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罗孚的两首诗 [日期:2005-9-15]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1987年6月25日,上海新闻界和《文汇报》为名报人徐铸成的80大寿举行庆祝活动;徐铸成是上海《文汇报》的创办人,和上海新闻界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官式”的庆祝活动在上海举行。北京方面,徐氏一些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则因未能来沪参加庆祝,在他寿辰之前一个月,趁他还在北京的时候,联合欢宴他。香港《新晚报》前总编辑罗孚也是参加欢宴者之一,并即席赋诗二律,为徐氏祝寿。   罗孚这两首诗从北京传到香港,香港报纸的专栏作者亦有几位谈过。不过由于传抄之误,报上刊出的诗有一两个错字;同时由于诗中涉及一些《大公报》的故实,外人不易明了,解释亦难详尽。最近有友人从北京来,他在北京时曾与罗孚晤谈,罗孚为他解释诗意,并录原作给他。因此,特为转述。   先说第一首。诗云:     金戈报海气纵横,六十年来一老兵。     早接瓣香张季子,晚传词赋庾兰戍。     大文有力推时代,另册无端记姓名。     我幸及门惭堕马,京华众里祝长生。   今年既是徐铸成的80大寿,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60周年。故罗孚以“六十年来一老兵”誉他,至于“金戈”二字,除了是作为“报海气纵横”的形象化形容词之外,还有切合徐铸成身分之处,“金戈”是徐氏在香港某报写的文章的笔名。   在“六十年来一老兵”之下,有罗孚自注云:“张季鸾先生晚年作文,署名老兵。”这个注解是和第三句“早接瓣香张季子”有连带关系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意义。   张季子即张季鸾,曾长期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30年代入《大公报》受张季鸾赏识。“早接瓣香张季子”云云,意即谓徐铸成得传张季鸾的心法也。有人以为这一句是罗孚自咏,认为辈份不对。其实不是。这首诗前面六句都是说徐铸成的。只有最后两句是罗孚说他自己。   罗孚在给徐铸成的祝寿诗中插入“张季鸾晚年作文,署名老兵”一事,除了是含有以徐铸成可与张季鸾比拟的这层意思之外,还有一个“掌故”。   1935年,张季鸾50岁,于右任写了一首《寿张季鸾》诗。诗云: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叭。     君莫谈民主,同人尽白头。     (注:季鸾为《民立报》旧同事。)   “张季子”之称,就是首见于于右任此诗的。张季鸾虽然署名“老兵”,其实年纪并不很老,他卒于1941年,享年不过56岁。当然,论起张季鸾在报界的资历和贡献,足可称为老兵;但若论年纪,则徐铸成从事新闻工作60年,是“实指”的。于右任给张季鸾写祝寿诗,罗孚给徐铸成写祝寿诗,两事相类。   “晚传词赋庾兰成”,庾兰成即南北朝时代梁朝的文学家庾信。杜甫有诗云:“庾信平生最萧索,暮年诗赋动江关。”这一句是把徐铸成比作庾信。不过我以为这个比拟略为牵强。   不错,徐铸成的“平生”,固然也可用上“萧索”二字;但他晚年的作品,却不是以“词赋动江关”,而是以他愈老愈辣的文章名闻中外的。   “大文有力推时代”也有双关意义,即“大文”二字,固可解释为徐铸成的“大文”;但也可以作为《大公报》和《文汇报》的缩写,徐铸成在抗战胜利后离开《大公报》,在上海创立《文汇报》,其后又在1948年来香港办港版《文汇报》,任总编辑。“大,文”二报推动时代的进步是有贡献的。   “另册无端记姓名”,说徐铸成在“反右”及文革的遭遇,人所共知,不细述了。第七句“我幸及门惭堕马”,才是罗孚自述。“堕马”二字,用得很妙。   再谈第二首。     桂岭何曾鬓有丝,巴山长夜史如诗。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欢呼奋笔时。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恶梦痛三思。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   报上刊出的这两首错了两个字,一是“鬓”字作“髯”,一是“如”字作“为”字。   