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1)

- 第2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2)

- 第3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3)

- 第4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4)

- 第5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5)

- 第6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6)

- 第7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7)

- 第8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8)

- 第9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9)

- 第10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10)

- 第11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11)

- 第12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12)

- 第13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

- 第14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

- 第15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3)

- 第16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4)

- 第17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5)

- 第18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6)

- 第19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7)

- 第20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8)

- 第21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9)

- 第22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0)

- 第23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1)

- 第24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2)

- 第25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3)

- 第26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4)

- 第27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5)

- 第28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6)

- 第29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7)

- 第30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8)

- 第31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9)

- 第32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0)

- 第33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1)

- 第34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2)

- 第35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3)

- 第36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4)

- 第37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5)

- 第38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

- 第39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2)

- 第40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3)

- 第41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4)

- 第42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5)

- 第43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6)

- 第44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7)

- 第45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8)

- 第46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9)

- 第47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0)

- 第48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1)

- 第49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2)

- 第50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1)

- 第51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2)

- 第52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3)

- 第53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4)

- 第54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5)

- 第55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6)

- 第56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7)

- 第57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8)

- 第58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9)

第1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1)

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

小岗寒夜--二十位农民的契约文书是否赝品--中南海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争论--农村两亿人食不果腹--无力回天的陈庭元终于大彻大悟

公元1978年12月，中国旧历为戊午年冬月，也是北风南云犬牙交错的时节。北京城内，气候有些反常，风云雪雾间，忽冷忽暖。败叶枯枝，寒霜相逼，落满街头。

但是，这一点冷暖对于北京人来说，却是无关痛痒。京城一向为政治的中心，虽普通百姓也已惯睹政坛风云。当月国事频频，早把人们的心绪吸引去了多半。略去街头巷尾里种种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不论，只就官方发布的消息，也足令举国震动。12月16日，中国总理与美国总统于各自的首都宣布中美建交，语惊世界。两天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百六十九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一十二名候补中央委员聚会人民大会堂中，这便是后来被全中国认定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前后不过一旬时间，震撼人心的事件重重叠叠，接踵而来：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凡是派"的退却告一段落。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昭雪，在一轮激烈的争论之后，终于达成一致，这消息由本次事件的落难者邓小平出面宣布，更使全部经过极富戏剧色彩。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和陶铸召开追悼会，以示平反。随后，广播里面宣布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个叛徒不再是叛徒。然而还有更为惊人的消息从中南海里传出来，十年前沦为中国最大的坏蛋、被开除出共产党又死于非命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沉冤将洗，其魂灵也将重回共产党人的行列中。

至此，"文革"的赫赫战果已去大半，而官方的报纸在本月一连四次刊出毛泽东的书信文稿，其频繁的程度，即使在几年前以最高指示定天下的时候也不多见。这可能是借其八十五周年诞辰之机昭告世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在今天依然如故，以求得在继承与纠正之间的某种平衡。

总之，在史学家眼里，即使没有忽晴忽阴的气候，1978年12月也实在是风起云涌的一个月。

大事不暇应接，小事便为人们忽视。这些小事发生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又是由若干小人物一手造成，表面上看来系一时一地的末枝细节，不足为史家赘述，但是我们叙述的这一段历史，不妨由这里开始。因为这在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当中，乃是要点所在。它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所发生的若干大事的结局，也是今后十几年中国掀起的更大波澜的源头。承前启后，因果相连，其对当代历史的影响，决不在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以下。

这一月某日，北方的冷风和乌云席卷南下，笼罩了江淮腹地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当地人把它叫作小岗。

天气虽还不算酷寒，农事却早已停止。照老辈的习俗，此时乡下该是闭户居家的时节，只待来年冰融雪化，方能开始新的一轮耕作。然而当日傍晚时分，小村忽然蠢蠢而动，男女老少，仨俩相继，分赴村西。这些人多为严姓，具有血缘与亲缘的双重关联，依中国人的传统，既属一脉同宗，平日相逢便总会问寒问饥，说些家长里短。可是今日相顾却都无言，只默默并肩而去。

小岗处皖东淮水南岸，在地域上属凤阳县，距首都北京两千多华里，距安徽省的省城合肥也有数百里。中国从古到今历代的版图之上，从未有过它的名字。在以交通为纽带连接起来的汉文化的历史中，它的被冷落并不奇怪。小岗实在太小，在1978年12月，只有十八户农家，一百一十口人。然而它被遗忘的原因，除了因地域的遥远和偏狭所造成的文化上的隔离，更由于在我们庞大的乡土社会里，像这样的村庄至少有五百万之众，倘若中枢政要一一给以关注，在技术上实在难以操作，何况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眼光看来，这也确实是大可忽略的区区小节。

但是，对于小岗的农民来说，其利害关系全然是另一回事。北京发生的变故他们根本不曾与闻，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种种荣辱沉浮，地覆天翻，毕竟都是上面的事，离他们的饥寒是那么地遥远。眼前这个小村里的酝酿，才是事关自己生死命运的大计。

第2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2)

十八户人家的主持者悄然聚于一间茅屋里面。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人民公社制度中最基层的一个集体，叫作生产队，共同拥有五百一十七亩耕地和十头牛。队长严俊昌在当村严姓居民中有着类于家长的位置，又具有秉公处置家族冲突和邻里纠纷的品质，虽不识字，却有相当的威严。另一个名叫严宏昌的年轻人，为严俊昌的堂弟，也是村民中惟一读过中学、识得几个字的人，所以在几天前被众人推举为副队长。此人大耳大嘴，高颧高鼻，其面相与他的那位同乡，也即六百多年前横扫天下开创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处。眼下，严氏兄弟望着治下这一群贫下中农，破衣烂袄，饥肠辘辘，一个个全是穷途末路的模样，凭着一点点的知识和直觉，他们对这个集体已经信心全无。二十多年前，也即五十年代初期，这个集体尚未成立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那时小村也穷，但还不至穷到用勒紧裤腰带的办法来忍饥挨饿。严氏兄弟永远记得，那是他们的村子最兴旺的时候。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惨惨凄凄，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麸、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三十九个人和一头牛。严宏昌劫后余生，竟然还能读几年书，只不过，惊魂依旧难定，而且越读越惊。这个农民用他所学到的最简单的加减法即可计算出，二十年人民公社，他的小岗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以及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个人每年产出的粮食则由五百公斤减至五十公斤。

即使凭着简单的直觉，严氏兄弟也可以对党的干部们把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表示怀疑：就算"老天爷"连年地故意刁难，何以自从人民公社的大旗在小岗招展起来，这块土地上长出的东西就从没有让人吃饱过肚子？！

政府每年尽其行政的手段赈济饥民，力使"三年悲剧"不至再现。但逢救济粮到，干部三吆四喝，社员端盆举碗，一致地翘首引颈，其情景犹如旧时豪门的开仓放粮，令他们经久不会忘记。所不同者，豪门放赈在于市恩养威，所以总归大喊大叫。今天党的干部则口口声声带领农民走过"社会主义桥梁"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天堂"里面食不果腹不能算作光彩。因之，无论运来多少粮款，总是不肯声张。直到1979年底，也即对于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绪已在中国大部地区公开弥漫起来的时候，小岗的上级凤阳县委才敢于公布这本账目：1966年到1978年，总计一百五十六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八十七个月靠救济度过。总计吃去救济粮十一万四千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济钱一万五千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十分之一。

即使如此，仍是不足为济。

每临秋冬时节，小村家家闭门堵户，老幼相携，在他乡乞讨。农家人沦为乞丐，在讲究名节的汉民族中，原是羞于见人的事，无奈生活所迫，且年复一年，人们渐以为常，凡能行走者大半离家行乞，竟至成群结队，步履遍及淮北江南。

到了1978年的12月，在外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一位女高音在村子边上高高挑起的大喇叭里，用轻快的调子唱道：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

姑娘不知疲倦地唱了十几年，严氏兄弟及其家乡父老最初听到这首歌时的激动却早已荡然无存。他们即使再愚昧也会发现，说公社是一根把大家连在一起的"藤"，倒不是骗人的，可是，作为公社的社员，他们似乎永远也不会成为甜蜜的"瓜"，而只不过是一个乞丐。以今日衡当初，究竟是公社养活了小岗，还是公社剥夺了小岗？

实际上，对于这群叫花子来说，诸如此类的疑问还过于深奥难测，这要留待他们吃饱肚子之后才有余力来回答。在当日他们所想的至为简单，那便是不再做一个叫花子而能自己养活自己。

第3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3)

既然求生的本能在公社的制度里面已经无法实现，严宏昌们便转而想到"分田到户"，也即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去耕种，其收获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担。在他们会聚于严氏家族那一间萎萎琐琐的茅草屋里之前，这办法已经了然于各自胸中，彼此心照。唯因这四个字在社会主义中国已被归入"另册"。十六年前，也就是1962年，毛泽东宣布这是导致中国分化为贫富两极，以至最终必会资本主义复辟的行为，并且由此演绎出那个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若再打开这本"另册"，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举。

所以，在这一夜的小村陋室，大家面对"包产到户"这几个字，只是在"敢"与"不敢"之间徘徊斟酌，直到天明，终于痛下决心，行此近乎叛逆之事。这时严氏兄弟已义无反顾，只是他们的身份和经验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更多的盘算。以其浅薄的政治经历，他们已经懂得在中国处世的第一精义。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具有怎样的个人动机，总要身着大义凛然的服饰，且将利益的动机翻译为意识形态的豪言，诸如"为党"、"为国"、"为民族"、"为集体"、"为主义"云云，方能过关斩将，逢凶化吉。更何况若干年来与分田包产有关的人非身亡即名败，总数可以百万计，其下场的悲惨，严氏兄弟虽然不能尽知，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罪名以及他的死于非命，这二人是一清二楚的。一旦事发，种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即使不会酷烈到诛灭九族，他们和他们未成年的儿女也是断断脱不了干系的。

考虑到这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严宏昌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以他的拙朴的笔法写道：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干部肯以性命相搏来为百姓出头，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可算是难得的勇气。今天我们看上去，严氏兄弟在这里无疑已经集中了他们全部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但是，这几行字里面还是透着一种天真的悲壮。就其形式而言，它显然并不如后来舆论的评说是一份合同，至多只能算作一份农民的简单的契约，也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用和政治的保障。假如事情真的走到了坐牢杀头的一步，纵使严宏昌真的能够慨然赴死，其手下这些既无政治权利又无生活保障的人们，难道就真有力量把他们的后代庇护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吗？

乞丐只求眼前一条活路，并不细想以后的事。所以严宏昌们一一具名，庄严承诺。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甚而成为人民公社大厦的最后瓦解、国家由下而上的权力结构加速分化的催化剂。

今天，当我们准备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必须不厌其烦地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依照本来的顺序，这些名字如下：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符、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

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

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十七个指印，三方图章（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物都认定，此合同书上有18个人的签名和18个指印。但是依据原件，签名者为20人，另有17个指印和3方印章。此件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1993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大写意》一书中提到小岗这一晚签署的"保证书"。作者李超贵亦说此件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但他的关于几个细节表述，与博物馆所存实物有出入。其一是时间，李超贵认定为1978年11月24日。其二为签章，李超贵列举人名为十八个，并且认定为十八个手印。）。

大局既定，木已成舟，二十个人郑重其事，相约守密，绝不让外人知晓此事，其情景犹如旧时走投无路的饥民揭竿而起前的歃血为盟。

第4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4)

直到六年以后，也即1983年，人们才第一次见到这纸文书。它最先出现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这时包产到户已势如破竹地横扫全国，史家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它的源头，于是纷纷地奔赴小岗。在一番煞费苦心的追逐中，北京一位名叫张新文的文物收藏者终于发现，小岗的文书已被电影制片厂一个叫王影东的人带回北京。再经一年的辗转曲折，张终于无偿地把文书搞到手中，遂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官方收藏。叫这家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大为惊讶的是，在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间，这竟是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一件。"嗨！放着那么多的好东西不看，偏偏都来找这张纸"，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姑娘抱怨道。那一个上午，她为了来访者已三次入库开柜取出那张纸。

无数人登门争相一睹的只是几行稚拙的方块字、一串叫花子的姓名，以及片片血红色的手印。这一切似乎成了小岗革命的物证。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发生了问题。很多熟知小岗事变过程的政府官员和记者声称，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纸文书。当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作为小岗的上级领导，无疑是决定小岗命运的关键人物。自1978年之后，陈多次往返于小岗，自以为深知这个小村的一切秘密，但在那纸"合同"于电影上出现之前，他对此事竟一无所知。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许当初的小岗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合同"，而现在的文书只是后来某一时间的补充。这种假设甚至暗示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小岗在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所出现的种种情节，只不过是某位一心邀功请爵的地方官员，或是哗众取宠的文人墨客杜撰出来的。中国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起落变幻，对于政治风云中的种种微妙多已了然于胸，对无中生有或者蓄意升华的榜样与英雄也习以为常，所以，倘若今天有人真的出来检举小岗作弊，外人决不至于感到奇怪。

世人的争论在于，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遗物是否为伪作？如系伪作，则是否有过真品？

此物今天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藏品号为GB54563。其文拙字稚，不通顺，有错字，无标点，既无官方文件的味道，也不循一般文书的书写之规，系出农民之手无疑。所可疑者有二，其一是在"合同"的抬头处即注明日期为"1978年12月"，既然这个日子在书写者的心里如此重要，何以只有年月而无日？其二是所有签名均为一人所具，笔迹与文书书写者为同一人，这也不合法定之规。但是，考虑到中国农家向无恪守阳历日月的习惯，且这样一群人大都不识文墨而需由人代笔，所以，这两处的疑点仍不足成为此件系伪作的证据，只要指印和图章为各人所具，仍可信其为真。

最大的疑点发生在人们并不注意的地方。"合同"用纸大小相当十六开，全白，四围无缺无絮，整版无一丝皱折。依据博物馆文物登记卡的记载，征得此物的时间为1984年。假如此录无误，则这张纸在一群叫花子的手里长达六年之久。中国农家的生活习性一向散漫无矩，尤对文字本章之事极不经心。这张纸在这群农民手里历六年而能平整如初，实令人难以置信。

当日小岗所属之直接领导为凤阳县，凤阳之上又为滁县地区，其最高领导是地区党的委员会书记。此人名王郁昭，是小岗"包产到户"极力的庇护者，数年后升任安徽省省长，到了1990年，这个浑身上下都充满自信的人已是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政治生涯由中国的最底层开始，以功晋升，又由远吏而为近臣，如今，是党的高层领导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之一，亦对自己曾经庇护的小岗知之甚多。然而谈及那一张"合同"，他满脸的疑惑。"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饭碗瓷边还会缺一块"，他说道，"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

这是后来人们对这纸"合同"提出的全部疑点，但这些疑点并没有人去加以追究，这导致人们的认识趋向并不一致的两极。一方面，在所有谈及小岗的公开出版物中，人们照例认定这"合同"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改革的开端。即使了解真相者如王郁昭也会在他撰写的涉及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本书中，以"十八个鲜红的手印"作题，用作全书引言。他用一种随它去罢的口吻说道："既然当地党的领导正式地承认这合同是真，我也没有理由否定它。"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私下已经认定"GB54563"为伪作，由此而及其他，任何提及小岗的文章书籍都蒙上了一层虚假的色彩。

第5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5)

但是，新华社记者张万舒断言，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小岗确曾产生过一个类似的契约。张在当时为新华社驻安徽的记者。小岗的那个夜晚之后，他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外人，时为1979年初，小岗的分田到户仍在保密之中，但张终于听说公社社员私下里按手印背叛了公社的事。尽管他对这个举动抱以同情之心，这消息在当时还是令他极为吃惊，以至十三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坚称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合同"为后来的补充，在当时肯定也有过一份类似的契约，因为他在1979年初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听说了此事。可惜他不曾真的看到他认为肯定有的那一份契约。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重名而轻实，形式的价值常常重于内容的价值。这一点总是使人忽视了对实质的分析。事实上，不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纸契约是否为当时所出，既然能够断定小岗在1978年12月的这个晚上确实采取了如契约内容的行动，便已经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小岗。到目前为止，所有去过小岗的官员、学者、记者、作家，都对此坚信不疑。根据他们提出的理由，假如小岗事件只是后来人杜撰出来，以满足某种需要，它又怎能在当时即掀起轩然大波，而这些人虽然没有在那个夜晚涉足严家，却十之八九都经历了由此引发出来并且势震全国的种种变故。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小岗的那个夜晚中来，看看这里发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事情的要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分田到户"。所谓"分田"，并非中国历史上一般意义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它只是分配土地的使用权力，即田主只拥有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力，而无出租、出卖和转让土地之权。很显然，社员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地权，然而这中间的要点是如何占有土地上的收获。按照契约上并未写明但却实际潜在着的逻辑，田主只要交足国家征购和统购的粮食，即政府之所谓"公粮"亦即老百姓之所谓"皇粮"，所余无论多少，均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农家从掌握自己的劳动到占有劳动的收获，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这中间的无穷奥妙，小村百姓自然无从全部洞悉，但他们的直觉之敏锐令人惊叹，一出手竟触及到当日中国农村制度的关键。人民公社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这一点保障了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凭此，公社可以支配其成员的劳动，以至劳动的收获，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这个体制里支配力量的实际运行尚有很多技术性的环节，这些环节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毛泽东当年将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一个农民必须先成为社员，被编入生产队中，又由若干生产队合为一个大队，再由若干大队合为一个公社。这样，在每一个农民的头上都重叠着三层组织，均对土地拥有权力。归结到实际的操作程序，生产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社员，农民们集合起来，在生产队的指令下从事劳动，全部劳动的成果均属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的领导者则在这些成果中作出划分，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留归自己支配，其余则按人口的多寡和劳动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给社员，以维持其生活的延续。由于生产队在行政上垂直地隶属于公社，所以它其实只是体现了公社的意志。这种隶属关系的上延，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再向上，社及县，县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这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政权对于乡下农家的事大可无需一一染指，且不至于因此大权旁落。五十年代中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以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热建造了这样一套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也实现了对农产品的控制，而这正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得以生存和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小岗出于纯粹功利的动机，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它还无权宣布上地为私有，但是，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上的劳动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对土地上的产品的控制。生产队的大权已然旁落，建立在生产队之上的公社亦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的基础恐将因此而解体。在小岗的农民们看来，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政府的官员们总是炫耀这是他们改造农村的丰功伟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情形就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国家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恶毒在四个月后的一场大争论中由一位党的中级官员一语道出：

第6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6)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978年12月小岗"蠢蠢欲动"之时，华国锋在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已有两年零两个月，与此同时，他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忠诚的确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他在取得权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人民展示了一张纸条，上面是毛泽东用歪歪斜斜的笔划写的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显然是以此证明他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同时也意味着他将坚持毛主席的过去方针，决不允许有任何背叛行动。

此刻，中国的党政要员全在他的眼皮底下。在七十年代后期的时候，这些人可不像今天这样--心里想的全是圈土地办工厂、与左邻右舍比规模、争速度。那时候，党的高层领导中的首要话题，仍然是重新估计党的农村方针。小岗的事变尚未传到北京，但很难说华国锋对农村中日益增长起来的消极情绪不曾与闻。他出身乡下，如今即使为党中央主席，仍能忙里抽闲地走东访西。北京的上流社会里流传的一则消息说，华国锋在一次乡间走访中偶遇一老农。那老农正在插秧，却又只顾与人说笑，一副爱干不干的样子。主席问他何以不肯认真地干活。老头儿说出一番峭刻尖酸的话来：

插秧插秧，为谁插秧--

第一砘秧，插给大队书记；

第二砘秧，插给公社书记；

第三砘秧，插给县委书记；

第四砘秧，插给地委书记；

第五砘秧，插给省委书记；

第六砘秧，插给工人老大哥；

第七砘秧，插给亲人解放军；

……

第十三砘秧，这才是给我自己插的。

老头儿当然不知道面前这位憨态可掬的人竟是党中央的新任主席，否则他决不可能将心中之怨如此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事实上，华国锋的视察大半被一群报喜不报忧的地方官员所包围，对真正的民情则无从洞悉。但据说这个"十三砘秧"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屡屡提及此事，这证明他已经看到农村中弥漫着的消极气氛。

省委书记万里进京与他面见的种种情节，也必定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华国锋还记得万里当时痛陈农民的贫困与绝望，并且认定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万里的为民请命，乃是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理由：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失去农民的信任，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也无法重建农民的热情和农业的前途。事实上华国锋所见到的事实，与万里所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华国锋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他认定人民公社的精神必须彻底地灌入农民心中，方能振兴农村。

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党的高级领导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时为1978年秋季。冲突之一方为安徽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另一方是党中央的主席。根据万里后来对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回忆，他并不是势孤力单的，在党的最上层里有着一种力量在支持他。当华、万二人发生明显的分歧时，在场者至少还有邓小平和叶剑英二人。邓小平重申了他的曾被毛泽东批判过的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叶剑英则较为和缓地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这等于是合二人之力，含蓄地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发起挑战。当时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治下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万里所辖的土地上，正在出现一个兴风作浪的小岗。

1976年12月，也即"小岗事件"之夜的两年前，华国锋着手为中国农村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的舞台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其序曲是按照二十多年屡试不爽的办法--意识形态之战--展开的。

会议在这一年12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第7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7)

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前台作主题报告，他本人则在适当的时机出面肯定报告的内容。这不仅因为今天他已位及至尊，照传统的为政之道当超然于第一线的角逐，而且更由于有关华国锋的种种颂扬与溢美，以及他与江青的种种仇隙与争执，如果由其本人亲口陈述，显然还有若干技术上的细节难以处理。从华国锋的心理上来说，他召到北京来的这五千位代表，包括了二十九个省市区的党委书记、五百多个地委书记，以及两千多个县委书记。这些人构成了八亿农民之上几乎全部的领导力量，足可左右农村之局面。而他在刚刚完成权力的转换之后，对于自己驾驭局势的威信显然还不具有充分的信心，因之更需有人为他代言，以试群情。

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创造者，中国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国务院掌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自是名正言顺。他的报告旨在发动亿万农民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是打击"四人帮"。陈永贵用一种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调，对听众说道：

"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197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他巧妙地将大寨红旗与捍卫党的权力，以及确保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其突破口虽然狭窄，却颇具煽动的力量。大寨是在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围着的一个小村，僻壤穷乡，不过百余户人家，然而，关于它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农村历史上，差不多是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其间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我们后面还要更多地涉及。现在，会议大厅之中，陈永贵的听众几乎全部是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且由此获得权力与利益。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座辉煌显赫的殿堂。仅仅这一点也足以激起他们对"三反一砍"的"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完全顾不上扪心自问，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否具有拯救全国全党的神通？

陈永贵肯定相信他的大寨具有这样的神通，他不正是从这个小村走出来的吗？他的报告洋洋数万言，其间意识形态色彩仍居有独特的主导地位。但这场大批判并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设计，计划搞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心理气氛，以便把已经形成的一切继续下去。陈以云、贵、川、闽、浙、赣六省为例，述说那里由于"四人帮"的阻止而令学大寨的运动夭折，以至贫下中农受气，阶级敌人高兴。这六省在中国由东南到西南占据了五分之一的版图，如此广大的地区发生了问题，可见事关重大。所以，陈便以一敌一地提出"三大一高"来对付"三反一砍"，也即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于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五天之后，华国锋接着陈的话头说："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这等于是为今后的农村工作方针定下了主调。

按照华国锋对八亿农民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1977年，他们并不是要筹划"包产到户"，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华国锋把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战争"细致地分为四个战役，并且计划至少用一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胜利。（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不过，他此时没有想到，随着江青和她的同党的失败，意识形态的争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黯然失色，在普通人中间也只剩下一种厌恶，不会再有崇高的激情。他更不会料到，两个月后他发明的"两个凡是"，在新一代领导中间引起第一次重大分裂，使眼前这场意识形态运动的实际进程与设计之间，形成极大差异。这是后话。现在，华国锋的动员立竿见影，五千名代表连夜学习，连夜批判，把北京大大小小的宾馆里糊满了大字报。中共最有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它的版面上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气象：

第8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8)

怒火，在代表们心里熊熊燃烧！

仇恨，在代表们胸中翻滚激荡！

来自祖国各地的五千名代表，

同仇敌忾上战场，

万炮齐轰"四人帮"。

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指斥与声讨，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气氛，而于理性的判断则要大打折扣。但对华国锋来说，仅仅有这些也就够了。不过，事情还是出了一点麻烦。经过二十年政治上的划线站队，中国人的心态已如条件反射，每有风吹草动，先自分开阵营。这时候也就有人提出"四人帮"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一次，那是1971年9月林彪垮台之后，由毛泽东率领的对林彪的批判。当日对于林彪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曾经议论纷纷了好大一阵，不得不由毛泽东出面作出最后的裁决。毛泽东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说道，林彪形"左"而实右，是极右。仅仅这一句话便将左派林彪赶出了左派的阵营。现在，同样的命运落在另一群左派身上，而毛泽东逝世已有三月，事情只能由华国锋来作了结。这一来，便诱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华说道：

"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看得出来，华国锋对江青的判断是继承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判断，但他的表述显然不具有毛泽东那样的简洁与自信。为了支持他的结论，他提出的证据冗长而笼统。他实际上是在述说中国若干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包括周恩来这一代开国元勋；包括依然权力在握的和失去权力的各级党的领导人；包括工人和农民；包括青年；包括军队；包括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华国锋希望中国所有的人，都能和他站在一起来痛恨"四人帮"，这无论从心态还是从策略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所描述的这样一幅图画之黑暗，与过去几十年党在人民中间极力渲染的光明成了鲜明的对照。党中央主席有勇气承认这样的事实，令人惊讶。华国锋的错误不在这里，可是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四人帮"，并且作出"右得不能再右"的结论，则令人生疑。他把毛泽东列入受迫害者的队伍，显然是想把毛泽东的夫人排除出毛泽东的体系之外。既然毛泽东是左派，江青们是一定要成为右派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敌人。这样的推理固然可以成立，但它在日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又出乎"英明领袖"的意料之外。

