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斧必到班门——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班门弄斧”，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成语，是对不自量力的“拙匠”的讪笑。
　　但你可曾听过“弄斧必到班门”这句话？
　　这句话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说的。说话的地点是他在伯明翰（Birmingham）寓所客厅，只有主客二人，主人是他，客人是我。这句话是他的为学心得，我觉得他这句话比原来的成语更有意思。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我来到英国北部的伯明翰旅行，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和华教授见面的机会。整整一个下午，他谈了他的平生经历，也谈到了他目前的学术活动。
　　话题就是从他在伯明翰的学术活动开始的。
　　那年五月，世界解析数论大会在伯明翰召开，华罗庚应邀出席。
　　在单独访问华老的前一天晚上，我曾经在一个宴会中听到一些有关华老出席这次大会的“趣闻”。这个宴会的主人是伯明翰侨胞的知名人士冯律潮，主客是华老，陪客有来自香港理工学院的张思伸教授以及华老的两个学生和秘书，有关华老的趣闻，就是他的秘书告诉我的。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位数学家，华老出席的消息传开，登时引起全场轰动，相识的与不相识的都争来问候。有一个印度数学家，见了华老，竟然感极而泣，用印度传统的表示最大敬意的行礼方式，向华老致敬。他说他是从华老的著作学数学的，想不到有机会可以见到华老。原来有许多人因为消息隔膜，以为华老已经死了，或者虽然未死却尚在“牛棚”。华老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意外之喜，也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华老是这次解析数论大会中最受尊敬的数学家之一。”华老的秘书潘承烈这样告诉我。
　　但这样受到尊敬的数学家，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谦虚。
　　大会闭幕之后，他接受伯明翰大学之请，在该大学讲学。
　　“讲学，我不敢当。”华老说：“不能好为人师，讲学以学为主，讲的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改进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羽生附注：这几句话华老怕我听不清楚，他特地写在一张纸上给我，此处是照录原文）
　　当我问及他准备有些什么学术活动的时候，他微笑道：“我准备弄斧必到班门！”
　　原来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到西德、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的许多间大学邀请前往讲学。
　　“我准备了十个数学问题，准备开讲。包括代数，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矩阵几何，优选法等等。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Ａ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Ｂ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在Ｂ大学讲偏微分方程……”
　　我正在心想：“啊，这可真是艺高人胆大！”他好像看破我的心思，说道：“这不是艺高人胆大，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弄斧必到班门！”
　　接着他详细解释：“中国成语说：不要班门弄斧。我的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对不是这一行的人，炫耀自己的长处，于己于人都无好处。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能够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对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这一段话也是他写出来给我的）
　　武侠小说中有所谓“找高手过招”，练成绝技，是非和高手“印证”不可的。“弄斧必到班门”，如果把“过招”改为“请教”，恐怕就是这个意思了吧？这可要比害怕到“班门弄斧”，积极多了。
　　当然我们也不免谈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笑话”。
　　故事是有一次他被“招待”到人民大会堂看样板电影，座位是正中间的六排二号，他见左右无人，像是“虚席以待”什么“首长”的样子，心里就知不妙，赶快和后面几排一个相熟的京剧女演员换位。过不多久，果然就有一个“首长”进场，在他原来位置旁边的六排一号坐下，这个“首长”就是江青。
　　“好险！”华老说：“我不知江青是否想笼络我，但我若不避开，麻烦可就大了。”
　　对江青他是采取“避之则吉”的态度的，但可惜“避之”却仍“不吉”。“或许江青因见我不受笼络吧，她竟然叫人指使陈景润诬告我，说我某一个科学研究是窃取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幸好陈景润很有骨气，他说华罗庚是我的老师，只有我向他请教，他怎会窃取我的研究成果？陈景润在‘四人帮’当道时期郁郁不得志，可能也与他这一拒绝作假证的事情有关。”
　　“在‘文革’期间，我曾被抄家，也曾受过红卫兵斗争。但比起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冲击还不算大。”华老说。
　　笑话则是他在七三年间，在中国各地讲优选法，最多听众一次，在武汉有六十万人听讲（通过广播）！“四人帮”竟然指责他讲统筹、优选是游山玩水。
　　不仅如此，在周总理关怀下，他讲的优选法拍成电影，张春桥看了电影说：“搞优选法电影是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道路。”姚文元更“妙”，他竟说“优选法不是科学”！
　　“张春桥懂得什么是优选法？姚文元的科学知识又有多少？他竟敢宣判优选法不是科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华老哈哈笑了起来。
　　好在这些荒唐的故事，荒唐的笑话，如今都是“俱往矣”了！但愿以后也不会再有。华罗庚教授现在的心情如何呢，我还是引他的一首小诗作答吧。
　　他说：“‘四人帮’打倒后，有人用曹操的诗鼓励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深有所感，也胡乱写了几句：老骥耻伏枥，愿随千里驹。烈士重暮年，实干永不虚。”
九连霸·天才·土壤
[日期：2005-9-16]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跃马驱车，投鞭处，几人失色！并世英雄谁抗手，粤东老将杨家帜。

　　在象棋史上，像胡荣华这样早熟而又成就辉煌的棋手是极之少见的。

　　　　少年十五二十时，干云豪气捋龙须。
　　　　一战群雄俱俯伏，顿教棋国换旌旗。

　　１９６０年，他第一次从杨官磷手中夺得了全国象棋冠军的宝座，那一年不过１５岁。杨官磷则是３５岁，年纪比他大了一倍有多。
　　从１９６０年开始，至１９８０年，他坐了２０年的冠军宝座。年纪之轻（１５岁即成国手），与获得冠军次数之多（连续九届），在中国象棋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１９７７年，他在中澳象棋友谊赛的最后一晚，曾作了个别开生面的个人表演赛，闭目同时下四盘棋，对方都是澳门棋坛高手。结果两胜两和，令人叹为观止。但据笔者所知，他曾经在公开的表演赛中有同时下１２盘闭目棋的纪录。
　　据说他最多可以同时下１５盘闭目棋，那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了。
　　“有没有天才？”曾经是引起许多人争论的题目。但如果把“天才”解释为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那么似乎是应该承认有的。
　　在象棋史上，象胡荣华这样的天才固然是罕见，但足以称为天才的棋手还是可以数出好些来的。如清代著《梅花谱》的王再越，著《反梅花谱》的巴吉人，及以《石杨遗局》传之后世的杨健庭与名字已失传的石某等等都是。近代有华南“棋仙”之称的钟珍也可以算得是个象棋天才。不过成就大小不同，未必比得上胡荣华就是了。
　　原因是胡荣华生在今日，比他们“幸运”得多。
　　他是在新中国培育之下成长的天才，所走的道路，和老一辈的棋手不同。
　　老一辈的棋手，比如说杨官磷吧，５０年代初期，就曾经在香港的修顿球场摆过“棋档”，当时在“棋档”下棋，一般是一盘棋“彩金”一元，甚至有少至五毫的，他就靠这点微薄的彩金维持生活。假如他不是回到内地，得以衣食无忧，专心棋艺，恐怕也未必有后来的成就。他是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老艺人。
　　胡荣华的道路就简单得多了，他在象棋方面的特殊才能一被发现，１１岁那年即被吸收进上海的象棋代表队，有名手何顺安，徐大庆等人给他辅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秘密”，“天才”常有，但适合于“天才”发展的环境则不易求。有了天才，还得有培养天才的土壤。我们还可以举清代的象棋大师王再越为例。
　　中国象棋的棋谱有两部经典之作，一是《橘中秘》，一是《梅花谱》。《橘中秘》是明代象棋艺术的总结，由朱晋桢编成书，那些局法是经过许多人心血集成的，每一局法最初的创造者是谁，已是难以查考了。《梅花谱》则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象棋大师王再越著的。《梅花谱》的影响比《橘中秘》更为深远，直到今天，它的《屏风马破当头炮》的几个局法，还是有它的实用价值，可说是中国象棋宝贵的遗产。
　　这位给中国象棋提供了宝贵遗产的天才棋手王再越，他生前的情况是怎样呢？《梅花谱》序言中说：“安蹇先生姓王，名再越，字正己，康熙年间人。性刚直，家贫力学，不求闻达，而世无知之者。一身坎坷，抑郁无聊，为象戏以消岁月，得意疾书，爰成方则，名之曰：梅花谱。”序言是谁写的，没有注明，很可能就是王再越的夫子自道。
　　从序言中可以看到，他生前的情况是怎样穷愁潦倒，以不世出的棋艺天才，竟“一身坎坷”，“世无知者”！何等可悲的“命运”！事实也是如此，他的《梅花谱》写成后，无钱刻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是靠抄本流传。这情形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情况一模一样。中国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的《红楼梦》，最初也只是在好友中手抄传阅的。印之成书，那已是在他死后多年的事了。
　　中国象棋由于它在各个阶层普遍流行，精通虽难，学会却易，所以出身贫苦人家而有象棋天才的人，还可以有发展他们这方面天才的可能。虽然在旧社会中还是有种种限制，但比起其他学术艺术领域，天才所受的限制已是少得多了。
　　在旧社会，统治阶级垄断学术，一般贫苦百姓，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要想在学术方面取得成就，那真是难于登天。多少天才，就因为人为的不平，在旧社会给埋没了。
　　中国科学的落后，原因很多，姑且不谈。现在只谈文学方面。
　　打开文学史一看，著名的文学家几乎都是出身官宦人家，至少也是家有恒产。文学家本身也十之八九是有一官半职。陶渊明（县令），杜甫（工部）、苏东坡（翰林学士）、辛弃疾（浙东安抚史）……指不胜屈。李白号称笑傲公卿的“诗仙”，也曾做过皇帝的清客，写过谄媚杨贵妃的诗。
　　文学史又常见所谓“文学世家”，南北朝宋朝的谢灵运、谢惠莲兄弟，梁武帝萧衍、儿子萧统（昭明太子）、萧纲，萧绎一家，魏武帝曹操、儿子文帝曹丕、曹植一家，宋代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一家都是。萧家、曹家是帝王之家，谢家是豪门大族（灵运，东晋谢玄之后）。正因为他们的子弟，有这种特殊环境，本身所具的文学才能，得到可以培植的土壤，才成名成家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秘密，哪有这许多“天才”集中在某一个家族的道理？不过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环境，容易培养罢了。别的人家也许有天才比他们更高的，但却没有他们的条件。
　　旧社会的老百姓难道没有天才？不，应该说天才更多。诗经三百篇所收的民歌，其中不乏天才闪耀的佳作；“刘三姐”所唱的山歌，也都是从无名歌手手中收集的，那些生气蓬勃的诗句，决非“庙堂诗人”所能写出。可惜的是，这些无名诗人，在旧社会中得不到培养，不能进而成为“文学家”，甚至连名字也失传了。

　　
序《广州棋坛六十年》
[日期：2005-9-16]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三凤四王威已振，杨陈并起日中天；
　　　　羊城名将知多少，细说棋坛六十年。

　　“雕虫技，千古亦才难。”这是王国维论词的名句，移之论棋，似亦未尝不可。棋虽“小道”，易学难精，此所以宋代诗人刘克庄的《象奕》诗有云：“小艺无难精，上智有未解”也。
　　中国象棋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唐代“宝应象棋”已具现代中国象棋雏型），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喜欢下象棋的不计其数，可说是最普遍的民间娱乐。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一本完整的《中国象棋史》出现，思之能不令人兴叹。
　　往史难稽，近史易考，那就不如先写近代的中国象棋吧。甚至范围还可以缩小一些，分地区，有重点的来写。作为一个象棋爱好者，这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令我欣喜的是，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这个工作的成果就是徐骥、褚石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
　　广州夙有“象棋城”之称，依我个人看法，从３０年代左右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论棋风之盛，棋人之多，都是广州首屈一指。（直到现在，也只有上海能与广州抗衡。但我还是比较看高广州一线。）写中国近代的象棋史，用广州来作重点，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
　　５０年代中期，我曾在写《三剑楼随笔》专栏时，写过一篇《纵谈南北棋坛》的文字，提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近代棋坛的兴替，似乎是由北而南。清末民初，北京执全国棋坛牛耳，当时耿四、叶仪并称国手，至盂文宣一出，更是声光灿然。其后扬州好手纷出，先有王浩然，张锦荣、周焕文（周德裕之父，１９１２年即以擅用当头炮雄视华东棋坛）；后有周德裕、窦国柱、朱剑秋，可称先后三雄。又稍后广州崛起，华南四大天王（黄松轩、冯敬如，卢辉、李庆全），声威显赫，各有专长，黄的炮夹马、冯的单提马，卢的五七炮、李的屏风马都是一时绝技。再加上“棋仙”钟珍（陈松顺之师）和曾展鸿（曾益谦之父）等人，棋风之盛，已有凌驾扬州之势了。（按：黄松轩、钟珍、曾展鸿又合称“粤东三凤”，本文开场诗的“三风”、“四王”即指他们。）到了５０年代，杨（官瞵）、陈（松顺）并起．广州在棋坛上的声威之盛，更是有如日在中天。５０年代以后，蔡福如、吕钦（今年全国赛曾打败胡荣华）等新秀辈出，象棋城的声誉，迄今未见稍衰！
　　但我说的只是一个梗概，欲知其详，那就非得阅读徐骥、褚石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不可了。
　　本书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这个“详”字。说到史料的丰富，在我看过的象棋书籍中，这部书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它不但介绍了广州第一流棋手，如“四大天王”，“粤东三凤”等人的出身经历、成名佳话　以及他们有名的对局等等，而且还介绍了“足以上榜”的次一等高手，让读者对广州的棋坛全貌有更深认识。如“五虎将”赵坤，刘寿彭，陈镜堂、赵培．黄志。“苏家四将”：苏兆南、苏天雄，苏秀泉、苏钧林。“十八罗汉”：黄汉，龙庆云、保玉书、何鲁荫——等人，书中均有介绍。
　　不但如此，本书还旁及海外其他棋坛，如越南、新加坡、澳门等地棋坛的情况，重点叙述了国内棋手（以广州棋手为主）和海外棋手作棋艺交流的许多有趣故事。例如钟珍获得“安南棋仙”称号的由来，谢侠逊下南洋与新加坡粤籍棋手陈粤樵棋战“笔战”的趣事等等。这些资料，据我所知，他们是参考了旅居越南的华人棋手李文雄所撰的《越南棋坛沿革史》和新加坡棋会出版的《新加坡棋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的。由此也可见到他们搜集史料之勤。
　　中国的象棋刊物，谈及海外的棋坛的不多，这也应该算得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吧。
　　第三个特色是文字生动，趣味性故事性都很强，对每一个大战役的来龙去脉，鏖兵经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例如他写“东南大战”，从１９３０年周德裕、林奕仙南下香港开始，到李善卿广州请将，终于促成华东、华南的四大高手之战止（华南的两名代表为冯敬如、李庆全。黄松轩因病未能参加）。写得如火如荼，各人的神态，也跃然纸上，令读者好像看“演义”一般。试看他怎样写冯敬如登台的神态吧，
　　“开赛的晚上，四位选手都身穿长衫登台。广州选手李庆全、冯敬如的风度颇使人刮目相看，特别是这位泽叔，和从前蹲在广州城隍庙摆开棋档候教的局促神态迥然不同。尺蠖之屈也有挺然而伸的时候，江湖棋人泽叔在这个大赛中还成为众所瞩目的大将！”　冯敬如原名冯泽，一贯被人呼为“烟屎泽”。香港知道他的人很多，读之当忍俊不禁吧。
　　有来龙还有去脉，“东南大战”由于黄松轩因病未能参加，其后又引出黄周大战之事，本书也是写得非常生动有趣的，
　　听作者说，他们准备一直写到１９８０年的广州棋坛的，但为了便利于出版的关系，现在这部《广州棋坛六十年》大概只写了１／３左右（从１９１５至１９３５年，两名华东象棋名手罗天阳，方绍钦南征广东止）。我以一个象棋爱好者的身分，希望他们能够完成“巨著”，陆续出版。