先说“本事”,40年代初,徐铸成任《大公报》桂林馆的总编辑,其时罗孚刚入《大公报》不久,他们就是在桂林相识的。但徐铸成当时不过三十五六岁,怎能“鬓有丝”呢?原来这个“丝”字不是指白头发,面是徐铸成有个笔名叫做“银丝”。他曾用这个笔名在《大公报》副刊写文章。(徐铸成用“虬髯客”,错作“髯”字更不可解了)   桂林沦陷后,罗孚、徐铸成先后到重庆,又同事于《大公报》重庆馆,“巴山长夜史如诗”说的就是这段时间事。其时是抗战的最后阶段,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但也是长期抗战的壮丽诗篇。罗孚与徐铸成巴山夜话,都感到这个长期抗战有如壮丽史诗。若把“如”字改作“为”字,虽亦可通,但徐铸成和罗孚都没有把抗战史写为诗篇之事,就无实事可指了。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欢呼奋笔时”,说的是1948年,1949年两年,他们在香港的事。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罗孚任副刊编辑:同年,徐铸成来香港办《文汇报》,任总编辑。其时是大陆“解放战争”的后期,1948年下半年的“淮海战役”共产党取得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下令渡江,徐、罗写的文章都曾为解放军的胜利欢呼。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恶梦痛三思。”这就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的事了。“四人帮”垮台之后,徐铸成获得“平反”。从1957年的“反右”算起,约数是20年。20年恶梦虽成过去,惨痛的教训,还是值得三思的。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徐铸成近年已70多岁的高龄,依然“奋笔”为文,言人之所不敢言,故罗孚以“依旧冰河铁马姿”赞他。“冰河铁马”云云,说的既是品格,亦是文格。罗孚此诗亦堪称“善颂善祷”了。   罗孚本是擅长写杂文、散文的,写旧体诗似乎是70年代以后的事。就我曾见过的而论,以这两首诗写得最好。    从两首诗看徐訏 [日期:2005-10-19]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鬼恋》的序诗   名作家徐訏已于本月五日病逝,终年七十二岁。他写的小说很多,其中如《风萧萧》、《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等等都是流行一时的小说。他的处女作则是《鬼恋》,处女作亦成名作,《鬼恋》的“知名度”是不在上述三部小说之下的。《鬼恋》最初在林语堂编的杂志《宇宙风》(一九三七年元月及二月号)发表,出单行本时,徐訏在卷首写了一首诗:   春天我葬落花,   秋天里我再葬枯叶。   我不留一字的墓碑,   只留一声叹息。   于是我悄悄的走开,   听凭日落月坠,   千万的星星陨灭。   若还有知音人走过,   骤感到我过去的喟叹,   即是墓前的碑碣;   那他会对自己的灵魂诉说:   “那红花绿叶虽早化作了泥尘,   但坟墓里终长留着青春的痕迹,   它会在黄土里放射生的消息。”   徐訏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此诗颇有“哲理”味道。 章士钊赠徐訏诗   章士钊的《南游吟草》中有赠徐訏的五古一首。诗云:     茀氏创心解,本隐以之显。     孤光洞万源,无幽不开阐。     徐生精是术,照澈穷与变。     料量儿女事,不审自成谳。     发意写说部,四角流英眄。     万点酸辛泪,流向无言辩。     早岁读君书,晚年识君面。     得心真应手,圜视一轮扁。     而翁苦用心,阴何自流衍。     稍忆徐卿雏,孔释并善遣。   “茀”指开创近代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学家佛洛伊德,“茀”“佛”译音不同而已(若用“佛氏”可能引起误解为“佛教”之佛)。“弗氏”心理学的精义在阐发“潜意识”的重要。此说把人类的意识比喻为一座飘浮在大海上的冰山,冰山有十分之九藏在水底,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水面。藏在水底的那十分之九即是潜意识。