现在，面对五千领导者和他们背后的亿万农民，陈永贵尽其所能为华国锋的逻辑提供注释，不过，显然并不成功。他对着听众陈述了"四人帮"反对大寨，反对华主席，也反对毛主席的罪行。所列虽然详尽，却有些琐碎。平心而论，江青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确已势同水火，但是若说江青一贯反对大寨，实难令人信服。凡对中国农事稍有注意的人都会知道，"四人帮"是如何鼓动"学大寨"的风潮，大寨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感极而泣地迎接江青的到来，而且，人们也很难看清大寨的经验与"四人帮"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何区别。所以，将"四人帮"归入"极右派"，就连华国锋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是否完全同意，都很值得怀疑。这一点在两年之后终于得到证实。而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不能意识到，在他们的"万炮齐轰"之下，不仅"四人帮"的理论将在中国破产，而且人民公社的理论也会遇到麻烦。对人民公社的理论进行修正是必要的，而学大寨运动的继续推进，无疑是在强化这种理论。在把有害的大寨经验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加以巩固的时候，又怎能在七亿农民中间清除"四人帮"留下的遗产？

但是，按照华国锋的作法，当日农村中弥漫着的对于大寨和对于公社的种种不满和失望，便成了"四人帮"的罪孽。陈永贵在他的报告里面，即用很大的精力来指责"四人帮"到处破坏学习大寨，"闹的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黑市买卖猖獗，集体经济瓦解"。陈还把一个叫做温州的偏狭的地方作为攻击的目标，毫不含糊地说，那里的分田单干是"四人帮"纵容的结果。这位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包产到户是"四人帮"向学大寨的运动发起的政治挑衅，因之，与"四人帮"的分道扬镳，也就是"对少数地方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要坚决纠正"（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很明显，这样的方针如果得以延续，将给中国农村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

第9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9)

陈永贵的讲话令满场掌声经久不绝。这些鼓掌的人里面，显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正是由于与"四人帮"奉行的理论的决裂，导致了两年之后的中国出来一个"分田单干"的小岗，且从此一发难收。

华国锋取得了胜利。他打倒了"四人帮"，但却留下了中国农民已经厌恶的一种制度。他的胜利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77年，而人民公社终于日暮途穷以至败象毕露，亦出现在这一年。

1977年是人民公社这个幽灵在中国农民心中日益可怕起来的一年，但是，在整个中国，大多数像小岗一样的村庄，仍然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那时候，中国人还未从大同社会的梦呓里醒来，邓小平还在京城北面一个无人注意的四合院里养精蓄锐，他在日后发动改革所倚重的左右将帅还毫无影响。华国锋此时看来是势不可挡，如日中天，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第一炮打响。首都和地方的报纸一律以通栏大字标题连篇发表着鼓舞士气的文章，农村中两亿多个有线广播喇叭一齐呐喊，告诉乡下的农民，北京召开了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在中国，这往往是一个运动高潮涌来之前的序曲。官方还精心地组织起成千上万的社员聚集在田野之上，挥镐推车，抬筐背篓，以证明华国锋的号召迅速地在农村中鼓舞起雄壮的场面。

京城的信号传到江淮丘陵的时候，已是这一年年初。隆冬时节，日短夜长，凌晨。星光未褪，凤阳一觉醒来，发现城中古老的钟楼再度成为革命的心脏。那上面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重复着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其主旨在于动员农民行动起来，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横七竖八的广播网络则把那钟楼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这样，华国锋充满激情的声音，便控制了整个凤阳县的村村户户。

凤阳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祖居之地，时称濠州。他在天历元年，即公元1328年生于一个佃户家中。佃户没有耕地，靠租种他人土地为生，在乡下是最贫穷的一类。朱元璋十七岁为行童，游方化缘于淮西，也就是出家到寺庙里做了一个小和尚，云游四方乞讨度日，二十五岁投郭子兴麾下为卒，离凤阳平天下，直至四十一岁称帝，是为明太祖，次年下诏于凤阳营建中都。所以，这里至今仍然留着诸多关于朱元璋的遗迹，其中最为隆重的一处，是古城中心的钟楼。楼高数丈，由小块望砖所筑，色青。到了公元1977年，已经数百年风雨剥蚀，斑斑裂裂。城头间有野树杂草，淡妆浓抹，如一条恍恍惚惚的龙蜿蜒在空中。当日统辖太祖中都的地方官吏主持修筑这个建筑，乃是为了永久地悬挂一口铁钟，钟脊铸有"皇图巩固"、"帝道遐长"八字。中都城门之上，镌有"万世根本"四字，字体楷书，雄浑庄严。这些一厢情愿的箴语，价值并不在于实际的效用，而是具有某种象征。在我们这个国家漫长的历史里，为人君者数以百计，无不希望家传万世，却没有一个可以如愿，朱元璋亦不能例外。但他毕竟生长于乡间贫户，深知物力艰辛以及土地之于农家的珍贵，他之所以沦为行童游走四方，说来就是因为没有土地！在他看来，土地乃是万世之根本，其所具有的意义可以成为大明王朝的基础。他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平均地权，建立了一个自耕农的社会。而在共产党看来，乡村土地的私有恰为王朝倾覆的原因，所以党在土地改革之后采取的第一个大规模行动，就是把自耕农的地权收归集体。

在1977年初这个寒冷的早晨，大明皇室的子孙们由自耕农而为公社社员已有近二十年，政府的官员们不断地告诉他们，只有人民公社才是他们真正的"万世根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由"万世根本"的城门之下蹒跚东去。一人名徐桂仁，一人名范云珍。徐为生产队长，范为妇女队长。二人同在一个生产队，同是共产党员，其职务在旧时相当于村长，现在分别管理着全村的男女。依照党的纪律，此时他们应当在自己的家里召集党的会议，来动员农民紧跟华主席的部署，鼓起学习大寨的高潮。但现在他们径自离去，甚至对那象征着主义与权力的高音喇叭望也不望一眼。寒风之中，破衣缕缕，饥肠辘辘。他们将沿街乞讨，最终到达几百公里外的上海，那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他们就在那里浪迹街头，靠城里人的施舍度过寒冷的冬天。

第10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10)

人民公社社员沦为乞丐，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期。尽管政府在公开的场合屡屡宣布乞丐为非法，但诸如此类的行为仍然在社会底层蔓延开来。党的干部从来未对公众承认过这个事实，私下里也只是把乞丐叫做"外流人员"。每年第一季度，均为农民外流的高潮。此时为农闲，可有充足的时间，在城里则有元旦和春节相接续，食物的储备及冷菜剩饭也较一年中其他时间为多，因此被乞丐们视为黄金时节。除去旧时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地主富农，乞丐均具有社员的身份。他们一半是生产者，一半是叫花子，其总数并不稳定，可因年成的好坏或多或少，但总的趋势是生产者渐少而叫花子渐多。此种情节，凤阳党的领导每年数次报告给他们的上级，其用意在于申请救济粮款，或者表白流民的嚣张和自己制止流民的成效，这些报告所列情况，较之当日一切报纸的宣传更为可信，故择要记录：

1967年1月至2月22日，凤阳人口外流九千九百人，至3月18日，达到一万八千人之多，大部去南京及苏北。

1969年3月，百分之三十七的农户以及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外流他乡，流动范围所及包括皖苏浙三省。

1970年春节，全县四千余人外流。

旧历新年本为乡下最隆重的节日，而农家仍不能回归乡里，可见其谋生手段除行乞外已别无他途。到了1974年初，形势的发展已非政府力量所能控制，某大队全部一千一百一十九人中，外流者竟有九百余人，其中行乞者十有其八，这等于是除了老弱病残不便行动的人，余者全部背井离乡，其乞食要物的范围已扩大至十三个省市。

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诸如此类的情节实在是一些不光彩的剪影，或者如政府官员所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然而事情还不仅于此。按照当日中国政治的要旨，凡事必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透视，于是出现了1973年9月2日凤阳党的领导的一句著名的断语：农民的外流行乞，"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而煽动外流要饭的显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其罪恶用心是煽动群众对党的不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压力之下，共产党员和干部不是出于极严重的客观原因，绝不敢妄自菲薄，卷入乞丐行列。所以，直到1976年春季，凤阳县的共产党员行乞，均采取一种隐蔽或曲折的方式。比如某大队党支部书记薛其让，一边在党的会议上振振有词地讲解华国锋的"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一边却不得不因家计的艰难而在心里做出更切实际的盘算：去年秋季的收成只给他这个书记的全家分得150公斤粮食，凭此，他一家四口人将何以度过大约半年的严冬和春荒？看来，沦为季节性乞丐是他惟一的活路，而作为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他又不得不在社员们面前保有他的形象。他身不由己地扮演着双重角色：党的书记与乞丐，阳与阴，崇高与低贱。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薛其让的办法精巧而又简单，他让妻子携两个孩子外出乞讨，而他本人则坐食全家的粮食，同时也可以身作则地动员他的社员坚守乡里。这样也就勉强地把他领导的一百三十人中的九十五人留在村中。

到了1977年初，徐、范二人走出古城的时候，事态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基层干部撕去最后一层遮羞布，不仅公然加入了乞丐的行列，而且率众出游。既然党员干部可以去做叫花子，普通百姓的仿效当在情理之中。依中国农村党政合一的权力体系，其一呼百应的效果还在其次，他们更可以用自己的权利为叫花子们的乞讨出具"证明"。在这些证明上，要饭的理由颇能动人恻隐，或者说是偶遇天灾，收不抵食；或者说是缺少劳力，家境维艰。种种理由加上党组织的红色印章，也就使原来非法的乞丐具有了合法色彩。

从客观条件上看，党的基层领导者率队行乞实在是无法避兔的。以当日农村的贫苦，农民对生产又极少诚意，任何通达富有的政府，也不能对各种底层的问题都有周密了解和实际解救办法。凤阳县的领导者也曾一意改弦更张，制止社员外流。他们与不断扩大的乞丐队伍历十几年斗争而不懈，处事认真，一丝不苟，却始终未有所得。直到1977年2月，一些精明能干且讲究实际的官员终于懂得了，依靠伟大的精神和严厉的批判，解决不了世俗的问题。他们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来到当时乞丐最多的庄许生产队，这显然是下层官员为响应党的号召而采取的主动行动。但是这个工作队本次下乡终于还是收起了大批判面孔，而以发放粮食的办法来阻止农民外流行乞，一度竟有奇效。可是在2月25日，工作队员们放假回城这一天，便又有十九个社员扬长而去。工作队未能制止这里农民的行乞，却终于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小村的十六户人家九十一口人，当日存粮共计九百三十三公斤，平均每人大约十公斤，而且包括了大约一半的山芋干。以农村人口的粮食结构，纵使山芋可以十足地代粮食用，也只有半月口粮，而农家则需等到6月夏粮收获之时方有新的进账。即使能够按照他们的周密设计，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又焉能以半月口粮度过四个月的时光？

第11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11)

这些情节可以证明，社员的冬闲外出和春忙回归，乃是不得不为之的谋生方式。为了自己以及后代生命的延续，农家作了另外的一种设计：吃外面的，省家里的，回来还能带回一点。这种惨痛的生活经验后来被党的官员判为"反革命谬论"，对之大动干戈。1977年5月，凤阳把具有这种经验的全体社员集合起来交代问题，总计八百六十一人。所有人等不许交头接耳互相包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对付政治上的敌人的办法，中国人有一个生动的说法来描述它，叫做"背靠背"。但是在凤阳的这个学习班上，"背靠背"的结果证明，农民的设计更为精当有效。从1976年12月下旬，也即党中央号召再掀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那个月，这些人出游行乞，至1977年4月被强迫送返乡里，共讨得二万二千零七十四元九分现金和八千八百二十二公斤半粮食，其收入大大超过他们过去一年战天斗地学大寨所得。

这一事实显然具有讽刺意味，人民公社给予社员的一切不足以令其维持生计，而社员向往的"分田到户"又为人民公社制度所不容。所以他们宁愿选择流浪行乞的生活。这种弥漫在农村下层中间的失望和悲观情绪，与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面的灿烂辉煌和乐观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老百姓公然撕去伪装，将自己的真相显露出来。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面的夸夸其谈，看上去成了掩盖当时痛苦现实的遮羞布。政治口号与下层情绪之间的不相协调，因之更加表面化。我们庞大的国家本以精神力量为施政的基础，依靠万众一心或疾或徐地运转。听任现在这种状况的发展，在中央政府是失控，在地方官员是失职。所以，凤阳在1977年年末将十一个乞丐"要犯"提至公堂批判，其后将徐、范等人撤销职务，又在党内给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另外一位会计虽未亲自出走，但他利用职权给乞丐开具证明，有支持纵容之过，也予撤职。另一社员则属屡教不改，罪不容赦，当场由警察拘留收监。所有这些程序均为公开进行，并伴有数千人的批判大会和乡里亲朋瞩目下的游街示众。

此种打击的主旨无疑在于杀一儆百。中国向有法不责众的古训，而当日有违党的宗旨的行为又如此普遍，以凤阳的状况而论，有过行乞行为的农家已十有其八，即使用最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来加以分析，亦不能将这些人统统地等同于想象中的敌人。这一点在当时已经由凤阳县党的委员会所承认。在1977年的夏季，他们将自己属下的乞丐大军加以分类，结果证明那里面有百分之一点五是党员；百分之五点二是团员；百分之五点九是干部；百分之八十六点六是社员；而在每一百个叫花子里面，真正可以指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不足一人。党员和干部在乞丐中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农村总人口中的比例，党在农村中的中坚力量贫下中农，也愈来愈多地离开了既定的道路，这对我们庞大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正在掀起的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是一个至为危险的信号。在这种局面下，打击少数人以对千百万人施以严重的警告，乃是一种必然选择。

然则事态已经发展成为全局规模，局部的杀一儆百已不足以达到初衷。所以，到了1977年年末，打击叫花子终于演变为全国范围的联合行动，它包括上至国务院的紧急命令，由省到县大大小小政府官员的紧急动员，以及数百城市公安警察的一起出动围剿。只不过，公开的舆论对此保持着沉默，所以城里人感觉不到这种弥漫于农民头上的紧张气氛。两年以后，党的公开出版物才把这些事情透露出来。这些调查材料说，中国农村下层百姓中，至少有两亿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区，在地域上横跨中国大陆东、中、西三个地带，其中包括山东南部、福建西南与东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区、四川湖南贵州湖北交界区、江西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以及西藏的全部。饥民的队伍庞大无比，以至需要城市和乡村的官员和警察们一起动手，强迫他们还乡。这样，就有数千属于凤阳的叫花子们在这一年冬季被押送回来。他们未能回到家里，便先在于部的监视下走进公社的会议室，接受批评，流着眼泪检讨要饭的可耻，并且把自己伸手要来的财物又伸手交给公社。12月的第一周，一个叫做黄湾的公社，从五十九个乞丐手中收缴的这类财物，包括八百四十一元八角人民币、三百二十六斤粮票，以及五百五十一斤粮食、二百一十二件衣服和二十双旧鞋子。

第12节：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12)

从理论上讲，凤阳县的五十万农民都属党的县委员会统辖，因之对县委官员的任何一种指令都必须服从。依照中国的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作为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里的属民，农民也没有离乡背井的权力。有鉴于大批饥民涌入城市，对于城里人的物资供应、生活秩序、街头景象，以至社会主义的形象都有着极大威胁，所以政府上下一致认为，应用强制手段驱赶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凤阳有一天被遣送回来的乞丐竟多达五千人，即是基于这种不成文的法定理由。看来，党中央的号召和政府的联合攻势发生了作用。就在1977年农历年末，也即阳历公元1978年1月，凤阳县新任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个早晨出县城赶到临淮关。此关倚巫山，临淮河，旧时曾是淮盐集散地，盛名远播，而今却已沦为乞丐集散地。县委书记在这里看到的是刚刚从江浙一带被遣送回来的叫花子，衣衫褴褛，垢面蓬头，寒风中一堆一堆蜷缩在一起。因为冷，更因为自身的犯罪感和这位父母官的到来引起的恐惧，他们瑟瑟颤抖。陈庭无本来是应当长出一口气的，因为终于又有一批他治下的百姓加入他的学大寨的行列，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行政的管制纵使能有效控制农民的躯体，却不能驾驭农民的灵魂。

令他终于大彻大悟的时刻，是在旧历腊月二十七。这一日，他和安徽省省委书记王光宇一道进入前王生产队，偶遇史成德的妻子。史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五十年代初赴朝鲜作战，又作为"最可爱的人"凯旋归国，现在，他正领着孩子浪迹天南海北，据说已行遍大半个中国，所以人称"长脚老史"。"最可爱的人"沦为乞丐，留下自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滚滚风尘中艰难地翻耕土地，这叫共产党的两位书记顿生恻隐之心，于是找来铁锹相助。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我们的国家一向视官员亲耕为崇高道德的表现，更何况此情此景并不同于种种演戏般的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它确属两位官员发自内心的见义勇为。依照常理，百姓对于这一场面的反应必是纷纷闻讯赶来，或含蓄或热烈地抒发感激之情，甚至应该激动得热泪盈眶。然而这一次陈王二人感觉到的只是一种强烈的冷漠，人们远远地望着他们，满脸的木然，甚至无人上前施以援手。

在我们的国家中，像王光宇这样的省委书记有数十个，像陈庭元这样的县委书记有两千多个，他们或间接或直接地管理着几万万农民。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专靠北京发出的空泛号召是不可能的，其要旨在于通过全体干部集团的和衷共济，以主义和道德的力量去动员各自的属民，行政强制的手段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当一个官员仔细查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不论精神的攻势与行政的管理如何无隙可击，农民的世界中有一个领域是官员们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人心。陈庭元所遭遇的冷漠不消说令人悲观，"主义"与"道德"的力量已难以令农民激动，反而使整个集体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姓的无动于衷，与其说是对着两位官员的善举，不如说是冲着整个公社。比如陈庭无惊讶地发现，当生产队长吹响上工的哨子时，社员并不开门，他们只把一双眼睛放在自家小小的窗洞后面，静静地张望，有时就这样左顾右盼几个小时不肯出门。另一件事是几乎每个犁地的社员都要躲开土地的边角只在地的当中转圈，其本意在于尽量减少自己的劳动，但这样一来，就把公社的方块地犁成了圆地，因而使公社实际的土地面积大为减少。更令陈庭元伤感的是，他看到公社的耕牛全都没有了鼻子，只在嘴的上部朝天挺着一个大大的黑洞。因为社员们都是用很粗的铁丝穿过牛鼻恣意拉扯，直扯得可怜的耕牛鼻破嘴豁，浓血一团。细心的陈庭元甚至还看见苍蝇在溃烂的牛鼻子上嗡嗡地生产蛆虫。

党的方针不允许公社社员沦为乞丐，而公社社员对党的方针又是如此缺乏诚意，这使得陈庭元和所有像他一样熟睹下情的地方官员深为不安。他们发奋力挽狂澜，却苦于无力回天，只好自己坚守在公社的营垒之中，静待社员的觉悟。殊不料社员的觉悟竟是以他们无从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时间是在第二年的年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公元1978年12月，也即中国旧历戊午年冬月，小岗的事变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今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发生。在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用自己的生死为赌注，对未来作出抉择的这一个夜晚，他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为近二十年的人民公社划了一个句号。

第13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

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四百万人受牵连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生前留给他的接班人一纸手谕：照过去方针办。对于这几个字的可靠性，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并且成为"四人帮"最终覆灭的重大缘由。但是，此后争执非但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着问题的实质延伸进去。冲突处处可见，且日益强大，到了1978年，居然已经尖锐得无法调和。

治理我们庞大的国家，在毛泽东以往的方针，一向以农村中人民公社的制度为主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在五十年代初期肇始，六十年代最后成熟。其要旨，不是依靠经济的事实来治理天下，而是期望以"理想"主宰经济，主宰行政，主宰法律，主宰人的意识、人的劳动以及人的劳动所得。这一原则，当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的时候，就已初露峰嵘，多少年来的一意经营，更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他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笃信不疑，却能达到忘情的程度。比如他在1955年时，就曾沉浸在一大堆讲述农民举办合作社的报告当中，十一天闭门不出，夜不成寐，其兴高采烈竟然超过了1949年他本人开进北乎城以及全国解放的时候。（《求是》杂志，1989年第23期。）若干年后，大跃进导致了经济崩溃，饥荒在城市和乡村到处蔓延，人民公社也暴露出败象，举国一片混乱，狂澜待挽。毛泽东此时派他手下众官员分管各行各业的重建，薄一波主管工业的恢复，李先念制定财经的方针，陆定一处理文艺问题，彭真掌管教育，并命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大局，他自己则南下广州，一住月余，对京城发生的一切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只一心拟出六十条新的方针，来挽救人民公社。

那时候的毛泽东，在满腔的豪情壮志中还充满着兢兢业业的本色。他一方面要把我们的国家化作一张天下最白最大的纸，在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另外一方面也能对属下提出的种种务实建议抱以充分的诚意，还能表现出虚怀纳谏的明君风范。当他开始策划在乡下推进合作化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毛居然能够表示支持，而且还坚决地认为邓的收缩方针应当更加彻底，也就是将合作化的进程"停止一年半"。在由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整个历史中，这种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极为罕有，仅仅出现在1955年的那个早春，即当日储安平所说"一个健全的国家"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段短暂时间里。（储安平：《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载1949年《观察》6卷2期。）

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每七户农民当中就有一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入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撑，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五万零九百五十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

第14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

人人皆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乃是共产党执政后最重要的步骤，其中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大同"理想。邓子恢如此不留情面地指责其偏失，已经埋藏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然而他还不适可而止。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要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二万零九百五十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二万六千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其余一万一千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毫无疑问，在邓子恢的眼里，危机终于缓和，乡下这个大屁股上也终于干净了一点。可是，在这种稍稍安定下来的气氛中，毛泽东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再信任邓子恢的判断，决定亲赴乡村以求得自己的见闻。这时候乡下刚刚迎来春天，麦子郁郁葱葱，农民兴高采烈，干部都说农业社"好得很"，粮食也不像邓子恢说的那样入不敷出，哪里又有什么"合作社办不下去"的事情？这一切均为毛泽东目睹耳闻，看来邓子恢即便不是有意说谎，也是在传播谣言，说他"发谣风"是不会冤枉他的。多年以后，研究农业历史的人们大都把毛邓的这一段纠葛视为一个重大事件，指责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最终导致了农村合作化进程不合时宜地加快速度。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令毛泽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彻底改变初衷，竟是因为他本人身体力行了自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诫。他依据常理，以为既是目睹耳闻就一定掌握了事实的真相，殊不知他的属下以及地方的官员，也会用种种虚情伪事欺君媚俗。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假事实欺下瞒上，致使党的方针误入歧途的首次记录。欺下瞒上真伪不辨的先例一开，日后还要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加以遏制。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即召邓子恢于中南海颐年堂相见。他对自己所谓深入实际的调查结果深信不疑，对邓大批解散合作社的行动发出严厉警告。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候定会颔首接受，至少也要将自己的意见收拾起来韬光养晦。可是邓子恢为人刚烈，不肯妥协。他坚持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里面，只能再增加三十五万个合作社，而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六十五万个。这一年的整个夏季，为了"少三十万"还是"多三十万"这件事情，他与毛泽东争吵不休。他坚持党的最初设想，说用十五年的时间来实现合作化已经不错。而毛泽东此时认定，"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所以对于邓的想法"要用大炮轰"。言语冲突之中，邓再次使用尖刻的口吻说道，"连滚带爬地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屎越多"。毛泽东这时发现不能再用讨论的办法说服他的这位农业助手，于是决定行使他的权威。

7月31日，他把全部省市区党的书记们集合在一起，将他与邓子恢的争端公诸于众。他反唇相讥，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邓子恢试图作最后挣扎。他争辩说合作社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条件能够允许的程度，比如规模大小，干部强弱。可是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与他讨论的耐心，他狠狠地教训这位一味追究客观条件的下属，给合作化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迫于此种情势，邓唯有屈服一途。大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上，宣布他与邓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二百四十八位中央委员，包括邓子恢本人，现在全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义正辞严地历数邓的错误。

第15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3)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是胜利者。邓子恢固然落败，从此成了众矢之的，其"小脚女人"的名声也遍于全国，在经历了无数折辱之后默默死去。所有在当初抱有和邓同样倾向的高级官员，诸如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建委主任薄一波、农业部长廖鲁言，均纷纷检讨自己的保守。这件事情还牵涉到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因为邓的"收缩方针"曾经取得他的批准。仅仅这一点也就足够使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承认"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时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但是他却开创了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先例。二十七年以后，薄一波还能想起这次批判，说这是导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若将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考虑在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失误的历程。

当然毛泽东并不会这样认为。在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处处显示着胜利者的信心。到了年末，已经有六千万农户进入了合作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是社会主义大海的怒涛正在咆哮而来。他情不自禁地写道：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那样的鸟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29页。）

现在，政治的局面已经彻底地转为有利的情势，反对派不再置喙，舆论迅速地倒向这一边，合作化高潮也就真的再度兴起。乡下每三家农户中便有两家成为合作社成员，1956年年初，总数多至七千万户。"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79页。）。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毫无保留地看待眼前的状况，比如刘少奇就含蓄机巧地说出了那一年里他的忧虑："在中国，六亿人中五亿多正处在一种情绪不安的状态中，他们不知道应做什么，感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光明日报》1967年7月21日。）

1956年1月的一天清晨，毛泽东一觉醒来，就有了一种"换了人间"的兴奋。他的秘书田家英把一篇拟好的新闻稿递给他过目，内容是宣布《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即将出版，他连看也没有看就丢了回来。"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说。那本书的确已经出版，正在迅速地运往各地。全书分列三卷，总计九十四万三千字，一千三百六十页，一百七十六篇文章，均经过毛泽东的编改，一百零四条按语亦出自毛的手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本出版物对农民的实际影响超过了这一本书。但是在当时，似乎只有毛泽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那一天说，他的高兴之情甚至超过了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田家英跟随这位领袖多年，朝夕相处，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用如此轻松愉快的口吻对待一件严肃的事情。毫无疑问，在合作化第一回合的战斗中，能够轻而易举地获胜令毛泽东大为兴奋，他本以为改造五亿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很多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过开了三个会议和出版了一本书，问题就解决了。