　　
莫到琼楼最上层——从袁寒云谈到吴健雄
[日期：2005-9-16]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袁寒云是“洪宪皇帝”袁世凯的“二皇子”，早已逝世。
　　吴健雄是当今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美国现任物理学会会长），名字像男人，实际是女人。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知者甚多。但“二皇子”和“女科学家”有什么关系，知道的就恐怕较少了。
　　答曰：他们是翁媳关系。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是袁寒云的幼子。
　　先谈袁寒云。
　　袁寒云不但是“贵公子”，而且是民初出名的诗人。有人将他比作曹植，将他的哥哥”洪宪太子”袁克定比作曹丕，可以想见他的才华。
　　他最脍炙人口的两句诗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据说是讽谏他的父亲不要做皇帝的。这首诗写得很好，但后入传诵，颇有记忆错误之处，现在我把全首诗抄出来．供同好欣赏。

　　　　乍着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往，云飞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向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寒云脾气很怪，按说北洋军阀时代，不知多少权贵是他父亲旧属，但他在父亲死后，却是生活潦倒，卖字卖文为生，并不倚靠权贵。他喜欢唱戏，常以票友身分粉墨登场。据说有一次，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要阻止他登台，请他去“总统府”，他说：我唱我的，他管得着吗？我不去！结果唱了一出颇有讽刺意味的昆曲《状元钻狗洞》。盖棺论定，他虽然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诗文尚有可传之处，而他这点脾气也是很“可爱”的。
　　据说他死后无以为殓，靠朋友替他料理后事。陈诵洛挽以联云：

　　　　家国一凄然，谁使魏公子醇酒妇人以死；
　　　　文章余事耳，亦有李谪仙宝刀骏马之风？

　　时人推许为民初名联之一。我以为将他比作李白不太恰当，就他的气质来说，似乎更近于曹子建和纳兰容若。
　　袁寒云是个颇有浪漫气质的旧文人，他的儿子和儿媳却是脚踏实地的科学家。尤其他的儿媳吴健雄，在物理学的领域中，早就以精确的实验为西方科学界所钦佩，正因为她的成就大过丈夫，把一般夫妻排名的习惯都打破了。一般习惯，妻子排名总是在丈夫之后，唯有他们这一对夫妻，　报上有关于他们的新闻发表时，则一定做妻子的吴健雄排名在做丈夫的袁家骝之前。
　　吴健雄在物理学的成就，最著名的一项是用具体精确的实验来证明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理论。
　　杨，李的“弱的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亦即打破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的理论）发表之前，吴健雄在物理学的“弱的相互作用”所进行的实验早已得到科学界很高的评价（这个实验是根据杨、李一篇论文的提议进行的）。这方面理论的构想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的，而用实验来证明这个理论，则是吴健雄的贡献。
　　在杨、李作理论构想的过程中，初时他们还未是信心十足的，到了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以吴健雄为首的哥伦比亚大学实验组才找出足够的证据。在那个月，杨、李二人差不多天天和吴健雄互通消息，证据越来越多，他们也逐渐确信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是站不住脚了。可见一方面固然是杨、李二人的理论构想给吴健雄开辟了新的实验，一方面也是吴健雄的实验支持了杨、李二人打破“权威定律”的信心。
　　１９５７年１月４日，李政道带来了他刚从吴健雄那里得来的重要消息：实验证明，“宇称守恒”只是部分的物理现象，在更多的弱的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一天现在已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正式宣告被打破！
　　袁寒云劝他父亲“莫到琼楼最上层”，那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但对他的儿媳吴健雄来说，她正在攀登科学的高峰，这句诗应该改为“应到琼楼最上层”了吧！

　　颜苦孔之卓，苦了邓拓
[日期：2005-9-16]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在全国一片提倡勤学好学的风气中，想起了邓拓的一篇文章，叫《颜苦孔之卓》。
　　这句话出于《杨子法言》的《学行篇》：

　　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不可量已。曰：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屡空之内。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曰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只其所以为乐也与？！

　　这段文字，在不同的版本上略有出入。邓拓用的是晋代学者李轨的本子，在宋代学者吴秘的本子上则是“颜苦孔之卓也”，没有“之至”两字。不过，这两个字只是加强语气的，有没有差别不大。因此，邓拓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把“之至”二字减省的。
　　这段文字是文言文，没有读惯文言的入可能觉得不大好懂，简单介绍一下。
　　“纡朱”是“纡青拖紫，朱丹其毂”的“简缩”，指佩印绶，乘华贵的车，即当官也。（语出杨雄《解嘲》）“纡朱怀金”　是既富且贵的意思。又有势，又有钱也。
　　“颜氏子”指颜回，“孔”即孔子。“屡空”则是贫乏意思。
　　这段文字是反复说明颜回的好学精神的。颜回以学习孔子为最大的快乐，但令他苦恼的是：孔子太卓越（包括学问和人格两方面）了，简直学不来。
　　译成简单的白话是：有人问杨子：若能令我既富且贵，其乐真是无限了。杨子答：这种“纡朱怀金”的快乐只是外在的豪华物质享受的快乐，比不上颜回那种好学不倦的，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真正快乐的。那人再问：颜回那样贫困，内在快乐为何？答道：如果颜回学不到孔子那样，虽得天下也不足为乐的。反过来说，他在学习孔子的过程中，自然就有真正的快乐了。那么颜回有没有苦恼呢？有。他的苦恼就在于学不到孔子那样卓越。“或人”听了终于省悟了，于是说道：颜回这种苦恼，其实也是快乐的。（“与”与“欤”通，感叹词。）
　　孔子曾经称赞颜回：“一篑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扰，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出身贫穷人家，但他天资聪颖，贫而好学，是孔子最好的门生。故孔子赞他“贤哉，回也！”
　　“孔之卓”的卓是包括“学”与“行”两方面的。不过，邓拓写的这篇文章，对孔子的“行”保留批评，主要是强调“学”的方面。他在文章里一再说明：
　　“很明显，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外乎要强调好学不倦，这是做学问的根本态度。”
　　“对于他（杨雄）所推崇的颜回学习孔子的经验，如果能有批判地拿来运用，变成正确的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学习，那就很有用处了。”
　　提倡“好学不倦”有什么错呢？但后来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邓拓这篇文章就犯了“大罪”，给它加上的“按”语是：“此文吹捧地主阶级的老祖宗，坚持用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改造社会，妄图恢复剥削阶级统治。”提倡“好学不倦”居然得出“妄图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的结论，莫非只会空喊口号，不学无术，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这样的逻辑，也真是令人莫测“高深”，莫名其妙了！
　　其实孔子的说话，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的，“孔”当然可“批”，但批不等于全盘否定。比如说孔子说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将“女子”与“小人”并列，是应该大批特批。但他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即使放在现在，恐怕也应该承认是对的吧？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里有一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也是引用孔子的话，难道也是不对？毛主席引用孔子这句话，可并没有否定这句话的意思在内的。
　　邓拓在被免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时，曾赋诗道：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写此诗时是在“文革”方萌之际，他还想不到所谓“高潮”也者，实是林彪、江青一流野心家蓄意鼓动，并要利用这“高潮”来达到他们的政治阴谋的。虽然，他亦自知是被“文章”所“累”了。不过，他虽有牢骚，并不气馁。因为他也知道“功与过”是彰彰在人耳目，“屈指当知”，不能颠倒的！果然，这个预见现在也证实了。
　　呜呼，“颜苦孔之卓”，苦了邓拓！但愿颜回之“苦”常有，而邓拓之苦永无！

　　
从查理·卓别林谈到孤独感
[日期：2005-9-16]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在看卓别林的《舞台春秋》时，流了四次眼泪，我相信这绝不是他夸大的说法。我自己是很久很久以来没有流过泪的了，但当我看到查理所演的卡华路在小酒吧里那一份佯狂，那一份狂歌带哭的神态；和在临终前拼命的拉着生命的提琴，想在“生”的颂赞中净化了他“死”的苦痛时，我也不自觉的感到难过，想“逃”出来，“逃避”查理对我情感的“压迫”。
　　事后我静静地思索，那位朋友的流泪和我的想“逃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舞台春秋》所渲染的那种感情，还能够深深激动我们这些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
　　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同一毛病，老是感觉自己孤独，感觉到没有人了解的悲哀，我那位朋友是写诗的，我记得，他似乎就写过“把斗室当做自己的牢狱，在牢狱里自己寂寞的数着自己的脚步！”的诗句。
　　旧知识分子“在心灵深处，总有一个个人的小王国”，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早期的何其芳就写过“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再推远一点，“诗人节”所纪念的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里也慨叹着：“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翻成白话诗就是：“没有人了解我也就由他去吧，只要我内心是真正的芬芳。”这种感情，与《舞台春秋》所传染的感情是合拍的。
　　查理创造了一个“孤芳自赏”的卡华路，又给他创造一个“红颜知己”的女艺人，我想，这正是他扩大了这种孤独感，同时创造了一个“知己”来填补他心灵的空虚，说来也有趣，历史上（不单是“历史上”，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文人都喜欢“创造”一个了解自己的异性知己。例如清朝的诗人黄仲则，就把一个本来是庸俗的盐商女儿，描写成为自己的知己，说她“湖海有心随颖土，风情近日迫方回。”这真是天晓得。许多文艺小说里，男主角（常常是作者的自拟）也总会有一个“慧质兰心”的女朋友，大概也是这种心理表现吧。
　　查理还是一个从“我”出发的人道主义者，他还没有跨过这一步。从“我”出发的，常常看不起群众，查理在《舞台春秋》里假卡华路的口说：一切个人都很好，但当他们成为一群时，就像无头的野兽一样。又说“只有当我饮醉了酒时，才可接近他们。”我想正是这样对群众的看法，阻止查理更跨前一步，阻止了他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家。
　　然而查理还是伟大的，《舞台春秋》还是好的，虽然它也有这么多不健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舞台春秋》是在５０年代的美国摄制的，片子里所要求的“人的尊严”，“对生命的赞美”等等，这些东西，正是现代美国所缺少的。因此他纵然是个个人主义者吧，也还是一个进步的个人主义者。他借卡华路的口说：“这个世界的麻烦就在于我们轻视我们自己。只要不害怕生活，人生是可以很奇妙的。”我以为他说得很好。
　　从“我”出发的东西，要看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写的，才可以很正确地估计它的价值。例如雨果的《欧那尼》，那也是纯粹歌颂“个人”的东西，但它是代表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向上的，所以也就是好的。然而假如今天的文艺青年，还从“我”出发，还有浓重的孤独感的话，那我就要摇头的了。虽然我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些阴影，但我是想努力向“我们”走去的。

　　
看戏的和演戏的
[日期：2005-10-19]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卓别林的《舞台春秋》的上演，在我的朋友中激起了一阵小波动，有趣的一点是：他们都依据着自己的思想感情来解释这个“戏”。这里有不少精彩的谈话，一位朋友说这是查理的“抒情诗”，是对人生美丽的颂赞；我同意他的话。另一位有更深刻的分析，他说：“虽然作品中的主角不一定是作者的本身，例如查理演过《大独裁者》，而查理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却绝无相同之处。但是在这个片子中，却像是查理的自白，查理对人生的看法与内心的精神多少是借卡华路而表现出来了。”他用了一个文艺理论上的名词，说这是查理内心的“观照”。
　　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观照”，顺便要牵涉到文艺上所谓“看戏的和演戏的”理论。
　　“观照”本是西方哲学家与宗教家的用语Concemplation，后来移用到文艺理论上。它的起源是这样的：希腊神话里有一位日神叫做阿波罗，据说“他高踞奥林匹司山顶，一切事物借他的光辉而得形相。他凭高静观，世界投影于他的眼帘，如同投影于一面明镜。”用在文艺理论上说，就是劝作者像日神一样，明澈地“观照”这个世界。
　　到叔本华就把这种“观照”的态度，更为阐发了，他说人生本来是痛苦的，怎样“解除”这种痛苦呢？只有“由受苦的地位移到艺术观点的地位。”这意思就是说：把人生种种的遭遇，当成是一场戏，自己则当成看戏的人。甚至例如你失恋了，你也可以从痛苦的失恋者的地位，退成为旁观者，来欣赏这一场“恋爱的悲剧”，虽然在这场悲剧中，你自己也是一个主角。根据叔本华这种说法，一些美学家便主张文艺作者应是“看戏的人”，而一切芸芸众生，不论王侯卿相，贩夫走卒，都是“演戏的人”，在大千世界的舞台上演出种种悲欢离合，苦恼恩仇。
　　《舞台春秋》中，查理的佯狂，把世界当成一个大舞台，好像“超脱”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态度，是有一点近于这种“内心观照”的艺术观的。（当然这只是《舞台春秋》的一面而不是全面，要不然我们就不能说查理基本上仍是热爱世界了。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一面的。）
　　这一种所谓“观照”的情感，我相信年青的朋友们是不会有的，但旧知识分子却很容易受他的感染，这与中国的老庄思想，有若干是合拍的。庄子所谓的“心斋”，要人“毋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这就与“观照”的态度极接近了。中国的老庄思想演变下来，接受了佛教的影响，更使得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扩大。《佛地经论》（一种佛教经典）说要到“禅定”的境界，才能够“起智慧”。禅定的境界，就是像希腊神话中日神那样“明澈观照世界”的境界。中国的旧读书人，受老庄、佛家的思想影响极大，我记得于潮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方生未死之间》，其中的主文就是批判这种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的。
　　其实这样的写作态度是要不得的。假如这些作家去写工人的生活，他也可能像单纯的照相一样，把工人的苦痛描写出来，但由于他完全站在旁观者的地位，这作品就无法深入，止于现像的罗列，而接触不到本质。正如查理的许多戏，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
　　一个作家要以爱去拥抱人类，拥抱世界，而不是站在看戏的地位来看这世界。事实上一个人也不可能纯粹站在看戏的地位的，假如你明天就没有米煮饭了，试问你还能自我“欣赏”没有饭吃这种悲剧吗？