徐訏的爱情小说擅长心理描写,故章赞他“徐生精是术”。徐訏的父亲是章的故友(此诗原有注云:尊君曼略为吾畏友)。“阴何”指南北朝时代南梁的诗人阴铿与何逊,他们的风格是擅于炼句修辞,杜甫诗有“颇学阴何苦用心”句。   (一九八零年十月十九日)    梦谶的解释 [日期:2005-8-12]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研究梦的书,有一章专讲“梦的分类”,其中最怪的是“预告的梦”,相当于中国所说的“梦谶”。即所梦的事,带有一种“预兆”性质。据说有人做梦搭飞机,机场人员一个个叫唤旅客名字,叫到他时恰好是第十三个。他正想上机,忽然见着十几具烧焦的尸体被抬出来,心中一惊就醒了。他本来第二天要搭飞机到某地的,因为有此怪梦,临时改期。结果这一班飞机当真失事,死了十二个人。但即使真的有人做过这个梦,也不含有神怪成分。心理学家的解释是:因为一个人常会梦到他所关心的事,会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可能有偶然的巧合。他自己相信这是一种“预兆”,别的人也相信了。但须知人的心理都是好传播奇怪的事的,其实更多的梦和以后发生的事并不相符,不过没人“津津乐道”罢了。   我们也常会听人说起这类的梦,儿女在异乡接到家书,知道父母生病,于是做了“怪梦”,梦见父母死去。结果他的父母真的是在他做此怪梦的那晚或第二天死去。因此怀疑至亲至爱的人,大约心灵上有冥冥的联系。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巧合。儿女关心父母是极自然的事,得知他们的病后,在所做的“好梦”和“恶梦”中,又必然是“恶梦”占大多数,这就有可能真应了“梦谶”了。   梦和人的年龄、生活经验等等也有关系。心理学家吉敏斯(Kimmins)曾详细研究了好几千个梦,发现许多梦都随着年龄而变换其内容。例如做神仙的梦最多是在儿童时代;爱情的梦是在青春期。贫苦孤儿常常在梦中见着他的父母和得到玩具;老人的梦常是往事的重现。“不同的人,不同的梦。”这两句话倒是真的。朋友,你昨晚做了什么样的梦? 梦境是一片胡言? [日期:2005-8-12]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流行时代曲有句歌词:“梦境是一片胡言”。其实关于梦的研究,有不少心理学者写过专著,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据他的理论,每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中,都有“潜意识”存在。所谓“潜意识”,简单的解释就是不敢表现出来,埋藏在心底的一种意识。例如性的欲望,想偷东西的欲望,憎恨父亲的思想——诸如此类不容于道德习俗的东西。这些欲念由于受到压抑,平时是想也不敢想的。弗氏把人类的意识比喻为一座漂流在海中的冰山,冰山十分之九藏在水底,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水面。那藏在水底的十分之九,就是潜意识了。   被压抑的欲望虽然不敢在意识中表现出来,但却常常在梦中出现。可是由于道德习俗所加于精神的“制裁作用”,即使在梦中,这些欲念也不可能赤裸裸地按照本来面目出现。弗氏把这种压制精神活动的道德观念比喻为“心灵的看门人”,梦也要经过看门人的检查,没有问题才能通过。因此表现潜意识的梦,都要经过“化装”,要通过“检查”。这就是梦的现象,常常稀奇古怪,难以解释的理由。根据这种理论,据说在梦中和猛兽搏斗,常常就是表示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代表一种令人害怕的威严;梦中上青天去摘月亮,则据说是一种性的欲念。   有一种梦叫“前征的梦”,梦中的内容常常和以后的事相符。有人梦见他患了盲肠炎而被开刀,割口在腹上,很痛。过后不久,他果然真的患起盲肠炎了。原来人在睡眠中神经最易知觉,炎症发生的最早期常在睡眠中出现,因此刺激而成梦。“前征的梦”意思就是代表一种将要到来的“征象”。这种梦境,更不是“胡言”了。 从《雷雨》到《阿当》 [日期:2005-10-19]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少年时候,我曾是话剧的爱好者,没想到来到雪梨,也能够看到华人演出的话剧。雪梨话剧社是澳洲首个华人话剧团体,演员大都来自香港,对我来说,尤其感到亲切。   