"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他问他的秘书。（《人民日报》1990年3月8日。）田家英不明所以，自然无法作答，但是他却意识到，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开创者，他原本的意图是要率领我们的国家，经过民主主义而后方能进入社会主义，也即在一个时期之内让资本主义有必要的发展。他甚至嘲笑那些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者，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他的这个基本的信念在1945年日本人战败之后形成，到了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仍然信守不渝。当日若干新政协的筹备委员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坚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尚不成熟。此事发生在这一年的6月16日，未有正史记载。不过，当日一位筹备委员在四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情，还能感怀毛泽东那时的头脑清醒。他说那一天他本来是坚决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之一，是毛主席和周恩来说服了他和其他人，《共同纲领》之总纲部分，即秉承毛主席的这一意旨，没有写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字。国家新生之时，原有法律尽废，所以这一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毛泽东还以超越党派之上的领袖身份，劝说那些急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外知名人士，说大?要二三十年方可过渡到社会主义。即使到了1952年，经济的恢复令举国精神焕发，乐观情绪笼罩四面八方，毛泽东仍坚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取"逐步"的方针，其具体的时间则要"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但是1955年的胜利，已经预示毛泽东要改弦更张。这种变化当然有着理想的驱使，但是，追究起来，还有着其他一些重大的缘由。

第16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4)

中国共产党1949年立国，至50年代初期，其组织力量已经完整地渗透乡间。党的工作队员无偿地剥夺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土地，在贫穷的农民中重新分配。这件事随着军事力量的推进，由东北、华北展开，而至华东、华南和西南，这时也已大体结束。根据新政府的统计，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得到了土地。这样，连同原有的产业，每户即拥有田产10亩以上，同时每两户人家还可共同拥有一头牲畜和一张犁。作家周立波在他的小说里面说，这是席卷农村的暴风骤雨，他的故事如泣如诉，看上去是对这些激动的农民的一首赞美诗，直到几十年后还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在农民的眼里，经济的恢复以及终于不再挨饿，才是一首真正的"赞美诗"。

周恩来一定理解了农民的这种心情，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警告说，"没有饭吃，其他一切都没有办法"。接下来的情况令党的领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少数富家的没落和大多数贫家的拥有土地，是推动乡间劳动热情的重要一环。第二年粮食就获得了丰收。第三年的情况看上去更好，五亿饥肠辘辘的乡下人在这一年里足足多吃掉一百七十五亿公斤粮食，某些地方甚至有了存粮。孩子不再号哭，老人不再哀叹，男人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点血色，女人们又开始放开肚皮，在那两年里生了四千二百五十四万九千七百四十个孩子。穷人们把共产党当作普度众生的活菩萨。数万名工作队员走在乡下的时候，每一个人身后都会有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跑来跑去，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你若说地主还想着"变天"，他就恨不得把地主撕成碎片；你若说新的富农已经出现，穷人又要卖房卖地再次成为穷光蛋，他就会气得周身颤抖；你若说大家把土地耕牛犁耙锄头都归到一起，组成互助小组，力量更大，收获更多，他就会激动不已，欣喜若狂，并且相信这是惟一的希望。其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使耳闻目睹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不过，若单纯以数量来衡量，这时候全国的农业初级合作社仅为三百个，半年后约三千个，又一年后也即1953年的冬季，为一万四千个。这种情况可以证明，尽管毛泽东在精神上强硬地坚持以合作化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但是，迟至1953年冬季，他还没有急于来发动这件事情。依照他的本来计划，社会主义的高潮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会到来。

但是，计划与实际常常不能相符。这一年的冬季，一个重大事件逼得党的领袖们几乎是一致采取了加快合作化的步骤。新的决议力促农民将原来的互助组合并，以形成更大规模。新组织的要旨，已经不再是亲戚邻里间的换工合作，换句话讲，不是"互助组"，而是要将每家土地作为股份联合在一起，人力亦组成集体，统一耕种，土地上的收获则由农家依据劳动优劣和土地农具的多少来分配，即史家所说"初级社"。党的官员和报纸的编辑喋喋不休地告诉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不再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就一般的逻辑来说，这样的解释并不为错，可是，按照胡绳在三十六年以后的说法，当时改变中国农村时间进程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在这个地方。他说，"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

历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的原因来解释乡村公社化的进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机缘。事实上不论多么理想主义的政权，都无法离开物质的基础。这在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的时候，更有其客观的必要。国内万象更新，连续几年没有战事，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亦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展开。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不会离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如果没有了粮食，人的生存都会失去根基，政权亦将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可是现在偏偏就为粮食的匮乏所困扰。

依照乡下收获的时令，城里粮食的收支以夏季为一个周期的起止。眼前这个周期里面，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进的粮食虽然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九，可是城里人的消耗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六，这就难免使粮食收支形成巨大的赤字，唯有以库存相抵。到了1953年的夏季，国库存粮已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水之大，为百年来仅见，夏粮的减产已成定局。这情况由粮食部在6月2日呈递中央，经济专家和各省书记齐集京城会商对策，结果无人不能体恤"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第17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5)

毛泽东传话要他的下级陈云去想办法。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此时正拖着多病之身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休息。于是，事情转由薄一波带着几位管理粮食的官员去完成。就在这些官员煞费苦心想方设法的时候，告急的报告又接二连三地呈来。事情果如粮食部的报告所预料，京津二市原本需要七亿五千万公斤小麦，可是只能收到五亿公斤，城里人在三个月内把这些粮食买去一半，却要用另外的一半来维持八个月的生计。9月4日，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私商得悉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两个小时里把市场上的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做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二十五万公斤。又几天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混乱一触即发。北京情急火燎地电告东北，需二十一亿公斤粮食入关。东北三省向有"粮仓"之誉，照理将粮食运抵京城救急不应成为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只能运来七亿公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启程。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陈云再也没有养病的闲情。他回到北京，对他的同事坦言，他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黑色的，后边是黄色的，"都是危险家伙"。陈云说，如果他搞不到粮食，城里人要爆炸；如果他强行征粮，乡下人要爆炸。

毛泽东显然被陈云描述的事实所震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看来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即令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城市，他对于自耕农户的增产能力也至为怀疑。10月2日，毛泽东严肃地告诫政治局里的同事，说在共产党的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看来这一仗的艰难不次于与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对抗，因为他在二者中间必择其一。

实际上，在这一年的十月初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候，选择已经作出。前一天晚上本为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上万民同庆，人民朝着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不住地欢呼。这座城楼上并不仅仅只有检阅的站台和雕栏，在纵深一点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殿堂。党的领袖们此时聚集在这里，陈云拟出八种办法供大家选择，"统购统销"为其中最严厉的一种。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两周以后，"统购统销"为政治局批准。由政务院也即当日的国务院发布命令，将此方针昭告天下。粮食市场随即一律关闭，而由政府取代其责，只有西藏和台湾不在其中。这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其余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定之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是为征购。假如农家由于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其配给之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城镇中的大约五干万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凭借粮本方能取得粮票。本中细细注明家庭所有人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在中国奉行二十二年之久，始终颠扑不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方有人提出疑义。

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一亿一千万，数量庞大而又居住分散，无论多么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根本无法知道每一农户的丰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户征取无误？假如农民纷纷隐瞒产量藏匿粮食，政府又能以什么办法加以应对？

我们的政党和政府既以组织见长，当然还要从组织的途径去寻求希望。毛泽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完成这一切。他将"互助合作的粮食征购"并提为改造农村的一翼，即把散乱的自耕农户收拢为若干规模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着农民全部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消费，由党的坚决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领导，其尊严又足以控制乡里农民的意志。对于政府来说，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体农民。1953年12月，几乎是在发布了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合作化的进程自此大大提前。这局面被毛泽东形容为"太多的小辫子梳成大辫子"，这样一来，他所主张的"一翼"之战略，也就可以畅行。

第18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6)

然而这一战略的真实含义在当时并没有昭告天下。《人民日报》社论说：合作化是"使全体农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的道路"，而小农经济正在使一些农民"陷于贫困"。因为，以每个农民只有三亩多地的规模来说，既不能利用机械，又不能大修水利，为了自家各种各样的需要，甚至还要在这弹丸之地种植好几样作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能够增加一些产量，也是很缓慢的。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对于那些刚刚分得土地的兴高采烈的农民来说，简单地这样说说显然不会发生作用，所以社论又发出警告：土地的私有正在农村里重新造成贫与富的分化。比如河南省就有十六个村发生了悲剧，那里的三千七百五十三个农户当中已经有一百八十五户在出卖土地。（《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6日社论《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这一下就击中了农民的要害，土地在乡下为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几乎所有人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感受到出卖土地的辛酸，其惨痛可与卖儿卖女等同。

那时候共产党的威信如日中天，一说起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在人们的心中引起激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条道路上都是些什么东西，可是有几个农民说，他们真正见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样子。一个若干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在这一年去了苏联，一回国便都异口同声地说是"看到了最好的榜样"。这些人都是当日农村中最有号召力的劳动模范，一向以务实为本，现在则像幻想家一样地描述着一个神奇的世界。

这些人中间有河北的耿长锁。他去了乌克兰，看到那里一个集体农庄拥有两万亩土地还要算少的，即使二十万亩也算平常。三个洋人开着一辆叫做"斯大林八十号"的拖拉机转来转去，一天居然能耕四百五十亩地，而且深达九寸。耿长锁那双握惯牛犁的手伸在土里久久不忍抽出。"我们想在一天里面耕四百五十亩地，要怎样干呢？"他对自己的乡亲说，要用一百五十个人、一百五十头牛、一百五十副犁和三十副耙，而且只能耕四寸。"

还有吉林的韩恩。他的见闻更加令人神往：妇女劳动也不会觉得累，老太太可以干成年人的活，而且一年得上五百多个劳动日的报酬是常事。歹地可以长出好庄稼，狐狸可以养成家畜，农民点灯不用油，只要拉一根线，一个玻璃泡就会发出耀眼的亮光，就是点十盏油灯也赶不上。

还有山西的李顺达。他说，在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根本不像我们这样从天亮干到天黑，人家劳动一点也不累，地里庄稼却长得很多。一到星期天，大家都休息。

还有广东的汪汉国。他说他看到人家穿的吃的和用的，就连自己村子里的地主也不如人家。老年人可以白吃饭，不干活，病人可以到医院去治疗而不用花钱，孩子们都可以送到托儿所去，做父母的既不用操心又不用花钱。

那时候大多数农民还不懂得什么是工厂，什么是城市，什么是电灯电话，什么是西服领带，不懂得拖拉机是什么，坐汽车是什么感觉，他们会用火柴去点电灯泡，会被收音机里的声音吓得逃走，他们几乎不懂得土地以外的一切。现在听说居然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可以想见其如醉如痴的向往之情。合作社看来真是一个好东西。在以后的一年里，农民们把合作社的数量增加了九倍。可是，他们还是不会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城里人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他们的粮食。不到半年，大局即定。粮食的收购计划则不仅完成，而且居然超过三十多亿公斤，令城里粮食购销平衡有余，库存也有了增加。不过，农民始终没有看到报纸上面描述的"天堂"。

合作化进程的骤然加快肇始于粮食的匮乏，现在粮食的问题终于解决，而农村里面新的组织在意识形态上也能与共产党的宗旨合拍。在合作化的历史上，经济的目的与政治的动机能够弥合无隙的情况并不多见，1955年和1956年是其中一次。然而若以为从此可以无所不能，那就是既不了解经济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像击垮蒋介石的军队那样，一夜之间摧枯拉朽，也没有认真地调查农村的情形，听取农民的申述以决定符合实际的步骤。倘或在处理具体的争论时又师心自用，但凭一人之判断去裁决异常复杂的经济问题，那么，合作化运动未能把初步成果引向最终成功也就成为必然。

第19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7)

在第一个回合的争论取得胜利之后，我们的国家开始用一种乐观的眼光打量自己，热情一发不能收敛。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人人相信世界将会给他们十年到十二年的和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的农民将会使粮食的年产量达到五千亿公斤，而不是原来所设想的三千亿公斤；棉花的年产量也将达到一亿二千万担，而不是原来计划的五千六百万担，也就是说，"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92年所创的纪录为4450亿公斤；棉花在1984年为历史最高纪录，12154万担。）毛泽东把这些数字写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整个权力机器也都围绕着这篇序言旋转起来。国务会议现在把半年以前北戴河会议定下的计划全部推翻，把毛泽东的序言当作了计划指标予以通过。计划的全称叫做《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这时候全世界都在谈论核战争，就连苏联人也不能不感到紧张。美国人格外地傲慢，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说美国人那点东西，不大算数。一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中国要超过，这是因为"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跟着添油加醋，说中国人可以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计划。（《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这时候整个中国都被鼓噪起来。

那几个月里，中央政治局里谈论的话题还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从波兰到匈牙利的自由化，国内的学生，闹罢工的工人，知识分子是否已经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原子弹，民族隔阂，阶级斗争，双轮双铧犁，妇女是否该穿漂亮的衣服，时装舞会，旱灾，扫盲，美蒋特务，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人要不要避孕……但是，最令大家亢奋不已的事情，是要将十二年的计划提前五年完成。很显然，过去几个月来，毛泽东的激情影响了他的同事们按部就班的步调，并且很快传染到全国。薄一波说他觉得整个中国"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就连一向冷静的周恩来这时候也欢欣异常，他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晚了"。

但是才过了一个多月，周恩来就意识到领导者们应该用冷水来洗洗，因为他们"头脑发热了"，尽想着"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他的意见得到国务院里他的几位助手的响应。这些人包括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经委主任薄一波。这几个人在一起召开了两个会议，专门压缩计划中的指标，时为二月，所以周把它称之为"二月促退会议"。他还提醒他的听众"有急躁冒进现象"。刘少奇与周恩来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这几天中召集了一系列的会议，主张把计划中的指标一压再压。甚至连中宣部也加入了这一行列。陆定一将一篇社论交由刘少奇和胡乔木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的面前，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不料毛泽东却在上面写了三个字："不看了"，就扔到一边。

机敏而细心的周恩来，不会不知道毛泽东在这三个字里面所流露的不满，然而他和他的支持者依然故我。社论在6月20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国务院也继续大刀阔斧地执行自己的方针，"小跃进"已然流产，农业的《纲要》事实上也被弃诸一边。这种势头保持了至少一年。

1956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之所以分外重要，是因为今后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人民公社的由荣而辱，以及包产到户的由辱而荣，实际上也都是从这时开始。

今天重新回忆这一段历史，读者恐怕可以认为，党内高级领导人联合起来抑制毛泽东的独断，并不是不曾有过。1956年为第一次，亦曾有过相当大的成功机会。举一件事情就可以明白，这一年秋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开始批评个人崇拜，经过修改的党章中也不再提到"毛泽东思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本人曾提出共产党最高级的领导人员可以分成一线和二线，他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也即退到二线上，而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放在一线掌握实际权力。假如这样的方针能够真正实行，则中国今后的历史和毛泽东本人，一定比实际的情形要好得多。这些人都具有杰出的智力、惊人的判断时局的本领，以及更为冷静的头脑。在1956年以及后来的年代里，他们或公开或私下，几乎是一致地主张用较冷静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经济，只是毛泽东的威望实在太高。没有毛泽东的英明，即不会有共产党今天的政权和地位。如邓小平在二十多年以后所说，"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45页。）。他们在毛泽东面前时时感觉到领袖的英明不可动摇，以至于亦步亦趋地跟随这位伟大的人物做出许多不自量力的事情来。

第20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8)

但是在居江湖之远的某些奇人异士中间，却发生了敢于特立独行的事情。1956年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中间，而是由两位小人物--李云河和戴洁天发动起来，其影响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绵绵不绝，直到八十年代还会成为世人追逐的话题。

李云河1956年始任浙江省永嘉县农业书记，年仅二十四岁，他的下级戴洁天长他五岁，当日为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这两个人具有超人的胆量、丰富的想象力和足够的务实精神，将这样的人派去推行合作化方针，就注定了悲剧性结局的发生。

是年春季，这两个人到乡下去观察合作社的情况，惊讶地发现邓子恢所说的农民的消极抵抗情绪是如此强烈。干部胡乱派工和农民怠工随处可见。下地时的拖拖拉拉和收工时的一窝蜂，形成鲜明对照。几句雅俗杂交的新谚正在农民中广泛流传，他们饶有兴味地把它带到了县委会议上：

出工鹭鸶探雪，

收工流星赶月，

干农活李逵说苦，

争工分武松打虎。

以当日共产党对于颠覆力量的警惕之心来衡量，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当作敌对者的阴谋。但是李云河不能同意，他说把全部的农民都作为党的敌人是不可思议的事。然后他就提出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麻烦。他的理由乃是基于当日农村的生产条件以及人之本性。这两者在农业生产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农民劳作的方式，李云河用了一个刻薄但却相当形象的比喻，说是"1007部队"。李云河所说"1007"，是指农民以一条扁担、两只粪桶和一根锄头，来完成全年的劳作。将这样一些人成群结队地赶至一块土地上面去劳动，就难免造成"极为严重的窝工浪费"。至于农民内心的真正愿望，李云河的判断与毛泽东相去更远。毛认为"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李云河则说，个体农民劳动的"主动性"和"细致性"乃是传统农业中的精华所在，而这种情形全靠其本身的利益来支撑。"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整个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群众不赞成"。所以，动摇农民个体利益的集体劳动，必会导致农民的缺乏主动精神和粗耕滥作。李、戴二人是期望着用"包产到户"来医治合作化运动的先天不足。

这是中国农村首次采取"包产到户"的行动。时为1956年4月。李云河说服了他的上级允许他们实验。接着就在一个包括一千八百零一户人家和四千六百七十三亩土地的合作社里推行他的设计。当然他们也老实承认这并不是他们自己凭空的创造。在县委会议上反复陈述这个主张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扬着手里的一张报纸，那是1956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载一文，叫作《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李云河的突发奇想正是缘于此文。当然这是党的报纸上第一次刊登主张"包产到户"的文章。整整三十年后，也即1986年夏季的一天，李云河终于在电话中找到了文章作者何燕凌。李用颤抖的声音向作者谈起这篇文章：

"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千般折磨万般熬煎啊，"何燕凌嗟叹："如果我当年写那篇短文的时候能够想到它可能造成那么可怕的后果，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李云河的冒险从一个叫做"燎原"的合作社开始，其用意十分明显：要让"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燃烧起来，成燎原之势。李、戴二人精心设计了"包产"的全部规程，其详尽的程度包括了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二百八十种农活、十个等级的劳动，以及土地的厚薄和远近。还在整整一个夏天里食宿于"燎原"，借以体会农民的情绪，检验其试验的成效。农民对于这一制度的反应极为强烈，人们自动地把耕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八，积肥之多比周围四个合作社的总和还要超过三倍，多年闲置的农业机械现在全部启用，漕运效力提高了百分之十，还能修缮三处水利，养一百六十头猪，以使来年粪肥更多，地力更壮。前后四个月中，燎原社与周围农村之情景全然像是两个天地。

第21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9)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李、戴二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班师回朝，提出关于"包产到户"的试验报告。李云河乃是由宣传部长升任现职的，他深知舆论的重要，所以动员手下宣传媒介大造声势。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这时也由犹疑不定转而站在"冒险者"的立场，政府也开始鼎力相助。于是，一个"星火燎原"的场面真的出现了。9月6日，县委召集会议宣布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全部合作社主任均到场聆听，是为永嘉历史上著名的"千人大会"。此后的几个月，永嘉全境大规模地仿效，全部六百三十七个合作社中，二百五十五个采用了燎原社的办法。包产到户之火还超越县界烧向整个温州地区。到这一年冬季，实行此种制度的合作社已逾一千，大约包括十七万八千农户。

这时候京城里面正处在"反对冒进"的高潮，浙南也大有"包产到户"席卷而来的势头。此外，四川江津以及广东和贵州，亦有大体同类的行动，只不过规模极小，又不具有政府的组织色彩和宣传的声势。所以后人均称永嘉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之发祥地。它与合作化几乎同时出生，其诞生比之后来的人民公社，至少要早两年。

然而这一大规模的行动使永嘉的上级感到恐惧。《浙南大众报》获知乡下在搞"包产到户"后立即发表文章，说这是"一种倒退的做法"。盯为它"在生产方式上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作者预言"他们所说的增加生产不仅是微小的，增长的速度比逐步搞好集体经营的合作社相差越来越远，而且不久之后就会停滞不前。"（《浙南大众报》1956年11月19日。）问题的严重性质在于，此种观点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张报纸为温州地区党的委员会的机关报，这说明地委已在酝酿扑灭这股火焰。文章未加署名，恐怕也是为了表明一种团体的意志。只不过大局尚未明确，所以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据后来史学家的考证，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对于这篇文章，永嘉自李桂茂以下多数官员在心里都不能接受，但是表面上的态度却已经四分五裂，乱作一团。唯李云河一人不肯听之任之。他用一篇措词激烈的文章与报纸针锋相对，题目叫做《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但是，他不是不懂，处理这些冲突需要具有"拉大旗做虎皮"的特殊技巧，所以他又在标题的下面注明，这是"学习"八大"决议深入实践的体会"，以此表明自己正是执行了党的决议而不是背道而驰。

李将自己的文章上呈他的所有领导，包括李铁峰领导的温州地委、林乎加领导的浙江省委、柯庆施领导的上海局、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林乎加很快作出反应。他召集会议，支持李云河，说《浙南大众报》的文章不对，"站不住脚"。接着又颁下命令，要省委机关报全文刊登李的文章。文章发表于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开宗明义，说与地委的机关报"有不同的看法"。如此一来，就发生了周曰礼所说的"包产到户的第一次大争论"。

依照中国政治中的常理，既然省委的权力高于地委，那么省委书记的意志应当可以扫清地委所设的障碍。可是这一次情况大为反常，地委不仅不肯收回成命，而且责令永嘉立即纠正"包产到户"。省委书记林乎加反有退却之意，至少不再置喙。李云河不用费多少力气也就可以明白，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只会是一个，就是林乎加的上级不肯支持他而支持了他的下级。没有人能够对这种猜测提出事实上的根据，但是李云河却听到一个让人心悸的消息：

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方向的问题"。

毛泽东的确有过类似的表示，而且更加激烈，但这只是在若干年后出现的事。在1956年的那个冬天，这仍然只是传闻而无法证实。问题在于，仅仅传闻也就足以对这些最下层的官员发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此种传闻也必会为县委书记李桂茂所知。这种压力直到三十年以后他还能清晰地感觉到："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作为县委第一书记，怎么能不顾领导意见，不听地委招呼？"僵持的局面拖延至1957年3月7日，李桂茂终于屈服，他作出《坚决彻底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其中说，除保留"燎原"试点外，其余地方一律纠正。他解释说："这是我在下有要求、上不支持的情况下对包产到户的复杂心情。"

第22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0)

考虑到李桂茂后来的行为，可以认为他的这一番陈述不无事实上的根据。但是在当时不论他是多么的口是心非，他的决定仅仅在名称上也就表明了一种清晰的立场。更何况它还以3月8日为最后的期限，宣布此后若再有人坚持包产到户，则以党纪国法论处之。所以李云河称，这是一条震撼永嘉的"三八线"。

李云河搬出邓子恢来作最后的挣扎。他在县委的会议上说，邓老说过可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所以"我的办法还要坚持"。邓子恢的确有过类似的表述，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这位被叫做"小脚女人"的农业专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当然不能成为李云河的挡箭牌。

可怕的风暴在4月初终于来临。一连串质问抛向李云河：包产到户是在鼓励单干，而使合作社完全解体，只是对富裕的农民才有好处，说穿了是资本主义；所谓"邓老指示"，不过是断章取义的诡辩；上拥邓老"指示"，下借群众"要求"，可见他还没有丝毫悔改的愿望。看来李云河已经不能继续工作，因为只要他还有权力。就有可能在宣传中夹带私货。省委工作组也开赴"燎原"，一进村就宣布包产到户为"星星鬼火"，要用最迅速的行动来扑灭。工作组提出的报告说，"事实证明只有合作化才能使农民的生活好转"。但是农民已经有点按捺不住。那一天县长带领机关干部来参加劳动，合作社的社员们认为这个机会可以用来表达他们对禁止包产到户的不满，于是打着"没有饭吃"的旗帜，群聚起来，将工作队团团围住，从上午直到子夜、激愤的农民将一个姓叶的干部群殴致伤，把另外一个王姓干部的衣服上面捅了一个大洞，仍然不肯甘休，又去抄了几个合作社干部的家，方才觉得出了心中一口恶气。这时已是东方破晓时分。

农民的反抗如此激烈，令党的干部们一时不知所措。假如毛泽东能在这个时候就把五年以后才肯说出的那句话说出来--"中国有五亿农民，如果不团结他们，你有多少工业，鞍钢再大也不行的，也会被推翻的"，事情的结局恐怕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过，现在毛泽东正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他说，要让右派猖狂一个时期，"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表明此时他的心里全是反击右派的念头，其计划犹如一场军事性质的战斗。三周以后，他真的起草了反击右派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说，右派们"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

这种局面使永嘉乡村中那些愁眉不展的工作队员为之一振。因为依照既成的逻辑，百姓的骚乱定是受了坏人的挑唆。这个推理很快又为事实所证明。右派分子章伯钧就在煞有介事地打击合作化的运动，说"农民在咒骂毛主席"。这样的人在温州也一定会有他的代理。于是，一个名叫诸葛邦寅的农民被指责为"右派首脑"，逮捕归案。此人几年以前即不肯把粮食卖给国家，现在则"借口改进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到处贩卖包产到户"，不仅造谣说已经获得政府批准，而且还打伤乡支部书记谢昌宝，使其吐血成疾。然而最重要的，此人之兄为恶霸地主，于土改当中被工作队处决。所以这一切都有了阶级的色彩，包产到户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主阶级"射向社会主义的一只糖衣毒箭"。