　　
创造“更高的真实”
[日期：2005-9-16]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一位有“历史癖”的朋友去看了“长城公司制作的电影《孽海花》，回来后和我大谈剧中的历史“考证”，据他说王魁与司马光不可能见面，在司马光做大臣时，王魁最少已死了２０多年；剧中的程戡应该是理学大师程颢之误，程颢和弟弟程颐并称洛阳二程，最初的政治主张是比较接近王安石而反对司马光的，但程颢最高的“官阶”也只是监察御史而并非宰相……等。我听了他一大串的“考据”后笑道：可爱的朋友，我算你的考据都对了，但有一个观念却错了，历史剧本和历史教科书不同，历史家和历史剧作家也不同，一个好的历史剧本，不是历史教科书的翻版，它还包括有“创作”的性质在内，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试想，如果要求剧本一切都与历史事实吻合，主角的台词要考据他当时是否这样说过，所演的戏都要“有案可查”的话，这个剧本怎么能编得下去？
　　历史家的任务在力求把历史的真实发掘出来，不能自己去“创造”事实，但历史剧作家却可以在不歪曲历史的原则下，去“创造”一些事实。例如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一剧中的查理第一，是一名成年的武士，建立了许多功勋，可是事实上亨利四世在位时，查理第一不过是十多岁的小孩　子；同样，凯撒死后，安东尼和布鲁特的斗争酝酿了很久才爆发，而莎翁在《凯撒大将》一剧中，却将这段酝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说实在话，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本，我却感到比史家所写的更“真实”。
　　当然历史剧作家也绝不可能毫无根据的去“创造”的，像钱舜举替陈圆圆写照【注一】之类，就无论如何辩解也辩不通，因为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
　　写有关历史的文艺创作（包括历史剧本、历史小说等），作者可以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情形，“创造”一些在那个时代极可能发生的事件。例如我们正不必斤斤计较郭沫若的《南冠草》（又名《金风剪玉衣》，不久前本港校际戏剧比赛曾演出）里，夏完淳是否真正的如剧中那样，把大汉奸洪承畴故意挖苦“恭维”一番之后，便把他骂得淋漓痛快，因为根据夏完淳在历史中的爱国表现，他是可能这样做的。又，谈京戏的人，很多人都知道周瑜年纪比孔明大，但为什么在戏台上周瑜却反是小生，比孔明还年轻？我想这个不真实应该被允许的，用这样来表现周瑜的少年气盛，恃才而骄，却又经不起折磨；衬托出孔明的“谨慎”、“老成”，那不是更增加了“真实”的气氛吗。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劝诗人在运用材料时，与其使用那显然不合理的事实或很偶然的事实，不如使用那显然合理但未必会发生的事实。举一个显浅的例子说：假如有一个暴发户，他很“乐意帮助”穷人，又懂得“欣赏”艺术，那么如果你写一部关于暴发户的小说，你应不应该把这个例子写进去呢？我以为不应该，因为纵许有这么一个暴发户，也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能作为一个典型的。又如鲁迅选择了阿Ｑ这个典型，（很显然阿Ｑ是许多同这类的人的表现。）阿Ｑ这个人，在真实的生活中，未必会在给别人打了后，就嚷“儿子打老子”，但根据这个人的性格，这样描写却反而是很真实的。亚里士多德那段话的意思，便是要作家不必严格受拘束于一些历史事实。而应该努力去接近“更高的真实”的（Hizher　Reality）。
　　《孽海花》里的司马光、韩琦等在历史的事实上，当然不会和《孽海花》完全符合，程戡（或程颢）也不曾有包庇贪官金垒的事实，但司马光是当时代表大地主阶级反对王安石“新法”的领袖，程颢也是一个颇为伪道学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有什么稀奇？他们没有包庇过贪官金垒，难道就不可能包庇过其他的许多贪官？因此《孽海花》在刻画宋代官僚这一点上，我以为是接近“更高的真实”的。

注一：“钱舜举替陈圆圆写照”是香港某历史小说家所闹的笑话。钱舜举是宋末元初画家，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名女人”。

　　
除夕讲童话
[日期：2005-9-17]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昨晚帮妹妹温习英文，给她讲了一课安徒生的童话，这个童话是说—个卖火柴的女孩子，怎样在除夕之夜，“幸福”地进了“天国”。安徒生的童话写得美极了，但却是极凄凉的美。除夕夜：凄风、冷雨、幽暗的横街的角落……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没人买，她冷得要发僵了，于是她燃起一根根火柴，在火柴光中，她看见插着刀叉的烧鹅向她走来，看见彩色的圣诞树，最后她看见了慈祥的祖母向她招引……明天，欢乐过新年的人发现街头有冻毙了的女孩。
　　讲完了，妹妹的眼睛，有晶莹的泪珠。
　　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喜欢读童话，我觉得有许多童话，成年人看了也许有更多的领悟。
　　丹麦的安徒生有童话王之称，他的许多童话，都含有发人深省的哲理，我记得香港放映过从他的童话脱胎出来的《红菱艳》，他这个童话写一个羡慕虚荣的女孩，怎样被罚穿上了红鞋，作永不休止的跳舞。
　　安徒生有一个以中国做背景的童话，叫做《夜莺》，安徒生没有到过中国，他想象中的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国有一个皇帝得了一只最会唱歌的夜莺，其后日本皇帝又送给他另一只夜莺，日本送的夜莺不是活的，而是用机械来发音，只会唱固定的歌曲的夜莺，这个“机械夜莺”也唱得非常好昕，甚至使中国的皇帝忘记了那活的夜莺。但后来，那只“机械夜莺”发条坏了，一年只能唱一次。爱听夜莺歌声的皇帝，在病到快要进天国时，还是活的夜莺用歌声使他再苏醒过来。用人为的力量操纵的歌声，无论唱得怎么好听，都不及活的啊。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诃到北京时，（记不清是不是１９２０年了。）曾为中国的孩子们写过一个童话叫做《红的花》，里面说一个哥儿知道只有寻到红的花，才能得到幸福，也才能使穷人得到幸福，他做了无数个噩梦，在梦中冒尽万苦千辛去寻找这朵红花，找到了又给别人说是假的，要将他推上断头台。最后一声鸡叫，天下大白，哥儿看见就在他窗前已经生长了一朵红的花。我读这个童话时，是在舅父的旧杂志《小说月报》中找到的，那时我还年少，但对里面的“哥儿”，直到现在，还未忘怀。
　　中国作家，也有一些人是兼写童话的。例如张天翼的童话，就得过许多人的喜爱，我最欢喜读他的《金鸭帝国》，那是在抗战时在桂林的一个文艺杂志连载的，好像一直到湘桂大撤退时还没有刊完。我最记得里面一段笑话，金鸭帝国有一位大资本家，他新建了一座别墅，非常美丽，在大厅内还有一尊稀世的艺术晶，爱神维纳斯的雕像，是他用了很高的价钱买回来的。别墅落成之日，他为了夸耀这尊雕像，招待了许多尊贵的客人去参观，郑重其事的揭开遮着雕像的幔幕，只见那个雕像美丽的胸部刻着一行大字：“本公司产品，亦有如此之优美！”这一个挖苦，真是入木三分。
　　聂绀弩也写过—些童话，有一篇叫做《兔先生的发言》，我觉得很好，里面说森林里的大亨（如狮子、老虎），制有一种法律叫做“吃掉法”，每条收尾的两字都是“吃掉！”森林里的小动物的命运就是被吃掉！有一次狮子召开一个大宴会，请兔先生出席，要它发言，它在战战兢兢中歌功颂德一番，结果虽然免于被吃掉，但回家一吓就病死了。据说那是破森林中小动物死法的记录。除夕拉拉杂杂讲了一堆童话，但希望明天不致于在街上看见冻毙的小女孩。

　　
元旦谈美
[日期：2005-9-17]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昨晚和妹妹参加她同学的除夕舞会，妹妹老是欢喜指着她的女同学偷偷问我：你看这位穿着红外套的美不美？那位穿着白纱裙子的美不美？是的，新年来了，大家欢喜把自己打扮得美一点，尤其是小姐们。爱美是人类很自然的欲望，妹妹这样关心别人的美，也是很自然的。我写了几个月的《文谈》，也有许多人问过我：“你对文艺的鉴赏，究竟拿什么来做标准呢！”就是说我是怎样判断文艺作品的美丑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牵涉到美学上和文艺理论上的许多问题，要答这个问题；一来我自己懂得太少，二来也不是一两篇文章所可解释。我只能根据自己不成熟的意见，随便谈谈。
　　文艺上对美的见解的确是太多了，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理论；前些时有一位读者向我提出“唯美派”的问题，文学上唯美主义最显著的代表者是英国１９世纪作家王尔（OscarWilde）。他以为美的“最高观念”是个性上“特殊的美”和新奇的浪漫的美，他在他的代表作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香港景星戏院曾上演过将这一小说改编的电影《孽魂镜》）。借一个享乐主义者Henry　Warren的口来表达他的思想说：“我能同情于一切的东西，但只有对于苦恼的同情是一种病态，其实愈少注意于人生的黑暗面便愈是好的。”照他这种说法，假如他生在今天的香港，他会看到木屋区的灾民被火烧而毫不动心，对灾民的苦恼认为是“丑恶可怯”而只去追求他所认为“浪漫的美”了。我想对他的意见，许多读者会和我一样的不同意。
　　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是从弗洛伊德（Freud）的性心理学引申的，说“艺术、文学是性的升华”。说人们因被压制的欲里禁闭于意识之中面成为“潜意识”，梦与艺术都是这被压抑的性的潜意识的升华作用。有“伟大的升华力”的人，才能使性的潜意识转化为艺术，创造艺术的完美。这派人分析莎土比亚的《哈姆雷特》，便完全是从“性心理”出发的。这种说法，忽略了社会的经济生活，其实两性的结合，也不是“无条件”的，也还是受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的。
　　我同意“美即是生活”的说法，这派美学可以俄国１９世纪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他说：“任何东西，凡是独自表现的生活或使人忆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概念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
　　这样的说法，也许一些人还不能接受，因为“美”在一些人的想象里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假如说“美是生活”，那么岂不是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哪还有什么美感！
　　我想举一些实例，拿一些人认为是“超脱绝俗”的好词，来尝试说明这个道理。宋代词人黄山谷的词：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我们读了觉得很美，尤其是下半阕更美，为什么，因为“黄鹂”和“蔷薇”都是生活中所习见的东西，而“春”呢？还是比较抽象的东西（不能用手去捉摸），现在词人把它们联系起来，虚拟黄鹂用歌声作答，而瞬息间又已被风吹过蔷薇，歌声既无人能解，而又很快的消逝，衬托之下，春天已经过了，春天已经没有踪迹了，这个印像就不由得不更鲜明，不由得不使人想起在一年生活之中，最好的季节又过去了，“岁华易暮”，因此也就引起一些人情感的共鸣（这种情感是不是健康的姑且不说，但最少是由生活的联想而引起的）。
　　又如有一首旧诗，描写出征军人的妻子忆念她的丈夫：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黄莺与她本无爱憎，但为了它惊醒了她的美梦，在梦中她会见到她的丈夫——而这是由于凄凉的生活迫使她忆念而成梦的，现在被惊破了，于是就要“打起黄莺儿”来了，这不是与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古代反战诗吗？
　　１９世纪下半期英国有个女作家　克纳斯（MargarerHarkness）写了一部以伦敦贫民住宅区年轻劳动妇女悲惨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城市姑娘》（City　girl）写得非常逼真。写后寄给恩格斯批评，恩格斯说她只写了工人群众的表面：消极，麻木、穷困，甚至不企图将自己从穷困中挽救出来，这个观察就不是深刻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工人已经是有自觉的人群了。批评还指出：如果这本小说是在１９世纪初写的，那就是好小说；因为那个时候，工人还没有自觉，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这位女作家所以失败，因为她没有深入工人的生活，也就不了解工人的思想感情，因而就只能作表面的浮雕了。从这个故事，也许会使我们想到更多的问题吧。

　　闲话校对
[日期：2005-9-17]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校对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高明的校对，不止于校出错字，还能校出作者错漏、谬误的地方。乾嘉学派，做的就是这种“校对”工夫。不过他们主要是考勘古籍的谬误，对像是古人不是今人而已。在古代，校对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例如《明史》的首席校对陈大受，不但是有学问的“经筵讲官”，且是现任的吏部右侍郎，吏部掌“铨叙”之政，其地位约略相当于今日的内政部副部长。历朝修史的校对，在完成任务之后，也大都得到升级加薪（官俸）。
　　《大公报》退休老校对程鹤筹去世时，我曾替报馆撰一挽联云：

　　　　校勘校雠，卅载辛勤悲化鹤；
　　　　对人对事，一生正直失添筹。

　　联中嵌入程君的名字和职位。谈不上好，但却是写实之作。程君为人笃实，淡泊自持，同事都是很敬重他的。
　　“校勘”，“校雠”都是校对工作的别称。“校勘”者，同一书籍，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与原文相互校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以订正错误也。这样的校对工作，已经是有“审阅”的味道，不限于逐字校对原稿了。校对的水平，往往是要比作者更高才能胜任的。“校雠”者，“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雠”的工作方法，现在也还是常用的。一个人读原稿，一个人改订出来的“小样”，就是校雠方法。这种方法必须聚精会神，手眼耳并用，否则稍一疏神，听错读音，便会出错。校对工作的辛劳可知。
　　在谈了校对工作的重要之后，也说一些有关校对的笑话吧。“笑话”的产生不一定是由于校对的水平低，多半是忙中有错的关系。说些笑话，得个“趣”字，请从事校对工作的仁兄仁姐包涵则个。
　　解放前内地的报纸，“中共”，“中央”两字常常出错。有一次某报把“中共不得民心，错成“中央不得民心”，又有某报把“中共溃败”错成“中央溃败”，结果报馆险遭封闭，几经讲情，方始炒了编辑和校对的鱿鱼算数。
　　有一种错是属于编辑的错误而校对没有看出，弄成笑话的。某报副刊编辑颇有文名，某次，他所编的副刊中有篇文章谈到一首近人写的《鹧鸪天》词，《鹧鸪天》共８句，５５字，除了第五句是６个字（句子的构造形式是前后３个字分开来读，如：寻好梦，梦难成。）外，其他都是７字一句。这位编者大概比较少接触旧诗词，加以编者按曰：“此处疑少一字”。
　　又一位更有文名的作者，在介绍某一位女作家的文中用了“艳帜高张”四字，被人在报上嘲讽。不过该作者的原文我没看过，也可能是他有意嘲讽那位女作家，而嘲讽他的人却没看出来的。
　　有一种错是错得“似通非通”的，例如有篇文章，说清代的某种政制是沿用明代的，报上刊出时，把原文的“清仍明旧”错成“清明仍旧”。曹雪芹的好朋友敦敏、敦诚，见于报刊的文字，也有错成“郭敏、郭诚”的，原因可能是校对因为“敦”字不像“姓”，百家姓就没有姓敦的，就自作聪明改了。其实敦敏、敦诚是满洲人，而且还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孙呢。
　　内地报刊校对比较少错，但偶尔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例如有一本《香港作家散文选》，其中一篇《元宵杂谈》，就把朱淑真的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错成“去年元宵时，花市灯如画”。又把辛弃疾的“笑语盈盈暗香去”错成“笑话盈盈暗香去”。这可真是闹了笑话了。

