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斧必到班门——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班门弄斧”，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成语，是对不自量力的“拙匠”的讪笑。 但你可曾听过“弄斧必到班门”这句话？ 这句话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说的。说话的地点是他在伯明翰（Birmingham）寓所客厅，只有主客二人，主人是他，客人是我。这句话是他的为学心得，我觉得他这句话比原来的成语更有意思。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我来到英国北部的伯明翰旅行，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和华教授见面的机会。整整一个下午，他谈了他的平生经历，也谈到了他目前的学术活动。 话题就是从他在伯明翰的学术活动开始的。 那年五月，世界解析数论大会在伯明翰召开，华罗庚应邀出席。 在单独访问华老的前一天晚上，我曾经在一个宴会中听到一些有关华老出席这次大会的“趣闻”。这个宴会的主人是伯明翰侨胞的知名人士冯律潮，主客是华老，陪客有来自香港理工学院的张思伸教授以及华老的两个学生和秘书，有关华老的趣闻，就是他的秘书告诉我的。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位数学家，华老出席的消息传开，登时引起全场轰动，相识的与不相识的都争来问候。有一个印度数学家，见了华老，竟然感极而泣，用印度传统的表示最大敬意的行礼方式，向华老致敬。他说他是从华老的著作学数学的，想不到有机会可以见到华老。原来有许多人因为消息隔膜，以为华老已经死了，或者虽然未死却尚在“牛棚”。华老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意外之喜，也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华老是这次解析数论大会中最受尊敬的数学家之一。”华老的秘书潘承烈这样告诉我。 但这样受到尊敬的数学家，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谦虚。 大会闭幕之后，他接受伯明翰大学之请，在该大学讲学。 “讲学，我不敢当。”华老说：“不能好为人师，讲学以学为主，讲的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改进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羽生附注：这几句话华老怕我听不清楚，他特地写在一张纸上给我，此处是照录原文） 当我问及他准备有些什么学术活动的时候，他微笑道：“我准备弄斧必到班门！” 原来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到西德、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的许多间大学邀请前往讲学。 “我准备了十个数学问题，准备开讲。包括代数，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矩阵几何，优选法等等。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Ａ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Ｂ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在Ｂ大学讲偏微分方程……” 我正在心想：“啊，这可真是艺高人胆大！”他好像看破我的心思，说道：“这不是艺高人胆大，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弄斧必到班门！” 接着他详细解释：“中国成语说：不要班门弄斧。我的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对不是这一行的人，炫耀自己的长处，于己于人都无好处。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能够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对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这一段话也是他写出来给我的） 武侠小说中有所谓“找高手过招”，练成绝技，是非和高手“印证”不可的。“弄斧必到班门”，如果把“过招”改为“请教”，恐怕就是这个意思了吧？这可要比害怕到“班门弄斧”，积极多了。 当然我们也不免谈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笑话”。 故事是有一次他被“招待”到人民大会堂看样板电影，座位是正中间的六排二号，他见左右无人，像是“虚席以待”什么“首长”的样子，心里就知不妙，赶快和后面几排一个相熟的京剧女演员换位。过不多久，果然就有一个“首长”进场，在他原来位置旁边的六排一号坐下，这个“首长”就是江青。 “好险！”华老说：“我不知江青是否想笼络我，但我若不避开，麻烦可就大了。” 对江青他是采取“避之则吉”的态度的，但可惜“避之”却仍“不吉”。“或许江青因见我不受笼络吧，她竟然叫人指使陈景润诬告我，说我某一个科学研究是窃取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幸好陈景润很有骨气，他说华罗庚是我的老师，只有我向他请教，他怎会窃取我的研究成果？陈景润在‘四人帮’当道时期郁郁不得志，可能也与他这一拒绝作假证的事情有关。” “在‘文革’期间，我曾被抄家，也曾受过红卫兵斗争。但比起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冲击还不算大。”华老说。 笑话则是他在七三年间，在中国各地讲优选法，最多听众一次，在武汉有六十万人听讲（通过广播）！“四人帮”竟然指责他讲统筹、优选是游山玩水。 不仅如此，在周总理关怀下，他讲的优选法拍成电影，张春桥看了电影说：“搞优选法电影是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道路。”姚文元更“妙”，他竟说“优选法不是科学”！ “张春桥懂得什么是优选法？姚文元的科学知识又有多少？他竟敢宣判优选法不是科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华老哈哈笑了起来。 好在这些荒唐的故事，荒唐的笑话，如今都是“俱往矣”了！但愿以后也不会再有。华罗庚教授现在的心情如何呢，我还是引他的一首小诗作答吧。 他说：“‘四人帮’打倒后，有人用曹操的诗鼓励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深有所感，也胡乱写了几句：老骥耻伏枥，愿随千里驹。烈士重暮年，实干永不虚。” 华罗庚传奇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何日重生此霸才 一百四十一年前（一八三九年），清代大诗人龚自珍路过元和（今江苏吴县），写了一首诗，怀念当地一位以博学著称的学者顾千里，中有句云："湖山旷劫三吴地，何日重生此霸才？"顾千里最长于"目录学"，但史称他"读书过目万卷，经史训诂，天文算学莫不贯通"。当然，这"霸才"二字，只是指在学术方面的才能而言。 龚自珍此问，当日谁都不敢作答，但现在有了答案了。“喜见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注一】人材降在金坛，金坛位于江苏南部，也算得是包括在广义的"三吴地"之内的。这个人材就是华罗庚。 注一：原句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在美国出版的《华罗庚传》（作者Stephen Salatt）就称华罗庚为“多方面名列世界前茅的数学家”，他的《堆垒素数论》，他的《数论导引》，他的《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及他和万哲先合著的《典型群》等等数学著作 ，无一不引起国际数学家的震动。他在学问上的成就，比之顾千里已是不知要超过多少倍！岂只“名满三吴”，而是名副其实的“誉满天下”了。 平凡方显不平凡 但我不知华罗庚看了本文题目，会不会皱起眉头？ 尽管他名满天下，他是自居于平凡的人的。而“传奇”是不是多少有点把他当作“奇人”看待？ 我在英国的伯明翰（Birmingham）和他初次会面，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不是怪物！”这句话他是有感而发的，有感于一些写科学家的文章，往往把科学家写成“不近人情”的“怪物”，好象科学家的某些“怪癖”是与生俱来 ，没有这些“怪癖”，就不成其为科学家似的。其实科学家也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并非头上涂上光圈的“不可理解”的“神人”或“怪物”！而平常人也并非就全无“怪癖”。 但我还是要说，他是既“平凡”又不平凡的！ 他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父亲是个小小杂货店的店主。你知道他的名字的由来吗？他父亲四十那年生下他，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一扣，据说可以“生根”，容易养活。“箩”字去了“竹”是“罗”，“庚”“根”同音。贫穷人家的父母，最担心的儿女长不大，华罗庚的名字，就正含着父亲对他的祝愿啊！ 他的学历，不过是初中毕业，另外加上在职业学校读过一年半。（未毕业即因交不起学费，而被逼退学。）而且他在二十岁那年，还因一场伤寒病而变成瘸子！ 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是一个瘸子，如果他稍微少一点毅力，那就必将是庸庸碌碌过这一生了。 但他凭着这点“可怜”的学历，通过自学，却变成了大数学家，这还能说是“平凡”么？ 可堪孤馆闭春寒 还要补充一点的是，他出生地的金坛是个小镇，能够提供给他自学的条件，也是很“可怜”的！ 他是一九一零年出生的，在他的少年时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把人们的视野扩展到新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欧洲的数学正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哈代与拉伊特的数论导引已经在数学的领域获得新的突破。而华罗庚在开始自学的时候，能够得到的只不过是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只有五十页的微积分。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是古代一位词人的慨叹。比起科学先进的西方，金坛这个小镇，那是落后得太远了。两年前有一位记者访问华罗庚，得知他自学的背景之后，在文章中写下这样一句：“其状况（指金坛的落后状况）和现代科学相距遥远，恍若隔世！”（见理由的《高山与平原》一文。）上引的两句词，虽然写的不是“做学问”的处境，但我想，也可用在华罗庚身上吧？“孤馆”倘若比作与现代科学隔绝的小镇，假如自己不求“突破”，那恐怕是只有在鸣声凄切的杜鹃声里，平淡过这一生（斜阳暮）的。 但华罗庚是不甘于只听“杜鹃凄切”的，他要做翱翔在暴风雨的海燕。“可堪”是反问语，华罗庚已经用他的自学回答了。他在许多人眼中，是“充满传奇性”的人物，但恐怕很少人懂得，他的“传奇”也是他自己的努力争取得来！ 数学曾经不合格 也是龚自珍的诗：“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诗中说的廉锷是刀剑的锋棱，引伸为宝刀宝剑。宝剑如此，人材亦然。华罗庚无疑是数学的天才，但他的“天才”也是经过磨练，“锋芒”始显的。 你大概想不到，这大数学家也曾在数学这一科考试不合格吧？这是他读初中一年级时候的事情。我曾问他是不是因为他曾触犯那位老师，老师故意不给他合格，他说：“不是，我小时候是很贪玩的，常常逃学去看社戏。试卷又写得潦草，怪不得老师的。” 经过这次教训，从初中二年级开始，他就知道用功了。一用功锋芒立显，数学老师每逢考试的时候，就把他拉过一边，悄声对他说道：“今天的题目太容易，你上街玩去吧。” 看出胡适的逻辑错误 另一件他在初中念书时大显“锋芒”的事，是他看出胡适的逻辑错误。 初二那年，他的一位国文老师，是胡适的崇拜者，要学生读胡适的作品，并写读后心得，分配给他读的，是胡适的《尝试集》。 华罗庚只看了胡适在《尝试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那序诗是：“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他的“读后心得”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当时他只是一个十三岁多一点的孩子，就看得出胡适的逻辑错误，这也可以见得他是有缜密的“科学头脑”了。 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大都是敢于独立思考的人，倘若只知盲从前人的见解，那就只能说是“思想的懒汉”了。“思想的懒汉”，进步从何而来？ “周公诛管蔡”的风波 华罗庚指出胡适《尝试集》序诗的逻辑错误，这正是他敢于独立思考的表现。可笑的是，那位国文老师竟然在他的“读书心得”上批上“懒人懒语”这四个字。却不知这个“评语”，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才正是合适不过。 华罗庚之所以能成为大数学家，是从小就可以看出端倪来的，现在再谈一件他敢于独立思考的“趣事”。 也还是那位国文老师，有一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周公诛管蔡论”。 依正史说法，管叔、蔡叔都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他们不服，连同一个叫武庚的一起叛乱，结果被周公平定。管、蔡服诛。做这个题目，一般的写法当然是应该说周公诛管蔡，诛得对的。 但华罗庚却做“反面文章”，他说周公倘若不诛管蔡，说不定他自己也会造反的。正因为管蔡看出他的意图，所以他才把管蔡杀了灭口。但他既然用维护周室的名目来诛叛逆，他做了这件事，自己就不便造反了。 新鲜的构思，独立的见解，对不对是另一回事，首先是个“敢”字，即使一百次中有一次对，那也还是对学术研究有促进作用的。但那位国文老师是不能理解“独立思考”之可贵的，这次是更恼火了，大骂华罗庚“污蔑圣人”，几乎要号召生徒“鸣鼓而攻”之。 华罗庚辩解说：倘若你只许有一种写法，为什么你出的题目不叫做“周公诛管蔡颂”？既然题目有“论”字，那就应该准许别人“议论”，是议论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这段辩驳，“逻辑性”是很强的。那位老师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不过，在金坛中学，也并非完全没有赏识他的人。 王维克这个人 璞玉浑金，美质未显，但有经验的良工，也可看得出他内蕴的光华的。 金坛虽小，也有“卧虎藏龙”。华罗庚读初中二年级时的级主任王维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知道王维克这个人的或许不多，但对华罗庚来说，这个人却是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的人。据华罗庚说，王维克是有点像顾千里这样的人物。顾千里“读书过目万卷，经史训诂，天文算学，莫不贯通”。而王维克则更进一步，他是堪称“学贯中西”的。他曾译过但丁的《神曲》，印度的史诗，对元曲也很有研究。数学方面，他虽然未足成家，但也不止于“涉猎”了。 王维克在金坛中学只教了华罗庚一年，第二年就到法国留学。回来后曾当过中国公学的教授。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校长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之，教务长是杨振声。王维克和这两个人都合不来，恰巧那时上海的小报又有一篇文章叫《黄皮客游沪记》，“黄皮客”和“王维克”谐音，影射王维克游沪是“乡下佬进城”。小报文章本来不值重视，但王维克是颇为“傲气”的人，他受不住胡适的气，又不堪小报的讽刺，于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舍教授而不为，宁愿回乡办学。后来他做了金坛中学的校长，对华罗庚的影响就更大了。 王维克是第一个发现华罗庚有数学天才的人，在他的教导下，华罗庚不但数学这一科成绩超卓，其他学科也都有了进步，尤其是中文。华罗庚能文能诗，他的中文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华罗庚说起这位老师，还是充满感情的。可惜他只教了华罗庚一年，就到法国留学去了。 另一位难忘的老师 初中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升学。上海有一间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有个亲戚劝他的父亲让他去读这间学校，一来职业学校收费较平，二来既是不能从“正途出身”，在职业学校能够学到一门技能也好。他的父亲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一九二七年春天，华罗庚到了上海，考进这间职业学校。 在中华职业学校，他碰上另一位难忘的老师——邹韬奋。 