《浙南大众报》也从一片慌乱中重新振作。7月的最后一天，充满激情的编辑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并且说包产到户有十个"大祸害"，那些热衷此道恋栈不去的人，简直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温州地区党的领导现在更加理直气壮地采取步骤，约束农民的私有欲望，其具体的部署叫做社会主义"说理大会"。据《浙南大众报》说，二十天里召集了上千次"大会"，教育了上百万农民。并且将一百七十二个合作社的包产到户全部取消。永嘉县的党代表大会似乎觉得这还不够，作出决议说"要把包产到户彻底灭种"。

8月8日，李云河的上级领导召开会议，判定他的包产到户是"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李仍然痴迷不悟，他说"给我试验到底，不能一棍子打死"。到了10月，李云河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无力回天。那一天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把他"一棍子打死"了，那上面印着他的名字，说他制造的"燎原事件"为"右倾"错误误（《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3日。）。新华社还把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通电全国，说他以邓子恢为后盾从事"断章取义的诡辩"。看来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邓子恢就在说了"可以包产到户"那句话之后，紧接着又说，"浙江某些县所实行的"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是退回到单干"。这里所谓"某些县"，不是李云河的永嘉又是谁呢？

第23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1)

三十年以后以喜剧方式在全国上演的包产到户，现在则进入了悲剧的高潮。1958年2月21日，永嘉淹没在标语、漫画、口号和大字报的海洋中。包产到户和它的倡导者们受到公开的审判。在中国，这是结束其政治生命的最有效的方式。

李云河是当然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

戴洁天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往农村；

李桂茂虽然中途勒马，反戈一击，亦属中右分子，撤销一切职务，降低三级工资。

永嘉县农村工作部支持"燎原"的错误也不容姑息，予以取缔。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与周祥千、局长胡宣哲，均为右派，秘书潘长平罪行稍轻，为坏分子。这些人一律撤职、降薪、劳动教养。二百多农民被当村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收监。其中一人刑期二十年，未及期满即死于狱中。他叫徐适存，罪名为"破坏合作化"，其事实的根据是他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呼喊"包产到户就是好"。

"燎原事件"遗留下来的"右派集团"，从此四分五裂，很快便被遗忘，即使今天亦鲜为人知。就数量而言，这些人在当日五十五万右派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它却包含着与其他千万沉冤不同的意味：合作化在它历程的起点上便埋葬了走向光明的契机，所以它在战胜了它的敌人的同时，也在走向自己的坟墓。

这个事件的结局，还酝酿了中国此后历史的一个基点，即以意识形态的判断来取代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探索，以专政的高压迫使人们保持思想统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当事人中，并无一人可以自诩当日在沉舟侧畔保持了彻底的高风亮节。他们都多多少少地表现出双重的品格。最坚定者如李云河，也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自我责难的文章。李桂茂其人则更值得心理学者加以考究。对于"燎原"的包产到户，他由犹疑不定转为坚决支持，继之又坚决地予以反对和打击，却仍不足以自保。然而他在终于落难之时却把包产到户的大批资料卷宗珍藏起来，历经无数抄家游斗颠沛流离仍使之完好无损。有一天，他遇到昔日被他严厉批评过的下级戴洁天在监视和强制之下劳动，遂驻足观看。这一来，一幅令人心酸的场面就永远地印在他的心里，以至三十年后他还如泣如诉地加以描述："我见到他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面黄肌瘦，双手不能举起，感到他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我又不能伸出援助之手，内心痛苦使我彻夜难眠。"戴洁天此时却在为了不能向妻子儿女伸出援助之手痛苦难眠。"幼儿四口，嗷嗷待哺，炊烟常断，啼饥号寒"，他悲愤地写道，"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诉邻家饭菜香"。在另一首诗里，戴又表明他的悔过认罪全为被迫之举，在他的心里则仍然保持着昔日的气概："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这表明党的干部们在特殊年代的复杂心态。虽然他们中间多数人不得不随波逐流以求明哲保身，且即使他们敢于直言犯上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强制性的手段虽可令人俯首就范，却永远无法征服其内心世界。

我们国家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至今，农民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共产党由农民中崛起，但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正是农民。农民们不通文墨，没有政治意识和组织的习惯，易于为人煽动，却又逆来顺受。除非沦落到易子相食的地步，总是惮于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属于简单的劳动力，但是对于自己的利益却有着出奇的敏感，其行动常由利益的动机来驱使。他们支持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是因为相信党能够给他们以利益。奇怪的是，那么多的党的官员出身于农民或熟知农民，竟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1958年l月，当毛泽东的火车开进南宁之时，他就感到有必要修改经济指标："15年就要超过英国"，钢产量还要增加，这些都必须实现。至于下面这个部署，他认为虽有疑问，却值得一试：一年完成十二年的粮食增产计划、十一个月消灭文盲、半年实现水利化、麦收以前把全国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全部杀死。

第24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2)

不管怎样，原拟一千九百六十亿公斤粮食和三千五百万担棉花的产量计划肯定是保守的，就算已经提高的计划--二千一百五十八亿公斤粮食和四千零九十三万担棉花，也不能代表新的形势。农业部的报告已经提出，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四千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副总理谭震林也出来宣布说，"一万亿斤是可能的"，即使考虑到充分的回旋余地，1958年产出三千亿公斤粮食和六千万担棉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大跃进的方针在1958年的春天确定下来。还有一些叫人振奋的口号，诸如"一天等于二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真正的左比右好"、"当革命的促进派"……在那几个月里传遍了全中国，其影响直到二十年之后，还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

消灭"四害"的运动在那个春天里迅速地发动起来，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奇观。所谓"四害"，原来特指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过了一年，人们发现由于麻雀的减少，农田害虫剧增，方知这小小的鸟儿不仅吃粮食，也吃虫子，所以决定不再消灭它，而以臭虫取而代之。政府将这些东西的灭绝和粮棉的增产一同列入"十二年规划"中，又在1958年1月颁布指令，把这叫做"爱国卫生运动"。号令即出，举国响应。京城里面，片片青灰色的院落上空，凄厉的呼啸此起彼落，人们在房子顶上来回地奔跑，摇晃着形形色色的长竿驱赶麻雀。一个外国人形容那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惊恐万状的麻雀无处可以栖身，力尽气绝，跌落在人们脚下，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提着一串串麻雀彼此炫耀。乡下天地开阔，须有另外的办法。一群解放军官兵仔细地研究了麻雀的生活习性，结果发现夜间以手电筒照射，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新华社发表了这条经验，还说一个副排长使用这种办法，一挥竹竿即打死四只麻雀。打苍蝇的办法是清除垃圾和挖掘蝇蛹。至于正在飞行的苍蝇就只有以人力发奋追击。一个加拿大人在那些日子里驱车经过乡下，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发疯般地狂奔，忽东忽西，挥动着一块布抽打地面，在她的前边，一只苍蝇仓惶逃窜……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其实这样的场面在那个春天里随处可见。官方的舆论机构迅速地公布各地"战果"。当时有一大批人专司统计之职。这些人老谋深算，决不会像那个小姑娘，为了一只苍蝇精疲力尽，但他们都知道，越是细致入微的统计则越可使上级相信他们的战果不虚。这样，他们呈报的数字就可以精细至个位数。比如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六只老鼠、八十四万六千二百九十四只苍蝇。诸如此类的数字不断地公布，与此同时，一个笑话也在统计人员当中广为流传：

"就算让我统计出苍蝇的公母，我也可以做到--在镜子前打死的一定是母的，在酒杯里打死的一定是公的"

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吴芝圃看来绝对信任属下的统计游戏。他向毛泽东保证，河南将在一年中消灭全境的"四害"毛泽东将信将疑，他禁止公布这个"保证"，但又鼓励吴说，可以实验，如能成功，他将发动各省再来一个大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吴芝圃所谓"灭四害"的计划全部都是吹牛。不过，"除四害"虽然半途夭折，但几个月后，人民公社却真的从这里兴起，开全国风气之先。

事情乃由"并大社"发动。所谓"大社"是将若干较小的合作社农民、土地以及生产工具合并起来统一调动。在制度上则是以更大的行政组织统制小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形象地将其称为"联邦政府"。1958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并社"指示的时候，农村中每一合作社的规模平均容纳一百六十四户。此后两个月，并社的行动看来相当顺利，到春天结束的时候，辽宁、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北京已相继完成。新社的规模已与日后的人民公社相类，只是由于各地官员的倾向不一而有很大区别。河南乃是最激进的地区，故"大社"的规模最大，约有四千农户；辽宁为二千户；北京最小，但也能达到一千六百户。

第25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3)

合作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并在一起，显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党的蓝图可不仅仅是将组织的规模扩大，而是建立新的制度。公社将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毛泽东描述这个"雏形"为"乡社合一"，"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这多少表明毛泽东在1958年的春天里对于他的未来还只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他甚至还没有想到可以使用"公社"这个名称。

"公社"这两个字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他说道，"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对公社的热情看来一点也不亚于毛泽东，以至于火车一到郑州车站，他便要吴芝圃回去实验。据后来薄一波的考证，这一次火车上的海阔天空，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设想用"公社"来取代合作社，时为1958年4月底。当时这一列火车恰恰是开往广州去与毛泽东会合，可以想象这几个人将把这个激动人心的设想向毛泽东转达。对于毛泽东来说，由四位党的领导人共同"吹"出这个词汇的过程，也许比这个创造本身更有意义。这证明政治局里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全部站在他的一边，全力推动这幅理想的图画成为现实。

两周以后，毛泽东的公社蓝图完成了最后一笔：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由合作社而为公社，其主要的着眼点，可以说是在试图营造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如同水之分子和人之细胞。到了这一年夏季，此种认识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已大致形成。这可以由当时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说来证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这时发现，恩格斯已经把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句话都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可以想象这一发现的价值。陆定一把它推荐给毛泽东，后者又向政治局里的全体同志一再推荐。这一来，大家都相信，"公社"不仅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觉，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导师的结论。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写道，要把合作社变成一个"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文章发表当日，即中国共产党三十七周年诞辰，他又到北京大学去发表演说。他向学生们解释毛泽东的话，说是要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几天以后，国务院里负责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赴河南去找吴芝圃，看看他的实验是否取得了一些成绩。结果他在遂平县看到了一个名叫"卫星"的合作社，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当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农民看不出叫党的官员们如痴如狂的"公社"究竟好在哪里，于是，谭震林便向他们作了一番描述：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26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4)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这样一幅图画真是让农民着迷，其中诸如燕窝猴头呢绒空调，又如电话电视航班无线电，在他们是闻所未闻，难以想象。这时候，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编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诗来，让不通文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农民被说得如醉如痴，夏季的丰收似乎也在证明，这一切都不是异想天开。但是毛泽东还要亲赴乡间，去体会农民的实际情形。

出巡的日子选择在8月4日，时机恰到好处。乡下收获的季节，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毛泽东这一路全被乐观的气氛包围着。他到了河北省徐水县，那里二百四十八个合作社已宣布合并成为一个大公社。两天后他到了河南省七里营，这里已经先他一步挂上了"人民公社"的崭新招牌，他就点着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河南省立刻热闹起来。又三天后，他到了山东省历城县，看到北园乡正在办农场，说了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北园就把农场的牌子摘下来，换成人民公社。然后毛泽东离开乡下，成竹在胸地来到北戴河海滨。

后来的历史学家，大都倾向于认为，是1958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将大跃进驱向高潮，这不无事实上的根据。会议开始于8月17日，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均由这个会议发动。这年夏季，国内的问题特别庞杂又特别急迫，都压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身上。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看来已有充分把握。十年决于三年，三年决于一年，一年决于春季。然而现在已是盛夏，苏联人正在那里讪笑；大跃进的要旨在于发动群众，可是没有成千上万忠实于党的知识分子，则将如何？中国人要有核武器，这看来又是一笔巨额投资；粮食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工业的速度却不令人满意；土地过于贫瘠，不加以深翻和改良实在不足以完成增产计划；仓库里面丢弃的八十万架双轮双铧犁，已经损害机械化的名誉，进一步鼓舞人民的士气实属迫切需要；还有计划问题、领导原则问题、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有商业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消灭"四害"问题，有高积累问题、大集体问题，有农场问题、工广问题、农具研究所问题，有实验田问题、良种问题、肥料问题、鼓励种植薯类的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夏天里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以至聚集在北戴河的这些人在两个星期内通过了四十项决议。但眼前最急迫的所在，是完成钢铁指标和建立人民公社。应该有两个崭新的、严肃的、富于鼓舞性的文件向全国提出。8月29日，这两个文件就诞生了。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另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完成了这一系列部署之后，党中央终于信心十足地宣布：

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的途径。

当然，在当时这些人们的眼里，经济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是一回事。所以虽然事情堆积如山，千头万绪，政治局还是没有忘记通过一个《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号召农民以精神的力量去克服技术上的难题。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这一番论述清楚地阐释了将要席卷我国五亿农民的这场运动的特征。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这么多的幻想；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以为精神的力量真的可以取代物质以及技术的力量。这一代人在他们的1958年里，几乎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用《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当中的话来说，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另外一个在乡下广为流传的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但是，最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事情，还要算全民炼钢。钢产量的计划指标每个月都在提高，看来就是一个"就怕想不到"的形象描绘。这一年2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举手通过的计划书中，还只有六百二十四点八万吨，按照这样的增长，也就可以实现激动人心的"十五年超过英国"了。到4月14日，就成为七百一十一万吨，这样，"可以十年赶上英国"。5月最后一周，升为八百至八百五十万吨，于是，赶上英国"只要七年"，十五年以后就是赶超美国的问题了。这真是惊心动魄的变化。可是这个数字仅仅保持了两个星期，6月中旬，变成八百五十万至九百万吨。这样，赶上英国就"有可能不用三年"。这个"不用三年"的豪迈至多只存在了三天，到6月18日，成为一千万吨。又过了一天，毛泽东说，"去年五百三，今年为什么不能翻一番？"这样，就变成了一千零七十万吨，"两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

第27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5)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委员会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六个月，只生产了三百一十万吨钢。接着7月份也过去了，8月又过去两个星期，令人吃惊的是仅仅增加了七十万吨。毛泽东开始担心。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仍然要求"一吨也不能少"。换句话说，要在余下的四个月里再炼出七百多万吨钢。钢铁工厂的厂长们纷纷来到毛泽东面前，慷慨激昂地保证完成任务，政治局里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都在跃跃欲试。不过，大家很快发现，他们手中那些炼钢高炉，就是日夜不停地往外流钢水，也流不出来那么多。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挽回危局的办法只有一个。毛泽东说，"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0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几个月前聚集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现在开始涌上山头。8月底已经有几百万人，9月份五千万人，到了12月，增至九千多万人。漫山遍野人声鼎沸，狂呼乱叫。到处都是鼓风炉。这些炉子多由砖头和石灰石所筑，奇形怪状。开始的时候有三万多座，一个月后是六十多万座，又过了一个月就有了几百万座。这些数字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惊奇，因为根据《北京周报》记者的描述，这样的炉子由兴建到投产，用一天时间即已足够。后来又有消息说，湖北省一个名叫陈祖江的农民，创造了从建设到出铁的最小消耗，只要十个小时、八块青砖、九十块土坯和两块耐火砖。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人的勇气、热情和牺牲精神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新华社的报道说，宋庆龄副委员长虽然喜欢花草，但是也让花匠将院子里的树木花草砍去，砌起一座冶铁炉。只可惜人们不仅没有炼钢的技术，就连足够的原料和燃料也没有。在乡下，农民是从报纸上学习怎样建造高炉和怎样炼钢。赶着牛车运送矿石，用筐抬来煤炭。用肩膀把它们扛上山去。不久，就连矿石和煤炭也难以供足。于是组成了"伐木队"和"收铁队"。"收铁队"走村串寨，号召百姓献出家中铁器。铁门铁锅铁杵铁壶铁勺铁皮铁自来水笔，纷纷扔进炉中。"伐木队"专司砍树，用作燃料，很快就把靠近村庄的树林全部砍光。安徽省有个叫巢湖的地区，这里的树林真是饱经风雨。四十年代日本人打过来，国民党的军队藏在树林里躲避日本人的飞机；后来是刘伯承邓小平的大军藏在树林里躲避国民党的飞机。可是这些树林挡得住飞机大炮，却挡不住1958年的"伐木队"，所有的树木都被砍光了。不过，那时候，没有人为这些树感到可惜，党就是要他们献出生命，他们也觉得应该。人们夜以继日，不计酬劳，有年轻人，也有老弱妇孺。用竭尽全力来描述这些场面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官员们的口号是"需要干多久，就干多久"。突击队员们真的可以四五天不睡觉。后来《人民日报》觉得有必要发表一篇社论说明休息的必要性。社论要求农民们每日睡眠六个小时，孕妇还可以睡得更多一些，即使突击队员，连续工作也不得超过四十八个小时。这种关心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多少都会有"残酷"的感觉，但是当时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响应党的号召的。

秋天转瞬即逝。农家都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年成，只等开镰。可是山上炼钢正是紧急关头，乡下十人之中即有四人在铁炉子边上，粮食无人收割，就开始变质霉烂。省委书记们纷纷承认，由于没有好好地收割，"浪费了一些粮食"。不过，这是后话，当日人们满眼都是钢铁，哪里还有粮食。有人把一句古老的谚语--"人是铁，饭是钢"稍加修改，就变成了"人是铁，钢是饭"。

令人激动的回报终于到来。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大字标题宣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在经过了那些感天动地的日夜之后，所有的人听到这消息时都会眼眶发热。但是，至少有一个英国旅游者会提出疑问。他在云南省一个村庄里面亲眼看到了炼钢的场面。"在我看来"，他说，"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此说或者有些夸张，但并非全无事实根据。兴高采烈的中国人在几个月后发现，1958年所生产的一千一百零八万吨钢中间，合格的只有八百万吨，其余的虽然不是像那位刻薄的英国人所说，和"原料完全一个样子"，也全都是废品。

第28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6)

在当年所有那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份计划令毛泽东既疑且喜：《范县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禁不住在报告第一页的空白处写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5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之所谓"诗"是一种浪漫的遐想，这批示写在1958年11月6日。第二天，也即11月7日，政治局里所有的领导人都会看到毛泽东的这几行字和范县雄心勃勃的计划。比起毛泽东刘少奇曾经去过的河北省徐水县，范县居然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一举提前三年。

但是政治局里所有的领导人都不会对这些表示惊奇。讨论何时才是共产主义的开始之日，多少年来就是共产党政治家们的职业兴趣。三十八年以前，也就是1920年的时候，列宁说，大约是在1930年到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还说他们这一代中十几岁的人们，将要亲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了十八年，也即1938年，他的继任者斯大林保证，整个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日子将是在1943年以前。到了1957年，赫鲁晓夫又说，从1959年算起，到达共产主义还要十二年。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苏联前辈可能有着无数的区别，但在计算到达共产主义的时间表时，其紧迫的心境如出一辙。

不过，在农民中间，1958年造成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叫农民刻骨铭心的不是时间表，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一边在山上贡献自己的体力，一边又在家里贡献出自己的财产。

人民公社制度在8月份确立之后，就需要有一种全新的理论来引导五亿农民同心协力。《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解释说，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即将原有的七十万个小合作社合并；所谓"公"则是更加集体化。男人可以无牵无挂地任凭调动；女人全部参加劳动，孩子送进托儿所，吃饭在公共食堂里面，衣服由缝纫组来洗补晾晒。"这样，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成片果林、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等，许多地方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已转化为公有"（《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舆论一经鼓噪，加上思想方面的灌输和行政司法方面的强制，就成为党的"人民公社化"的施政核心。

匆匆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到这一年的秋季已经有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六个。生活在乡下的所有官员都知道，他们未来的天堂里不会有足够的财富供人分享，钱只能来自老百姓。可以想象，这些人几乎都会成为"共产风"的煽动者。每一个公社都只是合作社的简单合并，其规模大致相当于二十八个合作社。平均管理着四千七百九十七户农民。按照公社的章程，生产收支的核算以及盈亏由公社执掌。所以"共产"的过程也就可以简化为一个会议上的一个决定。公社的成立之日，即等于在法律上宣布，社内之全部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转归公社所有。当然"转归"本身还要经过一些技术上的操作。最为常见的办法，是以公社的名义发出建立若干生产基地的指示。征集所属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人力，以为公社基地的物质来源。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就是用这种办法，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公社下属各村庄，均须抽出若干人员，携带树木砖瓦之类建筑材料，集合于指定地点，建起三百零五间畜舍，然后又由农民家中牵去一百九十二头牛、八十九头猪和二千七百多只鸡。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的报纸称为"白手起家"而广为宣传，公社两手空空的领导者们，也的确是在一夜之间即可拥有财产万贯。农家中之房屋桌椅、刀碗锅筷、鸡鸭猪狗，均为"共产"的对象。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薄一波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敢这样说的，而农民们早就在痛切地抱怨自己的财产被充公。当然这些怨言只是在私下里才能听到。一个农民在给他海外亲戚的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的远方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家中财产以躲避公社的征用："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经同王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财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的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的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第29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7)

但是谁也没有说过地里长着的粮食不可侵犯。到了秋冬时节，庄稼收回晾干，这是占有农家财产的又一次机会。于是官员们开始征购粮食。老百姓万般无奈之下，或者隐瞒产量，或者坚持不肯出卖，以保卫自己的劳动所得。安徽省城北公社古城大队，以为官员所谓"购粮"就真的是"购"，于是卖出十二万公斤，竟然分文未能得到，全部粮款均为公社占有。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后来惊讶地发现，他领导的这个省，农民在这个秋天里出卖产品所得，竟被公社官员拿走一半，用以"大办钢铁"和"大办水利"。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冬天全国从老百姓手上收去的钱多至三十亿元。"如何还清这笔账是一件大事"，他向毛泽东报告说。事实上，不仅没有还，而且无偿剥夺农民的行动还在继续。到1961年，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六个人民公社欠下农民的这笔账，就已经不是三十亿，而是二百五十亿，平均欠每一个农户二百五十元。

这种充满原始味道的"大同之治"愈演愈烈，促成了乡下农民无数奇妙的幻想。比如有一个跑马乡公社，地属湖北省当阳县。有一天公社党委书记宣布，11月7日，将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和共产主义开始之时。这样算起来，所余时间就不是三年而是三个月。这位书记甚至来不及为他的共产主义作一首诗，只是向他的农民解释说；"共产"就是"不分你我"，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掉；这个队种的菜，那个队可以挖出抬走；连小孩子也不分彼此，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我的女儿你也可以牵走。他这一番话讲得老百姓如痴如狂。会议结束，大家直奔商店，拿完了商店里的东西便直奔当地享有富名的农家。失去控制的乡民接着将眼睛转到别人的老婆。不过，党委书记对于"共妻"这一条还不敢即刻乱来。他宣布，老婆还是自己的，但此事关系重大，任何人不能擅自做主，只能暂时保留，以待上级的批准。

老婆仍然"私有"，但是却必须全部离开锅台炕沿，走出家门。此项方针的主旨是解放妇女，以使更多的人到耕地上去劳作。孩子真的进了托儿所，老人也有敬老院可以容身。所有的村子里都有公共食堂。所有的报纸都说这是让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的好办法。《人民日报》还说，河南省办了三十二万个公共食堂，就解放了六百万个妇女。

公社食堂里面正在实行免费吃饭的制度。还有的公社实行了"各取所需"，吃、穿、住、教、医、葬、理发、看戏、取暖、结婚之类，统统免费。当时的舆论一致认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党中央在那一年10月发布指示，要农村尽其可能举办公共食堂。这一指示鼓舞了农民不劳而食的心理。在中国传统戒律之中，"食"乃是"天"的象征。如果万民对于吃饭一事能够无忧无虑，在古在今都是为政者值得自豪的业绩。所以，官员和百姓在这里获得了暂时的一致。在中央指示的当月，公共食堂即增至二百六十五万个；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已有三百九十一万个。每天有至少四亿人在同一时间走进食堂里面去。有人却一边吃着不要钱的饭，一边念着一首顺口溜：

休息钟声响，

我们进食堂。

吃了一口饭，

沙子满牙床。

品尝蔬菜味，

青草菜里藏。

放下一双筷，

又去春耕忙。

"吃饭不要钱"的建议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时为1958年8月。看来这唤醒了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对于率领农民征战南北的辉煌时代的回忆。毛泽东在看到安徽省一个公社的食堂之后，兴高采烈地表示，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既然一个食堂可以这样，那么别的食堂也应当可以这样。差不多同时，刘少奇在江苏省也表示他支持供给制度的重新出现。他幻想着"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多更好"的时代已经到来。报纸的社论以豪迈之情宣布说"公共食堂前途无量"。（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22日。）财政部长李先念向以谨慎著称，到这个时候也认为实行供给制度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

第30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8)

今天稍有常识的人一定会看出这种说法的荒唐可笑。但是在当时，人们却是深信不疑的，这自然是起因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

不消多说，对于生产"乐观的估计"是人民公社诞生伊始的一大特征。公社的官员们不遗余力地将合作社和农民自己的财物收归己用，但这毕竟不同于强盗的掠夺财物。强盗的掠夺一经得手，即可呼啸而去，人民公社却要将集中起来的财物用来生产更多的财物。当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天堂"里面一个最美好的梦，即使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人也会振振有词地念叨"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这一句话。但是，如若物产没有出人意料的增长，以满足人们膨胀的欲望，又焉能让梦想成真？

在1958年盛夏到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记录都在证明，这种乐观的估计已经从共产主义时间表的设定，转移为农作物的产量。接着就发生了我国历史上一次极为离奇的骗局。