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是“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从民初春柳社演出的《茶花女》算起,到抗战时期演出的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北京人》……夏衍的剧作《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到大陆近年演出的《潘金莲》和《过客》,前者运用时空交错的表演手法,把古今人物置于同一舞台,后者类似西方的“荒谬剧”,题材可说是多姿多采,和西方话剧发展的潮流也是配合的。   中国大陆如此,香港亦然,香港各个话剧团体曾经上演过表现社会现实的《三十六家房客》、移植自《北京人艺》表现“历史的荒谬”的《小井胡同》,甚至还有取材于武侠小说的改编自金庸作品的《乔峰》和改编自我的《还剑奇情录》的同名话剧——角色是中国古代的人物,但却运用了西方剧坛的表演手法。   我之所以要简单提一提大陆和香港的话剧发展史,只是想说明两点:一、中国近代的话剧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在各个不同地方演出的又有其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二、它的题材是日益趋向于“多样化”的。从《雷雨》到《阿当》,看来也正是表现了这两点。   《雷雨》,人所共知,是曹禺先生的第一部剧作,它是明显的受了希腊悲剧的影响,而且谨守着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的。有人说中国的话剧是陶瓷瓶子装上威士忌或白兰地,但尽管如此,这威士忌和白兰地也是“中国的”了。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澳洲,陶瓷瓶子装上白兰地,也是合乎观众口味的。   《雷雨》是表现旧中国的家庭、社会悲剧,看后令人心情沉重;《阿当的故事》则是城市轻松喜剧,可以令人捧腹大笑。一个悲剧,一个喜剧,却都有其现实意义。这也说明了雪梨话剧社是可以“不拘一格取题材”的。城市喜剧目前在西方剧坛也相当流行,如在伦敦演出的《Women Law》,以半抽象的景物演出三个女娃的故事,剧评家就认为“它能带出问题而不说教,使种种妇女的忧郁在轻松的感觉中表现出来”。相信《阿当的故事》也是能令观众在大笑之余引起思考的。   喜剧免不了“艺术的夸张”,但却是“更高的真实”(higher reality)。它的题材来源自“生活的现实”,但经过提炼、集中,却往往更具“典型化”,这就是“更高的真实”了(其实不仅喜剧如此,其他文艺作品亦然)。这不仅是西方的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对于戏剧的看法也有这样观点的。例如下面这副“戏台联”:     想当年那段情由,未必若此     看今日这般光景,或者有之   上下联自问自答,用观众的口气说出来,即戏中的“事”虽未必符合史实,但比对今日“这般光景(现实情况)”,却令观众感到是会有的了。此联虽然是针对“历史剧”的,但也未尝不可用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   从《雷雨》到《阿当》,我作为观众的一份子,谨祝雪梨话剧从各个不同方面的题材,取得一个连接一个的成功!   (一九九二年十月)    《啼笑姻缘》题诗 [日期:2005-10-19]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张恨水是近代写“通俗小说”的一大名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很流行,尤以《啼笑姻缘》为最。只以在香港一地而论,就曾经三次改编成电影(张瑛、梅绮主演的同名粤语片,葛兰、赵雷主演,电懋改编的《京华烟云》,和李丽华、关山主演,邵氏改编的《故都春梦》),并且改编成电视片集(陈振华、李司棋主演)。   这部小说,在结尾处有张恨水自己写的一首诗:     毕竟人间色相空,伯劳燕子各西东。     可怜无限难言隐,只在拈花一笑中。   解放后,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啼笑姻缘》,由编者加上内容提要:“《啼笑姻缘》是张恨水先生的旧作。