邹韬奋（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四年）是名记者、名政论家和出版家，三十年代，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和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影响曾及于全国。但当时的邹韬奋还不是那么有名的，华罗庚到上海的前一年（一九二六年），邹韬奋是上海《生活》周刊的编辑，后来又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教员。 邹韬奋对华罗庚的影响没有王维克的影响之大，但这位老师也是令他终身难忘的。最难忘的是邹韬奋的“罚站教学法”——当然这“教学法”是“不见经传”的，它只是我杜撰的名词。 说起罚站 犹有余悸 华罗庚谈起这位老师，连称“厉害！厉害！”原来上邹韬奋的英文课，学生第一次答不出问题，就罚在原位站。第二次答不出，罚上台上站。第三次答不出，罚上放在台上的那张桌子上面站。不用说那是成为全班同学注目的焦点了。 我问华罗庚，他有没有被罚过站，他说罚在原位站可能有过，罚上台上和桌子上站则好像没有。他的英文是在全班考第二名的。 二十多年之后，华罗庚做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也有一门训练学生的“绝招”，被人称为“把学生挂在黑板上”。他叫学生在黑板演算，学生演算不出，就不许离开。据说有一位如今已是在数学界独当一面的学者，当年也曾被华罗庚“挂在黑板上”两个小时，而这还不是最高纪录。 华罗庚训练学生的这个“挂板法”，不知是否得自“师门心法”，但对学生要求的严格，则是和他当年在中华职业学校的老师邹韬奋一样的。 曾获珠算比赛第一名 在上海就读期间，还有一件可记的事是，他曾获得上海市珠算比赛第一名。 参加这个比赛的绝大多数是上海各个银行的职员和各个钱庄的伙计，“打算盘”可说是熟极如流的。而他，虽然从小帮父亲料理店务，打过算盘，但毕竟不是专业，比得过那些高手吗？ 他谈起那次比赛，笑说：“我是斗智不斗力。”原来他发现一个简单的珠算算法，这就压倒了那班只凭“手熟”的“高手”了。 华罗庚在数学的思维方法方面，有一套清晰而简洁的方法，被国外学者称为华罗庚所特有的“直接法”。这个“直接法”，当时虽然尚未“成形”，但在那次珠算比赛中，或许也可说是初结胚胎了。 读职业学校的费用虽然较少，一个学期（半年）的膳费和杂费也得五十块洋钱。华罗庚因是清贫学生，申请免交学费已得学校当局批准，但膳费是必须自己出的，他的父亲已经罗掘俱穷，这五十元是再也筹不出来了。于是华罗庚虽然只差一个学期就可毕业，还是被迫退学，回乡帮父亲料理那间小小的杂货店。 父亲不许看“天书” 弃宝剑于尘埃，投明珠于暗室，一个数学天才难道就要在杂货店终其一生么？宝剑何时再露锋芒，明珠何日光华重现？ 暗室露出一线光亮了。王维克已经重回金坛，师徒会面，华罗庚从王维克的手中借到一些数学书籍，开始他的自学了。 但阻力马上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看不懂数学书上那些古怪符号，大发儿子脾气：“你看这些天书做什么？书又不能当饭吃，还不赶快招呼顾客？”多年后西方一本数学杂志刊了一幅漫画，画中的华罗庚，抱着几本破书，被拿着烧火棍的父亲追得满屋子团团转。父亲威胁儿子，要他把数学书扔到火炉里。 求狐仙不如求我 说来有趣，你猜他是凭着什么解除父亲的阻力的？是因为他解决了“狐仙”不能解决的问题。 杂货店生意不好，他父亲帮人收购蚕丝，白天收购，晚上算账。有一晚算错了一千多元，算不清明天就不能开工。金坛有“拜狐仙”的迷信风俗，有人就点上香烛，求狐仙帮忙。可是求了狐仙，还是算不清账目。华罗庚在屋子里闻得香气，出来说道，不要求狐仙了，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父亲不相信儿子有这本领，但抱着姑且让他一试的心情，把两大本账簿交给他。结果华罗庚牛刀小试，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算清了。父亲一看，学数学果然有点用，这才放松了对他的阻吓。 不合格教员 华罗庚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好转了，十八岁那年，一向赏识他的那位老师王维克做了金坛中学校长，请他去当庶务兼会计，月薪十八大元。比起在杂货店做没工钱的“小伙计”，华罗庚简直好像是平步青云了。第二年，学校开了个补习班，王维克又叫他去当补习班的教员。 一山凸起丘陵妒，他不过是初中毕业，竟然在中学当起教员，虽然只是教补习班，亦已有人看不顺眼了。王维克和当地士绅的关系又搞不好，于是一班士绅联名向县教育局控告王维克“十大罪状”，“任用私人不合格教员华罗庚”也成为王维克的十大罪状之一。那位教育局长似乎还颇明事理，他批下来说：“学生焉得为私人。受控各节，大致类此，不准。” 不过王维克虽然官司打赢，但他不堪排挤，又来一次拂袖而去。华罗庚的补习教员也干不成了，不过学校仍然用他做会计。 “运气”才好了不过一年，第二年又变坏了。十九岁那年，华罗庚母亲因病逝世，他自己也染上极其可怕的伤寒病。这场大病，几乎毁了他的一生。 大病不死 变成残废 这场大病，从旧历腊月的廿四日开始，足足病了半年。请采的老中医对他父亲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但即使是在病重的时候，他也还是神智清醒的。家人在楼下替他占卦算命，他都知道。 “奇迹”出现，他并没如医生断定那样夭亡，到了第二年端午节那天，他终于能够起床了。这“奇迹”或许正是由于他那顽强的求生意志，才能战胜死神吧。 但可惜“奇迹”的出现也未能使他恢复如初，而是造成了一个“终身缺憾”。他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从此，他是必须扶着拐杖走路了。金坛中学会计的职位当然也丢了。 对一个残废的人来说，谋生都有问题，还能够“梦想”攀登学术的高峰么？ 为伊消得人憔悴 他变成跛子，但并没有倒下去。就像艾青《礁石》一诗说的那样：“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他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他的脸上和身上，像刀斫过一样，但他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礁石含笑看海洋，他在数学书籍中也发现了广阔的天地。 多年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我别无他选择。学别的东西要到处跑，或者要设备条件，我选中数学，因为它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 于是他就凭着一支笔，一张纸，和从王维克那里借来的几本书，后来又添上了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每天在杂货店关门后，在昏暗的油灯下，不管家人的埋怨，苦读，钻研。他能够得到的数学书籍虽然不多，但根基却是极为扎实。现在他还保留有过去在自学中一本厚厚的习题簿，墨迹都已褪色变黄了。 他好学，又能深思。读过的书在他脑中由繁化简，真正做到了触类旁通。这种自学的锻炼，造成了他一种独特的本领，研究问题，一抓就抓到了问题的核心（西方数学家称之为华罗庚所特有的“直接法”）。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个境界他是已经走过了。现在他正进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了，这个“伊”是对学问的追求，这个境界是王国维说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须经过的第二个境界。第三个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注二】是成功的境界。华罗庚现在是达到了。 注二：这几句词出于辛弃疾的《青玉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第二句误作“回头蓦见，那人正在”。 从第二个境界跨到第三个境界是最难的，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跨越的吧。 经过了五年的自修（从十六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这证明了他的智力并不在那些著名的外国的数学家之下。 一篇论文惊动熊庆来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 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他是哪国留学生 熊庆来坐在他的数学系主任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随手翻阅这篇文章，越看越被吸引，脸上的神色也凝重了。看完这篇文章，他抬起头来，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他接过熊庆来手中的杂志，一看，没错，是这三个字，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出幽谷而迁乔木，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第二年（一九三一年）夏天，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限于资格，他只能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月薪四十大元，比起他在金坛中学的薪水多了一倍多了。 重要的不是收入增多，而是清华大学提供给他更好的自学条件。有个记者写他这段期间勤学的情形：“清华的藏书比金坛自然丰富多了，对他来说有这个就足够了。他每天徘徊在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这时惊人地表现出来！他甚至养成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乍听起来不可置信，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心驰神往。他设想这个题目到了自己手上，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有的地方他能够触类旁通，也有的不得其解。他翻身下床，在灯下把疑难之处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真好似：“风入四蹄轻，踏尽落花去！”（理由《高山与平原》）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一九三六年，他二十六岁，就获得清华保送他到英国留学了，就读的是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所以直到现在，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写了二十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英国著名的数学大师哈代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他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说：“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的著作非改不可了！”华罗庚被认为是“剑桥的光荣”！ 同是一粒豆 两种前途在 “华罗庚传奇”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不是说他以后就没有可“传”之“奇”，而是在他成名之后的事迹，世人知道已多，他在数学理论上的贡献，以及他把数学应用到生产上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等等，也都已有不少人写了专论和报道文章了。我对数学是门外汉，我也不想人云亦云了。 但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成功，他对培养后进是不遗余力的。他的许多著作，也起了带动后进之功。例如他写了《数论导引》，就引导了陈景润和王元从事数论研究；写了《典型群》，就“带出”了一个万哲先；写了《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又“带出”了陆启鉴和莫升。上述的他这几个学生，如今亦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数学家了。列入数学辞典的“华王法”，就是他和王元在研究“数论方法在数值分析中的应用”的成果。 最后，让我们拿华罗庚自己写的一首诗作结束吧。这首诗是可以概括他的“传奇”的由来的。 同是一粒豆，两种前途在。 阴湿覆盖中，养成豆芽菜。 娇嫩盘中珍，聊供朵颐快。 如或落大地，再润日光晒。 开花结豆荚，留传代复代。 春播一斛种，秋收干百袋！ （一九八零年六月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正文之前的闲话 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 in Hong Kong，货真价实。 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嘢”！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价实”又从何说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贡献。”【注一】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等【注二】。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 注一： 陈华《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悲悼金师》，《岭南校友第二十期》（岭大广州校友会编）。 注二：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该院成立于一九八零年，金应熙担任副院长。在他的倡议与主持下，同时建立了港澳史研究室，开中国大陆“香港学”热潮的先河。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香港学”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注三】。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注三：与“注二”同。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香港为何这样香？”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黄标熊、梁秩森编著的一本书名）【注四】。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注四：黄标熊，前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梁秩森是他的助手。他们编著有《香港起飞的奥秘》（一九八七年七月辽宁出版社初版）。 《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记”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我国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注五】《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注五：《香港概论》，杨奇主编，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下卷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 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 in Hone 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还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注六】，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注七】，完成其名山事业【注八】。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 注六：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宦海飘流二十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注七、注八：简又文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及《大平天国典制通考》于一九五四一五九年间，在其香港祖业“寅圃”完成。列为《猛进书屋丛书》，由“简氏猛进书屋”印行。“寅圃”因其父昌沛号寅初而得名。“猛进书屋”则因简氏藏有隋代名碑“刘猛进碑”而得名。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年），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年），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年）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注九】。 