虚假的局面是以现代科学的统计方式来造就的。最初发生在1958年6月，几乎全部围绕着土地上的产出展开。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侯、麻城、孝感、繁昌、郫县、寿张，诸如此类的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高产已经成为整个农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创新。6月8日这一天，最高纪录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的手中，为一千零七十五公斤。三天以后为河北省魏县打破，为一千一百九十七公斤。此后，纪录又在各个地方的竞争中一路上扬，16日为一千三百三十二公斤；18日，二千二百零六公斤；23日，二千三百四十四点五公斤；这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为二千五百五十一点五公斤。到了7月，纪录又连续四次被刷新，亩产高达四千四百公斤。8月的纪录，由七千五百公斤增至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七点五公斤。9月1日，《人民日报》说，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亩小麦可以收获六万公斤，另外有一亩山药可以收获六十万公斤。事情已经离奇到了这个地步，然而却远未登峰造极。最高纪录在两周以后为四川省郫县打破，18日，他们说自己的水稻亩产为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二点五公斤。

这时距人民公社的成立还不过一个月，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这是党的人民公社方针的成就。几乎所有的人，官员、记者、学者、诗人、政治家，甚至最有名望的科学家，都在推波助澜。国务院某位副总理在报纸上证明说，自己在广东省番禺县，亲眼看到了亩产五十万公斤番薯、三十万公斤甘蔗、二万五千公斤水稻的事实。诗人们也欣喜若狂，写出无数颂歌，把乡下的土墙贴得花花绿绿，其中一首这样写到："一棵玉米冲九霄，彩云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直弯腰"。另一首是："稻粒赶黄豆，黄豆赛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

不过，看来还是有人在私下里流露出一丝怀疑。他们说，植物不可能无限制地生长。于是广东省省委书记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驳"粮食增长有限论"。毛泽东开始信以为真，他听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一面之词，就连连感叹"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另一位科学家这时候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虽然没有证明增长可以无限，但却证明，稻子或者麦子都具有亩产二万公斤的潜力，只要让它们把太阳辐射到土地上的光能利用百分之三十，就可以做到。

看了下面这样一些数字，就可以对当时共产党内弥漫着的乐观气氛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粮食的年度产量计划，原来指定为一千九百六十亿公斤。夏天，政治局发表的会议公报说，粮食的产量将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是三千到三千五百亿公斤。秋天的几个月里，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更加热烈的气氛中，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宣布全年的粮食产量将会达到四千亿公斤，甚至五千亿公斤也有可能。不过，如此离奇的数字终于使毛泽东产生疑心：也许粮食的产量中真的包含着虚假的部分？他召开一系列会议指责干部中间的撒谎行为，主张将这些数字经过折扣之后再予公布。但是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仍然相信粮食的产量将是三千七百五十亿公斤，把这作为本年度的最后统计予以公布，以证明人民公社的一鸣惊人。但是，八十四位中央委员、八十二位候补中央委员和三十个省市区的书记们，谁也不会想到，实际的产量只及这个数字的百分之五十二。更不会想到，这里面埋藏着日后农村的可怕的饥荒。

第31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19)

以一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幅度来夸耀农业的增产，表明了那个时候的农业方针乃是一种愚昧与虚伪的混合物。但如果认为党的领袖们只是热衷于虚幻的神话，而对自然界的客观属性一无所知，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毛泽东本人出身于农民，对于作物的生长过程并不生疏。他在巡视乡村的时候，就常常说起技术在种田当中的重要性，例如土地应当深翻，种子应当密植，这些话后来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归纳为"八字宪法"，包括土壤、肥料、水利、种子、密植、管理等等方面。然而终其一生，毛泽东始终认为精神力量之重要远远高于技术的因素。但事实上，任何科学技术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闹剧。比如，在"深翻土地"的号召之下，基层的官员们就会动员社员将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结果，是让土地的每一平方厘米都布满种子，竟在每一亩土地上播种数百公斤，日后种芽发起，重重叠叠，先是将整块土地顶起，接着就全部死亡。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们许多奇特的想象。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粪便加以蒸煮，垒成无数圆锥体或环形、梯形，再以薄士密封于表面，上栽作物后又以纤细竹管插入，顺管孔浇水，催动肥料发酵，以释放种种气体，养育表层土壤和作物。这最为常见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增产欲望，于是又附之以种种非常措施。比如为每棵庄稼注射若干毫升的营养液体，这种液体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长素或者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在所有幻想和发明中，以徐水县大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高玉生的发明最为耸人听闻，他将带血的狗肉煮烂，以肉汤浇灌作物。据说此种肉汤可使玉米每株结穗十棵，使谷子穗长五寸。（《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所以一时风行乡间，狗迹几绝。但是，为人民公社的种种奇迹作出牺牲的决非仅是狗，还有其它生物。陕西省蒲城县的一个发明是改变鸡的习性，让公鸡履行母鸡的职责去孵化小鸡，以使母鸡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下蛋。在这个实验中公鸡被割去生殖器官，并且被迫像人一样地喝下两杯酒，然后就醉意盎然地去孵化同伴的子女。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位学生用大致类似的办法完成了另外一项创造。他们对一头猪施以手术，将其耳朵、尾巴、甲状腺和部分胸腺割去。猪的照片后来挂在北京的农业展览馆中，其秃头秃尾之状惨不忍睹。但是照片说明写道，这种"四割法"使这只猪在一天之内增膘九点五公斤。所以它是学生们向国庆九周年敬献的礼物。这些事实证明，科学与愚昧断然没有可能在同一个殿堂里面共生共息，不是科学改造愚昧，就是愚昧把科学也变成愚昧，二者必居其一。

以我们国家传统中源远流长的积弊衡之，种种愚昧的存在本身并非意外。问题是这些浮躁和残忍的一意孤行，何以会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诞生成为无可抗拒的社会力量？史学家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大都会说到由战争中崛起的国家大政主持者，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这多少有一些道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富于天才的领导者，并不一定就能成为经济的天才。不过，个人的贤愚得失最终能够左右大局，乃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既成制度中缺少遏制个人行为的力量。

无论当事者还是后来者，总是认为1958年的中国非由毛泽东个人的行为铸就，而是一种集体过失的结果。错误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96页。）薄一波还令人信服地证明，毛泽东作为个人，在当时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头，并且最迅速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纠正。的确，毛泽东的洞察力尽人皆知，其感觉的敏锐也总是超越他的同事。那一年冬季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心里升出一股强烈的不祥之兆。他可能有些后悔，至少觉得脑袋昏昏沉沉，以致开始失眠。这种感觉驱使他在10月13日再度出京，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一路奔波而去。直到这年12月的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他在这一路的表现之低沉，以及对于形势的冷漠，恰如他自己曾经尖锐批评过的保守的右派。他开始描述乡下的"天下大乱"，说共产党正在"无偿地占有劳动人民的成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这么的紧张"，农民正在联合起来坚决抵抗党的方针。当他的同事用着一种惊讶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要"当一点右派"。他给那些省委书记如火如荼的"跃进"大泼冷水，说他们是"务虚名而受实祸"，还刻薄地嘲笑他们的经济建设只不过是小孩子的冒失行为。他鼓动下级把上级的命令束之高阁，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指标不过"吹牛而已"。甚至他对一向信任的吴芝圃也开始反感起来，此人这一回没有能够洞悉局面的变化，仍然喋喋不休地大言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打断了他的狂妄："你说十年过渡，我就不信。"等到火车开进武汉，他就对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第32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0)

那些精明的下级看到他这副大杀大砍的神情，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他们似乎也是从这时起才发现，他们面临的原来竟是一出闹剧。刘少奇慨叹道，"我们受骗了"。省委书记们也纷纷把毛泽东的新指示加以贯彻，他们的报告说，党的基层干部中"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主席看透了农村的情况，看透了农民的心"。薄一波在三十多年以后谈到这件事情时说，"他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然则这种出自善意的评论只有一部分符合事实。党的方针本来由毛泽东全力推动，其错误的性质虽然在1958年夏季之后才表现出来，并且在日后还将出现惊心动魄的局面，但其实早在1955年就已露端倪。邓子恢是第一个对这种方针表示怀疑的高级领导人，他甚至在饱受批判和侮辱并且被剥夺了领导农业的权力之后，仍然不肯改变初衷。直到1958年的2月，他还坚持说，农业集体的规模过大将不利于生产的展开。还有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副总理发动的反对"冒进"，以及陈云对过激的经济指标屡屡提出疑问。应当说这些人的头脑都曾比毛泽东更加清醒。但是同样的认识不是成为"右派言论"，就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来说的时候才能叫做"站得高"和"看得远"。如果说对于大政方针的掌握需要某种驾驭全局的智慧，那么有些事情即使用简单的常识便可以衡量。比如当日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一时间大红大紫，引得四十多个国家的来访者、国内三千多个单位以及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前来参观。在如此众多的参观者当中，若说没有人发现亩产六万公斤小麦、二千五百公斤皮棉、六十万公斤山药之类的产量乃是一种骗局，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假设后来得到薄一波的证实。他在当年也是到徐水的人之一。当他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当中的时候，很容易地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但是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告诉他那些挂在棉桃上面的棉花全是假的。根据安子文的回忆，当时刘少奇曾步毛泽东的后尘来到徐水，结果也发现这里的所谓高产全都是胡扯。可是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不肯出来揭穿这一明显的骗局。刘少奇把他对于农业产量的常识埋在心里至少三月之久，直到这年秋季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发生怀疑，才敢于说出。薄一波则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公开说，他在当时就"看出假来"。

为什么这些最有头脑的人在常识性问题面前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毛泽东可以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他也的确具有充分的政治资源担负这个角色。在1958年冬季，他能够察觉危机的来临并且加以扭转，与其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不如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行使智慧的权力。当然这一切并没有法律方面的认定，而只是一种传统和既成事实。当毛泽东在那些时候经常以一种"党内通信"的方式来制定或者改变党的方针时，他就已经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通信总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写给他的全体下级或者部分下级，信中的意见常常很快就会作为党的方针加以贯彻。他还可以在巡视京城以外任何一个城市的时候，把他的同事统统召到身边议政。那几年党的重要会议也就随着他的足迹，辗转于郑州、武汉、成都、南宁、广州等地，以至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会议都被冠以当地名称载进史册。当政治局默许他对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批判，以及这些人纷纷把自己的正确指斥为错误的时候，这种制度便已经在无形之中构建起来。所以任何不同意见的表达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深深地威胁到表达者自己的安全。在1958年以前已经有邓子恢，在1959年又有彭德怀元帅。前者在农业方针上与毛泽东不相协调，结果是被免除了主管农业的职务。后者更加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结果是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彭德怀被认定是由来已久的反党分子，并且与苏联内外勾结，从此被罢免了所有职务，经历了一百多次批斗会，数百次被强迫低头和下跪，数千次遭受拳脚、棍棒、污言秽语，甚至要忍受垃圾和唾沫的袭击。他在受尽屈辱之后，惨死于医院。其情形之惨烈，直到多少年以后人们谈起来，还会胆战心惊。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制度中表达自己的意见，首先要考虑周到的并不是意见本身的是非正误，而是它是否有效以及是否会累及个人的安危进退。

第33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1)

大错已经铸成，挽狂澜于既倒的行动又是如此不能由衷，因之我们国家的历史便翻开了最为悲壮的一章。

食品短缺从1958年12月开始，政治局起初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虽然对于丰收的统计数字怀有疑虑，但仍然以为，只要把这些数字降低百分之十，就足以反映实情。但是在1959年的春天，他们接到下级急报，说现在京城里面的居民，每人每日只能供应一两蔬菜。这个消息令他们震惊，看来问题的严重远在估计之上。可惜这一觉悟为时已晚，风雨一旦袭来，便成瓢泼之势。北京以外的地区，纷纷呈递粮食告急的报告，缺粮呼声迅速蔓延，甚至包括河南、山东、安徽、湖南、江苏、河北这些最为著名的粮食产区，粮食的入不敷出也已造成万分危机的情势。到4月初，政府的官员们觉得再也无法隐瞒真情，于是向毛泽东报告，原来粮食的实际产量远远不是公报的数字，也不是低百分之十，而是低百分之九十。乡下已有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没有饭吃。饥荒已然席卷十五省区。接着又有报告说，几个月前党中央公开的许诺--"1959年每人布票二十四尺"，将根本无法兑现，因为那些白茫茫的高产棉田，全部为道具的演示，实际收获的棉花只及公布数字的百分之五十六。据毛泽东身边的人说，六十六岁的毛泽东在听到了这一切之后，由最初的震惊而终至伤心不已。他向省委书记们承认，我们搞经济"还是小孩子"，我们还不懂得向地球作战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的伤心毫无疑问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而这种反省在他的一生中极为罕见。饥饿正在迅速扩展，农民在饥饿之中纷纷死去的消息和政府官员的告急电报，从豫、皖、鄂、川、冀、鲁、陕、甘、宁、湘、赣、滇、晋诸省区不断地传到中南海里。城市里的粮食再也无法养活这么些人口，这一下普通百姓也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局面。他们正在被说服回到乡下去。"田野里长满了可以吃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这样对他们说。那时候的人真是好说话，政府一个号召，几个月中就有二千万城里人卷起铺盖回归故里，火车上面挤得水泄不通，满眼看去全是举家搬迁的人们。男人把茫然失措的目光投向窗外，孩子凄厉的哭叫令人打颤，母亲却坐在那里发呆，两只乳房像空布袋似地垂在胸前。他们惟一的希望是乡下那一片广阔的田野。可是他们回到乡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想错了。城里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浮肿，乡下的饥饿已经让人的肌肤失去了浮肿的能力。他们吃完了粮食就吃稻糠麦麸，然后是野菜，然后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完了以后，就一批一批地倒下来，其中很多人再也没有能站起来。

然而更加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开始下降，1960年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三十五亿公斤。所有农产品的收获都在大幅度地下降，甚至连1951年还不如。但是一亿城里人需要粮食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他们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产量，把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粮食留给六亿乡下人。可以想象得到，留给农民的是什么。这一年以及未来的一年中，乡下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了。有人说酒糟可以果腹。所有的酒糟就被人抢光了；有人说榆树叶无毒，所有的榆树就都变得光秃秃的。后来人们开始吃土。有些地方，发狂的人们开始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省凤阳县，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六十三起。赵夕珍和陈章莫夫妇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刚好八岁。另一个妇女吃的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工作队将这些人捆送公安局，说他们破坏社会主义。

但是，任何法律和专制手段都无法制止饥饿。农村里面死于饥荒的人越来越多，惨不忍睹。人们私下里的估计是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中国科学院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一千五百万人"（《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出版。）。可是在一篇署名金辉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竟是"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他的报告于1993年发表。他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幕悲剧"。这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结论全部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资料。他的研究至为精细，但是他有可能忽视了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一问题后来由另外一位研究者林毅夫提出。他发表的论文说，在那三年里，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大约三千三百万人。（JUSTIN YIFU 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但是，所有的研究者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已经极度衰弱。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在乡下蔓延并通过遗传祸延后代。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官员们居然有心将这一情况加以统计，结果发现，一千零三十四人浮肿、九百二十九人子宫下垂、三千零四十七人闭经、一千零一十六人干瘦。是为"四病"。官员们出于维护人民公社的名誉，决定对"四病"加以治疗，于是找来一个医生，询问何药可治。医生名叫王善身，大约是生具"独善其身"之志，不肯为公社矫饰。他说，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官员当场将王逮捕，以攻击?民公社之罪交由群众大会批判。

第34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2)

没有人有余力对全国的情况及时做出考证。统计局的官员也不可能将实情详加禀报。不过毛泽东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弥漫在全中国的饥饿。就连他自己也已经九个月没有吃肉，营养不良已经使双脚浮肿起来，甚至不能穿进鞋子。抚今追昔，毛泽东只好承认失误。1961年9月29日那一天，他出人意料地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政治局的常委，信中说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

毛泽东这时所说"六年糊涂"，是指他的人民公社的政策，也即1956年农村高级社的成立至他眼前的1961年，包括曾经势如破竹的人民公社的整个历程；把土地产量夸大几倍甚至几百倍的"浮夸风"；财产的所有制由小集体向大集体、再向全民转移的"强迫命令风"；供给制度和几百人在一个公共食堂里一起吃饭的"共产风"；还有"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一封紧急指示信中，将这五种"糊涂"称为"五风"。事实上，至少在十个月前，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也不可能写出那样一个"紧急指示"来发给全国。到了1961年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说："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十三天后，他又用党中央的名义发出公开批评自己的指示，他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毛泽东把扭转局面的最紧急的任务留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自己从激烈的前线退至后方。他离开北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考虑更加长远的问题。他选的地点是中国最南部的省份广东。在那里，他搞了另一个文件，叫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试图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重新规划人民公社的道路。由于它的主要内容分为六十条。所以，后来全中国的人都叫它"六十条"。文字的修改过程，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万般留恋与欲罢不能之情，这种感情令他在最初的文件里仍然保留了"供给制"、"大食堂"，以及加快向大队所有制过渡之类的内容。这是他自己非常珍爱的创造。不过，后来当他更进一步地意识到自己的"糊涂"之后，便下决心忍痛割爱。6月，他删去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他又承认，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是一个严重矛盾。为了既能解决眼前的矛盾又能保持长远的道路，毛泽东决定在人民公社中建立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就是后来大家认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毛的时代，这是农村里一个根本的制度，毛说，"至少七年不变"。后来又把"不变"周期延长到"三十年"。他是一向喜欢用这种口吻来宣布政策的，比如他还在周恩来写到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句话旁边，加了一个批语说："至少二十年不变"。

"六十条"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成熟制度，这是人民公社理想与务实原则的奇异混合。可是饥饿的农民现在个个有气无力，不要说人民公社，就是望着维系生命的土地，也打不起精神。好大喜功且花样百出的基层干部现在不得不迁就"人要吃饭"的事实。他们将土地分给农民去耕种，讲明收获多少听由自己获得，并且为这种土地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救命田"。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这就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数年前李云河之包产到户的幽灵再度复活，1961年初春时节起于安徽，接着就在各个省区徘徊荡漾，不久便形成不小的声势。据说安徽全省每十户农民当中即有八户参加包产到户。其余如甘肃临夏，以及浙江和四川的局部，十中有七。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亦有大体同样的规模。到了1962年5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定，全国包产到户者至少已占有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也即大约二千万农户和一亿农民。

在五年以前就已经宣布为非法的包产到户，居然可以风风火火地畅行，舆论也恢复了对它的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961年。这一年春天乃是乡下人饥饿的最高潮和生产的最低潮。毛泽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得知包产到户的卷土重来。先是有一封信告诉他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包产到户，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就全都跑了回来，惟一的原因是想要在娘家吃上一顿饱饭。几天以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面陈这种办法的好处。曾希圣说，毛泽东同意这样的搞法。但是毛身边的人回忆说，毛泽东的同意实际上至为勉强。看来是由于恢复生产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暂缓大同理想的实施。如是情状传达到前后左右，权力中心便出现了一个方针含混不清的时期。毛泽东在政治局里的同事们既然担负着拯救危局的直接责任，又不能确知毛的真实用意，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加以干预。地方官员们对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不摸底，也全都闭起一只眼睛装糊涂。这在我们国家的官员中乃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技巧，即所谓"聪明难，糊涂更难"之古训的精义所在。因为这样既不至于延误实际的进程，又可为自己保有进退的余地。

第35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3)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懂得这个规则，不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默默无闻却又标新立异之辈做出许多不知轻重的事来。1961年初冬时节就发生了一件少为人知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接到一封挺奇怪的信件，内容长达一万字，每一句都在述说包产到户的必要以及它的好处。作者请求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还在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有人讲我这样下去很危险，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我回答说，这是你们的说法，是你们的观点方法问题。我斗得对，我很站得住脚。"在马寅初看来，这简直就是包产到户的宣言书，可是写信人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他只是从信封上才知道，这个人是浙江省嵊县人，他的同乡。

此人名叫杨木水，乡下年轻的蚕桑技术员。他把他的"宣言"寄给马寅初的惟一动机，是他觉得他这位品学兼修的同乡有着上达民声的热情和威望。他可一点也不知道，这位马老先生在京城里的威望已是强弩之末。因为毛泽东正在指责他的限制人口的理论，质问说这是马克思的还是马尔萨斯的。不过，马寅初所做的事情还是远远超过了杨木水的期待。他居然专程回乡去面晤杨木水。当他把杨木水邀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县委的官员们就惊慌不安起来，他们担心这一老一少的密谈会闹出什么事情。于是不断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门，希望加入进去，以此来阻止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这令马老先生极为震怒，他不动声色而又不容分辩地拒绝任何人的参与，直到帮助杨木水把包产到户的"宣言书"修改一遍才开门出来。分手之时两位刚刚结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觑，目光里面分明在询问难卜的前途。老的说："正确的意见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动动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他把这句话对女友说出来了："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们分道扬镳吧。"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老一少的话都没有说错。

那个冬天的中国饥寒茫茫，乡下大约只剩下三样东西："共产主义天堂"的梦想、揭不开锅的食堂和饿死路边的农民。毛泽东正在广州加紧搞他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身边聚集着当日一群最有学问的人，包括陈伯达，他是这一文件的捉刀者之一。可是，还有另外两个不知名的乡村小人物，也坐在自己家中埋头写作。

二十七岁的冯志来在1962年4月21日完成了他的文章，题为《半社会主义论》。文章劈头就问：

"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包产到户！"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这是单干"，他嘲笑那些把"单干等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人"，"难道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这样的讽刺已经足够使人恼怒，然而他还轻蔑地说，"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在写了这些之后，他凑了一百六十块钱，就在那个春天里搭上一列火车去了北京，把他的文章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送了两份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是党报和党刊，其中任何一家都可以直接上达毛泽东的视听。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可是居然没有人来理睬他。

被轻蔑激怒了的小人物回到家里再接再厉。过了两个月，6月30日，他又写出一篇，叫做《怎么办？》，说是为了补充他的那篇《半社会主义论》。他的新作是一篇讨伐人民公社的檄文。他笔锋犀利地直指农村里的悲惨局面，仰天长问："错在哪里？"人们都说是天灾造成的，可是"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的错误……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都得到鼓励，在高速度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夺农民。大跃进变成大倒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他那时还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知道这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却懂得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再一次把这些文章投递北京的时候，他自称自己乃是冯雪峰的族侄。果然如他所愿，北京的回信来了，可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当地党的机关，要他们追查信作者的后台是不是冯雪峰。

第36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4)

然而《人民日报》那时接到的信可不仅仅是冯志来一个人写的。另外一个人，陈新宇，写得甚至更多。此人原在城里务商，因为向往人民公社的美好蓝图，高喊着"我爱农村"，就参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队伍。结果他看到农民对于公社根本没有兴趣，却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就一气写了八封信，全部寄到《人民日报》。他告诉报纸编辑，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现在坚决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回编辑居然大动侧隐之心，将他八封信中的六封刊登在一个叫做《读者来信》的不公开的刊物上，并且加了一个标题：《重谈包产到户》。陈新宇说他"确信包产到户是终将出现的必然的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像冯志来一样，他闭门拒友，坚持独身，打算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时候；乡下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东西的人多得出奇，可是能够把它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并且公诸于众的，只有这三个人。显而易见，包产到户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行动，而且让这三个人找到了不少理论根据。这使得农民对人民公社发起的挑战更加有力。几十年后，人们终于发现这几个小人物的见识远远高于那些大人物。这三个人都出自浙江，又都不谋而合地采取了犯颜直谏的行动。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毛泽东指着浙江省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口气之严厉，令人心惊肉跳。不过，真正的狂风暴雨还没有到来。7月中旬，陈新宇还接到了报社寄来的稿费，共计二十五元五角。这迹象多少让人觉得轻松。他将稿费买来一大堆桃子分给同事，一时间他的周围竟有了笑声。但就在这时，风云突变。

冲突的导火索是由一个出乎意料的人点燃的。此人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本来深悉毛泽东的心理，亦持有同样的反对包产到户的倾向。毛泽东委托田家英到他的故乡湖南去作一番调查，这是1962年早春时节，乡下适为包产到户的高潮，毛泽东也许是希望他能提出一些有利于人民公社的证据。不料田家英这一去就完全站到了包产到户的一边，农民对于包产到户的热烈情绪令他感慨不已。但是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报告，而是依次向政治局中最主要的成员游说他的想法。

毛泽东不打算过早地干预这件事情，他只含糊地表示，包产到户只不过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共产党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然后就稳坐如山，静观事变。他的同事们却按捺不住了。陈云称赞田家英的看法，并且决定向毛泽东当面进言。他向毛泽东建议，"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克服农村困难"。邓子恢在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他把这封信以及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直接交给毛泽东，然后就在京城里到处做报告，说"农村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办到的。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起早摸黑都下地了"；还说"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但是他用不了多久就什么也说不了了，因为他被解除了农村工作部部长之职，罪名是专"刮单干风"的"资产阶级农业专家"。

那时的中央书记处对经济的事情是不能沉默的。邓小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著名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看来邓小平打算用一种更加超然的态度对待眼前这场争论。他解释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说了一些外圆内方的话。比如说"赞成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的要求总有道理"，"新生事物，可以实验"，等等。他明里不说他的倾向，但这些话让人一望而知他是包产到户的支持者，可是却又打他不中。（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23页。）

第37节：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25)

刘少奇的情况有一点复杂。他在这两年里担负着权力机构中的主要角色。在他执政期间，他先是纵容包产到户的实际进展，接着又怂恿田家英向毛泽东去进言，他甚至还曾明确表示"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这些来自最高领导核心的方针导向，无疑正在构成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威胁。但是，刘少奇的这一立场，实际上只保留到这一年的7月18日。依据官方文书记载，这一天他对一批即将到乡下的干部发表演说，严厉地批评"包产到户"，还说这证明从中央到基层都有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又过了三个星期，他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对农村的困难"估计过分了"。这些情节后来无论在反对他还是同情他的人中均被忽视，其实刘少奇的进退转圜在权力中枢至为典型。以当日国家的危机情形而论，党的高级官员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务实立场来处理国家大政，否则就不仅是农民进一步的大批死亡，还会危及整个党的生存。当然这只能维持在一定限度。事态的进展逾越限度，就得以变通来代替原则。这中间的原则与变通，智慧和愚蠢，都有着恰如其分的理由。

