯、马鸿宾、王树君、王再天、王长江、王子光、张俊升、张孤梅、张克侠、张治中、张轸、张岗、赵寿山、赵光远、唐少田、周保中、周绍昆、周文龙、杨叶澎、杨文谟、朱佩瑄、阮平、尹先炳、林恺、冯白驹、冯文华、冯鼎三、吴化文、裴昌会、谢唯进、程潜、傅作义、潘朔端、何基沣、南静之、俞炳辉、葛燕璋、甄华。

少将以下692人名单略。

195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领导机关，先后隆重举行了授勋典礼。在总部和驻京部队联合举行的授勋典礼上，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宣读了毛泽东主席的授勋命令，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代表毛泽东主席把勋章授予杨成武上将等394人。在总参谋部的授勋典礼上，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代表毛泽东主席把各种勋章授予968名军官。

1955年至1957年，共授予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各种勋章103349枚，各种奖章52万余枚。对于原国民党军队起义人员的授勋、授奖，一开始是授予起义后参加人民解放军，1955年仍在军队的人员，如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的陶峙岳、陈明?、董其武等；后来则扩大到未参加人民解放军，或参加人民解放军已转业到地方工作，影响较大的起义人员，如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的张治中、傅作义、马鸿宾、邓宝珊、卢汉、刘文辉、高树勋等。

经过统计，我军在1955年和1957年两次授勋过程中，共产生了144名荣获三枚一级勋章，即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开国将帅及校官和转业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在千余名将帅中可谓凤毛麟角。说明这些著名将帅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不但革命资历深厚、政治阅历丰富、所处岗位重要，而且战功卓著、贡献巨大、影响深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数百万雄师中的佼佼者，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民功臣。

我军为全体官兵授勋（3）

元帅（10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大将（10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47人）： 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王震、周纯全、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李克农、陈伯钧、李达、杨成武、李涛、萧华、甘泗淇、赖传珠、陈奇涵、宋时轮、陈锡联、陈士榘、王新亭、谢富治、叶飞、黄永胜、朱良才、杨勇、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洪学智、李志民、周桓、刘震、王平、钟期光、郭天民、贺炳炎、傅钟、周士第、阎红彦、王建安、李聚奎。

中将（59人）（按姓氏笔划排序）：孔庆德、文年生、方强、王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尚荣、甘渭汉、邝任农、刘志坚、刘转连、刘培善、刘道生、孙毅、朱明、朱辉照、毕占云、吴先恩、张令彬、张达志、张经武、张贤约、李天焕、李寿轩、杜义德、杨梅生、肖向荣、肖新槐、陈先瑞、冼恒汉、周玉成、周志坚、林维先、欧阳毅、郑维山、姚喆、胡奇才、赵镕、饶子健、倪志亮、唐天际、徐立清、徐深吉、晏福生、聂鹤亭、莫文骅、郭鹏、郭化若、钱钧、陶勇、崔田民、曹里怀、梁从学、彭明治、程世才、韩伟、詹才芳、廖汉生、谭希林。

少将（15人）：韩东山、孙超群、李信、金如柏、贺庆积、袁克服、谭友林、刘子奇、吴世安、 汪乃贵、叶长庚、苏进、张平凯、贺晋年、常玉清、

大校（1人）：罗厚福。（注：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地方领导干部（2人）：周保中、冯白驹。（注：授勋未授衔）

上述一位大校和两位地方领导干部在战争年代也是历经战火考验的人民功臣，另外，两位地方领导干部只是在授衔时离开了部队转业到地方，但他们仍然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关于军队转业干部的授勋情况，1956年开始给这些转业、复员和离队的军人颁发勋章、奖章。颁发一部分勋章、奖章以后，也因许多人员在各个时期的职务和任职时间无法认定，而暂缓授予。后来因为这批人员人数多，人员变动大，情况比较复杂，再加上全党当时开始了反右运动，因而授勋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就未能按原计划进行，也很难再开展下去。两个有关授予勋章奖章的决议《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也因故未颁发付诸实施。

不管怎么说，通过授予勋章、奖章这项奖励，极大地激发了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的荣誉感和上进心，调动了他们建设国防、保卫祖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促进了军队建设。

首次授衔时（1）

首次授衔时，我军各重要军事部门将帅云集、群星璀灿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是全军的统帅部和首脑机关。军委主席毛泽东本来可授予大元帅军衔，但由于毛泽东本人十分谦逊，坚辞不授大元帅军衔，为后人留下了可敬可诵的佳话。

十大元帅全部入选中央军委，担任委员，进入我军核心层和决策层，成为毛泽东的最主要参谋和得力助手。中央军委以下各重要军事部门几乎由中将以上将领担纲负责，并配以部分少将辅助，可谓将帅云集、群星璀灿。他们在全军各大单位的分配布局如下：

中央军委委员：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林彪元帅、刘伯承元帅、贺龙元帅、陈毅元帅、罗荣桓元帅、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

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大将，副秘书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副部长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萧劲光大将、王树声大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廖汉生中将。

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张宗逊上将、李克农上将、王震上将、许世友上将、邓华上将、彭绍辉上将、张爱萍上将、杨成武上将、韩先楚上将。

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副主任谭政大将、傅钟上将、萧华上将、甘泗淇上将。军事法院院长陈奇涵上将，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火星中将。

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黄克诚大将，副部长洪学智上将、张令彬中将、邱会作中将，副政委邱会作中将（兼）、李耀中将。

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元帅（兼），副部长宋任穷上将、赖传珠上将、徐立清中将。

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元帅，副部长张宗逊上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彭绍辉上将、周士第上将、郭天民上将。

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元帅，副部长周纯全上将、杨至成上将、阎揆要中将。

总财务部部长余秋里中将，副部长唐天际中将、汤平中将、何维忠少将。

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大将，副部长封永顺少将、涂锡道少将、陈文彪少将。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副司令员王宏坤上将、罗舜初中将、方强中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苏振华上将，副政委刘道生中将、参谋长周希汉中将。后勤部部长张汉丞少将、政委刘义少将，海军航空兵司令员顿星云中将、政委李呈瑞少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政委康志强中将，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委赵启民中将。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副司令员王秉璋中将（第一）、刘震上将、常乾坤中将、徐深吉中将，副政委吴法宪中将，参谋长王秉璋中将（兼），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中将，后勤部部长石忠汉少将、政委杨尚儒少将。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周赤萍中将、政委黄玉清少将，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段苏权少将、政委漆远渥少将，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罗元发中将、政委关盛志少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中将、政委余立金中将，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曹里怀中将、政委吴富善中将，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少将、政委余非少将。

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副司令员谭家述中将、成钧中将，副政委谷景生少将，参谋长成钧中将（兼），政治部主任龙道权少将。

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大将，副司令员程世才中将（第一）、韦国清上将、邓少东少将，副政委李天焕中将，参谋长吴烈少将，政治部主任欧阳毅中将，后勤部部长查国桢少将、政委陈波少将。

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副司令员邱创成中将、苏进少将，副政委邱创成中将（兼），参谋长陈锐霆少将。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副司令员聂鹤亭中将，副政委向仲华中将，参谋长钟人仿少将。

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副司令员胡奇才中将，副政委黄志勇中将，参谋长胡奇才中将（兼）。

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上将，副司令员李寿轩中将（第一）、郭维城少将，副政委崔田民中将，参谋长徐斌少将。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上将，政委朱良才上将，副司令员郑维山中将、王近山中将、陈正湘中将、韩伟中将，参谋长韩伟中将（兼），政治部主任袁升平中将，后勤部部长吴先恩中将。天津警备区司令员肖新槐中将，山西军区司令员王紫峰中将，河北军区司令员彭明治中将。

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政委周桓上将，副政委杜平中将、甘渭汉中将，政治部主任杜平中将（兼），参谋长吴信泉中将，后勤部部长罗成德少将、政委曹德连少将。黑龙江军区司?员张开荆少将，吉林军区司令员贺健少将，辽宁军区司令员贺庆积少将，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曾绍山中将。

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中将，政委冼恒汉中将，副司令员韩练成中将（第一）、杨嘉瑞少将、徐国珍少将，参谋长李书茂少将，后勤部部长夏耀堂少将。陕西军区司令员杨嘉瑞少将（兼），甘肃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中将（兼），青海军区司令员高朗亭少将。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第二政委王新亭上将（代理司令员），副司令员杨国夫中将，副政委彭嘉庆中将，参谋长胡炳云少将，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少将。

首次授衔时（2）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政委唐亮上将，副司令员叶飞上将、郭化若中将，参谋长张才千中将，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中将，后勤部部长谢胜坤少将、政委符确坚少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中将，浙江军区司令员林维先中将，江苏军区司令员刘先胜中将，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上将（兼），安徽军区司令员廖容标中将，江西军区司令员肖元礼少将。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副司令员孔庆德中将、李迎希少将，副政委谭甫仁中将、张广才少将，参谋长李迎希少将（兼），政治部主任叶明少将。河南军区司令员毕占云中将，湖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兼）。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副司令员文年生中将、梁兴初中将、詹才芳中将，副政委刘兴元中将，参谋长韩先楚上将，政治部主任陈仁麒中将。后勤部部长邱国光少将。湖南军区司令员杨梅生中将，广东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少将（兼），广西军区司令员卢绍武少将，海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中将。

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副司令员李文清少将、何正文少将，第一副政委阎红彦上将，副政委郭林祥少将，参谋长何正文少将（兼），政治部主任余述生少将，后勤部政委杨尚高少将。

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谢富治上将，副司令员秦基伟中将，第二副政委金如柏少将，参谋长鲁瑞林少将，政治部主任胡荣贵少将。贵州军区司令员钟赤兵中将。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上将，副司令员刘华香少将、刘彬少将，参谋长孔飞少将，政治部主任廷懋少将。

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中将，副司令员陶峙岳上将、赛福鼎·艾则孜中将、郭鹏中将、张希钦少将，副政委曾涤少将，参谋长张希钦少将（兼），政治部主任曾涤少将（兼）。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政委谭冠三中将，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中将、朵噶·彭措饶杰中将、李觉少将，陈明义少将，副政委范明少将、王其梅少将，参谋长陈明义少将（兼），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少将。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委李志民上将，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少将，政治部主任张南生中将，后勤部政委李雪三中将。

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元帅，副院长陈伯钧上将，副政委钟期光上将，政治部主任徐斌洲中将，教育长唐延杰中将。

政治学院院长兼政委罗荣桓元帅，副院长萧华上将、莫文骅中将。

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副院长刘居英少将，副政委刘有光少将。

后勤学院院长邱会作中将，政委黄克诚大将。

总高级步校校长兼政委宋时轮上将，副校长姚喆中将、庄田中将。

从上述蔚为壮观的阵容看，我军首次授衔时，各重要军事部门可谓将帅云集、群星璀灿，将帅们在各自的位置上为我军革命化、正规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宁。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全军首次评衔如果有板有眼地按照《军官职务编制军衔表》来落实，我们产生的将帅可能会更多。元帅和大将肯定都会超过10名，将领的总数也会达到2000名左右。由于实际操作时把握的尺度过严，加上将帅们都很谦虚，所以形成了现有的结果。另外，当时也考虑到以后军衔等级的晋升，所以留下了一些伸展的空间。不过，又由于后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军衔的晋升只在少将的范围内作了一些调整，中将和上将进行了个别的补授，而元帅和大将却一直未动，这样就造成了一些遗憾。

总的来说，全军首次授衔、授勋，客观公正地显示出了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的水平。

毛泽东与参加宁都起义的人员合影（图）

毛泽东与参加宁都起义的人员合影。左一为萧劲光。

毛泽东主席向高级将领李达等人颁发勋章（图）

毛泽东主席向我军高级将领李达等人颁发勋章

国民党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图）

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军击毙的国民党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

晋察冀野战军某部向守敌发起攻击（图）

石家庄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某部向守敌发起攻击。

习仲勋在授勋仪式上宣读命令（图）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在授勋仪式上宣读命令。

被俘的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罗历戎（图）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右一）、野战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聂荣臻身后者）、第一政委罗瑞卿接见在清风店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罗历戎（左一）

洪学智在汇报后勤工作（图）

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员的洪学智在汇报后勤工作

我军攻打兰州外围国民党据点（图）

我军攻打兰州外围国民党据点

徐向前在太原前线指挥战斗（图）

徐向前在太原前线指挥战斗

一级八一勋章（图）

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图）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周恩来总理向粟裕颁发命令状（图）

周恩来总理向粟裕颁发命令状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

毛泽东既是党的领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可谓雄才大略，居功至伟。授予他大元帅军衔，既是理所应当，也是众望所归。但是，毛泽东却虚怀若谷，坚辞不授大元帅军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史所处的历史地位、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所形成的崇高威望，决定他是大元帅的不二人选。毛泽东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谦辞元帅或大将军衔。

1 / 我军正式设置大元帅军衔。毛泽东坚辞不授最高军衔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的军衔制，元帅军衔为第一等，分为两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是第一等第一级，为最高军衔。所以，对授予大元帅军衔人员的标准规定得非常严格。这年2月8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批准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九条中规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也就是说大元帅军衔只能授予一个人，那就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既是党的领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而且，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建者，在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进行20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雄才大略，居功至伟。所以，按照《军官服役条例》规定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只有毛泽东一人能够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这项殊荣。这也是众望所归。

从历史上讲，大元帅这个比元帅更高的头衔，起初并不是军衔称号，而是一种荣誉封号，用来授予本国或同盟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有时也授予皇家成员和国务活动家。1569年，法国的查理九世国王，封其弟弟昂茹公爵为大元帅。此后，到19世纪的三个世纪里，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俄国等国家，先后享有大元帅封号的共约30人。1716年俄国陆军条令规定，大元帅为俄军最高军衔，1727年将这一军衔授予缅希科夫公爵，大元帅开始成为军衔称号。

大元帅在中国古代，曾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名称出现过，但也不是军衔。如唐朝就称“兵马大元帅”。在清末光绪年间实行军衔制时，虽然没有明确列出大元帅这个最高等级符号，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却有陆海军大元帅一职，是由光绪皇帝本人兼任，因为他是国家最高军事统帅；光绪病逝后，宣统皇帝继位，因他当时才3岁，所以大元帅之职由其父亲摄政王载沣兼任。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1917年，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以后，北洋政府历届元首，均兼陆海军大元帅。1924年11月，孙中山督师北上，国民党元老谭延闿、胡汉民在广州先后代理大元帅职。1926年，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大元帅名称遂中止使用。1934年3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在长春当上了“满洲国”儿皇帝，并兼“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12日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大元帅，即最高统帅。总之，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等人的大元帅并不是军衔，而是职务，是一种权力象征。所以，大元帅是国家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实际职务名称。

1945年6月27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月26日的命令：授予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以苏联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以表彰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为苏维埃祖国建树的卓越功勋。这时，斯大林的大元帅称号，既是军衔，又是职务。

我军酝酿军衔制时，也借鉴苏联的经验，设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从1955年春天开始，彭德怀、罗荣桓就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和几个方案，分别与中央军委的各位委员交谈，共同对每位将领的定衔磋商、定案。所有参与军衔评定的人员都认为：依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建立的功勋和在军队的资历、威望、任职等历史情况，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

在最初的授衔方案中，准备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元帅初拟13人，除后来公布的10人外，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大将14人，除后来公布的10人外，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并为他们授勋。

但是，毛泽东虚怀若谷，坚辞不授大元帅军衔，也不要勋章。

人们向他讲述斯大林被授予大元帅衔的情况，毛泽东说：“苏联有的，我们不一定非要照搬。”

为了让毛泽东接受大元帅军衔，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由最高立法机构议决此事。参与讨论的委员们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毛泽东功劳最大，所以要授大元帅军衔。就像斯大林大元帅那样，而他比斯大林率领的部队打的仗多，时间又长。

主持会议的委员长刘少奇，知道毛泽东不愿授大元帅的态度，说他个人对此“不能作结论”。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2）

有位民主人士提出，“只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毛主席个人也不好不遵从决议嘛”。于是，要求给毛泽东授大元帅的呼声更盛。

刘少奇说：“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决定，但毛主席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怎么办？”

最后，刘少奇无奈，对各位与会者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可以当面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但是，人们还是没能说服毛泽东接受大元帅军衔这一称号。

不久，总后勤部根据分工和最初拟定的授衔方案，组织军需生产部门参照苏联军队礼服和军装的样式，设计出了元帅、将、校、尉，乃至士兵的各种服装，并制出样装送中央军委审定，随即又被送进了中南海，放置在菊香书屋东面的勤政殿内，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们审看。

那套最精美的大元帅礼服，毛泽东也亲自过目了。

大元帅的军衔符号和礼服，是总后勤部指定其所属天津军需工厂的女工们，用纯手工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绣制出的大元帅肩章熠熠生辉，肩章由国徽图案和元帅星徽组成。与元帅肩章不同的是，大元帅肩章上的元帅星徽由一圈松枝环绕。肩章上的两个国徽是纯金的。肩章面板上那一层金黄是镀金的，是用纯铜丝拉出丝来再镀金。金色的镀金，银色的镀银。镀完了以后织带子，织完带子再做肩章。帽徽、星徽、符号等等也都是用纯铜，用金的地方镀金，用银的地方镀银，再描漆。湖蓝色的大元帅礼服，用纯呢料制作，非常精致、合身。胸前缀着金黄色的绶带和流苏，袖口和衣领绣有金黄色的边饰，裤子的边线处，缀有金黄色和鲜红色的条纹。这些漂亮的金黄色边饰和条纹，都是用纯金的丝线绣缝。

尽管大元帅的军衔符号和礼服很精致，很威武，但是毛泽东仍然提出自己不要大元帅军衔。

后来，彭德怀、罗荣桓率总干部部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汇报军衔评定方案和授予勋章工作及其进展情况。彭德怀说：“总的来说，部队中大部分同志都能正确认识这次授衔工作，态度端正，但也有些人有攀比思想，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和过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过细的思想工作。我们对部队提出的口号是，要把这次授衔当成一场战役来打，认真严肃地对待，要以团结为重，评出思想，评出风格。”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嘛！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也不方便。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好！”

毛泽东又转身，询问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你们的军衔还要不要评啊？”他们俩摆摆手：“不要评了。”被列入大将名单的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纷纷表态：“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

最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反复考虑，认为毛泽东已任党和国家主席，周恩来已任政府总理，刘少奇已任全国人大委员长，邓小平已任党中央秘书长、政府副总理，加之现在又是和平时期，他们四位都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不要军衔也有道理，最后都没有被授予军衔。

这样，在后来实施军衔时，因毛泽东坚辞不授大元帅军衔，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空衔。

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军衔，就使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得以顺利解决。

原本，按照中央军委1955年1月23日发布的《军衔指示》规定，“省、市、地委书记及省公安厅长兼任军队首长职务者，均应评定军衔。”主要是解决地方领导干部兼任军队职务，可否授衔的问题。

1月29日，总干部部长罗荣桓署名，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和授予问题的请示》。该《请示》列出了拟评定军衔的22名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名单，他们是：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3）

广东省委书记兼政委陶铸，陕西省委书记兼政委张德生，甘肃省委书记兼政委张仲良，青海省委书记兼政委高峰，四川省委书记兼政委李井泉，西康省委书记兼政委廖志高，贵州省委书记兼政委周林，山东省委书记兼政委舒同，浙江省委书记兼政委江华，江苏省委书记兼政委江渭清，安徽省委书记兼政委曾希圣，河南省委书记兼政委潘复生，江西省委书记兼政委杨尚奎，广西省委书记兼政委陈漫远，湖南省委书记兼政委周小舟，湖北省委书记兼政委王任重，辽宁省委书记兼政委黄欧东，黑龙江省委书记兼政委欧阳钦，吉林省委书记兼政委李梦龄，热河省委书记兼政委王国权，河北省委书记兼政委林铁，山西省委书记兼政委陶鲁加。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地方领导干部共21人，也拟予评定军衔，他们是：

中共蒙绥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赵尔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人民政府代主席兼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谢富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政委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王恩茂，中共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白驹，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兼国家计委副主任邓子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蔡树藩，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何长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姬鹏飞……。

总干部部的《请示》建议，“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的军衔，采取三种方式办理：第一种是“须评定军衔又授予的”，第二种是“只评定军衔不授予的”，第三种是“只授予预备役军衔的”。

1955年2月11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重新调整全国战略区，将原来的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这样，上述地方领导干部中，有几位又重新担任军队领导职务，如乌兰夫任内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任职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属军事工业，主抓核武器及常规武器的研究与试制，叶飞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阎红彦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王恩茂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后来，党中央又决定，凡是1952年没有参加军队评级，又转到地方任职的领导干部，包括驻外使节，一般都不参加评定军衔工作。

7月14日，总干部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向军委并中央的报告》中又说：“对于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干部，凡兼任分区政委（地委书记）以上职务者，对其军衔采取评而不授的办法。凡兼任县兵役局政委（县委书记）以下职务者，则不评定授予军衔。”

据此规定，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又把上述43位在部队兼政委的地方领导干部名单列出，呈报中央军委，建议评而不授军衔。

后来，上述名单中大多数人没有授予现役军衔，只有乌兰夫、赵尔陆、叶飞、谢富治和王恩茂等5位授予现役军衔。他们被授衔主要原因，首先是在部队有实际职务，其次处在内蒙古、新疆、云南等边陲地区或福建前线地区或担负国防工业的重任，还有是他们与部队有着历史的渊源。

2 /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主要创始人和缔造者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是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民族英雄、诗人集于一身的伟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之所以无愧于这一最光荣、最辉煌的称号，完全是由他在中国革命战争史所处的历史地位、所创立的丰功伟绩、所形成的崇高威望等等而确定的。可以说，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户农民家庭，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母亲文氏，小名文七妹。毛顺生和文七妹结婚后，共生五男二女。毛泽东在家排行第三，他的两个哥哥夭折于襁褓之中，两个妹妹也很小都夭折了，最后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父亲给毛泽东取名泽东，字咏芝，后又改字润之。毛顺生年轻时开始营销米市，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由于经营有方，资本?渐滚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4）

毛泽东幼年时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因有一个舅舅在开馆教读，毛泽东有时也在那里听课，便接受了最初的文字启蒙。直到童年8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开始读书，一直读到16岁，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少年时代，毛泽东最爱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从17岁到20岁，毛泽东又坚持不懈地求学，他先后到湘乡县读新式洋学堂，到省会长沙读湘乡驻省中学，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这期间的18岁那年，毛泽东受辛亥革命的影响，还投笔从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为期半年，这是毛泽东最早的军旅生涯。20岁到25岁期间，毛泽东又考入长沙第一师范，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正是由于长达14年的学习，就为毛泽东日后成为一代伟人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基础。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开始进行革命真理的求索，并在中国革命历史的风云际会之中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1920年11月，毛泽东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与会的13名代表之一。这样，28岁的毛泽东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3年6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8月，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于是，34岁的毛泽东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从此步入党的重要决策层。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在惨痛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了一条真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于是，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7月上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农民自卫军应该“上山”，“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7年8月1日，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之第11军第24师、第10师一部，第4军第25师之第73、75团，第20军第1、2师；第五方面军之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等部共2万余人。起义主要领导人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

8月7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在血的教训面前痛定思痛得出的结论！堪称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次会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到湘赣边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于9月9日组织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由武汉国民警卫团、安源矿工和湘赣边界的萍、浏、澧农村革命武装共5000余人组成，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3个团。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暴动的第一次揭竿而起。毛泽东的革命军旅生涯也从此正式开始。

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组织由我党领导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举行广州起义。起义主要领导人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

上述三次最著名的武装起义，主要由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组织领导，因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主要创始人和缔造者，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这三次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组织革命军队和革命战争的道路，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决议，规定8月1日这一光荣的日子为我军建军节。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

然而，由于敌众我寡，上述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都受挫失利。

南昌起义军经过一个月的转战，减员近万人。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汤坑东南的白石同敌东路军遭遇，经与敌激战后，退出战斗，余部1200余人转移到海陆丰地区。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同由潮、汕撤出之部队会合，转移到闽南、?南等地区。他们经过与“三湾改编”内容基本相同的“赣南三整”，又转战到粤北，保存了南昌起义军近800人的骨干。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受挫后，毛泽东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率部沿罗霄山脉南下，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途中，前委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不足1000人的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第一，将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第三，在部队中建立民主制度。这次整编由毛泽东统一组织领导，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整编，史称“三湾改编”，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5）

广州起义军余部约1000人撤出广州后，由叶镛、袁国平收集，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少数人于北江地区加入了南昌起义军保留下来的部队。

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地区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遍布全国10多个省，他们中主要有：杨靖宇领导的豫东确山起义，谢子长领导的陕北清涧起义，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吴光浩等领导的鄂东黄麻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湘西桑植起义，张鼎丞、邓子恢领导的闽西起义，刘志丹、唐澎领导的渭华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等。

1927年8月至1929年12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中部、南部、东部、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相继领导的上述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中保留下来的武装，是中国革命最初的火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初的血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领导创建工农革命军队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以适应日益残酷的斗争需要，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军队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接着，又提出革命军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又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工农革命军的人民军队本质，密切了人民群众与军队的联系，对提高我军战斗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光辉榜样。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两支部队在井冈山的宁冈会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支工农革命军。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党代表，朱德任军长，下辖3师8个团，以秋收起义部队的31团和南昌起义部队的28团两个团为主力。全军兵力约万人，枪三千。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为此，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为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也成为我军第一个改称红军的部队。因朱德和毛泽东的威望高、影响大，所以，他们统率的红4军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朱毛红军”。

《军事工作大纲》颁发之后，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陆续改称红军。

1928年11月，彭德怀率领以平江起义部队为骨干而组成的红5军主力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会师，加强了红军的力量。可谓双雄并立。

1930年，红4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又成为我军第一个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的部队。自此，全国红军又逐渐改称中国工农红军。

因此，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红军第4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初源头和骨干力量之一。

毛泽东率领红4军在反对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和“会剿”中，一边寻机歼灭敌人，一边发展人民军队力量，一边创立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首先，他同朱德等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的基本原则，简称“16字诀”。1928年10月，他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1月撰写《井冈山的斗争》，分析了红色政权在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进一步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强调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0年1月，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三者结合的思想，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在当时复杂艰苦的环境下，经过科学的分析总结出来的语言，对革命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此文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形成的标志。

到1930年2月，我军创建之初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结束。这时，在“朱毛红军”麾下聚集的精英众多，他们中的佼佼者经过22年的漫长革命斗争，终成我军著名将帅。毛泽东被授予大元帅，但他本人却坚辞不授；朱德被授予元帅。其他精英都被授予少将?上军衔，他们是：陈毅、林彪、罗荣桓、粟裕、谭政、黄克诚、罗瑞卿、萧克、赵尔陆、杨至成、宋任穷、张宗逊、陈士榘、陈伯钧、黄永胜、邓华、朱良才、杨得志、苏振华、李聚奎、傅秋涛、彭绍辉、赖传珠、赵绾、聂鹤亭、唐天际、彭明治、谭甫仁、谭家述、刘先胜、杨梅生、张令彬、郭鹏、韩伟、谭希林、谭冠三、赖毅、刘志坚、李寿轩、欧阳毅、周玉成、姚喆、王紫峰、肖新槐、曹里怀、毕占云、李贞等。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正式将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还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决定各地红军要相对集中，主要战略区域的红军要合编成军团。随即，各地红军普遍进行了整编，分别建立了军团，军团以下按三三制建立军、师、团、营、连、排等单位。

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6军和第12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是我军第一个军团级单位。与此同时，湘鄂赣地区的红军第5军、第8军，在湖北大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之后，赣西南和湘鄂赣地方武装又分别划归红1、3军团。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团会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担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委书记。10月，在蒋介石对红军实行大规模“围剿”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同朱德等领导红军实现由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6）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军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这样，就把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得到巩固和扩大，形成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简称中央红军，除红1、3军团外，后来中央红军又成立了5、6、7、8、9、10军团。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相继建立了湘鄂西、鄂豫皖、海陆丰、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赣东北、苏北等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也不断发展壮大，继红一方面军之后，又先后组成了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7军、红25军和西北红军等红军部队，依靠群众，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及指挥方针，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和“清剿”。中国工农红军迅猛发展达到30万人，先后出现了35个军的番号。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随中共中央以及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12月，在国民党重兵围墙、红军遭受严重损失的紧急关头，他说服一些中央领导人放弃原定的向湘西转移的计划，改向由兵力薄弱的地方军阀统治的贵州前进，使红军摆脱了险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随后，他指挥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各个重兵集团之间，随后南渡乌江，威逼贵阳，然后乘虚而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从而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数十万军队远远甩在后面。6月，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坚持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拒绝张国焘南下四川、西康边界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1、3军团北上，从而挫败了张国焘要挟中央南下的企图。10月，到达陕甘苏区，下旬指挥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毛泽东说了最谦虚的一句话：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说明今后我们中国共产党还要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开创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3 / 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

1936年2月，毛泽东与彭德怀率红军渡黄河东征，筹款、扩大红军并准备东出河北，同日军作战。5月因情况有变，主动回师。随后命令红军西征，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10月，在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2月，同周恩来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今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打下基础。

抗日战争前夕，国内许多仁人志士和热血青年，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千里迢迢，不畏艰险，从蒋介石统治的“白区”来到毛泽东领导的“红区”——革命圣地延安，自觉地加入到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革命队伍。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给女作家丁玲的词中写道：“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就是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一种激励和夸赞。在这里，毛泽东巧妙地引用了拿破仑的话。

善于演讲和做群众工作的毛泽东，在延安继续对热血青年们深入浅出地阐释“笔杆子”与“枪杆子”的关系，他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枝笔可以抵得过三千枝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了三千零一枝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

毛泽东的一枝笔，抵得何止三千枝毛瑟枪。壮志凌云的他，可谓胸中有雄兵百万，笔下似风雷激荡。

毛泽东一直不断地用手下的笔来表达他头脑中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1936年12月，他又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秋收起义以来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系统阐述，是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的有力鞭挞和批判。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军事纲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是国际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军事和哲学著作。1937年夏，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哲学著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红军应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使八路军和新四军实现由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使命。

接着，八路军和新四军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是三大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简称。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原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张浩。恢复政委制度以后，邓小平接替因病去职的张浩，担任政委。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7）

八路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最初是将部队一分为四，进入山西各边界地区：晋西南是由林彪领导的115师主力开辟的吕梁山根据地；晋东南是由刘伯承领导的129师主力开辟的晋冀豫根据地，八路军总部机关随129师一起行动；晋东北是由聂荣臻领导的以115师一部为基干力量开辟的五台山根据地；晋西北是由贺龙领导的120师主力开辟的晋西北根据地。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和由这些特点所规定的双方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揭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客观规律，对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作了科学的预测；全面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阐述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关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三大原则，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持久战》是又一部经典的军事著作。

这时，毛泽东又发现平原也可以进行游击战。于是，八路军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迅速由山区发展到平原，由山西扩展到整个华北。

具体来说，115师下辖2个旅，343旅，旅长陈光，为原红1军团部队；344旅，旅长徐海东，为原红15军团部队。平型关战役后，林彪受伤出国疗养，这支部队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由罗荣桓、陈光率领的343旅，挺进山东，建立了范围广大的山东军区，一直延伸到东海之滨。第二部分由聂荣臻率领师直独立团等，就地发展，从五台山根据地向东发展成晋察冀军区。后来又有两股力量加入了聂荣臻的辖区，一股是原东北军吕正操部建立的冀中军区，另一股是李运昌建立的冀热辽军区。第三部分是344旅部队，也是一分为二，一部由杨得志率领建立了冀鲁豫军区，另一部由黄克诚率领建立了苏北军区，皖南事变后该部加入了新四军。

120师下辖2个旅，358旅，旅长张宗逊，为原红2军团部队；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为原红6军团部队。该师建立了晋绥军区，拱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晋绥根据地还向北发展了大青山等根据地。

129师下辖2个旅，385旅，旅长王宏坤，为原红4军部队；386旅，旅长陈赓，为原红31军部队。该师活动范围主要在晋冀鲁豫地区，这个位置是中国版图中原和西北的结合部，是个四战之地。随后，以385旅为主建立了太行军区，386旅为主建立了太岳军区，还有陈再道的冀南军区，后来，115师的冀鲁豫军区也划归129师的晋冀鲁豫军区管辖。

新四军是原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新四军既包括原中央红军留下的部队，如陈毅部、粟裕部；也包括原红25军留下的部队，如高敬亭部；还有一些零星的小部队，如闽东的叶飞部。这是我党在日伪顽统治区形成的一个新的根据地，犹如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后腰上。以后，党中央从八路军陆续派出了大量部队加入新四军，使新四军的力量和素质大大加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组成7个师。以陈毅、粟裕部建立第1师，以罗炳辉部建立第2师，以黄克诚部建立第3师，以彭雪枫部建立第4师，以李先念部建立第5师，以谭震林部建立第6师，以张鼎丞部建立第7师。

1938年9月至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随后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成功地反击了日军的“扫荡”、蚕食和封锁，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毛泽东说了最有志气的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3年3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1944年5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宗旨。

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

抗战结束前夕，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主发展起来的五大革命根据地，即山东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晋绥根据地和新四军根据地等，日益壮大，十分巩固，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革命主力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麾下聚集着一批从土地革命战争走来、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考验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领。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8）

4 / 毛泽东用三年时间打败蒋介石。三大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

1945年8月8日，苏联开始对日宣战。9日起，百万苏联红军沿1200公里的宽大正面，向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凌厉攻势。这时，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和中国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到来。9日当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向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全国规模的反攻。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面对抗战胜利后的大好形势，蒋介石企图不费吹灰之力下山“摘桃子”，一面提出和谈，一面准备发动内战。对此，毛泽东提出“针锋相对”的方针。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伟大气魄，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同时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做好准备，指导人民军队实现由分散的游击战为主向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并组织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的进攻进行坚决的自卫还击。10月10日，在毛泽东倡导下，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和平眼看着指日可待。

但是，蒋介石不想和平，要搞独裁。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毛泽东毫无畏惧蒋介石的猖狂进攻，说了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热爱和平，渴望和平，但我们从不害怕战争！之后，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毛泽东亲自指挥全国各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在作战指导上，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强调“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要求每月平均消灭敌人8个旅左右。经过8个月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向山东和陕北两处重点地区进攻。

这时，毛泽东又说出了最豪迈，最傲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管是国民党的百万大军，还是美国的原子弹！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当然，“文房四宝”要与枪杆子结合起来才能打败拿枪的敌人。毛泽东的“文房四宝”正由于有枪杆子作后盾，才能打翻旧世界。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原来的五大根据地格局不变，但地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具有帅才的优秀精英被党派往全国各大战略区，担纲卡位，肩负重任。

东北地区：中央派从苏联养病回国的林彪启程出关，执掌开辟东北根据地。然后，以原343旅发展起来的山东军区部队和原344旅发展起来的新四军3师，由罗荣桓统一指挥，从海路和陆路分别进入东北地区和国民党抢占东北地盘。先是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政治委员，萧劲光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等任副政治委员。几个月后，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随后，由林彪军政一把抓，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至后来建立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

西北地区：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在胡宗南进攻陕北后，主动向中央请缨迎敌。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把贺龙指挥过的部队交给了彭德怀。而贺龙主要领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保卫党中央，另外还主抓陕甘宁边区的后勤供应保障工作，这一部分后改为西北军区。作为野战部队的西北野战军交由年轻的张宗逊负责。各战略区中只有西北地区实行军区和野战军分头管理，主要是考虑到保卫党中央的重要性和责任感。

中原地区：以原129师的晋冀鲁豫边区和陈赓领导的太岳军区、李达领导的太行军区、宋任穷领导的冀鲁豫军区加上王树声领导的河南军区合并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1947年，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刘邓大军抢渡黄河，进军大别山，建立了大中原军区，与原李先念的小中原军区相区别。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原李先念部隶属刘邓指挥。

华北地区：晋察冀和其他战略区一样分为两部分，主力部队组建为野战军，军区管地方部队和后勤供应。刘邓大军南下后，原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建立了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华东地区：原山东军区在主力进军东北以后，其余八路军部队与新四军合并成立山东军区，陈毅任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军长。原新四军管辖的地区，建立了华中军区暨野战军，中央原定由粟裕任司令员，但他很谦虚，坚持由张鼎丞任军区司令员，自己任副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初，中央决定华中和山东地区部队合并为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军区司令员和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任军区副司令员，粟裕?野战军副司令员。

1947年3月，蒋介石对延安发起重点进攻时，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在同优势的敌军周旋的同时，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9）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其战斗素质相差很大，既有嫡系部队，也有杂牌军。蒋介石一手培植起来的中央军，就是他的嫡系部队。其中，又有“王牌军”或曰头等部队，一般来说有“五大主力”之称，即第74军、第18军、新1军、新6军和第5军。他们均成名于抗战时期。

第74军的代表人物是王耀武、张灵甫，被称为蒋家王朝的“御林军”。由王耀武第51师和俞济时第58师合编而成。抗战期间，在万家岭战役中，首创歼灭日军几乎一个完整师团的战绩；上高会战，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铁军”；常德会战中，第74军死守常德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极大的提高了国威、军威，给美国罗斯福总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湘西雪峰山会战，几乎全歼日军一个师团3万余人。日军对这支国军中的王牌部队也深为畏敬，并以“三五部队”称之（指所辖的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皆以5开头）。就战功而言，第74军在“五大主力”中最辉煌，与新1、新6军等比起来，战绩更为显赫；综合各方面因素，力压第18军，位列“五大主力”之首。

第18军的代表人物是罗卓英、黄维、胡琏，为陈诚军事集团别称“土木系”的支柱。“土”字代表18军骨干部队11师，“木“则代表18军。第18军是“五大主力”中建军最早、历史最长，在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中屡立“战功”，为蒋介石与陈诚所信赖的嫡系部队，其骨干皆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作战时又都能身先士卒，堪称主力王牌。抗战最有名的战绩为淞沪罗店拉锯战、长江石碑要塞保卫战等。1944年11月，作为嫡系主力，得到了第一批更换美械装备的待遇，使得战斗力大幅度提升。在之后的湘西雪峰山会战中表现突出，与第74军联手作战，给日军重大杀伤。

新1军代表人物是郑洞国、孙立人，号称“天下第一军”。新1军的前身为新38师。而该师的底子则是宋子文的财政部税警总团。抗战期间，该军进入缅甸作战，仁安羌一战中，孙立人仅率领一个团前往解围，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甚至被媒体称为“东方隆美尔”。

新6军的代表人物是廖耀湘，成名于抗战时期的中国驻印缅远征军阶段。该军两次入缅甸，在印缅战场三年多的训练和作战中，战斗力飞速提高。第二次入缅反攻战中，该军新22师给日军的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灭敌人2万多，缴获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该军因作战勇敢，被誉为驻印军中的“中国虎”。新6军的骨干班底为新编22师，在编入新6军之前还是5军的主力。解放战争期间，我东北野战军流传着“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的说法。

第5军代表人物是杜聿明、邱清泉。该军主力是抗战时期大名鼎鼎的200师，该师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1937年3月，该营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队改编为装甲兵团，团长是杜聿明，由军政部直接指挥。抗战期间，在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重创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从而一举成名，也成就了第5军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战斗。该军进入缅甸作战，在著名的同古保卫战中，200师孤军坚守12天，顶住了数倍于己之敌的进攻。同时，该师成功掩护友军英缅军第1师一部逃出日军包围圈。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仅论战斗作风，上述“五大主力”各具特长，各有千秋。第74军凸现“猛”，第18军显示“悍”，新1军表现“稳”，新6军突出“凶”，第5军尤其“滑”。中央军次等部队是杜聿明嫡系刘玉章的第52军，其攻守兼备，独具一格，被称为黄埔系“第六大主力”。再其次为青年军各师，陈明仁麾下的向凤武第71军，汤恩伯手下的石觉第13军，陈诚系统的阙汉骞第54军等。在“国军”杂牌军中，一直就流传着“川军、滇军、黔军是只羊，湘军是头狼，桂军是虎又是狼！”的口头禅，桂系部队被认为是杂牌中的王牌，其第7军、第48军是王牌中的主力；得到顾祝同保举的广东人黄伯韬部第25军战斗力颇强；傅作义的第35军、马步芳的第82军战斗力尚可，而西北军刘汝明、冯治安部队战斗力一般。