注九：梁羽生《名联谈趣》（上海古籍出版社）页十二。 其次是信仰不同。简又文是基督徒，金应熙是马列主义者。简又文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传教，人所共知，金应熙在岭南大学，亦是早已以“左倾”闻名。他们都有“包容”精神，或多或少则是另一个问题。 除了这两点最大的不同之外，我和他们的师生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简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战后期（一九四三年），他避难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师礼的。简又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有此事【注十】。抗战一胜利，我就跟随他到广州求学。两代交情，他视我有如子侄。 注十：《宦海飘流记·二五》，（违难蒙山）。 至于受教于金应熙，则又是另一番机缘巧合了。我在岭大读的是经济系，金应熙则是历史系的讲师，经济系允许学生选读一科文科课程，我就选了金应熙开的“中国通史”。何以选他，一来因为兴趣，二来亦多少有点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岭大最年轻的讲师，在当时一班要求“进步”的学生群中，又年轻、又左倾的老师是最具吸引力的。 简又文视我如子侄，金应熙则自始至终把我当作朋友。他不但丝毫不以师长自居，甚至完全泯灭了师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对方的恋爱参谋。 初时我还以为他是对我特别客气，因为我是“带艺投师”的。后来发现他对比较接近的同学都是如此，而且对任何人亦都是毫无架子。 在他去世后，我在《岭南校友》读到一班相识的老同学给他的挽联： 亦师亦兄亦友 重学重德重情【注十一】 注十一：联语见王屏山、梁石、胡景钊等人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致新华社香港分社及邹云涛女士的唁电。 我不觉潸然泪下。虽然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和金师见面的机会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来次吧（“文革”期间，更是根本未曾一见），却也没有疏离之感。金应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位“亦师亦兄亦友”的良师。 但毕竟是会少离多，许多有关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证。八七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雪梨，如参与商，相见无从。最后一次见面在九一年三月，由于我是匆匆来去，亦无深谈机会。见面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写的只能是我所认识的金师（主要是在岭大这段期间）。治史者重视第一手资料。对于他的身后是非，我是没有资格发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这些感思，也只是凭过去的认识得来。错否不自知，只能求教于对金师认识更深的智者。金师友朋弟子遍天下，这样的智者当不难求。 是为正文前的闲话。 象棋·武侠·诗词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 我不是他的“本门弟子”，若用禅宗的说法，或勉强可称“教外别传”。因此我不想正儿八经的谈学术，而是谈一些可能被人目为“不务正业”的玩艺。 我在大学时代和金应熙比较接近，有许多原因，“气味相投”是其中之一。我们有几样共同的爱好。第一样是象棋。我最初是学围棋的，后来因为围棋对手难觅，改下象棋，经常废寝忘餐，自己和自己下棋（摆棋谱）。但迷的程度还不及他。 他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就是著名的棋迷了。有个关于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学机会的趣事。三十年代的港大学生，是比较崇尚英国的“绅士风度”的，只有金应熙不修边幅，经常和街边“摆棋”的职业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时间。他是寄宿的，回到学校已是深夜，宿舍之门已关。他在校园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没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门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来，要不是发现得早，几乎踢着他。教授大不高兴。本来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规定应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学英国的资格，由于该教授的反对，遂作罢论。 我从金应熙的学生“升级”成为他的棋友，说来也有一段趣事。一九四七年，我获得岭大象棋比赛冠军，有一盘棋是我以后手屏风马打败劲敌的，甚为得意，遂填了一首咏屏风马调寄《鹧鸪天》的词： 天马行空信不羁，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足下风云共护持。 强敌破，虏灰飞，昆仑东海任由之。连珠炮发何能阻，渴饮清泉到玉池。 词的起句和结句都和马的运用有关，“天马行空”是局法名称，“双马饮泉”是象棋的基本杀法之一。“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两句则是描写河头马和连环马。历来有关象棋的吟咏，都是偏于当头炮的，专题屏风马的则难得一见（我孤陋寡闻，尚未见过）。我并不是觉得自己这首词写得好，但似乎还算得是“内行人语”，遂投到校刊发表。金师见了和我说：“原来你也欣赏屏风马。看过李庆全的对局没有，他虽然位居华南四大天王之末，但屏风马用得极好，值得研究。”【注十二】那天恰巧他有空，我们就下了两盘棋。 注十二：“华南四大天王”为黄松轩、冯敬如、卢辉、李庆全。 第一盘我先行，以当头炮猛攻他的屏风马。他果然名不虚传，着法绵密，防守得滴水不漏，几乎给他反先，只好急急兑子成和。第二盘他先行，还以当头炮。我不上马而用顺手炮对付，他似乎有点诧意，我知道他想问什么，也不先说，一心专注继续下棋。中局我试用自创的变着，或许有点出乎金师意料之外，此盘则是我后手反先，不过结果还是成和。 对局终结，他果然就问：“因何你不用屏风马？你那首词——”我这才有机会向他解释：“金师，你有所不知，我最弱的一环正是屏风马。我喜欢用进攻来代替防御，所以不论先行、后走，我都是动炮（顺手炮或列手炮）。只因那天和我比赛的某君，实在是个劲敌，他熟悉我的顺手炮走法，我不得已才使出我从未用过的屏风马。胜了他，我都觉得侥幸呢，怎敢用来对你这位屏风马的大行家。”金师哈哈笑道：“我也上了你的当了。我本来准备和你斗屏风马的，准备好了的那套，结果白费功夫。”我说：“你熟读兵书，再下我是下不过你的。” 金应熙的“熟读兵书”，也确实到了惊人地步。他喜欢搜罗棋谱，古今并集。且往往有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现场抄录的名局）。一九三九年，“六王夺鼎赛”在香港文园酒家举行【注十三】，参赛者既有本地棋王，亦有外来国手，隐隐含有“对抗”意味，更加引入注意。结果由早已拥有“七省棋王”衔头的周德裕夺魁，董文渊第二，卢辉第三。六王赛不仅轰动一时，对往后棋坛亦有深远影响。中国象棋史家徐骥在他的专著有纪事诗云： 戏马犹存旧将台，文园夺鼎挟风雷。 云飞凤去六王毕，又见杨陈旷代才。 （自注：一九三九年香港文园六王夺鼎赛，事已风流云散。）【注十四】 注十三、注十四：褚石、徐骥编著《广州棋坛六十年史》（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六王夺鼎赛”纪事诗见卷一徐骥之《自题棋史并答谢梁羽生先生》。有关“近代棋坛盛衰”之论述，见卷一梁羽生序。 “六王夺鼎赛”期间，金应熙是文园的座上客，偶有缺场，亦必补录。我曾见过他的手抄本。 近代棋坛的盛衰，似乎是由北而南【注十五】，自三十年代开始，港穗就双翼齐飞，骎骎然有取代上海、扬州，而成为另一象棋中心的趋势。在香港，一九三零年爆发的东南大战【注十六】掀起了象棋热潮；一九三四年周德裕入《华字日报》主编象棋专栏，影响尤为巨大。他编印的四十八课《开局法》，得者视同秘笈。在广州，一九三一年举行的第一次全省象棋赛，就杀出了“华南四大天王”，棋风炽盛，比之香港，犹有过之。金应熙三十年代在香港读书，四十年代在广州教书，受两地棋风的影响，自不待言。是故他不但对周德裕的开局法了如指掌，对“华南四大天王”的专长【注十七】，更是如数家珍。象棋在民间十分流行，但棋谱却并不易找，尤其在抗战时期。像我，读得比较熟的就只有《橘中秘》与《梅花谱》这两本古谱，这是像《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只堪列为入门书的，比起金师差得远了。 注十五：北起沪、扬，南为穗、港。 注十六：象棋史上的“东南大战”指一九三零年十月间在香港举行的华东、华南选手比赛。代表华东的选手为周穗裕、林奕仙，代表华南的选手为李庆全、冯敬如。结果成和。 注十七：“华南四大天王”黄松轩擅长当头炮，冯敬如擅长单提马，卢辉擅长五七炮，李庆全擅长屏风马。 岭大毕业之后，和金师下棋的机会更少了。“四十年来几局棋？”真是屈指可数。但另一方面，我和象棋却有了更多的接触，完全是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初时做翻译，不久就调到副刊部门，担任《大公园》编辑。《大公园》是个综合性副刊，设有象棋专栏，由我兼任主持，负责组稿与审阅。杨官璘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专栏发表的。另外我还替《新晚报》写棋评，并以该报象棋记者名义，采访重大赛事，包括全国棋赛、亚洲棋赛在内。由于工作关系，许多象棋大师的对局，我都是在第一时间取得的。当我研究这些对局时，我常在想：要是金师在这里，那该多好！我也曾与许多一流高手楸枰对弈，当然都是我胜少败多。对高手中的高手杨官璘，我更是输得一塌糊涂，从没胜过他一局。而这时的我，大概可以比金师略高半先。我真想和金师探讨为什么我们和这些高手，总好像有个不能逾越的差距，恐怕不仅仅是业余与专业之分（近年有个陶汉明，就是以业余棋手的身分获得全国冠军的）【注十八】，也不仅仅是限于天分吧。可惜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没时间问这“无关重要”的问题，永远得不到他的回答了。 注十八：业余棋手陶汉明，一九九四年全国冠军。 不过在这四十多年当中，有关他迷于棋的趣事倒时有传来。例如下面一个： 据说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某公安部门请他去做一个政治报告。演讲完毕，他一个人回去，走到街上，看见有人下棋，他就蹲在街边观战。有个人民警察跑来赶走这堆阻街的人，他大概起身得慢，给警察踢了他的屁股一下。他站起来，警察一看，吃一惊道：“你不是刚才做报告的那个教授么？”金说：“不错，我就是。”摸摸屁股，笑一笑也就走了【注十九】。 注十九：梁羽生《杂写金应熙》，《笔·剑·书》（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页三十三。 最后一件有关他与象棋之事可用广东社科院悼金文中的这一句话来作说明：“他（金应熙）曾表示在晚年实现《中国象棋史》一书写作的夙愿。” 此愿落空，令人伤感！于我，更有特别的感受。一九八一年五月，褚石、徐骥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史》卷一在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序文中有一篇是我写的。我说：“中国象棋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唐代宝应象棋已具现代中国象棋雏形），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喜欢下象棋的不计其数。可以说是最普遍的民间娱乐。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一本完整的《中国盘棋史》出现，思之能不令人兴叹！”金应熙是广州棋会顾问，也曾为《广州棋坛六十年史》题字，相信当会看过我这篇文字。他的“夙愿”急于在晚年实现，不知是否因此而受触动。但我则更加“兴叹”了。 但金应熙未完的“夙愿”又岂只象棋史，连香港通史，他都尚未完成呢！ 我写了整整三十年的武侠小说，但在二十岁之前，我读的武侠小说其实不多，成为“迷”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我何以会写武侠小说？“近因”自是由于罗孚的“催生”，“远因”则是金应熙的影响（虽然他自己不写）。“近因”早已有人写过【注二十】，“远因”就让我自己写吧。 注二十：龙飞立《剑气箫心梁羽生》，《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香港伟青书店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再版）。 记得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与华罗庚教授在英国的伯明翰初会，那时他刚刚读完我的《云海玉弓缘》，觉得很有趣，认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我真想告诉他，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并不比别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父亲是孔孟之徒，从小就要我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他虽无明令禁止，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关于我的“家庭教育”，我在《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文已有叙述，此处不赘。） 心理学家说，童年、少年时代所欠缺的东西，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补偿”。我在大学时期，大量的阅读近代武侠小说，或许就是基于这种“逆反”心理。 但如果没有碰上金应熙，这种“逆反心理”可能还是止于欲望，最少不会这样快就成为武侠迷。 武侠小说属于“俗文学”范畴。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有《论＜再生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著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涛比较【注二一】，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均表推崇。金应熙虽无涉及“俗文学”的著述，但他没有“自设”的雅俗之“障”，则是和乃师一样。四十年代，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武侠小说最为流行。这两人都是多产作家，单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就有五十集之多，而且是还未完成的。要不是后来禁止出版武侠小说，还不知要写到多少集呢。金应熙可真是个标准的武侠小说迷，还珠、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并且借给与他有同好的学生看。我不但和他借书，且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我们除了谈论小说本身的特色和技法之外，也往往“旁及”其“附属”的文学性，例如《蜀山剑侠传》的回目。 注二一：陈寅恪《论＜再生缘＞》（手抄本，一九五四；香港友联本，一九五九）。 章回小说的回目是讲究平仄对仗的，还珠楼主的回目往往就是一副非常精彩的佳联。限于篇幅，试举几例。 写情的—— 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 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 写景的—— 大地为洪炉，沸石熔砂，重开奇境 长桥横圣水，虹飞电舞，再建仙山 这个回目是写“峨嵋开府”（《蜀山剑侠传》中的重头戏）的神仙境界的。仙家景物本来纯属幻想，在他笔下却是极具“动感”，令人有如现场目睹此一“开府工程”。 谈禅的—— 弹指悟夙因，普渡金轮辉宝相 闻钟参妙谛，一泓寒月证禅心 这个回目是写高憎天蒙禅师对女弟子（叶缤）略示禅机、恩赐法名一事。书中写：“大师笑道：‘你既虚心下问，可知殿外钟声共是多少声音？’叶缤躬身答道：‘钟声百零八杆，只有一音。’大师又道：‘钟已停摆，此音仍还在否？’叶缤又答道：‘本未停歇，为何不在？如是不在，撞它则甚。’大师笑道：‘你既明白，为何还来问我……’”叶缤因此得名“一音”。“一音”的取义出《维摩经》：“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从这一回书看来，还珠的佛学是宗禅宗的。禅宗要义在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它的教学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而常以简洁突兀的问答为教学手段。 陈寅恪佛学之精深，世人皆知。