应当说，直到此前的两年，毛泽东一直都很温和。据他身边的人回忆，他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一度不置可否，甚至表示"可以在小范围里实验"。可是，人民公社毕竟是他的心血结晶，上下左右联合起来加以攻击，就令他再也不能容忍。

整个8月，政治局会议上一片紧张气氛。毛泽东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质问他的同事，不断地打断人家的话。语气中充满应战和挑战的尖刻与激昂，真是怒火中烧。他指出单干之风越到上层就刮得越大："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但是假如仅仅是乡下的混乱，还不至于让他这样恼火。问题是"这股风从何而来？"他自问自答：来自党内。他认为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包括贫农、下中农、富裕中农、地主，还有知识分子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还有人出身封建官僚。"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热闹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他的同事听到这些，就有点不知所措了。但是毛泽东还没有完。他厉声道："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一番话更说得众人闷声不语。又过了三天，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只不过怒火更甚："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当日在场的薄一波回忆说，从这以后，政治局里就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所有人都变成"单干风"的坚决反对者。那个夏天可真是政治成果的丰收季节，很多东西是共产党历史上之首创。比如资本主义倾向说，资产阶级复辟说，反对翻案说，前途光明说，阶级斗争再搞一万年，以及党内会出修正主义，儿子不出，孙子出……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再一次迫使他的同事纷纷检讨，接着一起举手同意他的方针。

60年代初期风行乡村一亿农民中间的包产到户，终于再度沦为非法。一场批判运动由此发动起来，据说受到牵连者多至四百万人。"浙江三杰"自然首当其冲。冯志来由武装警察押解回乡，在监督之下劳动改造，终日沉默寡言，却身怀一百粒安眠药片，昼夜不离，随时准备赴死。直到十八年后，也即1979年，冯看罢话剧《于无声处》，大哭一场，满腔悲愤，喷薄而出。这是他平生第二次大哭，前一次是在1958年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籍被开除的时候。杨木水于次年被逮捕，刑期八年，与死囚同监。杨不甘受辱，于是大骂林彪，以求死刑。次日果然成为死囚，负十八公斤铁镣等待处决。恰在这时，林彪垮台，杨木水得免一死，但仍然加刑四年。陈新宇是被毛泽东亲自指名的"单干理论家"，故处境更加悲惨：七次抄家，一百二十次批斗，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自认"迷天大雾终须拨尽，春照丽日还教重来"。他不停地写信上告鸣冤，连续二十年，总计二百余封。待到真的"迷雾拨尽"、"春照丽日"之时，他已是一个干姜一般的小老头，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只余满脸皱纹，宛若斧劈刀凿。

毫无疑问，刻在这些"单干理论家"脸上的斑斑痕迹，也会刻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中间有着一个"大同"制度的美好初衷和惨痛结局，以及"包产到户"这一抗上行为的险恶遭遇和巨大牺牲。无情的现实，究竟还能让这一悲壮的历史持续多久呢？

第38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

第三章　世间已无毛泽东

五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人辞世长卧，令我们庞大而又古老的国家失去了以往的平衡。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又如坠五里雾中，那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都弥漫起这一种感觉。但是，历史的交汇点此刻被装在一个信封里，竟是大大超过世人所料。

l月1日凌晨，整个中国还在睡梦之中，一个搬运工人从床上爬起来，揉揉眼睛来到北京火车站上，把这一纸书信和着一大堆邮包，塞进一列火车的邮政车厢，然后照往常一样，甩甩手就走了。这信的外表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此刻正随车向南京而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无奇。《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在这封信中告诉他的作者，文章已经编定，寄还征求意见。信内还附有一纸清样，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作者胡福明。

这时的胡福明，远没有后来那样的声名，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以及省委常委。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少为人知的教师。亦教亦学，寻章摘句，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投石于报界，一鸣惊人或者泥牛入海，都不足为奇。忽有编者复信，他有那么一点儿受宠若惊，当然不会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不暇思索，当即回信同意编辑对文章的改动。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看来这是实话。那时候，这位哲学教员即使有再强悍的哲学思辩，也无法预见，他这"个人行动"竟会酿成震撼整个中国的大波澜，也改变了人民公社的命运。

今天来看，胡福明的最初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的时候，胡的妻子患病住在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南京的夏夜，酷热难挨。那时候，家用的电器还未流行起来，普通人拥有一个收音机已是一种奢侈。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自然不会独有清凉。溽热里，蚊虫的鸣声、病人的呻吟、人体由于汗浸发出的各种味道、医院深处充塞着的各种声息，把胡福明包围起来，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

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对解放军报社的副社长姚远方说，他的文章是"逼出来的"。逼他写文章的并不是医院里的酷热、沉闷、汗臭和蚊子，而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你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勇气？"姚远方问道。这时已经是十年以后，姚显然认为胡从一开始就抱有大义凛然的动机。

"那是逼出来的"，胡回答，"1977年2月，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看到这"两个凡是"，我觉得，是语录标准，还是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束缚于"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无法纠正，当时，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决心写这篇文章破一破"两个凡是""（《解放军报》1988年6月7日。）。

第39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2)

以九十年代人们的眼光来看，"两个凡是"的荒唐和霸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并且付诸行动，确需一种罕见的勇气。胡福明最初的行动可能仅仅是为了消磨漫漫长夜，这是任何一个在医院里守过病者的人都可以想象的，也可能是出于某种见义勇为的心理，或者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这些细节的辨认，常常不为历史学家看重，但是，这些细节却可以令我们知道，历史这条河流在她转弯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偶然的风生水起，推动它突然跳跃起来，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假如不是王强华结识了胡福明，并且要他为自己的报纸写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没有患病也不用他在医院照料；假如那个时间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医院里面有一部空调，让他在夜间安然入睡，那么，胡是否也会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并且寄给这样一家报社？以后的事态证明，文章的命运与一连串偶然的事情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在中国政治的格局里面，胡福明这样的人物，本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大势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小岗社员之不能影响大势一样。若没有后来那些人在这件事上的推波助澜，胡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会消弭于无形。

最初的推波助澜发生在光明日报社的编辑部里。编辑部位于京城南边一座淡黄色的老式楼房。这地方在旧时的北京乃是贫民艺人聚集的所在。直到现在，街头巷尾人影物形之间，仍然溢出一种洒脱无拘的江湖气息。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王强华的手上，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这位哲学编辑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向"两个凡是"发动的袭击，却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这在当时的报界是一个惊人的选择。尽管如此，报社的编辑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可是，这个时候恰恰又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以其政治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敏感，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一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京城西郊的这些文人并没有留意，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可是，在一千公里之外那个偏僻角落，小岗村的社员却留意着气候的变化。旱象仍在继续，江淮一带，方圆千里，乡下的饥荒正在蔓延，那些刚刚被遣送回乡的社员再度背井离乡，其凄惨的景象，即使世界上这些最具坚忍精神的人们，也已无法忍受。小岗在日后所要发动的事变，也就从这时起酝酿在村民中间。不过，这些日暮途穷的叫花子无论外表还是经验，与那些理论专家们都不是一回事：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最低层，一个在最高峰；一个为了衣食，一个为下真理……这～切看上去隔着遥远的距离。可是，仅仅在几个月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联系原来如此紧密，以至竟能融为同一种力量。

在1978年初的这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没有体会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变革"二字，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无限恐惧。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外资"，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不知道什么是"特区"，不知道什么是"保税"，不知道什么是"开放"，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他们指斥一切不合既定之规的行为是离经叛道。八十年代城里人中间流行的各种工业消费品，此刻大多数还未曾露面。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摄像机，没有家用空调机，没有自动开关收音机，录音机只是被装在一个巨大笨拙的箱子里，托着一盘厚重的磁带吱吱地转。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没有香波和浴液，没有干洗精，没有微波炉，没有洗碗机，没有吐司炉，没有烤箱，没有电咖啡壶，没有家用电冰箱，没有电饭堡，没有电剃须刀，没有真皮手袋，没有尼龙丝连裤袜，没有麂皮夹克，没有真丝内衣，没有马赛克浴缸，没有乙烯基地板，没有彩色的或是瞬间即成的照相机，没有玻璃纤维的钓鱼竿，没有静电复印机，没有计算机，人们还是拿着算盘来与计算机竞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每天晚上挤在一起看看9英寸屏幕的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还没有见过这个玩艺儿，所以全部挤进来享受这现代?业品带来的愉快，这样一来，就把一间通常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塞得水泄不通。家家户户都还没有立体声音乐中心，没有镭射影碟，公共场所也还没有音乐播送装置，没有卡拉OK，没有迪斯科和摇滚，没有歌王和影后，倒是有邓丽君，不过是"靡靡之音"，属于禁歌。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电影院里只是放映国产影片，或者就是描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员们，如何在四十年代打击侵略者。张扬资本主义文明的电影还在禁演之列，或者至多作为"内部参考"供高级官员欣赏，青年们当然也还不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一首歌，不过孩子大都会唱的一首歌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小杰克的美国黑人孩子如何无家可归，而且在财主的血汗工厂里被鞭打。大人们则在另一首歌里唱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第40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3)

虽然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一块乐土之上，但他们能够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只是有数的几件。中国人用他们特有的对于数字的概括能力，把这些东西叫做"三大件"，它们是：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辆；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块；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台。那一年，一个刚刚进入工厂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八元，两年之后满师为正式工人，也只有三十一元。最具资历也是最熟练的老工人，可以享有"八级"的薪金，每月一百零八元，这已经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所以，购买数以百元计的工业品，对于他们来说，确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有了钱也不一定就能买到这些东西。因为商店里面空空荡荡，你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即便找到了，也不会卖给你。几乎所有你想要买的东西，都要凭借一个叫做"票"的小纸条。这是政府为了对付物资紧缺而想出来的办法，西方在战争的年代也曾经使用过的。只不过中国人使用这种办法的时间长一些，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约22年里没有间断。"票"由政府监督印制，然后分配到每一个机关工厂学校里面去，再由这些地方的领导分配给下属，其数量大体是每十个人中每年可有一人分配到一张，或自行车，或手表，或缝纫机。所以，你为了买到其中一样，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1977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大学一位28岁的教师得到一张"票"，可以用它买到一辆自行车。他欣喜若狂，因为这足以使他在一个月后的婚礼上向他的朋友炫耀一番。可是到了1978年的第一天，他欢天喜地地跑去买他的自行车时，发生了不幸："票"丢了！这位教师在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里满地寻找他的"票"，最后失望地掉下泪来。

但是，平心而论，像这位教师这样，为了自行车而处心积虑的中国人，在那时也还是少数，普通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衣食"二字。即便稍微富裕一些的城里人也是如此。那时候人们生活得异常仔细，根本不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大手大脚。大街上没有车水马龙的车队去挨家送礼--这种车辆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后箱，以便把礼物包裹搞得更加丰富。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的大院子里，也不会有一包一包的鸡鸭鱼肉分给职工，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不会如此。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社会调查者，如果尾随一位家庭主妇到菜市场上去，就会知道一个家庭一次购买的东西通常不会超过1公斤。主妇们通常是用这样的话来招呼售货员的：

"同志，给我割块肉。l毛钱的！要这一边的。"

"同志，给我来一根儿葱，那根儿葱白大点儿的。"

"同志，我买半个冬瓜，要小的那一半儿。"

不过，在北京城里，也会有例外。冬季寒冷干燥，万物不生，所以，家家户户都不会忘记漫漫冬季里的菜蔬。每年11月的第一周里，大街小巷便为大白菜所占据，城里百万人家，每一家至少会有一人走到街上，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每一家也至少会有一辆车子推到街上，或三轮平板车或两轮自行车或独轮手推车。大白菜每一公斤不过两分钱，一个四口之家花上四元钱买回小山似的一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挖一个深坑存放在里面，或是用一些旧棉絮包起来，放在屋檐下面朝着太阳的地方，就可以吃上整整一个冬天。那些天里，白菜把整个北京城覆盖起来，车流与人流环绕其间，场面至为壮观。只不过，这样的购买浪潮每年只有一次，而且是为了以更加节俭的方式度过严冬。

其实，依照那个时候政府计划供应的食品数量，普通人家已经没有可能再节俭了。在城里，粮食从婴儿出生开始定量，每月三公斤，以后婴儿渐渐长成，定量亦渐渐增加，一般成人的粮食定量，最高限为每月十五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军人，则可以吃到二十二点五公斤。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这些粮食大约不会太少。可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粮食为主，其他食物在他们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享受。其数量之少，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也难以想象。每人每月可以买二百五十克猪肉、四个鸡蛋、半小瓶豆油、一百克白糖、两块豆腐和五十克绿豆粉丝。把这些东西做成普通人家饭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给政策，来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则每个人可以吃到一个猪肉饺子或者一个直径不超过一厘米的猪肉丸子、一小口鸡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鸡蛋、一勺豆腐、十根粉丝。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规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妇可以拿着一张特别的证明去买一公斤红糖，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可以买到半公斤牛肉或者半公斤羊肉。

第41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4)

八亿农民在五万个人民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干了二十年，所能提供给城里人的食物，大体就是这些。不过，就算这些东西少得可怜，也还是乡下人向往的生活，天知道，那一年乡下的境况更惨。

弥漫于全中国的旱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春天，竟无一丝缓解的迹象。我们的国家乃是建立在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之上，气候非旱即涝，其旱涝的转换，大致十余年为一周期。这一年就正是处在干旱的时节。北方无雨，河水断流者十有其九，南方本为多雨地区，这时候的库湖塘堰也纷纷干涸。湘鄂两省守着一条浩浩长江，向有千湖水乡之说，昔日由于水位之高已经超过地面，所以当地有着"水在房上行，车在河下过"的民谣。可是到了这一年春天，八百里洞庭湖水位，为二千年历史记载中的最低一点。汉水两岸一千四百七十台巨大的抽水机不分昼夜全力提水，仍无力缓解旱情。这一年农业的减产已成定局。依据各地官员的报告，粮食减产三十五亿公斤，棉花减产十三万担。仅从数量上看，仍为正常幅度之内。可是实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政府用赈粮的办法来接济饥民，将各地余粮调往缺粮的地方，仍不足为济，所以只好打开国库，把原本准备用于战争的存粮也拿去放赈。世人皆知，准备打仗是共产党自六十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战略，毛泽东生前曾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名言，周恩来逝去之前的最后一次手书，也就是写了这一句话。以领导人的这种心情来看，非到迫不得已，绝不至动用备战之储存。现在这样一来，就放出去一百亿公斤。当日中国农村八亿零三百二十万公社社员中，有三分之二的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初期，有三分之一则连三十年代也不如。平均计，每一个人在一年之中可以吃到一百二十四公斤粮食，并且这些粮食全部都是未经加工的原粮，倘若农民要按照一般的标准来加工这些粮食并且精细到不丢一粒，则可以得到大约一百零五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平均每天可以吃到二百八十克粮食和一把麸糠。这是平均的数字，那些穷地方则更加可怜：一亿户人家的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另外几百万人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粮食。他们依靠着政府的救济，而政府运来的粮食，常常只是在仓库埋藏多年的红薯干，漆黑一团，已经变质。据北京一位调查者的报告，他亲眼目睹了农家煮这些红薯干的过程，由于一股浓烈的苦涩，必须连续两次煮沸后又将水全部倒去，再以新水投入，长时间地蒸煮，方能食用。即便如此，当他本人试着吃了一顿这样的食物之后，立即开始拉稀。

讲到这些人的现金收入，就更加难以启齿。如果不分成人与孩子平均计算，这一年的农村，有一亿一千二百万人每天挣一角一分钱，有一亿九千一百万人每天挣一角三分七，有二亿七千一百六十万人每天挣一角六分四。收入最低的地方为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六分。另外还有大约二亿人属于农村中的高收入阶层，但实际的现金也不会超过每天二角。尽管当时物价低廉，这一点钱也实在买不到什么东西。它大约可以买一包最差劲的香烟；一支蜡烛；一个小学生练习本；一包卫生纸；三块蜂窝煤；或者到澡堂子里洗一次澡。不过，农民根本用不着这些。把乡下所有人全都算上，每人每日用于衣食的支出不过二角五分五厘（其中食物二角一分八厘，衣着三分七厘），他们不会花钱去买那些东西，那都是城里人的玩艺儿。乡下人虽然抽烟很凶，可是他们只不过把自己种的烟叶碾碾碎，在不论什么地方拽一张满是油墨的宣传纸，卷一卷就行了。至少有一半的农家是没有电的，有电的地方也常常停电。可是蜡烛毕竟太贵，点油灯已经足够。政府要求孩子上学，大多数孩子却根本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因为没有钱，还要帮助大人劳动，也有的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学校。即使进了学校的孩子，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也就学了写字，哪里用得上练习本。燃料是田野山梁上的树枝灌草，一早一晚拣回来。洗澡在农家是一种毫无用处的事情，他们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习惯，一年甚至一生都不洗一次澡乃是正常。至于说到卫生纸，那简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六十年代后期，城里的中学生们纷纷到乡下来安家，与农民朝夕相处。农民最看不惯这些城里孩子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拉完了屎之后，竟然要用一种灰白色的纸来擦屁股。农家之不讲卫生虽然还不至于到拉屎不擦屁股的地步，但他们大都是顺手拣一块砖头瓦片或者撅一截黍秸秆，伸到下面刮一刮就算完事。砖瓦在乡下仍属稀有之物，因为农家的居所大都是由土坯垒墙并以茅草麦秸来覆盖，能够大范围地使用砖瓦于建筑，还是几年以后的事。黍秸秆是玉米打净之后留下来的秆和叶，农家常把它做成厕所的围栏，在农村这东西取之不尽又不用花钱，所以，乡间厕所的黍秸围墙总是被人撅得少了上半截。

第42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5)

农民们省下了这一切，却绝对不能省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农民用以延续生命的最基本的用品，说起来令人惊讶。那一年冬季，甘肃省的天气格外阴冷，可是榆中县上庄公社的社员宋同安一家的炕上，连一张炕席都没有。他和他的一儿一女，以两个纸制的水泥袋为铺垫，三人蜷缩在一起合裹一床被子。除了这两个水泥袋和这床烂被，宋家全部财产还有一个案板、一口小锅、三个破了边的瓷碗、几双柳枝做成的筷子和一个粮柜。这粮柜历几十年风尘沧桑，外面已经不见了原本的漆色，里面则从来没有装满过。在距离宋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公社社员张伦青，二十多年前是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军人，昔日人称"最可爱的人"，可是如今家境似乎更窘，因为他连水泥袋也无缘拣到。每到夜晚，夫妻二人拥着四个孩子，凭着一条棉被度过寒冷的冬天，这是二十年前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现在已然经纬不分，脏烂不堪。当外人走进他家时，他就用身体挡住那床军用的破被，仿佛这昔日给他带来荣耀的被子，今天令他感到耻辱。在他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他的乡亲父老的贫穷更甚于他，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他难分伯仲。《农业经济丛刊》的编辑称他们是"缺衣少食的人民"。两年以后，两位青年学者谈到了当日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

"距省会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人均口粮才四十到一百斤！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一百零二元六角之多。全公社四十九个生产队，有四十八个队人均收入四十元以下；家产在三十元以下的有一百八十八户；在十五元以下的四十一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七千多人，竟有四千三百七十一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二千三百至二千八百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甘肃在地域上属中国西部，十几年后，在中国东部经济疾速地起飞，并且把西部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西部是一个穷地方。可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贫困是横行于全国的魔鬼，全中国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相似。虽然舞台上那些表演各民族大团结的演出中，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身着五彩缤纷的服饰载歌载舞，令人感到五千多万少数民族同胞在政府的帮助下一定生活得幸福无比。可是当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来到真正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云南省与越南相邻的边界附近，这位记者走进一个苗家山寨。百姓的生活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一团漆黑"。草棚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没有玻璃，用一块塑料纸蒙在上面，将这惟一的光线挡住。里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所以这位记者走进去的时候，因瞳孔的来不及放大一时间竟看不清楚任何东西。稍待片刻，他借助炉灶口里闪闪烁烁的一丝火光，看到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堆稻草里面蠕动。几分钟后，他终于可以看清这里全部的东西：一个炕和一团破棉絮，墙角一堆稻草，稻草中一个孩子和一头小猪依偎着相互取暖，孩子一丝不挂，浑身污垢，和那灰黑色的小猪全然一个颜色。他蹲下身去看那孩子和小猪，忽然有一种异常的酸楚，接着就是一滴眼泪从眼眶里落下。他后来说："我见过无数的穷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人的境遇能够悲惨到如此地步。"可是当他站起身回到门口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面就更加令他吃惊。那里坐着一个姑娘，是古人诗歌中赞美的那种年轻女郎。可是，她的目光呆呆地跟着他，裸露着的上身搭着一块破布，下面着一短裙，裙子上面隐隐显出的花色，令他想到北京大舞台上那些五彩缤纷的服饰。只是眼前这一条实在太脏，脏得几乎不能辨认本来的颜色。然后他就看到一大群苍蝇环绕着姑娘飞来飞去，这时他才想到，这间屋子里面如飞机盘旋一般的嗡嗡声，原来竟是苍蝇的合唱。那些苍蝇居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落在姑娘的身上，爬来爬去，而姑娘毫无知觉。他带着一种强烈的惊奇再次蹲下身来，数了数姑娘双腿上的苍蝇，一共八只。"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活人"，他后来在日记中感叹："可是，她确实是活人。"

第43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6)

农村的破败真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苗家姑娘毕竟还有一条衣裙遮羞。在贵州省安顺地区，有一个关岭县，许多姑娘甚至没有裤子穿。那年冬天，阴雨连绵，这些赤裸裸的姑娘，双腿冻得通红，家家都是漏雨透风的泥草房，人畜同居，所有的孩子都是赤身露体，缩在火堆旁瑟瑟颤抖。三年以后，这里的境况大有改善，据报纸的报道，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也增加了一倍，可是其贫困的程度依然令人吃惊：在全县最贫穷的二百一十五个生产队中，这一年每人可以吃到一百三十八公斤粮食，挣到三十九元钱，有一件半衣服穿。在一个公社的九十一户人家里，有九十一条被子，一家一条，平均由五个半人合盖；另一个公社的一千三百六十八人里，恰好有一千三百六十八件上衣和相同数量的裤子，合一人一套；还有一个公社，每十家里面就有一家没有被子，每十人中有八人从未买过鞋子，只穿着草鞋度过春夏秋冬。（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对贵州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说："是的，这些人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甚至连漏雨透风的泥草房子也没有呢！"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报刊上仅仅有一次把他们的情况透露出来：在较为富裕的北疆，八万多户牧民中有一万六千户的毡房破烂得几乎支撑不起来了；南疆则又逊一筹，四万一千户牧民中，有一万四千户根本没有毡房，终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挖一个土洞钻在里面挨过寒夜。

还有一些人也不会认为贵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们也会说："是的，他们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的粮食还要更加少呢！"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农民。当日他们贫穷的程度，报刊上始终未予公开。所以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知道五台，多是因为那地方自古以来为佛教著名的朝圣之地，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到了1978年的那个冬季，生活在这个佛教圣地和八路军总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种黑乎乎的东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长的各种野菜和草类，粮食只占十中之二三。农家把这些东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个个的团子晒干，他们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度过整个冬天。然而在那个地方，这并非最悲惨的生活。倘若旱情过甚，山上寸草不生，农民之维持生命的办法之悲惨，常人难以想象。五台山向东延伸，即为河北省境内，这里有一个武安县，其乡民竟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来度日的。有个刘庄公社，六千零八十二个社员中，卖血者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其中包括九百二十五个男子和七百零六个女子。为了加入卖血者的行列，老人向医院缩小自己的年龄，孩子则极力装得像个大人。按照当日医院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过四次，并且每次不能超过三百毫升。否则卖血者的生理将不能维持正常，其血浆品质亦不能保证合格。可是这些血换来的钱，仍然不能维持卖血者的家用。所以相当多的人出卖血液的数量，至少一倍于此。武义忠的大儿子，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一日当中居然抽血三次，共得三百元，然后就到集市上去换回三百四十一公斤玉米。他摇摇晃晃走进家门的时候，一家六口都张大嘴等着这些粮食。破衣漏室本来已经不能使这些可怜的人获得温暖，现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艰辛可想而知。于是又有人说，女性卖血较男人更为适宜，因为女性之造血机能强于男性。这样一来，卖血者中妇女日众。她们肯定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机能，结果悲剧接二连三：刘双新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卖血，最后一次是在分娩前的两个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儿子坠下地来就死了，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几乎没有血在流动，而她本人也再没有活过来。另一个妇女，张堂第，生下女儿之后第二十天，出去卖血，归途上晕死过去，一命呜呼。她把她这一条命卖了一百二十八元。

第44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7)

那一个冬天，流浪在全国各地靠乞讨为生的公社社员有几百万人，其情景之惨，今天人们可能已经不再记得，但是安徽省滁县的农民朱成友是记得的。十几年后，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和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记者谈到那时他四处讨饭的日子时，双手还在颤抖。另外一个老农，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顺德县人，此地一向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如今老人家徒四壁。北京来的一位官员问他对什么事情最不满意，他说道："三十年了，人民公社一是不让我们吃饱，二是不让我们说话"。又问他什么时候生活最好，他说是陈济棠时代。陈济棠是三十年代当地军政首脑，所以这件事让北京的官员惊讶万分。

乡下的人民公社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但在当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仍然极少。李富春是其中一个。他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账太多了。"另一个人是万里，那一年的冬末春初，他是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他和一个叫花子的对话，也令他永世难忘。当他私访他治下的淮北农村时，偶遇一个青年，上身着一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一草绳，从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道：

"你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

"吃饱肚子！"