1947年，蒋介石另一个重点进攻的目标是山东解放区。这时，第74军叫整编第74师，我们简称其为“整74师”。蒋介石以这个“头号王牌”打头阵，企图对我山东部队实施中央突破，将我军压入鲁南地区进行决战。5月11日，狂妄自大的整74师师长张灵甫冒进前突，由垛庄经孟良崮西麓气势汹汹的向坦阜扑来，企图一举击中我华野指挥中心。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我华野主帅陈毅和副帅粟裕决定采取：正面突破，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南北各路援敌的战法，将整74师从敌人重点集团中割裂出来予以围歼。5月13日夜，我华野陶勇4纵、许世友9纵在正面吸引整74师；叶飞1纵、张仁初8纵分别插入其纵深，割裂了该师与其左右邻之整25师、整83师的联系；而从鲁南赶来的王必成6纵经过激战，在垛庄断敌后路。5月14日，整74师被包围。张灵甫自恃战斗力强，左右又有援兵，一厢情愿地上孟良崮安营坚守，企图形成“中心开花”的有利局面，与援军里应外合，吃掉我华野主力。然而整74师被我绝对优势兵力围得密不透风，外面的援军又在我4个纵队的阻击下，可望不可及。5月15日，粟裕亲自指挥华野5个纵队发起总攻，双方在孟良崮附近各制高点展开反复争夺，战况异常激烈。面对我军的逐波冲锋和炽盛火力，整74师再难坚守，当日下午倾尽全力先后向南、向西、向东突围，然而均未得逞，最后只能利用剩下的几个山头负隅顽抗。5月16日晨，华野发动最后的攻击，强大的炮火对张灵甫盘踞的山头进行最后的地毯式轰炸。下午2时，整74师全线崩溃，师、旅、团、营完全失去通信联络。傍晚，整74师3.2万余人悉数被歼，该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被双双击毙。我华野大军实现了“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目标，一下子吃掉了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头号主力”。张灵甫的整74师被全歼，令蒋介石十分震惊。

1947年6月，在敌我力量趋于均势的情况下，毛泽东做出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下，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在中原地区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随后各个战场都转入外线作战。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0）

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指导解放军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并把解放军的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等民主制度概括为三大民主。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蒋介石寄予希望的所谓“五大主力”，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

辽沈战役之初，蒋介石命令廖耀湘组成西进兵团，以潘裕昆的新1军、李涛的新6军为主力，从沈阳西进，解除锦州之围。谁知，在新立屯以北地区即遭到我东北野战军的万毅第5纵队、黄永胜第6纵队和梁兴初第10纵队的顽强阻击。昔日的“王牌军”，此时在解放军抗击下，畏首畏尾，行动迟缓，错失救援良机。我军解放锦州以后，蒋介石企图重新夺回，于是，再令廖耀湘继续西进。廖耀湘仍以新1军和新6军这两只主力出击，想一举突破梁兴初10纵的十指关。没想到，连续猛攻三天，既凶又稳的蒋介石两大“主力”毫无进展，我军黑山一线的阵地屹立未动。接着，我东北野战军主力50万大军及时赶到，将廖耀湘的10万精锐之师全部合围，展开了巨大的围歼战。包围与反突围，穿插与堵击，追击与逃跑，由于战术动作变化太快，国共双方军队在辽西走廊上缠斗在一起，一时形成胶着之势。此时，林彪一反常态，命令部队以乱制乱，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兵团司令部，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打！混战中，韩先楚率领3纵仅用3个小时，便一举端掉了新1军、新6军、新3军军部。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一举端掉了廖耀湘兵团的电台指挥车，使整个廖耀湘兵团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最后，不到48个小时，至10月28日辽西会战胜利结束，廖耀湘西进兵团所属新1军、新6军为主力的5个军12个师10万余人全部被歼灭，新6军的代表人物、西进兵团司令廖耀湘和新6军军长李涛被生擒，只有新1军军长潘裕昆侥幸逃脱。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蒋介石的嫡系黄维第12兵团在安徽宿县双堆集地区被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和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包围。该兵团主力即是陈诚起家的老底、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军。总前委遂于12月5日发出对《黄维作战总攻击命令》：以中野陈赓第4纵队、秦基伟第9纵队、王秉璋第11纵队，豫皖苏区独立旅，华野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组成东集团，由中野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指挥，向双堆集以东地区攻击；以中野杨勇第1纵队、陈锡联第3纵队、华野周志坚第13纵队和华野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组成西集团，由中野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指挥，向双堆集以西地区攻击；以中野王近山第6纵队、华野成钧第7纵队和陕南军区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中野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指挥，向双堆集以南地区攻击。激战至12日，刘伯承、陈锡联名发出了由邓小平亲自起草的《促黄维立即投降书》，规劝黄维不要再作绝望的抵抗，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同时以华东野战军孙继先第3纵队、周志坚第13纵队加入南集团，以鲁中南纵队为预备队，并改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结合东西两集团直捣双堆集核心阵地。这时，黄维拒绝投降，企图作最后抵抗，以待援兵。我军各攻击集团于13日发起攻击。激战至15日，蒋介石寄予重望的黄维兵团12万人马被全歼。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第18军军长杨伯涛、第10军军长覃道善等被俘，第14军军长熊绶春被击毙，只有副司令之官胡琏乘战车潜逃。

全歼黄维兵团以后，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指出“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杜聿明集团主要以自己的老部队“王牌”第5军为主力。1949年1月6日下午，粟裕指挥华野三个攻击集团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山东兵团司令员谭震林率叶飞第1纵队、聂凤智第9纵队、谢振华第12纵队组成的北集团，由北向南进攻；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率滕海清第2纵队、张仁初第8纵队、胡炳云第11纵队组成的南集团，由南向北进攻；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率孙继先第3纵队、陶勇第4纵队和袁也烈渤海纵队及冀鲁豫军区2个独立旅组成的东集团，由东向西进攻。9日，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在飞机掩护下向西突围，被击退。当晚，华野各部全力猛攻，杜聿明见部队陷于混乱，无法控制，遂决定各部队分头突围，他自己带着副官、卫士10余人单独行动。至10日下午16时，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第5军首任军长杜聿明被俘，第2兵团司令官、第5军第二任军长邱清泉被击毙，第5军时任军长熊笑山化装成伤兵才得以逃脱。就这样，蒋介石最后的王牌第5军，也落了个覆灭的下场。至此，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被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1）

5 / 毛泽东发出了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1月，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2月，全国各战略区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番号的决定，改编成四大野战军和一个军区，即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号称五大野战军。这时，毛泽东麾下的人民解放军已达到500万人，可谓雄师百万，王牌迭出，名帅涌现，猛将如云。

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第2兵团共6个军。

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第3、第4、第5兵团共10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

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7、第8、第9、第10兵团共16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及华东海军。

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萧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下辖第12、第13、第14、第15兵团共12个军，另加1个特种兵司令部、1个铁道兵司令部及两广纵队。

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任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8、第19、第20兵团共11个军。该军区部队受毛泽东、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是我军一支战略机动部队。

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的组建，是我军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第一野战军刚烈勇猛，是一支降龙伏虎，所向披靡，不畏艰险，从东打向西的铁血强师。其前身是由抗战时期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功勋卓著的八路军120师及后来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力部队逐步发展而来的。一野组建后，在彭德怀、张宗逊、王震、许光达、杨得志、贺炳炎、彭绍辉、周士第、廖汉生、黄新廷、郭鹏、王尚荣、余秋里、罗元发、郑维山、曾思玉、张达志、姚喆、韦杰、杨秀山、唐金龙、罗申山、傅传作等著名铁帅虎将的指挥下，首仗取胜青化砭，再战伏击羊马河，三胜蟠龙巧攻坚，尔后越战越勇，历经陕中战役、扶眉战役、陇东追击战、兰州战役、河西走廊追歼战、宁夏战役和解放新疆以及解放陕南、陇南等著名的大战、血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二野战军骁勇善战，是一支善打硬仗，敢拼恶仗，令敌闻风丧胆的雄师劲旅。其前身是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解放战争中，二野部队首战定陶开门红，二战临浮打掉“天下第一旅”，三战上党创较大规模歼灭战范例，四战邯郸军政全胜，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赓、王树声、杨勇、陈锡联、王近山、陈再道、苏振华、杜义德、周希汉、李成芳、王秉璋、曾绍山、秦基伟、张国华、刘金轩、李德生、尤太忠、吴忠等名帅猛将的指挥下，各部纵横东西，转战西南，破击陇海平汉路，千里挺进大别山，自三大战略决战之后，又历经渡江战役、两阳战役、成都战役、滇南战役和昌都战役等重大战役，从此平定西南边陲。

第三野战军精悍强大，是一支雄风浩荡，气势如虹，善斗敌王牌的威猛常胜之师。其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交汇融合，在血与火中迅猛成长的拳头部队。三野在中原逐鹿，纵横驰骋，苏中七战七捷，速胜宿北，扬威孟良崮，鏖兵莱芜，力克济南，涌现出了陈毅、粟裕、张云逸、徐海东、谭震林、陈士榘、许世友、宋时轮、王建安、叶飞、韦国清、张爱萍、王必成、陶勇、聂凤智、周志坚、张仁初、郭化若、成钧、皮定均、张震、孙继先、谭希林、滕海清、朱绍清、胡炳云、谢振华等众多声名显赫的将帅。自三大战略决战之后，又历经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长山列岛战役、福州战役、舟山群岛战役和漳、厦、金战役等震撼世人的大战，在与国民党军的较量中，迸发出了排山倒海、海啸山呼般的巨大威力。

第四野战军百战无敌，是一支兵力最强悍、武器最精良、战将最齐备，横扫南北的果敢先锋之师。其前身是抗战胜利奔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强强联合，再加上东北抗日联军所部，在一个全新地域迅速发展壮大的旋风部队。四野独树一帜，初胜秀水河子，猎杀“千里驹”，四战四平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走出了林彪、罗荣桓、萧劲光、黄克诚、谭政、刘亚楼、邓华、韩先楚、李天佑、陈伯钧、洪学智、刘震、黄永胜、万毅、梁兴初、吴信泉、吴克华、胡奇才、吴瑞林、李作鹏、方强、詹才芳、程世才、杨国夫、曹里怀、温玉成、张天云、罗舜初、钟伟、贺晋年、江拥辉、刘贤权等一批名扬四海的“少帅”、“猛将”和“怪才”。他们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战场，自三大战略决战之后，又历经了安新战役、汉浔间渡江战役、宜沙战役、湘赣战役、衡宝战役、广东战役、鄂西战役、广西战役和海南岛战役等大规模的血战、硬仗，纵横驰骋于14个省区，从零下40度严寒的白山黑水，一直打到零上40度酷暑的海角天涯，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成为中国人民埋葬蒋家王朝、创立新中国的主要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2）

华北军区部队忠勇雄健，是一支与四大野战军齐名、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英勇仁义之师。它是由抗战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和晋冀鲁豫部队一部整编而成。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同样人才辈出，战绩辉煌。首战收复绥远重镇，围城打援二战涞水，三战进攻冀热察，以少胜多克晋中，绥察策应辽沈大战，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萧克、杨得志、杨勇、杨成武、周士第、赵尔陆、郑维山、陈正湘、曾思玉、韦杰、张祖谅、刘忠、孙毅、肖新槐、唐延杰、韩伟、邱蔚、张英辉、王诚汉、郭林祥、李水清等著名将帅，声震中外。华北部队除在平津大战中赢得胜利之外，还历经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保卫战、保（定）南战役、正太战役、保北战役、石家庄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锋芒所指，所向无敌，以其骄人战绩，令人信服地入列于我军五大野战主力的阵营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动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随后部署解放军向东南、中南、西北和西南进军，实行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方针，用战争与和平两种手段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郑重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华民族发出的最震撼人心、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带领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追求、奋斗28年，最终实现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梦想，从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地位！

1950年10月，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连续进行了五次进攻战役，接着又实施部队轮战，进行了阵地防御战，反绞杀战，反登陆作战，在上甘岭战役和金城战役中，攻守兼备。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拼杀，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了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敌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此，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将帅，在世界战争的大舞台上威名扬天下。他们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刘震、许世友、杨勇、杨成武、杨得志、李达、宋时轮、王平、王建安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梁兴初、温玉成、王近山、杜义德、吴信泉、吴瑞林、王必成、张震、张仁初、张天云、张祖谅、张翼翔、郑维山、聂凤智、陶勇、黄新廷、曹里怀、曾绍山、曾思玉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王蕴瑞、黄文明、肖应棠、肖文玖、潘焱、丁盛、钟国楚、陈坊仁、谭善和、徐国贤、杨俊生、吴泳湘、谢振华、肖全夫、曾雍雅、宋玉琳、吴保山、丁莱夫、汪克明、张云龙、陈仁洪、颜金生、吴瑞山、谢家祥、吴融峰、李彬山、官宗礼、严政、陈茂辉、唐金龙、游好扬、徐其海、汪易、李布德等。

在622名将帅中，有6名将军是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所有战役的，他们是：

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上将，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中将，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张明远少将，历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的丁甘如少将，历任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和政治部副主任的任荣少将，历任志愿军第42军124师副师长和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肖剑飞少将。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3）

外国人说毛泽东的胜利是“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话虽然说得有些浪漫，但不无道理。

1952年，毛泽东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历史任务。随后着手领导建设空军、海军和陆军的技术兵种，指示全军学习文化，兴办各类军事院校，同时强调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申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巨大贡献，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集中将帅和广大指战员的智慧和创造，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的军事理论。他的军事著作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选》。

作为一名有着伟大军事思想的统帅人物，毛泽东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当之无愧！但他虚怀若谷，无比谦逊，坚辞不授大元帅这一最高军衔，昭示了他的领袖风范和崇高品德，为人民又树起了一座谦逊的丰碑！

6 / 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谦辞元帅或大将军衔

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理应被授予大元帅衔，是众望所归。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任中央军委书记，后与贺龙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931年底任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红军的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为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战争初期，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8月，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指导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是我党军事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少奇，早年从事工运活动。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８军团、红５军团中央代表，红３军团政治部主任。在1935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抗战初期，领导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整编部队，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挫败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扫荡”。1943年3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问，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战略决策。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14）

邓小平，1929年12月领导发动百色起义，任红7军政委和前委书记。1933年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同师长刘伯承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年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刘伯承奉命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6月，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同年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对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发起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后，任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4月，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攻占南京。后与刘伯承率部解放西南诸省。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三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国民党军作战，参与战略决策功勋彪炳，授予元帅衔当之无愧。1955年授衔时，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刘少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大将的名单中也曾经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以及张鼎丞的名字。

李先念，1927年参加领导了黄麻起义。1931年后任红四方面军团、师、军政治委员。1939年初进入豫鄂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领导部队积极向敌后发展，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挑衅，巩固和扩大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8年5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谭震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纵队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和张鼎丞、邓子恢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2、第3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反日伪军“扫荡”、“清乡”。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同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兼任内线兵团政委，与许世友一起指挥胶东保卫战，并参与指挥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为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4月率7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建国初期，任第一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邓子恢，1928年7月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和红军第7军团党代表，参与创建闽西苏区。后任红12军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张鼎丞、谭震林领导游击战争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清剿”。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4师政委，与师长彭雪枫领导军民进行反日伪军“扫荡”的斗争，巩固淮北抗日根据地。1948年5月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参加淮海战役的组织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参与组织指挥解放中南的重大战役。

张鼎丞，1928年领导福建永定县农民暴动。后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闽西红7军57团团长。后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第4军第4纵队党代表、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率部转战赣南、粤东北，反击国民党军“会剿”。1934年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南地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7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曾参与组织苏中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委。

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四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所以，授予他们大将军衔也是理所应当的。授衔时，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谭震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55年授衔前毛泽东建议：“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都未授元帅或大将军衔，最后确立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的人选。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

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十大元帅正符合这个严格的标准。“红军之父”朱德元帅年高德昭，“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勇猛刚烈，“红军灵鹰”林彪元帅常战常胜，“军神”刘伯承元帅多谋善断，“贺胡子”贺龙元帅创立源头，“诗人”陈毅元帅能文能武，“政治元帅”罗荣桓元帅军政皆能，“北方帅星”徐向前元帅智勇双全，“儒帅”聂荣臻元帅儒雅忠勇，“叶参座”叶剑英元帅机敏异常。他们的鸿才睿智，垂范后世；他们的盖世功勋，彪炳史册。

1 / 辉煌的资历与战功，造就了辉煌的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

1955年我军实行的军衔制，对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标准规定得很高。这年2月8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批准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写到：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对元帅军衔的批准与首次授予权限规定得也很高：元帅军衔，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由国家主席命令授予。

最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人。

元帅这个地位显赫的头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含义：一是官职名称，二是军衔称号。

元帅一词用于官职名称，源于中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33年的春秋时期。当时是表示对军队中资历、威望和战功最高者“将帅之长”的一种尊重的称呼，还不是官职名称。从南北朝起，元帅逐渐成为战时统军征战的官职名称。如公元578年的北周宣政元年，宣帝宇文氲任命其叔父宇文盛为“行军元帅”，率军作战。史书中对“帅”的记载，在《左传·宣公十二年》里“命为军帅”和《汉书·赵充国传》“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里的“帅”，都是指军队中的最高级别指挥官，如元帅、统帅。到了隋、唐、五代和宋朝，战时都开始设置元帅职务，而且按其职权轻重和执掌分工，冠以不同名号，如“天下兵马元帅”、“兵马大元帅”、“行军元帅”、“行营元帅”，其中又有“都元帅”、“元帅”、“副元帅”的等级之分。唐太宗李世民在继承皇位以前曾担任过“西讨元帅”。到了金朝，战时设置元帅府，任命不同级别的元帅，专掌征讨之事。元朝各道、州，凡有军旅之事的地方，则设置都元帅府或元帅府、副元帅府，任命不同名号的元帅，掌管当地的行政及军事大权。明朝，在枢密院之下设置诸翼元帅府，任命元帅、同知元帅等官职，统军征战。

元帅一词用于军衔称号，以表示最高军衔，则始于16世纪中叶的法国军队。当时法兰西二世首次授予4名高级将领以元帅军衔称号。至19世纪的拿破仑一世，法国先后有44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继法国之后，元帅军衔先后被许多国家所采用：16世纪有日尔曼帝国，17世纪有奥地利、俄国，18世纪有英国，19世纪有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日本，20世纪有苏联、中国、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芬兰、印度、泰国、朝鲜、蒙古、埃及、苏丹、巴西等国。有的国家将元帅区分为不同等级。元帅级别设置最多的国家是苏联，设有苏联大元帅、苏联元帅、主帅、元帅四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元帅区分为帝国元帅和军种元帅两个级别；朝鲜的元帅，区分为元帅和次帅两级；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的法律文件规定，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两级，只是大元帅设而未授。有的国家还将元帅区分为不同种类。一般分为陆军元帅、海军元帅和空军元帅三种。苏联还在陆军中又区分为炮兵元帅、装甲兵元帅、工程兵元帅、通信兵元帅等。

话题又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他们何以被评为元帅军衔？尽管《军官服役条例》对此作了阐释，但一些具体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阐释。

第一，这十位元帅都是我军创建时期重要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加者。

192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0年辉煌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非同寻常的年份。中国共产党为了对抗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反革命行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独自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三次最著名的武装起义，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这期间，还举行了比较著名的黄麻起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接着，在1928年又相继发动了湘南起义、平江起义、桑植起义等。十大元帅分别领导或参加了上述这些著名的、重要的武装起义，成为我军创建时期的领导者或实践者。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

贺龙是南昌起义和桑植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两个起义军的总指挥。

刘伯承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湘南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总指挥。

聂荣臻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

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副总指挥；为筹划南昌起义作出过重要贡献。

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总指挥。

陈毅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73团党代表；湘南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

罗荣桓是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特务连党代表。

徐向前是广州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中的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长。

林彪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73团3营7连连长；湘南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3团7连连长。

另外，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叶剑英等，是从旧的营垒里冲杀出来的将领，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始人。

朱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云南参加武装起义。1915年底投身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任滇军步兵团长。1917年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任靖国军第2军第13旅旅长。1918年改任靖国军第2军第3混成旅旅长。1921年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1922年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贺龙，1916年以两把菜刀起事，率领农民袭击芭茅溪盐局，夺取枪支，建立起一支农民武装，旋即任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民军总指挥。1920年10月任湘西靖国军第3梯团团长。1923年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军第1混成旅旅长。1925年3月任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同年4月任澧州镇守使。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6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8月改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率部北上讨伐吴佩孚。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师长。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

刘伯承，1915年在护国战争，1917年在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1926年12月与杨婺公、朱德等发动泸顺起义，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叶剑英，1920年8月参加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之役。1921年任江防舰队陆战队营长，曾率部参加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陈炯明部的作战。1924年任建国粤军第2师参谋长。参与筹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兼第2师独立营营长、新编团团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2师师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

彭德怀，1923年任湘军连长。1926年任营长，不久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冬任代理团长。1928年1月任团长。

而聂荣臻、陈毅、徐向前、罗荣桓、林彪等，则是由中国共产党亲自培育出来的革命新人。

聂荣臻，1923年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团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为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1927年7月中旬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

陈毅，1925年末于北平中法大学毕业。此后在北京、重庆、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做政治工作，曾参加粉碎夏斗寅等部进攻武汉的战斗。

徐向前，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军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冬到武汉，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1927年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

罗荣桓，1923年在长沙协均中学参加反日爱国运动。1925年在青岛大学参加反帝爱国革命运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7月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赴鄂南参加农民暴动，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

林彪，1926年从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连长。

比较起来，朱德等人是前辈，聂荣臻等人是?起之秀。

第二，他们都是我军各个时期的重要领导者。

十大元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时期，在革命浪潮的风云际会中，在革命战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拼杀，充分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而成为各个时期我军重要的领导者和重大战役战斗的指挥者。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红军总司令，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刘伯承首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叶剑英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林彪任红4军军长、红1军团军团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罗荣桓任红4军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聂荣臻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彭德怀任红3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贺龙任红2军团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陈毅任红军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等职，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林彪任第115师师长；聂荣臻先后任第115师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先后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龙先后任第120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任第129师师长；徐向前先后任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陈毅先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叶剑英先后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彭德怀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第四野战军政委；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贺龙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叶剑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第三，他们分别领导和指挥或参加了我军重要的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和毛泽东一起指挥了从井冈山会师到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各次战斗，和周恩来一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彭德怀、陈毅、林彪、罗荣桓率部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和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叶剑英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刘伯承和聂荣臻参加了第四至第五次反“围剿”。贺龙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指挥了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和悲壮的西路军西征。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因担任八路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运筹帷幄，进行战略决策，而辉映中华；林彪以指挥平型关战斗一战成名；彭德怀以指挥百团大战而彪炳史册；罗荣桓以经略山东并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解放区而荣耀；贺龙以指挥齐会战斗而威名远播；刘伯承因指挥长生口、香城固战斗而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陈毅因重建新四军的辉煌而声名鹊起；徐向前因指挥广阳、响堂铺战斗而再度辉煌；聂荣臻以击毙日酋阿部规秀而饮誉华北；叶剑英因在国统区进行出色的统一战线工作而闻名遐迩。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还与毛泽东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命令，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彭德怀指挥部队在陕北地区与十倍于己之敌作战，连战皆捷，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战略决战阶段，率部解放了疆域辽阔的西北五省。

林彪、罗荣桓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指挥了辽沈战役，随后又率领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接着，林彪再挥师南下解放了中南广大地区及海南岛。

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扫除了障碍。还取得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创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参与了平津战役的指挥。

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又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千里跃进大别山，多次打破敌重兵围攻。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了华东广大地区和西南四省。

贺龙转战西北，参与指挥了绥远、晋西北、大同、集宁和晋南等战役。后又率部入川，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

陈毅与粟裕、谭震林等领导华东军民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的进攻。后来又参与了淮海战役的指挥，率部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和东南广大地区。

徐向前组织指挥了指挥临汾战役、晋中战役，还带病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叶剑英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参加同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停战谈判。任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作为毛泽东与朱德的军事高参，参与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运筹。

建国后，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至第五次战役，粉碎了美国侵略军对朝鲜北部的进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建立了殊勋。

第四，他们在授衔时的级别很高。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4）

其中朱德、彭德怀、林彪等3人在1952年全军评级时是第一等的军委副主席级，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7人在1952年全军评级时是第二等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级别高是他们荣获元帅军衔的重要条件之一。

2 / 开国元帅的名字个个响亮且意义深远。家庭出身都比较贫寒

十大元帅几乎都有改名字的经历，原名受家族的影响，许多是平淡无奇，而改后的名字则个个响亮且意义深远。

朱德，原名“代珍”，字玉价，曾改名“建德”，1909年11月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改名“德”。德字与朱姓结合，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耿耿丹心昭然若揭。

彭德怀，原名“得华”，家谱名“清宗”，曾取号“石穿”，1922年秋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时，改名“德怀”。他借喻古人云：“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不想升官发财，置田买地，要做一个有道德的、多为人民办好事的人，所以改名为彭德怀。以德怀远，恰如其分。

林彪，原名“祚尤”，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尤勇”、“李进”等，1925年秋考入黄埔军官学校时，改名“彪”，在文言里是指山林中的小老虎，又比喻身材高大，有威武勇猛之意。

刘伯承，原名“明昭”，后改名“伯承”，蕴含承担“拯救天下为己任”的高远志向。

贺龙，原名“文常”，曾用名“平轩”、“振家”，1916年在长沙参加革命党人的斗争时，改名“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降，大则吞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者飞跃宇宙之间，降者潜伏波涛之内。龙能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果然成了一条龙。

陈毅，原名“世俊”，曾用名“曲沃”、“横槊”。一天，他读到曾子“士不可不弘毅”这句话，感触很深。他想，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同恶势力斗，任重而道远，光有弘（刚强）不够，还须有毅（毅力），坚持始终，于是他改名陈毅，将号“仲弘”与名“毅”有机结合在一起。他考取留法勤工俭学的红榜上即署名“陈毅”。从此，陈毅常用“弘毅”来警策自己，意含刚强的意志，坚毅的信念。

罗荣桓，原名“慎镇”，字雅怀，号宗人。1914年上高小时，校长罗炳文为其改名“荣桓”，解释说：“《诗》云：‘桓桓于征’。‘桓桓’者，威武也；‘征’者，征伐也。我看令郎年纪虽小，但长得十分魁梧，现在国家正是多事之秋。令郎将来讲习武事，建功军旅也未可知。”荣即兴盛、繁茂之意；桓桓，是威武之意。可以解释为“荣归故里，威风浩荡”之意。

徐向前，原名“象谦”，字子敬，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队伍里出现三种人：有些人变节投降了，把同志的头颅献给敌人作见面礼；有些人动摇退却，脱离革命队伍开小差跑掉了；有些人擦干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迎着风浪，继续向前进。徐向前把这三种人作了认真比较，觉得第一种人可耻，第二种人可悲，第三种人可敬。因此，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立志要做一个继续前进的人，于是便将“象谦”改为“向前”，以示对革命忠贞不二，勇往无前。

聂荣臻，原名如此，是父母翻阅《随身宝》上的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时所取。因聂荣臻为“荣”字辈，于是父母给他取名荣臻，号福骈，小名双全，为“光荣达到之意”。聂荣臻的名字终生未改，最终成为国家栋梁。

叶剑英，原名“宜伟”，字沧白，1917年夏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2期炮兵科学习时，踌躇满志，决心在学校习文练武，作革命的“前驱”，为了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他特意把自己的名字“宜伟”改为“剑英”，立志做“民之利剑”，为国为民，英勇奋战。改名“剑英”。名字响亮而有深意。

十大元帅1955年授衔时平均年龄57.1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

朱德，生于1886年12月1日，属狗，授衔时69岁。

其余依次为：

刘伯承，生于1892年12月4日，属龙，授衔时63岁。

贺龙，生于1896年3月22日，属猴，授衔时59岁。

叶剑英，生于1897年4月28日，属鸡，授衔时58岁。

彭德怀，生于1898年10月24日，属狗，授衔时57岁。

聂荣臻，生于1899年12月29日，属猪，授衔时56岁。

陈毅，生于1901年8月26日，属牛，授衔时54岁。

徐向前，生于1901年11月8日，属牛，授衔时54岁。

罗荣桓，生于1902年11月26日，属虎，授衔时53岁。

林彪，生于1907年12月5日，属羊，授衔时48岁。

从年龄看，朱德、刘伯承可以做林彪的叔辈。其余可为林彪的兄长。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5）

十大元帅的籍贯：

四川籍4人，朱德，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人。刘伯承，开县赵家场乡张家坝人。陈毅，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人。聂荣臻，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村人。湖南籍3人，彭德怀，湘潭县石潭乡乌石寨彭家围子人。贺龙，桑植县洪家关人。罗荣桓，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人。湖北籍1人，林彪，黄冈县回龙山镇林家大塆人。广东籍1人，叶剑英，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人。山西籍1人，徐向前，五台县永安村人。从统计结果看，十大元帅大部分出生在长江流域以南，少数出生在长江流域边沿，所以，他们都是通常所说的南方人。只有一人出生在华北地区，是纯粹的北方人。

十大元帅的家庭出身：

朱德，佃农家庭出身。父亲朱世林，靠租佃地主家的薄田和押来的几间破屋度日，母亲共生育了13个孩子，只存活6男2女。朱德在家中原本排行第三，因家庭贫穷，过继给无嗣的伯父，遂成为长子。6岁读私塾，19岁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乡试中榜，20岁读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一年，21岁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附属体育学堂。朱德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彭德怀，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父亲彭民言，早年身体健壮，靠贩茶为生，后来因劳累得了哮喘病，不能下地耕种了，只能以给人家装殓死人挣口饭吃。母亲生育3个儿子。彭德怀是家中长子，读过2年私塾，8岁丧母，10岁放牛，13岁当窑工，18岁参加湘军。彭德怀的文化底子相对较薄。

林彪，农村小地主家庭出身。父亲林明卿，早年在村中杂货铺当店员，又在湖北东部长江段的小火轮上当账房先生，后来回乡经营手工织布，成为乡村小地主。母亲陈氏，生育4子2女。林彪在家中排行第三。童年读私塾，14岁入家乡新学堂，16岁考入武汉共进中学。林彪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刘伯承，农民家庭出身。父亲刘文炳，早年是乡村私塾教师，应试科举，后来弃文务农，成为家乡有名的“泥脚文人”。母亲周寅香。刘伯承在家中排行第五。4岁识字，6岁读私塾，12岁入家乡“汉西书院”就读，不久又考入开县高等小学堂，14岁考入奉节官立中学，一年后因父亲病逝，家境更衰，被迫中途缀学。刘伯承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贺龙，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父亲贺士道，因家境破产而失学，从小学篾匠、裁缝为生，但继承了家族的传承的武艺，爱打抱不平，敢与官府和强暴势力作对。母亲王金姑，生育2子5女。贺龙在家中排行第四。7岁读私塾，业余好习武，后缀学，13岁赶骡马帮，成为“小骡子客”，17岁加入反清复明的“哥老会”。贺龙的文化底子相对较薄。

陈毅，农民家庭出身。父亲陈昌礼，早年是乡村私塾教师，后举家迁往成都市，成为抄抄写写的普通小职员。母亲黄培善，出身富家，共生育5个子女。陈毅在家中排行第二，5岁读私塾，7岁时随外祖父到湖北赴任，9岁进成都锦官驿初等小学读书，12岁考入成都德胜乡高等小学读书，15岁考入甲种工业学校染织专业，17岁考上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成都分会留法预备学校。陈毅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罗荣桓，乡坤家庭出身。父亲罗国理，早年继承父业，当了一名童蒙塾师，后来弃教经商。他以借来的三吊铜钱，在南湾开了一间杂货铺，不久又兼卖中草药，家境逐渐走向小康。后来，罗国理又添置了一些田产，逐渐跻身于乡绅之列，还当上了黑田罗氏的族长和乡里的团总。母亲贺氏，生育6子2女。罗荣桓在家中排行第六。5岁识字，8岁读私塾，12岁入家乡岳英高小读书，17岁考入长沙协均中学读书。罗荣桓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徐向前，农民家庭出身。父亲徐懋淮，清末秀才，早年没当上官，又不会经商、种地，只能当私塾教师，后来又远赴内蒙古教书，被称作“穷秀才”。母亲赵金銮，共生育7个子女，活下来5个。徐向前在家中排行第六。从小由父亲辅导识字，10岁读私塾，11岁读家乡新办的的沱阳小学，接受新式教育，15岁失学务农，16岁到外省一个亲戚家的杂货铺当学徒，18岁又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20岁毕业时被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教书。徐向前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聂荣臻，农村小业主家庭出身。父亲聂仕先，早年教私塾，后来开小染坊谋生。母亲唐氏，生育2子1女。聂荣臻在家排行第二，上面有个哥哥夭折于襁褓之中，聂荣臻遂成家中独子。8岁读私塾，12岁入家乡新式的插旗寺小学读书，后转入九如镇高等小学读书，18岁考入江津县中学。聂荣臻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叶剑英，农村小商人家庭出身。父亲叶钻祥，早年经营小本生意。母亲陈秀云，共生育4子4女，活下来4个，叶剑英在家中排行第五。5岁读私塾，8岁转入家乡雁洋怀新学堂读书，11岁考入家乡三堡堂公立高等小学，15岁考入梅县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学堂，19岁时，先在家乡小学教书半年，年底为谋生，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打工。叶剑英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6）

十大元帅的学历：

朱德，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923年赴德国留学，入奥古斯特大学学习，1925年转赴苏联学习留学，先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哲学和苏军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军事。彭德怀，1922年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林彪，1925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入伍生团，1926年3月正式转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1938年底去苏联治病，并学习苏联军事。刘伯承，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28年赴苏联留学，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叶剑英，1917年夏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928年赴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陈毅，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入北京中法大学。罗荣桓，1927年考入武昌中山大学。徐向前，1919年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1924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聂荣臻，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夏就读于比利时沙洛瓦大学，1924年赴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只有贺龙没有经历正规大学或军事学堂的系统学习。

十大元帅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加入的有关组织：朱德，1909年加入同盟会。贺龙，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刘伯承，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陈毅，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聂荣臻，1922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林彪，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罗荣桓，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叶剑英，1920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徐向前，1924年5月在黄埔军校第一次上课时填表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彭德怀的具体情况不详。

十大元帅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朱德，1922年11月。聂荣臻，1923年3月。陈毅，1923年11月。林彪，1925年12月。刘伯承，1926年5月。徐向前，1927年3月。罗荣桓，1927年5月。叶剑英，1927年7月。贺龙，1927年8月。彭德怀，1928年1月。

3 / 十大元帅在党内和军内的职务高。毛泽东对元帅的点评独到

十大元帅授衔时不但级别很高，他们在党内和军内的职务也很高。

十大元帅授衔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职务：朱德，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6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十大元帅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其中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林彪在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十大元帅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其中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林彪、罗荣桓、陈毅、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7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林彪在1958年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十大元帅授衔时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朱德元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其余9位元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荣桓还兼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十大元帅授衔时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十大元帅授衔时在中央军委的职务：授衔时的级别都是中央军委委员以上，因为中共中央军委是党在军队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部，作为一名元帅，必须有在中央军委任职的经历。在历史上，十大元帅谁最早入选军委、谁入选军委的次数最多、谁在军委的职务最高，既是他们被评为元帅的基本依据之一，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军在各个时期，中共中央军委也是不断变化的：包括1924年12月12日成立的中央军事部，1930年3月成立的中央军委，1930年30年9月成立的中央苏区军委，1931年1月成立的中革军委，1949年10月19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军委，1954年9月28日成立的中央军委。

最早参与军委工作的元帅是聂荣臻，1927年5月担任中央军事部参谋长。

入选军委最早的元帅是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1930年3月入选中央军委。从这届军委开始，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中央军委为全国最高军事指挥机关。

入选军委次数最多元帅的是叶剑英，从1930年3月成立的中央军委，直到授衔前的1954年9月再度成立的中央军委，历届都入选，十元帅十大将中仅他一人。

入选军委次数最少也是最晚的元帅是罗荣桓，1954年6月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军委并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当年9月第一次入选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中任职最高的元帅是朱德，1931年、1934年两届中革军委主席。

人们对十大元帅的称谓也有所不同：一般称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为“老总”，称林彪为“总”即林“总”，称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徐向前为“帅”。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7）

十大元帅的伤病及遇险情况：朱德未见负伤的记录，但在1928年初湘南起义前夕一次与土匪的遭遇战中被包围，朱德急中生智，抹了一把灶灰在脸上，等敌人冲进屋时，朱德称自己是伙夫，敌人问部队往哪里撤逃了，朱德指着相反的方向引开了敌人。还有一次是1929年任红4军军长时，在寻乌遇敌，朱德脱身不得，只能把随身带的银元和纸币往地上撒，遂躲开敌人的追杀；刘伯承1916年3月攻占丰都之役右眼中弹致残；贺龙1939年4月的齐会战斗中遭日军毒气弹袭击而致中毒，后经抢救而脱险；罗荣桓1943年初因操劳过度，身患严重的肾病，1946年初确诊为肾癌；林彪1938年3月在行军途中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哨兵误伤，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并擦伤脊柱神经，留下了交感神经受损的后遗症，因而导致他对冷热敏感；陈毅1934年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身负重伤，未能长征，1936年寒冬又身负重伤弹尽粮绝，在生死关头最危险的时刻获救；徐向前负过三次伤，其中1931年冬在指挥红四方面军进行黄安战役时，被敌人子弹打中右臂，1948年太原战役时因病重而不能指挥战斗。

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们通常用“五湖四海”来形容中国的地大物博。我军的干部战士，从元帅到士兵，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系统，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我军的根据地，都是从穷乡僻壤的山林或江湖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人们喜欢套用民间的话语——“山头”来形容根据地。十大元帅就是我军各个时期、各个根据地、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

土地革命时期：红一方面军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红二方面军有贺龙；红四方面军有徐向前。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有朱德、彭德怀，八路军第115师有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八路军第120师有贺龙；八路军第129师有刘伯承、徐向前；新四军有陈毅。

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有彭德怀、贺龙；第二野战军有刘伯承、贺龙；第三野战军有陈毅；第四野战军有林彪、罗荣桓；华北野战军有聂荣臻、徐向前。

可见，元帅的评定，资历和功绩起着主要作用，但平衡“山头”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本应该作为开国大元帅的毛泽东对十位开国元帅的考语、点评，眼光非常独到，赞誉也很特别：

称朱德是“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自从井岗山会师后，朱德就成为我军偶像级的人物，各个时期担任总司令，与毛泽东的配合相当默契。朱老总宽和忍让、纯朴谦逊、忠厚绵长，毛泽东对他赞誉有加。

称彭德怀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老总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而且有些特立独行，但打仗绝对是勇夫和猛将。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是依仗彭德怀这样的大将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称林彪是“这个娃娃堪当大任”。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看见一个娃娃样的军人，在给部队讲话：“其实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得知这个人是指挥部队在敖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营长，于是感慨道：一般的营长也只是领兵打仗，没什么政治头脑，而面前这个娃娃营长却满是“红色割据”的道理，与自己的主张完全一样，今后堪当大任。后来，毛泽东始终对林彪钟爱有加，识才善用，使林彪始终是同级别军事首长中最年轻者，这种时时提携指点，是日后林彪成为纵横中国的杰出军事指挥员的重要条件。

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红军长征途中，前有金沙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许多人都担心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则风趣地称赞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肯定能让我们渡过天险长江的”，对刘伯承的才干深信不疑。

称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曾以贺龙“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例子鼓励起义军。到陕北后又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可见对贺老总的器重。

称陈毅是“是个好同志”。文革中，一次红卫兵批斗陈毅，陈先发制人，掏出红宝书说，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某某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台下一片哗然，都在翻宝书但没有找到。在一旁的周总理作证说，确有此话。于是陈毅过关。1972年1月陈毅不幸逝世，极少参加党内同志追悼会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是毛泽东参加的最后一个追悼会。可见对昔日老战友的尊重和怀念。

称罗荣桓是“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罗荣桓是第一位逝世的元帅，毛泽东十分悲痛，并把悲痛化解成一首悼诗，以继托对老部下的哀思。这既是对罗帅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广大政工干部的肯定。

称徐向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只身回到延安，毛泽东不但没有责怪，而且亲自接见，百般抚慰。毛泽东深知徐向前对党的忠诚。他记得徐向前在红军最困难的关键时刻说的“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那句话。因此，毛泽东在徐向前最困难的时刻，说出了暖人肺腑的安抚和鼓舞的话，这也是对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安抚，表现了一个领袖人物的胸襟。

称聂荣臻是“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抗战期间，聂帅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并使之发展、建设成为模范根据地。对此，毛泽东甚感欣慰。解放战争中后期，毛泽东一直在晋察冀根据地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所以对聂荣臻褒奖有加。

称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借北宋重臣吕端的美誉来评价叶帅。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却野心勃勃，想加害于毛泽东，幸亏叶剑英及时报信，毛泽东才得以脱险，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对叶帅睿智和才干，毛泽东十分欣赏。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8）

4 /“红军之父”朱德元帅

人们都尊称朱德为“红军之父”。这是对朱德最大的褒奖，朱德也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父亲一词涵盖的意义太深刻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级人物里，朱德的年龄最大。他比毛泽东大7岁，比周恩来和刘少奇大一轮，比林彪大整整21岁。从年龄上讲，朱德与林彪相比，完全是父辈级的。