金应熙通梵文，且曾身受其另一业师许地山之薰染，有志于在宗教史上有所建树【注二二】，是故对于谈禅说偈，自是优为。虽然他是站在马列主义者的立场来谈佛学，但绝非左倾幼稚之辈，对佛学全盘否定。我在少年时代对佛学亦曾略有涉猎，且在“新”、“旧”之间，亦正是处于“彷徨求索”的阶段，所以我们才可以畅言无忌，取得共鸣。武侠小说涉及的方面甚多，金应熙在每一方面的知识都足以做我的老师，我和他谈武侠小说，比我在课室中听他的课获益还多。 注二二：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我和金应熙共同的爱好，象棋武侠之外，还有诗词。 据说“一九五八年曾有人问金应熙懂得多少首唐诗，金回答：‘大概两万多首。’闻者无人怀疑回答的真实性”【注二三】《全唐诗》总数也不过四万余首，若然，则可能是超过《全唐诗》的半数了（要看“两万多首”的“多”字“上限”何在）。不过，我对此说，亦无怀疑。因为每有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来问他某句诗词的出处，他都可以把整首念出来，并解释其中僻典。“懂得”加上“记得”，尤其“难得”。 注二三：与“注二二”同。 唐代诗人中，他又似乎特别喜欢李商隐的诗。李商隐的诗著名难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绝句》）。一首《锦瑟》（以起句“锦瑟无端五十弦”的开头二字作为诗题，实质亦等于是“无题诗”），就不知引起多少注家的争议，有的说是“爱情诗”，有的说是“政治诗”，有的说只是李商隐发牢骚的“自伤之诗”……陈寅恪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晚唐有“牛（牛僧儒）李（李德裕）党争”，李商隐曾得牛党的令狐楚提拔，后来又娶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儿，在当时的党争中是去牛投李，为人非议。陈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就是这样说的：“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这段话亦可作为陈寅恪对此诗的注释。不仅如此，对后来发生的所谓“金叛师门”一案，亦可提拱不同角度的理解。 由于李商隐诗对金应熙有点特殊意义，故此不辞词费。首先要说的是金应熙的文学观点。 金应熙是非常重视老师的创见的，他讲中国通史，讲到隋唐部分，就是用陈寅恪所创的“关陇集团”一词，来分析初唐政治的。讲到李商隐的婚姻关系，也同样将他牵入牛李党争。但在文学观点上，他却不是“索隐派”，而是比较倾向于纯文学的。 纯文学派可以梁启超为代表。粱氏认为“李商隐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蓝于《李商隐诗论稿》【注二四】说：“当时并不一定想要传之后世。……李商隐诗之不好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那些腐儒故弄玄虚，不肯从字面中求解，而一定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曲解，越解越玄，使上了他们当的人，如坠入五里雾中。”对于李商隐人品的论断，蓝于亦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在谈无题诗时，也多少受到传说的影响，以为李商隐娶王氏，多少掺杂着在仕途上能够得到王茂元奥援的希望。但是越多读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生平知道越多，也就越觉得这种传说缺乏根据。”蓝于分析了李商隐的一些诗篇，认为是“……不时透露出两人相互爱慕之情。在封建时代，夫妻之间有这样真挚的感情，即使在诗人之中也是少见的。从这一点上，也多少可以看到李商隐的为人。尽管王茂元未能提携李商隐，而李与王氏的感情始终如一”。蓝于这本书写于七三年，当时的李义山正被卷入“儒法斗争”之中。 注二四：蓝于《李商隐诗论稿》（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初版）。蓝于为香港《大公报》前副总编辑、英文版总编辑李宗瀛之笔名。 对于李义山一些著名的无题诗，应当如何理解，我在岭大的时候，也曾请教过金师。金师说：“我只能告诉你其人其诗的历史背景。怎样理解，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诗词欣赏，本来就含有再创作的成分。” 我想，梁启超说的“李义山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唯其不易懂，就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得以享受“再创作”的乐趣。 考证、欣赏，是互相关连的两面，不可偏废。甚至连蓝于说的那些“腐儒”，亦有其存在价值。他们所索之隐，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穿凿附会，只要有一分真的，于历史研究亦有裨益。 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是兼摄中西的手法，虽非陈氏首创，然其远迈乾嘉（朴学），直入西儒堂奥（主要是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史学界的“诠释学”），己足以为中国之史学开一新境界矣！“陈学”家李玉梅女士在其近著《陈寅恪之史学》一书中，对陈氏之“诗文证史”有颇为全面、精辟的论述【注二五】。“陈门”老一辈弟子、著名史学家周一良誉之为“有关寅恪先生之小型辞典”【注二六】，“前修未逮，后出转精”，此之谓欤。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检阅，这里就不多说了。 注二五、注二六：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论“诗文证史”见第三章第二节页一六二至二二三，周一良评语见“序一”（第一页）。 不过还有一件金应熙念李义山诗的妙事，不可不说。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校园散步，口中念念有辞，好像失魂落魄的样子。好奇心起，走近前去，听清楚了，念的是李义山的两句诗：“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原来当时他正在追一个姓盘的女学生。不过那次追求是以失败告终的。 “水晶盘”典出《太真外传》：“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官人掌之而歌舞。”我听了忍俊不禁，因为盘同学体态丰盈，和汉代那位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恐怕正好是个对比。 这两句是义山诗《碧城三首·之一》，全诗是：“碧城十二露周杆，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李义山的《碧城》诗（共三首）据说是送给女道士的，亦都属于“难懂”一类。但见老师心情如此，我也不敢索解了。 追求失败之后，还有下文。原来这位盘同学是早就有了男友的，在外省大学读书，那年暑假，来到岭大探望女友。金应熙给他安排住所，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他自称对盘同学的感情也早已“升华”了。和金师接近的一班学生，有的说这是“诗人气质”，有的说这是“马列主义者的风格”，有的说这是“戆居”。多年后，我把类似金师的恋爱故事写入小说中，亦受到评家的指责：“拔高人物，不真实！” 诗词方面，金应熙当然不是“只爱古人”，连“不薄今人爱古人”，于他都不算贴切。他是古人今人同样对待。只要是好诗，他都爱。鲁迅和郁达夫的诗，他几乎都能够背诵，虽然这两个人的风格很不一样。当然还有他的老师陈寅恪的诗，他熟悉得不仅止于背诵。 六十年代的某一年，我和他在香港相遇，他说：“你对李义山诗还有兴趣吗，我给你看一首寅老写的《读义山马嵬诗有感》。” 义山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一愁。 此日谁教同驻马，当时各悔笑牵牛。 银河浅浅褰难涉，金钿申申詈未休。 （羽生按：清华文丛之二《陈寅恪诗集》九五页载有此诗。但此句作“金钿申申詈休休”，似误。） 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 我说：“章士钊的《南游吟草》你可曾见到，其中有两首章士钊赠陈寅恪的诗。”章士钊的《南游吟草》是他的香港友人刘伯端为他辑印的，非卖品。他说：“在香港报纸上见过一首。”我说：“是否起句为‘岭南非复赵家庄’那首？”他说：“是。”又说：“我好像也听说过有两首，我不便去问寅老。你记得最好。”我不知他们师弟之间已有嫌隙，听他说未曾见过，便道：“第一首传抄者甚多，第二首在香港也是很少人知道的。”一面说一面写出来（此诗前有题记，当时记不齐全。题记部分，是后来补抄的）。 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晓莹，寅恪夫人唐女士字，女士维卿先生（景崧）孙女也。 年事参差八载强，力如盲左压公羊。 半山自认青衿识，四海公推白业光。 初度我来怜屈子，大风畴昔佞襄王。 天然写手存闺阁，好醉佳人锦瑟旁。 金师看了笑道：“这首诗用典较多，有些还是僻典。怪不得不如语浅意深的‘岭南非复赵家庄’之‘抢手’。”我也笑道：“可见还是通俗的好，最少容易被人接受。”当时我已写了将近十年的武侠小说了。金师也曾和我讨论过章诗所用的“古典”“今典”，后来我写成了《章士钊的南游诗》，《章士钊赠陈寅恪诗》等篇【注二七】，其中部分意见，就是得自金师的。 注二七：梁羽生《笔·剑·书》页十一至廿一。 李商隐（义山）、章士钊、陈寅恪，一古二今，相隔千年【注二八】，风格有异。虽然陈寅恪并不认为李商隐的诗是上品，但他们的诗风却是比较接近的。章士钊诗则有宋诗的哲学性，论理性，另树一振。 我说陈寅恪的诗和李义山的风格接近，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 注二八：李商隐生于公元八一二年，章士钊生于一八八一年，陈寅恪生于一八九零年。 一、他们的诗都有一种迟暮的感伤情调。李义山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陈寅恪的：“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江淹老去才难尽，杜牧春归意未平”；“白日黄鸡思往梦，青天碧海负来生”等等。迟暮情怀，如出一辙。细审之，则李义山多了几分纤柔，陈寅恪多了几分愁苦。这类诗篇，也是陈寅恪更多。 二、他们的诗，都“不容易懂”。蓝于说，义山诗之所以难懂，“一是因为他爱用典，而且有的到现在已成为僻典；一是他不少诗因为在当时有所关碍，不得不隐晦。”这个解释，完全可以用在陈寅恪身上。“古典”“今典”，有如“暗码”（用余英时的说法）。目前出现的注家已有余英时、冯衣北两位，立足点不同，“各自各精采”（港人惯用语）。陈寅恪的诗有如今之西昆体，如果由金应熙来作“郑笺”，可能更加精采。金应熙晚年对“陈学”甚有贡献，收在《中国史学家评传》中的《陈寅恪》就是金应熙写的【注二九】。 注二九：金应熙《陈寅恪》，《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版）。 谈到现代诗词，当然少不了毛泽东的。解放之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毛泽东诗词，只有《沁园春·雪》一首。只此一首，已足以令我们倾倒。后来读得多了，我觉得毛泽东（诗词方面的毛泽东），有如一个天分极高的业余棋手，水平亦极不稳定。 毛泽东有《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词中有两组对偶句，一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对仗虽略欠工整，还算不错。另一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四海”“五洲”、“翻腾”“震荡”都是同义词；“云水怒”“风雷激”也是一样意思。虽云可以加强语气，究有“关门闭户掩柴扉”之嫌。我当时正在研究龚自珍，又知道毛泽东也很喜爱龚自珍的诗，于是就把毛词、龚诗，各取一句，集而为联：“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并用作小说回目。 “百年”句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第七首：“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百年淬厉”在原诗是指家学渊源【注三十】，我则用来比喻新中国的兴起。中国有如一把宝剑，经过近百年来（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百年，取其约数）水火（苦难）的淬厉，终于大放光芒。有位朋友和我说：“把毛主席的词句，拿来做武侠小说的回目，不大好吧。”幸好那时“文革”尚未开始，否则恐怕还会给人入以“大不敬”之罪。 注三十：万尊嶷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一月初版）。 “文革”结束后，我拿这个回目给金应熙看。他说：“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上句写空间的壮阔，下句写历史的突变，意义完备。赋龚诗以新意，也是一个再创作。我放了心，看来金师还是我所认识的金师，最少，文学观点上仍是一如往昔。 但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金应熙能够背诵那么多诗词，我却从未见过他的诗词作品。不知是否正由于他懂得太多（只唐诗就有二万多首），而他又太过追求完美，总觉得难以胜过前人，因而搁笔。 在象棋方面，他熟读兵书，却和国手总有一先以上的距离，恐怕也是由于不敢创新之故。我所认识的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要说他已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思想影响，恐怕亦非事实。只就象棋与诗词而言，他就未能冲破自己所造的茧。 左倾·迷惘·反思 我们那个年代（三四十年代），正是左倾成风的年代。左的思潮，来得更早，早在金应熙出生之前两年，随着“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一声炮响，就挟马列主义以俱来，冲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 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已经有文化名人在写“新俄万岁”词了。这首词调寄《沁园春》，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如下：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令因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你猜作者是谁，如果不是词中有“老胡”二字，你猜得着是胡适吗？ 据《胡适杂忆》一书【注三一】的“附录”【注三二】所记，胡适此词作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夜。原来在“十月革命”之前，那年三月俄京已经爆发过一次规模颇大的暴动，史称“三月革命”，作为“十月革命”的先驱了。“乌衣蓝帽”是当时俄京参加三月革命的大学生的服色。“独夫‘沙’”即沙皇。 注三一、注三二：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杜一九八零年五月一日再版）。附录：周策纵《论胡适的诗》。 想不到吧，反对“革命的变革”，宣扬“要一点一滴的改良、进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当年竟是如此充满激情，向俄国革命高呼万岁。胡适尚且如此，何况一班不满现实的少年。左倾成风，良有以也。有人认为，毛泽东那首《沁园春》也是受到胡适这首《沁园春》的影响的【注三三】。 注三三：与“注三一、注三二”同。 余生也晚，并没受到胡适影响，在“左倾”方面影响我的，首先是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后来方是金应熙和岭大一班“进步同学”。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救亡日报》应运而生。郭沫若挂名社长，夏衍主持。创刊于上海，随战火而南迁，一迁广州，再迁桂林。桂林时代的《救亡日报》已经从“国共合作”的报纸，变为从头（头版评论）到尾（报屁股副刊）完完全全的“左报”以至“共报”了。因此之故，新四军事件（一九四一年一月）后被迫停刊。 《救亡日报》好似为我们打开一面窗户，它报道共区的“新貌”，报道共军的抗敌事迹。年轻人求知欲强，好奇心重，《救亡日报》的评论和报道正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当然，还有副刊，特别是那些短小精悍的杂文，我们都很爱看。许多左翼作家，也是在《救亡日报》开始认识的。 如果把《救亡日报》比作“开窗者”，则金应熙堪比“指路人”。我认识他的时候，在他身边正围绕着一班进步同学（差不多都是岭南“艺文社”社员）。我们偷偷传阅毛泽东的著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金应熙请教。陈寅恪有论中国近代之学术思想的名言曰：“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注三四】“外缘薰习”，佛家语。“薰习”亦作“薰染”。“外缘”与“内因”对称，例如种子是“内因”，必须有适当的土壤、水分、阳光这些“外缘”，种子才能发芽生长。