"你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

"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

这位省委书记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微服简从，所以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不过，一年以后，全中国的农民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成为在农村里发起改革的关键人物。此刻，他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这个小伙子的愿望。据随行的人员后来的描述，他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因为就在当夜，他对随行的人员提起此事时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三十年，连人家这么-个要求都不然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加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华国锋这时候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当然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劳动技术的改进。事实上，按照当日共产党人的设计，农业劳动改由机械完成，是将土地大规模地连接在一起的基础。千百万农民的劳动，亦将由此集中于统一的意志之下。所以，机械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可以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甚至还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更快地转向国家所有的制度。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亿八千万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

第45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8)

党中央的部署已经下达，"三年决战"也已经拉开序幕，可是，万里却说："我们把农民忘了。"在他所领导的安徽省，情形也挺奇怪。农业机械化的诱人蓝图没有什么反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议论由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这文件的条款共有六项，所以人们后来都把它叫作"六条"。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日，几乎全都牵涉着最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要规范起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令人惊讶的是，"六条"之中，居然将"农业机械化"弃之不顾，更不要说鼓动农民去展开什么"三年决战"。

"六条"颁发于1977年11月15日，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四十九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转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地播出"机械化大决战"的号召时，"六条"也正好来到农民手中。他们当然可以发现，"六条"果真施行起来，即可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农民奔走相告，称之为真正的"爱民政策"，又说"共产党又关心老百姓了"。其兴高采烈的情状，和他们对于机械化的淡漠恰成鲜明对照。

看来，万里对于农民的同情，正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发生作用。他在1977年8月由北京南下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所遇第一件麻烦，就是农村的贫困。每当驱车经过乡下的道路，他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土地被弃耕抛荒。手下执掌农业的官员会告诉他，不能下种的原因乃是天气的干旱。所以，除了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之外，别无良策。但是万里在到乡下走了几次之后，他的基本常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他得出结论，农民的弃耕，更是由于失去了对土地的热情。这使他强烈地感觉到近在身边的危机。以往的农业政策不仅不能摆脱危机，而且可能正是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要是再不改弦更张，农民就会由消极怠工转而为大规模的抗议。于是，他召开紧急会议，把他的一群下属唤来商讨对策。结果意外地发现了在他辖区里面，有一个地方党的组织，颁布了一系列的应急之策，旨在给予农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以激励他们生产的热情，而且事实上真的发生了效果。苦无良策的万里这时候调集手下数百工作人员，分赴乡村去寻找农民的真正心愿。然后以那些应急之策为基本的蓝图，制订他的"六条"，颁发于全省实行。

我们国家的农民，应当说是举世最易安抚的一群。这时，在安徽千万农民的嘴上，新来的省委书记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圣明天子"。假如他们能够知道一件正在秘密酝酿着的事情，要不像迎接天子那样冲着万里三呼"万岁"，才叫怪事。就在那次紧急会议上，万里表明他要奉行务实的宗旨，而不会顾及意识形态的训示。他说："与其眼看着大片土地抛荒，倒不如把土地借给农民"。也就是说，农民可以在实际上占有土地，而人民公社对于土地的权力将只是一种名义。这几乎等于再一次分田分地。果能如此，农民焉能不欣喜若狂？不过，此事有违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宗旨，关系至大，实在没有可能写进省委的正式文件，"借地"也只是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悄然进行。

到了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终于发现安徽出现的变故。它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旨在以此推动全国奉行与民休息的方针。不过，报社的编辑仍然试图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针中做个和事佬，因而在按语里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恣意破坏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带来了极大危害。这样，万里的"六条"，看上去就成了恢复人民公社传统的办法，而不是纠正人民公社的错误。最妙不过的是，这一天的报纸在第四版上刊登了邓小平出访缅甸的十三幅照片，占满了整整一个版面。邓小平和万里在同一张报纸上相遇，当然只是偶然，但安徽的故事却显然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这时候他从缅甸归来又将赴尼泊尔访问。转道途中，于四川小憩。赵紫阳恰在不久以前就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邓小平经过此地，当然要由赵去迎送。根据当日记载，虽值隆冬，成都却是阳光灿烂，竹林青翠，腊梅盛开。不过，那时候没有公开出来的一件事是，邓小平在这一天与赵紫阳谈到安徽的事情，邓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借地"给农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万里采取的这些行动，是与他人先谋而后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行动几乎立即就得到邓小平的赞许，也在赵紫阳那里获得心领神会的呼应。一年后，四川省把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数量的15％，在全国引起一个大震动，若论缘由，似乎出自万里的安徽。

第46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9)

2月6日，干旱十三个月的中国北方，忽然飘起雪来，开始稀稀落落，然后连成一片，越来越大，三日不绝，覆盖了晋、冀、鲁、豫、陕、京、津、苏以及安徽北部。瑞雪兆丰年，乡下人的脸色明朗起来。万里也动了乘胜追击的念头。他用他的"六条"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小试锋芒，静观一月而没有遭遇任何挑战，于是胆子大了起来。3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看来他是想将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地理性化。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此文。这么多权威的报刊来为万里张扬，终于引起舆论方面的主持者汪东兴的注意。汪是不能同意万里的，所以人称"汪万不同路"。但是，现在万里还没有走得太远，汪也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种局面又维持了十天。3月27日，《人民日报》编辑看来是被暂时的平静弄昏了头，又忘乎所以地发表了一篇文章，更加露骨地向人民公社挑战，文题《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这一明显不符既定方针之举，使汪东兴勃然震怒，他立即质问报纸总编辑，说此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实际上，党中央在二十二天以前就已经把中国的蓝图画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3月5日闭幕，华国锋总理和十三位副总理组成的新政府，拟订了一个宏伟而又详尽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今后十年的中国会有一个高速飞跃。农业的总产值的年递率超过百分之四；工业总产值年增长则达到百分之十。等待建设的工程，将包括十二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十个钢铁基地，九个有色金属基地，八个煤矿基地，三十个电站，六条铁路和五个大港口。粮食产量也将达到四千亿公斤。这些许诺的豪迈的确震撼人心。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吹大牛的计划，官方也拿它和1958年相比，说那次是"土跃进"，这次是"洋跃进"。不过，当日华国锋满怀豪情地宣布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人站出来说它太过分。两千多位人民代表照例一致地举手通过。所有的舆论一起歌颂这个新的蓝图。一个化名"万里浪"的诗人，还借用时间之口在报纸上唱道：

人们对我有着新的概念：

可以把一秒拉长，

也可以把一分缩短……

另外一个叫作晓雪的诗人述说了春天的感慨：

今天我浓如酒、甜如蜜、深如海，

多少年不准开放的千万种花朵，

今天在眼前争奇斗艳一起开，

多少年不能歌唱的亿万支欢歌，

今天在这里纵情放声唱起来！

表面的万众一心常常是一种虚幻，轰轰烈烈的事情总是不能久远，而细枝末节反会日显其价值，这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特色。以当日情形来论，万里所求虽然远不如华国锋的目标显赫辉煌，但却在农民中间具有更大的感召力量。大政的分裂，端倪已出，在1977年的那个冬天，这分裂还只是在私下百转千回，不久便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豁然涌出而成大潮。

1978年中国所发生的意识形态之战，实际上意味着新旧时代的真正的分水岭刚刚出现。由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连串倾覆下来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块。不过，这场意识形态较量中无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不会想到，它其实也是即将倾覆的另外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要想恰如其分地估计"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乡下人民公社的影响，应当记得，城里人的呼吁"实践"与公社社员的呼吁"自主"，是亦步亦趋地发生的。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自1977年夏秋的酝酿，到1978年春夏的公开，再到这一年冬季成为定局，这也正是乡下要求"自主权"的历程。如前所述，华国锋主席发动全体农民来批判"四人帮"破坏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可是老百姓却对接近他们的政府官员更加痛恨。他们纷纷述说这些官员对村子里的事情如何横加干涉，且把他们的冤屈投寄报社。那些日子，全国所有报纸的编辑都在埋头编写这一方面的来信。这些控诉大都只涉及地方官员的横行霸道，而这些官员通常又都是地方帮派集团中的成员，并不直接地牵涉现任高层领导人的利害，所以报纸编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来加以揭露。看来官员的横行确已到了无可迁就的程度。比如在浙江省，他们强迫农民把已经种好的大豆翻进土地，播种其他作物，是为"犁豆事件"（《浙江日报》1978年12月3日。）；在广东，他们则在属于农民的二万五千公斤稻草上点燃一场大火；（《南方日报》1978年12月28日。）在江西，农民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会种地；（《江西日报》1978年12月5日。）福建的农民则把一个富裕的公社归结为没有官员的干预，而另外一个公社之所以穷，也就是因为那里有官员的指手画脚。（《福建日报》1978年12月4日。）从1977年底到1978年底，全中国五百零四万个生产队中，至少有四百七十八万个投入到这一场控诉之中，其余二十多万个也并非无可控诉，而是因为那些地方实在是太过偏僻，没有公路，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广播，农民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控诉的机会已经来临。

第47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0)

11月23日，也即"凡是派"正在党中央的会议上面垂首检讨的时候，安徽省凤阳县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的上级提出一份报告，吁请上级承认他们的"包产到组"为合法。这在当日已经是一个逾越常规的举动。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在要生产队的自主权，分明是要将生产队拆散。如果"凡是派"知道凤阳县委的委员们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所说的话，就一定可以估摸出他们的失败引起的连锁反应有多严重。这些发言者中，以县委委员支道友最为直截了当。他说："人民公社的"队为基础"，实践证明是不行的。我们可以三级所有，户为基础。有人讲共产党喜欢穷人，好像越穷越苦越累越好。这样的办法调动不了生产力，非变动、非改革不可。责任到组只解决一时问题，从长远看，还是个体搞。"支道友的这一番讲话，分明是把京城里面的书生理论，用到自己庄稼人的头脑里。仅仅一年之后，几乎全中国的农民会在"实践检验真理"这几个字的怂恿下，公然讲出大体同样的话了。

不过，这时候凤阳还不敢真的打"包产到户"的主意，而以"分组责任制"为名，即使这样，其将生产队再加以分割的用心也是一目了然的，以当日情形论，这明显是与人民公社理想背道而驰的行为。然而凤阳此举的危险还远不止这些。当陈庭元向上级禀告这些想法的时候，实际上他治下的土地上，"包产到组"早已如火如荼，甚至在八个月前县委会议的记录上，全县二千九百零五个生产队中，已经有一千四百六十九个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下进行的。如今陈庭元的打算，是借"实践检验"的招牌，将自己的越轨行为合法化。陈度元当日为县委书记，官级相当于县长，在旧时为七品，乃是官制中最低一品，所以有"七品芝麻官"之说。委员支道友则连七品也还够不上。如陈、支这等小人物，当然无从洞悉北京中南海里面的风云变幻，可是他们竟也知道接过"实践检验真理"的宗旨，以维护自己的"责任制"。看来，这面大旗的招扬于全国，是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

责任制在中国，可能是持续时间最长而含义又变化最多的一个概念，五十年代曾由邓子恢加以提倡，1962年中央政府制订的人民公社条例中亦曾出现。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酸甜苦辣和起伏跌宕之后，仍然是用这个概念来确定改革的进程。比如1992年邓小平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的时候，其口吻与气派，就如同毛泽东三十多年前讲"人民公社好"一样。只不过，中国文字的奥妙无穷，总是可以赋予同样音形的词以很不相同的意义。"责任制"即为其中最典型又最富戏剧色彩的一个。

1978年"责任制"的含义，在于摆脱政府组织的行政干预，而使生产队获得自主的权力。报纸头版常以"反对瞎指挥"，或者"恢复生产队的自主权"为题目。这一切均以"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名义展开，换句话说，党的方针不能允许自己去干预生产队的事务，后来对于生产队种种指手画脚的行为，只是一系列错误决策的结果。但在实际上，人民公社的制度，本来就不具有让生产队掌握自己命运的内容。依照这一制度，农村财产的占有，分属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而以生产队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既然权力为三级共有，其实际的力量自然就在最高一级手里，因为中国的官制，下级官员的任免均由上级来决定，所以下级官员在实际运作之中，便没有可能违反上级意志，偶有此种行为者，常常是早上直言抗命，晚上便被解职。所以在官场之反叛者中，有"把乌纱帽夹在胳肢窝下"的说法，意即要反对上级决定，自己先将顶戴乌纱除去，不用等待他人来夺。生产队的所谓"基础"，在条律中本就含糊不清，又有既成官制约束，自然从一开始便只能成为口头上的承诺，实际上却无从执行。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则连说也不愿再说。那时，将生产队权利全部交由大队支配已成时尚，根据党中央这时的计划，至少要在五十万个生产队中迅速采取这一步骤，而现在所谓"责任制"的提出，恰是针对这样一种局面，开始要求恢复生产队的权利。很明显，这种要求的实质也在于恢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第48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1)

就大局来说，这一年中国人的思绪，大都不在人民公社上。毛泽东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一个贫穷的乡村，人们却很难一下子明白，贫穷乃由制度所铸。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情况就大不一样。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纠缠，造就了太多的含冤忍辱之人，这些人大都活在世上。他们包括，五十年代后期的右派；六十年代所谓"四不清"的人和被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七十年代的"右倾翻案"分子。这些人连同他们受到株连的亲人朋友同事上级部下，人数可达一亿人。

那时候，喊冤的人群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心理还不是九十年代初期的这个样子，说到"解放思想"，就是"下海"做买卖，就是到处牵线搭桥找项目，就是开辟第二、第三、第四职业，就是和发达国家比阔气。那时候的人们，政治生命甚至比生理的生命还要重要，说到解放思想，还是想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再生，想要"平反"，想要"恢复名誉"，只要组织上说一声"你受委屈了"，他就会感动得泪眼相向，觉得十几年的冤辱苦难终于有了补偿。

在这种局面下，乡下人要求在经济方面享有权力的呼声，还没有成为势如破竹的潮流。只有在最穷的地方，这问题才富有爆炸性。那里的老百姓强烈地感到饥寒交迫，连物质生存尚不能维持，精神的荣辱自然无暇顾及。这些人的人数在当时至少有两亿。他们对于"权力"的要求，在城里人听来，如同来自遥远的天边的声音。有安徽省东部，那里曾是出名的"乞丐之乡"，后来被史家称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有内蒙古南部河套地区，这是中国北部一个连接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地方，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部落征战的历史，在这里至少持续了二十个世纪；有广东省潮汕地区，在本世纪的上半叶，由于贫穷从这里出走的农民遍及全世界，今天已经成了世界各国数千万华侨当中一支强悍的力量；有浙江南部的温州，这里的农民有着桀骛不驯、独闯天下的传统，1977年冬季，有一百多名城里的干部进驻此地，要把社员集合在人民公社里面劳动却没有成功；有青海省，这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落后的地方，高原苦寒，藏汉杂居；有河北省的沧州，其荒凉肃杀自古闻名，因为这里在古时曾经是罪犯流放之地，明末小说《水浒传》中最有名的一个人物林冲，就是在负罪之后被官府发配此地，落草为寇；有贵州省，这是西南地区一个边远省份，比林冲去的那个流放之地还要远上十倍，由此地乡村赴京城，汽车与火车的交替运行至少要一个星期；有陕西省的商洛山区，十七世纪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就是从这里起兵打进京城，令明末皇帝崇祯上吊自尽；有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地区，这里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块土地，很多地方已经支离破碎，寸草不生；有山西省的吕梁山区，这里在四十年代曾经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隐藏之地，其偏僻的程度，令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无法到达，而游击队中的一员，就是今天领导着中国的华国锋……

穷乡僻壤里的人们这时候忽然明白，何以古人会有"天高皇帝远"的睿智。他们背离人民公社宗旨的行动，在1978年的时候，就是借助于交通不便与消息的闭塞，才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政府的官员们都在忙着为自己洗清冤屈，根本顾不上农民在干什么？这为农民提供了天赐良机，此时干起来，只要小心地不要与"臭名昭著"的"包产到户"搭上边儿，也就行了。四川省一个老农告诉他的县委书记常光南说，他的生产队已经拆散为几个小组，定产定酬，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他之所谓"定"其实就是"包"。他巧妙地避开一个"包"字，就是为了不致引起书记的震动。常光南一眼洞穿老人的计谋，不过却抱着同样的心境："只要有饭吃，管他是"定"还是"包"呢？"他说（《四川日报》1980年7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公社的书记詹维舟，则是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法向他的上级提出建议，他在自己的手上写了一个"富"字，为什么会富呢？他说道，"宝盖头"为家，"口"为人，"家"中一人一方"田"，就是富。这意思说穿了就不仅是"包产到组"，而且要包产到每家每户了。不过，他巧妙地用咬文嚼字把这一切都藏在深处。可是，另外一个人显然没有这种咬文嚼字的本事，那时他也不敢相信他的上级可以纵容他的言行。这是山西省闻喜县的一个生产队长，名叫孙炳新。在1978年的春季，他决定要在自己的生产队里"包产到户"，副队长愣着眼睛不知所措，这时候他就说："上头、下头，咱只能热一头，顺上头，社员没饭吃；顺下头，领导要批判。咱要两头都不得罪，就一个办法，偷着干。"（《中国青年》1981年第19期。）

第49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2)

如此胆大妄为的人，那时候还不多，但毕竟已出来好几个。以中国乡间的传统，这种具有反叛意识的人通常有极为强烈的号召力，其一呼百应的力量，甚至远胜于政府的官员。但是，还有更大的危险，一些本来对于人民公社制度最忠贞不二的党的官员，这时候居然也露出离心离德的倾向。钟永棠的上级把他派到甘肃省武都地区去当党的书记，本是指示他把那里的人民公社搞得更加生机勃勃，可是他在那里竟说"人民公社是战略性的失策"，"集体经济是有集体没经济"，还说不让社员"包"的人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自己吃饱喝足，坐在大沙发上空喊高调不腰疼。他们只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离开人民太远太远了"。他认定"迟早要冲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钟永棠说的一点也不错，不过这样一来，就昭示了他公然反叛人民公社的立场，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陈庭元与他明显地沆瀣一气，可是却不肯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人民公社分道扬镳，他的方针是悄悄干，做一点算一点，而且每干一点都要取得上级的支持，因为他确有一把最好的"保护伞"，这就是万里。1978年的这个时候，他领导的凤阳县委已经连续开了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并且决定在"三级所有"之下再来一个第四级，也就是把每个生产队分成若干小组，以组为基本的生产组织。他报告他的上级，那些官员中间立即引起了分裂。人家说他搞了一个"四级所有"，此风若不刹住，势必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他什么也不说，转身去找省委书记万里，他心里一定知道万里会说什么。他果然如愿以偿。万里说："四级核算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然后他就在县里理直气壮起来，到处说："四级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

果如反对者所料，陈庭元搞他的"四级"的时候，就有人在打"五级"的主意了，而且竟然是在一个有着十万社员和十五万亩土地的范围里，明目张胆地干起来。这在当时真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它发生在安徽省肥西县的山南区。1978年秋，川南大旱，秋粮无法下种。这时候，城里人在辩论真理，但农民的真理就是如何把粮食种下去。结果"包产到户"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家分得一块田，自种自管，来年收获季节算账，多收多得，少收少得。总计一千零六个生产队中，有七百七十七个如此分散开来，余者为人民公社阵营中的立场坚定者。这样一来，在分散了的那些土地上，庄稼不仅全都种下，而且后来还长得挺好。可是在人民公社堡垒里面的那些土地上，要么是把庄稼种下去了却长不出来，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种。到了秋季，这个地方已经有八万农民公开要求"包产到户"。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居然完全被隔绝起来，不为北京所知，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党的中央政府的力量虽然庞大而坚实，但在成千上万的农民中间仍然难以解决鞭长莫及的问题。直到几年以后，国务院里一位研究农村改革的专家陆学艺考证说，山南是实行"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就时间看，它的确早于小岗，不过，由制度的演变来看，山南的"包产到户"却不如小岗来得彻底。它使得社员的劳动与其收获的多寡有可能更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排除生产队掌握最终分配产品的权力。也就是说，社员仍须将自己的全部所得交给生产队，再由队长根据其数量的多少，取出相应的部分给与社员。小岗则是把分配的权力也交由社员掌握，农民只要按照规定交足了集体的部分，剩下的便全归自己。小岗的社员说是"一年早知道"，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包干到户"。这办法显然不仅仅具有更大的物质刺激作用，而且涉及到权利的分散。农民如果全都掌握了自己的劳动所得以至劳动本身，人民公社又该怎么办呢？

第50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1)

第四章　邓小平与民心向背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两个凡是"终于结束，这中间的含义当然不仅仅关乎某个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从此，七十四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以一个长篇演讲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开始。现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也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这种思想的萌生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后两度被贬以及三年流放的经历，使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有一段日子里，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权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工资已经全部被取消，只按月发给可以维持他一人生命的费用。可是他还要赡养年迈的继母，以及为他的更加贫困的儿子筹措来看望他的路费。人类对于物质的看法多少有一点忘恩负义，你拥有的物质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有当你真正挨饿的时候，才会懂得一口饭的珍贵。当日邓小平团于赣南一隅，不得不自己开出一小块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种蔬菜来弥补家用之不足，这样的感受一定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本世纪三十年代，邓小平在同一个省份里也曾遭遇过艰难的岁月，这种艰难乃是由于蒋介石的攻击造成的。那时候，他曾经主张红军建立自己的生产地位，不过，那是一个出自领导者头脑的战略考虑，全然不同于这种发自本能的切肤之痛。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将朝廷命官称为"父母官"，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官员，应该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丰年得以足衣食，灾年不至饿死道旁。总而言之，物质乃是治国的第一要旨。至于意识形态，例如政治运动之得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利弊，毛泽东思想之功过，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饱了饭才会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是非之争不能给人们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反而令人民越发贫穷，则意识形态的教义即使再崇高，领袖的思想即使再辉煌，仍不免是空中楼阁，终有倾覆的一天。

考虑到这些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人所尽知。这一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里面的价值以及其间埋藏的种种冲突，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官复原职已一年五个月。华国锋发表了他的检讨，而邓小平发表的却是新时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如此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十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

邓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三十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接过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哲学力量。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是提到它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3页。）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第51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2)

其实天下的真理都可以从个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据。在共产党的内部具有如此惨痛经历而又能重获历史之钥的人，唯邓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今日如华国锋和叶剑英，权力都在邓小平之上，但他们全未体验过他坠入社会底层时的种种酸甜苦辣，不可能对当日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刘少奇和彭德怀比他还要惨，可是他们没有重新获得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所有感慨都只不过成了身后的挽歌。从这个角度说，邓是中共权力核心中空前绝后的人物，而彻底改革共产党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产党自己造就出来的。

有些历史学家称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定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事实并非如此。邓本人就多次讲过他的错误，说他曾经支持了毛泽东的"反右派"和"大跃进"。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邓小平当然不会有那种狂热的行为。但是，从个人情感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倾向实用，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他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4-145页。），这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落难中的邓小平，已经太多地领略了"鸦雀无声"的可怕。无声的落日黄昏，无声的乡间小路，独自一人无声的散步，工人们望着他时的无声的眼光，儿子离开他时无声的泪，还有将他数次打倒时的那些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之声的决定……

他深知国家需要共产党掌握领导权，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1-142页。）这种说法也一定有着痛楚的感受作为铺垫。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不仅牵涉到他本人，甚至还危害着他的孩子。小儿子沦落山西农村，只在极罕有的机会里才能父子相见。女儿还记得父亲为儿子送行的那一天，伤感之情令他无法自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更何况还有长子朴方，因他的问题受到株连，党籍学籍不保，批斗致使胸以下全部瘫痪，在京郊一所救济院里度日如年，全靠自己唯一还能活动的双手编纸篓来维持生活，虽终日高烧不断亦不能停止劳作。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那个悲痛欲绝的夜晚，邓小平夫妇至今难忘。

又比如他告诫他的听众："要相信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甚至说："有的"上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这话也一定包含着他对普通人的情感。正是由于落难江湖，他对官场中的种种虚伪更加了解，而人世间的真情常在百姓中间。诸如一个工人在他劳动的时候帮助了他，一个妇女送给他家一些做米酒的酒药，另外一位工人为他的儿子到处申诉和治病，几个工人悄悄地把他每天必经的小路修整平坦，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他一家没齿难忘。十年以后，当邓小平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的一家想到的就是这些。女儿毛毛撰文说，这些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像"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这篇文章感人至深。像亲情、友情、爱情这样一类的情感，本是属于普通人的，邓小平如非落难，决不会有这么深切的体验。在1978年12月13日，他尖刻地讽刺党的官员中间存在的虚伪贪鄙之风，并且痛切地发出党的领导制度需要改革；又在其后的几年中把老百姓作为改革的基本力量--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邓小平并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他决心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评了"两个凡是"（邓小平五次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不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行动是两回事，就如同作为神的毛泽东和作为人的毛泽东是两回事一样。邓小平不需要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他需要毛泽东的旗帜。他说："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8-149页。）。他的诚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评为背离了毛泽东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责为不能把中国彻底地从毛泽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并不因为这些批评而改变他的既定方针，旁人处在他的位置，可能会首鼠两端，左顾右盼，可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大权在握，再也用不着温和谦恭，他径自我行我素。

第52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3)

这些指责交织在一起，酿成了邓小平时代的第一次风波。不过，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12月的这个会场上来。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因为这时二百一十位与会者正在讨论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毛泽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一生签署的指示不计其数，但是由他本人亲历亲为的并不多，这"条例"为其中之一。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当日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乃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按照他的想法，这一文件一经形成，其"不变"的周期就将延长到"三十年"。现在，1978年12月，"六十条"的生命还远未到"三十年"，毛泽东已不在人世，轮到邓小平来考虑人民公社的前途。"两个凡是"已经威信扫地；人民公社也已日暮途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正在实际的进程中悄悄发生变化，只不过不是如毛泽东所愿走向更大规模--比如以大队或者以公社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而是退回更小的规模。包产到小组的风尚已经弥漫在安徽、四川、贵州、河南诸省，甚至包产到户也开始蠢蠢欲动。