　　

徐霞客奇人奇事
[日期：2005-9-17]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生平最喜欢两件事，一是下棋，一是旅行。资质所限，今生是难望成为一流棋手的了，但要解“棋瘾”，还不很难，和我棋力差不多的对手，随时可以找到。旅行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除了有钱，还要有闲，而我则两皆欠缺也。无已，只有寄情于游记，向往于徐霞客的“肩荷一袱被，手挟一油伞。”而“足踏天下半。”（清代史学家赵翼为《徐霞客游记》的题词。）
　　徐霞客是我最羡慕的古人之一，下棋太伤脑筋，旅行既可锻炼体格，又可增广见闻，即使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我都具备，我也是愿为徐霞客，不作王再越的。因此想谈谈徐霞客其人其事，而“其人其事”也即是“奇人奇事”。
　　徐霞客是明代的大旅行家（生于万历十四年，卒于崇祯十四年。１５８６至１６４１年），生平足迹，踏遍国内名山大川。根据他的游记，讲得更具体一点，则是东到浙江的普陀山，西到云南的腾冲，南至广西南宁一带，北至河北蓟县的盘山。洞庭、天目、天台、雁荡、九华、匡庐、峨嵋、岷山、桂林、石林、鸡足（山）……等等名山大川，都是他游踪所至之地。古代诗人的观念，“天下”往往只是指“中国”而言，则徐霞客已不止是“足踏天下半”了。
　　在明代的交通条件，爬山涉水主要是靠两条腿，艰难可想而知。于是对徐霞客之“足踏天下半”，就有许多类似神话的描写，如《江阴县志》就是这样写的：“（徐霞客）出游，东南佳山水，如东西洞庭、天日、雁荡，俱穷其胜。其游也，从一仆或一僧，携一杖一袱被，不治装裹粮，能饥，数日，遇食即饱，绝壁丛箐，攀援上下，捷如飞猱。每行数百里，即燃松拾穗，走笔为记。”可以“数日不食”，而又“攀缘上下，捷如飞猱”。简直把他写成武侠小说中具有“绝顶轻功”的一流人物了。
　　其实若把他写成具有超人的本领，反而减弱了事实上的艰苦情况了。从他的游记，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他旅行的艰苦和毅力。
　　他初游雁荡山，为了探寻龙愀，攀登绝巩仍无所见，而山脊如削，‘寸步难移。瞥见高峰尽处，一石如劈，俯瞰石壁下有一级，便拿仆从的包脚布结成一条带子，缒下去找寻道路。下去之后，才发现那里仅堪容足，悬崖下陡深百丈，只得重回原处。但当缒升到离上面还差三丈多的时候，带子忽被突出的岩石磨断。后来费尽气力把带子再结好，才脱险险。
　　又一次他登嵩山太室绝顶，进入一个石峡，不料滑不留足，只好躺下直溜，仰望夹崖逼天，一直溜了十里，才出峡而达山下。
　　类此情况，在他游记中还有许多。要不是他对祖国山河有着一股热爱，很难想象他会有如此毅力。
　　《徐霞客游记》在当时被视为一本奇书，他的内容也的确不是一般游记可比。例如：他对“岩洞学”便有出色的研究。（中国近代地理学者，认为徐霞客是世界研究“喀斯特地形”的始祖，“喀斯特地形”，中国地质学会最近定名为“岩溶”。）
　　他探测了很多石灰岩岩洞，把岩洞内的石柱，石笋等石钟乳解释为滴水沉积而成，打破了当时人们认为是“神人造化”的迷信，符合现代科学解释。他对桂林七星岩的探测，认为有十五个洞口，所述情况，也和今天的探测接近。此外，他指出岩壁上吐出一练瀑布的奇景，是由于地下水通至高原的谷坡，重新流出而成。这解释也是正确的。他临终前，还把一块石头摆在石榻上，那时是他游罢云南腾冲回来的半年之后，可能他正是在开始探索西南奇异地貌之谜。
　　明代书画家文震孟非常佩服徐霞客，称他为“古今第一奇人”。除了徒步万里，旅行名山胜水之“奇”外，他的行事，也是世所罕见的“奇人”，现在就说他两件“奇事”。　
　　他非常笃于友情，明末殉国的名臣黄道周，便是他最要好的一位朋友。他尝徒步３０００里，往访黄道周。黄赠他七言古诗一首，有句曰：天下骏马骑不得，风髫雪尾走白日。天下畸人癖爱山，负铛泻汗煮白石。江阴徐君杖履雄，自表五岳之霞客。鸢肩鹤体双瞳青，汗漫相期屡不失。事亲至孝犹远游，欲乞瑯玕解夜织。万里看余墓下栖，担囊脱屏鹭鸟啼。入门吹灯但叹息，五年服阕犹麻鞋。贵人驿骑不肯受，掉头毕愿还扶藜。
　　后来黄道周北上，他忽然想起要答黄一诗，又从冲寒追及于云阳道中，沽酒对饮，两人且饮且题诗。诗成而酒未尽。可惜他的答诗已不复传。
　　有个和尚名叫静闻，“禅诵垂二十年，刺血写成《法华经》，愿供之鸡足山。”崇祯九年，与徐霞客结伴同行，至湘江遇盗，和尚被打落水，擎经于顶，一页不失。幸而那强盗只谋财、不害命，徐霞客被劫后，与静闻一路化缘，至广西南宁，寄榻于崇善寺。静闻病死。后来徐霞客携他的骨灰与血写的《法华经》，间关五千余里，终于到了鸡足山。经供之“悉檀寺”，骨灰也埋在鸡足山，并为之立塔。完成子朋友的心愿。如此交情，真可说是生死不渝了。
　　徐霄客有“哭静闻禅侣”诗六首（见《徐霞客游记》补篇），今录两首，以见他们的生死之交。

　　　　鹤影萍踪总莫凭，浮生谁为证三生。
　　　　护经白刃身俱赘，守律清流唾不轻。
　　　　一篑难将余骨补，半途空托寸心盟。
　　　　别时已恐无时见，几度临江未肯行。
　　（原诗有注云：江中被劫，上人独留刃下，冒死守经，经免焚溺。）

　　　　同向西南浪泊间，忍看仙侣坠飞鸢。
　　　　不毛尚与名山隔，裹草难随故国旋。
　　　　黄菊泪分千里道，白芋魂断五花烟。
　　　　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
谈天气　怀大理
[日期：2006-1-13]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朋友看了我几篇谈旅游的文字，和我天南地北的谈起各地气候，问我最喜欢哪个地方。
　　香港天气不能算坏，但距离理想还远。最理想的是冬暖夏凉，不太寒，不太热，但又有四季之分，而这个地方又是山明水秀的风景绝佳之地。
　　那么“杏花春雨江南”的西湖所在地杭州如何？“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风景世界驰名，那是没说的了。江南的春天，不知多少诗人曾加以吟咏，“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我曾在不同的季节三到杭州，杭州的春天也的确是醉人如酒的春天。但我却嫌杭州的夏天，西湖在阳光之下蒸发，“暑气”未免浓了一些。
　　“桂林山水甲天下”，尽管杜甫曾有“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的诗句，以我曾在桂林住过三年的经验，我还是并不喜欢桂林的天气。山都是石山，奇丽是奇丽了，但夏天晚上，散发的热气可是相当令人难受，冬天也冷了一些。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它怎么冷也总是地属南国，冷不到哪儿去的。我这是与其他气候理想的地方比较而言的。
　　昆明四季如春，气候之好，天下知名。在昆明你真可以领略到“霑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妙处。我们那年在昆明游玩，从没用过雨伞，顶多披上雨褛，有时碰上毛毛雨，转眼就过，“欲湿”的衣裳，转眼也就干了。
　　但昆明的天气虽好，我却还是更喜欢大理。
　　大理的气候，平均来说，要比昆明稍为冷一点，我们那年是春游大理，清晨午夜感到少许“春寒料峭”的滋味。但正由于它较昆明稍冷，人也似乎觉得更清爽，不必走到郊外，你都可以在空气中嗅到泥土的气息，甚至花草的芳香。
　　夏天我虽然没在大理住过，但我曾读过描写大理气候的竹枝词，夏天那一首是这样写的：

　　　　五月滇南烟景别，清凉国里无烦热。双鹤桥边人卖雪，冰碗啜，调梅点蜜和琼屑。

　　气候之好，可想而知。大理有“苍山雪”，我相信这竹枝词所写的。我问过在大理住过多年的人，他们也证实这是真的。大理是亚热带上的高原，气候与昆明同一类型，冬天不会太冷，那是无须亲身体验的了。
　　大理的春天，那才真叫美呢！不要说人，连蝴蝶也特别喜欢大理。大理有个蝴蝶泉，岸边有棵树，似榆树而非榆树，我问当地人，他们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树。每年阴历四月初开花，花状如蝶，花开之后，就有许多蝴蝶飞来了。尤其在四月十六那天，千千万万蝴蝶齐集，在树上结成一串一串，下垂到水面。这是大理一个奇景。可惜我们那年来早了一个多月，蝴蝶是看见的，却没碰上这样结串下垂的奇景。
　　大理的“风花雪月”知者谈者均多，不必我来说了。我只想说说我对中国三个著名风景区的观感，西湖似“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华贵少妇，昆明似“荆钗裙布惹人怜”的蓬门碧玉，而大理则是“粗头乱服亦倾城”的天真未凿的山野姑娘。她的美纯出自然，没半点儿造作。

　　雁山红豆之忆
[日期：2006-1-13]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红豆相思，每到春来，我则不禁相思红豆了。
　　南国的红豆，最出名的当是桂林雁山之麓，西林公园中那一株了。西林公园是一座真山真水的公园，山水都是原来所有，不像别的公园是以假山和人工湖来布置的。园中有一座相思山，山脚就是那株著名的相思树，高约三丈，大可合围，枝叶茂密。据说是每三年才开花结实一次，花如乳白，大似茉莉，远远望去，就如一树堆银。红豆树的花雅淡清幽，不带一丝俗气。但红豆子则恰恰和花的颜色相反，是赭红色光泽如宝玉的。花和实都是赏玩的佳晶，在别种树上，恐怕是很少见的。
　　西林公园，原名“雁山别墅”，第一位主人是清代曾做过贵州提督的唐子实。此人罢官之后，鱼肉乡里，但却附庸风雅，别墅中许多建筑的命名，是从《红楼梦》所写的大观园中照搬过来的，如稻香村、潇湘馆等等。及至清末，他的后人家道已经衰落，岑春煊正以护驾有功，大红大紫（八国联军之乱，西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岑春煊率兵“勤王”，自此得西太后重用），回乡建筑别墅，强迫唐家后人卖了给他。岑春煊西林县人，其后西林公园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抗战时期，西林公园是广西大学校址。那时我在桂林读中学，但因为有好几位朋友在西大读书，所以我常常去玩。有一年暑假，我还曾在雁山租过一间房子，消磨了两个月的假期。山下是一片大草坪，战时那里开了几间茶馆，月明之夜，几位少年俦侣，就在草坪上品茗清谈，吃桂林特产的“无渣马蹄”（即荸荠），看草上流萤，天边明月，意气风发，议论纵横，少年情事，至今未能忘怀。
　　西林公园除了红豆之外，桂花之多之美，也是值得赞赏的。每到秋天桂花盛开的时候，整座园林都似浸在桂花的芬馨之中，沁人肺腑。除了桂花之外，园中还有在梅花围拥中的“梅调亭”，和湖边遍栽桃李的“碧云湖”等等名胜名花。尤其是碧云湖，花时落英缤纷，一片片铺满湖边小径，湖中泛舟或湖滨散步，都是绝佳去处。
　　雁山离桂林不过六十华里，许多游桂林的人都把它忽略了，这实在是可惜的事。但我前几年的桂林之行，却也因来去匆匆，没有到雁山再赏红豆，这则是更遗憾了。

　　
小国寡民之乐
[日期：2006-1-13]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论语》里记载有一个孔子叫几个得意门生各言己志的故事。子路说：“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处在几个大国的包围当中，既要防备外敌侵犯，国内又有连年灾荒。这样一个国家，假如让我去治理的话，只要三年光景，便可以让人人有勇气，而且懂得和列强抗争的办法。”（大意）
　　孔子微微一笑，问另外一个门生：“冉求，你怎么样？”冉求说：“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光景，可以使人人丰衣足食。至于修明礼乐，那只有等待贤人君子来了。”
　　跟着问公西赤，他的志愿是当“傧相”（与本文所要说的无关，不引述了）。
　　最后问到曾点，那时曾点正在弹瑟，一听孔子问他：“点，尔何如？”他把手中的瑟放下，站起来道：“我的志愿跟他们三位不同。我只想在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做好了，我就穿着轻暖的春装，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歌，一路走着回来。”
　　孔子听了，赞叹道：“我与点也！”意即：“我的想法和曾点一样。”
　　子路和冉求是想从政的，曾点则是“逍遥派”。我无意评论他们的志愿，只谈我的感想。
　　子路和冉求的志愿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治理人口少的国家容易做出成绩，所以他们都有把握在三年光景便可见效，让人人可以丰衣足食。但假如是一个人口以亿计的大国，要想在三年内“大收成效”，恐怕就很难了。
　　曾点的志愿虽说和他们不同，但也必须丰衣足食，才能做“逍遥派”。只要政治上轨道，人口少的小国人民，也总要比人口多的大国人民，可以享受更多的幸福。
　　去年欧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国寡民之乐”。
　　从瑞士往奥国的途中，有一个小国叫列支登士顿（Liechtenstein），全国只有三万人口，警察七名，警犬一条，没有军队。我们曾在他的首都华都兹（Vaduz）食午饭，所谓首都不过几条街道，恐怕还没有香港湾仔区这么大，但每户人家，每间商店，门前都有花圃，踏进他们的首都，就好像置身在花园中一样。碰见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面上带着愉快的笑容。
　　这个国家主要的收入，一是做游客的生意，一是发行邮票，每天平均只要做一千几百过境游客的生意，收入已很可观了。
　　他们的邮票也是很有名的，据说他们珍藏有一批名画，以名画作图案的邮票是很有价值的。另外他们的牙科医疗器械在欧洲也颇著名，按人口比例来说，这方面的产量是居欧洲第一位的。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国家，有这几项收入，当然是不难做到丰衣足食了。
　　或者你会说列支登士顿只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那么我再说瑞士的。瑞士面积大约是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一千万。但这个小国的人民，生活水平之高，却是远在英、法、意等大国之上的。有人说出生在瑞士，就等于“上天”注定你要享福一生。
　　瑞士的银行业，钟表制造业和旅游事业的发达冠于欧洲，人民长期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根本无须为衣食担忧，人民的享受，甚至已经超过丰衣足食的程度了。我们在硫森（Lucerne）住两晚，在日内瓦住一晚，没见过一个衣裳褴褛的人，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彬彬有礼，显得甚有教养。衣食足才能修明礼乐，冉求那个进一步的要求也是有物质基础的，从瑞士可以得到例证。硫森是欧洲的度假胜地，风景比日内瓦更美。
　　瑞士的例子或许也还是有点特殊（它是永久中立国），但又如比利时、荷兰等小国，平均来说，人民的生活也都是比大国的人民幸福得多的。小国寡民之乐，的确不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容易做得到的。
　　欧游所见，我不能不佩服马寅初的先见之明，远在五十年代，他已经指出，中国必须提倡节育了。当时中国还只有六亿人口，如果听他的话办事，国民经济的复兴将会迅速得多。有个“权威理论家”（康生）却对北大学生公开骂他“马克思姓马，马尔萨斯姓马，你们的校长也姓马，只不知是姓哪一家的马？我看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吧”？结果罢了他的北大校长职，他的提倡节育更被打成“反动理论”，中国的人口，也从六亿多些增加到现在的十亿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斯之谓欤？虽然中国还未弄到“丧邦”的程度，但增加了四亿人口，这给国家增添的困难，亦已是“够瞧”的了。