此即“因缘和合”之悦也。“薰染”则与“共业”有连带关系。生在地球上的人缘由“共业”。同是地球人，香港人和“大陆人”又有很大不同。是故大圈圈内有小圈圈，大“共业”中有小“共业”。各个圈圈的种种现象，均由有“共业”者的“薰染”而成。更缩而小之，在我们那个时代，同在康乐园（岭大校园）而又以金应熙为核心的那个小圈子亦是“共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师友间交互影响等等构成“外缘薰习”。我觉得陈寅恪此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个人的思想变化。 注三四：见胡守为为《陈寅恪之史学》所写的序。 陈寅恪是把“世局激荡”置于“外缘薰习”之上的，对我（相信对金应熙也是一样）而言，确是如此。抗战胜利，大家以为可以松一口气，谁知内战继之而起，越来越剧；“国统区”内贪污腐化，亦是与日俱增，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到了金圆券出笼（一九四八年八月），政府严令有黄金外币者必须兑换此券，而此券瞬息即成“废柴”（无用之物），一时反内战、反饥饿呼声四起。“中国大地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一向潜心治学的大学问家陈寅恪也禁不住而有《哀金圆》之作。这也是在《陈寅恪诗集》中最长的一首七言古诗，开头四句，即点出金圆券之购物与“废柴”等。“赵庄金圆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湿柴待干尚可爨，金圆弃掷头不回。”中段写抢购风潮、民生疾苦种种惨状：“米肆门前万蚁动，颠仆叟媪啼童孩。屠门不杀菜担匿，即煮粥啜仍无煤。人心惶惶大祸至，谁恤商贩论赢亏。百年互市殷盛地，怪状似此殊堪骇。有嫠作苦逾半世，储蓄银饼才百枚。岂期死后买棺葬，但欲易米支残骸。悉数献纳换束纸，犹恐被窃藏襟怀。黄金倏与土同价，齐高弘愿果不乖。”抢购起风潮，人人只要货物，不要金圆券。抢购米粮最为厉害，力弱的老翁老妇只有“碌地”的份儿。最后弄到屠夫不肯杀猪牛，卖菜的小贩也藏匿起来，想煮粥吃也没煤炭。又通过一个寡妇的“棺材本”也被吞没的事做例子，具体说明金圆券之灾。最后点出乱源所在：“金圆数月便废罢，可恨可叹还可咍。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陈寅恪在这里郑重指出，国民党失败的主因，并非是由于打不过共产党，而是因为失了民心所致。 这首诗是在一九四九年（己丑）夏天写的，推前几个月，广州口传的一副春联（是否曾公开张贴，不得而知）亦已有同样的抒发。联曰：“金圆今完，完了晦气归旧岁；己丑已有，有些希望接新春。”【注三五】陈寅恪之诗可作上联解释；下联“希望”云云，则因在那年春节前，国共和谈开始作“试探性”的接触也。 注三五：梁羽生《名联谈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第二次印刷）页二六四。 时局的恶化，是直接促使百姓思变、青年左倾的主因。同时也造成了岭大风气的改变。岭大是教会大学，校园环境优美，有如世外桃源，学生一向不大理会政治的。但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不由你不理了。早在陈寅恪作《哀金圆》之前的两年左右，国民党的“大厦”已经有了“将倾”的迹象。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军事的逆转。本是国优共劣的，渐渐转为国共相持、互有进退。踏入一九四八年，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共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陕鄂边；陈（毅）粟（裕）野战军攻入豫皖苏：三路大军，互相配合，驰骋于江河淮汉之间，与国民党互争先手，逐鹿中原了。 而这个时期的金应熙，也好像开始把自己研究的重点从学术而转向政治了。他应学生的要求，举行不定期的时事报告，他是综合外国通讯社加上新华社所发的英文稿的，资料详实，分析全面，很受学生欢迎，每次都有“爆棚”之盛。 对我而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容庆和。容庆和当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金应熙则正在致力于“四裔学”的研究。“四裔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一门学问，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听就头痛。有一天他和我谈起容庆和，说容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各个战场的变化，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观察》）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后微带感喟地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了’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更”有意思”的是，过了不到两年光景，我也入了《大公报》，和容庆和（笔名沙枫）【注三六】成为同事，没多久更从同事而成为好友。他听了我转述金应熙这段话，也是微喟笑道：“他怎么倒羡慕起我来了。我做的资料工作，谁都能够做。他研究的“四裔学”，却有几人能够？那才更有意思呢。”沙枫在《大公报》，是“左派”眼中的“右派”，他只是个脚踏实地的新闻从业员。 注三六：梁羽生《悼沙枫》，《笔不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九零年七月第一版）页一八五。 又过了四十年光景，我才知道金应熙当年何以曾有志于“四裔学”的研究，又何以感喟顿兴之故。虽然这个原因并不是从金应熙口中说出来的，却见之于他的笔底。在金应熙晚年为陈寅恪所写的评传中，谈及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中的所得，“二十世纪前期的东方学者研究曾以我国周边各族历史和佛学翻译文学为其重点之一。陈寅恪求学德国时的教师也大都有这方面的专长……他回国后深入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多所著述，开设‘佛教翻译文学’和‘蒙古源流研究’等课程。”“我国周边各族历史”的研究，即金应熙曾有志于此的“四裔学”也。陈寅恪任教清华时，对研究生的指导包括五个方面（请恕此处不详述。有兴趣者请看金著，或李玉梅著之《陈寅恪之史学》），其中颇有与“四裔学”相关，或可以划入“四裔学”范围者，如“蒙古文、满文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等。金应熙盛赞：“（以上各门）都是陈寅恪在留学时研究有素而在我国当时还几乎是全新的学术领域。”“新领域”、“死东西”可以构成一副妙联，而四十年前后，对“四裔学”认识的差异，亦构成了巨大的反讽。 其实金应熙也不是不认识“四裔学”的价值，否则他不会在战火纷飞的日子还放不下。他受乃师的影响致力“四裔学”，受时势的影响放下“四裔学”，原因固明明白白，感喟亦自自然然。是诚所谓剪不断理还乱也。 研究转向的例子不只一个，另一个更显著、也对金应熙更具深远影响的是经济学。他不但自修，还上经济系的课，旁听一位刘先生开讲的“经济史”。这是经济系学生必修的课程。大学课程，除非特别标明是“中国经济史”，否则单说“经济史”的话，就一定是西方的，也差不多是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刘先生和金应熙同是讲师（可能级别略高），年龄也只比金应熙大几岁。我曾问金师，为何来旁听刘先生的课，他答：“因为他对资本主义懂得比我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强调“经济基础”的，把经济作为压倒一切的因素。金应熙对经济学发生浓厚兴趣，原因可能在此，特别选修刘先生的课，则可能是为了“知己知彼”。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但这一下可妙了，我一下子又“升级”，和金应熙做同学了。但不妙的是，这位刘先生是用英文授课的，我的英文不灵光，大约只听得懂一半，于是我这个本科学生，就非向他这个外派的“旁听生”请教不可了。这位刘先生的课也讲得真好，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讲到凯恩斯（J·M·Kynes），经济学说方面也都有颇为详尽的论述。 金应熙的天资和勤奋也真令人惊佩，就以经济学来说，当我岭大毕业之前，他亦足以做我的老师了。毕业前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南北朝庄园经济的论文，在四九年《南大经济》（经济系的学报。岭南大学一般简称“岭大”，学校则称“南大”）发表，这篇论文就是在金师指导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古罗马帝国经济史》，另外还用笔名写了一篇批判凯恩斯理论的文章。《南大经济》主编黄标熊告诉我，金师这篇文章，是应他所请而写的。因为他收到一位研究生写的大捧凯思斯的文章，他决定刊载，但又觉得有点不妥，商之金师。金师说：“是该为他消消毒”，于是执笔就写，根本不用翻查参考资料，就在编辑室完成这篇论文。 凯恩斯是四十年代风头最劲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前人研究的是静态经济学，他研究的是动态经济学，研究如何在不安定的社会中，施行有效的经济政策，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期，大火烧了伦敦城，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在大兴土木、重建名城的过程中，可造就全民就业的机会，令衰退变为兴旺。根据他的理论，浪费值得鼓励，若只知节俭（量入为出）则不论对政府或对个人而言，都是最笨的理财手段。他的理论精华，可归纳为一句妇孺皆知的大白话，即“先使未来钱”是也。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采用他所拟的政策，曾纾解起自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但左派学者，则认为凯恩斯不过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庸医，一旦药石无灵，便将沉疴难起。故金应熙说要“为他消消毒”。 一晃四十多年，一九九一年《香港概论》上卷出版。时间作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凯恩斯的理论是渐渐不适合了，被其他学派的理论替代了；但资本主义也没有如马克思预言那样崩溃。沉疴难起终须起，不管是“自我完善”也好，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好，总之它的生命还没走到尽头，很可能另有一番景象。 四十年过去，金应熙又怎么样了？许多朋友对他的“转行”“去搞经济”感到意外，我则只想知道，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如今又是如何。 答案无须他说，就在《香港概论》之中。这本书（指上卷，下同）的出版，倒是造成了一个香港罕见的现象，不管左、中、右报，都是一致赞好，尽管此书担任主编的是香港新华社秘书长杨奇。著名评论家孙述宪在《信报》（以经济为主的香港报纸）的文章，誉该书“为‘香港学’的主流作品，是透过香港的自由市场角度，探索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里程碑”【注三七】。并担心“由于该书对那从‘香港现象’衍生的经济奇迹近乎毫不保留的肯定和认同，它的修订和续出下卷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或出现一些问题呢？”【注三八】直到九三年《香港概论》下卷出版，他才放下心。那时金应熙已经去世，孙述宪在文章中深致悼念之情，并尊称金应熙为“希望中国能从香港经济的成就得到实惠的金师”【注三九】。 注三七、注三八、注三九：孙述宪《万花筒是不容易研究出结论来的》（香港《信报》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我和金师最后一次见面在九一年三月，那年六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也曾谈到凯恩斯。那是从当前的经济学趋势谈起的，他说目前西方的经济学又回复到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了，不主张政府干预（凯恩斯则是主张干预的），由市场经济决定，主张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当然所谓“回复”并非完全一样，多少有点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吧。他说凯恩斯的学说是未必适合今天的资本主义，但不能否定它过去的成就。又说，其实某些常见的经济现象，例如信用咭和分期付款的流行等等，其“创意”都是从提倡“先使未来钱”这一观念来的。尽管那些用家根本不知凯恩斯是什么人，却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从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凯思斯到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对凯恩斯的全面评价，这其间想也包含了金应熙的迷惘与反思吧。最后那次见面，最后他不无感喟地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这话不错，最少年轻时代的我是。往往把理想所托的事物想得太美，却不知它也有丑恶、也有残缺、也有污泥浊水与脓疮。一九四八年，我担任《岭南周报》总编辑，《岭南周报》是岭南总会（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会）的刊物，我一“上任”；就在副刊上用冯显华笔名写了一首题为《迎春曲》的新诗，有一段这样说：“不待燕子南归带来了一天春色／不待塞外驼铃报告冰雪的消失／从千万人的面上／（这些自由了的奴隶的笑啊！）／刻划着春天的脚步”。多么“美”，多么浪漫。其实，都是从当时的流行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得来的“灵感”，一切纯属想象。 我这个总编辑其实也是名实不副的，纵然不能说是“挂名”，但金应熙做得比我更多。十篇社评，大约总有七篇是他写的；副刊缺稿，也总是拉他“顶档”；编辑方针——促使岭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是由我们共同商定的；反内战反饥饿的文章则由他来写。我是“当之有愧”的总编辑，金师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周报》“左转”，当然难免受到政治上的压力，而我又恰好是个最不懂得应付政治的人，于是唯有请辞。 和金应熙关系更深的是艺文社，社长黎铿是三十年代的童星，在岭大锋头甚劲，金师从成立到解散（那已是我在岭大毕业之后的事了），始终参与社务，可说是艺文社的灵魂。艺文社本来就是“进步学生”的组合，在当年，“进步”的意义就是左，到解放战争后期，越来越左，左得惊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在艺文社主办的一个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黄河大合唱》，不知怎的，临时加插了一个《我们要渡过长江》。当时正是国共酝酿和谈，共方扬言，和谈不成，就要渡江之际。唱这首歌，其敏感性可想而知。而金应熙当年的显得“天真”、“激情”，亦可想而知。 左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至于每一“曲”的时间长短，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要补记一笔的是，金应熙在感喟“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时，是在说了许多当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之后说的，不过他还是说：“一个人总是要有理想的，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师门恩怨 关于金应熙的师门恩怨，我亦有一种“甚难评说的人生”【注四十】之感。难以评说，只能略抒所感所思。 注四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我于义宁（陈寅恪）之学，直到今日，恐怕还只能说是略窥藩篱。引导我接触义宁之学的人正是金应熙。那时我对佛学着迷，喜欢谈禅说偈，有一天谈及六祖传法偈（按：此偈之流行本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敦煌本坛经则作两偈，字句与流行本亦略有分别，但意义则相同）。金师问：“此偈如何？”我说：“古今传诵，绝妙好辞，尚有何可议？”金师说：“就是还有可议。”介绍我读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注四一】。 注四一：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清华学报》七卷二期一九三二年六月）。 