就是与敌对势力的国民党头号人物蒋介石相比，朱德也大他1岁。

当然，人们对朱德的尊敬，不仅在于他的年高德昭，而主要感悟于他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巨大作用及伟大功绩。

首先，朱德不但参与领导了用革命武装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而且更重要是在革命武装被打散之际，在革命最黑暗的时刻，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保留了一颗革命火种，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源头之一，就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2万人中最后剩余的零星队伍。当初，南昌起义军在粤东北的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11军25师和9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的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朱德率部经过3天3夜的阻击，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但部队撤出三河坝时剩2000多人。朱德本想去寻找主力，又路遇溃败下来的24师200多人的队伍，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一夜之间，这支部队成了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面对如此严峻而又困难的局面，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作出决断。这时，朱德是副军长，级别最高，年龄41岁，军事经验丰富。他坚决反对解散队伍，提出隐蔽北上，过赣南西进去湘南。大家被朱德异乎寻常的执著和坚定所折服，最后部队从粤东北出发上路了。

朱德就像一个举着火炬的领路人，率部北上西进。先到闽西武平，遭遇追敌，一仗下来，队伍便剩下1500多人了。接着，部队在通过闽赣边界的石径岭地区时，朱德亲自指挥，冲锋在前，最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往赣南进军。进入赣南已近冬天，部队缺粮少弹，缺医少药，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还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与上级党委的联系也没有恢复。此时，部队战斗力越来越弱，朱德仍咬牙坚持率部西进。但是，走到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有的人坚持不住了，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出现离队情况。最后，军政领导体制开始崩溃。师以上军政领导只剩朱德一人，团级军事干部只剩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基层连级干部也少得可怜，只剩林彪、赵尔陆、杨至成、聂鹤亭、赵绾，战士中最坚定的就是时任班长的粟裕。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在这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朱德出来说话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终于成功了。我们现在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今后的革命中就会起很大的作用。我相信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但都为朱德的讲话所振奋。朱德接着说：“军阀混战时，一个班就可以占一个县。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占几十个县。因此，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决定不走的。”

在最困难、最无望，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坚如磐石般的革命性，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部队转移到赣南大余县时，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辖3个步兵大队、1个特务大队、1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1个教导队，全纵队共计800余人。

接着，朱德率部来到赣南西部崇义县群山环抱的上堡镇，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整训。一是在政治上加强组织建设，除进行党员登记外，又发展了一批革命坚决的人入党，二是在休息整顿、养精蓄锐的同时，加强军事训练，三是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壮大部队的力量。

朱德率部在赣南地区进行的“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和“上堡整训”，后来被称为“赣南三整”。“赣南三整”与井冈山的“三湾改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大事件。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不足千人的家底。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中流砥柱和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28年1月，朱德部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9）

1928年4月，朱、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朱德部主力编为第28团，首任团长王尔琢，第二任团长林彪。

1929年1月，第28团改称红4军第1纵队。

1930年10月，红4军第1纵队改编为红4军10师。

1933年全军整编，红4军10师缩编为红2师4团。

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33军294团编入红4团。

1935年9月，红4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4大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第4大队改编为红2师4团。

抗日战争，红4团改编为115师343旅685团1营。

1939年，1营扩编为苏鲁豫支队1大队，后称第1团。

1940年，第1团改称八路军115师教导第1旅第1团。

1941年，第1团改称新四军3师7旅第19团。

1946年，第19团进入东北，改编为东野6纵16师46团，

1948年11月，第46团改称43军127师379团，团长吴纯仁。

红28团一路走下来，到1955年全军授衔时，一个血脉相承，走出了以下开国将帅：

元帅：朱德、林彪、陈毅。

大将：粟裕。

上将：杨至成、赵尔陆、萧克、萧华、赖传珠、杨成武。

中将：欧阳毅、唐天际、邓逸凡、梁必业、王辉球、康志强、张仁初、谭冠三、陈正湘、曾思玉、张国华、田维扬。

少将：资凤、刘永源、刘少卿、朱耀华、吴融锋、何敬之、黄霖、方正、陈坊仁、刘世洪、王东保、黄作珍、廖步云、马泽迎、邓龙翔、熊伯涛、罗华生、王学清、蔡永、梁玉振、胡炳云、卢仁灿、刘镇、李木生、江拥辉、张万春、王良太、李士才、龙书金、吴纯仁、郭成柱、宋维栻。

若干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时，陈毅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当年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是很难存在下去的。”

第二，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1928年5月25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首次正式称为“红军”之后的第一个军，朱德任军长。1930年8月后，朱德又相继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这样，就奠定了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后，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直至授衔前夕，朱德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一直成为朱德的代称。

萧克上将在回忆早年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既来源于中央军委的正式任命，也来源于红军将士对上级的服从与尊重，但它更来源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的危急环境中锻造出来的革命坚定性。

第三，朱德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革命性和坚定性，维护党和红军的最高利益。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为了便于行军作战，红军总部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并分左、右路进军北上陕甘。朱德与张国焘指挥左路军。但张国焘野心膨胀，想另立中央，就百般破坏中央的北上方针，企图带左路军南下。朱德则表示赞同北上，反对南下。张国焘见说服无效，竟然采取突然行动，下令把朱德扣押起来。张国焘对朱德讲了种种不能北上陕甘，只能南下折回川康的种种理由，并用命令的口气威胁朱德说：“第一，你必须公开谴责毛泽东，断绝与毛泽东的一切关系；第二，你必须公开谴责中央北上的决议，与毛儿盖会议划清界限！”

朱德鄙视地看着张国焘，听完他说过这番“高论”，接着坚定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央北上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我怎么能反对呢？”

张国焘料到朱德不会轻易就范，于是逼近朱德并发出一声断喝：“如果拒绝这两项命令，就枪毙你！奉劝你三思而行，免得后悔！”

看到张国焘这副嘴脸，朱德神色严峻。他双眉紧锁，对张国焘怒目而视，说道：“我朱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我们部队的战士一样，对毛泽东是有感情的，对党中央的路线是信任的，你愿意枪毙就枪毙好了，我决不接受‘命令’，也决不会有什么悔恨而言，有的只是莫大的自豪！因为你朝思暮想的是叛党投敌，卖身求荣，而我梦寐以求的是人不可没有傲骨！我宁可饮弹身亡，也决不做任何损害党的事情。”第二天，朱德用张国焘送来的供他写反对毛泽东、反对北上声明用的笔、纸，写下了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拥护毛泽东！拥护党中央！拥护北上！”

第四、朱德一生军事著述颇丰，重要著作已收入《朱德选集》和《朱德军事文选》。战争年代，朱德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战略方面，围绕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来展开阐述。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0）

朱德强调，人民军队具有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特点，因此，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建军的总原则。这也是毛泽东的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须在部队中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连队党支部应成为全连领导与团结的核心。军事行政系统必须执行党的路线和决议，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同时，贯彻党的路线和决议的大量工作又需要经过军事行政系统去完成，党组织也必须尊重军事行政系统。

关于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朱德指出，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实行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的群众战战略。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人民战争的用兵原则，应当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攻歼目标的选择上要坚持避强击弱，各个击破；作战形式上要实行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互配合；要根据每一仗的情况灵活运用山地战、隘路战、追击战、运动战、遭遇战、袭击战等战法。总之，用兵务求趋利避害，争取主动，机动歼敌。

有人说，朱德是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鼻祖”。的确，朱德早在1925年苏联学习期间，就提出“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法雏形。后来，他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一起总结提出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制定了以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为主要特点的红军运动战原则。他发表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都提出红军要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朱德强调，当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应该把游击战争作为战略武器。游击战争必须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游击队的活动应坚持积极、主动、进攻三个原则。战术的基本形式是突然袭击，行动的基本要求是迅速、秘密和坚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机动战原则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候，转入外线。游击战须与运动战相互配合掩护。游击战争虽然十分重要，但不能解决战争的最后胜负问题，革命力量壮大以后，应逐步向运动战发展。

朱德的军事思想，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指导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5 /“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

彭德怀在资历上比朱德、刘伯承、贺龙、叶剑英都要浅，但是在军史上的地位则仅次于朱德，从红军早期的红3军团司令员到红军后期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再到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直至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的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一直掌握着实实在在的兵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他又一直担任我军副总司令员。抗美援朝是彭德怀的军事生涯达到特别辉煌的时期，担任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全军首次授衔时，彭德怀是主持军委工作的领导人。纵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彭德怀从平江暴动到朝鲜停战，一直都在第一线统领部队、指挥战斗，这一点在全军独一无二。所以，1955年全军授衔时，彭位列元帅第二位。

1928年11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全师，实现了三个巨人的第一次握手。彭德怀用湘潭口音对毛泽东说：“对毛委员仰慕已久啊！”“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毛泽东用和彭德怀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说：“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这句话，彭德怀记了一辈子，成为俩人并肩战斗生活的开始。

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彭德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重新确立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开始牵住蒋介石的鼻子，夺回红军失去很久的主动权，渡过赤水河，攻克娄山关。作为红军主力之一的彭德怀红3军团，此刻在行动上更表现了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赤胆忠心。彭德怀率领他的部队跑步向前，冲锋陷阵，力克娄山雄关，再占遵义古城，并指挥部队乘胜作战，接连击溃黔军3个团和中央军吴奇伟纵队。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这次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压抑已久的毛泽东，兴奋地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吟唱着“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开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的转折从此开始。

然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野心膨胀，搞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险些把长征的胜利毁于一旦。彭德怀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分裂行为，坚决拥护中央北进的方针。为了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他率红3军团走在北进队伍的最后面。1935年10月19日，红1、3军团到达吴起镇，与红26军及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接着，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率部利用直罗镇镇西南的高厚深沟地形击溃了敌人5个骑兵团的尾追。直罗镇一仗是红军进入陕西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捷，?此结束了敌人对红军的追剿。毛泽东非常兴奋，立即赋诗一首赠给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写诗明确赞扬一位高级将领，既是对彭德怀勇气和才能的赞赏，亦是两人间真挚感情的流露，更是自长征以来毛泽东与彭德怀共同战斗，同舟共济，克服一次又一次艰难险阻的真实写照。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1）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战绩辉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1940年8月20日晚，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129师、120师主力各一部首先开始行动，“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同一小时内，我军在华北，以正太线为主干，包括平汉、同浦、津浦各线，五千余里漫长的交通线上全面出击。战斗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破坏敌人交通线为目标；第二阶段是以攻占据点为主的攻坚战斗；第三阶段以反日寇大规模报复性“扫荡”的拉锯式消耗战为主。战斗中，我军由参战的22个团，逐渐增加到105个团，共40余万人。占当时我军总数的80％。这次大战前后约进行了1824次战役战斗，历时将近４个月。

“百团大战”发动以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表示“佩慰”，蒋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怀颁发“特电嘉奖”。社会各界舆论反响强烈，赞扬之声一片。“百团大战”的影响非常大。

彭德怀称“这种胜利是华北抗战局势开始转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引起国际国内人士的很大注意”，对“全国抗战外交”，“也将产生良好的影响”，“是八路军战斗史上光荣传统”！

“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华北抗战历史上，乃至在全国抗战史上，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在敌人后方，进行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是第一次。

“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国际国内引起的巨大影响是：第一，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推动全国军民更加坚决抗战，更加团结进步。第二，在敌占区内及敌人远后方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粉碎了日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企图。第三，向全世界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力量。因而在全国抗战外交方面，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解放战争初期，面对陕甘宁边区部队与进犯的国民党军是1∶10的悬殊力量对比，面对强敌，历来敢于勇挑重担的彭德怀，向党中央主动请缨，临危受命，负责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2万余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保卫陕甘宁。

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部逼近延安城，城内能听到清脆的枪声，延安的机关和群众也已撤离完毕，毛泽东才最后撤离。临走，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

彭德怀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不断地把胜利的捷报送到毛泽东手中。

3月24日，敌军向青化砭进犯，早已布好口袋的彭德怀，亲自指挥5个旅从正面攻击，两翼夹击，一步一步地把口袋扎紧。经过1小时激战，歼敌2900多人，这是毛泽东撤离延安仅6天后取得的首战胜利。两天后，毛泽东兴奋地致电彭德怀：“庆祝你们歼灭敌31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针对青化砭伏击战的胜利，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今后要继续采用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方法对付敌人才有效果。彭德怀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敌人已改变孤军深入而变成方阵推进后，像小米碾子一样，这样，三面包围的战术就不能奏效，因而建议毛泽东改变作战计划。毛泽东感慨地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判断。”对彭德怀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深为赞许。

接着，彭德怀牵着胡宗南的鼻子，打起了“蘑菇战”。毛泽东认为“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须之路”，把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歼灭。很快，彭德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西北战场三战三捷，消灭胡宗南军1.4万多人，有效地策应了其它战场的作战，为西北战场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7、8月间，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8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了小河村，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靠拢。转移途中，中央机关和野战军被挤在佳县、榆林、米脂3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危十分严峻。彭德怀立即派许光达率第3纵队前往乌龙镇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这时，天降大雨，毛泽东指挥警卫部队抢渡五女川，18日晚到达佳县杨家园，为山洪所阻，不能向北转移，只好改为向西北方面冒雨行进，但仍未脱离险境！

得知这一消息，彭德怀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当他了解到此时刘戡正带着5个旅由绥德以东的义合镇继续北上，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整36师师长钟松，孤军深入，派第123旅等部作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冒进时，便果断决定：歼灭整36师。彭德怀的决心和部署，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彭德怀断定钟松主力必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决心在其未与刘戡靠拢之前，在运动中以伏击姿态歼灭之。20日拂晓，彭?怀命令发起攻击，将整36师两个梯队分割包围于沙家店附近及常高山以南地区，激战至黄昏，歼灭该师师部及两个旅。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2）

23日上午，毛泽东亲自参加彭德怀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饱含感情地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利用一天的时间，就在沙家店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我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

1948年1月底，根据毛泽东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彭德怀提出以一部分兵力围攻宜川，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灭援敌，再夺取宜川城。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种“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

2月下旬，彭德怀指挥整军后的部队转入作战，包围宜川，把敌人压缩在东西长不到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3月1日拂晓，发出总攻命令，战至第二天，全歼刘戡所部共2.9万人，国民党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

战后6天，毛泽东挥笔著文，称：此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次大胜利。

4月22日，延安解放。彭德怀提前两年使这座革命圣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4月24日，彭德怀和徐向前共同指挥数十万解放军解放了太原，结束了华北最后一个攻坚战。打下太原之后，毛泽东将第18、19兵团调西北战场，归彭德怀指挥，参加对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自知华南无望，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东山再起。

1949年7月，按照毛泽东、中央军委“钳马（步芳、鸿逵）打胡（宗南），先胡后马”的指示精神，彭德怀组织了扶（风）眉（县）战役，扶眉战役经历4天，消灭胡宗南4.3万人，使骄横一世的“西北王”胡宗南几乎成了光杆司令。至此，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

尔后，彭德怀与毛泽东函电往返，商讨“击马”战策。在局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彭德怀“不要一石二鸟”，并坦诚指出，“不要性急”。在胡、马联合，大军压进西安之时，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询问是否有固守西安的可能和决心。接着，又给彭德怀单独发来三个A的电报，说“胜敌若有困难，或可再增调第20兵团于你。”秉性刚强的彭德怀为毛泽东的关心所感动，经过反复决断，他决心固守西安，“不要”援兵，“以患为例，险中求夷”，以果敢的魄力和勇于冒险的精神，用胜利向毛泽东报捷。

接着，彭德怀挥戈西上，进军兰州、西宁、银川，歼灭马步芳、马鸿逵主力。10月上旬，彭德怀和率部起义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及新疆省府主席包尔汉在迪化握手，新疆国民党10万官兵倒戈，迎来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曙光。至年底，西北五省已全部解放。彭德怀再一次给毛泽东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

1950年秋，出兵抗美援朝已是万分火急的事。“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一致赞同。彭德怀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彭德怀也于同一天过江，并立即会晤金日成，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部署，大意是26万人已过江，准备先进行改装和训练，尔后再发动进攻。

这时，毛泽东从大量情报资料中发现敌人还不知道我军已渡江，“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仍在督促部队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挺进。于是马上决定改变原计划，电告彭德怀，抓住战机，尽快完成战役部署，争取初战胜利。彭德怀回电毛泽东，打算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

新的作战方针使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上处处主动，“联合国军”处处被围被歼。但彭德怀对与“联合国军”初次交锋的战果却不完全满意。为取得更大的战果，彭德怀很快召开了志愿军党委关于第二次战役作战的方针和布署研究会议。决定先避敌人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很快，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敌我态势，确定集中9个军共30个步兵师，在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结果，第二次战役比第一次战役打得更为漂亮，共歼敌3.6万多人，其中美军2.4万多人，迫使敌人在三八线以南进行防御。

我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八线，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在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精神振奋地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打；二是能不能守；三是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部队休整两月之后，彭德怀准备发动第三次战役。他冷静思考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表明了自己对第三次战役的态度。毛泽东立即复电彭德怀，同意他的看法和作战部署：“你对敌情况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休整再战。”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3）

根据毛泽东继续南进的指示，彭德怀将志愿军组成左右两路突击纵队，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突击进攻，发起了第三次战役。经过连续8昼夜迅猛追击，中朝军队向南推进了80至110公里。但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万余人。彭德怀分析，敌人显然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军队后方供给困难，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于是，在1951年1月7日夜，彭德怀果断命令左、右纵队各军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从而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有了这三次战役的经验，志愿军相继发动了第四、五次战役，到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使美军遭遇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强大的对手。

美国不得不建议双方停战谈判。7月10日，中朝与“联合国军”双方正式开始谈判，但是缺乏诚意的美国侵略者在谈判桌上多次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采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老办法，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谈谈打打，互相配合，互相促成，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全世界人民明白，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决不惧怕战争！

经过谈判桌前两年时间的反复较量，内外交困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7月3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最高荣誉称号。

彭德怀一生军事著述颇丰，重要著作已收入《彭德怀军事文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撰《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等著作，对建设农村根据地，运动战原则等问题作了理论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等论著，就如何坚持持久抗战，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作了具体阐述。解放战争时期所撰《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关于作战方针和军队建设》等著作，系统论述了建军、作战等问题。

6 /“红军灵鹰”林彪元帅

在开国十大元帅中，只有林彪是惟一一个身首异处，最终没能走进八宝山的人，也是惟一一个从大荣走向大耻的人、惟一一个从正面走向反面的人。

有人这样说，林彪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一个谜。他是一个偏爱在事物的两极走钢丝的“天才”，他的一生可谓大雄大奸、大智大愚、大隐大显、大喜大悲、大红大紫而又大丑大恶。在建国前进行的22年革命战争中，林彪率部所向披靡，百战常胜，建立的功勋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而在建国后的“文革”十年浩劫中，林彪对一个个令人发指的冤假错案，一幕幕令人不可理喻的可悲丑剧，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曾被毛泽东宠爱有加，“钦定”为党的接班人，并正式载入党章；偏偏又是他，阴险策划了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毛泽东，最终阴谋败露，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自我爆炸的可耻下场。

当然，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讲，林彪是一个能打仗的军事统帅，这也是毋庸置疑的。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实行军衔制以后，分两次共评出了36位军事家，林彪仍位列其中之一。

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军胜利会师时，林彪是朱德麾下的1营营长。林彪过去与毛泽东从未见过面，但多次从自己的恩师朱德那里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另外也从湘南的地方干部和群众口中，听说过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和发动秋收起义的故事，心里对毛泽东涌起一股崇敬之情。毛泽东也知道朱德领导的革命军在湘南连续取得耒阳城、敖山庙战斗胜利的战绩，但是不知道在这些战斗中立大功的林彪。当陈毅向毛泽东介绍林彪时，毛泽东才知道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是个娃娃营长，便高兴地握着林彪的手说：“你这么年轻，又敢打巧打，很不错啊！”随后，毛泽东得知林彪的两个堂兄分别是林育英和林育南，更高兴。因为林育英和林育南都是我党著名的活动家，是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们与刘少奇、李立三等人齐名，领导过“二七”大罢工和上海工人运动。毛泽东跟他们是好战友。毛泽东从看到和听到的情况里，透出对林彪的满意，决计今后好好培养他一下，以便将来担当重任。以后的实践也证明，林彪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常胜将军，成为毛泽东嫡系中的嫡系，是毛泽东信得过的少数人之一。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多次重大战役，在征战中其军事才能进步很快，从红4军第1营营长、第28团团长、第1纵队司令员到红4军军长，再到红1军团军团长，一直担任红军主力部队中的骨干人物。

1929年6月8日，红4军在闽西上杭白沙镇召开前委会议，明确讨论前委与军委关系问题。时任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这场红4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使毛泽东对林彪在政治上更加信任。

当然，林彪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也发生过动摇，与毛泽东和朱德都发生过争论，甚至与他们唱反调，但毛泽东和朱德都原谅了他，都认为是同志式的分歧和争论。南昌起义后，林彪一度对中国革命失去信心，对红旗能否再扛下去产生了动摇，曾一度脱离革命队伍，差一点成为革命队伍的逃兵。1929年底，已经担任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却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议论，对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评这种思想。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4）

林彪尽管思想上发生过动摇，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作为一名高级将领，林彪在军事上的成就是可圈可点的。他成名时，年纪很轻，职务却很高。他的声名鹊起，与我军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战役密切相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0年冬，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林彪已接替朱德任红4军军长，时年23岁。此役，我军总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在局部战斗中，却以多吃少，以强击弱，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约1.2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1万余件。林彪所部第10师俘获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战役中，林彪率红4军担任主攻，赢得了他当军长不久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可谓赢得开门红。

1933年春，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林彪任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时年26岁。此役，我军共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3个师，俘虏官兵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电台等军用物资，首创了红军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林彪为战场总指挥，取得了诱敌深入的黄陂伏击战、草台岗伏击战这两场经典战斗的胜利。战后，林彪被誉为“常胜将军”，蒋介石称其是“战争的魔鬼”。

抗日战争初期，林彪即担任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时年30岁。1937年9月25日，林彪率部在山西省灵丘县平型关进行伏击战，一举歼灭日军精锐板垣第5师团第21旅一部千余人，击毙新庄和桥本2名日军中佐，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挺进抗日战争前线后的第一仗，取得了中国全面抗战以来“零的突破”，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役后，林彪也赢得了“抗日英豪”、“民族英雄”、“无敌元帅”、“常胜将军”的赞誉。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冬，为了改变东北我军的不利局势，党中央敦促林彪采取攻与防的行动，遏制国民党军全面占领东北的企图。并加强了林彪的权力，任命他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实行一元化领导。接着，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与国民党军在白山黑水展开了战线与时间都绵长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3个多月时间，林彪及其麾下的刘亚楼、谭政、萧劲光、萧华、李天佑、万毅、刘震、洪学智、赖传珠、韩先楚、梁兴初、杨国夫、吴克华、程世才、李作鹏等战将，经过与敌方杜聿明、廖耀湘、孙立人、郑洞国、陈明仁、侯镜如等高级将领的反复较量，进行了有名的张麻子沟伏击战、焦家岭围歼战、清沟子伏击战、城子街攻坚战、靠山屯围歼战、红石砬子伏击战，至1947年春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采取“南拉北打，北打南拉”的战术，彻底粉碎了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国民党军队的机动力量在民主联军的不断打击下遭到严重削弱，转主动进攻为被动防守。东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8年9月12日，我军首先在东北战场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三大战略决战之一的辽沈战役。林彪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此时，东北战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在数量上特别是质量上都比国民党军占优势。战役中，已不打伏击战，以城市攻坚战为主，阵地阻击战相结合。林彪与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共同指挥东北大军进行了义县攻坚战、塔山阻击战、锦州攻坚战、黑山阻击战、长春围困战、辽西围歼战、沈阳攻坚战等经典战役战斗，至11月2日，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俘虏范汉杰、廖耀湘、卢浚泉、李涛等少将以上高级军官186名。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国共双方敌强我弱的位置，已经颠倒过来了。东北野战军获得了第一个战略决战的完全胜利，取得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宝贵经验，率先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

1948年11月底，林彪和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聂荣臻率领的华北野战军共同进行了三大战略决战之一的平津战役。经过64天的军事与政治较量，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共同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共52.1万人。平津战役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成为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基本方式。

1949年9月13日，时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指挥四野主力和二野一部，在湘南衡宝地区采取两翼大迂回钳形包围，正面大突破强攻手段，进行了衡宝战役。此时，敌军主要将领是桂系的白崇禧、张轸、张淦、刘嘉树、刘安祺、张光玮、李本一等。至10月16日，我军共歼敌4.7万人，俘虏17名将官，收复县城24座。这次战役，我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白崇禧赖以起家的第7、48军的四个精锐师，并消灭了桂系惟一美械的第62师，给桂系战力最强的第10师以歼灭性打击，成为我军渡江以来华中最大的一次战果。

1949年11月6日，林彪继续指挥四野主力和二野一部，对广西地区之敌采取两翼大迂回钳形包围，正面强攻大追歼的战役手段，经过粤桂边境歼灭战、钦州围歼战等有名的战斗，至12月14日，我军结束了广西战役，共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17.29万人，俘虏少将以上军官78人，解放了广西全境，华中、华南所辖范围内除海南岛一隅外，业已全部解放。桂系及蒋介石在华南残余的被歼，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1950年3月5日，林彪委托邓华指挥第四野战军两个军，进行了海南岛战役。我军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作为航渡工具，突破敌人海军军舰、空军飞机、海岸炮兵立体封锁，一举登上海南岛。接着，在海岛陆地作战中，我军以高昂的气势，精彩的战术手段，最后击溃了敌薛岳集团。至5月1日，我军歼灭敌军5个师9个团共3万余人，缴获火炮、飞机、坦克、装甲车、汽车众多，击落、击沉、击伤敌机、敌舰若干。海南岛战役开创了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渡海作战，摧毁敌立体防御的先例。该战也是林彪指挥第四野战军的最后一战。

“常胜将军”也有败绩的记录，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三走麦城”。

解放战争初期，林彪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执掌东北根据地。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林彪率部一败再败，一退千里，一退山海关、再退锦州、三退四平、四退长春，得了个“撤退将军”的名声，“常胜将军”的英名几乎扫地，甚至被讥笑为长腿的“常败将军”，林彪的威信受到了极大威胁。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5）

“一走麦城”是指1946年春，林彪指挥的四平保卫战。当时，我军与国民党军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新1军、新6军等部队对垒战斗。第一阶段，双方经过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第二次战斗开战前，林彪的判断却出现了失误，认为敌人主攻方向是四平，打算将位于本溪的部队放在四平敌之侧后开原一带，以此来打破四平的僵持状态。毛泽东则认为是本溪，但最终还是尊重前线指挥员林彪的意见。这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以优势兵力攻下本溪，接着，又投入部队到四平方面。敌人力量大增，林彪无奈，只得部署从四平撤退，杜聿明则一路猛追，直到把民主联军主力追到松花江以北。就这样，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初期军事较量的第一个重大回合，草草结束。此时，林彪的威信降到了极点，部下在私下议论说：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都不会打仗了。基层部队甚至有了“换将”的呼声。所幸，在四平失利后不到20天，林彪抓住战机，接连打了拉法和新城两个胜仗，消灭国民党军两个团，提高了部队的士气，使指战员们在四平失败的阴影中看到了新的未来。

“二走麦城”是指1947年夏林彪指挥的四平攻坚战。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干部会议上，林彪曾三次站起来检讨：“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围城打援最好。先消灭援军再攻城，就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技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不够造成的。”此后，东野部队进行了辽沈战役前深入、彻底的攻坚大练兵，为最终赢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走麦城”是指1949年8月的青树坪之战。当时林彪指挥四野大军南下途中，第49军军长钟伟麻痹轻敌，率部孤军深入，在湖南湘乡县西南70公里处的青树坪遭遇白崇禧部队优势兵力的围困阻击，经一天激战才以伤亡超过敌人的代价最终脱离险境。这一下，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权可找到了借口，把青树坪遭遇战吹嘘成“青树坪大捷”，各大报纸的通栏大标题是：“自徐州会战以来国军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打破了林彪不可战胜的论调”。青树坪遭遇战对林彪和第四野战军来说，失利不是军事方面的，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林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等问题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他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在抗战期间撰写的《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等文；在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中高级指挥员的指挥要则》等讲话，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人民军队建设等有关问题。在作战指挥上，林彪强调：一是实行战略防御，战役战斗上必须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二是实施战役战斗指挥，必须掌握好正确定下作战决心、选择攻击目标和作战时机三个重要环节。三是在战役战斗上形成兵力对比的绝对优势，才能保证进攻作战的胜利。在战术原则上，林彪总结了著名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战术。

7 /“军神”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的军事生涯在元帅当中仅次于朱德，年龄也仅次于朱德。他从川军起步，在军阀混战中打出了名声，四川人都称他为刘“军神”。据说“军神”的叫法还源自一名外国人。那是1916年3月，刘伯承率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扼守丰都，同攻城的北洋军展开激战。一颗子弹从右太阳穴打入，从右眼飞出。刘伯承立刻昏厥过去。当地市民以为刘伯承已牺牲，曾在城门口为他建立义冢，并立了一块“护国英豪刘伯承之墓”的石碑。1916年春夏之交，刘伯承到重庆请德国籍的沃医生对右眼动手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手术用了3个多小时。在手术过程中，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实施局部麻醉，刘伯承经受了钻心似的疼痛，但一声不吭。手术做完后，沃医生看到刘伯承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便关心地问道：“刚才的手术一定是疼痛难忍吧？”刘伯承笑道：“没有什么，不过动了74刀而已。”沃医生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刘伯承答：“阁下每割一刀，我便暗记一数。”沃医生感动和佩服不已，连连称赞他是“军神”。从此，刘伯承虽然永远失去了右眼，但他“军神”的名字不胫而走。

刘伯承军事素养高，又进过苏联的名牌军事院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正规职业军人的楷模。他在军事指挥和军事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红军时期，刘伯承主要是作为我军参谋工作领导人，为中央军委出谋划策。他与叶剑英先后交叉地出任军委总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而一同被称为我军参谋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的“鼻祖”。

1930年7月底，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参谋长。作为我军的首任总参谋长，刘伯承完成了两项大的任务：一是协助中?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负责为训练班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二是为中共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这些材料发到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继萧劲光之后，担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一到任，便组织教员编写教材，这是我军的第一部步兵战术教材。刘伯承根据在苏联留学的经验和苏联红军的模式，提出了编写我军战术教材的参考依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武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学员的文化程度、作战区域的地理条件，以及数年来开展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等。通过这些，使我军的军事教材第一次走向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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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刘伯承又向中革军委提交了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当然，反动的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10月上旬，刘伯承列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因不了解苏区具体情况，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错误意见。10月中旬，刘伯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1933年2月至3月，刘伯承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近3个师计万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1934年10月，刘伯承因不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专横跋扈和对自己的排斥，与李德发生争论。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5军团参谋长。1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后，又调回到中革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不久，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中旬，刘伯承在遵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几年在中央苏区的战争实践，刘伯承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所以，他在会上发言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以后，知人善任，5月20日，任命刘伯承为红军先遣队司令员，负责指挥第1军团第1师第1团等进行战略侦察，并准备抢渡大渡河。5月22日，刘伯承与聂荣臻率先遣队和第1军团工兵连进入大凉山彝族居住区。正确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冕宁彝家海子边与沽鸡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演绎了一出民族团结友好的佳话，使中央红军安全顺利地通过彝民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央政治局为了便于部队快速北上进军，决定把两个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根据协同分工，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张国焘总政委率左路军北上。但是，张国焘却私欲膨胀，要独揽党政大权，他反对北上，要求南下。一开始，张国焘用利诱劝说的方式，想让德高望重的朱德和刘伯承支持他的南下策略，但朱德和刘伯承不为所动，还强调要张国焘认真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召开会议，鼓动会场上的一些人起哄，要朱德发表反对北上的声明。这时，刘伯承站起来，扶正眼镜，从容不迫地反问道：“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一下一帮人又围了过来，有的指着刘伯承骂，有的指着朱德嚷，要赶朱德走。

10月5日，张国焘不听党中央和朱德等人的劝告，在理藩县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对刘伯承，张国焘下令免去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降为四方面军红大校长；对朱德，张国焘撤不了他的职，就对其刁难、软禁。张国焘还派人多次盗走朱德、刘伯承的坐骑。但朱德和刘伯承淡泊名利，宁愿降职，宁愿不骑马，也不愿降低共产党员的纯洁性。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毛泽东得知刘伯承在红四方面军遭到张国焘打击报复，始终不改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革命的坚定性，连连称赞刘伯承的党性很强，骨头很硬。10月28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刘伯承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2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与刘伯承关系甚好的叶剑英继续在我军参谋领域担纲，被任命为八路军参谋长。而刘伯承的任职则发生了变化，从主要做参谋工作的领导人转变到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了，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师长。从此，刘伯承由幕后走到前台，把战争理论与战争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许多辉煌战绩。

1937年10月19日，刘伯承所部第385旅第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率领下，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0余架，歼日军100余人，减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忻口防御战。这是刘伯承指挥第129师打的第一个胜仗，也是继第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部队又一个影响很大的胜仗。

10月26日，刘伯承命令第386旅第772团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设伏，钳制日军的迂回进攻，掩护娘子关友军。七亘村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这一段正好是十里峡谷，谷深数10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刘伯承经过实地调查，选中了这个理想的伏击阵地，随即命令第772团在七亘村附近待机。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20师团的辎重部队在200多步兵的掩护下，向西开进。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战斗随即打响，激战两个多小时，共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一批军用物资。

当天，刘伯承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据此，他判断七亘村仍然会是日军进军的必由之路，因为舍此别无通道。于是，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给日军一个突然打击。

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772团第3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网。这次伏击，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

在同一个地点，在两天之后先后两次设伏，大获全胜，这在战争史上也不多见，创同一地点“重叠设伏”的成功范例，体现了刘伯承的艺高胆大，运用战术手段的炉火纯青。

11月2日，刘伯承指挥第386旅在昔阳以东的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

11月7日，刘伯承率第129师部队与第115师部队协同作战，在广阳、户封地区重创日军主力一部。

1938年1月后，刘伯承又与新上任的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部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又连续打了几个列为典范的伏击战，比如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

短短一年时间，刘伯承率部打了十余场堪称是具有教科书价值的名仗、好仗，并创建了晋冀豫和冀南根据地。这正是刘伯承把军事理论转化为军事实践的成功证明。

1940年8月20日至11月15日，刘伯承指挥所部参加了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的反“扫荡”作战。第129师所属部队在百团大战中共歼日伪军8000余人，破坏根据地内外的铁路、公路共500余公里，攻克和收复城镇据点共60余座，取得了巨大的战果。刘伯承曾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百团大战的谈话，盛赞百团大战对推进全国特别是华北抗战的作用及取得的巨大战果。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7）

解放战争时期是刘伯承最辉煌的时期，以劣势兵力纵横南北，率部打了一个又一个可圈可点的漂亮仗。如上党、邯郸、定陶、临浮、鲁西南、临汾、襄樊、郑州、淮海等诸多战役，还有历来为人所称道的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8月，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部千里进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军战略腹心地区并立足生根，对推进全国战局起了关键作用。这种以弱兵搏击取得战略后方的举措确实不同凡响，可谓神来之笔。刘邓通过时间换空间，逐步建立起较巩固的中原根据地和游击区，部队逐步积累起在中原的战略优势，为后来取得中原逐鹿和淮海大战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一般人所不能打或打不好的难仗。千里跃进而不要后方，基本上是败多胜少的恶仗。红军的长征、抗日战争后期的359旅远征、中原突围，都是艰苦卓绝、伤痕累累的壮烈远征。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之后，毛泽东曾经计划让粟裕率领华野主力渡江南进，千里蛙跳至闽浙赣，给敌人以相当的威胁和牵制，因其前景的不可预测，经过粟裕斗胆直陈的分析和毛泽东最后从谏如流的让步，并及时采纳了部下的意见，取消了南进方案。

刘伯承的综合秉赋非常高，被人们盛赞为当代中国难得的军事家，甚至敌方的名将白崇禧也称他是“共军第一号悍将”。

刘伯承在长征后期受中央的派遣到红四方面军加强领导工作，他见证了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达到8万之众的辉煌，同样看到了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倾力南下误入歧途，兵败四川，由盛而衰的窘况，也感受到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的西路军，在西征途中遭遇的惨烈的失败之痛。所幸，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央果断让刘伯承担纲执掌这支曾经大起大落的部队。接着，从八路军第129师，到晋冀鲁豫军区，再到中原野战军，最后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和他的最佳搭档邓小平一起，一点一滴，一步一步，把这样一支并非主力的部队打造成了一支誉满中外的名军，

刘伯承以一位著名军事家的卓越指挥艺术和精湛统驭能力，率领第129师直至第二野战军，与其他各大野战军一起，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巨大功勋，不愧为一代“军神”。

刘伯承一生军事著述颇丰，重要著述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刘帅的军事理论家地位很高。抗日战争时期发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对目前战术的考察》等著作，系统阐发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理论。

关于人民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的作战，刘伯承认为要注重三点，一是作战特点：在于把战术与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运用。要以民兵（群众武装）为“肉”，游击队（地方武装）为“筋”，正规军（基干军）为“骨”，形成一个动作一致的有机“拳头”，陷敌于四面楚歌之中。二是作战形式：实行综合群力的战争，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开展“到处都有”的全面游击战。游击战与运动战是相互融合贯通并适时灵活地转换，贯通的“环”就是趋利避害的机动。三是辩证指挥：作战指挥上，指挥员和司令机关要随时随地周密研究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这五个对作战最有影响的要素，即“五行”，据此定下正确的作战决心，即“五行术”。

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一篇篇，一章章，不论古今中外都能引经据典，而运用起来又能比拟通俗，深入浅出。讲到运动战，他就比画个“伸拳头打汉”，能缩方能伸展；论到不与强敌争一日之短长，他就比喻为“乞丐与龙王爷比宝”；关于破釜沉舟，与黄维兵团拼死一搏，他用了“瘦狗屙硬屎”的谐语，使二野的将领心领神会。

8 /“贺胡子”贺龙元帅

1936年冬天，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贺龙，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握手。两人都是大高个子，都是仪表堂堂，只是毛泽东更瘦更高一些。渊博、睿智的毛泽东，浑身充满着领袖的气质；威猛、忠勇的贺龙，处处洋溢着帅才的干练。

当两双巨人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贺龙以一种倾慕已久的神情望着毛泽东。彼此用熟悉的湖南口音互致问候。激动的神情和热忱的话语溢于言表。

毛泽东微抬着头，望着贺龙说：“我们对你贺老总早就是如雷贯耳哟！”

贺龙的眉眼和嘴唇都情不自禁地舒展飞扬，他朗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在1916年就听说过你呀，敬仰得很呢。那时就认定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毛泽东接着说：“在三湾改编时，我就是以你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精神来鼓舞士气的，你是一个大英雄呢。”接着，毛泽东又夸赞道：“你们2、6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很聪明，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基本上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大家要总结和学习。”

贺龙谦虚地说：“主席过?了，主席过奖了。”

1936年7月初，贺龙率红2、6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立即电令红2、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当朱德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告诉贺龙、任弼时等人时，贺龙明确表示只有一个中央。随后，张国焘又散发反对中共中央的文件《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逃跑主义路线》。对此，贺龙明确表示：“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散发。”并立即通知红二方面军各部队：“接到小册子统统收起来。”贺龙、任弼时等通过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促成了红四方面军北上，最终与一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8）

陕北窑洞的会见，奠定了贺龙在毛泽东领导下施展帅才的良好基础。

贺龙除了“贺胡子”的绰号外，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别称，叫“岳飞岳鹏举”。意曰“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而且这种称谓早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早在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之前。也就是说共产党称他“岳飞”，国民党也称他“岳飞”，可见贺龙被称作英雄的宽泛性。

“红军之父”朱德是这样称赞贺龙的：“贺龙同志又高又壮，真是强壮得像老虎一样。我在长征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显出疲惫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毛泽东十分欣赏贺龙在威猛中带有的平和宽厚气质。的确，如果从贺龙的外貌看上去，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他那充满俏皮的眼睛，总含着笑，仿佛在寻找幽默的好材料。喜动不喜静的他，行走动作都和他那声如洪钟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他的个人嗜好同样也具有魅力，喜欢用烟斗，胡须浓黑而整齐。

毛泽东对贺龙很宽厚，连他留胡须的样子也喜欢。贺龙曾对毛泽东说：“我开始留胡子的时候，还是一个赶马的娃子。那时，也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我就想，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所以，我就留了胡子。”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老总留胡子都有一段反潮流的故事。”