　　

在朴次茅斯食海鲜
[日期：2006-1-13]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长长的海滩，比香港的浅水湾长得多，海滩上，一张张帆布椅排成长龙，躺在椅上晒太阳的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人则在海滩嬉戏，但下水的却寥寥可数。因为在八月的朴次茅斯，天气已是有如香港的初冬了。
　　“今天天气哈哈哈”，但在朴次茅斯，这可不能算是一句无聊的套语。她在英国，本来就以气候宜人见称，每到冬天，往往有许多人前来避寒，而在七八九这三个月，尤其是一年中气候最好的季节。那些躺在帆布椅上晒太阳的老太太，对我们这些陌生脸孔的东方游客，也会满面笑容，对我们说声Sunny　day（直译是有阳光的日子，在英国有阳光的日子即是好日子了）。这令我想起“阳光与海滩，个个都有份”的“香港歌词”，而对我这个来自香港的人来说，对这种像是初冬的天气，也是觉得不冷不热，恰到好处的。
　　不知是否天气和水土的关系，朴次茅斯到处都是玫瑰花，家家户户门前都种有玫瑰花，开得又多又大，红艳照人。但听说若是移植别处，却是开不出那么大朵的玫瑰花的。在朴次茅斯住了三个星期，赏花就是我们日常的节目之一。
　　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她的海鲜，又好吃，又便宜。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南湾（地名South　Sea本应译为“南海”，但恐生误会，故意译为“南湾”）港口的鱼市场买海鲜，四只海碗般的大蟹，外加两条“挞沙”鱼，总共不过一个半英磅（约合港币十八元），已是足够九个人大快朵颐了。九个人中，有六个还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呢。当地盛产的龙虾，也便宜得很，一磅重的龙虾，售价约两英磅。一只两磅重的大龙虾，约合港币五十元还不到。
　　海鲜便宜，当然因为它是海港的关系。就全世界范围来说，朴次茅斯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海港，从一四九五年开始建成第一个船坞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了。其后，她更变成英国最著名的军港，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海军总部就是设在朴次茅斯的。她的南湾海旁大道，不知有多少公里，步行大约要两小时。南湾尽头，有一堡垒，有古炮陈列。据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的战舰就是从这里开出去的，陈列的古炮就是当年的大炮。在南湾，有纪念英国历史上若干个对外重大战役阵亡将士的纪念碑，鸦片战争也包括在内。不过，这也是属于“俱往矣”的“历史”了。随着大英帝国的没落，中英之间的新友谊也早已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就我在朴次茅斯住的这段时间来说，我倒是觉得她的“人情味”比英国别的地方更浓的。
　　不过也还有值得一谈的历史，在朴次茅斯，有一艘全世界船龄最长的军舰——“胜利”号（Hms　Victory），它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名舰，是大不列巅帝国黄金时代海上霸权的标志。旅游册子是这样介绍这艘名舰的：The　best－known　and　best－loved　ship　in　Britain　is　Hms　Victory．She　is　also　the　longest－serving　ship　in　the　world．意译为“‘胜利’号军舰是在英国知名度最高和最得人爱的一条船，也是在全世界服役年龄最长的船”。英国人对它的感情之深，于兹可见。它是在一七六五年建成下水，在十八世纪后期的英法之战中，曾经充当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Nelson）的旗舰。当时拿破仑称雄欧陆，已是威协到英国的生存。一八零五年，纳尔逊驾“胜利”号旗舰从朴次茅斯出发，在西班牙海岸附近的特拉法加（Trafalgar）海面，打败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这才挽回国运，令得大英帝国能够继续保持海上的霸权。但纳尔逊却也在那次战役中牺牲了。
　　“胜利”号现在还是属于英国海军总部编制的舰只，不过，它早已不作战舰使用了，目前它是供给游客观光的“名舰”，是到朴城旅游的主要节目之一。在停泊这艘“名舰”的附近岸上，还建有纳尔逊展览馆。
　　说来有趣，这艘名舰不过三千五百吨，有“土炮”一百零四门，当时船上官兵共八百五十人。但不要忘记，当时是一八零五年，距今一百七十五年，在当时这已经是第一流的战舰了。
　　更有趣的是展览馆中的陈列品，陈列最多的是纳尔逊情妇汉密尔顿夫人（Lady　Hamilton）的情书、画像和遗物，但正牌纳尔逊夫人的照片却一张都找不到。有同游的太太说，英国人是怎样搞的，竟然让姘头压倒了元配！我倒觉得这是英国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威尔逊一生影响最大的女人，毕竟是汉密尔顿夫人而不是他的“元配”。记得四十年代有一部电影（港译《战魂鹃血》）就是写他们恋爱故事的。汉密尔顿夫人的丈夫是当时英国驻意大利的公使，她和纳尔逊有私情在先，和丈夫离婚在后，她和纳尔逊生有一个女儿，但终其一生，只是“外室”地位。

　　（一九八零年九月）

　　
“买嘢”和“睇嘢”
[日期：2006-1-13]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往外地旅游的人，大概可分为两派：买嘢派和睇嘢派。
　　当然这样的“二分法”，并不是说“买嘢”的就不“睇嘢”，“睇嘢”的就不“买嘢”，而是以哪一方面为主的意思。有的人是宁愿逛百货商场而放弃游览名胜风景的。
　　假如是单独旅游的话，当然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自由支配“买嘢”和“睇嘢”的时间，但假如是参加旅行团的话，这两者就经常会发生“矛盾”了。
　　去年我曾参加一个旅行团到欧洲旅行，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
　　到巴黎的第二天，我们在游了艾菲尔铁塔、圣母院、凯旋门、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道之后，跟着的节目是参观罗浮宫，时间大概已经是下午三时了。
　　罗浮宫是法国的艺术宝库，其中的名画之多，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有数的。我对罗浮宫是向往已久的了，心里在想：还有三个小时时间（旅程安排下午六时要回到旅馆），虽然恐怕仍是难免有跑马看花之感，也总可以一饱眼福了。那知心念未已，领队（Tourist　Guide，随团照料团友和安排旅程的旅行社人员，虽然兼任导游，但又不是纯粹的导游。到了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特别地方，如罗马的斗兽场、梵蒂岗，伦敦珍藏皇室珠宝的伦敦城堡等地，另外还要请当地的专业导游的，因此我只能姑名为领队）已在宣布：“请你们掌握好时间，给你们半小时，就要回到车上。过时不候！”
　　包括我在内的“睇嘢派”当然大加抗议：“什么？参观罗浮宫只有半小时，这怎么够？”
　　“先生，我们的安排是照顾大多数人的，游了罗浮宫还有别的节目呢。”时间是早已限定的，领队拒绝“睇嘢派”的抗议，铁价不二。
　　我们这一团，女士比先生多，太太们多数是“买嘢派”，但并未经过举手表决，究竟哪一派多，还是未知数。但领队是坚决站在“买嘢派”这一边的，再“嘈”下去，“睇嘢派”只有更加“蚀底”，只好乖乖从命了。
　　哪知情况之“糟”更有甚于我们的估计，罗浮宫除了星期天不用买票外，其他日子必须买票才能进去。也不知是否那天的游客特别多，一看乖乖不得了，买票处的长龙直排到外面的走廊。
　　好不容易，大概轮了二十分钟，我们这班“睇嘢派”才买到票。事前有“好心人”指点，罗浮宫最出名的一幅画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名画挂在三楼，他怕我们找不到，再加指点：“你看最多人挤在那一幅画下面的，一定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了。”
　　于是我们以火箭式速度冲上三楼，挤在人丛中伸长颈看一看《蒙娜丽莎的微笑》，马上就要离开，回到车上，刚好是半小时。《蒙娜丽莎的微笑》究竟如何“神秘”，美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只好买一份复印品，回去再仔细欣赏了。
　　下集续演，旅游车开到一间香水店门前，领队宣布：“这间香水店是巴黎最出名的香水店，你们可以在这里两个半小时，从容选择你们喜爱的香水！”
　　我们早已知道所谓别的“节目”就是“买嘢”，但想不到的是在领队心目中，香水店的“价值”竟然等于罗浮宫的五倍！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佛罗伦斯是中世纪文艺复兴的胜地，同时又以产皮革著名。我们从威尼斯往罗马那天经过佛罗伦斯，在那里进午餐，别的什么也不参观，只参观了一间皮革厂，用了两小时。三天后我们从罗马往日内瓦，又经过佛罗伦斯，这次在那里住了一晚，有半天游览时间，结果又用了两个小时“参观”皮革厂，而且是和上次“参观”的同一间皮革厂。所谓“参观”当然又只是“买嘢”而已。我和几位“睇嘢派”朋友抽时间去参观该市的天主教堂，教堂有米盖兰基罗（Michelangelo）画的壁画，但要从侧边螺旋形的楼梯到教堂顶层才看得清楚天花板上的壁画，爬楼梯爬到气喘如牛，匆匆一瞥，又得赶上车了。
　　或许我是“睇嘢”派吧，我总觉得旅游应该以“睇嘢”为主。折衷的办法是，每天留一些时间给“买嘢派”，如规定参观节目在下午五时以前结束，剩下来的时间，“买嘢派”可以请导游陪他们去买呀，以不侵占“睇嘢”的时间为原则，这样就不至于发生冲突了。

　　
长屋风情
[日期：2006-1-13]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亚洲象棋大赛在东马来西亚的名城古晋举行，我应邀前往参观，除了过足棋瘾之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见识了充满神秘感的“长屋风情”。
　　节目是由亚洲棋赛筹委会安排的，棋赛结束的第二天，筹委会招待棋手们旅游成邦江，主要目的就是参观达雅人居住的长屋。结果不仅止于参观而已，我们是被安排作为一间长屋的客人的。主人用本民族传统仪式招待我们，歌舞通宵。我随队前往，也分享了他们的友谊。
　　未到长屋之前，我对达雅族的确是有着神秘感的。神秘感从何而来，因为我知道达雅族是砂捞越州一个著名的猎头族！（其实我的“所知”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
　　猎头族，可不可怕？奇风异俗还在其次，只“猎头族”这三个字就充满神秘感了！
　　但这个“猎头族”却是善良的民族，好客的民族，我见到的达雅人也都是和蔼可亲的人。
　　你或许不信，“猎头”和“善良”怎能连在一起？但我亲身的体验确是如此。
　　原来达雅人之所以猎头，并非由于他们生来嗜杀，而是因为他们过去迷信的风俗。他们对人头具有魔力的迷信，相信人头会带来好收成，会带给他们力量和兴旺。未婚少女择偶的标准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男子猎得人头的多寡，猎得越多，越受他们崇拜。因此，青年人习惯于把人头猎取回来装饰他们的屋子，不仅是为了装饰，也是为了向姑娘们证明他已经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这个陋习现在早已消灭了。经过当地政府的教育和法律制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猎头的事情就未听说发生过了。
　　不过那天的长屋之游，还是充满刺激的。你且听我道来。
　　那天早上十时，我们从古晋乘旅游车出发，下午二时到达成邦江。成邦江棋会招待午餐，会长许兴蒲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达雅人的风俗习惯，并郑重说明几个必须注意的禁忌（下面再谈）之后，我们继续旅程，晚上七时三十分左右到达长屋。
　　天色已经入黑，有点小雨。忽听得锣鼓喧天，杂着几下乒乒乓乓的枪声，把我们吓了一跳。原来是达雅族的主人迎接我们来了。这几下枪声，是欢迎贵宾的仪式。
　　他们打着大光灯，来给我们照路，先是一个欢迎仪式，男女排列两旁，穿的都是节日服装。男的戴着银制的装饰品和链子，女的穿着织有图案的衣服，戴着叫做“拉歪”的铜圈，或用藤线串起来的银环，有的还戴了珠颈链。气氛十分热闹。
　　踏入长屋之前，各棋队的领队和古晋、成邦江棋会的负责人和他们的族长先来一个互相祝福的仪式，席地而坐，喃喃有辞，颇为有趣。可惜我一句都听不懂。
　　仪式过后，我们方始受到邀请，一个个依次进入长屋。
　　简单说一些什么是长屋吧。长屋是一座搭在柱子上的木头建筑物，由斫着梯级的木头梯走上去。这种木头梯是可以拉起的，只能容一人上落。一间长屋，有几个进口。长屋听来好像只是一间屋，其实是一排住屋。一“间”长屋，往往有几十户人家（我们参观的那间长屋有三十多户）。
　　长屋分为三部，第一部分是公共的长廊，叫做“鲁爱”，等于是客厅连接起来的大客厅（面积几乎占了长屋的一半）。那晚的舞会就在“鲁爱”举行。第二部分是排列两旁的各家房间，叫做“比勒”。第三部分是晒台，叫做“单珠”。长屋里还有一间小商店，有日用品和一些小饰物出卖，饰物主要是卖给游客的。
　　一进入长屋，立即就有人向你敬酒，而且一路走过，一路有人敬酒。这种特制米酒叫“都亚”，味甜而烈，呈乳浊状。
　　在成邦江时，我们已经听到几种关于达雅人的禁忌，不喝主人的敬酒，就是禁忌之一。但不会喝酒的人怎么办？这倒是可以通融的，只须略一沾唇，就算是表达了敬意了。
　　另一种是“敬烟”，他们的烟筒是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竹管，叫“瑟鲁卜”，据说烟叶辛辣之极（我未试过），但“敬烟”比“敬酒”更“通融”，大概他们也知外人吸不惯，绝不勉强。但礼貌上他们有时会向你“敬烟”，你只须作个特定的手势，就算是还了礼。但那烟管你切不可弄坏，因为据说这种烟管是可以作为祭神用品的。
　　达雅人的食物多用竹筒来装，一擘即开。还有各种不知名的糕点，我尝了一小半竹筒饭，滋味也还不错。那晚长廊上摆了几十堆食物，每一堆食物的两旁，主客相对而坐，主人殷勤劝客，我不懂他们的语言，只能用手势交谈了。
　　最大的禁忌是女性请你跳舞，不管老幼妍媸，她来请你，你就非跳不可，否则便是大不敬！据说以往有人拒绝跳舞，项上人头，就给猎了去。现在当然没有这种事情了。不过为了表示对主人的敬重，当然还是以奉陪为宜。那晚我也只是稍为跳跳，就和新加坡的棋友一面下棋，一面观舞了。主人也是很会体谅客人的，上了年纪或体型肥胖的客人，他们只在开始时邀请你，以后就随你高兴了。集体跳舞之前，先有一个仪式，由他们的族人来跳战舞“开路”。战舞倒是甚有奇趣，服饰是一块胸背皮甲，上面点缀着贝壳或犀鸟羽毛，中间开洞从头上套下去。舞者手持轻形木盾，两侧尖形，另一只手拿一把有护符的弯刀或标枪，一面跳一面大声吆喝。
　　好，现在说到最刺激的事了。初进长屋之时我没留意，后来有位棋友拉我到屋子当中，叫我向梁上一看，哗，原来是七八个经过药水制炼的人头，挂在梁上！我没胆子欣赏，赶快走开。原来猎人头的陋俗虽已革除，但过去所猎取的人头，有些还是保留在长屋之中的。
　　但猎头的陋俗毕竟是已成过去了，今天的达雅人正在逐渐向文明社会同化。和我跳过舞的两个达雅族少女，她们就是任职于古晋最高级的那间“假日酒店”的呢。
还乡小记
[日期：2006-1-13]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一
　　我是在离家四十二年之后，才第一次回乡的。途经梧州游白云山时曾口占一诗道：