陈寅恪认为六祖的传法偈，一、比喻不适当。“菩提树为永久坚实之宝树，决不能取以比喻变灭无常之肉身。”二、意义未完备。“细释经文，其意在身心对举。言身则如树，分析皆空，心则如镜，光明普照。今偈文关于心之一方面，既已将比喻及其本体作用叙述详参，词显而意赅。身之一方面，仅言及比喻。无论其取比不伦，即使比拟适当，亦缺少继续之下文，是仅得文意之一半。”故其结论认为六祖的传法偈，只是“半通之文”，“其关于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 这真是堪称石破天惊的议论，但令我“惊服”的还不止此。后来我又读了陈寅恪的《论韩愈》一文。韩愈以谏迎佛骨获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呵诋释迦”，在韩愈诗文中屡见不鲜。给一般人的印象，好像韩愈和佛教是死对头似的。但陈寅恪则指出，韩愈的“道统”说，表面虽受孟子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故叹曰：“禅学于退之影响亦大矣哉！”在此文中，陈寅恪大赞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陈寅恪并不因六祖的传法偈为“半通之文”而影响他对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的评价，真是值得读者再思三思。我读了这两篇文章，心里想的就是“做学问的就该这样”。不因是权威说的就不敢议，亦不能因其有可议之处，就全盘否定。知人论世，亦不能单一化！例如对韩愈，既要看到他排斥佛教的一面，亦要看到他受佛教影响的一面。 陈寅恪史学的特色就在于创见多、争议大【注四二】。其“大”者如李唐源流考、关陇集团说；其“小”者如李白是汉人还是胡人、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等等，都曾引起争议。例如在李白的胡汉问题上，和他打笔战的就是史学界的“头号人物”郭沫若。郭认为李白确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但他肯定李白是汉人。 注四二：辛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其实陈寅恪本身的“取向”，其争议性恐亦不亚于那些学术问题。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投水殉清，陈寅恪的挽诗中有“越甲未应君独耻”句，对与王相约同死而又爽约的另外两位名人，其贬斥之意跃然纸上；结句“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向灵均”，其怀旧拒新心态亦昭然若揭。于是引出了陈寅恪的“效忠”（或曰“认同”）问题。一说认为他确有“遗老思想”（按年纪应是“遗少”，但儿辈亦可有父辈思想），在北伐后他仍宣称自己是“思想困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可以佐证。一说认为他认同的是文化，不是政权。在挽词的序文中已说得清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若命而同尽。”我比较倾向“文化”说。其实，即使他有“遗老思想”，那也并不影响他大学问家的地位。 不论“遗老”说也好，“文化”说也好，都与他的身世背景有关。而且，也唯有在明了其身世背景之后，方能对陈寅恪之史学有较深了解。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巡抚（相当于省长）；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是自成宗派的大诗人；长兄衡恪是大画家；本人又是第一流的史学家。陈氏一门，三代英才，世人艳称。陈家的“婚姻关系网”亦为人所乐道。网之所及，浙江俞家（俞明震、俞大维）【注四三】、湖南曾家（曾国藩）、广西唐家（唐景崧），无一不是名门望族。陈寅恪的文化史观——“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这些恐怕多少都和他的身世背景有关。 注四三：俞明震，前清名翰林；俞大维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陈寅恪的母亲是俞明震的妹妹、俞大维的姑母。俞大维不仅是寅恪的表弟，又是他的妹夫。其母则是曾国藩的孙女。陈俞两家的婚姻关系网见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一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之《谈陈寅恪》一书有收录）。 我未读过（根本也没机会看到）金应熙“揭批”陈寅恪的文章，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所引用的一段材料来看：“金应熙在谈到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情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陈先生长于封建大地主的所谓‘书香世家’，又为名父之子，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祖父曾赞成新政（羽生按：其实不止赞成，而是推行。帮陈宝箴推行新政的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当时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另一就是他的儿子三立），陈先生以‘元祜党家’之子，弱冠远赴异国求学，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若剔除当时惯用的那些“标签”，只就其揭批的“实质内容”来说，那也是众所周知的，并非只是至亲友好才得与闻的私隐。论者若据此云是“出卖”或“践踏信赖与私谊”，则似乎有点“言重”了。 上述一书，以大量的档案文献，写出陈氏晚年悲剧。书中引述，“基本上”当属可靠。纵有某些疑点，例如说金善于观察风向，开会时往往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便似难以入信。香港报纸已有读者指出金不是“奸狡政客型”的学者【注四四】。而且，即使是，以金的聪明和特强的记忆力，又何须花此笨功夫耶？中学生的辩论比赛，往往都是临时才抽签决定正反两方，中学生都可以即时发言，金应熙岂有不能之理。但枝节问题，无关宏旨。故我的所感所思，仍是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提供的材料为依据。 注四四：《隔洋谈众口铄金》（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明报》副刊《岛居新文》专栏之读者来函）。 其实，从陈寅恪的诗文中，也可看出师生决裂的根源。裂痕恐怕是从金应熙一成为共产党员就开始了的。陈有诗云：“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这是他平生最大遗憾。陈寅恪的史学是“文化史观”，马列主义的是“唯物史观”，难以调和。陈氏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并加说明：“俗谛在解放前指三民主义，在解放后指马列主义。”【注四十五】作为共产党员的金应熙，如何能够摆脱马列“俗谛”的桎梏。 注四五：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覆》（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俗谛”恐怕亦不只限于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俗谛，佛家语。大乘佛法可分胜义谛（真谛）与世俗谛（俗谛）。“谛”，梵文Satya的意译，指真实无谬的道理。依二谛中道的义理，价值判断、道德进路等等，均属“世俗谛”。佛教把主张“有常恒不变之事物”的见解，叫做“常见”，把主张“现象灭了就不再生起”的见解，叫做“断见”，都是错误的。对任何有关价值判断的任何答案，都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依此理念，三民主义、马列主义固然是俗谛，孔孟之道亦是俗谛。一切足以造成思想桎梏的无不是俗谛。陈氏精通佛学，我想他说的俗谛当是指大乘佛教所言的“世俗谛”。他特别提出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只系针对“时弊”而已。他对科学院说：“（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氏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主意和独立的精神”。 这个见解和中共曾一度提倡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倒颇有相通之处。如果只把马列主义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并非“独尊马列”的话，我想应是无背于陈寅恪的治学精神的（他本人纵贬马列，但决非认为马列毫无价值，否则他不会花那么大的功夫去读《资本论》原文）。可惜的是“双百方针”，到了反右期间，变成了“百花凋谢，一家独鸣”的局面。共产党员金应熙，屈从领导旨意，贴乃师大字报。唐筼抄下来，回家哭着念给丈夫听。陈寅恪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师生决裂，遂一发不可收拾。 思想分歧，俗谛桎梏，造成了师生的分裂。而这桎梏也的确影响了金应熙的学术成就。 金应熙引导我接触马列思想，但我始终没有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多元史观”。决定历史的因素，因时间、地点而别。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可能是经济因素；换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军事、宗教或其他。（例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就是从“财政与税收”入手来研究明史的。书成，寄往剑桥。李约瑟博士写信给他说：“哎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传为趣谈【注四六】。） 注四六：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台北联经一九九五年三月）自序 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无可置疑，马列主义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转变，但也未曾破茧而出。陈、金之间，除了价值观的不同（一个视马列为俗谛，一个则奉之为真理）之外，在道德观方面，恐怕亦有分别。例如陈寅恪认为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并得牛党提拔，就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这一观点，金应熙就未必会赞同了。且莫说共产党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即用梁启超的说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并不赞同“从一而终”的。 提到梁启超，我倒想起另外两个师生决裂的“案例”。两对师生，都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大名人。一对是俞曲园和章太炎，另一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俞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章太炎廿二岁那年拜他为师，在俞家建于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住了七年，得传衣钵，自己也成了国学大师。后来，俞曲园因他提倡排满、革命，十分不满，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曲园一见他就严辞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叫众弟子鸣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并写《谢本师》一文，从此“拜别”师门，自立门户。 梁启超则是因为佩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中了举人之后才拜康为师的。他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见不同，一个佐张勋复辟，一个则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师弟对立，康因此斥粱为“枭獍”，把粱逐出师门。但梁启超则始终尊敬老师。一九二七年康有为病逝青岛，梁启超的挽联中有“西狩获麟，微言遽绝”等句，把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这两个案例和“金案”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一、都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二、其实质的表现则为“新”“旧”思想的冲突。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题。新的未必好，旧的也未必坏（反过来亦如是，并非一切旧的都应该坚持）。《史学家陈寅恪传》的作者汪荣祖就有这样的见解：“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被视作顽固人物。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论断。维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旧。”【注四七】他把陈寅恪的思想趋向归结为“吸取新文化，折衷旧文化”。认为正是因此，陈氏的史学，“卒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相异之处，则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上。现在只比较“逆徒”对老师的态度。章太炎是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粱启超是你不认我，我照样尊敬你。金应熙和梁启超比较相似。（《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说金应熙在“大字报事件”过后，曾向老师长跪请罪。但据金师母说并无此事。）在金应熙的晚年，他是抱着“补过”的心情去“深研”义宁之学的。 注四七：汪荣祖《史学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一九七六年初版）页一四。 但不论怎样，有理也好，没理也好，金应熙当年（一九五八年）用大字报的方式来批评老师，总是不该。而且据说他在一篇批陈的文章中，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这就更加接近于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熟悉金应熙的人都认为金其实是个大好人，无架子，心地很好”【注四八】。这么一个大好人，怎么反而会对老师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读到“金叛师门”的报道时，也感到震惊，难以理解。但冷静下来细思，也就觉得不难理解。 注四八：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从反右到“文革”，左浪一浪高于一浪。巴金在“文革”过后所写的《随想录》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有深刻的描划。许多人在初期真的认为自己有罪，于是纷纷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过去所学，要火焚自己所著之书的。批人批己，自辱辱人。当然这些人十九都会醒悟，但造成的损害，亦已难以挽回了。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而“左浪”也正是有如陈寅恪在论李义山时所说的那种“尤为可畏”的“社会之压迫气流”。 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象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简师在为学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专一的，只磨一剑——太平天国史，只治一“经”——“圣经”。我则对任何宗教，都是抱着非信非不信的态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项”，读了四年教会大学，对圣经还未真正用心从头到尾的念过一遍。简师也知我的态度，并不勉强我受洗礼。