在猛将如云的解放军将领中，留胡须的人并不多，一个是贺龙贺胡子，另一个是孙毅孙胡子。一方面他们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另一方面显示出毛泽东对他们的喜爱。

1927年7月，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在武汉首次会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贺龙向周恩来表示，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就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征询意见，希望贺龙率第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8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告之南昌起义计划，并征询意见。贺龙表示：“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说，中共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8月1日，贺龙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指挥起义。

9月初，起义军南下途中，在瑞金，贺龙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入党仪式并讲话。出席仪式的还有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等。

10月7日，南昌起义失败，贺龙和刘伯承、叶挺、林伯渠、吴玉章等从陆丰抵香港。又从香港到达上海，并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贺龙说：“中共中央安排你去苏联学习。”贺龙很高兴。后来被敌人发觉，遭到通缉，未能成行。

11月中旬，在上海等待中共中央安排工作时，贺龙通过周逸群，向周恩来请求，愿去湘鄂边重新组织武装。贺龙对周恩来说：“不出三年，我一定为共产党再拉起一支像二十军那样的队伍。”

1928年2月20日，贺龙把鄂西的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后，就去湘西桑植县老家组织武装。回乡不到半个月功夫，贺龙便拉起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经过整编，建立了工农革命军，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党代表，贺锦斋为第1师师长。该军不久正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4军，贺龙任军长。

1930年初春，贺龙奉命率红4军离开鹤峰，东进洪湖，与红6军会合。7月初，两军在鄂西公安县会师，奉命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并成立了军团前委会。由贺龙任军团总指挥兼红2军军长，周逸群任政委，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邝继勋任红6军军长。至此，红2军团兵员达1万余人，枪支有5千余条，闻名的洪湖苏区开始形成。

1955年全军授衔时，从贺龙的红2军团走出的中将以上将领有：

大将：许光达。

上将：贺炳炎。

中将：王尚荣、成钧、杨秀山、余立金、顿星云、黄新廷、廖汉生。

贺龙与毛泽东是平等的朋友关系，而不是传承的嫡系关系。贺龙对毛泽东十分钦佩和尊敬，甫一见面就称毛泽东为“毛大帅”。大帅在旧军队的称呼是统帅的意思。贺龙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对毛泽东这样称呼，自然就带着一种敬佩的情感因素在里面。毛泽东感到很亲切，也乐意接受这个称呼。对毛泽东的这个称呼，在党内只有贺龙一人。而毛泽东则称贺龙为“贺老总”。同时，还称朱德为“朱老总”，彭德怀为“彭老总”。在党内，毛泽东只称这三人为老总，一方面是他们或担任过红军总司令或方面军总指挥，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

贺?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就被党中央选为中央军委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不是中央委员的他，连续几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此可见党对他的信任，毛泽东对他的重视。贺龙对此“心里十分不安”，但更有了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19）

193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坦荡爽快的贺龙列举了张国焘从当年阻止南昌起义，直到长征途中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言行。其中有一段话十分精彩，贺龙愤怒地对张国焘说：“你总讲我是军阀，我承认我曾经是一个军阀，但我现在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由军阀走向共产党，而你却由共产党退向军阀。老实说，我比你进步！”贺龙的这段话，受到了毛泽东等与会同志的热烈掌声。由此表明贺龙的爱憎分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也印证了毛泽东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多次说过，“贺龙同志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这个褒奖的份量很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贺龙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立即向党中央请缨出征。8月22日，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批准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贺龙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会上，根据“联蒋抗日”的协定，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20师，辖358、359旅，计4个团，由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毛泽东就我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初期作战形式等问题与大家交换了意见。当毛泽东提出是否留些部队保卫陕甘宁时，贺龙主动说将红二方面军一部分部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后来，红二方面军的718团和4个独立营共5000余人留在陕甘宁，担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9月上旬，贺龙率358旅进入管涔山区迎战步步进逼的日寇。根据敌情我情，贺龙果断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成立第1、2支队和独立支队，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

由于贺龙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在抗战初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北起大同泉口，南至汾阳，沿同蒲铁路与日寇争夺农村阵地，先后进行大小战斗500多次，击毙日伪军2万余人。同时，发动农民参军参战，使120师很快由8000多人发展到近30000人。毛泽东闻知高兴地说：“贺老总真是‘撒豆成兵’哪！”

1938年深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贺龙又奉毛泽东之命率120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八路军第2纵队和发展120师本身的三大任务。12月下旬，部队冒雪开进。到了冀中根据地，贺龙先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晤面，后与西北局书记彭真会商，接着，率部跨越敌人控制的平汉铁路。1939年1月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程子华会合。随即，贺龙担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立即投入到平原抗日游击作战。

1939年12月，国民党阎锡山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十二月晋西事变”，毛泽东急令在冀中的“贺龙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斗”。

1940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晋西北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从此，贺龙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重任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2年春，晋西北反“扫荡”结束后，贺龙奉命到达延安，受到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盛大欢迎。毛泽东、朱德亲自到会。接着，毛泽东又让贺龙参加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着重检查陕甘宁留守兵团的工作。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贺龙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将晋绥军区从中分出去，辖吕梁、雁门、绥蒙三个军分区，并以晋绥4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由贺龙兼任司令员。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贺龙根据中央军委“歼灭阎锡山各部，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的精神，采用“远交近攻，睦傅打阎”的策略，与晋察冀军区共同发起了晋北战役。战役自7月4日发起，至8月15日抗战胜利一周年之际，我军攻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10座城镇，共歼敌8600余人，控制了忻口以北地段。此役胜利后，贺龙亲自总结经验，毛泽东复电“经验甚好”，予以肯定。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将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分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执掌了西南的帅印。

会后，中央军委随即确定第18兵团、第7军、第19军共14个师13万人组成北线兵团，由贺龙率领从陕西入川。

8月29日，进军大西南的战役行动正式开始，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了秦岭战役。以18兵团佯攻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60军全部和61军两个师，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之敌攻击，造成解放军欲经川陕公路南下入川之势，以实现毛泽东“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山区”的部署。

12月上旬，当贺龙知道二野即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就下令部队加速前进，三路大军在冰冻、崎岖的路上以日行百里的速度，风驰电掣地逼近四川。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川、康、滇的地方部队如风吹落叶，纷纷起义。极度失望的蒋介石于12月10日凌晨由成都坐飞机逃往台湾。

贺龙指挥18兵团势如破竹，14日解放广元，17日占领剑门关，打开了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进抵巴中、绵阳，会同二野包围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部队于成都周围地区，形成关门打狗之势。21日发起成都战役。立足未稳的胡宗南则丢下几十万部队，从成都飞往海南。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起义或投诚。27日，成都解放。至此，西南战役结束，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全部覆灭。30日，贺龙率18兵团一部由北门入城，受到30万成都市民的夹道欢迎。刘伯承、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贺龙在此战役的贡献：“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18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0）

9 /“诗人”陈毅元帅

陈毅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又是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的三位重要领导人之一，与朱德和王尔琢齐名，在军内的资历和地位很高。如果说，朱德在革命最黑暗的时刻，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为保留一颗很大的革命火种，立下了最大的功劳，那么陈毅作为朱德的最得力助手之一，同样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当时，到了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部队只剩下800多人，基本力量是25师的战士，干部所剩廖廖无几，团级干部只有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和74团参谋长王尔琢，而朱德是9军副军长，大家对他不太熟悉。但陈毅与朱德很熟，既是四川老乡，又曾经共过事。他们是1926年下半年受党的派遣，到四川杨森部队做响应北伐的兵运工作时认识的。他们还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所以，在天心圩，陈毅不断地向大家宣传说：“朱军长是老党员，1922年就入党了。你看师长跑了，党代表走了，团长走了，参谋长也走了，朱军长他还不走，我们应该拥护他！”此时，陈毅如果去上海、北京、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里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拥护朱德，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作为惟一的团级政工干部，陈毅协助朱德做稳定部队的工作，在一言一行上功不可没。不过，陈毅当时的处境也很尴尬，很为难。若干年后，他回忆这段最困难的时光时说：“我那时候在部队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我8月中旬才去，10月初部队就垮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但是，当部队进入信丰县城后，有个别干部钻进酒楼，大吃大喝后，嘴巴一抹就走。还有几个士兵跑到当铺里，把手榴弹往桌上一搁，拉着导火索，痞腔痞调地说：“老板，称称有多重，换几个钱花花!”陈毅接到报告后，当机立断，要号兵吹响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现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队伍一下子跑出信丰县城20多里，直到一个山坳里才停下来。

陈毅站在山坡上喊道：“面向我，列队集合!”他尚未喊出团营连番号，突然只见一位忠勇的老兵跑到陈毅的左前方，以标准的军人姿态肃然立正。这不是别人，而是朱德军长!紧接着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跑步跟上……于是七八百人迅速列队。

陈毅在队列前激愤地说：“我们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因此，对于那些哄抢当铺、煽动逃跑、损害军誉的败类，我们定要严惩不贷!”他命令执法队，当场执行严肃的军纪，枪毙了那几个害群之马。

接着，部队又开到大余县城，并在这里进行整编，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为司令员，陈毅为党代表，把一批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工作，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11月上旬，第5纵队进入湘赣边界崇义上堡地区。陈毅主持整顿纪律，作出没收与缴获全部归公的规定；大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恢复群众组织，开始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军事训练，开始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这支经过艰苦磨难的队伍，犹如大浪淘沙后保留下来的精华，经过“赣南三整”，又增添了生气。

所以说，保持南昌起义的火种没有熄灭，最大的功劳是朱德，其次是陈毅和王尔琢。

1928年初，朱德率部成功地领导了湘南起义，陈毅也参与了领导。起义后，朱德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陈毅任党代表。陈毅受到党的信任，进步很快，在军内的地位几乎与朱德并驾齐驱。4月下旬，朱德率部到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陈毅任刚刚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兼第12师师长。这样，陈毅就与毛泽东、朱德和王尔琢一起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源头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6月22日，在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因在红4军的建设问题上与其他领导同志存在意见分歧而离开了红4军。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不久，陈毅代表中共红4军前委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陈毅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从而如实地向中央反映红4军的情况。接着，在周恩来主持下代中央起草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返回根据地后，陈毅主动检讨自己，并两次致信毛泽东，请其回前委工作。毛泽东回到前委后，陈毅又积极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正是由于陈毅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有红4军“九大”的圆满召开和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产生。12月29日，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共红4军前委书记。陈毅与毛泽东、朱德等11人被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陈毅后来回忆说：“我从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是如此，即使失败亦是如此。”他这种既敢于坚持真理，又敢于修正错误的态度，虚怀若谷、知过必改的精神，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所以，陈毅是红4军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为我军最源头、最基本的部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陈毅因在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排挤，被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等职，在赣粤边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南方的战略支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1955年全军授衔时，在陈毅领导下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各游击区的中将以上将领有：

大将：粟裕。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1）

上将：叶飞、傅秋涛、钟期光。

中将：卢胜、刘培善、张藩、林维先、饶守坤、黄火星、梁从学。

陈毅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气绥，即使面临绝境，也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自幼爱好文学，尤喜作诗，一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寒冬，陈毅身负重伤弹尽粮绝，被困在赣粤交界的梅岭树林草莽之中长达20多天，而且外有国民党军队重兵围攻，内有叛徒告密陷害。在九死一生之际，陈毅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首“绝笔”诗篇藏在衣内，充分表达了他革命到底、至死不渝的革命气概。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毅参与领导组建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等职。在新四军挺进江南之初，陈毅就提出，要将模范的群众纪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胜利的战斗这三条原则作为见面礼献给江南人民。陈毅认为，只有尽快打几个漂亮仗，才能打击日军的骄横气焰，鼓舞民众的抗战情绪，使新四军在茅山站住脚。不久，粟裕亲自指挥，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旗开得胜。陈毅兴奋地为此赋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陈毅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代军长，与政治委员刘少奇统一指挥华中9万部队，在日、伪、顽夹击中坚持和发展了华中敌后抗战。连续粉碎了日伪军对盐阜、苏中、苏南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使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获得了新发展。1942年春刘少奇返延安后，陈毅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一直领导整个华东战场的战役作战，粟裕具体负责军事指挥。他们一起，密切配合，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漳厦等诸多著名战役，难度大，战略意义大，战法具创新性和前瞻性，为全军各战区所效仿。如果说，粟裕指挥战役像工笔画、像素描，细致入微、大胆出奇、笔法创新、高潮迭起，那么陈毅指挥战役则像国画大写意，汪洋恣肆、浓云泼墨、线条粗犷、苍劲有力。

1947年5月，陈毅和粟裕珠连璧合，在鲁中孟良崮上演了一出歼灭蒋介石嫡系王牌的经典好戏。当时，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在实施蒋介石对山东战场的所谓重点进攻中，狂妄冒进，作为先锋进攻沂蒙地区，迫我主力决战。该师师长张灵甫叫嚣要活捉陈毅和粟裕。根据敌情呈现出“一枝独秀”之状，粟裕奇妙地提出了“猛虎掏心”的战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间楔入，切断整编第74师与其左右翼的联系，将其干净彻底消灭掉。陈毅一听，大声叫好，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当即定下方案：围歼整编第74师，活捉张灵甫。经过4天激战，我华东野战军一举将国民党军精锐“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全部歼灭，该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名震五洲，意义非凡。正如当时新华社所评述的：打击了蒋介石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一打击又出现于解放区举行全面反攻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重大的影响。毛泽东称赞说，歼灭整编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蒋介石哀叹该师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借的一件事”。这时，陈毅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诗兴勃发，挥毫写道：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陈毅和粟裕指挥的孟良崮战役，创造了我军在敌重兵集团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战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

陈毅一生著述颇丰，重要著作已收入《陈毅军事文选》。陈毅善于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善于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并从中概括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中，包含着陈毅的智慧和创造。陈毅认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是一种“城乡”斗争，敌之优势集中在城市，我则必须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并“波浪式”地发展到全国。应先建立各个小块根据地，逐步连成大片。早在1929年9月，陈毅总结红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即提出了14条游击战战法。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发表了《论建军工作》、《论游击战争》、《华中实战的经验教训》、《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等文章，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出发，系统探讨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及战略战术，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游击战争基本规律的作战指导原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建设等问题作了论述。解放战争中，陈毅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主力兵团，是革命武装力量的三个阶梯，相互依存配合，共同打击敌人。当革命战争发展到大兵团作战之后，总的作战方针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战略防御阶段应以运动战为主，就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时机，选择战场，集中兵力，四面包围”，实现内线歼敌。战略进攻阶段，要逐渐加大阵地战的比重，并与运动战相互配合。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2）

10 /“政治元帅”罗荣桓元帅

翻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出罗荣桓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在我党最初领导的三大著名武装起义中，只有罗荣桓一人参加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连党代表，而发动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就是毛泽东，时任中央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所以说，罗荣桓与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二，作为戎马一生的元帅，罗荣桓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所担任的都是我军政治工作领导职务，很少直接担任军事指挥职务，他就是凭着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的卓越贡献，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故而又被人们尊称为“政治元帅”。所以说，罗荣桓是在我军政治工作领域中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之一。

罗荣桓比毛泽东小9岁。毛泽东的家乡在南岳衡山迤北的韶山，罗荣桓的家乡在衡山东麓的衡东县。向以势雄、景秀、境幽、文丰而著称的衡山，蕴育了文韬武略的毛泽东和帅才罗荣桓。

毛泽东在我军初创时期，创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建军原则，日后成为我党我军发展自己、战胜敌人的法宝，成为系统的毛泽东思想。罗荣桓是这些建军原则尤其是政治工作原则的参与者、执行者和见证人，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日后终成我军惟一的“政治元帅”。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负责打前站的师部参谋罗荣桓看见村头有三棵几抱粗的大树，森然葱茏，很有气派，其中两棵是樟树，一棵是枫香树，树下是一块荫凉的坪，北面的坡上散布着几十户人家。罗荣桓感到这里颇有一番世外桃园的味道，很有诗意。他觉得这是部队歇脚的好地方，于是及时报告了师部。日后，枫树坪成为一处著名的革命遗迹。

部队进村后，发现这里人去屋空。原来老表们听说来了兵，都躲进了山里。部队驻下后，毛泽东在村里的“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研究部队整编问题；同时，要求各连队立即分头上山，把群众请回家。

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着特务连到山上喊话，向老表们说明我军的性质，动员大家回来。老表们听了我军的口头思想工作，又派一些老人回家来看虚实，一看家里东西原封未动，战士们说话十分和气，他们才放下心来。第二天，老表们纷纷回到村里。

接着，毛泽东组织部队在枫树坪整编。主要有三项内容：第一，缩小编制。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二，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把支部建在连上。规定班或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领导。第三，在部队内要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队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为了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

部队整编后，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前往宁冈县古城镇。在古城镇的文昌宫，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连党代表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大家讨论了当前的革命形势、任务和建立根据地等问题。最后，前委会议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会上，毛泽东还强调，现在党在部队里还没有扎根。为了把支部建到连上，各单位要积极吸收先进分子入党。

古城会议以后，毛泽东于10月7日率部南下向井冈山地区挺进。先到茅坪一带，这里已是井冈山脚下。又到宁冈大陇，再西转至湖南酃县十都。10月中旬到达酃县水口镇。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整编后的红军第一批新党员的入党仪式。罗荣桓和各连的党代表都参加了此次入党仪式。

10月22日，部队进驻江西省遂川县的大汾村。当晚，罗荣桓主持了特务连的第一次入党宣誓仪式。会场设在村里的一个阁楼上，早早就来到会场的罗荣桓，指挥战士们摆放物品。只见墙东侧放了一张方桌，桌沿压了一张红纸，红纸一直垂到地面，上面用毛笔写有C.C.P三个英文字母和入党誓词：“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在红纸上面压着一盏油灯。在方桌前面放了几张破旧的条凳。整个会场尽管简陋，但显得很庄严。8位新党员在条凳上就坐，等候那一庄严时刻的到来。不一会，毛泽东在曾士峨、张宗逊陪同下也来到了会场。

罗荣桓宣布入党仪式正式开始。首先，他解释了C.C.P三个字母就是英文“中国共产党”的缩写，又讲解了六句誓词的意义。接着，他请8位新党员逐个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入党动机，然后，他请毛泽东带领大家宣誓。党员们都站起来，举起右手，随着毛泽东逐句诵读誓词。声音粗犷而又坚定，使这简单朴素的入党仪式显得非常庄严。

入党仪式结束时，罗荣桓代表连队党支部讲话，请新党员严格要求自己，按党员的标准去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同时感谢毛委员到会，并请毛委员作重要指示。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3）

毛泽东点点头，对大家说：听到这8位同志对党的认识、入党动机都谈得比较好，很高兴。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员现在要为推翻地主豪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将来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你们在群众中要发挥模范作用、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要紧密地团结群众，及时向组织反映部队情况……

毛泽东和罗荣桓等党代表在水口、大汾等地发展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才开始落到了实处。

10月24日一早，部队出发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站在一块叫做雷打石的大石头上，给部队讲了话。罗荣桓与连队认真聆听。毛泽东要求大家遵守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要归公，三、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严格遵守这三项纪律，我们才能搞好同山上群众和王佐部队的关系，才能在井冈山立足。”

这就是后来对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大纪律的开端。三大纪律的颁布，充分体现了工农革命军从一开始成立就是人民军队的本质，客观存在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阀及其他一些军队。三大纪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红军开始一直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1927年11月初，罗荣桓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这样，我军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就开始建立起来。罗荣桓高兴地说：“我们工农革命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12月下旬，罗荣桓调任3营9连党代表。毛泽东将部队带回到宁冈的砻市，在砻市河边一块坪上召开全团指战员大会。毛泽东总结了茶陵战斗的经验教训，也批评了不打土豪、不做群众工作的错误。他着重强调，革命军队不能光是打仗，一定要做群众工作。他宣布工农革命军有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设根据地。

“三大任务”集中反映了工农革命军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建军宗旨，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从而具有任何旧式军队所不同的根本性质。这是对建军原则的重大发展。

1928年1月初，罗荣桓率9连进驻遂川县城西南的草林圩。1月14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二，毛泽东来到草林圩考察。他对罗荣桓开展的群众工作比较满意。临近春节时，毛泽东决定将部队都集中到城里过年。每个战士发两身单军衣和5块大洋。在城里，毛泽东又召集党代表开会，听取了各连的汇报，然后针对各连提出的问题，指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至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基本纪律已经形成。为日后发展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8年4月28日，朱毛在井冈山砻市胜利会师。罗荣担任第31团第3营党代表。

1929年3月，红4军攻占福建长汀后，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进行了一些争论。罗荣桓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和正确主张。但是，罗荣桓的意见在会议上只占少数。会议改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4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9月，红4军在上杭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罗荣桓等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4军，但是，毛泽东仍然留在闽西。

12月初，罗荣桓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在此期间，毛泽东集合了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时间，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4军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他讲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他说，第9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很凶，士兵就送了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典型写进了古田会议的决议。

12月中旬，部队由新泉开往古田，罗荣桓等党代表又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12月底，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上，罗荣桓以基层政工干部的身份当选为红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当选委员的三项基本条件是“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在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在散步时，指着恰好从一旁走过的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一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毛泽东这句话，既对罗荣桓是一个褒奖，同时，又提醒毛泽东自己，对罗荣桓这样的干部是要委以重任的，不能再耽误了。

作为毛泽东的嫡系将领，罗荣桓在关键时刻经受了考验。在毛泽东领导初创的红军顺利发展的时候，罗荣桓坚决贯彻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而且做到不露锋芒，即使没有脱颖而出，也是沉静稳重地工作；在毛泽东身处逆境，失去权力的时候，罗荣桓则挺身而出，更加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就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罗荣桓的坚强党性，毛泽东在困境中看得更清楚了，以知人善任著称的他，从内心对罗荣桓发出了“发现晚了”的慨叹。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4）

从此，随着我党和我军在顺境与逆境中曲折地艰难前进并发展壮大，罗荣桓也随着毛泽东的升迁而升迁，随着毛泽东的降职而降职，不断地成长发展起来。

此后，罗荣桓先后担任红四军政委、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翌年末，他率部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罗荣桓负过枪伤，从1942年起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太差，罗荣桓强撑病体，常常坐在担架上坚持工作。他对夫人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到那时，死也瞑目了。”

1945年夏，考虑到罗荣桓伤病交加，中央派人去山东接替他的工作。因日本投降形势突变，罗荣桓随即又强撑病体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参加领导了解放东北和后来进军关内解放平津的作战。

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

1946年夏，他因病情加重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切除了他的左肾，并建议他修养三年。罗荣桓心系东北解放战争，谢绝了医生的建议，刀口刚愈合便回到东北战场。直到1963年上半年，罗荣桓仍然抱病坚持工作。正如他经常所言：“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春又出任新中国首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兼任总干部部部长。

1955年，主持评定军衔工作的罗荣桓也不同意自己出任元帅，因为他一直从事政治工作，自觉无甚军功。

然而，毛泽东坚持罗荣桓上选，他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毛泽东回忆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发自内心地说：“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邓小平。”他一生也只写过两首怀念战友和亲人的诗，其中一首就是《吊罗荣桓》。

11 /“北方帅星”徐向前元帅

全军首次授衔，毛泽东带头不要大元帅军衔，许多转业到地方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同志也不要元帅或大将或上将军衔。与此同时，已经决定授予军衔的一些高级将领也虚怀若谷，提出不要军衔或降低军衔。军内第一个提出让衔的是徐向前元帅。他谦逊地说：革命已经成功，这是最重要的，个人当不当元帅并不重要。他给毛泽东专门写信，提出不要军衔。毛泽东则明确批示，作为一个方面军的代表，元帅里面绝对不能缺少徐向前同志。

正如毛泽东所说，徐向前是一个方面军的代表，这就证明他在军内的历史地位很高。在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阶段，徐向前就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军事人才。从资历和学识来看，黄埔军校是一个标杆，因为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办的第一所革命的军事院校，所有国共双方的军事资源都在这里。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就证明他的军事起点相当高。再从黄埔学生毕业后的成就来看，徐向前早期发展很快，可谓少年得志，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认可。因为他在红军时期的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就担任了方面军总指挥。仅仅单纯从数字上看，就创造了两个第一。是国共两军的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当上方面军军事主官的人；年仅30岁，就成为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指挥。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黄埔生任职最高的是胡宗南，是第1师师长；共产党军队中的黄埔生任职为师长的是陈赓，在徐向前麾下任红12师师长。不过，黄埔第四期的小弟弟辈中，林彪冒升的很快，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军团长，但是职务仍比徐向前要低。

徐向前虽然不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但他是由中央于1929年6月派遣到鄂东北，担任红四方面军最初的前身之一红31师副师长的。学历和军事素养最高。此时，王树声、徐海东、倪志亮等人都是团长。几个月后，徐向前升任师长，1930年春又升任红1军副军长，1931年初担任扩编后的红4军首任参谋长。直到1931年秋，徐向前升任红4军军长时，倪志亮才由团长升为师长，王树声升为副师长，徐海东仍是团长。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徐向前担任总指挥，倪志亮和王树声则分别担任红4军两个主力师的师长，加上不久从中央派来的陈赓担任了红4军第12师师长。其他师级干部有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周纯全、彭（湃）杨（殷）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任傅钟。团级主官有团长徐海东、王宏坤、许世友3人，团政委有李先念、张广才、袁克服3人。直到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撤销，徐向前始终担任方面军总指挥。所以，在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开国将帅中，没有一个人的资历和职务超过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人事大权虽然基本上掌握在张国焘手中，但徐向前一直担任红四方面军最高军事首长，主管行军打仗。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续4次反“围剿”斗争中，徐向前头两次是作为军参谋长协助领导进行工作，取得了胜利。后两次，徐向前是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组织指挥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著名战役，大量歼敌。其中苏家埠大捷是红军时期最成功的围点打援的第一个模范战例。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5）

1932年10月，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率部转移，原来已经发展到4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2万多人。面对的是国民党10余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徐向前率部历尽千辛万苦，行程3000余里，战斗数百次。到1933年初，终于在川陕边界找到了立足之地。

徐向前在这里抓了三个月的大练兵，然后，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和宣汉达川战役，歼敌2万，缴枪1.2万件，还缴获了敌人的兵工厂、被服厂等等设备。他利用这些缴获的武器，投入到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六路围攻”之中，蒋军出动20万兵力，而红四方面军仅有6万人。徐向前连续运用“紧缩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方针，分为东西两线，经过10个月的战斗，红军以伤亡2万人的代价，歼敌8万多，缴获枪弹及装备无数。反“六路围攻”是红军战史上歼敌数量最多、缴获武器最多的一次战役。1934年10月，徐向前又指挥了著名的万源保卫战。

1935年春，徐向前奉命率部长征。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战略处境上的一个转折，徐向前功不可没。在所有红军将领中，徐向前是指挥过的部队数量是最多的，指挥红四方面军8万雄师，达到军事指挥才能的辉煌时期。6月，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前夕，徐向前麾下的红四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众多。他们在1955年授衔时的情况如下：

大将1人：王树声（方面军副总指挥）。

上将10人：王宏坤（方面军副参谋长）、傅钟（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谢富治（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周纯全（方面军后方纵队政委）、许世友（红4军军长）、王建安（红4军政委）、洪学智（红4军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红9军政治部主任）、陈再道（红4军第11师师长）、陈锡联（红4军第11师政委）。

中将36人：军团级：倪志亮，军级：詹才芳、程世才、李天焕、徐立清，师级：杜义德、郑维山、王近山、吴先恩、张才千、胡奇才，团级：王必成、孔庆德、皮定均、刘飞、刘昌毅、杨国夫、李成芳、吴瑞林、张贤约、陈康、陈庆先、范朝利、周希汉、周志坚、秦基伟、聂凤智、钱钧、徐深吉、徐斌洲、陶勇、鲍先志，营级：张仁初、张祖谅、曾绍山、滕海清。

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想违背中央的“北上“方针，率部南下另立中央。徐向前受命向毛泽东汇报张国焘的南下意见，毛泽东坚决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能改变。”徐向前表示赞同中央的决定。

两军会师之后，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8月，中央军事工作会议决定，红军分成左右两路行动，左路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右路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中央机关随右路军前进。

徐向前忠实执行中央的决定，率右路军一路向北。而左路军却迟迟不前。毛泽东等发电指示张国焘率部北上。可是，张国焘接到电报后，立即电令陈昌浩，要他转告党中央，他坚持南下，反对北上。

叶剑英收到电报后立即拿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同志商议之后，决定当夜率1、3军团开走。

毛泽东离开的那天晚上，亲自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如能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一道北上更好。”

毛泽东从而知道徐向前最终也是拗不过张国焘的。他就对徐向前说了声早点休息，然后告辞而去。

中央红军撤离的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有人报告陈昌浩、徐向前问打不打？陈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说了那句名言：“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样，毛泽东等人得以脱险。所以，徐向前在中共中央率1、3军团单独北上后的严峻时刻，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徐向前还是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率部南下了。

张国焘搞分裂活动亦步亦趋，最后发展到另立中央的地步。徐向前和朱德、刘伯承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0月5日，徐向前出席了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后明确表示，反对另立中央。后来，经过中央的耐心工作，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红四方面军再次决定北上。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之后，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组成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11月，徐向前率部西征。面对数倍于已的凶残至极的马氏匪兵，西路军经过四个月的苦战，歼敌2.5万人，给敌人造成极大损失，但西路军也基本上被打光了。

西路军失败之后，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

最后，徐向前几经波折回到延安，终日闷闷不乐：“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毛泽东安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6）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副师长，随同周恩来来到山西太原。阎锡山非常欣赏徐向前的军事才能，告诫部下道：“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好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不久徐向前即转入太行山区指挥抗日游击战争，参与指挥了反九路围攻的战役。徐向前指挥的响堂铺战斗是当时八路军一次战斗击毁日军汽车最多的。

1938年4月，徐向前奉命率部分八路军赴冀南创立抗日根据地。

1939年5月，徐向前和朱瑞奉命东进，到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央决定将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正式编为八路军第1纵队，由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

1940年夏，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开会，在延安期间因被马踢伤治疗了半年多。伤愈之后奉命留在延安工作，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副司令，之后又到抗日军政大学当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此时，徐向前刚刚出院，身体尚处在恢复之中。他却坚决要求上战场，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他带病指挥了山西境内的几次大的攻城战役。

运城战役中，为了确保战则必胜，徐向前果断地平息了起义将领高树勋部上层反动军官的叛变。运城一战，歼敌万余名。解放运城之后，徐向前因积劳成疾病倒了，经常吐血。

临汾战役时，徐向前强支病体，亲自部署并指挥。该战役持续72天，歼敌2.4万人，创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使用坑道爆破战术攻克城市的范例。中央军委授予8纵23旅“临汾旅”的光荣称号，这也是全军惟一一个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师级单位。攻下临汾之后，整个晋南地区获得了解放，并造成直接进逼晋中，威胁太原之势。

晋中战役时，徐向前带病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该战役，徐向前率领仅以地方部队为主的6万人，连续作战一个月，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之师10万之众，为尔后夺取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晋中战役堪称用兵奇略，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晋中战役的成功之处是：我军利用敌人的弱点，有效地调动了敌人，取得了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此战成为解放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在太原战役中，徐向前病情加重，他的肋膜出水，胸背疼痛难忍。他请求彭德怀指挥太原战役，但他要等攻下太原之后再去治病。在我军横渡千里长江之际，太原战役终于打响。解放军发起总攻后，仅用数小时就拿下了太原。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攻克的国民党军队设防最严密、阵地最坚固、难度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同时，也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解放军兵力少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军约10万，国民党军队13万），而且火力也不如国民党军队，却敢于主动攻城且能够实现长期围城的大型战役。其他所有的城市攻坚战，解放军无不是兵力火力皆占据绝对优势下才敢攻城。战役的主要特点是，我军在长达4个多月的围城期间，采取了围困、瓦解和攻击相结合的方针，首先在反复争夺外围据点中逐批地消灭了部分敌军，同时以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瓦解了敌军士气，从而在总攻之前就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为最后以小的代价顺利围歼守敌创造了条件。

徐向前一生军事著述颇丰，重要著作已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29年11月20日，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与戴克敏、曹学楷提出《军事问题决议案》。抗日战争的1938年5月21日，在《群众》杂志上发表《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提出在平原地区建立“人山”坚持游击战争的思想。1940年7月，写出《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一文。徐向前的军事思想，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辅助作用。

12 /“儒帅”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元帅性情敦厚、温文尔雅，具有学者气质，堪称“儒帅”。聂荣臻军事生涯的起点很高，是开国将帅中第一个进入中央军委的前身中央军事部的。1927年5月，在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始之初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部，周恩来是部长，他是部门领导人之一，分工主管人事分配工作。到南昌起义前夕，聂荣臻在周恩来领导下，向各有关部门派遣了不少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后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人。

在我党领导的最著名的三大起义中，聂荣臻参加了其中的南昌起义，领导了其中的广州起义。这个经历在十大元帅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聂荣臻没有当战士的经历，从建军之初就在中央军委的核心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2年初，聂荣臻从上海的中央军委机关奔赴瑞金的中央苏区时，原本是去湘鄂赣军区担任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却临时派他到新组建的红5军团，代表?委找军团的上层领导谈话，做团结安定的工作。红5军团是宁都起义的部队，这支1.7万多人的队伍中，第一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第二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第三是保定军校毕业生，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他们派去了大量有军校背景的干部。聂荣臻当年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是老师，更能对红5军团的官兵产生良好影响。聂荣臻到红5军团后，遵照毛泽东的嘱咐，与上层领导谈形势，谈政策，使他们安下心来。毛泽东对聂荣臻的工作很满意。不久，聂荣臻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两个多月之后，又担任红5军团政治委员。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7）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中主力的政治主官，聂荣臻与军事主官林彪相互信任，密切配合，率领红5军团先后取得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中央红军长征中的一系列胜利，到陕北根据地后参加红军东征、西征的胜利，当然，也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之痛。在抗日战争之初，聂荣臻与林彪又分别出任八路军第115师的政委和师长，率部取得了平型关伏击战的胜利，赢得了八路军挺进抗日战争前线后的第一仗。聂荣臻自从到毛泽东麾下战斗之后，耳濡目染6年，学到了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领导才能，对自己以后领导一个大的战略区增益很大。

1937年10月，党中央赋予聂荣臻独当一面地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聂荣臻很快就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1月起，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此，聂荣臻开始了军政工作一肩挑，领导一个战略区的全面工作，直至1948年5月，长达10年之久。像聂荣臻这样，担负一个战略区的全面领导工作，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绝大部分时期，而且战略区的番号不变，这种情形在全军也是独一无二的。

当初，聂荣臻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老底是以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各地工作团等约3000人为骨干的。聂荣臻首先在五台山区创建了我军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接着，他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毛泽东赞誉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并号召八路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学习。

1938年10月5日，聂荣臻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来电，称晋察冀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1月，聂荣臻向中央报告根据地的巨大发展。报告共10万余言，毛泽东决定发表，亲笔题写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到1939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到拥有72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团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

1939年10月下旬，日军兵分十二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聂荣臻周密部署，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指挥八路军坚决同日军作战。11月初，日军第2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领1000多日军进犯到了雁宿崖和银坊地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首先向聂荣臻报告了敌情，并且说雁宿崖狭谷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聂荣臻听完杨成武的报告，觉得敌我兵力相比，我军占有绝对优势，同时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完全具备歼灭这路孤军深入之敌的条件。他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阿部规秀被日本人喻为经过特别挑选的能够适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而他以中将资格兼任旅团长，可见其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11月3日清晨，雁宿崖伏击战打响，经过一天激战，我军歼灭日军600多名，仅极少数漏网。聂荣臻见好就收，他批示参战部队，立即脱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因为通过两年多交战，聂荣臻摸准了日军的特点，一旦吃了亏，总要再来报复。

果然，恼羞成怒的阿部规秀于次日亲率1500余人，再次进犯到雁宿崖，对我军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挽回“皇军的体面”。聂荣臻决定以小部兵力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3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东北的上庄子至寨头之间狭谷地带时，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敌人果然中计，黄土岭伏击战，我军取得了歼灭日军900多名，击毙其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的重大战果。

阿部规秀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被消灭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此举震惊了日军，也震动了全中国。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还为阿部规秀立了一个碑。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毛泽东致电聂荣臻，要他嘉奖有功人员。接着，直接击毙了阿部规秀的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炮兵营，受到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战斗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全国抗战热情更加高涨。

1940年春，聂荣臻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并在同年8月指挥晋察冀部队39个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线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使日军的交通枢纽陷于瘫痪。战斗中，八路军指战员奋不顾身抢救了日本孤女美穗子姐妹二人，聂荣臻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最后派人把姐妹俩送到石家庄的日军兵营。一时间，八路军仁义之师?为佳话。

1941年至1943年，聂荣臻指挥晋察冀根据地军民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期间，在聂荣臻领导晋察冀根据地还出现了几个有影响的人物，一是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籍著名的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他因抢救伤员中毒，不幸牺牲。白求恩对解放区军民的救死扶伤作出过不小贡献，聂荣臻与他私交也好。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聂荣臻不顾日军的“扫荡”，仍然为白求恩举行殡殓典礼。后来，毛泽东还写了一篇不朽的文章《纪念白求恩》。二是“狼牙山五壮士”。在1941年8月反“扫荡”斗争中，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7连6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悬崖，牺牲3人，幸存2人，被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聂荣臻曾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抗日战争期间，在聂荣臻领导晋察冀根据地涌现了众多知名将领。他们在1955年全军授衔时，被授予中将以上的有：

上将：赵尔陆、萧克、邓华、杨成武、宋时轮、黄永胜、朱良才、李志民、王平、郭天民、吕正操。

中将：王宗槐、王紫峰、王道邦、甘渭汉、刘道生、孙毅、汤平、吴先恩、旷伏兆、李天焕、肖新槐、陈正湘、周彪、周仁杰、郑维山、赵镕、唐延杰、聂鹤亭、袁升平、曾思玉、程世才、韩伟、詹才芳、蔡顺礼、

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在头一年指挥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进行了大同战役、易（县）满（城）战役、保（定）南战役等。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8）

为钳制华北敌人使其不能出关增援东北，1947年4月，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集中优势兵力，以大踏步进退的行动，击敌薄弱环节，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铁路沿线七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扫除了障碍。6月组织野战军发起青沧战役、保（定）北战役。10月17日至22日，组织所部进行清风店战役。11月6日至12日，聂荣臻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城敌军2.4万余人，此役被朱德誉为“夺取大城市之范例”。

1948年，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他组成第2兵团楔入热西、冀东地区，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敌人的联系。随后在平汉路北段发动进攻，吸引敌华北主力。然后又西进绥远，进攻平绥路两侧，解放了绥远、冀北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战前的11月17日，聂荣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华北军区部队调动腾挪，转换进攻方向，达到迷惑、稳住敌人的目的。命令华北军区第1兵团停攻太原，华北军区第3兵团撤围归绥，以稳定傅作义集团，不使其感到孤立而早日撤逃。平津战役打响时，聂荣臻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首先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绥远的道路，吸引傅作义派兵西援。然后，又指挥华北军区第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出击北平至张家口一线，隔断北平与张家口的联系，以便抓住傅系部队，拖住蒋系部队，为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争取时间。

12月17日，聂荣臻率几名工作人员由河北平山县赶到蓟县孟家楼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会合。林、罗和聂在五台山分手12年后，在全国胜利前夕重逢，都不胜欣慰。

12月22日，按照林彪与聂荣臻的商定，林彪指挥所部准备攻歼平津以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聂荣臻直接指挥华北军区部队立即开始追歼傅作义残部。22日，华北军区第2兵团经10小时激战，全歼傅作义嫡系精锐“王牌”第35军等部共1.6万人，该军军长郭景云自杀。23日，华北军区第3兵团在东北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先堵击和追击从张家口向北突围之敌，将其压缩围困在张家口东北的一山沟内，后于当晚解放张家口。24日，则对围困之敌猛烈攻击，经一天激战，仅以900人的伤亡，歼敌5.4万人。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用一天强攻，解放坚固设防的天津市，完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天津方式”。聂荣臻为了使北平这座历史名城若能完好无损地被接管过来，给西柏坡总部发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亲笔签署了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天津解放后，聂荣臻与林彪等一起同傅作义成功地进行了和平谈判。这样，和平解放北平的“北平方式”又基本成型。1月22日至31日，傅作义部25万人全部撤离市区开到城外，进至我军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31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随即进入北平，对国民党军政机关进行接管和维护社会秩序，北平遂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如果说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是识时务的俊杰，那么聂荣臻则是推动时局发展的功臣。“北平方式”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艺术杰作，是革命的信念、智慧、勇敢和力量的结晶，它谱写了解放战争新诗篇。毛泽东对北平和平解放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平解放，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古迹。这样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都会拥护。”