所有这些全都成为当时会上议论纷纷的题目。这样，共产党内部就前所未有地发出多种声音，而且居然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今天将这些议论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定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并无弊端，只是由于"四人帮"的捣乱才变得丑陋起来，所以只要返璞归真，便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一种是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值得保留，但它有着极大的弊端，故为"四人帮"所利用，所以，纠正弊端就可迎来公社的春天。这在与会者中间占了大多数，包括过去十多年间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部分政府官员和部分农民中的精英人物。最后，只有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敢于设想，人民公社制度扼杀了农民的热情和创造性，导致农村的衰败，其集权的性质不可能满足人类起码的自由原则，所以人民公社必须废止，代之以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制度。

不过，邓小平似乎还不打算把公社的蓝图彻底抹去。眼前这个会议上对于"六十条"的讨论，虽然修改之处甚多，但是并没有对其主导思想以及关键部分加以修正。比如人民公社仍然是今后农村必定要走的道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人民公社不可改变的制度云云。"新六十条"所增加的内容，大体只是"四人帮"如何地破坏了人民公社，所以现在要把"六十条"加以重申，以激励农业更快地发展。邓小平的战术是先为未来确定新的意识形态，至于技术方面的步骤则属于枝节问题，即使不去追究，也必定会随着根基的动摇而瓦解。

但是邓小平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说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所谓"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就会想到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老实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真正听到过从邓小平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这话之所以赫赫有名，可能还是由于"文革"中间它曾经是邓小平的一个罪状。后来的史学家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只能证明邓小平此言大体出于六十年代初期，却无法指明邓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以及什么地点讲过。十年以后，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即以"白猫、黑猫"题名，作者贾鲁生说这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格言，但他仍然没有说明它的由来。倒是一个名叫巴拉奇·代内什的匈牙利记者研究邓小平多年之后，作出他自己的猜测。他说此话本是出自邓的家乡四川省的农家俗谚。"在那里，啮齿动物总是损害庄稼"，他写道，"因此那里的人们常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另外一位研究者却试图证明，第一次将此论用于表述共产党之大政方针的人，并非邓小平，而是刘伯承。但是，尽管有这些节外生枝，我们仍然相信邓小平具有这种思想并且在相当高级的场合里讲过这句话。否则，当邓小平因为这句话受到这么多的贬斥和磨难时，他不会不加申辩。这一点直到九十年代才由薄一波加以证实。据薄一波的回忆，邓小平在1961年6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并且说这话是安徽人所说。但是在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这话的时候，又表示这是一句四川话，曾为刘伯承津津乐道。（参见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邓小平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重提"猫论"，但他的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部署，分明充满了"猫"的精神。

第53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4)

话说回来，邓小平的"猫论"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一度并不亚于毛泽东。他本人也从未想过要为自己掩盖。比如1980年他承认自己是反右积极分子，并且说："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他还劝告人们不要把大跃进的失败全部推诿于毛泽东。他的话听起来至为勇敢真诚："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96页。）很明显，邓小平并不想做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他信奉的是没有人会一辈子不犯错误。这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不过，邓小平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乃是他的求实精神。有一段时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声势颇大，北京的街头却流传起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是"毛主席的著作我就记住了四个字：实事求是"。这话传得有一点走了样，其实，邓说的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今天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来自他对1958年失误的痛楚，他的"猫论"也是由此才产生出来的。一些内部报告提供了公社社员挨饿甚至死亡的消息，这令总书记至为震惊。他在1961年春天去了农村，在那里亲眼看到农民的悲惨情形。于是他坚信自己错了，党的方针也错了。似乎就是从这时起，他对意识形态的争斗失去了兴趣，他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务实的人。他说"我们必须使非法的事情合法化"，"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生产更多的粮食，只要产量能上去，就可以允许个体的主动性"。紧接着下面的一句话，就是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大约是1961年3月。

邓小平为这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却始终不渝，直到1978年12月仍未改变。22日，毛泽东的"六十条"在经过修改之后，由全体中央委员举手通过。不过，"新六十条"依然只是"试行草案"，而且日后也从未成为正式的文本。它无声无息地跑了出来，很快便被人遗忘。十年以后，官方的史料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甚至已经完全不再提起它。毛泽东的时代在"清醒过来"的时候创造的"六十条"，邓小平时代却在清醒的时候把它扔到一边。

今天历史学家不厌其烦津津乐道的文件是另外一个。它是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产生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被二百一十位与会者举手通过，并且下发到乡下去执行，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过，《决定》在当日仍只是"草案"，其最后的定本，要到十个月后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才能通过并且公布出来。将1978年与1979年的两种版本加以对照，修正多达百余处，大部分是技术性改动，但有若干重大关节处的变化，就绝不能用文字或者技术性的改动来解释。比如1978年版本中的"不许包产到户"六字被删，而代之以"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显然是因为实际进程中"包产到户"已难以阻挡，令党中央对这个昔日"最危险的阶级敌人"略加宽容。比如1979年版本中增加"我们狠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生态平衡，这是一个教训"一句，显然是对毛泽东"以粮为纲"的露骨批评。新的版本还将"要继续抓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把这个运动同贯彻执行上述各项政策和措施紧密联系起来，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整段一笔勾销。这就已经明显地暗示，华国锋发动的"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应该结束，因为它与执行新的农业政策已经无法"紧密联系"。最后，它还毫不留情地删去了"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这又等于是宣告毛泽东倡导并由华国锋继承的"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已经流产。

第54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5)

但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季里，农业方针的变化在可以操作的步骤上还是含混的，新的决定中仍然带着历史的惯性：不许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粮食关系到备战备荒之宏旨，所以一定要抓得很紧，普及大寨县和执行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农业机械化仍然是农村的首要目标……这一切令人感到既定方针的不可动摇。但是，人们仍然把它视为新时代的起点。后来十几年中，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邓小平方针的人，对这个起点的界定倒是一点也不怀疑。看来，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邓小平给予农民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思想观念。农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懂得了把"白猫、黑猫"的理论用以对付阻碍他们行动的教条主义官员。所以虽有"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但是那些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都一律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鼓励。"三中全会的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对访问他的一位记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农民从这个历史性会议上面得到的全部实惠，就是"可以"二字。后来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

然而有一个重要决定的获得通过，在这个会议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这就是部分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按照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文件，到来年夏季粮食上市时，将把国家收购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还许诺将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作出相应的提高。这一决定的正式通过还要等到1979年的秋季，但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行动实际上自春天就已经开始。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依据中共中央决定中的这一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将提价的时间表由夏季提前至3月。这中间一部分的原因是要将提高价格的行动赶在春耕之前，似提高公社社员的耕作热情以及全年的收成；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一项方针本身没有引起任何异议，所以可以畅通无阻。不过，价格的提高由于各地的自行其事，而令最后的统计发生分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做《新时期专题纪事》书里说，这一次提高价格的幅度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二，第一批受惠的农产品计有十八种，果真如此，则超过了中央1978年12月会议所认可的幅度。不过，大约十年以后，农业部和统计局联合起来对这时的提价之举作了更详细的调查。结论是提高价格的幅度大体为百分之十八。这一项调查还开列了主要产品的提价幅度：

粮食，百分之二十。油料，百分之二十三。棉花，百分之十五。甘蔗，百分之二十。甜菜，百分之二十五。大麻，百分之二十点三。柑桔，百分之二十六点三。蚕茧，百分之二十点三。蜂蜜，百分之八点二。

猪的运气比蜜蜂和蚕好些，一头一百公斤的毛猪原来只能卖九十八元九角二分，现在则可卖到一百二十五元零六分。

母鸡则更加幸运，因为鸡蛋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最有福气的是羊和牛。羊肉价格提高了至少百分之三十五，而羊绒则提价百分之四十五点一；牛肉的提价幅度高居榜首，为百分之六十。

上一次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为1962年。所以今天乡下二十来岁的青年，根本就不会知道还有提价这回事，尤其不会知道他们手里的东西原来能值更多的钱。二百多官员在一天里一举手，八亿公社社员的收入就在这一年里大约增加了一百零八亿元。当时农产品的出卖所得在他们的全部收入中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份额，此中又有大约百分之七十出自粮食。这就可以想见，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针，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利益上均给予农民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们迄今为止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告诉他们如何压制自己内心深处的发财梦想，以及如何为国家作出贡献。他们在人民公社二十多年所做的一切，都具有爱国的性质，诸如"爱国粮"、"爱国棉"、"爱国猪"、"爱国菜"云云。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等于是公开承认他们的产品与金钱的直接关联。这就牵涉到当时农村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农民的劳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净化，还是为了物质利益？

第55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6)

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大多数评论者都说此举是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其实这也是一种过分的夸张。提高价格与共产党以往的方针来比较，虽然可以说是皇恩浩荡之举，但是平心而论，却并没有在农业方面开辟出新的道路。就制度方面的含义来说，即便它是了不起的一步，也仍然因循着统购统销的既定道路。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没有遭到任何方面的反对，这与"包产到户"所遇到的激烈对抗形成鲜明对照。看来，至少在这一点上，当时我们的国家宁愿以数百亿元来买得旧体制的稳定，而不愿主动采取超越常规的举动。

这中间的含义，一定要和政府奉行了二十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联系起来，才能使人理解。按照既成的制度，农民劳动所得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来控制的。政府一旦规定所需农产品的品种数量及价格，农民即须遵守，无论收成丰歉，都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倘若农民余粮不足，则应以自家预备的口粮先行上缴，然后政府再酌情以国库陈粮返销，补充农家食用。政府将乡下购得的粮食运至城里出售，购买者亦须依照政府规定之数量和价格，同样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种制度被叫作"统购统销"，其建立，当在1953年的10月。在此之前，农产品营销当中有相当部分由私商操作。从这时起，私商被陆续宣布为非法，而由中央及地方的政府接管农产品的营销。这种管制先是在粮食方面进行，然后是油料、棉花、生猪、烤烟、茶叶之类，到1957年，又包括所有品种的水果和中药。又过了大约三年，这种制度最后完善起来。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坠入大饥荒的时候，对于农产品的管制达到了最严厉的程度。粮棉油除政府所辖商业部门来经营之外，其他营销者哪怕只交易一斤一两也属非法，这叫做"一类物资"，是为统购；其余农产品大体属于"二类"，为派购。名义上，"派购"产品在交足国家计划征购部分后方可上市，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农业生产能力极低，而国家的征购数额又极为庞大，所以农民在把自己的收获呈缴国家仓库之后，所余无几，所谓"剩余上市"一说，其实有名无实。所以，虽然名义上统购和派购的产品为二十种，但实际上由国家控制的农产品可以多至二百三十多种，几乎囊括了农民在土地上的全部收获。

对于政府来说，这种制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购买农产品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的价格。所以，虽然农业本身税率极低，但是农产品之强制性的低价收购，与工业品之高额售价间的差额，是对于政府的一种补偿。而且，这种差额的日益扩大，可以令政府以隐蔽的方式将财富从乡下集中到城里，为其工业化目标提供资金方面的积累。其具体的步骤，是使城里人获得低价的衣食供给以及低价的工业原料。如此，则又可以在工厂里面实行低工资和低成本的制度，来提高工业的利润和积累。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学家将这种制度所带来的隐蔽价值公开出来，说它大约有六千亿元。这大致相当于同一时期政府用在工业上的投资。

这种制度的秘密一旦大白于天下，其不合理的地方也就暴露无疑。问题在于，它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实行当中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公社本身为生产的组织，又是分配的组织。农民的劳动所得全归公社，个人不能直接占有，就如同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劳动一样。所以，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保证农民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得以长期进行，而且也可以保证农民无法以减少生产的办法来表达不满。但是，这种制度却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中追求劳动所得的天性。农民利益的被剥夺，造就着农村中广泛的消极怠工以及对土地的不负责任，虽有种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亦不能扭转此种每况愈下的局面。

现在，政府再一次提高收购价格，客观效果是使隐蔽的差额大大缩小，但却并没有对制度本身的弊端加以纠正。比如这种差额在1952年，也即实行统购政策之前的一年，为六十六亿元，到了1978年就多至三百三十七亿元。1979年的提高价格，使其在当年就减少至二百多亿元。如果农民知道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个地方叫做国际市场，那里也有粮食的交换，并且有能力把自己的小麦送到那里去，则他们换回的食盐可以多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白糖多百分之五十三、火柴多百分之四十七、化肥多百分之二十二、白布多百分之十一点四、煤油多百分之二。可惜他们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小麦弄到那里去。所以，他们只以为政府在这一年里让他们多得到一百零八亿元的好处，却不知道，政府其实只是从他们的手里少拿走了一百零八亿元。

第56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7)

新一代领导人当然深悉此种制度的奥妙，所以他们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大难题：既需不断地弥合这个制度的缺陷，又不能彻底地改变制度本身。此后几年，他们不得不一再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又不能取消城里人所享受的低价食品，以至令提价的方针成为政府财政上的一大负荷。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方针已经无法继续。就制度而言，由政府决定价格的方针本身就埋藏着失败之因，倘若不能最终依靠市场的力量，则政府无论怎样殚精竭虑和让利于民，也断无成功的可能。

12月23日的晚上，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从收音机里知道了邓小平的打算。记者们纷纷跑到街上去收集鼓舞人心的消息。一位记者写道："23日晚上，广播公报的声音响彻家家户户。"另外一位说："24日早上，刊载公报的报纸在街头迅速销售一空。"新华社的消息里特别提到，会议已经号召中国人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来说，否定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重大变故，但是，震动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小。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加任何思索的状态下，张开双臂接受任何变化。新中国里出生的人合起来差不多已有六亿，这时候全都不满三十岁，略大一点儿的都知道"变天"的概念并非只有气象台的预报员才用得上。只要想想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这些岁月里面中国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对这种心理感到奇怪。五十年代初期将资本家的工商产业剥夺过来，几十万资本家都成为穷光蛋也不过为一夜间的事，现在的青年那时候还穿着开裆裤呢；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是合作化，他们就看到他们的父辈怎样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土地充了公；十来岁就看到了"反右派"，几十万知识分子的"百花齐放"，一下子全都成了"大毒草"。这些都没有令他们有一点点惊讶。到了他们上中学的年龄，周围就更加热闹，毛主席的理论层出不穷，一会儿"天下大乱，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一会儿"亡我之心不死"，一会儿"要关心国家大事"，一会儿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会儿"走资派还在走"，一会儿"安定团结"……古代大诗人苏东坡将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用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加以描述，半是忧伤半是潇洒地说"此事古难全"。今天的中国人则用月亮来形容党的政策，说是"初一、十五不一样"。可是无论怎样的"阴晴圆缺"，中国人又有哪一次不是张开双臂来欢迎的？

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已经不大时兴，城里人对这些事情大概是疲倦了，没有再跑到街上来高呼别人教给他们的口号；乡下人整日为了衣食牵肠挂肚，哪里还有敲锣打鼓的闲情。不过，大标语还是盖满了街头，政府机关的大门上张灯结彩，商店把巨幅贺词覆盖在商品之上。那一个早上，中国大陆出版的二百五十三家报纸，一律将鲜红的颜色套在自己的头版上，有的索性还把这象征节日喜庆的色彩染到二版和三版上去。新华社的消息说，北京的"人们精神振奋"。到了第二天，记者们可能是觉得这样的话这些年里已经说了无数次，今天再一次重复已不够味道，所以各地报纸又发布消息，说有十四个省市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在23日连夜开会。记者们异口同声地说："大家表示，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适应这个转移，跟上这个转移。"随后，大部分省市的领导人沉寂下来，他们中间一些最重要的人物本身就是会议的参加者，亲临现场，自然会将种种内外关节-一看在眼里。他们需要时间向下级通报一些惊人的消息，并且一同来考虑如何应对新的局面。但是，舆论并不会出现空白，各个大报的总编辑早已经运筹帷幄，全部的程序乃是仿照十几年来屡试不爽的办法。到了第三天，该轮到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出来发言。于是，最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就有机会在《光明日报》上表达他的激情。他写道："盼！平生的盼望！早就盼着这一天！（1978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其余名人雅士也都不甘寂寞，或撰文或演说地讲述他们的"盼望"。甚至佛教界最有名望的班禅大师也介入进来，他用一种大有禅意的话来影射华国锋的理论："我历来认为，为了永远不穿草鞋暂时穿草鞋是应该的；如果为了穿草鞋而穿草鞋是没有意义的。"（1979年1月1日《中国新闻》。）然后又轮到普通百姓。山西省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蹲在著名的狼窝掌里说："太符合我们贫下中农的心愿啦！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贫下中农想到一块啦！"（1979年1月8日新华社《新闻稿》。）她还不知道"英明领袖"现在有多尴尬，不过不久就会知道，而且她自己也会饱尝这种尴尬的滋味。那时还没有那种大铁锅似的东西来转播卫星播送的消息，但到了第五天，遥远的丝绸之路上也有"盼"的声音传来。一位叫作肖克忠的铆工将二十年来的政治运动一个一个数了一遍，然后说道："国家受害了，人民受苦了！我们盼的就是今天，可盼来了。"（197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后来的几个月中，这种情绪迅速弥漫起来，有一句话在上上下下大为流行，这话说三中全会是"第二次解放"了中国。

第57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8)

对于那些终于摆脱屈辱重蹈政治舞台的老人们，说"第二次解放"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多少年来大家第一次发出了由衷的笑声，邓小平也以胜利者的微笑来接受大家的祝贺，不过，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放下心来的。这倒不是因为他经历的风波太多，以至今天还在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他是熟谙政治舆论的行家里手，知道民心的价值。表面的舆论常常不能说明真相。两年又八个月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也是一夜之间铺天盖地，举国高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批邓"进行到底"。这件事给予邓小平的印象太深了。他根本不会相信那是民心。报纸叫作"党的喉舌"，其实党是由人组成，因而报纸只是最有力量的人的喉舌。几天前，他在中央全会上曾尖锐地说，在共产党内，大家只能奉命行事，什么问题也不用思考。不讲原则，说话看"来头"、看"风向"，"随风倒"的现象已经多起来。（参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2页。）过去是随毛泽东的"风"。现在，轮到他邓小平主持大政，他必定也对这种现象抱有高度警惕。问题不在于人们表面上说什么话和敲什么锣，而在于心中所想及弦外之音。

1979年元旦刚过，省委书记们便用自己的言论把报纸的头版占去了大半。农业以及农村的问题乃是必须要说的话题。安徽乡下有些地方本已经悄悄地把田分开，这时候却看到了全会决议上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看来他们的行动大有越轨之嫌，这时候只好先避开短兵相接的搏斗，采取远兜远绕的迂回战术。历时十五天的省委会议宣布了自己的方针："在建立健全责任制的问题上，思想要再解放一点，办法要再多一些。"它还说："生产队愿意采用什么办法，应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等于是说，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这一条是算数的，但这"不许"、那"不许"可不一定算数。（1979年1月19日《安徽日报》。）青海省的领导一下子没有看出此中奥妙，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省委机关报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社论，说"在我党的历史上，每逢历史性的转变关头，都会伴随着全党的学习运动"（1979年1月5日《青海日报》。）。邻近的甘肃省，报纸也在早几天发表了社论，说政治要保护经济，阶级斗争必须同排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联系起来。（1979年1月2日《甘肃日报》。）赵紫阳这时还未进京，还在四川省当他的省委第一书记。他虽未像万里那样在农村发起对人民公社的挑战，但他明显地对华国锋的失势与邓小平的崛起感到愉快，而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要在邓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情绪。他在四川省委会议上报告："从总体上说，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经扫除。"（1979年2月15日《人民日报》。）这话的大胆之处在于，当公开的舆论还把华国锋看作党的中心时，赵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他扔到一边了。辽宁的任仲夷也是数十位省委书记里面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之一，几个月前，当"真理标准"的争论双方还胜负未卜的时候，他最先表示了自己反对"凡是派"的立场，这是中国官场上极少见的勇气，可是这时他还是没有敢直面"包产到户"。他的办法是把精力集中于阐述较少争论的问题，他告诫下级："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抓住一个中心，就是工作着重点的转移"（1979年l月9日《人民日报》。）。这话现在已经不会再有风险，因为即使是华国锋也不会反对这个话题，只不过，华的"转移"与邓的"转移"不是一回事。

看到舆论绕来绕去还是在外围徘徊，《安徽日报》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它发出进一步的暗示，说"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土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利用起来，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李克文：《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见1979年1月24日《安徽日报》。）。这里面主张"包产到户"的味道，即使再愚蠢的人也会闻得出来。可是多数省区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太聪明。整整一个月里，没有人出来呼应安徽的声音。到了1月下旬，终于再也不能回避。西部的陕西省打破了沉默，但不是附和安徽的声音，而是相反。23日，陕西省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刚刚进入政治局的王任重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讲了同样的话，（1979年1月3日《陕西日报》。）这使得陕西的理直气壮看上去大有来头。江苏省在东部，与陕西有遥遥数千里之隔，现在却决定与陕西异口同声，省委书记许家屯虽然说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可是又说："试行责任到组联系产量有奖有赔办法，进行比较，但不要急于全面推开。大农具不能分，更不能包产到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坚决纠正过来。"（1979年2月19日《新华日报》。）这大致是重复了会议的文件。这一来，不少省委书记都记起三中全会上的这一句话，于是全都照方抓药，包括云南、新疆、山西、河北、河南、湖北。这是一种无论什么风吹浪打都不会翻船的办法。看来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的力量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四川这时也许有一点犹豫。私下里，赵紫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问，干部最大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说，最突出的是"恐右症"。这种思路要是延续下去，四川立刻就是安徽的同盟军了。果然，会议发表的决定给了农民一个前所未有的解放，它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进行试验。"不过，赵还是没有勇气拆除最后的屏障，他重申，"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广东省的习仲勋再次仗义直言，只是略施小计。他们说，只要不分田单干，各种不同的办法都应当允许。（1979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他们的小计谋是故意不提"不许包产到户"。既不禁止，农民也就可以实行；可是他又没有允许，一旦有失，作为一省之领导，还大有退却的余地。另外一些省委书记一定意识到这里面事关重大，所以与其打一场无准备之仗，不如行兵家避实就虚的策略。内蒙古的周惠说，内蒙古的"关键是解决好遗留问题，配备好领导班子"（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山西省还是念念不忘它的大寨，第一书记王谦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1979年1月25日《山西日报》。）湖南的书记毛致用也学着山西的话，一句也不提生产责任制，只是说湖南"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这个讲话时，竟把这一句话全部删去，令毛书记大为紧张了一阵。（见1979年6月5日《湖南日报》和6月19日《人民日报》。）

第58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9)

到了2月，表面的热闹已经平息，大家都发现气氛有些沉闷。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心口不一的本领，非到关键时刻，不会把心里话讲到桌面上来。大多数报刊的编辑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用"心有余悸"来描述那个时候的局势。《安徽日报》的文章说："十分明显，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地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然后作者就鼓动人们去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薛理：《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见1979年2月12日《安徽日报》。）。

不过，真正心口不一的还不是这些心有余悸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从来不知"悸"为何物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邓小平的得势是一场灾难。这种情绪虽然从未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却也宣泄得淋漓尽致。有人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邓小平对"文革"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不满，等待着再一次"变天"。

事情有些稀奇古怪。沉寂了两年的中国，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那一年的年初，似乎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文人们现在要把思想解放的成果再行扩大。他们对"两个凡是"的初次打击居然获胜，这是从未有过的战绩。看来乘胜前进是必要的。l月18日，文人们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里几乎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来了。这可真是一个理论的春天，只不过，会议的名称有点怪：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看来具有某些官方色彩。其最初酝酿是在党的政治局中，由叶剑英提议，而由胡耀邦全力推动。但是数百名与会者却是形形色色。这些人满怀豪情整整说了一个春天，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十年后还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路线的大转折；务虚会是理论上的大突破"，而且，他还找了一句培根的名言来歌颂这个春天的价值："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他的激动乃是由于这些人对中国既成的理论体系发起了范围更加广大的冲击。其矛头之尖利，已由马沛文所开出的一个长长的序列加以证实：

革命经常被滥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应该抛弃；

文化大革命是武化大破坏，没有一点文化的味道；

毛泽东的错误千真万确，批评毛泽东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条恶性发展的左倾路线；

必须废除领袖终身制；

不是人民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指定接班人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

人治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靠不住；

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法院只服从法律；

反对"协商最好"，应为民主选举恢复名誉；

警惕封建复辟，"四人帮"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

"建党大纲"完全错误；

反右斗争是一大政治失误；

不应有思想犯、言论犯、政治犯；

应给刘少奇平反；

发扬民主不是恩赐；

经济的问题，根子是国家所有制；

不应再给现代化贴什么"主义"的标签；

国家盲目的计划，危害不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愚昧无知的保密制度应当废除；

破除理论工作中的奴才气；

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

反对理论恶霸；

……

会议后期，邓小平发表一篇讲话，此文后来录于《邓小平文选》，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其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两个凡是"的破产。对这些表述的毁誉均极为鲜明，从此各色人等为此嫌隙丛生，难以弥合。不过，那是今后的事了。但在当时有一件事非常令人奇怪，这些最优秀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说了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提到农民的饥饿，以及农村里的"包产到户"呢？看来，当日这些人思想无论多么解放，还是对乡下的事情了解不够，估计不足。

就在这时候，京城里面聚集了另一群年轻的理论家。这些人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民主思想而无既得利益。但是当时这些人还只是一些民间的清谈家，在他们所谈论的种种宏图大略中，有一个今天看来颇值回味：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有根本的政治变革，可是又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呢？

--他们说，要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

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当从何处做起？

--他们说，从改变计划体制入手。

然而计划体制庞大无比，又当从何处做起？

--他们说，从改变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做起。

统购统销又当怎样改变？

--他们说，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人民公社又怎样改变呢？

--他们说，从农村里面实际变革进程开始，也即推动"包产到户"。

官方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潮头刚刚过去，民间理论家们的设计已令人惊讶地预示了我们的国家在未来十年所经历的改革过程。不过，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理论家们，都还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到下面一个事实：在已经开始的一年中，真正改变中国方向的事情不是文人的理论，而是农民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