“文革”期间，我采取的对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最苦闷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远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与谈心事的就只有视我如子侄的简师了。简师给我看一段圣经：“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读了这段圣经，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间，许多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应熙在内，不也正是如此么？ 所以我始终尊敬金师，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正确”。而且，陈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个悲剧，金应熙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香港有个构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职与收入不相称”，仿此，金应熙的“学问与成就不相称”，却又去向谁控告、诅咒？有人说，悲剧在于身分的矛盾，有两个金应熙，一个是党员干部金应熙，一个是学者金应熙。更确切的说，把身分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内的说法应是：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的矛盾。有时义宁之学占上风，有时马列主义占上风。但在他的晚年，这个矛盾却似有所缓和。因为他致力的香港学和义宁之学并无直接冲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那样。根据我所能见到的资料，举几个例。一九八五年写的《陈寅恪》评传，八八年写的《略论东汉之宦官》【注四九】，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应熙是从籍贯入手研究宦官问题的，这正是受到陈寅恪独特的“区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响。今年出版的《陈寅恪之史学》，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应熙的从旁指引。 注四九：金应熙《略论东汉之宦官》，《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 而更重要也更令人惋惜的，据广东社会科学院悼金文的透露【注五十】，金应熙已完成《金七十论注释》一书的资料搜集工作，正要动笔的时候，不幸就与世长辞。 注五十：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 《金七十论》（书名），数论师自在黑（人名）作，有七十行偈颂，国王赏之以金。自在黑引以为荣，故将他的七十行偈颂，名为《金七十论》。“数论”为印度六大学派中的重要一派，禅宗的“自性空寂”、“自性变化”就是受到“数论”的影响的【注五一】。此书似乎较僻，虽有陈真谛的译本，若无详细注释，恐亦难懂。但若详注，就非精通梵文不可了。“佛教翻译文学”是构成义宁之学的一部分，《金七十论》由精通梵文的金应熙注释，正是最好不过。 注五一：有关《金七十论》之论述，根据：一、佛学大辞典本书目Hirany Asaptati。二、金应熙《试论印度古代的六师哲学》（《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上卷，一九七八年九月），页二八九至二九六。三、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八章“曹溪禅之开展”（上海书店一九九二年三月第一版）。 在广东社科院的悼金文中，对《金七十论》这个书名，是并无注释的。有位朋友笑道：“要不是你给我解释，我还以为是金应熙七十岁之时所写的论文呢。他书未成，身先死。这样巧合，莫非‘经谶’？”我说：“诗谶常闻，‘经谶’前所未闻也。”朋友说：“那就算是我的杜撰，或者算是天意吧。” 我倒宁愿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金应熙的“师门恩怨”，不论是对做老师的陈寅恪，或是对做弟子的金应熙，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那就让它的悲剧性加强吧。纵然陈学失传（我相信不会），若能令人们更加警惕，免使悲剧重演，那也是值得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写于雪梨） 悼沙枫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一 赛酒赌棋犹有约，不道竟成永诀。青眼高歌俱未老，却那堪知己长辞别！ 十五日深夜，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我沙枫（容庆和）兄逝世的消息，我登时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前几天他还叫我找武则天的诗，并约大家抽半日的空闲喝酒下棋，怎的就死了呢？ 才不过五十六岁的壮年，他热爱的工作正在做得起劲，我们也正期待他的《译林絮语》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继续面世，他怎能就死了呢？ 不错，人到最后是免不了会死的。但这世上多少坏人不死，为什么偏偏死掉像他这样的好人呢？能不令人倍感伤痛？ 二 我和沙枫兄在一九四九年相识，到如今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友谊不算短，但我“认识”沙枫却还在和他正式相识之前。 我和他虽然是平辈论交，但说起来他可以算得是我的“师叔”。 我在大学时代有一位比较接近的老师，他是陈寅恪晚年的得意弟子，解放前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现在则是中山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应熙。金应熙和沙枫是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常常和我谈及沙枫。 那时金师正在致力于“四裔学”的研究，“四裔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兴革变迁的一门学问，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听就头痛。那时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一九四八年，有一天金师和我谈起沙枫，他说庆和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各个战场的变化，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后微带感喟的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 这是我认识沙枫的开始，认识到他是热爱祖国，关心社会主义事业，脚踏实地，认真工作的新闻从业员。 三 正式认识了沙枫之后，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如其名，庆和对人永远是那么“和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人吵架，对朋友总是那么热心肠。而且这和气并非只是无原则的“老好人”，对朋友他是既有关心，也有互相勉励，劝善规过的。 第二个印象是他做人做事做学问功夫都是脚踏实地，他走的道路，借用李广田论朱自清的话来说，是“既非一步跨过，也非趦趄不前，而是虚心自省，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去的”。 最近几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比较研究攻研甚勤，和我谈论诗词的时候也比较多。有一次他偶然在英文刊物中发现我的一首词英译，这首词是我写在武侠小说中的，他比较了译文，连带对我那个回目“何须拔剑寻仇去，依旧窥人有燕来”也发生了兴趣，问我：下联似乎是古人的诗句，是黄仲则的还是郁达夫的？我说你的眼力很不错，是黄仲则的。他叫我找原诗给他看，我手头没有黄仲则的《两当轩》，只能凭记忆抄给他。他因为要写成文章，必定要找原诗校对，我记得郁达夫的小说《采石矶》中引过这首诗，既然没有《两当轩》，只好叫他去找那篇小说来看。后来他不但看了郁达夫那篇小说，而且为此在旧书店里买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全集》。买了回来，精心细读，这还不算，还研究出黄仲则最喜欢写燕子，以及郁达夫所受的黄仲则的影响，以及晏殊、苏曼殊等人有关燕子的有名诗词，以及各种对这些名诗词的英译等等，作一比较研究，才写成一篇不过一千多字的短文（见《中诗英译絮谈》的《似曾相识燕子诗》）。 这是何等认真的工作态度，何等踏实的做学问功夫。我是小时候就由外祖父教我诗词的，长大后虽然也还常读诗词，却只是遗兴，远没有他用功之勤。最近几年，他对诗词的知识，确实已经超我远甚。 这只是一个例子，相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据我所知，他的遗稿由他的好友杜渐收集整理，编成《译林絮语》二集、《中诗英译絮谈》等四五部书，更由他的好友龚念年校阅，交大光出版社出版。 良师益友，遽尔云亡。我除了记得他对我的鼓励，除了拉拉杂杂写这篇文字之外，还能再有什么纪念他呢？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补记：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只写武侠小说和棋评，文史小品杂文等等均已停写。这篇《悼沙枫》是唯一的一篇例外。沙枫是因工作上的不如意，患上精神忧郁症，在医院石阶上滚下来致死的。有人怀疑他实是有意自杀。（九八年八月补记） 论黄巢 怀高朗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落第进士 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是充满传奇性的历史人物。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领袖，曾经几次应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他又曾经和王仙芝（也是后来的农民军领袖）一起做过私盐贩子。贩卖私盐是犯法的，也是被士大夫看不起的“下等人”。而黄巢却以“落第进士”的身分去做私盐贩子，这种行为在当时来说，确是惊世骇俗。但他正是因为看透了朝廷的腐败，说朝廷好像臭气薰天的马厩，立志要“洗濯朝廷”（《新唐书》），这才绝志仕途，决心和过去告别，投身到“下层社会”的。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中国也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的就是罗亭这种类型的“秀才”。中外都有这种观念，知识分子“造反”总是不能成事。 但黄巢并不是罗亭型的知识分子，他这个秀才（论功名其实他已是比秀才高一级），却是坐言起行，说干就干。他的造反，最后虽然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却摇撼了李唐王朝，“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遍公卿骨。”把皇帝都赶出了京城，逼得要到四川逃难。 他是名副其实的“文武全材”。论军事才能，唐朝的许多名将，如王铎、尚让、高骈、张承范、刘巨容等人，都曾经是他手下败将。公元八七四年，王仙芝起义，第二年，他率众数千参加，八七八年三月，王仙芝在湖北黄梅县战死，他取得起义军统一领导的地位。八八一年一月，就由潼关打进长安，唐僖宗李俨逃到四川成都，黄巢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为“大齐”，不到三年时间。 黄巢的诗 论文学的才能，他留下的诗文虽然不多，但只要看他的两首《咏菊诗》，也可见到一斑。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金甲为菊花别名；唐代战士穿着铁和皮做成的甲以护身，此处双关。）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以桃花一处开。 （青帝为传说中司春之神。） 何等之有气魄！吴法（即高朗）的《黄巢传》在谈到这两首诗的时候说：“这种冲天的战歌，没有雄伟的气魄，热烈的感情与崇高理想的人，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自属的论。 但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的农民领袖，在许多封建时代“史家”的笔下却写成了“大魔头”，好像是完全失了人性的“怪物”。这些“史家”对“黄巢起义”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诬蔑的，最大的诬蔑是说他“残暴”，“杀人如麻”，甚至造出“黄巢杀人八百万”的传说。如果黄巢真是乱杀人的话，他又怎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其实从“正史”中也可找到一些有关黄巢义军纪律严明的纪载，如《新唐书》纪载黄巢攻下洛阳时，唐留守使刘允章领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宴然”（意思是：黄巢入城慰劳百姓，地方百姓安然无事）。又当黄巢进入长安时，《新唐书》的纪载，也是长安人民“夹道聚观”，并不害怕义军，且是欢迎义军的。 但这些都是零星纪载，如果没有一部《黄巢传》的话，最少，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对黄巢不够公平的。 高朗其人 幸好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他就是曾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的高朗。他是聂绀弩的同乡，湖北人。我和绀弩认识，就是他介绍的。他死的时候（一九七七年三月）是《新晚报》撰述员，这本《黄巢传》是他用“吴法”笔名写的最后一本书。 我该怎样说才好呢？谈到这本书，我是既为他庆幸，也为他惋惜的。庆幸的是他终于得偿所愿，在死前给我们留下了一本较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可惜的是，他死得太早了！ 说他“终于得偿所愿”，需要一点解释。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差不多二十年时间，他长期担任《新晚报》副刊的领导工作。但他却实是不适宜做领导工作的。他曾经不只一次向我表示，他最大的兴趣是读书和写作，希望能够像我一样，做个“散人”。不过报馆方面找不到适当的人替代他，直到七五年方始让他得偿所愿。他也是在做了专职撰述员之后，开始写《黄巢传》的。 攻文史 撰影评 “攻文史，撰影评，方期更上层楼，遽惜英年早逝。”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上联。他“攻文史”是“晚年”（正确来说是死前大概十年左右）的事，在这以前，他对“文史”当然也是有所涉猎，但主要还是写影评和新诗。为了工作的关系，他写影评最多。但说老实话，他写的影评不算成功（在他生前我也是这样 和他说，他亦同意的）。尤其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大公报》写的影评，谈一部什么苏联片，往往一写就是一两万字，曾给人以“繁言不要”之讥。后来在《新晚报》用“蓝湖”笔名写的影评比较好了，但在同类的影评中也还不能算是“出类拔萃”的。 但他是一直在进步中的，尤其在“晚年”所写的一些文史小品，看得出他已是日渐趋于成熟，“收拾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写的东西，也比以前“踏实”得多了。“爱读书，勤写作，专业竟忘家室，最伤故里魂招！”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下联。他一直都是“单身贵族”，未曾成家。他是心脏病突发死亡的，第二天才给发现。如果有妻子在旁，或可挽救。假如他可以多活十年、二十年（他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四岁），他可能成为一个文史学者，而写的作品也必将比《黄巢传》更有分量，更有价值。 但《黄巢传》纵然还不能说是很有创见的学术著作，未足与一流学者相比，却也是有足以传世的价值，最少可以作为大中学生读中国历史的课外参考书了。 （一九七九年十月） 文学院长的风流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黄山想象诗 《白发魔女传》虽然曾在银幕、屏幕上一现再现，但长城公司拍的这部华语片，还是颇有特色的，第一个特色，它的外景是在黄山拍的。古人有“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说法，黄山风景之佳，可想而知。第二个特色，它的插曲是由“正牌刘三姐”黄婉秋唱的。黄是大陆片《刘三姐》的女主角。 “长城”拍这部片子时，曾请前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长李棪（棪斋）和我做顾问。可惜因天气关系，外景队屡受阻延，到最后可以成行时，棪斋和我又都因另外有事，不能去了。