4月下旬起，聂荣臻又参与同傅作义、董其武谈判绥远问题，努力促成“绥远方式”的实现。关于绥远方式，毛泽东阐述说：“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于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4月29日，谈判双方达成《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草案）》。

6月8日，上述《协议》终于签定。当晚，聂荣臻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和董其武的代表康保安等人。

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国革命转入了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聂荣臻在晋察冀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的建树，是他辉煌历史上极其壮丽的一页，尤其是他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印证并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29）

13 /“叶参座”叶剑英元帅

战争时代，人们大都喜欢用“叶参座”来尊称叶剑英。“参座”的位置很高，要够上军级的参谋长才能这样叫。叶剑英在1927年就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职务与朱德、刘伯承一样高，比贺龙稍低。1930年秋，33岁的叶剑英从苏联留学回国，到达上海。1931年1月下旬，叶剑英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闽西，4月初到达江西瑞金。旋即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成为继刘伯承之后的我军第二任参谋工作领导人，而且他们还先后出任中国工农学校校长，所以，他们一同被称为我军参谋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的“鼻祖”。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成立，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首任总参谋长。成为我军真正意义上参与部队实施军事行动的总参谋长。从此以后直到建国前夕，叶剑英大部分时间都在军委或总部担任副总参谋长或总参谋长。所以，“叶参座”这个尊称对叶剑英来说名副其实，1955年9月，作为长期担任我军总参谋部领导人的叶剑英，被授予元帅军衔也是名至实归。

叶剑英长期作为总部参谋机关的领导人，虽然不直接带兵打仗，但主要是辅助中央军委运筹帷幄，谋划全局，责任十分重大。多年来，他在总部的直接部下也不少。1955年，叶剑英在总参谋部各个时期的部下授衔情况如下：

大将：张云逸、许光达。

上将：李涛、陈奇涵。

中将：王诤、刘志坚、张令彬、张经武、李作鹏、李寿轩、周玉成、罗舜初、聂鹤亭、郭化若、常乾坤、阎揆要、谭冠三 。

少将：王政柱、王永浚、曹广化、胡备文、童陆生、朱军、马文波、雷永通、白天、林伟、钱江、钟人仿、安东、周维、何廷一、、石敬平、丁甘如、魏国运。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前夕，叶剑英就开始追求真理，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性。1927年4月，他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之际，正是遭蒋介石下令严缉惩办之时。因为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叶剑英，坚决反对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的反蒋通电，使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十分震动，更使蒋介石恼羞成怒、颜面尽失。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指定叶剑英与个别党员保持联系。

就在叶剑英入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彻底葬送了。在这种形势下，而有些号称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变了。但是，叶剑英却迎着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他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

1927年7月中下旬，南昌起义前夕，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相继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叶剑英随第4军军部到达九江。他以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继续留在国民党军营垒中工作。

当时，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部队。然而，叶剑英察觉了他们的阴谋。

军情紧急。叶剑英连夜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通报给叶挺。他们商定，立即通知贺龙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在甘棠湖的一个小划子上，由叶剑英先通报情况，然后大家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决定贺龙、叶挺不上庐山，率部到南昌去，随时准备起义。叶剑英最后对叶挺、贺龙等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消息。”甘棠湖上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7月26日，叶、贺部队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等从武汉赴庐山，密商加紧“清共”行动。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得悉内情，立即派人下山通报给了党组织。

8月1日凌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担任起义总指挥的贺龙，立即将这一重大事件通报给了在九江的叶剑英。叶剑英得到这一消息，心情十分振奋。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30）

在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却都惊恐万状，急忙下令调集兵马，前去讨伐，妄图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里。足智多谋的叶剑英劝说追剿军总指挥张发奎不要跟着叶、贺屁股打，免得两败俱伤。然而，张发奎毕竟怕担“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出一部分兵力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

在这急剧动荡的时刻，叶剑英还毛遂自荐兼任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机智地保护了这支革命武装不受扼杀。8月中旬，叶剑英亲自率领教导团从南昌出发，向广州进军。途中，他列席了教导团的中共党委会议，也是入党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党的会议。当讨论到下一步革命行动时，叶剑英提出插到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叶剑英的这一主张，显示了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后来，叶剑英精心培育的教导团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

1927年11月上旬，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在广州起义前，拟订了初步的起义行动计划。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随着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一声令下，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开始了！

叶挺任起义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还有时任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的聂荣臻。起义的参加者中比较著名的有，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长徐向前、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的教导团排长郭天民、起义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贺诚、起义总指挥部参谋聂鹤亭、黄埔第4期学生倪志亮、洪水等。

广州起义虽然成功了，但敌众我寡，孤立无援，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建议将革命队伍拉出去，转向农村与农军汇合。但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诺伊曼等人激烈反对这种意见，并大声训斥叶挺等“动摇”，想当“土匪”。由于比起义军多十数倍兵力的敌人来势凶猛，起义军最终被打散。

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城市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31年4月，叶剑英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部长。此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

叶剑英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或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摆脱敌人。这些意见得到项英的支持。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表示反对，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苏区内迎击和歼灭敌人。

由于项英是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又打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而毛泽东因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被撤销了中革军委的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叶剑英虽然初来乍到，跟毛泽东也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毛泽东专门见了叶剑英，高兴的说：“早闻大名，不愧是粤军名将，你居然连项英同志都敢顶撞！”叶剑英说：“正确的就应该坚持。”毛泽东对他这番话非常满意，以后，毛泽东说：“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我的意见坚持的人不多，剑英算是一个，剑英很厉害，刚到苏区就把项英给顶了。”

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叶剑英始终精力充沛，工作极富成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红军的高级干部们都尊敬地称他为“叶参座”。

长征期间的1935年6月下旬，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后，党中央召开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通过一、四两个方面军合并北上的决议，张国焘在表面上勉强支持北上，但实际上想南下。这时，毛泽东派叶剑英等到四方面军工作。7月，叶剑英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3日，红军北上到毛儿盖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按当时进军情况，决定把两个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左路军，毛泽东等党中央首长与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右路军，同时北进。当左路军到阿坝地区，右路军到巴西打了包座战斗后，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甘陕的战略方针，坚持退却南下川康的右倾路线。党中央与他反复函电，指出南下是绝路。但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多，反而于9月9日背着中央，发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反对北上，回头南下，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危害中央领导同志。叶剑英看到密电以后，认为事情重大，马上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用香烟盒纸记下了电报内容，再让叶剑英立即把电报交给陈昌浩。接着，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紧急会商对策，果断决定10日晨2时率红3军团、军委纵队与已到俄界的红1军团会合单独北上，脱离危险地区，避免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发生误会和冲突。

10日当晚，叶剑英带走了从包座战斗中缴获的惟一一份甘肃省十万分之一地图，回到毛泽东的身边，到达3军团住地的时候，毛泽东紧紧握住叶剑英的手说：“你可回来了。”

1935年9月中旬到达了哈达铺的毛泽东再次提及叶剑英的功劳：“剑英送来电报，立了一大功劳。”1937年3月2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张国焘想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剑英立了一大功，我们便不得不北上了，否则一定要打起来，因为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后来，毛泽东多次谈到张国焘的密电问题，多次肯定了叶剑英的功勋。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毅然到重庆“赴鸿门”，经过43天的国共谈判，迫使蒋介石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各党派在一起共商国是。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31）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颁发了停战令。为了贯彻实施停战令，双方决定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处理一切事务。为此，设委员三人，其中一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政府。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担任中共方面的代表。叶剑英立即飞抵北平赴任。

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是实行军事调处。主要方法，是遵循停战令，通过三方会谈，商订出关于停战原则的协议，予以发布，国共双方共同执行、遵守。在半年多的会谈斗争中，军调部先后向各地派出29个执行小组，7个交通小组。这些小组，是由三方协议派遣的。尽管国民党方面有美国代表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双方提议派遣成功的停战小组的数目大体相等。

军调部时期，叶剑英麾下的中共代表团许多成员曾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以上军衔，1955年这些将领也都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以上军衔。前后军衔变化情况如下：

大将：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中将、太原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陈赓少将、本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许光达少将。

上将：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少将、中共代表团整军处长陈士榘少将、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宋时轮少将、中共代表团执行副处长李聚奎少将、徐州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少将、张家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赵尔陆少将。

中将：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张经武。

少将：中共代表团执行副处长段苏权少将。

叶剑英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率领中共代表团战斗了约400天，用智慧和毅力，“舌战”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经过艰巨复杂的谈判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从全局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

十大大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资历、威望、战功、素质、能力都非常优秀，他们被评为大将是众望所归。十大大将个个威名远播。毛泽东的赞誉幽默贴切。最会打仗的粟裕大将。“中国的夏伯阳”徐海东大将。全政全能的黄克诚大将。“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大将。“一生坦正”的谭政大将。终身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红7军创始人张云逸大将。执掌公安军的罗瑞卿大将。总军械部长王树声大将。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他们的大将风范，令人赞叹；他们的卓著功勋，震古铄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是他们的注脚；运畴惟幄，绝胜千里，是他们的写照，刚铁之躯，铸就新中国的万里长城。

1 / 十大大将的成长和进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设有大将军衔，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共有10人，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史书中对“将”早有过记载，《吕氏春秋·执一》里“军必有将”，指军队里的将领；《史记·秦始皇本记》里的“将军击赵”与《三国志·吴书传》里“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的“将”，是指带兵；《史记·陈涉世家》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将”，则是指带兵的人。“将”就是军队里带兵的将领，如大将军、上将军等等。

大将是一些国家将级军官中最高一级的军衔称号。大将军衔最早由苏联红军设置，1940年5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将高级军官军衔改称将官，大将为陆军将官中最高级别，与海军元帅等同。1943年设置了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通信兵元帅后，大将军衔只在诸兵种合成军队中设置，与军兵种元帅属同一级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朝鲜、越南、古巴、尼加拉瓜、缅甸等国也相继设置大将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是如何评定的？具体标准又是什么？虽然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元帅的评定标准那么明确，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以下三个文件中找到答案。一是中央军委于1955年1月发布的《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军衔指示》）；二是第一届人大第6次会议于1955年2月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以下简称《服役条例》）；三是国防部于1955年5月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以下简称《编制军衔》）。把上述三个文件综合起来，就涵盖了大将军衔的评定标准。

首先，《军衔指示》规定，“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参照编制军衔，以干部的军队级别为主要依据评定军衔。不过，还是没有明确表述哪个级别可评为大将，但是，我们可以从“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这句表述来推论。因为比上将军衔高一级的就是大将军衔，比正兵团级高一级的就是军委委员级，而我们的十大大将中，有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等8位在1952年就被评为军委委员级，所以，他们符合评大将的标准；王树声、许光达等2人在1952年被评为正兵团级，处于大将和上将的评定标准之间，不过，他们属于正兵团级中的优异者。我们换句话可不可以这样说“正兵团级，少数可评为大将”。所以，他们被评为大将也是合理的。

其次，《服役条例》规定，授予军官军衔的条件是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的服务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这个条件显然包括授予大将的军官。

第三，《编制军衔》规定，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军兵种司令员、政委可授予上将至大将军衔。评衔结果显示，十大大将的职务都符合编制军衔的要求。

总之，十大大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资历、威望、战功、素质、能力都是非常优秀的，他们被评为大将是众望所归。同时，他们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十大大将领导或参加的革命起义：陈赓，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3师6团第1营营长。许光达，1927年8月上旬参加了南昌起义部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75团3营11连3排排长。粟裕，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队学员班长；1928年1月22日参加了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5连党代表。谭政，1927年9月9日参加了秋收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2营营部书记。王树声，1927年11月14日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时任麻城农民自卫军队长。徐海东，1927年11月14日参加了黄麻起义，时任黄陂农民自卫军队长。黄克诚，1928年1月22日参加了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永兴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张云逸，1929年12月领导了百色起义，时任起义总指挥。没有参加上述起义的萧劲光正在赴苏学习，罗瑞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2连副班长。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2）

十大大将在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时：黄克诚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谭政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1师第31团党委秘书。粟裕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0师第28团第3连连长。此时，在其他地区：陈赓在上海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萧劲光赴苏学习。王树声任工农革命军第7军第1队党代表。徐海东任黄陂游击大队分队长。罗瑞卿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许光达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学兵团教育副官。张云逸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

十大大将在南昌起义之前的主要经历：

张云逸，1910年参加第九次广州武装起义。1911年4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10月，辛亥革命爆发，加入革命军行列，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1921年，任粤军香山护沙营营长。1924年，任广东许崇智部旅长。率部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1926年任第4军12师张发奎部参谋处长，后又任25师参谋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国民党部队。

萧劲光，1919年五四运动时在长沙长郡中学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8月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1921年春与刘少奇、任弼时等赴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其间曾在初级军事学校学习一年。1924年1月作为东方民族代表，为列宁守灵。同年秋回国，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党代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

陈赓，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参加爱国活动。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等多次作战。1926年秋赴苏联学习，1927年初回国。

黄克诚，1922年春，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1月，在广州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老师有林伯渠、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员。1926年6月，转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班，7月训练结束后被派往北伐军唐生智部，曾任连、营、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永兴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徐海东，当过11年窑工。1925年被党派入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1926年夏，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任代理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中带全排冲垮敌4个炮兵连，获嘉奖和晋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组织起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在窑工中建立中共支部。

谭政，在县立东山学堂就学期间，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春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第2连任上士文书，后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司书。同年8月初，编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9连文书、2营营部书记。

罗瑞卿，1924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冬在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许光达，1921年秋，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春，经湖南省委选调，送至广东黄埔军官学校，专攻炮兵。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随营转至武汉，编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炮科学习，并被选为中共炮科党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

粟裕，1926年11月，参加支援北伐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学生运动。1927年5月，在叶挺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队当兵，任班长。

王树声，1926年从事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1927年任麻城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并任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等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国民党。

十大大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

萧劲光，1922年12月；

陈赓，1922年12月；

徐海东，1925年4月；

许光达，1925年9月；

黄克诚，1925年10月；

王树声，1926年2月；

张云逸，1926年10月；

粟裕，1927年6月；

谭政，1927年10月；

罗瑞卿，1928年10月。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3）

十大大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参加的有关组织：张云逸，1909年10月，加入同盟会；191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萧劲光，1920年参加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同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陈赓，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黄克诚，1925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王树声，1926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许光达，1925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粟裕，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罗瑞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十大大将授衔时的平均年龄是51.8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张云逸，生于1892年8月10日，属龙，授衔时63岁；其余依次为：徐海东，生于1900年6月17日，属鼠，授衔时55岁；黄克诚，生于1902年10月1日，属虎，授衔时53岁；萧劲光，生于1903年1月4日，属兔，授衔时52岁；陈赓，生于1903年2月27日，属兔，授衔时52岁；王树声，生于1905年5月26日，属蛇，授衔时50岁；罗瑞卿，生于1906年5月31日，属马，授衔时49岁；谭政，生于1906年6月14日，属马，授衔时49岁；粟裕，生于1907年8月10日，属羊，授衔时48岁；年龄最小的是许光达，生于1908年11月19日，属猴，授衔时47岁。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大将在参加革命的资历、职务、年龄等方面，除张云逸之外，其他人比十大元帅稍逊，但仍是我军建军初期参加者和实践者中的优秀代表之一。十大大将之中，只有张云逸是从旧的营垒里冲杀出来的将领，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领导者。其余9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优秀将领。在南昌起义之前，张云逸进行的武装活动最早最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其次，黄克诚、萧劲光、徐海东参加过北伐战争。陈赓参加过东征战争。粟裕、谭政、王树声、罗瑞卿、许光达等因为年轻，又都是学校学生，没有机会参加上述革命战争，但他们在学校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都支持和声援北伐战争，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十大大将授衔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张云逸、黄克诚2人为第七届中央委员，谭政、粟裕、罗瑞卿、陈赓、萧劲光等5人为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一年后，十大大将均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谭政、黄克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大大将授衔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务：张云逸、谭政、黄克诚3人为委员。

十大大将授衔时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云逸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瑞卿兼任公安部部长。

十大大将授衔时在原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务：粟裕、张云逸、罗瑞卿、徐海东4人为原中央军委委员。

十大大将授衔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职务：均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十大大将授衔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黄克诚为军委秘书长。一年后，有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许光达等7人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

2 / 十大大将在战争年代的任职、级别很高，战功卓著

第一，十大大将在我军各个时期都担任过军级以上领导职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萧劲光1937年2月任红5军团政委，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7军团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云逸为红7军军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谭政为红22军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为红31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西路军副总指挥。徐海东为红28军军长，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粟裕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红10军团参谋长。黄克诚为红5军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代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罗瑞卿为红4军政委，红军先遣队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陈赓为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红军干部团团长（军级），红1军团1师师长。许光达为红6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

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谭政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粟裕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委，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为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陈赓为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晋冀豫军区、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许光达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徐海东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抗战后期休养。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4）

解放战争时期：

粟裕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代理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萧劲光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委。谭政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赓为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政委，第19兵团政委。许光达为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3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首任海军司令员。王树声为鄂豫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徐海东休养。

建国初期：

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副总参谋长。谭政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陈赓为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为政务院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许光达为军委装甲兵司令员。黄克诚为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首任海军司令员。王树声为湖北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西军区司令员。徐海东休养。

从上述资料可看出，十大大将在早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均已担任军级及其以上岗位的领导职务。

十大大将授衔时荣获勋章情况：十人均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第二，十大大将指挥或参加了我军重要的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粟裕等参加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粟裕率部执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任务，挺进浙南地区，开创了浙南革命根据地。黄克诚在长征中率部担任前卫，参加了突破湘江封锁线以及攻占娄山关和遵义城等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战斗。谭政参加了二次进攻长沙作战，以及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萧劲光率部参加赣州、水口等战役，后北上开辟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罗瑞卿参加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苏区第一、二和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因伤没有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担负红军先遣队任务。王树声和徐海东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参与指挥了鄂豫皖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王树声还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第9军军长，指挥了西路军诸次战役战斗。徐海东还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指挥了陕南石塔寺和袁家沟口等战斗；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陈赓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参加了鄂豫皖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诸战役。许光达参加了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张云逸参加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任中央纵队的先遣队司令员，曾协助刘伯承等组织突破乌江的战役；西安事变发生后，随周恩来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谭政、黄克诚、萧劲光、陈赓、张云逸、罗瑞卿等6人参加了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王树声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徐海东参加了红25军的长征。粟裕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许光达因战伤在苏联疗养。

抗日战争时期：

粟裕参与创建了苏浙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坚持和巩固苏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还开创了浙西抗日根据地。黄克诚在八路军期间，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率部驰援新四军黄桥作战，在新四军期间，领导苏北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指挥了高沟杨口、阜宁和两淮等战役。谭政用笔杆子当投枪，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战时期的政治工作；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萧劲光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王树声参与组织领导地方武装进行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在桐柏山率部与重兵围困的国民党政府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陈赓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指挥，继又转战于平汉铁路中段、鲁西北和冀南平原。罗瑞卿先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后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于太行山区。许光达先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搞好抗战军政人才的培训；后任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担负党中?的正常生活和安全。张云逸为新四军的组建、整编、集中、扩展做出了贡献；取得了定远、半塔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1943年秋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后，他代理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工作。徐海东在八路军期间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町店等战斗；在新四军期间，指挥了周家岗战斗；1940年患重病后，仍随军指挥作战。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5）

解放战争时期：

粟裕参与指挥了著名的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京沪杭战役、漳厦战役等。黄克诚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警，攻占四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后来，主抓东北民主联军的后勤工作。谭政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以及组织领导辽沈、平津等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在四野部队进军中南，追歼国民党军和剿灭大股土匪的一系列战役中，继续搞好政治工作。萧劲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巩固了南满根据地；率部围困长春，争取了国民党军一部起义，迫使其余全部投降；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后，南下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武汉，进军湖南，和平解放长沙，取胜衡宝。王树声指挥鄂豫皖三省部队剿匪作战。陈赓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晋南战役，强渡黄河，进军豫西，参加了淮海战役，指挥所部横渡长江，解放南昌，进行广东战役，入粤追歼逃敌，协同兄弟部队进行了粤桂边战役，继又直抵云南边陲，指挥了滇南战役。罗瑞卿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工作；后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率部参加平津战役。许光达转战西北，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贡献。张云逸任中共华东工作后方委员会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指挥山东地方部队以及广大的民兵、民工支持陈毅、粟裕等组织的各大战役。徐海东主要养病。

建国后，陈赓在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中，取得了边界战役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制定构筑坑道工事，加强海岸防御与纵深防御的计划，对贯彻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起了重要作用。陈赓也是我军惟一一位奉命出国帮助两个友好邻邦战胜外敌侵略的大将。

开国大将中军政全能的有粟裕、黄克诚、萧劲光、陈赓等，专门做军事工作的有徐海东、张云逸、王树声、许光达等，专门做政治工作的有谭政、罗瑞卿，不但军政全能，而且还做后勤工作的仅有黄克诚一人。

第三，十大大将在授衔时的级别很高。

其中，张云逸、徐海东、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陈赓、罗瑞卿等8人为1952年全军评级时的第二等军委委员级，王树声、许光达2人为1952年全军评级时的第三等正兵团级。十大大将授衔时大多数在军内的具体职务几乎涵盖各大总部、各大军兵种，占据军事要津：粟裕为总参谋长，陈赓为副总参谋长、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谭政为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黄克诚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后勤学院政委，萧劲光为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王树声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公安学院院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级别高、职务高，也是他们被评为大将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四，十大大将的战伤，印证着他们的卓著功勋。

许光达，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大埔北茂之前村一户农家养伤。1931年1月31日，在瓦庙集战斗中，胸部被炮弹片击中，身负重伤，昏迷不醒，子弹头离他的心脏只有10厘米左右。由于医疗条件所限，手术整整做了3个钟头，子弹仍然没有取出。后来，贺龙果断决定派人送许光达去上海治疗。历尽千难万险，伤势严重的许光达终于送到了上海那家由地下党组织控制的医院，但想不到的是那家医院却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许光达又只好经地下组织安排，辗转去了苏联治疗。在莫斯科，那颗距心脏只有10厘米的子弹头才被取了出来。

徐海东，1934年12月在陕南庾家河战斗中，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幸亏护士周东屏的及时护理和细心照顾。徐海东负伤那天，头上脸上全是血，喉头被血和痰堵着，呼吸极为困难，情况万分危险。医生们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周东屏走上前说：“让我试一试。”说着，就伏在徐海东床前，口对口地吸出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痰，险情很快排除了。在徐海东昏睡的四天四夜里，她替他打针换药，擦洗身子，换洗衣服，还不时地往他嘴里润水，到第五天醒来时，他问身边人的第一句话是：“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在后来朝夕相的日子里，徐海东和周东屏，从相互钟情到结为革命伴侣，他们又走过了一段风雨历程，直到长征到达陕北后才举行婚礼。婚后，徐海东得到周东屏的精心照顾，因此徐海东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是一个“因祸得福”的人。

粟裕在战争风云中从士兵到将军，走过了一条洒满鲜血、荆棘丛生之路。他戎马一生，六次负伤。

粟裕第一次负伤是在1927年10月16日，随南昌起义军南下进至闽西南，参加武平战斗时，头部中弹负伤。当时?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的颞骨穿过，顿时血流如注，昏迷过去。排长以为他牺牲了，便摘下了他的枪，三鞠躬后带领剩下的战士默默地撤走了。后来，粟裕从昏迷中苏醒，他忍着剧痛，顺着山坡滑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边。恰巧走过来几个同志，替他包扎好伤口，搀扶他赶上了部队。

1929年2月，粟裕参加宁都战斗时，臀部负伤。

1930年3月初，在富田战斗中，被炮弹炸伤头部，弹片一直留在颅内未取出。淮海战役时，粟裕日夜守候在指挥所，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头疼得受不了，他就让警卫员反复摁头，或用凉水冲头，或者用看地图来分散疼痛，带病指挥作战。后来，医生给他做了一个简陋的“健脑器”，头发热了，就把它戴上帮助头部散热。但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头部还是又烫又痛，他总是不言不语地用冷水浇头。这三块残碎的弹片，竟伴随粟裕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最后是其逝世后，从他的头颅骨灰中发现的。他的夫人楚青用颤抖的双手捧着三块弹片，翻来覆去看个不停，她终于找到了丈夫多年头痛的真正原因。

1933年5月，在硝石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飞过来，击中他左臂，动脉血管被击破，鲜血喷出一米多远。他昏死了过去。负重伤后，由于医疗条件简陋，左臂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医生要把他的左臂锯掉，在他的连声反对下，医生不得不施行手术。后来经过整整5个月治疗，粟裕的左臂奇迹般地保住了，但左臂留下了残疾。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6）

1934年9月下旬，粟裕转战于皖赣边区的战斗中，右臂负伤，弹头到1951年才取出。

1936年夏，在浙西南云和县的战斗中，粟裕脚踝负伤。这是他第六次负伤。

罗瑞卿，南昌起义前夕，因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被张发奎缴械，罗瑞卿便离队回武汉寻找中共党的组织。患伤寒因无钱被医院推出门外，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的抢占观音崖隘口战斗中，头部左颊负重伤，在后方医院做左颊动脉血管吻合和颞颌关节复位手术。因根据地医药困难，术后仍高烧不止，昏迷不醒，数日后方才清醒。经历了第二次大难不死。

陈赓，南昌起义任营长，率部在会昌与阻截起义军南下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恶战中，左腿三处负伤，胫骨、腓骨被打折，不能动弹。敌人搜索时，他急中生智，脱去外衣，滚到附近一条田沟里，弄得满身血污。等敌人走到他身边时，陈赓闭眼屏息，纹丝不动。敌人以为他是死人，踢了一脚就走开了。陈赓在那里躺了两三个钟头。这时，叶挺带起义部队反攻上来，把敌人打垮了。陈赓判不清是敌还是友，仍不敢动。起义军的搜索部队过来，见他身上只穿有短裤和背心，就把他当敌人打了一枪托。陈赓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领子上都挂有红带子，知道是叶挺的部队，便高兴地说明自己的身份，这才被救了下来，并被送往广州的福音医院施行手术，总算保住了伤腿。在1932年初的商潢战役中，已担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的陈赓，右腿小腿骨中弹负了重伤。组织上送他化装去上海治疗。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叛徒发现而遭捕。不久，经过党组织和宋庆龄等人的营救，陈赓逃离了虎口。

王树声，1932年初，在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商（城）潢（川）战役中任红11师师长，战斗激烈时，一颗子弹从他的肩胛打进去，从后腰穿出，差一点击中心脏。

3 / 十大大将个个威名远播。毛泽东的赞誉幽默

十大大将几乎都有改名字的经历。

粟裕，幼名“继业”，原名“多珍”，字“裕”。17岁离家外出读书以后，即把字改成名。一下子改成好名字。立志做沧海一粟，抱负远大。战争年代，曾经化名“金米”、“余良”、“苏群”，与家人通信时称“季业”、“季业之”。名字既与民以食为天的粮食有关。

黄克诚，原名“时瑄”。上学后改名“克诚”。

谭政，原名“世铭”，学名“清河”，号“举安”。1927年春，入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特务营时，其妻舅陈赓取出花名册说：“投笔从戎，参军了，你把名字也改改吧！”谭世铭思索片刻说：“那好吧，我从此之后不再叫谭世铭了，就改两个字叫谭政。”

萧劲光，原名“玉成”乳名“满哥”，后改名“劲光”。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时，萧劲光还有一个俄文名字，叫“查戈洛斯基”。

王树声，原名“宏信”，乳名“国荫”。7岁离家外出读书以后，改名为“树声”。

陈赓，乳名“福哥”，原名“庶康”，字“传瑾”。其名为爷爷陈翼琼所取。陈翼琼出身贫寒，后奋而投奔湘军，骁勇善战，擢升相当于师长的花翎副将，御封“武显将军”。幼年的庶康对爷爷传授的“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闻于当时”，印象颇为深刻。所以，他13岁投湘军当兵时，遂改名“赓”。赓的本意即继续、连续。所以，陈赓是为了继续传承爷爷的事业，决心“效命沙场、建功立业”。

罗瑞卿，乳名“吉娃子”，14岁上高小时，老师他取了一个新名字“瑞卿”，老师解释说：瑞者，好也；卿者，官也。

张云逸，原名“运镒”，乳名“益友”，又名“胜之”。后以谐音改“云逸”。

许光达，原名“德华”。本来，如果按家谱取名，父亲应给他取名叫“德贵”，但与父亲“子贵”的名字冲突犯忌，于是，父亲给他取名“德华”。1929年初，德华在白色恐怖下辗转河北、北平，又南下江苏、安徽找党，行前他借鉴李白的诗句，改名许泛舟，希望像只凫雁似的小舟，即使泛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党。后来终于在安徽找到党组织。1929年10月，被分配到洪湖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前夕，他更名为许光达，意在经过不懈地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作证，许光达正是凭借他不懈的奋斗，最终抵达了光明的彼岸。

徐海东，原名“元清”。1926年参加北伐军时，他改名徐少奎。黄麻起义失败后，他的家被抄，房子被烧，亲属20多人惨遭杀害。但他毫不气馁，把这血海深仇牢记心里，毅然又改名为徐海动，就是决心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把反动统治搞个天翻地覆。后来人们把海动听成了海东。最后，他干脆就叫海东。

十大大将的籍贯：湖南籍6人，粟裕，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人；陈赓，湘乡县龙洞乡泉湖村羊吉安人；黄克诚，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人；萧劲光，长沙县岳麓山乡照洲港村人；谭政，湘乡县龙洞乡楠竹山村人；许光达，长沙市东乡镇萝卜冲村人。湖北籍2人，徐海东，黄陂县夏店区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人；王树声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村人。四川籍1人，罗瑞卿，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村人；广东籍（现海南籍）1人：张云逸，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人。从统计结果看，十大大将大部分出生在长江流域以南，个别出生在长江流域边沿，所以，他们都是通常所说的南方人。

十大大将的家庭出身：

粟裕，小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粟周亨，字嘉会，是清末落第秀才，为人忠厚老实，写得一手好字。家庭主要靠分得祖产的30亩薄地过日子。母亲梁满妹，共生育了5个子女。粟裕在家中排行第三，6岁读私塾，9岁到第八国民学校读书，接受新学教育。11岁时，先后读私立初小和县立高小。17岁时，先后进入第二师范附小和常德平民中学读书。18岁时，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校址在常德。粟裕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黄克诚，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父亲黄清主，耕种家里的6亩土地。母亲邓龙桃，共生育了4个子女。黄克诚在家中排行第三，幼小时就拾粪、割草、砍柴、看牛，9岁读私塾，18岁读县立高小，20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校址在衡阳。因家庭贫寒，黄克诚在20岁要出远门读书时，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棉衣。黄克诚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谭政，绅商家庭出身。祖父是晚清秀才，为当地圆数十里有名的绅士，父亲谭润区是湘乡县立第二高小的教书先生。母亲文氏，共生育了2子6女。谭政是家中长子，6岁至10岁在本村私塾启蒙读书，11岁又到相邻的二都乡柳树铺村继续读私塾，16岁考入湘乡东山学堂学习，19岁毕业回到家乡七星桥族立初级小学当教师。谭政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7）

萧劲光，穷苦小手工业家庭出身。祖父和父亲以手工纺织为业，无房又无地。母亲共生育了4子2女，萧劲光在家中排行最小。祖父和父亲在萧劲光两岁时相继去世。母亲便带着6个孩子租地，盖了3间草房过苦日子。萧劲光12岁读私塾，14岁考上长沙长郡中学，和任弼时结成亲密的朋友。17岁与任弼时一道参加俄罗斯研究会，进行留学前的补习。18岁与任弼时、刘少奇等10余人一起，赴俄勤工俭学。萧劲光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王树声，小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王泽香，实际上是农村小知识分子，没有直接参与剥削，富于正义感。早年做粉房生意兼务农，中年时已有40余亩水田、数块山林的家业，属殷实之家。母亲王徐氏，共生育了4男1女5个孩子。王树声在家中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人称“老五”。后来，父母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王树声6岁和9岁的时候，相继去世。家道中落，王树声在祖父母操持下，于7岁时读私塾。17岁时，进入武昌高小补习学校读书。18岁时，考入麻城县高级小学。19岁时，毕业回家乡任私塾教师。21岁时，任乘马岗区初级小学校长。王树声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陈赓，地主家庭出身。爷爷陈翼琼功成名就后，解甲归田，置产置地，热心公益慈善诸事。父亲陈道良，字绍纯，却爱文不爱武，管理着家里的数百亩田产，平时乐善好施，同情贫苦人民。母亲彭学娴，共生育了6子6女。陈赓本是家中次子，因其哥从小夭折，所以后来在家中排行老大。6岁至11岁入私塾启蒙读书。12岁考入湘乡东山学堂学习，在这里初步接触了一些新的社会思潮。13岁时，父亲作主，让陈赓娶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富家女子为妻。性格倔强又受到新思想影响的陈赓不接受这种命运安排，为了逃避婚姻，便抱着闯荡世界的决心，离家入湘军当兵。四年的湘军生活，并不如陈赓当初所想的那么乐观。他在军阀混战中受尽磨难，得了疥疮，病倒在军旅，追随他投军的三弟也不幸病故，陈赓对湘军彻底绝望了。18岁时，陈赓脱离行伍，谋得长沙铁路局办事员之职，并认识了毛泽东。后来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陈赓读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由一个旧时代的叛逆者成为自觉的革命者。陈赓的文化底蕴厚实。

罗瑞卿，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罗春庭，母亲鲜氏，共生育了6个子女。罗瑞卿是家中长子。由于父亲不善于治家，还染上赌博和抽大烟的毛病，把祖上留下的遗产田地一块一块地赌掉和抽掉了，罗瑞卿的家道开始中落。家中的生计只能靠母亲维持。6岁读私塾。14岁考入南充北区大林寺高等小学。17岁考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中途曾因家境困难，弃学到绸缎铺当过一段学徒。20岁考入成都高等蚕桑学校，但因凑不足学费未能入学。罗瑞卿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许光达，贫农家庭出身。父亲许子贵，母亲刘氏，共生育了5男2女7个子女。许光达在家中排行第四，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三，人称“五伢子”。8岁读私塾，8岁半到家乡许家园小学读书，11岁考上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部，13岁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许光达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徐海东，贫苦窑工家庭出身。父亲徐重本，母亲吴氏，共生育了10个子女，徐海东在兄弟间排行第六。因家庭生活很苦，9岁时才入私塾念书，12岁时因受富家子弟欺侮，他奋起抗争，结果被赶出了学堂。从此走进窑厂做工，一干就是十几年。艰苦的窑工生活，让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但也磨练了他的意志。徐海东的文化底子相对较薄。

张云逸，贫农家庭出身。父亲张景琚，母亲邢氏。父亲待人厚道、会干各种农活，母亲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共生育子女6人。张云逸是家中长子，7岁时进本村长发小学学习。12岁考入头苑乡启明高等小学学习。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只得休学到别人家帮工。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陆军小学。1912年，张云逸由革命政府派送到广州陆军速成学校学习。张云逸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十大大将的军事学历：

张云逸，1908年入广州陆军小学，1912年就读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

萧劲光，1921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1927年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学院。

陈赓，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

许光达，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1932年5月，赴苏联莫斯科入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秋转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

罗瑞卿，1926年9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也称黄埔军校第6期，被编入政治第1大队第2队。

徐海东，1925年被党派入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

黄克诚、谭政、王树声3人没有专门学习过军事，是在革命实践中自学的。

毛泽东对十位开国?将的考语、点评，生动形象，赞誉幽默：

称粟裕是“常胜将军”。

称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在徐海东病重不得不离职休养时，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称黄克诚为“黄老”。

称陈赓是“我看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称谭政为“谈政”。

称萧劲光是“我在延安靠萧劲光吃饭”。

称张云逸“老成持重，威望颇高”，“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称王树声 “党中央相信你”。

称罗瑞卿 “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8）

称许光达“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据说在评定大将军衔的时候，林彪专门从青岛写信给毛泽东，强调说：“必须特别突出井冈山建军的重要涵义，必须要让大家懂得只有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毛主席的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红军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

林彪在这里就是强调照顾“山头”的意义，他的信被毛泽东转给中央书记处成员传阅。

对待“山头”，毛泽东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照顾山头，最终是为了消除山头。早在1945年2月15日他就讲过：“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

我们在前面讲过，“山头”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俗称，中国革命的“山头”大都是在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我军在“五湖四海”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了不断发展壮大的革命阵容。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等等，是各时期的主要“山头”。此外还有陕北红军、东北抗联、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等许多小“山头”。

土地革命时期：红一方面军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红二方面军有许光达；红四方面军有王树声；红15军团有徐海东。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有谭政、萧劲光、罗瑞卿；八路军第115师有徐海东、黄克诚；八路军第120师有许光达；八路军第129师有陈赓、王树声；新四军有张云逸、粟裕、徐海东、黄克诚。

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有许光达；第二野战军有陈赓、王树声；第三野战军有粟裕、张云逸；第四野战军有谭政、黄克诚、萧劲光；华北军区有罗瑞卿。

4 / 最会打仗的粟裕大将

粟裕是我军惟一一名从普通战士走上野战军指挥员岗位的将军。他虽然未上过正规军校，但经过多年征战和辛勤摸索，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上都达到了很深的造诣，素养很高。他擅长于机动作战，指挥果断，敢于攻坚，善于防守，战略战术机动灵活，敢于大胆地迂回穿插，是一位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

可以这样说，粟裕是我军最具天才的军事家之一，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将军。其用兵忽奇忽正，大开大合，判断准确，行动果敢，不拘一格，令人赞叹不已！

1930年12月，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作为红64师师长的粟裕，奉命率奇兵埋伏于龙岗小街，为我军歼敌取胜，最终活捉张辉瓒，立下了头功。战后，毛泽东挥毫填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以磅礴的气势，记录下了红军赢得的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1934年7月，中央决定先派出红7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打到国民党的腹心地区，调开和分散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粟裕是先遣队参谋长。但红军终因寡不敌众，招致了先遣队1935年1月底在怀玉山的失败。四位主要领导先后壮烈牺牲，只有粟裕历尽千辛万苦，率领余部突围抵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粟裕担任新组建的闽浙赣挺进师师长，创建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战争根据地，坚持了整整三年的南方游击战争。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一直挂念着粟裕这位井冈山时期智勇双全的嫡系青年将领。但由于信息不灵，直到1937年春，人们还认为粟裕同志可能已经牺牲。因而，在陕北苏区代表会议上，粟裕被当作英勇牺牲的烈士来沉痛哀悼。1938年初，毛泽东闻听粟裕没有牺牲，非常高兴：“哦，好，粟裕还在，粟裕还在。”

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任命粟裕为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担负挺进苏南敌后战略侦察的重任。先遣支队的队员，都是强中选优，勇中挑智，加之训练有素，所以部队质量高，战斗力强。

6月17日，粟裕敏锐地抓住战机，在江苏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韦岗镇伏击日军汽车队。激战半小时，毙伤日军数十名，击毁汽车4辆，缴获枪支弹药及军需物资若干。新四军军部盛赞：“先遣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胜利基础”，并“在全军表扬，号召全军学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向新四军军部发了嘉奖电：“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韦岗伏击战，首战告捷，震动江南。此战被称为新四军的抗日处女战，其战略意义非同寻常。粟裕也从此一战成名。随后，粟裕任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参与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他和陈毅一起，率部东进北上，转战大江南北。

到了抗战中期，反摩擦战斗更锻炼部队向运动战的转变。粟裕指挥新四军第1师主力在1940年进行的黄桥战役和1945年春进行的第三次天目山反击顽军战役，就是两次大兵团作战的著名战役。

黄桥决战是在根据地进行的水网平地运动战，歼敌1万余人。此战胜利，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在苏北阜宁的胜利会师，奠定了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通过此战，粟裕已显出不凡气概。

天目山战役是在敌后进行的山地运动战。这个战役的胜利，在全军范围内率先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我军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战积累了经验。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9）

抗战末期，粟裕率部对日寇经过百余次作战，也逐步由运动战上升为相当规模的攻坚战。1944年春的车桥战役，就是集中了新四军1师的主力，采用攻点打援的战法，歼灭日寇大佐以下465人，创敌后战场一次俘虏日寇48人的最高记录，标志着苏中部队向正规化兵团的跃进。此战，使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粟裕真正脱颖而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这是粟裕成为杰出军事家的关键阶段，也是他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战争之初，我军力主和平，避免内战，无奈求和不成，被迫应战。各战略区全线出击，但形势并不乐观。只有粟裕在华中地区提出初期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得到中央的批准后，粟裕立即以苏中七战七捷付诸实施。毛泽东喜出望外，马上批转各个战区比照执行。