　　　　四十二年归故里，白云犹是汉时秋。
　　　　历劫沧桑人事改，江山无恙我旧游。

　　“白云犹是汉时秋”是前人诗句，胡汉民题广州白云山五层楼时亦曾用以入联。我回乡的第二天（八七年二月十六日），《南宁晚报》的两位记者崔注厚和陈设清晨来访（他们是前一天得知消息，乘搭特快夜车到桂林，深夜再换乘小汽车到蒙山采访的。其“拚搏”精神可和香港记者比美），问及我回乡的心情，我就把这首诗抄录给他们。
　　其实我回乡的心情，万缕千丝，不知从何说起，这首诗只能勉强作个概括而已。记得四十年前，我在广州读大学时，曾写了一首调寄《一萼红》的词寄给饶宗颐教授（他是在抗战期间避难蒙山，与我成为师生的），词道：

　　　　梦深幽，渡关山千里，寻觅旧时游。树老荒塘，苔深苇曲，曾记心事悠悠。只而今飞鸿渐杳，算华年又过几清秋？珠海潮生，云山翠拥，尽恁凝眸。
　　　　回首殊乡作侣，几同消残漏，共读西楼。班固书成，相如赋就，闲招吟鹭盟鸥。问长卿归来何日，向龙山醉与白云浮。正是菊芳兰秀，天涯何苦淹留？

　　时隔四十二年，如今看来，这首词亦可作为我的“自咏”，只不过已不仅是“华年”过了几个“清秋”，而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了。

二
　　我的故乡广西蒙山县，旧称永安州，虽然是个山区小县，在历史上却颇有名。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金田起义，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攻克永安州城，为太平军起义以来攻克的第一座城，定国号、改正朔、封诸王等等政治措施，都是在蒙山进行的（详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六章“驰驱八桂”的第一节“克永安州”）。
　　简又文也是抗战期间避难蒙山的学者之一，当时我刚从桂林高中毕业，以战乱所阻，不能升学，归家自修，与他相遇，拜他为师。他的第一部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著作《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就是在我家完成的。
　　一来我是蒙山人，二来也由于师承关系，我对太平天国史是颇有兴趣的。太平天国在蒙山的遗址甚多，只可惜此次回乡，只住了三天，不能一一游览。我祖居所在地的文墟乡就是太平天国战史上一个有名的地方，清将乌兰泰率军“反攻”蒙山时就是屯兵于此的。饶宗颐避难蒙山时曾有《文墟早起》一诗道：

　　　　支颐万念集萧晨，独立危桥数过人。
　　　　一水将愁供浩荡，群山历劫自嶙峋。
　　　　平时亲友谁相问，故国归期倘及春。
　　　　生理懒从詹尹卜，荒村只是走踆踆。

　　如今那座旧的文墟桥已是改建新桥，不过墟口的那棵可为太平天国战史作见证的老榕树还在。
　　蒙山当局现正计划将太平天国的遗址开辟为旅游区。去年是太平军起义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太平天国史的研讨会在蒙山召开，除了国内的学者外还有海外的学者参加。学者中有一位就是蒙山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钟文典。他在国内史学界，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不过所谓“年轻”，是和老一辈的名教授相对而言，他今年亦已六十出头了。他的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论文集，已在北京出版，获得颇高评价。我离开蒙山的前夕，恰巧他也从桂林回来，后来我到桂林，又得他陪伴同游，彼此有共同兴趣，谈今论古，令我获益良多。蒙山虽然在太平天国史占一个重要地位，但过去却从未有过专攻太平天国的学者，现在这个缺憾是弥补了。

三
　　“阔别”四十二年，蒙山的面貌当然大大不同了。我离家时，除县城外，乡镇都还未有电灯，如今电力已是输送农村，普通农家都有电灯了。公路的修筑也很不错，以前我到外婆家要翻过一座山，走七十多里山路，清晨动身，入黑才到。现在，行车时间只不过半小时。当然，若和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那还是差得很远的，例如县城的电灯，也只能开到晚上十一时，自来水的供应也不足。“从纵的方面说，进步很大；从横的方面说，差距也很大。”这是我对蒙山建设的观感，我曾在蒙山县政府的座谈会上坦白说出来。
　　蒙山的建设，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蒙山县立中学，一是蒙山制药厂。
　　先说蒙中，我在蒙中读书时，只有初级中学，学生百多人。现在则是兼有高级中学的“完全中学”了，学生更是增加十倍有多，有一千多了。图书馆的规模就甚可观，有图书十多万册。昕负责人介绍说，蒙中的办学成绩在全国也有数的，中央电视台曾有一辑纪录片介绍。
　　蒙山制药厂更是从无到有，而且颇具特色。它的产品中有若干种的主要成分是从野生植物“绞股蓝”提炼的成药，对高胆固醇和老年慢性气管炎有显著疗效，目前还在试验阶段中。还有一种是对肝癌、肺癌、食道癌等等癌症有一定疗效的。据厂长李广荣君说明，目前在临床实验阶段中，已有了颇多疗效良好的病例，但要等待专家的验证之后，方能“正式推出”。

四
　　这次回乡，恰值蒙山文笔塔重建竣工。文笔塔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一七六二），供奉“奎星”，故又名文奎楼。屹立于城郊鳌山之巅，踞山傍水，为蒙山第一名胜。光绪贡生温恩溥有题诗云：“鳌峰文笔倚云悬，景占蒙州第一传。百尺奎楼金碧露，余辉掩映夕阳天。”
　　应邑人之请，我为蒙山文笔塔题一联一诗，均用嵌字体。联云：

　　　　文光映日，到最高处开扩心胸，看乡邦又翻新页
　　　　笔势凌云，是真才人自有眼界，望来者更胜前贤

　　“是真才人自有眼界”是用陈兆庆题黄鹤楼一联（此联评介见拙著《古今名联谈趣》）的成句，不过命意却不同。我是因为旧日文笔塔的楹联多是从“奎星”（俗称“魁星”，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亦称“奎宿”。在中国神话中是主管文章盛衰的神）着笔，不离功名利禄思想，故反其意而用之，意即有功名利禄思想者即非“真才人”也。
　　诗云：

　　　　蒙豁虑消天地广，山环水绕见雄奇。
　　　　文人骚客登临处，笔健诗豪立志时。

　　首句反用杜诗“忧来豁蒙蔽”之意，人之所以有忧虑，从内在因素说，多是由于事理未能通达，因“愚蒙”而起的“障”；从外在因素说，亦可能是受“蒙蔽”所起。不论内在因素或外在因素，“蒙豁”自能“虑消”也。
　　文笔塔的命名由主管文事的“奎宿”而来，故“蒙豁”云云，亦含有提倡文教，使得民智大开，而令愚蒙顿豁之意。
　　诗联都是即兴之作，不敢云工，聊志还乡的一段文字因缘而已。

　　（一九八七年四月）

　　
中国第一个女编辑吕碧城
[日期：2005-9-17]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词人、编辑、老处女
　　女编辑现在是司空见惯了，但你可知道中国第一个女编辑是谁？
　　她是吕碧城。她在《大公报》做编辑那年（光绪二十九年），不过１９岁。她也是清末著名的女词人，卓然成家。上海古典文学社出版龙榆生教授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所选的最后一位词家就是她。她有《晓珠词》四卷行世。清末“文坛名宿”如樊樊山、易实甫等人对她的诗词甚为推重，认为可以比美易安（李清照）。
　　她的一生也可说是充满“传奇性”的，她曾提倡女权运动。办过女学；并且参加过革命运动，和秋瑾是好朋友。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发刊词就是她写的。
　　还有一个“奇”处，和现在一般奇女子恰恰相反：她是独身终老的“老处女”，从无“艳事”流传。以她这样感情丰富的人（从诗词中可以见到），一生也似乎没谈过恋爱（至少是没有“信史”可考）。有之只是她和《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的一段兄妹之情。这段兄妹之情，当时曾受到别人的误解，令她在感情上受到很大的伤害。
　　她是女权运动的先驱，是没有“爱情游戏”的奇女。

少年时代不幸的遭遇
　　她出生在“书香门第”（光绪九年，公元１８８３年），父亲吕风歧（字瑞田）曾任山西学政。姐妹四人，她排行第三，姐妹都工诗文，有“旌德一门四才女”之称（旌德是安徽省的一个县份。），不过以她最为出色，姐妹的文名都被她所掩了。
　　尽管生于官宦之家，她的少年却是甚为不幸的。
　　她本来是有未婚夫的，未婚夫是同乡一个姓汪的人。大概因为一生太过平凡，除了和她闹出“婚变”一事有人提及之外，其他就少人知了。这头婚事是她九岁那年由父母作主定下的。
　　１２岁那年，她的父亲不幸逝世。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的母亲是继室，丈夫死后，和族人争产，给强盗掳去。强盗据说是她的对头指使的。
　　后来他的母亲虽然得官兵救了回来，但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一个贵妇陷身贼巢，有失“清白”之嫌。乃是极不名誉的事；她的夫家就因此而提出退婚。那年她已经１５岁，是个颇为懂事的姑娘了。
　　她对退婚一事倒是不在乎的。在自述中曾说：“当时予虽微诧，亦未措意，后且忘之。而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发兵救母亲的人是她家的世交樊樊山。（樊和她父亲是同一年中进士的“同年”，当时任江宁布政使。）樊樊山也是清末的名诗人，后来题她的《碧城集》曾有诗云：

　　　　香茗风流鲍令晖，百年人事称心稀。
　　　　君看孔雀多文采，赢得东南独自飞。

　　对她的独身终老，认为正足以造成她在文学上的成就。虽然是安慰之辞，却也不无道理。
　　宁为老处女，不作俗人妻。她的未婚夫竟会因她母亲被掳而提出退婚，满脑子陈腐的观念可想而知。婚变对她是幸还是不幸也正难说。不过这次退婚的打击，虽然她不在乎，心理上受到的影响我想一定是会有的。她的一些怪僻脾气，可能就是因此而来。

第一个女编辑

　　她进《大公报》做编辑一事也很富戏剧性。
　　闹出了那件被乡人认为“不名誉”的“退婚”事件之后，她到塘沽跟她舅父严朗轩。严朗轩有个秘书叫方小州，方小州的太太大概是《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的亲戚，住在天津《大公报》馆。经常来往塘沽、天津。两地距离甚近，有一次方太太去天津，她要求和方夫人同去探访女学，（天津有女子学校甚早，在清末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就是宣统元年在北洋女子公学师范科第一期毕业的。）方太太已答应，但她临行时被舅父知道，把她大骂一顿，禁止她去天津。她不顾一切，第二天便即私逃往津。到了天津，写了一封信给方太太，一面大发牢骚，一面畅谈抱负。这封信给英敛之看见，对她的大发牢骚大加赞赏。英敛之和她舅父相识，打算待她舅父怒气稍平之后，为她斡旋。知她没有宿处，便通过方太太请她一同住在《大公报》馆。
　　《大公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八年阴历五月十二日，吕碧城是第二年阴历三月二十三日到《大公报》馆的。裾英敛之日记，和她谈得十分投机，吕碧城并即席挥毫，写了一首《满江红》给他。词云：

　　　　晦暗神州，忻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汗发狂言，君休诧！
　　　　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阉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

　　英剑之虽是旗人，却有维新思想，对她大为赏识，遂聘请她做《大公报》编辑，这在当时仍是空前创举，她不仅是《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也是中国第一位报纸的女编辑。
　　那年她虚龄２０岁，实际是１９足岁。

和秋瑾缔交
　　湘秋瑾缔交，更为“奇趣”。秋瑾字碧城，字和她的名相同。两人都是新女性，也都擅长诗词。有人将她们的习作混淆，因此秋瑾到天津来拜访她。
　　吕碧城记其事甚趣，原文如下：
　　“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竞慨然取消其号，因予名已大著，故让避也。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谨’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面仍梳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隙胧，靓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鞋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皮小奁，敷粉于鼻。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几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焉。”文字写得很生动，秋瑾男装求访，吕碧城和她同床睡觉，第二天一醒，睡眼朦胧，以为哪里来的臭男子，大吃一惊。秋瑾的巾帼须眉气概跃然纸上。从这段文字，吕碧城当然还是康梁这派的改良主义。不过她已经比康梁跨进了一步，虽然没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却已用文字支持秋瑾的革命活动。后来秋瑾遇难，她亦几乎因此遭祸。
　　秋瑾遇难之时（光绪三十三年阴历六月初四），吕碧城已离开《大公报》，还特别为此和她的二姐梅生去见英敛之，求英敛之为秋瑾写一篇纪念文字；她当时正是“疑犯”身分，不怕惹祸上身，和秋瑾也可说是生死之交了。