这本书写三十年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杭州的青年樊家树到北京上学,与天桥一个唱大鼓的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故事。……今天来看这部小说,对于描写旧社会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暴露当时封建军阀的丑恶腐朽,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但上述那首诗则已删去。我觉得此诗不过是表达作者对他所写的“爱情悲剧”的感慨而已,给新一代的读者看也并无“害处”,其实是不须删去的。 章士钊的南游诗 [日期:2005-8-7]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一九五六年章士钊南来香港,五六、五七年间写了古近体诗一百多首(包括在广州所作的在内),分为《广州集》、《香港集》和《怀人集》三部分,总名为《南游吟草》,由刘伯端辑印,并为之作序。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香港出版。刘伯端字景唐,广东番禺人,晚年定居香港。他是和章士钊平辈论交的老词人(已故),著有《沧海楼词钞》。现在中文大学当研究教授的刘殿爵就是他的公子。   这本诗集是非卖品,但由于章先生交游广阔,分赠朋友的为数不少,经朋友复印送给朋友的朋友的那就更多了。我得刘伯端分赠一本,应朋友之情,就曾复印了几十本之多。所以,这本诗集虽然不是公开出售,但流传之广,恐怕还是在许多正式出版的诗集之上。   《南游吟草》以赠友人诗最多,章士钊交游遍天下,得他赠诗的友人包括了许多当时还健存的台湾军政要员在内。也许这就是这本诗集只能作为“非卖品”的原因之一。   港澳知名人士得他赠诗的也不少,如最近在报纸上有人提及的他赠何贤的诗就是其中之一。诗云:“区区赌国海南偏,骰子生涯不记年。隐隐扶余记人物,张坚怎抵一何贤。”张坚即唐人传奇中杜光庭所写的虬髯客。   另外,当时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如左舜生、熊式一、费彝民、陈君葆、雷啸吟、黄雨亭、徐吁【私家侦探注】等人,他也都有诗相赠。不过最出名的则是他写给萧芳芳的三首诗。“莺鸳好好到当当,一例双文壮盛唐。回首萧关千载后,万人抬眼看芳芳。”“婷婷嫋嫋已逢场,小小年华九度霜。待到梢头含豆蔻,琵琶学得更当行。”“一星曙后吐孤光,金相飞扬色相庄。一段登场儿戏事,慎将书札问萧娘。”萧芳芳曾得过亚洲影展童星奖。章死于香港,出殡时,她曾以义女身份往吊。   刘伯端在序文中说:“先生以其高怀硕抱发为声诗,笔落韵随,无特点定,自臻神妙。友好等爱以所得先生古近体诗共一百余首亟付剞劂,颜曰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属序于余,余愧未学诗,无以窥其堂奥,然千虑一得,私谓先生古体有韩之豪,近体又得苏之趣,散原海藏而后,海内诗人,谁与争先,吟咏乃先生余事,一字一句,已足令读者低徊于无穷也。”把章士钊先生拿来与近代两位大诗人陈三立(散原)、郑孝胥(海藏)相提并论,亦可云推崇备至矣。章士钊对他的词也是极为欣赏,《南游吟草》中有他给刘伯端的《沧海楼词钞》的题诗三首:     不出里门黎简民,百年同调二刘亲。【注一】     仲容更擅青云器,海内词坛后劲人。 注一:二刘者,刘伯端与乃叔子平。     温情细楷浣溪纱,珠泪抛残对月华。     自录陈词自欣赏,再看微有梦魂加。     先后三家壮五羊,百年词客共飞扬。     海绡玉蕊虽飘散,沧海楼高日月长。【注二】 注二:陈述叔《海绡词》,黎季悲《玉蕊词》并伯端《沧海词》为后三家。   刘伯端乃报以《踏莎行》一词答谢:     镜里花枝,梦中蝴蝶,唾壶敲碎清歌歇。高楼日日倚斜阳,等闲过尽芳菲节。     吏部文章,翰林风月。云烟落纸成三绝。摩娑老眼看题词,只君知我肠千结。   章士钊在北洋政府时代曾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故刘称之为“吏部文章,翰林风月”。 两偈·顿渐·陈寅恪 [日期:2005-10-19]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达摩是禅宗初祖,五传而至弘忍,是为五祖。弘忍挑选接班人的办法可有点特别,他要弟子作一佛偈,看谁的偈语最合禅的精义,就把衣钵传给谁。