苏中七战七捷是游击战转运动战的典范，历时一个半月，歼敌5万，既是粟裕打响华东战场反击蒋介石战略进攻的第一枪，又是粟裕在兵凶战危之际，对毛泽东军事战法创新运用的开始。粟裕实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娴熟地运用各种战役手段来打击敌人：如皋南攻歼49军，李堡奇袭新7旅换防，海安的运动防御，战隙中对“交警”秋风扫落叶般的打击，最后归结于围魏救赵式的对整65师的设伏求歼。而且粟裕对“兵贵神速”理解得很透彻，实际运用起来也非常老到。他在突然围歼国民党一个整编师的时候，如同猛虎扑食一样，非常地迅猛。粟裕开创了少有的开战大捷，一出手就赢了个满堂彩，被统帅部通令全军学习总结，创造了解放战争初期的“致胜”模式。

华东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主力大多集中在这里，如整25师、桂系的第7军等，尤其是五大主力中的3个（整74师、整11师、第5军）也投入在此，装备多数为美械、半美械师。远见卓识、高屋建瓴的毛泽东，对东北和山东这两块我军最重要的战略区非常重视。一举一动，尽收眼底。通过七战七捷，毛泽东感到粟裕的战略素养很高，对战争规律的把握比较准确。七战七捷，每一战规模不是很大，但每一战都很经典。主要以运动战为主，通过对部队的大规模运行，形成在力量上的局部不均衡，寻找有利于己的战机，以优势兵力逐步消灭敌人。粟裕对虚实的把握恰到好处，也极具创造虚实条件的能力。所以，毛泽东在1947年初及时将陈毅山东野战军与粟裕华中野战军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并决定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从此，粟裕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担。很快，华野在五大战场一枝独秀，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一个又一个奇迹出现，一个又一个纪录诞生，一年下来，华野歼灭国民党主力40多个整师，占全国战场近半。

宿北战役是陈粟两军汇合后的初战。战役发起时，粟裕以一部兵力箝制其他三路，集中主力3个纵队和2个师共24个团的兵力，打击敌人四路中从宿迁向新安镇、沭阳进攻的对我威胁最大的一路。经过5天激战，我军歼灭敌整编第69师3个半旅共2万余人，使我军踏上了歼敌由小到大的一块中间阶石。

该战役开创了全面内战爆发以来我军一次歼敌一个整师的范例，初步取得了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对尔后华东战局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47年12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称这一战役，是华中解放区空前的大胜利。

鲁南战役中，粟裕集中兵力打击向临沂进攻的敌人之一路，歼灭了敌整编第26师、第一快速纵队和整编第51师，歼敌5万余人，又踏上了歼敌数量更新、更高的阶石。

第一次全歼敌人7个旅的莱芜战役，粟裕仅以2个纵队钳制南线敌军主力，而以7个纵队挥师北上，全歼李仙洲集团。

重兵围困中取敌上将首级的孟良崮战役，粟裕以5个纵队的兵力，从敌人中路兵团中将整74师强行分割开来，加以围歼，宛如虎腹掏心。最终，素称蒋家王朝“铁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74师灰飞烟灭。

1948年初，毛泽东为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决定组建华东野战军，以粟裕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发展我军的战略进攻。但是粟裕却斗胆直陈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则以广阔的胸怀，从谏如流。粟裕以赤诚的忠心，直陈己见。一帅一将，相得益彰。最后，毛泽东决定，将我军任务改为集中力量在陇海线开封、徐州段附近地区打几仗，以寻歼国民党主力为我军主要作战目标。

不久，粟裕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又一次体现。经过几次对部队的大规模调动，寻找有利于己的战机，终于在豫东地区锁定向东运动的区寿年兵团。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粟裕遂指挥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在刘邓大军的大力协同下，先后围歼了区寿年兵团主力，取得了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开创我军大兵团作战歼敌的先河，成为南线我军战略进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下来，粟裕又乘胜实施济南战役。我攻城部队一举攻克有守敌10万的坚固设防大城市济南，开创了我军攻克大城市之先河，使山东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我军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济南战役尚未完全结束，粟裕就电报军委，建议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得到毛泽东首肯。后来，随着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克郑州、开封，由西向东推进，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再加上辽沈战役又取得大胜，这样，蒋介石就没有什么力量来增援华中地区了。于是，粟裕向军委建议，即以主力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可分别消灭与逐渐歼灭之。最后，在军委和总前委领导下，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历时66天，在淮海战役中歼灭敌军55.5万余人。其中华东野战军歼敌44万余人。大大超过了中央书记处5月会议上要求粟裕在半年左右歼敌5至12个旅的计划，也超过了以后中央要求华野在战争的第三年消灭敌军40个旅的计划。

接着，粟裕又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战役、瓷器店里捉老鼠的上海战役等。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粟裕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上独树一帜。战胜众多国民党军的重量级对手，先是薛岳，汤恩伯，张灵甫，后为王耀武，黄维，邱清泉，胡琏，最后与二野南北分攻杜聿明。也正因为如此，粟裕进入了我军最著名的将领之列。当然，作为常胜将军，粟裕也有失误的时候。孟良崮战役之后，华野进行了七月分兵，粟裕指挥所部在南麻和临朐两次战斗中失利。建国前夕，又在金门、步登岛战斗中失利，原因很简单，都是麻痹轻敌。

对粟裕的军事才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是赞不绝口。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0）

毛泽东说，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粟裕就是一位“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的智勇双全的将军。

朱德说：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刘伯承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陈毅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战争年代华东地区的老百姓在自家大门口贴的最多的一副对联就是“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5 /“中国的夏伯阳”徐海东大将

在战争年代，人们就喜欢把徐海东称做“中国的夏伯阳”，以示对英雄的崇拜。来源是苏联的著名小说和影片《夏伯阳》。夏伯阳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在1919年的苏联东线战场上，许多红军部队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的，著名的“夏伯阳师”就是其中的一支。夏伯阳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变成一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官，穿上军装的农民在夏伯阳的指挥下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夏伯阳最终成长为一个忠于革命事业的自觉的红军将领。于是，夏伯阳的事迹被写进小说，搬上银幕，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名战功赫赫、声望极高、深受人们敬重的传奇人物。中国的徐海东，在出身、经历和战绩上与苏联的夏伯阳特别相似，因而，人们就崇敬地把徐海东称做“中国的夏伯阳”。

1955年全军授衔时，徐海东被评为大将，但他因病正在大连疗养，所以，只有九位大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授衔仪式。

还是在授衔之前，徐海东听说自己也被评为大将，便深感不安。他觉得自己1940年病倒在皖东战场上直到现在，几乎都是在担架上和病床上度过的，没能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现在却要授大将军衔，自己实在受之有愧。正巧这时周恩来总理到大连视察工作，专门去看望徐海东。徐海东一见到周恩来就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大将军衔，受之有愧啊！”面对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立过大功的虎将，周恩来不由得紧紧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是建国初期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级别很高。但他在授衔时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他名字列在“军委诸同志”领导一栏中。徐海东后来一直都享受中央军委委员的待遇。

作为惟一没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高级将领，徐海东仍被授予大将军衔，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徐海东建功立业，威震敌胆，主要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红25军和红15军团主要领导人，徐海东的名字在大别山区、秦岭脚下、黄土高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其名如雷贯耳，其事震古铄今。

我们知道，徐海东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又参加过我党领导的黄麻起义，还是鄂豫皖苏区的著名军事领导人。在鄂豫皖这块红色热土上，徐海东不怕苦，不怕死，英勇善战，叱咤风云，“徐老虎”的威名让敌人闻风丧胆。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敌人听说他们与之作战的对象是徐海东时，不是惊慌逃窜，便是缴械投降。

1932年8月，徐海东被任命为红军第9军27师师长。10月，徐海东率部在英山地区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与总部失去联系。徐海东处变不惊，带领第27师一个团顽强奋战，又同皖西部分地方武装会合，担任新组建的红27军第79师师长，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当时，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徐海东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喊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震不摇！”旋即，他率部左冲右杀，经一个多月艰苦转战，终于突出重围。但徐海东却因为疲劳过度，一头倒在地上昏睡过去，睡了两天一夜。醒来时，徐海东只觉得胸口发闷，接着大口吐出鲜血。警卫人员吃惊地喊起来，可徐海东却好像没有事一样。

1933年夏，时任红25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的徐海东，在七里坪战斗中，全身只穿一条裤叉，真是赤膊上阵。冲锋号一响，他迅速带交通队最先冲了上去。战士们见右腿已负过四次伤的副军长冲锋在前，一刹那间，激起了奋勇向前的斗志，一齐向敌人冲去。结果，红军两个团和特务营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敌近500名。

1934年8月，红25军主力奉中央的指示，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这时，徐海东是红25军军长，他觉得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的程子华当过师长，便主动荐贤让程子华当军长，他改任副军长。

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境内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负重伤，徐海东头部也负了重伤。在担架上躺了四天，一直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在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徐海东听说前面打的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他当即让四个战士扯着推着自己，最后爬到山上的军部指挥所，协同指挥部队，打垮敌人的进攻。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1）

1935年7月，红25军跨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鄂豫陕省委在陕西子午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25军离开陕南西征，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徐海东多次教育部队说，我们牵制敌人，保证红军主力北上，对革命有重大的意义。为了红军主力，就是我们这3000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9月初，红25军在陕北豹子川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9月18日，红25军到达陕北苏区永平镇，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11月初，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接着，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徐海东为红一方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与毛泽东见面后，感到特别亲切，他把这些年吃过的苦头，受过的打击，全向毛泽东说了出来。尤其是汇报到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并说至今还有300多个同志受冤枉时，毛主席当即指示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后来，这300多个同志全部平反，都感动地哭了，感谢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

这时，西北的寒冬来临，经过长征，中央红军的后勤保障几欲弹尽粮绝，囊空如洗，连解决数千人御寒的冬装和口粮都成问题。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杨至成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情况。毛泽东情急之下想到徐海东，何不向他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于是，毛泽东拿起毛笔写了一张借条：“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毛泽东”。

当徐海东看到毛泽东的批条，眼眶一热，觉得有愧，自己太不了解中央的情况。他立即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问还有多少钱，查说全部存款是7000元。徐海东说留下2000元，其他5000元全部送交中央。

毛泽东拿到钱也很感动，觉得徐海东党性强，一是红军主力经过一年的长征，在陕北找到了可靠的革命根据地。这根据地的基础就是徐海东和刘志丹打下的；二是徐海东雪中送炭，解了中央的燃眉之急。

毛泽东感叹，等中国革命渡过了低潮，走向新的胜利之时，一定不能忘记像徐海东同志这样的人。

后来，毛泽东经常说，徐海东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抗日战争开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海东被任命为115师344旅旅长。在林彪指挥下，徐海东率领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后来，他又率部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

1938年春，徐海东因劳累过度又发病吐血，病情愈加严重，不得不回到延安休养。

1939年，徐海东身体刚刚有所好转，就来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的司令员。徐海东旧病未治愈，在战场上，他竟吐血不止。

1941年，毛泽东得知他的病情，特地发去电报，电报说：“静心养病，天塌不管”。看完了这封电报，徐海东这个硬汉子，泪流不止。

不但人民群众非常喜欢徐海东大将，就连外国友人对徐海东的评价都很高。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蒋介石称徐海东为‘文明的一大害’，说他的头值10万大洋。”“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6 / 全政全能的黄克诚大将

黄克诚在革命之初上井冈山时，最佩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但是，也决不迷信于他。此时，红军物资极为匮乏，以至于有“朱军长挑粮上井冈”的故事。红军也不发军饷，这在中国历代军队史没有先例，连土匪武装都是要发饷的，否则部队就要溃散。黄克诚这时很不理解这一点，认为如不发饷部队很难维持。作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的他，直接找到第4军最高首长、军委书记兼党代表的毛泽东要求发饷。而毛泽东则以他特有的雄辩向黄克诚详细阐述了“人民军队”的构想和原则，使黄克诚心悦诚服。

在党内老一代人中，在军内高级将领中，黄克诚以刚直正派、胸怀坦荡、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而著称，大家都很钦敬他，连毛泽东都幽默地称他为“黄老”。黄克诚的一生历经曲折坎坷，几十年间有许多次受到极“左”路线的错误批斗，却始终坚持革命的理想信念和冷静的头脑，为真理敢做敢言。

参加革命之初，他就反对湘南暴动中的烧杀政策；后又反对肃反扩大化；抗战初反对死打硬拼；解放战争初期反对在四平死守消耗老骨干；解放后，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意见。他一生中十余次被当作“老右”而受批斗，其中有五次被撤职。前四次被撤职，都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有关，最后一次，却是因为?赞成毛泽东的“左”倾政策而遭罢免。然而经过实践检验，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比较务实而不愿过于浪漫地空想。当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曾对黄克诚领导的3师干部说：“你们师长眼睛虽然近视，但他看事情却是千里眼啊！”

1930年2月，黄克诚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第5纵队第3支队第8大队政委。大家对这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人的印象还是个书生。随后，部队攻打江西修水县城，先行爬云梯的战士纷纷中弹掉了下来。紧急关头，黄克诚手持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冒着弹雨带头爬云梯。这一无畏的行动带动了全大队，人人争先，迅速把红旗插上城头。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2）

战后，军长彭德怀说：“打一仗让我们认识一个人，修水战斗使我们了解了黄克诚。”不过，他又回头叮嘱黄克诚：“下次作战不许再挥大刀往前冲，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不久，黄克诚升任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

1930年6月，中央“左”倾主义领导提出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黄克诚认为还是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才能持久。于是，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陈述在现有状况下不能够去攻打大城市的理由。在此期间，他作为下级的支队政委还与上级的纵队政委为能否攻打武汉等大城市的问题发生争吵。纵队政委批评黄克诚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来黄克诚在与地方党组织的联席会议上又发表了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立即遭到围攻。会后，原本提升他为纵队政委的命令也随即撤销。这是黄克诚第一次被撤职。

1930年8月下旬，红1、3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此时，毛泽东果断地提出了“诱敌深入”方针，即红军主力应尽快撤回到赣东苏区集结，抓紧时机整训，待敌人大举进攻时，红军能依托根据地与敌人周旋作战。黄克诚很佩服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1年初，毛泽东提议黄克诚升任红4师政治部主任。不久，黄克诚又升任红3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1月，毛泽东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排斥下，被免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时，黄克诚也因抵制苏区肃反扩大化，并被看成是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而第二次被撤职，到红3军团司令部当秘书。12月底，黄克诚又被起用，调任红1师政委。

从1932年到1935年，黄克诚随着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起起落落，自己也是起伏不定的升升降降。甚至到长征后期，在俄界会议之后，毛泽东兼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委时，拟派教导营政委黄克诚担任第2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都有人反对而作罢。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随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像黄克诚这样的干部才又重新获得信任，并步入革命戎马生涯的辉煌阶段。1935年11月，中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下辖红1、红15军团。黄克诚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长。两个多月后，他又先后出任红1军团第4师政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委，与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曾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参与指挥町店等战斗。1940年春，黄克诚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委，率主力一部南下豫皖苏和皖东北地区，先后任第4纵队政委、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0月奉命南下驰援在苏北泰兴黄桥地区作战的新四军，南下进至盐阜地区，同已取得黄桥作战胜利的新四军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时，黄克诚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斗争，发展壮大部队，解放了苏北大片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奉命率部到淮南津浦路西，与新四军第2师会合，以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1945年9月13日，回师苏北途中，黄克诚在华中局驻地看到了中共中央转发的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电报，知道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我军已有少数部队进入东北。黄克诚就请当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饶漱石不同意发这个电报。黄克诚即以个人名义于9月14日向中央和军委发电报，提出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讲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我们不能对和谈抱有幻想，应当立足于打，并取得连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因此建议派5万至10万人的部队去东北，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东北总根据地。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军抵达东北的部队即达10多万人。证明是黄克诚首先提出这一战略决策，并由中共中央决定的。

9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新四军3师主力部队3.5万人开赴东北。接令后，黄克诚立即着手进军东北的部署。11月25日，黄克诚率部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北。这时，部队遇到了许多困难。黄克诚一方面想办法克服之，一方面把第一线的实际情况准确、及时地反映给中央。11月26日，黄克诚在辽宁锦州郊区给毛泽东发电报，报告了部队遇到极为困难的情况，电报中讲了“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即后来人们所称的著名的“七无”电报。黄克诚建议我军应“暂不作战，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12月22日，毛泽东给黄克诚来电报询问东北工作所拟采取方针的意见，同时赞扬黄克诚建立根据地是有经验的。黄克诚受到很大的鼓舞，随即回电说明迫切需要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和条件。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一著名电报指示。指出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点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

7 /“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大将

陈赓与毛泽东很有缘。1915年，陈赓走出私塾，来到毛泽东曾经就读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毛泽东与陈赓的父亲很熟，称他绍纯先生。1921年秋，在湘军当兵5年的陈赓来到长沙，又进入毛泽东倡导开办的自修大学。在这里，陈赓多次聆听毛泽东的讲演，被毛泽东提倡的理想、信念和杰出的演说才能所折服，不久便开始了跟随毛泽东战斗一辈子的革命生涯。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3）

1922年中秋夜晚，毛泽东带着陈赓等20多个人坐着划子，到湘江中流去赏月。皓月当空，一个个小船划子载着欢声笑语，载着豪情壮志，围着长达十里的桔子洲头打圈圈。陈赓和革命家何叔衡、郭亮等人同坐一船。忽然，坐在相邻船上的毛泽东大喊了一声：“到中流击水！”扑通一声，把那一轮明月冲散了。接着，船上的人们都喧嚷起来，纷纷脱衣脱鞋，跳入水中。不到20岁的陈赓正血气方刚，便脱得精赤条条，一个猛子扎进水中的月亮。三年之后，毛泽东忆起这段往事，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长沙》。其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是毛泽东与陈赓等热血青年革命友谊的真实写照。

1924年6月，已经有一年多党龄的共产党员陈赓，在党组织的选派、推荐下，考入当时最时髦的学校——黄埔军官学校。作为第1期学生，欣喜若狂的陈赓对组织说，自己丢下军阀军队的枪杆子，就是要拿起革命军队的枪杆子。毛泽东很赞同陈赓这句话。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赓考入广州的黄埔军校，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都是在为党的事业储备能量。

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亲临讲话，陈赓很激动。开学以后，陈赓发奋读书，刻苦训练，很快在600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名鼎鼎的“黄埔三杰”之一，其余两杰分别是蒋先云和贺衷寒。人们一般都把黄埔军校学生称作“黄埔骄子”，而黄埔第1期学生自然是骄子中的老大哥。“黄埔三杰”可谓“黄埔骄子”中的极品。更可贵的是“黄埔三杰”之美名，不是学校领导人封的，而是学生们自发地推举出来的偶像人物。他们3人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作战身先士卒，各方面都起表率作用。当时学生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既说出了他们的特点，又肯定了他们“黄埔三杰”的地位。

1925年10月，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时，陈赓已毕业留校任职一年了。东征之初，他担任第1纵队第4连连长，为惠州之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因此，蒋介石很欣赏陈赓，指定陈赓连担任总指挥部警卫。后来东征军第3师全线崩溃，身为总指挥的蒋介石手足无措，极度灰心，并嚷着要“杀身成仁”，经陈赓百般劝慰，才稳定情绪。这时，追兵将至，情况危急，陈赓迅即背着蒋介石撤往安全地带，接着又奉蒋之令传送急件。陈赓冒着随时会遇到敌人、土匪、老虎的危险，翻山越岭，跋涉160里，终于在第二天下午把急件送到援军手中，最后蒋介石得以完全脱险。陈赓救蒋介石之举一时成为黄埔军校的佳话。

不过，即使陈赓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又是优秀的“黄埔三杰”，但蒋介石还是大耍两面派，表面上施以小恩小惠，背地里却坚决不想重用陈赓，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陈赓是共产党员。与此同时，蒋介石即使用高官厚禄，也是留不住陈赓的。这就是信仰和追求不同，“道不同，不与相谋”。果然，陈赓不久就告别了黄埔军校，离开了蒋介石。后来，又受党的委派去苏联继续学习军事。1933年，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的陈赓，因战伤到上海治疗，不幸被叛徒发现而被捕。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下，陈赓坚贞不屈，后被押送南京。蒋介石此时是权倾一时的总司令，企图以师生情谊封官许愿留住陈赓：“只要你肯过来，愿意带兵，我马上给你一个师。哦！就是给你一个军，也不过一句话的事。”但陈赓坚决拒绝，不为所动，即使做一辈子囚徒，也信仰共产主义。后来，经中共中央和宋庆龄等全力营救，陈赓脱险，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陈赓来到瑞金时，见到了恩师毛泽东。但这时毛泽东遭“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排斥，被剥夺军权，赋闲养病。陈赓也因经历“复杂”，受到了反复审查，只被安排为彭杨步兵学校校长。直到遵义会议，中央又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之后，陈赓才有了“出头之日”。

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贵州土城之中，遭遇敌人顽抗。而且敌我兵力也由预料的四对一，变成了一对一。我军没有打成歼灭战，反而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险情。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干部团团长陈赓带部队上去，配合红3军团，坚决堵住敌人进攻！结果，陈赓率部勇猛反击，重创敌人，与红3军团牢固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毛泽东站在山头上情不自禁地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长征后期，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指战员病倒、饿倒许多。过雪山之后，连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病倒了，经常咳嗽、发烧。毛儿盖会议后，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懂得一点医学护理知识的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长，与战士们一起抬着周恩来上路了。草地每天必定下雨，陈赓经常手举着一块旧油布，紧紧地跟随在担架旁，保护着黄埔军校时的老首长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虚弱的身体抵挡不住病毒的侵蚀，他的体温又升了上去，一会儿昏迷，一会儿又说胡话，生命危在旦夕。?急之中，陈赓建议用雪来降温。征得毛泽东同意后，陈赓派战士骑马从远处找来残雪，然后用油布装上雪，做成一个“土冰袋”，搁在周恩来滚烫的前额。不一会儿，周恩来的体温渐渐下降。这时，医生从后边赶上来了，连连说：“要不是及时降温，恐怕．．．．．．”周恩来醒来后，仍不失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看到老首长能说话了，陈赓咧嘴笑了。

从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就把陈赓当作独当一面的军以上干部来使用。毛泽东笑着对陈赓说：“我和老蒋都抢着让你当军长，不过，还是我履行诺言啊！”陈赓决心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真正发挥出“黄埔三杰”的军事才干来。果然，陈赓一踏上抗日战场就出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在刘伯承师长的指挥下，出手不凡，率部赢得了抗战初期的几场胜利。先是夜袭长生口，接着是两次设伏七亘村，再又是设伏黄崖底，最后是1937年的太行区反日军“六路围攻”。

1938年，陈赓率第386旅再接再厉，取得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战三捷的卓越战绩，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又在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中大放异彩，其中长乐村追击战，把日军截为数段，以后各个击破。

神头岭伏击战，我军仅以240多人的伤亡换取了毙伤俘日军1500多人、缴获骡马、枪支众多的辉煌胜利。神头岭之战与平型关之战齐名，成为闻名中外的典型战役。刘伯承把这一仗作为成功的吸打敌援的战例多次引述。甚至日军统帅部也把它作为典型战例来分析，以对付八路军。响堂铺伏击战取得的战果，从徐向前、邓小平给刘伯承的急电可看出：“请速令动员至少400以上民伕、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日本随军记者称此役的战术是“更为典型的游击战术”。1939年11月，陈赓又成功地组织了香城固战斗。刘伯承称之为创造了平原地区“模范的伏击战”，蒋介石和卫立煌也公开致电嘉奖。香城固一战，以致恼怒万分的日军，在“扫荡”的装甲车外面贴上“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他们已把陈赓所率领的部队当成劲旅和头号攻击目标。

1940年8月，陈赓率部作为第129师的主力参加百团大战，取得重大战果。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4）

1941年，在抗战进入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阶段，陈赓仍率部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他创造性地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对日军据点进行长期围困的沁源围困战被延安的《解放日报》社论誉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抗战期间，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到晋东南考察时，称赞“386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陈赓在抗日战争中打了一场又一场名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可以说，十大大将中，陈赓在抗日战争创造的战绩是最辉煌的，名气也最大。

解放战争之初，陈赓担任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豫野战军太岳纵队司令员，该纵队后改为第4纵队，也成为刘邓大军的头号主力纵队。

陈赓率部发起并取得了闻夏、同蒲和临浮战役的胜利。在临浮战役中，全歼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一旅，活捉了中将旅长黄正诚。三战三捷后，毛泽东连连夸奖说“出乎意料之外”。中央军委为此专门发出《关于陈赓纵队作战胜利通报》，高度评价了陈赓的指挥艺术。

1947年7月，陈赓奉命率部南渡黄河，挺进豫陕鄂地区，吸引和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的策应了兄弟部队，激活了中原战局。与此同时，面对猛扑过来的敌军，陈赓冷静地指挥部队先在豫陕之间往返作战，后转至伏牛山麓，实施灵活的牵牛战术，歼灭李铁军所部，开辟豫陕鄂解放区。陈赓部队还被毛泽东称为陈谢大军，与陈粟大军、刘邓大军遥相呼应，在战略上布成“品”字阵势，互为犄角，协力配合，逐鹿中原，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把陈赓的部队作为战略机动集团来使用，经常直接指挥，面授机宜。

1950年8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代表的陈赓，在我军军事顾问团的配合下，协助越南人民军对侵越法军进行北部边界战役的组织指挥。陈赓以围城打援，先夺取外围孤立小据点，再夺取高平、谅山等大城镇的战法，协助指挥越军经过近两个时间的几次战斗，取得了边界战役的胜利。此役是越南人民军建军以来取得的一次空前胜利，也是陈赓代表我军协助越军取得的首战胜利。

8 /“一生坦正”的谭政大将

谭政和陈赓两位开国大将的关系既有革命的同志关系，又有密切的亲戚关系。谭政是陈赓的妹夫，他比陈赓小3岁，又比自己的结发妻子、陈赓的四妹陈秋葵大3岁。谭、陈两家都是湘乡县人，祖辈和父辈关系都很好。谭政的祖父是当地方圆数十里有名的绅士，陈赓的祖父则是辞官解甲归田的湘军猛将；谭政的父亲谭润区是湘乡县即东山学堂的教书先生，陈赓的父亲陈绍纯是当地有数百亩田产的著名大户。

谭政和陈赓与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也有一些历史的渊源。谭政和陈赓的故乡湘乡县与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紧密相邻，而且具体来说，他们三家相距都只有十几里路。1910年毛泽东曾在东山学堂求学，喊谭政的父亲为先生。毛泽东后来闹革命，办农民讲习所，得到过陈赓的父亲慷慨资助。

1927年3月，已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特务营营长的陈赓，特从驻地汉口派两名战友到家乡把谭政接来从军。来到陈赓所在兵营，谭政被安排在2连担任上士文书。陈赓取出花名册，对谭政说，“投笔从戎，参军了，把名字也改改吧！”谭政立即说：“赓哥，我已与秋妹商量好了，从此之后不再叫谭世铭这个封建的名字了，就改两个字叫谭政！”陈赓欣然同意。

谭政入伍之后，虽然操练繁忙，但特务营与其他部队不一般，这里书刊齐全，有《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ABC》等等，所以，从没见过这些书刊的他，“如多日不食，狼吞虎咽地阅读起来”。

然而，好梦不长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人惨遭屠杀。陈赓被撤了营长之职，只因他曾救过蒋介石的性命才幸免于难。谭政被视为共产党嫌疑，也被撤掉文书职务。

两人便一起脱险离开特务营，来到武昌叶挺部队留守处。随后，俩人分手，陈赓先参加了南昌起义，谭政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期间，谭政结识了一同参加秋收起义的罗荣桓。秋收起义失利后，剩下来的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向井冈山方向转移。

9月29日，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将部队进行了整编。谭政站在三湾村前枫树坪的队列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聆听了他鼓舞人心的讲话。整编后，谭政被编入军官队。后来，谭政把当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文，标题就叫《三湾改编》。这次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载入史册的整编，后来就叫做“三湾改编”。

10月23日，毛泽东率部队抵达江西遂川的大汾镇宿营。第二天凌晨，即遭到遂川靖卫团的袭击。毛泽东立即组织部队还击。战斗结束后，罗荣桓收拢队伍，把谭政等人集合到山腰，一起到毛泽东所在的地方去。毛泽东见同志们过来，站着欢迎大家。

“这是谭政，军官队的。”罗荣桓向毛泽东介绍说。

“噢，军官队的也来啦，好啊！”毛泽东紧紧握着谭政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又问了一句，“你是哪里人？”

“他是湖南湘乡的。”罗荣桓替谭政回答道。

“罗代表是衡山的，我是湘潭的，”毛泽东笑着对谭政说，“湘乡、湘潭可是邻居哟，这一次我们被肖家璧打了个偷袭。这一仗也好，把我们三个湘人打上井冈山喽。”

一句话，说得谭政、罗荣桓都笑了。毛泽东又说，“我们三人，湖南三湘，同饮湘江水成人，同走一路上井冈。”

从此之后，谭政跟随毛泽东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活动。在毛泽东耳濡目染的影响下，谭政见证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初创、发展、成熟和完善的全过程，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毛泽东的提携培养下，谭政从一个“书生”、“秘书”，逐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5）

谭政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找他谈过一次话，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单独交谈。毛泽东问了许多事，得知谭政就是自己老师的儿子，谭政的岳父是支持共产党人闹革命的有功之臣，谭政又是陈赓的妹夫等等，毛泽东很高兴，觉得身边有这样一批革命坚决的人支持，革命肯定能成功。

1928年2月，谭政调任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秘书，协助前委书记毛泽东起草和整理文稿。谭政曾向毛泽东说：“我在老家当教书先生，参军后先在连里当文书，后到营里当书记官，有些熟识的同志见面都喊我‘师爷’，真不好意思呢。”毛泽东则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叫你师爷，说你是有知识的武官嘛。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不管师爷也好，书记官也好，都是革命的。要在中国实行工农武装革命，就要好好向工人、农民、士兵学习，在革命斗争中好好锻炼自己。”有了毛泽东的鼓励，谭政工作起来干劲十足了。

2月17日，毛泽东带着秘书谭政到茅坪“攀龙书院”主持召开前委军事会议。这是谭政第一次参加前委军事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对我们的兵力部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出了“围三缺一，网开一面”的战略打法。谭政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些是他以前从书本从无法学到的。他特别钦佩毛泽东对敌我力量的精明分析和周密的作战部署。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让谭政跟团参谋长朱云卿学起草攻打新城的作战命令。从此之后，谭政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学习军事工作了。

4月28日，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谭政任新成立的红4军前委秘书。不久，毛泽东为准备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抽空补充、修改他们起草的决议案。写好的几十张稿子让谭政拿去誊抄。毛泽东几经补充、修改，谭政也几经誊抄。最后，这个决议案第一部分的题目叫做《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此文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起了重要作用，遂成为党的历史文献。

10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了贯彻中央6月4日来信指示的情况，全面总结了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进一步阐明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报告也是由谭政誊抄、订正的。为毛泽东誊抄报告虽然很累，但谭政却由衷地赞叹毛泽东深刻独到的见解，感受这字里行间闪烁着的光辉智慧。此报告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中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一文。这篇文章曾对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而深远影响。

1929年11月，谭政受毛泽东派遣，到部队广泛调查，收集思想反映，总结红军初创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接着，参加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后来，谭政出席了这次在红军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并做记录。他亲临其境，感触颇深，对毛泽东产生由衷的敬佩。

从红军时期开始，谭政每打一仗都及时总结，坚持每月向上级写出书面的《月终政治工作报告》。作战之前，他都组织政工人员和宣传员沿途布置宣传鼓动棚，运用化装表演、讲话、呼口号、唱歌等方式宣传鼓动，鼓舞士气。他常常在马背上、在油灯下、在窑洞里思考和著述，学习和笔耕，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情况报告。1936年3月，他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和重视，并加按语转发全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交由谭政组织筹备，并担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延安时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谭政主持。重大决策，要做出决定，发出指示，由他主持起草或亲自起草，王稼祥审定，最后由毛泽东签发。

谭政先后总结撰写了大量研究报告、文章和专著，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留下近百万字的政治工作论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财富。1943年春，他组织起草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

1944年4月，谭政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受党中央的委托，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指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4月20日，这个报告经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批准，由中宣部和总政治部下发，题目叫《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的通知》。同年10月1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此报告后来列为党的整风文件，长期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南。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叶剑英曾评价说：“这个报告，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1983年3月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决定，将这一报告再次印发全军。

1947年春，谭政在罗荣桓的领导下，总结推广了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通过启发战士诉苦提高阶级觉悟，从而达到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经验。随后，毛泽东将这一经验批转全军。

1948年12月7日晚，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在油灯下连夜起草了《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

谭政一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我军政治工作者的光辉楷模。许多熟悉他的老同志曾风趣地说：谭政就是“坦正”，一生坦正。他毕生的追求和建树是研究我军政治工作，最终成为以军队政治工作著称的开国大将。

9 / 终身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

开国将帅中，萧劲光大将在党内的资历仅次于傅钟上将和朱德元帅，与陈赓大将并列排在第三位。不过，萧劲光在党内的人脉关系更为丰富。1920年8月，他加入了由毛泽东等创办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8月底，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1921年4月，和刘少奇、任弼时等一同赴苏，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成为中共旅俄支部的重要成员之一。1924年1月，作为东方民族代表，为列宁守灵。后来回到国内，赴安源参加了由毛泽东和刘少奇领导的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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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劲光的军事资历在十大大将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仅次于张云逸，甚至高过几位元帅。1922年，萧劲光进入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成为开国将帅中，由我党培养，最早获得军事学历的人。1925年秋，奉党派遣到广东工作，后到国民党革命军第2军第6师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获少将军衔，并率部参加北伐。成为开国大将中此时惟一获得将军军衔的人。这时，周恩来在国民党革命军第1军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获中将军衔。不久，朱德也在国民党革命军第20军任党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获上将军衔。

从上述简历中看出，萧劲光在大革命时期，在政治和军事上就与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五大领袖都有过比较密切的革命交往。

萧劲光担任军事职务的起点很高。在我军创建第3年，一下子就担任军级领导职务。1930年底，第二次从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为副军级；1931年11月，首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为正军级；年底，首任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军团政委；1932年12月30日，任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1933年2月，兼任红11军政委；4月，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0月，任红7军团政委。

这段时间，萧劲光担任的军级和军团级领导职务中，涉及军事、政工、教育等领导部门，有时甚至是军政一把抓。然而，就在一帆风顺的高级军事岗位上，萧劲光却遭受到军事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和无情打击。

1933年9月中旬，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战黎川之战中，萧劲光所部主力随红3军团到福建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地方游击队。以这样微薄的力量来迎击敌军3个精锐师的进攻，显然力不从心。半个月时间不到，黎川失守。

此时，正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喧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大权旁落，“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被批为过时。而萧劲光又被视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和嫡系。所以，“左”倾机会主义者把萧劲光列入了整治的“黑名单”。

10月，以博古为首的军事“三人团”要收复苏维埃共和国的北大门黎川，授命组建了红7军团，萧劲光任军团政委。11月中旬，敌人又侵袭黎川西北的重镇浒湾，萧劲光奉命率部阻击，一面苦战，一面待援，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导致战斗失利。

浒湾失利，令萧劲光雪上加霜。虽然彭德怀主动申明“责任不在萧劲光”，然而，谴责的拳头仍然重重地落在他头上。

博古和李德认定萧劲光、彭德怀，还有后面的毛泽东，早就纠合在一起，拒不执行共产国际方针和中央指示，死守着游击主义那一套。这次从黎川失守到浒湾失利，都是萧劲光指挥的，是典型的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不折不扣的罗明路线，因此，一定好好整治他们不可。

果然，1934年1月6日，萧劲光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队的代表，遭到突然逮捕，送交军事法庭公开审判。结果，被撤职、开除党籍、军籍，判处5年徒刑，且无上诉权。

萧劲光的军事生涯跌入低谷。他虽然是福将，没有经历过战伤的痛苦，但此时却因为人为制造的迫害，而遭受到更大的精神痛苦。

萧劲光在关押期间，已经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没有退却，派妻子贺子珍前往探视。贺子珍向萧劲光转达了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这给了逆境中的萧劲光很大的安慰。后来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说：打击萧劲光是为了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等人内外活动，萧劲光才免遭灭顶之灾，在关押一个月之后，即被释放出来，调到红军大学当了一名战术教员。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党中央纠正了对萧劲光的错误处分，恢复了萧劲光的党籍、军籍。萧劲光任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为团级干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萧劲光调任红3军团参谋长，才又重新回到红军的军级领导岗位。

抗日战争伊始，萧劲光即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这是兵团级别首次出现在我军序列里，由萧劲光出任这一“权重位高”且责任重要的角色，可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倚重。留守兵团的人数与出征前线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的人数不相上下。在留守兵团正式颁布编制、任命干部的大会上，毛泽东亲自到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还对参加会议的干部们说：“我们在延安，就是靠萧劲光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讲话历来幽默的毛泽东还当着众人的面说：“有了劲光同志，我们都可以把脑袋放到枕头上了。”可见对萧劲光的信任程度之高。响鼓不用重槌敲，面对毛泽东的重托，萧劲光挥笔写下了“任务重于生命”这六个份量不的大字，作为自己和留守兵团的行动准则。

留守兵团的战事虽然不频繁，但萧劲光遵照毛泽东的嘱咐，狠抓军事训练和规章制度的起草与完善，后来，这些规章制度的草案发展成为颁布给部队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以及《参谋工作条例》等，大大推进了部队正规化建设。萧劲光还重视军事理论研究。红军时期，翻译了苏联红军的《野战条令》。抗日战争时期，撰写了《近战战术》、《游击战争指导要令》等文章，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被毛泽东采纳。

抗战八年期间，萧劲光一直驻守延安，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战斗与工作，是他的革命生涯中受毛泽东耳濡目染最多、最深刻的一个时期，也是他们俩人配合默契、加深理解、相互信任的一个重要时期，更是萧劲光在毛泽东的直接教诲和关怀下，不断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解放战争之初，党中央派10万干部上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萧劲光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员兼参谋长。1946年11月，在东北形势日益紧张之时，萧劲光奉命到南满，担任南满分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与陈云一起指挥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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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萧劲光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前线指挥部司令员，与萧华一起率部围攻长春。辽沈战役打响以后，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瓦解方法，争取了敌第60军起义，迫使其余守军全部投降。10月下旬，兵不血刃解放长春。11月下旬，萧劲光率东北野战军4个纵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后又指挥配属的有关兄弟纵队，完成了隔断平津之敌联系，协同友邻部队包围北平的任务。

1949年1月，萧劲光任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军武汉，牵制国民党军白崇禧部，从侧翼保障了第二、第三野战军胜利渡江。5月17日，解放武汉，萧劲光任武汉市警备区司令员。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萧劲光率部进入长沙，任湖南军区司令员、长沙军管会主任。9月13日至10月16日，萧劲光指挥6个军参加衡宝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部4个主力师，为进军广西、解放华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衡宝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尽，毛泽东就电召萧劲光来北京领受新的任务。毛泽东对风尘仆仆的萧劲光说：“解放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一支空军和一支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过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我们想让你来当司令员。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并听听你自己的想法。”

萧劲光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召他进京是让他当海军司令员。他见毛泽东用征徇的目光盯着自己，便坦率地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我晕船挺厉害，连海船都坐不得。这辈子我就坐过五、六次海船，每次都晕得不轻。”

“我就是看上了这个‘旱鸭子’，”毛泽东笑了笑，“是让你去指挥，又不是让你成天出海！”

毛泽东又接着说：“你懂得我军的传统，又在苏联学习过，进修过海军业务。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会俄语，又比较了解苏联军队，所以，这个海军司令的人选，你还是合适的！……”

1949年底，萧劲光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不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一伙多次向毛泽东告状，要求罢萧劲光的官，毛泽东不同意，他十分肯定地说：“海军司令还要萧劲光来当，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

10 / 红7军创始人张云逸大将

张云逸在十大大将中年龄最大，除了比徐海东大8岁以外，比其他大将都大10岁以上，因此，可以算做前辈。他的资历也最老，也很辉煌。1909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4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充当革命军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1914年，参加讨袁护国战争。1925年，任旅长时，先后两次参加国民革命军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参加北伐战争，先后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河南等战役战斗，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上述资料显示，张云逸的年龄和入党前的资历，可以与朱德、刘伯承、贺龙等相比。