与英敛之一段兄妹之情
　　英敛之比她大１６岁，有妻有子，赏识她的才华，聘请她做编辑。从英敛之留下的日记看采，他纯粹是以兄长自居的。吕碧城的著作也只有对英敛之的感激（后来吵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看不出有恋爱的成分。不过别忘了当时是清朝末年。英敛之和她的交情这样好，逢人就夸赞她，不但引起别人的误会，甚至引起自己太太的误会。
　　吕碧城当编辑大约半年光景，英敛之便帮助她创办华胄女学，拉拢了唐绍仪、傅增湘等名流做校董。至此吕碧城的舅父严朗轩方始“原谅”他这不羁的甥女，并答应做女校总办。（但未曾上任，就辞职了。）她的两位姐姐惠如和梅生也到女校任教。
　　其时外间对她和英敛之的友谊，已经颇有流言，英夫人也难免误会。她和吕碧城曾合拍一照。某天晚上，据英敛之日记记载，她对着这张照片，似乎感慨甚深，迟迟未睡，“因种种感情，颇思痛，慰之良久始好。”（日记原文）显然他们夫妻的感情，已因吕碧城而有裂痕。
　　吕碧城两个姐姐来天津后，英夫人对她们比对吕碧城更好，且和吕碧城的大姐惠如结为金兰姐妹。她的二姐梅生把听到的外间流言写信告诉妹妹（或许是不便对她直说的原故吧），吕碧城因此去见英敛之，相对痛哭一场，后来就疏远了。
　　吕碧城这人的脾气也有点怪，她主观极强，不容易谅　解别人。后来和两个姐姐感情弄得极坏，亲姐妹几乎变成仇人。据她自己所说是因为家庭的产业纠纷，她自己不把金钱放在心上，却气不过两个姐姐的霸道。谁是谁非，局外人很难议论。她尤其仇恨二姐，直到晚年，她出版“晓珠词”时，还在一首‘浣溪沙”词后，加上一注：“余孑然一身亲属皆亡，仅存一情死义绝，不通音讯已将卅载之人。其一切所为，余概不预闻；余之诸事，亦永不许彼干涉。词集附以此语，似属不伦，然读者安知余不得已之苦衷乎。”
　　这个她视为“情死义绝”的亲属，就是她的二姐梅生。不知是否也因当年的一宗“公案”在内。
　　吕碧城性情刚愎，这是当时一般人对她的批评，（当时未有心理医生，谁也不去研究它的成因。）她和姐姐闹翻，后来又得罪了某一有力校董的太太，女学也就办不成了。社会人士，大多说她不是。而最后则是和英敛之绝交。导因极为可笑，据英剑之现存日记的最后一日说：“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辞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仍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不来馆。”
　　当然原因相信不会这样简单，但我们也无谓强作解人了。

漫游欧美　死于香港
　　１９２０年，吕碧城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美术，此后一度回国，又复漫游欧美，在欧洲时间最长，尤爱瑞士湖山之胜。这段期间，是她在文艺方面的成熟期，对异国风光，颇多吟咏，成为她的词的一个特色。现在选一首《玲珑玉》给读友欣赏。自注云：“阿尔卑斯雪山，游者多乘雪橇飞越高山，其疾如风，雅戏也。”词云：

　　　　谁斗寒姿，正青素乍试轻盈。飞雪溜囊，朔风回舞流霎。为拟凌波步弱，任长空奔电，恣汝纵横。峥嵘！诧遥峰时自送迎。
　　　　望极山河幂缟，惊梅魂初返，鹤梦频惊。悄展银沙，只飞琼惯履坚冰。休愁人间途险，有仙掌为调玉髓，迤逦填平。怅归晚，又瞧楼红灿冻檠。

　　她晚年笃佛，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４日死于香港。据云她是在九龙寓所念自撰佛偈而卒的。遗命火化和面为丸投海中与水族结缘。死也死得“别开生面”，称为奇女子，谁曰不宜？

　　
《模》·《雨在门外》——谈新加坡作家尤今和周灿的小说
[日期：2005-9-17]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在新加坡年青一辈的作家中，尤今是很受人注目的一位。她可以说是新加坡文坛的一颗新星，一出现就光彩夺目。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有作品发麦，其中一篇小说《飘》，曾获得新加坡“全国五大专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奖。新加坡作家谢克给她的评语是：“尤今是这批文艺新兵中很受注意的一位。……有很好的旧文学根底，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在—些老作家之下，作品不多，却很有深度。”（《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此文发表于１９７６年《新加坡文艺》创刊号。）
　　１９７３年她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我跃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书海，在那儿浸了整整三年。”“书本为我的精神世界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新境界。”其后，“进入《南洋商报》，是梦的实现。这个梦，不是苍白无光的，而是绚烂多彩的。从广阔的接触面里，我吸收了许多书本所无法给予我的知识，这些活的知识，不但充实了我，启发了我，有好些还被我利用以作为小说的题材。《暮》这篇小说，就是我多次到老人院采访新闻，逐渐搜集资料而写的”（《模》之自序）。图书馆的工作和记者的职业给她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前者充实了他的书本知识，后者扩大了他的生活面。
　　她最新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模》。“收在这本集于里的五篇小说都是以女性为主的。她们来自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生活，代表了不同典型人物对人生不同的看法。”
　　“《焰》写的是将爱情拥在怀里当生活全部的学府女生，《壳》写的是将物质享受当作快乐泉源的虚荣女性，《烙》写的是对家庭生活感到厌倦的早婚妇女，《暮》写的是心怀寂寞的老妪，《模》写的是受经济压迫而差点走入火坑的少女。”（《模》之自序）
　　尤今小说的特点之一是对人物描写的细腻，有些“细节”往往是男性作家容易忽略的，她却能观察入微。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方面她似乎颇受张爱玲和於梨华这两位女作家的影响。
　　试看她怎样描写一个少女脸上的黑痣。
　　“她的嘴唇很薄，抿着时也像在笑。唇下有一粒小小的黑痣，整张脸的妩媚都储集在这颗痣内，当她偶尔微笑，牵动了这粒痣时，储集在内的妩媚便像江河决堤般泛滥出来，流泻一脸。”（《壳》）
　　通过她细致的描写，一颗黑痣，就把一个爱俏的少女写活了。
　　特点之二是常有不落俗套的新鲜比喻。
　　“苗苓转过身来，一脸阴森，双拳紧握着，一条条青筋嚣张地站立着，明丽的眸子爬满了慑人的狂怒，直勾勾地望着绪川，恨不得能够在这一秒里化作一瓶硫酸，把绪川溶解化除。”（《壳》）
　　写一个善妒的妻子对丈夫发怒，“恨不得化作一瓶硫酸”，颇有新意。
　　她的小说对布局也很讲究，是能把握“在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这种引人入胜的写作手法的。但往往因为刻意经营，而令人感觉有斧凿的痕迹。在艺术上还未能达到完全投入的上乘境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周灿是一位技巧熟练的作家，尤今今年２９岁，他的年龄我没问过，看来大概是４０岁左右。他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而且还是古典文学研究者，著作甚丰。诗集有《孩子底梦》、《青春》、《云南园风景画》、《千年之莲》等等。散文集中《铁栏里的春天》、《五色喷泉》、《玲珑望月》、《只因为那阳光》等等。古典文学论文集《宋词赏析》、《元代散曲学研究》。短篇小说还有《最后一个女儿》、《魔镜》等等。而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则是《雨在门外》。
　　周灿的小说善于描写人物内心世界，风格朴实，从平淡处具功力。技巧上似乎喜欢用象征手法。
　　《雨在门外》写一个中产阶层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失落感”，很有深度。主角裴立明“曾经是属于那种所谓有理想、有抱负，不肯过一般人所过的平凡生活的人。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念书、毕业、工作、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衰老……多没意思。”但结果他还是不免于过这种“多没意思”的平凡生活。
　　　他是把“雨在门外”作为一种象征的。
　　“打发孩子们去读书游戏之后，裴立明像平日一样，坐在客厅里的灯下看他当天还没有好好看过的报纸。当他有时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到玻璃窗上去，他可以看见一颗一颗好大的雨点打在那上面，汇成了一些自上面下的细流，然后在窗檐下面那个地方消失了。雨一定是下得很大的，要不然那几片窗不会越来越模糊，像抹上了一层雾。隐约的，还可以听得见钻进屋里来的雷声，窗的外面，门的外面，屋子的外面，世界一定是湿漉漉的，湿而且冷。”
　　唯其门外风大雨大，主人公就只好躲在温暖的屋子里了。
　　“其实，他连雨也没有看，他只是在想着由雨勾起的一连串事情。……雨始终都是在窗外，门外、屋外。而屋内却是暖和的，温馨的，也是安全的。屋内是天真可爱的孩子和贤慧的太太所构成的所谓美满的家庭。认识裴立明的人都说他是幸福的，他也相信他的确是幸福的。……裴立明也认真地，不时地说服自己，应该感觉满足才对。但是，面对着那样的雨，在那样的客厅中，他禁不住还是有一丝遗憾和失落之感。
　　“至于为什么遗憾，失落了什么东西，他一时却说不出来。”
　　像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我们常见的。但这种时代的失落感却是很难刻画。周灿《雨在门外》在这方面的描写，我认为是相当成功的。

　　
打上帝的耳光——谈台湾女作家三毛
[日期：2005-11-4]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众神默默听回声
　　说起希腊水仙花的神话，不觉联想到三毛。
　　三毛是近年在台湾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在香港也有不少人爱读她的书。她写的那几本三毛流浪记，如《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等书，不但新奇有趣，大开读者的眼界，而且感染读者的心灵。令人感到她的纯、她的真、她的爱心。她虽然写了非洲土人落后的一面，但却是充满爱心去写这些善良质朴的土人的。
　　三毛的英文名字就叫ＥＣＨＯ，希腊神话中一个女神的名字。
　　笔名和英文名都很特别。她曾对访问她的记者解释：“三毛是一个最简单、最通俗的名字，大毛、二毛，谁家都可能有。我要自己很平凡，同时我也连带表明我的口袋只有三毛钱。”
　　至于英文名“回声”的由来，她在一篇文章中也曾谈到：“那年我在画上签名，我写了ＥＣＨＯ这字。你说谁给的名字，那么好。没想到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在冥冥中，又应验到一个同名的女孩身上。”（见《雨季不再来》中的《极乐鸟》一文）
　　虽然她说自己平凡，但在读者眼中，她是殊不平凡的。台湾作家隐地写得好：“三毛岂仅是一个奇女子？三毛是山，其倔强坚硬，令人肃然起敬。三毛是水，漂流过大江南北，许多国家。……三毛当然更是一本书，只要你在展读，就能浑然忘我，忧愁烦恼一扫而空，仿佛自己告别俗世，走进了一个趣味盎然的卡通世界和漫画王国。所以三毛自然也是一出戏，人生中的一出难得看到的好戏。”可惜她现在的遭遇却是一个悲剧，她的丈夫荷西是一位潜水专家，失事死了。

独住撒哈拉的“奇女子”
　　有些本来是含义美好的名词，用得滥了，也就变成庸俗不堪了。才子才女满街走是一个例子，银幕、荧幕上的奇女子频频出现也是一个例子。我本来不想把这种已经变得俗气的头衔加在三毛身上的，但想想又没有什么更适合的形容，那就还是称她为奇女子吧。“奇”的正面意思应是“特立独行”，按《辞海》的解释，即志行高洁，不肯随波逐流之谓也。
　　三毛的行事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最大的沙漠，她怎会想到去这个沙漠的呢？在《白手成家》一文里，她说：“不记得哪一年，我无意间翻到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正好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篇，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个一片陌生的大地。”
　　结果，她成为中国第一个踏上撒哈拉土地的孩子，在那里结了婚，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以及其他一连串可以开拓读者眼界和心胸的异国奇趣录。
　　她的外国丈夫“大胡子荷西”，不识中文，文化背景和她完全不同，但气质却是相同的。她说：“和荷西在一起，没有丰盛的酒宴，他热爱自然，跟他出去，一个大男人，会为一些自然的景象，一下子冲动起来。有一回在撒哈拉，他踏在沙漠上，虔诚地膜拜，嘴里像印第安人般地叫喊，他说，潜到深深的海底，所有烦恼和苦忧都远离。沉默的水底，生命是不用喧哗来表达；珊瑚明艳的色彩，鱼优雅的悠游，水藻随着波浪的律动，这些更能使他接触到自然的奥秘。荷西教会我接近自然，对自然虔敬，也把我揉进了泥土，成为大地的一部分。”（见《众神默默》一文）
　　写得真好。但这样志同道合的夫妻，惨遭鸳鸯折翼，上帝也未免太不公平了。

打上帝的耳光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不知是传说还是事实，三毛一夜白头，则是真的。虽然不是全白。
　　“荷西失踪那天，我整夜祷告，我不信神，可是为荷西，神却是我最后的求助。我说上帝，我用所有的忏悔，向你换回荷西，哪怕是手断了，脸丑了，都无所谓，一定要把我的荷西还给我。陪我的西班牙太太告诉我，她看着我的头发一夜间，一点点的都变白了。”
　　这段话是她丧夫之后回到台湾，和她的同学说的。“说着，三毛把她的头发垂了下来，当年在山风里飞扬的乌发，露出斑斑的白。”荷西是夏天失事的，她回到台湾和这位同学见面的时候，已是枫树变红的１１月，她的头发还没有恢复原来色素。
　　连我们这些和她素不相识的人都觉得上帝对她不公，她自己的愤慨那就更可想而知了。她说：“我要问上帝，我做错了什么，我要打他两耳光，要他给我理由，给我解释。”
　　前人诗文中，埋怨上帝的不算稀奇，如高天梅伪造石达开的诗：只觉苍天方聩聩。骂上帝的也有，如关汉卿的骂“老天爷瞎了眼睛”。但说要打上帝的耳光，则未之前见。恐怕也只有三毛才敢说这样惊世骇俗的话。她的同学写的这篇文字曾见于香港的《开卷》月刊。
　　同期《开卷》还有一篇张君默写的文章《哭泣的三毛》，张君默是和她“在书信上结交两年以来，至今尚没有见过面”的笔友。虽然只是笔友，但了解甚深；他这篇文章最后说：“她的心魂都在异域，那个有喜乐、有悲伤的海岸正在等候着她归去，而我们，则在等着看她燃起第三度生命的火花。”这也正是“我们”的期望。为何说是“第三度”呢，因为三毛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是她的未婚夫，１２年前，也是不幸早逝，死在她的怀里的。