他的大弟子神秀作的偈语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偈成,同门同声赞美,但有个舂米的僧人慧能却说:“这偈语少了一点东西。”他亦作一偈,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为慧能的偈说得更好,就把衣钵传了给他,是为六祖。   这是禅宗著名的两偈,代表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神秀的偈语重在按部就班,尘埃是扫不完的,所以必须不断去扫,才能保持清净。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为“渐悟”。渐悟的观点是把烦恼和领悟对立起来,再慢慢地把迷惑拂拭,以求达到原来所望的领悟。慧能却不作这种假设,“本来无一物”,把一切拘束完全祛除,和“佛”直接沟通,重在一个“悟”字。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顿悟”。他的偈语可说是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诠释。   对六祖的偈语从来都是只有赞美,没有批评。直到四十年代,才有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他直率指出六祖偈语有两个毛病,一曰譬喻不适当,一曰意义未完备。何谓譬喻不适当?因印度禅学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剥之植物,而菩提树则为永久坚牢之宝树,不能用来比作变灭无常之肉身。何谓意义未完备?偈文是将身心对举的,心的方面偈语是将它的本体作用(明镜台的光明普照)说了,身的方面,则仅言及譬喻,故可谓只得文意一半(详见陈氏所作之《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陈寅恪精通梵文,对佛学也是很有研究的。我是外行,不敢置一辞。但对陈氏的敢于提出创见,则是衷心佩服。    敦煌学是伤心史 [日期:2005-9-16]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敦煌宝藏的发现,说来甚为有趣。敦煌县东南有座鸣沙山,山麓有三个界寺,寺旁有石室千余,旧名莫高窟,俗名千佛洞,以四壁皆佛像也。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有个姓王的道士扫除积沙,于复壁破处见一室,内藏书甚丰,都是唐及五代人手写本,珍贵无比(当然这个王道士是不知道的)。其后,陆续有所发现,至今的莫高窟,已发现有496个石窟,保存着2400多个彩塑佛像和无数五光十色的壁画。敦煌也早已成为举世知名的中国艺术宝库了。   发现,说来有趣;发现之后,却就不怎么有趣了。王道士不知是宝,叹为废物,随便送人。清政府知道此事,也不加重视,不派专人保管。识宝的反而是外国人,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美国人华尔纳等等,先后跑到敦煌,大批大批的捆藏而去。敦煌文物,流落在外国的恐怕比保存在中国的更多。   最早研究敦煌学的当推陈垣,第一个创立这个名辞的则是陈寅恪。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出版于1930年,陈寅恪替他写序,他感慨于当时国人治敦煌学者人数甚微,反不如国外,因有警句曰:“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广!”   敦煌学涉及的范围甚广,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艺术、民族关系等等,都可以从敦煌文物文献中吸取资料。敦煌学亦已成为国标性学科了。尤以日、法、英,美等国研究成就显著。但中国则至今尚未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机构,说来也是大堪慨叹的事。或许有鉴于此吧,北京目前正在推行连串活动,准备在今年内召开敦煌学座谈会,成立敦煌文物文献委员会,展览从未公布过的敦煌文献文物,并举办国际敦煌学会议等等,力争要“夺回敦煌学中心”!但愿能够实现。   