张云逸入党并正式进入红军的行列后，除了创建红7军，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基本上都在红军总部，担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这段时间主要是先后给刘伯承和叶剑英当副手。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在新四军成立时担任参谋长，是仅次于叶挺、项英的第三号人物，还在军部下辖的支队兼任职务，是新四军著名的五大支队司令员之一。其他的几个司令员分别是陈毅、张鼎丞、高敬亭和彭雪枫，当时粟裕和谭震林是支队副司令员。1939年冬，新四军下设江南、江北指挥部时，陈毅和张云逸又分任这两个指挥部的指挥，粟裕和徐海东、罗炳辉是副指挥。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时，陈毅担任代军长，刘少奇担任政委，张云逸担任副军长，仍是第三号人物，继续在新组建的7个师中兼任其中一个师的师长。其他师长是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1943年秋，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后，张云逸则代理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张云逸一直作为陈毅的副手，担任山东军区和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所以，在整个新四军和华东军区时期的军事领导人中，张云逸的资历与职务与陈毅旗鼓相当，比其他人都要高。

张云逸所做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1929年12月11日，与邓小平一起领导百色起义，并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任军长。从此开创了广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1931年2月初，在邓小平离队赴中央汇报工作后，张云逸率红7军转向湘粤边开展游击战争，适时向中央苏区转移。经过半年艰苦转战，红7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7月22日，张云逸率红7军在雩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红7军的这次长途转战，也被称作“小长征”。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红7军的战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

1955年全军授衔时，张云逸麾下的红7军将领授衔情况：

上将：李天佑、韦国清。

中将：冼恒汉、莫文骅。

55年少将：肖远久、吴西、欧致富、姜茂生、黄新友、覃士冕、覃国翰。

64年晋升少将：朱鹤云。

张云逸所做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在红军主要时期和新四军初期，参与我军司令部参谋工作建设，尤其是担任作战局长、作战部长，做了大量具体的实际工作。可以说，作战部长是总参谋长的头号得力助手，职位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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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冬，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参与组建军委机关和领导红军的参谋工作建设。1933年，任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研究和总结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参谋工作，在《红星报》上发表《战斗指挥研究事项》等指导性文章。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协助军委领导组织侦察、开路设营、部署军事行动。到陕北后，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西北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1936年4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兼渡河司令员，为部队东征与回师做了许多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在参谋会议上作了题为《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后来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皖南事变后，参与新四军的重建工作，任副军长。

张云逸所做的第三个重要贡献是，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前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努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1933年11月，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中华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的具体规定，推动了第19路军与红军联合，共同抗日反蒋，又奉命去福州对李济深、蔡廷锴等开展统战工作。

1936年两广事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统战工作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广州、福州等地建立八路军办事机构。同时，到闽、浙等省传达中央指示，为新四军的整编做了大量工作。

张云逸所做的第四个重要贡献是，解放战争时期，在陈毅随野战军行动的时候，主持军区日常工作，领导华东地区的土改、支前、整风和地方武装、民兵建设等工作，为华东野战军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张云逸负责后方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中央考虑到他的年龄已不适合直接带兵打仗，以保护他的健康。

除了上述突出的综合性贡献，张云逸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大将，还是以打仗为主，而且打了许多大仗、恶仗和胜仗。有一些仗非打不可，具有战略意义。

1940年1月起，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骨干李品仙，在皖东挑起了一系列反共摩擦，妄图把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作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的张云逸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取得了定远、半塔集等反对桂系顽固派的重大胜利，还在定远建立了华中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半塔集是我新四军第5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李品仙以兵力万余人进攻，我军以3000余人坚守，内有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与第五支队政委郭述申统一指挥，尽管敌强我弱，但张云逸与邓子恢还是内外配合，坚决抗敌。经过与敌人激战7昼夜，我半塔守军终于等到了张云逸与第5支队司令罗炳辉率5支队主力、苏皖支队和挺进纵队回援。张云逸指挥若定，向进攻半塔的顽军大举反攻。顽军在我军两面夹击下，全线动摇，仓惶撤逃。

半塔集保卫战是华中反磨擦的首战胜利，也是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个起点。此战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陈毅曾高度评价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

张云逸在反对桂系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中，成功地运用了党中央所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赞扬。毛泽东在代表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说：“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

新四军部队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1941年2月，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师，张云逸兼任师长，郑位三任政委，

1955年全军授衔时，张云逸麾下的新四军第2师将领授衔情况：

中将：成钧、张翼翔、杨梅生、陈庆先、赵启民、梁从学、谭希林。

55年少将：王集成、邓少东、朱云谦、朱绍清、江腾蛟、杜国平、余嗣贵、宋文、李世安、李世焱、李国厚、赵俊、吴华夺、吴世安、高志荣、胡定千、钟明彪、祝世凤、黄一平、蔡炳臣、詹化雨、廖成美、谭知耕。

61年晋升少将：吕清、张树才、程启文。

62年晋升少将：李士怀。

64年晋升少将：朱鹤云。

1943年秋，张云逸在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期间，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工作，领导淮海、淮北和淮南军民取得了冬季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4年，张云逸部署和指挥苏北、苏中部队连续开展了春夏季攻势作战，进行局部反攻，攻克了许多重要据点。8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署新四军第4师西进作战，收复了8个县，恢复了豫皖苏边根据地。同年秋，部署新四军第1师渡江南下，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9）

11 / 执掌公安军的罗瑞卿大将

罗瑞卿在十大大将中虽然年龄较小，资历也浅，但由于他在党的保卫战线和国家的公安战线上位置重要，成绩优异，独树一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抗日战争头3年，他在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担负实际责任，为我党我军培养和储备大量军政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延安时期毛泽东直接指挥的政治大将。与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军事大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齐名。另外，罗瑞卿在红军时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红4军政委，抗日战争后期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创造了许多辉煌战绩。

罗瑞卿与毛泽东虽然不是湖南老乡，但是，他于1927年在黄埔军校第六期读书时，聆听过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演讲，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学习阅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革命理论著述，坚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信念。

1928年冬，在革命的低潮时期，罗瑞卿没有悲观，却看得远，他对同学任白戈说：“蒋介石反革命靠的是枪，我们要革命也必须靠枪。朱德、毛泽东的道路无疑是胜利的道路。”为此，他多次向组织提出去苏区参加武装斗争。

1929年春，罗瑞卿受中央军委派遣，赴闽西上杭蛟洋游击队任教官。5月22日，在上杭游鱼坝，他见到了率领红4军第二次入闽作战的朱德、毛泽东。十天后，由上杭北四区的几路游击队为主组建红4军第4纵队，傅伯翠任司令员，张鼎丞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处主任。9月，罗瑞卿被调任第2纵队5支队党代表。从编入红4军的半年时间里，罗瑞卿连续参加了红4军第七至第九次代表大会。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尤其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上，罗瑞卿表现出来的坚强党性，让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1932年，刚刚上任红4军政治委员的罗瑞卿，与军长王良率部经瑞金南下，进入闽西向漳州推进。沿途，罗瑞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部队进行打漳州的政治动员。4月19日，红4军作为主力参加攻打漳州战役，主攻天宝山风霜岭，守敌张贞第49师大部被歼。随后红4军进驻漳州、石码、海澄，发动群众，筹款扩军，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

1933年伊始，由于中央红军改编撤销了军的建制，罗瑞卿担任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从此开始了他的保卫工作生涯。在工作中，罗瑞卿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要求保卫干部在办案中要学会“六何”，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从而在王明“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下，在红1军团得以避免发生大的差错。

1934年10月16日，罗瑞卿率领红1军团保卫局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条件下，为巩固部队，为保卫随红1军团行动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35年初，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作外围警戒工作，当得知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后，罗瑞卿兴奋地说：“红军得救了！”

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先后担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为培养干部、建设政治机关、加强政治工作，作出了优异的成绩。1938年，罗瑞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在写作过程中，毛泽东为了使罗瑞卿能够集中精力，特意让罗瑞卿搬到他的住地附近，以便在自己的指导下进行写作。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向全国介绍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对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9年7月，罗瑞卿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到华北敌后办学，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30个县，行程3000里，通过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封锁线，被称为“小长征”。

1940年5月，罗瑞卿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了百团大战的指挥和多次反“扫荡”。在紧张的战斗和繁忙的工作环境中，他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努力把党中央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同部队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政治工作的措施。他撰写的《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多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作了精辟论述，并总结了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许多新的经验，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贡献。由于野战政治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因而，罗瑞卿在部队享有很高的威信。

1947年1月至9月，罗瑞卿作为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参与指挥了一系列进攻战役，改变了华北地区的战略态势。如保南战役，攻克3座县城，控制平汉铁路100余公里，歼敌8000余人。正太战役，相继攻克井陉、娘子关，解放阳泉、寿阳等7座县城，歼敌3.5万余人。青沧战役，歼敌1.3万余人，攻克3座县城，占领津浦铁路80余公里，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战场的作战。保北战役，歼敌两个团8200余人，攻克徐水县城和固城镇。大清河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16军5000余人。

1947年10月11日，著名的清风店战役打响，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主管作战，罗瑞卿则在参加作战指挥，掌握部队行动的同时，深入进行战前动员。他鼓动部队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让敌主力第3军跑掉，坚决包围它，消灭它！战斗最激烈时，野战军主力部队一昼两夜急行军240里，截击敌人。至22日，我军全歼国民党军第3军主力1.3万余人，活捉敌军长罗历戎。清风店战役，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朱德总司令欣然作诗祝贺：“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11月6日，石家庄战役的硝烟又起。由于石家庄设防坚固，大小碉堡多达6000余个，所以守敌自吹“可坐守三年”。为了打好这个硬仗，罗瑞卿领导部队开展军事民主，提困难，想办法。他到前沿观察地形和敌情，研究解决攻城的战术、技术问题。战役发起后，经几天激战，石家庄守敌大部被歼，残敌仍负隅顽抗。罗瑞卿通过一名被俘的敌师长，做瓦解敌军工作，迅速地解决了战斗。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对华北战场开展大规模反攻作战，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特电嘉奖，朱德总司令赞扬这一战役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并高兴地赋诗：“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20）

1948年12月，在著名的平津战役中，罗瑞卿与杨得志等指挥华北军区第2兵团两出平绥线，昼夜兼程，将国民党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截断了张家口与北平之敌的联系，并按照军委指示围而不打。罗瑞卿亲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部队严格遵守。22日，当接到军委发起进攻的命令时，部队勇猛冲击，仅用17个小时就全歼傅系王牌主力第35军等部1.6万余人，取得平津战役中华北参战部队的第一个胜利。攻克新保安，平津战役的全局就活了。

1949年3月17日，发起太原战役时，因徐向前患病，中央军委决定由周士第和罗瑞卿代理徐向前指挥。4月20日至24日，罗瑞卿与周士第指挥会攻太原，歼灭阎锡山部6个军13万余人，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

1949年7月6日，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10月19日，任政务院公安部部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1950年9月22日，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在战争结束，和平到来之际，公安战线就是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所以，罗瑞卿肩负重任，又开始指挥新的战斗。

公安部刚刚成立，罗瑞卿就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中镇压反革命、保卫人民、保卫经济建设的工具。”对敌人，“我们要成为铁拳”；对人民，“我们要为老百姓当好勤务员”。他明确提出：“今后一定的时期内，必须确定地以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施作为自己的工作中心。”

此时，大量反革命残余势力，妄图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里应外合，复辟反动统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罗瑞卿具体组织了1950年开始的镇反运动和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他多次主持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部署镇反、肃反任务，提出具体政策和有力措施。他强调：“镇反工作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指挥下进行，党委领导是关键，公安机关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要我们怎样干，我们就怎样干”。罗瑞卿始终站在镇反、肃反斗争的第一线，经常带领干部到各地考察工作，了解情况，检查督促，总结交流经验。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到1956年，他向党中央写的有关镇反、肃反和工作报告就有280多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报告很重视，亲自审阅，作了许多批示，有些还转发全国。

罗瑞卿还带领广大公安干警坚决打击惯盗惯窃、流氓分子，取缔妓院、赌场、交易所，清除了旧社会的渣滓，很快使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

12 / 总军械部长王树声大将

王树声在红四方面军的资历是最老的，甚至超过徐向前元帅。他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当然，王树声在职务上一直是徐向前的下级。徐向前与王树声在元帅和大将中，分别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1927年11月13日，王树声和吴光浩等带领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在成千上万挥动着大刀、长矛、鱼叉的农民协同下，一下子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于是，震撼大别山区的黄麻起义开始了。18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军为第1路军，麻城农军为第2路军，吴光浩为第2路军司令，王树声为副司令。从此，王树声的革命军事生涯正式开始。鄂东军也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最初前身和起点。

后来，黄麻起义失败，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1928年春，王树声又加入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该军是吴光浩以鄂东军余部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王树声被任命为第7军第2队党代表。7月，第7军纳入全国红军统一建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王树声任该师第91团党代表。

1929年初夏，中央军委派遣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红4师师长徐向前到鄂东北，担任红31师副师长，王树声便与徐向前相识，从此，一直在徐向前麾下战斗。他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0年4月，鄂豫皖的三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原第11军第31师改编为第1军第1师，下辖5个大队，王树声任第1大队大队长。6月中旬，红1师师长徐向前率部由大悟的二郎店直扑杨家寨车站，王树声大队作为主力冲锋在前，勇立头功。战后，全师扩大编制，总兵力也发展到1200多人。王树声升任第1支队支队长。不久，敌军开始反扑，王树声的第1支队仍为主力，抗击敌人。结果，红1师歼敌团长以下千余人，缴枪800多支。接着，红1师进行第二次扩编，王树声任第1团团长。

从此，王树声率领的第1团作为鄂豫皖红军的头号主力，多次随徐向前纵横驰骋，在反“围剿”中立下汗马功劳。

1931年1月中旬，红1军在麻城与红15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邝继勋、徐向前分别担任正、副军长，下辖两个师、一个独立团，王树声担任第10师第30团团长。在攻打易守难攻的重镇新集之战中，王树声用古兵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率部攻克新集，全歼守敌。这条妙计的实施过程是：表面上，不断向敌人挑战，吸引其注意；暗地里，在远处对着城墙挖坑道；同时，动员群众收集土炸药和秤砣碎铁，装入棺材，以坑道爆破攻城。攻克新集之后，王树声和他的30团随之名声大震。接着，红4军先后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军事“围剿”，鄂豫皖根据地更加巩固、繁荣。红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部队编制由原来的3个师增至4个师。战功卓著的王树声被提升为第11师副师长兼32团团长。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第4和第25两军，全部兵力达3万人。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王树声为第4军第11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豫皖红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在方面军6名师长中，只有王树声一人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而且担任主力师师长，说明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打拼出来的。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21）

红四方面军成立不久，敌人就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我军则针锋相对，利用“围城打援”的战法，主动发起黄安进攻战役。徐向前命令王树声率所部11师，在黄安独立团配合下，迅速攻占敌人外围最大的据点和援敌的必经之路，全歼敌一个团，完全切断黄安之敌与外地的联系。随后，王树声率部两度击溃增援敌军。战斗白热化时，王树声抄起一把大刀，率领手枪队和直属队加入了正面战斗。12月22日，红军攻破黄安城，俘虏敌师长赵冠英以下5000多人。黄安战役是红四方军成立后的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为纪念这一战役的重大胜利，黄安由此改名为寓意深远的红安。王树声在此役中名声大噪。

1932年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北上豫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王树声率领红11师先打头阵，作为正面攻击部队与敌交锋，后又作为全军的左翼配合兄弟部队迎击援敌。前后仅10余天，徐向前指挥10个团击败了敌人19个团的进攻，歼敌5000余人，重创蒋介石的嫡系第2师，该师师长汤恩伯被撤职。红四方军赢得了成立之后的第二个重大胜利。王树声的红11师在战斗中敢于猛打猛冲，又不失机动灵活，受到方面军首长的表扬。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此时，担任红73师师长的王树声率部作为后卫，与尾追之敌激战半天，掩护方面军主力安全转移。至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然后集中力量向南，拟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根据地。在由鄂陕边界的漫川关进入汉中过程中，王树声奉命率红73师担任全军开路先锋。在前有陕军堵击，后有胡宗南追击的危急情况下，王树声以攻击力最强的第219团打冲锋，与红12师第34团合力突破漫川关。经过三天两夜恶战，终于为方面军打开了胜利之门。

12月中旬，王树声又奉命为方面军进军川北建立苏区而担当开路先锋。在风雪漫漫的巴山蜀路，王树声率部经过两天急行军，翻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大巴山，进入川北，全军主力相继到来。随即，王树声采取四面包围的挖心战术击溃薛岳部主力一个团。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川陕边根据地开始建立。但是，四川军阀田颂尧和刘湘受蒋介石之命，先后派兵对川陕边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王树声受命率73师主力，同其他兄弟部队经过十个月奋战，粉碎了田颂尧6万余人的疯狂进攻，最终奇迹般地打出一个面积更广阔的川陕苏区。

其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扩编，由原来的四个师，分别扩编为第4、第9、第30军和第31军，王树声因英勇善战，敢打硬仗、恶仗，经常当开路先锋，直接晋升为第31军军长。与此同时，又因他在作战中显露出来的杰出的指挥才能，被晋升为方面军副总指挥。

王树声达到了自己在红军军事生涯中的巅峰阶段。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迎接转战北上的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长征。6月14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王树声被总司令部任命为岷江支队司令。但是后来，王树声也和红四方面军的其他将领一样，在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下，经历了南下之痛。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仍然另有打算，但因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坚持和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还是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然而，王树声却因对张国焘的不满而受到张国焘的打击，被免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只任第31军军长，然后又降职为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实现会师。不久，王树声受命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和他的战友们又开始西渡黄河，先北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拼杀，继而西征，为“打通国际路线”而血战。这就是红军军史上极为悲壮的西路军之战，

西路军西渡黄河以后，不断与马家军骑兵部队血战，几遭败绩，竟致全军几乎覆灭。在茫茫祁连山中，王树声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到延安去，一定要找到党！他一路乞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延安。听说王树声归来了，毛泽东马上给他打电话，亲切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作为红军统帅，毛泽东作出了这么宽容的结论，让王树声心里感到既愧疚又温暖。

但是，王树声还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党纪、军纪处分的态度去见毛泽东。当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一五一十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失败经过，并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之后，毛泽东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并鼓励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继续前进。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得力战将和主要领导人，王树声曾受到张国焘的“器重”，但党中央、毛泽东讲究实事求是，并不因此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株连他。在抗大学习期间，王树声将张国焘与毛泽东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认真的比较，感到毛泽东的确英明伟大。他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清理，弄清了不少是非问题，带头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

从此以后，王树声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独当一面地担负许多军事重任，从晋冀豫军区，到太行军区，又从河南军区，到中原军区，直至鄂豫军区，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走向了通往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的辉煌之路。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22）

13 /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

许光达是长沙市人，毛泽东是长沙市远郊的湘潭县韶山冲人，两地相距不到百里，语言、习俗等等都几乎一样。毛泽东比许光达年长15岁，按中国传统的辈份，毛泽东可算许光达的叔辈。

许光达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是1938年1月在革命圣地延安。当时，毛泽东接见了许光达等50多位留学苏联的青年才俊。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学问的噢！中央欢迎你们回来，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将来还要大发展，需要人才嘛！你们这样的干部，愈多愈好！希望你们回来以后，好好发挥作用。”

许光达是1932年5月因枪伤被组织上送到苏联治疗并学习的。通过在列宁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大学汽车训练班的学习，许光达不仅熟悉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且掌握了一般的汽车、坦克、大炮的结构原理和有关技术，还学到了现代战争中坦克、大炮的战术原则，为他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1938年1月至1941年1月，许光达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第3分校校长。3年时间里，许光达一边当好领导，一边认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总结办校经验、论述抗日军队组织形式、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文章。如《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军队的组织问题》、《抗大最近的动向》、《论新战术》、《反敌季节扫荡》等多篇军事学术论文，其中一些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参考著作。

1942年，许光达由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调任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这是许光达战斗过的老部队，抗战初期是第358旅，红军时期是红2军团。

许光达的革命资历也很老，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没有参加过井冈山斗争，但1929年9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进行军事斗争。1930年2月参与创建洪湖苏区红军第6军，任军参谋长、军前委候补委员。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先任红6军参谋长，后任该军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遂成为贺龙麾下的爱将。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11月，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

1947年8月初，奉中央军委命令，许光达率第3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参加榆林战役，攻克高家堡，全歼敌1个团。不久，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被挤在一个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大军压来。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已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形势空前严峻。

8月16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彭德怀，希望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接应和掩护，保护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告知已派许光达纵队前往。

许光达在得到彭总命令后迅即率部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他向旅长们交代：“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决不许后退一步。”

抗击战斗从8月18日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硬是顶住了敌整36师前梯队第123旅的轮番进攻，使敌未能前进一步。

8月19日，许光达又率第3纵队赶到了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阻击敌人。这时第3纵队处境困难，前面有敌整29军刘戡主力压过来，后面是葭芦河。背水一战本是兵家大忌，但许光达及第3纵队指战员决心破釜沉舟，誓死保卫党中央。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军长刘戡亲自指挥着两个半旅往上冲，许光达则指挥着第3纵队勇猛反击，曾一度打到刘戡的军部，使其被牢牢地钉在当川寺一线不能前进。与此同时，兄弟部队在沙家店地区和常家高山歼灭或击溃了大量敌人，取得辉煌战果。刘戡见势不妙，只得掉头回逃。至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化险为夷。第3纵队在乌龙铺的阻击战打得很漂亮，受到了野战军司令部的表彰。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许光达被任命为第3军军长，6月，又被任命为第2兵团司令员。

1955年全军授衔前夕，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评为大将。他很是不安，连忙向周恩来总理要求降低军衔，评为上将足矣。

周恩来让贺龙做许光达的工作，许光达却对贺老总说：“要是周逸群、柳直荀、段德昌这些同志不牺牲，他们才应该是大将。”

许光达除了当面向贺龙提出降衔请求外，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23）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反映了许光达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主管评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看到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也是感慨再三。但彭德怀又觉得，军委定许光达为大将，肯定有军委的理由。于是，很干脆地对许光达说：“你的报告我看过了，三个字，不同意！”

不久，中央军委召开定衔会议。毛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声音洪亮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毛泽东越说越激动，干脆站起身来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结果，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降衔请求，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为此，许光达内心还是很不安，就和妻子商量。妻子建议他要求降低行政级别，以区别于其他大将。于是，他立刻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要求行政降一级，报告被批准了。

就这样，在后来授衔的十位大将中，其他九位都是行政四级，只有许光达是行政五级。

不过，还有个小插曲，许光达差点与装甲兵司令员擦肩而过。如果那样，他也许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擦肩而过。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认为，需要建设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是不可缺少的。选择谁来担当新中国装甲兵部队的掌门人呢？这个问题很重要。人选必须素质全面。毛泽东把目光移到了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的名字上：上过黄埔军校，学的专业是炮兵；到苏联啃过黑面包，主要进修的也是炮兵和坦克兵。这样的“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并不多见。

就在毛泽东考虑装甲兵、炮兵等技术兵种司令员人选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在思考选调外交人才。因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的各个部门和行业都需要人去抓、去管。一天，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共商国是的时候，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提出，想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因为，外交工作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国民党时期的外交人员肯定不能用，这样，外交人员就很缺乏，并要重组。新中国外交的主要方向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许光达留学苏联数年，懂俄语，文化程度高，又熟悉苏联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适合从事外交工作的。

但是，朱德、彭德怀的想法还是让许光达留在部队，因为我军要实现机械化、正规化、现代化，很需要像许光达这样有专长的军事人才。

此时，许光达正在中南海协助起草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又当面问许光达：“你个人是什么意见啊？”

许光达的想法与老总们不谋而合。所以，他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考虑：“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

当然，作为一名党员，许光达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又说，如果组织上让他转行，他还是会无条件服从的。

老总们也都谈了他们共同的想法，认为军队建设需要许光达。最后，毛泽东拍板此事，笑着说：“听老总们的吧！”

这样，许光达继续留在了部队。

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点将，委派许光达筹建我军历史上崭新的现代化技术兵种——摩托装甲兵。

于是，许光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装甲兵司令员，后来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大将。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1）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中央军委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探讨、分析、研究的话题。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陆海空三军大授衔，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座丰碑，在我军军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1 /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军衔晋升停滞不前，使我军军衔制实施不尽人意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由于首次授衔时，评衔条件掌握较严，又盲目听取苏联顾问建议，根据苏联的经验，在首次授衔时，军衔应尽量压低。所以，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中规定评定军衔“授予军官军衔时，一般不得高于编制军衔，但可低于编制军衔一级至两级”，“一般以不低至其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1955年授衔后，就存在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师长的编制军衔应该分别为中将、少将，而当时66名在职的军长、军政委，被授予中将军衔以上的只有8人，仅占12％；73名在职的师长、师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只有3人，仅占4％。而副师、正团、副团、正营职军官绝大多数分别被授予上校、中校、少校、大尉军衔，可以说，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基本不相匹配。

1956年11月，也就是军衔制实行一年以后，国防部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提拔干部的通知》。随即干部军衔的晋升基本停止，使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进一步加剧。1957年至1959年，少将以上军衔除了零星补授几个以外，没有一名晋升者；全军师长、师政委中，只有2.5％的少将，大校占37％，上校占57％，还有3.5％的中校，97.5％低于编制军衔；团级以下的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军衔制实行了四年之后，由于军衔晋升制度执行得不严格，多数军官的军衔不能正常晋升，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的现象有增无减。

不过，中央军委已经意识到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为了扭转这种现象，1959年11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调整干部军衔及别的指示》，规定符合下列条件者可晋升军衔：少尉至上尉，军衔明显低于所任职务者；大尉至上校，1955年授衔后未调整者，或虽调整过，但在同级干部中明显偏低者；政治进步、德才优秀，有突出成绩者；因历史错误降低授衔，现已改正，并经考验者；因历史问题降低授衔，现已查明的或属于一般问题者。

1960年，校、尉军官晋升军衔的工作进行完毕。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的工作也开始大规模进行，约45％的军官晋升了军衔。但少将以上将帅的晋升工作仍然没有启动。

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218名。

1962年和1963年授予与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15名。

1964年2月，总政治部提出：今后，除上校以上军官晋级由总政治部统一安排外，少尉至中校，凡军衔晋级期满，其军衔低于所任职务的最高编制军衔，德才较好的，均可按时晋升军衔。符合提前晋升军衔的，可提前晋升军衔。据此，1964年又晋升了一批少将。

4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如洪少将军衔。李如洪是我军“五五式军衔”时期授衔的最后一名将军。

10月3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旅大警备区炮兵司令员巫金锋，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巫金锋是我军“五五式军衔”时期晋升的最后一名将军。

1964年授予与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320名。

至此，五五式军衔期间的少将授衔、补授、晋升工作全部完毕，共授予、补授、晋升少将1360名。此时，晋升的少将工资级别一般为行政九级。

虽然军官晋升的更加合理的规定出台了，但是这个合理的规定显然有一种“迟到了”的感觉。因为，它提出不久，“五五式军衔”制就已走向了自己的归宿。

从60年代初开始，林彪大搞“突出政治”，军衔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和法规，与大的政治背景相冲突，而遭到非议。

在客观上，由于受苏军“一长制”影响，我军制定编制军衔时，过分强调主官军衔，有过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一是副职编制军衔同于或低于下一级正职。如1955年编制军衔规定：副军长与师长编制军衔相同；军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师长；师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团长等等。二是机关干部编制军衔低于同级部队干部。例如，同是正师级的总部下属处长、军兵种二级部长和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编制军衔低于师长。还有一些基层技术军官的编制军衔定得过低过死，如司药、护士长、化验员等，编制军衔少尉，条件再好也不能晋升中尉。这些规定显然不符合解放军实际。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2）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许多将领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尤其对编制军衔提出了质疑。余立金中将等6位空军将领在联名小字报上写道：“从颁布编制军衔以来，事实上没有实现。原因是，不完全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因而，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建议取消编制军衔。”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中将说：“削足适履的编制军衔应改变。”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中将说：“请考虑可否取消编制军衔的规定。”

另外，军衔的种类和称谓比较繁杂，不好记忆。根据规定，海军海上军官及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行政军官的军衔名称前，均冠以军种或专业勤务名称，构成这些军官的军衔称谓，如“海军少尉”、“技术上尉”、“军需中校”、“军法上将”等。其他军兵种军官，除步兵军官外，规定只是在将官军衔前冠以军兵种名称，如“炮兵少将”、“装甲兵中将”、“公安军上将”、“空军大将”等；校官以下人员，无军兵种衔称，直接称谓其军衔，如“中校”、“大尉”、“中尉”等。步兵军官将、校、尉各级军官均无军种衔称，直接称谓其军衔，如“上校”、“少将”等。防空军军官按其所包括的兵种，分别授予该兵种的军衔。如“探照灯兵上尉”、“雷达兵中校”等。

从实施情况看，以上这些分类，一是过于机械，有些也莫名其妙。例如，同是并列的军种，防空军军官军衔前就不能冠以军种；而同是海军军官，海军岸防兵和航空兵等兵种则不能冠以“海军”。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某海军基地副司令员对军衔称谓提出了看法：“在军衔的称呼上也在客观上对政工干部有不同的看待，如军事行政干部可以称呼‘海军上校’、‘海军少将’。而政工干部，哪怕是主管的政治委员也只能称呼‘上校’、‘少将’，而不能享受‘海军’二字。”二是这些规定过于繁琐，甚至连干部部门都记不住，实际上在实施时也没有完全按规定来称谓军衔。

由于实际军衔普遍偏低，1955年颁发的编制军衔表已无法执行。1960年，根据当时的实际军衔情况，国防部重新修订颁发了《军官职务编制军衔》。由于1955年编制军衔表中部分军官职务一职设一衔不宜实行，新的编制军衔取消一职一衔的规定，改设一职多衔。如正军职到正团职多为一职三衔。

1960年修订的编制军衔，将多数军官职务编制军衔的下限压低了一两级，如军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中将，1960年为中将、少将、大校三级；师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少将，1960年为少将、大校、上校三级；团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上校，1960年为上校、中校、少校三级。由于新的编制军衔一职多衔，虽然解决了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脱节的问题，但因为是降低了原编制军衔的下限，实际上是使军衔偏低的现象“合法化”。这样，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解放军实际军衔明显偏低的现象仍很严重。

由于军衔制是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又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军事制度的帽子。于是，在当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左”的思想影响下，军队开始酝酿取消军衔制。

据《罗瑞卿传》披露：1964年8月间，毛泽东吩咐贺龙、罗瑞卿一道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一项措施。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京后，罗瑞卿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请他报告此事并请林彪指示。经几次催问，秘书均说：“已报告了，林总未说什么。”罗瑞卿仍硬着头皮请秘书去请示，并对秘书说：“如果林总没有表示，我们不好执行。”两天后，秘书回电话说：“林总同意。”从而，启动了取消军衔制度的程序。

2 / 首次军衔制实施十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取消。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成立了“军衔、薪金改革小组”，并起草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该《意见》认为：“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同时认为干部薪金较高，应当改革薪金制度，降低薪金标准，重新评定干部级别，简称为“减薪定级”。实行这一措施同取消军衔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其目的都是一个，即“防止修正主义”。

1964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通知》，印发各单位征求意见。内称：“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研究提出意见。于12月中旬将意见送总政干部部，以便研究上报中央决定。”

1965年1月19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公布这项决定。

2月18日，国防部发出《关于停止授衔、晋衔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已经批准取消军衔制度，现正按法律手续报请人大常委审议，待人大常委通过后，即行公布取消，现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的工作。望遵照执行。”

2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该决定认为，“军队现行的薪金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已带来一些不良影响。”所以，决定废除现行的军官薪金制度，取消军龄补助金，将军官级别改定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3）

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编职员改为现役军人的决定》，决定将剩余的职员按自愿原则全部改为现役军人，并规定此项工作在5月底前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少量职员未改为现役军人。

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当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决定》没有说明取消军衔的决定何时生效。

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基本情况如下：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规定“本决定从1965年6月1日起开始实行”。

6月1日，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的军衔制度正式废止。全军官兵开始着穿“六五式军服”、佩戴红五星帽徽、红领章，仅凭军服口袋多少来区分干部、战士，有上下四个口袋的是军官，只有上面两个口袋的则是士兵。仅凭衣领样式区分男、女军服。男军服为中式立领，有风纪扣，女军服为小翻领。

全军换装的实际情况是，原先的军衔符号一直佩戴到5月31日，当天是星期日，人们外出除了着便服者外，都还穿着原有服装。到了晚间才把新旧帽徽、领章加以更换。6月1日星期一，早晨起床后开始按新的规定着装。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从此结束。

那么，军衔制取消以后，用什么等级形式来继续执行军队的等级功能呢？这就是减薪定级中重新评定的“国家行政干部级”。

1965年6月1日，实行了13年的军官级别也废止了，军官改称干部，并开始按“减薪定级”后实行的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取酬。级别共设二十七级，一二三级工资额相同。这次改定的新级别，与地方一样，设三至二十三级。党中央决定国家行政干部的第一、二级与第三级合并，所以三级为最高级别。这样，中央军委委员以上领导人的工资级别都是三级，也是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率先垂范的具体体现。另外，因为军内在编职员原有的级别最低为二十七级，他们1965年改为现役军官时，级别又规定不做调整，因此军队的国家行政干部级别延伸至三至二十七级。军队干部改定地方干部级别时，军衔的因素一概未予考虑，主要是以军队行政级别为基础，结合现任职务、德才水平和工作经历改定。

1965年6月全军干部减薪定级，级别套改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套改标准基本上以1952年全军干部评定的级别为依据。从大军区级到副排级跨度为十九级，套改的级别也从三级到二十二级，跨度为十九级。还规定，学生入伍提干：大学本科为二十二级；大学专科为二十三级；中专毕业入伍为二十四级。士兵提干，定为二十三级。

军队干部工资标准，最高为行政一至三级，相当于元帅，额度404元；四级，相当于大将，额度372元；五级，相当于上将，额度342元；六级相当于中将，额度325元；七级，相当于少将，额度307元；直到二十二级的副排级干部，工资额度为60元。

6月6日，国防部发出通知，就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称呼问题作出规定。

军衔制度从1955年实施到1965年取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考虑到政治环境的因素，应该归结为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不过，当时在思想上对军衔制的错误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这次军衔制被取消的内在因素。

自1955年首次授衔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军衔晋升制度未能完全按条例规定执行。多数军官不能按《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年限晋升军衔，普遍超过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军衔越高超过年限时间越长。

1955年规定，少尉至上校的晋升期限为2至4年，但多数军官的军衔超过了晋级期限。在授衔后的5年时间里，每年大约只有3％的人能够晋升，绝大多数人的军衔处于冻结状态，尤其是中将以上将官的军衔一个未动，这样，致使干部的职务与军衔的距离逐渐拉大。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军队建设。1959年11月，总政治部经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批准，发出《关于调整干部军衔级别的指示》，规定1960年5月1日以前，对上校以下人员军衔低于职务者进行调整。这是首次成批晋升军衔，晋升面达到44.24％。之后，每年都办理一批军衔的晋升，但晋升期限改为：少尉至上尉各级每3年晋升一次，大尉至中校各级每4年晋升一次，上校以上选升。这一晋衔期限的规定，在1963年9月修正的《军官服役条例》中作了认可。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4）

1963年《军官服役条例》正式对军官军衔晋升年限作了修改：少尉晋中尉3年，中尉晋上尉3年，上尉晋大尉3年，大尉晋少校4年，少校晋中校4年，中校晋上校4年，上校晋大校按职务和功绩而定。修改后，从少尉晋升至上校的正常年限，由原来的16年增至21年。1963年虽将各级晋级年限延长了1年，但仍有相当数量军官未能按规定年限晋升。特别是少将以上高级将领的军衔，无一晋升。这就是说，1955年授衔的少将至大将1000余人，10年间竟没有一人晋升军衔。这一极不正常现象，在任何实行军衔制度的国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军衔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五五式军衔”制实行后，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调整军官的服役关系，《军官服役条例》对军官服现役和预备役的期限，全部按军衔等级确定。二是调整军人的指挥关系，该条例明确规定，除了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以外，“军衔高的军官对军衔低的一切军人，均为上级”。三是调整军官的部分利益关系，此间除了军官薪金按军队级别确定以外，其余大部分待遇按军衔确定，包括住房面积、营具配备、乘坐车船席别、家属随军、离职休养资格、退休费标准、医疗保健、军官身份的确立、退役后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荣誉等。

许多1955年授衔的中将、少将，到20世纪60年代担任了总部领导或大军区、军兵种的正职，如廖汉生中将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梁必业中将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张震中将任军事学院院长，秦基伟中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向仲华中将任装甲兵政委，等等。他们按编制军衔应晋升上将，但都未得到晋升。

经过此次的调整，我军军官职务低于编制军衔的情况愈发变得不可收拾。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竟出现了如下不可思议的现象：大校军长、上校副军长、中校师长、少校团长、大尉副团长、上尉营长、少尉连长……因此说，取消军衔并不是最高统帅和几位老帅的“一言堂”，而是它本身确实存在一些致命的问题！军衔的晋升不能正常地像攀阶梯一样往上流动，而是停滞不前，不产生变化，并且就低不就高，即使变化，也是星星点点。这样，久而久之就逐渐弱化了军衔的功能，也调动不了各级军官的积极性。例如，上述几位中将，其职务上已晋升到大军区正职的岗位，应该军衔也配以上将，但是职升衔不升，许多军中礼节和规定就不好执行。同样，大校军长、大尉副团长、少尉连长等等配置，在客观上就明显地削弱了军衔的权威性，对职权的使用也受到影响。可以想象，一个大尉副团长指挥起少校营长来，实际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军人间的礼节上，到底谁给谁先敬礼呢？问题看起来虽小，但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又是不小的。

军衔制取消后，还造成了“军秩”混乱。所谓“军秩”，这里是指军队职务和军人级别之间相对应的秩序。改定国家行政干部级别，主要是以军队级别为基础，结合现任职务，德才水平和工作经历评定。但改定新级别时军衔的因素未予考虑。军委的《决定》和总政的文件，在定级标准条件中，没有把存在了近10年的干部军衔等级，作为新定级别的一个因素。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改变了原来某些军衔与级别之间的秩序，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将许光达和中将徐立清，取消军衔后，都改定为同一等级的国家行政干部5级。许光达的大将级别应该是4级，但是由于他本人谦虚，在授予大将时，主动要求把级别降低一等，与上将一样是5级。而徐立清也是由于谦虚，在应该授予上将时，主动要求降衔，变成中将，但仍然享受5级待遇。军衔制取消以后，许大将与徐中将的级别就一样了，人们不免有所议论。因为在军衔的等级体系中，大将和中将分别为将官中的第一级和第三级，相差两个级别，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个差距是较大的，如果中将通过正式晋升的途径，与大将取平，恐怕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然而，减薪定级的措施，却消除了二者的距离。由于这种等级制度本身缺乏科学规范，因而时过不久便出现职级脱节现象，而且越发展越严重，最后导致了军秩的严重混乱。

据“减薪定级”和取消军衔10年后即1975年统计，全军军以下各级主官和副职的职务同本人的级别相对应的为数极少，绝大部分干部的级别低于职务，少者低一级，多则低十几级，相差程度十分惊人。

尽管如此，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仍对我军正规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我军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 回顾全军首次授衔，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出我军的特色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10年时间里，不但留下了将帅们本人请求让衔、降衔的佳话，甚至争衔的逸闻，而且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探讨、分析、研究的话题。

在总共1614名将帅中，原籍省份人数较多的前10位，我们称之为“十大将军省”；原籍县份人数较多的前10位，我们称之为“十大将军县”。由于全国解放后行政区划变化的原因，一些将军的籍贯也存在“双重”之说，在这里按现有的行政区划来分别。比如，吴先恩中将，按解放前的行政区划，他的籍贯应该在湖北麻城，但解放后麻城的一部分划归了河南新县，所以，现在把吴将军归在河南籍。还有全国直辖市重庆，过去一直归四川省管辖，只是到1997年才单独划分出来。但在研究将帅的习惯上，人们一般又没有单独把重庆籍开国将军列出来，因为建国快50年了，四川和重庆才分开。

十大将军省是：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四川、山东、福建、河北、陕西。

第一大将军省——江西（325人），走出了萧华、陈奇涵、赖传珠等3位开国上将，梁兴初、吴克华、王恩茂等38位开国中将，谢振华、曾克林、丁盛等284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20.l3％。江西籍将军主要分布在赣西南地区的莲花、永新、吉水、吉安、泰和、兴国、宁都、于都、瑞金一带。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5）

第二大将军省——湖北（235人），涌现了林彪1位开国元帅，徐海东、王树声2位开国大将，陈锡联、王平、韩先楚等14位开国上将，秦基伟、聂凤智、王近山等31位开国中将，王诚汉、谭友林、唐金龙等187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14.56％。湖北籍将帅主要分布在鄂豫皖边界的大悟、红安、麻城、黄陂一带。

第三大将军省——湖南（202人），涌现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位开国元帅，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等6位开国大将，萧克、王震、杨得志等19位开国上将，廖汉生、张震、刘志坚等45位开国中将，段苏权、钟伟、裴周玉等129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12.52％，特别是中将以上高级将领居多，含金量很高，元帅占将近三分之一，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33.30％，中将占25.4％。湖南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酸陵、茶陵一带。