不过严重虽然不能“成”行，但却“成诗”，写成了《黄山想象诗》五首。诗前题记云：“屡阻黄山之游，然近读有关资料，诗兴勃发，成黄山想象诗。”“想象诗”之名甚趣，古人似乎未有此类作品。近录两首。 棋石峰 （笔架山之右，岩石低出横卧于两峰之间者，山脊颇长，奇石甚多，习称仙人对弈。再往右则为丞相观棋。） 棋石天生似匠成，仙人对弈久闻名。 翛然局外旁观者，窥测输赢悟转清。 笔峰 （从四面下望此峰不甚高，然气势含蓄，上生松树，如生花妙笔。） 绘天鸿笔贴云齐，百炼文锋信手提。 千古生花无梦接，群峰何忍序高低。 写景抒怀，两臻佳妙。“神游”不逊亲临矣。 他又有一首《读嘉靖新安县志》诗，是写他因神往黄山，而勤读有关黄山资料的，亦甚有趣，一并录下： 读嘉靖新安县志 （《志》云黄山西北山势中拆，望之类太华，有小华山之称。） 蜿蜒峦势发多颜，西北中分小华山。（“华”读去声） 旧志新客闲里读，谁怜终夕想云还。 敢夸裙带曳三洲 未识棪斋之前，总以为他是做过文学院长的人，恐怕多少也不免有点“道貌岸然”吧。相识之后，始知他望之虽有“道貌”，但并不“岸然”。他平易近人，语多风趣，而且和晚辈也并不讳谈“风月”。 他是香港著名的“王老五”之一，今年（一九八零年）七十有四，尚未结婚。但却颇多艳事传闻，我曾向他“求证”，他说十九都是真的，并笑说他年轻时有个相士给他看相，说他终生行桃花运，果然灵验如神。从他的“夫子自道”，可知他现在大概也还“时有艳遇”的。一笑。 一九七七年我和他到北京旅行，他和我谈起北京旧日“八大胡同”的“风月繁华”，当时他在北京大学读书，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不过他说“八大胡同”的名妓，不是轻易可以做“入幕之宾”的，她们之中懂得琴棋书画的也不少，虽然不是绝不“卖身”，但还是以“卖艺”为主的。她们的“格调”之高，恐怕还在时下的一些影星之上。 一天，我和他到北大参观，五十年前，他是北大学生，重游母校，自是不免畅谈旧事，意气风发。同游的有著名学者，也有香港知名之士。我一时兴起，和他开开玩笑，即席送他一首打油诗，最初写的四句是： 京华年少忆风流，大学重来五十秋。 公子翩翩头未白，敢夸桃李遍三洲。 北大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相当于古代的“太学”，棪斋的祖父是在前清做过“侍郎”（相当于副部长）的李文田，“公子”二字，当之无愧。他做中文大学院长之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桃李遍布欧、美、亚三洲。我自以为此诗颇贴他的身份。念出后，有位前辈学人说：“第四句不好，太道学气了，而且和第三句不能呼应。”一想果然，于是在经推敲，最后改“敢夸裙带曳三洲”，众皆认可，遂成“定稿”。写诗不妨夸大，但这句诗的“夸大”还是有点“谱”的。以棪斋艳闻之多，和他有过“一段情”的女子，相必也有西方美人在内吧。 （此文写于一九八零年八月。棪斋九六年辞世，年九十岁。） 怀士堂前喜见层楼拓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亚洲七个地区的棋会代表正在香港举行会议，筹组象棋联合机构，其中一位代表，新加坡的象棋总会名誉会长王春权先生，日前与我相遇，彼此交谈，才知道乃是岭南大学的同期校友。一谈之下，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他希望能够到中国旅游一次，重访母校。 在香港的岭南校友很多，在新加坡的校友也不少。我想怀有同样希望的当不只王春权一人。 说来凑巧，刚在不久之前（本月初），有七八位岭南大学校友组团回穗参观，节目重点正是重游康乐校园（前岭南大学校址，现在是中山大学）。我也是团员之一。 那次访问中大，会见了很多师友，他们的热情招待，真是令我们有游子归家的感动。在欢迎会上，汤明檖教授还特地写了一首迎宾词，调寄《蝶恋花》。从这首词中，也可以看到康乐的近貌： 蝶恋花 （喜迎诸学长莅穗兴游） 七月榴花红透萼，百合香飘，聒絮檐头鹊。握手相看犹记昨，霜毛暗已侵鬓角。 依稀细草园康乐，怀士堂前，喜见层楼拓。珠水云山连碧落，五洋飞雨鲲鹏搏。 怀士堂是旧日岭南大学的礼堂，整座建筑，称怀士楼。 “怀士堂前，喜见层楼拓。”就我们当日所见，确是此言不虚。据说新建校舍的面积已达原来校舍面积三分之一，学生人数约二千人，更增添了一倍有多。 要略加说明的是，汤明檖是读经济学的，现在是中山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非专攻文学。这首词也是即兴之作，尚未定稿。 我未征求他的同意，便即在此发表，只是为了想让更多的岭南校友看到，一慰他们怀念母校之情，想明檖兄不至怪我。 以词论词，这首词气魄宏大，尤其最后两句，融会毛主席诗词，运用得当，意境很高。虽有一二小疵（主要是声律方面），仍不失为上乘之作。 这次访问中大的另一个收获是会见了国际知名的金文学家容庚教授。容教授今年八十三岁了，精神还很健铄，他已退休，但仍未放弃学术研究，现正整理他有关金文方面的著作。 他的女婿是本港有名的医生徐庆丰，故此他对香港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恰好我们的团长倪少杰和徐庆丰是老朋友，而我和他在学术界的几位老朋友也是相识，这么一来，本来我们是准备只作礼貌的拜访的，结果一谈就谈了大概半个钟头，容教授还不让我们走。我们恐怕有损他的精神，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想请教他，最后还是不能不告辞了。 那天他刚好写了一幅字托人带给这里中文大学的饶宗颐教授，并和我谈及李棪教授和牟润孙教授，托我向他们三位致意。这三位教授最近都为《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写了专题论文，不久即可出版了。 （一九七八年七月廿三日） 补记：汤明檖已于九十年代初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 挽聂绀弩联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聂绀弩是名作家，也是老报人，一九八六年三月在北京逝世，享寿八十三岁。同年四月八日，北京文化界的朋友给他开了个追悼会，许多作家送来挽联。现在选录几副。 钟敬文联云： 晚年竟以旧诗传，自问恐非初意。 老友渐同秋叶尽，竭忠敢惜余生。 绀弩本是以杂文著名的，据他在《散宜生诗》的自序中说，他是在一九五九年才开始写旧体诗的，当时他以“右派分子”的身分，被“下放”到北大荒的某一农场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大半夜，就交出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这真是“趣事”。但更“妙”的是，第二天“领导”却宣布他做了三十二首，因为他这首七言古体长诗共有一百二十八句，这位领导以为四句就是一首，于是就说成三十二首了。不过这个“妙事”却使得聂绀弩在旧体诗的领域中开辟了新境界。 钟敬文是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和聂绀弩是同一年（一九零三年）生的，四十年代后期，他和聂绀弩一样，也曾来香港“避难”，任香港达德学院文学系教授。绀弩的旧体诗集《三草》中有赠给他的诗多首。 聂绀弩在文学领域上的两大成就，一是杂文，一是旧体诗。他以杂文的笔法写诗，这也是他的旧体诗的特色之一。钟敬文的挽联只提他的旧体诗，另一位作家何满子的挽联则兼及杂文。何联云： 从坎坷中来，旧诗洗宋唐陈套。 为战斗而作，杂文及鲁迅精神。 “坎坷”，不得志的意思。聂绀弩是在“下放”北大荒劳动的期间开始写旧体诗的，其“坎坷”可知。绀弩的旧体诗是最擅长运用旧瓶装新酒的；其杂文亦堪称可继承鲁迅。此联可作文艺评论看，其评聂绀弩的旧诗和杂文，亦堪称的评。 启功教授一联则于论诗之外，兼及他的遭遇。联云： 革命抱忠心，何意门中遭毒手。 吟诗惊绝调，每从强外发奇音。 聂绀弩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门中遭毒手”云云，则是无须详注的了。“奇音”二字可用胡乔木为《散宜生诗》所写的序文作注，在那篇序文中，胡乔木认为聂绀弩的旧体诗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枝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上联为死者的遭遇鸣不平，下联为死者留下的“奇绝”诗篇而赞叹，堪称写出了绀弩的“其人其诗”。此联悬于追悼会的礼堂门口，据说是最受注意的一联。 对聂绀弩的平生和成就都谈到的是陈凤兮女士的一联： 新闻记，古典编，杂文写，无冕南冠，白发生还，散木岂不材，瘦骨嶙峋，绝塞挑灯题野草。 史诗作，狂热问，浩歌寒，盛世颓龄，青春焕发，故交伤永别，千蝶旷代，骚坛刮目看奇花。 知道陈凤兮名字的或者不很多，但知道他丈夫名字的一定不少。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已故报人、作家金满城，中国的第一部《性史》就是由他编著的（其实金满城在文学事业上最大的成就是翻译，他是法国留学生，曾翻译法国作家法朗士、巴尔扎克、莫泊桑等许多名作）。解放后金满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和绀弩是同事，两家是经常来往的。 略加注释。上联写聂绀弩的生平，聂是新闻记者出身，曾在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任职（一九二八），解放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此是“新闻记，古典编”的“本事”。聂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体诗集名《散宜生诗》，取《庄子》说的“散木不材”，因而可以避免斫伐之意。但聂绀弩虽然自比“散木”，实是大材，故联中说“散木岂不材”也。聂是在一九七六年以“国民党县级以上人员”的身分获特赦的，他有“穷途痛哭知何故，绝塞生还岂偶然”的诗句。在北大荒时，某年鲁迅忌日，他曾以鲁迅《野草》中数文意为诗八首。此是“白发生还”和“绝塞挑灯题野草”的本事。上联写聂的生平，下联则是说他的旧体诗。 “史诗作，狂热问，浩歌寒”取材自聂纶弩《题野草·墓碣文》一诗。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以心糊口情何恻，将齿咬唇意岂安？ 我到成尘定微笑，君方入梦有初欢。 谁人墓碣刊斯语，瞥见其人少肺肝。 此诗本是隐括鲁迅的《墓碣文》一文的，陈凤兮用诗入联以挽绀弩，堪称“得体”。“我到成尘定微笑”一句，亦可移作聂的“自挽”。 “千蝶旷代”则取意自聂柑弩《题野草·秋夜》的诗句，原诗云： 梦中微细小红花，有瘦诗人泪灌他。 道是冬随秋去后，行看蜂与蝶争哗。 夜浓恶鸟刚飞过，睞眼鬼天快亮吗？【私家侦探注】 火引青虫破窗入，刺天枣树尽枒杈。 联语以“蝶”象征聂绀弩的诗篇，“干蝶旷代”喻其诗之美之奇，实为当代罕见也。 还有一副挽联是聂的“倾盖八友”送的。联云： 松柏后凋，尽有严寒偏耐冷。 氛埃粗落，不须雪涕更招魂。 “八友”者，王以铸、吕剑、宋谋瑒、荒芜、孙玄常、陈冷园、陈迩冬、舒羌是也。他们和聂绀弩一起，出了一本诗词合集，名为《倾盖集》。本是“九友”，绀弩谢世，就只剩下“八友”了。“八友”的诗词集是：王以铸的《城西诗草》、吕剑的《青萍结绿轩诗存》、宋谋瑒的《柳条春半楼诗稿》、荒芜的《纸壁斋诗选》、孙玄常的《瓠落斋诗钞》、陈迩冬的《十步廊韵语》、陈冷园的《影彻楼诗词稿》和舒芜的《天问楼诗》。 制作者注：“睞”，原字左为“目”，右为“埉”之右边，音“节”，输入法无此字。 京华犹剩未残棋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聂绀弩逝世时，我在澳洲雪梨，从报上得知他的不幸消息，便即写了一副挽联，寄给北京《文艺报》（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刊出），悲怀难抑，下笔匆匆，工拙不复计矣。联云： 野草繁花，香岛难忘编后话。 微醺苦酒，京华犹剩未残棋。 聂绀弩的年纪比我大得多，我读中学的时候，他已是享有盛名的作家了。当时（一九四零年）他在桂林编《力报》副刊，我刚进桂林中学，给《力报》投稿，蒙他取录，但未见过面。“正式相识”是十年之后的事。他担任香港《文汇报》的总主笔，我编《大公报》的副刊，那时方始经常来往。经常来往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嗜好——围棋。围棋一下，往往不能自休，他每天要写一篇《编者的话》，也往往因为下棋耽误，要报馆打电话催他回去写。不过他这《编者的话》却是别具特色的，是杂文式的时论，后来辑成《海外奇谈》、《二鸦杂文》等等在香港出版。 他的杂文师承鲁迅，某年鲁迅忌日，他“以《野草》中数文意为诗八首”，其一的题词有句云：“野草浅根花不繁，朝遭践踏暮芟删。”上比的“野草繁花”云云，即反其意而用之，言其将野草式的杂文在香港发扬也。一九六二年我做客京华，他曾挟围棋来访，一局未终，即因临时有事作罢。“微醺苦酒”句出自他的《淡淡的血痕中》题诗，“苦酒微甘酌与人，非醒非醉但微醺。” 补记：聂绀弩这几首吊萧红诗，已于一九八二年编入他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记刘芃如 [日期：2005-8-6] 来源：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学兼中外的才子 日前谈及萧红墓的迁葬，因而想起刘芃如，他也是促成此事的热心人士之一。他去世已经十八年了，我写此文，就当做是对故友的悼念吧。 他是英国留学生，专攻文学，中英文造诣都很好，德文意文也懂得一点。回国后曾任四川大学外语系讲师，一九五零年南来香港，从事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新晚报》做翻译，后来担任英文杂志《东方月刊》的总编辑。战后初期，香港一般的报馆翻译，是很少有如他这样的学历和资历的，但他却并无“委屈”之感，工作得十分认真。记得有一部意大利名片《Riso Amaro》在香港上演，这两个字是“苦米”的意思，他译为“粒粒皆辛苦”，很得圈内人赞赏。 他搞翻译，也写新诗和散文，译作《沉默的美国人》在中国出版，甚获好评。散文集有《书、画、人物》和收辑在《新雨集》中的一辑文字。《新雨集》是叶灵凤、阮朗、李林风、洪膺、夏果、夏炎冰六人的合集。洪膺即刘芃如的笔名。新诗写得较少，似乎也未结果。但他的诗人气质是很浓的，作家舒巷城写过一篇题为《洪膺，你就是诗》的文章，可见他给朋友的观感。 他在担任《东方月刊》总编辑期间，每期都有他用英文写的一篇《编者的话》之类文章。我的英文程度不够谈论它的好坏，但据他的好友韩素音说，他的英文文章是已经有了个人的风格的，文字优美，颇受欧美作家重视。韩素音是用英文写作的女作家，所言当非过誉。中文写作能有个人风格已难，何况是中国人用英文写作。但他并非“倚马可待”那类“才子”，在朋友中他是被叫做“刘慢”的。他写文章，字斟句酌，非到他认为满意，不肯“交货”。 万里长空怅望中 听报馆的朋友说，有一次报馆要刘芃如写一篇有时间性的文章，他迟迟未交，报馆朋友催他，他突然大发脾气，说道：“你们都是才子，我是刘慢，我不写了！”说不写就不写，结果只好由别人代写。从这件事也可见得，他只适宜做“作家”，绝不适宜做稿匠。 他很有点英国绅士派头，平日做事，也是慢条斯理的。按说这样的人应该长寿的，谁也想不到他会短命。 他是因飞机失事死的，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他应阿联邀请，参加阿联建国十周年纪念，飞往开罗，中途失事，机毁人亡，女诗人赵克臻（作家叶灵凤的太太）有挽诗三首，录两首如下： 万里长空怅望中，此行总觉太匆匆。 诗魂今夜归何处？月冷风凄泣断鸿。 旧知新雨笔留痕，笑语樽前意尚温， 云海茫茫尘梦断，却得何处赋招魂。 我也写了一首挽词，调寄“水调歌头”： 长天振鹏翼，万里正扶摇。谁料罡风吹折，异域叹魂飘。天道每多舛误，才命岂真相负，此恨永难消！遗篇犹在目，一展泪萧萧。 惜彭殇，怆往事，把君招。十年相聚，风雨曾经共寂寥。一瞑随尘去后，谁与中流击揖，同破大江潮。愿执钟馗笔，慰你九泉遥。 他有一子二女，儿子刘天均颇能继承他的衣钵，留学加拿大，读“比较文学”，现在温哥华从事中文电视节目的制作。长女刘天梅，某年曾回香港参加香港小姐竞选，现在是一间报馆的广告部经理。次女刘天兰在香港电视台工作，能歌善舞，经常在屏幕出现。 蒙娜·丽莎的眉毛 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人赞其笑为“永恒的微笑”，知道的人很多，但你可曾听人谈过蒙娜·丽莎的眉毛？ 刘芃如在报上写过一个介绍西方文学艺术的专栏，后来选辑成书，名为《书、画、人物》。其中一篇就是介绍达·芬奇这幅名画的。他在谈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时候，也谈了她的眉毛。 达·芬奇创作这幅画像是在一五零一到一五零六年之间，刘芃如研究了那个时期意大利的时兴风尚和文学作品中对意大利时髦女人的描写。他说：“蒙娜·丽莎的眉毛仔细修饰过，这是当时的时兴风尚。她有着一个所谓好门第的女人的风度，那种盛装的肉体的安详。我们可以说这是当时意大利时髦女人的气派，嘴唇开一点点‘在左边，好像你在偷偷地微笑……可别显得有意要这样，一切要出之自然——假如做到适可而止，大大方方的，再加上一点天真的传情，眼睛的某些活动，那就不会是卖弄风骚，乱出风头了。‘这是当时一位作家傅伦莎拉给意大利时髦女人的忠告。” 他认为“蒙娜·丽莎”的神秘，是一个已经懂得掩饰感情的上流社会女人的神秘。她的神秘处在她的浅笑，那是好些种不同的笑混合在一起的。谈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很多，但谈得像他这样细致的似不多见。 刘芃如对翻译的要求很高，他说：“要翻译，绝不是单单依靠几本或几十几百本字典辞典就行的。还必须熟悉原作中所表现的时代精神、生活方式、文物制度，以及原作者的思想和风格－－他遣词，造句和比喻的种种特性。”“如果慌慌张张把一个西洋美人拉过来，给她胡乱披上一身中国衣裳，谁还能够欣赏她的美呢？” 但说句笑话，要是像他这样搞翻译，除非本身经济不成问题，否则恐怕要喝西北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