饶宗颐与敦煌学 [日期:2005-9-16]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1982年3月,饶宗颐获得香港大学颁发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颁发学位典礼中,校方所作的介绍是:“饶教授是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所出版的权威著作极丰,尤其在甲骨及楚辞方面的研究。港大颁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予饶教授,用以表扬他显赫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在古文字学方面的出色研究。”   这个介绍虽然表扬了饶氏显赫的学术成就,但却漏了最重要的一项,饶氏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饶氏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方面,甲骨、楚辞、敦煌学。国际学术界对他的敦煌学最为重视,他获得法国的汉学奖,主要就是由于他一部敦煌学的著作。饶氏本人的意见也认为他在上述这三方面研究中,是以敦煌学为第一的。港大对他的介绍,只是指甲骨和楚辞,未免有点“疏失”了。   饶氏获得法国汉学奖那部著作是《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想尔注》是道教的一部经典著作,尤其在唐代,几乎是道教徒必读的经典,(道教讲“冥想”,这个“想”就是冥想,“尔”是语助辞。)但说也奇怪,这部在唐代流传甚广的道教经典,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久已失传了。饶氏摄英国所藏敦煌卷子残本,加以考证、注释,确定为张道陵一家之学。饶氏的《校笺》是1956年发表的,现在,早已为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组定为必读的教材。饶氏即因此书和他在甲骨的研究(如同年发表的《巴黎所见甲骨录》),而获得法国学士院颁给的“儒莲汉学奖”。并于1964年受聘至巴黎研究敦煌卷子。饶氏对敦煌经卷的研究还有两大贡献,一是《敦煌曲》,一是《敦煌白画》。前者可补王重民、任二北的缺漏,后者利用唐五代画迹对于前代画稿作深入研究,更是为画史开一新页。这两部书都是在法国出版的,《敦煌白画》有中法文本。 饶宗颐初会钱钟书 [日期:2005-9-16] 来源:私家侦探 作者:梁羽生 [字体:大 中 小]   饶宗颐和钱钟书都是以渊博著称的学者,一在香港,一在大陆。有人曾把钱氏的《管锥篇》与饶氏的《选堂集林》相提并论,誉之为南北的学林双璧。但这两位大师级的学人,虽然彼此闻名已久,却是直到去年8月,方始得到见面的机会。  1981年8月,饶宗颐应邀往北京作学术交流,在京期间,曾特地去拜访钱钟书。据饶宗颐说,钱钟书非常健谈,一见面就滔滔不绝的谈论当代治文史各家的得失。月旦同行,本是一种禁忌,对学术界的名人尤其如此。但钱钟书就是钱钟书,他是不讲这套“世故”的。从这方面可以见到钱氏的学者本色,也可见到他和饶氏是如何的惺惺相惜,一见如故了。   饶钱二氏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钱氏兼搞创作,是学者而兼作家。他的小说《围城》享誉中外,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它评价极高。学术研究方面,钱氏的特长是在中西文学和哲学的比较,饶氏的特长则在中国古文史的研究,方面甚广,尤以甲骨学,敦煌学和“楚文学及楚辞”之研究贡献最大。我觉得若就治学的范围和性质来说,将他和陈寅恪相比,似乎更为适当。但饶氏则谦虚地说:“这怎么敢当,陈老是我的前辈,我是不能和他相比的。”   饶氏获得的学术荣衔甚多,重要的有1962年的法国汉学奖,1980年又获推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这是学术界一项极大殊荣,因为海外的华人学者入选该会会员的只他一人。今年3月港大颁给他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另外他还受聘为北京的“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组员,这个小组是直属国务院的,组长是李一氓,组员有53人,香港的学者,担任组员的除了饶氏之外,还有中大退休教授牟润孙和郑德坤。大陆著名学者冯友兰和周一良也是组员。