　　
台湾谈论《王昭君》
[日期：2005-9-17]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２０００年前的王昭君变成了台湾报纸的热门人物。不过这个王昭君是要加上书名引号的，引起注意的是曹禺所写的《王昭君》。
　　有“台湾超级民营报纸”之称的《中国时报》接连两天（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５日、　６日）刊出了有关《王昭君》及其作者的论述，第一篇的题目是：《王昭君——曹禺第三部“国策文学”》，第二篇的题目是：《解冻人》，另加副题“曹禺还能作什么？”两篇文章都是占了副刊半版篇幅的洋洋大文。作者刘绍铭是台大出身的留美学人在台湾文艺界知名度颇高，可以作为在台湾的报刊上谈论《王昭君》的代表之作。
　　从今年开始，中国大陆的文艺刊物已在陆续介绍台湾作家的作品，现在又在台湾报纸上看到有关《王昭君》及其作者韵谈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像，“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统一问题，目前虽然还有许多障碍，但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从文化交流开始，也算得是稍微“解冻”了吧。
　　曹禺写《王昭君》，由于曾受“四人帮”的干扰，经过２０年方始写成。他不但博览有关王昭君的史料，并且去了内蒙古两次，访问了当地的马头琴大师巴杰和一些老一辈的族人，搜集了汉蒙两族有关王昭君的传说，写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刘绍铭论述曹禹的《王昭君》，不但介绍了曹禺的生平，也介绍了曹禺写《王昭君》的经过，收集材料相当奉富。尽管他们所用的时间和精力不能相提并论，但写作态度的认真，我认为都是值得称赞的。
　　“国策文学”据刘绍铭的解释，乃是“遵命文学”的意思。曹禺在解放后写了三部剧本，一是《明朗的天》（１９５４年），一是《胆剑篇》（１９６１年），最后一部就是《王昭君》。这三部剧作，刘绍铭认为都是配合“中国大陆”国策的“遵命文学”。
　　不错，曹禺的《王昭君》是的确可以称为“遵命文学”的遵谁之命呢？遵周总理之命。
　　曹禺是怎样想到要写王昭君的呢？这个问题，他曾经和一个访问他的记者谈及“那是１９６０年以前的事，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这是从蒙汉人联婚问题谈起的。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说到有个王昭君，周总理就指着我说：‘曹禺，你快写！’要我写个王昭君的剧本。”刘绍铭引用了曹禺这段话，尽管他不以“遵命文学”为然，但他对周总理之“命”，则是甚表赞同的。（虽然他在台湾报纸写文章，不敢明白使用“赞同”这个字眼，但读了他的文章，谁都可以看出这个意思。这点以下再谈。）而且他还替曹禺表示庆幸：“曹禺有幸，交给他任务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江青。如果江娘娘要他写一本替吕后翻案的剧本，想他不易应付司马迁的史笔。”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最少刘绍铭并不认为周总理的“命”；是“乱命”所以才说“曹禺有幸”。（他对周总理的一份敬意想必读者也能体会。）而他那个假设的问题也很容易答复，如果是江青要曹禺写给吕后翻案的剧本，以曹禺的为人，决不会写。
　　过去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王昭君”，都是把她写成哭哭啼啼“出塞”的，周总理一反前人见解，要曹禺从民族友谊、“匈汉一家”的角度写王昭君，不是可怜的形相，而是抱着崇高理想去“和亲”的勇敢女性。周总理这个见解，刘绍铭是极表赞同的。他说：
　　“在曹禺这剧本曲现以前，昭君这个汉家女子出嫁匈奴，在国人的‘想象’中是‘和番’而不是‘和亲’。一字之差，就足以说明在曹禺以前我国‘想象文学’作家对这一历史人物‘传说’态度的不同了；那毫无疑问是‘大国沙文主义’想象力之结晶。《变文》如是，《汉宫秋》、《青冢记》和《昭君出塞》亦如是，更不用说流行曲《昭君怨》所记‘回旨望故园，河山总断肠’那种情怀了，传统的王昭君既与史实不符，因此我们不能说曹禺改史。‘事实上，他要昭君自请出塞，想是有根据的”。（下面他引了《琴操》的一段文字，说明曹禺之有“根据”。）
　　因此他在讨论了主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曹禺虽然把我们心目中的王昭君‘偶像’打破，我们却不能责难他改史。但问题不在他把昭君刻画成革命女性，而是写作此剧的动机和以后的人物构想，不是他自己的，那是周恩来的。”
　　或许刘绍铭是因为他的文章称赞曹禺太多，最后不能不“弹”他一下吧？但这一“弹”在读者来看，恐怕是不能成立的。既然问题不在作品本身，作品本身是有了正面的评价，那么写作的动机和人物的构想是谁出的主意，那又有什么关系？一个作家肯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正是他的长处吗？不过若把这段话，解释为曹禺之所以能够写成《王昭君》，主要是由于得到周总理的帮助，那是可以成立的。
　　谈到写作技巧，刘绍铭对曹禺的《王昭君》吏是“有赞有弹。”了。他说：
　　“在戏剧性经营方面，曹禺真是宝刀未老。他善于制造情节，卖弄关子。其得心应手处，一如４０多年前的《雷雨》、《日出》和《原野》。对一般读者和观众而言，最能防止他们‘打瞌睡’的，莫如制造正派人物和反派人物冲突的气氛。传统的反派人物毛延寿既不在场，曹禺就用温敦（呼韩邪的妹夫）来代替。这个阴谋家陷害单于、嫁祸昭君的种种措施，自自然然成了观众关心的对像。文字方面，曹禺一直是个中翘楚——流利漂亮而时见诗意。”他尤其欣赏曹禺在剧中用的“西方式的独白”。例如下面那段独白：

　　王昭君（望着墙外的春天）：母亲，你生我为何来？难道这青森森的宫墙要栽来陪伴？
　　难道这青松垂柳、望不断的栏杆要我去看管？
　　啊，这一天三遍钟，夜半又宫漏，一点一滴，像扯不断的丝那样长！
　　娘娘啊，你错了未算，欠商量，急急慌慌把我送进这三丈八尺的宫墙。

　　不错，这段独白岂仅只是具有“诗意”，本身就是音韵和谐的诗。
　　刘绍铭在举了这个例子之后洗“是的，曹禺是中国“五四”以来最优秀的剧作家，也是在国际上最具名气的中国大陆现代戏剧家。令人担心的是，曹禺老了，而如今二三十岁的在大陆的青年，即使想象力比曹禺丰富，也不会有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刘绍铭担心中国文艺界的接班人问题，这也的确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唯一令得刘绍铭不满的地方，是曹禺在《王昭君》结尾时候所用的一个象征手法：

　　那合欢被，一阵风把它吹起来，就忽忽悠悠地跟着那金色的大雁飞走了！飞上天去了！你们看，天上！天上！那不是大雁？那不是合欢被？（大雁在空中鸣唳，一片光明的彩云在蓝天里悠悠飞过。）

　　刘绍铭认为这是曹禺在“向中国老百姓灌输封建式的迷信思想”。不过，这似乎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假如用电影形式表现，合欢被被风吹走，接着天空出现金色大雁，白云悠悠飞过。这样的剪接，不正是甚富戏剧性的浪漫联想吗？文学中许可使用浪漫的笔触、象征的手法，若然扣上“灌输封建式迷信”的帽子，这帽子似乎太大了。
　　刘绍铭在另一篇《解冻人》中，根据一篇曹禺的访问记，批评曹禺对西方文学的“无知”，以致在谈话中“笑话百出”。
　　举出的例子是他在保罗·安格尔（PaulEnZle聂华苓丈夫）面前，“冒充内行人，硬指杰克·伦敦的作品替美国人民说了话。”刘绍铭不同意这个说法；他根据《美国文学史》的说法，指出“杰克·伦敦是一位江湖星相家和女巫的私生子，好在其浪漫小说中宣扬当日的激进思想。其所写的作品１６年来使他从籍籍无名，穷愁潦倒的生活中得到了名誉，财产以及浪游、爱情和求学等种种补偿。此外他也因此获得他贪得无厌的身心所需的许多‘身外物’。他也因此变得脾气古怪，情绪陷于绝望和苦恼。他的死可能是自杀的行为。”因此而认为杰克·伦敦的作品，不是“替美国人民说了话”。
　　《美国文学史》这段话，主要是对杰克·伦敦的人身攻击，是批评他的品格坏的一面。但根据这段说话，似乎不能得出他的作品不是“替美国人民说话”的结论。或者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吧。
　　作品和作家品格虽有连带关系，但不能混为一谈。在资本主义那种复杂的社会里，作家有复杂的品格（好的坏的都有），那也并不稀奇。——拜伦的私德曾受上流社会抨击，脾气也很古怪，也很喜欢享受，但谁能否认他作品的价值，否认他可以算得是他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家？
　　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描写伦敦贫民的悲惨生流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铁蹄》揭露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真相；自传性长篇小说《马丁·伊登》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青年作家个人奋斗的悲剧。从他这些作品来看，说他“替美国人民说了话”，似乎也不能算是“笑话”吧？
　　另外刘绍铭还提到中国大陆作家对“性”的禁忌，讥讽曹禺回避这个问题等等。中国大陆作家，目前是还有许多禁区未能打破的，“性”是其中之一。不过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环境不同，“性”虽然不必成为“禁忌”，但也无需像西方作家那样当作“热门题材”吧？至于曹禺的本意是否如此，那就非我所知了。

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日期：2005-8-5]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中国的武侠小说，有资格列入一般文学史的，我大致看过。外国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未曾看过原书，而仅从文学史的间接评论，知道它的大概内容的。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但就我看过的而论，我觉得中外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我个人是更喜爱中国的武侠小说的。
　　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是作为“传奇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期，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关于“武侠”的记载，则还要早得多。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就都是“武侠”一流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不过，唐代的武侠小说，也颇有受到《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影响的，因此叙其渊源，顺带提及。
　　武侠小说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兴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的。
　　唐代的“藩镇”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各占地盘，互相攻伐。因为天下扰乱，藩镇专横，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割据的军阀互派刺客，刺杀政敌，刺客的本领被渲染夸大，演成很多神奇的传说。这也是唐代小说的另一社会因素。
　　中唐之后，暗杀之风非常兴盛，在“正史”上也可窥见一斑。例如《通鉴》一一五记载说：“（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防备如此严密，想象中的刺客，当然是有神出鬼没的技能了。唐代武侠小说中空空儿、精精儿就是这一类被军阀所雇用的职业刺客。
　　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唐代武侠小说中的“游侠”也就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老百姓幻想的侠客，为百姓打抱不平的；一种是军阀所蓄养的“游侠”，为军阀作保镳或职业刺客的。后一种其实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看门的鹰犬，实在不能称为“游侠”。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是本来依附于军阀，而所做的事情，也有符合于当时百姓的愿望的，如《红线传》中的红线，以节度使婢女的身分，凭个人的能力，制止了两个藩镇的割据战争。
　　唐代著名的武侠小说有《红线传》、《虬髯客传》、《刘无双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等等（空空儿、精精儿则是附在《聂隐娘传》中）。《虬髯客传》与《红线传》这两篇尤其写得出色。
　　《虬髯客传》写隋朝末年，杨素当权，书生李靖以布衣进谒，愿献治世奇策。杨素傲慢无礼，李靖直斥其非，侃侃而谈。杨素身边一个执红拂的婢女对他甚为注意，当晚李靖回到旅店，红拂便来私奔。二人途中遇虬髯客，意气相得。虬髯客本有争霸天下雄心，后来见了李世民，认为李才是“天下真主”，遂把所积的资产送给李靖，让他去辅佐李世民统一中国，自己则到海外称王。
　　红拂、李靖、虬髯客这三个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性格鲜明。后世称他们为“风尘三侠”。但这“三侠”的“侠”的表现，却又各各不同。虬髯客豪迈绝伦，红拂是豪爽脱俗，李靖则在豪侠之中带了几分书生气。小说中旅舍遇虬髯客一段，寥寥数笔，就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分别（引文及评论见《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篇）。
　　红拂作为一个女奴，而敢鄙视权倾朝野的杨素，认为杨素是“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而且毫无顾忌地走出相府（杨素官位司空，相当于宰相），选择自己的自由幸福。这反映了反封建束缚的要求，是《虬髯客传》进步的一面。
　　但《虬髯客传》在思想上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认为“真命天子”是不可抗的正统观点。试看像虬髯客那样非凡的英雄，见了唐太宗尚且推枰敛手，甘拜下风，不敢逐鹿，自己到海外另辟事业。至于李靖那就更等而下之，只配让李世民打天下了。作者的立场，显然是在歌颂“天子圣明”，维护李唐王朝的。
　　《红线传》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小说写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忧惧，无法可想，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一个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薛嵩遣使者送返金盒，田承嗣惊恐非常，赶忙和薛嵩修好，一场战祸，遂得避免。
　　小说的主角是个婢女，以奴隶作为小说的主角，在封建社会中确是大胆之作。但写红线是为了对薛嵩“感恩图报”，才去取金盒，弭战祸。尽管这符合于当时百姓厌恶军阀混战、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把一个“女侠”变成了军阀的工具，这却未免大大减弱了作品的价值，也损害了作者所要着意描写的“女侠”的精神面貌。另外，小说中的佛道迷信思想，如说红线前生本为男子，因犯过错，而“陷为女子”，现在为百姓立了这场功德，就可以“复其本形”，重为男子等等，这也是小说中的糟粕。
　　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如《虬髯客传》、《红线传》都不到三千字。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故事，写景物，写性格，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采，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从这里也可见到它的艺术功夫了。
　　到了宋代，民间“说书”（讲故事）的风气盛行，民间艺人（宋代称为“说话人”）根据传说编造的故事称为“话本”。说话人所讲的故事，大都是英雄豪侠的故事。最著名的《水浒传》中的许多英雄故事，就是宋代“说话人”的集体创作，早就在民间流传了的。元末明初施耐庵将这些故事经过艺术的加工和整理，成为现在通行的《水浒传》。
　　《水浒传》是我国最受重视的文学遗产之一。它是一本写“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小说，把它作为“武侠小说”那是不适当的。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如“林冲雪夜歼仇”、“武松打虎”、“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等等，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后世的武侠小说，受《水浒传》的影响最大。所以谈到中国的武侠小说，还是不能不提及《水浒传》。
　　《水浒传》的英雄已是比唐代武侠小说的“侠客”进了一步，他们并非只凭个人的力量，而是结成一股集体的力量反抗统治者的了。在艺术性方面，人物性格的刻画，也远远超过了前人。《水浒传》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宋江、卢俊义、林冲、鲁智深、李逵、阮小二等等，各有各的性格，而且都是与他们的出身相吻合的。注意人物出身与性格的关联，这是《水浒传》的一个艺术特点。
　　但《水浒传》也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瑕疵，和其他文学遗产一样，它也是有精华，也有糟粕的。它一方面写了农民的起义，一方面又贯串着要接受“招安”的妥协思想（以宋江为代表）；它反抗的统治者只是贪官污吏，却不是皇帝本人。同时它对其他的农民领袖，如方腊、田庆、王虎等诬为盗寇，而宋江等人虽是被迫上梁山，却还是要“替天行道”的。这一个“道”，一方面是替百姓“打抱不平”，一方面又是替“天子”维持正统。所以才有了后来宋江接受招安，替朝廷“征四寇”之举。因此尽管它写了农民起义，还不能说是站在农民立场的。
　　不过尽管如此，在封建社会中能出现这样一本小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同时，它虽然以宋江为代表人物，贯串了要维持正统的妥协思想，却也描写了“下层”出身的李逵、朱贵等人蔑视皇帝的思想。如李逵几次提出要推倒大宋皇帝，被宋江压下，就是一例。因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水浒传》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应受重视的作品。

　　（一九六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