第四大将军省——安徽（128人），走出了洪学智、李克农2位开国上将，徐立清、皮定均、陶勇等12位开国中将，肖全夫、宋承志、查玉升等114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7.93％。安徽籍将军大多出自红四方面军，从地域上主要分布在皖西大别山地区的霍邱、六安、金寨县一带。

第五大将军省——河南（108人），孕育了许世友1位开国上将，郑维山、钱钧、李雪三等9位开国中将，苏进、曹思明、尤太忠等98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6.69％。他们大多来自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新县、商城、光山、固始一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地域，大批中原儿女涌跃参加红军，从而成长了一批威名赫赫的开国将领。

第六大将军省——四川（含重庆共99人），涌现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4位开国元帅，罗瑞卿l位开国大将，张爱萍、陈伯钧、傅钟等3位开国上将，毕占云、吴瑞林、贺诚等3位开国中将，任荣、胡炳云、陈其通等88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6.13％。他们的含金量也很高，与湖南、湖北省一样，是拥有从元帅到少将各个级别的三个省份之一。四川籍将帅大多来自川东地区的宣汉、达县、平昌、通江、巴中、苍溪、阆中等县。

第七大将军省——山东（90人），走出了孔庆德、刘兴元、孙继先等3位开国中将，李耀文、仲曦东、刘振华等87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5.57％。山东籍将军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来自寿山、荣成、牟平、文登等49个市县。

第八大将军省——福建（83人），走出了杨成武、叶飞、刘亚楼等3位开国上将、郭化若、罗元发、傅连暲、等9位开国中将，王集成、孙克骥、叶青山等71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5.14％。福建闽西地区和江西赣南地区，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地域。福建籍的将军们大多是闽西暴动和中央苏区“扩红”时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们大多来自闽西地区的长汀、武平、上杭、永定一带。

第九大将军省——河北（80人），产生了孙毅、韩振纪2位开国中将，王蕴瑞、刘永源、王猛等78位开国少将，他们分别来自定州、大名、蠡县等48个市县，占全国将帅总数的4.96％。他们中有部分人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的，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人民武装的老八路。

第十大将军省——陕西（63人），孕育了上将李达、张宗逊、阎红彦等3位开国上将，孔从洲、张达志、阎揆要等5位开国中将，贺晋年、张松平、王扶之等55位开国少将，占全国将帅总数的3.9％。陕西籍将军来自安定、仔长、米脂、长安等36个市县。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将帅原籍中，出元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4人；出大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6人；出上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19人；出中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45人。可谓川湘火辣，将帅云集！

经统计，十大将军县是：湖北红安、江西兴国、安徽金寨、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湖北大悟、河南新县、安徽六安、湖南浏阳。

第一大将军县——湖北红安（60人）：

上将：王建安、陈锡联、周纯全、郭天民、韩先楚、谢富治，中将：王近山、刘飞、刘昌毅、李天焕、张天云、张仁初、胡奇才、秦基伟、徐深吉、徐斌洲、詹才芳，少将：马忠全、王诚汉、甘思和、卢燕秋、刘福胜、江波、江腾蛟、李世焱、李定灼、吴振挺、何德庆、邹国厚、闵学胜、况玉纯、汪运祖、张天恕、张志勇、张竭诚、陈炎清、陈美藻、罗应怀、金世柏、周世忠、郑国仲、胡正平、赵鹤亭、贺健、秦光远、耿锡祥、袁克服、徐绍华、殷国洪、涂锡道、韩卫民、程启文、程悦长、程儒珍、谢正荣、詹少联、熊应棠、黎锡福、戴克林、戴克明。

第二大将军县——江西兴国（54人）：

上将：萧华、陈奇涵，中将：朱明、邱会作、康志强、温玉成、谢有法，少将：马泽迎、王屏、毛会义、邓经纬、叶运高、吕黎平、刘涌、刘玉堂、刘世洪、刘耀宗、江学彬、李士才、李呈瑞、李佐玉、李良汉、杨卓、杨汉林、邱先通、邱会魁、邹衍、张克辉、陈熙、陈坊仁、陈远波、陈美福、欧阳平、周彬、钟人仿、钟文法、钟生溢、钟发宗、钟国楚、钟炳昌、黄文明、黄有凤、黄朝天、龚兴贵、曾美、曾克林、曾新泮、黄玉昆、谢良、谢立金、谢国仪、雷永通、魏洪亮、曾昭墟。

第三大将军县——安徽金寨（54人）：

上将：洪学智，中将：皮定均、李耀、张贤约、陈先瑞、林维先、徐立清、曾绍山、滕海清，少将：丁世方、于侠、马琮璜、王远芬、方子翼、邓忠仁、邬兰亭、严家安、李家益、杨克武、肖全夫、肖选进、吴诚忠、佘积德、余明、余嗣贵、闵鸿友、汪乃贵、汪少川、宋文、宋承志、宋维栻、张行忠、张贻祥、陈宏、陈祥、陈伯禄、林彬、林乃清、周发田、周时源、胡继成、胡鹏飞、赵遵康、徐其海、陶国清、康烈功、董洪国、程明、傅绍甫、曾宪池、詹大南、詹化雨、漆远渥、熊挺。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6）

第四大将军县——湖南平江（52人）：

上将：苏振华、钟期光、傅秋涛，中将：方强、方正平、甘渭汉、刘志坚、吴信泉、邱创成、张震、张令彬，少将：欧阳文、钟赤兵、赖毅、王赤军、方正、方国安、方国南、孔峭凡、叶楚屏、吕展、李元、李基、李光辉、李桂林、李彬山、李梓斌、杨尚高、吴自立、何辉、何能彬、何维忠、余非、余光文、张书祥、张平凯、张正光、张闯初、林胜国、罗湘涛、郑贵卿、钟伟、钟明彪、秦化龙、徐德操、唐明、黄连秋、黄胜明、喻缦云、谢忠良、谢福林、裴周玉。

第五大将军县——江西吉安（46人）：

中将：刘西元、李作鹏、肖望东、吴富善、余秋里、周彪、周贯五、袁升平、梁必业、梁兴初、彭林、彭嘉庆、蔡顺礼，少将：王力生、王茂全、邓龙翔、任昌辉、刘昂、刘世相、刘华春、刘华香、刘贤权、刘绍文、杜文达、李元、李铨、李木生、杨怀珠、肖大荃、肖荣昌、张太生、欧阳家祥、罗通、罗文坊、胡云生、胡备文、钱江、郭延林、郭金林、梁仁芥、舒行、曾光明、曾如清、谢斌、廖鼎琳、黎有章。

第六大将军县——江西永新（41人）：

中将：王恩茂、王道邦、旷伏兆、张国华，少将：马辉、王学清、左爱、左齐、龙潜、龙飞虎、龙振彪、龙道权、龙福才、刘义、刘福、刘子云、刘发秀、刘鹤孔、江燮元、李治、李真、肖思明、肖新春、吴融锋、张铚秀、陈云中、陈信忠、罗斌、周志飞、周志刚、贺光华、贺庆积、贺振新、贺盛桂、盛治华、彭龙飞、彭清云、彭富九、谭开云、颜文斌、肖森。

第七大将军县——湖北大悟（36人）：

中将：周志坚、聂凤智、程世才，少将：方毅华、邓少东、石志本、叶建民、田厚义、宁贤文、伍瑞卿、刘何、刘华清、孙光、严光、李长如、吴杰、吴永先、吴林焕、何光宇、何辉燕、张国传、张宗胜、张潮夫、金绍山、周明国、郑本炎、赵文进、姚运良、高林、席舒民、黄立清、韩东山、董志常、谢甫生、雷绍康、颜东山。

第八大将军县——河南新县（36人）：

上将：许世友，中将：吴先恩、张池明、范朝利、郑维山，少将：王大华、王才贵、王世仁、叶道友、朱致平、李德生、肖永银、肖志贤、肖德明、吴世安、吴华夺、余述生、张吉厚、张百春、陈波、范朝福、官宗礼、胡立声、胡立信、胡贤才、徐明德、高立忠、高厚良、黄光霞、程世清、鲁加汉、谭友夫、谭知耕、熊作芳、潘焱、潘寿才。

第九大将军县——安徽六安（34人）：

中将：梁从学，少将：王海清、王德贵、吕仁礼、刘善福、齐勇、关盛志、孙仪之、杜彪、李发、李书全、李世安、李国厚、杨中行、杨以山、杨植亭、吴宗先、吴瑞山、徐国夫、徐光友、高先贵、何柱成、余品轩、张忠、张宜爱、张寰东、查玉升、赵俊、桂绍彬、涂学忠、黄仁庭、程业棠、傅春早、潘峰。

第十大将军县——湖南浏阳（30人）：

上将：王震、李志民、杨勇、宋任穷、唐亮，中将：孔石泉、汤平、张藩、张翼翔、饶子健，少将：石敬平、刘子奇、江文、汤池、苏鲁、苏鳌、李贞、李信、李辉高、杨世明、何志远、邱蔚、张和、罗若遐、黄霖、黄曹龙、曾涤、熊晃、黎东汉、戴文彬。

黄埔军校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所初级军事指挥院校，被誉为“将军的摇篮”。当初，富有革命民主思想的孙中山先生推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因而，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也被吸收或考入黄埔军校，接受新的军事思想理论学习，进行军事专业训练，为日后成为战功赫赫的将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对革命者大开杀戒。中国共产党终于意识到独立掌握武装的重要性。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一批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教官和学生成为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他们经过20余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帅。他们中间有：

元帅5人：叶剑英（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陈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聂荣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徐向前（黄埔1期）、林彪（黄埔4期）。

大将3人：陈赓（黄埔1期）、许光达（黄埔5期）、罗瑞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上将8人：周士第（黄埔1期）、陈明仁（黄埔1期）、杨至成（黄埔5期）、宋时轮（黄埔5期）、张宗逊（黄埔5期）、郭天民（黄埔6期）、陈奇涵（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陈伯钧（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中将9人：阎揆要（黄埔1期）、常乾坤（黄埔3期）、倪志亮（黄埔4期）、郭化若（黄埔4期）、唐天际（黄埔4期）、谭希林（黄埔6期）、王诤（黄埔6期）、彭明治（黄埔军士教导队）、曾泽生（黄埔军校高级班）。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7）

少将12人：方之中（黄埔4期）、洪水（黄埔4期）、李逸民（黄埔4期）、曹广化（黄埔4期）、白天（黄埔4期）、廖运周（黄埔5期）、张开荆（黄埔6期）、周文在（黄埔6期）、高存信（黄埔10期）、袁也烈（黄埔军校入伍生队指导员）、徐介藩（黄埔3期，61年晋升）、朱家璧（黄埔8期，64年晋升）。

中华56个民族，都有先进分子参加革命，可谓群星荟萃，将星璀灿。除了汉族以外，少数民族共出了36位将军，其中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8人，少将24人，他们分布在8个少数民族。

侗族2人：大将粟裕，少将曹玉清；

壮族11人：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覃健、冼桓汉，少将韦祖珍、卢绍武、吴西、黄惠良、覃士冕、覃国翰、朱鹤云；

蒙古族5人：上将乌兰夫，少将索立波、孔飞、廷懋、吴涛；

土家族2人：中将廖汉生，少将彭飞；

满族4人：中将万毅，少将赵承金、郭维城、白志文；

藏族5人：中将朵噶·彭错铙杰、阿沛·阿旺晋美，少将桑颇·才旺仁增、凯墨·索南旺堆、黄正清；

回族2人：少将刘世昌、刘瑞方；

维吾尔族4人：中将赛福鼎·艾则孜，少将曹达诺夫·扎依尔、祖农·太也夫、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

塔吉克族1人：少将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

有16位将军因战伤而残废了身躯，他们弹创满身，血铸辉煌，为开国将帅增添了独有的风采。

独臂将军11人：上将贺炳炎，1935年失去右臂；上将彭绍辉，1933年失去左臂。中将余秋里，1936年失去左臂；中将晏福生，1936年失去右臂。少将左齐，1938年失去右臂；少将苏鲁，1949年失去右臂；少将陈波，1940年失去左臂；少将彭云清，1938年失去右臂；少将童炎生，1944年失去右臂；少将廖政国，1940年失去右臂；少将朱声达，1936年失去左臂。

短臂将军2人：少将龙书金，1942年左臂残废；少将罗应怀，1943年双臂残废。

独腿将军2人：中将钟赤兵，1935年失去右腿；少将张和，1942年失去右腿。

独脚将军1人：少将谢良，1937年失去左脚。

毛泽东在谈及我军的伤残将领时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独臂、独腿将军负伤的简要过程如下：

彭绍辉上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1933年3月21日，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担任红1师师长，参加霹雳山战斗时，左臂连中两弹，臂骨被击成几截，做了三次手术未成功，左臂被截除。

贺炳炎上将：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12月22日，在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担任红5师师长，率部与敌在云南瓦屋塘激战时，右臂被汤姆子弹击中，骨头被打碎，做了截肢手术。

钟赤兵中将：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2月26日，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担任缩编后的红12团政委，于娄山关战斗中右小腿负伤。1935年6月，第一次截去右腿小腿以下部分；第二次截去右腿膝盖以下剩余部分；第三次整个右腿从股骨根部全部截除。

余秋里中将：红军长征途中的1936年3月，在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担任红6师18团团政委，参加乌蒙山回旋战斗时，为救团长成钧，左臂被子弹打穿，露出骨头和筋腱，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半年后截肢。

晏福生中将：红军长征途中的1936年9月7日，在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担任红16师师政委，率部于渭河罗家堡战斗中掩护红六军团转移，在战斗中因敌机轰炸，右臂被炸断，1936年10月整条右臂被截去。

朱声达少将：红军长征途中的1936年，在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担任红4师10团连长，于云南实川战斗中受伤，截去左手臂。

谢良少将：红军西路军西征途中的1936年11月22日，在董振堂领导的红5军担任红23师政委，于甘肃山丹县十里铺跟马步芳匪兵作战时，左脚负伤，1936年12月第一次截肢，用剪刀将左脚前掌剪掉；第二次截肢，截去左脚剩余的脚掌；1937年冬第三次截肢，将左腿从膝盖以下全部锯掉。

彭清云少将：抗日战争的1938年10月29日，在贺龙领导的一二○师担任第359旅719团1营教导员，在邵家庄战斗中，右臂肘关节被日军枪弹打穿。因动脉血管破裂，流血不止，1938年11月16日白求恩大夫为其截去右臂。

左齐少将：抗日战争的1938年11月17日，在贺龙领导的一二○师担任第359旅717团参谋长，于明铺村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右臂负伤。19日，经白求恩大夫实行右臂截肢手术后保全了性命。

龙书金少将：抗日战争的1939年3月，在罗荣桓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担任东进纵队五支队副支队长兼团长，于鲁北陵县大宗家与日军激战中左臂中弹，弹头于左肱骨炸开，为粉碎性骨折。后来，左臂残废，仅以筋皮相连。

陈波少将：抗日战争的1940年3月，担任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副团长，在一次演示新地雷时，为战士示范滚雷的使用方法，滚雷突然爆炸，陈波左臂被炸伤，截去左臂。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8）

廖政国少将：抗日战争的1940年新四军黄桥整训时，在粟裕领导的江北指挥部担任第1纵队4团团长。一次，为了试验缴获来的泰州造手榴弹投弹效果，廖政国在拆一枚手榴弹时，突然木柄冒出白烟，他想往窗外扔，来听课的干部正在集队，想往里屋扔，团政委正在里屋休息。廖政国只好高高把手榴弹举过头顶，一声巨响，廖政国的右臂被炸断。

罗应怀少将：抗日战争的1942年在与日伪军反“扫荡”作战中负伤，1943年双臂残废。

张和少将：抗日战争的1942年7月13日，在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担任冀中军区干部大队大队长，指挥白杨堡战斗时，右腿被日军掷弹筒炸伤，右腿从大腿根部20公分处截除。

童炎生少将：抗日战争的1944年10月初，在陈毅领导的新四军担任苏中军区特务3团政委。一次战斗结束，童炎生在试投缴获的敌人土造手榴弹时，没想到手榴弹在手中爆炸，他的右手五个指头都被炸飞，从手腕处做了截肢手术。后来，童炎生杀敌心切，伤口还未愈合就回了部队，结果伤口无法愈合，只好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

苏鲁少将：解放战争的1949年4月21日，在聂荣臻领导的华北军区担任第62军184师副师长，奉命攻打太原东门外的红房子据点时，因敌人的连环雷爆炸，右臂被炸，伤势严重，进行了截肢手术。4月下旬右臂从大臂三分之一处截去。

女性将军1人：少将李贞，时任军事检察院副院长。

外籍将军1人：少将洪水，越南河内人，京族，曾任军委主办的《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等职，1956年回国。

起义将领9人：上将有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3人，中将有曾泽生1人，少将有林遵、邓兆祥、张世珍、魏镇、刘善本等5人。他们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起义的原国民党军将领。

归侨将帅8人：元帅叶剑英，马来西亚归侨；上将叶飞，菲律宾归侨；中将庄田，新加坡归侨；中将卢胜，新加坡归侨；少将唐铎，苏联归侨；少将陈青山，马来西亚归侨；少将叶松盛，印度尼西亚归侨；少将曾生，澳大利亚归侨。

惟一的将军夫妻：上将甘泗淇，少将李贞。

同名将军有4对：李元：1894年生，江西吉安人，1955年授予少将；李元：1917年生，湖南平江人，1964年晋升少将。李道之：1911年生，江西吉安人，1955年授予少将；李道之：1916年生，山东牟平人，1964年晋升少将。张英：原名黄文荃，1914年生，广西灵川人，1961年晋升少将；张英：1916年生，辽宁盖县人，1964年晋升少将。罗斌：1915年生，江西永新人，1955年授予少将；罗斌：1914年生，福建武平人，1962年晋升少将。

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25名：上将吕正操，中将万毅，少将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

原西北军出身的将领8名：中将孔从洲、阎揆要，少将张希钦、童陆生、何振亚、沈启贤、牛化东、廖运周。

我军实行军衔制以后，有下列不同军衔的将帅相继不幸地第一个离开了我们，特此纪念。

1955年11月，同刚刚授衔不到一个月的资凤少将在南京不幸病逝，享年60岁。资凤是第一位辞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第一位辞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1957年，朵噶·彭措饶杰中将不幸病逝，享年54岁。朵噶·彭措饶杰是第一位辞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1960年7月1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成都军区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病逝，享年47岁。贺炳炎是第一位辞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1961年3月16日，军事家、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大将陈赓病逝，享年58岁。陈赓是第一位辞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1963年12月16日，军事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同志病逝，享年61岁。罗荣桓是第一位辞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从1955年实行军衔制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十年间，还有如下40位将军不幸辞世：1956年有陈奇少将，终年46岁；洪水少将，终年50岁；张世珍少将，终年54岁。1957年有金绍山少将，终年42岁；李发少将，终年44岁；邱蔚少将，终年44岁。1958年有彭显伦少将，终年63岁；黎有章少将，终年43岁。1959年有王道邦中将，终年48岁；覃健中将，终年46岁。1961年有张祖谅中将，终年50岁；程悦长少将，终年50岁；潘世征少将，终年45岁；陈铁君少将，终年44岁；叶道友少将，终年47岁。1962年有李克农上将，终年63岁；肖远久少将，终年60岁；江峰少将，终年48岁；梁金华少将，终年49岁；陈文彪少将，终年52岁；王远芬少将，终年56岁。1963年有程儒珍少将，终年63岁；陈远波少将，终年50岁；张驾伍少将，终年52岁；张雄少将，终年55岁；乔信明少将，终年57岁；1964年有甘泗淇上将，终年61岁；朱明中将，终年61岁；朱辉照中将，终年53岁；李平少将，终年50岁；周学义少将，终年52岁；肖学林少将，终年53岁；赵北源少将，终年47岁；卢燕秋少将，终年52岁。1965年有赖传珠上将，终年55岁；倪志亮中将，终年65岁；王再兴少将，终年51岁；王之平少将，终年63岁；丁世方少将，终年53岁；龙福才少将，终年56岁。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9）

4 / 兵团、军、师三级军政主官授衔分布

开国将帅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分别战斗在全国不同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因而部队的番号也不同，经过统计，现把中将以上将帅的分布罗列如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属的部队：红一方面军元帅8人，大将7人，上将31人，中将91人；红二方面军元帅1人，大将1人，上将3人，中将24人；红四方面军元帅1人，大将2人，上将14人，中将51人；陕甘红军上将1人，中将3人。

抗日战争时期所属的部队：八路军元帅9人，大将6人，上将31人，中将91人；新四军元帅1人，大将4人，上将26人，中将86人。

解放战争时期所属的部队：军委总部元帅2人，上将3人。一野元帅2人，大将1人，上将6人，中将21人；二野元帅1人，大将2人，上将9人，中将21人；三野元帅1人，大将3人，上将10人，中将38人；四野元帅2人，大将3人，上将20人，中将56人；华北军区元帅2人，大将1人，上将9人，中将30人。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规定指出：野战部队的序列，军以上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兵团统一以番号排列，共定20个兵团的番号。各兵团的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某兵团。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后，至1949年6月全军共组建了16个兵团。通过这次整编，解放军在正规化建设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此后，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军大批起义设诚，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又将起义部队先后整编为3个兵团。1950年4月，由于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各野战军和兵团番号先后奉命撤销。

19个兵团，应编38名正职，因有5名兼职，所以实有33人任职。1955年授衔时，首任兵团正职领导中，有1人授予元帅，4人授予大将，19人授予上将，3人授予中将，6人未授予军衔。具体名单如下：

第1兵团下辖第1、第2、第7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上将）。

第2兵团下辖第3、第4、第6军，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政治委员王世泰（未授）。

第3兵团下辖第10、第11、第12军，司令员陈锡联（上将），政治委员谢富治（上将）。

第4兵团下辖第13、第14、第15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大将）。

第5兵团下辖第16、第17、第18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苏振华（上将）。

第7兵团下辖第21、第22、第23、第35军，司令员王建安（上将），政治委员谭启龙（未授）。

第8兵团下辖第24、第25、第26、第34军，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政治委员袁仲贤（未授）。

第9兵团下辖第20、第27、第30、第33军，司令员宋时轮（上将），政治委员郭化若（中将）。

第10兵团下辖第28、第29、第31军，司令员叶飞（上将），政治委员韦国清（上将）。

第12兵团下辖第40、第45、第46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大将）。

第13兵团下辖第38、第47、第49军，司令员程子华（未授），政治委员萧华（上将）。

第14兵团下辖第39、第41、第42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政治委员莫文骅（中将）。

第15兵团下辖第43、第44、第48军，司令员邓华（上将），政治委员赖传珠（上将）。

第18兵团下辖第60、第61、第62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元帅）。

第19兵团下辖第63、第64、第65军，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政治委员罗瑞卿（大将）。

第20兵团下辖第66、第67、第68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政治委员李井泉（未授）。

第21兵团下辖第52、第53军，司令员陈明仁（上将），政治委员唐天际（中将）。

第22兵团下辖第9军和骑兵第7、第8师，司令员陶峙岳（上将），政治委员王震（上将）。

第23兵团下辖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司令员董其武（上将），政治委员高克林（未授）。

1949年至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使用了从第1军到第70军的番号，中间缺第56、57、59军没有编配，所以，实有67个军。其中3个军的军长政委为兼任，1个军的军长、政委均缺，1个军的军长空缺，1个军的政委空缺，另外1个人先后任两个军的政委，这样，实际任职人数为126人。到1955年授衔前夕，又有24名军长或政委转业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或因病逝世，最终，实际授予军衔是102人。下面列出各军的首任军长、政委在1955年授军衔时的名单：

大将1人：第3军军长许光达。

上将12人：第1军军长贺炳炎，第2军军长兼政委王震，第7军军长彭绍辉，第38军军长李天佑，第39军军长刘震，第40军军长韩先楚，第43军军长洪学智，第43军政委赖传珠，第44军军长邓华，第45军军长黄永胜，第55军军长陈明仁，第60军军长兼政委王新亭。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10）

中将67人：第1军政委廖汉生，第3军政委朱明，第5军政委顿星云，第6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徐立清，第8军军长姚喆，第10军军长杜义德，第11军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第12军军长兼政委王近山，第13军军长周希汉，第14军军长李成芳，第15军军长秦基伟，第16军政委王辉球，第17军军长王秉璋，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第19军军长刘金轩，第20军军长刘飞，第21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第22军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第23军军长陶勇、政委卢胜，第24军军长王必成，第25军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第26军军长张仁初，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第29军政委张藩，第31军军长周志坚，第32军军长谭希林，政委彭林，第34军政委赵启民，第38军政委梁必业，第39军政委吴法宪，第40军政委罗舜初，第41军军长吴克华、政委莫文骅，第42军军长万毅、政委刘兴元，第44军政委吴富善，第45军政委邱会作，第46军军长詹才芳，第47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第48军政委陈仁麒，第49军政委袁升平，第50军军长曾泽生，第58军军长孔庆德、政委方正平，第61军军长韦杰，第62军军长刘忠、政委袁子钦，第63军军长郑维山、政委王宗槐，第64军军长曾思玉，第65军政委王道邦，第66军军长萧新槐，政委王紫峰，第67军军长韩伟、政委旷伏兆，第68军军长文年生、政委向仲华，第70军政委甘渭汉。

少将21人：第13军政委刘有光，第15军政委谷景生，第24军政委廖海光，第28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第29军军长胡炳云、第30军军长谢振华，第31军政委陈华堂，第35军政委何克希，第36军政委康健民，第37军军长张世珍、政委帅荣，第46军政委李中权，第48军军长贺晋年，第49军军长钟伟，第50军政委徐文烈，第52军政委杨树根，第53军和第55军政委王振乾，第54军军长丁盛、政委谢明，第65军军长邱蔚。

大校1人：第16军军长尹先炳。

另外，未授军衔的24人名单如下：第4军军长王世泰、政委张仲良，第5军军长列斯肯，第7军政委孙志远，第9军军长赵锡光、政委张仲翰，第10军政委王维纲，第14军政委雷荣天，第17军政委赵健民，第19军政委张邦英，第20军政委陈时夫，第26军政委王一平，第30军政委李干辉，第33军军长张克侠、政委韩念龙，第34军军长何基沣，第35军军长吴化文，第36军军长刘万春，第51军军长张轸、政委杨春圃，第52军军长王劲修，第53军军长彭杰如，第61军政委徐子荣，第64军政委王昭。

从上述名单中看出，授予中将军衔的有67人，占大部分，是主流。此时，1949年如果授衔，编军衔与实际军衔基本相符。但6年后真正实行军衔制时，这些军长、政委早已晋升到更高的岗位上了，而他们的军衔仍然是中将，所以，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就脱节了。

下列名单是1949年全军统一整编时，各野战军所辖的首任师长和师政委名单。每位师长或师政委名单后面的括号标注的内容，就是1955年至1965年全军授衔时，他们获得的军衔或未获得军衔的情况。

第一野战军：

第1军第1师师长黄新廷（中将）、政委余秋里（中将），第2师师长王尚荣（中将）、政委颜金生（少将），第3师师长傅传作（少将）、政委曹光琳（少将）。

第2军第4师师长兼政委杨秀山（中将），第5师师长徐国贤（少将）、政委李铨（少将），第6师师长张仲瀚（未授）、政委曾涤（少将）。

第3军第7师师长唐金龙（少将）、政委梁仁芥（少将），第8师师长杨嘉瑞（少将）、政委孟昭亮（未授），第9师师长朱声达（少将）、政委王赤军（56少将）。

第4军第10师师长高锦纯（未授）、政委左爱（61少将），第11师师长郭炳坤（少将）、政委高维嵩（少将），第12师师长郭宝珊（少将）、政委李宗贵（未授）。

第6军第16师师长吴宗先（少将）、政委关盛志（少将），第17师师长程悦长（少将）、政委黄振棠（少将），第18师师长张树芝（少将）、政委景明远（未授）。

第7军第19师师长何辉燕（少将）、政委朱绍田（少将），第20师师长张新华（少将）、政委龙福才（少将），第21师师长范忠祥（少将）、政委李建良（少将）。

第8军第22师师长樊哲祥（少将）、政委黄立清（少将），第23师师长罗斌（少将）、政委姜文华（未授）。

骑兵第一师师长康健民（少将）、政委李佐玉（少将），骑兵第二师师长王智（未授）、政委王再兴（少将）。

第二野战军：

第10军第28师师长陈中民（61少将）、政委姚克佑（61少将），第29师师长周发田（少将）、政委于笑虹（61少将），第30师师长马忠全（少将）、政委鲁大东（未授）。

第11军第31师师长赵兰田（少将）、政委周维（少将），第32师师长何正文（少将）、政委卢南樵（少将），第33师师长童国贵（少将）、政委高治国（未授）。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11）

第12军第34师师长尤太忠（少将）、政委邵子言（未授），第35师师长李德生（少将）、政委李如海（未授），第36师师长邢荣杰（64少将）、政委刘昌（少将）。

第13军第37师师长周学义（少将）、政委雷起云（未授），第38师师长徐其孝（少将）、政委南静之（未授），第39师师长黎锡福（少将）、政委侯德才（未授）。

第14军第40师师长刘丰（少将）、政委侯良辅（未授），第41师师长查玉升（少将）、政委丁荣昌（少将），第42师师长廖运周（少将）、政委张子明（61少将）。

第15军第43师师长张显扬（61少将）、政委薛涛（未授），第44师师长兼政委向守志（少将）、第45师师长崔建功（少将），政委（缺）。

第16军第46师师长齐钉根（少将）、政委范阳春（少将），第47师师长李觉（少将）、政委郭强（64少将），第48师师长郑统一（未授）、政委李一非（未授）。

第17军第49师师长汪家道（少将）、政委况玉纯（少将），第50师师长胡华居（少将）、政委卿正兴（未授），第51师师长闵学胜（少将）、政委崔子明（未授）。

第18军第52师师长吴忠（少将）、政委刘振国（少将），第53师师长金绍山（少将）、政委王其梅（少将），第54师师长魏洪亮（少将）、政委罗野岗（少将）。

第19军第55师师长符先辉（61少将）、政委张明（61少将），第57师师长张复振（未授）、政委张文彬（未授）。

第58军第172师师长杨树根（少将）、政委李福尧（64少将），第173师师长李定灼（61少将）、政委吴罡（61少将），第174师师长何济林（少将）、政委贺亦然（未授）。

第三野战军：

第20军第58师师长兼政委曾如清（少将），第59师师长程业棠（少将）、政委张文碧（少将），第60师师长陈挺（61少将）、政委邱相田（少将）。

第21军第61师师长胡炜（61少将）、政委王静敏（64少将），第62师师长周纯麟（少将）、政委周世忠（少将），第63师师长吴华夺（少将）、政委谢锡玉（少将）。

第22军第64师师长马冠三（61少将）代、政委李荆山（未授），第65师师长陈士法（少将）、政委王六生（少将），第66师师长谢斌（少将）、政委刘伟（未授）。

第23军第67师师长杜屏（61少将）、政委李彬山（少将），第68师师长张云龙（少将）、政委陈茂辉（少将），第69师师长谭知耕（少将）、政委伍洪祥（未授）。

第24军第70师师长陈仁洪（少将）、政委谢立全（少将），第71师师长梁金华（61少将）、政委陈伟达（未授），第72师师长康林（61少将）、政委张闯初（少将）。

第25军第73师师长王培臣（未授）、政委肖学林（少将），第74师师长张怀忠（61少将）、政委邓清和（未授），第75师师长谢锐（少将）、政委何志远（少将）。

第26军第76师师长高文然（少将）、政委曹普南（未授），第77师师长王建青（少将）、政委董超（61少将），第78师师长陈忠梅（少将）、政委张健（未授）。

第27军第79师师长肖镜海（61少将）、政委谭佑铭（少将），第80师师长张铚秀（少将）、政委张少虹（64少将），第81师师长孙端夫（少将）、政委罗维道（少将）。

第28军第82师师长钟贤文（64少将）、政委王若杰（少将），第83师师长朱耀华（少将）、政委李曼村（少将），第84师师长冯鼎三（未授）、政委王敬群（未授）。

第29军第85师师长、政委朱云谦（少将），第86师师长张宜友（未授）、政委刘毓标（少将），第87师师长张强生（64少将）、政委许家屯（未授）。

第30军第88师师长吴大林（未授）、政委罗代洲（未授），第89师师长余光茂（少将）、政委王直（少将），第90师师长朱国华（未授）、政委郑友生（61少将）。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12）

第31军第91师师长高锐（61少将）、政委张英勃（未授），第92师师长徐体山（少将）、政委张英（61少将），第93师师长傅绍甫（少将）、政委余明（少将）。

第32军第94师师长（缺）、政委熊飞（少将），第95师师长陈奇（少将）、政委阙中一（少将），第96师师长刘琳（未授）、政委郭卓辛（少将）。

第33军第97师师长杨干三（未授）、政委王眷（未授），第98师师长崔振仑（未授）、政委曾旭清（少将），第99师师长傅继泽（少将）、政委秦化龙（少将）。

第34军第100师师长孙名泉（未授）、政委王学武（61少将），第101师师长叶道友（61少将）、政委杨汉林（少将），第102师师长李木生（少将）、政委廖成美（少将）。

第35军第103师师长于怀安（未授）、政委彭胜标（少将），第104师师长方明胜（64少将）、政委严政（少将），第105师师长何志斌（未授）、政委宋献璋（少将）。

第四野战军（1948年11月整编）：

第38军第112师师长江拥辉（少将）、政委黄玉昆（少将），第113师师长贺东生（少将）、政委王树君（未授），第114师师长刘贤权（少将）、政委方国安（少将），第151师师长赵东寰（少将）、政委（缺）。

第39军第115师师长胡继成（少将）、政委李世安（少将），第116师师长吴国璋（未授）、政委石瑛（64少将），第117师师长张竭诚（少将）、政委李少元（少将），第152师师长罗华生（少将）、政委邱子明（少将）。

第40军第118师师长邓岳（少将）、政委李伯秋（少将），第119师师长宁贤文（62少将）、政委刘光涛（64少将），第120师师长郑大林（少将）、政委李改（少将），第153师师长管松涛（少将）、政委（缺）。

第41军第121师师长蔡正国（未授）、政委李丙令（少将），第122师师长田维扬（中将）、政委吴保山（少将），第123师师长江燮元（少将）、政委张秀川（少将），第154师师长左叶（未授）、政委曹传赞（少将）。

第42军第124师师长徐国夫（少将）、政委李辉（未授），第125师师长彭龙飞（少将）、政委丁国钰（未授），第126师师长胡继成（少将）、政委何善远（未授），第155师师长廖仲符（61少将）、政委钟民（未授）。

第43军第127师师长李作鹏兼（中将）、政委张池明（中将），第128师师长龙书金（少将）、政委徐斌洲（中将），第129师师长阎捷三（少将）、政委袁克服（少将），第156师师长邓克明（少将）、政委钟人仿（少将）。

第44军第130师师长徐绍华（少将）、政委邓东哲（少将），第131师师长刘永源（少将）、政委罗有荣（62少将），第132师师长李化民（少将）、政委朱民亲（未授），第157师师长曾敬凡（少将）、政委邢程（未授）。

第45军第133师师长吴烈（少将）、政委谢明（少将），第134师师长钟明彪（少将）、政委谢家祥（少将），第135师师长丁盛（少将）、政委韦祖珍（少将），第158师师长李道之（少将）、政委王晓生（未授）。

第46军第136师师长曾雍雅（少将）、政委徐光华（少将），第137师师长肖全夫（少将）、政委李振声（少将），第138师师长任昌辉（少将）、政委王文（61少将），第159师师长陈宗坤（少将）、政委（缺）。

第47军第139师师长贺庆积（少将）、政委晏福生（中将），第140师师长刘转连（中将）、政委陈发洪（少将），第141师师长叶健民（少将）、政委张百春（少将），第160师师长王明贵（少将）、政委邹衍（少将）。

第48军第142师师长欧致富（少将）、政委谢镗忠（少将），第143师师长李光辉（少将）、政委刘禄长（少将），第144师师长周仁杰兼（中将）、政委钟文法（少将），第161师师长韩梅村（未授）、政委钟辉（少将）。

第49军第145师师长温玉成（中将）、政委谭友林（少将），第146师师长王奎先（少将）、政委栗在山（少将），第147师师长沈启贤（少将）、政委王建中（未授），第162师师长王兆相（少将）、政委陈德（少将）。

第50军第148师师长白肇学（未授）、政委陈一震（未授），第149师师长龙耀（未授）、政委李桂林（少将），第150师师长李佐（未授）、政委李冠元（未授），第167师师长王家善（未授）、政委张梓桢（少将）。

第51军第211师师长涂建堂（未授）、政委冷裕光（未授），第212师师长鲍汝礼（未授）、政委杨劲（未授）。

余韵——首次军衔制取消（13）

第52军第214师师长曾京（未授）、政委兰庭辉（61少将），第215师师长张景白（未授）、政委江腾蛟（少将），第216师师长余九成（未授）、政委曹波升（未授）。

第53军第217师师长姜和瀛（未授）、政委段良辉（未授），第218师师长何元恺（未授）、政委肖德明（61少将），第219师师长周笃恭（未授）、政委王恨（未授）。

第54军第130师师长蒋润观（64少将）、政委姚国民（少将），第134师师长张晓冰（64少将）、政委蓝文兆（64少将），第135师师长任思忠（61少将）、政委（缺）。

第55军第144师师长张永森（未授）、政委（缺），第219师师长程启文（61少将）、政委高先贵（64少将）。

华北军区：

第36军第106师师长赵晓峰（未授）、政委张乃更（61少将），第107师师长马逢辰（未授）、政委杨安平（未授），第108师师长张福元（未授）、政委王志武（未授）。

第37军第109师师长温汉民（未授）、政委曾威（少将），第110师师长王崇仁（未授）、政委尚英（未授），第111师师长张璞（未授）、政委李登高（未授）。

第60军第178师师长胡正平（少将）、政委刘聚奎（未授），第179师师长黄定基（未授）、政委肖新春（少将），第180师师长邓仕俊（少将）、政委王观潮（未授）。

第61军第181师师长王诚汉（少将）、政委张春森（少将），第182师师长王海东（未授）、政委王贵德（少将），第183师师长钟发生（61少将）、政委杨绍曾（未授）。

第62军第184师师长林彬（少将）、政委梁文英（未授），第185师师长涂则生（少将）、政委孔俊彪（少将），第186师师长蒲大义（61少将）、政委车敏瞧（少将）。

第63军第187师师长张英辉（少将）、政委刘光裕（64少将），第188师师长宋玉琳（少将）、政委李真（少将），第189师师长杜瑜华（61少将）、政委蔡长元（少将）。

第64军第190师师长陈信忠（少将）、政委边疆（61少将），第191师师长陈宜贵（少将）、政委谢正荣（少将），第192师师长马卫华（少将）、政委王海廷（64少将）。

第65军第193师师长许诚（64少将）、政委史进前（61少将），第194师师长赵文进（少将）、政委袁耐冬（未授），第195师师长阮平（未授）、政委杨银声（少将）。

第66军第196师师长曾美（少将）、政委丁莱夫（少将），第197师师长成少甫（少将）、政委钟炳昌（少将），第198师师长张开荆（少将）、政委黄连秋（少将）。

第67军第199师师长李水清（少将）、政委李布德（少将），第200师师长盛治华（少将）、政委钟华农（未授），201师师长彭寿生（少将）、政委何兰阶（未授）。

第68军第202师师长廖鼎祥（少将）、政委李斌（未授），第203师师长杨栋梁（未授）、政委李志远（未授），第204师师长罗文坊（少将）、政委严庆堤（少将）。

第69军第205师师长杜文达（少将）、政委谢继友（未授），第206师师长刘秉彦（少将）、政委马泽迎（少将），第207师师长黎光（少将）、政委邓可运（61少将）。

第70军第209师师长曹玉清（少将）、政委丁先国（少将），第210师师长黄光霞（少将）、政委张希才（少将）。

1949年全军首次编205个师，应编410个主官位置，但有10个位置缺额，因此实有400人在师长和师政委的位置上。1955年至1965年首次授衔10年间，1955年授予中将12人、少将227人，1956年授予少将1人，1961年晋升少将37人，1962年授予少将2人，1964年晋升少将17人，转业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或逝世而未授予军衔的有104人。10年间，累计授予和晋升少将284人，占实有师长和师政委总人数的71％。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陆海空三军大授衔，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座丰碑，在我军军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实行军衔制，一方面标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高级将领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另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进程的坚实步伐。总之，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有利于理顺指战员的工作关系，有利于军队的管理和指挥，有利于增强军人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激励了奋发进取的精神，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